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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法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192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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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法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
（1922年11月2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1532
副本
绝密
邮政电报第513号
1922年11月22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抄送：列宁、拉狄克和布哈林同志
代表大会上[1]是否正式成立法国共产党新中央委员会？或者把新中央委员的名单作为代表大会向法国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
各派当中没有一个派别认为可以在莫斯科这里直接任命新中央委员。左派尤其害怕这样做，因为他们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左派中央委员总是由莫斯科来定，也就是说，强加给党。瓦列茨基[2]甚至断言，弗罗萨尔[3]的整个计划就是这样一个圈套：通过莫斯科把左派弄入中央来使左派声誉扫地，然后利用法国工人的党的“荣誉”感。
自然，由莫斯科直接地、公开地正式解决问题大有好处，因为这会在一段时间里解决中央的组织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决不能无视，万一中派真的准备同国际决裂或半决裂，那么由共产国际任命中央将非常有助于中派的这一工作。
另一方面，绝对有必要（在）莫斯科解决新中央的人选问题，不仅要像中派所希望的那样确定比例，而且要确定确切的名单。这件事可以这样做：我们同三派商定中央委员、政治局、《人道报》[4]中编辑部等的人选。所有代表一无例外地在有关文件上签字。由加香[5]向代表大会声明，法国代表团根据巴黎代表大会的经验和在工作委员会中同其他党讨论问题的结果，各派一致承认必须以下列方式组建党的中央机关：（加香宣读确切的名单）法国代表团将全力以赴地促使将召开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或拥有代表大会全权的全国委员会）赞同这一名单。
代表大会听取加香的声明后提出一项决议：赞同法国代表团的建议并表示坚信，即将召开的法国代表大会将不作变更地赞同这份名单，各派不会就这份名单挑起任何争论和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必然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和党的队伍的进一步瓦解。
所以，这个决议要求，现在的中派中央作为党的正式领导机关再存在一段时间。这也带来一些不便之处，但我认为，好处要多些，何况召开法国党全国委员会或非常代表大会的日期取决于我们。
不但如此，我认为，必须迫使现在的中派中央在工会领域和清洗党内的共济会会员等采取一些措施，以便在新中央建立以前摧毁中派同公然反共分子的亲密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整个清洗工作将由左派进行，那么中派无疑将保持同反莫斯科的工团主义分子共济会会员等等的友好关系。如果由于惩处这些分子而产生的仇恨落到中派身上，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寻求左派的支持。此外，我们将很好地考验一下那些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中派代表，因为他们现在必须立即解决中央委员会中的资产阶级报刊撰稿人保尔·路易[6]、共济会会员克尔[7]和苏提夫的问题。中派中央如果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前的两个月里在这些问题上毫无作为，那么它将使自己声名狼藉，将由新的中央委员会来采取措施，而这个中央委员会是根据整个法国代表团提出和代表大会批准的名单组成的。
至于名单本身，我现在还难以谈最终的意见。我认为，至少公然耍两面派、三面派，本派已不予承认的丹尼尔·雷努进人中央委员会将大成问题。在我看来，雷诺·琼作为右派和左派间的仲裁者（前者和后者各有4人，雷诺·琼是第9人）进入政治局同样十分悬乎。很可能，我们为了国际而救他。不排除他有可能甚至在退出国际后再回来找我们。但我担心，在他目前的状况下，如让他担任极其重要的职务，那就意味着害了党，也害了他自己。
列·托洛茨基
[1]指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
[2]瓦列茨基（霍尔维茨），马·亨·（1877～1938）——1906～1918年是波兰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1918年是波兰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1921～1925年是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25年由波共转为联共（布）党员。
[3]弗罗萨尔，吕·奥·（1889～1946）——法国社会党人。1920年初参加第二国际重建工作。
[4]《人道报》——1904年由让·饶勒斯在巴黎创办，为法国社会党机关报。1920年社会党分裂后，成为法国共产党杌关报。
[5]加香，马·（1869～1958）——法国共产党创始人。1891年加入法国工人党。1920年12月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任政治局委员，兼《人道报》社长。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6]路易，保尔（1872～1955）——法国社会党人，1915～1920年为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常务委员会委员。1920年初参加第二国际重建委员会。同年12月加入法国共产党。1920年12月～1922年10月任党的指导委员会委员。192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重新加入法国社会党。
[7]克尔，安·——属法国共产党中派，是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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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
（1922年11月14日，星期二）
会议开始：晚6时15分
（报告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代表们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托洛茨基同志作报告。）
同志们！
每个革命政党的伟大的、核心的政治目标都是夺取政权。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在第二国际，这一目标是一种原则性的观念，也就是一种与实践关系不大的相当渺茫的东西。只是在几年前，我们才开始按照国际的精神，学会将夺取政权变成一个实践的目标。我们在俄国有一个与此息息相关的日子，即1917年11月7日，在那一天，一个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这一事实表明，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观念，而且尤其是一个实践的观念。
我们如何夺取了政权，这段历史可以讲上几个小时，但是我不想这样做。然而这一历史表明，这里涉及的不是自动地、“客观地”完成的事件，而是非常实际的政治努力和政治措施。
在夺取政权的时刻，我们的政治策略发展成了最具体的革命战略。11月7日，我们党运用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以前所有政策潜力的这种革命战略夺取了国家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才完全清楚地证实了这点——国内战争的结束。相反，在夺取政权之后，我国的国内战争才全面展开。这一事实不仅有其历史渊源，而且也可从中使西欧乃至国际各党吸取某些重要的教训。
我们的国内战争11月7日以后才全面开始，后来我们又不得不在北方，南方、西部和东部地区连续进行了将近5年的国内战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我们十分轻易地夺取了政权这一事实的一个后果。经常有人说，我们对我国的有产阶级进行了出其不意的袭击。这一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错的！我国在政治上只不过刚刚摆脱沙皇的野蛮统治。农民几乎没有政治经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极少，中等资产阶级由于杜马等组织经验多些，贵族在地方自治中有某种组织。因此，反革命的巨大的后备军就是富农，在某些时候也包括中农，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全部小资产阶级。这些后备军可以说是尚未受到触动，几乎是原封未动。直到资产阶级开始明白他们失去了政权意味着失去什么之后，他们才力图用一切手段动员潜在的反革命后备军，当然他们把十分重要的岗位让给了贵族和贵族军官等。因此，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是对我们轻易地取得政权的历史报复。
但是，结局好，全局皆好！在这5年之中，我们毕竟保住了政权。我们现在可以比较肯定地向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指出，你们那里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会更困难，但在夺取政权之后就容易多了。在德国，一切可以动员起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力量均被动员起来了。意大利就更不用说了，那里即使在暂时成功的革命爆发之前，即在今天就已存在完整的反革命力量了。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党徒——由于1920年革命只是缺少一个革命政党而失败，后来法西斯在全国扩大了影响——现在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将这一政权交给了他们。于是这个墨索里尼就体现了一切反对革命的力量，包括革命可以争取的某些力量的总和。我不想详细地论述这一题目，因为这是另一个报告的任务。
在法国，英国，我们到处都看到了资产阶级从俄国的先例中学乖了，他们吸取了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历史经验，组织和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这表明，所有这些力量现在就在给无产阶级制造障碍，而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以革命的手段使所有这些力量中立和失去活动能力，同这些力量进行斗争并战而胜之。真的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刻，反革命就几乎不会再有新的后备力量了。无产阶级在西欧和世界其它地方夺取政权后，将比我们在俄国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去从事其创造性的工作。
国内战争在我们俄国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现象——当然，如果尊敬的和平主义者允许这样说的话，这是军事性的，但又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现象。这是一场争取政治后备军，主要是争取农民的斗争。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以其严格的策盼向农民表明一个事实：他们只能在贵族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由于这种坚定而严格的革命战略，无产阶级在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因为农民不断在资产阶级，民主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他们在确无第三条出路的最后时刻才决定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不仅用选票，而且用武器支持了无产阶级。
民主政党，包括社会党，过去一直是封建反革命的帮手，我认为，这在西欧也不会有多大的不同。同志们，你们知道，数日前我们的红军占领了海参崴，从而结束了各条战线上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我认为，自由党著名领袖米留可夫在巴黎出版的报纸上对这一结局写的几句话，是颇为精采的。他在这里描述了民主政党的作用。
“这一悲惨的历史”——民主政党的历史总是很悲惨的（笑声）——“是以反布尔什维主义阵线宣布（文章写于9月7日）同心协力开始的。梅尔库洛夫（东部地区反革命首领）承认，非社会党人，即右派分子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民主党人。可是民主党的支持——米留可夫说——只被梅尔库洛夫用来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接着是本来把民主党人视为暗藏的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人掌握了政权。”
这些话可能显得很乏味，因为我们对这类言论已经厌倦了。可是回忆一下就知道，这种历史总是重演的。最初是高尔察克如此，接着是邓尼金、尤登尼奇如此，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如此，从前在乌克兰的彼得留拉亦如此。在我国所有边境地区老是单调地重复同一过程：农民被社会民主党赶到反动派那边去了，他们被反动派欺骗和利用，接着是悔恨的时刻到了，最后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然后，同样的历史又在国内战争战场的某一其它地方开始。虽然这一机械的过程是简单的和尽人皆知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说，这一过程在各国内战的最尖锐的时刻仍将被社会党人所重复。
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昨天列宁同志已经提到这点。可是我认为，在国内战争中我们做得相当好，行动坚决，毫不留情。我相信，从内战的角度为国际无产阶级写一本关于这几年我们的革命政策的书会是一部颇有教益的书。
夺取政权后不仅开始了以国内战争的手段捍卫国家，而且也开始了国家的建设和——特别困难的是——“新经济”的建设工作。我可以放弃许多我本来想讲的话，因为我们昨晚和今天听取了蔡特金同志的确实十分精彩的报告。我将只作一些最必要的补充。在作为首要前提条件的政权巩固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决于多种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的一般文化水平，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
我按其基本意义的顺序列举了这3个因素。但是，作为主观历史因素的苏维埃政府发现这3个因素的顺序颠倒了：首先是政治形势，其次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最后才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必须以主要由国内战争所要求的那种规模和速度来进行我们的经济活动，而经济适宜性并不总是同政治必要性并行不悖的。最重要的是人们理解（如果人们确实想对我们的所谓左右摇摆的政治路线的历史有所了解）政治必要性和必然性并非总是与经济适宜性并行不悖的。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中就学过，人们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如此机械地解释过恩格斯的名言“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1]
，谁都不曾相信，人们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社会。在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一个长的时期，从长期的历史立场看，这意味着真正的“飞跃”。现在，我们在搞国有化和进行社会化的试验中确实相当迅猛（用这个词的狭义）。我已在此提到过，我们主要是在国内战争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因为如前所述，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不可能确信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力量和他们必须屈服于无产阶级的约束，他们在11月7日以前不可能取得这一重要的教训，只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我们才使他们受到教训。这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每个工厂、每家银行，每一个律师事务所和医生的诊所（当然指的是操业的，即比较富有的律师和医生）在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变成了反革命的基地。
为了在夺取政权后仍将中小工厂交给厂主经营一个时期，必须同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必须要求他们服从新政权的法令。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人想真诚地对待我们。没有人想真诚地对待我们，这是一桩坏事。那时我们相当困难的任务是教训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必须真诚地对待我们，而这只能通过没收他们的政权赖以存在的东西由国家管理。不这样做怎么行呢？他们之中有人将工人赶出了工厂，关闭了企业，或者将其住宅变成反革命的避难所，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战争的需要高于对经济适宜性的考虑是完全自然的。因此，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不是有步骤地进行，不是按照我们当时在组织和利用资产阶级财产的工作上所能胜任的程度逐渐地进行，而是为了我们必须制服以死亡直接威胁我们的敌人。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西欧各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如能或多或少地更容易从事，那么它们也将有可能更有计划地、更谨慎地进行剥夺。人们将根据在经济上和组织上也能利用剥夺来的财产的程度来进行剥夺。但是，政治军事考虑当然总是优先于经济安排。现在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
在我们所没收的工矿企业等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利用的范围以后，在我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全部机构均作为敌人的堡垒破坏以后，我们就感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将这一巨大的、相当杂乱无章的遗产组织起来。国内战争在继续，经济的组织工作也是在国内战争的军事和经济需要的压力下进行的。于是就出现了战时共产主义。这首先意味着必须利用各种手段，主要是通过武装力量为国家和军队筹集口粮。此外，这也意味着不得不迫使被资产阶级及其掌握技术的走狗们破坏了的混乱的工业提供军队和国内战争所需要的东西。鉴于从前居领导地位的全部机构已被打碎，我们现在除了试图通过一个集中的国家机构来代替这一机构外，
别无其它的可能性。可是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需要的一个临时性机构。
你们会问，我们是否曾指望，不经过大的挫折，即通过大体上直接的道路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一时期我们确曾希望西欧革命发展的速度更快些。的确如此！现在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德国、法国、乃至全欧洲的无产阶级在1919年夺取了政权，那我们这里的全部发展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1883年马克思在写给俄国民粹派的一位理论家的信
[2]
中说，假如欧洲的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农村公社——农村土地公有制——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之前夺取政权，俄国的农村公社也能成为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他的论断完全正确。我们更有理由设想，如果欧洲的无产阶级1919年取得了政权，当时就会带动我们这个拥有临时性组织和临时性经济机构的落后的国家，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帮助我们，我们尽管需要对我们原始的战时共产主义作许多修正，但却可不经过重大的挫折逐渐地向前迈进，最终完成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我们曾这样期望过，这不是犯罪，因为不言而喻，没有人能够预言这一发展速度将会比较慢还是比较快。甚至第二半国际在1919年也承认了专政。这的确并非幻想，即使不仅从发展趋势，而且从发展速度的角度观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暂且忘记我们曾向前跃进，后来又曾向后倒退过，并向一次像这次大会这样的国际会议汇报大体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可以说：1917年3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1917年10月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后来又开始保卫其政权，同时开始了组织国家和经济；在5年期间，他们将土地，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全部铁路和最主要的水运公司变成了国家财产，只将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企业——我还将更详细地谈论这点——留给了作为租赁者的资产阶级。工人国家控制了商业，对市场有决定权。国家向耕种属于国家的土地的农民征收实物税，并利用这些税款来发展由国家承办和为国家生产的工业。每个人都会说：是啊，对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的进步是很大的。可是现在的不幸在于，这一进步不是通过普遍的，向着同一方向发展的道路，而是跳跃式地或通过走“迂回曲折的路线”取得的。于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说，这是投降的开始。关键就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不得不退却呢？这个问题必须更详细地回答。经济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是将生产力和劳动力分配给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首先分配给农业和工业。而对这些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和组织，又需要一套办法，这套办法，
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需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制订出来。我们的弥补措施只够用于军事工业。为什么呢？很清楚。请设想一下整个局势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分配是按照自由市场、竞争和供求的法则进行的。由于危机和繁荣周期，某种平衡总是恢复之后又被破坏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14年。后来爆发了战争。在经济学上，战争意味着经济的大破坏和最大的混乱。接着发生的两次革命，也从生产机构的财产上严重损害了经济。我们面临着这种混乱，还有我们一直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的“谐调”的副作用，从它在各生产部门之间建立起来的某种必要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讲，它也的确是某种“谐调”。我们面临的这些副作用由于战争造成的破坏而走了样，又因技术人员的破坏而复杂化了，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向军队提供食品和给工人一块面包的问题。
我们早期的集中的方法足以解决前面提到的后一个问题。但是，绝对不可能一下子就为社会主义经济搞出一个先验的统计表来，即首先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的组织方法，然后根据对经济的需求、劳动能力和原材料的全盘计算使社会主义诞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首先夺取了政权之后，就利用了资本主义的方法和物质财富生产机构、经济组织、生产和劳动力的分配。根据经验不断地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新的调整：一方面是现有的物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被革命改变了的需求。
通过这些调整，我们就越来越接近于能够真正通过集中的计划来领导经济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集中的计划是建立在事先取得的经验和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是很灵活的，足以发展对地方需求乃至个人需求的必要的适应能力。
也就是说，正在形成的、利用资本主义手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上述这种状况之间发展的。我们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不喜欢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列宁也曾说过，人们只能在某种限度内有保留地使用这一术语，因为在我们目前经常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真正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区别。改良主义者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逐步通过国有化来实现。在法国，饶勒斯的纲领是这样说的：逐步使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化。与此相反，我们总是强调，这样最多只能达到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只要资产阶级在进行统治，作为资产阶级集体工具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只能服务于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
但是我们俄国现在的形势完全不同。我们的形势是，工人国家掌握了工业并利用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核算的方法领导这些工业。在俄国的发展中，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认为，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情况——，俄国资产阶级在农奴制时期就有了利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那时人们称之为封建领地式的工厂。这是按照旧法统的形式发展现代生产。但是，这是在沙皇和贵族的统治下发生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试验，它受历史必然性的支配。在试验中，一个新的阶级建设一种新的经济和使用仍无法取代的旧的方法，因为没有新的方法可供使用，新的方法只能从旧的方法中发展出来。
我们从农民那里开始了这种向新政策的转变，其政治原因列宁也曾提到过和解释过。这首先是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分配生产力和劳动力的总任务的一个部分。由于农民经济分散和文化落后，做起来最困难，因此我们就恰好从这一广阔的领域开始执行新的经济政策。
我将举一个例子说明，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对农民的一个让步，而且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我指的是铁路。恰好是铁路，铁路运输和铁路网是在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大部分国有化了，而且是通过技术自己达到了某种程度合理化和集中化了的企业。铁路的一半是我们从国家接收过来的，另一半——较少的一半——是从私人公司没收的。现在，全部铁路网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当然，真正社会主义的行政机构不应当从这条或那条铁路线的所有权的立场，而应从全国运输利益的立场出发，把铁路视为一个整体。它应当按照国家经济生活利益的需要把机车和车厢分给各条路线。机车有不同的型号，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工厂制造的，不同的车间重新组装并同时修理不同型号的机车。应当将机车按型号分类，将路段分给不同的车间。应当要求实行机车及其部件标准化，即技术一致化，并严格执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生产机构部门繁多和臃肿庞杂而浪费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有必要着手推行运输业和铁路的标准化，因为这些部门的标准化最容易进行。
如同我们这里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标准化是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经济标准化与使经济电气化是同等重要的。没有标准化，技术就不会取得最大的成功。现在我们已试着这样做，但是立刻遇到很大的障碍。铁路属于一个公司的事实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每条路线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市场同整个经济结算，它们的帐单总摆在桌面上。这一事实在经济上是必要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技术上是很有害的。从经济上讲，这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管人们是否经营一条路线，这完全取决于经济上有多大的必要性。人们是否用这条铁路运东西，这可以通过市场规律或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总统计报表来控制。后面这一方法我们尚未使用。这是社会主义结算的最精密的方法，这种方法还有待发展。由于战争和革命，人们已丢弃了旧的方法。新的方法尚未出现，旧的方法就被取缔了。如果人们愿意，虽然可以实行铁路网的这种标准化和进行新的社会主义技术建设，但是却失去了各铁路线同整个经济之间的联系。应当如何分配车厢和劳动力,
目前只能用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来确定。通过对每次人员旅行和每次货物运输收费并进行结算，人们就能计算出每条铁路和全部运输业的总体情况，并在以后也能进行集中领导。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退却，让各条铁路线或数组铁路线作为或多或少独立的企业存在一定的时间。这表明，人们只有抽象的技术目标和本身完全合理的需要，即只有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无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些经济阶段过渡的。
当然，这在更大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工业企业。例如，我们在乌拉尔、南方和勃良斯克州等地有机械制造厂，就必须根据莫斯科中央机关的统计表册中记载的情况给它们分配煤炭、原材料和其它物资。这样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同实际的接触，这就是说，我们不了解工厂生产状况的好坏，它是否节约用煤，因为中央统计相当不准确，而我们又不掌握那些企业的经济和商务的核算，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社会主义有机体的细胞的每个企业，不能作为自主企业而进行经营，还必须向工人国家表现出自己的效益。新经济政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新经济政策无非是工人国家通过利用核算、结算和估价企业的实用性这些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方法来比较缓慢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恢复市场。
但是，市场需要一种普遍的等价物。我们这里的这种等价物的状况相当糟糕。列宁同志已经比较详细地谈过，必须使卢布稳定，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并非毫无成果。我们的工业现在不断地抱怨缺少企业资金，在这些抱怨中人们经常听到资本主义拜物教的腔调，尽管我们没有资本主义了。我们确实没有资本主义了，因为我们虽然把我们的情况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如前所述，这只是一种因袭的叫法，我宁愿避免使用这个词。然而拜物教是旧时代留给我们的，并仍然存在于一些同志的头脑中。我们立即又扶起了这个魔鬼。
人们抱怨说，我们的财政委员会没有给足够的钱。如果我们稍微再多给我们的工厂几个可怜的卢布，我们就能继续进行生产了。作为这些可怜的卢布的补偿，我们就会立即得到亚麻布、鞋或其它必需的东西。我们正经历一场企业资金危机。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利用资本主义方法分配生产力，因此我们的一切困难当然都具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司空见惯了的模样。比如冶金企业没有足够的企业资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很穷，要振兴工业必须从将我们的技术和财政力量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着手。但是，最需要的地方是消费开始之处——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因此很清楚，财政资金首先流向那里。只有当成品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才可能健康地发展。现在成品工业在为市场生产，这就是说，它已进入各种国营的和私营的企业竞争的场地，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习惯于很好地劳动。这一目标既不能通过道德教育和说教达到，亦不能靠集中的经济完全达到，而只能通过每个工厂的经理都不受上边的，即国家的监督，而是受下边的，即消费者的监督，监督其产品是否有销路和是否合算，即产品是否好，才能达到。这样可以最好地监督企业主的行为及其管理。由于成品工业使我们有可能取得国家的实际财富和获得利润，我们也就为重工业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工业的财政危机可以从整个经济发展得到解释。当然，我们的财政委员会不可能立即以发行债券来支持每个自称可以用企业资金进行生产的企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首先这意味着市场会出售这些多余的债券，并出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使卢布下跌到极其可怕的程度，即全部债券的总购买力比现有的卢布数量还低。其次，这意味着我们将使债券成为造成使经济混乱的一个因素，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我们就必然谨慎地纠正它，不能用抛出债券和使经济完全混乱的办法来肆意进行干预。
诚然，人们完全有理由评论新经济政策说，这里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你如果将手指给魔鬼，你也必须将手、胳膊乃至整个身体给他。市场，竞争，自由买卖粮食——这一切的后果如何？首先是商业资本的作用提高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在日益增加。一旦有了商业资本，它也会挤进生产活动，挤进工业，它也会从国家租赁工业企业。因此我们不再限于商业，而且在工业里也有了积累。这样我们就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因为投机者、中间商和承租人是在工人国家中发展起来的真正的资本家——在日益强大，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国民经济部门，并以此来消灭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最后也将夺取国家政权。因为我们同奥托·鲍威尔一样清楚，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由于新经济政策让资本主义力量自由发展，而资本主义力量又总是具有令人厌恶的通过资本积累来壮大自己的倾向，我们就时刻有被资本主义完全击败的危险，可是的威尔却总是把这视为赖以自救的和避免完全垮台的唯一前景。从理论上抽象地讲，并不完全排除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占领莫斯科。我们那时在进行斗争。这是军事斗争。当有人问我们是否真地存在高尔察克攻进莫斯科或者在此之前霍亨索伦王朝的师团到达莫斯科的危险时，我们曾回答说：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在战斗巾如果我们的军队失败了，这种可能性就能变成现实。但是我们想胜利，而不想失败。今天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今天也处于一场战斗中。农民的农业是基础。如果说在国内战争中其实是为了争取农民的心；如果说以红军为一方，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另一方曾为争取农民站到自己一边来而进行过斗争，那么今天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则主要不是争取农民的心，而是夺取他们的市场。在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地估价敌人的手段和自己的手段。我们的手段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国家政权，这是经济斗争中极好的手段。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和我们时间不长的历史均证明了这点。其它的手段是：掌握最主要的生产力包括掌国家的运输工具和占有土地，后者使我们有可能向农民征收实物税。此外还有军队和一切其它的手段。这是我们的强点。
尽管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它不会变成真正的资本主义，而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接近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这并不危险，危险在于获得了自由天地的真正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同我们的国营经济和国营工业进行竞争。那么我要问：它有什么手段呢？它没有国家政权，得不到国家政权多大的同情。相反，国家政权尽力限制它。为防止年轻的小伙子过于高傲和防止他的树木长到天上去，这种限制是必要的，用以剪除多余的树枝的剪刀总是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里。
主要的手段有税收。此外，国家也掌握租赁出去的工业企业。在这里我得引用几个数字，因为恰好在这一点上人们说我们投降了。如果我们不去谈运输业（全部运输工人为956952人），因为运输业完全由国家掌握，而只是计算纯粹作为托拉斯管理的工业企业，那么目前我们在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使100万工人有了工作。相反，我们租让出去的工厂只有8万工人。然而不仅这是重要的，企业的技术水平也很重要。关于技术水平，下面的事实会给你们一个概念：租让出去的企业中工人数目平均为18人，而国营企业中则为250人。
由此可见，最重要的，技术设备最好的企业完全掌握在国家的手中，由国家经营。我刚说过，在国营企业有100万人就业，在租让出去的，特许的企业中有8万工人。可是即使这8万工人也并非全在私人的企业中，因为这些企业的半数不是由私人资本家，而是由消费合作社或是租赁国家企业并自负盈亏的个体代销处经营的，这样在从国家租赁的纯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就业的人不多于4—4．5万，而在国营企业中有100万工人。这些都是最新的情况。在这种私人资本真正超过国家资本之前，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去考虑一切，并在必要时去改变一切。然而我认为，如果在今后几年西方不爆发革命，我们的私人资本将能获得较长时间的发展，但是绝对不会达到国家资本的发展规模。
在商业领域私人资本现在就已起较大的作用了。用数字去估价它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专家们并非如他们所自诩的那样是专家，这不仅是由于缺乏诚意，而且也由于客观的原因。他们认为，私人商业资本现在约占商业流动资金的30％，另外的70％则属于由国家资助的和原来由国家领导的国营机构和消费合作社。
这两个过程并驾齐驱，同时也互相对立。尽管如此，它们在同一时间内却互相支持。私人资本聚集在我们的国家托拉斯的周围，同它们进行竞争，但也由它们来养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国营企业一定不要某些较小的私人企业的供货，自己就不能进行经营。现在，我们的国营企业正经历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如果我们得不到贷款，我们就不得不作为受到孤立的民族国家——尽管不尽符合李斯特所提出的原意——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积累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又重新开始了。两个过程哪一个进展得快些，现实将得出结沦。较多的有利条件和王牌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当然，人们也可能失去这些有利条件和王牌。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势，我们发现一切有利条件均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在我们这里现在第二次经历原始积累时期的私人资本的背后有世界资本。我们仍然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因此，人们可以而且应当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刚开始的仍以资本主义手段经营的社会主义是否会被真正的资本收买过去。
但是收买总是有两方，一为买方，一为卖方。我们这里的政权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对外贸易被垄断了。因此，垄断对我们具有原则的意义。它是对想收买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防范。关于让步的情况，列宁同志已经说过：大辩论，小让步。
（笑声。）人们经常强调，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人们需要苏维埃俄国，英国需要俄国的市场，德国需要粮食，等等。抽象地讲，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人们用和平主义的观点，从人的健全的理智——它总是和平主义的（笑声）——的立场出发观察世界。看来好便是英国资本将以全力驶向俄国，以便在经济上占领俄国，而德国则将趑趄不前。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处于经济平衡被破坏了的危机时期，资本没有可能制定和实现庞大的经济计划。对英国而言，俄国固然是一个大市场，但并不是明天的市场。在一天之内俄国市场消除不了仍然高达100万人的英国失业大军。俄国市场也许在3年、
5年或10年后会达到这一目标，可是这样一来人们也必须制定10年的计划。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现在一切都如此不稳定]
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全部经济政策都只从今天计算到明天。这就决定了世界的全局。因为人们意识到俄国并不是明天的救星，所以他们一再拖延开始提供已经宣布了的许可证和贷款，等等，等等。担心我们可能被这些许可证淹没和压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你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在我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刊登了关于一个大的租让——对厄克特
[3]
的租让——的一系列长文，文中我们冷静地估计了——我承认，也许有某些计算错误
——这一租让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决定权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工人国家在考虑，它是否愿意捉供这些或那些租让权。
总而言之，如果将自由市场让给真正的资本主义，那它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国家失去对真正的资本主义控制的危险比欧洲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坚持政策，直到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
我认为，对业已寿终正寝或者至少已生命垂危的第二中国际的自作聪明者的回答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为纪念我国革命4周年，奥托．鲍威尔写了一本关于我国经济的小册子，他在书中以完美的逻辑就新经济政策讲述了我们的社会民主党阵营的敌人习惯讲述的一切。首先，新经济政策当然是一种投降，但却是一种很好的投降。因为1917年他就曾预言，俄国革命的最终结局不是别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可是据我回忆，在1919年，这些先生们，奥托·鲍威尔和第二半国际的这些先生们的预言却与此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当时承认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没有人会相信，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它会在由工人阶级统治的革命的俄国开始其黄金时代。
就在1917年奥托·鲍威尔还纯真地相信资本主义坚如盘石的时候，他写道，俄国的革命只能以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而告终。社会党的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总是印象主义的。因受革命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他于1919年认识到：这是社会革命时代的开始。可是现在鉴于——谢谢上帝——革命的浪潮并未掀得那么高，他又急忙回到了他1917年的预言，因为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两种预言供他随意选用。
（笑声。）接着他又说:“我们现在在俄国看到的正在恢复的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由新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依靠数百万个农户，国家的立法和行动必须适应它。”可见，他在一年前即已宣布，我们的经济和国家是由新资产阶级控制的。此外，我已向你们讲述过的企业租让，大约有4万工人在比较差和比较小的企业工作，而在国家最好的企业里有100万人，这当然也是“苏维埃政权向工业资本投降”。为了更好地烘托这一切，他还讲道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苏维埃政府现在终于（！！）决定承认沙皇时期所欠的外债。”
当然，鉴于某些同志并非总是准确地记住了我们的历史，我想提醒你们，1919年2月4日我们通过广播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下面一些建议：
1．承认前俄国历届政府所欠的债务，
2．以我们的原料作为支付债款和利息的保证;
3．出租开发权——按照各国政府的意愿；
4．以协约国的军队对某些地区实行军事占领的形式作出领土让步。
这些都是我们于1919年’2月4日通过广播向资本主义世界提出的建议。同年4月，我们又对非正式的美国全权代表布利特更详细和更准确地重申了这些建议。同志们，现在如果你们将这些建议同我们的代表在热那亚和海牙提出的或者确切地说拒绝的建议相比，你们就会看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是朝着逐步退让，而是朝着对其它国家更坚定地坚持我们要求的方向发展了。
当然，这一发展导致了“民主”，这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已在奥托·鲍威尔和马尔托夫之间商量好了。鲍威尔教训我们说，这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继之以全部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的学说。诚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在变化，可是首先，经济基础并非完全按照奥托·鲍威尔的指挥，也不是按照在这个问题上更有权威的厄克特先生的命令改变的。其次，如果经济基础真地改变了，也是以我们不致对这一过程失去政治控制的速度和范围为限度的。资产阶级也对工人实行某些改革，向工人阶级作出某些让步。我们不应该忘记，某些试验一开始就相当大胆，如普遍选举权。马克思曾把英国在法律上规定缩短工作时间称作一个新原则的胜利。什么原则呢？工人阶级的原则。但是从这—未来的原则的局部的胜利到英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间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然而我们不需要拖延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必须并且能够平心静气地说，如果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方法的让步以及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让步继续发展下去，不断地积累，深化，成倍地增加和强化，当然我们最终也会达到基础难免变化，致使工人国家的上层建筑必然崩溃的地步。可是这正是事物的辩证法：首先，上层建筑一旦建立，它本身又成了影响基础的因素；这个基础也在这个上层建筑中获得了最牢固伪支持，其次，我们估计，必然会成为先锋队的西方广大的后备军走上舞台不是十分遥远的事，而是要经过某一段历史时期.如果人们不是从数量上，而只从质量上衡量历史事件（诸位作为辩证论者都知道，量会转化为质的），如果人们进一步将历史的发展从时间的因素（即使用爱因斯坦相对论去解释）中解脱出来，如果人们认为历史不受时间的限制并把它看作是永恒的，那么新经济政策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有致命危险的。因为如果新经挤政策永远执行下去，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取得胜利，奥托·鲍威尔先生的全部智慧大致就是这样。只是他最后还是认为，我们必须加速上层建筑的变革。他说：“重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在共产党专政下实现的。在国民经济中实行新的方针要求在政治中也实行新的方针。”
因此，在奥地利已经做到了这点的人（笑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资本主义在贵党的独裁统治下是繁荣不了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保持我们党的专政！（与会者大笑。掌声。）
同志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没有回答。我指的是生产率、劳动效率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是另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通过作报告，而只能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证明。因为，正如同使人的劳动效率得到提高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优越于封建的经济方式一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也有同样的优越性。我们现在很穷，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人们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那我们的敌人就可以提出许多更严重的理由来反对我们。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同战前相比下降很多。去年的农业收成约为战前平均收成的3／4，这一年的工业产量约为战前工业产量的1／4。乍一看来，这里好像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我们依靠工业，而农业则为私人资本积累提供基础。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农民为自己，为自己的需要生产其绝大部分的产品。如果他们在这一年获得了战前的3／4的收成，他们在向国家缴纳3．14亿普特的实物税后，最多只能向市场出售1亿普特的粮食。投放到市场的这部分农产晶，只能是为了私人资本和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商业资本的需要。而这一数量是相当小的，其增长速度不会比工业发展更快。
无论如何我们还没有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经济方法，因为我们的国家比战前，也比革命前穷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是由另一个事实决定的，即作为经济变革体系的革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行动。世界上的一切革命均证明了这点。试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法国专家、现任法国司法部长科勒拉特在热那亚对李维诺夫（或者契切林）说：“你们根本无权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因为你们将贵国的状况同我国作一对比就清楚了。”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今天法国的状况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及其财富、文明和腐败，没有法国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同一位科勒拉特在7月14日当然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民主之母。读到他的言论后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著作，如法国历史学家泰纳的著作和饶勒斯撰写的社会主义史，发现了下面一些事实:首先，热月9日，即反革命时期开始之后，法国的贫困化真正出现了。革命开始10年之后，即在第一执政波拿巴的统治下，巴黎每天只得到300—500袋面粉，实际上每天至少需要1
500袋。这就是说，当时拥有50万人口的巴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只得到它最需要的粮食的1／8到1／4。
再举一个例子。在同一时期，在法国革命的第九个和第十个年头，全国58个省中37个省的人口减少了，原因是饥饿和瘟疫等。请看，这是在第十个年头！而我们则刚处于革命的第六年的开始。我们现在所介绍的情况不值得羡慕，但却比统计数字提供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0年后的状况要好得多。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历史虽然经受了暂时的破坏，但是由于它通过提高人类的劳动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历史的不和谐的表现，对此我们是没有责任的。刚好在最近几天，我读到一篇讲演，我想特别推荐给法国同志。这是著名的贝特洛之子、法国化学家贝特洛的讲演，他作为法国科学院的代表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从《速度》杂志上将它翻译过来了）:
“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在科学领域同在政治和社会现象领域一样，武装冲突的可观而可怕的特权总是在于用血与铁来加速新时代的诞生。”
当然，他主要指的是战争。他关于战争特别是关于捍卫新的历史原则的战争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他对武装冲突只是泛泛而论。那种意味着破坏的革命冲突，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的诞生。由此人们可以断定，革命的费用和代价并不是“额外的费用”
（faux
frais），不是无谓的开支。我们要求我们的朋友——他们会给我们的——再给我们5年时间，以便我们在革命的第十年在经济上不仅通过推测，而且通过有形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力量。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还存在数十年，如果确实会这样，那么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俄国判处死刑。然而我们在这方面不需要怀疑或者改变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观点、论断和命题。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在他11月9日，恰好在德意志共和国诞辰那天所作的一篇报告中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形势。我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读过这篇报告。因此我想读读其中的几段话。他在本月9日说：
“由于战争，各国的力量均受到了削弱和挫折。我们承受着沉重的税务压力，这使我国的工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一切劳动部门均有大批失业者。至于法国的境况，这个国家债台高筑，并且得不到赔款。德国处于政治动荡的状态，其经济生活因可怕的货币危机而陷于瘫痪。俄国仍然处于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之外，它仍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俄国并不完全同意奥托·鲍威尔的意见）
（笑声）并在全世界进行其共产主义的宣传。（事实并非如此！）（笑声。）
意大利经历了一系列的内部动荡和政府危机。（危机远未过去，而是刚刚开始。）（笑声。）
近东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这样一种形势令人吃惊。”
俄国共产党人也作不出比这更漂亮的世界性的宣传。欧洲最强大的帝国的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5周年时断言说，“这样一种形势令人吃惊”。他说得对。只是人们必须改变这种令人吃惊的形势。
有一次，一位意大利记者问我们现在如何看国际形势，我以相当陈旧的方式回答说:
“资本主义已无力进行统治——寇松先生完全证实了这点——，工人阶级还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时代的特点。”三四天前，我从住在柏林的一位朋友那里收到最近一期《自由报》的剪报，上面写道：“考茨基战胜托洛茨基”（笑声），还说，
《红旗报》不敢反对我向考茨基投降，——虽然《红旗报》总是敢于反对我，尽管有时我是正确的。可是这是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事情，而不是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事情。（掌声和笑声。）因此我当时才说：“资本主义已无力进行统治，工人阶级还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时代的特点。”现在《自由报》洋洋得意地对此解释说：“托洛茨基在这里称之为其观点的，是以前考茨基的意见。”因此是一种抄袭行为！是啊，你们知道，答记者问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从来都不是自愿搞的，而总是听从我们的朋友契切林的命令。在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些事情集中了，答记者问须经外交委员会批准。
（笑声。）如果必须答记者问，当然总是讲些随时可讲的老生常谈的话。
（热烈的掌声。）我并未想过，资本主义已无力进行统治，而社会主义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这一论断是我的一个发明。现在人们发现这一论断的精神之父是考茨基。我曾真诚地作过努力来了解我在何处投降了。无产阶级还没有这种能力的事实恰好在于工人阶级的身上还存在着考茨基主义的强有力的传统和影响。
（笑声。）这恰好表明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夺取政权的程度。我对意大利记者表达了这一思想，但是并未提及考茨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资本主义正处于一次历史性危机之中。今天，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通过夺取政权来结束这次危机。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应当在此处提及——我们曾不仅在发宫中，也在提纲中努力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危机同经济危机的区别。你们也会记得，当时由于这一原因，一方面在委员会里，一方面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过讨论。现在，一个非常现实的利益要求我们恰好在这个问题上证实这些论点，因为一些同志当时从历史性危机的条件出发曾设想事情会这样发展：危机自动加剧，在经济上使无产阶级革命化，无产阶级强化其进攻方法，直至举行起义。我们曾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的范围内，周期性的波动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继1920年开始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某种改善，即首先停止恶化，然后多多少少有所改善。但是当时一些同志认为，这是一种蓄意寻找推迟革命手段的机会主义倾向。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关于危机不断加剧的机械的理论，如果我们今天面临着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已被好转或停滞所取代——危机之后的停滞已意味着好转——的事实，我们今天的形势会怎样。在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我们看到的是繁荣。繁荣会延续多久和是否具有保证较长时期的进一步发展的坚实的基础，还是一个问题。欧洲的情况是大家所熟悉的。全世界的分化亦如此。这些事实存在着并决定着历史性大危机。但是也存在着经济的好转。有些同志当时认为，危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比繁荣更革命的因素，他们要求我们承认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承认，没有理由将经济形势好转的可能性列入我们的提纲，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意见
那么我们今天就必须改变、修正以及重新从理论上检查我们对当代革命性质的看法。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将是一大错误。我们没有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对手面前已经武装起来了。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时期视为革命的时期，不仅因为1920年的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取代了1919年的表面的繁荣，而且由于我们对整个世界形势及其有关问题的估计。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对某些同志颇为有益的教训，因此我们极为关心我们的提纲能获得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批准。
虽然我们当时在我们的提纲和讲话中宣布了新阶段的开始，虽然某些同志指责我们将新阶段定得过长，目标定得太远，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提纲是正确的。我回忆起列宁同志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或者在代表大会的某一委员会上发言中讲过的话：“同志们，我们当然极为关心加快革命的速度，但是如果革命一年后尚未到来，两年后亦未到来，那么我们在俄国就坚持到底和等待下去。我们决不要求你们急于从事。”一些同志互相看了看并想:两年！这对某些同志来说是可怕的事。现在已经过去一年零三个月了。我们比较接近了革命，但是尚未完全接近。俄国现在能够比较容易和有最大的把握说：如果世界革命还需要一年或两年时间，那么人们将发现苏维埃俄国比现在还要稳固得多。
正是由于事实上我们在1919年没有在国际范围内打倒资产阶级，才形成了这种前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开展了争取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发展我们的组织和改进我们的方法的斗争。我们曾不得不将工人阶级的局部要求写在我们的旗帜上，并在这方面带领工人阶级前进。当我们也主张局部要求的时候，那么我们同旧的社会民主党有什么区别呢？区别首先在于对时代性质的估计上。这是最主要的。战前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是能够作出让步的。整个19世纪可以看作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殊阶层作了让步的时期。这些让步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小算盘做出的，以便它的政权，它的统治不被动摇。新的时期——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而是在1913—1914年就开始了。1913年的危机不仅是繁荣阶段之后的经济危机，而且是已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开始。资产阶级失去了继续让步的可能性。战争更加剧了这一形势。
但是这没有给我们以权利去机械地或宿命论式地理解我们的任务，因为甚至在新的革命时期也很可能有这一个或那一个党走向堕落，
而我们也可以想象，为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正是通向堕落的一条道路。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曾劝告前面提到的共产国际中的那些人遵守纪律，指出他们正面临着一种危险，他们有可能在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消极被动和尚未成熟，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仍很稳固的情况下，仓促冒进，而使先锋队撞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这是最大的危险，而第三次代表大会警告的目的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危险。如果说在这方面存在退却，那么这种退却是同俄国的经济退却一起进行的。这些或那些同志可能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即认为共产国际总的倾向是反对“左”的危险。
这当然完全颠倒了事实。当时通常称作“左倾危险”的东西仅仅是我们自己可能犯错误的危险。与此相反的右倾危险，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共产党由于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而堕落，这种影响是由准备时期的相应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在1919年不满的巨大浪潮席卷了各个国家，全部政策都反映着这一革命运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确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今天，在相对安定的时期，在为了局部要求人们也必须争取工人的心灵的时刻，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又拥有在我们的世界性的革命政党中建立代理机构的较大可能性的形势。因此，我们不仅有权指出时代的革命性质，而且有义务加速这一时代的进程。其方法是认真地整顿共产国际，使国际在决战的时刻完全武装起来并做好战斗的准备。因为西欧各党所面临的困难比我们在革命中遇到的困难要大，简直无法相比。例如，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幻想还远未消除。假如在法国由于出现了事先未预见到的新的形势而使革命没有较早地发生，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兴旺时期。在对战争的幻想和对胜利的陶醉之后，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幻想将在法国以左派集团的形式占上风。在这一时期，这种幻想的巨浪也可能波及到工人阶级，我们的法国党最为关切的是将那些在我们的队伍中可能充当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幻想传播者的人及时地从其队伍中清除出去。
这同样适用于英国。我不知道现在举行的大选将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如果保守党同国家自由党重新执政，这一好景就不会延续多久。在英国，保守党思潮被和平主义一民主主义思潮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请你们设想这样一个形势吧：在法国是“左派集团”，即民主主义一和平主义政府，在英国是同独立自由党联合组成的工人政府！在德国会出现什么形势呢？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我们将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看到威尔逊主义的翻版。我们绝对无法预防和平主义一改良主义倾向巧妙地愚弄和麻瘅工人阶级的这一新的时期的到来。由于时代是革命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的矛盾是极其严重的，所以，这一时期只不过相当于行将燃尽的腊烛的最后的闪烁。当然，如果在此以前革命没有爆发——对此尚无把握——，在这种和平主义处于高潮的过程中，不言而喻会出现最大的心理危机，待这一高潮过后，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就会从中认识到，寻找一个没有欺骗过他们的政党的必要性。一定有这么一个党，一个在这种和平主义谎言可能乃至不可避免盛行的年代里没有欺骗过世界工人阶级的政党，一个讲真话的政党，讲出严峻的残酷的真情的政党。这个党必然是共产党。
因此，我们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义务严格考查和不断监督我们的队伍。一位法国同志——弗罗萨尔同志曾说过，“政党是伟大的友谊”，后来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表达方式，只是在特定的意义上我才愿意引用它。我们切不可忘记，只有经过严格的筛选，党才能形成伟大的友谊。而且这种筛选必须是认真的，如有必要，还必须是亳不留情的。换言之，党必须首先是最优秀的，才能形成伟大的友谊！！（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1页。——译者注
[2]指1881年（不是1883年）
3月8日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的复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430—452页以及注释164。——译者注
[3]约翰·莱斯利·厄克特（JohnLeslie
Urquhart，1874--1933），英国工程师和工业家。十月革命前曾在俄国巴库油田任工程师，后任在俄开办的一些英国公司的经理。为了从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好处，1921年就取得对其原有产业的租让权问题同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他所提的条件被苏候拒绝。——译者注 |
致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1922年8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托洛茨基（1922年8月23日）
副本
致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抄送：政治局书记处
据我的大致估计，我们现在采取最重要、最刻不容缓的行政组织的经济措施往往要迟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也许，目前还没有到认真讨论和解决计划机关的问题的时候。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权不对解决这个问题提出初步设想。
随着改行新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成了经济计划的最重要的杠杆。国家财政的分配决定着经济计划。目前，不确定发行额，不在各部门之间分配资金，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经济计划。其实据我所知，国家计划委员会同这些基本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是否因此才脱离了今年的经济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时是否因此才提不出什么补充意见？不管怎样解释，十分明显，我们现有的组织根本错了。成立三人小组是在小人民委员会和大人民委员会之间设了一道障碍。自然，这种障碍跟制动器一样有好处。但是谁也不能靠制动器行走。需要一个工作机制。需要一个积极的分配机构和调节机构。它在哪里呢？在讨论资金分配和发行额问题时，政治局中怎么会谁都没有想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呢？这意味着什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一位熟悉情况的发言者，好像是皮达可夫同志，报告说，在拨给工业部门的全部资金中，有1/4专门拨给泥炭工业。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如果准确的话，那是由什么引起的。至少十分明显，三人小组在审议日常贷款的过程中决定不了泥炭工业需要给多少，煤炭工业等等需要给多少。
瞿鲁巴同志说，财政人民委员部把玻璃瓶分成两半，并用这种办法来安排经济。换句话说，纯粹从发行出发考虑，不受经济“物质”监督的财政人民委员部正在破坏经济和经济机关。根据瞿鲁巴同志的结论，只要合理安排，不用打碎瓶子，就可以大幅度削减预算。但是合理安排就是按计划行事。显然，瞿鲁巴同志必须监督其他部门也削减预算，但不是通过空泛的指导，而是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国家经济计划。
通过什么样的机关可以实现这一点呢？没有一个协调我国当前的经济，把它纳入一定的框架内并至少能预见几个月的机关，怎样着手这一工作呢？
如果一个部门一个机关对明天会怎么样都亳无信心的话，怎么能要求它们很好完成任务，按时报告工作呢？没有一个哪怕粗略的、大致的、哪怕是短期的计划，怎么能使工作有一点起码的稳定性呢？没有一个直接监控、联系、调节和指导我国经济的、而不是沉湎于虚无缥缈的学术议论中的计划机关，怎么能制订出一个哪怕粗略的、短期的计划呢？
很可能现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做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这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这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学术委员会应当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进行工作。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窃取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名义，从而把人引入歧途。而我们就每一个问题建立预算委员会、经济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等等，等等，从而使经济乱了套，遭到破坏并继续衰落。
列·托洛茨基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 |
红军之路（列夫·托洛茨基，1922年5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红军之路
列夫·托洛茨基1922年5月21日
第一星际翻译
译者注：本文是为1922年5月21日《共产国际年鉴》撰写的，后被收录至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怎样武装自己》（Каквооружаласьреволюция）。译者根据《革命怎样武装自己》（莫斯科最高军事编辑委员会1923年版）俄文版第1卷第13—21页翻译校对。
有些问题涉及到革命武装力量的建立，对各国共产党都具有重大意义。不重视这些问题，甚至是用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术语消极对待这些问题，都是大错特错的。有人认为所有暴力（包括革命暴力）都是邪恶的，因此共产党人不应该“褒扬”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这样的观点，实际上相当于贵格会信徒、杜霍波尔派和救世军的老处女们的哲学观点。在党内允许宣传这类观点，就好比在被围困的堡垒的驻军中允许宣传托尔斯泰主义。欲达目的，必先尽其手段。解放劳动人民，靠的就是革命暴力。
从夺取政权的那一刻起，革命暴力以有组织的军队的形式呈现出来。革命刚开始时牺牲在革命第一道街垒上的年轻工人的英雄主义，就相当于夺取国家政权后牺牲在革命前线的红军战士的英雄主义。只有多愁善感的蠢人才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存在某种危险的倾向，即过分看重革命暴力作用，过度赞扬革命恐怖的手段。正相反，无产阶级恰恰是未能充分理解革命暴力的解放作用。这也正是无产阶级仍然受到奴役的重要原因。在工人当中宣扬和平主义，只会削弱无产阶级的意志，帮助巩固全副武装的反革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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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前，我们党就有军事组织。两个目的：在军队内部宣传革命并为武装起义建立据点。由于整个军队都洋溢着革命热情，各支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干部并没有发挥特别显眼的组织作用。但是，在革命的绝对性时刻，让这些数量较少却具有核心意义的人员发挥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十月起义期间，这些人担任指挥官和部队政委等职务。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当中许多人参与组织了赤卫队和红军。
革命直接源于战争，其最重要的口号之一就是结束战争。这一点，与厌战现象相伴而生。然而，革命本身就不断增加新的战争危机。因此，对外部而言，革命初期具有极端弱点。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革命暴露了弱点——几乎完全无法自卫。人们觉得战争已经完全成为过去，不想再打仗了：农民想要土地，工人想要建立组织并接管工业。
因此，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涌现了大量的和平主义实验。苏维埃共和国宣称不能签署强制条约，但也不会打仗，并下令解散军队。迈出这一步是非常冒险的，但也考虑了当时情况。德国方面恢复了攻势，这也成为了群众意识发生深刻转变的起始点——他们开始武装起来自卫。我们的和平宣言搞烂了霍亨索伦的军队。而霍夫曼将军的攻势则促使我们拼命努力建立红军。
不过，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决定强制征兵：动员已经被复员的农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不可能。军队建立在自愿原则之上。那么军队自然不仅有着不畏牺牲的青年工人，还有不坚定的分子。我们的新军团创建于旧军队自发崩溃时期，不稳定，也不十分可靠。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匪[1]煽动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伏尔加河地区暴乱时，新军队的弱点对于敌我来说都显而易见。而我军抵抗能力又不行：1918年夏季，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反革命分子（已加入捷克军团）攻陷一座又一座城池。他们的老巢是萨马拉。他们又攻占了辛比尔斯克和喀山，下诺夫哥罗德告急。他们还准备从伏尔加河进攻莫斯科。在那时（1918年8月），苏维埃共和国拼命巩固和发展军队。共产党的群众动员方法第一次运用。为了伏尔加前线的部队，集中的政治领导和教育机构形成了。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和伏尔加河地区，我们也尝试动员了某个年龄范围内的工农。共产主义小队确保动员的施行。因为战争危机范围大，情势严重，伏尔加河流域的各省份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同时，共产主义小队在农村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对群众开展了紧张的动员工作。富农、神职人员以及旧官僚制度的残余势力，形成各类社会组织，煽动群众逃兵。我们开展斗争，反对逃兵和上述势力，有益补充了动员工作。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地的工人党员涌入了新成立的部队。部队中的政委第一次领导革命并直接代表苏维埃政权。革命法庭警醒群众，社会主义祖国处于致命危险之中，需要所有人无条件服从。结合这些动员、组织和镇压措施，不过几周的时间就带来了重要的转变。军队不再一盘散沙，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我们在1918年9月10日攻克了喀山，于次日收复了辛比尔斯克。那是红军历史上的重要时间点。我们立刻感到自己站稳了。我们总算不用像最开始那样苦苦摸索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能打仗，打胜仗。
同时，全国各地建立了与省、县和乡各级苏维埃紧密结合的军事行政机构。共和国尽管被敌人瓜分，但仍然幅员辽阔，被划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区又包括几个省。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必要的集中化控制。
当时政治和组织方面困难重重。在从摧毁旧军队到创建新军队这段时间，军队内部不断产生摩擦和冲突，才得以转变心理。旧军队设立了由士兵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并选举出实际上隶属于这些委员会的指挥官。当然，这项措施不是军事性的，而是革命政治性的。如果指挥和控制军队，并让军队备战，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措施，就觉得不可接受，是大灾难。此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办法让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和隶属于这些委员会并且随时可能被撤换的指挥官来管理军队。但是军队不想打仗。它在自己内部发动了社会革命，抛弃了来自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指挥官，并建立了革命自治组织——士兵代表苏维埃。站在废除旧军队的角度来看，这些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措施正确且必要。但光靠这些措施，不足以让军队骁勇善战。经历了克伦斯基时代，沙俄军队经历了克伦斯基时期，在十月革命之后便土崩瓦解。尝试用旧的组织方法去组建红军，一开始就会削弱其力量。在沙皇旧军队中选举指挥官，有助于清除潜在的复辟势力。但选举制度绝不可能为革命军队提供称职的、权威的指挥官。红军是按照工人阶级专政的原则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部队指挥官是由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党选拔和考验的。有的部队由新近动员的年轻农民组成，政治素质不高，在选举指挥官时，选举不可避免会变成一场机会的游戏，并且在实际上往往会让各种阴谋家和冒险家趁机混入其中，玩阴谋诡计。同样，革命军队为行动而生，而不是宣传的场所，与委员会选举制度不相容，后者实际上只能破坏所有集中化的管理模式——允许每支部队自行决定攻守问题。左翼社会革命党要求各部队自行决定是履行与德军停战的协定还是继续进攻，这样就把这种混乱的伪民主变得无比荒谬。左翼社会革命党这样做无非是试图煽动军队反对创造它的苏维埃政权。
农民，受限于自身性质，无法建立集中管理的军队，他们的武装形式也不可能超出地方游击队的水平，其原始的“民主”常常是哥萨克首领们个人独裁的幌子。这些游击主义作风，反映了革命时期农民的自发性因素，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也影响了很多共产党员的思想，特别是那些出身农民或者前士兵、士官的人。
最初，游击战是必要的、充分的自卫手段。当时，各地反对反革命的斗争还没意识到应该团结和武装起来，由独立分散的游击队开展。这种斗争需要自我牺牲精神、主动性和独立性。但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适当的组织和纪律。游击战的作风开始消极地影响革命斗争。将原来的小队伍转变为团，而后将团编入师，再让师级指挥官服从军级和前线指挥官的命令是艰巨的任务，而且并非总是能毫无损失地完成。
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烈仇视沙皇俄国的官僚集中制。革命后，各州、省、县、镇为了争取独立，互相扯皮。“地方自治”思想最开始呈现出极端无序的特点。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派别中，它与反动的联邦制教条主义有关。但对广大群众来说，这种思想倾向不可避免，而且就其来源而言，是健康的反应，即反对那个扼杀主动性的旧政权。然而，从某个时刻开始，随着反革命势力越来越团结，外部威胁越来越严重，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原始的自治倾向越来越危险。这个问题无疑将在西欧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最具自治主义和联邦制偏见的法国。在革命无产阶级集中制的旗帜下，尽快克服这种偏见，是未来战胜资产阶级的前提。
1918年和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不断地顽强斗争，以建立一支由中央供给物资并指挥调度而且集中化、纪律化的军队。而在军事领域，这支军队更加尖锐地反映了苏维埃共和国各领域的建设进程。
选拔和培养指挥官，遇到了许多大的困难。我们拥有旧的正规军官队伍的残余和广大的战时军官阶层，还有在最初的游击战期间久经革命考验的指挥官们。
在旧军官团体中，有一些懂得或至少了解到新时期意义的理想主义者（当然，这些人是极少数）或文职人员。他们静止不动，缺乏主动性，更没有动力倒向白军；最后，剩下的那些人就是被打得措手不及的积极反革命分子。
我们刚刚开始建设时，这些前沙皇军队军官的问题尖锐地显现了出来。我们需要把他们当成专业人士，让他们负责军事日常工作，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得不从头开始。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敌人不可能允许我们自主训练到应有的水平。我们如果不吸收旧军官的许多代表，就不能建立起集中的军事机构和与之相配的军队。他们不是作为旧统治阶级的代表，而是作为新革命阶级的追随者加入军队的。的确，他们当中许多人背叛了我们，投靠敌人或参加叛乱，但是，他们的阶级抗拒情绪基本被打破了。尽管如此，基层群众依然特别仇视他们，这也是如下的游击队态度的根源之一：在某个小型地方部队的框架内，不需要专业的军事人员。必须一边镇压旧军官中反革命分子的反抗，一边逐步让旧军官中的忠诚分子有机会加入红军。
军队建设领域的反对派“左派”倾向（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倾向）试图找到通用的理论公式来服务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宣称集中化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他们还宣称，革命必须按照它的全部性质，不仅彻底放弃阵地战，而且彻底放弃集中化的军队。而且革命必须灵活机动，大胆进攻。按这样说，革命的武装力量必须是独立分散的小队，没有统一的武器型号，不与任何根据地有关，依靠群众的自发情绪，自由进入敌人的后方等等。一言以蔽之，军事反对派认为革命的策略即游击战的策略。内战的严肃局面很快就驳斥了这些偏见。集中化的组织和战略比地方主义、军事分裂主义和联邦主义更具优势。这些优势很快就能清晰展现出来，足以证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
在军队指挥的机构方面，政委制度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政委由革命工人和共产党人担任，在第一阶段，有一部分还来自左翼社会革命党（直到1918年7月）。可以说，指挥官的角色因此被一分为二。指挥官掌握纯粹的军事领导权。政委负责政治和教育工作。但最重要的是，政委是军队苏维埃权力的直接代表。政委的任务是，在不干涉指挥官的纯军事工作，决不削弱指挥官的权威的前提下，创造条件，使这种权力不至于损害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为完成这项任务，献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孩子。成百上千的人在政委的岗位上倒下了。后来，政委队伍也涌现出了不少革命指挥员。
从一开始，我们就着手建立由军事学校组成的网络。起初，这些学校反映了我们军事组织的普遍缺陷。几个月的短期课程，主要培养的并不是指挥官，而只是普通水平的红军士兵。然而，因为那个时候的群众普遍都是第一次拿枪上战场，上了四个月课的红军战士进步很大，不仅能指挥小队，还能指挥一个排，甚至指挥一个连。我们坚持招募沙皇军队的前士官。然而，必须考虑到，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城市；他们主要是富农家的有文化的儿子。同时，他们一直还有个特征：敌视“戴着金色肩章”的人——也就是“有教养”的军官们。所以前士官分裂为两种人：第一种人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指挥员和军事将领，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布琼尼；第二种人也为反革命叛乱和白军提供了许多指挥官。
培育革命指挥员的队伍是最艰巨的任务。而且，虽然在红军成立的三四年前就已经选定了上层指挥官，但即便在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全培养好了中下层指挥官。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军队提供称职的指挥官。军事教育工作可以说是取得非凡的成就。红军指挥官的培训和教育工作正在稳步改善。
宣传在红军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我们的建设工作中，政治工作，包括军队的政治工作，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我们建立广泛的军队政治机构。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政委，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然而，欧洲的资产阶级报刊胡说八道，将宣传工作描述为布尔什维克的邪恶发明。宣传工作在全世界的军队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而资产阶级宣传工作的政治机器比我们的政治机器强大得多，技术上也丰富得多。我们的宣传工作的优势在于内容。我们搞宣传工作，始终不使用任何特殊的技术方法或程序，而是把共产主义思想当成主要的宣传内容来团结红军，同时扰乱敌军。我们公开泄露这个军事机密，而不用担心敌人抄袭。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红军的技术装备水平都能反映我国的总体经济形势。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我们继承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物质遗产。这些遗产，乍一看，很大，却又极端混乱。某些东西太多，某些东西又太少，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拥有些什么。主要的军需机构巧妙地隐瞒了他们自己所知道的那一点点，“地方权力”掌握自己地盘内的一切资源。革命游击队领导人无论获得什么资源，都用来补给自己的部队。铁路部门违反既定的运输线路，狡猾地将满载弹药的车厢，甚至是整列火车，引导至其他地方。因此，在第一个时期，帝国主义战争遗留下来的资源被大肆挥霍。个别军事单位（主要是团）身后拖着装甲车和飞机，然而他们的步枪没有刺刀，甚至经常缺少弹药。1917年底，军工业停产了。直到1919年，旧的库存开始耗尽时，我们才开始着手恢复军工业生产。1920年，几乎整个工业体系都服务于战争需要。那时我们并没有库存。每一支步枪、每一颗子弹、每一双靴子都是直接从工厂送到前线的。有时——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周——如果每名士兵的每颗子弹供应都被计算在内，一列携带弹药的特殊列车要是未能按时抵达前线，就能导致整个师撤退几十俄里。
尽管随后内战的事态变化导致经济崩溃，但军队的供给日益走上正轨，一方面要归功于工业力量的张力，另一方面，主要由于苏维埃政权不断加强监管战时经济。
在红军发展的过程中，骑兵部队的创建工作有着特殊的地位。如果不讨论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说，过往那些落后的国家拥有最好的骑兵：俄国、波兰、匈牙利，还有早期的瑞典。骑兵需要草原和大片空地。而在俄国，这样的草原和大片空地由于自然因素出现在库班河和顿河流域，而不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边地区。在美国内战时期，南方种植园主在骑兵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到战争第二阶段，北方资产阶级才懂得如何运用骑兵。我们这边也有同样的情形。反革命势力在落后的边疆地区扎根，并试图从那里向内推进，把我们的地盘捏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狭小地区。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最重要的武器是哥萨克和普通的骑兵。他们大胆突袭，最初往往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然而革命势力一旦领会到了骑兵在灵活机动的内战中的重要性，并不惜一切代价建立骑兵部队，曾经为反革命分子占有的落后地区的优势，照样也能被革命势力掌握。1919年红军的口号变成了：“无产者，上马冲锋！”（Пролетарий,наконя!）短短几个月，我们的骑兵就达到了敌军的作战水平，最终掌握了主动权。
我们的军队越来越团结，越来越自信。在第一个时期，工农都不愿参军，只有极少数愿意献身的无产者自觉为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武装力量努力。正是这些人在第一个时期，也是最困难的时期，承担了工作的重担。农民的情绪则不断摇摆。纯粹的农民军，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治和技术上准备不足。他们在第一个时期有时不战而降。可是白军把他们放到他们的旗帜下时，他们又投奔我们了。有时农民群众尽力表现独立性，不加入红白双方，而是入林为“绿”。但绿军分散，又没有政治上的支持，注定失败。因此，在内战前线，革命的基本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清楚：部分农民，为拥护地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同工人阶级斗争，不断左右摇摆，但最终还是支持了工人阶级。在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这类最落后的省份，数千人逃兵役。白军将领们的部队抵达省份边界，则使逃兵们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迫使他们加入红军。农民拥护工人反对地主和资本家，这一社会事实最终推动我们取得胜利。
红军诞生于战火之中，因此，红军的建设并非总是有明确的计划，而且往往使用缺乏条理的临时措施。因此红军机构繁冗笨拙。我们利用每次作战中的喘息机会精兵简政。在这方面，我们在过去两年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1920年，在我们与弗兰格尔和波兰作战时，红军的陆军超过500万人。今天，它与海军加在一起大约150万人，并且这个数量仍在缩减[2]。目前已经完成并且仍在推进的精兵简政工作慢于预期，因为在减少数量的同时要提高质量。后勤机构远比战斗单位更精简。裁军后，军队并没有变弱，反而更强了。它的战时部署能力正在稳步增加，而且它对社会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1]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建立于沙俄时期，由捷克斯洛伐克战俘组成。十月革命后，捷克军团努力“还乡”，选择了穿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公路。——作者注
[2]截止到1922年5月。——俄文版编者注 |
关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简略想法（列夫·托洛茨基，1922年4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БЕГЛЫЕМЫСЛИОГ.В.ПЛЕХАНОВЕ
关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简略想法
列夫·托洛茨基1922年4月25日
Zveza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168.html
这场大战为社会主义的整个时代做了总结，衡量和评价了这个时代的领导人。其中，它毫无怜悯地清算了格·瓦·普列汉诺夫。他曾是个优秀的人，但所有从1914年及以后参加运动的这一整代年轻无产阶级都只知道普列汉诺夫是阿列克辛斯基的靠山、阿夫克森齐耶夫的帮手、几乎还是臭名昭著的布列什科夫斯卡娅的同谋，也就是那个在“爱国主义”时代里堕落了的普列汉诺夫，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很可惜。他曾是个优秀的人，也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被载入了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史册。
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没有用新的科学成果来充实它。但是他把这个理论引入了俄罗斯的现实环境，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功绩。当时必须要战胜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独特的偏见，以及其中因为落后而表现出来的傲慢。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了，从而让俄罗斯的革命思想得以非民族化。在普列汉诺夫的努力下，俄罗斯的革命思想第一次能用真正科学的语言开口说话，与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建立了思想上的联系，向俄国革命揭示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前景，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中为它们寻找支撑。
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创立唯物辩证法，但他从80年代初开始，就开始在俄罗斯坚定、热情而出色地捍卫唯物辩证法。这需要最强大的洞察力、广阔的历史观和崇高的思想勇气。在拥有这些品质的同时，普列汉诺夫还结合了卓越的表达能力和戏谑的天赋。这第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十字军相当娴熟地挥动宝剑。他造成了多少伤口啊！其中一些伤口，比如对米哈伊洛夫斯基——那位笃信民粹主义的天才造成的伤势，可以说是致命的。为了评价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力量，就必须要认识到，在俄国和俄国移民的激进圈子里曾经盛行的那种民粹主义、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偏见是相当浓密的，而这些圈子却已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本土诞生的最为革命性的事物。
今天，先进工人阶级青年的精神发展走的是一条相当不同的道路（值得庆幸！）。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社会崩塌已经把我们同贝尔托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决斗[1]的那个时代分开了。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普列汉诺夫最好的、同时正好也是他最具有论战性的作品形式已经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那样的形式一样过时了。对于善于思考的年轻工人来说，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比起他所打破的观点清晰得多、亲近得多，所以年轻的读者必须要花更多的注意力和想象力才能在心里重建起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的观点，而不是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打击当中蕴含的力量和精准。这就能说明为什么普列汉诺夫的书现在不再能广为流传了。但是，假如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适当的钻研拓宽和深化了自己的世界观，就必然会转向普列汉诺夫——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来源。为此，就必须一次次回顾过去，深入研究60到90年代间俄罗斯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氛围。这不是个简单的任务，但它带来的回报会是理论和政治视野的拓宽，以及一种审美上的愉悦——在与偏见、守旧和愚昧作斗争的时候，清楚的头脑所创造的胜利的作品就会带来这种情绪。
尽管普列汉诺夫受了法国语言大师们的强烈影响，但他仍然是个完完全全的老派俄罗斯政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系列）。他喜欢长篇大论，不介意中途偏题并且用笑话、引文——然后再接一个笑话这样的办法来逗乐读者……我们这个“苏维埃”时代会把过长的文字切成片，然后再把这些碎片压在一起，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普列汉诺夫的方法看起来是过时了。但它反映了整个时代，而且在某些方面依然相当卓越。法国学派给它打上了有益的烙印，这一点的表现是它的表达十分精确、叙述清晰易懂。
普列汉诺夫演说的时候有着和当作家时候一样的特点，这种事有利也有弊。各位读饶勒斯的书，甚至是读他的历史著作时，都会感觉这是抄录下来的演说词，而普列汉诺夫则恰恰相反。听他演说的时候，各位是在听一位作家讲话。演说家的写作和作家的演说都能给出相当高水平的典范，但是写作和演说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和两种不同的艺术。所以饶勒斯的书有一种演说式的紧张，因而让人疲劳；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普列汉诺夫这个演说家经常给人一种矛盾的印象，听众们觉得他是在娴熟地朗诵自己写的文章，所以会感到泄气。
最重要的是，他参与了整整好几代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不知疲倦沉浸其中的理论辩论。这种条件下，争论这个事情本身让写作和演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纯粹政治性的演讲当中表现得最为薄弱，这类演讲的任务是用有效的结论统一地联系听众，把他们的意志融合为一。普列汉诺夫讲话时的身份是观察家、批评家、政论家，但不是一个领袖。他的境遇让他没有机会直接向群众讲话、呼吁他们采取行动并且领导他们。他的弱点和他的主要优点同出一脉；他是先驱，是俄罗斯土地上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十字军。
我之前说过，普列汉诺夫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深入分析工人阶级广泛的日常思想生活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俄国社会思想史》，但这部作品在理论上远非无懈可击：普列汉诺夫的革命活动在最后这个时期表现出了和解和爱国主义的倾向，这至少部分地破坏了他的理论基础。普列汉诺夫被社会爱国主义毫无出路的矛盾纠缠，他开始在阶级斗争理论以外的地方找寻指示——有时是民族利益，有时是抽象的道德原则。他在最后的作品当中对规范性的道德做出了荒谬的让步，试图把它当成革命活动的标准（“防御性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在《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导言里，他把阶级斗争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关系的领域之内，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则用民族团结代替了阶级斗争[2]。这已经不再是走马克思的道路了，而是……桑巴特那一套。普列汉诺夫几十年来对整个唯心主义，特别是对规范哲学、对布伦塔诺学派、对这个学派中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桑巴特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卓越的和胜利的斗争——只有知道这个事实的人，才能体会到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在民族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压下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但是这种堕落先前就有预兆了。我重复一遍：普列汉诺夫的不幸和他的不朽功绩来自于同一个根源——他是个先驱。他不是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领袖，而只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先行者。他在论战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却没机会在行动中应用这些方法。虽然在瑞士生活了好几十年，他仍然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侨民。瑞士各州各市的社会主义都偏向机会主义，理论水平极其低下，几乎提不起他的兴趣。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的政党，作为代替的是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小组，也就是由志同道合之人组成的小圈子（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和被罚做苦役的捷伊奇）。普列汉诺夫越是缺乏政治根基，就越是努力地加强自身立场的理论和哲学根基。作为欧洲工人运动的观察者，他常常注意不到社会主义政党舍本逐末、胆怯畏缩和折中妥协这些最为重大的政治表现，而总是在警惕社会主义文献当中的理论异端。
普列汉诺夫的整个命运导致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平衡，而这种断裂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意识到，尽管他做了各种各样重大的理论训练，却对重大的政治事件毫无准备。1905年的革命就已经把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在革命事件当中，这位深刻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靠经验主义的、本质上庸俗的视角来判明方向，他感到犹豫不决，尽可能地闭口不答，回避那些明确的答案，而是用他偏爱的代数公式或者诙谐的笑话来敷衍过去。
我第一次见到普列汉诺夫是在1902年底，那个时候他卓越地完成了反对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3]的理论运动，并且发现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面前遇到了政治问题。换句话说，普列汉诺夫衰退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只有一次能有机会看到和听到普列汉诺夫，这么说吧，展现出他全部的力量和荣耀：那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纲领委员会里（1903年7月，在伦敦）。《工人事业》派的代表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4]、“崩得”的代表李伯尔[5]等人，还有一些外省来的代表试图对主要由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修正案，其中大多数修正案都有理论错误，而且考虑不周全。在委员会上辩论的时候，普列汉诺夫表现得无可挑剔，而且……毫不留情。他对提出来的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问题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调动他博学的知识储备，并且让他的听众和反对者不得不信服地承认，修正案的起草人们觉得能解决问题的地方恰恰会产生问题。关于怎么起草纲领，普列汉诺夫的脑袋里有着清晰的、经过科学打磨的概念，对自己、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他的双眼闪烁着欢快而讥讽的光芒，他的胡子虽然扎人但同样显得欢快，他的手势稍微有点戏剧性，但却生动而富有表现力。他作为会议主席坐在那里，就像一团学问和机智的活烟火，用他自己照亮了为数众多的分会。他的光芒在每个人脸上反射出崇敬的表情，就连他的反对者也不例外：欣喜和尴尬在他们脸上相互交织。
而在同一次大会上讨论策略和组织问题时，普列汉诺夫却表现得相当软弱，有时候竟然完全没有说服力，这让那些在纲领分会上对他欣赏有加的代表们大惑不解。
早在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大会[6]上，普列汉诺夫就宣称说，俄罗斯的革命运动要么以工人运动的形式获胜，要么就根本不会获胜。这就意味着俄罗斯没有也不会有强大到能够获胜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达成由无产阶级实现的胜利的革命，那就是把权力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然而，普列汉诺夫被这个结论吓得跳到一边去了，他也就在政治上放弃了他旧有的理论前提。他也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前提，因此，他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同时显得摇摆不定，这最终导致了他在爱国主义问题上的严重堕落。
在大战年代以及革命年代，普列汉诺夫的忠实弟子们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同他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
※※※
在普列汉诺夫衰落的时期拥护和崇拜他的人往往令人出乎意料而且统统没有什么价值，这些人在普列汉诺夫死后把他说过的各种最为谬误的话收集在一本单独的刊物里。他们做这种事情不过是在帮助我们把臆想中的普列汉诺夫同现实中的普列汉诺夫区分开来。伟大的普列汉诺夫，真正的普列汉诺夫，他完全属于我们，为我们所独占。我们有责任为年轻一代清清楚楚地重塑普列汉诺夫的精神形象。当然，这些简略的字句甚至都称不上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方法。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而且它会带来相当的成效。现在是时候该写一本讨论普列汉诺夫的好书了。
注释：
[1]1895年，普列汉诺夫用贝尔托夫做笔名，成功地让自己最战无不胜、最卓越的小册子《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通过了沙皇政府的审查。——作者注
[2]“任何分为阶级的某一社会的发展过程，都取决于这些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说，第一，在问题涉及国内社会制度时，取决于这些阶级的相互斗争；第二，在涉及保卫国家抵御外国侵略时，取决于这些阶级的或多或少的友好合作。”（格·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1页，莫斯科，1919年）——作者注
[3]修正主义是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改（修正）的折衷理论。——作者注
[4]《工人事业》派。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急剧增长影响了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党内形成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潮流，它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完全限制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上。从1899年3月起，那个时候由经济主义派主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海外联盟”开始出版由鲍·克里切夫斯基和亚·马尔丁诺夫任编辑的《工人事业》杂志。《工人事业》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经济派”机关报，它在原则上也不反对政治斗争，但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的鼓动必须是完全经济性的。《工人事业》一直出版到1902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坚决反对《工人事业》派这个经济主义的变种。（见普列汉诺夫《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指南》、《社会主义者在反饥饿斗争中的任务》、《再论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列宁《怎么办？》）
亚·萨·马尔丁诺夫（本姓皮克尔）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一名老工作者，最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时是一名民意党人。他在90年代末是“经济主义”的领导人之一。1903年党内发生分裂后，马尔丁诺夫加入孟什维克，并从那时起成为党内孟什维克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大战期间和二月后的日子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一起捍卫“中派”立场。近年来马尔丁诺夫向左发展，在俄共十二大上被接纳进了党的队伍。
弗·彼·马赫诺维茨（笔名阿基莫夫，1875-1921）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中经济派的领袖。阿基莫夫早在1985—1897年间就开始革命活动，当时他在民意党的圈子里工作。阿基莫夫后来加入社会民主党，参加了圣彼得堡的“为解放工人阶级而斗争联盟”。阿基莫夫因为参加联盟而被捕，并被驱逐出圣彼得堡，他移居国外，并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联盟，成为联盟的右翼领导人。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阿基莫夫坚持经济主义的观点。1905年，阿基莫夫回到俄国，研究了社会民主党、合作社活动等事物的历史，从此不再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崩得”，又称“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它成立于1897年，在1898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集中制原则引入党内时，崩得离开了党，直到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统一大会上才再次加入党。它的策略更接近于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崩得成功克服了它的孟什维克色彩，并于1921年的明斯克大会上决定加入俄共。（详见第二卷第一部分，注336）——《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5]米·伊·李伯尔（本姓戈尔德曼，生于1880年）是崩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因为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受到镇压。1910年，李伯尔被选为崩得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大战期间他采取了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他是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对十月革命的立场极为敌视。——《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第二国际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大会是在一些瑞士工人组织的倡议下召开的。大会于8月6日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约4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从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试图扰乱大会的工作。但是，在倍倍尔的建议下，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性质的决议并谴责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恐怖行为，此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会议以示抗议。大会的首批成果之一是一项决议，即应通过鼓动和宣传的方式立即开始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情况下的行为问题，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通过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一项决议，指出：
战争时期工人的立场，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中已正确地做了决定。各国的国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意图；社会民主党应当更加巩固各国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应当坚决摧毁把人类分成两大敌对阵营并挑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随着阶级统治的瓦解，战争也就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崩溃就意味着世界和平。
该决议以14票反对、5票弃权的多数票获得通过，比利时代表团提出了以下修正案作为补充：
议会中工人政党的代表有责任否决军事拨款。他们必须不断反对维持常备军，并要求裁减军备。
将这一革命性的决议与国际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世界大战开始时令人难忘的行为进行比较就会很有意思。就政治斗争是否有必要作为赢得工人阶级解放的政治先决条件这个问题，大会决议特别指出：
“政治活动决不能成为妥协和结盟的借口，因为这可能会损害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团结......”“……在那些无产阶级政党充分发展的国家，任何妥协都意味着对工人事业的背叛。”
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于8月12日举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任会议的荣誉主席。——《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附录四两辈代<<托洛茨基：新路向>>附录四两辈代（我收到了这个文件，决定把它公布。它刻划出那种说法的无稽与存心的恶毒，那种说法便是说我们想使青年与老辈“对立起来”——托洛茨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层已经干预了党的讨论。[1]鉴于九同志具名的一篇文章（刊登在一号真理报上的“两辈代”）以及“告彼得格拉战士书”错误地提出了问题，如果在共青团中循此路线进行广泛讨论，会予党以损害，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分析他们的宣言，指出他们发此宣言的理由。彼得格拉宣言与九同志的文章，说我们决不可能向青年人献媚，说青年人不是党的检查员，说新一辈不能够拿来和老一辈对立，说我们并没有堕落危险，说托洛茨基犯了所有这些凡人可犯的罪恶，又说年青人得警惕着。让我们看：情形是这样吗？在文章中，那九个人说托洛茨基用一根头发将青年问题扯入讨论（后面我们要回过来谈到此事），说他故意迁就年青人，拍年青人的马屁。让我们听听列宁在这方面所说的话吧：“苏维埃的学校，工人专科学校已经开办了，成千成万的年青人在那里读书。这工作会有结果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太急躁，那末几年之后我们将有大群年青人，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机关。”为什么列宁要以此一方式来谈到年青人呢？什么事情促使他这样做的？是讨好年青人？拍他们马屁？哄他们喝彩？还是由于他对情势的真实了解？在托洛茨基方面“拍马”这一点最不需要的，而且也绝对没有理由将他和我党的其他领袖们相对立。九位同志说列宁教我们以批评态度去对待年青人，别去助长他们的缺点。托洛茨基同志在党第十一次大会上所说的，乃至他目前的话，难道没有遵守这个忠告吗？他说：“……这意思当然不是说，年青人的每一行动与情绪都表示出健全倾向”。在别的地方他又说过：“学校里的年青人，是从苏维埃社会的一切阶层中征集拢来的，在他们那性质庞杂的队伍中反映我们的所有方面：好的与坏的。”从这些引文判断，托洛茨基根本没有讨好年青人，而是批评他们。辈代问题也同样是解释得错误的。托洛茨基谈起堕落危险，乃指新旧二辈而言。对此，真理报的编辑部就有过答复：“理论上说的堕落危险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其来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有逐渐而稳步地战胜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以及我们的行政干部有和新资产阶级愈益混和的可能。不过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看到这个危险的。”可是九位同志在他们的文章里是怎样说的？他们说：“政治堕落的危险不可能在我们中间存在。”这说法和真理报的论调完全不能调和。因此，指责与辩护都是不如其分的。让我们再来看看最严厉的指责吧：托洛茨基把两辈代对立起来，挑拨二者感情，他“要毁坏那经过试炼的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的影响。这儿是托洛茨基所写的：“以为老一辈的人可以摈弃，那是疯狂想法。问题所涉及的只是：老辈应该诚心诚意地改变方向，这样一来，他们便有把握继续保持他们对党内全部工作的支配影响。”成为那两个文件诸般论据之基础的，所谓将青年人与老人对抗，所谓企图毁坏老干部的影响，究竟在哪里？我们觉得，如果冷静地与郑重地检讨一下我们上引的托洛茨基的话，那就不可能看见其中有什么挑拨两辈代的地方，也不能看出什么敌对意向。相反，托洛茨基是把新路向了解为巩固与提高布尔什维克老干部影响的最佳方法呢。但若所有这些传说，任意的与歪曲的解释一经抛弃，再若此一以列宁精神教育年青共产主义者的方法问题的本质加以研究之后，那末很清楚，托洛茨基是完全对的。如果发了言的九位共青团战士肯费力气，更密切地研究一下年青共产党员（他们最熟悉这些人的）的情形，他们就会看到这个事实，即，年青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党员——觉得他们不是共青团内的共产党员，而只是“党内的共产主义青年”。这一个事实是曾经被最受尊敬的战士们指出过许多次的。所以会如此的深刻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在党的钳制制度下，年青人不能分尝我党长期工作中积累起来的财富。移交革命布尔什维克传统，将我党基本干部所固有的一切品质传授给年青人，其最佳方法乃是“老辈们为了保持其领导影响之故，有意地”实行民主的新路向。这样看来，问题的本质是：并非托洛茨基“用头发拉扯”青年问题到讨论之中，而是那些信件的作者们将一个托洛茨基从来不曾赞成过的观点硬派在他的头上。托洛茨基提到青年问题，总是与促使党采取新路向的诸般理由联结起来的。将共青团牵入此一讨论的那九位同志，事实上（虽然非出本意地）已把讨论减缩成两辈代问题，使它和整个讨论分开，与党目前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分开，两辈代问题的本身既以错误方式提出，且被加以曲解，那末对它所说的任何意见都只是可憾的；如果他们在共青团的战士中领导这样一次讨论，则此讨论将依循着一条谬误的路线展开，将引起托洛茨基曾经表示反对的那种纷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已决定不将党内讨论所提出的诸问题提交共青团工作的党员作特别审查。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完全正确。在任何场合中都不能使上述的那篇文章合法的。如果阻止讨论带入共青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中央委员会诸同志之认为必须投入此一讨论并非为了发表新的意见，而只为了对托洛茨基提出拙劣的控诉，有如说他在“圣三”之前鞠躬之类，那末他们的行为除了要利用“青年”打击托洛茨基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没有谁（托洛茨基则比任何人更不会）反对党的老干部必须保持其支配性的影响力及其领导权。这个需要，对我们大家说来，都是极其明白的。我们现在讨论九位同志的文章，当然不是想对这一层有所争辩。我们所反对的是：人家把我党领导同志根本不曾表示过的思想硬派在他们头上；因此，我们反对把问题以不正确的，歪曲的方式提出来，特别在年青共产主义者面前提出来。我们反对把一种必要性隐瞒起来，也就是让大家明白我们必须在党内创造出这样一种局面，它将容许我们去训练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而不是造成列宁在第三次共青团大会上所说到的那种共产主义者。列宁当时说：“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擅自凭现成的论据去颂扬共产主义，却不让自己通过郑重的，艰苦的与实在的工作，不设法去了解这个事实，即他必须通过批评的筛才能有所认识的，那他便是一个可憾的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统一，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我们绝对不对为害青年的危险闭起眼睛。正因为我们看清楚这些危险，所以我们不愿见新路向问题让一个遮眼法掩盖了，那遮眼的藉口是：保卫党的老卫士们的历史权利，防备那根本不存在的袭击。签名者：V．达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M．费道罗夫，共青团中委；A．萧兴，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A．边席明斯基，共青团创建人之一；N．宾可夫，共青团创建人之一，莫斯科委员会委员；F．杰柳沁，前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A．脱连凡斯，前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M．杜加契夫，莫斯科委员会积极份子，共青团创建人之一。[1]反对派不但得到老革命者与党内领袖们的支持，而且在年青共产主义者中，以至在一般的青年工人与青年学生中，获得了最强大的拥护者。官僚们为了粉碎这种支持曾进行了可怕的斗争，他们是迫害与恫吓并用，腐蚀与机关阴谋齐来。最后，官僚是胜利了，但赢来并不轻易迅速。在最初，莫斯科与不少重要省份的少共组织中反对派占了大多数。在斗争的第二时期，即当齐诺维也夫派走向托洛茨基一边之后，列宁格勒与另一些地方的少共组织均以反对派占多数。官僚们得用行政的、警察的与其他卑鄙手段来打击这个多数。他们将反对派的少共解除工作，开除学籍，然后逮捕，充军至远远地区，终于让格柏乌加以枪杀。苏联少共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清洗了好多次。可是斯大林官僚们还是不能安心。于是最后决定共产主义青年团不再以政治组织资格存在，它被剥夺了讨论政治问题与作政治行动的权利。<<托洛茨基：新路向>> |
附录三论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托洛茨基：新路向>>附录三论城市与乡村的联系（确切些说，此题可改为：论工农联盟与造谣）近几月来，同志们已有好几次问过我，究竟我过去对农民的观点是怎样的，它与列宁的观点有何不同。另有些人，把问题用更明确更具体的方式向我提出：人家说你对农民在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因此，你没有充分重视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经济的与政治的联盟——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曾经在口头上与文字上向我提出来。——但是你们从哪儿听到这番议论呢？我吃惊地问。你们的问题根据什么事实呢？——事情正是这样，他们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不过外面有的是这些谣言。……最初，我并不看重这些谈话。不过刚刚我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却让我深思起来。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我完全偶然地记起来了，在四五年前，这类谣言在俄国曾经广泛流传过。在那时，谣言只是说：列宁拥护农民，而托洛茨基则反对……然后我去翻阅有关此一问题的文章：我的一篇是刊载在联邦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消息报（1919年2月7日）上，列宁的一篇登载于同年2月15日的真理报。列宁直接答复农民古洛夫的一封信，他告诉说——这里我摘引列宁的文章——“谣言传播着，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见冲突，说他们二人间有强烈的意见恰恰是关于中农问题的。”在我的信中，我解释了我们农民政策的一般性质，我们对富农、贫农的态度，我的结论是：在苏维埃政府中，关于此一问题，不曾有过也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不过反革命派，由于他们的事业愈来愈糟糕，只好求助于他们唯一武器：欺骗劳苦大众，使人们相信苏维埃政府因内部分歧而破裂了。在我文章发表后一星期，列宁发表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如下：“托洛茨基声明说外面流传的关于他同我之间（在农民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乃是大地主、资本家及其他走狗们，以及其他助手们（善意的并非善意的）所散布的一种最荒唐与最无耻的假话。在我方面，我完全可以在托洛茨基的声明下面签名。”不过这些谣言，正如我们所见，是难于彻底澄清的。记一记法国人的谚语吧：“诬蔑诬蔑，总会有点东西沾上他的身。”诚然，现在来玩弄这种谣言的并不是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尊贵的先生们的数目从1919年以来是大大减少了。可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这里有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者，在乡间，还有商人与富农。在共产党对农民态度问题上散布些混乱与纠纷，不容否认，对他们是有利的。正是富农、零售商、新商人，城市里的经纪，要寻找一条与农民（这个谷物的生产者，工业品的购买者）的市场连锁，他们拼命要把苏维埃国家排挤出这个联合，正是在这个战场上，现在展开着主力战斗。在此地，政治也是为经济服务的。那些私有的中间人为要和农民之间铸成一条连锁，要获得农民信任，显然是很欢迎也愿意散布地主们的老假话——只是他们做得比较谨慎一点，因为从那时以还，苏维埃政权是更加强固了。列宁那篇题为“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著名文章，给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或国家工业与农业间的依存关系，描绘了一幅简单、明了同时又巨细不遗的图画。这篇文章被人人所牢记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此回叙或引证它。它的基本思想如下：在未来数年内，我们一定要使苏维埃国家能适应农民的需要和力量，而同时保持其工人国家的性质；我们一定使苏维埃工业一方面适应农民市场，另一方面适应农民的纳税能力，而同时保持这个工业的性质为国家的，亦即是说，为社会主义的。只有照此方式，我们才能在革命起来破坏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平衡之前，避免破坏我们苏维埃国家中的平衡。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经济与我们政治的基本问题的，不在于随时背诵“工农联盟”这个口号（虽然这口号本身是好的），而是在于能使工业有效地适应于农业经济。这里我们就要谈到“剪刀”问题，要使工业适应农民市场，首先提出于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在各方面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但是价格的规定不仅有赖于某一工厂内部的工作组织，而且有赖于整个国家工业的组织，国家运输业、国家财政、以及国家贸易机关的组织。如果我们工业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适当的比例，那是因为国家拥有巨额不能体现的资本，它沉重地压在一切工业身上，抬高了每一码棉布与每一盒火柴的价格。如果一只木桶的几块壁板长短不齐，那末你盛水之时，只能达到最短一块板的高度；否则，不管你注入多少水，都要流泻出来的。如果我们国家工业的不同部分（煤，五金，机械，纱、布等等）相互间不能契合无间，或将由最不发达的部门所决定。目前的销售危机，是农民市场向我们提出的一个严厉警告：别喋喋不休地空谈什么工农联盟了，将它实现出来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危机是经济的自然调节者，归根结蒂地说，也是唯一的调节者。所谓调节，即是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在生产总量与市场能力之间实现协调。但是在我们的苏维埃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物——中，工商业危机却不能被认为国民经济各部分间正常的甚或的必不可免的协调者。危机带走了、毁灭了或分散了国家财富的一定分量，而此一分量的一部分则落入中介人、零售商、即一般的私有资本的手中，只因我们承袭了一个极度解体的工业，它的各个部分在战前相互作用时所形成的比例，和我们现在必须要保持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把工业的各个不同部分协调起来，使它们经过市场这个煤介，适应于农民经济，这便有很大困难。如果我们纵容危机肆虐，以此达成必须的经济改组，那便给予私有资本以一切便利，因为它早已插身在我们和乡村之间，即我们和农民及手工业者之间。[1]现在私人商业资本获利甚巨。它愈来愈不满于自己的中间人地位了。它企图组织生产者，并向国家租营工厂企业。换言之，它再度开始了原始积累的过程——首先在商业方面，然后在工业方面。很清楚，我们经受的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损失，都是私有资本的一次好处。第一因为它减弱了我们，再则因为此一损失的重大部分均落于新资本家手中。在此等情形中，我们手中操有什么武器可以战胜私有资本呢？这武器是——精心结构的计划去处理市场问题以及一般的经济任务。工人国家手中掌握着工业的基本生产力，交通工具与信用机关。我们不必等到有了部分危机或总危机之后，才能发现我们经济各个成分之间的缺乏协调。我们用不着在暗中摸索，因为我们手中持有市场的皇牌们能够——我们必须学会它——越来越好地估计经济的各个基本成分，预见它在生产过程中与市场上未来的相互关系，使经济的一切部分在数量上与质量上趋于协调，且使整个工业能适应乡村经济。这乃是实现工农联盟的真正道路。教育乡村是一件好的事情。不过工农联盟的基础却是廉价的犁和钉，廉价的花布和火柴。减低工业品价格的道路得以经营工业之正确的（即是说，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组织，使之符合于农业的发展。说：“一切有赖于工农联盟而不在于工业的计划”，表明出说话的人不懂得问题的本质，因为，除非工业被合理地组织起来，按照确定的计划来进行，否则工农联盟是不能实现的。此外没有其他道路，也不能有其他方法。正确地提出和规定我们国家计划局的工作，乃是直接与合理的途径，使我们胜利地去接近工农联盟问题的解决——并非压制市场，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2]。这一点，农民是尚未了解的。但我们应该懂得它。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前进工人都应该懂得它。早些或迟些，农民总会感觉到国家经济计划局的工作对他的经济的影响。毋须说，这项工作是很复杂与最困难的。它需要时间，需要一个逐渐精确的制度和坚决的措置。我们一定要从此次危险中学得不少东西，以便危机过去后，我们能较为聪明些。当然，复兴农业也同样重要。但它是以远较自发性的方式来实现的，有时，它之有赖于国家的行动，较之有赖于工业者为小。工人国家要（在它能力所许的限度内）设立农业贷款与进行农事援助，去帮助农民，以此使农产品（谷物，肉类，牛油）输往世界市场这个任务的，能比较轻易地完成。不过，我们说要只有通过工业，才能对农业直接地，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以低廉的价格供给乡间以农具与机器。一定要供给他们人造肥料和廉价的家常用品。为要组织并发展农贷，国家需要有巨额运转基金，为要取得这笔基金，国家工业一定要赚钱，为要赚钱，则必须工业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能够合理地协调起来。这乃是为了实现工农联盟的真正实际的道路。在政治上的准备这个联盟，尤其是为要驳斥那由中间贸易机关所散播的虚假谣言和谰语，必须办一个真正农民刊物。这里的所谓“真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刊物要去接触群众的，要为他们所理解的，会使他们更加接近工人阶级的。一种销数达五万到十万的刊物，也许可称是对农民讲话的刊物了，但不是农民刊物，因为它到不了农民手里，它会被我们的无数“机关”半途截住，这些“机关”会就中拿取几份为自己之用。我们需要一种周刊（日刊太贵，我们的交通方法又不能作经常的递送），在第一年内它的销数应是二百万份。这种刊物不应该“教导”农民，也不应向他们“发出呼吁”，但要对他们讲讲在苏维埃俄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是要讲到与农民经济有直接影响的事情。革命后的农民迅速养成了阅读的兴趣，所以问题只在于我们知道如何编一本适合农民阅读的刊物。该项刊物的流通数将会逐月增加，在第一时期将会替苏维埃国家与广大农村群众间保证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络。不过刊物本身问题也使我们回转到工业问题上来。刊物的印刷和装订诸技术必须是精美的。这份农民刊物不但在编辑上，而且在印刷上一定都要是可资矜式的，因为如果我们城市中的粗心大意的标本每周一次地送给农民们看，将是一种羞耻。回答别人向我提出的关于农民的许多问题，这是我目前所能说的一切。如果这些解释还不能满足向我提问题的同志们，那我准备再说些具体的、新的，我将从最近整整六年来苏维埃工作经验中引证出确实的资料。因为这个问题是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的。[1]在最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之前，我们还要遭到好多次危机，这是的毋须说的。问题是要把它们减至最少数，且使每一危机比之前一次更少痛苦——托洛茨基。[2]为避免误解起见，我着重指出，这里所谈的问题恰恰是关于一个正确的问题接近法。因为，显然，光是有了经济计划局并不等于问题的全盘解决。工业与全部经济的发展过程所依赖的因素条件，是有数十种的。不过只当我们有了一个稳固的、称职的、不停工作的国家经济计划局之后，才能恰当地估定这些因素和条件，因而的能调节我们所有的活动。——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新路向>> |
附录二军队中与其他部门的差事主义<<托洛茨基：新路向>>附录二军队中与其他部门的差事主义（一）去年一年内，许多军事工作者和我，口头上与文字上，交换了好几次意见。关于军队中一些明显的不好现象以及腐臭的差事主义[1]发生出来的坏风气。在最近一届海陆军政治工作人员大会上，我已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致我认为将它在一般报纸上讨论一下是适当的，更何况这毛病绝不以军队为限呢。差事主义与官僚主义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前者乃后者的诸般表征之一。由于习惯用同一方式工作的结果，人们做事时就不再充分思索；他们自满地应用习用的语言，却不想想这些语言的意思；他们习惯地发号施令，却不问问那些号令是否合理；他们害怕听见每一个新字，每一个批评，每一个创议，每一种独立性的表示——这样就表示出他们陷进了差事主义的罗网，是危险万分的。在军队政治工作者大会上，我举了我们军事单位的一些历史记载，当作差事主义思想的例子，这例子初看起来仿佛是天真无害的。出版我们各军、各师、各旅的历史中一宗有价值的成就，它证明出我们的军队是在战斗中组成的，它证明出这些军队无论在组织方法，或作为活的机体的精神方面，都是在技艺的学习中组成的；它又表明了我们对于过去事迹的关心。不过，我们没有理由隐瞒过失，我们得指出：这些历史记载的最大多数，是用扩张和吹嘘的笔调写成的。不但如此，这些作品中的某几篇，使你读了甚至会想起往日为沙皇御林军而作的那些历史记载。这譬喻无疑会引起白党报纸的讪笑。但若我们因为害怕予敌人以有利之牌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我们成为老废物了。从有益的自我批评中所能获得的好处，比之于但或欠尔诺夫[2]将会复述我们的批评而引起的害处，要无比地大些。是的。让那些听见了第一声自我批评便陷于狼狈（或在她们周围制造狼狈）的虔诚的（或不虔诚的）老婆婆们懂得这些道理吧！当然，我们的军队，以及全国和它们一起，有权利为他们的胜利而自傲。不过我们有的不仅是胜利而已，我们也不是直接达到了这些胜利的，而是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在内战中，我们见过无可比拟的英勇精神的发挥，这种精神之所以更加值得怀念，因为它十九是无名的，集体的；但我们也有过相反情形：软弱，狼狈，胆怯，无能，甚至还有过变节。我们各个“老”队伍（在革命时期有四五年存在就已经算老了）的每一队的历史，如果忠实而生动地，即是说，如果能一如它在战场上和营房中所展开的方式写下来，那是最有兴趣与最有教育意义的。可是事实上，人家不那样作为，你时常读到的，只是些最平凡的差事主义方式的英雄传奇。读了它，你会以为我们队伍中只有一些英雄；会以为每一个士兵都燃烧着战斗的愿望；会以为敌人总是数量上占着优势；会以为我们的命令总是合理的，适合时机的；其执行是漂亮出色的，等等……。谁若以为这样一做，一个军事单位便能在它自己眼中变得很崇高起来，而青年人的训练会发生好的影响，那些人可说是浸透了腐臭的差事主义精神的。最好，这样的“历史”不会留下丝毫印象；一个红军士兵将以他父亲当年听人讲“诸圣列传”的方式来读它或听它：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呀，却不是生活中所实有的。至于那些较老的，曾经参加过内战的人，或单是比较的聪明一点的人，那就会对他们自己说道：军人也在向我们的眼睛撤沙子哩。或者更干脆单纯些，他们会说：人家在给我们“大洒狗血”[3]。至于那些更加天真的，那些将万事往好面看的人，则会想道：“我，一个懦弱的人，怎么能提高到这些英雄的水平呀？……”这样，那“历史”不但没有提高他们的士气，反而沮丧了他们[4]。历史的真相对我们说不单具有纯粹性的历史兴趣。我们需要这些历史记载，首先因为它们是教育工具。如果，举例说吧，一个年青指挥员习惯了关于过去的传统诳话，那他很快会达到这个地步，即在日常工作甚至在军事活动上都会认可它。例如他偶然犯了一个错误，他会自问道：我应该忠实地报告的！不过他已经被提高到差事主义的精神，他不愿意做不成那些英雄们——他在本部队的历史上曾经读过英雄们的伟迹的；或者，很简单，他心中的责任感已经死去了。在此场合中，他便修剪事实，即歪曲事实，欺骗上级。而下属的虚伪报告，终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上级的错误命令与错误处置。最后，那是最坏的事情，指挥员简单地害怕把真相报告长官们。此时，差事主义就具备了最可恶的性质：以说谎取悦上级。不论在军事艺术或革命中，最高的英勇精神都是真诚与责任感，我们不是从抽象的道德观点，即不是从教人切勿说谎，切勿欺骗邻人这种道德的观点，来谈到真诚的。在阶级社会中，那里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利益，存在着斗争与战争，这种唯心主义的原则是纯粹的伪善。特别是军事艺术中，势必要包含狡计，伪饰，奇袭与欺骗。不过，以我们为之舍命的那个事业的名义，有意和故意地欺骗敌人是一回事；或由于诌媚取悦，或简单因为受了官僚化的差事主义影响，于是发出有害的假报告，向上级保证“万事顺利”，则是另一回事。（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讨论差事主义问题？在革命最初几年中它是怎样被提出来的？这里我们心目中所想的还是军队，不过读者自己可以将我们的话和我们工作的其他所有方面作必要的类比，因为在一个阶级的发展中，在它的政党、国家与军队的发展中，是有某一条平行线存在的。我们军队的新干部系由革命者、战士与游击队员补充的，这些人干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获得了某种资历，特别是获得了一种品格。这些指挥员们的特性并非在于是创意力的不足，而在于创意力的过多；或者，更加恰切些说，在于他们对行动中的协调需要以及坚强的纪律需要，了解得不当（即是说，他们脱不了“游击作风”）。军队组织的第一时期，充满了反对各式各样军事“独立性”的斗争。那时候的目的乃是要建立合理的相互关系与坚强的纪律。内战那几年是这一方面的一个艰苦的学校。到最后，个人独立性与纪律感之间的必要平衡，是胜利地在首批最好革命指挥员中间建立起来了。在停战后几个年头中，我们年青的军事干部的长成发展，采取了很不同的途径。一个年青人，以未来指挥官资格进入了军事学校。他既无革命资历，又无战争经验。他是一个新参加者。他并不像老辈那样地去建立红军；他是参加一个既成的组织，这组织业经具有内部制度与明确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其关系正和党内年青共产主义者与老卫士之间的相似。因此，设法将军队的战斗传统，或党的革命传统转给年青人，是有巨大意义的。没有承继的血缘，因而没有一个传统，便不可能有稳定的进步。不过，传统不是僵硬的规则，亦非官定的典范；它不能被当作福音来死记与接受；也不是老辈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可以仅凭他的“荣誉之言”而相信的。相反，传统可以说，一定要经过一阵内部分娩的痛苦才能获得；它一定要被各人自己以批评态度加工一番，然后加以消化。否则，整个儿便是建筑在沙上的房屋。我曾经谈起过那些“老卫士”（经常是二三等的）按照法摩索夫[5]的方式向年青人灌输传统：“学学老辈吧，譬如说，学学我们，或者我们过世了的伯伯吧……”。但是，无论从这位老伯伯或他的侄子那里，你都不会学到任何值得一学的东西。我们的老干部，对革命曾立了不朽的功业，在年青的军事人员的眼中享有很大威望，这是无可争辩的。这原是最好的事情，因为它保证了高下两级指挥员之间不可拆开的结合，而且巩固了他们和普通士兵的联系。不过得有一个条件：老辈的威望不要消灭年青人的独立品格，（最重要的），不要以此威吓年青人。在军队中最容易建立，也最容易诱人去建立如此的原则：“闭起你的嘴，别想东想西！”不过即使在军事方面，此一“原则”之为善，正和它在任何其他方面同。主要的任务不在于阻止人的思想，而在于帮助年青的指挥员去形成他自己的意见，他自己的意志，他自己的品格，在此品格中，一定要使独立性和和纪律感相辅而行的。一个指挥员，乃至一般的任何受过训练的人，如果只能说：“是，长官！”那他是无用的。我们旧时的讽刺作家沙尔透可夫曾经论到过这样的人：“他们一味对你说：是，是，是，终于会把你弄得一无是处。”军事行政机关，即军事办公处的整体，有了这些唯唯诺诺的人，事情自然仍旧可办的，至少在表面上，也仍旧不无成功的。但一支军队，一个群众性的战斗组织，所需要的终究不是那些阿谀诌媚的差事主义者，而是些道德上有坚强锻炼，深怀着个人责任感的人，他们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会觉得有责任真诚地作出自己的意见，并以一切方法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却又能不破坏合理地（即非官僚主义地）了解的纪律和行动的一致。红军的历史，一如其所属各单位历史，乃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藉使新旧两辈的军事干部之间相互了解，并建立联系。正因为如此，这部历史中容不得诌媚，虚伪的卑屈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善祷善颂者，这些人只知道趋附奉承。这里所需要的是批评，是事实的考验，思想独立，对现在与未来之独自的研究，独立的品格，责任感，对于自己与自己工作的真诚。可是差事主义却是这些美德死敌。因此让我们来扫除它，烟走它，从每一个角落里烟走它！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真理报。[1]原文为Functionarism，著者应用此一名词，想表现出为官吏所特有的那些习惯和作风。中文里一时不易找到非常近似的名字，本拟译“官职主义”，兹改为“差事主义”，自然仍不是最合适的。[2]但（FyodrDan）门雪维克领袖；欠尔诺夫（V.M.Chrernov）社会革命党领袖。二者均为苏维埃政权的敌对者。在海外流亡中，二人继续与苏维埃政权及布尔什维克派为敌。他们在国外发行的报纸上，凡是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歧见，特别是著名领袖对政府与党所作批评，必予以特殊宣扬，作有利于他们立场的附会。这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以“三头”为首的官僚们却最爱利用这一点钳制与压抑反对派的批评，说这种批评会被国外敌人转载并加以利用云。[3]译注:这是中国戏台上的俗语，意思是用十分过火的表演来掩饰真实感情和内容的缺乏。原来的英译文为Hokum，意思与此相同。[4]诚然，不但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其他所有方面，包括艺术界在内，都有些人拥护这种传统方式的诳骗，以为它可以“易扬精神”。在他们看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梦”，会消解意志的。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需要假正经的安慰，受不得批评。但这是不适应于我们革命军队与革命党的。青年人一定要无情地和他们队伍中的此种想法作斗争——托洛茨基。[5]法摩索夫（Famusov）乃俄国大作家格烈巴也独夫的喜剧：“有心人的不幸”中的角色。<<托洛茨基：新路向>> |
附录一新路向（致各区党组织会议的一封信）<<托洛茨基：新路向>>附录一新路向（致各区党组织会议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曾颇有信心地希望能够很快复原，让我能参加关于国内局势与党的新任务的讨论。但是我的病来得比以前任何一次更不合时，而且医生们最初预见的更为拖延。无法想，只得将我的意见在这封信里向你们说明。政治局关于党组织的决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示出，党在其历史的路上已临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转折点上，正如许多党部会议上所正确指出的，需要谨慎小心；可是同时还需要有坚定和坚决。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乃是此类场合中最糟糕形式的不谨慎。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党的创意力，某些心地保守的同志们批评着政治局的决议。他们说：中央委员会正在给自己负担起一些不可能做到的责任；说那决议将只能产生幻想与消极结果。很显然，这种态度泄露出人们对党的一种深刻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旧方向将重心错误地置于机关之中，而中央委员会宣布的新路向则将此重心转到全体党员的活动上，到他们的创意力及其批评精神上，将他们视作无产阶级的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新路向的意思根本不是说：要对党机关发出一道命令，要它们于某月某日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不，这种制度将由党本身实现出来。简单地说：党一定要把它的各机关从属于它，不许片刻停止其为一个集中的组织。在新闻的辩论与文字中，人们曾经着重指出：“纯粹”、“完全”、“理想”的民主是不现实的，而且一般说，民主并非是我们的目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我们有同等的理由说：纯粹与绝对的集中主义是不现实的，而且与一个群众政党的性质不相容，它之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正如党机关之不能成为目的一样。民主与集中是党组织的两个方面。问题是要在最正确的方式中，即是说，在最符合于局势的方式中，使二者协调起来。在最近时期中，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平衡。重心被错误地放置于机关之中。党的创意力被减低至最小限度。由此发生的那些领导习惯与领导方式，根本违反了革命无产阶级组织的精神。扼杀党的创意，机关实行过度的集中，这便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这情绪使党在穷迫之中取了不健全的形式发泄出来，其中之一乃是非法小组织的产生，它们是受着显然敌视共产主义的份子所领导的。同时，全党愈来愈不赞成用机关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思想，或至少是这种感觉，以为官僚主义有使党进入死巷的危险，已经是很普遍了。指出此一危险的呼声已经叫出来了。关于新路向的决议乃是党内业已发生的变化之首次正式表示。它将会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得看党，即要看它的四十万党员，想它实现到什么程度，以及能够实现它到什么程度。在不少文章中，有人努力指出：为要给党以生命，必须从提高党员水准开始，做到这一点以后，其他的一切，即工人民主，自然而然会来到的。无须争辩，为要使我党能完成落在它身上的巨大任务，我们必须提高党的思想水平。但正因为此，这样纯粹教书式的，教授式的提出问题是不够的，因而是错误的。坚持这个办法，一定会使危险加重。党要提高其水平，除非是完成其主要的任务，除非采用集体领导——它能发挥工人阶级的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创意力。我们一定要从政治观点而不从教育观点去接触问题。工人民主的实施不能视党员对民主的“准备”程度来决定。党就是党。对于想加入党的人，我们可以提出严格的要求；但他们一经被接纳为党员，他们就得最积极地参加于党的一切工作。官僚主义杀害了创意力，以此妨碍了党的一般水平的提高。这是它最主要的毛病。因为机关总是由最有经验与最有功绩的同志们组成，所以官僚主义的最可悲的反拨作用，正发生在对年青一辈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训练上。同时，因为青年人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所以他们对党的官僚主义发生了最强烈的反应。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几乎完全让党干部解决问题——对于较老一辈没有影响，虽然这一辈乃是党的政治经验与革命传统的化身。对于老辈们的危险也是很大的。毋需看成为绝对的，那便是大错特错。他们只有在民主的体制之内，与新一辈保持不断的与积极的合作，才能使老卫士们长保其为革命的因素。当然，老卫士们会僵化的，会不自愿地成为官僚主义之最完整的表现。历史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过“老卫士”堕落的例子。让我们举出最新近与最显著的例子，即第二国际各党的领袖们的情形吧。我们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维多·亚德烈，考茨基，培恩斯坦，拉发格，格德，以及许多人，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亲炙弟子。但是我们知道在议会运动的大气中，在党机关的自动发展影响之下，这些领袖或者部分地转到了机会主义。我们见到了，在大战前夜，社会民主党那个可怕的机关，蒙上了老辈们的权威，变成为妨碍革命前进的最有力的制动机。而我们，这些“老人”，应该明白地对自己说：我们这一辈，很自然地起着党的领导作用，却非绝对保证能免于本身队伍中革命精神与无产阶级精神之逐渐地与不自觉地减弱。只要党容许官僚主义方法（这方法将年青人变成被动的受教育的材料，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党部与群众，老辈与年青人之间的脱离）继续生长与稳定，则此种减弱的危险就难于避免。要想防止这个无疑的危险，除了郑重深刻与激烈地转变方向，转向于党的民主，让不断增加的工人阶级份子大量入党，此外就没有办法了。我不想给党的民主做一些法理上的定义，也不想讲到党章对此民主所加的限制。这些问题纵然重要，但总是次等的。我们应该在自己经验的光照中审核它们，且将予以必须的修改。不过比任何事情更加应该改变的却是笼罩于我们组织中的那个精神。党的每一单位必须回复其集体的创意，恢复它自由与同志般批评——没有恐惧与没有报复的——的权利，恢复组织自决的权利。必须使党机关更生与更新，要使党机关觉得它不是别的，只是集体意志的执行机关吧了。党刊上近来登载了不少例子，刻划出党的道德与党的关系业已产生僵化的官僚主义的堕落。对于批评的第一句回答总是：“把你的党证拿出来！”在中央委员会决定公布“新路向”以前，你只要指出必须改变党内制度，就会被官僚化的党机关的干部们视作异端，视作小派别精神，视作破坏纪律。现在呢，官僚们形式上是准备“注意”这个“新路向”了，这也就是说，他们准备用官僚方式来取消这个决定。要使党机关更新，——当然必须在明确的党章范围之内——就必须以撤换那些木乃伊化的官僚为目的，代之以新的份子，他们是与集体生活密切联系的，或能够保证这个联系的。而比一切都更首要的，是要把下述那种人从领导地位上清除出去，那些人一听见批评，一听见反对或抗议，便将惩罚的法宝在批评者的面前舞动起来。“新路向”的第一步一定要使每一个人觉得从今以后谁也不敢向党施行恐吓了。让我们的年青人反复背诵我们的公式是完全不够的。他们必须争取到革命的公式，必须消化它们，形成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己的面貌；他们必须具有发自信心深处与独立品格之中的勇气，以此去为自己的见解奋斗。消极服从，利用权威作机械的平压，压制个性，奴颜婢膝，升官发财主义，这些作风全要被逐出党去！一个布尔什维克不单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他同时又是这样一个人；在每一情形与每一问题上都能造成他自己的一个坚决意见，能勇敢而独立地加以卫护，不仅反对敌人时是如此，便是在他自己党内也能如此的。今天，他多半会居于组织中的少数一边。他会服从多数的，因为这是他的党。但这并不常常表现出他就是在错误一边。多半是他比别人更早地看见了或懂得了一个新任务或一次转变的必要。他会执拗地一次再一次地，如果需要的话，会第十次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样，他将会替党服务，他帮助党能以全副武装地迎接那个新任务，或者使党能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不经过小派别斗争的痉挛而完成那必要的转变。是的，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几个小派别，将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小派别是不应该发生，也不将发生的。党不会这样瓦解，因为它虽然是一个自活的集体，但其机体会抵抗得住派别的分解。不过要想胜利地克服小组织的危险，唯有发展和巩固那个走向工人民主的新路向。机关官僚主义恰恰是小组织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粗暴地镇压批评，将不满驱回到组织的深处。它总是要把小组织的帽子扣在任何批评与任何警告的头上。机械的集中主义必然要用小组织主义来补足的，后者乃是民主主义的恶毒的讽刺画，同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危险。党如果清楚地了解了这个局势，将能以落在其肩上的诸任务所要求的那种坚定，去完成这个必须的转变。用了同样的坚定，它将把党的革命团结提高到更高水平，以此作为保证，让党能完成其无限重大的国际间的诸般任务。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太多的话没有说。深怕耗费你们过多的时间，我有意不在此谈到几个重要方面。不过我希望不久我的疟疾会痊愈，这毛病，对我本人说，是显然反对新路向的。一俟病愈，我将能在口头上，更充分地补充并阐明我的见解——这在本信内是不能做到的。致同志的敬礼！里昂·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后记——真理报稽延了两天才刊登这封信，利用这个稽延我再补充几句。我从某些同志那里听说，当我的信被向区的各次会议宣读时，有些同志曾经表示了这样的恐惧，说我关于“老卫士”与年青一辈之间的关系所说的意见，许会被人利用来使年青人与老年人对立（！）。毫无疑问，感到此种恐惧的只能是那些人，他们在两三个月之前曾经诚惶诚恐地排斥了必须改变路向这一思想本身的。无论如何，在目前这时机与目前的情势中，将此类恐惧置于前列，总表示出他们对真正危险及其相对的重要性缺乏了解。年青人现在的情绪（它具有最高度的象征意义），恰恰是那种用以维持党内“平静”的方法所造成的，这个平静已被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在形式上谴责过了。换言之，像从来所了解的“平静”，有使党的领导部分愈来愈脱离年青共产主义者的危险，也就是说，有脱离党内最大多数群众的危险。党机关代替全党思想与代作决定的某种倾向，会使领导层的权威完全安置于传统之上。尊重传统，不用说是共产主义训练与党内团结的一个必要因素，但要使它成为有生命力的因素，就只有靠积极地检讨这个传统，使它不断地获得滋养与巩固，这也就是说，要靠我们集体地为目前来研订党的政策。否则，传统可能堕落成为一种纯粹官式的情绪，除了空洞的形式之外，一无所有。老辈与小辈间这样一种联接显然是不够的，最最脆弱的。可能在表面上看来很坚固的时候，其实却正是快要破裂了。这恰恰是党内“平静”政策的危险所在。再，如果那些不曾官僚化的元老们，他们还保持着活跃的革命精神（我们相信最大多数的战士是如此的），清楚地体会到我们上面指出的危险，以全力帮助党去实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那末使两辈代对立的任何理由都会消失的。那时候要想安静年青人的热情，阻止他们可能做出的“过火”举动，是相当容易的。可是首先需要的是行动起来，务使党的传统不被集中操在领导机关中，而要在整个党组织的日常经验存活着，不断地被更新着。如此一来，又可以避免另一个危险：年老的一辈也不会分成为以保持“平静”为己任的“官派”与非官派了。党机关，也就是党体上的骨架，如果不再自我封锁，则其结果绝对不会减弱力量，而定会愈见强大。不容争辩，我党需要一个有力的集中化的机关。我信中举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堕落的例子，也许有人会不赞同，会说它是不正确吧，因为在他们看，他们与我们年处的时代是深刻不同的：昨天是停滞的改良主义时代，今天是革命时代。当然，例子不过是例子，二者间绝非完全相同的。不过，将两个时代作无差别的对比，其本身并不决定任何事情。我们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危险并非没有缘故的，因为它和世界革命的迟延密切相关。我们日常的实际的政务工作（那是愈来愈琐碎和专业化的），诚如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指出，隐含着一个危险，即：我们的视野日益狭小，这便是机会主义堕落的危险。很明显，如果各级党部“书记们”的老板作风愈加代替党的真正领导，则此等危险将愈加严重。我们的困难，首先是我们的内部困难，如果想靠“时代的革命性质”不加以克服，那我们更成了劣等的革命家。“时代”一定要靠政治局所一致宣布的新路向的合理实行来帮助的。临了，还要说明一点，二三月之前，那时作为目前讨论对象的诸问题尚未出现于党的议程，某些从各省来的负责同志曾经宽慰地耸耸肩，对自己说：这是莫斯科的发明，在各省却是万事如意的。[1]即使在现在，此种语调仍旧反映在各省发来的一些通讯中，将平静的与合理的外省和纷扰的与污秽的首都相对立，就是发挥了我们上面说过的同样的官僚精神。实际上，莫斯科的组织乃是我们所有党组织中最大、最强与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即使在那所谓“平静”（这个名词是很具表现力的，应写进我们的党史中去！）的最沉闷时期，它的活动也比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紧张，如果今天莫斯科与俄国的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则其不同处在只在于莫斯科已经发动起来，重行审查我们党的路向。这是它的好处，并非一种坏处。全党将会跟踪着它，将会前去对现时期的一些价值作出必须的重新估定。各省党机关对此运动的阻力愈小，则各地组织愈易于过渡这个有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经阶段，此类批评的结果，将被转变成党团结的增长以及思想水平的提高。里昂·托洛茨基[1]为要反对反对派，“三头”也曾利用过各个落后省份的党组织。他们说：反对派不过是“莫斯科超级政治空气中”起着作用的一小群“知识份子与学生”。乡村对于城市，较小政治中心与僻远政治中心对首都的政治中心，都不免怀有成见，自来的反动政治家总是利用这些成见来反对进步的与革命的敌对者。“三头”也应用了这件政治武器，并且收获了相当效果。<<托洛茨基：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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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计划经济（一〇四二号命令）<<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七章计划经济（一〇四二号命令）在这次口头讨论与文字讨论中，第一〇四二号命令[1]突然间，没有显然理由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为什么引人注意？如何引起的？无疑，大多数党员早已忘记了此一神秘数字的意义。我将加以解释。这是1920年5月22日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发出的命令，关于火车头的修理。自从那时以后，在火车铁桥以及其桥下面已经流过很多的水了。（译注：此一谚语的意思是：世事已有过太多变化。）现在，比之于我在1920年火车头修理的组织工作是否做得对这个问题，似乎有更为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关于冶炼五金，机器制造，以及特殊的关于农业机器，最近有过更多的计划命令。第十二次党大会上，还做出了关于计划管理的意义和任务的决议。我们又有1923年计划生产的新经验。那末，为什么偏偏在现在，那个发布于军事共产主义时代的一个计划好像DeusExMachina（译注：在戏剧进展至尴尬场面时，突然出来解救世主的一种事或神的力。）（让我借用一句罗马戏院里的行话）似地再现出来呢？它之所以出现，因为机器后面的舞台导演们为了要造成高潮，不得不叫它出场的。谁是那些舞台导演？为什么他们突然间觉得很需要这个一〇四二号命令出场呢？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你们也许会相信有人因极度关心历史真实而辛勤工作，发见了这个命令是必要的吧。显然他们也知道，比之于大约四年前颁发的修理火车的计划，现在我们有其他许多更重要与更及时的问题需要提出。但是——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如果首先不向每个单独与孤立的人解释清楚那个一〇四二号命令是谬误的，忽视农民因素，轻视党的传统，志在组织成小派别的，难道我们能够前进，能草拟新的计划，能为计划的正确及其成功负责吗？初初看来，一〇四二仿佛只是一个命令的号数。但若你把事情探究得深些，那你会看出一〇四二这个数字并不比启示录中的“六六六”，这个猛兽的符号，更为吉祥些。所以开始我们必须把启示录中那只猛兽的头击碎，然后我们才能安详地谈论其他经济计划，那些尚未蒙上四年之久的陈迹的……说实话，最初我并不想用一〇四二号命令来耗费读者的光阴。我更加不愿意这样做的原因是：所有反对该项命令的攻击，归结起来只不过是些遁辞或空洞的暗示，目的在于表示出应用暗示的人知道的东西比他所说的更多，而其实呢，这个可怜的家伙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此意义上说，对于一〇四二号命令的“指控”，与他们对于其他一千另四十一道命令所作指控并无多少不同：在此地数量在推理是用以代替质量的。事实被肆无忌惮地乱陈，文字被歪曲，比例被藐视，一切都被杂乱无章地搅成一堆。为要对过去的不同意见与错误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我们必须把当时情况恰恰相反如其实地地重新描述出来，我们有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吗？如果有的话，可是我们既已不理人家提出的别的许多极其荒谬的暗示与指控，是否值得回答这“一〇四二号命令”的重提一案呢？再三考虑之后，我对自己说，那是必须回答的，因为我们于此遇到一个案子……它在提出指控时的轻率与无信这点上，竟具有典型性的。一〇四二号命令事件并非发生于思想领域，它是一件物质的事情，是发生于生产领域内的，因此，它是可以用数字与比重来测度的。它是相当单纯的，易于搜集可靠材料，易于报告真正事实，而且，凡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只要肯谨慎从事，就能弄清楚的，因为我很容易向他们指出，他们在谈论着某些为自己所不知与不懂的事情。如果从这个具体明确的例子中，证明出那个DeusExMachina不过是一个浮滑的小丑，也许能帮助好多读者懂得站在其他“指控”后面的舞台手法，而那些指控的空无所有，却不幸比一〇四二号命令较难证明。我将竭力使事情的说明不限于陈列历史的资料，而要把一〇四二号命令问题和计划性的生产与管理诸问题联系起来。我将举出的一些具体例子，多半会使事情弄得比较清楚些。一〇四二号命令，有关于火车头的修理，以及为此目的而动用铁路管理处与国家在这方面的一切力量和资源的方法，这个命令是一些最好的专家们拟订出来的，他们至今仍旧在铁路管理上担任高级职务。一〇四二号命令的实施，实际上开始于1920年5、6月间，形式上是始于同年7月1日。计划所关心的不仅是铁路上的机车厂，而且关心到人民经济委员会属下的同类工厂。下面我们引了一张比较表，它写明该计划由铁路机车厂与人民经济委员会属下各厂所完成的百分数。我们这里引证的数字是无可争辩的，是铁道干线运输委员会按期向劳动与防卫委员会呈报的正式数字，那报告还由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及人民经济委员会签字的。第一〇四二号命令执行成果表（计划实现的百分数）铁路机车厂完成数人民经济委员会属下各厂完成数1920年7月13540.58月131.6749月139.38010月[2]1305111月124.67012月120.866总计129.770[3]1921年1月95362月90383月98364月101（1921年，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恩向莫夫。）这样，由于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所辖各机车厂工作加强之故，得能从十月份起，将每月限额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虽然如此提高，而1920年下半年计划的执行仍旧超出了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在1921年最初四个月内，计划执行低于百分之百。但原因是这样的，当时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已改由捷尔顺斯基做主席，此时一些为该委员会议力所不及的事情出来干预了计划的执行：一方面，修理工所需的材料与给养缺乏；另一方面燃料奇缺，以致使已有的火车头都不能悉数利用。结果，劳动的与防卫委员会便在1921年4月22日的一道命令中，大大减低了一〇四二号计划中所规定的机车修理的定额。在1921年以后的八个月内，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了原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国家经济委员会方面完成了百分之四十四。一〇四二号命令在上半年度，即在国家交通运输的最危急时期执行的结果，在苏维埃第八次大会的提纲（该提纲被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认可）中，是用如下方式提出来的：“这样，这个修理计划不仅对铁路机车厂说，而且对国家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厂，并为运输部门工作的各厂说，也都具有分明是暂时的性质。修理计划是付出了大量劳动的代价才草成的，且得铁路干线运输委员会批准，但由铁路机厂（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与国家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厂所完成的工作，比数颇有差异：在机厂中，（大小以平均修理单位来表示的）修理工作在本年由二百五十八辆机车增加到一千余辆，这就是，增加了四倍，它等于每月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厂供给的材料与备用零件，却只符合计划的三分之一——这计划是运输委员会取得了铁路干线运输委员会中两个处的同意而拟成的。”不过我们看见，过了一些时候，一〇四二号命令所设定的限额便无法实现了，因为原料与燃料缺乏。有些批评家，刚刚读了我这段文字才知道此一事实，也许会这样说吧：这恰好证明了那道命令是错的！那他们必须看看下面这个回答：一〇四二号命令规定了火车头的修理，却绝对没有规定五金与煤矿的生产，并于它们的计划，那是由别的命令与别的机构规定的。一〇四二号命令不是一个全盘的经济计划，它是一个运输方面的计划。但是，人家问我们，难道这个运输计划不需要和燃料、五金等等的来源配合吗？毫无疑问；正是为了要配合，我们才设立了运输委员会，由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各派数名代表参加组成的。计划的草成根据了国家经济委员会方面代表的指示，他们宣称能够供应这样与那样的材料。因此，如果在计算上有了错误的话，责任是完全在国家经济委员会身上。[4]也许这正是批评家们想说的吧？那是可疑的，很可疑的！“批评家”们非常关怀于历史真相，但只在此一条件之下，即：该一真相对他们有利。在这批事后批评家中，不幸呀！有几位却正是负责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所以他们的批评，简直就是送错了地址。这种事情是能够发生的。不过人家为要寻找减轻责任的理由，当然应该指出：关于产煤量与五金生产等等的预测，当时比目前要难办得多。如果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关于火车头修理的预测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预测更为精确，则其理由是——至少在某种程度内——铁路的管理更为集中化，且有更多的经验。我们很乐意承认这一点。但这丝毫不改变此一事实，即：计算错误完全要归咎于国家经济委员会。此一错误，其结果不得不减低计划的限额，却不曾根本取消计划，因此它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证明一〇四二号命令是错的。命令的主要性质是确定方向，而且条款规定着它得按时根据经验加以更改的。一个生产计划的审核乃是它实现时几个最重要点之一。我们看见，从1920年10月开始，一〇四二号命令的生产限额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这是因为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属下各机车厂的生产力，由于我们采取了一些措置之后，证明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大些。我们又看见过，从1921年5月开始，为了一些为该人民委员会不能控制的某些情况的结果，这些生产限额是大为减低了。不过标准的提高或减低，却都依照着一个固定的计划，其基础为一〇四二号命令所提供的。这是人们从一个方针性的计划那里所能要求的最高限度了。当然，关于头几个月，头半年的数字具有最大的重要意义；以后的数字便只有理论意义了。当大家起草这道命令的时候，没有一个参加人曾经想到这个计划的执行将恰恰延续四年有半。当生产限额被证明可能提高以后，计划的理论时期就减低为三年半。后因材料缺乏，这时期又再度拖长。但虽如此，有一事实总是确定的。即在运输活动最危急时期（1920年末至1921年初）该项命令被证明为符合于实际的，火车头的修理工作依照着一定的计划，工作成绩增加了四倍，铁路交通因而避免了急切的灾难。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些可尊敬的批评家们要拿什么理想计划来和一〇四二号命令相比。我们觉得应该拿来比较的是该项命令未曾公布以前的实际情形。在那个时候，火车头是被分配到每一工厂去修理的，这些厂要求拨给它们车头，为的可以给自己供应粮食。这是一种绝望的办法。结果势必要使运输事业解体，而为修理所需要的工作则是可怕的浪费。一〇四二号命令建立了统一办法，将合理组织劳动力的因素引进到修理工作中，即将特定一批的火车头给某些特定的工厂修理，因此修理工作不再依赖着整个劳动阶级的散漫的努力，而是的依靠了运输管理方面对于劳动力与资源之多少精确的调配。一〇四二号命令的原则重要性正在于此，不管计划的数字与它实现的数字符合到什么程度。不过正像我们上面说过，即使在这一方面，事情也进行得很好。自然，现在事实已被忘却，有人想要提一提关于一〇四二号命令，他是希望谁都不会来审核其批评的真实性的，而这样一提，不管怎样，却总会让人沾上点儿什么了。不过在那些日子里，事情却是十分清楚与无可争辩。我们可以征引十段证词。这里我将选择其中三段，是由三个不同的人所写，不过每一段都具有特色的。在6月3日的《真理报》上，有如下的文字评估着运输活动的情况：“……现在的运输活动，在某些方面的已经改良了。任何一个观察家，即使表面的观察家，都能够看见现在有了一点秩序，虽然还是的起码的，但以前却是没有的。一个精确的工作计划首先制订出来了，一个明确的任务交给了工厂，作坊及机车厂。这是革命以来第一次，关于全部生产可能的一个完整确切的登记，存在于实际中，而不仅-乃是一个转变……”有人会反驳说，这段证词只是一种事先估计，又是由N·B签名发表的，即只代表布哈林的意见。我们不想为此争辩。虽然，在这段文字里，《真理报》已承认在车辆的修理工作方面，我们已开始有了秩序。不过我们将引述一段更具权威性的证词，那是根据半年经验作出来的。在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列宁说：“……你们从恩向莫夫与托洛茨基的提案中已经看到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是：在此一方面（恢复交通方面）我们制订出一个可为数年之用的真正计划。一〇四二号命令限期五年；在五年中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交通，减少损坏的机车数，而它那第九条提纲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已把原定计划缩短了。“当为期数年的大计划制订出来的时候，怀疑家们老是会出来说：“预测几年以后的事情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能完成我们目前的任务，我们就能做好将来的工作。”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会把目前和将来联结起来。“如果你们没有一个适合于较长时期的计划，你们的工作不能有任何认真的成功机会。在交通运输方面无可争辩的改进，乃是此种计划实属必要的证明。我请你们注意提纲的第九条，它说：恢复交通的原定计划是四年半，但因我们工作得比原定限额较好，计划期限已经缩短了；现在已定期限为三年半。在我们经济的其他部门中，工作也必须这样做……”最后，在一〇四二号命令公布后一年，捷尔顺斯基的命令：“交通运输人民委员会未来工作的基础”（颁布日期：1921年5月27日）中，有一段说：“既然一〇四二号命令（译注：一一五七号命令是关于车厢修理工作的）——这是计划经济中第一次的与辉煌的经验——中指标的减低是暂时性的，是由于我们正遭遇着的燃料危机所造成，因此，采取必要的措置来维持与恢复工具与工厂是应份的……”这样，有了一年经验以及修理工作的限额被迫减低之后，这位继承恩向莫夫的新铁道首长承认了一〇四二号命令是“计划经济中第一次的与辉煌的经验”。我深深怀疑人们是否能够在事后很久把历史歪曲起来，即使这历史是只关于修理车辆的。虽然在目前，有几位正在忙于做这一类的“修理”工作，他们企图歪曲昨天的历史，使之适应于此时的“需要”。不过，我不相信此一修理工作（也是按照“计划”进行的！）能有任何社会效用，或终于能收获任何真实的结果。诚然，马克思称革命为历史的火车头……但铁道上的火车头能够修补，要修补历史的火车头却不可能——尤其是在事后。用简明的话来说，此种修理历史的企图是被称为伪造的。原著者按：要想把问题搅乱，你们当然能够不顾事实与数字，扯到“陆海运输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5]身上去，或扯到向海外购买机车这件事情上去。因此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些问题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当一〇四二号命令在恩向莫夫以及后继的捷尔顺斯基任内继续指导着修理工作之时，那个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却是全都改变过了。至于向海外购火车头一事，我愿意说的是：整个事情的决定与实行，完全与运输人民委员会无关，与一〇四二号命令及其执行无关。有谁愿意出来向我这个说法挑战吗？我们的已经看到了，铁路干线运输委员会部分地与摸索地实现了经济中相联各部门之间的和谐。这种事情，目前在更大与更有系统的规模内，便成了国家经济计划局的任务。我们所引的例证，同时也显示了计划经济的任务与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若事先没有一个计划方针，没有一个工业部门，（不论它或大或小，）也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合理地分配其资源与力量的。同时，所有这些部分的计划是相对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当我们制订经济计划时，以及后来当它们被体现时，就是说，在业已获得的基础上定期审核它们时，一定要把这种互相依赖关系当作基本的标准。对于某些多年期的计划终于被证明为肥皂泡，人们很廉易地加以嘲笑。这样的计划是有过很多的，而且毋须说，经济的狂想在经济中占不到任何地位。不过，为要终于能够做出合理的计划，不幸必须由原始的与粗疏的计划开始，正犹之乎享有钢刀的之前，人类必须先行使用石刀石斧一样。值得指出的是：直至今日，许多人对于计划经济问题仍有着孩子们的想法：“我们不需要有好多个（？）计划，”他们说，“我们有了电气化计划，让我们把它实现出来吧！”这样的说法表示出他们根本不懂得那个问题的ABC。电气化这个前瞻计划完全从属于有关乎工业诸基本部门，运输，财政以及农业的前瞻计划。所有这些部分性的计划首先必须相互配合，其配合应该以我们所已知的关于我们经济资源与潜能的资料为基础。正是这样一个协调的总计划，例如以一年为期吧（其中包括那些以三年为期或五年为期等等的特殊计划的每年的分数，而且只包括那可以实行的假定数），才能成为，也应该成为指导机构实践中的基础，这个机构是保证计划的实现的，且能在实现的每一过程中作出一些必要修改的。这样的领导，应用其一切必须的伸缩与运动的自由，那是不会堕落（即说，不至于堕落）成不断的临时应付的。因为它站立在整个经济进程合乎逻辑的总概念之上，且在执行中遇有必须改变之时，它定会努力使经济计划更趋完美，更加具体，使之和物质的条件与资源相符合。这样便是国家经济中最一般性计划方式。不过市场的存在使它实现起来为非常复杂了。在边远地区，国家经济与小农经济结了联盟，或至少试行结成联盟。工农联盟的直接机构是轻工业产品的贸易，部分为中等工业产品的贸易。只是间接地，部份地，或从后果上看，那重工业才算是起了作用的——因为重工业是直接为国家（军队，运输，国有工业）服务的。农民经济并不受计划支配，它是为自行发展的市场所规定的。国家能够与应该对它起作用，推动它前进，但仍绝对不能依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导引它。要达到这个地步，还将需要好多年（多半首先要靠电气化的帮助的）。为了下一个时期，（这时期实际是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我们要有一个有计划的国家经济，使它愈加和农民市场联结起来，结果则是要让国家经济在其生长过程中自行适应于农民市场。这个市场虽然是自流式地发展的，但由此我们绝不以为国家工业应该自流式地去适应它。相反，我们在经济组织中的成功，很大限度内将有赖于我们能应用关于市场情况的精确知识及正确的经济预见，去把国家工业和农业按照明确计划协调到何种程度。各个不同的国家工厂之间，或各个托辣斯之间的若干竞争，并不改变下一事实，即：国家乃是一切国有化工业的所有者，就它对农民市场的关系言，国家是以全部产业的所有者、管理人与经理资格，将全部产业视作一个单位的。显然，要对农民市场作出事先的确切估计是不可能的，正好像我们对世界市场一样——跟世界市场发生联结，我们主要是通过谷物与原料输出。估计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只为了收成等等有了变动，就可能生出错误了。这些错误通过市场，会自行暴露出来，其形式间部份产品的缺乏，或甚至一般的产品缺乏、痉挛与危机。不过，国家经济的一切部门如果更受认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它们的相互间不断地联合起来，则那些危机显然愈少尖锐性，危机的延续也会愈短。勃伦坦诺派[6]与倍恩斯坦派[7]认为资本主义的托辣斯一占统治地位，就能“调节”市场，使工商业危机不再发生，如果这种见解是彻头彻尾错的，那末将它移用于工人国家，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工人国家是托辣斯的托辣斯，银行的银行。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危机范围的扩大与缩小，在我们的经济中，将是国家经济与私人资本运行的比对中所获得胜利大小之最清楚与最无误的晴雨表。国家工业为要争取到市场的统治权，计划经济乃是我们手中的主要武器。没有了它，则国有化本身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私人资本将不可避免地摧毁社会主义的基础。所谓国家经济，除工业以外，我们指的当然是交通运输，国内外贸易与财政。这一整个“联合体”以其整体及其各个部份——去适应农民市场与纳税人资格的个别农民。不过这种适应有其基本的目的，即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与社会主义基础这个国家工业，提高，巩固与发展。有谁以为这一“联合体”的某些部份能够孤立地发展和完成——不管这个部分是运输，财政或其他的什么——那是根本错误的。它们的前进与后退是密切地相互依存着。国家计划局的原则上的巨大意义正是由此发生，而正是它的这个作用，非常难以让我们中间的人懂得。国家经济计划局必须调整国家经济的一切基本因素，即必须系统地联合与指导它们，使它们与国民经济，即首先与农民经济间建立正确的关系。它的主要关心一定要是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的发展。恰恰在此一意义中，我说过，在这国家经济的“联合体”中，“独裁权”一定要操在工业手中，而非财政手中。[8]当然，“独裁权”一词，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用在此地的是很有限制与很有条件的：它针对着有人主张的财政的“独裁权”。换句话说，不但对外贸易，而且恢复稳定的通货，也必须严格地服从于国家工业的利益。毋须说，这机关做绝对不反对工农联盟，即反对整个国家经济的联合和个体经济之间的正确关系。相反，只有用此一方式，我们才能逐渐将这个工农联盟从空话变成为经济的实际。如果有人说，如此提出问题便是“忽视”了农民，或者说我们要使国家工业来一个大跃进，完全不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那末这种说法是绝对荒谬的，决不会因为人家反复述说而变得令人可信些。我对十二次党大会所作报告中，有下列的一些话，它们最好地表示出在下一个时期内我们所期望于工业的是什么样的高涨，而要求这样高涨的人究竟是谁。“我说我们做过的工作是亏折的。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估计。有地位的经济行政家们也持有与我相同的看法。我请大家读一读哈拉托夫的小册子：《论工资》，那是在大会前刚刚出版的。该书有一篇赖可夫写的序言，它说：‘在此新经济政策第三年开始时候，我们在过去二年所获得的成功还是不够的，我们甚至还不曾完全中止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下降，更谈不到共和国生产力之转向积累和增加了。在此第三年中，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地步：让我们工业与运输的主要部门能够获利。’赖可夫是这样说的，在本年内我们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继续在下降。‘这个第三年，’他说，‘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地步，让我们工业与运输的主要部份能够获利。’我愿意和赖可夫共怀这个愿望；但我不能分担他对于这第三年内我们工作结果的乐观希望。我不相信我们工业的各个基本部门在第三年内就已能获取利润，我以为，如果我们首先能做到新经济政策第三年中的亏折数比在第二年少些，再若我们能够证明出：第三年中我们在工业，运输，燃料及冶炼诸最重要的部门中的损折较第二年为低，那就不坏了。首先，重要的是确定发展的倾向，帮助它展开。如果我们的亏折在减少，工业在进步，则我们会打赢，会达到胜利，即是说，会获得利润。不过这曲线一定要发展得有利于我们的。”这样看来，说问题归结于发展的速度，而且那速度差不多已由……“平均”所决定，那是荒谬的。实际上，问题乃关于发展的方向。不过同这些人讨论问题是困难的，他们把每一个新的、确切的、具体的问题扯回到久已解决了的更一般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一般性的公式具体化，而这正是我们大部分讨论的要点所在，我们一定要从建立工农联盟这个一般公式前进到更具体的“剪刀”问题（第十二次大会上情形），从“剪刀”问题前进到规定价格的诸经济因素的有效的计划条例（第十三次大会）。在那里，应用一句布尔什维克派的老术语来说，便是反对经济“尾巴主义”的斗争。如果这个思想斗争未曾取得胜利，即任何经济胜利都不能获取。[9]1920年间，车辆修理并非是整个经济计划的构成部份，因为在那时，虽然有了架床叠屋的官僚式的“经济中心”，却根本还谈不上有这样的计划。把计划的杠杆应用到运输部门中去，这是说，应用到受害最重的，有整个儿垮台危险的那个经济部门中去。当然我们恰恰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提交第八次苏维埃大会的提案中，我们写道：“在整个苏维埃经济所处的目前条件中，一个计划的草拟及其实施，还只能凭着经验，把此未来计划中关联得最密切的几个部份凑合一下而已，因此铁道行政方面绝对不能根据一个经济计划的已有资料去拟具修理和管理计划，因为它是第一个须要草拟的计划。”由于修理计划之赐，运输事业得到了改善，它不再是负数了，可是这时却和别的“负数”，即和冶炼，谷物，煤炭诸方面，发生了磨擦，一〇四二号计划在其发展中把一般性的经济计划问题提了出来。新经济政策改变了提出此问题的条件，结果也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问题的尖锐性却无所改变。我们再次三次地做着决议，说必须使国家经济计划局成为苏维埃经济的总参谋部，便是问题依然尖锐的明证。不过，我们将在异日详细地谈到它，因为经济任务需要一番独立的与具体的考察。我希望，我刚刚引证的历史事实，已揭露出：我们的批评家想重提一〇四二号命令乃是徒劳的。该项命令恰恰证明了他们所想证明的反面。因为我们早已知道他们的手法，所以我们决心以任何代价来修改昨天历史的人，真是十分难于满足的。但我们并不想去满足他们。我们信赖着这样的读者：他的兴趣不在于篡定历史，而是要发现真理，要把历史真理消化成他的经验一部份，且将以此为基础去建设未来。[1]最初反对托洛茨基的时候，人们首先是企图把他在各方面所成就的彪炳的动业涂上的污泥。这工作也是齐诺维也夫发动的。他说托洛茨基签发的关于重整运输系统的一〇四二号命令差不多把原已濒于解体的交通体系彻底弄垮了。跟着重复这一指责的有斯大林，耶洛斯拉夫斯基与鲁楚塔克等。可是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动之前，党的发言人们，包括后来那些指责者在内，却曾竭力称赞过那道命令之成功的，称之为计划经济工作的光辉的例子。譬如，在齐诺维也夫主编的《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年鉴》中，有一篇文章论到此一问题道：“托洛茨基同志担负了运输工作的责任之后，提出了两个口号。这两个口号证明出不但对于运输，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经济，都具有决定意义。……一〇四二号命令是一个历史事件。依照这道命令，火车头厂将在五年之内恢复。以此一命令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宣传以及由此唤起的共产主义热情，一定要视为群众要在劳动中完成历史功业这个热望所达到的最高限度。”[2]按：因计划执行获得成功，从十月份起，限额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托。[3]按：国家经济委员会属下各厂对铁路机车厂供应材料与备用零件，只完成了它们所定计划的百分之三十——托。[4]当时参加于对托洛茨基攻击的诸领袖中，有的还怀有如下动机，即：他们自己负责的经济工作，成绩很是糟糕，为的让自己不受批评起见，乃拥护当时得势的“三头”（即齐诺维也夫，斯大林，加明尼夫）。怀有此类动机的人中之一，便是最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赖可夫。他是非常拥护三头对托洛茨基的攻击的。这里托氏因之分析了运输系统恢复时期最高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作用，以此反击了那个暗藏的反对者赖可夫。[5]这个“陆海运输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为要重建俄国运输系统，曾被置于托洛茨基政治指导之下。[6]勃伦坦诺（LujoBrentano），十九世纪末期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任慕尼黑大学经济的学教授，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所谓“论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主张阶级调和，藉协调资本和劳工利益来解决社会问题。[7]倍恩斯坦（EdurdBernstin）德国社会主义者，初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生，后来自成一个思想与行动的派别（始于一八九九年），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因为，据他说，由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劳工运动的进化结果，使马克思的革命诸方面变得过时与不适用了。倍恩斯坦认为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二者的成长，使得通过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运动和进步资产阶级合作而渐进地走向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他排斥了革命，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独裁。也排斥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倍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最初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反对，但逐渐地，这些见解却成为国际改良派，亦即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基础，继而成为理论基础。[8]托洛茨基一向强调只有工业及其发展才能使俄国经济真正提高，有时这意思隐喻地说成为“工业独裁”；他的反对者便提出了对立的说法，叫做“财政独裁”。后一意见自然是错误的，不过流行得并不广，甚至也不曾为人所坚持，除了偶尔拿来作反对托洛茨基的武器之外。这一错误想法无疑是因首次实行苏联金卢布获得稳定而引起的。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长梭可尼可夫，齐诺维也夫的拥护者，后随齐氏与托洛茨基联合，再后投降斯大林，结果在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宣布为“叛徒”而遭枪决。[9]我们再一次地奉劝一切对此问题真有趣的同志们，把第十二次党大会上关于工业的讨论记录重读一遍，可能的话，细心地研究一下——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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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对农民的“估计不足”<<托洛茨基：新路向>>第六章对农民的“估计不足”某些同志在政治批评方面曾经采用了很奇特的方法：他们断定说，我今天所以在此一或彼一问题上犯错误，因为我在十余年之前在此一或彼一问题上犯过错误。这方法使批评家的能事大大地简单化了。今天的问题，其本身就需要凭它整个的内容来研究的。但是一个数年前发生的问题，问题早已消竭，是非已为历史判决，要再提起来，用不着费什么大心思的；只要你有记忆和诚心就行了。但我不能说我的批评家们是具有好记性和诚心的。我将举出最重要问题中的一个来作例，藉以证明这一点。近几时来在某些圈子中有一个说法，常为人们所爱提的，那就是指出——主要是间接地——我“低估了”农民的作用。但是有人若想从我的对手那里找寻一个关于此一问题的分析、事实、引证，总而言之，如想寻求任何证据那是徒劳的。他们的议论普通总是归结到对“不断革命论”的暗示，以及三两句走廊中传播的闲言闲语。而在“不断革命论”和走廊谰言之间则一无所有，仅是一个真空。关于“不断革命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叫我放弃，我在1904、1905、1906以及往后年月中关于它在所写过的意见，直到今天为止，我都坚决以为：我在那些时候所发挥的思想，整个说来，比当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们所写的意见，要接近列宁主义的真谛得多。“不断革命”这个名称，乃是马克思的，他以之应用于1848年的革命。在马克思派，当然不是的修正派而是革命马克思派的文献中，这个名称经常有其地位。佛朗次·梅林应用之于1905——1907年的革命。德国话“Permanrntrevolution”的正确翻译是持续的革命，不间断的革命。有什么政治思想包含在此一名词中呢？那意思是：对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革命不因获得了此一或那一政治胜利的，此一或那一社会改良之后就告结束的，它继续向前发展，其唯一的界限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如此，革命一经开始（只要我们参加其中，特别是当我们领导着它之时），我们就无论如何不能在任何一个形式的阶段上中断它。相反，只要革命尚未竭尽其一切可能与运动的一切力量，则我们要继续地与经常地推它向前——不用说，如何推进要看局势而定。这立场适用于一国之内的革命胜利，也适用于它在国际舞台上的扩大。对俄罗斯说，这理论有这样的意义：我们所要求的政治的最高成就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也不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以农民为支持的工人政府，它能开启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1]这样，不断革命思想就完全符合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战略路线。在十八年或十五年之前看不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不断革命论的总的公式已被血肉具备的历史脉络所证实以后，那就不能不懂得和不承认了。人家不能在我那时的作品中发现出丝毫跳过农民的企图。不断革命论直接地走到了列宁主义，特别是达到1917年4月的列宁提纲。四月提纲虽然预先决定我党在整个十月革命中的政策；但一如大家所知悉，它却曾经在那些今天只在神圣的恐惧中才敢提到“不断革命论”的多数人中，引起过惶瑾和狼狈。不过要和那些同志们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没有用处，因为他们很久以来就停止读书了，完全生活在他们年青时代的混乱的记忆中。但对另一些同志，首先是年青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惮研究，而且无论如何不肯让自己被犹太教神秘哲学的咒语或“不断”那两个字吓倒，愿意好好儿，铅笔在手地，阅读当年赞成或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著作，试图从那些著作中找出联系于十月革命的线索来。那是并不很难的。不过，更重要的，乃是十月革命时及其以后时期所进行过的实践。在这个实践中，我们能够将每一个细节都加以检讨的。不用说，关于我党政治上采用“社会革命党人”土地政纲这一问题，列宁与我之间不曾有丝毫不同意见。关于土地法令的情形亦然。不管我们的农民政策在某些特殊点上正确或错误，我们之间都从不曾发生过不同意见。我们的中农政策的确立还是在我的积极参与之下决定的。军事工作的经验与结论，在不少程度内，帮助了此一政策的实现。再说，当我们在组成这样一支革命军队（它的人员是从农民中征来，在先进工人的帮助下组织成功）的时候，又怎能低估农民作用呢？只要考查一下我们军事方面的政治文献，就可以看到一个思想是如何地渗透了它们，那思想是：从政治上说，内战乃是无产阶级与反革命派互争对农民影响的一种斗争，此一斗争如想确保其胜利，必须在一营一旅中，在每一军区中，以及在全国之内，建立起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合理关系。1919年3月，从伏尔加河战区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报告上，我赞成必须有效地应用我们的中农政策，反对党内在此问题上仍旧流行的不注意的与浮面的态度。因受森羡里也夫党组织（SengheleyevOrganisation）一次讨论的鼓励而提的报告中，我写道：“暂时的政治局势——它甚至可以延续很久——却是（此处疑有文字脱落——中译者。）更加深刻得多的一种社会经济的现实，因为即令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胜利，我们之建设社会主义，在很大限度内仍得依靠自己，依靠中农，将他们吸引进社会主义经济中。”虽然，第一种方式的中农政策（“对农民表示关切”，“不要对他们发号施令”等等）已被证明为不合适的。必须改变经济政策的情绪是愈来愈高了。我观察了军队的心情，以及我在乌拉尔一带作经济视察时所作的各项宣言以后，在1920年2月给中央委员会写了这样一个报告：“目前依照消费限额征发粮食品的政策，运送这些粮食品的共同负责政策以及平均分配工业品的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在使工业无产阶级分解，且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完全解体的危险。作为一个基本的实际办法，我提议过：“代替那剩余粮食的征发制度，应采行一种与生产量成比例的赋税（这是一种累进所得税），这赋税办法应在如此方式中实行，即要使农民们有利于扩大播种面积，或有利于采取较好的耕作方法者。”我的提案（译注：该文件的主要部分，附录于本章之后。）整个地代表着一个相当完备的提议，使国家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去。与提议关连的，另外还有一个提案，关于工业的新组织。这是个比较不确定却是更周详的提案，它整个攻击是向着“指挥中心”[2]制度的，因为这制度破坏了工业之间的一切接触。这些提案当时为中央委员会所否决；而这个，如果你欢喜这样说，便是在农民问题上唯一的不同意见了。现在我们能够多方面地估计：如果在1920年2月采取新经济政策究竟合适到什么程度。在这件事情上意见是可能分歧的。依我个人之见，如果曾经这样办，对我们是有益的。不过无论如何，从我们刚才举出的文件中，决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一贯地忽视农民，或者说我对他们的作用估计不足。关于职工会的讨论，乃是从我们陷入的经济死巷中发生的，而我们之所以会陷入死巷，乃由于粮食征发与全能的“中心”制度。如果职工会“并入”了经济机关，是否能挽救这个危局？显然不能。不过，只要“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任何其他的办法也都不能挽救这局势的。这些插话性的争论，一俟党决定开放市场之后，便全盘消失了。关于进入市场这个顶顶重要的决定，却不曾发生任何不同意见。关于职工会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诸任务的决议，是列宁在第十次至第十一次党大会之间草拟出来的，这个决议也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我还可以举出十几个其他的例子来的，它们的政治意义比较不重要，但全都能同样明白地驳斥那种谰言，说我对农民作用“估计不足”。但我是否真正需要而且可能驳斥这种谰言呢？它是完全经不起指证的，根本是恶意虚构，最好，也只是根据于糟糕的记忆而构造的。说国际机会主义的基本特点乃是对农民作用的“低估”是真的吗？不，那不是真的。机会主义派，包括俄国门雪维克派在内，其主要特点是对无产阶级作用的低估，或者，更确切些说，在于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缺乏信心。门雪维克派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提出的全部理由是：俄国农民数量庞大及其巨大的社会作用。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农民是天生受他们领导，且经过他们的中介，去作俄罗斯的统治者的。门雪维克派当革命最紧急之际与社会党人结合在一起，因为依照他们的判断，农民由于本性使然，命定要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要支持，所以在每一时机他们都来帮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忙，其方式或者是支持社会革命党人，或者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且，在此等勾结中，门雪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总是将农民束缚了手足，交给资产阶级。当然，这也可以如此说——如此说是完全合适的——门雪维克派把农民所能起的作用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相比较时加以低估了。不过当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农民作用相比较时却低估了得更低。前一种低估，这是派生的，系由后一种低估中发生出来。说无产阶级对农民能起领导作用，以及一切从此命题所能得出来的结论，即是说：无产阶级在农民支持下夺取政权，门雪维克派坚决地斥之为乌托邦，为狂想，为无稽之谈。这一点是门雪维主义的“阿契尔斯的脚后跟”，（译注：即致命的弱点。）当然，它和大力士阿契尔斯相像的也只有脚后跟而已。最后，在我们自己党的，十月革命之前反对夺取政权的主要论据是什么？难道它真的在于对农民的作用估计得过低吗？相反，它在于把农民对无产阶级相比所能起的作用估得过高了。反对夺取政权的同志们所持理由，主要是说：无产阶级将被小资产阶级份子所淹没，后者的基础为数百万的农民，云云。“低估”这个名词本身，无论理论上或政治上都没有表示出什么，因为这不是关于农民在历史上所占的绝对比重问题，而是关于它和其他阶级：一边是资产阶级，另一边是无产阶级，对比之下所起的作用及其重要性问题。问题能够而且应该具体地提出来，也就是说，从各个阶级力量之机动的关系这个观点提出来。对革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在某些场合中具有决定意义，但决非到处一样）的问题，是要知道究竟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能否在吸引农民到自己这边来，并吸引得多少。经济上说，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像我国那样的一些国家中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当然不是任何国家皆然的问题，乃是要知道那个掌握着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和农民经济协调到何种程度。不过在所有国家与任何条件中，机会主义的主要特性都在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力量。适合于1917年和1923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农民问题的公式，要变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则，以为它适合于美国的独立农业家，也适合于波兰的大地产，那末纵然不是荒谬的，也是可笑的。布尔什维主义开始实行将小块土地分给农民，后来代之以土地国有化的政纲，在1917年，它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施行粮食征发制度，然后再代之以粮食税……而我们现在离开农民问题的解决仍远，我们今后还得实行不少改革与转变。今天的实践任务不能消解于昨天经验创制出来的一般的公式之中，这还不清楚吗？经济组织诸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求助于传统；我们不能光是借重过去的记忆与往事类比，来决定历史前进之途，这都还不清楚吗？当前最主要的经济任务归结于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因之也要在工业内部造成一种互相关系，这关系能使工业的发展只会引起最小限度的危机、磨擦与震动。这任务同时也归结于保证工业和国家商业对私人资本能有继长继高的优势。这是总的问题。它又可分成许多的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确立城市与乡村间，运输、财政与工业间，工业与商业间的合理关系？应该指定那些机构去采用这些方法？最后，能够在任何时机都可规定最符合于局势的计划与经济核算的，该是什么具体的统计材料？很明显，一个问题的解决，不能由任何一个总的政治公式来预先决定。它必须在建设过程中寻找具体答案。农民现在所求于我们的，不是教我们背诵阶级关系的正确的历史公式（工农革命联盟，等等），而是要我们供给他们较廉的铁钉，花布与火柴。我们要想满足他的这些要求，只有靠我们愈来愈确切地应用在下述各方面的方法：登记，组织，生产，售卖，检讨工作成果，修正工作并作激剧的改变。这些问题带有原则的与纲领的性质吗？不，因为没有纲领，也没有党的理论传统束缚了我们，在这种地方，它们也不能束缚我们，因为我们不曾有必需的经验，以及经验的概括。这些问题的实践意义大吗？大得无可测度。革命的命运唯它们的解决是赖。在如此情形之下，谁若将每一实际问题，以及由问题发生的歧见，消解于党的“传统”中，变成为一种抽象，那末在最大多数的情况中，这就等于抛弃了传统本身的重要东西，即：将每一问题在其全盘真实情况中提出来，加以解决。应该停止什么低估农民作用的废话了。真正需要的是降低农民所需的那些货品的价钱。附录粮食与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1920年2月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提议）领主土地与皇室土地已经移交给了农民。我们的整个政策是针对着保有大块土地与大量马匹的农民（富农）。另一方面，我们的粮食政策是以征发剩余农产品（超过消费限额）为基础的。这使农民除了为他家庭需要之外，不再耕种他的土地。特别是关于征发第三头牛（被认为是多余的）法令，实际上促成了对耕牛的秘密屠宰，秘密以高价出售牛肉，以及乳品工业的瓦解。同时，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份子定居在乡村中，他们在那里开始耕种自己的田。工业在丧失人手，而农业中则自足农户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由于此一事实，我们粮食政策的基础，建筑于剩余粮食征发之上的，便给摧毁了。如果本年度的征得量有了增加，那一定得归功于苏维埃统治区的扩大，以及粮食机关有了某种改善。不过一般说，全国的粮食源有耗竭之虞，征粮机关的任何改善均不能补救这一事实的。经济衰落的倾向只能用下述方法来对抗：一、以按产量比例征税（对农业收入的一种累进税）的办法，代替征发剩余产品制度；这办法应在如此的方式中实行，即能使农民觉得增加播种面积或改良耕作方法是更为有利的；二、将工业品送交给农民的数量，和农民们（不仅县、镇中的，而且是乡间农场上的）供给谷物量之间，应规定更严格的相互关系。让各地方的工业厂家参加于此一任务。农民所供给的原料，燃料与食物应予以偿付，部分当以工业厂家的产品支付之。无论如何，现行的按消费限额征发粮食的政策，上缴此等粮食的联带责任政策，平均分配工业产品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在使工业无产阶级分解，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瓦解的危险。[1]阅俄文本托洛茨基著的《总结与前瞻》。[2]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曾经组织过好些生产指导中心，它们是全由军事控制的，或表面上是如此控制的，它们各自管理着俄国的某一种工业，它们各自行动，与其他方面的工业没有多少协调，也没有什么关顾。以此制度为基础的组织生产企图，当1921年采行新经济政策后就放弃了。<<托洛茨基：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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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传统与革命政策<<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五章传统与革命政策传统与党政策的关系问题是非常不简单的，特别在我们这时代。近来，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我党理论传统与实践传统的重大意义，而且宣称过无论如何都不容许断绝我们这个思想的承续。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对怎样了解党的传统这个问题，有一个一致的见解。为此，我们一定要在很大程度内，用反面的方法开始，并且举出几个历史例子，藉以作我们结论的根基。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国际的“古典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它那半个世纪的“传统”政策是根据于对国会活动的适应，以及对组织、刊物与财源之不断增长的适应。这个传统，对我们说是极其不熟悉的，却具有半自动的性质：每一天都是“自然地”从上一天发展出来，正犹之乎今天“自然地”准备下一天的到来一样。组织发展，刊物扩大，钱袋膨胀。正是在这样的自然而然的情态中，形成了倍倍尔以后的整整一辈代的人物。这是一辈代的官僚、俗子与蠢汉，他们的政治面目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内就给完全暴露出来了。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次大会都不变地谈讲着因传统而神圣化的党的古老策略。传统也实在是有力的。这是一种自动的传统，无批评的，保守的，结果则窒息了党的革命意志。大战最后结束了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传统的”平衡。年青的共产党从其正式存在的最初几天起，便踏进了危机和激动的风暴时代。但虽如此，在它全部比较短暂的历史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它的创造作用，也可以看到它传统的保守作用。这传统，在每一阶段上，当每一转折时，都与运动的客观需要及党的批评的判断相冲突。早在德国共产主义存在的第一个时期，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成了它英勇的传统。1921年3月间发生的可怕事变，充分暴露出党尚无足够力量来达到此一目标。在它再度开始去从事直接夺取政权斗争之前，它得来一次激剧的转变，即转向于争取群众的斗争。此一转变是难于完成的，因为它违反了新近形成的传统。在俄国党内，现在有些人专爱重提近几年来发生于党或其中委会中的一切不同意见，甚至那些最荒谬的都给提出来了。那末，把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1]发生的主要不同意见，也回忆一下，不会有害处吧。当时在列宁的领导之下所提出的那种转变（这提议起初受到大多数人，后来仍受不少人的疯狂反对，而终于通过的），使共产国际免于破灭与瓦解，现在看来是很清楚的；但在那时，人家不顾此种危险而拼命反对，只因那个自动的，无批评的“左派主张”，在短短时期内却已成了僵硬的传统。第三次大会之后，德国共产党很痛苦地完成了那个必要的转变。然后，在联合战线的口号之下（以及随以俱来的冗长的协商与加紧的教育程序），开始了争取群众的斗争。这策略延长了两年有余，收获了出色的结果。但在同时，这些新的宣传方法，拖延很久的，却变成了……一种新的，半自动性的传统，它在1923年后半年的事变中起了很严重的作用。下面这个事实现在看起来是无可争辩的，即：从5月（鲁尔抵抗运动开始）或7月（这一抵抗告终）起到11月，即当锡克脱将军拿取政权时候止，乃是德国生活中史无前例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危险阶段。那个被绞得半死的哀尔勃——孔诺底德意志共和国，企图给法国军国主义以抵抗，结果是垮了，跟着垮的是那个国家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可怜平衡。鲁尔的惨剧在某一程度内，对于“民主”德国所起的作用，跟五年前德国军队溃败对霍亨索伦德国所起的作用是同样的。马克的叫人难信的贬值，经济纷乱，普遍的兴奋与不安，社会民主党的瓦解，工人们的大量涌入共产党，人人都在期待一次大变。如果共产党能够突然改变它工作的步子，能够善用那历史给予它的五六个月时间，去进行直接的、政治的、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以此夺取政权，那末事变的结果将完全不像我们在11月[2]间所看到的那样了。这里的问题是：德国共产党进入这个世界史上也许没有前例的短暂的危机时期时，却携带着过去两年中所定形的现成老法子，这法子是适宜于争取群众影响的宣传斗争的。这时需要的是新的方向，新的调子，新的接近群众的方式，联合战线的新的解释和新的应用，组织和技术准备的新的方法——总之，需要一个突然的转变。无产阶级此时本应该遇见一个直接进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但是德国党却衷心地继续着它昨天的宣传性的政策，虽然规模上是大了一些。一直要到10月里它才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到了那时候，为展开冲击所需的时间已经太少了。准备工作以狂热的速度进行着，群众跟不上去，党的缺乏信心从两方面泄露出来，而在决定性的开头，党却不经一战便退却了。如果党不经战斗便放弃了它非常有利的阵地，则主要理由乃是：在新阶段的开始（1923年5月——7月），证明了党不能从过去政策的自动性中解脱出来（这个政策之确立仿佛是为未来数年之用的），不能在其鼓励、行动、组织与技术诸方面，毫不含糊地提出夺取政权问题。时间是政治中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当革命时代。为要补偿几个月的错失，常会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如果我们的党没有在1917年4月间完成那次跃进，因而在10月间夺取政权，则情形正复相同，我们有一切理由来相信，德国无产阶级不将为此错失付出太高的代价，因为目前德国的统治，首先由于国际局势的结果，其稳定性是极其可疑的。很清楚，作为一个保守的因素，作为昨天对今天的一种自动性的压力，传统代表了一个极重要的力量，它为保守性的政党服务，却深深有害于革命的政党。后者的全部力量恰恰在于它之从保守的传统主义中解脱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否说：我们要从任何传统中解脱？绝对不是。但是一个革命党的传统是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果我们现在从其革命的历史及从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来看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我们会认识到，我党最可贵的基本策略性的品质即在于：它有无可比拟的适应性，能够迅速地给自己定出方向，迅速地改变策略，革新武器与应用新的方法，一句话，能实行突然的转变。狂风暴雨般的历史条件使这样的策略成为必要。列宁的天才则赋予此一策略的党不可能有这样理想的自由。是说，我们的党完全不受某些保守的传统主义的束缚：一个群众的党不可能有这样理想的自由。但它的力量和能力却总是在这样的事实中表明出来，那就是：惰性，传统主义，常规事务主义已被减至最低限度，因为它有远见的、极度革命的策略上的创意力，它是既勇敢而又现实的。党的真正传统归结于此，也应该归结于此。党机关的相当大的官僚化，不可避免地要随伴着保守的传统主义及其一切后果的发展。夸大这个危险，要比低估它为佳。机关中最保守的分子总是想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方法与他们的错误和“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看成是一个东西，企图把那对官僚主义所作的批评看成是破坏传统，这一个明显事实，我说，其本身便已经是某一思想僵化的无疑的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分析的方法，是政治估计的方法，并非事先预备好的一大批决议。列宁主义乃是此一方法在一个特殊历史时代条件中之应用。正是时代特点和那个方法的此种结合，决定出那种勇敢与自信的突兀转变的政策，列宁曾经给了我们最好的范例，并且曾经不止一次地用理论来阐明它以及加以概括化。马克思说，先进国家在某种限度内显示了落后国家以它们未来的形像。这一个条件性命题，有人企图将它变成为绝对的法则，这个法则，实质上就是俄国门雪维克主义的“哲学”基础。利用着这个法则，他们给无产阶级划定了界限，那些界限不是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发生出来，而是从机械的模型中引申出来。因而门雪维克派的“马克思主义”过去只是，现在仍旧只是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的公式，适应于晚起的确的“民主主义”的一个公式。事实是，由于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中结合着极其矛盾的现象，因而它是首先被推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国家。无论十月革命，无论布列斯特和议，也无论正规农民军队的创立，粮食征购制度，新经济政策或国家计划委员会，都不曾被十月革命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所预见或预定的，也不能够预见或预定。所有这些事实与转变，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方法在每一不同局势中的独立的与批判的应用，这里有显著的创意精神。上述诸事的任何一个决定，在采纳实行之前，都曾引起了斗争。简单地求之于传统是决不会解决任何事情的。事实上，每一个新的任务，当每一个新的转变时，问题都不在于寻求传统，不在于从传统中发现那并不存在的答案，而是要依赖着党的全部经验去自行寻找一个适合于局势的新解决法，并且在这样办的时候，让传统丰富起来。甚至还可以更尖锐地如此说：列宁主义（的卓越处），正在于它之勇敢地从保守的回顾中，从先例的束缚中，从纯粹形式的引证和摘引中解脱出来。列宁本人在不很久之前就借用过拿破仑的话来表示这个思想：“先打起来，然后再看”（OnS'engageetPrruisonVoit）。把这句话用另一种方式来说，那就是：一经进入了战斗，就不要过于关心规范和先例，而是要投身到真实性的情况中，在那里寻找出争取胜利所必需的种种力量，以及走向胜利的道路。只因为遵循这样的路线，列宁曾经不是一次而是数十次地被他自己党里的人指责为破坏传统与放弃“老布尔什维克主义”。让我们记记吧：当年“召回派”[3]的出场总是以保卫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幌子来反对列宁的偏差（在第九期《红色编年史》中，有着这方面的一些最有趣材料）。在“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盾牌之下，其实是在形式的、虚构与虚伪的传统这块盾牌之下，党内所有安常守故的人们全体起来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我党史家（迄今为止，不幸我们党内的历史家都相当倒霉）之一，当十月事件的高潮时期曾经告诉我说：“我不同意列宁，因为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继续主张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与主张进行革命战争，也用的是拯救党的革命传统名义，用的是保持“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纯洁性以防国家机会主义危害的名义。“工人反对派”的全部批评归结于埋怨党破坏了旧有的传统，这件事是记忆犹新的。还只在最近，我们看见了在民族问题上，有些最正式的关于党传统的说明人采取了一个立场，它与党政策在此问题上要求明显对立，而且也跟列宁的立场明显对立的。[4]这些例子，历史意义较小却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我们可以举出几倍来，甚至要举出多少就可以举出多少。不过我们在上面刚刚说过的一些已足以指明出：每当客观条件需要一次新的转变，一次勇敢的转变，要有创造的主意，此时保守的抗拒都透露出一种自然倾向，它要把“老传统”以及所谓“老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只是过去时代的空壳）和新任务，新条件，新路向对立起来。党机关愈加长成得内部充实，它愈加感觉到自己的真正重要，则其对下层发生的要求反应愈慢，并且愈加倾向于将形式的传统对抗新要求与新任务。如果有一件事，将给党的精神生活，年青人的主义训练以致命打击的，那就莫过于把列宁主义从一种方法（为要应用此方法是需要创意力、批判思想和思想勇气的）变成为一个教条（它需要的仅仅是唯唯诺诺的阐述者）。没有理论上的广阔眼界，没有对政治过程的物质基础作批判的分析，列宁主义是无从思议的。马克思派研究的武器必须不断地加以磨砺和应用。传统的意义正在如此，而不在于形式上的引证和他们著作的断章取义。列宁主义最不能与思想的浅薄和理论的粗疏相调和。列宁不能任意加以砍劈，不能取其一言一语来凑合每一个可能情形，因为在列宁看来，公式从来不站在比实际更高的地位；总是工具使人能够把握实际，并驾御实际。在列宁的著作中，不难找出几十与几百段话，在形式上说它们似乎是矛盾的。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并非这一段和那一段之间的形式关系，而是每一段话对具体的实际情形（公式被当作一支杠杆应用于此情形中）的真实关系。列宁主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作为革命行动的一个体系，列宁主义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为反省和经验所磨砺的革命意识，它在社会领域内，即等于体力劳动的肌肉运动的感觉。不过革命意识不能与煽动性的才识相混淆，后者可能获得短暂的成功，有时甚至可以得到炫人的大成功。但这总是一种低级的政治本能。它老是倾向于最少抵抗的路径。列宁则相反，他设法提出与解决基本的革命问题，克服其主要障碍；而着重煽动的人的方法则在于规避问题，造成虚幻的慰抚，将批判思想催眠。列宁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站在革命行动的立场上，对现实作最高级的质量上与数量上的估计。正因为此，它和那种对现实的逃避是不可调和的，后者躲藏在空洞的鼓动性的辞句的幕后，在拯救党传统的藉口之下，消极地坐耗时间，傲慢地为昨天的错误辩护。列宁主义是一种真正的解说——它从形式主义的偏见，从道德教条，从一切企图束缚革命行动意志的心智保守主义中解脱出来。不过如果以为列宁主义的意义是指“一切都无所谓”，那便是不可救药的错误。列宁主义中包括有群众行动与群众党的道德——不是形式的而是真正革命的道德。对列宁主义最不相牟的乃是机关人员的傲慢与官僚化的犬儒主义。一个群众政党有其自己的道德，这便是战士们在行动中与行动的那种结合。煽动作风之所以不能与革命政党的精神相调和，因为它是欺人的：它对目前的困难提出此一或彼一简单化的解决方法，却必然要毁坏下一步到来的前途，减弱党的自信。为劲风所扫，为严重的危险所胁，煽动容易消解成为狼狈。可是狼狈和列宁主义却使在纸上也难于并列起来的。列宁主义是从头到脚都有战斗性的。战争不可能没有巧计，没有伪装，没有对敌人的欺骗。胜利的战争的巧计，乃是列宁主义政治中的构成要素。但在同时，对于党和工人阶级，列宁主义却是最高度的革命诚实。它绝不允许有虚构、吹牛与假冒的荣耀！列宁主义是正统的，冷峻的，不容减损的，但它可没有包含即令是一丝一毫的形式主义与教条，也没有官僚主义。在斗争中，它总是击中敌人要害的。若把列宁主义的传统变成为传统解脱者们的一切言语和思想永不错误的超理论的保证，那是对真正革命传统的嘲笑，且将之变成为正式的官僚主义。谁若企图将一个同样的公式不断重复念诵，以此催眠一个革命党（根据那个公式，党的正确路线不应该在每一个问题的本质中去寻找，也不在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寻求，而应在一种传记性质的……情报中去寻找），那是既可笑而又可悲的。因为我不得不给本人说几句话，我愿意说：我不以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道路比别人所遵循者为较不安全或较不可靠。我是和列宁斗争着而走向了他的，但我是彻底地与全程地走向了他[5]。我对党服务的行为乃是这方面的唯一保证；我不能提出其他补充的保证。如果这个问题要在传记研究方面提出来，那至少应该公正地处理。然后我们必须来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是否在小事情上矢忠于大师的那些人，在大事情上也对他忠诚呢？在大师面前表示得如此顺从的人，是否当他不在之后也还继续如此顺从呢？是否列宁主义的全盘能事尽在此顺从之中？我绝无意于举出个别同志来作例，藉以分析这些问题，因为和这些同志，至少在我一方面，是想继续和他们携手工作的。将来不管有什么困难与不同意见，要想胜利地加以克服，总只有靠全党才智的集体工作，在每一个时候检讨自己，以此保持发展的延续。革命传统的此种性质，与革命纪律的特殊性质相结合着。如果传统是保守的，则纪律是消极的，且能在危机的第一个瞬间就被破坏。如果，像在我们党内那样，传统包含于最高度的革命行动中，纪律就完成其最大限度，因其决定性的意义是经常在行为中加以检查的。因此，革命的创意力，对问题之批判的与勇敢的考虑和解决，同行动上的铁的纪律结合得不可破坏。青年们只有经由此种卓越的行动，才能从老辈那里接受这纪律的传统，并加以实行。我们和任何人一样珍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但不要让任何人敢于将官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视同一物，将传统与无聊的常规老例混为一谈。[1]1921年3月，为了配合德国中部发生的革命斗争，德国共产党号召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这乃是所谓“进攻理论”的一个例子。在俄国，该项理论的主要发挥者是布哈林，其次是齐诺维也夫。当其时，德共不但将全体党员投入一次为极小数工人阶级所参加的先行注定要失败的军事行动中，而且在失败之后，党的领导还宣称将来一有机会要重复这种行动。据那些左派说，这些行动会给工人阶级通上电，使它一次比一次动员出更大的力量，终于会推翻资本统治。据德共领导马斯洛夫说：“假使有人问，三月行动中究竟有什么新的东西，那一定要用恰恰是我们对手所指责的话来回答，即是：党投入战斗之时，毫不关心到有谁会跟在它的后面”。（见1921年，柏林版，国际杂志，254页。）又据另一领袖泰尔海默说：“把三月行动当作党的一个孤立行动看，那它会是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宗罪孽——在此限度内我们的反对者是说得对的。若把它当作一连串不断上升行动的一个引子看，那便是一种赎罪济世性的行动了。（见1921年柏林版的《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一书，第六页。）同年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遭遇了这个问题，几乎弄到分裂。大多数代表和领袖都拥护布哈林一派，那些领袖包含有贝贝尔与拉可西——他们二人是指挥三月起义的代表，有倍拉·孔、蒙直堡、泰尔海玛、弗娄立希，以及大部分意大利人等。列宁自居于“大会的右派”，如果拥护布哈林的“进攻派”得了势，他是不惜使大会破裂的。托洛茨基拥护列宁，又经拉狄克从中起了调解作用，使齐诺维也夫与布哈林在俄国代表团中成为少数，结果列宁的见解通过了。第三次大会上的提纲与“走向群众”的口号，不久便被采纳为联合战线的广泛政策，以此给了“左派”一个打击，使共产国际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盲动情绪。[2]1923年，德国发生了日益尖锐的革命局势，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却犯了与两年前恰恰相反的错误，他们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使党与工人阶级及时改取新的方向，去进行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党的领导者对反动势力的攻击投了降，革命浪潮便后退了。读者们倘想详细研究此一事件，可参阅托洛茨基著的《十月教训》。[3]召回派是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发生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一派，他们主张把选取入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召回，理由是国会的极端反动性质。列宁坚决反对这个主张。[4]在1922年与1923年间，列宁在党的领导层中进行了一次猛烈斗争，反对斯大林、捷尔顺斯基与奥强尼基次，并在某种程度内反对加明尼夫，为的是他们对于苏维埃乔其亚的局势所采取措置，一再破坏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传统政策。列宁指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十足十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勾结”。因为他病倒在床，于是吁请托洛茨基领导全党来反对他们。详情，包括列宁关于此一问题的函件在内，可参阅托洛茨基著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校》一书65——71页。斯大林的路线最后（1924年）在乔其亚引起了武装起事，被斯大林们残酷地镇压了下去。[5]1917年以前，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展开过很猛烈的争辩。主要的不同意见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此外列宁的组织观念与组织方面的实践，为托洛茨基所猛烈反对，他常愿设法使布尔什维克与门雪维克二派合作。二人的冲突到1917年的革命时，在实质上解消了。在此过程中，列宁多少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论，而托洛茨基则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此后，列宁曾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他和托洛茨基的一致，并勒令别人不要直接或间接地提起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的旧争论。列托二人的主要歧见可参阅托洛茨基著的《不断革命论》。关于其他的歧见，实有的与捏造的，可参阅托洛茨基《写给党史局的偏差》以及他1926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席上的第二篇演说词，二稿均收入于《斯大林的伪造学校》中。<<托洛茨基：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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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官僚主义与革命（这是著者拟就而不能宣读的一篇报告的大纲）<<托洛茨基：新路向>>第四章官僚主义与革命（这是著者拟就而不能宣读的一篇报告的大纲）一、有些主要的条件，它们不仅妨碍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且有时成为痛苦试炼的根源与对革命的严重危险。这些条件为我们所清楚知道的，它们是：甲、在军事共产主义下面曾被自动地压缩了的内部社会矛盾，如今在新经济的政策之下却顺利地展开了，且企图寻求政治表现；乙、由帝国主义国家所代表的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长期的反革命威胁。二、革命的社会矛盾乃是阶级矛盾，我们国家中的基本阶级为：甲、无产阶级；乙、农民；丙、以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阶层为掩盖的新资产阶级。从经济作用与政治意义的立场看，首要地位乃属于组织成国家的无产阶级及供给农产品（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农民。新资产阶级所起作用，主要为苏维埃工业与农业间的中介人，以及苏维埃工业的各部份间与农业经济物各领域间的中介人。但它并不自限于商业性的中介人；一部份，它也具有了生产组织者的作用。三、暂时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速度问题搁开不谈，我们革命的进程，将决定于我们经济的三个基本成份的比较性的生长：国家工业，农民与私人工商资本。四、自由派与门雪维克派为了他们的营养与安慰起见，将我们和法国大革命（雅可宾党的倾倒）相比，这个历史类比是肤浅与不通的。雅可宾党人的倾倒，乃因社会关系之没有成熟而不得不然的：左派（破产的手工业者与商人）被剥夺了经济发展的可能，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坚决支持者；右派（资产阶级）以不可抗拒之势生长着，最后，那个政治上与经济上更加落后的欧洲，阻止了革命蔓延到法兰西的国境之外。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的情形是无可比拟地更为有利些。我们的情形是：革命的核心及其左翼是无产阶级，他们的任务与目的完全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如此之强，以致它即使在某种限度内容许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形成在其身旁，却因农民之参加政权并非以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党为中介，而是直接参加的，所以阻挡了资产阶级有任何接近政治生活的可能。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不但不排斥革命，而且势必要使革命延伸到别的区域之内。所以，如果法国当年，纵使有雅可宾党人的高瞻远瞩政策而仍不能根本改变事变进程，那末我们的处境是无限量地更为有利，我们依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规划出来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将在长久的时期内成为保障革命的一个决定因素。五、让我们将历史的假定设想得比较不利于我们些吧。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假使它会发展的话——表示出苏维埃工业与商业，包括合作社在内，不能保证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此外，它又表示出私人资本愈来愈介入到工人国家与农民之间，它正在对农民获取经济的，因而也会是政治的影响。毋须说，苏维埃工业与农业间，无产阶级与农民间发生这样一个破裂，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会构成一个严重的危险，它乃是反革命胜利的可能的象征。六、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经济假定实现了的话，反革命胜利的来临会采取什么政治道路呢？可以有好几条的：或者，工人国家被直接推翻，它逐渐堕落；或者，最后，部份堕落，分裂与反革命骚动同时并起。这些前途的这一或那一个实现，首先要看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果私人资本得能逐渐地，慢慢地统治了国家资本，则政治过程将主要带着这样性质：国家机关在资产阶级方向中堕落，而结果则此堕落也会牵连到党。如果私人资本迅速增长，且得以和农民混合起来，则那时反对共产党的一些积极的反革命派别多半会得势。我们率直地提出这些假设，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前途从历史发展看是具有较大可能的（相反，它们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而因为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与更全面地看到一个历史估计，因而使我们能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置。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越之处即在于：我们能将新的倾向与新的危险，即当它们尚在胚胎阶段时，就辨别出和把握到。七、从我们在经济领域上说过的话中所得的结论，将我们带进了“剪刀”[1]问题。即带进到工业合理组织及其与农民市场相调整的那个问题，在这方面失去时机，便是放缓了我们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这里正是主要任务之所在，这是有关于革命与社会主义的重要钥匙。八、如果反革命危险一如我们所说，从某种社会关系中生长出来，那也决不是说，这个危险（甚至在不利于革命的经济条件中）不可能因我们采取合理的政策而加以避免，减少，除去与延缓。这样一延缓就能拯救革命的，因那时或者可以遇上国内有利的经济改变，或者逢上欧洲的胜利革命。因此，根据我们上述的经济政策，我们一定的确得有一个确定的国家的与党的政策（包括一个确定的党内政策在内），其目的在于抵消反工人阶级独裁的诸倾向的积聚与巩固，这些倾向是因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与失败获得滋养的。九、我们党的社会成分的复杂性，反映了革命发展以及由此发展所生的诸倾向与危险的客观的矛盾：工厂支部，这是保证着党和革命的主要阶级的联系的，党员数现占全体党员的六分之一。苏维埃机关的党组，不管它们具有一切负责方面，却保证着党在国家机关中的领导；这也决定了这些小组的重大比重。占很大百分比的老战士们都是经由这些苏维埃小组而参加党生活的。乡村党组使党和农村发生某种联系（现在还很弱）。军队党组使党和军队发生联系，同时通过了军队，使党也（首先地）和农村发生联系。最后，在教育机关中的党组内，所有这些倾向和影响是混和着与交流着的。十、工厂党组，由于其阶级成份使然，毋须说是基本的。但因他们在数量上只占全党六分之一，他们最积极的份子又被调到党或国家机关中，因为党还不能全然依靠他们，甚至还不能主要地依靠他们。这种党组的增长，将是党在工业，在一般经济中胜利的确实的尺度，同时也是党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最好保证。不过，在最近将来，很难期望他们有迅速的增长[2]。结果，党不得不在一时期内，依靠着复杂的社会成分的党组，去保持其内部平衡及其革命路线。十一、反革命倾向能在富农，中间人物，零售商与租借公司主人中间，总之，它能在比党本身更能包围国家机关的那些人物中间，找到支持。只有农民支部与军队党组许会有受到富农更直接影响之虞，甚至会被富农所侵入。不过农民的分化，却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因素。将富农从军队（包括地方军队）中排除，不但要始终成为不易的定则，而且更有甚者，要将它作一个重要办法，藉以对农村青年，军事单位，特别对军队党组进行政治教育。工人们要保证他们在军队党组中的领导作用，就得在政治上使军队的乡村劳动群众和再生的富农阶层对立起来。这个对立也要应用到乡村党组中去。归根结蒂，此一工作成功，有赖于国家工业能够满足乡村需要的程度。但不管我们经济成就的速度如何，我们在军队党组中的基本政治路线一定要不仅仅反对新资产阶级，而首先要反对再生的富农阶层，因为这个阶层乃是历史上任何反革命企图所能有的唯一的与郑重的支持。在这方面，对于军队的各种组成成分，我们要从他们的社会构成的观点，加以更细密的分析。十二、无疑，多少反映乡村的各种倾向，具有与城镇不同的特点，以乡村党组及军队党组为中介，渗入到且将继续渗入党内，如果不如此，乡村党组对党便没有什么价值。在那些党小组内表明出来的情绪的转变，乃是对于党的一种提示或警告。能否按照党路线来指导这些党组，那得看党的总领导是否正确，它的内部制度如何，以及，在最后分析中，要看我们是否能接近解决或减轻那个“剪刀”问题。十三、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来源。在一方面，它吸收了大量最积极的份子，它教会了其中最能干的人以管理人和物的方法，来代替对群众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它最关心党的机关，它以其行政方法对后者发生影响。在不小范围内，党机关的官僚化便由此发生了，这使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现在最明显与直接的，正是这个危险。在目前条件之下，反对其他危险的斗争，必须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始。十四、如果以为官僚主义只是办公处人员一切坏习惯的积聚，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官僚主义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它是管理人物的一种特定制度。它那深厚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复杂性，在于人民中不同集团的日常的与基本的利益之间歧异。官僚主义又因为广大群众缺乏文化这一事实而弄得复杂了。在我们这个国家中，官僚主义的主要来源在于：我们必须创造和维持一个国家机关，使它能在完美的经济和谐中联合无产阶级与农民利益，而事实上我们却离此尚远。我们必须维持一支常备军，乃是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很明白，正是我们刚刚列举的属于负数的社会现象，现在正在滋养官僚主义的那些社会现象，如果继续发展，将置革命于危殆之境。在上面我们提到过这个假定：国家经济与农民经济间继长增高的不协调，乡村中富农的生长，富农们与私有工商业资本的联盟，这些，再加上乡村劳动群众与部分城市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会成为终于发生的反革命危险的原因。换句话说，国家机关与党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乃是我们处境中固有的一些最恼人的倾向的表现，是我们工作中诸缺点与偏差的表现；这种缺点和偏差，在某些社会条件之下，将会摧毁革命的基础。在此情形中，有似在其他情形中一样，数量达到了某一阶段会转变成质量的。十五、反对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斗争，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性的任务，这任务与我们其他的基本任务是多少平行地前进的，那些任务是：经济政治改造与群众文化水准的提高。为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工具便是党。当然，即使党也不能从国家之社会的与文化的条件中割裂出来。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作为最优秀、最积极与最觉悟分子的自愿结合的组织，它比之国家机关会更加能够保持自己不让官僚主义倾向所侵染。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危险，且毫不放松地与它斗争。因此，党对青年人的教育就非常重要，这个教育应该以个人的创意为基础，藉使他们能以新的方式为国家机关服务，并根本改变国家机关的作风。[1]“剪刀”这个形象是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党大会上首次说出来的，他用这形象来表示工业品价格之昂贵，与农产品价格的低廉。这两种价格好像一把剪刀上的两瓣刀片。他认为问题之解决应该像剪刀之收拢，不要像它的张开。[2]关于增加工厂支部党员比数问题，在联共党内斗争中曾经起非常有趣的作用。最初，托洛茨基谨慎地提议，布尔什维克党内无产阶级的党员比重应该增加，他的提议遭到驳斥，认为“有意蛊惑”的，认为一下子如果增收大量政治上不成熟的工人进党，会使党的革命性冲淡。托氏在文中如此说，即有鉴于斯大林们的此种反对。不过不久之后，在第二年，列宁死后，斯大林们却正用了这“蛊惑性的”方法来打击托洛茨基及党内的革命派。在“纪念列宁征收党员”运动中，一下子招进了二十余万名政治上真正不成熟的工人来做党员。这些人中的最大多数是只能听上级官僚的命令投票的。<<托洛茨基：新路向>> |
第三章派别与小组织<<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三章派别与小组织党内的集团与派别问题已成为讨论中心。鉴于它具有真正的重要性与极端的尖锐性，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来处理它。但是，现在它却被用完全错误的方式提出来。我们是国内唯一的政党，在独裁时期，也不能不如此。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各以其不同的需要，对我们党发生作用，他们要通过党这个中介，寻找各自的政治表现。我们这时代中含有的困难与矛盾，无产阶级内部各阶层利益的暂时不协调，或者整个无产阶级与农民间一时的利益冲突，经由工人支部与农民支部，经由国家机关支部或青年学生支部这些中介，对党发生作用。所以即使是党内插话性的观点分歧与意见差异，都会表示出各别的社会利益的轻微压力，在某种场合，那些歧异会转变成固定的派别；这些派别迟早又会采取有组织的小组织形式，它们和党内的其他部分对立起来。发生了这种情形，则甚至会感受到更大的外界压力。这便是共产党不得不垄断政治生活之指导时代中党内派别的辩证变化。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不要小组织，那就不能有任何长期性的派别；如果不要长期性的派别，那就得避免暂时性的派别；最后是，为的要不让暂时性的派别发生，就不能有意见的分歧，因为一有了两种意见，人们便免不了要结成派别。可是在另一方面，要想拥有半百万党员，在异常复杂与痛苦的条件中领导国家的一个政党内部不发生不同意见，如何才能办到呢？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所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这矛盾是不能仅用纯粹的形式措置来规避的。“旧路向”的拥护者，当其投票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时怀有如此信心，即一切都会照旧的。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你看吧，我们党机关的盖子刚刚揭开一点，党内各种各样的派别倾向就表明出来了。盖子必须再度盖下去，让热水壶封得密密实实的。近来看到的十几篇关于“反小组织”的演说和文章，泛滥着此种短视的智慧。机关人物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相信中央委员会决议案或者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之他们必须使此错误不能为害，或者以为这是一种机关的权术，一定要加以利用的。依我之见，他们是非常之错的。如果说真有一个策略，目的在将混乱引入党中，那末这个策略便是这种人所执行的，他们假装恭顺地接受新路向，而实则坚决保持旧路向。党的公共意见势必要在意见的冲突与分歧中产生出来。把这个产生过程只局限于机关之内，然后授权机关将其讨论结果用口号与命令等形式向全党提供，那便是在思想和政治上使党成了不毛之地。如果叫整个党参加来制订并通过决议，那末会促成暂时性的思想派别，它们有变成长期性派别与甚至小组织的危险。那末怎么办才好呢？是否根本没有解决办法呢？是否在“安静”制度与分裂成小组织状态这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中间路线呢？不。是有中间路线的，而领导者的整个任务就在于：当每一个必要时候，特别当有转变时候，去寻找出一条符合于当时真正局势的中间路线。中央委员会决议案说得明白：官僚制度乃是形成小组织的诸般来源之一。这个真理，目前几乎是不指自明的。旧路向自然离“充分的”民主很远，但它之不能阻止党内发生非法小组织，跟目前狂风暴雨式的讨论一样——据说这种讨论是会促成短暂的或长期的派别的，谁若闭目不见这种情形，谁便是可笑的。要想阻止这种情形产生，党的领导机关一定要倾耳去听取党内广大群众的声音，不要把每一个批评都当作是小组织精神的表现，因此驱使有觉悟的与守纪律的共产主义者或者保持经常的缄默，或者将自己组成为小组织。不过这样提出问题，不是替米亚士尼可夫[1]及其一派的行为辩护吗？我们听到了高级官僚思想的声音。为什么会如此的呢？首先，我们上面用加重号圈出的那句话，不过是摘引中央委员会决议案的字句。再，究竟从何时起一种解释便等于一个辩护呢？我们说：脓疮乃是因为氧气流入不足而致的血液不良运行的结果，这当然不是替脓疮辩护，也不是要把它当作人类肌体组织上的一个正常部分。唯一的结论是：脓疮必须刺破和消毒，而首先，窗户必须敞开，让新鲜空气进来供给血液以必需的氧气。而毛病却出在“旧路向”的最勇敢的拥护者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是错误的，特别是说官僚主义乃小组织的来源之一的那一节，是错误的。如果他们不曾如此公开地说，那只为了形式上的顾虑，这种顾虑是和他们的智慧相符的，也是浸透了形式主义——这是官僚主义的主要属性。无可争辩，小组织在目前局势中乃是一种祸害，而派别纵使是暂时性的，也会转变成小组织。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宣布派别与小组织是一种罪恶，绝不足以阻止它们的产生。要有效地阻止它们，所需要的乃是定出某一政策，采取一个适合于真正局势的正确方向。只要研究一下我们党的历史，甚至只要研究一下革命时期，即小组织的建立成为特别危险的那个时期，我们便能看到反对小组织的斗争不仅限于形式上斥责的与禁止派别。那是当1917年秋天，关于夺取政权的那个主要问题[2]，在党内爆发了最可怕的不同意见。因为事变以急剧的步子在前进，斗争的尖锐性立即给不同意见带上了极度的派别性质。也许他们心里并不要这样做的，而事实上那些反对武装起义的人竟和非党分子结了同盟，在党外刊物上刊登他们的声明，等等。当其时，党的统一悬于一发之上。如何去避免分裂呢？只有靠事变的迅速发展及其有利的结果。如果事变拖延几个月，党的分裂便不可避免；如果起义归于失败，则分裂更是难免。在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坚决领导之下，党用一次猛烈的进攻，越过了反对派的头，结果政权夺到了手，那个数量不很大而质量很强的反对派，才算接纳了十月革命的政纲。当时的小组织与党分裂的危险并非靠基于党章的形式决定来克服，而靠革命行动来克服的。为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议，我们发生了第二次大争论。主张革命战争的人当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小组织，有其自己的机关报之类。最近有个传说，说布哈林有一时期差不多已准备要逮捕列宁政府人员[3]，此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我不能说。一般说来，这说法听上去有点像一篇梅恩—李特[4]的撇脚小说，或者像一篇共产主义的宾堪顿[5]的侦探故事。也许党史将来会提它一笔的。不过虽然如此，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小组织的存在总表示出对于党统一的极度危险。那时候要走到分裂是不难的，并不需要领导方面……尽什么巨大的心思；只要它发布一个禁令去反对左派共产主义小组织就可以促成了。可是，党却采取了更加复杂的方法：它情愿讨论，解释，用经验作证明，并且暂时容忍那个反常的与破格的情形存在，即让一个有组织的派别存在于党内。在军队组织问题上，同样也产生过一个相当强大与顽固的派别[6]，它反对建立常备军与一切由此发生的事项：例如集中的军事机关，任用军事专家等等。当其时，斗争非常尖锐。但它像十月革命时期的争论一样，问题是用经验，用战争本身来解决的。正式的军事政策所犯的某些错误与夸张，多少也因反对派的压力而减少了，所以这个反对派非但不曾为害，反倒有利于正规军队的集中化组织。至于反对派倒是逐渐地分崩离散的。反对派最积极代表人物中的大多数参加了军队的组织工作，他们在许多场合曾经担当了重要职位。当党为了职工会问题而进行可纪念的讨论时，形成了一些明确的派别[7]。现在，我们已有可能在一览中看遍那整个时期，且有可能在其后的经验的光鉴之下来阐明它，我们能够这样把它写下来的，即：那次讨论根本不是围绕着职工会，甚至也不是关于工人民主制；举凡表露于那些争论中者，乃是党内军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过分延长而发生的一种深刻的惶惑。那时国家的整个经济机体是处在层层交迫中，关于职工会作用与工人民主的讨论，掩盖了对于新经济道路的寻求，后因粮食征发及谷物垄断的废止，以及逐渐将国家工业从中央经济管理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使那受钳制的经济体找到了出路。这些历史性的决定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所以完全掩盖了职工会本身的作用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数月之后，关于职工会的决定即加以极大的修改，因此更使那个职工会争论无形消灭了。最延长的派别，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派别，乃是“工人反对派”[8]。这个派别反映了（虽然是以歪曲方式反映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矛盾，反映了党的某些错误以及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些本质的、客观的困难。但那时我们对付它也不以形式的禁止为限。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作了正式的决定；在清洗党员问题上，我们采取了有效的与极其重要的办法，以此满足了“工人反对派”的批评和要求中那些公正的与健全的几项。重要的事情是：只因为党采取了一些决定与经济措施，结果使不同意见与派别归于消失，党的第十次大会才有可能形式上禁止派别的组织，因为它相信这些决定已不会成为具文的了。不过经验和良好的政治意识都昭示我们：这个禁令的本身当然不含有绝对的甚至郑重的保证，使新的思想派别与组织派别不再发生。在此情形下，主要的保证乃是一个正确领导，它能及时注意反映于党内的各个时机的需要，乃是党机关的柔和性，它不该麻痹而应该组织起全党的创意力；它不该惧怕批评，也不该用小组织的妖怪帽子去恐吓党。要知道恐吓常常是畏怯的结果。第十次大会禁止小组织的决议只能具有辅助性质；其本身并不提供一把钥匙，让我们能解开任何一个或所有的内部困难。如果相信有了这个决议之后，不管的党的发展如何，领导的错误如何，党机关的保守主义如何，外部的影响等等如何，它已足以使我们不再见到派别，不再有因小组织形成而生的骚动，那便是犯了愚钝的“组织拜物主义”的毛病。这样去了解问题，本身就是深刻地官僚主义的。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历史供给了我们一个明显的例子。禁止组成派别与小组织的第十次大会开完不久，一次很激烈的组织斗争爆发于彼得格勒，进且形成了两个显然对立的派别。初初一看，仿佛最简单的办法是宣布二派之一（至少一派）为有毒的、罪恶的、小组织的等等，事情就解决了。可是中央委员会坚决拒绝采用此一方法，这方法是由彼得格勒方面建议的。中委会以两派的仲裁者自居，结果，当然不是立即做到的，却终于使二派不但合作，而且完全混合了。这里你们看到了一个重要例子，值得将它记在心头，而且能用以使某些官僚主义的头脑明白一点的。上面我们说过，党内每一个重要的与延续的派别（更不用提每一个有组织的小组织了），都有成为某种社会利益的代言人的倾向。每一个不正确的偏差都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敌对无产阶级的或半敌对的某一阶级利益的表现。不过这个说法首先适用于官僚主义。我们必须从这方面开始讨论问题。说官僚主义是一种不正确的偏差，是一种不健全的偏差，我希望不会有人提出反对。事情是这样的，官僚主义有将党领离正确道路，即阶级道路的危险。这正是它的危险所在。但这里有一个事实具有最高度的教育意义，同时也最令人吃惊的，那便是：那些同志，最直捷地、最坚决地、有时以最粗暴方式断定每一个不同意见，每一个意见的派别，虽然是短暂的，也都是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各种阶级利益的表现——但他们不要把此标准应用于官僚主义。但在此一情形中，这个社会标准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官僚主义是一种明确的罪恶，一种昭著的与无可争辩地有害的偏差，它虽受到了正式的斥责，却根本不处于消失过程中。而且，人们是很难使官僚主义在一次痛击之下消失的！但若正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说，官僚主义的斗争预先视同某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相反，党领导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那个热望，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官僚主义的抵抗。当然，在此种抵抗的掩盖之下，各种错误的，不健康的与有害的倾向会呈现出来。要揭露它们的本质，只有靠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处理他们的思想内容。但将对官僚主义的抵抗视为替某些外来影响开辟孔道的派别，则其自身便成了官僚主义影响的“孔道”。不过，说党内的思想不同，尤其是不同的派别，不外乎是互相矛盾的诸阶级的影响的斗争，——对这种说法，不能了解得过于简单，不能过于庸俗化。例如在1920年，侵入波兰这个问题激起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另一派主张谨慎[9]。这里含有不同的阶级倾向吗？我不相信有人会敢于这样断定。这里的歧见只关于局势，关于各个力量以及方法的估计。而估计的基本标准却双方都是一样的。时常有这样情形发生：党能够用不同方法来解决同一个问题，歧见之发生因而只关于用哪一个方法可以更好，更有效并更经济地去解决它。这些歧见，依问题的大小而定，可以涉及到党内大部分的人，但这样不一定表示出这里有了两个阶级倾向。无疑，将来我们会有不止一次的，而是数十次的不同意见，因为我们的道路是艰难的，而关于社会主义组织的政治任务与经济问题，一定要产生不同意见以及相同意见者的暂时派别。我党对此所采取的最有效的预防措置之一，将永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把各个意见的微差异作政治的检讨。但应用的一定要是那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检讨，不是那保卫官僚主义机构的刻板辞句。我们愈是郑重其事地踏上“新路向”的道路，则目前纷纷崛来反对官僚主义的庞杂的心智与意向没有大大改变，要认真踏上新路向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目前见到的却是相反情形，我们见到了党机关的新的进攻，它排拒任何一个对“旧路向”的批评，将每一批评当作小组织精神的表现——那个“旧路向”虽然受到形式上的斥责却未被消灭的。如果小组织精神是危险的——它确实是危险的——那我们对那由保守的官僚小组织精神所代表的危险闭目不见，却是罪恶的了。保持党的统一乃是最大多数共产党员最关心的事。但一件事必须公开说出来：今天假使有一个严重的有害于此统一的危险，或至少是有害于党的一致的，那就是这个不受控制的官僚主义。这是一个营垒，它曾经喊出了挑拨的声音。正是盘据在那里的人敢于这样说过：我们不怕分裂！正是这一派系的代表们用指头在过去之中探索，寻出任何一宗似是而非的事情来，将更多的怨恨注入讨论中。又故意将旧斗争与旧分裂的记忆复活转来，藉使全党心理不知不觉地习惯于一个新罪恶的可能性，即以为党重新发生一次分裂那种可怕与可悲的事情都有可能的。他们叫两个需要相互对立起来：党的统一与党内减少官僚制度。如果党任由自己采取此一道路，牺牲其自身民主的重要因素，则结果只能增加其内部斗争，损害其团结性。你若自己对党没有信心，你就不能要求党对机关发生信心。这是整个问题之所在。官僚们存心不信任党，不信任党的觉悟性及其纪律精神，乃是机关统治所造成的一切罪恶的主要原因。党不要小组织与不愿容忍小组织。相信党将摧毁或让人摧毁它的机关，那是荒谬的。党知道机关是由一些最有价值的份子组成的，他们体现着过去经验的最大部份。但党要使机关更新，要提醒人们这是党的机关，是由党推选出来的，因而机关决不可和全党群众脱离。好好地考虑一下党内所形成的局势，把那讨论过程中特别清楚地呈现出来的局势深思一番，那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是在双重的远景中展开着。或者，目前沿着中委会决议案路线所实行的有机的思想分化，将是党的有机生长路上的一个前进步骤，将是新的伟大的一章的开始——那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最愿有的结果，这结果对党说是最有益的，那时党将轻易地克服讨论中与反对中的任何过火举动，更不必说那些庸俗的民主倾向了。或者，机关转入进攻，它本身愈来愈受那些最保守的份子所操纵，并且藉口于反对小组织，将使党倒退，恢复“平静”。这第二种可能发展是非常可悲的；当然，它不会阻止党风发展，但此发展将付出很大代价，即是要费很大力气，且经受激烈骚动。因为这个方法只会更加激起一些有害的，分解性的与敌视党的派别。这便是两个看得见的前途。我关于“新路向”的信（中译者按：即后面附录第一号。）目的在于帮助党采取第一条道路，这是最经济与最正确的一条道路。我完全主张信上所提出的立场，却排拒人家对它所作的任何带有派系性的与骗人的解释。[1]见第一章注1。[2]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夺取政权的主要领袖是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赖可夫、诺根、密留丁、希里亚泼尼可夫、梁尚诺夫、拉林、洛佐夫斯基等等。[3]（A）1918年初，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镇上举行德帝国主义军方与俄国革命政府间的谈判，胜利的德军提出了最苛刻条件。为了如何应付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内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以列宁为首的一派，主张接受德方条件，藉使苏维埃政权获得绝对需要的喘息机会；另一派以布哈林、拉迪克、克雷斯丁斯基、奥新斯基、倍拉·孔、沙普朗诺夫，耶可夫连夫、包克罗夫斯基、马克雪莫夫斯基、斯密诺尔夫、皮亚塔可夫、泼雷奥勃拉顺斯基等等为首，认为如果签了此一屈辱条约，就是出卖革命，故主张组织革命战争，对德抗战。这个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派控制了莫斯科的党部，自行出版刊物，猛烈攻击列宁、中央委员会及其政策。托洛茨基当时的立场介乎二者之间，他那有名的口号是：“不和平，不战争”。那意思是说：简单宣布战争状态业已终结，但不签署和约。最后，德军大举进攻，托洛茨基以弃权表决的方式的确来帮助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多数，击败左派，签署条约（由托洛茨基任代表的）。数月后，德国战败，条约不得生效，党内争论也自动消灭。后来布哈林曾经承认他错了，对的是列宁。（B）：1923年12月21日，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登载了一封由九位以前属于左派共产主义者领袖的信，它讲述一个故事，说，1918年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卡姆可夫跟布哈林与皮亚塔可夫开玩笑道：“哦，如果你们在党内得到多数会怎么办？列宁会辞职，我们将和你们共同组成一个新的人民委员会议（译者按：即现今的部长会议）。在此情形中，我想我们会推举皮亚塔可夫当主席……”稍迟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另一领袖普罗斯强对拉迪克说：“你就只能够写写决议。把列宁逮捕一天，对德宣了战，然后再全体一致推选列宁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不干脆得多吗？”虽然在左派革命党人猛烈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此他们而且还组织过一次流产的暴动，但关于所谓“逮捕列宁的阴谋”，却最多不过是讲讲如上的玩笑吧了。那九人（皮亚塔可夫，斯多霍夫，拉迪克，耶可夫了娃，斯密尔诺夫，包克罗夫斯基，泼雷奥勃拉顺斯基，谢威定，马克雪莫夫斯基）的信，目的在答复流传于反托斗争初期的关于此一插话事件的夸张说法。九人还着重指出，列宁在1918年早就知道这个“阴谋”的，那时普罗斯强逝世，列宁给他写一讣闻，拉迪克将此玩笑告诉列宁，斯大林在《真理报》写文章说：“这是众所共知的，例如，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分离存在的派别，它和党的冲突如此激烈，意致郑重地（！）讨论到要成立一个新的人民委员会议来代替已有的，那个新会议由左派共产党人组成之。目前的反对派（即托洛茨基）中有许多人，像泼雷奥勃拉顺斯基，皮亚塔可夫，斯多霍夫等同志，都属于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派。”不过到了1937年，当他将布哈林作为“反革命份子”提付审判时，1918年的“阴谋”却郑乎其事地放进起诉书里，被当作是一椿全新的与耸人听闻的新发现——仿佛它并非党内二十年来周知的一件事，而且多少是当作笑话讲的。此事在布哈林被处死刑的判决书中，乃是一项主要罪状。[4]GaptainMeyneReid，十九世纪爱尔兰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著有“带发头皮的猎取人”等书。[5]这里所指的是关于美国侦探阿伦，宾堪顿及其助手们的一些廉价小说。二十世纪之初，这些侦探小说曾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中广泛销行。[6]军事反对派的领导人为著名老布尔什维克及红军司令员V·M·斯密尔诺夫（许多年以后，他被斯大林放逐，他的死去可能是被杀的）。这个反对派为沙法罗夫与皮亚塔可夫所支持，在相当限度内亦为布哈林所支持。在红军内部，支援这个反对派的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佛龙瑞以及所谓察利津派。他们的批评主要是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政策，即反对组织集中化军队，克服游击战方式，在内战中利用沙皇旧军官作专家，利用他们来组织红军。此争论在1919年的第八次党大会上爆发出来，托洛茨基获得列宁的支持，赢得代表中大多数的赞成。[7]布尔什维克中间，关于职工会在苏维埃制度下作用用问题的争论，约自1920年11月（第八次职工大会）开始，延续到1921年3月（第十次党大会）。十次党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了新经济政策，这个争论便几乎被取消了，因为各个不同的对职工会作用的看法，是以军事共产主义为前提的。前提既已取消，以此为根据的争论当亦必随之取消，至少要作用不同方式提出了。在此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争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仅就争论本身言，托洛茨基是错的，因为他主张将职工会归并为国家机关；但若就争论的前提言，则错的却是列宁，因为托洛茨基很早就说军事共产主义不能再延续，必须采用新经济政策，只因列宁反对，未获通过，那末在不再适用的军事共产主义下要想进行紧急的生产恢复活动，托洛茨基的工会看法却是合适的。在十次大会时，由职工会争论所引起的派别有如下几个：列宁派，支持者为汤姆斯基，齐诺维也夫等；托洛茨基派，支持者为布哈林、捷尔顺斯基等；工人反对派，领袖为柯伦泰与希里亚泼尼可夫，支持者为矿工工会与五金工会；民主集中派，其主要人物为：布勃诺夫，沙普朗诺夫等；另一派由伊根托夫，马斯洛夫等组成；又有一派则由布哈林自己，连同拉林、梭可尼可夫与耶可夫连娃组成。第十次大会所通过的是列宁派提出的决议。[8]由柯伦泰、希里亚泼尼可夫，美特维也夫等人领导的工人反对派，有工团主义倾向。它主张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流行与克服经济困难，应将一切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指导移交给职工会之手。第十次大会上，该派主张被认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偏向，坚持此项意见者不能继续作为党员，后来参加了托派与联合反对派。[9]1920年，毕苏斯基的波兰侵略军队被逐出苏联领土后，党中央委员会便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应否继续追击波兰人到华沙？列宁，齐诺维也夫等主张继续进攻，他们所根据的主要是关于波兰工农革命情绪的过于乐观的报告。托洛茨基与拉迪克反对进军华沙，理由是波兰的政治局势并未充分成熟，波兰群众不能给红军以足够的支援，而且红军本身的组织和给养也都不足以从事广泛进攻。列宁见解得到优势，红军继续西进。结果攻势在华沙郊外被遏止，红军战败，溃退。后来列宁曾经承认，对当时局势的估计是托洛茨基和拉迪克正确的。<<托洛茨基：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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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党的社会成分<<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二章党的社会成分党的内部危机显然不限于两辈代的关系问题。历史地，从较为宽广的意义说，危机的解决乃决定于党的社会成份，首先决定于工厂支部的比重，决定于其中包含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比重。取得政权以后，工人阶级的首要关怀乃是创建国家机关（包括军队，经济管理机关等）。但是工人参加了国家的，合作社的与其他的机关，却意味着工厂支部的减弱以及党的干部——无产阶级出身的或非无产阶级的——之非常的增加。这情形中是有矛盾的。我们要想脱出此一矛盾，除非经济上有重大进展产业生活有强力的推动以及体力工人之经常进入党内。此一基本进程将以怎样的速度前进，它将经历怎样的进潮和退潮？现在难于预言。在我们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当然，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吸收最大多数的在业工人参加党。但要使党员成分大大改变（例如，使工厂支部的党员数占全体三分之二）是只能慢慢来的，只有在经济显著发展的条件之下才能做到的。无论如何，瞻望未来，我们还得有一个很长时期，其间最有经验与最积极的党员（自然包括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在内）将占据国家、职工会、合作社与党的机关。而此一事实本身便意味着一个危险，因为它是官僚主义的来源之一。对于年青人的教育，自必在党内占有特殊的位置，而且将来会继续如此。为了在我们的工人学校、大学及高等学术机关中造成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其中以共产主义者占重大比例，我们必须让许多年青的无产阶级分子脱离工厂，不仅当他们求学时期脱产，而且使他们终身与工厂绝缘；青年工人读完了高级学校之后多半会全部被派到工业机关、国家机关或党机关去服务。这是第二个因素，会破坏党的内部平衡，损害了党的基本细胞——工厂支部。一个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出身，是知识分子或其他人物出身，这问题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在紧接革命之后那个时期中，十月革命前某人所业为何这一问题甚至好像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委派工人们到此一或彼一苏维埃机关工作仿佛只是一种暂时办法。到了现时，这方面的情形有了深刻的改变。无疑地，当了区委员会的主席或师的政治委员，不管他们是怎样的社会出身，不管他们个别的出身如何，总已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在过去的六年中，在苏维埃制度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当稳固的社会群。情形便是这样的，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党的大部分人员，代表着受过最优良训练的共产主义者，都被民事、军事、经济等等机关吸收去了，做着管理与行政工作；另一部分，同样重要的一部分，是正在学习；第三部分散在乡村中，从事农业；只有第四部分（它现在仅占全体党员的六分之一）是在厂工作的无产阶级。这是很清楚的，党机关的发展以及随此发展俱来的官僚化，并非由工厂支部引起的，——这些支部乃由机关作中介而相互联系的；而是因党藉国家行政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军事指挥机关、教育机关的中介而发挥出来的一切别的作用所酿成的。换句话说，官僚主义的根源乃在于党的注意与力量继长增高地集中在政府机构与机关上，又在于工业发展的缓慢。因为这些基本事实与倾向，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老干部官僚主义堕落的危险。如果以为只因他们参加了世界上最革命的一派，所以他们本身就含有可靠的保证，使之决无思想狭隘化与机会主义堕落的危险，那便是一种庸俗的拜物主义。事实上绝不如此！历史为人所造，但人并非常常自觉地创造历史。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历史，最后分析起来，问题将由两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大因素来解决的，那两个因素是：欧洲革命的过程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不过，宿命论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那些客观因素，那就犯了一个同样错误，正有如人们仅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主观的激进主义中寻找不会堕落的保证一样。在同样的革命局势中，在同样的国际条件中，党愈能觉悟到这些危险，愈能有力与它们作斗争，则愈能抵抗得住使党解体的种种倾向；反之亦然。党的社会成份的多样性，显然不曾减弱旧路向的消极方面，反而使这些方面极度恶化与加强起来。要克服闭关的集团作风（CORPORATISM），克服官员们的等级精神，除了实现民主之外，别无他法。为了要保持“平静”，党的官僚主义使一切解体，同时以相等力量，即使是以相异的方式，打击了工厂支部，打击了产业工人、军队士兵与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们，一如我们所曾看见的，以特别有力的方式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并非无所谓地提议过：要多多依靠学生和官僚主义作斗争。青年学生由于其社会成分及其接触，反映着我们党内的各个社会群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学生们以其青年气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状态迅速赋有积极形式。因为是正在学习的青年，他们会努力去求解，并将现象概括化。这不是说，学生们的一切行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倾向。如果他们所反映的都是健康的，那它一定表示了下述的二者之一：或者党的事情进行得无一不好；或者，青年人不再是党的镜子了。但二者都非常真实的。原则上，说我们的基础是工厂支部而非学术机构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说青年人是我们的晴雨表，我们是把他们的政治表现看成非主要的、却有象征价值的。晴雨表并不造成天气；它只是记录天气。在政治上，天气之形成是在诸阶级的深处，在诸阶级相互接触的那些区域内。工厂支部创造了党和工业无产阶级之间的直接接触，那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农村支部造成了党和农民之间的微弱得多的接触。主要是经由军队支部，处于特殊情形中的军队支部，我们和农民保持着联系。至于青年学生，他们是从苏维埃社会的各部分与各阶层招收来的，在其变化无定的成份中，反映了我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如果不对他们的情绪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而且，我们的新学生中，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具有了对青年人说来已是很结实的革命经验。“机关人物”中最哓哓不休的一群人，却不理睬青年人，以此铸成大错。青年人是我们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是我们将来的替代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不过，让我们回到党内各部分人的复杂性问题吧，这几群不同的人是因为所担任的国家职务不同而分隔着的。党的官僚主义，我们曾经说过，现在还想重说一遍，并不是什么过去制度的残留物，不是在逐渐消失的一种残余；相反，它主要是一个新现象，是从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与新错误中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经过了苏维埃国家来实现独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党，因此，又是其国家的领导党。整个问题乃在于：实现此领导而不要混和到国家的官僚机关中，以便自身不受官僚主义的堕落。共产主义者分头围集于党的与国家的机关中。在后者，他们上下层次相互依存着，而对非党群众则处于复杂的，人对人的往还关系中。在党中，关于党任务与党的基本工作方法的决定，他们是完全平等的。至于国家机关中，有的在工厂工作的共产主义者是工厂委员会的一部分，有的管理企业，管理托辣斯与辛狄卡，有的则当人民经济委员会的首长等等。[1]当党指挥经济之时，应该采集一切党员——站在经济行政那把梯子的各梯阶上的党员——的经验、观察及意见，加以考虑。我党的主要与无比的好处乃在于它能在任何时候，用共产主义的机器匠，共产主义的专家，共产主义的厂长，共产主义的商人——这些人的眼睛搜集那些相辅相成的工人们的经验，从他们那里获取结论，由此决定路线，去指挥一般的经济以及特殊的每一个企业。很清楚，这样一个领导，只有放在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相反，“机关”的方法盛极一时，那末党的领导便让位于执行机关（委员会，局处，书记等等）的处理。此一制度一经稳固，一切事务便集中在一小群人之手，有时且集中于一个书记之手，他指派，撤换，下命令，处罚人，等等。领导发生了这样的堕落，党的主要优越处，即其多方面的集体的经验，便退居于后列了。领导采取了纯粹组织的性质，它常常堕落成发号施令与随便干涉。党机关越来越沉湎于苏维埃机关的工作细节，为日常的事务操心，越来越让自己受它们影响，以致但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说，作为一个集体，党组织在经验上常比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更富经验，那末同样情形却不可对个别的官员说的。如果说一个党部书记，仅因其头衔之故，便能将领导其组织与全般能耐都会集于一身，那确实是天真的想法。事实上，他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具有官僚部门的辅助机关，造成了一架官僚的情报机器，这种机关使他更接近了苏维埃机关，因而让自己脱离了党的生活。这正和一句德国成语所说的一样：“你以为你在推动别人，而其实是别人在推动你。”苏维埃国家整个的日常官僚行径，便如此这般地渗透进党机关，将官僚主义带了进来。作为一个集体，党并不感觉到它的领导，因为它没有实现这一领导。从这里就发生了不满情绪或缺乏了解，甚至在党正确地发挥了领导作用的情形中都有是如此。党的领导如果专门分心于那些琐碎小事，便不能保持正确路线，它必须具有系统的、合理的与集体的性质。因此，官僚主义不但毁坏党的内部团结，而且会减弱党对国家机关的影响力。那些以最大声音喊叫什么党对苏维埃国家关系问题的人，却完全不注意与不了解这点道理。[1]中译者按：此段文字的英译意义非常模糊，疑有错误，兹凭臆测译成如此。将来倘找到原本，当予改正。<<托洛茨基：新路向>> |
第一章党内的辈代问题<<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一章党内的辈代问题在莫斯科讨论时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中，有一个决议提出了一种责难，它说：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讨论，已因新老二辈代关系问题及人身攻击等等而给弄得复杂了。这一责难证明出某种心智上的混乱。人身攻击与各辈代间的相互关系，乃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如今我们提出党内民主问题，倘若不同时从社会观点，从年龄与政治立场观点来分析党员成分，则便是将问题消灭于乌有之中了。党内民主问题首先作为各辈代间的关系问题提出来，并非偶然的。这乃是我们党整个进化的逻辑的结果。党的历史可以图式化地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历史上未曾前有的十月革命的准备时期，约二十五年；二，十月革命时期；三，紧接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四，“新路向”时期，我们现在正在跨入的。十月革命以前的那个时期，不管它所经历的阶段是多么的丰富、复杂与多采，但是现在我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准备时期，十月革命使得我们能够检查一下党的思想与组织及其成员（的品质）。我们所说的十月，意思是指那为政权而斗争的最尖锐的时期，这时期可说大约开始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终结于国家机关的实际夺取。虽然它只延长了数月，可是内容上的重要性却不亚于整个准备时期——那是以数年甚至数十年计的。十月时期不但让我们把党的伟大过去作了一个无误的、独一无二的考验，而且它本身便是为未来之用的经验的泉源。那个十月前期的党，只当它经历了十月时期之后，才确定了它的真价值。夺得政权之后，接着是党有了迅速的，甚至是非常的生长。像一块有强有力的磁石，党吸引了不仅是较少觉悟的工人们，甚且还吸来了某些简直与党的精神格格格不入的分子：差事主义者，升官发财主义者与政治上的攀辕附辙者。在此混乱时期，党得以保存其布尔什维克本质，只由于老卫士们的对内独裁，他们是曾经在十月革命中受了试验的。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上，老一辈人的领导差不多被新党员们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不仅无产阶级党员如此，异阶级分子亦是如此。那些想往上爬的人觉得一味顺从乃是使他们在党内建立地位的最佳方法。但是他们估计错了。由于一次严格的清洗，党排除了他们。党员人数减少了，意识却提高了。也许可以这样说，那次内部检查，那次清洗，使十月后期的党首次感到自己是一个半百万人的集体，其任务不单单在于受老卫士们的领导，而在于自行考察并决定政策的重大问题。在此意义内，清洗以及与此相联的危难时期，倒仿佛是一个种深刻转变的准备，此转变目前正显现于党的生活中，它在党史中多半会以“新路向”的名义写下来。有一件事，必须一开始就应该清楚懂得的：目前争论与困难的本质，并不在于“书记们”超越了某一界限而必须叫他们后退，倒在于另一事实，那就是：整个党正在前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实际上是大批的共产主义者正在对领袖们说：“同志们，你们具有十月革命以前的经验，这是我们中间多数人所缺少的；但在你们领导之下，我们获得了十月革命以后的大经验，这些经验的重要性是在不断增强的。我们不但要受你们领导，而且要和你们一起，参加于阶级的领导。我们所以要参加领导，不仅因为作党员有此权利，而又因为它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经验不但要受领导层的注意，而且一定要凭我们自己使之进入党的生活中。没有我们这一点现尚不足道的经验，党的领导机关是会愈来愈官僚化，而我们，普通的共产党员，与非党人民接触时候，是不会觉得自己思想上已足够武装了的。”目前的转变，正如我说过的，乃是以前整个进化的结果。第一眼看去是觉察不到的，其实在党的上进与觉悟的分子运动过程中，很久以来就在准备着这个转变。市场危机给了批判思想以强烈的刺激。德国事变的临近让党发生了震动。恰巧在那个时机，党以异常尖锐的面目呈现出来，它仿佛是以两层建筑存在着的：上一层，决定事情者；下一层，全部能事就是听从上层的决定。党内制度是必须有所改变了，但因人们焦急地期待那德国事情似乎很快就会摊牌之故，因而延迟下来。一俟大家看清楚德国因各种势力关系而延迟摊牌后，党便将“新路向”问题置于日程之上。正好像历史上时常发生的情形，恰恰在最近几个月内，“旧路向”暴露出它最消极的与最令人难忍的特征：机关的小派作风，官僚的沾沾自喜，以及对于党的情绪、思想与需要的完全漠视。由于官僚式的惰性，它一开始就以敌对的暴力排拒了那个创意企图，即：想将党内制度的紧急改变问题置于议事日程之上的企图。这当然不是说，机关是彻头彻尾由官僚化的份子所组成，或甚至更坏些，是由那证实了的与不可救药的官僚们所组成。完全不是！目前这个危急时期的意义将被人们消化，将给最大多数的机关工作者以很大教育，将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许多错误。自由前危机产生的思想上与机体上的再分化，到头来将会对普通党员，同样对机关人员，发生健康的影响。不过，在机关中，就像当此危机刚发生时所呈现的那样，官僚主义确已达到了过分的，真正骇人的发展程度。正因为此，我们最近这次的思想再分化竟会具有如此尖锐性质，以致让我们有理由为之担心。我们只要指出一下事实就够了：两三个月之前，只要有人提起机关的官僚主义，提起各委员会与书记们的过多权力，就会受到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中那些“旧路向”的负责代表者们的耸肩否认或愤怒的抗议。指派成了制度吗？纯然的幻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吗？凭空瞎造！那是反对派简单为了玩玩反对派的把戏捏造出来的，等等。这些同志真心实意地没有注意到自己所代表的官僚化的危险。只当遭遇到从下面发生的压力之后，逐渐地，他们才开始忍气吞声地认识到原来真有官僚主义的现象，不过他们以为只发生在某些组织的外围，在某些地区与边区中，而此等现象也只是实践中离开直线的一种偏差罢了……。依他们之见，官僚主义无非是战争时期的残余，即是说，这是正在消失着的现象，只是消失得不很快而已。不用说，此种了解与解释是何等的虚伪。官僚主义不是某些外省机构中的偶然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它不是从边区经过了地区组织而传到中央机关的，倒是从中央组织通过了地区组织而传到边区机关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战争时期的残余物，它乃是最近几年中积累起来的干事方法与行政态度移转到党内的结果吧了。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有时虽然具有夸张形式，但若与今天生长于和平时期的官僚主义比较，那不是像孩子的游戏吧了。不管今天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成长，但党机关却继续顽固地要替代党去思想并代作决定。因此，从原则立场看，这次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结构的决议案，具有重大意义，全党一定要清楚地懂得它的。如果以为这些被通过的决定，其深刻的意义只下归结于简单要求书记们与委员们今后对群众应该“温和些”，“亲切些”，以及组织上作某些技术性的改变，那确实是无价值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谈的乃是一个“新的路向”，并非谈别的事，党正在准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问题不是要破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原则，一似某些人企图叫我们相信的；问题只是要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党发展的新阶段。问题首先要在老干部和十月革命后入党的那些占党内大多数的党员之间，建立比较健全的关系。党的基本的政治资本是理论修养、革命锻炼与政治经验，而党的老干部则是这个资本的主要保持者。另一方面，党主要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即是说，是一个集体，它的路向的决定，取决于全体党员的思想和意志。在十月革命后的复杂环境中，党因为充分利用了较老一辈所累积的经验，将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委托给老一辈的代表们，事情才进行得更好——这是完全清楚的。另一方面，此一事态的结果是，老辈们因起着党领袖的作用，且致力于行政诸问题，所以养成了替党思想与替党决定的习惯。这情形至今是不改的。为共产党员的群众着想，老辈们教导他们参加政治生活所采取的办法，首先是纯粹的书本气的，教授式的，例如：举办初级政治训练班，考验党员知识，开党校之类。由此便发生了机关的官僚主义，其小集团作风，其排他性的内部生活，总之，由此发生了一切成为“旧路向”极度消极一面的诸徵候。党以两层分隔的建筑形式而存活这一个事实，本身便含有许多危险，我在讨论老辈与年青人那封信上曾经谈到了这些危险。所谓“年青人”，我的意思自然不单指学生，而是指十月革命后入党的整个辈代，首先指的是工厂支部。党的日益增长的显著的不安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最大多数党员是这样说，或是这样感觉的：“不管党机关想的与决定的是好或是坏，它总是不在我们参加之下，而且替我们思想决定的。当我们偶然对它的想法与决定不能了解，或者怀疑，表示了反对或批评，那我们便被命令服从，动用了纪律；最常见的，我们被斥为闹事者，或甚至说我们想成立小派别。我们是从骨髓里忠实于党的，愿为党牺牲一切。但我们要求积极地与自觉地参加于党观点的制订与党的行动路向的决定。”此一心理状态的初次呈现，都被领导机关所忽视，不加以考虑；这便是党内发生反党小派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它们的意义不应该被夸大，但也不应该被轻估，因为它们应该是对我们的警告。旧路向（这是总的历史原因以及自己错误的结果）的主要危险，在于党机关愈来愈明显地表示出一个倾向：将构成领导干部的数千同志，和其他所有党员对立起来，前者简单地视后者为行动的对象。如果这个制度延续下去，就有危险，在较长的时间内，引起党的两极的堕落，即是说，在党的青年人与领导干部中间都会发生堕落。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支部，学生等等，此一危害的性质是清楚的。因为觉得他们不能积极地参加党的一般工作，他们对党提出问题又不能得到及时答复，许多共产主义者就开始找寻一种替代物去从事独立的党活动，其形式便是各种各样的派别和小组织。恰恰在此一意义上，我们指出了像“工人派”那样的小派别的象征意义。[1]这种旧路向的体制如果延续得太长，它在党内成为官僚主义的同义词，那么在另一极的危险也是同样大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中所提出的对官僚主义的指责，正是针对了党的干部而发的，谁若不了解或不愿看到这一点，那他便在玩弄可笑的与不值钱的驼鸟政策，问题不在于实行中某些偶离理想路线的偏差，而恰在于党的机关的一般政策，在于其官僚主义的倾向。官僚主义本身不就含有堕落的危险吗？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点。官僚化一经长期发展，就会有这样的危险：使领袖们脱离群众，使他们把注意只集中于行政问题，于指派及调职问题，使领袖们的视野狭隘，革命精神减弱，也就是说，会使“老卫士们”，至少其中很大部分，将发生或多或少的机会主义的堕落。这种过程缓慢地，几乎是不被觉察地发展着，但能出其不意地暴露出来。我们这个警告根据于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见，谁若于此看出了“侮辱”，看出了“攻击”等等，那此人倒真的需要具有易于惊恐的猜疑性格与官僚的傲慢气质呢。不过，在实际上，这样堕落的危险真的很大吗？党已经了解到或感觉到此一危险，且已有力地采取对策——中央委员会通过那个决议案主要就是为此——这个事实就证明出党的深厚的活力，而由于这个事实，显露了党是拥有解毒剂的强力资源，足以解消官僚主义的毒物。我们的党去拉紧缰绳，施行更多的人为的选择，对党员应用恫吓手段，总之，施展种种不信任党的手段，那末一大部分干部将趋堕落的真实危险，一定会增大的。党不能仅仅生活于过去的贮备之上。过去准备了现在，这已经够了。现在必须在思想和实践上都提高到过去的水平，藉以准备未来。现在的任务乃在于将党活动的中心转移给党员群众。不过，也许有人会说，重心移转不能完成于一瞬一跃之间；党不能将老一辈“放进档案库”而立即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此种愚蠢的蛊惑式的论调简直是不值得一谈的。将老一辈放进档案库该是疯狂行动。所需要的乃恰恰是要这个老一辈改变其方向，藉此保证其将来对于党的一切独立活动能发挥优越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能把“新路向”当作诡计，当作外交手法，或作为暂时的让步，而要视作党的政治发展中一个新阶段。这样，则不论是正在领导党的老辈或整个的党，都将获得最大的利益。[1]关于“工人派”的情形，我们知道得很少；它主要是由旧时的“工人反对派”份子组织的，领导者名米亚士尼可夫，一个老资格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他于1922年第十一次党大会后被开除出党。这个派别是秘密存在的，不久被解散。米氏被捕，充军。1930年，他越境逃入波兰，转至土耳其，然后他前往柏林，最后死于巴黎。该派反对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集中与官僚主义的生长，仿佛有走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托洛茨基：新路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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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托洛茨基：新路向>>序言这本小册子稽迟了很久才得出版：疾病妨碍了我，致不能使它早日问世。不过一般说，在迄今为止的讨论中，那些问题还只刚提出。围绕着党内制度与国家经济诸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扬起了一片尘埃之云，它形成了几乎不能透视的大雾，以此很坏地模糊了视野。不过这是会过去的。那种尘埃云雾将会消散。问题将会以它们真实的形态出现。党的集体思想将会逐渐从讨论中吸取它所需要的东西，将成熟起来，且更有自信。如此则党的基础将会扩大，其领导将有把握。中央委员会关于党的《新路向》的决议，不管人家对它做着“开倒车”的解释，其客观意义就在于此。先前所做的种种工作：清党，提高的政治教育与理论水平，以及规定党工作人员的资格，这些工作要想有圆满结果，最后还必须扩大和加强全党集体的独立活动。这样的活动力乃是唯一可靠的保证，使党能以反对一切因采取新经济政策及欧洲革命迟迟发展二事所能引发的危险。不过，党的新路向只能是一种方法，其本身并非目的，这是无疑的。在行将来到的时期内，我们可以说，这方法的分量与价值将要看它帮助我们能解决主要的经济任务到何种程度来决定。我们国家经济的行政处理必须集中。结果是，首先，关于中央经济管理的诸问题和歧见，却只在狭小圈子的人们中间讨论过。整个党的思想，对于国家经济计划指导的各个基本问题和困难，不会有过直接参加。即使在第十二次党大会上，关于经济的计划指导的问题是涉及了，但实在只是形式地谈了谈。这在很大限度内，解释了为什么该次大会决议案所规定的种种方法，直到现在还差不多未被应用过，为什么中央委员会在前些日子，不得不重提这个问题，即，必须将第十二次大会的经济决议案，特别关于国家经济计划局的议案，付之实施。不过此次的中委会决议案，也会遭遇到各方面发生的怀疑的非难，关于国家经济计划局的，以及关于一般的计划经济的。这种怀疑主义没有创造性的思想，没有理论深度，其背后没有认真值得考虑的东西。这种廉价的怀疑意见所以能够在党内容忍，恰恰因为党的思想不会清楚地弄通经济集中计划指导的诸问题。可是革命命运却完全依靠着此种指导的成功。只有在最后一章中，这本小册子讨论到计划指导问题。我们的讨论是以一个特殊例子为根据的，选择这例子不是由于我们的任意，而是党内讨论使我们不得不采用它。我们希望，在下一阶段，党的思想将用比目前所用的更为具体的方式，讨论所有那些问题。用一个旁观者资格——这是我目前的地位——来注视当前的经济讨论，就仿佛觉得党在迟了一年之后，以更具批评性的态度，又回头来起草第十二次大会的决议。讨论此等问题，原来是那个小圈子中人的所谓垄断的事，如今却逐渐成为全党的注意中心了。在我一方面只能对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们提出劝告，请他们用心学习第十二次大会关于工业的辩论，并且将它们与目前的讨论联结起来。我希望自己不久能再回到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事实：在党口头辩论与文学争论的过程中，有大量的“事实”与消息被传播着，它们与事实是丝毫不相符的，如果说得轻一点的话，它们只是飘忽的灵感产物吧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将提出证据来证明它。藉助于此种“打击”方法，实质上只证明了这些人对党缺乏尊敬。依我之见，党对于此种行为的答复，应该辛勤地检核人家所提出的引文，数字与事实。这是教育党以及保证对自己教育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我们的党是已经成熟了，所以毋需托庇于“死的静寂”或讨论的狂热之中。一种党内更稳定的民主制将会保证我们的讨论具有这样一种应有的性质，而且它将教导大众说：只有那些经过仔细考验的资料才准向党提出。在这方面，党应该采用无情的批评去形成自己的舆论。工厂支部应在它们日常的经济中检查讨论资料及其结论。在学的青年们也应该把目前党内讨论所印发的资料作一番严格的审核，以此作为他们的历史的、经济的、与统计的工作的基础，因为在明天或者后天，党将依据这些资料作出决定的。我再说一遍：党已经得到的，而且必须予以保存的一宗最重要的收获，乃在于：我们主要的经济问题，过去只在极少数几个机关中解决的，现在却已成为全党群众的注意中心了。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讨论而激起的尘埃之云会消散，伪造的资料会被党的思想所弃绝，经济组织的基本问题将来永不再离开党的视野。革命将因此而得益。L．托洛茨基后记：这本小册子中所收入的，除了“真理报”上业已发表者外，还有所写的几章如下：“官僚主义与革命”，“传统与革命的政策”，“对农民的估计不足”，“计划经济”。凡是发表过的文章，我这里是不易一字地重印出来。这样使读者更加容易判断：此等文字的意义有时曾经被，而且现在仍在被人在讨论中加以如何可怕的曲解。<<托洛茨基：新路向>> |
译后记<<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译后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共分两部。第一部《当代文学》写于1922至1923年间，其中各篇曾以论文的形式在《真理报》上发表过，这一部分专门论述苏联当时的文学；第二部《前夜》收入写于十月革命前1908至1914年的文章，这一部分涉及的范围较广，谈到了本世纪初俄国和西欧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本书第一版于1923年问世，翌年出了第二版。第二版除增加了《再版序》和《论文学和俄共的政策（在俄共中央1924年5月9日文学讨论会上的讲话）》（作为第一部第九章）外，未作其他变动。《文学与革命》一书早在20年代末就有了第一个中译本，以后陆续出过一两个译本，但这些译本只译了本书的第一部分，而且大多是从其他文字转译的，迄今尚未见有直接从俄文原文译出的全译本。现将这本在20年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根据俄文全文译出，以便使读者能一睹它的全貌。这次翻译所依据的本子为1923年苏联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同时将第二版增补的内容译出作为附录附于书后。参加翻译的有刘文飞（负责序、第一部和附录）、王景生（负责第二部第一章）和季耶（负责第二部第二章）。全书由张捷统校定稿。书中原有注释一律照译，此外还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并标明“译者注”字样以示区别。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1991年1月<<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译后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译后记如果不从神秘的与唯心的角度，但从根本上是唯物论的观点出发，那末我们可以承认黑格尔派的一种看法。即承认民族的历史发展是有“气运”的。在特定的一个历史阶段上时常有一个特定的民族来体现历史的主流，充作全人类进化的先驱。俄罗斯人的“气运”，从世界史的眼光看，应该说开始于十九世纪初期。而这“气运”首先表现于“文运”上面。由思想家别林斯基及诗人普希金开头，在后继的一百年中，产生了一长串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们各自在成就上赶上了并且最后超过了英、法、德的先辈。这方面的史实过于明显，以致无须说明的。这里我要特别促请读者注意的一个现象，那是：这一系列最杰出的俄罗斯思想家们，简直没有例外地，都一身兼具了三种主要资格：政论家，革命家与文艺批评家。从别林斯基起，中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一直到普列汉诺夫，列宁与托洛茨基，可说都是如此。虽然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前几位大师偏重于政论家与文艺批评者方面，后举的几位则较多表现为实行的革命家。可是这中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却属显而易见。因此，完成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与托洛茨基，就国际的思想说固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衣钵传人；但就俄罗斯思想发展史说，却又是本国进步思想的继承者，是十九世纪那批伟大的文艺批评家们的继承者，是他们的发扬光大者。在此一意义上，托洛茨基这一本“文学与革命”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百年文运”的顶点。它结束了这个伟大的传统，将民族的传统扩大成国际的传统。这个扩大配合着史大林统治的兴起，似已将此一“文运”终断了。三十余年来，我们不曾在苏联见过任何可以承接此一传统的文艺批评。“气运”已在移转，此后“管领国际骚坛”的人物，多半要在其它“交运”的民族中得之，而且必然要以“文学与革命”为出发点的吧。这本书的成书经过，著者自己有过一段说明如下：“关于文学的我的那本书，最初人们或者还记得吧，是用了论文的形式，在《真理》上发表的。这本书是在两年之内，在我的两回假期中写好的。”（见“鲁迅译文集”卷六第三七六页。“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中托洛茨基的发言记录。）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补充：所谈“两回假期”，指的是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的两次暑期休养。托氏在第一个假期中，最初着手来写的，本不是一部书，而只是一篇序。因为那时候，国家出版局准备把托氏在革命以前有关文学所写的文字，编成他全集的一册。托氏答允给它写一篇序文，谈谈革命以后的俄国文学。谁知一上手却“不能自休”，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大大超出了预计。一九二二年的夏天没有写完，假期完结后又无法续写，一直要等到次年的暑假，他才把全书写成。书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在出版前，其中许多篇章曾经在“真理报”上先行发表过。不过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倒不在于此书如何写成，而更在于它是在怎样的年月中写成，在怎样一种环境中写成，在著者干着怎样一些工作的同一时候写成的。我们知道，当俄国内战时期，本书著者是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他组织了军队，也是他，直接与密切地指挥了战争的。一九二○年，内战以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此后托洛茨基便将全副精力投入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工作中，特别从事于全国铁路运输的整顿。同时他还继续担任着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这期间，西欧革命正处于第一个浪潮消逝，与第二个浪潮兴起之间；东方殖民地解放运动开始爆发，特别是中国革命日见壮大。在苏联内部，这期间发生了列宁的病和死，发生了大跃进后的初次反动：新旧资本主义分子在经济上活跃，官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抬头，这两个反动势力结合起来，首先打击着主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由于他在党内和政府中所负的责任关系，他必须对发生于国内外的一切革命事变不但要密切注意与研究，而且还要作出指导和批评；又由于他代表着与坚持着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之故，他不得不向党内外的反动势力进攻，并从事于对抗反动进攻的防御。这样，托洛茨基在那一时期的生活可以说是异常紧张的，其心情可以说是相当痛苦的；其紧张不稍逊于十月革命与内战时期，而痛苦则更甚于他在党内斗争确定失败以后。可是就在那个时期，他却忙里偷闲地写下了诸位刚刚读完的这本着作：“文学与革命”。这简直是令人吃惊，甚至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因为，你们读过了那本书，自然知道，它和后来共党世界中习见的那种党官们八股式的“指示”根本不同——在量的方面，也更在质的方面。这位红军的最高长官对文学所发表的意见，非但不显得“外行”，而且比“内行”的更内行。他那分析的精深微妙，见解的公允远大，尤其对文学与革命二者之间关系的剖析与展望，竟是如此透澈，如此坦率，它道人之所不敢道，言人之所不能言——以致这样的“指示”，莫说当时的内行中无一人能作，便是直至今日，也还不曾见过哪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能彷佛及之。著者在书中批评了俄国当代的与过去的许多作家，可是没有一个地方凭着印象，凭着臆断，或仅凭耳食之言。著者读了他所批评的所有的书，不论小说、诗歌、戏剧或者论文，他都仔细地读了才下判断的。批评家原该如此的吧？你也许会这样想。可是，如果你知道流行于史大林主义者统治下的所谓“文学批评”，特别是有地位的高官们所做的“文学批评”，它们如何断章取义，如何凭空乱说，如何的对人不对言，如何的张冠李戴，那末你就会觉得“文学与革命”著者那种审慎细致，绝对不许粗暴的态度是如何可贵。再，你得记住，著者是在怎样紧张忙迫的环境中读了这些“无聊”书的！想想这些，我们就无法不惊奇于著者精力的充沛，对待学问的真诚，兴趣之广博，用功之精勤，以及知慧之卓绝了。托洛茨基在那个时期从事“文学批评”，并非由于一时兴会，也非为了紧张工作中的精神调剂。这和他所有别的文字工作一样，是为了完成一桩客观需要的任务。任何一次具有深度的群众革命，都得牵涉到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伟大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自然更加如此。旧的阶级统治被推翻了，旧的文艺流派也大多同时完结了，甚至旧时代传下来的优秀作品，也都显得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当不得新一辈代人的精神粮食。新的制度期望有自己的文艺，而创造着新事的新人们，则要求自己或别人能把那新的激情与新的想象在新的文学与艺术中表达出来。这种期望和要求就必然要引起一种既深且广的革故树新的文化大运动。文化运动总是发生于革命之前，沉寂于革命激战之时，再发生于新政权稳固以后。俄国的情形亦是如此。当二十年代初期，苏联军事底定，经济略苏，文化建设问题就提到前面来了。围绕着对旧文学与旧文人的态度，新文学应有的性质，以及无产阶级政权对文艺的创造活动应否领导与如何领导等等问题，苏共党内乃至一般的文艺工作者中发生了种种意见，进行了激烈争论。“文学与革命”便是为了参加这场争论，并提出著者积极的意见而写的。关于那场争论进行的实际情形，我们在前面注释里只做了一点十分简短的叙述，这里也不拟详细介绍。不过对于真有兴趣的读者，我们却很希望他们能读“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中的“文艺政策”，其中包含有如下几篇重要文字：１，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文艺政策讨论会的发言纪录：２，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全联邦大会的决议：３，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公布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文艺政策的决议：４，日人冈泽秀虎作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这些文字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了解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而且可以让我们看到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演变之迹。那场争论具有重大意义是毋须说的。它反映了当时俄国文艺界的真实情况；记录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第一次处理文化问题时的种种正确的以及幼稚而错误的想法；它首次郑重地考虑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文艺活动的关系；并且更重要的，它代表着一个原则性的、因而是普遍性的矛盾，即：由于主客观原因必然要带有甚大强制性的工农政府，如何才能正确对待那个本质上必须享有充分自由的文艺创造活动。那场争论是触及了所有这些问题的，尤其是托洛茨基的发言及其著作，更是基本正确地解释了与解决了那些问题。今天，离开那场争论已有三十六年了，无论在苏联或苏联以外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发生了多少次有关乎文艺政策与创作方针的争论，发生了多少次对于作家的批判和斗争。可是无论在哪一次争论或斗争中，我们却再也看不见一九二四年前后那场争论中显露出来的活泼生气与坦白真诚了。以后的历次文艺思想的争论，其实根本算不得争论，而只是对某一失宠作家的公诉公审吧了。这里一般地反映着苏联与共产党官僚化堕落的深刻，特殊地也反证出共产党如果采取了违反乎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所确定的立场，则“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文学会被弄成如何的丑恶。因此，为了反对史大林主义的文艺政策，我们今天不但要研读托洛茨基那部巨著：“文学与革命”，而且还应该重读当年争论的所有意见，以便知所取舍，知所警惕。在回顾中汲取教训，藉以坚定我们今后的方针。史大林党官僚们大概是懂得这点事理的，所以他们不仅一笔抹煞了“文学与革命”，而且用尽力气来丑诋那次文艺争论。例如在苏联官定本的文学史上，对于参加那项争论的人，不论是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或代表史大林借题发挥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的，都被宣布为：“被推翻阶级的代表”，“仇视苏维埃政权的人”，“反革命分子”，“伪装的人民公敌”与“暗害份子”。（请参阅苏联季莫菲耶夫着：“苏联文学史”中译本卷上第239－241页。）这样的“文学史”，读者们如有兴趣拿来和“文学与革命”及鲁迅译的“文艺政策”对比一下，倒真的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哩。不久以前，出版了托洛茨基流亡法国时期的一些日记。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的一则里，他提到了小托尔斯泰的小说“彼得大帝”。记中加以称许，认为是一项成就。接着他又写了如下文字。“不过在任何意义中都不能因阿·托尔斯泰的小说而说新时代已开了‘花’。为什么不能如此说，其理由我们已经说过了。被官方当作“无产阶级艺术”（在完全取消了阶级的时期中！）的那些小说，在艺术上还是完全的不足道。当然，这情形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惊骇的。要使社会基础，人的习状与抱负完全倒转过来，以便沿着新的轴心去产生艺术的结晶过程，那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需要多少时间？不能随便答复，不过时间总要很长。艺术总是运载在新时代的行李车中的，而伟大的艺术——小说——则是一件特别笨重的装载物。迄今不曾有一件伟大的新艺术品产生出来，乃是非常自然的事。这正如我刚才所说，不应该与不可能叫人惊骇的。能叫人惊骇的倒是这些令人恶心的，奉官僚命令而作的对新艺术的摹仿。目前“苏维埃”波拿巴制度企图对艺术加以无限的管制，而这个制度的不合适、虚伪与愚蠢，使任何艺术性的创造活动变作不可能了。因艺术创造的第一个条件是诚实。一位老技师多半能够不情不愿地制造一具涡轮，这架机器也许不会是头等的，正因为这不是他心甘情愿造成的，但它总还可以当涡轮用；可是要人不情不愿地写出一首诗来却办不到。“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把自己后退到十七世纪末与十八世纪之初去并非偶然的，为的可以获得那为艺术家所必不可少的自由。”（见英译本第四十六页。）对于史大林主义的（亦即毛泽东主义的）文艺政策的荒谬反动之处，很难写出比这段话更简单扼要的批评了。因此不再需要我们多所辞费。最后有一点还须声明：这译稿所根据的本子是一九五七年九月的英文再版本，纽约罗素书店出版。一九六○年，七月，王凡西记。上一篇回目录 |
第八章革命艺术与社会主义的艺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第八章革命艺术与社会主义的艺术社会主义下面更大的机动力——革命艺术的“现实主义”——苏维埃喜剧——旧悲剧与新悲剧——艺术、技术与自然——人的改造。当人们谈到革命艺术的时侯，心目中总想着两种艺术品：以反映革命为主题的作品；以及在主题上虽与革命无关，但完全受革命感染，被着由革命产生的新意识的色彩的各个作品。这些大作显然属于，或者能够属于，全不相同的品级。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其“到骑兵之路”中，描写了战争与革命时期。他属于和平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77]一派，只是他的规模比较无限地小些，观点无限地狭隘些。当他把这个作风应用到最大规模的事件时，那只是让人残酷地想起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时代）已经过去，且一去不复返了。但当年青诗人吉洪诺夫不描写革命（他彷佛羞于描写革命的）而描写一家小小的杂货店的时候，他用了如此新鲜与热情的力量来体察和再现了这家店铺的陈陈相因和停滞不进，这样的描写只有一个被新时代的机动力所创造的新诗人才能做到的。由此可见，如果关于革命的作品与革命艺术的作品不是同一东西的话，二者之间却仍有一个共同点在。革命所创造的艺术家们，不得不谈到革命。另一方面，凡是充满了要谈论革命的大愿望的艺术，便不得不抛弃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观点，不论这个观点是属于托尔斯泰伯爵的，或属于农民的。我们现在还不曾有革命艺术。我们有的是革命艺术的原素，有此一艺术的启示与企图，而最重要的，我们有革命的人，他在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成新的一代，而他是愈来愈需要革命艺术的。要有多久这个艺术才会明白地显现出来呢？那甚至是难于猜想的，因其过程不能触知也不能计算，而且我们试行对那较易触知的社会过程规定时期的时候，也只能限于猜度。但是这种艺术，至少它的第一个大潮浪，为什么不能很快出现，作为在革命中产生的与由革命带动前进的年青一代的艺术表现呢？革命艺术必然要反映那个革命的社会制度的所有矛盾。它不应与社会主义的艺术混淆起来。社会主义艺术的基础今天尚未筑成。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社会主义艺术将从目前这个过渡时期的艺术中成长出来。我们坚持这样的区别，并非由于对一种抽象程序采取学究式的考虑。恩格斯说社会主义革命乃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去的一个跳跃，并非无所谓的。革命本身还不是自由王国。相反，它正把“必然”的诸特征发挥到最大限度。社会主义将要取消阶级矛盾，也要取消阶级，但革命则将阶级斗争发动至最大紧张的地步。在革命时期，只有那些促进工人们在其反剥削者的斗争中团结的文学，才是需要的与进步的。革命文学不能不充满着社会仇恨的精神，这仇恨乃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一个创造性的历史因素。在社会主义下面，亲爱团结将是社会的基础。那时文学与艺术将在不同的音键上弹奏出来。所有那些情感，今天为我们革命者所不愿道及的，（它们被伪善者与庸人俗子们极度用烂了的，）有如无私的友谊啦，爱你的邻人啦，同情啦之类，将是社会主义诗篇的最宏亮的几个和弦。不过，过分的亲爱，会不会像尼采[178]派所虑，有使人堕落成感伤、被动与只会过群体生活的动物之虞呢？绝对不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市场竞争性质的那个强大的竞争力量，行将消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但用句心理分析学的话来说，这个力量将会升华，也就是说，将会赋与一种更高的与更丰富的形式。那时候将会有为各人的意见，为各人的计划，为各人的趣味而进行种种斗争。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不会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也不会有了，那些被解放出来的热情将被导引到技术中，到建筑中，其中也包含着艺术。那时候的艺术将更为一般化，将变得成熟，会受到锻炼，且将成为人生在所有各方面的不断建设的一个最完美的方法。它将不再是与任何别的东西无关的，单纯的“美”了。生活的各种方式，例如耕殖土地，计划住宅，建造戏院，社会性的儿童教育法，解决科学问题，创造新风格，将会吸引住所有人的精力。人们将会为了一条新的大运河的开凿问题，或者为了撒哈拉沙漠中绿洲的分配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将存在的），为了天气与气候的调节问题，为了一个新戏院，为了化学上的几个假说问题，为了音乐中两个竞争的倾向，以及为了一个最好的体育制度，而分裂成为“党派”。这样的党派不会被阶级或等级的贪欲所毒害。大家将同样关心于整个事情的成功。斗争将带有纯粹思想的性质。它不会追寻利润，它不会有任何卑鄙事情，不会有叛变，不会有贿赂，也不会有那在裂成阶级的社会中，构成“竞争”之灵魂的那些事情。但这又绝对不会使斗争不成为吸引人的、戏剧性的与热情横溢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问题——从前自流地和自动地解决了的生活问题，和从来被置于特殊教士等级监护之下的艺术问题——都将成为全体人民休戚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集体的兴趣与热情以及个人的竞争将具有最广阔的规模与最无限的机会。因此艺术将来不会缺乏集体的神经力的猛烈发挥，也不会缺乏集体的心理方面的冲动，这些冲动是凭以创造新的艺术派别和改变艺术的风格的。将来这些“党派”会围绕着美学上的不同学派而形成，这就是说，它们将是人的气质、趣味与情绪的结合。将来的文化是立足于稳步提高的（经济）基础上的，在此文化中进行着一种与私利无关的但是紧张的斗争。人类的品格——以永不知足为其无上宝贵的基本特征——将在此一斗争中成长，且使其任何方面愈益精美。说实在的，我们没有理由害怕个性的衰退或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贫乏。我们能把任何一个已有的名字来称呼革命艺术吗？奥辛斯基[179]曾经在某一地方称它为现实主义的。这个想法既真实而又重要，但对此观念的定义我们必须有个共同的认识，方不致于发生误解。艺术中最完备的现实主义，在我们的（即俄罗斯的）历史中，适与文学的“黄金时代”相符，即与贵族的古典文学时期相符。有倾向性题材的时期，即人们对于一件作品首先用作者的社会理想来加以判断的那个时期，是和这样一个时期相符的，那时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在公众活动中找到出路，并企图与“人民”缔结同盟来反对旧制度。颓废派与象征派（这是为了反对得势于它们之前的那个“现实主义”而出现的，）相应于此一时期，那时知识分子企图将自己和民众分开，开始谟拜他们自己的情绪与经验。虽然在事实上是，知识分子既然屈服于资产阶级，却又企图不让自己心理地与科学地都消解在资产阶级中。象征派为要完成这个事业，便召请了上天来帮忙。战前的未来派是知识分子想从象征派的残骸中兴起的一种尝试，不过他们仍执着于个人主义，并且要在物质文化的非个人的成就中寻找个人的中心。俄罗斯文学发展中诸大时代承续的粗略的逻辑便是如此。这些流派中的每一派都包含了一个对这世界所采取的明确的社会态度与集团态度，这个态度在他们的作品、内容、环境选取、戏剧人物的选择等等上面，都留下了它的记印，内容的思想并不与通常意义的所谓题材有关，却与社会的目的有关。一首没有主题的抒情诗，能够和一本社会小说同样表现一个时代，表现一个阶级或阶级的观点。然后就来了形式问题。在某一范围内，（文学）形式的发展，和其它任何工程学的发展一样，符合于其特自的法则。每一个新的文学派别——如果它是一个真正的派别而非任意胡为的嫁接——总是以往种种发展的结果，是言语与色彩上业已获致的技巧的结果，它只是把业已到达涯岸的东西拉开，以便重新去乘风破浪吧了。在此情形中，进化也是一种辩证法。艺术中的新派否定其直前的一派，这是为什么？显然有些情感与思想在旧方法的框子中是觉得太挤了。但在同时，在已经陈旧的与化石了的艺术中，新的情绪却发现了一些因素，它们倘再行发展是能赋与适当表现形式的。叛旗便是用了那些能够发展的因素的名义举起来，反对整个“旧”的。每一个文学派别都潜伏于过去之中，而其发展则都由于和过去作敌对性的分裂。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内容不应该单纯了解为“主题”，而应了解为寻球艺术表现的那些情绪与意念的一个有生命的复合体），是由此一事实来决定的，即一种新的形式的发现、宣布与发展，是在内在需要的压力之下，在一种集体的心理要求的压力之下完成的；而这个集体的心理要求，像人类所有的心理学一样，植根于社会之中。这就说明了每一个文学派别的两重性质：一方面，它给艺术的技术增添了东西，提高了（或者降低了）技巧的一般水平；另一方面，它在其具体的历史形式中表现了某些要求，这些要求最后分析起来是有阶级性质的。我们说阶级，但意思也是说个人，因为阶级通过了个人来说话。这意思也是说民族，因为一个民族精神乃由统治此民族的那个阶级来决定，这阶级使文学臣属于己。让我们把象征派研究一下吧。象征主义这个意义该怎样了解？它是指象征地改变现实的一种艺术吗？是形式上艺术创造的一种方法吗？或者，它乃指由勃洛克，索洛古勃及其它一些人所代表的那个特殊的象征派？俄国的象征派并不发明一些象征。它只是将一些象征更加密切地在现代化了的俄语上接种吧了。在这一意义上说，将来的艺术不管将依循什么路线发展，都不会排斥象征派在形式方面的遗产。不过俄罗斯的象征派在特定的几年中，曾经利用了那个象征为一个确定的社会目的服务。什么目的呢？流行于象征派之前的颓废派，想把所有的艺术问题在个人的性经验，在死亡以及另外一些事物中谋得解决，或者可以说，想仅仅在性爱和死亡中谋取解决。它势必要在很短期内就耗竭了自己生命的。由于这，并非由于社会的推动，产生了一个需要，需要为人的要求、感觉与情绪去寻找一种较高级的认可，因而丰富这些要求、感觉和情绪，并使它们提高起来。象征派的象征不仅是艺术的一种方法，它又是一个信仰的象征，于是在知识分子看来彷佛是他们通到神秘主义去的一座桥梁了。就此一具体的社会学意义而非抽象的形式意义说，象征主义不简单是艺术技巧的一个方法，而是知识分子对现实的逃避，是他们建造另一世界的方式，是他们在自满自足的白日梦中、冥想中与消沉中的艺术教养。在勃洛克身上，我们发现了现代化的茹柯夫斯基[180]！旧时，（一九○八年及以后），马克思派关于“文学衰落”问题所写的讨论集与小册子，不管他们的一些推论是如何地疏略与片面，不管他们只想潦草涂抹，但他们所作的社会性的文学诊断与预测，比之于像邱石克[181]一类人所作的，却无可比拟地更为重要些与正确些。邱石克比许多别的马克思主义者较早些并且更加仔细地想到了形式问题，但因他受了流行的几个艺术派别的影响，他把那些派别看成为无产阶级文化的生长的诸阶段，而不是知识分子从群众逐渐脱离开去的诸阶段。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我们应该怎样了解？现实主义曾经在不同时代，用不同方法，表现了不同的社会群的感情与需要。这些现实主义派中的每一派，都得下一个各别的与社会性的文学定义，都得作各别的形式上与文学上的估价。这许多派现实主义之间有何共同点呢？有一种对于世界的明确的与重要的感情。这个共同点在于对如此这般的人生所发生的感情，在于在艺术上接受现实而非躲避现实，在于对生命的具体动静具有积极的兴趣。它是一种努力，或者如实地描绘人生，或者把人生理想化，或为它辩解，或给它以谴责：或加以摄影，或将人生加以一般化与象征化。（无论怎样做，）它总首先关心于我们这三度空间的生活，以之作为足够的与无价之宝的艺术主题。在此一宽广的哲学意义而非一个文学派别的狭隘意义中，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新艺术将是现实主义的。革命不能与神秘主义共处。革命也不能与浪漫主义共处——如果这个浪漫主义有如皮利尼亚克、形象派以及另一些人所称呼的那一种。因为（和这样的浪漫主义共存）有一种可虑之处：神秘主义许会在一个新名字之下羞怯地企图巩固其地位。这不是教条性的说法，而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心理学方面的事实。我们这时代不能有一种羞怯的与手提的神秘主义，像一只玩狗似的让人随同“其它对象”一起携带。我们这时代挥舞着一把利斧。我们的生活是残酷的，狂暴的与彻底扰攘不安的，所以它说道：“我一定要有一个爱情专一的艺术家。你应用什么方法来把握我，你选取了艺术发展中创造出来的哪一些工具，我不管，一任你的气质和天才去自由发挥好了。不过你一定要如实地了解目前的我，一定要能看到能变成将来的我，而且除了我之外你一定不可关切别的任何人。”这里指的是人生哲学意义中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元论，不是文学派别传统武库中所贮放的那个“现实主义”。新的艺术家反而需要以往演变完成了的一切方法，并且还需要一些补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我们如此主张并非要提倡艺术的折中论，因为艺术的整体是由积极的世界态度与积极的人生态度创造成功的。当一九一八与一九一九年间，在前线通常可以遇到这样一个部队，骑兵开道，一批运货马车殿后，车上载着男女演员，舞台布景与其它舞台道具。一般说，艺术地位总是在历史前进队伍的末尾。因为我们战线经常变动，装载演员与舞台道具的马车时常会陷入困境，不知上哪儿去好。有时他们落入于白军之手。目前，全部艺术的处境，因为受了历史战线激烈转变的袭击，陷于同样困难中了。特别是戏剧陷入困境，因为它绝对不知道往哪里去好与该演出些什么。而最有趣的是，在戏剧界中，即在这一门也许是最保守的艺术形式中，却出了最激进的一批理论家。谁都知道，在苏联境内最革命的一群人是戏剧批评家们。只要西欧或东方一出现了革命的象征，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左翼剧评家”的特别军队，将是一件好事吧。当我们的戏院演出“安高太太之女”，“塔连金之死”，“杜兰道”，“戴绿头巾的人”的时候，我们那高贵的左翼剧评家们试着忍耐。但当剧场要想演出马丁奈的剧本时，这些剧评家差不多全体站起来（抗议）了（那时甚至梅耶荷尔特都还不曾上演他那“站在后腿上的世界”呢）。剧本是爱国主义的。马丁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呀！其中一位批评家甚至还以如此方式表示自己的意见：“这对我们说是过时的东西，因此没有兴趣。”但是所有这些“左派见解”都是可怕的俗子之见，它后面没有丝毫的革命主义。如果我们要从政治观点开始观察问题，那末当我们眼前那些极左派代表尚未嗅到左派福礼的气味时，马丁奈早已是一个革命家与国际主义者了。何况，说马丁奈的剧本已属过时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法兰西已经实行过社会革命吗？它已经胜利了吗？或者我们不将视法国革命为一出独立的历史剧，而只当作我们这里发生过的革命的一种不精彩的重复？这个左派名义掩盖着不少东西，而其中之一则是最普通的民族狭隘性。马丁奈的剧本在某些地方太冗长，其文学性超过了戏剧性（著者简直不曾期望过剧本真会演出），这都是无疑的。但若戏院上演此剧时能取其民族的与历史的单纯性，即是说，若能将它看成法兰西无产阶级在其伟大进军的某一点上的一种戏剧，而不视之为站立在后腿上的那个世界的素描，那末剧本的这些缺点是不会暴露出来的。将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行动送进到一幅抽象的构成派（Constructivism）的图画中去，即此便已离开了革命，离开了那个现实的与真正的革命——它固执地发展着，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因此在一些假革命家看来，这种真革命不过是一种不精彩的重复吧了。我不知道目前舞台是否需要一种生物机械学，这意思是说，这门学问是否有历史的必要性。不过我完全相信——如果我可以说说我个人观点的话——我们的戏院非常需要一些新的现实主义的革命剧目，首先，需要有苏维埃的喜剧。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小人物”，我们自己的“聪明祸”，我们自己的“钦差大臣”。我们这样说，并非要把那三出老喜剧重新演出之意，也不是说要把它们像狂欢节上的打诨诗一样，拿来照苏维埃方式改编一下——虽然这样的喜剧也许比我们现有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剧目会更有生气；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简单地需要一种关于苏维埃生活形态的喜剧；令人发笑与令人愤怒的喜剧。我故意应用了旧时文学教科书上的名词，我毫不害怕人家会因此责备我开倒车。新的阶级、新的生活、新的缺德与新的蠢事要求人家把它们从沉默中解放出来，而此事如果一发生，我们便会有一种新的戏剧艺术，因为没有新的方法是不可能将新的蠢事在艺术中再创造的。我们这里有多少小人物正在颤抖着，等待人家将他们搬上舞台？有多少苦恼是由于太聪明，或由于假装得太聪明？如果有一个舞台上的“钦差大臣”反映出我们的苏维埃生活那有多好？请别把事情往戏剧检查身上推吧，因为这是不确实的。当然，如果你的喜剧企图这样说：“瞧，我们给弄到了什么地步：让我们回到旧日美好的贵族之窠吧！”——那当然，检查处会来审查你的喜剧，而审查是会遵照正当手续来进行的。但若你的喜剧是说：“我们如今在建设新生活、可是我们周围有着多少旧有的与新生的贪污、庸俗与无赖呀；让我们将它们一扫清吧！”那末当然，检查处就不会干涉，如果什么地方发生了这种干涉，那是干涉得非常愚蠢的，我们大家都要反对这种检查。每当我有机会——这种机会是很少有的——去看舞台剧的时候，为了不得罪人，总是有礼貌地隐藏了我的呵欠，却印象极深地看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群众对于目前生活的每一个讽示，即使是最不重要的，也都感得很大热忱。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表现可见于艺术剧场重新排演的那几出小歌剧中，那些戏里胆怯地放进了一些大小不等的刺（凡是玫瑰都有刺的！）。这在那时使我想起了：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曾成长到可以有喜剧，那末至少，我们该演出一出时事讽刺小戏！当然，无疑，不用说，在未来，剧场将冲出它的四垜墙，将和群众生活打成一片，将绝对遵从生物机械学的节奏，以及诸如此类。但终究这是“未来主义”呀，即是说，是遥远将来的音乐呀。在那剧参凭以滋养的过去与那颇为遥远的未来之间，有着我们所生活的现在。在“过去派”与“未来派”之间，理应让“现在派”也在舞台上获得一献身手的机会。让我们投现在派的票吧！一出好的苏维埃喜剧会使剧场在未来的几年中保持其觉醒，然后，我们也许会有悲剧了，悲剧在文学中确实算是最高形式的。但是，某些神秘派会问我们，难道从我们这不信神的时代里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来吗？这批神秘派是愿意接受革命的，如果革命能保证他们永生的话。悲剧是一种伟大的与丰碑式的文学形式。古代悲剧乃是从古代的神话演变而生的。所有的古代悲剧都浸透着一种对命运的深刻信仰；命运赋与了生命以意义。基督教的神话统一了中世纪的艺术伟构，它不但看重庙堂与神迹，而且给人类的一切关系都赋与了意义。宗教对人生所持的观点与对人生的积极参加两相结合，使得那些时期有产生伟大艺术的可能。如果有谁把宗教信仰除去，（不是除去那在我们现代知识分子灵魂中嗡嗡作响的空洞的与神秘的声音，而要除去那真实的宗教，即拥有上帝、天国法律与教会中诸级僧侣的那个宗教，）那末赤裸裸的生活便显现出来，其中容不得什么英雄与命运之间，罪孽与赎罪之间的最高冲突了。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斯德本（stepun）在其“论悲剧与现代生活”一文中，便是从这个观点去看艺术的。他从艺术本身的需要开始，用一种新的艺术上的大成就来引诱我们，将悲剧久后会复活的远景指给我们看，然后，在结论中，他以艺术的名义，要求我们屈服和服从上天的权力。斯德本的议论中具有引人入胜的逻辑。文章作者事实上并不关心悲剧，因为悲剧的法则比起天上法律来，对他是微不足道的。他不过想用悲剧美学的那个小指头勾住我们这个时代，藉使时代落入他整个手中吧了。这是一种纯粹耶稣会派的手法[182]。不过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斯德本的论证是形式主义的与浅薄的。他昧于古代戏剧与哥特式艺术凭以成长的那个唯物主义的与历史的基础，新艺术一定要从这上面成长出来的那个基础。信仰不可避免的命运，透露出思想上明彻但技术上贫乏的古人被囿于怎样狭隘的范围中。他还不能以今天我们所从事的那样规模去征服自然，自然好像命运似的笼罩在他的头上。命运即是技术手段的限制与停滞，是血、病、死、一切给人以限制的事物，以及一切使他无法“傲慢”的事物的声音。悲剧的根源在于业已觉醒的心界和那停滞、有限的技术工具之间的矛盾。神话不曾创造了悲剧，他只是用了人类孩提时代的言语表现了悲剧。中世纪那种精神赎罪的贿赂，以及一般的，那种关于天上与人间的整套复式簿记，（这套办法是从宗教的二元论，特别从那历史的与积极的基督教的二元论，产生出来的，）并不造成人生的矛盾，他只是反映了这些矛盾，并虚伪地解决了它们。中世纪社会将那张期票移转给了“神之子”，藉以克服那继长增高的矛盾；统治阶级签发了这张期票，教会的僧侣等级加上了背书，然后让被压迫的群众拿了到另一世界去贴现兑取。资产阶级将人的关系打碎成为原子，让这些关系具有空前的伸缩性与活动性。成为不朽的宗教艺术之基础的那个人类意识的原始单一性消失了，随之而消失的是原始的经济关系。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宗教变成了个人主义的。艺术的宗教象征被割断了那条垂自诸天的纽带，跌落在人们的头上，于是在个人意识的不明确的神秘主义中寻找支持。如果没有宗教改革，莎士比亚的一些悲剧就绝对无从产生。在这些悲剧中，古代人的命运与中世纪基督徒的热情被个别的人的情欲——例如爱、妒、复仇的贪婪与精神冲突——所挤走了。不过在莎士比亚的每一个戏剧中，个人的情欲被发挥到如此高度的紧张，以致他超越了个人，成为超人的，因而转变成了某一种类的命运。奥赛罗[183]的妒忌，麦克白的野心，夏洛克的贪婪，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情爱，考里奥兰纳斯的傲慢，哈姆雷特的精神动摇，全部都属于这一种类的命运。莎士比亚的悲剧是个人主义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没有俄狄浦斯王[184]那种普遍的意义，后者表示出了整个民族的意识。虽然如此，莎士比亚之于埃斯库罗斯[185]，仍代表了前进的而非后退的一大步。莎士比亚的艺术是更加属于人类的。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接受一个关于上帝发令而人屈从的悲剧了。况且，将来也不会有人去写这样一个悲剧。资产阶级社会在其上升时期，将人的关系碎成原子以后，怀有一个为己的伟大目的。他的名字叫做人格解放。莎士比亚的戏剧与歌德的“浮士德”便是由此产生的。人既然将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因此也要置于艺术的中心。这个主题够用几个世纪了。实质上，一切近代文学都不过是这个主题的扩大。但是这个原来目的，即个人的解放与个人资格的确立，却按照了资产阶级社会因其自身不能忍受的矛盾而暴露的内部破产的程度，逐渐消失了，越来越退入一种新的神话范围中去了，这个神话里是既无灵魂，又无精灵的。不过，人事与超人事之间的冲突，不仅能在宗教范围内，而且能在人类情欲（这是较大于个人的）范围内发生。超人格的因素首先乃是社会的因素。只要人还不曾能主宰他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总会笼罩在他头上，好像是他的命运一样。社会是否与此同时投射出了一个宗教的影子，那是次要的事，这是要视人的无助状态的程度而定的。巴贝夫[186]在一个尚未能接纳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乃是古典式的英雄和他的命运所作的斗争。巴贝夫的命运具有真正悲剧的一切特征，正好像革拉古斯兄弟[187]的命运所具有的一样——巴贝夫曾经取了他们的姓名来作笔名的。以单独的与个人的激情为基础的悲剧，对我们这时代说是太无生气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于社会化激情的时代。我们这时代的悲剧（根源）在于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冲突。或在于同一个人心中两个敌对性集体之间的冲突。我们这时代是一个追求伟大目的的时代。这一点在时代上已盖下了记印。不过这些目的的所以崇高伟大，乃在于人之努力想把自己从神秘与其它各式各样的智慧空洞中解脱出来，又在于他努力想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改造社会与改造自己。这自然比适宜于人类孩提时期的古代人的儿戏要大得多，比中世纪僧侣们的谵语，或比（近代）个人主义的傲慢都要大得多；这个个人主义将个别的人格从集体性中撕裂出来，然后使之彻底耗竭，推之入于悲观主义的深渊，或使之五体投地的拜倒在再度装备的阿比斯公牛[188]之前。悲剧是文学的高级表现，因为它的意义中含有那种坚苦卓绝精神，关于人的诸般努力，关于无限的目的，关于冲突与苦难诸方面的英雄式的坚毅。在此意义中，斯德本给我们的“前夜”艺术（这是他的称呼），即给那发生于战争及革命之前期的艺术估定价值时，认为微不足道，倒是说得对的。资产阶级社会，个人主义，宗教改革，莎士比亚的戏剧，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已使得那从外而来的人生目的中的悲剧意义成为不可能；伟大目的一定要存活在一个民族的意识中，或存活于领导全民的一个阶级的意识中；只有这样的目的才能昂扬英雄气概，或给那足以激发悲剧的伟大情绪创造基础。沙皇的战争，因其目的并不深透人们的意识，所以只产生了一些廉价的韵文，旁边点滴着某些个人的诗篇，不能提高到客观性的存在，不能构成一种伟大的艺术。如果我们把艺术当成一种社会形态，从艺术的发展观点来观察颓废派、象征派以及他们的支派，那末这些派别便显得只是笔的试涂，手艺的操练，乐器的校正音调。艺术上处于“前夜”的时期是没有目的的。那些怀有目的的人则尚无时间从事于艺术。目前我们一定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表达伟大的目的。我们不能说究竟革命艺术能否产生“高度”的革命悲剧。但社会主义艺术将要复活悲剧。当然是没有上帝的。新艺术将是无神论的。他亦将复活喜剧，因为未来的新人将要欢笑。他将赋与小说以新生命。他将赋与抒情诗以一切存在的权利，因为新时代人将比旧时代人用更好和更强烈的方式去恋爱，而且他要思考生与死的种种问题。新艺术将复活一切兴起于创造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古旧形式。这些形式的解体与衰落并非绝对的，这即是说，过去的解体与衰落并非意味着这些形式与新时代的精神绝对不能相容。新时代诗人所需要的一切乃是用新方式重新思考人类的思想，以及用新方式重新感觉人类的感情。近几年来，建筑方面遭受了最大苦难，这不仅以我国为限：旧建筑被毁坏了，新建筑却不曾造起来。遍及世界的住宅危机便由此而生。大战后，工作重新开始，此时人们把自己的精力首先用之于最必要的消费品生产，其次才去重建基本的都巿与房屋。终究说来，战争和革命的破坏将给建筑术以有力的推动，正好像一八一二年的大火有助于美化莫斯科一样，在俄国，可被毁坏的文化物资比他国为少，所受破坏则比他国为大，而重建工作则比他国无可比拟地较为艰难。然则，对于这门一切艺术中最宏伟者之一的建筑术，我们尚无时间从事，那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我们正着手修整一些道路，重安一些下水道的管子，完成那些旧时遗留给我们的未完成的房屋——但我们这些都还只是一个开头。我们全用木料盖了农业展览会的房屋。我们还得把一切大规模的建筑计划搁在一边。大工程的有创见的策划者，例如塔脱林[189]等，不得不投闲置散，只好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来多多思索，用以修改计划，且作巨大的再考虑。但是你一定不可以为在行将来到的几十年中我们都只计划修复旧路破屋。在这个过程中也正像在所有其它的过程中一样，是有一个修复时期的，有缓慢的准备与力量的积聚时期，以及迅速发展时期。一俟生活的最迫切需要获得满足而更有剩余之时，苏维埃国家将要着手解决巨大建筑的问题了，这种大建筑将会适当地表达出我们时代中丰碑似的宏伟精神。塔脱林将民族风格，寓意雕刻，图案字花，华丽装饰与讲究的瓦椽从他的计划中删去，且试图将整个计划服从于（已有）材料的正确的建筑用途，这样做当然是对的。很久以来，我们就是以此一方式建造了机器，桥梁以及上顶的小菜场的。不过塔脱林对于一些似是他个人发明的东西：旋转的立方体，金字塔式的锥形体以及全用玻璃制成的圆柱，是否应该采用，还有待于证明。不论好坏，环境是会给他大量时间去寻找有利于他的论据的。莫泊桑讨厌艾菲尔铁塔，在这方面，我们不一定要去学他的样。不过艾菲尔铁塔予人以如下一个两方面的印象却无疑是实在的。你会为他形式上的技艺的纯朴性所吸引，同时又会厌恶他的缺乏目的性。这是极度合理地应用了材料，去完成构造一座高耸建筑物的目的。但造成这座高矗的建筑物是为了什么？这不是建筑，而是建筑的练习。目前每个人都知道，艾菲尔铁塔已被用作无线电台。这赋与了它一个意义，使它在美学上也更为完整了。但若该塔当初就是当作无线电站来建筑的话，那末它形式上多半会获致更高度的合理性，因而达到了艺术上更高度的完美性吧。从这个观点看，塔脱林为一座纪念堂而草拟的计划便觉得更不能令人满意了。大厦的目的是要用玻璃造成一个总部，让全世界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等等在那里举行会议。但是支撑玻璃圆柱与锥形体的那些支柱与桩如此笨重，看上去好像是搬不动的绞刑架。人们无法设想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他们说：这些笨重东西是用来支撑那个转动的圆柱的，各种会议在那里举行。但是有人会这样回答：会议不一定要在圆柱式的厅里举行，圆柱也不一定要转动的呀。我记得有一次看见一个孩子在一只啤酒瓶里造了一座木制的庙堂。这事情点燃起了我想象之火，但那时我不曾自问，这是为了什么。现在塔脱林则遵循了倒转过来的方法进行，他要为世界人民委员会制造一只啤酒瓶，让他坐在螺旋形的三合土庙堂里开会。但此时我却不由自己地要发问了：这是为了什么？把意思说得更确切些：如果这个转动的圆柱能够和建筑术上的纯朴与轻便相结合，即是说，如果那为使转动的一些安排并不减损转动的目的，那我们也许可以接受这个圆柱及其转动计划的。用以解释约可勃·李泼雪次（JacobLipsitz”雕刻的艺术意义的那些论据，我们也不能同意。雕刻一定要脱却其虚假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的唯一意思是：把雕刻斥退到生活的后院中，或放在死的博物院里打发日子。雕刻一定要在某种较高的会合点上再度与建筑相结合。在这一个宽广的意义中，雕刻得具有实用目的。这些话说得很好。但是如何让人从这观点去看李泼雪次的雕刻却完全没有说清楚。我有一张照片，照得有几块交切着的平面，这据说是一些线条轮廓，将代表一个坐着的人，他手里拿着一只琴。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作品如果在今天还不实用，但是有“目的性”的。在哪一方面呢？要谈目的性，人先得知道那个目的。但当你把这许多交切平面，那些有尖头的与突出的形体的目的性与可能的用处思索了一会之后，终于你勉强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这件雕刻品可以变成一具帽架。如果雕刻家的计划原本就要做成一具雕刻的帽架，多半他会找到一个更有目的性的形式的吧。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奉劝人家把一个雕塑石膏模型做成帽架。因此我们必须假定，李泼雪次的雕刻和克鲁乔内赫的字形一样，不过是些技术上的练习，有似音阶与片断乐章厎弹奏。他们是未来的言词音乐与雕刻音乐的练习。但是人不能将练习当作音乐演给人听。最好不要让他们走出练琴室之外去表演，也不要让摄影师拍照留念。在将来，像建筑花园城市、建筑模范房屋、铁路与海港那样的宏伟工程的计划，不但会使工程师，建筑家与竞争中的参加者感到极大兴趣，而且会使广大群众也深感兴趣。一砖又一砖，一代传一代，像蚂蚁堆那样地，不知不觉造成功的城市区域与街道，将让位于城市——乡村的大规模建设，它将依照预先划好的地图和罗盘仪的指示来从事了。真正的人民党派将形成于罗盘仪周围，这些是为特殊的工艺学与建设学而分成的党派，他们将热烈地鼓动，开会与投票。在此斗争中，建筑艺术将再度充满群众感情与群众情绪的精神，只是在远较高出的平面上进行吧了；人类将以雕塑的精神来教育自己，它将视世界为一种柔顺的黏土，可用以雕塑最完美的生活形式。艺术与工业之间的那垜墙将要拆去。未来的伟大风格将是造形性的而非装饰性的。这里，未来派的意见是对了。但若把这种情形看成为艺术的取消，看成为艺术自愿地让位于技术，那便错了。拿铅笔刀为例吧。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可以遵循两条基本路线进行的；或者是，用艺术装饰刀子，在刀柄上画上一只象，一个俘获的美人，或一座艾菲尔铁塔；或者是艺术帮助技术去给刀子寻找一个“理想的”形式，即是说，寻找出一种最适合于刀之材料及其目的的形式。谁若以为这个任务能藉纯粹技术手段来解决，那是不正确的，因为目的与材料都容许人为刀子作出千变万化的形式。要想制成一把“理想”小刀，除了要熟知材料的性能与刀的用法之外，人还必须具有想象与风趣。符合于工业文化的整个倾向，我们以为创造种种物品时候的艺术想象，一定要被引导去制出一件（作为物品的）物品的理想形式，而非引导去制出（作为美学上自我欣赏之用的）物品的装饰。如果这个看法对铅笔刀说来是正确的，那末对衣着、家具、戏院与城市说来将更为正确。这里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机制”艺术，这即使在遥远的将来都不会的。事情只是说，艺术与所有部门的技术之间的直接合作，似将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意思是否说工业将吞没艺术呢？或是说艺术将提高工业到奥林匹斯山[190]上？这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回答，看你是从工业方面或艺术方面来接触这个问题。不过在所到达的目的上，两个回答却并无区别。二者都表示出工业规模及其艺术性的极大扩展。这里我们所说工业，乃指人类并无例外的全部的工业活动而言；机械化与电气化的农业亦将成为工业的一部分。不但那垜介于艺术与工业之间的墙，而且艺术与自然之间的墙，亦将被同时推倒。这意思并不是要像鲁索所想的：艺术将越来越接近自然状态；而是说：自然将越来越是“人工的”。山川田野森林海岸的目前分布情形决不能算是最后的。人在自然地图上业已造成的改变，为数不少，且意义并非不大。不过这些改变若与未来的改变比较之下，那仅仅是小学生的习作而已。宗教只答应给人移山；但绝不信神的工艺学却真的能铲平高山，能搬动它们。迄今为止，这些事只为了工业目的（开矿）或为筑铁路（打隧道）而做的；今后却要在无比巨大的规模中，依照了一般工业的与艺术的计划来进行。人将忙于重新调整山川，将热烈地与一再地去改良自然。最后，人终于会把地球重建——如果不是依照他本人的模样，至少是符合于他自己的趣味的。我们丝毫不必为此趣味之可能恶劣而忧虑。那个妒忌的，愁眉苦脸的克留也夫在和马雅可夫斯基争论中宣称：“诗歌作者不应当为起重机操心”，他又说：“生命的紫金只有在人心的火炉而非其它任何火炉中才能融解”。伊万诺夫·拉左姆尼克（IvanovRazumnik），这个民粹派，一度做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一点就讲清了全部故事），也在这项争吵中插了嘴。伊万诺夫·拉左姆尼克宣称，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铁锤与机器的诗，乃是一个短暂的插话，而那歌唱“上帝缔造的大地”的话却是“世界永恒的诗”。在这里，大地与机器被对立着，作为诗之永恒的与短暂的源泉。那个超越的唯心主义者、毫无情调的与古怪的半神秘家拉左姆尼克自然喜欢永恒而不喜欢短暂。但实际上那关于大地与机器的两元论是谬误的；人不能将一块落后的农地和一间面粉厂对立，无论在农庄上或社会主义的社会中都是如此。大地的诗不是永恒的，而是可变的；人只当在他和大地之间用上了某些工具之后，才开始唱出有字之歌。那些工具便是首次出现的简单机器。如果没有镰刀或犁头，也许就不会有柯里佐夫，这可是说：应用镰刀的大地比应用电掣的大地有更大的永恒价值呢？新的人——目前只开始为自己的实现作出计划——将不会像克留也夫与拉左姆尼克一样，把松鸡厩舍与捕鳣拖网和起重机与电锤对立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将应用机器来主宰整个自然，包括其松鸡与鳣鱼在内。他将指定地点来造山与开河。他将令河流改道，将给海洋订下规则。唯心主义的胡涂虫也许会说这么一来做人乏味了，但这正是胡涂虫之所以为胡涂虫。当然这不是说整个地球将被划分成一个个包厢，森林都将被做成公园与花园。多半，密林，松鸡与老虎均仍将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人指定给它们存在的地方。人的此一工作将会做得如此之好，以致老虎甚至不会看到机器，或感觉到变动，好像它依然生活于洪荒时代一般。机器并不与大地对立。它乃是现代人在其生活的一切部门中的工具。目前样式的城市是要过去的。但它不会后退，消解于古老的乡村中。相反，乡村将在基本点上高升到城市的水平。主要的任务便在此地。城巿是暂时性的，但它指向着未来，指出了道路。目前的乡村则纯然是属于过去的。因此乡村的美看起来彷佛是古代的，彷佛它们是取自民俗艺术博物馆的。人类从内战时期出来，即使没有发生在日本的那种大地震，由于可怕的破坏，将比以前穷苦得多。克服贫穷、饥饿、一切匮乏的努力，即征服自然的努力，将成为未来数十年内的一个主要倾向。好像美国所经历的那种改良机械的热情，将与每一个新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随同到来。对自然的消极欣赏将从艺术中消失。技术将成为艺术作品的更有力的灵感，再过些时，技术与自然之间这个矛盾的本身，将在较高的会合点上获得解决。今天的少数热心家想把生活弄得更加戏剧化，而且更有节奏地教育自己，这种个人的梦想将会在这个展望中觅得适当的与真实的位置。人一经将他的经济制度合理化之后，也就是说，一经把意识和计划性渗透进经济制度之后便不会让目前那种停滞的与虫蚀的家庭生活留下任何踪影。目前像磨子石一样压在家庭身上的对于口粮与教育的焦虑，行将成为社会创意力和无穷的集体创造力的主题。妇女终于从半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教育，即关于新一代的广义的心理与物理的铸型，将连同技术，占据社会思想的首席地位。有力的“党派”将会围绕着教育制度的各个学派而形成。社会教育的种种实验与不同方法的竞赛，将在以前未曾梦想到的程度中进行。共产主义的生活不会像珊瑚礁那样盲目形成，而将有意识地建设，将经受思想的考验，将被指导着进行并不断加以改正。生活将不再是原始性的，因此将不再是停滞的。人将学会如何去移山倒海，如何在阿尔卑斯山的顶峰与大西洋的水底建筑各民族的宫殿。人将使自己的生活中不但增加富丽与热烈，而且要添加最大限度的变化和光彩。将来生活的硬壳多半在未有充分时间结成之前，却已在新技术与新文化的发明和成就的压力下炸破了。将来的生活是不会单调的。还不止此哩。到那时，人将开始认真地使自己和谐化了。他将使自己的四肢在工作、散步与游戏中活动得最准确，最有目的性与最经济，以此获得一种美。他将试行把自己机体中半意识的与下意识的一些过程，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先后加以精通，然后在必要的限度内，试行使这些过程受着理性和意志的控制。即使是纯粹属于生理范围的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题材。业已凝结成功的人类（HomoSapiens）将再度进入激剧变化状态，而且人将亲手使自己成为人为淘汰与心物理（Psycho-Physical）锻炼的一些最复杂方法的对象。这是完全符合于进化的。人首先应用科学技术来代替野蛮的陈规，用科学代替宗教，以此将黑暗的因素逐出于工业和意识形态之外。然后，他应用民主与唯理主义的议会制，稍后又应用坦白公开的苏维埃独裁来推翻了君主专制与阶级，以此将无意识的因素逐出于政治之外。盲目的因素在经济关系中植根最深，但是人采用了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组织方法，把盲目因素从那个范围里也正在驱逐出去。这使人有可能根本改造传统的家庭生活。最后，人的本性是隐藏在无意识的、原始性的、底层土壤的最深最黑暗的角落里。人将以最勤奋的研究和创意应用于此一方面，难道不是自明之理吗？人类既然不再匍匐于上帝、君主与资本之前，当然也不会屈服于黑暗的遗传力与盲目的性淘汰！解放了的人将要使他的机体工作得更加平衡，他的组织发展得更合比例，更有耐力，藉使那对死亡的恐惧能减少成一个有机体对于危险所引起的合理反应。人在结构上与生理上的极端不和谐，即各个机体与各项组织的成长与耗损上的极端不合比例，无疑给了生命的本能以一种困窘的、病态的与歇斯底里的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使理智蒙上阴影，培养出对于死后生命的那些愚蠢与屈辱的幻想。人将以如下情形的到达为其目的：主宰自己的情感，把本能提升到意识的高度，使种种本能通灵透澈，将意志的电线连接到心之隐处，以此把自己提拔到一个新的平面，创造出一种更高的社会性的生物型态，或者，如果你愿意，即可说创造出一种超人。我们难于预言未来的人可能达到怎样的自主程度，同样也不能预言人的技术将发达到怎样的高峰。社会建设与人的心物理的自我教育，将是那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所有的艺术——文学、戏剧、绘画、音乐与建筑，将予此一过程以美的形式。更正确些说，共产主义人（译者按，即生息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在一只外壳之内进行文化建设与自我教育，而那只外壳，将会把现代艺术的一切有生命的因素发展至于最高点。人将变成无可比拟地更强、更聪敏与精妙；他的体格将更为和谐，他的动作将更有节奏，他的声音将更带音乐味。他的生活形式将带有机动的、戏剧的性质。人的平均类型将高升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而在此一山脊上将有新的高峰矗拔出来。（全书完）[177]按此为大小说家老托尔斯泰居住与写作之处。[178]F.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超人”与“权力意志”的鼓吹者。[179]S.Osinsky，文学批评家，在当时的文学争论中，所持见解与托洛茨基接近。[180]V.A.ZhukovSky（1783－1852），俄国著名诗人。席勒，拜伦，荷马诸人名著的俄译者。[181]Chuzhak，“烈夫”杂志编辑之一，这是笔名，原名为N.Nasimovich，极端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家。[182]Jesuits，始创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的一种天主教教派，所说“耶稣会派手法”，通常指“为目的不择手段”而言。[183]“奥赛罗”，“麦克白”，“罗蜜欧与朱丽叶”，“考里奥兰纳斯”，“哈姆雷特”均为莎士比亚所作同名的悲剧的主角；“夏洛克”则为其“威尼斯商人”一剧中人物。[184]OedipusRex，希腊悲剧家Sophocles的作品。[185]Aeschylus，希腊伟大的悲剧诗人。[186]巴贝夫（E.F.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中最激进的革命者。[187]革拉古斯兄弟（Tiberius&CaiusGracchus）古罗马大政治家与演说家，因反对罗马贵族的专横，拟行改革，先后被杀。[188]BullApis，古代希腊人所极度崇拜的圣牛。[189]V.Tatlin，构成主义派艺术家，曾草拟“第三国际纪念碑”的图样。[190]Olympus，山名，在希腊Thessaly。依希腊神话，该处为诸神所居之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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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提纲草稿（拉狄克，1925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提纲草稿拉狄克（1925年8月）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六卷№027641．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十分清楚地证明，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共产国际的策略及其组织政策问题所奉行的基本路线不符合工人运动的利益，这一路线不仅不能使西欧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相反，却导致了“左的”召回派的产生，进而割断了共产国际同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和在其召开之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挽救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局面。这些措施纯属凭经验采取的，无论就其前提而言还是就其效果而言，都未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既没有能使有关各党的党内生活真正健全化，也没有能在共产国际尚未来得及阻止有关同志“左”的冲动的国家里停止继续贯彻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这段时期里所发生的事件都证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断发出的必须实行集中领导的号召并不符合实际。只要没有发生大灾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忙于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而不是它们的政策。对于那些共产国际所面临的，西欧各共产党不能独立解决，而只能由共产国际的优秀分子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基本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既没有提出过也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任由各议会党团去随便解决，而且解决时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共同路线。尽管如此，如果在一系列国家里共产党的处境重新有所改善，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仅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稳定政策的压迫加强，从而把工人群众推向左转。很说明问题的是，在共产党相当弱小的英国出现了最为激烈的左倾；这种左倾是按照英、苏两国工会接近的路线，而不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轨道进行的。2．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是以下列前提为依据的：由于资本主义有可能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稳定下来，必须把各个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年轻的左派分子执掌，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社会民主主义的熏陶，因此较易进行反对作为法西斯主义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他们能更坚决地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去动员工人群众。作为防止这些左派分子脱离群众的保证，业已嘱咐他们要为争取工会而斗争。德国和波兰的货币稳定，信贷体系开始恢复以及专家们所撰写的报告，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稳定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不仅不打算把有关纲领的争论进行到底，而且甚至未制订出与行动纲领有关的要求，来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把稳定资本主义的全部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的企图。根据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德国斯巴达克小组，波兰的基本领导核心（瓦尔斯基[2]、瓦列斯基[3]、科斯特尔热娃、普鲁赫尼亚克[4]）被排除出党的领导之外，捷克党中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同志——什麦拉尔[5]、穆纳、萨波托斯基[6]、克赖比赫——实际上被排斥于党的领导之外，荷兰共产党的缔造者——怀恩科普[7]、拉维斯泰因[8]和塞通——也被排斥于领导工作之外；在挪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前发生了分裂，此后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舍夫洛同志实际上也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在美国的“工人党”内，就在其他国家发生政策转向的时刻，其为数不多的同群众保持联系的领导成员之一、美国一系列大罢工的领导人、广大群众中十分著名的福斯特[9]同志也被排斥于领导工作之外。尽管他的志同道合者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占多数，但党不再由他掌舵了。在共产国际各党中掌权的共产国际左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直接压力下丝毫也承担不了共产国际的宣传任务。左翼时时处处都反复提出要布尔什维克化和列宁主义，但他们由于过去未受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训练，甚至不能安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倘要为之辩解，只能说他们未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任何帮助。在宣传列宁主义上共产国际惟一做到的，就是出版了一卷德文版的列宁选集。如果说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各国共产党还出版了一些普及性的宣传读物或者翻译了一些有关的俄文著作，那么现在连这一工作也停止了。本该宣传列宁主义的惟一的“独立”著作即马斯洛夫[10]的《1917年》一书，在借助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闻所未闻的广告宣传而风行数月之后，被共产国际正确地宣布为招摇撞骗、错误百出的修正列宁主义的企图。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半径空前地缩短了，因为它们不会在无产阶级所经历的全世界的异常复杂的形势下所提出的日常要求的基础上从事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各个共产党还不会充分利用议会讲坛来进行明确而又清楚的共产主义鼓动，在那些“左”派分子已经从党团里清除了所谓右派分子的地方，议会讲坛成了“左派分子”诋毁共产主义的工具。自第五次代表大会至今，共产国际第一次可以作为宣传小册子来翻印议会演说稿，但这是克拉拉·蔡特金的演说。各议会党团在最紧迫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庸俗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纳税问题），而最坏的则是自由主义立场（左派分子罗森贝格[11]关于海关税问题的发言）。惟一的亮点是法国同志就摩洛哥问题头头是道的发言或者什麦拉尔和克雷比赫[12]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里的发言。由于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议会讲坛鼓动的作用增大了，这种不善于利用议会讲坛的所起的消极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在工会中“左倾”方针的破产表现得极为明显。除英国之外，在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对工会的影响在缩小，或至少已非常不景气了。造成这一无庸置疑的事实的原因并不是左派领导者们的恶意，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才迫使他们明白工会的意义。左派未能为争取影响工会而斗争，这是因为：（1）在依靠工人阶级最缺乏耐心的青年时，未能通过他们来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在某些国家，如在德国，我们整个一批有有经验的工会工作者都被作为“右派”而从工会运动和党的工作岗位上撤掉了）；（2）他们认为为赋税方面的要求等等而斗争是改良主义，两手空空地加入工会；（3）他们在宣传鼓动上未区分社会民主党群众和社会民主党领袖，把整个社会民主党斥为法西斯主义的左翼，自然就把工人群众从自己身边推开了。法国的选举表明了共产党人在最为工业化的选区力量很弱小。在德国，如同近来《红旗报》[13]所承认那样，我们恰恰在大型工厂里丧失了根基，而曾几何时我们在那里的力量曾相当强大。《红旗报》公开声明，其原因不仅在于企业主们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而且在于共产党人不善于接近基本工人群众。这一切使得德国共产党人所获选票减少，自1924年春至1925年5月他们至少失去了250万张选票。法国的市政选举也表明选票减少或停滞。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的对手们未能摧毁党，这是由于左派分子在前一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排斥了党的领导层中同工人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人，却没有别的人能在基层群众组织中取代他们，党因此才得以通过所谓“右派”同群众保持联系。加之，所谓“左派”同所谓“右派”一致反对真正的共产主义叛徒（布勃尼克集团），重新建立起符合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人员构成的领导机构［，］弥补了已造成的损失。各个共产党举行任何超出集会和街头示威的群众运动的能力业已大大减弱了。只要指出以下情况就足够了：经过一年来的法国财政危机、物价腾飞、摩洛哥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之后，法国共产党1923年10月12日组织抗议罢工的尝试以彻底失败告终。3．共产国际的左的方针不仅意味着脱离社会民主党群众，脱离同情共产主义的群众，而且它还会导致脱离共产党的党员群众。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左派领导在党内只占少数的国家里，甚至还出现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德国的左派领导是在党员群众因1923年10月的失败而对旧领导深感失望急剧向左转的背景下才掌了权的。由于党的“左派”领袖们宣布整个旧的领导层均已沾染了机会主义，由于他们懂得党的多数积极分子都跟随旧的领导层，由于他们毕竟不能把广大“左派”阶层置于同党的历史和经验相对立的位置上，于是他们不得不冻结所在基层党组织的活动。任何一个党员只要在党的会议上敢于批评新领导人——哪怕是在党员群众众目睽睽之下——所犯的错误，均被他们解除职务，作为受机会主义沾染了的人而遭到迫害。他们使得大家在党的会议上都噤若寒蝉，党的会议变成了最终作出官僚主义决定的场所。这种状况的结果是，党员群众对党的生活完全失去兴趣，言不及义的会议保持了“思想一致”。几个月以前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种状况。现在在法国也是如此。那些使党与群众接近的人，那些争取现实的鼓动纲领的人在德国都被开除出党（亚纳克集团其实就是因为提出把纳税制度等作为动员工人群众反对专家报告的手段而遭开除的）。为了在短时间内就组织起新的“左派”的党的积极分子队伍，左派们提拔任何一个“激进的夸夸其谈者”，既不问他关于党的问题，也不问他的个人历史。这样，一些品质不端分子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混进了党的领导机构，后来不得不把他们清除出去。在德国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连串匆忙吸收的“左派”的党的官吏们盗窃公款事件。结果，在那些即使不了解丑闻内幕也能识别这些人的道德面貌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眼里，党的信誉扫了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但不抵制驱逐所谓右派的行动，而且解除了他们所有与共产国际直接有关的职务，即使他们为了党的利益同意去做非领导工作也不行。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禁止翻印《真理报》刊登过的或者党的中央出版机构发表过的托洛茨基、拉狄克、塔尔海默[14]的文章和小册子，德国党中央委员会还订购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小册子。当德国党内驱逐了近百名具有地下斗争和军事斗争经历的优秀工人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却不加干涉，而这些人即使在被开除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们是共产国际中最为坚定、最有觉悟的分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允许法国共产党开除像罗斯梅尔和莫纳特[15]这样宝贵的工团主义分子。本来可以同化他们的，相反，却又把他们重新推向工团主义了。即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对捷克党和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作出组织改变，在纸面上对共产国际各党的党内压制作出判决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以告密为由炮制了布兰德勒、拉狄克及其同志案件，批准了禁止他们“干预”共产国际事务的骇人听闻的判决，这就实际上表明赞同整个全面压制的制度。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直接组建各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各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整个人事政策的同时，从未向共产国际发出过最起码的指示。我们已经说过，共产国际未能帮助任何一个党就所有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确定立场。这种缺乏政治领导的状况在保加利亚事件和爱沙尼亚事件以及德国的总统选举中表现得尤为严重。我们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同保加利亚事件，同爱沙尼亚事件的真正关系，我们不仅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同这些事件的实际关系，甚至不知道它对这些事件的政治态度，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拒绝对这些事件作出任何明确的公开评价。这只能有二种可能性：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些事件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纯粹政治冒险主义；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知道这些事件的酝酿过程，这就表明完全缺乏政治领导；最后，或许共产国际执委会参与过最初的几个准备步骤，确信这些步骤亳无希望之后没有勇气和决心中止这些准备工作，挽救党不让它遭到多年一蹶不振的下场。这又将是闻所未闻的缺乏领导的明证。我们认为，可以排除的只有第一种可能。德国总统选举时的事态发展充分展现出完全缺乏领导。尽管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将进行总统选举，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未对德国共产党作出任何指示。该党进行的是符合第五次代表大会路线的运动，这条路线使该党不能在改选时采用统一战线策略。结果共产党遭受重大失败，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是按照被这一失败吓破了胆的马斯洛夫的建议，决定建议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但连这一决定都为时已晚，传到柏林时该党已独立推出台尔曼[16]作候选人。这并末妨碍共产国际执委会攻击德国党的领导。后者则公开声明，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采用统一战线策略是由它最先提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缺乏领导造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各党的混乱。说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缺乏对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能不提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驻外代表的选派工作。派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某些人不但在1923年10月表明完全缺乏任何党的责任感，而且向各个群众性大党派去的同志既没有组织工人群众的经验，也没有党的政治工作经验。一些同志在俄共内从未起过任何政治作用，被派出的甚至还有早在大战时期曾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报刊充当过领导角色的人。5．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是在面临各个党瓦解的危险时才开始改变政策，向绝对必需的压力让了步。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在捷克问题上就作了转变，采取了依靠什麦拉尔派同左翼联盟的方针，正是这一联盟在最后关头使党避免了必然的分裂。在德国，需要有总统选举时的大失败，（思想一致的）党代表大会完全陷入死气沉沉，以及出现有关“左派”开始用国际协议来同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激进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斗争的尝试的传闻，只是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发表了那封声名狼藉的公开信，这封信说明不仅鲁特·费舍和马斯洛夫，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整个“左”倾方针都已破产。当季诺维也夫在俄共中央十月全会作的专题报告试图把问题说成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选错了两名领导人的时候，曼努伊尔斯基[17]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共产国际执委会选错了它赋予领导各共产党责任的整个党内一层人。在波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参与下选出的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工作能力，相反，却能够参与组建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左翼”阵线。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尝试使党的领导职位空缺之后，又不得不恢复了刚刚被它清除并遭遣责的所谓右派领导人对党的领导。6．这一转变是否是认真的，使人们能相信共产国际的危机正在消失？不是的。这一危机只是采取了较为慢性的形式。压制的放松，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波兰执行使较健康的左翼分子同老领导人相接近的方针，在挪威尝试转向统一战线策略，这一切或许会延缓西欧各共产党灾难性的瓦解。然而所有这些转变都缺乏动力、明确的思想、对所犯错误的明确认识。时至今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仍未在组织上决定为被开除的德共党员恢复党籍，它在自己的信中指出，德国党的代表大会完全是弄虚作假的结果，却并未去争取，更未争取到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并且改选中央委员会，而把党的领导权仍然留在由弄虚作假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破了产的中央委员会手里，仅仅解除了其政治领导人的职务。反对派分子只有在递交了虚假的悔过声明之后才被允许从事党的工作。部分反对派分子至今仍遭封杀。法国党的压制做法仍然未停止。美国党也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政治上试图转而采取统一战线策略，却并未为此排除意识形态干扰。在德国，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任务提出要促进在工会中、在社会民主党内组建左翼并且争取同它结盟。可是这一政策要求取消“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左翼”这一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建议在德国实行的，而《红旗报》也公开说它符合1921至1923年策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毫无前途。如若像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工人政府只是一个宣传口号，那么，在萨克森、图林根实行统一战线策略就应当是或者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不可能通过民主途径争取到大多数并且利用它来作为实行革命政策的跳板，——这样的设想，不言自明，是不能使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鼓动的；或者这种鼓动工作是指望社会民主党人不接受我们的建议，最后一切以对他们的成功揭露而告终——而这种出发点无疑是不能促进我们和社会民主党群众接近的。只有说服社会民主党群众相信我们愿意实际上同他们结盟并接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才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运动，使我们接近群众，使我们能争取相当大的工人阶层脱离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运动在法国能指望的也同样是上述问题，因为法国的财政危机和殖民地危机可能会发展成大规模的政治危机。缺乏政治纲领，统一战线运动是不可能持久的。这一纲领不是告诉群众，无产阶级专政具体会是什么样的，而是告诉他们，现在，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该为什么而奋斗，尽管谁都不知道这一时期——虽然有种种波动——究竟会持续多久。7．因此，共产国际的现状要求作根本转变。转变大致如下。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组织政策。应当赋予共产党以从自身错误中学习的自由，以取代领袖自行其是、不断进行人员组合和中央委员会改组。同直接革命斗争时期相比较，在由稳定时期各种复杂过程所造成的革命徘徊时期，同样需要共产国际的集中化。如果说在直接革命斗争时期，任何错误都会立即带来往往是灾难性的后果，那么现在，党已经有时间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能自行彻底加以纠正。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只能起到旁观者的作用。共产国际应当就某党的错误发表意见，向它作出指示，但应当使该党的优秀分子通过党内斗争的途径，通过耐心向党阐明所犯错误的途径来执行这一政策。共产国际的中心任务则是，对各共产党研究由生活提出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思想帮助。创办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科学研究这种问题的国际中心小组，系统刊印解答国际运动当前问题的共产主义出版物，创办国际党校——这就是近期国际性的组织任务。停止把共产国际的优秀分子说成是“右派”的指责，吸收他们参与工作，这不仅会加强共产党，还可以切实纠正健康的无产阶级左派分子的错误并且更新各党的领导，使得年轻的革命一代同最有经验、久经考验的人结合在一起，还可以吸收诸如法国的罗斯梅尔-莫纳特集团这样的人，把他们重新接纳到党内来，并且纠正类似洛里欧集团这样的错误。共产国际组织工作的转变要求停止执行资助各党的政策，特别对那些党已合法化、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更是如此。在存在直接革命可能性的时期，这种资助是必需的，当时党不得不试图争取广大群众，而形势又不允许党为进行这一争取工作而去建立自己的物质基础。现在去资助某党，就是资助独立于党的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不允许党去发展自身的党内生活，担心会被取而代之。然而它在出色地履行扼杀党内生活的功能的同时，却不能成为哪怕是共产国际决议的贯彻者，因为这要求密切联系群众。不取消对这种官僚组织的资助，所有其他改革都将是空想。这一点不适用于没有合法地位的各党，给它们资助是必要的。也不涉及党对出版社、杂志以及能提高党员群众觉悟水平的工作措施的支持。勿庸赘言，组织政策的这种根本改变不可能立刻进行，它需要分阶段进行。共产国际在最近时期的中心政治任务是制订纲领。纲领应当构筑得相当广泛、灵活，以期做到既能为已夺得政权的党的纲领，又能为正处于夺取政权的征途上的党的纲领，也能为目前只面临争取民主改革斗争的党纲领提供基础和框架。对共产国际的东方工作的现状应当予以特殊关注。除了中国，这一工作在所有地方才刚刚起步。我们更不必说像伊斯兰东方和中亚这样的未开化地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印度，在拥有大工业和革命前景的国家里，共产国际的工作至今都没有做到可以说它在当地已建立起基本组织的程度。8．共产国际正历经的危机的意义，克服危机的必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不能像人们经常所做的那样，把目前的欧洲的形势同1907年至1912年的俄国形势相比。无论对西欧的直接革命前景持多么悲观的态度，无庸置疑的是，欧洲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从未被摧毁过，它正在发展，可以期待群众性的大规模厮杀，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这样的时期脱离群众，不能服务于群众运动的需要，这就等于死亡。脱离群众就创建不了共产党。因此，即使在由于反革命猖獗一时而使得争取群众的可能性客观上特别小的时候，列宁仍然推动布尔什维克去做群众工作。在存在群众运动的环境里，在存在群众性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下，缺乏能使我们争取这些群众的政策，这就使共产国际面临全面瓦解的危险。这种瓦解没有任何客观必然性。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都将国际化、尖锐化。共产国际有能力通过组建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党来履行自己为未来革命作准备这一伟大任务。卡·拉狄克1925年8月[1]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1924年6-7月在莫斯科举行，主要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的策略等等问题。[2]阿·瓦尔斯基（1868～1937）——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波共中央委员（1919～1929）和政治局委员（1923～1929）。[3]马·亨·瓦列茨基（1877～1938）——波兰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之一。波兰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21年起是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1925年转成联共（布）的党员。[4]爱·普鲁赫尼亚克（1838～1937）——波兰和俄国革命活动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1935）。[5]博·什麦拉尔（1880～1941）——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2～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6]安·萨波托斯基（1884～1957）——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1921年当选中央委员，1922～1929年任捷共中央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48年起先任政府副总理和总理、共和国总统。[7]戴·怀恩科普（1877～1941）——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1918年参与创建荷兰共产党，任主席。1920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荷兰共产党，1930年恢复党籍。[8]威·万·拉维斯泰因（1876～？）一一荷兰社会党人，曾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和荷兰共产党，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9]威·福斯待（1881～1960）——1921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2年当选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4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61年任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10]阿·马斯洛夫（1891～1941）——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的领袖之一。[11]阿·罗森贝格（1889～1943）——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任德共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7年脱离德共。[12]卡·克雷比赫（1883～1966）——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3]《红旗报》一一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创刊。[14]奥·塔尔海默（1884～194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18～1923年任德共中央委员，曾领导德共内的右翼，1929年被开除出党。[15]皮·莫纳特（1881～1960）——法国工会活动家。1904～1914年是法国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6]恩·台尔曼（1883～1944）——190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1920年底成立德国统一共产党时当选中央委员，属“左派”。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维护“进攻理论”。1923年10月领导汉堡工人武装起义。1925年当选德共中央主席。1933年被捕，1944年在集中营遇害。[17]德·扎·曼努伊尔斯基（1883～1959）——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1923～1952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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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回忆录》选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M．N．罗易相关链接：【专题】德国革命
M.N.ROY'SMEMOIRS
罗易回忆录
（选录）
[印度]M.N.罗易
商务印书馆1978年2月出版（内部发行）
录入者：探索号
第二卷新的信仰
32．终于到了柏林
34．德国革命的失败
35．内战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36．柏林的一场不流血的战役
37．德国共产主义的老卫士
38．左派共产主义
第三卷在圣地
44．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第四卷革命到了亚洲
69．布尔什维克的黄金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败坏作用
72．向阿默达巴德大会提出的呼吁 |
革命回忆录《黑面包干》之德国革命见闻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革命回忆录
《黑面包干》
之德国革命见闻录
德拉伯金娜，Е.著；王晓灵，叶冬心译
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页数：417
Ø《一个冬天的童话》Ø黑面包干Ø给同志们和弟兄们Ø向西行进Ø柏林的会面Ø“从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将来我仍旧在这里！”
Ø噩耗
录入、校对者：村姑、阿芬 |
第七章共产党对艺术的政策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第七章共产党对艺术的政策革命艺术并非单是由工人产生的——知识分子的闲暇与对政治的淡漠乃创造性艺术的因素——共产党对于艺术的作用——社会大动乱与艺术和文化的延续性。文学界中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未来派，“谢拉皮翁兄弟会派”，形象派，以及一般的所有同路人（对他们全体或单独一派），采取了骄傲蛮横态度。因此攻击皮利尼亚克就非常起劲，而未来派在这件事上是很熟练的[172]。这是千真万确的，皮利尼亚克的某些特点叫人讨厌。他在大问题上太轻率，太爱炫耀，他的迫击炮[173]中又充塞了太多的抒情味。可是皮利尼亚克已经从外省农民的角度显示了革命，显示得甚为精采，他又给我们看到了牲口车——感谢皮利尼亚克，所有这些事物以无限清晰，无限可触感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又如何呢？当我们读了他的“游击战士”，“装甲车”，“蓝色沙地”之后，虽然会觉得它们在结构上有毛病，风格不平衡，甚至嫌它们的石版画风味，然而是否因此而更好地发现了俄罗斯并更好地感觉其庞大无伦，其人种的复杂，其落后及其力量呢？难道真有人以为此一形象派的知识能够被未来派的夸张，或音节之单调的歌唱，或新闻记者的论文所代替？新闻记者的论文只是把三百个同样的单字，日复一日地作不同样的排列而已。将皮利尼亚克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从我们的生活中抛掷出去，我们将会感觉到大为贫乏些。反同路人斗争的组织者们（此一斗争表示出他们对〔事物的〕远景和〔不同因素间的〕比例关心得不足），已经选取沃隆斯基[174]作为攻击的目标之一。瓦氏是“红色处女地”杂志的编者与“克鲁格”出版社的主持人。我们以为沃隆斯基正在党的指导之下执行一宗伟大的文学工作与文化工作。当然，在一篇小小文章里用命令方式来宣布共产主义艺术，比实际参加于此一艺术的辛苦的准备工作，要容易多多。在文学的形式问题上，我们的批评家拚命教人依循多年前（一九○八年）拉斯巴特文丛（Almanac“Raspad”）所采取的路线。不过终究我们应该懂得并且总结出先后历史情况的差异，以及从那时以还所已发生的各个力量的变动。在当时，我们是一个被驱入地下的党。革命在退却，而斯托雷平、无政府主义者与神秘派的反革命则在全线推进。在党的内部，知识分子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而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各派知识分子则在互相影响。在那样的情势中，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意识形态，予一九○五年之后开始的那种反动派文学风气以猛烈抵抗，那是必要的。目前，正在形成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它在根本上是和当年的过程正相反。（趋向统治阶级的）那个社会吸引律——这规律，就最后分析说，决定着知识分子的创造行动——现在是有利于我们的。人们想规定一个对待艺术的态度时候，该把这一点记在心里。说革命艺术只能由工人创造，那是不确的。正因为革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让我重复上面说过的话——所以工人阶级发挥不出多大力量来从事艺术。法国革命时期，凡直接或间接反映了革命的最伟大作品，并非由法国艺术家，而是由德、英与其它国家的艺术家创造了的。法国资产阶级直接关心于造成革命，就不能拿出适量的力气来从事革命在文学上的再创造，使其踪迹永存。这对无产阶级说来是尤为真确的，因为这个阶级虽在政治上有了文化，在艺术上却很少文化。知识分子不但占有熟谙文学形式之利，而且还享有那保持消极政治立场的可恶的特权，——他们的政治立场从他们对十月革命之或大或小的敌视或友谊表明出来。然则，此一沉思冥想的知识等级比那创造了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做出，而且已经做出，关于革命之更好的艺术再创造，是不足为奇的。虽然知识分子们的再创造多少有点离谱。我们很清楚知道同路人们的政治局限，知道他们的不稳定与不可靠。但若我们清除皮利尼亚克，连同他的作品“匮乏之年”，清除“谢拉皮翁兄弟会派”，包括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吉洪诺夫与波隆斯卡娅（Polonskaya），我们若清除掉马雅可夫斯基与叶赛宁，那末给我们留下来的，除了未来无产阶级文学之少数几张不兑现的预约支票之外，还会有些什么？特别像杰米杨·别德内依——他不能被视作同路人，可也不能符合“打铁铺派”宣言所规定的那种无产阶级文学——我们希望他不会被从革命文学中清除出去。如果清除了他，我们还剩些什么？这意思是否说，党在艺术范围之内，应完全与它自己的本性相反，应采取一种纯粹折中主义的立场？这个论证看似很有力，其实非常幼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藉批评的指明道路方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只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运用它自己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历史的（全部）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地与用命令领导，在有些领域中，党只能协助。最后，在有些领域中，党只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与帮助艺术，但它只能够间接地领导艺术，对于某些个艺术派别，它们诚心在趋近革命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予它们以额外信任，以此帮助革命的一种艺术形式的确立。但党无论如何不能与不将采取一个文学团体的立场，这个团体是与别的文学团体斗争着与单纯地竞争着的。党守卫着整个劳工阶级的历史利益。因为党有意识地，与逐步地在为一种新文化，因而也为一种新艺术，准备基地，所以它把文学上的同路人不视作工人阶级作家们的竞争者，而视作工人阶级在此一巨大改造工作中一些真正的或潜能的支持者。党懂得过渡时代诸文学派别的插话性，党不凭个别文学家的阶级护照，而是从这些派别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上所占有与所能占有的地位这个观点，来估定它们的价值。如果今天不能确定某一派别的地位，那末党就该以政党的资格耐心地与不粗暴地等待着，个别的批评家或读者可以事先同情这派或那派。共产党，就其整体说，却应保卫劳工阶级的历史利益，一定要比较更加客观些与明智些。它的谨慎一定是要两面俱到的。一方面，如果党没有单单因为“打铁铺”上的作品均出自工人之手而给它盖上赞许的戳印，那末它另一方面也不事先排斥某一文学派别——即使它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只要这个派别在企图接近革命，而且在企图加强革命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常是一个弱点），即加强城乡之间，或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或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连系。然则，这样一个政策，意思是否说党在艺术方面将有不设防的一翼？这样说便是大大夸张了。党要排斥那些显然有毒的、志在分化的艺术倾向，党要按照政治标准来行事。当然，艺术这一翼比之于政治战线，防卫得比较少些。但在科学方面我们不是也较少防卫吗？幻想纯粹无产阶级科学的人们对于相对论将怎么说呢？它能同唯物论符合吗？还是不能符合？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在哪里解决？何时解决，又由谁解决了的？对于任何人，甚至对于不大入门的人都清楚，我们那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75]是完全依循着唯物路径的。但关于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人家会怎么说？它是像卡尔·拉狄克[176]所主张（我亦以为如此）的那样符合于唯物论？还是与唯物论相敌对呢？同样问题可以对原子结构等等所有新学说提出的。如果有这样一个科学家，他能够在方法论上把握住所有这些新理论，且能将它们介绍进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中，那当然好。他这样做，既可以测验这些新理论，同时又可以更深入地发展辩证法。但我深恐此一著作（它不像一篇报章或杂志上的文章：而正是“物种起源”与“资本论”那样的哲学的里程碑），不会在今天或明天创作出来，或者，即使这样一本划时代的作品产生于今日，我怕在无产阶级还未能放下武器之时，它多半不会被开卷研读的吧。不过文化的孕育工作，即求取无产阶级以前文化的ABC这个工作，难道不应该先有一种批评、选择和阶级标准吗？当然应该有。但这个标准是政治性的而非抽象的文化性的。政治标准只有在广义上才和文化标准相吻合，即在革命为新文化创造条件这个意义上才相吻合。但这意思不是说：在任何情形中都能取得这样的吻合。如果革命在必要时有权毁坏桥梁与艺术的丰碑，那末当某一个艺术倾向威胁着要分解革命环境，或要想煽动革命的内部诸力量，即无产阶级、农民与知识分子起来互相敌对，革命自无理由不加以干涉，不管那个流派在艺术形式上有了多么大的成就。我们的标准显然是政治的、无上的与不宽容的。但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党一定要清楚明白地规定自己的活动界限。为了要把我的意思更确切地表示出来，我愿意这样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警戒的革命检查制，还应该有一个对艺术方面的宽广而融通的政策，它不应带有小派别的恶毒意气的。很显然，即使在艺术领域内，党也一天都不能采取自由派的“放任”原则。问题只在于干涉应开始于哪一点，应以什么地步为限；在什么情形中，在哪样的二者之间党才应该加以选择。而这个问题完全不像“烈夫派”诸理论家（那些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批评的先驱者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工人阶级的目的、问题与方法，在经济学中，比之在艺术中，那是要无比地更为具体、更为明确、且理论上已有了更为完美的研究。但虽如此，用集中化方法建设经济试行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党曾被逼承认一些不同的，甚至竞争的经济形式，与（国家的集中经济）平行存在。我们有组成为托拉斯的国家工业，有地方性企业，有租借工业，有租借给人的、让私人拥有的企业，有合作社，有个别的农民经济，有家庭手工业者，有合作企业以及诸如此类。国家的基本政策是走向集中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此一总的倾向，在某一时期内，却不排拒对农民经济与家庭手工业者作无限制的支持。不这样的话，则走向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的政策会变成抽象的与无生气的。我们这个共和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联盟。只要技术和文化有了发展，经过一系列的阶段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可以从此一社会组合中产生出来。很显然，农民与知识分子之走向共产主义，不会经由工人所曾走过的同样道路。这些条道路不能不在艺术中反映出来。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曾无保留地愿与无产阶级共命运（这类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就要在农民中寻找支持——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或因其支持已极度微弱之故。目前，这过程具有纯粹预备的与象征的性质，这过程（以过后方知的态度）表现于对革命中农民因素的理想化上。此一奇特的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乃是一切同路人共有的特征。迟些时候，等乡村中学校数目和能阅读的人数增加以后，此种艺术与农民间的结合也许会更具有机性的。同时，农民将会造成一批自己的能创作的知识分子。农民在经济、政治和艺术中的见解，比之于无产阶级的那些，是较为原始、局限与自私些。但是这个农民观点存在着，将会继续存在一个长时期，而且会很真诚地存在的。如果有个艺术家，惯从农民观点观察生活，或者他更习于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观点来观察生活，他却想到了农民和工人的联合是必需与不可或缺的，那末他的艺术作品，只要具有必要条件，就历史见地说是会起进步作用的。由于此种艺术的影响，乡村与城市间那种必要的历史性的合作就会加强。农民进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会变成深刻、有目的、多方面与多姿多采，同时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在此种观点的直接示意之下完成出来的创作，将在艺术史中增添有价值的篇章。反之，一个观点如果将那有机的、古老的、不可分割的、“民族的”乡村和那翻腾的城巿对立起来，则就历史说是反动的。由此观点所产生的艺术有害于无产阶级，与进步不相侔，且命定着要归于灭亡。我们于此可以获得结论说；这样的艺术，即使就其形式而论，都不能有任何贡献的，有之，不过是些重炒冷饭与往事追怀而已。克留也夫，形象派，“谢拉皮翁兄弟会派”，皮利尼亚克，未来派中的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与卡缅斯基都有个农民根基。对某几人说，这个根基是多少自觉的：对另几人说，它是有机的；对又一些作家说，这事实上乃是资产阶级根基被翻译成农民形式吧了。未来派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是最不含糊的。“谢拉皮翁兄弟会派”，形象派，皮利尼亚克，都会在这里或那里走入歧路，和无产阶级对立——至少直到最近为止都是如此。所有这些派别，以极度不一致的形式，反映了强征粮食时期乡村中的心理状态。正在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在乡村中逃避饥荒，于此积累了他们的印象。知识分子把那几年的印象，很模糊地总结在他们的艺术申。不过这个总结所由做出的那时代，已随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而终结了。现在，农民的观点已发生了巨大改变。这改变在知识分子心中也留下了痕迹，这对于那歌唱农民的“同路人”的作品，也许会，事实是一定会发生影响的。此影响已在相当限度内表明出来了。在社会冲击力的影响之下，这些派别会发生内部斗争、分裂与再结合。对所有这些变化，我们该很小心地与批评地加以注意。一个政党（我们希望并非没有理由地）要求掌握思想领导权，却没有权利用一席廉价的谈话来解答这些问题。然而一种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规模十分宏大的，能否在艺术上给走向社会主义的农民运动以光明和营养呢？它当然能够。这恰恰和一所政府发电站能够给农民的茅屋或谷仓或磨粉厂供应光亮和能源一样。这里的全部所需只是要有这样一所发电站以及从电站通到乡村去的电线。顺便说一句，在如此情形中，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矛盾危险也不会有了。不过我们还不曾有此种电线，甚至电站都还没有存在。我们并没有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艺术，包括各派工人阶级诗人与共产主义者——未来派在内，其能满足城乡艺术要求的程度，正好像苏维埃工业之想要解决全面经济的诸任务一样。即令我们放开农民不谈——怎么能够撇开呢？——那末情形便表示出，即使对于无产阶级，对于这苏维埃社会的基本阶级，事情亦不像“烈夫”杂志上所设想的那么简单。未来派曾经提议把个人主义的旧文学抛出船去，为了它不但形式上陈旧古老，又因它与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相冲突，这样，暴露了未来派很不正确地了解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间矛盾的辩证性。世界上没有抽象真理。个人主义有不同的种类。因为怀有太多的个人主义，一部分前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陷进了神秘主义，但有另一部分沿着未来派混乱的路线前进，而且让革命给抓住了——这可说是他们的光荣——因此走近了无产阶级。他们比较走近无产阶级，因为个人主义使他们厌恶得牙齿发酸；但当他们把这感觉带到无产阶级时候，却表明出他们自己犯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毛病，即犯了极端的个人主义。问题在于普通的无产者正缺少这种性格。就广大群众言，无产者的个性还不曾充分形成与化分。我们今天正开始着手的文化推进运动，所能做出的一个最有价值的贡献，恰恰就是把（无产阶级的）客观性质与（无产者）个性的主观意识提高起来。说资产阶级的美文有害于阶级团结，那是幼稚想法。工人从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取得的，将是关于人格、关于人的欲望与感情的一个更复杂的观念；将是关于人的心理诸力量，以及潜意识作用等等的一种较为深刻的了解。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将会因此而变得丰富些。在最初，高尔基是感染了流浪汉的浪漫个人主义的。但虽如此，他却给了一九○五年前夕无产阶级那个早春革命主义以营养，因为他帮助了那个阶级唤醒个性，这个阶级中的个性一度唤醒，就会去寻找另一些已觉醒的个性来发生联系。无产阶级正需要艺术的食粮与教育，但其意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过是块黏土，那些过去的与未来的艺术家能按照自己的想象与自己的状貌，将它加以任意塑造。无产阶级在精神上，也因而在艺术上虽很敏锐，但在美学上却是未受教育的。以为无产阶级的美学教育只能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灾难前夕离去的地点开始，那是不合理的想法。一个个别的人，不论生理和心理上都经历了人类种族的全部历史，而且在相当限度内，在其胚胎发展中还经历了全动物界的历史。新阶级的最大多数人，（这个阶级直至最近才步出它的史前生活），其发展正和个人的成长一样，在某种限度内，一定要经历艺术文化的全部历史。这个阶级如不吸收与消受着旧文化的因素，便不能开始建设一个新文化。这意思当然绝不是说，它必须逐步地，缓慢而有系统地，走完过去艺术的全部历史。只因这里事关一个社会阶级而非生物学上的个人，那个吸收和转化的过程当会具有更自由与更自觉的性质。不过一个新阶级如不珍视过去路上最重要的路标，它就不能前进。在为保存艺术文化的延续性而作的斗争中，旧艺术的左翼（它的社会基础被革命破坏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彻底），被迫要在无产阶级中寻找支持，至少，要在形成于无产阶级周围的新社会环境中寻找支持。而无产阶级方面则利用其统治阶级地位，企图而且开始在和一般的艺术发展接触，以此给一个空前的艺术势力准备基础。在此一意义中，说工厂中墙报乃是未来新文学的一个很必需的、虽然是很辽远的前提，乃是对的。可是谁都不会这样说，在无产阶级从这些墙报作品提高到独立的艺术大手笔之前，让我们把所有别的东西一笔勾销吧。无产阶级也需要继承创作传统的。在目前，无产阶级只能够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来继承，即是说要经由从事创作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继承，他们围绕着无产阶级，要想在后者卵翼之下保持温暖。无产阶级容忍这类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支持另一部分，半接受第三部分，全部消受那第四部分。共产党对艺术的政策是由此一过程的复杂性来决定的，由其内在的多样性来决定的。不可能将此政策减低成一个公式，减低成为鸟喙那样短的东西。也不需要做成这个样子。[172]未来派作家与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之间关系复杂，区别不甚明显。许多未来派作家是无产阶级艺术的鼓吹者，而一般的无产阶级作家则将未来派列为“同路人”。因此，未来派受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攻击，而他们又攻击皮利尼亚克。[173]英译为Mortar，可解作“迫击炮”，亦可解作“灰浆”，或“研臼”，因无原文对照，不知究指何物，故译如此。[174]A.K.Voronsky（1884－？），文艺批评家，苏联初期文艺和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负责者，所抱文学见解与托洛茨基相近，因之，当苏联内部发生内争后，他和托洛茨基一同受迫害，以后下落不明。苏共二十次大会后，已被“恢复名誉”。[175]I.P.Pavlov（1849－1936）。[176]KarlRadek，波兰革命家，曾参加德、俄、波各国革命，第三国际委员，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托派，后对史大林屈服。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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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德国革命及其后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五章德国革命及其后果
―、三月革命
二、反革命及其胜利
三、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
四、五十年代
五、普鲁士宪法之争
六、拉萨尔
一丶三月革命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内不断在增长着的革命因素，由于1847年的商业大恐慌和连年歉收，终于猛烈地爆发为革命。1848年2月，巴黎的工人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王路易·菲力浦；在世界市场的中心大都会伦敦，宪章派的势力也大大抬头。近代工人阶级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里，有了一个真正的无产者。[1]
在德国境内，革命的西风在首次冲击之下就涤荡了大量污泥浊水。在各中邦和小邦里，王位摇摇欲坠，诸侯被迫任命自由派人士担任大臣，当然，这样的做法也不会有多大效果。在3月的头几天，连联邦议会也投降了，并且扯起了黑、红、金三色旗当作全德的旗帜。但这只能使联邦议会在群众普遍藐视的重压之下，更快地垮台而已。3月5日，五十一位自由派人士（大多数是南德的）在海德堡集会，决议邀请全德各地享有声望的人士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其目的在于尽速促成全德议会的选举。
然而，只要维也纳，尤其是柏林，没有被革命力量所夺取，那末这一切毕竞还起不了很大作用。当时，柏林的普鲁士政府企图以再度召开联合邦议会来缓和这来势汹猛的运动。假如当时他们只是和资产阶级打交道的话，他们也许能如愿以偿。可是柏林的工人并不那样容易对付，他们在各城门前面召开群众大会，会上他们要求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要求有获得工作的保证，要求成立劳工内阁。政府在使用武力驱散群众集会，并且命令军队砍杀回家的群众时，就已经发现，要对付这样的反对派并非儿戏。虽然资产阶级起先无动于衷地坐视流血惨案的发生，然而当军队的杀人狂被故意煽动以致连最安分守己的市民也惨遭毒手时，他们也开始反抗了。
3月13日，维也纳爆发了革命，人民群众赶走了一向拥有无上权力的宰相梅特涅，这个消息象颗火花似的飞进了这越来越大的炸药堆。这时，科隆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见普鲁士国王，他们相当坦率地警告国王，如果不实行改革，那末莱茵地区就会脱离普鲁士王国。普鲁士政府当时虽想挽回颓势，可惜已为时太晚。军事上的残暴行为连小市民都不堪忍受。3月18日中午，他们在王宫前面举行和平的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撤走城内驻军。国王和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也失灵了。一中队骑兵和一连步兵奉命驱散王宫广场上的群众，这时，从军队的行列里射出了两颗枪弹，这就是巷战的信号。
这两颗子弹究竟是出于偶然失火，还是奉普鲁士亲王——以后的威廉皇帝——之命故意射出的，这个问题现已无法查得水落石出。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无关紧要，因为毫无疑问地可以肯定，普鲁士亲王既然在柏林兵营里煽起了军队的狂热，他对这次武装屠杀就应负主要责任。有人说，国王的军队在巷战中取得了胜利，后来仅仅由于国王的一道仓促的命令才撤到城外，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反革命势力在事后的捏造而已。参加街垒战斗的人们勇敢善战，在一夜之间把对方的一万四千名士兵和三十六门大炮打得精疲力尽，迫使他们的司令官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不得不命令疲惫不堪的残兵败将停止战斗，并且撤出城外。3月19日，战绩辉煌的街垒战士把阵亡了兄弟们的遗尸抬到王宫前院，迫使国王脱帽向牺牲在他的专制制度下的人们致哀，同意人民拥有武装。
在柏林的街垒上，德国的革命获得了巩固的基础。这时，农民们，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境内的农民们，也都纷纷起义，他们迫使封建领主写下证书，表明放弃所有农民的劳役和租税。可是在城市里，特别在柏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很快就发生了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在街垒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在对抗国王军队的斗争中，他们牺牲了一百八十三人，这些人几乎全是手工业工人、机器制造业工人、店员和劳动者。当时的工人阶级发展起来还不久，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充分利用他们所取得的胜利。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中；菜茵地区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康普豪生、汉塞曼和几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新的内阁，企图把革命的成果据为已有。
然而，只要无产阶级有权要求并且已经要求分享革命成果，资产阶级就根本无法安安稳稳地坐享这种巨大的成果。康普豪生—汉塞曼内阁从一开始就力图把工人排除在全民武装之外，企图抹煞革命的合法权利，其实，内阁本身就是靠这种合法权利才存在的。在必须维护“法统”这一破绽百出的幌子下，内阁再度召开联合邦议会，企图通过联合邦议会来奠定未来宪法的基础，奠定未来的国民议会的选举法的基础。4月6日的法律就是这样产生的，它除了规定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等事项外，还特地规定：颁布一切法令、决定预算以及增加税收等等都必须得到未来的国民议会的同意。4月8日法律规定：根据普遍、平等、无记名的，但是间接的选举制选举国民议会，议会应与国王取得协议，订出未来的国家宪法。
这种“协议”又使革命成为泡影。既然国王和国民议会处于对等的地位，又要取得“协议”，那末双方发生争执时，实力较强的一方就有决定权了。而资产阶级内阁则在尽力使国王获得更大的实力。他们没有依靠人民群众来约束国王和贵族，而甘愿背叛人民的利益，以求得国王和贵族的欢心，他们自欺欺人地希望在统治阶级的联盟中坐第三把交椅。尽管马克思—他和康普豪生及汉塞曼在《莱茵报》社里一起工作过——对这种自杀性的政策提出过瞥告，但也无济于事。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阶级，竞和专制主义的封建反动派结成了攻守同盟。
5月间召开的新的国民议会也没有任何革命性；在这个议会中，左派（其中还有非常温和的分子）总数几乎不足四十席。人民群众由于过去一直被排除在一切政治生活之外，当初并不很懂得怎样运用普选权。国民议会没有去掌握国家的权力手段以粉碎封建的国家机构，而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讨论，想在纸上明文订出一个新宪法来。而最令人愤慨的、同时也是后果最严重的失职是：国民议会根本不懂得去履行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最合法的任务，不懂得去解放农民。
国民议会在召开后一个月，即当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时，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曾骗取并且继续在骗取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所获得的成果。法国工人在四天四夜的惨烈巷战中被镇压下去，可是资产阶级为这个不光彩的胜利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欧洲的反革命势力一旦认识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条宽广的无法逾越的鲜血长河时，立即就变得凶残无比了。当国民议会敢于作出一点轻微的反军国主义的反响时，柏林的资产阶级内阁就垮了台：当维也纳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而普鲁士国王因而敢于发动政变时，国民议会本身也就轻易地被驱散了。1848年11月国民议会遭到武力破坏时，它仍然拒绝了工人阶级的关于号召人民进行武装起义的要求，而采取了被人唾骂的消极抵抗。结果，在国王发动的叛国的政变之下，它懦怯地屈服了。
当时，在德国某些地区，尤其在莱茵地区和西里西亚，仍然骚乱不已；面临这种情况，普鲁士国王当然还不敢完全摊牌。在驱散国民议会之后，国王于1848年12月5日擅自下诏颁布宪法，这部宪法基本上符合已瓦解的国民议会所提出的宪法草案，当然其中有个别非常重大的缺陷。国王答应把这部宪法提交应重新选出的两个议院，其中的下议院应仍旧按照普选制选出。在其他方面，政府当然少不了作出各式各样漂亮的诺言，尤其对于农民。
德国境内就这样平静下来了，这是由于国民议会采取了可悲的政策，连续数月之久，辜负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而在紧要关头，丧失勇气，屈膝投降。
二丶反革命及其胜利
柏林和维也纳发生政变以后，设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议会成了革命力量最后的代表者。根据3月5日在海德堡集会的自由派人士的创议，主要是从德国南方搜罗来的颇有名望的人士们，在联邦议会旧址召开了所谓预备议会，并且在三月风暴记忆犹新的情况下使各邦政府同意举行全德议会的选举。
但是，事实表明，即使是这样的议会也根本不能胜任革命的任务。在它掌握国家大权的期间内，它错过时机，未曾发挥具有最高权力的议会的作用，反而由于选举奥地利大公爵约翰为帝国摄政，从一开始就使民族运动落在诸侯的手里。然后它又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止境地讨论今后人民的基本权利问题上。可是这个议会即使是一个极其畸形的怪胎，毕竟还是一个革命的产儿。因此，在维也纳革命和普鲁士十一月政变以后，全德境内还能进行反抗的人们都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周围，这个议会从而就成为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眼中钉，无论如何都非拔掉它不可。
然而，奥地利政府对待这个议会所采取的政策，与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并不相同。奥地利政府企图直截了当地恢复三月以前的联邦议会，以保证自己在全德的霸权，而只是由于匈牙利起义成功，奥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它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暴露自已的意图。与奥地利恰怡相反，普鲁士则计划在革命之际大捞一把，企图利用全国人民的统一愿望来确立自已在德国的霸权。事实上，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经过无数次乱成片的党派争吵，终于在1849年3月28日通过了帝国宪法，并且居然还选举普鲁士国王为德国皇帝，以此结束其制宪工作。但是，当国民议会的代表团带着一纸空文的皇冠来到柏林时，腓特烈·威廉四世却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他是否接受帝位将取决于德国诸侯同意与否。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谁在德国有最高的权力？是诸侯？还是人民？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被迫又回到了革命立场来，它当初抛弃革命立场只使它自己蒙受了不利。
可惜，事实表明，国民议会即使在这时也还没有能力去推行革命的政策，没有能力去领导暴风雨般的运动。这个运动又一次开始在全国兴起。国民议会居然委托那个为奥地利的利益而公然实行背叛的帝国摄政约翰去实际执行帝国宪法，并且还作出其他各种荒唐可笑的决定，但是国民议会自已非常了解，这些决定只不过是放几声空炮而已。
和国民议会恰恰相反，普鲁士政府至少很懂得怎样从事反动的勾当。它一发现各中邦政府尤其无意根据宪法与国民议会打交道，一发现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团结在帝国宪法的周围，不是赞成而是反对霍享索伦的帝位时，它马上就摘下自己的假面具，公然和国民议会决裂。普鲁土政府号召那些愿意和它一起建立统一德国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派人到柏林去会商，同时他答应这些邦政府“在发生危机时”给它们以必要的援助。换言之，这就意味着：普鲁士政府愿意替中邦和小邦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它希望这些邦承认普鲁士在德国的霸权。这时，普鲁士政府已经在备战，征召了大部分国民后备军，特别在西部诸省集结了强大的军队，而国民议会却依然在继续发布号召，作出决议。这些号召和决议都丝毫不起任何作用。最后，当着他们那位受爱戴的帝国摄政的面，国民议会从法兰克福逃往斯图加德，国民议会在斯图加德被符腾堡政府以武力解散，这样它总算幸而下了台阶，寿终正寝。
这时，柏林方面的如意算盘当然也有很大的漏洞。中邦和小邦的政府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普鲁士的军事援助以镇压革命，可是它们并没有想到要支付霍享索伦王朝很大的胃口所要求的代价。普鲁士化了九牛二虎之力，迫使汉诺威王国和萨克森王国同它结成所谓三王同盟，这一同盟的寿命只等于汉诺威和萨克森两国处于困难处境中的日子。这个新同盟的宪法根本没有施行过。假如这个宪法没有给普鲁士人民留下三级选举制[2]这个极其丑恶的遗物的话，那末它今天就根本没有一提的价值。而法兰克福的帝国宪法毕竟还坚持实行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度，即使它还是一种间接的选举制度。虽然这时还继续保持普选制，但普选制却由于如下的原因而变成了一幅令人恶心的讽刺画：因为它已既不是平等的，又不是无记名的。
1848年4月8日，普遍、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制度曾被庄严地宣布为普鲁士邦的法律。现在，在三王同盟的离奇古怪的宪法中的三级选举制被宣布之际，这种三级选举制也就同时以非法的强暴方式由国王下诏强加于普鲁士国家了。资产阶级大部分对此逆来顺受，容忍了普鲁士贵族地主给予他们的迎头痛击。那些于1849年3月底在法兰克福的议会上曾把帝国宪法当作保护神而宣誓不允许对它作任何曲解和侵犯的自由派政治家，却在三个月以后，亦即在1849年的6月底在哥达集会，居然又同样慷慨激昂地承认普鲁士政府在德国革命问题上以假乱真的做法，包括对三级选举制的承认。另外有一部分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则没有做到这样的地步，但他们所做的也不过是在柯腾举行一次集会并作出决定：只要三级选举制还存在，他们就根本不参加议会的活动。
在沉闷的革命低潮中，为争取实施帝国宪法而发动的几次起义，是黑暗中仅有的几线闪光。虽然这些起义从一开始就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可是这些行动至少拯救了革命的荣誉。有工人参加的起义尤其如此。对于工人来说，关键不在于宪法的非常温和的自由主义，更不在于霍亨索伦家族的世袭皇位，关键完全在于保卫人民的最高权力，反对诸侯的专制主义。这几次起义爆发在德累斯登，爆发在普鲁士菜茵省的个别地区，而巴登邦和巴伐利亚邦莱茵法尔茨地区的暴动，蔓延的范围最广。各地的起义都被普鲁士军队用可怕的暴行来镇压下去。不论在什么地区，伴随着所谓秩序的胜利而来的总是这种可怕的暴行。
在争取实行帝国宪法的斗争中，在整个德国革命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作用的唯一的报纸《新莱茵报》也停办了。《新莱茵报》是由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他们最亲密的战友在科隆创办的，并且是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马克思被作为所谓外国人赶出普鲁士国境。当局对其他编辑人员提起了几十起的新闻诉讼，于是《新莱茵报》不得不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菜茵报》出版了用红字印刷的最后一期，刊载了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著名的告别之歌。
三丶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
在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中，德国工人阶级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资产阶级当时如能鼓起几分勇气来，本可获得整个无产阶级的支持，可是由于他们害怕无产阶级而在国王和贵族地主面前收起了旗帜，因而他们恰恰招致了他们想要避免的后果，他们使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得更快，以致超过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根据当时历史条件所能提高的程度。
当然，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具备近代工人那样的阶级觉悟。他们满足于向柏林的和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提出千百件请愿书，其中提出自己的纲领，可是这些纲领并没有超出取消封建负担、允许农民拥有小量土地、提高工钱和降低税率的范围。这样的纲领完全符合于封建佃户[3]的观点：他们指望资产阶级革命来把他们解放，他们的要求还不能逾越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产业无产阶级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他们早就与资产阶级处在暗中的战斗状态，资产阶级革命愈搁浅，他们就愈革命化。一旦他们看清了资产阶级的背叛，他们就不指望通过资产阶级来领导，而自已组织起来反对资产阶级。1848年4月19日，他们就已经在柏林成立了工人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是斯特凡·波尔恩。波尔恩是一位印刷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他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工人中央委员会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从6月1日起，它每周出版三期自己的报纸《人民报》。《人民报》愿意支持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也愿意同样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历史上的各种落后势力的斗争。只要是为人民群众争取新的政治权利，它随时随地都愿意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在波尔恩领导得很出色的报纸有了稳固基础之后，8月25日中央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四十名代表。他们代表了柏林、布累斯劳、汉堡、莱比锡、哥尼斯堡、慕尼黑等大城市的三十五个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日程上有下列诸项：由国家担保工人有工作，国家支持产业工人的组织，国家负责维持所有贫困工人和残废工人的生活，对于长的劳动时间加以限制，按照劳动阶级的利益来改革税收制度，取消食品税，实行免费的国民教育制度，司法不收费以及在德国各邦成立由劳动阶级自由选举产生的劳工内阁。
上述各点在十天的会议上都曾一一加以讨论，当然在讨论中会出现某些意见分歧。比大会的理论性的决议更重要的是组织章程，这个章程是代表大会为工人们拟定的；章程规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广泛设立地方委员会和区委员会；这个新的联盟定名为“兄弟会”中央委员会迁往莱比锡，并负责出版联盟的刊物；刊物的名称和联盟的名称相同，仍然在波尔恩的领导下出版。中央委员会应受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的全德工人大会的监督，并相应地进行改选。
联盟的组织，特别由于阿尔腾堡、莱比锡、海德堡等地所召开的一系列的地区代表大会而扩大了，其组织遍及大部分德国。在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危机中，联盟始终是活跃的，而他们的社会性的努力并不是那样完全无可非议的。他们的社会纲领的内容过于丰富；他们活动的方面愈多，他们的力量也就愈分散。他们企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就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企图只能导致失望和损失。但是联盟的机关报则始终十分有助于唤起并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特别是通过有效地支持工人的工资斗争。
在革命的岁月里，这样的工资斗争是极其频繁的；三月革命以后，仅柏林一地就发生了几十次之多。但是按照事物的规律，工人们只能取得一些暂时的而不是持久的成就；人们在害怕革命时对工人所答应的东西，在反革命气焰嚣张时又被一笔勾销了。在无数次临时性的罢工中，个别的行业已经开始有经常性的全国性组织的萌芽；最先出现的而且也是最强大的就是印刷工人和卷烟工人的组织。但是，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工会组织，比反对工人的政治社会性的组织还更激烈；工会组织直接威胁到利润；在反对工会组织时，警察和司法机关很乐意充当资产阶级的帮凶。因此，那些极有发展前途的萌芽都一一被摧毁，尽管思想上的胜利仍然属于工人。
二月革命以后，工人阶级既有进行公开宣传的可能，而且也有了公开宣传的工具，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已丧失其存在的目的。同盟的盟员主要分布在德国各地。在德国，首先必须推动资产阶级去争取确保无产阶级在建立其政治组织时所必需的那些权利一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权利。维护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是他们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而宁可牺牲这些权利，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秘密意图。如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不想重蹈他们刚刚摆脱了的宗派纠纷的复辙，那末，他们只能作为民主主义的最激进派走上德国革命的道路。这决不是要说，他们需要以某种方式来隐瞒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确实也没有这样做过。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既反对一切宗派纠纷，也反对一切革命冒险活动。为了在革命运动中发挥酵母作用，他们宁愿个别地来到德国。正是这些化整为零的活动，证明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杰出的预备学校。几乎不论在何处，只要德国无产阶级开始以较明确的思想来展开工作，那里就都有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发挥推动力。
当帝国宪法斗争宣告结束、白色恐怖笼罩着德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又重新联合在一起了。与1848年以前的情况一样，当时只有作为秘密的组织才有可能在德国境内进行革命宣传，要想进行公开的宣传，只可能从国外向德国进行。后一种办法也情况不妙，因为在德国流亡者中，混杂着各色各样的分子，任何要团结这些人进行统一行动的尝试，一开始就是毫无希望的。如果谁竞然还敢于这样做，那末他就会陷入纠缠不清的纷争之中而不能自拔。
此外，各国的政府继续在迫害流亡者，它们在瑞士境内也颇能得逞。每当最紧迫需要让避难权[4]发挥作用时，瑞士的政治避难权总是失灵，过去如此，后来也是如此。在一年之内，瑞士政府在德国各邦政府的压力下，驱逐了一万一千名在瑞士境内寻求避难的德国流亡者。
唯一的认真地要使德国流亡者成为一支有效力量来干预德意志命运的努力，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的。他们整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昔日的盟员当时几乎都已聚集在伦敦。但是还有一些盟员留在德国境内进行活动；当然，他们是在进行秘密工作，他们设法将工人兄弟会中最有影响的会员吸收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在1850年夏季，情况已经愈来愈清楚：革命已不可挽救地处于低潮。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既不抱怨，也不责怪，而是科学地探讨：为什么这种急转之下的趋势无法挽回。他们认识到，正如1847年的商业危机是革命之母一样，逐渐又来到的在1850年已达高潮的工业繁荣正是反革命之母。马克思和恩格斯坦率地发表这样的见解。这一见解使他们两人和流亡者的革命美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分歧而在1850年9月分裂成两派，这两派都没有存在很久。
从事盲目的革命活动的一派，因而消失了。而坚持同盟当初的原则的那一派则由于科隆的共产主义者案件而遭到破坏；这个案件是由普鲁士密探施梯勃奉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指令用卑鄙的欺骗和伪证伎俩制造出来的。这个审讯案从1852年10月7日到11月12日，历时六星期，是由科隆陪审法院审理的。审判结果是，在十一名被告中，有七名都被判处刑期长短不等的徒刑。
随着工人阶级最强有力的组织的瓦解，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也告结束。虽然工人兄弟会的个别分支组织比共产主义者同盟存在得还更久些，可是它们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不久也都被瞥察一破坏。1854年7月13日，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重新恢复的联邦议会，曾责成德国各邦政府迫害一切现存的工人组织，并且禁止重新成立这类组织，违者处以刑罚。倡导这种决议的首恶分子就是普鲁士派驻联邦议会的公使、后来制订反社会主义者法的俾斯麦。
四丶五十年代
普鲁士政府企图利用德国革命的机会来谋取霸权，这种图谋终于失败，这是应得的下场。霍享索伦之鹰刚刚拯救了中邦和小邦的君主并镇压了其臣民的反叛，这些君主就由于害怕它那为并吞他们而伸出鹰爪而投入了奥地利的怀抱。根据俄国沙皇的命令，普鲁士不得不在奥尔米茨的谈判[5]中向奥地利卑躬屈膝，同意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联邦宪法。
这是普鲁士的一个奇耻大辱，只有耶那战役中的败绩才能和它相比。当时维也纳的宰相施瓦尔岑堡侯爵安想乘此把他的劲敌一击致死。他想以搞垮关税同盟作为对普鲁士的决定性的打击，但毫无结果。经济的发展使这种图谋根本无法得逞。结果，关税同盟不仅没有被搞垮，反而由于汉诺威、奥尔登堡以及德国西北部各小邦的加入而扩大了，同盟的范围包括九千平方英里、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
同样，在普鲁士王国内部，反革命的势力也取得了这样的经验：虽然他们的政治权力显得似乎可以不受限制，但它毕竟受到经济状况的一定限制。在普选制被可耻的政变一笔勾销之后，三级选举制在1849年夏季选出了一个乐于替任何反动勾当效劳的乡村贵族地主的议院。这个议院废除了1848年12月5日由国王擅自下诏颁布的宪法中一切使政府感到不便的规定。政府甚至连这样的宪法也要违反，根本无视宪法的存在，或者贿赂法院，使它歪曲宪法，颠倒是非，但议院依然熟视无睹。此外，议院还制订了有关出版、结社和刑事的法律；利用这些法律，当局立即扼杀了一切反对派。
然而，议院无法完全取消代议机构的预算和税收批准权。虽然它玩弄了笨拙的花招，使政府能不断提高原有的税收，并且在宪法中打开一个“漏洞”：宪法中没有规定在国王和议会就预算案发生争执时应如何解决。但是，由于财政上的困难，不可能公然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已经破产的专制统治方式。没有立宪制度，普鲁士国家就无法对付它的债权人，而贵族地主的功名野心则必然使他们只能让普鲁士式的立宪制度徒有虚名、装装门面而已。
在社会问题方面，反革命势力所费的力气不亚于在政治方面。他们恢复了地主的督察机构和封建的县议会和省议会，最后他们以建立贵族议院来完成这种中世纪时期的组织；贵族议院是一种完全违反宪法的怪胎，在这个议院中，易北河东岸的贵族地主占了当然的多数。其目的是：在三级选举制一旦失灵时，贵族们就使全部立法工作陷于瘫痪。但是真正棘手的事是维持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是一切封建统治的基础，这种基础非消除不可。贵族地主在骨子里还这样害怕农民，以致他们自己就有那种要求。
当然，农民们不得不又付出巨大的代价。合计起来，从1816年到1865年，农民们为了赎取解放至少向贵族地主支付了十亿马克。正如1810年在宣布废除世袭依附制度的同时也颁布了关于包身佣工的法令一样，现在在废除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同时又颁布了1854年4月24日的法令；这项法令[6]迄今仍然有效，除了其他一些滥用职权的规定之外，这项法令还规定：农村无产阶级的任何结社活动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对于封建官僚的反革命势力来说，哪些是还可以的，哪些是行不通的，这两者之间的协调，是在反革命内部发生激烈磨擦的情况下进行的。十足的乡村贵族，其视野超不出他们的庄园，他们顽固地要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状态，而官僚们则正如俗话所说当了官就要放聪明点，他们能看出，十九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国家在什么现实可能条件下才能存在。然而这两股反动势力谁都没有获得能压倒对方的最终成果。当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精神病危及他们的权力的共同基础时，这两股势力又重新和睦起来。
反革命势力与王位继承者普鲁士亲王的意见完全分歧，其原因并非由于这位“炮弹亲王”从血腥镇压巴登、法尔茨的暴动以来他就有了这一绰号——责怪前者对人民所犯的罪孽，而是由于亲王不能原谅他们的奥尔米茨之行；奥尔米茨谈判使反革命势力上当，丧失了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时所应得的报酬。从此以后，反革命势力就把亲王视为异端，说他是“自由派人物”，散布流言蜚语，甚至批评其私人生活，这就激怒了亲王。特别使亲王感到恼怒的是：反革命势力长期不宣布国王的癫狂症，当国王的病情无法隐瞒时，他们还整整一年故意不让亲王摄政。直到1858年秋季，亲王才掌握了政权。于是他立即解除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职务，成立了一个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奥斯瓦德、帕托夫、施韦林等组成的内阁。施韦林在十年前曾参加过康普豪生—汉塞曼内阁。这样，资产阶级就无功而登台了。
在五十年代的反动统治下，资产阶级并没有受到太深重的苦难。五十年代的工业高涨，安慰了政治野心未能得逞的资产阶级。只要能把无产阶级依然钳制住，只要他们的生意兴隆，他们是甘愿忍受这种反动的厄运的。反动势力已经做到了或者似乎做了两件事：金属工业、纺织工业、煤和铁的生产都有了飞跃的发展；远洋航运事业也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大批向外移民而日益发达；由于货运日益增多，铁路网也愈来愈稠密。在德国境内，大资本也开始繁荣起来。自从1857年的商业危机以来，继第一次的企业创办热潮之后，已出现了第一次小危机。
尽管资产阶级胆小如鼠，可是生意兴隆本身却终于使他们敢冒风险了。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发展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束缚。婚姻和居住的限制，使德国各邦互相隔离，同时又妨碍资本家自由使用工人；此外，在国外没有外交上的保护，这也使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困难重重；资产阶级的发展愈超出旧的各种限度，分裂割据状态的这些或那些后果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愈加难以容忍。只要利润能增加，他们情愿放弃德国式的小邦自由，而日益增长的利润又使他们更强烈地要求德国统一。他们成立了德国经济学家大会，作为争取德国统一的代表机关。他们的雇佣学者——当时他们被称为唯自由贸易论者——在大会上主张德国统一，指出这在经济上的必要性，他们主张迁桃自由、就业自由，并主张尽速撤除一切封建行会的障碍。总之，这些雇佣学者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大吹大擂，锣鼓喧天。
不言而喻，这些雇佣学者不仅向资产阶级，而且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许下诺言，说他们的原则一旦获胜，就会重新出现千年盛世，他们至少能使小资产阶级上他们的圈套，信以为真。德国的手工业在五十年代的工业繁荣中有过一些发展，但不能再有真正的兴旺，因为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年复一年地动播了手工业的基础。政府的那种根据行会原则去修改普鲁士工商业条例的向后倒退的做法，尤其无助于手工业回复到早已一去不复返的旧年代。与此相反，信用透支互助会和原料互助会却对手工业提供了更有效的帮助，只要它还可以帮助的话。1848年的前柏林国民议会议员舒尔采—德里奇自从被政府整肃、解除法官职务以后，一直在为争取建立这种互助会而热心宣传。在这方面，小型手工业要有正常的信贷制度这一需要，有力地支持了他。由于他自已完全是小资产者，只想促进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不抱任何其他意图，因而他的努力获得了更大的成果。
资产阶级起先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舒尔采，因为舒尔采的宣传活动有使资产阶级要吞噬小工商业的图谋难以实现的危险；或许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是：这种宣传可能会使无产阶级更加倔强。但是资产阶级很快就深信，舒尔采既毫无恶意，又目光短浅；因为舒尔采接受了资产阶级对他灌输的种种资本主义口号，资产阶级就宣布他是工人的救星了。
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强大，一向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和哲学就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自从黑格尔哲学中富于生命力的成分被吸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后，黑格尔哲学的主观臆断就对德意志民族生活丧失了任何影响。一种狭隘僵硬的唯物主义取代了黑格尔哲学而流行起来了，它以故作豪言壮语来使新兴的资产阶级感到痛快，虽然它只流行到资产阶级发现了必须给人民把宗教保存下来这奥秘为止。从一开始，这种唯物主义就不得不和叔本华的哲学分享统治地位，这时叔本华终于公开发表了他的学说，虽然无人肯听，叔本华还是宣扬了他的教义长达一个世代之久：循规蹈矩的公民必须获得安宁。如果说尽管叔本华（1788-1860年）有种种奇想怪僻，他毕竟是一位天才人物，是德国哲学最后一位重要代表，那末，他也是第一个资产阶级时髦哲学家；他安慰资产阶级：不必为背叛革命而感到任何良心上的不安。
有一位伟大的戏剧家的全盛时期也正值五十年代。弗里德里希·赫伯尔（1813年——1863年）在五十年代里创作了一连串的悲剧：《海洛德斯和玛利阿纳》，《阿格纳斯.贝瑙尔》，《居格斯及其指环》和《尼伯龙根》；这些剧作在艺术力量方面胜过了席勒的古典戏剧，可是在民族意义方面却相差很远。这些剧作当时不大受人重视，尽管赫伯尔很讨好反革命势力，对社会主义则进行过愚蠢的攻击，从而完全迎合了资本主义的时代。更不受人注意的是哥特弗里德【b】·凯勒（1819——1890年）。凯勒原籍瑞士，当时住在柏林，他也在五十年代里并且是在柏林写出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诗人，因而对于在其周围普遍流行的市侩作风完全生疏，因而理所当然地被市侩们报以可鄙的蔑视。
弗莱塔克的小说《负债与资产》，是五十年代文学上最成功的著作。这部长篇小说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有一句寓意虚伪的警句，即作者想在创作中寻找德国人民。这部小说在艺术上并无很大的价值，可是在文化史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小说以完全真实的形象刻划出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是如何在道德和牟利方面比破产的贵族地主高明，但却只能受制于厚颜无耻的贵族地主。
五丶普鲁士宪法之争
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是在1858年秋季靠普鲁士亲王摄政而执掌了政权，他们却根本不懂得怎样为国家的利益、或者专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而充分利用这一胜利成果。
资产阶级如此欢欣鼓舞地欢迎这位“炮弹亲王”，这种热烈欢迎由于亲王的整个过去经历而显得十分可笑，尤其因为亲王本人从来不想假装开明，也根本不赏识这种过分的殷勤巴结。一切情况都和曼托伊费尔当年的情况完全一样，最多只做到了在这里或那里把警察的滋扰稍微减少一些，或者让几名曾令普鲁士亲王讨厌的反动官员退休养老而已。
贵族地主顽固地盘据在贵族议院里，对自由派内阁丝毫不让步，而自由派则因所谓新时代的到来而兴高采烈不已，即使资产阶级反对派中的坚决分子一他们一向认为三级选举制违反宪法而一直没有参加选举——现在也一反常态，不再反对，甚至牺牲了普选制。1858年在亲王刚开始摄政就举行的那次选举中，自由派人士在众议院中成了多数派，虽然地方当局多方顽抗，他们不顾自由派内阁的命令，仍在选举中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动宣传，一如在曼托伊费尔时代。
然而，在这个多数派的生存能力还没有来得及经受考验之前，1859年春，在以法国和撒丁尼亚为一方、奥地利为另方之间燥发了大规模的战争。1857年的商业危机，在欧洲各国都唤醒了新的生活。在意大利，以前的争取统一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特别是在北部意大利，反对奥地利异族统治者残酷压迫的人民运动迅速扩大。但是当时统治着撒J尼亚的萨瓦王朝很普于控制这次运动，这个王朝有加富尔伯爵这样一位既是自由派的、但又精明强干的内阁大臣。由于本身力量薄弱，不足以单独抗击奥地利，这个王朝就去找拿破仑三世帮助——可惜找错了人。拿破仑三世是在1851年12月政变后当了法国皇帝的，他欣然听取了萨瓦王朝的要求。这位冒险家需要发动一场能侥幸获胜的颇得人心的战争，藉此恢复他那日益降低的威信。1857年的商业危机曾使法国资产阶级忐忑不安，怀疑波拿巴主义[7]是否能长期保证他们的生意兴隆；当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资产阶级才把政权交给波拿巴主义的。
面对着来自法国和撒丁尼亚的威胁，奥地利就求助于德意志联邦，特别是求助于普鲁士国家。当时，德国境内也出现了某种民族激情；这种激情的目标当然十分不明确，并且具有这种值得疑虑的倾向：陷入对法国人的仇恨情绪。最不明朗的是普鲁士摄政亲王的态度，他一面拥有强大的武力，一面又抱着骑墙态度；他动员了普鲁士军队，这是威胁法国的；同时，他又要求取得德意志联邦军队的指挥权，这又是威胁奥地利的。这种既毫无意义又目的不明的政策，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促使法国和奥地利在维拉法朗克签订和约。为了巩固自已在德国的霸权，奥地利根据这个和约把伦巴底割让给撒丁尼亚。于是，普鲁士的政策又一次成为全欧各国的笑柄。德国的民族运动就以全国陷入悔恨情绪而告结束，这种悔恨情绪又爆发成为普遍的争吵不休。可是由于参加争吵的党派并不想触及灾难的根源，不想改变德国的诸王朝多头统治。所以，哀号着分娩时的阵痛的庞然大物只生下一一只小老鼠，而且还是一只死的小老鼠。这只死老鼠就是1849年春季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上所通过的一纸空文的帝国宪法。1859年秋季成立的民族协会就团结在这个宪法的周围，它最有力的支柱就是中邦和小邦的资产阶级，民族协会的旗帜上写着：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
在普鲁士，新的众议院的第一次会议在战争局势的压力下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在第二次会议上，自由派的内阁提出了第一项重大措施，要求全面改革军队，这就要使国家预算每年额外支出大约一千万塔勒尔。从军事技术的观点来看，这一措施自有其可行之处，特别是它将比以往更彻底得多地实施义务兵役制。只要资产阶级懂得，没有一支有战斗力的普鲁士军队就无法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那末，这一措施也是符合资产阶级愿望的。然而军队的改组同时也势必会加强国王和贵族地主的力量，而当时又没有任何保证，足以担保军队的使用会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摄政亲王的所谓自由主义终于再没有其他的吸引力了。亲王常把改组军队称作他的最切身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时，他一切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自由资产阶级的愿望。亲王这样做的动机，除了他个人酷爱军事生活之外，在于他企图对外和对内加强他的实力地位。资产阶级却毫无兴趣为此每年要支付千万塔勒尔的巨款。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却并未因此而处于困难境地。得不到众议院的同意，摄政亲王就休想实现这一耗费庞大的军事改革。众议院可以为批准这笔一千万塔勒尔的拨款附带提出下面两个条件：终于保证给自己一点实权，尤其是要允许它对军事力量的使用能发挥一定的影响。但在无法理解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下，众议院里自由派的多数派居然既没有作到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另一点他们既不反对军事改组，也没有在本来可以加强其权力的条件下同意这种改组。他们反而在众议院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上暂时批准了国王所要求的每年一笔的费用，并以此作为对内阁大臣“可尊敬的大人”们的“信任票”；这样，资产阶级的这一局牌，早在开始以前就已经输了。如果说王室不可能在未经众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建立几百个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那末，众议院也同样不可能，甚至更加不可能吹一口气就轻易地把业已建立起来的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统统吹掉。
这种莫明其妙的政策简直使自由派的选民们啼笑皆非。1861年6月众议院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闭幕以后，德国进步党出现了。它提出了一个还很软弱的完全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它否定了普选制，但是决心采取比以往的自由派多数派稍微激进一些的政策。在此期间，腓特烈·威廉四世于1861年1月去世，摄政亲王继位为国王一威廉一世。在他登基时，他就以一项充满狡诈的圈套和有保留条件的有名无实的大赦令向全世界表明：他仍然是个老反动派，他对于1848年3月18日事件记忆犹新。他是以恐惧和愤怒互相交织的心情来表明那一点的；他也以这种心情来看待新的进步党这一无害之物。作为对策，威廉一世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宣言中宣布：他将通过在哥尼斯堡的隆重加冕，维护奉天承运之君的永恒权利；在加冕时，威廉一世果然以如此挑衅性的口气大放厥词，以致所有还有几分自尊心的选民都看清了他那专制主义的冥顽不化的特性。
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登基后几个星期，在1861年12月举行的众议院改选中，进步党人果真一举而获得一百六十一个议席。进步党人开始作为较为激烈的反对派提出了这项十分温和的要求：逐项开列财政预算的各项收入。在此以前，财政预算一向只是笼统地提出几笔大数目，因而大臣们可以在大数目的掩盖下违背众议院的意志而玩弄各种钻空子的欺骗伎俩。这项提案于3月6日通过，内阁对于它所谓的不信任票十分气愤，于是就解散了众议院，可是过了几天，内阁自己也倒台了。自由派人士所组成的普鲁士第二届内阁，得到了和第一届内阁同样可耻而又同样应得的下场。
国王于是下令另组新内阁，新内阁是由封建官僚分子组成的。内阁提出了这个问题：实行国王统治还是实行议会统治？以此作为选举时的口号；但他们真正的希望并不寄托在这种愚蠢的言词上，而是寄托在干涉选举上的，如此卑劣的手法甚至在曼托伊费尔时代都是罕见的。进步党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宣称，如果众议院不能行使预算批准权，那末，宪法就受到了威胁。进步党人宣称，如果宪法只能起比没有宪法时还更大量地募集金钱和兵士的作用，则宪法就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进步党仅能满足于发表这种不痛不痒的老生常谈。党的发言人仅能用受辱的正人君子的那种义愤来反驳对于要求实行议会政治的指责。
这时只有一个人起来反对如此软弱的政策。这个人就是斐迪南·拉萨尔。
六丶拉萨尔
拉萨尔（1825—1864年）是布累斯劳一个丝绸商的儿子。他的家庭是属于还靠小商盘剥和高利贷为生的东欧犹太人类型。这并不是对他父亲的那种资产阶级正直作风仿佛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但是正如十五岁的拉萨尔在他的日记上所写的那样，他在家庭里所受到的新式教育，每逢情绪激动时，就显得只是一层薄漆而已。少年拉萨尔的犹太人精神，还是完全地地道道的，他最初的理想是领导犹太人拿起武器为把犹太人从那些还束缚着他们的种种锁链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不久，这个自以为是和好管闲事的男孩无法再留在布累斯劳文科中学里；违背了父母很想要他好好读书的意愿，他在1840年春季来到菜比锡，进了一所商业学校。虽然这一决定并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可是其结果却大有裨益。拉萨尔身上的犹太商人的残渣，在与基督教商人相砥磨时消失了。当时，他在菜比锡商业学校里所学的就是基督教商人的种种伎俩。拉萨尔摆脱了商人习气，他从而也就摆脱了犹太精神。他勤奋攻读德国古典作家的著作，从而扩大眼界，看到了近代文化的思想宝库。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拉萨尔是从个人苦闷出发而成长为革命家的。在拉萨尔的词汇里，找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初期对时代斗争和时代期望所寻求的自我理解。拉萨尔的自我觉悟一经被唤醒，就马上懂得哪些事情他应该做，哪些事情他不应该做。在他十六周岁生日时，他已经看清了自己的前途，看清了自己作为这样的宣传鼓动家、演说家和作家的前途：为人类最神圣的利益而斗争，直到自身毁灭。这时，他的父母只好又迁就拉萨尔的强烈愿望；1841年秋季，拉萨尔开始了他的新生涯。
拉萨尔非常勤奋刻苦地补习了他所耽误的文科中学的学业；不久他就获得了升入大学的资格，他起先在布累斯劳，接着又在柏林研习古代文学和黑格尔哲学，这些后来就成为拉萨尔思想的真正根源。正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时，拉萨尔却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热心拥护者。虽然拉萨尔后来力图用现实内容来充实黑格尔的概念，可是他从来没有摆脱过这些概念，因而也无法摆脱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
他的第一篇科学著作是论述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关于这位哲学家，拉萨尔曾经在巴黎图书馆里作过详细的研究。但是在他还来不及写完这部著作以前，他遇见了一位聪明、漂亮而不幸的女人；这个遭遇把他拖入了现实斗争的洪流之中；为这场斗争，他几乎花了十年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难用拉萨尔本人在看待这次“生平大捷”时一向所怀有的洋洋自得的心情来看待拉萨尔为哈茨斐尔德伯爵夫人而进行的斗争。哈茨斐尔德伯爵对他夫人所采取的不体面的手段，迫使夫人的保护者也采取某种措施；对于这种措施，人们虽没有发觉任何庸俗的激情，但还是希望拉萨尔最好不要采取。然而不能因此而不承认，驱使拉萨尔卷入哈茨斐尔德事件的动机是纯正的、无可指责的。
在三月革命以前的平静岁月里，拉萨尔受了火热的多事癖的驱使，出面维护一位无力自卫的妇女，这个女人遭到了理应保护她的人们一她的丈夫、兄弟和阶级一-的迫害和背叛。如果说，在哈茨斐尔德伯爵夫人的遭遇中反映出三月革命以前的普鲁士统治阶级的整个卑劣性的话，那末，拉萨尔作为一个年纪很轻而又无权无势的犹太人，却站起身来反对这位连国王、贵族和法庭都由于他的傲慢专横、不屑与之计较而表示退让的犯罪者，正如拉萨尔后来所说，他是赤手空拳地作了一次反抗。拉萨尔认为，哈茨斐尔德伯爵全凭他的诸侯地位和亿万家产，才敢干出象几年以来对待妻子那样的罪行；就这一点来说，拉萨尔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哈茨斐尔德伯爵夫人事件中，完全体现出普遍性的原则和立场。
拉萨尔也并未因这场争执而忘记掉他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1848年3月，他因被人诬告而身入囹圄。拉萨尔被控教唆别人从哈茨斐尔德伯爵的一个情妇那里盗窃了一个珠宝箱，但法庭于同年8月在听取了激昂慷慨的辩护词之后，宣判他无罪，接着他就投身于革命浪潮之中。当时他住在杜塞尔多夫，他先与马克思建立密切的联系，马克思的观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总是不带忌妒心地承认，马克思有比他更伟大的思想。然而仅仅在相对的意义上，他才是马克思的学生。他的修养过于自成一套和不求改进，以致他还不能完全掌握唯物史观。
在1848年的十一月危机中，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领导着运动，并且准备在柏林国民会议本着自已的职责发出武装起义的号召时采取行动。，因为柏林国民会议没有这样做而决定采取那种被拉萨尔严斥为消极抵抗的办法，所以他就因号召群众武装暴动推翻王室政权的罪名而被捕入狱。5月3日，法庭宣判他无罪，可是那些有学问的法官竟悍然违反传统的法律原则对任何人都不得因一个罪行而控告两次——再一次审讯了拉萨尔，并对他判处了六个月的徒刑。当拉萨尔终于出狱时，革命的火焰早已熄灭了。
1854年，拉萨尔挫败了哈茨斐尔德伯爵，使这个罪人不得不俯首屈服。于是拉萨尔完成了论述赫拉克利特的巨著，这部作品立即使他在德国学者当中获得了有威望的地位。接着，他移居到柏林，他在柏林从事科学著述工作，最主要的是在写他那另一部巨著——《既得权利的体系》，他想在这部作品里“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的坚固堡垒”，他怀着火热的憧憬，期待革命日子的到来。届时他就有可能开展实际的革命活动。
在他看来，这个日子在1862年春季就已经来到了。拉萨尔愈来愈不满地注视着自由派的昏聩荒唐的政策。他是一位过于深思熟虑的政治家，以致他不肯表示他那如此合理的愤慨。他首先致力于向资产阶级说明他们真正利益之所在，想引导他们离开在1848年反动时期损害了自身的利益而走上的歧途。他在柏林好几个区协会的会议上作过有关宪法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进步党人关于宪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的夸夸其谈，不会有任何结果。政府已无数次表明，宪法是毫无价值的。一旦它认为对自已有利，它立即就会利用它所拥有的武力来践踏宪法。过去资产阶级对此曾经逆来顺受，今后也不得不逆来顺受，只要资产阶级仅限于以他们的权利为依据的话。拉萨尔以一语道破的明确性指出，宪法问题本来就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一个国家真正的宪法只存在于该国的实际力量对比之中。
拉萨尔在做报告时并没有就进步党的政策作出实际的结论，他只是想唤醒选民们正确地认识宪法之争的历史意义。但即使这样的目的，拉萨尔也没有达到。虽然他的演说照例博得了掌声，可是听众们几乎听不出拉萨尔想怎么办；反正在几个星期以后，在1862年5月，进步党人在选举中获得大胜时，拉萨尔的演说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已完全化为乌有。在这种大胜的情况下，已听不到关于进步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的任何疑虑了。
但是政府在这时也并不投降。尽管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求得和解，但是由于普鲁士国王的顽固不化和不可理喻，一切谋求妥协的谈判均告失败。1862年9月23日，众议院拒绝批准军事改组的经费，于是普王任命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冯.俾斯麦出任内阁首相。俾斯麦从1848年起就有疯狂反动派的名声。进步党人把任命俾斯麦一事看成是政变的开始。俾斯麦本人在刚刚上台时，故作温和的姿态，可是由于他断然拒绝承认众议院有决定预算之权，所以进步党人对他很不信任。1863年10月13日，俾斯麦解散了邦议会。于是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怎么办？拉萨尔在关于宪法问题的第二次演说中答复了这个问题。
拉萨尔指出，如果进步党人想坚持采用书面抗议和决议的办法，那末，他们就必然会象过去那样向俾斯麦内阁屈服。反之，拉萨尔向他们建议：在政府停止这笔违宪的开支之前，众议院拒绝同政府进行任何谈判，从而彻底消除了这个仅仅有利于政府的宪法幌子。他这个建议如此明确干脆，甚至足以使进步党当时都为之一惊。没有代表民意的机构来向国家的债权人提供必要的担保，俾斯麦内阁也会象三月革命以前的专制统治那样陷入破产的泥沼。如果拉萨尔的建议只限于保证进步党人在当前对俾斯麦的斗争中获得胜利，那末他们也许可能会接受这个建议。但是拉萨尔策略的实际作用一他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一却远远超出具体的某事，他的策略根本反对这种可悲的普鲁士宪法。而资产阶级却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他们尽管如此还死抱住这部宪法不放。这部宪法虽然稍微损害一些资产阶级的利益，却严重地打击了无产阶级。
因此，进步党人经过短暂的动摇之后，终于拒绝了拉萨尔的建议。但他们应该问心有愧，竟还干了如下这一件丧尽天良的事情：他们的报纸对拉萨尔进行了诽谤和诬陷，仿佛拉萨尔想为俾斯麦的利益而背叛资产阶级自由事业的英雄们。
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工人们向拉萨尔提出了请求：请他给以帮助和建议。
材料来源
布洛斯：《德国革命》。
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
《拉萨尔的言论和著作》（伯恩施坦编）。
感谢指树可名录入及校对
[1]指瓦尔兰。——中译本注
[2]三级选举制是1849年普鲁士颁布的关于邦议会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建立在纳税等级的基础之上。纳税最多的人们所享有的选票，和所有纳税较少的人们所享有选票的总数相等。此外，三级选举制是一种间接选举制，选民只能选举选举人，然后再由选举人选举议员.直到1918年革命时才废除了这种反动的选举制度。——中译本注
[3]封建佃户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虽有人身自由，但在乡镇里并不享有充分权力。——中译本注。
[4]避难权：一个国家对由于政治或者宗教上的原因在别国境内受到迫害的人们给以受保护和居住的权利。——原注
[5]奥尔米茨谈判：1850年11月底，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奥尔米茨举行谈判，其目的在于调停由于普鲁士的扩张而引起的争端。在普、奥两国的军队在黑森地区发生前哨战以后，普方不得不在谈判中处处让步，并且撒销了动员令。——原注
[6]这项法律直到1918年11月革命时，才被废除——原注
[7]即拿破仑主义——中译本注。 |
第三章法国革命及其后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三章法国革命及其后果
一、法国大革命
二、革命战争
三、德意志帝国的崩溃
四、普鲁士的改革和解放战争
五、德国的复旧
六、美学光辉的王国
七、歌德和席勒。浪漫主义派
八、费希特和黑格尔
一、法国大革命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由于它在欧洲所起的影响，曾使当时正在封建泥沼中奄奄一息的德国又获得了生活能力——按这个词在历史上的含义来讲。
在这次革命中，相互斗争着的诸阶级和政党，一开始就剥下了一切宗教外衣，公开宣布自己的世俗目标，以完全世俗的方式彼此进行搏斗。这样，作为世界历史现象的基督教，就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宗教已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前进着的阶级的思想旗帜，它愈来愈被统治阶级所独占。从此以后，不管统治阶级本身是否信仰宗教，凡得到人民信仰的宗教都被他们利用作为单纯的统治工具了。
在1648年到1789年这一时期内，当时德国还处于惊人的支离破碎状态，而法国的专制君主政体则已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形式。在这个制度中，国家权力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凌驾于诸阶级（在经济上讲）和诸政党（在政治上讲）之上独立地存在着，这些阶级和政党都不够强大，都不足以独自夺取统治权。专制制度使现有的各阶级互相钳制，使各阶级都处于暂时休战状态，使各阶级都为专制君主服务。
然而国家权力的独立存在毕竟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专制政体使封建诸阶级去反对近代诸阶级，同时又使近代诸阶级去反对封建诸阶级，它既依靠这些阶级，又依靠另一些阶级。它不敢让任何阶级过分强大，可是正由于这个原因又不敢让任何阶级一蹶不振。为了维持专制制度的行政机构和它的常备军，它就必须促进农业、商业和工业。充分促进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力，但是它也不敢和封建等级决裂，它要利用封建等级来对付资产阶级，以保持均势，特别是也由于专制君主往往就是该国最大的地主，因而和其他的大地主、和贵族与僧侣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在专制政体的身上几乎依附着两个灵魂：一个是已启蒙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依靠这个灵魂去专心致志于尽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另一个是封建的、中世纪的灵魂，要它一心一意地尽量压榨本国的民脂民膏，以便封建阶级能享用这些掠夺物。可是这两个灵魂不能长期地和平共处，专制制度如不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无法使贵族满意；相反地，随着历史向前发展，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会愈加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贵族，因而专制制度必然要愈加动荡不稳，因为专制政体正是建立在各统治阶级的这种均势的基础之上的。
对被统治的诸阶级来讲，这种专制的制度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城乡劳动人民在法国专制制度下，即使在它的全盛时代，就已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据资产阶级历史著作所述，专制制度居然是在它保护弱者反对强权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不过，这只能被理解为专制君主制度对经济状况的干预。这种干预为的是促进所谓民族财富，也就是促进商品生产。这种干预对劳动阶级并无好处，而只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一部分是直接通过垄断、保护关税、财政上的支持来实现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通过废除或削弱农奴制度、改善学校及类似的措施来实现的。对于劳动阶级，专制制度是从来不关心的；如果说专制制度对劳动阶级显得还有某种兴趣的话，那末，它所关心的不是把奴隶变成人，而是把封建剥削对象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对象。
农民们辛勤一生仍不得一饱，他们不久就学会游手好闲。愈来愈多的田地荒芜，到1750年已经有四分之一的耕地无人耕种。城市工人的生活也同样凄惨困苦。全国手工业和商业都受到极严格的行会控制，连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业部门也都渐渐地被组织到手工业行会里去了。手工业的垄断化使无数的帮工无法升为师傅，他们走遍整个法国，找不到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定居下来，终于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警察的驱逐和迫害之下，偷偷地靠手艺糊口。最后，人们只得听任这种不合理而毫无意义的本国劳动组织破得百孔千疮，而且是以最明显的方式听任它落到这种地步的。正如债务人和罪犯能找到不受法律管辖的避难所那样，人们也满足于让那些无家可归的无权的劳动者找到避难所。这种避难所当时在巴黎有两处：唐普尔区和圣安托万郊区。特别在这个郊区，到革命爆发时，已聚居了七万名工人。每一个角落里都挤满了被排挤出来的人，因为他们在官方的社会场所里无法找到栖身之地。圣安托万郊区变成了真正的革命发源地，从这里冲出了攻陷巴士底狱的勇士，它也是挡住了反革命浪潮袭击的堤防。
假如城乡劳动者的这种境况能够充分暴露专制制度的所谓君王关怀的实质，那末，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资产阶级认为这样的国家形式对他们愈来愈没有好处。农业生产日益凋敝，这阻碍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发展，而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则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愈来愈僵化的行会规章妨碍他们自由利用劳动力，而他们就是从劳动力中吸取剩余价值的。正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受到阻碍时，专制君主向他们提出的税收要求又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对当时的条件来说闻所未闻的地步。法国的几代国王越来越不懂得要去认识专制制度所依靠的资产阶级的那一面。他们完全被封建阶级即贵族和僧侣所左右，在宫廷里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这种生活把法国带到了破产的边缘。
为了避免国家破产，法兰西国王在1789年初召开了由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但是在这些代表当中，资产阶级占了很大的优势。以致他们能使这个封建等级会议迅速变成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而贵族和僧侣的内部分裂，当然又非常有利于资产阶级。一条老经验是：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的内部愈腐朽，它们在外表上也就愈分裂，因而往往就大大方便了革命政党的向前挺进。1789年8月4日夜间，国民议会扫清了封建的和行会的一切腐朽制度，废除了农奴制度，废除了领主法庭、什一税、法衣费以及官职出卖制度。
这一夜，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它对这种盛名当之无愧，因为它在短短的几小时内清除了一大堆在德国至少要六十年才能扫清的垃圾。反之，如果去宣扬特权阶级8月4日夜间所表现的“英勇牺牲精神”那是不正确的。他们只是放弃了1789年夏天在法国各地纷纷发生的千百次农民暴动所已经彻底摧毁了的那些东西。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至少能使自己获得索取补偿的权利。
当然，要保证资产阶级的胜利，单靠农民是不够的。农民太分散，太缺乏组织，离巴黎——当时政治运动的中心——又太远，不便于发动一场突然事变。因此，巴黎的近郊变成了革命的大本营，在那里，大量聚居着国内最大胆无畏和最有实干精神的人，他们都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却能得到一切的人，这些人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另外还有具有十足的闯劲，能在革命洪流中猛冲猛打的游民无产阶级。
有人把这样的革命群众与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相提并论，这是别有用心的。当时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完全荒唐的，因为，现代含义下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在当时是缺乏一切先决条件的。然而社会民主党不必因这样的比较而感到羞愧，当时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1]（以他们的无产阶级服装命名）或雅各宾党人[2]（以他们最强大的组织命名）虽然还不是现代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革命者。
他们粉碎了宫廷和封建阶级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当欧洲的列强对法国发动战争来扼杀革命时，他们拯救了法国。
二、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于1792年爆发，在二十年期间席卷了整个欧洲。
这次战争起源于1789年8月夜间的决议。通过这些决议，那些在阿尔萨斯拥有巨大产业的德意志帝国各邦君主、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的封建特权，一下子被打得精光，虽然那些受到损失的帝国诸侯可以力争：在法国兼并阿尔萨斯时，有国际协定保证他们的封建特权，但这也无济于事。
但法国国民议会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挑衅性的意图。它当然不会想到要给德国贵族地主和僧侣在阿尔萨斯保留那种从国内的法国贵族地主和僧侣那里剥夺的一切特权，特别是由于废除封建赋税、劳役和徭役，阿尔萨斯已真正和法国融合成一体。但国民议会宣布愿意支付任何赔偿费，因之，要消除这一国际冲突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如果这一冲突未能消除，那末这完全应该归咎于阿尔萨斯的德意志帝国各邦诸侯，因为他们坚持这令人无法接受的要求：要恢复他们的封建特权。
他们得到德国小邦暴君们的热心支持，这些暴君正企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大挫法国革命的锋芒。特别是莱茵河畔的教会诸侯竟不顾任何国际公法，允许那些因害怕革命而从法国逃亡出来的贵族乌合之众，在德国土地上备战，以反对他们的驱逐者。尽管这些备战行动并不危险，然而却刺激着法国的民族感情。特别是当法国国王和法国王后——一位奥地利的公主——企图通过叛国阴谋唆使外国列强武装侵入法国的时候，法国民族感情所受的刺激就更加厉害了。1791年法国国王夫妇企图逃亡未逞，法国全国哗然，民情鼎沸。人们猜想，并且猜想得完全正确：国王企图带领外国军队返回法国，使专制君主政体复辟。这时，他就必须身受最难受的屈辱了。
这样一来，德国的一些巨头们就行动起来了。首先是德皇利奥波德二世——法国王后的兄弟；其次还有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他起先还曾向法国革命献过殷勤，甚至通过驻巴黎的公使与巴黎国民议会的民主党建立了亲密关系——他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目的的热情，而是对法国君主政体受到损失而幸灾乐祸，他企图借法国革命的烈火来煮霍亨索伦家族国内政治的鸡蛋。然而当他一发现这场烈火并非儿戏时，就立刻改弦更张，凶象毕露，装作是误入歧途的骑士，挺起锈痕斑驳的长枪冲向革命的巨龙。然而，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虽然挥舞军刀，颇为自得，但并不认真想大动干戈。这时，在1791年秋天新选出的巴黎国民议会中也出现了好战情绪，这届国民议会受吉隆特党人控制，吉隆特党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党，他们的主要地盘是法国西南部的几个商业城市，他们对巴黎雅各宾党人的权力日益增强很感不满。他们煽动由于德国诸侯的挑衅在法兰西民族内部引起的战争情绪，他们的目的和希望在于把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最坚决有力的分子从革命热潮中赶到战争中去，以便除掉他们，于是他们强迫国王在1792年3月1日向德皇宣战
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担负这场战争的罪责。归根结蒂，革命战争的起因在于一个资产阶级的欧洲和一个封建的欧洲无法共存，两者迟早总会在这个或那个事件上发生冲突的。只要受威胁的是法国专制王国，其他一些专制王国，首先是普鲁士，就会带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坐视劲敌陷于困境。但后来彼此之间却拼凑了“反动集团”，因为这时法王为叛国阴谋所受的各种屈辱无异是一个信号，预示一种威胁着所有欧洲王座的危险。起先，封建列强这一边拥有极大的优势，但他们在历史上已经衰老腐朽，互相仇恨妒忌，尔虞我诈，不能团结起来向共同的敌人进攻。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胜利本身，而是能分到多少战利品。他们还没有把熊打死，就已经想分割熊皮。因此，当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792年7月1日开始扑向革命的法兰西的时候，它们就如两只互相猜忌的猛兽，相对低声咆哮，怒目而视。
当普鲁士军的统帅布伦瑞克公爵发布檄文扬言将把巴黎夷为平地的时候，这次封建的冒险行动就立刻暴露为一种可鄙之极的轻举妄动。这种无耻的恫吓使法兰西全民族群情激昂。在斯特拉斯堡，第一次响起了马赛曲的不朽歌声，它号召全体公民拿起武器。在普鲁士军到达法国边境之前，法兰西王国已在1792年8月10日被推翻，国王和王室全都被捕下狱。普鲁士军虽然后来突入法国境内，但当它在发尔密[3]附近和法国军队遭遇时，就慌忙折返德国，因为这支法军能够坚决抵抗，虽然普军兵力当时远较法军为优。由于这年秋季天气阴寒，香槟地区泥泞不堪，加上瘟疫流行，当这支普军七零八落地重返莱茵河畔时，兵力只剩下一半。
但在法国，王国一被推翻就选出了国民大会，它现在是全国唯一的主权者，以无比的毅力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用来镇压内部的卖国贼和击退外来的敌人。它审判了罪孽深重的国王，并在1793年1月21日处以死刑。它以红色恐怖来镇压一切封建反动分子，并发动群众，使敌军被困，无能为力，这些敌军几乎是从整个欧洲在1793年派来进攻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封建军队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被法国志愿军首创的新的作战方式所抵销。法国志愿军都是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们不象雇佣军那样要用棍棒逼着打仗，挤在封闭的兵营里，从仓库里领取给养。他们进军神速，以散兵线作战，利用一切地形打击敌人。他们可直接从民间取得食粮，能自备给养。一切雇佣军的积弊，兵士的大批开小差，在他们那里是始终完全没有发生过的。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使法国革命能胜利地抵抗封建的欧洲。起先是普鲁士，由于兵源和财源枯竭，退出了这场苦战。当普鲁士于1795年4月5日在巴塞尔与法兰西共和国媾和时，普鲁士邦已完全分崩离析，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同样地破了产。
在这次和约中，普鲁士背叛了它的封建盟友，特别是它的盟邦奥地利。它放弃了已经被法军攻占的莱茵河左岸的领地，但它却设法在全面媾和时给自己弄到一笔补偿，也就是劫掠莱茵河右岸的各教会小邦，双方默认这是媾和的先决条件。在巴塞尔和约中，终于规定了一条所谓分界线，这条线包括德国北部和中部。法国答应，只要线内的各德意志邦严格恪守中立，它就一定尊重这条分界线。
在反对革命的法国的封建大联合中，普鲁士首先力量不支。它退出了这一场大规模的国际纷争，以便在怯懦的中立的保护下苟延残喘，这遭到了普遍的痛恨和鄙视。它和革命力量交锋不久，就彻底地垮了台，无论在思想或道义方面，在财政或军事方面，都彻底地垮了台。其他一些封建列强则还能继续对革命作战一个时期。
三、德意志帝国的崩溃
还在巴塞尔和约之前，雅各宾党人在巴黎的统治就崩溃了。战争帮助他们取得政权，但他们根本不想为一个敌视他们的社会去作战。他们越是无情地扫除封建剥削，他们就越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压榨，资本主义剥削在封建制度被推翻后就越发厉害了。抑制资本主义剥削并消除这种剥削的基础，这就是巴黎革命者除了反击国外敌人之外的主要目标。
仅仅由于他们怀有这个目标，他们就大胆地想要解决这个在历史上还不可能解决的任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时还处在上升的发展时期，还没有任何可能用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它。因此雅各宾党人只能以暴力来干预经济生活，限定粮食价格的最高限额，把剥削者、交易所经纪人、投机商斩首。但他们把这条九头蛇的头砍掉得越多，新的头也长得越多。尽管雅各宾党人宣布革命永不休止，并不断加强原来为战争所迫而施行的红色恐怖，但都无济于事。这样一来，他们与国内其他各阶级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在对国外敌人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已经巩固以后，在红色恐怖已不再是拯救革命的必要措施时，红色恐怖已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阻碍而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各宾党人的失败已无法避免。1794年7月和1795年5月他们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再也不能重整旗鼓。但是他们曾拯救了革命，曾以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彻底性扫除了封建王国，他们的这一世界历史性的功绩将永垂史册。
现在，法国资产阶级可以放手建立自己的统治，其方式是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由五人组成的执政内阁。然而现在再没有别人为他们火中取栗了，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这时，他们立刻暴露出政治上的软弱无能，很有使封建列强重新取得优势的危险。内部和外部的迅速瓦解就成为这一资产阶级统治的特征。
因此，当1799年雾月18日（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将军（1769—1821年）发动政变，驱散了无能的督政府并自封为军事独裁者（起先是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到1804年则成为法国皇帝）时，全国都欣喜若狂地表示欢迎。有人以流行的自由主义方式，把雾月18日的政变简单地称为对自由的背叛，并且只在一个天才冒险家的野心中去寻求他的动机，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毋宁说，波拿巴是从法兰西革命的遗产中汲取了力量，又把这遗产从内外两方面来加以消灭。虽然他的军事天才这么大，他还是能看清楚：他的军事征服在历史上的合法权利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在那里插上他的战绩辉煌的鹰旗，他就进行资产阶级改革。
1801年他首先成功地迫使德国皇帝弗兰茨一世求和。在这个1801年2月9日于洛林地区的小城吕纳维尔所缔结的和约中，德皇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放弃了莱茵河左岸的地区，正象当年普鲁士在巴塞尔和约中做过的那样。莱茵河从此就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国界。一千一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区以及几乎四百万居民，将近德国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不再是德国的了。吕纳维尔和约又责成德皇牺牲德意志帝国迄今一直保持的体制；莱茵河左岸的世俗诸侯所受的损失将在帝国内部用教会诸邦来补偿。
这时，德意志诸侯就开始进行一种可耻的土地交易。拿特莱茨克的话来说，诸侯就象一群饿蝇那样一窝蜂地飞向祖国正在流着血的伤口。他们丧尽廉耻，竞相奔往巴黎，对法国大臣们行贿，为的是尽可能多分得几块土地。普鲁士也垂涎欲滴地参加了这一令人作呕的交易；而力图使教会诸邦少受损失的奥地利，也建议把德意志帝国各直辖城市[4]听由一批破了产的诸侯分配。这一建议受到了这批无赖诸侯喝彩欢迎，但他们对教会产业的贪欲却并不因此而稍减。
在波拿巴以一年多的时间观看了这场可厌的交易，而累根斯堡[5]德意志帝国国会又显得完全无能去管束这群你抢我夺的饿狼以后，波拿巴和俄国在重新安排德国事务的问题上取得了协议。遵照法、俄两国的授意，累根斯堡国会通过了所谓帝国代表权总纲（1803年2月23日），一举而消灭了不下一百十二个德意志邦；教会邦和帝国直辖城市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个，前者剩下三个，后者剩下六个。奥地利从战利品中所得仅仅和所失相抵，而普鲁士却得到较优厚的照顾，因为在奥地利的肉体中保留这根利刺是符合法、俄两国利益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三邦最走运，波拿巴想把他们变成对他俯首贴耳的附庸国，以便通过它们去统治南部德国。
就在1803年这一年，法军占领了北德的一部分土地，占领了汉诺威选侯国，汉诺威是由于共戴一君而和英国结成盟国的。英法战争在亚眠和约（1801年10月11日）取得短暂的休战后又重新爆发了。英、法两国正作为两个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在争夺世界市场的控制权。这种利害冲突是无法通过和约消除的，只有当两国中有一国取得胜利，冲突才能消除。法军占领汉诺威的用意在于封锁这块德国土地，不让它继续成为英国向欧洲大陆倾销商品的门户。这样一来，法国当然就破坏了巴塞尔和约中规定的分界线，而法国曾向普鲁士保证将尊重这条分界线。但柏林方面却没有勇气对这种公然肆意违约的行为认真提出抗议。
而英国政府却成功地挑动奥地利和俄国对法国进行新的战争。1805年4月，这个新联盟结成了，这次联盟和过去的几次联盟同样反动。但这三大国现已懂得要制服法国是多么困难，它们努力争取普鲁士作为第四个盟国。于是普鲁士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狼狈境地。它不愿得罪法国，也不愿得罪英、奥、俄三国联盟。和过去一样，它仍然不能执行明确的、前后一致的政策，于是只得采用可鄙的欺骗手法。
由于沙皇扬言要他的军队通过普鲁士国境，普鲁士政府便动员它的军队待命。但当拿破仑不先给柏林方面打招呼就径自作出沙皇所威胁要作的事情时，也就是当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通过普鲁士国境时，普鲁士国王才答应给沙皇以援助。他派豪格维茨伯爵去见拿破仑，要以战争来进行威胁。但在这位使节到达目的地时，拿破仑已于1805年12月2日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给俄、奥联军以迎头痛击，于是这位普鲁士特使赶紧和拿破仑订立攻守同盟，盟约随即为普鲁士国王批准。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执行过比这更可鄙、更怯懦和更卑劣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奥地利不得不于1805年12月26日签订舒恩布仑和约。奥地利在和约中同意放弃面积一千一百四十平方英里、居民将近八十万的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又为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所得。此外，拿破仑还把王冠恩赐给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国，这些新攫取到的土地和过去得到的占领地的主权全都交付这两个邦和巴登选侯国。
这是莱茵联盟的开始，也是德意志帝国的末日。拿破仑把他的军队驻扎在德国南部，以便在奥、普两国稍有异议时立即予以镇压。然后他便着手粉碎帝国代表权总纲所许可存在的帝国体制残余部分，并着手扫荡德国南部和西部直属帝国的小诸侯、伯爵、领主和骑士，此举对南德的中等国家带来了好处。这些中等国家永不可能成为法国的危险的敌手，却能成为法国的颇为有用的附庸国。德意志君主们于是又再次风尘仆仆地奔往巴黎乞求开恩，有几个小邦暴君还对法国大臣行贿，以保住自己。但是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处置。南部和西部残余的小邦只得听天由命。总共有五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区，包括近一百二十多万居民，分配给十六个德国诸侯，这些诸侯是1805年脱离帝国的，他们宣布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对他们均属无效，结成了莱茵联盟，并承认法国皇帝是这一联盟的保护人。这些国家以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一达姆斯特为首。这样，龙锺老迈的德意志帝国便寿终正寝了。1806年8月6日，德意志皇帝弗兰茨在宣布自己是奥地利皇帝的同时，宣布“帝国皇位”已不复存在。
在德意志帝国崩溃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旧普鲁士邦的崩溃。这个邦变得这样可鄙，以致各国都想踢它一脚，连它现在的盟友拿破仑也不例外。普鲁士国王在挨了一记特别响亮的耳光后，认为他只要作出穷兵黩武的姿态就能吓退那些折磨他的人，但这却不过是自取灭亡而已。在备战活动把普鲁士内部解体的惨淡情况暴露无遗之后，普鲁士于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和奥尔施达特附近同时进行的两场会战中遭到彻底溃败。
随后便是要塞一一可耻地相继投降。几乎所有的贵族地主司令官都暴露出同样怯懦的叛国念头，很少有例外。同那班武将一样，普鲁士的官僚机构也同样可耻地垮了台，连国王都接二连三地上书给拿破仑，在信里他象丧家之犬一样地向胜利者摇尾乞怜，请求开恩，可是这种哀求阻挡不了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法军。
不管德国北部的小诸侯如何乞求开恩，他们起先也只能听天由命。但他们的处境毕竟比当年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诸侯要好些。后来他们加入莱茵联盟。这样就几乎都能照旧存在下去。拿破仑一心筹划着征服世界，在对英国及俄国的连年征战中，他一直思量着实现他的宏图，因而很少关心这种无关紧要的小邦事务。后来他大概知道他在这些事情上第一次上了当。如果他当初知道立贝、罗伊斯、瓦尔德克等地的重要性的话，他就会把它们统统赶开。这样，他无疑会为统一德国多立一个功劳。
在这些北德诸侯中，口子过得最好的是萨克森国王，他由于及时脱离普鲁士而博得拿破仑的欢心，并被恩赐国王的称号。
四、普鲁土的改革和解放战争
普鲁士内部已腐朽透顶，自己无力进行改革，在法国占领者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不可救药。这样便完成了外国对德意志的统治，不过这种统治比费贝林战役[6]到色当战役[7]期间内普鲁士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更有效地医治了德国的沉疴积疾。它把德国引进了近代文明民族之列。
资产阶级史学家硬说，当普鲁士国王和贵族地主们看到他们几十年、几百年来的罪孽所酿成的可怕后果时，他们居然天良未灭，又羞又悔，主动地颁布所谓施泰因—哈登贝格法令作为改革之先声，据称这个法令还在法国大革命带来大刀阔斧的整顿之前就保持了一种和平的合法改革的一切优点，这是给普鲁士国王及贵族地主涂脂抹粉的欺人之谈。事实上，根本没有那种优点的任何痕迹。与此相反，一直逃到默麦尔方才站住脚的国王竟于1807年1月3日悍然无礼地把施泰因男爵免职，而施泰因是他手下早在耶拿会战前就力主实行内部改革并在后来的大溃败中表现得镇静与勇敢的唯一的大臣。
当时这位普鲁士暴君依靠俄国的帮助，这帮助也是沙皇答应给他的——尽管不是为了普鲁士国王，而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当法军乘胜追击普军直达俄国边境时，沙皇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担心。他在东普鲁士作战，完全是为了把普鲁士的这个边境省份变成一片荒漠，以遏止法军跨越俄国的国境线。另一方面，拿破仑在征服了整个德意志后已达到了他的胜利事业的最高峰。他已经胜利地踏遍古老的欧洲文化圈，正站在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境线上，这个国家的化外蛮风还未能被打破过。法国大革命的这个继承人面临着失足受罪的危险，他跨岀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性的一步，这—步从此就把他带向下坡路：1807年7月7日他和沙皇缔结了提尔西特和约，结成友好同盟，企图和这个亚洲专制主义的代表者分享世界霸权。
普鲁士国王不得不首先支付这一新的俄法友好关系的代价。他既受法国敌人的虐待，也为俄国盟友所出卖。在提尔西特和约中，他不得不割让他全部国土的一半，即过去是波兰的一片土地，拿破仑就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华沙公国，交由当时的萨克森国王管辖，割让地中还有易北河西部的一些省份，这些省份构成了归拿破仑之弟日罗姆管辖的新成立的威斯待伐利亚王国的核心部分。这是征服者楔入旧普鲁士王国喘息未定的两肋中的两根锋利的踢马刺。在新成立的这两个国家中，都进行了资产阶级改革，尤其是废除了依附制和农奴制。为了进行改革，拿破仑命令普鲁士国王召回被悍然无礼免职的施泰因男爵，并把普鲁士事务的最高领导权委托给他。
施泰因（1757—1831年）只是在1807年10月到1808年11月这一年多一点的期间内领导着普鲁士。他不是革命者，甚至连今天意义上的自由派都不是，根本上他不仅是个贵族，并且是亲贵族派。但他来自较文明的西部，多少见过一些世面。他的贵族自治的理想是从英国学来的，比易北河东部那些鼠目寸光的乡土气味的贵族地主当然高明得多。尽管他的改革范围有限，但他有足够的精力和毅力去反对国王的愚蠢无知和贵族地主的顽固的阶级利己主义，以贯彻这些改革。
改革内容主要有下列两项：新的城市条例和1807年10月9日的所谓十月敕令。城市条例在当时来讲，倒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它把城市的财政、济贫和教育事业交还给城市管理；它把城市行政的重心移到市议会，这些议员虽非经普遍投票选出，而是受一定的财产限制，但还是由市民行使平等无记名投票权选出的，国家监督权主要限于审查选举有无弊端方面。在这些对施泰因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措施中，他的城市条例甚至比今日的城市条例还要优越；一百年来，实际上是反而倒退了。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滥用监督权，百般刁难；另方面也由于：虽然城市自治颇有声誉，但市民始终没有争取到普遍投票权，投票弄虚作假，使平等无记名投票权有名无实。
十月敕令包括两项主要条款。第一，它容许贵族地主兼营手工业和商业，也允许市民和农民购买贵族地产，这样就废除了普鲁士邦按出身分等级的制度，但这不过是把等级国家变为各阶级以经济利益均等为基础的阶级国家而已。另外，十月敕令还废除了农奴对地主的世代依附关系，这与其说意味着把农奴从封建锁链中解放出来，还不如说是把农奴从封建剥削的对象变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法国革命的立法不仅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还保障了农民的财产自由，但十月敕令却仅限于保障其人身自由，更何况这种人身自由还大受恶名昭彰的今天居然仍旧存在的雇工条例[8]和继续为害的地主司法和地主警察的限制。而农民的财产却始终得负担一切物质上的重负——徭役、宫廷劳务、种种货币税及实物贡赋，简言之，贵族地主在几百年来以暴力和欺骗强加于农民阶级身上的封建腐朽制度的全部重负，依然压在农民身上。
从解放农奴的观点看来，十月敕令仅仅拙劣地模仿了英国、意大利、荷兰、瑞士、丹麦等国以及德国内部的奥地利、什列斯威—霍尔斯坦和巴登诸邦的法令而已。它尤其无法与大不相同的法国革命立法相比。这种缩手缩脚地开始的农民解放，对贵族地主来说，与其说不利，还不如说有利。近代的一位历史家说得不错，这一敕令把农民推入历来最危险的境地。农民不大行使他们的个人迁徙自由权，相反地，贵族地主现在倒可以把他们从他们所耕种的小块土地上赶走，把这块土地收回作骑士地产。这个敕令把依附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短工。
尽管如此，贵族地主由于自私成性而对这敕令怀恨在心，尤其当他们知道施泰因并不以此为满足的时候。施泰因非常反对没收农民土地[9]。他经常把易北河以东的不改善农民处境、反而没收农民土地的贵族们的宫殿比作虎狼之窟，这些虎狼把周围的一切糟蹋殆尽，置身于墓穴一样死寂的环境中洋洋自得。有着这样危险思想的大臣是非清除不可的，那些贵族地主们果然把他清除掉了，他们采用的手段是卑鄙下流的，他们把施泰因吐露出反法思想的一封信交到法国警察手中。那个可鄙的国王现在有了掩护，不怕拿破仑震怒，国王笫二次解除了他和贵族地主们同样畏惧的大臣的官职。
这样一来，贵族地主们得意洋洋，如释重负，但毕竟不能螳臂当车。在施泰因第二次下台后组成的内阁里全是庸碌之辈，一年内就完全破了产。它征集不到要付给法国的军税，而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则由于进行资产阶级改革而变成了普鲁士最危险的邻邦和争宠者。1810年6月，哈登贝格（1750—1822年）任内阁首相。和施泰因一样，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并且受过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教育；他甚至比施泰因更能算得上一个自由派人士（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讲）。在这时开始的资产阶级改革的第二个时期，他肤浅而虔诚地把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改革作为样板来生搬硬套。他的工商法、税收法、宪兵法令、解放犹太人的法令等都模仿威斯特伐利亚的法律，有时甚至模仿得相当古怪。那位“明日再来寻欢作乐”国王[10]成了这位普鲁士改革家的模范。但哈登贝格也是贵族地主们的眼中钉，他甚至不经审判就把贵族地主中的几个头面人物关进史班道要塞。但他们却宁可容忍他，因为他的作风开明并且懂得如何处理他们的事务。
这可见于1811年9月14日颁布的“调整”敕令，据说这项敕令是要调整地主和农民间的关系。但敕令丝毫没有触及骑士庄园的政治特权，它虽然在处理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勉强向农民稍微作了一些诺言，但其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发动农民去抗击法国人。而一旦敌人已被赶出国境，立即在1816年5月29日以“公告”1811年的调整法令为名，颁布了一百二十一条，对农民的欺压更加变本加厉。根据这些条款，那些没有牛马供徭役的农民（也就是农民的大部分）都只能毫无权利和保障，听任贵族地主役使，而少数有牛马供徭役的农民可以在牺牲大量货币和大量耕地的条件下赎取他们的祖先作为自由人时所耕种过的一部分土地。因此，还有必要进行1844年的革命，以最终扫除一切封建特权。事实上，普鲁士的农民运动一直到1865年才结束，这一运动历经了两个世代，才争取到法国大革命在一夜之间就已经争取到的东西，区区成就，无法与法国相比。贵族地主靠1811年调整法令和1816年公告所获得的极其优厚的巨利就足以充分说明：他们对法令制定者的自由主义罪过为什么要抱某种程度的宽容态度。
耶拿会战以后，普鲁士的改革真是少得可怜，漏洞百出。尽管如此，较好的改革并没有一丝一毫是由国王和贵族地主自己发动的。他们迫于形势，只得咬紧牙关顺从一下。外国的暴力统治也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几乎窒息。普鲁士从1807年到1812年为止，付给法国十亿多军税，对于只有三百万人口的贫苦人民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大得出奇的巨款。他们越想摆脱外国统治，就越有必要实行军事改革，而军事改革又以资产阶级改革为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军事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沙恩豪斯特（1755—1813年）。他和施泰因及哈登贝格一样，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连贵族地主都不是。他倒是出身于汉诺威的农家，作为一个农民，他可说对近代的战争方式生来便很理解。贵族地主当然也反对他。沙恩豪斯特虽然一点不象哈登贝格那样恭顺，但比施泰因却更有耐心，他懂得怎样以下萨克森人的的坚韧来贯彻他的计划，并在难以言状的艰难情况下煞费苦心地按照法军的模式改组普鲁士军队。
莱茵联盟各邦所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比普鲁士彻底，而以直接受法国统治的莱茵河左岸各邦的各邦的改革最为彻底。但外国统治带来多少资产阶级改革，它在历史上的合法权利也就失去多少。拿破仑自从为了平分世界霸权而和俄国专制君主联盟以来，自己就轻易断送了自称为各族人民的解放者的权利。他们双方都扮演着受骗的骗子的角色。当他们终于彼此识破对方的骗局时，1812年的俄法战争就发生了，这一战争后来又导致多次解放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结成联盟的欧洲终于打倒了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拿破仑在1814年第一次被推翻，1815年第二次并且永远地被推翻了。法国不得不交出全部占领地，于是历时二十年的革命战争时代便以旧欧洲的胜利而告终。
当然，这个旧欧洲已经今非昔比了。革命的犁已经把直到俄国雪原为止的欧洲大地深翻了一遍，因为翻得太深，以致要恢复1789年前的欧洲的旧观已不可能了。最好的证明就是普鲁士和俄国暴君激励军队去征战时所用的关于自由的豪言壮语。在卡立施檄文[11]中，他们答应建立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德意志。普鲁士国王甚至答应他的百姓：只要能保住他的王位，可以制定一部真正的宪法。
这些王公贵族在取得了胜利以后，以最无赖的方式违背了他们的诺言，这当然就证明了解放战争的双重性质。如果说，各国人民打倒了异族暴君，那末，诸侯就打倒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人，尽管继之而来的不是旧欧洲的复原，但却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反动时期。
五、德国的复旧
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就其已达到的程度而言，应归功于打破了德国原状的异族统治。资产阶级不得不起来反抗他们的解放者，他们只有在为压迫他们的人效劳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件事。他们帮助反动派取得胜利，而胜利的果实却不容他们染指。
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在卡立施檄文中，原曾答应建立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德国，但现在它却变成了一个德意志联邦，这真是对德国统一的无情讥讽。德国仍然分裂为三十多个君主国家，其中最小的和最大的都一样是主权国家。建立由各邦诸侯派公使为代表参加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是为了使全德人民哑口无言，它执行的唯一的民族使命只是充当各国暴君镇压人民的共同刽子手，它不久便成为文明世界各国的笑柄。
但是资产阶级青年至少还试图进行英勇的抵抗，他们在德国大学里成立了大学生协会。但大学生协会一直是这样一个先锋队：它的周围并没有集合起任何军队，而且它也没有任何明确的阶级意识。在大学座协会的内部，既有关于皇帝和帝国的中世纪式的幻想，又有雅各宾式的愤懑，思想错综复杂，后一派拔出了复仇者的利剑指向背信弃义的诸侯和他们的走狗。在这样一种思想不明确的状况下，大学生协会会员桑德刺杀了俄国奸细科采布，后者是沙皇的一个卑鄙的、但完全无足轻重的爪牙。这一在政治上毫无意义的举动，对君主反动派来说，却来得正好，他们老早就在窥伺时机了。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发动了一次对所谓“煽动分子”的大规模搜捕，这次搜捕把德意志境内一切处于萌芽状态的政治生命全都扼杀了。
扼杀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反动之所以如此猖獗，是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得太差。德意志人口中住在各城市里的居民还不到三分之一，在这些城市里，行会手工业尽管衰微不振，但始终居支配地位。到1830年，城市手工业还停留在1800年的水平。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期，城市手工业仅能勉强治愈前半期连年兵燹所造成的创伤。手工业的操作方式和古代一样，生产品只能供当地消费，和—切技术进步毫无缘分，作坊规模小得可怜，以至于师傅的数目几乎又和帮工的数目相等，因此也就缺乏社会矛盾的紧张关系。
在手工业工人中间依然还有一种模糊不清的阶级意识。普鲁士用手工业法规来制止他们进行任何独立活动的残暴手段，使他们惴惴不安和深感不满。由于行会手工业工人被迫到处流动，使他们看到外国正在大踏步前进，反顾国内停滞腐朽的状况颇有感触。许多工人一直在国外逗留，有的则把较自由的观点带回本国。但是新的城市条例并不能使普鲁士的手工业师傅们马上从他们由于几百年来的压迫而陷入的昏睡中苏醒过来。他们已习惯于行会的剥削制度，因之他们把城市条例只看成一种补偿，以弥补工商业自由从他们那里所夺走的东西。他们掠夺城市财富以自肥。
南德的小资产阶级似乎比北德的小资产阶级活跃些，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并非实际情况。南德的中等邦国，只要不马上有亡国之祸，就一直效忠于它们的创建人拿破仑。在拿破仑被推翻后，这些邦想依靠立宪来保持它们那些匆忙拼凑起来的现已摇摇欲坠的王座。但尽管说得很响亮，南德的君主立宪并没有多少成果。诺言之后并无行动，也不可能有行动。君主立宪只是一种保证占便宜的把戏。南德的诸侯想以邦议会来和联邦议会中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两股势力相抗衡，同时，如果邦议会不听约束，他们就指望依靠联邦议会。这种装饰品在南德的小资产阶级中间产生了一种分裂主义的地方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尽管作出各种民主姿态，但无法抹杀它实质上是反动的这一事实，因为这种政策竭力想把德国的发展拖出历史的洪流之外。
除了占压倒优势的手工业之外，德国当然不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尽管普遍贫困化，但在古老的贸易城市及通商港口还或多或少保留了数目可观的资本残余。当时还有专制政权对货币的永不满足的需要，它的日益提高的赋税和层层高筑的国债，以及它的垄断性的、特权的和保护主义的经济，同时不要忘记那些较大的暴君把他们本国的子弟大批贩卖到外国去充当战争炮灰而赚得的数不尽的、以千百万计的钱财——这一切都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杠杆。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对蓝色星期一制[12]的严加取缔，教会节日的大大缩短，这些又都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人力资源，以便把人的肌肉和神经变成不断生利的剩余价值。
但德国资本主义还远远落在法国，尤其是英国的后面。对于英、法的优势竞争，它在世界市场上只能以低到难供温饱的工资和生意中的一些小花招来应付。德国资本主义的广泛基础依然是家庭工业，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古老的也是最落后的形式。资本若不在行会的隙缝中安身，设法崩裂这一腐朽的建筑，使个别手工业者成为资本主义的代理商，而大多数手工业者则成为家庭工业的工资奴隶，那末，就只能去攫取农村地盘，那里它可以不受行会的排挤性的限制；去攫取被贵族地主弄到任人宰割地步的农奴；去攫取那些在土地贫瘠、地产的封建性十分浓厚的地区里惨淡经营的小农，他们已不能单单靠务农求得温饱，早就在设法从事纺织或雕刻一些多少带有艺术风味的家庭用具作为副业，尤其是在德国各山区和丘陵地带，都布满着这种可怜的家庭工业。
西里西亚省和萨克森王国构成了德国东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西里西亚的麻布纺织业就是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乡村家庭工业。无论是自由的或依附的织工，都必须向地主交纳织工税。但自由的织工只占少数，绝大多数织工都依附于地主，除织工税外，还得交纳其他封建租税，并担负其他封建劳役。他们在十八世纪就已不得不向英国和爱尔兰的竞争低头，而在十九世纪，这两国的竞争又威胁着要给西里西亚的织工以第二次重大打击：不再仅仅是自由的工人对不自由的工人的斗争，而且还有机器对手工的斗争。于是这样的时期逼近了：在这时期内，用一个官方报道员的话来说，西里西亚织工已成为“大概全欧洲最贫困的居民”。
萨克森王国也还深深闭锁在封建桎梏中。在萨克森各城市里连行会都还没有消灭。萨克森国王曾经作为拿破仑的自愿的盟友，知道怎样使他的国家免受法国占领所起的唤醒作用的影响，当他由于曾效忠法国而受到惩罚，不得不把土地的一半割让给普鲁士时，他和他的继承人都曾经费尽心机，但就是想不到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尽管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这个迫切要求了。莱比锡博览会首先成为法国的、后来又成为英国的纺织品在东欧最大的市场。纺织工业的各部门都蒸蒸日上。小的棉纺机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就输入了，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没有机械织布机。家庭工业占着优势，工资之低，远近无不加以痛骂；艾尔茨山区的家庭工人完全把土豆和菊苣汤当作食物。
如果说德国东部的这些工业中心还或多或少地陷在封建泥沼之中，那末，德国西部的工业中心几乎已达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普鲁士莱茵省的工业比西里西亚，甚至比萨克森都更为发达和多样化。莱茵省还在如下这一方面比西里西亚和萨克森优越：它自1795年以来已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解放性质的立法过程。莱茵河畔，各式各样的工业部门几乎应有尽有，它容纳了德国境内空前未有的稠密人口。莱茵地区的工业还有一个特点：制造业和机器工业很早就在这里发展起来，1783年，一个叫厄尔伯菲德的工厂主用水力开动了德国第一部机械棉纺机。
现代大工业给受它剥削的工人阶级带来的一切痛苦，特别是最可怕的杀婴事件，已开始沉重地压在人数迅速与日俱增的莱茵地区的无产阶级身上。但柏林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它只是费尽力量想把较发达的莱茵省重新压低到易北河以东各省的文化水平，因而还需要一次法国革命来唤醒德国的政治生活。
六、美学光辉的王国
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在革命战争时期达到了最高峰，然而又和革命战争尖锐地对立着。在歌德受不了德国那种狭隘生活的压抑逃往意大利又回到德国之后，那种狭隘愚钝的庸人习气又重新压抑着他，特别是当他和一个朝气勃勃、美貌而朴实的女工符尔披乌斯结成思想伴侣以后，宫廷社会对他发动了令人作呕的攻击。
不久便来了更深刻的冲突，这些冲突打进了他的内心深处。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外界的风暴就在歌德给自己所造成的与世隔离的美的世界周围怒吼着，但他却厌恶地转过身去背对着法国革命，对历史没有丝毫理解，还不如地位比他低微得多的许多同时代的德国人。歌德想用以嘲弄这场伟大革命的枯燥无味的俏皮话，甚至比他献给魏玛宫廷庆宴的化妆游行和言之无物的应酬诗在他的诗人名声上投下了更加深浓的阴影。
八十年代意大利之行对歌德所起的影响，无非也就是九十年代中他和席勒的友谊所起的那种影响。席勒在青年时期写过革命剧本之后，他的诗人生涯曾走入迷途，先专心攻研历史，从而担任耶拿大学副教授，每年束修仅区区二百塔勒尔[13]。处于这种贫困的地位，他娶了一位破落的贵族姑娘。由于他工作过度，积劳成疾，1791年完全失去了健康，如果没有外来的救济，他就完了。这笔救济金来自丹麦，奥古斯登堡亲王和大臣席默尔曼给他三年薪俸，每年为一千塔勒尔，唯一的条件是要席勒彻底恢复健康。
几个月以后，席勒又从国外获得一个消息：1792年8月，巴黎国民议会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名誉公民权——与华盛顿、佩斯塔洛茨、克洛普斯托克等人一起。[14]这事使魏玛公爵大为震怒，但席勒对这种震怒并不介意。然而，当雅各宾党人在巴黎的统治开始时，席勒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气息。他想为被捕的法王起草一份辩护书，这出于一种奇怪的妄想，以为他可以用此给那些“迷失方向”的人造成某些印象。但在他拟好这封辩护书之前，法王在断头台的利刀下已经罪有应得地身首异处了，这时席勒却说，这班穷苦的“刽子手”只有叫他厌恶。这位德国狂飙突进时期最勇敢的代表人物，当他真正碰到资产阶级革命时，就这样惶恐万状地把自己的头包裹起来。
席勒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因而就投入了革命的暗淡无光的映象——康德哲学——的怀抱。他不是康德的绝对崇拜者，他特别反对康德的伦理学，不过他把康德的哲学转入一个奇特的方向：正如康德认为艺术王国是连接自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一个环节那样，席勒也想经过美学文化的桥梁，走出封建专制的自然国家而进入资产阶级自由的国家。
特别在他论及人的美育的信件里，他才华横溢地阐述了他的这些思想，同时也十分尖锐地论述了资产阶级理性法律，谴责了暴力统治，指责那些甘愿忍受暴力统治的懦夫，说他们辱没人类。他也痛斥私有财产权的扩张使一部分人类只能饿死，并且开启了一个未来社会的远景。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的后代可以悠闲自在等待他们道德健康的来到，并且自由地繁殖。
但席勒无意去了解那些“下等的、人数多得多的阶级”用他们那种“粗鲁的、目无法纪的冲动”同那些道德败坏、其行为更不堪入目的“文明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他把人类的同一形式的文化看成唯一的可能性——培养出幸福的、完美无缺的人的唯一可能性，但当他企图找出从美学的美通向政治自由的道路时，他却陷入了无底深渊。他认为这一问题是无法用经验判断来解决的。他的思想丰富的探讨并没有达到政治国家，而仅停留在美学光辉的王国中。在这美学王国里，平等的理想才得到实现。这理想是这位幻想家很乐于见诸实现的，即使基本上实现也好。那末，什么地方有这个美学光辉的王国呢？对这问题席勒只能这样回答：正好象纯粹的教会和纯粹的共和国一样，它看来只能存在于少数几个特选的圈子里。即使根据席勒自己的话来看，这种美学—哲学的唯心主义也不过是一些特选的人物用以给他们的牢狱的阴森森的四壁镀金的一种把戏而已。
魏玛的大臣歌德和耶拿的教授席勒住在相邻的两地，并没有进一步接近，这种情况持续六年之后，他们还是在美学光辉的王国里会面了。两人的生活道路一直是从完全相反的两面延伸出来的，直到最后两者相遇会合。歌德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他对德国不幸状态所作的反叛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对那种愚钝的庸人习气所作的反叛。即使在他反叛时，他也并没有摇撼当时的社会状况。但席勒却是在和这种状况的斗争中成长为诗人的，当他一旦不再感觉到他过去曾对之一再起而反抗过的羞辱人格的枷锁时，他在诗人生涯中就彷徨迷惘，不知所从了。歌德始终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只能在艺术的气氛中生活和创作；席勒毕竞是资产阶级启蒙作家中的一个。这些启蒙作家在美学、史学、哲学和诗学等方面探索着打击封建世界观的锐利武器。有一位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对这两个诗人有句很中肯的评语：歌德发现题材，席勒寻找题材。
这两人之间的第一次友谊接触是在1794年夏天，那时席勒正筹划出版一种大型月刊，想把德国第一流的文学人才都聚集在这刊物的周围，因此请歌德合力襄助。这期刊叫《时代女神》；当时的风尚是：举凡有关政治或宗教的文字一律不予刊登。刊物原以实现美学光辉的王国为己任，但人们立刻就发现这一王国的确只能限于几个特选的圈子里。虽然《时代女神》给自己争取到了第一流的文学人才，除歌德及席勒外，还争取到了费希特和海德尔等人，但它完全脱离广大的公众，因而在三年后不得不停刊。拉萨尔当年对德国资产阶级有过这样的评语，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大诗人和大思想家就象仙鹤一样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去了，这段话也适用于歌德和席勒创造他们杰作的时代。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了一场讽刺诗的斗争[15]，通过这场斗争，他们对德国文学的困境作了毁灭性的刑事审判。在这次大胆的冒险以后，正如歌德所说，他们只愿意创造大型的有价值的文艺作品；于是他们两人竞写歌谣，然后歌德写出了他的辉煌的史诗《赫尔曼和杜洛苔》，席勒写出了他的悲剧巨著《华伦斯坦》。
歌德的诗把古代的形式和现代的思想天衣无缝地融合成一体。诗人走进了几百年来毕竟构成了德意志生活重心的小资产阶级圈子的中央，他从这圈子里得到了质朴的、取之不尽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当时种种困难和迷乱中挽救了德国的声名，使它有伟大的前途。
但席勒的《华伦斯坦》是他所创造的戏剧杰作。他想借此脱离原有的轨道，跳出市民生活的狭隘圈子而走上一个更高级的舞台。人们可以争论：《华伦斯坦》是否确实比《阴谋与爱情》更高超；一个资产阶级戏剧，只要剧情的发展和复杂化合情合理，那是很容易胜过一切历史剧的。但席勒亲身体会到，德国是多么缺乏客观前提条件来把资产阶级戏剧提高到古典戏剧的高度。因为只是由于欧洲战争闯进了国界才使德国的生活更新，所以席勒把历史上的斗争搬上了舞台，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舞台就意味着世界。
常听到的一种意见是，席勒想在《华伦斯坦》中刻划拿破仑，事实并非如此。在他写作本剧时，波拿巴将军还默默无闻。要在题材里寻找他的剧本的效果，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违背他的初衷了。席勒越是疏远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戏剧，他的成年时期的戏剧也就越是失去天才的独创性，但艺术的造诣也就越深。恰好是在《华伦斯坦》一剧中，席勒想努力达到歌德的那种客观的文艺创作境界而摒弃他过去放在剧中人物身上的那种主观感受。他的这一作法成功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认为歌德是和席勒一同写作《华伦斯坦》的作者，而歌德自己也认为这部戏剧是如此伟大，没有别的戏剧能与之媲美。
席勒在四十岁时以《华伦斯坦》一剧达到他的创作的最高峰。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戏剧创作是他的最基本的职业，而当他一直为病魔折磨着他的身体，不能指望再活多久时，他就更加废寝忘食地从事戏剧创作。为了更加接近剧院，他在1799年末迁居魏玛。
七、歌德和席勒。浪漫主义派
这样，就开始了魏玛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文学史对这一时期真是竭尽歌颂之能事。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多少是有些夸张的。歌德和席勒这时毗邻而居了，而他们的共同工作也就消沉了下去，在他们中间又出现了原来的矛盾，一个是天生的艺术家，他让诗里的人物形象按照时代的有利条件慢慢成熟，另一个是诗才风发的启蒙诗人，他以《华伦斯坦》一剧初试他的武器而获得了辉煌成就，这就唤醒了他对他的将才的意识，于是他就指挥诗艺向前猛冲。席勒埋怨歌德“逍遥慢步”，而歌德对席勒现在每年发表一部的戏剧创作采取了相当冷漠的态度。
这两人对海德尔的关系是很令人十分难堪的。尽管海德尔可能暴露出某些弱点，但这绝不象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所惯于描述的那样，应归咎于海德尔的个人虚荣和令人讨厌，歌德和席勒对待海德尔绝不是经常公正有理。海德尔以兼容并蓄的精神对歌德和席勒苦心经营的片面美学文化所表示的不快，就其实质来说，是完全有道理的。
海德尔在1803年就已经去世，两年之后，在1805年5月5日，席勒的载满声誉的多产作家的一生也告终了。他还发表了四部大的戏剧，但其中没有一部能再达到《华伦斯坦》的水平，《威廉·退尔》也不能，这部戏剧在湖畔牧场的那个壮丽场景中虽然让席勒的自由激情再一次燃烧起来，但其他各部分则仍有在美学和史实方面的某些缺陷。
席勒在死后成为全国景仰的诗人。资产阶级之所以尊崇他，与其说是为了席勒确曾描述或歌颂过的事物，还不如说是为了资产阶级对他的作品所强加的那种解释。席勒成了受资产阶级恩宠、符合他们思想倾向的自由派的、民族的理想诗人。迎合了资产阶级的偏狭自由主义的是：席勒曾经反对过、甚至责骂过资产阶级革命，然后躲入美学的唯心主义中去，这种美学的唯心主义，按他自己的见解来说，仅仅只能是一小圈特选人物的秘密，但现在却完全被误解，成为德意志庸人的一切半心半意、动摇畏缩的依据。
这种美学唯心主义特别引起了怯懦的偏见：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天天与之周旋的那种偏见：唯心主义哲学，即不认为自然界是万物之母，而认为上帝是万物之母的世界观，相信道德目标；而唯物主义哲学，即不在上帝身上而在自然界中去寻找万物起源的世界观，只是饕餮狂饮、追求声色之娱和骄奢淫佚，因之任何一个循规蹈矩的庸人，只要从席勒诗里啄取了片言只语，都自认为比达尔文、海克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等人还高明。这种唯心主义受到资产阶级文学的歪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当三月革命风暴的云朵开始聚集时曾大肆蔓延。马克思当时对此很反感，他写道，席勒之躲入唯心王国，只是用极端的贫困来替代人们共同的贫困而已。每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起席勒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明确无误的厌恶，就是从那些日子开始的。
有人说席勒的精神激励了1848年3月的斗争，这不是事实。只要对真理有最起码的爱好，就不会恳求席勒去作资产阶级革命的誓师人。席勒见到了法国大革命，但不理解它；革命的铁靴一开始大踏步前进时，对席勒来说，就变成了一种恐怖。今天的工人运动走的路是和席勒所走的路完全不同的。但它从席勒那里理应继承的东西将受到充分的尊重；席勒反抗暴君的呼声将永远在工人运动的队伍里得到回响，并且工人阶级将始终以激奋的心情看待席勒那辛勤的斗争的和困苦的一生；这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创作着，直到体力的最后一星火花熄灭为止。
歌德比席勒多活了二十七年，几乎多活了一个世代，他在这段时间内不断地工作着。他的最天才的巨著《浮士德》是于1808年，即在席勒去世后三年首次，全部发表的。歌德过去就已发表过这部陪他过了漫长一生的不朽巨著的片断；它们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但当现在这部巨著在德国处于最屈辱地位的日子里出版时，它立刻如火燎原；德国人民从这部巨著里所汲取的自信心，远比从异族统治迫使本国暴君所采取的零零星星的改革里所汲取的自信心更值得自豪得多。
从这时起，歌德在他整个晚年都一直孤独地超然于整个民族之上。甚至连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也不能使他动心；他对于反拿破仑的战争完全无动于衷，这事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同时也是公正的责难。说这种责难不公正，因为歌德书生气十足，以致根本不可能欣赏法国人的那种鲸吸狼吞的行径；说这种责难公正，是因为歌德在震撼世界的斗争的时期内却满足于局处于德国诸侯的一个小朝廷的狭窄小笼里。这位伟大的诗人这时太经常地幷且太深远地以一种小小的大臣身分埋没自己，正好象这位伟大的语言大师满足于那种庄严而言之无物的老人措词风格那样。
但歌德仍然是德意志生活中的一种力量，他是古典文学最伟大、也是最后的代表人物。只要歌德还活着，德国古典文学就一直能成为德国人民的唯一的不容争辩的权利：有权享有近代文明民族的荣誉。德国和俄罗斯野蛮人结成联盟以后，曾进行过反对法国大革命继承人的所谓自由战争；在这战争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暗无天日的反动。但古典文学已为他自己创造了自身的价值，歌德也是用这观点驳斥了在封建的东方对资产阶级的西方所作的反击之下产生的浪漫诗派那种大言不惭的飞扬跋扈，歌德当时说的话是：古典是健康的，浪漫是病态的。
反对派的情况就与此不同了，这一派以前曾推举出资产阶级中的还富有生命力的对前途乐观的分子来反对歌德。歌德逝世于1832年3月22日，也就是正当巴黎七月革命针对着欧洲反动的悲惨日子树立起一个目标，各国人民想起他们有权反对诸侯贵族的时候。开始具有政治思想和采取政治行动的德国青年，势必会对歌德采取反对和敌视的态度，因为他们只看见过老年的歌德，甚至在歌德青年时期的作品中也很少找到激动青年心弦的东西。这里不乏怨恨的、严厉的和不公正的评断；这只要回想一下甚至白尔尼和海涅在论及歌德时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但不应因此就随声附和，跟着为这种不公正而大声叫屈，说德意志民族不公正地对待了它最伟大的儿子。一个民族总比它最伟大的儿子还伟大得多；民族必然会把它的才能和力量施展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这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方面都大受限制的个人所做不到的。不管当年对歌德的评断如何严厉和不公正，这也是从历史的必然性中产生的。如果德意志人民要再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那末就必须打破歌德这一伟大名字那种一度能给人以活力而现在却使人僵化的魔力。
有人认为，要驳倒随着德国政治生活的发展而起来反对歌德的反对派，只要说他们把艺术和政治倾向混为一谈，从而毁灭了艺术就可以了。假如有人这样认为，那是最愚蠢不过的。这些人认为海涅、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等人的政治诗都是美学上的废物，在高雅趣味的裁判员面前是不能成立的。说诗歌和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说一首诗如不通过艺术手段来起作用，仅仅为迎合政治热情和政治倾向而进行投机，这类热情和倾向突出地代表政治利益，如维登布鲁赫的歌颂霍亨索伦族的戏剧那样，就是应被唾弃的倾向诗。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诗歌根本不能涉及政治问题和社会灾难。这样的要求已经由于它内在的不可能性而被否定了。诗人和艺术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并不腾云驾雾，在太空中遨游；他们还是生活在其人民的和时代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每个人从而都会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受到阶级斗争的启发和影响，但没有一个诗人和思想家能超越阶级斗争。
我国古典文学不是别的，而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初期的解放斗争。那种认为十八世纪后半期德国大地上之所以出现了一大批文学人才是由于幸运的偶然或神秘的天意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给了德国资产阶级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但由于这阶级毕竟还不够强大，不能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去夺取政权，因之他们就在文学中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境界。在克洛普斯托克和莱辛以及青年席勒身上，明白而尖锐地充分显露出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由于这种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找不到反响，因之，恰恰就在以歌德和席勒的友谊为特征的我国古典文学全盛时期内，在革命战争使封建的欧洲自上而下都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内，这种思想只能满足于有一个美学光辉的王国，这一王国有意地局限于一小圈特选的人物，并且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和一切政治和社会倾向隔绝开来。
现在看得很清楚，资产阶级中的政治和社会自我意识越是觉醒，这一美学光辉的王国必然也就越显得暗淡无光。歌德和席勒最高度的美学文化教育过去还是个进步，但一当出现政治和社会斗争的可能性时，它就变成一种退步。过去形成这些最杰出的人才的理想的东西，如和谐的美和在美学光辉的王国里才能实现的止于至善的境界，已成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历史进步不愿过问的反动庸人的口号，成为和真正的艺术毫不相干的政治倾向诗的口号。在对待这种落后的论调时，应永远坚持这样的看法：在艺术上应加以反对的并不是诚实和坦率的、政治和社会的倾向性，而只是用拙劣的艺术手段来表现这种倾向性。特别是工人阶级应坚持这种看法，他们不然就会皈依这种荒谬的观点：以为那些构成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内容的一切，统统都不得成为诗歌或艺术表现的对象。
如果研究问题的另一面，则歌德由于他那纯美学的世界观的片面性，已陷入学究和庸人的手中而为他们所利用，这是哥特弗里德·凯勒曾直言不讳地说过的，凯勒也被人们不无理由地称为瑞士的歌德。在世界文学中，再没有任何其他人物象歌德那样被人误导到英雄崇拜的地步，谁若陷入歌德崇拜，他就会在当代社会中徘徊于迷途，厌世遁世。古典的例子便是维克托·黑恩论歌德的那本书，这本书包括了一些揭示歌德的最隐秘处的引人入胜的章节，但另方面，则对席勒、莱辛、比尔格、海涅以及一切具有最强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气质的德国文学巨人所作的论断却是最狭隘和最怀敌意的。这本书把三月革命谴责为一场政治上的儿戏，简言之，这本书暴露了黑恩对他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十足的愚昧无知。导致这种后果的是绝对的歌德崇拜；歌德崇拜，注定会导致在当代各重大问题上得不到任何成果，因为群众并不懂得歌德，或者不想去懂得歌德，歌德崇拜者就哀叹他们愚昧无知，这时，歌德崇拜不过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而已。
这只能有一个答案：人不能单单靠面包生活，但人也不能单单靠艺术生活；在他能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之前，他首先必须保证他的生活本身。今天的工人阶级至少还有一点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还缺少的；他们能够直接逼近敌人而毋须绕人为的弯路。这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它能够、因而也必须首先把斗争的力量集中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它只能把美学文化的要求放在第二位，即使它并不忽视这种要求。
照常还是那样居心不良和目光短浅的敌人们从这里面得出结论说，艺术是杰出的少数人的特权，他们甚至于为吹嘘自己而杜撰出这种狂妄的教条：说群众从来都受不了艺术的全部阳光，至多只受得了几丝淡淡的艺术阳光的照射。如上的教条还能迷惑群众，只要还有统治阶级，只要被压迫的群众不得不为最起码的生活而斗争，而且群众只有在最起码的生活有了保证之后才能想到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不过，如果以为统治阶级一垮台，艺术也就随之而没落，那就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愚蠢的了。它当然会没落的，但不是作为艺术本身，斋是作为一种特权而没落；它将抛掉使它变成丑恶畸形的躯壳，而变成按照它的本质应该成为的那种东西：人类原有的财富。那时，只有在那时，歌德才会受到最公正的对待；德意志民族获得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那一天，将成为他们这位最伟人的艺术家的庆祝日，因为那时艺术将成为全民的共同财富。
在歌德日渐衰老的日子里，浪漫诗派之花凋谢了，这个诗派已经开始衰落。浪漫诗派反映出异族统治在资产阶级的民族利益和社会利益间造成的矛盾。民族理想只能在中世纪找到，那时却存在着最露骨的贵族地主和僧侣的统治。于是浪漫派诗人便遁入“中世纪月色朦胧的迷人之夜”，但由于一次革命的风暴已经疾扫过欧洲大地，他们就无法再重新恢复中世纪的理想而使这理想毫不失真地保持它原有的壮观，于是他们就在从中世纪城堡和寺院的地窖里取出的封建的陈酒中掺上了几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清水。
因此，浪漫诗派并不是没有值得称道的功绩。它重新发现了中世纪诗歌的宝藏，其中不仅仅有宫廷和骑士诗人，并且还有《尼伯龙根之歌》，这是一部简直可以和荷马的史诗媲美的民族史诗。浪漫诗派首先把民间文艺的可贵的财宝收集整理，如格林兄弟的童话和阿尔尼姆及布伦塔诺共同搜集出版的古老的民歌集《儿童的神奇号角》。同时我们也感谢他们大大地扩大了诗创作的视野。因为他们感到资料还不够，于是他们就四出飘游，寻找各民族、各时代的艺术珍宝并且带回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如施雷格尔所译的莎士比亚著作的经典性译本。
但浪漫主义者本身的诗创作保留下来的当然并不太多，尤其是梯克的诗，他是浪漫派诗人的真正的主将，并且被这一派认为和歌德有同等的地位，甚至还超过歌德。现在还有人读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的这篇童话或那篇中篇小说，以及霍夫曼的一些鬼怪小说，特别是艾辛道尔夫的抒情诗，他常常精彩地表现岀民族的格调。在某种程度上讲，解放战争的歌手属于浪漫诗派，如带有天主教倾向的马克斯·冯·申肯道夫，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阿恩特之所以值得称道，与其说是由于他的诗，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的极力反对君主政权的士兵教义问答；此外还有泰奥多·科尔纳，由于他在对拿破仑作战时英勇阵亡，使他的平庸的诗篇得到了比它们所能冀求的更大的声名。
浪漫派里最有天才的诗人是亨利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年），他出身于易北河东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按照这一家族世世代代的传统，他从小起就学做普鲁士军官，但军官生涯不久便使他感到厌恶，于是他在二十岁时摆脱了它。他从这时起的生活，是一部可怕的病魔缠身的历史。他对他的职业感到怀疑，身体和心灵受着疾病的摧残，他受着同时代人的不公平的冷遇，他自己的贵族地主的亲戚族友们与他为难，他受着异族统治的压力，他每天都得为衣食奔走担心，终于陷入最可怕的穷途末路而自杀——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悲惨画面。
但在这痛苦中，克莱斯特创造了一系列戏剧，这些戏剧足以表明他具有莱辛和席勒都没有的一种塑造人物的能力：如喜剧《碎罐》在我国文学中就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同类作品；骑士剧《卡德琳·海尔布隆》虽还免不了浪漫主义的美化粉饰中世纪时期，但不管怎样，它已保留它旺盛的生命力达好几个世代；此外还有倾向剧《赫尔曼战役》，它实际上是为反对异族（法国）统治而作的，不过用艺术手段及扣人心弦的生活真实描写了古舍鲁斯克人反抗罗马侵略者的斗争和他们在条顿堡森林中的胜利；最后还有取材于普鲁士历史的《洪堡王子》，这是颂扬霍亨索伦家族的绝无仅有的诗篇，而这个家族给这位诗人的报酬是任其饿死。克莱斯特摆脱不开存在于他身上的易北河东岸贵族地主的气质，但他仍是浪漫诗人，不过贵族地主的偏执傲慢在他那里已提高为正义对世界上道德败坏现象的斗争，这在他最优秀的散文体短篇小说《米赫尔·戈尔哈斯》中尤其明显。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年）是另外一个在各方面几乎和亨利希·克莱斯特恰好相反的浪漫派诗人，他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有着生气。它出身于士瓦本地区的一个市民家庭，一辈子过着士瓦本小市民的宁静的生活。与大多数浪漫派诗人相比，他的特色是有严格的格律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诗才，但当年歌德就已经感到他缺乏热情，而且，他的诗人名声主要依据的歌谣，也不能和歌德及比尔格的歌谣相匹敌。虽然使政治诗复醒是他的功劳，但政治诗里由于浪漫主义所失去的东西，恰好抵销了他的功劳，因为他为之而斗争的那个“古老而美好的士瓦本法律”是封建的、在历史上已经陈腐过时的法律。
八、费希特和黑格尔
这里还需要追溯一下1789年到1830年间我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按照康德的认识论，我们不能认识事物的本体，而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感官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整个现象世界，即为我们的感官所感受的整个世界，一直到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而现象世界背后的事物的绝对本质，即自在之物，则是无法认识的。继康德认识论之后的是约翰·哥特利普·费希特（1763—1814年）。如果说康德把客观世界的存在溶解在人类意识的活动中而好象把客观世界粉碎了的话，那末费希特又把客观世界从意识中取出并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对费希特来说，自我（即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个人类）是真正的自在之物；人类的自我意识对他来说，并不是事物的镜子，而是事物的创造者。
费希特这样说：“事物只是被我们的自我创造出来的；没有存在，而只有一种行动；道德意志是唯一的现实。”费希特认为，思维是个独立的过程，它是以内在的必然性来进行的。每一命题都有一个反命题，而我们的思想便是以更高级的统一来不断克服这种不断的矛盾而向前发展的，这样，费希特就与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联系起来了。
我们毋需更详尽地论述费希特的哲学概念的游戏。费希特所作的关于“自我”和”非自我”的无数好好坏坏的妙语戏言，已被他自己的这句话驳倒了：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正如康德的哲学归根结蒂起源于他从来没有摆脱掉庸人意识这一事实：那末费希特，上劳西茨州一个赤贫的织带匠的儿子，他的哲学归根结蒂起源于这一事实：这个无产者的孩子从头到脚全是个革命者。费希特毫不掩饰地宣扬无神论和革命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为康德所否定的；他懂得民族思想，而这是康德一无所知的：他不象康德那样把人区分为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和只有一半权利的“庶民”，而声称德国人的天职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正义的国家，其基础是：只要是人，就一律平等。
正如康德精神是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滋养的那样，费希特精神是从历史科学中吸取滋养的。如果说，各族人民的历史生活对康德来说是一本盖着七道封印的书，那末，这本书对费希特来说却是打开了的。费希特也懂得怎样去把康德的被神学污染了的伦理学提高到历史的高度；对关于人性本恶的理论他给予一针见血的说法：人之恶性是与地位的升高成比例而增加的。康德在俄罗斯野蛮人占领哥尼斯堡时期向女沙皇申请提拔，而费希特，当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在柏林发号施令时，则在热情奔放的演说中号召德意志民族奋起摆脱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腐朽状态。
康德很早就否认他有这个学生，而费希特则反唇相讥，称他的老师为“只有四分之三个头脑”的人，不懂得怎样去继续他已经开始的事业。费希特反对歌德及席勒等人所倡导的片面美学文化，其猛烈之程度也不亚于对康德的反对。席勒斥责费希特“不懂美学”，并讥讽他为世界改造者，但费希特在他致德意志民族的几次演说中问道：一个没有政治独立性的民族的文学算是什么东西呢？一个有理性的作家，除了干预普遍的公共生活以便把它按照自己的想象加以塑造外，还可能想做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这样做，那末他的全部言词只是使那些无所事事的耳朵听了快意的空空洞洞的声音罢了。
因此，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谈论一种费希特和席勒的唯心主义时，这种谈论完全是无稽之谈。费希特的哲学当然是唯心的，因为它使思维超越于存在之上；但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却有别于席勒的唯心主义，正好象政治革命有别于美学文化一样。这两种唯心主义未必是彼此排斥的对立物，在当前的工人运动中尤其如此，但在它们之间果真有区别的地方，就不能在一个概括的口号下把它们拉扯在一起，如果不想引起不可救药的思想混乱的话。费希特恰好是在他和席勒的斗争中才成为历史性的人物，成为这样一个革命思想家：他胆大无比，居然要用费希特精神的力量来改造整个民族。
因此，费希特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虽然有人曾想把他说成是社会主义者。这种要求主要根据他那本论闭关自守的贸易国的著作，但这本著作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干的。这本著作毋宁说是在描绘一个按照资产阶级理性的要求本该那样安排的旧普鲁士国家。在这本著作中，费希特甚至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都毫无了解。
紧接康德而起的是费希特；紧接在费希特之后，出现了我国第三个古典哲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1770—1831年）。他的哲学家语言对我们来说也已经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只要认识黑格尔哲学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够了。如果说康德通过他的宇宙理论第一个把发展论应用到自然界中去的话，那末，黑格尔就是第一个把发展论用到历史中去的人。费希特承受了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黑格尔把这方法看成是一切生命的源泉。随着“存在”的概念也就有“不存在”的概念，而从这两个概念的斗争中产生了更高的“变化”的概念。一切都存在着，但同时又都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改变中，都在不断变化和消逝中。
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改造中的、从低级升到高级的上升过程，并且他作了大量的思维工作，试图在历史科学的许多不同的科目中，透过各种表面的迷途和偶然性去探索这一过程的内在联系，它的渐进性。因为他把物当作概念的摹像，所以他任意构造历史，但像历史事实这样一类固执的事物是不容易受概念约束的，因而他就用天才的眼光去看人类历史的内在联条。
黑格尔比康德谦逊，或者因为他是仰慕康德的人，他并不要求作“永恒的思想家”对他来说，他的哲学只是他那包含在思想中的时间。从这里就产生了他的学说的杰出的历史性质。黑格尔以他的历史辩证法攻占了精神方面的无数领域，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把发展论的原则同历史科学结合起来：这种方式是康德哲学完全没有能力做到的。
从1815年到1831年黑格尔去世时，甚至超过了这段时期，他的哲学一直支配着德国的精神生活。因为这时正是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反动时期，所以他的保守的一面占着优势；黑格尔在他的法律哲学中建立起来的法治国家的理想反映出1821年的普鲁士，正如费希特的“闭关自守的贸易国”曾反映出1801年的普鲁士一样，但有一个可理解的区别：黑格尔在卡尔巴德决议的压力下不能把他所憧憬的模范国家怎样理想化，而费希特则在法国大革命的振奋人心的影响下把他所憧憬的模范国家理想化了。黑格尔的法律哲学比二十年代的普鲁士邦略胜一筹，即它还要求实行司法公开和陪审法庭制度。
这样，这一法律哲学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宣称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因为普鲁士的治国原则并不懂得这种法律哲学中的辩证法的革命本质。但当法国的七月革命在德国唤醒了新的生命，并且第一次把近代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召唤到世界历史舞台上来的时候，黑格尔哲学就必然会阐明它的革命本质，这样，从他的哲学中就产生出科学共产主义的萌芽。
材料来源
布洛斯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通俗地描述了1789年的大革命。在对事实过程已有了解以后，去读考茨基著《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阶级对立》，会有所裨益。库诺的著作《1789到1794年间法兰西的革命报纸》更深入地并且实际详尽无遗地探讨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只要深入地研究过这些著作，就可以阅读资产阶级作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
关于1806年的事变可以阅读梅林所著篇幅较短的《耶拿和提尔西特》及艾斯纳在《王国的终结》一书中较详细的论述。关于歌德及席勒，可读前面已提到的梅林所著的传记；关于费希特，可读拉萨尔专为这位革命思想家所写的两部作品；关于黑格尔，可读恩格斯著《反杜林论》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套裤指上层人物所穿的裤（包住膝盖，其下是袜子）。平民无权穿这种套裤，只能穿普通长裤或短裤。——中译本注
[2]雅各宾党人：法国大革命时激进的俱乐部（政党），因俱乐部设在巴黎从前的一所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原注
[3]发尔密，法国马恩省一村名。法、普两军于1792年9月20日在此遭遇。
[4]帝国直辖城市，指那些从诸侯手中买得一切权利的城市，只受德国皇帝管辖。——中译本注
[5]累根斯堡在中古时代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帝国国会所在地。——中译本注
[6]费贝林战役发生于1675年6月28日；当时选侯腓特烈·威廉战胜了法国的盟国瑞典。——原注
[7]色当战役发生于1870年9月2日，对德法战争的终结有决定性意义；拿破仑第三在色当被俘。一原注
[8]雇工条例：关于佣仆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定，它加强了佣仆对雇主的隶属关系。此外还规定发给佣工证书。雇工条例到1919年才废止，但并未彻底废除。——原注
[9]把农民土地并入骑士的庄园。——原注
[10]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拿破仑之弟日罗姆的绰号，他经常举行欢宴，并以此语打发他的客人。——原注
[11]卡立施檄文发布于1813年3月25日。——原注
[12]蓝色星期一，行会手工业工人的一种习俗，在星期一大家不干活儿。——原注
[13]塔勒尔：德国旧银币名。——中译本注
[14]华盛顿是美国首任总统，佩斯塔洛茨是瑞士教育家，克洛普斯托克是德国诗人。——中译本注
[15]指席勒和歌德发表在1797年的文艺年鉴中的讽刺诗。——原注 |
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DeutscheGeschichtevomAusgangdesMittelalters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
弗兰茨·梅林（FranzMehring）
（1910）
张才尧译、何江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6月一版
原出版者前言
序言
绪论
一、日耳曼人和罗马人
二、日耳曼一罗马国家
三、中世纪的教会
第一章德国宗教改革及其后果
一、商业资本
二、罗马教会的瓦解
三、德国的宗教改革
四、路德、闵采尔、胡登
五、农民战争和再浸礼派教徒
六、耶稣会、加尔文教、路德教
七、三十年战争
第二章普鲁士邦和古典文学
一、近代欧洲
二、普鲁士邦
三、资产阶级文化的开端
四、莱辛
五、海德尔、歌德和席勒的青年时期
六、康德
第三章法国革命及其后果
一、法国大革命
二、革命战争
三、德意志帝国的崩溃
四、普鲁士的改革和解放战争
五、德国的复旧
六、美学光辉的王国
七、歌德和席勒。浪漫主义派
八、费希特和黑格尔
第四章两次革命之间
一、世界的转掠点
二、德国的新生活
三、革命文学。海涅
四、哲学和无产阶级。魏特灵
五、在浪漫派国王的统治下
六、马克思和思格斯
第五章德国革命及其后果
―、三月革命
二、反革命及其胜利
三、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
四、五十年代
五、普鲁士宪法之争
六、拉萨尔
第六章自上而下的革命
―、全德工人联合会
二、德国危机的开始
三、自上而下的革命
四、北德联邦
五、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六、皇帝和帝国
第七章德国社会民主党
一、企业创办热潮与文化斗争
二、工人政党的统一
三、反动的倒退
四、反社会主义者法
五、温和手段
六、俾斯麦的垮台
感谢42A、琥珀、指树可名录入及校对 |
第六章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第六章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甚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它能够产生吗？——资产阶级文化方法与无产阶级文化方法——无产阶级独裁对文化的关系——甚么是无产阶级科学？——工人诗人与工人阶级——宇宙主义——杰米杨·别德内依。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创造它自己的文化，且因而创造它自己的艺术。历史上有过东方的与西方古代的奴隶主文化，有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文化，以及今天统治着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从这里似乎应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也得创造它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不过问题并非像初初一见时的那么简单。由奴隶所有者作统治阶级的社会，存在了许多许多个世纪。封建制度亦然。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我们只从它公然与蓬勃地显现之时，即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也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不过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或者更确切些说，要等到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才达到它的极盛阶段。历史昭示我们：围绕着一个统治阶级的一种新文化的形成需要大量时间，并且只当该一阶级临近政治倾颓之前，才达到圆满之境。无产阶级会有足够时间去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吗？无产阶级与奴隶所有者，封建主与资产阶级的制度相反，他将自己的独裁视作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当我们斥责那些关于过渡至社会主义的太过乐观的观点时，我们指出社会革命的时期，在世界规模内，将要延续的不是几月或几年，而是几十年——是几十年，不是几百年，当然更不是几千年。无产阶级能够在这期间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吗？这是理当怀疑的，因为社会革命的年月乃是激烈可怕的阶级斗争的年月，在这中间，破旧将比建新占有更多地位。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本身的精力将主要地耗费于政权的征取，于政权的保持及巩固，并应用这政权来满足存在和继续斗争的最迫切需要。不过，在此革命期间，无产阶级将紧张到最高限度，其阶级性将有最充分的表现，它只能在这样一个狭隘限度内，进行有计划的文化改造。另一方面，当新制度越来越有保障，它能免于敌对者的政治与军事的突击，当创造文化的条件越来越有利之时，无产阶级却越来越消解于社会主义集体中，脱去其阶级特性，因而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内，那是谈不到创造新文化的，也就是说，巨大的历史规模的文化建设无从谈起。文化改造将开始于这样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历史上空前的专政的铁爪行将消失，其阶级性质也将没有了。那末这彷佛让我们得出结论，说，人世间不会有无产阶级文化，而且将来也决不会有这种文化吗？是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为此抱憾的理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目的本在于一劳永逸地消灭阶级文化，以及为人类的文化开路。我们时常彷佛忘记这一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即关于作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物被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空泛议论，其发生乃由于人们极其胡涂地把无产阶级命运与资产阶级命运等量齐观了。将历史诸形式作浅薄的与纯粹任意的模拟，与马克思主义无共同之点。在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发展之间，并无真正相似之处。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开始于资产阶级用连串革命将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里以前几个世纪。即使当资产阶级还是第三等级之时，那时它几乎被剥夺了权利的，可是它已经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起着巨大的与不断增长的作用。这在建筑艺术方面是特别清楚的。哥特式的教堂并非突然间，在宗教灵感的推动之下建筑成功的。科隆（cologne）大教堂的建筑，它的建筑艺术及其雕刻，乃是总结了人类从穴居时代以来的建筑艺术的全部经验，而且在一种新风格中将此经验中的各个因素联合起来，那个新风格表示出它自己时代的文化，这文化，归根结蒂，乃是这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技术。行会中的古老的前期资产阶级乃是哥特式建筑的实际建造者。当这个阶级成长与坚强以后，即当它更加富裕以后，资产阶级有意识地与积极地经历了哥特式阶段，创造了特自的建筑艺术的风格，不过不是为了教堂，而是为了造自己的宫殿。以哥特式作基础，这个新风格转向古代，特别是转向罗马人的与摩尔人的建筑艺术，将它们全部应用到新的城市社会的条件与需要中，因此造成了文艺复兴（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意大利）。专家们可以计算文艺复兴汲取自古代的是哪些因素，汲取自哥特式艺术的又是哪一些，因此他们可以争论究竟是哪一方面的因素对文艺复兴的影响更为强大。不过文艺复兴总是要到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即当文化上业已饱满的新的社会阶级，自觉有足够力量从哥特式环拱门的羁轭之下解脱出来，有力量把哥特式艺术以及前于此的一切艺术看作可为己用的原料，有了足够力量来利用过去的技术以满足其自己的艺术目的之时，才开始的。这情形对所有其它的艺术说都是对的，不同的只有这一点，即因为其它艺术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这是说，它们对实用的目的和物质较少依赖，因此这些“自由的”艺术不像建筑艺术那样，以如此坚定的逻辑透露出前后相接的连串风格的辩证发展。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它们给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智慧活动与政治活动的条件）到革命时期（它将政权移转于资产阶级之手——在法国），经过了三四个世纪，其间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与智慧力量都有了成长。法国大革命以及因此发生的几次战争，暂时间降低了文化的物质水准。不过再稍稍过些时候，资本主义的制度确定地建立起来，被当作“自然的”与“永久的”制度了。资产阶级文化成长的基本过程，及其结晶成一种风格时所经历的基本过程，就是这样地被那作为占有阶级与剥削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的种种特点所决定的。资产阶级不但在封建社会中有了物质方面的发展，以各种不同方式和封建社会纠缠在一起，将财富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且把知识分子也争取到他们一边，在他们公开占有国家以前很久，早就创立了自己的文化基础（学校、大学校、学院、报章、杂志）。我们只要记起德国资产阶级情形就够了，他们虽然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技术、哲学、科学与艺术，却让国家政权留在封建官僚阶级的手里，一直留到一九一八年。只当德国文化的物质基础开始分崩瓦解之时，他们才决定，或者更正确些说，他们才被迫用自己的手去掌握政权。但是有人会回答说：创造奴隶所有主的艺术需要几千年，创造资产阶级艺术所需的却只数百年。那末为什么无产阶级艺术不能于数十年间创造成功呢？目前生活的技术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速度也会不同。这个反驳，初看之下是令人信服的，其实弄错了问题的中心。无疑，在新社会的发展中，这样一个时间是会来的，那时的经济，文化生活与艺术将获得最大的前进冲动。在目前，我们对这个前进速度只能加以想象。在一个社会里，人们不必再为自己的日常面包生痛苦的与令人愚蠢的烦虑；那里有公共食堂给人预备好，任人选择的优美、卫生与可口的食品；在那里有公共洗衣房给每个人洗净衣衫，在那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有很好营养，他们健康而愉快；在那里，人们之吸收科学的与艺术的基本因素，一如他们之吸收蛋白质、空气与太阳的温暖，在这个社会里，电气与无线电将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巧技，而将发生自超级能的不竭的来源，只要把中心的电钮一按就会来到的；在那里，将不会有无用的嘴巴；在那里，人的被解放了的自私心——一个巨大的力量！——将被全部导引去了解、改变与改善宇宙——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文化的非常活跃的发展将无法与过去发生的任何事物相比，不过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一次长期的与艰苦的攀登之后才能来到，而这个攀登却还在我们前面。我们今天所谈的只是有关乎攀登时期的事情。然则目前这个时期不是非常活跃的吗？极度如此。但其非常活跃的变动性却集中于政治。战争与革命是有非常活跃的变动性的，但以大量破坏技术与破坏文化作为代价。战争诚能产生许许多多的技术发明。只因战争同时产生着穷困，致使这些发明久久不能实际应用，也不能使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无线电，航空，以及许多机械的发明都是如此。另一方面，革命给新社会奠下了基础。但革命用以做这工作的却是旧社会的方法，是阶级斗争，是暴力、破坏与毁灭。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来，人类将被它自身的矛盾所缢死。革命拯救了社会与文化，但应用的是最残酷的外科手术。一切活动力均集中于政治与革命斗争，其它的一切都被推向后面，而一切阻碍革命的东西都被踩在脚下。在此过程中，自然有退潮和进潮；军事共产主义让位于新经济政策，而这个政策则又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不过就本质说，无产阶级专政总不是产生新社会的文化的一种组织，而是为新社会作斗争的一种革命的与军事的制度。我们一定不可忘记这点。我们以为未来的历史家将以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作为旧社会的顶点，这一天资产阶级文化的发疯政权将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血与火放纵出来毒害世界。人类的新历史将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这个日子起算。人类发展的基本阶段，我们以为大致可规定如下：原始人的史前“史”；古代史，它是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上兴起的；中世纪，以农奴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自由的工资剥削的；以及最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我们希望能没有痛苦地转变到无国家的公社。无论如何，二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将来在历史上记录下来，会写作从一个制度走向另一制度的一次最艰难的攀登，但绝对不会写成一个无产阶级文化的独立时期。现在，在喘息的几年中，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个方面可能发生一些幻想。我们已将文化问题排进了议事日程。由于将我们目前的问题放射到遥远的未来，人能够透过漫长的岁月考虑到无产阶级的文化。但不管我们的文化建设是如何地重要与迫切地需要，它却是完全为欧洲革命与世界革命到来这个问题所支配的。我们现在和从前一样，不过是一次战役中的兵士。我们正在营地上休息一天。我们的衬衣得洗一洗，头发得梳剪梳剪，而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步枪得擦擦干净，加点儿油。我们目前整个的经济工作与文化工作不是别的，只是在两场战斗与两次战役之间把我们自己整顿一下。主要的几场战斗尚在前面，而且许会是不太远的。我们的时代还不是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进入新文化时代去的入口。我们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占有旧文化中的最重要成分，至少要占有到这种程度，即能够给一种新文化铺平道路。这一点，当你把问题像应该做的那般，依其国际性质来加以考虑时，就会特别清楚的。无产阶级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一个无所有的阶级。即此一点，就极度限制了这个阶级去获取资产阶级文化中的那些成分——已永远被列入人类的财富清单中的那些成分，在某一意义中，我们也许真的可以说，无产阶级，至少欧洲的无产阶级，也曾有过它自己的改革时代：它发生于十九世纪后半期，那时它并不直接企图拿取政权，却给自己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边，争取了较有利于发展的法理条件。不过，首先，因为这个“改革”时期（议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要与第二国际时期相符合，历史曾经给了资产阶级以几世纪的，给了工人阶级的大约有数十年。其次，在这个准备时期中，无产阶级完全不曾变成一个较富的阶级，它手中并不曾集中物质的权力。相反，无产阶级若从社会的与文化的观点说，却变得更为不幸了。资产阶级走上政权之时，是全身武装了它那时代的文化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走上政权之时，全身武装的却只是要掌握文化的那个迫切需要。夺到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其任务首先在于将文化机关拿到自己手中，即是说，要将工业、学校、出版、刊物、戏院等等，拿在手中，这些东西以前不是为它服务的。拿到了这些机关，给无产阶级自己开辟文化之路。我们在俄国的任务，因为整个文化传统的贫乏，又因近十年来事变所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弄得更加复杂了。在取得政权与大约六年中为保持并巩固政权而从事的斗争之后，我们的无产阶级被逼将全副精力倾注于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创造，以及和文化的A·B·C相接触。这里所说的ABC乃是就真正的与字面的意义而言的。我们把全俄普遍消灭文盲的任务预定在苏维埃政权的第十周年上完成，并非没有理由的。有人也许会反对，说我所采取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观念，含义太广。他们说，如果充分与完全发展了的无产阶级文化不会有，那末在工人阶级尚未消失于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它可能在文化上留下自己的烙印的。这样的反驳，首先我们得指出，乃是从世上将有无产阶级文化这个立场，作郑重的退却。无庸置疑，无产阶级当其专政时期，将在文化上盖下它的印戳。但这和无产阶级文化，即和物质与精神的一切工作范围内那种发展了的，与完全和谐的知识体系与艺术体系——和这样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相去太远。数千万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学会了读书、写字与算术，此事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新文化事件。新文化的本质将不是为少数人享有的贵族性的，它将是群众的文化，普遍的与通俗的文化。数量将转变成为质量；随着文化的数量增长，文化的水准将会提高，其性质将有改变。不过这个过程只能展开于一系列的历史阶段中。它展开的成功达到什么程度，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也减弱到什么程度，而这样，等到它充分成功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将被清除了。但关于工人阶级的上层该怎么说？关于工人阶级的有知识的先锋队又该怎么说？我们能否说，在那些团体——虽然团体的圈子很狭小——之内，即使今天就已有一种无产阶级文化在发展呢？我们不是有了社会主义学院吗？有红色教授吗？某些人的毛病就在于用此种很抽象的方式提问题。那意思彷佛是应用实验室方法是能够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事实是，文化的经纬乃交织于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和该一阶级本身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两相会合之处。资产阶级的文化——技术的、政治的、哲学的与艺术的——乃是因资产阶级与它的发明家、领袖、思想家与诗人之间相互作用而发展成功的。读者创造作者，作者创造读者。这道理对无产阶级而言，那是要无可测量地更为正确些。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只能建筑在群众创造活动的基础上。在最近将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在于不顾基础之缺如而去造成抽象的新文化，而在于从事明确的文化孕育工作，即是说，他们应该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当然又要批评地，将既存文化的重要成分输送给落后群众。要想躲在一个阶级的背后创造一种阶级文化是不可能的。若要与工人阶级合作，与这个阶级的普遍的历史上升密切接触，以此建设文化；那他就得建设社会主义，即使是粗糙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此过程中，社会的阶级特点将不会是加强，而是相反，它们将与革命的成功成正比例地开始消解与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意义在于此一事实中，即在于它是暂时的——只存在于短短时期内的——在于它是一种手段，用以清除道路及给无阶级的社会奠定基础，给一种以团结无间为基础的文化安置基石。为要更具体地解释工人阶级发展中文化孕育时期这个概念，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而是世代与世代之间的历史的承续关系。他们的延续表现于此一事实中，即每一代人——假定这是一个上升的而非衰落的社会——都在过去文化的积累中增添一些宝藏。不过在他们能够这样做之前，每一新的一代都得经过一个学徒阶段。他们将已存的文化取为己有，用自己的方式将它改变，使之或多或少地与较老一代的文化有所不同。但是这一种取为己有的行为尚非新的创造，也就是说，这不是新的文化价值的创造，而只是这些新价值的创造前提。在某一程度之内，我们这里所说的话，也可以应用之于劳动群众的命运，他们是正在起来从事划时代的创造工作的。此外我们还得加说一句的，就是：当无产阶级经历了文化学徒之后，它将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我们又不可忘记，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上层是在封建社会的屋顶之下渡过了文化的学徒生活的；当他们还处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时，他们在文化上已经超过了旧的统治等级，他们在走上政权之前就已成为文化的推动者。而一般的无产阶级乃至特殊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情形却不然。当他们还不曾将资产阶级文化的起码成分取为己有之前，就被迫去拿取政权了；他们之不得不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正因为那个社会不允许他们接触文化。工人阶级拼命把国家机关变成一架强有力的压入机，将文化的液浆灌注到群众中，藉以解消他们的文化饥渴。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无比的历史意义的任务。不过，如果我们不轻率地应用字眼，那本应该说，这还不是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创造。“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等等名词，在十分之三的情形中是被糊里胡涂地用来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与艺术的，在十分之二的情形中，乃用以指这样的事实，即无产阶级中的特殊的几群已经学会了前于无产阶级的（Pueproletarian）文化的某些东西；最后，在十分之五的情形中，那只是观念与字眼的乱凑，你根本不晓得他们想说些什么。这儿有一个近例，百中举一的，由此可以看到人家如何笨拙地、无批评地与危险地应用了“无产阶级文化”这个名词。西左夫（Sizoff）写道：“经济基础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形成了一个时代（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的文化特点。”此地他把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时代置于同一平面上了。可是此地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时代的实则只是从一个社会文化制度转向另一制度，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短暂时期。资产阶级建立之前也曾经有过一个过渡时代的。但资产阶级革命意图将资产阶级统治得能万年永续，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则在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灭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这个时间的长短，完全要看革命的成功如何。然则有人竟会忘记了这一点，将无产阶级的文化时代与封建文化及资产阶级的文化时代置于同一平面，岂不令人惊奇？不过事情如果这样，则由此所得结论，不是我们连无产阶级的科学都不会有吗？我们不是说，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无产阶级文化之无价的科学因素吗？自然，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说对于整个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对于一般的科学，都具有无可测量的重大意义。单单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比全部历史的与历史哲学的丛书，比大学教授们所有的冥想与虚构，具有更多的真正的科学。但我们能否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成果呢？我们能否说我们已不仅在政治斗争中，而且在广义的科学工作中应用着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与恩格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队伍，他们当然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文化中，并非在无产阶级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世界上不曾有工人阶级，因而没有他们的罢工、斗争、苦难与反抗，那当然，也不会有科学的共产主义，因为历史不会需要有这种主义。不过，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却完全是在资产阶级文化（不论科学的与政治的）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它对这个文化宣了战，要使它寿终正寝。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压力之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它那最勇敢的，最诚实的与最有远见的代表的博通贯穿的思想，装配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全部批评武器，上升到了神奇的否定的顶峰。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无产阶级并非一下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得它的武器的，甚至到了今天也尚未完全如此。今天，这个武器差不多首先与全然地被用来满足政治的目的。将辩证唯物论作广泛的现实主义的应用，并且在方法论上加以发挥，还完全是未来的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才会不再是政治斗争的片面武器，而成为一种科学创造的手段，成为精神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与工具。一切科学，在或大或小的程度内，毫无疑问地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倾向。科学愈接近征服自然的实际任务（如物理学、化学、一般的自然科学），它的非阶级的与对全人类的贡献就愈大。科学和社会剥削的机构连结得愈深切（政治经济学），或者，它把人类的全部经验概括得愈抽象（如心理学，并非指实验的，生理学意义的，而是指那所谓“哲学意义”的），则它便愈加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自私心，其对人类知识总和的贡献也愈渺小。在实验科学范围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科学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其程度之大小，则依其所作的概括思考的规模而定。一般而论，在方法论的哲学，在所谓宇宙观（Weltanschauung）的较高部门中，资产阶级诸倾向能给自己找到更自由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从底层到顶层地清理科学这幢建筑，或者，更正确地说，必须从顶层到底层地加以清理，因为我们必须从上面几层楼开始工作的。不过，谁若以为一切继承自资产阶级的科学，必先批判地重新修整一番，才能应用于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是天真的想法。这种想法恰恰与乌托邦派的道德家的说法一样，他们说，在建设新社会之前，无产阶级必须提高到共产主义的操守。事实是，无产阶级将要大大地改造伦理学，和他们将彻底改造科学一样，但要做到这步工夫，只能在他们建成了新社会（纵然是粗糙的新社会）之后。然则我们是否陷进了循环论证呢？我们怎样用旧的科学与旧的道德去建设新社会？这里我们就必须应用一点辩证法了——这个辩证法我们今天是非常浪费地放进到抒情诗，放进到我们办公室的簿记中，我们的白菜汤中以及我们的麦糊中。为的要开始工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需要某一些出发点，某一些科学方法，藉使他们的心智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羁轭中解放出来。我们现在正在把握这些方法；部份且已把握到了。我们这个先锋队在多次战斗中，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已经试验了那个基本方法。不过这一点离开无产阶级科学距离甚远。一个革命的阶级不能够因为党尚未决定应否接受电子与离子的假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相对论的新的数学发现等等，而停止其战斗。诚然，在取得了政权以裬，无产阶级将会有大得多的机会去掌握科学与修正科学，不过此事却易说而难行的。无产阶级不能把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延迟下来，直等到自己的新科学家将知识的一切工具与孔道加以试验与清理之后。我们新科学家中的多数人今天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哩。无产阶级摈弃那些显然是不必要的、虚伪的与反动的东西，但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方面，却须得利用现有科学的方法与结论。当我们这样利用时候，自必要把其中含有的几分之几的反动的阶级杂质一起吞了下去。实践的结果，一般与整个地，都能证明这样的利用是应当的，因为它受着社会主义目的的控制，会逐渐地把握与选择学说的方法与结论。到了那时，在新环境中教育出来的科学家将已长成了。无论如何，要想把科学作澈头澈尾的普遍的净化工作，总得要在无产阶级进行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到达很高程度之后，即在它能提供真正的物质安定与满足社会的文化需要以后。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并非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批判工作，它在许多小团体与研究室内正试行于各种不同的学术方面。这个工作是必要的，而且会有结果。它应该扩展至任何方面，还应该加深。但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测度事物的马克思式的感觉，懂得把今天这种试验与努力，与我们历史工作的整个规模相比，然后算定其比重究有多大。如前所说，是否排除了这样一个可能，即纵使在革命专政时期，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会产生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戏剧家与诗人？一点也不排除。不过，你若把工人阶级中个别代表人物的成就，即使是最有价值的成就，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那就是极度的轻率。你不能将文化这个概念变成某个人日常生活的零找钱，你也不能凭某一发明家或诗人的无产阶级护照而决定一个阶级文化的成功。文化乃是知识与技能的有机性的总和，这个总和要成为整个社会的特征，至少要成为其统治阶级的特征。它包括了与渗透到人类工作的一切方面，而且要将所有这些方面联合成一个体系。个别的成就超出于此一水平之上，并逐渐地将水平提高。难道这样一种有机性的相互关系，存在于我们今日的无产阶级诗与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工作之间吗？很显然，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个别的工人或工人团体正在发展他们与艺术的接触，而这些艺术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他们还在利用这些艺术的技巧。他们的接触与利用，在目前是在一种颇为折中的方式中进行着。但这是否为了要给他们自己内在的无产阶级世界以一种表现呢？事实完全不是为此。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缺少有生机的品质，——这种品质只有艺术与一般的文化发展发生深刻的相互影响才能产生的。我们有了有才气的与有天赋的无产者的文学作品，但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虽然它们也许能成为此一文学的某些来源。我们将来的后辈，可能把未来文化的某些不同部门，追根穷源到我们这代人的作品中，他们将在这里找到许多胚胎和根源，这正好像我们今天的艺术史家一样，他们将易卜生的戏剧追溯到教堂神迹剧，他们说印象派与立体派源出于僧侣们的绘画。艺术的经济，一似自然的经济，其中不会有一物消失的，万物到头来都相连接。不过就事实说，具体说，再就其主要之处说，目前出身无产阶级的那些诗人的作品，却完全不是按照了一个计划发展的，那个计划存在于为未来社会主义文化准备条件的过程后面，也就是说，存在于提高群众水准的过程后面。无产阶级诗人们因为杜博夫斯基（Dubovsky）的一篇文章而非常痛苦，他们群起而攻之。那篇文章，虽然其中有某些见解似乎可疑，但说出了一大些真理，这些真理听起来略嫌痛苦些，但基本上却无可驳斥。杜博夫斯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的诗并不在“打铁铺”中，而是在本地工厂的报纸上，是由无名作家写作的。这儿的思想是正确的，虽然表达的方式很是离奇。人们可以有同样理由说，无产阶级的莎士比亚与歌德们现在还赤了脚在初等小学校里嬉戏奔跑哩。工厂诗人们的作品无疑是有生机的，由于它们和工人群众的生活、环境与利益相联结。它虽然仍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但它在写作中表现了无产阶级在其文化上升中分子运动的过程。上面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二者并非同一回事。工人通讯员，本厂诗人，墙报上发牢骚的作者，他们正在进行一项文化工作，在翻垦土地，在准备未来的播种。不过将来，文化的与艺术的全部价值的收成（多么高兴呀！）却是社会主义的而非“无产阶级”的。普列脱涅夫[159]有一篇论无产阶级诗法的有趣文章，其中表示了这样一个思想，说，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不管其艺术价值如何，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们与一个阶级的生活有直接接触。普列脱涅夫用了无产阶级诗作的例子，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工人诗人们情绪的变化，以及他们和无产阶级生活与斗争的总发展的关系。普列脱涅夫以此证明——证明得无可反驳地——这些无产阶级诗人作品，（不是所有，而是许多，）乃是重要的文化与历史的文件。但这绝对不是说，它们是艺术的文件。普列脱涅夫批评一位工人诗人（他从祈祷的情绪上升到战斗的革命情绪）时候说：“如果你愿意，我们不妨说这些诗是无力的，老式的，未尝学问的。但是，它们不仍能标志出无产阶级诗人的成长吗？”毫无疑问；那些无力的，没有文采的，甚至文盲式的诗，可以反映出一位诗人的与一个阶级的政治成长之路。并且当作一个文化的象征看，可以具有无可测度的重要意义。不过无力的，而且是文盲式的诗却终不能造成独创一格的无产阶级诗，因为它们根本还不成其为诗。普列脱涅夫追寻了工人诗人随同其阶级的革命成长而完成的政治进化之迹，于是公正地指出：有些无产阶级作家在近几年来，特别是从新经济政策开始之后，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阶级——这是非常有趣的。关于“无产阶级诗的危机”，关于诗人不约而同地趋向于形式主义与庸俗趣味，普列脱涅夫的解释是因为党没有关心这些诗人。结果据说是诗人们“没有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压力，投降了，或者正在投降。”这个解释显然不够。我们中间存在着哪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压力呢？我们不应该夸张。让我们不要为这个问题争吵，即党是否能为无产阶级诗作更大的支持，大过于它以前所作的。不过光是这一点不能掩饰这派诗为什么缺乏抵抗力这个问题，正犹之乎激烈的“阶级”姿态（例如“打铁铺派”宣言中所表现的）并不能替代他们不足的抵抗力。事实是这样：在革命前夜时期与革命的第一时期，无产阶级诗人把诗歌不当作有其自己法则的一种艺术，而是看成一种手段，可用以诉说人的悲惨命运，或藉以表明人的革命心情的。只有到了革命的后几年，当内战不那么紧张以后，无产阶级诗人才把诗当作艺术，当作一种技艺来接触。这时候他们弄明白了，无产阶级在艺术中尚未创造出文化背景，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不论好歹，却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所以事实不在于党或其领袖们“帮助得不够”，而在于群众不曾有艺术上的准备；艺术，恰恰跟科学一样，是需要准备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有其政治的文化，相当足以保持它的专政，但它没有艺术的文化。当无产阶级诗人参加在军队的总行列中，共同前进之时，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他们的诗保持着革命文献的重要性。但当这些诗人面临了技巧与艺术的种种问题时，他们便不由自主地开始去寻找新的环境了。因此，问题不在于他们之没有受到关顾，原因乃在于更深刻的历史条件中。不过这并不是说，工人诗人们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便将一往不复地离开无产阶级了。我们希望他们，至少其中某几位，从危机中出来时候会比原来更加强劲。但是即使如此，目前这批工人诗人看来不像会替一个伟大的新诗派奠下坚实的基础。多半这个奠基工作将是较远后辈们的特权。我们的后辈也得经历好些次危机的。因为在未来的长时期间，将要发生许许多多思想的与文化的偏差、动摇和错误，所以会如此的原因乃在于工人阶级文化的不成熟。单单学习文学技巧就是一个必需阶段，这而且不是一个短暂阶段。在那些未曾掌握技巧的人身上，技巧最是触目。关于许多年青的无产阶级作家，我们可以完全公平地说，他们不是操纵技巧，而是技巧操纵了他们。对较有才能的作家说，这原不过是一种发育病。但在那些不肯好好学习掌握技巧的人身上，便显得是“矫揉造作”，是摹仿，甚至是丑角风。从这里，如果你得出结论，认为工人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艺术技巧，那是荒谬绝顶的。可是我们这里有许多陷于此一错误中。他们说：“给我们点儿东西吧，只要是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怕是长了痘疤的也行。”这想法是错误而又不真实。长了痘疤的艺术就不是艺术，因而不为劳动大众所需要。那些相信“痘疤”艺术的人是颇受了渺视群众的心理影响的，他们有如那一类的政客，这班人根本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但当这个阶级“万事如意”的时候就来恭维拍马。跟在那批煽惑家屁股后面的那些诚实的傻子，他们接受这个伪无产阶级艺术的简单公式。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动的民粹主义，只是稍稍伪装了一下，以此迎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吧了。无产阶级的艺术不该是第二流的艺术。一个人总得学习，不管学习本身含有多少危险性。（因为势所必然，你要学习就得向敌人学习。）一个人总得学习，而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那样的各个组织，其重要性不能以它们创造新文学的速度来衡量，却应视它们能帮助工人阶级提高其文学水平，首先是帮助该阶级的较高层提高其文学水平到什么程度来决定。像“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化”那样的名称是危险的，因为它们错误地把未来文化压缩到今天的狭隘限度内。它们虚构了远景，破坏了比例，歪曲了标准，以及造成了那些小团体的骄傲，而这一点是顶顶危险的。但若我们抛弃了“无产阶级文化”这个名称，我们该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那末让我们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吧，即它将要为无产阶级文化而工作，也就是说，它将顽强地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而奋斗。说实话，这样一种了解丝毫不会减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重要性质。在我们上面提及的“打铁铺派”的宣言中，这些无产阶级作家宣称“风格即是阶级”，因此他们说，社会地位上属于工人阶级之外的作家们，不可能创造一种符合于无产阶级性质的艺术风格。由此所得的结论是：“打铁铺派”不论就其成份或倾向说都是无产阶级的。它正在创造一种无产阶级的艺术。“风格即阶级”。但风格决非与阶级俱生。一个阶级是在极端复杂的方式中获致其风格的。如果一个作家，光是因为他是一个无产者，忠实于自己阶级，就能站立在十字路口宣布道：“我是无产阶级的风格”！那未免太简单了。“风格即阶级”——不但于艺术为然，首先在政治中是如此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政治方面已经创立了自己的风格。但是怎样创造的呢？绝对不是凭借了一套简单的三段论法：每一阶级有其自己的风格：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因此它付托了某一无产阶级团体以规定其政治风格的任务。不是这样！那条创造的道路远为复杂。无产阶级政治学的形成是经历了经济的罢工，经历了为组织（工会）权利的斗争；经历了英法乌托邦社会主义学派；经历了工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参加；经历了“共产党宣言”，经历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虽然这个政党又顺从了别的阶级的“风格”）；经历了社会主义者的内部分裂与共产主义者的组成；经历了共产主义者为联合战线而作的斗争，而且它还将经历未曾来到的整整一系列的其它阶段。无产阶级除了为解决起码生活而耗费的精力之外，其全部余力曾经耗费于，而且还在耗费于此一政治“风格”的完成。资产阶级的情形则相反，它在历史上崛起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比较平坦的。这是说，资产阶级发了财，将自己组织起来，哲学上与美学上却让自己定了形，并且积累了治理的习惯。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这个经济上不幸的阶级，其趋向自决的整个过程，都带有极为片面的，革命的与政治的性质，此性质在共产党中达到了它最高表现。如果我们将艺术的成长与政治的成长相比拟，那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艺术的）地位，约略等于这样一个政治发展阶段，那时初生的模糊的群众运动，正配合了知识分子与少数工人企图建立各种乌托邦式的制度。我们由衷地希望，“打铁铺派”的诗人们将对未来的艺术有所贡献，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艺术，那末封社会主义艺术有所贡献。但在目前那种风格缔造过程之原始而又原始的阶段上，我们若承认“打铁铺派”有表现“无产阶级风格”的专利权，我们就犯了不可原恕的错误。“打铁铺派”对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工作，与“烈夫派”，“克鲁格派”[160]及其它诸派所进行的工作是并无高下的，它们都企图给革命寻找出一种艺术表现，究竟这些派别中哪一派的贡献将最为巨大，我们现在真正无法知道。例如，不少无产阶级诗人尚留有未来派影响的痕迹。有才气的卡静[161]曾经吸收了些未来派的技巧。如果没有马雅可夫斯基，培席明斯基就不可能产生的，而培席明斯基则是一个颇有希望的诗人。“打铁铺派”的宣言形容艺术的现状为极端黑暗，并做出了如下的判决书：“革命的新经济政策阶段让一种艺术给包围了，这艺术活像是一只大猩猩装出来的鬼脸。”“给什么事都指拨了钱。……我们缺少几位别林斯基。蒙眬之色出现在艺术荒漠的天际。我们提高声音，举起红旗，……”等等等等。他们滔滔不绝地，甚至气派十足地谈论着无产阶级艺术——他们有时将它说成是未来的艺术，可有时又将它说成为目前的艺术。（宣言说：）“阶级的单一性只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创造艺术，而且按照它自己的面貌。此一艺术的特殊语言，复音的、色釆丰富与多姿多态的……凭它的简单明确性提高了一种伟大风格的力量。”但若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为什么会有艺术的荒漠？为什么会有荒漠天际的曚眬之色？这个明显的矛盾只能照这样意思来了解，即宣言的作者们将苏维埃政府所保护的艺术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前者是笼罩着蒙眬天色的荒漠，而后者则是巨幅伟构与伟大的风格，不过它没有获得必须的认可，因为我们这里缺少“几位别林斯基”，又因为别林斯基们的地位今天被“少数同志，被我们队伍中的政论家所取得了，而这些人却是习惯于拖拉车樍的。”[162]甘冒被人归入拖拉车杠者之列的危险，我却必须说，贯穿着“打铁铺派”宣言的精神不是阶级的救世主义，而是一个倨傲的小团体的气派。“打铁铺派”和未来派，形象派，“谢拉皮翁兄弟会派”及其它派别一样，把自己说成是革命艺术之独一无二的负担者。但是“巨幅伟构的，风格伟大的艺术”在哪里？“丰碑似的艺术”又在哪里？它在哪里，呵，究竟在哪里呀？对于无产阶级出身的个别的诗人之作，我们固然要予以珍视——它们需要有仔细的与严格地个别性的批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有无产阶级艺术存在。我们决不可用大话作游戏。说我们已经有了无产阶级风格，而且还是巨大的与丰碑似的风格，那是不确实的。它在哪里？在什么作品中？并且为什么会有呢？无产阶级诗人正处在拜师学艺时期；别个学派的影响，主要是未来派的影响，我们毋需应用形式主义派的显微手法，就可以在这些诗人身上发现的。我们指出这一点并非当作一种谴责，因为向人学习不是罪恶。不过丰碑似的无产阶级（文艺）风格总不能靠一些宣言创造出来的。我们的作者们抱怨说，现在缺少“几位别林斯基”。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法理上的证据，藉以证实“打铁铺派”的工作充满了知识分子孤立的小世界精神·或小团体或小派别的情绪，那末我们在这句调子阴郁的话中找到了物证，即他们说：“现在缺少几位别林斯基”。当然，此地并非单单以一个人的资格提起别林斯基的，而是将他当作一代俄国社会批评家的代表，当作旧文学鼓励者与指导者的代表人物。可是我们“打铁铺派”的朋友们彷佛不懂得：当无产阶级群众踏进政治舞台之时，这个“朝代”已不再存在了。在一个意义中，而且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中，普列汉诺夫[163]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别林斯基，是那个高贵的政论家“朝代”的最后代表。别林斯基们的历史作用是以文学方法向社会生活开辟一个透气洞。文学批评取代了政治的地位，并给后者做好了准备。但是，对别林斯基以及激进政论派较后的代表们说来只是一种暗示的东西，今天在我们却已具有了十月革命的血和肉，且已成为苏维埃的现实。如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164]，杜勃罗留波夫[165]，皮萨列夫[166]，米海伊洛夫斯基[167]，普列汉诺夫，各以其自己方式成为社会文学的倡导者，或者，更进一步，成为一种初生的社会生活的文学倡导者，那末我们目前的整个社会生活——包括它的政治、出版、集会、各种制度在内——难道还不足以成为它自己方式的解释者吗？我们已经把我们全盘社会生活置于放映机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光照明了我们斗争的所有阶段：而每一种制度都是从各方面批评地加以探测过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来慨叹别林斯基之不出，只是暴露出——唉！——一个知识分子团体的孤立，完全是最虔诚的左派民粹派——伊万诺夫——拉左姆尼克[168]们的风格。（离丰碑式的风格远着呢。）“我们现在缺少几位别林斯基”。但别林斯基不（单）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以社会利益为怀的一个领袖。假使维沙利昂·别林斯基能够复生于我们这个时代，他多半会是——让我们坦白向“打铁铺派”说吧——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委员。而且，以他猛烈的性格，极有可能会拖拉车杠呢。他不是曾经抱怨过吗：生性要像豺狼一样咆哮的他，却得发出美妙的音调。小圈子里吟出来的诗，一旦企图克服它的孤立时，就会陷入“宇宙主义”的贫乏的浪漫主义中，这是并非偶然的。他们的意思大致如此：人必须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把他自身当成此一整体中一个积极的部分，将来的希望不但要主宰这个地球，而且要主宰整个宇宙。这一切自然很了不起，而且是可怕地伟大。我们来自库尔斯克与卡鲁喀，最近我们已经征服了全俄，现在正向着世界革命前进。难道我们要在地球的边沿停止吗？让我们立刻把宇宙这只木桶，用无产阶级的铁环箍住了吧。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此事更加简单的？这原是习见的事情：用我们的帽子把一切罩住！宇宙主义看来是，或者看起来可以是极度勇敢、有力、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但按其实，宇宙主义差不多含有这样的意思：抛弃地球上复杂困难的艺术问题，逃避到星际的太空去。这样一来，宇宙主义就突然间变成为神秘主义的同种了。要把星的王国安置于一己的艺术世界中，安置的办法不仅是单靠瞑想的，而且是靠本能推动的；并且不管你是否熟悉天文学就可以成功的，——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终究它不是一个迫切任务呀。看来诗人们之所以成为宇宙主义者，并非因为天河居民下凡来叩他们的门，同他们有所请教，而是因为地球上的问题使他们太难于做出艺术表现了，难到使他们好像是跳进了另一个世界。不过把自己称为宇宙主义者并不难，若要把星星从天上摘下来，特别因为宇宙的星际天空要比星星多得多，却是不容易的。让他们当心吧，将星际空间的稀薄气体填满自己观点中兴艺术品中的那些裂口，这种可疑的倾向会将宇宙主义者中的某几位领向那件最精微的物质，即走向圣灵，在那里，有不少诗人的尸骸已经安息着啦。掷向无产阶级诗人的网罟与套索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些诗人几乎个个都还年青，有几位还不到二十岁哩。他们中间大多数是被革命的胜利唤起了诗情的。他们并非以定了型的成人资格踏进了革命，而是坐在自发性的翅膀上，让暴风骤雨带着前进的。但这一种原始的陶醉同样也影响过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们，他们后来为了补偿这次薄醉：竟犯上了反动的、神秘的与各式各样的头重症。真正的困难与试炼开始于革命节奏放慢之峙，那时客观的目标没有以前清楚了，那时再不能单单顺着潮流游泳，吞吐着鼓舞的泡沫了，他们那时必须周围环顾，藏身壕堑，估量一下情势了。那时候就来了让他们直接跃进宇宙去的诱惑！但是如何处置这地上人间呢？跟神秘派的想法一样，他们只把它当作跃入宇宙去的一块跳板。我们这时代的革命诗人们需要一番锻炼。在我们这里，精神的强化比在任何其它地方更不能与智慧的强化分开。我们这里所需要的是一种稳定的、能伸缩的、活泼的观点，它是饱和了事实和对于人世的艺术感觉的。要想彻底感触到我们所存活的这段时间，要确实不是作新闻记者方式的了解与体会，那末我们必须通晓人类的历史，通晓其生活、其工作、其斗争、其希望、其失败及其成就。天文学与宇宙起源论是好东西！但首先，人得知道人类的历史，知道历史的法则，知道具体事实，以及现代生活中的丰采与人物。这是古怪的：那些制订无产阶级诗的抽象公式的人们，却时常漠视一位诗人，此人其实比其它任何人更有权利被称为革命俄罗斯的诗人。要决定此人的倾向或社会根源，并不需要复杂的批评方法。杰米杨·别德内依[169]在这儿是整个显现出来的，是由一整块材料做成的。他不是一位走近革命，俯就革命与接受革命的诗人。他是一个以诗为武器的布尔什维克。而杰米杨·别德内依的独一无二的力量正在于此。对他说来，革命不是从事创作的一种原料，而是一个最高权威，这权威将他安置在目前的位置上。他的工作是一种社会服务，这并非就最后分析说（在此意义中一切艺术都是如此），而是从主观方面说，即在诗人本人的意识中就是如此的。从他有历史性的服务一开始，情形早就这样。他在党内成长，他经历了我党发展的各个阶段，他学会了日复一日地与自己的阶级共思同感，并且能用韵文的凝炼形式将此一思想世界和感情世界再创造出来，他的叶韵的语言里具有寓言式的狡黠，有歌谣式的忧伤，有联语式的豪迈，又有愤怒与呼吁。在他的愤怒和仇恨中没有一点儿舞文弄墨者的影子。他憎恨，那是用了这一全世界最革命政党的心安理得的憎恨心。他的某些作品具有伟大的与完美的艺术力量，但也有些东西是报章体的，而且是二流的日报体的。杰米杨·别德内依不但在较少的情形中，应阿波罗[170]之召而作神圣牺牲时进行创作；而且每天每天地，应了事变与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而从事创作。不过就其整个而言，他的工作是最非常的与最特殊的事功。各派的渺小诗人们向杰米杨·别德内依嗤鼻，称他为报屁股作家（原文如此！）——那让他们搜索一下记忆，看是否另外找得出一个诗人在我们这空前最伟大的时代中，曾用他的诗句如此直接与积极地影响过群众，影响过工农群众，影响过红军群众以及千百万群众的。杰米杨·别德内依并不寻找新形式。他甚至着重指出这个事实，他应用的是神圣的旧形式。不过这些旧形式在他的作品中是复活了，再生了，被当作了传送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无价的机器。杰米杨·别德内依不曾自创一派，也不会去这样做；他本人是被那个名为俄国共产党的派别所创造出来的，为的要去满足这不将再来的一个大时代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能从无产阶级文化那个玄学式的概念中解脱出来，能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即注意到无产阶级所读、所需与所吸收的是什么，注意到什么能催促他们行动，什么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且因而给一种新艺术准备基础，那末我们就会觉得杰米杨·别德内依的作品是无产阶级的与大众的文学，即是说，它是为觉醒了的人民所必需的文学。如果这不是“真正的”诗，那它是更高于诗的。伟大的历史人物费迪南·拉萨尔[171]有一次写信给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说：“我是多么愿意不去写出我所知道的事物，以便把我所能做的事物实现出一部份来。”以这几句话的同样精神，杰米杨·别德内依可以这样地谈到他自己：“我愿意让别人用新的与更复杂的形式写些关于革命的文字，因此我可以用旧形式为革命而写作。”[159]W.Pletnev，文学批评家，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竭力反对本书著者的观点。[160]Krug，出版社名，由对“同路人”持友善态度的沃隆斯基主持。[161]V.Kazin，着有“工人的五月”等诗集。[162]“拖拉车杠”，意即妨碍前进。[163]G.Plehhanov（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社会民主运动发起人之一哲学家，杰出的文学批评家。[164]Chernyshevsky（1828－1889），俄国大批评家，政论家，对俄国十九世纪中页及以后的革命思想运动起过很大影响。[165]Dobrolubov（1836－1861），俄国进步的文艺批评家。[166]Pisarev（1840－1868），俄国激进的政论家与文艺批评家。[167]Mihhailovsky，俄国民粹派著名的理论家，政论家，批评家，唯心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曾和他论战。[168]Ivanov－Razumnik，政治上参加过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文学批评家，彻底唯心论者。[169]DemyanBiedny（1883－1945），苏联诗人，党员作家，最初颇得党的信任，后失欢于史大林，受到严厉批评。[170]Apollo，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的一位神。[171]F.Lassalle（1825－1864），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最初受马克思影响，后来倾向唯心论，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淖。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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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形式主义的诗派与马克思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第五章形式主义的诗派与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把诗降低为字源学与造句法——为艺术而艺术与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什克洛夫斯基以及其它人物的论据——以达尔文主义的目的论论据作比。将前革命时期的一些思想体系的微弱回声不计，这几年来苏维埃俄国国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理论是形式主义的艺术学说。离奇之处乃在此一事实中，即俄国形式主义与俄国未来主义紧相结合，而当未来主义在政治上投降于共产主义之时，形式主义却在理论上以全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维多·什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Sky）是未来主义的理论家，同时又是形式主义派的头脑。依照他的学说，艺术常是自足的纯形式的事情，未来主义则首次承认了这个道理。因此，未来主义乃历史上第一次产生的自觉艺术，而形式主义学派则是第一个科学的艺术学派。亏了什克洛夫斯基的努力——这不是一个不足道的功德呀！——艺术论，部分也是艺术本身，最后总算给从炼金术地位提高到化学地位了。这位形式主义派的先锋，艺术中的首名化学家，顺便在那些未来主义“调和派”的身上轻轻拍了几下，因为他们寻找一条通向革命的桥梁，并且企图在唯物史观中找到这个桥梁。这样的桥梁是不需要的；未来主义本身就已经十分足够了。有两个原因，要我们略为详细地谈谈这个形式主义派。一个原因是为了该派本身之故；虽然形式主义的艺术论肤浅与反动，可是形式主义派的某一部分研究工作是有用的。另一原因则为了未来主义；未来派想垄断新艺术的代表权这个要求虽然没有理由，但我们不能将未来主义排斥于未来艺术的准备过程之外。什么是形式主义学派？目前由什克洛夫斯基，齐尔蒙斯基（Zhirmunsky），耶可勃逊（Jacobson）等人所代表的形式主义派是极其傲慢与不成熟的。宣布了形式乃诗之本质之后，这个学派就把自己的任务归结成诗的用字与造句的分析（以描述的与半统计的分析为主），归结成重复应用的韵母与声母的计算，音节与状词的计算。这种分析，被形式主义派视之为诗之本质或诗学者，无疑是必要与有用的。但我们一定要懂得其部分的、琐碎的、辅助的与预备的性质。这种分析可以成为诗的技巧的重要成分，也可以成为诗法的重要因索。正好像一个诗人或者作家，给自己罗列出一些同义词的表，增加词汇藉此可以扩大文字的键盘一样，一个诗人如果不仅从内在意义，而且更从声学方面去斟酌一个字，也是有用与必要的，因为一个字从此人传到那人，首先是凭声音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合理限度以内，可以帮助人弄明白关于形式的种种艺术特点与心理特点（简练、变动、对照、夸张等等）。明白了这些特点，又可以给艺术家打开一条道路——几条道路之一——去探索世界，可以更方便地发现个别艺术家或整个艺术派别对于社会环境的关系。只因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一个仍在发展的现代的与存活着的学说，所以在我们这过渡时期，用一种社会的探测针去探测它，并说明其社会根源，以便不仅读者，而且学派本身，都能够给自己确定方向，即认识自己，净化自己与指导自己——是具有迫切意义的。但形式主义派是不以他们的方法仅有辅助、服务与技术意义为满足的，——这个辅助意义正好似统计学对于社会科学，显微镜对于生物科学所具有者。他们不满足于这样的意义，他们走得还要远得多。依他们之见，语文艺术的终极目的与全部能事就是文字，而描绘艺术则止于色彩。一首诗是许多字音的结合，一幅图画是许多色点的结合，至于艺术法则则是语文结合与色点结合的法则而已。艺术之社会的与心理的处理法，若依我们之见，乃是使那些加工于语文材料的显微镜工作与统计工作获得意义的理由，可是在形式主义者看来，这些处理法只是练金术。“艺术常常是脱离生活的，而艺术的色彩永不反映出城堡上飘扬着的那面旗子的色彩。”（什克洛夫斯基语。）“调整字群，使之适合于表现，乃是诗的一个要素。”（见R·耶可勃逊着：“最近的俄国诗”。）“新的内容偕新的形式以俱来。形式就是这样决定着内容。”（克鲁乔内赫语。）“诗者，赋字以形也，其本身即有价值。”（耶可勃逊语。）或如赫列勃尼科夫所说，“文字之价值在其本身”等等。诚然，意大利的未来派曾在文字中给他们自己的时代寻找出一种方法来表现火车头、推进机、电气、无线电之类。换言之，他们给新的生活内容找到了新的形式。但结果，据耶可勃逊说，“这是报导方面的一种改革，并非诗的语言方面的改革。”俄国未来主义的情形颇有不同；它的目的是在于“调整字群”。依俄国未来主义之见，形式决定内容。诚然，耶可勃逊被逼承认，“一系列的新诗法给自己在都巿主义（托洛茨基按：即城市文化）中找到了应用（？）之道。”但他的结论却是这样的：“由此产生了马雅可夫斯基与赫列勃尼科夫的都巿诗。”换言之，即是说：不是那刺激诗人耳目的、使之截然一新的城市文化用了新形式、新形象、新状词与新节奏鼓舞了诗人，而是相反，竟是那擅自发生的新形式，逼使诗人去寻找合适的素材，因而将他推上了走向城市的方向！“字群”是擅自地与任意地从“奥得赛”[151]发展到了“穿裤子的云”；火把，蜡烛，电灯，与此发展丝毫无关！人们只要将这个观点清楚明白地规定一下，就立即显出此一观点的孩子气的不合适了。但是耶可勃逊却企图坚持它。他先行答复道：就是那个马雅可夫斯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离开城市，你们这些蠢家伙。”这位形式主义派的理论家深刻地推论道：“这是什么？是逻辑的矛盾吗？让别人教诗人替他在作品中表示的思想负责吧。为了作品中的思想与感情之故而去归罪一位诗人，其荒唐正好像中世纪的观众殴打扮演犹大一角的演员一样。”以及诸如此类。这很明显，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很能干的高等小学校的学生写的，此人怀有一个很明显的与“自命不凡”的意图，想用“铅笔戳一下我们的文学教员，那个出名的老学究。”用铅笔戳人，我们那些勇敢的革新家们虽然是能手，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将铅笔应用得言之成理与合乎文法。这是不难证明的。自然，未来主义在它尚未发明新的文学形式之前很久，就已经感受到了城市的暗示——感觉到电车、电气、电报、汽车、推进机、夜舞场（特别是夜舞场）的暗示了。都巿主义（城市文化）深入于未来主义的下意识中，而未来主义的辞藻、字眼、其句法与节奏，只是想给那征服了他们意识的新的城巿精神，赋以艺术形式罢了。马雅可夫斯基叫喊道：“离开城巿，你们这些蠢家伙！”这是一个城市化到骨髓里的人的叫喊，尤其当他不在城巿里，即当他“离开城巿”，成为乡间消夏别墅里的住客时，就触目地与清楚地，表示出他自己是一个城市人。这完全不是一个将诗人所表现的思想与感情来“归罪”（这个字眼是用得不适当的）其人的问题。当然，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乃在于他表现思想感情的方法。但终究说来，诗人用了他所已接受的或为他所自创的那个学派的语言，去完成一些在他自身之外的任务。纵使诗人只限于写抒情诗，限于写一个人的爱情与死亡，事情也是如此。各个诗家诗式上的细微差别，虽与各人气质上的差别相符；但无论在感觉本身或表现方法中，这些差别也是因摹仿及守常而形成。一个新的艺术形式，从大的历史见地来看，总是因适应新的要求而诞生的。拿最内心的抒情诗来作例吧，我们可以说在性生理学与情诗之间，存在着一个心理传导机构的复杂体系，其中含有个人的、种族的与社会的因素。种族的基础，即人的性基础，改变得很缓慢。社会的恋爱形式改变得比较快些。它们影响着爱情之心理的上层建筑，它们产生出新的明暗法，新的升降调，新的精神要求，要求有新的字汇，并因此而对诗提出了新的要求。诗人只能在他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找到他的艺术素材，经过他自己的艺术意识传达出新的生之冲动。因都市环境而改变了的与变得复杂了的语言，给了诗人以一种新的文字素材，并且暗示出与促成着新的词，藉使新思想与新感情（它们拚命要突破下意识的黑暗之壳）能够形之于诗。如果心理方面不曾因社会环境之改变而有所改变的话，那末艺术中便不会有运动，人们将代代相传，满足于圣经的诗，或古希腊人的诗了。但是形式主义的哲学家同我们扑过来了，说：这不过是“报导方面而非诗的语言方面”的新形式问题。他这回算是打到我们了！但是对不起，诗是一种报导呀，区别只在于它的风格之特殊与宏大吧了。“纯粹艺术”与有倾向艺术二者的争论，曾经发生于自由派与“民粹派”之间。它不宜由我们来谈。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高出于这个争论的；从客观的历史过程这个观点来看，艺术常常是社会的仆人，而且以历史眼光看它总是功利主义的。它给阴暗与模糊的情绪找到必要的语文节奏；它使思想与感情更为接近，或使它们相互对照；它使个人的与团体的精神经验丰富起来，它使感情精致，使之有伸缩性，更有感应性；它能事先、不经由亲身累积经验的方法，扩大思想的容积；它教育个人，教育社会群体、阶级与国家。它起这些作用的时候，究竟在各该时候是打着“纯粹艺术”或具有公然倾向性的艺术旗子出现，那是完全不相干的。在我们俄国的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是打着倾向性这面旗帜去寻求和民众的接触的。被沙皇制度所摧残且被剥夺了文化环境的孤单无助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下层寻找支持，而且企图对民众证明：他们只想到他们，只为他们而生存，“非常非常地”爱他们。正好像到民间去的“民粹派”准备不穿干净衬衫，不带梳子不用牙刷一样，这些知识分子是准备牺牲艺术中的“精美”，以便最直接与最自然地表达出被压迫者的痛苦与希望。另一方面，“纯粹”艺术乃是兴起中的资产阶级的旗帜，这个阶级那时不能公然宣布艺术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却又企图使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那些倾向相去甚远，那些倾向曾经为历史所必需，但按历史发展说它们已成为过去。在科学研究的平面上，马克思主义怀着同样的信心，去寻找“纯粹”艺术与倾向性艺术的社会根源。马克思主义绝不以诗人所表现的思想与感情“归罪”于他，而是提出意义上深刻多多的一些问题，即，某一件艺术作品，就其一切特点说，究竟符合于哪一种感情品级？这些思想和感情的社会条件为何？在社会与阶级的历史发展中，它们有什么位置？还有，什么文学遗产已为新形式的创造所利用？在怎样的历史冲力之下，那些新感情与新思想的错综突破了那个阻隔它们进入诗意识范围去的硬壳？这种研究也许是很复杂的，细节的或各各不同的、然其基本思想将是艺术在社会过程中所起的辅助作用这个思想。每一阶级有自己的艺术政策，即有一种对艺术提出要求的系统，这是随着时间变迁的；例如，宫廷与君王那种麦克那斯[152]式的保护，自动的供求关系（以一些对人发生影响的复杂方法作补充），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形。只要艺术保持其宫廷性质，艺术的社会依赖，甚至其人身依赖，都不是隐瞒的，而是公开声明的。兴起中的资产阶级的那种较宽广、较通俗与匿名的性质，一般地，使之达到了“纯粹艺术”的理论，虽然这理论有过许多种偏差说法。我们在上面指出：“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倾向性文学是贯穿着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倘若得不到民众拥护，便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能取得权利在历史中扮演一个脚色。不过在革命斗争中，知识分子的阶级自私心却翻了一个面，在他们的左派中，这种自私心采取了最崇高的自我牺性形式。正是这个缘故，使那些知识分子不但不隐瞒他们那有倾向的艺术，而且公布这个倾向，以此牺牲艺术，有如他们之牺牲其它许多事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艺术之客观社会依存及其功效的想法，一旦翻译成政治语言，绝不意味着我们想用法令与命令来统治艺术。说我们只把那谈到工人的艺术才算成新的与革命的，那是不确的；说我们要求诗人只应描写工厂烟卣或反对资本的暴动，那是无稽之谈！自然，新艺术不能不将无产阶级的斗争置于注意的中心。但新艺术的锄头不会限于翻耕有数的几片土块。相反，它一定要翻耕各方面的全部土地。最小规模的个人的抒情诗，在新艺术中有其存在的绝对权利。而且没有新的抒情诗，也就不能形成新的人。但要创作这些诗篇，诗人本身一定要在新方式中去感知这个世界。如果只有基督或上帝本人俯就诗人的怀抱（像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什卡普斯卡娅等人的情形），那末这只能证明他的抒情诗是如何地落后于时代，而在社会与美学意义上又是如何地不适合于新的人。纵使这种用语只是文字的残余而非经验的残余，那总是表示出心理上的惰性，因此与新人的意识相矛盾。没有人将对诗人开出一张主题的方案，也没有人想这样做。请写你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吧！但容许那个有理由自以为负有建设新世界使命的新阶级，在某一特定情形中，对你们说这样的话：你们将十七世纪的人生哲学翻译成“极致派”的语言，不会使你们因此成为新诗人。艺术形式，在某种而且很大程度内，是独立的；但创造这个形式的艺术家，以及欣赏这个形式的旁观者，却不是空洞的机器——创造形式的与欣赏形式的机器。他们是活的人，具有结晶了的心理状态，它代表着某一整体，虽然这整体并非完全一致的。这个心理状态乃是社会环境的结果。艺术形式之创造与鉴赏乃是此一心理状态的机能之一。不管形式主义者自以为怎样聪明，可是他们的全部概念却简单基于这一事实，即他们忽略了社会人的心理整体，而这个社会人是从事创造并消受那些创造物的。无产阶级需要在艺术中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观点，这观点刚刚开始在它心中形成，艺术应帮助它取得形式。这不是国家颁发的命令，而是一个历史要求。其力量在于历史必然的客观性。你不能绕过它而前进，也不能逃避它的力量。形式主义派彷佛企图做得客观。一味靠趣味与心绪来做任意的文学批评，那是讨厌的，而且讨厌得有理。形式主义派寻找一个明确的标准，藉以作文学上的分类与估价。但由于其狭隘的眼光与浅薄的方法之故，以致常常陷于迷信，好像笔迹相法与骨相学一样。这两种“学派”的任务都是要确定一些纯粹客观的测验标准，藉以决定人的性格；例如他们把笔划的花式数目及其转折处的圆润程度，人的后脑壳上隆起部分的特点当作此类标准。人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的花巧笔划及其后枕骨跟这个人的性格有某种关系，但这个关系不是直接的，同时人的性格决不能全部由这两点来表达。以偶然、次要及不合适的特点为基础的表面的客观主义，势必要走到最坏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派的情形是走到了对文字的迷信。一位形式主义者计算了形容词的数目，称过了诗句的分量，量过了节奏的长短，他或者是带着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气作声不得，或者是抛出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论，其中包含了百分之五的形式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最无批判性的直觉。事实上，形式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艺术思想发展到逻辑的结论。如果把诗的创作过程只看作声音或文字的结合，并依照这些路线来解决一切关于诗的问题，那天“诗学”的唯一完美的公式将只是如下的一个：配备一本字典，用代数式的文字结合与换位方法，创作世界上业已创出以及尚未创成的全部诗作。如果“形式地”推论，那末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产生“叶甫盖尼·奥涅金”[153]：或者（像普希金本人所采取的），将文字的选择工夫服从于一个预存胸中的艺术概念；或者用代数方式解决问题。从“形式的”观点看，第二种方法更为正确，因为它不依赖情绪、灵感、或其它不稳固的东西，而且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即它不但可令人写出“叶甫盖尼·奥涅金”来，还能作出无数别的巨著哩。一个人的全部所需，只是时间上的无限性，即所谓永恒而已。但因无论人类或者个别诗人都不能享有永恒，所以诗文的根本来源，今后将和已往一样，仍旧是那个预存胸中的艺术概念——从最宽广的意义中去了解，它可了解为一个确定的思想，了解为个人或社会明显地表露出来的感情，也了解为模糊的情绪。当这个主观的概念努力寻求艺术的体现时，将受到形式的刺激与震荡，有时候，这个概念会被推上一条完全不曾预见的道路。这里简单地表示出文字形式不是预存胸中的艺术概念的消极反映，而是一个积极因素，可影响概念自身。但这样一个积极的相互关系——其间形式能影响内容，有时甚且完全改变内容——我们知道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甚至存在于生物生活的各方面。它绝对不能成为理由，叫我们去拒斥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乃至在生物学或社会学中创建一个形式主义的学派。从文学的形式主义轻盈地飞上了最主观的估价法，这位维多·什克洛夫斯基对艺术的历史唯物论采取了最不调和态度。在他柏林出版的名叫“马的进行曲”的那本小书中，他用了三小页——简洁乃是什克洛夫斯基的基本的、而且无论如何总是他的一个无疑的优点——规定了五点（不是四，也不是六，而恰好是五）详尽的理由，反对艺术的唯物观。让我们考察一下那些理由吧，因为看一下怎样的笑话被人当作最新科学思想（在那显微镜式的三页书中，还有大量各式各样的科学引证）提出来，于我们是没有害处的。什克洛夫斯基说：“如果环境与生产关系影响艺术，那末艺术的主题不是要联系到与此等关系相符的那些地点了吗？但主题是无家的。”哦，那末蝴蝶又怎样呢？依达尔文所说，它们也“符合”于某种关系的，可是它们从这里飞到那里，就好像是一个身无重量的文学家一般。很难了解，为什么人家会想象马克思主义是把主题打入了一种农奴制状态的。同一民族中不同的人与不同的阶级利用同样的一些主题，这个事实只表示出人类的想象力是如何地有限，又表示出人在任何种类的创造中，甚至在艺术创造中，都如何地想节省力气。每一个阶级都企图在最大的可能限度内利用另一阶级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遗产。什克洛夫斯基的论据可以很方便地移用于生产技术方面。从古以来·车辆总是根据着同一个主题的，那就是：轴、轮、辕。不过，古罗马时代的战车完全适合于罗马贵族的嗜尚与需要，而奥尔洛夫伯爵[154]的马车，内部装置得非常舒适，也完全合乎这个卡捷琳娜大帝[155]幸臣的口味。俄国农民的大车则要适应他家务的需要，适应他那匹小马的力量，以及乡间道路的特点。汽车无疑是新技术的产物，但表示出同样的主题，即同样是四轮两轴承的。可是每当农民的拉车马在夜间的俄国乡间道上，因害怕汽车头上刺眼的灯光而闪躲时，总反映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第二个论据是这样的：“如果环境会在小说中表明出来，那末欧洲的科学便不会在下面的问题上碰破头了：‘天方夜谈’究竟是在那里写成的？”在埃及、印度还是波斯？我们说人的环境，（包括艺术家的环境在内，）即人的教育环境与生活环境，在其艺术中亦有所表现，那意思不是说这种表现具有确切的地理的、人种的与统计的性质。难于确定某些小说究竟写就于埃及、印度或波斯，那是毫不足奇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有很多共通之点。欧洲科学企图从这些小说本身解决此一问题而“碰破了头”——这个事实就表示出那些小说反映了一个环境，即使反映得凹凸不平的。没有谁能够跳出他自身。即使是疯子的狂言也不会包含这个病人从外界没有感受过的事物。但设有人焉，将疯子的狂言看成为外界的确实反映，那些人是犯了另一种的狂疾了。只有一位有经验的与会思想的心理分析家，他知道病患者的历史，才能从疯子狂言的内容中，发现出那些反映出来的与弯曲了的真实的断片。当然艺术创作不是狂人谵语，但它也是对真实的一种弯曲、改变与转化，只是依照艺术的特殊规律来进行这些过程吧了。不管是怎样狂想性的艺术，除了那个三度空间的世界与阶级社会这个更狭隘的社会所能供给的素材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了。即使在艺术家创造天堂与地狱之时，他也只是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简直连他无法支付的房东太太的收租单在内，转化到幻景中去。“如果阶级与等级的特征存在于艺术中”，什克洛夫斯基继续说：“那末大俄罗斯人关于贵族所传的各种故事，为什么与他们关于教士们所讲的神话是一样的？”本质上，这不过是以另一方式重复了第一个论据。何以关于贵族与关于教士所讲的神话是同样的？这与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矛盾呀？由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文告中，常常谈到地主、资本家、教士、将军与其它的剥削者。地主无疑与资本家有所不同，但常有这种情形，他们被看成一类。那末，为什么民间艺术不能在某些情况中，把贵族与教士看成一起，同样视之为站在人民头上并抢劫人民的诸阶级的代表呢？在摩亚（Moor）与邓尼（Deni）的讽刺画中，教士时常和地主站在一起，这丝毫没有损害马克思主义。什克洛夫斯基接着又说：“如果人种特点反映于艺术中，那末关于疆域以外的各民族的民间传说将不能互相交换了，一个民族也就不能讲关于另一民族的传说了。”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主义根本不主张人种的特点具有独立性质。相反，它着重指出民间传说的形成，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具有全盘决定性的意义。游牧民族、农业民族、以及那以务农为主的民族，其发展条件相似，它们相互影响的性质相似，这就不能不造成相似的民间传说。从我们在此地感到兴趣的那个问题着眼，则究竟这些同性质的主题是在不同的民族中，作为基本特征相同的生活经验的反映，且作为通过了农民想象那面三棱镜而生的反映，独立地发生的呢；还是这些神话的种子让一阵和煦的风儿从一处吹向另一处，一遇上有利的土壤就落地生根呢？——那是绝无区别的。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合在一起。最后，作为一个单独的论据——“那理由（即指马克思主义）在第五种场合是不正确的。”——什克洛夫斯基说这话时指的是从希腊喜剧一直到奥斯托洛夫斯基剧本所同用的那个诱骗的主题。换句话说，我们的批评家用特殊方式又重复了他的第一个论据（由此可见，即使关于形式逻辑方面，我们这个形式主义也是糟糕的）。是的，主题从一个民族移转到另一个民族，从一阶级移转到另一阶级，甚至从一个作家移转到另一个作家。这意思只是说人类的想象是俭啬的。一个新阶级并非要把全部文化从头创造，而是去享有过去的文化，将它分类，将它研究，对它作再度处理，给它作进一步的建设。如果没有这样对于过去几世纪的“二手货”衣服的利用，历史过程将完全没有进步。如果奥斯托洛夫斯基的戏剧主题是经由埃及人与希腊传给他的，那末奥斯托洛夫斯基用以发展他这个主题的纸张，却是由埃及人的纸草再经过希腊人的羊皮纸发展而成的。让我们再举另一个更加接近的譬喻吧：希腊诡辩学派是当时的纯粹形式主义者，他们的批评方法已深入了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意识，可是此一事实却绝不改变另一事实，即什克洛夫斯基本人乃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与特定时代的一个很漂亮的产物。什克洛夫斯基以五论点驳倒马克思主义，颇使我们回想起古老的美好年代里发表在“正教评论”上的那几篇反达尔文主义的文章。三十年或四十年前敖得萨[156]那位饱学的主教尼卡诺尔（BishopNikanorofOdessa）写道：如果人类起源于猴子的学说是对的，那末我们祖父们该有明显的尾巴记痕，或者，总该在他们的祖父与祖母们的身上看到这样的特征。第二，人人知道，猴子只能生育猴子……第五，达尔文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违反形式主义——请你原谅，我的意思是想说世界教会会议的形式决议。不过这位饱学僧侣的好处在于这个事实中：他是公然的“过去主义者”。他从保罗使徒那里获得启示，并不像什克洛夫斯基那样，从物理、化学或数学那里，获得暗示的。无疑，对艺术的需要并非为经济条件所创造。可是对食物的需要亦非经济所创造。反而是因为人们需要食物与温暖才产生了经济学的。说我们不能老是奉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去决定排拒或接受一件艺术品，这是很对的说法。一件艺术品首先应该依它自己的法则来批判，即用艺术的法则来批判。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某一艺术派别为何与如何发生于某一历史时期；换句话说，即解释谁提出了对于这一种而非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要求，以及为什么要提出它。这是孩子气的想法，以为每一个阶级能完全从它的内部创造出自己的艺术来，特别以为无产阶级能够靠闭关的艺术行会或团体，或靠“无产阶级文比协会”等等组织去创造新的艺术。一般说，人的艺术工作是前后相继的。每一个新的上升阶级站在它以前一个阶级的双肩上。不过这个继续性是辩证式的，它凭内部的相斥与破裂而体现出来。新的艺术要求，或要求有新的文艺观点，那是被那个新阶级发展中的经济刺戟而生的：而在财富力量与文化力量的增长影响之下所生的该阶级地位的变化，又提供了较小的对新艺术要求的刺戟。艺术创造常常是旧形式受着艺术以外某些新刺戟影响而生的一种复杂的翻新过裎。艺术是一个女仆，如果就字的广义而言的话。它不是一个脱离躯壳的自我喂养的元素，而是社会人的一个机能，与这个人的生活和环境联系得不可解开的。如果我们把每一种社会性的迷信褫剥得只留它荒谬之点，那就显得多么地特出呀：什克洛夫斯基关于艺术对社会环境绝对独立的那个思想，竟是在俄国历史上这样一个时代发生的，在这个时代里，艺术已用它如此彻底的坦白暴露了它精神上、环境上与物质上对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与集团的依赖！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形式这个要素无论在论理学、法理学或艺术中的重大意义。正好像法理学的体系能够而且一定要以它的内在逻辑与一贯性来批判一样，要批判艺术也能够而且一定要从它在形式方面的成就出发，因为没有形式的成就，根本就不能有艺术。一个法理学的理论，若企图证明法律乃对社会环境独立者，那它根本就站不住。法律的动力存在于经济中——在阶级的诸般矛盾中。法律只是给这些现象赋以一个形式的与内部和谐的表现，不是给它们个别的特点，而是给它们一般的性质，也就是给这些现象中反复与不断出现的那些要素以表现。目前，我们能够以一种历史上稀有的明晰程度，看见新法律是怎样制成的。它不是用逻辑的演绎法来制订，而是凭经验的测度，凭新统治阶级的经济要求来调整的。文学的方法植根于最辽远的过去，它代表着长期垒积的语文技巧的经验，而要表现新时代及其新阶级的思想、感情、情绪、观点与希望。人不能跳到这个外面去。而至少对于那些不为业已过去的时代服务，也不为业已衰亡的阶级服务的人说，根本不需要做这样的跳跃。形式分析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不够。你可以计算民谣的句头韵，将譬喻分类，计算一首结婚歌曲中元音与子音的数目。无疑，这会在某一情形中丰富我们对民间艺术的知识；但若你不知道农民播种的规则，以及以此为根基的那种生活，你若不知道镰刀所起的作用，又若你不深知教会日历对于农民所具有的意义，不深知农民结婚时候，或农妇生育时候的意义，那你只懂得民间艺术的外壳，达不到它的核心。科隆大教堂[157]的建筑计划，只要你测量了基础及其拱门的高度，确定了教堂大堂的长、宽、高、柱子的体积与位置等等，便可以做出来了。但若你不知道中世纪城市的模样，不知道行会是什么，或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为何物，那你就绝不可能了解科隆大教堂。使艺术脱离生活，宣布艺术乃一种自满自足的玩艺，这种企图是在使艺术失去生命力，在杀死艺术。这样一种手术之所以成为需要，其本身即是知识分子衰败的一个无误的象征。前面我们拿反达尔文主义的神学论据来作比，这比拟在读者看来，也许像是表面的与打趣的。在某种限度之内，也许是如此。但有一种更深刻的联系存在其间。形式主义派的学说势必要让一个多少读过点书的马克思主义者，记起一首很古的哲学乐曲的熟悉调子。法学家与道德家（随便想起了德国人斯丹姆勒Stammler与我们俄国的主观主义者米哈洛夫斯基Mikhailovsky）企图证明道德与法律不能由经济来决定，因为出乎法学与论理学的规范之外，经济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不错，法律与道德方面的形式主义者们没有走得那么远，他们没有断言法律与论理学完全对经济独立。他们承认各“因素”间某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当这些“因素”相互发生影响之时，可仍旧保持各个独立物质——谁都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的性质。像什克洛夫斯基的主张，美学“因素”完全不受社会环境影响，乃是特殊夸张法的一个例子，而这个夸张法的根源，却也是长在社会环境中的；这是把我们的坚实的现实倒转头来的美学的夸大狂。除了这个特点之外，形式主义者的意见中也具有其它任何唯心主义者所共有的那个有缺陷的方法论。依唯物论者之见，宗教、法律、道德与艺术代表着同一个社会发展过程的单独的方面。这些方面虽然从它们的工业基础上分化出来，变得复杂，在细节上加强并发展它们的特性，可是不管如此，政治、宗教、法律、伦理与美学却仍不失为社会人的各种机能，它们服从着这个社会人的社会组织的法律。另一方面的唯心论者则见不到历史发展（它从自身内部发展出必要的机构与机能）的统一过程，他们只看到某些独立的原则——那些宗教的、政治的、法理的、美学的与伦理的本质，（它们是各自发生并在自身中找到解释的，）彼此交叉，相互结合，相互影响。黑格尔的（辩证的）唯心论将这些本质（这是一些永恒的范畴）按先后次序排列起来，归结到一个发生学上的统一体。虽然黑格尔学说中的此一统一体乃是绝对精神，它在辩证的表现过程中将自身分解为不同的“因素”，但是黑格尔的体系，因其辩证性之故，并非为了他的唯心论，给了人们以了解历史真实的一个概念，这正好像一只翻脱下来的手套能给人以人手这个概念一般。但是形式主义者（他们的最大天才是康德）当他们作哲学启示的时日，不看发展的动力，只看那发展路上的交叉点，在道途的十字路口，他们透露出事物（不是过程，因为他们不思考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分析了这个复杂性并加以分类。他们替这些分析出来的成分取上名字，而这些成分是立即变成了要素，变成了次等绝对体（它们是既无父亲又无母亲的）；他们又给机智、宗教、政治、道德、艺术都取上名字。这里我们再没有一只翻转面的历史手套了，有的只是从各个手指上剥下来的皮，风干到完全抽象的程度，而这只历史之手，已变成为拇指、食指、中指及其它所有“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产物了。美学“因素”是那只小指，是最小的那一只，却丝毫不惹人爱怜的。在生物学中，活力论是同一类型的拜物思想，它只提出世界过程的单零方面，不了解其内部的关系。对于这种超社会的、绝对的道德或美学，或对于那种超物理学的绝对的“生活力”，所差的只是一个造物主而已。无始无终的“诸因素”，那些独立的因素的多样性，仅不过是蒙上假面的多神论吧了。正好像康德的唯心论从历史见地看代表着将基督教义改写成唯理论哲学语言的一种翻译，各式各样唯心主义的形式化，无论公开或秘密进行，都会走到一位上帝，作为一切原因之原因。和一打唯心哲学的次等绝对体所组成的寡头统治相比，一个单一的人格化的造物主倒常常是秩序安定的成分。在这里，存在着形式主义派否定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家否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那个更深刻的关联。形式主义学派代表着应用于艺术问题上的一个流产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表明出一种迅速成熟的宗教性。他们是圣约翰的门徒。他们相信“一开头是语言”[158]。但我们却相信一开头是行为。语言是跟着行为来的，有如它发声的影子。[151]“奥得赛”（Odyssey），古希腊伟大的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152]Mecaenas，古罗马的政治家，以保护文学艺术出名，诗人弗吉尔等均曾受他保护。[153]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Onegin），普希金所作的叙事诗。[154]CountG.Orlov（1734－1783），俄皇卡捷琳娜大帝的情夫。[155]KatherineTheGreat（1729－1796）即卡捷琳娜二世，俄女皇，以实行专制及将西欧艺术思想输入俄国，闻名于世。[156]Odessa，俄国黑海边的一个城市，托洛茨基幼年便是在这里受教育的。[157]CologneCathedral，科隆为普鲁士莱茵河畔的古城，城中大教堂为哥特式建筑中最著名者。作者在此处所提出的问题详细发挥于第六章中，可参阅。[158]这句话，中译圣经（见“约翰福音”）意译为“太初有道”。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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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未来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
第四章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的波希米亚来源——与过去决裂——俄国未来主义的组合成分——马雅可夫斯基与革命——未来主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一环。
未来主义是发生在欧洲的一种现象。不管俄国形式主义派的说法如何，这个未来主义却并不自限于艺术范围以内，而且一开始，特别在意大利，它便和政治与社会事件联结起来——这是有趣的。
未来派乃是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页直至世界大战的那段历史发展在艺术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二十年无与伦比的经济繁荣，它破坏了关于财富与权力的旧观念，确立了可能和不可能的新标准与新尺度，并且鼓动人去从事新的开拓。
同时，社会运动则正式地按照了昨天的陈规，机械而自动地进行着。武装和平，不时进行的外交补缀，空洞的议会制度，以安全活塞与制动机为基础的对内对外政治，所有这一切，当空气中充满了累积的电气之时，便重重地压抑着诗，揭出了行将来临的大爆炸的信号。未来派便是所有这些在艺术中的“预兆”。
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它在历史上重复了不止一次的，那便是：凡在精神文化上没有达到什么特殊程度的落后国家，它们的意识形态却更光辉与更强烈地反映了先进国家的成就。就像，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思想反映了英国的经济成就与法国的政治成就。同样情形：未来主义获得它最漂亮表现的地方，不是美国，不是德国，而是意大利与俄罗斯。
除了建筑术之外，艺术之依存技术，只有在最后分析中才是的，即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中才说得通：技术乃一切文化上层建筑的基础。艺术，特别是语文艺术，对物质技术的实际依存是微不足道的。一首歌唱摩天大厦的诗，歌唱飞船与潜水艇的诗，能够由一位诗人在俄罗斯某省僻远的角落里用一段破残的铅笔写在一张变黄的纸上。为的要燃烧起该省诗人的辉煌的想象，只要在美国有了摩天大厦，飞船与潜艇就够。人类的语言文字是一切对象中最能让人携带的。
未来主义起源于资产阶级艺术的一个漩涡中，也不能有不同的起源。它那狂热的反对派的性质，丝毫不和它的起源相矛盾。
知识分子的成分是极端复杂的。同时，每一个被认可了的艺术派别却是报酬优厚的学派。这个派别以一些（中国清朝）戴小顶子的官僚似的人物做领袖。彷佛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这些艺术官僚总是把各自学派的方法发展到了极度精致，同时又竭尽了弹药的补给。等到客观上发生了变化，例如发生政治变更或社会风暴，那便激起了文学上的波希米亚风，激起了年青人，激起了正处于战斗年龄的天才们，他们咒诅那个吃饱了的与庸俗的资产阶级文化，暗地里却给自己梦想几粒小顶子，而且如果可能，还希望是镀金顶子哩。
当有些研究家给早期未来派的社会性质下定义的时候，把未来派强烈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与艺术这一点，看成有决定性意义，那他们简直就没有很好知道文学流派的历史。法国和德国的浪漫派常常用刻毒口吻谈到资产阶级道德与庸人俗子的生活。不但此也，他们还留起长头发，脸抹青色，卖弄风情哩，而且，为的要彻底羞辱一下资产阶级之故，戈蒂哀[124]穿上了那件哄动一时的红背心。未来派穿着的那件女式黄衬衫，无疑是那件浪漫派红背心的侄孙女，未来派的爸爸妈妈们曾经受过那件背心惊吓的。大家知道，浪漫主义用长头发和红背心所作的叛逆式的抗议，不曾引起任何乱子，资产阶级舆论安全地接纳了这批浪漫主义先生们，将他们的文字收进学校教科书中，尊之为典范之作。
将意大利未来派的活力充沛及其对革命的同情，与资产阶级的“颓废”性质对立起来，那是极度天真的看法。你不应该将资产阶级设想成一只衰迈的老猫。不，帝国主义这只野兽是勇猛而柔轫的，还生得有利爪呢。难道一九一四年战争的教训已经遗忘了吗？为了战争，资产阶级曾经广泛地利用了一些感情与情绪，而这些感情与情绪若依其本质来说，原是可以酝酿叛乱的。在法国，人们把战争描写成大革命工作之最后完成。交战中的资产阶级岂不曾实际在别的国家里安排革命吗？在意大利，那些赞成参战的人原是“革命者”，即他们是共和派，共济会派，社会沙文主义者与未来派。最后，意大利法西斯党之走上政权，不是应用了“革命”方法，使群众，使暴徒与数百万民众行动起来，煅炼他们，武装他们的吗？意大利未来主义之与法西斯主义合流，并非偶然，也非由于误解。这是完全符合于因果律的。
俄国未来主义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诞生的。这社会业已通过了反拉斯普丁[125]斗争的预备班，正在准备一九一七年的二月民主革命。这情形给了我们的未来主义以某种好处。它捕捉到了运动、行动、进攻与破坏的节奏，虽然这些都还是模糊不清的。这个派别为自己争取文坛一席地而作的斗争，进行得比它以前的几个派别更尖锐、更坚决、也更喧嚣，这是它的积极的情绪和观点使然的。年青的未来派固然不曾跑进工厂去，但他在咖啡馆里大声喧嚷，在音乐坛上敲台拍桌，他穿上了宽松的黄衬衣，涂抹了面颊，并且挥舞拳头，虚声恫吓。
工人革命在俄罗斯爆发的时候，未来主义还不曾来得及解脱它孩子气的习惯，未曾除下它宽松的黄衬衫，还带着它过分的冲动。而且那时候它尚未被官方认可，即尚未变成为风格上能被接受、政治上不足为害的一个艺术派别。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时，未来主义尚处于受迫害者的阶段。光是这个事实就将未来主义推向了生活的新主人，这特别又因为未来主义的哲学更易于和革命接触与接近，即因为它对旧事物的价值缺少尊敬，自身具有机动力。不过未来主义将它社会根源的诸特性，即资产阶级波希米亚式的诸风格，带进了它发展的新阶段。
在文学的先锋队中，未来主义与今天任何其它文学派别一样，也是过去诗艺的产物。如果说未来主义给艺术解除了资产阶级文坛的千年旧缚，那是把过去的几千年估价太低了。未来派的号召：同过去决裂，打倒普希金，取消传统等等，只当他们对那个旧派的文学阶层，对那个闭关自守的知识分子圈叫喊之时，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只当未来派忙于割断那将他们联系于资产阶级文学传统的诸僧侣的带子之时，才有意义。
但当他们把这个号召向无产阶级叫喊时，就立刻显出毫无意义了。工人阶级不需要，也不能够与文学传统破裂，因为工人阶级并不受这样一个传统的支配。工人阶级不知道旧文学，他们还得去亲近这种文学，还得去精通普希金[126]，吸收他，然后克服他。未来派的同过去决裂，毕竟不过是知识分子固封世界中的一场风暴吧了，这些知识分子是在普希金，费特[127]，丘特切夫[128]，勃留索夫[129]，巴尔蒙特[130]与勃洛克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消极的，其所以消极之故，不在于他们犯上了迷信地崇拜过去形式这个毛病，而是因为他们的灵魂中没有东西要求新的形式。他们干脆就是无话可说。他们用略为新一点的字眼重复歌唱着旧的感情。未来派将这班人推开是干得好的。但若从“推开”这个行为中做出关于发展的普遍法则，那就不必要了。
波希米亚式的虚无主义存在于未来派对过去的夸大的否定中，这不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生活于传统中的，可是我们不曾因此而不成其为革命者。甚至当我们的第一次革命之前，我们即曾详尽地研究了与体会了巴黎公社的传统。然后又增加了一九○五年的传统，我们以此滋养了自己，并以此准备了第二次革命。再往上回溯得远些，我们把巴黎公社与一八四八年的六月事件[131]相联系，又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在理论范围内，我们通过马克思，在黑格尔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上打下我们的基础。我们是受了教育的，我们在一个与过去发生有机联系的时代中投入了战斗，我们生活于革命的传统之上。我们看见过不止一个的文学派别诞生出来，它们对“资产阶级文坛”宣布无情的战争，而且将我们看作不很彻底。正好像吹动的风时常要回到它自己的圈子上来一样，这些文学革命家与传统破坏者总找得着走向学士院的路。在知识分子（包括其文学上的左翼在内）看来，十月革命乃是他们那个熟知世界的完全破坏，正是这个世界，他们有时为了要创立新的学派而和它决裂，但终于又总是回到它那里去的。我们的看法则相反，十月革命乃是一个熟悉的，被我们内心消化了的传统的体现。离开了那个理论上被我们否定的与实践上被我们毁坏了的世界，我们进入一个早已为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无论作为传统与作为想象境界都为我们所熟悉的。这里便存在着政治革命家共产主义者与文学形式革新家未来派所代表的两种心理型态的矛盾。这乃是他们之间发生误解的源由。毛病不在于未来派“否定”了知识分子的传统。相反，乃在于他们不自觉为革命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是稳步踏进革命的，而未来派则是一个觔斗栽进革命的。
但情形绝非无望。未来主义不愿意回到“它的圈子”里去，因为这些圈子不再存在了。而此一并非不重要的情势给了未来主义以再生的可能，使它能够不以决定一切的主流资格，而以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的资格，进入新艺术中去。
俄国未来主义是由几个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相互独立，且常彼此矛盾：一些颇具古风的语言学的句法和臆测（以赫列勃尼科夫[132]及克鲁乔内赫[133]为代表），这无论如何是在诗的范围之外的；一种诗学，即关于造字方法的学说；一种艺术哲学，事实上是两套完整的哲学，一套是形式主义的（以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为代表），另一套是更加带点马克思主义的（例如阿瓦托夫（Arvatov）与邱石克（Chuzhak）等人）；最后一个成分便是诗的本身，那现有的作品。我们不把他们文学上的傲慢态度算成一个独立成分，因为它一般是和这些基本成分之一混和在一起的。当克鲁乔内赫说“狄尔，勃尔，乞尔”这些无意义的音节，比普希金的全部作品含有更多的诗（或诸如此类）的时候，那是介乎语言诗学与坏礼貌的傲僈之间的某种说法。若以较为清醒的形式来表达，克鲁乔内赫的意思也许是这样的：在“狄尔，勃尔，乞尔”这个调门上进行的韵文配乐法，比之于普希金的配乐法，会更适合于俄语的结构及音响的精神，因为普希金的诗是无意中受了法国语影响的。不管这个意见是否正确，而“狄尔，勃尔，乞尔”显然不是从未来派的一篇诗作中选引来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无从比较起。也许，有人依照这种音乐上与语言学上的调门，会写出比普希金更伟大的诗来吧。但我们只能俟诸异日了。
赫列勃尼科夫与克鲁乔内赫二人所用文字的某些形式也是出于诗的范围以外的。它们是一种性质可疑的语言学，部分也是诗学，可不是诗。绝无疑问：语言是有生命的，而且发展着，它从内部创造新字，废弃那些过时的。但语言做这个创新废旧工作是极度小心与极有分寸的，它依照着最严格的需要。每一个新的大时代都给语言以推动力。它匆忙地吸收了大量新造出来的字，然后以它自己的方式将它们重新登记，剔去所有那些不必要的与不合适的。赫列勃尼科夫或克鲁乔内赫从现有的字根上创造出十个或一百个新字，可能有某种语言学的兴趣。他们也许能在某种虽很不足道的程度内，促进活语言甚至诗语言的发展，并且预示出将来到了某个时期，语言的进化会比较更多地受我们有意识的指导。不过这桩工作本身，对艺术说只具有辅助性质，它出乎诗的范围之外。
我们不需要对超理性诗的声音作诚心的赞美，这种诗好像那声乐音阶及其练习，它对学生也许有用，可完全不适于上台表演。无论如何，以“超理性”的练习来代替诗将会窒死诗。不过未来主义不会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马雅可夫斯基无疑是一位诗人，他却一般地从标准字典中选取字眼，很少应用赫列勃尼科夫与克鲁乔内赫的新字；随着时间的继续前进，马雅可夫斯基越来越少应用那些勉强造出的字形与新字了。
“烈夫”[134]派中诸位理论家所提出的一些大问题：关于艺术与机器工业；关于艺术不是要装饰生活而是要形成生活；关于有意识地影响语言的发展与有系统地造字；关于生物机械学（它使人类活动在最大的合理性中，因而也是在最大的美中接受教育）——所有这些问题，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观点来看，都是极端重要与有趣的。
不幸“烈夫”派在这些问题上都涂抹了乌托邦宗派主义的色彩。即使当他们在艺术和人生方面正确地标志出了总的发展方向之时，“烈夫”的理论家们预先规定了历史，把他们的计划和药方和现实对立起来。这样，他们便没有了通向未来的桥梁。他们使人想起无政府主义者，后者预言将来没有政府；用他们的计划和政治、国会以及其它的一些现实对立；依照他们的幻想，目前那只国家组织的舟楫，自必立即抛弃。因此，实际上，他们是在尚未摆脱尾巴之前，即把鼻子埋在地下了。马雅可夫斯基用了复杂的与押韵的诗句，证明出音节和声韵的浮浅，并且预约要写出一些数学公式（来代替），虽然要写这类东西我们已经有了数学家了。当那位热情的实验家，梅耶荷尔特[135]，这位舞台上的狂暴的别林斯基，在舞台上创造了一些半合节奏的动作，教给那些念不好对白的演员们，称之为生物机械学（Bio-mechanics），这时候，那个结果是流产的。有些东西，只能当作未来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才能有所发展的，如今却将它从未来中撕裂出来，急不及待地要在目前的贫乏中，在冰冷的脚灯之前，作部分预示性的实现，那只能予人以外省的艺术玩票风的印象。可是对于新的艺术，再没有比乡曲之见与玩票作风更为有害的了。
新的建筑术将由两半合成：新的建筑任务与应用新旧材料的新的技术方法。新任务将不是建筑一座庙宇，一个堡垒，或一幢私人的大厦，而要建筑人民之宅，群众旅馆，平民屋，社团大厦，或规模宏大的校舍。建筑材料以及应用它们的方法，将由当时，即当建筑术己能解决其任务之时的国家经济情况来决定。把建筑术的结构从未来分割出来，那只是任意行为，机巧的与个别性的。可是新的风格却不能与个别的任意想法相调和。“烈夫”的作家们自己就正确地指出了一种新风格将在这种地方发展，那里机器工业是为非个人的消费者生产物品的。电话机是新风格的一个例。睡车车厢，地底火车的阶梯与车站，升降机，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新风格的成分，正像铁桥，上盖小菜场，摩天楼与起重机是新风格的成分一样。由此可见，离开了实际任务与解决此任务的坚定工作，人就不能创造出新的建筑风格。想从无产阶级的本性，从它的集体主义，积极态度，无神论等等，用演绎方法，拚命想出这样一种风格来，那是最纯粹的唯心论，除了其人那个自我的精巧表现，一个任意想出来的寓言，以及那个古老的外省艺术玩票作风之外，它不会给我们任何东西。
“烈夫”——至少是它的几个理论家——的错误，以最概括的形式呈现在我们之前的，乃当他们为使艺术与人生相结合而提出最后通牒之时。这都是毋须争论的：将艺术和其它方面的社会生活分离乃是社会分成阶级的结果；艺术的自满自足性质不过是艺术成了特权阶级所有物这个事实的反面：将来艺术的进化应当遵循日益与生活相结合的路，也就是说，应当遵循与生产，节庆及集体的合群生活日益结合的道路。“烈夫”懂得这一点并加以阐明，当是好事。但当他们在目前艺术的基础上提出时限短促的最后通牒，当他们说：离开你们的“车床”，跟生活结合起来，那就不好了。换句话说，诗人、画家、雕刻家、演员，一定要停止诗的构思和写作、停止画画、停止雕刻、停止在舞台脚灯前面演出，而必须带上他们的艺术，直接跑进生活中去。可是如何，在何处，并经由哪一些门道进入呢？当然，任何想把尽可能多的节奏、声音与彩色带入公众节日、大会与游行队伍中去的企图，都值得称赞。但我们至少得有点历史眼光，以便懂得在我们目前经济与文化的贫乏和艺术与人生合而为一的时代之间，这就是说，从目前起直到生活已发展到完全由艺术来定形的时代，还得经历好几个辈代。不论为好为歹，“车床式”的艺术总还须存在好多年的，且将成为群众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工具，成为他们美术享受的工具，这不但对绘画艺术说是如此，便是对抒情诗、小说、喜剧、悲剧、雕刻与交响乐说都是如此。人们因为反对近数十年来默想的，与印象主义的资产阶级艺术之故，便排斥那作为描绘知识与赋知识以形象的一种手段的艺术，那是从建设新社会的那个阶级手中，夺去了最重要的武器。据说，艺术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个锤子：它不是反映的，而是造形的。可是在目前，即使是学习如何使用锤子，也还得藉助于镜子，藉助于一卷敏感的照相底片，它能把锤子的全部动作都记录下来。照相与活动影片，由于其描绘的消极准确性，已成为劳动范围中重要的教育工具。如果人们在剃须那样的小事上尚且不能不有镜子，那末当他们改造自己或自己的生活时，又怎能不从文学那面“镜子”中看到自己？自然，谁都没有谈到一面恰如其实的镜子。甚至没有人想要求新文学具有镜子似的无动于衷。文学越深刻，它越是感受着为生活造形的愿望，那它便能更有意义与更有活力地“描写”生活。
“否定经验”，即否定文学中与舞台上的个人的心理体会，是什么意思？这是以前有过并长期残存着的一种抗议，知识分子的左翼曾经提出来反对契诃夫一派的消极现实主义，反对梦想的象征主义的。如果“万尼亚舅舅”[136]的经验已经失去了一点新鲜味——事实上确已有点失去的——那末同样真实的是，万尼亚舅舅不是唯一有内心生活的人。然则，循什么途径，凭什么理由与用什么名义，艺术可以背向现代人的内心生活呢？这种人是要建设一个新的外在世界，并因以改造自身的。如果艺术不将帮助新人教育自己、强健自己与琢磨自己，那艺术到底所为何来？如果它不深入内心生活，再造内心生活，又怎能去组织这种生活？在这里，未来主义只不过重复了现已非常过时的它自己的ABC。
关于陈旧刻板生活方面，亦可以说同样的话。未来主义的兴起乃是对那些从生活上吸取油水的小现实主义者艺术的一种抗议。在律师、学生、一味恋爱的贵妇人、区政府文员的停滞的小世界中，在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悲欢的小世界中，文学被窒息了，变得愚蠢了。但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反对人家从生活中吸取油水，进而将文学从人生的境况和形式分开？如果未来派对肤浅的现实主义提出抗议有其历史的正当理由的话，那只因为它留下了余地，让新艺术将生活进行再创造，让艺术在新的枢轴上进行破坏与再建工作。
“烈夫”一方面否定艺术描绘生活的使命，另方面却指勃利克[137]的“不同道者”为散文之典范。这是一篇怎样的作品呢？它不正是一篇生活描写，而且还采取了几乎是共产主义“交易所报”[138]上的风格的吗？毛病不在于这个事实，即文章里的共产主义者被描写为甜如糖、坚如钢；而在于另一事实中，即在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庸俗环境之间，并没有一寸之遥的透视距离。但艺术要能将其（客观对象）加以转变与反映，艺术家与生活之间，正好像革命家和政治现实之间一样，就必须有个大距离。
“烈夫”在回答人家对它的批评时（这常是辱骂多于说理的），有一个论点被着重指出，即“烈夫”仍在不断探索中。无疑，“烈夫”所探索的比它所已探获者为多。但这还不是一个足够理由，说明党为什么不能做人家固执地要求它做的事情，即不能将“烈夫”或甚至其中的某一翼，勅封为“共产主义艺术”。不能“勅封”尚在探索的事情，正犹之乎我们不能将未曾实现的新发明去武装一支军队。
但这里的意思是否说，“烈夫”绝对地走在错路上，所以我们不能和它打任何交道呢？不，没有这个意思。情形并非这样：彷佛党已经有了明确的与固定的对未来艺术问题的意见，而某一团体却对这些意见怠工。情形完全不是如此。关于作诗法，关于剧场进化，关于文学语言的革新以及建筑风格等等，党没有也不能有现成的决定：这正好似在别的方面，关于施肥的最佳方式、关于运输的最正确组织、以及关于最完美的机关鎗，党没有与不能有现成的决定一样。但在机关鎗、运输与施肥方面，实际决定却立即需要的。那末党怎么办呢？它把任务交给某几个党员，要他们考虑并精通这些问题，然后党再从他们成就的实际结果来考核这些党员。在艺术园地内，这问题是比较简单些，也比较复杂些。如果问题只牵涉到艺术的政治应用，或不许我们的敌人利用艺术来达到政治目的，那末党是有充分的经验、明察、坚决与力量的。可是艺术的实际发展及其为新形式而作的斗争，却不是党的任务的一部分，亦非它所关心的事。党不派出任何代表来干这样的工作。同时，在艺术、政治、技术与经济的种种问题之间，存在着某一个接触点。此等问题的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需要有这个接触点。这是“烈夫”派所关心的事情。这一派玩弄诡计，投身这一边或那一边，而且——愿他们别为我这句话生气——在理论上吹了许多牛皮。可是我们在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是也吹着牛吗？其次，我们不是试着郑重地改正理论看法上的错误，或改正实际工作上偏颇的热忱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烈夫”派是严肃地努力为社会主义利益而工作的，他们对艺术问题有深厚的兴趣，他们想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规范的指导。然则，他们为什么用一种与人决裂开始，而不以影响人与吸收人的努力为工作的开端呢？问题是绝非如此迫不及待的。党有大量时间去做考验、谨慎影响与淘汰的工作。难道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熟练手，于是可以随便浪费了吗？不过，归根结蒂，问题的重心不在新艺术各个问题之理论的阐明，而在于其诗的表现。关于未来主义的艺术表现，它的暗中摸索及其成就，情形到底怎样了？在这里是更少理由来仓卒从事与不事宽容的。
今天，人们难于完全否定未来派在艺术上，特别在诗中的成就。除了少数例外，所有我们的现代诗都直接间接受了未来主义的影响。马雅可夫斯基对整批无产阶级诗人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构成主义[139]也有了重大的收获，虽然这些成功完全不在它自己规定的方向之内。在构成派手编的报章杂志里，不断登载着论未来主义十足无用及其反革命性质的文章。在最正式的出版物中，未来派的诗时常与给未来主义算最破灭性总帐的文字，发表在一起。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40]与未来派是用活的带子联结着的。“高恩”[141]杂志如今是以很明显的未来主义精神编辑着。诚然，夸大这些事实的意义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们的发生，跟我们最大多数艺术团体中发生的事情一样，只限于上层的、在目前还很浮面的一个阶层中，它们与劳动大众之间的联系很是微弱。但若对这些事实闭上眼睛，将未来主义看成为颓废知识分子[142]的一个大言不惭的发明，那是愚蠢的。即使明天会揭露出未来主义力量正在衰落这个事实——我不以为这种事情很不可能——但今天，无论如何，未来主义的力量总是大于所有别的流派；它正侵吞着别派地盘而扩张自己的势力。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俄国未来主义的起始发源乃在于波希米亚式文人的反叛，这就是，知识分子中半赤贫化的左翼，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闭关的与等级式的美学所实行的反抗。通过这个诗的反抗的外层，我们可以感觉到深刻的社会力量，而这些力量，未来主义自己却是不很了解的。反对诗的老字汇与老句法的斗争，虽然进行中带有波希米亚式的一切夸张过火；但这是一种进步的反抗，因为它所反对的那种字汇是凭一种眼光加以人为的束缚与选择的，其目的在于保证诗不让任何外加的事物所扰；这是对印象主义的一种反抗，因为它只通过一支麦管来啜取人生；这是对象征主义的反抗，因为它在天堂式的空洞中变得虚伪了；这是对齐娜也达·赫此乌斯及其一类的反抗，也是对自由神秘知识分子小世界中其它一切榨干了的柠檬与地上拣起来的鸡骨头的反抗。如果我们把业已过去的那个时期加以仔细观察，我们就不能不体会到未来派在语言学范围中所做的工作是多么地重大与进步。不去夸大此一语言“革命”的规模，我们却必须看到未来主义已经把许多用烂了的语句排斥于诗之外，使诗的字句再度血气充沛，而在少数情形中，还愉快地创造了新字新句，它们已经进入了，或者正在进入诗的字汇，而这是能够丰富活语言的。这还不仅在各别的单字方面，而且在一个字在其它字中的位置方面，即在句法上，未来派也有了贡献。不论在字的结合或字的组成范围内，未来主义确实已多少踰越了一种活的语言所能保持的界限。虽然，同样事情也发生于革命中，因为这是每一个活的运动的“罪过”。革命，特别是它那自觉的先锋队，固然比未来派表示出有更大的自我批评力，但是为此，革命也遭到了更多的外来抗拒，而且我们可以希望，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抗拒。肤浅浮面的东西是会没落消灭的，而且确实在没落消灭了；可是在诗的语言中所已完成的基本上起了净化作用的与真正革命的工作都会存续下去。
未来主义在节奏和音韵方面的进步的与创造性的工作，我们也不能不加以承认和珍视。那些漠不关心的人与那些容忍节奏和韵律只因它们为祖先所传之故的人，看见了未来派的一切新玩意见大概会当作一种耗费心思的讨厌事情吧。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到底节奏和音韵是否必要？非常古怪的是：马雅可夫斯基自己为要证明节奏并非为诗所必需起见，时常写些节奏很复杂的诗句。从纯理论的观点来看这问题，那就消灭了这个艺术形式的问题。我们决不可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这个问题，因为理性是不会越出形式逻辑之外的；我们要用整个的心，（它包含着那些只要是有生命的、哪怕是不合理的事物在内，）来判断这个问题。诗不是理智的而是情感的东西，而人类的心理，吸收了生物生理上的节奏，吸收了与集体工作有关的节奏与节奏组合之后，就设法要在声音、歌唱与艺术性文字中将这些节奏表现成一种理想形态。只要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与生命同在的，那末未来派那种更有伸缩性、更勇敢与更多采的节奏与音韵，自然代表着一种更确实与更可贵的收获。而这个收获早已在纯粹未来主义的各派以外也发生了影响。
在诗的配乐法中，未来派的成功实在无可争辩。人们决不可忘记一个字的声音乃是其意义的声乐上的伴奏。如果未来派犯了错误，（他们仍在犯错误，因为他们对声音具有几乎是古怪的偏好，同时却拼命反对意义，）那只是“左派幼稚病”的热情，这种热情自应当作一个新诗派的狂想而加以抛弃——这个新诗派在新的方式中，以新的耳朵，听出了与惯常的婉转读法相反的字的声音。今天工人阶级中的最大多数，对这些问题当然不感兴趣。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大部分是太忙了，忙于别的更迫切的任务，以致无暇及此。但是我们将会有明天的。明天将要求我们对于语言，对于这项文化的基本工具，采取更注意与更准确的态度，采取更精通与更艺术的态度。这不但对韵文语言要如此，就是对散文语言，特别是对散文语言，也要如此。一个字，永远不会精确地表达出它被用于每一场合时的全部具体意义。另一方面，一个字具有读音与外形，不仅让我们耳闻目见，而且进入到我们的逻辑与想象中。小心选取用字可以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精确。但要做到这一点，则字的选择必须从各方面，也要从听觉方面来加以衡量，同时各个字又必须是以最考虑周详的方式安排了的。否则便不能收得这个效果。这里应用不经心的方法是不行的：必须应用测微（Micro-metric）工具。常规俗套、传统、习惯与粗疏都得让位给深思熟虑的与有系统的工作。未来主义，就其最好的方面说，乃是对于不经心作风的一种反抗，此种作风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文学派别，而且在每一方面它都有强有力的代表。
高尔洛夫（Gorlov）那本未出版的书，据我的意见，它不正确地溯述了未来主义的国际根源，它破坏了一个历史的展望，且将未来主义与无产阶级诗等量齐观了。但它很用心与很有分量地总结了未来主义在艺术与形式上的成就。高尔洛夫正确地指出在（诗文）形式上的未来主义革命，是从对旧美学的反抗中生长出来的，它在理论的平面上反映出人们对那产生旧美学的停滞的发臭生活的反抗。高尔洛夫又指出，这就在该派最伟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身上，以及在他最亲近的朋友身上，造成了一种对那个社会制度的反抗，这个制度是产生了那种废物式的生活及其废物式的美学的。这便是那些诗人有机地与十月革命相结合的原因。高尔洛夫那个大致的描述是正确的，但须说得更准确些与切实些。诚然，新字、新词、新的节奏与新的音韵是必要的，因为未来主义在其对世界的感觉中，将事件与事实重新安排了，并且给自己确立了，也就是说，发现了那些事件与事实之间的新关系。
未来主义反对神秘主义，反对将自然作消极的神化，反对贵族式的、与其它任何方式的懒惰，反对做梦，反对悲哀流泪——它赞成技术，赞成科学组织，赞成机器、计划、意志力、勇气、快速、精确，并且赞成了具备所有这些条件的新的人。美学“反抗”和道德反抗与社会反抗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二者都完全与充分地进入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经验里面去，那是左倾的，有创造性的不羁之士，他们积极、新颖、年青、桀傲不驯。由于厌恶旧生活的局限与庸俗，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来当作逃避之路，而这样一来，那厌恶也就消灭了。在不同的情势结合中，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我们看见过知识分子的厌恶形成了不止一个的新风格。可是其结果总是这样的。这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在未来主义成长的某一阶段上抓住了它，并推之前进。未来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了。正是由于这个事实，他们走进了一个境界，其中的问题和关系都是更为深刻的，远远超出了他们小世界的界线，这些在他们的灵魂中是不甚有机地捉摸过的。正为此故，未来派，甚至连马雅可夫斯基在内，一到他们以共产主义者资格出场时，艺术性方面总是最弱的。这个结果较多由于他们精神上的经历，较少由于他们的社会来源。未来派诗人们还不曾很好把握共产主义观点及其世界观的成分，以致不足以在语文中替这些成分找到有血有肉的表现；这些成分，亦可以说，不曾进入诗人们的血液中去。正为此故，他们常常遭遇到艺术上与心理学上的挫败，卖弄夸张形式，并且一无所为地大叫大嚷。在其最革命的与最勉强作成的作品中，未来主义就变成了格式化。不过青年诗人培席明斯基[143]——他受马雅可夫斯基的极大影响——却给了共产主义观点以真正的艺术表现：原因是，培席明斯基不是先成功了诗人才走到共产主义去，而是在共产主义中完成其精神诞生的。
能够这样加以辩诘，而且已辩诘过不止一次了的，那是说：甚至无产阶级的学说与纲领都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的成员做成的。这儿是有一个大不同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说与历史哲学学说乃由客观的知识所构成。如果剩余价值学说的始创者不是学问渊博的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而是那个生活和思想都非常俭啬、具有敏锐如刀锋的心智的家具工人倍倍尔[144]，那么他一定会在一本远较易懂、简单与片面的书中，说明了这个学说的吧。“资本论”中思想、论据、形象与引文之丰富多釆，当然透露着这本大书的“知识分子”背景。但因这里的问题是有关乎客观知识的，所以“资本论”的本质一传到倍倍尔以及其它千百万无产者的心中，便成了他们自己的财富了。在诗的范围中，我们所涉及的，是在形象中触知世界的那种过程，并非以科学方法去认识世界的那种过程。因此，生活、个人环境、个人经验的循环，对艺术创造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世界的感触是一个人从孩提时候起就开始吸取的，所以要将这个感觉改造，乃是一件最困难的内心工作。并非每个人都能改造他的感情世界的。因此世间有许多人思想上像革命家而感情上像伧夫俗子。也因此，我们在未来派诗中，甚至在完全呈献给革命的那部分诗中，感觉到一种波希米亚精神更多于无产阶级精神的革命主义。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大才，或者，依勃洛克对他的说法，是一位巨才。他有本事把我们周围见过许多次的事物，用一种方法表达出来，使我们看上去彷佛是新的。他的调字遣词，有如一位大胆的匠人，不理他的手艺是否讨人欢喜，而一意按照他自己的法则工作。他独创的许多形象，字句与表现法早已进入了文学，它们如果不在文苑里永生的话，也必将存留一个长时期的。他有其独自的结构，独自的形象，独自的节奏与独自的韵律。
马雅可夫斯基的艺术计划几乎时常是重要的，有时则是宏大的。诗人将战争与革命，天堂与地狱收入他诗的范围。马雅可夫斯基敌视神秘主义，敌视各式各样的伪善与人对人的剥削；他的同情完全放在斗争着的无产阶级一边。他不想做艺术的牧师，至少不想做有原则的牧师，相反，他完全准备将他的艺术为革命服务。
但即使在这个大才身上，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在马雅可夫斯基的整个创造性的人格中，缺少着它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必要关系；缺少着平衡，甚至没有一种活动的平衡。凡是需要有比例感与自我批评能力的地方，马雅可夫斯基总就暴露了他的最大弱点。
马雅可夫斯基之接受革命，较之于其它任何一个俄国诗人，都更为自然，因为革命符合于诗人的整个发展。有好多条道路将知识分子引向革命（并非所有道路都达到目的地）——因此，对马雅可夫斯基走近革命的那条路线，加以确定，并更准确地予以估价是重要的事。有乡村派知识分子的道路，也有古怪“同路人”（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他们了）的道路，有寻求较高“音乐”的神秘派（A·勃洛克）的道路，有“路标改变派”的道路，有仅仅与革命和解了的人（什卡普斯卡娅，夏金娘）的道路，又有唯理主义者与折衷派（勃留索夫，高罗杰次基以及又是那位夏金娘）的道路。此外还有好多道路，不能尽举。马雅可夫斯基走的是最短的快捷方式，那是反叛的、被迫害的波希米亚式文人的道路。对马雅可夫斯基说来，革命乃是一个真正的与深刻的经验，因为它以雷电之势所摧毁的那些事物，正是马雅可夫斯基以其自己方式痛恨过的，尚未与之讲和的那一些。他的力量就在这里。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个人主义，很热烈地注入无产阶级革命中，但不与它混合。他对城巿，对自然，对全世界的那种下意识的感情，不是工人的，而是波希米亚式文人的。“秃头的街灯，它给马路褪下了长统袜。”——光是这一个触目的形象，（这是非常能表示出马雅可夫斯基的特色的，）比一切可能有的议论更点明了诗人的波希米亚的与城市的性质。许多形象的调子，特别是他创作事业前半期中许多形象的粗暴与不害羞的调子，透露了艺术舞场，咖啡馆以及其它种种的太明显的记印。
马雅可夫斯基比较接近于革命的动力性及其坚强的勇气，而与革命英雄行为的群众性，与革命事业及经验的群众性则相去较远。正好像古代希腊人是神人同形论者，天真地以为自然力量是与他自己相似的，我们的这位诗人是一个“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同形论者”，他将一己的人格，注满在革命的广场、马路与田野间。不错，极端的两头是会遇合的。一个人的自我普遍化，在某种程度内，可以打破一己个性的局限，并使他从相反的一端走近集体。但这情形只在某一程度内才是真实的。个人主义的与波希米亚式的傲慢——这品性的反面不是那人人不需要的卑屈，而是对事物必须有的那种适度感——贯穿着马雅可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他的作品里时常有高度的激情，但激情后面却不常有力量在。诗人是太一目了然了。他太不赋予事件与事实以独立性了，以致结果是并非革命在和它的障碍作斗争，而是马雅可夫斯基在文字的竞技场里玩体育把戏。有时他固然也造成奇迹，但他时时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只举起了一副中空的假千斤石。
马雅可夫斯基每走一步都要说到他本人，有时用第一人称，有时用第三人称，有时以个人资格，有时将自己融解于全人类。当他想要推举人的时候，便使他变成马雅可夫斯基。他以不拘礼的随便态度对待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事件。这是最叫人难受的，也是他作品中最危险的东西。在他的情形中我们不能说他装高蹻或着厚底靴，这样的支撑物是太可怜了。马雅可夫斯基是：一只脚踏在勃朗峰，另一只脚踏在厄尔布鲁士山[145]上。他的声音盖过了雷响：然则，他随随便便地处理历史，把革命看成老友，又有什么奇怪呢？但这是最危险的，因为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事情上都用上这样巨大标准，都是对厄尔布鲁士山与勃朗峰的天空作那样雷鸣似的叫喊（这是诗人心爱的用字），那末我们人间的事情便消失了比例，便不可能在大事件与小事情之间定出区别。因此，当马雅可夫斯基谈到像恋爱那样的体已事情时，神气就好像是谈到各民族的迁移。为了同样理由，他不能给革命找出不同的字眼来形容。他老是向边放射，这正如每一个炮手所熟知，如此放炮，命中率最低，对炮身的影响最重。
诚然，夸张法在某种限度内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狂暴。但这一点并不能替它在艺术中的大量应用作辩解。要叫喊得比战争和革命更为宏亮是困难的，可是因此而喊破喉咙却很容易。艺术中需有一种适度感，就跟在政治中需有一种现实感一样，未来派的诗，即令是它的最佳之作，有一个主要毛病，就是缺少这个适度感。它业已失去了沙龙里的尺度，却还不曾获得街道上的尺度。但人们是应该去寻出这个尺度来的。如果你在大街上使尽你的声音叫喊，那他会变得嘶嗄、刺耳与破裂，你言语的印象会丧失，你一定要用你天赋的嗓音说话，不要超过你能够发出的音域。但若你懂得怎样利用，你就能将你的声音应用到最大限度。马雅可夫斯基喊得太多，当他只须说的时候，他也是喊。因此，一到真正需要叫喊之时，他的喊声便显得不够响亮了。诗人的激情让叫喊与嘶嗄声所破坏了。
马雅可夫斯基的沉重形象，虽然常是辉煌的，却往往瓦解整体，麻痹行动。诗人显然自觉到这一点：因此他渴望另一个极端，想创造出“数学公式”的语言——与诗最格格不入的语言。这就让人想起那个为形象派与未来派（它开始像我们歌唱农民的形象派了！）所共通的特点，即以形象化为自足的艺术能事这一特点，其根源在我们文化的农村背景。它和福神华西里教堂的关系，比和钢铁桥梁的关系要大得多的。不过，不管做怎样历史的与文化的解释，事实还是这样：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行动。这说法看来彷佛是离奇的，因为未来主义完全建立于行动之上。这里就进入了那无可责难的辩证法了；过多狂乱的形象，结果便是静止。要想我们在艺术性上，甚至在物理性上，感觉到行动，那末这个行动必须要符合于我们的感性机构，符合于我们的感觉节奏。艺术品一定要在形象上、情绪上、故事设计上成走向高潮的手法上，表示出那种逐渐的增长，它一定不可将读者从一头抛掷到另一头，即使你用最巧妙的形象法的拳术来抛掷，也一样不行。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每一个短句，每一个词，每一个形象，都企图成为高潮。因此，整“篇”便没有了高潮。旁观者有这样的感受：他得在各个部分上耗竭力量，整体却在他面前消失了。爬山是困难的，但是值得，在乡间穿田越亩地步行，辛苦的程度不会较差，但所得的快乐则远不如爬山，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里没有高峰；它们的内部是没有纪律的。部份拒绝服从整体。每一个部份都企图独立。每一个部份都发展自己的动力，不考虑整体的利益。因此，它没有整体性或者动力。未来派在他们的作品中尚未发现文字和形象的综合表现法。
“一亿五千万”这首长诗是被当成革命诗的。但是并不然。整个作品，规模是大的。却被未来主义的弱点与缺点所吞没了。作者想把群众的痛苦，群众的英勇，一亿五千万个伊凡们所干的无名氏的革命，写成一篇史诗。作者而且不曾具名。“谁都不是我这首诗的作者。”但这种非个体所有权的办法并不将情势改变。诗是极度个人的与个人主义的。而且是属于不好意义的个人主义。诗篇中包含了太多无目的的艺术上的矫揉造作。其中有这些形象：“在脂肪中游泳的威尔逊”[146]，“在芝加哥，每个居民至少都是将军衔，”“威尔逊狼吞虎咽，脂肪越来越多，他的肚子越来越大，好像层层楼房，”——以及诸如此类。这种形象很简单，很粗俗，但一点也不通俗；至少，它们是不属于目前群众的。一个工人，至少是那个将会阅读马雅可夫斯基诗篇的工人，是看见过威尔逊的相片的。威尔逊是个瘦子，虽然我们颇愿相信他会吞咽足量的蛋白质与脂肪。工人也曾读过辛克莱的小说，他知道芝加哥除了“将军们”之外，还有屠宰工人。这些缺乏目的性的与原始的形象，不管它有怎么响亮的夸张，可是人们总觉得其中有一种好像是大人用以和孩子们谈话的含糊不清的声音。这些形象向我们表露出来的那种单纯性，并非来自整批民众的共通的想象，而是来自一个波希米亚文人的愚蠢。威尔逊有一架梯子，“如果你步行上去，年青时候起步，走到老你很难爬得到顶头。”伊凡向威尔逊前进，举行着“全世界阶级斗争的锦标赛（！），”威尔逊带着“有四个鎗机的手鎗，还有一柄打成七十个利锋的宝剑，”但伊凡却只有“一只手，另外一只手是插在腰带里的。”赤手空拳的伊凡，一手还插入腰带，前去迎战佩带手鎗的反教者，乃是一个古老的俄国主题！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伊利亚·穆罗梅茨[147]吗？或者，这可能是傻子伊凡，他赤脚走向前去迎战那伙狡猾的德国机械师。威尔逊向伊凡砍了一剑，“砍了四俄里……但是突然间，有个人从伤口里爬了出来。”还有诸如此类，同样方式的东西。这是多么不合适呢？尤其是这些原始的民谣与神秘故事，匆忙草率地拿来配合于芝加哥的机器匠与阶级斗争，让人听起来是多么地轻浮？所有这些，用意都要造成硕大无比的印象，可是事实上，它只写成了体育竞技，而且还是一种不明确的体育竞技，一种踢着过大皮球的滑稽戏。“世界阶级斗争的锦标赛！”锦－标－赛！自我批评，你在那里呀？锦标赛是一种节日的壮观，它时常和炎炎大言联在一起的。在这篇诗里，不论字眼或形象都用得不适当。这里不是一亿五千万人的一场真正伟大的斗争，而是一只游戏性的山歌，是一场山歌式马戏院中的锦标赛。这篇游戏文章并非有意做成的，但并不因此而变得轻松些。
那些无的放矢的形象，这就是，那些并未精心思考过的形象，不留一点碎屑地吞没了思想，而且在艺术上与政治上都蹧蹋了思想。伊凡前去和宝剑与手鎗战斗，为什么要把一只手插在腰带里呢？为什么要渺视技术？不错，伊凡是比威尔逊武装得差些。但正因如此，他应该用双手作战。而他如果没有被打倒，那只因为芝加哥除了将军们之外，还有工人在，又因为这些工人中之大部份是反对威尔逊，拥护伊凡的。可是那首诗却不曾指出这一点。当一个原以为丰碑似的形象倒下之后，作者便打倒了形象的本质。
作者匆忙与顺带地，也即是说，没有目的地，将全世界分成为两个阶级：一方面是浮泳在脂油上尔的威尔逊，跟他一起的则有貂皮、獭皮、以及大颗的天上的星星；另一方面是伊凡，跟他一起的是宽大的劳动者穿的布衬衫，以及银河中成百万的星星。“献给貂皮的——是全世界颓废的小诗句；献给布衬衫的，是未来派的铁的篇章。”但是一般说来，虽然那首诗里有富于表现性的辞句与很少几行强烈的聪敏的诗句与漂亮的形象，其实却没有足以奉献给布衬衫的铁的篇章。这是因为作者无才吗？不是的，这是因为没有一个由神经和脑子苦心构成的关于革命的形象，——文字的技巧是应该从属于这个形象的。作者扮演着强者的角色，把一个形象捉住与抛弃，然后再把另一个形象擒过来，掷过去。“我们要结果你，浪漫主义的世界！”马雅可夫斯基吓唬说。这是对的。人们该了结那奥勃洛摩夫[148]的与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卡拉泰也夫[149]的浪漫主义。但是如何去了结呢？“他年迈了——杀了他，把他的脑袋骨拿来做烟灰碟。”
但这种做法是最真实的与最消极的浪漫主义！用头盖骨做成的烟灰碟是不方便与不卫生的。而这种野蛮作风，终究是……毫无意义。由于将头盖骨派作如此反常的用处，诗人是让浪漫主义逮住了；无论如何，他没有苦心构想出他的形象，也没有将那些形象统一起来。“将全世界的财富放进口袋里去！”马雅可夫斯基用这个惯常的调子来谈论社会主义。但是放进口袋之意，即是说像窃贼那样的把赃物放进口袋。当事情正有关乎集体剥夺土地与工厂之时，难道这样的字眼是适当的吗？那是非常不适当的。作者应用了这样庸俗的字眼，为的能让他做社会主义和革命的伙伴。但当他在一亿五千万个伊凡的“肋骨下面”亲昵地戳了几下的时候，却没有让诗人长大到巨硕无伦的规模，而只是把伊凡缩小到一页纸的八分之一了。亲昵随便绝不是内心相知的一种表现，因为这常常只是政治上与道德上马马虎虎的证明。对革命倘若发生了一种内心发展了的联系，那就会排斥亲昵调子，会引起一种德国人称之为“保有距离的激情”。
那首诗里有动人的句子、勇敢的形象与很聪敏的字眼。最后那段“凯旋式的和平安魂曲”，也许是全诗最有力的一部分了。但整篇诗是致命地失败了的，因为缺乏内部的运动。先没有把各个矛盾压缩到一起然后加以解决。这儿是一首关于缺乏运动的革命的诗！那些形象各自独立，互相冲突，彼此跳开。各个形象之间的敌对性并不是历史材料的产物，而是形象与革命的生活哲学之间缺乏内在和谐的结果。不过，当你并非不觉困难地读完了这首长诗之后，你会对自己说：如果作者处理这些材料有个分寸与自我批评，那末这些成分中是能够组成一部杰作的！这些基本缺点也许不应该用马雅可夫斯基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而应该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即：他是在一个孤立的心世界中工作的；再没有比小团体中的生活更反对着自我批评与分寸了。
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作品也缺乏深度，它们不能深深透进事物与关系的本质中去。他的讽刺虽色彩鲜明但是肤浅的。一个漫画家要有大成就，光是精通笔法并不够。他必须澈头澈尾与从里到外熟悉那个他想揭露的世界。萨尔特科夫[150]多么熟悉官僚与贵族呀！一幅近似的讽刺画（可惜我们苏维埃的讽刺画，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近似的）就像是一颗射击牛眼的子弹却相距一指，或甚至相差一发；它几乎要中的了，但仍不曾打中。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是近似的；他那从侧面所做的光鲜的观察没有中的，有时相间一指，有时甚至有一掌之遥。马雅可夫斯基认真以为“发笑”是不需从事物引出，却可以归结成一种形式。在给自己那卷讽刺集写的序文中，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笑的大纲”。当我们阅读这个“大纲”时，如果有点东西引起我们尴尬的微笑，那只是该大纲中绝无可笑之处这个事实。但设有人焉，能比马雅可夫斯基做出更开心的“大纲”，那末由击中目标而引起的大笑与由文字的呵痒所触发的嘻笑之间，仍有其分别在。
马雅可夫斯基已超越其所从出的波希米亚风，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创造成就。但他凭以高升的那枝杠杆却是个人主义的。诗人反抗他生活的环境；反抗他的生活所处的，首先是他的爱情所处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那个从属地位；他痛苦与愤怒地反对夺去了他的所爱者的那些生活中的主人们；他起来号召革命，并且预言革命将会降落到不予马雅可夫斯基的个性以自由发展的那个社会。终究说来，他的那首关于单恋的诗：“穿裤子的云”，在艺术性上说是他最重要的，在创造性上说则是他最勇敢的与最有前途的作品。一首力量如此强劲与形式如此独创的诗，竟是一个年仅二十二或二十三岁的青年所作，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的“战争与和平”，“神秘喜歌剧”与“一亿五千万”就差得多，理由是：马雅可夫斯基写这些诗篇时离开了他个人主义的轨道，企图进入革命的轨道。我们可以为诗人的这些努力企图喝釆，因为一般说，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关于这个”这首诗又回转到私人恋爱的主题上，但比之于“穿裤子的云”却是后退了几步，并非前进了几步。只有更为宽广的体会，更为深刻的艺术的容积，才能帮助他在更高的平面上维持其创造的平衡。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诗人有意识地转上那个新的与主要是社会性的方向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几年间，马雅可夫斯基的技巧无疑已更为熟练，但也更为呆板。在“神秘喜歌剧”与“一亿五千万”两首诗中，一方面有漂亮的句子，另一方面则有致命的失败，这里充满了修辞上与文字上徒逞惊险的走钢索的把戏。在“云”那诗里我们所感到的那种有机性质，那种真诚，以及我们所听到的从内心发出的呼喊声，不再见于后两首诗中了。有人说：“马雅可夫斯基老在重复自己”！另有人说：“马雅可夫斯基已经将自己写尽了”；还有人则恶意地说：“马雅可夫斯基变成官方诗人了”。事情可是这样？我们用不着性急做出悲观的预言。马雅可夫斯基不是一个青年了，但他到底还年轻。不过我们不要对他前途能有的困难闭上眼睛。从“云”诗里好像是活水泉那样喷溅出来的创造的自发性，那是不能再得了。但我们不须为此难过。一个才子当年青时候像喷泉那样奔放的才华，一到较为成熟之时，便代之以自信的精练，它不但表示出文字应用上的精练，而且表现为一种博大宽广的历史的与经验的理解，表现为对于集体的与个人的活力、思想、气质与热情的机构能作深入的了解。这样一种成熟的艺术手腕是与社会的空谈作风，与大声叫喊，与缺乏自尊及令人烦厌的吹嘘不兼容的，也与左手玩弄天才，右手作着文人咖啡馆中的把戏与打着他们的暗号之事不兼容。如果诗人的危机——确有这样的危机的——能因一种既知特殊又知一般的聪明的内省加以解决，那末文学史家将会说“神秘”与“一亿五千万”两诗只是诗人转向创作顶峰去时一段不可避免的与暂时的下坡路。我们由衷地期望马雅可夫斯基将让未来的史家有权做出这样的总结。
当我们折断一只手或一条腿时，骨头、筋络、肌肉、血管、神经与皮肤并非依照一条线折断与破裂的，到后来，它们也不是在同一时候长合与治愈的。同样，当社会生活因革命而折断时，不论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或在其经济结构中，其所发生的过程都不是时间齐一，也不是互相对称的。革命所需的意识形态上的诸前提，形成于革命前；但从革命抽绎出来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结论，却只有在很久以后才出现。谁若用模拟与比较方法来确定未来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同一性，并推演出这样的结论：未来主义乃无产阶级的艺术，那是极度轻率之举，这样的主张必须排斥。但这并非表示我们对未来派的作品采取轻视态度。依我们之见，未来派乃是新的伟大文学在其形成中所必需的几个环节。但在此一文学的进化中，他们将被证明出只是一段重要的插话。要证明这一点，人们得更加具体地与历史地去看这个问题。有人指责未来派的作品高出于群众的了解程度，他们就回答道，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高出于群众的了解程度。这个回答在他们一方面说是对的。当然，群众的文化程度与美学欣赏能力都不够高，他们只能慢慢提高来。但这只是未来主义高出于群众了解程度的诸般原因之一。还有其它原因。无论在方法上与形式上，未来主义都含有那个世界的清楚痕迹，或者更应该这样说，它含有它所由诞生的那个小世界的清楚痕迹；未来主义直到今天，在心理上而非逻辑上，未曾脱离了这个小世界。正好像难于把形式与内容分开一样，人们难于从未来主义身上剥去那件知识分子的袍。如果那件长袍被脱去了的话，未来主义将会发生一次如此深刻的质的改变，竟致于变得不成其为未来主义的。这情形将会发生的，但不在明天。但即令在今天，我们也能确定地说：如果未来主义学会到用自己的双腿站立住，不像革命初期所发生过的事情一样，企图由政府明令宣布它为文学正派，那末未来主义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有用的——用以提高艺术，复兴艺术。艺术的新形式一定要独立地为自己找到一条进入工人阶级前进份子意识中去的道路——当工人阶级本身在文化上提高之时。艺术如果没有一种柔性的同情空气包围着，它便不能生存，不能发展。艺术发展的那个复杂的内部关系的过程，只能遵循这条道路，不能走另外道路。工人阶级的文化增长，对于那些胸中真有东西的革新家们，会予以帮助，并给以影响。一切小团体中都不免发生的那些拘泥作风将会消失，从生命充沛的萌芽中将会产生新鲜形式，以此解决新的艺术任务。这个过程首先将意味着物质文化的积累，繁荣的增加与技术的发展。此外没有别的道路了。我们不能认真地这样想，彷佛历史将简单把未来派的作品用糖渍方法保存起来，且等许多年之后，等到群众已够成熟之时，拿出来欸待群众。这当然成了最道地的“过去主义”了。那样的时候是会来的，虽然不是立即来，劳工群众的文化程度与美学教育将会除去那个创作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罅裂，到那时，艺术将具有不同它今日所有的面貌。在此一艺术的进化中，未来主义将要证明出曾经是必需的一环。难道这个作用很渺小吗？
[124]TheophileGautier（1811－1872），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与批评家，写过“浪漫主义史”。
[125]拉斯普丁（Rasputin），本为西伯利亚农民，教士，狡黠荒淫。在罗曼诺夫皇朝末年，深得沙皇夫妇信任，成为宫廷中最反动一派的中心，结果为尤苏博夫亲王所杀。
[126]A.S.Pushkin（1799－1837），俄国最伟大的诗人。
[127]A.A.Fet（1820－1892），著名的抒情诗人，极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所推崇。
[128]F.I.Tyutchev（1803－1873），思想反动的大斯拉夫主义者，抒情诗人，生前不甚出名，迨十九世纪末，他的诗突为象征派所看重，视为俄国象征派的先驱者，于是诗名大噪。
[129]Briusov见前“同路人”一章的注。
[130]C.D.Balmont（1867－1942），俄国早期象征派诗人。
[131]一八四八年为欧洲普遍发生革命的一年，是年二月，巴黎工人起义，推翻路易·菲立普的第二帝国，但是让政权落在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上。六月，工人再起义，反对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遭加魏雅克将军的残酷镇压。
[132]参阅“导言”的注释。
[133]参阅“导言”的注释。
[134]烈夫（Lef）为“左翼艺术阵线”。
[135]V.Meyerhold，俄国杰出的戏剧革新家，他的见解常与斯丹尼斯拉夫斯基所持者相反。他主张戏剧演出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反对矫揉造作的演技，大清党期间被史大林所迫害。
[136]契诃夫的名剧之一。
[137]O.M.Brick（1888－1945），文学批评家，马雅可夫斯基的好友。
[138]革命前一种半官性质的畅销杂志。
[139]Constructivism，由部分未来派所提出的一种对文学和艺术的看法，这个看法，依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乃是“生产艺术上的非唯美主义化”。这个看法的极端是把艺术消解于技术之中。属于这一派的，作家中有谢尔文斯基与英倍尔等，造型艺术家中有塔脱林。
[140]俄国革命后第一个成立的文学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Prolet-Cult）。它虽出现于革命之前，却普遍成立于一九一八年，以A.A.波格达诺夫为领袖，其中参加有不少未来派人物。这团体的目的在于“创造无产阶级的阶级艺术”。到了一九二○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重心却移转到新组织的一派了，该派出版杂志“打铁铺”，故即以此为派别名称。一九二一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一部份较有写作才能的新旧作家团聚于该年六月创办的“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即所谓“同路人”派。迨一九二二年，又产生了两个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1“青年近卫队”；2“劳动者之春”。它们既不满意“同路人”，又不满意“打铁铺”。他们认为“打铁铺”已成为不关心无产阶级文化战场上诸问题的一些闭关的作家团体了。于是在同年十二月，由“青年近卫队”派组成了“十月”派。由它发动，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召开了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的莫斯科会议，席上组织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这便是后来全苏联作家协会的前身。“十月”派出版的机关杂志就是“在岗位上”（有人音译为“那巴斯图”）。“烈夫”是“左翼艺术阵线”所发行的杂志名，该派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三月。主要成分是过去的未来派人物。他们的重要主张之一是：反对破坏生活的资产阶级文学，为“产生生活的建设文学”而奋斗。
[141]“高恩”（Gorn），俄文意为“熔炉”，乃属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本杂志名。
[142]“十月”派的纲领将未来主义，形象主义，象征主义统统称为“颓废倾向”。
[143]A.Bezimensky（1899－？），无产阶级文学的积极主张者，诗人。
[144]AugustBebel（1848－1913），德国工人运动与第二国际的重要领袖，工人出身。
[145]勃朗峰（MontBlanc），位于意法交界处，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Elbrus）在高加索，欧洲最高的山。
[146]W.Wilson（1856－192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美国总统，俄国十月革命后，曾进行军事干涉。
[147]IlyaMurometz，俄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148]这是旧俄小说家冈察洛夫所作同名小说中的主角。一位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的典型。
[149]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一位农民哲学家。
[150]M.Saltykov（1826－1889），笔名谢特林，俄国有名的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家，作品有“高洛维也夫先生们”等。 |
第三章亚历山大·勃洛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第三章亚历山大·勃洛克勃洛克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勃洛克的象征主义中的前革命时期性质——何以“十二个”不是一首革命的诗——二元论——勃洛克与资产阶级。勃洛克完全属于十月革命以前时期的文学。勃洛克的种种情感激动，不管是倾向于狂暴的神秘主义或倾向于革命，都不是从虚无的空间发生的，而是发生于旧俄文化的，亦即旧俄地主与知识分子的最浓厚的大气中。勃洛克的象征主义乃是这个直接的与可厌的环境的反映。象征是现实的一个概括化了的形象。勃洛克的抒情诗是浪漫的、象征的、神秘的、不定形的与非现实的。不过要有这种抒情诗，先得有具有一定形态与一定关系的很现实的生活。浪漫的象征主义只是对生活的一种游离，所说游离的意思，即等于说从生活的具体性，从它个别的特点以及从它一些固有名字中抽象出来；所以归根结蒂，象征主义乃是将生活加以变化与升华的一种方法。勃洛克那种灿烂的，风起云涌的与变幻莫定的抒情诗反映着一个特定的环境与时代，反映着它的生活状态、它的习俗、它的节奏；但若放在这个时代之外，这些诗便像悬空的云块了。这种抒情诗是不会存在到它的时代或其作者过去以后的。勃洛克属于十月革命之前的文学。但当他写下了“十二个”以后，他却克服了这一点而进入了十月革命的范围。这便是为什么他将在俄国文学史上占一特殊地位的缘故。我们不应该让缠绕在勃洛克记忆周围的，那些小诗妖与半诗精们掩蔽了勃洛克，那些虔信的蠢材们，直到今天还不能懂得勃洛克怎么能称马雅可夫斯基为大才，而对古米廖夫[120]公然打呵欠。勃洛克，这位“最纯粹的”抒情诗人，并不谈什么纯粹艺术，也不把诗置于生活之上。相反，他承认这个事实：“艺术，生活与政治是分割不开的。”在他给那写于一九一九年的“报复”所作的序文中，他说道：“我惯于把生活的各方面在某一时期接触到我眼睛的种种事实，放在一起，同时我确信，它们凑合到一起常能造成一个非常悦耳的和音。”这句话，比那自满的唯美主义，比一切什么艺术对社会生活独立的废话，要博大得多，有力得多，也深刻得多。勃洛克认识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我终归还是知识分子的血亲，但知识分子从来总是否定的。如果我不曾走到革命中去，那就更不值得走到战争中去。”勃洛克没有“走到过革命”，但他从革命中采取了精神路向。一九○五年革命的临近早已给勃洛克打开了到工厂去的门，而那时也是初次使他的艺术提高到抒情的云雾状态之上。第一次革命进入了他的灵魂，将他从个人主义的自满与神秘的恬静主义（Quietism）中拉开来。勃洛克觉得两次革命之间的反动时期是一种精神的空洞；那个时期的浑浑噩噩，他觉得是用蔓越橘汁来代替鲜血的马戏场。勃洛克写过“第一次革命以前几年中的真正神秘的曙光，”也写过“第一次革命之后的假神秘的后果。”（见“报复”。）第二次革命给了他以觉醒、运动、目的与意义的感觉。勃洛克不是革命的诗人。当勃洛克在前革命时期的生活和艺术的愚昧的断头巷里呻吟待毙之时，一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题为“十二个”的那首诗——勃洛克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他唯一可以传世之作——正是此一接触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勃洛克的内心里一生都是混乱不安。他说这句话时候的方式是无定形的，这正好像他的人生哲学及其抒情诗，一般说来，都是无定形的一样。他感觉到混乱，那是因为他不能将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中，当最伟大事件的准备与后来的勃发均可见到的时代中，他却小心谨慎，徘徊却顾，缺少意志力量。勃洛克虽然经历了一切变化，却始终还是一个真正的颓废派——如果我们在广大的历史意义上来了解这个名称，即在颓废的个人主义与上升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对立意义中来了解这个名称，则勃洛克是适于这个称呼的。勃洛克的烦躁的混乱状态，被吸引到神秘的与革命的两个主要方向。可是在任何一个方向中，这种混乱都没有彻底解消。他的宗教是既不清晰，又不稳固，不像他的抒情诗那样的气壮势盛。革命落到诗人的身上，像一阵事实的冰雹，像一场大事件的地崩，它否定了，甚至扫除了前革命时期的勃洛克，这个在呻吟与预感中消耗自己生命的勃洛克。革命将个人主义的柔和的，蚊子叫似的音调淹没在咆哮的，汹涌澎湃的毁灭音乐中了。人们在这里就得有所选择。当然，客厅诗人们可以不加选择，继续他们的吱吱唧唧，只要加添点生活困难的怨诉就够了。可是勃洛克，既被时代所卷走，又将时代翻译成他内心的语言，那就得选择，他用“十二个”的写作来作此选择。这首诗无疑是勃洛克的最高成就。在底子里，它乃是为垂死的过去而发的一声绝望叫喊，不过这是在未来的希望中所响起的一声绝叫。可怕事件所组成的音乐感动了勃洛克。它彷佛在对他说：“以往你所写的一切都不对。新的人正在来临了。他们带来新的心灵。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所取得的对旧世界的胜利，也意味着对你的胜利，对你的抒情诗的胜利，你的诗只喊出了旧世界在它死亡之前的痛苦。”勃洛克听到了这个声音，接受了它。因为它是如此地难于接受的；因为他对自己的革命信仰缺乏信心，他要寻求支持；又因为他要想使自己坚强与确信，他用了最极端的形象来表示了他对革命的接受，这样才可以焚毁他退却的桥梁。勃洛克甚至没有丝毫企图用糖衣掩饰革命变化。相反，他在革命的最丑陋的形式中，而且仅仅在最丑陋的形式中，例如妓女罢工啦，一个赤卫队谋杀了娼妓嘉脱卡啦，在资产阶级的一个家里抢劫啦——接受了革命，他说：我接受这个，并且他又挑衅地用基督的祝福使所有这些都圣洁化了，也许他甚至还企图在革命的支撑之下，挽救基督的艺术形象。但是“十二个”到底不是一首革命的诗。它是转向了革命的个人主义艺术的天鹅之歌[121]。不过这首诗会存在下去的。勃洛克的蒙眬的抒情诗是属于过去的了，它们永不会回来，因为那样的时代不会再回来了，但“十二个”会继续存在下去，它那凄厉的风，它那些横额标语，倒毙在雪上的嘉脱卡，革命的步伐，以及像癞皮狗一样的旧世界，这些都会继续存在下去。勃洛克写了“十二个”，写了“十二个”以后就再不出声，他不再听（革命的）音乐了：这个事实，由于勃洛克的性格，也由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领悟的那种非常特别的“音乐”。与整个过去作痉挛性的与悲怆的决裂，在诗人看来，这是一次最后的破裂。除了那些合他脾气的毁灭性的过程之外，能使勃洛克振作精神的只有靠革命大事件之继续发展，靠囊括世界的大震动的有力转进。可是历史的进程并不迁就受革命感动的那位浪漫派的心理需要。要在短暂的沙滩搁浅中仍能自持·那个人就得有不同的训练，得有不同的对革命的信心，得对革命起落的节奏要有充分了解，单单了解革命进潮中乱嘈嘈的音乐是不够的。勃洛克并不具有、也不能具有这一切条件。革命领袖们的心理与行为，对他都是陌生的。因此，他退归于己，写过“十二个”就不再出声了。至于那些在精神上和他一起生活过的人，那些聪明人与诗人，同样是永远“否定的”，却带着恶毒与仇恨背弃了他。他们不能原谅他的那句话：癞皮狗。他们不愿再跟勃洛克握手，视之为叛徒。只当他死了之后，他们才“跟他讲和”，并且企图指出说“十二个”并不包含什么意外的东西，说它不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而是原样的勃洛克作品，又说“十二个”中所有因素都植根于过去之中，布尔什维克别幻想勃洛克是他们的人吧。这种说法要想成立并不难，从勃洛克的其它各个作品中很易找集这种支持论据。“十二个”中充分发展了的节奏，头韵法，希腊诗式的向左舞曲调，都是勃洛克诗中一向有的。但人们还能在个人主义者勃洛克身上找到另外的节奏与情调的；就是这个同一的勃洛克，恰恰在一九一八年，在自己身上（在他自身中而决非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十二个”中的破碎音乐。十月革命时的人行道正需要这种音乐呢。而别的人却从这条人行道逃到了国外，或者迁移到国内的岛上去了。这儿是事情的核心，也正是为了这一点，人们才不肯宽恕勃洛克的！“一切被喂养的是如此地咆哮，一切显要的肚子如此地热望装饱，他们的槽儿给打翻了，他们龌龊的厩栏就弄得一团糟。”（勃洛克：“被喂养的”。）虽然如此，“十二个”仍不是一首革命的诗；因为，归根结蒂，作为一种自然元素的革命，（如果人们只愿意视之为自然元素的话），其意义并不在于那被驱入死巷中的个人主义之获得纵容。革命的内在意义存在于那首诗以外的某个地方。诗的本身，正如物理学上所指出的那种情形，是偏离中心的（Eccentric）。因此勃洛克要让他的诗戴上基督的皇冠。但基督无论如何不属于革命，只属于勃洛克的过去。当爱亨瓦特（Eichenvald）对“十二个”表示出资产阶级的态度，公然与极其恶毒地说，勃洛克诗中人物的行为正是“同志们”的特征，这时他算是履行了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即诬蔑了革命。一个赤卫队杀死了妓女嘉脱卡，为了吃醋。这种事是可能的呢还是不可能？那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但若这名赤卫队员给逮住了，他是会被革命法庭判死刑的。革命应用了恐怖主义那把可怕的剑，严格地保证着只被当作国家权利才能应用。如果为了个人目的而应用恐怖，则革命便有必然毁灭之虞。早在一九一八年之初，革命就禁绝了无政府主义式的无法无天，我们进行了无情的与胜利的斗争，克服了游击战的瓦解手段。“打开酒窖吧，“山古老们”[122]现在过节啦。”这种事也发生过的。但是恰恰为了这个原因，赤卫队和流氓们之间发生了怎样流血的冲突呀！“保持清醒”，写明在革命的旗帜之上。革命是禁欲主义的，特别是当它最紧张时期。因此，勃洛克不曾给我们描出革命的图画，他描绘的绝不是革命先锋队的工作，而是被革命附带引起的一些现象，其本质与革命相反。诗人彷佛是想说：即使在这里头他也感觉到了革命，他感到了它的威力，感到了心中可怕的骚动、觉醒、勇气、冒险，而且即使在这些可恶的、无意义与血淋淋的现象中，也反映出革命精神哩，这个精神据勃洛克想，即是狂暴的基督精神。在评论勃洛克和“十二个”的所有文字中，最不堪的大概要数楚科夫斯基先生的作品了。他的那本论勃洛克的小书写得并不比别的书坏。他的作品都暴露出外表生动而思想上毫无条理，暴露出平铺直叙的风格，外省报章文字的节奏，以及琐碎的学究气味和惯爱在表面对立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化的倾向。而且楚科夫斯基经常还能发现任何人不曾见到过的东西。曾有人将“十二个”当作革命的诗，当作正是发生在十月间的那次革命的诗吗？上天不许的！楚科夫斯基会马上解释一切，又会将勃洛克跟“舆论”调和起来。“十二个”并不歌唱革命，它是不管革命不革命而歌唱俄罗斯的：“这里头有个顽固的民族主义在，它不为任何事物所困扰，要即令在丑恶——只要这丑恶就是俄罗斯——中看见神圣。”（见K·楚科夫斯基着：“一本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书”。）如此说来，勃洛克是不管革命不革命而接受了俄罗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是不管革命的丑恶而接受了俄罗斯。这彷佛就是他论断的理由；这看来是极其明确的。不过，同时，勃洛克却变做常常（！）是革命的诗人了，“不过不是属于目前正发生的革命，而是属于另一种，民族的与俄罗斯的革命……”这是从油锅跳进火里去了。这样一来，勃洛克在“十二个”中所歌唱的又不是不管革命不革命的俄罗斯，而是有一种革命，不是业已发生的那次革命，而是另一次，其确实地址是只有楚科夫斯基一人才充分知道的。下面便是那个有才气的家伙所说的话：“他所歌唱了的革命不是发生于他周围的那个革命，而是另一种的、真正的、光辉灿烂的革命。”但是我们刚刚听说过，勃洛克歌唱了丑恶，而非歌唱了一个燃烧中的灿烂火焰；我们刚刚听说过，他之所以歌唱这个丑恶，因为它是俄罗斯的，并非因为它是革命的。而现在我们可发现了：勃洛克根本不曾因那丑恶是俄罗斯的之故而与真正革命的丑恶讲和，他之所以欢欣鼓舞地歌唱一次革命，歌唱另一次，真正的与光辉灿烂的革命，只因那革命是反对既存的丑恶吧了。凡卡用他阶级交给他用以保卫革命的那枝步枪，杀死了嘉脱卡。我们说，这是革命中偶然发生的事件，但非革命的事件。勃洛克在其诗中的意思是说：我也接受这个，因为在这里，我也听见了事件的动力与暴风雨的音乐。现在却来了诠诗者楚科夫斯基，将此事作了解释。凡卡谋杀嘉脱卡是革命的丑恶。勃洛克接受俄罗斯，甚至接受这个丑恶，因为它是俄罗斯的。但在同时，当勃洛克歌唱凡卡谋杀嘉脱卡与歌唱打家劫舍之时，他歌唱的是一次革命，但非目前丑恶的真实的俄国革命，而是另一次更加真实的光辉灿烂的革命。至于这个真正的与光辉灿烂的革命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楚科夫斯基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的。但若勃洛克心中的革命指的是俄罗斯本身，是指原式原样的俄罗斯而言，那末诗中那位视革命为叛逆的“演说家”是什么意思？那个一旁走着的教士是什么意思？“旧世界像一只癞皮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邓尼金[123]，米留可夫，切尔诺夫与海外流亡者又是何所指？俄罗斯是裂成两半了。这是革命。勃洛克把这一半称作癞皮狗，对另一半则以他所拥有的福物，即他的诗歌与基督，来加以祝福。但楚科夫斯基却声明所有这一切都是误解。这是怎样的一种胡说八道，怎样的一种思想上的荒唐随便，怎样的一种精神上的荒芜，怎样的一种廉价的、卑劣的与可耻的信口开河呀！诚然，勃洛克不是我们的人，但他是向我们走来的。正是这样走来的时候他倒下去了。可是他那感情激动的结果却是我们这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他的诗，“十二个”，是会永远存在的。[120]N.S.Gumilev（1886－1921），“诗人行会”的发起者，诗人，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个丈夫，因图谋推翻苏维埃政府，被枪决。[121]即临终之歌。[122]Sansculottes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最革命群众，旧译“无裤党”或“短裤党”，均不见适切。因Sans华语“无”也，而Culotte则为法国贵族所穿的短裤，因此Sansculottes应译为不穿贵族短裤的人，兹为方便起见，改采音译。[123]Gen.A.I.Denikin，内战中白军领袖之一，活跃于高加索，乌克兰一带。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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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革命的文学“同路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第二章革命的文学“同路人”过渡的艺术——新的苏维埃民粹主义——克留也夫，革命的“同路人”——叶赛宁与形象派——“谢拉皮翁兄弟会派”的未成形的现实主义——皮利尼亚克的后退的现实主义——乡村诗人或歌唱农民的诗人——“路标改变派”——新古典主义或“革命的保守主义”。我们在第一章里描述了的那种不革命的或非十月的文学，现在事实上已成为过去阶段。最初，作家们拼命与十月革命作对，不肯对任何与革命有关的东西作艺术的承认，这正好像教员们不肯教革命俄国的孩子们读书一样。因此，文学的非十月性质不仅表示出两个世界之间的深刻的睽离，而且它又成为积极政治的工具，成为艺术家的怠工。这个政策毁灭了它自己；现在旧文学之所以毫无表现，已不是由于什么不愿，而是由于不能了。资产阶级的艺术或者在重复或者在沉默中浪掷了它的生命，而新的艺术却尚未诞生，在这中间，便创造出一种过渡性的艺术，它多少与革命有机体上的联系，同时可不是革命的艺术。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68]，尼古拉·吉洪诺夫，“谢拉皮翁兄弟会派”，叶赛宁[69]及其形象主义一派，在相当限度内还有克留也夫——所有这些人，没有革命便不可能产生的，不管是派别也吧，个人也吧。他们自己知道这个，并不否认，不觉得有否认的必要，其中某些人还高声宣布这一点哩。他们不属那些吃文学饭的人，这些人正在开始一点一滴地“描写”革命。他们甚至不是“路标改变派”，因为这个名词含有与过去决裂之义，有截然改变阵线之义。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作家却是很年青的，约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他们没有任何革命的经历，如果他们有所决裂之事，那是和弹丸游戏分手吧了。一般说，他们的文学的与精神的阵线是由革命造成的，是被钓住他们的那只革命钓钩所造成的。他们全都接受革命，各人以各自的方式来接受它。不过在各个不同的接受中，有一个共同特点，这特点将他们和共产主义分隔开来，且常使他们有反对共产主义的危险。他们不是将革命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的，而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又格格不入。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内满怀希望地，越过工人的头而望着农民。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这个革命的“同路人”（我们取其旧社会主义者应用这个名称时的意义）。如果非十月的（本质上反十月的）文学是资产阶级地主俄罗斯的垂死的文学，那末“同路人”的文学作品乃是一种特自的、新的苏维埃民粹主义，它没有旧民粹主义的传统，而且，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政治的前途。说到一位“同路人”时，这个问题时常发生，他会走得多远？这问题不可能事先回答，即使作近似的回答都不能。这问题的解答有赖于此一或彼一“同路人”的个人品质者少，主要得看未来十年间客观事变进程如何。虽说如此，使这些“同路人”怀疑自己的、他们观点中的那个两重性，却包含着经常存在的艺术的与社会的危险。勃洛克比别人更深刻地感觉到这个道德与艺术的两重性；一般地说，他都比较深刻些。在娜杰希达·巴夫洛维奇（NadezhdaPavlovich）写的勃洛克回忆中，有如下一句话：“布尔什维克并不妨碍你写诗，但他们妨碍你自己感觉到是一个主人：他要是一个主人，他就感觉到他的创造的轴心，且能保持他内心的韵律。”在这句描写思想的话语中，有一种为论及勃洛克时所常见的含糊不明，此外，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回忆，而回忆则人人知道，是不常确切的。不过就句子的内在意义说颇近真实与重要，能令人相信。布尔什维克派妨碍一个人自觉为主人，因为一个主人，他的内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无可否定的轴心，而布尔什维克派却已推翻了这个主要的轴心。没有一个革命的“同路人”内心中还带有这个轴心。（勃洛克也是一位“同路人”，而“同路人”在目前俄国文学中组成了一支很重要的队伍。）因此，我们现有的只是一个新文学的预备时期，只是些练习曲、轮廓素描与试论——要心中具有可靠的轴心而达到完美的熟练程度，还有待于将来。尼古拉·克留也夫（NicolaiKliuev）资产阶级的诗当然并不存在啰，因为诗是一种自由艺术且不为阶级服务的[70]。但是这儿有一位克留也夫，诗人又兼农民，他不但认可了这一点，而且重复它，着重指出它，而且为它吹嘘。不同之处只在于一位农民诗人对于他人，特别对于自己，都不觉得有内心的要求去隐蔽自己的面目。受了几个世纪压迫的俄罗斯农民，向上发展着，数十年来受了民粹派的精神感化，他们对于自己的少数几个诗人，决不会让他们在社会的或艺术的冲动上，要去隐蔽自己的农民出身。以前，柯里佐夫[71]的情形是如此，近几年来克留也夫的情况则更是如此。恰恰在克留也夫身上，我们再度看到了文学批评中社会方法的力量何等强大。人家告诉我们：开始发挥个性的地方才是创作开始的地方，又说，一个作家的创作来源乃是他独一无二的灵魂而非他的阶级。对的，没有个性便不能有作家。但在一个作品中，倘若发泄出来的是诗人的个性而且只是他的个性，那末艺术的解释有什么用？试问文学批评又有什么用？一个艺术家，如果是一个真正艺术家，他就无论如何要很好地告诉我们关于他那独特个性的种种，告诉得比那喋喋不休的批评家要好得多。但真理却在于：即使那个个性是独特的，却并非说它是不能分析的。个性乃是种族、民族、阶级、种种暂时性的与制度性的成份之镕合物，事实上，正是在这个镕合物的独特性中，在此一心理——化学混合物的比例中，表现出个性来的。文学批评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将艺术家的个性（即其艺术）分析出它的组成成份，并指出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样，批评使艺术家更接近了读者，读者也多少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的，他们不能作“艺术性的”表现，不能作“艺术性的”选择，但同样代表着那些成份的结合体，正好像一个诗人的灵魂所代表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能作为灵魂与灵魂之间相通的桥梁的，不是那个独一无二性，而是那个共通性。独特性只有经过了共通性才被认识；人的共通性是由那造成其“灵魂”的最深与最持久的诸条件所决定；是由教育、存在、工作与交际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历史上人类社会的社会条件，首先乃是结成阶级这个条件。因此，阶级标准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包括艺术方面，而且特别在艺术方面，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艺术往往表现出最深刻与最潜伏的社会情绪。再则，一个社会标准不但不排斥形式的批评，即不排斥艺术技巧的标准，而且是与它相并而行的。这在事实上也是用共通尺度测定了特殊，因为如果你不把特殊降成一般，那末人与人之间便不会有接触，不会有思想，也不会有诗了。如果你从克留也夫身上取去了农民身份，则其灵魂不仅会成了孤儿，而且会一无所余的。因为克留也夫的个性乃是一个养得好好的、独立的、自私地爱好自由的一个富农的艺术表现。每一个农民都是农民，但非每人都能表现其自己。一个农民能够用新的艺术技巧的语言，来表现其自己及其自足世界，或者，一个农民经过了资产阶级教育之后仍能保持其农民灵魂，那是一个巨大的个性，克留也夫便是具有这样个性的人。艺术的社会基础并非常是那么明澈与无可否定的。但这只因为，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大多数诗人与剥削阶级相联系，这些阶级由于其剥削性质之故，所以不用他们所想的方式来说到自己，也不用他们本来的方式来想到自己。虽然，不管人家如何用了一切社会的与心理的方法来维护阶级伪善，一个诗人的社会实质仍能被寻找出来，那怕它是在最精致的形式中冲淡了的。不了解这个实质，则艺术批评与艺术史将悬在空中。因此，当我们谈及我们称之为非十月的那种文学的资产阶级性质时，未必意在诽谤那些诗人，他们自以为只是替艺术而非替资产阶级服务。因为在什么地方曾经写过：人不能以艺术替资产阶级服务呢？正好像地理方面的山崩地裂透露出各个地层的蕴藏一样，社会方面的山崩地裂透露了艺术的阶级性质。非十月的艺术是极度地虚脱无力的，原因在于和这种文学的整个历史相结合的那几个阶级已经死了。没有资产阶级的土地持有制及其种种习惯，没有地产上与沙龙里精微的提示，这种艺术在生活中便看不见意义，它衰败了，垂死了，以至于一无所有。克留也夫不属于乡村文学派；他不是歌唱农民的诗人；他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是一个道地的（差不多道地的）农民，他的精神面貌确是一个农民的；而且还是一个北方农民的。克留也夫，跟一个农民一样，是个人主义的；他是他自己的主人，是他自己的诗人。土地躺在脚下，太阳照在头顶。一个富裕的农民，有谷在仓，乳牛在棚，有雕就的风信鸡安置在屋顶上——他的经济的自觉是坚定与自信的。他欢喜吹嘘他的家园，他的兴旺和他的聪敏的管理——正好像克留也夫爱吹他的才能及其诗体一般。这种自称自赞之非常自然，正好像盛宴之后得透口气，打打呵欠要对嘴吧划个十字一般。克留也夫是读过书的。他在何时与何处读书我们不知道，不过他之处理他的知识有如饱学之士，又像一个守财奴。如果一个富农偶然从城里弄来了一架电话耳机，他会将它装在室内那个主要的角落里，离圣像不远之处。同样，克留也夫用了印度呀，刚果呀，勃朗峰呀——来装饰他的诗的主要角落：克留也夫是爱装饰的。只有贫苦出身的或懒惰的农民才会有那毫无装饰的与皮条扎住的车轭。一个良好的农民拥有的雕花车轭总是油漆得花花绿绿的。克留也夫是一位好的诗人兼主人（Poet－master），得天独厚的：他那里到处有的是雕刻，朱砂，银朱，镀金与门楣石，甚至还有织锦，绸缎，银子以及各种宝石。所有这些都在太阳光中发光竞艳，人也许会想到连那个太阳都是他的，是克留也夫的太阳呢，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的，确实只有他克留也夫一人——他的才能，土地躺在他的脚下，太阳晒在他的头顶。克留也夫是一个闭关世界的诗人，这世界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但无论如何，自从一八六一年以来，它总是改变得很大了。克留也夫不是柯里佐夫，二人之间的一百年并非白白过去的。柯里佐夫是简单的，柔顺的，谦卑的。克留也夫要复杂得多，苛求得多，率直得多。他从城市弄来了诗的新技巧，正好似他隔邻的农民会把一架蓄音机从城里弄来一样；他之应用诗的技巧，正好似他借用印度的地理一样，只为的要装饰他诗的农民框子。他是多釆的，时而光芒四射而又富有表现力，时而古雅奇特，时而浅薄低廉，有似烫着银箔似的——所有这些都建筑在坚实的农民基础之上。克留也夫的诗，跟他的思想和生活一样，不是机动的。他的诗上有太多的装饰：重实的织锦，天然彩色的宝石以及各种别的东西，以致使它难于活动了。人得小心走动，免得打碎和弄坏这些东西。但克留也夫是接受了革命的，而革命却是一切活动中最有机动性的。克留也夫不是为了他自己一人，却是与全体农民一起，接受了革命的，他而且以农民方式接受了它。贵族地产的被取消使克留也夫高兴。“让屠格涅夫去为它绝望地号哭吧。”不过革命首先是一件城市里的事情；没有城市，就取消不了贵族们的地产。克留也夫对于革命的两重态度就发生于此——这个两重态度不但是克留也夫的特点，也是整个农民的特征。克留也夫不爱城巿，他不认可城巿的诗。当他敦劝诗人基里洛夫（Kirillov）[72]弃绝做工厂诗的念头，要他走向他克留也夫的松林——这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时候，克留也夫诗中那个又友又敌的调子听起来很有教育意思。克留也夫谈到“工业的节奏”，谈到无产阶级的诗，以及无产阶级诗的基本原则时，带着一种自然的鄙视；凡是一个“强壮殷实”的农民的眼角上瞥见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家，没有家的城市工人，或者，更坏的，看见了流浪汉，两嘴唇一定会做出这种神气的。当克留也夫屈尊地邀请那个铁匠在一张有花饰的农民櫈子上躺一阵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从奥洛涅茨[73]来的富裕阔背的农民，发善心拿一块面包给饥饿的世代相传的彼得格勒无产者、给那个“身穿城里的破衣，套着被城市石子磨穿了后跟的烂鞋”的人，一模一样。克留也夫接受革命，因为它解放了农民，他给革命唱了好多首歌。但是他的革命既无政治的机动性，也无历史的远景。在克留也夫看来，革命就像市集与热闹的婚礼一样，人们打各处聚集拢来，喝酒、唱歌、拥抱、跳舞之后，大家便各自回去：各自回到他们脚下躺着的土地上与他们头顶的自己的太阳下。在别人，革命是要造成共和国，但在克留也夫，要造成的却是俄罗斯人的古邦；在别人，革命是为了社会主义，在克留也夫，为了实现吉捷奇（Kitezh）的死的与逝去的梦想之城。他答应天国会经由革命产生出来，但他的天国只是一个夸大的与装饰的农民王国，一个麦子和蜂蜜的乐园：一只鸣唱的鸟儿停歇在雕花的飞檐上，太阳在碧玉与钻石中闪耀。克留也夫允许收音机，磁石与电气进入他的农民天国，并非没有犹豫的；而在这个国度里，电气好像是一篇农民史诗中所说的那头巨牛，它的两角之间设有一席盛筵。发生革命时候克留也夫显然正在彼得格勒。他在“红色报”上写了稿，跟工人们联欢，但跟狡猾的农民一样，克留也夫即使在革命的蜜月日子里，心里也盘算着究竟这些事情会不会以某一方式损害他克留也夫的家计，即损害他的艺术。如果克留也夫觉得城市不赏识他，那末他，克留也夫便会立即显出他的本性，会抬高他大麦天堂的价钱，贬低工业地狱的价值。又若人家为某事责备了他，那他不会费很大工夫去搜索言词的，他只是把对手看得很低，狠狠地与自信地称赞一阵自己。不久以前，克留也夫跟叶赛宁展开了一场诗的争吵，因为后者决定让自己穿件燕尾服，戴顶高礼帽，并且把这决心在诗里宣布了。克留也夫在这件事情上看出了叶赛宁对于其农民身世的叛变，于是就像一位富裕农家的长兄把那想和城里一个荡妇结婚又想过下流生活的幼弟痛骂一顿那样，他在争吵中用肥皂水给年轻人洗了一个头。克留也夫是妒忌的。有人劝他不要用那些神圣字句。克留也夫就生了气，道：“彷佛圣者与无赖，都不是为工业天堂而生存的。”不清楚，到底他自己是信神的呢还是不信神。他的上帝突然间吐了血，而那个圣母却为了少数几枚黄白物而竟将自己出卖给一个匈牙利人了。所有这些听上去都是亵渎神圣的，但若你要把上帝从克留也夫的家里赶出去，要把那个长明灯的光亮照耀着镀了金银色的框架的圣角拆毁——他就不同意这样的破坏了。没有了长明灯，任什么事物都不能完成。当克留也夫在“隐藏的农民诗”中歌唱列宁的时候，叫人不很容易决定到底他是赞成还是反对列宁。思想、感情与字眼都具有何等样的两重性呀！而归根结蒂，则由于那农民的两重性，由于那个钉铁蹄的伊阿诺斯神（Janus）[74]，他的一只脸子望着过去，另一只脸子望着未来。克留也夫甚至还站起身来歌颂公社哩。但那些颂歌就跟普通的善颂善祷的赞美歌辞一样。“我不要没有了农民炉灶的公社”。可是备有农民炉灶的公社便不是依照了理智，根据了罗盘仪与仗量尺进行的，全部生活基础的改造，而是同样的古老的农民天堂。“金色的声音，像一球球花朵似地悬在树上；言语就像是一只只安静的翠鸟，停歇在树枝儿上。”——铜鲸鱼这儿便是克留也夫的诗法的全貌。革命、斗争、机动以及对新事物的趋向在哪里呢？这儿我们看到了和平，可爱的静止，一个烫上了银箔的仙境。“言语就像是一只只安静的翠鸟，停歇在树枝儿上。”这个情景是有点儿古怪的，但一个现代人不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克留也夫往后的道路为何——走向革命呢还是离开革命？较大可能是离开革命；他在过去中浸透得太深了。乡村的精神孤立与美学的独特性，显然正在衰退，虽然今天城巿暂时处于衰弱之中。克留也夫似乎也在衰退了。谢尔盖·叶赛宁（SergerYessenin）叶赛宁，与全体形象派——马里延戈夫（Marienhof），舍尔舍涅维奇（Shershenevich），库西科夫（Kusikov）——的位置在于克留也夫与马雅可夫斯基之间那个交叉路口的某个地方。叶赛宁的根在乡村中，但它们没有长得像克留也夫的那么深。叶赛宁年纪青些。他成为一个诗人的时候，正当乡村受到革命震撼，正当俄罗斯激荡震动之时。克留也夫是完全在大战以前的几年中形成的，他只在他僻壤森林地带的保守主义的限度内，对大战和革命发生了反应。叶赛宁不但年青些，而且有更大的伸缩性，更具可塑性，更易受环境影响，有更大的改变可能。就是他那农民根底也跟克留也夫的不一样。叶赛宁既无克留也夫的稳固，也没有他那种阴沉与颇有气概的镇定。叶赛宁自吹他是傲慢的，是一个流氓，但若真相必须说出的话，那么他的傲慢，就算他那纯粹文学上的傲慢（例如在“自白”中），并不怎么可怕。虽说如此，叶赛宁无疑是反映了农民青年的革命前夜精神乃至革命精神，这些青年让那纷乱的乡村生活驱逼成傲慢与粗暴了。城市在叶赛宁身上，比在克留也夫身上留下了更尖锐与更清楚的影响。这是与未来派的无疑的影响有关的。叶赛宁更加机动性些，正因为他更神经质，更有伸缩性，对新事物更能反应。但形象主义却是机动性的反面。要保持形象的自足的意义，就得以付出全面为代价；各个部分成为分立的与冷酷的。有一种说法并不正确，它说形象派叶赛宁的丰富的形象是从他个性的敏感发生的。其实，在克留也夫那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特点。克留也夫的诗被一种形象所重压，这形象甚至更加孤立，更加静止。归根结蒂，这不是一个作家的个别的特点，而是一个农民的美学，一种反复如一的生活方式的诗，根本上就极少活动，因而在紧缩的形象中寻求出路。无论如何，形象派的作品装载了过多的形象，以致它的诗像是一头驮重的野兽，因而行动迟缓。丰富的形象，本身并不是创造力的一个证据；相反，它也许是由于诗人技巧不成熟之故，他突然间让许多事件与许多感情捉住了，以致他无所措手足，不知在艺术上如何处理它们才好。诗人简直是让形象给窒息了，读者读着这些诗作之时，会焦躁起来，巴不得尽快能读完它，有如听一个口吃的人讲演一般。无论如何，形象派是不能希望有重大发展的。就算是库西科夫的颟顸的妄自尊大（“我们形象派对西方嗤鼻”）吧，看来是古怪的，但甚至并不有趣。形象主义多半只是年青一辈中少数诗人的一个停顿，这些人是多少有才气的，但他们相互之间只有一件事情相像，那便是他们全都未曾成熟。在“普加乔夫”那部诗剧中，叶赛宁努力想用形象派方法来构成一部巨著，却被证明为不适当的了。虽然事实上著者当写作时已大量与偷偷地卸下了笨重的形象，而结果却仍旧如此。“普加乔夫”一诗的对话性质，残酷地打倒了这位诗人。戏剧，一般说，是最明彻底与最不肯就范的一种艺术形式；这里容不得描写的与叙述的弥缝，也容不得抒情的勃发。一用对白，叶赛宁就现身在清水中了。叶梅利卡·普加乔夫[75]，他的敌人和同伴，全无例外地变成了形象派。而普加乔夫本人则从顶至踵都变成了谢尔盖·叶赛宁：他想做得令人害怕，但是办不到。叶赛宁的普加乔夫是一个感伤的浪漫家。当叶赛宁自我介绍为一个什么嗜杀成性的流氓时，叫人听来有趣；但当普加乔夫自我表现为一个浪漫家，全身披挂着形象，此时却更加糟糕。形象派普加乔夫成了有点可笑的人物了。形象主义派虽然还简直不曾存在，却早已过去了。叶赛宁自己是仍旧属于未来的。他对外国记者自称比布尔什维克派还左。此乃自然之理，不会吓坏任何人的。目前，叶赛宁这位诗人，也许比我们这些罪人更左，但他的身上却仍不免让人闻得出中世纪作风的气味。他现在开始了“漫游的几年”，异日倦游归来，诗人将不是今天同样的诗人了。但我们不愿意猜测。他回来的时候，自己自会告诉我们的。“谢拉皮翁兄弟会派”（SerapionFraternity），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VsevolodIvanov），尼古拉·尼基丁（NikolaiNikitin）“谢拉皮翁兄弟会派”是一些年青人，他们还在一窝同居。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不是打文学走到革命，而是打革命来到文学的。正因为他们从革命传下来的谱系短暂，他们，至少其中几位，有一种内心要求想离开革命，想保障他们的工作自由，不受社会要求的干扰。彷佛他们第一次觉得艺术是有其自己的权利的。艺术家戴维[76]（现身于吉洪诺夫）将“爱国凶手的手”和马拉[77]同时变成不朽了。为什么？“自腕到肘的一闪是如此美丽，它飞溅着樱红色的浆汁。”谢拉皮翁们时常从革命或从一般的现代生活走开，有时甚至还离开人，而去写些德累斯顿的学生，写圣经里的犹太人，写雌老虎与狗。所有这些都不过给人以摸索、企图、乃至准备的一种印象。他们吸收革命前夕诸派别的文学的与技巧的成就。没有这样的吸收，运动是无法前进的。他们一般的调子是现实主义的，但未完全形成，要给谢拉皮翁兄弟会派的人物作个别估价现在是太早了，至少在本书范围中是不能作此评价的。除了许多别的象征之外，他们一般地表示出文学经受了一次悲惨的破产之外，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复兴。那我们为什么将他们贬入我们的“同路人”之列呢？因为他们与革命相联系，因为这个联系还是很无定形，因为他们是如此年青，又因为关于他们的将来现在还一无肯定的话可说。谢拉皮翁派的一个最危险的特点是；他们以自己之没有原则为荣。这是愚蠢与胡涂。好像一个艺术家终于可以“没有倾向的”，可以对社会生活没有一种明确的关系，甚至连在政治术语中未有规定或不曾表示的关系都可以没有。诚然，当社会依正常的机体发展时期，大多数艺术家是在不可触知的分子运动方式中，几乎没有批判的理性的参加，形成了他们对人生与对社会制度的关系。艺术家一如他所发现的人生来接受这人生，用一种抒情的调子装点了他对人生的关系。他以为人生的基础不变，他无批判地接近人生，正好像他无批判地接受那太阳系统一样。他的这一个消极的保守主义造成了他的作品的看不见的枢轴。危急时期可就不允许艺术家享有这种奢侈，不能让他自动地与不负责地去构成自己的社会观了。谁要是以没有原则自负，不管他是假意如此或甚至并非伪装，都只是掩饰着一个反动倾向，或陷进了社会的愚蠢，或自己在欺骗自己。当然，以西涅勃留霍夫（Sinebruchov）小说的那种精神，或像费定[78]的短篇小说“安娜·季莫菲耶夫娜”那种方式，写些幼稚的习作当然可能，但若想描绘一幅巨大的或重要的图画，就算是素描也罢，你便不可能长期地不关心社会的与艺术的远景。从革命中产生的小说家与诗人还很年青，几乎还在襁褓之中，却已在寻求他们艺术的个性时企图离开革命了。（这个革命已成为他们的环境，他们还得在这个环境中培养自己的。）因此产生了关于什么“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些宏论，这些，听起来彷佛表示出谢拉皮翁派的非常重要与勇敢，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生长的标志，无论如何总是未曾成熟的证明。如果谢拉皮翁派完全离开了革命，他们立刻会显示出是那被抛弃的前革命时期文学诸派别的一种二等的或三等的残余。不能和历史玩耍的。责罚会立即跟着罪恶来到。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谢拉皮翁派中年纪最大与名气最响的一位，是其中最重要与最有分量的人物。他描写革命，而且只描写革命；但他所写的革命却绝无例外地是农民的与发生于穷乡僻壤的。他题材的片面性及其艺术理解的比较狭隘性，使他那清新明亮的色彩上留下了单调的记印。他的笔调语气是任其所之的，当他信笔写来时，对自己要求得不很细致，不很严格。他颇能抒情，抒起情来一发而不可止上，无有穷竭。不过这个作者太固执地要让人家感到他自己，亲自出场的时机太多，将自己表现得太响亮，在自然和人的肩背上拍得太重[79]。只要我们以为这种信笔写来的作风由于作者年青之故，那会觉得它是可爱的，但它有一个大危险：许会成为作者固定的风格。任意挥写的作风能减得多少，便能有多少创造理解的开拓与技巧的提高来代替。要做到这一步，只有严格地对待自己才有可能。伊万诺夫用以使自然景色与人的对话大大增添了热力的那个抒情作风，一定要更加隐蔽些，更内藏些，表现得更吝啬些。文句的先后递生，一定要由于艺术品发展的自然力量，不能用艺术家的看得见的帮助来促成。伊万诺夫是学过高尔基的，而且学得不坏。让他再在那个学校里读一次吧，不过这一次是倒退着走的。他认识与了解西伯利亚的农民，哥萨克人与吉尔吉斯人。以反叛、战斗、火灾及镇压作背景，他很好地指出农民虽然是一个稳固的社会力量，但缺少政治上的集体性格。一个年青的西伯利亚农民，过去沙皇军队里的兵士，他拥护布尔什维克；但当他回到西伯利亚之后，却替“陶尔恰克”[80]服务来反对红党。他的父亲，一个讨厌的与兴旺的农民，正在寻求一个新信仰，却不知不觉地，连自己都料想不到地，成了红色部队的领袖。整个家庭破裂了，村子给烧掉了。但当暴风雨一经过去，农民便在森林里标志出应该砍伐的树，开始来重建村子了。矮胖的不倒翁向四面八方摇幌了一阵之后，企图在他重铅的底盘上稳定下来了。在伊万诺夫的作品中，某一些个别的场景具有了很大的力。远东红党与被俘的美国人之间的“谈话”，叛徒们的酗酒淫荡，或吉尔吉斯人搜寻“大神”等等的场景，写得甚为出色。不过，一般说来，无论伊万诺夫想不想这样做，他总是表示出了“农民”俄罗斯中发生的农民反抗还不是革命。农民叛乱突然间从一粒小火星爆发出来，不平衡的，常是不知所措的——谁都不知道它为何爆发，或它将引向何方。而这些分散的农民叛乱是从来不能胜利，并且无法胜利的。在“彩色的风”里，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本质给过一点暗示，是通过那个城巿布尔什维克尼基丁来给的，但很空洞。伊万诺夫小说中的尼基丁乃是另一世界来的一个小小的谜，而且为什么农民成分要围绕在他周围也无法叫人清楚。不过，从所有这些幅辽远角落里革命的图画中，可以得出一个无可否定的结论，那便是：在一只大的坩埚中，在热火上，俄国人的民族性正在被重新镕铸，从这只大坩埚中出来，这个矮胖的不倒翁再不会跟往时一样了。在过去一年中，尼基丁从谢拉皮翁派中显露出了峥嵘的头角。他在一九二二年中所写的东西，比起他在前一年内所写的，乃是一个大跃进。不过在飞快的成熟中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正像一个青年人的早熟中所具有的。首先叫人焦虑的是那清晰的犬儒主义的调子，这调子可以说是今天所有青年或多或少共有的一个特点，不过在尼基丁作品里，有时它却带上了特别恶毒的性质。问题不在于粗鲁字眼，也不在于自然主义的过分形容——虽然过分总归是过分——而在于对人对事的一种挑衅式的粗俗与显然现实主义的看法。现实主义，就这个名字的广义说，即就其在艺术上将有血有肉，有意志又有意识的真实世界予以肯定这个意义说，它是有好多种的。一个人，不仅是社会性的人，甚至是心理学与物理学范围内的人，你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他，你可以从上面，从下面，从旁边，或绕着他身体打转去看他。尼基丁之接近人与观察人，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之偷偷地挨近人，却总是从下面来的。因此，所有他的关于人的远景总是粗俗的，有时甚至叫人看了恶心的。尼基丁才能的早熟，赋与了他这个人以一种特别不祥的性质。这是一条引向断头巷的道路。在不合适的言词与自然主义的淫荡下面，隐藏着信念的缺乏或一个行将死去的信念，而这一点，不仅于尼基丁为然的。这一辈代人被伟大事变的旋风所卷，却没有任何政治上、道德上或艺术上的准备。这辈人心中没有任何稳定的或甚至保守的东西，因此，革命便轻易征服了他们。但因征服得太轻易，胜利便极度浮面。年青人都给旋风卷进去了，而所有这些人：形象派，谢拉皮翁派等等，都变成了“离经叛道者”。他们半意识地从这样一个信念出发：旧世界的主要徽章是一张无花果叶[81]。下面这个现象颇有教育意义：凡是在少年时期遭逢了革命的那一辈人是最要不得的，不仅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如此，就是在农民中，甚至在工人阶级中也是如此。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暴乱的，具有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标记。后继的、在新制度之下兴起的一辈代就好得多。他们更加社会性，更有纪律，对自己的要求更严，对知识的渴求将会大大增加。正是这一种青年，能和“老人们”和谐前进，能够和那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与十月之前，甚至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就已形成并巩固了的“老人们”和衷共济。谢拉皮翁派的革命性，跟大多数革命“同路人”的革命性一样，是与这一辈人有较大联系的，这辈人为革命作准备是生得太晚，而受革命的教育则为时太速。他们从一个农民的错误方面接近了革命，获得了半个离经叛道者的观点，之后，这些“同路人”就幻灭了，而他们愈幻灭，就愈加清楚看出了革命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而是一个观念，一个组织，一个计划，一桩工作。形象派马里延戈夫脱了帽，客气而讥讽地向革命告别，因为革命已经叛变了他（即马里延戈夫）。尼基丁在其小说“佩拉”中，（一个假革命的离经叛道者在这里有了最完美的表现），用了内心非常怀疑的话来作结道：“你是疲倦了，我则已放弃了追逐……现在，我们想要追赶是无用的。这里面没有意思。别寻找那些死地方吧。”这些话不像马里延戈夫那样说得羞怯，却是一样的犬儒主义。这种话以前我们曾经听见过一次，我们记得很牢。让一九○五年革命卷了进去的年青的小说家与诗人们，后来背弃革命时，说的几乎是相同的话语。当他们在一九○七年脱下了帽子对这个陌生客道别之时，他们认真地想象自己已跟革命清算了账目。但革命第二次回来了，踏着坚定得多的步子回来了。她发现了一九○五年的意外的“初恋人”未老先衰，精神上秃了顶。为了这个理由——虽然说实话，革命完全不曾为此操了什么心——她将旧社会中新的一辈代吸引到她的圈子中来（沿着圆周，甚至依着切线）。但是后来又来了新的一九○七年；如果依真实的年代来说，这叫做一九二一——二二年，它采取着新经济政策的形式。终究革命不是这样漂亮的一位客人。不过是买卖人的勾当吧了，此外无他！诚然，这些青年人在许多时候都准备说：他们不想和革命破裂，他们是革命造成的，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处于革命之外，也不能如此地想象自己。但所有这些表示都很不明确，甚至含含糊糊。当然，只要革命——虽然是买卖人的革命——是一个事实，甚至是一种环境，他们便不能和革命破裂。处于革命之外，意思就是要亡命国外。这一层是无从谈起的。但是除了国外的亡命者之外，还有国内亡命者哩。走向这种人去的道路乃在于从革命游离。没有什么事物可以追求的人，便是精神亡命的候补者。而这不可避免地也就是艺术上的死亡，因为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较年青的一批作家的吸引力，其新鲜及其重要性全部来自他们所接触的革命。如果拿走了革命，那末世界上不过多了少数几位奇里科夫，再没有别的了。鲍利斯·皮利尼亚克（BorisPilnyak）皮利尼亚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是眼明耳聪的一位出色的观察家。在他眼中，人和物没有老去和衰竭，而是常常相同，他们只是被革命暂时弄乱一下吧了。他从人和事的新鲜和独特处去看待他们，即是说，他把他们看成活的而非死的，他将革命看成为生动的与基本的事实，并在革命的纷扰中寻找他艺术秩序的支持。在艺术中，一如在政治中——在某些方面，艺术有如政治，政治有如艺术，因为二者都是艺术——一个现实主义者可能只看见脚下的东西，只留意到障碍，负数，漏洞，烂靴子，破碟子。因而谈政治是提心吊胆的，左回右避的，机会主义的，搞艺术则是渺小的，让怀疑主义蛀蚀的，片段的。皮利尼亚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问题只在于他那现实主义的标准。我们这时代所需要的是一个巨大的标准。革命中的生活是露营生活。无论个人生活、制度、方法、观念、情绪，一切都是非常的，暂时性的，过渡的；在任何地方都认得出并表示出这个暂时性，甚至名字上都是如此。对生活要采取一个艺术的看法之所以困难，正因为这个道理。过渡性与插话性，本身便含有偶然成份，而偶然则带有不足道的记印。如果从片段插话来看革命，那末革命就好像是很不足道的。然则革命究竟在哪里呢？困难正在于此。只有那些完全了解与感觉此一插话性质的内在意义的人，以及那些能将隐藏在革命插话后面的那个结晶过程的历史轴心揭露出来的人，才能克服这个困难。“为什么我们要造坚固的房屋呢？”那些旧派教徒时常说，“我们在等待基督来临”。革命也不造坚固的房屋，它造的是移动房屋，集中住宅与营房。临时住屋与营房这个性质，也可以在革命的所有制度上看到。不过这不是因为等待基督降临，即不是因为要把建设生活的目前过程和它的终极目的对立起来，而是相反，因为想不断摸索与试验，以便寻找出建造坚固房屋的最好方法。革命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些素描、习作，是为某一题材所拟的一些粗糙的草案。这些东西已经有过许多，将来还会有许多的。不成功的草案比那些有成功希望的要多得多。但它们全都充满了一个思想，为了一种寻求。一个单一的历史任务鼓舞着它们。像Gviu与Glavbum[82]那样的字，并不是声音的简单的联缀，皮利尼亚克在它们里面听出了革命因素的哀号。这些是具有目的的、行动的字，是为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性的、有计划的建筑而想出来的，并有意联在一起的（正好像工作的假设一样）。“是的，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后，人们将景仰目前的俄罗斯，会把它当成人类精神最美表现的日子……可是我的皮鞋破了，我还想坐在国外的一间大餐馆里面，喝点威士忌酒。”（“伊凡与玛丽”）正好像一辆牲口列车，因为手、足、负贩人与灯火的一团糟，不能看见二千俄里之遥的路程一样，皮利尼亚克告诉我们说，因为破皮鞋以及苏维埃生活中其它一切不合适与艰难之故，人就看不见正在这些日子中完成着的历史转变。“海和高原已经换了位置！因为在俄罗斯正发生着美丽的生产的阵痛！因为俄罗斯被分成为几个经济地带！因为俄罗斯有着生命！因为从黑土带冲出来的洪水使海水浑浊了。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却看见了污物中的虱子。”问题是很清楚明确地提出来了。他们（痛苦的俗子，被撤去的领袖们，生了气的先知们，学究们，傻子，那些职业的梦想家们）只看见虱子与污泥，其实在虱子与污泥之上又发生着生产的阵痛。皮利尼亚克知道这一点。他能够自限于叹息和痉挛，自限于生理学上的一些片断表情吗？不，他要让人感觉到诞生。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很难的任务。皮利尼亚克以此为己任，那是好的。不过现在还不能说他是否解决了它。皮利尼亚克因为怕陷于片断与插话之中，结果他弄得没有了主题。诚然，他有两三个甚至更多一些主题的暗示，这些是通过了故事的结构从各方面抽绎出来的；但只是一个暗示罢了，没有通常属于主题的那个中心的枢纽性的意义。皮利尼亚克想要从关系与运动中表达出现代生活，他时而以此一方式，时而以那一方式来把握它，以此在不同地方做成平行的与垂直的交切，因为现今的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跟过去生活不一样的。贯穿过他小说的那些主题，确实些说是那些主题的可能性，不过是任意抓取的一些生活的样品，而生活，让我们点明一下，现在却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充满了可作题材的事物。但是皮利尼亚克的中心并非那些插话性的与有时是闲谈性的题材。那末是什么呢？这里便是障碍物之所在了。那个不能目见的轴心（地球的轴心也是不能目睹的），该是革命本身，全都不定的、纷乱的与再建中的生活，应该围绕着它。但为使读者能够感触到这个轴心，作者自己一定要感触到它，同时一定要彻底思索过它。皮利尼亚克说蚂蚁不会懂得一个女性雕像的美，因为它在上面爬行时除了一些微小的隆起与低陷之外什么都不曾看见，他这句话真说得一语中的。皮利尼亚克说这句话的时候，原不知道目标为谁，都正好打中了扎米亚京以及其它的“岛民”们。每一个伟大时代，不问它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或法国大革命，你一定要全面地，不要局部地或零星地，加以接受。群众由于不可克制的社会本能，总是参加在这些运动中的。这个本能在个别人的身上达到了概括化的理性水平。但是在精神庸俗的人们的身上，却既没有社会本能，又没有括概化了的理性；他们太个悯人主义了，以致不能分享群众的知觉；同时又因发展不够，不能产生综合化的理解。他们所分享的只是那些隆起与低陷的小地方，他们在这些上面爬行，用哲学的与美学的咒语伤害他们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皮利尼亚克究竟如何？皮利尼亚克很敏锐地详细观察了我们生活的一个切面，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因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此外，他知道这一点并将此知识高声宣布说：俄罗斯正被转变成几个经济地带，美丽的分娩的阵痛正在这国家中发生，又说在虱子、咒骂与负袋佬的混乱之下，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转变正在完成。皮利尼亚克一定知道这一切，因为他高声宣布。但糟糕的是他只是宣布它，彷佛要把这些信念和那生动的与残酷的真实存在做个对照而已。他并不背弃革命的俄罗斯；相反，他接受它，甚至以他自己的方式赞美。但他不过如此说说吧了。他不能在艺术上处理它，因为他不能在智慧上理解它。因此，皮利尼亚克老是亲手有意拉断他叙述的线索，为的很快地将线两端打个结，为的进行解释（这样那样地），为的概括化（做得很蹩脚），又为要加以抒情的装饰（有时很美，但在更多情形中则弄得很肤浅）。皮利尼亚克打了很多这样有意做成的著者之结。他的整个作品是双重性的：有时革命做了它的隐形的轴心，有时又很显明地，著者自己做了轴心，他胆怯地绕着革命打转。这便是今天皮利尼亚克的情形。讲到题材方面，皮利尼亚克是偏于外省的。他在革命的边缘，其后院及其乡村，主要在外省的巿镇中，抓取革命。他的革命是一个小城市的革命。但即使如此接触革命，也一样可以有生气的。甚至这样可以更加看出革命的机体。但要做到这一步，你却不能停止在边缘上。你得寻出革命的轴心，它既不在乡村中，也不在地方上。你能够通过一个小城市去接触和观察革命，但你不能用小城市的视线去看小城市的革命。地方苏维埃会议——走雪橇的路——“同志们，扶我上车吧。”——树皮鞋子——羊皮——苏维埃面前排队候买面包，香肠，烟草——同志们，你们是革命委员会与巿政厅的唯一主人——呵，爱人，你给得太少，这么少！（这是对香肠而言的）——这是最后的战争[83]——英特纳雄纳尔[84]——协约国——国际资本主义……在这些片段的讨论、生活、演说、香肠与歌曲中，有一点儿革命；革命的有生气的一个部分让一双锐利的眼睛给捕捉到了，但彷佛是在匆忙中，在走马而过中捕捉到的。这儿缺少了一点东西，这东西可以从内部将那些片段联结起来的。当皮利尼亚克描写一辆牲口车[85]时，你会看出他是一个艺术家，未来的艺术家，有可能在未来成功的艺术家。但你感受不到因矛盾之解决而生的那种满足，而这种满足却是一件艺术作品的最大标记。（读了皮利尼亚克作品后），你会觉得跟以前一样困惑，甚至会更困惑些。干吗要有这列车？干吗要有这牲口车？在列车和牲口车中究竟有什么是属于俄罗斯与为了俄罗斯的？谁都不会要求皮利尼亚克对生活与时间的十字路口那辆牲口车作一个历史分析，或者，甚至要求他作一个预言式宣告——他自己很想这样做，可是不成功。不过皮利尼亚克自己如果了解牲口车的意义及其与事变行程的关系，他早该转告了读者吧。可是现在，那辆污糟的牲口车却是毫无理由地在前进，而接受了这辆车子的皮利尼亚克则只在读者心中造成疑惑。皮利尼亚克的最近著作之一——“大雪”，证明出他是一个大作家。在革命中死去的外省龌龊的俗子们的无义义的厌烦生活，日常苏维埃生活的散文式的无意义的老套，以及在十月革命风暴中所发生的一切，皮利尼亚克并不将它们描绘成一幅统一的图画，而是一系列的光明点，巧妙的剪影与聪明的速写。一般的印象永远是同样的——一种不安定的两重性。“奥尔格以为革命像一场狂暴的大雪——而革命中的人则像片片雪花。”皮利尼亚克同样想法，不无受勃洛克的一点影响。（勃洛克把革命当成十足的自然元素，由于他的性情关系，把它当作一种寒冷的自然元素。）他不把革命比作火，而是比作狂暴的雪，“而革命中的人则像片片雪花”。但若革命只是作弄人的一种不受控制的自然元素的力，那末人类精神最美表现的日子将从何而来？再若那些阵痛是可以辩解的，因为它们是分娩的阵痛，那末事实上正在分娩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对这问题没有答案，那你就只能看见破烂的鞋、虱子、血、狂暴的大雪，甚至还有跳跃的田鸡，可没有革命。皮利尼亚克是否知道从革命的阵痛中正在产生什么？不，他不知道。自然他听说过（他怎能没有听说过呢！）可是他不相信。皮利尼亚克不是革命的艺术家，只是一个艺术的“同路人”。他将成为革命的艺术家吗？我们不知道。只是目前他并不是。我们的后代将会谈起人类精神“最美丽的日子”。很好，但是皮利尼亚克在那些日子怎么样？不清楚，蒙蒙眬眬，模棱两可。皮利尼亚克害怕这些事件，害怕那些立场明确与了解事变意义的人，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吗？当皮利尼亚克与一个共产党员挨身而过时，常是恭恭敬敬，带点儿冷淡，有时还怀着同情，但仍不免于挨身而过。在皮利尼亚克作品中你很少能找到一个革命的工人，而更重要的，这位作者不用与不能用革命工人的眼睛去看发生着的事情。在“匮乏之年”那个作品中，作者经由不同角色——他们也都是革命的“同路人”——的眼睛去看生活，这里暴露了另外一个出色的现象：对这位艺术家说来，当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这个期间，红军并不存在。这是怎么发生的呢？革命的最初几年，主要是战争的年代，血液从国家的心脏冲向各个前线与边缘，数年之间它在那里大量大量地流过了。在这些年中，工人先锋队将他们的全部热忱与对未来的全部信心，将他们对旧事物的全部决绝，将他们思想的明确性以及意志，放进了红军中。在一九一七年末与一九一八年初，城市的革命赤卫队在其为自存的战斗中，分散到前线的各个师旅中去。皮利尼亚克对此毫不注意。红军对他并不存在。这就是一九一九年在他看来是匮乏荒芜的缘故。但无论如何皮利尼亚克得回答这个问题：所有这些到底为了什么？他一定要有一种自己的革命哲学。在这儿我们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皮利尼亚克的历史哲学是绝对退化论的。这位艺术“同路人”的理论彷佛是说革命的道路是伸向后的，不是向前的。皮利尼亚克接受革命，因为它是民族的，它之所以为民族的，因为它拉倒了彼得大帝，恢复转十七世纪。在他看来，革命是民族的，因为他想它是向后退的。“匮乏之年”，皮利尼亚克的主要著作，绝对地显示出这个两重性。作品的基础、根底、基地是由大风雪、巫术、迷信、林妖、几世纪来生活在同样状态中的那几个教派——彼得格勒的存在对他们毫无意义的那几个教派所构成的。另一方面，作品中顺便说到，“工厂复活”乃由于外省的工人团体活动之故。“这里头，比拉撒路[86]复活的意义大上一百倍的（工厂复活），难道没有诗吗？”当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间，城巿受了劫夺，皮利尼亚克为它喝釆，因为突然间彷佛就连他都“对彼得格勒憎恶起来了”。另一方面，仍然是顺便说到的，他说布尔什维克派，那些穿皮袷克的人，乃是“软弱的与粗野的俄国人的精华。穿皮袷克的人——你不能使他们沮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是我们已经决定了的，不会转回去了。”但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城巿文化的产物。没有彼得格勒便不能有“粗野人”的精华。巫婆们的作法仪式，民歌，世代相传的老话乃是基础。但是“格维乌，格柆符包姆，古伏斯！[87]呵，怎样的大风雪呀！怎样的狂风暴雨呀！这是多么好呀！”这是很好的，但前后两端没法儿衔接了，这便不那么好了。诚然，俄罗斯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还是最极端的矛盾哩。“格拉符包姆”那样的新字与魔术师的咒语共处。不管小文人们如何翘起了鼻子对这些新字眼不屑一顾，皮利尼亚克却反复地说：“古伏斯，格拉符包姆……多么美妙！”在这几个不寻常的、暂时性的字眼里——其暂时性有如一个营房，或像河岸沿上的一堆篝火（因为营房不是房屋，篝火不是炉灶）——皮利尼亚克可看见了他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多么美妙！”皮利尼亚克能够看到这一点是好的。但应如何处理那被革命（虽然它是城巿产生的）惨重破坏了的城巿呢？皮利尼亚克在这里就失败了。不管智慧上或情感上，他都不曾决定从矛盾的纷扰中该选取什么？但你一定要选取的。革命将时间切成了两半。虽然在目前的俄罗斯，魔术师的咒语与“格维乌”，“格拉符包姆”同存，却不是在同样的历史平面上共处了。“格维乌”与“格拉符包姆”那样的新字眼，不管它们是如何的不完整，却总是向前进的：而那些咒语，不管它们是多么“民间气”，却总是已死的历史累赘物。那个教派信徒唐纳（Donat）[88]是出色的。他是个矮胖农民，偷马贼，却守着严格的戒律（不饮茶）。他，也许是不需要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阿契博夫（Achipov）也是出色的。他管理一个地区，一天亮就从一本书里默记外国文的生字，他能干，强壮，而且说：“拿出劲头来新动（行动）”，而更重要的，他本人确实行动得十分有劲。可是二人之中谁代表革命呢？唐纳属于无史时期的、“草青色的”俄罗斯，属于不消化的十七世纪。阿契博夫则相反，他属于二十一世纪，虽然他的外国文很蹩脚。如果唐纳占了上风，又若这个沉着的、虔诚的偷马贼偷走了首都和铁路，那将是革命的完结，同时是俄罗斯的完结。时间已给切成两半，一半活的，另一半死的，而人得选取那活的一半。皮利尼亚克却不能决定，迟迟疑疑，无从选择，最后为了调和起见，他将普加乔夫的胡子放在布尔什维克阿契博夫嘴上。但所有这些都是戏剧的玩意。我们是见过阿契博夫的——他脸子修得清光。魔术师哀果尔加说：“俄罗斯本身就是聪敏的。法国人是精灵，但他们的心很蠢……。”“那末卡尔·马克思又怎样？”有人问。“他是德国人，”我说，“因此他是蠢材。”——那末列宁呢？——“列宁”，我说：“是农民，布尔什维克，你们一定是共产党。……”皮利尼亚克自己躲藏在男巫师哀果尔加后面，当他发言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时候，说得很公开；但当他发言反对布尔什维克时，则借用一个男巫师的半带机智的舌头——这是令人烦心的。究竟二者在皮利尼亚克身上哪一种更加深些与真些呢？这位“同路人”不会在某一个火车站上换车，搭上驶向另一方面的列车吧！在这里，政治的危机立即产生了一个艺术的危机。如果皮利尼亚克坚持要把革命解消到农民作乱与农民生活中，那就得进一步将他的艺术方法简单化。就是现在，皮利尼亚克也不是绘出革命的图画，而只是描绘了革命的根底与背景。他已经以优美与悍劲的笔划打好了那个画底；但若一位画师决心将这点画底作为完整的画，那是多么的可怜！十月革命是一次城市革命，是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革命。“革命仍旧在前进”，皮利尼亚克顺便那样提过。革命未来的全部工作，将趋向于我们经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将在于使各方面改造工作的过程与方法更加精密，在于根本铲除农村生活中的愚昧，在于使人的品格更加复杂与丰富。要在技术上与文化上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在这两方面证明无产阶级革命之应该发生，那只有靠电气化而非回返到蜡烛，只有靠那能行动的乐观主义的唯物哲学，而非经由森林地带的迷信与停滞不动的宿命主义。如果皮利尼亚克想做一个具有革命家抱负的蜡烛诗人那是太糟糕了！这当然不是政治的祸害——谁都不会想把皮利尼亚克拉扯到政治中去——但却是最真实与最不假的艺术的危机。毛病在于那个历史的看法，这看法来自错误的观点与昭彰的两元论。其结果是从现实的最重要的诸方面乖离，将任何事都降厎为原始，降低到从社会意义上说是野蛮的地步，使艺术方法更加粗糙，作自然主义的过分描写，这些描写是粗鲁的而非勇敢的，因为它们并不彻底。再下去，在你还不曾自知之前，这毛病已引导你走到神秘主义与神秘的伪善（凭了浪漫主义者的护照），而这乃是十足的与最后的死亡。即使在目前，皮利尼亚克每当困难时节便拿出他的浪漫派护照来。特别当他得清楚明白地而非含糊两可地，表示出他之接受革命时，尤其如此。在那个时候，他立即以安德烈·别雷方式作一次印刷术上的铅条退却[89]，且以一种全新音调宣布说：请别忘记，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呀。醉汉总是要装出非常庄严的神气。清醒的人为想逃避困难局面却时常假装酒醉。皮利尼亚克是属于后一类人吗？当他固执地以浪漫主义者自命，且请人不要忘记这一点的时候，是否有一个受了驾吓、缺少广阔见解的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说话呢？革命绝对不是烂靴子加浪漫主义。革命艺术绝对不在于不看真理，也不在于藉想象之力将严峻的现实转变成为一己的与为自己之用的“虚构传说”的俗物。“虚构传说”的心理学与革命相反。一九○五年以后的反革命时期，就是以这种心理学，以它的神秘主义及其神秘化开始的。用一个崇高理想的名义来接受工人革命，那意思不仅是拒绝革命，而且是诬蔑革命。人类在宗教、诗篇、道德或哲学中宣扬过的一切社会幻想，都只足以供欺骗与蒙蔽被压迫者之用。社会主义的革命揭开了“幻想”，揭开了“崇高的”以及屈辱人的欺骗，并且用鲜血洗清了现实脸上的化装。革命在现实主义的、理性的、战略的与数学的限度内，是强有力的。难道我们眼前的革命，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也需要浪漫主义的奔放来调味，有如一份给猫吃的菜需要加些兔汁一样吗？让别雷们去干这种勾当吧。让他们把那加了人灵学酱汁的俗子们的猫餐咀嚼到底吧。皮利尼亚克的文体虽然是有意思的与新鲜的，但因他时常摹拟之故，他的放不开的格调还是令人生厌的。难于了解，皮利尼亚克怎能在艺术上陷于对别雷的依赖，而且依赖别雷最坏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就像：）那个讨人厌的主观主义，它所采取的形式是时常反复的无意义的抒情的插曲；那种矫激的与不合理的文学议论，它前后摇摆，从极端的现实主义跳跃到意外的心理哲学的讨论：印刷上玩弄种种排版的花梢；将不联接的引句作机械的拼凑；所有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讨人厌的，摹拟人的。但安德烈·别雷却是狡猾的。他用抒情的歇斯底里来弥补他教言上的漏洞。别雷是人灵学家，他从罗道尔夫·斯丁纳那里得来智慧，他在瑞士的德国神秘寺院里彻夜祈祷，他喝咖啡，吃香肠。只因别雷的神秘哲学贫弱可怜，为了掩饰起见，他就偷偷地将一种半真半假的（歇斯底里的）Craratanism（译者按：即江湖骗术）以及严格依照字典注释的Charlatanism，放进他的文学方法中去。他愈走得远，情形就愈加如此。可是皮利尼亚克怎么能觉得这种办法是必须的呢？难道他也预备以彼得牌巧克力做成的酱油来教给我们又可悲又可慰的赎罪哲学吗？皮利尼亚克认识这个世界是否取其如实的有形体，并看重这个有形体呢？（如果是的，）那末为什么要依赖别雷？这显然是像一面歪曲的镜子，它反映出皮利尼亚克内心要求有一幅关于革命的综合图画。皮利尼亚克精神理解力上的罅漏，产生了他在别雷面前的示弱——后者是以空话掩饰精神贫乏的能手。不过这对皮利尼亚克说来，乃是一条向下走的道路，如果他能抛弃俄国斯丁纳派的半小丑式的文体，那是好的，那将是沿着他自己的道路向上前进了。皮利尼亚克是一位年青作家，虽然他已不是一个青年。他已经踏进了最危急的年龄，他的最大危险在于早熟与突然老成。当他变成一个神的代言人之后，简直不很有希望了。他写作起来有如神的代言人；写得模棱，晦暗，像教士那样给人暗示，他教训人，而其实需要学习、勤苦学习的倒是他自己，因为他无论在社会学方面与艺术方面都头绪纷繁，不相联系。他的技巧不稳定与不经济，他的声音破裂，他的抄袭非常触目。也许这一切都不过是生长时的必有痛苦吧，但要如此就必须有一个条件——不能老成。因为在破碎的声音后面如果匍匐着自满与衒夸，那末，就算他的大才也不能挽救他走向不光荣的结局。即使在革命前的几年中，我们的许多有前途的作家都有过这样的命运。他们一旦以老成自居，便窒息于自满自大中了。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例子应该写进有前途的作家们的入门书中的。皮利尼亚克是有才气的，但他的困难也很大。我们但愿他能够成功。乡村作家或歌唱农民的作家谁若不整个地看革命，并同时看到革命诸领导力量所共趋的那些客观的历史任务，那他便不能了解、接纳或描写革命，就是部分地做到都不可能。看不到革命的整体，也就没有了枢轴和革命。革命被分解成一些插话和逸话，它们或者是英雄的，或者是罪恶的。这样可能绘就一些很巧妙的图画，但不能（在艺术上）再创造革命。这样当然不会让作者与革命一致，因为如果在前所未闻的牺牲与剥夺中没有了目的，那末历史就成了疯人院。皮利尼亚克，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与叶赛宁彷佛企图没头没脑地与不负责任地让自己沉没在漩涡之中。他们并不要溶解自己，即是说不要使他们在漩涡中溶解得看不见。如果是要让自己消失于大事变中，那倒是值得称赞的事，不应获得谴责的，但他们不值得称赞。他们反而是让人看得太清楚了——皮利尼亚克，只见他卖弄风情与陈腔烂调；伊万诺夫，是他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抒情笔法；叶赛宁则是他过分笨重的“傲慢气概”。毛病是在于他们和革命之间，即在他们和他们工作的对象之间，并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所构成的距离，这使他们不能作艺术上远景的透视。文学上的“同路人”既没有欲望又没有能力以如下方式去把握革命，即与之混和但不消解于其中，不仅将革命当作自然元素的力量，而又将它看成有目的性的过程——那是一种社会的特点，不是个人的特点。歌唱农民的知识分子占“同路人”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靠在农民身上去接受革命，那是无法不变得愚蠢的。这便是“同路人”并非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呆子的缘故。一直在警钟响起来以前，他们始终不明白自己在跟什么相和解——到底他们之赞成革命乃因其为一贯前进运动的起点呢，还是为了革命在某几个方面使我们后退之故？因为这两个范畴都是有大量事实可作依据的。大家知道，农民曾企图接受布尔什维克而排拒共产主义者。这意思是说富农企图将中农践踏在脚下，以此去抢劫历史和革命。自从赶走了地主以后，富农想把城市碎成片片，零星拿走，然后将他那宽广的背脊向着国家。富农不要列宁格勒（至少在最初是如此），如果首都患上了“疥癣”（皮利尼亚克语），那就罪有应得。革命的必要因素，不仅是农民对地主的压力，——其历史后果是无限重要与无可估价的——而且是农民对城市的压力。但这不是革命的全部。城巿存活着与领导着。如果你放弃城市，即若你让城巿在经济上被富农，艺术上被皮利尼亚克碎成片片，那末就不会再有革命，而只剩有一种残暴的与血腥的退化过程了。被剥夺了城巿领导的农民俄罗斯，不仅永远达不到社会主义，而且不能维持两个月，它将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肥料与泥炭。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吗？这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因而也是伟大艺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详细讨论一下的。不很久以前，楚科夫斯基[90]劝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跟革命的俄罗斯相妥协，或不理革命而跟俄罗斯相妥协。楚科夫斯基的主要论据是：现在的俄罗斯，跟从来的俄罗斯并无不同，而俄国农民是不会拿他的圣像或他的蟑螂去交换任何历史的姜饼的。楚科夫斯基显然觉得在他的这句话中，道出了民族精神的很大影响以及它不可拔除的证据。寺院的男管家曾将面包里的蟑螂当作葡萄干拿给人吃，如今楚科夫斯基则将此一实验扩大到全部的俄罗斯文化中去。民族精神中当作“葡萄干”的蟑螂！实际上这是多么下贱的民族自卑感，对于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又是怎样的鄙视！如果楚科夫斯基本人相信圣像，倒也罢了。但他是不相信的，因为他若相信，就不会与蟑螂并提了，虽然在乡间茅屋中，蟑螂总愿意藏在圣像后面。只因楚科夫斯基的根完全长在过去，而他的过去又是保存在身披苔藓与迷信成性的农民身上，所以他把那生活在圣像后面的古老的民族蟑螂用作他本人与革命相妥协的理由。怎样的羞耻与怎样的丢人！怎样的丢人与怎样的羞耻！这些知识分子（在那同一个农民的脖子上）研究了他们的书，在杂志上玩弄了笔头，经历了好几个“时代”，造成过一些“运动”，可是等到革命认真到来之时，他们却在蟑螂滋生的农民茅舍的最幽暗的那个角落里，给民族精神找到了避难所。楚科夫斯基只是较为不讲礼貌吧了，实则所有的乡村作家都倾向于有蟑螂气味的原始的民族主义的。无疑，在此同一革命中，有一些过程在许多方面触及了民族主义。诸如经济衰落，省别观念的加强，树皮鞋之重新起来代替皮靴，家酿饮料——所有这些都在拉（我们甚至可以说已经拉了）人退向几个世纪的深处。与此相并行的，我们还能看见人在文学中有意回到“民众”的主调。勃洛克将城市的对仗句大加发展（在“十二个”中），民歌调子（阿赫玛托娃诗中兴茨维塔耶娃作品中更多千篇一律的文体），地方主义的流行（伊万诺夫作品），皮利尼亚克小说中的对仗句，教仪等等之十分机械的采用——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由革命引起的，即是由如此这般的群众在生活中占取了前列位置这个事实所引起的。我们还能指出较小、更偶然与更浮面的关于回归“民族”的现象。例如，我们的军服，虽然有点彷照法国式，而且彷照讨厌的喀利非式马裤，但开始在接近中世纪的“土匿克”（Tunic，一种宽大的，从头顶套入的上衣——译者）与我们旧时的军帽了。虽然在别的方面，因为普遍穷困之故，时尚还没有讲究，但已有根据让我们假定有一种崇尚民间式样的趋向；这种模型，即使在时装等等方面，上帝知道，也都是不很深刻的。就时尚这个名词的宽广意义说，对我们俄国人是陌生的，它只流行于占有的诸阶级中，以此它含有鲜明的社会分界线之意。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必然要发生一种反拨，反对在生活的各方面中借用资产阶级的式样。很明显，回返到树皮鞋，回返到家造绳子与家酿饮料并不是社会革命，这乃是一种经济反动，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就人们之有意转向过去与转向“民间”而论，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度不稳与表面的。希望从城市对仗句与农民歌曲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是不合理的；它远不能超过“涓滴细流”的地步。文学将抛弃那些过分地方性的字眼。中世纪式的“土匿克”现在已经大大国际化了，因为它节省布料。我们新的民族生活的独特性，以及我们新的艺术的独特性，将会不像以前那么刺眼，但将更加深刻，将在好久以后才显露出来。本质上，革命的意思就在人民跟那亚洲式的，跟十七世纪，跟神圣的俄罗斯，跟圣像与蟑螂作最后的决裂。它不是要退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时代，相反，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文明，要依照人民利益给文明重建一个物质基础。彼得时代只是历史上升到十月革命去的第一步吧了，经过了十月革命，历史将更远与更高地进展。在此一意义上，勃洛克见得比皮利尼亚克深刻得多。勃洛克用如下的完整的诗句表示了那个革命倾向：“让我们对准神圣的俄罗斯射击吧。射向那茅舍的俄罗斯，重尾与坚硬的茅舍的俄罗斯；射向那鲁钝的，嗳，嗳，那个不神圣的，不被神佑的俄罗斯。”[91]在神秘的勃洛克看来，与十七世纪决裂，与农民茅舍的俄罗斯决裂，乃是一件神圣事情，即使这样做是为了与基督和解。表现在这个古老形式中的思想是这样的：这个决裂不是由外力逼成，而是民族发展的结果，它符合于人民的最深刻的利益。没有这个决裂，人民将要朽烂了。同样意思，即是说革命乃属民族性质这个意思，也表示在勃留索夫[92]关于老妇人们的那首有趣的：“在十月的受洗日”的诗中：“广场上，人家对我说，那边，克里姆林宫像目标似的矗立着的地方，他们割断了线索，用新麻丝来搓成新线。”“民族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到这里，我们得讲一些ABC了。普希金不相信圣像，不与蟑螂同住，所以他不是民族的。别林斯基[93]也不是民族的。不提及我们的同代人，我们还能说出别的几个这样的人来。皮利尼亚克认为十七世纪是民族的。彼得大帝是反民族的。结论便是：所谓民族的只是代表着进化中那些死的重负，行动的精神已经从它身上飞走了的东西，以及在过去几世纪中业已消化了并抛弃了民族机体的那些东西。所以其结论又是：只有历史的排泄物才是民族的。但我们的想法完全相反。野蛮人彼得[94]，比之于全体反对他的那些留着大胡子与挂满勋章的旧派是更为民族的。十二月党人[95]比之于尼古拉一世的国家及其农奴制度，其官僚的圣像与国家的蟑螂是更为民族的。布尔什维克派比保皇派与别的亡命者更为民族的，布琼尼[96]比弗兰格尔更为民族的，不管唯心论者，神秘主义者与歌咏民族粪土的诗人们会怎样说。一个民族的生活与运动，是通过了矛盾前进的，而这些矛盾则在阶级、政党与派别中体现出来。如果从动力上看，民族元素与阶级元素两相符合。当其发展的一切紧急时期，就是说，在一切最有干系的时期，民族总被分成两半——凡是哪一半能将人民在经济与文化上提高至较高平面的，它便是民族的。革命是从民族的“元素”发生出来的，但这意思并非说，革命中只有那些自然元素式的事物才有生命与民族的——有如那些默认了革命的诗人们所想象者。勃洛克以为革命乃是一种叛乱的自然元素：“风，风——狂吹在整个上帝的世界中！”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彷佛从来不曾高出于农民的元素。在皮利尼亚克心中，革命是一场大风雪。据克留也夫和叶赛宁看来，十月革命是普加乔夫或斯津加·拉津[97]的暴动。自然元素，大风雪，火焰，旋流，漩涡。但是那位准备通过蟑螂跟革命讲和的楚科夫斯基却宣称十月革命不是真正革命，因为它的火焰太少。甚至那个冷血的势利之徒扎米亚京都发现出我们革命的热度不够高。这里我们是听到了从悲剧直至荒唐游戏的全部音阶。不过事实上，无论悲剧与荒唐游戏，都对革命表示了像对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民族元素力量所表示的，同样消极的、瞑想的、与庸俗的浪漫主义态度。可是革命绝不仅仅是一场大风雪。农民的革命元素，由普加乔夫与斯津加·拉津代表，一部份也由马赫诺[98]代表。城市的革命元素由加蓬神父[99]代表，部份由赫鲁斯塔廖夫[100]，甚至也由克伦斯基[101]代表。但这些还不是革命，而只是一种叛乱，或以克伦斯基的情形说，是叛乱顶点的一些纷扰。革命首先是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为建立政权与改造社会的斗争。它经历了斗争的几个最高点，通过了流血斗争之最尖锐的暴发，但经过了革命的全部过程——从羞怯的开始直到终极的理想实现，那时由革命组织的国家将解消于共产主义社会中——革命始终是单一而不可分割的。革命的诗并不在机关枪的轧轧声中，也不在障碍物后面的战斗中；不在倒下去的人们的英勇气概中，也不在得胜者的胜利中，因为所有这些，在暴力的战争中也可找到。战争中的血将会流得更多；战争中也有机关枪的炸声；那里面也有得胜者与战败者。革命的激情与诗包含在这个事实中，即新的革命阶级成了所有那些战斗工具的主人，且以赋人以丰富内容及造成新人这一新理想之名，对旧世界进行了一次斗争，前仆后继地，直至最后胜利而后止。革命的诗是浑然合一的。它不能被换成小钱币，让十四行诗的作者们拿来作暂时抒情之用。革命的诗是不能提在手里的。它存在于工人阶级的艰苦斗争中，在其成长、其坚持、其失败及其再接再厉中，在每得寸土的时候所付的残酷的力量支出中，在斗争之不断增高的意志与紧张中，在得胜时的洋洋喜悦，也在按照计划的撤退中，在待机而动、在向前进攻、在群众崛起时的滔滔洪流中，在各个力量的精确计算以及在战略上奕棋式的运动之中。当第一辆工厂用的手推车出现之时，革命就开始成长了：受苦的奴隶们用这辆车子载走了他们的工头；首次罢工，奴隶们拒绝向主人伸手；发生了第一个秘密团体，其中以社会创伤的现实作营养，滋生了乌托邦的狂想与革命的唯心主义。革命有它的进潮与退潮，它随着经济情况的起落节奏而摆动着。用了以流血满身的人体筑成的攻城机，它给自己在剥削者的法律体制的战场上打开了路，它将触角放出去，在必要时候还给它们涂上保护颜色。它建立职工会，保险团体，合作社与自修组。它渗透进那敌对的国会中，办报，鼓动，同时不倦地选择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勇敢、最有献身精神的分子，藉以建设它自己的党。罢工常是失败多于半胜利的：；游行示威老是有新的牺牲者与新的流血——但所有这些在阶级记忆上留下记印，它加强着与锻炼着革命选手们的团结，即组成革命党。革命运动并非在历史的空舞台上表演，因此它不能自由选择革命道路与时间。在事变的进程中，它会在未能调集必需的诸般力量之前就被逼开始一次决定性的行动；一九○五年革命的情形便是如此的。藉助于自我牺牲的勇气与革命目的的明澈，它达到了最高点，但因缺乏有组织的群众支持之故，却命定着要倒栽下来的。多年努力的成果拿上了手又给人抢走了。看来像是全能的组织被击破了，粉碎了。优秀分子给毁灭、囚禁与驱散了。彷佛什么都完了蛋。而那些小诗人们，当革命暂时胜利时候曾悲怆地为它玎玎珰珰歌颂一番的，现在却开始在他们的七弦琴上弹出悲观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与情欲主义的调子。无产阶级本身彷佛都失了勇气，没了士气。但归根结蒂，无产阶级的记忆上总已刻下了新的与很重要的痕迹，无法将它抹去的了。而失败终于变成为走向胜利的一个步骤。人们咬紧了牙关，付出新的牺牲，重新再干。一点一滴地，先锋队集拢了溃散的力量，同时被老一辈的失败所唤醒的新一辈中的优秀份子又参加了运动。流了血而不曾被压服的革命，在工人区域的无言的仇恨中存活着，在被镇压而未被粉碎的农村中存活着。它存活在人数虽少但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的明确意识中，这些老战士们没有为失败所吓倒，立即总结失败，分析它，估量它，衡量它，规定新的出发点，探索发展的总路线并指示出道路。革命失败以后五年，运动便再度在一九一二年的春潮中爆发了。从革命中产生出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方法让人能测量出自己的力量，预见变化并指导事变。这乃是革命的最大成就，也是革命的最高诗境所在。罢工浪潮怀着不可抗拒的图谋增长起来，人们立即可以感触到这个新的浪潮有更深的群众基础，而且具有一九○五年的革命经验。但是战争（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所有那些事变发展的逻辑结果，其发生亦为我们所预见的——却切断了增长中的革命的线索。民族主义淹没了一切。雷鸣似的军国主义表达了民族的意志。社会主义看似被永远埋葬了。但是正当激剧降落之时，革命却作出了它最勇敢的预断：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及让工人阶级执掌政权。在石子路上装甲车的辚辚声中，在各种语言叫嚣着的沙文主义[102]的狂言中，革命却在战壕底里，在工厂中以及在农村中集合着自己的力量。群众首次以深刻的智慧理解了历史事变的内在关系。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革命获得一场大胜利。但此胜利公然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谴责为破坏性的与无望的。革命被导入了克伦斯基的时代，策烈铁里[103]的，爱国的革命校尉官们的，多言、斜眼、喘不过气的、愚蠢的与痞子的切尔诺夫[104]们的时代。呵，让阿夫克森齐耶夫[105]的男高音迷惑了的年青的乡村教师与乡村录事们有着多么圣洁的脸子呀！呵，听那民主派的革命欢笑吧，听“一小撮”布尔什维克演说过后，人们以愤怒的疯狂叫嚣所作的回答吧！可是“革命民主派”政权的倒塌却是为社会力量较深的相互关系所注定了的，为群众日益高涨的情绪，为革命先锋队的预见与活动所注定了的。革命的诗不仅存在于十月进潮的自然元素式的上升中，而且在清醒明白的意识中，以及在领导党的紧张的意志中。一九一七年七月，我们被击败了，驱逐了，我们给关进了监狱，给宣布为霍亨索伦皇朝[106]的奸细，那时我们给剥夺了一切，民主派报纸将我们埋葬在诬蔑的土丘中，可是我们虽然躲在地下或处身监狱，却仍觉得我们才是得胜者，我们才是操纵局势的人。正是在革命的此一前定的动力中，在此一政治的几何学中，存在着革命的最伟大的诗。十月革命不过是这些发展的顶点，一达到这个最高点，便立即发生了新任务与无可估量的困难。跟着来到的斗争要求人们采取最不同的方法，要求赤卫队作疯狂的攻击，引出了“不战争，不和平”的公式[107]，并且要求在敌人的最后通牒前作暂时的屈服。但即使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108]，那时我们最初拒绝霍亨索伦皇朝提出的和平，然后连和约条文都不读便签了字，革命政党也不觉得自己给打败了，却自觉得将是明天的主人。它用外交上的教授法促进了事变的革命逻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回音得到了。诚然，历史的预见不能有数学般的精密，有时它夸张了些，有时它估计得不够。可是先锋队的有意识的意志成为事变中越来越大的因素，它准备着未来。革命党的责任更加深重复杂了。党构体渗透进人民的深厚之处，去摸索、估量、预见、准备以及指导事件的发展。在那个时候，党诚然后退得比进攻多。但它的后退并不改变它的历史行动的总路线。那些后退是一些插话，是大道的曲折之处。新经济政策是“散文的”吗？当然！参加罗将柯[109]的国会，在第一届苏维埃上我们的演说者得服从齐赫泽[110]与达恩[111]的铃声，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跟柯尔曼[112]老爷谈判，也都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可是罗将柯跟他的国会早已不在了。齐赫泽与达恩则和柯尔曼老爷跟他的主子一样，已经被推翻了。新经济政策来了。来了，它将会过去的。一个艺术家，因为革命不把苏哈连夫卡巿场上的臭气除去而觉得革命失却了香味，那他是头脑空洞与渺小的。如果具备了一切其它必需的条件，那末只有能整个地理解革命，能将失败视作走向胜利的步骤，深入到革命后退的计划中去的人，以及能够在革命因素的退潮期间各种力量的紧张准备中，看见革命并不死灭的激情与诗的人，才能成为革命诗人。十月革命是深刻地民族的。但它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因素——它又是一所民族的研究院。革命艺术一定要通过这所研究院。而这是一门很艰难的课程。由于农民基础，又由于幅员广大与文化的卑琐，俄国革命乃是一切革命中最纷乱与最无定形的。但就其领导说，就其确定路向的方法、其组织、其目的及其任务说，俄国革命却是一切革命中最“正确”，最有计划与最完成的。我们革命的内在性质，它的灵魂，正在于这两个极端的结合之中。楚科夫斯基，能够将别的较为谨慎的人藏在心中的话说出口来的，在他论未来派的小册子中，举出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弱点，道：“外表上是残暴与灾难的，本质上却是计算清楚的，用头脑的，聪敏的。”他们原本在最后可以承认一次仅仅残暴与仅仅灾难性的革命的。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也许还可把他们的谱系回溯到这种革命哩，因为一次无计算与无头脑的革命，永不会将事业推进到底，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使被削剥者战胜剥削者，永远不会毁坏扈从者艺术与扈从者批评脚下的那个物质基础。在过去所有的革命中，群众总是残暴的与灾害的，而资产阶级则是计划的与聪敏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收获了胜利的果实。诸位美学家、浪漫派、元素论者、神秘论者与伶俐的批评家先生们，对于群众发挥了热心与自我牺牲但无政治计算的革命，那是不难加以接受的。他们许会依照了现成的浪漫派的仪式将这革命尊为神圣哩。一次失败了的工人革命，许能获得这一些艺术家们慷慨的美学上的承认，这些艺术家是搭乘了得胜者的列车而来的。这固然是一种令人宽慰的远景。但我们宁愿有一次胜利的革命，虽然它得不到现已落在失败者营垒中的艺术家的承认。赫尔岑[113]说过，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代数学。这定义若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则更加正确。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的辨证法是真正的革命代数学。在外界眼睛可以看到的竞技场上，一切是纷扰与汜滥，变化莫测，无边无际。但这是一种计算好的与度量过的纷扰，它那前后的阶段可以预见。它们的联属性是预见了的，而且包括在钢样明确的几个公式中。在元素式的纷扰中有一个盲目的深渊。但在领导的政治中却存在着明察与警觉。革命战略不像一种自然元素那么的无定形，但是像一个数学公式那样的完整。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实行中的革命代数学。这些最重要的特点——（目的）明晰，现实主义，思想发挥出物理性的力，无情的一贯性，路线的明确与坚定，这不是从农村中来，而是从工业，从城市，从精神发展的最后语言来的——乃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可是这些特点完全不为“同路人”所理会。这就是他们只能成为“同路人”的缘故。为了革命中那个路线的明晰与明确之利，我们得把这一点对他们说明。曲意奉承的“路标改变派”在那本彷佛成为“路标改变派”[114]机关杂志的“俄罗斯”上，列日涅夫[115]用尽了他那不很大的力气，攻击了整个“路标改变派”。他不无理由地指控他们的迟起的斯拉夫国粹主义[116]。不错，他们在这方面是犯了点罪的。“路标改变派”努力想跟革命发生联系，很值得我们称许；但他们用来扶持身体走向革命的那些思想的拐杖，却很是粗劣。人们也许以为列日涅夫突然发动的攻击应该受到欢迎吧。但是不然。“路标改变派”虽然可怜与笨拙地跛行着，却总在变换颜色，而且看来在步步走近革命；列日涅夫呢，却勇敢与大胆地越离革命越远了。如果克路契尼可夫（Kluchnikov）与波捷钦（Potechin）的斯拉夫国粹主义（这罪名是随随便便想出来的）让列日涅夫不安，那末原因不在于斯拉夫国粹主义，而在于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他要把自己从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管这种解脱叫做确认生活权利。整篇文章的构成是很外交式的，而且从头至尾刻意经营。作者取消了革命，与此同时，顺便也取消了干成革命的一代人。他建立了一种历史哲学，彷佛问题是要保护成长于苏俄的那一代年青人，反对老人，反对理想主义的民主派，教条派等等，（列日涅夫又把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都算在内。）可是他所接受的与为他卵翼的一代年青人是些什么人呢？初初看来，彷佛他所指的正是那一辈人，他们决绝地斩断了民主派思想及其一切幻想，他们建立了苏维埃制度，而且，不问好歹，正在把革命领向前去的。初看似乎如此。列日涅夫要造成这个印象，那是为了一个狡猾的心理上的理由：这样较易取得读者信任，然后可以由他摆布。文章的后半部，谈到的并不是两辈代，而是三辈代了；一辈是准备了革命的，这辈人照例不能完成革命的；另一辈人完成了革命的“英雄式”的与“破坏性的”方面，而第三辈则不是来破坏法律，而是要实行法律的。这个新的一辈的性状作者描写得不很明确，但以更大的曲意奉承的态度来描写的。他们是强者，没有偏见的建设者，而且没有任何浮浅的毛病。依列日涅夫之见，一切思想都是浮浅的。革命，你不知道吗？跟一般的生命一样，“发生出来就像江河的奔流，就像鸟儿的鸣唱，其自身并不含有目的性的。”列日涅夫一面说着这种哲学的庸言，一面则以头点向革命中怀有教条的人，其中包括一切以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头脑的，以及见到明确目的及革命前途的创造任务的人。事实上，所谓生命“自身”并不含有目的性是什么意思？说它正像江河奔流一般地创造出来是什么意思？此地所问的是什么生命？如果问题是关于生理上的新陈代谢，那是多少有点正确的，虽然在这方面，人也在烹调术、卫生、医药等等方式中乞助于目的论了。在这里，正有了人的生命与奔流的江河之间的不同。不过生命还含有高出于生理学的某些东西。人类的劳动，正是此事使人有别于畜牲的，却是彻头彻尾目的性的：如果不是在理性地指导下支出气力，便不能有劳动。而劳动在人类的生命中是占一地位的，艺术，纵令是最“纯粹的”，也彻头彻尾含有目的性，因为，如果它与伟大的目的绝缘，那末不管艺术家是多么地不自觉的，艺术却总会堕落成简单的喋喋之声。政治乃是赋与了形体的目的论。而革命则是压缩的政治，它使千百万群众进入行动。然则，革命如何能够没有目的呢？与上述的意思联系起来看，列日涅夫对皮利尼亚克的关系就极度重要了。列日涅夫称皮利尼亚克为真正的艺术家，几乎是艺术上的革命创造者。“他理会到它，进行了它，而且还在内心里进行着它。”……据列日涅夫说，要想指控皮利尼亚克将革命解消于自然元素是徒然的。彷佛正是在革命这件事情中，存在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皮利尼亚克的力量。皮利尼亚克“不但从外面，而且从里面，把握了革命，他给了革命以动力，发现其有机性的本质。”但是，说从里面了解革命是什么意思呢？它可以是这个意思：用革命的最大能动力量的眼睛，用工人阶级的眼睛，用革命的觉悟的先锋队的眼睛来看革命。说从外面看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它可以是这个意思：在革命身上只看见了一种自然元素，一个盲目过程，一阵大风雪，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事实、民众与影子。这是所谓从外面看革命所能有的意思。而皮利尼亚克则正是这个样子看了革命的。与我们这些抽象思考的人相反，皮利尼亚克想象地将“俄罗斯与革命做了个艺术上的综合”。可是要用什么方式才能“综合”俄罗斯与革命？革命是从外面，还是从侧面出现的呢？革命难道不是俄罗斯的特质吗？难道能够将它们分开，然后将俄罗斯和革命对立，然后将它们综合起来吗？这等于说人和他的年龄综合，或妇人和她的生育过程综合。这种文字和观念的古怪结合是从何而来的？它来自人们对革命的看法，他们是从外面与侧面去看革命的。在他们眼光中，革命是一桩巨大的但是不能预料的事件。俄罗斯不是那真实的、具有它过去与未来的俄罗斯，而是一个习见的与可能的俄罗斯，它是沉淀在他们的保守意识之中的，这个俄罗斯不能与那降临到他们身上的革命相调和。这些人需要在逻辑与心理学上努力一番，还得是大大努力哩，去把俄罗斯和革命“综合”起来而不损害他们精神上的经济。像皮利尼亚克似的艺术家，具有他的缺点和弱点，恰好合于他们之用。弃去革命的目的论，实际上就是将革命减低到暂时性的农民造反。我们称之为“同路人”的那些作家中的大多数，便是这样接近革命的，其中有些人是有意如此，有些人则是无意如此。普希金说过，我们的民众运动是一种造反，不合理性与残酷的。这自然是一个贵族的定义，但在贵族观点的限度内，这定义却是深刻与合适的。只要革命运动保存其农民性质，那它若依列日涅夫说法是“不含目的性的”，若愿取普希金的用语，则是“不合理性的”。在历史上，农民从来不曾独立地提高到一般的政治目的，而农民运动的结果不是造成普加乔夫，便造成斯津加·拉津，而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它们都是被镇压了的，或者它们被另外阶级用作斗争的基础。纯粹的农民革命则在任何地方都不曾发生过。农民如果没有领导，没有像旧时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像我们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作领导，则其运动只能够打击一下既存制度，震撼这个制度，却决不能将旧制度加以有计划的改组。革命的农民永远不能创立一个政府，在他们的斗争中会建立游击队，却从不能建立集中化的革命军队。这便是他们遭受失败的缘故，所有我们的革命诗人，差不多无一例外，都回到了普加乔夫与斯津加·拉津，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事实呀！华西里·卡缅斯基[117]是斯津加·拉津的诗人；而叶赛宁则是普加乔夫的诗人。当然，这些诗人从俄国历史中那些富有戏剧性的断片里找到灵感，并非坏事，但他们之接近目前的革命，只能经由这样的路径：将我们的革命解消为盲目的叛乱，为原始性的暴动，以此在俄国历史上抹去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彷佛根本就不曾有过这些年代，那就是坏事，而且是罪恶了。正像皮利尼亚克所说：“农民生活是周知的——吃为了工作，工作为了吃，此外，就是生儿，怀孕，死亡。”自然，这是农民生活的庸俗化。不过在艺术上，这样的庸俗化是正当的。因为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是以人生之自觉的、理性的、有目的的与富活力的原则之名，进行一次疯狂的大反抗，去反对那人生之原始的、无意识的与生物性的机械观，即反对我们古俄国历史的农民根基，反对其无目的性，其非目的性，反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卡拉泰也夫这个人物的“神圣的”与愚蠢的哲学[118]，那会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这一点从革命中除去，那末革命的价值便不及为它焚去的蜡烛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为革命焚烧了的却大大超过蜡烛呢。不过，如果我们说，皮利尼亚克的观点，或甚至列日涅夫的观点，乃是真正农民对革命的看法，那不但诬蠛革命，而且诬蔑农民。不是的，我们伟大的历史胜利正在于此一事实中，即农民本身，也都在笨拙地，几乎像大熊一样，时而停顿，时而退却地，将自己从那古老、不合理与无意义的生活中分裂出来了，且被逐渐地吸引进自觉改造的范围中去。卡拉泰也夫的哲学被焚毁，焚毁得影迹无踪，那是需要数十年的，但此过程已经开始，且已开始得很出色。列日涅夫的观点不是农民的：这是一个有知识的俗子的观点，此人躲藏在昨天的农民的背后，因为他不愿意显出今天的他的自己的背脊。这是不很艺术气的。“新古典主义”艺术，你可知道，就是预言呀。艺术作品乃是预感的体现；因此，革命直前诸年的艺术才是真正的革命艺术。在那部充满反动思想的“野玫瑰”年鉴中，这个哲学被摩拉托夫子（Moratov）与艾佛罗斯（Efros）发挥着，各人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但结论却是一样。说战争与革命是在物质条件及诸阶级的意识中准备成的，绝无疑问。说这个准备以不同方式反映于艺术之中，亦无疑问。但无论如何，这是革命前的艺术，是烦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暴风雨之前的艺术。可是我们所谈的是革命的艺术。它为革命所创造，从革命中取得新的“预感”，如今它又回头来支持革命。这种艺术不是已经落在我们后面，倒是还在我们前面。在革命最初几年中几乎称霸于我们荒漠似的文坛的未来派与立体派，现在发觉他们被从最先占领的阵地中给驱逐出来了。所以如此的原因，不仅在于苏维埃政府的预算削减了，而又因为这些派别，由于其本质使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足够的资源藉以解决他们巨大的艺术任务。现在我们听说古典主义在当令了，而且我们还听说古典主义的艺术是革命艺术哩。更而且，古典主义竟又是“革命的孩子与本质”呢（艾佛罗斯语）。当然，这些都是愉快的音调。不过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为什么古典主义只当它反省了四年之后才记起它跟革命的亲属关系？这是古典式的小心。但是阿赫玛托娃，凡尔霍夫斯基（Verkovsky），里奥尼特·格罗斯曼（LeonidGrossman）与艾佛罗斯的新古典主义，难道真是“革命的孩子与本质”吗？若就“本质”而论，这说法是过分了。但说新古典主义是革命的孩子，正好像我们说新经济政策为革命的产物一样，不是可以吗？这问题提得好像有点意外，甚至不合适。其实却十分恰当。新经济政策已经在海外得到了回声，即出现了“路标改变派”，据我们听到的好消息说，改变派的理论家们接受了革命的“本质”。他们要巩固并整顿革命的战利品，提出的口号是“革命保守主义”。在我们看来，新经济政策乃是革命弹道上的一个转折，而此弹道的一般方向却是向上升的：在他们看来，这却是弹道整个方向的转折。我们认为，历史的列车还只开始转动，而（新经济政策）不过是在一个车站上略停片刻，为的要让机车添水，维持汽力。他们的想法正相反，他们认为应该保持的是运动的混乱最后停止以后的那个休止状态。新经济政策产生了“路标改变派”，而使人们发现新古典主义乃“革命的孩子”者，也正是这个新经济政策。“我们活着；在我们的血管里，脉抟是完美与强烈的；它跳动得跟时代合着节拍，我们没有失眠，也没有倒胃，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些话是说得好的。也许比说这话的人自己所想望的还要好些。你们看，革命的孩子们没有失去他们的胃口，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们不得不说，这是胃口甚好的孩子们。但是革命却绝不是如此容易满足的，它不会因那些诗人之不因革命而失眠，以及不因革命而跑去国外，而承认他们为革命诗人。阿赫玛托娃写过几行颇有力量的诗，谈到她为什么不流亡国外。但阿赫玛托娃本人大概不会以为她的歌是属于革命的，新古典主义宣言的作者未免太性急了。不因革命而失眠，并不就等于把握了革命的“本质”。未来派当然没有精通革命，但他们有一种内在的努力，这在某一意义上说是与革命平行的。最优秀的未来派是热中过革命的，也许今天仍然如此。但新古典主义派却只是未曾因革命败坏胃口而已。新古典主义与“路标改变派”的诗，和这个新经济政策的共乳姊妹的诗，很为相似。终究说来，这原是很自然的。如果未来派倾心于革命之扰攘的动力，因而企图用文字的扰攘的动力来表达自己，那末新古典派便是表现了和平、稳定形式、与正确标点的那个要求。用“路标改变派”的语言来说，这可以称为“革命保守主义”。玛丽哀达·夏金娘（MariettaShaginyan）夏金娘对于革命的好心的乃至“同情的”态度，现在是清楚了，其根源却在于那种最不革命的、亚洲式的、消极的、基督教的与无抵抗的观点。夏金娘最近出版一本小说：“我们的命运”，可以为此观点作批注。这里所有的都是心理学，而且还是超绝心理学呢，它在宗教里生着根。那里充塞了“普遍的”性格，精灵与灵魂，实体的命运与现象的命运，以及心理学的谜语。为使这一堆东西凑在一起不显得太过可怕起见，这小说拿精神病院做了背景。那里有一位杰出的教授，一个最敏锐的心理分析家，同时是位最高贵的丈夫与父亲，又是一个最不平常的基督徒。妻子比较单纯些，但她在对基督的崇高敬爱中和丈夫的结合却是十足完美的；他们的女儿企图反叛，但后来她用上帝的名义压制了自己；有一个年青的心理分析家（故事就是以他的名义讲述的），与这个家庭相处得亲睦无间。他是既聪敏又温柔而又虔诚的。书里讲到一个技师，此人有个瑞典名字，人是非常之高贵、善良、质朴而聪颖，什么苦都能容忍，对上帝必恭必敬。小说里有一个黎奥尼特教士，那个人又是非常之精明，非常之虔心，而且，由于其职司使然，自然是一心敬奉上帝的。而所有他们周围的人却都是些癫汉与半癫汉，通过了这些疯癫人，小说一方面显出那位教授的了解力与深刻性；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服从上帝的必要，因为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并不能使人人都不疯癫。小说里另外还有一个年青的心理分析家，他是以一个无神论者资格出场的，结果当然也拜了上帝。这群英雄们相互间讨论着，究竟那位教授是否承认魔鬼，或者他是否把魔鬼看成非人格的，而他们讨论的结果则倾向于无魔鬼论。小说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二三年，出版于莫斯科与彼得格勒！筛子里发生了怎样的奇迹呀——真是的！夏金娘小说里那些聪敏、良善与虔心的英雄们不能唤起人们的同情，能引起的只是全然的淡漠，有时甚至令人恶心。事实是这样的，不管小说作者即使应用着廉价的语言与太过外省气的幽默，也仍显出她的聪敏气。就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19]的作品中，那些虔信与卑恭的人物都带有虚伪性，因为人们感觉得出，作者并不熟悉这些人。他的这些人物，在很大程度内，是当作他本人的对立物而创造出来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任何事情，连对他那出尔反尔的基督教，都是热情冲动与脾气暴躁的。不过夏金娘彷佛真正是一个善人，虽然她的善只显在她的家务上。她是把她丰富的知识与非常的心理观察包拦在家务观点的框子里了。她自己承认这一点，而且公然说出来。但革命却完全不是一件家务呀。因此，夏金娘的宿命的卑恭论是如此触目地与我们的时代精神及时代意义不相符。也因此，她作品中那些很聪敏的善男信女发散着顽固的臭味（请宽恕我用这样的字眼）。在她的文学日记中，夏金娘说必须进行斗争，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推广文化；如果人们将鼻涕擤在他的五个手指中，我们得教他使用手帕。这是对的，而且颇中肯綮的，特别在今天，当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广大民众开始自觉地改造文化的时候。但是，那个半文盲的无产阶级（他没有用惯手帕，因为他从来不曾有过）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果了神诫的蠢事，正在寻找道路来建立正确的人与人的关系，他此那些受过教育的反动派是无限地更有文化些，虽然那些男性或女性的反动家们在哲学上会用神秘的手帕来擤鼻子，而且会用最复杂的艺术诡计，以及偷偷地，胆怯地从科学借用一些东西，藉使他们那种不合美学趣味的姿态弄得繁复起来。夏金娘在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只因她那宿命论的基督教，她那对家务以外的一切事情的淡漠，才使她跟革命和解了。她只是把座位从一辆车搬到另一辆上去吧了，换车时她带着她的手袋和她哲学艺术的手工。也许她觉得这样一来可以更确实地保存了她的个性吧。不遇这个个性上没有一条线是向上引的。[68]VsivolodIvanov，苏联有名小说家，作品有“游击队的故事”及“巴尔霍明柯”等。[69]S.Yessenin（1895－1925），属于印象派的颓废诗人，自杀死。[70]我从一位有经验的与喜读书的新闻记者那里收到了一封咆哮如雷的信，他给我证明出文学的阶级性质。我的这位来信人把这讥讽的句子照字面意思了解了。恐怕别人也会如此。世界上细心的读者是不太多的。因此我只得给这句话添上这样一个注：“请注意，这是讽刺！”——作者原注。[71]AlexeyVasilyevichKoltsov（1808－1842），著名的农民诗人。他的抒情诗里充满了民歌气息，极为普希金所推重。[72]为当时“锻治厂”派的诗人，且是这派组织约两位执行委员之一，后来宣布退出“锻治厂”组织。[73]Olonetz，地名，今属卡来里加盟共和国。[74]罗马神话中生有两只面孔的门神。[75]EmelkaPugachev（1744－1775），十八世纪俄国农民暴动的领袖。[76]LouisDavid（1748－182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画家。[77]J.P.Marat（1743－1793），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布布宾派的左翼领袖，为夏洛特·高黛所刺杀。“马拉被暗杀”乃戴维所作名画之一。[78]K.A.Fedin（1892－？），最初属于“谢拉皮翁兄弟会派”的小说家，不关心作品的思想性；但后来他改变了这个态度，写了几部很有份量的作品，例如“城与年”，“盗窃欧洲”等等。[79]意即对自然及人的态度太亲呢，太随便。[80]农民给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的称呼。这里含有讹读与讥刺的两层意思。“陶尔恰克”俄文义为“推挤”，故有指那个将军强人参加白军之意。[81]无花果叶包含着双重意思：1，无价值的东西；2，裸体雕像遮掩生殖器之物，此地主要是指后一意义。[82]俄国革命后，俄文中添了许多新字，其中许多是由几个长长的俄文字的首一（或数个）字母联缀起来的，这原本是一些新制度、新机构的冗长名词的简称，后来索性成为独立的新字了，例如NEP（新经济政策），Cheka（非常委员会）之类。这里引用的两个简字，前者为“军事工程总管理处”，后者为“纸张总分配处”。[83]这是“国际歌”临完处的歌词。[84]这是“国际歌”临完处的歌词。[85]俄国革命后，因战争及内战的严重破坏，车辆极度缺乏，以致相当长期间内，牲口车曾被用作客车。[86]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使拉撒路在死后四天复活。[87]Guvuz，俄文“陆军教育司”几个字的为首字母的联写。“格维乌”与“格柆符包姆”，均为当时革命机构的简称，见注82。[88]皮利尼亚克小说中人物。前面的奥尔加，后面的阿契博夫及哀果尔加均属皮利尼亚克作品中人物。[89]意即谓以空白的铅条行列来代替表示明确意思的实字行列。[90]K.Chukovsky（1882-1969），旧俄作家，以儿童文学出名。[91]见“十二个”。[92]V.Briusov，（1873－1924），原属象征派，诗人，小说家，翻译家，与勃洛克一样，衷心拥护十月革命。[93]V.Belinsky（1811－1848），俄国伟大的文学批评家。[94]指俄皇彼得大帝。[95]一部份进步的贵族，为要改革朝政，以一八二五年十二月起事于圣彼得堡，结果失败。[96]S.M.Budienny，苏联元帅，红色骑兵的组织者。[97]StenkaRazin，俄国十七世纪农民革命领袖，一六七一年被沙皇处死。[98]Makhno，一九一八年乌克兰游击队领袖，后因拒绝改组为正规红军，转向反革命方面，被消灭。[99]FatherGapon，替沙皇警察在工人中活动的一个教土，一九○五年一月九日（旧历）率领彼得堡工人向沙皇请愿，造成“流血的星期日”。[100]Khrustalev－NoSar，律师，常替工人辩护，一九○五年革命中，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的首任主席（后来由托洛茨基继任）。他原与任何政党无关，一度加入孟什维克。长期脱离革命，当内战中，在南俄被杀。[101]A.Kerensky，律师出身，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首脑；他一方面反对帝制派的将军，另一方面镇压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亡命国外。[102]Chauvinism，极端疯狂的爱国主义。[103]G.Tseretelli，出名的孟什维克派领袖，在克伦斯基政府中任邮电部长。[104]V.Chernov，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临时政府中任农业部长。[105]Avksentiev，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临时政府中任内政部长。一九一七年七月间，他下命令逮捕托洛茨基及其它布尔什维克领袖。[106]Hohnzollens，当时德皇的姓。[107]按此口号为德军进攻威胁下托洛茨基所提出，有别于列宁的不顾一切的和平与布哈林等的“革命战争”。[108]一九一八年三月，苏维埃政府被逼在此与德国代表签订了屈辱的和约。[109]M.Rodzianko，大地主，沙皇政府御内大臣，做过国会议长。[110]K.Chkheidze（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一届苏维埃主席。[111]F.Dan，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12]BaronvonKulhmann，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中德方首席代表。[113]A.Herzen（1812－1870），贵族出身，进步的大思想家，是“在准备俄国革命中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列宁语）。[114]“路标改变派”是一九二一年在俄国国外流亡者中形成的一种倾向。“路标改变”原系文集名，发表这派人的思想言论者。这部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乘苏维埃政府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的机运，将原本的反苏立场改变为拥苏立场。其用意显然一部分希望苏联从此逐渐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另一部分也表示出他们希望与革命和解。[115]Lezhnev，最近才逝世的苏联批评家，晚年专门研究肖洛霍夫的作品。[116]Slavophilism，与西欧派对立的一种思想体系，最初发生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派思想家竭力反对西欧化，主张发展俄罗斯特有的文化。他们甚至将东正教会，沙皇制度与农村封建制度这三种反动事物当成斯拉夫文化往后发展的基础。[117]VasiliKamensky，未来派中资格最老的诗人。[118]Karataev，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有哲学头脑的一个农民，托尔斯泰借了他的口，说出了他那种不抵抗主义。[119]F.Dostoevsky（1821－1881），俄国大小说家，以极深刻的心理描写出名。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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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革命时期的艺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第一章前革命时期[10]的艺术站在一旁的知识分子——“岛民”——文化的揩油者——靠拢份子——教会改革——文学中的扈从者性质——个人主义与神秘主义——浪漫主义与人灵学。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它又推翻了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这个制度有它自己的文化及其自己的官式文学。制度倾倒了，前革命时期的文学也不能不倾倒。诗之夜莺与那智慧之鸟猫头鹰一样，是只能在日落之后才听到的。白天乃是行动的时间，可是到暮色苍茫之际，情感与理性便出来计算一下日间所已完成的事情。唯心论家及其几乎是又聋又瞎的弟子们！——俄国的主观主义者们，以为是心与批判的理性在推动世界，换句话说，以为是知识分子在指导进步。事实是，统观全部历史，心总是在真实后面跛行的。职业知识分子的反动愚蠢，如今有了我们俄国革命经验之后，是毋须加以证明的了。心落后于真实这一个法则的作用，在艺术园地中也能清楚地看出来。传统上把诗人与预言家等量齐观，其实这看法只能在如下意义上才可接受，即诗人反映其时代，与预言家一样的迟钝。如果有一些诗人与预言家说得上“跑在他们时代前头”，这是因为他们表达社会革命的某些要求，并不像他们其余同行们那样迟钝吧了。即使为了在上世纪之末与本世纪之初让俄国文学中发出一种革命预感的颤音，历史也得在经济基础上、在土地享有制中、社会关系中、以及群众情感中先造成一些最深刻的变化。在那所谓个人主义派，神秘派与癫癎派能进占文坛之前，先得有一九○五年革命因其内部矛盾而溃败，先得有那年十二月间工人们之被内政部长杜尔诺沃（Durnovo）所击倒，先得有两次国会被解散以及由首相斯托雷平组成第三届国会[11]。整整一辈的俄国知识分子之形成（或者竟可以说是形成变态），乃由于充塞于革命中间时期（即一九○五年革命与一九一七年革命之间）努力想调和皇朝，贵族与资产阶级（的那个精神）。社会决定论的意思并不一定指有意识的自私自利，不过知识分子与维持知识分子的那个统治阶级就像两只相联着的舟楫，水平律毫无差别地作用于它们。知识分子旧有的激进主义与偶像破坏精神，当日俄战争时表现成为失败主义的心情，可是在一九○七年六月三日的星宿照耀之下，（即斯托雷平采取了那个所谓“机关改革”法之时），那些精神便迅速消逝了。获得了几乎一切世纪与一切民族的玄学的与诗的支持，再加上教会神父们的帮助，知识分子“自决”了，宣称他们具有本身价值，不管他们跟“人民”的关系如何。他们摇身一变而为资产阶级人物时候那种粗鲁无礼态度，乃是他们对人民在一九○五年时使他们苦闷的一种报复，当时人们对于知识分子是固执的，缺乏敬意的。例如两次革命中间时期那个最时髦的（如果不是最深刻的）艺术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12]，最后成了一家属于普罗托波波夫[13]与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反动报纸作者这个事实，就是象征地指明了安德烈耶夫那个象征主义的社会来源。在此情形中，社会自决论显然就逐渐转变成了自私自利。资产阶级与反动势力相妥协的脂肪，积存在最精微的个人主义的表皮下面，积存在从容不迫的、神秘的对于“世间苦”（Weltschmerz）的追究那层表皮下面。等到六月三日“改良”政制的“有机”发展为世界大战这场巨灾所打断，我们的作家们立时立刻胡诌出来的一般爱国主义的打油诗，就暴露了皮下的脂肪。不过，大战的紧张度实在太大了，非但为六月三日政制的诗词所不能忍受，连它的社会基础都是如此，那个政制的军事溃败折断了两次革命中间时期知识分子的背脊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觉得他立足的地基在消失，这小块土地曾经是如此坚实的，在它上面他曾经建起过荣耀之塔的，那时却在消失了。他叫喊，喘息，口角飞沫，双手乱舞，企图挽救这个，保卫那个。不管有了一九○五年的教训，知识分子仍旧存着希望，要重建他们对群众的精神的与政治的领导权。战争加强了他们这个幻想。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加强此一幻想的水门土。从诞生之日起就患了瘰疬症的新的宗教意识不能够制造这种水门土，空洞的象征主义则连制造的企图都不曾有过。一九一七年三月（译者按：依公历，此革命发生于三月，依俄国旧历则发生于二月，故普通称为二月革命）的民主革命从战争中长成，并终止了战争。这革命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推动力（虽然只在短短时期内），去复活那个救世主的念头。但三月革命只不过是这一念头的最后一闪的历史光焰。冒烟的蜡烛心开始让人闻出了克伦斯基的臭味。然后就来了十月革命——这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比知识分子的历史重要得多多，同时也标志出了他们的绝对败北。但不管遭到了败北，不管他们被自己过去的罪恶击倒在地下，他们还是狂呼自己的光荣。在他们的心里，世界是完全头尾倒置的。他们天生是人民的代表。他们手里放着医治历史的药方。布尔什维克派用中国人和拉脱维亚人作战，他们是不能违反人民而长期存在的。在流亡知识分子的新年宴会上，大家用这样的话来干杯，“一年内回到莫斯科！”多么恶毒的愚蠢——怎样一种失败后的焦躁呀！很快就明白了：违反人民意志来实行统治真正是不可能的，但违反流亡的知识分子，不管那个流亡者现居海外或留在国内，却并非不可能统治的，甚至还可以统治得很成功的。本世纪初那个前革命时期的漪涟，一九○五年未获胜利的首次革命，反革命派那种紧张而不安定的平衡，大战爆发，一九一七年三月的序曲，十月革命的伟剧——所有这一切像是一架撞车似的，沉重而继续不断地打击了知识分子。哪里有时间去消化这些事实，将它们在形象中重建，更为这些形象寻觅到文字表现呢？诚然，我们有了勃洛克的“十二个”，有了马雅可夫斯基[14]的几本着作。它们是算得一些东西的，是一种暗示，一宗为数不大的存欵，但不是对历史账务的偿付，甚至还不是开始偿付。艺术在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时候总是显得万分手足无措的。没有被召唤去作神圣牺牲的诗人们，正如人们所料，证明出他们自己是天下一切不足道孩子中的最不足道者。象征派，高蹈派，极致派（Acmeists）[15]那些飞翔于社会利益与激情之上有如飞翔于云中的诗人们，竟处身于叶卡捷琳诺达尔[16]的白党中，或在皮尔苏茨基元帅[17]的国防参谋部中了。他们受弗兰格尔将军[18]的大热情的感动，用了韵文或散文咒诅我们。更敏感些的，以及在某种范围内更谨慎些的诗人是沉默了。玛丽埃塔·夏金娘[19]告诉了我们一个有趣故事，讲她在革命的开始几个月中，在顿河一带积极活动——当一名织布教师。她为的要完全忘记自己，非但得离开写字枱而走向织布机，还得从她的自己离开。另外一些人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加入“政治教育处”，或者进博物院工作，以此渡过那世界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最悲惨与最可怕的事变。革命的几个年头便成了诗坛几乎绝响的几年。这不完全是因为纸张缺乏之故。如果那时候没有可能印诗，那末现在已经能够印刷了。这种诗不必要赞成革命的；它可能是反对革命的。我们知道流亡者的文学——这是十足的一个零。不过即使我们自己的文学也不曾给我们什么东西，能够配得上这个时代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的文学，想装成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的样子，假装这时代一般地与它无关。但事实是，无论如何，十月革命开始在文学中确定它自己的地位，在命令文学与管理文学了，这不但在行政意义上是如此，而且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亦然。旧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部份已走出了国境——这不是偶然的——因此在文学的意义上，它已经不存在了。布宁[20]存在吗？我们不能说梅列日科夫斯基[21]已不再存在，因为他从来未曾存在过。或库普林呢[22]，或巴尔蒙特[23]，或甚至奇里科夫[24]存在吗？或者“凤凰杂志（ZharPtitza）”或“北极光”年鉴，或其它以保持古老缀法为其最重要的文学特点的刊物现尚存在吗？他们是没有例外地，像在契诃夫[25]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乱涂在柏林火车站旅客留言簿上的东西。备好马匹上莫斯科去还得等待一个长时间，旅客们就趁这时候表露一下情绪。在外省风格的“北极光”年鉴上，文艺一栏是由涅米罗维奇―丹钦科[26]，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奇里科夫，别尔乌辛以及其它几位体面死人（假定他们曾经诞生过）所代表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27]表示了一些生命的征象，虽然不是强有力的征象，但因如此，他已经被古老缀法保存家们的魔术圈子中撵出来，受到了其它所有退休的鼓手集团的排挤。在此地，关于不可能欺骗历史这个题目，人们是上了实践社会学的小小一课。那末，好吧，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暴力问题。土地被没收了，工厂被夺取了，银行存欸被拿走了，保险箱给打开了；但是人的才能、思想怎么样呢？这些无价之宝输出了国外，而且大量大批地出去：不是吓坏了俄国文化，特别吓坏了这个文化的可爱的歌颂者高尔基吗？可是输出去的宝贝何以什么都没有做出来呢？为什么流亡者提不出一个值得一提的名字或值得一顾的一本书呢？因为人不能欺骗历史，不能欺骗真正的文化（不是赞美诗歌唱家的文化）。十月革命踏进了俄国人民的命运，作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件踏进来的，它将自己的意义与自己的价值赋与了一切事物。过去的立刻退开了，隐没了，消沉了；人们只有从十月革命的观点才能把艺术复活转来。谁如果处于十月革命的远景之外，谁就得彻底与无望地被减缩成为乌有，因此那些“不同意这个”或以为“此事与他们无关”的巧言家和诗人们，都是乌有先生。他们简单地无话可说。为此而不为其它理由，流亡文学是不存在的。而没有存在的东西，根本就不能批判。在流亡者死一样的瓦解中，逐渐形成着某种嘲弄的犬儒主义者的磨琢过的典型。所有的思想派别与倾向进入过他的血液，就好像害过一场恶疾似的，使他今后对思想具有了免疫性能。此种典型的一个完备范例是那个不会害臊的韦特卢金。也许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开始事业的。但这个不重要。他的小书：“第三俄罗斯”与“英雄们”已证明出它们的作者读过、见过与听到过许多不同的事情，而且能弄弄笔头的。他的小书以一首挽歌开头，哀悼知识分子中那些失去了的与最精致的灵魂；却以一首颂歌结束，歌颂那些作投机买卖的“负袋佬”。这个负袋佬彷佛行将做未来“第三俄罗斯”的主人。这将是真正的俄罗斯，诚实的，保护私有财产的，会不断致富与贪得无厌的。韦特卢金本来跟白党们一起，白党完蛋后他抛弃了他们，他颇有先见地，让自己充当负袋佬俄罗斯的理论家候选人。从择业的意义说，他这一下是玩得聪明的。但是“第三俄罗斯”怎么样？不管你选取哪一条路，这个俱乐部的无赖汉，唉！总是毫无错误地从他清楚明白的风格里爬出来。他的第一本书约略写成于喀琅施塔得海军以暴动[28]反抗苏维埃政府之时（一九二一年），那时韦特卢金以为苏维埃俄罗斯是完结了。但是过了不多几个月后，所期待的事情并未发生，那末韦特卢金，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现在他已处身于“路标改变派”之列了。不过这都没有改变甚么。他根本上有犬儒主义作保护，使他不会有概念上的动摇，甚至不会有概念上的后退。让我们再添说一句：韦特卢金还写过一本贱格的小说，用了个颇有意思的书名：“一个痞子的回忆”——这样的痞子是不少的，只是韦特卢金是其中佼佼者罢了。他们竟可以毫不动心地说谎，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分别实话与谎话的兴趣。也许他们是“第二俄罗斯”的真正渣滓，他们在期待一个“第三”到来。站在更高的平面上，但较懦弱的，乃是阿尔达诺夫。他更属于立宪民主党人一型，因此更是一个法利赛人。阿尔达诺夫属于这一类的聪明人，他们是用一种较高的怀疑主义（不是犬儒主义，呵，不是的！）的声调来说话的。他们否认进步，很愿意接受维柯[29]那个幼稚的历史循环论。一般而言，没有人比那些怀疑主义者更加迷信的。阿尔达诺夫们是十十足足的神秘主义者。这就是说，他们没有自己正面的神话，但他们的政治的怀疑主义使他们有了借口，去从永恒观点看所有的政治现象。这态度有助于一种特殊风格的形成，使它带有很贵族的含糊口音。阿尔达诺夫们差不多认真地以为他们大大高出于一般的革命者，高出于特殊的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我们不懂得他们所懂得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革命乃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并非全体知识分子都通过了政治怀疑主义的学校，以及没有学到成为阿尔达诺夫们精神资本的那种文体。在流亡生活的闲暇中，他们给苏维埃领袖们的演说与声明，计算了其中形式上的与实质上的矛盾（难道他们能被想象为不犯矛盾的吗？）；统计了“真理报”中那些结构错误的社论与文句（我们得承认这样的句子是很多的），结果是：与（他们的）颖悟作对照的（我们的）愚蠢这两个字，构成了他们的文字的色彩。诚然，他们对历史是盲目的，什么都看不见，失去了力量，跟着也失去了他们的资本，但所有这一切是得用别的理由来解释的，而主要，“说句彼此知己的话吧”，是该由俄国人的庸愚的本质来解释的。不过首先，阿尔达诺夫们自认为文章家，因为他们克服了米留可夫的软绵绵的文句，又克服了米留可夫的同事——赫森[30]那种傲慢的与师爷式的笔调。他们的文章风格，简单是羞怯的，没有抑扬，没有特性，最适合那些言之无物的人的文学胃口。他们对空洞辞藻的沾沾自喜，他们的心地与风格的俗世化，为我们老一辈知识分子所无的，乃逐渐养成于两次革命的中间时期（一九○七——一九一七年）。现在又加添了他们在欧洲所看到的一点东西，于是写起小书来了。他们讥刺，他们回忆，他们假装要打呵欠，可是为了客气之故，把呵欠硬压下去。他们从各种文字里引经据典，做出怀疑主义的预言，然后马上加以否定。最初这一套似乎很有趣，慢慢烦腻了，终于讨厌了。这是怎样一种无耻谰言的法螺，怎样一种书袋的掉弄，怎样一种精神的谄媚呀！不过韦特卢金，阿尔达诺夫之流的全部情态，在一个名叫唐·阿米那图（DonAminado，此人现住巴黎）的一首可爱的诗中，要算表白得最好了。那首诗是：“谁能够担保理想会实现？谁能够担保人类将会过得好些？评量事物的标准在哪里呀？前进吧，将军！再过上十个年头，你与我都已经足够！”我们看得出，这个西班牙人并不骄傲。前进吧，将军！将军们（甚至还有海军大将们哩）已经前进过了。可恼的是：他们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不过在国境的我们这一边，还留存着不少十月革命以前时期的作家，类于国境那一边的作家，他们是革命的国内流亡者。十月以前时期这个名词，在将来的文化史家听起来，其沉重感将如我们听到了与现代史相对称的中世纪那个名字。对于大多数在原则上归附于十月以前时期文化的人，十月革命实实在在像是匈奴人的入侵，他们要带着那些所谓“知识与信仰的火炬”逃入地下坆场去。不过，深藏起来的，在自己的周围筑上篱笆，袖手站在一旁的那些人，却没有说出过一个新字。诚然，性质上属于十月以前或非十月的俄国文学，比之于流亡者文学是重要得多。但它总不过是一种残存物，非常没有生机的了。这么多的诗集出现了，许多本具有响亮的名字。它们都是小篇幅，短行句，本本都不坏。他们连缀成功的诗里有很少一点儿艺术，甚至还有一个一度存在过的情感的回声。不过在一个现代的，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的人看来，所有这些集子都是全然的十足的多余，有似一粒玻璃弹丸对于战场上的兵士一样。此种否定现实的文学，此种属于被弃思想与被弃感情的文学，以那厚厚的、善意的“射手星座”文集为最杰出，这里面印刷着索洛古勃[31]，罗扎诺夫[32]，别连松[33]，库兹明[34]，戈列尔巴赫（Hallerbakh）以及另一些人的诗、文章和书简，每期印刷三百册，每册都编上号码的。一篇关于罗马人生活的小说，几封谈到牡牛阿必斯[35]情欲方式的信札，一篇论圣·索斐亚——人间的与天上的——的文章：三百本编上号码的书刊——多么可怜，多么荒凉！他们倒不如来一阵咒诅，发一顿脾气会更加好些！这样，至少还像点儿生活哪！“啊，你们这些不尊重神圣事物的人，很快会被人用棍子赶回到旧时的厩栏中去。”（见吉皮乌斯[36]作的“最后的诗”，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这自然不是诗，但它是怎样一种写实的新闻文学呢！一位颓废派的神秘主义女诗人竟想舞动棍子（在抑扬格的诗中！），这是多么难于摹拟的生活片断。当吉皮乌斯“为了永恒”之故用鞭子吓人之时，如果她想让人懂得她的咒诅将永久地震撼人心，那当然是夸张。不过透过这个夸张（这在目前情形中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我们却很清楚地看到她的本质。昨天她还是彼得格勒的一位贵妇人，娇慵的，有才能作装饰的，自由的，摩登的。突然间，今天，这个贵妇人，如此充满着自由的精致趣味的贵妇人，看见那些“穿钉靴”的暴徒们做出了愤怒的黑心举动，自然冒犯了她神圣中最神圣的事物，将她无力的怒气转变成尖锐的女声喊叫（在抑扬格的诗中）。固然，如果她的喊叫不能震撼人心，却会引起兴趣的。百年后的俄国革命史家也许会指出来：一只钉靴如何踏痛了一位彼得格勒贵妇人的抒情的小脚趾，她便立即在其颓废的、神秘的、情欲的基督徒的掩饰之下，暴露出那个真实的有财产的女巫的形相。因为齐娜也达·吉皮乌斯身上存在着真实的女巫，所以她的诗高出于其侪辈，而且更为完美，虽然它们更加“中立”，因而是死的。在那么多“中立的”小书和小册中，当你发现了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IreneOdoevtzeva）的“奇迹之屋”以后，那你几乎能够和蝾螈们的、武士们的、蝙蝠们的、垂死的月亮的摩登浪漫主义的虚伪讲和了，因为毕竟有了两三篇反映苏维埃残暴生活的故事。这里有一首民谣体的诗，关于一个马车夫的，被政委索恩赶上死路，连同他的马一起死了；最后又是一首民谣，讲彼得格勒的水道如何变得龌龊了。故事中的模型是小的，应该可以让乔治表哥与安娜婶娘大为开心。但虽然如此，它们是生活的小反映，而非记录在百科辞书中的一些老调子的单纯回响。暂时之间，我们也愿意和乔治表哥同乐一下。它们是很好很好的诗，写下去吧，Madmoiselle[37]！我们不仅要谈那些从十月革命以前残留下来的“老人”。还有一群年青的文学家与诗人，他们也是“非十月的”。我不很弄得清楚究竟这些青年人是怎样地年青。不过无论如何，在革命以前与大战以前时期，他们或者还是初露头角，或者尚未开始文学活动。他们写故事，写小说和诗，应用的是一种非个人主义化的艺术，这种艺术是在不很久以前才习惯的：他们这样做，为的要获得习惯的承认。革命破坏了他们的希望（“那双钉靴”）。他们就尽可能让自己相信：事实上什么都不曾发生，他们把自己受了伤的倨傲放在那非个人主义化的韵文与散文中呼喊出来。不过有时候，他们想叫灵魂有个安慰，还是偷偷地用姆指指着自己的鼻子。这一群人中的大师是扎米亚京[38]，“岛民”一书的作者。本来他这个题目是写英国人的。扎米亚京认识他们，在一系列的速写中，把他们描写得相当出色，不过很浮面，正像是一个具有观察力的、有才气的、但不苛求穷搜的外国人所能写的东西。不过在同一集子中，他又有几篇关于俄国“岛民”的素描，描写那生活于苏维埃现实那只陌生与敌视的大洋中一个岛上的知识分子。在这些素描中扎米亚京写得更精致，但不更深刻。归根结蒂，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岛民”，而且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岛上。他是从目前的俄罗斯移居到那上面去的。不论扎米亚京是描写伦敦的俄国人或列宁格勒的英国人，他本人总是一个留居国内的流亡者。由于他相当着力的笔调——这笔调表示出他特殊的文学绅士气（接近势利小人气派的）——扎米亚京彷佛是适宜于做年青，开明而贫乏的“岛民”的教师的。[39]最不容置辩的“岛民”是莫斯科剧团[40]的成员们。他们不晓得把他们自己怎样安排才好。他们把所有在其周围发生的事情看成为敌对的，或至少是陌生的。你只要想想：这班人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生活在契诃夫戏院的情绪中呢。今天的“三姊妹”与“万尼亚舅舅”！为的要等待恶劣天气过去——恶劣天气是不会延续得很久的——他们演出了“昂戈夫人的女儿”。这本戏，就算不谈别的事情，总给了他们一个小小机会，表示他们对革命政权的反对。现在他们让玩倦了的欧洲人与舍得化钱的美国人看一看古老封建俄罗斯的樱桃园是多么的美，她的那些戏院是多么的精致与忧郁。这是钻石剧场里排出来的一张多么高贵与暮气沉沉的演员表！那位很有才华的阿赫玛托娃[41]不也属于这里的吗？“诗人行会”[42]是由最开明的诗作家所组成的；他们知道地理，能够分别建筑术上的罗可可式[43]与莪特式[44]，他们用法文表达意思，他们是最高级的文化通士。他们想（这想得对），“我们的文化还带有微弱的孩子学语时口齿不清的声音”（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语）。表皮的一层油彩是买不到他们的。“波兰人不能占有真正的文化”（格奥尔基·伊万诺夫语）。他们的口味是精细到足以觉察到奥斯卡·王尔德[45]，到底不过是一个媚俗的势利者而非诗人——在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同意他们。他们鄙视那些人，这些人不知珍重一个“学派”，也就是说，不珍重一种戒律，一种知识，一种向前奋进——对于这样的罪恶我们是并非不知情的。他们小心翼翼地修改他们的诗。其中有几位，例如奥楚普吧，确乎有才气。奥楚普是写回忆，写梦，写恐惧的一位诗人。每一举步他都会掉落到过去之中。唯一能给他展开“生命之快乐”的乃是记忆。“我甚至已经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地位：将我生命从死亡中救出来的一个诗人观察家和一个布尔乔亚。”他这样说，带着点对于自己的轻微讽刺。不过他的恐惧绝对不是歇斯底里的，这差不多是一种平稳的恐惧，是属于沉着的欧洲人的那一种，而真正叫人安心的，那是一种完全培养成功的恐惧，其中没有任何神秘的痉挛。但为什么他们的诗始终开不出花呢？因为他们不是生活的创造者，他们不参加于生活情感与情绪的创造，他们不过是些迟钝的揩油者，是由旁人鲜血创造成功的文化的剩羹残肴。他们能够摹仿，受过教育，甚至很精妙；他们是音调的摹拟者，博学，甚至有才；但此外便什么都不是了。戴着文明世界一公民的假面具，贵族韦尔西洛夫（Versilov）在他的时代乃是最开明的外国文化吸收者。世代贵族给他培养成一种风趣。他住在欧洲觉得住在家里一般。他带着谦逊之感或恶毒的轻蔑俯视那个激进的大学生，后者引述皮萨列夫的文章，或用糕饼师傅的发音来说法国话，而这个大学生的仪态——哦，我们不如不谈仪态吧。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六十年代（译者按：即自一八六○至一八六九这一个时代）的大学生及其七十年代的后继者却是俄国文化的建立者，这时候，韦尔西洛夫则已经最后地暴露出不过是一个最无用的文化揩油人罢了。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二十世纪初期那个迟到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于文化，对于其稳固的基础，对于其风格及其芳香，都是充满了敬意甚至“畏惧”的，但他们自身却不过是些空洞的零圈圈。且让我们回顾一下，称量一下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表示的轻蔑态度吧，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从教授，律师与作家的高地上渺视下来，再让我们把历史对这班同一的立宪民主党人所表示的轻蔑态度比较比较吧。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和韦尔西洛夫的情形一样，（只是被翻译成资产阶级的教授言语了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文化证明出仅仅是外国文化在俄国社会生活的浮土上面一个迟发的反映罢了。在西方历史上，自由主义曾经代表着一个反对天上权威与人间权威的大运动，在其革命斗争的热力中，它提高了物质的与精神的文化。我们知道的法兰西，有它受过教养的民众，有它完美的形态，又有被群众吸收进血液中去的礼貌，但它所以能够如此，那是因为在数次革命的洪炉中铸造成功的。逼迁，动乱，大灾难那些“野蛮的”过程，在现代法国语言中留下了它的沉淀物，使它又有力又无力，又确切又僵硬——而且也在法国的艺术的风格中留下了沉淀。要使法国话再度获得伸缩性与可展性，让我们顺便说说吧，得再有一次大革命（不是语言上的，而是社会生活上的）。要想提升法国艺术到更高水平，也需要有这样一次革命。现今的法国艺术是太保守了，不能从事任何方面的革新。可是我们自己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些过迟地摹拟自由主义的人，却想免费从历史中撇取议会主义的乳皮，撇取文化礼貌的浮脂，以及揩一点（建立在利润与地租的那个稳固基础上的）均衡艺术的油水。阿达莫维奇，伊列茨基以及其它许多人所优为的事情，就是查考欧洲一些个人的或派别的风格，加以思索，或甚至加以吸收，以便日后应用所有这些风格去表达他们的空洞乌有。不过这不是在创造文化，这仅仅是在揩取他人文化的一层浮油。某一个立宪民主党的美学家坐在一辆牲口车里作长途旅行，然后透过他的牙齿缝儿嘀咕着，讲他这么一个最有教育的欧洲人，镶有最漂亮的假牙，又精通埃及式芭蕾舞技巧的，竟被那庸俗的革命弄得必须和生虱的负袋收买佬一起旅行，这时候，有一种厌恶感会从你的喉头升上来，反对那付假牙齿，反对精通芭蕾的美学家，反对全部偷自欧洲书架上的那个文化。此时你会开始有一个信心，即衣衫褴褛的负袋人身上那个最小的虱子，比之于这个极有教养而毫无用处的自我主义者，在历史的机构上是更为重要的，也就是说，更为需要的。在战前时期，当这批文化揩油人尚未爬在地上，出来作爱国主义的咆哮以前，有一种新闻学的风格开始在我们中间成长。不错，米留可夫继续透着长气，含糊其辞地，乱涂一些教授与议会发言式的社评，他的助理编辑赫森则让我们欣赏离婚法的示范报导。不过一般说，我们那时总已开始抛弃我们传统的与国粹的烂污方式，那是藉助于“俄罗斯新闻报”[46]那块相当大的瘦肉和四旬斋的一点轻油的。新闻文学中此一按照欧洲方式的风格上的小进步（顺带说，这还是付出了一九○五年革命的鲜血代价的，革命后才产生了各个政党以及国会），淹没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浪潮中，淹没得无影无踪了。今天居住在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不管他是否与该党脱离，最刻毒地指出苏维埃报刊上文章写得蹩脚。不错，我们写得很坏，没有风格，摹拟人的，甚至摹拟“俄罗斯新闻报”的体例。这是否表示我们退步了？不，它表示出一个转变时期，从对于进步的揩油式的摹仿，从雇佣律师的博采的俏头，转变到全民跃进的伟大的文化运动，只须假以短短时间，不论在新闻文学或别的一切文学中，都会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还有另一类人，即所谓Rallies。这是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名词，意为“靠拢份子”。过去的王党后来跟共和国妥协了的，就被称之为Rallies，他们放弃了为国王进行斗争，甚至放弃了他们对国王的希望，他们忠心耿耿地把自己的保王主义翻译成了共和国的言语。他们中间不会有一个人能写马赛曲，如果这首歌曲以前不曾被人写出的话。他们是否怀着热情唱这些反对暴君的歌词，是很可疑的。不过这班靠拢份子生活着，而且让人家生活着。在我们今天的诗人、艺术家与演员中，有不少这样的靠拢份子在。他们既不毁谤，也不咒诅，他们接受这个事态，不过仅仅一般说来如此，“并不负担任何责任的”。在适当场合，他们是外交式地保持缄默，或者老老实实地让事情过去，而一般说他们是耐性的竭其所能地参加于工作中。我不是指“路标改变派”而言，他们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我所说的只关于那些受了安抚的艺术上的庸人，那些普通的文员，常常不是无才的。这样的靠拢份子到处可以找到，甚至在肖像画家中也有。他们画“苏维埃”人像，有几位画师还是大艺术家。他们具有经验、技巧、一切。但虽如此，这些肖像却非好的形像。为什么？因为画家对他的题材没有内心兴趣，没有血缘关系，他画一个俄国的或德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肖像，好像他从来给画院里画一只水壶或一棵芜菁一样，或许，他画人像时候的态度甚至还更加中立些。我不举出名字，因为他们形成了整整一个阶级。靠拢份子不会从天上摘取北极星，也不会发明无烟火药。但他们是有用与必要的，他们将成为新文化的肥料。而这一点便已非同小可。“非十月”艺术的去势状态，在那次智慧的与宗教的追寻运动的命运上是看得很明显的。那次追求和寻找曾经“滋养了”前革命时期文学的主流，即它们“滋养过”象征主义。关于这，在此地说几句话是合适的。在本世纪初，知识分子逐渐离开唯物论与“实证论”[47]，在某种限度内，甚至离开马克思主义，经过批判哲学（康德主义），走到了神秘主义。在两次革命的中间时期，此一新的宗教意识闪耀过不少次黯澹的火光。不过到了现在，当官方正教[48]那块巨石被认真地从它的位置上移开以后，这些客厅神秘派，每人以他独特的奇怪方式，销沉了，垂下了尾巴，因为事物的新规模太大了，他们没法应付。并无客厅预言家与报界圣者们（他们以前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帮助，甚至反对着他们的一切反对，革命浪潮冲击到了那个不曾经过宗教改革的俄罗斯教会的墙壁上。俄罗斯教会一向用僵硬的形式，机械的仪式与政府的撑腰，抵抗住历史的进步。它在沙皇制度前面卑躬屈膝，而且当这个专制皇朝的同盟者与保护人倒下去以后，它还保持了不变的原状好几年。不过改变的机运毕竟也轮到它了。教会中的“路标改变派”，不管它怎样革新，却总是蒙在对苏维埃国家的适应这个伪装之下，一种迟发的资产阶级性宗教改革的企图。我们的政治革命的完成——甚至此事都违反了资产阶级愿望的——仅仅在工人阶级革命之前几个月。而俄罗斯教会里的改革运动则差不多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四年才开始。如果这个“活教会”认可了一次社会革命，那只因为它要寻求保护色。无产阶级的教会是不可能有的。教会改革本质上是追求着资产阶级性的目的，例如要把教会从中世纪式笨重的等级制中解放出来，要把更为个人主义化的对天界等第的关系，代替那仪式与萨满教[49]的摹仿。一句话，宗教改革的总目的是要给宗教与教会以较大的伸缩性与适应性。在最初四年中，教会用阴沉的防御性的保守主义在自身周围筑起了一道篱笆，挡住那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它却投向了新经济政策。如果说，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是使社会主义经济招上一个资本主义的配偶，那末教会的新经济政策乃是用资产阶级的新枝在封建的本干上接种。它对于工人统治的承认，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是由于摹仿法则所促成的。不过教会那个世代相仍的古老机构总在开始倾圯了。在左边——“活教会”也有它的左翼的——喊出了更加激烈的声音。更左些，还有一些激进的教派。一个刚刚觉醒的天真的唯理主义在使土壤破裂，给无神论与唯物论的种子开路。大起大落的一个变动时代降临到了这个王国，这王国一向是自称为不属于此一世界的，现在那个“新的宗教意识”在何处？那些来自列宁格勒与莫斯科文学客厅与文学圈子的预言家与改革家在何处？“人灵学”（Anthroposophy）又在何处呢？他们没有一点儿声气。那些可怜的神秘的同种疗法医师们（Homeopaths）[50]就像是受宠的家猫被抛弃在奔流中的泮冰块上了。第一次革命的头痛的后果产生了“新的宗教意识”，第二次革命则破灭了它。例如别尔嘉也夫[51]仍旧指责不信上带的人，不关心于未来生活的人，为资产阶级份子。这真是很有趣的事。这位作家和社会主义者有过短短的关系，给他留下了“资产阶级”这个名字，现在他用来攻击苏维埃政府的反对基督。糟糕的是俄国工人完全不信宗教，而资产阶级当他们失掉了产业之后，却已变成全信者了。这是革命所造成的诸般困惑之一，它彻底暴露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就这样，“新的宗教意识”消失了，不过还留下一些儿痕迹在文学中。整整一辈的诗人，曾经把一九○五年革命当作圣·约翰之夜[52]接受的，且曾在那夜的篝火上烧焦了他们脆弱的翅膀的，便开始在他们的诗律中采用那天界的体制。两次革命中间期的青年们又附和了他们。不过，正好像诗人们依照了坏的传统，以前在困难关头老是乞灵于水精，牧神，战神与爱神一样，如今则在诗形式的掩护之下，把奥林匹斯山给民族化了。终究说，诗人们要借助战神马士或圣·乔治，就得看他们要凑成的诗是长短格[53]或短长格[54]而定。显然有许多人，至少有几个人，将他们的经验（主要是恐惧）隐藏在这种办法下面。然后是发生了大战，它把知识分子的恐惧消解成一种普遍的焦灼不安。再后来又发生了革命，它把恐惧浓缩成为狼狈。有什么可期待的？他们能够向谁求助？他们能依傍什么？就只有教会的历书了，此外是什么都没有留存了。现在只有极少几个人热中于把新的宗教液体去搅动一下，（这液体在战前是别尔嘉也夫以及别人的药房里蒸溜过的，）因为凡是有神秘冲动的人，简单学他们祖先们一样给自己划一个十字就够了。革命擦去了与洗清了人身上所纹的花纹，揭露了那些传统的、属于种族的事物，这种事物与母乳同时接受，又因其怯弱之故不曾为批判的理性所消解的。在诗中，耶稣永远存在。而在机械纺织工业时代里，圣处女的布袍乃是最时兴的诗的织物。阅读大多数的诗集，特别是女诗人的集子，不能不怀着厌恶心情的。在那些集子里，步步都遇见上帝。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55]，拉德洛娃以及其它真正的和近似的女诗人们，结成了一个很小的抒情诗的圈子。圈子里包括着女诗人自己，一个参加大跑马的或穿着马刺靴的不知名的人，还有必不可缺的是一位上帝，并无任何特殊标记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一个最方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第三人称，非常家庭化，是家庭之友，时常能代行妇科医生的任务。这样一个“人”，年纪已经不轻，老是要给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人料理私务，办理极其烦腻的差事，却如何还能匀出时间来操持宇宙的命运，实在不可思议。什卡普斯卡娅是那样有机的，那样生物学的，那样合乎妇科病理学的（什卡普斯卡娅真是有才），对她说来，上帝是有点像媒人或接生婆一类的人物；也就是说，上帝具有一个全能的搬是弄非者的特性。如果这里容许我们说一点主观见解的话，那末我们很愿意承认：假使这个女性的丰臀的上帝不太威严，那末她比之于天外神秘哲学所孵出来的那个小宝宝是更可同情的。最后，我们怎能不得到这样的结论呢，即：一个有教育的伧夫的正常头脑，乃是一只垃圾箱，历史在它旁边经过，顺手将它种种成就的皮和壳丢了进去？这里头有启示录、伏尔泰与达尔文，有赞美诗集，有比较语言学，有二乘二，又有蜡烛。一碟可耻的杂拌比穴居人的愚蠢更为低下。人，这个永远想“侍奉”人的“万物之灵长”，摇着尾巴，而且在这中间发现了他“不朽灵魂”的声音。但若一经考察，那个所谓灵魂也者其实代表着一个“器官”，它远不如胃或腰子的完美与和谐，因为“不朽之物”上面生有不少发育不全的赘瘤与盲囊，它们被各式各样腐烂的渣滓所堵塞，不断地造成癣疥与精神的溃疡。有时它们发泄成为有节奏的文句；这些文句然后又当作个人主义的与神秘的诗拿出来，印刷成精致的小书。不过泄漏出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荒芜与腐败，恐怕没有比今天人们齐声颂扬罗扎诺夫一事更为亲切与可信的了。他们把罗扎诺夫捧成为“天才”哲学家，预言者，诗人，又是精灵武士。但罗扎诺夫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懦夫，帮闲与拍马之徒。而这正是他的本性。他的才能是限定在他这一种本性的范围之内的。当人们谈起罗扎诺夫的“天才”时，主要着重于他在性欲方面的启示。但若他的捧客中有人试行将罗扎诺夫关于性欲所及于诗、宗教、政府的影响，用罗氏特有的语言（诸多省略与含糊其词的）所说过的东西，搜集起来加以系统化，那末他所获得的新颖见解是非常微细与不足道的。奥地利的心理分析学派（弗洛依德，荣格，阿尔伯·阿特勒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即性因素在个人品质与社会意识形成中所起作用这个问题上，做出过无可比量的更大的贡献。事实上，二者之间是无从比起的。即使是弗洛依德的最离奇的夸张意见，也比罗扎诺夫的空洞臆测重要得多，有用得多，罗扎诺夫老是陷进到故意的愚蠢中，或说些简单的废话，反反复覆说他自己，要不，就吹牛说谎。不过我们得承认，那些国内外的流亡客不以赞美罗扎诺夫为耻，拜伏在他的面前，确是做得扼要适当的。罗扎诺夫的精神寄食态度，他的奴颜卑膝作风，他的懦怯本性，不过是把那些流亡客的基本精神特征——对生对死的一般懦怯——引伸至逻辑结论吧了。有一个名叫维克多·霍温（VictorKhovin）的人，是未来派的理论家，或是别的什么人物，向我们保证说，罗扎诺夫的下流易变性乃是最复杂细致的一些原因之果；他说，罗扎诺夫所以会倾向了革命（一九○五年）而不脱离反动报纸“新时代”，后来又转向右边，那只因为他让自己身上同时具有的明显的超人素质与愚陋给骇住了；他（在贝利斯教会仪式案件中）竟会实行司法部长的命令；他用反动方式给“新时代”写文章，同时却竟会用假名在“俄罗斯话报”上发表自由派论调，他又能起皮条客的作用，引诱年青作家去归附苏沃林[56]：这，据那位先生说，都只因为罗扎诺夫精神本质的复杂与深刻。如果罗扎诺夫当革命受迫害时他走近了革命，胜利后他反而退开的话，那末上述愚蠢与胡诌的辩解辞至少会比较令人可信些。但恰恰就是这样的事情罗诺尚夫不曾做，而且也决不会做。他把尼古拉二世加冕时发生于霍定卡大场上的惨变[57]，歌颂为涤罪的牺牲——这是在反动的波别多诺斯采夫[58]正奏凯的时代里。在一九○五年十月，那时年青的革命彷佛要把旧势力打倒地下之时，他接受了最反革命的制宪会议与恐怖镇压。一九○七年六月三日以后，他歌颂“六·三”人物。当贝利丝审判案时，他企图证明犹太人为了宗教目的曾利用了基督徒的血。在他死前不久，他装着那没头脑人的惯常的鬼脸，写道，犹太人是“世界上的头等民族”——这和他在贝利丝审判时的立场虽然相反，但并不干得较为高明。在罗扎诺夫身上一件最真实与最一贯的东西，乃是他在权势面前像虫一样蠕动。一个虫一般的人和作家；一条蠕动的、滑腻的、黏手的虫，能依照需要而蜷缩与展伸的；像虫，故令人厌恶。罗扎诺夫毫无礼貌地称正统教会——自然只在自己人的小圈子中——为一个粪堆。但他遵守宗教仪式不变（由于懦怯也由于万一之需），当他临死之时，还受了五次圣餐——也为了万一之需。他对于上天和他对于出版人与读者一样，玩弄他的下流手段。罗扎诺夫公然将自己卖钱。他的哲学与卖身勾当相符合，所以非常能够适应。他文章的风格也是如此。他是安乐窝里的诗人。他拿导师和先知们来打趣，同时总不变地教训人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是那些柔软的、温暖的、丰腴的、甜蜜的种种。近数十年来的知识分子是很快成为资产阶级的了，他们极其倾向于柔软的与甜蜜的；但在同时，他们让罗扎诺夫给弄得忸怩起来，这正好像一个年青的布尔乔亚，因为那个放荡的娼妇无所不言而觉得难以为情一样。不过在本质上罗扎诺夫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现在“教养”社会中旧有的分隔已失去了一切意义和礼貌，于是罗扎诺夫这个人物在布尔乔亚们的眼光中变得巨大起来了。现在他们在罗扎诺夫崇拜中联合一致：他们之中有未来派的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霍温）与列米佐夫，有梦想家，人灵学派，还有那毫无想象力的约瑟夫·格森，这些个过去的右派与过去的左派！“向这位帮闲食家欢呼和散那[59]吧；他教我们去欢喜甜品；我们梦想过海鹅的，却失去了一切。如今我们给历史抛撇在后边了——且无甜品可吃。”一场大灾难，不管它是个人的或社会的，总是一块大的试金石，因为它无误地揭露出真实的而非表面的个人关系与社会关系。因此，由于十月革命之故，十月以前时期的艺术（它几乎已全部变成反十月的）显示出它和旧俄罗斯的诸统治阶级有不可分解的联系。这情形现在是如此清楚，以致我们甚至不必用手去触摸就可知道的。地主，资本家，将军与文官，和他们的律师与诗人一起流亡到了国外。他们大家断定文化已经死亡。自然，诗人曾以为他是对布尔乔亚保持独立的，他甚至还跟他吵过架呢。但当问题一涉及革命热忱，那末诗人便立刻暴露出他骨子里的食客本性了。此一“自由”艺术中的历史教训，与民主制其它“自由”的教训平行发展了的。尤金尼奇将军[60]（反苏维埃的进攻失败之后），这个民主制已被扫除和廓清了。在现代史中，那个个人的与职业性的艺术，和旧时集体的民间艺术相反，是在诸统治阶级富裕与闲暇中发荣滋长的，因而始终处于这些阶级的保育之下。当社会关系不被扰乱时，此种保育因素几乎是不可触知的，但当革命的利斧砍倒了旧时的支柱之后，那种关系便异常触目地给暴露出来了。食客与被保育者的心理绝不等于谦卑、客气或尊敬。相反，这个心理中含有凛然的心境，暴躁的脾气，不同意见的争辩，还有完全决裂的危险——当然只是危险而已。旧时贵族食客的典型——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61]差不多经常处于宅内造反的“心理”状态中。但若我的记忆不错，他的造反可从来不曾越出厩栏以外。这例子当然举得很不雅，而且不论如何，拿奥皮斯金来和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齐娜也达·吉皮乌斯，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扎依采夫，扎米亚京等院士们与准古典派相比，总是不客气的。不过你得恰似其实地歌唱那历史之歌。他们已经自行暴露出被保育者与帮闲食家的本相。虽然，他们中间有几位以粗鲁方式表示这个特点，而大多数的国内亡命者则一部分因为他们无力控制的情形，主要则因为他们的性格使然，（我们必须这样想，）所以只是哀伤着他们保育状态之被根本破坏，因而将他的忧愁尽量倾注于回忆中，倾注于故事新谈中。安德烈·别雷（AndreyBiely）[62]两次革命中间时期（一九○五——一九一七年）文学，就其情调与影响说是颓废的，她的技巧是过分精炼的，这是种个人主义、象征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文学。她最浓缩地表现于别雷身上，而她之被十月革命所破灭，也以别雷的情形最为响亮。别雷相信文字的魔术。因此我们可以说，光是他这个笔名就已证明了他对革命的反对（译者按：“别雷”一字的俄文原意为“白”）。因为革命的最大战斗时期是在红白二军的斗争中渡过的。别雷写的关于勃洛克的回忆，令人吃惊于它里面的无意义的细节与矫揉造作的心理的镶嵌。这本书让人十倍地感觉到他们是怎样地属于别一个时代，别一个世界；他们属于过去时代，属于那永远不再回来的世界。问题不在于辈代的不同，因为他们是我们同一代的人；所不同的乃在于社会的造型，在于精神形态与历史根源。对别雷说，“俄罗斯是一片大草原，青色的，有如（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63]或（勃洛克的）沙赫马托沃田庄。”这幅革命前与革命中俄罗斯的形象，是一大片青色的草原，而且像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与沙赫马托沃二处的草原，我们凭着这个形象能够感觉到那个古老的俄罗斯，地主与官僚的俄罗斯，或最好的是那个屠格涅夫[64]与冈察洛夫[65]的俄罗斯，已经埋葬得多么深了。它离开我们有多么远呀，（该用天文学数字来计算的。）它离得这么远是多么好呵，从这个形象来到十月得有怎样一个飞越数世代的跳跃呀！不管是屠格涅夫的贝静草原也好，或勃洛克的沙赫马托沃草原也好，是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或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草原，反正都是和平的形象，是单调的和谐的形象。别雷的根生长于过去中。但现在那古老的和谐去了哪里呢？有的是和谐的反面，在别雷看来，一切都彷佛是震坏了的，一切都倾斜着，一切都失了平衡。在他看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和平不曾被变成机动，而是变成了骚动与停顿在一个地点的上下跳跃。别雷的机动显然只有一种，那就是绕着圈子奔跑，以及在消逝着的与分解着的旧制度的土冢上斗争。他的语言的疙瘩是没有出路的。他没有暗示出什么理想的革命主义。骨子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与精神的保守家，失去立足地，陷于绝望中。“一个梦想家的回忆”是受勃洛克影响而写的一种日记体文字，这里头把那个烟卣里冒烟的失望的现实主义者与那个享受惯精神安适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了，这个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了沙赫马托沃草原，甚至做梦都想不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双脚站在白地上，基础属于地主与官僚的“梦想家”别雷，只会向自身的周围喷吐烟圈圈。从习俗与个人主义的枢轴那里被扯开以后，别雷想以他自己来代替整个世界，他想从自己与通过自己来建立一切，想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一切——但是他的作品，虽具有大小不一的艺术价值，却总是旧习俗的一种诗的或神灵学的升华。一味关心自己，将一己的与精神的日常事件加以神化，在我们这时代中所以会如此令人难受，在最后分析中，就因为它代表着旧习俗的美化，而此时群众以飞快速度进行着的却是真正地造成一个新世界。如果有人以如此繁文缛礼来描写他和勃洛克的会见，那末他将怎样描写与诸民族的命运有关的大事件呢？在别雷对孩提时代的回忆（“科季克·列塔耶夫”）中，有一些关于透彻底心理学的有趣片段，艺术上不常是正确的，但内容却往往令人入信，不过他用神秘的辩论，将这些片段联接起来，用他的硬叫人信的深奥，用形象与文字的堆积将它们联结起来，以致使这些有趣的片段变得无用与十分讨厌。别雷用了他的膝和肘，企图将他童年的灵魂挤压进彼岸世界里去。他的肘印可以在每一页上发现，但是彼岸世界——并没有！而事实上，它该从何处来呀？不久以前，别雷写到了他自己——他永远关心自己，讲自己的故事，绕着自己打转，嗅自己，舔自己——透露了几点很真实的思想。他写道：“在我那“最大限度派”的抽象理论之下，也许暗藏着一个最低限度派，他小心谨慎地在摸索前进。我接触任何事物，都用那兜圈子的方式。我拿了一个假设，一个暗示，一件方法论上的证据，从老远地方摸索前来，却始终保持着观望的犹预。”（“回忆亚历山大·勃洛克”。）别雷称呼勃洛克为最大限度派，对自己则直截称之为孟什维克（自然是在神圣的精神上而非在政治上）。这些个字出之于一位梦想家与幻想家的笔下，初看似乎是意外的，但是一个人替自己说了这么多的话，有时终会说出一些真情实话。别雷不是最大限度派，绝对的不是，但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最低限度派，他是旧制度及其观点的一块碎片，在新的环境中欠伸叹息。他接触任何事物都用兜圈子的方式，那是绝对不假。他写的整篇“圣·彼得堡”便是建筑在兜圈子方法上。因此让人读起来像干一桩辛苦活。即使在那些地方，在他艺术上有些成就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些能在读者意识中唤起形象的地方，也是付出了太重的代价才获得的，因此，走了许多回旋路，在紧张与辛苦之余，读者却并不享受到美学上的满足。这正好像你让人带路，穿过烟卣进入一间房屋，但当你走进去了以后，却发现那房屋原来有门，而由大门进入却方便得多。他的韵文是可怕的。他的句子并不服从形象的内在运行，而只是一种外表的音韵，它初看是浮浅的，继而它的勉强会使你生厌，最后则它竟然想要你的命。预觉到每一句完了的地方一定会有个韵，便会使人极度烦躁，这正如我们在失眠之夜，期待着百叶窗再一次击拍声一样的不耐。与别雷的用韵同时，又叫我们看到他对字的膜拜，绝对不容否认：人类的文字不但表示意思，而且还具有声音价值，如果你不注意文字的这一方面，那你就写不出很好的诗，也写不出很好的散文。人家在这方面推重别雷的成就，我们不想加以否定。但是一个最有分量与最响亮的字，却总不能发挥出它所不曾赋有的意义。别雷在文字中，就像毕达哥拉斯派[66]在数字中一样，想寻找出第二种、特殊的与隐藏在后面的意义。因此他老是会陷进文字的死巷里面不能自拔。如果你将中指交叠于食指之上，在触摸一件东西，这时你会感觉到有两件东西，再如果你把这个试验翻覆地做，你会感觉到稀奇古怪；你这不是正确地应用你的触角，而是滥用了它，以致欺骗你自己。别雷的艺术方法恰恰予人以此种印象。他们不变地是一种虚伪的心理错综。对于他停滞的、本质是中世纪的思想，别雷不去作逻辑的与心理学的分所，而是用头韵格的诗体游戏，用语言的歪曲及音响的带子来加以描绘。别雷越是痉挛性地抓紧文字，他便越是无情地破坏文字，在业已克服了惰性的世界中，他越是固执他惰性的见解。别雷最强的是当他描写稳固的旧生活之时。但即使在那时，他的态度也是讨人厌的，不过并非无用。这里你能够清楚地看出别雷本人是古老状态的肉中之肉与骨中之骨，他是彻底保守的、被动的与温和的，又可以看出他的韵律及其语言歪曲只是他从生活的轴承上被扯开以后，和自己内心的消极与苦行所作徒劳斗争的一种手段。当世界大战之时，别雷成了那个德国的神秘派，鲁道夫·斯坦纳（自然是一位“哲学博士”）的信徒，他在人灵会派一座庙堂的圆顶下面守夜。什么是人灵学（Anthroposophy）呢？那是用精神学家的手法将基督教翻一个面，榨取它一些哲学的与诗的引句。再详细一点我就无法说了，因为我从不曾读过斯坦纳的书，也无意去读它。我认为我有权不对那些“哲学”体系发生兴趣，它们所解释的是魏玛女巫们与基辅女巫们所讲故事的异点（因为我一般地不相信女巫，除了上述那位齐娜也达·吉皮乌斯——她的存在我是绝对相信的，虽然她的尾巴究竟有多长，我无法说得肯定。）安德烈·别雷的情形却与我不同。既然对他说来天上事情是最重要的，那他就得将它们解释清楚。可是别雷虽然如此详尽地告诉了我们他如何渡过一条运河，这时他彷佛亲眼看到了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67]里祷告和被出卖的情景，或者至少他看见了上帝创世的第六日（译者按：那是创世纪中上帝创造男女之日），但一到他触及这门人灵学的时候，他便立即说得简单粗疏了，他宁愿扮个沉默角色。他报告我们的唯一事情，乃是：“我非我，在我身上的基督才是我。”还有是：“我们生于上帝，死于基督，又在圣灵中复活。”这种说法是令人宽慰的，但是实实在在——不很清楚。别雷不以更为通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显然是根本害怕掉进神学的具体中去，这种具体是太危险了，因为唯物论不变地要把任何一种积极的本体论的信仰踩在脚下——这种信仰总是在物质的形象中造成的，不管在形成的过程中物质形象会被歪曲得多么地荒唐。如果你是一个信徒，那请解释一下天使的翅膀上有何种羽毛，女巫们的尾巴是用什么质料做成的。由于害怕此等合理的问题，这些个神灵学家绅士们早已把他们的神秘主义弄得如此精炼，以致结果，他们那种灵的存在变成为不存在的一个巧妙的假名。然后他们又害怕起来（自然完全不需要从新开始来过），于是向后一倒，躺在教义问答上了。就这样，人灵学的以及一般哲学信仰的神秘家们的精神成长，在令人忧伤的星空与神学价目单之间动摇着前进。别雷固执地但是徒劳地企图用他音响的配合与强押的韵律来掩饰他的空洞。他企图神秘地超越于十月革命之上，甚至企图顺手采纳这个革命，让她在麈世诸事物中占一席地，至于这些事物，对他说来，那都是他之所谓“蠢事”。这个企图一失败——他怎能不失败呢？——别雷就勃然大怒了。此一过程的心理结构是跟一个会跳的杰克（译者按：玩具名）的构成一样简单：几个小孔与几条弹璜。不过从别雷的小孔与弹璜中出来的是一个天启，不是一般的天启，而是特殊的一种，是安德烈·别雷的天启——“真诚精神使我说明我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是的，你们知道——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你们要喝点儿茶吗？什么——现在没有平常人吗？这儿就有一个——我是一个平常人。”欠缺风趣吗？是的，那是一个勉强的鬼脸，一种清醒的胡涂。而这一些却在经历了一次革命的人们面前装出来的！在他为那篇非史诗的“史诗”所写的傲慢的引言中，安德烈·别雷埋怨我们这个苏维埃时代说，它对于“那些自觉到天命所归要来在伟大的丰碑式的画布上大显手笔的作家们是可怕的”。他，这位将要竖起丰碑的大作家，你们没有看到吗，竟被拖到“日常琐务的场所”，给那“蓬蓬糖盒子”画画儿，试问有谁能把真实和逻辑更粗暴地颠倒过来的？这是说，别雷，让革命从大幅油布那里拖向法国蓬蓬糖的纸盒子了！用了非常细腻的描写，别雷让细节，同时更一让言语的泡沫几乎闭塞了气，讲他如何“在约翰派庙堂的穹顶之下”——“让言辞的雨水（不假，是雨水）湿透了身”，讲他如何认识了“活思想的国土”，讲那约翰派庙堂如何成了他的“理论朝圣的一个形象”。一篇贞洁与神圣的胡言乱语！你读它的时候，一页比一页叫人更难忍受。自满自得地寻找心理虱子，将找得的虱子放在手指甲上神秘地处死——这都不是在别处而是在约翰派庙堂的圆穹顶下干的——懒洋洋地打着呵欠涂抹一些势利的、吹牛的、懦怯与迷信的东西，这算是“丰碑式的油画”，而我们请他面对那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在民族心理的地层里所完成的事情，却被视之为拖他去给“蓬蓬糖盒子”画花！而我们在苏维埃俄罗斯所做的事情则是“蓬蓬糖盒子”！这是多么恶劣的趣味，多么放浪的词藻！这恰好就是那座由精神的漫步者与旅行家兴建在瑞士的“约翰派庙堂”，它是一只毫无风趣的、德国哲学博士一类的蓬蓬糖盒子，里面装满了“猫舌头”与各式糖拌的苍蝇儿。不过在目前，我们俄国正是一幅挺大的画布：需要巨匠们穷数世纪时间来画成它的。新的艺术，新的观点，感情的新的结合，思想的新的韵律，文学的新的努力，都将从此地，从我们革命山脊的顶峰起始发源。在一百年，二百年或三百年中，人们将怀着伟大的美学的情感，揭露出那被解放了的人类精神的这些泉源，且……将在前进的路上被“梦想家”的身体绊一下脚——这个“梦想家”掷去了革命的“蓬蓬糖盒子”，却要求（向革命要求！）供给他生活所需的数据，以便描写他在瑞士如何从大战中得救，他如何日复一日地从其不朽的灵魂中捕捉到某种小虫，又如何将它们放在指甲上弹去——“在约翰派庙堂的穹顶之下”。在这同一篇史诗中，别雷宣布说：“在我，日常生活的基础都是蠢事。”这是面对着一个民族说的，他们正流着血来改变日常生活的基础。当然，不多不少，恰好是些蠢事！但是他要求发给配粮证，还不是普通配粮证哩，而是与伟大的画布成比例的配粮证。他而且生了气，因为人家不赶快发给他。这是否好像一个基督徒的灵魂境界还真正值得为“蠢事”而烦扰呢？可是仍然，他非他，而是附在他身上的基督，他将在圣灵中复活的。然则为什么，在我们麈世的诸般蠢事中，要为配粮不足而在刊印的诗文中大吐怨气呢？虔信了人灵学不但使人失却艺术的趣致，而且还失去那社会的羞耻心。别雷是一个死尸，不论什么精灵都不能叫他复活的了。[10]前革命时期（pre-revolutionaryepoch）意思主要是指革命发生之前的若干年间，这个用词不可误解为“革命的前一段时期”，亦不可解释为革命前的任何时期，同时亦与“革命的前夜”有别。[11]这里著者十分简略地叙述了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间俄罗斯由革命发展至反革命胜利的经过。一九○五年因日俄战争失败而直接引起的俄国革命运动，最初表现为一月二十二日（旧历九日）的彼得堡工人冬宫请愿大流血。此后运动急剧发展，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六月以后，苏维埃组织先后发生于各大都市。终以十二月下旬彼得堡及莫斯科等地的总罢工及武装起义而到达顶点。武装起义以莫斯科举行者规模最大，延续亦最久。它发动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同月三十日在内政部长杜尔诺沃等积极策划下的武力所扑灭。革命被镇压后，沙皇政府为缓和局势起见，召开国会；第一次国会揭幕于一九○六年五月，解散于同年七月。一九○七年三月召开第二届国会，至六月十四日（旧历三日）因政府拘捕五十五名左翼议员而又解散。第三届国会召集于一九○七年十一月，绝大多数席位由最反动的分子占有。斯托雷平（P.A.Stolypin），一九○五年革命后担任首相，为两次革命中间期反革命势力的主要代表，他企图以改良欺骗及公开高压同时进行，藉以消灭革命，延长贵族皇帝统治，结果于一九一一年被自己的特务所暗杀。[12]L.Andreyev（1871－1919），象征派剧作家与小说家。反对十月革命，革命后流亡国外。[13]Protopopov，原属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客，后来叛变自己立场，加入宫廷近幸党，任沙皇政府的内务部大臣。[14]V.Mayakovsky（1893－1930），俄国未来派最伟大的诗人，于一九三○年四月十四日开鎗自杀。[15]有人译为“阿克梅派”。该派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主张唯美论，为艺术而艺术。[16]Ehatherinodar，即今斯维特洛夫斯克，乌拉尔地区重镇，该处白军由高尔察克统率。[17]MarshalPilsudsky（1867－193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独裁者，一再组织对苏联的武装干涉。[18]Gen.BaronP.Wrangel，俄国内战时活动于南俄一带的白军首领。[19]MariettaShaginyan（1888-1982），十月革命前即已从事写作的女作家。一九三一年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中央水电站”。她是幸而逃过了史大林“清算”的少数作家之一，而且还得过史大林奖。生卒年月未详。[20]I.Bunin（1870－1954），著名小说家，诗人。目前苏联的文学史家，称他为“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代表。[21]D.Merezhkowski（1865－1941），“诸神之死”与“诸神复活”的作者。[22]A.Kuprin（1870－1938），俄国小说家，曾与高尔及齐名，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于一九三七年回俄，不久病故。[23]C.D.Balmont（1867－1943），俄国象征诗派的早期代表。[24]Chirikov，不详。[25]A.P.Chekhov（1860－1904），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与剧作家。[26]V.I.Nemirovich－Danchenko（1858－1943），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合作者。[27]AlexeiTolstoi（1883－1945），小说家，“路标改变派”中的重要份子。[28]一九二一年三月，发生于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由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代表着农民反对战时共产制下余粮征收政策的情绪，不久被敉平，惟加速了苏维埃政府之由战时共产制度转入新经济政策。[29]J.B.Vico（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着有“历史哲学原理”等书。[30]米留可夫（P.N.Miliukov），教授，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曾任克伦斯基政府外交部长。赫森（Hessen），立宪民主党机关报的编辑。[31]F.Sologub（1863－1927），属于象征派的小说家。[32]V.V.Rosanov（1856－1919）当年颇为时髦的一位哲学家与著作家。高尔基曾称之为“最狡猾的蛇”。[33]Belenson，不详。[34]M.Kuzmin（1875－1936），俄国象征派作家。[35]BullApis，古埃及人奉为神圣的牛。[36]Z.Hippius（1869－1945），象征派女诗人。[37]法语“小姐”。[38]Zamiatin，旧俄时就已相当出名的文学批评家，也写小说：一九三一年离苏，一九三七年死在法国。[39]原注：当我写完了这段文字之后，我认识到一群诗人，为了某种理由，他们自称为“岛民”。（其中有吉洪诺夫（Tikhonov，诗人，原属“谢拉皮翁兄弟会派”，后来做过全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以及别的人。）可是从他们的作品中听到了生气蓬勃的音符，至少从吉洪诺夫那里让人听到的东西是年青新鲜与颇有希望的。这个异国情调的名称自何而来的呢？[40]莫斯科艺术剧院是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丹钦科领导的一个专演话剧的戏院，以演契诃夫及高尔基的剧本着名。[41]A.Akhmatova（1889－1966）著名女诗人，极致派（即阿克梅派）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九四六年日丹诺夫文学清算中被清算的主要文学家之一。[42]Guildofpoets，为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所创建，其宗旨在反对当时统治诗坛的象征主义，他们提倡“阿克梅主义”。[43]Rococo，流行于法国十七八世纪的一种建筑装饰术。[44]Gothic，这种建筑装饰术较早于罗可可式，盛行于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间的欧洲。这种建筑术的最出名的体现者为科隆大教堂。[45]OscarWilde（1856－1900），英国剧作家，诗人，唯美主义者。[46]立宪民主党的报纸。[47]Positvism，法国哲学家奥格斯脱·孔德所奠定的学说。[48]俄国的国教，希腊东正教。[49]Shamanism，流行于西伯利亚东部及亚洲北部的一种宗教。[50]由一个名叫汉内曼（S.C.F.Hannemanl755－1843）的医生所发明的“医理”，非常玄虚。[51]N.Berdayev，一度虔信过社会主义，后来笃信宗教，写了几部以基督教立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书。[52]六月二十四日为施洗约翰的圣诞日，其前夜亦如耶诞前夜，举行热烈庆祝。[53]Trochee，诗的一种用韵法，首句用强而长的韵步，次句用短而轻者。[54]lambus，与上一种相反的用韵法。[55]M.Tzvetaeva，有才气的，孤高自赏的女诗人，一九二二年出国流亡，一九三九年回到莫斯科，一九四一年自杀。[56]政论家，剧评家，兼营大规模新闻和出版企业，是当时极反动的“新时代”报主持人。[57]一八九四年，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时，莫斯科郊外霍定卡大场上因群众过分拥挤，互相践踏，死者数千。[58]C.Pobedonostzev，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最精明的反动政客，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之父）的先生，对沙皇政策有很大影响。[59]Hosanna，基督教徒对上帝的颂词。[60]GenN.Yudenich，俄国革命后内战中率军进攻彼得格勒者。[61]奥必斯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司节潘契科伏村”中的主人翁。[62]别雷（1880－1934），象征派的理论家，诗人。[63]YasnayaPoliana，意谓“清明之地”，托尔斯泰居住处。[64]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杰出的小说家。[65]IvanGoncharov（1812－1891），俄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奥勃洛摩夫”。[66]Pythagoreans，毕达哥拉斯原为纪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与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派乃是相信数字之神秘意义的一种学派，有似中国之命理家。[67]GardenOfGethemane，耶稣被出卖前，率领门徒，在此作最后祷告。（见新约马太及马可福音）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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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导言艺术的地位可用如下这个一般性的论证来确定。如果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不曾创建自己的军队，工人国家当会久矣乎完了蛋，我们现在当不必来思考经济问题，更不必谈智慧的与文化的诸问题。如果在以后的短短几年中，无产阶级专政证明出不能组织其经济生活，不能给民众保证最低限度的物质享受，那末无产阶级的制度必不可免地要垮台。经济问题目前乃是一切问题中之问题。但即使胜利地解决了衣食住问题，乃至解决了扫除文盲这一类起码的基本问题，也绝不曾表示出新的历史原则之完全胜利，即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只当有了全国规模的科学思想运动以及新艺术的发展，才表示出那粒历史种子不仅已长出本干，甚且已经开了花。在此意义中说，艺术发展乃是每一时代的生命力与重要性的最高测验。文化以吸取经济的液汁为生，所以必须有了点物质上的剩余，文化才能生长、发展、以及变为精致。我们的资产阶级曾经插手于文学中，一俟它兴旺富饶之时，很快就插手进去的。无产阶级要能造成一个新的、即社会主义的文化与文学，不能在我们今天贫穷、缺乏与文盲的基础上用实验室方法来进行，它们要用大规模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文化的手段来缔造。艺术需要有安适，甚至需要富饶。熔炉要烧得更加热些，车轮要转动得更加快些，织布机要运转得更加迅速些，学校要办得更加完善些。我们的旧文学与旧“文化”乃是贵族与官僚的表现，它们以农民为基础。自信不疑的贵族以及“忏悔的贵族”在俄国文学最重要的时期上留下了他们的记印。稍后，有知识的平民兴起了，他们是以农民及资产阶级为基础的。他们在俄国文学史上也写下了自己的一章。通过了一个最充分的“简单化”（即渡着老百姓的简单生活）时期以后，这批有知识的平民变得现代化了，起了分化，并且个性（按照此一名词的资产阶级意义）化了。颓废派与象征派的作用就在这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文学以全速度进行复兴，已经是本世纪初年的事，特别是在一九○七——一九○八年以后发生的。世界大战爆发，使这个过程以爱国主义告了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此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也在文学中突发出来。围绕在资产阶级中心四周的文学没有了。残留在文化园地中的，尤其是残存在文学园地中的，凡是多少还保有一点生气的东西，都曾企图着而且现在仍然企图着寻找出一个新方向。鉴于资产阶级不再存在这个事实，文学活动的中心只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人民。不过人民是谁呢？首先，他们是农民，其次，在某种限度内，乃是城市中的小巿民，最后便是那些与农民的原形质分不开的工人们。这是一切革命“同路人”的基本看法。故世的勃洛克[2]这样想。健在的皮利尼亚克[3]，“谢拉皮翁兄弟会派”[4]与形象派[5]诸君也是这样想。某些未来派——赫列勃尼科夫[6]，克鲁乔内赫[7]与V·卡缅斯基[8]亦是这样想。我们文化的农民基础，或者竟可以说，使我们缺乏文化的那个农民基础，间接地透露出它的全部力量。我们的革命乃是已变成无产者的农民的表现，这个无产者规划着应该遵循的道路，却还依靠着农民。我们的艺术是知识分子的表现，他们踌躇徘徊于农民及无产者之间，他们既不能和农民又不能和无产者有机混合；但因他们所站的中间地位，又因他们的关系与牵连之故，他们更能倾向于农民。他们不能成为农民，但他们能歌唱农民。不过同时，没有工人领导便不能有革命。这便是他们接近问题时候那个根本矛盾之来源。人家会说，在最紧急的几年中，那些诗人和作家逃避此一矛盾的方法，以及填充种种裂口的方式，是各个不同的；一个借助于神秘主义，另一个倚仗了浪漫主义，第三个采取了超然物外的态度，第四个则付之一哭，用泪来淹没一切。不管克服矛盾的方法花样百出，其本质却毫无二致。那本质在于资产阶级社会所造成的心智工作（包括艺术在内）与体力工作的脱离，而革命则表示出是体力工作者的工作。革命的终极目的之一为彻底克服这两类活动的脱离。在此意义中，也如在所有其它意义中，创立新艺术这个任务，完全要依循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基本任务在路线而前进的。以为艺术对于我们时代的震动将会漠然置之，那是最高度的愚蠢与荒谬。事变为人们所准备，为人们所造成，它们要落到人们身上，并且改变这些人们。艺术是间接或直接地，影响那些创造着与经验着事变的人们。这是对所有艺术而言的，无论它是最巨大的，或者属于最亲切的一种。如果大自然、爱情或友谊跟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没有关系，那末抒情诗久矣乎就已不存在了。历史上一次深刻的破裂，即是说，社会中诸阶级来了一次重新安排，就震醒了个性，使抒情诗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树立关于其基本问题的观念，因而使艺术能免于永远不变的重复。但是时代“精神”发生它的作用，不是不能觉察的而且与主观意志无关的吗？当然，在最后分析中，这个精神反映于每一个人身上，不论这个人是接受与体现这精神的，或从事绝望斗争来反对它的，或消极地企图逃避它的。不过那些消极逃避的人不知不觉地在死亡。凡抵抗它的则能以某种古老的热情去复活旧艺术。可是新艺术，那行将奠下新的里程碑与扩展创造艺术途径的新艺术，却只能由那与时代合一的人创造出来。如果从现有艺术要有一条线延伸到未来的社会主义艺术，那末我们应该说，我们今天几乎还不曾跨过那准备工作的准备阶段。今天俄罗斯文学的派别，略如下述：不革命文学，它正和它所服务的诸阶级在一起走向死亡。其中包括有苏沃林报纸上的小品文作家，一直到贵族“苦海”中那些最精致的抒情诗人。血统上，至少就形式言，这派文学代表着我们旧文学中年长一系的完成。这旧文学以贵族文学开始，以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学结束。“苏维埃”农民文学或歌唱农民的文学，血统上，就形式意义言，（虽然是较不明显地），可回溯到我们旧文学中的斯拉夫派与民粹派倾向。自然，歌唱农民的作家们并非直接是农民的产物。没有先前的贵族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他们是产生不出的，他们代表着那个旧文学的年幼的一脉。在目前，他们是人人都想竭力更适应于新的社会情势。未来主义也无疑代表着旧文学的一个支派。不过俄国未来主义在旧文学之下并不曾到达其充分发展程度，它不曾经历了必须的资产阶级性的转化，因而尚未获得正式承认。当大战与革命开始之时，未来主义还是波希米亚式的[9]，这是在资本主义城市中每一个新生文学派别经常具有的情形。在事变的推动之下，未来主义的发展给导进了革命的新孔道。由于事物的本质使然，这样的结果不能产生，也不曾产生出革命艺术。不过未来主义虽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旧艺术身上发出的波希米亚式的革命旁支，但在缔造新艺术这件工作上，它却比其它任何派别贡献得更大、更直接与更积极。不管个别的无产阶级诗人一般说已有了多么重大的成就，但他们的所谓“无产阶级艺术”总还只在经历学徒阶段。它广泛地撒播艺术文化的原素，它帮助一个新阶级去吸收旧文艺的成果，即令只吸收得一层薄薄的表皮也好——当它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无产阶级艺术”乃是未来社会主义艺术的诸派之一。将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是根本不正确的。后二者将永远不会存在，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制是暂时的与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与道德光辉在于此一事实，即它给一个超于各阶级之上的文化奠基，这将是真正属于全人类的第一个文化。过渡时期中我们的艺术政策，能够是而且一定要是这样的：它帮助各个不同的、已走向革命艺术的艺术团体与流派去正确把握革命的历史意义；向它们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绝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它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艺术中反映了革命，这在目前只有－部分情形才是如此，即是说，艺术家已不再把革命视作外界来的大灾难，新旧诗人与艺术家的集团变成为革命的活生生的组织的一部份，他们学会了从内部而非从外部来观看革命，只有在此限度内，我们能说革命已反映在艺术之中。社会的漩涡不会很快平定下来的。还有数十年的战斗横在我们前面，在欧洲与在美洲。不但是我们一辈代的男人和女人，而且未来一辈代的，都将成为那些战斗的参加者，成为战斗的英雄及其受难者。这个时代的艺术将要完全处于革命的影响之下。这艺术需要一个新的自觉。它首先与神秘主义不兼容，不管这种神秘主义是坦白的，或者蒙上浪漫主义的假面具，因为革命从如下的中心思想出发：那个集体的人一定要成为独一无二的主人，他的权力限度决定于他对自然诸力量的认识以及他利用自然力的能力。这个新艺术与悲观主义，与怀疑主义，与其它一切精神崩溃的形式不兼容。它是现实主义的，积极的，活生生地集体主义的，且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无限制的创造信心。托洛茨基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2]A.A.Blok（l880－1921），象征派诗人，俄国大诗人之一，革命前已享盛名，十月革命后同情革命，写作“十二个”。[3]BorisPilnyak（1894－？），著名小说家，同情十月革命。革命后曾旅行全俄，考察新生活。一九二三年访问英德，还到过中国。重要作品有“匮乏之年”，“伊凡与玛丽亚”，“英国人”等。史大林大清算时被放逐西伯利亚，终遭枪杀。[4]SerapionFraternity，一九一九年成立于彼得格勒的一个文学团体，“谢拉皮翁”这名字系借自德国小说家霍夫曼所著的小说题名。其中涉及的六个姓谢拉皮翁的兄弟，每人代表一个性格。这团体以此为名，显然寓有崇尚艺术自由之意。[5]Imagists，俄国印象主义诗派开始崛起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即趋于衰落，其中著名的代表者为克留也夫，叶赛宁等。[6]Khlebnikov（1885-1922），俄国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称他为“恬静的天才”。[7]Krushchenikh，“未来主义的文字诡辨家”（马雅可夫斯基评语）。[8]V.Kamensky，俄国资格最老的未来派。[9]Bohemian，指鄙视传统与世俗、放荡不羁的名士派作风。按波希米亚为现属捷克斯拉夫的一个区域，相传这个地方的人是流浪各处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中译本出版小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中译本出版小序原著的“文学与革命”，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写成的。离开现在已快有半个世纪了。时间有没有将它的光彩消蚀？四五十年的事变有没有将它的论点推翻？我们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将它译成中文出版？对于这样的问题，那位近代杰出的传记作家，伊萨克·多依彻，在他所著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书中，已替我们作了回答。他说：“……即使在现在，距离它的写作时候已将近四十年（按多依彻此文约写于一九五八年左右，故云——译者），这本书仍旧是不可超越的，不仅就其对于俄国文学在其革命的狂颷时期所作的观察而言，或就其对于史大林主义窒息艺术创造所作的事先的指责而言，都是不可超越的，而且就更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而言，也是无人能够超过它的。写作此书，著者对于艺术与文学具有亲切的感情，他赋有独特的洞察力，他发挥着迷人的神釆与智慧，而在结尾的段落中，他更显出一种想象力——提升到诗之庄严的那种稀有高度的想象力。”（见“非武装的先知”第一八○页。）不过，自从多依彻写下那几句话以来，十几年又过去了。在这十几年中，是否已有在这方面的新书超越了它，或者，是否已有新的史实发生出来，使这本书成为过时与无价值的呢？首先，就我们所知所见，并不曾有什么新书能盖过“文学与革命”的。其次，远为重要的，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事变，发生于此一时期中的，那就是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新事变非但没有在任何一方面“推翻”了“文学与革命”所代表的意见，而且，恰好相反，它以最标准的“反面教材”的资格，以无比明确的方式，反证出了“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的一切论断。因此，“文学与革命”这本古典著作，现在比之以前，有更充足的理由，有更迫切的需要，要将它翻译成为中文，以便供献于刚刚从毛氏“文化大革命”的震骇中清醒过来的中国读者们。其实，我们这个译本，早在十一年前就完成了的。同时，它也不是第一个中译本。据我们所知，早在一九二八年，它就在鲁迅的赞助之下，已经由李霁野译出过并且出了版的。此外，从鲁迅给李霁野的信中，我们又得知此书还曾由傅东华翻译过，连续发表在报纸上。傅译似乎不曾出过单行本，李译则我们看见过，当时彷佛还相当畅销；它对于中国二十年代后期的文学青年，曾经发生过一点影响的。鲁迅本人关于革命与文学的见解，显然曾受过此书影响。他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所作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那篇演讲，其中论点，几乎全部与托氏在“文学与革命”中所阐明者相吻合。可惜的是，随着苏联共产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接着左派的失败，以致连托氏关于文学的书籍也被列为禁物。受着史大林一系所控制的中共，以及围绕中共左右的左倾的中国文艺爱好者们，对于托氏的文学见解，因而就不得不避之则吉了。鲁迅，这个最有独立思想，骨头最硬的文人，也不得不把他一度介绍，一度接受的有关文学与革命的见解，放在一边，或至少隐而不言了。在这样的情形中，“文学与革命”中译本之从书籍巿场上完全失踪，乃是极为自然的事。不过，李译中文本的“失踪”，若就译文而论，倒也不是太可惜的；因为，当时的翻译者，大多对俄罗斯革命及其文学流派的情形，知道得很不充分，所以翻译起来常常遇到很大困难，无法克服，以致译文弄得晦涩难解，甚至有不少错误。很久以来，我们就想把这本古典著作再一次地译成中文。这个愿望，总算在一九六○年实现了。可是译出之后，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一位出版家肯替它出版。一经搁置，转眼已是十余年。在此期间，我们目睹了本书不幸而言中的事一一发生，却又眼见到著者的高瞻远瞩被深深隐没，使人无由得见，我们此时所感受到的焦躁与无奈，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不过现在好了，得到“信达出版社”主人的慨允，这本到处碰壁的译稿终于能够出版了。我于欣喜之余，谨怀着这样一个愿望：当“文化大革命”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以极其粗暴、极为具体而且极不含糊的方式向人们再度提出之时，希望我们这个译本能受到广大能思想的中国年青朋友们的注意和研究。一九七一年六月译者序于香港回目录下一篇 |
论文学和俄共的政策<<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论文学和俄共的政策*在俄共中央1924年5月9日文学讨论会上的讲话我认为，拉斯科尔尼科夫[1]同志在这里最清楚地表达出了《在岗位上》一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你们是溜不掉的，“岗位派”同志们！——在暂时离开之后，拉斯科尔尼科夫以其阿富汗式的新奇[2]在这里发了言，而其他的“岗位派”都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正在努力遮掩自己的裸体，——只有瓦尔金[3]同志除外，他还呆在老地方没动。（瓦尔金：“可是你没听到我在这里说的话！”）不错，我来晚了。但是，首先，我读过《在岗位上》最近一期上您的文章；其次，我刚刚扫了一眼您发言的速记稿；第三，——老实说，不听您的发言，我也能事先知道您将说些什么。（笑声）我们再回到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的发言上来。他说，人们向我们推荐“同路人”，难道老的、战前的《真理报》或《明星报》发表过阿尔志跋绥夫、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等如今无疑可称之为“同路人”的作家的作品吗？这就是一个新鲜地、不费脑筋地对待这一问题的例子。何必提到阿尔志钹绥夫和安德列耶夫呢？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称他们为“同路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在对苏维埃俄罗斯癫痫性的仇视状态中死去。阿尔志跋绥夫不久前干脆被驱逐出国了。不能那样荒唐地乱说！谁是“同路人”？我们在文学中和在政治中一样，将这样一些人称为“同路人”，这种人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地与我们同路走到一定的地点，而我们大家却要走得远得多。谁反对我们，谁就不是同路人，谁就是敌人，我们就要在必要时把他驱逐出境，因为，革命的利益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法律。您怎么才能把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硬扯到“同路人”的问题上来呢？（拉斯科尔尼科夫：“那么，关于皮利尼亚克又怎样讲呢？”）如果您谈的是阿尔志跋绥夫，想的却是皮利尼亚克，那我就无法同您争论了。（笑声，喊声：“不都一样吗？”）怎能这么说：不都一样吗？如果您提及一些名宇，您就必须为这些名字负责。皮利尼亚克好也罢差也罢，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差，——但皮利尼亚克就是皮利尼亚克，谈他，就该是谈皮利尼亚克，而不是去谈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认识一般是从事物和现象的区别开始的，而不从它们混乱的搀和开始……拉斯科尔尼科夫说：“我们没有把‘同路人’招呼到《明星报》和《真理报》里来，而是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寻找并发现诗人和文学家。”寻找并发现！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可是您把他们弄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要把他们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呢？（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样的人是有的，杰米扬·别德内就是一个例子。”）啊哈，是这样，可是老实说，我还不知道杰米扬·别德内是由您从无产阶级群众中发现出来的呢。（全场大笑）你们看，我们在解决文学问题时就这么一点知识：我们说的是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想的却是皮利尼亚克；我们吹嘘说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发现了文学家和诗人，来替全体“群众”作答的事实上只有杰米扬·别德内一个人。（笑声）不能这样。这是一种轻浮。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更多的严肃性。让我们真的试着更严肃地探讨一下在这里提到的那些革命前的工人出版物、报纸和杂志。我们都记得，那上面有过不少歌颂斗争、五一节等等的诗歌。所有这些诗歌合在一起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历史文献。它们标志着一个阶级的革命觉醒和政治成长。就这一意义而言，它们的文化历史意义并不小于全世界的莎士比亚们、莫里哀们和普希金们的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在这些平淡的诗中，有新的、更高的人类文化的保证；当觉醒的大众掌握了旧文化的基本因素后，他们将建成这种文化。但是，尽管如此，《明星报》和《真理报》上的工人诗歌仍然绝不意味着新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出现。那些杰尔查文[4]风格或前杰尔查文风格的非艺术诗，无论如何不能被评价为一种新文学，尽管力求在这些诗中得到体现的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来自工人阶级的起步作家。认为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而本世纪初青年工人那些天真的、即使是真诚的小诗便是这根链条上未来“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环节，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些革命诗歌是一种政治事实，而不是文学事实。它们促进革命的发展，而不是促进文学的发展。革命带来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经济得到改造。经济改造变换着劳动群众的文化面貌。而劳动人民文化上的成长，将为新文学和整个新艺术奠定真正的基础。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对我们说：“但是，不能允许两重性，应当让政论和诗歌在我们的出版物中成为一个整体；布尔什维主义以团结一体为其特征。”他还说过其他诸如此类的话。初看起来这个意见是无法反驳的。事实上，它却是一种毫无内容的空洞说法。在最好的情形下，这也只是一种虔诚的、但并非现实的善良愿望。当然，如果除了我们的共产主义政策和政论外我们还拥有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世界观，那当然好极了。但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而且没有发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艺术创作就其本质而言，往往落后于用来表达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阶级之精神的其他方法。理解一件事情并合乎逻辑地表达出来是一回事，有机地把握这一新事物，重建自己的感觉方式，并使这一新的方式得到艺术的表达则是另一回事。第二种过程更有机、更缓慢、更难于接受有意识的影响，归根结底，它总是要晚一步。阶级的政论踩着高跷跑在前头，而艺术创作却拄着双拐在后面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论家，当他们出现时，阶级尚未真正地觉醒。（听众席上有人说：“是的，说得对。”）我非常感谢您。（笑声）但是，你们应当努力从这里得出必要的结论，弄清楚政论和诗歌之间为什么没有这种团结一致；这同样也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一些旧的公开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上，我们总是和那些有时是很可疑的、要不就干脆是伪装的艺术“同路人”结成联盟或半联盟。你们当然也记得《新言论》，这是旧的公开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中最好的一种；为这份杂志撰稿的有许多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众所周知，这份杂志也与颓废派保持着友谊。怎么解释这一点呢？原因在于，那些颓废派在当时是资产阶级文学中一个年轻的和受压的流派。这种受压状态把他们推到我们这反对派的一边来了，当然，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颓废派毕竟成了我们暂时的同路人。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杂志（关于那些半马克思主义杂志则没什么好说的），直到《启蒙》杂志，都没有什么“团结一致的”艺术栏目，也没有划给“同路人”很多的版面。在这方面，也许可以更严厉些或更宽容些，但是，由于缺乏某些必要的艺术因素，还不能在艺术领域中实行“团结一致的”政策。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其实也并不需要这一点。在艺术作品中，他忽略的正好是使作品成为艺术品的东西。这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他关于但丁的出色论断中。根据他的观点，《神曲》对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使人理解特定时代中特定阶级的心理。这样提出问题，就等于把《神曲》从艺术领域中剔除了出去。也许是该这么做，但是必须清楚地理解问题的实质，不要惧怕结论。如果我说，《神曲》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我理解了特定时代中特定阶级的情绪，那么，这样我就将《神曲》简单地变为一份历史文献，因为，作为一部艺术作品，《神曲》应当对我自己的感觉和情绪产生一些作用。但丁的《神曲》可能使我难受，使我产生悲观主义和忧伤情绪，或者正相反，使我向上、振作、精神抖擞……这便是读者和艺术作品之间基本的相互关系。当然，没有什么能禁止一个读者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将《神曲》只当作一份历史文献来看待。然而，很清楚，这两种方式分属两个不同的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却不相互等同。在我们和一本中世纪的意大利作品之间，怎样才能有不是历史的、而是直接的审美关系呢？这是因为阶级社会尽管有其变异性，仍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在中世纪一座意大利城市中形成的艺术作品，原来也能感染我们。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并不多：只需要这些感觉和情绪获得广泛、紧张、有力的表现，而这样的表现使那些感觉和情绪超越了当时生活的局限性。当然，但丁也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但丁是一个天才。他将他对他那一时代的感觉提高到一个巨大的艺术高度。如果说，我们如今将其他的中世纪的艺术作品只当作研究的对象，而将《神曲》视为一个艺术接受的源泉，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但丁是13世纪佛罗伦萨的一个小资产者，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考虑这个情况。我们试举怕死这个人人皆知的生理感觉为例。这一感觉不仅人类有，动物也有。在人身上，这种感觉起先只有简单、清楚的表达，之后才有了艺术的表达。在不同的时代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表达有所变化，也就是说，人们害怕死亡的方式是不同的。然而，不仅在莎士比亚、拜伦、歌德的作品中所说的东西能感染我们，而且一位唱圣歌者所说的也能感染我们。（李别进斯基[5]同志的喊声）是的，是的，我进来的时候，您，李别进斯基同志，恰好在用一些政治常识术语（您自己是这么说的）对沃隆斯基同志解释在不同的阶级那儿感觉和情绪的变异。一般地讲，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您毕竟不会否定，莎士比亚和拜伦的作品总会对您和我的灵魂起些作用。（李别进斯基：“它们很快就不会再起作用了。”）是不是很快，我不知道；但是，人们用我们对待中世纪诗人的态度，也就是只从科学和历史分析的角度去对待莎士比亚和拜伦的作品，这一时代无疑会到来。然而，人们不再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其实际活动的指南，《资本论》像我们党的纲领一样也将成为只是一份历史文件，这一时代会到来得更早。但是现在，您和我都还不打算把莎士比亚、拜伦、普希金的作品送进档案馆，我们要工人们去阅读它们。例如，索斯诺夫斯基[6]同志就竭力推荐普希金，宣称普希金肯定够读五十来年。我们不去谈论够读多少年。但是，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向工人们推荐普希金呢？普希金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更不用说共产主义情绪的整体表达了。当然，不用说，普希金有卓越的语言，但是要知道在他那里这样的语言是用来表达贵族的世界观的。我们能否对工人们说：读一读普希金吧，去弄清楚，贵族、农奴的所有者和宫廷侍从的是如何迎接春天和如何送别秋天的？当然，普希金作品中有这样的成分，因为普希金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根上生长出来的。但是，普希金提供出的积累数世纪的艺术经验和整个心理经验的表达，是如此地概括，以至于我们的时代都够用了，用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的话说，够用五十年。如果有人对我说，但丁对于我们具有艺术意义是由于他表达了特定时代的日常生活，那我只好把两手一摊了。我相信，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在阅读但丁的作品时，要记起但丁诞生的时间和地点是相当、相当费劲的，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即使不是从整部《神曲》、至少也是从《神曲》的部分章节获得艺术享受。由于我不是中世纪文化史家，所以我对但丁所持的态度更多地是从艺术着眼的。（梁赞诺夫[7]：“这是一种夸大。‘阅读但丁，就是在大海中游泳。’——舍维廖夫[8]说这种话是反别林斯基的，也是反历史的。”）我不怀疑舍维廖夫确实说过梁赞诺夫同志提到的这句话，但我是不反对历史的，——这是无的放矢。当然，对但丁的历史主义态度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它也影响着我们对但丁的审美态度，但是，不能用一者取代另一者。我不由地记起，卡烈也夫[9]在与马克思主义者论争时曾就这一问题写过文章。他写道：就让他们那些马克思的信徒（当时就这样谑称马克思主义者）给我们指出《神曲》是由什么样的阶级利益决定的。而另一方面，一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老人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0]却写道：只有傻瓜才会企图把《神曲》的本文解释为领取佛罗伦萨商人寄给自己订货人的那批呢料的提货单。他的话我几乎逐字逐句地记着，因为过去在与主观主义者的论争中，我曾不得不多次引用这些话。我认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不仅对但丁、而且对整个艺术都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去看待的，而用的是已故的舒利亚季科夫[11]的标准。舒利亚季科夫在这一领域中丑化过马克思主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不客气的话就是针对这种丑化说的。[12]“我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学，就是用先锋的眼睛看待世界的文学，”等等，等等。这是列列维奇[13]同志的话。很好，我们打算接受这一定义。但是，让我们不仅接受定义，也接受文学。可是这种文学在哪儿呢？请把它指给我们看看！（列列维奇：“《共青团》[14]就是最近的一部好作品。”）怎么个最近？（听众席上有人说：“就是最近一年。”）好，就是最近一年。我绝对不想争吵。我对别济缅斯基作品的态度，我希望，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否定的。还是在读到《共青团》的手稿时，我就很欣赏它。但是，是否可以据此宣布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与这一问题无关，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如今没有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甚至是皮利尼亚克，世界上就不会有一个作为艺术家的别济缅斯基。（听众席上有人说：“这什么问题也证明不了。”）不，这至少可以证明，这一时代的艺术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体，它不是机械地、通过小组或讲习班的途径产生出来的，而是由复杂的相互关系、首先是与同路人各种不同团体的相互关系创造出来的。没有办法从这里跳出来，别济缅斯基没有跳出来，他这样做很好。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同路人”的影响甚至是十分明显的。但这是青年时代和成长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那个李别进斯基同志，“同路人”的仇人，自己却在模仿皮利尼亚克，甚至模仿别雷。是的，是的，我请阿维尔巴赫[15]同志原谅我，他正在否定地摇头，虽说还不大坚决。李别进斯基的中篇近作《明天》，是一条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一边是皮利尼亚克，另一边是安德烈·别雷。这一点本身还不要紧：李别进斯基实际上不可能作为一名现成的作家在“在岗位上”的土地上生长出来。（听众席上有人说：“这是一块很瘦的土地。”）关于李别进斯基，我在他的《一周间》初版发行后就已谈过。当时，大家都记得，布哈林曾大肆吹捧过那部作品——出于他天生的冲动和善良；他的吹捧吓坏了我。眼下，我只好点明李别进斯基同志对“同路人”作家和半同路人作家过分的依赖，但他和他的同志们又常在《在岗位上》上诅咒那些作家。你们又一次看到，艺术和政论并不总是团结一致的！我绝对不打算因为这个理由就把李别进斯基同志勾销掉。我认为，这一点对于大家是明确的：我们共同的义务，就是高度关注每一个思想上与我们接近的有艺术才能的青年，尤其当他是我们的战友时。这种关注和爱护态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过早地吹捧，不要窒息自我批评；第二个条件就是，即使有人栽了跟头，也不要马上把他一笔勾销。李别进斯基同志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同志。他需要学习，需要成长。这么一来，就需要皮利尼亚克了。（听众席上有人问：“是李别进斯基需要还是我们需要？”）首先，是李别进斯基需要。（李别进斯基在座位上说：“这就表明，我在中皮利尼亚克的毒。”）遗憾的是，人的机体只有一边中毒一边产生出解毒的体内抗体才能吸收营养。生命活动就是这样。如果把您晒干，像条干鱼，那倒是不会中毒了，可也不会吸收营养了，什么都不会有了。（笑声）普列特尼奥夫同志在这里为捍卫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及其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文学的抽象概念，援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来反对我。这真是正中要害！这个问题需要谈一谈。不久前甚至出版了普列特尼奥夫、特列季亚科夫[16]和西佐夫写的整整一本小书，在这本书里，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就援引列宁的话来反对托洛茨基。如今这是一个很时髦的做法。以这个为题，瓦尔金可以写出整整一篇学位论文。但是您，普列特尼奥夫同志，也清楚地知道情形是怎样的，因为您自己曾为着躲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厉申斥而跑到我这里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算赞同这个“无产阶级文学”，正如您想掩护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那样。我答应您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存在，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我将支持，但在对波格丹诺夫[17]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抽象概念这一问题上，我是完全反对您和您的保护人布哈林的，我是完全赞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瓦尔金同志如今以一个党的传统活的化身的身份出现，肆无忌惮地用最粗鲁的方式践踏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所写的文章。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不少假道学：与列宁靠得很紧，鼓吹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东西。列宁用那些不容作任何别样解释的宇眼，无情地谴责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废话”。然而，最简单不过的事是躲开这一断语：当然，列宁谴责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废话，但他谴责的是废话呀，而我们又没说废话，我们是严肃从事的，甚至还挺直身子双手叉腰……这时只不过忘记了，列宁那些尖锐的谴责正是针对引用他的话的那些人的。我重复一遍，假道学多得很：他们引用列宁的话，实际行动却相反。打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招牌在这里发言的同志们，对这一或那一思想的态度，全取决于这些思想的提出者们对他们那些无产阶级文化派小团体的态度。我以自己的遭遇检验过这一点。我的那本使某些同志感到十分惊慌的谈论文学的书[18]，可能有些同志还记得，起初是以一篇篇文章的形式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这本书是我在两年之内、用两次休假的时间写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对于我们这里谈的问题也具有意义。该书的第一部论述了非十月革命文学、“同路人”、农夫化作家并揭示了同路人思想艺术立场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当这一部分以评论文的形式发表后，“岗位派”简直把我吹上了天：到处都引用我论同路人的文章中的话。我一时竟相当地苦恼。（笑声）我重复一遍，我对“同路人”的评价，被认定几乎是无可挑剔的，瓦尔金自己也从未反对过。（瓦尔金在座位上说：“就是现在我也不反对。”）我说的不错吧。但是现在您为什么要间接地、绕着弯子就“同路人”的问题挑起争论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初看起来完全难以理解。谜底却也筒单：我的过错不在于我错误地确定了“同路人”的社会本质或他们的社会意义，——不在于此，我们也听到了，瓦尔金同志就是现在“也不反对”，——我的过错在于，我没有向“十月”或“锻冶场”的宣言致敬，没有承认这些团体拥有代表无产阶级艺术利益的专利权，一句话，没有把一个阶级的文化历史利益和任务与个别的文学小组的打算、计划和要求混为一谈。这便是我的过错。当这一点被挑明了时，便响起一片因姗姗来迟而让人感到意外的号叫：托洛茨基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对“同路人”我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在什么意义上支持，又在什么意义上反对呢？关于这一点，你们在将近两年以前就从我关于“同路人”的文章中得知了。但当时你们同意我的看法，加以吹捧、引用、赞许。而一年之后，当发现我关于“同路人”的批评完全不是吹捧、抬举今天各种不成熟的文学小组的简单前奏时，这个小组、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小组的文学家和保护者们便开始异想天开地说我似乎对“同路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啊，这些战略家们！我的罪过不在于我错误地评价了皮利尼亚克或马雅可夫斯基，——在这里，“岗位派”无甚补充，而是一味更加庸俗地重复已说过的东西，——我的罪过在于，我碰撞了他们的文学作坊。是的，正是文学作坊！在他们所有爱吵架的批评中，没有阶级立场的影子。这儿有的是相互竞争的文学小组的立场，——仅此而已。我提到了“农夫化作家”，我们在这里听说，“岗位派”尤其赞许这一章。光是赞许是不够的，还应该理解。农夫化的“同路人”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在于，这一现象完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小规模的和一时的。请别忘记，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一个以农夫为主要居民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就像在两片磨盘之间受到磨研而被磨碎一些，但又重新出现，不会被彻底碾碎，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还会保存很长时间，直至社会主义的充分发达和国家所有居民文化上得到十分显著的提高为止。知识分子之所以服务于工农的国家，服从于无产阶级，部分地出于恐惧，部分地出于良心，它随着事件的进程而摇摆，并将继续摇摆下去，借助其摇摆在农民中寻求思想支柱，——农夫化作家的苏维埃文学正是由此而来。它的前景怎样呢？它在根本上是与我们敌对的吗？这条道路是走向我们还是离开我们的？这取决于总的发展过程。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在保持对农民各方面的领导权的同时，将他们引导到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遭到失败，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出现了分裂，那么，农夫化知识分子，确切地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知识分子，都将转而反对无产阶级。但这样的结局无论如何并非一定会出现的。相反，我们坚持的方针，就是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这条路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在前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将分离出自己新的知识分子。不能以为，从无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然就百分之百地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不得不从自身中分化出一个“文化工作者”的特殊阶层，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整个落后阶级及其派生出的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文化上的隔绝。对于农民知识分子而言尤其如此。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无产阶级的道路完全不同。由于知识分子、甚至是最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将自己的道路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路相融合，所以，他们就想在农夫中、在真实或想象的农夫中为自己寻找政治、思想、艺术的支柱。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文学中，因为其中我们有老的民粹派传统。这是在拥护我们还是在反对我们？我重复一遍：答案完全取决于进一步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借助无产阶级的帮助把农民引导到了社会主义，——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那时，农夫化作家的创作也就会通过复杂和曲折的途径汇入未来的社会主义艺术。[19]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同时还有它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岗位派”，而且不只他们，都完全不清楚。他们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此。撇开这一社会基础和前景去谈论“同路人”，纯粹是胡扯。同志们，请允许我再就瓦尔金同志在文学领域中的策略谈上几句。就以他最近发表在《在岗位上》的一篇文章为依据吧。依我看，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胡闹！腔调高傲得可怕，学识和理解却少得要命。对作为艺术的艺术，也就是作为人类创作一个特殊的、专门的领域的艺术缺乏理解。对艺术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用来代替这一切的，是不体面地引用国外一些白卫军报刊上的话来唬人：你们看到了吧，那些报刊赞扬了沃隆斯基同志，因为他出版了皮利尼亚克的作品；又说这些报刊应该进行赞扬；还说这些报刊说了一些反对瓦尔金、因此是赞成沃隆斯基的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些间接的引证，却要用来弥补知识和理解的不足。瓦尔金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就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份白卫军的报纸赞同沃隆斯基而反对瓦尔金，它写道，整个战斗是从沃隆斯基刚一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后展开的。瓦尔金这样说道：“沃隆斯基同志，您以自己的政治行动说明，您完全应该得到这个白卫军的吻。”然而，这只是恶语中伤，而不是对问题的分析！如果说瓦尔金背错了乘法表，而沃隆斯基却在这一点上与一个精通算术的白卫军相一致，那么，沃隆斯基的政治名声并没有什么损失。是的，应该把艺术当作艺术去对待，应该把文学当作文学去对待，也就是说，应该把它当作人类创作一个完全特殊的领域去对待。当然，我们有艺术的阶级标准，但这一阶级标准应当被艺术地折射，也就是说，我们在把我们的标准运用于创作时，必须使阶级的标准与创作的完全特殊的特点相适应。资产阶级非常清楚这一点，它同样用它的阶级观点看待艺术，它善于从艺术那儿获取它需要的东西，而这正是由于它是把艺术当作艺术来对待的。瓦尔金不以艺术和阶级的标准而从间接的政治罪证的角度看待艺术，有艺术修养的资产者因而对他不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说我有什么感到羞愧的，那并不是我在这场争论中有可能与任何一个懂艺术的白卫军有形式上的一致，而是我不得不当着这个白卫军的面给一个谈论艺术的党的政论家讲解艺术字母表中的头几个字母。这真是一件便宜事：从《舵》或《岁月》中找来引文并加上漫骂和中伤，以此来代替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能像对待政治那样对待艺术，——这不仅是因为艺术创作像有位同志在这里讽刺性地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和玄学，而是因为艺术创作具有自己的手法和方法，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首先是因为在艺术创作中，潜意识过程具有巨大的作用，这类过程较为缓慢、较为懒惰、较少服从管理和领导，——正因为它们是潜意识的。这里已有人说过，皮利尼亚克的那些比较接近共产主义的东西，要次于那些在政治上离我们较远的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纯理性主义方面，皮利尼亚克超越了作为艺术家的自我。围绕自己的轴心有意识地哪怕只转几度，——这对一位艺术家来说也是一件最困难的事，往往伴有深刻的危机，有时则伴有致命的危机。而我们所面临的课题，不是个人或小组的创作转变，而是阶级和社会的创作转变。这是—个长期的、极为复杂的过程。我们谈论无产阶级文学，不是指个别的、一定程度上写得比较成功的诗作或短篇小说，而是像我们谈论资产阶级文学那样，内容不知要丰富多少，我们没有权利忘记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文化上还非常落后，一刻也不能忘记。艺术是在阶级及其艺术家之间在生活、文化和思想上不断发生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创造的。在贵族阶级或资产阶级及其艺人之间，没有日常的脱节现象。艺术家们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呼吸着资产阶级沙龙的空气，过去和现在都从本阶级那儿获得不断的皮下暗示。这一切就为他们创作的潜意识过程所吸收。要有这样的日常生活环境，一个新的艺术家不走出它就可以获得他必需的所有暗示并同时掌握他的各种艺术手法，当代无产阶级有这样的文化和思想环境吗？不是，工人群众在文化上还非常落后；大多数工人的半文盲和文盲状态本身已成为这条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此外，无产阶级既然仍是无产阶级，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优秀力量用于政治斗争，用于恢复经济和满足最基本的文化需求，用来和文盲、虱子、梅毒等等作斗争。当然，也可以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方法和革命技能称之为它的文化；但无论如何，随着新的、真正的文化的发展，那一文化是要消亡的。无产阶级越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越顺利和越充分，这一新文化就越成其为文化。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篇很有力的作品叫《十三使徒》，这部作品的革命性还是相当模糊不清的。而当这位马雅可夫斯基决定转到无产阶级的路线上来并写了《一亿五千万》时，他遭到了最惨重的纯理性主义性质的失败。这就意味着，他在逻辑方面超越了自己创作的底蕴。在皮利尼亚克那儿，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也同样可以看到有意识的追求与创作的潜意识过程的相互抵触。对此只需要作一点补充，即最无产阶级化的出身，在当今的条件下也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处在与阶级的有机联系之中。无产阶级作家小组也不提供这种保证，因为它投身于艺术创作时，在当前的条件下不得不走出本阶级的环境，而最终去呼吸“同路人”所呼吸的那种空气。无产阶级的作家小组只是众多文学小组中的一个。我还想谈谈所谓的前景问题，可是给我的时间早过了。（众人的声音：“请讲，请讲。”）“您至少得给我们一个前景吧，”有人反驳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岗位派”、还有与他们结盟的其他一些小组，坚持那种通过小组、实验室途径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方针。我完全不接受的正是这样一个前景。我再重复一遍，不能把封建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并置于同一历史行列。那样一种历史分类是有根本缺陷的。关于这一点，我在自己的那本书中谈过，我觉得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和不严肃的。那些十分认真地谈论无产阶级文化的人，那些正在制定无产阶级文化纲领的人，是根据与资产阶级文化形式上的类比来思考这一问题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也将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化。但资产阶级是一个富裕的、因而是有教养的阶级。资产阶级文化在资产阶级形式上取得政权之前就已存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为了使其统治永久化。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是一个贫穷的、受压迫的阶级，它因此不能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夺取政权之后，它不过是第一次真正地确信自己文化上可怕的落后。为了克服这种落后，它就必须消除那些使它作为一个阶级而继续存在的条件。我们能越多地谈论新文化，它的阶级性质就越少。既然谈到了前景，这便是问题的根本和主要的分歧。另一些人从无产阶级文化的原则立场退后一步，说道：我们指的仅仅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资产阶级世界将被改造的那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是否可以把在这一时期所创造的、注定为无产阶级所拥有和适合于它的文学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呢？无论如何，我们在此处赋予“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术语的含义，已完完全全不是起初的那种广泛的含义了。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具有国际规模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所讲的那二十至五十年，首先是一个公开的内战时期。而为最伟大的未来文化做准备的内战，对于当今的文化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直接的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们沉默了。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常言道：枪炮轰鸣日，缪斯沉默时。要使文学得以复活，还需要一个喘息。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不能不尊重事实。那些最紧张的时刻，也就是我们的革命时代得到最高表现的时刻，是对文学创作和整个艺术创作不利的。如果明天在德国或欧洲发生了革命，这革命能给我们以无产阶级文学直接的繁荣吗？无论如何不可能。革命会挤压、而不是发展艺术创作，因为我们不得不再次动员起来，人人武装。枪炮轰鸣日，缪斯沉默时。（喊声：“杰米扬就没有沉默。”）是的，最后总不能老是这样：杰米扬啊杰米扬的。你们先是宣布无产阶级文学新时代的到来，并为此建立了许多小组、协会、团体，可是在向你们要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较为具体的例证时，你们便一遍又一遍地提到杰米扬。然而，杰米扬是旧文学、十月革命前文学的产物。他任何流派都没有创建，也不会去创建。他是从克雷洛夫、果戈理和涅克拉索夫那里学到知识和技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我们旧文学最后一个革命的孩子。举他为例，正是你们对自己的亲口否定……前景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基本的前景，就是文化知识的增加、教育的发展、工人通讯员、电影、生活方式的逐渐变革和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基本进程，正与已具有欧洲和世界规模的内战的新的加剧相交叉。在此基础上，纯文学创作的道路将是十分曲折的。“锻冶场”、“十月”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联合体，就任何一种意义而言，都还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创作的路标，而只是起步性质的片断。如果从这些团体中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年轻诗人或小说家，——那么，由此也还不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文学，但好处是会有的。但是，如果你们竭力要把“莫普”[20]和“瓦普”[21]变成无产阶级文学的工厂，那么你们肯定是要失败的，就像你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成功一样。这一组织的成员，不知是把自己当成艺术中无产阶级的代表，还是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中艺术的代表。“瓦普”似乎在授予某种称号。有人反驳说，“瓦普”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环境，年轻的诗人可以在那里获得必需的启发，等等。那么，俄共呢？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和地道的共产主义者，那么，较之于“莫普”和“瓦普”，俄共的整个工作便能给他多得无比的启发。当然，党应该、也将最热情地关怀每一位与其有血缘关系、思想上与其接近的青年艺术人才。但是，党在文学和文化问题上基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知识——普通知识、政治知识、科学知识——的水平，从而为新的艺术奠定基础。我知道，这个前景是不会使你们满意的。你们觉得它不够具体。为什么？因为你们把文化进一步发展设想得过于有计划、过于一帆风顺：似乎，无产阶级文学今天这些幼苗将成长和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将逐步创造出来，随后将汇入社会主义文学。不，发展的过程将不是这样的。在我们创建——不是在党内、而是在国家中创建，——带有浓厚的“同路人”色彩之文学的这个喘息期之后，会到来一个新的、残酷的内战猛然爆发期。我们不可避免地将被卷进去。很有可能，一些革命诗人将为我们写出许多战斗的好诗，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仍将被一刀切断。所有的力量都将用于直接的战斗。之后我们是否还有第二个喘息期呢？我不得而知。但是，在获胜的条件下，作为这一新的、声势浩大得多的内战时期的结果的，将是我们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获得充分的保证和加强。我们将获得新的技术和组织者们的帮助。我们的发展将以另一种速度进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在内战的曲折和震荡之后，才能开始真正的文化建设，因而也就开始新文学的创建。但是，这已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它完全建立在艺术家与文化发达、团结一致的群众不断交往的基础上。你们并不是从这一前景出发的；你们有自己的、小组的前景。你们想让党代表阶级正式接收你们的艺术小作坊。你们以为，在花盆中撒下一粒豆子，你们就能培植出一株无产阶级文学的大树来。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粒豆子是长不出任何大树来的。*此讲话译自本书1924年增补版第9章（第195至213页〉。——译者注。[1]拉斯科尔尼科夫（1892——1939），苏联政治活动家。——译者注。[2]拉斯科尔尼科夫曾任苏联驻阿富汗的外交全权代表，托洛茨基故作此语。——译者注。[3]瓦尔金（1890——1940），原姓姆加拉泽，苏联文艺理论家。——译者注。[4]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译者注。[5]李别进斯基（1898——1959），苏联作家。——译者注。[6]索斯诺夫斯基（1886——1937），苏联政论家。——译者注。[7]梁赞诺夫（1870——1938），苏联政治活动家。——译者注。[8]舍维廖夫（1806——1864），俄国批评家。——译者注。[9]卡烈也夫（1850——1931），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译者注。[10]拉布里奥拉（1843——1904），意大利哲学家。——译者注。[11]舒利亚季科夫（1872——1912），俄国文学批评家。——译者注。[12]我在此逐字逐句地引出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针对那些想把马克思的理论变为教条和万能钥匙的简单化者所作的有力呵斥。这位优秀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写道：“懒惰的脑袋总爱满足于这样一些愚蠢的声言。最后能在一个不长的、用几个句子构成的总结里得到全部科学，并能借助于那把唯一的钥匙打开生活的所有秘密，这对所有粗心大意和不加挑剔的人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喜悦和欢乐啊！把伦理学、美学、语文学、历史批评和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唯一的一个问题，这样便躲开了所有困难！通过这一途径蠢人们可能把整个历史降低到商业算术的水平，最终对但丁的作品的新奇解释可能会使我们把《神曲》看作是狡诈的佛罗伦萨商人为赚取巨额利润而售出的呢料商品的发货单！”真是一针见血！[13]列列维奇（1901——1945），苏联批评家、诗人。——译者注。[14]《共青团》系诗人别济缅斯基于1924年创作的长诗。——译者注。[15]阿维尔巴赫（1903——1939），苏联理论家，拉普的领导人之一。——译者注。[16]特列季亚科夫（1892——1939），又译铁捷克，苏联作家。——译者注。[17]波格丹诺夫（1873——1928），苏联哲学家、社会学家。——译者注。[18]即《文学与革命》。——译者注。[19]由于资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发展，在存在着这些基本的阶级关系的同时，我们这儿如今又出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沿着旧车辙的恢复，这一意识形态自然要对艺术创作进行冲击。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在那本书中写道，与在艺术领域中采取灵活的、有远见的政策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坚决的和严厉的、自然不是吹毛求疵的书刊检查制度。这就意味着：在为了对小资产阶级的、农夫的或农夫化知识分子的优秀创作成分施加影响而进行经常的思想斗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与复辟者们想使新的苏维埃艺术听任资产阶级摆布的种种企图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20]即“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译者注。[21]即“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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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附录再版序*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没有变动。仅增收进我在1924年5月9日俄共中央召开的关于文学的会议上的讲话。细致地校阅本书的全文，将两三年前所作的评价与这些或那些作家及诸文学团体的进一步发展作对照，——这需要很多的时间，我却抽不出这么多时间。至于在本书中对艺术创作所表达出的原则立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对我在这方面所写的文字作任何原则性改动。列·托洛茨基1924年7月29日*此序译自本书1924年增补版（第8页）。——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1913年的Secession<<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13年的Secession一维也纳的Secession的春季展览我到6月底、几乎在闭幕前夕才去参观。除我之外，漫步于各大厅的还有加利西亚来的一家人：老爷、太太、小姐……他们吵吵嚷嚷，吃着糖果，总的说来他们在这里参观好像在逛盖恩格罗斯的百货商店一样。4月和5月观众当然要多一些，但是当时也未必就很多。在我参观的两三个钟头里，我觉得Secession的各个空荡荡的大厅很能说明问题。在目前的生活中绘画占有什么地位？占有很大地位吗？什么人受它有力的、真正的吸引？对谁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像往常一样，Secession这一次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作品。维也纳最著名的画家鲁道夫·耶特马尔展出了两幅很大的画。比较重要的是《固执的塔》（或《粗鲁的塔：dieTurmedesTrotzes》）。一片荒漠，从它的后景上很自然地呈现出几座固执的塔直楞楞的，没有窗户，像石头筑成的匣子，高耸入云。在前景上躺着一个裸体的女人，她的姿势可以表示休息的愉快，同样可以表示极度的疲乏，因为脸几乎看不见。一个强壮的男人微微俯身看着她——关心地，看来还充满爱恋之情。坐在旁边的老太婆的脸上有一种持久的和早就有的绝望的表情，一个裸体的婴孩偎依着她。我不知道这个场面是否包含着某个与一定地区有关的传说，抑或这仅仅只是持久的激情与绝望结合在一起的戏剧性的景观。这幅给人留下构思很有意义的印象和困惑莫解的苦恼。格罗姆—罗特迈尔和哈尔芬格这两位艺术家展出了有墙和天花板的整个一间房子，虽然其中没有家具；他们的任务是提供一个“作为某个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的框架”的场所——这家庭显然是指展品目录中未写明的订购者的家庭。这个八角形的建筑物的墙壁用表示忠诚、爱情、勇敢和三个量度（远、深、高）的象征性图形装饰起来；在一面墙上为了某种目的加了四个女像柱；在所有这一切的上面是彩色玻璃做的天花板。因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像是家神庙之类的东西，但是可惜的是，在这个庙里感觉不到有家神存在。象征图形千篇一律，变得隐晦难懂，而四周那种有龙、狮和鲸鱼等的模拟形状的彩色玻璃既适用于现代旅馆的前厅，同样也适用于无名的交易所经纪人的家神庙；看来把它用于旅馆更为合适。利沃夫画家弗拉季斯拉夫·雅罗茨基展出了出色的《古楚尔人》。构思几乎从人种学着眼，简单明了：三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穿着鲜艳的服装在雪地上从观众眼前走过——这幅画是具有很强的审美说服力和人的魅力的真正艺术品。这几个古楚尔人不是根据模特儿画的，而是从里向外画成的。他们具有那么坚定的自信，而且这种自信通过线条和色彩的语言又那么急切地表达出来，以至于我开始觉得，似乎加利西亚的古楚尔人的真正的族谱从这幅画才开始。与此同时确实也体会到，他们与我们相比，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文化。这些看起来像和得很硬的面团一样的古楚尔女人站在那些没有任何难题需要解决的“和谐的”牝牛以及那些献身于女性的政治解放的女人们中间的某个地方，——当然离牝牛要比离戴维森小姐更近些。而那个小伙子留着童化头，戴着高高的羊羔皮帽，爱开玩笑，舞跳得很好，为人勤快，——要知道这就是乌斯宾斯基笔下的“米尚卡”[1]；但是您如果给他穿上奥匈帝国的制服，并且交给他一支枪，他就会眼晴都不眨一眨地向为争取普遍选举权而举行游行示威的匈牙利工人开枪。这个在这方面必然如此的年轻古楚尔人会只用乌克兰语——这样说请罗将柯先生不要见怪——向美丽的姑娘们说恭维话，他的这种思想在抓住“米尚卡”后，经由走私的路线不引人注意地偷越了沃洛奇斯克[2]的关卡到了我国。奥托·弗里德里希的《节奏组画》单独占了一个房间，这组画应当用来装饰音乐室的门口。一般很难叙述一幅画的“内容”，尤其是这样的画，其中色彩和线条不为体现绘画的形象、而为体现音乐的形象服务，或者更确切地说，把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这样的任务一般说来是合情合理的吗？就这个题目可以发表长篇议论，并且爱发多少都行。而奥托·弗里德里希证明，他所做的事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审美上是有说服力的。五幅画上的裸体形象——孩子的隐约可见的和动人的身体、少年的柔韧的身体、女人的高尚而热情的身体和男人的强壮结实的身体——的不断增强的结合，尽管结构很复杂，但用的是清澈纯净的和谐的语言。家神庙里的形象（其中商绅将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总参谋部的上坟）是外部的寓意，其中勇敢由挥动宝剑的穿铠甲的男子来代表，忠诚则通过被绑在柱子上并被长矛刺穿的男子来描写，而弗里德里希的“节奏”不为这些节奏的假定性符号所取代，它以图形本身内在的节奏性以及外形线和色彩的和谐直接使读者产生印象。有才华的阿尔明·戈罗维茨也使自己的构思服从于建筑艺术的目的。但是他的构思本身要无可比拟地简单得多：他的画是某个公共大厅的壁画的草图，构成一年四季的组画。戈罗维茨用生动的和悦目的颜料（tempera[3]）在同一个不大的春天的背景上画出了喷泉旁的一对恋人、一个在花坛旁沉思的年轻园丁、一个滚铁环的小姑娘、一个从马车上下来散步的老太婆、大路上的士兵的侧像、求偶的家兔、给老园丁上衣襻儿上插花的姑娘（主人的女儿）；同样，他在冬天的总的背景上画了皮埃罗，他戴着大礼帽，穿着毛皮大衣和用布头缝制的五颜六色的裤子，跪倒在雪地上，跪在神秘莫测的科洛姆比娜面前；画了雪人和一个冻僵的小姑娘，她裹着妈妈的旧头巾，一直裹到鼻子上；画了一个用烟斗暖手的老工人；画了滑冰的人和从滑雪跳台上飞跃而下的侧影等等。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春天和冬天的不同表现出现在可说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但是戈罗维茨却采用木板画的象征主义手法（例如表示“人的各种年龄”——婴儿、少年、成人、老人等——的手法）把所有的人放在一起，您欣赏时感觉不到对自己有任何强制之处：人物形象不单根据画家的个人意愿联合在一起，他们因对春天或冬天的感受相同（尽管有差别）而有内在的联系。换句话说，摆在您面前的是艺术作品。二中国人在开始斜着眼睛按照欧洲人的方式看东西之前，教会了欧洲艺术界按照中国人的方式不用透视法来看世界，也就是说，在吞没事物的空间之外，在一个平面上来看东西，在那里，对画家来说所有重要的物体外形线显得一目了然；或者按照那种不服从几何学要求、但是能使画家从物体中抽取出对他来说最有价值的线条的远近配置法来看东西。弗兰茨·瓦齐克展出了几幅这种“中国风格”的很有意思的小型作品。然而不管这种风格的优点如何，从我们成熟的目光看来，它的纯粹形式无论如何会觉得过于简朴。不过它非常适合于表现童话的或圣经故事的情节。瓦齐克的那些精灵化的森林的主题就是如此，马克西米利安·利本魏因的《葡萄园中的圣母》虽是照另一种方式画的，但也是如此。这位利本魏因展出了一个巨幅，它叙述一个已讲过多少次的故事，即奥林匹斯山的好色的白牛如何劫夺欧罗巴[4]。白牛非常魁梧，但它脖子上僵硬的褶皱使得它看起来像木偶一样，不能使人相信这个愚钝的畜生能够冒险做出这种风流韵事来。欧罗巴穿着无袖短外衣趴在宙斯身上，虽然正值青春年少，但对这不平常的奇遇并不特别感兴趣，也没有引起观众对自己的任何注意。曾几何时欧罗巴已明显衰老了，她在日记里已记下了与白牛的大量恋爱故事，而且不都是奥林匹斯山的那种样子的白牛。这幅画在技巧细节上无疑有值得注意之处（宙斯前腿在水中激起的幻想的浪圈画得好极了！），但是给人以一种显得多余的印象，因为实际上没有产生任何印象。展览会上这样的画占有多数。因此参观时感到无聊……如果一方面撇开上面提到的有点意思的（充其量不过如此！）壁画样品，如果不理会数量必然会有那么多的简直是平庸的作品，那么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幅名符其实的画，即没有那种能够企望独立存在的画。维登的茨冈女人的草图很生动，某几幅肖像画得很成功，总是能做到与其才华相当的斯图加特画家、与我国的鲍里斯·扎依采夫非常相似的卡尔·施莫尔的《拿白玫瑰的女人》以其内心的忧郁伤感而博得同情，naturemotre（例如与没有生气的红花相对照的鲜红的苹果）很出色，但是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像是没完没了的“试笔”，是新的绘画技巧的力量和手段的初次试验。而真正的画却没有。到头来观众——不是专家，但也不是无所谓的看热闹的人——必然会感到厌烦和困惑。***绘画中的现代主义长期以来被崇尚学院派的代表人物指责为蓄意的臆造和虚伪的矫揉造作，实际上它是对过时的和变成装腔作势的旧风格的振奋人心的抗议。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是自然主义，它提倡描写“不经粉饰的”实际情况，反对学院派油滑的加工整饰。自然主义为其本身发展的逻辑逼到了十字路口：要么把自己的原则贯彻到底并溶化在摄影中，最好溶化在电影中，要么有意识地在自然界和银幕之间给有接受能力和创造性并拥有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和心理活动的人留出一个位置。自然主义在表现主义之中克服了自己，表现主义完全不改变忠实于自然界、忠实于生活真实的态度，恰恰相反，它正是为了生活真实才通过它的永远变化着的色彩和线条举起了反对一成不变的形式的大旗，要求主观感受的真实也享有自由。旧的学院派总是说：“请看，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或样板）来描写自然界！”自然主义则说：“自然界就是这样！”而表现主义说：“我看到的自然界就是这样！”表现主义的这个“我”是一个处于新的环境、有新的神经系统和新的目光的人，一个现代化人，因此这种绘画就是现代主义，——不是时髦的绘画，而是现代化的、现代的、出自现代的感受的绘画。城里人的眼光像整个生活一样变得复杂了，脱离了愚钝的、静止的、已成为偏见的视觉感受，习惯于看到色彩鲜艳的、过去认为是不和谐的组合，习惯了并且喜欢它们。这是坏还是好？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与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了瓦斯灯和白炽灯，这些灯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要比月亮大得多而稍小于太阳，这是坏还是好？目前城市的孩子们在新的环境中成长，他们觉得在一个平面上“模拟的”现代海报的人物形象是真的，如同当年我们觉得《田野》杂志的石印附刊上的民间歌手是真的一样。在早就没有灵魂的学院派形式保持静止不动的条件下，学校的绘画只有一条路可走：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上，更确切地说，集中在情节上，赋予一幅画以重要的和有意义的——虔诚的，劝谕的，或者使人振奋的，或者带有浪漫主义幻想的，或者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内容。反对学院派的斗争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独立自在的艺术形式反对作为无关紧要的事实的内容的斗争。纯审美逻辑就是如此。纯审美逻辑在社会逻辑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柱。单一的、和谐的、受过良好审美教育的社会基础的缺乏，是一个客观原因，它把表现主义者推向离群索居，使他们为了艺术的自我保全而采取社会中立主义以及有审美上的理由的无所谓态度。绘画与“文学”、与宣传的道德说教脱离了关系，它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视力。近年来“艺术的内容在于它的形式”这一思想被非常详细地介绍给俄国读者；它的无可争辩的核心只说明这样一点，即艺术从自然界给人的印象、生活的感受、道德观念或社会冲突得到艺术上的再现的地方开始。但是这完全不说明我们对究竟什么东西得到艺术体现这一点是漠不关心的。人，包括现代化的人在内，是某种复杂的心理统一体，在他要求绘画也向他提供有关他作为一个具有社会道德的人所关心的事的、审美上经过改造的解释时，他才保持自己的本性。他看着美丽的和用新的笔法画出来的教堂圆顶，看着笼子里的鹦鹉和无数女人的“纤腰”，便深信现代绘画只是在无关紧要的和偶然碰到的情节上挖空心思地卖弄笔墨，于是便准备创作自己的真正的画。展览会上的画看起来像是草稿。草稿像技巧很高的初稿一样，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这是某些专门的人的兴趣，某一小圈子的人的兴趣。人们现在、过去和将来都不靠视力的世界观生活，因此绘画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孤单。我们经历了巴尔干各国人民可怕的打群架的年头，经历了欧洲连续不断的动荡不安的年头，经历了比利时政治罢工的年头，经历了英国女斗士们[5]采取英勇的冒失行动的年头，经历了整个当代社会舆论围着它转的社会斗争不断发展的年头。所有这一切在Secession的展览上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反映。无论是去年，无论是前年，无论是最近十年，无论是我们的整个时代，都未能打入这个展览。表现主义用新的手法仅仅重复着旧的内容并加以改头换面而已。绘画因形式的现代主义与古旧的、无关紧要的内容之间的矛盾而苦恼。严肃的艺术家们不能不感到陷入了困境。在线条和色彩的艺术里，如同在所有其他的领域内一样，现代生活取得了巨大的技术成就。但是要做到为了给人们增添乐趣而充分利用这些成就，现代社会的有机组织需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不过这个结论已超出绘画的范围了。1913年6月23—24日[1]乌斯宾斯基的《农民和农民的劳动》中的人物。——译者注。[2]当时俄国边境的城市。——译者注。[3]意大利文：胶画颜料。——译者注。[4]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被宙斯化作白牛劫到克里特。——译者注。[5]女权论者。<<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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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维也纳的两次展览<<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11年维也纳的两次展览一次在旧“艺术家之家”（Kunstlerhaus），另一次在相当怪里怪气的、简朴而别具一格的、上面有一个绿色圆锥体尖顶的方形石头房子里，在Secession之家举行。某个时候是造反的象征的Secession一词，以别出心裁的简练字体印在展品目录册的灰色的、也是故作简朴的封面上，而“艺术家之家”的展品目录册则在封面上承受着传统的重荷，画了三位可敬的、但十分令人讨厌的缪斯——司绘画、雕塑和建筑的女神。艺术家协会今年庆祝成立五十周年，展览本身就叫做五十周年展览。半个世纪——这对艺术来说不是一个短时期。但是“分离派”也已接近自己进行创新的第二个十年的中期。1897年十九位年轻的艺术家起来反对旧的协会，这个协会在艺术方面卖力地干着学院派墨守成规的重活，而在事务管理方面则更加卖力地传播巴结讨好、谄媚逢迎和徇私舞弊等恶习。到1898年，在Karlsplatz，在离旧的艺术家之家不远的地方，已建成一座方形石头房子，它有一个用镀金的马口铁焊成的、镶花边的圆锥体尖顶……“分离派”不是维也纳地区性的现象，——这甚至不是在维也纳发起的，——而是全欧的现象。绘画上的革命只是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革命。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它们削弱了农村，把一切有才干的、充满活力的和敢于创新的成分都吸收到自身之中。生活变成了不停歇的旋风。稳定的、不变的、牢固的东西溶化得无影无踪。运动胜过了“物质”，后者转变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永远都在改变的形式遮住了内容，而形式也淹没在印象的主观洪流之中。形成了一种人的新类型，它在表现主义艺术中得到了新的反映。关于新艺术和“新灵魂”，不久前柏林教授格奥尔格·西美尔在维也纳我们这里所作的关于罗丹[1]的演讲中谈到过。“新灵魂”整个处于运动之中，这种运动没有中心目的，没有教条。它不仅在两个离得最近的时刻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时刻也是不同的，它永远不等于自身。它永远是不同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灵魂也是运动着的。但那是平稳的和有节奏的、在静止的两极之间的运动。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摇摆于信神和不信神、基督教和“多神教”、善行和恶习、是和非之间。现代灵魂没有这样的两极。它包容一切，把一切溶化于自己之中。它的每一种状态只是从未知到未知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它把所有矛盾结合在自己之中，它的是只不过衬托出它的非，它在同一时候既信神又不信神，它喜欢无手段的目的和无目的的手段。而罗丹用最坚硬的和保守的材料——石头——表达出了这种永远矛盾的、令人不安的、运动着的东西。当我听着这位柏林的“新灵魂”哲学家的神经质的讲演时，在我的意识里不由地浮现出已故保尔·辛格尔[2]的形象，这形象是这样的魁梧，这样的威严，这样的可以信赖。啊，此人不会有无目的的手段和无手段的目的！对他来说，他的目的已在他的党的纲领中不可更改地写明，他的手段是清楚和直截了当的。他虽把自己溶化在党之中，但仍然永远是他自己——保持着独一无二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个性。辛格尔是否具有“新灵魂”呢？又如那个多么像一张拉满的弓、像绷紧的弹簧，在半个世纪里为了同一个目的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的倍倍尔是否也有呢？莫非这不是现代灵魂？而另一方面，美国人卡内基，或者柏林人阿申格尔，他坐在大得出奇的装有电报电话的交易所的蜘蛛网的中央，时而扯一扯这根丝，时而扯一扯那根丝，领导着动辄以千百万计的交易，使之变为几十亿。应当认为，这些新灵魂从来就完全没有道德审美的精神至上主义及其无目的的手段和无手段的目的。西美尔的评述把倍倍尔和阿申格尔这两种现代文化的完全相反的现象排除在外，只是某一集团的自我评述。西美尔的“新灵魂”实际上是大城市知识分子的灵魂，表现主义是其艺术，以审美形式伪装起来的冷漠是其社会道德，尼采是其先知，《天真的人》是其讽刺作品，西美尔则是其哲学方面的短评作者，如同桑巴特[3]是经济学方面的短评作者一样。新知识分子在其自立的初期，曾吵吵嚷嚷地同哲学、道德和艺术的所有领域内的传统决裂，他们曾到社会性之中寻找支柱。但是很快他们就以高度发展的个人主义克服了自己的社会倾向。“我理解一切，”“新灵魂”的体现者可以这样对自己说，“但是我对这种理解本身要比对它要求我作出的实际结论更加珍视得多。我之所以对人类历史感兴趣，是因为它是在我的大脑的两半球里完成的；而那种今天在大街上产生的历史群众性太强，因此我感到格格不入。不要认为我喜欢内心的平静，或者怀念旧的完美的形式（只不过有时间或如此！）；恰恰相反，精神的永恒的运动和不安是我的爱好；但是除了其他一切之外，我十分珍视……肉体的平静。”新艺术与社会性断绝了短暂的和表面的联系后，决定走无目的地的道路。它很快把敢想敢干的时期抛在后面，使自己的技巧达到了在手法的多样化上令人惊讶的高度，往后再也没有发展的可能。“分离派”房屋的圆顶上的黄金剥落了，马口铁有些生锈了，您看完“造反派”的展览会再看保守派的展览会，已很难看出现在这两个阵营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在两个展览会上首先惹人注目的是：风景画和肖像画这两种完全从个人出发的艺术种类占压倒优势。在肖像画以及在风景画中，表达出来的是孤独和灵魂。应当承认，目前的画家已学会赋予自己的肖像画以内心活动的最新特点，这特点甚至是最著名的老画家的作品所缺少的。他们的妇女肖像画得特别好，而老画家画男人的肖像要比画妇女的肖像更为成功。与男人（军人、神甫、法官、市长等）的社会作用相联系的外部的积极性反射到肖像画上，赋予面部以表现力。妇女没有这些，因此旧的妇女肖像平淡单调。而目前善于表现内心活动的画家，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地下室的人”，他们学会揭示的不是军人或市长的外部的积极性，——恰恰相反，他们已不再会这样做了，——而是面部的内在的集中，使面部集中表现出本人的内心感受以及感情的起伏。脸几乎溶化在情绪之中，因此观众需要作创造性的努力，以便重新把脸汇集在一起，——而这种欣赏者的创造本身成为得到快感的源泉。巴黎的阿尔弗雷德·罗尔的《拿罂粟花的女人》这幅画很美，——美妙之处不在于她瘦削的脸上的薄薄的嘴唇和鼻孔，不在于下巴和脖子的细腻的曲线，而在于一种看不见的忧伤而乐观的潜流，这种潜流不仅给整个脸增添一种神韵，而且使它在您面前变换自己的情绪。朝着那个方向再往前，您就会看到施莫尔·艾森维尔特的拿花的女人——她站在石梯的梯级上。透过沉思的烟雾勉强可以看出面部的特点。一种沉思的忧伤笼罩着整个人体，就连在手臂的弯曲处，在衣服的褶皱里，在楼梯的梯级上都可感觉到它。艾森维尔特的另两幅画也是用刻画内心活动的色调画的，一幅画的是黎明前的黑暗中站在凉台上的一个清秀的女郎，她整个身心都在等待着，几乎带着某种恐惧；另一幅画的是绿色的半阴影所笼罩的女人，她处于一种凝滞的不安之中（《等待春天》和《在凉亭里》）。罗尔和艾森维尔特两人都参加“分离派”。新的肖像画家善于透过庄严、威武、博学或“高尚”的外壳从灵魂深处提取最隐秘的感受，这使得红衣主教、法官、教授和部长的许多肖像变得与暗中讽刺的漫画非常相似。幸好为这些高贵的顾客们还保留着人数不少的肖像画师，他们在画中善于让将军矫捷地跨上黑马，让海军上将神气十足地披着被风吹得鼓鼓的斗篷，给法官的前额上添上罗马人特有的皱纹，以当铺估价先生的职业的精细画出商绅夫人身上的所有钻石。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肖像画师仍像以前一样主要集中在受优待的旧的同业公会里……喜欢没有目的的手段的心灵不会有激情和力量。但是它经常有一种对力量、对原始的完整性、甚至对粗犷的思念。“分离派”展览会上有不少强壮的身体和自发的激情的描绘，——但是激情的样板不可避免地缺乏激情，而力量的形象显得力量不足。鲁道夫·耶特马尔的赫拉克勒斯使人觉得像马戏团的演员，而强大的龙像是塞满稻草的标本。亨里希·齐特以年轻的半人马形式描绘“不可遏止的力量”。手法与罗丹的一样：身体的一部分隐藏在未加工的石料中，好像在大自然这位母亲的腹内。罗丹用这种方法克服石块的保守性。他的人物形象就在您的眼前创造出来。您看到一大块石头，雕刀去掉多余的东西，把美好的形象从中释放出来，因为人物形象没有最后完成，您就在思想上再现创作过程，自己把这形象完成。但是在这位维也纳雕塑家的乌釉陶器上制作的、体现不可遏止的力量的半人马里，您从发达的肌肉中既看不到不可遏止性，也看不到力量，而只看到艺术家表现两者的意图。格罗姆—罗特迈尔展出了布景画《力量和机敏》。机敏以一个裸体的女人为代表，而标志力量的则是一个愁容满面的骑士，是那些站在陈列馆或电影院大门口的人当中的一个。在“艺术家之家”里，“力量”的描绘也不见得好多少。沃莱克展出的铁匠维兰德的形象又高又大而使人感到压抑，它更能证明具有牲畜般的粗野而不能证明有力量。风景画（树木、山峰、海洋、公园、旧的城堡），肖像画和草图，古老城市的某些角落，内景画，naturemorte[4]——这就是展出的绝大多数作品，尤其是分离派的作品。风景画有时因有人物而平添几分生气，但这人物通常是作为风景的一部分的农民。内景画描绘住室的一角，描绘沙发、立在地毯上的挂满丁当响的小玩具的枞树、下奥地利农民的凹室、洛可可式大厅的一部分，——这里刚才还有人，在所有东西上面还留有他们生活的印记，但是人本身已不在这里了。如果画的是城市的街道，那么这一定是旧的、拥挤不堪的、半明半暗的，而且没有人；这里发暗的石头证明已过了好几个世纪。如果这是一个港湾，那么画的是星期天，空荡荡的船只，没有人。有许多阴森森的教堂，那里祈祷的人影只不过增强了和平、安静和冷清的印象。请看，这是铁匠铺：有炉子、风箱、铁砧、大锤，却没有铁匠。如果描绘人，那么描绘的不是劳动的环境中的人，不是正在履行社会职能的人，而是休息、过节和娱乐时的人。画的是星期天农村的广场或小城市的市场，那里人们乱哄哄地挤来挤去，闲聊着，无精打采地购买东西。但是高踞于所有这些之上的是风景画、肖像画、内景画以及“静物画”（Stilleben），那里画家怀着偏爱和深情勾勒出放在玻璃盘里的黄瓜、日本的洋娃娃和切开的柠檬。雕塑无论是在表现风景还是在表现室内景物方面都不会有出路：不管它愿意不愿意，它还得和人打交道。雕塑的肖像的情况与彩色肖像画一样：它们经常因传达出内心最隐秘的东西而显得很美。人体不像古希腊罗马雕塑那样完美和神妙和谐，但是我们感到亲近得多，感到更和善，更温柔，更富有人性。最伟大的表现主义者罗丹所做到的一点，亦即使整个身体直到小脚趾头都服从于心灵的活动，为雕塑所吸收，并丰富了它。但是雕塑似乎在茫然不知所措地环顾，不知拿这笔财富怎么办。“分离派”雕塑贫乏到了极点，在艺术家举办的周年纪念展览上比较好些。但是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它的创作构思惊人地贫乏。铜像《祝贺者》身穿长长的常礼服、高统袜和带花结的鞋，装模作样地鞠着躬。萨堤里[5]斟着酒。玩九柱戏者打算要滚球。齐格弗里德[6]欣赏着他铸的宝剑。投掷者打算投掷石块。围着装饰有锡箔做的星星的铁丝网的“夜”。讲童话的女人。玩猫的孩子。帕耳修斯[7]。以拿着各种果实和水果的姑娘的形式出现的一定会达到的“富裕”。当然，也有洗澡的女人。望着一只低声叫着的鹅的流浪音乐家。进行挑战的拳击师。该尼墨得斯[8]，狄安娜[9]……不管我国文化停滞时代的唯美主义者如何喋喋不休地说艺术仅仅只是形式，我们永远不会相信这一点。在雕塑艺术中我们不仅看重那位能在这最不灵活的艺术中找到完全新的形式的罗丹，而且看重那位在不与旧形式断绝关系的情况下为雕塑艺术争得了新内容的伟大的比利时人默尼耶[10]。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再现人体的和谐的静谧状态，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塑艺术则掌握了运动的艺术。但是米开朗琪罗用运动来更鲜明地表达身体的和谐。而罗丹把运动本身作为雕塑艺术的主题。如果说，在米开朗琪罗那里身体为本身创造了自己的、即它所固有的运动的话，那么在罗丹那里则相反，运动为自己找到它所需要的身体。但是罗丹并没有扩大雕塑艺术所包括的范围。默尼耶做到了这一点，他把正在工作的劳动者引进了雕塑。在他之前雕塑中只有站着的、坐着的、睡觉的、跳舞的、玩耍的、角斗的、休息的、祈祷的、恋爱的人，但是不曾有过劳动的人。当一个人处于宁静状态，当他跳舞、恋爱或祈祷时，他的身体独立存在着。罗丹使身体服从于运动，但是所服从的是内在的运动，是存在于身体本身内部的心灵的运动。爱情、思想、悲痛——这就是罗丹的主题。工作时身体服从于存在于体外的目的，它不再独立存在，而成为工具。此外，人造的劳动工具扩大了身体生来可及的范围。所有这些曾把体力劳动排除在雕塑艺术之外。默尼耶证明，作用于有阻抗力的材料的劳动并不破坏身体的完整性，而是赋予它以新的神态；劳动在扩大身体所及范围的同时，并不破坏它；劳动把身体变成工具的同时，也把工具变为身体有机的一部分。用齐美尔的话来说，默尼耶揭示了劳动的审美价值。在雕塑艺术面前展现出了一个广阔的、尚未触及到的领域。默尼耶的审美发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当劳动是法律上的或精神上的奴隶的沉重负担时，它一直被留在艺术的门外。只是由于劳动的“主体”、即工人阶级的社会觉醒，劳动才变成科学、哲学、道德、艺术所要解决的问题。默尼耶在审美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随着雕塑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更加清楚地发现，这里只从审美上解决是不够的。默尼耶虽然指出如何在雕塑的材料中再现劳动，但是当然不能在艺术世界和体力劳动世界之间建立社会和道德的联系。在这里，隔绝状态仍原封不动地存在着。当社会生活从自己内部孕育出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矛盾并根据它们把强大的政治运动分成不同派别时，艺术却愈来愈把自己封闭在“新灵魂”的易碎的硬壳里，并在社会激情的进逼下步步后退，完全离开了人的集体生活的广阔天地，自愿流放到风景画中，到肖像画中，到naturemorte和内景画中，到田园诗和神话中……虽然四分之三的当代艺术家是在大城市里学艺和居住的，但是您在他们的绘画或雕塑中找不到大城市和它的奇迹般的强大技术以及集体的痛苦、激情和理想。在两次展览会上我只找到两部反映了城市新生活的作品。卡尔·舒尔达描绘了Mariahilferstrasse[11]（在维也纳）的一幢新楼的建筑工作。奥拉夫·朗格则创作了彩色版画《召唤》。在卡尔·舒尔达的画面上笼罩着一片昏暗，从中显露出脚手架的模糊轮廓，而在脚手架上移动着一些面部不清的工人的模糊身影以及一些人的侧影。从一旁匆匆地瞥一眼工人，得到的印象就是如此。在朗格的版画上，在桥下有一大群人，男女工人，孩子，一股人流在移动。桥的一部分已被破坏了，从桥上发出“召唤”。整个结构是模糊的，好像艺术家本人也并不清楚地知道人群往哪里走，为了什么发出召唤一样……这幅不大的画和不大的版画更加暴露出现代造型艺术的无主题性和——坦率地说——贫乏，尽管形式和手法非常丰富。在艺术之外的某个地方，在我们社会舆论的内部，应当发生某种大的变动，以便使艺术能从自愿流放中回来，用从事劳动和进行斗争的人的戏剧性事件来丰富自己，同样也丰富人的劳动和斗争……***再就“艺术家之家”的某些作品谈几点意见。著名的慕尼黑画家德弗雷格尔展出了巨幅绘画《魔法师的崇拜》，其中马利亚和牧人看起来很像通常德弗雷格尔笔下的蒂罗尔农民。维也纳画家卡斯帕里德斯展出了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战场上躺满了牺牲的战士的赤裸裸的尸体。在暮霭中基督的身影耸立在战场上，面容忧郁，带着责备的神情。脸冲着基督顺从而又大胆地站着一个战士……耶古达·爱泼斯坦画了蔬菜店里一批做粗活的工人，看样子他们正在午休。天气闷热，一个个浑身是汗，干裂的嘴唇贪婪地贴住多汁的西瓜，一个顾客，看来是一个以喜欢逗乐出名的人，正在和一个青年妇女——女店员——进行生动的谈话，周围放着上好的西瓜、石榴和南瓜，其余的人也非常开心，因为能够躲开暴晒，吃一块多汁的西瓜和听一听女主人的傻笑。德累斯顿人马赫画了一个受惊吓的男孩（DerAengstliche）：瘦瘦的小脸，瞪得大大的眼睛，紧张地伸直的瘦脖子以及猛然分开的手指。他受什么东西的惊吓？鬼怪？不，看来是受父亲严厉的吆喝或者受教师的更为严厉的目光的惊吓。父亲和教师比任何鬼怪更可怕。亚历山大·罗特豪格在他的那幅分为三个部分的画中，用色彩叙述了美丽的海伦的故事。在一翼是希腊人，在另一翼是特洛伊人。这些人的身体是黝黑的，受风吹日晒而变得粗糙了，他们的目光是集中的，肌肉都很紧张，有受伤的和战死的。两翼之间面对观众的是引起战争的海伦。她裸体，美丽而安详，不慌不忙地扣着她那长衬衫的金钮扣。在周年纪念展览会上有一系列“拜占庭”绘画作品，例如属于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的“爱马”的四个马头。还有那位具有尚武精神和教权主义情绪的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为新皇宫专门预订的爱国的战争画和历史训诫画。一幅这样的训诫作品附有直接的说明：它的目的是为了“驳斥新教方面散布的似乎皇帝（天主教徒）异常残酷的谰言”。而在陈列着这幅预订的为天主教辩护的作品的大厅一旁，悬挂着莱奥·德利奇的一幅不大的画《在忏悔室里》。一个年轻的农妇虔诚地忏悔着自己的罪过，而用一只耳朵贪婪地听着的神父特别像一只叫春的公猫。我寻找着说明，估计会说这幅画是为了驳斥《十日谈》编造的关于天主教神父具有高尚的道德的故事而创作的，但是找不到这样的题词。显然，只有在画本身不够有说服力的情况下才会加上说明。我不知道这些铅印的解释一般说来是否有帮助，——关于这一点订货人更易作出判断。1911年5月27日[1]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家。——译者注。[2]保·辛格尔——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倍倍尔和老李卜克内西的同时代人。柏林工人的最有声望的领袖之一。修正主义时代的坚定的“正统派”。[3]桑巴特（1863——1941），德国经济史学家。——译者注。[4]法文：静物。——译者注。[5]萨堤里，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森林诸神之一，喜喝酒。——译者注。[6]古日耳曼英雄文学中的人物。——译者注。[7]帕耳修斯，希腊神话中杀死墨杜萨的英雄。——译者注。[8]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特洛斯的儿子。——译者注。[9]罗马故事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译者注。[10]默尼耶（1831——1905），比利时雕刻家，画家。——译者注。[11]德文：马利亚希尔弗大街。——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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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维也纳的Secession<<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09年维也纳的Secession在这些大厅里，不久前俄国画家展览过很少有俄国味的画，现在奥地利人则在举行他们那种很少有奥地利味的绘画和雕塑的年度观摩展览。并不是说我们要求艺术在艺术风格上显示出“民族面貌”。好像在俄国画展上这种“风格的”民族主义并不少（比利宾、廖里赫……）；它也存在于这一次Secession展览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风格所提供的只不过是现成的、过去形成的日常通用形式、图案装饰的花样和颜色的组合。利用这种“古董”的做法成为现代主义的一个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特点。然而利用古董，甚至在不纯粹是外表上利用的情况下，会给人产生暂时回到过去的印象，在那里艺术家似乎忘记了什么东西或者希望找到某种未被发现的东西。这走的不是艺术的大路。一些人需要历史童年的艺术的稚气作为表达自己心理的衰弱的新鲜手段。另一些人拿着民族风格的碎片试图恢复当年丢弃这种风格的生活的原状；他们深入到历史的过去，或者更深些，深入到童话或神话的王国。但是遥远的过去的东西与不久前的过去的东西相比老是占优势，而今天的东西竟告阙如。如果艺术家想要熟悉整体的生活，他便深入到久远的时代。他置身于他眼看着出现的活生生的历史之中而感到比在神话的原始森林中更加孤独。这是总的印象，当然它不是您在维也纳的Secession展览会上第一次产生的，但是在这里您又加深了这种印象。在展览会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的是阿尔宾·埃格尔—林茨（Egger-Linz）的作品。请记住这个名字，早晚您反正得这样做。埃格尔是来自林茨附近的一个村子的蒂罗尔人，是教会画师的儿子，他从1895年起就完全沉浸在蒂罗尔的英雄的过去之中。在这一年他展出了一幅刚刚完成的、蒂罗尔人反对巴伐利亚的起义一百周年促使他创作的、人物众多的大型画卷。这幅画左边，实际上是在画的中心位置上，站着嘉布遣会[1]的修士哈斯平格尔。他早在大学时代就参加过反对法国人的战斗；他作为蒂罗尔爱国者秘密联盟的成员，走在1809年英勇起义的前列。画面上他的前额为风帽遮住，左手向上举着十字架，右手紧握着马刀。他后面是蒂罗尔的起义者，他们拿着火枪、斧头和锄头。面部表情和全身肌肉都很紧张，所有的人都充满着一种激情。这是一股可怕的人浪！……画面上立即使您倾倒的是它的内在的一致性。大型的画卷往往分散注意力，迫使人把目光从一个地方移向另一个地方，细节令人厌烦。埃格尔的画面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他没有在细节上停留一分钟。色彩没有细微差别，人物的阴影只作简略的勾画。整个画面——脸孔、手、裸露的膝盖、衣服、脚下的土地——始终用的是一种红褐的色调。下笔胸有成竹，轮廓显得不柔和，几乎很粗硬。结果完全克服了大型画幅的障碍和矛盾：它紧凑、集中，英勇的修士的形象作为整个画面冲突的和艺术的集结点，容易居于我们注意的中心。埃格尔—林茨的另一部作品《两个播种者》用的是同样严峻的色调。一个是“善良的”播种者，基督教徒，同样是蒂罗尔的农夫，只不过不处于自发的暴烈的起义中，而是在和平的田野上，他勤劳，固执，热爱土地。而在他后面亦步亦趋地走着恶的播种者，这是一个光着身子的红铜色的魔鬼，他把杂草的种子撒向已播了小麦的地方。这个一只手自由地摆动着的魔鬼画得多么出色！他那魔鬼的面孔您看不见，但根据脊背您可以正确无误地猜测他有着很大的力气。望着他的红铜色的皮肤和大力士特有的双肩，望着他那强有力的、不知疲倦的和灵活得令人不安的脖子，——您会不由地对自己说：人类的敌人非常强大，很难相信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单独一个人对付得了他！……在集中展出埃格尔—林茨的六幅画（其余四幅不大重要）的那个大厅里，挂着优秀的克拉科夫画家弗拉斯季米尔·霍夫曼的三幅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圣母》这一幅。完全是农民的圣母，一个波兰女人，穿着波兰农民的衣服。她的头上和肩上披着一块五颜六色的头巾，这块头巾里面还披着一块，比较小，它裹住双颊，并在下巴颏下面系紧。在头巾围成的这个圆圈里，显露出一张容光焕发的、平静的、美丽的、纯朴的农民的脸。她手上抱着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娇嫩、虚弱，好像生过一场大病一样，头发是白的，拿着一只小鸟。这是基督。作为先知的男孩从红肿的眼睑下用狂热的目光盯住他。最后，一个城市的孩子从画面的右角望着基督，这孩子穿着大衣，手中拿着软帽——可能这是画家的儿子……这个脆弱的、命中注定要死的小耶稣，这个脸色苍白的约翰和这个温顺的、几乎是冷漠的马利亚能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而长久不忘。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三幅画外，在展览会就找不到任何重要的东西。画幻想题材的画家鲁道夫·耶特马尔画了两个抢女人的半人半马。老半人半马很好看，白头发的脑袋贴在被抢女人的身上；女人也很漂亮：她脸上是恐惧的表情，同时她几乎信任地紧偎着强壮的老半人半马，似乎想从他那里寻求保护，以防止他本人的伤害……有几幅值得注意的风景画，富有技巧，带有情调，如同已故的列依斯季科夫所教的那样。鲁道夫·尼塞尔的《散步》画得很好，弗德里希·柯尼希的整个洒满阳光的《公园》很出色，安东·诺瓦克的蒂罗尔风景很好看。但是这样的画在每个展览会上都可以看到并且看了就忘，因为一幅排挤着另一幅。有几幅幸运的肖像——如果你不知道原型，不由地会喊起来——“想必画得很像！”阿道夫·列维耶（Levier）从巴黎送来一幅某某先生的肖像。这已经几乎是典型形象，而不是肖像。在花园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位年龄很难确定的先生，他有一双冷淡的聪明的眼睛，肉感的颧骨和冷酷的嘴。两片薄薄的嘴唇里面想必是有文化的狼的利齿和铁颌，这只狼一生已用这副牙齿咬嚼过许多东西。这个人当然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但没有任何热情，什么也不相信，只崇拜自己本人，——这是国际虚无主义者的真正典型。在我们这里，他取代了我们旧的“虚无主义者”，其实所谓旧的“虚无主义者”并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相信许多东西和崇拜许多东西的浪漫主义者。在我国，作为这种经过很好的改头换面的野兽的先辈的，是韦尔恰尼诺夫，他——记得吗？——发议论说：“不管他们那里的社会大厦怎样摇摇欲坠，不管人们和思想退化成什么东西，我仍然只要有我现在坐下来吃的这顿精美的午餐就行，因此我作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在雕塑部分居首位的是约瑟夫·缪尔内（Mullner）的巨大的骑士。那匹凝固不动的野马画得很好，它两耳后倾，好像打着响鼻。光脊梁的骑手也非常好看，这是一个快要成为男子汉的少年。他手搭凉棚，热情地凝视着远方。再往前没有熟路，需要自己寻找。不戴笼头的马一动不动，骑手也一动不动；但是从石雕的静止不动中您可以看到热烈的和奋激的感情的表露——您会祝这英俊的骑手一路顺风！安东·哈纳克（Hanak）展出了几件用蒂罗尔开采的翁特斯贝格大理石雕成的作品。我只在他的《母亲》面前停留的时间长一些。这位母亲把两手交叉地放在感到其中有着新生命的肚子上，做出保护的姿势。她对外部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没有感觉到别人扫过她裸露的身体的目光。她对自己腹内蕴藏的东西表现出虔敬的关注，这使她陶醉，同时使她变得高尚起来。还值得一提的有维也纳雕塑家阿尔弗雷德·霍夫曼的《图拉多特》。画的是那个让求婚者猜谜、猜不出就处死的公主。神秘莫测的前额和神秘莫测的眼睛，肉感的嘴唇和肉感的下巴，司芬克斯和梅萨利纳[2]的结合——艺术家画出了这一点。看来就这些。如果现在从单个作品回过头来重新讲展览的总的面貌，那么首先应当重复这封信开头说过的话：绘画脱离了构成现代灵魂的一切。这样说当然对展出的各种艺术作品来说都是对的；但是就绘画而言更具有令人震惊的说服力。画家们到森林里，到山里，到遥远的过去和神话的山洞——到那里去寻找在这里、在自己周围没有找到的与生活的联系。他们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起初赞颂自己的创作自由，然而不久这种富有技巧、但内心空虚的“自由”对他们来说变得比任何暴政还要痛苦。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绘画愈来愈放弃独立性而寻求服从。它变得特别注意装饰的图案，它力图与建筑术相融合。在Secession展览上纯装饰的作品很多。有费迪南德·安德烈供壁画用的五张草图，有卡尔·施莫尔的装饰用的大椭圆形，有恩格尔哈特的直接画在一块四方的粘土上的《奴隶》。但是这个倾向更生动和更深刻地反映在埃格尔—林茨的优秀作品中。他的《哈斯平格尔》，他的《播种者》无疑是最完美的壁画。空气的流动，景深的变化，光的闪耀——您在他那里寻找这些东西将是白费力气。他敢于把自己的人物放在一个平面上，不画气流和阴影。尽管如此，他笔下的那些矮壮的、结实的、自信的人物有其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画家们愈来愈经常地拿起雕刻刀而扔下画笔或让画笔为建筑的布局服务。建筑愿意收留绘画和雕刻并给以温暖，让它们开始新的生活。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只是朝新的综合艺术方面迈出的头几步。1909年4月30日[1]天主教方济各会的独立分支。——译者注。[2]梅萨利纳（约22——48），罗马皇帝克劳狄的第三个妻子，以淫乱和阴险出名。——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在西方<<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西方（没有系统的札记）一预先应当告诉读者，他们在这些札记里找不到任何系统，找不到任何完整的东西。这是一个读者、观众、听众——一个在西欧的俄国读者和听众的名符其实的日记。新的刊物、科学发现、新的剧作、绘画展览、技术展览——我就从这些方面来收集我的观感。如果我需要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我就把我的笔记本随身带上。但是我将更多地阅读书报，因为从书报上来观察生活要比观察实际生活容易些。托尔斯泰曾在某个时候说过，印刷术的发明为传播无知创造了威力最大的工具。说传播无知，这看来说得过于严厉，但是传播一知半解，却是确实无疑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现代文化是如此地多样和复杂，而我们直接观察和独立思考的范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最后我们大家都注定要一知半解，——除了我们由于天赋或由于该诅咒的职业终生与之打交道的那个唯一的领域之外，在所有领域都是如此……读者在这里找不到系统。我指的是外在的系统。但是这完全不意味着我打算在读者面前炫耀统一的观点的缺乏。只有这种统一的观点能够使我的观察变得具有某种意义和得到提高，把混沌变为宇宙。宇宙观现在是一个非常陈旧的和名声最不好的词。因此我认为一开头就这样说是合适的，尤其是因为我未必能够掩盖这样一个情况，即我自己认为有一明确的宇宙观。***在德国的一份最好的月刊（《DieneueRundschau》，Berlin[1]）的2月号刊登了一个名叫卡尔·舍夫勒的人关于“讲求实际的理想”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欧洲资产阶级政治家对我们文化的明天感到恐惧而发出的又一次叫喊。舍夫勒对什么东西也不否定。现存的东西是历史地形成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它是雄伟的，巨大的，能引起人们的崇拜。各部分有着多么巨大的依从性，各部分纯熟自如的动作是多么奇妙地协调！然而“到处愤怒的批评家们都指出，在这种物质财富的充裕之中心灵却在挨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缺乏包罗万象的艺术；现代艺术的所有形式都因商人的投机而变得空洞无物；所有宗教体系和哲学体系都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选择，而我们却没有宗教而生活”。工业呢？贸易呢？这里充满着疯狂的投机精神。与社会整体的联系中断了。大量荒谬的或虚假的事情吞噬了民族的宝贵的精力。科学呢？但是我们的大学正在愈来愈美国化；这里完全证实了霍夫曼—法勒斯勒本[2]的话：BrotistdaseinzigUniverselleUnsererUniversitaten.[3]社会的这种精神上的涣散的原因何在呢？“在于没有从精神和理想着眼来看实际的志向。”什么都不需要破除；就让继承来的物质文化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但是为了使其免遭内在的破坏，需要在它的血管里注入使之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理想主义的汁液。需要使一切志向变得高尚起来，发扬职业的荣誉感；加强社团的联系；从精神上的保守主义原则中为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寻找根据。最后舍夫勒幻想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那里固定的行会道德能与无情的竞争结合起来。他认为这种畸形的乌托邦主义是拯救德国民族的唯一办法。舍夫勒既没有想起卡莱尔[4]，也没有想起罗斯金[5]，前者早就说过，现金支付还只是人与人的一种不充分的联系，而后者则愤怒地把自己的同胞称为money-makingmob（只知赚钱的群氓）。罗斯金也想通过固定不变的道德审美思想来振兴社会。但是他公开认为这些思想是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不相容的，完全“否定”现代工业并要求回到行会手工业去。当然这是发疯！但是它至少具有完美的彻底性的优点。在那一期里弗兰茨·奥本海默描述了柏林的夜生活。他把法国贵族在旧制度衰落时期的荒淫与现代资产阶级的荒淫相比较。结论并不有利于后者。贵族认为贪淫好色是自己的天赋，他们把自己整个身心都倾注于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堕落成为败类，像萨德一样成为罪犯，但是与此同时仍然是一个“演员”。现代中等资产者给自己的贪淫好色增添一种冷冰冰的精明。他们的时间有限，因此他们从偶然的男女关系中无情地排除一切“多余的东西”。他们或者精打细算，给钱很少，或者舍得在“最贵重的”女人身上花费巨额的金钱，如果这样做有希望提高自己的声誉的话。在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很有算计的。没有气魄，没有优雅的风度，甚至没有过分的反常行为。吝啬，肮脏，平淡……舍夫勒在复活“讲求实际的理想”的同时希望也给这里增加点亮色。在慕尼黑，那个出版了斯特林堡[6]全集的米勒出版社不久将要出版这忧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传（《Entwick-lungsgeschichteeinerSeele.1849—1871》）[7]。这部作品的一个不大的片断刊登在德国月刊（《》[8]第4—5期）上，它给人产生了难忘的印象。讲的是孩子的一颗幼小的敏感的心在自己家里经受的痛苦。自传用第三人称叙述，文笔惊人地朴素。一切都是最平平常常的：家庭里的斤斤计较和冷淡，各种细小的不公正行为，大人们顽固的墨守成规，无缘无故的称赞，随随便便的惩罚，一切都是最平平常常的，同时这又是多么严酷的家庭悲剧！“进行教育的时间不够。这件事先托给仆人，后又交给学校。家庭实际上是一个小饭馆和洗衣房，而且安排很不合理。人们又煮又熬，四处采购，熨熨烫烫，洗洗刷刷，——再没有别的了。为了几个人，有多少人忙得团团转。供数百人吃饭的小饭馆老板未必会花费更多的气力。”有时斯特林堡中断自己的叙述，他紧握拳头咒骂道：“啊，神圣的家庭，这个不可侵犯的、天堂般的去处……你是各种美德的徒有其名的栖身之所，那里天真无邪的孩子被迫说出第一句谎话，那里意志被专横所摧折，那里人的尊严感被聚成一堆的各种利己主义所扼杀。家庭，你是一切社会恶习的发源地，是所有贪图舒适的妇女的保证，是为一家之长锻造锁链的锻冶场，是孩子们的地狱……”发表的这一片断使人想到，斯特林堡的《一个心灵的发展史》除了它的自传意义外，还将具有严厉的起诉书的价值，它控诉了被称为儿童教育的那种胡来的和草率的训练。如果可以指望父母们和职业的教育工作者们这些迟钝的人还能学会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就应当向他们推荐这本书。欧洲的杂志——与报纸不同——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倾向。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在于选择文学材料的严格程度以及纸张和铅字的质量的不同。有时出版者能给自己的出版物打上自己的个性的印记，如同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9]给《Zukunft》[10]打上印记一样。但是这并不是倾向——因为哈尔登有什么倾向呢？谁都不会根据这些杂志培养自己的“宇宙观”，如同我们在美好的、可爱的、一去不复返的旧时代（五六年前！）所做的那样。杂志一般在Café供人翻阅，人们不会到那里去寻找宇宙观。文章应写得有趣味，不要过深，主要的是要简短，并且用翻阅时手指感到舒服的好纸印刷。《Marz》[11]是这一类型的最合乎理想的杂志。考茨基有一次在谈话中这样说到它，说这是“SimplicissimusinsErnstubersetzt”（“用严肃的语言出版的《天真的人》”），——这个定义下得非常好。不过这个说法是自然出现的，因为《Marz》像《Simplicissimus》一样是由同一个朗根出版发行的，有几位共同的撰稿人。除他们之外，还有教授和政党的领袖，因为《Marz》不吝惜稿费。这份杂志的目的是成为—个引人入胜的刊物，提供容易掌握的知识，并用不很粗俗的、容易引起轰动的消息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去年4月号刊登了威廉二世给一位英国勋爵的信件的“原件”——当时报刊上关于这些未发表的信件谈论得很多。而第二天发现，这仅仅是愚人节的玩笑……最近几天土耳其王子阿布杜尔—梅德日德愤怒地否认《Marz》上的一篇似乎是根据他的话写的文章。这是新的“玩笑”或是旧的伪造，实质上反正都一样。只要有趣就行。在最近一期上，“伟大的”法国女时装师JeannePaquin[12]根据编辑部的请求对自己的创作作了美学分析，她的创作在一年内不多不少要消耗两千两百万米丝线。这是给“我们的女读者们”看的。旁边是一篇政治性文章，是为庆祝威廉皇帝五十大寿发表的。这篇文章是极其规规矩矩的，其中希望皇帝不成为一个把人民引向谁都不知道的目标的神秘莫测的领袖，而成为独立行动的民族的立宪的代表等等，等等。这是略带谄媚逢迎的味道的廉价的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可惜翻译成“严肃”语言的顽皮孩子《天真的人》就是这个模样：讽刺作品的这种空洞的激进主义自然会以……政治的奴颜婢膝来充实。弗兰克·韦德金德去年向《天真的人》宣布要决一死战。他在剧作《Oaha》描写了讽刺杂志《TillEulenspiegel》[13]的编辑部，同时用很容易猜到的假名描写了《天真的人》的出版者和撰稿人，其中包括他自己。这里有冯·蒂哈切克（即冯·雷兹尼采克），此人认为，除了女人的内衣外，世界上再也没有能提供俏皮话的更好的东西了。这里也有Dr.Kilian[14]（即IndurgToma[15]），根据此人的意见，为讽刺杂志服务的人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既不应感到喜爱，也不应感到仇恨。这里还有出版者施特尔内（即朗根），一个粗鲁的无赖，他像刊登出色的广告一样发表污辱皇帝陛下的言论。正直的布特尔维克被送进监狱（韦德金德几年前确实因在《天真的人》上污辱皇帝陛下而被判刑），而施特尔内这时却大把大把地捞钱。整个剧带有下流的毁谤的性质，为了使人对他的这部作品纯属报私仇的创作动机毫不怀疑，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非常臃肿的韦德金德用当年《天真的人》借他的口说出来的一句恶毒的话作为题词：“这些可恶的脂肪破坏了我的魔鬼崇拜。”当然，《天真的人》给以回敬，描写了作家韦德尔格林德，此人向法庭发誓说，他内心是一个“秘密的君主主义者”，只是根据出版者的要求才污辱皇帝陛下的。这整个令人厌恶的插曲，实际上与文学无关（《Oaha》这个剧糟透了！），其可资借鉴之处仅限于它稍稍拉开了那个遮住唯美主义者、政治上的超级怀疑者和出色的个人主义者的神圣小天地的帷幕……人世间的一切，包括所有政党、所有学说、所有希望，都是由庸人的恶作剧产生的。只是在《天真的人》的编辑部里才有无情的否定者，他们——为了稿酬——污辱皇帝陛下，并当众承认这一点，为了败坏出版者的名声……稍稍刮一刮这个高傲的个人主义者的表层，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被收买的玩世不恭者。二1872年，色当的田野上法国和普鲁士的士兵们的鲜血尚未干透、而在巴黎梯也尔的审判的多管连珠炮还在继续发射时，格列勃·乌斯宾斯基访问了柏林。请看他在那里碰到的东西。“佩刀，马刺，钢盔，胡子，帽檐边的两个指头，帽檐下裹在紧紧的领子里的是胜利者洋洋得意的面孔，——这些东西时时处处都能碰到；这里在敬礼，这里在换岗，那里像发神经病一样在用枪做什么事情，然后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走向某一个地方……在商店的窗户上挂着各种样子的胜利者的图片：他们在捅法国人的肚子，后来回到祖国，在拥抱自己家里的人；这些英雄们的连鬓胡子完全不朝应该梳的方向梳……但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完全确信自己的事业，确信长牛角而不是长胡子就是美，而且比美丽的海伦[16]的美更纯真。”（《病态的良心》）这个时期几乎长达四十年。刚被俾斯麦装备好的德国依靠战胜奥地利和法国这一资本所产生的利息生活。德国正在普鲁士化，而欧洲则生活在德国化的威胁之下。俾斯麦把沉重的宝剑弄得铮铮作响，制服了自由主义反对派。威廉二世恢复了中世纪君主主义的神秘色彩。德国资本正在占领世界。但是报应的时刻来到了。俄日战争后，作一个总结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俄国在满洲的土地上被击败，在柏林引起了回声。一个巨大的环节——旧的俄国的制度——立刻从欧洲平衡的机器上被撤除。传统的国际关系垮了，与它一起，德国传统的领导权也失落了。开始了力量的重新统计。结果发现德国从外部被孤立并从内部被瓦解。没有完整的国家机器。议会是无力的。国家通过受宫廷斗争掣肘的专制制度来治理。出现了艾伦堡事件，接着是“皇帝危机”[17]。资产阶级政党看到它们自己建立的官方的祖国的症结而发出惊叫。民族沉醉时期开始了。我不打算在这里说明德国四十年专制政体破产的历史条件。读者如果读一下《现代世界》1月号刊登的帕尔乌斯的文章（《在帝国宪法的死胡同里》），就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仅仅需要指出这样的事实本身，即对公牛胡子的不可动摇的确信整个地为爱国主义的不安情绪所取代。只要一翻开德国的报纸、杂志、抨击性的政治小册子，就会碰到民族的Katzenjammer[18]的明显特征。不知道这时更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什么，是不知所措还是束手无策。政论充满着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们从四面八方对德国文学进行着敲打，到处都发现缺点和漏洞，但是一到要作真正的政治结论时，便马上后退。关于在“民族的”阵营内进行严肃的、民主的清洗问题，甚至不敢吱一声，因为这样的清洗要求与奸党发生公开的冲突，而冲突就要动员群众，而动员群众就要……——不，需要设法采取道德自我治疗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这些栏目里讲了这样的拯救方案之一，其内容在于恢复贸易方面的以及整个的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这种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是由哪些化学元素做成的，作者没有想到要告诉我们。这样的方案不少。前不久，柏林召开了犯罪侦察学家的代表大会，这些人按一般的情况来说绝不是有概括总结的爱好的人。这次值得称赞的代表大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摆在德国警察面前的德国公民过高的犯罪率上。人们发现，例如在斯图加特，最近一年警察罚款达四万人次，在科伦达五万三千人次。全国一年的罚款次数无论如何不少于一千万次。这就是说，每一个德国公民，也包括吃奶的婴孩，每隔五六年要“被处罚”一次。而如果把婴孩、病弱者、老年人以及那些不受警察管辖的享有很大特权者除外，那么一个德国人平均每年要为自己的“恶习”至少付一次罚款。他经常违反警察的各种规定：关于大街上的行为、关于演奏音乐和唱歌的最大时限、关于登记和注销仆人的规定，更不必说关于做买卖、开饭馆、搞建筑以及其他各种章程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十个村庄，可能——在顺利的情况下——付十笔罚款，而且都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有合法证明的马车夫如果身边没有他的马的合法证明，就要受处罚。如果马车夫睡着了，他就要付罚金。如果他离开赶车人的座位，即使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这样做，也会碰上惩罚的手。挑担沿街叫卖、乘电车、在公园里游玩、过生日、结婚和死人——所有这一切为罚款开辟了无穷无尽的来源。是德国人的天性如此有缺陷，还是德国警察加给公民们难以承受的负担？——犯罪侦察学家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表现出有意作出不利于警察的决定。警察就是警察，《Kunstwart》[19]杂志（ErstesFebruarheft，1909[20]）就这一点说道。但是要知道并非任何民族都允许用警察的规定作为铁丝网把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围起来。譬如说，在英国人那里这样的规定很少，然而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难堪的事情。杂志抱怨说，可见我们的民族天性有某种缺陷，它引用了英国人对德国人的讽刺，后者在大不列颠的自由空气中差一点没有被憋死。尊敬的迈尔到多佛后就开始感到难受：车站的入口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几乎看不到官员；行李不检查；墙上见不到规定、指示和说明；买了车票后，可以乘任何一趟列车：既没有补加费和追加费，也没有卧铺票。迈尔先生开始不安起来。这是什么国家：不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在伦敦，我们的这位旅行者骑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规则？”——“只有一条——请特别留神，别伤着您。”迈尔先生到了公园里；林荫道，草坪都是围起来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这是怎么回事？英国人肆无忌惮地跨过栅栏，躺倒在草地上。大陆来的这位诚惶诚恐的公民就去问警察。“栅栏吗？我们公园里的栅栏只是挡牲畜的。”但是一切最终都应有一个限度！当迈尔先生看到警察维持着露天会议的秩序，听到演说者把大不列颠国王和印度皇帝批得体无完肤也不去找他的任何麻烦时，这位旅游者完全忍耐不住了，他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愤怒地离开了那个警察的规定只适用于牲畜的野蛮国家。不管您认为怎样，保守的记者说，dasSubalterne[21]服从和尊敬上司的精神，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国家只训练和处罚市侩。“至于公民的教育，这件事便交给各个政党去办，而在政党之中则首先交给社会民主党。然后我们就带着嘲笑和懊丧谈论社会民主党的纪律。”作者最后说，我们过于长久地和过于安心地喝民族自大的饮料（Grande-Nation-Champanier），忽视了我们的民族性格的培养……关于这个题目，在现代德国资产阶级报章杂志上可以读到许多有趣的和一针见血的东西。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所作结论往往注定是产生不了什么结果的。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最近一年尽管政治上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德国还是以前那个样子，而迈尔先生还像以前那样只按照警察的命令吻自己的妻子才行。三美国杂志《NorthAmericanReview》[22]于1906年5月刊登了一篇文章，——根据杂志介绍，作者是“美国活着的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一位”，——题目是：资本家应当给我们指出可用来限制财产的积累、阶级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和巨大财富的危险的手段，“不然的话，美国的工人阶级就将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奋起，一下子就会把企业主扫除掉。”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是AndrewCarnegie[23]，钢铁大王。在德国月刊《NeueRevue》的最后两个印张里，卡内基重新又回到他在《财富福音书》中所讲的问题上来。不能说“美国活着的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的思想有惊人的深度或新颖之处。卡内基像美国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是“只有一个思想”的人。而且这个思想并不那么深刻。如同亨利·乔治[24]认为实行征收地租的单一税制是唯一的生路一样，卡内基借助于遗产累进税来解决“财富问题”。这位美国改良主义者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动摇现存事物的基础。他写道：“假如我得出结论，认为遗产税有利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者会以某种方式窒息个人的首创精神，那么当然我将是为这一措施辩护的最后一个人，因为比起任何道理来我更相信这样一点，即进步的奥秘只存在于个人主义之中。”接下去，在这本德国杂志上这个尊敬的美国佬无情地批判马克思的学说——所有这些都是借助于杜撰的寓言故事做的，每个寓言故事都以这样的话开头：“某个农场主有五个儿子”……然而不管卡内基在理论方面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战斗进行得多么顺利，他在实际行动中却在实现着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的理论，而且取得的成功要大得无可比拟。不久前在斯图加特出版的З.Ф.黑塞—瓦尔特格的《当代世界工业强国美国》一书对问题的这个方面作了清楚的说明。在这部著作中包含着“实际的数字”，这些数字要比讲英勇豪迈的农场主的圣经故事式的东西生动得不知多少。支配美国经济生活的是四百四十个托拉斯，其中集中了八千六百个商行和股份公司。六个大铁路托拉斯之中的每一个拥有资本四十亿马克，而摩根的托拉斯则拥有五十亿马克。整个铁路网的四分之三——这比整个欧洲的铁路网还要大——掌握在七个人手里。以安德鲁·卡内基为主要股东的钢铁托拉斯1906年的纯收入为五亿三千三百万，而总收入则为二十五亿马克！在这个钢铁的庞然大物的一千六百个企业中，有十七万工人。在钱柜里随时放着两亿马克现金“供日常开支”。卡内基根据十亿马克的股金，每年有八千万马克的纯收入。像您看到的那样，这个北美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与第欧根尼[25]很少有相似之处。在等待实行遗产累进税的同时，卡内基通过慷慨的捐款来恢复社会的平衡：他给一千四百个图书馆捐了四千二百万美元，给五十一所学校捐了八百万美元，给卡内基研究所捐了一千万，给苏格兰的几所大学捐了一千万，给海牙的和平宫捐了一百五十万，给匹兹堡的技术学校捐了一千万，等等。总共捐了一亿两千零五十万美元，即差不多两亿五千万卢布。在这样做时他还没有动用他的固定资本！老洛克菲勒这个煤油托拉斯的脊梁比卡内基还要有势力。罗斯福[26]曾经试图对洛克菲勒、摩根和哈里曼发动猛烈进攻，把他们作为“最不受欢迎的公民”来反对。但是刚迈出头几步就反不下去了。哈里曼用手拍拍自己的记事本说：“我这里记着为你竞选的一些支出，特迪[27]。”罗斯福立刻安静了，并在1907年秋第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怀着敬意感谢这些“最不受欢迎的”亿万富翁，感谢他们“巧妙地防止了”可能出现的危险，不过这危险根本没有被防止，它变成一场至今仍未中止的毁灭性的工商业危机。罗斯福反对托拉斯的“斗争”，如同卡内基为实施遗产累进税所作的宣传一样，有着同一个根源：对势头愈来愈猛的资本集中感到恐慌。Ф.黑塞用数字说明这种集中。美国的全部财富的价值为一千一百五十亿美元，八十四万人手中掌握着一千零三十亿美元，而八千三百万人只拥有剩下的一百二十亿美元。这就是：百分之一的人口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国民财富，八千三百万人年收入为人均一百四十美元，二百七十五万个家庭的收入为五千到十二万马克。每人掌握几个亿的有几百人，每人拥有五亿的有几十人，三个人的财产达到几十亿。人们曾安慰自己，说这些骇人听闻的托拉斯至少会使得生产具有计划性，会消除生产过剩的灾难。但是这些希望同几十个银行和工厂一起于1907年破产了。现在已是美国失业人数达到三百万人的第二年。美国轮船把几万名从美国返回的侨民运到这里，运到欧洲来。罗斯福把白宫的住宅连同反对托拉斯、即实际上反对资本集中的无法限止的过程的责任移交给了塔夫脱[28]。塔夫脱勇敢地承担了责任。但是欧洲交易所里的商人跟在美国交易所后面快活地窃笑着。既然大力士、打虎将罗斯福无法给黄金龙以任何打击，那么这个体重达二百五十公斤的大胖子塔夫脱又怎么能办得到呢！……他将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随大流。“但是这般潮流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卡内基使人有所警惕地问道，接着便讲关于勤劳的农场主的寓言故事……请您在想象中把约翰·戴维逊·洛克菲勒从里奇福德请到——您猜请到哪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带他进托尔斯泰伯爵的书房，请他们面对面坐下，让他们“交换思想”。他们的岁数相差不太大；托尔斯泰不久前过了八十岁，洛克菲勒今年7月满七十岁。但是一个是穿着农夫粗毛料外衣的贵族，一个是登上世界交易所宝座的平民，难道能想象得出比这两个人的命运更加截然相反的现象吗？洛克菲勒在托尔斯泰作为喀山大学学生以年轻人的贪婪品味和摸索着生活的那个岁数，已在竞争的旋涡里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十九岁时，托尔斯泰已不费多少气力从大学得到了各种知识，无忧无虑地躺在世袭领地柔软的草地上，而洛克菲勒已是他所创办的企业的领导人。在托尔斯泰当炮兵军官的那个年纪，洛克菲勒整天捧着帐簿。最后，到了成熟的年龄，那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因厌倦空虚的和无意义的生活想要自杀，而洛克菲勒在破产后东山再起，又在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他们两人都获得了世界声誉，但是走的是多么不同的道路！把托尔斯泰和洛克菲勒请到一起的想法，是属于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的。他有一篇就叫做《Disputation》[29]（《Zukunft》，第23期）的文章里让这两位分别来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里奇福德的老人进行辩论。“……您谴责一切，”洛克菲勒在听了托尔斯泰的说教后说，“谴责教会、国家、财富、文化，谴责我们喜爱的、创造的、珍视的一切。您宣扬农夫的粗呢上衣、童贞和木犁。但是请看：那位想让全世界的人穿上禁欲主义的粗毛长服的萨伏那洛拉[30]被同时代人处以火刑，而您却被两个半球的居民敬若神明。难道您的命运不令人羡慕吗？“……坐在您对面的是一个亿万富翁。他从地下开掘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铺设道路，使人们结合成为一体，建筑城市，建立秩序和实行劳动纪律，创办中小学和大学，——您瞧怎么着？他每时每刻都被钉在耻辱柱上，受人憎恨。每一个蛊惑人心的人，不管他叫罗斯福还是布赖恩[31]，都痛骂他的名字，污辱他的人格。我知道，您会说他们做得对。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击倒弱者和消灭无力的人？但是请告诉我：不这样做我如何能前进呢？归根结底世界不是我创造的，我也不打算像您那样为上帝的图样承担责任，因为我自己的事就够多的了。“……您揭露战争的疯狂。这件事是很人道的，它能征服女性的心，它能带来荣誉。不仅如此，现在还用黄金为它发奖……用我从地下开采出来的黄金。”“您是否想要说服我改变自己的观点？”托尔斯泰问道。“不。做这件事我们俩都太老了。我只想看到那个否定人类全部历史、我们的所有成果和胜利以及以往各代人的血汗的人，听到他说的话。您夺去我们感情上所爱的一切，训示我们的是作为最高戒律的污秽和贫穷。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任何未来。因为上帝的意志就是如此——永远如此，不是这样吗？”“是的，永远如此。因为上帝昭示戒律不像您签发您的期票一样以三个月或六个月为期。他的戒律可用于所有时代。他在制订戒律时是严厉的和不受限制的，既不管杀人凶手也不管奴隶贩卖者有何反应。”“您的这些话搅乱不了我的思想。我要对您说：就让那个想必您那么相信的鬼东西为土布衬衫和黑麦面包而高兴吧。人希望得到更好的、更多的东西……上帝真正的意志是否在于此呢？他在第六天创造的有生命之物应当前进。它顶住不往前走怎么办？那时就应当用发号施令的鞭子和各种需求的马刺去驱赶它。它应当往前走。而您的宗教的含糊不清的纯理性主义，这个咒骂自己的父亲——理性——的杂种阻挡不住我们。现在崇拜您的人类一定会从您以及其他许多预言家的头上迈过去……”这场占了十多页篇幅的辩论（以上仅只是一个粗略的提要)，正如您现在知道的那样，最后不是以托尔斯泰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以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这个德国资本主义报刊业的小洛克菲勒为提台词者的这场对话，能够有另一种结果吗？他这个有才能的、什么也干得出来的、撑开双肘为自己开路的善辩者，难道会不拜倒在自由竞争的法则面前吗？自由竞争之所以被奉若神明，是因为它保证了他的月刊有三万五千个订户和三十一万二千马克的年纯收入……哈尔登从来都是权力的奴仆，——起初在俾斯麦当政时，如今在比洛掌权的情况下——他难道真的会同情顺从和不反抗的说教吗？这一切就是这样。然而仍需要承认：哈尔登给洛克菲勒的话增添了内在的说服力。在这两个生活在地球的两端和道德观念正好相反的人的辩论中，您的道德感情是倾向于托尔斯泰的。但是您的理智呢……需要牢牢地控制住，以免它不倾向于洛克菲勒。美国的亿万富翁，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德国辩护士，正确无误地确定了托尔斯泰的致命弱点：他的纯理性主义。谁谴责一切，谁就是替一切辩护。因为辩护只有与谴责在一起才有意义。“您抛弃一切：但是和人们在一起，死亡也不可怕，”洛克菲勒可以这样对托尔斯泰说。在托尔斯泰否定全部历史的基础上这位美国煤油大王是作为世界文化的代表出现的。只有站到洛克菲勒的立足点上才能战胜他。需要把它与文化分开。把文化接受过来，而把老洛克菲勒抛弃。应当向他指明，他不是进步的活的体现者，而是妨碍历史前进的累赘……1909年1月30日—3月3日。[1]《新评论》，柏林。—一译者注。[2]霍夫曼-法勒斯勒本（1798——1874），德国诗人。——译者注。[3]面包是我们各大学/唯一的万有。——译者注。[4]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5]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评论家和艺术理论家。——译者注。[6]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译者注。[7]《一个心灵的发展史。1849—1871》。——译者注。[8]《新杂志》。——译者注。[9]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1861——1927），德国记者，曾创办《未来》杂志。——译者注。[10]《未来》。——译者注。[11]《三月》。——译者注。[12]让娜·帕坎。—一译者注。[13]《蒂尔·厄伦史皮格尔》。——译者注。[14]基利安博士。——译者注。[15]英迪尔·托马。——译者注。[16]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美女。——译者注。[17]疑指《每日电讯报》事件和选举法改革损害了威廉二世的威望，导致他的“个人执攻”的结束而言。——译者注。[18]德文：内疚，悔恨。——译者注。[19]德文：《艺术守卫者》。——译者注。[20]德文：1909年2月1日。——译者注。[21]德文：下属。——译者注。[22]英文：《北美评论》。——译者注。[23]安德鲁·卡内基。——译者注。[24]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土地改革论者和经济学家。——译者注。[25]第欧根尼（？——约公元前320），犬儒学派的原型人物。——译者注。[26]西奥多·罗斯福（1888——1919），美国第26届总统。——译者注。[27]西奥多的昵称。——译者注。[28]塔夫脱（1857——1930），美国第27届总统。——译者注。[29]《辩论》。——译者注。[30]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传教士、改革家和殉教者。——译者注。[31]布赖恩（1860——1925），美国民主党和平民党的领袖。——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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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DerSocialismusunddieIntellektuellen》，VomDr.MaxAdler.Wien.1910.WienerVolksbuchhandlungIgnatzBrandetC°，S.79.[1]十年前，甚至在六七年前，俄国主观社会学学派的拥护者（“社会革命党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有效地利用奥地利哲学家马克斯·阿德勒最近出版的小册子。但是在最近五六年里，我们形成了一个很有声誉的客观“社会学学派”，它的经验教训异常生动地刻在我们身上，以至于知识分子的最动听的赞美，甚至出自马·阿德勒的“马克思主义”笔下的颂扬，也帮不了俄国主观主义的忙。相反，俄国主观主义本身的命运恰好是用来反驳马克斯·阿德勒的理由和结论的最有力的论据。小册子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对阿德勒来说，这不仅是理论分析的对象，而且是良心的问题。他想要说服人。阿德勒的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对社会主义大学生发表的讲话编写成的，他给它注入了力图说服人的热情。广收新信徒的精神贯穿于这本篇幅不大的书，给那些不能自诩有新意的思想也增添了特殊的色彩。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的理想这一边，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争取过来，——在阿德勒书中这个政治愿望完全凌驾于社会分析之上，它给这本书定下了基调，并且它也使这本书有其本身的弱点。知识分子是什么？阿德勒给这个概念所下的当然不是道德的定义，而是社会的定义：这不是由统一的历史誓愿联合而成的团体，而是包括各种运用脑力的职业的社会阶层。不管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是多么困难，但是知识分子总的社会轮廓在不作进一步细致考察的情况下也是清楚的。这是整整一个阶级——阿德勒说这是阶级之间的集团，但是实际上反正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对阿德勒来说有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或者是什么拥有更多的权利掌握这个阶级的心灵？根据这个阶级的社会功能的性质，什么样的思想是它内心所必需的？阿德勒回答说：集体主义。由于欧洲知识分子不直接与集体主义思想相敌对，顶多离开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而站在一边，他们是不冷和不热的——对此阿德勒没有视而不见。“但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况！”阿德勒说道，“这种情况没有足够的客观基础。”阿德勒坚决反对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否认能促使知识分子大批涌向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的存在。他在前言里说：“有足够多的原因，——不过不是纯经济领域的，而是别的领域的，——这些原因作为参加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充足理由，能够影响全体知识分子群众，也就是说这影响不以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生活地位而转移，——需要的只是：知识分子应当了解这个运动和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的实质……”这些原因是什么呢？阿德勒说：“由于精神需要自由发展的不可侵犯性，此外还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都属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正因为如此，在这里理论兴趣完全能与经济兴趣同时出现。如果这样一来知识分子赞同社会主义的理由主要需要到经济领域之外去寻找的话，那么这在同等程度上既是由于脑力劳动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思想条件，也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内容。”（第7页）不管整个运动的阶级性如何（要知道这只是途径！），不管今天自己党派的政治面貌如何（要知道这只是手段！），社会主义就其自身实质来说，它作为无所不包的社会理想，意味着把所有类型的脑力劳动从各种社会历史的束缚和限制之中解放出来。这个诺言就是一座思想桥梁，欧洲知识分子可以而且应当通过这座桥梁转到社会民主主义阵营里来。阿德勒的基本观点就是如此，他的整本小册子都是用来阐明这个观点的。这本书的一个立刻就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根本缺陷，是非历史主义。确实如此。阿德勒所凭借的促使知识分子转入集体主义营垒的总的理由，早已在持续不断地起作用。可是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根本不存在大批知识分子涌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当然，阿德勒也像我们一样，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他提出把知识分子不理解社会主义看作是他们完全疏远工人运动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解释这种固执的不理解——而同时却理解其他许多极其复杂的事物呢？很清楚，不是由于他们的理论逻辑的弱点，而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心理的非理性成分在起作用。阿德勒本人谈到这一点，《BurgerlicheSchrankendesVerstandnisses》(《资产阶级的理解范围》)是小册子里写得最好的章节之一。但是他认为，他希望，他深信，——这里更像是说教者，而不是理论家，——欧洲社会民主党一定能克服脑力工作者心理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果这个党能改变自己对他们发出的号召的逻辑的话。知识分子不理解社会主义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即社会主义每天都在向他们显示政党本身的日常面貌——许多党中的某一个、与其他党处于同一地位的党的面貌。但是如果向他们展示出作为世界文化运动的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就不可能看不出包含在其中的他们的希望和宿愿。阿德勒这样认为。我决定暂时不分析这样的问题：对作为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纯粹的文化需求（技术、科学、艺术的发展）是否真的比家庭、学校、教会、国家所灌输的阶级意识以及衣食需要的呼声更为强烈？但是即使有条件地接受这一点，即使承认知识分子首先是献身文化的人（这些人暂时只不过还没有理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决裂是为文化需要服务的最好途径）的团体，仍然尖锐地摆着这样的问题：西欧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党派能否在理论和道德方面给知识分子提供某种比它在这之前所给的一切更加使人信服的或更加吸引人的东西？自从集体主义发动的斗争的喧闹声响遍全世界以来已有几十年。在这期间千千万万工人联合成为政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以及其他的组织。整个阶级从生活底层奋起，闯入了至今被认为是有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的最神圣的政治。社会主义报刊，理论的、政治的和工会的报刊，每天都从新世界的角度，重新评价着资产阶级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有价值的东西。在社会文化生活（婚姻、家庭、教育、学校、教会、军队、爱国主义、公共卫生、卖淫）的任何一个问题上，社会主义都提出自己的观点来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相对抗。社会主义用文明的人类所有语言说话。在社会主义的行列里从事工作和进行斗争的，有不同智力水平、不同气质、不同经历、不同社会联系和生活习惯的人。如果知识分子最后还是“不理解”社会主义，如果这一切加在一起不足以使他们能够理解和迫使他们理解这一世界性运动的文化历史意义，那么就得作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命中注定的不理解的原因应当是很深刻的，想用文学和理论手段来克服它的做法就其实质来说是不能奏效的。如从历史情况来看，这个思想就显得更为清晰。知识分子最广泛地涌向社会主义的现象——这包括所有欧洲国家，——是在党存在的初期发生的，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这第一个浪潮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优秀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愈发展壮大，它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工人群众愈多，从知识分子中涌来大批新人的势头就愈来愈减弱，——这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LeipzigerVolkszeitung》[2]在很长时间内通过登广告招聘一位科学院士当编辑，但毫无结果。这里似乎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完全与阿德勒相反的结论：社会主义的内容表现得愈清楚，它的历史使命愈能为所有的人所理解，知识分子就愈坚决地离开它。如果这还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吓坏了知识分子，那至少可清楚地看出，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应当发生过某些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在同等程度上使得院士难以与工人结为兄弟，而使工人易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是哪一种类的变化呢？无产阶级之中最有知识的个人、集团和阶层过去和现在都向社会民主党靠拢；工业和运输业的增长和集中只不过加快了这个过程。知识分子中却发生完全另一种情况。最近二十年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毫不客气地为自己网罗了这一阶级的优秀人物。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有创新能力和思想奔放的人——无可挽回地为资本主义工业（以大得惊人的数额给组织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托拉斯、铁路企业、银行）所吞没。甚至用来满足国家需要的，也只是剩下的第二流人物，因此政府机关也像所有派别的报纸编辑部一样，为“人才”不足而伤心落泪。至于说到日益增多的无力摆脱一辈子仰人鼻息的和物质上的不稳定生活的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那么对这些在文化大机器里执行着局部的、次要的和不起眼的功能的人来说，阿德勒所借助的纯文化利益不可能有足够的威力独自引导他们在政治上同情社会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况：这样的欧洲知识分子并非没有在心理上转向集体主义阵营的可能，但是几乎没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内为自己个人树立权威的任何希望。而这个问题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工人是作为整体的一分子，与自己的阶级一起（他无望离开这个阶级）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他已满足于感觉到自己与群众有精神上的联系，这种感觉使他变得更有信心和更有力。而知识分子是扯断自己的阶级脐带——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并且必然会谋求树立自己个人的威望。但是在这里他就会碰到困难，——愈往后这些困难变得愈大。在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初期，每一种知识分子力量，甚至包括不超过中等水平的力量，在工人运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现在每一个新来的人发现，西欧各国工人民主党的大厦已建筑好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领袖从自己的阶级脱颖而出，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干部队伍，为首的是功勋卓著的老战士、公认的权威人物以及已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才能出众的人才能有希望为自己争得领导地位，——但是这样的人不会去跳越相隔的鸿沟转入非他所属的阵营，自然会走阻力最小的道路进入工业的王国或到国家机关供职。这样一来，在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之间，除了其他一切之外，现在还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机构这一分水岭。这机构引起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因为它要求知识分子遵守纪律和自我节制），这种不满有时是由它的“机会主义”引起的，有时则恰恰相反，是由它的“激进主义”引起的，并必然使知识分子扮演唠叨不休的观众角色，其同情的对象在无政府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之间变动不定。《天真的人》是他们最高的思想旗帜。这个现象的各种不同的变体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出现于所有欧洲国家。除了其余的一切之外，这些人过于娇惯，可以说过于玩世不恭，以至于最热情洋溢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文化本质，也不能征服他们的心。只有少见的几个“思想家”——既取这个词的好的意义，也取其不好的意义——能在纯粹的理论思想的驱使下最后确立社会主义的信念，——像安东·门格尔[3]一样从法学出发，或者像阿特兰季库斯一样从技术的需要出发。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们也通常没有领会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与社会主义有着内在联系的阶级斗争是一部难懂的天书。***用直接的物质成果的纲领无法把知识分子吸引到集体主义一边来，这一点阿德勒说得完全正确。但是这仍然既不意味着整个知识分子一般可用某种东西来吸引，也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来说直接的物质利益和他们的阶级联系不能变得比社会主义的各种文化历史前景更有说服力。如果除去知识分子的那个作为工人医生、律师等直接为工人群众服务的阶层（而且通常在这里工作的是这些职业的最无才能的代表），那么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部分是靠工业利润、地租或国家预算生活的，他们处于直接或间接地依从于各个资本主义的阶级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抽象地说，这种物质的依从性所排除的只是敌对的队伍中的战斗性很强的政治活动，并不以此排除独立于雇主阶级的精神自由。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正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具有的“精神的”性质，必然会在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之间建筑起精神上的联系。工厂的厂长、工程师、担负行政职务的人不得不与工人处于经常的对抗之中，他们被迫反对工人，捍卫资本家的利益。这些职能最后使他们的观念和观点适应于自己，这是不言自明的。尽管医生和律师的工作带有比较独立的性质，但是他们一直需要同自己的被保护者建立心理上的联系。如果说一个电工可以每天在部长、银行家和他们的高级娼妓家中拉电线而保持本色的话，那么医生就大不相同，他应当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说话的声音中找到与部长、银行家和他们的高级娼妓的爱好和习惯相一致的调子。这种接触必然不仅仅会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建立起来。伦敦的女权论者聘请赞成女权论的律师来为自己辩护。那个在柏林治疗少校夫妇或在维也纳治疗“基督教社会的”女店主的医生，那位承办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的案件的律师，未必会不惜代价迷恋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前景。这一切也及于作家、画家、雕塑家、演员——不那么直接，然而是同样不可抗拒的。他们向公众出示自己的作品或展示自己的个性，他们受公众的褒贬和钱袋的支配，因而公开地或经过伪装地使自己的创作服从于他们极为鄙视的“大怪物”：资产阶级公众。德国的“年轻人”——不过现在已完全谢顶了——的命运最好不过地证明这一点。高尔基的例子可由造就他的时代的条件来解释，这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只是证明了这样的规则：由于高尔基不会顺应知识分子的反革命蜕变，因而在很短的时期内丧失了“声誉”……这里又一次揭示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条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差别。体力劳动能支配肌肉，折磨身体，然而却无力使工人的思想服从自己。控制思想的所有措施在瑞士以及在俄国——同样都是无效的。脑力工作者在体力方面不知要自由多少。作家不必听见汽笛声就起床，医生的背后没有站着监工，律师在走出法庭时不会遭到搜身。他们被迫出卖的可不是纯粹的劳动力，不是自己紧张的体力劳动，而是自己的整个人——并且是凭良心这样做的。结果他们本人不愿意、也不可能看到，他们所穿的制服无非是剪裁得比较精巧的囚服。***最后阿德勒似乎自己也不满意他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说法。因为他自己的整个宣传实际上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里执行一定职能的脑力工作者阶级的，而是针对它的那个只不过在为将来发挥作用做准备的年轻一代的——是针对大学生的。不仅书上写明的“献给维也纳社会主义大学生自由联盟”的字样，而且这本讲演稿式的小册子的性质本身以及热情洋溢的宣传鼓动和说教的语气，均可以证明这一点。无法想象可以在教授、作家、律师、医生等人的面前发表这样的演讲……说完头几句话后，就会张口结舌。因此，阿德勒本人直接根据他的宣传对象，对自己的任务作了限定——政治家对理论家的提法作了修正：归根结底讲的是对大学生施加影响的问题。大学是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子女受国家有组织的教育的最后阶段，如同军营是工农的年轻一代的最后一个教育机关一样。军营培养服从和守纪律的心理习惯，为的是以后在别人指挥下履行各种社会职能。大学基本上是为了进行管理、领导和统治的目的进行教育的。根据这个观点，就连德国的大学生联谊会也是一种合理的阶级设制：它们促成把父与子团结起来的传统，增强民族的自我感觉，养成资产阶级圈子里必不可少的习惯，以及在鼻子上或耳朵旁添上伤疤，以作为属于统治者这一人种的印记。对阿德勒的党来说，经过军营训练的人当然要比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无可比拟地重要。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德国工业迅速发展并把军队的社会成分无产阶级化的条件下，——党还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进到军营里去；我只要把年轻工人送到军营门口就够了，而主要的是，我将在他们重新走出军营时迎接他们。他们决不会离开我，他们是我的。”[4]而对大学，如果党真的想要为影响知识分子而进行独立的斗争的话，那么它就要被迫对自己说出正好相反的话：“只有在这里，只有在现在，当青少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己家庭的束缚时，当他们还未成为自己社会地位的俘虏时，我可以指望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要么马上就干，要么干脆别干。”工人中的“父”与“子”的差别纯粹是年龄上的差别。而在知识分子中，这不仅是年龄的差别，而且是社会的差别。大学生既与年轻工人不同，也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履行任何社会职能，没有感觉到自己对资本或对国家的直接依从，不受任何义务的束缚，并且——至少在客观上，如果说不是主观上的话——在认识善与恶方面是不受约束的。在这个时期，他们身上的一切还都是变化不定的，他们的阶级偏见像他们的思想兴趣一样，也是未定形的，良心的问题特别尖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思想第一次面临重大的科学概括，对他们来说，超越常规的东西几乎成为一种生理的需要，——如果说集体主义一般说来能掌握他们的意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论证具有体面的科学性质和它的目的具有无所不包的文化内容，而不是像“刀和叉”那样的实际问题。在这后一点上，阿德勒是完全对的。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又一次地被迫面对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不仅欧洲知识分子的整体，而且它的分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向往。在工人政党和大学生群众之间有一堵墙。只用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尽如人意、不善于从适当的方面接近知识分子这点来解释这个事实，——阿德勒偏向于作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忽视大学生和“民众”之间相互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意味着把大学生看作是智力的或道德的范畴，而不是看作社会历史的产物。不错，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上的依赖对大学生只是间接地通过家庭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这影响是减弱了的。可是送大学生上学的那些阶级的总的社会利益和需求却在他们的情绪和观点里，如同在共振器里一样，异常有力地反映出来。欧洲大学生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在其最好的雄心勃勃的时刻以及在道德上完全堕落的时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敏感的晴雨表。当资产阶级社会除了革命外别无其他出路时，大学生就变得极端革命——真诚地和老实地与人民结为兄弟。当资产阶级民主派因自身微不足道而未能领导革命时，大学生就在实际上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派，如同1848年维也纳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持于街垒的两边时，1848年6月在巴黎，大学生没有向工人开枪。在俾斯麦发动的战争过后，在德国统一和资产阶级安下心来之后，德国大学生急于成为因喝多了啤酒和由于自满自足而变得肥胖起来的人物，这种人物与普鲁士中尉一起，一直出现在讽刺生活小报上。在奥地利，随着这个国家的各个不同民族为控制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的激化，大学生成为民族的特殊性和好战的沙文主义的体现者。毫无疑问，大学生在他们的所有这些历史变化中，甚至在最可憎的变化中，既表现出了政治的敏感性，又表现出了作自我牺牲的能力和坚定勇敢的献身精神，——对这些品质阿德勒抱有极大的希望。不妨从这样一点说起，三十岁或四十岁的正常的庸人由于有“人格”这一未确定的概念，不会允许别人乱搧自己耳光，而他的儿子却非常热情地这样做。罗辛人[5]大学生和波兰大学生不久前在利沃夫大学再一次表明，他们不仅善于使每一种民族的和政治的倾向一直发展下去，而且还能冲着枪口挺起自己的胸膛。去年布拉格的德国大学生不惜忍受群众的一切暴力行为，在大街上显示自己拥有成为德国大学生联谊会成员的权利。这里坚定勇敢的“献身精神”（有时是纯粹好斗的）所说明的不是阶级的、思想的特点，而是年龄的特点；可是这种献身精神的政治内容完全决定于大学生所由出身的和他们回归的阶级的历史才能。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必然的。最后，要知道所有的有产阶级都要送自己的子女通过大学的大门，——假如大学生在这里成为一块社会主义可在他身上写自己的字的tabularasa（干净的木板）的话，那么阶级的继承性和可怜的历史决定论会变得怎么样呢？***最后还需要说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既可推翻又能证明阿德勒的说法。根据他的意见，只有把全部运动的最终目的提到首位，才可把知识分子吸引到社会主义一边来。但是阿德勒当然承认，最终目的随着工业的集中、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阶级矛盾的激化而显示得更加清楚和充分。在德国，“最终目的”不以政治领袖的意志和民族策略的差别为转移，要比在奥地利或意大利表现得清楚和直接得多。但是同一个社会过程——劳动和资本之间斗争的激化——使得知识分子难以转到劳动的政党一边来。阶级之间的桥梁被破坏了——需要跃过一天天在加深的深渊。因此，在存在客观上能使理论易于深入集体主义本质的条件的同时，妨碍知识分子政治上参加社会主义大军的社会障碍也在增加。在任何过着公共社会生活的先进国家内，转向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思辨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动，在这里社会意志凌驾于空谈理论的理性之上而独占统治地位。但是须知这归根结底意味着今天争取知识分子要比昨天更加困难，明天又将比今天更加困难。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其“渐进性的中断”。我们所说明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同随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扩大着的疏远一样，可以而且应当由于那种根本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客观政治转折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在阿德勒的说法中，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即知识分子不是直接地和无条件地希望保存资本主义剥削，而是间接地、通过各个资产者阶级表现出这种希望，因为知识分子在物质上依从于这些阶级。如果知识分子一旦有可能考虑社会主义直接胜利的可能性，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作为另一个与他们疏远的和格格不入的阶级的理想，而是作为很近的、伸手可及的现实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话，还有，如果——这不是最后的条件——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决裂不会给每个脑力工作者造成物质上和道德上的严重后果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转到集体主义一边来。这样的条件只有新的社会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后才能为欧洲知识分子创造出来，在为建立这样的统治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已多多少少创造出了一些。不管欧洲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如何疏远，——而这种疏远还将发展，尤其是在像奥地利、意大利、巴尔干各国这样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然而在伟大的社会改革的时代知识分子大概会比其他中间阶级更早地转到新制度的拥护者的行列里来。在这方面将对他们起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是那些使他们区别于工商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品质：他们职业上与社会劳动的文化部门相联系，他们具有善于进行理论概括的能力，他们的思想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一句话，他们有文化修养。欧洲知识分子面对整个社会机构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时将会确信，因此而创造出来的条件不仅不会把他们抛向深渊，而是相反，会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来使用技术的、组织的和科学的力量；他们能够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出这些力量，——而且在最危急的初期，当新的制度需要克服技术上的、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巨大困难时就会这样做。但是假如掌握社会机构的行动本身取决于知识分子预先归附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话，那么这对集体主义社会很不利，因为如同我们上面力图证明的那样，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知识分子转到社会民主党一边的现象——与马克斯·阿德勒的所有期望相反——愈往后会变得愈不可能发生。《现代世界》，1910年[1]《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马克斯·阿德勒博士著，维也纳，1910年。维也纳人民图书出版社，79页。[2]《莱比锡人民报》。——译者注。[3]安东·门格尔（1841——1906），奥地利法学家。——译者注。[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就是这样，当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不够的。[5]指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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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韦德金德<<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弗兰克·韦德金德一位彼得堡的文学批评家在看了伊莎多拉·邓肯[1]的表演后，根据亲眼所见深信她能使人们感觉到人的永久的美，并且写道：“还可以再生活下去。”（见《同志》）这就是说，如果不得不由这位来访的美国女舞蹈家来提醒一个人，说他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人确实受欺压到了极点。这种悲惨情况的造成只归罪于暗探局是不公正的。我不觉得自己应当为暗探局辩护。但是我没有忘记昨天，那时就是这个暗探局使得生存有了意义：与它作斗争构成了生活的内容。这就是说，完成着某种内在的彻底变化的过程，某种东西被打断了，某种东西增强了，出现了某种“新的脑力线”，或者至少旧的脑力线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模糊不清了。Wieschade,dassallesSchonevergehtAuchdeineHoheit.DiePubertatMachtdichdenubrigenFlegelnahnlich，DerDuftisthinundduwirstgewohnlich.F·Wedekind.“Verganglichkeit”.[2]某一个把爱的内情抖落出来的库兹明或叶廖明可能会觉得，他给人类开辟了完全新的道路。实际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定自己地位的最新阶段进行得这样“合乎规律”，以至于从旁看来都觉得乏味。没有一点独特的地方！没有一个独立的提法！到处都是由文学上的抄袭加以掩饰的历史的重演。谁都不敢作建立“独特的”哲学体系的尝试，满足于十分之九是译本的轻松读物。一切都带有国际市场的印记。正如来访的美国女舞蹈家需要用她的双脚为那位激进的批评家蹦跶出生活目的一样，从欧洲书库里找出、匆匆翻译过来的色情作品应当能安慰和鼓励被历史教训了一顿的俄国知识分子。那些今天在我国“得宠”的欧洲作家之中，居于首位的是韦德金德。韦德金德到底是什么人，究竟为什么他挤掉了协会联盟的“行动纲领”？[3]“被告弗兰克·韦德金德，”柏林法院就剧本《潘朵拉魔盒》作出的判决这样称呼作家，“长期居住在慕尼黑，剧作家。他作为剧作家，喜欢从人类生活的阴暗面中选取题材，尤其喜欢用艺术方法处理纯粹属于性的方面的问题。”韦德金德从知识分子当中选择主人公，包括诗人、医生、编辑、剧作家、演员、音乐家、技巧运动员、歌手和侦探。因为侦探——至少是高级侦探——也应归入从事“自由职业”的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一头与小客栈相连接，而另一头则伸进最富丽堂皇的沙龙。他们兴旺发达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类型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千百万人注定要在这里亲身进行密切的交往。电话和气压传送装置、通电车的街道和小汽车为交际和来往创造了日常的条件。夜晚变成了白昼。家庭生活失去了特点并且消失了，出现了新的中心：夜间Café[4]、编辑部、variété。形成了新的心理。在人们极为短促的接触中，产生着简短的表达方法、匆忙中能看清问题的洞察力，速记式的思维。无论什么东西，无论是爱情还是艺术作品，都不经过深思熟虑，都不奉为创造的珍品。没有体系——有风格。没有风格——技巧取代了它。技巧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之中：在音乐里，在绘画里，在文学里。它压制本性，随时随地都给人提供现成的形式。积极性转变成为规章制度，人倾向于完成消极的机械动作。漂泊的艺人是每个国家最带有国际性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再生产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子女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不胜负担的累赘。可是他们从所有阶级那里，主要是从外省的小市民那里得到人员补充。有的人从上层的商人下降到成为歌手，有的人离开了家园，带着刀闯荡江湖，走上了新闻记者的大道。因此，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失掉本阶级的属性。他们作为外来人、得志者或失意者，没有社会传统和固定的社会爱好。他们对“现存秩序”从来不会缺乏蔑视的脸色或带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斥责。然而事情仅到此为止。“现存秩序”在他们向它伸出舌头时，宽容地看待他们，然后按照自己的目的不动声色地使用他们。谁如果武装得不够好，谁就会被打倒在地，在最好的情况下只允许他作为报纸的苦力、舞台上弹钢琴的人或画广告者而过穷困痛苦的生活。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横下一条心诅咒资产阶级社会，那么这是他的权利。但是谁都不对他的诅咒感兴趣。如果他是一个天才，那么在得到公认前，他必须去做相互适应的困难工作，在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对“定货人”的蔑视与对他的适应能力在同等程度上增长起来。带有自暴自弃色彩的社会性的玩世不恭，不仅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成为每个艺术家精神上自我保存的必要形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开始懂得，如果它想保存一批大画家、作家和表演艺术家供自己使用的话，它就得允许他们保有对它的一大部分蔑视。“可怜的韦德金德！”维也纳剧作家和批评家赫尔曼·巴尔于1903年写道。“不久前在柏林上演《地妖》，如今在这里（维也纳）上演——希望你最后终于会出人意料地成为‘最被喜爱的作者’！”这是一个成功的悲剧。之所以是悲剧，是因为它向艺术家指出，人们不害怕他。讽刺还从来没有破坏过各种社会设施。资产阶级社会可以让自己有这种摆设，甚至可以赏给否定者以好评。被否定者和否定者接近起来的戏剧性现象，由于一系列中间人——出版家、导演、演员和批评家——的参与而更易出现。尤其是批评家的作用更大。不久前出版了韦德金德的剧作《音乐》。就客观的涵义来说，这是针对一个姑娘所陷入的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撕裂人心的喊叫，这种矛盾是由那种正式规定一夫一妻制、带有合法的迷信色彩、举行光彩的宗教仪式和使用堕胎剂的现代婚姻在爱情与其自然而然的后果之间造成的。如果说得窄一点，那么这是对这样一种法律的抗议，这种法律禁止妇女摆脱爱情造成的后果，同时又不给她们提供承担这些后果的条件。法律的“第812条”把女主人公、音乐学校的学生弄到了坐牢、受穷和发疯的地步。这个剧本如同韦德金德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由《天真的人》的出版者阿尔贝特·朗根在慕尼黑出版，现在摆在讲德语的各个省的新书橱窗里。驴认得自己主人家的牲口槽，而出版家了解自己读者的脾气。请看朗根在刊登于《天真的人》的广告中是怎样介绍韦德金德的近作的：“韦德金德的新的剧作《音乐》是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构成这个生活画面的基础的倾向，是反对那种结局悲惨的音乐学习的斗争，现在音乐学习一年年地越来越普及，智力活动受其损害的人的数目比起有朝一日能从这种学习中得到艺术享受的人的数目来不知要大多少。”接着是计算结果：“在一百个女学生中，充其量只有一个人能成为强大的音乐人才，而同时每个女学生使得minimum[5]一百个人不能从事这种脑力劳动。如果因此而注意到一个真正的音乐人才要有将近一万个牺牲者这一点的话，则应该欢迎这部新的剧作，把它当作一桩勇敢的和大家应当对其表示感激的事情。”其实，这个广告是厚颜无耻的歪曲，也可以说是粗暴的嘲弄……既嘲弄读者，也嘲弄作者。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从出版者的广告的可笑的尖顶帽子下我们可以看到“无情的否定者”即作者与有社会免疫能力的读者之间的关系的真面目。他们和睦相处，并且他们适应的形式甚为多样，如同人的心理随遇而安一样。***资本主义巴比伦的情况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社会倾向，而且严重地压制着它的艺术外壳。个性的万花筒式的变化多端，扼杀着对有个性的东西的兴趣。心灵不愿意碎裂成几千种感受，于是匆匆忙忙地用肤浅的概括来取代情感。眼睛害怕陷于不知所措，便习惯于忽视个人的东西而另眼看待属于种的概念的东西。温情的芬芳从个人关系中消失。但是心灵活动中只有个人的东西才是细腻的。属于种的概念的东西像在大街上买到的爱情一样，总是庸俗的。由于产生了粗陋的类型性——自觉的和夸张的庸俗性，这些东西起初使人感到好像受了侮辱，而后来却使人倾倒，——您可以在奥克塔夫·米尔博[6]的作品里，在《L'assietteaubeurre》[7]里或《Simplicissimus》上找到这些东西。但是个人的东西并没消失。它离开表面，变得更为隐秘，最后变成无形体的东西，梅特林克[8]笔下的人物就是如此。内心隐秘的东西与庸俗的东西的结合，也许就是现代艺术最一般的特点。有一位批评家谈到女舞蹈家Saharet[9]，说她的样子像法王亨利三世的嬖幸，在舞台上的行为像猴子，同时能顺便表达出极其温柔的感觉。韦德金德的人物是梅特林克的无形体的形象与猴子Saharet的结合。再说一遍，也许这种艺术就是大城市通过知识分子折射出来的现代文化的最富有表达力的产物。***如果您打开《四季歌》[10]，您可在这部极其独特的抒情诗的集子里找到与《歌集》[11]的某种相近之处。不是形式上的相似，——尽管这种相似无疑是存在的，——而是精神上的接近。也是那种进行自嘲的浪漫情调与想要腾飞的大胆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同时差别又是多么巨大！在它们之间横亘着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海涅是在信仰自由中成长起来的。他否定上帝和来世的生活，因为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不用布拉班特或汉堡的尺度来衡量时代，他把每一分钟变成了无限，在过去和未来之中占领了自己的王国。他作为青年德意志的革命鼓手，异常兴奋地欢迎七月革命：“当拉斐德[12]通过巴黎的街道时，这是一个多么威武雄壮的场面啊！他是两个半球的公民，像上帝一样的长者，波浪似的银色鬈发披在高贵的双肩上……”但是才过了十年，海涅在巴黎就已深信不疑，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他本人热情迸发时所想象的那种样子。他如此不惜笔墨地描写的、披在像上帝一样的拉斐德这位两个半球的英雄双肩上的银发，到近处仔细一看，变成了“稀稀拉拉地遮盖在尖尖的头顶上的褐色假发”。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作为社会结构的细节，而作为世界文化的问题出现在诗人面前，——出现在整个知识界面前，——并要求作出回答……许多年后，在经历了1848年革命、卡芬雅克[13]6月间进行的镇压、波拿巴的政变、德国反革命的胜利后，海涅总结了自己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双重态度：“他们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是安静的等待对那些未来将属于他们的人来说不是浪费时间。这种认为未来属于共产党人的看法，我是用最谨慎和诚惶诚恐的语气说出的，而且可惜的是，这种语气决不是假装出来的。确实，我只是怀着恐惧和不安的心情来思考这些阴森可怕的圣像破坏运动的拥护者将要取得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们将用他们粗糙的双手无情地打碎我非常珍惜的美丽的大理石雕像；他们将破坏掉诗人那么喜爱的艺术的所有幻想；他们将砍掉我的小夹竹桃林，在那里种土豆，而且（唉！……）食品杂货商将撕下我的《歌集》的书页做纸袋，给未来的老妇人们装咖啡或鼻烟……尽管如此，——我坦率地承认，——这个与我的爱好和兴趣如此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给我的心灵留下了富有迷人魅力的、我无法摆脱的印象……”当然，海涅可以不担心共产主义的野蛮的小铺老板会把他的歌集当作包装纸用，——因为至少共产主义将从官方学术界功成名就的笨蛋们、践踏民族传统的诗人们和今天的老爷们的所有其他精神奴仆那里继承到足够数量的供日常生活使用的废纸。但是这位伟大诗人对共产主义的双重态度有其比为自己的歌集的命运担心的更加深刻的心理原因，而且在最近半个世纪的整个时间内，这种双重性决定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对无产阶级的态度。上帝和旧世界的王公贵族们在很长时间内压制思想，知识分子用自身的力量对付不了他们，因而无产阶级与他们的斗争，无产阶级对那些要求整个艺术和整个科学与他们唱同一个调子的金犊和金驴们的专制统治的反抗，激起了每一颗有创造力的心的同情。但是自愿遵守的严格纪律，但是普通群众团结一致的坚不可摧的精神，但是不留名字地顽强和甘做无名英雄的精神，对现代艺术家们半唯美主义的、半神经衰弱的个人主义来说，是绝对地格格不入的。现代艺术家摇摆于相信与不信之间，因而以悲观主义或怀疑主义为借口对什么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成为他们的必然归宿。在德国反革命节节胜利和资产阶级清醒过来的时期，就已要求悲观主义哲学去支配人们的头脑。在革命前的时代找不到销路的叔本华的著作，现在都从书库里取了出来。悲观主义使得所有“贵重的”珍品失去价值，其目的在于使“有教养的社会”能够唾弃旧的思想任务。这样说来，哲学的悲观主义无非是进行政治阉割的工具。这项工作做完后，悲观主义自然为更简便的怀疑主义所取代。“怎么做都行——也许奥妙就在于此。根据时间的不同，有时相信，有时陷入怀疑主义，有时抱乐观主义态度，有时进行讽刺——这就是使自己深信我们至少有时不出错的手段。”勒南的怀疑主义——这种思想的阳萎的完整提法就是如此。勒南的作品本身（它的拙劣的译本和更坏的冒牌货正在我国卖力地推销着）就是1789年的原则破灭的产物，看来这样提醒一下不是多余的。实证科学打破了他对旧的个人的上帝、天主教会名誉主席的信仰，而1848到1851年的事件则破坏了他对革命和民主的原则的信奉。当经受了6月的镇压的无产阶级嘲笑民主派对卡芬雅克的共和国的哀悼时，勒南对“人民”感到失望。他成为“无私的”思想家——绝对意义上的无私，即完全不关心自身思维的结果——的一个纯粹的典型。对他来说，作品的风格任何时候都比内容重要，如同思维的形式比思维的对象和结论更为重要一样。他的对真理、对内容丰富的精神文化的冷静的热情，只是他的冷漠的优美形式。任何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样式欺骗自己——这就是他的哲学批评的指导原则。重要的只是要使人们在欺骗自己时不过于粗暴，不大喊大叫和惴惴不安。不过如果没有祝福的话，也可以容忍诅咒，尤其是在诅咒模拟得很好的情况下[14]。勒南的情绪的传播范围，要比了解他的观点的范围广泛得多。民主的破产，使得社会利益变成职业帮会的所有物，政治成了庸俗的艺术。另一方面，对严厉的圣像破坏运动的拥护者、共产党人的审美上的赞赏和对他们可能有的破坏文明行为的新的恐惧很快减弱了，让位于文学上十足的淡漠。但是勒南的那种对人的精神的成果采取半带讥讽半带尊重的态度的静观的怀疑主义，如同叔本华的属望于彼岸的悲观主义一样，没有在社会激情的旋风中站稳脚跟。民主的原则穿上了破衣烂衫，无产阶级群众不再相信旧的空话，资本主义剥削露出了卑鄙的本质，气氛紧张得拳头对拳头，——于是“精神贵族”的审美上的冷漠便吸收了玩世不恭的兴奋的毒药。这就是颓废文学。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政治上的瓦解及其哲学和美学的总崩溃的范围内，有其本身的涨潮和退潮，有从头做起的集体尝试。大约十五年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享有不可战胜的声誉而挣脱特别法的镣铐时，培育出了豪普特曼的那一代年轻艺术家曾向它靠拢。这些艺术家吵吵嚷嚷地冲出小市民家庭的散发着贪婪和愚蠢的臭气的龌龊的斗室，深深地吸一口否定的新鲜空气，并想要征服世界。他们自己觉得是无产阶级的预言家。Drumher，oherzumir，Dieihrbeladenseid！MeinReichistjavonhier！MeinReichistdieseZeit！DerKnechtschaftDorngestrauch，MeinSchwertsolleszerkrachen，IchwillausSklaveneuchZufreienMenschenmachen.[15]可是，艺术与社会主义的接近很快停止了，诗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如同一个诗人高傲地解释的那样，“党是党，而我们是艺术家”。豪普特曼完成了走向“孤独者”的神秘主义的演变，另一些企图把基督与萨德侯爵综合起来，还有一些人则转而写独幕轻松歌剧。弗兰克·韦德金德属于这一代人。社会怀疑主义迫使他们所有人围绕自己的轴不停地旋转。他们嘴上说着高傲的蔑视的话，而实际上像瞎眼的小猫一样茫然不知所措，在死亡的恐惧和性的本能的驱使下从一个角落往另一个角落乱跑。色情为他们创造了暂时的生活哲学。“在生活的这个为汗水和血所染污的荆棘丛中，唯一的纯洁的美丽的花，是阳光所照亮的、充满欢笑的肉体上的享受……因为这种享受是唯一的、逍遥自得的幸福，是人世的生活愿意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的、纯粹的、绝对的欢乐。”（Wedekind.《Totentanz》[16]）否定以及经常是无情的、但总是不作社会结论的讽刺，——这就是他们呼吸的空气。冷嘲热讽的和吵吵嚷嚷的虚无主义，不相信社会理想能够实现的情绪，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们，并把他们——经过色情——引向神秘主义：既然集体的人已没有希望在这里、在人间理解自己的生活，那么个别的人只好到天上寻找生活目的。叔本华的书是寻欢作乐场所的前奏，而寻欢作乐场所则是教会的前身。二DesWeibesLeibisteinGedieht，DasGottderHerrgeschriebenInsgrosseStammbuchderNatur，AlsihnderGeistgetrieben.H.Heinez[17]韦德金德这个玩世不恭者和怀疑论者，有他自己崇拜的东西。当然不是社会的，不是伦理道德方面的，而是审美方面的。他赞扬美的人体，更确切地说，赞扬女人的身体，头部的高雅的姿势以及动作的从容不迫和尽善尽美。这种对人体完美的崇拜，始终贯穿于韦德金德不论什么时候写的所有作品之中——始终如此，并且几乎千篇一律。在这方面，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他详细考虑自己的想法，直到最后的细节。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许多年来他如何坚持不懈地思考过步态的奥妙之处。韦德金德把教育方法建筑在自己的审美崇拜之上。不过这里“教育方法”未免说得太重了。《Mine-Haha》[18]是叙述如何教育年轻姑娘和如何训练肌肉这两者之间的某种中间的东西。在九至十岁之前，男女孩子住在一起。他们睡在共同的卧室里，一连几个钟头都在水池里学游泳。美丽的格特鲁德教他们走路。啊，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技巧！格特鲁德稍稍抬起膝部，把腿的末端往前甩出去；然后她慢慢地放下脚后跟，但是在脚掌直到大脚趾与小腿成一直线之前不接触地面。她的丰满的、圆圆的、外形很好看的膝部在脚后跟着地的霎时间伸直。但是主要的是大腿。走路时，大腿应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而同时所有动作，无论是身体上部还是双脚，直到脚尖的动作，都应出自大腿并由大腿来操纵。走路时，——美丽的格特鲁德这样教学生，——不需要感觉到脚底下的土地，不需要感觉到双脚本身，只需要感觉到你有大腿。格特鲁德本人是她的技巧的完美体现。当她向您走来时，您完全不觉得她有一个有一定重量的身体。您只看到形式。而且由于动作很美，您几乎忘记了形式本身。快到十岁时，女孩和男孩便分开了。故事叙述者希达拉（Hidalla）来到一个住满十岁到十四岁的女孩的大公园。公园里有三十座小平房，每座房子里住有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孩。她们做体操，学习舞蹈、游泳和音乐。公园是她们的世界。公园外发生什么事情，她们自己是从哪里来到这个世界的，如何来的，——这对她们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而和谐安定的生活使幼小的心灵处于完全平静的状态，使她们不对自己提任何问题。女孩们在公园里度过四年，她们跳舞，演奏各种不同的乐器，做倒立行走的动作，在小河里扎猛子，——直到性成熟期的到来，肉体和精神的平衡才被破坏。但是这时教育也就结束了。姑娘被带出公园，她们与同样年龄的男孩见面，与他们成双成对地离去。到哪里去呢？……希达拉的叙述到这里打住了。Mine-Haha是“年轻姑娘的肉体训练”。韦尔金德本人对自己的方法作了这样的附带说明。但是精神上的教育在哪里呢？没有谈到它。而且没有为它留下一丝空隙。全部时间都用来进行体力训练和学音乐。没有书，没有纸，没有墨水。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韦德金德理想中整个妇女教育都归结为从审美角度对肉体的崇拜。他谈到作为“最好意义上的”艺术作品的完美的女人和属于某一种族的女人时，在他面前出现的永远都只是性的观念的完美体现。“用爱情作为手段获取生活资料的女人，仍然要比贬低自己身份去写小品文、甚而写书的女人更受我的尊敬。”希达拉的这些话只表达了整个Mine-Haha方法的基本思想。落到从事脑力劳动地步的女人居然低于操皮肉生涯的女人——这是多么肆无忌惮的说法！但是真的是肆无忌惮吗？要知道实际上在这里，如同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韦德金德只是以一个无所顾忌的唯美主义者道德上的玩世不恭，大声说出了每一个庸俗的人一半藏在肚子里的话。异常乖谬的形式使得这些庸俗的东西具有放肆古怪的外貌。参加论战去批驳这些东西，意味着自己陷入了庸俗。让Mine-Haha方法绕着它的轴转动一下，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它，要有意思得多。韦德金德寻求着肉体的美。他没有在他生活的环境里找到它。于是他便构筑他的理想的世界，写了《Mine-Haha》。构成他的探索的基础的，归根结底是一个很肤浅的想法：他希望女人的肌肉富有弹性，走路时大腿的动作显得悠闲自在，膝部不在脚后跟着地前绷直。韦德金德寻求肉体方面的美的结果，完全否定了现代家庭，至少在谈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时如此。他描绘了孩子的社会化教育的图景。男孩和女孩刚满四岁，就应让他们养成照看婴孩的习惯。一两年之后，每个孩子就要负责照看一个婴孩，在成年保姆总的领导下，搞好婴孩的卫生，整天抱他到花园里去，如果下雨的话，就抱他到木头造的游廊里去，并给他一个奶瓶。这样一来，一代代孩子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互相进行教育。在住在公园里的女孩当中，也实行着同样的办法。每个小组由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领导。她教其他的女孩做体操，吃饭时分配食物并主持座谈。此外，每个新来的女孩受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孩的专门监督。这些说明分散在各处，是韦德金德在细致地和津津有味地描写衣服、食物和舞蹈时顺便作的。然而思想仍不由自主地停留在它们上面。在孩子们的这个巨大的蚁穴里，年轻人的肉体和心灵在紧密接触和相互合作中发育成长和舒展开来，最初的知识和帮助也自然地由一个年龄档次传给另一年龄档次，如同水沿着石级向下流一样，——这个蚊穴的美好图景尽管远近配置有不少差错，但看了使人惊异不止！这与那种用一条经济上依赖的绳子把彼此年龄相差半辈子的两代人强制地栓在一起、使他们常常相互挡路的现代普通的家庭相比，有着多大的区别啊！崇拜肉体以及为它的完美而斗争，最后竟使得艺术家为社会主义的教育条件而欢呼！这个事实以同样的力量既说明了韦德金德的艺术敏锐性，又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活形式的内在的不可抗拒性。但是还有一个关于诗人用来限定他的和谐的小天地的社会框架问题。韦德金德已接触到孩子的生产劳动问题。首先，大孩子教育小孩子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劳动，让孩子们自己来进行这种劳动，不仅使这些小孩子的生活更加和谐得多，而且会减轻成年人的负担，把他们的创造力从今天家庭里做饭、护理和洗衣服等家务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不仅仅是这一点。Hidalla顺便讲到，六至九岁的孩子在自己住的房子的门旁编自己戴的草帽，与此同时小小孩都在他们脚下，在沙地上玩耍。而其余的工作呢？谁做饭？谁收拾屋子？谁洗衣服？这些工作不像编宽边草帽那样优雅，作家没有办法，只好请两个令人厌恶的老太婆来帮忙。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过去在这里受教育的孩子，因行为不端，触犯公园的基本规章制度而被永远关在这里。这像关于生男育女的鹳鸟的传说那样幼稚可笑和笨拙。但是Mine-Haha还能提供别的什么东西呢？然而老太婆也不能解决问题。公园与外界有何联系呢？谁送来一切必需的东西呢？整个学校的经费来源如何呢？韦德金德在他的公园里建了一个剧院。每天晚上那里都有芭蕾舞演出。什么也不懂的女孩子在她们的女老师的领导下表演毫无顾忌的哑剧。韦德金德之所以需要写这最后一个细节，显然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剧院通常总是满座。但是就连在接受整个方法——包括女孩们以参加MoulinRouge[19]的哑剧演出作为自己的学费的做法——的情况下，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MoulinRouge是对少数人实行的教育。不然的话，国内芭蕾舞团就会过多，因而要保证“年轻姑娘们的体格训练”的话，只有强迫其余的居民都去看芭蕾舞才行。韦德金德的不安分的唯美主义虽在他面前展示出了未来的一角，却让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留在公园的大门旁。对优美的形式的爱好，是不足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来的。三IchliebedieLiebe，dieernsteKunst，UrewigeWissenschaftist.“Lulu”[20]AnhundertWeiberhatt'ichwohlimSold，MitdenenichmeinGutundBlutvertollt，DieschonstenNymphenimmodernenBabel，Undichbliebleer，vomScheitelbiszumNabel.“DastoteMeer”[21]韦德金德完成了内在的演变，——我们仅仅只根据他的文学作品来谈，——这种演变因其清晰性和社会心理的典型性而引人注目。作为他的所有心灵体验的前提的崇拜肉体的唯美主义和带有社会性的玩世不恭，已把自己的内容暴露无遗，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毫无顾忌的”否定者成为胆小怕事的神秘论者！抱在自己的一部早期作品《春之醒》里发现了性的最初的羞怯的活动。这里一切都是动人的，软弱无力的，而且正由于软弱无力才是美好的，因为一切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甚至像莫里茨的自杀和文德拉的被杀这样的悲剧，也没破坏春天的总的印象，因为觉得这些悲剧是由无用的学校和畸形的家庭以及由生锈的铁环构成的可恶的双重铁链造成的表面的不幸。把《春之醒》搬上舞台，让脸刮得光光的中年的先生们去模仿变粗了的童音说话——这是审美方面的多大的亵渎行为！但是性觉醒了，并且施展出了全部力量。它挣断了——至少它这样觉得——旧家庭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它把自己放到——至少它这样设想——不受任何社会限制的地位。不受宗教、哲学以及社会理想的限制。只有一系列不间断的审美感受——这就是性出现时伴随在它左右的东西。再向前迈一步，它就成为“地妖”。这已不是要求给她解鹳鸟之谜的年幼的文德拉，现在这是像罪孽一样美丽的卢卢。她像蛇一样灵活，每个动作都散发出肉欲的气息，甩大腿代替脑子思考，每次都穿戴得袒胸露肩，没有怜悯心，心狠手毒，不受良心责备，她作为性的化身在人们面前出现，像性一样富有自发性。她是凶恶的地之妖。卢卢像一块让铁屑分布在自己四周的磁铁一样，她在自己周围散播可怕的情欲，把性的不可克制的疯狂传染给老头和年轻人，用被破坏的生活和死尸来庆祝自己胜利的道路。她的第一个丈夫在撞见她与情夫、一个画家幽会时被打死。画家成了她的丈夫，而当卢卢旧的情夫、编辑申恩使画家看清她的为人后，画家便用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咙。申恩也发现自己的妻子与马戏团竞技运动员、中学生和自己的儿子、文学家鬼混。卢卢用手枪打死自己的丈夫。无论是谁和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制服这个美丽的狐狸精，——因此束手无策的韦德金德便把她交给了警察。但是警察也没有能对付得了这个地之妖。卢卢从监狱里逃走，以便彻底完成自己的使命。她在《潘朵拉魔盒》里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迷住了她的第三个丈夫的儿子、文学家阿尔瓦·申恩，与他一起悄悄到了巴黎，混迹于赌徒、高级娼妓、银行家和侦探之间。申恩的财产要比卢卢的魔力消耗得快得多。她跑到了伦敦，住在顶层阁楼里，成为沿街拉客的私娼。阿尔瓦·申恩栖身在她那里，成为她的过去留下的一个半腐烂的碎片。最后卢卢把屠夫杰克带到自己住处，结果死在他的刀下。这个不知疲倦追求性爱的女人，死在发狂似的肉欲的血腥的祭坛上。三个剧代表性的生活中的三个时期和韦德金德创作中的三个阶段。先是怯生生的闪现，甚至带有病态时也散发出青春的芬芳。这里说的是《春之醒》，韦德金德最好的作品。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接替它的是无节制的性的王国。有一张卢卢挂在韦德金德脖子上的照片。卢卢穿着皮埃罗的衣服，左脚顶住作家放在膝盖上的手。她脸上露出多么强的无意识的自信，而他的脸上则是多么明显的愉快的顺从！性统治着一切。它能源源不断地构成新的组合！它只知道一个道理：GreifewackernachderSunde，AusderSundewachstGenuss.“Erdgeist”[22]再就是最后的阶段。实际上，性的专制没有在任何地方像在这儿那样达到如此的程度。它摆脱了任何限制。性收拾了美学，如同从前收拾了传统和信仰一样。它赤身裸体，凶相毕露地在街上游荡，抓住过往行人的衣角。它把自己消耗净尽，为了给自己开辟新的道路，它拿起刀子，把它捅在女人的身上。韦德金德现在已不当威严的卢卢的顺从的底座。在慕尼黑的舞台上，作为演员的他扮演了屠夫杰克。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一切可以取得的东西，而结局则是流血。“如果肉体的享乐也无非是对人的一种地狱般的折磨，是像其余的整个人世间生活那样的魔鬼般凶狠的压榨，那么我能在世上干什么呢？总之，穿过我们痛苦生活的可怕黑夜的唯一的一线神妙的光明消失了。”（《死之舞》）这种演变就其基础而言是极其简单的：实际上拥有决定权的是年龄的生理作用。但是最终的结果的内容要无可比拟地丰富：这不单纯是审美上的色情的破产，而且是整个生活哲学的崩溃。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是想要对生活的简单节奏实行某种控制和最严格的检查的心理需要。韦德金德的独幕“神正论剧”就叫做《检查》，它发表在B·佐姆巴特和勃兰兑斯编的周刊《Morgen》[23]上。“我们需要我们之间精神上的联系，”文学家布里丹对自己的情人说。——“这是什么意思？”美丽的卡狄嘉大声说道，“钻研哲学？就因为这件事对我不合适，我不准备去做。”他们在一起已有十八个月了。那个不顾一切、什么也不考虑的热情的最初阶段已经过去。已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她就站在他的眼前，而他却没有注意到她。卡狄嘉是精神境界变得高尚一些和思想变得深刻一些的卢卢。对她来说，感情生活就是全部生活。布里丹为她放弃了文学创作，现在竭力想再拿起来，可是卡狄嘉却觉得文学创作是一种干扰。而布里丹则认为自己与卡狄嘉的关系是一种干扰。他爱她。他想到可能会失去她而感到恐惧。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肉体上受到束缚——主要不是受自动形成的家庭环境的束缚，而是受自动发展的恋爱关系本身的束缚。他希望有更广阔的天地，更多的、不受另一个人束缚的自由，因为这个人只满足他的本性的一部分需要，却宣布要求整个地占有他。韦德金德过去曾经说过，在他眼里，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仍然高于落到从事脑力劳动地步的女人，他还把姑娘们的教育溶化在训练小腿的和谐动作之中，就是这个韦德金德用哀愁的语气谈到卡狄嘉：“我们需要我们之间精神上的联系……”这是什么？是新生还是破产？不，只是破产。卡狄嘉理解这一点。她在不顾一切地作了一次用自己的肉体吸引布里丹的尝试后，放开了他。她说：“我在你和你的思想的世界之间播下了不和；我把你还给你的思想。”于是她跳楼摔到马路上。但是她这样做，解脱的只是自己，而不是布里丹。UndisterstmeinSeelenlebenentweibt，DannsindsamtlicheLampenerloschen.Furdas，wasfurmichdannnochubrigbleibt，DafurgebeichnichteinenGroschen.[24]我之所以把布里丹与韦德金德等同起来，不只是因为韦德金德是最富主观性的作家，而且还因为他本人赋予自己的主观性以个人的特点：布里丹谈到自己是《潘朵拉魔盒》的作者，他的遭遇是对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抗议，这种享乐主义取代了《四季歌》的作者[25]的生活哲学。还在卡狄嘉自杀前，布里丹试图把自己的整个生活置于最严格的“检查”之下。他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检查呢？不是到科学中，不是到社会斗争中，不是到道德中。这个玩世不恭者和否定者到教会里，到天主教的上帝那里，到慕尼黑的僧侣那里去寻找。他把一个神甫请到自己家里，以便与他商谈与卡狄嘉在教堂举行婚礼的问题。他对这个教会的代表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不信上帝的蠢人更值得怜悯的了。”“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设法与你们的王国和睦相处。从早年起我就想要做到与那些了解永恒真理的人志同道合！您想象不到，我的心灵是多么热烈地、多么满腔热诚地向往那个令人羡慕的、你们有幸进行活动和斗争的王国！在这时刻，假若能与你们交换位置，我还有什么舍不得贡献呢。”当那个偏执的僧侣推开伸出来要求精神施舍的手时，当卡狄嘉从阳台上摔到马路上时，布里丹像一条被皮鞋踩坏了的蛆虫那样扭动着，喊道：“他不允许嘲弄自己！他不允许诱惑自己！……啊，上帝！……啊，上帝，你是多么地不可理解！……”这是孤独无力、懦弱胆怯和精神贫乏的哀号！并且这种情况发生在进行一百年的破坏和否定之后。多么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可耻的结果！如果我感觉到自己身上暂时还有一点道德家的责任的活，我就会说：女士们和先生们！现在你们想从整个“解放运动”——借用自由派报刊的令人厌恶的行话——中取得的仅仅只是肉体的解放。这是你们的天赋的权利。不错，你们滥用了这种权利，并走上了极端。但是这是你们的天性，对此实际上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你们要求你们的出版者在二十四小时内把东西两半球“在这方面”所写的一切提供给你们。因此你们自然就抓住了韦德金德，并给他制造了他在自己本国并不享有的声誉。韦德金德属于你们而不是属于我们——对这一点我表示同意。但是要把韦德金德的创作看作有利于肉欲的放纵的论据——对此我将提出异议。韦德金德说：Immerhofft'ich,meineQualMusstedochbeidemAndern（derAndern）entschwinden.EswarnurBitternisjedesMal，WarkeineRuhefurmichzufinden，DenneswarstetsnurderhollischeTrieb，AusdemanFreudenichtsubrigblieb.[26]韦德金德相当无拘无束地走完了这条道路，没有像憔悴的庸人那样对情孽进行迷信式的崇拜。恰恰相反，韦德金德指出，肉欲的放纵有其自然的终结——采取屠夫杰克的办法。女士们和先生们！屠夫杰克的行动并不像我们大地上最美丽的花朵，更不用说它会使人受到检察机关的追究。——如果我感觉到自己身上负有道德家的责任的话，我就这样说。1908年2月14日附：《弗兰克·韦德金德》一文在作某些删节之后曾发表在德国杂志《NeueZeit》[27]（1908年4月号）上，并附有以下前言：一个俄国作家在德国公众面前发表关于一个德国诗人的议论，可能会使人觉得过于大胆。但是我们生活在国际主义日益深入的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给韦德金德树起了他在本国所不曾享有的声誉。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在两三年前表现出对考茨基作品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如用社会主义德国的尺度来衡量，会觉得是惊人的。在这种政治狂热中反映出俄国政治上的发展，近似于实在的现象在疯子头脑中的反映。但是，如果说德国知识分子当时需要从书库里取出叔本华的著作，以便用悲观主义的消极冷淡之水来洗刷自己身上的所有革命责任的话，那么俄国知识分子在其自身发展的相应的时期甚至不为自己寻求完整的体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为自己的需要创造不出一个不为占据官方讲坛的哲人们完全弄脏了的哲学公式。他们作为历史宴席上迟到的客人，只好满足于文学。那么是什么样的文学呢？是那种作为她的西欧的大姐衰败的产物的文学。这就是使得慕尼黑人弗兰克·韦德金德根本不甚高大的身躯在他的异国俄罗斯投下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子的主要条件。他给俄国知识分子提供的恰恰是他们需要的东西：社会虚无主义这一爱挑剔的和不相信集体的人有前途的思潮与色情唯美主义的组合。前者帮助他们清算革命的过去，后者在1905年事件给他们带来的不快中安慰他们。[1]伊莎多拉·邓肯（1877——1927），美国女舞蹈家。——译者注。[2]多么可惜，美好的一切都会消逝，甚至也包括你的高雅。青春期使你变得类似其他粗野的人。香味消失，你就变得平平常常。——弗·韦德金德：《短暂性》[3]协会联盟——成立于1905年5月——指各个知识分子协会，包括学者协会、工程技术人员协会、事务员和会计师协会、教师协会、律师协会、药剂师协会，作家协会等的联盟。它的“行动纲领”是按照“立宪民主”的原则改造国家制度。[4]法文：咖啡馆。——译者注。[5]拉丁文：至少。——译者注。[6]米尔博（1848——1917），法国作家。——译者注。[7]法语：《有油水可捞的事情》。——译者注。[8]梅特林克（1867——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诗人。——译者注。[9]萨哈莱特。——译者注。[10]F.Wedekind.“DievierJahreszeiten”.Gedichte.1905.（弗·韦德金德：《四季》，诗集，1905年。）[11]海涅的诗集。——译者注。[12]拉斐德（1757——1834），1830年七月革命时，他指挥国民自卫军帮助推翻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使路易-菲力普复位。——译者注。[13]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1848年6月曾指挥军队镇压工人。—一译者注。[14]司徒卢威和弗兰克这两位先生想在极端稳重的《北极星》上把勒南用无与伦比的法语写成的破产和消极的哲学译成自己具有哲学局限性的干瘪浯言。这当然是比拙劣的翻译更重要的事，这是预先进行的哲学哀悼，是事先准备好的政治悼词。当属于那个在客观上被迫伪造生活待征的政党的学究们把政治冷漠的哲学偷来作为自己的credo时，这种哲学剽窃的气味才被自由主义活尸的恶臭压下去。[15]阿尔诺·霍尔茨这样唱道：因此，来吧，到我这里来，你们这些身负重压的人们！我的王国由此开始！我的王国即现时代！奴隶制度的荆冠将用我的剑砍碎，我要把你们这些奴隶变成自由人！[16]韦德金德：《死之舞》。——译者注。[17]女人的肉体是诗，/当主上帝被灵感所驱使，/便把它写进了/大自然的大厚本家谱中去。——亨·海涅。[18]《米内-哈哈》。——译者注。[19]法文，红磨坊。——译者注。[20]我喜欢爱情，这门严肃的艺术，/这门永无止塊的学问。（《卢卢》）[21]我曾为一百个女子服务——/这些现代巴比伦绝色佳人，/与她们一起我耗尽了我的善与血，/从头颅到肚脐变得空空。（《死海》）[22]大胆地把罪孽抓到手，从罪孳中生出享乐。（《地之妖》〉[23]德文：《晨》。——译者注。[24]一旦我的心灵生活缺了女性，/所有的灯火于是熄灭。/此后给我留下的一切，/我不会支付分文。[25]F.Wedekind.“VierJahreszeiten”.（弗·韦德金德：《四季》。）[26]我时刻希望，/我的痛苦将由另一个女人来平息。/但是每一次我都感到苦恼，/得不到片刻安宁。/因为这从来都只是疯狂的淫欲，/过后不留下一点欢乐。[27]《新时代》。——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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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日食可以不喜欢柏林，而且许多人不喜欢它。但是不能不对形成这个城市特征的那种全神贯注的、几乎是过于苛求的严肃性怀着深深的敬意。现代历史的脉搏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柏林那样跳动得这样令人不安和清晰。巴黎拥有许许多多的传统。那里各种文物比演说家更能雄辩地说明问题。伯尔纳[1]与亨利希·海涅一起在巴黎散步时对海涅说：“在这里，在我们面前的土伊勒里宫[2]里召开的国民大会曾名震遐迩，曾有许多大人物集中在这里。”这里发生过巨大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所有已载入近代史史册、至今在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仍有其巨大感召力的事件中最伟大的事件。就其经济形式来说是保守的、整个地受本身光辉传统所控制的巴黎，早就丧失了18世纪末和上世纪中叶曾掌握在它手里的精神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伦敦要比柏林无可比拟地宏伟得多。就继承的传统来说，它不比巴黎贫乏。尽管有资本主义的巨大而可怕的特点，伦敦体现现代灵魂的程度仍然要比德国的首都小得多，因为它过于独特和保守——具有它的生活上的因循守旧、英国人的虚伪和政治上的墨守成规。伦敦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很简陋的，对总结概括抱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只承认那些早已被时代打上过时的烙印的思想体系。伦敦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城市，它以一种毫不倦怠的、但毫无成功希望的顽强精神，防备着现代自我认识的侵入。可以不喜欢柏林，但是除非是瞎子才会看不见，正是在这里历史打了一个难解之结。这些不见尽头的平坦的街道，这种非常完美的门牌编号，这些不屈不挠的警察，加上霍亨索伦王朝建立的动物园，最后还有经常出现的和无所不在的“阿申格尔”——所有这一切都像哨兵的岗亭一样平庸无奇。但是在这个裸露的基础上，以水晶那样的清晰和完美形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悲剧。恰似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那样，在这里划出了分隔敌对的阵营的分界线。无论是历史传统的使人愉快的欺骗手段，还是继承来的妥协精神，都没有缓和政治气氛。没有一点亮光，昏昏暗暗。社会意识形态与现实关系的几何投影相似。双方都为自己作出了最终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它们只需自觉地走向这样的时刻，那时生活的自动作用将把它们推到极点，并且说：HicRhodus，hicsalta[3]！[4]***十多年前，一个最优秀的“年轻人”阿尔诺·霍尔茨（Holz）曾想要写一组以《柏林：以剧本形式展现的历史性转变》为总题的剧本。这个构想确实很庞大。这里需要有巴尔扎克或左拉那样的巨擘和力大无穷的天才。霍尔茨是一个完全没有像巨人那么高大的诗人，因此不能胜任这个题目。但是如果他能用自己的双肩把这项任务哪怕承担一会儿，哪怕在它的重压下受了内伤，哪怕能感受到它的巨大的重量……那也就可以把他看成是写资本主义城市的未来的荷马史诗的先驱之一。那么他的挫折将成为他个人的悲剧，而他在新的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果将载入艺术的清册，成为更有才能者继续前进的阶梯。但是丝毫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霍尔茨的无力，——这同时也是那个造就他的审美时代的无力，——在于他没有看到自己真正的对象。他不想看到，不可能看到。他转过身，用背对着柏林来描绘它。这一组剧本中第一个名叫《社会贵族》。这是对一些进行政治道德说教和自诩爱美的上等人物的辛辣讽刺，他们把人类获得新生的时间从他们第一次把钢笔放进墨水瓶里蘸墨水的那一刻算起。社会贵族们在两个阵营之间搭起帐篷，对两个阵营进行思想上的趁火打击，而在任何一个阵营之中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一种国际性的典型，无疑有权得到讽刺性的再现。然而霍尔茨的这第一个剧本已经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征兆。谁想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他就不会去进行娱乐性的闲游，而会背起口袋，拿起拐杖上路。面前摆着描绘柏林的任务的人，难道会从他在十字路口偶然碰到的一小撮爱美的游手好闲之徒着手？现在，在经历了十年艺术创作上的徘徊后，霍尔茨完成了他的剧本创作链条中的第二个环节：三部曲《日食》[5]。这是第二个环节，而且应当认为是最后一个环节。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已无处可去。在霍尔茨的作品里，谁当柏林的代表呢？霍尔里德，画家；穆斯曼，画家；美丽的琴契，variété[6]的女演员；乌尔，一个由于偶然破产而被抛到漂泊的艺人队伍中来的百万富翁；教授利普西乌斯，雕塑家以及Secession[7]展览会会长。在“社会贵族”之后是一小群画家。漂泊的艺人——在霍尔茨笔下就是由这样的人来具体体现转变的时代！居于悲剧中心的是画家霍尔里德，他应该比新艺术的平庸的天才高出整整一头。他不倦地和痛苦地探索着。探索什么呢？倘若他能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他就得救了。“日本、丢勒、新的法国画家、委拉斯凯兹[8]、早期的哥特式……把你所需要的所有这一切，都溶化在一个东西之中。提着洋铁壶成排成行地到工厂上班的工人，用草绳从下面系紧靴子的无业游民，看了使人打冷战的成双成对的恋人，本应是燕麦地的地方出现了烟囱和电线杆，本应是树林的地方出现了一块‘光秃秃的空场子’，本应是罗乌的渡槽或卡拉卡拉大浴场[9]的地方出现了可爱的有轨电车……”所有这一切——工厂、烟囱、电线杆和有轨电车——把霍尔里德与旧的现实隔开，却没有使他与这些东西建立内在的联系。他已经对荷兰老画家描绘的与大自然天真无邪的狎昵态度感到格格不入，并且心理上很反感。那些荷兰画家能毫不费力地让自己的画笔听命于实物，把衣服、人的皮肤或树叶的纹理搬上画布。在霍尔里德那里，已经丝毫没有这样的天然浑朴……他与荷兰老画家相比对大自然的感觉有其本身特有的细腻和隐秘之处。这既是因为他与大自然分隔开，也是因为城市文化的心理机制更加敏锐了。但是这个大自然对他来说已不是母亲，他丧失了与它的旧的联系，而新的联系尚未建立起来。他在不受现实支配而独立的同时，获得了探索的自由。探索什么呢？一种新的、巨大的依赖性，它将使他摆脱令人讨厌的“自由”……艺术创作上的古怪，成为艺术家对他的自由的空泛的报复。他使自己的画笔不服从于布料的花纹，而服从于自己情绪的涟漪。他从委拉斯凯兹、哥特式画家、法国人、日本人……那里吸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表现手法变得无比丰富，他的笔触变得十分锋利。但是他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离目标都更远了，如同“一个拥有极其复杂的测量仪器而不会用它来测量任何东西的人”。“什么技巧！”霍尔里德鄙薄地高声说道，“阳光下的一小块青草地能把全部绘画化为灰烬！”这不只是霍尔里德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绘画中整个最新的运动、即表现主义的悲剧。表现主义就其心理的根源来说，是坚决的和极端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个人主义的。它的旗帜是反对客体的专横的权利。对它来说，画只不过是反映个性的文献。物质世界只是一个巨大的万花筒，画家的眼睛在其中看到的是他所必需的颜色组合。仅仅只是颜色的组合。事物的轮廓溶化在形式中，而形式本身只作为着色的表面而存在。在表现主义者笔下，具有本身内在结构的物体，具有叶脉的树叶，人的皮肤的构造——旧的艺术家学会搬到画布上去的一切——都为彩色斑点的组合所取代。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长大、具有清新目光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艺术的。为此需要获得那种远景不大开阔，有铺着石头的马路、火车站、有轨电车、电灯和夜间咖啡馆的大城市的生活体验才行。只有在世界闻名的大城市的那种使人产生纷乱庞杂印象的四处奔波的忙碌中，人才会养成一眼就能准确看清事物的眼力，并为了自我保存、避免陷入任何细节而把对象溶化在它的感色效应中。表现主义者使得这种效应达到了高度的完善。他们发现了新的技法，揭开了色彩的世界的新的奥秘。他们简化了自己的表现手段，还它以光谱的清晰性和纯正性。他们不把各种颜色在调色板上混合起来，然后把调好的颜料搬上画布，而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只用纯色调，让观众给这个用各种颜色拼成的东西作色彩的综合。用这种方法达到了就鲜明性和鲜艳性来说以往完全无法达到的结果。同时，作品本身获得某种内在的活动性。观众被要求起积极的作用。他开始有可能对画产生“影响”，利用画家以彩色的斑点或线条的形式抹到画布的各种成分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重新构筑这张画。在这里，我们对表现主义技巧感兴趣的程度，似乎视其中个人主义达到最成功的表现的程度而定：画家不仅甩掉了自己身上“实物”的桎梏，而且打破了自己的画的静止不动的完整性。然而正是在这里，在“自由”的这些高峰上，画家开始完全奴隶般地依从于技巧。他把世界溶化在光与颜色之波中，把色调分解为棱镜的各种基本颜色，并把这些鲜艳的成分以同样大小的和距离相同的点的形式画到画布上。难道这不是一个用小宝石进行镶嵌的工匠的工作吗？艺术家的天才在这里仅仅只在总的构思中展现出来，而具体工作可以让雇佣来的彩画工去做。但是从哪里获得构思呢？从哪里取得那种能把技巧变成辅助手段、从而使它充满活力的思想铌？霍尔里德怒气冲冲地喊道：“给我可以重新立足的一席之地，给我可以重新‘相信’的思想，给我一种无所不包的联系，我（虽疲惫不堪）将要……再作一次……尝试。”他掌握无比的技巧，但是这在他手中仅仅只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测量的测量仪器。“在过去，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我画什么，而是我怎么画。现在我知道了！两者都重要！一个人如果在这天平上没有实现平衡，那么他还没有达到顶峰！”霍尔里德忽然产生一个想法：画日食。大地，天空，人们，动物，所有色彩，各种感情在这张画上联成一体。这是施展技巧的一个多么广阔的天地！霍尔里德创作了整个Secession的最好的画。但是在展览大厅里，他从墙上的凹处朝院子里瞥了一眼，看到了那里的一丛灌木、三棵白桦树和两棵山毛榉——这就足以使他陷入绝望了。“这张四角形的画布连一笔也不值得画……”这里绘画是整个艺术的象征。霍尔里德是现代画家、尤其是阿尔诺·霍尔茨本人的悲剧的具体体现。霍尔茨作为一个急切的、不安分的探索者，从他自己的所有探索中获得了一个东西：技巧。起初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细节描绘的完整性使您惊叹，接着使您感到不舒服，最后使您感到厌倦。台上出现一个运动员，他在半小时内按照技术规定的全部要求老是做举起和放下皮球的动作。您就会希望看到他的动作少一些完整性，但能看到他手中的哑铃。霍尔茨许诺要描绘出柏林，可是却不放您走出画家的工作室。他的柏林只通过人物的行话和不时从阳台的门传进来的有轨电车的铃声，还有……有关个人的微妙的暗示显现出来。实质上，霍尔里德和霍尔茨的悲剧是在享有治外法权的土地上展开的。更准确地说，悲剧性在于它享有治外法权，在于它仿佛处于异域，——在于现代艺术与构成我们时代灵魂的各种思想运动失去内在联系而“自由”。大约两年前，我在柏林的Secession上看见一幅描绘一个柏林火车站的画。透过秋天傍晚潮湿的雾气可以看到没有尽头的路轨、道岔、灯光和火车头的火光。看不见人。而您不会觉察到没有人。指导一切的理智被注入路轨、车轮、制动杆、蒸汽之中。在各种机械的强有力的结合之中您看到一种无个性的、但坚不可摧的意志的具体体现。难道不是您自己支配这个被征服的钢铁的庞然大物吗？这种形诸钢铁的意志难道不是您自己的吗？……看不见人，——但是在火车站全景的上空翱翔着集体的人。我们时代的悲剧就是集体的人的悲剧。这一点您在那个政治热情——外面由纪律和秩序遮盖着——达到了顶点的城市里，即在柏林可以特别清楚地意识到……集体的人的悲剧给艺术提出了巨大的任务。这些任务是给那种还不存在、但不能不出现的新艺术提出的，这种艺术不仅将要掌握艺术技巧的所有奥秘，而且能够深入了解我们时代的灵魂。这种艺术将如何并在何时到来呢？我不知道。也许在旧的太阳被完全遮住、新的太阳从我们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时才会到来。1908年10月24日[1]伯尔纳（1786——1837），德国作家。——译者注。[2]土伊勒里宫为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卡特琳·德·美迪亚的宫室，位于罗浮宫旁。——译者注。[3]拉丁文：这里是罗得斯，这里跳吧！出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译者注。[4]在描述柏林时，这里无疑没有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性质和民族局限性考虑进去。在大致同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作者曾有机会指出，社会民主党在历史说出“这里是罗得斯，这里跳吧！”的时刻可能成为最反动的势力。（1922年4月）[5]ArnoHolz.Berlin.DieWendeeinerZeitinDramen.—Sonnenfinsterniss，Tragodie.—1908。（阿尔诺·霍尔茨：《柏林。戏剧中的一个时代的转变》，——《日食》，悲剧，1908年。）[6]法文：（音乐、舞蹈、杂技的）联合演出。——译者注。[7]法文：分离派。——译者注。[8]策埃戈·德·西尔华·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译者注。[9]古罗马的一个大浴场，217年建成，至今保存比较完好。——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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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二章西方和我们类似的和接近的情况（1908——1914）《天真的人》《天真的人》[1]——这究竟是什么？是周刊？不，不止这个意思。那么是社会讽刺刊物？不，不止这个意思……或者也许意思没有这么宽。《天真的人》代表一种世界观。而且这很像是一种文化。我面前桌子上放着最新的一期——是6月8日（1908年）出版的。鲜艳的色彩，没有投影的人像，各种色调的刺眼的、特别醒目的、生硬的、粗犷的结合；士兵的靴子与天空同一个颜色；人的脸孔、啤酒杯子和木板台被画成红褐色；房子、草地和树木像番红花一样是黄色的；景物的比例被清除，远近配置遭到了排斥。这就是《天真的人》。既是对假定性的讽刺和对手法的嘲弄，同时每一笔都具有假定性，每一根线条蕴含着手法。一切都打有才华、观察力、大胆果断、创造力和玩世不恭的印记。这就是《天真的人》。我不打算逐页评述。也无必要去看画家的署名，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驾驭画笔的特殊手法，不可能认不出他们。第一页是由海涅（Th.Th.Heine）画的。他是这本杂志的支柱，整个学派的创立者。您可以从下面的这一切认出是他的手笔：从色彩的出乎意料的节省与千变万化的滥用相交替上，从那块似乎出于七岁孩童之手的故意画得十分平常的草地上，从画面中央的那株动人的、孤零零的百合花上，而首先可以从人像的那种无法表达的组合上认出他来。画的题目叫《沿着艾伦堡的足迹》。上面画有证人、审讯的法官和书记员。还有河岸、草地、百合花。法官脸刮得光光的，穿黑色衣服，像朱斯提刻[2]神庙中的人像柱那样坚决刚毅。书记员则是一个衣衫褴褛、表情冷淡、对一切都习惯了的罪行统计者。矮壮的证人长着一副浓眉，留着胡须，脑门很窄，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他用一只毛茸茸的手指着那株高高的白色百合花说：“在这个地方公爵第一次向我表白了爱情。”您可以感觉到，从他身上发出一股啤酒和劣质烟草的臭味。我们在第二页上看到的是威廉·舒尔茨的画。他掌握一种就某一点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素描的奥秘，这种素描似乎是漫不经心的，极其简单的，而产生的结果却是惊人的。寥寥两三笔就画出脸，出现在您面前的即使不是一张完整的脸，那也是心灵活动的正确无误的反映。舒尔茨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当然，他们所有的人如同一般颓废派一样，都具有浪漫主义的特点。但是在别人身上，浪漫主义要更含蓄些，隐蔽些，炫耀对自己的嘲弄。舒尔茨的浪漫主义不惧怕公开表露多愁善感。他喜欢光顾古老的城堡，在那里高高的塔楼上寻找被囚禁的公主，甚至寻找守卫在那里的龙。他同样喜欢到那些有着红色的屋顶和腼腆的姑娘以及过着静止愚钝的生活的古老德国小镇去。舒尔茨自己在他的抒情性素描上题诗，诗中有些旧式的或装成旧式的柔情由某种稍带怀疑主义的冷笑掩饰起来。不应认为浪漫主义者不合现代潮流。完全不是这样！在舒尔茨的政治讽刺画——特别是先前几年的画——中可以感觉出一种真挚的激情。在最近一期舒尔茨画了戈尔茨伯爵与施利茨镇居民的斗争。这里画的不是中世纪的事，这里画的是今天。情节本身很有意思。福格尔斯山里的一个小小的镇子施利茨的居民们竟敢想要寻求庇护，以免受到他们的前封疆伯的野蛮行径的伤害。法律支持他们。但是伯爵反对他们。这位万能的为所欲为者完全根据他所拥有的权利，切断了那些犯上作乱者通向大路、树林、河边、天空和太阳等等的道路……同时舒尔茨用伯爵的口气抱怨说，在我们这个“讲人人平等”的可恶的时代，居然要用这样枯燥乏味的、小官吏才用的手段来进行斗争！在古时候对付这些小市民是多么简单啊……于是舒尔茨用他漫不经心的笔法在城堡的围墙里画了一棵大橡树和几个雇农，他们在封疆伯的监督下，正在把不听话的小市民并排地吊在老橡树的树枝上。再讲一下海涅的画。总共只用两种颜色：蓝色和绿色，这里画的是“火葬”。被比洛[3]套上政府“联盟”这辆四轮马车的倒霉的德国自由主义，在它所想望的所有重大的福利中，看来只得到了一种东西：尸体被允许不用土葬，而用火葬。这讽刺作为对自由主义政治死尸的让步而进行的那个伟大的改革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材料。但是海涅完全从另一个方面来处理这个题材。他带着蔑视，同时也带着恐惧问道：“反正不全都是一样吗？”他虽然抱讥笑态度，但看来仍然认为还是火葬好，倒不是因为欢快些，而是……因为好看些和干净些。画面上是一个墓地。垂枝的树木，坟墓，花圈。一堵有壁龛的墙，壁龛里放着骨灰盒。骨灰盒旁边画着一个姑娘的幻影。一个令人厌恶的高声大笑的人在墓碑旁边跳舞。“在您活着的时候，我不曾看见过您这样快活，宗教事务所的官员先生。”——“您要知道，小姐，如果您不在遗言中嘱咐把您烧掉，您也会经受这样的事情，您甚至连想都想不到，蛆虫搅得人多么不舒服。”如同您现在看到的那样，这段话有意写得比较戏谑，但是所有这一切就其放荡不羁和玩世不恭来说，令人可怕。那个裹在领子浆得很硬的衣服里的弯弯扭扭的、生满蛆虫的尸体最终使人不仅对它，而且对整张画感到厌恶。这种把滑稽的放肆与死亡的恶梦般的恐怖结合起来的做法，对海涅、对《天真的人》以及对整个颓废派来说，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如果说一些人在人的脸上找到的只是属于动物的、畜生的东西并把人的脸变成兽类的脸的话，那么另一些人恰好相反，他们在狗、驴和公鸡的脸上画出人的情欲的滑稽相。海涅也提供了诸如此类的出色的范例。不过这里只是手法上的纯粹表面的差别：说春天的抒情诗里可以听到公鸡谈情说爱的旋律，或者说春天的抒情诗的调子与公鸡相近，——这岂不是单纯的同义反复？不过今天那位专门研究“动物学”的佩特森还是画了不走运的猎人的经历，其构思毫无恶意，而且画得非常详尽。构思和整个画带有纯粹孩子式的安静色调。这张画可以收入任何一本供儿童“涂色”用的小书。于是又出现这样的情况：麻木不仁与几乎是真诚的孩子气的结合，如同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情调与玩世不恭的组合一样，也成为《天真的人》的特点！确实是这样！在猎人经历的背面我们看到了鲁道尔夫·维尔克的画。他是所谓的“下流坯”画家。他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的画册。对他来说，人的脸和人的身体是从它们以本身的畸形乖谬而引起人们厌恶的地方开始的。这不是旧式的漫画，那种漫画在最厉害的情况下力图引起旨在暴露的或愤怒的笑声。在这里，实质上并没有漫画。有的只是记录下来的畸形的东西。是从所有的贫民窟和臭水沟里取来的丑的东西。弯曲的大腿、迈着蹒跚步子的双脚、驼背、大下巴、大猩猩那样的手、克汀病患者的前额——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妓院、小酒馆和监狱的印记。他的笔——维尔克经常用钢笔作画而少用画笔——所及，几乎不超出市井的那一堆退化变质的渣滓：其中包括小偷、妓女、靠妓女生活的人、讹诈者——即使画家偶尔把城市的工人纳入自己描绘的范围，他在工人身上也只发现因劳动而变得难看的肌肉和无法改变的麻木不仁。他今天画的流浪的孩子从树上偷苹果，同时又严厉批判大家都知道的圣经故事中夏娃的行为。黄色的树和树枝上黄色的孩子，在深蓝色的天空衬托下显得非常突出。请看这个Lausbub（淘气鬼）的模样吧！两只竖立的耳朵、枯瘦的脸、像鸟爪一样的小腿和巨大的脚掌，这些都是完全无法挽救的鲜明标志。画家似乎想说，这是人类的死亡。这里什么都无济于事！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翻过格雷夫（Graef）的不大的画，他接替了不久前去世的恩格尔（Engl）。这两位是为头脑简单的巴伐利亚人画简单的巴伐利亚题材而特地变得头脑简单的巴伐利亚画家。醉醺醺的大学生，警察，画廊里的巴伐利亚的农夫，啤酒馆的小市民，大街上的小市民，家里的小市民——人物的范围就是如此。再翻过一页。两个半大的姑娘，即德国话叫做黄毛丫头（Backfische）的人。一切都画得很细致，并且“按照属性”用颜色：脸是粉红色的，皮鞋是黑色的，而不是相反。特别用心地画出衣服的皱褶和室内的小摆设。上方写的是“冲突”二字。下方写的是这样一句话：“学校里向我们传授性生活知识，而在家里我们仍应相信鹳鸟的生活方式。”但是实质不在于这句话和画的主题，而在于人像本身，在于她们的姿势，在于衣服的皱摺，在于头部的转动。《天真的人》的这一“部分”是由海莱曼（Heilemann）和雷兹尼采克（Reznicek）画的。处于他们的画面的中央的，往往是在不同程度上裸体的女人。例如剧院里、溜冰场上和吊床上的女人，舞台上、狂欢晚会上、单间里的女人，在情人那里的女人和在女人那里的情人，早晨梳妆打扮的女人，然后是晚上梳妆打扮的女人，女人穿衣、脱衣，女人入浴，坐在浴盆里，出浴，提左腿，迈右腿……看来似乎就这一些了？不，完全不是这样：肉体透过薄纱，透过花边，透过粗麻布，在阳光下，在月光下，在灯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穿着有皱褶的丝绸衣服和天鹅绒衣服，坐着，半躺着，全躺着。雷兹尼采克已出了一系列画册：《献殷勤的人们》、《跳舞》、《她》、《两人面对面》。我记得有人在俄国杂志上提到过雷兹尼采克，认为这些画是对资产阶级家庭生活风尚的无情讽刺。有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是伟大的废话！没有什么讽刺，有的只是色情的东西。在雷兹尼采克的画册中您可以找到画得很好的便鞋、花边、长统袜、紧身胸衣以及“她的”其他种类繁多的服饰，但是未必能在整个这一堆洒满香水的破烂当中找出哪怕一个严肃的思想。特尼（Thony）也是一位有“专长”的画家。在杂志的最后一页他再一次出来反对巴伐利亚教权主义。军队、肆无忌惮的大学生、巴伐利亚的教权主义者，但首先是军队，——这就是他讽刺的范围。由等级偏见产生的溢于言表的洋洋自得，对升官晋级的前程的向往，无知，粗野，对没有军官职务的人的鄙视和近卫军的“权能”（取谢德林所用的意义）等，——在表现上述不大复杂的主题方面，无人能与特尼匹敌。他出版了一系列描绘德国军官生活的画册：《中尉》、《军装》、《从见习军官到将军》等。特尼出色地掌握人体的结构，——对于为《天真的人》作画的所有画家就不能这样说，首先是对雷兹尼采克，甚至海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特尼的人像尽管比较笨重，但能完全自由地指挥自己的脑袋、手和脚。这对一个需要像记者一样天天都作画的画家来说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技能。在这一期杂志上有一个很大的空缺：没有奥拉夫·古尔勃兰逊（Gulbranson）的画。他是为这本慕尼黑杂志作画的最多产的画家之一。古尔勃兰逊像海涅一样，在选择题材方面是无限多样化的。他画普鲁士的法学家，画教授，画魔鬼，画名士，画牧师和教民，甚至画天球。今天古尔勃兰逊用画来图解derMutterGermaniae（德意志母亲）的政策，明天用铅笔画来叙述慕尼黑的一位受人尊敬的、靠吃利息生活的人施莱德勒在路上安安稳稳地行走时如何被小汽车撞倒，当场被压死，他的灵魂如何被迫与肉体分离而升天，这个灵魂如何在半途被一个浮空飞行的马达追上而被击得粉碎。可见在航空的时代不朽的灵魂难以达到不朽了！古尔勃兰逊创作了一个很长的“现代名人的画廊”——画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模拟像。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只见胡子不见脸的托尔斯泰，找到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斯坚卡·拉辛的一帮人。在古尔勃兰逊的画中有一种对几何图形的固执的偏爱。有平行线，直角，牧师的肚子呈规则的圆形。因此所有人像是生硬的，看来好像上过浆一样，但是同时达到了最大的表现力。这个成为古尔勃兰逊的第二天性的手法，使他与海涅有明显的区别，后者像他的那位伟大的同姓诗人一样，手法柔和，富有别出心裁的灵活性，色调娴雅，尽管常常迸发出不顾一切的玩世不恭。为了全面起见，我们还需要提一下《天真的人》中两位彼此毫不相似的画家——布鲁诺·保罗和帕钦（Pascin）。保罗曾用他那胸有成竹的有力的笔触，在《天真的人》中创造了一个“民族的”典型人物（英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等）的画廊，他在最近几年放弃了漫画，集中精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设计有一定风格的家具。帕钦的画，例如取材于罗马尼亚买卖妇女的画，因其传达丑恶的日常生活细节的精细而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他的《低级下流》（Zote）和《良心的责备》这两幅画，像是形诸笔墨的萦绕不去的思想。在这种令人僧恶的小酒馆的“低级下流”（长着光秃脑袋和一口坏牙）和雷兹尼采克笔下的假斯文的文雅的低级下流（留着一绺鬈发和穿着镶花边的衣服）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啊！我们讲到了《天真的人》的几乎所有作者。那些我们没有说到的人，或者在其中所起作用不大，或者只是偶尔发表作品。这里不打算列举诗人和小说家，因为杂志的面貌不是由他们决定的。他们的作用由画下面的文字说明的意义来衡量，因此他们所起的是次要的作用。***是什么东西把这一批有才华的人联合在一起的呢？是什么东西把他们变成被叫做《天真的人》的这个集体中的人呢？他们的旗帜是什么？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他们正在把何人引向何处？杂志本身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只漂亮的莫普斯狗，它随时都准备咬断值得尊敬的小市民和道德高尚的伪善者的喉咙。这就是说，如果求助于今天俄国新闻界常用的语言，那么《天真的人》的旗帜就是“与市侩作风作斗争”。然而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一切，同时什么都没有说明。其实，与其说这说明一切，不如说它什么也没有说明。我们这里谁没有在反对市侩作风的斗争中即使不是流过理想主义的血，也流过纯粹的汗呢？众所周知，彼得·司徒卢威先生从孩提时代一直到胡子花白都与“市侩作风”作斗争。别尔嘉也夫先生也把自己的不大锋利的笔戳向容忍一切的市侩作风的肉。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呢？而吉皮乌斯女士呢？现在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在历史的厨房里为了同市侩作风作斗争，专门准备着便携式的楚科夫斯基。这就是说，在这旗帜下现在出售各种商品。甚至包括明明是廉价的商品。但是就是在比较严肃的一派里，在反市侩作风的斗争下面所隐藏着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乱哄哄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没有社会基础和政治目的，主要从审美感受中汲取营养，不知道往哪里靠拢。它狂热地摇来摆去，不断更换着极端的言论，直到满足于某种小小的收获为止……上述说法如根据民族特点作某些限定和各种必要的修正，也可用来说明《天真的人》的命运。当然，他们首先是反教权主义者。伏尔泰精神符合他们所有人的心意（不过这一点从来不为防止路德教或天主教的重新实行提供必要的保证)。在古尔勃兰逊那里，在海涅那里，在维尔克那里，在画色情画的雷兹尼采克那里，在浪漫主义者舒尔茨那里，您可以找到许多无情地丑化僧侣的剃去头发的秃顶、念珠、牧师的衣服和牧师太太的连衣裙的铅笔画和彩色画。舒尔茨在卷头页上画了一只狂怒的红色莫普斯狗，一群教权主义的黑色老鼠从它那里四散逃开，画下面的题词是：“我们以此向巴伐利亚议会宣战”。在同一幅舒尔茨的画里，光芒四射的基督从云端望着被一长列肥胖的、油光发亮的、贪婪的僧侣围绕住的地球，带着一种困惑莫解的悲伤喊道：“难道这些人是我的门徒吗？！”海涅和古尔勃兰逊经常信笔神游苍穹，把人世间的念珠和剃发的脑袋的神秘投影投向那里。但是这里牵动他们画笔的主要是温和的不信神论，而不是激烈的否定。而当教士们在树立好的风气的借口下蓄意戕害艺术时，莫普斯狗就两眼充血，牙齿凶狠地露了出来——这时敌人就要倒霉了！布鲁诺·保罗给马格德堡“道德协会”的一次代表会议的虔诚的决议作插图，他在这幅刊登于《天真的人》的画中让一群母牛穿上了游泳衣，并解释道：“从今以后母牛将穿裤子，以免损害马格德堡的公牛们的道德。”在古尔勃兰逊笔下，这些马格德堡的道德家们正在锯掉维纳斯的乳房，在她作害羞的动作时给她的手戴上了皮手笼……他们在卫护维纳斯，他们不允许伤害艺术，这一点自然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是艺术家。但是可以说，他们的真正的和无可怀疑的credo，仅限于这种审美上的爱好自由而已。他们的激进主义是一团为才华的金光所照亮的无定形的、模糊的东西，没有坚实的政治核心，没有社会同情与憎恶的中心。这是他们的弱点。“我们同这个有什么关系？”某某十三世、艺术的“绝对”自由的著名预言家愤怒地说道，“你们想把艺术讽刺的胆怯的母鹿（莫普斯狗？）套到政党的大车上？”我们想这样或不想这样，完全是另外的问题。自由艺术的“胆怯的母鹿”的情况并不太好，至少不那么简单，这一点可由《天真的人》本身的遭遇来证明。讽刺画不简单地“具体体现”现实，它从反面再现现实。在讽刺画、漫画中要比在其他艺术种类中更直接地表现出画家所处的社会政治气氛，他或多或少自觉地从中汲取衡量事物的标准。要在维纳斯中寻找奴隶制的希腊，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和细致的任务。但是要在那个用来使维纳斯变得高尚起来的手笼里发现巴伐利亚教权主义的马脚，却不费任何气力。讽刺画的“揭短”——本质在于此——是由社会观点决定的。那么《天真的人》的观点如何呢？“我的才能可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无法呼吸充满市侩习气的空气。”一位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上接近于那些与《天真的人》有联系的人的作家弗兰克·韦德金德[4]让这些话通过“侯爵”凯特的嘴说出来，此人是“哲学家和偷马贼”的混合物，是放浪派的不安分精神的体现。韦德金德和所有与《天真的人》有联系的人都持叛教者的黑籍证出现在公开的舞台上。但是“充满市侩习气的空气”这个狡诈的魔鬼阴险地把套索和绳圈抛在他们面前。他们发怒，——市侩习气的魔鬼赞同地向他们点头。他们讽刺挖苦，——市侩习气的魔鬼向他们鼓掌。他们当面表示蔑视它，——它报以审美的热情。而且它以毫不犹豫的慷慨来酬谢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挖苦，他们的蔑视。它决定爱抚他们。它的策略就是这样。当然，“侯爵”凯特的肺需要适应空气，而不是让空气来适应肺。结果这个演员不仅接受了捧场，而且处之泰然。他为这种捧场辩护，喜欢上了它，服从了它。莎士比亚在《辛白林》中说：“艺术和勤奋得不到奖赏就要灭亡。”我们看到，“奖赏”能使艺术免于灭亡，用掌声和高额酬金使它变得驯顺。“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性的标准是世界，而不是一种通过多年的思考产生的内心的信念。我不把自己展示在市场上，是人们把我发现的。不被承认的天才是没有的。”这些话是韦德金德笔下的著名歌唱家、过去的石匠热拉尔多说的。他被人发现，受到爱抚，依附于人。他极其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们演员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他们为了占有它，争先恐后地提高价格。”但是他已不能摆脱出来。而且也不愿意这样做。也无别的路可走。凯特侯爵以及今天所有知识分子放浪派的始祖费加罗曾对十八世纪法国贵族说了一些极其无礼貌的话。贵族却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一种比乖张更不合情理的做法。贵族的敏锐的阶级本能告诉他们，只有全体演员和画家鄙视自己，才能拿这些人取乐。不错，他们最后可以说是未能收买和制服费加罗。情况恰好相反。过了差不多五年，他的无礼行为像一股革命洪流漫过了所有的堤坝。……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断定艺术在这里无视社会环境表现出了独立的力量，那么我们将会嘲弄历史真实。一点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费加罗只不过是被小市民们从贵族那里抓过去了，因为小市民们已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来享受艺术，已相当富裕，可为艺术出钱。“艺术和勤奋得不到奖赏就要灭亡”……过不了一个世纪，在对待艺术方面资产阶级陷入了它本身过去让贵族所处的那种地位。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的历史存在变得如此的空虚，以至于艺术从今以后只有蔑视它才能为它服务。然而它比贵族阶级幸运，成为它的历史的对立面的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没有必要的闲暇来使艺术成为日常的必需，没有必要的资金来使艺术家不受资产阶级的支配。资产阶级保持着对艺术家的控制……艺术家蔑视资产阶级而又为它服务。《天真的人》已存在了十三年。它出现在德国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在俾斯麦（如今某些俄国自由主义颓废派开始在精神上对他顶礼膜拜）的节节胜利的政策的影响下，资产阶级脱掉了自己身上的四八年思想[5]的破衣烂衫，把普鲁士化的德意志像传统的神龛一样，从铁血宰相的手里接了过来。资本主义狼吞虎咽的时代全面地发展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陷入了悲惨的孤独之中。单只审美鉴赏力就已不允许他们变成那种餍饱的、有偿付能力的、舞刀弄枪的道德的歌颂者。文学和艺术开始寻找新的道路和新的前景……1890年，在《天真的人》创刊前五年，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社会民主党登上公开的舞台。它带有地下活动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戴上了胜利的桂冠，一时居于人们思想注意的中心。艺术和文学的年轻力量，首先是格哈特·豪普特曼[6]，受到它的吸引。根据维也纳作家赫尔曼·巴尔[7]的叙述，他们当时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做一个“真正的无产者”（einechterProletarzusein）更崇高的了。一个人少受一些，另一个人多受一些，但是所有的人都受社会抗议的精神的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天真的人》——地点是在南方，在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和天主教的首府，在那里经济的落后与旧的审美传统结合起来，成为大资本主义的和实行警察制度的北方的天然反对者。但是“艺术和勤奋得不到奖赏就要灭亡”……《天真的人》在反对市侩的道德的同时，求助于市侩的市场。它获得了成功——而且是巨大的成功，并成为这种成功的牺牲品。出版的技术变得无比的完善；但是讽刺不那么尖锐锋利了。模糊的社会理想主义为装模作样所取代。注意的中心时刻移动着——从重要的事情转移到有趣的事情。耸人听闻的言论和古怪行为愈来愈使把握的深度处于次要地位。社会主题从《天真的人》的诗歌中消失了。像德默尔[8]的作品那样的抒情诗让位于无病呻吟的诗人的讲究形式的平庸之作。这些作品表现出严重的不近情理和缠绵悱恻的私情，手法的陈腐以及与之并列的病态的精巧。当然还有色情。海莱曼和雷兹尼采克创作的女人内衣被提到首位……常常你会带着懊丧的心情翻阅新出的杂志，从中再也闻不到一点生动活泼的气息。在发生这种内部演变的同时，发生着外部的演变。《天真的人》的价钱变得贵了。起初它以人民大众为对象，现在则供有知识的小市民阅读并在咖啡馆里出售。1905年发行量远远超过十万，于是出版者让画家与杂志固定挂钩，把他们变成这一事业的参与者。《天真的人》获得成功后，本身成为杂志市场上的一股资本主义势力。它进行品评褒贬树立声誉，而且不仅在文学界，也在产业界。广告占了几乎每一印张的一半。您不但可在广告栏找到它，它还嵌入正文中，并把爪子伸向插图。广告收买了画家，成了艺术性的了。古尔勃兰逊同时画社会讽刺画和贸易商行的广告。雷兹尼采克把妇女的内衣与各种香槟酒公司结合起来。海涅画“絮斯特”牌小汽车，并在车上画一只莫普斯狗的脑袋。这条激进主义的和进行无情讽刺的可怜的狗！——它成了一只被用来作资本主义广告的狗。三年前，《天真的人》在创刊十周年之际对它反对道德、社会礼仪和其他文明准则的所有罪行作了一个讽刺性的述评。而海涅用这样一张画来结束这个述评：就连被判死刑的强盗阿拉尔姆斯勒德尔到了断头台上，在受刑前几分钟还不能不读新出的《天真的人》。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不过确实不能怀疑，每一个不置身于刀斧之下的“有教养的”德国人都把《天真的人》列入固定的思想资产清册之中。它尖锐泼辣，有才气，使人耳目一新。“但是这一批卓越的漫画家和诗人究竟想要干什么呢？”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号召人们奔向何方？引导人们走向何方？”没有任何目的地！实质上，他们受到欢迎的秘密就在于此。他们优美动人地和尖酸刻薄地表达出了有知识的小市民的消极的怀疑主义，但是不要求做什么。他们不号召人们倒向任何一边，既不向右，也不向左。他们只是记录。他们用色彩和语言表达出陷入历史困境的心理。无路可走。没有什么可以指望。反动势力粗暴无礼。但是群众呢？……群众麻木不仁。之所以麻木不仁，只是因为他们是乌合之众。还剩什么呢？信仰？但是在这个把施莱德勒尔的灵魂撞得粉碎的浮空飞行者的时代，怎么敢飞到高空去呢？爱情？当然，有爱情……但是这全是床第之欢。还剩什么呢？少许的幻想，少量的浪漫情调，赏心悦目的漂亮形式和出人意料的组合。但是幻想是易于破灭的，浪漫情调不适合于我们的年龄，——每一滴浪漫情调都得溶解在玩世不恭的酒杯里。而漂亮的形式……漂亮的形式同丑陋的形式一样，为死亡所吞噬。结果只剩下小小的技术问题——是土葬还是火葬？反正不都是一样吗？不过最好还是火葬，因为“蛆虫搅得人多么不舒服”……1908年6月29日附：毋庸赘言，在世界大战期间，《天真的人》在赎武的沙文主义的行列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马格德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公牛站在一起。（1922年4月）[1]《Simplicissimus》，慕尼黑出版的漫画讽刺月刊。[2]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译者注。[3]比洛（1849——1928），曾任德意志帝国首相和普鲁士总理（1900——1909）。——译者注。[4]韦德金德在《天真的人》存在的初期曾积极为其撰稿，顺便说一句，在这期间他因侮辱皇上而被判罪。后来韦德金德坚决与《天真的人》断绝关系，但是他们关系的破裂当然不是由于任何原则性的分歧。[5]指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译者注。[6]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译者注。[7]巴尔（1863——1943），奥地利剧作家。——译者注。[8]理查德·德默尔（1863——1920），德国作家。——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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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杂志的命运<<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大型杂志的命运一我们的杂志会重新出现生机吗？永远不会。于是，我想，那些期待杂志重现生机，期待杂志的复活会成为社会生活活跃的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征兆的人们，是大错特错了。我以为恰恰相反。某些近年来无疑很出色的老杂志的复兴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在这些杂志周围聚集了一些老的思想派别的从战斗前沿阵地上退却下来的、政治上丧失了信心的残余分子。而社会积极性的高涨（这种高涨是无法否认的，如果不否认事实并到该去寻找的地方寻找这些事实的话）正在挖大型杂志上（应当完全彻底地这样认为）我们原有的那种功绩斐然的、幸而已成历史陈迹的政论的墙脚。我说幸而二字，是因为这里面表现出了我们政治上的进步。我们的杂志是产生思潮的实验室，各种思潮是从这里获得了自身的社会运动的。这当然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可是，在这一历史事实的后面隐含着什么呢？隐含着运动本身的极小的社会性质。我根本不想对前人的工作表现出一个后人的忘恩负义，并且清楚地知道，后人之所以看得更远、更清晰，是因为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缘故。不过，在评价过去的时候，历史的广度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大型”杂志的统治构成一个时代，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正在自己中间创造历史。地下深处的社会进程像鼹鼠一样，工作得慢极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就在于他们能预见到未来鼹鼠所走的道路，在想象中把这种道路引向历史的空间，并在预想的路线上构筑自己的“纲领”。可是，这种纲领实质上所表示的是什么呢？是知识分子理论上适应缓慢爬行的历史进程的一种形式——仅此而已。在预测未来的发展道路时，知识分子分裂成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民粹派兼古典派和杂志上的自由派，民粹派的追随者和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思想更替如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周期一样，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知识分子致力于预测，致力于对未来的理论估价，其原因在于缺乏表现力的、一闪而过的现时既没有为从事广泛的政治工作提供借口，也没有为进行可靠地辨识社会方向提供依据。就其多样性和统一性而言，杂志是从思想上把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的最适合的工具，它以自己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从文学政论批评开始，贯穿于它的所有部分：长篇小说、伊索式的讽刺作品、自然科学通俗读物、书评和抒情诗——补偿了知识分子所缺乏的那种客观的、包含在社会性本身之中的能起联结作用的东西。教义的界线代替了政治和阶级的集团的界沟。自然，概念的运用要作准确的规定。当我们把“大型杂志”作为一种社会文学类型来谈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并非单纯地指那些登载有批评家的批评文章、诗人押韵的诗句、教授讲述自然科学新学派的文章的定期刊物，——不，我们所指的是作为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精神核心、作为某种遗训的神龛的杂志，一句话，指的是我们俄罗斯的大型杂志。只要对我们这种杂志的上述社会根源稍作想象，便足以确定它的历史寿命。俄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降临说灭亡之日，便是俄罗斯杂志终结之时。知识分子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替代者，——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替代发展的现实进程，以自己的思想派别替代社会力量的斗争。在这种必不可少的、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还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工作中，杂志为知识分子充当了行动纲领、政治书籍和政治组织。可是，随着替代作用的客观理由——即社会集团完全形成，“自在”阶级变成了“自为”阶级，知识分子在形成自己的政党的同时，也分散到这些政党之中——的消失，俄国杂志的独特的献身者的作用便告消失；它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成了单纯的“定期刊物”。90年代是老的英雄的杂志的最后一个时期，——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暂时使老形式充满了新的生气。《新言论》杂志是用语言激励人心的最后一份杂志。自从新世纪一开始，大型杂志便随着政治浪潮的来临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它被清楚地勾画出行动纲领的政治报纸所取代。国外出现了《火星报》、《解放》和《革命俄国报》。沿这些路线进一步展开活动的是一些真正接近生活的集团，不错，它们出自同一知识分子群，可是并不把自己关闭在这个圈子里，而是寻找着通向外面、通向各个居民层、通向新的阶级的出路……这些集团是围绕着政治报纸形成的（“火星报派”，“解放杂志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实，是迈向政治上成熟的一大步，——这是向立宪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直接过渡。在这条道路上，已不可能有停顿，也不可能有倒退。各阶级的政治自决既然已经开始，便不会再开倒车。所以，俄罗斯杂志的精神领导权很难得到恢复，如同知识分子像使徒一样传播思想的时代很难重演一样。***然而，人们也许会说，报纸不过是把思想的资本兑换成政治零用钱罢了，——而这种资本又是从何处得到补充的呢？杂志是否真的会又一次成为积累思想财富的工具呢？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包含着一种误解，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包含着一种历史时代错乱现象。我们的指导性的杂志向精神生活投进了有重大价值的东西，这并不是指推动科学前进而言，而是指每次都为先进知识分子提供用来辨识社会方向的公式而言。方向改变了，杂志也跟着改变。可是，恰恰是对这种功能的历史需要不会得到恢复。与小组的思想生活不同，阶级的政治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周期性的思想蜕变——理论保护层的完全更新——不可能成为阶级的政党固有的需要。既然这些政党需要的是定形的思想，——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需这样的思想，有些政党对它却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杂志不管怎样也不再是满足这种思想需要的万能形式了。在谈论由我们的老杂志所创造的思想财富时，对此需要作很好的解释。我们的杂志并未创造出足以在后来成为人类思想的基本财富的新理论。它们仅仅在或好或坏地利用和普及欧洲的理论——社会哲学的、自然历史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这些理论并非在俄国杂志上，而是在西欧的书刊上创造出来的。老的杂志——在其思想的范围内——仍然是定期的百科全书。对这种百科全书的需要，是由我们的思想文化的“客观的和主观的”贫乏所引起的，甚至是由知识分子阶层文化水平低下所引起的，是由我们的学术书籍贫乏，专业杂志、科普作品、丛书、通俗讲演的缺少等因素所引起的。杂志根据需要不仅提供“观点”、评价方法，而且还提供宇宙观的全部内容。杂志的这种由于需要而产生的万能的教育性质，随着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复杂化正在逐渐消失。当代西方，我们再重复一次，不存在大型杂志的思想领导权问题。那里的杂志是多种多样的：文学的，科学的，社会学的，可是其中没有丝毫社会预言之类的东西。科学、哲学和艺术上的“新成就”在书籍、专门出版物、讲坛和展览会上得到宣扬。政治上的新成就则在报纸、政治论坛和民众会议上得到宣扬。因此社会生活自然也变得不那么贫乏了。是的，我们这里的大型万能杂志的传统还十分牢固。这些传统会被我们的某些老杂志长久地保持下去，这些杂志同时又会变成新的杂志，——然而，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无法挽回杂志以往的社会意义，恢复它的带命令口吻的、救世主式的政论——恢复这种介乎政治和神启之间的东西。二社会运动的高涨给予大型杂志以致命的打击。不应当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这是一个十分富于表现力的、可以再好不过地纳入这种解释的范围的事实。在不几年前，当社会晴雨表的水银柱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当《言论报》成了彼得堡唯一的持反对派立场的报纸，而首都的“民主”报刊往《现代言论报》的两戈比的范围内也由这家《言论报》代表的时候——正是在这几年里，我们的杂志感到力量重又增加，召集起了一度惊慌失措的读者，虽然——这是不容置疑——决没有集中起自己的惊慌失措的思想。恰恰相反，彼得堡的报纸的自发势力——尽管现代的薛西斯[1]们竭力用他们幼稚的树条抽打它——变幻出政治彩虹的各种颜色的时候，我们的杂志便立即衰败了，只得相信，它们在反动年代所经历的并非第二个春天，而是——呜呼！——晴和的初秋。让我们试着逐个查看一下，大型杂志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为了对问题做出的这样或那样的论断能站得住脚，这样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是多余的。先从《欧洲通报》杂志开始吧。这是一份大家都认为是可敬的杂志，它的确完全是“可敬的”。可是，它眼下在我们的思想政治生活中究竟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老的《欧洲通报》杂志是温和的、没有固定纲领的、带有民粹派色彩的自由派的机关刊物。在它的左边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欧洲通报》杂志不仅对自由主义阶层，而且也对俄国“社会”进行最起码的公民的法律教育：因为社会主义是空想的，超乎发展的自然阶段之上的，所以，在实践中不仅有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有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份《欧洲通报》杂志那里学习有关国家组织的基本知识。司徒卢威在《解放》杂志上为庆祝康·康·阿尔先也夫[2]诞辰而写的文章中说道：“我们所有的人都从《欧洲通报》杂志的内政评论中受到教益。”阿尔先也夫至今仍保持着这样一种技能，他运用这种技能——在他的温和自由主义宇宙观的范围之内——几十年来曾多次阐述过俄国当局的实际做法。不过，《欧洲通报》杂志已不再是各政党的培训学校，因为这些政党已从预备班毕业了。《欧洲通报》杂志实际上成了政治发展的旁观者。这使它有可能保持足够宽宏的“容忍态度”，因而温和之极的自由主义者可以与急进分子，甚至与社会主义者在这家杂志内和睦相处。勃兰克先生[3]与斯洛尼姆斯基先生[4]——此人时至今日仍不放过辱骂马克思和他的岳母的机会——并肩作战，以十分恭敬的语句转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在我们的各党派争吵不休的动荡时代，这样的容忍态度带有某种安抚的味道。然而——可惜！——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容忍态度。其实，有谁会像读自己的杂志一样地阅读《欧洲通报》杂志呢？有谁会依照《欧洲通报》杂志来树立自己的宇宙观呢？还有，有谁会依照《欧洲通报》杂志去了解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呢？没有任何人。俄国自由主义的另一份月刊是《俄国思想》杂志。从本质上看，这是唯一的一份并非简单地受思想惰性的无意识力量支配，而是的确希望创造“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以保守的宗教哲学为基础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大型杂志。可是，恰恰由于这一点，《俄国思想》杂志与实际的、政治的、党派的自由主义，与立宪民主党发生了冲突。如果把米留可夫先生的政治路线贯彻到底并为它提供出哲学上的根据，那么便会得出一种十分近似于司徒卢威所“综合”的那样的东西。可是，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司徒卢威的杂志在政治上不被米留可夫先生的党所接受。立宪民主党在没有明确的远景和独立的政治观念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生存下来，从纯粹公文式地“提出”民主法案过渡到召开秘密的爱国主义会议，它不仅不对“综合的”自圆其说感兴趣，而且恰恰相反，它对任何把自己的政治活动提高成系统并为其找出哲学根据的企图都抱有深深的敌意。司徒卢威的著作作为一种从政治上败坏他的政党的名誉的教条，不可能不被米留可夫先生注意到。米留可夫的党的政治活动不但不需要老式的大型杂志，而且不得不躲避它。如果从讲求实际的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无定形然而进步的、不负责任地容忍的《欧洲通报》杂志是一种可敬而又落伍的无用之物的话，那么从这同一角度来看，不容异见而带进攻性的、无目的地向前冒进的《俄国思想》杂志便是一种有害的多余的东西了。《现代世界》杂志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灌输的范围之中。可是，与《新言论》杂志（1897）相比却又有多么大的区别啊！这份杂志上的马克思主义曾是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曾经作过广大知识分子的战斗动员。杂志成了这一过程的必不可少的因素。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假如《现代世界》杂志消失了的话，那么便会减少一份“正派”杂志，减少一宗文化事业，不过，社会力量的组合中却不会失落任何一个环节。《现代世界》杂志的读者们并不以全部的精神来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而那些关注的人绝大部分并不是《现代世界》杂志的读者，即使是，那也多半是作为客人出现的。《俄国财富》杂志的情况——虽然有某些必不可少的变化——同样如此。《俄国财富》杂志在从前作为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形式完整的学说的代言人的时代，——当这一学说的政治矛盾暴露出来之后，杂志的右翼分出去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而左翼则成了左翼民粹派，——便已不再是独立的思想引力中心，而变成了拥有某些优点和某部分读者的月刊了。主要的情况是这样的：四份最老的俄国杂志变成了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刊物；问题不仅仅在于它们不是相应政党的半官方刊物，而且根本不进入这些政党的思想体系，问题还在于根本就不存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这样一些读者——杂志可以以他们的名义说话，或者说，这些读者感到自己应对这些杂志负责。存在的不过是一般的读者：这样的读者眼下非常之多，完全能满足因循怠惰的老杂志的需要。是的，我们没有提到像《我们的曙光》杂志、《启蒙》杂志、《斗争》杂志这样的新型社会主义杂志。可是，这些刊物并不能归入大型杂志的行列，原因很简单：它们篇幅不大。它们也不可能成为大型杂志，因为它们的读者没有工夫阅读大块头文章。它们不希望起万能的作用，反而与万能的思想进行斗争。它们与非常明确的思想政治集团发生联系，它们的作用是政治辅助性的。这种刊物的样式是由西方创造出来的，如德国的《NeueZeit》[5]，奥地利的《Kampf》[6]等等。至于《箴言》杂志，则兼有老式和新式这两种杂志的特点，——形式变化不定。它下一步究竟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只好等着瞧了。《同时代人》杂志好像试图在极短的期限内独自走完俄国杂志史的整个历程：它占用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称，一个古典大型杂志[7]的名称，并且努力不懈地往这一外壳里换上自己的东西，显然它想证明，那份古老的俄国杂志的确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现在，如果以大型杂志上的评论文章的思想深度来衡量社会活动高涨的程度，那便意味着使用的是一种最不可靠的、最不适应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其实，这里有一条更为简便和更为可靠的途径：只要看一看国内发生的事情便行了。工厂检查员的报告，每天报刊上的社会政治新闻，公众代表大会的记录——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这里，还应当加上杜马和它的内部改组。无须争论，不论第四届杜马的音乐家们如何落座，马赛曲他们是不会演奏的[8]。不过，就是农夫的喀马林歌曲的曲调他们演奏起来也不再那么得心应手了。在所有的党派划分和杜马内党团的分裂的基础中，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种适应国家政治生活中行将到来的转变的需要。杜马中十月党人的分裂自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可是，杜马外面逐渐酝酿成的某种大的变化却使得十月党人出现了分裂。那种支撑着第三届杜马得意洋洋的反动势力的平衡不复存在了。新的“平衡”还完全没有建立起来，而通往新的平衡的道路却是复杂而又遥远的。在一种已经遭到破坏的平衡与另一种尚未建立的平衡之间，是一个社会生活不断活跃起来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在大型杂志中得到相应的反映。当然很可惜。可是，这种情况所证明的并非社会生活不活跃，而是大型杂志不积极。1914年3月16—19日[1]薛西斯（？——前465），波斯国王，曾率军远征希腊。——译者注。[2]阿尔先也夫（1837——1919），自由派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欧洲通报》杂志主持内政评论栏。——译者注。[3]勃兰克（1866年生，卒年不详），政论家。——译者注。[4]斯洛尼姆斯基（1850——1918），政论家。——译者注。[5]《新时代》。——译者注。[6]《斗争》。——译者注。[7]指19世纪俄国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杂志，又译《现代人》，创办人为普希金，后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主要论坛。——译者注。[8]在1917年，他们即使没有被迫演奏，那也得耐心地聆听。——作者注，1922年6月。<<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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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神学家和万卡的个性<<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世俗的神学家和万卡的个性颓废派和前马克思主义者出身的世俗神学家们时下在彼得堡又重开论战。他们总共有十二个人，也许他们的人数恰恰是不吉利的十三，——他们每个人，不包括意见满腹的斯托尔普涅尔先生在内，平均发表一条半高见，而且一条比一条更高明。他们争论教会、教义，争论永恒和不变的东西，他们的意见没有一条是相同的，这些论争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能证明永恒真理的论据被当场想出来了，可是没过半小时又被彻底忘掉了。他们不知疲倦地重修整个世界史，适应各种新的潮流，并想从世间万物中为自己的阴间生活弄到——如同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通过卖小鸟弄到的那样——哪怕是“一点点好处”。自然，他们不断进行着反对决定论的斗争，这是一场旧有的斗争。他们想迫使决定论退到一旁，为他们的超验的个性腾出位子。目的还是那一个，而且同样也是旧有的。当一个人的生理过程将被化学过程和物理过程所替代的时候，它们必须在分界线下面发现意味深长的话：“未完待续……”这一次，进攻决定论的是政治经济学教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先生，此人因受美学对比法则支配的缘故，对思想的哲学美十分喜爱。菲洛索福夫先生在专爱不断地培养正人君子的《言论报》上从极好的一面介绍杜冈—巴拉诺夫先生的方法，说它是一种用来反对脆弱的灵魂上被决定论的沉重的皮靴磨出的趼子的极可靠的手段。杜冈先生出于旧的习惯，总是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如果不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经济理论，而是看作一种生活理想，那么它毫无疑问地与平等的理想有着联系，可是平等却是一个无法从经验和理智中得出的非理性概念……如果真的从社会主义中抽走作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必要条件（？）的平等思想，那么社会主义便会黯然失色，便会丢掉目的论，仅仅成为一种必然性。而必然性人们不必通过斗争去争取。日食不能人为地促成，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过。假如社会制度也像日食那样必然会实现，那就不必为此争论不休。”至于杜冈先生和菲洛索福夫究竟想说什么，以及他们两人从德国人（施塔姆勒尔的《经济与法》）那里借用了什么东西，无须在此多加论述。正确的划分大致应是这样的：施塔姆勒尔的基本思想、超经验和超理智的平等想思是杜冈先生的神秘的自作主张，而表述上的一塌糊涂则是菲洛索福夫先生的个人贡献。不过，这些事情倒也无所谓。日食毕竟是无法人为地促成的，难道不是吗？完全正确。然而，健康头脑的日食却是可以人为地促成的。我们的世俗的神学家们在这一领域可以大有作为。不能促成不在我们内部、不通过我们和不依赖我们而实现的必然性。这便是宇宙的过程，天体的运动。可是，在生物学领域，我们所做的却恰恰只是“促成”必然性。以死亡为例。无论将来天使长吹不吹号，死亡的降临仍是不可避免的。理性的卫生措施有可能使死亡推迟，并在适宜的条件下使它成为不痛苦的。相反：一声枪响便可以大大加速死亡的降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谈论“自愿”死亡。可是，“自愿”最终只能把死亡提前几年，而不是更多的时间。死亡仍旧是一种生物必然性，到时候它会不请自到的。不过，我们不想再讲死亡，因为恰恰是它使世俗神学家先生们失去了思想平衡。我们来看看睡眠，这个“死亡的表面类似物”。睡眠是一种无可怀疑的生理必然性——不仅指它的“必要性”，而且也指它在有机体生命活动中周期性地出现的不可避免性。然而，甚至最坚定的自由意志的捍卫者每天晚上解开吊裤带、戴上睡帽、把假牙放进杯子中的时候，也会恭恭敬敬地促成这一必然性的实现的。当然，在这一方面同样可以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自由意志：比如说，可以示威性地不脱衣服便躺下睡觉；可以坐着入睡（比如在进行宗教和哲学问题争论的时候）；最后还可以站着来克制睡意。不过，在后一种情况，睡意迟早会在某个时刻征服你，并把你打倒在地，——必然性只有在对自由意志的拥有者来说最不便和最失尊严的时刻才公开露面。其实，当我们适时地脱下衣服，并以尽可能舒适的姿势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往往极大地促进并加速必然性（睡眠）的降临，也就不谈在这种情况免遭揉皱的外衣和上了浆的内衣了。可以从生理的必然性转到经济的必然性上来。危机时代过后出现的工业高涨往往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所有特征。顺便说明，这一点已被这样的事实有力地证明：经济高涨甚至在六三制度的条件下，在仿佛所有的主观力量都联合起来阻碍它的时候也出现了。阻止倒也是阻止了，但仅仅是一时的现象，——经济的必然性冲破了重重障碍。可是，如果可以阻扰经济高涨的出现的话，那么也就可以加快它的行动，一句话，也就可以运用相应的国家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必然性。再有，如果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在其以客观必然性的链条联结起来的个别阶段的发展的话，那么在新的经济形式原本就存在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的情况下，显然也可以促使一些经济形式替代另一些经济形式。可以促进，也可以反促进，——这取决于“自由意志”为之服务的那些社会利益。不过，对人的意志和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做如此现实主义的表述，是会让唯心论者先生们感到厌恶的。这毫不奇怪。从这一角度来看，具有精神器官的个性成了必然性链条上的一个自然的环节，而且在现实世界上怎么也打不开透眼的窟窿——无论是从上面，还是从下边。而没有永恒的穿堂风的话，又有什么乐趣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因而试图把平衡这一历史思想掏成形而上学的窟窿，而且当他做此事时，作为一个异常敏感的人，装出一副仿佛是他第一个想出这样美妙的主意的样子。菲洛索福夫先生引用杜冈先生的话说：“积极的个人主义会导致承认自己的‘我’是世界的中心。从它那里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性上去的”……“平等是一个无法从经验和理智中得出的非理性概念。无论是科学还是逻辑学都无法证明这一思想。而美学则对它表示蔑视。”杜冈先生所谓的“积极的个人主义”无非就是从最广泛的——个人的和社会的——意义上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个性概念罢了。可是，积极的个人主义又怎么能够导致承认自己的个性是宇宙的中心呢？难道这种自我估价会得到生活经验的证实和支持吗？恰恰相反。正是赋予经验主义的个性以自我中心论倾向的生活本身用它的全部经验限制着它们，甚至限制得十分严厉。个性如果不“过渡到社会性上去”，便会寸步难行。我倒是建议这位尊敬的教授花上一天时间来试着在实践中检验一下自己的那个认为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似乎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下面是几种供试验用的步骤：拒绝向洗衣女工和面包铺主人付钱，一心认定他们生来便是为了满足哲学家的经验主义需要；走进饭店，吃掉邻座所订的饭菜；不付款便扬长而去，还踩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的脚；大模大样地顺手拿走别人的带有贵重镶头的手杖；用这根手杖击碎对面橱窗上的玻璃；不消说，对熟人，其中包括上司的问候置之不理；迎面碰上电车也不往一旁回避；最后，在完成自我中心主义的种种表演之后，夜里来到他人的、地位尽可能高的人的家里，躺下便睡——唉，哪怕睡在钢琴上也行。为了使这位尊敬的教授易于做他的试验，我完全有意识地仅限于提供一个尽可能简便的行动计划。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十分担心教授先生无法顺利地将自己的计划实行到底。洗衣女工和面包铺主人将雄辩地向他提醒个性与社会性的联系。而如果继续表现个人中心主义的话，那他就更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了：无论如何他无法在上层人士家的钢琴上过夜，而是要在警察段里蹲上一宿了。而这一不眠之夜（“社会性”调动牢房里的所有虱子与个人中心主义展开斗争）肯定会成为我们的这位唯心论者的精神生活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夜晚。他会永远相信：社会生活不仅仅养成个人主义，而且也通过它与所有其余的个人主义的永久冲突来磨炼它；而且恰恰是从这些经验主义的冲突中产生出了法律上的平等的思想，如同从资本主义的经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出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来说是完全“积极的”经济上的平等的要求一样。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无法证明”平等的思想这一点，很难说出什么确切的东西来，因为不晓得此处指的是什么样的科学。假如指的是跛足的箍捅匠在汉堡所从事的那种科学，那么它有可能真的“无法证明”平等的思想。可是，这种汉堡的跛足箍桶匠能有什么学术威望呢？美学究竟为什么要“蔑视”平等呢？又是谁替美学承认这一点的呢？为什么人人平等的思想被评论界说成是反美学的呢？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在什么意义上是与美学敌对的呢？自然，对于这些问题杜冈和菲洛索福夫先生是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的。他们需要的只是设法更快地堵住平等思想的所有通路和出口：科学、逻辑学、经验、美学，仅仅给它留下一个超验的窟窿：奇迹。他们希望用这种诱饵——天真之极！——钓住民主。菲洛索福夫先生说道：“他人的个性是一种极其伟大的奇迹，既然平等的思想是实际的，那么它便会建筑在承认这种奇迹的基础之上。无论任何经验和理智的证据都无法使我承认这样一位‘万卡’的‘个性’，他一心想欺骗我，对所有的将军都脱帽鞠躬，并粗野地骂大街。可是如果我不承认他的个性和他与我平等的非理性权利，那么整个的‘平等’理想便彻底完蛋了。”菲洛索福夫先生在这里道破了自己的天机。原来问题的关键是，“平等的理想”取决于圣明的个性是否承认对将军脱帽鞠躬的万卡是自己的兄弟。也就是说，整个的民主取决于从上面、从贵族的哲学高度对它的承认。菲洛索福夫面前出现了豁然开朗的奇迹，他承认万卡与自己平等，——万卡，你真幸运，你已被列为拥有哲学身份证的个性！假如不承认的话，那万卡便会彻底完蛋。可是，这种取决于他人单方面的宽宏大量的、可怜巴巴的、阿谀奉承的平等究竟是什么货色呢？要知道，这种虚假的民主从头到尾充满着一股农奴制的味道。那么，民主——不是弱不禁风的、模糊不清的哲学民主，而是真正的、历史的康庄大道上的民主——是否就是集体的万卡不再对将军脱帽鞠躬，而要求国家承认自己的个性呢？只要万卡的权利尚未得到哲学的承认或尚未摆脱某些人的非理性启示的束缚，万卡的“个性”便免不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看呀，俄罗斯的米拉波为了弄皱的高硬领子给了可怜的加夫里拉一个大耳刮子……这里说的是加夫里拉，不过，大家知道，万卡的情况和他完全相同。可是，“无论任何经验和理智的证据”都无法使本国的米拉波承认万卡的个性，这是否确实呢？这倒是很难说……万卡个性的第一次老练的和很有说服力的表现——希望有着农奴制底蕴的“民主主义者”先生们知道这一点！——发生在万卡挺直了自己的腰板儿向不大高明的米拉波进行还击的时候。是在对嘲弄和侮辱的实际反击中，而绝不是在宗教和哲学的转炉中才产生出真正的民主“奇迹”——群众个性的觉醒。万卡是何许人也：是兄弟还是“未来的卑鄙小人”？不论高尚的先生们如何为自己解答这一问题，情况也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仅对将军们，而且对那些哲学上一知半解的将军之子们，觉醒的万卡是不会脱帽鞠躬的，并且他丝毫也不为宗教和哲学的占星家们会给他绘制一张什么样的占星图而发愁。承认或不承认他的个性愈往后愈会不根据“自由”、即老爷的个人意愿而打起“必然性”的旗帜：既然集体的万卡本人已学会了承认和捍卫这一个性，那么就不可能不承认它了……1914年3月1日[1]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俄国经济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词语的解放<<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词语的解放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这位从气质上说是内在论哲学家，而从思维方式上说是乐观主义者的先生，对当代文学怎么也喜欢不够。他说：“我们的信念是相信生活，相信它的胜利和成功。”而“谁要是相信自己时代的生活，谁便会相信文学”。（《箴言》，第1册，第98页）应当承认，这种可敬的美学和哲学上的乐观主义虽以富有生气的信念的连环保的形式把文学与生活永远联系起来，但并未给我们以十分令人信服和十分深刻的感觉。相信生活和它的胜利，自然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越相信越好，可是，“相信自己时代的生活”又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能够整个都相信呢？这是《俄国思想》杂志的穆拉维约夫先生们和邦葛罗斯[1]的其他的精神后代们的事，而与我们则不相宜。我们尽管不是“生活的敌人”，但暂时还是“区分者”，而且还要做很长一段时间。真正的“相信生活”也许会要求克服“自己时代的生活”及其文学的！难道《箴言》杂志的这位批评家不清楚这一点吗？文学，甚至力图脱离生活的文学，实际上也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生活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在这一点上倒是没有搞错。可是，疯子的呓语不也是反映了实物世界的种种印象吗？我们现在不也是度过了最消沉的生活时期么？这个时期在文学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反映，以及它又是怎样影响文学的呢？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一番独立的研究，而在此之前把对生活笼统的相信遮盖在文学身上，就显得过于宽宏大度了。其实，拉祖姆尼克先生不仅仅在遮盖（给它戴内在论哲学的尖顶帽），而且也在威胁那些不愿接受的人：“难道我们的文学哭丧者们（作家或读者，——反正都一样）真的永远也不懂得，如果他们‘否定’当代文学的话，那生活也会否定他们自身的！”（同上，第99页）我们不知道，这位尊敬的批评家能否把哭丧者们吓唬住，可是我们依然认为，他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取消问题。拉祖姆尼克先生不知为什么仅仅要求读者和批评家相信生活。那艺术家本人又将如何呢？这种对生活的信念不也是他们必须有的吗？如果恰恰是艺术家本人缺乏信念——不相信“生活的胜利和成功”，那又该如何是好呢？如果那些被拉祖姆尼克先生随随便便划入哭丧者行列的读者突然必须从心理上在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和因缺乏信念而变得空虚的文学之间进行抉择，那又会怎么样呢？不过，能够面对这种抉择的读者不会是最坏的读者。我们无意顺便在这里对反动时代的文学进行评价。可是，我们想就它的一个特点说上几句，对此拉祖姆尼克先生似乎本应给予更多的注意：这个特点便是它的社会冷漠性、产生深广影响的无信仰和精神的空虚。关于时代的表面特征，楚科夫斯基先生——要知道，恰恰是他，而不是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是“自己时代”的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以他对内容完全的冷漠态度作了表述。形式便是一切。他甚至大放厥词，说什么“形式”就是艺术作品的“内容”。在不久前的一篇论述未来派的文章中，楚科夫斯基先生再次重复了这个意思：“女士纪念册上的浪漫题诗的配乐朗诵……和太阳神拉[2]的赞歌在阿波罗面前是平等的。”我全然无意在此重提关于艺术具有自有价值的作用还是具有辅助性作用的深奥问题：这种幼稚的形而上学似乎与我们这个时代太不相称了。我们只要承认艺术这种谁也无权赋予某种外在的实用目的的东西，终归不是上天对个人心灵的启示，而是集体的人的一种历史创作的一种形式就行了，——这样一来，艺术就应以这种集体的人的心灵、他的志趣和需求来衡量自己。承认艺术作品是以其形式、而不是以其内容达到这样高的品级的，这意昧着承认：“内容”——主题思想、感情、激情——应当为自己寻找一种形式，以便通过它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在其关于戏剧的书简中说道：“形式过去和现在都仅仅是内容的界限，是这样的一种范围，它在顺应内容的细小变化和遵从人物的规律及任性要求的情况下，从外部来限制内容。”形式只有与内容、它的深度和表现力相适应，才能够获得自身的重要性。形式的所谓自有价值，即艺术上对内容的冷漠，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东西，如同游离于概念之外的一个词的自有价值一样。我们不知道阿波罗是如何进行评判的，可是，在历史老人的评判面前，最完美的“女士纪念册浪漫题诗”也将永远与歌德的《浮士德》有很大的距离。然而，时代及其艺术家们越是缺乏道德内容，忙乱的艺术就越是抓住形式的假独立性不放。近一个时期来，情况就是如此。在艺术领域里，对内容的蔑视就是思想领域里对三段论的仇视。形式成了用来掩饰因脱离自己的社会联系而变得贫乏了的思想和情感的幌子。逃避社会而遁入自我，实际上是怯懦地逃避自我。主观臆造出来的超人——其基础是个人的内心，而上部如果不是通往地狱的底层，便是直接耸入云霄——不过是个人弱点的一种模糊的反映而已。这些巴比伦塔式的建筑建得容易，倒得也快，因为它的建筑材料是语言——没有用信念和激情的水泥。各种艺术思潮往往自己消耗掉自己，并以眼花缭乱的速度为各种新潮所代替，——这是内容的精神贫乏的特征和结果。安德列耶夫的剧作起初曾以其貌似宏伟的气势让人激动过一阵子，后来却一下变得无足轻重和乏味起来。喀马林色情歌曲很快便叫人不能忍受。神秘主义显然成了消遣解闷的东西，或者成了文学的风格问题。梅列日科夫斯基或别尔嘉也夫的新东正教同样很少包含社会的和私人的保证。这不是对大写的词语的信仰，而是对一般的词的信仰。两年前突然出现于圣山[3]的赞名派[4]异端邪说，是在思想的“上层”举行狂欢的赞词派在“下层”引起的极妙回声。脱离内容的形式往往会导致词语与概念和句子的分离。风格的形式上的和表面的美学遇上了作为音响效果或书写形式的词的专制主义——未来主义。对“自己时代的生活”和它的文学的任何充实的信念，都不能使人有权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未来主义现象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时代圆满的结束，对于这个时代可以有充分的权利这样说：在太初为词，而中期和末期也是词。把词神化意味着要它做多得出奇的事情，比它本身按其性质所能做的要多得多。实质上是要让思想和情感成为词的一种功能，——是要让不具备生殖力的词繁殖出精神后代来。在词的这种拜物教中整个地包含着未来主义对词的残害，如同在残忍的好色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反常现象一样。“词自身”的美学终究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在对新而又新的词的陶醉的寻求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词的施虐狂：从“解放”词走向侮辱词和支解词。值得注意的是，在缺少思想和无思想的时代显然对大家来说已经结束了的时候，所有这些死板板的长诗，бобэоби[5]，瓦西利斯克·格涅多夫[6]的八百亿方形词之类的东西出台了，或者至少开始要求人们注意它。如果说道德沦丧的反动势力在新的社会情绪的压力下——为寻找强有力的行动的鼓动者——走到了制造可怕的贝里斯案件[7]的地步的话，那么，已经变为文学作品的文学在感觉到了与自己敌对的社会情绪之后，则落到了把词从概念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创作由不对称排列的硬音符号和逗号组成的诗歌，搞“无意义的”拟声和一切鬼名堂的地步。在这种虚假的“未来主义”中，毫无任何未来的东西。这是我们垂死的令人厌恶的昨日，害怕三段论和背弃“内容”的昨日。为了不致和拉祖姆尼克先生的万能的乐现主义发生尖锐的冲突，我们认为承认这样一点是公允的：那就是未来主义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的一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另一个方面无论如何能使我们把未来主义和产生它的那一整个文学时期作为一个有机的环节放到俄国文学的发展史之中。把我们的古老而停滞的生活彻底搅乱了的上一个暴风雨的时代激起了一种对新的、更能表达各种感情色彩的、更灵活和神经质的短语、语句和词的需要。1905年的事件从心理上意味着与生活上的消极、懒惰、坐带软垫的车和午饭后昏睡的习惯——即奥勃洛莫夫习气进行了彻底决裂。作为歌颂消极作风和不抵抗主义的天才诗人和描写具有全俄性质的奥勃洛莫夫卡的荷马，托尔斯泰浑身上下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美学泛神主义。不论是自己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还是国家的卡拉塔耶夫式的生活，他都用同样的笔调来描写：平稳，从容不迫，而且目光敏锐，明察秋毫。他从不超出思想、情感和对话的内部进程。他从不急急忙忙，也从不慢慢腾腾。他似乎集中了无数生命的线索，——他永远也不会张皇失措。他像一个不倦的当家人，对自己的巨大家业的每一部分都有正确无误的计算。可是，他似乎仅仅在观察，而工作则由大自然独自去完成。他往地里撒上种子，然后就像善良的农夫一样，让种子自然地长出茎秆和抽出穗来。这不正是那位对自然规律表示永远顺从的天才卡拉塔耶夫吗？他从不碰一碰花蕾，不强行使花瓣张开，而让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在温暖中静静地开放。他对那种大城市美学感到格格不入并充满敌意，因为这种美学以自我毁灭性的贪婪对大自然施用暴力和横加摧残，一味地向它索取精华，并在调色板上调配阳光的光谱中根本不存在的色彩。托尔斯泰的文笔亦如他的全部天才一样，平平稳稳，从容不迫，像当家人一样节俭，但是并不吝啬，并不是禁欲主义的，很有力，不过经常显得笨拙和晦涩，——总之，是那么简单明了，而且就其效果而言又总是那么无与伦比！这种文笔，犹如托尔斯泰对世界的整个看法一样，对我们来说已一去不复返了。《欧洲通报》杂志上的详尽的国内评论，我们的整个在杂志上发表的、有两三个印张并配有抒情插笔和小诗的奔放然而陈旧的政论，革命前的《俄罗斯新闻报》的带有下次再谈的许诺的、富有教益的社论，——所有这一切都和奥勃洛莫夫同源，只是没有托尔斯泰的天才而已。不论在小说里，还是在政治和抒情诗中，人们同样乘坐带软垫的车。革命前的时代的、尤其是革命后的时代的文学和美学的“混乱”（照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说法是一场“动乱”）是以改革语言、文体、言语的节奏以及使其适应事件的新速度和生活的新方式为己任的。古词，新词，古怪的外来词，按德语的样子构成的合成词，不加选择地借用的外国词，——这一切恰如在彼得时代那样，当时涌现出大量的新概念和新思想，人们痛感陈旧的莫斯科语言与新形成的生活方式不相适应。在这条道路——重新评价词和新补充的活的言语材料的道路——上，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某些成就，而且这些成就也并非全无意义。我们的年轻的、尽管很丰富但还处于青少年时代的语言有着取之不尽的潜力。它的肌肉系统尚未变硬，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面对不可遏止的新词创造、句法和修辞上的新发明，我们的语言所能抵挡住的自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许是十分之一，也许仅仅是百分之一，不过，它终究会挡住它们的，而主要的是，它在完全保持自己的骨架的情况下，变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另一种东西。由于我们也变成了另一种样子，那就是说语言中发生的这一进程是必然的和进步的。从这种观点来看，甚至未来主义的那些大多在审美上令人厌恶并应坚决根绝的实验和过头做法，基本上也可以算作语言的历史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内在条件的环节。须知大自然也同样在不可遏止地进行着实验，一路扔掉未完成的和有缺陷的东西，其目的是为了尽力巩固已得到的结果！经过这样的历史施肥，到时候是会生长出某种东西来的。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要知道，各个反动时代的共同命运是最终要成为前进的时代的粪肥。当身穿黄色女上装、脸上抹成赭红色的青年人因亵渎首都警察当局的美学原则而被治安法官判处二十五卢布罚款的时候，让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寻求慰藉吧。1914年2月20日[1]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老实人》中主人公的老师。——译者注。[2]拉，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创世之神。——译者注。[3]圣山，位于希腊东南，其上遍布希腊教修道院。——译者注。[4]赞名派，1910至1912年产生于希腊圣山的教派，主张人仅仅可以赞颂神的名字，不可以赞颂神本身。后被教会革除，遂到俄国。本世纪30年代解体。——译者注。[5]бобэоби出自赫列勃尼科夫的诗《嘴唇唱着бобэоби》。——译者注。[6]格涅多夫（1890年生），自我来来派诗人。——译者注。[7]基辅手工业者、犹太人贝里斯被指控用举行“宗教仪式”杀害了一名基督教男孩。政府、全俄黑帮分子和地方刑事法庭代表们共同策划了对他的审判。陪审员法庭宣布贝里斯无罪。<<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对三段论的践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对三段论的践踏革命的18世纪曾渴望建立一个三段论的王国。我们“60年代”也曾充满过唯理论精神。战斗的三段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对非理性的思想和规章制度的否定，后者想依仗其历史久远取得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而没有想到要出示任何其他的证明文件。唯理论不同意，也不会尊重历史事实所具有的盲目的惯性，——更不会尊重很久以前的权利。它想用理性把一切东西都检验一遍，并用从逻辑前提中得出的结论重新构筑一番。而由于远不是所有的社会规章制度在逻辑上都能相互协调一致，所以三段论不能不让它们觉得是一种需要密切注视的极其不安分的和可疑的主体。要知道，书报检查机关也无非是针对三段论的检查机构。如果未经警察当局的准许公民不许携带武器的话，那么，警察局长们对于使用像三段论这样的火器的监督便是必不可少的了，其中有的东西竟标价近五百卢布（在赊欠三个月的情况下）。请设想一下，如果在正在铸造历史的美舍尔斯基公爵[1]的沙龙或其他别的什么反动黑窝里出现了不屈不挠的和不可收买的三段论，并加入了谈话，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主人定会喊一位上了年纪的门房来轰它出去……顺便说明，这便是为什么某些出版法案不能成为符合法律逻辑的典范的原因：它们建筑在直接对立的基础之上——建筑在对三段论这一充满自信和不知疲倦的原则破坏者的仇恨之上。不过，我说得离题了。年轻的社会，年轻的阶级，也如年轻人一样，——如果它不是胆小鬼和笨蛋的话，——往往总是倾向于三段论，倾向于用理性来检视一切。唯理论对于觉醒的时代来说有着重要意义。昨日的第n+1个“人口”从社会的大蜂房里钻出来，作为精通三段论的“批判地思考问题的个性”出现在前台。紧随其后的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一百个……三段论具有可怕的传染性，——它能很容易地使个别的经验上升到一般的经验，——这便是它的不可靠的职业的所在。刚一遇到打着逻辑旗号的反抗，老权威们，不论是家庭权威，还是国家权威，便因不习惯而感到极度的恐惧。一个突然开始被十五岁的儿子用逻辑搅得不能安宁的母亲会有这样的感觉：家规要完了。而各级岗警们则会觉得，好出风头的三段论将立即动摇所有其他的规矩。因此，那些从本性上难以与逻辑学和睦相处的国家形式便不得不对青年发动歼灭战了。年轻的唯理论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它相信人的思想的绝对力量，并认为丑陋和荒谬的东西的存在只不过是由于误会。它深信只要发现和说出真理，就能以此为它开辟通往实现的道路。可是，不久便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当三段论与不合逻辑的、但却是未经加工的事实第一次发生尖锐冲突时，三段论惨遭失败。它因此而在精神上败坏了自己的名声：“瞧，这就是你们的光荣的理性，——答应把世界翻个底儿朝天，然而却因违反必须执行的行政命令而被带到了派出所。”的确，锁还牢固地挂在门上，锁的旁边站着警觉的斯维斯图诺夫。而三段论则蹲在那里，只给面包和水，看上去活像一只落汤鸡。这第一次考验无论是对于个人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生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向父母挥舞三段论的少年这样认为，父母离人类的共同始祖——猿猴的距离比他近一级台阶，于是他确信，除去理性的等级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生活的等级，后者虽不以三段论为基础，但却比三段论有优越性，也就是说它已成为现实，而三段论则没有。先进的社会集团同样也会被迫确信，理性宣言本身并不能使古老的耶利哥城的城墙[2]坍塌。唯理论作为觉醒的思想，是作为一种不成熟的思想展示出来的。事情很清楚：三段论不仅应当到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应当懂得自己的内容不只是形式上必须的，而且也是历史上必不可少的；应当确定自己的活动范围；应当寻找自己的历史体现者，——总之，不应再作纯三段论，而应进到社会运动的生动的体系中去。三段论是一种衰弱无力的东西，至今尚无定形。它应当进入群众的意识，应当给自己生出社会的肌肤，——只有到那时它才能够在行动中得到展示，在规章制度中得到体现。历史辩证法并不是简单地用理性的标准去衡量现象，而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它们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去考察它们。辩证法并不摈弃三段论，恰恰相反，它把三段论收为养子。它给三段论以血肉，并给它装上翅膀——为的是能使它飞升和下落。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三段论才成为不可战胜的。***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对所有人都适用的道路，而且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展示出来的。唯理论失败的直接后果便是转入消沉的悲观主义。从唯心主义地信仰理性的万能到完全不相信它，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什么是三段论？它是一只夸口要把大海点燃起来的山雀，出尽了风头之后，并没有把大海点着。让三段论滚开吧，它只会把个性变成抽象概念的牺牲品！像它这种不负责任的蛊惑人心的东西是会把青年毁掉的！把这个该死的家伙的脑袋砍掉！——勃伦斯克树林[3]里的某个畜生从右边发狠地说道。万古流芳的个性，对三条鲸鱼[4]的确信和使我们愉快的谎言万岁！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哪里出现肩扛扫帚的三段论，那里便不可能自然地回到生活习俗的纯朴以及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生物循环。如果真的打算向这种未经加工的事实让步的话，那就应当从美学上把自己装点和打扮一番，以便能为个性所通过并变成个人对三段论起来反对之前就已存在于世的卑鄙行为的“自愿的”的顺应。这个任务也为反动时代的思想创作提供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内容。无论各个阶层和集团的社会思想的内容多么不同甚至对立，不可抗拒的时代色彩总是要或多或少地在各个层面上留下痕迹的。对思想的清晰和准确性的仇视，往往如同油渍一样上下洇开。基本法及其解释者常常回避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宪法还是专制独裁？国家法律的三段论因含糊地借口照顾民族特点而被消除了。“起领导作用的”和“负责任的”政党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含糊不清上。到处都在进行着砍锐角、磨掉棱面、破坏界壕和界碑的活动。到处都出现一种对各种有益的学说的厌恶情绪，因为它们束缚人；人们对各种怀疑论表示同情，只是因为它“解放”人……最最忠实于这种时代精神的思想实验室，无疑就是俄罗斯大地上最反动的杂志《俄国思想》杂志了。这并非危言耸听。扎梅斯洛夫斯基[5]、沃洛季梅罗夫和正教院[6]的急先锋斯克沃尔佐夫[7]的任何出版物就其反动意义来说都无法与从前的头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小组的出版物相比拟。某《捷径》杂志（当然是通往资助的捷径）与民主相隔一道鸿沟；它所面向的读者反正是绝不会让自己的精神要求上升到横膈膜之上。已列入预算的各种黑帮出版物汇合成一个社会寄生虫的精神阴沟，这些人匆匆忙忙地抛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实际上与思想毫无相似之处。而《俄国思想》杂志则完全属于另一个谱系。从起源来看，它是俄国自由主义甚至激进主义古老的根上长出来的一个分支。如果说普利什凯维奇[8]之流公然用行动来侮辱俄国社会思想的话，那么司徒卢威先生们则是用怀疑论和怯懦的毒素从内部来毒害它，使得它软弱无力，准备向敌人交出用智慧和勇气赢得的任何一块阵地。《俄国思想》杂志的同仁们真正仇视的东西，是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俄国民主的清晰而明确的思想。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利用宗教、哲学、美学、天堂和地狱，以便传播他们的唯一的真正信念：对社会的漠不关心和对各种历史邪恶的容忍。“既然进行斗争，这样你就承认了对手，并相信他，”弗·穆拉维约夫在《俄国思想》杂志上教导说。这个自命不凡而又十分健谈的青年人命中注定不会高过自己的老师的。穆拉维约夫先生以甜蜜而又放肆的语气申斥所有那些区分两个俄国的人和不能够把扎梅斯洛夫斯基与高尔基等量齐观的人，因为“所有进行区分的人都是生活的敌人”。生路在于俄国思想的这样一个流派，这个流派不是在区分，而是在“连结”（司徒卢威）。这些人郑重地宣称“任何抽象都是软弱无力的”，可是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民主的“抽象概念”。不过，他们会不加思索地用诸如“伟大的俄国”或“民族特色”之类的极含混的抽象概念把自己的“唯心主义”的洞开着的窟窿堵上的，如果他们希望仅仅通过这种途径与黑暗的反动阵营建立直接联系的话。我们在请读者原谅和强压住自己精神上的厌恶的情况下，再从穆拉维约夫先生的大作中摘引一段文字：“我问那些俄罗斯人，——不管他们的身份、党派、生活方式，不管他们是农夫还是知识分子，仆人还是老爷，——他们现在意识到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吗？他们为什么东西所感动，又往何处去呢？当他们的灵魂在孤寂中转向玄妙的东西，头昏脑涨地寻找上帝的时候，他们身上表现出什么特征呢？他们的心情是否平静和充满着希望呢？他们是信还是不信呢？当夜幕降临，当早晨（在穆拉维约夫先生那里，早晨结束于‘夜幕降临的时候’！）日常工作的喧闹声归于沉寂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什么，晚上以什么来自慰，倾注在什么上面的东西能去迎接那吉凶难测的命运呢？”诸如此类的虔诚的乏味东西写了长长的好几页……司徒卢威这个俄国社会机体上的游走肾，他个人在我们的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是够引人注目的！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里白手起家的，——而且还在那个时候，便已经着手为自由主义准备思想武器了。他转到自由主义阵营之后，刚一熟悉环境，马上就开始为反动的社会势力准备欧式武器。毫无疑问，他的这项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上所不可少的。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社会势力都需要所谓的精神利剑，这利剑应当有人来制造。可是，历史为什么需要这种兼职呢？一个在1898年曾向俄国工人灌输社会革命思想的人，现在却培养起年轻的反动分子来了，这些年轻人，甚至觉得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也是一个极端的“区分者即生活的敌人”。这是在进行直接的诱惑。可是，就连这种诱惑也是有其扎实的历史根据的：有产者的政党竟如此可怜，如此渺小，以至于要由社会民主党的叛徒来给自由主义提供思想，而给反动势力提供思想的，则是自由主义的叛徒。1914年2月19日[1]美舍尔斯基（1839——1914），文学家，《公民》杂志的主编。——译者注。[2]耶利哥城的城墙，源出《圣经》。传说以色列军队围住耶利哥城后，士兵吹起号角，把城墙震塌。——译者注。[3]典出扎戈斯金的小说《勃伦斯克树林》。——译者注。[4]据古代传说，大地是一块平板，三条鲸鱼背着它，飘浮在大洋上。今喻主要基础。——译者注。[5]扎梅斯洛夫斯基（1872——？），黑帮分子。——译者注。[6]正教院，1721至1917年俄国管理东正教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译者注。[7]斯克沃尔佐夫（1859——？），教会作家。——译者注。[8]普利什凯维奇（1870——1920），黑帮分子。——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科·楚科夫斯基<<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科·楚科夫斯基楚科夫斯基先生在其论述未来派的一篇文章——像他写的所有文章那样咋咋唬唬、装腔作势——的结尾，对民主作了不符合文章思路的颂扬。他谈论的——确切地说不是谈论，而是歌颂——是令人惊叹的、绝无仅有的词，是宏伟壮丽的词，是新的天空上的新太阳——民主制。当我在显然是快要凋谢的《野蔷薇》文集最近一期上读到楚科夫斯基先生的这篇文章时，我进一步明确地、而且可以毫不隐瞒地说，以一种可以称之为幸灾乐祸的兴奋心情重又确信，那个不久以前的、现已变得如此遥远的时代，也就是时常当众搔后脑勺的罗扎诺夫以天才哲学家自居、司徒卢威标定社会发展的“路标”、与罗扎诺夫亲昵地挤咕眼睛的楚科夫斯基领导文学运动，而《野蔷薇》获得荣誉或者至少获得荣誉的某种资本主义的等价物的那个时代已经彻底灭亡了。丑恶的、该死的时代、下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至少应当有过风格吧？也许是有过的，不过，有的只是某种蹩脚的、零碎的、存在于语句和音组中的、动摇不定和断断续续的风格，是一种缺乏综合能力的风格。时代的“天才哲学家”没有得到好下场：他甚至被从完全可以容忍他的地方扫地出门。而“起领导作用的”文学批评家楚科夫斯基先生则向“新天空的新太阳”——民主制祈祷。可是，他的祈祷并不能挽救他，因为这种祈祷并非出自内心，而是出自于狗一样灵敏的嗅觉。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对民主制的祈祷不过是故意在“落幕时”说出、以期博得额外的掌声的结束语而已。我翻阅了一下手头的楚科夫斯基的两本书：《从契诃夫到现在》和《批评故事集》，——尽管我当时读了它们，可还是无法相信：难道这就是“起领导作用的”批评？难道这种不值一读的东西被人们认真地接受下来并发行了好几版？是的，被人们所接受，并且发行了好几版。也就如此而已。在“肩负重任”的批评家的位置上还从未有过、绝对从未有过像楚科夫斯基先生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他在理论上如此缺乏自制力，甚至丝毫也不想一下自己的不学无术有没有限度：他不仅在自己的专业方面知识贫乏，而且主要的是他不具有任何思维方法，——须知恰恰是思维方法才能使一个人成为有学问的人。不错，楚科夫斯基一度曾宣称——就像眼下关于民主制的太阳的说法那样出人意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他将彻底予以接受”。可是，要知道，“契诃夫和高尔基作为当代生活的一种现象，是凭借着自由意志的幻想才得以实现的，而且只有在倒退到过去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服从因果关系的范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从社会起源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不适用的。这是一位第一流的批评家而绝非一年级学生的话。这么说来，当代生活的各种现象——不仅仅是文学现象，而且还有政治现象——不能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因为这些现象，用楚科夫斯基的中学生语言来说，“是凭借着自由意志的幻想才得以实现的”。应当允许预先“倒退”。这意味着什么呢？什么也不意味着。“倒退到过去”，——这话针对的是谁：是高尔基，还是他的作品？因为显而易见，作品只有在它“凭借着自由意志的幻想”写成之后，也就是在它“倒退到过去”之后，才能成为批评家研究的对象。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楚科夫斯基先生的话，就是说社会批评的观点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作者，他们本人已经完成了“倒退”，即完全倒退成了故人，从根本上摆脱了自由意志的幻想，同时也摆脱了所有其他的幻想……这几句话——其中马克思主义、自由的意志和因果关系的范畴以一种士官生的从容不迫的态度迎头相撞——使楚科夫斯基先生在理论上完全无可非议。直接的审美直觉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如果这种直觉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话）。然而，一个艺术批评家不管怎样还是需要有方法的。在缺乏方法的情况下研究当代文学，不啻于想空手在城里造屋。楚科夫斯基先生，这位非常乐意在文学批评界扮演“天才后生”角色的人物，在方法论方面过的是一种纯粹的寄生生活。他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抄袭了大量的东西，——有关于城市的作用问题的，有关于地主老爷和小市民的问题的，还有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的。不过，正由于这一切是他从活的理论结构中硬抽出来的，所以社会的结论在他那里便成了苍白无力的随意编造。“知识分子已经消亡啦，”他在1908年宣告说。“没有人猜到他们的消亡”，——没有人！——而我，楚科夫斯基，“准备用客观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可是，他想用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窃取到的“客观材料”来“证明”的那些东西，即知识分子在革命后的年代所经历的那种社会心理蜕变，不仅被楚科夫斯基以外的某个人发现，而且当楚科夫斯基先生本人还没有生下来的那个时代就已被人预言过了。楚科夫斯基先生在谈到巴尔蒙特时蹙着额头说道：“农村的消亡对俄国来说是由它完全进入加工工业地带来完成的。”这里，农村的分化不知何故被称之为消亡，资本主义被偷换成什么“加工工业地带”，并且先是农村消亡，而后才进入“加工工业”，——纯属滑稽之谈。而除此之外，从这种尚未站稳脚跟的因果联系中还可以推导出，——从“社会起源的角度”，并且是直截了当地，——抒情诗人巴尔蒙特，尽管他似乎并未向任何地方“倒退”，却继续“凭着自由意志的幻想发挥作用”。楚科夫斯基不知从哪里读到一点儿关于流氓无产者的思想的东西，于是便丝毫也不怀疑，这说的是工业无产者，是“第四等级”，而Lumpen（衣衫褴褛）一词不过是为了增强艺术表现力加上去的，谁不知道，工人身上穿的不是晚礼服，而是破衣烂衫！由于把流浪汉与无产者混为一谈，楚科夫斯基便在这种概念的混乱中平静地描绘自己的批评图案。楚科夫斯基在接受——而且是“彻底地”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方法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同样也是彻底地附和起菲洛索福夫先生[1]对马克思主义的辱骂：说它是戴在“无产阶级神圣的面孔上的”一副愚钝的、洋洋自得的资产阶级假面具。为什么说“面孔”，为什么说“神圣的”（这些先生们身上散发出了多么虚伪而庸俗的气味啊！），为什么以及如何给无产阶级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愚钝的假面具，——所有这些问题是无法从楚科夫斯基那里得到解答的。可是，既然他将接受，并且还是彻底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那他怎么还会附和菲洛索福夫先生的“极妙的回答”呢？既然他与这位虚伪的哲学家一道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愚钝的资产阶级假面具，那他又怎么能够向马克思主义者宣称：“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呢？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说完，事情也就完了！在楚科夫斯基的所有著作中，几乎只有唯一的一段从达尔文书里摘来的“学术性”引文，而且这段引文也没有任何用处——仅仅是为了一种简单的比较而已。可是，在这唯一的引文后面却在括弧里用四行半字注明英文原文书名。可怜的天才后生！***写出俄国文学中“小市民习气”这一词的历史，不啻于编写一部俄国知识分子数十年的历史。不过，如果说很久很久以前曾围绕着这个社会历史概念从思想上来划分知识分子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后来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话，那么，近年来已找不出一位不这样或那样地为这个十分空洞的词增添自己的一份精神贫乏的天才后生了。显而易见，“小市民习气”这个概念的形成仿佛直接成了楚科夫斯基的救星，不过，同时也成了他的灾星……为了向我们解释契诃夫的创作，楚科夫斯基大谈“小市民是如何在社会上出现的”，社会是如何出于对小市民的憎恶而与他们作对的（请特别注意！），而契诃夫又是如何表达这种情绪的。可是，所谓80年代的反小市民“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到底采取过哪些与小市民“作对”的行动呢？谁来回答？谁来解释？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暂且接受这些蠢话……可是，究竟是什么使小市民与80年代的俄国“社会”格格不入呢？回答是：功利主义。契诃夫“动摇了小市民文化的极为深刻的和永恒的(！)本质：功利主义”。原来小市民（资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一定的历史时代和一定的阶级的文化，而是一种具有“永恒的本质”的东西。这就是那位天才后生所“彻底”接受的可怜的“从社会起源进行研究的方法”！好，也把这点暂且放一放。那什么是功利主义呢？如果说这是一条节省力量的原则的话，那它应当成为全人类文化的基础，而不应当仅仅是小市民文化一家的基础。可是，既然它是艺术创作本身的基础，那契诃夫又能在何种意义上来反对这条原则呢？或者说，功利主义只不过是小市民的贪财心和发财的欲望？如果是这样，那楚科夫斯基先生对小市民习气的理解就过于狭隘和小贩气了。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他在对小市民习气作这样理解的情况下是如何下决心将高尔基划入小市民行列的呢？而他正在这样做。“契诃夫的伟大社会意义”在于他培养了社会对小市民习气的仇视。然而，照楚科夫斯基的看法，契诃夫之后的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却是它的小市民性。即便高尔基，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小市民”。契诃夫的伟大社会意义在老天的帮助下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刚刚开始从这种逻辑上的混乱中恢复过来，立即又遇到了一场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原来，安德列耶夫最最充分地体现着契诃夫之后文学的精神，而且——请注意——“如果别人敌视小市民习气，那么安德列耶夫是所有人当中最敌视的一个”。白纸黑字，言之凿凿。那么，究竟什么是契诃夫之后文学的特征：是小市民性，还是反小市民性？这将取决于你所翻开的楚科夫斯基的书的页码：是单数，还是双数。你不相信吗？是的，的确难以置信。可这正是所谓的事实！楚科夫斯基是反对偏见的（当他发表最平庸无奇的言论时，总以为自己妙语惊人），说什么“个人主义是反小市民习气的可靠标志”。反过来又说：“个人主义在当代（！）恰好是俄国（！）小市民习气所特有的形式”。天啊！难道整个资产阶级文化不是在个人主义的原则上成长起来的吗？路德的小市民宗教改革不是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化吗？伟大的小市民革命不是宣告了人权和公民的权利吗？现代意义上的个性这一概念本身不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吗？然而，正当我们刚刚茅塞顿开，知道我们的契诃夫之后的文学具有小市民性和个人主义性质的时候，忽然又得知，我们新文学的最典型的特点是——你料想得到吗？——“忘记个人主义”。总而言之：（一）契诃夫动摇了小市民习气的本质，成为现代俄国文学的奠基人。（二)现代俄国文学贯穿着小市民性。（三）安德列耶夫最充分地体现了现代俄国文学的本质，而又完全充满了对小市民习气的敌视。（四）（“目前俄国的”）小市民习气的基本特点是个人主义。（五)我国契诃夫之后的小市民文学的特点恰恰是忘记了个人主义。这真是滑稽之至！可怜的天才后生……***不过，请等等。这仅仅是开的花。结的果还在后边呢。听听楚科夫斯基是如何使……“无产阶级思想”免遭伪造的吧。阿纳托利·卡缅斯基（现在似乎已无人读他的作品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脱光衣服，把自己的男主人公打发到别人家里去，想望着由贵族女子中学学生组成的妓院”。总之：“如果听一听卡缅斯基先生是怎么说的，那么便会感到（是谁有这样的感觉？谁？），像他这样的小市民文化的否定者还未有过第二个呢”。原话一字不差，就是这样！不过，由于卡缅斯基先生对“妓院”的想望是“异常谨慎的”，由于他的风格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又工于算计的”，所以我们这位颇具洞察力的批评家立即领悟到：卡缅斯基的创作确是从小市民文化的内部产生出来的，卡缅斯基先生——竟然如此！——是“quasi—无产者”[2]。当忘记穿衣服的利达[3]向男人们分发苹果的时候，在场的楚科夫斯基便会解释说，尽管这一点看样子是“个人主义”，但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果真如此吗？是的，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因为利达为自己未穿衣服之事作了过于冗长而枯燥的、因此是小市民气的解释。要是没有这些解释嘛……难道你们现在对新批评方法的益处还不清楚吗？一丝不挂的女士为客人们分发苹果，并非故意做出来的，大家即刻便明白了：她正是第四等级的处于自然形态的思想。解释是多余的。可是，楚科夫斯基来了，把了把风格的脉，便下诊断说：平淡乏味，有点像中间等级的风味。而读者却不知因为什么感到害羞。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利达，甚至也不是为她的可怜作者，而是为刚直不阿地把利达的小市民习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机灵的批评家感到害羞。对于萨宁，我们不准备多加评论：仅仅指出这么一点就够了——楚科夫斯基先生也剥下了他身上的社会革命者的外衣。也许只有在《新时报》和布勒宁[4]的声嘶力竭地谩骂了半个世纪的文艺短评中，还能够找得到像当代起领导作用的批评家楚科夫斯基的文章中所看到的那种把社会主义、游民习气、小市民习气、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肆无忌惮地混合在一起的现象。先生，您不觉得可耻吗！您在赤身裸体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之前，最好读一些由聪明的人写的好书。须知赤身裸体是有伤大雅的。须知您是所谓的批评家、领袖人物，而不是什么利达！您不加解释是行不通的。楚科夫斯基先生发表的旨在使资产阶级文化免遭霍屯督人[5]——品克顿侦探小说[6]的广大读者和情节性很强的电影的观众们——侵犯的轰动一时的演说是多么的糟糕啊。“大家都在辱骂小市民阶层，都在嘲笑资产阶级，”楚科夫斯基抱怨说。“可是要知道，是小市民阶层造就了达尔文、穆勒[7]和斯宾塞[8]，要知道他们十分热爱我们人类的文化，而遍布世界的、密密麻麻的信奉启示录的霍屯督人，正是他们将扼杀和践踏所有这一切！”于是，楚科夫斯基像小丑一样故意作出百般丑态（他往往用这样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精神贫困），向小市民阶层高声叫道：“喂，回来吧！你们是非常好的！”在这里寻找社会意义是枉费心机。为什么小市民应当回来呢？从哪里回来呢？难道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吗？还有，这种所谓的霍屯督人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指的是城市群众。正是他们像一堵密实的墙一样压在了文化的身上……多么粗鲁而又反动的诽谤啊！如果说首次被唤起生命力的无特权阶层贪婪地吸收了伪浪漫主义和假感伤主义，并以紧缩、简单而又毫无遗漏的方式完成了有产阶级在过去的数十年和数百年中以华丽的形式完成的那种美学进化的话，那么，这里面并不存在霍屯督人对文化的任何侵犯，这只是无特权阶层在掌握文化的道路上所迈出的最初几步。这不是对文化的威胁，而是对它的巩固。这里没有从莎士比亚回到品克顿的危险，而是存在着从无意识——经过品克顿——向莎士比亚的上升。在对侦探的英雄气概和情节性很强的电影传奇剧的向往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极为深刻的、虽说是半盲目的社会理想主义。明天它便会成为一点也不盲目的了。品克顿将被忘却，而数百万首次开始有自觉的精神生活的人们将为比我们的艺术宽广得多的人类艺术打下基础……可是，楚科夫斯基与这些重大的问题，与文化时代的这种交替，与历史的前景又有什么相干呢！……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楚科夫斯基颂扬了小市民阶层，并试图以霍屯督人的侵犯之说（“没有活路了，——我们都是落水者！”）把人们吓得惊恐万状之后，他忽然在最后二十行的文字中抛出了“无产阶级思想”的……救生圈，并以一副谄媚的，同时又是恶狠狠的面孔结束道：“我坚信这一点，求上帝帮助我坚定我的信念吧。”而这种为无产阶级思想所作的祷告在“落幕”时被那样荒谬地、那样毫无根据地和那样故意地抛了出来，以致让人可从这位天才后生的特点中完全清楚地看到一个拾人牙慧的食客、批评界的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的寄生者嘴脸。楚科夫斯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便是他对高尔基的仇视。楚科夫斯基夸口说，我们的批评界（即他本人）现在并不是在“宣传思想”，而是在“实实在在地评论作品”，在他楚科夫斯基面前，一如在阿波罗面前一样，所有的思想和主题都是平等的，因为艺术仅仅尊重形式。然而，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在楚科夫斯基先生那里，美学上的公正态度是微乎其微的。他的好恶往往总是带有极其强烈的倾向性。他并不是简单地进行“批评”，不是的，他也宣传自己的“思想”：他在为无思想性的权利而斗争，在帮助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取消道德义务，——这便是楚科夫斯基先生所起的全部作用。他的确善于给人以不痛不痒的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尚未给任何人造成重大伤害，不过却带有一种固执，这种固执与他的漂浮不定的作风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他把自己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一个他的美学思想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敌人：攻击他“相信”（落幕时）的那种思想，他曾与菲洛索福夫一道把它称之为戴在神圣的面孔上的一副愚钝的假面具。他从未敢于公开反对世界观：在总的思想、方法、综合和逻辑论据方面，他十分清楚地感到自己的虚弱和不足；于是他满足于进行嘲笑和讥刺。不过，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大的靶子：马克西姆·高尔基，高尔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他所憎恨的；而作为一名艺术家，却是他觉得容易接近的。当洪水退却时，各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在光秃秃的堤岸上一下子变得相当引人注目，他们便认为现在历史将掀开它的新的、真正的篇章，每一段的第一行将以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宇母开头来书写。当时有形形色色的其他论调，有人轻松地叹口气说：“高尔基完了。”而那时异常活跃的楚科夫斯基先生立即接口道：什么？高尔基完了？不。“他甚至没有开始过。”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高尔基，有的只是一场文学上的误会。高尔基是斗士吗？绝无此事。他是一个十分讲求认真的“宗教事务所官吏的子弟”，“现在是法院职位的候补人”。而几年之后又说：他是奥国学派的普弗尔将军[9]，一位天生失明的抽象概念制造者。就其意图来说，这确是十分歹毒的，不过，在其意图和实施的过程中倒是有某种真正属于斯麦尔佳科夫的东西[10]。“他的所有作品，简直像是几何图形一样……里面没有色彩，有的只是一些线条。”而两三年后又说：“高尔基是一位天才的装饰大师，——他往往善于运用最鲜艳的补丁来掩饰自己的全部过失。”没有色彩也罢，只有线条也罢，天才的装饰师和鲜艳的补丁也罢，——其实说的都是同一回事儿：只要能宣布艺术家已不复存在就好。“如果我们不说高尔基完了，那仅仅是因为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看，他从来没有开始过。”而两三年后又说：“人人都在说，高尔基好像完了，其实不然，他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奥古洛夫镇》）远比他以前的作品要好得多和严肃得多”……怎么会这样呢？这种恭维，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用来反对高尔基的。它所针对的是作家的信仰。楚科夫斯基需要证明这么一点，即高尔基实际上没有什么信仰，他不过是在变换抽象概念而已。高尔基先是“歌颂”个人主义，而后痛斥个性，并认为集体主义和具有崇高精神的群众才是救星（《忏悔》），后来好像又责骂群众和自己对群众的信任（《奥古洛夫镇》）。正是因为后者，他有希望得到美学上的大赦。实际上，在高尔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是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的，如果高尔基没有完成那场无识之士在其中只看到形式上的矛盾的进化的话，那他是会背弃自己的信仰的。当国内进行着把个性从卡拉塔耶夫习气（它作为一种可怕的守旧势力，不单单存在于农夫身上，而且也存在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身上）的深渊中解放出来的过程的时候，高尔基高举起了英雄的个人主义的旗帜。反“神圣的”无个性、反传统和代代相因的权威的个人主义，是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高尔基并未从心理上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并未自私地使自己与他们疏远起来，——恰恰相反，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仅仅以浪漫主义的笔调表达了人民群众中出现的对个性的自我肯定的强烈愿望。而当个人主义在一定的社会集团那里不仅仅成为反卡拉塔耶夫习气的，而且完全成为反社会的、自私自利和目光狭小的、资产阶级式的利己主义的东西的时候，高尔基便满怀痛恨地摈弃了它，——他的心始终总是与甩掉了旧的精神桎梏的人民在一起的，——其目的是为了自由而又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到新的集体创作的范围中去。无论高尔基从游民式的尼采哲学的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表面看来多么剧烈，但其心理基础仍是同样的。高尔基在《奥古洛夫镇》中描写了俄国县城可怕的愚昧落后以及卡拉塔耶夫习气和社会野蛮时代的种种积淀。高尔基在探寻——运用一个艺术家拥有的那些方法——伟大的希望破灭的原因，他对这些希望的最终实现是丝毫也不曾怀疑的。这里既没有忏悔什么，也没有放弃什么，有的只是一种精神和艺术上的勇气，它并不掩饰自己的信仰以逃避考验，而是迎着考验大步走上去。可是，楚科夫斯基竟因此而把两个手指放进嘴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恶毒地嘲笑说：高尔基“在抨击自己不久前的活动”，并企图躲在高尔基背后来污蔑整个革命运动是一场小市民加流氓的运动……这几页讲高尔基似乎放弃了什么的既幸灾乐祸而又带有保护人口吻的文字，就其内在的虚伪性来说，令人厌恶。这便是整个楚科夫斯基及其所处的整个时代！丑恶的、该死的时代，下流的时代！1914年2月9日[1]菲洛索福夫（1872——1940），俄国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译者注。[2]意为“准无产者”。——译者注。[3]长篇小说《萨宁》中的女主人公，萨宁之妹。——译者注。[4]布勒宁（1841——1926），俄国反动的政论家和作家。——译者注。[5]霍屯督人，南部非洲最古老的居民。——译者注。[6]品克顿侦探小说，一种粗糙的侦探小说。源自美国侦探品克顿的名字。这种小说在俄国1905年革命后的反动时期十分流行。——译者注。[7]穆勒（1805——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8]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9]普弗尔（1757——1826），先在普鲁士军队服役，后为俄国将军，曾制订过1812年对法作战计划，未被采纳。——译者注。[10]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是一个灵魂肮脏、贪婪狠毒的人。——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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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分子<<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论知识分子*一这是丑恶的年代，胜利者洋洋得意的年代。不过，在已经发生的事情（虽已发生，但尚未过去）当中，最可怕的东西其实并不体现在胜利者本人身上。那些紧跟在胜利者屁股后面的人要坏得多。但就人的品性来说更坏的还是那些昨天的“朋友”和样子像朋友的人——他们要么作道德说教，要么幸灾乐祸，要么津津乐道，要么暗中讥笑。不是孟什维克主义，而是“路标”派的主张成了近年来的阴森可怕的东西。报纸、期刊、文集、演讲、闲谈——无不散发着“路标”派主张的味道。您可以用焦油皂洗净双手，可是这股味道甚至到了夜里还一直折磨着您。这些年来，人们已不再喜爱萨尔蒂科夫了。这并不是一个多变的文学趣味的简单问题，而是时代的一个精神特征。不喜欢，是因为他们害怕的缘故。“现在对人们思想有巨大影响的”恶棍、洋洋得意的无耻之徒和“对卑鄙行径采取放任态度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是这个以“路标”派主张补孟什维克主义之不足的时代所不能容忍的。当米留可夫先生抓住社会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刻在《言论报》上说他从今以后要彻底把“犟驴”的称号从身上甩掉的时候，他（自然是指米留可夫先生）不过是用这种方式说出了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的实质罢了，这种发展过程同时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各个阶层和小组，——不仅仅只存在于社会民主党的奥林匹斯山上。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和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夏里亚宾[1]，以及楚科夫斯基们、加利奇们、日尔金[2]们、波谢[3]们，恩格尔哈特们和明斯基们，——他们每个人不管怎样都从自己身上甩掉了以往的爱好、同情和希望的任何“小犟驴”。而跟在他们后面的还有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无名之辈。他们穿越不同的道路和交叉路口——经过放荡不羁的个人主义、贵族的怀疑主义、淫秽的无政府主义、梅列日科夫斯基主义和缺乏思想性的讽刺讥笑——一齐奔向“文化”。大家都对陈旧的知识分子的禁欲主义感到非常厌倦，——都想得到干净的内衣和带浴室的住房。加利奇把这种对干净内衣的向往称为宗教信仰。出现了记者的一种特殊类型，他们没有才气，没有思想，而且也不想有这些东西，可是却善于转向过去，善于伸出舌头惺惺作态。请想一想，在这漫长的三年当中，每当读起成为集合名词的伊兹哥也夫的大作时，你有多少次对自己说：“有什么办法呢……等一等吧……应当学会等待”……可是，有一点已可看清楚：如果说我们注定要受到被社会思想中路标派俘虏的耻辱，那么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公开的舞台上总是形单影只——与他们在一起的只有他们的报纸、杂志、丛刊、讽刺周刊、文学小酒馆和他们的弱点——的缘故，而当他们都已相信，都已亲眼看到现代的、真正的、无可怀疑的历史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另一些更加强大的力量创造的之后，依然还是形单影只的……已可看清楚，知识分子可以从自己身上找到的精神稳定的根源是多么地不可靠……不过，历史的讽刺本性往往总是这样：恰恰在这个几乎全面放弃自我和放弃职位的时期，知识分子的帮派的自负达到了极点。他们从未占据过这么多的地盘，并且还是在完全不同的阵营里：从十月党到马克思主义；它从未受到这么多的注意，它自己也从未像这几年这样这么多地注意自己。它从未有过这样的自我陶醉，这样的自鸣得意和野心勃勃。它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自己，简直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没有一丝内心的波动不被他们抱着自我欣赏的态度细心地写入自己的自传的。宗教信仰，这就是我！文化，这就是我！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也是我！众所周知，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便是以这种夸大狂的心态建立了一整套历史哲学。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非阶层的、非阶级的、纯思想的、燃烧着神圣的火焰的集团，在他眼里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在与“道德方面的小市民习气”进行伟大的论争，并将赢得已部分地、零散地沾染了小市民习气的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并未感到任何满足，还在拄着朝圣者的手杖向前行进，越走越远，直到另外的世界。在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看来，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自在的行进才构成了俄国的历史……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甚至许诺说，俄国知识分子已预先得到宗教信条的支持，定能将世界五大洲从即将来临的愚昧中拯救出来。人们对他的话信以为真。这种自封的救世主降临说的根源在哪里呢？这种知识分子傲慢的惊人的生命力的原因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是最崇高的使命的反光，或者只不过是民族的特征——赫列斯塔科夫习气[4]？不，这仅仅是对古老的俄国历史——卡拉塔耶夫习气——所应受到的致命的诅咒的一种思想上的反映罢了。这仅仅是对阿廖沙·戈尔绍克的温顺的一种补充罢了。要知道，如果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能够以某种表面的说服力把我国社会思想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有独立意义的历史的话，那这里就不仅仅是篡改历史的问题了。当然，篡改是肯定的，而且还是荒谬绝伦的篡改。可是，问题在于，这种对历史的篡改反映了一个重大而悲惨的事实，它一直威胁着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整个发展。这个事实的名字就叫落后、贫穷和文化贫乏。二我们由于一千年来积累起来的贫穷而在各方面都一贫如洗，这一点无须证明。历史从自己的衣袖里把我们抖到了严酷的条件下，并把我们薄薄地撒在了一块广阔的平原上。没有人为我们提供另一处居住场所：只好在这块拨给我们的土地上苦苦挣扎。东面有来自亚洲的侵犯，西面有来自更为富强的欧洲的残酷压迫；人民劳动的绝大部分果实被国家利维坦所吞食，——所有这一切不仅仅使劳动群众陷于贫困，而旦也使统治阶级的衣食之源濒于枯竭。这便是他们发展缓慢，社会野蛮期的处女地上的“文化”积累只能勉强察觉到的原因所在。俄国人民受到的贵族和教权主义的压迫绝不比西方人民轻多少。可是，欧洲那种在等级统治、封建制度的哥特式花边的基础上形成的复杂而完整的生活方式，在我们这里却没有出现，因为缺乏生活资料——只不过是钱不够用。我们是一个贫穷的民族。千百年来，一直住在低矮的、用原木搭成的、墙缝用青苔堵塞的房子里，——幻想修建尖形拱门和哥特式塔楼合适吗？我们的受到历史冷遇的贵族是多么可怜啊！他们哪里有过城堡？他们哪里有过骑士比武？哪里有过十字军东征、执戟仆从、宫廷乐师和少年侍从？哪里有过骑士的爱情？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有的也许只是，当姆斯季斯拉夫斯基[5]们和特鲁别茨科伊[6]们因没有位置而感到屈辱时，他们便滑到桌子底下去了……等级骑士的声誉不过如此而已。我们的贵族官僚制度本身所反映的便是我们的贵族阶层在历史上的这种渺小。他们哪里有巨大的力量和声誉？他们在自己最鼎盛的时期也没有超出过三流模仿者的圈子：模仿阿尔发公爵[7]、柯尔培尔[8]、杜尔哥[9]、梅特涅[10]、俾斯麦[11]。如果把文化的所有方方面面都逐个翻检一遍的话，那么便会发现：处处都是同一种东西。可怜的恰达耶夫[12]曾这样仰慕天主教，仿佛仰慕一种可以将巨大的思想和道德力量集于一身的完美的宗教文化似的。后来他才从天主教里发现了一条人类发展的康庄大道，并感到自己在尼康教[13]的乡间小道上是孤立无援的。天主教的欧洲进行了一场宗教改革——一场成为中世纪史与近代史的分界线的壮阔的运动。起来反抗天主教会的机械的封建生活方式的是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市民的人的个性，它渴望在自己和自己的上帝之间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这是一场意义极大的精神革命，培养了一种新型的人，——这一切发生在16世纪初叶！我们的历史中有没有哪怕能与这种宗教改革运动大致相比的东西呢？是什么，尼康的教会改革吗？如果从城市的历史来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各种文化类型的差别是何等惊人！欧洲的中世纪城市是第三等级的石头摇篮。整个新的时代就是在那里酝酿成熟的。在行会、同业公会、地方自治机关、大学及其会议、选举、诉讼、庆祝活动、学术辩论中形成了一种宝贵的自治习惯，人的个性成熟了，——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个性，但它毕竟是个性，而不是一个可以由随便哪个岗警痛打一顿的丑八怪……当第三等级在旧的组织中开始感到拥挤时，他们只好把在那里产生的新关系推广到整个国家身上。可是，我们的——别说是“中世纪的”，哪怕是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前的也好呢——城市呢？这不是手工业商业中心，而是一种长在全俄农村身体上的军事贵族赘疣。它们的作用是寄生性的。地主、家奴、士兵、官吏……没有自治这回事，有的只是斯克伏兹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14]或拉斯托普钦伯爵[15]。在彼得时代，萨尔特科夫曾建议把商人官吏——也就是被斯克伏兹尼克尊为大骗子手和头号骗子的那些人——改称男爵、显贵和城市长官。科卢帕耶夫[16]显贵和拉祖瓦耶夫[17]城市长官！诸如此类的官味十足的奇怪称谓已经在我们的各个领域实行了，可是并未能掩盖我们的社会贫困，而且也掩盖不了。在彼得时代，我们这里倒是通过警察推行过行会，可是从警察行会里没有产生出手工业者的城市文化。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贫乏的根源就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俄国城市的这种特点里，而且这种贫乏又对等级传统的粗浅作了补充。俄国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贫穷的历史，只要回溯一下过去，便不难发现这一点。斯拉夫派把社会的无个性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精神怯懦看作斯拉夫心灵的两朵最出色的花朵——“温顺”和“谦让”，想让它们流芳百世。民粹派想把国家经济的原始状态变成社会奇迹的源泉。而新露头角的主观主义者则在人们把历史变作对知识分子的歌功颂德时拜倒在那种社会政治的贫乏现象面前。从18世纪（甚至比这还早）起，我们的整个历史便是在西方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发展的。“欧化”现象在两个方面发展得最为迅速，这两个方面相互之间越来越充满着敌意，但却同属于“上层建筑”，同样远离人民现实的经济生活的中心：第一个方面是国家的物质技术方面，这里西方的压力达到最大限度，而独特的阻力却是最小的；第二个方面则是西方的压力下形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的新意识方面。新的影响在民众中间传播得要慢得多，他们那里犹如大洋的洋底一样，笼罩着一片黑暗，尽管水面上已经反射出旭日的光芒……知识分子是伸向欧洲文化中的民族触角。国家既需要他们，又害怕他们：先是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训练，然后则在他们头上高高挥舞着长鞭。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起，知识分子便对国家、对各个特权阶层和所有有产阶级越来越抱仇视态度。我们知道，这里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原因，这就是贫穷、粗野和阿拉克切耶夫[18]的国家观念及赫雷诺夫[19]的公益心的丑恶。“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喜欢你的这个特点，”奥斯特罗夫斯基剧作中的一个人物对商人赫雷诺夫说道。“请问，是什么特点呢？”“你的下流行为。”是的，一个精神上接受某种高尚的东西的人怎么会喜欢下流行为呢？不过，从新的欧洲观念、结论和理想的角度来看，这个别具一格的“特点”理应显得越来越突出和不可忍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各个旧阶层的那些已不再过单一的寄生生活并已进入欧洲思想的阳光普照地带的新人们才如此坚决地、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脱离了等级制和代代相因的“好信仰”。他们对他们的新意识与父辈们的半动物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精神鸿沟作了测量，于是便充满了一种精神上的傲慢。然而，这种傲慢不过是他们的社会性弱点的另一侧面而已。文化往往束缚和限制人们的思想，文化往往是保守的，而且它愈丰富，便愈保守。每一个重大的新思想在穿越旧文化的层层障碍时，在欧洲遇到旧的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拼死抵抗和由共同的利害关系出发的顽强反击。新思想在与反抗力量进行的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战斗力，吸引了各界的注意，并作为正在为自己争得社会地位的新阶级或阶层的旗帜最终赢得了胜利。新的阶级征服了叛逆的思想，进而从社会上对它进行束缚和限制，剥夺它的绝对意义。而整个社会发展便在这种“受限制的”思想的旗帜下向前迈了一大步。正是由于具有由其本质决定的起源的缘故，新思想具有很强的社会稳定性，并在取胜之后，本身成为一种保守的力量。往往总有新的思想从“彼岸”到我们这里来，犹如别人的思想演变的产物，犹如一个完整的公式，——犹如珊瑚石，它在海洋的某处受一种自然进程的影响慢慢沉积起来，而妇女们得到的是它们的成品——成为脖子上的装饰物。关于最初的借用时代，不消再说什么。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这些在西方标志着整整几个时代和阶级，标志着深刻的历史的重新调整和感受，在我们这里却变成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贵族小组的形式上的文学进化的不同阶段。可是后来，当思想不再是珊瑚装饰物，而成了知识分子行动（这种行动有时是英勇的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的动力时，——就是在这种较为成熟的时代，我们的历史贫乏也在知识分子所作努力的思想前提和社会效果之间制造了巨大的不协调。长时期地往墙上钉钉子仿佛已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为了不致在“死魂灵”的花天酒地的环境里酗酒打牌，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思想兴趣，这种思想兴趣要像磁铁一样，能把所有的精神力量吸引到自己身上，并让它们时刻处于激奋的状态。为了不致收受贿赂，不致在谄媚者和受赂者中间阿谀奉承，需要有某种可以使人脱离环境并使他变成叛逆者的重要原则：需要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家，或者至少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分子。为了不致按父命结婚，需要成为唯物论者和达尔文主义者，也就是说要完全彻底地明白，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所以从溯叙家族谱系的角度看父亲比儿子离猴子更近。如果向罗马法或手术刀伸手，那么从原则上说便意味着向禁书伸手，意味着得出这样一个坚定的看法，没有政治上的自由，手术刀不过是一个又钝又锈的铁片而已。为了争取宪法，知识分子需要社会主义的理想。此外，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义务”与“美”的最高法庭上把各种“易逝的”政治价值贬得一钱不值，——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易于顺应六三制度[20]。于是，思想和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这种极度的不协调，这种关于贫困的惹人注目的证据反而成了知识分子目空一切的根源。“瞧，”他们说道。“我们是些什么人：是与众不同的、优秀的‘反小市民习气的’、追求新生活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说到底其实是些野蛮人：手也不洗，吃饭的勺子也不洗，正因为如此，一个半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不断替他们受难，把对真理的全部渴望集中在自己身上，满腔热情地生活……知识分子是政党、阶级和人民的代理人。知识分子代替人民经历各个文明时代。知识分子为人民选择发展道路。”这一宏伟的工作究竟在哪里进行呢？就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想象中！三俄国老“知识分子”所摈弃的等级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缺乏内在的力量去征服正在觉醒的个人意识，——他们几乎不经过斗争在另一种更为高级和更有价值的文化所产生的思想的影响下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这种文化。由于脱离生活基础的缘故，等级的残余成了叛逆者，并因而感到自己在选择道路和方法时是绝对“自由的”。过去已经结束，未来还像是白纸一张。我们的忏悔贵族和起来反抗的教会学校学生们的极其主观的激进思想便由此而来，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夸大狂也由此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韦尔西洛夫与赫尔岑一起以一种半怀疑的苦闷看待欧洲。他说道：“那里的保守分子不过是为了生存而斗争；而纵火者也仅仅是为了求得温饱而拼闯。只有俄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思想而生存……俄国（即它的一小撮知识分子！——本书作者）完全不为自己，而只是为欧洲生存，几乎已经有一个世纪了！”这个韦尔西洛夫还说道：“欧洲造就了那种高尚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可是对自己未来的人，却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它似乎暂时还不想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自由，而我们却是自由的。在欧洲，当时只有我这个怀着俄罗斯苦闷的人才是自由的”……韦尔西洛夫没有看到，他与欧洲的保守分子和纵火者不同，他的“自由”不仅不受等级传统的束缚，而且也不具备社会创造的任何可能。那曾给他以主观自由的毫无个性的环境如同一道客观障碍一下出现在他的面前。在文化秩序井然、一切都预先规定的欧洲，在柏油马路上、公路上和一般指定的地方才可行走。那里找不到绝对的“自由”。党和领袖的工作方针一般说来是由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在我们这里，在知识分子先生——从自己的精神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地方，同样如此。在欧洲，“他们”受到体现着阶级利益的计划、规章、方针和纲领的约束，而自我在自己的社会天地中则是绝对自由的。然而，奇怪的是，绝对自由的俄国知识分子没走出三步远，便极其丢人地迷失了方向。于是，再向欧洲求救，从那里带回最新的思想和成果，又一次起来反对这些思想和成果的有先决条件的、有限的、“西方的”意义，使其适合于自己的绝对的“自由”，也就是说把它们破坏得一干二净，并在自己的周围转了八万俄里的大圈子后，重又回到出发点。总而言之，老是旧调重弹，瞎扯一个顶俩。“你否定我么，”我们的不文明的社会舆论对已进入“自由”王国的贵族知识分子或造反的教会学校学生说道。“我还否定你呢。你要知道，我是多么的松软，像面团一样，无形无状，——我身上没有可供你抓的地方。我不能够从精神上限制和约束你，这是实情：这确是你的‘自由’。而且，我也不适于作你塑造理想的雕塑材料。你是你，我是我。你一个人去写自己的历史吧！”我们有人群，却没有社会：俄国的思想已独自成熟，然面现在无所事事。韦尔西洛夫的“自由”除去思想的自由——无所事事——之外，不表示其他任何东西。而这种“自由”——比如民意党人莫罗佐夫[21]在施吕瑟尔堡[22]参悟启示录的奥秘时就曾充分拥有过这种自由——是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历史的诅咒。***非但语言没有变成行动，——俄国知识分子也许会这样表白自己：“我的思想和我的语言便是我的行动，我可以将它们传给子孙后代！”——而且在世界的思想王国里俄国知识分子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养子而已：他们享受现成的东西，而拿不出任何自己的东西。在他们面前，永远有现成的文学流派、哲学体系、科学学说、政治纲领可供广泛选择。他们能够在任何一个欧洲图书馆里从上千面镜子——大镜子、小镜子，圆镜子、方镜子、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中观察自己的精神成长。这使他们养成了进行自我观察的习惯，磨炼了他们的直觉、灵活性、理解力、感受力和女性般的心理特征，却从根本上损害了思想的物质力量。可以经常轻而易举、几乎不费气力便一下子获取“思想”和对它所做的现成的评论，以及对这些评论的评论，仅此一点便不能不使他们丧失掉独立的理论创作能力。恰达耶夫在谈到俄国知识分子时有一段话说得极为出色：“我们的才智不会留有思想连续运动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因为我们所借用的只是那些成熟的思想。”由此便产生了那种可怕的思想交错现象、不断的理论误解和出乎意外的自作主张的哲学判断。这位恰达耶夫还写道：“在我们的出类拔萃的大脑中，存在着某种比轻率更严重的东西。”屠格涅夫曾断言，俄罗斯人不仅歪戴着帽子，他们的大脑也是歪长着的。恰达耶夫本人成了他对连续性的思念的牺牲品，这种连续性——唉！——在他那里原来比轻率还要糟糕。如果看一看我国知识分子中的那些自鸣得意而又毕恭毕敬的历史学家和肖像画家们，便不由地令人感到气愤。我们拥有历史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知识分子，他们极其大公无私，胸怀大志，“为思想”，“为欧洲”而生活，——可是，在哲学或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对世界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没有，完全等于零！请您举出一个无可怀疑的俄国大哲学家试试。是那位只有在其忌辰时才被人提起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23]吗？可是索洛维约夫的那套含混不清的形而上学非但未能进入世界思想史，甚至在俄国国内也未能形成任何类似学派的东西。别尔嘉也夫、埃恩[24]、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25]等人倒是从索洛维约夫那里借用了某些东西……但这毕竟是微不足道的。过去的十月党人中的哲学家加尔特先生如果因为看到我们的军需官们如此肆无忌惮地贪污盗窃，反动分子如此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而十月党人又如此肆无忌惮地卑躬屈节而感到惶恐不安，并在寻找一种能完全适合于“博大的俄罗斯性格”（其中也包括军需官们的性格）的绝对命令的过程中束手无策地左顾右盼的话，他定会克服它的温厚而又放纵的优柔寡断，定会以条理清晰的思想方法来约束它，使得不敢再接受贿赂。“未来的斯拉夫的康德，他究竟在哪里呢？”——他的这位微不足道的先行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26]。是的，他到底在哪里呢？他并不存在。我们的黑格尔在哪里呢？有谁能和他并驾齐驱呢？在哲学上我们除了三流的学生和毫无个性的模仿者之外，没有任何人。我们富有“独特的”社会乌托邦，甚至现在也还是多得不可胜数。可是，我们为社会思想宝库增添了什么自己的东西呢？是民粹主义，俄国的这个社会主义类似物吗？可是，这无非是我们的不文明对正在侵蚀着它的资本主义进步的一种思想反应罢了。这并不是世界思想的新成果，而仅仅是历史偏僻角落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不大的章节而已。我们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在哪里呢？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位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可是就是他，由于受到落后的社会条件的限制，也始终是个学生，未能变成先生。赫尔岑、拉甫罗夫[27]、米哈伊洛夫斯基无论如何也不会载入世界社会主义的史册；他们完全消失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了。似乎只有巴枯宁一个人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史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恰恰为了这一点他应当完全脱离俄国的社会土壤，而且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他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只是一个短暂的环节，而且是一个完全不标志着历史前进步伐的环节。现在，巴枯宁主义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呢？不过是罗曼语系工人运动中的一点点偏见，仅此而已……当然，这里还可以举出托尔斯泰的名字；可是，这也不会是令人信服的。毫无疑问，腰系皮带、脚穿麻绳鞋子的托尔斯泰不是倚仗自己的社会哲学，而是作为一个实际的大人物而完完整整地进入世界思想界的。他的“学说”一直就是他的精神的主观材料，它保持着很大的自传价值，不过，在欧洲宗教改革和欧洲历次革命之后，在19世纪欧洲的各种社会学说之后，托尔斯泰又提出了什么新的东西呢？我们再重复一遍：迄今为止，我国的社会思想史甚至还没有在全人类的思想史中占据一个小小的位置。这难道不有损于民族自尊心吗？可是，第一，历史的真相并非服务于民族自尊心的宫中女官。第二，我们最好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放到未来，而不是放到过去。著名的本肯多夫[28]很久以前就说过：“俄国的过去是非常了不起的；它的现在更加出色；至于它的未来，那是任何最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想象得出来的。”对于那些按本肯多夫将军的说法思考（哪怕是从“反面”思考也罢）并想把俄国历史——为了它的七个遵守教规者——变为由上帝选定的人民的历史的知识分子崇拜者们来说，我们的意见自然是不会合乎他们的口味的。可是，我们并不按本肯多夫将军的说法去思考——甚至也不去从“反面”思考。可以认为，从这里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相信俄国的未来……可是，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的又是什么呢？这便是：对我们来说，伟大的未来只有在我们的“了不起的”过去，和“更出色的”现在的“独特的”特征被历史所冲刷掉的情况下才由渺茫的幻想变为现实。而属于这种独特的特征并作为其补充和顶点的，还有我们的古老的、非阶级的、以救世主自诩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理论方面的特点是“有某种比轻率更严重的东西”，而在实践方面的特点则是软弱无力。***缺乏历史传统和明确的政治派别必然导致缺乏个人的精神上的稳定性。在动荡的“非历史”环境中，为思想而献身远比终生保持思想的一致性要容易得多。应当承认，这么一种对知识分子的轻狂的评价是全无意义可言的：“三十岁以前是激进分子，然后便成为骗子手。”尽管冈察洛夫对虚无主义者的丑化十分拙劣，但马克·伏洛霍夫[29]表示后悔并做了士官生却没有任何不可信之处。这位候补的格拉古兄弟成为税务督察官，是因为他被“环境吞噬”的缘故，难道这样的人物形象早已离开我们的小说，退职家居了吗？那么，优秀人物所注重和遵循的又是什么呢？是极度的精神紧张、强烈的禁欲主义和生活上的背弃信仰。在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个人精神上的稳定性只有用思想的狂热、无情的自我节制和自我独立、怀疑和多心、坚守自己的纯洁等作为代价才能够换取。阿瓦库姆[30]大司祭曾经说过：“可爱的俄罗斯人就是跳进火海，也不会背弃信仰的。”不应当从特殊的斯拉夫人的大脑回，而应当从古老的俄国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找旧礼仪派[31]的狂热的根源和热中于字面意义的根源，这两种现象在我们的那些极端的知识分子那里经常可以看到。这并不是说，从知识分子的信仰中清除几只蚊子便可顺利地吞下双峰骆驼了。别林斯基曾经写道：“我是犹太人，决不和腓力斯人[32]同桌用餐！”然而，尽管自己的精神个性具有统一性，别林斯基不得不彻底改变自己的观点。思想的不可调和性是每个奋斗者的高贵品质，既然它不能从建筑在社会关系的机构之上的客观的不可调和性中找到永久的依靠，它本身对毅力提供的保证是甚为无力的。频繁而急剧地改变观点是俄国知识分子（而且不仅仅是那些在三十岁之后成了……税务督察官的知识分子）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只不过是韦尔西洛夫的绝对自由、思想的自由——“无所事事”——的必不可少的一种补充而已。世界观的转变可能具有主观上的悲剧性质（别林斯基）、喜剧性的庸俗性质（不足挂齿的别尔嘉也夫）；精神堕落的性质(司徒卢威）、夸夸其谈的肤浅性质（明斯基、巴尔蒙特)、背叛的性质（卡特柯夫[33]、季霍米罗夫[34]），可是，其历史基础却是同出一辙：我们的社会贫困。***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拉斯托普钦伯爵挖苦说：在法国“庶民”闹革命为的是要与贵族平起平坐，而在我们这里贵族发动革命却是为了庶民的利益。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曾借用拉斯托普钦的这一奇论来强调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反等级的、纯粹空想的性质。在十二月党人那里，未定形的、空想的激进主义成分在多大程度、多大比例上与等级的暗示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可是，十二月党人运动不是等级和阶级的运动，却是正确的——从整体上说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十二月党人是这样表现自己的，俄国知识分子在他们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表现过自己，即他们试图替代那些缺席的成熟的阶级。十二月党人“替代”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替代那些可以掩饰知识分子的社会缺陷的不存在的或不大发达的阶级，这成了他们的思想需要，同时也成了他们的政治职业。首先是贵族知识分子替代“庶民”；其次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民粹主义者替代农民；再次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替代无产者。格列布·乌斯宾斯基[35]——他本人就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和民粹主义者——以天才的洞察力揭穿了民粹派身上的那层知识分子的伪装。不过，尚须二十年的时间，积极的农民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真实面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给知识分子与假农夫的爱情关系以致命的打击……然而，甚至当思想的发展顺乎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影响下能在时间上预见到这种发展，以致这些思想的代表者不是通过他们想为之服务的阶级，而仅仅是通过这一阶级的“思想”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联系。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初的小组的情况便是如此。精神逐步地才具有了实际的内容。***在1905至1906年间，一些巨大的社会群体——有着自身的利益和需求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俄国发生的事件一下子闯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欧洲和亚洲激起巨大的反响；政治思想不再是从思想的天宫中下凡的无形体的仙女；知识分子替代他人的时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终于结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这些有重要意义的年月之后，知识分子自我推崇之风泛滥开来，就像灯火在熄灭以前往往总要特别明亮地闪耀一下那样。说历史在极度紧张之后仿佛倒退了，这是无稽之谈。倒退的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确实控制了许多东西，可是并未控制历史的进程。我们的卡拉塔耶夫现象，群众无历史的现象永远结束了。绝无再生之理。同时结束的还有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者的作用。经过三年的自满自足的意志消沉之后，他们现在重又挺起了腰板儿。真妙呀！可是，如果以为他们又一次进入了十月[36]时代之前的时期，那就幼稚可笑了。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无论知识分子的作用本身有多么大，这种作用在未来也只能是次要的和辅助性的。英勇地替代他人的现象完全是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事了。路标派分子（司徒卢威、伊兹哥也夫）对这种过去的事表示了一致的蔑视。可是蔑视并未到达所要蔑视的对象那里，而是回到了蔑视者自己身上，这在今天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不过，对于那些相信未来的人来说，也没有必要对过去顶礼膜拜。过去是不会再现的。这很好，因为未来比过去好，原因只有一个：它依靠过去，拥有过去的丰富经验，比过去更聪明和更有力量。1912年3月4—12日*本文是以对知识分子咖啡馆的民族和小组的救世主降临说进行挑战的口气写成的，对于这种东西甚至离得很远（彼得堡，莫斯科—维也纳）都让人难以忍受。文章在《基辅思想报》撂了很久：编辑部不敢拿出发表。1912年的政治活跃使气氛一新，于是文章得以问世，当然是经过严厉删节的。这篇文章便以这种被删削的模样收在这里。——作者，1922年6月。[1]夏里亚宾（1873——1938），俄国歌唱家。——译者注。[2]日尔金（1874——1958），俄国新闻工作者。——译者注。[3]波谢（1864——1940），俄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译者注。[4]赫列斯塔科夫习气，源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的主人公的名字，即漫天撒谎、招摇撞骗的行为。——译者注。[5][6]均为俄国著名的贵族家族。——译者注。[7]阿尔发公爵（1507——1582），西班牙统帅。——译者注。[8]柯尔培尔（1619——1683），1665年任法国财政总稽核，推行所谓的柯尔培尔主义，即当时法国的重商主义。——译者注。[9]杜尔哥（1729——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启蒙哲学家。——译者注。[10]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奥地利首相，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译者注。[11]俾斯麦（1815——1898），公爵，德意志帝国宰相。——译者注。[12]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译者注。[13]俄国东正教总主教尼康在实行教会改革后所创建的新教派。——译者注。[14]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县长。——译者注。[15]拉斯托普钦（1763——1828），曾任莫斯科总督。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曾对他作了描写。——译者注。[16][17]均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蒙列波避难所》里的人物。——译者注。[18]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亚历山大一世时斯任陆军大臣，以专横残暴著称。沙皇专制制度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19]赫雷诺夫，俄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炽热的心》中的人物。下文对话即引自此剧。——译者注。[20]六三制度，系指六三政变后建立的制度。——译者注。[21]莫罗佐夫（1854——1946），原为俄国民粹派分子，后从事科研活动，1932年起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译者注。[22]施吕瑟尔堡，彼得要塞的旧称，18至20世纪初施吕瑟尔堡要塞是政治犯监狱。——译者注。[23]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哲学家。——译者注。[24]埃恩（1882——1917），俄国哲学家。——译者注。[25]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866——1949），俄国诗人。——译者注。[26]参阅加尔特：《俄国为什么开始动摇了？》，圣彼得堡，1910年。[27]拉甫罗夫（1823——1900），俄国革命民粹派理论家，哲学家。——译者注。[28]本肯多夫（1783——1844），俄国伯爵，骑兵上将，曾任宪兵司令和第三厅厅长。——译者注。[29]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中的人物。——译者注。[30]阿瓦库姆（1620——1682），俄国分裂教派的领袖和思想家。——译者注。[31]旧礼仪派，俄国分裂教派的别称。——译者注。[32]腓力斯人，自公元前12世纪起居住在地中海东南沿岸的民族。圣经故事中曾多次谈到他们与犹太人作战。——译者注。[33]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译者注。[34]季霍米罗夫（1852—1923），原为俄国民意党人，后为君主派分子。——译者注。[35]格列布·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作家。——译者注。[36]自然指1905年10月。<<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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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日科夫斯基<<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梅列日科夫斯基一有文化的自私自利者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命运非常耐人寻味。他早就在发布预言了：无论是在艺术性的散文和诗歌中，还是在神学文章和文艺短评中，他都在固执地发布预言。可是，他未被人们发现，而且人们同样是固执地没有发现他，这一点理应令他大吃一惊的，因为后者的固执绝非故意做作的。只是到了革命前的最后几年，他才被人们发现，当时整个俄国生活被一根大棒从上到下搅和了，结果发现了数以百计的以前从未发现的东西，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昨天还不存在的问题，原先觉得无可怀疑的事物变成了不可解的谜，——于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新的宗教意识”引起了反响，至少引起了小组的兴趣，因为它答应为某些高度敏感的彼得堡人找到排解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精神苦闷的办法。可是，暴风雨来了，重大事件并不单单通过神秘主义的头脑，预言消失了，或者被淹没了。神秘主义一时像是被扫帚扫除了一样。只是到了革命的浪潮向后涌退，并在许多人的心灵里留下了一种要在极其短暂的期限内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的神经质的、淫荡的愿望的时候，梅列日科夫斯基才重又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是在比以前更大的范围内。在这个消灭一切的时期，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从小组的隐居中走出来，与世人交往，甚至开始从《言论报》的讲经台上发布预言，——顺便说明，如果约·格森先生和米留可夫先生没有对自己说过这样的预言恰逢其时的话，那么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而如今呢，征兆又一次出现了变化：对拯救灵魂的说教的需求极大地减少了，预言栏连同足球栏一道从《言论报》上消失了，气量狭窄的政治魔鬼重又成为天之骄子。有鉴于此，不得不承认，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在出版自己的论文集的时候，给自己总结一下经验是最及时不过的了；令人担心的只有一点，那便是论文集会一拖再拖，以后各卷的出版也会晚上加晚……***我不是从相对的意义上，不是从转义上，更不是从嘲讽的意义上谈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预言。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不是那种扩展的、模糊不清的意义上的神秘论者，这个字眼近年来开始在这种意义上在出版物中使用，常用来说明性爱的神秘主义，说明国家的神秘主义个性，甚至似乎还说明按行计算的稿酬的神秘主义。不，诚如契诃夫在一封信中所形容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信仰是明确的，是有教益的”。他认为，——这便是他的出发点，——“没有上帝的生和没有复活的死不仅使得每个人，而且也把整个人类变成了苟且偷生之辈”。他将自己的宗教信仰称作启示的宗教。他在等待着一种可以完全调和灵与肉、旧约与新约的未来的约书。他号召通过历史的基督教走向三位一体的宗教信仰。“恰恰是三位一体的信条才能把历史的基督教与启示基督教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他解释说：“上帝三位中的任何一位都是其它两位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整个三位一体可以用以下象征性的数字来表示：333。如果对着魔镜重复一遍，333便增加一倍，成了666。”不论这种数学组合本身多么令人生疑（我们绝不提倡把它编入小学的算术习题课本），它还是雄辩地证明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信仰是有教益的，是明确的”。我不打算多讲新的启示教义，因为由于缺乏经验，在那里可能要晕头转向的，现只引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例子。梅列日科夫斯基在用使徒保罗[1]书信的风格写成的《公开信》中对别尔嘉也夫说道：“您以为魔鬼问题对我来说是解决不了的。您错了：对我来说，这一问题已彻底解决了。”“魔鬼问题”，单是这么两个词的组合能说明多少问题呢！在这位彻底解决了魔鬼问题的思想家的认真而严肃的态度面前，讽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梅列日科夫斯基一向如此。说俏皮话，这绝不是他的特点。他信仰中的所有“问题”——永生、魔鬼，还有333和666——都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提出来的。有一次，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高声邀请别嘉也夫当他的合伙预言者，——这大概叫那位卖俏的哲学浪子吃惊不小。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并未被失败所压倒，他还在我们的非启示宗教的时代的混乱中款款而行，仿佛“—个浑身黑色”……穿着黑色常礼服的人似的。***因为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穿的不是僧侣长袍，而是常礼服，并且还是极出色的法国式样的常札服，这就证明，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他是绝不会放弃尘世间的享受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在等待未来约书期间，不仅食素，而且也吃荤。荤食甚至更受喜爱。他的神秘主义并非迫不及待的，并非十分急切的。他丝毫也没有感到自己是在活动帐篷里，恰恰相反，他的爱好是固定的，他非常想在这里，在地球上仔仔细细地观察一番。他甚至从基督教早期的自我感觉及其对末日来临的急不可耐的等待中发现了“一种巨大的谎言，或者确切地说，一种巨大的缺陷”。在现世的死亡前的心绪中是无法生存的。自从第一批信徒相信“末日近在咫尺”时起，数千年过去了，还会再过去数千年的，还会的。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这种从基督第一次降世到第二次降世的缓慢进程中，按照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说法，自有其独特的“动人之处”。永恒的真理不应排挤时间的真理，对永恒的渴望不应妨碍我们过舒适的生活。这便是“新的宗教意识”的本质所在。亚·勃洛克先生责备我们这些平庸的人，说我们不懂得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我们看不出他的心灵已撕裂成两部分：他追求新的生活，同时他又热爱文化。他不是像我们那样，以一种有所希图的、世俗的爱来爱文化，而是像艺术家，像堂吉诃德那样去爱。说梅列日科夫斯基十分迷恋文化，这是对的。可为什么还要扯上堂吉诃德呢？堂吉诃德的爱情不仅仅是狂热的，而且是想象中的，甚至在想象中也是毫无指望的：这是对历史所判决的东西的爱，是维护无法捍卫的东西的争斗。可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所“热爱”的多少世纪以来积累的财富面临着多大的危险呢？不过，确实存在着一种对文化的积极而热情的态度，但绝不是堂吉诃德式的态度：这种态度存在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中间，存在于觉醒了的群众中间，眼下摆在他们面前的还只是开辟通往文化的道路的问题。可是，这样的爱并不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份内的事：他无需证明和实现自己对文化的权利，——他要做的只是以一种平静而满足的占有的爱去爱文化而已。古希腊的经典作品，教堂的神父，法国的色情文学——他使用这一切就像使用怀表或手绢那样自然。文化——从房间里舒适的设备到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的艺术珍品——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害怕失去的珍宝，也不是一种他想达到的理想，而是已提供给他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按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说法是“氛围”）就是单调乏味、小市民习气、心满意足的小市民习气，就是愚昧无知。那么，到哪里寻求把改良的文化幼苗从愚昧无知的泥坑里拯救出来的灵丹妙药呢？于是，神秘主义前来相救。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它那里得到了一种对文化的超文化赞同，一种保证：他可以在汲取文化养料的同时，完成一项崇高的事业，主要的是不至于单纯成为腐烂的行尸走肉，哪怕是文明的行尸走肉也罢。文化与永恒，乃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两大基础。永恒是对由文化所提出的道德期票的最优待的延期付款。在顺应文化矛盾和自身的特点的同时，除开其余的一切之外，永恒还保证在文化之外得到极其诱人的延续。***梅列日科夫斯基只不过是一个早期的文化个人主义者，一个在与这种人相敌对的历史环境中的过早出现的西欧式的自私自利者，因为在我们这里依然洋溢着集体主义的情感和情绪。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争取自我保存的斗争中与所有人断绝了往来，并在自己的内心里为自己修筑了一座自己个人的殿堂。我就是文化，我就是永恒——这便是他的中心主题，他的唯一的主题。在俄国大多数具有最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神秘主义者当中，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一个本地的神秘主义者寂寂一身，不与他人来往。司徒卢威、别尔嘉也夫、布尔加柯夫和其他实利主义者按照他们的政治同情从左向右移动，变成了半神秘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则在捍卫自己的神秘主义的斗争中把政治同情从右移向了左，他从尊崇专制政体转而追求一种基督教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主张实行与政权无关的神权政治，其原因并不在于寻找人的关系的真理，而只不过是出于他个人的自我肯定——全面的自我肯定——的需要，其目的也还是为了把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完全安顿好，为了不再为任何事情操心。革命的时代在他的个人主义的硬壳上弄出了一道裂缝，并告诉他，世界不光有“我”和文化，还有第三种因素：群众，——于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便放群众进入自己的内室，不过，仅仅让他们刚刚跨进门槛而已，而且还不是真实的人民群众，而是他为自己日常使用而凭空臆造出来的、“世界上最具启示的”人民群众。理想的基督教团体不过是人世间圣徒们千年的启示王国的改头换面罢了，实际上并不要求承担任何义务。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不无伤感地抱怨说：“几乎不可能为神权政治的行动找到第一个现实的地点。”虽然如此，他也未对自己的人间理想进行任何修正，因为对他来说，问题其实并不在于要推翻这个不公正的世界，而在于要以神秘主义的观点解释它。既然“魔鬼问题”已经得到最终解决，那又何必因社会行动无法进行而不安呢！梅列日科夫斯基与伊凡·卡拉马佐夫[2]不同，后者对上帝还是同意接受的，但他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充满了无辜的牺牲品和受苦的孩子的世界，并恭恭敬敬地，其实是无礼地退还掉自己的门票，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则时刻准备着接受这个世界，不论它有波别多诺斯采夫这种人，还是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是有一个条件：要给他把这个世界用神秘主义的盐水腌一下，以使它不腐烂变质。这位早期的欧洲式的自私自利者，就这样始终以身穿合身的黑色常礼服的异国形象出现在俄罗斯的环境中。“在俄国，人们不喜欢我，责骂我，”梅列日科夫斯基抱怨道。“在国外，人们爱戴我，称赞我；但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们都同样不理解我的东西。”在这番真实的怨言中有那么一点虚伪的自我安慰。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国外受到称赞，其实是屡次受到称赞，这是事实，可是如果说他在那里受到爱戴，那就完全错了。欧洲人，而且仅仅是罗曼语系的欧洲人，他们不过是赞扬《列奥纳多》[3]的作者是一个熟知欧洲，至少是熟知欧洲文化的外壳的作家，是野蛮人中的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至于他在西方的思想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性，那是根本谈不上的。而在他的由于国内局势紧张而颤抖的祖国，人们不喜欢他，不称赞他，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们从他的所有变化中总能发现同一个神秘论者和旁观者、一个外来人、一个自私自利的外国人的影子。梅列日科夫斯基力图在各种不同的地方躲避自己的孤独，可是总不成功。在他交往最多的主教那里，他找到了一种官气十足的沾沾自喜，一种绝非神秘主义的墨守成规，人们对他说：“不要发火，不要想入非非，我们指向哪里，您就站到哪里！我们这儿的一切都是预见好了的。”从自由主义者那里，他遇到的仅仅是怀疑主义的友善：“我们不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自己还是能够自我拯救的，您到群众中试试看吧：在那儿我们会支持您反对左派的”……最后，在左派那里，也就是在知识分子那里（梅列日科夫斯基从未深入探察过他们的心灵），他找到了“真正的信教的苦修者和苦行者”，但是——可惜得很！——却是为人类而受苦的苦行者和不信上帝的苦修者。由于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外人的缘故，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无所建树，在自己的社会结论上也不固执己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随和、谦让和虚伪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起先祝福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国家观念，然后祝福“灰色马”……一面宣布资产阶级为魔鬼的女儿，一面出色地占据了《言论报》的通俗文艺栏。一面抨击国家是魔鬼的诱惑，一面和司徒卢威义结成同盟，宣扬国家原则的宗教意义。在拉别尔嘉也夫入伙的时候，并不询问他对人类未来的历史命运的看法，而仅仅问他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是否相信“在本丢·彼拉多[4]面前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人耶稣不仅仅是人，而且也是上帝”……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也说：“这是我们最终所得到的，也是我们永远都不能丧失的唯一的东西了。”在这番自白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倒是说出了全部真情。在文化的基础与神秘主义的圆顶之间，也就是本应当安放“关于拯救社会的真理”的地方，有一片毫不掩饰的空白，这片空白是他永远也无力填补上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它，因为就其整个本性而言，他并不是个社会活动家，而是个孤僻的自私自利者。二引文中的魔鬼那么，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神秘主义就是无可怀疑的啦？那已经“彻底获得的”（除了脚下的毋庸置疑的文化基础外）唯一的东西，那头上的启示的圆顶，它真是用神秘主义的纯金铸造的实在之物吗？可是，这位身着最时髦的常礼服的20世纪的文化自私自利者又是在什么地方，从哪里弄到这种真正的神秘主义的呢？他装得下它吗？他需要它吗？……不要把手指往神秘主义的嘴里送，因为它像一头法老梦见的瘦牛[5]一样，偏执而又贪食，它能够把整个文化，连同其所有舒适的、可爱的和美好的成就一口吞得一干二净，——如果他不知道这—切的话，那他便不会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坐享其成者（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最文雅的意义）。须知神秘主义从人世间飞快地奔向僧侣生活和禁欲主义，——这便是它的实际愿望。因而永生需要有合理的限度，否则，按罗扎诺夫的说法，世界会因此而霉烂发臭的。永恒的真理和时间的真理极其需要保持均衡……永恒到时候会来的，但我们不妨暂且从它那里切下一千年（一个瞬间而已！），再切下一千年，——它并不会有所减少，而对我们地球来说，却是绰绰有余的。那么，请问，如果把永恒兑换成瞬间，它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具有巨大的价值吗？要知道这和以下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商人在酒馆里叫人炸一只价值一百卢布的夜莺，当夜莺炸好后，他却不要全份儿，只让人切下十戈比的一块给他。难道我们的这位神秘主义者真的把永恒全部引入了自己的个人生活，难道真的用永恒来确定自己生命的节律吗？完全不是，他毫不客气地到历史的小摊上把它换成了时间的零钱。而后，也像我们这些罪人所做的那样，把同样的时间累积在一起，于是向我们夸口，说他为自己切下的仅仅是永恒的一小份儿，至于他积存了多少永恒的这种小份儿，那可是不可胜数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有一种他惯用的形象说法：“虚假的镜深，真实的镜面。”他谈论俄国无神论时这样说，在评断魔鬼对也这样说。他对待无神论的态度正确与否，我们不打算详加讨论，可是要想弄清楚他描述魔鬼的准确程度如何，却是颇为棘手的。不过，我觉得，他用他的那两句话能最好地说明他自己。要知道，他的全部新的宗教意识恰如在一个镜面上一样，缺乏血肉之感，仅仅是些轮廓，是某种东西的投影，是赤裸裸的公式，只是别人的宗教信仰的一种影子，只是人所不知的深度的一种镜子般的反映……他彻底信教吗？既然嘴上说，那便意味着是信的。不过，他并不需要用自己的信仰去影响别人。他的脸上总有一副惊慌不安的表情，可是并未让任何人感到惊慌不安。他富有非凡的对偶，可是这些东西并未蛊惑他人，并未潜入意识，也未让人过目难忘。他说话的语气里总有一种洞察一切的味道，可是他并未洞察什么。他缺乏的东西并不多：那便是真正的激情。他的心胸不算宽阔。他是个自私自利者。他是个极其冷漠的、工于心计的、善搞平衡的人，是个左顾右盼、前思后想、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看的人。与启示的预想相比，他更精于俗世的预想。就其天性来说，他不是个神秘主义者，而且也不是个实在论者：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与此同时，——他的整个命运可以担保这点，——他身上存在着对神秘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不可遏止的需要，对神秘莫测的热情、兴奋、激情的需要。他害怕自己的头脑清醒，怕得胆战心惊，——他的全部神秘主义不过是对自己身上的自我的一种顽强的、不知疲倦的克服而已。***为了理解“深奥之处”——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多神教的“深奥”，反正都一样，因为两者同样难以理解——而与自己的头脑清醒作斗争，是贯穿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创作的一个基本矛盾。在这一主观矛盾面前，客观矛盾在他的意识中退缩不前，并自我作践得叫人难以辨认：它介乎实在论与神秘主义、科学规律与宗教信条、灵魂的自我筑造与社会的建设之间，介乎被征服的人类与征服一切的人类之间。所有这些由历史发展所引起的矛盾与内心处于紧张的精神状态的他是格格不入的：它们所给予他的仅仅是一种用作文学的对偶的材料而已。他在同自己的清醒作斗争时带有寄生性地和肤浅地运用了这些矛盾，并以为是在调和它们。由于不能具有那种使得儿子反对父亲和弟弟反对哥哥的伟大的历史原则的激情，他便把自己的那种使一切变得毫无个性的精神阳萎冒充为综合法。从这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勇气，他凭着这种勇气接受了双方的那些极端的结论。新的宗教意识把“所有的传说、所有的宗教信条、所有的圣礼、所有的启示”都收为义子，同时也把整个文化及其精华、科学收为了义子。接受与万有引力定律和不可入性定律相悖的传说，接受把欧几里得的全部智慧以及人类过去和未来建筑在这一智慧基础上的所有成就掀翻在地的传说。可是怎样接受呢？让它们变作最严谨的综合吗？（它在哪里，它的迹象又在哪里呢？）或者干脆就在未成熟的矛盾上表示和解，并把它发展成为胆怯的妥协？老卡拉马佐夫[6]说：“我是准备相信地狱的，只是不要有天花板才好……真的，如果没有天花板，自然也就不会有吊钩。如果没有吊钩的话，那么一切别的东西自然就不要管它啦”……梅列日科夫斯基打算用什么方法和怎样克服这种生活中的伏尔泰主义，克服现代生活的唯理论形式的反映呢？用“粗野的行为”吓唬一下吗？少了点儿：要是吊钩都恐吓不住，用嘴说说自然就更不管用啦。要知道，这仅仅是第一次打击呢。第二次、同时也是最沉重的打击来自自然科学方面。其实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在这一领域能提出什么呢？他准备怎样、用什么方法和自然科学算帐呢？第三次已经是完全无法承受的考验来自历史的、进化的或辩证的方法方面，这种方法体现现代智力水平的实质本身。地上有什么，地下有什么，——它在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都看得一清二楚。它逐渐地把那些未经开垦过的领域清除干净，从中挤走属于神话的东西，并展示出一幅从原子到变形虫，再从变形虫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发展图。在揭示相信奇迹的现象是在生物发展的哪一阶段，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和以什么形式产生的，以及它经历了哪些变化的同时，它把自有其心理根源的“奇迹”置于自然规律的支配之下，进而将它破除掉。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早期的基督教徒即便看过教会史教程也通不过考试，如果他的话是对的，那么请问：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本人对原始宗教科学史的态度会是怎样的呢？他能否当真让自己去参加这种考试呢？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他是否与它们算清了总帐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是多余的。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中连一丁点儿历史主义方法的影子都感觉不到。他以一个死啃书本的人的那种固执的目光短浅把自己的最主观的和最现代的愿望放入了与历史根源脱节的旧文本中。他在世界历史上看到的不是已经挣脱了自己的动物祖先的锁链并按既定计划使土地从属于自己的集体的人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活动布景，上面的庄严威武的事件时而被冥冥中的力量的直接干预所控制。这时候科学到哪里了呢？文化与神秘主义的和解又到哪里去了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灵魂，即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实际上被取消了。可是，文化减去使其显得崇高的科学思想，剩下的便只有舒适二字了。不是橡树，而仅仅是橡实。这位自私自利者，这位极其清醒的人可以把现代舒适生活的金黄色橡实与古老的传说中的橡树“高度调和起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值得多此一举，抛出“新的宗教意识”吗？当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最亲密的庇护人阿辽沙·卡拉马佐夫[7]恭恭敬敬地评论葬后宴上的发面煎饼，说“古老的、永久不变的东西因而就是好的东西”的时候，您定会感到，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躲到他的可怜的、无个性的阿辽沙的背后，葬后宴上的发面煎饼他是一口也咽不下去的：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所看到的是真正的深刻性和真正的矛盾。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则在开辟人类精神的新时代的同时，极其认真地答应要吃掉这种仪式上的整张发面煎饼，——还以为他是在以一种伟大的英勇行为使天地和解呢，……结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纵然梅列日科夫斯基深知圣徒们的千年王国行将结束，已经到了宇宙世界毁灭的前夕；纵然他解决了、而且还是彻底解决了魔鬼问题；纵然他答应连葬后宴上的发面煎饼（毕竟不是一团面啊！）也对付得了，——可是呢，他在这样的情况下非但未能调和实在论和神秘主义的客观矛盾，而且连自身的内心平衡也丝毫没有达到。他自己承认说：“宁可当一个逗人笑的小丑，也不作一个现代的预言家。”此时此刻他偏偏想起逗人笑的小丑，莫非是天意的安排不成？那个魔鬼为参加一位彼得堡太太的外交式晚会而相应地装扮一番：穿上燕尾服，结白色领结，戴手套，——并以这身装束在零下一百五十度的星际空间飞翔，结果得了很厉害的风湿病，不得不用霍夫麦芽浸膏来治疗（既如此装扮了，那就自食其果吧！）——恰恰是伊凡·卡拉马佐夫的这个患有风湿病的魔鬼才完全决定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寻找自己臆想的综合时达到的水平，坦率地说也就是逗笑小丑的水平。为精神展现出了永生和星际空间的太空，——没有任何达不到的东西！——而为临时性的化身展现的则是物质文明的麦芽浸膏……我们最初推想，似乎已经找到了魔鬼的精确公式的文明的欧洲人遭到致命的讥讽，原来这是毫无根据的。无论梅列日科夫斯基多么不具备海涅式的说辛辣俏皮话的本领，——这种俏皮话同时也在消除地狱和麦芽浸膏之间的界限，只是从另一头开始，——但他恰恰在自己的这个薄弱方面更敏感，更害怕伏尔泰主义的毒药，在自己的荒唐的（滑稽的）使命面前更胆怯，尽管他貌似英勇无畏。我们可以援引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一个不祥的预言为例，他在发表于《言论报》的短文《彼得堡将成为废墟》中说，涅瓦河上的彼得堡城简直就要毁灭了。这是什么：炫耀智慧吗？可是有谁会这样……炫耀呢？是讽刺吗？讽刺谁呢？是神秘主义的暴行吗？穿着这身巴黎常礼服施暴吗？梅列日科夫斯基解释说：“我大概是得了寒热病了，要是我说的话像呓语，请不要感到吃惊。”就是说，既然他为了说得缓和些推说得了寒热病，那么他的预言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了。不过，请让我数一数，一、二、三、四……二十四。二十四条引文！请费心检验一下：在预言家的一篇短文里竟有两打引文：有引自《彼得堡古习》的，有引自莱蒙托夫的作品的，当然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引自工厂里的流行歌谣的，有拉季舍夫的，当然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安季奥赫·康捷米尔[8]的，有伊万·阿克萨科夫[9]，当然也有启示录的，等等。请问，有谁会这样发布预言，尤其还处于半谵妄状态中？他胡诌两行，从架上取下一本书，抄一段引文，然后又胡诌一番。作四五行预言，又取下一本书，摘几句诗，然后又陷入预言的寒热病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一向总是这样：就像在一条碎石路上走路一样，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不定被哪块尖石扎破脚的危险，而更糟糕的是，你很快就会失去了解这条艰难的道路真的通向何方的任何希望。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引经据典使得他的文章像是由任意截取的诗歌和散文的片断组成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大杂烩，其中夹杂着他自己的也像是拼凑成的引文的模糊想法和模糊暗示，这种引证癖究竟是什么货色呢？诚然，引文有时是有益的和必不可少的，它可以用来进行说服或证明。它可以用以遣怀或起到修饰作用。甚至还可以表示作者的谦恭，如果他想中断自己的叙述，退居一旁，以便发表下一个更重要的议论的话。引文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却起不到证明的作用，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证明什么。这也不是修饰，因为很难设想还有比它更有辱于文学趣味的艺术手法了。这也不是谦恭，因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不分青红皂白，碰到谁便引用谁的话，而且几乎总是以一种令人愤慨的不尊敬态度对待作者，往往只为了一个谐音，便硬摘下两三个词，摘下一整行。起初这种手法作为一种非常俗气的东西让人感到吃惊，如果可以这样对我们的这位十分欧化的作家说的话，让人感到吃惊的恰恰是他的不文明。极度缺乏分寸感和偏爱道具效果，说明了这位文明的parvenu（暴发户）的特点，他的衣着太过于华丽，以致显得不那么commeilfaut（适度），而在文学上呢，则太过于讲求“华美”，以至于不能引起完整的审美感受。有的时候，这种对语言的外表华丽的不加选择的贪求完全能令人想起用鸵鸟的羽毛、穿在鼻孔上的环和啤酒瓶子的碎片装饰自己的野人来。不过，在梅列日科夫斯基这位极文明和极有教养的作家那里，对趣味的这种暴虐行为应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它果然有这样的原因。如果不害怕被过于粗浅地理解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文学手法反映出问心有愧：首先是无法克制怀疑和讽刺的“神秘主义的”软弱，其次是最怕清晰和朴素的创作力衰竭。哪里缺乏思想的力量，哪里便有文学花招前来补救。而引文，就是他使用的工具。梅列日科夫斯基下决心向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产儿们出示自己的启示的预言，这份勇气不过是其好看的一面；而在这种勇气的背后却隐含着一种对自己的清醒的内心恐惧。谁被激情所支配，谁便不会害怕落入可笑的境地，谁便会直接发布预言，不拿寒热病来夸耀，便会直接预告世界末日的降临，不在引文的后面躲躲闪闪。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精神怯懦要远比他使用漂亮词藻的勇气深沉和有内容得多，而且已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他的装出来的勇敢实际上是听从他的怯懦的调遣的。如果从引文转向它们的作者，那么便可以进一步发现这种心理上的自我躲避。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直都有自己的“同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莱蒙托夫、赫尔岑等许多人。他最害怕直接面对自己。与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所下的定义相反，他的同路人绝非“永久性的”，——不然的话，他走路时总要与别人成群结队了。如果换成这样的说法，“同路人”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自己，那就比较确切了。他时而附和这个，时而附和那个，仿佛一个忠实而可靠的学生、一个热爱导师的学生一样，伴随着他们，拾他们的牙慧，学他们的动作。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这些假想的“同路人”的遭遇，完全像绝大部分是假想的引文的遭遇一样，他们成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掩蔽物，他拿他们，如同在战场上拿尸体一样，来遮蔽敌人的射击。如果他不是一个如此贪婪的自私自利者的话，那他永远也不敢对自己的导师们施行如此肆无忌惮的摧残和如此残忍的活体心理解剖。在他那里，无论是古代的伟人，还是现代的伟人，往往只是些受人指定的律师：上帝的律师或魔鬼的律师。他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平衡术将他们分成两伙，并赋予他们这样的使命，让他们去说出他以自己的名义和用自己的语言无法说出的东西。因此，我们才敢于认为，唯一可以诱惑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的真正的鬼怪必定是个主管引文的魔鬼，或者确切地说，是个主管引文的十四品小鬼。唉，这些不可靠的引文呀！它们以自己的漂亮的服饰引诱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向他许诺，说能堵上他的“新意识”的所有漏洞并使他的思想具有最明显和最有利的形式。可是，后来当事情完了，引文像干枯的树叶被扫成一堆之后，小鬼却站在树叶堆的尖上伸出舌头说道：“这算什么呢：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还想当预言家！”1911年5月19—22日[1]保罗，耶稣的门徒之一。原名扫罗，皈依耶稣后改名保罗。——译者注。[2]伊凡·卡拉马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主人公之一。——译者注。[3]《列奥纳多》，即《列奥纳多·达·芬奇》，又名《复活的诸神》，梅列日科夫斯基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1895——1905）的第二部。——译者注。[4]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相传耶稣即由他判决处死。——译者注。[5]典出《圣经·创世纪》。——译者注。[6]老卡拉马佐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之一，即前面所提到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之父。——译者注。[7]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之一，伊凡·卡拉马佐夫之弟。——译者注。[8]康捷米尔（1708——1744），俄国诗人。——译者注。[9]阿克萨科夫（1823——1886），俄国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政论家。——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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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小牛犊与文化<<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白色的小牛犊与文化先生们，我们要创立一种文化！……这事怎么做呢？你们不知道？我本人也不知道……可是，正如六十年前谢德林笔下的将军祖巴托夫所说的，“终于到了，到了我们摆脱愚昧落后的时候啦！……总有一天我们会和欧洲并驾齐驱的”……无与伦比的将军！——他未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他大大地走在了自己时代的前面……可是，如果他能活到现在，那么他就会看到，他当年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如今已成百倍地发了芽。可以说，所有最新的俄国政论作品都成了将军思念“文化”的强大回声。文化这个词出现在每个报纸栏目上的时间，如果不是更多，那么至少也有一年了。文化具有伟大的意义！文化具有绝对的意义！文化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司徒卢威先生为了文化要人们不做那些扮演反对派的琐事，而要人们为向左派发起猛攻而联合起来。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在散发着起码常识气味的空气中显然并未感到丝毫的窘困，并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全部名誉替文化的崇高价值作保。伊兹哥也夫和加利奇先生在争取文化的权利的斗争中成功地相互补充。伊兹哥也夫解释说，如果不是某些知识分子肮脏的嫉妒心理的话，我们这儿的冻土带上早就长出罗马的黄瓜啦……而费多尔·索洛古勃，正如人们所写的那样，甚至还编了一部“戏”，戏的质量的确很差，然而却极其明显地反映了不成体统的不文明现象：不换洗衬衣，用手巴掌梳理头发，把脸叫作嘴脸，——还有那个侍从官热安多么招人喜欢呀，他和妻子热安娜拥抱不是没有用意的，而是为了遵守文化的一切形式和仪式。将军夫人祖巴托娃这样说道：“Hélas！noussommesencoresipeuhabituésdejouirdesbienfaitsdelacivilisation！”……（“可惜呀，我们还很少养成利用文明的恩赐的习惯！……”）在我们这里，一个宫廷侍臣竟在命名日晚宴上咬破了市长的肚子。瞧，在这样的独特行为里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东西呢？在我们这里，喝得醉醺醺的绍姆波洛夫先生敢在排戏的时候对西米阿斯太太有同样的举动……在我们这里的本应长出罗马的黄瓜的冻土带上，饥肠辘辘的流放者们在猎捕监视他们的警察……怎么能够不和那位将军大人一道呼吁：“终于到了，到了我们摆脱愚昧落后的时候啦！”***对文化的高尚的，然而有些空洞的怀念，一度也曾占据过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的心，此人是斯捷潘奇科沃村的独裁者。也许您还记得，在这位老爷的家里有一个叫法拉莱的小伙子，他与索洛古勃笔下的万卡—克柳奇尼克是堂兄弟。肤色黝黑的粗野之人法拉莱甚至把他的野蛮带到了梦里，每夜总是不断地梦见……一只白色的小牛犊。福马·福米奇怒不可遏。“难道你这个没教养的家伙、不文明的东西不能梦见点儿别的什么好事吗？”他用大致如此的话对法拉莱说道。“比如说梦见一个花园，里面有几个女子在和她们的爱慕者们就着果酱喝茶，玩纸牌……”可是，法拉莱积习难改。尽管在他面前展现着所有的文化前景，他还是固执地躺在生满虱子的皮袄上睡大觉，还是梦见……白色的小牛犊。岁月在流逝，法拉莱在成长，他梦见的白色牛犊也在成长，而且按照自然规律长成了一头公牛。于是终于有一次，躺下睡觉时手里非拿绳子不可的法拉莱似乎就要套住那头公牛，开始过很好的生活——这足以叫侍从官热安羡慕得要死。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文化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要抓住那头公牛的犄角（1905年！）。可是，公牛把头一摇，闪开了。法拉莱郁闷地连发一阵鼾声，可是梦里的景象丝毫没有改变。刚刚在花园里就着果酱喝过茶的那些有教养的女子和她们的爱慕者们大惑不解，开始相互询问起来：问题果真取决于牛犊吗？白色的小牛犊会不是某种征兆呢？或许，这是头超验的牛犊，它摇尾巴，是否只是在崇高的神秘主义意义上这样做的，是否要把我们从这里诱向另一个世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洞若观火地问道：“法拉列尤什科[1]，你说说，在梦中看见的是什么？”可是，法拉莱此时恰巧应当梦见11月9日法令[2]的良好效果，他由于自己的不文明甚至失去了愉快的幻想力，连连发出神秘的鼾声。M·恩格尔哈特得意洋洋地从新装的大门下面欢呼：“你们的法拉莱，他是个大笨蛋！”伊兹哥也夫先生则声称：“要彻底杜绝政治上的妄想，法拉莱的生路就在文化之中！”***反动时代最坏不过的地方也许就是它使得愚蠢在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当历史发展的曲线呈上升状态时，社会思想便显得比较敏锐、大胆和聪慧。它学会了在顷刻间分清主次，并学会了用眼睛估量现实的比例。它善于迅速地捕捉事实和同样迅速地用一条概括的线把它们串联起来。诚然，它在这种时候往往会走上所谓的“极端”；比如它会说：没有议会的保证，出生的崎形儿会占很大的百分比；或者还会说：没有强制性的隔离，奎宁便要失去自己的疗效。不过，从实质说，它走极端甚至也是对的。而当政治曲线呈下降状况时，社会思想中的愚蠢便会称王称霸。不错，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听到作为很快过去的事件的回声的那些概括性说法的只言片语：“在没有真正的保证的情况下”……——“造成对马海战[3]失败的制度”。可是，这些说法的内在含义已不复存在，那种政治概括的极重要的才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问题都孤单单地摆在那里，仿佛森林砍伐后留下的树桩似的。愚蠢变得厚颜无耻，呲着蛀牙，嘲笑任何要进行认真概括的尝试。它感觉到自己还有用武之地，于是便开始施展自己的看家本领。首先从“性问题”入手。它把爪子伸进生理学、美学和精神病学，把一切翻了个底朝天，弄得臭气熏天后，躲向一边。它攻击对外政策，并将拯救塞尔维亚的委任状授予斯塔霍维奇[4]和马克拉柯夫[5]。它转向妇女问题，并做出决议，要制止男人身上的兽性。一切都无法办到。可是，它显然并未丧失自信，甚至还向世界提出了自己完整的纲领：俄国需要文化。出现了没有思想的思想一致。《工商报》援引司徒卢威的话，加利奇援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伊兹哥也夫援引《俄国旧事》杂志，梅列日科夫斯基接引魔鬼的话，《俄罗斯》大讲自己的良心。大家全都需要文化。可以马上想到，社会思想在厌倦了自身的支离破碎之后，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命的概括方法，找到了自己的行动公式。然而，这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文化”作为一个口号，如果不是一块可以向上面倾倒一切而不能从中汲取什么的很大的空地，那又是什么呢？……还有：这种空洞的公式难道不是一个征兆吗？如果说虚伪是恶习对美德的一种迁就，那么对“文化”的呼唤是不是愚蠢对正在重新产生的概括的需要的一种顺应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拿定主意作肯定的回答。1909年1月29日[1]法拉莱的爱称。——译者注。[2]1906年11月9月法令使一些农户摆脱村社控制，得到土地所有权。[3]对马岛，位于朝鲜海峡。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被日本海军击败于此，史称“对马海战”。——译者注。[4]斯塔霍维奇（1861——1923），俄国地主，十月党组织者之一。——译者注。[5]马克拉柯夫（1871——1918），1912年至1915年任俄国内务大臣。——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为了文笔优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为了文笔优美”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和彼得·司徒卢威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上的精诚团结似乎是在不为杂志市场所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眼下，在这一方面丝毫也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感到惊讶了。近年来的事件令可爱的俄国知识分子如此头晕目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了如此众多的极其意外的和极不谨慎的动作，在这种急剧的变化中有那么多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器皿被打得粉碎，以致毫无任何惊讶可言了，即便是现在，当不得不匆匆忙忙地修复思想体系和名誉的时候，当另一种具有德国民族自由主义风格的厨房用瓦罐突然间成了一件修复的、五色斑斓的拜占庭大动荡时期的救世主陶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其实，如果您试着把那些独特的花纹擦去的话，便会发现：不论这里还是那里，原来都是可用来捏任何东西的同一种知识分子粘土。虽然如此，我们也应即使不在感情上，那至少也在理智上对人的心理的异乎寻常的伸缩性感到吃惊。就拿安东·克莱尼[1]（的确是极其极端的！）来说吧。又怎么样呢？这位“极端人士”现在在当代一家最“平庸的”报纸上心平气和地评论文学……还有罗扎诺夫先生。他在90年代以一篇关于“霍登惨剧”的坏文章出了名，在文章里他认为这是革命运动的罪孽应得的报应。观点似乎已经最明确不过的了。可是，这个人突然在“性的问题”（远在萨宁时代之前！）上跌了一跤，便从霍登惨剧的报应的高度滑向深渊，下滑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在1905年岁暮的时候竟不知不觉地出现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编辑部门前，并……敲了门。结果门环太结实，门没有开——于是罗扎诺夫先生在未进一步搞清情况之前，便以自己原有的所多玛[2]的遵守教规者的身份在《新时报》那里滞留下来……还有别尔嘉也夫先生。他下滑的速度始终都很快，只不过却是沿着一条相反的路线……再以非存在论者诗人明斯基先生为例。他给教堂的大主教做了关于真正的基督教的报告，可是几个月后却在无情的“无产者之歌”中声称：“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最后，还有司徒卢威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前者以恩格斯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开始，而以……告终——其实还不知道以什么告终。后者则无情地向反基督者[3]宣战，而这一反基督者起初是革命，后来——则完全相反……他们所有的人，仿佛失去了正确的运行轨道的彗星一样，在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的星际空间盲目地飞行。看来，他们无论如何并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汇集到一起的。可是，在他们那里还是有一种完全共同的东西，一个地球的重心——于是他们所有的人便汇集到了《俄国思想》杂志的周围：既有从启示录走向卡尔·马克思的，也有从卡尔·马克思走向启示录的。正是在这家《俄国思想》杂志上，司徒卢威先生思索国家的强盛，而伊兹哥也夫先生[4]则从那些人士身上发现了雄才大略，这样的雄才大略都是他们理应具有的；也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抛下了自己的铁锚。难道这不是命中注定的吗？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一个好斗的反国家者！梅列日科夫斯基想把革命打入地狱的深处并想把万军之主[5]扶上王位！难道这不“悲惨”吗？—点儿也不悲惨！就是说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惨可言！您知道为什么吗？激情太少，“辞藻”太多啦。对称也太多啦，极端的、机械呆板的对称。上面的深渊与下面的深渊。天使与魔鬼。人神与神人。甚至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也总是一向高高在上，处在两个深渊的分界线上。时而面向这个深渊，时而面向那个深渊。而且必定还要保持着对称。辞藻太多啦！原因并不在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如同司徒卢威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是个优秀的俄国修辞家，而在于对他本人来说通过外部修辞（也存在着内部修辞）和言语的技巧展示出了他的信仰的全部秘密。无论他烧死旧的众神也罢，还是创造新的众神也罢，他必然要用对称的语言花环来装饰他们。起先是在语言的二律背反上面平稳地晃荡，然后是拉成直线的形式逻辑分析，而在经院哲学的链条快要终结的地方，突然出现了意外的中断、向一旁的跳跃、比喻、象征、暗示、诺言，然后又是新的键条，直到下一次跳跃。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也许就是这样的情况，即每一次向信仰的深渊的“意外的”必然跌落，都绝不是意外的，恰恰相反，都是精心谋划，精心准备和排练的。最后，您会不由自主地相信，所有神秘主义的“激情”还在经院哲学卖弄聪明之前便已经存在了，而且恰恰正是后者让人们在认识这些完全意外的意外发现，进而认识内心世界方面事先有所准备的……语言化妆品太多啦！花朵——可惜，是纸制的——太多啦！不论纸有多么薄，也不论做工有多么精巧，只要您在这样的环境里呆上几分钟，您便会感到十分气忿，便会感到一种难以克制的强烈愿望，想把这种虚假的、簌簌作响的美一下揉成一团，并把它扔到桌子下面，扔到废纸篓里去。自作聪明的、一味只顾自己的虚伪的美，这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应受到诅咒的东西。他的探索的缺乏激情的悲剧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同情。他的思想“背叛”不会激起任何人的反对。他缺少激情。而激情是用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纵然他让奥萨山[6]倒塌在皮利翁山[7]上，把深渊放入深渊里面，您也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么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文笔优美而已，——于是您就会置之不理。因为他的这种优美的文笔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1908年11月25日[1]即季·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女作家。安东·克莱尼是她的笔名。“克莱尼”一词在俄文中有“极端的”意思。故下文有此说。——译者注。[2]所多玛，圣经神话中约旦河谷地的古城。因其居民作恶、淫乱，被神毁灭。只有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及其女儿经天使指点才得以逃脱。——译者注。[3]反基督者，基督教神话中基督的敌人，在“世界末日”前夕出现，并将被基督击败。——译者注。[4]伊兹哥也夫（1872——？），政论家，曾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后为社会民主党人，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译者注。[5]万军之主，犹太教中耶和华的称号之一。——译者注。[6][7]均为希腊境内的山脉。——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72．向阿默达巴德大会提出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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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向阿默达巴德大会提出的呼吁
鲍罗廷因为未能完成美洲使命而被控告，获释以后，被派作苏维埃的代表出席在马德里举行的万国邮政协会会议。那是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成为该协会的成员。在那以前，它和世界其余地方没有邮政联系，也没有邮票。国内邮政业务是免费的——这当然是对少数享有特权的人而言。人们寄信都得出示使用邮政的许可证，邮局才予受理。即使如此，信件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重要的信件是通过党和国家拥有的广泛的信使系统传送的。在法律上，私人是得不到这种方便的。但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可则可以利用那个系统来为个人服务。
在欧洲，鲍罗廷发现有印度报纸出售。他买了大量的印度报纸，带回莫斯科作为珍贵的礼物赠给我。我得到这些报纸，真是高兴极了。那是俄国革命以后第一次运到莫斯科的印度报纸。我也已有好几年没看到印度报纸了。鲍罗廷带来的报纸刊登了有关印度国大党那格浦尔会议的报道。那次会议上通过一次决议，要求人们在“官僚们”答应人民的要求之前，不和英国政府合作。根据这项决议和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的决议，对威尔士亲王的访问进行了抵制，不合作运动已蔓延到了全国。关于那个运动一鳞半爪的消息曾经通过英国的媒介传到了莫斯科，但那些报道都是轻描淡写。欧洲大陆的报刊很少刊登这种新闻。俄国报纸根据那些很少的间接报道，编造出一些关于印度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故事。我自己也写过一些那样的故事。人们就把它们当作详实可靠的形势报告，阅读得起劲。但是，没有人比我对于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和我自己对于印度实际情况的一无所知，更感到悲伤了。因此，我非常感谢鲍罗廷给我带来的礼物，贪婪地逐行看完了那一大堆报纸；其中有一些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旧报了。每种报纸都有几版刊载了国大党那格浦尔会议主席的长篇讲话。那个讲话特别长，又是按照旧自由主义的格式炮制的，因此读起来枯燥无味。鲍罗廷对那个讲话很感兴趣，花了好多个钟点逐行阅读它。最后，他说这种口头上的大炮一定会把英帝国主义吓得浑身发抖！
我对于会议主席的讲话中所表示的个人见解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详细地阅读了这一大堆报纸，为的是把各种消息综合在一起，好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一个印度形势的全貌。报纸上有些关于全国城镇大规模示威的报道。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响应国大党发出的不合作的号召，离开了学校。有些律师停止了营业。许多政府雇员也辞了职，使他们的家庭丧失了唯一的生活来源。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运动，当时是在“忍受和牺牲”这个口号的鼓励下发动起来的。但是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中产阶级人民的生活本来已是一部苦难史，他们那可怜的物质享受也经不起任何牺牲，那么通过他们的牺牲和忍受又能得到什么呢？大、中学生集体离开学校看来只是一个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行动。
使我吃惊的是，这个运动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纲领。不合作显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自治”（swaraj）这个字眼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语言中占着突出的地位；但它的含义笼笼统统，也没有人肯费事给它下个定义。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敌人是“官僚统治”，这就表明它是不成熟的。它的意思是说，这个运动所要求的并不是结束英国的统治，而是结束行政上的官僚制度。但是用什么来代替瘫痪了的行政制度呢，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人想到。我觉得这样的运动不会持续下去；它凭着开始时的劲头，可能会持续一些时候，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目的明确的意识和一个政治、经济建设的具体纲领来加强它，它一定是要失败的。
这个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缺乏一个经济纲领。这是由于一种肤浅的政治概念所造成的。中产阶级可能被爱国心感动，民众可能受占据政治舞台中心的一位圣人的宗教号召力的驱使。但是，民众的热情究竟能维持多久？饥饿不久就会迫使那些中产阶级的爱国者，对自己轻率地放弃可怜的一点生活来源而懊丧不已。那些辞了职的雇员那时也会渴望回到失去的乐园。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工作的中产阶级人员可能早已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因此，爱国者的牺牲是白费，而受苦受难将把一时的热情扑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量失业是当代印度社会的一个悲惨现象。通过号召大量的政府雇员罢工以造成政府机构瘫痪的想法，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最显著的事实。
民族主义运动突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动。这是一个引起国内外注目的重要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国大党只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要求宪政改革的运动。那些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藐视甘地以前的自由主义国大党的立宪主义，宣布要用暴力手段驱逐外国统治者，那些人也和群众没有什么联系。第一次大战期间，民族主义运动被镇压了。可是在1918年和1919年，不但民族主义运动复活了，而且在国大党的旗帜下一个群众运动发展起来了。有人将这种不平凡现象归之于甘地的降临和他的消极抵抗以及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的学说。但是我在对形势作了批判性的分析以后，不赞成那种解释。我探索了这个新发展的其他原因。甘地的品格确实是一个新因素。但我不相信任何个人能凭空地创造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我把报刊上报道的所有事实进行一番客观的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印度出现了一种自发的群众性不满情绪，这就是不合作运动的社会背景。和自由主义国大党的立宪运动不同，甘地提倡用非暴力的群众斗争来反对现政权，这种方法是利用自发的群众不满情绪来支持国大党。甘地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印度的领袖，因为他表达了火热的群众不满情绪。他所宣传的宗教思想也迎合了群众的中世纪精神状态。但正是这种思想阻碍了任何革命的群众运动。如我所分析和理解的，形势的实质是一个受反动思想束缚的潜在的革命运动。
英帝国主义镇压了这个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它不能完全防止世界上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为了满足战争的财政需要，它加强了对群众、特别是对农民的经济剥削。这自然在农村造成一种普遍的不安。士兵复员归来，使这种形势更加严重了，因为他们是带着从前线外国战友那里学来的破坏性思想返回农村故乡的。由于有那样的经历，他们已失去印度农民传统的顺从性格，他们已经有了自信心。他们一回到家乡，安静的农村就骚动起来了。他们鼓励不满的农民起来反抗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结果是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农民起义。
俄国革命和欧洲其他革命剧变的微弱回声也传到了印度，影响了城市下层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这些人以前是同情革命恐怖主义的。俄国工人夺取政权的消息，鼓励了印度的产业工人起来斗争，反对他们的悲惨的生活条件。早在1918年，就有几个工业中心举行了罢工。如果民族主义运动支持产业工人的事业，那么它就会增加巨大的力量，但国大党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1918年甘地居然停止了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委员会（SatyagrahaCommittee）的活动，从德里跑到阿默达巴德去阻止产业工人被政治目的所利用。当时在阿默达巴德发生了纺织工人大罢工。
国大党没有以支持改善工农经济状况的要求来发展工农运动。理由是，那种政策本身会损害民族团结。大资本家从财政上支持国大党，而甘地的宗教思想和托管的学说迎合了地主阶级的中世纪精神状态。他告诫工人不要把他们的雇主看作剥削者，要像对待兄长一样信赖他们。他告诉农民说，地主是照顾他们利益的天然委托人。根据这种学说，甘地谴责了农民不纳税运动，其实这个手段是他自己早就提出过的，它曾经是不合作主义的一个项目。
从民族主义报纸报道中知道的这些事实使我确信：不合作运动尽管表面上声势浩大，本质上却是虚弱得很。只有使这个运动意识到它客观上所起的革命作用，才能消除这种弱点。它需要一种革命思想和一个具体的经济纲领，来吸引工农群众以更大和更持久的热情投身到争取民族自由的运动中。
印度国大党的下一次年会，几个月后就要在阿默达巴德召开了。C．R．达斯被选为这次会议的主席。我从新闻报道中推测出，他并不完全赞同甘地的意见，也很怀疑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有人提出一项开展群众革命斗争的方案让他考虑，他可能赞成采取其他办法。参加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来自中产阶级。由于这些人是现存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没有民族主义领导人那样的保守主义。如果有人给他们指出一个可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更有效的斗争方法，可以预料他们是会热情地接受的。基于这些考虑，我想如果我向阿默达巴德大会发出呼吁，建议他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纲领，那也许是一个有益的办法。我已经多年没和印度直接联系了。这个经过仔细考虑后发出的呼吁将标志着我在印度人民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事业的戏剧中又要起点作用了。
列宁和斯大林都满腔热情地欢迎我这个想法。我起草了这个呼吁书，并请他们批准。斯大林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使我对印度现实情况加深了认识。在我建议国大党为农民提出的各项要求中，包括废除高利贷，这种高利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农民群众生活中最大的祸害，这是尽人皆知的。斯大林说，如果把所有的放债人都从印度的寺庙中赶出去，那么农民到哪里去借耕种田地所需要的钱呢？他们终日劳动，仅够糊口，又得不到低利息的贷款。如果高利贷者没有了，农民就会丧失唯一能够得到的贷款，农业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我原以为废除高利贷是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措施，它会激发农民的热情。但是斯大林的话使我开了眼界。他建议纲领中的这个项目改为“控制高利贷；利率应定为百分之六”。他用这样一句古老格言来加强他的论点；“不要杀掉下金蛋的鹅。”
呼吁书分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后指出：印度人口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进步，要求在财产关系上进行像欧洲法国大革命所实行的那样的彻底改革。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越明确，它的力量也就越大。
呼吁书进一步论证说，要使不合作运动卓有成效，就必须由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工农群众来开展不合作运动。呼吁书具体指出，铁路工人的总罢工能够随时使国家的生活陷于瘫痪，以至迫使政府听从运动领导人的要求。同时还指出，一个抵抗横征暴敛和压迫人民的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是有巨大潜力的。接着又指出，因为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极为悲惨，如果不给他们以及时得到救济的希望，他们的热情就不能持久。目前他们正在信赖国大党和民族主义领导人，如果国大党和民族主义领导人为改善他们的处境提出某些要求，并计划领导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斗争来实现这些要求，那么民族主义运动就会由于这些群众的热情和有目的的支持而得到很大的增强。呼吁书最后列举了群众的最低要求，并在结尾时说，希望聚集在阿默达巴德的国大党代表们能够衷心地赞成这些要求，并在回到各自的地区以后，发动一次毫不妥协的群众运动来支持这些要求。
这个呼吁书极大地激发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来学习的印度学生的热情，它给他们提供了一副不久即将在在印度进行革命的具体图景。这份由我和阿班尼·穆克赫尔吉署名的呼吁书是在莫斯科印刷的。它是一个版面很大的、四页的传单。印成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它运到印度并广为散布。如果当作秘密信件单独邮寄，大量的呼吁书就能寄到收件人手里。但是莫斯科的邮戳将把传单的来源泄露出去。因此，我们打算把大量的传单从欧洲不同的城市寄出去。但那不过是在黑暗中投石子，乱扔一气。纳利尼·古普塔自告奋勇携带一大捆传单立刻到印度去。他自称和C．R．达斯有私交，一到印度就和他接触，亲自把呼吁书交给他。他果然说到做到。以前他曾多次往返于英、印之间，因此对路径很熟悉。不久，他果然带着一大捆呼吁书到达印度，完成了自愿承担的任务。在阿默达巴德国大党会议召开之前，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呼吁书，也发给了与会的代表们。这个文件自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些印度报纸部分地转载了这个文件。
不幸，就在国大党会议召开前不久，C．R．达斯被捕了。因此，纳利尼·古普塔没有和他接上关系，呼吁书也没有送到他的手里。由于呼吁书有我的签名而且是非法输入印度的，那些有相当地位的民族主义者害怕公开不敢保存和讨论这个文件。但是它最后还是被合法地送到了大会上。有两个阿季米尔的代表用他们的签名重印了这个文件，并提出了一项议案，要国大党讨论这个呼吁书。有人进一步说，这个呼吁书使哈斯腊德·摩哈尼毛拉有这样一种想法；他要在国大党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决议；争取完全独立是印度国大党的奋斗目标。
这是呼吁书提出的民族革命纲领中的第一项。国大党会议否决了哈斯腊德·摩哈尼的决议案，不久以后，那位提案人就被捕了。但是，完全独立的理想在国大党的队伍中越来越占上风，尽管国大党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表面上仍然对“官僚政治”进行了战斗。
我在多年之后恢复了与印度革命运动的关系，不过还只是间接的联系。但是我不禁感到满意的是：呼吁书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将来必然会逐步增长。纳利尼·古普塔不久回来汇报了人们对呼吁书的反应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汇报鼓舞我加速执行把我的总部迁到西欧某地的计划，并通过通信和出版宣传材料来和印度建立经常的联系。 |
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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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
星期六和星期日过去了。我和爱尔娜勉强忍着寒战，坐在屋子里留心听楼梯上的一切声音。但是库尔特还是没有回来。
星期日白天，我们决定到最后传来他消息的地方去，到《前进报》编辑部去。
大街上挤满了一群群打扮得很漂亮的人。衣服华丽的老爷太太们到处蹓跶，喜气洋洋地仔细看不久前的巷战遗迹，亲切地拍着那些给诺斯克军队向柏林开路的装甲车的钢板，满意地读那些四下里贴满了的标语：“打死李卜克内西！”“打死罗莎·卢森堡！”
那时候，最出风头的是那些“血”醉饭饱的丘八太爷。军官们微微动着德皇威廉留的那种小翘胡子，露出了一副讨好的神气，瞅着那些向他们微笑着的太太们。兵士们在地窖和顶楼里搜索藏在那儿的工人。找到了以后，他们就把那打得头破血流的人扔到人群里，于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们就用她们那高齐膝部的系带子的时髦皮鞋的后跟去踹他。
我吓得浑身发冷，紧挽着爱尔娜的胳膊。我想起了从前在书里读到有关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情形。这些老爷们并没有读过阿尔努[1]和李沙加勒[2]的著作，但是，他们的举动竟然和那些凡尔赛军[3]如出一辙。显然，只要是资产者，都可以当资产阶级的刽子手。
最后，我们总算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跟着这一群发了兽性的人挤进了《前进报》编辑部的房子。那里散发着血腥气味，弥漫着火药烟雾。在门口可以看见没有拆除的街垒，那都是工人们用一捆一捆的旧报和一卷一卷的报纸筑成的。卷筒报纸做了街垒的基础，一捆一捆的旧报都用铁丝捆了，象棋子般排列着，留出了当枪眼的空隙。
我们继续向前走，希望但又害怕看见什么东西和知道库尔特遭到什么事故。地下到处染了鲜红的血，墙上粘着一块块人脑子。死在这里的人，并不是在巷战中打死的：他们是被那些狂暴的雇佣兵用枪托打死的。
在那五天里——五个恐怖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在医院里、诊所里、停尸室里和招领无名死尸的地方寻找库尔特。到处都是受了伤和被打死的人。受了伤的人躺在过道里，说着噫语，奄奄待毙。有些停尸室里，死尸横三竖四地迭着；有些停尸室里，死尸乱七八糟地堆着。他们虽然已经死了，但是脸上仍旧留着最后战斗时的表情——决心不顾一切的紧张的表情。
一月十五日，星期三，《红旗报》上发表了李卜克内西题名《无论如何！》的一篇文章。我们非常激动地读着这些慷慨激昂的句子：
“……我们的军舰，坚决、高傲地前进，沿着预定的航线，驶向最后的目标，驶向胜利。
“将来，获得这一胜利的时候无论是我们仍旧活着也好，已经死了也好，但是，我们的纲领将是永远存在的。无论如何，它将使全世界的人类获得解放！
“今天还在沉睡着的无产阶级群众，那时候将会象听到了可怖的审判日子的号角那样，被逐渐临近的、天翻地复的恐怖声惊醒。那时候，被打死了的战士们将复活过来，去向那些该死的杀人犯算帐。今天，还只能够听见火山将爆发时地下旳隆隆声，但是，明天火山就要喷出烈焰，把所有的这些杀人犯一起埋葬在它那炽热的溶岩底下！”
可是，就在那一天晚上，他被他们害死了。他和罗莎……
人们都知道那些歹徒正在追踪他们。资产阶级正在叫嚣：要找到他们，要捉住他们，要把他们碎尸万段。谢德曼悬了赏格，只要抓住他们，不论是活的，或者是死的，一律赏给十万马克。他们被杀害的前两天，《前进报》上刊登了一首诗，末尾的几句公然唆使暴徒杀害卡尔和罗莎：“打死的人，成百地排列着，但是，其中并没有卡尔！没有罗莎和她的那一伙！”
谁都不相信政府星期四发表的那一份公报，公报里硬说李卜克内西是在企图越狱的时候被军警击毙的，而罗莎则是在纷乱中被一群人打死的。后来，经过仔细打听，大家才知道：政府的公报彻头彻尾是一篇蓄意捏造的谎话。
卡尔和罗莎是在星期三21点30分被国会中一伙社会民主党娄罗捉去的。他们把被捕的人送进了柏林西区的“乐园”旅馆，然后把他们交给了近卫骑兵射击师司令部，而统领这一师的则是巴布斯特上尉，是诺斯克的左右手。
卡尔和罗莎在“乐园”旅馆待了不多一会儿，后来监守的人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莫阿比特监狱去。李卜克内西首先被拉了出去。普福留克—加尔特农上尉和后来当上了希特勒亲信的福盖尔中尉，押着他走。
当李卜克内西被押着走向汽车的时候，猎骑兵隆盖就照着巴布斯特事先的吩咐，走近跟前，对着他的头打了几枪托子。李卜克内西浑身是血，被拖上了车，车子就向万牲园驶去。开到万牲园中央，汽车停下了，好象是机器出了障碍似的。他们吩咐李卜克内西下车向前走。他刚走出几步，李普曼中尉和普福留克—加尔特农就用枪口顶着他的背开了几枪，把他打死了。他们把他的尸体送到附近的一个急救站去，说那是一具“无名”尸体。
从李卜克内西跟着谋害他的人离开了“乐园”旅馆的时候起，到死尸被送到急救站的时候，总共只花了十分钟。23点20分，巴布斯特已经接到了报告，知道这件事情办好了。又过了20分钟，他把罗莎·卢森堡交给了福盖尔。
当旅馆经理和福盖尔搀着罗莎下楼的时候，仍旧是那个隆盖跑到她跟前，仍旧是用那个枪托打她的头。罗莎昏迷过去了。她被拖下了楼梯，扔进了汽车。汽车刚开动，福盖尔和克鲁尔中尉就开枪打死了她。克鲁尔解下了死者腕上的手表，塞进了他的口袋。汽车在科尔涅里乌斯桥和李赫腾斯特茵桥之间的那一段运河旁边停下了。罗莎的尸体被抬到马路上，用铁丝捆了，缚上了一些沉重的东西，然后给抛在运河里。过了好几个月，它才被人发现。
星期四晚上，已经很迟了，我们从城内死尸招领所里出来，听见荒凉的大街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当那个人走到我们旁边的时候，我认出他是罗莎最知己的朋友李奥·尤季歇斯。我跟他谈话。他忧愁地问我们可曾在死尸招领所里看见罗莎的尸体。没有看见，那儿没有她的尸休。
两个月以后，李奥·尤季歇斯被诺斯克雇佣的狗腿子捉了去，害死在监狱里。
一直到星期五早晨，我们才在一批刚送到潘科瓦区医院停尸间里的尸首中找到了库尔特的遗体。他的头部被打得脑浆迸裂，眼珠被压得凸了出来，脸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血肉。只有从他的双手和衣服上可以认出他来。
第二天，我们埋葬了库尔特。又过了一天，早晨有一位同志来找我，说现在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我可以跟苏俄遣俘事务委员会的两位同事一起回莫斯科去了。自从我们大使馆的人员在十一月革命前夕被迫撤退以后，这两位同志就一直留在柏林，现在才被遣送回苏维埃俄国。
我象在迷雾中辞别了爱尔娜，象在迷雾中坐上了火车，象在迷雾中走完了全部旅程，象在迷雾中听见人家说，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的选票。我仿佛觉得：嘴里有一股铁锈的味道，到处都是石碳酸气味和尸体的甜津津的血腥气味。
一个严寒的一月傍晚，我们的火车驶进了亚历山大车站。我离开这里只两个半月，但是却好象已经整整离开了一辈子似的。
我的旅伴立刻跟我道别，于是我一个人沿着一条条积雪的莫斯科街道走去。脚底下滑溜，走起来很费力。由于许多日子没有吃饱，我现在头晕。
一辆有篷汽车，停在莫斯科苏维埃门口。大厦的门开了，走出来了一个穿短皮大衣的人。他是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我刚要走到他跟前，他已经坐上了车。我激动得嗓子眼里堵住了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向我仔细地看了看，认出了我，大声喊了一句什么，拉住了我，让我坐上汽车，把我带到克里姆林宫，送到庶务处。在庶务处里，他吩咐管事的人立刻烧好水让我洗澡、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扔在火里烧了、发一套红军军装给我，然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他会来找我，送我回家去。
一小时以后，我坐在庶务处里，卷起了新军服的太长的袖子，喝着洋铁杯里的热茶。庶务处设在一间灯光暗淡的大房间里。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坐在沿墙的长凳上。他们悄声谈话，谈的明明是和我有关的事情。我听见一些零碎的句子：“从柏林回来”〔重音在“柏”字上〕，“那儿的孟什维克得胜了……”“这一来那儿的老百姓可要受苦了……”
后来，我休息好了，感到相当舒畅，可以不必浪费斯维尔德洛夫的时间了，可以自己独个儿回家去了。
天晚了。天上透出银绿色。月亮象一个桔黄色的大圆盘子，从中国城齿形的屋顶后面升起。工会大厦的柱子上挂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画像嵌在暗红色的镜框里，下面大字题着：“要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死难复仇，最好的方法是保证共产主义的胜利！”
画象上的卡尔，显得比他辞世前的几个月里年轻得多。可是，罗莎仍旧象她和我在柏林分别的时候一样，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仍旧是那样温柔地向人凝视着。
“一个人活在世上，应当是象一枝两头点亮了的蜡烛，”罗莎喜欢说这句话。
他们两人——罗莎和卡尔——就是这样生活的。让我们永远纪念着他们吧！
[1]阿尔纳·阿尔努（1833—1895），法国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社员。
[2]普罗斯彼尔·奥里维·李沙加勒（1838—1901），法国记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社员，著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
[3]凡尔赛军，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敌人，反革命资产阶级梯也耳政府在凡尔赛所领导的匪军。 |
“从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将来我仍旧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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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将来我仍旧在这里！”
我们抵达柏林以后，已经一星期了。我决定一有机会就回莫斯科去。目前我暂时给爱尔娜帮忙，因为她是一个洗衣妇，平时给一些大人先生们洗衣服。柏林还有很多的大人先生，因此她的活倒不少：她星期一往那位法律顾问大人的寓所去，星期二把洗好了的衬衣送回给他，然后到一位将军大人家里去领需要洗的衬衣，星期四交回去，星期五去收一位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的衬衣，星期六送回给他。
法律顾问大人穿胸部上浆的衬衫，将军穿绸衬衫，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有棉布衬衫（那是在工人集会上演讲时穿的），也有上了浆的荷兰亚麻布衬衫（那是出席国会和招待会时穿的）。夫人们交来洗的衣服当中，有薄麻纱的衬衫和短裤，都是镶着丝边和花边的。它们都需要上浆和打褶。我的任务是烧水和照看好晾在院子里的衣服。
库尔特每天一早就出去找工作。他回来以后，我们就一同出去开会。
一月三日，他很早就回来了，说找工作是白费时间。即使是不把他库尔特·贝尔格计算在内，柏林已经有四十万个失业的人了，有什么理由可以希望他这第四十万零一个人找到工作呢？
“咱们还是出去逛逛吧，”他用他那生硬的俄语对我说。“要不然的话，你回到了俄国，连我们柏林的万牲园是个什么样儿都说不上来。”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在空中已经可以觉察到柔和的春意。我们沿着万牲园的小径走着，微露青色的雪给人一种快感，在脚底下发出咔喳响声，不象我们来柏林时脚陷在里面冻偎了的那种雪。
屏除了一切思虑，在这四周晶莹闪亮的地方走着，是多么美啊！
公园里没有一个人。我们把脸对着那温暧的春风，慢慢地信步走着。但是，后来我们突然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控制住，要奔跑，要掷雪，要唱歌和欢呼。彷佛整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俩似的。
近黄昏了。影子延长了，云朵镶了一道亮灿灿的粉红边。该回去了！
我们已经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去。在落日的红光残照中，那些复着雪花和挂着冰棱的树都象花朵盛开的苹果树一样。
谁能想象到：几天以后，就在这些树底下会发生一件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罪行？！
一月四日，星期六，库尔特又找工作去了，爱尔娜把洗干净了的衬衣送去给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女佣告诉她，代表大人昨天很晚才回来，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他昨天和今天胃口都很坏。
库尔特在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回到了家里，他的口袋里塞满了传单。他报告了一件重要的消息：政府把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警察总监埃喜荷恩免了职，派了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叶夫金尼·恩斯特任警察总监。
“这些大人们已经决定向咱们宣战啦，”库尔特把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工人一起召集在楼梯上，对他们说，“但是，咱们要给他们颜色瞧！……咱们要送他们去见魔鬼！明儿要举行示威游行啦，”他指着那些传单继续说。（传单上写着：“给埃喜荷恩的打击，是针对着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革命的。”）“记住了：明天举行示威游行！”
“那末，下一步呢？”楼梯上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他。
“什么下一步？”他露出了惊讶的神气。“群众都要走上大街！群众都要发表自已的意见！谢德曼的党徒会看到，群众都是不支持他们的！”
群众真地走上了大街……第二天早晨，不象平常星期日那样，我们一幢房子里的人很早就醒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家的门都被关得砰砰地响，烧咖啡的煤油炉都发出咝咝的声音。
首先从我们这幢房子里走出去三十来个人，后来又有其他的人开始加入我们的队伍。三楼上那个在大战中失去了右臂的残废军人，拿出了十一月革命后他藏起来的那一面红旗。
人群从四面八方走来，拥向“菩提树下”广场。在乳白色的晨雾中，这里或者那里不时飘展着红旗。传来了口号：“打倒艾伯特和谢德曼！”“李卜克内西万岁！”“埃喜荷恩万岁！”
将近晌午的时候，有人提议去总统府，也就是德国政府的所在地。巨大的建筑显得死气沉沉的，窗子都被深色的厚窗帘遮住了，高大的门都关得紧紧的。
我们又回到了“菩提树下”广场。示威的群众仍旧站在那里。后来，由于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样办，他们都开始散了。我和几个邻居一起回去了。库尔特找他的同志们去了。他过了好久才回到家里，说一部分示威的群众已经占领了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编辑部和许多资产阶级的报馆，并且要在明天举行总罢工。
这天夜里，我们一幢房子里的人都几乎没有睡。天还没有大亮，工人们已经陆续地到他们的工厂去了。资产阶级的报纸，一份都没有出来。
库尔特不肯带我去，但是我终于把他说服了。那时候还很早，青灰色的迷雾中逐渐露出了曙色。我们一路走着的时候，路灯还亮着，映出了朦胧和淡薄的影子。
警察总局前面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天开始亮了。雾变得稀薄了。人群越聚越多了。黑压压的行列，高挥着红旗，从容不迫但是毫无阻滞地沿着广场附近所有的大街前进。有许多人都带着武器。库尔特看见一个年轻的工人从雾里走出来，一边肩膀上挂着一支步枪。
“同志，分一支给我吧！”库尔特跟他商量。“拿去！”
广场上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人了。人们站满了附近的大街，彼此紧挤在一起，队伍连绵地延长了几公里路。至少有五十万人。柏林居民，从来没见过这样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示威游行。
天气十分冷。彤云绥缓地、低低地在空中飘过。衣服单薄的人，瑟缩地把左右脚替换着站着，不时耐心地瞧着警察总局的房子。“革命的工长们”[1]正在那幢房子里进行广泛的讨论，而这些人当中多数都是独立党人。不时有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走出来，在阳台上说几句话。于是，他所说的话就在人群中传开了：“现在继续开会，”“正在仔细研究问题，”“就要达成协议了。”
这样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过去了。大伙儿仍旧等着。又是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天已经暗下来了，雾又降临了，但是人们却穿着单薄的、不暖和的短大衣（多数都是用旧的军用大衣改制的），哆嗦着站在那里。要知道，他们来到这里，都抱着不是胜利就是牺牲的决心，——他们准备趁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投入战斗。
但是，在警察总局里，会议却継续进行下去。最后，又有一个发言人走到阳台上。
“同志们！”他大声说。“我们已经决定和政府进行谈判了。你们都回家去吧！如果需要你们的话，我们会来唤你们！”
人群中掠过了怀疑和忿怒的低语：“怎么？跟艾伯特和谢德曼能够谈出什么道理来！”
“我们得到消息，知道政府很愿意作出让步和进行谈判，”发言人大喊。“政府和我们一样，也非常关心，要防止流血事件！”
但是，这位发言人的话离开事实很远。当五十万柏林无产者站在街头，警察总局里正在继续举行会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头子们却在威廉大街总统府内艾伯特的办公室里聚会。前任基尔总督、现属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古斯塔夫·诺斯克[2]也在那里。
凡是看见过诺斯克的人都说，这个人身躯短胖、拳头大得跟他的身材不相称。他从来不第一个发言，总是好久一直听着别人说话，不时把整个身体向那发言的人转过去，然后站起身来，把那双巨大的拳头撑在桌上，开始用简短和生硬的句子讲话，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艾伯特和谢德曼模棱两可地谈的那些问题。
现在就是这个情形。这些先生们打算把群众引上大街，然后进行血腥镇压，而免去埃喜荷恩的职位正是他们挑衅的第一个步骤。结果，挑衅的计划成功了，群众走上大街了，现在该进行镇压了。
几年以后，古斯塔夫·诺斯克在他的一本《从基尔到卡普》回忆录里说：“有人问我：‘你不愿意干这事吗？’我就直截痛快地回答道：‘为什么不愿意！反正我们当中要有一个人担负起这件任务，做一个嗜血的狗！’”
诺斯克当了军区总司令，他的军队的任务是“建立秩序”。于是他毫不迟疑，立刻和一位改穿了便服的年轻上尉一起到参谋本部去，跟那里的几个德皇的将军讨论当前的局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走过了威廉大街，在“菩提树下”广场上遇见了工人巡逻队，但是他们只捏造了一篇谎话，就被放过去了。
参谋本部的一间屋子里聚集了许多军官，还有几位将军。他们已经拟好了一道命令，准备委任霍夫曼将军做“讨伐军”司令官。诺斯克一到，就宣称他已经被委任为“讨伐军”总司令，这时候大伙儿都欢腾起来了：原来，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德皇的军官和将军们已经学到一些玩意儿，知道诺斯克在当时的情况下干这件事，会比霍夫曼更能胜任。
他们立刻决定把参谋部迁到柏林城外的达里姆去，并且把可以进行突击的兵力集中在波茨坦一带，准备镇压柏林的革命工人。
独立党人劝柏林工人回家，说艾伯特—谢德曼的政府不愿有流血事件发生，准备进行谈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队队白党的娄罗们已经在向柏林集中，卡车运来了机关枪和大炮，一旅反革命的军队也从基尔调来了。
这时候，独立党人们并不……咳，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通阳台的门关上了。一群人又站在那里白等了好一会儿，然后无精打彩、迟疑不决地散了。我和库尔特也回去了。
爱尔娜在家里烧好了冬油菜汤。今天是星期一，她照例到那位法律顾问大人家里去取衣服。她没有领到衣服，因为顾问大人和太太小姐们急于离开柏林，正在家里收拾箱子。我吃完了饭，坐在火炉旁边一张椅子上。
“你在想什么？”库尔特问。
“嗯，没有想什么……”
我身上发冷，脑子里掠过了许多零乱的思念。在迷惘中，我看见一艘光辉灿烂的大军舰，它正在夜色中沿着一道宽阔的河流向前飞驶。后来，我想起来了，这不是军舰，这是灯火通明的斯莫尔尼宫——它象是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日子里那样。
“门铃响了。来了一位同志——就是和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那些同志中的一位。他劝我哪里也别去。他说，所有住在柏林的苏侨，都只能够待在家里：如果是有一个俄罗斯人落在谢德曼党徒的手里，这些党徒们就会干出种种挑拨离间的事情来。
这位同志邀库尔特同他一起去。库尔特穿好了衣服，拿起了昨天早晨年轻工人给他的那一支枪。这时候，一种无法遏制的力量使我跳起来，扑到他面前，吻了他一下。在他出去以前，我一直站在他身边，抚摩着他那制服大衣的袖子。
此后的几天里，我整日烦恼和痛苦地盼望着。库尔特当天没有回来，第二天没有回来，第三天仍旧没有回来。报纸没有出版，到城里去过的人带来了最离奇和矛盾的谣言。
星期三，爱尔娜去取将军大人的衬衫。她在城里听见了枪声。在离开白兰登堡门不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一大队工人，他们正向胜利大街出发，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打倒艾伯特和谢德曼！反对谈判！李卜克内西万岁！”
将军的勤务兵说将军大人还在城外，但是把衬衣交给了爱尔娜。将军的裯衬衫上染了一大块黄斑。爱尔娜认出来，那是香槟酒的痕迹。
星期四，我们接到库尔特的一张简短的便条。便条上写着，他这会儿在革命工人占领了的《前进报》编辑部里。捎条子来的同志说，李卜克内西从早到晚在城里各处演讲。罗莎也是这样。工人们占领了好几处政府机关和火车站。他们在城里许多地方跟那些包庇政府的人起了冲突，那些人的口号是：“拥护国民会议！反对‘斯巴达克’，反对李卜克内西！”独立党人的行为是卑鄙的：他们采取了考茨基提出的调停谈判的办法，自始至终在谢德曼的党徒面前让步，同意了一个条件又一个条件，只想一找到合适旳机会就全部出卖这个运动。
爱尔娜给将军送衬衣去。将军还没有回来。
星斯五，爱尔娜到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家里去。代表只有一件衬衫需要洗。衬衫上有一股汗和烟草的臭气，领子已经龌龊得油光闪亮。大概，代表大人这一个星期里一直没有换过衣服。
从星期五夜里到星期六早晨，我们一直听见强烈的枪炮声。以前城里只有步枪互相射击，现在则是机关枪和大炮在扫射和猛袭。
星期六，三楼上那个残废军人敲门，来看我们。他说，由诺斯克率领的政府军队从波茨坦方面开进城。他们冲进了《前进报》编辑部，占领了报馆。
我们整天地盼望着库尔特，显期六夜里我们一直没有合眼。但是，库尔特没有回来。
星期日早晨，法律顾问大人的女仆跑来了。顾问大人回到了柏林，积了许多要洗的衣服。并且，几位小姐还有跳舞的服装需要熨平和打褶。
政府军队继续“肃清”城里留下的起义的工人。星期一，军队迫使工人离开了他们最后的几个据点。资产阶级的报纸和《前进报》停刊了一个星期以后，现在又都出版了。他们的第一版上，都黑魆魆地印着这样的标题：“柏林市内，一切平静！”
‘“柏林市内，一切平静！’”罗莎·卢森堡在那些日子里曾经写过这几句话。“‘柏林市内，一切平静！’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报纸重复着这一句话，艾伯特和诺斯克重复着这一句话，在柏林街道上受到一帮资产阶级欢迎的‘常胜军’的军官们也重复着这一句话……‘现在敌人就是“斯巴达克”，我们的军官们至少能够在柏林战胜敌人。诺斯克这位将军，能够在鲁登道夫[3]将军束手无策的地方获得胜利。’”
“赤色的罗莎”用充满了仇恨的口气向无产阶级敌人说出了她辞世前最后的几句话：
“‘柏林市内，一切平静。’你们都是呆笨的奴才。你们的平静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革命的浪潮明天就会高髙地腾起，用你们听了吓得发抖的号角般声音怒吼：‘从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将来我仍旧在这里！’”
[1]指柏林各企业中一种秘密的工厂政治委员会，
[2]古斯塔夫·诺斯克（1868—1946），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工人阶级的叛徒和最凶恶的刽子手之一。
[3]艾利赫·鲁登道夫（1865一1937），德国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结束的一个时期里，他实际上是德军的总指挥。 |
第六章自上而下的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六章自上而下的革命
―、全德工人联合会
二、德国危机的开始
三、自上而下的革命
四、北德联邦
五、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六、皇帝和帝国
一丶全德工人联合会
在五十年代里，德国工人阶级一直保持平静，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级也相应地壮大着。犹如钟楼里连在一起的两只大钟，如果无产阶级之钟不跟着也响起来，资产阶级之钟是无法敲响的。
德国大工业的工人们生活在如此骇人听闻的困境中：它无非总是英国大工业狂飙突进时代的传统而已。德国工人尤其难以从这种困境中解放出来，因为政治上的强制性的法律束缚着他们；在经济上，德国境内如此大量存在的封建社会残余处处妨碍着他们。正由于这个缘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可能结成真诚的联盟，这当然不是永久的联盟，可是它却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普鲁士贵族地主的、警察的和军事的国家具备资产阶级式的基础为止。背弃这个联盟的，并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面前，正如在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面前一样，已证明是没有能力哪怕是大体上履行它的历史义务的。他们想把工人群众干脆当作一群毫无思想、毫无意志的乌合之众，可以牵着他们的鼻子往前走，并且必须欺骗工人，使他们不知道有自己的阶级利益。
怀着这种意图，资产阶级劝工人们把“节约”和“自助”当作拯救他们摆脱苦难的唯一办法，或者成立工人教育协会，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给协会的会员。在这些协会里，盛行着五花八门的十分肤浅的夸夸其谈。或者，如果说这些协会的专业课和进修课真能对工人有所裨益的话，那也只是为了资本主义剥削目的而培养一批有知识的工人而已。然而，这种办法是难以长期蒙蔽近代无产阶级的。一旦无产阶级开始觉醒，资产阶级就急急忙忙运用它那笨拙的伎俩：不是放慢而是加速与无产阶级脱离关系。
1862年，在柏林和莱比锡，已出现工人阶级的一些独立活动。这些活动起先仅仅是为了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并提出了一个对资产阶级完全无害的纲领，而进步党却对此猛烈反对。这当然定会引起工人们的猜疑，尤其因为他们已经坚决拒绝了俾斯麦早就实行的想用小恩小惠拉拢工人、然后把他们用作炮灰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各种图谋。同样，民族协会也证明是仇视工人的。民族协会不允许工人分期交纳全年会费，这样就无异开除了工人的会籍。当协会建议工人把自己看成是“名誉会员”时，工人必然会觉得这是刻薄的嘲弄。
1862年11月，他们又一次达成谅解，进步党表示同意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并答应支持这一大会，如果大会经过适当准备的话。但是进步党却对当时负责筹备这次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百般刁难，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弄得不知所措。因为委员们自已也还根本不明白近代工人运动的历史任务，他们于是就求助于拉萨尔。拉萨尔在做第一个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时，同时也在柏林的一个手工业者协会上做了另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工人们对拉萨尔的注意。正如拉萨尔在谈论宪法问题的报告中曾警告资产阶级不要重蹈1848年的覆辙那样，他想在这个谈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阶级思想的特殊关系”的报告中提醒工人们在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不能忘记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工人起初不大理解这个报告，后来还是渐渐理解它了，它还引起了莱比锡的中央委员会的重视。
拉萨尔是乐于受人重视的。他所需要的正是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活动。他和中央委员会的定，应由中央委员会询问他如何帮助工人阶级，他就用《公开复信》的形式来解答。《公开复信》于1863年3月中旬发表。它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生证。拉萨尔在其中指出，舒尔采德里奇想用以帮助工人的那种办法，不会发生任何效果。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工资铁律，尤其会使消费合作社必然失败，工资铁律把工人的平均工资限制在一国人民通常为勉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必要费用的水平。为了说明这个规律的正确性，拉萨尔振振有词地引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有权威理论。接着，他详细地论述道：虽然如此，结社的原则仍然能有助于工人阶级，但是只能采取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形式，而这种国家资助必须获得保证：全体居民中生活在贫穷困苦状况下的百分之八十九到百分之九十六的人们都应组织在一个巨大的互助社里，这个互助社又要求实行普遍、平等、无记名和直接的选举制度，以此作为行动的旗帜。
从今天德国的工人阶级所已掌握的科学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公开复信》含有某些片面性和缺点。拉萨尔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先例所说的“工资铁律”，被马克思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拉萨尔死后才发表）加以根本不同的阐述，根据这阐述，“工资铁律”即使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决不是更有利的。拉萨尔所主张的由国家给以贷款的生产合作社——他认为这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步骤——的谬误在于：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有可能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就取消商品生产的规律。拉萨尔还根据普鲁士的收入统计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他认为有可能在可预期的将来就把全国居民中一切贫穷困苦的人组织起来进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这时，他忽视了这一事实：在这些贫穷困苦的人中，只有较小的一部分才属于近代无产阶级，只有他们才能理解拉萨尔的语言。
《公开复信》之所以有这些缺点，是由于拉萨尔还没有认识到已经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的充分作用。但因为在当时的德国，根本还不存在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拉萨尔的错误见解和他所提出的难以争辩的事实一样，起了强烈的影响。《公开复信》就象一颗炸弹爆炸似的，但是反对的呼声却远远超过赞成的呼声。莱比锡、汉堡以及莱茵地区的杜塞尔多夫、索林根、科隆和厄尔倍菲尔德等城市的工人大会，都表示赞成。而进步党人则鼓动受他支配的工人教育协会作出愤怒的决议，反对拉萨尔。在这些决议中，他们把拉萨尔谴责为反动派的一个有意的或至少是无意的工具，把他的《公开复信》谴责为毫无理性的作品。4月19日，柏林工人也举行大会，反对拉萨尔。这样一来，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工作似乎已被扼死在襁褓之中。
然而，就是在同一天，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工作却又重新缓过气来。已经专门组成了一个联合会的美因河地区工人教育协会，在鹿德海姆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根据幕后牵线人进步党人的意图，这个大会原定也要谴责拉萨尔。可是工人教育协会的几位主席，目光敏锐，不偏不倚，因而不愿未听拉萨尔申辩就定他的罪。他们的行动还被当时开始在德国西南部人民群众中开展着的反对进步党软弱政策的运动所支持。在德国西南部，巴登-法尔茨起义的传统一直对当地人民有影响。因此，在鹿德海姆的代表大会上，决定约请舒尔采-德里奇和拉萨尔参加即将于5月1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舒尔采德里奇借口议会公务繁忙，拒绝了这一约请，而拉萨尔则应邀到会。拉萨尔在法兰克福以及接着在美因兹所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上，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极其不利的处境下获得这些成功之后，斗志为之大振，于是他火速前往莱比锡。1863年5月23日，他在莱比锡的纪念堂里创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他在《公开复信》中就曾建议成立这样的无产阶级组织。
全德工人联合会有十一个城市的代表：莱比锡、汉堡、哈尔堡、科隆、杜塞尔多夫、厄尔倍菲尔德、巴尔门、索林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美因兹和德累斯登。大会宣告，工人联合会的目的就是以和平与合法的宣传鼓动方式争取普选权。在这个组织的内部，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实际上等于实行主席独裁，拉萨尔当选为主席，任期五年。这样的集中大权并非出于拉萨尔个人的野心，而是由于当时工人还很不成熟，有必要由一个更有见识的人来一手领导宣传鼓动的工作。
这种宣传鼓动工作起先收效仍然很小。即使在近代无产阶级内，也只有很小一部分工人有阶级觉悟，而企业主则施加极大的压力来反对工人联合会。联合会成立后三个月，会员总数只有一千人，这与拉萨尔的期望相距极远。这时，他寄希望于当年秋季他想要开展的广泛宣传鼓动上，尤其寄希望于新近发生的事件上：拉萨尔认为，新近发生的事件就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他确实也并没有看错。
二丶德国危机的开始
普鲁士宪法之争一直拖到1863年的头几个月里，毫无起色，死气沉沉，令人厌烦。正如拉萨尔所预料的，单单在议会里的发言，已证明是完全没有力量使违宪的内阁陷于瘫瘓的。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内政方面，俾斯麦都在为所欲为，他还在1863年5月把吵吵嚷嚷的议会干脆加以解散。
这时，进步党这个反对派组织了庆祝大会，他们在会上大言不惭，庆贺他们事实上并未获得的胜利，而这时的俾斯麦则在采取行动，不讲空话，他在6月1日颁布了违宪的新闻条例。条例授权各级行政官署：凡攻击政府的任何报纸，经两次警告后，即可勒令暂时或永久停刊。进步党甚至连这一打击都甘心忍受。进步党的报纸放弃了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他们希望在邦议会复会后，这个新闻条例就会被取消。
这时，奥地利政府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可以乘此把德国霸权的竞争者普鲁士排挤出去。1863年夏季，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德国诸侯代表大会，讨论如何改革德意志联邦，以便把普鲁士邦排挤出去，同时不让德意志民族选出任何直接的代表，以便永远不许德意志民族发言。俾斯麦对这一打击的对策是：不让普鲁士国王参加法兰克福的诸侯代表大会，理由是奥地利的改革建议是要实行王朝分治，不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利益；而只有在全民族直接参加下产生的真正的议会，才能符合民族的真正利益。
与此相反，德意志各邦进步党的议员们却做出了令人无法理解的蠢事，他们为了参加众议会会议也来到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们对奥地利所拟定的改革联邦的计划采取“不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且把他们的决议提交诸侯代表大会。他们乞助于王朝分治制度，而德国人民几十年来一直在诅咒这种制度；俾斯麦就是当着全欧洲的面，铲除了王朝分治制度的。这位普鲁士大臣于是就急忙解散了众议院，宣布同年秋季举行改选，以便选民能对企图扼杀普鲁士独立的行为表明态度。
1863年9月，拉萨尔在巴尔门、索林根和杜塞尔多夫等地的集会上对拥护他的人们所作的宣传演说中，阐明了当时的形势。拉萨尔在演说中谈到他的宣传鼓动的政治宗旨，他痛斥了资产阶级的昏聩糊涂；在进步党人所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在俾斯麦的新闻条例颁布后进步党报刊的屈服态度上，最后在法兰克福的众议院上，那种昏喷糊涂又多次表现出来。拉萨尔嘲笑进步党人为了吓唬俾斯麦，居然向诸侯频送秋波。他说，这是可怜虫的办法，但是还从来没有哪个老太婆能够用向别人卖弄风骚的办法使一个男人害怕过。俾斯麦于是用解散众议院来回敬进步党人。至于选举，拉萨尔建议工人们支持进步党的候选人，因为当时进步党是力量较弱的一方，而且工人们在大选问题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利害关系，但是很明显的策略上的利益是：使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势均力敌，两败俱伤。
不能说，拉萨尔这一策略上的转变，就意味着他否认以往的任何原则立场。然而拉萨尔的策略有它的阴暗面；拉萨尔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于：在进步党市长解散了索林根的群众大会以后，他居然打电报给俾斯麦，控告这位市长。拉萨尔既然愿意成为革命者并且已经是革命者，就不应该为了一次违反集会权利的事件，向一个经常以最不体面的手段践踏集会和结社权利的封建反动派的代表申诉，请求惩办，不管这次违法行为应该归罪于进步党人或其他什么人。当然，俾斯麦没有如其所请，受理该案，但进步党人则凭这一不幸的电报而抓住了书面的把柄，仿佛能用以证明他们不厌其烦要制造的骗局，即拉萨尔和俾斯麦是一丘之貉。事实上进步党人也达到了目的：他们借此使柏林的工人们对拉萨尔产生怀疑，以致拉萨尔从莱茵地区返回柏林后对柏林工人所作的演讲几乎没有发生作用。
在这期间，进步党在众议院改选中，尽管当局横加干涉，仍然获得了新的胜利，使俾斯麦在民族情绪上所进行的投机遭到失败，可是当时恰巧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使俾斯麦怀着更大的侥幸心再进行投机。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去世。三天后，丹麦宪法颁布了。这部宪法违反了欧洲的诸条约，规定正式兼并什列斯威公国。当时的什列斯威公国同霍尔斯坦公国一样，仅仅由于共戴一君的关系而与丹麦相结合。为了惩罚丹麦的违约行为，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讨伐丹麦这个小国。同时，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强大的运动，主张从根本上取消丹麦对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统治权。可惜由于资产阶级以及中邦和小邦的外交活动，这一运动陷入死胡同。这种外交活动力图建立一个由一位出名的王子来统治的新的中邦——什列斯威-霍尔斯坦邦。
针对这种情况，俾斯麦暗中在策划并吞什列斯威霍尔斯坦，俾斯麦和进步党之间就发生了新冲突。拉萨尔力图利用这场冲突来迫使俾斯麦同意由国王下诏实行普选制，而俾斯麦之所以和拉萨尔进行谈判，目的在于利用拉萨尔所要求的由国家给以贷款的生产合作社来实现各种反动勾当。
根据俾斯麦事后有关这次谈判所作的介绍，在谈判中以“可怜的魔鬼”姿态出现的是他本人，而不象他所说的那样，是拉萨尔。俾斯麦荒唐可笑地误以为拉萨尔由于怀有民族主义和君主政体的思想而醉心于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这时，拉萨尔立刻就看透了俾斯麦的诡计，并且马上一再公开抗议政府想利用生产合作社进行试验的种种小动作。虽然，拉萨尔在思想上比参加谈判的这位普鲁士大臣要高明得多，尽管他有随时退兵之计并且没有对俾斯麦的反动政策作任何妥协性的让步，但他还是抱有一种幻想，误以为能靠他那出色的雄辩才能使俾斯麦狡猾的内阁政策获得革命的生气。拉萨尔看得很正确：俾斯麦如果要使整个德国都普鲁士化，必定要重新实行普选制，不过目前，时机还远未成熟。进步党人在进行宪法斗争时所采用的悠闲从容的方式，正合乎俾斯麦的心意，因而他虽有十分诱人的理由也不必提前试用普选制这一把既能伤人又能伤已的两面有刃的大斧。就这一点来说，拉萨尔这次同俾斯麦进行的谈判是一个错误，虽然拉萨尔自己认为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是他戏弄了俾斯麦，而不是俾斯麦戏弄了他。
在1863年和1864年之间的冬季，拉萨尔的精力主要用于许多诉讼案件以及撰写旨在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主要经济理论著作，尤其用于为发展全德工人联合会而进行宣传。到1864年的秋季，他能使工人联合会会员几乎增加五倍，总数达到了四千六百人。可是这个数目仍然大大地落后于拉萨尔的期望，他时常抱怨运动进展得太慢，而当时一些不怀偏见的观察家就已经在说，工人联合会已证明是培养领导骨干的很出色的学校；在工人阶级内、特别是在莱茵地区的工人中，几乎再也找不到拥护进步党的人了。由于操劳过度，拉萨尔已精疲力竭；他的身心均已失调，于1864年5月离开柏林，想借此再一次检阅一下自己的队伍，然后使身体恢复健康。尤其在隆斯岛夫举行的工人联合会成立纪念大会上，工人们以无法形容的热情来欢迎拉萨尔，但他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演说，却是他一生最后的一次。这次演说的缺点是过分夸张其词和策略上的失算。
随后，拉萨尔到瑞士的黎矶冷泉去进行乳清治疗，他那爱情的悲剧就发生在那里，并使他于1864年8月31日在决斗中未获善终而身死。
三丶自上而下的革命
大约和拉萨尔去世的同时，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始加紧进行了。
早在1862年9月俾斯麦（1815——1898年）就任普鲁士首相时，俾斯麦就答应过反对派的自由派人士，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的统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德国统一。然而自由派人士并不相信俾斯麦，而或多或少地认为他是一个冒险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自由派人士的这种想法也不能过分责难。
俾斯麦本来的使命就是实行违反宪法的统治。他不承认议会的无可争辩的预算权，他钻了宪法上人为造成的“漏洞”的空子，这个“漏洞”就是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在国王和议会就预算案发生分歧时应如何处理。这种形式上的口实，却不能使众议院就此罢休。因为按照历史上的种种精神，即使按照普鲁士宪法的精神，预算权的含义是：凡议会所拒绝拨付的款项，政府均不得开支。
除此之外，自由资产阶级还有各种机会能察觉俾斯麦仍然是1848年的旧贵族地主。如俾斯麦曾对奥尔米茨谈判的失败感到欢欣鼓舞。靠这种溢于言表的强烈的反动思想，他就被任命为普鲁士驻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公使。在法兰克福这个豪华的金融市场里，他扩大了眼界，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完全不是封建世界所能比拟的；俾斯麦和罗特谢尔德家族[1]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此后，这家银行驻柏林代表布莱希罗德曾对俾斯麦的拮据的经济情况给以诸多照应和提携。然而在俾斯麦的灵魂深处，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执政要求所怀有的仇恨情绪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少。他根本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历史关系，更不用谈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曾有过什么了解，他所了解的只不过是极其肤浅的庸人政治闲谈而已。
俾斯麦具有贵族地主肆无忌惮的为非作歹的闯劲，这一点远非自由资产阶级所能及，甚至在他的阶级弟兄中，他的那种闯劲都是他所独有的。毫无疑问，俾斯麦对实际情况有强烈的现实感。尽管俾斯麦对种种生意经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是对于各族人民生活中的动力却依然完全看不见。对于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俾斯麦没有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世界历史上的斗争中的暂时插曲，而把它看成是近代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发展了资产阶级巨大的生产力）的典范形式，可以用铁拳来压制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恩格斯写得很中肯：“俾斯麦就是路易·拿破仑，就是把法国的冒险谋取皇位的人改称为普鲁士的乡村贵族地主和德国大学生协会会员时的路易·拿破仑。”早在五十年代，俾斯麦就责骂他的阶级弟兄胆小拘谨，他们由于封建的或合法的考虑，拒绝和这位塞纳河畔的天才政治家一起从事有利可图的勾当。俾斯麦本人则没有这种疑虑；他对波拿巴主义的治国之道了解得愈深刻，他就愈加背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方法；哈布斯堡王朝自已总是摆脱不了财政困难，却竟还要求对普鲁士发号施令。对于哈布斯堡王朝这种飞扬跋扈态度体会得最深刻的，莫过于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这位公使，他同时也有最方便的机会来研究德国中邦和小邦的走投无路的处境，研究“德国诸侯的完全违反历史的、不信上帝的、无法无天的主权骗局”。
俾斯麦虽然享有国王和贵族地主所赋予的可以任意践踏本国宪法的全权，但是他毕竞没有可以按照个人意志或者根据自由资产阶级的意图来推行全德政策的全权。1863年，俾斯麦帮助沙皇俄国镇压波兰人民的起义，这是俾斯麦对外的第一次行动一充当镇压起义的刽子手，这种做法使自由资产阶级十分惊疑。为了对抗法兰克福的诸侯会议，俾斯麦虽然打出了想要成立全德议会这一张牌，但在几个月后，在什列斯威霍尔斯坦问题上，俾斯麦又和奥地利联合起来，此举目的并不是为了推进民主运动，使易北河的这两个公国完全摆脱丹麦的统治，恰恰相反，其目的是要使民族运动陷于瘫瘓。他对丹麦的要求无非是要丹麦放弃直接兼并什列斯威公国的做法而已。这绝不是一种勇敢的或民族的政策。假如当时丹麦顺从了这个要求，那末丹麦就可以继续享有对什列斯威-霍尔斯坦的统治。但是，对俾斯麦来说，幸而丹麦政府的态度依然顽强执拗，于是只好诉诸武力，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因为战争能使一切条约均归无效，所以丹麦不得不在1864年10月根据维也纳和约，把什列斯威和霍尔斯坦公国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作为两国的共同领地。
从此以后，俾斯麦就有了更宽广的前程，俾斯麦即使不是全民族的政治家，但已证明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家，他借助外国的帮助，排除了奥地利的霸权，并且把奥地利从德国排挤出去。由于充当刽子手镇压波兰人民起义，他博得了沙皇的青睐；他又取得了波拿巴主义的好感，因为他虽不直接刺激他的那位高贵的榜样对德国领土的贪欲（在这方面，说法不一），但却始终使后者垂涎三尺，欲罢不能。俾斯麦和意大利结成了攻守同盟，以便给奥地利王朝“胸口一刀”。如果说旧普鲁士的政策是借助外国力量来吞噬德国这块肥肉的话，那末在德国国内以普选权作为诱饵，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政策；波拿巴本人在1851年就是用这种手段来发动政变的。这两个狡猾之徒认识得很清楚，只要人民在政治上尚未觉醒，要欺骗人民群众，除了普选制之外，再没有更合适的手段了。当然这种手段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这一点俾斯麦知道得格外清楚。
面对这种狡猾的政策，自由资产阶级无法摆脱其完全孤立无援的处境。普鲁士分裂主义所用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各式各样天花乱坠的言词已经打动了某些人的心弦。他们宣称，普鲁士旗帜飘扬的地方就是民主主义心脏之所在，而其他一些人则在有气无力地抱怨：一触即发的战争会危及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普鲁士的众议院则继续沉醉于豪言壮语中，它们没有给俾斯麦造成丝毫困难，反而被俾斯麦巧妙地利用来巩固他的地位。普鲁士国王则和大部分贵族地主一样，害怕和奥地利决裂。俾斯麦之所以能使自己成为他们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使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跟着他走上他那条令人胆战心惊的外交政策的艰险小径，是由于俾斯麦的胆大妄为，他就是用这种胆大妄为来制服桀整不驯的众议院。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愈是竞相高喊喧嚣的口号，俾斯麦就愈容易用3月18日革命所留下的阴影来吓唬那胆小的国王，并且预言普鲁士国王将遭到与英王查理一世或法王路易十六[2]同样的命运，如果那些看来无害的进步党人和自由贸易派一旦掌握政权的话。
自由资产阶级不敢采取对他们只会有利的革命手段，而俾斯麦则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就完全敢于采取革命手段。他破坏了德意志联邦，把联邦议会赶出法兰克福，他在上西里西亚建立了由革命将领克拉普卡和其他革命军官领导的匈牙利军团。这个军团的士兵都是匈牙利投诚者和战俘，他们是被用来对他们自己的合法的统帅作战的。在攻占波希米亚之后，俾斯麦发表了《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这个宣言也猛烈抨击了合法的传统。随后，俾斯麦又兵不血刃地夺得了三个合法的德意志加盟诸侯的全部领地和法兰克福自由市。这些诸侯也和普王一样都是“受上帝保佑”的，而把这些诸侯赶走这件事却并没有使俾斯麦的基督教天良和君主主义天良感到任何不安。
当时俾斯麦所采取的完全是革命手段，这样做本身确实并没有使俾斯麦蒙受耻辱。就一个人进行的革命所能做到的程度而言，俾斯麦所进行的革命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是半途而废的革命；这种革命在胜利的中途必然会发现，它是无法完成已经开始的事业的。1866年6月，普鲁士军队以迅猛的攻势，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和其他中邦、小邦的军队，这些中邦和小邦在关键时刻曾全都倒向哈布斯堡王朝那一边去。这时，轮到那些战败的政府——包括维也纳朝廷在内，但不包括卡尔斯卢埃朝廷——用以下的方式来表明它们的爱国主义了：它们一一都倒在波拿巴的怀抱里，恳求帮助。法国的抗议使节节胜利的普鲁士军队停止向前挺进。根据法国的建议，缔结了普奥和约。
自上而下的革命于是不得不中途停顿，它是被外国专制君主喝令止步的。
四丶北德联邦
在1866年战争中产生的新德国，从而就成了一个尚未完成统一任务的德国。
奥地利从此就放弃了对德国事务的任何干涉，但德国从此也就失去了奥地利的几个德意志省。美因河以北诸邦组成了北德联邦[3]，这个所谓联邦国家的形式很古怪：普鲁士王朝的实力因并吞了什列斯威一霍尔斯坦、汉诺威、黑森选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而大大加强之后，就在北德联邦里以咄咄逼人的优势凌驾于许多附庸小国之上。但美因河以南诸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以及黑森——达姆斯塔特的一部分地区——则处身于局外；它们可以单独地或集体地以欧洲国家的姿态出现，也可以与北德联邦建立“民族联系”，这就完全随它们的便了。
从一开始，显然就能看出，这种局面无法持久；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会相信这种局面的持久性。当然，在任何可预见的期间内，奥地利的德意志诸省是丧失定了，而美因河的界线也不能使德国永远陷于分裂状态。在柯尼格勒兹战役中取胜的并不是“普鲁士教师”[4]，也并不象那俏皮的瞥句所说的，是步枪撞针的胜利；真正取胜的乃是数十年来建立了一个大经济区的关税同盟。在这个大经济区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盘每天都在扩大；大经济区在经济上的需要是民族统运动赖以日益发展的真正基础。使这个经济区与奥地利发生联系的政治纽带，愈成为严重地妨碍这个经济区在经济上巩固起来的束缚，就愈容易被挣断，而这个经济地区本身的经济联系就愈不受国家法上的拘泥穿凿的影响而松弛。当时南德诸邦不能以欧洲国家的姿态出现，它们也不能成为法国的或奥地利的附庸国，除非这个经过三十年结合和成长的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发展阶段的大经济区被打得支离破碎，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俾斯麦了解这种形势，并且善于以令人无法否认的才能来使他的政策适应这种形势。比较起来说，北德联邦时期是俾斯麦生平最好的一段时间。他这时正执行着他的纲领，这就是他早在1864年就曾向俄国的枢密院顾问爱佛特阐述过，或据说曾阐述过的这个纲领：“我要收买一些人，威吓另一些人，打击其他一些人，然后，我将领导他们都去反对法国，从而最后把他们统统都争取过来。”俾斯麦说服普鲁士国王抑制了他那贪婪的欲望。过去要用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使这位国王同意打仗，现在这位国王却要伸斯麦按照旧普鲁士方式并吞和他当时所拥有的土地和人口相等的大量土地和人口，否则就以免去其职务相威胁。南德诸邦也和奥地利本身一样，得到了条件很宽大的和约。作为宽大对待的交换条件，南德诸邦同俾斯麦结成了攻守同盟，这个攻守同盟起先是保守秘密的。在俾斯麦看来，这比几平方英里的巴伐利亚或士瓦本的土地更有价值。头脑简单的波拿巴想要得到可能的“赔偿”。对待他这样的人，俾斯麦的口号是：“对扯皮的人要加倍扯皮。”从此以后，俾斯麦就以德意志荣誉的严格的维护者姿态出现，他这样做并不是基于德意志思想一这种思想对于俾斯麦和普鲁士国王来说一向都是陌生的，而是基于人所共知的德意志政策的利益。他用“拖延"办法来对付波拿巴对德国领土的贪欲。在俾斯麦看来，这种办法只不过是引诱狐狸入陷阱的食饵而已。
在波希米亚战场上，战败的不仅是奥地利，还有自由资产阶级。在战争爆发以前，俾斯麦把众议院解散了。7月3日，正是柯尼格勒兹战役进行决战的那一天，普鲁士众议院举行改选。在改选中，进步党多数派被摧毁了。迄今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政党反正已发生分裂。被俾斯麦的战绩弄得眼花撩乱的大部分进步党人组成了民族自由党。这个新政党放弃了原先还或多或少有一些的资产阶级自由理想，而安分守已地满足于资本家的利益。
在这方面，俾斯麦也尽量迎合资产阶级，尽管他还紧紧掌握着政治大权。因为他现在必须在外国人面前掩饰国内斗争的任何迹象，他就要请众议院免除政府在宪法之争期间的违宪统治的罪责，这当然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与其承认政府不对，还不如肯定政府正确。政府根本不提供今后不再重犯类似违宪行为的任何保证。普鲁士国王甚至以天真的坦率向众议院的一个代表团表明：他今后在同样情况下还要完全按照老一套办事。俾斯麦在达到目的之后，虽然还不敢放弃普选权这张王牌，他却拒绝对议员支付公薪，想借此使人民群众无法利用普选制。另外，他还设法使北德联邦的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不是多于、而是还少于普鲁士宪法所规定的。
然而在关于资本家利益的政策方面，俾斯麦慷慨大方，很好说话；他正确地认识到，只要能保证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增加，资产阶级是很愿意放弃他们在政权方面的要求的。这就不仅是把北德的资产阶级拴在政府的凯旋战车上，而且还是引诱南德的资产阶级进入北德联邦这一牢笼的最可靠的手段，尽管这个牢笼在政治上束缚重重。
北德联邦的新宪法剥夺了各邦在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内的立法权，并且把处理如下问题的权力交给联邦：整个联邦地区内的共同公民权和迁徒权，户籍权，关于手工业、商业、关税、航运、货币、度量衡的立法权，铁路，水路，邮政和电报，专利权，银行，整个对外政策，领事馆，在国外的贸易保护等等。以上各项的大多数都被迅速处理并且大体上都规定得宽大温和。这样终于刮除了小邦分治最有害的毒瘤，这些毒瘤一方面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方面又妨碍了普鲁士的统治欲望。这种美味菜肴正适合资产阶级利润贪欲的胃口，并且使他们笑逐颜开，忘乎所以，以为即将进入千年盛世；他们感情激动，竭力颂扬这种立法，以致麻痹了自己的政治良知：这种立法对德国来说确实是历史上的进步，可是比起早在七十年前法国大革命就已完成的立法来说，这只是一种为时已晚、又不完全的模仿而已。
贵族地主带着几分怀疑对俾斯麦的“自由”政策冷眼旁观，可是他们并不想动员起来进行反对。他们中间一些较有见识的人士认识到，要使全德都普鲁士化，不对资本主义作一定的让步是不行的；此外，贵族地主由于经营谷物输出而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他们始终看得很清楚，政治上的统治权仍然掌握在他们这个阶级手里。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信赖俾斯麦；他们终于一定会以魔鬼的欢乐心情，听任自由党人锣鼓喧天地把俾斯麦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地主称赞为“本世纪的英雄”。
不只是民族自由党人陶醉在这种狂热气氛中，旧进步党的残余分子也愈来愈脱离了政治活动。在他们当中，只有约翰·雅可比一人连同几百名分散在德国各地的理论家仍然在坚持进行反对。雅可比把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称为非法的暴力行动；他宣称，人民要反对自由之敌的合法权利是永远不会丧失的。但是雅可比也基本上是一位清谈政治家，他并不深刻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尽管他的勇气值得赞扬，他的品格值得尊敬，可是只要他的政策仅仅满足于诅咒普鲁士的胜利，说普鲁士的胜利在德国境内造成了比起吉祥或不吉祥的联邦议会时期来还更糟糕的形势，那末，他的政策就一直不会有成果。
这样，资产阶级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就在这时候，在北德联邦时期，从工人阶级里成长出来一支新的力量：它能理解自上而下的革命在历史上的必要性，并且同样能明确认识到，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战胜自上而下的革命。
五丶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由于拉萨尔的突然去世，全德工人联合会失去了领袖，迄今为止，全德工人联合会一直是处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的。然而过了几个月，也即在1865年元旦，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刊物每周出三期。在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一些老社会主义者合作之下，约·巴·施韦泽主编这个刊物。这些老社会主义者中，在长期流亡生活期间与马克思保持过亲密关系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参加了编辑部工作。
可是，几个星期以后，该刊的编辑与主编之间发生了分裂。
施韦泽（1833——1875年）决不是盲目地继承拉萨尔的遗产，他总是力求消除拉萨尔在宣传工作上还存在的片面性和缺点。但他坚持使宣传工作紧紧适应普鲁士和德国的情况。他已能用历史观点来观察日常的政治问题，这种杰出的才能使他预见未来的发展。他决不否认民主的立场，而且经常强调指出，只有在德意志民族用革命来解救自己时，德国问题的解决才能符合德意志的利益。但他并不因而就忽视俾斯麦在如下方面获得的巨大成果：俾斯麦并不把实现德国统一看成是民族本身的最高目标，而把它当作替分治主义王朝服务的一种单纯的手段。施韦泽猛烈地押击进步党的德国问题政策，这种政策的错误在于：它既非普鲁士的政策，又非德意志的政策。进步党要求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领导的统一德国，而不懂得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建立统一的德国，而普鲁士的领导只能建立一个大普鲁士而已。
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把施韦泽的这种见解看成是对普鲁士反动势力的令人无法容忍的献媚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同意李卜克内西的看法。他们一直怀疑拉萨尔有普鲁士倾向，这种怀疑从来没有减弱过，这时又重新加深了。这种怀疑之所以又重新加深，有一部分是由于施韦泽在描述普鲁士的力量时的措词仿佛与颂扬普鲁士制度相混淆，另一部分也是由于哈茨斐尔德伯爵夫人猜想拉萨尔曾与俾斯麦结成“明确的联盟”，而施韦泽是知道内情的。早在1865年2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一个公开的声明中宣布和这个刊物脱离关系，接着李卜克内西以及几乎所有过去被人看作愿意参加该刊工作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都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可是施韦泽并未丧失勇气，他继续进行宣传工作，直到1865年11月政府由唯命是听的法官们对施韦泽判处十六个月徒刑为止。当时正是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享索伦王朝之间的关系开始剑拔弩张之时。在当时出现的混乱情况下，全德工人联合会已处在深渊的边缘。普选制起先也不能使它有新的生气。在1867年2月举行的北德联邦制宪国会的选举中，全德工人联合会虽然获得了为数毕竟相当可观的四万票，然而却得不到一个议席。工人联合会感到伤心失望，从而奋发振作起来，同年5月，它把享有专政全权的领导职务交给施韦泽，他曾证明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最有能力领导运动的人。施韦泽本人头脑清晰，因而不认为可以长期用个人专政的方法来领导无产阶级群众运动，而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恰恰是其中年纪最大又最忠实的，则很有见识，知道在当时各方面都很危急的情况下，暫时的专政还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事实上，这种领导方法一开始曾不断获得成果，其中包括厄尔倍菲尔德的工人于1867年秋选举施韦泽为国会议员以参加北德联邦第一次正式国会。可是在民族问题和议会问题上，施韦泽和李卜克内西此时又在国会里发生了分歧。1865年，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柏林，于是他移居到莱比锡，他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倍倍尔（1840年出生）作为旋工，从一开始起就参加莱比锡的工人运动，但他起先在工人教育协会，接着在进步党人所创办的、旨在和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分庭抗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中活动。早在1864年10月，倍倍尔就被选入联合会的领导委员会。在长期对拉萨尔派的激烈斗争中，他对社会主义有愈来愈深刻的了解，他成为使松松垮垮的联合会改变成工人阶级坚强有力的独立组织的推动力量，在1868年组伦堡代表大会上，联合会割断了与进步党监护人最后的联系，并且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大多数的工人协会赞成这一决定，它们主要是来自萨克森王国和符腾堡王国的，而少数的工人协会则退出了工人协会联合会，接着就永远从公开的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它们主要是从德国北部来的。
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各工人协会内，都有反普鲁士霸权的强大力量。这种情况是与它们所来自的地区有关。1866年普鲁士胜利以后，萨克森境内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出色的参与之下建立了萨克森人民党；该党在资产阶级民主立场的可能范围内尽量提出了它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要求，但是他们的纲领着重于对北德联邦表示毫不调和的反对。萨克森的人民党充满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符腾堡的德意志人民党尽管也有这样一个值得自豪的名称，事实上却是一个有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投机政党，这个党完全是靠着只会被敌人利用的对普鲁士的盲目仇恨而拼凑起来的。
李卜克内西作为萨克森人民党的代表，和施韦泽同时被选入北德联邦的国会，而倍倍尔则从国会的首届会议起就已参加国会了。李卜克内西利用了这第一次的有利机会宣称，历史将嘲笑北德联邦这一暴力的产物：它无非就是德国的分裂、削弱和奴役；他还指出，历史将吻笑北德联邦的国会：它只是专制制度遮羞布而已。对此，施韦泽答复道，虽然他和李卜克内西都一致反对北德联邦的内部情势，可是在要瓦解联邦本身这一努力方面，他与李卜克内西是不一致的。施韦泽的如下说法是不妥当的。他说，他不同意对于连敌对各国在1866年都深表景仰、备加赞扬的普鲁士特性过分挑剔；而李卜克内西也同样说得过分。他说，谁承认普鲁士“铁血政策”的成绩，谁就与社会民主主义隔了一条宽阔而无法逾越的鸿沟。施韦泽并没有忽视“铁血政策”的反动性质。他谆谆教诲工人：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要。施韦泽所说的，仅仅是要工人阶级甘心让全德都普鲁士化，甘心承认这是无法逆转的历史既成事实，因为在这以前，事实上已经表明：资产阶级不再有进行革命反击的意志，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进行革命反击的力量。
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另一场争论是围绕这一问题的：议会活动对工人阶级有什么意义。李卜克内西完全不承认议会活动有任何意义，他认为，参加议会活动的本身，就包含着承认北德联邦，因此根本就是徒劳无益的。反之，施韦泽则想在北德联邦议会里，特别在讨论经济立法问题时，也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平日无能为力的议会此刻毕竟还能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因为资产阶级放弃了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要求而换得的代价，就是铲除当时还存在于德国境内的封建行会残渣。在北德联邦的国会里，施韦泽提出了第一个劳工保护法草案，并且象倍倍尔寻常所做的那样，积极地参加了关于新的工商业条例的讨论。倍倍尔认为，反对北德联邦的存在的斗争，比起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际需要来，已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毫无疑问，这种议会活动也是符合马克思的看法的，马克思现在也承认施韦泽在工人运动中所发挥的“精力和才智”。
在这场关于议会问题的争论之后，自从萨克森人民党和纽伦堡工人协会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从新年起在莱比锡出版以来，就时断时续地总有关于议会问题的报刊论战。在由李卜克内西主编的该刊政治版上，主要是进行反对北德联邦的斗争，以便团结德国一切民主分子来进行这一斗争。只有在倍倍尔评论工人协会问题的那栏里，刊物才基本上带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李卜克内西把施韦泽看成是俾斯麦的代理人，他认为施韦泽的专政是阻碍德国工人团结致的主要障碍，而施韦泽则理直气壮地指责纽伦堡的工人协会与已经渗杂资产阶级分子的德国人民党这一虚假组织保持联系。虽然他表示愿意使两派友好地携手合作，然而如果超出了友好合作这个范围，他就要求纽伦堡的工人协会干脆就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具有原则性的团结和具有原则明确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如果施韦泽认为工人协会的迅速发展是他实行专政的成果，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1868年秋季，罢工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结社的禁令也行将废除。这些情况促使施韦泽把以往被拉萨尔完全忽视了的工会问题列入工人行动的纲领，这时，工人专政[5]的既可伤人也可伤已的双刃性质起了作用。但是在他自己的工人协会里，他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只能用辞职的威胁来粉碎这种反对。在这件事上，他又是正确的，但是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不顾马克思的紧急警告，模仿政治团体的严格的集中制来建立当时正在开始组织的工会。
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也正在建立工会，他们避免了这种错误。在令人惋惜的工会运动发生分裂这件事上，组伦堡工人协会也不是完全没有过错的，因为他们没有充分理由就拒绝派代表参加施韦泽为建立工会而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从此，争论就愈来愈尖锐。施韦泽受到不断的甚至没有获得证明的指控：说他是政府的代理人。在这种指控之下，他仍不愿放弃他的专政，即使那些拥护施韦泽的人们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这一事实表明了专政已经过时。对施韦泽来说，手段已变成目的，想对他的权限作一些本身微不足道的限制都会促使他用恶劣的横暴手段来恢复他的专政。尽管压倒多数的工人协会这时还是忠于他本人，但恰恰是那些最有能力的人所组成的少数派却脱离出来了。1869年8月，后者与纽伦堡工人协会一起在爱森纳赫组成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对于工人运动分裂成两派（人们通常称之为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敌人们非常高兴，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场争吵发生在个人之间，但是其根源既不是由于个人的意见分歧，也不是由于原则上的意见分歧。争执的真正原因是民族问题：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这种状态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无产阶级是无法一举而加以克服的），北德联邦的暂时性的局面，德国各地工人阶级发展程度的极不平衡。过了短短一年，造成工人阶级内部这种兄弟不睦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消除了。
六丶皇帝和帝国
自从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中途被波拿巴所制止并且随着北德联邦的成立而出现了一种无法持久的局势以来，俾斯麦和他在巴黎的榜样之间就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暗中的但是很激烈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他们起先使用外交武器；逼人大动干戈的并不是波拿巴。他知道，只要一次战役失利，他的皇位就永远垮台，可是他的处境中的内在困难却迫使他走向战争。为了消除这些困难，他必须在外交上取得某些成就，从而恢复他在欧洲的“威信”。1866年普鲁士在军事上的胜利已猛烈动摇了这种“威信”。波拿巴开始不远千里而与丹麦、意大利和奥地利进行谈判，以便为反对北德联邦而建立一个有压倒优势的进攻同盟。他希望最好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获得在土地和人口方面的某种“赔偿”。对此，俾斯麦既不能答应，也根本不愿意答应。
在俾斯麦看来，对法战争正是把南德各邦也普鲁士化的最方便和最有利的机会。他自称是内心最酷爱和平的，他拒绝了巴登自愿加入北德联邦的要求，因为让巴登加入就会引起对法战争。然而他不怕一般的战争，而只怕这一场战争，因为它太正义了，太得人心了，因为如果波拿巴从而对德宣战，干涉德国的纯属内政的事务，那末这场战争就能在德国激起如此高度的民族情绪，以致最不符合普鲁士贵族地主的利益。俾斯麦想和法国打一场王朝之间的反革命战争，因为他纯粹是一个老牌外交家，所以他也是从早已过时的密室政策的废墟里造出一个陷阱，让塞纳河畔的那位老朋友掉进去。
俾斯麦暗中替霍享索伦的一个旁系亲王[6]谋取在1866年革命中被推翻的西班牙王位。假如俾斯麦的劲敌听任他为所欲为，那末这种外交阴谋的后果对德国比对法国更为贻害无穷。但是波拿巴却中了他那拙劣的圈套而对普鲁士宣战，理由是法国的荣誉由于霍享索伦家族的亲王参加西班牙王位的竞争而遭到侮辱了。在这两个魔术师中，俾斯麦毕竞棋高一着，他设法使法国的宣战术中有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的特征：他以巧妙手法颠倒是非，歪曲埃姆斯电报[7]内容，他大胆撒谎，令人吃惊，他抵赖曾参与霍亨索伦家族谋取西班牙王位之争。他还要了诸如此类的其他花招。
当资产阶级还在糊里糊涂追随德、法两地的这两个波拿巴时，莱茵河两岸的工人阶级对这种战争的王朝性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然而德、法的工人阶级在反对战争的宣言中和集会上所提出的原则性的抗议，却阻挡不了严酷无情的事态进程，也解决不了谁的胜利会给欧洲的文明带来更大的灾害这一实际问题。拿破仑的胜利，不仅会使法国的工大运动遭到重大挫折，而且还意味着波拿巴主义称霸全欧，意味着德国的完全分崩离析。因此，德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原则上谴责一切王朝之间的战争，但是对如下的说法抱着实际上的保留态度：在这一次战争中，波拿巴是和平的破坏者，而德国则不得不进行保卫战，把它当作无法避免的灾祸而加以忍受，除非法兰西民族能及时铲除这个侵略者。
根据这种观点，这次战争就变成颇得人心的了。受了外交上的种种障眼法的欺骗，群众只知道有必要抵御一切外来干涉以保卫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同时俾斯麦又千方百计把战争说成是单纯防御性质的战争，说成是只反对法国政府而不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虽然并没有被迷惑，在北德联邦国会讨论战争公债的期间，他们在表决时弃了权，可是他们却因此遭到了爱森纳赫派内部的猛烈反对。爱森纳赫派在不伦瑞克的领导委员会居然赞成拉萨尔派的意见，认为只要战争是抗击拿破仑侵略的保卫战争，那末这次战争就应该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
统治阶级的背叛政策，使年轻的工人运动内部这一新近出现的纷争很快就告结束。当法兰西帝国刚刚因色当战役而崩溃、从而刚刚有可能在欧洲大陆上两大文明民族之间建立和睦关系的时候，俾斯麦就指使资产阶级向他提出了并吞亚尔萨斯-洛林的要求，从而就开始了赤裸裸的侵略战争。社会民主党的两派都立即表示反对；爱森纳赫派在不伦瑞克的领导委员会这时发表了一项宣言，要求德国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大会，反对吞并亚尔萨斯一洛林，并且主张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平体面的和约。接着，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被那个在战争期间被任命为北德滨海地区总督的福格尔·冯·法尔肯斯坦因将军以“叛国罪嫌疑”的罪名加以逮捕，他们带上镣铐，被押往俄、德边境的洛乘。此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的大批党员遭到这种无法无天的暴政虐待，资产阶级对此喝采叫好。直到约翰·雅可比由于在哥尼斯堡人民集会上抗议并吞亚尔萨斯——洛林而同样成为法尔肯斯坦因手下的牺牲者时，资产阶级才表示软弱无力的反对。
德国的侵略战争引起了法兰西民族顽强不屈的抵抗。经过了半年的搏斗，两个民族都蒙受了无法估量的牺牲。到1871年2月26日，双方才在凡尔赛签订临时和约；根据这个和约，法国将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且赔款五十亿法郎。
这时，德国各邦政府就完成了德国统一，不管这种统一何等拙劣。过去是各朝廷之间的剑拔弩张，争吵不休。四十年来，真相愈暴露，也就愈显得丑态百出。北德联邦宪法中关于保障人民权利的规定，比普鲁士宪法还要少。最忠实的爱国者之一——米凯尔曾经指出，北德联邦的宪法充其量只不过是用来“勉强支撑短命的北德军人国家的临时应急手段而已”，而这个宪法竟变成了新的帝国宪法的基础，这只是每况愈下而已。没有一个邦的政府想到要扩大人民的权利，哪怕只扩大一点点。南德的各王朝也如此，特别是巴伐利亚王朝只关怀自身的分邦割据的反动利益，它也懂得如何牺牲德国统一来大大满足自己的利益。对于流过无数鲜血的人民群众来说，在诸侯的谈判中，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带着封建浪漫色采的称号“皇帝”和“帝国”，有时还要发生各种各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式的事件。普鲁士国王以恳切的姿态宣布：他只想要一个“延长了的普鲁士”而已。他扭扭捏捏了很久，不肯使用皇帝的称号。与此同时，巴伐利亚国王却在武力的威胁下誊写并签署了一封由俾斯麦起草的信，他在信中建议普鲁士国王接受皇冠。
接着，同样在武力的威胁下，北德联邦的国会和南德各邦的议会必须就诸侯的协议作出决定：接受或者拒绝。哪怕是把协议中的一个小称号改变一下，德国的统一就会被拖延得遥遥无期了。巴伐利亚议会对这样的统一方案尚有某些反抗——当然是分治主义性质的反抗，而北德联邦的国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派各党则几乎毫无反抗地都顺从了。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所缔造的并不是自由王国，而是资产阶级王国；他们为了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再一次牺牲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以粗野的叫器来非难当时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的发言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他们两人坚决而勇敢地维护了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因而在1870年12月帝国国会的会议闭幕后，就以准备叛国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了。
1871年3月3日，在刚签订的和约令人印象犹新时，举行了首届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对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来说，这是所能设想的最不利的时刻，但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在这次选举中仍然获得了十万张选票，其中拉萨尔派得六万票强，爱森纳赫派得四万票弱。但在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中，却只有倍倍尔一人当选为国会议员。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均告落选。施韦泽在他的专政日益破产后，根本就脱离了德国的工人运动。
统治阶级曾喧器地预言：战争的风暴也卷走了令人伤脑筋的工人问题，革命的巴黎公社就使他们的预言立即破产了。德国各邦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到处都兴高采烈地为巴黎阶级弟兄的英勇起义而高声欢呼。无论是拉萨尔派还是爱森纳赫派，都一分钟也没有动摇。他们举行了许多次群众大会，宣布支持巴黎的社会革命。两派报纸都以同样的自豪感来嘲笑资产阶级报纸“天真的厚颜无耻”，因为后者曾经要求社会民主党不承认巴黎公社。同样，倍倍尔在国会中也支持了巴黎公社，认为它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后来俾斯麦承认，倍倍尔的这次演说是一道“光线”。在这道“光线”照耀下，他就看清楚了社会民主运动的实质。从此以后，他就力图把这一运动当作大敌来加以反对和镇压，他认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都要处于紧急状态来反对这个大敌。这样的自白尤其令人可信，因为它决不是在吹嘘俾斯麦在政治上有卓识高见。事实上，俾斯麦此刻已着手向社会民主党进攻，在开始阶段的进攻是时断时续地进行的，后来他在为了保全自己的存在而作的孤注一掷的斗争中愈来愈拚命了，直到他本身极不光彩地垮台为止。
[1]罗特谢尔德家族是一家国际银行，由迈耶·安塞姆·罗特谢尔德（1743——1812年）所创设
[2]这两个国王都被送上断头台处死——中译本注
[3]北德联邦的组织受普鲁士领导，从1866年到8月18日存在到1870年12月13日。——原注
[4]柯尼格勒兹战役发生在1866年7月3日，“普鲁士教师在萨多瓦战役中胜利了。”这句脍炙人口的话是根据莱比锡佩谢尔教授于1866年7月17日在《外国》杂志上所发表的一句话改编而成的。佩谢尔写道：“假如普鲁士人打败了奥地利人，那就是普鲁士教师对奥地利教师的胜利”。原注
普鲁士教师意指普鲁士的训练制度较优。——中译本注
[5]指对工人的专政——原注
[6]指霍亨索伦家族的世袭亲王利奥波德。——原注
[7]为了加速对法作战，俾斯麦擅自篡改1870年7月13日普鲁士王威廉和法国公使贝内台第在埃姆斯会谈的结果，向报界发表。这一伪造后来才被证实。——原注
材料来源
拉萨尔：《政治论文集》。
恩格斯：《建立德意志帝国时的暴力和经济》，《新时代》141，第676页起。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及书中所附的国际工人联合会论及战争的文献。 |
柏林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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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会面
我们从火车站到库尔特的姊姊爱尔娜家里。库尔特知道，姊姊的独生女儿死了，姊夫在凡尔登附近阵亡了。
大街上聚了许多人。时刻听到一种不习惯的奇怪声音。原来这是木屐板踏在石头路面上的声音。一个缺了腿的瞎子，坐在一辆手推车上，用一只好象喘着气的手风琴奏出一支凄凉的曲子。墙上贴满了标语：黑的，白的，红的，绿的。到处都用大字写着：“‘斯巴达克’把我们引到坟墓里，安定的秩序给我们面包吃！”“要安定的秩序，就不要布尔什维主义！”“不守秩序，就得挨饿！”“不守秩序，就是死亡！”“打倒‘斯巴达克’！”“打倒布尔什维克！”
库尔特的姊姊住在一幢砖砌的大房子里，那房子里住的都是城里的穷人。一些面色苍白、衣服褴褛的孩子，在铺着鹅卵石的天井里无精打彩地玩耍。我们沿着一道又狭又陡的铁栏杆扶梯登上六层楼。一个形容憔悴、手上沾着肥皂沫的女人给我们开了门。姊姊和弟弟总共三年没有见面，但是乍见时彼此都不认识了。
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库尔特曾警告他的姊姊，叫她向邻居们介绍我的时候，必须说我是他的妻子。爱尔娜把她已故的女儿的外衣和衬衫衬裤找出来给我穿，然后去烧水。当我和库尔特挨次洗澡的时候，她买东西去了。
桌上摆着松软的果酱蛋糕和腊肠，茶杯里斟满了茶。但是，蛋糕是用冻坏了的马铃薯做的，果酱是一些里面加了糖精的粘腻的面糊做的，腊肠是豌豆粉制的，而茶则是用椈树叶泡的。为了购买这些代替品，爱尔娜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
我们疲劳到了极点，几乎象死人似的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库尔特找他的同志们去了，我留在寓所里。不断地有人揿门铃：她们都是来看“俄国小媳妇儿”的邻居们。
虽然谈话很费力，但是我们仍旧勉强地表达了自已的意思。她们问我，我也问她们。无论我们谈什么，但结果总是转上了她们最关心的那个话题：饥饿。
我们在俄国的时候，已经知道饥饿是怎么一回事！一连几个月，我们每天只吃到八分之一斤的面包，有时候甚至多少天连这八分之一斤的面包都领不到。
但是，我们所受的饥饿，究竟不同于这些德国工人的妻子所说的饥饿。我们是由于战争而挨饿，而她们是为了战争而挨饿。我们的饥饿是一种灾难，我们一直在希望：只要掌握了政权，只要击溃了白匪和武装干涉者，只要搞好了生产，就可以摆脱这种苦难。她们的饥饿是无可避免的。
这饥饿是残酷的战争机器经过了精密的计算制造出来的。多少年前，它就预算到一茎麦穗将来应当怎样长成，每一个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婴孩将来应当怎样饿死，每一个当时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将来应当怎样长成青年，然后也跟着这些青年变成炮灰。
现在，德国的战争机器已经毁坏，但是饥饿的问题仍然存在。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非但不接受俄国工人的面包，反而向美国威尔逊总统献媚。现在他们已经在威尔逊面前跪了一个半月，然而威尔逊却很冷静地跟德国人玩捉迷藏游戏。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没有给德国人一公分粮食。他并不是请德国人吃许多面包，而是请他们看无数公文，并且在这些公文中表现了令人作呕的虚伪态度，侈谈人道和文化，同时要求德国政府消灭“斯巴达克”，扼杀德国共产党员——必须是这样，美国才送粮食给它。美国必须把这些粮食放在革命的棺材上！
而这正是艾伯特和谢德曼所需要的。他们给德国工人阶级看那根举在工人头顶上、象征饥饿与死亡的鞭子，说：“看呀！你们只能两个里面挑选一个：饥饿，或者革命？你如果是不愿饿死，那末就别去革命！”
天已经黑下来了，库尔特方才回来。我们的那一餐只有一盆淡而无味的清汤，汤里飘着零零落落的几根青菜。饭后我们进城去，整个晚上一直在会场上、工会理事会里和各个组织的委员会里跑来跑去，寻找我们需要联系的人。
这天晚上，我们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谢德曼的党徒，有独立党人[1]，有斯巴达克派成员。大概，不论在哪一群柏林的工人当中，你都可以见到“社会党”[2]、拥护哈塞的人、以及具有忘我精神的“斯巴达克”战士。
所有的人都在激烈地争论，但是我却感到很苦闷，因为我的德语不大好。不但因为我的德语不好，同时因为我听不惯柏林的方言。并且，争论的人还用了许多辞句，你不但需要知道这些辞句原来的意思，还得明白它们比喻的意思。比如，“社会党”大声谈论“土豆片儿汤”。我听了茫然不解，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忽然谈起了汤呢？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土豆片儿汤”是他们给独立党人题的绰号。比如，有人骂“和尚”，但这“和尚”并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工会的领袖。又比如，斯巴达克派成员抨击一个拥护谢德曼的人的时候，除了说别的话以外，还骂他不该“用钉子钉兴登堡[3]”。这一来我可弄不懂了，过后人家解释给我听：大战期间，曾经在胜利大街上树立一座俄国松木雕的兴登堡的像。于是每个爱国人士都被邀去买一只钢钉，把它钉在像上。这样就可以让敬仰他的人亲手使雕像变成了钢的。那些钉钉子的人当中，就有谢德曼和他的许多党徒。
假使所有谢德曼的党徒都是象谢德曼本人那样的话，那末事情就要简单和明白得多了！但是，并不如此！这些天里，也不知有多少次，一些严肃和诚恳的老年工人来看库尔特的时候，都亲切地问到苏维埃俄国的情形，并且忿恨地责备德国白党不该对海军师进行血腥镇压，但是，后来却叹息着说：“没有办法嘛，我参加社会民主党已经三十年了，它是我的党，我只好忍耐着，只好等待着，现在不是造反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不愿意挨锇，就得守秩序！”
在抵达柏林后的不知道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来到了—个电业工人区工会组织召开的会上。会议是在一家啤酒店里举行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工人们坐在小桌子旁边，有的喝代啤酒，有的从烟斗里喷出代烟叶的烟雾。许多人都站在过道里，或者是坐在窗台上。那些绰号叫“工会和尚”的人，坐在台上，把他们头发斑白的脑袋高耸在主席团的桌子上。他们每个人面前摆了一只杯子，杯子里斟满了啤酒。
会议开始了。首先是由一个“和尚”说话。他讲到威尔逊的行动时只微露愠色，但是讲到斯巴达克派成员的行动时却勃然大怒，并且号召大家克制自己，他说：唯有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才能够保证革命的胜利。他要大家相信：保卫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工作，也就没有面包。将来有一天，时机到了，我们当然要宰了这一口猪，但是，在没有宰它之前，我们非但不可以让它饿死，还应当好好地把它喂肥，好多吃到一些猪油。
他的演说，时刻被听众的喧闹和喊声打断了。
“咱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他重复。“俄国的例子应当作为我们的警惕：不要做什么社会主义的实验……”
“《柏林日报》上，还有那些资产阶级的坏蛋，说的就是这一套！”有人在座位上叫喊。
“不，这是爱德华·伯恩施坦[4]和卡尔·考茨基说的，”他回答。“工人们应当记住，德国的经济遭到了战争破坏……”
“你们的谢德曼是支持这个战争的！叫他从政府里滚出去！”
“谢德曼就职，是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批准的……”
“不对，是士兵，不是柏林工人！”
“你们别以为拥护谢德曼的只是少数的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拥护他！”接着，一个斯巴达克派成员跑上了台。他急声急气、象年轻人那样暴躁地说，“人民代表”的政府，实际上是人民叛徒的政府。现在，一个德皇的位子上坐了六个独裁者。政府里的成员，从前曾经主张战争，拖延战争，拥护劫掠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容许当局扼死俄国革命，而现在又在扼死德国革命！
听众中，有拥护这位演说者旳，但也有反对他的。“宁可少点儿也罢，总比一点儿没有的好！”那些反对他的人叫喊。“为了要吃鸡蛋，你就打算杀了母鸡！”
究竟多数的人赞成的是谁，这会儿没法知道。空气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主席团里的“和尚”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同时一起凝视着门口。整个大厅震动了。坐在后排的人发出欢呼。大伙儿一起站起，许多人都摘下了帽子，开始把它们向上抛，一面叫喊：“李卜克内西万岁！”“德国无产阶级领袖万岁！”
李卜克内西慢腾腾地走进了大厅。他是一个髙个子和花白头发的人，有着瘦削的面孔和炯炯闪亮的淡蓝眼睛。最近这几年来，他在生活中遭到了接连不断的考验：在前线上，在军事法庭上，在苦役营里，而现在，又在拯救革命的斗争中面临着非常紧张的工作。
李卜克内西严词斥责了出卖和背叛革命的谢德曼党徒，还斥责了考茨基党徒、哈塞党徒、以及他们一流的人物——那些在伪装下进行更危险的叛徒活动的“中间派”。
李卜克内西谈到，工人和士兵在十一月九日掌握了政权，但是很快就丧失了它，因为谢德曼的党徒在软弱无能的独立党人的纵容之下，把政权逐步地归还给了反动的军官们。他要求立即将兴登堡和那些现在实际上把持着士兵苏维埃的德皇军官们撤职，并且加以逮捕。他揭露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阴谋，说明他们不做别的事情，一味地迫害“斯巴达克”，解除工人的武装，和武装反革命匪帮。他列举了明显得不容反驳的事实，证明当局已经组织了白卫军，包括步兵、骑兵、重炮和机关枪部队。白卫军团队，现在驻扎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它们的任务是镇压柏林的革命无产阶级。
“艾伯特—谢德曼的政府，把一口剑刺进了革命的胸膛！”李卜克内西激动地说。“如果反革命胜利了，这些狗就会肆无忌惮地把成千上万的工人枪毙。如果是无产阶级容许艾伯和谢德曼继续执政的话，那末，在最近的将来就会重新恢复最黑暗的反动统治。让这些先生们下地狱吧——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万岁！”
高踞在主席团里的“和尚”们，企图用喊声来打断李卜克内西的讲话，但是后来他们沉默了，因为觉察到听众们都不同情他们。大厅里，一部分人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拥护李卜克内西的话，其余的人则被他话中无可反驳的真理说服了，都绷着脸默默地听着。这些诚实的柏林无产者，虽然许多年来一直被谢德曼的谎言迷惑住，然而，阶级的本能终于把他们吸引到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的方面。
要使这种内在的倾向变成积极、有效的支待，还需要一段时间。谢德曼的党徒决定不容许德国无产阶级利用这一段时间，就开始寻找借口，要把群众们引上大街，造成流血事件。
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团中央委员会曾经派我以第一届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名义去问候德国青年斯巴达克派成员。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要向柏林的青年工人演讲两三次。
我常常需要到市内各区去——涅伊凯里纳、潘科瓦、查尔洛腾堡。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区里有很多情形都是不同的。哪怕是从悬旗这一点上都可以看出来：那时候，无产阶级所住的各区已经一律悬了红旗，然而在资产阶级所住的西区里仍旧到处挂着黑白红三色的德国皇旗，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那凶恶的普鲁士的鹰。在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更多的区里，也悬了不少红旗，但是，许多政府机关的屋顶上，红旗都小得象破布块儿似的，在德国皇旗旁边无精打彩地飘着。
年轻的斯巴达克派成员在各处开会：简陋的啤酒店里，私人住宅里，一些教育机关的房子里。这些年轻的柏林工人，很象我国的青年团员——不过，比较起来，他们不大象莫斯科人，却更象彼得堡人。他们的脸上也是那样轮廓突出，眼光中也是那样充满热情，手上也是那样带着铁屑渗透了皮肤后留下的痕迹。
他们始终很注意地听我说话，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帮助我找一时想不起的字眼，有时候我想入非非地杜撰了一些德语，引得他们哄堂大笑。
每次开完了会以后，他们都围住我。毎个人都要再三地向我表示革命者之间的团结与友谊，要我代表他们把这些话传达给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青年。
在这些日子里，我会见了罗莎·卢森堡，也就是德国工人称为“赤色的罗莎”的。罗莎转托了几位同志来邀我去看她，说出了一个座落在宪涅别尔格区里的寓所的地址。这未必是她本人的寓所，可能是她朋友住的地方。
我比约定的时间稍微到得早了一点儿。罗莎还没有回来。我正在翻一本歌德的作品，这时候传来了短促和轻微的铃声——仿佛是一只飞鸟碰了碰门铃的电钮。
罗莎把高统套鞋脱在外室里，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跑进了屋子，唤我到她跟前去。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她就认识我了，并且非常爱我的母亲。我和她最后的一次会见，大约是在七年前，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德国海滨避暑。那些天里，天气晴朗，我们从早到晚都在黄色的沙滩上躺着，或者是在田野里漫步，采了花朵就给收在标本集里。
这些愉快的日子的回忆，仅仅在一剎那间给我们心中带来了温暧。罗莎要见我，主要的是为了要尽量多知道一些有关俄国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情形。她向我问到列宁，问到他的健康情况，还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有的是关于十月革命期间的，有的是关于内战时期里各个战线的，她满脸通红地听着我说话，接着又向我提出问题。
非常可惜，那天晚上老是我一个人说话，罗莎只提出问题。因此，除了罗莎对她最知已的朋友李奥·尤季歇斯说的那几句话以外，我并没有记下什么话来。我告诉罗莎：革命后成立的人民法院，在第一批判决的案子里，把一个赶大车的马夫判了五天强迫劳动，因为他毒打他的马匹，当时罗莎就苦笑着说：
“李奥，你还记得布烈斯拉夫监狱里的水牛吗？”
后来，又过了多年，我读到了罗莎的狱中信札，才明白她所讲的水牛是怎么一回事情。
“啊，莎涅奇卡，”罗莎在写给卡尔的妻子莎菲雅·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里说，“我在这里，为了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痛苦。我有时候去散步的那个院子里，常常驶进来一些军用大车，车上满载着口袋或者旧的军服和衬衫，军服和衬衫上往往染有血迹，——它们在这里卸下了，分配到各个牢房里，缝补好了，然后再装上车，去分发给士兵们。不多几天以前，来了这样一辆大车，它不是马拉的，而是水牛拉的……是罗马尼亚的水牛，是战利品……它们遭到了残酷的鞭打，因此，‘战败者受苦’那一句成语对它们是完全适用的……再说，前几天，这样一辆装满了口袋的大军要驶进院子：车上的口袋堆得极髙，几匹水牛怎么也没法把它拉过大门的门槛。押车的兵士是一个非常粗暴的年轻人，于是就用皮鞭的粗柄打它们，女禁子动气了，问他怎么一点儿都不可怜牲口。‘人们也不可怜我们嘛，’他恶狠狠地冷笑着回答，接着就更使劲地打那些牲口。最后，水牛总算把车拉进了大门，但是，其中有一匹身上已经流下血来了……
“莎涅奇卡，水牛皮是以厚与结实著名的，常常被人用在成语里，但是，现在居然被打破了。卸货的时候，这些牲口站在那里，筋疲力尽，一声不响。有一匹水牛，就是流血的那一匹，有着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很象一个哭过了的小孩。说真的，象一个小孩受到了严厉的责罚，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避免这种痛苦和粗暴的虐待……我站在牲口跟前，它瞅着我，我的眼泪流下来了——这泪是对它表示同情而流的。人们哪怕是为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兄的苦难感到痛苦，也不会比我这样由于觉得自己无能、必须默默地忍受着悲哀更痛苦了。罗马尼亚的那些空敞的、碧绿的、长满了多汁的草的牧场，离开得多么遥远啊，它们都消失了，都一去不返了！那里的阳光多么灿烂，风多么清新，鸟儿的歌声多么悦耳，牧人的呼唤多么动听啊！然而这里却是黑暗可怕的城市，空气闷塞的牲口棚，令人恶心的腐草，跟草夹杂在一起的发霉的麦秸，陌生和可怕的人——受到鞭打，血从毫无掩蔽的伤口里流出来……啊，我那可怜的水牛，我那可怜的亲爱的弟兄，我们俩站在这里，这样软弱，这样柔顺，被痛苦、软弱和悲哀的心情连结在一起……这时候，囚犯们都认真地在大车旁边忙碌，卸下那些沉重的袋子，把它们搬进监狱。而那个兵士却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跨着大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笑嘻嘻地小声儿吹口哨……于是，我眼前就掠过了整个战争的影子……”
……我们一直谈到很晚。谈话要结束的时候，罗莎表示渴望到苏维埃俄国去。
“我要去，一定要去，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去，我真需要见见列宁，我真需要跟他淡一谈！”她颠来倒去地说。
后来，我要走了。我们彼此告别。罗莎站在门口，精神饱满，一双美丽的黑眼晴瞅着我。
“再见，不会隔多久的，”她说。
再也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见她！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人们给那次起义时受到血腥镇压、在柏林巷战中牺牲了的革命的海军师水兵举行葬礼。在革命后的七个星期中，这是第三次在柏林埋葬革命烈士。但是，现在躺在赤色棺材里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命令打死的人。
那是一个阴冷的十二月天。当我们到达集合地点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人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只看见许多红旗和宣传画。
送殡的行列，向腓特烈斯加伊恩（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烈士的墓地）出发。这条路经过资产阶级的住宅区。那里屋顶上都挑衅般飘着黑白红的三色旗。装着烈士尸体的棺材，被放在几辆高髙的柩车上，柩车都由复着黑色马被的黑马拖着。
“打倒艾伯特和谢德曼！”这句口号被写在许多宣传画上，送殡的人清晰地喊着。
人行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资产阶级。他们都在破口大骂，不但骂那些躺在棺材里的人，还骂那些跟在棺材后面的人。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沉重了——它充满了仇恨！
新年快到了。尽管大伙儿在那些日子里都感到焦虑不安，但是一些斯巴达克派成员——库尔特的同志们——仍旧决定要一起来迎接新年。大家合伙办晚餐，每人尽量想办法带来一些食物——有的带来一点马铃薯，有的带来几只芜菁，有的带来一包橡子咖啡[5]。有一位同志，居然弄到了一瓶地道的摩塞尔葡萄酒[6]。
葡萄酒已经喝光了，简单的晚餐也已经吃完了，这时候大伙儿才谈到在这里聚会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德国革命的前途。
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够不让革命运动急遽地走下坡路呢？怎样才能够把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呢？怎样才能够使那些彷徨无主的人明白过来呢？怎样才能够把那些叛徒从工人运动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呢？怎样才能够把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呢？
有些人认为，政治宣传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深入群众，使毎一个德国工人都听见我们说的话”。）有些人提议，我们必须竭力展开经济斗争。（“必须把重点放在工人和他们阶级敌人直接发生冲突的地方。让他们直接去跟资产阶级作斗争”。）有些人希望发挥群众的革命主动精神。（“运动应当不是由上而下的，而是由下而上的。应当让群众发表自已的意见”。）
独立党人的情形，尤其使我们感到不安。这个党的领导人，实质上都是和谢德曼的党徒没有分别的，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卡尔·考茨基和修正主义的老祖宗爱德华·伯恩施坦，都是这个党里的成员。这个党里还有许多爱说空话的家伙，以及立场不稳、宣传“左派”谬论的骑士。结果是独立党人旳政策表现了经常的动摇，而这些动摇则是由于既不敢过分地靠拢斯巴达克派成员，又不敢过分地靠拢谢德曼的党徒所造成的。然而，在独立党人当中，同时也有不少正直的革命工人，他们都是暂时被―些偏见蒙蔽住了。
不久前，“斯巴达克”也是独立党人中的一派，独立党老是束手缚脚地妨碍着他们的行动。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斯巴达克派成员都极力主张立即成立独立自主的共产党。
“独立党人虽然也爱说空话，但是有一点是跟谢德曼党徒不同的：谢德曼的党徒打人的时候是打嘴巴，而这些家伙打人的时候是挥冷拳！”有几位同志说。
这些参加庆祝新年晚会的人，对实际斗争的问题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他们有许多争情都不明白，把许多论点都给弄错和误解了。但是，他们被一条基本的原则团结在一起：下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对未来抱着坚定的信心。有一位同志套用路德[7]著名的句子说：
“社会主义德国一定会胜利！‘我坚持这个论点，不可能有其它的看法！’”
钟的时针移近两点了，这时候有人照约定的那样敲门：先接着敲了两下，稍停又敲了一下。一个我不认识的同志进来了，大伙儿都管他叫华特尔。
“亲爱的朋友们！”他说。“德国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斯巴达克’的拥护者，在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成立了德国共产党。”
如果这里都是我们这些青年人的话，可能我们会欢呼起来的。但是，这里还坐着另一些人，他们昨天刚从德皇统治下的地下斗争中出来，知道明天也许又要转入更艰苦的地下斗争。他们彼此伸出了手，在桌子上空紧握着。他们开始象在劳役营里那样唱《国际歌》：闭着嘴唇，哼着歌词。国际工人阶级的颂歌中这些庄严的、勉强可以听出的声音，这些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充满了多么惊人的力量，多么强烈的忿怒和希望啊！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散。一个腿有点儿瘸的人，沿着宽阔和荒凉的大街，向我们这面跑过来。他一只手里提着一桶浆糊，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卷浅绿色的招贴纸。他从这一幢房子跑到那一幢房子，很灵活地在招贴纸上刷了浆糊，把它贴在墙上。
库尔特用电筒照亮，我们看到了“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告德国人民书》，它俨然是未来的希特勒的口气：
布鲁特斯，你睡着了！
醒醒吧！[8]
醒醒吧德国人民！
当心那威胁着你的危险——
布尔什维主义！
……
大家一起反对“斯巴达克”！
德国人民，你们醒醒吧！
[1]指“中间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2]指社会民主党人，
[3]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一九二五和一九三二年两度担任德国总统，狂热的保皇党，反动分子。兴登堡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把政权正式交给希特勒。
[4]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极端机会主义派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修正主义者。
[5]用橡实焙制的咖啡代替品。
[6]徳国摩塞尔河附近出产的一种葡萄酒。
[7]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他受窝牧会议审问时，曾发表意见，最后的几句是：“我坚持这个论点，不可能有其它的看法。上帝保佑我，阿门！”
[8]这是凯撒的敌人加修斯警告布鲁特斯时，在一封密信里所写的话。见莎±比亚的《凯撒大将》第一幕第三场和第二幕第一场。 |
第七章德国社会民主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七章德国社会民主党
一、企业创办热潮与文化斗争
二、工人政党的统一
三、反动的倒退
四、反社会主义者法
五、温和手段
六、俾斯麦的垮台
一丶企业创办热潮与文化斗争
正如自上而下的革命是由普鲁士军人国家和德国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来确保的那样，这两股势力也进行了对法国的战争并且一起瓜分战利品。
他们主张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主要理由是兼并能保障德国免受法国一切侵略贪欲之害，这种理由立即就被证明是一种迷惑人的骗局，事实也的确如此。与此恰恰相反，新帝国最受人推崇的军事巨人毛奇曾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我们化半年时间用武器取得的成果，要由我们化半个世纪时间用武器来保卫，才能使这些成果不再被人夺走。”这时，军国主义已发展到六十年代极度悲观主义的人士都无法想象的程度。
但是资产阶级甘愿容忍这种情况，因为德国军队已用枪托给他们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尽管亿万巨款主要由军人国家占了便宜，它用以偿还债务、支付捐赠和恤金、建造要塞和兵营、更新武器和军事装备，但是实有资本和流动资金的大量增加却使新兴的大工业得以蓬勃发展。在工商业中的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资本集中。从1871年到1873年，股份公司的资金总额超过了十二亿塔勒尔，几乎相当于法国的全部战争赔款总额，各种形式的银行组合和工业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大量的钢铁厂和煤矿建立起来了，同时也设计了大批的铁路线。在这个疯狂的企业创办热潮中，资产阶级连最后一点政治立场的残余都丧失了。
资产阶级拜倒在这位“百年难逢的伟人”的膝下，他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美景。俾斯麦本人也就却之不恭地接受了这种过份的殷勤赞颂，但并不作回报。对待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依然用铁腕加以压制，假如有哪一位资产阶级讲演家敢于在国会里吞吞吐吐地唠叨一句有关“人民权利”的话，那末他就会被俾斯麦痛骂为讨厌的乞丐。可是在经济领域方面，他还让资产阶级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他继续在清除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俾斯麦的得力助手仍是大臣台尔布吕克。他发现了时代的秘密：切莫坐失一笔利息；他用当时风行一时的一句话来祝愿资本家的狂热：任何法律都无法阻止愚人坐失发财良机。
在资产阶级内部，俾斯麦只把德国的小邦分治主义分子看做是真正的反对派，他们已经结成了议会里的一个大党。德国军队已间接推翻了教皇的世俗权力，从而使天主教一切可以战斗的力量都动员了起来。天主教派以“中央党”的名义参加了首届帝国国会。他们起初对俾斯麦还不怀任何敌意，因为俾斯麦迄今一直是耶稣会的经过考验的朋友。但是，自然而然，这个新党派会成为一切小邦分治主义分子的大本营。在德国的天主教地区——莱茵、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反普鲁士情绪始终是最强烈的；另外再加上波兰的天主教徒，嗣后还有亚尔萨斯的天主教徒。诚然，从一开始，中央党的小邦分治主义性质就远远超过了它的宗教性质，以致力图恢复旧日汉诺威王国的汉诺威正统新教派也参加了这个集团。
因此，一大群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见解五花八门的人——从持有小农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观点以至于封建浪漫派和行会狭隘观点的人——即由于其小邦分治主义而反对新帝国的一切势力，统统都聚集在教皇权威主义[1]这面共同旗帜之下了。1871年春季，这个新党公布了纲领，纲领中首先强调这种小邦分治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邦自主和自决；它其次才强调宗教观点，主张保护宗教团体免受世俗立法的干涉。因此，被选充当这一大帮派的乌合之众的首领的，并不是天主教的知名牧师，而是前汉诺威大臣温德豪斯特。他也是一个象俾斯麦那样的老牌外交家，所不同的只是他可以因自已比俾斯麦更早发迹而洋洋自得。
假如这个新帝国能象一个近代文明国家那样进行治理而不是依靠普鲁士军棍的话，那末这个反对派就没有多大意义，它后来必然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分解为杂七杂八的总的说来在历史上落后的分子。但是，俾斯麦在1866年后曾在一定程度做到的某些建树，在1870年后却做不到了。他不善于用巧妙手段来利用当时的形势。别人对其无比天才的极口赞谀，使他看不清楚旧贵族地主眼界以外的任何远景。他用旧普鲁士的军棍打击一切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和物；谁要是不肯顺从他的脾气和情绪，就会被宣布为“帝国的敌人”，受到帝国的迫害。
在这种冲昏头脑的情况下，俾斯麦完全看不到当时他有击溃中央党反对派的可能性。他未曾设法用近代立法来约束中央党，而本着旧普鲁士的警察精神用暴力手段来约束它，同时他把现象当作本质，他向一般的天主教教会寻衅挑战，利用各种非常法令并且令人讨厌地插手教会内部生活，对教会步步进逼，以致激怒了全国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使他们都起来反对俾斯麦。俾斯麦本人没有利用资产阶级自由这一武器，反而迫使中央党拿起了这个武器，从而使中央党在他那套反动的治国之道面前，显得理直气壮，无法制服，尽管俾斯麦曾大言不慚地夸口：他决不会屈服。
自由资产阶级则显得比俾斯麦本人还更愚蠢，他们追随他们所敬佩的英雄，亦步亦趋地踏上了这条道路，根本不能以他们是在封建思想薰陶中成长起来的为借口而减轻他们的罪责。世界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维尔科夫甚至认为，不妨用文化斗争这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来称呼这场历史上的悲喜剧。对于那些在民族自由党里作恶多端的狡猾的企业创办人之流来说，这场“文化斗争”当然只是一种更便于他们掠夺群众的烟幕而已。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认为，谁在国会里和报刊上叫嚷“反对罗马”最激昂慷慨，向乌尔利希·胡登[2]的孤魂祷告得最虔诚，谁就是在企业创办时期得到最多不义之财的人。
俾斯麦和自由资产阶级就这样浪费了新帝国的宝贵时间。他们目光极其短浅，放过了无比良好的时机，在1874年1月举行下届国会选举时，他们就已得到了应得的教训。在这次选举中，除了进步党人的五十万票——据俾斯麦估计，其中一半选票是“拥护帝国”的，另一半是“敌视帝国”的——以外，竟有2,339,936票是绝对“敌视帝国”的，而绝对“拥护帝国”的则只有2,408,549票。这样，“帝国的拥护者”就只有68,613票的微弱多数，除非一厢情愿地假定全体“拥护帝国”的选民统统都真心诚意地投了票，但是这种假定是落空的。
二丶德国政党的统一
1874年的选举，使社会民主党两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决定性地促进了自从1871年以来就在慢慢准备着的两派统一工作。
一方面，从对法和約签订以来，关于民族问题的争吵已告平息，另一方面，历史发展本身也加速了互相对立的兄弟站到同一条战线上来这个过程。对无产阶级来说，从开始，这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就证明是一个心肠冷酷的后母。帝国的官方当局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正派作风：把它在战争期间开始的对爱森纳赫派的可郁的迫害活动停止下来。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侥幸地逃脱了受过教育的法官们的追究，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却被莱比锡法院以极其荒唐可笑的理由判处了两年徒刑。的确，这种明目张胆地显失公允的审判却产生了一种出乎其主谋者意料之外的后果：莱比锡案件审讯成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事业的有力宣传。
资本家的巨额利润是无产阶级的灾难。它使货币贬值，工人阶级必要的生活用品日益昂贵；工人阶级如果想把他们的实际工资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就必须增加他们的货币工资。于是，罢工运动蓬勃发展；罢工虽然正当，却遭到资产阶级中原先同情工人的人士的恶意反对，各邦政府的反对就更不待言了。这些罢工并不能阻止工人生活的严重恶化。
资产阶级诸政党也以同样的仇恨情绪，力图扼杀从罢工中发展起来的工会运动萌芽。当时，这些政党还没有同意象俾斯麦早在1873年就曾向国会要求的用刑罚来惩办违反劳动契约行为的那种做法，以重新取消刚刚给予的结社自由，然而他们也毫不迟疑地竭尽一切力量来阻止工人开始建立工会组织。资产阶级报刊把每一次罢工和每一个工会组织都斥为“社会民主党的阴谋”，斥为丧尽天良的煽动家人为地挑动工人。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当时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去煽动工人们罢工：他们倒是在不遗余力地教育工人：在采用罢工这个双刃利器之前，必须先建立健全的组织。资产阶级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当然照例也打击了资产阶级自己；它迫使工人群众认识到：在各政党中，只有社会民主党才是经常可靠的朋友。
在政治方面，工人运动也得到了同样有力的推动。旧普鲁士的政府制度在北德联邦里还一成不变地保持着，这种旧制度使人们对皇帝和帝国的狂热很快就消沉下去。军事负担和赋税负担未见减轻，对于德国各地那些以前不习惯这种苛政的地区来说，这些负担令人加倍地不寒而栗。除了当兵和纳税以外，旧普鲁士荣誉中还有休谈国事的习惯也保持不变。俾斯麦要求国会通过出版法中的一个有弹性的新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凡危害家庭、财产以及义务兵役制之罪都要受到重刑的惩罚。正如经济方面的违反契约法一样，这个条款是俾斯麦在政治方面对付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非常法。对于国会中资产阶级议会多数派来说，这种条款目前也毕竟是太过分了。
在1874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总共获得351,670票，两派所得的票数大致相等。两派当然只能获得为数区区的九个议席。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共同行动，那末他们也许会多得几个议席。但实际上，两派分头进行竞选也证明是有很大好处的。两派得票几乎相等，这对双方的过分激动有冷却作用。拉萨尔派认识到，爱森纳赫派并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拥护者，而爱森纳赫派也知道，关于拉萨尔派亲近政府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在国会中的个人接触，也有助于减缓两派之间还存在的不和情绪，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周園全是敌人，资产阶级政党以傲慢的轻蔑态度把他们当作来宾对待：仿佛他们要得到主人的容忍就必须知趣些。而俾斯麦则立即又以两个非常法对他们步步进逼；他曾因这两个非常法而在上届国会中碰过钉子，在本届国会里起先当然也遭到拒绝。在历次表决时，社会民主党的议员都采取了统一的行动，他们之间还值得一提的唯一分歧在于组织问题：爱森纳赫派认为拉萨尔派的组织太严，而拉萨尔派则认为爱森纳赫派的组织太松。
这时，俾斯麦却戳破了阻隔着德国工人运动两派的最后一道堤堰。他把检察官泰森道夫召到柏林来，企图利用刑法典中的弹性条款来提起公诉，把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置于死地。这个唯利是图的野心家费尽心机来完成这件卑鄙的任务。由于他当时未能得逞，于是想出了这个好主意——破坏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因为在他那愚蠢而自负的官僚脑瓜里，他幻想只要剥掉公爵的大衣，公爵就当不成了。不久，他借助于唯命是听的法院，果然破坏了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组织，当然是明目张胆地甚至连普鲁士结社法也违反了。反动派多多少少还尊重它自己的法律条文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自从资产阶级开始控制不住工人运动以来，他们宁愿放弃这种奢侈装饰品了。如果说社会民主党两派的合并也已到了不会再拖延下去的时期，但俾斯麦和泰森道夫的天才策略毕竟是加速了这个令人欣慰的过程。
社会民主党两派的统一，于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所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确实完成了。在一切有关近代工人问题的重大问题上，都获得了可喜的一致意见，而取得了一致意见的问题怡恰就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都还没有达到科学认识高度的问题。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没有为统一而作出任何思想上或原则上的牺牲——尽管马克思甚至都为此担心。于是，统一已完全证明是正确的。
三丶反动的倒退
与此同时，在资产阶级诸政党内部开始了反动的倒退，经济危机严重，范围极广。危机的阴影早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时就已降临。新帝国在短暂的自我陶醉以后，不久就怀着万分悔恨的心情，尝到了在世界市场上以同等的实力进行竞争的滋味。
由于企业创办年代里盲目的生产过剩，德国大工业已陷入严重的销售危机。大工业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借以保持国内市场上的高昂价格，以便用在世界市场上廉价倾销的办法来更有利地排挤国外竞争者。他们不惜吸尽本国人民的脂膏，以便向外国以更加低廉的价格倾销过剩产品。以前热中于自由贸易的大地主们，也同样在开始叫嚷要实行保护关税，其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使交通事业获得迅猛发展，德国市场上肉类和谷物充斥，于是地租已开始下降。俾斯麦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工业家，因而他能深刻体会到这两个苦难重重的阶级所处的困境。然而，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还有他的特殊忧虑。五十亿战争赔款已经轻率地花费殆尽，财政困难正气势汹汹地猛敲着这个新帝国的大门。因此，政府不得不开辟新的税源：这种税源能使金钱源源涌来，同时又不会被帝国国会任意杜塞。这种税源就是向群众日用销费品征收间接税，财政关税以及大工商业和交通部门的国有化。
俾斯麦于是就实行了反动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关税政策。但俾斯麦的时运不济：反动政党起初不肯与他通力合作，以贯彻这些政策。虽然贵族地主曾由于俾斯麦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而开始对他横加诽谤，但是正如人所共知的俗话所说的同类相济那样，俾斯麦又和贵族地主迅即言归于好。可是，对于本来可以合作的中央党，则由于闹得满城风雨的文化斗争，俾斯麦无法获得该党的支持。中央党既不肯立即原谅这位被他们称为“狄奥克莱提安式的基督教徒迫害者”[3]的俾斯麦，而俾斯麦又不肯随随便便就认错赔罪；他是早就夸口决不屈服赔罪的。这种善良人物也会出现的时刻应该来到了，但是俾斯麦暂时还有种种机会来设法使那些为他牺牲了政治理想的自由派人士在他们的物质利益问题上和他一起商量办事。
毫无疑问，自由资产阶级已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大工业已与他们疏远了；原来跟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则在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开始趋向反犹太主义——也就是“蠢人社会主义”，已脱离他们的掌握；不久才归顺他们的贵族地主，则特别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们为不知悔改的罪人。正当关于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的神话在企业创办热潮的废墟上彻底破产之际，要高举资产阶级自由这面大旗根本就是一种完全无望之举。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施展了种种解数，妄图用魔法驱走严重的经济危机，力图把万恶的企业创办热潮描绘成“最正当的生意”，而这些做法是最不适合于恢复其业已降低的威信的。
然而，资产阶级的这局牌还远远没有输。和俾斯麦反动的经济政策相比较，他们毕竟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指望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对资产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支持，是与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必对“社会主义空想”作任何承认，也根本不必和工人阶级结成策略上的同盟。工人阶级之起而反抗那种掠夺群众的反动计划，并非为了要讨资产阶级的欢心，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只要资产阶级不因对社会主义者的盲目仇恨而丧失了可以顺利反击俾斯麦反动倒退的唯一可能性，那就令人满意了。
社会民主党诚然当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大的力量，但是它当时正处于飞跃发展之中。它在德国人民群众中已有足够大的影响，足以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反对贵族想欺骗愚弄他们的企图。在1877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虽然只获得十二个议席，可是所得的选票却将近五十万票。拥护社会民主党的人正在与日俱增。
这时乍看起来，好象自由资产阶级终于想就此止步了。国会又一次拒绝了一项弹性条款——这个条款原定要作为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列入刑法典的，尽管内务大臣奥林堡当时扬言要让“刀剑猛砍，步枪射击”，如果非常法不获通过的话。1877年选举时，民族自由党丧失了大约二十个议席，这些议席落到保守派手中。尽管如此，主张保护关税的议员在国会中仍然不能成为多数派。1877年的圣诞节，俾斯麦再一次和民族自由党的领袖冯·班尼逊进行谈判，但又毫无成果。在民族自由党人看来，俾斯麦答应给他们的东西太少了，而要求于他们的却太多了。民族自由党人可以派一个或几个人作为陪衬角色参加内阁，交换条件是他们必须同意烟草专卖和许多种财政税收，但不要求“实行宪法的保证”，不要求关于因此严重受损的预算权的保证。民族自由党人可以表面上参与国家政权，但他们还握有的那一点实权却必须大部分放弃。这对于民族自由党人来说确是一种过于苛刻的要求。
当时更符合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不用暴力来压制工人阶级。但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俾斯麦，这就使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害怕，所以民族自由党人认为，疯狂攻击社会民主党就能加强自己。这种政策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蠢举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这方面，进步党人甚至比民族自由党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班尼逊的所做所为，还没有象进步党领袖奥根·李希特那么恶劣。李希特曾宣布，反对俾斯麦反动经济政策的斗争是次要的，而反对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则是主要的，同时他还运用今天的帝国协会[4]这个武器来进行这种斗争。
这样一种自杀性的政策，其阴险之处在于自由资产阶级有理由深信工人阶级一定会反对反动的经济政策，但他们很错误地认为疯狂攻击“颠覆分子”就能讨得当权者的欢心而“晋升”。但是俾斯麦对付这种狡猾伎俩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俾斯麦自从和班尼逊的谈判失败以来，一直在窥伺时机企图仿效拿破仑三世的公民投票，发动一次突然袭击，造成某种恐怖。在人民大吃一惊和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他就能在国会里拼凑一个听任摆布的多数派。
俾斯麦获得了这样的机会：1878年5月11日，五金匠帮工赫德尔在皇帝出巡时于柏林营提树下街用手枪放了一枪。这支手枪与真正的杀人凶器大不相同，因为它有罕见的无害的特征：这一枪是打偏的。根据一位宫廷枪械技师的宣过暂的专门鉴定，在九步之内，枪弹射得偏高一尺，还偏左一尺。俾斯麦接到了这一偶发事件的电讯（报纸上刊登这条警务消息时只须用三行的篇幅就能将其历史意义说清楚），随即从腓特烈卢发出回电：制订非常法，取缔社会民主党。赫德尔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牺牲品，他想以出奇的一枪使公众注意到自已在思想、道义和肉体上的不幸。这毕竟总是一个悲惨事件；但自由资产阶级没有把俾斯麦的要求指明为种与这一悲惨事件毫不相干的笑话，而乐于把这种拙劣骗局的拙劣萌芽培植成为兴高采烈的发财高升的机会。
自由资产阶级的各报一半为皇帝“神奇的脱险”而欢欣鼓舞，一半热中于深刻论述赫德尔那支不中用的手枪几乎会引起“世界历史上又一次转折”。可是“神奇的”倒是他们用以努力使“世界历史”发生“转折”的那种自我否定精神，俾斯麦则用这种“转折”来使他们趋于毁灭。自由派人士知道得很清楚，这次所谓谋刺事件，正如班尼逊自已曾说过的那样，最坏也不过是“一个无用的青年百姓的轻举妄动”。他们完全明白，俾斯麦首先想利用这个案件来压制他们，他们却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办法来挣脱俾斯麦对他们的约束。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对赫德尔事件大事渲染，这必然就使俾斯麦实行其计划的时机得以成熟。把赫德尔描绘成一个不吉祥的魔鬼，这是准备一次新谋刺事件，并且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煽起如下这种情绪的最有把握的手段：一次新谋刺事件必然会把这种情绪煽动到完全疯狂。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内各自由派党团拒绝第一个反社会主义者法这件事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更缺乏意义的是他们申述拒绝理由时所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必然会导致一个新的对公众危害性更大的反社会主义者法。班尼逊认为，现有的立法还没有把许可的范围充分利用到极度，如果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近代工人运动的历史意义至少还了解一点的话，那末奥根·李希特就比他坏得多了。李希特有这样一套一成不变的见解：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政府的“人为的产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存在，乃由于反动的新闻法和结社法运用不善，不足以对付他们所致。这种见解使这个可怜的魔鬼毕生都烦恼不安。不难理解，对付这样愚蠢的对手，对俾斯麦来说，确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俾斯麦甚至不必费神去派出密探到处活动，以便迅即巧妙地制造谋刺事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个资产阶级的希洛施特拉特[5]——一个名叫卡尔·诺比林博士的人——果真企图刺杀皇帝，皇帝当场受了重伤。自由资产阶级的胡言乱语所播下的种子此刻结了苦果，在他们自杀性的愚蠢行为所引起的大风暴中，自由派各政党都全线溃败了。
它们的许多领袖都郑重宣布愿意在今后同意一切非常法令；他们企图用牺牲最后一点自尊心来制止这场大风暴，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在政治上，俾斯麦毫无温情病，他抓紧时机，趁热打铁，解散了国会，据说是为了使选民能拯救由于国王被刺而受到威胁的祖国，实际上是为了在国会里制造一个多数派：这个多数派将愿意实现他的反动计划，使反对计划最剧烈的敌人——社会民主党根本没有发言机会。
四丶反社会主义法
俾斯麦利用了白色恐怖的种种手段来进行竞选：从无耻的伪造官方文件一直到制造不道德的侮辱皇帝案，通过这场竞选，俾斯麦达到了目的；他竭力排挤民族自由党人的势力，结果，他们的政治支柱的残余力量都瓦解了。自由派各党失去了大约四十个议席，保守派则赢得了约四十个议席。俾斯麦能够以保守派的一百十五个议席，按照他的心愿，结成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的多数派，或保守派和教皇权威主义分子的多数派。现在他可以为所欲为了。
尽管俾斯麦使用了最卑鄙龌齪的武器来镇压社会民主党，然而在第一次的袭击中，制服社会民主党的阴谋并未得逞。从社会民主党在一年半以前（即在1877年）的大选中所获得的十二个议席中，俾斯麦只夺得三个；从社会民主党所获得的五十万张选票中，他只夺得大约十分之一。这样的损失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尤其是在这次突然向社会民主党袭来的猛烈风暴中，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主动放弃了一切外围据点，集中全力坚守三十个左右与社会民主党关系最悠久的县区。他们在那里顺利地保存了不可摧毁的有生力量。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柏林市，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竟从31,522票增加到56,147票。
反抗的斗争是在这种可设想的极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资产阶级诸政党可以任意滥用的那些合法武器，对工人来说，则都被摧毁了或至少受到极大损坏；在帝国的广大地区内，工人根本没有集会权，在其他地方，集会权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的传单在毫无理由的借口下横遭没收；同样，工人的报纸也由于警察和检察机关的不断进行游击战式的袭击而陷于停顿；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至少有一半被捕入狱。甚至资产阶级报纸都承认，警察机关简直可以对社会民主党为所欲为。此外，还有一种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已持续五年之久：无数党员同志在经济上遭到了报复。另外，谋刺事件的所谓道义责任煽起了对社会民主党的仇恨和愤怒。
在谋刺事件之后举行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仍能保持其地位，这就足以证明，不再有任何外来的暴力能根除社会民主党了。但是俾斯麦并不懂得这教训，倘使他还懂得一些的话，那就是他并非毫无理由地假定：非常法如果不能消灭社会民主党，却能削弱各自由派政党的势力。1878年9月初，俾斯麦召集了新的国会，以便向国会提出旨在剥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非常法。国会对该提案的各项规定意见纷纭，滑稽剧式地讨论了六个星期之久。在资产阶级诸政党内，一百十五位保守派议员的态度最为简单和明朗，他们赞成和拥护旨在镇压无产阶级的一切提案。态度暧昧得多的是一百六十位资产阶级反对派——进步党和教皇权威派议员；他们根本不想讨论这提案，但却不反对对工人阶级施加更凶恶的压制；可是他们不想用非常法，而想用“普通法”来实行这种压制；进步党人和教皇权威派都声明愿意本着仇视工人的精神来弥补“普通法”的“缺陷”。他们真正的忧虑在于：俾斯麦所要求的无限制的警察权，不仅可以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也可以用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旦进步党和教皇权威派的政客们对此不再有所忧虑时，他们就不再反对反社会主义者法了，尽管他们是有力量加以反对的。因此，他们在第一次讨论时所发表的滔滔不绝的响亮言词也就犹如烟囱里吹过的风一样，毫无价值可言了。
决定的关键掌握在民族自由党人的手里，他们起先犹如热铁板上的狗熊，暴跳如雷，乱蹦乱跳，可是俾斯麦泰然询问他们是否渴望把谋刺事件后的大选重新再举行一次，从而就制服了民族自由党人起先的反抗。此后，他们就在俾斯麦的皮鞭下乖乖地跳舞了。他们同意让警察任意胡作非为，但加上“法律上的保证”的字样作掩饰。自由派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抚慰自己在政治上的内疚心情的。俾斯麦装出一副老实的狐狸面孔，同意这一空洞无内容的发明。他答应愿意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人阶级一切正当活动，据说只有那些伤天害理的煽动者的颠覆计划才是镇压的对象。捕鸟人的哨音老是吹得这么和柔悦耳，直到鸟儿自投罗网为止。俾斯麦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他打开这个非常法的伊俄勒斯之袋[6]，第一阵暴风就会把民族自由党人的空中楼阁吹得无影无踪。在民族自由党人对政府提案所补充的一切“减轻”规定中，只有关于非常法实施期限——先实施两年半——的规定，勉强尚有一提的价值。
这个法令在10月19日以二百二十一票对一百四十九票通过后，政府就立即粗暴地违反了为“忠实行使”授予他们的警察全权而作的各式各样的诺言。政府这样做，看起来仿佛非常法只有这样一个条款：在遭到警察的种种暴行和暗害时，工人阶级完全不受法律保护。近代工人运动在出版报纸和书刊以及结社方而的权利，受到了肆无忌惮的践踏，宛如野蛮的游牧民族闯入了一个文明国家。不容置辩，这种突如其来的迫害曾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引起某些混乱。尽管他们根本不相信象俾斯麦这样的人的诺言，可是他们却没有料想到这位“本世纪的英雄”竟然如此无耻地违背自己的诺言。社会民主党党内的混乱情况，仅仅持续了几个星期。当俾斯麦对工人阶级的盲目仇恨也使他自己受害时，俾斯麦自己又建立了必要的秩序。
11月28日，在皇帝伤愈即将返抵柏林之前不久，俾斯麦宣布在柏林市及其郊区实行局部戒严；他认为这就是给工人政党最后一击的时机了。戒严令是反社会主义法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该条准许警察驱逐一切不受欢迎的人。翌日，有六十七个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几乎全是家长——被逐出柏林。这是俾斯麦背信弃义的行为中最卑鄙的一次。民族自由党人当初只同意在极紧急的情况下才实施反社会主义者法第二十八条，即当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扰乱了某一地区的社会秩序，以致随时都可能发生暴动时，始得援用该条规定，以免实行真正的戒严。此时，甚至资产阶级报刊都一致承认，当时的柏林并未具备实施第二十八条的确实的先决条件。
但是如果说俾斯麦安想用这种野蛮的袭击给社会民主党以致命打击，那末，其结果却适得其反。社会民主党这时已认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一场殊死斗争。在全国各地，一度曾意志消沉的党员又都回到原来的岗位上了。为那些被驱逐者及其家属所作的募捐，结成了一个新组织的初步纽带。被驱逐者本人及其正在挨饿的妻子和子女都成了宣传员，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所未曾有过的好宣传员。自从谋刺事件发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对社会民主党所强加的道义上的罪责现在也开始解除了。自由派的政治家们对被驱逐者救济基金捐助了大笔款项。1879年春季国会开会，当俾斯麦企图剥夺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发言权时，民族自由党人曾拒绝作出如此程度的自辱行为。当然，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敢于就政府滥用第二十八条提出哪怕是一纸空文的抗议，更不用说敢于提出有效的抗议了。
这时，在国会的这次会议上，还开始讨论了符合俾斯麦反动思想的“财政和经济的改革”。于是国会变成了俾斯麦和大工业家、大地主讨价还价的交易所。这三个高贵的盟友在这里瓜分从消费群众身上榨压出来的脂膏。经过了旷日持久和令人恶心的谈判后，大工业家分得钢铁和纺织业的收益，大地主分得谷物和牲畜业的收益，俾斯麦则获得财政上的税收。这笔交易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却是生活资料价格腾涨和一亿三千万马克的新税额。在政治上，当时各政党的阵营发生了大变化。陷于分崩离析的民族自由党，允许党员在一切经济问题上自由投票；一部分党员仍然和进步党人一起主张自由贸易，另一部分党员则转为保护关税论者。但是他们坚持要有“实行宪法的保证”；他们不愿意让国会对预算收入的批准权完全被剥夺。因而俾斯麦就不得不与教皇权威派结成同盟；后者对于“联邦的保证”，对于把所有税收余额转交给小邦颇感满意，并且还欣然接受了这样一笔外快：把那位负责进行文化斗争的文化大臣法尔克解除职务。这种做法是不会使俾斯麦那样的伟大人物感到羞愧的；只要有厚利可图，不仅认错赔罪，甚至向小邦分治主义者屈膝下跪，都是值得一干的。
这种转嫁给人民的新负担，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许多次补缺选举中，群众愈来愈踊跃地参加了选举活动。针对着反动派为了对群众进行新的掠夺而提出的欺骗性口号，创办一种能起教育和团结作用的党报就显得愈来愈迫切了，这种机关报当然只能在国外出版。此外，以前一直站在战斗最前列的个别党员，如莫斯特和哈塞尔曼等人，正在主张采取无政府主义暴力策略。尽管这种策略起先影响很小，可是当政府的暴力行动使群众的愤怒达到沸点时，这种策略毕竟是有危险性的。这个派别起先在伦敦、后来在瑞士出版的机关刊物《自由》周刊所散布的谋刺的言论，给政府的密探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机会。后来，普鲁士的大臣们就在国会里利用这种言论来证明社会民主党人的“犯罪计划”。有文件可以证明，每一期都在宣传谋刺诸侯国君的《自由》周刊，有时甚至是靠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津贴来维持其存在的。
从1879年10月起在苏黎世出版的刊物《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份周刊。这个周刊从一开始就要办成全党机关刊物，它和德国境内的党员群众有紧紧密切联系，这就保证了这份周刊不致有成为流亡者刊物的危险。这份刊物不顾警察的种种侦察伎俩、数百次的搜查以及对邮寄信件进行施梯伯式[7]检查，一周又一周地愈加深入到德国的党内生活中去。在这种游击战式的斗争中，那些在为支援被驱逐者而募集捐款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组织纽带，已经连结成一个组织网。正如一个检察官早在1880年起诉时所说的那样，这个组织网在个别环节上可能被解开，可是它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忍饥挨饿和受人蔑视的无产阶级，已证明是近代生产力和运输力的真正主人，无产阶级将运用近代生产力和运输力这个武器顺利地击败在历史上早已过了时的警察统治。
无产阶级以无与伦比的顺利和稳健的方式，获得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成果。一种被查禁的国外刊物每周从国外运入几千份，及时地分发到这个庞大国家最边远的地区，尽管官方以重刑来威胁其传播，并动用大批警察在各条通道上阻挠其传递。近代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创造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有一大批坚强有力、精明能干和绝对可靠的党员。想来他们一定知道，没有什么歌曲、没有什么英雄史诗会传颂他们如何认真负责地完成其党员义务，那末，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信念就更能闪耀出灿烂的光辉。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遭到了破坏，可是他们的经济组织是消灭不了的，除非近代文明毁灭，除非这种团结、教育和组织了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械结构被摧毁。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出现了千百种迅速沟通思想的方法，它不需要采取分成等级的秘密组织所采用的带有既能伤人又能伤己的两刃性质的危险方法。工业大车间内的每一个共同劳动日，一切形式的社交团体，每一个教育协会和读书协会，每一个香烟俱乐部和跳舞俱乐部，每一次星期日的田野和林间郊游，每一次下班后的散步，都能挫败警察机关妄图摧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努力。这种组织工作是秘密的，它是根据各地情况而采取多种多样方式来组织的，它善于适应各种方式的袭击而进行其战无不胜的抵抗；它不得不保持秘密，以保证无产阶级享有与其他居民阶层同等的权利。因此，正如它在经济上是无法摧毁的一样，它在道义上也是不可战胜的。
依靠这样的组织工作，社会民主党终于1880年8月20日到28日，即反社会主义者法颁布将近两年之后，又在瑞士的微登宫举行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把莫斯特和汉塞尔曼开除出党，并且扫除了反社会主义者法在党内所引起的思想混乱的最后痕迹。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为下一年的国会选举进行准备，这次选举必然会决定反社会主义者法究竟是不是枉费心机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俾斯麦也加强了选举的准备工作。他要求国会把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实施期间延长到1884年的秋季，这一要求得到了国会的同意，这时，教皇权威派的少数派已经倒向保守派即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接着，俾斯麦任命卡苏布的贵族地主[8]冯·普特卡麦为反社会主义者法最高执行长官。普特卡麦是一个卑鄙无耻的警察头子，既傲慢又无知，可是他深知保守主义的哲理：精选出来的流氓是王室和神坛最有力的支柱；他本人就是最卑鄙无耻的密探活动的保护者和提倡者。柏林地区的局部戒严年复一年地宣布延长。同样，1880年10月在汉堡，1881年6月在莱比锡也都宣布了局部戒严。接着就是这三个地区一批又一批地把人驱逐出境；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传单被没收，尽管传单的内容如此无害；工人的选举集会一律被禁止；选举前的几个星期里，完全非法的逮捕事件为数不下于六百起之多。此外，俾斯麦也少不了使用欺骗性的利诱伎俩。只要工人们愿意相信他的“社会主义”，他就答应工人实行烟草专卖，把它比作“无继承权者的传家宝”。那些热心奔走的教授们则很卖力地在全国传播这一神奇的福音。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工人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他们以英雄的气概经受了反社会主义者法的严峻考验。在首轮投票时，工人们获得了312,000票，这个数字比谋刺事件后的那次选举时少130,000票，但没有一个反对党能以这个差数来自夸。资产阶级阵营内普遍的惊讶惶恐就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社会民主党是不可战胜的，它虽然三年以来一直遭受种种暴力手段的迫害、压迫和起诉，但仍然是一支拥有三十多万人的队伍。复选后，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了十二个议席，这个议席数与反社会主义者法颁布以前他们所拥有的议席数一模一样。
五丶温和手段
在其他方面，1881年的国会选举对俾斯麦也是不利的。他的基本队伍民族自由党在1880年发生分裂。“恼怒的自由贸易论者这一派以分离主义者的名义分裂出去了，他们在政治上依然萎靡不振，可是他们不赞成再次提高关税的税率。他们又向进步党靠拢，这两派总共拥有一百多个议席，因此，俾斯麦不仅失去了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人组成的多数派，而且也失去了保守派和教皇权威派组成的多数派。
俾斯麦装得象一个受尽委属的老实人：为了资产阶级的缘故，他颁布了使工人阶级对他怀恨不已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却和工人——资产阶级经济上的世仇——在进行共同的工作：资产阶级仍照旧力图使工人在经济方面的令人不快的要求无法实现，而反社会主义者法却阻碍工人赏识政府对他们所怀有的善意。这种形势只要还存在，就总对资产阶级有利。然而，政府如果满足了工人阶级正当的要求，就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健全的核心内容，这时，反社会主义者法就成为多余的了。
于是，“温和手段”的年代就开始了这种手段就是企图不再单纯用皮鞭，而是兼用蜜饵来驯服社会民主党，想用腐蚀来达到用暴力所无法达到的目的。1881年11月17日，新选出的国会以德皇诏书宣告开会；诏书中要求实行疾病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法，并且为了筹措上述两项法律实施时所需的资金，还要求实行烟草专卖。同时，还允许工人运动有比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头几年稍大的活动范围。诏书还容忍工会运动重新有初步的开展；对工人集会和工人报刊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加以禁止。应该让工人能讲话，哪怕仅仅是为了感谢政府的“德政”，咒骂工人的“诱惑者”，尤其要恐吓资产阶级。当然，瞥察滥用暴力的做法根本不会因此就停止，驱逐、禁令、暴动案、叛国案、侮辱君主案、煽动案和其他莫须有的案件依然层出不穷。“温和手段”的实质在于要工人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们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9]。俾斯麦并没有改弦更张，只是用另一种的警察专横统治。
面对这种新形势，社会民主党于1882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表明了它的原则态度和策略态度。如果说1881年11月的德皇诏书是在一定程度上询问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否愿意放弃他们在政治上的基本权利以换取改善了的贫困救济和对病伤工人的某些救济这种区区小惠，那末，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给予的是断然否定的答复。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争论而一致决定，代表大会根据有产阶级一向的特性，既不相信他们会有诚意，也不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能力；代表大会深信，所谓社会改革只不过被利用为一种策略手段，借以引诱工人离开正确道路。但是党及其议会代表的责任在于：对于一切有关人民经济情况的建议，不论这些建议出于何种动机，都应尽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当然同时一刻也不放弃总的社会主义要求。
根据这些决议，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参加了俾斯麦所提出的疾病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法草案的讨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并不把这些法案看成是社会改革——按这个词在历史上的含义来讲，而仅仅把它们看成是一种要以改善其物质状况来使无产阶级放弃其历史任务的企图，但是他们仍将尽最大的努力，以明智的方式来改革贫困教济制度。他们要求，工伤保险应该完全由企业主负担，把它列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企业主不能因而向国库或向工人索取补偿；反之，他们主张疾病保险应该完全由工人自己负责，他们所要求的只是由工人自己独立管理疾病保险基金，而这对社会上其他各阶级来说，已是不言而喻的事。然而，资产阶级的国会多数派对社会民主党这些微不足道而合理的要求竟置若罔闻。他们为了建立一套庞大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竟把疾病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十分荒唐地硬拉在一起。在这套机构里，工人没有发言权，而官吏和企业主却有很大的发言权。在这一点上，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当然有义务要投票反对，因而被俾斯麦及其智囊食客们诬为工人之敌，可是这种煽动花招并未在工人群众中产生过任何影响。
工人群众在其他方面也证明是完全不受“温和手段”在其行列中所散播的道德瘟疫和政治瘟疫的传染。这种喜怒无常的专横统治，比以前的肆无忌惮的迫害制度还更加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因为后者虽然受人痛恨，但至少还是公开行事的。工人群众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俾斯麦的小恩小惠，我们要藐视；俾斯麦的皮鞭，我们要折断。
自由派的反对就根本不同了。他们反对烟草专卖，没有自由党人的支持，烟草专卖是无法实行的。但是在一切政治问题上，他们依然采取了异常软弱的政策。1884年春季，进步党人和分离主义者合并成自由党时所依据的纲领，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纲领。两党合并的倡议绝非来自选民群众，而是由两党议会党团的议员们在幕后策划的。尽人皆知，这次合并是对所谓“自由派”皇太子的献礼。由于老皇年迈，皇太子随时都可能继位登基。在进步党的选民中，对于纲领最近的削弱，曾经出现了窃窃私议的不满情绪。为了平息这种不满情绪，该党领袖们这样说过，新近结交的分离主义朋友们今后将会投票反对反社会主义者法，从而推翻这个非常法：这些朋友们将会忠实于新纲领的要求：无论任何个人和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完全正确的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由于反社会主义者法毒化了公共生活的气氛，自由主义不可能不受到比社会民主主义还要深重得多的苦难。但俾斯麦也知道这种情况，尽管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限到1884年秋季才届满，可是伸斯麦已经在这一年春季在这个年轻的政党刚成立的头几天就来找它的麻烦。伸斯麦进行了威胁，扬言如果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实施期限不延长二年，就将再举行一次谋刺事件后的那种国会改选；他立即就开始运用半官方的选举机器。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反对派就瓦解了，尽管他们本来是有取胜把握的。除了三十九名教皇权威派的议员之外，尚有二十七名自由党议员也临时改变立场。为了在表决时有较大的把握，奥根·李希特居然命令原先的分离主义者和原先的进步党员不参加表决。这件事有文件可以证明，虽然有人坚决否认，事实却是无法抹煞的。
这样，自由党还没有走第一步，就已折断了脊梁骨。但是俾斯麦是诡计多端的。他又提出了殖民政策，作为准备将在1884年秋季举行的国会改选的竞选花招；他以往一向是坚决反对殖民政策的。这一次，他故意避而不提烟草专卖以及类似的诱人的竞选口号。他大谈特谈社会改革和殖民政策，并反对背叛祖国的自由主义，说自由主义企图使德意志民族无法取得这些丰功伟绩。俾斯麦就这样从自由党那里夺得了大约四十个议席，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自由党原有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三十多名议员倒向了保守党派，于是俾斯麦首先又拼凑了保守派和教皇权威派在一起的多数派，尽管他还不能拼凑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在一起的多数派。
在这次选举中，软弱无力和犹豫不决的政策使资产阶级反对派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无产阶级反对党在选举中所采取的始终如一和坚决勇敢的政策，则使无产阶级获得了应有的成果。社会民主党这次所获得的议席和选票超过了以前历次选举：二十四个议席和大约550,000票。他们在这次选举中所受的迫害并不完全象1878年和1881年那样的严重，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由于他们的活动已伸入到尚未被大工业控制的领域：小资产阶层和小农阶层。这些阶层简直尝遍了资产阶级用以医治社会贫困的药物——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自由派的自由通商制度和反动的行会制度。而他们却在泥沼中愈陷愈深；他们当中思想最健全和办事最能干的人已开始认识到，只有社会民主党的治本方针才能帮助他们。他们也许是终于看清楚了：被压迫者的一切苦难只能靠这个有明确原则并且忠于原则的政党来解决，不能依靠任何别人。自从这次选举以来，古老的农业邦巴伐利亚邦一帝国第二大邦，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坚固的基地了。
虽然如此，俾斯麦还没有放弃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悔改”所抱的希望。俾斯麦也正如一切统治者通常所做的那样，为了利已的目的而收买腐蚀新闻界，终于自己也相信了他们的御用文人的谎言。社会民主党的伸入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恰恰也可能引起了他的这一希望，误认为社会民主党这时是比较容易被说服的。当时，力量已强大到能在议会上提出自己提案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发生了某些策略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1885年夏季甚至由于比较次要的轮船补助金间题而在舆论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新选出的国会于1885年11月举行会议时，俾斯麦表示希望社会民主党除了现有的二十四个议席之外，还能多得十几个议席。俾斯麦把社会民主党称为“十分有用的因素”，并说，若没有这个因素，迄今所获得的某些不大的进步还都不会获得。这种废话可以休矣!甚至普特卡麦也对社会民主党装出一副尽量友善的脸孔。照他的说法，应该把社会民主党引入“不那么革命的轨道”。他还改变了腔调，硬说反社会主义者法的矛头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而仅仅针对着那些嗜杀成性的无政府主义派。
政府的行动却与这些高谈阔论大相径庭。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加强了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良心。除了自由党这个唯一的例外之外，各政党都提出了有关实行法定的劳工保护的或多或少较为详尽的提案。但是这些提案却都因而遭到了俾斯麦顽固执拗的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俾斯麦在维护最固执的曼彻斯特立场①方面与他的所谓死敌奥根·李希特进行友好的竞赛。不是李希特，而是俾斯麦把培养百万富翁这个目标树立为一面旗帜，他把新国会第一次会议开成了又一次的象1879年那样的保护关税论者的狂欢会。因为这些豺狼已经有六年没有吃饱，所以它们饥饿万分地扑向消费群众。于是粮食税猛增两倍，木材税增加一倍，牲畜和烧酒的捐税也都提高了，另外，还有一大批工业的税收也都随之提高。这一次以所谓“社会改革”开始的会议，正如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所宣称的那样，以“对劳动人民大肆掠夺”告终。
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地反对掠夺群众，这也开始引起俾斯麦格外注意。此外，连社会民主党“右翼”也提出过的关于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结社自由不受限制、制定英国式的劳工保护法规等最低要求，在俾斯麦看来简直比关于使社会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的要求还更可恨得多，因为这些要求更直接涉及他那最心爱的利润。1886年春季，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尖锐地揭发了臭名远扬的密探制度。他们检举了柏林警察总局的一名在编制内的官员，这个人化名混入了按照反社会主义者法可以合法存在的工人协会，企图煽动一个使用炸药的谋刺事件。于是“温和手段”终于受到了致命打击。
1886年春季的收买腐蚀的方法正如1881年非法暴力的方法一样地遭到了破产。
六丶俾斯麦的垮台
这时，俾斯麦—普特卡麦体制又企图用毫无限制的警察统治来保持自己的地位。
暴力打击的第一个对象是工会运动。1886年4月11日，普特卡麦颁布了罢工禁令，禁令借口每次罢工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条革命的九头蛇这一惯用的理由，完全取缔了结社自由。他们企图利用许多有关秘密团体的案件来扑灭士人的政治运动，唯命是从的司法机关在这些审讯案中起了真正的刽子手作用。除了这些主要的打击之外，他们还对工人阶级横加各式各样的无法预料的大肆滥用职权的行为。
甚至资产阶级的某些报纸都承认，对于警察横暴行为的无限扩大，国会也应在很大程度上负担共同的罪贵。国会既不敢对罢工禁令提出抗议，也不敢拒绝把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实施期限延长到1888年的秋季。可是它却拒绝了俾斯麦向国会提出的烧酒专卖[10]的要求。贵族地主甚至也不敢投票赞成烧酒专卖，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对他们在烧酒业上的掠夺行为的怒火日益上升。在这方面，国会已象榨干了的柠檬那样无用，于是俾斯麦就企图有一个能捏在手里随意摆布的国会。为了对付那指日可待的皇位更换，俾斯麦也正需要这样一个国会。俾斯麦知道，皇位继承人很不喜欢他，甚至认为他有“自由派”倾向的嫌疑。
当时，烧酒专卖已不是有吸引力的竞选口号。这一次也无法滥用红色恐怖的说法，因为国会已证明是在有关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问题上都对政府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因此，俾斯麦就选用军事恐怖的办法来欺骗选民。1886年11月，他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大量增加军费预算，并且以七年为期。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进步党人和教皇权威派——虽然同意拨给俾斯麦所要求的“每一个人和每一文钱”，可是并不同意连续拨给七年，而仅仅同意三年。尽管国会最后很可能连这一点也会让步，可是俾斯麦却在二读会议第一次表决之后，立即解散了国会，并且把1887年的斋戒节定为国会改选日期。
由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软弱，竞选从一开始就陷入歧途。用“三年，还是七年?”这个次要问题，他们很难把广大选民群众发动起来。俾斯麦却找到了“战争还是和平?”问题这张更有效得多的王牌。为了抵销自由派各党的竞选宣传，他动用了整个政府机构。全部官方和半官方的报刊都尽力在传播谎言，说假如反对党获胜，随之而来的将是法国对目前已解除武装的德国宣战，这种谎言一直传播到全国最偏僻的乡村农舍。这种拙劣的骗局获得了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的支持，获得了大地产和大工业联盟支持，这两股势力已结合成卡特尔，这种组织在十年前就已把德国引入经济反动时期。
既不同意拨给一个人、又不同意拨付一文钱并且以高度的原则性坚决进行斗争的唯一的反对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它不得不在与1878年及1881年情况相似的困难情况下进行斗争。除了柏林、汉堡和莱比锡以外，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斯台丁等地也都宣布了局部戒严。他们的英勇态度是有成果的。尽管由于胆怯的自由党人在复选时倒向卡特尔阵营从而破坏了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当选，社会民主党当时只能夺得十一个议席，但他们赢得的选票却超过了七十五万张。
但是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还扎根不深，不能使群众免受伸斯麦所散布的恐惧心理的影响。在斋戒节的选举中，俾斯麦赢得了卡特尔多数派，因而可以在三年期间内为所欲为。新国会不仅立即批准了他的军费提案，而且还批准把烧酒税每年提高一亿马克以上，把糖税每年提高约四千万马克。此外，还从纳税人身上榨取四千万马克给烧酒厂主，三千万马克给制糖商。
1887年10月，社会民主党在圣加伦召开了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间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对俾斯麦一次新的沉重打击。俾斯麦的秘密团体审讯案的目的在于除了破坏党的机构之外，还要破坏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显示出党的队伍依然象过去那样不屈不挠、坚强巩固。假如说党内竟然有过一个“右翼”的话，那末现在则已经毫无痕迹了。俾斯麦对此采取了报复手段：一个月之后，他在卡特尔国会的第二次会议上，除了提出关于把面包税从三马克提高到五马克，并且将其立法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等其他反动法案之外，还提出了关于要求把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限再延长五年，并且还附有十分残暴的加重措施的提案。特别是其中规定可以把那些因参加秘密团体而被判罪的人以及参加在国外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人的国籍予以取消。
然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全面地揭露了俾斯麦一普特卡麦体制不仅毒化全德国，而且还毒化半个欧洲的腐蚀统治和密探统治，一举粉碎了这个“剥夺公权的法案”。在这空前的可耻事件的余波中，卡特尔多数派甚至也分裂了。民族自由党特别起劲地表示同意把现行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再延长两年。1888年2月18日，反社会主义者法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延长其实施期限，一直延长到1890年9月30日。
几星期后，老皇（威廉世）去世，其继承人（腓特烈三世）即位。当时腓特烈皇帝[11]已经重病在身，虽然他对俾斯麦一普特卡麦体制并不满意，可是他也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在腓特烈在位的百日期间内，俾斯麦又采取了一次新的强暴行动，他对瑞士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它把《社会民主党》这个刊物赶出瑞士国境。然而这一行动毫无效果。这个刊物转移到伦敦，在德国境内的发行工作则比以前更加顺利。腓特烈皇帝的唯一成就是解除普特卡麦的职务；当时皇帝已经病重垂危，普特卡麦被一脚踢开，确是罪有应得。
继腓特烈之后登基的是威廉二世，在威廉二世即位之初，俾斯麦又能任意行事。可是俾斯麦对于自已的狂妄是不知悔改的，他又开始飞扬跋扈起来，以致连他最亲信的追随者也都感到惶恐不安。不成体统的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与瑞士的争端，这甚至动摇了俾斯麦的外交威望。瑞士虽然屡屡让步，但终于还是把一个在瑞士境内刺探情报的普鲁士警官驱逐出境。卡特尔的鼠辈们开始在那艘显然已触礁搁浅的船上东奔西窜，焦急不安。教皇权威派的报纸发现了这么一句流行的妙语：事情再也没法办了。
俾斯麦把工人问题的“军事解决”——用血腥屠杀来镇压工人运动——看成是最后一个救命手段。尽管工人们已充分表示他们决不允许密探去破坏工人运动以使已破了产的制度复活，但俾斯麦却认为，假如他用强暴手段剥夺工人的普选权，工人就会走投无路，无所作为。他正在准备采取这种手段：1889年10月，他向卡特尔国会提出一个法案，其中要求把反社会主义者法永久化，规定要加强“司法上的保证”，并且规定一些可笑的放宽办法。俾斯麦知道民族自由党人不会同意这一法案，因为这个会使社会民主党力量日益壮大的“不幸的法律”在自由派人士中也受到了严厉的非难。尽管如此，他们的想法却很可笑：他们只要求删除第二十八条关于警察驱逐权的规定，然后才能同意这个法案的永久化。在非常法的各项带有既能伤人又能伤己的两刃性质的规定中，第二十八条已证明是最富于两刃性质的规定，甚至最愚蠢的警察头子都认为这条规定是臭名远扬的。当时，甚至贵族地主都准备同意这个“放宽了的”法律，皇帝也在枢密院会议里赞成接受这个法律。但是俾斯麦却反对这个法律，他并不是公开地和正式地宣布这个“放宽了的”法律无法接受，而是背地里用模棱两可之词怂恿贵族地主们投票反对这一法案，如果第二十八条有关警察驱逐权的规定被删除的话。因而当二读会议上出现上述情况时，保守派就在三读会议上投票反对这一法律，于是在1890年1月25日，这个法律宣告垮台，再也不能恢复了。
俾斯麦就这样设下了这样的阴谋诡计：从外表上看，是连国会也拒绝采用必要的武器来抵御社会民主党的颠覆计划，而政府则不负任何责任，这样就可以按照俾斯麦的心意，严重地损害普选制。然而俾斯麦在横暴行动计划的第一阶段就遭到德皇的反对，尽管德皇在其灵魂深处是仇恨社会民主党人的，可是他出于正确的要保存自身的本能，不愿在执政之初马上就扮演“炸弹亲王”的角色。俾斯麦的权臣气焰本来就早已引起了他的反感；皇帝已不受俾斯麦在劳工保护法等问题上的僵硬态度的影响，希望颁布两项敕令，以便对新国会的改选产生有利的影响，其中的一项就是答应使劳工保护立法日益改善，特别在限制劳动时间问题上；另一项则是答应召开国际劳工保护代表会议。
这一决定并不出于皇帝，也不出于帝国宰相，而是出于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在1890年2月20日获得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张选票。这一波涛汹涌的洪流，冲毁了俾斯麦的整个体制。儿星期后，这一体制的领导者极不光彩地下了台。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为虽然十九世纪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过无数英雄业绩，但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在长达十二年的英明、坚决而勇敢的斗争中终于战胜了一个拥有巨大实力的大国，这还是第一次。
当然，工人阶级的政党必然会蒙受重大的牺牲。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间内，有一千三百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被查禁，有三百三十二个不同种类的工人组织被取缔。从戒严地区被驱逐的将近九百人中，其中要负责供养家庭的超过五百人。被法院判处徒刑的有一千五百人，刑期合计长达约一千年。
然而这样的牺牲并不是白费的。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间内，社会民主党的国会选票增加了一百万张，工会组织的会员从五万人增加到二十万人。德国的工人阶级已进入历史发展的重心，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再把它挤出这个重心了。工人阶级的命运变成了全民族的命运。自从德国有历史以来，德国的命运还从来没有掌握在比这更坚定不移、更忠实可靠的人们的手里。
琥珀录入及校对
[1]原文Utramontan，照字而解释是指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在政治用语上，它的意思就是拥护罗马教皇权威原则的人，他们力图使教皇对主教和国家享有无限的教会权力。——原注
[2]请参阅第一章第四节。——中译本注
[3]指公园243——313年的罗马皇帝狄奥克莱提安，在他统治下曾对基督教徒进行过残酷的迫害。——原注
[4]全名为“反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协会”，成立于1904年。——中译本注
[5]希洛施特拉特，希腊人，为了在身后留名，于公元前356年放火焚烧艾菲索斯的狄爱娜神庙，这里用以称那些为成名而犯罪或作惊人之举的人。——中译本注
[6]伊俄勒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原注
[7]指警察施梯伯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所采用得到臭名昭著的侦察方法，施梯伯充当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驯服工具，收集工厂当人审判案的材料。——原注
[8]卡苏布贵族地主使西普鲁士的斯拉夫卡苏布族所在地的贵族地主。——原注
[9]一把系在一根马鬃上的宝剑，随时能置人于死命。——中译本注
[10]烧酒专卖的目的使充实国库和填满贵族地主的腰包，烧酒的生产并不由垄断组织一家经营，并且保证生产者——贵族地主——每公担的平均价格为三十五马克，而市场价格则仅为二十四马克。俾斯麦本人每月在他的庄园里生产九百公担的烧酒——原注
[11]腓特烈三世（1831——1888），在位仅九十九天，是俾斯麦的死对头。——中译本注
材料来源
《莱比锡叛国案》
奥爱尔《十年之后》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
第一章德国宗教改革及其后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一章德国宗教改革及其后果
一、商业资本
二、罗马教会的瓦解
三、德国的宗教改革
四、路德、闵采尔、胡登
五、农民战争和再浸礼派教徒
六、耶稣会、加尔文教、路德教
七、三十年战争
一、商业资本
由于具备特别优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很多城市里出现了世界贸易，首先的是在南意大利，因为它与东方各国、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以及由此伸向北方，都有海上往来。世界贸易使大量财富得以流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财富简直是大得不可估量的；这种财富不久就引起了欧洲各统治阶级的贪欲。
近代资本最初就在这里出现，也即基本上以商业资本的形式出现。可是它对封建的生产方式却立即起了瓦解作用。商品交换愈发展，货币的力量也就愈大；人们可以用货币买到任何东西，人人都需要货币，人人都接受货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来源不是手工业行东，而是商人；手工业行东只拥有为数有限的伙计，只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而商人的资本却能无限度地扩大，因而他们的发财贪欲也就毫无节制了。商业资本是十四、十五和十六世纪的革命力量，它使中世纪社会出现崭新的生活，并且唤醒了新的世界观。
世界主义代替了中世纪所特有的狭隘的小邦分治主义；在有利可图的一切地方，世界主义都得到顺利的发展。和那些常常终生不出城界的手工业师傅正相反，富商巨贾们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越过欧洲的洲界，来到陌生的地方，他们开创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其顶峰是发现通往印度的航路和发现美洲。而另一方面，商人们却以民族性来与中世纪教会的普遍性相对抗，这种民族性在中世纪由于小范围内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而发展得甚为缓慢。
在世界贸易中，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民族之间的矛盾；买主或卖主所属的国家愈强大，买主或卖主获利的希望也就愈大。因此，从世界贸易中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逐渐地巩固了中世纪松懈的国家组织，可是同时也把它们更加严重地彼此隔绝开来，以致在这些截然分离的民族里，基督教也陷于分裂。
和世界贸易一样，国内贸易也同样有助于加强民族国家。贸易的特点就是集中在交通枢纽：那里，集中了外国货物，以便利用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把货物运销到全国各地；那里也集中了国内货物，以便运销国外。由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所管辖的整个地区就变成了一个经济组织；商品生产愈排挤供自己消费的生产，这个经济组织也就团结得愈紧密，它对这个交通枢纽的依赖性也就愈大。这个交通枢纽从而成为由它所管辖的地区的精神生活的中心，于是民族语言开始一方面排挤中世纪教会通用的拉丁语，另方面则排挤平民的方言。
同样明显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必须适应这种经济组织，并且必须加强那些尚保有残余力量的国君的权力。贸易需要一位可靠的统帅，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一支用金钱来雇用的、符合这种经济势力的性质、并为它服务的军队；与封建的骑士军队[1]相反，它是一支雇佣军。贸易需要一支这样的军队，以便对外和对内保护自己的利益，压倒与自己进行竞争的民族，夺取新的市场，冲破小国为阻挡自由交通而在其国内设置的障碍，配备警察以对付大小封建领主，因为这些领主企图用单纯的拦路行劫的方法来夺取商业收益。总之实行对诸侯的专制统治，把一切行政的和军事的权力集中于一人，这已成为一种经济上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这种近代专制制度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对贵族和僧侣的权力会愈来愈大，商业资本是决不会让这种权力大得足以妨碍它自己的。恰恰相反，专制统治的力量愈不依靠土地而愈依靠货币，它也就愈依靠资本。诸侯所必须保持的军队要花费很多金钱，宫廷的开支也同样庞大；因为诸侯要把忿忿不平的封建贵族从他们的城堡吸引到豪奢淫逸的宫廷生活里来。诸侯宫廷的奢华生活达到疯狂的程度，挥霍财力，令人吃惊。于是诸侯就开始增加税收，这样他们就或多或少要依赖富庶的城市；作为交换条件，城市就出钱来买得新的权利。但是增加税收终究不足以弥补诸侯在财政收支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和宫廷的糜费所造成的亏空，尽管近代的诸侯表面上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可是他们很快就沦为资本的债务奴隶。
然而，革命的商业资本不仅创造了近代的专制制度，而且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变了中世纪的社会阶级。这时，人们到处都在追求金银，追求这种可以购买一切东西的商品。农业也走上商品生产的道路。农民虽然要继续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但除此之外还必须生产剩余产品，以便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农业也变成了钱币的源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农民们能够通过把地租和劳役改为交纳货币这种办法，从封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但是一般说来，特别是对德国的农民来说，交纳货币却变成了一条皮鞭，它把农民驱入走投无路的境地，而对封建地主也并没有很大的好处。商品生产使土地本身也具有商品的性质，从而也具有价值，这种价值不取决于这块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而取决于它能够提供多少剩余产品。与收获量相比，种地的人愈少，生活愈俭朴，则剩余产品就愈多，土地的价值从而也就愈高。
这样，整个西欧的人们就都渴望占有土地，特别是占有象森林和草原那样不需要很多人力经营的土地。如果说中世纪贵族所追求的是土地和人，只要把更多的农民束缚在耕种的土地上，把更多的新的移民吸引过来，他们就愈能发财致富，那末，近代贵族则有另外一种目的。他们这时所追求的是，把农民的土地攫为己有，特别是夺取公有的森林和草原，因为这是从事农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很想把强占的土地上的居民赶走，而又尽可能不损害那作为贵族财源的农业经营。贵族们一直强加在农民头上的徭役使农民陷于精疲力尽的地步，农民受到了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所特有的极其沉重和极其可耻的剥削；但是贵族们的利益熏心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象后来自由工人毕竟还能对资本主义剥削所进行的那种反抗。
可是在大批被贵族驱逐而背离乡井的农民中，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的幼苗。这种无产阶级与古代无产阶级[2]的区别在于：这种无产阶级并不是以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渣滓的形式出现，而是从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分离出来的。自由无产者阶级第一次在历史上作为社会最低层的阶级出现了。当然，它还意识不到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当它的以农民为核心的成员由完全不同岀身的分子（由于封建随从人员的分化）的加入而扩大时。就更难于了解这种任务了。自从贵族变为宫廷的食客和谋取暴利的商品生产者以后，贵族已不再需要这些封建随从人员了。这种新的无产阶级有一部分被军事统帅和商人们所利用。军事统帅把他们编入军队，而商人则让他们到工场里去做工，开始在国内生产迄今一向仰仗国外输入的商品。但是这种出路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工场只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人，而在战争结束以后通常又要裁掉大多数士兵。因此，这个无产阶级就陷于普遍贫困化和粗犷不驯，剥削者企图用极残酷的严刑重典来根除这个阶级，但这是枉费心机的。
随着贵族推行这种凶残和掠夺的政策，贵族在经济上的必要性也渐渐消失了。国家的中央政权愈强大，警察对国内斗争的镇压就愈厉害；贵族愈不能保持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于是农民也就愈不需要领主来帮助他们去反对当权者。过去庇护农民的人，正是现在农民最需要别人帮他们去反对的对象。封建贵族已经成为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正如今天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命运一样，历史发展的铁帚会很快地把其中较弱的分子、把处于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所谓骑士阶层即下层贵族扫得一干二净。
正如今天的小资产阶级一样，骑士们幻想寻求一种来回摇摆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政策来保持其独立的阶级，以免自身沦亡。他们临死时的呼号声，正象斐迪南·拉萨尔在他的悲剧的主角——德国的骑士胡登和济金根[3]——身上所体现的那样，带着悲惨的形象，但是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在它傲慢无比的情绪下，把那没落的骑士仅仅当作一种可笑的形象，这种形象今天人们还可以从西班牙诗人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和英国诗人莎士比亚的福尔斯塔夫这两个人物身上得到证明。
二、罗马教会的瓦解
封建生产方式之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世纪的超然权力——教会，首先对罗马教皇的世界霸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教皇对世界的霸权，是在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中作为基督教各族人民的首领而产生的，在十字军东征时已登峰造极。然而十字军东征却正好变成了促进东方贸易的一个强大的杠杆，它还发展了后来推翻封建世界及其君主——教皇——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资本。
作为中世纪最大的地主，教会也经历了与一般大地产一样的发展过程；为了充分利用农业生产这一财源，教会使农民阶级倾家荡产，把农民公有的森林和草原据为己有，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或者残酷地压榨他们。在曲柄杖下，日子已不再好过了[4]。贪得无厌的欲望也使教会对穷人的赈济愈来愈少；过去教会乐于把它自己消费不了而剩余的实物收入施舍掉；现在这些实物收入已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教会也受到因此而日益滋长的发财欲望的支配了。
如果说农民阶级因此而越来越憎恨教会，那末，教会却并不因此而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好感。不管教会怎样忽视对穷人的赈济，只要它不想失去群众的一切支持，它就不能完全停止这种赈济。教会仍然是防止群众贫困化的一种护堤；当时资本的力量还不足以使群众迅速无产阶级化。无产者只要还能从教会方面得到为数区区的赈济，就不至于被资本主义剥削得干干净净。此外，教会的节日也是新兴的城市的眼中钉，节日的次数愈多，就愈加违背资本主义的这一哲理；工人不是为生活而劳动，而是为劳动而生活。
但是最重要的是，新的生产方式不再需要教会充当它的导师和首长了。这种生产方式创造了自己的教育和科学，也给自己建立了行政管理机关。只有在广大农村里，牧师才依然是不可缺少的，正如今天还在落后国家里那样，牧师还要执行国家的某些任务，例如办理户籍登记。在十六世纪，牧师制度在经济上还是必要的，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取消牧师制度。新兴的资本愈来愈激烈地反对教会的其他两股势力——修道院和罗马教皇，它们在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愈来愈成为累赘，因而对新的生产方式愈来愈有害。
修道院曾经是农业的模范部门、居民的导师、穷人的保护者、艺术和科学的保存者，现在却已成为多余的累赘了。修道院供养了成千上万懒惰成性的修道士，而不把他们赶往街头去充当听从资本家使唤的工资奴隶。僧侣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粗野、懒惰、无知，却拥有无数资财，他们愈来愈深地陷于卑鄙下流、淫乱放荡和种种可能的罪恶之中。他们已成为人人蔑视的对象了。
和修道院一样，罗马教皇也同样变成多余的了。在保护基督教各族人民反对异教徒和非教徒方面，教皇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再也没有来自亚洲的威胁了。诚然，有一个新的东方国家在奥斯曼人也就是土耳其人中间崛起，于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并且从君士坦丁堡开始威胁基督教的欧洲。但这一次进攻并不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东方。土耳其人进攻的矛头并不指向意大利，而指向多瑙河沿岸诸国，首先指向匈牙利，然后指向德国南部和波兰。因此，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不再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事情，而只是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堡垒的事情。
土耳其人的威胁十分有助于使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南部德意志人结成哈布斯堡君主国，并使这个君主国保持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但是土耳其人的威胁对罗马教皇来说，却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历任教皇为对付土耳其人而搜刮的财物，不久就用在私人的利益上了。教皇的权力以及对教皇的世界历史使命的信仰，到十二世纪，一直还是拯救基督教各族人民的手段，但是自从十四世纪以后，却变成了对基督教各族人民进行剥削的手段。
这种剥削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加剧。发财的贪欲也支配了罗马教廷。教皇向教徒们征收的直接税——所谓彼得捐——为数较小，但在间接税的巧立名目方面，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教皇却和近代的财政艺术家一样，富于创造性。在商业资本时期，教皇们认识得很清楚，做买卖是叫人上当或迅速发财的最妙手段。于是，他们就开始出卖教会职位，特别是出卖以现金来赎罪的所谓赎罪符，赎罪符的买卖一年比一年做得更无耻。这样，罗马的教会统治就变成了和从前罗马帝国一样的大规模和无休止地进行剥削的机器。
这时，那些戴三重冠的人[5]的言行愈来愈受到基督教各族人民的鄙视了。他们不仅是统治着整个基督教世界并且对保持封建生产方式很感兴趣的教会诸侯，而且是或多或少地拥有大部分意大利并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感到兴趣的世俗诸侯。所以在他们身上结合了青年鲁莽性和老年贪婪性，结合了新兴阶级所特有的对传统成规带有革命性质的蔑视和垂死的剥削阶级的异乎寻常的享受欲望。教皇过着放荡的生活，这种生活也相当有助于动摇教皇在基督教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教徒们的封建家长观念愈浓厚，脑子里愈充满教皇神圣观念，他们对教皇的反感也就愈大。然而，教皇为了至少保持群众对自己的信仰——这是在社会变革使他的支柱愈来愈少的情况下他所剩下的唯一支柱，他就采取了欺骗和撒谎的种种手段。罗马教会早已成为庞大的剥削机器，这时它又成为同样庞大的愚民机器了。
因此，罗马教皇就象梦魇一样地压在基督教各族人民身上，人们迫切地需要摆脱这个梦魇。可是并非人人都有同样的摆脱这个梦魇的要求。恰恰是那些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它们的这种要求最不迫切。商品生产愈发展，意大利人反而愈加倾向于教皇，因为罗马教皇的统治意味着意大利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法国和西班牙也同样很少想到脱离教皇。在这两个国家里，近代的君主专制制度最先强大起来。早在十五世纪时，法王就已经使法国的教会高度地独立于罗马教皇之外，并且使教会服从国王。在任命较高级的教会职位时，国王有决定权。未经国王同意，不准为教皇征集款项。西班牙的情况和法国完全一样；在西班牙，甚至宗教裁判所[6]都变成了王权的一种警察统治工具。这些国家早已摆脱了罗马的剥削，他们这时并不想完全脱离罗马教皇，他们所想到的倒是如何把教皇本身变为他们的工具，并且利用教皇来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想以教皇支配者的身分来剥削基督教各族人民。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之所以仍然信奉天主教，就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并不象资产阶级新教的历史书籍中所说的那样，是由于这些国家在思想上的落后。宗教改革运动的目的，在于与罗马教皇完全决裂。如果把宗教改革理解为主要是精神性质的现象，理解为较高级的新教智育反对较低级的天主教智育的斗争，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当时都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因而在思想上也是最发达的；当时任何地方的纯世俗的教育水平都不如这些国家那么高，尤其不如意大利。当时的世俗教育也仍然是笃信天主教的，其原因与这些国家本身之所以笃信天主教的原因相同。
世俗教育起源于意大利的经过是这样：新的生产方式不必千辛万苦地去创造新的世界观、新的艺术和科学，而在古代文献中就能找到现成的适合自己需要的思想形式。在意大利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国，这些文献从未完全失传过。人们开始研究古代作家的著作，作为理解当代的一种手段，作为对垂死的封建世界观残余给以致命打击的手段。在这种研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思想潮流获得了文艺复兴（再生，也即古代的再生）或人文主义[7]（与专门研究神道事物的经院哲学的神学相反，旨在探讨纯粹的人的教育）的称号。如果照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硬说的那样，意识真能创造物质条件的话，那末，古代思想的复活必然会引起古代社会的复活。但是事实上，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适应了经济条件。不管他们如何向往古代的作家，他们毕竟是近代专制制度最积极的先锋战士。他们完全正确地认识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就寓于这种专制制度之中。不管他们所受的那种古代教育使他们与基督教会发生过何等尖锐的矛盾，不管他们的脑子里是如何浸透了异端邪说，不管他们与僧侣及罗马教皇进行过何等激烈和尖锐的斗争，他们毕竟仍然是坚决的天主教徒。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们和罗马教皇完全决裂，那末他们也就会脱离了那些经济上和思想上最发达的国家而使他们本身陷于孤立。
虽然德国的人文主义者曾以非常满意的心情注视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并且曾尽力推进这一运动，可是当他们一旦了解到德国的宗教改革意味着德国要完全脱离罗马教皇时，他们就几乎全都回到了天主教会的怀抱。
三、德国的宗教改革
把德国当作精彩表演的舞台的宗教改革，根据上述种种理由，就某种意义来说，是野蛮反对文明的斗争。然而，虽然决不能忽视这种联系以便正确理解十六世纪的这场巨大变革，但也不能由于如下原因而误入歧途，即低估宗教改革在道义上、更不用说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当德国人文主义者为了拯救遭到威胁的文明而投向天主教那一边时，他们忽略了以下几点：天主教的文化是以人民大众的无知和受剥削为基础的；要使艺术和科学在教皇统治下在意大利兴旺发达，就尤其必须保持德国的贫穷和愚昧，只有德意志的野蛮战胜拉丁异族的文化，才能为确保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的繁荣昌盛铺平道路。此外，十分热心地提倡近代专制政体的人文主义者，在内心深处是痛恨宗教改革这场群众运动的；他们完全不关心而且也完全不理解群众的需要，不久，他们就被革命洪流冲走，默默无闻，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其中只有个别的几个人，在作品中留下了不朽的盛名，如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和佩脱拉克，法国的伟大讽刺家拉伯雷，英国的伟大思想家、近代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莫尔，以及德国伟大的战士胡登等人。
与历史进步有密切关系的，不是人文主义，而是德国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各阶级居民都受到教皇同样残酷的剥削。自从教皇势力被阻挡在其他文明国家疆界之外而将其全部剥削伎俩集中施加于德意志民族以后，德国人民的苦难就更加深重了。在这种无法忍受的重负之下。德国的各个剥削阶级的怨言也日甚一日了。德国教会中一切可卖钱的教会职位都变成了买卖的对象；赚得的大笔金钱年复一年地流向罗马，以致连德国的大剥削者——诸侯和商人——也赚不到这些钱了，教皇括尽人民的脂膏，只留些残羹剩饭给他们，这些实干的家伙就愈来愈恼怒，这是毫不奇怪的。
然而，他们不可能想到采取法国或西班牙的办法来摆脱教皇的枷锁，摧毁教皇的统治，以便利用教皇作为自己统治的工具。在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创造的财富中，德国当然也摊到了不小的一份。德国城市的行会手工业已经在为更广大的地区和更偏僻的市场制造商品。制造粗毛织品和亚麻布的织造业已经变成固定的、分布极广的工业部门，奥格斯堡甚至已制出了精细的毛织品和麻织物以及丝织品。除纺织业之外，工艺美术工业也大有发展，中世纪后期的教会和世俗的奢华生活促进了金银制品、雕塑、雕像、紫铜雕刻、木雕刻、武器锻造等工业。与工业一样，商业也在迅速发展着。当时通往印度的海路虽已发现，可是从印度通往北欧各国的贸易大道仍然要穿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是意大利丝织品和印度香料的大集散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等南德城市已集中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可观的大量财富。原材料的开采也有很大的发展。十五世纪时，德国的矿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农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城市日益繁荣，并且摆脱了中世纪初期的粗野状态。大片荒地已被开垦为耕地，人们也种植了染料作物和其他外来作物。这些精细的作物促进了整个农耕技术的发展。
德国全国的生产，就其本身而论，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无法相比。德国人口还很稀少。仅仅在几个商业和工业中心城市周围，才较为文明，而这些中心城市的利益又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只有极少的共同利害关系。德国南方的销售市场和商业联系与北方完全不同。德国东部和西部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全国没有一个象英国的伦敦或法国的巴黎那样全国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全部国内的交通几乎仅限于沿海和内河的航运，限于几条通商大道：从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科隆到荷兰以及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距离河流和通商大道较远的地方有一些较小的城市，它们与交通大道之间无路可通。在中世纪的生活条件下，它们与世无争地继续过着朴素的生活；它们不大需要外来的货物，也不大提供外销的产品。
因此，在德国不能象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那样地出现近代君主国家。这种近代君主国家产生的条件是：繁荣的商业和繁荣的工业把全国的经济利益不可分离地连结起来。当时的情况只能使德国按省组成利益集团，换言之，就是使德国陷于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哈布斯堡家族的德国皇帝无法把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变成近代君主国家，尽管他们施尽了诡计和暴行，却只能做到这一地步，即把奥地利的世袭领地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土耳其对他们的威胁构成了最有效的杠杆。此外，皇帝要使德意志帝国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一切试图均以失败告终。当法国境内的大诸侯都被国王征服时，德国境内的诸侯却发展成为几乎完全独立的侯国君主，这是如下的经济情况的合乎逻辑的后果：这些侯国君主是分裂的小邦内的中央集权的代表者，至少是省内的中央集权的代表者。与他们相比，皇帝愈来愈成为只是同等诸侯中的第一名诸侯而已。
如果撇开上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不谈，则十六世纪德国的社会结构，与其他国家一样，是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形成的。作为下层贵族的骑士，正处于无法挽回的没落状态。在教士中间，出现了贵族派和平民派；主教和修道院长构成了贵族派，拥有大批僧侣充当宪兵；城乡牧师则构成了平民派；贵族派被群众深恶痛绝，平民派则受到群众爱戴，尤其因为城乡牧师为群众的正在蓬勃开展的运动提供了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城市里，行会手工业师傅和城市贵族在争夺城市领导权，互有胜负；作为城市第三种力量的平民阶级则还完全没有觉醒，他们仅仅意识到自己是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没落部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近代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最后，农民阶级则构成了整个社会机体内受尽折磨、痛苦呻吟着的强大的底层基础。
各阶级和各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其互相交错的利害关系，构成了当时德国情况的特征。这时，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反对赎罪符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贝格大教堂大门上，从而发出了公开反对罗马教皇的信号，这种对教皇的愤怒情绪已在德意志民族内酝酿几十年了。
在文献上，这种愤怒的情绪有过比路德的措词温和的论纲尖锐得多的表现形式。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甚至并不指责向教皇交纳现金来赎罪的赎罪符本身，而仅仅指责“滥用”赎罪符。匿名作家的著名信件中责骂教皇和僧侣所用的词句就完全不同了。这些信件是由德国人文主义者执笔的，其中都是无比锋利的讽刺之箭，同时却是给人民看的脍炙人口的佳作。人文主义的教育对群众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和不易理解的。与此相反，路德的论纲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只不过是僧侣之间的争吵而已。论纲用的是人民群众从中世纪承袭下来的宗教思想方法，它把群众中的任何异议都看成神学上的异端了。为了改变中世纪的这种情况，就必须破除群众心目中的迷信观念。
路德的论纲本来只要求展开神学上的争论，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如果这种行动不是以十分迫切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话，路德的论纲就不会成为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了。爱好奢华的教皇利奥十世在发行了无数批赎罪符之后，又发行了一批新的赎罪符，企图从中捞取五万杜卡特[8]的巨款。他把这批赎罪符的总推销任务交给当时德国首屈一指的教会诸侯美因茨大主教，并答应与他分赃，于是这位原是霍亨索伦亲王的大主教就派遣了推销赎罪符的贩子到德国各地，象今天交易所广告栏的做法那样，极尽大肆兜售之能事，以骗取善男信女口袋里的金钱。
推销赎罪符的贩子特别起劲地竞相涌入萨克森选侯国境，当时萨克森由于采矿而成为德国最富庶的一邦。萨克森选侯腓特烈本人是个非常虔诚、笃信宗教、甚至有些宗教狂热的天主教徒，但这时在金钱问题上就不再那么讲礼貌了；他禁止赎罪符贩子进入他的国境。可是这些贩子麋集在紧挨国界的市镇，因此，他情愿容忍路德出面反对赎罪符贩子泰策尔，泰策尔是在于特博克做这种非法生意的。
路德本人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几乎只是充当了本国诸侯在财政政策上的工具，但他应该很快就会明白，这场争论与神学上的异端问题毫不相干，而是一场非常现实的利益之争。
四、路德、闵采尔、胡登
路德的论纲一发出公开反对罗马教皇的战斗信号，德国境内利益之争的错综复杂局面顿时就有所澄清，各阶级和各派别分成了三大阵营：保守派天主教阵营，资产阶级改革派阵营和平民革命派阵营。
在保守派天主教阵营里，聚集了一切关心保存现有制度的分子，皇帝是他们的首领。中世纪德国的帝国政权已如此衰微，以致在1519年的德皇选举中，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国王竟因争夺德国皇位而发生争吵；在有权参加选举的七个选侯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忽而受法国贿赂、忽而又受西班牙贿赂。最后，出身哈布斯堡家族同时又是奥地利世袭领地主人的西班牙国王获得了胜利。作为西班牙国王又是奥地利世袭领地的主人，他最迫切的利益是不与罗马教皇决裂。为了使罗马教皇服从他的意志，他可以派雇佣军去进攻罗马，但是他不能与罗马教皇断绝关系，因为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罗马教会都是他最有力的统治工具。因此，德皇查理五世依然是德国宗教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在这一方面，他可以依靠宗教诸侯、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贵族派教士以及城市贵族。
这时，与这个天主教保守阵营相对立的，是激烈反对教皇剥削的德意志民族广大群众。但是他们不久就分裂成两个阵营；在其中一个阵营里，聚集着反对派中的有产阶级——下层贵族群众、行会手工业师傅、一部分世俗诸侯，他们希望靠没收教会财产来发财致富，并且还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愈来愈独立于皇帝和帝国。这个资产阶级温和派虽然想摆脱教皇剥削的枷锁，但不想触动世俗的剥削，因为他们自己都在从事这种剥削。与温和派截然不同，农民和城市平民则构成了一个革命派，他们想在消除教皇剥削的同时，也消除一切世俗剥削，这两派的性质明显地反映在它们的领袖——改良派的领袖马丁·路德和彻底革命派的领袖托玛斯·闵釆尔——身上。两人都是教士，都出身于牧师中的平民派。
马丁·路德（1483—1546年）出生于埃斯勒本，农民家庭出身。他在受过艰苦而严格的教育之后。以牧师为职业。他的智力并不过人，在胆量和见识方面，不少同时代的人都超过他。当他在爱尔福特大学读书时，他参加了该大学的人文主义派，但是他的人文主义造诣并不高深。看起来还不如说他是被人文主义者的欢乐生活所吸引，这可以从他在道义上的懊丧情绪中看出来，正是这种情绪使他在1505年进入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寺院，作了极沉痛的忏悔。后来，在1509年，他被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任命为新成立的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1517年，他就在那里公布他那反对赎罪符的论纲，或者毋宁说是反对教皇过于无耻滥用赎罪符的论纲，因为在九十五条中的一条里，他自己还说，谁违悖教皇赦罪这一真理，谁就要受到诅咒。
路德本人也对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十分惊讶。路德还完全受着罗马教会的思想束缚，但是教皇要他保持缄默的拙劣手法——剥削阶级在黔驴技穷时常采取的这种拙劣手法，总是同样以失败告终的——却激发了他的农民固执性。这场在违背路德本意并且为路德所料想不到的情况下展开的运动，就推动着路德一步步走下去。与其说他推动了运动，还不如说他是被运动所推动的，但是他由于如下原因而在群众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虽然做了教授，却从来不忘记自己是农民，他善于词令，能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在这方面，他比所有同时代的人都高明，而他对德国语言所作的贡献。后来也就成为他的不朽功绩。罗马教皇愈逼迫他，他就愈毫无顾忌地反对罗马教皇。他宣扬用暴力来反对教皇的剥削。他认为，世间的疫疠不能用言词，而必须用武器来根绝：德国人的宿冤必须用罗马教会的鲜血来偿还。路德曾猛烈批评那些不赞成他的世俗诸侯。他说，谁今天想引用“高贵的牧师”的言语来反对德国诸侯，他就会因叛国而终生陷于囹圄。
虽然路德没有因为当了教授而忘掉农民家庭出身，但是，他也没有因为农民家庭出身而忘掉教授的地位。革命的风暴咆哮得愈久，革命愈深入人心，革命的群众愈感到可以象摆脱教皇的剥削那样来摆脱本国剥削者的枷锁，路德也就愈来愈象魔术师的徒弟一样，再也约束不住他所呼唤出来的鬼怪了。于是这位维滕贝格大学教授、萨克森选侯腓特烈的被保护人作出了抉择：他宣布赞成和平与合法的发展。从1517年到1522年路德曾向一切民主革命人士频送秋波，而在1522年到1525年，路德又一一背叛了他们。
与资产阶级改革家路德相对立的，是农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家托玛斯·闵采尔（1490—1525年）。其实不能把他称为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并没有用新的思想来充实当时的运动。但是他却善于以尖锐而远大的目光看出运动的革命因素，善于以无与伦比的实干精神来掌握革命的因素，他是一个有气节的、在认识和行动上坚决果断、毫不动摇的人。他出生在哈茨的施托尔贝克，他的父亲死于绞架之下，是专横的施托耳贝克伯爵手下的牺牲者。和路德一样，闵采尔也选择了牧师的职业，但是他早年就有革命思想。当他十五岁还在哈雷上学时，他就创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的大主教，并且还反对整个罗马教会，他十分蔑视教会的习惯和教义。因此，他先在茨维考、后来又在布拉格都很快地被解除了牧师职务，他在图林根的阿尔施塔特也任职不久。他在路德之前就已不用拉丁语做礼拜，并且在附近进行革命宣传。在路德决定赞成和平发展以后，闵采尔还继续宣传路德的暴力反抗论。
闵采尔的学说不仅攻击天主教的所有基本论点，而且还攻击基督教的所有基本论点。他认为，理智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启示，各族人民在任何时代都有过并且现在还有这种启示。象后来变成温和派的路德所做的那样，用圣经去反对理智，那就是用教条去扼杀思想。不应在来世，而应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天国，信教者的使命就是在地球上建立天国，建立上帝的国家。既然没有来世的天国，也就没有来世的地狱。耶稣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是先知和导师，不是上帝。但是，闵采尔把那种作为信教者的使命而在地球上建立的天国理解为一种不再有阶级差别和私有财产、不再有独立于社会成员之外并且与社会成员疏远的国家政权的社会。一切现存的政权，如果他们不想顺应和参加革命，就应该被推翻，人们应该共同从事一切劳动和创造一切财富，并且应该实现完全的平等。为了实现这一切，应该建立一个不仅包括整个德国，而且还包括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联盟。应该邀请诸侯和君主参加这个联盟，假如他们不愿意參加，那末，联盟就应该尽快用武力打倒并且杀死他们。
闵采尔用神秘玄奥的言词来宣传这种教义。但这样反而使教义更能深入人心，因为当时的群众还完全受宗教思想方法的束缚。人民从四面八方来投奔闵采尔，于是路德只好使用半心半意的改革者对彻底的革命者所惯用的手法：他向萨克森诸侯[9]告发了闵采尔。闵采尔以挑战式的英勇态度来对待这些诸侯，他们当时也还不敢触动他，但是阿尔施塔特市议会却把他驱逐出境。闵采尔先到朱尔豪森，随后又到纽伦堡。他又被人赶离了这两个城市，于是他迁居到德国南方，他热情地进行鼓动宣传，这不久就酿成农民阶级的大规模暴动。
然而在此以前，在1522年的秋天，已经爆发过一次下层贵族——骑士——的暴动。弗兰茨·冯·济金根和乌尔利希·冯·胡登（1488—1523年）是他们的领袖。可是这些领袖的盛名仍然掩盖不了骑士武装起义内在的反动本质。胡登和济金根对诸侯和神甫的无比仇恨以及他们希望重建民族国家的极大热情，使他们在十九世纪中叶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宠儿，因为德国资产阶级怀有与此相似的情绪。但是胡登和济金根想要恢复的国家乃是中世纪的国家：一种贵族民主的国家，它的皇帝是没有权力的，它要消灭诸侯和城市，并继续压迫农民阶级。在与这种理想相比之下，不仅城市是历史上的进步，甚至诸侯也是历史上的进步。如果说诸侯统治意味着德国的分裂，那末诸侯在分裂邦的内部毕竟还是把民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而胡登和济金根所主张的贵族地主民主制度却会变成这样一种贵族地主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使波兰惨遭灭亡。
下层贵族的暴动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城市并不想支持他们，农民也同样无意支援他们，因此诸侯就轻而易举地扑灭了他们的暴动。济金根的碉堡很快地被攻破，他本人在朗德施图尔堡被围时牺牲。几个月之后，在1523年的9月，胡登作为一个流亡者死在苏黎世湖的乌芬脑岛上。
五、农民战争和再浸礼派教徒
胡登死后一年半，伟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随着自然经济发展到货币经济，农民的苦难日益深重，从1476年以来，这种日益深重的苦难引起了一系列的农民暴动，尤其在南部德国，其中有称为古鞋会[10]和穷康拉德会[11]的在历史上闻名的农民秘密组织的活动。但是这种活动都局限于某些地区，并且不久都被镇压下去。在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唤醒了全民族以后，农民秘密活动已遍及各地。他们预定在1525年4月2日举行暴动，事实上也如期爆发了农民暴动。
正如骑士暴动在本质上是反动的那样，对农民革命就其历史核心所作的批评在本质上同样也是反动的。进行这种批评的人就是歌颂了骑士胡登和济金根的拉萨尔。拉萨尔过高估计了骑士暴动，也过低估计了农民战争。农民把他们的要求归纳为《十二条》；《十二条》完全体现了历史上的进步。农民要求在教区内选举及撤换教士；要求废除农奴制，废除贵族的捕鱼和狩猎制度；要求限制过高的徭役和赋税，退还从个人或从村社夺去的森林和草原，取消专横的司法和行政制度。这一切要求都是完全公平合理的。首先，它们符合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条件和前提。德国农民在1525年所提出的要求，是与法国农民在1789年所争取到的权利基本上属于同一性质的。拉萨尔对德国农民战争所作的轻蔑的评断，是由于过分的形式主义观点所致。他只肯承认那种以新的原则代替了旧的原则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他把土地占有理解为中世纪的原则，把工业理解为近代的原则；他错误地否认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质。因为他认为这次农民战争墨守了土地占有的原则，而对工业这一原则却一无所知。
农民在大规模秘密活动的保密方面是很成功的。当他们出其不意地举行暴动的时候，统治阶级如此惊慌万状，以致农民的事业最初看来很有成功的希望。甚至路德也在4月16日呼吁进行心平气和的协商。他认为，起来反对诸侯专横暴行的不是农民，而是上帝自己。他认为，农民在《十二条》里所要求的大多是提得合情合理的，因而他呼吁在这些条文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协商。如果资产阶级的新教历史学家关于路德卓越的人格造成了宗教改革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末路德的这种干预就必然会使农民战争发生另一种转变。但实际上路德的干预一点也不起作用；当统治阶级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了过来，尤其是当诸侯大动干戈要血腥镇压农民时，路德就完全倒戈了，并且在5月6日发表文章，反对所谓掠夺和嗜杀的农民。他在这篇文章里以残忍的刽子手的口气吁请诸侯屠杀农民。当他大言不惭地说农民所流的血都损害了他的名声时，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夸口。因为诸侯（不论新教徒还是旧教徒）在残酷杀戮农民方面是根本不需要路德劝告的。
与路德恰恰相反，闵采尔对待起义农民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是图林根农民战争的领袖。他的总部设在当时的帝国城市米尔豪森，他在那里创办了一种共产主义公社，虽然这个公社存在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从1525年3月17日到5月25日，几乎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一样长）。后来，当诸侯的军队逼近时，闵采尔就前往图林根农民武装的主要基地弗兰肯豪森。在那里，闵采尔和农民一起遭到了惨重失败。八千名装备简陋、纪律松懈、几乎连一门炮都没有的农民军队，被人数相等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并且拥有许多大炮的雇佣军所击败。闵采尔本人被俘，在受严刑拷打后被处死。关于他临死时曾悔恨罪孽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象统治阶级的御用学者对待死去的人民战士所常用的惯技一样，这只是事后对闵采尔的一种诽谤而已。
正如在图林根一样，在弗兰肯、士瓦本、阿尔萨斯、黑森林地区以及农民经常暴动的其他地区，农民军队也被诸侯的军队轻易击败。实际上，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在历史上已过时，恰恰相反，是由于农民运动发生得过早，还缺乏民族的基础，因为当时还没有符合近代意义的德意志民族。个别城市虽然站在农民这一边，可是也只抱着犹豫不决和畏首畏尾的态度。城市贵族则完全抱着敌对的态度。行会手工业师傅的态度与路德的态度相似。城市平民作为阶级，还太不觉醒，以致不能成为对农民的有效支柱。骑士则比城市还更不可靠得多；他们大多站在诸侯那一边，或者象葛茨·冯·柏里欣根那样，开始时倾向农民，不久就背叛了农民起义。只有少数几个骑士，象弗洛里安·盖耶——农民战争中仅次于闵采尔的最杰出的人物——那样，才始终忠于暴动者。
一般来说，地方和省区上的分裂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地方和省区上的局限性，破坏了整个运动。每一地区的农民都各自为战，不肯帮助邻省的阶级弟兄，因而在分别的战斗和战役中，他们都被为数不及起义农民总数十分之一的军队所个个击破。诸侯手里最主要的武器就是极卑鄙的背信弃义手法，他们之所以能得逞，仅仅由于农民经受了数百年的奴役以后，过分贫困无知，以致不能识破诸侯们显而易见的欺诈手法。诸侯用娓娓动听的诺言去诱骗农民群众，在农民听信诺言而放下武器准备回家时，就大批地屠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农民。在德国大地上，农民血流成河。农民在战争中牺牲和后来被处死的，据最低的估计，约有十万。
然而，长远看来，这次惨重的失败并没有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早在战争以前，他们身上的脂膏就已被吸尽，因而从他们身上再也压榨不出什么了。当然，有许多富裕的中农因而破产，大批的依附农沦为农奴，大片土地被没收，大批的人由于住宅被毁、田园荒芜而变成了流浪汉或城市贫民。但是战争和破坏是当时常见的现象，农民们普遍地生活太苦，处境已恶化到无法再恶化的地步。
僧侣、贵族和城市都在农民战争中受到巨大损失。修道院和教堂被烧毁，僧侣们的贵重物件遭到了抢劫或烧毁了。贵族的很多碉堡和宫殿也被摧毁了，他们已被证明没有力量去对抗农民。由于他们全靠诸侯的军队才得幸免于难，因而他们日益唯诸侯之命是听。城市则由于曾半心半意地表示过对农民事业的支持而遭到了战胜的诸侯们的洗劫，并且还被剥夺了特权。
因此，在农民战争中真正得到好处的只有诸侯。诸侯把教会的产业据为己有。相当一部分贵族不得不归顺他们，从城市里洗劫来的财物也纳入他们的库藏。除了世俗的诸侯邦以外，当时虽然还有教会的主权国、城市共和国、享有主权的伯爵和子爵，但是一般说来，德国历史的发展却促成了地方性的中央集权，促成了诸侯对其他小邦的统治。
农民战争的余波是血腥迫害和消灭再浸礼派教徒。再浸礼派教徒赞同闵采尔的共产主义观点，但是他们与闵采尔的区别在于：他们不赞同闵采尔的暴力政策，而有完全和平的思想。虽然他们在战争中不愿意起而反对国家，但他们也并不赞成国家，同样也不赞成教会。他们由于不承认小孩出生时教会给他们的洗礼而得再浸礼派之名。他们要求再次洗礼，或更确切地说，要求成年洗礼：有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才应受洗礼；今天已成为再浸礼派教徒的宗教奇想的那种观念，当时却是一种使统治阶级心惊胆战的革命纲领。
由于再浸礼派教徒的思想是和平的，所以他们没有卷入闵采尔命运的漩涡，但是和平思想并不能阻止新教诸侯和旧教诸侯在镇压了农民运动之后对他们进行血腥的迫害。甚至连软弱无力的帝国政权也参加了这种可耻的迫害。1529年斯拜耶帝国议会宣布，对再浸礼派人士施以火刑。在整个德国，到处都燃起了焚烧罪人的柴堆，被捕的再浸礼派教徒就在这火堆上壮烈殉难。再浸礼派教徒就这样在德国境内被灭绝或被驱逐出境。荷兰的再浸礼派教徒终于认识到，他们必须拿起别人用以折磨他们的那种工具来自卫，即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哈勒姆的面包师扬恩·马笃斯和莱顿的裁缝约翰·博克尔松成为这个再浸礼派的领袖。他们把德国西北部的罗马教会势力中心、古老天主教城市明斯特作为进行武装起义的地点，以反抗迫害再浸礼派的人。当时，这个城市正在对该地主教进行激烈斗争；没有城市平民的帮助，市民阶级就无法对抗主教，因而城市平民拥有很大的力量。再浸礼派的运动才得以利用完全合法的途径来掌握城市的公职，并且对主教的进攻予以异常顽强和士气高昂的迎头痛击；主教终于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才把再浸礼派教徒的反抗镇压下去。
明斯特在被围困一年零三个月之后，才为饥馑所迫而陷落了。基督教的主教凶残地屠杀了英勇的保卫者，以此来庆贺其胜利。但是四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向来都把明斯特再浸礼派的市政管理说成是惨无人道和兽性放纵的乱闹，这种说法全是厚颜的捏造或无耻的歪曲
六、耶稣会、加尔文教、路德教
诸侯在伟大的农民战争中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德国各地的经济利益的相互冲突妨碍了近代大民族的形成。当时德国的城市开始衰微，这也使诸侯的胜利得以巩固。世界贸易当时已开始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这是城市愈来愈贫穷的根本原因。
土耳其人的占据君士坦丁堡，阻塞了通往东方的贸易道路，因而使日益发展的商品生产被迫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和贸易通道。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近代的殖民政策也展开了，而德国则由于其地理位置而完全被排斥在这种政策之外。德国的经济繁荣愈来愈受抑制，因而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德国的渐渐而来但又无法阻遏的不断贫穷的过程，变成了诸侯统治的新支柱，并且当然会使德国人民更加无法忍受，因为掠夺愈困难，统治就愈残酷。
在德国宗教改革爆发时所形成的三大派中，平民革命派已经在农民战争的血泊中被镇压下去了；资产阶级改革派也由于战争而受到打击，它在很长时期内都无法从这种打击中恢复元气。即使对天主教保守派来说，时代的风暴也不是不留痕迹就吹过去的。这时，又形成了三个新派别，它们在德国境内互相斗争，但又都远远超越德国的疆界而具有全欧洲的影响。
这三个派别就是耶稣会、加尔文教和路德教。它们都还带有宗教的色彩，但又都是在教会的形式下的经济政治组织。这三个派别虽在宗教教条上有种种矛盾，但都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它们与封建的中世纪教会的差别，正如封建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别一样。耶稣会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经过改良的天主教。既然教皇已经变成了那些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近代君主专制大国的工具和手段。那末为了使教皇权力能成为有效的统治工具和手段，就必须使他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耶稣会所从事的正是这项工作，它使天主教的教会适应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它用古典课来改组整个学校制度，古典课是当时所能提供的最高级的教育，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人文主义的遗产。耶稣会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公司，哪里发现新的土地，哪里就会出现它的办事处，它向诸侯提供了以长老为名的最有经验和最精明强干的大臣。
然而近代的专制政体在致力于形成庞大而统一的贸易区和经济区方面只能暂时地、不是长远地符合那些日益繁荣的城市的利益。对于这些城市来说，近代专制政体不是它们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之手段。只要专制政体一旦认为自身就是目的，城市就立即强调地提醒它：专制政体之存在完全出于城市的恩典。加尔文教就是这样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首先有荷兰的城市起来反对西班牙的专制政体，还有法国的城市起来反对法国的专制政体。加尔文在日内瓦这个富庶的商业城市里宣布建立了加尔文教，加尔文教由于有民主的教规而完全符合先进的城市资产者的利益。荷兰和法国的部分贵族固然也信奉加尔文教，但这只是因为他们与起来造反的城市或多或少有些共同的利益。哪里加尔文教能成为激烈而狂热的力量，哪里的资产阶级利益就大有增进。除了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耶稣会以外，还可以把加尔文教称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宗教。
最后，路德教乃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宗教，这些国家被罗马教会剥削得最厉害，但是却又最不会想到去统治或消灭罗马教会。这样，它们就必须与罗马教会完全断绝关系，同时也无法举足轻重地干预那些争夺教会遗产的斗争。路德教在德国北部和东部，在丹麦、瑞典很流行。这些都是城市发展得较差、贵族势力很强大的国家。在城市势力比较强大而且城市数目又多的德国西部，加尔文教则占了优势。在路德教流行的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慢慢地摆脱着封建的混乱。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造成革命的资产阶级，反之，它却使地主变成了农场主，使骑士变成了商品生产者。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在那里，教会办了农场，农民则受到愈来愈厉害的剥削，这就是对“纯粹的上帝教”的报酬。
路德教是一种适应这种落后状况的落后宗教。自从路德背叛农民以来，他一直就是一个在诸侯面前卑躬屈膝的奴才。他的圣经译本曾由于阐述简单的原始基督教义而激励过群众。现在，他却使这个译本变成了诸侯的这样一种教义手册：发明这种手册时的那种令人作呕的想法是君主专制政体的任何一个食客都望尘莫及的。诸侯、主教、贵族地主都是路德教会的保护人，这里就显出了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的民主教规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比关于圣餐的种种琐碎教条的纷争要深刻得多。荷兰的加尔文教徒把路德教会的宗教生活斥为“比猪还愚蠢”的蠢举。
革命烈火在农民的血泊中熄灭以后，德国的宗教改革竟变成了德国诸侯的抢劫和掠夺运动，使他们得以日益摆脱皇帝的权力。诸侯们“实行改革”，宣布他们自己为国教的最高级主教，并且通过宫廷神甫来把路德教改造成为狭隘奴才意识的宗教，尤其是要把富有的教会产业纳入诸侯的私囊。尽管表现的形式五花八门，但诸侯的这种“改革”的结果都是一模一样。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为此提供了典范性的实例。分享战利品的，只有贵族地主，也许还有城市贵族。由于城市衰微，城市贵族当然只好十分知足了。对教会产业的掠夺丝毫也不会给一般群众——农民和城市平民——带来任何好处。
于是，诸侯的势力日益扩大。要再一次扩大皇权的企图，从思想方面来说，也就是重新恢复德国天主教信仰统一的企图，已彻底失败。这只能证明，诸侯割据的局面再也无法消除了，因为割据局面是在德国经济情况中有非常深刻的根源的。查理五世固然在米尔贝格战役[12]中战胜了几个新教诸侯，但这仅仅是由于其他新教诸侯为了贪图皇帝答应给他们的利益而支持了皇帝的缘故。当皇帝在战胜以后准备真正恢复皇权时，立即起来反对他的正是这些诸侯。他们把土尔、麦茨、凡尔登等主教辖区拱手让给法国从而可耻地叛卖了祖国，以换取与法兰西国王结成同盟，因而他们就得以战胜德皇了。帕骚条约以及后来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1555年规定了各邦的宗教自由，也即规定了各邦首脑的宗教自由。各邦及各邦首脑有权在其境内建立符合其心意的教会。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所依据的原则是Cujusregio，ejusreligio（谁的国家就信谁的宗教），这就是说，谁占有这个国家，谁就有权决定本国居民的宗教。宗教和约规定，居民有权移居到国外，如果他们感到国君的这种“拯救”使他们内心不安的话。“拯救”就是强制居民改宗国教。新教诸侯所从事的这种“拯救”活动并不亚于天主教的诸侯。因此，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仍然使教会处于分裂状态，仍然使诸侯享有主权。这个和约使这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尽管宗教和约认可了诸侯历来对教会地产的掠夺行为，但是它对于教会土地上有关问题应如何处置却未作规定，当时德国境内是有大量原属教会的土地的。按照新教的要求，关于诸侯决定臣民宗教的原则不适用于这些地区，新教居民的信仰不应受到妨碍。反之，天主教则要求：天主教诸侯应与新教诸侯一样有权进行“拯救”。另外一个分歧是关于所谓“宗教保留”，这是天主教方面提出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帝国的任何一个天主教诸侯、选侯、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长，只要信奉新教，就要自动丧失其教职和职衔。这又是新教的诸侯们所不能同意的，因为这将堵塞他们夺取教会产业最方便的途径。
对于这些意见分歧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在这方面起作用的现实力量问题太有分量了，以致他们彼此都无法用思想上和宗教上的理由来说服对方。一方面，在奥格斯堡和约缔结后的六十年内，新教诸侯完全无视“宗教保留”夺取了一百多处教会土地，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大的：大主教辖区和主教辖区，教堂、慈善单位和修道院；但另一方面，还忠于天主教的天主教诸侯则充分利用“谁的国家，就信谁的宗教”的原则，开始进行反宗教改革的运动。这场运动是由耶稣会来巧妙操纵的，特别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天主教又重新获得了大片管辖地区。
耶稣会的主要收获是争取到巴伐利亚诸公爵。耶稣会善于使这些公爵与天主教会的利益相结合。在这方面，当然更重要的是靠物质利益的承诺，而不靠宗教游说。后来，在1607年，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以宗教上的某一争端为借口，袭击了帝国自由城市多瑙沃特，并且兼并了这个城市的土地。这一鲁莽的暴力行动就成了集结军队的信号。一部分新教诸侯在法尔茨选侯的领导下，结成新教联盟。接着，天主教诸侯也在巴伐利亚公爵的领导下结成联盟。新教联盟很早就流产了，因为名列第一的最强大的新教诸侯——萨克森选侯，由于妒嫉法尔茨选侯并且希望从天主教德皇那里满足自己的土地欲望而和联盟保持疏远。与此相反，天主教联盟则是一股真正的力量，他们有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那样一个坚决而能干的首领，而且不少天主教邦，特别是三个天主教选侯国[13]，则构成了联盟的中坚力量。
七、三十年战争
当奥地利的世袭领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上劳西茨、下劳西茨和上奥地利、下奥地利的内部危机酿成了一场斗争时，新教和旧教双方军队都在严阵以待。在这些国家中，耶稣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也在奥地利世袭领地内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特别是争取到一个狂热的信徒——王位继承人施泰耶马克大公爵斐迪南。斐迪南当了国王并且又当选为德国皇帝（按照传统，德意志皇位是与哈布斯堡家族相联系的）。此后，斐迪南推行了一种使其世袭领地都统一信仰天主教的政策。然而斐迪南的这种措施受到了猛烈的反对，在波希米亚王国境内，反对尤为激烈。波希米亚各阶级的新教徒甚至因斐迪南企图在波希米亚恢复天主教而宣布斐迪南无权继任波希米亚王位，并且选举法尔茨选侯腓特烈继任波希米亚王位，他们指望能因而获得新教联盟的支援。但新教联盟已证明是完全没有能力采取行动的。而天主教联盟则更加有力地支持皇帝。1620年11月8日，天主教联盟的悌里将军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战役中对刚刚登基并且又完全无能的国王予以迎头痛击。于是波希米亚重新又落入皇帝手中，皇帝在那里实行了血腥的政治复辟和宗教复辟。
看来战火似已就此熄灭。但是皇帝的盟友们这时却要求瓜分那位逃亡的法尔茨选侯的战利品，作为报酬。特别是巴伐利亚公爵，他以联盟首领的身分，要求获得法尔茨选侯资格以及法尔茨的一部分领地。当时皇帝表示愿意以德皇的身分来清偿自己在担任波希米亚国王期间所欠的债务。在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上，他在新教诸侯软弱无力的抗议声中满足了巴伐利亚公爵的这一愿望。这样，皇帝的权力已如此扩大，以致国外的列强，如法国、英国、荷兰等国都以嫉妒的眼光注视德国形势，特别是因为当时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和西班牙支系彼此关系非常亲密。首先，英国和荷兰用大量金钱怂恿丹麦国王在易北河和威塞河畔部署大军，作为德国新教诸侯的军队集结地点和据点。但这时皇帝也是够强大的，足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他接受了波希米亚贵族华伦斯坦将军的建议：为他招募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位久经考验的将军不但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且还远远超出了他所答应做到的范围。1625年，对丹麦的战争开始了。四年以后，在1629年，丹麦在吕贝克和约中承担了不再干涉德国内政的义务，于是，德国北部也被皇帝的武力所控制。
皇帝的这些胜利首先应归功于他的这位将军。当时阿尔勃莱希特·华伦斯坦（1583—1634年）在德国所追求的目的，与当时黎塞留在法国所追求的目的完全一样：建立这样一个纯粹世俗的君主国，它将摆脱一切宗教矛盾而使互相倾轧的诸侯处于其统治之下，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且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一致对外。华伦斯坦一视同仁地使天主教的各邦和新教各邦一律服从德皇。他不是一位富于幻想的政治家，而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象法国的范例那样，他的目标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也是符合历史进步的。华伦斯坦对宗教上的一切争吵都深恶痛绝。虽然他本人是天主教徒，并且是由耶稣会培养出来的，但他认为，只有到主教的头颅落地时，全国才会安静。华伦斯坦失败的原因是：当时德国的经济情况中所扎下的各邦分治的根源太深了，以致他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不仅新教的和天主教的诸侯反对他，而且城市也反对他。汉堡、不来梅、吕贝克等汉萨联盟的城市拒绝提供船只，供征服波罗的海之用。当华伦斯坦带着要夺取君士坦丁堡，并且把土耳其人从欧洲赶出去的远大计划，要求斯特拉尔松城同意让德皇军队留驻时，也因这个城市反对他而未果。
与华伦斯坦在斯特拉尔松城下战败的同时，黎塞留则在围城十四个月之后，攻占了法国的新教首邑罗舍尔堡垒。他这时就能放手执行他的对外政策，大规模地进行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以保证法兰西君主国在欧洲的霸权。虽然黎塞留也象华伦斯坦那样是天主教徒，甚至是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但他在执行政策时却能完全摆脱一切宗教偏见。他煽动德国天主教诸侯反对皇帝，他也同样企图说服瑞典的新教国王进攻德国。但黎塞留把德国皇帝当作最有效的盟友。他并没有残酷地迫害战败的法国新教徒，反之，他却把他们根据实际法律关系所能要求获得的政治权利给予他们，从而他就有可能集中法国的全部力量一致对付外国。与此相反，当华伦斯坦根据吕贝克和约让德皇控制了原先由新教占优势的德国北部时，德皇除了在各教派之间播下新的不睦的种子以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作为了。引起华伦斯坦恼怒的并且与华伦斯坦的政策针锋相对的是：斐迪南二世于1629年在缔结吕贝克和约的同时，颁发了恢复教产的敕令，根据这一敕令，所有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后被夺走的教会产业一律归还天主教。正当外国敌人准备入侵德国北部的前夕，皇帝本人却在德国北部挑起了教派之间的纠纷。
1630年夏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1594—1632年）率领军队在波美拉尼亚的海岸登陆。在法国长久的劝说下，瑞典国王经过长久的犹豫才敢动用其人口不足一百五十万的区区瑞典的人力物力来侵犯庞大的德国。若说瑞典国王是为了挽救德国新教而终于冒险进行了这场艰巨的战争，这种说法完全是粗暴地歪曲了历史，那种想法与瑞典国王毫不相干。诚然，他在侵入德国后曾力图为掠夺目的而利用德皇刚刚惹起的宗教纠纷。但是他一刻也没有为了拯救德国的路德教而把王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的想法，没有这种想法也不算是他的耻辱。相反，阿道夫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是正确的，他只由瑞典王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来决定他的行动，如果华伦斯坦要使整个波罗的海地区都归德皇统治的计划一旦成功，瑞典王国的利益就要受到极严重的威胁。作为当时国王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出兵侵入德国的行动，完全是前后一致、合乎逻辑的。反之，路德教的迷途骑士这一大有疑问的荣誉，他却无权享有了。
当时有人认为，瑞典的进攻德国，实际上不过是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无论诸侯和城市曾经对皇帝和帝国犯过多大罪孽，这时连他们中间的新教诸侯和城市也都拒绝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合作。只有在北德的冲要城市马格德堡有一个亲瑞典派。古斯塔夫·阿道夫派遣法尔肯堡上校先到那里去指挥。然后他本人才能去保护他们。但是正由于勃兰登堡和萨克森新教选侯的抵抗，阿道夫暂时受阻，未能前往。反之，天主教诸侯却背叛了德皇和帝国，使瑞典军队得以深入德境。天主教诸侯的背叛也是受法国煽动的，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受法国煽动的情况一样。象华伦斯坦那种要加强皇帝权威的做法，不仅被新教诸侯而且也被天主教诸侯看成眼中钉。在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上，天主教诸侯要求解除华伦斯坦的职务，并且遣散华伦斯坦的一部分军队。他们威胁皇帝：如不同意这一要求，他们就不选举皇帝之子而选举法兰西国王继任德皇。皇帝只好让步，不得不解除华伦斯坦的职务，并遣散一部分军队，其余的军队则归完全听从天主教诸侯的天主教联盟的将军悌里指挥。
这样，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国境内就遇不到势均力敌的对手了。悌里并不是象新教的历史家所描绘的那样一个凶暴果断的人，而是一个平凡庸碌的将军。对于是否应该袭击瑞典军队或夺取马格德堡的问题，他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动摇犹豫以后才开始袭取这个城市的。他虽然攻下了这座城市，但所得到的只是一堆瓦砾而已。瑞典守将法尔肯堡上校眼看城市无法再守，就下令焚毁全城，他本人也在城破时阵亡。然而可怖的灾难是应归咎于夺取城市的人们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在上次布拉格白山战役中悌里获胜之后，皇帝是怎样蹂躏波希米亚的，所以在各新教地区，群情激昂万分，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选侯也不再抵挡瑞典军队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就联合了萨克森军队，在1631年9月17日的勃莱腾菲尔德战役中给悌里的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德国北部陷入瑞典国王之手，德国南部也无险可守，垂手可得。
古斯塔夫·阿道夫不失时机，随即进攻南德，尽管从瑞典的利益出发，在德皇的军队被他赶出北德之后，他本来是可以设法缔结和约的。掠夺性的进军给他带来了无限的财富，而德国的土地却遭到严重的蹂躏和破坏。这时阿道夫的军队已经通过富饶的天主教地区。进入美茵河一带。在1631至1632年之间的冬季，他驻留在美因兹，声威显赫，排场豪华。接着他又进军巴伐利亚，于是巴伐利亚又遭到瑞典军队极严重的破坏。由于他的势力扩大得太快，甚至他的保护人法国也感到不满。但是这位新教的瑞典国王还有两个坚定不移的保护人：土耳其皇帝和教皇，他们认为瑞典国王是一个能抑制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的人。当时的教皇乌尔班八世完全以意大利的统治者自居，由于自身的利益，他更倾向于法国方面，而不倾向于奥地利一西班牙方面；他把这位异教徒的国王看成上帝派来的救星。这时，德皇已不再徒劳无功地祈求教皇保佑了，他更聪明的做法是再度任命华伦斯坦为统帅。华伦斯坦以惊人速度建立了一支新的军队，迫使瑞典国王从德国南部退守萨克森平原。1632年11月16日在萨克森的吕岑战役中，古斯塔夫·阿道夫阵亡。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阵亡并没有使战争的整个进程发生任何变化。他的侵略高潮早已过去了。瑞典军队所遭到的反击是势所必然的。瑞典征服不了德国，即使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死，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同样，德皇的权力也是扶植不起来的。华伦斯坦的计划又被皇帝拒绝，他就想靠个人的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以为有了军队就有了强大的工具，但是他的这个工具却瓦解了。他的将军和军官都离开了他，他终于死在皇帝手下的刺客的匕首之下。在德国大地上互相角逐的各派势力，谁都决定不了战争的结局，于是战争的支配权就落入了法国之手。当时，瑞典的侵略军队仅仅是法国的雇佣军，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本质上也就是这样的被雇佣者。作为这样的雇佣军，瑞典军队在掠夺和蹂躏德国的各种军队中是最凶狠的了。
战争持续了三十年之久，最后由于交战各方都精疲力尽而告终。象三十年战争这样的大破坏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以前从未遭受过的。德国在历史发展上倒退了二百年，需要二百年的时间，德国才能恢复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的经济水平。根据1648年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所订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4]，法国夺去了德国西部最富饶的地区，瑞典夺去了北方的奥得河、易北河和威塞河的河口；两国都有权干涉德国内政。德意志帝国和皇帝最后的一点权威已一去不复返了。德国宗教改革的经济原因则继续在发生作用。“各邦自由”也就是诸侯的独立自主，则获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诸侯与外国缔结盟约之权，也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以保证了。
材料来源
研究本章第1节商业资本的革命作用，考茨基在《托玛斯·莫尔和他的乌托邦》的第1章中，作过深入而中肯的说明。
另外，考茨基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第2卷，对宗教改革时期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齐默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对伟大的农民战争作了详尽的阐述虽然该书在某些地方有些过时，但是总的来说仍很有价值，该书最近经布洛斯修订后重新出版。恩格斯以齐默曼所提供的事实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根本原则，深入地研究过这一伟大的事件，写出了有关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虽然该书是六十年前写成的，可是到今天仍然是介绍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最优秀的著作。其次可参阅梅林著《古斯塔夫·阿道夫，农民战争末期到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
[1]封建骑士军队由各个带着随从人员的骑马作战的地主所组成，他们有义务对自己的领主服军事上的勤务。——原注
[2]古代无产阶级指古希腊、古罗马的无产阶级而言。——原注
[3]《弗兰茨·冯·济金根》是斐迪南·拉萨尔写的一部悲剧。详见《拉萨尔同恩格斯、马克思的通讯》，《文学遗产》第4卷。——原注
[4]参阅绪论第3节第4段。——中译本注
[5]戴三重冠的人就是罗马教皇，以他们头上的装饰三重冠而得名。——原注
[6]在宗教裁判所，原告和证人是秘而不宣的，对拒绝承认有罪者采用严刑拷问的办法，被宣判有罪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众烧死。——原注
[7]或译人道主义。一中译本注
[8]杜卡特：古金币名。——中译本注
[9]路德在1524年7月底给萨克森的君主写了一封公开信。在卡尔·考茨基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1947年柏林狄兹出版社新版）一书中引用了这封信。——原注
[10]古鞋是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穿的鞋。德国劳苦农民当时还穿这种鞋。它用皮革包脚，在足踝处用带子束住。古鞋当时成为贫苦农民的特色。一一中译本注
[11]康拉德（Konrad）是德国常用的人名，其读音与“毫无办法”（KeinenRat）的南德口音读法（KoanRat）相似。“穷康拉德”指贫穷而无生计之人。——中译本注
[12]米尔贝格战役发生在1547年4月24日。——原注
[13]三个天主教选侯国：美因兹、科隆、特里尔三个大主教辖区。参加德皇选举的就是这三个大主教和四个世俗选侯（法尔茨、勃兰登堡、萨克森、波希米亚）以后选侯国的数目增加，其中有一部分并入其他德意志邦。一原注
[14]1648年10月24日在明斯特签字。——原注 |
绪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绪论
一、日耳曼人和罗马人
二、日耳曼一罗马国家
三、中世纪的教会
一、日耳曼人和罗马人
大约在公元刚开始时，才有关于日耳曼人的历史记载。当时日耳曼人还是野蛮人，分成二十几个族，居住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北方以北海为界，南方的界线从哈脑附近的美茵河开始，一直到萨雷河流入易北河的河口为止。这块土地有二千三百平方英里的面积，每族大约能分到一百平方英里。这块土地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沼泽和森林；居民从事少量农耕，他们主要靠干酪、牛奶和肉食为生。与生活资料的生产水平相适应，人口甚为稀少；每平方英里土地上住的人大约不超过二百五十人。日耳曼各族的人数至多在一百万左右，有时多些，有时少些。
在各族内部，全族群众大会行使最高的权力。这个地区的边境，由于会遭受敌人的袭击而无人居住，因此每一族所拥有的六千到一万个男子，就有可能走一天行程而从最边远的居住地点赶到设在中心地点的集会场所。每一族分成很多氏族，这种民主的制度就建立在氏族基层基础之上。氏族是血缘关系的结合，大约包括一百个家庭，所以又叫做百户氏族。每一氏族有一平方英里或几平方英里的土地，全氏族的人一起住在一个村庄里，村庄的房舍比较分散，间隔也较大。在农耕技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日耳曼人为了耕种新的较肥的土地，时常在区域内部更换住处。后来，德意志法还把房屋看作动产，而不看作不动产。即使在日耳曼人不再从事游牧时，他们仍然不紧紧依附于土地，这时的土地是共产主义财产，归整个氏族所有。
与此相适应，氏族的组织也是完全民主的，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他们有义务维护别的成员的自由，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血缘关系把他们连结成同胞之谊。氏族在和平时期选举族长，战争时期则推选首领，但族长和首领也只享有和别人一样的自由。只有纯自然状态的劳动分工，只有男女之间的分工。男人打仗，捕鱼，打猎，找食物原料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料理家务，准备衣食，烹饪和缝纫等工作。好几家（并且往往是很多家）合在一起，家务是共同的。
这时各族内部已经出现了最初的特权阶级的迹象，虽然在氏族内部还看不出这一点。这种迹象表现在各种官吏制度上，因为官职都发展成为世袭职位。在平时，特别是在战时，有突出表现的官吏的儿子，如有其他才能，往往有优先继承父职的特权。因此，在各族内部都崛起了一家或几家，超乎本族一般自由人之上，他们靠战利品分配、贡税和赠品等而获得了一宗在当时日耳曼人看来算是很大的财富；这就使他们能豢养一批随从，这些随从都是自由人，是一批为他们的主子誓死效忠、生活在主人周围并和他同屋居住的最英勇的战士。往往从这几家中选出“酋长”或“诸侯”，以便平时在族内举行审判，战时对全族发号施令。不过按照各族的惯例，他们对此并没有法定的权利，各族的最后决定权仍然属于全族群众大会。
可是，这些贵族以及他们的那些只有通过不断获得新战利品才能维系在一起的随从人员，都加剧了象所有蛮族一样的日耳曼人所固有的残暴性和掠夺性。由于他们多次侵犯罗马帝国行省，才使罗马人下决心要征服这块本来不值得羡慕的不毛之地。但是罗马人战败了，他们胜不过这些蛮人不可摧毁的自然力，日耳曼人有其战斗力的两个丰富源泉：一个是战士们个人的无比英勇，这种英勇精神是在艰苦的自然生活中经常与野兽和邻族进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另一个是战士们在作战时的团结，这种团结精神是由日耳曼人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由日耳曼人的氏族和邻居合一以及战友和经济伙伴合一这种特点中产生出来的。日耳曼人从来不知道罗马人的军事纪律，他们对军人服从这一概念也完全是陌生的。可是他们生活所在的自然单位，战斗时的方阵[1]的内部联系，作为道义力量源泉的互相信赖，这些都证明是不可战胜的，就是对身经百战的罗马诸军团[2]来说也是如此。公元9年9月的日子里，日耳曼人在舍罗斯克部落酋长阿尔明的领导下，在条顿堡森林里一场历时三天的可怕的战役中，全歼罗马总督昆提留斯·瓦鲁斯的军队。
罗马人为了洗雪条顿堡战役失败的耻辱，不顾一切地想征服各族日耳曼人，所以在以后几年还连续发动了三次战役[3]，满以为依靠他们强大的军队，凭藉他们异常锐利的武器就能征服弱小的日耳曼人。事实上，在正规的战役中，日耳曼人抵挡不住罗马人，可是按照罗马历史家塔西佗中肯的说法，日耳曼人即使在各个战役中不再是常胜的，但在整个战争中还没有打过败仗。日耳曼人用小型战争削弱罗马人的军队，崎岖无路的荒野地形极其有效地帮助了他们，罗马人最后只好放弃进攻。日耳曼人依然是自由的，这不单由于罗马世界帝国绝对不可能最终征服日耳曼人，而且还由于当时称霸世界的罗马帝国不管外貌多么辉煌强大，其内部已处于腐朽崩溃状态，因而不敢再次从事这种牺牲代价极大的征服战争。
因为罗马国家自从征服了地中海周围各国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剥削机器，其国家制度和赋税使人民大众愈来愈穷困。它以对内维持秩序、对外抵御蛮族来保持其存在。但是其秩序比最糟的无秩序还要糟，被罗马帝国声称为保护其公民而加以抵御的蛮人，却被罗马公民盼望为救星。官吏们肆无忌惮的压榨，扼杀了罗马帝国境内的商业和工业；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最后结果，造成了普遍的穷困，交通、商业和艺术的衰微，城市衰落凋敝，尤其是农业倒退到更低的发展阶段。
在古代，农业耕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方式。罗马帝国的农民阶级在无休止的征战中赢得了罗马帝国的世界霸权，他们也就在这些战争中沉沦消失了。在意大利，已经形成了由奴隶耕种的庞大农庄，即所谓大庄园：它们或者是供放牧的草原，在这种草原上牛羊代替了农业居民；或者是巨大的田庄，它们把产品送到城市的市场上去销售。随着民生凋敝，这种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能赢利，而这种经济在当时却是大规模耕作的唯一可能形式。这样，就不能不倒退到小型耕作方式。大农庄瓦解为小块土地，租给佃户耕种，他们须交纳一定数量的地租，并依附在土地上，而且可随土地一同出卖。他们虽然不是奴隶，但却没有自由，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身。
古代奴隶制度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基督教的缘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基督教都善于和奴隶制度和睦相处。古代奴隶制度之所以崩溃，还不如说是由于这种制度在经济上已不再能赢利。但它在灭亡之时留下了它的有毒之刺，因为它把一切生产劳动都看作是奴隶的事情，看作与自由农民的身分不相称的事情。古代文化在这样的死胡同里是没有出路的；奴隶制度在经济上已不可救药，而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道义上又遭到歧视。于是罗马帝国终究由于奴隶制度而崩溃了。
对于蛮族的入侵，罗马帝国愈来愈没有办法，直到公元五世纪，人数较少的日耳曼军队征服了无数国家，罗马帝国也就在日耳曼军队的暴力之下全面崩溃，濒于死亡的文化因而恢复了青春。
二、日耳曼一罗马国家
日耳曼各族侵入了罗马世界帝国：东哥特人侵入意大利，西哥特人侵入西班牙，勃艮第人（后来是法兰克人）侵入高卢，汪达尔人侵入非洲。当时日耳曼各族面临的任务是，用他们氏族制度的简单手段去统治一个在生产方式上虽然处于腐朽阶段、但是却高级得多的社会。这个任务已证明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古日耳曼制度缺乏各种统治机构。
还不如说，日耳曼各族是从一种盛行公社自由、贵族制度刚刚萌芽的状态，跌入了原始公社瓦解的深渊。这一深渊吞噬了存在于共产主义氏族制度基础上的公社自由人阶级。攻城掠地的日耳曼人取得了全意大利三分之一的土地、全高卢和全西班牙三分之二的土地，他们首先完全按照一直在实行着的氏族制度来分配这些土地。他们非常习惯于共产主义经济，以致连日耳曼制度消失得最早的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在当时也不例外，那里的日耳曼征服者虽然把占有的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其余三分之一的土地全都分配给罗马人，但只用作耕地，另方面却把森林、水源和草原留为与罗马人共有的财产。。然而由于征服者的人数较少，他们不得不分散居住在各省，因此全国还有大片土地无人占有。氏族的亲属性质一天比一天松弛，最后，作为处理一切共同事务的决定机构的自由人大会也就这样消失了。
上述情况变得更为有害，因为与此同时，为了抵挡外来的敌人，新兴国家迫切需要把群众大会上选举出来的军队首领变成拥有广泛权力的国王。新兴的国王把他的亲兵，把被征服人民中的贵族分子（这些人的财产和知识对他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以及宫廷内的奴隶和被释奴隶，都看成是他的统治机构。于是他把分配土地时尚未被人占有的大片土地分送给这些人。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脱离人民的贵族，他们以占有大片土地为基础，仰仗经济上的势力，很快就从国王仆从的地位成长为可以左右国王的权贵。这些贵族的地位升得愈高，农民群众的地位就降得愈低。由于连年不断的内战和掠夺战争，充当军队核心的农民破产了，情况和当年罗马的农民阶级完全一样，他们在国王那里得不到保护，于是很快就到大领主那儿去请求庇护。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领主，然后又在各种不同的、常常变更的方式下租回这些土地，但是经常的方式是交付地租和服劳役。农民从这种依附的境地进而渐渐地、大多很快地连人身自由都丧失了。
从五世纪到九世纪，情况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看起来，这四个世纪似乎是在屠杀和焚烧中、在大规模的破坏中完全不留痕迹地过去了，似乎九世纪的社会和五世纪的社会几乎完全一样，主要的阶级仍然是大地主和依附农。这些阶级外表上虽然照旧未变，而实际上，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却完全不同了。古代的奴隶制度消灭了，把劳动一概轻视为奴隶性质的自由的游民无产者也消失了。九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没落文明的泥淖中，而是在新文化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社会的主人和奴仆，与罗马时代的前辈相比较，都是成年的一代。强大的领主和服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旧世界来说是没落的最后阶段，现在却变成了新发展的最初阶段。尽管这四个世纪看起来没有什么进展，事实上它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产物：近代的民族，即为今后的历史把人类作了一次新的划分。
其次，日耳曼人用他们个人的英勇和勤快，用他们的自由精神和把一切公众事务视为己任的民主本能，使不可救药的奄奄一息的文明得到了新生。简言之，他们用一切罗马人所丧失的但只能赖以从罗马世界的泥淖中缔造新国家和新民族的那些特性，拯救了垂死的文明。他们改变了古代婚姻的形式，削弱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权，使妇女们获得了比希腊和罗马时代较高的地位。他们至少在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在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利用在封建国家中实行农村公社的办法，挽救了它们的一些古老制度，从而使农民这个被压迫阶级即使在中世纪受苦最深重的农奴制度下，也获得了地方性的联系，获得了古代奴隶未曾有过的一种反抗手段。
最后，中世纪的依附关系，甚至农奴制度，不仅本身就是比古代奴隶制度较为缓和的奴役形式，而且特别是由于这些奴仆或农奴已经构成一个阶级，从而就能够为自身的解放而进行越来越有成效的斗争，因此比古代奴隶制度要优越些。而古代奴隶暴动，没有一次不是以彻底失败告终。
这时，使罗马世界帝国变成一些日耳曼一罗马国家的主要杠杆就是基督教会。教会教导日耳曼人，指导他们掌握罗马人的生产方式；只有基督教会才有这样的能力。
基督教就其起源来说，既不象它的信徒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超乎尘世的启示，也不象资产阶级启蒙作家一再主张的那样是骗子手的骗局。实际上，它作为一种世界宗教，不如说是希腊一罗马世界的一种产物。基督教的教义几乎都可以在犹太作家斐洛的作品中找到，斐洛在他无数的著作中把犹太教的宗教传说和希腊的哲学融合为一；而基督教的伦理学几乎都可以在罗马哲学家塞内卡的言论中找到，塞内卡谆谆告诫，教人安于贫困、节制有度、多修德行，尽管他是当时臭名远扬的尼禄皇帝的心腹，身后还留下了来路不正的共值六千万马克的财产。人们可以从约翰的启示录中看出基督教最初的面貌；启示录是《新约全书》最古老的经文，充满着迷乱的狂热，苦行的劝化，预言和幻象。
由于这些思想流派产生在罗马世界帝国土崩瓦解时所普遍存在的颓废和绝望的情绪之中，因此它们反过来发生其影响，尤其影响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能或不愿以追求最起码的感官享受作为逃避手段，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因而寻求精神上的解救，以资替代，寻求意识中的一种安慰，以防止自己完全毁灭。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憧憬在受苦最深、沉沦落魄的社会阶层中间，也就是在奴隶中间，最为盛行。由于基督教不需要任何仪式，由于基督教把当时广泛流行的关于人之所以遭到普遍毁灭是咎由自取的心情，明确地说成是每个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宣扬教主的献身殉难，从而提供了一种到处都易于理解的、人人向往的内心解脱的形式来使人们摆脱万恶的世界，因此基督教表明它有能力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第一批基督教徒从现实的苦难中逃脱出来，躲入对未来的希望之中，期待着基督将要在地球上建立的千年盛世。他们完全用尘世感官的方式想象这个千年盛世；开头几个世纪的教父[4]并不是不屑于描述将在这个千年盛世流行的博爱和饮酒的欢乐的。等到基督教不再是不幸者和被压迫者的信仰时，等到它变成豪富权贵们的信仰时，千年太平之说[5]亦即对世上千年盛世的期待，才为正式的教会所摒弃。教会感到其中颇带有革命的意味，于是为了万全之计，就把这极乐世界干脆搬到云端去了。
虽然对于千年盛世的期望支配了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可是给基督教带来胜利的却并不是这些期望，而毋宁是它为了设法解除正在没落的帝国最大的社会灾难，即解除群众贫困的压力而作的努力。基督教的教区起初试图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可是这样的企图失败了，因为耶稣以前的共产主义仅仅限于消费，而不包括生产；奴隶经济对生产劳动的轻视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最初一批教区对于生产漠不关心。如果说它们也想到了生产的话，那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于当时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使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迅速告终，尽管较老的教父在说教时还经常十分激烈地反对财富和财产不均的现象。基督教虽然解决不了群众穷困的问题，消灭不了财产不均的现象，可是它在初期毕竟还是为限制群众贫困化作了许多实际工作，这在不小程度上保证它能获得它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但是，新的宗教既然由于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没落而证明它是无法克服当时存在的阶级对立的，那末，也就从它本身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阶级对立。第一批教区的权力和财富增长起来了，于是从这些教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自治机关中产生出了一个统治阶级——教士，他们渐渐变成了全教区成员的主宰。组成这些最初的教区的贫穷受苦的人们既无见识，也无力量来维护他们的民主权利；主教们愈来愈不受他们选民的约束，早在三世纪时，各地的教区就几乎仅仅享有批准教会官员的权利而已。
教士们组成了排他性的集团，集团内部互相提携，它们随心所欲地支配了教会的财产。
与此同时，原来完全独立自主的各教区现在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它们联合成为一个大的联合组织——总教会。相同的观点、相同的目标、相同的路线很早就使各个教区以派遣代表和互通书信的办法来彼此交往，到二世纪末期各省的教会已经组成了更为巩固的联合组织，其最高一级的组织就是代表大会，也就是主教们的教会高级会议，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了帝国第一次教会高级会议。会议上掌握大权的是那些代表最强大、最富有的教区的主教；罗马的主教终于成为基督教的领导者。
在基督教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曾与国家政权发生过多次大斗争，国家政权当然不会允许出现国家里的新国家的；也曾有过各组织之间的、各组织内部的以及教士和人民之间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教士往往取得胜利。但是在这些斗争中，教会却成了罗马帝国境内把古代社会所拥有的智慧和活力综合起来的组织。自从教会在政教斗争中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之后，教会就开始去征服政权。四世纪初，一位狡猾的觊觎王冠的主教认为，谁能讨上帝的欢心，换言之，就是谁能联合基督教的教士，胜利便属于谁；于是，君士坦丁大帝就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境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从那时起，教会的财产才日益增多起来，教会真正成为巨富，教士们完全不依赖教徒群众。可是随着财富的激增，教士们却不再为穷人的利益经管教会财产了，他们糜费教产，过着豪华的生活。为了防止这些牧师挥霍教会的全部财产，五世纪时有了规定，必须至少把教会收入的四分之一留给穷人，在其余四分之三中，四分之一归主教，四分之一归教士，四分之一充作文化经费。
虽然如此，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教会产业仍应是穷人的财产；只要基督教赖以产生的社会状况继续存在，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也就一直无法完全抹杀。
三、中世纪的教会
在日耳曼蛮族侵入罗马帝国，从而使群众贫困不再是普遍现象时，情况才有所改变。
中世纪虽然还存在着大量的群众贫困现象，但是这种贫困的原因在于战祸、歉收或瘟疫，而不是由于一无所有的赤贫。基督教教会善于适应这种新情况，它从慈善机关一变而为政治组织。教会的产业就不再是穷人的财产了。九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大胆伪造的教会法令汇编，名为以锡多教谕[6]；根据这部法令汇编，罗马教皇有权要求获得世界霸权；法令汇编变成了教皇政策的根据。按照这部法令汇编，所谓穷人只能被理解为立过安贫誓言的教士，而教会产业就是这样一类穷人的财产。十二世纪时，这种理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教皇的如下要求：教会的一切财产都属于教皇，历届教皇均能按其心意处理这些财产。
这时，罗马教会就作为政治势力统治着整个中世纪。它作为把罗马帝国维系起来的组织、作为罗马帝国生产方式的代表来同入侵的蛮族相对抗；虽然蛮族在道德上和体力上比退化了的罗马人优越，虽然罗马的生产方式已经腐朽，但它还是比入侵者的生产方式优越。教会把较先进的农耕方法传授给日耳曼人，一直到中世纪后期，寺院始终是农业的模范机构。僧侣们把手工业和艺术教给日耳曼人。教会尽最大努力来促进商业。中世纪的全部知识都集中在教会里；教会提供医生、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因为只有教会有文化知识，所以新国王们所必不可少的自吏也由教会来提供。随着国王统治人民的权力的增长，教会驾驭国王的权力也跟着增长。国家权力的任何扩张都意味着教会势力的加强。主教辖区就是靠掠夺非基督教国家的土地而建立的。
当然，教会要索取高额的报酬，什一税[7]——中世纪唯一的统一税收——的税款流入教会的金库。但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权力源泉是土地所有权，中世纪的教会设法掌握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教会比国王和贵族更善于充分利用这种权力。教会的庄园种得最好，人口也最稠密，教会的城市最繁荣；教会从中取得的收入和权力也比拥有同样面积的领地的贵族或国王的都更大。他们不必象国王和贵族那样把收入的绝大部分耗费于战争目的；虽然中世纪的修道院长和主教也是彼此斗争不已，可是他们不象世俗诸侯那样依靠战争。所以他们不必异常凶残地剥削那些依附农和农奴。中世纪有句谚语：在曲柄杖（主教职位的象征）下。日子过得好。
即使到了以后，教会也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那些起初曾使教会壮大起来的传统。因为教会的收入绝大部分是实物，所以尽管僧侣们在生活上挥霍无度，但粮食却总是堆满仓。遇到某地发生战祸或灾荒时，教会就能用他们的余粮来赈济受灾者，教会也乐于进行赈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赈济穷人会使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多么大的势力。
因此。在中世纪的社会组织中，任何一个阶级对于保持教会都不会持有异议。当然在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国王和贵族，教会曾与他们发生过多次激烈争吵。然而他们虽想限制教会的权力，但他们不可能，也没有想要反对一般教会的存在；因为这样就会意味着对中世纪社会本身的打击。教会统治着中世纪的整个物质生活，从而也统治着整个精神生活；教会随着整个人民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直到经过了几个世纪，教会的思想方法已变成一种本能，人们象服从自然规律一样地盲目服从这种本能的支配，直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于家庭生活的一切表现统统都带有宗教形式。
那些在与罗马教会相对立的情况下企图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其国家的日耳曼部落，譬如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都衰亡了。但一开始就在与罗马教会相联合的情况下建立其国家的部落——法兰克人，却取得了西欧的霸权，尽管他们在基督教德行方面并无胜人一筹之处，而且是日耳曼部落中声名最狼藉的一个，特别是496年改宗基督教的国王克洛维，就是历史上闻名的暴君之一。这位法兰克国王与罗马教会的首脑（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联合起来，把西欧的基督教徒团结成为一种有世俗的和宗教的两个首脑的统一整体；这种统一整体对于抵御从四面八方入侵的敌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统一整体不久就导致了皇帝和教皇之间十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使整个中世纪永无宁日。虽然1077年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宫低声下气地向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认错赔罪——这已成为足以证明教权高于皇权的话柄——曾使皇帝获得了其实仅仅是暂时的成功。因为亨利四世对罗马教皇的宗教忏悔（按照中世纪的观点，这种忏悔根本不算耻辱）曾使教皇要与德意志诸侯结成联盟以推翻皇权从而统治世界的计划归于破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教斗争终究还是总以教皇的胜利而告终。
教皇势力之所以能胜过皇帝，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教皇在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中善于发展自已的势力，成为更强大的力量。因此，对于信奉基督教的各族人民来说，教皇比皇帝更必要得多。罗马帝国的崩溃不但使日耳曼人处于流动状态，并且也使所有毗邻罗马帝国和日耳曼人的半定居或完全不定居的许多蛮族统统都处于流动状态。斯拉夫人向前挺进，渡过了易北河；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匈奴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野蛮的游牧民族一个接着一个蜂拥而至，他们的掠夺性的进军向前伸展，一直到莱茵河的对岸，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直达意大利北部。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来了勇敢的海盗民族诺曼人；他们控制了波罗的海，征服了俄罗斯；他们发现美洲要比哥伦布早得多；业已定居的日耳曼各族从八世纪末到十一世纪这一期间内积累起来的文化，都有被诺曼人摧毁之虞。但对日耳曼人来说，最危险的敌人还是来自东方的萨拉森人，他们受阿拉伯人的驱使，向西侵略，想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中夺取财富和强占住地。
十世纪时，教皇在反对那些几乎要进入基督教世界的大批敌人的斗争中，成了战绩辉煌的领袖；此后，教皇自然就获得了世界霸权。教皇用当年征服日耳曼人的那种力量来制服斯拉夫人，使斯拉夫人不得不接受基督教，也就不得不接受罗马的生产方式；教皇使斯拉夫人定居下来，他们就不能为害了。接着，罗马教皇和诺曼人结成了同盟，联合起来反对萨拉森人。诺曼人成为教皇的藩属，教皇就把他们已夺得的土地分封给他们；诺曼人还在教皇的帮助下征服了英国和南意大利。而在诺曼人的帮助下，教皇则发动了对萨拉森人的进攻，这些战争就是人所共知的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东征开始于1095年。
尽管如此，诺曼人还是教皇管辖下不大听话的藩属，他们为领土欲所驱使，又来到了东方，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塞浦路斯建立了封建国家。当他们充当十字军的先锋部队时，队伍的兵员都是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再也忍受不了封建主压迫的农奴，以及没落的小贵族，其中有一个小贵族自称为穷光蛋的瓦尔特，他凭着教皇的强大无比的势力，也能招募到一些实在无可奈何才佩上了教皇远征军十字架标记的战士，来到了东方。德意志皇帝参加远征的，就不止一人。
随着十字军东征而登峰造极的教会专制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世俗专制主义的力量则相对地日益削弱。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村公社范围内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通常由一个或几个村庄组成一个农村公社；其森林、牧场和水源为共同财产。整个中世纪的生产过程都是在农村公社内进行的。农村公社是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它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一切，完全自给自足，因而与外界几乎不发生任何经济上的联系。这就产生了中世纪所特有的小邦分治主义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是极端松弛的。
国家虽然形成得很快，瓦解却也很快，民族共同语言也根本不能成为强有力的维系工具，因为农村公社成员在经济上的互相隔绝曾方便了地方方言的发展。与国家内部的联系松弛相适应，国家元首国王的权力也是很小的。国王权力的主要基础是：国王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但他并不因而就能超过其他大地主的联合势力，他至多是在他们中间居于首位而已；当封建贵族支配了愈来愈多的自由农民，从而势力日益强大时，国王的那种不很强大的地位也随之日益削弱了。
当然，国王可以从逐渐成长着的城市方面获得可靠的支持。中世纪城市的基础，同样也是农村公社。城市是依靠商业而发展起来的，即使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混乱不堪的时代，商业也从来没有完全停顿过。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广大农民群众当然不需要商业，但是国君、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侣却需要较为发展的工业产品、精美织物和装饰品等等，这一切只有通过贸易才能得到。作为一种为了防御盗匪袭击而用高墙围起来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就产生了；作为工业产品的市场，城市引起了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的发展。以前一直有依附身分的城市手工业者设法摆脱他们的依附义务，附近的有依附身分的手工业者也逃到城市里来，如果他们有希望获得城市保护的话。手工业者受到农村公社的、从而也受到城市当局的排斥，城市政权始终掌握在已变成专横跋扈的贵族的那些原先的农村公社成员后裔的手里。但是手工业者却按照农村公社的模式在行会中组织了起来，并且同旧氏族进行斗争，而且常能获得胜利。在这些反对贵族地主的斗争中，手工业者对于正在争取减轻封建负担的农民也寄以一定的同情。这两个阶级有时并肩进行斗争；在小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支民主力量，但这支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克服以往农村公社互相隔绝的状态反而把这种隔绝状态带到更大的范围里去，即带到行会及城市里去。
因此，除了农村公社之外，面积有大有小的城市就作为第二种经济单位而出现了。然而各个城市之间互相隔绝的情况依然存在；虽然城市起先是国君反对贵族时的一种支持，但城市愈繁荣，它就愈有变成使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新因素的危险。然而在各城市内部，这时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它创造了近代民族和近代君主国家。
材料来源
研究纪元初期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斗争，参阅：汉斯·台尔布吕克的《政治史中的战术史》第2卷的前几章；《新时代》增刊第4期刊登一篇评论文摘：梅林：《一部战术史》。
关于日耳曼—罗马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关德意志国家形成的一章中，作过极其宝贵的指示。其次，可参阅拉姆普勒希特的《德国史》，阅读该书的前几卷，特别是第1卷。这部历史巨著后几卷写得每况愈下，工人们去阅读它们简直是浪费时间。
关于基督教的起源和中世纪教会的统治，参阅考茨基的下列各种著作：《基督教的起源》这是一本基本的著作，当然与德国史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次是《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该书的第1卷第1章研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最后是《托玛斯·莫尔和他的乌托邦》该书的第1章出色地讨论了怎样从封建的中世纪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写得极其简要，可是却比任何一本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都详尽得多。
[1]军事的四方队形，利用步兵纵深布阵的办法，在敌人骑兵进行侧面进攻时掩护步兵。这样的队形能把装备最好的军队放在最前列，并用密集冲击的方法补救其余战士的装备不足。——原注
[2]罗马军队的单位，定员为每军团约四千二百人。军团不是战术单位，而是管理单位。——原注
[3]公元14年、15年和16年在格曼尼库斯率领下发动的三次战役。——原注
[4]教父：指二至六世纪时古基督教的教师和作家，他们的著作被当作正统教义的范本。——原注
[5]千年太平之说：即关于世界末日以前一千年间耶稣再度治世的传说。——中译本注
[6]据台尔布吕克说，这是“一部关于基督教权利来源的最大胆和绝妙的贋造作品”传说由以锡多·麦克托所编。作品的原作者在何地与为何目的而编写此书，均无法査考。——原注
[7]什一税：按任何生产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交纳，原先是交纳实物，后来改交货币。——原注 |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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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是根据四年来我在党校所作的关于德国历史的报告编写而成的。当时有必要给学生讲解一系列的原则，作为他们研究大量材料时的简明教材。起先，我曾力求采取口授的方法，可是这种方法，过多地化费了那本来就不多的时间。
因此，我就决定先把简明教材付印。但是这个计划又扩大了，因为在这期间，我担任了党校的教师，同时又是教育委员会委员，我多次有机会发现广大的党员何等迫切地希望有一本用于历史教学的类似的辅导教材。为此目的，我又彻底地对简明教材进行了加工，设法使它对教师和学员（包括党校以外的）的工作都会有所帮助。至于我的意图能有多大成效，只能在实际应用中显示出来；在这里我只谈一谈几个方针性的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认定：讲解的重点不应该是单纯的日期和人名或历史事件的扼要介绍，也就是外在的帮助记忆的资料。必须根据历史的内在联系来阐述历史的发展，哪怕只是最一般的基本要点和十分有限的范围。这样才能使更详细的讲述在这个基础上扎实地深入下去。
历史材料的选择，应符合党校的和一般党课的目的。关键在于要使学员能够了解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直接或间接作用的德国历史。我从来不赞成这样的见解，即认为工人无法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工人的历史知识必须以伟人的个人传记为基础。但是，如果工人能通过历史变革运动中起过杰出作用的伟人来了解这些变革的话，那当然会大大有助于工人了解历史。因此，只有那些不能或不想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我在阐述一般历史事实的范围内，只在需要时才尽可能采纳传记的观点。十六世纪的路德和闵采尔是什么样的人物，十七世纪的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十八世纪的康德和莱辛、歌德和席勒，十九世纪的黑格尔和海涅、拉萨尔和马克思是什么样的人物，知道这些将十分有助于人们对这些上下交替时代的了解，尽管有人认为现代工人本来就不必去了解这些人物的历史作用。此外，小学里的讲课关于某些历史人物——虽然并非关于一切历史人物一一的叙述是十分谬误的，这里也证实了这一句话：幻想愈大，通向真理的路程也就愈短。
最后，我只用简单的一句话指出，供教学用的简明教材的任务不在于发表新的观点。恰恰相反，教材对现有的历史材料研究得愈透彻，它就愈能达到目的。因此在那些我还没有独立研究过的德国历史的某些领域内，我就毫不犹豫地利用社会主义的历史著作，有时也利用资产阶级的文献。
这尤其适用于简明教材的第一部分，大约到宗教改革时期为止；在这一部分里，我又首先以我的朋友考茨基的见解为依据，这样做仅限于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即我的著作的实际目的能证明应该这样做时；因此他本人将不会责怪我吧。
简明教材的第二部分所论述的是德国近代史，今年秋季将以同样的篇幅问世。[1]
弗·梅林
1910年1月于柏林市施特格利茨
[1]本书已将两个部分合并。——狄兹出版社 |
原出版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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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出版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惊心动魄的事件和由于纳粹统治所造成的灾难的悲惨后果，使今天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和青年，已经认识到反动派和纳粹匪徒有意识地歪曲德国历史所造成的严重的危害性，因而要求对德国历史作深入而如实的阐述。
现在，我国人民正在为创造新的生存基础、为恢复世界对他们的尊重，并且为争取和平的经济和文化高涨而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他们理所当然地对此关心：他们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紧张劳动所从事的巨大的建设事业不能再因疯狂的政策而陷于毁灭和混乱了。为了寻求办法以避免未来的灾难，我们就不得不深入地探讨和说明已经发生过的灾难的原因。德意志民族在经济、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成就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为什么象德意志民族这样一个勤劳能干的民族会被人引上那样的政治歧途，会那样地听任别人摆布呢？哪些是根本性的错误？今后怎样才能免蹈覆辙呢？
这些问题描绘了一个基本态度，这个基本态度说明人们迫切地想揭露导致希特勒政权的建立，导致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在1945年的崩溃的历史事件和关系。同时，这个基本态度说明问题的提出是极其认真和严峻的，也说明为什么要反对任何肤浅的解释，要反对一切不能阐明最后根源的回答。
弗兰茨·梅林的著作《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的新版，为说明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工具。这本书文笔生动，深入浅出，叙述语言感人有力，表达明确扼要，堪称楷模，同时又具有罕见的形象力，措词异常丰富多采。这本书就是这样地提供了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的简明而极为生动的概貌，并且完全符合科学性和通俗性的要求。
这部著作的价值，首先在于作者杰出地运用了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只有这一方法才能使人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尽人皆知，这种科学方法的优越性就在于这门科学主张任何社会生活的现象，也就是思想、政治和科学理论、宗教和精神上的思潮的产生和传播，其最终的原因不在于人们的意识，不在于伟大政治家、诸侯和封建主、诗人和思想家、先知和教主的想法和决心、言语和行动，而是在于经济条件以及由经济条件引起并为其所决定的阶级斗争。尽管经济条件也会受到政治和思想条件的很大的反作用，可是毕竟如同恩格斯在1894年给施塔肯堡的信中所说的那样，经济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原因，并且构成了贯穿始终的红线，只有遵循这条红线才能使人理解事物”。
研究弗兰茨·梅林在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时，怎样阐明对于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上升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波澜壮阔、千变万化的斗争的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制约性，这是颇饶趣味和大有教益的。梅林指出，为什么在开始时很有希望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和起义——如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德国伟大的农民战争、伟大的古典作家时期德国精神生活的苏醒和繁荣、在施泰因和哈登贝格领导下指明未来前途的改革措施以及1848年的革命——主要由于经济上的落后，由于经济利益上的纷争以及由于由此而产生的各地区和各省的割据和限制而失败和消失了。从梅林的论述中，人们可以看出，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巩固并加强封建权力的趋势，要比托玛斯·闵采尔、华伦斯坦、施泰因男爵等人在政治上敏锐的远见和毅力都更强大；要比农民战争和1815年以后争取国家统一和自由的斗争中所涌现的改革热忱、革命的精力和热情都更强大；也比伟大的古典诗人和思想家对专制暴君的深切仇恨和勇敢的思想都更强大。但是，梅林同时指出，虽然反动的势力在德国的可悲情况下，特别是在1848年以后大大地加强了，“可是它们不能不认识到，尽管它们的政治上的权力好象是无限的，然而在经济上却有一定的限度”。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政治的伟大意义可以由下面的事实说明：象梅林那样精通这一门科学的作家热情地献出了自己的精力，投身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去；同时在他的著作中，包括在本书中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位深入钻研、不苟且立说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斗志昂扬的现实政治家。例如我们在他的《德国史》中一再发现，他在驳斥落后的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上的敌人，或者以愤怒和尖锐的评述抨击当时的反动分子，这些反动分子或者出于狭隘的阶级傲慢，或者出于狭隘的阶级利益，坚持荒诞的历史传说，坚持以愚蠢的偏见同进步的唯物史观相对抗。他们面对着真正的民族伟人而对他们毫无理解，或者把这些伟人说成为“德意志庸人一切半途而废和畏缩不前的行为的赞助者”。
梅林驳斥那种认为唯物史观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说法，这是梅林给予他的敌人的最沉重的打击。正是在这本《德国史》中，他用了较多的篇幅来论述我国人民在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伟大的先驱者，他使读者为这些先驱者的功绩和成就感到兴奋。这样，他用给人深刻印象的方法为读者指明路德、闵采尔、胡登、华伦斯坦、克洛普斯托克、莱辛、歌德、席勒、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倍倍尔等人的真正意义。然而在论及这些伟大人物时，梅林也指出，他们的创作和活动的动机和动力正和他们的任务与目的一样，如何从需要和要求中产生，而这种需要和要求是从不可阻止的和有着自己的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最大胆的思想和最任性、影响范围最广泛的活动，怎样不能不服从于社会的条件。由此，梅林能够做到全面地、毫无偏见地评价他们的真正功绩，详尽地阐述他们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不过，首先表明的是：整个民族在它的伟大人物的功绩中有什么样的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下，梅林说过这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总比它最伟大的儿子还伟大得多”。
梅林的这部历史著作有着这样可贵的优点，与这些优点相比本书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这部著作写于1908年，这些缺点可以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的状况来解释。因为当时他在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讲课，他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向对政治感兴趣的工人（特别是中央党校的学员）介绍德国历史，所以他在谈到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产生的时候，比较详尽地论述了党内的争论;相反的，对于工人运动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成长，却只加以概述。虽然学习政治的工人需要和希望详尽地论述上述材料，可是这样详尽地处理这些材料就不免会超出本书预定的范围。何况梅林已通过他的经典著作《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提供了更彻底地研究这种理论的发展情况的可能性。同样，梅林也可以不必细述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产生问题，因为他在《莱辛传奇》这部著作中已为德国人民无与伦比地描绘了这一阶段的德国历史。
其次，我们在评价梅林这部著作时必须看到，在当时威廉统治下的德国，作者斗争在工人阶级的最前列，由于当局的迫害，进行研究工作是异常困难的。与此同时，作者当然无法看到国家档案作者本人也多次受到当局滥用职权之害。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他当时无法知道以后的研究成果以及在他死后才发表的拉萨尔给俾斯麦的信件，所以他在《德国史》中仍提出了关于拉萨尔的作用、关于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的关系等错误观点。根据最近研究的结果，人们对拉萨尔所提出的而为梅林所驳斥的那些责难，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拉萨尔和他的朋友——他后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机构中的继承者施韦泽，对于俾斯麦利用他们作为他的政策的工具的企图没有给以有力的抵制，并且由于他们在政治策略上摇摆不定和退让，以及由于对马克思所缔造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忽视和庸俗化，他们给年轻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和困难要比梅林所认识的严重得多。尽管如此，拉萨尔的功绩依然是不可磨灭的。马克思说的这句话始终还是适用的：“拉萨尔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唤醒了自从1848年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以后沉寂了十五年之久的工人运动，使它获得新的强有力的生命。”
同样，列宁的评论也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在德国方面，拉萨尔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1]
然而，拉萨尔的这些功绩却使梅林错误地过分原谅这位工人阶级光辉的组织者和热情的宣传者在理论上的缺点和策略上的错误。虽然梅林也认识到拉萨尔的缺点，可是他对这些缺点的严重意义完全估计不足。主要的是，梅林认识不到由于拉萨尔背离由马克思所阐明的关于工人阶级对待国家态度的学说，对后来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所发生的麻痹作用，这种麻痹作用不仅表现在日后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上，而且体现在建立一个随后一再表示准备轻率地放弃自觉的阶级政策的危险的传统上。那末，谁要想正确地评价拉萨尔的作用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他就必须在阅读梅林的《德国史》以外，补充阅读一些较新的材料。他将首先在卡尔·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得到很多启发，并且会得到一个非常尖锐的、直到今天还非常恰当的评论。然而上面指出的这些缺点不至于降低《德国史》的科学价值。它现在是，今后仍然是一部叙述我国人民发展过程的光辉著作，没有一部著作能象它那样使我们搞清我国人民所走过的极为不幸的道路，并且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为了读者阅读时的方便，我们特地在文中添加一些解释和脚注，并且在附录中添加人名索引、外来语和名词解释[2]。
狄兹出版社
[1]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抗议书》，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52页
[2]外来语和名词解释是供德文版读者使用的，中译本已略去。——中译本注 |
第二章普鲁士邦和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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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普鲁士邦和古典文学
一、近代欧洲
二、普鲁士邦
三、资产阶级文化的开端
四、莱辛
五、海德尔、歌德和席勒的青年时期
六、康德
一、近代欧洲
德国宗教改革以三十年战争告终。从这时起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几乎在一个半世纪内，德意志民族没有参与重大的世界纷争。这段时期内在德国发生的有极深远影响的事件，如普鲁士邦的崛起和古典文学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国的影响。
世界贸易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这一世界历史性事件对于德国的贫困化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却首先促进了西班牙王国和葡萄牙王国的兴盛。西班牙人于1492年发现美洲，葡萄牙人于1498年发现了到东印度群岛去的航道。尤其是西班牙，已一跃而为十六世纪的日不落的世界强国。它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给它带来了无数财富。但统治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本主义专制政权并不了解，本民族的劳动是本民族福利的真正源泉。这种资本主义的专制政权压迫了西班牙的城市并且灭绝了摩尔人[1]，而他们是西班牙国内最内行的庄稼人和最勤劳的手工业者，他们种植棉花和糖料作物，从事造纸业和缫丝工业。根除摩尔人是以排斥宗教异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借口来进行的，但实际上是由于那些世界暴君和他们的朝臣——贵族地主[2]和僧侣们——竭力想破坏一切可能使本民族奋发有为和独立自主，因而会使本民族起而反抗那些懒汉政府的一切事物。随着摩尔人的被逐，工厂和工艺日益凋零，大片土地长久荒芜。当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于1598年死去时，他身后除了留下一个不光彩的名声外，还留下一笔巨大的债务和一个被榨尽血汗，在贫困、肮脏和愚昧中苟延残喘的民族，其人口在菲力浦二世统治时期已从一千万降至八百万。
但菲力浦二世未能象在西班牙那样，也在荷兰铲除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当时荷兰是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的。荷兰的城市在加尔文教的旗帜下起来反抗他，并且争取到自己的独立。它们逼迫这个资本主义专制政权实行世界政策，从而打开了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的局面，这种政策在十七世纪以荷兰和英国、在十八世纪以英国和法国为其典范的代表。贵族地主和僧侣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只要掌握了其他洲的财富便可以轻视本民族的劳动，资产阶级商业资本已排除了贵族地主和僧侣们的这种愚蠢想法。荷兰商人在攫取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同时，并不停止发展本国的工业。被资本主义专制统治从别的国家赶出来的勤劳聪明的工人，在荷兰受到了殷勤的接待。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象蜂窝一样地在营营奔忙着。各种农作物，不计其数的运河，转动不息的磨坊，望不见尽头的船队，富裕的大城市，檣桅林立的港口，这一切使荷兰成为十七世纪内无与伦比的国家。随着市民阶层的辛勤经营，艺术和科学迅速发展起来。这可以用画家伦勃朗、哲学家斯宾诺莎、法学家格罗提乌斯的名字来证明。
荷兰商人虽然不再轻视本民族的劳动，但他们也仍然不把本民族的劳动看成是各民族财富的源泉。商业利润仍然是主宰一切之神，荷兰商人把一切都当作祭品供献给了它。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直到天涯海角，但对欧洲的其余各国人民，他们却以气量狭小、锚铢必较的垄断精神来对待。因此他们不得不保持一支耗尽这一小国人力物力的庞大的陆、海军。自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开始超过了荷兰，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才在英国达到其全盛时期。当英国开始其世界政策时，它的民族劳动——农业、手工业、手工工场——的根基太牢固了，以致不让大商业靠重利盘剥来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曾使荷兰一度繁荣昌盛而又很快就衰微没落。如果说，荷兰的世界政策是以大胆的商人为了以后能重利盘剥本民族而粉碎了西班牙暴君的桎梏来开始的话，那末，英国的世界政策是以坚强有力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粉碎了本国暴君的桎梏并且奠定了资产阶级自由的终究不可摧毁的基础来开始的。
这发生在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时期，这次革命是为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专制暴政而爆发的。并且在一切合法形式的反抗都由于这个暴君顽固不化的死硬态度而告失败之后，革命终于以在1649年处死国王而达到最高峰。从此。英国议会就掌握了大权，再没有任何一个英王能未经议会同意而擅自武装舰队或陆军了。而且，多亏了英国的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制度它英国才能在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中树立最后一块基石，才能不仅建立商业殖民地，并且也建立农业殖民地，才能使他们的殖民地不仅依靠榨取血汗的剥削，并且也依靠创造性的劳动而存在。随着向北美洲的移民，英国人作出了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所曾作的事业中对人类文明影响最深、造福最多的事业。
在法国，这种世界政策的形成不同于在荷兰和英国。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所以能压倒西班牙这个对手而占上风，主要原因之一是法国君主政体并不去掠夺法国城市，而懂得如何利用它们作为反对贵族和僧侣这些封建等级的可贵的援军。但当欧洲霸权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真正落到法国手中时，情况就起了变化。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四由于新近获得了声势显赫的地位，痴心梦想着世界霸权。他以如此圆滑的手段建立了近代专制制度，以致他宣称“朕即国家”。但他由于没有能力认识民族生活中的历史动力而与封建等级相勾结，这些等级觐见国王，出入宫廷，要求的代价是听任他们恣意掠夺人民中的劳动阶层。宫廷贵族这群寄生虫，在宫廷僧侣这另一群寄生虫的支持下，以穷奢极欲的挥霍浪费损伤了国家的元气。路易十四还在宫廷僧侣的怂恿下，赶走了国内最勤劳的居民胡格诺派新教徒，正如当年菲力浦三世赶走了摩尔人一样。
但法国始终还是欧洲大陆上执牛耳的强国。和它势均力敌的对手只有奥地利，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战败受创，但由于战胜土耳其人而取得的赫赫战绩已恢复了元气。在十八世纪初叶。这两个强国为了争夺西班牙王位进行了一连串的血战，彼此拼杀得两败俱伤。
在欧洲北方，瑞典由于掠夺德国而取得的暂时的强国地位很快就降了下来，而波兰则在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下没落了。由于世界贸易通道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波兰所受的损失比意大利和德国更加严重。波兰那时虽已成为西欧各国人民的粮仓，但它的贵族地主却只懂得争霸粮食贸易和阻碍商业资本的积累，而商业资本的积累却正是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他们扼杀了波兰的城市，放肆挥霍流入他们私囊的商业利润，致使国家深陷于封建的泥淖中。但在俄罗斯，却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并且凌驾于瑞典和波兰之上。当时俄罗斯是一个野蛮的掠夺国家，沙皇彼得大帝竭力使它欧化，终于使它有能力攻城掠地，向西方推进。
德意志帝国处于法国和俄国之间，受着这两国同样的严重威胁，气息奄奄，腐败不堪，被掠夺得民穷财尽，分裂成为三百个主权单位。帝国的各种机构已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皇帝几乎只有授予贵族称号的权力，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是用最无聊的闲谈来消磨时间的各邦公使大会，韦茨拉尔的帝国最高法院是以审理案件最为拖拉而臭名远扬于全欧洲的衙门，而帝国陆军简直是一群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稻草人。
二、普鲁士邦
在这期间，德意志是由独立自主的各邦君主——主要是诸侯——统治着的；这些诸侯既无能力又不愿意增进民族利益或仅仅保护民族利益。
在整个世界史中，也许再找不出另一个阶级象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德国诸侯那样长期地精神空虚、庸碌无能，但是对人类的各种卑鄙行为却又那样地事事精通。他们丧尽廉耻，在形形色色的邪恶罪过中度日。他们滥用主权，与外国缔结盟约，把百姓的血肉之躯贩卖给外国专制君主充作炮灰，以换取任意挥霍之资，以便与法兰西国王比富斗奢，竞相角逐。
但是在德意志却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或愿意有效地反抗这种小邦诸侯的暴政。贵族地主也和诸侯一样过着放荡的生活，充当诸侯的侍从、奴仆，甚至为他们撮合通奸。可怕的负担使农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城市也随着德国手工业、商业和工业的凋敝而衰落了。
诚然也有个别城市，如汉堡和莱比锡，保留着过去繁荣的残迹。许多侯国首邑里的纵情逸乐的景象几乎不亚于诸侯的宫廷。这些城市之所以存在，不过是为了衬托出诸侯的万能的权力。它们已失去了城市的任何独立性，充满了胁肩谄笑的廷臣，奴颜婢膝的官吏，残酷暴戾的军人和外国冒险家。因此，资产阶级文化不可能在这些城市里面孕育成长。那时德意志所仅有的一点资产阶级文化是从外国来的，并且全靠诸侯的宽容，甚至当时最有自由思想的人物，如莱布尼茨和托玛西乌斯，都不得不为了能有容身之地而对他们低声下气。
按照资产阶级史家的说法，有一个德意志邦和一个德意志诸侯家族指出了走岀这一民族不幸的得救之路，那就是普鲁士邦和霍亨索伦家族。关于这一点有两种传说，较早的一种传说竭力渲染霍亨索伦家族的民族使命，较晚的一种则竭力渲染这一家族的社会使命。较早的那种传说大约是在两个世代之前，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德国资产阶级编出来的，他们想要看见由普鲁士的刺刀来造成他们为了资本主义目的所需的民族统一的局面，而他们自己则可以不必冒生命的危险而坐享其成。根据这种传说，普鲁士邦和其余的德意志各邦相反，特别是和奥地利相反，总是有力地代表着民族思想并因此而取得了领导德意志的权利。而较晚的那种传说是关于霍亨索伦家族的社会王国的，据说霍亨索伦家族一向都是“乞丐的国王”，这一传说是在德国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其阶级利益时出现的。今天普鲁士的小学校要根据普鲁士文化大臣指令的明文规定，按照这一传说来讲授本国历史，因为较早的那种传说在这期间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可以弃而不用了。
这两种传说现在都已成为无稽之谈。第一种传说是德国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润而杜撰的，第二种传说则是由各统治阶级为了任意摆布无产阶级而捏造出来的。这两种传说唯一值得称赞之处，就是它们彼此矛盾，互相抵销。因为，如果霍亨索伦家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在拼命调动他们这个穷国的一切力量，以民族的骄傲去和外国的横行霸道相抗衡。那末。他们就不可能同时又费尽心思去关怀穷苦人民。反之亦然，如果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费尽心思去关怀穷苦人民，那就很难设想他们还能在外国面前扮演民族意识的高贵骑士的角色。
事实上，两者都同样是虚构的。普鲁士邦之所以强大，是由于它一向背叛皇帝和帝国，并且对它的劳动阶级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在这两方面再没有别的德意志邦能够超过它。它的重点向来就在易北河以东。勃兰登堡州本来是萨克森的殖民地，是掠夺来的斯拉夫土地，和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普鲁士、西普鲁士一样。所有这些地方构成了一道抵御斯拉夫世界的保护墙，而斯拉夫的压力使这些地方不致象南部和西部德国那样分崩离析，成为许多零星小邦。就其起源来说，普鲁士邦和奥地利邦很相似。奥地利本来也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可是由于它是防御土耳其入侵的胸墙而变得强大得多，发展也快得多。在奥地利与欧洲列强（特别是与法国）对峙的局面下，普鲁士被人为地培养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肉中刺，成为“民族解体的因素”而崛起了。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勃兰登堡选侯约希姆一世就是靠法王的年金过活的。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选侯腓特烈·威廉也如此。后来普鲁士王腓特烈完全靠法国的帮助才夺得了奥地利最富饶的省份西里西亚。法国的政策把这位普鲁士“大”王看成一个用金银丝线编织成的国王，一个傀儡国王，他必须乖乖地随着法国的笛子跳舞。当他有一次居然抗命不愿对法王提供军事支援以对抗英国时，法国就与奥地利和俄国结成同盟，以惩罚这个傲慢起来的藩属。这样就在十八世纪中叶发生了七年战争（1756—1763年）。在德国刚刚治愈了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之后，这一战争又极端残酷地蹂躏了德国。如果腓特烈国王当时不屑于比充当法兰西的附庸国更屈辱地去充当俄罗斯的附庸国的话，这场战争也许就一举而灭亡了普鲁士。
和所谓民族使命一样，霍亨索伦家族的所谓社会使命也是捏造的。当他们来到普鲁士时，农村公社的农民处境当然还比较富裕，因为人们为了移民拓殖那些从斯拉夫人手里夺来的地区，不得不以优厚的条件作为钓饵，把弗里斯兰、萨克森、莱茵弗兰克等地的农民引诱到这里来。但是恰恰是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这些农民的处境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更坏了。到三十年战争以后，选侯腓特烈·威廉索性把农民全盘交给贵族地主们任意摆布，以换取他们对他建立常备军并征收固定税的许可。他们甚至连这一许可都附以限制条件，即他们自己免于任何捐税，而且那支在建立中的军队的军官职位必须全部保留给他们。
如果说，吹嘘霍亨索伦家族的爱护农民的政策是一种无耻的骗局，那末，他们所采取的敌视农民的政策尽管毫无道理，却是可以借口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力量去保护农民免受贵族地主压榨来进行辩解。这些软弱无能的诸侯从来就不是贵族地主的主子，而贵族地主却一直是他们的主子。霍亨索伦家族的第二个选侯就作了自戕性的蠢事，帮助贵族地主压迫并且洗劫那些本来就既不强大而又寥寥无几的本邦城市。这样，贵族地主虽然为了不让本邦轻易地成为邻国的战利品，不得不允许选侯腓特烈·威廉建立常备军并征收固定税，但他们却设法使这一许诺不至于对他们不利。反之，他们通过臭名昭彰的连队管理法[3]穷凶极恶地盘剥这支军队本身，同时又利用野蛮的军纪的可耻手段使军人变成毫无意志的工具。
尽管普鲁士的历史家不遗余力地吹捧腓特烈国王的万能而又开明的专制政治，但是即使在腓特烈国王的统治下，普鲁士也不是真正的君主国家，不是近代的阶级国家，而是一个分成全能的贵族、未成年的城市和不自由的农民三个等级的中世纪等级国家，是一堆封建废墟，而最热烈、最小心地想保持这一堆腐朽的封建废墟的不是别人，正是腓特烈国王。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可能来改革自己，更不用说它竟会有能力在德意志发动一场民族革新运动了。必须先把它粉碎成为千百块碎片，德意志民族才能象摆脱了梦魇那样透一口气。
三、资产阶级文化的开端
据说，使古典文学和哲学能在德国产生的，居然还是普鲁士邦。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是这样断言的，并且还引用歌德晚年所说的一段话，根据这段话，德意志民族是通过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和七年战争的事变而获得其最初的、真正的、较高级的生命内容的。当然，歌德不会不知道，正是这位国王曾以极轻蔑的态度对待德国文学，并在他的晚年，在1781年，还写了一篇文章，不遗余力地诋毁德国文学，甚至连歌德的早年作品也不能幸免，遭到了同样恶毒的捕风捉影的攻击。歌德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恰恰因为腓特烈极端蔑视德国作家，德国作家就要尽最大努力作出成绩来，在他面前显显身手。
但是，在与历史事实对照之下，歌德这段随便说说的而且讲法本身也很古怪的话，并没有什么意义。普鲁士诸侯只会象野蛮人一样地对一切精神创作加以嘲弄，正如腓特烈·威廉一世那样，他略施小技就窃取了柏林科学院的少得可怜的收入，以便作为俸金赏给他的宫廷小丑。他还以杖刑为威胁，强迫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们在他面前展开滑稽的舌战，更不用说他曾蛮横地把沃尔夫教授逐出哈雷一事：他要这位教授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否则便处以绞刑，因为沃尔夫的哲学见解被人横加恶意歪曲并向国王告发了。他的儿子腓特烈倒不这么粗暴，但他醉心于法国文化，并且只限于宫廷生活方面的法国文化。他邀请法国文人学士和他一同进餐，但他只当他们是一些说笑话助谈兴的人。他和伏尔泰——他不仅是一位宫廷诗人，而且是位资产阶级大作家——就闹得不欢而散，他把伏尔泰恨透了。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的资产阶级古典作家们自己一向就把普鲁士邦作为野蛮的堡垒加以诅咒。如果说连萨克森人莱辛都把普鲁士称为欧洲最奴性十足的国家[4]，那末生来就是普鲁士人的克洛普斯托克、海德尔和温克尔曼对普鲁士专制主义和各族人民的虐待者的抨击就更猛烈得多。克洛普斯托克逃往丹麦，海德尔逃往俄国，以躲避普鲁士的军刀。温克尔曼逃亡到萨克森，再从那里奔赴罗马；他甚至改信天主教，为了能在教皇荫庇下施展他的才能，而在普鲁士国王统治下是永远无法施展他的才能的。
与其说我们古典文学的诞生地是普鲁士邦，还不如说是萨克森邦，它倒有资格享有这样的荣誉。早在宗教改革时期，萨克森就是德国在经济上，而且也在文化上最发达的邦，并且即使在诸侯统治下，也从没有象其他德意志邦那样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萨克森诸侯也是道德败坏、挥霍成性的人，但他们并不象普鲁士诸侯那样完全不执行文化任务。特别是萨克森的学校制度有一定的水平。尽管它也在正统路德教派影响下趋于衰落，但它还能吸收从国外反射到德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光辉。从十七世纪末一直深入到十八世纪后期，德意志文化史上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萨克森人，或在萨克森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人。
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还有法学家普芬道夫（1632—1694年）和托玛西乌斯（1655—1728年），都是萨克森人。他们都已经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想把世俗的科学从神学的桎梏里解救出来，他们倡导个人权利以反对明目张胆的不法行为，他们驳斥诸侯权力神授的谬论，他们在大学讲堂上用德语讲课，并且对草菅人命的迷信审判进行斗争。但这些人物的努力既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得不到他们的响应。就莱布尼茨的那些不朽的成就来说，与其说他是德国的学者，不如说他是欧洲的学者。普芬道夫和托玛西乌斯自己就承认他们的思想源于荷兰人雨果·格罗提乌斯和英国人霍布斯。他们都不得不仰承诸侯朝廷的鼻息，并对诸侯作过最不体面的自白。
这些人物中间还有约翰·克里斯多夫·哥特谢德（1700—1766年），他是莱比锡的教授，大约在1730—1750年之间，他简直是德国文学中的教皇，但他的声名在他去世以前就已经一落千丈，受人鄙视。自此之后，他的名字在众人口中几乎已成为老朽昏庸的冬烘学究的代名词。资产阶级历史家把他当作旧时代的替罪羊，而他实际上却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他是哥尼斯堡人，但也不得不在普鲁士军刀面前逃奔萨克森。他确实不是诗人，而是教师，而他正是以教师的身分做了有益的事。他说他的文学革新以全德意志的共同荣誉为目的；但由于当时的德国文学已经衰败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他不得不从字母开始，从设法使业已彻底败坏的语言再纯洁起来，从订立简单的规范和从取法外国的榜样来开始实行他的文学革新，但这与其说是他的过错，不如说是他那个时代的过错。
哥特谢德不久就同苏黎世教授波德麦（1698—1783年）和布莱丁格（1701—1776年）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后两人曾一度赞同过他的做法，但后来背离了他。他们其实也是和哥特谢德一样的学究式的人物，并且效法哥特谢德出版了一本《批判的诗艺》，在这本书里，他们教人怎样写诗，说只要根据一定的规则格律，人人都能写出完美无疵的诗篇。引起莱比锡和苏黎世之间的这场争论的真正原因是究竟应该根据哪个外国的榜样写诗的问题。哥特谢德推荐法国诗人、法国专制统治全盛时期的剧作家高乃依和拉辛。这位莱比锡的文学教皇对宫廷始终是奴颜婢膝的，和在他之前的莱布尼茨、托玛西乌斯及普芬道夫一样。但是他既然接触到了法国文学，也就接触到了法国的启蒙运动。此外，对正统路德教派来说，戏剧就是魔鬼的布道台，而且哥特谢德并不是为宫廷舞台写作的，他使当时最不为人重视的贫民大众——流浪卖艺的剧团——成为他的戏剧活动的宣传者。就这点来说，他对戏剧的兴趣就获得了一个进步的因素。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对一位有学院气息的头戴假发的学究来说，这是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社会改革。
反之，波德麦和布莱丁格却想要人摹仿英国革命时期的诗人米尔顿，而英国革命还是以宗教的形式来完成并且被米尔顿在宗教史诗《失乐园》中加以歌颂的。但是由于吸引波德麦和布莱丁格的，不是作为革命诗人的米尔顿，而是作为宗教诗人的米尔顿，所以他们就陷入一种有局限性的狭隘的宗教虔诚，这种宗教虔诚不能使他们前进，正如对诸侯的惶恐不能使哥特谢德前进一样。因为争端的双方都缺少任何创造力，所以这场学究对学究的争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当1748年一位伟大的诗才带着一部宗教史诗的头几章诗篇出现在德国文坛时，这场争论就只好不了了之。
弗里德里希·高特利普·克洛普斯托克（1724—1803年）生于普鲁士的城市奎特林堡，但他在萨克森学校里受教育，开始是在舒尔福塔，后来在莱比锡。早在舒尔福塔时，他就拟订了写宗教史诗《救世主》的计划。他在写作时听从了苏黎世那两位文艺评论家的意见；早在《救世主》的头几章诗篇问世时，他们就曾经邀请克洛普斯托克到苏黎世他们那里去。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他并不象那种假仁假义、俯首贴耳的人，而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并且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于是立刻就猛烈地对他进行攻击。然而，他们认为克洛普斯托克身上可怕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正是他的引人入胜之处。克洛普斯托克的那部有两万多行的史诗巨著今天已早被人忘记。由于听从波德麦和布莱丁格的意见，克洛普斯托克把他的生命耗费在一项学生作业——一部宗教史诗上，这样他就吃了大亏。因为两个世纪以来，在德国，宗教一直是伴随着诸侯小邦专制统治的思想意识现象，所以这部宗教史诗并不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晨歌。如果《救世主》中头几章诗篇曾起了闪电的作用的话，那是因为它们显示了一种几个世纪以来已不复见于德国文坛的诗才，这部史诗本身很快就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枯燥无味，到今天已完全埋葬在文学史的墓穴里了。
同时，克洛普斯托克只是个抒情诗人；他丝毫没有写作戏剧甚至史诗的才能。流传至今的也只有他的颂歌中的几首。在这些颂歌里，宗教思想虽还有很多表现，但与民族思想相比，已退居次要地位，祭司长已退居叛逆者之下了。克洛普斯托克的资产阶级意识已如此强烈，在我们的其他古典作家中只有莱辛和席勒能和他相比。他谴责他那时代的那些奴颜婢膝、为诸侯歌功颂德的人。自从他成熟了以后，他从未因歌颂宫廷而玷辱他的神圣诗艺，这是他大可引以为荣的。在他已达六十五岁高龄时，他还以这种高风亮节来欢迎过法国革命，号召德国人向法国兄弟看齐。当他悲叹不是德国人首先竖立起自由大旗时，他的民族意识可说是从未表现得如此完美了。法兰西共和国授予他共和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他将永远保持这一资产阶级先驱战士的荣誉，尽管他的诗人名声已经黯然失色了。
在克洛普斯托克的巨星高照的影响之下，有戈丁根的“雅林联盟”：路德维希·霍尔蒂，一个颇有前途的诗人，但不到三十岁就死于肺痨病；施托尔贝格伯爵兄弟，他们在开始时曾以狂放的诗歌反对暴君，但后来消沉了；约翰·亨利希·福斯，一个梅克伦堡农奴的孙子，始终是个坚定不移的启蒙作家，并由于把荷马的诗译成典范的德语而获得不朽的声名。与戈丁根的“雅林联盟”有一点关系的有天赋颇高的歌手玛第阿斯·克劳狄乌斯，特别是哥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尔格（1747—1794年），他超越了所有其他的人，是歌谣创作方面无与伦比的大师，他把歌谣从歌丐所唱的歌提高到带有艺术形式，并且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宁愿饿死，也不愿向诸侯手中乞求残羹剩饭。
四、莱辛
比克洛普斯托克更接近近代的是哥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1729—1781年）。他是这样的德国古典作家：他毕生的斗争和经历都十分明显地表明，资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是以十八世纪的古典文学和哲学来开始实现的，而恰恰是莱辛的名字被人滥用得最多，这就是借莱辛之名，把普鲁士邦吹嘘成为这一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真正的培养者。
莱辛是劳西茨的小城市卡门茨的一位牧师的儿子。和克洛普斯托克一样，他先在萨克森的学校里受教育，后来在迈森的宫廷学校，最后在莱比锡大学里求学。本来要他学神学，但他不久便对枯燥无味的书斋学问起了反感。他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反宗教的青年，他首先追求的是学习怎样去生活，而当时的莱比锡有着古老的大学和繁荣的商业。这就给他提供了比德国任何其他城市都找不到的更好的学习机会。
虽然他的天赋使他更适于当学者而不是当作家，但他却从青年时起就向往戏剧，戏剧是能展示资产阶级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他向往这唯一的舞台：资产阶级世界能在这舞台上当着大众的面来讨论那些激动着他们内心深处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剧院也是资产阶级的讲坛和传道台。但和当时的资产阶级一样，戏剧也很不发达，舞台布景用木板拼在一起，钉得很不牢靠。青年大学生莱辛在莱比锡舞台的魔力圈里生活并且活动着，但这舞台却一下子垮了下来，把莱辛的一生都埋葬在舞台的废墟里了。莱辛在不到二十岁时就不得不为躲避债权人而逃出莱比锡，自此以后，他度过了二十多年东奔西走的落魄生活。他是德国第一个想自食其力、不求于人的作家，但他虽有光辉的成就，但却始终贫无立锥之地。最后他终于被迫为一个德国暴君不伦瑞克公爵效劳，给他在沃尔芬毕特尔当一名图书资料员。这个小邦暴君喜怒无常、乖戾任性，使莱辛在一生的最后十年里饱尝寄人篱下的辛酸。
莱辛的写作范围极其广泛，但促使他从事文艺创作的决定性动力，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始终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很早就超脱在莱比锡和苏黎世文艺评论家之间的那场无谓的争论之外，而克洛普斯托克却还纠缠在内，不能自拔。无论是波德麦及布莱丁格的僵化的正统思想，或者是哥特谢德的那种对宫廷的奴颜婢膝的讨好邀宠，莱辛和这些都毫无共同之处。他对待哥特谢德比对待那两位瑞士人还要冷酷无情；这不是因为他和哥特谢德更疏远些，而正因为他和他更接近些，因为他和哥特谢德一样接近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文学，因而他才更热心地想把哥特谢德的行动和理论中的那种宫廷奴性因素连根拔掉。
莱辛同样也超脱出在七年战争时期普鲁士爱国者和萨克森爱国者之间的争端之外。有人曾想否定他有民族思想，因为他由于厌恶这些无聊的争论而曾说过，他不贪图一个爱国者的荣誉，因为这会使他忘记了他应该做一个世界公民；但莱辛恰恰用这句话说明了他的民族立场、德意志立场：他既不愿作普鲁士的、也不愿作萨克森的爱国者。但如果说莱辛曾作为德意志爱国者在《汉堡剧评》中反对过法国文学在德国的优势地位，这种说法同样是片面的。莱辛所反对的毋宁说是法国文学中的宫廷戏剧，这种戏剧不可能是鼓舞德国资产阶级的榜样。莱辛对法国资产阶级解放文学始终抱着友好态度，并且乐于承认，他从这种文学的主将之一，即狄德罗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其他人那里学到的都更多些。
莱辛对英国文学同样也是毫无偏见的。他取法英国的范例写出了市民悲剧《萨拉·桑普逊小姐》；这部作品尽管在美学方面有许多可非议之处，毕竟仍被他的同时代人认为是一个有社会意义的行动。他的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和悲剧《爱米丽亚·迦洛蒂》在今天还是戏剧方面的杰作：前者是一部描写士兵的剧作，但充满了资产阶级的精神，这种资产阶级精神正好勇敢地向着普鲁士专制主义挑战；后者严酷无情、一针见血地反映了德国的小邦专制统治，虽然莱辛不得不把这一悲剧发生的地点移到意大利，以便能在德国舞台上演。
莱辛晚年一直所从事的对神学的斗争，也只有当我们从社会的观点去理解它时，才能正确地懂得它。作为资产阶级先驱战士的莱辛，反对那种假仁假义、迂腐懦怯的半启蒙作家：他们没有分清哲学和神学之间的区别，反而妨碍了思想的真正解放，他们把哲学和神学混为一谈，他们宣扬了用理性的基督教去代替正统路德教派。关于这种理性的基督教，莱辛说得好：他们既不知道其基督教何在，也不知道其理性何在。
莱辛所抨击的主要对象，并不象那些虚伪的半启蒙作家在当代的后辈们所硬说的那样，是汉堡的正统派主教葛策。莱辛写了一系列辉煌的小册子同葛策进行了斗争，但这场斗争的起因是由于葛策十分猛烈地攻击了莱辛，因为这位汉堡的主教有足够的眼力看出了：对正统路德教派来说，真正的启蒙作家莱辛的危险性比那种半启蒙作家更大得多。莱辛是以这种完全正确的见解作为出发点的：如果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能够明确地、始终一贯地发展的话，正统路德教派就会失败，但如果别有用心地使启蒙运动走入歧途，它就必然会阻碍资产阶级的兴旺。
《智者纳丹》这个剧本是一种为莱辛对神学的斗争进行伴奏的庄严的和声。正当不伦瑞克公爵用暴力措施来干涉这一斗争时，莱辛写了这个剧本。这时，莱辛想试探一下：人们是否愿意让他在他过去的讲坛，即舞台上至少还能不受干扰地宣传他的思想。这个剧本既不歌颂犹太教，也不责骂基督教。莱辛只是对各种以自称的上天启示为基础的天启宗教的传统态度，即对异端的不宽容态度进行斗争。莱辛认为，宗教信仰是每个人的私人事情，不能容许任何人为此加以干涉，也不能容许任何人因之横加干扰。但也正由于上述原因，任何人都不能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去干扰别人。宗教是私人事情这一命题，包含了下列命题：任何宗教不论其愿望如何，只要它一旦想束缚科学研究，想成为社会压迫的武器，就必须对它进行无情的斗争。
五、海德尔、歌德和席勒的青年时期
和莱辛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且又以独特的风格与他对立着的是约翰·哥特弗里德·海德尔（1744—1803年）。他生在东普鲁士的小城市莫隆根，是一贫如洗的教堂低级职员的儿子。他的青春被一个对学生滥施体罚的教师所摧残，这是一个正统路德教派的牧师；戴着善人的面具剥削这男孩的劳动力。另外，“红领带”的那种折磨人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他的青春，普鲁士的军事专制统治把它的牺牲品从幼年起便系上了红领带作为标记。
海德尔逃脱了这种苦难，在七年战争中占领莫隆根的俄国军队里的一名军医把他带到哥尼斯堡。在那里，海德尔决定去研究神学。这并不是出于外在的动力，而确实出自内心的渴求。正象莱辛的性格不折不扣是世俗的那样，海德尔的性格则不折不扣是宗教的，因为在他那寂寞凄苦的童年时代，圣经是使他的精神重新振作的唯一甘泉。在二十岁时，海德尔被聘任为里加大教堂附属学校的教师。里加位于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省，当时这些省保持着一种不太依赖俄国专制统治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海德尔在出国以前曾被迫宣誓，一旦被征召入伍，就立刻回到普鲁士；但他后来并不认为要受这种强制誓言的约束，所以从来没有回到过他那殷勤好客的故乡。
自从到里加以后，海德尔首先以作家身分出现，开始时是循着莱辛的批判方向去进行工作的，但不久就显露出他比莱辛高明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历史天才。对莱辛来说，美学批判主要是达到目的之手段，他只是在文学领域里澄清认识，以加强并促进当时只有在文学领域中才有活动余地的资产阶级意识。但海德尔却认为他的任务在于从各个时代的文学的时代精神出发去考察一切文学。他认为诗艺不是个别得天独厚的人才的私有物，而是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所共有的财富，不过在每个民族、每个时代中各有其独特的发展。因此他就从事于那作为一切诗创作的源泉的民歌的研究，而莱辛只不过是有时顺便匆匆看了一下这个源泉而已。
海德尔在里加住了四年之后，登上了周游欧洲的旅途，他先赴巴黎，后赴施特拉斯堡。在这里，他认识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歌德，并且给这位未来的诗人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正是由于他能从历史上去洞察诗艺的本质，这种洞察力使他到处都能发现诗的最纯真的源泉。后来，海德尔担任了毕克堡的牧师长，他的旅行计划就此结束。但是海德尔受不了一个脾气古怪的小邦暴君的折磨，只在毕克堡熬了几年。1776年，海德尔去魏玛担任教会总监督。歌德比海德尔早一年移居魏玛，当时是魏玛公爵的宠臣，因而为海德尔谋得了教会总监督的职位。海德尔在魏玛度过了将近三十年，并且出版了可被看作是他毕生工作最高成就的两部作品：《各族民歌之声》和《人类历史哲学概论》在前一部作品中，海德尔尽可能从不限于欧洲的一切方言和语言中去搜集民歌，并以深刻的理解把它们译成德文。在后一部作品中，他为写出一部最高风格的世界文化通史作了初步尝试。尽管当时他所能利用的科学资料还不允许他达到这个目的，但他毕竟大体上指出了历史发展的道路。关于这条道路，后来在历史研究中的各项重大进展果然都证实了：人类曾经走过并且正在走着的，确实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海德尔对歌德（1749—1832年）这位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成熟的诗人和艺术家，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与其他先驱人物不同，歌德出身于统治阶级。他的父亲很富裕，并且取得了皇室顾问的官衔，生活悠闲自在，有充分的余暇来沉思默想，委身于各种学术上的爱好。他的外祖父是美茵河畔小城市共和国法兰克福的最高行政官，歌德就出生在那里。他的童年颇为幸福，一帆风顺，这更多地由于他那年轻的母亲——一位身体健康、高贵端庄的妇女——的过多的抚爱，而不是由于他那年纪较老的父亲的细心的但有点迂腐古板的教育。
同克洛普斯托克和莱辛一样，歌德曾在莱比锡求学；在那里，—次早年的爱情使他写出了他那伴随了他一生的无与伦比的抒情诗歌中最初的篇章。但他还摆脱不开法国式的审美观的束缚。直到他在施特拉斯堡继续求学，结识了海德尔并卷入了后来称为狂飙突进运动时代而永载德国文学史册的那一思潮中时，他才开始施展他自己所特有的天才。狂飙突进运动是根据歌德的青年朋友克林格尔所著的戏剧《狂飙与突进》的名字而得名的，这一运动是一种思想革命，这一革命的代表人物除歌德和后来的席勒外，都已湮没无闻，这一运动是情感的沸腾怒吼，但不过是开始在西方普照的太阳的远方返照而已；这是一个坚强有力而又多情善感的运动，但在本国没有物质基础，因而注定很快地就烟消云散。
歌德的戏剧《葛慈·封·伯利辛根》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既给这一运动添加了力量，也给它增添了感伤性。歌德把一个曾在农民战争中出卖起义农民的窃贼骑士看成一个正派的革命者，这个人在成文观念的僵化的清规戒律已失灵时能以铁腕自谋出路。这确凿地证明了历史传统已同德国人脱节，使德国人不明究竟，但这也是这位诗人的天才创作能力的令人叹服的证明，他懂得如何从扑朔迷离的烟雾中描绘出一幅艺术图景，其中充满着生气勃勃的人物形象。
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歌德已经摆脱了不健康的沉溺于感伤的状态，这原是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特征。他把折磨着他自己的在当时运动中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不健康的东西倾注在这本小说的主人翁身上。诗人把一代畸形人物拉向大自然的胸怀；大自然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文化诗人的心中象在歌德心中那样亲密无间地生活过。他并不描绘大自然的现象，但在他的诗中，大地的泥土在散发气息，太阳在照耀，星星在闪烁，大海在呼啸。《少年维特之烦恼》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本书是当时的感伤主义的产物，而同时又成了医治这种感伤情绪的良药。
然而这位无与伦比的天才却有成为德国不幸状态的牺牲品的危险。莱辛对宫廷生活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歌德从来没有过；1775年，年轻的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任用歌德并召他进宫时，歌德很乐意地应召前往。卡尔·奥古斯特可能在智力和精力上胜过德国其他小邦的专制君主，但他绝非如一些工谄善媚的历史家所吹嘘的，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位志趣高尚的保护人。歌德在魏玛宫中度过的头十年中。饱受此类小邦朝廷的种种丑恶讨厌和令人作呕的风气之苦；他所有的宏大计划都不得不搁置一边。这位以《葛慈》和《维特》两本书初露锋芒就名震文坛的诗人，似乎已从德国民族中永远消失了。于是，歌德在1786年毅然决然地从这境地自拔，到意大利去游历两年。
横行不法的暴君的魔掌对青年席勒（1759—1805年）的压迫，却要严重得无法比拟。和那个曾摧残过莱辛晚年的布朗施威克公爵一样，摧残席勒青春的符腾堡公爵也是那一时代中声明最为狼藉不堪的人口贩子之一。席勒生于符腾堡公国小城马尔巴哈。是一个少尉军官的独养子。他被暴君强制送入卡尔学校当学生时，他父亲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屈从命令了。卡尔学校是一个“奴隶制造所”，公爵想在这里训练出能供这暴君随意使唤的奴隶工具。青年席勒的八年宝贵光阴就这样被攫夺走了。他从十二岁到二十岁都在这里受“老希罗德斯”[5]的虐待，这是席勒后来给这个折磨他的青春时代的暴君所取的名字。但后来他对悲剧诗的爱好却攀缘着那剥夺了一切青春无邪的时代欢乐的专制统治而日益强烈。在卡尔学校里，席勒就已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悲剧《强盗》，剧中有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人物奋起反抗那些有辱人类尊严的枷锁。席勒为此又重新受到公爵的迫害，只好逃出这座士瓦本牢狱。在他东奔西走、行踪不定的日子里，他写了悲剧《阴谋与爱情》，通过这个剧本，他使资产阶级的戏剧上升到这一革命的高度：这一高度是德国资产阶级戏剧在这以前未曾有过，而且在这以后也没有再达到过的。
他的诗剧《唐·卡罗斯》就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剧中真正的主人翁波萨侯爵只宣扬了一种浅薄的启蒙思想。这种思想固然可能是席勒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但不可能是它的最后结果。席勒后来专心攻研历史和哲学达十年之久，甚至还不止十年，然后才又重新从事戏剧创作。
六、康德
我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开始略晚于我国古典文学。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哥尼斯堡一个马鞍匠的儿子。关于他的生平没有多少可说的，因为他过的是一种天天一样的单调枯燥的学者生活，是完全局限于当时德意志庸人的范围内的生活；除了有几年在东普鲁士的庄园里当过家庭教师外，康德从没有走出哥尼斯堡市区。
康德生性完全不爱与人交往，不爱参加任何形式的共同生活，连婚姻和家庭他都厌恶[6]。他对政治和民族利益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他对那个世袭的国王毕恭毕敬，奴相十足。俄国军队在七年战争中占领了哥尼斯堡后，他对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也同样毕恭毕敬，奴相十足。当他在晚年还受普鲁士出版检查的干扰时，他根本没有丈夫气概去为解决这场冲突而斗争。
康德虽然在他私人生活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庸人，但却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他以三项重大成绩丰富了科学史。虽然把康德说成是一个现在没有被人超过而且永远也不会被人超过的“永恒”思想家这种企图是决不会得逞的，但是，如果想否认康德在当时曾经有过开路先锋的意义，那同样也是愚蠢的。他以他的《自然通史》立下了第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功劳。在这本书里，他论述了整个天体的状态和力学起源。他证明了太阳和一切行星都是从一种旋转的星云中产生的，从而对天体的研究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推动力。
康德的这第一部著作在1755年就已问世。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1781年，他发表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通过本书，他作出了一件解放思想的壮举。他粉碎了盛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教条主义哲学。这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西欧各文明国家内，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已重新被唤醒，尤其在法国，为了反对宫廷的、封建的和僧侣的专制主义，正在进行着光辉的战斗。教条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伪装的神学而已，但它对公众的危害比真正的、公开的神学还要大，因为后者直截了当地要求人们未经理性检验就必须相信上帝和灵魂不灭，而教条主义哲学却企图以所谓理性来证明存在于人类认识之外的事物。康德自己在青年时代也相信过这种哲学，但英国的怀疑主义——这种哲学根本怀疑事物的可认识性——启发了他的深思，这些深思促使他考察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
他的新学说的核心在于：我们通过感性和悟性所认识的整个现象世界，完全是由我们的感性和悟性的构成所决定的，因之，事物的真正本质（即“自在之物”）是不能认识的，但我们的认识却并不因此就变得毫无价值、模棱两可，还不如说我们的认识是由一些不可改变的规律来调整的，是必要的并且是和我们的本性不可分的。这种先验的认识（靠经验来认识）是我们毕竟还能认识一些事物的唯一方式，虽然这种认识并不能显示事物的本体，但它能显示人类利用其器官组织必然会看到的现象。想要超越这些界限的哲学，就不可免地会发生错误，尤其是譬如说如果有一种哲学想要证明：某一种外界的实际情况是与我们关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的观念相符合的。
康德以这一方式粉碎了教条主义哲学，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康德的认识论本身却根本不是新的。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能认识事物本身，而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感觉所显出来的现象，这种基本思想在康德之前就已经为其他哲学家，甚至早已为古希腊的思想家所讲过，不同的只是康德对如下这一思想的应用：我们不能直接认识世界，而只能通过我们的不完全的感觉去认识它。他这样就粉碎了教条主义哲学自称能以理性途径证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的存在的说法，但康德这样作是出于他公然用如下的话来讲的理由：我必须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让出地位。如果说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把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从前门运出去的话，那末，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他又把它们从后门运了进来。他是这样说的：虽然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但我们必须能想出它们，这样，超乎纯粹理性之上的实践理性，就把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作为必然的要求提出来了。
只要康德仅仅想用他的“自在之物”确立一个界限概念，只要康德仅仅想说：人类的认识有个界限，尽管人类在认识大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人类的智力永不会了解大自然的一切奥秘，那就无可非议的了。其他许多人，如歌德，也这样说过，但是，只要康德想以他的“自在之物”说明人类一切知识的普遍的局限性，以便给信仰让出更多地位的话，则其认识论所有的只是历史上的意/义，而决不是普遍有效的意义。
康德在提出关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虽不能被认识，但能被思维出来这一要求之后，又提出了他的道德学说，他的伦理学。在伦理学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关键不在于说明现存事物的原因，而在于说明那些应该存在的事物的规律，虽然这种事物几乎永远不会存在。于是康德就凭空捏造了这些规律，尽管他受着当时在德国风行一时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半生不熟状态的影响。
康德的伦理学有一只脚还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他关于人性本恶的理论依然不过是关于人的天生的原罪的神学教条而已，他的绝对命令也是这样。所谓绝对命令，就是道德规律的无条件的适用性，任何人都不应违背这一道德规律的命令；这是摩西十诫的翻版，连同十诫的命令式：你应该。康德认为，只有在人们丝毫不是出于任何意愿，而仅仅是出于义务、仅仅是为了义务的缘故而做的行为才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有人对他人的痛苦没有内心的同情，抱冷漠态度，无动于衷地，并非真正由于是天生的博爱者，而仅仅是为了义务的缘故而做出善行时，这样一种性格才开始具有价值。因此，要咬咬牙才给乞丐施舍一分钱的吝啬财主的行为是道德的，而一位为了他本阶级的幸福而全心全意地牺牲他的健康和生命的工人所做的行为却反而是不道德的。这种彻头彻尾的庸人谬论甚至都被十分崇拜康德的席勒和叔本华嘲笑不已。
康德伦理学的另一只脚却站在法国大革命的立场上，甚至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7]以后，他还表示拥护法国大革命，尽管他这时也不免自相矛盾地表示他在原则上反对这种反抗专制主义的权利。康德恰恰有一句话却完全属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范围的，由于这句话，康德被那些无条件地崇拜他的人颂扬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创始人”。康德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应该这样来行动：在任何时候，你，不但你本人，而且还有一切其他人，都应该把人类同时也当作目的来使用，而不是单单当作手段来使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立刻就能看出康德的这句话是如下的经济事实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法：资产阶级为了获取一种适合其目的的剥削对象，就不能把工人阶级单单当作手段来使用，也要把他们当作目的来使用，这就是说，必须以人身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名义，把工人阶级从世代相传的隶属关系和农奴制的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康德这句话的意思根本不是别的：他要求把充分自由和独立身分只给予公民，而不给庶民；康德认为庶民的范围包括一切劳动阶级，如手工业主和商人所雇用的伙计，私人所雇用的仆人和短工，一切劳动妇女，还有农民；而资产阶级革命就必须解放这些人，而且也已经解放了他们。
康德的伦理学在其出现时就或多或少地已在历史上陈旧过时了。对于当代来说，只要指示如下这一点就够了：康德伦理学的狭隘的小小的尺度远远不能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伟大道德要求。
与此相反，康德由于创立了近代美学而又立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康德认为，人类意志服从自然规律的现象世界就是自然王国，人类自由意志居主导地位的道德世界就是自由王国。康德在其对判断力的批判中，在自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插入了一个艺术王国，作为联系这两个王国的中间环节。[8]
如果说以前的美学一向都认为艺术只是单纯摹仿自然，或者把艺术和道德伦常混为一谈，或者把艺术看作是哲学的一种掩盖形式的话，那末，康德却用一种深思熟虑的、因而也是人为构成的、但富有广阔前景的体系来指出，艺术是人类本身固有的一种能力。
材料来源
梅林就普鲁士专制主义和古典文学的关系的历史批判性论述：《莱辛传奇》。可惜还缺乏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典文学及哲学所作的论述。
梅林：《席勒》。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说明，也可参考梅林著《约翰·哥特弗里德·海德尔》，《新时代》，第321页起；《伊曼努尔·康德》，同上，第553页起；《康德和马克思》，同上，第658页起。海德尔和康德百周年忌辰纪念文。
霍亨索伦家族的民族和社会王国的深入的批判可见于毛伦布列歇：《霍亨索伦家族的传说》。本书上下两卷有不少材料取自施摩勒尔经济学派的著作，但该书作者还不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1]摩尔人是北非的一个混血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摩尔人在八世纪曾征服西班牙。原注
[2]或译为容克、容克贵族或容克地主。——中译本注
[3]连队管理法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个特点，连长不仅领取饷银，也领取军服和装备费，从而克扣钱款，大饱私囊。——中译本注
[4]1769年8月25日给弗·尼古拉的信。——原注
[5]希罗斯德是公元前37—4年的犹太暴君。一一中译本注
[6]康德终身未娶。——中译本注
[7]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内1793年5月到1794年7月雅各宾党人的专政。这是他们的敌人所取的称呼。——原注
[8]参阅本书第3章第6节。——中译本注 |
向西行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革命回忆录《黑面包干》之德国革命见闻录
向西行进
我们有时候坐在加温车里，挤在车顶上，或者是待在露天的平车上——有时候步行。我们常常在无人居住的庄园里过夜，野狗在周围狂吠，猫怪声怪气地叫着。四面都是雪……我们在深齐膝部的积雪中踯躅……雪扑打在脸上，钻到领子和袖子里，飘进了我们过夜的屋子的隙缝……白晃晃耀眼的雪花，不住地降落，掩没了四周的一切……
瞧这些雪和乌鸦！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也不曾有过象这里不久前的战场上这么多的乌鸦。这些畜生，吃饱了兵士的肉，肥得不容易腾到高空中，都低低地靠近地面飞来飞去，一面呱呱地大声儿叫着。
我们继续向西行进。有时候，我们脚底下碰到了什么硬帮帮的东西。这是尸体。我们竭力地避开，不去看它们，但是它们老是闪进了我们的眼帘。这些已死的人，有的是俯伏在地下，把手指抽搐般插进了土里，仿佛是在最后要离开人世时的那一刻里紧揪住它不放似的。有的是展开了胳膊仰面躺着，愁苦地用叼空了的眼眶对着天空。而在这些尸体和我们的上空，则是许多乌鸦，成群结队，盘旋飞翔，几乎把它们的翅膀触到了我们，只等着我们也会象那些死人一样倒在地下。
从奥尔沙到艾伊德库年的那一段路，走了一个多月。我们只吃那些从冻土里挖出来的菜。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埋葬了三位同志。
到了艾伊德库年以后，我们搭上了一列直达柏林的车。火车停在中途站的时候，有上来的，也有下去的旅客。我们小心地向他们打听德国的情形。那些消息总是不愉快的。士兵苏维埃都由一些渴望饮“赤党”的血的军官、司务长和跋扈的军士把持着。德皇的官僚仍旧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用“人民委员”的名义左右一切。艾伯特—谢德曼的政府，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武装了威里斯[1]的白党。谢德曼党徒所操纵的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了声明，主张让苏维埃自生自灭，并且说应当“为了民主”成立代替苏维埃和拥有全部政权的立宪会议。过了几天，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后，由列基将军统率的政府军队突然袭击了驻柏林的革命的海军分队，用大炮和机关枪向他们开火。
列车慢慢地向西行驶，我们逐渐地临近了那渺茫难测的命运。最后，在冬日苍白的光影中，隐约地现出了柏林的灰色屋顶。
我们在亚历山大广场车站下了车。两排雄赳赳的年轻人，佩带着“共和国警卫队”的臂章，站在车站门口。他们检査证件，仔细地打量每一个下车的旅客。他们都穿着黑色的便装大衣，但是大衣底下却露出了军官们缚的那种黄澄澄和亮晃晃的崭新的皮绑腿。
[1]奥地利的城市，铁路枢纽站。 |
给同志们和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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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同志们和弟兄们
十一月十一日，头两列直达货车载着苏维埃政府支援德国人的面包开出去了。在亚历山大火车站（现白俄罗斯火车站）的货站上，更多的军用列车正在上货。除了面粉以外，同时还在装一袋袋的黑面包干。
直达货车上，还有苏维埃俄罗斯劳动人民各代表团。我也是一个代表团里的代表，我的使命是代表俄国青年团去祝贺德国青年工人。我的伙伴们都羡慕我，但是，也并不过份地羡慕，因为他们相信，迟早都会到柏林去：去为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德国而进行斗争。
这一来，许多人现在都学起德语来了。中国式城墙下的旧书贩，几天之内就卖完了全部的德语自修课本。那些日子里，我傍晚一走进团委办公室，就会看见一个身体瘦削、额发蓬乱的小伙子，他把一支步枪夹在膝间，死啃德语句子，而那些句子一个比一个更加荒唐可笑，有些象马尔哥编的自修课本里那些著名的对话一样：“孩子们，隔壁屋子里是什么声音呀？”——“那是我们的叔叔在吃干酪。”
我也要补习德语，于是决定去找那一位同情孟什维克的太太教我，从前我和母亲一起被流放到叶卡捷琳堡的时候，我曾经向她学过德语。她听完了我的话，挖苦地说：
“其实，你又何必要读什么德语呢？你所需要说的话，现在都已经很会说了嘛。”
于是，她用特别粗硬的俄国口音念了几个句子：“WeristKautsky?”——“KautskyistRenegat.”——“UndweristderechteMarxist?”——“LeninistderechteMarxist;”[1]
（列宁所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那时候还没有出版，但是《真理报》上已经发表过他一篇同一题目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管考茨基叫叛徒和奴才，指出他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了解这位同情孟什维克的太太的愤懑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俄国的孟什维克是多么敬重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的“罗马教皇”。）
不用说，我补习德语没有成功，结果只是白费了一番心思。
十一月十三日，第六届全俄中央执行委总会在“大都会”饭店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除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
在大会开幕之前，已经可以觉出所有到会的人都满怀着庄严和激昂的热情。人们都目光炯炯，笑容满面，大家见面时都亲热地紧紧握手，低声谈话。
自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凭着他那政治上的大无畏精神，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和德意志帝国缔结和约以后，到现在还没有满一年。资产阶级的刊物，都为了这件事诬蔑他。那些所谓“左派”，都疯狂地叫嚣：“宁可在兵力悬殊的战争中把自己毁灭了，也不愿向吸血鬼屈辱地求和，用这样的代价生存下去。”然而，一切都不能够摇动列宁稳定和坚决的主张：当战斗只是对敌人有利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应战的。我们要争取暂息的时机，要养精蓄锐。我们放弃了一些地方，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要知道，时间是有利于我们的。
现在，历史清楚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完全是英明的！德意志帝国崩溃了，昨天皇家的旗帜还悬挂在莫斯科金钱胡同德国大使馆的屋顶上，现在红旗已经在那上面飘扬了。在俄国的德国战俘成立了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这面红旗是他们升起的。
在非常寂静、但是极度紧张的气氛中，只听见斯维尔德洛夫宣读决议道：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庄严地宣布：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和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完全失效了。布列斯特和约……包括全部的条款，一律宣布废除。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德国和前奥匈帝国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向两国兄弟般的人民提议，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来解决一切与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有关的问题。只有某一些原则可以作为各民族间真正和平的基础，而这些原则已经由十月革命宣布了，它们是符合各国与各民族劳动人民间的友好关系的……俄国、德国和奥匈各国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关系，不仅仅是和平的关系而已。这样，各民族劳动群众就可以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在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奴役制度的废墟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巩固起来。”
那些日子里，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常常可以遇见一些从前被俘获、现在释放后将回国去的德奥兵士。他们老是被一群友好的群众包围着。每个人都竭力向他们解释俄国革命的意义。有些人解释时这样说：“你，老兄，赶走资本家吧，听布尔什维克的话吧。布尔什维克好。孟什维克不好。孟什维克比布尔什维克，就象跳蚤比鹰一样。”还有些人说起来连比带做。“列宁——喏！”一个义务宣传家说，面把整个身子挺直，尽量地把一只手举髙。“可是谢德曼和考茨基——喏！”说到这里，他把腰哈下来，把一只手放低了，差点儿没有触到地面。
德国兵士们露出胆怯的神情，不好意思地听着，后来，他们活跃起来了，开始谈话了，企图向四周的人解释什么，彼此扯下肩章，象孩子般笑着，把红星别在皇军的帽徽上，因为我们的红军战士们都很髙兴地把红星送给他们。
布列斯特和约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只会召开的这次大会上被废除了，斯维尔德洛夫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言。
“请允许我报告，”他喜洋洋地说，“我僭使了一部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也就是根据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明白表示的意思，送了五十车粮食到德国去。我完全相信，你们不会为了这件事怪我的。”
“再送几车去，”大伙儿在位子上叫喊起来，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过了几天，在十一月的一个阴暗的早晨，下一列直达运粮车从亚历山大车站向西开出。列车的十四节车上装的是面粉，一节车上装的是面包干。这一节车上钉了一幅红布，布上用俄文和德文题着这些字：“给德国工人同志们和弟兄们——莫斯科无产阶级赠。”
列车后面挂了一节客车，这节车还在车站上就被人题了一个名字，叫“诺亚的方舟”[2]。车上什么样儿的人都有：有红军警卫队，有莫斯科工人代表，有回国去的德、奥、捷、匈的共产党员，有决心要通过德国去西线，到盟国军队中进行宣传工作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同志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身体瘦削、眼睛很大的女人——这女人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是在英国住了多年的德国人。她跟她丈夫一起，丈夫彼特罗夫从前是一个流亡政治犯，我们开玩笑，管他叫“彼特罗夫太太的丈夫”。这个个子矮小的女人，心粗胆大。她什么都不怕，从英国来到了布尔什维克俄国，常常当着几千人演讲，在军事训练班学习，拿着步枪打白匪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任何环境里，甚至是在天气冷得牙齿打战的时候，这位身休很弱的女人每天早晨都在深齐腰部的冰水里洗澡。
一路上，我们唱《斯金卡·拉辛》[3]，唱《卡尔曼纽拉歌》[4]，唱民谣《约翰大麦粒》[5]，唱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时代的歌曲：有的是关于情妇（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的情妇洛里雅·蒙泰斯）的，有的是关于断头台的，有的是关于世界共和国的。还有一些人表演独唱。按照英国工人的习惯（这是娇小的彼特罗娃教我们的），我们等每个人唱完以后，就一起叫喊道：“天呀，歌曲多么坏呀！天呀，唱得多么糟呀！”
但是，我们只是外表高兴，实际上都在替德国的命运担心，忧虑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娱乐而有所减轻。新成立的德国政府（所谓“人民委员会”）的首脑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利赫·艾伯特[6]禁止工人武装。参加了艾伯特政府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哈塞，还罗罗嗦嗦地说：“等时机成熟了以后，不必经过动荡的局势，就可以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在十一月革命的前夕，菲利普“·谢德曼曾经强迫苏俄的外交代表团从德国撤退，现在艾伯特政府更拒絶让这个代表团回到柏林。
在出发后的第三天，我们的军用列车驶过了斯摩棱斯克。在离开奥尔沙还有几小站路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一个可怕的情景：―些衣服褴褛、筋疲力尽的人，背着背囊和口袋，好象一条蜿蜒不绝的黑色带子，沿着铁路线，由西而东，朝我们这面走过来。他们疲乏地拖着脚步，瑟缩地把手藏在袖子里，他们的脸都是乌黑的。他们当中，不时有人倒下来，就那样躺在雪地里不再起来了。有时候，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传来了疯人的狂笑。当我们的军用列车开到他们旁边的时候，他们都向我们伸出了手，求我们给一些面包。
这些都是从德奥的集中营里回来的俄国战俘。革命爆发后，集中营的门被打开了，战俘被释放了，可以自由地走了。于是，他们就成千上万的人沿途跋涉，向俄国行进，只想能够回到家乡。
在最近的一个小站旁边，燃着几堆篝火。一些战俘在篝火周围坐着或者躺着。更多的人不断地走了过来。他们脱下了身上的破烂衣服，直接把虱子抖在火里，然后就在火边躺下了。这里车站的铁道上停满了火车，车上贴着德文的字帖儿，有些字帖儿上写着“德国军官用车”，有些写着“德国士兵用车”。
傍晚，很迟的时候，我们的军用列车到了奥尔沙。车长去找地方当局，为的是要请示下一步应当怎样办。他去了很久，大约二小时，然后气忿忿、恶狠狠地回来了。
“居然有这种事情，”他说。“德国人不收我们的粮食。他们拒绝了。”
“怎么会呢？这是不可能的！”
他告诉我们，再过去几条铁道的地方，正停着好几列装载着粮食的军用列车，它们都是头几批开往德国去的。列车驶抵威尔日包洛沃以后，我们的代表就到科夫诺的德国士兵苏维埃去了。
“可惜这个苏维埃象一只红萝卜，”他说，“外面是红的，可是里面是白的。它里面有士兵，可是也有军官老爷。我们的代表找到了他们以后，他们迟疑了一会儿，后来说什么没有接到指示，所以不能放粮食过去。第二天，他们派一个传令兵送来了一份公文，说：‘把你们布尔什维克的粮食运回去吧，我们不需要它们。’于是，我们的代表只好回到了奥尔沙。”
大伙儿在焦急和期待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的代表去打听消息。他们很快就回来了，都气炸了。
“喏，你们请看看！”他们激动地大声说，一面递过来一份斯摩棱斯克出的《明星报》。
《明星报》上，发表了一段在莫斯科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参加了德国政府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雨果·哈塞在直通电话里的谈话：
“请将以下的话通知俄国政府，”哈塞声明。“有关提议运送面粉的问题，内阁派我代表德国人民政府向俄国政府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居民现在是多么迫切地需要粮食，因此我们更加珍惜这种牺牲的精神。幸而，由于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要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获得从海外运来的粮食了。因此，为了俄国百姓的利益设想，我们可以暂缓接受俄国政府非常慷慨和令人感谢的提议……”
“这样看来，是他们出卖了德国革命，这些流氓，”我们的一个代表说。
“还叽叽喳喳，说什么这是为了俄国人民，这些坏蛋，”另一个人应声说。“德国将军把所有的白杨树上都吊满了俄国人的时候，这些家伙不是坐在国会里面吗？”
就在那同一份报上，还刊载了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对哈塞的声明作出的答复：
“俄国革命的工人，为了热烈地祝贺德国革命，曾经首批运送两列车面粉给德国工人，准备以后陆续运送。但是，德国政府现在推涹，说威尔逊总统已经答应把粮食运送给德国，竟然拒绝接受俄国工人送去的面粉……俄国工农政府认为：国际工人的团结，乃是劳动人民和工人政府的真正力量（这种力量一定会战胜金元的力量，获得最后的胜利），它正期待着工人的德国不久会发挥它的革命力量，它并且信守以前所作出的庄严的宣言：俄国革命的人民群众，将尽一切力量与方法，支持德国的革命的劳动大众。”
我们这些乘着直达运粮列车来到奥尔沙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德国、匈牙利和奥国的同志们，都背起了行囊，决定继续向前跋涉。其余的人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莫斯科方面暂时保持缄默。那天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和一个叫玛沙·诺维科娃的莫斯科女工决定下车往车站上去，到女厕所里去洗一洗险，换一套衣服。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离仓库不远的第六道铁轨上。我们必须在那些挤塞在站上的列车底下钻出钻进。
最后，当我们好容易走到车站的房子那里，一列从东面开来的火车驶进了站，军服上仍旧钉有肩章的德国军官和兵士纷纷下车。他们完全不象那些从俄国回来的战俘。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队由反革命军官指挥的占领军，他们奉了兴登堡的命令，现在正调往波罗的海海岸，去编组白党的军队。
我们当时也不明白这情形，就走到女厕所里去，在那里收拾好了，刚打算回到我们的军用列车上，这时候车站上的房子被强烈的爆炸震动。传来了叫喊声，射击声，德国人的咒骂声。我们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是好。一直等到闹声稍微平息了一些，我们才敢走出去。车站上没有别的人，尽是德国兵。我们好容易悄悄地溜到站台上，但是，当我们走近第六道铁轨的时候，我们的火车已经不见了，仓库只剩下了一个快烧完的屋架。
突然，我们看见几个德国兵向我们走过来。“到我这儿来，库娘！[7]，”他们叫喊，“可爱的库娘！”
我们吓得赶快躲开他们。玛沙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恐怖得忘了一切，在火车中间乱窜了好半天。
天色黑下来了，我完全陷入绝望。往哪儿去是好呢？我们的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一个人怎么到柏林呢？我必须到达那里，必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可就在这当儿，我听见一个声音很熟的人在唤我。他是库尔特，是我们军用列车上的一位德国同志，这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到铁轨上来了。我含着泪向他扑过去，问我们的人到什么地方去了，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儿发生了一件严重的挑衅事件，”库尔特说。
原来，刚开到的那列车上的德同军官企图夺取我们载有粮食的火车，打算把它们开到波罗的海沿岸去。于是他们袭击了我们。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我们的人不得不撤走。他们一面开枪掩护，一面向斯摩棱斯克方向退去。
“我不知道该把你怎样办，”库尔特说。“我和我的伙伴们现在要往德国去。”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
他想了一想，然后叹了一口气说：
“现在也只好这样了！咱们走吧！”
[1]德语：“考茨基是什么人？”“考茨基是一个叛徒”“那末，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者注。
[2]据《圣经》上说：世界大洪水时，诺亚曾乘方舟避水，舟上载有各种动物。见《旧约》《创世纪》。
[3]斯捷潘·拉辛是俄国十七世纪农民革命领袖。在这首歌里，斯金卡是斯·捷潘较亲密的称呼。
[4]法国第一次革命时代的人民革命歌曲。
[5]美国民谣。美国俗语称啤酒为“约翰大麦粒”。
[6]弗里德利赫·艾伯特（1874—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7]德国兵把俄文的“姑娘”说错了。 |
黑面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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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面包干
面包！支援德国劳动人民的面包！
当德国国内多事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后还没有复元，正遵医嘱在郊外休养。他由于不得不闲着，感到很苦闷，急于要回到莫斯科去。十月一日，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斯维尔德洛夫，提议就在下一天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莫斯科市工会的组织联席会议，采取实际措施，帮助德国无产阶级。
“……请决定在星期三两点钟开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里最后说。“……给我一刻钟的时间致开幕词，我来回要坐车。明早请给我派辆汽车来（您只须在电话里说声同意）。
敬礼！
列宁”[1]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里讲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打算在这一次会议上讲话。
“虽然伊里奇急切地要求参加会议，但是他仍旧没有获得同意，”她叙述道，“因为大伙儿都非常关心他的健康。联席会议定于三日（星期四）召开，而伊里奇在二日（星期日）给会议去了一封信……
“伊里奇知道大伙儿不会放车去接他，然而这天仍旧坐在路边等着……他想：‘也许，他们会忽然把车放来了哩！’……”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劳动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封信，弗拉某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信里号召俄国工人和农民集中一切力量，帮助面临着艰苦考验的德国劳动人民，增强力量来采购粮食，并且，如果是德国工人由于向帝国主义进行解放斗争而陷入了艰苦的环境的话，要在毎一所谷仓里储备粮食，用来支持他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们一定会证明：一旦问题不仅限于俄国工人革命，而且涉及国际工人革命的时候，俄国工人会更加奋发地工作，更加忘我地斗争。”[2]
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农民，一起响应了列宁的号召，就象他们往常一贯响应他的号召那样！
人民已经受到战争荼毒，遭到经济破坏，而临着饥荒、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但是这时候都毫不犹豫，立刻决定跟德国人民分吃自己的一片面包。
全国各地的人，都决定把自已的粮食分出一部分来：不论是灾情严重的彼得堡，是庄稼歉收的科斯特罗马，或者是已经沦为废墟的雅罗斯拉夫里。
“我们有责任，同志们，分出我们可能要用步枪向富农夺来的那块面包，去支援德国工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甚至要加重社会主义祖国的负担，”“杜克斯”工厂的一个工人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演说。
“我们和你们分吃最后的一块面包，德国无产阶级弟兄们，”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
农民赶的大车，在薄薄地复着一层初雪的俄罗斯原野上驶过去，车上载着一袋袋谷物，插着一面面红旗，旗上标明：这些谷物，有的是请列宁调配的，有的是请李卜克内西调配的，还有的是支持世界革命的。
当然，免不了有一些当时称之为“说闲话”的人。“自己还吃不饱哩，”他们小声儿埋怨。“自已还没有吃的哩，都快饿死了，可是布尔什维克反而把最后的一点儿粮食送去德国人！”
在席罗工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我听到有人这样非难。但是，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老的女工走上了讲台。
“姊妹们，我现在以一个做母亲的身份来说几句话，”她说。“做母亲的，有时候自已可以不吃饱，但是却要喂饱了孩子。而现在我们的俄国是世界各国革命的母亲！那末，俄国人就单想到自己的肚子，不想到自已家里的孩子了吗？”
谷仓里已经储存了许多谷物和面粉，但是人们还在收集裸麦制的黑面包，把它们烘干了。
黑面包干，黑面包干！有的两个，有的三个，人们捧着送到党区委会和团区委会里，送到工会和工厂基层委员会里，送来的时候都是很当心地包在白布里，然后慎重地放在桌子上，不让一点儿宝贵的碎屑儿落下来了。
这些黑面包干，每一个可以说明多少事情啊！这是薄薄的方块，匀称，齐整，又黑又干。这是一天的口粮，四分之一斤的面包，切成了两半。这是一个有半圆形边儿的面包干，它原先是一个圆面包的头儿。莫斯科人是不烘这样的面包的，这是村里人带来的。带这面包来的人，也许是好几夜攀在火车踏脚扳上面，或者是紧挤在铁车蓬上面。这个面包干的颜色比其它的略淡一些。这种颜色较淡的面包，是凭儿童购粮证供应的。是谁把它送来的——是母亲呢？还是儿子呢？再瞧，这是一块燕麦饼。凭购粮证购粮时，三天里有两天是面包，一天是燕麦粉。
搜集来的面包干，都包在漏斗形的纸包里，用细绳子捆了，摆在柜子里。它们必须在那里等候着，等机会一到，就送去支持外国的弟兄们。
……面包，饥饿的俄国人送去支援德国劳动人民的那些神圣的面包，就是这样的！
[1]《列宁全集》，第35卷，第362页，人民出版社版。
[2]《列宁全集》，第28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版。 |
《一个冬天的童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革命回忆录《黑面包干》之德国革命见闻录
《一个冬天的童话》[1]
我从来没有见过斯维尔德洛夫象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里那样活跃。他一举一动都是那么轻快，做起举来老是那么赶急，现在他仿佛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空中飞，仿佛没有觉得脚踏在地上。他能够在一天里到十来个地方去活动——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扭任会议主席，出席人民委负会召开的会议，在红军营房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接见唐波夫省来请愿的农民代表，跟一群派往南方战线去的党员谈话，把一个有病的同志安置在疗养院里，拿着铅笔仔细地研究列宁刚写好的一篇文章，此外还要尽快地“搞好”上千件公事！
他什么时候睡觉呢？他究竟睡不睡呢？他的每一个动作中都流露出那种充沛的精力。他一向是举止从容、仪表整洁的，而现在他做什么事都是那么热情激动、吵吵闹闹的。
“你们想想看现在发生的事情吧！”他常常激动地大声说。“这一切都不是神话，不是幻想，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咱们的民族多么了不起！可贵的民族啊！神奇的巨人啊！”
有一天，拉脱维亚步兵师政委彼捷尔松和炮兵师师长别尔津（就是英国驻俄国公使罗卡尔特答应给他五六百万沙皇卢布，劝他参加反革命阴谋、帮助推翻苏维埃政府、刺杀列宁和斯维尔备洛夫的那个别尔津）来看他。
别尔津只作了模棱的答复，当时就把罗卡尔特的主意转告了肃反委员会里的同事彼特尔斯。他按照彼特尔斯的指示，假装完全同意，以后曾经几次会见罗卡尔特、法国总领事格连纳尔和前美国总领事柯洛玛契安诺，就这样打进了阴谋集团，探听出参加这一集团的分子，并且从罗卡尔特那里领到了他答应给的贿赂中的一百多万卢布，然后……把一切报告了肃反委员会！
当彼捷尔松和别尔津把这一百多万卢布带来给斯维尔德洛夫看的时候，我也看见了。一百多万卢布，装在一个灰色的麻布袋里。彼捷尔松把钱掮在肩上，就好象掮着几袋马铃薯似的。他解开了袋上捆着的绳子，把一迭迭肮脏的钞票倒出来，堆在一张沙发上。据罗卡尔特说，这些钱是一些“俄国阔佬”搜集了来，为了进行阴谋活动用的，现款调换了几张支票，这些支票将来由英国政府支付。
斯维尔德洛夫撕下了一块报纸，走到堆着百万卢布的沙发跟前，用报纸衬着，捡起了一迭钞票，把近视眼凑得更近一些，仔细地看。
“拿在手里都嫌肮脏，”他说。
罗卡尔特的阴谋失收了，有几个参加阴谋的分子及时躲藏起来，其余的都被逮捕了，送到法院去了。别尔津的脸上现出了腼腆和快乐的微笑。
“这个罗卡尔特，真是一个笨蛋，”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望着别尔津说。“他居然会找您干这种事情！”
十一月初旬，斯维尔德洛夫到彼得堡去了几天一去召开贫农代表大会。他从那里回来以后，快乐和兴奋到了极点。他愿意把那里的情形说了再说，重复地说上几十遍。
虽然那些日子里的奇迹已经数见不鲜，但这次的代表大会仍然象是一个奇迹。原来只指望有五六千人出席会议的，但结果却有一万多位代表到会。冬宫被指定作会场，但是皇宫嫌小了，于是第一届大会改在乌里茨基广场上露天地里召开。后来，会议又在民众文娱馆内两个大厅里同时举行。大会通过了决议，要组织几个贫农模范团，由每一个贫农委员会选出两名最忠实可靠和受人爱戴的同志参加。出席大会的人，热情高涨地选出了一个往德国和奥国去的代表团，团里包括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代表团的任务是代表俄国贫农问候德国和奥国工人。我们必须知道俄国当时的情形，才能够想象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后仅仅一年以内，那些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普斯可夫、奥隆涅茨、诺夫哥罗得和切烈波威茨的农民竟然会向前跨进了这么一大步！
再说，这时候德国的局势一天比一天更紧张了。看得出来，在最近的几天内就要发生决定性的事件了。大伙儿都希望德国革命将在十一月七日爆发——和俄国革命发生在同一个日子里。
就在节日前的几天，我们截获了一份有关水兵在基尔起义[2]的无线电报。第二天，大伙儿都知道德国已经成立了第一批苏维埃。德国各地都发出了呼声，要求推翻威廉君主政体、立即缔结和约。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作了一番垂死挣扎，企图挽救君主政体，结果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首领，叫菲利普·谢德曼[3]的，参加了政府。然而，一切的努力都不能遏止住那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了。
莫斯科的无线电台，接到了命令：把截获的无线电报，只要是有些重要性的，立刻报告给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十一月九日，一个士兵乘着自行车，到了正在开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剧院，送来了一份伦敦无线电讯，说柏林爆发了总罢工，皇宫前面聚集了几千工人，李卜克内西已经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伙儿一听到这条消息，立刻欢声雷动，天花板下的巨型枝形水晶玻璃吊灯都摇晃起来。
一小时后，又来了一个乘自行车的士兵。他带来了最后的消息：不久前任德皇政府的国务大臣的菲利普·谢德曼，在国会大厦的窗子里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民主共和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完了无线电报，变得忧郁了。
“雌鸡学雄鸡啼，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他说。
大伙儿都盼望着事态发展。一般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仿佛又回到斯莫尔尼的日子里了。
十一月十日早晨，我去上班的时候，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了。他坐在桌子旁边，看着这些天里积起来的邮件，但是，每隔一刻钟，就要拿起听筒，打电话给无线电台和罗斯塔通讯社，问有没有消息。那里都回说没有。最后，他忍不住丢下了钢笔，开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象在监狱中坐久了的人那样，笔直地沿着对角线来回地踱着。
“我没法工作啦，”他说，接着就开始朗诵《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是他喜爱的诗人。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用德文背诵诗句：
EinmeuesLied,oinbesseresLied,
OFreunde,Willicheuchdichten……[4]
……新的歌，更好的歌，
现在，朋友们，我们来开始唱歌：
我们要把地变成天，
这片地将成为我们的天国。
让我们在生活中得到幸福！
再不要流泪，再不要受苦！
再不要用勤劳的手获得的食物，
去供那些懒汉果腹。
我们人人都有够吃的面包……
读到“EsWǎchsthieniedenBrotgenug……”[5]这一行，他停下了，接着吹了一个口哨，说道：
“Brot[6]……面包……这样可好，如果是……”
他快步走到电话跟前，叫接列宁的办公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抢着说。“这样可好，我试试跟李卜克内西直接通一个电话？好吗？……我就去！”
大约过了两小时，他回来了。他那双精明的黑眼睛闪出微笑，帽子扣在后脑勺上，皮大衣的领子解开了。他刚用休斯式电话机跟柏林方面通了话。起先是德国外交部的值勤员来接的电话。他知道了这电话是从莫斯科打去的，就企图回避不接，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叫他立刻去找李卜克内西来听电话，并且要他个人对这件事负责。过了半小时，值勤的又来接直通电话，道歉说：很是遗憾，现在没法找到李卜克内西，因为他正在柏林各区的群众大会上演说。
……这些细节，我并不是当时立刻知道的。那时候，斯维尔德洛夫从电报总局一回来，就赶到电话跟前，拿起了“上层交换台”的听筒，接通了粮食人民委员乔鲁帕的电话，跟他说：
“亚历山大·季米特利耶维奇！我到底把您捉到啦。粮食的问题怎么样了？立刻把第一列直达的运粮车开到柏林去！”
[1]《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德国诗人海涅（1197—1856〉所写的一首长诗。
[2]基尔是德国西北部的城市，波罗的海的军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德国水兵在这里举行了起义。
[3]菲利普·谢德曼（1865—1939〕，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领导人之一
[4]德文：“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们，让我们给你们编一首歌……”
[5]德文：我们人人都有够吃的面包。
[6]德文：面包， |
69．布尔什维克的黄金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败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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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革命到了亚洲
69．布尔什维克的黄金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败坏作用
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满怀希望的年代里，为了促使欧洲所有国家的革命早日来临，苏维埃政府在那些国家乱花了大量的金钱。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列宁的格言：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准备牺牲一切，以帮助其他国家的同志们进行不可避免的革命。
把大量金钱从一个国家送到另外一个国家，是很困难的。新政府拒绝支付沙皇时期欠下的外债，又将外国在俄国的工业资产收归国有，因此，它在国外已丧失了信用。由于协约国的封锁而造成的贸易中断，使俄国无法出口商品，而这种商品交换本来是可以在国外积累一些财产的。沙俄的货币当时还在流通。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已经贬值到几乎是一张废纸，因此也就不能在国外兑换了。苏维埃政府发行的通货是不兑现的纸币。印刷机印的新货币达到了惊人的数字，以致它的实际价值变得一文不值。苏维埃政府既然取消了以金钱作为交换的媒介，它发行的通货自然就没有货币价值了。这种货币的流通不是作为交换的手段，而是作为宣传的工具。在票面价值很高的纸币上，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以鲜艳的颜色印上了世界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对外贸易中断的同时，俄国在国外的国家资产也被敌对的资本主义大国冻结了。即使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苏维埃政府还是能够输出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硬币。不过大量的黄金运到外国港口自然会引起怀疑，很有可能被没收。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新政府采用了一个非常新奇的办法来资助国外的共产主义运动。皇室的大量珠宝被秘密地运送到国外，换成现金。这种活动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敌对政府会把珠宝看作是偷窃的财产而加以没收，这样的事情他们干过好几次。因此，这种做法虽然头几年还能蒙混过关，但后来就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想合法地运转布尔什维克黄金到国外去，必须等到与德国、然后与英国恢复贸易关系。
向国外运送大量金钱虽然有这么多的困难，而且对国民经济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但确实是大大地促进了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因此布尔什维克黄金的流入就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政府的梦魇。不过，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否能够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还很难说。时间一长，它就对运动起了腐蚀和败坏作用。但开始时，它确实是在全世界发展革命组织的一种有力手段。
在俄国革命爆发及其以后的几年中，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是人数很少的组织，对于各自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很小。俄国在财政上的帮助，使具有高度热情和理想但几乎没有物质来源的那些小的共产党发展成为大的，并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组织。他们第一次能够建立由领取工资的职员组成的机构。他们也能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所，印发大量的宣传品。不久以前还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团体的各国共产党，现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给中产阶级那些主张社会正义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工人运动中各种各样的左翼分子也都聚集在这种新的党组织的旗帜之下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是没有布尔什维克黄金的流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不可能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这种形势有一个阴暗面，在这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一点是，这些共产党变成了俄国的附庸。由于国内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重要问题，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抽不出很多一流的党员来管理共产国际的事务。因此，这个任务就留给了二、三流的人物去担负。他们利用掌管金钱的大权，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卑躬屈节地服从他们一时的兴致和很不高明的政治领导。每个共产党内大批领工资的职员势必丧失他们原来的革命理想，把党组织变成了官僚机构。此外，早期那种偷运沙皇珠宝非法变卖的做法，也使共产党领导人接触了一些可疑的人，而这种交往使不少人学坏了。事实上，受委托负责财政工作的非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不可避免地腐化堕落了。
我在柏林期间，会见了一家私营小银行的董事，要他把我手头上一笔数目相当大的英美货币兑换成德国货币。在他家里举行的一次社交会上，老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奚落他代表德国所有三个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投机倒把的活动。这件事说明了由于需要而进行非法财政交易所造成的局面。
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以金钱接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这种早期的做法，不仅导致了腐化和道德败坏，而且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是这种做法如果停止，又必然会伤害年幼的共产党的成长。大家觉得必须进行一定的控制。共产国际的中央机构作了适当的改组。一个叫作国际关系部的秘密活动的新机构成立了。这个新的部门本来只是打算作为一个技术管理的工具；但是由于它是向国外共产党输送金钱的渠道，因此很快就具有与其职能很不相称的重要地位，几乎使共产国际的政治书记处都黯然失色了。
德国形势及德国共产党活动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上占有突出的位置。德国共产党由于在德国中部暴动问题的争论而产生了裂痕。仍然以保罗·莱维为首的党领导谴责“三月行动”那一次地方暴动是不成熟的和冒险主义的行动。另一方面，认为暴动是正确的那一派指出那次暴动是经过共产国际俄国领导人批准的。无论怎样，共产党内的这种争论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党就要瓦解了。保罗·莱维已经在对抗俄国人的领导，并把布尔什维主义说成是亚洲的野蛮主义，对文明的德国工人没有号召力。人们觉得，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派一位有权威的共产国际代表亲临现场。于是作为共产国际德国问题专家的拉狄克就被选派前往德国担任党的实际领导人，以接替像保罗·莱维及其同伙那样持不同意见的领导者。
拉狄克一走，共产国际总书记的职务就空缺了。一位名叫奥西夫·皮亚特尼茨基的老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共产国际，当了共产国际新成立的国际关系部的部长。尽管他实际上当了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但他并不具备这个职务所要求的政治威望与才干。自从一年前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许多匈牙利共产党人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来到了莫斯科。由于只有他们真正搞过一次革命，而且在俄国以外居然建立过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因此他们很有威信和名望。他们在国际上也是闻名的，尤其是曾经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袖的贝拉·库恩。因此，他是最有理由候选共产国际总书记职务的人。最后，这个人选落到了如今名声很响的马蒂亚斯·拉科西的身上。他曾是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成员。拉科西升到这么高的位置，形式上虽然是俄国共产党政治局提名，实际上却是皮亚特尼茨基选中他的。此人无大才智，却以矜夸来掩盖他的庸才本质。拉科西和皮亚特尼茨基上台后，俄国共产党一些二、三流人物和国外的拍马逢迎之辈也都涌进了共产国际总部。结果是，为了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这个组织开始变质了。
拉科西在他身边用了一大批秘书，借以显示他的重要性。这些秘书大都是德国共产党的年轻女党员。在具有批评眼光的人们看来，拉科西用这种希奇的方法来显示他的重要性，并没有提高他的权威和声望。恰恰相反，这却使他变得荒唐可笑。当时有一种恶意的传说：拉科西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的理论，把社会进化分为三个阶段：母权制社会、父权制社会和无产阶级社会。风传这位共产国际的新书记主张，即使不在理论上，至少在实践上，“秘书社会”（the“Secretariat”）将继“无产阶级社会”（the“proletariat”）之后，成为社会进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了一件事，暴露了拉科西在精心养成的傲慢态度下所掩藏的卑劣品质。
那是在一次共产国际的“小型政治局”（最高执行机构的会议上），要讨论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几位与共产国际没有正式关系的俄国重要领导人将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在全体外国共产党人居住的“豪华饭店”的前厅里举行。为了保卫会议秘密进行，门口布置了武装哨兵，一会儿，拉科西在几位私人秘书的陪同下来了。他刚走到门口，两旁的哨兵就把枪交叉在他的面前挡住去路，要他出示身份证。拉科西勃然大怒：普普通通的士兵怎能冒犯他的尊严？他大声说：“难道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他想推开卫兵，走进房间。但卫兵们摇了摇头，再次要他出示身份证。这件事引起了屋里人们的注意。布哈林走到门口，温和地劝慰那些认为自己是在执行职责的哨兵，并请求拉科西出示身份证。布哈林强调他的请求说，屋里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必须向卫兵出示身份证才能通过。
尽管拉科西这样自命不凡，他却是皮亚特尼茨基的一个奴才。皮亚特尼茨基在很短时间内竟成了共产国际那个机构的实际上的老板。在革命前的日子里，他一直从事于把国外出版的材料偷偷运进俄国的工作。由于他有这种经验，所以被认为是负责共产国际地下组织最合适的人物。然而分配给他的主要任务是掌管开支，不仅是中央机构，也包括其他接受金钱的国家。各国的全部共产党组织，都年复一年地派遣自己的代表带着来年的开支预算来到莫斯科。虽然这些预算形式上要提交共产国际书记处，而且必须经它批准，但批准与否实际上全凭皮亚特尼茨基最后一句话。他被认为是俄国共产党政治局信得过的人。由于他掌管金钱，所以就专横地控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系统，监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他的特工人员都以“联络官”这个无害的头衔被安插在各国共产党的总部里。他们都是些没有政治才干的小人物，以前大都是俄国秘密恐怖组织“契卡”的小职员。可是他们那通常出于个人恩怨的报告，却毁坏了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政治生涯。也是由于他们的建议，许多老练的领导人被撤职，代之以善于拍马谄媚的人。
事实上，皮亚特尼茨基在共产国际中起着很坏的作用。我坚决地反对他的工作方式，因此，从一开始就必然招惹了他的不满。但他假装把我当作他的一个宠儿。由于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很想得到比正当需要还要多的金钱，因此，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置于皮亚特尼茨基的控制之下。当时印度还没有共产党，而我在国外所能做的工作也不需要很多钱，因此，我只要求数目不多的经费，而且每到年底还能交回一部分钱，这就使皮亚特尼茨基大为吃惊。居然有人能够避开他的控制，这使他大为烦恼。可是，我有与俄国的高级领导人接触的门路，而且他们总是愿意听我的。就是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皮亚特尼茨基才不得不对我装出一幅友好的态度。但很明显，他是不喜欢我的，并且一再企图剥夺我对印度革命工作的领导权，而且把这个任务授给英国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代表印度，因此我并不反对共产国际通过伦敦与印度联系的方案。不管怎样，这个方案没有执行。唯一的结果是，共产国际拨给英国共产党在印度开展工作的经费，比我以前所要求的超出了许多倍。虽然拨出的经费很少用于原来的目的，但却从没有交回一文钱。
到了最后，我不能避免与皮亚特尼茨基发生冲突了。他控告鲍罗廷盗窃了沙皇的珠宝。那些珠宝是鲍罗廷偷运出来交给苏联在美国的贸易代表的。我已经叙述过鲍罗廷在墨西哥同我接触的情况。鲍罗廷已经对我讲了丢失珠宝的经过。在得到墨西哥政府的默许后，我煞费苦心地想把珠宝找回来并查明了鲍罗廷所讲的情况属实。皮亚特尼茨基向管制委员会控告鲍罗廷挪用和私吞公款，有一天，我被叫到管制委员会去作证。根据我的证据，鲍罗廷被宣布无罪。我从皮亚特尼茨基的魔爪下夺走了他的一个牺牲品，他是永远也不会饶恕我的。但这并不是由于我的作证，而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鲍罗廷无罪。他收到了住在芝加哥的他妻子的一封信，说有一个自称作过奥地利军官的人访问她，交给她三个崭新的手提箱，说那是鲍罗廷在西印度群岛中的某一个岛上托他保管的。鲍罗廷立即发电报让他的妻子带着那些箱子前来莫斯科。箱子被砸开了，所有珠宝都原封原样在里面。 |
44．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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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在圣地
44．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我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受到共产国际第一任总书记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的接见。这是她在办公室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见。她邀请我到她的私人寓所吃午后茶，寓所是在克林姆林宫墙外公园门前的一家小旅馆里面。
鲍罗廷陪伴我乘上卡拉汗的黑色轿车。途中（几乎是绕着那个大城堡走了一圈），他简要地描述了城堡各座不同建筑物的情况，并给我指点附近的历史遗迹。在通往著名红场的南面入口，也即克林姆林宫主要通道的前面，矗立着一座双尖顶的古色古香的教堂。在那老教堂的四周，到处都是具有金黄色圆顶和闪闪发光的拜占庭式尖塔的高入云霄的教堂，相形之下，老教堂成了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那就是令人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的圣乔治教堂，他是伊凡雷帝建造的，大概是为了把莫斯科公园的守护神供奉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以便于守卫城堡的门户吧。许多阴险狡猾而又血淋淋的罪行，就是在那个城堡里面干的。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猛攻克林姆林宫时，那座外表上并不吸引人的古代建筑，遭到了部分破坏。那个意外事件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高级的布尔什维克集团里却掀起了一场小风波。当消息传到彼得格勒时，卢那察尔斯基非常痛心地跑去找列宁，强烈抗议革命毁坏了一座古迹。他以退党相威胁，说那种故意破坏文物的行径如不停止，他就不同情革命了。据说列宁答应建造一座新的来代替老的，这样才使这位革命美学家的怒不可遏的心情平静下来。
在那些日子里，对于毁坏一座为了纪念中世纪暴君的暴行而建立起来的古迹，布尔什维克中是很少有人感到内疚的。然而，圣乔治教堂却没有遭到毁坏。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项公告，命令保护在内战中剩留下来的一切古迹。宫殿改为博物馆，教堂改为学校。圣乔治教堂因为太小，不能用于上述社会用途，但它依然竖在那里，样子非常难看。它既不再作为神殿，也不是作为中世纪暴行的纪念碑，而是作为拜占庭建筑术的奇特式样保留下来。
革命放弃了许多它原来的信仰。它的意识形态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狭小的范围，只是方向走错了。在沙皇制度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中世纪莫斯科的传统作为历史遗产，重新恢复起来。历史被重新改写，创造出新的传奇故事。伊凡雷帝被重新命名为伊凡大帝，作为民族英雄受到称赞。他的残酷暴行被视为是赤色恐怖的先驱而获得肯定。搞恐怖的目的是要把分裂分子从新生的斯拉夫国家中清洗出去，保卫这个国家抵抗鞑靼人的渗透。除了敏锐的官方历史制造家的这种发明创造外，爱森斯坦用他的艺术天才给伊凡大帝建造了一座令人神往的纪念像，它几千次在银幕上出现，在千百万感情上受到抑制的人们的心灵里，激起对想像中的过去时代的怀古之情，借以把日趋衰退的信念的火焰重新煽旺。
我下了车，想仔细看一下圣乔治教堂。突然间，《国际歌》的曲调——革命无产阶级的赞美歌，响彻大广场。我四面观望，看看音乐是在哪里演奏的——那是从一个强有力的、显然不平常的乐器上发出来的。鲍罗廷对我的迷惑不解觉得好笑，就指着那个位于克里姆林宫主要入口处的大钟楼给我看。大钟上的时针和成年人的身材一样高，正好指在5点上。钟楼上的钟铃，其大小也与之相称。它正在响着，把洪亮的音乐传开去，宽阔广场四周一幢幢高楼发出回声，汇合而成一片巨大的音响。这个经验使你不能不深受感动。革命前，也用那些钟铃来奏沙皇的国歌。由于无线电播音的技术改进了，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钟铃每天奏三遍《国际歌》，号召全世界工人起来反对贫穷及奴役，歌声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能听到。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我还习惯于每天晚上收听莫斯科电台的鼓舞人心的音乐，乐声是越过喜马拉雅山从几千英里以外传来的。日复一日，不断传来红军在纳粹战争机器前面撤退的消息。莫斯科郊区情况十分危急；列宁格勒随时都有陷落的可能；乌克兰遭受蹂躏；有一个军在基辅全部陷入重围；德军已进抵达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山麓的亚洲大门。每天晚上，从克里姆林宫钟楼上传来的音乐声，重又恢复了我对战争的最终结局的信念。突然，有一天晚上，希望的信息没有传来。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我接连收听，希望的信息不再传来。在同一个时间里，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钟铃不播送《国际歌》，而演奏起新的俄国国歌了。这不只是希望的破灭；而是一个历史时期过去了。我对俄国革命的解放意义失去了信心。那是我站在红场深受我面前的钟声音乐感染之后二十二年的事情。在中间那段时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对我来说，中间那段时间是从1942年结束的。
我怀着敬畏的心情默默地再坐上轿车，前往共产国际总书记那边进行我的初次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我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巴拉巴诺娃单独一个人在等待我们，我担心她会因为我迟到而恼怒。但是，如我不久前才知道的，在俄国，人们从不会迟到，因为任何时间都是用茶的时间。每一个家庭里，俄国茶炊几乎整天都在滚着，以便随时可以泡茶；而俄国人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淡黄色热茶，总是没有个喝够的时候。
一位爽快的中年妇女，在一间摆设得整整齐齐的小房间门口迎接我。她个子不高，身材较粗，不像亚历山德拉·柯仑泰那样美丽迷人。柯仑泰在革命历史的旅途上走过时，后面留下了许多心灵受伤的钟情人。巴拉巴诺娃虽然相貌平平，但她那极端愉快的姿态和乐观的性情，却大大的补偿了这方面的不足。但她乐观的性情并没有发展成盲从。她就早年开始就献身于革命事业，是个布尔什维主义的老近卫军。然而，她不曾养成党内贵族老爷们的傲慢习气。就她来说，简单朴素的生活不是靠摆出俗气样子来表现的。在她看来，不修边幅并不是革命的美德；她也不装出一副愁眉不展的面孔，作为下定决心要为理想而死的标志。
她说着流利的英语，领我坐到桌子旁边的沙发上。桌子上放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茶炊，在不耐烦地嘶嘶叫着。她立刻忙着去泡茶。泡茶的方法对我来说倒是很新鲜的。几滴茶汁从一个放在茶炊上面的小瓷壶里倒进镶银边的半平底玻璃杯里；然后再拧开铜壶的龙头，把热气腾腾的水装满杯子。女主人在每个杯里加上一块方块糖，又添上几片薄薄的柠檬；在那时，柠檬是难得的珍品。
俄国人喝茶从来不掺牛奶，可能因为一掺牛奶，茶的味道就太淡了。他们通常也不喝高级茶。因此，照例要加片柠檬调调味。革命前，柠檬通常都由意大利进口。在内战的年代里，俄国的对外贸易停止了，柠檬就成了日常生活中最珍贵的必需品了。要吃柠檬，只有在黑市以百万卢布一个的难以想像的高价才能弄得到；而且要想得到那种奢侈品还得冒坐监牢的危险。黑市是非法的，所以买者也好，卖者也好，经常受到“契卡”的兜捕。价格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钞票毫无价值。一张票面一百万卢布的钞票被叫做一个柠檬，因为它只能买到一个柠檬。
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当然不会到黑市上去买柠檬。鲍罗廷从德国带来了一些，于是他的朋友的朴素生活，就会由于得到少量的无伤大雅的奢侈品而有所改善了。巴拉巴诺娃预料到鲍罗廷会责备她在一个渗透英国习惯、喝茶就得掺牛奶的印度人身上浪费难得的几片柠檬，所以就很高兴地告诉他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团，会给伊里奇（列宁）和她本人带来满满一篓柠檬。她开玩笑地许下心愿，要从她的那一分柠檬中拿出一部分，加倍回送给鲍罗廷。
招待喝茶之后，巴拉巴诺娃表示歉意（显然是对我表示），说她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款待了。接着，她愤慨地问鲍罗廷是否看见过，某些商店的橱窗里展览着各种糕饼而一群群饥饿的人却在那里围看的可耻景象。如果伊里奇坚持要推行新经济政策，那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呢？这位刚强的妇女摇了摇她的已有白发的头，表示对革命的前途担忧。
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又加上遭受封锁，结果国家情况更为恶化，已濒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又过了一年，革命的俄国遭到一次范围极广的饥荒的破坏。列宁提出了停止前进，主张执行新经济政策，放松军事共产主义的严格措施。他几乎受到他所有的老同事和主要助手们的反对。巴拉巴诺娃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她的反对算得上最忠诚的反对罢了。尽管她在个人的特性方面是个刚强人物，同时在政治上又是个老一辈的煽动家，可是她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和党等同起来。她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所以她于党内同志的关系并不完全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那种关系确实存在着人情味的特征。她是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老近卫军，在流亡的岁月里，她同列宁交往甚密。她大半时间住在意大利，因而被视为那个国家社会党的最初领导人。安捷里卡不是个俄国人的名字。她的意大利追随者用这个名字称呼她，他们对她的敬爱达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个名字不光有拉丁文的生气勃勃的意思。意大利社会党是第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而又加入共产国际的群众组织。社会党跟着她公开对抗老牌右翼领袖屠拉梯的反对党。关于巴拉巴诺娃的私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也很少谈到它。最轻浮的党内小广播，也只敢窃窃私语说什么要不是安捷里卡的个人影响，意大利最高纲领派领袖塞拉蒂就不会同屠拉梯决裂，别的就不敢说了。
巴拉巴诺娃确实是无私而敏锐的早期布尔什维克的一员。现在，经验把革命的理想国的种种丑恶现实揭露出来了，他们的良心平静不下来。她因为老同志们在党内争权力争地位而格外感到痛心。拉狄克回到莫斯科时，很想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的职位。季诺维也夫支持他。季诺维也夫很想拉拢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因此他想使拉狄克得到威信和权力。德国共产党人认为巴拉巴诺娃由于种种老关系，会重视意大利社会党在共产国际的组织中的作用，所以他们支持拉狄克担任总书记。巴拉巴诺娃厌恶这类阴谋诡计，要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解除她的职务。可是那个野心勃勃、急不可待的拉狄克，等不及按照正规的手续把他提升到那个使他垂涎三尺的地位上去。他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居然搞了一次小政变，把温文尔雅的巴拉巴诺娃推倒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上去了。
不久以后，她就在俄国销声匿迹了。在列宁去世之前，她一直在斯德哥尔摩过退休生活，依然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接着发生的争夺党的领导地位的残酷斗争，使她的幻想归于破灭。由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社会党的老资格领袖不愿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共产党便采取分裂以上各国社会党的策略，那也使她很伤心。她同塞拉蒂的私人友谊和道德上的敏感，最终超越了她对党的依依不舍的忠诚。列宁的逝世突然打断了往日的个人联系，同时也毁坏了对教义的信念与对组织的忠诚的人性基础。她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已随列宁的逝世而死亡了，因此她又拣起对社会主义早期信仰，到新大陆去刊印她那部题为《我作为造反者的一生》的自传。 |
38．左派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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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左派共产主义
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战败的德军总参谋部的指教之下才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很明显，德军统帅部并不赞同青年军官联合俄国以继续战争的冒险做法。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青年来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就是暂时压下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但两年以后，当民族主义青年联合共产主义工人以大规模的怠工破坏行动去抵抗鲁尔河流域工业区的法国占领军时，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火焰就又燃烧起来了。
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充满热情的演说、颂扬刚被法国人处死的怠工运动的领袖施拉加特。他把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描绘成为奋起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德国人民的革命计划的化身，和约使他们的祖国沦为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地。拉狄克代表俄国共产党讲话，博得了大会的掌声，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报刊都用显著的篇幅报道了他的演说词。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反帝的民族主义所起的革命作用。我这篇关于施拉加特的文章，也由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报刊以显著的位置转载了，这篇文章以及他们对我早期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的了解，使我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德国青年中间很受欢迎。
在德国共产党内部，海因里希·劳芬贝格和弗里茨·沃尔夫施泰因这两个人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作了详细地阐述；他们两人都是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员。他们对党的领导人在战争期间以及旧政权失败和垮台之后所采取的政策感到厌倦，因此都参加了共产党。但在1918年的革命危机中和接着而来的整体内战时期中，斯巴达克同盟的政策也是软弱无力，摇摆不定的。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夺取德国政权的时机还未成熟。而且，她还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纲领。她相信，总有一天，无产阶级会起来反抗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转而给予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合法的接管政权的时刻就到来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卢森堡这个见解的影响。
因此，那些富于战斗性的党员很欢迎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而摈弃了他们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传统的东西。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施泰因在党内能号召一大批群众。当时党的领袖是威廉·皮克和保罗·莱维；他们在1919年10月海得尔堡第二次党大会前夕，把这两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代表人物开除出党。莱维承继了卢森堡的衣钵，虽然他的才能不如卢森堡。在所有的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人中，他同卢森堡最接近，和她的见解完全一致。同时，由于他和拉狄克又有密切关系，他必定也同意拉狄克对民族布尔什维克的看法。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施泰因曾在监牢里会见过拉狄克，向他提出了一种联合极端民族主义者运动来进行革命斗争的计划，并取得了他的认可。这个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莱维把他们开除出党，是因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否定他用合法手续夺取政权的策略。在海得尔堡党代表大会上，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以左派共产主义的姿态出现。大多数代表都把莱维和皮克所主张的政策视为改良主义而加以排斥。他们从党分裂出去，另行成立共产主义工人党，决心要为实现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纲领而奋斗。
当我到柏林的时候，鲍罗廷已经离开，去参加秘密召开的海得尔堡大会了。他事后告诉了我那里的情形。我还知道荷兰的赫尔曼·果特是左派共产主义的理论领袖，这种共产主义就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在一本小册之中所批判的“幼稚病”。这时，德国的内战加剧了，反革命在1920年3月不流血的柏林战争中受到了打击。鲁尔“红军”的组织者就是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我是同情左派共产主义的，我想会见果特。他是个出名的作家，是共产国际早期历史中受人尊敬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小组中的一员。其他几个成员是亨利埃塔·罗兰-霍尔斯特、安东·潘尼凯克、J．拉特格斯和H·斯内夫利特。我不能马上到荷兰去，但不久就见到斯内夫利特，因为他作为代表取道柏林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内夫利特的建议，拉特格斯也到柏林来看我。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罗兰-霍尔斯特。1922年我到荷兰去时又见到了潘尼凯克和果特。
亨利埃塔·罗兰-霍尔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女诗人了；当时盛传她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但是她的原著是用荷兰文，有的甚至是用佛兰芒文写成的，从来没有译成欧洲的主要文字，所以她的诗人名望主要局限在国内。她出身贵族家庭，嫁给了一个佛兰芒的贵族；她丈夫并不赞同她的政见。她是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但从没有参加过讨论。由于双方友人拉特格斯和斯内夫利特的介绍，我和她的友谊就逐渐加深了。她支持社会革命事业主要出于感情，虽然她并不缺乏对共产主义的理智上的评价。不过她对马克思主义前的乌托邦主义更为熟悉。她作为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不赞成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因此，她从莫斯科回来后感到像当失望。此后，她就退隐居住在佛兰芒边界她乡间的家中。1922年，我在那里住了几天，结识了她的丈夫。他是个很有趣的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反对，只是漠然置之。他同工人一起在农场里劳动，晚上时常和一些工人把时间消磨在酒店里，而不在家里吃晚饭。他们两人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还不如说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虽然两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并无子女。她象许多富于感情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后来就被开除出党。此后她就完全脱离政治，终于信仰天主教，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安东·潘尼凯克是闻名欧洲的天文学家。他在政治上从没有积极过，因为他只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感觉兴趣。他住在希尔维苏姆天文台里面，活像一个隐士。我每次到荷兰去，都到那里看望他。果特是潘尼凯克的好朋友，潘尼凯克显然认为，受到列宁批判的左派共产主义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机会主义，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
拉特格斯是一位工程师，他参加过殖民地的工作，本世纪初在印度尼西亚住了几年。他对殖民地所受剥削的后果感到震惊，所以他回国之后就参加了社会党。社会党就是根据他的建议，而将注意力转到了组织殖民地的劳工方面，并把斯内夫利特派到印度尼西亚去的。拉特格斯革命前在瑞士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有过接触。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不久，他就到俄国去协助重建的工作。但在战争年代，在共产主义和内战时期中，无法进行多少建设工作。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拉特格斯肩负着设立共产国际西欧局的使命回到荷兰。罗兰-霍尔斯特和荷兰议会议员戴维·威吉库普都参加了那个西欧局。
拉特格斯对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特别关注，所以他在柏林时，找我讨论如何使共产国际协助解放被奴役的民族。他动员我，要我坚持把被奴役民族的解放问题放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议程的显著地位上。刚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斯内夫利特可作出席大会的代表，但这事必须由我提出倡议。拉特格斯本人没有参加哪个会议。他在1921年回到莫斯科，是指出西伯利亚具有很大工业潜力的第一位工程师。经过了一次考察旅行之后，他提出在库尔巴斯建设一个工业基地的计划，因为那里煤矿和铁矿连成一片，深达数英里的煤层暴露在地面上。那个计划建议专门招募外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程师和机工来开发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拉特格斯亲自到外国去招募第一批人员来担负艰苦的准备工作。三个留学德国学习工程的印度学生，顾虑在国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就加入了拉特格斯的开路先锋队伍，在西伯利亚开始进行发展工业的工作。
斯内夫利特是荷兰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小组中最热情、最吸引人的一个成员。他是把社会主义信息介绍到亚洲的第一人。他在1913年就在爪哇当荷兰商会的秘书，这是一个掩护。不久，他集合了一部分青年人，培养他们去组织一次工会运动和一个社会党。他被逮捕了，以阴谋颠覆荷兰政府罪名受到审判。他承认犯了罪，但还为自己辩护。他在法庭上的发言是对殖民主义的严厉谴责，是为被奴役民族奋起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权利而进行的辩护。他被宣判有罪，但是处分仅仅是驱逐出殖民地罢了；由于照顾到白种人的尊严，任何更严重的处分是不能加以考虑的。如果把他同犯罪的本地人关在一个监牢里，岂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丑闻！
战争期间，他在留学荷兰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中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建立了一支有训练的骨干力量，准备回国后从事组织工作。他想到印度去，在那里成立一个整个东方革命活动的中心。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他一直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回到东方。他和我在柏林会面，商讨他的计划，并想取得我的同意和合作。他那显而易见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那股劲头极像基督教传教士传播福音的热忱。我们成了挚友，甚至不让我们的私人关系受到后来政见分歧的影响。我通过他，结识了许多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的领袖，象萨马翁、苏达尔桑纳、坦·马拉卡、阿利明、哈达、沙赫里尔，这不过是其中最出名的几个罢了。他们多半都是荷兰各大学的学生；有些还是革命流亡者。我每隔一些时候，就到荷兰向斯内夫利特所组织的学习组作报告。他们中间的共产党员都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师。实际上，组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
最后，斯内夫利特离开共产国际，成为托洛茨基的一位主要助手。纳粹占领荷兰时，他被逮捕枪决。
当我第一次在柏林和斯内夫利特相见时，他和他的朋友果特都同刚成立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他，我和这个新党的一些领导人接触过。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继承斯巴达克同盟传统的青年人。他们怀念着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卢森堡，但对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一事并不表示赞同。他们痛恨保罗·莱维，因为他们认为他不是一位革命家，而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议会雄辩家，他依靠同卢森堡的友谊正在毁坏年轻的共产党。但是他们对莱维主要不满之处还在于他承袭了卢森堡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对列宁的反感。他们还说，莱维认为改良主义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比革命群众运动更为重要，他还把布尔什维克左翼从共产党中清洗出去，以便把独立社会民主党接纳到共产国际中来。据他们说柏林、汉堡和工业发达的莱茵地区的大部分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新党。
直到1920年年初，除了俄国之外，实际上还没有一个组织完善的共产党。虽然全欧的工人阶级运动总的说来是同情俄国新政权的，但是只有人数较少的左翼小组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政纲。甚至斯巴达克同盟也不过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宣传小组而已。在各个共产党赢得人民大众的拥护以前，就谈论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去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把各国的共产党作为群众组织建立起来才是当务之急。工人大众仍然是由社会党人所控制的工会组织起来的。要使工人同改良主义的传统实行决裂是困难的，这样就会鼓励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在共产党年轻的领导人中滋长。他们认为和与陆军有接触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结盟，那就容易夺取政权。结盟的事并没有实现，但青年人的急躁情绪却构成了左派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这说明共产主义还未成熟，正如列宁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幼稚病”。但在目前，共产国际的组织者还不能排斥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他们当时都是俄国革命的最热心的拥护者，而且都急于想在自己的国家里学习它的榜样。
塔尔海默和恩斯特·迈尔都倾向于这种主张，但最后的判断要等到莱维获释出狱后才能作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赢得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它正在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莱维就是负责谈判这件事的。我们不应该破坏他成功的机会。我对这位有望成为德国的列宁的人并没有深刻的印象。确实，他很聪明，是一个精明的律师、熟练的议会雄辩家。他很会为自己的问题作辩护，但多少有点靠压服。遇到别人反击时，他往往就大发歇斯底里。他激烈地反对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妥协的意见，把他们斥为“轻浮的冒险家”。当我指出，假如共产主义工人党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谁都没有办法阻挡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就是不让那个代表团参加。问题就这样搁置了起来，留待莫斯科解决。
莱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几乎同每个人都吵过架。不久，这位激昂的知识分子的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地位就被工人出身的布兰德勒尔取代了。莱维受到挫折，很感痛苦，他又回到社会民主党了。但由于他过去的行为，他在那里也得不到信任。1929年，他在柏林一栋建筑物的五楼寓所，从窗口跳楼自杀了。 |
37．德国共产主义的老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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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德国共产主义的老卫士
卡普—吕特维茨暴动的失败是德国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列金想在工会直接控制之下改组政府的企图没有成功。但革命运动在德国的工业区又恢复起来了。这在莱茵地区，特别是鲁尔河流域，此外还在萨克森州都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持续了几个月之久。为了打败“鲁尔河的红军”，艾伯特和米勒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授权帝国军队的冯·泽克特将军组织国防军，这个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后来就成为复活的德国陆军的核心，二十年以后它再一次蹂躏了欧洲。
然而，鲁尔地区的无产阶级暴动是一个自发的运动，它并没有政治方向。所有三个工人阶级党派确实都反对冒险。他们发出了一个联合宣言，号召工人放下武器，以免和国防军冲突。威廉·皮克代表共产党签了字。鲁尔的暴动成功的希望很小。协约国的胜利了的军队已有了警惕。事实上，冯·泽克特将军主要是由于得到了胜利了的敌人的默许才能建立起国防军，而不是由于《魏玛宪法》在法律上所给予的许可。
德国中部的革命运动则孕育着更大的希望。海因里希·布莱德勒尔显露了头角。他不久便成为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且保持这个地位直到1923年第二次德国革命失败之后为止。布兰德勒尔不是平步青云上来的人。他的职业是建筑工人，他以一个高度熟练的工人的身份而上升到行业的上层。他年轻时，遍游欧洲各地，靠当一名中世纪式的学徒工维持生活。他曾在瑞士见过列宁，并在那里同布尔什维克流亡者一起生活过。自从本世纪初以来，他就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最后，他在克姆尼茨（Chemnitz，又名卡尔-马克思城，在东德境内。）定居下来，把当地的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和政治团体。这个团体在革命爆发时，和共产主义者站在了一起。当柏林军官暴动的消息传到克姆尼茨时，当地的工人在布兰德勒尔指导下，实际上夺取了那个城镇，并准备设防守卫。他们占领了市参议会，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苏维埃），作为该镇的事实上的政府。他们把所有可能参加反革命的人都逮捕了起来，并缴了当地驻军的武器。布兰德勒尔计划向大工业城市莱比锡进军。在那里同萨克森州其他城镇的起义工人会师，然后向柏林猛冲并加以围困，因为据说柏林已被波罗的海集团军占领了。
正当布兰德勒尔进行他的战略部署时，一位比他更引人注意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马克斯·赫尔茨；他从萨克森高地的贫穷农民中募集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游击队。当时，柏林的反革命势力被打败了。布兰德勒尔主张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在各工业城镇建立一个强固的共产主义基地。他不同意赫尔茨的挑衅性活动，并把他开除出了共产党。但是这位萨克森州游击队首领的传奇般的声誉已经在全国各地传遍。共产党总部决定派一个代表去亲自同布兰德勒尔会晤，并把德国中部形势的第一手资料告诉他。
马克斯·赫尔茨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和有关他的游击活动的有声有色的记述使我着了迷。我很想见见他，并就近观察他是怎么指挥作战的。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已经接替皮克当了共产党领袖，他一反平常的冷淡的幽默态度，对我的浪漫主义习癖报以慈祥的微笑，并且安排了我的旅程。可是，这次我并没有见到马克斯·赫尔茨。我直到1928年才见到他；他在1921年被捕入狱，服满了七年的刑期，于1928年到了莫斯科。我在克姆尼茨倒是遇见了布兰德勒尔。
我同一位名叫古拉尔斯基的人一起从柏林出发；他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刚从莫斯科来。鲍罗廷就是这样把他介绍给我的。但是他更喜欢化名克莱因，装作德国人。此人在外表上或智慧上都不如鲍罗廷，他是一个典型的东欧犹太人，服饰华丽，架子十足，对自己的使命讳莫如深。尽管如此，他作为皮亚特尼茨基的私人代表，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都取得了比较重要的地位。皮亚特尼茨基在20年代初期控制着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并且向各国分部发放少量的金钱。
布兰德勒尔和古拉尔斯基都讲德语，他们的话我是听不懂的。布兰德勒尔几乎不理睬我，但他的相貌和讲起话来好像发怒的叭喇狗在狂吠的深沉喉音，却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本人就像一支叭喇狗——大脑袋，面孔宽阔结实，躯干短小有力，显而易见是个驼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建筑师的助手，曾从很高的施工架上摔下来，脊骨受了伤。心理学家说，一个人要是意识到自己身体上的缺陷，就会产生变态心理。虽然在初次见面时，我痛苦地遭到冷遇，但是后来我逐渐同布兰德勒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个人除了极度害羞之外，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他尽量靠着粗野的声音和明显的粗鲁态度来掩饰这一缺点。一个搞群众工作的人竟会害羞，这也许就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表现吧。
在最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中间还有一个驼背，这真是个少有的巧合。那就是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我是在莫斯科见到他的。他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一位哲学教授。他也极端害羞——比布兰德勒尔更甚。在私人场合他很少说话。他在法西斯政权初期被捕，坐了二十二年牢，意大利解放时获释，不久就死了。长期的监禁损害了他那虚弱的身体，但吓不倒他的志气。葛兰西在考虑了克罗齐甚至在他转变成一个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之后在进步的年轻一代中仍享有很大的威望这个事实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应当加以修改，才能向那些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提供克罗齐所贡献的东西，甚至还要多得多。葛兰西留下了大约二千页的遗稿，这都是他在牢房里潜心研究的结果。这可能是到那个时候为止任何一位共产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所作的最大贡献。
布兰德勒尔不是知识分子。他是合乎马克思主义文献理想的工人典型——他通过自学达到高深的水平，对于自己属于一个注定要建立社会新秩序的阶级感到自豪，对于自己以及整个无产阶级都充满了信心。在20年代初期，和他一同担任共产党领导的人——恩斯特·迈尔，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保罗·莱维，保罗·福尔利希——都是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法律、哲学、经济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对布兰德勒尔的才识有很深的印象，他就是依靠自己的才识来处理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
我看着他同古拉尔斯基谈话，心里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情。古拉尔斯基显然想要摆摆权威的架子。但布兰德勒尔对他并不怎么尊重；对于自己认为不重要的问题，就咆哮地说上三言两语作答。最后，布兰德勒尔才有些注意到我。他是典型的欧洲无产者，从没想到共产主义竟还可能在殖民地国家里找到信徒。我对他的态度感到愤慨，在初次会见之后怀着一种反感分了手，直到1922年，他到莫斯科来，我对他已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这种感觉还未消除。又过了一年，我和他为了准备第二次德国革命便紧密地在一起工作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私交方面还不是友好的。我们之间似乎被一种捉摸不到的东西挡着似的。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他的害羞和我原来的反感所造成的。直到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俄国人很不公平地把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他的身上，并把他调离党的领导职位时，我才主动消除了隔阂。此后，他被拘留在莫斯科达两年之久。当然，经过了那场经历的刺激之后，他只好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了。后来在1929年我们又在柏林相见，可说是彼此终于见到了真心了。他原来是个最忠诚、最热心的朋友。
我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关系从一开始便是私人的友谊。他更像一个学者，而不像革命家，虽然他对工人阶级社会解放事业很忠诚。假使他不献身于革命事业，他在学术界本来可以上升到很高的地位。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人家要他和布兰德勒尔两人负起第二次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时，那个轻率的拉狄克就曾嘲笑他是生活在梦境中的典型的德国教授。批评是恶意的，但是说得还差不多。塔尔海默经常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缺席，但我们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他。他经常坐在一个小咖啡馆里，面前总是放着一杯斟得满满的啤酒，聚精会神地在考虑高等数学里的某一个问题。但是责任感使他走出抽象概念的梦幻之乡，转而同样热心地去考虑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除了数学之外，语言学也是他专门研究的学问。他在学术界被公认为研究帕尼尼（Panini，大约公元前2～4世纪的印度梵文文法家。）的权威。除了布哈林之外，他就是共产国际运动的最高理论家；甚至在他被开除出党之后，仍然负有这个盛名。
塔尔海默是我到达柏林之后不久见到的第一位德国共产党领袖。我们是在爱德华·富克斯的家里见面的，凡是不常去埃纳·莫里娜的时髦沙龙的共产党要人都以该处为聚会地点。富克斯在柏林郊区松林中的家很像个小型的美术陈列馆，也像个文物博览馆。他是收藏多米埃原画最多的收藏家，颇引为自豪。他的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专门搜集有关艺术史和文化史的书籍。每间藏书室都有其独特的风格。总的印象是相当精致幽雅，豪华而不过分。富克斯对于自己那满满的酒窖更是得意非凡。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奢靡享乐之家，它还有带一点希腊风味。当富克斯把我介绍给塔尔海默的时候，塔尔海默从一张大扶手椅子里站了起来，眼睛还端详着他那灼热的烟斗。富克斯说：他从鲍罗廷那里听到有关我的事情的时候，他认为我应当首先会见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一会儿恩斯特·迈尔也来了。他们三个人都讲英语，交谈的内容是一般性的。当时德国报纸上开始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关于印度不合作运动的消息。我的新相识都很好奇，他们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便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无法就当时的具体形势方面给他们很多的启发。但是他们对于会见的这个印度人竟然不相信自己国家的情况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基本的不同之处，显然感到惊奇。他们对于我迫切的要了解德国的全部形势，也觉得有些意外。当我们在午夜分别时，大家已经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了。
此后，我们经常会面，我被邀请去参加共产党领袖们讨论有关当时革命问题的秘密会议。我从那里得益不浅，不久就能够参加讨论了。塔尔海默画了很大的工夫把讨论会的内容给我翻成英语，并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再把它译成德语。他是党的领袖。保罗·莱维还关在监牢里，布兰德勒尔远在萨克森。由于他的态度，自然使我在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目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都以友好、亲善和尊敬的态度对待我。 |
36．柏林的一场不流血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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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柏林的一场不流血的战役
1919年12月，德国首都的政治气氛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显出无法形容的紧张。到处充满着无所适从、惶惶不安的气氛。然而，公共生活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当然是当时环境所容许的按部就班。旧制度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每个人似乎都已失去了对它的信念。但是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填补这个真空。。大多数人既不惋惜过去，也不对美好的未来存有丝毫幻想。他们需要拿出全身的智慧，勇敢地面对目前这个贫困、饥饿、迷惘和苦恼的时代。人们就像幽灵一样在街上往往来来。
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消费品，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已经供应不足。战争结束了，但物资仍很缺乏。大部分人营养不足，衣衫褴褛，愁容满面。一代儿童长大了，甚至都没有见过牛奶。没有糖，没有咖啡，也没有黄油。面包是配给的，每人每天两片，不知道是什么做的，但决不是小麦。匮乏造成了一些奇怪的习俗：参加宴会的客人，自己要带着那一份可怜的配给品：所谓面包和小小几片糖精。主妇待客的咖啡只是焙焦的谷类调制成的褐色溶液。我想起了西班牙的富足景象，甚至也想到了近邻瑞士的富庶。德国与之对比确是惊人的。对大部分德国人民来说，战争无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好处。他们有千百条理由，一想起这次战争就感到难受。
不多久，我就发现，同一个城市却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贫穷、破旧、阴暗；另一个却到处过着放荡的生活，骄奢淫逸，欢乐无度。市内的交通要道，繁华的坎弗斯丹登大街两旁，商店林立，摆满了各色各样的奢侈品，宽敞的咖啡馆陈设得富丽堂皇，漂亮的酒楼和舞厅直到半夜之后才开始营业。一到下午，交通拥挤，来来往往的都是最新式的汽车，咖啡馆里挤满了富裕的市民、时髦的公子哥儿、大摇大摆的官员，一个个都携带着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女人。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穿着漂亮的军装来炫耀自己的人；有的还挂着旧政权时代军人所渴望的著名的铁十字勋章，仿佛德国并没有被打败似的。这样分成了两个世界的国家，变成了激烈的内战的战场，毫不奇怪。
在普遍混乱、恐慌和疑虑的气氛中，一个外国人是不容易找到栖身之所的。我要通过一位叫爱德华·富克斯的博士与鲍罗廷取得联系。富克斯博士是一本有关社会风俗史的不朽著作的作者。他那部书详细的叙述了人类文化的黎明时期以来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还坦率地讨论了色欲问题。没有一个私人或者公共图书馆里找不到这本书，但是却不让夫人小姐们去阅读；然而每一个妙龄名门闺秀却都在偷偷地阅读这本坏书。
富克斯博士虽然是一位杰出的院士，但也是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和德国共产主义其他知识界先驱者的朋友，他本人实际就是斯巴达克同盟的一个成员。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威廉·皮克，恩斯特·迈尔、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克拉拉·蔡特金、保罗·莱维——或被抓进狱中，或已转入地下。不管怎样，我去打听他们的消息那是危险的。鲍罗廷知道我会住在福敦霍夫饭店，但是他不知道我到达的日期。我别无他法，只好耐心地等待他来与我联系。
这时，我作了几次谨慎的尝试，想与富克斯博士取得联系。但看来他也很少露面了。有关他的行踪，我从几个最明显的地方——他在柏林的家、大学和公共图书馆——都打听不到一点消息。在不耐烦地等待着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只得去办理一些财务上的事。为此，我去访问鲍罗廷介绍的一家私人银行。这位银行老板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同情共产主义。我马上与他成了好朋友，在他家里我还遇见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希法亭，以及其他一些老战士，他们对他们的党所组成的政府当时面临的局势，都有些忧心忡忡。
我作为一个刚信仰共产主义不久的人，对那些人怀有很大的偏见。同时，他们那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的声望，却又使我肃然起敬；他们都那么通情达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既没有恶意，也不是存心寻衅。他们一方面对他们所说的李卜克内西的“轰动一时的事件”持轻蔑态度，一方面却又对卢森堡不胜钦佩。他们都相信，她永远也不会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一种新型的东方专制制度。确实，当时在德国革命的先驱中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歧还不十分明显。他们都同样是知识分子，抱着共同的理想——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作为具有高度文化和优雅趣味的学者，他们在私人来往和社会交际方面，都还保持着理智和人道主义的水准，没有受党派斗争的影响。对立的信仰虽然使他们产生距离，而互谅互让却又使他们的距离得以缩短。
伯恩施坦很老了，几乎是双目失明。但是，他每晚都参加那位银行老板西蒙先生客厅中少数人的集会。这位老人永远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列宁就是他攻击的对象。他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长期维持下去，说列宁是一个莽撞的冒险家，他的狂热思想势必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搞得一塌糊涂，他现在正在拿他的国家的命运作赌博。伯恩施坦一再慷慨激昂地说着下列这几句话，这些话与其说是恶意攻击，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鸣：“说我是修正主义者！这个狂妄自大的傻瓜。他是在糟蹋马克思主义；他才是头号修正主义者呢。”
当我被介绍给伯恩施坦时，他奚落我道：“那么，你是狂热的鞑靼人的新门徒了？”在西蒙的客厅里是无所谓保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三派，但三派的领导人都把西蒙当作心腹朋友。有一次伯恩施坦挖苦说，他在股票市场上替三派作投机买卖。他替三派都办事，虽然替共产主义者办的事多一些。
社会民主党是由强大的工会联合会提供经费的，后者经营着范围很广而又互有联系的合作银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大战末期从母体分离出来后，仍控制着一部分既得利益。共产主义者的秘密存在，需要他们在经费来源方面有一条合法的渠道。传说中的布尔什维克黄金，并不是直接从俄国运来的。它通过迂回的路线，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及荷兰；从俄国剥夺者手里没收来的财富就是在上述地方兑换成现金的。那些金钱到了柏林，还得再换成其他各国的货币，然后秘密送出。德国马克在不断贬值。共产国际中央的经费必须以美元和英镑来保持稳定。所有这一切手续，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够合法办理。
我终于见到了富克斯博士，与鲍罗廷取得了联系。他介绍我到电影明星埃纳·莫里娜的沙龙去，常上这个沙龙的都是共产主义者。我在那儿遇见了卡尔·拉狄克，他刚刚获释出狱，并被命令在一周内离开德国。他津津乐道地吹嘘说，与遣散的军官实行联合是十分可能的。他这个人短小精悍、生气勃勃，一刻也坐不安稳。他要说什么的时候，总是在那个大房间里走来走去，讲起话来活像在讲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而且他不论什么时候都总想讲话。真的，他可说是占据着舞台的中心，把那个电影明星却弄得相形见绌了，那位电影明星显然是把他当作革命的化身来崇拜的。我发现在场的男人对拉狄克同样也抱有崇拜态度。这位俄国布尔什维克——虽然拉狄克实际上只是加里西亚的犹太人——简直成了神圣的先知。
我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抱怀疑态度的，我总觉得它是异想天开。我自己有过教训，根据我的经验，民族革命只是一种笼笼统统的理想。拉狄克似乎从我的沉默中察觉出我与他的见解不一致了。为了用形象的语言来阐明他的观点，他走到我跟前，把手搭在我肩上——我的肩膀竟比他的脑袋还高——对我说：“印度同志就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化身，这个主义不仅将征服德国，而且还将为共产主义把整个东方都争取过来。”那时我还不能确定，他的意见究竟具有多少预言价值。我对那种值得怀疑的殊遇并不领情，对他说，至少对我来说，我认为只有民族主义情绪消亡之后，共产主义才可以成为纯正的信仰。客厅中响起了一阵轻轻的赞许声，但这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却以高傲的态度对此置若罔闻，他认为这位东方同志的见解是错误的。他这种态度使我气愤，但我当时还是保持了沉默。
没有多久，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肥皂泡便吹破了，斯巴达克同盟因此陷入危机，好不容易才渡过了难关。我对那种想入非非的信仰的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此起了有益的作用。无论如何，我可能影响了恩斯特·迈尔。他当时已继卢森堡成为了早期德国共产主义的理论权威。拉狄克返回莫斯科，将要被当作英雄一样受到了欢迎，因为他的口袋里装着赢得德国的计划嘛。列宁否定了这个计划，谴责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是荒谬绝伦的。他严格批评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认为那是轻浮的行为；列宁这一批评意见，后来在他写的著名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作了更加详尽的阐述。
1920年3月初，一部分德国旧军队企图推翻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差一点就搞成了。一天早晨，这支军队开进首都，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一切战略要地。社会民主党总统艾伯特怕被捉住，带领着他的内阁人员，慌慌张张逃出了柏林。那是战后欧洲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机之一。我住的旅馆在柏林市中心（波茨坦广场），我从窗口看到一支典型的普鲁士军队，排成扇形向各个方向散开。不同阶层的人口瞪目呆地站在两旁，仿佛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灾祸吓傻了。这个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但是隔了一夜，就有勇敢的领导人出来控制局势，进行反击了。正是在这紧张的时刻，我第一次见到了威廉·皮克。起先，我当他是穿便衣的军官——他中等身材，不苟言笑，额头上边的褐色硬发更使他显得严肃。那是共产党的一次秘密会议。我是与恩斯特·迈尔一起去的；迈尔是个博学的知识分子，神态安详，说话温和。他接替了皮克，担任党的领导人。会议要解决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而且必须在天亮以前迅速作出决定。一件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德国劳工联合会是个有势力的组织，它的主席卡尔·列金发出号召向反革命展开抵抗；但是几年来共产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左翼，一直骂列金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现在列金已经决定，天亮以后将宣布政治性的总罢工。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怎么办呢？是充当改良主义者列金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呢，还是干脆在那关键时刻避不露面？迈尔主张走前一条路。皮克犹豫不定，于是建议与独立社会党（这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成立的新党）商量。一个联合委员会在天亮以前发出了罢工号召书。皮克和迈尔在号召书上代表共产党签了名。
四天之中，这个大城市就像死一样的沉寂，商店关门了，工厂停工了，白天街上空空荡荡，夜间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在第五天早上，我从旅馆的同一窗口眺望，只见一群戴钢盔的士兵向相反的方向开去，他们垂头丧气，默不作声。组织起来的劳工的力量战胜了野蛮的力量。这几天中，街上没有一个人，叛乱的军队甚至连开一枪的机会也找不到。能够目睹这一切是十分幸运的。它自然在我心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与迈尔和皮克的结识是这个场面的一部分。从那以后，其中一位已被嗜血的母亲——革命吞没了，那也许因为他是个聪明的、真诚的孩子；另一位则获得了报酬，但主要不是由于他对这位女神的忠诚、，而是由于他对她的那些祭司长们的巴结，这正好暴露了他在理智上缺乏独立的见解。
对保皇派军国主义反动势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之后，改良主义者列金还采取了另一个勇敢的行动：如果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和其他左翼政治领袖的支持，那就很有可能巩固共和国，并终于会改变德国以至欧洲后来的历史。列金要求改组内阁，清除臭名昭著的诺斯克，以及另外一些在危急关头有十分不可靠的表现的人。共产主义者跟在独立社会党人后面，退出了联合阵线，拒绝支持列金的要求。在那次决定命运的谈判中，皮克是他们的代言人。要不是迈尔正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狱，皮克可能已经把党引导到一条可耻的道路上去了。拒绝支持列金的改组内阁的要求，使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一段路。
列宁的干预制止了这一危险的倾向，它严厉谴责了给民族主义涂上红色的做法。幸亏斯巴达克同盟的老卫士那时出狱了。迈尔和塔尔海默接替皮克，当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分子从德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被清洗出去了。 |
35．内战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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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内战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1919年是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德国波罗的海集团军进抵彼得格勒，甚至莫斯科也处于危急之中了。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于依靠伟大希望来支持勇气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釜破舟沉，退路已经没有了。布尔什维克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就决心把它保卫到最后一息；他们怀着渺茫的希望，等待德国革命东山再起。他们执坳地相信，马克思的教义绝对正确，这信仰支撑着他们的希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在俄国，内战业已经开始。比较反动的一部分军官招募了几支雇佣军队，从四方八面向莫斯科进逼。德国军队仍占领着西部和南部各省。日本人从蒙古入侵西伯利亚。驻在波斯的英国军队占领了油城巴库，在格鲁吉亚建立了一个孟什维克政府。另一支外国干涉军从北冰洋岸的摩尔曼斯克登陆。1919年夏季，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线被切断了，邓尼金将军的哥萨克部队已到达莫斯科以南仅仅六十英里的地方。苏维埃首都确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尽管较远地区的一些据点还在坚持抵抗。例如，保卫察里津（现在的斯大林格勒），就是内战期间壮丽的事件。一支小小的卫戍部队，在斯大林的指挥下，对几乎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坚持抵抗了九个月。游击战争在全国各地敌占区的后方展开了。1919年2月，为了保卫革命，由武装工人临时组成的几营“赤卫队”，决定改编成为红军。
在德国，内战也如火如荼。但是反革命恐怖扑灭不了造反群众的满腔怒火。在全国大大小小几百个地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接管了地方政权。为了全部消灭他们，军队必须开进所有的地方。工业城市的工人居住区遭到了洗劫。无数本地的革命领袖或在街头被枪杀，或在军事法庭上经过简单的审讯后，即被处决。
但是在乌云密布的欧洲地平线上，也出现了几缕银白色的曙光。早在4月间，巴伐利亚就宣布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便成了抵抗胜利了的德国反革命的中心。但是它的寿命甚至还不到一个月。差不多在那同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在匈牙利也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它的寿命较长——四个月，最后根据协约国的命令，罗马尼亚的一支部队开进去了。
然而，中欧的旧秩序已不能恢复。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已使旧秩序濒于毁灭。军事失败更使它陷于一片混乱。七拼八凑的奥匈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凡尔赛和约把它肢解了。德国也是那样，十多个君主国附庸随着霍亨索伦王朝同归于尽。职业军人阶级的狂热情绪可以建立一种恐怖统治，但不能使历史的时钟倒转。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瓦解和精神的败坏，是不能靠暴力阻止得了的。
凡尔赛和约加深了旧社会制度的危机。年老一代的政客、官僚和高级军官，希望社会停滞不前。同时，他们玩弄阴谋，反对新政权。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敢在和约在签字。军队大肆叫嚣，反对解除德国武装的屈辱条款。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就可能失去军队的支持，而没有军队的支持，它连一天也活不下去。艾伯特向兴登堡请教。那个老狐狸回答道，军队绝对不能继续作战了，但他宁可作为一个战士光荣而死，也不愿接受耻辱的和平。这样信口雌黄的话的意思就是：让社会民主党去承担那个签定屈辱和约的臭名吧；骄傲的军人要行动自由，要保持清白，以便有朝一日动员全国，打一场爱国战争。同时，他们希望，不论凡尔赛和约的条文如何，协约国将默许德国军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以便使它成为反对革命俄国的缓冲力量。事实上，凡尔赛和约允许德国保留一小部分军事力量，这就使那支战败的军队的领导人，能够把它的军官骨干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青年军官对他们的上级的这种随机应变的策略，感到不能容忍。解除武装就是使他们面对失业的悲惨前途。他们反对凡尔赛和约，主张发动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他们对凡尔赛和约的态度，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左翼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态度十分相似。他们建议对协约国占领军开展游击战争，对国内外敌人实施示威性的暗杀恐怖计划，推翻签订屈辱和约的共和国政府。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与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协约国作战，解放德国，以维护它的荣誉。推翻社会民主党政府，瓦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也是德国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因此，联合可以从国内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到国际方面，青年军官们寻求与革命无产阶级建立联盟，在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开展一场反对奴役德国的抵抗运动。
这种奇特的主义，在斯巴达克同盟中获得了不少信徒。革命在军队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如果敌人阵营中发生了叛变，有更多的积极分子投顺叛变的一方，革命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可能。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马克思不是预言过，在最后的危机中，资产阶级社会的分解将保证革命的胜利吗？
当时拉狄克在柏林是一名政治犯。新的发展使他喜出望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侵入俄国的时候，他也鼓吹过相似的抵抗方法。现在可以在德国应用它，以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了。这一次列宁肯定不会像前一次那样反对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正处在不稳定的局面之中。如果协约国受到德国大规模抵抗运动的牵制，他们就不可能增援进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俄国白军了。俄国和德国在革命战争中的联合行动，说不定会使整个欧洲获得解放。拉狄克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的代表。他的态度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死了，其他一些老资格的杰出领导人都在监狱里，斯巴达克同盟觉得自己已经很难恢复元气。但是，与斗志昂扬的青年民族主义者缔结联盟的可能性，向它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在当时一片混乱和骚扰不安的气氛中，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鼓吹者们，对斯巴达克同盟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德国共产主义正在走向危险的境地，而当时军队正在准备一次强大的进攻，想推翻年幼的共和国。群众对这次进攻的和平抵抗，以及进攻的可耻失败，是德国早期革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大部分军官想与共产主义者联合，同时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他们对共和国的命运漠不关心，其中许多人还真的同情起义者。不论由于什么理由，总之，在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共产主义者确实没有获胜的希望了。
早在1919年初，当社会民主党政府允诺“志愿服务团”在柏林城自由活动的时候，这个服务团就提议建立以艾伯特为首的独裁制度。但是总参谋部要慎重行事，控制了那些急躁的青年军官。凡尔赛和约的缔结打破了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渺茫的希望：他们本来以为协约国会答应德国保留相当大的一支军队，用以对抗发生革命的危险。原来规定的军队人数是四十万，于是引起了他们的希望。那样就可以起用旧军队的全部军官骨干力量，建立一支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了。但是数目被削减到了二十万，到1920年年中，又要再减少一半。那么小的一支军队，至多只能安排旧军队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军官。两万以上在旧制度下占有特权地位的职业军人，将被解雇，从而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言而喻，这在军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共和国政府负有在协约国管制委员监督下，执行凡尔赛和约条款的责任。如果德国要拒绝这种强迫接受的和平条件，政府就要被推翻了。
西线的军队被遣散了。但是还有许多个师留在遥远的俄国，不受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约束。东线军队的指挥官们拒绝服从共和国政府的命令，不愿解散，也不交出武器。他们在总参谋部的秘密支持下，决定向柏林进军，推翻共和国政府，建立军事独裁制度。这一计划吸引了那些青年军官，他们本来就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要与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俄国结成联盟，以发动革命战争来维持德国的荣誉。那些人在东线并没有被打败，他们成了柏林的前卫部队。这些东路军队正在向首都开来，名义上是要来交出武器，接受遣散。他们不能继续驻扎在俄国的波罗的海各省和波兰了。根据凡尔赛和约，俄国波罗的海各省及波兰都已成为独立国家，处在协约国的保护之下。这些军队也不能无限期地在遥远的乌克兰和南俄罗斯活动下去，因为他们与德国的供应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因此，东路军队的指挥官们决定冒险行事；这确实是冒险，因为如果必要的话，协约国的军队会随时开进德国，强制执行凡尔赛和约。
到1919年底，在柏林流传着一个小册子，题目是《漫谈独裁》。它提出要社会民主党政府辞职，解散国会，在军队的监督下选举新的国民议会；同时，必须停止按照凡尔赛和约解除武装的工作。在这以后不久，一支典型的普鲁士军队，戴着的“卍”字徽章的钢盔，举着以前的帝国国旗，开进了柏林。它包围了政府的所有大厦，宣布成立一个新政府，政府首脑是东路军总指挥吕特维茨将军和一个名叫卡普的博士，他是旧政府的高级官员。
艾伯特总统向总参谋部驻柏林代表告急。他们断然拒绝援助；一部分军队决不打另一部分军队。他们建议艾伯特与叛乱分子谈判。后者准备接纳社会民主党的诺斯克作为他们独裁政权的傀儡首脑。社会民主党政府意识到，柏林的局势已无法挽回，于是流亡到德累斯顿去了，但是在那里，他们觉得仍有被当地卫戍部队拘捕的危险。流亡政府最后在南部的斯图加特找到了栖身之所，远远地离开了风暴中心柏林。恐怖和内战的一年，终于以反革命的暂时胜利而结束。这就是我到达德国的时候所见到的情况。 |
34．德国革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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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德国革命的失败
在布尔什维克被围攻的整整一年中，支持着他们英勇无畏精神的那个信念，不是毫无根据的。1918年11月，德国确实爆发了革命。但是布尔什维克的伟大期望落空了。
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把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责任，记在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倒霉的领导人的帐上。但是客观的历史家应该对他们作出比较宽大的评价。作为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们也相信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怀着从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工人阶级的理想。在1918年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他们之所以那样行动，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释。指责他们出卖无产阶级革命，那是不公正，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先驱者们所鼓吹的革命理论与实践，是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根源在于它们共同教祖的教义里包含着矛盾。渐进主义是在革命不可避免学说中所固有的；它排斥共产主义的革命观。如果历史是确定了的过程，革命当然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将在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压力下崩溃，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既然如此，又何须革命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其中有的还曾在自己的导师那里亲聆过教益，但是他们在现代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指引下，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位导师鼓吹的暴力革命，与他的历史主义是矛盾的。但社会民主党人也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暴力，又反对革命的暴力，默许对革命进行暴力镇压。
马克思和他那些更为狂热的信徒，头脑里老记着法国大革命的情景，幻想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将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他们那是打如意算盘。在18世纪，那些奄奄一息的君主国的雇佣军队被群众起义打垮了，但是现代国家的军事力量比雇佣军的力量强大得多。在俄国，多亏军队瓦解了，坚定的少数人才得以夺取政权。沙皇的国家是个中世纪式的君主国，它腐败无能，又加被宫廷的宗派斗争所削弱。因此，俄国革命基本上套用了法国革命的方式。德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帝国战败和覆亡之后，他的军队仍然继续存在。事实证明，在1918至1919年那个严重时期，军队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那是一支职业军队，军官都具有政治头脑，出身于传统的军人阶级。共产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的呼吁，得到了被应征入伍的士兵们的响应，但军官们对此却无动于衷。
柏林成立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消息——这个委员会控制了那个大城市多日——立刻传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许多城镇都竞相效仿。武装暴动采取的是一年前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方式。起义者占领了公共建筑、火车站、交通中心和报社，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这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有力的挑战，他们只是想在柏林和各省省会成立看守政府，以填补那个政治真空时期，然后选出国民议会，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为了安定起义者的情绪，社会民主党政府首脑弗里茨•艾伯特邀请李卜克内西入阁。他没有接受。于是惶惶不安的艾伯特便采取了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决定了共产主义概念的革命的命运。
军队战败了，总参谋部躲在遥远的安全地带，窥测着柏林和全国各地不祥事态的发展。艾伯特打电话给接替鲁登道夫的格勒纳将军，要求军队合作，以恢复旧秩序。另一个说法是，格勒纳主动提出，愿意与政府合作。艾伯特马上表示欢迎，就像快淹死的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不论怎样，军队之所以介入政治领域，是因为他们相信，革命的威胁是为复活德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提供了机会。他们的希望是：鉴于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就连协约国也势必放弃全面解除德国武装的要求。因此，德国革命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胜利的和战败的两类资本主义列强潜在同盟的反对。德国革命像在俄国那样取得胜利，希望是微乎其微。
战败的德国军队分散在欧洲大部分土地上。要遣散几百万军队，把他们有条不紊地送回家乡去，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难题。甚至连进行这项工作的机构的架子都没有搭起来。政府要求总参谋部合作，后者欣然承担了这个责任。这是在士兵中间恢复纪律，重新树立军官威信的机会。总参谋部秘密地发出了命令，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的“志愿服务团”（全部由退伍军官组成），其任务是维护国内治安，换句话说，就是镇压革命运动。“志愿服务团”的一个支队，大约有几千人，在柏林街头巡逻，枪杀示威的工人，还逮捕了工人士兵委员会的一些人。在市内纷纷散发传单，他们叫嚣要刺杀李卜克内西，要求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实行血腥镇压。墙上有大副招贴文件，内容是：“工人们！公民们！我们的祖国已接近毁灭；来拯救它吧！它所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杀死它的领导人；杀死李卜克内西；杀死犹太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得到和平、工作和面包。”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诫文件上署名的是“前线归来的士兵”。
愤怒的浪潮汹涌澎湃。到处是一片混乱。恐怖的恶浪淹没了乌合之众的群众运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大会，拒绝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出席会议。风向确实变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利用普遍的混乱和动摇，控制了大会。尽管这样，大会仍然强烈反对政府与帝国军队结成联盟。艾伯特辩解到，为了保护新生共和国的边境，这种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兴登堡给他撑腰，从司令部发来声明：“军队支持艾伯特的政府，也希望政府履行它保存军队的诺言。”
大会之后，艾伯特立即命令柏林市郊的一支卫戍部队的司令，把军队开进市内，驱散工人武装队伍。那些工人武装队伍当时保卫着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大厦和革命群众占领的其他公共建筑。帝国军队向那些革命群众筑有防御工事的建筑物开炮轰击。柏林在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当军队开始向革命进攻的时候，革命的领导人却没有能起来应付事变。李卜克内西是群众爱戴的领袖；他非常善于演说。他的演说慷慨激昂，引人入胜，还伴与独特的动作和勇敢的精神，但是，内容却缺乏一种思虑周密的理论和切合实际的思想。卢森堡才是斯巴达克同盟的首脑。
卢森堡原籍波兰，早在学生时代她就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为避免被捕不得不逃离祖国。不久，这位年轻妇女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崭露头角，被公认为第二国际左派的理论权威；当时，那个红胡子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还被看作是狂热的危险分子呢。在理论上，卢森堡是考茨基的学生，但在革命实践中，她却采取了中间的立场，介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和平渐进主义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密谋方式（即后来被称为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之间。那是骑墙派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设想对国家实行渐进的改造，与此相反，卢森堡却提倡以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作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这种理论的谬误，在德国革命的严重关头已变得十分明显。如果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是革命军队最后进攻的手段，那么，就应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参谋部来计划和领导这个进攻。尽管卢森堡的聪明是不容怀疑的，但她对革命实践的想法却没有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不然的话，她就会认识到，如果没有列宁的职业革命家的党，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就万无成功的道理。要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必须把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引向武装起义，而且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党来计划和领导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并最终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精髓，是列宁在流亡瑞士的十年期间十分详细地拟订出来的。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的否定，实际上也是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否定。但在俄国获得胜利的是列宁主义。在德国，革命的领导者企图在忠于西欧文化传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及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它后来即被称为共产主义）之间搞调和。卢森堡是一个理论家；但在实际政治方面，她却让自己受到感情因素的支配。确实，德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多年来的政治活动，只是限于对右翼领导人展开批评，因此，在需要他们领导革命群众运动走向胜利的时候，他们却感到束手无策了。
卢森堡不愿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也不赞成任何夺取政权的企图。她主张连续不断地开展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认为那样就可以使阶级矛盾尖锐化。这种革命策略的天真幼稚是一目了然的；它指望权力真空时期无限延长，直至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将积极投入革命运动，然后不通过任何暴力，便把共产主义者拥上权力的宝座。它设想在这期间，那些反对革命的力量将是无所作为的。其实不然，他们早已把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确定为他们暴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了。
卢森堡的立场的一大功绩，就是否定专政。即使共产主义领导人列宁获得成功，专政已被列为革命信仰的基本原则的时候，她仍然反对专政。她毫不含糊地主张民主；但这必须是革命的民主，而不是徒具形式的议会制度。她想不出它应该具备什么形式；但她又不能走当时为她和她的追随者开放的唯一的民主道路。卢森堡是一个彻底的不合作主义者。她甚至反对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议会。不肯妥协的否定主义方针，使共产主义者脱离了群众运动。群众的热情不可能无限期保持下去。李卜克内西在革命爆发的当天宣布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始终只是乌托邦而已。同时，没有直接目标的运动，在军国主义恐怖下瘫痪了。恢复秩序的呼声在中产阶级群众中引起了反应。工人阶级陷于孤立了。
在那样没有希望的局势中，社会民主党人所允诺的民主共和国，为防止旧制度复辟提供了唯一机会。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转变了方向。共产主义者的孤立鼓励了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后者直接参加了临时政府，负责与帝国军队联络。他们宣称，要以暴力回答暴力。那是向共产主义者发起全力进攻的信号。与此同时，一支相当大的军队悄悄地开到柏林附近。1月9日，革命爆发后仅仅两个月，军队开进了市区，事实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全市。
像火焰熄灭前的回光返照一样，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宣布成立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另一个革命政府。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不许李卜克内西参与那个铤而走险的行动，宣称他们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冒险主义决定不负责任。他们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最后联系破裂了。
几天以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一小撮军官抓去，带到了部队司令部。他们遭受了残酷的摧残，确实是被屠杀了。他们的尸体四肢不全，几乎不能辨认，第二天发现漂浮在一条运河上。为调查这个案件成立了军事法庭，它的裁决是：罪犯们是在试图逃跑的时候被开枪打死的。这种暗杀具有象征意义，它也是对革命的暗杀；这次革命延续了两个月，继之而来的是恐怖、内战和反革命的一年。 |
32．终于到了柏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M．N．罗易->《罗易回忆录》选录
第二卷新的信仰
32．终于到了柏林
………………。
1918年年底，德国在西线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失败之后，鲁登道夫承认大势已去，于是兴登堡就劝德皇求和。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在失败后马上就土崩瓦解了。那个叱咤风云的战争霸王一直在以武力恫吓欧洲，忽然变得胆战心惊，带着一笔相当可观的家私，逃到中立的荷兰避难去了。
整个大战期间，德国的海军除了潜艇舰队外，一直安然无恙地留在基尔港内。鲁登道夫在1918年10月初就宣布，德国在西线已经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因此海军参谋部决定，为了德国的荣誉，德国舰队要冲到公海上去，与英国舰队决一死战！德意志帝国海军的“绝死巡航”被哗变的水兵阻止了，他们拒绝与军官一起“光荣就义”。舰队的旗舰升起了红旗。11月9日，哗变的水兵走到岸上，与工人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革命揭开了序幕，便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北方各大港口和工业中心。
同一天，柏林的士兵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并且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午后，大批的工人、士兵和水手涌向有最忠诚的军队守卫着的皇宫。卫兵们放下武器，挥动如林的红旗，站到示威的革命群众一边。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德皇退位并已潜逃的消息正式宣布了。
社会民主党在马鞍匠出身的弗里茨·艾伯特以及菲利浦·谢德曼领导下，得到一些不受旧制度约束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支持，准备把千疮百孔的国家暂时接管过来。就在这时，刚刚出狱的斯巴达克同盟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建立俄国式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戏剧性的宣告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在柏林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的人群呢。皇宫警卫队的一个军官撕下了身上的绶带，并把御用的一条红毛毯从阳台上悬挂出来。
这时，一队武装工人冲进国会大厦，在那里，最后一任帝国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正在邀请艾伯特组阁，成立一个在皇太子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他们抓住谢德曼，拉他出来向群众表态。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已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既然反对暴力和专政，他们就应该起来勇敢地反击。可是，在他的上级答应他的党要执行君主立宪制的同时，谢德曼却宣称：“旧的、腐朽的君主制度已经垮台了。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但是红色革命的惊涛骇浪席卷了整个首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怕得要死，就想了个主意，要把偶然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迁往卡赛尔，战败的帝国军队司令部就设在那里。虽然鲁莽的鲁登道夫已撤退到慕尼黑，在那里医治创伤，并策划反革命的恶毒阴谋；但老狐狸兴登堡还留在卡赛尔，普鲁士军国主义骨干分子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从远处注视着柏林方向不详的发展。
革命之后的1919年，打了整整一年激烈的内战。我到达柏林的时候，凡尔赛和约已经签订，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建立的秩序还是很不稳定的。一位马鞍匠出身的共和国总统代替了皇帝——这位皇帝不仅自己宣称他是从查理曼到腓特烈大帝的中世纪武士的高贵传统的继承者，而且还渴望着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那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菲利普·谢德曼爬上了俾斯麦的位置，当了德国总理。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协约国管制委员会驻在柏林，成了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各地都建立了这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强制执行对战败的敌人全面解除武装的条款。
不言而喻，那里普遍存在的社会气氛和心理状态是屈辱、失败和苦恼。物资极端贫乏，各种生活必需品一点也没有，这就是当时形势最突出的特点。这一特点由于下面的景象而被衬托得更加突出了：在城市的上流社会地区，橱窗中的奢侈品琳琅满目；而周围却是一片凄凉，窗上的玻璃破了，墙壁上弹痕累累，街道上到处坑坑洼洼，破旧的有轨电车隆隆驶过，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加不调和了。
特别触目惊心的景象是流浪街头的大批乞丐，他们穿着破军装，手足残缺不全，面孔给伤疤弄得简直无法辨认，从他们神经失常的各种症状看来，他们大多是患了“弹震症”。其中不少人不能讲话；有的是身体有病，也有的是为了避免乞讨的耻辱。他们只是沿着街道席地而坐，像一座无言的纪念像，似乎要让人想起战争的骇人经历似的。著名的胜利大道，夹在那两行中世纪的条顿武士的塑像中间，显得多么不相称啊。可是正是这些武士的英雄故事，经过爱国主义历史学家的生花妙笔，竟成了鼓舞现代军国主义精神的源泉。这个城市的其他所有街道上的的阴森景象，却一直在谴责这种罪恶。那些被抛弃在街头的正直人士当中，也有社会主义者和自称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除了残废的躯体和错乱的神经外，已一无所有。更为勇敢的和更为愤愤不平的人在胸前挂上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我为祖国打过仗”。为了避免不许公开乞讨的法律的制裁，大家带着一些铅笔、鞋带之类小玩意儿，有的拿在手里，有的摊在面前地上，装作在叫卖这些东西。没有人相信这种非有不可的伪装，但是这些穿军装的乞丐仍然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拿着那些表示他们遵守法律的东西。
我晚上到达柏林，时间已经相当晚了。市内灯光黯淡，遍地冰雪。满街的烂泥雪水掩盖着危险的坑洼。我要到一家指定的旅馆去，那是与鲍罗廷约好的。他的名字叫菲尔斯腾霍夫饭店，是一家上等旅馆，位于波茨坦广场；那里是全市交通的神经中枢。火车站很大，但气氛沉郁，挤满了军官，有德国的，也有协约国的。德国军官怀着战败的屈辱，但又装出尊严的样子，有时还显得盛气凌人。协约国军官居然能够容忍下去，虽然他们不总是那么很高兴，这使我大为惊奇。但一般说来，在各国军界之间总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礼貌。
我走出车站的时候，几辆破旧的出租汽车已经被一些佩带着大量金色穗带和绶带的军官占去了；柏林仍然是军队寻欢作乐的所在，高级军官更是支配着一切。一个可怜的平民，而且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国人，那就只能雇一辆东倒西歪的马车啦；那匹马几乎已站立不住，瘦得皮包骨头，身上的毛也快掉光了。如果我知道去旅馆的路，又没有携带行李的话，我宁愿走着去。无情的鞭子左一鞭右一鞭，终于使那无可奈何的牲口相信，要使皮肉少吃一些苦头，还是蹀躞前行为妙。幸好那段路程很短，还不到半英里；我们的好马走了没有一刻钟就到了，于是我和我的行李就都被丢在一幢四层大厦的庄严的转门门口。
透过玻璃窗向里望去，那宽敞的穿堂里挤满了军官。我踌躇了一会儿，便鼓足勇气走近门口，请穿号衣的男仆给我搬运旅行袋。他嘀咕道，这里没有空房间。说完，他轻蔑地把宽阔的后背转向我，让我这个卑贱的平民冒着得肺炎的危险，站在深及脚踝骨的雪水里。我冒火了，推开那个家伙——一个典型的德国军士级教练员，闯了进去。我走到帐房柜台前面，操着法语用相当大的声音说：“我是一个中立国家的公民，我刚到达柏林。”我要求在旅馆里找一个房间。旁边几个衣冠楚楚的先生们都转过头来，打量我这个硬闯进来的老百姓。其中一个随即向我跨前几步，询问我的国籍。他讲法语，但他显然是个德国人。我给了他一个简单的回答；“墨西哥人”，便掏出护照，当面硬塞给了接待员。那位军官偷偷看了一眼那份很醒目的羊皮纸证件，小声向接待员说：“你设法给这位先生安排一个房间吧。”接待员的态度顿时变了；他非常客气地向我道歉，表示今晚确实无能为力。如果我明天早晨来，他可以给我弄一个房间。他招呼一个服务员，要他帮助我解决当晚的困难。
我的保护人是个魁梧的中年人，穿着长外套，外套的翻领上饰有金丝带。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把我带到他的柜台那儿，问我是不是印度人。我答道：“是的，但我是从墨西哥来的。”我不愿撒弥天大谎，这使我那位友好的对话人很满意。他低声说：“我们是朋友；不要担心；德国是不会被打败的。”他吩咐他手下的一个人把我的旅行袋拿进来，把它们保管好。我只需拿着手提包到附近的客栈去，那里可以给我安排一个房间过夜。天使圣彼得敞开了受伤的胸膛，我总算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强烈的仇恨从他那充血的眼睛中反映出来。他告诉我，协约国管制委员会总部就设在这个旅馆内。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好像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子似的。他们有权保留所有的房间；因此许多房间只得永远空着，以便随时满足他们的需要。经理当然不愿接待平民，除非是显要的人物。但是他会替我安排住宿的，还劝（不是要求）我交一些钱给他。接待员很穷，但还必须保持体面。我懂得他的意思。多少呢？我揣摩必须够两个人分的，于是就塞了一张五元美金的钞票在他手里。啊，美元！他笑逐颜开了。他把我交给一位穿号衣的助手，让他带我到附近的客栈去。客栈老板娘接到的紧急任务是，必须把最好的房间安排给这位印度贵宾，他明天早晨就可以搬到菲尔斯腾霍夫饭店去住。旧秩序已从街上消失了，但它依然统治着德国人的心。
客栈里最好的房间也极简陋，幸亏勤劳的老板娘——一个和蔼的老妇人——把它收拾得还相当整洁。她也为德国遭到的耻辱和灾难而伤心，它本来是一个强大、繁荣和安乐的国家呢。她噙着眼泪，抬头仰望着那还挂在墙上的褪了色的德皇肖像。我觉得很冷，瞅了一眼没有生火的壁炉。老板娘看出了我的意思，便诉起苦来，说炉子已有一年没生火了；没有煤嘛。可怜的人！她不懂得，德国遭到的灾难早在德皇统治的时候就已开始了！她还告诉我，热水是没有的——连一罐洗脸水也没有。但是她可以帮我弄到一杯咖啡和一片面包，只是没有牛油；她几乎已好几年没看到这东西了。那种褐色饮料闻起来和尝起来都一点也不像咖啡。但它热气腾腾；我一口气把它喝干。这一宵就在两条破毛毯下焐暖冻僵了的身体。没有糖，只有一小片糖精。牛奶当然谈不到。那一片所谓面包，看起来就像一片灰色的泥土。这就是我在柏林的第一顿饭，不久我就知道，德国绝大部分人每天吃的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个骄傲的民族确实已过着苦难的日子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旅馆柜台前受到的待遇已经大不相同。服务员向我行了军礼，通知我，我的行李已放在我的一套房间里。其实我要的只是一间屋子。接待员也向我立正致敬，把钥匙交给我，还吩咐一个侍者带我上楼。我走进电梯的时候，遇到了昨天帮我忙的那位德国军官。他像老朋友那样向我问候，还递来了他的名片——陆军上尉某某，与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联系的联络武官。我的新朋友向我表示希望再见之后，便走开了。显然，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与一个外国人亲热谈话。留给我的一套房间在四楼转角上，从楼窗可以眺望波茨坦广场的中心。这一次看来又是护照给我帮了大忙。 |
渴望“文化”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渴望“文化”
看来，应当对俄国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脑力线”表示祝贺，这脑力线的性质显得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重要了。并不是说这里面有某种历史的意外，恰恰相反，这一切都在极其审慎的预见之中。不过，重大的事件往往总是出乎意外的，就连你将预见到的时候也是如此。
已经停刊的《同志报》[1]早就谈到过“对健康的保守主义的普遍怀念”。这家报纸扬言，只要给以喘息的机会，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便会立即投入到“文化”中去。现在，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高唱这一调子。很难找到一期俄国报纸，上面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对文化的怀念。请允许我们来摘录几段。
“自由只有在对小市民阶层的劳动纪律有保证的地方才能够存在下去。”所以，“为‘小市民阶层’而斗争，为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斗争对我来说具有崇高的意义，我想说这几乎具有宗教价值。”（加利奇[2]：《思想》，《言论报》，第82期）阿尼奇科夫先生[3]号召要贴近日常生活，并鼓吹“生活崇拜”是使居民和知识分子得以接近的一种手段。（《自由思想》）
“……现在，问题涉及的是所希望的和需要的保守主义，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旁边还写着：“我们完全相信绝对者……mediares[4]的观点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能灌输这种观点的只能是文化这种为社会机体注入活力的历史沉淀物和精华”……等等，等等。（英贝尔[5]：《夏天的书简》，《敖德萨新闻报》，第7567期）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随便举出很多。不过，这些零散的引文只能粗略地表现眼下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情绪。谁善于观察社会心理的各种现象，谁便会不进一步读引文也能了解我们。新潮流的形式、征兆、程度是各种各样的。可是，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式上——在政治、艺术、经济、生活习惯问题上——一切都归结于一点：渴望“文化”。
而且还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是完全老成持重的文化。“我们”太好冲动；如果去否定，就否定得完全彻底；如果去赞扬，就赞扬得忘乎所以。“我们”过于相信绝对者。“我们”过于远离民众。我们不再为小市民的中庸之道感到羞耻。不再有不文明的冲动和突变！我们要尊重自由、艺术、人类，——不过要在充分保持自身尊严的情况下这样做。我们要献身于爱情，——不过……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是要在保持卫生的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在俄国文学中已被彻底败坏了名誉的词：小市民习气。近十年来，它在我们这虽成了一只马戏团的皮球，丑角们用头把它顶来顶去。到了还这个词以它原来的内容的时候了。到了该承认我们这儿正在匆忙地形成欧洲有文化的小市民习气——不是作为一种“情绪”，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时候了。当俄国知识分子被告知说，——不错，说话时用的并不总是尊敬的字眼——他们和他们的欧洲姐姐一样是由同一种材料制成的时候，从这里面看到的几乎是履行历史职责时的一种侮辱。而现在呢，却如此不知疲倦地，几乎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就像从前哲学家们、新闻记者们和批评家们向俄国知识分子证明后者对特殊的历史使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样，来向我们证明，耳朵再高，也高不过额头——哪怕它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的耳朵也罢。当唯物论者从知识分子的神秘主义探索中看到的只是小市民力图确立自己地位的徒劳无益的努力时，他们便被扣上了蓄意诽谤的帽子；而现在理想主义者竟公然宣称：为小市民而斗争（是为小市民而斗争，而不是像五年前那样反对小市民！）对他们来说“几乎具有宗教价值”。结果——时代真是变化无常！——却无人认为这是诽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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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知识分子是如何从文化禁欲主义、美学虚无主义和“反资产阶级”传统——这种传统有时是极其幼稚和拙劣的——一直坚定地走向对小市民文化的崇拜的，这倒是饶有兴味的一篇故事呢。我们当然不准备在此讲述这篇故事。我们只想粗略地勾勒其中的两三个情节，它们有助于我们把当前最新的潮流放到历史发展的前景中去。
首先一点是：现在，当许多年过去之后，可以相信，已无人再怀疑俄国知识分子的反个人主义的本能和反资产阶级倾向是一种青春期的“病态”了。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他们在谋生方面到处碰壁，他们没有权利，他们贫穷，所有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以“集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残酷的自我保存斗争使他们经常保持饱满的精神和高昂的情绪，并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救世主会。他们对为人处世的个人主义的敌视态度是其贫穷的另一个基础。他们全都一无所有，一切都相互占用，并借此生活：激进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经济学旧日的一个秘密便在这里。既然解开这一理论之谜的钥匙至今尚未找到，那么国家的经济发展便会直接取消这个谜本身，产生对普通的知识分子的需求，提高他们的工资，进而降低道德激情。当然，两者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但它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不论怎样，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都带着怀疑主义的微笑转向自己不久前的野蛮态度上去了。他们的“个性”自我觉醒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不再想用集体的梳子梳理头发了。现在，国外的俄国学子们几乎与德国大学生们没有什么差别了：他们的衣着十分讲究，早就不再夸耀领扣在侧面的竖领衬衫和乱七八糟地披散着的头发，台球玩得很出色，学习也非常用动——他们多年没有这样用功了，而且还在餐馆里和女招待调笑——他们从前是不敢当众这么做的……
与知识分子从前的文化怀疑主义有直接关系的是他们的美学虚无主义。巴扎罗夫性格[6]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对40年代的唯美主义者说过：我们顾不上《西斯廷圣母》[7]，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赎买证书。由于好持相反意见的特性并根据应合乎逻辑的法则，便宣布一双精制的靴子要从根本上高于《李尔王》[8]。可是，这种表面上显得有些粗鲁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却是以巨大的道德热情为其前提的。“否定”莎士比亚只不过意味着强行压制自己的审美需要以及压制许多其他需要，——因为还顾不上：还必须手持扫帚去清扫奥吉亚斯的牛圈[9]，而且里面的居住者还未被迁移出来呢……我们不打算号召任何人倒退（为此，我们太相信未来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指出，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禁欲主义尽管表面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生硬之处，但比起眼下整个审美上放纵的做法来，其中真正的美却要多得无可比拟。
90年代我们可怜的“颓废主义”首次宣告了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唯美主义——而不是贵族唯美主义——的形成。可是，它从一开始显得多么羞羞答答、甚至胆怯啊！它勉强壮着胆子结结巴巴地提到审美的（主要是色情的）“激动”，并竭力使自己对“倾向性”的抗议——实际上是对压在文学上面的重大道德政治义务的抗议——具有反对说教的民粹主义的形式。这样做见了效，使得它受到了当时杂志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庇护，后者本身对颓废派不大感兴趣。把它们在心理上联系在一起的大概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即两者都时常宣布自己是“最新成就”，两者都屈居少数。彼得堡的《生活》杂志便是这种奇特的联系的产物，它是廉价的马克思主义与廉价的唯美主义相组合的结果，纸质上等，而价格低廉。高尔基一夜之间声誉鹊起，名满天下，也是那一时代的现象。按照流行的定义，流浪汉是反抗小市民习气的象征。这要看对谁来说啦！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流浪汉恰恰是崛起的小市民个人主义的象征。去掉身上的担子吧！该挺直腰杆儿啦！社会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我就是我！尼采前来帮忙了。在西方，在帝国主义处于紧张状态的时代，他作为哲学个人主义的最新的、最大限度的成就而出现，因而也是对幼稚的小市民个人主义的否定和克服。而在我们这里，却迫使尼采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他的抒情哲学被分割成散碎的奇谈怪论，并使其流通起来，就像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的硬币一样……
早期的颓废主义、流浪汉习气、尼采哲学是新的知识分子自我感觉的无意义的、浪漫的、混乱的爆发。这是个人主义的Wanderjahre（漫游时代）。下一个时期——唯心主义哲学的“极盛”时代，也就是康德学说的（“唯心主义问题的！”）暗淡的普及时代——进行的是以哲学的甜言蜜语迷惑“沦为流浪汉的”个人的尝试，宣布个人就是目的本身，同时将个人置于资产阶级道德的“绝对”标准的监护之下。
这种哲学上的骗人的小把戏的宗旨是让知识分子先生的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个性成为小市民文化的主要动力：“我是绝对的目的本身，可是，在我之上（或在我身上）存在着应尽天职的绝对命令；所以，我应该履行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义务。”这里所说的是对群众实行开明的控制。真正的尼采是对康德及康德信徒——这些“为自己的偏见进行辩解的诡计多端的家伙们”——的否定和克服。我们的康德信徒却是为了战胜尼采学说才出现的，战胜后便收其为义子，收其为义子后便开始在《解放》杂志[10]上将其改成合乎未来的议会制生活之用。实质上，从高尔基到……康德为止的第一阶段的这种个人主义在心理上具有十分肤浅的性质。一切都未超出美学预见和哲学投射的范围。个人主义尚未掌握意志，因而激进的灵魂可以保存自己四分之三的旧内容。目前还面临一项很大的工作：让个人主义从哲学美学的意识，也就是“节日的”意识转入日常感受的领域，并使整个精神生活服从于它。这项工作的主要部分是通过近三年来的事件而完成的。通过这些事件打破了许多陈陈相因的联系，揭露了许多一直被掩盖着的东西，深化了许多原来仅仅属于草创的事物，并使社会中的所有阶级都衰老了数十年。当革命的洪流涌退的时候，有必要对大量的印象、精神上的收获和损失进行总结。对知识分子来说，这首先意味着摈弃陈旧的禁欲主义习惯、激进的虚无主义和原始的反小市民本能的老一套。从心理上，从内心深处摈弃它，而不是从哲理上像革命[11]前那样从上层的什么地方摈弃它。
在解决这项任务时，从它设防最差的方面入手最为容易，这个方面便是性。既然历史对什么都不厌弃，那么它不仅能把库兹明，而且还能把阿尔志跋绥夫，甚至还能把彼得·皮利斯基[12]吸收到工作中来。尽管它独断专行，但有一点是大公无私的：“我什么都可以做！”（出自尼采，引自《生活》杂志）这成了一种非常具体的命令：“抓住成功的时机！”于是，出现了“肉欲的无政府主义”时代。这依然还是那种充满个人主义的浪漫情调，只不过已从理性转到意志上，并在我们的粗野的经验主义世界里最后唱出了“do、re、mi”和“爱情的连音”。神圣的自我觉醒上了警察局的犯罪记录，结果管束性的个性这个花花公子成了当务之急。正如尼采的浪漫情调同时被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收为义子并加以管束一样，现在颓废色情的沙巴什也被文化的宗教价值说一并收为义子并加以约束。性个人主义打着文化的旗号进入了实际理性的范围。后者实际上所重复的仍旧是绝对命令那一套，只不过换上了具体的、生活中常见的生硬干瘪的语言而已：“肉欲的无政府主义是你们的绝对权利，任何人（警察局除外）也不能够否认你们有这个权利。可是，为了文化和薪金的缘故，请劳动大驾光顾一下事务所、银行和编辑部吧，——总不能一辈子老呆在文学天才的小酒馆里呀”……可惜这样的呼声是无法反驳的。于是，知识分子先生开始洗心革面，把某些“作品”藏在僻静的角落，从写字桌上撤去两三幅过于富有表现力的版画，总之，匆匆忙忙地装点门面，往好里打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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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老人说发展是通过不断的矛盾完成的，他说得对。为了争得自己采取中间立场，拥有文明平稳的观点、判断和情感的权利，知识分子因奉行传统的禁欲主义和担负思想上的杂役勤务的缘故，不得不经历不可遏止的癫狂和放荡、颓废主义的谵妄和从克拉夫特—埃宾[13]那里学来的个性的自我肯定。当然，并非所有人——甚至也绝非大部分人——都在个人主义的最新“发现”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所有的运动中只是拍手叫好，表示同情，纵容或撒手不管。这里也同样如此，不过这丝毫也不妨碍把萨宁习气作为一个章节写入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去。
如果说思想矛盾是发展的“正常的”手段的话，那么它们在我们这里相互更迭的速度是非常罕见的。知识分子蜕变过程中的某些关节恰似在电影银幕上一般飞闪而过。这可以由我们的历史发展的普遍落后来解释。我们起步太晚，所以注定要按简明的欧洲教科书来走我们的历史路程。我们社会生活的发展路线刚刚想要有新的转折，要求有新的思想，欧洲便立即向我们倾倒相应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的财富。尼采……康德……萨德侯爵[14]……叔本华……奥斯卡·王尔德……勒南……在西方那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抽搐和痉挛中产生，或者有什么复杂的文化时代的产物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话，那我们所承担的便只能是翻译和出版的费用。大量现成的哲学和艺术的形式加速着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进化，把次要冲突变为严重而短暂的危机，从而使这一进化过程具有一种仓促的和肤浅的性质。两个同样致力于寻找通往小市民文化王国的最近便的路径的、有着血统关系的派别突然相互发生龃龉，仿佛两个用欧洲军火库里的武器武装到牙齿的可怕的体系似的。似乎再过片刻功夫，便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可是还不等您反应过来，敌对的双方——颓废派和纯艺术派，神秘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禁欲主义者和尼采主义者，便已握手言和，大摇大摆地前往“维也纳”饭店共进午餐去了。
《文学的崩溃》文集[15]筹备之初，正赶上色情文学刚刚开始泛滥，付印时恰值阿尔志跋绥夫现象达到顶峰，问世时则已能发现反动势力的某些特征了。
我们真是既忙于生活，又急于得到声色之娱。现在，已不难预言，诸如此类的新文集——就我们所知，由于《崩溃》文集大获成功的影响，各地都在准备出版这类文集——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因为眼下时兴的不是性浪漫，不是狂欢暴饮，也不是天才的癫狂，而是文化的平稳和全面的安宁。昨日的“狂欢暴饮之徒”匆匆忙忙地从游牧的精神生活转向定居的精神生活。他们有节制地、有理智地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热情平均分配到普希金和最新制造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道德的无懈可击和肉体的卫生、永不疲倦的爱情和日常所需的机械性的礼节上去。经过近年来的巨大的震动，他们简直像是从古罗马的公共浴场（说粗点是从莫斯科的澡堂）里出来一样，通体洗得干干净净，心情平和舒畅，文明而且洋洋自得。
于是乎，他们真的成了目的本身。“对人民的义务”的天真幼稚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人民是一回事，而他们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说，一有合适的机会，他们便分散到敌我双方营垒的不同方面去。
1908年11月23日
[1]《同志报》（1906——1907），俄国资产阶级报纸，左派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译者注。
[2]加利奇，即加布里洛维奇（1878——？），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政论家。——译者注。
[3]阿尼奇科夫（1866——1937），俄国文艺学家和批评家。——译者注。
[4]疑为mediānus之误，拉丁文，意为“中间的”——译者注。
[5]英贝尔（1890——1972），苏联俄罗斯女诗人。——译者注。
[6]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他坚强、自信，重视实际行动，但否定艺术、诗歌和日常生活中“公认的准则”，被称为“虚无主义者”。——译者注。
[7]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油画作品。——译者注。
[8]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译者注。
[9]奥吉亚斯的牛圈，源自希腊神话，常用来指藏垢纳污之所。——译者注。
[10]双周刊，1902年至1905年由彼·司徒卢威在国外编辑出版。——译者注。
[11]即俄国1905年革命。——译者注。
[12]皮利斯基（1876——1942），俄国作家和批评家。——译者注。
[13]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出生于德国的神经精神病专家，早期的性病理生理学家。——译者注。
[14]萨边（1740——1814），法国色情文学作家。——译者注。
[15]《弗兰克·韦德金德》一文即刊于此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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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与日课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亚里士多德与日课经[1]蒸汽小鸡各方面都像鸡：会跑，会啄，会叫。可是却不会繁殖。之所以不会繁殖，是因为它没有灵魂。只有抱蛋鸡才能够给小鸡雏以真正的灵魂，因为它的全部鸡的思想和情感都随着孵蛋时的体温传到了鸡蛋里面。蒸汽小鸡呢，不过是一只机器生物：它有体温，却没有良心。所以不能繁殖后代。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心理物理情况中（请参阅乌斯宾斯基的《蒸汽小鸡》），看来隐藏着机器智力工厂的国产神秘主义者为什么注定不能结出果实的谜底。所有卓越的宗教革新家和改革家都与伟大的抱蛋鸡——群众发生联系。他们的观察、揭露和预言是由于这只伟大的抱蛋鸡的体温而变暖的。已经成熟的对集体灵魂的需求在新的教义中得到了表现。一种新的宗教学说只有在其萌芽期就充满着群众的生气勃勃的精神的情况下，才会作为一种有生力量而载入史册。在群众的灵魂和预言家个人的灵魂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抱蛋鸡和真正的小鸡、而不是和机器小鸡之间的那种母女联系：“它的全部思想都从它的灵魂传入小鸡的灵魂，而小鸡也在接受它的思想和关怀”……这一切发生在早已过去的那个时代，当时就连进步的宗旨也要为自己寻找宗教的外壳。可是，如果哪怕只是简略地研究一下我们的“新的宗教意识”的来源，立即就会清楚地看到，它走的完全是另一条，确切地说是一条相反的道路……知识分子的神秘主义是两种悲哀的历史情况的产物：第一是小灵魂与大灵魂的脱节，第二是小灵魂的巨大恐惧。是对那个被称作人群的、长一百个头的、极其愚蠢而凶恶的怪物的恐惧……有谁会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梅列日科夫斯基、明斯基[2]、布尔加柯夫[3]和别尔嘉也夫先生们那里寻找那种汲自人民灵魂的深井里的自发的宗教创作呢？他们那里的一切都是虚构的、精心安排的、故意制造的。那里的信仰是个人主义的、受制约的、脆弱的、口头上的，完全由美学和语文学的组合、希腊语的引文、文学讽喻和尼采哲学的箴言所组成的。可能这个人的作品艺术性较强一些，那个人的作品比较刻板，但他们所有的人，借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则是“一分智慧，三分胆怯”。他们的神秘主义不仅是个人主义的，而且也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永恒的、绝对的宗教真理的体系。它的内容取决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所走的道路，而且还是某种类似于文学和哲学日记的东西，这种日记并不写不好公开的东西，也不十分真诚，因为是准备出版的。宗教的狂热、好战的思想偏执、愤怒的揭露、对新信仰的笃信与他们是完全无缘的。信仰上的狂热需要有火一般的内心激情，而他们却像拉奥狄刻教堂里的天使（而且是20世纪的天使！）一样，既不冷，也不热。例如，有一个神秘主义者（或者是半神秘主义者：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弗兰克[4]先生甚至企图将这种文化和美学上的“宽容”，也就是实质上的精神淡漠奉为新的宗教意识的信条。他援引了威斯敏斯特教堂[5]作为精神上和睦相处的典型例子，在这座教堂的拱顶下面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们、自然论者们和无神论者们并排躺在一起，互不相扰。恶劣透顶的比喻！想以新的宗教使旧世界复活的人们是从威斯敏斯特公墓的……文化平和中受到鼓舞的。冠冕堂皇的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们神秘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不了解情况的人需要走到他们跟前仔细看一看才会确信，他们每个人还各有其自己的个人特征。别尔嘉也夫先生的个人特征最具斑斓的色彩，尽管远不是最具表现力的。他在世界思想史上到处漂泊——肩披厚毛围巾，手提旅行皮包，这些东西仿佛是欧洲文化向俄国知识分子提供的惊人多样化的精神行头的见证似的。别尔嘉也夫先生在不多的几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激进主义向新的、唯灵论的基督教的转变。他在这一阶段上能呆多久呢？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妄加猜测。不过，问一下也许是大有教益的：别尔嘉也夫先生在自己的新credo[6]里面寻找的是什么，找到的又是什么呢？托尔斯泰在某个地方说过：音乐会、金属火柴盒、吊裤带和马达是很不错；可是如果为了创造它们需要把十分之九的人变成奴隶，那么最好还是让所有的马达和所有的吊裤带通通滚蛋吧。而那位老分裂派教徒却说：“为什么要坚固的房子？我是在等待耶稣的突然降临。”这两种类型的禁欲主义：一种直接来源于社会动机，另一种则来源于分裂派的神秘主义，但两者皆与别尔嘉也夫先生无缘。相反，他需要他的全部的唯灵论信仰，其目的正是为了使物质文化神圣化。他是任何东西也不会拒绝的。火车、书籍、钟表、音乐和吊裤带，这些东西“本身”自然毫无价值，——然而，如果承认它们具有极其崇高的宗教意义，那么它们便会立刻变得高尚而富有生气。在通往新的宗教意识的王国的道路上，对别尔嘉也夫先生来说，就像对奥西普那样，任何绳子都是有用的[7]。对这条绳子无须加以拒绝，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固它。当然，只有“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才热中于具有经验主义实体感的钟表和吊裤带；物质文化的历史用品对于别尔嘉也夫来说，其宝贵之处就在于它仿佛圣经中的雅各天梯[8]一样，以某种高度超验的方式通往新的宗教意识的天堂。[9]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十分方便的神秘主义，轻巧得很，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为难。它不要求承担任何义务。它不要求任何东西。不要求遵循禁欲主义，不要求忏悔文化的罪过。甚至也不要求放弃吊裤带。想想看吧！圣克里斯平[10]扒下富人们的皮，用它给穷人们缝制靴子。依照别尔嘉也夫先生的方法（其实，远非别尔嘉也夫的），我绝不需要用这种残酷的手艺来维持自己的精神平衡。我只要相信赤脚的穷人不过是超验的世界秩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可立即把整个不公平的世界从它的整个不公平中拯救出来（旨在自用），而且不触动它的物质面貌的一根毫毛。这种神秘主义的炼金术是极具吸引力的，如果不是如此……廉价的话。但是——可惜得很！——这种道德和哲学的廉价正是别尔嘉也夫思想的本质所在。***然而，廉价本身并不是当代知识界神秘主义中独具一格的别尔嘉也夫现象的弱点：廉价的商品总是有销路的。不过，知识界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神秘的实证主义，或者叫做——恕我冒昧——神秘的自然主义。只要神智学者和唯灵论者还对经验和理性持批判态度，只要他们还在一味地寻找从有限的此地到无限的乌有地的道路，他们便会被描画上某种诱人的、富有诗意的光环。可是，一旦他们找到了神圣的钥匙，打开了通往乌有国的大门，并描写了它的行政制度，诱人的魅力便不复存在了。眼下苦闷的知识分子大概随时会赞同那位小官吏列别杰夫的话的：“不相信魔鬼，这是一种法国人的思想，是一种肤浅的思想。”可是，相信魔鬼——这魔鬼长着蹄子、尾巴和一身毛，而且还散发着硫磺的气味——不，他们没有这种本事。简直就像灯刷一样，叫人无法下咽。在这个小小的心理状态中，存在着产生巨大的障碍的根源。别尔嘉也夫先生本人是相信老巫婆的。不管怎么样，这是需要才能的（前提是：“假如不是一场骗局”）。不过，这终归是一种仅仅适合于自身的精神生活的才能。然而这一点甚至对一个个人主义的神秘主义者也是不够的。他需要的是充满同情的气氛。如果不是对新信仰的笃信的神圣的激情，那么也是为达到个人的自我保存的竞争迫使他寻求同情。到哪里去找？自然不是到群众那里。对他来说，就像对韦尔西洛夫来说那样，群众的神秘主义散发着太多的皮靴气味。他转向知识分子，口中说着含混不清的公式，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索洛维约夫[11]的话遮遮掩掩，闪烁其词，最怕说出自己的神智学的具体形式的名称来。可是，终究还是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半被淹没的问题从整个神秘主义的含混中突出出来：“你去研究日课经并得到永生不比去理解亚里士多德和下地狱更好吗？”一分智慧，三分胆怯。不过，这“一分智慧”毕竟还是留下了。宣布理性为“魔鬼的女儿”，就像路德[12]当年所做的那样，他没有那份勇气。于是，如同手指上扎的刺儿或靴子里硌脚的豆粒一样，这个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一分智慧”便引起了极度的不安。读者在老师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老师也在读者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人们阅读他的文章，对他的演讲报以掌声，可是没有因为“新的宗教意识”而豁然开朗。甚至掌握了永恒真理的老师本人也没有感到自己变得心平气和，也没有把圣诗改写成普通诗篇或绣在透花纱上，而是经常不断地怒气冲天，对那些因思想稳健而开罪于他的人抱怨指责，到处打“鬼”，向“忙于社会建设的庸人们”施放毒箭，而且竟然还把我们历史上最重大和最悲壮的时期（1905年）称作流氓时期。大约五六年前，我们便已经把别尔嘉也夫的唯灵论与瑟罗米亚特尼科夫—西格玛的“理想主义”相提并论了——是根据社会结论，而不是出于道德上的动机，后者当时是属新时报派的。那时候，别尔嘉也夫先生本人还站在社会激进主义的旗帜下，并从右面向理想主义者威严地喊着：“不准用肮脏的手来干预！”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相提并论在某些人眼里是不公正的，甚至还是不道德的。然而，命运之神却想极其充分地证明这种相提并论的公正性。不久前，别尔嘉也夫先生在彼得堡的《言论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先生于是便立即有根有据地在《俄罗斯》上作出反应：“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嘛！”由于看到自己处在一个极其混乱的社会里，别尔嘉也夫先生无意中决定彻底取消右与左的分野。甚至不止于此。他把自己所肩负的唯灵论使命暂时撂在一边，去向极其粗浅的唯物主义寻求帮助，并从……年龄生理学里为“左”寻找解释。他在与罗扎诺夫的争论中就这一问题说，年轻人总是幼稚无知的。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新鲜，而且也不太深刻。15至16世纪的俄国生理学家们早就教导说（根据盖伦[13]的理论），青年人大多情绪易于波动——是因为红色胆汁的缘故，成熟的男人大多情绪“健全”——是因为黑色胆汁的缘故，而老年人则大多麻木而忧伤——是由于粘质体液的缘故，它像水一样：既湿且凉。最近以来，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说法：“Lerusseestradicaljusqu'àtrenteansetaprès—canaille”（“俄国人在三十岁以前是激进分子，三十岁以后则变成流氓”）。这一分类法简单易学，倒是蛮吸引人的。可是，我们却不能接受它，因为就目前来看，不要说在西方，就是在俄国它也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眼下灵魂由粘质体液构成既湿又凉的青年人太多啦，而和他们在一起的则有很多很多的成熟的男人和老者，他们身上的“红色胆汁”无论是时间还是“新的宗教意识”都不能把它消除掉。人的情感往往与阶级属性，而不是与知识分子的气质取齐。如果说别尔嘉也夫先生已经转到日课经上面来了，这倒是他的幸运。不过，为了能以这种信仰出现在人前，为了能在伏尔泰、勒南、达尔文、马克思和尼采之后以这种信仰出现在人前，那就需要或是具有巨大的激情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或是能体验到无法摆脱的怀疑的瘙痒，这种瘙痒往往总会引起连续不断的、“神秘主义的”挠搔。可是，在别尔嘉也夫先生那里——在他那里会有什么样的激情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又会影响谁呢？一个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一个具有这个可敬的圈子的所有品质的“文学家”！……，平庸的文学才能，带有抒情叹息的优雅风格，故意卖弄的拉丁文书名。……——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着多么要命的不协调呀！而事实上，眼下的目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远大，因为人类的敌人渐渐强大起来，而不是渐渐衰弱下去。马丁·路德博士当年早就对此雄辩地发表过议论。他开导说：“哎呀，可不要刚有一点信心就沾沾自喜哟，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对手和敌人，就是那些魔鬼们，他们的人数不可胜数，非常之多；而且这不是什么代理魔鬼，而是各种等级的强有力的恶魔：有乡下的，有宫廷里的和公爵门下的，他们在五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借助于长期的经验变得异常聪明和极其敏锐起来。因为还要想到，即使魔鬼在世界起源之时是个丑陋的动物（eineschlechteCreatur)，那么由于他经常攻击和不遗余力地、毫不停歇地折磨亚当、玛土撒拉[14]、以诺[15]以及先知们和所有的信徒们，他在经历了如此长期的经验之后便也变得十分狡猾和英明了。”（Colloquia[16]）如果现在注意到，从路德时代起无神论的魔鬼已有四个大有教益的世纪用来勤奋地钻研自然科学，那么便不得不最后得出结论：别尔嘉也夫先生凭着他那点儿微弱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魔鬼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1908年11月6日[1]日课经，东正教中祈祷用的经书，中有一昼夜里礼拜用的祷文和赞美诗。——译者注。[2]明斯基（1855——1937），俄国作家。——译者注。[3]布尔加柯夫（1871——1944），俄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4]弗兰克（1877——1950），俄国宗教哲学家。——译者注。[5]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安放名人遗骸的地方。——译者注。[6]拉丁文：信条。——译者注。[7]奥西普是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的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的仆人，他在收受人们送给他主人的“礼物”时连用来捆扎礼品的小绳子也拿了过来，说：“小绳子在路上也用得着的。”——译者注。[8]雅各，圣经神话中以撒次子。以一杯红豆羹从哥哥以扫那儿换得长子名分，并骗得以撒的祝福。以扫愤而要杀死他，出逃途中，他梦见梯子直立天边，上帝下来为他賜福。——译者注。[9]顺便说一下。“新的”宗教意识的形而上学很久以前便已在政治思想体系的国际市场上流通了。比如，有一个极其保守的德国三等文宫就在一家极其保守的月刊上这样写道：“保守主义从自己这方面是欢迎和支持任何进步的，它和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是借助于使物质财富接受宗教的方法将其从纯物质财富的范畴升华到道德财富的范畴的。”如果您用“新的宗教意识”来代替保守主义，用唯物主义或者哪怕是“实证主义”来代替自由主义，那么便定会得到别尔嘉也夫思想的精髓。为了便于比较，请参阅别尔嘉也夫与罗扎诺夫在1908年1月的《俄国思想》杂志上的争论。[10]基督教圣徒。传说他出身于罗马贵族，靠制鞋自给。——译者注。[11]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12]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活动家。——译者注。[13]盖伦（约130——约200），古罗马医生，医学理论家。——译者注。[14][15]玛土撒拉、以诺均为《旧约·创世纪》中亚当的后代。——译者注。[16]《谈话》。——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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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主义的桑丘·潘沙和他的神秘主义的忠仆堂吉诃德<<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折中主义的桑丘·潘沙和他的神秘主义的忠仆堂吉诃德不久前，我在一家俄国报纸上读到这样的东西，说什么现实主义眼下已被彻底废除了，如果说还保留下一些可怜的残余的话，那也只是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里。那么好吧，废除就废除吧。你看，库兹明先生不就废除了自然法则，可是世界并未因此而脱离自己的基础，——要知道这里废除的仅仅是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是说还没有理由感到绝望。可是，究竟是谁废除了现实主义呢？作者对此不想挑明。关于自己他倒是顺便承认说，他和神秘主义者在一起时觉得自己是个实证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在一起时又觉得自己是个神秘主义者；和颓废派在一起时想念自然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在一起时又总想跑到颓废派那里去。就是说，是个感到自己完全一身轻松的人。在早已过去的时期（也就是在二十至三十个月以前），对这样的先生可以说：“要知道这叫作无原则性，这里面绝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东西，亲爱的先生。”可是，眼下这些“一文不值的话”谁也打动不了啦。原则性和现实主义的残余一起，同样也被发配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了。而且照例又不弄明白，说的只是临时性的、行政上的流放到地理上的不重要的地方去呢，还是，比如说吧，“精神上的”、永不复返的流放。甚至这一问题本身也被认为是极其不体面的，因为它会引起某种不愉快的回忆，会使人心烦意乱和产生犹豫不决的感觉……没有任何东西比精神上的安宁更受到轻轻松松地寻欢作乐的先生们的珍惜了。如果以为他们在实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之间的摇摆不定是由正在寻求什么的灵魂的慌乱所引起的，那么这种想法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幼稚。一点也不是这样。谁要是在寻求什么，他就永远也不会以什么也没有找到来夸口。而这些人真正地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冷漠这盆温暖的水中溶解了一点点实证主义、一点点神秘主义、一点点怀疑主义、少量的唯美主义、甚至还有少量的犬儒主义，——他们最最害怕的是，会有某种粗暴的外力打破他们的平衡状态，并把他们的那些少得可怜的折中主义的液体泼洒得干干净净。这些在镜子面前学会做鄙视别人的自我满足的鬼脸的先生们，他们其实是很胆小的。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就是说在不很深的深处）积下了对现实主义的不重要位置的钻心的恐惧。在他们那里什么重大的和不可避免的不愉快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您知道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贬低和诋毁昨天吗？就是因为他们害怕明天。这些折中主义者，他们是胆小鬼。他们甚至还嫉妒神秘主义者，尽管他们常常像保护人那样拍他们的肩膀。如果神秘主义者本身不是用如此不可靠的材料制成的话，那他们的嫉妒定会变得无比强烈。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神秘主义者不过是一些对自己的庸俗实证主义感到绝望的实证主义者，所以您想从他们那里寻找真正的神秘主义的本质，那就只能是枉费心机了。有一个俏皮的法国人称亨利希·海涅是romantiquedefroqué[1]，可以说是一个免去教职的浪漫主义者。这真是恰当极了。您在海涅的抒情诗中处处都可以看到，怀疑论者如何突然粗暴地打断浪漫主义者的话，并放肆地向他伸出舌头。Leeproportionsgardées[2]，也就是说，按照完全另一种比例。我们现在的神秘主义者那儿发生着某种相似的事情。他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免去教职的实证主义者。所以，在他那里常常会发生极不偷快的教职上的事情，而且在最崇高的“神的启示”的时刻他原来的没有消失的实证主义不止一次伸出舌头逗弄他。……这样两个人物：胆小而又傲慢的折中主义者和“天才的”喜怒无常的神秘主义者成了我们在桑丘·潘沙和堂吉诃德这个主题的最新变奏曲。然而——呜呼！——他们的角色的变换是多么彻底呀。现在桑丘是主人，堂吉诃德成了受他使唤的人，——某种介乎于预言家和小丑之间的东西。1908年8月18日[1]法文：还俗的浪漫主义者。——译者注。[2]法文：保持比例。——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新年前夕关于艺术的一场谈话<<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新年前夕关于艺术的一场谈话维也纳。Herrengasse[1]。岑特拉利咖啡馆。Silvesterabend[2]。各个大厅都拥挤不堪。灯光，喧哗声，女人的帽子，筋疲力尽的侍役，混合饮料和格罗格酒[3]。PrositNeujahr[4]。几位议员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旁玩“杜洛克”[5]。望着这些人，有谁能想到国家生活准则的重担就压在他们的肩膀上呢。他们每天晚上都玩纸牌，即使在新年将临之际也没有感到有打破惯例的理由……旁边不远处是一群和袒胸露臂的女人在一起的庸俗低级报刊的记者。没有喝干的酒杯，轮流说出的俏皮话和女人有节奏的感激的笑声。人进人出，熙熙攘攘。PrositNeujahr！大家都想尽力指出这么一个事实，也就是地球又大了三百六十五天……在一个不喷水的喷水池附近的角落里，坐着几个人：有一名德国医生、一名俄国记者、一名侨居国外的俄国七十年代人[6]、一名匈牙利女画家和一名俄国女音乐家。他们已经坐了整整一个小时了，谈话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话题掠过土耳其议会，在墨西拿[7]的遗迹上耽搁了一段时间，再转了两三个弯子，最后停留在绘画上。他们相互询问对俄国画家画展的印象。“我的天啊！”医生朝着俄国交谈者们喊叫道。“你们展出的是些什么东西呀，先生们？近几年来，你们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奇怪的国家里有那么多的感受，——不由你们来革新艺术，又能由谁呢？我承认，我是怀着极大的期望来到Karlsplatz[8]的这座荒唐的建筑物里的。可是怎么样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正是我们每年在我们这儿，在分离派[9]这儿所见到那些东西，——只是数量小一些，还有，请原谅，质量更差一些。在你们整个的画展上没有任何你们自己的东西，也许只有比利宾的几幅不大重要的画是个例外。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完全同意！”侨居国外的俄国七十年代人对医生的话表示赞同。“据报纸来看，眼下我们那里不仅在自由派的会议上对‘民族原则’作简要介绍，而且在颓废派的所有小酒馆里也在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而结果呢，是比市场中等质量还要低的极其国际化的产品……作为目的本身的色调运用，内容空洞的印象派，并且还很幼稚，缺乏信仰，因为一切都是外来的。妙极了！印象派和从风格上有所模拟的作品的故乡是巴黎：不仅我们俄国人，还有你们德国人过去和现在都从法国人的暗示中吸取养分。可是，印象派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在艺术中占据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落。它在那里几乎没有流行起来。而在beiBerlin[10]的不值一提的夏洛滕堡，您现在却不得不穿过一扇模仿的门才能走进最下等的啤酒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德国人的审美水平、艺术传统和形式方面的保守思想要比法国人低得多和少得多。他们那里的阻力也要小一些。可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俄国人却简直是在受任意摆弄。很久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这样描述俄国的知识分子：‘我在德国就是一个德国人，在法国就是一个法国人，和古老的希腊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希腊人，因而也就是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并最多地为俄国服务。’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一些……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注定弄错了，就像我们所有的那些独特发展论者们[11]一样。他想像中的那种万能的个性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历史的无个性而已。其实，当整个旧的生活方式发生动摇并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了……知识分子显示自己的民族特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可是——呜呼！——它简直像是一块歪歪斜斜写满外国文字的石板……您知道，我在国外住了三十年，一直在从局外观察俄国的知识界。这就是我的极其坚定的结论：来得太晚啦，我的妈哟！知识界不会形成民族特征的——无论在任何方面也不会的。”在说后面这番话时，老侨民不用德语而改用俄语。“比如说，司徒卢威[12]现在就吹起斯拉夫主义的号角，”他转身对记者说道。“可是稍微仔细看看就会明白：他在盲目地摹仿德国的民族自由党人；全部的区别仅仅在于，把哥特字母[13]换成了基立尔字母[14]……伯努瓦[15]要求不要把彼得堡的cabaret称作cabaret和Ueberbrettl[16]，而要用一个绝妙的俄语旧词балаган[17]来称呼它，他还保证说，值得进行这种民族性的改革，那样一来音乐也就不一样了……”记者点头称是。女音乐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想说点什么似的，不过还是忍住了。医生吸了一口他的弗吉尼亚烟，无所表示地皱了皱眉头：显然他没有听懂话的意思。“这次画展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甚至在廖里赫[18]和他的斯拉夫初期艺术品上面，民族性也像是一个硬纸做成的假面具，从这个面具下面不难发现颓废派和世界主义者的真面目。别的人吗，就更不值得一提啦！……”“不过在这次画展上，”医生说道。“可以说还是明显地表现出你们的知识界的一个民族特点：它精神上极端的虚弱。对于我这个精神病医生来说，这是取之不尽的资料。我惊讶而又专注地站在许多幅绘画的前面。单是阿尼斯菲尔德和他的那尊蓝色雕像就够人受的啦！何况还有亚库洛夫、米利奥季等先生们……一个普通人定会耸耸肩膀说：‘这个人调配了一大桶青颜料，用它涂抹出一个巨大的无头雕像。他的用意何在呢？显而易见：épaterlebourgeois[19]，把我一下打倒在地啦！’这可是无稽之谈。我并不是你们的阿斯菲尔德的艺术创作的崇拜者，可是我要说：他滥用青颜料的原因不要从他的凶狠的愿望中去找，而要从他的不正常的视神经中去找。他就是这样看东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要是他拥有崇拜者，那就是说他的病是有代表性的。谁晓得：也许在这种不正常里面存在着美学新发现的源泉呢？认为我们的视力好像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一种偏见；它会通过选择适当的不正常现象的方法来取得发展的。全部的问题只是在于，这种视神经的不正常是处于我们心物进化的大路上呢，还是在它的旁边？”“对不起，大夫，”匈牙利女人提出反对说。“您把艺术批评简单归结为神经病理学了！”“窃以为，对双方都有利。”医生回答道。“就拿印象派来说吧：在一些人那里，是令人惊奇的，有时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色彩调配；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同样令人惊奇的色彩单调。您知道在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吗？色盲，色彩上的睁眼瞎！请不要讥讽地摇头……是的，这个问题较少被人阐述；可是在我亲自进行研究的各种情况下，我总是发现作为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感受的源泉的视力或听力上的器质性的或官能性的不正常。其实，任何艺术的发展——请注意这点——往往总是沿着巩固和综合个别运气好的不正常现象的道路上前进的。”“就是说，大夫，您和我们的眼睛也患有色盲症啦？”“既然相应的运用色彩的方法博得了我们的好评，那就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程度和形式有所不同。不必害怕这样的话：发展的潮流抓住不正常现象并把它认作公共的财产，那它就会成为一种规范。”“也许这一切是对的，”记者首先作出反应。“只不过您的理论也像产生颓废主义色调的公式的化学一样，同样解释不了多少绘画的进展。您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避而不答：为什么偏偏在现在这个时候感受有色的表面的‘印象主义的’方法占了上风呢？或者用您的话说，为什么偏偏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不正常现象得到了巩固呢？答案必须到社会的环境中，到历史发展的条件中去寻找；必须到社会的结构中，而不是到眼睛的结构中去寻找。在这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无论是印象主义的鲜艳的色彩对比，还是它的色调上的贫血症，一旦超出大城市的文化之外，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对于这种绘画来说，咖啡馆、卡巴莱酒吧间、雪茄烟的烟雾，还有依靠扼杀一切色彩的电灯光把黑夜变作白天的做法是必不可少的。乡下人是看不懂这种艺术的！……您会说他任何东西也看不懂的吧？就算是这样吧。那我们举一个有学问的人，举一个天才的乡下人——我们的托尔斯泰的例子。我不知道他的眼睛的构造，可是我知道他的灵魂的构造——所以我可以说，他对这种艺术是会不屑一顾的……假如您能确凿地向我证明，俄国知识分子的神经中枢有着某种严重的缺陷，或者证明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不正常，那么这也不会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使我明白什么东西的，比如说色情的唯美主义的突然发生，安德列耶夫的创作，甚至还有阿尼斯菲尔德和亚库洛夫之流的创作。抓知识分子需要不抓耳朵，——尽管他们的耳朵大概也不妨可以去抓！——需要抓的是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心灵是社会性的，受到历史命运的制约……甚至我们做梦也从社会环境里吸取内容：鞋匠梦见鞋楦，刽子手呢，梦见绞索。更何况诗歌和绘画的‘梦’呢！……”两种观点发生了冲突：心理生物学派的观点和社会历史学派的观点，每一派都想要取胜，而不愿服输。争论最终必然要变得徒劳无益，而且还要不欢而散。同往常一样，妇女们凭借自己内心的智慧最早明白了这一点，她们几乎没有参与争论——几乎也同往常一样。“您去参观美术展览了吗？”女音乐家问记者道。“没有！如果不是出于工作上的迫切要求我是不会去的。”“为什么呢？”“不管怎么看，参观艺术展览反正是一种可怕的苦差事。在这种审美享受的方式里面，有一种可怕的、下流的资本主义的野蛮行为。每一幅画本身都包含着一系列内在的美学矛盾，”记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接着说道。“更何况整个展览呢……您对此不同意吗？那么就拿风景画来说吧——这是些什么东西呢？是大自然的一个断片，被任意切割下来，装入画框，再挂到墙上。大自然、油画、画框和墙壁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是完全机械式的：绘画不可能是无限的，传统和实际的理解力为它确立了四角形的形式；为了使它不至于变形和卷曲，它才被装进框子里；为了使它不至于放在地板上，才往墙上钉钉子，钉子上系上绳子，绳子上挂上画；随后，当满墙都挂满画的时候——有时候挂上两到三行，就称之为绘画陈列馆或美术展览。而我们却必须把所有这一切——风景画、风俗画、画框、绳子和钉子——一下子全都吸收进来……”“嗬，这像是托尔斯泰的歌剧批评啦……”“您究竟想做什么呢？”女画家问道。“废除绘画？还是仅仅想废除画展？还是废除钉子和绳子？”“全都不是……我和托尔斯泰的纯理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不过是想让绘画摆脱自己一家独尊的地位，恢复与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的有机联系，它一度和它们隔绝了。它和它们隔绝并不是由于过失，绝不是的！它从那个时候起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和有益的游览，征服了风景画，成了本质上易于变化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画种，技术上得到了惊人的发展。现在，当它拥有了这些才能之后，它该回到自己的母亲、即建筑艺术的怀抱中去了……我希望绘画不是用绳子，而是用它的艺术涵义同墙壁、同圆形屋顶、同建筑物的用途、同房间的性质联系起来……而不是像衣架上的帽子那样挂在那里。绘画陈列馆，这些色彩和美的集中营只能是日常的无色彩和不美的一种畸形的补充。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初看起来十分粗野的比喻，可我是无意中想到它的。我们的文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集中营：一座集聚着爱抚的大厦。被爱情压得喘不上气来的人们有时就跑到那里去，并掏钱买入场券，——就像我们被色彩和形式所困时跑到画展上一样，去度过集中的爱情的时刻，集中的美的时刻。绘画、雕像——时代的特征、风格、色彩、构思、情绪——的这种畸形的聚集只有我们这个灰色立方形房屋、工厂的烟尘和黑色圆柱体的可诅咒的时代才能创造出来。如果说我们大街上的柏油路面上能长出花草来，如果说热带的鸟类能落在我们房屋的铁制阳台上，如果说碧绿色的海浪能拍打着我们的窗口，如果说太阳晚上不是隐没到盖恩格罗斯的招牌后面，而沉落到大海里的话，那么绘画陈列馆就是不可能的了……我并不是在号召倒退，不是的。在柏油马路上无论是花草还是鸟——这一切什么都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的。我们也不会放弃文明社会的柏油马路，托尔斯泰曾无望地要求过这一点。不过，我们还剩下另一种可能：为未来的伟大的综合性的美而奋斗……我们已经消磨掉了原来丰富的色彩和形式，目的是为了用一种新的、‘人造的’——我深信是无比完美的家西来取代它们。不过，这种新的美目前暂时还不存在；它分散在绘画作品的局部、碎片和暗示中。我坚持这样的观点：装进涂有金粉的木框里面的大自然的片断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拙劣的代用品而已。”“哦，对不起……您的思想是不是有些主观臆断呢？您否定现有的东西，——您是在哪里见到新艺术因素的，也就是您所说的这些作品的局部和暗示的？”“随处可见！什么是印象派？它是‘独立的’也就是挂在墙上的绘画的最新成就。从方法上说，印象派也是一种镶嵌艺术，只不过并不使用彩色的石块，而是使用有颜色的点和线。由于废除轮廓线并把颜料分解成组成部分，新艺术给独立的绘画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绘画开辟了通往建筑艺术的道路。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正是被新技术推上装饰画的道路的印象派画家的名字：您比我更了解他们。就是那些阿尼斯菲尔德们、米利奥季们、克雷莫夫们：要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思念着装饰的目标和建筑艺术的绝对命令。例如绿色的‘夜景’。例如‘史前的景观’……这不是画，就像哥特式教堂的窗户的玻璃碎片不是画一样。这不过是一块画布，艺术家在上面尝试着做色彩的各种组合而已；这是圆形屋顶，可能也是窗帘的一种样式……您一定会说，这些艺术家并不是楷模。我表示同意。可是特纳（Turner）[20]这个名字是叫得很响的、得到公认的吧。几个月前，我在伦敦，在Tategalleryr[21]曾一次又一次地观看他的作品。他的《夜晚的星》、他的《滑铁卢》就不是绘画，而是一堆被一种神秘的光照亮的极其柔和的颜料。没有线条。所有的物体都处在金黄色的雾气之中。特纳对绘画很少抱有实用的态度，他一直在等待和寻找优美的建筑框子。就我的极端的见解来看，特纳是独立的绘画的破坏者，就像瓦格纳[22]是‘绝对’音乐的破坏者一样……”“妙极了，”医生说道，他悠闲地吸着弗吉尼亚烟，仿佛已经预先尝到了他即将给予的打击的快乐似的。“可是您知道吗——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已经查明了，——特纳的眼睛散光，对他来说线条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些上了颜色的面……瞧，又是作为艺术个性的基础的视力不正常！”“这与我不相干，大夫……在我眼前的是画家特纳，于是我就欣赏他的画。就是说，在我和他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某种超出特纳和他的疾病之外的东西。某种超出个人的、社会性的东西。某种社会审美联系。”“您本人不是个……眼睛散光的人吧？”“好像……不是。”“请原谅，我对此并不相信。明天请到我那儿去一下，我要检查您的视力。”大家笑了起来。医生报了一箭之仇，于是本来已经倒向一边的谈话又恢复了平衡。“在我的朋友的话中有许多怪论，”老侨民微笑着说道。“不过，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可以谅解的。可是，他的基本思想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未来的综合艺术！美并不锁在特别的机关里，而是深深进入到我们的全部日常生活当中。大自然、建筑艺术和绘画的卓越结合。这就像斯巴达人那样的新的西西提亚[23]，不过却是在充满各种技术奇迹的条件下举办的。音乐如同思维和行动的伴奏。某种活动场所的热闹景象如同艺术，如同高级的创作……“……可是，先生们，综合的美只有在综合的社会真实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人应当成为自己的历史命运的集体锻工。这样他才能够把劳动的主要重担甩到金属奴隶的背上，掌握自己心灵中的无意识情感，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创造用以表现合作、爱情、兄弟情谊、社会利益的新的优美的雕塑形式……人需要空闲时间，有‘偷懒的权利’！“……先生们！让我们为这位无忧无虑的、幸福的、天才的未来懒汉干杯！PrositNeujahr，我的朋友们！”旧历1908年12月30日[1]德文：绅士巷。——译者注。[2]德文：除夕夜。——译者注。[3]格罗格酒，用罗姆酒、白兰地加糖和热水制成的烈性酒。——译者注。[4]德文：为新年干杯！——译者注。[5]一种纸牌游戏。——译者注。[6]七十年代人，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进步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译者注。[7]墨西拿，意大利西西里岛港市。——译者注。[8]德文：卡尔广场。——译者注。[9]分离派，慕尼黑（1892）、维也纳（1897）、柏林（1899）的美术家团体。——译者注。[10]德文：柏林附近。——译者注。[11]独特发展论者，指民粹派提出的认为俄国历史发展具有独特性的学说的信徒。——译者注。[12]司徒卢威（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译者注。[13]哥特字母，公元4世纪为记录哥特语言创制的文字。——译者注。[14]基立尔字母，古斯拉夫字母之一种，系俄文字母的基础。——译者注。[15]伯努瓦（1813——1898），俄国建筑师。善于仿效历史风格。——译者注。[16]德文：有歌舞表演的餐馆。——译者注。[17]俄文原文为集市或娱乐场所临时搭起的戏台之意。——译者注。[18]廖里赫（1874——1947），俄国画家和舞台艺术家。——译者注。[19]法文：敲断资产者的腿。——译者注。[20]特纳（1775——1850），英国画家。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译者注。[21]英文：塔特美术馆。——译者注。[22]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译者注。[23]古代斯巴达人的露天的公共午宴，每人都吃同样的简单食物。——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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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亡和埃罗斯<<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关于死亡和埃罗斯[1]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烟草和众多的人体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已是夜间一点多钟了。St.-Michel[2]上的最热闹的Caféd'Harcourt[3]人满为患。小桌子四周你挨我我挨你地坐满了人。过道上有一半地方被临时增加的椅子占去了。从剧院，从cabarets[4]，从大街上，以及天晓得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么多大学生、commis[5]、新闻记者、住宅区的女郎——拉丁小城里的形形色色的漂泊者们。他们吸烟，喝酒，走进走出，彼此身体撞上了也不表示道歉。拥挤造成了某种不成体统的身体接触上的亲昵气氛。人们脚下是成堆的锯末——它们预备着作明天擦洗地板之用。轻佻的女郎们迈着她们特有的职业性步态在小桌子中间走来走去。身上系着沾满葡萄酒和咖啡污点的白围裙的侍役们放肆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们虽然疲倦不堪，但机械性的动作却是准确无误的，他们的脸上带着每日总是看见这种千篇一律的场面的人常有的那种厌恶的表情。“不管您认为怎样，”一个还十分年轻的俄国编外副教授说道。“您现在毕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知识界、颓废文学、性的问题和死亡的恐惧对付过去了……这是不行的。拿我来说吧，我是一个语文学家，对社会问题不摸门径，我简直完全无法想象，解决性的问题怎么是内阁的责任。”“难道我向您做过这种许诺吗？”五六个俄国人聚拢在一张小小的桌子周围。大家都想加入这场谈话——至少也要听上一听。小桌子很脏，咖啡残液掺杂着烟灰在大理石桌面上形成一片水洼，烟灰缸里，盘子里甚至杯子里都放着成堆的烟蒂和划过的火柴。“您是没有直接说出这点，可是这样的结论却是不难得出的。你们的《人的一生》、《叶列阿扎尔》[6]、韦德金德[7]、阿尔志跋绥夫现象[8]与任何‘纲领’、尤其是与您本人的‘纲领’都是尖锐对立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过，这终究是一种可怕的主观臆断和牵强附会。据我对你们——不仅仅是您本人，而且还有你们全体——的了解来说，你们根本就不是圣像破坏运动[9]的拥护者：你们既不否定艺术，也不否定爱情。你们并没有——至少没有公开地——肯定政治完全拥有支配整个人的权利。你们也不会否认性的问题是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死亡——死亡同样是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是关于死亡的种种念头，是死亡投射到我们的事业上的一种不祥的反光，或者干脆点儿说吧，就是死亡的恐惧。颓废主义，这个被你们痛加指摘的现代艺术，所津津乐道的几乎就只有这么两种时刻：两个肉体接触的欢愉和肉体与灵魂的诀别。当然，生活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事情。不过，不管您怎么说，这些题材也还是有点用的……您用什么来对抗这些东西呢？扩大杜马的审议预算权吗？对不起，可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光有这一点是不够的。甚至是极其不够的。那您就往这里面加上一种与人人有关的、平等的东西，甚至加上各种各样的社会化做法……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对所有这一切是十分真诚地和深切地同情的。然而，我要直截了当地对您说：在我的良心深处的天平上，所有您的呼吁并不是和死亡的奥秘相等的。这些话我本来也许不会当众对您说的，原因吗，不过是害怕贻笑大方；可是在这里，而且还是在这么晚的时候，我们大家的神经都很紧张，平常的那种自动化的联想能力已减退了，而且我们也变得关注起自己内心的自然情感来，于是我便敢于说这些粗鲁的话了。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通通都会死去，整个人类都会完蛋，整个地球也会炸裂成为碎末，这一切甚至和驻东京公使的经费预算一起，甚至还和应当如何生产以及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一起，真是活见鬼，居然具有某种意义……明白吗？”“明白倒是明白……”“请等等！从前人们曾有过人世的‘服务’与对必然结局的坚信的极其可靠的调和。是信仰产生了这种调和。而现在呢，是谁，或者是什么产生了这种调和？也许，是历史唯物主义？”“也许是吧……”“根本不值一提。历史唯物主义最多不过是企图用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方法来解释这种或那种社会情绪（荒淫好色、神秘主义）的起源。这一点它不论做得好坏，眼下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要知道我这个人，也就是你们要把你们的令人怀疑的解释向之述说的人，终究要死去的，还有你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向我展示的那一切前景，我即便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而相信了它们，终究也还是要把它们放入到我的必然死亡的前景中去。我总在询问：我到哪里才能找到调和与解脱呢？——当然不是从死亡中，而是从由它每时每刻所产生的那种心理上的分裂中解脱出来。到哪里去找呢？除去神秘主义，无处去找。无处去找！这是需要老老实实地承认的。正因为我不具备搞神秘主义、不具备理智上自杀的能力，所以我才搞起艺术来。它能理解我，而且也不排斥我。它了解我的极度失眠的时刻，在那种时刻你仿佛会看到虚无的深渊的最底层。它了解我精神上的严重矛盾，并为它们寻找声音和色彩……我明白，这仅仅是一种代用品。可是你们又能为我提供些什么呢？客观的分析吗？必然性的论据吗？内在的发展吗？否定之否定吗？可是要知道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是对我的智力、而是对我的意志来说——那是太少了。你们从心理上，道德上，宗教上把我同这些东西拴在一起啦！你们要是从我的内心中找到宗教的环扣，并用你们的历史决定论的钩子把它钩住的话，那你们就把我拉着走吧。我会高高兴兴地被吸引过去的，而且还会高呼‘奥莎那！’[10]可是你们不但不寻找，——你们是在嘲弄。‘一方面要注意纽约交易所贴现率的大幅度提高，同时要注意法国反动势力团结在克列孟梭内阁周围的情况……——这就是你们所能提出的全部东西。这一切太少啦，少得可怜……难道太阳会不发光吗？我在问您：会不发光吗？要知道这同样是一种客观过程，而且比其他任何过程更地道。这就是所谓的两种客观性！一方面是某个地方，某个小星球的某个小地方的贴现率，另一方面是我们世界的整个机器的蒸汽快用完了……”“还不一定全用完了呢，”受到攻击的新闻记者愉快地反驳道。“Garcon，ungrogueamericain，s'ilvousplait！”[11]“不是现在，而是二十万年以后。从原则上说这根本就是一回事。重要的是那个社会客现性，也就是你们——请原谅——那样无礼地想用来掩盖我的个性的那个社会客观性，它本身就像被一个盖子扣住一样，被毫无乐趣的宇宙客观性从上面紧紧扣住。望着这两个盖子，而且还牢牢地记着，不要说二十万年以后，就是在这以前很早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第三个‘盖子’，也就是自身的死亡，知识分子先生会一下脱口而出：‘让你们连同这一切通通见鬼去吧！’，他便歪戴帽子，到一个不好的地方去啦。这就是所谓的纽约贴现！这就是所谓的克列孟梭！”大家都笑了起来。“如果您允许的话，”一个二十二岁左右的腼腆的浅色头发的小青年对新闻记者说道。“我想从我这方面就所谓的‘肉欲的无政府主义’说几句话，您今天在您的专题评价报告中以那样蔑视的口吻提到过这个问题……事情当然并不在于名称，不过我以为，对于回答重大的悲剧性问题来说，这仍不失为一种诚实而大胆的尝试。这首先是一个号召，号召要比较随便地对待这件事，要摆脱那些纯属虚构的，然而又是极其令人痛苦的矛盾。也可以说，这是社会中有时必不可少的对生活的重新恢复名誉，因为社会像蜘蛛一样，用自己的身体编织出偏见和虚伪的道德之网。小品文作者们现在正在热心地搜集新文学的漫无节制和反常现象的例子。好像任何斗争——政治斗争也好，社会斗争也好，宗教斗争也好——都不会造成自己的过火行为似的。不过实质仍还是健康和进步的……”“先生们！”新闻记者说道，他在做完以激烈的争论结束的公开的专题评价报告之后，仍然感到自己像是一颗从炮膛里射出的炮弹。“我实际上无法在你们现在所选择的基础上应战。你们是否有意要我顺便创立这么一种教义，这种教义要能够帮助知识分子克服自身个性的束缚，战胜死亡的恐惧和自命不凡的怀疑论，这种教义还要能够把他们的‘无意识的东西’、他们的灵魂的灵魂同当前的伟大时代神秘地结合起来。可是要知道，这简直是——请原谅——对我的观点的一种直接嘲弄。这反正都一样，就好像我听完了关于圣经的历史来源的学术评价报告，随后便要求报告人根据启示录为我确定基督的二次降世的日期似的。Maiscen'estpasmonmétier，messieurs，[12]我可以对你们说，这不是我的职业，仅此而已。不过，我要尝试一下——不是反驳你们，因为这是办不到的——而是把我的自我感觉同你们的自我感觉加以比较……我们来这么做。你们说，没有神秘论或者它的某种代用品是不行的。可是，请看，我们可以设法对付。我们有数十万，数百万，有千百万之多……我们的人数与日俱增。请弄清楚：我们简直不需要神秘论。根据我们的理解力和我们的情感的整个结构来说，我们不能够，不打算，不同意，也不会相信一个老巫婆的。可是问题——这你们也知道——归根结底恰恰就在她那里。那位别尔嘉也夫先生虽说是从很高的神秘主义高度开始的，可还是以相信骑着掸子和长着尾巴的巫婆而结束的，眼下他正和小官吏列别杰夫[13]（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吗？）一齐坚信不疑地强调说，不相信巫婆‘是一种法国人的思想，是一种肤浅的思想’。而您呢，德高望重的教授，却卡在正当中：理智把您拉向我们，感情上您却向着列别杰夫……”“对不起，”编外副教授仿佛一下有了什么念头，打断对方的话说。“我认为斗争、斗争的狂热、斗争的热情、激动和冲击可能会替代您的神秘论的。我认为是可能的。可是，那个人，那个您不会把您的斗争作为遗产转交给他的新人，——他又将如何呢？他的思想将是自由的，灵魂将是安稳平静的，空闲时间将会绰绰有余。他会突然一下问道，以后怎么办呢？在得不到回答的情况下，他会把‘入场券’交还给您的。”“第一，您用不着打断我的话。第二，您按照自己的形状描绘未来的人，描绘得很不高明。第三，坦白对您说吧：未来人的自我感觉还一次也没有叫我彻夜不眠呢。就让他本人把自己内心里的事安排得井然有序吧，我们从外面给了他一份不错的家业，这已经足够啦。现在吗，无论如何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您，或者更正确点说，您不敢赞同的那些人拒不相信未来的人在没有神秘论的拐棍的情况下也会来到的。您有意或无意地在重复勒南[14]的话。他在什么地方说过：‘借助于幻想可以使大猩猩表现出惊人的道德品性；当幻想消失后，它所引起的这种人为的力量便消失了。’用您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人由于害怕太阳会变冷，就傻头傻脑地躲到一个下流的地方去。可是要知道这正是对人的诽谤。这里所表现的是矮小而精明的养尊处优的人的犬儒主义，这种人竟敢认为，只有历史钓杆上的假诱饵才能使人类免于重蹈野蛮的覆辙。在这种添加了便携式的神秘论和色情的社会虚无主义中，——而在愚昧落后的悲观主义者那里所添加的简直就是带对话的风流韵事，——我看到的不是由人到超人的发展过程，而是由小市民到大猩猩——哪怕是发空洞议论的大猩猩——的退化。至于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种彻底的发展！——的保证，我们不是在个别人的感受中，而是在人民群众的不可抗拒的、极其现实的、不带任何幻想的进攻中得到的！“……上世纪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说过，‘社会生活实质上是一种实际生活。所有神秘莫测的东西，所有使理论走向神秘主义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的实践中找到合理的答案’。可是另一方面，最大的个人主义者和颓废派却从反面得出了同样的思想，他说：‘最新的、忙乱的、买卖时间的、自高自大的、愚蠢高傲兼而有之的勤劳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培养和造就出来的东西，正是无神论。’明白吗，只有无聊的、因无所事事而疲倦的主观意识才会在社会义务和死亡义务之间设置‘无法解决的冲突’。社会实践在这里并没有矛盾，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人世世代代为小一辈、为还没有出生的下一辈人扫清道路。我们想让这种本能的创造力浸透强烈的意识。不是因为上帝、道德或者对下一代的爱而要求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一点能美化、丰富和认识我们自身的生活。可是照您看来，这里却出现了悲剧：主观和客观发生脱离，觉醒了的个性起来反抗社会的徭役。是正确的吗？对所有人来说是正确的吗？对许多人来说是正确的吗？向四周看看吧，我要再一次对您说：你们的人屈指可数，而我们的人却数不胜数……“……现实的积极性和因无所事事而痛苦不堪的神秘性！这种对立在阶级、集团和个人身上得到了证实。说得粗鲁点，在我们的时代，一个有着不活动生活方式（也就是各方面都不活动）的人，如果他不是个十足的木头人的话，必定死于思想消化失常。只有广泛的实践、积极性，只有行动的毅力才能确保正确的精神安排。请让我赶紧说个寓言或者笑话。天空静悄悄的，空气一点也不流动，船帆毫无生气地低垂着，思索着自己的使命，抱怨宇宙没有意义。可是刮起了大风，把船帆绷得紧紧的。于是它们不再就自己的使命空发议论，而是欢快地实现了自己的使命，把船带到辽阔的大海里去了。我说的寓言也许是蹩脚的，可它的含义却是好的。噢，请为我解开生活之谜，古老的，充满痛苦的谜！——告诉我，人是什么？消极的观察者问道，他的意志也像风平浪静时的船帆一样，亳无意义地低垂着。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还有我们头上的星星上面住的是谁？………………………………………………………………………………傻瓜在等待着回答，海涅这么谈论着他……不过我并没有说完这个笑话。那些船帆上面有几个窟窿——也许原来就有，也许是后来磨出来的，反正都一样。暴风雨在船帆的窟窿里面呼啸，可是帆并没有绷紧。船帆对自己的无用十分生气，于是就从空发议论和怨天尤人转为可耻地辱骂全世界。这是一种很大的罪过，永远也不会得到原谅！……“……您在庇护这些精神上有窟窿的人。您说什么，我们没有给他们什么东西。说什么我们所抨击的现代艺术至少能给他们一种信仰的代用品。可以说，这是正确的：在微微带有神秘色彩的、总是有所暗指的印象主义那里，‘宗教的’（说简单点，也就是人种的、社会的）本能不是寻求向外表现，而是孤芳自赏。一种独特的灵魂手淫！这种艺术不仅在纵容知识分子社会性的意志薄弱，而且还在系统地强化它……我在前些天出版的一本德国哲学小册子里发现了这么几句话：‘艺术像鸦片一样，几乎毫无道德可言。它能使精神感到瞬间的满足，同时又是对它的阉割，使它对现实世界的公设失去兴趣，这些公设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对现实中的世界感到满足。’对于当代文学来说，这是极其正确的。它背对广阔的现实世界，不是对现实中的世界感到满足，而只是散布对它的不负责任的厌恶情绪。在这种文学里面有着某种使人变得软绵绵的贵族习气，就像在韦尔西洛夫那里一样，他有气无力地抱怨说，现实往往总有点皮靴的气味……您自然不会把对存在的现实性的满足理解成对存在的满足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对存在的强烈的和坚持不懈的抗议只有在无条件承认具有无法反驳的现实性的世界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而另一方面：神秘地高踞在世界之上实际上就意味着与存在及其一切现实的丑恶和解。开诚布公地对您说吧：如果气味难闻的现实皮靴把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哲学和美学这两门学科踩得粉碎的话，那我除了极度的幸灾乐祸之外不会感受到别的什么。我不接受你们的文学：不是因为它是象征主义的，不是因为它是印象主义的，不是因为它是神秘主义的，甚至也不是因为它的大部分作品质量低劣，——而是因为它感染上了绝望的麻风病，因为它由于自己的愤愤不平的绝境而变成诽谤——对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现实皮靴（皮靴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的无耻的、胆怯的诽谤，——不是诽谤存在，在存在面前它自卑得无地自容，而是诽谤现实的东西，诽谤真实的东西，也就是说诽谤将来能自己战胜自己的人类本身，诽谤人类的伟大的明天！这就说明为什么在我的大好时光里，当我超越我自己、超越三月望日[15]的第三届杜马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当我从思想和感情上参加到数百万人不留下名字的顽强的创造中去的时候，我不接受，您听见没有，一丁点儿也不接受你们的文学鸦片，原因就在这里……“……我知道，我知道可以这样来反驳：说什么如果我这个人今天就会死去的话，那人类和他的明天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这正是怀疑主义的全部妙论和给它抡大锤的犬儒主义的全部自吹自擂！知道吗：听到被滚热的死亡恐惧烫坏的狗发出神秘主义的尖叫，还有想到你们终究都要死去，我可以幸灾乐祸一番，大大幸灾乐祸一番！您想污辱生命的精神，因为您害怕死亡，——但你们终究都要死去的！”“幸灾乐祸，不是回答……”编外副教授嘟囔了一句。“亲爱的，谁对您说过我打算回答他们？就让他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吧。我们不需要他们。明白了吗：不需要。有这种信心我们感到自豪，没有他们照样能行！”大家感觉到，谈话陷入了僵局，——于是闷头吸烟，不吱一声。“可是，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面色苍白的青年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啊，对啦，是关于‘肉欲的无政府主义’吧？您知道吗，这个问题和一般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是一样的：Erglanbtzuschiebenunderwirdgeschoben，意思是自以为在推动别人，其实是人家在推动它。它可爱地想象着自己是残酷无情的、破坏力很大的。其实，它在胆怯地模仿现有的东西。它把作为理想的经济无政府主义和作为事实的经济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论。‘肉欲的无政府主义’同样如此。想想吧，天知道这是多么大胆——否定道德、美学，甚至还否定爱情的卫生。可是要知道这不过是下流的东西的一个下流的摹本而已……”入口的门转动起来，接着拥挤的咖啡厅里进来一大群轻佻的女郎，她们的脸上带着干尸一样的笑容，身上的连衣裙像是披在光裸的肉体上的彩色招牌。一个女郎离开人群，慢慢挤到俄国人的桌子跟前。她长时间冷淡地听着异国他邦的语言的声音，又冷淡地离去了。“就说这个女郎吧，”新闻记者对着她的背影说道。“她就是一个肉欲无政府主义的真正的、虽然是不能自主的献身者，是一个令人倾倒的性道德教师。我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先生们，这种想法并不是现在才第一次进入我的脑子里的。青年人到哪里去学习爱情的艺术呢？到她们那里。他在那儿得到了不可磨灭的、永生难忘的初次印象，他在那儿学会在不承担任何心理上的义务——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女人，而是对自己本人——的情况下弄到爱情，在那里形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的性的个性。而后他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带着轻佻女郎的这种气氛，——不论是他的情人还是他的妻子都可以从他的阅历中沾染上轻佻女郎的习惯、动作和道德，如果她还没有从在他之前的男人那里沾染上这一切的话。”“……弗里德里希·尼采，您的哲学同行，”他对编外副教授说道，“他在一个地方说过：‘天主教让爱神埃罗斯喝下毒药：他并没有因此死亡，而是变成了罪恶。’你们的现代主义者又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否定官方天主教所捍卫的一切：根据总帐结算、签上字和盖上图章的一夫一妻制，按照合法的证明书有规律地生产教民，——这就是他们所否定的东西。他们肯定的又是什么呢？也许是古老的、乐观而又充满自信的埃罗斯（注意，如果他曾是这样的话）？不！他们现在的埃罗斯经历过中世纪的制度。他受到过禁欲主义偏见的毒害，被工作搞得疲惫不堪，吃得很糟，并导敢了佝偻病、淋巴结核病和营养不良……整死倒是没有把他整死，可是却把他变成了罪恶。恰恰是这位受尽中世纪的折磨，到过所有的妓院和医院的埃罗斯成了他们的不幸的上帝！”“对不起，”一直带着近乎病态的专注神情倾听着的青年人打断了他的话。“我怎么觉得您刚才像是一位职业道德说教者在发表议论。您和监督我们品性的官方学监一道判明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罪恶，然后就说：这就是你们的性行为准则，按照它们去做吧。无论如何这样说并不十分大胆，也没有十分独到的地方。”青年人的脸红了起来，可还是微微笑了笑。“既然您把我的话曲解到这种程度，”新闻记者温和地说道，“可见我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得多么糟糕。我们当代文学中十分令我讨厌的东西，恰恰就是它的道德说教——即使是另一种的说教也是一样。肉欲的无政府主义、阿尔志跋绥夫现象，要知道这是连续不断的令人讨厌的训诫：不要害怕，不要犹豫，不要拘束，不要害羞，随便到哪儿去都行……既然说到道德说教，那么我有权问问它的原则吗？”“它的原则是个性的自由与和谐。”“瞧瞧，自由与和谐。我满可以挑剔地说，这是一种空洞的东西。因为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和谐？不过我接受您的说法。而且恰恰是站在这种立场上，我才认为自己有权肯定地说，萨宁精神[16]是对个性的十恶不赦的洗劫……您想要和谐吗？您能否把您关于个性和谐的思念放进社会的前景中去呢？但是您应该对自己说，不充分的、不包含我们在历史发展的痛苦中亲自挣来的一切的和谐，以及通过手术消除矛盾后得到的、通过心理上的平民化得到的和谐，这样的和谐纵然不是毫无指望的乌托邦，那么它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Danslevéritableamourc'estl'amequienveloppecorps，意思是在真挚的爱情中灵魂会把肉体遮蔽的……在性爱的茎干上长出了这样的心理花朵，对于这些花朵，我们不想、也不敢加以拒绝。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种牲口棚里的‘和谐’。”“Laséanceestclose，messieurs！（会议闭幕啦，先生们）！”仆役一面指着几乎空无一人的咖啡厅和各处都已熄灭的灯，一面讥讽地朝俄国人的桌子说道。“Ademain，s'ilvousplait…[17]明天见！”1908年5月6日[1]埃罗斯，希腈神话中的爱神。——译者注。[2]法文：圣米歇尔大街。——译者注。[3]法文：阿尔古咖啡馆。——译者注。[4]英文：有歌舞表演的餐馆。——译者注。[5]法文：职员。——译者注。[6]《人的一生》（1907）是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1871——1919）的剧本，《叶列阿扎尔》（1906）是他的短篇小说。——译者注。[7]韦德金德（1864——1918），德国作家。——译者注。[8]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颓废文学的著名代表之一。所谓的阿尔志跋绥夫现象，指的是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鼓吹非道德论、否定任何社会理想和社会义务，宣扬色情的现象。——译者注。[9]圣像破坏运动，8至9世纪前期拜占庭发生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运动。——译者注。[10]奥莎那，古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颂扬上帝或祈福之词。——译者注。[11]法文：“服务务员，请给一杯美国烈酒。”——译者注。[12]法文：“但是这不是我的职业，先生们。”——译者注。[1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中的人物。——译者注。[14]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15]三月望日，恺撒被刺之日，今喻命中注定的日子。——译者注。[16]萨宁是阿尔志跋绥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萨宁精神指那种否定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一味追求食色之类的“天生欲望”的满足的极端个人主义。——译者注。[17]法文：明天见。——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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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间上的祖国<<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二部前夜第一章在第一次革命与战争之间（1908—1914）我们时间上的祖国“我热爱我的世纪，因为它是我在时间上所拥有的祖国。”我热爱我的世纪，还因为它使我得以在空间上大大拓展我的祖国的疆域。“VaterlandsloseCesellen（没有祖国的人！），”德国皇帝在谈到他的那些不为伟大民族的铁蹄而陶醉的同胞们[1]时这么说道。就算是这样吧。就让他们失去那个由宰相、狱吏和牧师所代表的官方祖国吧。可是这些失去祖国的人却是真正幸福的：因为他们将要得到的是一个世界！我热爱我的时间上的祖国——这个在暴风雨中诞生的20世纪。它蕴涵着无限的可能性。它的版图是整个世界。然而它的先驱者们却拥挤在历史外的沙漠中的那些微小的绿洲上。18世纪的大革命是大约两千五百万法国人的事情。拉斐德[2]被冠以两个半球的公民的称号，阿纳哈尔西斯·克劳茨[3]则以人类的代表自居。这是一种天真的、近乎幼稚的自欺欺人。这两位生活在不知铁路和电报为何物的18世纪的可怜的野蛮人，对于世界和人类能知道多少东西呢？拉斐德是个法国人，为争取年轻的美国人的独立而战斗过，令人景仰的阿纳哈尔西斯则是位德国男爵，出席过法国的国民公会[4]，——于是在他们的那些想象力有限的同时代人眼里，这两位“世界主义者”俨然把世界统一在自己身上了。当时人们对幅员辽阔的俄国知道多少呢？对整个亚洲大陆和非洲又知道多少呢？这不过是几个用以掩盖历史空白的地理名词而已。不论是18世纪，还是19世纪，对全世界的历史都一无所知。只是到了现在，我们看起来才刚刚站在它的入口处。在韦伯[5]或施洛塞尔[6]那里，“世界历史”是一部不甚高明的编写本，其中缺乏一个最主要的东西：整个人类的统一而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倒是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可是——可惜得很！——这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现实的人类在里面是不见半点踪迹的。当然，这是历史本身的过错，无须对历史学家们加以责难。是历史造就了几个封闭的世界——欧洲、亚洲、非洲……——并长期拒绝与人类的大多数进行任何交往。甚至那些不满足于编纂交战年表并想在文化方面有所建树的历史学家们，最终所涉及的也只是少数几个民族的英杰。人民群众被拒之于历史的大门之外。历史是贵族式的，一如那些创造历史的阶级一样。我们的时代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感到遗憾！——就在于它首次为世界历史奠定了基础。它在我们的眼前把人类这个概念从人文学的凭空想象变成了历史的现实。历史活动的舞台无限宽广，而地球则小得可怜。铁路的钢轨和电报的网线给整个地球罩上了一张人工编织的网，使它看起来极像一个教学用的地球仪。世界在资本侵入以前是一个农村。可是资本来到了，它被坏了农村的温床——这些民族的愚昧的养成所，并用人肉和人脑把城市里石头箱子似的建筑物塞得满满的。它排除一切障碍，使地球上的人们在肉体上彼此接近起来，进而在其物质交往的基础上着手其精神同化的工作。它彻底搅乱了旧的文化，并且毫不留情地将那些被视作已完全定型的民族特征——保守与懒惰——溶化到自己的市场世界主义中去。还在上世纪中叶，海涅便坚信：我们在学术著作纲要和小啤酒馆里见到的那种对各民族的一成不变的老式评述不会再带来益处，而只会引起迷误。由思想深沉的心理学家们在观察了在瑞士的饭店里吃份儿饭的英国游客之后对装模作样、讲究礼节而又过于拘泥的英国人所作的公式化的评述是值得回味的：它能给我们说明17世纪的革命、宪章运动或者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英勇的狂热行为中的多少东西啊！是的，不久以前似乎还可以感觉到，东方各民族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自己的民族典型。它就在我们的面前，通过莱蒙托夫的诗句的雕塑艺术表现出来：看哪，酣睡的格鲁吉亚人在那金铃木阴凉处把葡萄美酒的泡沫洒上缀满花纹的灯笼裤；德黑兰躺在珍珠泉旁绣花的靠背软椅中，脑袋歪在烟管的烟雾里在那里昏沉地打盹。看，在那耶路撒冷的山麓有个死去了的国家，它没有声音，它一动也不动，上帝早已烧死了它；远处，永远不知阴影的那条黄色的尼罗河正在冲洗帝王的陵墓的一层层火热的石座；这里可以望得到的国家在沉睡着贪求安乐……瞧，真是奇事一桩，那些似乎已经彻底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古老的数千年文明现在又从历史的昏睡中苏醒过来，正拿着自己的卧榻行走……不久以前，我们曾见过这些“酣睡的格鲁吉亚人”……他们已经向我们表明（在1905年），他们的“灯笼裤”上洒的不止是葡萄酒。他们还让我们相信，不能只凭莱蒙托夫的富有灵感的诗句，而要靠高加索总督办公厅搜集到的人类文献来了解新格鲁吉亚的面貌……而黄色尼罗河国家呢？它目前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按英国的方式办当地的工业。可惜从它的金字塔顶部看到的不是四千年的历史，而是一亿英镑的国债。德黑兰已经不在打盹，而是在勇猛地反抗。它打着西方宪法的旗帜关闭了自己的东方市场。它上街游行示威，在斗争，在争取国会……于是国会里震耳欲聋的吵嚷淹没了珍珠喷泉的哗哗喷水声。德黑兰已不在打盹了！岛国日本在我们的眼前从默默无闻中崛起，以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的姿态出现在亚洲大陆面前，就像它的老师岛国英国当年出现在欧洲大陆面前一样。它以给雅利安人的惨痛的教训标明了自己的历史行动，这一教训在整个亚洲像一圈圈扩散的水纹一样产生了影响。远东的僵硬的平衡被无可挽回地打破了。眼下日本正在用资本主义国家的钢牙毫无阻碍地把不幸的朝鲜嚼得粉碎……可是，与为了资本主义的兴盛而十分卖劲地消除其自身的神圣的独特性和顽固的等级制度的两个亚洲巨人中国和印度相比，日本又算得了什么呢？二十万英国人借助于官僚专制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两亿六千万印度人。可是，这个民族的似乎已经完全衰竭的历史力量却在新的几代人中间复活了。印度的工业正在为印度的革命坚定地扫清道路。就连加尔各答的马车夫也通过罢工的方式表示他们对印度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蓬勃的政治运动的声援。在中国发生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它的计有三至四亿人口的农民——这是个停滞、守旧而又充满着“中国习气”的困苦阶层——数千年的基础不稳了。每年都有数十万、数百万的穷人从他们中间分离出来，坐着火龙飘洋过海，来到美洲、澳洲和非洲，并在那里经受资本主义文化之火的冶炼。数世纪以来一直像是死气沉沉的巨大村庄的古老的中国城市变成了新的工业、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政治斗争的中心。自从俄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报刊迅速繁荣起来，它不仅用满大令[7]的语言同富有阶级讲话，而且也用大众语言同大众讲话。反对暴虐的满清王朝的共和运动在发展壮大。这事发生在中国——在神圣的汗[8]、太阳之子和月亮的兄弟的国家里！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处于一场大变动的前夜。比如说，福音教派传教士团的机关刊物就曾这样写道：“革命已经把大门敲得咚咚作响啦。”“东方正在燃烧着新的霞光。”东方所进行的政治变革解放了它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其结果或许能使历史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大陆上来。上世纪初期，英国是欧洲的工厂。到上世纪末，欧洲成了世界的工厂。现在，遭受美国和德国工业排挤的英国则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只钱箱。而且，整个欧洲也许很快会在亚洲的工业面前后退，亚洲正在摆脱“衰老”恢复青春，并准备把富有而衰老下去的欧洲变成自己的钱庄。这并非一种遥远的、模糊的远景。原来需要数世纪才能完成的变革，现在只需数十年甚至数年的时间便可实现了。历史变得脚步匆忙了，——比我们的思想脚步要匆忙得多。***当亚洲的野蛮向资本主义的野蛮转变的时候，北美洲正在准备成为伟大的历史运动的舞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像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祖国那样，在19世纪的一百年内有了如此惊人的发展。自由的民主国家在用起义的方式获得独立之后，却在以后数十年的长时间里成了世界发展的最为保守的因素。当欧洲经济或欧洲政治在其内部矛盾的重压之下累得疲惫不堪的时候，美国便前来救助它们了。它不仅吸收了过剩的商品和资本，而且还为欧洲的陷入贫困的农夫、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失业的无产者——这些能引发不满和酝酿革命的因素——提供了栖身之所。这个拥有尚未开垦的原野和取之不尽的财富的国家成了自由农场主的国度和欧洲资本主义的避雷针。然而，它本身也成了其使命的牺牲品，——从—个“自由的民主国家”沦为摩根[9]、洛克菲勒[10]、范德比尔特[11]、哈里曼[12]和卡内基[13]五头专政的脚下踏板。19世纪中叶，美国的国民总财富估价为一百亿美元，1890年为六百五十亿美元，而1900年则达到了一千零六十亿美元。六十年前的时候，每个家庭平均收入仅为一千二百美元，本世纪初则平均为五千美元。国家的财产极大地增加了！可是它并不归国家所有。早在内战时期，美国的财富分配得还比较均等。1854年，年轻的民主国家的百万富翁不超过五十个，他们的财产占国家财富的百分之一。1890年，我们已知道美国有三万一千一百个百万富翁，他们的手里集中了百分之五十六的国家财富。而现在呢，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一的人手里掌握着百分之九十九的国家财富。巴黎一家十足的资产阶级杂志《Censeur》[14]不得不承认说：“卡尔·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的预言通过生产集中到少数大企业那里，通过资本高度集中到人数正在日益减少的那些人们手里的方式在美国完全实现了。”自由农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托拉斯和严重失业的国家。在六百万农场主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沦为没有土地的承租人，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的土地则被抵押出去。城市的中间阶层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20世纪初期美国出现了资本主义集中所产生的利维坦[15]——拥有二十五亿美元资本的钢铁托拉斯。它使整个工业听命于自己。它领有煤矿、铁路、运河、铁矿区、铁矿石加工厂、机械厂和机器制造厂、远洋船队、金矿、银矿、铜矿、新闻记者的笔杆子、学者的大脑、法官的良心、立法者的表决权……社会的对立紧张到了极点，平衡状态变得越来越不稳固。经济学家们曾经表示相信，托拉斯定会彻底消除工业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贫困，——结果经济学家们这次又错了：托拉斯的无限的统治权并未能预先防止十月破产（1907年）的发生，这次破产先在纽约交易所爆发，而后蔓延到工业界。目前，失业人数已达到四百五十万人，而且这支饥饿的和不安定的失业大军的人数与日俱增。每一个善于从其总的联系上评价这种现象的人都会明白，发生在这个对比强烈的国家里的深刻的工业危机必定会成为社会动荡的起因。***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古老的欧洲上来吧。自普法战争结束和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它—直享受着“和平”与“秩序”。这就是说，欧洲外交竭尽全力在欧洲均势的钢丝上保持平衡，而潜在的内战——在政治情绪异常激昂的条件下——在此期间并未燃成革命的烈火。可是，在这四十年间，社会的发展以残酷而无意识的方式挖掉了“和平”与“秩序”的墙脚。各国间的经济竞争变成了准备动武的市场之争。欧洲用其世代劳动所积攒的财富使整个世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刺刀，并在空荡荡的广阔水面上筑起了一座座浮动堡垒——装甲战舰。军国主义一面欢度疯狂的沙巴什[16]，一面不断地引起新的军事冲突的危险，随后又用不断增多的大炮和装甲战舰来“预防”它们。在近东和远东，在非洲的北部和南部，到处都可看到欧洲各国之间的尖锐磨擦。战争的幽灵一刻也没有从政治的舞台上消失。欧洲的所有民族都从内部分裂成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即贫困与穷奢极侈，劳动与游手好闲。我们看到，在英国这个典型的政治妥协的国家里，这一过程表现得多么清楚。强大的工党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不久，自由党和保守党便在政治上捐弃前嫌，定下共同的行动纲领：保护现存的一切东西。自由党人罗斯伯里勋爵[17]不久前说道：“宁肯和保守党人共处，也不和社会主义者站在一起！”从他那方面说，他是完全正确的。在德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统治阶级——从普鲁士的粗野的地主到南方的小市民民主主义者——各政党缔结反对工党的联盟，在工党和各种反动势力之间已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缓冲地带了。在法国，以伟大的倒阁能手“雅各宾派分子”克列孟梭[18]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执掌了国家政权，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完好无损地保存这架镇压工人群众的机器而已。到处都充满了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公开的社会冲突的危险随处可见。易燃物堆积如山。如果商业和工业危机——现在以北美洲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加入其行列——大规模蔓延开去，那么我们便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言：世界历史在不远的将来将为我们掀开新的、充满戏剧性的一页。***反动派先生们以为，心理是最富破坏性的一种因素，因为思想是坏东西！再没有比这更加错误的了。心理是一种十分保守的要素。它习性懒惰，喜爱陈规陋习的催眠术。戈杜诺夫说：“习俗中有着强大的力量，习惯是人们的鞭子或绳索。”（《伊凡雷帝之死》[19]）假如没有那些造反的事实的话，思想的因循守旧倒真的不失为秩序的最好保障呢。不过，造反的事实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的懒惰的思想时至今日仍拒不承认它们的存在。它把这种自以为是的目光短浅当作高度的头脑清醒。多么可怜啊！到头来，它总是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写道：“只看得见自己鼻子尖儿前一点点地方的求实精神比极其荒诞的幻想还要危险，因为它是盲目的……”反动派先生们总是犯错误。假若我们的集体命运果真仅仅取决于我们思想的英勇，那么我们直到今天恐怕还在尼布甲尼撒国王[20]的朝代里以草为食呢。不是思想使我们直立行走，不是它把我们聚集在村社、城市和国家里，不是它把长官们领入他们的神圣的办公厅，也不是它——而且可以添加一句——把他们从那里赶出来。重大的事件——那些像石柱一样用来标示历史道路的转折的事件——是由于多种原因交错的结果而造成的。而这些原因往往在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它们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于此。我们不制造事件。我们至多也不过是能预见到它们而已。当令人震惊的事件的旋风在东方刮起来的时候，全世界都愕然地把目光投向那里。可是，当这些事件像母腹中的婴儿一样在社会的内部默默萌动的时候，有多少人相信过它们会发生呢？现在，重大而严酷的事件正在整个“文明”人类的社会深处紧张地颤动。如果有谁试图弄清楚这些事件的整个面貌并试图给它们命名的话，那么这个人定会被官方的贤哲们戴上幻想家的帽子。他们把思想在日常生活的垃圾面前表现出来的奴才气吹捧为政治上的求实精神。1908年4月12日[1]即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1914年完全改邪归正了。[2]拉斐德（1757——1834），法国政治活动家，——译者注。[3]克劳茨（1755——1794），法国政冶活动家，——译者注。[4]国民公会，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译者注。[5]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6]施洛塞尔（1776——1861），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7]满大令，葡萄牙人对满清高级宫员的称呼。——译者注。[8]神圣的汗，源自蒙古语“大汗”，在俄国16至17世纪的文献中用来称呼中国皇帝。——译者注[9]摩根（1867——1943），美国锒行家和金融家。——译者注。[10]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石油大王。——译者注。[11]范德比尔特（1794——1877），美国航运和铁路巨头。——译者注[12]哈里曼（1848——1909），美国金融家和铁路大王。——译者注，[13]卡内基（1835——1919），美国钢铁企业家。——译者注。[14]《检查官》。——译者注。[15]利维坦，圣经神话中的大海怪，转意为巨大的怪物。——译者注。[16]沙巴什，中世纪迷信传说中的巫婆夜间舞会。——译者注。[17]罗斯伯里（1847——1929），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主持过自由党内阁。——译者注。[18]克列孟梭（1841——1929），1906年至1909年为法国总理。——译者注。[19]《伊凡雷帝之死》（1866）是俄国小说家、诗人兼剧作家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历史剧三部曲的第一部。——译者注。[20]即尼布甲尼撒二世（？——前562），新巴比伦王国国王。——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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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革命的艺术和社会主义的艺术<<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艺术和社会主义的艺术是社会主义的停滞还是最大的变动？——革命艺术的“现实主义”。——苏维埃喜剧。——旧悲剧和新悲剧。——艺术、技术和自然。——人的改造。（实在的和假想的）当人们谈论革命的艺术时，他们指的是这样两种艺术现象：一方面，是通过题材、情节反映革命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主题上与革命没有联系、但充满革命情绪并具有革命所产生的新意识的色彩的作品。显而易见，这是一些处在或者至少可能处在完全不同层面上的现象。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他的《苦难的历程》中描写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但这完全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流派、视角和观点，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当把这些运用于规模极其巨大的事件时，只能生硬地提醒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有过，但早已过去。当青年诗人吉洪诺夫不去描写革命、而去描写一家小铺时，——他似乎羞于描写革命（不知现在还是这样或者已成为过去？）——他以非常新鲜的和充满激情的力量感受并再现了小铺的保守和静止，这一点只有一个为新时代的活动力所创造的诗人才能做到。因此，如果说，描写革命的作品和革命的艺术不是一回事，那么，两者仍然是有关系的。革命所造就的艺术家，不可能不想谈论革命。另一方面，非常想谈论革命的艺术，必然会抛弃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观点，既抛弃伯爵的、又抛弃穿树皮鞋的农民的观点。革命的艺术还没有，但已有了这一艺术的许多因素，有了某些迹象和尝试，更重要的是，有了革命的人，他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新的一代，他越来越需要这革命的艺术。为了让这一艺术无可争议地显现出来，还需要多少时间？这很难猜测，因为这一进程无法估量也无法计算，而且，就是对那些更为物质化的社会进程之期限的确定，我们也被迫只限于猜度。但是，这一艺术、这一艺术的第一个大浪潮，为何不能作为在革命中诞生并推动革命前进的那年轻一代的艺术而很快地到来呢？不应当把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过渡社会所有矛盾的革命艺术与基础尚未建立的社会主义艺术混淆起来。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社会主义艺术是从过渡时代的艺术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坚持这一区别，但我们所遵循的绝对不是某种对公式的学究式的看法。恩格斯并非无缘无故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称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革命本身还不是“自由王国”。相反，革命中“必然”的特征被发展到了极限。如果说社会主义要消除阶级和阶级的对抗，那么，革命则使阶级的斗争最大限度地激化了。在革命的时代，那种能促使劳动者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团结起来的艺术是必需的，也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学不可能不充满社会仇恨的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这种精神乃是历史手中的一个创造性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团结一致是社会的基础。整个文学、整个艺术将以另一种音叉来定音。我们这些革命者的那些如今时常难于称谓的感情，——无私的友谊、对他人的爱、由衷的同情等字眼，已被伪君子和庸人们用滥了，——将作为有力的和弦响彻在社会主义的诗歌中。但是，过分的团结一致，是否会像尼采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有使人退化为感伤悲观的群居生物的危险呢？绝对不会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市场竞争性质的那种强大的竞争力，不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失，用心理分析学的话来说，而会得到升华，也就是说，将采取一种更高的和更有效的形式：它将成为一场捍卫自己的意见、计划和趣味的斗争。随着政治斗争的消除，——在非阶级社会中将不再有政治斗争，——那些被解放出来的激情将投向技术和建设，这里也包括艺术，当然，这艺术将变得普遍化和成熟起来，得到锻炼，并将成为所有领域中不断完善的生活建设的一个高级形式，而不仅仅是“美的”多余之物。生活的所有领域，如土地的耕耘、人类居住区的规划、剧院的建造、儿童的社会教育方法、科学课题的解决、新风格的创建，都将引起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的极大注意。在新的大运河的开凿问题、撒哈拉沙漠中绿洲的分配问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及天气与气候的调节、新的戏剧、化学的假说、音乐中两个相争的流派、最好的体育制度等问题上，人们将分为许多“党派”。这些派别不会受任何一种阶级的或阶层的自私之心的毒害。它们都同样地关注整体的成就。斗争将具有纯思想的性质。在斗争中不会有对利润的追逐，不会有卑鄙行为、叛变和贿赂，不会有那构成阶级社会中“竞争”的灵魂的一切。但这丝毫不会妨碍那斗争成为吸引人的、戏剧性的、充满激情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先前自发地、自动地解决的那些问题（日常生活），或是处于特殊的祭司阶层管辖之下的那些问题（艺术）——都将成为所有人的财富，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集体的兴趣和热情的表现以及个人的竞争，都将有最广阔的天地和数不尽的机会。因此，艺术不会感到缺乏社会精神能量的迸发，缺乏集体心理的冲动，这些迸发和冲动促使人们创立新的艺术派别和改换风格。各美学学派也将组成围绕自己的“党派”，亦即组成气质、趣味和思想情绪的集合体。在这一立足于不断提高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不图私利的和紧张的斗争中，人的个性将得到发展，它的各个方面将变得更加完美，并将具有一个非常珍贵的特性，即不满足于任何已取得的东西。说真的，我们既无理由担心个性的衰退，也无根据担心社会主义社会中艺术的贫乏。***什么样的旧术语可以用来称谓革命的艺术呢？奥新斯基[1]同志有一次写道，这革命的艺术将是现实主义艺术。这句话中有正确而又重要的思想。然而，为了不发生误解，需要事先讲清对概念的理解。最完善的艺术现实主义，在我们这儿是与文学的“黄金”时代、与文学的贵族古典时期相符合的。在有倾向性的主题决定论时期，人们主要根据作者的社会意图来评断一部作品，——这一时期，正值觉醒的知识分子寻找通向社会行动的途径并渴望与“民众”建立联系以反对旧制度的时代。与在其之前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相对立的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符合于这样一个时代：这时知识分子与民众相分离，神化自己的体验并在事实上服从于资产阶级，但他们又不想在心理上和美学上溶解在资产阶级之中。象征主义为此还请求上天来帮忙。战前的未来主义试图通过个人主义的途径从象征主义的沮丧中挣脱出来，并试图在物质文化的无个性成就中找到个人的主心骨。这便是俄国文学发展中各个大的时期交替的大致线索。每一流派都包含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作品的主题、情节以及环境和主要人物的选择等等方面留下自己的印记。内容这一概念，并不接近于字面意义上的情节，而接近于社会的任务。在无情节的抒情诗中，也像在社会小说中一样，表现出时代、阶级及其世界观。下面谈谈形式问题。在特定的范围内，形式与任何技术一样，也是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发展的。每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如果这真正是一个流派，而不是一个随意的枝芽，——均源自先前的发展，源自现有的语言和色彩的技艺，它离开已抵达的岸边，为着在爱好的范围里赢得新的成就。这儿的发展也是辩证地进行的；新的艺术流派否定先前的流派，这是为什么？显然，有些思想和感情在旧手法的框框中感到拥挤，但是同时，在旧的、已僵化的艺术中，新的情绪也能找到这样一些因素，它们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给新的情绪以适当的表达，并且为着争取旧艺术中某些宜于发展的因素，举起了反对整个“旧”艺术的旗帜。每一文学流派都潜伏于过去，但每一流派又都满怀敌意地推开过去而发展。形式和内容（后者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主题”，而应当理解为寻求艺术表达的情绪和思想的综合体）的关系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即一种新的形式的发现、宣告存在和发展，正是在内在的需要和集体的心理需求的压力下进行的；这种心理需求与人类的整个心理一样，有其社会根源。这就说明了每一文学流派的两重性：它会带给创作技术以某些东西，提高（或降低）技艺的整个水平；另一方面，在其历史具体性中，它又表现特定的、归根结底是阶级的要求。我们说是“阶级的”，但这也意味着是个人的，——阶级通过个人说话。这也意味着是民族的，因为民族的精神决定于在民族中占统治地位、从而使文学服从自己的那个阶级。就拿象征主义来说吧。象征主义该作何理解：是指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方法，象征地再现现实的艺术呢，还是以勃洛克、索洛古勃等人为代表的象征主义的流派？象征不是由俄国象征主义想出来的。俄国象征主义看来只不过是把象征更血肉相连地嫁接在现代化俄语的机体上罢了。就这一意义而言，未来的艺术，无论它走哪条路，都不会拒绝象征主义的形式方面的遗产。但是，某些年里活跃的俄国象征主义，是把象征用于表现一定的社会课题的。什么样的课题？象征派之前的颓废主义在个人体验的杯盏中，亦即在性、死亡及其他，——甚至没有其他，仅仅在性、死亡之中寻求对所有艺术问题的解答。颓废主义不可能不在短暂的期限中耗尽自己的能量。由此产生了——同样不无社会推动力的作用——一种需求，即为自己的愿望、感觉和情绪寻找一种高级的认可，从而丰富和提高它们。象征主义使形象不单纯成为一种艺术手法，也使之成为信念的象征，因此象征主义成了知识分子走向神秘主义的艺术桥梁。就这一具体的社会意义而非抽象的形式意义而言，象征主义不单纯是一种艺术技巧的手法，而是知识分子对现实的逃避，是他们对另一世界的营造，是艺术上对独立自在的幻想和消极无为的培养。在勃洛克身上，我们发现了现代化了的茹科夫斯基[2]！那些以“文学的崩溃”为论题的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集和小册子（在1908年及之后数年里出版），无论它们的某些概括多么粗略与生硬，不论它们有时怎样胡乱涂抹，但较之于楚扎克同志等，它们作出的社会和文学的诊断和预测却要重要和正确得多。楚扎克同志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考虑了形式问题，比其他人更认真地对待形式，但是他受各种不断出现的艺术流派的影响，认为这些流派是无产阶级文化积累的不同阶段，而不是知识分子日益疏远人民群众的不同阶段。现在，又该怎样理解现实主义呢？在不同的时代，现实主义表现过不同社会集团的感情和要求，而且采用了相当不同的手法。这些现实主义中的每一种都需要从社会的角度作单独的文学界定和从形式方面作单独的文学评价。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有某种相当重要的世界观特征：倾心于实际的生活，艺术地接受现实而不逃避现实，对生活具体的稳定性或变异性抱有浓厚兴趣，力图或者如实地描绘生活，或者精雕细琢，或者进行辩护，或者加以责难，或者照相式地叙述，或者进行概括，或者加以象征化，——但针对的都是我们这三维空间的生活，把这一生活视为充裕的和具有自身价值的创作素材。在这一广泛的哲学意义而非派别的文学意义上，可以有把握地说，新的艺术将是现实主义的艺术。革命不能与神秘主义共处。如果说，被皮利尼亚克、意象主义者和其他人称为他们的浪漫主义的东西就是——可以有这样的担心——那种羞答答地企图在另一称谓下安身的神秘论，那么，革命也不能与浪漫主义共处。这不是死守教条，而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心理盘算。在我们的时代，不可能有一种随身携带的、标致的、如同室内犬一样“顺手牵着”的神秘论。我们的时代抡起斧头砍伐着。被彻底搅动的、动荡不安的、残酷的生活说：“我需要一个爱情专一的艺术家。你怎样抓住我和把握我，你运用艺术发展所创造的何种工具，我都听任你，听任你的气质、你的天才。但是你要照我现在的样子理解我，要照我将要变成的样子接受我，除我之外你别无它物。”这指的是世界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一元论，而不是文学流派传统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相反：一个新的艺术家需要过去所创造的一切手法和方法，还需要某些补充的手法和方法，以便去把握新的生活。这并不是艺术的折衷论，因为创作的统一是由积极的世界观造成的。***在1918、1919年的前线，时常可以遇见这样的部队，它由骑兵侦察队开道，而殿后的则是载着男女演员、布景和各种道具的大车。整个艺术的位置，也就在历史运动的末尾。在我们的前线，由于情况的急剧变化，装载演员和舞台布景的大车常常陷入艰难的境地，不知往何处去。有时也会落到白军手里。在历史战线上遇到急剧变化的整个艺术的处境，同样是艰难的。戏剧尤其艰难，它已完全不知道该往何处去，该“表现”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戏剧这一或许是最为保守的艺术门类中，理论家却特别地激进。众所周知，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中最革命的阶层，就是戏剧评论家阶层。只要在西方或东方有了第一个革命的机遇，就应由这些人组成一个特别的左翼剧评家战斗队。当剧院上演《昂戈夫人的女儿》、《塔列尔金之死》[3]、《杜兰朵公主》[4]、《乌龟》[5]时，那些可敬的左翼剧评家们还能忍耐。但是当演到了马丁奈的戏时，他们几乎全都闹得天翻地覆了（还在梅耶荷德排出《翻天覆地》之前）。此剧是爱国情调的。马丁奈是位和平主义者！一位剧评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这全都是昨天，因此它没有价值。”在这个左倾见解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市民气，而没有丝毫的革命性。比如说，若是从政治身份看起，那么，在许多最左阶层当今的代表们还没有闻到左的神赐的气味时，马丁奈就已是一个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了。还有，说马丁奈的戏对我们来说全都是昨天，这又是什么意思？难道法国革命完成了？已经胜利了？或者法国的革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出独立的历史剧，而只是我们这里所进行的一切的枯燥重复？在这个左倾见解的背后，除其他东西之外，还隐藏着最庸俗的民族局限性。马丁奈的剧本过于冗长，它更像文学作品，而不大像是舞台艺术作品（作者也未必期待自己的剧本能搬上舞台)，——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如果剧院上演时能抓住剧本中的民族和历史的具体性，也就是把它视为法国无产阶级在其宽广大道的一个特定关口上演出的一幕，而不把它看成翻天覆地的图示，那么，剧本的那些不足就会退居次要地位。将事情从历史的环境抽出而置入抽象的构成主义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脱离革命，——脱离那现实的、真正的革命，那革命顽强地发展着，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因此，它会使某些假革命的小市民感到是早已发生的事件的枯燥的重复。我不知道，如今我们舞台上是否需要生物力学，也就是说，这生物力学是否有历史的迫切性。但是，如果可以用这些主观术语来表达的话，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剧院迫切需要描写革命日常生活的新鲜剧目，首先是苏维埃的喜剧。我们需要自己的《纨绔少年》、自己的《智慧的痛苦》；自己的《钦差大臣》。并不是这三部旧喜剧新的改编，也不是照苏维埃方式对它们进行讽刺模拟式的和狂欢节式的改头换面，——虽说这样的改编也比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剧目更有生气，——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嬉笑怒骂的苏维埃的风俗喜剧。我有意用了旧语文课本上的这些术语，毫不害怕被指责为开倒车，因为，新的阶级、新的生活、新的恶习、新的愚蠢，都需要有人把它们大声说出来，而当这件事完成时，我们就将获得新的戏剧艺术，因为，没有新的手法，你就无法再现新的愚蠢。有多少新的纨绔少年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自己被再现在舞台上，各处有多少智慧的痛苦和自作聪明的痛苦，——如果有一个戏剧的钦差大臣来巡视苏维埃的大地，那该多好。请不要归咎于戏剧审查，因为这不是实情。当然，如果您的喜剧想要说：“瞧把我们带到哪儿了，还是退回到旧的可爱的贵族之家吧。”——那么，审查官就会禁演这出喜剧，他做得很正确。如果您的喜剧要说：“瞧，我们正在建设新生活，可我们周围有多少旧有的和新的卑鄙、下流和蛮横啊，让我们来清除它。”——那么，检查制就不会横加干涉，如果在什么地方受到了干涉，那也是因为愚蠢，我们将一同与这样的检查制作斗争。在我有机会看戏的那不多的场合，为了不得罪任何人，我常有礼貌地用衣袖遮掩哈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剧场的观众对关于当今生活的每一个甚至是微小的暗示都作出热烈的反响。最有趣的情况出现在艺术剧院新排的几出轻歌剧中，这几出歌剧被卖弄地点缀上一些大大小小的刺（没有无刺的玫瑰！）。当时我就想道：如果我们暂时还写不出喜剧，那至少也该弄出一些反映社会生活的时事短剧来。当然，当然，当然，戏剧在将来会冲出四堵墙，溶化在大众的生活之中，而全部的生活又将服从于生物力学的节奏，如此等等。但这毕竟还是“未来主义”，也就是说，还是遥远未来的音乐，但要知道，在戏剧赖以生存的过去和遥远的来来之间，还有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在。在戏剧舞台上，在过去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如果能给……现在主义一个位置，倒是件好事。读者诸君，让我们投这新流派一票吧！一出好的苏维埃喜剧就能让戏剧振奋好几年，然后眼瞧着将会出现悲剧，即那并非无缘无故地被尊称为语言艺术的高雅种类的悲剧。***但是，我们这无神的时代也能创造出宏伟的艺术吗？——一些神秘论者问道，他们也准备接受革命，但有一个条件，要革命保障其死后的生存。语言艺术最宏伟的形式就是悲剧。古希腊罗马从神话中发展出了悲剧。没有对命运那种深刻的、彻悟生命的信念，就没有古希腊罗马的悲剧。宏伟的中世纪艺术又一次为基督教的神话所统一，这种神话不仅解释庙宇和宗教仪式，而且也解释所有的生活关系。在那些时代，只有从宗教角度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积极参与这两者的统一，才能产生出宏伟的艺术。如果丧失了宗教信仰，——不是当代知识分子灵魂中那些模糊、神秘的咕噜声，而是拥有上帝、天国的法规和教会等级的真正的宗教，——生活就会变得赤裸，也就谈不上英雄与命运、犯罪与赎罪这样一些最高冲突了。小有名气的神秘论者斯捷蓬[6]在其《论悲剧与当代生活》一文中，就是从这一方面接近艺术的。他似乎是从艺术本身的需要出发，以新的宏伟创作相引诱，展示了悲剧复兴的前景，在结尾他提出了要求：为了艺术，请屈服于上天的力量，对它顶礼膜拜吧。在斯捷蓬的理论中有一种曲意奉承的逻辑：实际上，文章作者需要的不是悲剧，——因为，在天国的法规面前，悲剧的规律算得了什么？他不过是想用一个悲剧美学的小指头勾住我们的时代，好用整只手抓牢它。这是纯粹的耶稣会派的观点。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斯捷蓬的理论又是形式主义的和肤浅的。这一理论忽略了物质的历史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陆续生长出了古希腊罗马戏剧和哥特式艺术，也必将生长出新的艺术。对那无休止的厄运的相信，反映了思想明晰而技术贫乏的古希腊罗马人所处的狭隘境界。他们还不敢给自己提出以如今这样的规模征服自然的任务，——于是自然便像厄运一般笼罩在他们的头上。技术手段的局限性和静止性，鲜血，疾病，死亡，——限制人或以残酷的打击不让人“骄傲”起来的一切，都是厄运。悲剧性的根源，就是觉醒了的意识世界与手段的落后和局限性之间的矛盾。神话没有制造这样的悲剧，它不过是用人类幼年的形象化语言表达悲剧而已。在中世纪，唯灵论的赎罪贿赂以及尘世和天国的整个双重计算方法（这种计算方法源自宗教的、尤其是历史上的、亦即实际的基督教的表里不一）都没有制造人生的矛盾，而只是反映了这些矛盾，并虚妄地解决它们。为克服不断增大的矛盾，中世纪的社会把期票转给了圣子：统治者签了字，教会的僧侣成为担保人，受压迫者则打算在彼岸世界中兑取。资产阶级社会把人的关系原子化了，给了人的关系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活动性。作为宏伟的宗教艺术之基础的意识的原始完整性，与原始的经济关系一同消失了。宗教通过改革开始具有个人主义性质。艺术的宗教象征挣断了连结天国的脐带，倒过头来，开始在个人意识的模糊的神秘论中寻求支点。没有宗教改革，也许莎士比亚的悲剧就不可能出现。在这些悲剧中，古希腊罗马式的厄运和中世纪基督徒的激情，被爱情、忌妒、复仇的热望和内心的分裂等个人的激情挤掉了。但是在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戏中，个人的激情往往达到十分紧张的程度，那时，这激情就会超越人，成为超个人的东西，转化为某种厄运。奥赛罗的妒忌、麦克白的虚荣、夏洛克的贪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科利奥兰纳斯[7]的傲慢、哈姆莱特的内心动摇等就是如此。莎士比亚的悲剧是个性化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不像表达全民意识的奥狄浦斯王[8]那样具有普遍意义。然而与埃斯库罗斯相比，莎士比亚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而非后退。莎士比亚的艺术更富人性。无论如何，我们不接受那种上帝在其中发号施令而人在其中唯命是从的新悲剧。而且谁也不会写出这样的悲剧。在使关系原子化的同时，资产阶级社会在其上升时代曾有过一个大的目标，这个目标被称为个性解放。由此产生出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歌德的《浮士德》。人把自己当成宇宙的中心，从而也把自己当成艺术的中心。这个主题够写几个世纪。实质上，整个近代文学都是对这一主题的阐明。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其难以忍受的矛盾而暴露出的内在的无力，个性解放、个性发展的始初目标变得暗淡了，退入了空虚的新神话。然而，个性与超个性的冲突，不仅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也不仅建立在超越个人的人类激情的基础之上。超个性的东西，首先是社会性的东西。在一个人还没有掌握其社会组织之前，社会组织会像厄运一般悬在他的头上。这时，组织会不会投下宗教的影子，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次要的情况，它取决于个人孤立无援的程度。巴贝夫[9]在条件还不成熟的社会中为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就是古典式英雄与厄运的斗争。巴贝夫的命运具有真正悲剧的一切特征，如同巴贝夫曾用其名字自称的格拉古兄弟[10]的命运一样。封闭的个人激情的悲剧，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是过于平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社会激情的时代之中。我们这一时代的悲剧，是个性与集体的冲突，或者是两个敌对的集体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冲突。我们的时代是又一个具有远大目标的时代。这便是时代的印记。但是，这些目标的宏大性就在于，人渴望从神秘主义和各种思想迷雾中解放自我，并按照他自己所制定的计划改造自己的社会和改造自我。自然，这件事大于人类童年时期古人幼稚的游戏，大于中世纪僧侣们的呓语，大于个人主义的傲慢，这种个人主义使个性脱离集体，然后很快耗尽个性，把个性推向悲观主义的荒原，或者再使它五体投地地拜倒在复活的公牛阿比斯的面前。悲剧之所以是崇高的文学形式，是因为它要求写紧张的坚毅顽强的追求，要求表现最高的目标、最激烈的冲突和最大的苦难。从这一点而言，斯捷蓬认为我们的“前夜”艺术（他这样称呼）、亦即战争与革命前的艺术无足轻重，倒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社会、个人主义、宗教改革、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法国大革命，没有给那些从外面提出的目标的悲剧意义留出地盘：大目标应当通过人民或引导人民的阶级的意识，以便促使人们发扬英雄主义，为那些能产生悲剧的崇高感情奠定基础。沙皇战争的目的没有渗透进人民的意识，所以只产生一些劣诗，旁边则流动着个人主义诗歌的涓涓细流，它没有上升为客观的艺术，没有形成大艺术。如把艺术看作一种社会形态，那么从艺术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颓废主义、象征主义及其所有的分支，都只是试笔，是技艺的练习，是乐器的调音。艺术中的“前夜”是无目标的时代。有目标的人，顾不到艺术。如今应当让大目标贯穿于艺术之中。革命的艺术是否来得及创造出“崇高的”革命悲剧，还很难预见。但是，社会主义艺术将复兴悲剧。当然，其中不会有上帝。新的艺术将是无神的艺术。社会主义艺术同样将复兴喜剧，因为新人想要笑一笑。它将给小说以新的生命。它将给抒情诗以一切权利，因为新人将比旧人爱得更好更深，因为新人也将去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新的艺术将复兴由创作精神的发展所造就的一切旧形式。这些形式的解体和衰落完全不具有绝对意义，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这些形式与新时代精神绝对不相容。需要的只是，新时代的诗人应当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的思想，重新感受人的感情。***在这些年间，建筑受害最深，而且不仅在我们这儿：旧的建筑物逐渐倒塌了，新的还未建造。由此而来的是全球性的住房危机。战后恢复了工作，人们把精力首先投入最必需的消费品的生产，然后才去修复基本设施和建造房屋。但归根结底，革命和战争的破坏时代却给建筑以最有力的推动，——就像1812年的大火有助于（确确实实有助于！）莫斯科的美化一样。在俄罗斯，可破坏的文化物质比其他国家要少，而遭到破坏的却比其他国家要多，我们进行建设要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如果说在这些年间我们尚未顾及建筑这艺术中最为宏伟的门类，那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我们正开始部分地修整马路，修复下水管道，建筑完那些留给我们的尚未完工的房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用木头建起了农业展览馆。大规模的建设还得放一放。像塔特林[11]那样的巨型设计的作者们，不由自主地得到了一个额外的喘息机会，可以用来进行新的思考、修改或彻底推倒重来。当然，不能认为，似乎在几十年里我们只打算修补旧的马路和房屋。在这一进程中，如同在其他所有进程中一样，既有修补期、缓慢的准备期和力量的积蓄期，也有迅速发展的时期。一俟最迫切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而出现剩余时，苏维埃国家就会把大型建筑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那样的建筑就将宏伟地体现出我们时代的精神。塔特林在他的设计中扬弃了民族风格、寓意雕塑、浮雕，花体字、涡形装饰和尖梢，试图让整个构思都服从于在结构上对材料的正确运用，——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机器的构造、桥梁和有棚的市场的构建，都是如此，——而且历来如此。然而，塔特林的旋转立方体、玻璃的金字塔体和圆柱体等个人发明是否合理，还有待他来作出证明。这是坏还是好，情势会给他选择论据的时间。莫泊桑仇视埃菲尔铁塔，这一点上，没有人应该去模仿他。但是毫无疑问，埃菲尔铁塔给人的印象是双重的：它以形式上的技艺简朴吸引人，但同时，它的无目的性又让人生厌。铁塔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从高大建筑的角度看，材料的利用极其合理，——然而为了什么？这不是建筑，而是玩弄技艺。众所周知，埃菲尔铁塔现已被用作广播发射站。这使它有了意义，在美学上也更完整了。虽说，如果铁塔最初就被当成一个广播发射站来建造，那它也许会使形式获得更大的合理性并因此获得更大的艺术完美性。从这一角度看，塔特林的纪念碑设计则更难让人满意。基本的建筑目的，就是设置一些玻璃大厅，供世界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等开会用。但是，仅用来固定和支撑玻璃圆柱体和金字塔体的那些托架和支柱却如此庞大而笨重，让人感觉是没有拆走的建筑脚手架。您不明白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有人会回答您：为着支撑那个开会用的旋转圆柱体。您反驳说：会议不一定就要在一个圆柱体中举行，圆柱体也不一定非得旋转不可。我记得，我在童年时看见过一个放置在啤酒瓶上的木质庙宇模型。这使我感到迷惑，当时我没有向自己问个为了什么？塔特林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他想把提供给世界人民委员会开会的玻璃瓶嵌在螺旋形的钢筋混凝土的庙宇上。可如今我忍不住要问一句：为了什么？更确切地说：我们大约会接受那圆柱体和它的旋转，如果这一切能使结构变得简朴和轻便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用于旋转的装置无损于成果的话。那些被用来向我们解释雅可夫·里普希茨[12]等人雕塑之艺术意义的理由，我们也不能同意。雕塑应当丢掉其虚妄的独立性，对于雕塑来说，这种独立性就是在生活的后院或堆放旧东西的博物馆消磨时光；雕塑应当在某种更高的统一上恢复它与建筑的联系。就这一广泛的意义而言，雕塑应当具有实用的目的。说得好极了。但是完全看不出应如何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看待里普希茨的雕塑。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张照片上有几个相交的面，它们可以被看成一个手持弦乐器坐着的人的略图。有人对我们说：即使这东西在今天还不实用，但却是“有目的性”的。就什么意义而言呢？为了判断目的性，就必须了解目的。当你对这众多相交的面、对这凹凸不平的造型的目的性和可能的实用性进行思考时，你会得出结论，这雕塑至少可以变成一个挂衣架。但是，如果作者对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做一个雕塑衣架，那么，他大概能找到一些于此更合理的形式。至少他会建议不用石膏来塑造那样的衣架。我们仍然认为，里普希茨的雕塑，如同克鲁乔内赫的语言创作一样，只是技巧的练习，只是未来的语言音乐和雕塑音乐的音阶、乐句等的基本练习。然而，不能将基本练习当成音乐。最好别让它们走出工作室，也不要让摄影师们给它们拍照。***毫无疑问，在将来，像花园城市的新设计，标准楼房、铁路和港口的规划这样一些宏大的课题，将越来越多，它们不仅会引起建筑工程师们、设计竞赛的参加者们的极大兴趣，而且也会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像蚂蚁一般，一砖一瓦地、一代一代地、不易察觉地建设街区和街道的做法，将被按照地图和使用圆规的大规模的城乡建设所代替。围绕这种使用圆规的做法，将会出现真正是人民的、赞成和反对的团体，将会产生未来的建筑技术上的独特党派，它们将进行宣传，表现出激情，组织集会和投票表决。在这一斗争中，建筑将又一次在更高的程度上充满大众的感情和情绪，人类也将可塑地教育自己，也就是说，它将习惯于把世界看成一团任人捏成更为完善的生活形式的粘土。艺术与工业之间的那堵墙将倒塌。未来的大风格将是非装饰性的，而是造型的。在这一点上，未来主义是正确的。而若将此解释为艺术的取消、解释为艺术在技术面前的自我消失，则是错误的。以铅笔刀为例，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可以循着两条基本路线进行：艺术装饰刀子，在刀柄上画上一只象、一个出众的美女或埃菲尔铁塔；或者艺术帮助技术找到刀子的“理想”形式，——也就是说，找到最适合于刀子的材料和用途的那种形式。认为这一任务可由纯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任务和材料为选择无数不同的方案提供了余地。为了制造一把“理想的”刀子，除了要了解材料性能和加工方法外，还需要有想象力和趣味。为充分适应工业文明的整个倾向，我们认为，物质产品生产领域里的艺术想象力将用于作为物的物体的理想形式的创造，而不是作为对产品本身的美学赠品去装饰这个物体。如果说，这一点对于铅笔刀而言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衣着、家具、剧院和城市而言就更为正确。这决不意味着一定要取消“画架”艺术，就是在遥远的将来这种艺术也不会取消。但是看来，艺术与所有技术部门的直接合作仍将被提到首位。这是否意味着，工业会吞没艺术，或者，艺术会把工业举上奥林匹斯山？对这一问题可以作两种回答，它取决于我们是从工业还是从艺术出发。但在客观的结果中，两种回答之间并无区别。两者都意味着工业范围的巨大拓展和工业的艺术水准的同样巨大的提高，而且，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工业，是指人的毫无例外的全部生产活动：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农业，也将成为那一工业的一部分。不仅是艺术和生产之间的那堵墙将倒塌，同时，艺术与自然之间的那堵墙也将倒塌。这并非如卢梭所言的那样，是指艺术对自然状态的靠拢，而恰恰相反，是指自然将更加“人工化”。山川和河流、田野和牧场、草原、森林和海岸当今的分布，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最终的。人已对自然的图景作了某些不小的改变；但与将要发生的事相比，这只是学生的习作。如果说，信仰只给了移山的许诺，那么，什么也不“信仰”的技术则真的能开山移岭。迄今为止，这种事为了工业的目的（矿井）或交通的目的（隧道）已经做了；将来，它还将按照整个生产和艺术规划的设想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人将着手重新勘测山川河流；并将严肃地、不止一次地修正大自然。最终，他将改造地球，即便不是按照自己的样子，也是遵循自己的趣味。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担心，这趣味会是低级的。爱忌妒的、皱着眉头看人的克留耶夫在与马雅可夫斯基的争论中宣称：“诗人不该去关心吊车”，“在心灵的熔炉（而非别的熔炉）中才能炼出生活的赤金”。加入这场争论的还有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他是一个加入过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民粹派，——这一点就说明了一切。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把似乎是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铁锤和机器的诗歌称为暂时的插曲，而将“非人工创造的土地”的诗歌称为“世界上永恒的诗歌”。作为永恒的诗歌源泉的土地与作为暂时现象的机器被相互对立起来，自然，内在论的唯心主义者、小心伪善的半神秘主义者拉祖姆尼克认为永恒比暂时要好。但是实际上，这一土地与机器的二元论是虚妄的：可以把一家农场主的或社会主义的面粉厂与一块落后的农家耕地对立起来。土地的诗不是永恒的，而是易变的；只有当人在自己与土地之间运用了工具和最初的简单机器之后，人才唱起清晰的歌。没有犁、没有镰，就没有柯里佐夫。但这是否意味着，木犁耕的土地就比电犁耕的土地有更多的永恒性呢？……如今刚刚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新人，不会像克留耶夫和克留耶夫之后的拉祖姆尼克那样，把吊车、蒸汽锤与松鸡的求爱场所、捕鲟鱼的袋网相互对立起来。社会主义的人希望并且也将通过机器指挥整个自然，包括松鸡和鲟鱼。他将指点群山，让群山在何处屹立，或从何处移开。他将改变江河的流向，为海洋定下规则。对于那些唯心主义的傻瓜来说，这些会显得枯燥，——之所以这样，正因为他们是傻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地球都将被划上方格，森林都将变成公园和菜园。也许，会留有密林、森林、松鸡和老虎，但它们只能呆在人给它们指定的地方。人会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甚至连老虎也见不到吊车，不会发愁，而会像在原始时代一样地生活。机器不与土地相对立。机器是当代人在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工具。目前的城市是暂时的。但它不会消失在古老的乡村中。相反，乡村大体上要发展成为城市。主要的任务就在于此。城市是暂时的：但它标志着未来，并为未来指出了道路。而目前的乡村，——全都是过去。因此，乡村的美学让人觉得是古旧的，像是来自民间艺术博物馆。熬过内战时代的人类将变得很贫困，遭到可怕的破坏，——即便没有发生日本的那种大地震。克服贫困、饥饿和各种匮缺的努力，亦即征服自然的努力，将成为几十年内的主要倾向。那种对美国作风的好的方面的爱好，将伴随着每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对自然的消极欣赏将从艺术中消失。技术将成为艺术创作更加强大的灵感源泉。再过一些时候，技术与自然的矛盾也将在更高的综合上得到解决。***部分热心者如今并非总是合理地幻想着，幻想生活戏剧化和人本身律动化，——这一幻想被很好地和密实地置入了这一远景。人在使自己的经济制度合理化之后，也就是说，在使其经济制度浸透了意识、服从于构思之后，就会彻底清除如今这种保守的、完全腐烂的家庭生活习惯。像墓石一样压在当今家庭头上的对于饮食和教育的操心，将不再纠缠家庭，而成为社会的主动精神和无穷尽的集体创造的对象。妇女最终要摆脱半受奴役的处境。就新的一代的心理和物理形成这一广泛意义而言，教育与技术一起，将成为社会思维的女王。教育的体系将把众多强大的“党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社会的教育经验和各种不同方法的竞赛，将获得现在还难以想象的规模。共产主义的日常生活不会像珊瑚礁那样盲目地形成，而将有意识地建成，用思想去检验，并接受指导和修正。日常生活不再是自发的了，并也将不再是停滞的。那将学会移山搬河、在勃朗峰巅和大西洋底修筑人民宫殿的人，当然不仅能使自己的日常生活富裕、明朗和紧张，而且能赋予它以最大的变动性。日常生活的外壳刚一形成，就将在新的技术文化发明和成就的压力下破裂。未来的生活不会是单调的。不但如此，人最终将认真地使自我变得和谐起来。他给自己提出任务，努力使自己的器官在劳动、行走和游戏中的动作具有最大的明确性和合理性，变得最经济，从而也就最美。他想掌握呼吸、血液循环，食物消化、新陈代谢这样一些半无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在必要的限度内，使这些过程服从理智和意志的控制。生活，甚至连纯生理的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性的。人类，僵结的homosapiens[13]，将再次发生根本的变革，并且将使自己成为各种最复杂的人工选择方法和心理物理训练方法的对象。这完全是照发展的路线进行的。人先从生产领域和意识形态中驱走阴暗的自发势力，用科学技术取代野蛮的成规旧俗，用科学取代宗教。然后，他又从政治中赶走无意识的东西，用民主的、纯理性主义的议会制，后来又用完全透明的苏维埃专政来推翻君主制和等级制。盲目的自发势力在经济关系中植根最深，——但是在那儿，人也正在用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驱逐自发势力。所有这一切，使对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的根本改造也成为可能。最后，人自身的自然本质还隐藏在无意识、自发性和底层土壤的最深邃、最幽暗的角落里。研究的思维和创造的主动精神也将以最大的努力深入到这一角落中去，这一点难道还不显而易见吗？人类不再匍匐在上帝、皇帝和资本的脚下，但要知道这并不是为了在遗传性和盲目的性选择这样一些神秘的法则前俯首称臣！解放了的人谋求自己的器官更为平衡地工作，谋求自己的组织更为均匀地发育和损耗，借此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有机体对危险的合理反应，因为，毫无疑问，正是这种解剖学上和生理学上极端的不协调以及器官和组织的发育和损耗的极端不平衡，使得求生的本能具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的形式，而且是受刺激的、病态的、歇斯底里的形式。这种恐惧使理智模糊，从中滋生出关于来世生活的那些愚蠢的和有失体面的幻想。人将抱定目的要掌握自己的情感，把本能提高到意识的高度，使它透明化，将意志的导线拉向潜在与隐秘之处，从而使自己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创造一个较高的社会生物类型，也可以这样说，创造一个超人。未来的人将使自己达到怎样的自主程度，这也很难预言，正如难以预言他的技术将达到怎样的高度一样。社会的建设和心理物理的自我教育，将成为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各种艺术——语言艺术、戏剧艺术、造型艺术、音乐艺术、建筑艺术，——将给这一进程以优美的形式。更确切地说，文化建设和共产主义的人的自我教育所披蒙的那层外壳，将把当今艺术一切有活力的因素发展到最大限度。人将无可比拟地更有力，更聪慧，更机敏；他的身体将更协调，其动作将更有节奏，其声音也将更有音乐感。生活方式将具有富于变动的戏剧性。中等类型的人也将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马克思的水平。在这一山脉上将耸起众多新的高峰。[1]奥新斯基（1887—1938），苏联政治活动家。——译者注。[2]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译者注。[3]俄国剧作家苏霍沃—柯贝林（1817—1903）的剧本。——译者注。[4]意大利剧作家哥齐（1720—1806）的剧本。——译者注。[5]全名为《宽宏大量的乌龟》，比利时剧作家克罗梅林克（1888—1970）的剧本。——译者注。[6]斯捷蓬（生卒年不详），俄国哲学家，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译者。[7]科利奥兰纳斯，莎士比亚的同名剧的主人公。——译者注。[8]奥狄普斯王，索福克勒斯同名悲剧的主人公。——译者注。[9]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译者注。[10]即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62—133）和盖尤斯·格拉古（公元前153—121），均为平民出身的古罗马保民官，他们试图通过土地改革防止农民破产，后在与元老院贵族的斗争中牺牲。——译者注。[11]塔特林（1885—1953），苏联画家、建筑艺术家。——译者注。[12]里普希茨（1891—1973），俄国出生的雕塑家。——译者注。[13]拉丁文：“人类”。——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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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党的艺术政策<<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七章党的艺术政策有些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在对待未来主义者、谢拉皮翁兄弟、意象主义者和所有同路人，对待他们全体和每一个人的态度上，惯于采用非常苛求的方法。不知为何，攻击皮利尼亚克成为一种时髦，未来主义者也在这方面大试身手。毫无疑问，皮利尼亚克的某些特点会让人生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出过多的轻率，有过多的卖弄，有过多过细的抒情……但是，皮利尼亚克出色地展示了县城农民革命的那一隅，展示了坐满背袋商贩的火车，——多亏皮利尼亚克，我们才把这些看得比过去更清楚、更明显。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呢？他的《游击队员》、《铁甲列车》、《蓝色的沙地》有结构上的毛病，风格不统一，甚至像拙劣的色彩画，但是，在读了这些作品之后，我们难道不是更好地感受到了俄罗斯——感受到了它的广阔、人种的繁杂、落后和气魄了吗？这种形象的认识难道真的能用未来主义的夸张、或传播装置千篇一律的歌唱、或日复一日地用那三百个单词作不同组合的报刊小文章来代替吗？我们可想象一下，如把皮利尼亚克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从我们的生活中抛出去——我们便会陷入一个更为贫乏的境地……反同路人斗争——这一斗争对前景和力量对比关注不够——的组织者们，把《红色处女地》的主编和圆环出版社的领导人沃隆斯基[1]同志选做靶子之一，将他当成纵容者，还几乎将他视为同谋。我们认为，沃隆斯基同志受党委托，正在做一件巨大的文学和文化工作；我们还认为，在一篇小文章中——浮皮潦草地——颁布关于共产主义的艺术的法令，比投身于为这一艺术而进行的细致的准备工作要轻松得多。我们的苛求者在形式上继承着文集《崩溃》[2]当时（1908年）所采取的路线。然而，毕竟应当理解并估量到历史条件的差异和自那时以来在各派力量的相互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动！当时，我们是一个遭到破坏的地下的党。革命在退却，斯托雷平的和无政府神秘主义的反革命却在全线进逼；知识分子在党内所起的作用过大，而且，党派色彩不同的各知识分子团体也是相互通气的。在这种条件下，思想的自卫要求对陶醉的文学情绪进行猛烈的反击。现在所进行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基本上相反的过程。那最终决定着知识分子创作路线的社会倾向（倾向于统治阶级一方）的规律，如今对我们有利。应当善于使艺术领域的政策与这一点相适应。以为革命的艺术只能由工人来创造，这是不正确的。正因为革命是工人的，所以它——不再重复前面的话——给艺术腾出的人力就很少。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直接或间接反映革命的最伟大的作品，都不是由法国艺术家创作的，而是由德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创作的。直接完成革命的那一民族的资产阶级，无法抽出足够的力量去再现和描绘这场革命。更何况具有政治文化的无产阶级，却很少具有艺术文化。而知识分子除熟谙形式的长处外，还具有持消极政治立场的可恶特权，或多或少地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或善意的态度。因此在艺术领域中，这些静观的知识分子较之完成革命的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能更多地（尽管是扭曲地）反映革命，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深知同路人政治上的局限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但是，如果我们抛弃皮利尼亚克和他的《荒年》，抛弃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吉洪诺夫和波隆斯卡雅[3]等谢拉皮翁兄弟，抛弃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那么，除了标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那几张未兑现的票据外，还能剩下什么呢？而且，那位无法归进同路人、也希望无法使他脱离革命歌曲的杰米扬·别德内，同样不能列入“锻冶场”宣言所称的那种无产阶级文学。那么还能剩下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党应该完全违背自己的本性而在艺术领域中采取纯粹折衷的立场呢？——这一貌似无懈可击的道理，实则极其天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人们有可能去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条件，追溯新艺术的源流并用批判地指明道路的方法促进那些最进步的源流的发展，——但也仅止于此。自己的路艺术应当用自己的腿来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着无产阶级，却不领导历史的进程。有一些领域党实行直接的和绝对的领导。有一些领域党实行监督和进行协助。有一些领域党只进行协助。最后还有一些领域，党只确定自己的方向。艺术的领域，不是党应当去指挥的领域。党能够而且应当保护和协助，只进行间接领导。党能够而且应当给予真心靠近革命的艺术团体以有条件的信任，以便促成革命在艺术上的定型。但是，党无论如何不能也永远不会站到某一个与其他文学团体进行着斗争、有时只不过是进行竞争的团体的立场上去。党捍卫整个阶级的历史利益。党自觉地、一步一步地为新文化、同时也为新文学准备着前提，它不将文学同路人视为工人作家的竞争者，而将他们视为协助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现实的或可能的助手。党清楚过渡时代文学团体的偶发性，它评价这些团体不是看文学家先生们个人的阶级身份证，而看这些团体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工作中所占据的或可能占据的地位。如果某一团体的地位今天还无法确定，那么，党就要像一个政党那样善意地、留心地……等待。单个的批评家甚或读者，都可以预先同情这一或那一团体。捍卫阶级的历史利益的整个党则应更客观些，更明智些。它的谨慎不可能不是两方面的：如果说，党没有仅仅因为在“锻冶场”中写作的都是工人而给“锻冶场”打上纲领性的戳印，那么，党也不会预先排斥任何一个文学团体，即便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只要它试图接近革命，试图帮助加固革命的一个接缝，——接缝往往是薄弱环节！——即城市与乡村之间、党与非党之间、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接缝，党就不会预先排斥它。然而，这种政策是否意味着，党在艺术方面有一个不设防的侧翼？这样说，就是过分的夸大其词：党遵循其政治标准，是要抵制那些显然有毒的、腐蚀性的艺术倾向的。但是，较之于政治战线，艺术的侧翼设防较少，这也是事实。可是科学方面的情况难道不也是如此吗？纯无产阶级科学的幻想家们对于相对论该说些什么呢？相对论与唯物论相容吗？这一问题解决了吗？何时、何地、由何人解决的？我们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工作完全是遵循唯物论的，即使是一个门外汉也清楚这一点。但对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又该说些什么呢？它如同拉狄克[4]同志认为的那样（我也赞同他的意见）是与唯物论相容的，还是与唯物论相敌对的呢？对于原子构造等等的新学说，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出现一位学者，他能在方法论上把握所有这些新结论并将这些结论纳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范围，那自然太好了；他借此可以检验那些新理论并深化辩证的方法。但是，我非常担心，这种著作——不是报纸或杂志上的文章，而是像《物种起源》和《资本论》那样的科学和哲学的里程碑，——不会在今天或明天创作出来，或者莫如说，即使这种里程碑式的著作在今天创作出来了，在无产阶级可以放下武器这一天到来之前，恐怕它也不会被打开来研读。但是，这场学文化运动、亦即对前无产阶级文化的初步知识的掌握，不是应该以批判、筛选和阶级标准为前提吗？那还用说！但这是政治的标准，而非抽象的文化标准。政治标准只是就革命为新文化准备条件这一广泛的意义而言，才是与文化标准相吻合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都一定有这样的吻合。如果说，革命在必要时有权摧毁桥梁和艺术纪念碑，那么它对任何一个有可能瓦解革命阵营，或者会使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等革命的内在力量相互敌对的艺术流派自然不能不加以干预，无论其形式上的成就有多大。我们的标准显然是政治的、指令性的和不容异议的。但正因为如此，这一标准才应当清晰地划定其作用范围。为了表达得再清楚些，我这样说：在实行警觉的革命的书刊检查制的同时，在艺术领域实行一种与小团体的吹毛求疵迥异的宽泛的和灵活的政策。很显然，在艺术领域，党一天也不能采取laisserfaire，laisserpasser（让自由去做，自由过去吧）的自由主义原则。全部的问题仅在于：干预在哪一点上开始，干预的极限何在；党必须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在哪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这个问题决不像“列夫”的理论家、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和……苛求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工人阶级经济上的目标、任务和方法比它在艺术上的目标、任务和方法制定得更加具体、明确，更有理论依据。尽管如此，在作了用中央集权的方式建设经济的短暂尝试之后，党曾被迫允许各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经济模式同时存在：这儿有组成为托拉斯的国营工业，有地方企业，有租赁、祖让企业，有私有企业，有合作社，有个体化的农民经济，有手工作坊，有集体组合等等。国家的基本方针，是建立中央集权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但这一总的倾向在特定时期也包括对农民经济和手工业者的全力支持。没有这一点，建立社会主义大工业的方针就将是无生命的抽象。我们的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联盟。在技术和文化高涨的条件下，共产主义社会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将自这一社会组合中发展而来。很清楚，农民和知识分子将通过与工人不同的途径走向共产主义。他们的道路在艺术中不会没有反映。那些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亦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缺乏资产阶级的支持，更确切地说这种支持极其不够，便在农民中寻求这种支持。如今，这一进程还具有纯粹的准备性质和较多的象征性，并通过美化农民的革命自发性（事后这样做）表现出来。对于所有的同路人来说，这一独特的新民粹主义是很有代表性的。后来，随着乡村里学校和读者的数量的增长，这一艺术与农民的联系也许会更加自然。同时，农民也将推出自己的创作知识分子。在经济、政治、艺术中，农民的立场都比无产阶级的立场更原始、更有局限性、更自私。但这种农民的立场是存在的，——而且将十分长久地和毫不含糊地存在下去。如果一个以农民的、更常是以农民知识分子的目光看待生活的艺术家意识到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生命力，那么，在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的情况下，他的创作就将是历史地进步的。他的创作将以各种艺术感化的方法来巩固乡村和城市那种不可缺少的历史性合作。农民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运动将构成一个深刻的、有内容的、丰富多彩的进程，——完全有理由认为，直接处在这一进程的影响之下的艺术创作，将给艺术谱写许多宝贵的篇章。相反，那种使有机的、古老的、完整的、“民族的”乡村与轻佻的城市相对立的做法，却是历史地反动的；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与发展不相容的，是注定要退化的。可以认为，即便就形式来说，除了重复和回忆，这种艺术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在克留耶夫、意象主义者、谢拉皮翁兄弟、皮利尼亚克那儿，甚至在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卡缅斯基等未来主义者那儿，都有农民的根底，这一根底在一些人那儿自觉些，在另一些人那儿不自觉些；在一些人那儿是本能的东西，在另一些人那儿实质上是翻译为农夫语言的资产阶级根底。未来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最少两面性。谢拉皮翁兄弟、意象主义者、皮利尼亚克则时常滑向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所有这些团体都以折射的形式反映了余粮征集制时期乡村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年里，知识分子为躲避饥荒而藏身乡村，在那儿积累自己的印象。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中对那些印象作了相当模棱两可的总结。但是，这一总结应当放到以喀琅施塔得叛乱为终结的那一时期的框子里去考察。现在，农民中已有了重大的转变。这转变也在知识分子当中显露出来，并且可能、甚至应当对农夫化同路人的创作产生影响。现在已产生了部分的影响。在社会推动力的作用下，这些团体中将发生内讧、分裂和重新组合。应当十分认真地和用批判的眼光关注这一切。一个我们认为不无某种理由要求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政党，无权在这个问题上由于一钱不值的洁癖而采取应付态度。但是，难道大规模的纯无产阶级艺术不能够艺术地照亮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并为其提供能源吗？当然，“能够”，——就像国家的电站“能够”向农舍、畜棚和磨坊提供照明和能源一样。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电站和从电站拉到乡村的电线。顺便提一句，那时也就不再会有工业和农业之间发生对抗的危险了。但是，暂时还没有这些电线。也没有那电站本身。没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包括工人诗人和共产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各种流派在内的、具有无产阶级目标的艺术，尚不能艺术上完全满足城市和乡村的需求，不过与苏维埃的工业解决包罗万象的经济问题相比，距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要稍近一些。然而，即使我们把农民置于一边，——又怎能把他们置于一边呢？——那也可以发现，无产阶级这个苏联社会基本阶级的情况也完全不像《列夫》的文章中所写的那么简单。未来主义者们曾提议把旧的个人主义文学抛弃掉，这不仅因为那种文学已在形式上衰老了，而且还因为——这是说给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听的理由，——那种文学是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本性相对立的，未来主义者这样做，暴露出了他们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矛盾的辩证本质理解得相当不够。没有抽象的真理。个人主义与个人主义也有所不同。由于个人主义太多，一部分革命前的知识分子陷入了神秘论；另一部分则沿着混乱的未来主义航线划行，为革命所席卷，他们便接近了无产阶级，——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他们把让人倒牙的个人主义带给无产阶级时，就显得有些犯自我中心主义、亦即极端个人主义的过错。问题在于，普通的无产者缺少这种品质。在大众中，无产阶级的个性还没有充分形成和分化出来。我们此刻面临着的这个文化高潮最有价值的内容，就将是个性的客观水平和主观意识的提高。认为资产阶级的文学会破坏阶级的团结，这是天真的。一个工人在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得到的东西，首先是关于人的个性、关于个人的欲望和感情的较为复杂的观念，他将更深刻、更敏锐地理解个性的心理力量、无意识在个性中的作用等等。其结果，他将变得更加充实。早期的高尔基曾带有浪漫的流浪汉式的个人主义。同时，他也怀有1905年前夕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性，因为，他促进了无产阶级的个性觉醒，这一个性既已觉醒，就要寻求与另一觉醒个性的联系。无产级级需要艺术的滋润和教育，但是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一块供已离开人世的和健在的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样子任意捏塑的粘土。无产阶级在精神上、因而也在艺术上都很敏锐，在美学上则修养不够。认为无产阶级只能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灾变前夕停下的地方开始起步，这未必是完全有道理的。一个个体在其始自胚胎的发展中，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要重复它所属的种的历史，部分地要重复整个动物王国的历史；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其多数刚刚步出史前生活的新阶级，也不可能不在自己身上重复艺术文化的全部历史。不吸收和同化旧文化的成分，它就无法着手建设新风格的文化。这绝对不是说，它必须缓慢地、系统地、一步步地经历整个过去的艺术史。由于这里说的不是生物学上的个体而是社会的阶级，因此掌握和转化的过程便具有自由和自觉得多的性质。然而，没有对过去那些最重要的路标的把握，一个新的阶级就不能前进。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性摧毁了旧艺术的社会基础。旧艺术的左翼在为保持艺术文化连续性的斗争中，被迫在无产阶级中寻求支点，或者至少在它周围形成的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求支点。至于说到无产阶级，它也利用其统治阶级的地位力图、并已开始掌握整个艺术，为这一艺术准备空前雄厚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说工厂的墙报是未来新文学必要的、虽然还很遥远的前提，是正确的。但是，当然谁也不会说：在无产阶级由墙报提高到形成独立的艺术技巧之前，我们可把其余的一切统统勾销。无产阶级也需要创作传统的连续性。现在，无产阶级对传统的继承与其说是直接的，不如说是间接的，是通过从事创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实现的，这些知识分子程度不同地倾向无产阶级，或者想靠在无产阶级身上取暖。对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无产阶级宽容忍让；对另一部分人持支持态度；对第三部分人进行半收养；对第四部分人则加以彻底同化。进程的这种复杂性以及其内在的多样性，决定了共产党在艺术领域中的政策。无法把这一政策弄成一个比麻雀的喙还要短的公式。也完全不必这样做。[1]沃隆斯基（1884—1943），苏联文学批评家。——译者注。[2]即评论文集《文学的崩溃》，共出两集，第一集出版于1908年。——译者注。[3]波隆斯卡娅（1890—1969），俄国女诗人。——译者注。[4]拉狄克（1885—1939），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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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六章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它是可能的吗？——资产阶级的文化道路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道路。——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和学文化运动。——什么是无产阶级科学？——工人诗人和工人阶级。——“锻冶场”的宣言。——宇宙主义。——杰米扬·别德内。每一个统治阶级都要创造自己的文化，因而也要创造自己的艺术。历史上有过东方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文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和如今统治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由此似乎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也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艺术。然而，问题远不像乍看起来那样简单。奴隶主占统治地位的那个社会存在了许多许多个世纪。封建社会也同样是这样。资产阶级文化，即便从它公开地和猛烈地表现出来的时刻算起，即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也已存在了五个世纪，但是，它达到完全的繁荣不早于19世纪，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下半期。一种新文化围绕统治阶级而形成，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需要很长的时间，并常在该阶级政治上临近衰落的时代时才达到完美。无产阶级真的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吗？与奴隶主、封建主、资产者的制度不同，无产阶级将自己的专政设想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时代。当我们想要揭露那些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持的过分乐观的观点时，我们时常提醒道，社会革命的时代在世界范围中将持续几年和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是几十年，然而不是几个世纪，更不是几千年。无产阶级能在这几十年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吗？对这一点抱怀疑态度由于以下情况而显得更有道理，即社会革命的年代将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年代，在斗争中，破坏所占的地位要超过新的建设。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将以主要的精力去夺取政权，并为了生存和继续斗争的迫切需要而保持、巩固和使用政权。然而，正是在这一把有计划的文化建设挤到狭窄范围内的革命时代中，无产阶级的身心才达到最大的紧张程度，才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阶级实质。相反：新制度防止政治和军事动乱的把握愈充分，进行文化创造的条件愈便利，无产阶级就愈会消溶在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中，摆脱自己的阶级特点，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将不再是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在专政的时代，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谈不上具有巨大历史规模的建设；再则，与过去无法比拟的文化建设，将在专政的铁钳已失去必要时开始，那时它就已不具阶级性了。应当由此作出一个总的结论：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其实，并没有理由惋惜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的文化，并为人类的文化铺平道路。我们似乎时常忘记这一点。那些根据与资产阶级文化的类比和对照而产生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模糊论调，是从毫无批判地将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等量齐观的做法之中吸取营养的。浮浅的、完全自由主义的形式上的历史类比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历史轨道上，没有物质上的类似。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前几百年就已开始。当资产阶级还是半无权的第三等级时，它就已在文化建设的所有领域中起着重大的和不断增强的作用。这在建筑方面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哥特式教堂不是在突然之间、由于宗教灵感的勃发而建成的。科隆大教堂的设计、建筑和雕塑，概括了人类自适应穴居以来的建筑经验，并将这一经验的各因素发展成为一种能表现其时代文化的新风格；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表现了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旧的行会的和基尔德[1]的早期资产阶级，是哥特式建筑的实际建造者。当资产阶级得到了发展和巩固、亦即当它发了财之后，它便自觉地、积极地迈过了哥特式，创造自己独有的建筑风格，——不过不是为了建教堂，而是为了营造自己的宫殿一样的住所。它依靠哥特式的成就，又吸收古典的、主要是古罗马的建筑风格，也利用摩尔式建筑的经验，让所有这一切服从于新的城市集体生活的条件和需要，创造出了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15世纪前二十五年之末时的意大利）。专家们可以计算出并正在计算着，文艺复兴式的哪些因素来自古典式，哪些来自哥特式，以及哪一方占优势。无论如何，文艺复兴式的出现不会早于那个时候，即新的社会阶级已在文化上充实了，它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摆脱哥特式拱门的重压，把哥特式以及在它之前的风格都视为原材料，并自如地让过去的技术因素服从于自己的建筑和艺术目的。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艺术，只有一点不同，即“自由的”艺术由于有其较大的灵活性，亦即对实用目的和材料较少依赖性，不那么确凿可信地表现出风格的扬弃和轮替的辩证过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任务是为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的思想生存和政治生存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在这两者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法国）的革命之间的三四个世纪，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不断增长起来。法国大革命时代以及由革命引起的战争的时代，暂时地降低了文化的物质水平。但在这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自然的”和“永恒的”制度得到了确立……因此，资产阶级文化的元素积累和这些元素结晶为风格的基本过程，是由作为有产阶级、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特性所决定的：资产阶级不仅在封建社会内部得到物质上的发展，与封建社会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不断地攫取财富，而且还早在它作为第三等级的首领公开统治国家之前，就创立了自己的文化根据地（中学、大学、科学院、报纸、杂志），将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这一方。只要想一想德国资产阶级的情形就够了：德国资产阶级具有无与伦比的技术、哲学、科学和艺术的文化，但它直到1918年都把政权留在封建官僚阶层的手中，当德国文化的物质骨架开始瓦解时，它才下决心、更确切地说是被迫去直接掌握政权。然而，可以反驳说：创造奴隶主的艺术花了几千年，创造资产阶级的艺术花了几百年，那么无产阶级的艺术为什么不能在几十年内创造出来呢？当今生活的技术基础完全不同于从前，因此速度也就不同。这个表面上看似乎很有说服力的意见，实际上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在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出现一个时刻，在它之后，经济、文化建设、艺术将获得向前运动的最大自由。关于这一运动的速度，我们现在还只能想象。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无需为糊口而苦恼和忧心，公共食堂准备了优质、卫生、可口的饮食供所有的人选择；在那里，公共洗衣房为众人把漂亮的衣物洗得干干净净；在那里，孩子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营养充足、健康快乐，他们吸收着科学和艺术的基本知识，就像吸收蛋白质、空气和阳光的温暖一样；在那里，利用电气和无线电，不像今天这样手工业式地工作，而依靠受程序按钮控制的用之不竭的集中的能源；在那里，没有“吃闲饭的嘴”；在那里，人的解放了的利己主义——一种巨大的力量——完全致力于对宇宙的认识、改造和完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化发展的幅度是与过去无法比拟的。但是，这一切只有在长期和艰苦的翻越之后才会到来，而这种翻越几乎尚未开始。我们这里所谈的正是这翻越的时代。然而，难道我们当今的时代不是很活跃的吗？它是高度活跃的。但是这种活跃集中在政治方面。战争和革命都是活跃的，——但在很大程度是靠牺牲技术和文化达到的。诚然，战争引起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但是，由战争造成的贫穷，使这些有可能彻底变革生活的发明长期得不到实际运用。无线电、航空和许多化学发现的命运都是如此。革命从它那一面为新社会准备前提。但是革命却是用阶级斗争、暴力、消灭和破坏等旧社会的手段来做这一切的。如果不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类也许会憋死在自身的矛盾中。大变革拯救了社会和文化，但采用的是最残酷的外科手术的方式。一切积极的力量都集中于政治，集中于革命斗争，——其余的一切被推至次要地位，而碍事的东西则被无情地踩倒。在这一进程中当然也有局部的潮涨潮落：战时共产主义为新经济政策所取代，新经济政策本身也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然而，在根本上，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新社会的生产和文化组织，而是为新社会而斗争的革命和战斗的秩序。这一点不能忘记。未来的历史学家想必将把1914年8月2日，即资产阶级文化凭它狂暴的力量把帝国主义战争的血与火洒向和燃到全世界的那一天视为旧社会的顶点。1917年11月7日想必将视为人类新历史的开端。看来人类发展的基本阶段想必将这样划定：原始人史前的“历史”；在奴隶制度中发展的古代历史；在农奴制劳动中发展的中世纪；实行雇佣剥削的资本主义；最后，是期望无痛苦地向无国家权力的公社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如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占的这二十、三十或五十年，将作为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最艰难的翻越而载入史册，但是，载入史册的绝对不会是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在当前这喘息的年代，在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中，有可能产生关于这一点的幻想。我们已把学文化运动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我们在心里像今天这样去关心许多年后的未来的事，那么就能想到无产阶级文化。但是事实上，无论我们的学文化运动多么重要、多么必不可少，它仍然完全是从属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我们和从前一样仍是行军作战的士兵。我们有一日的休整。应该洗洗衬衣，修剪、梳理一下头发，首要的事，还是要擦擦枪，给枪上点油。我们当前全部的经济和文化工作无非是两次行军作战之间的一次整顿。主要的战斗还在前面，——也许，已不太远了。我们的时代还不是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这一时代的前夜。我们首先应该对旧文化那些最重要的成分实行国家占有，哪怕占有到能够给新文化铺路的程度也好。如果像应当做的那样在国际范围内看待这一任务，这一点就尤其清晰。无产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这就为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文化中那些已永远汇入人类财富的因素划定了非常狭窄的范围。诚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至少是欧洲的无产阶级曾有过自己的改革时代，这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期，当时，无产阶级尚未试图直接夺取国家政权，却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自己赢得了较为有利于发展的法律条件。但是首先，“改革”（议会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时代主要与第二国际时期相吻合，历史只给了工人阶级大约几十年的时间，而给了资产阶级几百年。其次，在这一准备阶段中，无产阶级完全不是一个较为富裕的阶级，它没有把物质力量集中在自己手中，——相反，从社会的、文化的角度看，它却越来越贫困了。资产阶级是在用其时代的文化全副武装了自己之后才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用来武装自己的，只是掌握文化的迫切要求。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首先是接管先前不为它服务的文化机构，如工业、学校、出版社、报社、剧院等等，并通过这样做，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文化的道路。在我们俄罗斯，由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的贫乏，由于最近十年一场场事变造成的物质破坏，这项任务更为沉重了。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将近六年的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之后，我们的无产阶级被迫将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向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创造，并着手掌握文化的字母表——这里“字母表”一词用的是原意和字面上的含义。我们把在苏维埃政权十周年前做到人人识字列为自己的任务，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也许，会有人反驳说，我采用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过于宽泛了。说什么完备的、发达的无产文化确实不会有，但工人阶级在它消溶于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毕竟来得及在文化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这种反驳，首先应该当作是一种从无产阶级文化的立场上的严重的后退。说无产阶级在专政时期内会在文化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离无产阶级文化还很遥远，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化理解为物质和精神创作的所有领域中的一种发达的、内在和谐的知识和技能体系的话。数千万人第一次掌握读写的本领和四则运算，这件事本身就将成为一个新的、而且是巨大的文化事实。要知道，新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将不再是贵族化的、为少数特权者服务的，而是大众的、普及的、人民的。数量在这里将转化为质量：随着文化的群众性的增强，它的水平也将提高，它的整个面貌也将改变。但是，这一过程将跨越好几个历史阶段。随着这一过程中成就的不断取得，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将会减弱，因而无产阶级文化的土壤也将消失。但阶级的上层呢？阶级的思想先锋队呢？能不能说，在这个虽然很狭窄的圈子里现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过程已在进行？难道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科学院吗？没有红色教授吗？问题的这种提法十分抽象，这正是某些人的缺点。事情被理解成这样，仿佛通过实验室的途径就可以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通过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这一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技术的、政治的，哲学的、艺术的文化，——是在资产阶级与其发明家、领袖、思想家和诗人的相互作用中逐步产生的。读者创造了作家，作家也创造了读者。这一点应在大得多的程度上适用于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只能建筑在群众创造性的主动精神之上。但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近几年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暂时还缺乏新文化基础的情况下对新文化的抽象，而是最具体的学文化运动，也就是让落后的群众有系统、有计划、自然也是批判地掌握已有文化的那些最必需的成分。无法背着一个阶级创造这一阶级的文化。要想与阶级一起、在与阶级普遍的历史热情的紧密联系中创造文化，——就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哪怕是初步建成。在这一道路上，社会的阶级特征将不会加强，恰恰相反，将与革命的成就成反比，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完全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暂时的、短时间的手段，这一手段将被用来扫清道路，为无产阶级社会和以团结为基础的文化奠定基石。为了更具体地阐释工人阶级发展过程中学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让我们来谈一下各代人的、而不是阶级的历史交替。各代人的继承性表现为，其中每一代人——在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是衰落时——都将自己所作的贡献合并于文化先前的积累。但在这样做之前，新的一代要经历一个学徒期。他们要掌握已有的文化，以自己的、与老一代多少有别的方式改变它。这种掌握还不是创作，就是说，还不是新的文化珍品的创造，而只是这种创造的前提。这里所谈的一切，在一定的范围内，也适用于奋起进行历史创造的劳动群众的命运。只需要补充一点，即在无产阶级脱离文化上的学徒期之前，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再提醒一遍，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的上层是在封建社会的屋檐下度过其文化学徒期的；在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已在文化上超越了旧的统治阶层，它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成了文化的推动者。在整个无产阶级、尤其是俄国无产阶级这儿，事情却恰恰相反：它被迫在掌握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要素之前就夺取了政权；它之所以被迫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正因为这个社会不让它掌握文化。工人阶级渴望把自己的国家机器转变为一架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要求的巨大水泵。这是一项具有无比的历史重要性的工作。但是，如果不轻率地玩弄词句的话，那么这里还没有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创造。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等称谓，在大约十分之三的场合被毫无批判地用来表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在十分之二的场合指的是无产阶级个别团体掌握了前无产阶级文化的个别因素的事实，最后，在十分之五的场合则表现为概念和术语的混乱，已经完全弄不清其中的任何东西。请看这样一个显然是胡乱地、无批判地、危险地运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的新鲜例子——一百个例子中的一个。西佐夫[2]同志写道：“经济基础和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系……构成了时代（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和无产阶级时代）的文化特征。”[3]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文化时代就被置于与资产阶级的文化时代同一层面上了。然而，在这里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时代的时期，只是由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向另一种体系、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短暂的过渡。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也曾经有过它的过渡时代，但是，与并非无成效地力图将资产阶级的统治永久化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在尽可能短的期限里取消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这一期限的长短，直接取决于革命的成就。忘记这一点，并把无产阶级的文化时代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时代并列在一起，这难道不荒谬吗？不过，事情如果是这样，是否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也没有无产阶级的科学呢？难道我们不能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无产阶级文化非常宝贵的科学要素吗？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学说不仅对于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思想武装，而且对于整个科学来说，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仅仅一部《共产党宣言》，就比教授们编纂的、投机和伪造的一套套史学和历史哲学丛书有更多真正的科学。然而是否能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呢？是否能说，我们已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不仅用来解决政治的、战斗的课题，而且也应用来解决广泛的科学的课题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身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然，他们所吸收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化，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及其罢工、斗争、苦难和起义，自然也就不会有科学共产主义，因为不会有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需求。不过，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完全是在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这一学说向资产阶级文化宣布要与它进行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派通过其最勇敢、最真诚、最有远见的代表人物提出的有概括力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冲击下上升为天才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是用资产阶级科学的发展所准备下的所有批判武器装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就是这样的。无产阶级并不是立刻就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至今也远远没有完全找到。目前这一方法主要地、几乎专门地服务于政治目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方面的广泛运用和方法论上的发展，还完全是未来的事。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才会由单一的政治斗争工具转而成为科学创造的方法，成为精神文化最重要的因素和工具。整个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倾向，——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科学与控制自然的实际任务联系得愈紧（如物理学、化学和一般的自然科学），其超阶级的、全人类的贡献就愈大。科学与社会剥削手段的关系愈深（如政治经济学），或者，它对全部人类经验的概括愈抽象（如心理学，不是指实验生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指所谓“哲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它屈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自私心的程度就愈大，它对人类全部知识的总和的贡献也就愈微不足道。在实验科学领域，科学的认真性和客观性的程度，也由于概括的规模而有所不同。通常资产阶级倾向在方法论哲学、“世界观”的高空中最能自由地安身。因此，必须对科学的大厦进行由下而上的清扫，更确切地说，是由上而下的清扫，因为，清扫应当从最上面的几层开始。但是，若认为无产阶级在将从资产阶级那儿继承来的科学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之前应当首先对整个科学进行批判的改造，那便是天真的。这几乎等于和那些空想的道德家一起宣布：无产阶级在建设新社会之前，必须首先达到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实际上，只有在无产阶级建成、哪怕是粗粗建成了新社会之后，它才能彻底地改造道德和科学。然而，我们是否陷入了循环论法呢？怎能借助于旧科学和旧道德来建设新社会呢？这里就必须用一点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在我们这儿被十分大手大脚地塞进抒情诗，塞进办公室的公文，塞进菜汤和米粥。为了着手工作，无产阶级先锋队需要有一定支点，需要有那种把意识从资产阶级的思想重压下解放出来的科学方法；无产阶级先锋队正在取得这些支点和科学方法，并已取得了一部分。它已在不同环境下的多次战斗中检验了自己的基本方法。但是，这距无产阶级的科学还有很大距离。一个革命的阶级不会因为其政党尚未决定是否接受电子和离子的假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生物学家的发生学、数学上相对性的新发现等等而暂时中止自己的斗争进程。诚然，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有大得多的可能去掌握和修订科学。但是，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产阶级绝不能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搁置起来，等无产阶级的新学者们——那些学者中有许多人此刻还穿着开裆裤乱跑呢，——检验疏通所有的认识工具和渠道之后再说。无产阶级在抛弃那些显然无用的、错误的、反动的东西的同时，在其建设的不同领域运用当今科学的各种方法和结论，根据需要，即使其中包含着反动阶级的成分，也加以利用。实践的结果会完全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受社会主义目的制约的实践，将逐渐地检验和精选出理论及其方法和结论。那时，在新的条件下受教育的学者也已成长起来。无论如何，在对科学进行自上而下的总的清扫之前，无产阶级应当使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达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也就是说，达到向社会提供真正的物质保障、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这样的水平。我丝毫不想用这些话来反对那在不同领域中通过小组或讲习班的途径进行着的或试图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工作。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项工作还需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和深化。但是，在估计当今这些经验和尝试在我们历史性工作的整个范围内所占的比重时，应当保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目测力。上述的一切，是否说明在革命专政时期从无产阶级队伍中不可能涌现出杰出的学者、发明家、剧作家和诗人呢？丝毫不是这样。但是，若将工人出身的个别人取得的哪怕是很有价值的成就冠以无产阶级文化的名称，那就太轻率了。不能将文化的概念兑换为个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零钱，不能凭个别发明家或诗人的无产阶级身份证来确定整个阶级的文化的成就。文化是知识和技能有机的总和，它体现着整个社会、至少是这一社会统治阶级的特征。它包括并渗透到人类创造活动的所有领域，并使这些领域成为统一的体系。个别的成就往往超过这一水平，并逐渐提高这一水平。在当今我们的无产阶级诗歌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创造之间，有没有这种有机的相互关系呢？很显然，没有。部分工人或团体正在掌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艺术，他们暂时还相当折中地运用这一艺术的技巧。然而，这是否为了表达其无产阶级的内心世界呢？问题正在于事情远非如此。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缺乏有机性，而这种有机性只能来源于艺术与整个文化状况和文化发展之间深刻的相互联系。这是一些有才能的或天才的无产者的文学作品，但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或许这竟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源头之一？当然，在如今这几代人的工作中，已显露出许多幼芽、胚胎和源头，很久之后某个细心的后代将从这里划一条线与未来文化的不同部门连接起来，就像今天的某些艺术史家在教会的神秘剧与易卜生的戏剧或在僧侣的绘画与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之间划一条线一样。在艺术的经济学中，如同在大自然的经济学中一样，任何东西都不会丢失掉，一切都相互关联。但是，现在无产阶级出身的诗人们的创作，事实上，就具体的和实际的情况而言，还远远不是从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准备条件、即从提高群众的水平那一角度开展的。杜鲍夫斯科依[4]同志的一篇文章很让一批无产阶级诗人感到伤心，似乎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引起了他们的反对。这篇文章虽然有许多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思想，但它还是讲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虽然有些苦味，却基本上是无可争议的。[5]杜鲍夫斯科依同志的结论是，无产阶级诗歌不存在于“锻冶场”，而存在于众多发表无名氏作者作品的工厂墙报上。在这一结论中同样有正确的思想，虽然其表达颇为离奇。可以有同样的理由说，无产阶级的莎士比亚们和歌德们此刻正在某个地方光着脚往初级小学里跑呢。毫无疑问，工厂诗人们的创作与工人群众的生活和利益要更为血肉相连。但这仍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只是无产阶级在文化上提高这一分子运动过程的书面体现。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工人通讯员、地方诗人、揭露问题的人在完成一项伟大的文化工作，他们正掘松土壤，使它适宜于未来的播种。但是，那有充分价值的文化和艺术收获，——幸运得很！——是社会主义的收获，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收获。普列特尼奥夫[6]同志在那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无产阶级诗歌的道路》[7]中提出了一个思想，说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无论其艺术分量如何，都会因其与阶级的生活有直接联系而变得意义重大。他用无产阶级诗歌创作的一些例子，相当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工人诗人受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总进程的影响而产生的情绪变化。普列特尼奥夫同志以此无可争辩地证明，无产阶级诗歌的产品，——不是全部，但有许多，——是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文献。但这还不意味着，它们都是艺术文献。普列特尼奥夫同志在评论一位从笃信上帝的情绪上升到革命的战斗热情的工人诗人时说：“如果您愿意，就说这些诗句无力、形式陈旧、文理不通吧，但是，难道这些诗句没有表明一个无产阶级诗人的成长道路吗？”毫无疑问：无力的、平淡的、甚至文理不通的诗句可以表明一个诗人和一个阶级政治上成长的道路，也可能具有难以估量的文化征兆意义。但是，无力的、而且是文理不通的诗句，不可能构成无产阶级诗歌，因为它不可能构成任何诗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普列特尼奥夫同志在考察与阶级的革命成长同时发生的工人诗人政治上的演变时，在近些年、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无产阶级作家那儿正确地发现了他们与阶级的分离。“无产阶级诗歌的危机”，——同时有爱搞形式上的东西以及……庸俗趣味的东西的倾向，这种庸俗趣味被普列特尼奥夫解释为诗人政治素养的不充足和党对这些诗人的关心不够，——带来的结果是，诗人们“无法顶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便退让了或正在退让”。这一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这儿有什么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呢？不能夸大事实。我不想争论党是否能为无产阶级诗歌比过去做更多的事。但是，无产阶级诗歌自身缺乏抵抗力这一问题并不只限于这一点，同样，这一诗歌力量的不足也不能用激烈的“阶级”手势（如“锻冶场”的宣言所表明的那样）来加以补偿。实质上，在革命前的时代和革命初期，无产阶级诗人并未将作诗法视为一门有其自身规律的艺术，而只把它当作一种怨诉艰难命运或表达革命情绪的方式。只是在近几年，在国内战争已不那么紧张了的时候，无产阶级诗人才开始像对待艺术和技艺一样对待诗歌。这时候才发现，在艺术领域中，无产阶级还没有创造出一个文化环境，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好坏总算有这样一个环境。问题不在于党或党的上层人物“帮助不够”，而在于下层没有在艺术上做好准备；艺术和科学一样，也需要做准备工作。我们的无产阶级有自己政治的文化，——其规模足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保障，——而艺术的文化却没有。当无产阶级诗人行进在共同的战斗行列中时，他们的诗，如上所述，还保持着革命文献的意义。当技艺和艺术的问题出现在诗人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环境。这么说来，这不是简单的疏忽，而是更为深刻的历史制约性。然而，这一制约性决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工人诗人都将被无产阶级所抛弃。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些人能在这场危机中变得坚强起来。这一点仍然并不意味着，当今这些工人诗人小组已负有为新的大诗歌奠定坚实基础的使命。似乎不是这样。看样子这将是以后的几代人的使命，他们也还将经历自己的危机，因为，由于阶级在文化上的不够成熟，各种思想文化小组和团体在很长时间内还会有各种偏差、摇摆和错误。单是对文学技巧的研究，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和并不短暂的阶段。在尚未掌握技巧的人那儿，技巧显得最突出。关于许多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不是他们掌握技巧，而是技巧掌握他们。对于一些较有天赋的人来说，这只是一种发育过快而产生的疾病。那些掌握不了技巧的人，就会显得“不自然”，看起来像是模仿者，甚至是喜欢矫揉造作的人。但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不需要资产阶级艺术的技巧，则又是荒谬的。然而，许多人都在这一点上迷了路。有人说：“给我们点哪怕是粗糙的东西吧，只要是自己的、亲近的东西就行。”这是欺骗和谎言。粗糙的艺术不是艺术，因此，劳动人民不需要它。这一“粗糙的”说法实质上包含着很大成分的对群众的轻视；对于在本性上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当“一切顺利进行”时又谄媚地颂扬群众的那一类政客来说，这种说法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真诚的傻瓜跟着惑众者重复这个伪无产阶级平民化的公式。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稍稍伪装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的民粹主义。对无产阶级来说艺术不能是二流的艺术。必须学习，尽管这种“学习”——如果需要，也向敌人学习，——包含着危险。必须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各组织的意义，不能用它们以多快的速度创造新文学这一点来衡量，而要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本阶级、首先是这一阶级上层的文学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化”这样一些术语之所以危险，因为它们根据想象把文化的未来塞进今天的狭隘的框框，伪造未来，破坏比例，歪曲标准，培养最危险的小团体的傲慢。但是，如果不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那……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怎么办呢？让我们约定，共同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指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学文化运动，亦即为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说实话，这样解释丝毫也没有降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意义。***“锻冶场”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前面顺便提及的纲领性宣言中，宣称“风格即阶级”，因此，非无产阶级社会出身的作家都不可能创造出适应无产阶级本性的艺术风格。由此便自然地得出结论，正是那个在人员组成和倾向上都是无产阶级的“锻冶场”团体在创造着无产阶级的艺术。“风格即阶级”。然而，风格决不是与阶级俱生的。阶级寻找自己的风格要经过十分复杂的途径。如果一个作家，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忠于本阶级的无产者就可以站在十字路口大声宣称：“我就是无产阶级的风格！”，——那么这也太简单了。“风格即阶级”，——这不仅表现在艺术中，而且首先表现在政治中。而政治是无产阶级真正创造出自己风格的唯一领域。然而是怎样创造的呢？绝不是通过以下简单的三段论法：每一阶级都有自己的风格；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便委派某一无产阶级团体规定它的政治风格。不！道路要复杂得多。无产阶级政治的形成，经历了经济上的罢工、为结成联盟而进行的斗争，经历了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经历了工人们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战斗的行动，经历了《共产党宣言》，经历了社会民主党的建立（然而这个党却自然而然地顺应了其他阶级的“风格”），经历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和共产党人的自立门户，经历了共产党人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而且还要经历未曾到来的一系列阶段。无产阶级的全部精力，除用来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外，全都用在对这种政治“风格”的培养上。资产阶级的历史崛起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进行得相当从容不迫：它富裕了，自己组织起来，在哲学和美学上变得逐渐有知识，并积聚起统治的技能。与此相比，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经济上贫困的阶级，它的整个自立的过程都带有紧张片面的革命和政治的特征，这一点在共产党中得到了最高的体现。如果把艺术上的兴起与政治上的兴起相比较，那就应该说，在艺术领域中，我们大约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上：一些初生的、还比较软弱无力的群众运动与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工人）构筑乌托邦体系的尝试有了接触。我衷心希望“锻冶场”的诗人们能为未来的艺术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艺术即使不是无产阶级的，那也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在今天这一过程最初级的阶段上承认“锻冶场”拥有表达“无产阶级风格”的专利权，那就是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锻冶场”实质上是与“列夫”、“圆环”等渴望给革命以艺术表现的团体在同一层次上开展其活动的，凭良心说，我们不知道它们之中谁的贡献更大些。比如，许多无产阶级诗人身上都毫无疑问地表现出了未来主义的影响。有才华的卡津[8]汲取了未来主义的技巧因素。没有马雅可夫斯基，也许就不会有别济缅斯基，而别济缅斯基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诗人。“锻冶场”的宣言以非常阴暗的和尖锐指责的笔触描绘了艺术领域的现状：“作为革命一个阶段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被一种活像大猩猩耍把戏的艺术包围了。”“给这一切拨了经费……没有别林斯基们。艺术的荒原上笼罩着黄昏。于是，我们提高自己的嗓门，举起红色的旗帜……”，如此等等。他们用过分高昂、甚至浮夸的词句谈论无产阶级艺术，时而把它说成未来的艺术，时而把它说成当今的艺术：“作为整体的阶级……只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艺术。它的特殊的语言——有多种声音和色调，丰富多样……能以其简洁、明快、准确给大风格以力量。”但是，如果一切如此，艺术的荒原从何而来，为什么荒原上还笼罩着黄昏？这一明显的矛盾只能这样来理解：宣言的作者们把“大画面、大风格”的无产阶级艺术与受庇护的苏维埃艺术，即一片笼罩着黄昏的荒原，对立起来，然而，这无产阶级艺术还没有获得必要的承认，因为“没有别林斯基们”，替代别林斯基们的，是“某些从我们的队伍中涌现出的、惯于驾辕的政论家同志们”。冒一点被归入驾辕的人的危险，还是要说一句，“锻冶场”的宣言所贯穿的精神不是阶级的救世说，而是小团体的傲慢。“锻冶场”把自己说成是革命艺术独一无二的代表，——用语与未来主义者、意象主义者、谢拉皮翁兄弟及其他一些人所用的完全相同。同志们，那“大画面、大风格的艺术，宏伟的艺术”在何处？它究竟在何处？无论怎样评价一些无产阶级出身的诗人们的创作，——当然，在这里需要做细致的、严格按照分别对待的原则的批评工作，——无产阶级的艺术还是没有。不能说大话。断言存在着一种无产阶级的风格，而且是大风格、宏伟的风格，这是不对的。哪里有？在何处？无产阶级诗人正在当学徒，甚至不必借助形式主义学派精细的研究方法就能看出其他流派、首先是未来主义流派对他们的影响。这不是一种责备，此处没有过错。但是，宏伟的无产阶级风格仍不能由那些宣言创造出来。“没有别林斯基们”，——我们的作者抱怨道。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法律证据，来证明“锻冶场”的创作充满着知识分子封闭的小天地、小团体、小派别的情绪，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没有别林斯基们”这句忧郁的话中找到物证。当然，别林斯基在此处被提到，并非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由俄国社会批评家、旧文学的鼓舞者和指导者所构成的朝代的代表。但是，我们来自“锻冶场”的朋友们不知道，在无产阶级大众登上政治舞台时，这个朝代恰好结束了。从某一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看，普列汉诺夫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别林斯基，是这一高贵的政论朝代的最后一个代表。别林斯基们在文学上凿出一个通向社会的通风口，——这便是他们的历史作用。文学批评代替了政治并为政治作了准备。但是，在别林斯基和后来激进的政论批评的代表人物那儿只是某种迹象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却有了十月革命的血肉，成为苏维埃的现实。如果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是各不相同的文学的社会鼓舞者，进而言之，是新建立的社会生活的文学鼓舞者，那么，我们如今的整个社会生活凭借其政治、报刊、集会、机关难道不能成为其自身道路称职的解释者吗？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置于聚光灯下，我们斗争的所有阶段都被马克思主义的光芒照亮，每一种设施都被从各方面批判地敲击过。在这样的条件，因没有别林斯基们而叹息，这便暴露出——唉！唉！——一种知识分子小团体式的孤僻，完全是那个最虔诚的左翼民粹派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9]的风格（而绝不是宏伟的风格）。“没有别林斯基们。”但是要知道，别林斯基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而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领袖。如果活的别林斯基被带到今天，他很可能是一位——我不想向“锻冶场”隐瞒这一点——政治局委员。他甚至可能去驾辕。他不是抱怨过吗，他按照本性该作狼嗥，却不得不发出悦耳的声音……***小团体的诗歌在企图克服其孤僻时绝非偶然地跌进了“宇宙主义”那平淡的罗曼蒂克之中。他们的思想大致是这样的：要感觉到整个世界是某种统一体，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并且要看到不仅只统领一个地球、而且还将统领整个宇宙的前景。所有这一切，自然很壮观，大得可怕。我们是库尔斯克人和卡卢加人[10]，不久前刚刚夺取整个俄罗斯，现正在向世界革命迈进。岂能让我们滞留在地球的疆界内！让我们立刻在宇宙的桶上套一道无产阶级的箍。有什么事比这更简单吗？这是常有的事：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宇宙主义显得、或者说可以显得是非常大胆的、有力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但是，实际上，宇宙主义包含着躲避人间复杂的、艺术难以解决的事情而逃向星际的成分。因此，宇宙主义十分出人意料地成了神秘主义的近亲。因为，将星星的王国带入自己的艺术世界观，还不仅是静观地，而且凭某种意志，这个任务相当不简单，甚至不管对天文学的熟悉程度如何，——至少这个任务不是紧迫的……原来诗人们之所以成为宇宙主义者，不是因为银河居民急切地叩他们的门，让他们答话，而是因为人间的那些很难进行艺术处理的问题产生出了跳向另一个世界的企图。但是，要想从天上摘下星星，仅自称为宇宙主义者是不够的。而且，在宇宙中，星星之间的空隙要比星星多得多。这一想用星空里细小的物质充填世界观和艺术创作陷坑的不好倾向，恐怕会使某个宇宙主义者走向最细小的物质，走向圣灵，在那儿，早已安息着许多诗的逝者。摆在无产阶级诗人面前的绳套由于以下情况而变得更加危险：这些诗人都很年轻，有些人刚刚告别少年时代。他们大多是被所向无敌的革命所唤醒而走向诗歌的。但是，他们走进诗歌时尚未成熟，——他们被自发性、暴风雨和旋风所席卷……但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作家也有过这种最初的陶醉，作为代价，后来他们便陷入了反动的神秘主义的醉态和其他各种各样的醉态。当革命的节奏放慢、客观前景显得较为朦胧时，真正的困难和考验才开始出现；那时已不能简简单单地随波逐流，吞吐着充满灵感的泡沫，而需要环顾四周，进入战壕，估量局势。这时便出现了一个诱惑：跃向宇宙！而地球呢？宇宙主义者与神秘主义者一样，地球对于他们只是一块普通的跳板。我们时代的革命诗人们需要进行一番大的锻炼，——在这里，精神锻炼和智力锻炼的联系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为紧密。需要有一个稳固的、强劲有力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能动的世界观，和一个与之相联系的艺术世界观。为了不仅以记者的方式理解、而且为了真正领会并彻底感受我们生活的这一段时间，就必须了解人类的历史、生活、劳动、斗争、希望、失败和成就。天文学和宇宙进化论是个好东西！但首先还是应该了解人类的历史和今天的生活，了解它的各种不同的法则，它的形象的和个性的具体性。***奇怪的是，无产阶级诗歌抽象公式的制订者们常常忽视一位诗人，而这位诗人比任何人都更有权被称为革命俄罗斯的诗人。要确定他的倾向、他的社会本质，不需要用复杂的批评方法：杰米扬[11]就是这样，他是用一块材料做成的。这不是一位靠近革命、俯就革命、接受革命的诗人；这是一位以诗歌为武器的布尔什维克。杰米扬特有的力量就在于此。革命对于他不是创作的素材，而是一种将他放到岗位上的最高权威。他的创作是服务于社会的，这不仅是像所有艺术一样在所谓最终为社会服务的意义上说的，而且也是就诗人自己的主观态度和意识而言的。从他进行历史性服务的最初几天起，情况就是如此。他扎根于党，与党一同成长，经历了党发展的不同阶段，日复一日地学习与阶级同思想共感受，学习以浓缩的形式，用寓言般机智、歌曲般忧郁、民谣般大胆、愤怒和召唤的诗歌语言再现这一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在他的愤怒和仇恨中没有一丝儿装腔作势，他是用世界上最革命的政党那已形成的仇恨心去仇恨的。他写了一些很有力量的、技巧完美的作品，但也有不少报章体的、日常的、二流的东西。要知道，杰米扬不是在阿波罗要求神圣的献祭[12]的一些罕见场合下进行创作的，而是日复一日地在事件和……中央委员会发出召唤时进行创作的。然而，他的创作整个说来是一种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现象。各个学派的美学家们不惜嘲笑杰米扬，——居然说他是一个“报屁股作家”！——就让这些美学家们好好回忆一下吧，看能否找出另一位诗人，这个诗人也能以自己的诗如此直接和有效地影响大众，——什么样的大众？——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千百万人；在什么时候？——在一个最伟大的时代。杰米扬没有寻求新的形式。他甚至着重运用标准的旧形式。但在他那儿，这些旧形式复活了、再生了，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世界无与伦比的传送装置。杰米扬没有、也不会创立流派：他本人就是那个叫做俄国共产党的流派为适应不会再重复的伟大时代的需求而创造的。如果丢开对无产阶级文化的玄学式理解，着眼于无产阶级读什么、需要什么、什么能吸引他们、什么能促使他们行动、什么能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从而为新艺术准备条件，那么，杰米扬·别德内的创作便是无产阶级的、人民的文学，也就是说，是觉醒的人民切身需要的文学。如果说这不是“真正的”诗，那它也是某种大于“真正的”诗的东西。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斐迪南·拉萨尔有一次曾写信给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多么乐意让我知道的东西不写出来，只求能实现我能做的那一部分。”杰米扬也可以用这句话的精神谈论自己：“我多么乐意让其他人用较复杂的新形式来写革命，我自己可以用旧形式为革命而写作。”[1]基尔德是封建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联合成立的行会。——译者注。[2]西佐夫（1884—1956），苏联生理学家、作家、政论家。——译者注。[3]《熔铁炉》，第8卷，《无产阶级与科学》一文，第80页。[4]杜鲍夫斯科依（1874—1942）苏联文艺批评家。——译者注。[5]《真理报》，1923年2月10日。[6]普列特尼奥夫（1886—1942），苏联著作家。——译者注。[7]《熔铁炉》，第8卷。[8]卡津（1898—1981），苏联诗人。——译者注。[9]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1878—1946），苏联文艺学家。——译者注。[10]库尔斯克和卡卢加均为苏联地名。——译者注。[11]指杰米扬·别德内（1883—1945），苏联诗人。——译者注。[12]语出普希金的诗，现在“献给阿波罗的祭品”一语用来表示诗歌。——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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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五章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算革命前各种思想体系的微弱回声，那么，形式主义的艺术理论大概是这些年来在苏维埃的土壤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唯一理论。尤其出奇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把自己与俄国未来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当未来主义或多或少地在政治上投降了共产主义时，形式主义却竭尽全力地在理论上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是未来主义的理论家，同时也是形式主义学派的头领。根据他的理论，艺术永远是独立自在的纯形式的创作，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未来主义。因此，未来主义是历史上第一种自觉的艺术，形式主义学派则是艺术的第一个学术派别。由于什克洛夫斯基的努力，——他的功绩不小！——艺术理论，有时是艺术本身，最终从练金术的状态转入了化学的状态。这位形式主义学派的预言家、第一位艺术的化学家，顺便友好地拍了那些未来主义的“妥协派”几下，那些人正在寻找通向革命的桥梁，并企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找到这座桥梁。这样的桥梁没有必要：未来主义是独立存在的。之所以要谈论形式主义学派，原因有两个。首先，是为了它自身：形式主义的艺术理论尽管肤浅和反动，但形式主义者的相当一部分探索工作是完全有益的。其次，是为了未来主义：无论未来主义者垄断新艺术的代表权的要求多么地不合理，但是无法把未来主义排除在未来艺术的准备过程之外。什么是形式主义学派呢？像它现在由什克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1]、雅科布松[2]等代表的那种样子，它首先是一个极端傲慢的早产儿。在宣布形式是诗的实质之后，这一学派将自己的任务归结为对诗歌作品的词源与句法特性的分析（实质上是描述性的、半统计性的分析），归结为对重复出现的元音与辅音、音节、修饰语的计数。这项被形式主义者“不按规矩地”称之为诗的科学或诗学的局部工作，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如果了解这项工作局部的、初步的、辅助性的和准备性的性质的话。这项工作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进入诗的技艺，进入诗艺实际的处方。比如说，对于诗人或一般作家来说，替自己列一个同义词表、不断增加其数量并借此扩大自己的语言键盘，这样做是有益的；同样，不仅从内在意义的联想上，而且也从音响上去斟酌一个词，也是有益的，而对一个诗人来说简直是很必要的，因为一个词首先是通过音响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递的。形式主义的那些运用于合理的范围内的方法论手法，有助于阐释形式的艺术心理特点（形式的精练性、迅速性、对比性、夸张性等）。由此，又可以发现通向艺术家世界观的诸多途径中的一条，可以较为容易地揭示个别艺术家或整个艺术流派的社会制约性。正因为我们所谈的是当今一个活的、仍在发展的学派，所以，在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条件下，用社会的探测器去探测这一学派并揭示其阶级根源，不仅对于读者，而且对于学派自身及其自我认识、自我净化和自我指导来说，都具有直接的定向意义。但是，形式主义者们自己并不愿满足于其手法所起的辅助性的、技术服务性的作用，——即类似统计学对于社会科学或显微镜对于生物科学所起的那种作用。他们不满足，而且走得更远：对于他们来说，语言艺术完全彻底地以语言为极限，造型艺术则以色彩为极限。一部长诗是音响的拼合，一幅画是色点的组合，艺术的规律就是语词拼合和色点组合的规律。社会心理的处理方法，对于我们来说，能使对语言材料所进行的细致的分析工作和统计工作获得意义，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却是炼金术。“艺术永远是脱离生活而自由的，在其颜色中从不反映出城堡上的旗帜的颜色。”（什克洛夫斯基）“旨在表达，着眼于语言材料”，这就是“诗歌唯一的、本质的要素”。（罗·雅科布松：《现代俄国诗歌》）“既然有新的形式，因而也就有新的内容。可见，形式决定内容。”（克鲁乔内赫）“诗歌，就是赋予自有价值的词、即赫列勃尼科夫所说的‘自在的’词以形式。”（雅科布松）等等。不错，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在语词中为本世纪找到了表现机车、推进器、电、无线电广播等等的工具。换言之，他们为生活新的内容找到了新的形式。但是原来“这只是新闻报道方面的改革，而非诗歌语言方面的改革”。（雅科布松）俄国未来主义与此不同：它彻底地“着眼于语言材料”。对于它来说，形式决定内容。不错，雅科布松被迫承认，“一系列新的诗歌手法都在大都市主义（即城市文化）中得到了应用（？）”。但他的结论却是这样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赫列勃尼科夫的大都市主义诗歌正由此而来。”换言之，不是刺激诗人的耳目或者使其完全发生变化的城市文化给了诗人以新的形式——新的形象、新的修饰语、新的节奏，而恰恰相反，是自发的（“自在的”）新的形式强迫诗人去寻找合适的材料，并顺便将他推至城市一方！“语言材料”自发地从《奥德修纪》发展成为《穿裤子的云》：火把、蜡烛、电灯在这儿全都无关！只要把这一观点清楚地表达出来，其真正的孩子气和站不住脚就会一目了然。可是雅科布松还企图坚持己见，他预先反驳道，就是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写有“抛弃城市吧，愚蠢的人们”这样的诗句呀。于是，这位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家煞有介事地推论道：“这是否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矛盾？！那么就让别人把诗人作品中表达出的思想硬塞给诗人吧。因为一位诗人表达了思想和感觉就指控他，其荒唐程度，恰似中世纪的观众殴打扮演犹大的演员一样……”，等等。显而易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五年级学生写的，他怀有一个最明显的和完全“自在的”企图，即“用笔戳一下”“我们的文学教师，那个出名的道学先生”。用笔戳人，我们这些勇敢的革新者都是能手，但他们却不会在理论上内行地运用自己的笔。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当然，未来主义在找到自己的新形式之前，就已接受了城市所灌输的东西——电车、电、电报、汽车、推进器、夜间咖啡馆（尤其是夜间咖啡馆）。大都市主义（城市文化）深深地呆在未来主义的潜意识中，而未来主义的修饰语、词源、句法和节奏却表明了一种企图，说明它想赋予已掌握了意识的新的城市精神以艺术形式。即使马雅可夫斯基大声疾呼“抛弃城市吧，愚蠢的人们”，这也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城里人的呼喊，而且当他因去别墅而“抛弃城市”、置身城市之外时，他就最明显地表现出是一个城里人。事情决不在于因一位诗人表达了思想和感觉而要去“指控”（这个词用得驴唇不对马嘴！）他。当然，一个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全在于他是怎样表达思想和感觉的。但归根结底，诗人是用他所接受或所创建的那一流派的语言完成他身外的任务的。即使诗人只局限于个人的爱和个人的死这样狭小的抒情圈子，情形仍然如此。诗歌形式的个性色调自然与个人气质相符合，但与此同时，无论在情感领域还是在情感的表达方法中，这些个性色调也是与模仿和因循守旧同在的。从巨大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新的艺术形式总是作为对新要求的反应而产生的。以情诗为例，可以说：在性生理学和爱情诗歌之间，有一个复杂的心理传导机制的系统，而在心理中，则有个人的、种族的和社会的因素。种族的基础，即人的性的基础，变化得很缓慢。爱情的社会形式的变化则要快一些。这些形式影响着爱情的心理上层建筑，产生出新的色调和语调、新的精神要求和新的词汇需要，并因此而向诗歌提出新的要求。诗人只能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创作素材，并让生活中新的震动通过他的艺术意识。因城市条件而发生了变化并变得更为复杂的语言，给了诗人以新的语言素材，并对诗人暗示出或使他易于找到新的组词方法，以便给新思想和新感情（它竭力想要穿透无意识的阴暗外壳）以诗的形式。如果没有社会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改变，就不会有艺术中的运动：人们也许会世世代代地满足于圣经诗歌或古希腊人的诗歌。但是，真的像这位形式主义哲学家指责我们的那样，这里谈的只不过是“新闻报道方面的、而非诗歌语言方面的”新形式吗？唉，他算是说得叫我们难以回答了！……可以说，诗歌就是新闻报道，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宏大风格的新闻报道。关于“纯艺术”和倾向性艺术的争论发生在自由派与民粹派之间是合适的。我们不宜于参与这样的争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高于这一点：对于它来说，从客观的历史进程角度来看，艺术永远是服务于社会的，历史地功利的，因为它要为昏暗和朦胧的情绪寻找必要的词语节奏，使思想与感情接近或让两者彼此对立；它要丰富个人或集体的精神体验，使感情更加细腻，变得更灵活、反应更灵敏、更有反响；它要扩展思想的容量，但不依赖于个人积累的经验；它要对个人、社会团体、阶级、民族进行教育。这完全不取决于艺术在这样的过程中是打着“纯艺术”的旗号还是公开的倾向性艺术的旗号。在我们俄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倾向性是那些寻求与人民联系的知识分子的旗帜。软弱的知识分子受到沙皇制度迫害，没有文化环境，他们在下层寻求支持，竭力向“人民”证明，他们只想着人民，只为人民而活着，他们“非常非常地”热爱人民。正如到民间去的民粹派打算不穿干净衬衣、不用梳子、不用牙刷刷牙那样，知识分子也准备在自己的艺术中牺牲形式的“高招”，以便最直接地表达出被压迫者的苦难和希望。相反，对于正在站稳脚跟、不能公开表明其资产阶级性质、同时又渴望控制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来说，“纯艺术”自然便成了他们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这些有历史的局限性、同时又历史地被超越的流派相去甚远。在科学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同样信心十足地寻找着“纯艺术”和倾向性艺术的社会根源。它绝不“指控”诗人表达的思想或感情，它为自己提出了一些意义更为深刻的问题：一部有其本身的特点的艺术作品的形式符合什么样的感情序列？这些思想与感情的社会制约性是怎样的？它们在社会、阶级的历史发展中占据什么地位？还有，文学遗产中那些用来创造新形式的成分是什么？在哪些历史动力的作用下，思想和感情新的合成体才能穿透使它们与诗歌意识分开的那层外壳？研究可能会复杂化、细节化，个性化，但艺术在社会进程中的辅助作用，将是研究的主要中心。每一个阶级都有其随时变换的艺术政策，即有其对艺术提出各种要求的体系：宫廷和领主对艺术的庇护，以对个人施加影响的混合方法作为补充的自动的供求工作，等等，等等。在艺术失去其依附宫廷的性质之前，艺术的社会依附关系、甚至其人身依附关系都没有被掩盖起来，反而用逢迎巴结的语气公开宣布这种关系。站稳脚跟后的资产阶级那较为广泛、通俗、匿名的特征，虽然带有很大的偏离，但是总的说来还是通向“纯艺术”的理论的。在上面提到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倾向性中，也存在着其阶级利己主义：没有人民，知识分子就无法立足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赢得发挥历史作用的权利。但是，在革命斗争的条件下，知识分子的阶级利己主义却翻了过来，在其左翼采取的是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形式。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并不掩盖反而竭尽全力地表明倾向性，他们经常在艺术中牺牲艺术本身，如同他们牺牲其他许多东西那样。我们对艺术客观的社会依赖性和社会功利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若翻译为政治语言，则绝不意味着想借助法令或指示去指挥艺术。似乎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谈论工人的艺术才是新的艺术或革命的艺术，这是不对的；似乎我们要求诗人们必须描写工厂的烟囱或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这更是无稽之谈！自然，新艺术就其本性来说不能不将无产阶级的斗争置于其注意的中心。但新艺术的犁铧绝不限于翻耕那些刚刚编了号的土地，——相反，它应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翻耕全部土地。圈子最小的个人抒情诗，在新艺术的范围内也有最无可争议的生存权利。而且没有新的抒情诗，新人就无法形成。但为了创造这样的抒情诗，诗人自己就必须以新的方式感知世界。如若只有基督或上帝本人俯身于诗人的怀抱（如在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什卡普斯卡娅等人诗中所写的那样），那么，仅这一个特征就能证明那种抒情诗的陈旧，证明它在社会意义上、从而也在审美上都不适合于新人。甚至在这种用语主要不是表达感受，而只是作为语言的残余的地方，它也至少能证明心理的守旧，因而也就与新人的意识发生矛盾。谁都不会、也不想对诗人提出题材任务。就请你们写你们想写的东西吧！但是，请允许那个有某种理由认为自己负有建设新世界的使命的新阶级在各种场合下对你们说：如果你们要把《家训》[3]式的世界观翻译为阿克梅主义的语言，那么，这样做并不能使你们成为新的诗人。艺术形式在一定的和非常广泛的范围内是独立的，但是，作为这一形式创造者的艺术家和欣赏这一形式的观众，并不是用来创造形式和接受形式的空洞的机器，而是具有固定的心理的活生生的人，这种心理是某种整体，虽说这一整体并不总是和谐的。他们的这一心理是受社会制约的。艺术形式的创造和接受是这一心理的功能之一。无论形式主义者如何故弄玄虚，他们的整个简单的观念的基础，仍是对进行创造或使用创造出来的东西的那个社会的人的心理统一体的忽视。无产阶级需要在艺术中表达新的精神气质，这一气质在无产阶级身上刚刚形成，艺术应当去帮助这一气质的形成。这不是国家的订货，而是历史的标准。其力量存在于它客观的历史制约性中。你无法绕过它，也无法逃脱它的控制。形式主义学派似乎正是追求客观主义的。只讲趣味和情绪的随意的文学批评引起了形式主义流派的愤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形式主义学派寻找着用来进行分类和评价的精确特征。然而，由于其视野的狭窄、方法的浮浅，它直接陷进了类似笔相术或骨相术的迷信。众所周知，笔相术和骨相术这两个“学派”也有弄清用以确定人的性格的纯客观特征的任务：笔迹中花笔道的数量和圆滑度，后脑勺隆起部的特点，就是这样的特征。应该认为，花笔道与隆起部与性格确实有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人的性格也绝不局限于这一联系。以问题的偶然的、次要的或简直没有根据的因素为依靠的虚假的客观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恶劣的主观主义；在形式主义学派那儿，则走向词语的迷信。在计算了形容词、称了诗行和丈量了节奏之后，形式主义者要么像一个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的人那样，默不作声地停下，要么抛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概括，其中有百分之五的形式主义和百分之九十五的最无批判性的直觉。实际上，形式主义者并未把自己对艺术的态度坚持到底。如果把诗歌创作过程只视为声响或语词的组合，并在这条道上寻求所有诗歌课题的答案，那么，唯一完美的“诗学”公式就将是这样的：用达里词典装备自己，用各种语言成分代数式的组合和排列的方法创作出世界上所有已创作出的和所有尚未创作出的诗歌作品。从“形式上”推论，写《叶夫盖尼·奥涅金》可以走两条路：或者让语言成分的选择服从于先入为主的艺术思想（如普希金本人所作），或者用代数的方法解决问题。从同一个“形式的”观点看，第二条路更可靠些，因为它不依赖于情绪、灵感及其他不稳定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优点，即能在走向《叶夫盖尼·奥涅金》的路上保障不可胜数的其他伟大作品的出现。为此，只需要那被称为“永恒”的时间的无限性。但是，由于人类、尤其是单个的诗人并不享有永恒，因此，诗歌创作的基本动因仍旧是那最广泛意义上的、先入为主的艺术思想：这一思想可以是准确的想法，可以是鲜明地表达出来的个人的和社会的感情，可以是朦胧的情绪。这一团主观的创作思想在寻求艺术实现时，会得到来自未知形式一方的新的刺激和推动，有时会被完全推上一条起初不曾预见的路。这仅仅意味着，语言的形式不是先入为主的艺术思想消极的反映，而是能影响构思本身的积极因素。然而，我们知道，这种积极的相互关系，——形式影响内容，有时会根本改变内容，——在社会生活和生物界的各个领域里都是存在的。这绝对不是放弃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也不是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建立“形式主义学派”的理由。维·什克洛夫斯基毫无拘束地从形式主义的语言拼凑转而飞向最主观的评断，同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标准持最不可调和的态度。在他于柏林出版的那本小书《马步》中，他用了三小页的篇幅——简洁是什克洛夫斯基一个主要的、至少是无可争议的长处，——列出五个（不是四个，也不是六个，而是五个）反对唯物主义艺术观的详尽理由。我们就看看这些理由吧，因为，看一看并且指出，究竟是什么样的糟粕被当成了科学思维的最新成就（在那微不足道的三小页上，还有极其繁多的科学引证），这确实没有害处。什克洛夫斯基说：“如果日常生活和生产关系能影响艺术，那么，情节不是也要被固定在它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地方吗？须知，情节是无家可归的。”好的，可是螟蛾呢？根据达尔文的观点，螟蛾也是“适应”特定的关系的，然而，它们从这里飞到那里，飞得并不比一个没有负担的文学家差。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何要使情节沦落到农奴制状态。不同的民族和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都利用同一些情节，这个事实只表明人类想象的局限性，只表明人力图在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各种创作中节省气力。每一阶级都希冀最大限度地利用另一阶级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理由可以毫不费力地转用于生产技术领域。从古时候起，人类历史的大车一直具有同一的情节：车轴、车轮、车辕。但是，一位罗马显贵的轻便马车只适应于他的趣味和要求；正如奥尔洛夫[4]公爵那辆内部布置得十分舒适的轿式马车适合这位叶卡捷琳娜的宠臣的趣味一样。俄国农夫的大车则适应他家务的需要、马匹的力气和小道的特性。汽车无疑是新技术的产物，但它仍表现那个“情节”，——两条车轴上的四个车轮。可是，当一匹农民的马在夜间的俄国大道上因害怕刺目的汽车前灯而退避时，两种文化的冲突便在这一件事中得到了表现。第二个论据是这样的：“如果日常生活可以在小说中得到体现，那么，欧洲的科学就不会因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写于何时、何处（在埃及、在印度还是在波斯）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了。”我们说一个人、其中包括一个艺术家的日常生活，亦即他受教育和生活的环境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体现，这绝不等于说，这一体现就具有精确的地理学、人种志学或统计学的性质。如果说，很难断定某些故事是写于埃及、写于印度还是写于波斯，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几个国家的社会环境有很多共同之处；欧洲科学根据故事本身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大伤脑筋”，这个事实恰好表明，这些故事反映了日常生活，哪怕这反映是经过多次折射的。谁也无法跳出自身。甚至在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中也没有任何不是这个病人事先从外界获得的东西。但是，若将这种胡言乱语视为外部世界的精确反映，那便是又一种疯癫。只有一位有经验、善于思考问题而又了解病人历史的精神病医生，才能在那胡言乱语中找出折射的和被歪曲的现实的残片。艺术创作当然不是胡言乱语。但它也是根据艺术的特殊规律产生的现实的折射、变态和变形。无论艺术多么富有想象力，但除了我们这三维世界和更为狭窄的阶级社会给予它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素材。甚至在艺术家创造天堂或地狱时，他也将个人的生活经历体现在他的幻景中，连没有支付给女房东的帐单也会写到。什克洛夫斯基接着说：“如果艺术中沉积着等级和阶级的特征，那么，大俄罗斯关于贵族的故事就有可能与关于神父的故事相同。”其实，这是第一个理由的重复。为什么关于贵族的故事和关于神父的故事就不能相同呢？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又有什么矛盾呢？在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鼓动性文告中，常常谈到地主、资本家、神父、将军和其他剥削者。地主与资本家无疑有所不同，但也有把他们相提并论的情况。在某种场合下，民间创作为何不能把贵族和神父相提并论，把他们都视为高踞于农民头上和掠夺农民的阶层的代表呢？在莫尔或杰尼[5]的宣传画中，神父就时常与地主并肩而立，——这丝毫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什克洛夫斯基喋喋不休地说：“如果艺术中沉积着人种志学的特征，那么，关于异族人的故事就不是反向的，任何一个民族也就难以讲述关于邻近的另一民族的故事。”越来越难办了。马克思主义绝不认为人种志学的特征有独立存在的性质。相反，它提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在民间文学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从事游牧耕作的，主要是农民的民族之间相同的发展条件，以及性质相同的相互作用，不能不导致创作出相同的民间故事。从我们感兴趣的那一问题的角度着眼，那些同源的情节在不同的民族那儿究竟是作为基本特征相同的、经过同样的农民想象力的棱镜折射的生活经验的反映而独自出现的呢，还是那些故事的种子被顺风从这里带到那里，在土壤适宜的地方发芽的呢，——这都无关紧要。也许这两种方法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后，为说明“为什么这在第五种场合下也是不正确的”，什克洛夫斯基引用了从古希腊喜剧直到奥斯特罗夫斯基戏剧中的具体的情节，作为单个的论据；换句话说，我们这位批评家又以有个人特点的方式重复了他的第一个论据（可见，在形式逻辑方面，我们这位形式主义者做得也不大好……）。是的，情节会从一个民族流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阶级流传到另一个阶级，甚至从一个作者流传到另一个作者。这仅仅说明，人的想象力的使用是节俭的。一个新的阶级并不去从头创造整个文化，而是占有过去的文化，对它进行精选、翻改和分类，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建设。没有这种对许多世纪“穿过的”服装的利用，历史过程中就根本不会有前进运动。如果说，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情节是由古埃及人经古希腊传给他的，那么，奥斯特罗夫斯基借以发展其情节的那张纸，也是由古埃及的草纸经古希腊的羊皮纸发展而成的。再打一个更为相近的比喻：古希腊的诡辩学家当时都是纯粹的形式主义者，他们的批评方式深深地渗透进了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意识，但这一情况丝毫也不改变下列事实，即什克洛夫斯基本人也是特定社会环境和特定时代相当生动的产物。什克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五点攻击，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很久以前发表在《正教评论》杂志上的那些反对达尔文主义的文章。三四十年前，那位博学的敖德萨主教尼卡诺尔写道：“如果人起源于猴的学说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爷爷就应该有十分明显的尾巴的痕迹，或者，他们应该记得他们的爷爷和奶奶曾有过这样的特点。第二，众所周知，猴子只会生下猴子……第五，达尔文主义是不正确的，还因为它是与形式主义……不，确切地说，是与普世会议[6]的形式决议相矛盾的。”不过，这位博学的教士的长处在于，他是一个公开的“过去主义者”，他援引的是使徒保罗的话，而不像未来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那样援引物理学、化学和数学。对艺术的需求并非由经济条件所产生，——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对食物的需求也不是由经济所产生的。相反，是对温饱的需求创造了经济学。永远不能只凭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去评判、去否定或接受艺术作品，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艺术创作的产品，首先应该用它自己的规律，亦即艺术的规律去评断它。但是，只有马克思才能解释：某一时代的某一艺术派别为何出现和自何处而来，亦即是谁和为何对这一类、而不是对那一类艺术形式提出了要求。认为每个阶级都能完完全全地从其内部产生出自己的艺术，比如说无产阶级能通过封闭的艺术讲习班、小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等创造出新的艺术，这种想法是孩子气的。一般地说，历史的人的创作就是继承。每一新的上升阶级都站在其前驱的肩头上。但这是一种辩证的继承，亦即通过内部的排斥和决裂而实现的继承。以新的艺术需要和对新的文艺观点的需求的形式出现的推动，是经济通过新的阶级给予的，或者——较小的推动——是经济通过那一阶级新的方针，在其文化财富和文化力量不断增长的影响之下给予的。艺术创作永远是在来自非艺术领域的新的推动的影响之下对旧形式复杂的翻改。就这个广泛的含义而言，艺术是辅助性的。这不是一种从自身吸收营养的、无形体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的人所具有的、与日常生活及其方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功能。什克洛夫斯基在俄国历史上这样一个时期，即艺术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对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团体在精神、生活和物质上的依赖时，居然产生了要艺术绝对独立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念头，这在把每一个社会成见变得荒谬绝伦方面是多么典型啊！无论在逻辑学、法学还是在艺术中，唯物主义都不否定形式因素的意义。就像法学体系能够而且应当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性和一致性去评判一样，艺术也能够而且应当从其形式成就的角度去评判，因为，没有形式的成就，就没有艺术。但是，一种企图确定法律独立于社会环境的法学理论，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动力存在于经济和阶级矛盾中；法律只给这些现象以固定的、内在协调的表达，它所表现的不是个别的例外，而是各种现象的共同性、重复性和持久性。如今，我们恰好可以以一种历史上罕见的透明度在我们这里观察到新的法律是如何制订的：所采用的不是独立自在的演绎方法，而是根据经验按照新的统治阶级的经济需求量体裁衣的方式。文学用各种植根于遥远的过去和作为语言技巧的经验积累的方法和手法，表现着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阶级的思想、感情、情绪、观点和希望。从这里是跳不出去的。似乎也没有必要跳出去，——至少那些不为已被超越的时代和衰亡的阶级效劳的人没有必要这样做。形式分析的手法是必要的，但这些手法是不够的。可以去计算民间谚语中的同音法，将隐喻分类，统计一首颂歌中元音和辅音的数量，——所有这一切无疑将方式不同地丰富我们对民间创作的认识；但是，如果不了解农民的轮作制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周期，如果不了解木犁的作用，不清楚农民的生活日历，也就是说，不清楚农夫在什么季节娶亲、农妇在什么时候生孩子，那么，在民间创作中我们将只能了解其皮毛，而看不到其内核。科隆大教堂的建筑结构图，一经丈量其基础和门拱的高度，确定各个中殿的长宽高以及圆柱的尺寸和位置等等，便可以绘出；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中世纪的城市，什么是行会，什么是天主教会，那我们就永远不会理解科隆大教堂。让艺术脱离生活、宣称艺术是独立自在的技艺的做法，会使艺术空虚、死亡。采取这种做法的需要本身，正是思想衰败的无误的症状。上面顺便进行的与反对达尔文主义的神学家言论所做的类比，也许会使读者感到肤浅，像是笑话。当然，有一点儿这样。但这里也有一种更深刻的联系。形式主义的理论肯定会使一个多少读过点书的马克思主义者记起一个非常陈旧的哲学乐曲的熟悉的调子。一些法学家和道德家（让我们随便回想一下德国人施塔姆勒尔[7]和我们的主观主义者米哈伊洛夫斯基[8]）曾证明，道德和法律根据以下一点已不能由经济来决定，即离开法律和伦理的规范，经济本身就不可思议。诚然，这些法律和道德的形式主义者们没有达到认为法学和伦理学完全独立于经济的地步；他们承认各种“因素”之间某种复杂的相互关系，而且，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还保留了那些不知自何而来的独立实体的特性。以什克洛夫斯基的方式断定美学“因素”完全独立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已是一种特殊的、同时也是受社会制约的怪癖：这是一种把我们坚固的现实倒过头来的美学夸大狂。除了这一特点外，在形式主义者的理论中还有一个缺点，即在方法论上与其他各种唯心主义相一致。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宗教、法律、道德、艺术都是根本上统一的社会发展进程的各个单独的方面。政治、宗教、法律、伦理和美学虽然脱离了其生产的基础，变得复杂了，其特点得到了加强和详细的说明，但它们仍旧是一个有社会联系的人的功能，仍服从于人的社会组织的法则。而一个唯心主义者所见的，不是能提供出必需的机构与功能的历史发展的统一过程，而是某种独立自在的因素——即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美学的和伦理的实体的交叉和结合，它们在本身的称谓中已可找到自己的起源和阐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唯心主义）以自己的方式推翻了这些实体（而它们是永恒的范畴），将它们归结为发生学上的统一体。尽管黑格尔的这个统一体就是在自己辩证的表现过程中产生各种不同“因素”的绝对精神，他的体系仍能提供出一个关于历史现实的概念，如同一只翻过来的手套能给出人手的概念一样，——能做到这—点，并不因为它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因为它是辩证的。至于说到形式主义者（形式主义者中最大的天才是康德），在他们作出本身的哲学新发现的时日，他们抓住的不是发展的动态进程，而是发展的横断面。在这一断面上，他们发现他们的对象（不是过程，因为他们并不思考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把这一复杂性加以分解和分类。他们给各种因素以称谓，这些称谓马上变成了实质，变成了无依无靠的次绝对精神：宗教、政治、道德、法律、艺术……这已不是一只翻过来的历史手套，而是从各个指头上剥下来的皮，这层皮被风干到完全抽象的程度，而且，这只历史之手原来是拇指、食指、中指及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美学的“因素”就是这小指，它小巧，但同样可爱。生物学领域中的活力论，同样是一种不理解世界进程的内在制约性而对世界进程个别方面的盲目崇拜。超社会的、不受约束的道德或美学如同对于超肉体的、不受约束的“活力”一样，只差……一个统一的造物主。各独立的无始无终的“因素”的多样性，是一种伪装的多神论。如果说，在历史的更迭中，康德的唯心主义是翻译成唯理论哲学的语言的基督教义，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唯心论的形式主义的听有分支都公开或伪装地倾心于上帝，将上帝视为原因的原因。和唯心主义的整整一打次绝对精神的寡头政治相比，一个单一的和有个性的造物主即已是一个秩序安定的因素。这便是形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与神学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这两者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形式主义流派是应用于艺术问题的唯心主义的早产儿，它被学究式地制成了标本。在形式主义者身上，有早熟的牧师的痕迹。他们是约翰的门徒：对于他们来说，“太初为词”[9]。而对于我们来说，太初为事。语词出现在事件之后，有如它的有声的影子。[1]日尔蒙斯基（1891—1971），苏联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译者注。[2]雅科布松（1896—1982），俄国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后定居国外。——译者注。[3]俄国16世纪一部颇具文学色彩的伦理学著作，宣扬生活中的家长制。——译者注。[4]奥尔洛夫（1734—1783），俄国公爵，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译者注。[5]莫尔（1883—1946）和杰尼（1893—1946）是两位擅长政治宣传画的苏联画家。——译者注。[6]普世会议，即基督教的高级主教会议。——译者注。[7]施塔姆勒尔（1856—1938），德国法学家。——译者注[8]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译者注[9]《圣经》中的一句话，见《约翰福音》，中译为“太初有道”。——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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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未来主义<<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四章未来主义起源。——与过去的决裂。——俄国未来主义的组成部分。——理论上的探索和迷误。——创作。——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的地位。未来主义是一种欧洲现象，顺便说一句，它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不管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关于未来主义的学说怎么讲，并未封闭在艺术形式的框框中，从一开始，特别是在意大利，它就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各种现象发生了联系。未来主义是从90年代中期直至世界大战这个历史时期在艺术中的反映。资本主义的人类已经历了经济空前高涨的二十年，这一经济高涨推翻了关于财富与力量的旧观念，创造出新的规模、可能与不可能的新标准，推动被埋没的人去进行新的、大胆的创造。与此同时，官方的社会仍按昨日的惯性生活着。打着外交补丁的武装起来的和平，议会炮制出来的纸上谈兵的东西，以安全阀闸系统为基础的内外政策，——所有这一切也支配着诗歌，但大气中积蓄的电能预示着巨大的爆炸。未来主义就是艺术对这些大爆炸的“预感”。我们曾经观察到一个在历史中多次重复的现象：一些落后的、但具有一定精神文化水平的国家往往能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更鲜明、更有力地反映先进国家的成就。比如，18和19世纪的德国思想，就反映了英国人的经济成就和法国人的政治成就。同样，未来主义不是在美国和德国、而是在意大利和俄国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除建筑外，艺术对技术的依赖仅是就最根本的意义而言的，也就是说，因为技术是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艺术，尤其是语言艺术，对物质技术的实际依赖是微不足道的。一部歌唱摩天大楼、飞船和潜水艇的长诗，可以在梁赞省的僻远地区用一截铅笔头在一张发黄的纸上写出来。只要在美国存在摩天大楼、飞船和潜水艇，就足以在梁赞燃起新鲜的想象。人类的语言，是所有物质中最轻便的一种。未来主义是作为资产阶级艺术的一个曲折而产生的，它不可能以另一种样子产生。它那激烈的反对派性质，与此毫不矛盾。知识分子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同时，每一得到承认的流派都是报酬优厚的流派。这些流派的头领是帽上安有多种顶珠的中国官宦。按照常规，这些艺术上的中国官吏们要使其流派的手法达到极度的精致，同时要耗尽该流派的弹药储备。这时，某种客观的变化、政治的震荡和社会的穿堂风就会惊饱文学放浪派、青年和达到应征年龄的天才们，他们诅咒绝食的、庸俗的资产阶级文化，同时，通常又在暗中幻想着得到几颗顶珠，可能的话，最好是镀金的。有些研究者在确定早期未来主义的社会性质时，认为未来主义对资产阶级生活和艺术的强烈抗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研究者简直没有很好了解各文学流派的历史。法国浪漫派，还有德国浪漫派，就曾用最放肆的语言而不是别样的语言去抨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小市民的生活习性。此外，他们还蓄起长发，炫耀抹成青色的脸，而泰奥菲尔·戈蒂耶[1]为了彻底地羞辱资产阶级，还穿上了轰动一时的红背心。那未来主义的黄色女上装，无疑是这件让爸爸妈妈们受到过惊吓的红背心的侄孙女。众所周知，浪漫派叛逆式的抗议、长发和红背心没有带来任何震撼，最终，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却顺利地收养了浪漫派的先生们，并将他们接纳进了学校教科书，奉为典范。将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变动性及其对革命的同情与资产阶级“没落的”性质对立起来的作法是极其天真的。不能将资产阶级看成一只脱了毛的老猫。不，帝国主义这只野兽凶猛，灵巧，长有一副利爪。难道忘了1914年的教训吗？资产阶级将那些原本应用来促成起义的感情和情绪，最大规模地运用于自己的战争。在法国，战争被描写为大革命事业直接的完成。在其他国家，正在打仗的资产阶级难道不实际上在搞各种革命吗？在意大利，主战派（赞成介入战争的人）正是那些“革命者”：共和派，共济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未来主义者。最后，难道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不是通过发动、锻炼和武装数百万民众，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的吗？意大利未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合流并非偶然，并非出自误会，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2]俄国未来主义诞生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已经历了反拉斯普庭[3]的预备班，准备进行民主的二月革命。这一切给了我们的未来主义以好处。它捕捉到了还很模糊的主动性、行动、进攻与破坏的节奏。为争得自己在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它比它前面的几个流派进行了更尖锐、更坚决、主要是更喧闹的斗争，这也是与它积极的世界观相一致的。一个年轻的未来主义者自然不会跑向工厂，他会在咖啡馆里喊叫，用拳头敲击乐谱架，穿黄色女上装，涂抹脸颊，虚张声势地挥舞拳头吓唬人。当未来主义尚未及摆脱其孩子气、黄色女上装和过分的热情，尚未及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亦即政治上无害而风格上被利用的艺术流派之前，工人阶级的革命已在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未来主义还处在一个受迫害小组的年龄上。由此而产生了使未来主义投向生活新主人一方的推动力；而且不尊重旧的规范、富于变动性等未来主义世界观的主要成分，也极大地减轻了它接触和亲近革命的困难。但是，未来主义也将它源自资产阶级放浪派这一社会出身的特点带入了其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学的前进运动中，未来主义和当代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一样，也是过去的诗歌的产物。如果像楚扎克[4]同志所写的那样，说未来主义把创作从资产阶级千年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那是将这几千年估计得太低了。未来主义者号召与过去决裂、抛弃普希金、取消传统等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针对旧的文学阶层、针对知识分子封闭的小圈子的。换句话说，因为未来主义者正忙于割断那根将他们与资产阶级文学传统的维护者们联系在一起的脐带。但是，这一号召刚一向无产阶级发出时，其空洞性便变得显而易见了。工人阶级不需要、也不可能与文学传统决裂，因为它根本不曾受到过这一传统的支配。工人阶级不了解旧文学，它需要的只是熟悉旧文学，它需要的只是再去掌握普希金的作品，将其吸收进来，——从而超越他。归根结底，未来主义与过去的决裂只是知识分子封闭的小天地中的一场风暴；这些知识分子是读着普希金、费特[5]、丘特切夫[6]、勃留索夫、巴尔蒙特和勃洛克的书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迷恋过去”，并不是因为他们沾染上了对过去的各种形式的迷信和崇敬，而是因为他们内心里没有要求采用新形式的任何东西。他们简直没有什么话可说。他们用稍稍翻新一下的语言反复吟唱旧的感情。未来主义者摆脱了这些人，——他们干得很好。只是没有必要将其摆脱这些人的技术变成世界发展的规律。在未来主义对过去过火的否定中，有的是放浪派的虚无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生活在传统中，说真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再是革命者。早在我们的第一次革命之前，巴黎公社的传统就被我们反复研究和体会过。之后，在巴黎公社的传统上又补充进1905年革命的传统，我们吸收这一传统的营养，为第二次革命做准备。再说得远些，我们把巴黎公社与1848年6月的日子[7]和法国大革命联系了起来。在理论领域，我们通过马克思把黑格尔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作为依靠。我们在一个与过去有着有机联系的时代的条件下接受教育和投入斗争，我们都与各种革命传统息息相关。我们目睹了不止一个文学流派的诞生，这些流派常向“资产阶级性”无情地宣战，并将我们视为动摇派。像一阵兜圈子的风，文学的革命者和传统的破坏者总找得到通向科学院的路。对于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其文学左翼来说，十月革命是对熟悉的世界的彻底破坏，——知识分子为了创立新的流派时常摒弃这一世界，但他们一定还要回到这一世界来。相反，对于我们来说，革命是我们所熟悉的、内心细致体察过的传统的体现。我们从那个我们在理论上否定的和在实践上破坏的世界，进入一个我们像熟悉传统、熟悉预见一样事先熟悉了的世界。一个共产主义者、即政治上的革命家和一个未来主义者、即形式上的革命创新者之间心理类型的不同就由此而来。两者之间的误解也由此而来。糟糕的不是未来主义对神圣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否定”，——恰恰相反！——在于它没有感觉到自己正处在革命的传统之中。我们是迈步跨进革命的，未来主义却是突然落入革命里的。然而，事情完全不是毫无希望的。未来主义现在已不会再返回“自己的圆圈”，因为这样的圆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并非不重要的情况使得未来主义能在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更易于进入新艺术，——不过不作为一个决定一切的流派，而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参加进去。***在俄国未来主义中，有几个相当独立的、多少有些相互矛盾的组成部分：某些在很大程度上充满古词语的语文结构和猜想（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它们无论如何是处于诗歌范围之外的；自己的诗学，亦即自己关于语言创作的方法和手法的学说；自己的艺术哲学，甚至共有两种：形式主义的艺术哲学（维·什克洛夫斯基）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哲学（阿尔瓦托夫[8]、楚扎克等）；最后，是诗本身，活的创作。我们没有把文学上的胡闹算做一个独立的成分，因为它通常是与某一主要成分搅在一起的。克鲁乔内赫说，一句“fontface="timesnewroman"дырбулщыл”[9]包含着比整个普希金（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还要多的诗；这句话介乎于语文诗学和——恕我直言——恶劣的胡闹之间。克鲁乔内赫的思想用较为平缓的形式可以表达这样的意思：以“fontface="timesnewroman"дырбулщыл”为谱号的音韵结构，比潜意识地模仿法语的普希金的音韵结构更适用于俄语的结构和俄语的音响特征。不管这是否正确，显而易见的是，“fontface="timesnewroman"дырбулщыл”完全不是未来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的诗歌精华，——也就是说，用不着进行比较。总的说来，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某个人能按照这一音乐兼语文的谱号，写出超越普希金作品的诗歌。这只能俟诸异日了。赫列勃尼科夫和克鲁乔内赫的造字法也是处于诗歌之外的：这是一种未必很合理的语文学，部分地是诗学，但不是诗歌。毫无疑问的是，语言的存在和发展，本身会不断地创造新词和抛弃旧词。但总的说来，语言在做这一切时是非常谨慎的，有分寸的，在非如此不可时才这样做。每一新的伟大时代都给语言以推动。它凭一时热劲吸收大量的新词，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再进行重新登记，剔除一切多余的、异己的东西。如果说，赫列勃尼科夫或克鲁乔内赫利用已有的词根选出了十个或一百个新的派生词，那么，他们的这件工作能够具有一定的语文学价值，也能在某种微不足道的程度上促进活的言语、其中包括诗歌言语的发展，预告语言进化中一个方向更加明确的时代的到来。但是，这一工作虽具有对艺术起辅助作用的性质，却仍处于诗歌的范围之外。没有理由听到无意义诗歌的声音而作虔诚的惊呆状，那种诗歌近似声乐的音阶和基本练习，也许它们在学生的练习本上是有益的，却不宜于搬上舞台；用“无意义”的基本练习来替代诗歌的企图，是对诗歌的窒息，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未来主义没有走这条路。无可争议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通常是从达里[10]词典、而很少从赫列勃尼科夫和克鲁乔内赫的词典中汲取词汇。生造的构词法和新词在马雅可夫斯基处越来越少见了。“列夫”[11]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关于艺术和机器工业的相互关系；关于不是美化生活而是组织生活的艺术；关于自觉地影响语言的发展和系统地造词；关于根据高度的合理性以及美的要求训练人的动作的生物力学，——所有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远景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不幸的是，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都被“列夫”涂上了乌托邦宗派主义的色彩。“列夫”理论家们甚至在正确指出艺术或生活的这一或那一领域中发展的总的倾向的同时，仍由历史的预料得出公式和处方，并将这些公式和处方与现存的一切对立起来。他们那儿没有通向未来的桥梁。在这一点上，他们近似无政府主义者，后者预料未来没有政府，并将未来的公式与现存的一切对立起来，要从现代的航船上抛弃（当然只是在他们自己的想象中）国家、政治，议会和其他现实的东西。因此，实际上他们刚刚拔出尾巴，鼻子又陷进去了。马雅可夫斯基在韵律复杂的诗行中证明诗和韵脚的无用，并许诺要用数学公式写作，虽说要干这种事有的是数学家。当那位被称为舞台上激烈的别林斯基的热情探索者梅耶荷德[12]用某种半含节奏的动作匆忙地训练完了那些连台词还说不好的演员，并把这一切作为生物力学搬上舞台时，得到的却是……流产。将只能作为未来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发展的东西从未来中抽取出来，并匆忙地在当今还很荒凉和寒冷的戏台上实现这一局部的预料的做法，会造成一种孤陋寡闻和不求甚解的印象。还有什么能比孤陋寡闻和不求甚解与新艺术更加势不两立呢？新的建筑将由两种成分组成：新的课题和把握新旧材料的新的技术方法。新的课题不是建造庙宇、城堡、独家住宅，而是建造人民的大厦、大众化旅馆、集体宿舍、公社之家和规模巨大的学校。材料及加工材料的方法，由着手解决建筑课题时国家的经济状况所决定。把建筑结构从未来抽取出来的企图，会成为多少比较巧妙的个人的任意行为。而新的风格又最不能容忍个人的任意行为。“列夫”的作家们自己也正确地指出，在机器工业为无个性特点的消费者工作的地方，才会出现新风格。电话机就是新风格的一种。国际列车的卧铺车厢、地下铁道的阶梯和车站、电梯，——所有这些都是新风格无可争议的成分；同样，从另一方面看，铁桥、带棚的市场、摩天大搂、起重机也是这样的成分。这就说明，离开实际的课题，离开为解决课题而进行的不懈工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建筑风格。想用演绎的方式从无产阶级的本质、从其集体主义、积极性、无神论等等之中引出一种风格的企图，是一种最纯粹的唯心主义，除了费解的篡改、生硬的譬喻以及那种孤陋寡闻和不求甚解外，这种企图实际上不会给出任何东西。[13]当“列夫”、至少是“列夫”的部分理论家们最后通牒式地提出艺术与生活相融合的要求时，他们的错误便以最概括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艺术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分离是社会的阶级分化的结果；艺术独立自在的性质，就是艺术成为特权者财产这一事实的反面；艺术进一步的进化，将走与生活、亦即与生产、民间节日、集体大家庭的日常生活不断融合的道路，——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毫无争议的。“列夫”理解并阐释了这一点，这很好。但是，若以此为根据对当今艺术提出“别再做‘架上制作的’艺术，去与生活融合”这种期限很短的最后通牒，那就很不好。换句话说，这就是让诗人、画家、雕塑家、演员们停止反映和描写，别再写诗、作画、塑像，别再在舞台上对白，而应当将自己的艺术直接带入生活。怎样带？往何处带？经由什么样的大门？当然，可以对那些想尽可能多地把节奏、音响、色彩带入民间节日、集会和游行队伍中去的任何尝试表示欢迎。但是，至少应该有点历史的目测力，以便能弄清楚，从我们当今经济和文化的贫乏，到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融合，也就是到日常生活发展到全由艺术为之定形的时候，还有待好几代人的努力。好也罢，坏也罢，“架上制作的”艺术在许多年里仍将是群众的文学社会教育和群众的审美享受的工具；“架上制作的”艺术指的不仅是绘画，而且也包括抒情诗、小说、喜剧、悲剧、雕塑、交响乐。由于要反对近几十年静观的、印象主义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去否定作为一种描写和形象认识手段的艺术，——这实际上意味着从建设新社会的阶级的手中打落了一件最重要的工具。有人对我们说，艺术不是镜子，而是锤子，因为它不是反映，而是使事物改变形状。但在当前，人们常借助一面“镜子”、亦即一张摄下运动全过程的感光片，在学习或教别人使用锤子。照相术和电影，还因其被动的准确的映像，而成了劳动领域中有力的教育手段。为了剃胡子，不能没有镜子。而改造自我、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岂能不照一照文学的“镜子”？当然，这里对镜子的谈论可以是非常相对的。谁也不向新文学要求那镜子般的冷漠。改造生活的愿望愈深地渗透进新文学，新文学就能愈有表现力地和愈生动地“描写”生活。什么是对文学中和舞台上的“感受”和个人心理的否定？这是左翼知识分子用来反对消极现实主义的契诃夫笔法和幻想的象征主义的一种迟到的、早已过时的抗议。如果说万尼亚舅舅[14]的感受有点儿丧失其新鲜感，——这样的过失确实发生了，——那么也要知道，内心世界不只万尼亚舅舅一个人有。艺术用什么方式、凭什么理由、以什么名义才能转向正在建设新的外部世界并从而建设自身的当今人的内心世界呢？如果艺术不能帮助新人教育自我、加强并雕琢自我，这种艺术还有什么用处呢？如果艺术不深入并再现内心世界，那么它又怎能对内心世界进行组织呢？在这里，未来主义不过是在重复自己那些如今简直变得非常反动的陈词旧语。未来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亦是如此。未来主义始自对日常生活中渺小的讲求实惠的寄食者艺术的抗议。律师、大学生、恋爱的太太、县里的官吏、培列多诺夫[15]以及他们的感情、欢乐和痛苦——在这个僵化的小世界中，文学窒息了，迟钝了。但是，难道能够把对于日常生活的寄食现象的抗议变为文学对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脱离吗？如果说，未来主义对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抗议有其历史合理性，那么这正是因为，未来主义在按照新形成的轴心对日常生活的摧毁和重建中，为日常生活新的艺术再创造准备了地盘。有趣的是，“列夫”否定日常生活的描写是艺术的任务，同时却又将勃里克[16]的《不同道者》作为散文的样板推出。这不正是日常生活吗？至少从准共产主义的《交易所报》[17]的观点看来是如此。糟糕的不是共产主义者被描写得不十分甜蜜，也不十分刚强；糟糕的是，在作者和他所描写的那一庸俗的环境之间，感觉不出一寸的距离。为了使艺术不仅反映、而且也改变事物的状态，在艺术家和日常生活之间，就像在革命者和政治现实之间一样，应当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在回答那种事实上时常是责难多于说理的批评时，楚扎克同志将“列夫”正处于不断的探索过程之中这一看法提到首位。毫无疑问，“列夫”正在寻找的多于它已找到的，但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党为什么无论如何不能把“列夫”或其特定的一翼奉为“共产主义艺术”，就像那位楚扎克所竭力向党推荐的那样。不能把探索奉为典范，就像不能用尚未实现的发明的念头去武装军队一样。但是，所说的一切是否意味着，“列夫”完全彻底地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我们与它没什么交道好打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对于未来艺术的问题，党有着明确的和坚定的答案，而某个团体却在暗中进行对抗。丝毫不是这样。对于作诗的形式、戏剧的演变、文学语言的革新、建筑的风格等问题，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现成的答案，——正如在其他方面，例如关于最佳施肥方式、最正确的交通调配、最完善的机枪，党同样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现成的答案一样。但是，对于机枪、交通、施肥问题的实际答案，现在就需要。党该怎么办呢？党委派特定的工作人员去熟悉并掌握这些事情，同时党又主要根据那些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效果来检验他们。在艺术领域，问题要简单些，也更复杂些。既然所谈的是政治上利用艺术或不许敌方利用艺术的问题，党是有足够的经验、嗅觉、决心和手段的。但是，艺术的积极发展、为艺术在形式上取得新的成就而进行的斗争，并不是党的直接任务和关心的对象。党不会派遣任何人去从事那项工作。然而，在艺术、政治、技术和经济诸问题之间，存在着一条接触线。在这些问题内在的相互依存中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必不可少的。“列夫”这个团体现在做的正是这项研究工作。它干了许多古怪事，提出许多要求，——对这句话不要见怪，——还在理论上吹吹牛。但是，首先，在其他一些更重要的生活领域中，难道我们没有吹过牛（或正在吹牛）吗？其次，难道我们曾经尝试过要认真地纠正理论观点上的错误或创作实践上的宗派主义情绪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列夫”派是真诚渴望为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工作的，对艺术问题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它为何一开始就与人决裂，而不是从试图影响人和发挥同化作用做起呢？问题绝非急不可待。党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检验、认真的劝导和选择。难道我们有如此多的技术水平很高的人才，以至于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浪费吗？但是，重心毕竟不在于对新艺术各种问题的理论研究，而在于诗歌创作。未来主义的艺术实践、其探索和成就究竟如何？在这里，我们更无理由持匆忙作结论的偏执态度。***现在未必能完全否认未来主义在艺术领域中、尤其是诗歌领域中的成就。除极少数例外，我们目前整个的诗歌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未来主义的影响。马雅可夫斯基对一系列无产阶级诗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构成主义也有不少的收获，虽说这些收获不完全是循着他们选定的途径取得的。在构成主义者编的杂志里，连续不断地刊载着谈论未来主义的无用性和反革命性的文章。在最正式的出版物中，未来主义的长诗常与把未来主义一棍子打死的评论发表在一起。无产阶级文化派通过一系列活的线索与未来主义联系在一起。《熔铁炉》[18]如今也编得很有未来主义的味道。当然，没有理由夸大这些事实的意义，因为，像我们艺术中的大多数团体一样，这些事实是在一个上面的——暂时还是相当表面的——层次上发生的，它们与工人群众的联系非常薄弱。但是，若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将未来主义鄙视为腐朽知识分子骗人的发明，那也是荒谬的。即使明天就发现未来主义的力量行将枯竭，——我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未来主义的潜力无论如何还是大于其他流派的潜力的，未来主义是借助那些流派扩展自己的。如前所言，最初的俄国未来主义乃是文学放浪派的反抗，亦即知识分子半赤贫的左翼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闭的关门主义美学的反抗。透过诗歌叛乱的表层，显示出了未来主义完全不了解的较为深层的社会力量的压力。而反抗旧的诗歌词汇和句法的斗争，尽管具有文学放浪派的乖常，仍是一次进步的起义，它反对为避免多余之物的惊扰而人为选定的封闭词汇，反对用一根麦管啜吸生活的印象主义，反对惯于在无际的荒漠中撒谎成习的象征主义，反对吉皮乌斯主义，也反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和神秘主义小天地中其他一切挤干了汁的柠檬和咂吮过的鸡爪。如今，假若细心地回顾一下已过去的这个时期，就不能不承认，未来主义者在语言领域的工作是富有活力的和进步的。不去夸大他们所进行的语言“革命”的规模，但不能不承认，未来主义已将许多空洞的词句从诗歌中剔除了出去，还给另一些词语以血肉，在某些场合下，未来主义富有成效地创造了许多新词和短语，它们已进入或正在进入诗歌语汇，能够丰富活的言语。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单独抓取的某一单词，同时也指这一词在其他许多词中的位置，亦即句法。无论在组词方面，还是在构词方面，未来主义所做的，确实远远超出了活的语言所能容纳的范围。但是要知道，同样的事在革命时也发生过：任何一个活的运动都有这种“过失”。当然，较之于未来主义小组，革命和革命的自觉的先锋队有着更多的自我批评，正因为如此，未来主义小组遭到了相当多外来的反击，应该说，它还将遭到反击。过了头的东西正在消失，也必将消失；而诗歌语言领域中基本的净化工作，无疑也是革命的工作将持续进行下去。同样也不能不承认未来主义在节奏和韵律方面所做的进步的、创造性的工作，并应作出评价。有人对节奏和韵律漠不关心，他们容忍这些东西，仅仅因为这些东西是前人遗赠的；对于这种人来说，自然，未来主义的创新只是一种妨碍，因为那些东西让人耗费心思。因此，可以提出一个总的问题：节奏和韵律是否必要？奇怪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本人时常在一些韵律很复杂的诗中证明韵律的无用。如采取纯逻辑的态度，会使艺术形式的问题完全不存在。评断艺术形式应当不用理性，理性不会超越形式逻辑；而应该用智慧，智慧也把非理性的东西包含进来，因为非理性的东西是活生生和有生命力的。诗歌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的东西；而吸收了生物节奏和社会劳动节奏以及节奏组合的人的心理，则在声音、歌曲和艺术语言中寻求其理想化的表现。只要这一要求还存在，未来主义那较为灵活、大胆和多样的节奏和韵律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和有价值的成就。这一成就已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未来主义小团体的界限。未来主义在诗的选音方面的成就也是不容争辩的。不应忘记，词的音响乃是含义的声音伴奏。未来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偏爱、有时甚至是骇人地偏爱用声音去反对意义；这些自然需要抵制的偏爱，也只是一个诗歌流派的“左派幼稚病”和疯癫，这个新的流派按新的方式、以新鲜的听觉捕捉着与过分雕琢的语言成规相抵触的声音。当然，对于这些问题，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如今还不大关心。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大部分也顾不上此事，——还有更为迫切得多的任务。但是，我们还有明天。明天要求我们对语言这一基本的文化工具采取更认真、更精确、更内行、更高明的态度，——不仅在诗歌方面，而且在散文方面，甚至特别是在散文方面。当人们在每一具体场合下运用一个概念时，一个词永远不能精确地涵盖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作为声音的词和作为图形的词，不仅作用于耳朵和眼睛，同时也影响着逻辑和想象。思想的准确说明，只能依靠对语词细致的选择，依靠对语词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声学方面的斟酌，依靠对语词的周密的组合。在这里，毛毛糙糙是不行的，需要用测微工具。在这一领域中，成规、遗俗、习惯和粗枝大叶都应让位于周密的系统的工作。就最好的一个方面而言，未来主义是对毛糙文风的抗议，后者是一个最有势力的文学流派，它在每一方面都有一些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我认为，戈尔洛夫同志在他那本尚未出版的著作中，对未来主义的国际起源作了不正确的论述，更为错误的是，他搅乱了历史的前景，将未来主义与无产阶级诗歌混为一谈，与此同时，对未来主义在艺术形式上的成就却总结得很周密，很充实。戈尔洛夫正确地指出，从反抗旧美学的起义中成长起来的未来主义的形式“革命”，在纵向上反映了对衍生出旧美学的停滞和腐烂的生活的反抗，因此，在该流派最有力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许多最亲近的朋友处，这一革命最终自然地以对那种衍生出了被抛弃的生活及其被抛弃的美学的社会制度的反抗而告终。未来主义者们与十月革命最有机联系正由此而来。戈尔洛夫同志大致的描述是正确的，但还需要加以明确和限定。诚然，新的词和词组、节奏和韵律是必要的，因为未来主义在认识世界时对各种现象和事实进行了重新组合，为自己确立了、亦即发现了它们之间的新关系。未来主义反对神秘论，反对消极地神化自然，反对贵族式的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懒惰，反对幻想和哭泣；它赞成技术、科学的组织、机器、计划、意志、勇气、速度、精确性，赞成用所有这一切品质武装起来的新人。美学的“反抗”与道德和生活上的“反抗”的关系是直接的：两者都整个地和完全地进入了积极、年轻、尚未被驯服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经验，进入了左翼创作放浪派的生活经验之中。有一种反对日常生活的局限和庸俗的愤怒，于是便有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它作为一种手段，使这种愤怒得以发泄，从而……消除愤怒。在不同的复杂组合中，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我们不止一次地观察到由知识分子例行的愤怒形成一种新的（小的）风格。形成了，也就完了。但这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在未来主义自我确立的某一阶段上抓住了它，并推着它前进。未来主义者成了共产主义者。因此，他们便开始立足于更为深刻的问题和关系的基础上，这些问题和关系远远超出了他们那个旧的小天地的界限，他们心理上尚未全面地接受。因此，未来主义者们，其中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在他们表现得最像共产主义者的那些作品中，艺术上却最差。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社会的出身，不如说是由于过去精神的包袱。未来派诗人没有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其世界观还有相当的局限性，无法用语言将它有机地表达出来：或许是尚未融化在血液中吧。时常出现的一些艺术上、其实是心理上的失败就由此而来，装腔作势和在旷野上的雷鸣般的喊叫也由此而来。在自己那些最适应革命的作品中，未来主义已成为一种风格上的模拟。然而，在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甚多的年轻的别济缅斯基[19]那儿，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艺术表达还是较为自然的：别济缅斯基不是以一个成熟诗人的身份走向共产主义的，他就精神而言就诞生在共产主义之中。可以反驳说，——有人也已不止一次地反驳过了，——无产阶级纲领性的学说正是由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创立的。对于这个问题，这儿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和历史哲学学说由客观认识的要素所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的创始人如果不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博士马克思，而是那个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禁欲般节俭、智力如车刀般锐利的车工倍倍尔，那么，倍倍尔也会在一本较为通俗、简单和片面的著作中表述出这一理论。《资本论》中思想、论据、形象、引文的丰富与繁多，无疑显示出了这本伟大著作的“知识分子”外壳。但是，由于这里所谈的是客观认识，因而《资本论》的实质也会传递到倍倍尔那儿，成为他的财富，在他之后传递到千百万无产者那儿。在诗歌领域中，我们涉及的是对世界的形象认识，而不是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因此，日常生活、个人环境、个人生活经验的圈子对艺术创作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科学的纲领性目标对幼年起开始形成的情感世界进行改造，这是内心的一件最困难的工作。并非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因此，世界上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像革命者一样思考，感情上却像小市民。也正因此，在甚至是完全献身于革命的未来主义的诗歌中，我们更多地感觉到的是文学放浪派的革命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大天才，或如勃洛克所称，是一位巨大的天才。他善于把见过多次的事物置于另一角度，使它们看上去像是新的。他像一位按照自己的规矩进行工作的大胆的大师使用着单词和语汇，并不在乎我们是否喜欢他的手艺。他的许多形象、熟语、句子已进入文学，即使不是永远地、也将长久地留存在文学中。他有着自己的结构、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韵律。马雅可夫斯基的艺术构思几乎任何时候都是相当大的，有时则是宏伟的。诗人把战争、革命、天堂、地狱都带进了自己的圈子。马雅可夫斯基敌视神秘论、各种类型的伪善和人对人的剥削，——他的同情完全放在战斗的无产阶级一边。他不是一个艺术的祭司，至少不是一个坚决献身艺术的祭司，相反，他准备毫无保留地让其创作服务于革命。但是，在这个大天才身上，更确切地说，在马雅可夫斯基的整个创作个性中，各组成部分间并没有不可缺少的协调，并没有平衡，哪怕是动态的平衡也没有。在需要分寸感和自我批评能力的地方，马雅可夫斯基总是最弱的。较之于任何一位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接受革命都更为自然一些，因为这一接受是他整个发展过程的结果。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道路有多条（并不是每一条都能抵达目的地），——因此，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个人道路进行更准确的确定和评断，就很重要。有农夫化知识分子和任性的同路人的道路（关于他们前面已经谈到过）；有寻求崇高“音乐”的最客观的神秘主义者的道路（亚·勃洛克）；有路标转换派和只不过是与革命和解的人的道路（什卡普斯卡娅〈？〉，莎吉娘）；有唯理主义者和折衷主义者的道路（勃留索夫，戈罗杰茨基[20]，还有那同一位莎吉娘）。还有其他的道路，不胜枚举。马雅可夫斯基走了一条最近的捷径，——一条反叛的、受迫害的文学放浪派的道路。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革命是一种真正的、毫无疑义的、深刻的体验，因为革命的雷电猛烈轰击的东西，正是马雅可夫斯基以自己的方式仇恨过的，而且尚未与之和解的东西，——马雅可夫斯基的力量就在这里。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的个人主义兴高采烈地注入无产阶级的革命之中，但是未能与其融为一体。马雅可夫斯基对城市，大自然和整个世界的理解，在潜意识中还不是工人化的，而是文学放浪派的。从街道上剥下一只长袜的秃顶的街灯——光是这一个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非常典型的、敏锐的“街灯”形象，比任何议论更好地说明了诗人那文学放浪派式的大都市主义。许多形象所具的、尤其是其创作前半期所具的故作愤世嫉俗的音调，就带有十分明显的艺人献艺的小酒馆、雪茄烟雾及其他一些印记。较之于革命英雄主义的群众性，较之于革命的工作和体验的集体主义，革命的紧张复杂及其刚强勇敢更让马雅可夫斯基感到亲近。就像一个神人同形论者的古希腊人曾天真地把自然力比作自我那样，我们这位诗人，与神同形的马雅可夫斯基，也用自我占据了革命的广场、街道和田野。当然，两个极端会相交。自我的普遍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抹去个性的界限，并自另一端点接近集体。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放浪派的个人主义的傲慢，——其反面不是那种谁也不需要的恭顺，而是必不可少的目测力和分寸感，——贯穿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之中。在他那儿，激情往往能达到极度的紧张，但在这紧张的背后并非总是蕴藏着力量。诗人太一目了然了，——赋予事件和事实的自主权太少了，——不是革命在与障碍物作斗争，而是马雅可夫斯基在语言的舞台上作竞技表演，有时真的创造出奇迹，然而他常常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举起分明是空心的哑铃。马雅可夫斯基时时处处以第一或第三人称谈论自己，时而以个人名义讲话，时而又让自己溶化在某个人之中。为了抬举某个人，他就将这个人提升为马雅可夫斯基。对于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现象，他惯于使用过分亲昵的腔调。在他的创作中，这一点最难让人忍受，也最危险。关于高跷或厚底靴就不必说了：这种支撑物太寒酸了。马雅可夫斯基一只脚站在勃朗峰上，另一只脚立于厄尔布鲁士山[21]。他的嗓门盖过雷鸣，——这没什么可惊奇的，如果他不拘礼节地对待历史，如果他用“你”称呼革命[22]。这是最危险的，因为，由于这些随处可见的巨大规模，由于雷鸣般的呼喊（这是诗人爱用的一个字眼），由于从厄尔布鲁士山和勃朗峰上俯瞰的地平线，地上的事就失去了比例，小事与大事间的区别也无法确定。因此马雅可夫斯基在谈到自己的爱情、亦即谈到那最隐秘的事时，也似乎是在谈论民族的大迁移。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革命，他也找不出别样的词汇。他总是不停地发射，达到了极限，——炮手们知道，这样的发射命中率最低，对大炮的损害也最大。就某种意义而言，夸张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狂暴，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在这一方面还没有笼统地证明艺术上是合理的。无法提高嗓门压过战争和革命。而喊破嗓门则不难。艺术中的分寸感相当于政治中的现实感。未来主义诗歌的主要毛病就是缺乏分寸感，甚至在其最优秀的成果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毛病：未来主义诗歌已丧失沙龙的分寸，而广场的分寸又尚未找到。但是必须找到。如果在广场上提高嗓门，那么，嘶哑的声音和刺耳的变调就将难以避免，它们会损害语言的效果。应当用你天生的嗓门说话，而不该用你所不具有的另一种更高的嗓门，——只要会用，嗓门就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马雅可夫斯基过于经常地在应当说话的地方喊叫：因此，在应当喊叫的地方他的喊叫便显得不够劲儿了。诗人的激情便被扯破嗓子的喊叫和嘶哑的声音毁坏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那些形象，就其本身而言，经常都是很出色的，可是也同样经常地使整体瓦解，使运动瘫痪。看来，诗人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不是平白无故地想走另一个极端的：想使用与诗不相容的“数学公式”的语言。我以为，能使意象主义与未来主义相互接近的那种独立自在的形象性，——这一形象性对农夫化的意象主义来说要适合得多！——其根源仍在于我们文化的那种乡村基础。在这一文化中，来自圣徒瓦西里的东西远远胜过来自钢筋混凝土大桥的东西。但是，无论在那儿做什么历史和文化的解释，事实仍是这样：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最缺少的就是运动。这会让人感到是一件怪事，因为，整个未来主义似乎正是以运动为基础的。然而，坚定不移的辩证法在这里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急速的形象性的过剩，导致了静止。为了让运动不仅在物理上而且在艺术上为我们所接受，运动就应该与我们接受的方式、与我们感觉的节律相适应。艺术作品应当展示出形象、思想、情绪、开端和情节增强到最大限度的过程，而不应当把读者从一端推到另一端，即便用最巧妙的形象的出拳来推搡也不行。在马雅可夫斯基那儿，每个句子、每个短语、每个形象都想成为至大的东西，成为极限和顶峰。因此，整个“东西”便达不到至大。观者会有这样的感觉：倘若他被迫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消耗自己的注意力，整体就会悄悄离他而去。登山是很艰难的，但是值得去登。在道路不畅的地区行走，疲劳程度也不会小些，但欢愉则要少些。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没有顶峰，其作品没有内在的约束。各个部分不愿服从于整体。每一部分都想独自存在。每一部分展开自己的情节，却无视整体的意志。因而便没有整体，也没有整体的情节变化。未来主义在语词和形象方面所做的工作，尚未得到综合性的体现。《一亿五千万》应当是一部革命的长诗。但它不是。在这部构思宏伟的作品中，未来主义的弱点和败笔非常之多，以至于吞没了整体。作者想献出一部描写群众的苦难、群众的英雄主义和一亿五千万个伊万的无个性的革命的史诗。而且作者还不署名：“谁也不是我这部长诗的作者。”[23]然而，这种假定的、有名无实的无个性什么也改变不了：长诗有很强的个性，是个人主义的，而且还主要是就“个人主义的”这个词不好的含义而言的，因为长诗中不合理的、艺术上随心所欲的东西太多了。长诗中这样一些形象：“肥得流油的威尔逊[24]”，“在芝加哥每个居民都不低于将军衔”，“威尔逊狼吞虎咽，增加着脂肪，肚皮一层层地增长”，——都是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形象简单、粗俗，但这决非群众、人民所用的形象，至少不是当今群众所用的形象。一位将要读到马雅可夫斯基长诗的工人见过威尔逊的照片：威尔逊很瘦，尽管我们乐于相信他吞咽了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这位工人在读了辛克莱[25]的作品后了解到，在芝加哥，除了“将军”外还有屠宰场工人。在这些不合理的简陋形象中，虽然有响亮的夸张，仍能听到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有的成人与孩子交谈时就常用这样的声调。我们在这些形象中看到的不是大量来自人民群众的简单明了的想象，而是文学放浪派的胡闹。威尔逊有一个阶梯，——“如果徒步去爬，——年轻时起步，年老也未必能到顶！”伊万向威尔逊进攻，一场“世界阶级角斗锦标赛（！）”正在进行，而且，威尔逊有“四个扳机的手枪，七十道刃口的军刀”，而伊万只有“一只手和另一只手，而另一只手还插在腰带中”。赤手空拳的伊万，还将一只手插在腰带中，去反击一个装备有手枪的异教徒，——这可是一个古老的俄罗斯主题！是伊虽亚·穆罗梅茨[26]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抑是赤足迎击狡猾外国人之圈套的傻子伊万努什卡？威尔逊用军刀砍了伊万：“伤口有四俄里长……从伤口里突然爬出一个人”，如此等等。唉，这匆忙地运用于芝加哥的机械学和运用于阶级斗争的原始的壮士传说，听起来多么不合适啊，而主要的是多么不严肃啊。按照构思，应该有巨大的规模，可事实上，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一场竞技，而且是一场可疑的竞技，一场拙劣可笑的闹剧，玩的是空心的球。“世界阶级角斗锦标赛”！锦——标——赛！自我批评啊，你在哪里？角斗锦标赛是一种时常伴随有欺骗行为的喜庆场面。无论是这个形象还是词语，用在这里都不合适。用以代替一亿五千万人现实的、规模巨大的斗争的，竟是一场壮士歌加马戏的锦标赛的闹剧。闹剧是不由自主地形成的，但并不因此而轻松一些。那些不合理的、亦即缺少内在加工的形象，完全彻底地吞食着思想，并在艺术上和政治上糟蹋着思想。伊万为什么要把一只手插在腰带里去抗击军刀和手枪呢？这种对技术的蔑视从何而来？说伊万的装备比威尔逊差，此话不错。但正因为如此，伊万才应当动用两只手。如果说他毕竟没有被击倒，那也是因为在芝加哥不仅有将军，而且也有工人，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反对威尔逊而支持伊万的。而这一点在长诗中却看不到。在追求形象的虚妄的宏伟性时，作者砍掉了包含着本质的东西。作者匆忙地、顺带地、又是不合理地将整个世界分裂为两大阶级：一边是肥得流油的威尔逊，与他在一起的是穿着银鼠皮和海龙皮的人，是硕大的天体；一边是伊万，与他在一起的是穿工装的人和银河系的星群。“献给海龙皮的，是全世界颓废派的诗行；献给工装的，是未来派钢铁的诗句。”然而，在这部长诗中，虽然也不乏有力和准确的诗句、鲜明的形象以及各种一般的语言财富，但写给穿工装者的真正的钢铁诗句却没有。是缺少天赋？不。是缺少一个用神经和头脑加工过的革命的形象，语言技巧应该服从于这个形象。作者出着大力，抓住并抛出一个又一个形象。“我们要结果你，罗曼蒂克的世界！”马雅可夫斯基威胁道。不错。是应该结束奥勃洛莫夫和卡拉塔耶夫式的罗曼蒂克。但怎样结束呢？“他老了——杀掉，做一个颅骨的烟灰缸！”这才是真正的罗曼蒂克呢，虽然带有负号！颅骨制成的烟灰缸不好用，也不卫生。而且，这种凶残毕竟……不合情理。诗人将颅骨派如此反常的用场，使他自己也仿佛陷进了罗曼蒂克，至少他尚未对自己的形象进行加工，没有使这些形象统一起来。“把全世界的财富据为己有！”马雅可夫斯基用这种过分亲昵的腔调谈论社会主义。据为己有，就意味着窃贼似地掏衣袋。在谈论社会占有土地和工厂时，这样的用词是否合适呢？绝对不合适。作者需要这种庸俗，以便与社会主义、与革命称兄道弟。但当他过分亲昵地向一亿五千万个伊万的肋下戳了一下，其结果，不是诗人增大成为巨人，而是伊万缩小到一页纸的八分之一。过分的亲昵完全不是内在亲近的表现，它时常只是政治上或精神上漫不经心的标记。与革命建立的内在联系，就会排除过分亲昵的腔调，推出德国人称之为“有距离的激情”的那种东西。长诗中有一些鲜明的诗句、大胆的形象和难得的字眼。结尾那“庄严的世界安魂曲”，或许是长诗最有力的部分。但整部作品是完全失败的：其中没有内在的情节。矛盾没有激化到后来应加以解决的程度。一部关于革命的长诗却没有运动！形象零散地存在着，互相碰撞，又互相跳开。形象间的敌对并不产生自历史素材，而是由革命世界观内在的不协调造成的。然而，当你并不毫无困难地读完这部长诗后，你会对自己说：如果有分寸感和自我批评，利用这些素材本可以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来！不过，也许这些根本缺点主要不是由马雅可夫斯基的个人品质产生的，而是由封闭小天地中的工作条件造成的；没有什么能比小团体习气更有碍于自我批评和影响目测力了。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作品中，同样缺乏对事物及其关系实质的深刻洞察。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是仓促的和表面的。一位漫画家要想成名，只会用笔作画是不够的；他必须透彻地熟悉并从内部理解他所揭露的那个世界。萨尔蒂科夫[27]对官僚和贵族是多么熟悉啊！一幅近似于漫画的画（可惜我们的苏维埃漫画百分之九十九暂时还都是近似的），就像一颗离目标只差一指、要不就只差一毫的子弹：几乎中的，但还是偏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是近似的：只是从旁浮光掠影的观察，离目标有时差一指，有时差一掌。马雅可夫斯基真的以为，可以使“可笑之物”离开它的实体并将其归结为形式。他在为自己的讽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甚至提出了“笑的公式”。在看这一“公式”时，如果有什么能引起微笑……不解的微笑，那便是笑的公式完全不可笑这一事实。然而，即使能创造出比马雅可夫斯基这个公式更好的“公式”，由击中目标的讽刺所引起的笑声与语言的呵痒所引起的嬉笑这两者间的区别，仍旧丝毫也不会消失。马雅可夫斯基已超越使他成名的文学放浪派，取得了特别重大的创作成就。但他借以爬升的杆子却是个人主义的。诗人反抗他的生活、首先是他的爱情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以及物质上和精神上依附于人的状态；他痛苦，他愤怒，奋起反对那些夺走他所爱女人的生活的主人们，他上升到了召唤和预言革命的高度，这革命将落到不给他马雅可夫斯基的个性以自由的那个社会的头上。归根结底，写没有实现的爱情的长诗《穿裤子的云》，是马雅可夫斯基艺术上最重要、创作上最大胆和最有希望的一部作品。甚至很难相信，这部极富张力和形式上独立的作品竟是一位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写成的！他的《战争与世界》、《宗教滑稽剧》和《一亿五千万》则要差得多，这正是因为马雅可夫斯基在这里已脱离了自己的个性轨道，并力图让自己转入革命的轨道。对诗人的这些努力只能表示欢迎，因为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存在别的路：《关于这个》是向个人爱情主题的回归，但较之于《穿裤子的云》却是后退了几步，而不是前进。只有概括面的拓展和艺术容积的加深，才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创作平衡。但是不能不看到，有意识地转向一条本质上全新的社会性创作道路，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马雅可夫斯基的技巧在这几年间无疑经受了磨练，但也变得僵化了。在《宗教滑稽剧》和《一亿五千万》中，除了有一些写得很出色的段落外，也有致命的败笔，其中充满着高谈阔论和语言的投机取巧。像《穿裤子的云》中的那种本性的流露和真诚，那种发自内心的呼号，我们已经听不到了。一些人说：“马雅可夫斯基在重复自己”；另一些人补充道：“马雅可夫斯基文思衰竭了”；还有一些人幸灾乐祸地说：“马雅可夫斯基枯燥无味了”。真是这样吗？我们不要急于做出悲观的预言，——马雅可夫斯基虽已不是小青年，但还年轻。然而我们也不能无视道路上的困难。那种在《穿裤子的云》里如活泉般喷涌的创作上的率真，已不能再得。不过，不必为此而惋惜。喷泉般涌动的青春的天赋，成年时将被自信的技巧所取代，这一技巧不仅意味着对语言的掌握，而且也是指对生活和历史广泛的把握，也是指对集体和个人的活力、思想、气质和激情等等的内在构造的洞察。对社会的一知半解、大叫大嚷、讨厌地自吹自擂时的不够自重、自封天才的不得体的做法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咖啡馆中的特点和手法（见马雅可夫斯基自传），与这种成熟的技巧都是不相容的。如果诗人的危机——这一危机无疑存在，——能在获得一种既见到个别又见到一般的智慧的敏锐视力的情况下得到解决，文学史家就将说道：《宗教滑稽剧》和《一亿五千万》只是通往创作顶峰之途上转弯时不可避免的、暂时的下坡路。我们非常希望马雅可夫斯基能给未来的史学家提供作这种评价的根据。***当一只胳膊或一条腿骨折时，骨头、筋腱、肌肉、血管、神经和皮肤完全不是在同一条线上断裂开的，之后，也不会同时愈合。当社会的生活中发生革命性转折时，在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皮及其经济骨骼中也没有各种进程的同步和对称。革命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前提形成在革命之前，但革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结果的出现却要晚得多。根据形式上的对比和类比确定未来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乎是相同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未来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艺术，这是极不严肃的。这样的意见必须推翻，但这决不意味着要对未来主义者的工作持贬低的态度。我认为，未来主义是新的大文学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对于这种新文学而言，他们仍只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为了证明这一点，就需要更具体、更历史地看待问题。当有人指责未来主义者的作品群众理解不了时，未来主义者回答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难以理解，他们这样说有他们的道理。诚然，群众在文化上和美学上都没有修养，要提高也很缓慢。但这只是难以理解的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未来主义在自己身上，在自己的手法和形式上，都带有产生它的那个世界、更确切地说是那个小天地的明显痕迹，并按照事物的逻辑，几乎至今仍未——在心理上而非在逻辑上——走出那个小天地。要让未来主义去掉其知识分子的身份，就像把形式和内容分离开来一样，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未来主义将因此而得到十分深刻的本质上的再生，它就不再是未来主义了。这样的事会发生的，不过不是明天就发生。但是，今天就已经能够有把握地说，未来主义中的许多东西将是有益的，将服务于艺术的提高和复兴，——但有一个前提，即未来主义要用自己的双脚为自己踩出一条道路，而不是像在革命初期那样，企图让国家下一道命令来肯定它。新的形式应当随着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提高，独立地开辟通向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意识的通道。如果周围没有一种有弹性的同情氛围，艺术既不能生存，也不能发展。在这条路上，——别无它途，——将出现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进程。那些胸中确有些东西的革新家们，将从工人阶级的文化高涨中汲取营养，并受到感染。那种必然伴随着小团体习气的矫揉造作将消失，从充满活力的新芽中将出现用以解决新的艺术任务的新鲜形式。这一进程的前提，首先是物质文明的积累、福利的增长和技术的提高。别无它途。不能真的以为，历史将把未来主义的著作罐装起来，等到许多年之后，当群众已成熟时，再把它们献给群众。因为这是纯粹的……过去主义。到了通过劳动群众的文化和审美教育消除掉创作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鸿沟时（这个时代还很遥远），艺术会显得与今天大不相同。在为那种艺术所作的准备中，未来主义将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这难道还不够吗？葛兰西[28]同志关于意大利未来主义的信这是就您提出的关于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作的回答。在战后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完全丧失了其典型特点。马里内蒂[29]参加运动的积极性非常地小。他结了婚，宁愿把自己的精力献给妻子。如今，加入未来主义运动的有保皇党人、共产党人、共和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不久以前，在米兰创办了一份政治周刊，名为《IlPrincipe》[30]，它承袭或者是企图承袭马基雅弗利[31]在16世纪向意大利鼓吹过的那些理论，也就是说，认为那种将民族引向混乱的各地方政党的纷争状态可以由一个专制君主、由一个新的切萨雷·博尔贾[32]来消除，他会杀掉参加纷争的党派的所有领袖。主持该杂志的是两个未来主义者——布鲁诺·柯拉和恩利科·塞蒂梅里。马里内蒂虽然曾在1920年罗马爱国大游行时因发表反国王的激烈演说而被捕，但他也参加了这份周刊的工作。战前未来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成员都变成了法西斯分子，只有乔万里·帕皮尼[33]除外，他成了天主教徒，写了基督传。战争期间，未来主义者是“坚持战争，直至胜利”的口号和帝国主义战争最坚定的鼓吹者。只有一个法西斯分子、即阿尔多·帕拉采斯基反对战争。他与运动决裂了，虽然他是一位最值得注意的作家，但最后，作为一个文学家他还是沉默了。马里内蒂总是整个地赞成战争，他发表了一个宣言，在宣言中证明，战争是打扫世界卫生的唯一手段。他作为一名装甲部队的大尉参加了战争，他的近作《钢铁龛室》是对战争中的装甲车热情洋溢的颂歌。马里内蒂写过一本小册子叫《除开共产主义》，他在小册子中叙述了他的政治学说，如果可以把这个人有时显得很机智、通常很古怪的幻想称之为学说的话。在我临行前，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都灵分会曾邀请马里内蒂出席一次未来主义画展，让他在开幕式上向工人、向组织的成员们说明一下画展的意义。马里内蒂很乐意地接受了邀请，在与工人一起参观了画展之后，他表示满意，因为他终于确信了，工人们对未来主义艺术的理解，远远胜过资产阶级。战前未来主义在工人中流传甚广。印数二万的《莱采巴》（意为“固执的”）杂志，有五分之四的订户是工人。在未来主义艺术的多次演出中，在意大利几个最大城市的剧院中，工人们都保卫过未来主义者，反击那些与未来主义者殴斗的半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青年人。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小组已不再存在。马里内蒂那份旧的《诗歌》杂志如今由一个叫马里奥·戴西的人主持，此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不起任何作用。在意大利南部，尤其是在西西里，出版了许多未来主义的小刊物，马里内蒂常寄文章给那些杂志；但这些杂志是由一些大学生办的，他们把对意大利文法的无知当成是未来主义。未来主义者中最有力的部分是画家。在罗马有一个固定的未来主义画廊，组织者是一个叫安东·朱里奥·布拉加利亚的破产摄影家，他是一个电影摄影师的代理人和戏剧演员的经纪人。未来主义画家中最有名的是乔吉奥·巴拉。邓南遮[34]从未公开谈论过未来主义。应当指出，未来主义在其产生时期带有明显的反邓南遮的性质。比如，马里内蒂早期的一本书的书名就是这样的：《Lesdieuxs'envont,etD'Annunzioreste》（《诸神去了，却留下了邓南遮》）。虽然在战时马里内蒂和邓南遮的政治纲领是完全相同的，但未来主义者仍旧是反邓南遮的。他们几乎对群众运动的问题毫无兴趣，虽说他们后来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可以说，在和约缔结后，未来主义运动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典型形象，并分裂为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都是由于战争时代的推动而产生、而形成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都变成反动的了。工人们曾认为未来主义是反对意大利旧的、僵化的、远离人民群众的学院派文化的斗争因素，如今工人们必须手拿武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对那些旧的争论已很少兴趣了。在一些大的工业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那个旨在唤起工人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创作精神的纲领，正在消耗那些还有愿望和时间研究这些问题的人的精力。1922年9月8日于莫斯科[1]戈蒂耶（1811—1872），法国诗人。——译者注。[2]我在此书中发表了葛兰西的一封尽管很短、但很有意思和内容很充实的信，这封信描述了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命运。[3]拉斯普庭（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译者注。[4]楚扎克（1876—1937），苏联文艺评论家。——译者注。[5]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译者注。[6]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译者注。[7]指巴黎六月起义，这次起义被马克思称之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译者注。[8]阿尔瓦托夫（1896—1940），苏联文艺理论家。——译者注。[9]这句诗中的三个词均无含义，只有语音效果。音译为“堆尔，布尔，希尔”。——译者注。[10]达里（1801—1872）俄国作家，语言学家，他编纂的《达里词典》有广泛而久远的影响。——译者注。[11]即左翼艺术阵线。——译者注。[12]梅耶荷德（1874—1840），苏联导演。——译者注。[13]在《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第3期上，齐美尔同志有趣而正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建筑风格的问题。遗憾的是，译文很糟。[14]契诃夫同名剧作中的主人公。——译者注。[15]培列多诺夫是俄国作家索洛古勃的长篇小说《小鬼》中的主人公。此人不学无术，品质低劣。——译者注。[16]勃里克（1888—1945），苏联作家。——译者注。[17]《交易所报》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的报纸，1880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译者注。[18]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1918至1923年在莫斯科出版。——译者注。[19]别济缅斯基（1898—1973），苏联诗人。——译者注。[20]戈罗杰茨基（1884—1967），苏联诗人。——译者注。[21]厄尔布鲁士山在苏联境内。——译者注。[22]在俄语中，用“你”相称表示关系亲密、随便。——译者注。[23]《一亿五千万》最初部分发表在1920年的《艺术语言》杂志上，1921年出单行本，均未署名。长诗的开头写道：“一亿五千万是这部长诗作者的姓名。”诗中不有本书作者所引的这句话。——译者注。[24]威尔逊（1856—1924），1913至1922年间的美国总统。——译者注。[25]辛克莱（1878—1968），美国作家。——译者注。[26]俄罗斯古代壮士歌中的英雄。——译者注。[27]即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作家。——译者注。[28]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29]马里内蒂（1876—1944），意大利作家，未来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30]意大利文：《王子》。——译者注。[31]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思想家，主张建立强大的君主国以结束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史称“马基雅弗利主义”。——译者注。[32]博尔贾是西班牙的皇族，该家族在15至16世纪的意大利政坛上有巨大影响。切萨雷是其中的一位。——译者注。[33]帕皮尼（1881—1956），意大利记者、评论家、诗人、小说家。——译者注。[34]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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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亚·勃洛克<<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三章亚·勃洛克勃洛克完全属于十月革命前的文学。勃洛克所有的冲动，——无论是倾向于神秘主义旋风的还是倾向于革命旋风的，——都不是在真空里，而是在旧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文化那一相当稠密的氛围中产生的。勃洛克的象征主义，就是这一他所亲近的、同时又讨厌的环境的变形。象征是现实的概括形象。勃洛克的抒情诗是浪漫的、象征的、神秘的、无定形的、非现实的，——不过它却以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关系的、非常现实的日常生活为前提。只是在对生活的具体性、对个人特点、对自己姓名等的抽象的意义上说，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才是对日常生活的脱离；在根本上，象征主义则是一种使日常生活变形、升华的方法。勃洛克那写星星和风雪的无定形的抒情诗，反映着特定的环境和时代、以及时代的结构、时代的心理特征和节奏，脱离这一时代，他的抒情诗便像一团高悬的云了。这样的抒情诗，其存在时间不会超过它的时代和它的作者。勃洛克属于十月革命前的文学，但他却超越了那一文学，并以《十二个》进入了十月革命的范围。由于这一点，他将在未来的俄罗斯艺术创作史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不能让那些渺小的诗妖和半诗妖们遮挡住勃洛克，他们喋喋不休地悼念勃洛克，却至今——噢，这些虔诚至极的笨伯们！——还弄不明白，勃洛克为什么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很有才华，而公然对古米廖夫[1]打呵欠。作为一个最“纯粹的”抒情诗人，勃洛克从不谈论纯艺术，也未将诗歌置于生活之上。相反，他承认“艺术、生活和政治的不可分割性及不可融合性”。1919年勃洛克为《报应》所写的序言中说：“我惯于将我当时在各个生活领域中我所能见到的事实加以比较，我相信，所有这些事实总会共同创造出一个音乐般的谐音。”这比起那种自满自足的唯美主义、亦即那种主张艺术独立于社会生活的谎言，要更为高尚、有力和深刻些。勃洛克深知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我与知识分子毕竟有着血缘上的联系，而知识分子总是不知去向。如果我没有走向革命，那自然也不值得走向战争。”勃洛克没有“走向革命”，但精神上在向革命看齐。1905年的迫近，就已向勃洛克敞开了工厂的门（1903年），并首次使他的创作超越了抒情的朦胧。第一次革命极大地刺激了他，使他摆脱了个人主义的自满自足和神秘的寂静主义。两次革命间的低潮，被勃洛克感觉为一种精神的空虚、时代的失落，——感觉为那种用浆果汁冒充鲜血的粗俗把戏。勃洛克谈到“第一次革命前几年间那真正的神秘的朦胧”，写了“随之而来的虚妄的神秘的酒醉”（《报应》）。第二次革命使他感受到了觉醒、运动、目的和意义。勃洛克不是一个革命诗人。当他在革命前的生活和艺术的死胡同中行将死去时，他伸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这一接触的结果，就是长诗《十二个》，这是勃洛克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能流传后世的作品。用勃洛克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中内心里都充满混乱。他关于这一点的说法也是无定形的，就像他整个世界观和抒情诗都是无定形的一样。他感觉到的混乱，就是他无力把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就是他在酝酿并随之发生大动荡的时代表现得谨小慎微、观望和优柔寡断。如果将没落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个人主义加以对照，来广泛地历史地理解颓废派这个字眼，那么，勃洛克虽有其各种变化，却仍然是一个真正的颓废派。勃洛克令人不安的混乱有两个主要倾向：神秘主义的倾向和革命的倾向。混乱在这两个倾向中都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他的宗教是含混的、摇摆的、不要求绝对服从的，——和他的抒情诗一样。像一阵事实的陨石雨、一场事件的地质塌陷一样落到诗人身上的革命，与其说是完全否定了勃洛克，不如说是推开了、卷走了在苦闷和预感中消耗生命的革命前的勃洛克。革命用表现破坏的呼号和轰鸣的音乐压倒了那温柔的、坟子叫似的个人主义声调。这里必须作出选择。当然，闺房诗人也可以不作选择地继续他们的唧啾，再添加上一些对沉重的日常生活的怨诉。但是，受时代感染并将时代翻译为他的内心语言的勃洛克，却需要作出选择。他作出了选择，写成了《十二个》。毫无疑问，这部长诗是勃洛克的最高成就。其基础是因垂死的过去而发出的绝望的叫喊，——不过，这绝望的叫喊上升到了对未来的希冀。严峻的事件的音乐向勃洛克暗示：你以前所写的一切都不对路；走来了别样的人们，他们有别样的心灵，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对于旧世界的胜利也意味着对于你、对于你的抒情诗的胜利，你的抒情诗只是旧世界濒死的呻吟……勃洛克听到了这一点，并接受了，——由于接受起来很难，他就在其革命的信仰中寻找帮助，来克服自己的缺乏信心，他想充实自己的力量，说服自己，——他便用尽可能极端的形象来表达对革命的接受，以便切断退路上所有的桥梁。勃洛克丝毫没有要给转折虔诚地包上一层糖衣的企图。相反，他用最粗俗的说法、而且仅仅用最粗俗的说法来表现转折：妓女拒绝接客，卡奇卡被赤卫队员打死，毁坏资产者的楼房……勃洛克说：我接受，并挑衅地用基督的祝福将所有这一切神圣化，——或者他也许试图拯救基督的艺术形象，用革命去支撑这一形象。《十二个》毕竟不是一部革命的长诗。这是接受革命的个人主义艺术的天鹅之歌[2]。但这部长诗将留传下去。勃洛克那昏暗的抒情诗已成为过去，不再复返：时代完全不同了，——但《十二个》，包括其中所写的凶恶的风，宣传画，雪地上的卡奇卡，革命的脚步和像癞皮狗一样的旧世界，将留存下来。勃洛克写了《十二个》，他在写了《十二个》之后就默不作声，不再听到音乐了，——这完全是由勃洛克的性格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他在1918年捕捉到的那不同寻常的“音乐”造成的。与过去的一切猛然的和充满热情的决裂，使诗人不可避免地感到心力交瘁。如果抛开那些发生在他体内的摧毁性的过程不论，那么能支撑勃洛克的，也许只能是革命事件不断的发展和波及整个世界的强大的震波。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未满足这位受革命刺激的浪漫主义者的心理需要。要想在暂时的搁浅之处沉住气，就需要另一种锻炼和对革命的另一种信念，——即要理解革命有规律的节奏，而不仅仅只理解革命高涨时混乱的音乐。勃洛克完全没有这些，也不可能有。那些成为革命领导者的人们，就心理气质、甚至就生活习惯而言，都是与勃洛克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十二个》之后，他蜷缩了，沉默了。而那些与他一直有精神联系的智者和诗人们，——那些总是“不知去向的”人们，——都带着恶意和仇恨不再理睬他。他们不能原谅他写了“癞皮狗”。他们不再与成了叛徒的勃洛克握手，只是在他死后才“和解”，并开始证明：《十二个》中实质上并无任何出人意料的东西；这一切完全不是来自十月革命，而是来自旧的勃洛克；《十二个》的所有因素在过去都存在；请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勃洛克是他们的人。确实，从勃洛克不同时期的创作中不难找到一些后来在《十二个》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词汇、节奏、韵律和诗节。但是，在个人主义者勃洛克那儿，也可以找到完全别样的节奏和情绪；而勃洛克本人正是在1918年在自己身上（是的，不是在马路上，而是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十二个》那破碎的音乐。为此需要十月革命的马路。其他人正离开这条马路跑向国外或迁居到国内的岛屿上。这便是实质所在，这便是人们不肯原谅勃洛克的原因！饱食的一切如此愤怒，显要的肚皮怀念吃饱：然而食糟已被打翻，它们腐朽的畜栏被惊扰！（亚·勃洛克：《饱食者》）《十二个》毕竟不是一部革命的长诗。因为革命的自发势力（如果只谈自发势力的话）的意义不在于给陷入绝境的个人主义以出路。革命的内在意义留在这部长诗以外的某处，——就力学的意义上讲，长诗是偏心的，——因此，勃洛克就用基督来结束长诗。但是，基督无论如何不来自革命，而只来自过去的勃洛克。艾亨瓦尔德[3]最恶毒、也是最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十二个》的资产阶级态度，当他说勃洛克的主人公们的“行为”有“同志们”的特征时，他完全是在完成对他提出的任务：诽谤革命。一名赤卫队员由于忌妒杀害了卡奇卡……这种事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完全可能。但是，革命法庭如果抓到这样的赤卫队员，会判他死刑。革命运用可怕的恐怖之剑，严厉地卫护其国家权力；如果恐怖手段被用于个人目的，那革命就有必然死亡的危险。在1918年初，革命就已整治了无政府主义的肆意横行，与各种起腐蚀作用的游击习气进行了无情的和成功的斗争。“打开地窖吧，穷人们现在要进来游逛。”有过这种事。但是，在这一点上赤卫队员和暴徒之间发生过多少起流血冲突啊！在革命的旗帜上书写着“清醒”二字。革命是禁欲主义的，尤其在那最紧张的时期。因此，勃洛克所写的革命，自然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的所为，而是伴随革命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是由革命引起的，但它们就本质而言却是反对革命的。诗人似乎想说，在这一点上他也感觉到了革命，感觉到了革命的气势、可怕的心灵震撼、觉醒、胆量和冒险，他想说，甚至在这些讨厌的、无意义的、血淋淋的现象中折射出了革命的精神，而对于勃洛克来说，革命的精神就是升腾起来的基督的精神。在关于勃洛克、关于《十二个》所写的那些东西中，楚科夫斯基先生的文章大约是最令人厌恶的了。他论勃洛克的那本书并不比其他的书更差：外表生动，却无力将思想理出个头绪，叙述中形象琐碎，有某种外省报纸的讽刺味，同时又有干瘪的学究气和建筑在表面对立的东西基础上的图式化。楚科夫斯基总能发现谁都没有发现的东西。有人不是在《十二个》中看到了一部发生在十月的那场革命的长诗吗？不，不可能。楚科夫斯基马上就将解释这一切，并借此将勃洛克与“社会舆论”完全调和起来。在《十二个》中，被颂扬的不是革命，而是俄罗斯，尽管发生了革命：“这里有固执的民族主义，它丝毫也不感到难为情，甚至在卑鄙龌龊的东西里也想发现神圣的东西，如果这卑鄙龌龊的东西就是俄罗斯的话。”[4]这么说来，尽管有了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有了革命的龌龊，勃洛克仍然接受俄罗斯？结论正是如此。这一点至少是确定无疑的。然而，这里又发现，勃洛克一直（！）是革命的歌手，但他歌唱的“不是如今发生的这场革命，而是另一场民族的、俄罗斯的革命……”从一堆火跳进了另一堆火。这样，勃洛克在《十二个》歌唱的不是俄罗斯，尽管有了革命；他歌唱的正是革命，——但不是已发生的这场革命，而是另一场楚科夫斯基确知其地点的革命。这个有才气的后生是这么说的：“他所歌唱的革命不是周围发生的这场革命，而是另一场真正的、烈火熊熊燃烧的革命。”但是如我们刚刚听说的那样，他歌唱的是龌龊，而绝不是什么烈火；而且，他之所以歌唱这一龌龊，是因为这是俄罗斯的龌龊，而不是因为它是革命的龌龊。如今我们知道了，他完全不是容忍真正革命的龌龊，——只是因为这龌龊是俄罗斯的——而是热情洋溢地歌唱革命，歌唱另一场真正的、烈火熊熊燃烧的革命，——只是因为那一革命旨在反对现实的龌龊。万卡[5]用他的阶级交给他用来保卫革命的那杆枪杀害了卡奇卡。我们说：这是革命中的偶发事件，但这不是革命。勃洛克以其长诗的构思在说：我也接受这一点，因为我在这里听见了事件的进展和暴风雨的音乐。阐释者楚科夫斯基来了并解释道：万卡杀害了卡奇卡，这就是革命的龌龊。勃洛克之所以接受了带有这种龌龊的俄罗斯，只因为这是俄罗斯。但与此同时，勃洛克一边颂扬万卡杀死卡奇卡，颂扬资产者的楼房被毁坏，一边歌唱革命，但这不是那场龌龊的、当今的、现实的、俄罗斯的革命，而是另一场真正的、烈火熊熊燃烧的革命。这场真正的和烈火熊熊燃烧的革命究竟何在，楚科夫斯基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的……但是，如果对于勃洛克来说，俄罗斯本身就是革命，那么，那位将革命视为背叛的“雄辩家”意味着什么？那个走在一边的神父意味着什么？“癞皮狗一般的旧世界”意味着什么？邓尼金、米留科夫、切尔诺夫、流亡者们又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分裂为两半，——这就是革命。勃洛克将一半称为癞皮狗，而用他所拥有的颂词即诗歌和基督来为另一半祝福。楚科夫斯基却用十足的误解来解释这一切。这真是一种语言的骗术，下流肮脏的思想，精神的空虚，廉价的、无用的、不知羞耻的废话！当然，勃洛克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冲到了我们这里。冲过来了，却受了内伤。然而，作为他的冲动的结果，出现了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长诗《十二个》将永久留传下去。[1]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诗人，阿克梅派首领。——译者注。[2]据说天鹅在临死时鸣唱着飞去。“天鹅之歌”即最后的杰作。——译者注。[3]艾亨瓦尔德（1872—1928），俄国批评家。——译者注。[4]科·楚科夫斯基：《论亚历山大·勃洛克》。[5]应为彼得鲁哈。——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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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革命的文学同路人<<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二章革命的文学同路人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分析的那种非十月革命文学，现在实质上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阶段。最初，作家起劲地把自己与十月革命对立起来，拒绝在艺术上承认一切与革命有关的东西，其动机与那位拒绝给十月革命俄罗斯的孩子们上课的教师一样。这样一来，文学的非十月革命性质就不仅是两个世界完全格格不入的反映，它同时也是积极的政治手段，是艺术家的怠工行为。这一政治将自己引向乌有：旧文学与其说是不想存在，不如说是已不能存在。在或因唱老调子或因保持沉默而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艺术与暂时还没有的新艺术之间，出现一种过渡的艺术，它与革命有着或多或少的有机联系，但同时又不是革命的艺术。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1]、尼古拉·吉洪诺夫[2]和“谢拉皮翁兄弟”、叶赛宁和意象派小组、在某种程度上的克留耶夫[3]，就整体而言或就个人而言，没有革命便不可能出现。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否认这一点，不觉得有否认的必要，有些人甚至还十分坚决地宣布这一点。这不是那些开始点滴地“描写”革命的文学公务员。这不是路标转换派，因为路标转换派意在与过去决裂，从根本上改换阵线。上面提到的作家，多数都非常年轻，二三十岁。他们没有任何革命前不光彩的过去，如果他们非得决裂，那也是在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决裂。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整个精神面貌都是在革命中形成的，由他们所倾心的那个革命的角度所确定的；他们都接受革命，每个人各以自己的方式来接受。但是，在这些个人的接受中，有一个他们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将他们与共产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并使他们随时有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危险。他们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革命，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感到陌生。他们程度不同地倾向于越过工人的脑袋满怀希望地望着农夫。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同路人（这个词用在旧社会民主党使用这个词的含义上）。如果说，非十月革命的（实质上是反十月革命的）文学是地主资本家俄罗斯的垂死的文学，那么，“同路人”的文学创作则是一种新的苏维埃民粹主义，它没有旧民粹派的传统，暂时也还没有政治前途。对于同路人总要出现一个问题：走到哪一站为止？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无法预先解答，即使是最约略的解答也无法作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取决于这一或那一同路人的主观素质，主要地还取决于即将到来的十年里事物的客观进程。但是，在同路人世界观的那种常引起对自己不安和怀疑的两重性中，存在着同时既是艺术的又是社会的长期危险性。勃洛克比其他人更深刻地感觉到了这种道德和艺术上的两重性：就整体而言他要深刻些。在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4]关于他的回忆中有这样一句话：“布尔什维克不妨碍写诗，但他们妨碍你感觉到自己是位大师……大师就是那种能感觉到自己全部创作的轴心、能把握住内心节奏的人。”在这一思想的表达中，有一种在勃洛克那里常见的不完整性，此外，我们这里谈的是回忆录，而回忆录，众所周知，并不总是准确的。但是，这句话内在的逼真和重要，却使得人们相信这句话。布尔什维克妨碍人感觉到自己是位大师，因为大师应当有一个轴心，一个有机的、无可争议的、内在的轴心，而布尔什维克却将那主要的轴心挪动了。没有一个革命的同路人——勃洛克也是一个同路人，同路人们如今组成了俄国文学一支很重要的队伍——带有内在的轴心，正因为如此，我们现有的只是新文学的准备时期，只是些练习曲、草稿和试笔，——内部有稳固轴心的完善艺术，还有待于将来。尼古拉·克留耶夫资产阶级的诗歌当然是没有的，因为诗歌是一种自由的艺术，而不是对阶级的服务。[5]但是这儿有位农民诗人克留耶夫，他不仅自己承认这一点，而且还重复、强调、夸耀这一点。这里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农民诗人不觉得有掩盖自己面孔的内心动机，——不仅不对他人掩盖，首先也不对自己掩盖。许多世纪以来受着压迫的俄国农民渴望向上，在几十年里受到民粹派的思想熏陶；在发现自己的诗人的那几个不多的场合，俄国农民并没有去激发他们掩盖其农民面貌的社会动机和艺术动机：从前的柯里佐夫[6]是这样，近年的克留耶夫更是如此。正是在克留耶夫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文学批评的社会方法的生命力。人们告诉我们，一个作家在他的个性形成时开始形成，这么说，他的创作的源泉就是其独特的灵魂，而非阶级。确实，没有个性就没有作家。但是，如果一个诗人在他的创作中只展示他的个性，那么艺术的解释还有何用？比如说，文学批评还有何用？一个艺术家，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关于他的独特的个性，他自己无论如何会比他那位喋喋不休的批评家说得更好。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个性是独特的，那么，这却完全不意味着个性是不可分解的。个性是种族、民族、阶级、时代、生活诸因素的结合，——个性正表现在这结合的独特性中，在这心理与化学的混合体的比例中。批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艺术家的个性（亦即其艺术）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揭示出各个部分间的关系。批评通过这样做使艺术家接近读者，读者也多少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灵魂”，只是它尚未艺术地表达出来，尚未经过“选择”，但它和诗人的灵魂一样，也是那些种的和类的成分的结合。由此可见，作为灵魂与灵魂间的桥梁的，不是独特性，而是共性。独特性只有通过共性才能被认知。人的共性受制于那些形成其“灵魂”的最为深刻的和无可争辩的条件：教育、生存、工作和交往的社会条件。在历史上出现的人类社会中，社会的条件首先就是阶级属性的条件。这就说明，为什么阶级标准在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都很有用，在艺术中甚至更加有用，因为艺术时常反映着最深刻、最隐蔽的社会意愿。当然，社会标准并不排斥形式批评、亦即不排斥艺术的技术标准，而是与后者携手并进的。但技术标准也是用共同的单位来度量个性的，因为若不把个性与共性结合起来，便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会有思维，不会有诗歌。如果除去克留耶夫身上的农民身份，那他的灵魂不仅会不知所措，而且会一无所剩。因为，克留耶夫的个性是在一个独立的、饱食的、富裕的、个人主义的、喜好自由的农夫的艺术表现中得到反映的。任何一个农夫都是农夫，但不是任何一个农夫都能表现自我。一个善于用新的艺术技巧的语言表现自我及其独立自在的世界的农夫，或者说，一个经过资产阶级教育仍保持其农民灵魂的农夫，便是一个大的个性，——克留耶夫正是这样。艺术家的社会基础并非总是十分鲜明的和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说，这只是因为大多数诗人与剥削阶级有着联系，剥削阶级正是由于受其剥削者的天性所左右，它们关于自身所说的并非它们所想的；甚至它们关于自身所想的，也并非它们的实际表现。然而，尽管有阶级伪善的社会心理传动装置和传送带的整个系统，社会的本质还是能在最精确的艺术升华中得到揭示。不理解这个本质，艺术批评和艺术史都将悬在空中。谈论我称之为非十月革命文学的那种文学的资产阶级性，绝不意味着诋毁那些自称服务于艺术而不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诗人们。因为，何处说过不能用艺术为资产阶级服务呢？正如地质崩陷可裸露出各种地层的沉积一样，社会的崩陷也可暴露出艺术的阶级本性。非十月革命艺术之所以垂死无力，是因为它的全部历史与之相联的那些阶级垂死了：离开地主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氛围，没有庄园和沙龙最巧妙的授意，这一艺术便看不到生活的意义，便会枯萎，死亡，走向乌有。克留耶夫不是农夫化的人，不是民粹派，他就是农夫（准农夫）。他的精神面貌是地道农民的，而且还是北方农民的。克留耶夫身上像农民那样浸透着个人主义：他是自己的主人，他也是自己的诗人。土地躺在脚下，太阳照在头顶。这位殷实的主人，仓里有储粮，棚里有奶牛，房顶上有马头形木雕，——他主人的自我意识是充分而坚定的。他爱吹嘘他的家产、富裕和他理财的精明，——同样，克留耶夫也爱吹嘘他的才能和做诗的机智：这样的自我吹嘘很自然，就像一顿饱餐后打个嗝或打呵欠后画个十字一样。克留耶夫上过学。在何处上学，学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在对知识的运用上，他则像一个读书匠，又像一个守财奴。一个富裕的农民偶然从城里弄来一架电话机，他会把电话机装在离神龛不远的上座上。克留耶夫也是这样用印度、刚果、勃朗峰[7]装饰他诗的上座，他很喜欢装饰。一个主人由于贫穷或懒惰才会有一个普通的斑剥的车轭。一个好主人的车轭则带有雕花，漆成好几种颜色。克留耶夫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诗的好主人：在他那儿，到处是雕花、朱红、流苏、镀金、马头形木雕，甚至还有锦缎、银器和各种宝石。所有这一切都在阳光下闪烁，如果认真一想，连太阳也是他克留耶夫的，因为在这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只有他克留耶夫、他的才能、他那躺在脚下的土地和照在头顶的太阳。克留耶夫是一个封闭世界的诗人，这个世界的基础很少变动，但从1861年[8]起还是有了很大的改变。克留耶夫不是柯里佐夫：两人之间的一百年不是白白过去的。柯里佐夫是简朴、恭顺、谦逊的。克留耶夫则复杂得多，苛求得多，古怪得多，他从城里弄来新的诗歌技巧，就像一位邻居从城里弄来了留声机一样，但是，克留耶夫只把这诗歌技巧像那印度地理一样用于装饰其诗歌的农民木墙。他那里有许多色彩，时而是明亮的、富有表现力的，时而是别出心裁的，时而是廉价的、浮华的，——所有这些都建筑在坚实的农民基础之上。克留耶夫的诗与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习惯一样，是非动态的。对于运动而言，克留耶夫诗中的装饰、沉重的锦缎、五颜六色的宝石及其他东西实在是过多了：走动都得小心，以免碰坏东西造成损失。然而，克留耶夫接受了革命，而革命是一个最伟大的动态进程。克留耶夫接受革命不是为了他一人，他是与所有农民一道、以农民的方式接受革命的。克留耶夫对贵族庄园被取消而感到满意：“让屠格涅夫躺在铺上为庄园而哭泣吧。”但革命，这又首先是城市：没有城市也就没有贵族庄园的取消。克留耶夫对革命的两重性就由此而来；这一两重性同样也不仅是克留耶夫的，而是整个农民阶级的：克留耶夫不喜欢城市，不承认城市诗歌。他的诗因其亦友亦敌的腔调而很有教育意义，他在诗中劝诗人基里洛夫[9]放弃写工厂诗的念头而走向他克留耶夫的松林这唯一的艺术源泉。谈到“工业的节奏”，谈到无产阶级诗歌，谈到无产阶级诗歌的原则，克留耶夫总带有一种自然的鄙视；这种鄙视会出现在每一位“殷实的”主人的嘴边，当他用眼睛打量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无家可归的城市工人时，或者更糟，在他打量小官吏时，就会露出这种神气。当克留耶夫关心地请一位铁匠在那条雕花的农民长凳上躺一阵的时候，似乎就像一个富裕、壮实的奥洛涅茨人在好心地把一块面包递给彼得格勒的一个饥饿的血统无产者一样，那工人“穿一件城里人穿的破衣和一双在人行道上磨穿的破鞋”。克留耶夫接受革命，是因为革命解放了农民，他为革命唱了许多他自己的歌。但他的革命没有政治的动力，没有历史的前景。对于克留耶夫来说，革命是一个集市，或是一次铺张的婚礼，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而来，陶醉于啤酒和歌声、拥抱和跳舞，然后各自回家：那里脚下躺着自己的土地，头上照着自己的太阳。革命对于别人是要建立共和国，而对于克留耶夫则是要返回到罗斯；对于别人是社会主义，而对于他则是基捷日城[10]。他许诺说经过革命将有一个天堂，但这个天堂只是一个被夸大、被美化的农夫王国，一个麦香和蜜香的天堂：歌唱的鸟儿歇在雕花的台阶上，太阳辉映着碧玉和宝石。克留耶夫允许收音机、宽大的磁铁和电进入农夫王国，也不是没有犹豫的：其结果，电成了农夫的《卡勒瓦拉》[11]中的那头巨牛，它的两角之间是一桌丰盛的筵席。显然，革命时克留耶夫正在彼得堡，他在《红色报》上写稿，与工人交朋友，但是，像一个有心计的当家人，甚至在革命的蜜月里，克留耶夫仍在这样那样地盘算，他克留耶夫的家产，不，是艺术，是否会由于这一切而遭受损失。如果克留耶夫感到，他在城市里不受赏识，那么，他克留耶夫便会马上表现出本性，便会抬高他小麦天堂的价值，并相对地贬低工业的地狱。如果他受到了某种指责，那么他的嘴巴很厉害，会把对手臭骂一顿，坚决、自信地自我吹嘘一通。就在前不久，克留耶夫还挑起了与叶赛宁的一场诗歌对骂。叶赛宁决定穿上燕尾服和戴上大礼帽，并在诗中宣布了这一点。克留耶夫视此事为对农夫之根的背叛，于是把小兄弟骂得狗血喷头，——完完全全像一个富裕的兄长斥责那个想和城里的荡妇结婚、想去做乞丐的小弟一样。克留耶夫是爱忌妒的。有人曾劝他放弃那些神的语词。克留耶夫感到受了侮辱：可见，对于工业的天空没有圣者也没有凶手。不清楚，他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的上帝突然咯了血，圣母为了几张黄色流通券将自己卖给了某个匈牙利人。所有这些都像是渎神行为，但是，从自己生活中驱除上帝，捣毁那长明灯的灯光在金银缀片中闪亮的放圣像的地方，——这样的破坏克留耶夫却不同意。没有长明灯就像缺了点什么。当克留耶夫用“隐秘的、农夫的诗”歌唱列宁时，叫人很不容易断定：这是列宁还是……反列宁？两重的思想，两重的感情，两重的语言。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农夫的两重性，穿树皮鞋的伊阿诺斯[12]的两重性，一个面孔对着过去，另一个面孔朝向未来。克留耶夫甚至还上升到唱庆贺公社的歌的高度。但这只是“庆贺”的歌，赞美的歌。“我不要没有暖炕的公社。”而有暖炕的公社，便不是遵循理智、手握圆规和量角器对生活所有基础进行的改造，却仍是那个农夫的天堂。金色的树木悬垂着一串串谐音，言语宛如人面鸟在枝桠间歇息。《铜鲸》这便是整个克留耶夫的诗学。这里哪有革命、斗争、发展和对新事物的追求呢？这里只有安宁、诱人的静止、包有金箔的传奇和比利宾[13]笔下的童话：“言语宛如人面鸟在枝桠间歇息。”望一眼这儿很有趣，但一个现代人不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克留耶夫往后的路将会怎样：走向革命还是离开革命？更有可能离开革命，因为他身上充满了过去的东西。虽然城市暂时还很衰弱，但乡村的精神封闭性和美学独立性显然在日渐衰退。日渐衰退的似乎也有克留耶夫。谢·叶赛宁叶赛宁（和整个意象派小组——马里延戈夫[14]、舍尔舍涅维奇[15]、库西科夫[16]）站在克留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两条线交点上的某个地方。叶赛宁的根是乡村的，但不像克留耶夫那样深。叶赛宁年轻些。他成为诗人，是在革命搅乱了乡村、搅乱了俄罗斯的时代。克留耶夫则完全是在战前年代成长起来的，如果说他也对战争和革命作出了反应，那只是在他非常封闭的保守主义的限度之内。叶赛宁不仅年轻些，而且也灵活些，可塑些，更易受各种影响和更有变化的可能。他那农夫的根底也与克留耶夫的有所不同：叶赛宁没有克留耶夫的庄重和那忧愁、傲慢的老成。叶赛宁曾吹嘘说，他是一个淘气鬼，一个流氓。事实上，他的淘气，即便是纯粹文学上的淘气（《忏悔》），也并不怎么可怕。毫无疑问的是，叶赛宁在自己身上反映出了农村青年在革命前和革命时的精神状态，这些人因乡村生活方式被动摇而走向淘气和放纵。城市对叶赛宁的影响要比对克留耶夫的影响更明显、更强烈些。这里有未来主义的显而易见的影响的作用点。叶赛宁更具动态，因为他更敏感、更灵活、更能领会新事物。但是，意象主义却挡了变动的路。形象的自在意义要以牺牲整体为代价：各个部分分裂了，僵化了。有人不正确地说，似乎意象主义者过剩的形象性均源自叶赛宁个人的志趣。其实，那样的特点我们也能在克留耶夫那里找到。他的诗负载着更为封闭和静止的形象性。其基础不是个人的美学，而是农民的美学。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的诗，从根本上说是较少动态的，于是便在浓缩的形象性中寻求出路。尽管表现不一，但意象主义都负载着过重的形象，以至于它的诗像是一头驮畜，因此行动迟缓。形象过剩的本身绝不是创造力的证明：恰好相反，它可能源于诗人技巧的不成熟，这样的诗人面对他所无力艺术地把握的事件和感情而感到手足无措。诗人似乎被众多的形象呛得喘不过气来，读者也感到同样的神经上的难耐，——想尽快读完，——就像在听一个口吃的人说话时那样。无论如何，意象主义不是一个可以指望它有重大发展的文学流派。库西科夫过时的高傲（“西方，我们意象主义者嗤之以鼻……”）显得可笑，甚至无聊。意象主义也许只是一些青年诗人的转运站，这些青年诗人多少有些才能，但他们彼此之间相像之处，就是他们都还没有成熟。叶赛宁用意象主义手法构建大型作品的尝试，在《普加乔夫》中显得不够合理，虽然作者悄悄地大量卸下了他驮负的形象性。《普加乔夫》的对话性使诗人陷入了窘境。一般而言，戏剧[17]是一种最透明、因此也就最难驾驭的艺术形式：这里容不得描写和叙述的补缀，容不得抒情的插笔。叶赛宁用对话的结果使自己暴露无遗。叶梅利卡·普加乔夫、他的敌人和同伴，全都成了意象主义者。普加乔夫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谢尔盖·叶赛宁：他想显得可怕，却无法办到。叶赛宁的普加乔夫是一个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当叶赛宁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流氓时，这很滑稽；当普加乔夫像一个受形象连累的浪漫主义者那样说话时，这就更糟。意象主义的普加乔夫是有些可笑的。如果说几乎没有存在过的意象主义已经过去，那么叶赛宁将来如何还得看看。他向一位外国记者宣称他比布尔什维克还要左。这很自然，没有吓着谁。虽说他比我们这些罪人更左，但他身上仍散发着中世纪的气息，现在，对于诗人叶赛宁来说，“漫游的年代”开始了。归来时的他将不同于离去时的他。但是，我不想猜测：待他归来时，他自己会说的。谢拉皮翁兄弟。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尼·尼基京[18]谢拉皮翁兄弟是些青年，他们还同住一窝。他们中的某些人不是经由文学走近革命的，而是走出革命投向文学的。正因为他们有源自革命的简短谱系，所以，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有一种内在要求，想摆脱革命，保障其创作自由不受革命的社会要求的干扰。他们似乎头一回感到，艺术也有着自己的权利。画家大卫（在尼·吉洪诺夫处）使“杀害爱国者的凶手的那只手”与马拉一同永垂不朽[19]。为什么？“肘骨的闪光多么美妙，它溅满樱红的稠汁。”谢拉皮翁兄弟时常离开革命，离开整个当代生活，有时甚至离开人，而去写德累斯顿的大学生、圣经里的犹太人、雌虎和狗。所有这些暂且给人以一种探索、习作、做准备的印象。他们汲取革命前诸流派文学技巧上的成就，没有这一点则根本无法前进。他们的共同声调是现实主义的，但这一共同声调现在尚未最后形成。逐一地评价谢拉皮翁兄弟还为时过早，——至少在本书范围内是如此。除去其他许多特征外，他们总的说来标志着一场悲剧性的崩陷后文学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复兴。我们为何将他们归为同路人呢？因为他们与革命有联系；因为这种联系还很模糊；因为他们还很年轻，关于他们的明天还说不准。谢拉皮翁兄弟最危险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无原则性的炫耀。那是胡说和愚蠢，——似乎真的有“无倾向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似乎真的有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对社会生活没有确定的态度，即使是那种尚未定型、尚未用政治术语表达出来的态度也没有。诚然，在社会机体正常发展的时代中，大多数艺术家对生活、对生活的社会方式的态度，都是通过不易察觉的分子运动的途径形成的，几乎没有批判意识的参与：艺术家把握他所见的生活，赋予他对生活的态度以这种或那种抒情色调，但是，他认为生活的基础是稳固的，并不批判地对待生活，——正像他从不批判地对待太阳系一样。正是艺术家的这一消极的保守主义构成了其创作无形的轴心。转折的时代不会给艺术家这样一种奢侈，任其自动地、不负责任地形成自己的社会观。谁若是炫耀这一点，无论是假意地还是真诚地，他要么是在掩饰一种反动倾向，要么是在社会上装疯卖傻，要么干脆就是傻瓜。当然，不考虑社会和艺术的前景，也可以写出西涅勃留霍夫的故事[20]或费定的中篇《安娜·季莫菲耶夫娜》那样的学生的习作来，但这不可能提供巨大的或重要的画面，即使是画素描也无法长期坚持下去。革命顺便生下的、刚刚脱离襁褓还非常幼小的小说家和诗人们，为寻找自己的艺术个性已在试图离开革命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场革命是他们的生活和环境，但他们需要在这一环境中找到自己的我。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胡言乱语就由此而来。谢拉皮翁兄弟觉得这些胡言乱语非常重要、大胆，其实，那些话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正在成长的标志，在一般的情形下则无论如何是不成熟的证明。如果谢拉皮翁兄弟彻底离开革命，那么他们立刻就会表现出，他们只是那些不再受人重视的革命前文学流派的二三流的因袭者。不能与历史开玩笑。在这里将直接根据罪行定罪。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是谢拉皮翁兄弟中年长的、最突出的一位，也是最重要、最可靠的一位。他描写革命，只写革命，但他所写的毫无例外地都是农夫的革命、边疆地区的革命、西伯利亚土著的革命。题材上的片面性和艺术把握上较大的狭隘性，在伊万诺夫清新、明亮的色彩上留下了单调的印记。他的情绪是相当自发的，在这一自发性中，他不够细致和对自己不够严格。他是很抒情的，他的抒情常超越限度：作者过于固执地要让人感觉到他自己，过于经常地亲自出场，过于夸夸其谈地表现自己，过于自信地拍打自然和人物的后背和大腿……暂时这一点还让人感到是青春的自发性，甚至有些讨人喜欢，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它会变成一种习惯。随着自发性的减少，代替它的应是创作所把握的范围的拓展和技艺的提高。但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这一点才有可能做到。伊万诺夫那温暖着自然和对话的抒情，应该更潜藏些，更内在些，更隐秘些，在表现形式上更节俭些……从一个句子中派生出另一个句子，应该让艺术实体的自然压力去做，而不应靠艺术家显见的促成。伊万诺夫学过高尔基，并且获益不浅。让他再进一回这个学校吧，——这一回要用反推法来学。伊万诺夫熟悉并理解西伯利亚的农夫、哥萨克、吉尔吉斯人。他在起义、战斗、大火和平定叛乱的背景上非常出色地展示出，一个农夫尽管有其坚实的社会稳定性，但政治上是无个性的。一个年轻的西伯利亚农民，在他是沙皇的士兵时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回到西伯利亚后，他却效忠于“拖尔察克”[21]反对红军。而他的父亲，一个感到苦闷的富裕农民，寻求着新的信仰，却不知不觉地、出乎他自己预料地成了红色游击队的头领。整个家庭被裂了。村庄在燃烧。但当飓风一过，农夫便在森林中砍树重新盖房。不倒翁在向各方摇晃了一阵之后，想在它那铅的底座上稳下来……伊万诺夫的有些画面描绘得非常有力。远东游击队员与被俘的美国人的“谈话”，醉醺醺的起义者的胡闹，吉尔吉斯人求“大神”……这些场景都很出色。但整个看来，无论伊万诺夫情愿还是不情愿这样，他还是表明了，“农民”俄罗斯中的农民起义还不是革命。农夫的造反常常突然爆发，源自星星之火，零零散散，时常由于孤立无援而十分残酷，——看不出它为什么爆发，它要向何处去？这些分散的农夫暴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胜利。在《彩色的风》中暗示城里的布尔什维克尼基京是农民起义的主心骨，但这一暗示很模糊。伊万诺夫的尼基京是另一世界的一个神秘的碎片；不清楚农民的自发势力为什么会围绕着他旋转。然而，从所有这些僻远角落里的革命画面中可以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俄国人民的民族性格正在旺火上的一口坩埚中重新熔炼。从这只坩埚中出来的那个不倒翁将不再会是原先那个样子……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最好也能在这口坩埚中炼得完全成熟起来。***在谢拉皮翁兄弟中，尼基京最近这一年崭露头角。他在1922年间所写的东西，与前一年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但是，在这种迅速的成熟中，就像在一个早熟的少年身上一样，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引起不安的首先是那种明显的玩世不恭的腔调；几乎所有青年人或多或少地都有这种腔调，但它在尼基京处有时却具有与众不同的恶性的性质。问题不在于粗鲁的字眼，不在于自然主义的过分，——虽说过分总归是过分，——而在于对人对事的一种特殊的、有意粗俗化的、貌似现实主义的态度。现实主义，就这一名词的广义而言，是对有血有肉、有意志和有意识的现实世界的艺术肯定，这一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如果写一个人，即使不是社会的人而只是一个心理和肉体的人，也可以多方去描写：可从上面，从脑袋写起，也可从下面，也可从侧面，也可绕一圈。尼基京是从下面接近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下面偷偷靠近的……因此，人的所有前景都变得粗俗了，有时还叫人厌恶。尼基京才华的早熟，使得这种方式具有特别不祥的性质：此路不通。借语言的淫秽和自然主义的打闹来掩盖无信仰或信仰的泯灭，不只是尼基京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这一代人为一次次伟大的事变所席卷，却没有政治上、道德上和艺术上的准备。他们身上还没有任何稳固的东西，而且没有保守的东西，因此，革命轻易地征服了他们。但正由于轻易，便也极其表面。他们被卷入漩涡，他们所有的人——意象主义者、谢拉皮翁兄弟及其他人，——都成了鞭笞派教徒，他们半自觉地从这样一个信条出发：旧世界的主要特征就是那片无花果叶[22]。很有教训意义的是，不仅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农民中，甚至在工人阶级中，那在少年时代碰上革命的一代人都是最差劲的：他们不是革命者，而是胆大妄为者，带有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特点。在新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就要好得多：他们更具社会性，更有纪律性，对自己，要求更严，渴望知识，严肃地成长起来。正是这样的青年，能与“老人们”、即那些在三月至十月的革命之前、甚至在1914年之前就已定型和成熟的“老人们”和睦相处。谢拉皮翁兄弟、还有大部分同路人的革命性，更多地受到他们自身的制约；他们这一代人，对于准备革命而言来得过迟，而要受革命的教育又来得过早。同路人们从农夫的立场来看革命，所看到的是事件的半鞭笞派的前景；革命不是狂热，而是构想、组织、计划、劳动这一点表现得越明显，同路人们就会越感到失望。意象主义者马里延戈夫摘下帽子，恭敬地、讽刺地向背叛了他（即马里延戈夫）的革命道别。尼基京的那篇最完美地表现了伪革命鞭笞派的短篇小说《佩拉》是用怀疑主义的语句结束的，这样做仿佛没有任何外在联系，却又完全是有内在理由的，这些话不如马里延戈夫那样卖俏，却与他一样是玩世不恭的，小说写道：“你们累了，而我已放弃追求……我们如今再去追求是徒劳的。毫无用处！你们别再去寻那死亡的去处。”这种话我们已听到过一次，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被1905年革命席卷的年轻的小说家和诗人们，在随后转向革命（“邋遢女人”）时说的几乎就是这种话。在1907年向革命这位陌生女客脱帽后，他们真的认为已与革命结清了帐。但革命又一次回来了，而且更加有坚实基础。它发见1905年那突如其来的初恋的“情人”已未老先衰，精神上已秃了顶。于是革命——说句良心话，革命对此完全不关心，——便把旧社会的青年一代吸收进了自己的圈子（沿着圆周，甚至沿着切线）。但又一个1907年立即到来：在编年史中它叫作1921—1922年。甚至连霍达谢维奇[23]也有权向革命做个“手势”，因为这不是什么漂亮的陌生女客：一个女商贩而已！是的，这些青年人都打算依据各种理由强调，他们并不打算与革命决裂，他们是革命创造的，置身于革命之外他们便不可思议，自己也难以想象。但所有这些话都很不明确，甚至含混。当然，他们无法脱离革命，因为革命尽管是经商的，但这是事实，甚至是日常生活。置身革命之外，就意味着流亡。当然，根本不产生这样的问题。然而，除了国外流亡者外，还有国内流亡者。通向国内流亡者的路，就是与革命的疏远。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人，便是候补的精神流亡者。而这又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艺术上的死亡，因为自我欺骗是没有用处的：年轻人的吸引力、新鲜、重要性——全都来自他们所触及的革命。如果拿掉这些，那么世界上只会多几个奇里科夫，仅此而已。鲍·皮利尼亚克皮利尼亚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目明耳聪的出色的观察家。人和物都不让他感到陈旧、破烂，他觉得它们一如从前，只不过是被革命暂时弄乱罢了。他在人和物的新颖和独特中把握它们，也就是说，他把它们视为生的而非死的；革命的混乱对于他来说是活的和基本的事实，他就在这一混乱中寻找其艺术秩序的支点。在艺术中，如同在政治中一样，——在某些方面，艺术接近于政治，政治也接近于艺术，因为两者都是艺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能望着自己的脚下，只能看到障碍、缺陷、坎坷、烂靴子、破盘子。这时，政治就将是胆怯的、躲躲闪闪的、机会主义的，而艺术则将是卑微的、被怀疑主义侵蚀了的、片断的。皮利尼亚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问题只在于其现实主义的规模。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巨大的规模。革命的日常生活是野营式的。个人生活、机关、方法、思想、感情——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的、暂时的、过渡的；这一切承认自己的暂时性，经常甚至在名称上表现出这一点。艺术把握的困难就由此而来。野营性和片断性带有偶然性的因素，而偶然性又带有无足轻重的印记。由各种断片组成的革命，突然之间变得无关紧要了。革命究竟何在？这便是困难所在。只有那能彻底理解、领会这一片断性的内在意义并能发现这一片断性之后的结晶体之历史轴心的人，才能克服那种困难。“我们要坚固的房屋何用？”分裂派教徒们常说。“我们在等待基督降临。”革命也不建造坚固的房屋，而代之以迁居、合住和营棚。革命的所有设施都具有暂时性和营棚式的特征。但这不是因为，革命在等待基督的降临，也就是说，不是因为革命要把自己的最高目标与生活建设的物质进程对立起来，恰恰相反，这是因为革命渴望在不断的寻求和试验中找到建设自己坚固房屋的最佳方法。革命所做的一切，都是已知主题的速写、草图和草稿。已有过大量的这类东西，还将有许多。不成功的草案比那些有成功可能的草案要多得多。但它们都贯穿着同一个思想、同一种寻求。它们受统一的历史任务的鼓舞。“军工总”[24]、“造纸总”[25]并不单单是皮利尼亚克于其中听到革命自发性吼声的语音组合，——不是的，这是一些有意想出来的、自觉拼接的工作词汇（正如有许多工作中的假设一样），为着用于自觉的、预先计划好的、有目的的建设，——这种程度的目的性，世界上还不曾有过。“是的，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后，人们将怀念俄罗斯的今天，把它作为人类精神得到最出色表现的岁月……可我的鞋破了，我想到国外的餐厅坐坐，喝点威士忌。”（《伊万和玛丽亚》）皮利尼亚克在那里说，正像一列闷罐车的人由于挤作一团的手、脚、背袋商贩、虱子而看不见二千里的路一样，由于那些破鞋子和苏维埃日常生活所有的不协调和重负，当今完成的历史转折亦不可见。“大海和高原移动了位置！因为在俄罗斯有那美好的分娩的阵痛！因为俄罗斯正在用臭氧消毒！因为在俄罗斯有生活！因为春汛期的水由于粪肥而混沌了！这一点——我知道。但他们看见的是脏话中的虱子。”问题被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他们（那些受到侮辱的小市民、下台的领导人、受委屈的先知、学究、笨蛋、职业幻想家）只能看见虱子和污秽，其实除此之外还有着分娩的阵痛。皮利尼亚克知道这一点。他会局限于写呻吟和抽搐、局限于写一些生理活动的片断吗？不会的，他想让人感到降生。这是一个巨大而又非常困难的任务。皮利尼亚克以此为己任，这很好。但现在还不能说他已完成了这一任务。皮利尼亚克的作品是无情节的，因为他害怕片断性。其实，在他那里甚至有两三个以至更多的情节的线索，那些情节线索纷乱地穿插在叙述的结构中；但仅仅是线索，而不具有那种通常为情节所具有的中心意义和轴心意义。皮利尼亚克想在生活的联系和运动中表现当今的生活，他这样和那样把握它，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平行的和垂直的切割，因为各处的生活都与过去不同了。他的作品中的那些交叉着的情节，更确切地说，那些有可能成为情节的东西，只是随意抓取的生活的样品，而现在，我们能看出，生活已无与伦比地更加情节化了，超过任何时候。但被皮利尼亚克用作轴心的却不是这些片断的、有时是有趣的情节……是什么呢？这里遇到了一个难题。无形的轴心（地球的轴心也是无形的）应该是革命本身，被彻底搅动的、混乱地改建中的日常生活应该围绕革命旋转。然而，为了让读者感到这一轴心，作者本人就必须领会它并同时仔细地思索它。皮利尼亚克说，蚂蚁理解不了一座石雕女像的美，因为它在女像上爬行时，除了一些小的凹凸外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说得准确，切中要害；皮利尼亚克说此话时，不知指的是谁，但此话却如一块石子打中了扎米亚京和其他的岛民。每一个伟大的时代，——宗教改革运动也好，文艺复兴也好，革命也好，——都应当整个地理解，而不能部分地和零星地理解。群众由于不可遏止的社会本能投身于这些事件。在某些个人身上，这种本能上升到概括性的意识的水平。而精神上平庸的人则既无社会的本能，又无概括性的意识，他们过于个人主义化而无法像群众一样地理解，他们尚未达到综合把握的程度。他们看到的是那些凹凸处，他们在这些凹凸处碰出包来，便发出哲学或美学的咒骂。在这件事上，皮利尼亚克究竟如何呢？皮利尼亚克非常细致和敏锐地观察着我们碎片般的生活，这是他力量的所在；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此外，他深知这样一点，并宣布自己有这样的知识，即俄罗斯正在用臭氧消毒，在俄罗斯正发生着美好的分娩的阵痛；在虱子、咒骂、背袋商贩子的忙乱中，正完成着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既然皮利尼亚克公开宣布了，他是深知这一点的。但糟糕的是，他只是宣布，同时似乎把他的这些话与那活生生的、残酷的生活真实对立起来。他不背弃革命的俄罗斯，相反，他接受它，甚至以自己的方式赞美它，不过都是宣言式的；他无法艺术地证明，因为他没有从思想上把握。因此，皮科尼亚克常常亲手扯断叙述的线索，为的是由他自己出面匆匆忙忙地打一个结，把线索的两端连接起来，为的是进行解释（勉勉强强）、概括（糟糕透顶）和赋予抒情的色彩（有时很出色，但更多场合下显得过多）。这类作者有意打的结子，皮利尼亚克的作品里非常多。于是作品分为两部分：时而是革命成了作品中无形的轴心，时而是犹豫地围绕革命摇晃的作者成了一目了然的轴心。皮利尼亚克暂时就是这个样子。就情节而言，皮利尼亚克是写外省的。他写的是革命外围的、偏僻地区的、乡村中的、尤其是县城中的革命。他写的是奥古洛夫镇[26]的革命。没什么，这样的写法也可能是接近生活的，就某一点而言甚至更有有机联系。但是，不应滞留在外围，应当去寻找革命的轴心，这一轴心不在村上也不在县里。可以通过奥古洛夫镇接近革命，但不能用奥古洛夫镇的视角去看待革命。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雪橇路，——“同志，扶我上去！”树皮鞋，大皮袄，在苏维埃大楼里排队：买面包、香肠和马合烟……“同志们！你们是县代表大会和革命代表大会唯一的主人。”——“噢，亲爱的，你给得太少，这么点！（这指的是香肠。）”——“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协约国！世界资本主义！……”在这些交谈、日常生活、语言、香肠和歌声的片断中，有某种革命的东西，有革命活的部分，它被一只锐利的眼睛捕捉到了，然而，是匆忙地、掠影式地，似乎是从外部、从旁观的立场来捕捉的。还缺少能将这些碎片内在地联系起来的东西：还缺少我们时代的思想。当皮利尼亚克描写闷罐车时，您能感到他是一位大师，一位未来的大师，一位有希望的未来的大师……但是，您却得不到那种解决矛盾的满足，而这样的满足是一部艺术作品的最高标志。困惑依然存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加重了。为什么有这趟列车？为什么有这节闷罐车？它们运着什么属于俄罗斯和为着俄罗斯的东西？谁也不会要求皮利尼亚克从生活和时代的角度对那节闷罐车进行历史的分析，也不会要求他作预言家的预言，他自己倒是毫无理由地同意这样做。但是，如果皮利尼亚克本人理解那节闷罐车及其与事件进程的联系，那么这一点是会转告给读者的。而此刻，那节生满虱子的闷罐车正在盲目地前进，接受它的皮利尼亚克却在制造困惑。皮利尼亚克最近的一部作品《暴风雪》再次表明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县城的那种在革命的环境中消亡的肮脏、混乱的庸俗习气，苏维埃日常生活单调乏味的忙乱，——所有这一切都伴随十月革命的暴风雪而存在，在皮利尼亚克那儿被表现为一系列明亮的光点、准确的剪影、可信的速写，却不是一幅完整的图画。而总的感觉还是，——令人不安的两重性。“奥尔迦认为，革命就像一场暴风雪，人在其中就像片片雪花。”皮利尼亚克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不无勃洛克的影响，勃洛克把革命只当作一种自发势力，因其气质特征，他将革命当作一种寒冷的自发势力，——不像一场大火，而像一场暴风雪，——“人在其中就像片片雪花”。但是，如果革命只是一种玩弄人的、放纵的、万能的自发势力，那么，那“人类精神得到最出色表现的岁月”又自何而来呢？如果疼痛被认定为分娩的阵痛，那么诞生倒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作回答，就会只剩下破鞋子、虱子、鲜血、暴风雪、极其频繁的变动，而不会有革命。那么，皮利尼亚克是否知道会从革命的阵痛中诞生出什么来呢？不，他不知道。当然，他听说过（怎能没听说过呢？），但他内心里不信。皮利尼亚克不是革命的艺术家，而只是革命的艺术同路人。他会成为革命的艺术家吗？我不知道。但他现在还不是。后代将谈起人类精神“最出色的岁月”。很好，但那些岁月中有皮利尼亚克本人的一席之地吗？模糊，朦胧，模棱两可。是否因此，皮利尼亚克才怕见到那些事件，怕见那些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严格确定和思索的人们？皮利尼亚克躲避共产党人，通常是带着敬意，有点儿冷淡，有时也抱有同情，但仍是躲避。在皮利尼亚克那儿，您几乎看不见一个工人革命者，重要的是，作者不用、也不会用一个工人革命者的目光去看待正在发生的事。而且，在《荒年》中，他是用书中各种同样是革命同路人的人物的目光来看待生活的。这里还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对于这位1918—1921年的艺术家来说，红军竟不存在。怎么会这样？已过去的几个革命年头首先是战争的年代。鲜血从国家的心脏涌向僻远的前线，好几年里，鲜血在那儿大量地流淌。在这几年，工人先锋队将热情、对未来的信念、自己的自我献身精神、明确的思想和意志都汇集到红军中去了。1917年底和1918年初，首都赤卫队在保卫自己的战斗中变成了前线的师团。皮利尼亚克忽视了这一点。对于他来说红军是不存在的。因此，1919年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荒年。但是，对“这一切为了什么？”这一问题，皮利尼亚克是否应该有个什么答案呢？他是否应该有自己革命的哲学呢？可这里却发现了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情况：皮利尼亚克的历史哲学完全是倒退的；这位革命的艺术同路人发起议论来，使人觉得革命的路似乎不是向前而是朝后的。革命对于皮利尼亚克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民众的；革命之所以是民众的，因为它抛弃了彼得大帝，恢复到了17世纪。结论是：革命之所以是民族的，因为它是倒退的。作为皮利尼亚克一部主要著作的《荒年》，全都处在这一两重性之中。暴风雪，咒语，迷信，林妖，还有那些以千年不变的习俗生活着、彼得格勒对其也毫无意义的教徒们，——这便是背景、底色、基础。另一方面，作品也顺便写道，——“工厂自己复活了！”——靠的是一批外省工人的主动精神。“这难道不是比拉撒路[27]的复活还要伟大一百倍的诗篇吗？”城市在1918—1919年间遭到洗劫，皮利尼亚克欢迎这件事，因为他突然之间感到，对他来说“彼得格勒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他又顺便写了布尔什维克、短皮上衣：“这是在俄罗斯松散、粗糙的民族中的精选。身穿短皮上衣，——你弄不湿他们。于是我们知道，于是我们想这样做，于是我们就作了分派，——这就完了。”然而，布尔什维主义是城市文明的产物。没有彼得堡，这种“在松散的民族中的”精选永远完成不了。巫术仪式，民歌，古语。这便是基础。但也有“‘军工总’、‘炮总’[28]、‘造纸总’、‘高校总’[29]！啊，多大的暴风雪！多大的风雪！……多——好——哇！……”好倒是好，只是前后不一致，这便不好了。俄罗斯确实充满着矛盾，而且是最极端的矛盾，巫术的仪式与“造纸总”并存。文人学士们因为这些新术语而鄙夷地皱眉，皮利尼亚克反复地说：“‘高校总’、‘造纸总’……多好哇！”在这些不大习惯的、暂时存在的单词中，——其暂时性如同营棚，如同河岸上的篝火（营棚不是房屋，篝火不是炉灶！）——皮利尼亚克嗅出了时代精神的反映。“多——好——哇！”确实好的是皮利尼亚克感觉到了这一点（如果当真地和持久地感觉到，则更好）。但是，那个产生出革命、又因革命而遭到惨重损失的城市怎么办呢？皮利尼亚克在这里失败了。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他都未能决定在矛盾的混乱中选择什么。但选择是必须的。革命把时代切成两半。在当今的俄罗斯，虽说巫医的仪式与“军工总”和“造纸总”并存，但它们并不处在同一历史平面上。“军工总”和“造纸总”这些词无论多么不完善，它们拉着向前走；而那咒语，无论它多么“民间化”，却是历史的累赘。那个教派信徒多纳特写得很出色，这是一个壮实的农夫，一个信守严格准则（他不喝茶）的盗马贼。他大概并不需要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阿尔希波夫也很出色，他管理全县，却在清早死背书上的外语单词，他聪明、坚强，常说“要热情行动起来”，主要的是，他自己满腔热情地“行动起来”。但革命在他们之中哪一个人的身上呢？多纳特代表非历史的、“绿色的”俄罗斯，代表未被掌握的17世纪。阿尔希波夫则代表21世纪，虽说他的外语单词记得很糟。如果多纳特占了上风，如果这个老成、虔诚的盗马贼把两都[30]和铁路一一偷走，那么，革命就完蛋了，俄罗斯也会同革命一同完结。时代被切割为活的和死的这两半，应该选择活的这一半。皮利尼亚克还未下定决心，还在选择中犹豫，为了调和，他给布尔什维克阿尔希波夫配上了普加乔夫的胡须。但是，这只是件道具。我们看到过阿尔希波夫：他是不留胡须的。巫师叶戈尔卡说：“俄罗斯本身就是聪明的。德国人也聪明，但他们既聪明又是傻瓜……”“那卡尔·马克思呢？”有人问。“一个德国人，我说，可能是傻瓜。”“那列宁？！？”“列宁，我说，出身农民，一个布尔什维克，你们肯定是共产党员吧……”在巫师叶戈尔卡的身后隐藏着皮利尼亚克。事实是，赞成布尔什维克的话他公开说出（“精选”），反对“共产党员”的话则借巫师的疯言出口，这很令人不安。因为，在皮利尼亚克那儿究竟哪一点更出自内心、更深沉呢？在一个车站上，这位同路人恐怕会换乘迎面开来的那趟列车……在这里，艺术的危险直接来源于政治的危险。如果皮利尼亚克坚持要把革命溶解在农夫的暴动和生活中，那便意味着他的艺术手法向简单化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现在，在皮利尼亚克那儿不是革命的图画，而只是用来画这幅画的底色和背景。这底色是由一只勇敢、出色的手绘下的，但是如果大师认定底色就是画，那就糟了。十月革命，这便是城市、彼得堡和莫斯科。“革命在继续，”皮利尼亚克顺便这样说。然而，革命今后的全部任务，是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更明确地规定各个领域中建设的方式和方法，铲除乡村生活中的愚昧，使人的个性更加复杂和丰富。只有通过电气化而不是回到松明时代，只有靠真正乐观的唯物主义哲学而无论如何不是靠森林迷信和僵化的宿命论，才能从技术上和文化上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证明它是正确的。如果皮利尼亚克真的想做一个带有革命抱负的松明时代的诗人，那就糟了！这当然不是一个政治损失，——谁能想到要把皮利尼亚克拉到政治中去呢，——而是一种最现实的和最直接的艺术的危险。错误在于历史的角度，在它的背后是世界观的谬误和明显的两重性，由此而来的，是对现实许多最重要方面的偏离，将一切都降低为原始、降低为社会的野蛮的做法，描写手法的进一步粗糙，过分的自然主义描写，这些描写是胡闹的，并非勇敢的，因为它们都不彻底，然后很可能还有神秘主义或神秘主义的做作（凭借浪漫主义的护照），也就是说，这已是完全的和彻底的死亡。现在，每当遇上机会、尤其在逢到难处时，皮利尼亚克总要亮出浪漫主义的护照。当他并非模糊含混、而是十分清晰地表示他接受革命时，他会立即留出几块空白（按安德烈·别雷的样式），完全以另一种腔调宣称：请你们别忘了，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醉汉常常要表现出高度的庄重，为摆脱困境而假装酒醉的清醒人却也不少见。皮利尼亚克是否属于这样的人？当他顽固地自称是浪漫主义者并要求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时，——在他身上是否有一个眼界不够开阔、吓坏了的现实主义者在说话呢？革命绝不是破靴子加浪漫主义。革命的艺术完全不是看不见真实，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用途而借助想象之力将严峻的现实表现为“创造出来的神话”的庸俗。创造出来的神话的心理是与革命对立的。1905年后的反革命时代就是由这种心理开头的，充满神秘主义和欺骗。以一种使人愉快的欺骗的名义来接受工人的革命，就意味着不仅是拒绝革命，而且是诬蔑革命。人类在宗教、诗歌、法律、道德、哲学等领域中胡诌的一切社会幻想，都是为了欺编、束缚被压迫者的。社会主义革命揭去了遮盖各种幻想以及“使人愉快的”、即贬低人的欺骗的外罩，洗去了（用血）现实脸上的油彩；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合理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精确的，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力的。难道革命——我们面临的、地球开始转动以来首次出现的革命，——真的需要浪漫主义的调料，就像辣汁焖猫肉需要加点“兔汁”那样吗？让别雷们去干这样的事吧：让他们去咀嚼加有人智说的调味汁的日常猫肉吧。皮利尼亚克的手法尽管是重要的，新鲜的，但那一手法的做作，而且时常是摹仿性的做作，仍让人不安。完全不清楚，皮利尼亚克是如何陷入对别雷、而且是别雷最坏的方面的艺术依赖的？通过时常重复的、杂乱无章的抒情性插笔表现出来的纠缠不休的主观主义；在文学上从日常生活的极端现实主义描写迅速地、无理由地跑向出人意料的心理的和哲理的宣示的做法；行文中空白的应用；完全不合适的、根据机械的联想拉扯来的引文，——所有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讨厌的，模仿他人的：一清二楚，模仿的是……别雷。但安德烈·别雷是狡猾的：他用抒情的歇斯底里来掩盖其教导工作的漏洞。别雷是一个人智学者，他从鲁道夫·坦纳那儿取得了智慧，在瑞士那座德国神秘主义庙宇前站过岗，喝过咖啡，吃过香肠。只因别雷的神秘主义哲学贫乏、可怜，所以为了掩饰，在他的文学手法里，便搀进了一半真诚（歇斯底里的）、一半按词典创造的骗术；越往后，这种情形就越多。可是皮利尼亚克要这些干什么？或许，皮利尼亚克也想教给我们悲伤的和给人安慰的赎罪哲学，最后来点彼得牌巧克力？皮利尼亚克在世界的实体中把握世界，并看重世界的这一实体性。那么，对别雷的那种依赖性又从何而来呢？显然，在这里，就像在哈哈镜中一样，反映出了皮利尼亚克描绘综合画面的内在要求。精神把握上的缺陷，产生了他面对别雷的癖好，喜欢这个用语言装饰精神破产的人。但对于皮利尼亚克来说，这是一条向下滑的路。如果他抛弃俄国的斯坦纳分子的那种半插科打诨的手法并向上走自己的路，那该多好。皮利尼亚克是一位年轻作家，但他毕竟不是小青年了。他已进入生理和心理剧烈变化的年龄。他的一个大危险就是早熟，换句话说就是突然的老成：当他还未停止给人以希望时，他已成了圣哲。他像一个圣哲一样写作：写得意味深长，写得闪烁其辞，祭司般暗示、训诫；而他本该学习再学习，因为他不仅在社会知识方面，而且在艺术方面都尚未能首尾照应，应付自如。他的技巧不稳固，不经济，嗓音时常变化和走凋，模仿清晰可见……所有这些，也许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疾病，但必须有一个前提：不能老成。如果他不时变化的声音中含有自满自足和教训意味，那么一个大天才也难逃脱不光彩的结局。这也是革命前我们许多有希望的作家的命运，他们很快进入老成并憋死在这种老成之中。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例子应该收入供有希望的作家们读的那种选本之中。皮利尼亚克是有天赋的，但困难也很多。应该祝他成功。农夫化作家如果不看到革命的整体，不注意到它的那些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之目的的客观历史任务，就无法理解革命，无法接受革命，无法反映革命，哪怕是局部地也不可能。如果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了轴心，也就没有了革命，革命会被分解为许多充满英雄主义的或可怕的事件和趣闻。可以由这些事件和趣闻组成一些水平不等的精巧画面，但无法再现革命，也完全不可能顺应革命：如果革命前所未有的牺牲和损失均无目的，那么，历史便是一座疯人院。皮利尼亚克、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叶赛宁，似乎都想把自己溶解在漩涡中，他们没有思考，也没有责任感。他们溶解了，却不是说他们已不可见了，——这样说不是指责他们，而是称赞他们，但他们配不上这一称赞；恰恰相反，他们清晰可见：皮利尼亚克凸现在他的卖弄和做作中，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凸现在他窒息人的抒情味中，叶赛宁凸现在他过多的“淘气”中。糟糕的是，在他们和作为他们创作素材的革命之间，没有一个使人能进行艺术透视的思想间距。文学同路人们都不情愿、不善于这样接受革命：汇入革命，但又不溶解在革命之中；他们也不情愿、不善于把革命不仅当作一股自发势力，而且当作一个有目的的过程来把握——这一点完全不是一个个人的、而是一个社会的特点。大部分同路人都属农夫化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立足于农夫立场对革命的接受，不故作癫狂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同路人都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中的癫狂人。他们究竟为何顺应革命，是因为革命是一个顽强向前的运动的起点呢，还是由于革命在某些方面让我们退后了呢，——这令人不安地模糊，因为这两种类型的事实都有。众所周知，一个农夫总企图接受布尔什维克，而拒绝共产主义者。这实质上意味着，富农把中农踩在脚下，企图掠夺历史和革命：赶走地主后，富农想把城市分成一块一块地盗走，然后把肥厚的后背转向国家。富农不需要彼得堡（至少在开头不需要），如果都市“患上了苔癣”（皮利尼亚克语），那是它罪有应得。成为革命必要因素的，不仅有农夫对地主的压力，——这一压力就历史后果而言是无比重要、不可估量的，——而且还有农夫对城市的压力。然而，这还不是整个革命。城市生存着，并起着领导作用。如果抛弃城市，也就是让城市在经济上被富农肢解、在艺术上被皮利尼亚克肢解，那么，剩下的将不是革命，而是一个暴烈的、血腥的倒退过程。一个丧失城市领导的农民的俄罗斯，不仅到达不了社会主义，而且支撑不到两个月，并将化作粪肥或泥炭供世界帝国主义利用。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吗？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大艺术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多谈几句。不久前，楚科夫斯基[31]曾劝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与俄罗斯和解，——不知是与革命的俄罗斯和解，还是无视革命而与俄罗斯和解。楚科夫斯基的主要论据是：俄罗斯还是那个俄罗斯，俄罗斯农民也无论如何不会由于得到历史的小甜饼而交出自己的圣像和蟑螂。显然，楚科夫斯基觉得这句话的背后有民族精神的某种极大的气势及其长存的证据……教会学校的管家神父常将蟑螂放在面包里充作葡萄干，他的这一经验被楚科夫斯基拿来用在整个俄罗斯文化上。蟑螂被当作民族精神的“葡萄干”！这实际上是一种多么恶劣的民族自卑感啊，是对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多么大的蔑视啊！楚科夫斯基本人要是相信圣像，倒也罢了。但他不信，因为，如果他信，就不会把圣像与蟑螂放在一起了，虽说在乡村的农舍中，蟑螂确实喜欢藏在圣像后面。但是，由于楚科夫斯基仍完全扎根在过去，而这一过去又是依存于长满苔癣、充满迷信的农夫的，因此，楚科夫斯基在他和革命之间放置了一个圣像后的古老的民族蟑螂，作为一种调和因素。多么丢人，多么可耻！多么可耻，多么丢人！他们读书学习（仍靠那个农夫养活），在杂志上练习写文章，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创造出一些“流派”，而当革命真的来了，他们便在农舍长满蟑螂的阴暗角落里找到了民族精神的避难所。楚科夫斯基不过更放肆些，而农夫化作家们则都倾向于原始的、有蟑螂味的民族主义。毫无疑问，在革命中完成着的许多进程，与这一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方面都有接触。经济的衰退，外省风习的强化，树皮鞋取代皮靴的卷土重来，家酿啤酒和家酿烈酒，——所有这些正在把人往后引向（现在可以说：已经引到）几个世纪之前。与此同时，在文学中也看到了某种有意转向“民间的东西”的现象。城市短歌在勃洛克作品中的高度发展（《十二个》），民歌调子的运用（例如阿赫马托娃，而在茨维塔耶娃作品中显得更加做作），地区主义的泛滥（弗·伊万诺夫），短歌、仪典等在皮利尼亚克叙事本文中相当机械的添加，——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由革命引起的，也就是说，是因为作为本体的人民群众占据了前景。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转向“民族的东西”的更细小、更偶然、更表面的现象。例如，我们在军装的式样中看到，与弗连奇上衣和讨厌的马裤并存的，还有对火枪兵上衣和武士帽的模仿。虽然在其他领域，由于普遍的贫困，时髦尚未表现出来，但就已知的根据也可以断定，在那些领域中也有一种不怎么深刻的对民间式样的追求：“时髦”，就其广义而言，在我们这儿是外国的，它只流行于有产阶级之中，因而它可以作为一条相当明晰的社会分界线。劳动人民作为统治阶级而登台，必然要作出反响，反对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借用资产阶级的式样。十分明显，在经济上转向树皮鞋、家制皮绳和家酿烈酒，这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而是一种经济上的反动，也就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在有意转向过去、转向“民间的东西”的区域内，所观察到的现象都是极端不稳定、极端表面的。期待从城市短歌或农民歌曲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这是没有根据的：这未必能超越那种“添加”。文学将摈弃过分地方化的字眼。火枪兵上衣因为节省呢料现在已大大地国际化了。我们新生活和新艺术的民族特性将很少是装点门面的，而是更加深刻的，但这一点要在很久之后才能表现出来。实质上，革命意味着人民与亚细亚方式、与17世纪、与神圣的俄罗斯、与圣像和蟑螂的彻底决裂；革命不是向彼得之前时代的回归，恰恰相反，是使全体人民接触文明的运动，是根据人民的利益对文明的物质基础的改革。彼得的时代，只是历史向十月革命并经过十月革命向更远更高处上升的初级阶梯之一。就这一意义而言，勃洛克[32]看得就比皮利尼亚克更深刻些。在勃洛克那儿，革命的倾向在完善的短歌形式中表达了出来：“我们要用子弹射击神圣的俄罗斯，那坚固的，那村舍的，那粗笨的俄罗斯！”与17世纪决裂，与村舍的俄罗斯决裂，对于神秘主义者勃洛克来说是一件神圣的事业，甚至是与基督调和的前提。在这个陈旧的外壳中包容着这样的思想：这个决裂不是外来的强加，而是民族发展的结果，并符合这一发展最深刻的需求。没有这种决裂，人民也许会腐烂。勃留索夫的一首写“在受洗日，在十月”的一对老妇人的有趣的诗，也表达了这个关于革命的民族性质的思想：人们对我说：在广场，在克里姆林宫像目标似地矗立的地方，人们切断线，再把新麻绳紧紧系在细纱上。这种“民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在此必须稍稍详谈一下。不信圣像，也不与蟑螂共处的普希金，不是民族的。别林斯基当然也不是民族的。甚至不涉及当代，也还能举出别的某个人来。按皮利尼亚克的看法，民族的东西存在于17世纪。彼得是反民族的。其结果，只有那种发展中的积淀，那种运动精神已离之而去、民族机体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造成的并已丢弃的东西才是民族的。其结果，只有历史的排泄物才是民族的。而我的看法则相反。野蛮人彼得比与他对立的整个留大胡子的、有花饰的过去都更是民族的。十二月党人也比尼古拉一世的官方的国家制度及其农奴制农民、官方的圣像和在职的蟑螂更是民族的。布尔什维主义比保皇派流亡者和其他流亡者更是民族的，布琼尼比弗兰格尔更是民族的，不管那些民族排泄物的思想家、玄学家和诗人们是怎样说的。一个民族的生命活动和运动是通过各阶级、党派、团体体现出来的多种矛盾来完成的。民族的东西在其动态中，是与阶级的东西相符合的。在民族发展中一切紧要的、亦即最重要的时代，民族常分裂为两半，——只有那能把人民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上去的一半，才是民族的。革命源自民族的“自发势力”，但这决不像那些归附革命的诗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在革命中只有自发的东西才有活力，或者才是民族的。对于勃洛克来说，革命是一种愤怒的自发势力：“风，风，——充斥整个世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几乎没有高出于农民的自发势力。对于皮利尼亚克来说，革命是一场暴风雪。对于克留耶夫、对于叶赛宁来说，革命是一场普加乔夫式和拉辛式的暴动。自发势力，旋风，火焰，漩涡，暴风雪。而那位准备通过蟑螂来调和的楚科夫斯基，则宣称十月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在十月革命中火焰很少。甚至连那个慢性子的假斯文扎米亚京，也发现我们的革命温度不够。这是整整一个系列：从悲剧到滑稽戏都有，但大体上，这里那里都是一种像对待狂怒的民族自发势力一样对待革命的消极静观的、庸俗浪漫的态度。但是，革命决不仅仅是旋风。普加乔夫、拉辛和在某种程度上包括马赫诺[33]与农民的革命自发势力相适应。加邦[34]、在某种程度上包括赫鲁斯塔廖夫[35]、甚至包括克伦斯基则与城市的革命自发势力相适应。但这还不是革命，而只是一种造反，或像克伦斯基的活动那样，只是造反中的骚乱。革命，首先是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改造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它要经历它的最高的顶点，经历流血斗争最尖锐的爆发，但它在自己的发展中始终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从它最初胆怯的开端到理想的终点（到那时，由革命组织起的国家将溶解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之中），都是如此。革命的诗歌不在机枪的射击中，不在街垒战中，不在倒下者的英雄主义中，不在胜利者的欢庆中，因为所有这些因素在暴力的战斗中也都有，——那里鲜血流淌，甚至流得更多，那里机枪哒哒响；有战胜者，有胜利者。革命的激情和革命的诗歌在于，新的革命阶级掌握了所有这些斗争工具，为着扩展和丰富人并改造新人的新目标，与旧世界进行斗争，前仆后继，直至胜利。革命的诗歌是综合的，它不能被兑换成小钱，以供十四行诗作者们暂时抒情之用。革命的诗歌不是便携式的，——它存在于工人阶级的艰难斗争、成长、努力、失败和再次奋起之中，存在于为得到每一寸土地所付出的极大精力中，存在于因斗争而不断增强的意志中、斗争的紧张性和胜利的欢庆中，同时也存在于有计划的后退、等待和攻击中，也存在于群众愤怒的自发洪流中，对各种力量的精确计算中和战略上走的每一步棋中。革命源于暴怒的奴隶们用以推走监工的第一辆工厂手推车；源于奴隶们抗拒主人的第一次罢工；源于第一个地下小组，在那个小组里，有以社会溃疡的现实性为营养的乌托邦幻想和革命的理想主义。革命的洪流有涨潮和退潮，它随着经济情况的节拍、随着它的高涨和危机而摆动。它用鲜血淋漓的躯体作为撞木，为自己打开了通向剥削者合法舞台的第一个出口，它把自己的触角伸向那里，如果需要，甚至还给那触角以保护色。革命建立了工会、保险金库、合作社、自修小组。革命渗透进敌对的国会，它创办报纸，进行宣传，同时不懈地挑选工人阶级中所有优秀的、无畏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创建自己的政党。罢工常常失败，而较少取得一半的胜利；游行示威常造成新的牺牲、新的流血，——但所有这一切都铭记在阶级的记忆中，精选出来的人的团体、革命的政党便借此得到巩固和锻炼。革命不是在一个空旷的历史舞台上活动，因此它不能随意选择其道路和时间。在条件的转换下，它往往还不能够积聚起足够的力量，就被迫提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如1905年。革命自我牺牲的勇气和目的的明确性把革命推向一个高度，但由于缺乏群众有组织的支持，它注定要从这一高度上掉下来。多年努力的成果从它的手中被夺走。刚刚显得万能的组织被破坏、被粉碎了。优秀分子被消灭、被监禁、被放逐、被驱散。革命仿佛完蛋了。那些在暂时胜利时围着革命动人地歌唱的诗人们，转而使自己的竖琴弹出悲观、神秘、色情的音调。无产阶级自身也仿佛丧失了自信，士气低落。但是，归根结底，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已砍出了一道新的、最重要的印痕，已不可能从此后退。失败成了通向胜利的阶梯。一次次咬紧牙关的新努力，一个个新的牺牲，——先锋队逐渐地集合起自己失散的队伍，并把被老一辈人的毁灭所唤醒的新一代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流了血、但未被战胜的革命，存活在压抑、隔绝的工人居住区和乡村那暗中的仇视中。它存活在人数不多、但久经考验的老近卫军的清晰的意识中，老近卫军们没有被失败所吓倒，正在对失败进行总结、分析、评断、估量，并确定新的支点，揭示总的发展路线，确定道路。毁灭之后又过了五年，运动再度爆发为1912年的春潮。从革命中产生的唯物主义方法，能用来估计力量，预见力量的变化，并在这一预见的范围内指导事变，——这乃是革命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革命最高的诗的境界。罢工的浪潮按照不可抗拒的计划性而增涨，在这一浪潮中，可以立即感觉到较之1905年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经验基础。但是，从先前那一发展中合乎规律地生成的、同样被预见到的战争，却切断了不断增长的革命的线索。民族主义淹没了一切；震耳欲聋的黩武主义体现着民族的意志；社会主义似乎永远地被埋葬了。然而，恰恰是在极端的明显的衰落关头，革命形成了其最大胆的预测：帝国主义战争将转变为国内战争，工人阶级将夺取政权。伴随着马路上炮车的辚辚声，伴随着用各种语言一致发出的沙文主义的叫嚷声，革命在战壕、在工厂、在乡村聚集起自己的力量。人民群众第一次无比敏锐地把握着历史事变的内在联系。1917年2月在俄国发生的事，是革命的一个巨大胜利。与此同时，这一胜利却仿佛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计划的激烈的谴责，把它看作是有害的、无望的。克伦斯基的，策烈铁里[36]的，革命爱国主义的校官尉官们的，喋喋不休的、斜眼的、发出刺鼻气味的、愚蠢的和卑鄙的切尔诺夫[37]们的时代降临了。啊，倾听着阿夫克森齐也夫[38]男高音的那些年轻的乡村教师和乡里的新录事们脸上出现多么心满意足的表情！啊，民主派从内心发出多么大的笑声，还有他们为回答“一小撮”布尔什维克的讲话发出多么疯狂的叫嚣！然而，各种力量较深刻的相互联系、群众逐渐增涨的情绪、革命先锋队的预见和作用，却事先就决定了这“革命民主派”有名无实的力量的崩溃。革命的诗意不仅在十月革命激浪的自发增涨中，而且也在领导者政党清晰的意识和紧张的意志中。在7月，当我们遭毁灭、被取缔、被监禁、被宣布为霍亨索伦王朝[39]的奸细、失去一切时，当民主派报纸要把我们埋进诬陷的坟墓时，——我们身在地窖里，在监狱中，仍感到是胜利者，是支配局势的主人。在革命这一预先决定的变动中，在革命的政治几何学中，——就有革命最高的诗。十月革命只是作为一个终结到来的，——它立即又带来了许多新的重大课题和难以估量的困难。进一步的斗争要求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红色赤卫队猛烈的进攻，为等待时机而提出“不战不和”的灵活公式，在敌人的最后通牒面前暂时的让步。但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革命政党起初拒绝与霍亨索伦王朝讲和，随后却又连和约都不曾读完就签了字，就是在这时，革命政党也没有感到自己失败了，仍觉得自己是局势未来的主人。它用外交上的涵养促进了事件的革命演变。1918年11月作出了对它的回答。[40]诚然，历史的预见不可能具有数学般的准确性。在一种场合下它会有所夸大，在另一种场合下它会估计不足。但是，先锋队自觉的意志作为一种越来越大的要素，包括在各种准备着未来的力量的结构之中。革命政党的责任感深化和复杂化了。党的各种组织深入到人民的最深处，它摸索、估量、预测、准备、指导着。诚然，在这一时期，它更多的是后退而不是进攻。但是它的后退并不改变其历史行动的总路线。这只是些片断，是一条大路上的弯曲。新经济政策是“散文气的”吗？那还用说！参加罗将柯[41]的杜马，在第一届苏维埃听从齐赫泽[42]和唐恩[43]主持会议的铃声，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封·屈尔曼[44]谈判，——这些也都不是有趣的事。但是，罗将何和他的杜马消失了，齐赫泽和唐恩、封·屈尔曼及其主子被推翻了……新经济政策到来了。到来了，还将离去。一个认为革命没有除掉苏哈列夫卡市场的气味却又失去了自己的芬芳的艺术家，是空虚的，是废物。如果具备其他必需的条件，一个诗人，只有当他学会从整体上把握革命并将革命的失败视为通向胜利的阶梯，当他洞察革命的后退是有计划的，当他善于在自发势力低潮时期在各种力量的紧张准备中发现革命不灭的激情和革命的诗意，他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诗人。十月革命完全是民族的，但这不仅仅是自发势力，这也是民族的大学校.革命的艺术必须上这个大学。这是一门很艰难的课程。就其农民基础而言，还由于幅员的辽阔和文化的交错，俄国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混乱、最无定形的革命。但就其领导、就其定向方法、就其组织、就其目标和任务而言，它又是众多革命中最“正确”、最周密、最完善的革命。在这两个极端的结合中，便是我们革命的灵魂及其内在的面貌。楚科夫斯基能说出那些较为小心的人藏在心中的话，在他那本论未来主义的小书中，他如实说出了十月革命的主要毛病：“外表上是狂暴的、灾难性的，实质上却是深思熟虑的、动脑筋的、精明的。”他们最终也许只承认狂暴的、灾难性的革命，他们或他们的直系后代甚至还把家谱从这一革命算起，因为，不深思熟虑、不动脑筋的革命永远不会将事业推进到底，也就是说，不会将事业推进到被剥削者战胜剥削者为止，它永远不会动摇寄食者的艺术和寄食者的批评脚下的物质基础。在以前的所有革命中，群众总是狂暴的、造成灾难的，而他们之后的资产阶级却是很有算计的、精明的，资产阶级并且借此摘取了胜利果实。对于这种群众在其中表现出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却没有表现出政治头脑的革命，那些唯美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自发论者、神秘论者、风派批评家先生们是不难接受的，他们还会以严格规定的浪漫主义仪式将其奉为典范。一次被压下去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也许能在乘着胜利者大车而来的艺术中得到宽宏大量的美学承认。不用说，前景是非常使人快慰的。但是，我们宁愿有一次胜利的革命，即使它没有得到呆在失败者大车上的艺术的承认。赫尔岑说过，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代数学。这一定义也许有更大的理由转用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才是真正的革命代数学。在外来的目光所见的舞台上，是混乱、春汛，没有定形，无边无际。但这种混乱是经过算计和度量的。其各个阶段均已被预见到。各阶段交替的合理性已被洞察并包含在铁一样的公式里。简单的混乱是盲目的深渊。而在起领导作用的政治中却有着明察和警觉。革命的战略不像自发势力那样无定形，而像数学公式那样完善。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看到了见诸行动的革命代数学。这正是一个首要的特征，它不来自乡村，而来自工业，来自城市，来自城市精神发展的最新成就。明晰性、现实性、思想的物质力量、极度的彻底性、路线的明确性和坚定性，——十月革命的这个基本特征是与十月革命的艺术同路人们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是同路人。应该把这一点说给他们听，——为着保持革命路线的那种明晰性和明确性。曲意奉承的路标转换派在被认作是路标转换派机关刊物的《俄罗斯》杂志上，列日涅夫[45]用尽了他所有的、却并不很大的力气，攻击了整个路标转换派。他不无根据地揭露他们身上过时的、早熟的斯拉夫主义。确实，在这一点上他们并非无过：路标转换派想亲近革命的愿望是相当可嘉的，但他们为此所需要的思想拐杖，看上去却非常拙劣。似乎，列日涅夫有些出人意料的攻击只应该受到欢迎。但结果并非如此。路标转换派不知所措地、笨拙地瘸行着，脚尖朝里，仿佛在走近革命，而列日涅夫却精神抖擞地走着，离革命越来越远。如果说，克柳奇尼科夫[46]或波捷欣[47]的过时的、不很周密的斯拉夫主义让列日涅夫不安，那么，并非因为这是斯拉夫主义，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想摆脱所有的意识形态。他将此称为：确认生活的权利。整篇文章的构筑异常巧妙，且是深思熟虑过的。作者取消了革命，并与革命一同顺带取消了完成革命的一代人。他这样来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似乎问题就在于：捍卫如今在我们苏维埃俄罗斯形成的新的一代，反对老人们——唯心主义的民主派、教条主义者及其他人，列日涅夫先生将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归入这一类。然而，他所接受并加以庇护的新一代是什么样的呢？起初觉得，这指的是这样一代人，他们坚决割断了与民主派意识形态及其所有虚构的继承关系，建立了苏维埃制度，而且，不论好坏，正在继续进行革命。起初这样觉得，——列日涅夫以一种精细的心理算计使人产生这一看法，因为这样较易取信于读者，好随后把读者掌握在手中。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出现了三代人，而不是两代人：一是准备了革命、但按照一般法则无力完成革命的一代；二是完成革命的一代，这一代人参加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和“破坏的”工作；三是应当不破坏法律、而要实施法律的一代。这新的一代的特征概括得有些模糊，尤其显得曲意奉承：他们是些壮汉，是没有偏见、没有任何多余之物的建设者。而列日涅夫先生所认为的多余之物就是所有的意识形态。你们看到了吧，革命和一般生命活动一样，“如河水流淌，如鸟儿鸣唱，自身完全是无目的的”。在讲这庸俗的哲理的同时，同样庸俗地向那些革命教条主义者频频点头，而每一个为革命的理论所武装、在革命之前就看见了确定的目标和创造性任务的人，却原来都是这样的教条主义者。生命活动“自身”是无一定目的的，它如同河水流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此处谈的是何种生命活动？如果指的是生物生理上的代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虽说在这一领域中，人也在以烹调术、卫生、医学及其他形式求助于目的论：人的生命活动与流淌的河水的区别就在于此。但是，构成生命活动的还有高于生理的某些因素。比如人的劳动，亦即人区别于动物的东西，就完全是有目的的：没有有目的地付出精力的行为就没有劳动。而劳动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占有某个位置。艺术，甚至是最“纯”的艺术，也完全是有目的的，因为，如果艺术脱离了重大的目的，哪怕这些目的尚未被艺术家所意识到，艺术也会蜕变为叮当响的小饰物。政治是具体化的目的论。革命是使千百万群众行动起来的浓缩的政治。怎么可能有没有目的的革命呢？与此相关，列日涅夫对皮利尼亚克的态度就非常重要。皮利尼亚克被列日涅夫宣布为真正的艺术家，几乎是革命的艺术创造者。“他接受了革命，传播了革命，把革命藏在内心……”，云云。对于皮利尼亚克来说，革命是溶解在自发势力中的，——如今对皮利尼亚克进行这样的指责似乎是冤枉了他。原来这正是一个艺术家的力量之所在。皮利尼亚克“不是表面上、而是从内心里接受了革命，给了革命以动力，揭示了革命固有的本质”。从内心里理解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似乎这是用革命最大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自觉的先锋队的眼睛去看待革命的意思。从外面来看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似乎在革命中所看到的只是自发势力、盲目的过程、暴风雪、混杂的事实、人物和阴影——这就是从外面看革命的意思。而皮利尼亚克正是这样来看革命的。与我们这些公式主义者不同，皮利尼亚克“将俄罗斯与革命艺术地综合了”。但是用何种方式才能使俄罗斯与革命“综合”呢？难道革命是外在的或外来的吗？难道革命不是俄罗斯的一种历史状态吗？难道能够把俄罗斯与革命分开、把它们对立起来，然后再将它们综合起来吗？这等于在谈论一个人与他的年龄的综合、一个女人与她的分娩过程的综合。语词和概念的这种奇怪的组合是从何而来的呢？它正来自对待革命的外在的、外来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却是意外的事件；俄罗斯及其过去和孕育着的未来都是不真实的，——而那个铭记在他们保守意识中的习见的、假定的俄罗斯，是不能与落到他们头上的革命相调和的。于是，这些人就必需在逻辑和心理上作长期的努力，以便把俄罗斯和革命“综合”起来，好使他们精神财富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皮利尼亚克因其缺点和弱点，似乎成了特为这些人而生的艺术家。对革命的目的论的否定，实质上就是将革命贬低为暂时性的农民暴动。这便是我们称之为同路人的那些作家中大多数人对革命所采取的有意的或无意的态度。普希金说过，我们的民众运动是一种无意义的、残酷的暴动。当然，这是一个贵族所下的定义，但却是一个带有贵族的局限性的深刻的和准确的定义。当革命运动还保留着农民性质时，它便如列日涅夫所说是“没有一定目的的”，或依普希金所言是“无意义的”。在历史上，农民阶级从未独立地上升到了解概括性的政治目标的高度，农民运动要么发展为在整个历史上均被镇压的普加乔夫起义和拉辛起义，要么成为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支柱。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是纯粹农民的。在农民没有找到领导者的地方，——这领导者或是旧的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是我们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农民的运动都给现存制度以打击，动摇那一制度，却从来也不能实现有计划的转折。革命的农民从来不能建立国家政权。在斗争中农民能建立游击队伍，但从来没有上升到建立集中的革命军队的高度。他们因此遭到了失败。我们的革命诗人几乎全都后退到普加乔夫和拉辛的立场，这多么值得注意啊！瓦西里·卡缅斯基是拉辛的诗人，而叶赛宁是普加乔夫的诗人。当然，诗人们从俄国历史上这些戏剧性的时期获得灵感，这并非坏事；糟糕的、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不会换一种方式对待当今的革命，只会将革命溶解在盲目的叛乱、自发的起义中，抹去了一百至一百五十年的俄国历史，就像它从未有过似的。皮利尼亚克说：“农夫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吃饭是为了干活，干活是为了吃饭，对了，除此之外，就是出生、生孩子、还有死亡。”当然，这是把农民生活粗俗化，但它却是一种艺术上合理的粗俗化。如果说，我们的革命不是这样的一次疯狂的起义，它为着自觉的、合理的、坚定的和不断变化的生活原则而反对生活的自发的、无意义的、生物的机械性，亦即反对旧俄国历史的农夫之根，反对其无目的性，反对其“神圣的”、愚蠢的卡拉塔耶夫气质[48]，那么，我们的革命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从革命那里去掉这一点，那么，革命的价值便不及那些为它而燃烧的蜡烛了，要知道，燃烧掉的还不仅是蜡烛呢。但是，如果说皮利尼亚克、甚或列日涅夫的观点表达了农民对革命的真正态度，这不仅是对革命的诬蔑，而且也是对农民的诬蔑。不，我们伟大的历史成就就在于，农民们正在笨拙地、熊一样地、走走停停进进退退地脱离旧的、无思想的、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并逐渐地进入自觉建设的领域。还要过上几十年，卡拉塔耶夫气质才会焚烧殆尽。但这个过程已经开始，而且开始得很好。列日涅夫的观点并不是农民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俗子的现点，这位俗子藏在昨天的农夫背后，因为他还不想露出他自己今天的脊背：因为这个脊背是很……不艺术的。***“新古典派”艺术，您要知道，是预言，艺术作品是预感的体现，因此革命的艺术就是……革命前的艺术。在充满反动思想的文集《野蔷薇》中，这一哲理为穆拉托夫[49]和阿·埃夫罗斯[50]所发挥，他们各自运用自己的方式，结论却一致。说战争和革命是在各种物质条件和各阶级的意识中得到准备的，这完全是无可争议的。说这一准备通过不同途径在艺术中得到了反映，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无论如何这是革命前的艺术，多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暴风雨前苦闷的艺术。而我们说的是革命的艺术，亦即革命所创造的、从革命中汲取了新的“预感”、同时也滋养革命的艺术。这一艺术没有成为过去，而是还在前头。几乎独自统治着革命后最初几年那相当荒凉的艺术田地的未来主义者和立体主义者，已被从他们最先占领的阵地上挤了出来，这既因为他们没有、实质上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本去解决他们那些漫无边际的艺术问题，也因为……苏维埃的预算削减了。现在我们听说，有了古典主义。而且我们又听说，古典的艺术就是革命的艺术。而且还听说：古典主义就是“革命的孩子和革命的实质”。（阿·埃夫罗斯语）[51]这当然是令人愉快的腔调。奇怪的只是，古典主义为何要在四年的沉思之后才忆起它与革命的血缘关系呢？真正很谨慎，是古典主义的谨慎……但是，说阿赫马托娃、韦尔霍夫斯基[52]、列昂尼德·格罗斯曼[53]和埃夫罗斯的“新古典主义”是“革命的孩子和革命的实质”，这样说对吗？关于“实质”的话，这自然是一时激动说出来的。但是，说新古典主义是“革命的孩子”，不是可以从谈论……新经济政策的那个意义上这样说吗？问题可能显得意外，甚至不得体。其实，它具有其最合理的根据。新经济政策影响所及已在彼岸的《路标转换》引起了反响，我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转换的理论家们接受了革命的“实质”。他们想巩固、整理革命的成就，他们的旗帜就是“革命的保守主义”（见克柳奇尼科夫文）。对于我们来说，新经济政策是革命轨道上的一个弯曲，这一轨道总的方向是上行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弯曲实质上决定着轨道的整个走向。我们认为，历史的列车刚刚开动，这不过是它在车站上的片刻停留，为的是加水以增加蒸汽。他们却认为，在运动的混乱最终暂停之后，应当保护的正是平静的秩序。新经济政策产生了路标转换派，新经济政策也使人发现，新古典主义是“革命的孩子”。“我们活着；在我们的动脉，是全力跳动的、健康的脉搏；其跳动与当今（！）时代的节奏合拍；我们没有因为过去的逝去而失眠和倒胃口……”这些话说得非常好。甚至比作者想说的还要稍好些。革命的孩子们，你们看见了吧，没有因为过去的逝去而倒胃口！……不消说，这是些胃口不错的孩子们。但革命决不会如此宽容，以至于把那些没因发生革命而失眠或跑出国的诗人们认作自己的孩子。阿赫马托娃有过几行有力的诗句，谈及她为何不到那些人那里去的问题。她没有走，这很好。但阿赫马托娃自己也未必认为她的歌来自革命，新古典主义宣言的作者过于性急了。没因革命而失眠，——这还不意味着对“实质”的理解。未来主义无疑没有把握住革命，但它有内在的愿望，这愿望在某种意义上是与革命平行的。未来主义者中的优秀分子曾热中于革命，也许，现在还是这样。而新古典主义仅仅……未失去胃口。新古典主义很像路标转换派诗歌，也就是说，很像新经济政策的同胞姐妹。说到底，这是很自然的。如果说，未来主义倾心于革命混乱的变动状态，试图用处于混乱的变动状态的词语来表达自我，那么，新古典主义则用平静、用固定的形式、用正确的标点符号来表达要求。借用《路标转换》的话，这可称之为……“革命的保守主义”。玛丽埃塔·莎吉娘如今已完全清楚了，莎吉娘对革命持善意的、甚至“同情的”态度，其根源则是那最不革命的、亚细亚式消极的、基督教式不抵抗的世界观。莎吉娘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自己的命运》可作这一点的注解。小说中的一切都放在心理中，而且是放在扎根于宗教的超验的心理中。一般的“性格”，灵魂与精神，本体的命运和现象的命运，连绵的心理谜语，——为了让这一堆杂物不显得过于出奇，小说情节便安排在一家精神病疗养院中展开。那里有一位最杰出的教授，目光非常敏锐的精神病医生，他还是一位最高尚的丈夫和父亲，最不平常的基督徒；妻子平常些，但对基督的恭顺却与丈夫完全一致；女儿试图造反，可后来却为了上帝而压制了自我；作为故事叙述人的年轻的情神病医生，与这家人完全一样：敏锐、温和、虔诚；还有一个带有瑞典人姓氏的技师，他不同寻常地高尚、善良、聪慧、天真，能忍让一切，敬奉上帝；神父列昂尼德不同寻常地敏锐，不同寻常地亲切，当然，就其职业而言也敬奉上帝。在他们周围，是些疯子与半疯子，通过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教授的敏锐和深刻，另一方面表现出敬奉上帝的必要性，这个上帝未能创造出一个没有疯子的世界。另一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来到此地时还是一个无神论者，自然后来也皈依了上帝。主人公们在议论：教授是承认魔鬼呢，还是认为恶是无个性的呢？结果，他们倾向于认为，没有魔鬼也行。书的封面上印着：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写的都是一些奇怪的事，如此而已！莎吉娘的那些敏锐、善良、虔诚的主人公们唤起的不是同情，而是全然的冷漠，这冷漠时而还会转变为厌恶。虽然用的是廉价的语言和非常外省气的幽默，仍能看出一个聪明的作者；尽管这样，其主人公仍时而让人厌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虔诚、恭顺的人物中，就已有了虚假，人们感到，这些人物与其作者格格不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作为作者本人的对立面被作者创造出来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地方、其中包括在他那出尔反尔的基督教信仰中，都是情绪激动的，充满愤恨的。而莎吉娘看来确实是一个善良的人——不过只是闺房中的善良。她将其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心理洞察力装在闺房世界观的框框里。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并公开说过。革命完全不是闺房中的事件。因此莎吉娘那听天由命的温顺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目的是极端不协调的。也正因为如此，她那些聪明绝顶的虔诚的人物便散发着伪善的臭气（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字眼）。莎吉娘在她的文学日记中谈到了随时随地为文化而斗争的必要性：如果人们把鼻涕擤在手上，就教他们使用手帕。此话正确，听了使人振奋，——尤其在当前，在人民大众首次开始进行自觉的文化建设的时候。但是，没有用惯手帕的（他们没有手帕！）、半文盲的无产阶级，已永远不再做上帝吩咐下来的蠢事了，正在寻找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的途径，他们较之那些最有教养的男女反动分子，不知要文明多少倍；那些反动分子会把哲学的鼻涕擤在神秘主义的手帕上，并利用最复杂的艺术招数和畏畏葸葸地从科学那儿偷来的东西使这一很少美感的动作变得复杂起来。就其本质而言，莎吉娘是反革命的。她那宿命论的基督教义，她对一切非闺房的东西的闺房式的淡漠，——这便是使她与革命和解的东西。她不过是手里提着行李、带着哲学的和艺术的手工活，从一个车厢换到了另一个车厢而已。也许，她甚至觉得，以这一方式可以最真实地保存个性。不过从这一个性没有向前拉出任何一条线索。[1]弗·伊万诺夫（1895—1963），苏联作家。——译者注。[2]吉洪诺夫（1896—1979），苏联诗人。——译者注。[3]克留耶夫（1887—1937），苏联诗人。——译者注。[4]帕夫洛维奇（1895—1980），苏联女诗人。——译者注。[5]我曾收到一位经验丰富和博学多识的记者针对这几句话咆哮如雷的来信，其中提出了文学具有阶级性的证据。我的这位新闻记者从正面理解了这句讽刺的话。我担心这样的事也会出现在其他人身上：世上细心的读者并不很多。因为我在此加上一个脚注：“请注意，这里是讽刺！”[6]柯里佐夫（1809—1942），俄国农民诗人。——译者注[7]位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交界处。——译者注。[8]俄国在1861年进行了农奴制改革。——译者注。[9]基里洛夫（1890—1943），苏联诗人。——译者注。[10]传说中的古俄罗斯城市，后神秘地沉入湖底。——译者注。[11]《卡勒瓦拉》系芬兰民族史诗。——译者注。[12]古罗马神话中的守门神，有前后两个面孔，可瞻前顾后。——译者注。[13]比利宾（1876—1942），俄国画家，常为俄罗斯童话作插图。——译者注。[14]马里延戈夫（1897—1962），苏联诗人。——译者注。[15]舍尔舍涅维奇（1893—1942），苏联诗人。——译者注。[16]库西科夫（1896—1977），俄国诗人。——译者注，[17]叶赛宁的《普加乔夫》（1921）为诗剧。——译者注。[18]尼基京（1895—1963），苏联俄罗斯作家。——译者注。[19]这里指的是大卫（1748—1825）的名画《马拉之死》。——译者注。[20]指左琴科的故事集《纳扎尔·伊里奇·西涅勃留霍夫先生的故事》。——译者注。[21]即白军头领之一的高尔察克（Колчак），这里把高尔察克称为“拖尔察克”（“Толчак”，意为“推搡”），有讽刺其拉壮丁扩充白军的意思。——译者注。[22]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后知羞耻，乃以无花果叶遮掩阴部。——译者注。[23]霍达谢维奇（1886—1939），俄国诗人。——译者注。[24]即“军事工程总局”。——译者注。[25]即“国营造纸工业企业管理总局”。——译者注。[26]《奥古洛夫镇》是高尔基于1909年写的一部揭露小市民庸俗生活的小说。此处用“奥古洛夫镇”借指僻远保守的小城。——译者注[27]耶稣的门徒，他死后第四天耶稣使其复活。——译者注。[28]即“炮兵总部”。——译者注。[29]即“高等学校管理总局”。——译者注。[30]指彼得堡（今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译者注。[31]楚科夫斯基（1882—1969），苏联作家、文艺理论家。——译者注。[32]勃洛克（1880—1921），苏联诗人。——译者注。[33]马赫诺（1884—1934），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乌克兰的反革命头领之一。——译者注。[34]加邦（1870—1906），俄国神父，沙皇暗探局密探，1905年曾煽动彼得堡工人请愿游行，导致工人流血。——译者注。[35]赫鲁斯塔廖夫（1877—1918），俄国政治活动家。——译者注。[36]策烈铁里（1881—1959），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后任临时政府的部长。——译者注。[37]切尔诺夫（1873—1952），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之一，后任临时政府的部长。——译者注。[38]阿夫克森齐也夫（1878—1943），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之一，后任临时政府部长。——译者注。[39]霍亨索伦王朝是1871至1918年间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集团。——译者注。[40]指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译者注。[41]罗将柯（1859—1924），俄国大地主，1911至1917年任国家杜马主席。——译者注。[42]齐赫泽（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译者注。[43]唐恩（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译者注。[44]屈尔曼（1873—1948），1917至1918年任德国外交大臣。——译者注。[45]列日涅夫（1891—1955），苏联文艺理论家。——译者注。[46]克柳奇尼科夫（1886—1938），路标转换派思想家。——译者注。[47]波捷欣（生卒年不详），路标转换派思想家。——译者注。[48]卡拉塔耶夫是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人物，他是宗法制农民的典型，主张逆来顺受、不以暴力抗恶。——译者注。[49]穆拉托夫（1881—1950），俄国作家。——译者注。[50]埃夫罗斯（1888—1954），苏联文艺理论家。——译者注。[51]见文集《抒情圈。诗抄与批评》，莫斯科，1922年。顺便提一句，这本用古典主义来取代立体主义的集子的封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主体主义意味。[52]韦尔霍夫斯基（1878—1956），苏联诗人，文学史家。——译者注。[53]列·格罗斯曼（1888—1965），苏联作家。——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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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非十月革命文学<<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一部当代文学第一章非十月革命文学脱离者。——发狂者。——“岛民”。——坐享其成者。——“靠拢者”。——神秘主义和奉罗扎诺夫为典范。十月革命推翻的不是克伦斯基政府，而是以资产阶级所有制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这一制度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官方文学。这一制度的崩溃不可能不成为——并且已经成为——十月革命前的文学的崩溃。善鸣的诗歌之鸟，与智慧之鸟猫头鹰一样，只在晚霞降临时才出现。白天办事，黄昏中，感情和理智才开始对办完的一切进行认识。唯心主义者们，其中包括他们那些又聋又瞎的追随者——俄国主观主义者们，认为推动世界的是意识，是批判的思维，换言之：是知识分子在领导进步。事实上，在过去全部的历史中，意识只是在事实的后面跛行，在有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之后，职业知识分子反对进步的愚钝已无需再加以证明了。这一规律在艺术领域也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将诗人与先知相提并论的传统看法，只是就一种意义而言才是可以接受的，即诗人对时代的反映和先知们同样地迟钝。如果说有些先知或诗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这也仅仅意味着，他们对社会发展的一定要求所作出的反映，不像他们的其余同行那样迟钝。为了使革命“预感”的黎明前的震颤通过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俄国文学的全身，历史就需要先让以前数十年间国家的经济基础、各社会集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感觉发生最深刻的变化。为了让个人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和癫痫病患者占据文学的前台，就需要先让1905年革命因其内在的矛盾而失败。杜尔诺沃[1]在十二月打垮工人，斯托雷平驱散两个杜马又成立第三个。幸福的美人鸟在日落后歌唱的时候，预言的猫头鹰也在这时飞出来。在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7）的那种企图调和君主制、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尝试中，整整一代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或曰堕落了）。社会的制约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有意识的倾心。然而，知识分子和供养它的统治阶级是一个连通器：两端水平面等高的原理亦可运用于此。在日俄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普遍的失败主义情绪中得到表现的知识分子旧有的激进主义和叛逆精神，在6月3日[2]的星光下迅速地消逝了。知识分子涂上几乎是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玄学和诗学的脂粉，求助于教会神父们的帮助，越来越公开地“自决”了，宣称他们具有独立于“人民”的自我价值。这一自然而然的资产阶级化过程的刺耳叫声，是一种报复行为，因为人民在1905年的固执和不敬曾使知识分子感到伤心。例如，两次革命之间这一时代最轰动的（如果不是最深刻的）艺术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在普罗托波波夫[3]和阿姆菲捷阿特罗夫[4]的报纸上找到了归宿，这一事实本身就象征性地表明了安德列耶夫的象征主义的社会根源。在这里，社会的制约已转变为公开的倾心。资产所级妥协的脂肪，积存在最精致的个人主义、从容的神秘主义探索和优雅的忧天悯人的表皮之下，而当六三政体的“有机”发展受到世界大战的灾难的震动时，这一点便立即通过最庸俗的爱国主义打油诗表露了出来。但是，无论是六三诗歌，还是其社会基础，都难以经受战争的考验：六三政体军事上的失败折断了两次革命之间一代知识分子的脊梁。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感到，他荣誉之塔建筑其上的那小块曾让人觉得十分坚实的土地正在脚下消失，他挥舞着手尖叫，嗓音嘶哑，唾沫四溅，试图拯教什么，捍卫什么……尽管有了1905年的教训，知识分子仍然企图恢复他们对群众的精神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战争加强了他们的这些幻想。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这样一种心理混凝土，这种混凝土自然不会由先天不足的“新的宗教意识”来提供，甚至朦胧的象征主义也不想提供。从战争中生成、又直接中止了战争的民主革命，在极短的时期内曾强有力地推动了知识分子救世说的复活。3月发出最后一次历史的闪光[5]。正要燃尽的烛芯冒出了克伦斯基的黑烟……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是一个路标，它远远超越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同时也顺带标出了知识分子无可挽回的失败。但就是在失败之中，被过去所有的罪过压倒在地的知识分子仍在疯狂地强调这一失败的崇高。世界在他们的感觉中完全颠倒：他们天生是人民的代表，他们手握着历史的处方手册。布尔什维克滥用中国的鸦片和拉脱维亚的靴子，与人民为敌长久不了……新年时的祝酒词是：“一年后莫斯科见！”这是十足的愚蠢和颓废！但很快就清楚了：与人民为敌治理国家确实不行，而与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流亡知识分子为敌却能做到，甚至还很成功。本世纪初革命前的微波、没有成功的第一次革命、紧张却不稳固的反革命均势、战争的爆发、3月的序幕、10月的正剧——所有这一切都像冲锤一样沉重和经常地撞击着知识分子的意识。哪里有闲去消化事实、将事实转化为形象并为形象找到语言的表达呢？是的，我们有了勃洛克的《十二个》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几部作品。这是一些东西，是一些迹象，一笔数目不大的定金，但这不是对历史的偿还，甚至算不得偿还的开始。在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艺术总是表现得令人吃惊地无能。没有被召唤去作神圣牺牲的诗人们，照例显得比世上所有微不足道的孩子更微不足道。那些恰如驾云一般在社会利益和激情之上翱翔的象征派诗人、高蹈派诗人、阿克梅派诗人，在叶卡捷琳诺达尔的情报社[6]或皮尔苏茨基[7]元帅的保安警察队伍中露了面。他们在崇高的弗兰格尔[8]激情的诗歌和散文中诅咒我们。比较敏感的、部分地是比较谨慎的人则沉默不语。玛丽埃塔·莎吉娘[9]曾有趣地谈到，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她以纺织学校教员的身份在顿河地区活动。为了不至于完全丧失自我，她不仅要离开写字台走向织布机，而且还要离开自己。另一些人则混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政治教育机关、博物馆，默默地躲过这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悲惨、最可怕的事件。革命的年代是诗歌几乎完全沉寂的年代。对此负有责任的完全不是造纸工业管理总局。因为，即使当时缺乏纸张印诗，现在总可以印了。不一定要赞成革命的诗，哪怕有些反对革命的诗也好。国外的文学我们是清楚的：完全是一个零。但我们的文学也还没有给出任何与时代相称的东西。***文学在十月革命后想做出一副样子，似乎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过，似乎这一切均与它无关。但结果，不知为何，十月革命却开始在文学中主宰一切，重新筛选和安置文学，——这完全不只是就行政方面而言，同时也是就某种更深刻的意义而言的。旧文学最重要的一部分并非偶然地转移到了国外，——其结果是，正是在文学方面，这一部分不再受人重视了。布宁还存在吗？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10]，不能说他不存在了，因为实质上他从未有过。库普林呢？巴尔蒙特[11]呢？奇里科夫[12]本人呢？或许，还有那以保留旧体硬音符号和旧字母Б为其最明显文学特征的《火烈鸟》、《北极光》和其他出版物呢？所有这些都是些写在柏林车站旅客意见书上的东西：很久没有安排去莫斯科的马，于是旅客们就骂上了。在最僻远的外省的《北极光》中，艺术创作的代表是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奇里科夫、别尔乌辛[13]，以及其他一些未必真的诞生过的在职的逝者。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揭示了某些其实是相当模糊的生活特征，但仅因为如此，他已被从一个圈子中撵了出来，这个圈子就是旧硬音符号的保存者和其他一些我不客气地称之为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所组成的连环保。一小节题为“历史是欺骗不了的！”的社会学实践课！好吧，来谈谈暴力：土地被夺走了；工厂被夺走了，银行储蓄被拿走了，保险柜被撬开了，但才华呢？思想呢？这些没有重量的宝贝被运到国外，其规模之大，让俄国“文化”、尤其让这一文化十分殷勤的赞美者马·高尔基感到可怕。为什么从这一切之中什么也没有产生出来呢？为什么流亡者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名字、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也提不出来呢？因为，历史和真正的（而非赞美者的）文化是欺骗不了的。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进入了俄国人民的命运，对一切事物表明自己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断。过去立即离去了，暗淡了，枯萎了，只有站在十月革命立场上的回顾才能艺术地复活过去。谁置身在十月革命的前景之外，谁就会完全地和永远地变得精神空虚。因此，那些对此“不赞成”或与此“不沾边”的智者和诗人都成了精神空虚者。他们实在也无话可说。正是因为这一点而非其他原因，流亡文学是不存在的。对不存在的东西就无法评断。在流亡者死尸的腐烂中，形成一个吹着口哨的无赖的抛了光的典型。所有的流派与倾向都注入了他的血液，就像一场花柳病后，他便具有了对之后的任何一种思想病毒的免疫力。不知害羞的韦特卢金先生就是这种典型最彻底的代表。也许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开始写作的。但这无关紧要。他的几本小书（《第三俄罗斯》、《英雄们》）表明，其作者读过、见过并听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也会耍耍笔杆子（manderlapiume）。他的那本书的开头，近乎哀歌，哀悼的是知识分子最精致的死亡的灵魂；而结尾则是一曲对奸诈的背袋商贩的颂歌，您要知道，这背袋商贩将是未来的“第三俄罗斯”的主人。似乎这将是真正的俄罗斯，它保护私有财产，不装腔作势，然而又是不断富裕起来的，贪婪残酷的。曾当过白军、在白军垮台后又抛弃了他们的韦特卢金，预见性地把自己提名为背袋商贩的俄罗斯的思想家的候选人，从确定自己使命这一意义上说，这事做得很精确。但一谈到第三俄罗斯……不管怎样都能无误地听出，用清晰的语体说话的可惜是一个滑头。韦特卢金的第一本书大约写于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时，他当时以为苏维埃俄罗斯要完蛋了。不多的几个月过去了，期望没有实现，如栗我们没有弄错的话，韦特卢金如今又正混迹于路标转换派。但这反正都一样；犬儒主义使他完全不会有思想动摇，甚至不会有变节行为。我们再补充一点，韦特卢金正在写一部虚构的小说，用了一个引人深思的书名：《一个恶棍的手记》……这样的恶棍不少。韦特卢金不过是其中较出众的一个罢了。他们甚至在大公无私地撒谎，这只是因为，他们已丧失了分辨真理和谎言的兴趣。也许，他们正是那期待着第三俄罗斯的第二俄罗斯真正的渣滓。衣襟敞得更高、却更苍白些的是阿尔达诺夫先生[14]。他更像一个立宪民主党人，因而更是一个伪君子。阿尔达诺夫似乎属于那类惯用高级的怀疑主义（不是犬儒主义，噢，不是的！）腔调的聪明人。这些人反对进步，乐意接受维科[15]那幼稚的历史循环论。一般而言，没有人比怀疑论者更迷信。阿尔达诺夫们不是充分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自己正面的神话体系；但政治上的怀疑主义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借口，让他们从永恒性的角度去看待一切政治现象。这有助于那种带有最高贵含混的特殊风格的形成。阿尔达诺夫们几乎真的认为他们与一般的革命者、尤其是共产党人相比有着极大的优势。他们觉得，我们理解不了他们所理解的东西；他们以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不是全体知识分子都曾受过那种构成阿尔达诺夫们的政治资本的政治怀疑主义和文学风格的熏陶。在流亡生活的闲暇中，他们统计了苏维埃领导人讲话和声明中形式上和事实上的矛盾之处（难道可能没有矛盾吗？）以及《真理报》社论中的病句（应当承认，这样的病句不少），其结果，与智慧（他们的）相对的愚蠢（我们的）一词，便在他们的行文中俯拾皆是。是的，他们错过了历史，什么都未预见到，政权丢了，资本也随之而去，但这一切还得用多种原因来解释，主要的一个原因——entrenous[16]——就是俄国人民粗野的性格。但是，阿尔达诺夫们自认为是高于一切的修辞家，——仅就一点而言是这样，他们克服了米留可夫[17]软绵绵的句式和格森[18]那蛮横的辩护人式的句式。他们的风格精美简单，没有加重的语气和个性，对于那些无话可说者的文学习惯来说，这种风格最合适不过了。与话题不相干的自在的交谈方式，这为我们的老知识分子所缺乏的理性和风格的文雅性，是在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4年间）形成的。现在又加进一些在欧洲的偶然所见，他们就写起书来：他们讽刺，回忆，装出快要打呵欠、又出于礼貌忍住呵欠的模样，他们引用各种外国语言，作怀疑主义的预言又立即推翻它。起初这一切很有趣，后来则感到乏味，最后就让人讨厌了。这是无力语句的招摇撞骗，死啃书本的无所事事，精神上的奴颜婢膝！住在巴黎的唐·阿米纳多用愉快的诗歌形式最出色地表达出了韦特卢金们、阿尔达诺夫们及其他一些人的共同情绪：谁能担保理想的正确？谁能担保人类将自由？！存在的尺度何在？！前进吧，将军！……再活十年！您我都已足够！我们看到，这位西班牙人并不高傲。“前进吧，将军！”将军们（甚至还有海军将官）曾前进过。只是他们都没有走到……***在国境的这一边，也留下不少十月革命前的作家，他们近似于彼岸的作家，是革命的国内流亡者。“十月革命前的”这个词会让将来的文化史家感到沉重，就像与近代史相对的“中世纪的”一词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对于大多数十月革命前文化的坚定拥护者而言，十月革命确实像是匈奴人的入侵，为了躲避这些匈奴人，需要逃进燃着所谓“知识与信仰之灯”的避难所。然而，这些藏匿者、脱离者们并未表现出新的力量。诚然，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前的”或称“非十月革命的”文学比流亡文学要重要得多。但是，它仍是模仿的，惊人地苍白无力。这一年内出了多少诗集啊，——许多诗集中都署有叫得响的名字，小巧的书页上是简短的诗行，每一行都不坏，这些诗行组成一首诗，诗中有不少的艺术，甚至还有过时感情的回声，——但是，今天的、十月革命后的人则完全不需要所有这一切，就像行军中的士兵不需要玻璃珠串一样。内容充实、版式精美的《人马星座》文集，似乎就是这种脱离的文学，这种不再为人重视的思想感情的绝境的终结，文集中有索洛古勃[19]、罗扎诺夫[20]、别连松[21]、库兹明[22]、戈列尔巴赫[23]及其他一些人的诗歌、文章和书信，总共印了三百册，都带有编号。一部描写罗马生活的长篇小说，几封谈公牛阿比斯[24]性崇拜的书信，一篇论地上和天上的索菲娅的文章，——总共三百册编了号的书，——这是多么的无望，怎样的苟延残喘啊！哪怕是咒骂和发狂也好，那毕竟更像是生活。“不敬圣物的人们，你们很快就将被棍棒驱进旧的畜栏。”（齐·吉皮乌斯[25]，《1914—1918年间诗歌近作》）这当然不是诗，而是多么赤裸裸的政论啊！一个神秘主义的颓废派女诗人想拿起棍棒（而且用的是抑扬格！），多么无与伦比的一小块生活啊。当吉皮乌斯用她那“永远挥动”的鞭子吓唬“人民”时，如果认为她的咒骂一连数百年都能震撼人心，这当然是一种夸大，但透过这一因环境的原因完全可以谅解的夸大，您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性格：看到一个彼得堡贵妇人，她昨天还那么懒洋洋的，那么具有天赋和自由思想，那么现代化，——可是突然之间，这位充满闲情逸致的太太看到了来自“穿钉靴的”贱民一方的丧尽天良的、可恨的忘恩负义，她因自己最神圣的东西受到亵渎而将其有气无力的凶狠转化为女人疯狂的尖叫（虽然用的是抑扬格）。真的，即使这尖叫不能震撼人心，那它也将会让人感到兴趣，也许，一百年后的一位俄国革命史家会指出，一只钉靴怎样踩着了一个彼得堡贵妇抒情的小脚趾，这贵妇立即表明，在那层颓废、神秘、色情、宗教的外衣下隐藏着一个实在的私有者的女巫。正因为这种天然的巫术，齐纳伊达·吉皮乌斯的诗才高出于其他一些更为完美、却是“中立的”亦即僵死的诗作。当您在如今那些数量极多的“中立的”小书中看到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26]的《奇迹庭院》时，您几乎打算去与这火怪、骑士、蝙蝠和死月的现代化浪漫主义的谎言妥协了，因为书中有反映残酷的苏维埃现实生活的两三篇短诗。这里有首谣曲，说一个马车夫连同他的马被政委索恩赶上了死路；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士兵出售搀有碎玻璃的盐；最后还有一首谣曲，说彼得格勒的自来水管道为什么坏了。作品的式样是闺房式的，这才能深受乔治表兄和安娜阿姨的喜爱。但这些毕竟是生活的点滴反映，而不仅仅只是那些收进所有百科词典的陈词滥调的过时的回音。我也打算暂时附和乔治表哥的意见：这是些非常非常可爱的诗。继续写下去吧，mademoiselle[27]！这里谈的不仅是经历了十月革命的“老人”。还有一群非十月革命的年轻小说家和诗人。很难确定，这些年轻人有多年轻；但不管怎样，在革命前和战争前的那个时代，他们或刚刚开始写作，或完全未曾开始。他们写短篇，写中篇，写诗，他们在作品中以显然还不太个性化的手法描写不久前为在应有的范围中得到承认而应该描写的东西。革命踏碎了他们的希望（那只“钉靴”！）。他们便尽力装出一副事实上什么也未发生过的模样，并在那些还不太个性化的诗作和散文中表达他们受到伤害的高傲。只是为了散散心，他们时而也在背后发一通小脾气。这一群本中的领班是《岛民》的作者扎米亚京[28]。他这本书原本是写英国人的。扎米亚京了解英国人，在一系列的特写中描写他们，描写得不坏，但这一描写最终还是相当肤浅的，作者像一个善于观察、富有才能、却对自己要求不甚高的外国人。但在这同一本书里，也有他描写俄国岛民、描写知识分子的特写，那些人生活在他们感到陌生和敌对的苏维埃现实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在这些特写中，扎米亚京写得更细致，却不见得更深刻。归根结底，作者本人也是一个岛民，而且来自一个小岛，他从当今的俄罗斯流亡到了那个小岛上。无论扎米亚京是写伦敦的俄国人还是写彼得格勒的英国人，他仍然无疑是一位国内流亡者。就其用以表达特殊的绅士写作风度（近乎假斯文）的考究风格而言，扎米亚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在受过教育、尚无成就的年轻岛民圈子中当教师的。[29]艺术剧院的一群人是最明显的岛民。他们不知道拿他们那高超的演技、拿他们自己怎么办。他们觉得周围进行的一切都是敌对的，至少是陌生的。试想：这些人至今还生活在契诃夫戏剧的情绪之中。1922年的《三姐妹》和《万尼亚舅舅》！为了等过阴雨天，——阴雨天是不会长久的，——他们上演了《昂戈夫人的女儿》[30]，别的不说，这出戏提供了稍稍反抗一下革命政权的可能……如今，他们在向装模作样的欧洲人和舍得花钱的美国人展示，旧的地主的俄罗斯的樱桃园如何美好，那些戏多么精致和令人陶醉。这是从事精致的戏剧的一群高贵的、将要绝种的人……最有才能的阿赫马托娃是否也归入这些人之列呢？在“诗人行会”[31]中聚集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写诗的人，他们熟悉地理，分得清洛可可式和哥特式，用法语表达思想，完全献身于文化。他们认为（完全合理地），“我们的文化还只是婴儿模糊不清的牙牙学语”（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32]）。外表的抛光不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因为“光泽无法取代真正的文化”（格奥尔基·伊万诺夫[33]）。他们的鉴赏力相当敏锐，甚至能觉察到奥斯卡·王尔德不过是位假绅士而非一个诗人；在这一点上不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鄙视那些不珍视“阅历，亦即条理性、知识和前进的志向”的人，——而这样的缺点并不与我们无缘。他们非常细致地推敲他们的诗。他们中的某些人，如奥楚普[34]，甚至很有才华。奥楚普是一个善于写回忆、梦境和恐惧的诗人。他时时处处都陷入到过去之中。只有回忆才能使他看到“生活的幸福”。“我甚至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一个旁观者诗人、一个想使自己的生命摆脱死亡的小市民的位置，”他亲切地自嘲说。不过，他的恐惧绝非歇斯底里的，而几乎是平稳的，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欧洲人的恐惧，而且简直令人感到慰藉的是，没有神秘主义的抽搐，完全是一种文明的恐惧。但为何他们的诗是不结子的花蕾呢？因为他们不是生活的创造者，因为他们不是生活的感觉和情绪的形成过程中的参与者，他们只是一些迟到的坐享其成者，是他人鲜血浇灌出来的文化的模仿者。他们是受过教育、甚至很文雅的模仿者，是博学多识、甚至很有天赋的口技演员，——仅此而已。戴着文明世界公民面具的贵族韦尔西洛夫[35]，过去曾是别人的文化的最有教养的食客。他具有在几代贵族中培养出来的那种趣味。他在欧洲觉得几乎如同在家里一样。他带着宽容或恶毒的轻蔑打量那种与皮萨列夫“同属一类”、说法语带有烤圣饼女人口音的激进派大学生，至于他们的举止……关于举止最好还是别谈了。但是，这类60年代的大学生及其70年代的继承者都是俄罗斯文化的建设者，——与此同时，韦尔西洛夫却最终成为一个最无出息的坐享其成者。20世纪初俄国立宪民主派，这过时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文化、文化的稳固基础、文化的风格、文化的“芳香”充满敬意，甚至表示“景仰”，——对比之下，自己却完全是个零。请回顾一下那种最坦率的轻蔑吧，立宪民主党人曾带着这种轻蔑，从他们那教授、律师、作家的文化的高空俯视布尔什维克；再请将这一轻蔑与历史对立宪民主派表示的轻蔑作一比较。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的文化修养也全都是异族文化在俄国社会生活表层上过时的反映，这和韦尔西洛夫的情形一样，只不过是翻译成了资产阶级教授的语言而已。在西方的历史上，自由主义曾是一场反对天上和地上各种权威的强大运动，它在革命斗争的狂暴中提高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所了解的法国，日常生活十分文明，是完善的礼仪之邦，彬彬有礼已融进民众的血液，而这样的法国，是从几次革命的烤炉里出来的。这样一个变动、震荡、灾难的“野蛮”过程，已沉积在有其有力的方面和弱点、有其准确性和不灵活性的当代法语中，同时也沉积在法国艺术的风格中。要重新给法语以灵活性和弹性，——顺便说一句，——还需要一场新的大革命（不是语言的，而是社会的）；要将虽有许多新东西、但十分保守的法国艺术提高到另一个更高的水平，也需要一场这样的革命。我们的立宪民主派，这自由主义过时的仿造品，却企图从历史上捞取议会制度、文化礼仪、稳健艺术（建立在利润和地租的坚实基础上）的油水。看中个人或团体的欧洲风格，进行详细的考虑以至吸收过来，以便后来从这些风格的任何一种之中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阿达莫维奇、伊列茨基和其他许多人有足够的能力。然而，这不是文化的创造，而只是坐享其成。曾有某位立宪民主派美学家，乘闷罐车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之后，他咬着牙谈起这趟旅行。他说：一个受过最好教育的欧洲人，镶有最好的假牙，关于埃及人的芭蕾技巧有精深的学识，可是粗野的革命却使他必须与长满虱子的背袋商贩一同旅行，——听到这话时，您就会对假牙和芭蕾美学、对所有这偷自欧洲小铺的文明产生生理上的厌恶；您会坚信，在历史的机关中，那个衣衫褴褛的背袋商贩身上最小的虱子，也比这个通体文明、却毫无用处的孤芳自赏者更重要，也可以说，更必要。在战前时代，也就是在那些文化的坐享其成者四肢着地、发出爱国主义的哀号之前，我们的报纸风格开始形成。不错，米留科夫仍在含糊不清地、长篇大论和拐弯抹角地写那些教授气和议会气的社论，他的助理编辑格森则摆出了一些最好的离婚案例。不过总的说来，在《俄国新闻报》这张可敬的素色油画上，他们还是摆脱了传统的国粹式的平铺直叙。这一追随欧洲的报纸风格上的小小进步（顺便提一句，为这一进步付出了1905年的鲜血，各党派及杜马也是在这次流血后产生的），似乎在1917年革命的浪潮中无影无踪地沉没了。如今在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离婚的和没离的，都带着极大的幸灾乐祸，纷纷指出苏维埃报刊文学上的差劲。确实，总的看来，我们写得不大好，没有风格，模仿别人，甚至模仿《俄国新闻报》。也许，是倒退？不，这只是由对进步的坐享其成的模仿、由雇佣律师的廉价货色向整个人民的最伟大的文化跃进的过渡，人民——只要稍稍给点时间！——将创造出自己的报纸风格和其他一切的风格……再谈谈另一类人：ralliés[36]。这一取自法国政治的术语，是指那些靠拢者。这一术语原是指那些与共和国妥协的、过去的保皇主义者。他们拒绝为国王而战，甚至不再对国王寄予希望，于是恭顺地把自己的保皇主义翻译成了共和的语言。他们之中未必有人写得出《马赛曲》，假如《马赛曲》事先没有写成的话。他们是否会怀着激情歌唱《马赛曲》那反暴君的词句，也值得怀疑。但是，靠拢者活着，也让别人活着。在当今的诗人、画家、演员等等中有不少这样的ralliés……他们不诽谤，不咒骂，相反，他们接受一切，但大体上如此并且“不承担责任”，——在需要表态的场合，他们会耍外交手腕保持沉默或恭顺地回避，总的看来，他们能忍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参与。这不是那些路标转换派，——他们仍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只是那些被安抚的艺术的顺民，那些有时不无才气的代行职务的公务员。这样的ralliés我们随处可以找到，甚至在肖像画中也有：他们画“苏维埃人”的肖像，有时作画的还是大艺术家。经验、技巧，什么都有，只是这些肖像却不像。为什么呢？因为画家内心对其所描绘的对象不感兴趣，没有精神上的共鸣；他们“描绘”一个俄国的或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像在画院里画一只玻璃瓶或一个大头菜一样，或许，态度比这还要中立。名字不必指出，因为这是整整一个阶层。靠拢者不会从天上摘下北极星，也不会发明无声火药。但他们是有用的，必需的，——他们将成为新文化的肥料。而这一点完全不是什么小事。***当今非十月革命的艺术丧失了创造精神，这一点在知识分子的宗教探索和发现的景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些东西“滋养”了革命前文学的主流——象征主义。关于这一点需要在这里谈几句。从本世纪初开始，知识分子由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由马克思主义——经过批判哲学（康德主义）——走向神秘主义。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年代里，“新的宗教意识”多次闪烁出微弱的火光。然而现在，当官方东正教的巨石真的被挪动后，这些室内神秘主义者们却各自以其奇怪的方式夹起了尾巴：他们不适应这样的规模。不是在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沙龙先知和报刊圣人们的推动下，相反，而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反对下，汹涌澎湃的革命波涛冲到了未经改革过的俄国教会的大墙下。俄国教会用其生硬僵死的形式、机械的仪式和国家的力量抗拒历史。它在沙皇国家面前卑躬屈节，——然而，它却几乎比其专制的盟友和保护人多支撑了几年而保持不变。但是，终于轮到它了。教会中革新的路标转换派，是一种预先就已官僚化了的资产阶级改革的过时的尝试，它以适应苏维埃国家的要求作为掩护。在工人阶级革命前的总共几个月里，我们的政治革命即已完成，——这也是违反资产阶级的意愿的。而教会的改革在无产阶级胜利后又过了四年才展开。如果说“活的教会”为社会革命唱了圣歌，这也只是为了寻找一种保护色。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教会。教会改革所追求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目的：把教会从中世纪等级制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用对待神灵的更为个性化的态度取代做样子的礼仪和萨满教，一句话，就是给宗教和教会更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最初的四年中，教会用阴沉的防御的保守主义将自己与无产阶级革命相隔离。如今它正转向新经济政策。如果说，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那么，教会的新经济政策则是嫁接到封建主义树干的资产阶级枝桠。对劳动人民专政的认可，是上面提到的做样子的法则促成的。但是，教会的千年大厦已开始摇晃。在左边，——“活的教会”也有其左翼，——响起一些较为激进的声音。再左些，是一些激进的派别。刚刚觉醒的天真的唯理论，为无神论和唯物论的种子翻松了土壤。在这个宣布自己不属于这一世界的王国中，大动荡和大崩塌的时代已经到来。那种“新的宗教意识”何在？那些来自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文学沙龙、文学小组的先知和改革家们何在？人智说何在？全都杳无音信……那些可怜的神秘主义顺势疗法师们，感觉自己如同被抛在春汛期冰面上的家猫。第一次革命的酒醉产生了他们的“新的宗教意识”，第二次革命则踏碎了这一意识。例如，别尔嘉也夫[37]先生仍在指责那些不信上帝、不关心来世生活的人身上的资产阶级习气。难道不可笑吗？社会民主党的短暂历史，使这位作者会用“资产阶级习气”这个字眼，如今他用这个字眼抗击苏维埃的反基督者。然而，糟糕的是，俄国工人毫不迷信，而资产阶级却纷纷成了信徒，——在他们丧失了资产之后。这便是革命给人的诸多难堪之一，因为革命彻底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新的宗教意识”就这样走向乌有，然而，它却在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污迹。整整一代诗人是把1905年革命当作圣约翰节[38]之夜来接受的，他们曾在那一夜的篝火上烧焦了脆弱的翅膀；他们把上天的等级带进了自己的生活秩序。两次革命之间的青年追随着他们。但是，受坏传统的左右，诗人们从前在困境中总是诉诸自然女神、牧神、战神和爱神，因此，从诗歌形式的角度看，奥林匹斯山的民族化是实现了。最终是战神还是圣叶戈里，——这要视是扬抑格还是抑扬格而定。毫无疑问，在许多人那儿，至少是在有些人那儿，在这下面隐藏的是他们的感受，——什么样的感受？——主要是恐惧。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把知识分子的恐惧溶化在普遍的焦灼不安之中。接着又出现了革命，革命把他们的恐惧浓缩为惊慌失措。期待什么？向谁求助？以什么为依托？除了教堂日历外，什么也没剩下。去搅匀那战前在别尔嘉也夫和其他人的小药房里蒸馏出的新宗教的液体，——如今想干这事的人已不多：谁有神秘主义的要求，只要为自己画一个祖传的十字就行了。革命擦洗掉了个人主义的纹身，揭示出传统的、世袭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与母乳一起吸收来的，并由于批判思维的怯弱而没有为它所瓦解。基督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定居在诗中。圣母的头巾，——在这机器纺织工业的时代，——成为诗歌最流行的织物。读到我们的大部分诗集、尤其是女诗人的诗集，你会莫名其妙，——真是每一步都离不了上帝。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拉德洛娃[39]和其他一些真正的和初学的女诗人们的抒情圈子是很狭小的。这个圈子包括女诗人本人，一个戴礼帽或者靴子上钉有马刺的陌生男人，还一定有一个没有特征的上帝。这是一个方便的、可随身携带的第三者，受过很好的室内教育，是一位时常可以履行妇科医生职责的家庭友人。这个已不年轻的人物，受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及其他人的委托要做她们个人的、时常是相当麻烦的事情，他怎么还能抽出空余时间来管理宇宙的命运呢？——这简直难以理解。对于非常有机的、生物学的、非常精通妇科学的什卡普斯卡娅[40]（什卡普斯卡娅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来说，上帝是某种类似媒婆和接生婆的人，也就是说，他带有全能的长舌妇的属性。如果允许用主观主义的语调，那么我们乐意承认：这个臀部宽大的女人的上帝即使不给人以庄重的印象，但也比神秘主义哲学的温床孵出的那只超凡脱俗的鸡雏更讨人喜欢。最后必然会得出结论，——一个受过教育的庸人那正常的脑袋只是一个垃圾箱，历史随手把它不同时代各种成果的碎皮烂壳扔进去：这里面有启示录，有伏尔泰，有达尔文，有圣诗，有比较语文学，有二乘二，有硬脂蜡烛。一份可耻的、比穴居野人的无知还要丢人的杂拌。这个摇动尾巴，一定想“效劳”的“万物之灵”，在这之中听到了“不朽灵魂”的声音！一经检查，那个所谓的灵魂只是一个“器官”，它还不如胃或肝完善、协调，因为那“不朽灵魂”上有许多发育不全的赘块和盲囊，那儿不断聚集着时而会引起瘙痒和精神脓肿的各种积污。有时，这些东西发泄为一行行押韵的东西；于是这就形成了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诗歌，并印成了整整齐齐的书。***不过，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空虚和腐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样一件事上如此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即现在普遍地把罗扎诺夫奉为典范，说他是一个“天才的”哲学家、预言家、诗人，顺带还是一位精神骑士。其实，罗扎诺夫是一个明摆着的败类、懦夫、寄食者、马屁精。这些构成了他的本质。他的才能超不出这一本质的表现。谈起罗扎诺夫的“天才”，人们主要是指他在性领域的新发现。但是，倘若他的某个崇拜者试着把罗扎诺夫用他吞吞吐吐、含含混混的语言谈论性对诗歌、宗教、国家的影响的话汇集到一起并加以系统化，——所得也许相当可怜，一点也不新鲜。奥地利心理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荣格、阿尔伯特·阿德勒[41]等人）在性因素对个人性格和社会意识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大得多的贡献。事实上，两者无法比拟。甚至连弗洛伊德最荒诞的夸张，也比罗扎诺夫那些漫无边际的猜测更为重要，更有成效。罗扎诺夫完全成了一个故意装疯卖傻的人，一个毫不掩饰的闲谈家，他老调重弹，废话连篇。但是应当承认，那些乐于赞扬罗扎诺夫而不害羞，并拜倒在他面前的内外流亡者们倒是找对了地方：罗扎诺夫以其精神的寄生、奴颜婢膝和胆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那些人基本的精神特征，即面对生活的胆怯和面对死亡的胆怯。有个叫维克多·霍温的人——是不是一个未来主义理论家？——证实说，罗扎诺夫下流的多变是由一些最复杂、最细致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罗扎诺夫投奔了革命（1905年），却并不脱离《新时报》，后来又转向右翼，这只是因为被他所揭示的超个性的平庸吓着了；如果说他在宗教仪式问题上曾跑去完成谢格洛维托夫[42]的委托，如果说他为右派的《新时报》写稿，同时又用笔名为左派的《俄罗斯言论》写稿，如果说他以拉皮条者的身份使青年作家归附苏沃林，这也只是因为他精神构造的复杂和深邃。如果罗扎诺夫是在革命受到迫害时接近革命，而在革命胜利时再离开革命，那么，这种愚蠢的、唾沫横溅的辩护还稍有说服力。但在罗扎诺夫身上恰恰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波别多诺斯采夫[43]炙手可热的时代，罗扎诺夫曾把“霍登场惨案”[44]当作一个涤罪的牺牲来歌颂。在1905年10月间，当年轻的革命仿佛要把统治者打翻在地时，他接受了立宪会议和恐怖手段以及所有最革命不过的东西。6月3日（1907年）之后，他歌唱六三政变分子。在“贝里斯案件”时，他证明犹太人喝过基督的血。死前不久，他以他固有的装疯卖傻的做作，又写到了犹太人，说他们是“世界第一民族”；当然，这与他在“贝里斯案件”时的表现相比要稍好一些，虽说换了一个方向。罗扎诺夫身上最实在的一点就是：在权势面前他一辈子都像一条蛆一样蠕动。这是一个类似蛆虫的人和作家：蠕动着，滑溜溜的，粘乎乎的，根据需要而收缩或伸长，——像条蛆，令人厌恶。罗扎诺夫曾无礼地称东正教会是一个粪堆，——当然，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说的。但他遵守宗教仪式（出于胆法，也为了以防万一），临死时，他领了五次圣餐，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他对自己的上天也像对付出版家和读者一样，耍两面派。为了一个铜板，罗扎诺夫公开拍卖自己。他的哲学也一样，适于卖钱。他的风格也完全能出卖。他是内部装修者和设备齐全的住宅的诗人。他挖苦教师和先知，自己总是教导人：生活中最主要的是柔软、温暖、丰腴、甜蜜的东西。近几十年中，知识分子迅速地资产阶级化了，他们竭力追求柔软和甜蜜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为罗扎诺夫感到害臊，就像一个年少的资产阶级后代为一个公开传授其经验的放荡娼妓而感到害臊一样。然而，罗扎诺夫在本质上是属于他们的。如今，当“有教养”社会内部旧有的隔阂和腼腆一样已失去任何意义时，罗扎诺夫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变得十分高大。如今他们在对罗扎诺夫的崇拜中联合起来：这里有未来主义的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45]、霍温），有列米佐夫[46]，有人智说的幻想家，有不富于幻想的约瑟夫·格森，有过去的右派，有过去的左派！“颂扬这位食客吧！他教会我们热爱甜蜜的东西，我们曾念念不忘海燕，却丧失了一切。如今我们已被历史抛弃——没有甜蜜的东西……”***一场灾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总是一场大的检验，因为它能无误地揭示出真正的而非表面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正是通过十月革命，那几乎全是反十月革命的十月革命前的艺术，才暴露出它与旧俄罗斯各统治阶级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如今已清晰可见，甚至用不着用手去摸一摸。地主、资本家、文武将军、他们的律师和他们的诗人都流亡了。他们全都认定，文化已经死亡。当然，诗人曾以为自己是独立于资产者的，甚至还与资产者吵过架。但当问题一涉及真格的革命，诗人便立即表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食客。“自由”艺术的这一历史教训，是与民主政治的所有其他“自由”的教训同时展现的，民主政治一直跟在尤登尼奇[47]后面打扫、擦洗……与古老的、民间的、集体的艺术相对立的个人的和职业化的近代艺术，是在统治阶级富裕和有闲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并一直得到统治阶级的供养。当社会关系未被搅乱时，这种供养因素几乎感觉不到；而当革命的斧头砍倒旧的支柱时，这一因素便十分刺目地突出出来。食客和受供养者的心理完全不等同于温顺、有礼和恭敬。相反，这种心理必然会产生十分激烈的场面、感情的冲动、意见的分歧和彻底决裂的威胁，——也仅仅是威胁。有这种“心理”的老贵族食客的典型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48]几乎时刻处于在家里造反的状态之中。但是，记得他最远也没越出谷场。将奥皮斯金与那些院士和几乎是经典作家的人，如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齐纳伊达·吉皮乌斯、尼·科特利亚列夫斯基[49]、扎依采夫[50]、扎米亚京等人相比，这当然太粗鲁了，至少是不礼貌的。但是，历史的歌曲中的词是删不掉的。他们都表现为一些食客和被供养者。如果说，在一些人那里这一特征得到了比较强烈的表现，那么，在大多数国内流亡者那里，部分地是由于一些不取决于人的条件，主要地应该认为还是由于气质的不同，被齐根伐倒的受供养心理带上了一种阴郁忧愁的特征，并在回忆和反复的体味中逐渐走向乌有。安·别雷[51]在别雷身上，两次革命之间（1905—1917）情绪和内容上颓废的而在技巧上精致的个人主义的、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文学得到了较为浓缩的表现；通过别雷，这一文学响声最大地撞击在十月革命上。别雷相信文学的魔力；因此，关于他可以说，他的这个笔名[52]本身就表明了他与革命的对立，因为革命最富战斗性的年代就是在红与白的斗争中度过的。别雷关于勃洛克的回忆录——其无情节的琐碎和任意的心理拼凑让人吃惊，——能使人以十倍的清晰感觉到，在多大程度上这是另一时代、另一世界、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世界的人。这里的问题决不在于两代人的交替，——这些人是我们的同代人，——问题在于社会气质、精神类型和历史根源。对于别雷来说，“俄罗斯是一片宽阔的绿色草地，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53]的草地，沙赫马托沃的草地”（沙赫马托沃是勃洛克的庄园）。在这一近似绿色草地、而且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沙赫马托沃草地的革命前和革命中的俄罗斯的形象中，那个旧俄罗斯的、地主官僚的、最好也只是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底蕴埋藏得多么地深，它与我们仿佛隔着天文数字般的距离。离得很远，这很好，由此越过几个世纪跳到十月革命，这是多么大的跳跃啊！……白净草原[54]也好，沙赫马托沃草地也好，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草地也好，奥勃洛莫夫卡[55]的草地也好，——这都是宁静和植物界和谐的形象。别雷扎根于过去，而过去的和谐哪里可见呢？相反，在别雷那里，一切都动摇了，一切都倾斜了，失去了平衡。他用来替换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宁静的，不是发展变化，而是忙乱的和徒劳无益的原地跑步。别雷虚假的运动，只是在正在消失的、解体的旧生活沼泽地小草丘上的来回蹦跳和拼命挣扎。他语言的旋转没有目的地。其中也没有思想革命性的影子。看其内心，这是一个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保守者，他已失去立足之地，感到绝望。《幻想家手记》这份靠别雷振作起来的杂志，是一位描写日常生活的绝望的作家和一位知识分子的融合，那位作家的炉子正冒着烟，而那位知识分子则习惯于精神的娱神活动，若没有沙赫马托沃草地，他甚至连来世的生活也很难想到。“幻想家”别雷是立足于地主官僚传统基础之上的乡土派，只环绕着他自己绕大圈子。脱离生活轴心的个人主义者别雷，想用自己来取代整个世界，从自己出发并通过自己来建造一切，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一切，——而他的作品，尽管具有各种不同的艺术价值，却仍无疑是旧生活诗意的或唯灵论的升华。因此，在我们这个群众和速度的时代，在这个新世界的真正创造者的时代，这种顾怜自我的不能脱俗的忙碌，这种对自己精神生活中最平庸事实的神化，总归是令人讨厌的……如果对与勃洛克的会见作如此虔诚的描写，又怎么描写那些与人民命运相关联的伟大事件呢？在别雷关于其幼年时代的回忆（《科季克·列塔耶夫》〉中，有一些艺术上并不都真实、内容上却往往可信的有趣的心理洞察。但是，这些洞察的彼此之间的联系因神秘的议论、虚妄的深邃、形象和语言的堆砌而沦落到毫无用处的地步。别雷肘抵膝顶，竭力想穿过童年的灵魂挤到彼岸世界去。他的肘印在每一页上都清晰可见，而彼岸世界却老不见有。说实在的，这个世界能从哪里出现呢？不久以前，别雷关于他自己——他总是关心自己，讲关于自己的故事，绕着自己转圈，闻闻自己，舔舔自己，——写下了几点很正确的意见：“在我那个‘最高纲领’的抽象理论的概念下，也许隐藏着一个小心翼翼搜寻立足点的最低纲领派。我走着迂回的路接近一切，利用假设、暗示和方法论上的论证，自远处搜寻着立足点，始终处于观望的犹豫之中……”（《回忆亚历山大·勃洛克》）别雷称勃洛克为最高纲领派，却直接把自己说成一个“孟什维克”（当然是神圣的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的）。这些话竟出自一个幻想家和怪人（大写的！）的笔端，真让人感到意外；但归根结底，你若老是谈论自己，有时也能说出些真话。别雷不是“最高纲领派”，连最低程度上的也不是；他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最低纲领派”，在新环境中眷念、寻觅着旧生活和他的世界观的残片。他走着迂回的路接近一切，这一点完全正确。他的整本《彼得堡》都是用迂回的方法构建的。因此，读这本书是一种苦役。甚至在那些获得了艺术效果的地方，也就是当读者的感觉中有形象生成时，这一效果也是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取得的，因而，在经历过迂回的道路、紧张的苦役之后，读者并未体验到审美上的满足。这就好比您被人带着通过烟囱进入一所房子，进去之后您却发现房子有门，从门口进去要简单得多。他的有节律的散文是可怕的。句子服从的不是形象的内在发展，而是外在的节律，这种节律最初让您感到多余，接着因纠缠不休让您腻烦，最后——能要您的命。预感到一个句子的结尾将是有节奏的，光是这一件事就足以引起强烈的恼怒，就像在失眠时等待着百叶窗的再次咯吱作响一样。在别雷那儿，与节律操练同时出现的还有语词崇拜。人的语词不仅能表达概念，它也具有其音响价值，这是完全没有疑义的；不这样看待语词，就不会有诗歌，同时也不会有散文技巧。我并不打算否认在这一领域中归到别雷名下的成绩。然而，一个最有分量、最响亮的词，也不可能传达出超过其含义的东西。别雷在语词中，就像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字中那样，寻找着特殊的、隐秘的第二含义。因此，他常常把自己驱进语词的绝路。如果您把中指压在食指上去触摸一件东西，您会感到摸的是两件东西，但如果继续体验下去，您就会觉得不自在：您不去正确使用触觉，而是在为了欺骗自己而强制触觉。别雷的艺术手法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那些手法中始终有假装的复杂化。谐音语词的游戏，用语词的断折或声响的联系替换逻辑的或心理的动机，这就实质而言是中世纪式的停滞思维的特征。别雷的那些保守的概念在克服了保守性的圈子里越是无用，他就越紧地抓住语词，越是发狂似地强制它们。在描写繁杂的旧生活时，别雷显得最有力。就是在那些地方，他的手法也是令人生厌的，但不是无用的：您能清楚地看到，别雷自己就来自这种旧生活，他与旧生活血肉相连，情投意合，他完全是保守、消极、温和的；节律和语词的抽搐，只不过是脱离了生活轴心的别雷与自己身上的消极和心胸狭窄进行徒然斗争的手段。大战期间，别雷成了德国神秘主义者鲁道夫·斯坦纳[56]（当然是一位“博士”）的追随者；在瑞士，他在人智说殿堂的画顶下守过夜。什么是人智说？就是以某些哲学和诗歌的引文为基础，用知识分子唯灵论对基督教进行的一种发霉的改头换面。再准确些的情况我就说不出来了，因为斯坦纳的书我没有读过，也不打算读。我认为自己完全有权不对那些解释魏玛女巫和基辅女巫的尾巴有何区别的“哲学”体系感兴趣，因为我完全不信女巫（如果不算上面提到的齐纳依达·吉皮乌斯的话，虽然我根本说不清她尾巴的尺寸，但我无疑相信她的存在）。安德烈·别雷则与我不同：既然天上的事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天上的事就该到处宣扬。别雷谈了他是怎样渡过运河的，他说得那样详尽，仿佛即便他没见到创世的第六日[57]，那他至少也亲眼目睹了客西马尼花园[58]中的那一幕，然而，就是这个别雷，一谈到他的人智学，话语就变得简短、约略，宁愿避而不谈。他只说了一句：“我非我，而是我身上的基督。”还有：“我们生于上帝，死于基督，复活在圣灵中。”这令人快慰，但……有点那个……不清楚。别雷没有作更为通俗的表述，显然是担心陷进过于诱人的神学具体化中去，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唯物主义必然要把一切实证的、“本体论的”信仰踩在脚下，这种信仰是按照物质的模样形成的，尽管是经过想象歪曲的。如果你确实相信神鬼，那么请解释一下，天使的翅膀是什么羽毛做的？女巫的尾巴由何种物质构成？出于对这些最合情合理的问题的恐惧，唯灵论者先生们将其神秘论精确化，以至于最终，他们星际的存在成了不存在的费解的别名。之后，他们又害怕起来（其实，用不着自找麻烦！），往后一躲，又靠近了宗教教义问答。就这样，人智学和一般哲学的宗教信仰的神秘论者们在精神上就在令人不安的空旷星际和神学的价目表之间摇摆不定。别雷顽强地、但徒劳地用声音的选择和强作的节律来掩饰空洞。别雷企图神秘地高踞在十月革命之上，甚至想顺便收养十月革命，给它指出在其他尘世之事中的地位，而他认为那些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整个都是“小事”。这一企图一落空，——怎能不落空呢！——别雷就变得凶狠起来。这一过程的心理构造，与一个会跳舞的玩具的内部构造一样简单：几个小孔，几根弹簧。但是，从别雷的这些小孔和弹簧中却产生一种启示，不是一般的启示，而是他安德烈·别雷独有的启示……“真理的精神迫使我说出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是的，您知道吗，是这样的……您想喝茶吗？’什么，难道完全没有平常人了吗？瞧这儿：我就是一个平常人！”没有味道吗？是的，一个勉强做出的鬼脸，一种清醒的装疯卖傻……而且还是做给经历过革命的人民看的！安德烈·别雷在为他那本非史诗的《史诗》所作的傲慢的序言中揭露我们的苏维埃时代，说它“对于一个感觉到自己负有描绘出巨大而宏伟画面的使命的文学家来说是可怕的”。您看到了吗，他这位适于描绘宏伟画面的人物，却倾心于“日常琐事的舞台”，倾心于对“糖果盒子”的描摹。试问，能更加粗暴地把现实和逻辑颠倒过来吗？是革命把这个别雷从宏伟画面引向了糖果盒子！别雷与其说在细节中莫如说是在语言的飞沫中几乎呛得喘不过气，他十分详尽地叙说着，讲他如何“在约翰大厦的圆顶下”……“被文学的雨水淋湿了身”（一点不差！）；讲他如何见到了“活思想之邦”；讲约翰大厦如何成了他“理学（！）旅行的形象”。纯洁与神圣的胡言乱语！读这些话，一页比一页更叫人难受。这是对心理虱卵自鸣得意的寻找，这是在指甲上对虱卵的神秘的处死——不在别处，正是在“约翰大厦的圆顶下”，——这是傲慢骄矜的、冷漠地打着呵欠的、胆怯迷信的涂鸦，而这被冒充为“宏伟的画面”；呼吁他转而面向由最伟大的革命在人民心理的地层上完成的一切，却被视为是要他去描摹“糖果盒子”。这是我们苏维埃俄罗斯的“糖果盒子”！多么的没有味道，多么放荡的语言！那座由精神游荡者和旅行者在瑞士建立的“约翰大厦”，恰好就是一个没有味道的、博士式的德国糖果盒，它装着“科季克”[59]和其他各种糖拌的苍蝇。而我们的俄罗斯如今则是一个巨大的画幅，描绘工作够做几个世纪。这里，我们这革命高山的山顶，是新的艺术、新的世界观、新的感情组合、新的思想节律、新的语言追求的发源地。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或三百年，解放了的人类精神的这些发源地将被人们怀着巨大的美学激情揭示出来……人们还将撞上那位“幻想家”，他曾不愿理睬革命的“糖果盒”（“糖果盒”！！！），却要求（向革命！！！）物质保障，以便让他去描写他如何在瑞士躲过战争，他如何日复一日地在不朽的灵魂中捕捉某种小昆虫并在指甲上将它们压扁——“在约翰大厦的圆顶下”。在那同一部史诗中，别雷宣称：“日常现实的基础对于我来说都是小事。”这是面对正在浴血改造“日常现实的基础”的人民说的。当然，不偏不倚，这正是胡说八道。而他要求配给粮食，却不是一般的份额，而是要求与巨大的画布成比例。人家没有很快发给他，他还生了气。因为一份配给，因为一件“小事”，是否值得破坏那最合乎基督要求的精神状态呢？要知道，他非他，而是他身上的基督。要知道，他将在圣灵中复活。那为何还要在我们尘世的小事中，由于配给的不足而在印刷纸上涂写怨恨呢？对人智说的笃信，不仅使人失去艺术趣味，也能让人失去社会羞耻感。别雷已是一个死人，在什么样的圣灵中他都难以复活。[1]杜尔诺沃（1845—1915），1905至1906年间的俄国内务部长。——译者注。[2]指1907年斯托雷平的“六三政变”，“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译者注。[3]普罗托波波夫（1866—1918），1916至1917年的俄国内务部长。——译者注。[4]阿姆菲捷阿特罗夫（1862—1938），俄国作家。——译者注。[5]指二月革命，它爆发于新历3月。——译者注。[6]情报社，是白军头领邓尼金的情报宣传机构。——译者注。[7]皮尔苏茨基（1867—1935），曾任波兰总统。——译者注。[8]弗兰格尔（1878—1928），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南俄白军首领。——译者注。[9]莎吉娘（1888—1982）苏联女作家。内战期间她曾任顿河第一纺织学校校长。——译者注。[10]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作家。——译者注。[11]巴尔蒙特（1867—1942），俄国诗人。——译者注。[12]奇里科夫（1864—1932），俄国作家。——译者注。[13]别尔乌辛（1870—1929）俄国作家，记者。——译者注。[14]马·亚·阿尔达诺夫。《火与烟》。[15]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译者注。[16]法文：“只在我们之间说说”。——译者注。[17]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政论家，史学家。——译者注。[18]格森（1866—1943），俄国政论家。——译者注。[19]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作家。——译者注。[20]罗扎诺夫（1856—1919），俄国作家。——译者注。[21]别连松（1859——1949）俄国诗人，文集《人马星座》主编。——译者注。[22]库兹明（1875—1936），俄国作家。——译者注。[23]戈列尔巴赫（1895—1942），苏联批评家。——译者注。[24]阿比斯，古埃及神话中的圣牛。——译者注。[25]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女诗人。——译者注。[26]奥多耶夫采娃（1901—1990），俄国阿克梅派女诗人。——译者注。[27]法文：“小姐”。——译者注。[28]扎米亚京（1884—1937），俄国作家，他的中篇《岛民》写于1918年。——译者注。[29]在写完这段话后，我又结识了一批不知为何也自称为“岛民”的诗人（吉洪诺夫等）。但在他们那儿，恰好能听到充满生气的调子，至少在年轻、朝气蓬勃、有希望的吉洪诺夫处可以听到。那么这一古怪的称谓是从何而来的呢？[30]法国轻歌剧作曲家夏尔·列科克的剧本。——译者注。[31]阿克梅派诗人团体。——译者注。[32]阿达莫维奇（1894—1972），俄国诗人，1922年侨居国外。——译者注。[33]格奥尔基·伊万诺夫（1894—1958），俄国诗人，1923年侨居国外。——译者注。[34]奥楚普（1894—1958），俄国诗人，1922年侨居国外。——译者注。[3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少年》中的人物。——译者注。[36]法文：归附者。——译者注。[37]别尔嘉也夫（1871—1948），俄国哲学家。——译者注。[38]古代俄罗斯多神教的农业节日，即夏至。——译者注。[39]拉德洛娃（1891—1949），苏联女诗人。——译者注。[40]什卡普斯卡娅（1891—1952），苏联女作家。——译者注。[41]疑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译者注。[42]谢格洛维托夫（1861—1918），曾任俄国司法部长，曾炮制“贝里斯案件”，指控犹太人贝里斯为举行宗教仪式而杀害了一个基督教的儿童。——译者注。[43]波别多诺斯采夫（1927—1907），曾任俄国教会总监，一生顽固地反对革命运动。——译者注。[44]1896年尼古拉二世加冕时，观者如云，在莫斯科霍登场挤死多人，史称“霍登场惨案”。——译者注。[45]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苏联作家，形式主义理论家。——译者注。[46]列米佐夫（1877—1957），俄国作家。——译者注。[47]尤登尼奇（1862—1933），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卫军头领之一。——译者注。[48]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的人物。——译者注。[49]科特亚列夫斯基（1863—1925），俄国文艺学家。——译者注。[50]扎依采夫（1881—1972），俄国作家，1922年定居国外。——译者注。[51]别雷（1880—1934），苏联作家。——译者注。[52]别雷原姓布加耶夫，他的笔名“别雷”在俄文中是“白色的”的意思。——译者注。[53]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译者注。[54]屠格涅夫写过一篇题为《白净草原》的小说。——译者注。[55]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同名主人公的领地。——译者注。[56]斯坦纳（1861—1925），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人智说的创始人。——译者注。[57]上帝用六日创世，第六日造世上的动物和人类。——译者注。[58]耶酥被出卖前领门徒最后祷告之处。——译者注。[59]出自别雷的《科季克·列塔耶夫》，意为小猫。——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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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词<<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谨将此书献给战士人朋友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柯夫斯基1923年8月14日*拉柯夫斯基（1873—1941），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主要成员之一。——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序艺术的地位可以用这样一些概括性的推论来加以确定。如果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未曾创建自己的军队，工人阶级的国家也许早就完蛋了，我们现在也就用不着去思考经济问题，更用不着去思考思想和文化问题了。如果专政在最近几年内不能组织好经济，让经济为民众提供出生活最必需的物质财富，无产阶级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经济现在是所有任务中的首要任务。衣、食、取暖，甚至扫盲等基本问题的顺利解决，虽说是最伟大的社会成就，但是还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原则的完全胜利。只有科学思维在全民基础上的向前运动和新艺术的发展，才可能证明：一颗历史的种子不仅伸出了茎，而且还开出了花。在这一意义上说，艺术的发展乃是对每一时代的生命力和重要性的最严格的检验。文化靠经济的乳汁滋养，文化的发展、复杂化和精致，都需要物质的丰富。我们的资产阶级曾使文学服从于自己，在它开始很有把握地大大富足起来后，就迅速地这样做了。无产阶级能够创造一种新的、亦即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学，但不是在我们目前的贫穷、匮乏和缺乏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室的途径来创造，而要通过广阔的社会经济和学文化运动的途径来创造。艺术需要丰裕和富足。艺术需要让高炉烧得更热些，车轮转得更快些，布梭走得更欢些，学校教得更好些。我们旧的文学和“文化”是贵族的和官僚的，是建立在农民基础上的。自信的贵族和忏悔的贵族在俄国文学最重要的一段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接着，在农民和市民的基础上崛起了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在俄国文学史中写下了自己的一章。经过民粹派的“平民化”，平民知识分子现代化了，分化了，并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化了。颓废派与象征主义的历史作用正在于此。从本世纪初起，尤其是从1908年间起，知识分子以及文学向资产阶级的蜕化就已全速进行着。战争给了这一过程一个爱国主义的结尾。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一决定性的事实也侵入了文学。以资产阶级为中心形成的文学崩溃了。精神劳动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中留存的多少还有些生气的一切东西，过去和现在都企图找到一个新的方向。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消灭，这一新方向的中心便是除去了资产阶级的人民。而人民是谁？首先是农民，部分地是城市的市民群众，其次才是工人，因为可能还无法从农民的原生质中把他们区分出来。这就是所有同路人的基本立场。已故的勃洛克是这样，健在的皮利尼亚克[1]、谢拉皮翁兄弟、意象主义者是这样。甚至连部分未来主义者（赫列勃尼科夫[2]、克鲁乔内赫[3]、瓦·卡缅斯基[4]）也是这样。我们的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无文化——的农民基础，表现出了它全部的消极力量。我们的革命是一位成了无产者的农民，他依赖农民，正在确定道路。我们的艺术是一位知识分子，他摇摆于农民和无产者之间，既不能与农民、也不能与无产者有机地结合，但由于他的中间位置，由于他的联系，他更倾向于农夫：做一个农夫他不可能，但他能够农夫化。然而，没有工人领导者，便没有革命。在处理主题时的基本矛盾便由此而来。甚至可以说，当今这急剧转折年代的诗人和作家们相互间的区别，首先就看他们是如何走出这一矛盾、用什么填充裂缝的：有人用神秘主义，另一个用浪漫色彩，第三个用小心翼翼的含混，第四个则用压倒一切的喊叫。尽管克服的方式不同，矛盾的实质却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包括艺术在内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相脱离；然而革命却是体力劳动者的事业。革命的最终任务之一就是要彻底克服这两种活动方式的脱离。就这一意义以及就其他所有意义而言，创造新艺术的任务，要完全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项基本任务的路线来进行。假装认为艺术能绕过当今时代的各种巨变，这是可笑、荒谬、愚蠢至极的。这些由人们发起、完成并冲击他们的事件，同时也改变着人们。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那些制造或体验这些事件的人的生活。这是就所有的艺术而言的，从最宏伟的艺术到最隐秘的艺术。如果大自然、爱情、友谊与时代的社会精神没有关联，那么抒情诗早就不存在了。只有深刻的历史转折，亦即社会的阶级再划分，才能激扬起个性，确定一个抒情地处理个性化诗歌各种基本主题的新角度，并借此把艺术从无休止的老调重弹中拯救出来。但是，时代“精神”难道是不知不觉地、独立于主观意志而起作用的吗？怎么说呢……当然，归根结底，时代“精神”影响到所有的人。它既影响那些接受并体现它的人，也影响无望地抵抗它、消极地企图躲避它的人。不过，消极躲避者会悄悄地死亡。抵抗者则仅只发出一两次迟到的闪光给旧艺术添点生气。而那将标出新的界限、拓宽创作河床的新艺术，只能由那些与其时代协调地生活的人来创造。如果标出一条从今天到未来的社会主义艺术的线，那就得指出，我们现在不过是从一个准备阶段走向另一个准备阶段。明确和概括地说，我们当今文学的分类是这样的：非十月革命文学，从苏沃林[5]的小品文作家到地主的苏霍多尔[6]的最细腻的抒情讳人，这一文学正与它所服务的阶级一同死亡。就形式的谱系而言，它是我们旧文学年长一脉的终结，那旧文学开头是贵族文学，最后成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学。“苏维埃”的农夫化文学，就形式看（但争议已经少得多了），它可以从旧文学的斯拉夫派和民粹派中引出自己的谱系。当然，农夫化的作家并非直接来自农夫。若没有先前的贵族兼资产阶级文学，他们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是那一文学年幼的一脉。现在，他们正在改头换面，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未来主义，无疑也是旧文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在旧文学中，俄国未来主义尚未来得及得到发展，并在必然地向资产阶级蜕化后，尚未来得及得到官方的承认。当战争和革命爆发时，它还处在放浪派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城市条件下每一新的文学流派所必经的。在大事变的推动下，未来主义使自己的发展纳入了新的、革命的轨道。当时，无产阶级的艺术尚未出现，实质上也不可能出现。未来主义虽然在许多方面仍是旧艺术放浪派的革命的分支，但它比其他流派更靠近、更直接、更积极地参与了新艺术的缔造。无论个别无产阶级诗人的成就多么显著，总的看来，所谓的“无产阶级艺术”还正在经历其学徒期，它向四面八方播撒艺术文化的元素，为暂时还是一个很薄弱阶层的新阶级吸收旧有的成就，就这一意义而言，它将成为未来社会主义艺术的源泉之一。将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艺术，因为无产阶级制度只是暂时的、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上的伟大就在于，它将为超阶级的、第一种真正人类的文化奠定基础。在过渡时期我们的艺术政策可能、而且应该是这样的：帮助已站到革命立场上的各种艺术团体和流派，使它们易于真正把握革命的历史意义，在对它们提出“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一毫不含糊的标准之后，在艺术自决方面给它们以充分的自由。革命在艺术中得到了反映（暂时还只是局部的），因为革命对于艺术家来说已不再是外来的灾难，因为新旧诗人和艺术家的行会正在与革命活的肌体相结合，学习从内部而非站在一旁看待革命。社会的漩涡还不会很快静息下来。在欧美还将有数十年的斗争。不仅我们这一代人，而且还有下一代人，都将成为斗争的参加者、英雄和殉难者。这一时代的艺术将整个地带有革命的标志。这种艺术需要新的意识。这一意识首先是与公开的或伪装为浪漫情调的神秘主义不相容的，因为革命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中心思想：集体的人应当成为唯一的主人，他的力量的大小取决于他认识和利用各种自然力量的本领。这一意识与悲观主义、怀疑主义及所有其他种类的精神沮丧也是不相容的。它是现实主义的，积极的，充满着能动的集体主义和相信未来的无限的创造信念……***论述当今文学、构成本书第一部的几章，是两年前作为几篇旧文的序来构思的，但在1922年夏天休假时，写作计划扩大了。这工作没有做完，一直拖到1923年夏。我不得不在新的文学资料的基础上大量补充、修改去年的东西。但是就是在现在，这些文章无疑还远不是完整和全面的……***本书的第二部收集了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4）这一阶段所写的文章（不系统）。1905年革命前的文学批评文章，我没有收在这里。原因有二：首先，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时代；其次，在那些文章中还有许多像是习作的地方。第二部的文章讲的是（远没有讲透）知识分子利己主义的蜕化、审美的“细腻化”、个人主义化、资产阶级化的时期。从两次革命间时代的实验室中，走出了“官方的”知识分子，如我们所见，他们是这样的：在战争时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在革命时是自私和暗中进行破坏的，是无思想和充满仇恨的，是反革命的。论述西方艺术文化生活的几篇文章也收进本书，因为它们也是服务于同一目的的，即说明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化是沿着什么方向进行的。本书第一、二两部的联系在于，过渡的、亦即当今的艺术植根于革命前的昨天。还有一个联系，它来自作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统一性。在组成本书第二部的那些旧文中，有不少文字是谈书刊检查制的。当然，这些文字会给不止一个敌视革命的批评家以向苏维埃政权伸舌头的口实。为了不让批评家先生们失去这一幸运的机会，那样的文字一行也没有删去，即使在有些文字明显地有助于得出针对苏维埃政权的“对称的”结论的情况下，也没有这样做。我在那些旧文中说，沙皇的书刊检查制是为了与三段论斗争而设置的。这是正确的。我们为争取三段论的合法与书刊检查制进行过斗争。同时我们证明，三段论本身是无力的。坚信某一抽象思想的万能，是天真的。思想必须成为血肉之躯，才会成为力量。相反，社会的血肉之躯，即使完全丧失了它的思想，仍然是力量。一个超过自身历史期限的阶级，仍能依靠其各种设施的巨大力量、财富的惯性作用和自觉的反革命战略而支撑数年和数十年。世界资产阶级如今就是这样一个超过了自身期限的阶级，它调动起各种防御和进攻的手段来反对我们。如果说，它对是否把资本投进苏维埃的租让企业还犹豫不决，那么，若能将资金投进革命国家各地的报纸和出版社，它是一分钟也不会犹豫的。整个“民主”世界中的帝国主义为报纸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价格、贷款条件、贿买等），这样的环境使帝国主义能够声称：没有一份共产主义的、亦即独立于帝国主义的报纸若没有……苏维埃政权的物质援助能办得下去。然而，德国的施廷内斯[7]、美国的赫斯特[8]却拥有任何一种他们所需要的、可用于任何目的的报纸。革命不能容忍这样的制度。我们有书刊检查制，而且非常严格。它不是用来反对三段论的（寇松[9]和普恩加来[10]的“三段论”！），它反对的是资本与偏见的联盟。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惧怕为廉价的民主主义者慷慨作出的历史的类比，那些民主主义者太不满了，反动派打他们的右脸，革命又打他们的左脸。我们为了三段论与专制的书刊检查制作过斗争，我们当时是正确的。我们的三段论不是没有结果的。它反映了进步阶级的意志并与这一阶级一起取得了胜利。到了无产阶级在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中稳固地获胜的那一天，革命的书刊检查制就会因没有必要而消失……我把旧文不加修改地发表了——保留着所有因书刊检查制而出现的暗示和含混。不然就得把一些文章从头到尾重写一遍。只是在不多的几处，在编辑按照检查官的意见所作的十分明显的改动和删节之处，我做了大致地恢复原文的尝试。在个别地方，我不仅对文字作了润色，也降低了我现在感到有些过头的评价的调子，还抽去了一些已为这一或那一作家创作进一步发展的进程所推翻的具体说法。然而应当说明，这类改动是相当小的，而且只涉及次要的方面。列·托洛茨基1923年9月19日[1]皮利尼亚克（1894—1941），苏联作家。——译者注。[2]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苏联诗人。——译者注。[3]克鲁乔内赫（1886—1986）苏联诗人。——译者注。[4]卡缅斯基（1884—1961），苏联诗人。——译者注。[5]苏沃林（1834—1912）俄国报业家。——译者注。[6]布宁的小说《苏霍多尔》中的地主庄园。——译者注。[7]施廷内斯（1870—1924），德国工业家。——译者注。[8]赫利斯（1863—1951），美国报纸发行人。——译者注。[9]寇松（1859—1925），曾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10]普恩加来（1860—1934），曾任法国总统、总理。——译者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
译者前记<<托洛茨基：新路向>>译者前记《新路向》一书中所包含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在1923年写的，已经有三十五年了。但是这本书的重大意义在于：非但不因时距的延长而有所减损，反而因世事进展而愈益增大，并且愈益显出其新鲜，有益与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古典著作，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解剖学与病理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诸阶级斗争的动力学。至于资本的政治与经济统治被推翻之后，由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国家，并着手建设新社会新制度之时所将和所能引起的种种问题与困难，乃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与困难，那是很少在那些著作中谈到，根本也不可能谈到。问题只当在客观条件中被提出时，才能具体与深刻地进入思想家的头脑中，并获得解决方案。列宁自然触及了而且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新问题。但因他逝世太早，对于工人国家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官僚化堕落问题，虽有机会见到，而且在他最后的年月中会将之当作主要课题来谋取解决，却终于不曾来得及在思想与行动上对此多所贡献。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一章，即关于工人国家的解剖病理学，以及此一政制下诸阶级（或阶层）之间斗争的动力学，主要是由托洛茨基来研究和完成的。时至今日，世界的一大半虽仍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但是“大势所趋”，这个过了时因而极端丑恶的制度，总在其日益走近其寿终时辰了。这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不久就会自行灭亡，更不是说，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即批判与推翻资本主义的那个思想体系与行动纲领已经过时，或渐归不重要。不是的，决不是的。资本主义在其死亡挣扎中，必然要更加反动与丑恶，必然要以更大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因之，“古典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过时或不重要，反而是更加重要了。不过目前历史向人类提出的大问题，显然已不限于如何“除旧”这一点，而更在于（至少是同时在于）如何“创新”这上面。苏联存在的四十年历史，以及近十年左右欧亚二洲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至少已经打破了一个天真的想法：只要资本制度打倒了，人间就建起了天国。事情是远非如此的。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固然看见了理想的事情，同时却看见了非常不理想的，非常丑恶的，有时甚至比“旧国家”里所见过的更丑恶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来了解这些国家？如何认识它们的问题与困难？如何能推进理想的，打倒非理想的因而造成真正的人间天堂呢？这些问题在全世界先进人士的头脑中，决不会，也决不应该比如何打倒资本主义问题更不重要些。而二十余年来，研究上述问题并解决它们而有巨大贡献者，主要是里昂·托洛茨基。《新路向》一书是他作此项研究与解决的第一个成果，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关于这本小书的重要性，该书英译者夏赫脱曼在其长长的说明文中扼要的指出，他说：“里昂·托洛茨基的《新路向》促成了一次斗争，那斗争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史上标志出了一条分界线。”他又说：“如果不把这个富有启发性的，光辉四射的文件作一番最精辟的研究，那简直不可能充分懂得俄国所曾发生过的事情，事实上——并非夸张地可以说——也不可能懂得此书写成以来全世界发生过的事情。”除了“促成了”那三个字有点语病（因为这本书不仅促成了一次大斗争，在相当限度内，它又是早已发生的党内斗争的结果）外，夏赫脱曼这两段话是说得很恰当的。“新路向”标志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堕落成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界线，它在理论上深刻地预示出工人政党染上了官僚主义恶症之后所能达到的种种后果。三十余年（1923年——1958年）的苏联历史与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将近十年来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以无限丰富的例子，从正反二面证实了托洛茨基这本著作中的论点和预言。它们证实了官僚化如何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它们证实了工人民主如何地成为政治的与经济的需要。特别是联共党第二十次大会上公开和秘密地暴露出来的事实，多么清楚地证明了斯大林主义者们正是因为违反和排斥托洛茨基的《新路向》，使布尔什维克党与苏联如何蒙受了可怕的与致命的祸害。今天，从东德，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和中国的近事表明出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不可能成为相当稳固的制度，它不但和劳动大众的政治民主要求不相容，而且愈来愈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发展相冲突。工人阶级主力，以及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便日益不满意于那专横，贪婪，褊狭，愚蠢的官僚制度了。在层出不穷的危机中，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寻找一个新路向，一种新解决，它既能保持财产关系上的新形式，又能免于政治和一般文化生活中的诸丑恶的。这个寻找中的新路向被发现为三十五年前托洛茨基所曾提出的“新路向”，我们相信不过是略早略晚的时间问题。历史一定会证明这一点。可惜的是，《新路向》这本书相当难读。因为它是热烈的论争的产物，并非有计划地，系统地与安闲地写作而成。倘对1923年前后苏联及联共党内部情形没有多少认识的话，读起来有时会茫然无头绪。英译者曾写了一篇较译文更长的文章；题为：《为新路向而作的斗争》，附于书后。那是很好的说明，它详尽地描述了托洛茨基此书所针对和所牵涉的人物与事件。除了临末二节里英译者发挥他个人对苏联目前性质的见解外，本都值得推荐给一切想认真了解托洛茨基此书的读者。但因它文字太长，我们现在无法做这个工作。为了补救此缺憾，这儿且将《新路向》写作前后的一些大事，罗列于后，使读者们能看到纵使粗疏但有很主要的脉络：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斯大林擅令红军侵入乔其亚。二月二十一日，托洛茨基在乌拉尔，要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送个备忘录去，关于侵略乔其亚事件，要求说明：“究竟行动何时开始，谁下的命令……”三月八日至十六日第十次党大会举行，关于职工会的讨论到达高潮；工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要求党内民主，采取新经济政策；禁止党内派别存在，克龙斯达暴动。三月十八日，克龙斯达暴动被压服。一九二二年三月间，列宁健康日坏，五月十日，列宁首次患中风。十月间，列宁病愈销假，发见了政府和党机关内日趋严重的官僚化，向托洛茨基提议缔结联盟，“一般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地反对组织局”——即反对斯大林及其所控制的机构。十二月十六日，列宁第二次中风，他的职务由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及斯大林三人（“三头”）代替。十二月二十五日，列宁口授遗嘱。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列宁补写遗嘱后记——即无论如何要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三月五日——六日，列宁口授一信，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同志间的关系。三月九日，列宁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中风。春——夏间，德国革命局势成熟，联共党内为此发生不同意见。四月十七——二十五日。党第十二次大会召开，列宁不能出席，斯大林成了三头首脑，事实上握到了列宁的权利；党机关被彻底整顿（依照总书记意思）；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对付反对派党员的秘密警察。八月至十二月间，发生了好几个有组织的反对派，反对党的领导机关，为党内民主恢复而斗争。十月十五日，四十六名共党老领袖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当时日渐官僚化的党制，结果被三头控制的中央委员会所斥责。十月十一——二十三日，德国共产党人暴动失败。十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论党内民主。十一月七日，三头对党内的民主要求被迫作表面让步，齐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撰文，宣布党内有民主存在，号召全党进行讨论。（宛如今天北京号召的“大鸣大放”。）这次讨论被导演成全面的“反托洛茨基”斗争。十月——十一月间。托洛茨基卧病，未能参加讨论。十二月五日，政治局起草了采取新路向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通过，该项决议斥责官僚，反对特权，重申党员享有讨论和批评权利等等。十二月八日，托洛茨基写了论新路向的信，给各地党组织会议。齐诺维也夫指责托洛茨基“叛逆”，主张加以逮捕。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十八日，党举行第十三次临时大会，一般地谴责争取民主的讨论，特殊地谴责托洛茨基。一月八日，托洛茨基离莫斯科赴高加索养病。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时托洛茨基正途次梯也夫里斯，斯大林电请他继续行程。十月，托洛茨基的“十月教训”一书出版，攻击齐诺维也夫与加明尼夫二人在十月革命中的行为。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斥责托洛茨基。四月，托洛茨基被撤去军事人民委员长（即目前的国防部长）职。四月二十七——二十九日，第十四次党临时大会召开，斯大林与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派决裂，改与布哈林——赖可夫——汤姆斯基派联合。十二月十八——三十一日，第十四次党大会，托齐——联合反对派产生。（以上大事记系摘自英文托洛茨基著斯大林传附录。）上面罗列的一些大事自然太简略，也太浮面。读者从这里没法看出那重要五年间发生于苏联和国际的大转变——从革命局势变成反动局势，从工人专政变成官僚独裁，从最革命的政党变成为保守反动的集团。不过目前我们只能提供这么一点参政资料了，因为要详细写出那几年的时代背景，至少得写一本与《新路向》等长的书，这在译者目前所生活的条件下是办不到的。我这儿只想对真有兴趣研究《新路向》的读者们作如下建议：请找一本我们出版过的托洛茨基自传来对照吧，该书的最后几章（从“采行新经济政策……”一章起）会帮助你了解《新路向》许多牵涉到而未加阐明的事实问题。我个人最近对《新路向》一书有了更浓重的兴趣，并且急不及待地要将它译成中文，当然有一点原因。我一直重视这本书，因为这里所提出的两个立场，（我们已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很少有关乎特定事件的战略和策略，（在托洛茨基的其他著作中，却多数是在此类战略与策略上批评斯大林主义。）这本书里所论到的多数是关于工人政权与工人政党在其存在和运行中若欲保持其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人们所必须依循的一些原则问题。简言之，乃关于一个工人国家和革命政党生死攸关的民主诸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就时间性言是较为永久的，就重要性而言则是更为根本的。托洛茨基在其他著作中对斯大林批评有时与有些地方会过时；但本书中所作批评，却似乎时间越久越合时。这是我从来重视此书的首要原因。其次，目前中共的许多情况和作为，确实太易教人想起1923年前后的苏联。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和苏联的诞生，无论斗争方式，思想与组织的领导，阶级基础，乃至政策性质，都有非常大的，甚至根本的差异。详细研究这些差异，并依之判断两种革命以及两个国家的性质不同，我们曾经做过，今后仍旧要继续去做。在研究中，我们有过较正确的看法，也有过错误的论断。我们一定要对它有恰如其实的认识，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此同时实践。在这里，我们自不能详细说明我们这方面的意见。不过，有几个结论可以指出来：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次群众性的革命结果；二，这个群众性的革命是受中共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的，但此种控制显然不敢与不能明白违反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而且在最初，群众的革命要求显然还越出了共产党的控制，使后者去适应前者；三，中国共产党是长期受着斯大林主义（包括政治思想与组织方法）之束缚的，毛泽东的领导层正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模型中锻炼和成长为一种特殊官僚等级的（远在全国政权获得之前就已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久已成为一个单纯的官僚集团，早已完全失却了革命性，早和广大群众脱节，早已弃绝了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政纲。事实并不如此。事实是：不管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主义的道路上堕落得多么深远；但它仍吸收着与包含着中国广大的真诚革命者（工农出身的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这些革命者不但要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而且要把独立和解放的中国推向社会主义。四，因此，中国共产党还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主要的经济措施上还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要求的一种国家，不用说，这里的所谓代表是以非常畸形，非常野蛮，非常官僚化，因而是非常僭妄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根据我们上述的认识，托洛茨基这本小书对于中国革命者的重要性与合适性不言而喻了。中共建立其全国政权以来的八年中，所表现于国家机构和党机关中的一个顶重要现象，便是我们上述诸论点中那些消极因素日渐增强，积极因素日渐减弱。换言之，官僚的控制和特权飞速加大，真诚革命者和觉悟工农却愈益遭受排斥和压迫。这情形大体上和1923年前后的苏联是颇为相似的。当然，这儿有个根本的不同点。在苏联当年，开始遭受迫害的革命派原本居于领导地位，官僚主义则是那时内外反动势力抬头所及于党内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革命派却一向居于被领导地位，最多居于半领导。至于最革命的一群，即自觉与不自觉的第四国际份子，则从来遭受残酷镇压的。党的领导集团，二十余年来不管是王明当权或毛泽东得势，都是十足与死硬的官僚主义者。因此，目前中国的反官僚主义斗争，迄今还不曾有一个有组织的派别（这自然与中共的特务控制有关），也还不曾有明确的纲领。这一点不同，使中国今天的反官僚主义的战士，比1923年苏联的同志们，处于更不利地位。不过这却不等于说，他们的斗争比苏联反对派的斗争更无前途，更有可能要归于失败。不是的，因为今天的国际形势（无论共产主义运动内外）与1923年前后的有更大不同，这个不同却补偿了中国反官僚主义派的不利地位，且使他们有胜利前途。国际形势有什么不同呢？首先，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远非三十五年前的可比；第二，推翻资本统治，在生产工具国有基础上建立的制度，现在已不限于落后的俄罗斯一国，而且遍及于欧亚二洲了；三，经济落后的苏联已变成生产量占世界第二位的先进国；四，因此，即令在官僚等级占绝对统治的地方，今天也普遍地让人嗅到了民主要求；五，由民族问题促发出来的，“卫星国”中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今天正在由实践转化成理论，由民族的变成为国际的，终于会使官僚对民主问题（连同一般的斯大林主义对马列主义问题），尖锐地提出于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之前，特别提出于共产党国家的革命派之前，因而促成更深入与更明确的反官僚统治的斗争。上列五种情形，都将帮助中国的（以及国际的）反官僚主义派终于走上成功道路。不用说，这条道路是悠长而艰难的，中国本身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使毛泽东的官僚统治会从各个方面获得其力量，支持和辩解。他会一次再次地用野蛮方法把“内部矛盾”与“群众闹事”镇压下去。但毕竟我们这世界已成“一家”了。国际因素起更大的决定作用。那五个有利的国际因素将大大冲淡北京官僚制度所依以巩固的国内因素。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因素，乃是苏联反对派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经验与政纲，二十余年来第四国际反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思想，必然会给国际以及中国的反官僚主义者以一个头脑和一面旗帜。他们一定会从自身斗争的经验来认识并接受这面旗帜，同时反过来，这面旗帜一定会使他们的思想与行动迅速提高，迅速成熟起来，以此去达到他们的，亦即我们的胜利。明乎此，则作为共产党国家中反官僚主义斗争第一个完整纲领的《新路向》，其重要性与及时性便充分显现出来了。我们谨以此译本，首先献给中国共产党内外反官僚主义的战士们。又：我们这个译本系根据英国麦克思·夏赫脱曼的英译本重译，该译本出版于一九四三年。书中的注释，亦自该书摘译。王凡西，记于一九五八年劳动节<<托洛茨基：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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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致米·奥里明斯基（19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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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米·奥里明斯基[1]
托洛茨基（1921年12月6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我们已经说过，1917年以前在组织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有过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表现在会议上的争论、报刊上的论战，也表现在当时的私人通信上。私人通信是不公发表的，语言往往显得更加坦率激烈，用词不加控制。托洛茨基1913年4月1日写给尼·谢·齐赫泽的信等就属此类，其中对列宁颇多不敬之词。1921年主持党史研究工作的奥里明斯基就是否公布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征询托洛茨基的意见。托洛茨基明确地予以拒绝，认为“会造成完全多余的政治上的麻烦”，同时还“可能会导致一场论战”。托洛茨基认为，他过去进行论战的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革命内部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的文章，他“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为这些文章从1917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党的立场”，另一类是对俄国社会党各派的估计，这“显然是错误的”。应该说，托洛茨基当时对历史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明智的。然而几年之后，在党内争论中不断采取翻历史老账、公布不利于对方的历史文件的办法，以达到打倒对方的目的。1924－1925年间，在反托洛茨基的高潮中，托洛茨基1913年给齐赫泽的信、1915年给乌里茨基的信被公布，收入《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书。
亲爱的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
请原谅，答复迟了些。这个星期我忙得厉害。您问到可不可以公布我给齐赫泽[2]的信件。我不以为这样做是适当的。现在还不是谈往事的时候。那些信都是在一时的印象和需要下草成的，信中的语调就表现了这种情况。今天的读者不会理解这种语调，不会去查考必要的史实，因而只会感到莫名其妙。从国外应该可以得到党内档案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书刊。那里会有所有参加过“吵架”的人的大量信件。莫非您打算现在公布它们吗？这会造成完全多余的政治上的麻烦，因为党内大概找不到几个老侨民在当时思想斗争的影响下，出于一时的激动等等而未在通信中互相粗暴地辱骂过。
给我的信加一些说明吗？但这等于把我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说出来。我在自己的小册子《总结与展望》的序言中简略地谈过这一点。我看不出由于偶然在警察厅的案卷中发现一些信件就有重提旧事的必要。对于这一点应当补充说，现在回顾派别斗争可能会导致一场论战，因为——我对这件事衷心感到后悔——我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全是我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方面是我不对，而且是根本不对，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太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但是，这个根本错误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而在那个时期无论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都是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的。当时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曾希望（我在信件和报告里屡次表示过这种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不断革命和工人阶级争夺政权的立场上，这一点在1905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如列宁同志为考茨基论俄国革命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而我根据这个估计对两个派所做的结论则是绝对不正确的。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自己的不调和的路线，才把旧知识界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中的真正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才可能那么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的文章分做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和关于革命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的文章；另一类是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的斗争等等的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为这些文章从1917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第二类文章显然是错误的，不值得再版了。寄来的两封信就属于这第二类文章，发表它们是不合时宜的。10年以后让别的人去做这件事吧，如果那时对此感兴趣的话。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译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莫斯科1925年俄文版第299－300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1]米·斯·奥里明斯基（1863－192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主持俄共（布）党史委员会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编辑，列宁研究院院委员会委员。
[2]尼·谢·齐赫泽（1864－1926）——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第四届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党团领袖。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员，护国派分子。十月革命后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主席。1921年移居巴黎。 |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托洛茨基给米·奥里明斯基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托洛茨基给米·奥里明斯基的信
（一知译）
附录：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托洛茨基于维也纳给圣彼得堡塔夫里达宫国家杜马议员
尼古拉·谢明诺维奇·齐赫泽的信
·一九一三年托洛茨基给莫·索·乌里茨基的信
——均录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附录，三联书店，1964年
亲爱的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
请原谅，答复迟了些。这个星期我忙得厉害。您问到可不可以刊登我给齐赫泽的信件。我不以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历史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些信都是在一时的印象和需要下草成的，信中的语调就表现了这种情况。今天的读者不会理解这种语调的，他不会把必要的史实查清楚，而只会弄得莫名其妙。从国外应该可以得到党内档案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刊物。那里会有所有参加过“吵架”的人的大量信件。莫非您打算现在刊登它们么？这会造成完全多余的政治上的麻烦，因为党内大概没有两个老侨民，在当时思想斗争的影响下，激于瞬刻的刺激等等，不会在通信中互相厉声辱骂。
给我的信加一些说明么？但这等于把我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说出来。我在自己的小册子《总结和展望》的序言中简略地谈过这一点。我看不出由于偶然在警察司的案卷中发现一些信件就有重提旧事的必要。对于这一点应当补充说，现在回顾派别斗争可能会导致一场论战，因为——我对这件事衷心感到后悔——我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完全是我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方面是我不对，而且是根本不对，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但是，这个根本错误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而在那个时期无论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都是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的。当时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并且希望（我在信件和报告里曾屡次表示过这种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不断革命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立场上，而且这在一九零五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列宁同志为考茨基的论俄国革命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而我根据这个估计对两派所作的结论则是绝对不正确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由于自己不调和的路线，才把旧知识界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中的真正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有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才可能那么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的文章分做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和关于革命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理论性机关刊物，《Nene,Zeit》[1]）的文章，另一类是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斗争等等的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为这些文章从一九一七年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第二类文章显然是错误的，不值得再版了。寄来的两封信就属于第二类文章，发表它们是不合时宜的。让十年以后的人去做这件事吧，如果那时对这个感到兴趣的话。
录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附录，三联书店，1964年
[1]《新时代》杂志。——译者注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托洛茨基于维也纳
给圣彼得堡塔夫里达宫国家杜马议员
尼古拉·谢明诺维奇·齐赫泽的信
托洛茨基（一知译）
亲爱的尼古拉·谢明诺维奇：首先，我要向您致谢，因为您的一些演说，尤其是您关于流氓行为的最后一篇演说不仅使我得到政治上的满足，而且也使我得到美学上的满足。同时无论如何应该说，读读我们的议员的发言、工人致《光线报》编辑部的信件，或者记录记录工人运动的事实，心情总是高兴的。无聊争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他经常掀起无聊的争吵，这是一种毫无意思的煽动勾当。任何一个智力未受损害的欧洲社会主义者都不会相信，列宁在克拉柯夫赝造的那些所谓意见分歧可能造成分裂。
列宁的“成功”本身，无论这是怎样一种障碍，都不会使我感到更多的忧虑。现在不是一九零三年，也不是一九零八年。列宁用从考茨基和蔡特金那里挪扯到得“来历不明的金钱”办了一个机关报，给它挂了一块通俗报纸的招牌，拿出了一面“统一”和“非官方”的旗帜，招徕了许多工人读者，他们一见出版了工人日报，自然就认为是自己的一个巨大的收获。然后，当报纸站住了脚，列宁就把它变成小集团阴谋活动和无原则分裂行为的堡垒。但是，工人对统一的自发倾向是势不可当的，于是列宁不得不经常同读者玩捉迷藏的游戏，一面是高唱自下而上的统一，一面推行自上而下的分裂，用小集团和派别的定义来解释阶级斗争的概念。总而言之，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腐蚀自己的毒素。毋庸怀疑，只要另一方措置得当，正是在统一还是分裂这个问题上，最近的将来列宁分子中间就会开始激烈的分化。
但是我重说一遍：这要以另一方措置得当为条件。如果列宁主义本身并不使人担忧，那么应当承认，我丝毫不相信我们的取消派朋友不会帮助列宁重整旗鼓，卷土再来。
现在可以有两个政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破坏各种过时的派别隔阂，而这就意味着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本身，因为列宁主义同工人的党和政治的组织是势不两立的，然而一浇上派别门阀的粪便，它就会开出灿烂的花朵；或者相反，通过细心考核意见上的策略分歧，对反列宁主义者（孟什维克或取消派）进行一次派别甄选。一部分孟什维克分子——最保守的——正是倾向于第二个政策。依我看来，主要的忧虑也就在这里。
就我所了解的杜马党团的大多数成员的情绪来说，我觉得它对党的发展现在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但是我以为，这些成员对于如何使党认识自己对党内危机的看法的工作却做得太少了。党团的适当的行动（决定双方机关报进行合作等）是很重要的，但毕竟是偶发的。《真理报》在党团的周围制造了一团混乱，在这个局面下，对于（党团的）广大组织来说，真相消失了……党团应当以坚决的、权威的形式宣布，它将一如既往，捍卫着确定的内部的任务（这首先就是统一），而且绝对不会成为小集团进行实验的消极材料。如果党团发表这样的宣言，就会得到广大的工人组织最热烈的响应，并且立刻会使党团成为社会民主党一切进步分子和积极分子的核心。但是具有主要意义的是另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即警惕地监督《光线报》。《光线报》在最近两三个月的作风正像波兰人那种小题大做和吹毛求疵的作风，热中于形式上保卫纲领，而不是努力在政治上运用它。用八月代表会议的威信来保护过去的全部取消主义，甚至把《光线报》和大多数杜马党团成员同取消派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大大便利了列宁在破坏党和瓦解党团方面的活动（最近时期以来《光线报》大有改进）。这样一来，就在把党团大多数成员和《光线报》当作旗帜的工人的意识中造成了许多骚乱。这种骚乱不仅弥漫了报纸，而且也弥漫了党团，因为工人不知道编辑部，他们只知道报纸由八个议员负责，这些议员曾经宣布自己同《光线报》的纲领是一致的。只要考察一下上述一切，就一定这样说：在社会民主党建设事业中要取得任何成就，现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杜马党团更积极的“内部”政策。所谓积极的意思并非去干预小题大做的卑鄙勾当（上帝饶恕吧），而是：一、坚决提出自己的“旅行指南”——例如用宣言的形式发表在《光线报》上，二、警惕地监督《光线报》，以便彻底清除那个应当成为党团机关报的机关报上的“隔代遗传的”策略方法，——因为对于明后天不会有新的“变卦”接踵而来，我是没有任何信心的。这种变卦对列宁说是救星，而对我们大家则是煞星。
在这方面，党团可以利用德国人在社会民主党的同一问题上的主动性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如果您个人可能在复活节到柏林来，这的确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对高加索社会民主党）。
祝您一帆风顺，并热烈地握您的手。
列·托洛茨基
通信处：维也纳，25——II，罗得列尔加塞XIX，列·布伦施坦收。
一九一三年
托洛茨基给莫·索·乌里茨基的信
托洛茨基（一知译）
……我很想请您就下面的问题给罗兰·霍斯特写封信。一个多月以前，拉狄克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我同以罗兰·霍斯特和潘涅库克为首的杂志合作。这个杂志应当包括“中派”和极端主义的左翼的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即正是马尔代夫否定其存在的那两个集团），马尔代夫现在所代表的那个集团不在其内。在原则上我自然接受了建议，并且向罗兰·霍斯特作了必要的查询。我自己是这样的设想的：罗兰·霍斯特是自己在编辑部中的代表，在她的周围团结着一批合作者，他们一般和整个说来都是同志：《我们的言论报》集团、Internazionale[1]集团中的德国人、某些法国人、拉柯夫斯基等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保证着他们在合办的报纸中的地位，极端主义者在这里的代表将是潘涅库克。根据杂志的宪章，两个编辑中间只要一票，文章就可以刊登。
但是，结果杂志却被迁往瑞士出版，而且选定拉狄克为秘书，他在这一年完成了从粉红色国际主义向列宁派的极端主义的演化。在这种情况下，罗兰·霍斯特和潘涅库克这两个编辑就形同虚设，实际上却成了列宁的编辑。但那时杂志就只会是《共产党人》[2]的德文版。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同这种杂志合作无异于替它的狭隘的小集团性质打掩护，成为诱骗个别的国际主义者上圈套的诱饵。所以，梅尔黑姆无论如何不会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清一色的列宁派刊物，但会同意跟合办的机关报合作。罗兰·霍斯特用自己白璧无瑕的名字替列宁作了一扇屏风，不言而喻，她对将在伯尔尼出版的杂志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其次还要指出拉狄克的个性，因为许多德国同志，包括国际主义者在内，都对他采取了极端否定的态度。作为合作者，虽说也是亲密的合作者，但这是一方面。而作为编辑部的秘书……在德国，最靠拢杂志的无疑是博尔夏特，但德国代表团一致拒绝把他算作自己的成员，他在代表会议上炫耀过自以为了不起的愚蠢。参加这样一伙无异于自败名声。罗兰·霍斯特对新杂志预示给她得那些远景没有认识。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俄国人可以告诉她某些情况。
两点必居其一。或者是杂志将在荷兰出版，真正由罗兰·霍斯特和潘涅库克主编，那时我们大家，《我们的言论报》派，都会全力支持刊物。在这种场合下，梅尔黑姆、莫纳特、罗斯梅等人的合作就有保证。或者是杂志仍旧在瑞士出版，那时必须保证它在瑞士有这样一个秘书处或这样一个编辑部，以便它取得完全的信任，并且保证它具有真正联合的性质。您要把这一点告诉罗兰·霍斯特。她最害怕极端主义者的孤立，这些极端主义者强烈地热中于走极端，同时把我们交给机会主义者去任意宰割。在这件事情上荷兰的条件给她的印象太大了。对俄国来说，这些条件也有一份道理。但是如果您用德文出版国际的机关报，那么我们应当注意的首先就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和英国。德国的极端主义者微不足道。然而列宁的杂志所依凭的正是他们。在法国和英国，列宁根本没有同志。如果任何让步的代价无论如何不会使罗兰·霍斯特“脱离”列宁分子，那么她这种意图就可能使得她同自己在俄国、德国、英国和其他各国的真正的同志和朋友决裂。如果她在民族的荷兰的条件的影响下采取了特别损害她的国际的政治行为的立场，那就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费心把这一点写上。您可以引用我这封信的某些部分。
我们至今没有从她那里收到过任何文章。但是如果她对一些迫切的问题有什么东西拿出来，那是无任欢迎的。
紧紧地握您的手，并祝万事如意。
您的托洛茨基
[1]国际。——译者注
[2]《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的杂志，一九一五年出版于瑞士，由列宁主编。——译者注 |
托洛茨基就法共任务致列宁（1921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就法共任务致列宁
（1921年9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1466
副本
致列宁同志
法国比其他任何地方受“保卫祖国”论的沙文主义毒害更深，对胜利更为陶醉，因此反对战争的表现也比其他国家都要来得缓慢。这种情况使法国社会党内的多数人早在事态发展尚未向其提出采取革命行动这一决定性问题之前，就开始向共产主义方向演变。法国共产党愈是能够坚决地从自己的队伍中，特别是从上层领导人中清除民族和平主义和议会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及策略的残余，就愈是能更出色、更全面地利用这种局面的极为优越的条件。党不仅要比过去，而且要比现在都更加紧密地接近群众，接近群众中最广大的受压迫阶层，并清楚地、旗帜鲜明地反映他们的疾苦和需要。党在议会斗争中要坚决与那些充满谎言的极端丑恶的法国议会制程式决裂，因为这些程式是资产阶级为控制、恫吓和迷惑工人阶级的代表而故意炮制并推行的。共产党员议员应当撕掉裹在每个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和革命传统的外壳，并把每一个问题当作阶级利益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
报刊宣传的目标应更加集中，应更有力度，更加坚持不懈。报刊宣传不应被每日每时变幻莫测的表面的政治情势和计谋所淹没，而应从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得出同样的基本的革命结论，并使之为最落后的劳动群众所掌握。只有坚持这样一条真正革命的行动路线，共产党才不致被人当作激进的龙格派[1]联盟的左翼，而这个联盟在动荡以不可阻挡之势接二连三地席卷法国之时，为保护资产阶级社会而越来越死心塌地、得心应手地向其大献殷勤。
无论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事变何时到来，深受革命思想鼓舞、革命意志无比坚定的共产党现在，即在准备阶段，就能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把工人群众动员起来，并使他们的斗争具有更加广泛、更加明确的性质。
那些对革命怀有急躁情绪和没有政治经验的人试图采用最极端的办法，其实质是要让无产阶级为了某些个别问题和任务而举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起义（1919年号召全阶级抵制动员的建议，用武力阻止武装占领卢森堡的建议等），这种做法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极端危险的冒险主义因素，如果这样做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断送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做的切实的革命准备工作。冒险主义和暴动主义的实质是不了解群众运动的任务，不了解运动面临的困难，只会使革命痛苦地，有时则是致命地流产。拋弃这种极端危险的办法也像其他任务一样是法国共产党的义务。
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首先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密切党同工会的联系。问题绝不在于让工会从组织上服从党，迫使工会放弃由自身活动性质决定的那种自治，而在于那些由共产党联合在工会中的真正革命的分子遵循符合为夺取政权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方针，从工会内部搞好工会工作。
因此，法国共产党一定要善意地、同时又坚决而明确地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和中派工团主义倾向展开批评，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成集中的领导组织——共产党的必要性，而中派工团主义倾向以亚眠宪章[2]（战争开始前8年制定）为掩护，拒不对战后的新时期面临的基本问题作出清楚明确的回答。
将工会内的革命工团主义集团同共产党组织融为一体，是法国无产阶级进行一切重大斗争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
同时，只有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在党本身能够真正以革命的态度对待生活和斗争中的一切问题，把自己变成吸引法国工人群众的强大中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和必将彻底清除并消灭冒险主义和暴动主义倾向，战胜革命工团主义者所主张的原则上的暖昧态度和组织上的分离主义。
托洛茨基
[1]龙格派，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以让·龙格为首的中派。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后，同其他少数派一起另组新党，仍采用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名称，加入第二半国际，1923年又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2]亚眠宪章，指法国总工会1906年在亚眠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亚眠宪章主张工会独立于政党，采取总罢工等方式开展经济斗争，认为工会今天是抵抗性的团体，将来会成为生产和分配的团体、社会改革的基础。 |
托洛茨基就德共问题致列宁和布哈林（1921年8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德共代表团就“三月发动”问题致俄共中央》
及列宁、托洛茨基往来信件
·德共代表团就“三月发动”问题致俄共中央（1921年6月16日）
·列宁就德共代表团的信致托洛茨基（1921年6月18日）
·托洛茨基就德共问题致列宁和布哈林（1921年8月15日）
德共代表团就“三月发动”问题致俄共中央
（1921年6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1450
绝密
莫斯科，1921年6月16日
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根据昨天同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会谈，德国代表团声明：
（1）德国代表团对策略提纲的赞同是它作出的一个让步，因为德方看到本提纲含有对三月发动[1]的批评。我们赞同提纲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是希望德国代表团在代表大会期间能同俄国代表团一起工作，而不是同其他诸如俄国的（？）代表团或者法国代表团一起工作。
（2）如果除本提纲外还打算就三月发动专门发表声明的话，那么德国代表团坚持下列几点：
（a）三月发动不是“骚乱”；
（b）三月发动在政治上推动了德国革命和德国党的发展；它公开证明党是有战斗准备和战斗力的；它使党有可能积累重要的作战经验、为迎接未来战斗加强自身；
（c）德国代表团承认三月发动在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存在着错误：宣布这次行动是进攻行动，没有充分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准备工作，战斗任务下达得不够明确。
（3）由于莱维[2]卑鄙地背叛党和破坏党的纪律，批准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4）党员不得在脱离党的监督的委员会及其他机关工作；未经组织同意不准成立散发秘密材料的派别。
（5）共产党必须维护党的严格纪律，领导同志、议会代表以及编辑人员更应如此。
德国代表团确认弗勒利希[3]同志的如下声明：德国代表团赞同与俄国代表团的委员会共同制定的策略提纲，如果俄国代表团拒绝本提纲，德国代表团将把它作为自己的提纲提出来。上述几点是德国代表团提出的最低要求。
德国代表团代表：塔尔海默[4]
弗里斯兰特[5]
（签名）[6]
列宁就德共代表团的信致托洛茨基
（1921年6月1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1451
副本
秘密
致托洛茨基（莫斯科）
托洛茨基同志：这里有四分之三是空话，很不严肃。
列宁
托洛茨基就德共问题致列宁和布哈林
（1921年8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1463
副本
莫斯科，1921年8月15日
致列宁同志和布哈林同志
您也许已收到克拉拉·蔡特金[7]同志写给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信，但我仍将我收到的这封信的副本寄上，以防万一。我没有收到过单独写给我的信。信和文章中的全部重点记号显然都是蔡特金本人所作。因为我收到的文件其原样一如寄给您的信。
（1）查明推迟公布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情况是完全必要的。
（2）我以为，也许有必要由列宁同志写信或写文章来进行安抚，其目的是间接地向弗里斯兰特、赫尔列[8]、马尔察恩[9]和蔡特金本人那一批人表示某种支持。
为通报情况，我补充以下几点：
（1）我翻阅了代表大会开幕以来的《红旗报》[10]。该报报道的消息不完整，非常片面。根本没有认真讨论大会决议。
（2）赫尔列（我在蔡特金的信中在他的名字下作了记号，这是我作的惟一的一个记号）在大会期间到我这里来过。别看他曾经是个神学家，出身于德国一个有影响的神父—神学家家庭，可是通过他与我进行的两小时的谈活，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看来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严肃的革命者，他对策略问题考虑得很深入，在3月行动爆发的日子里无条件地敌视莱维，认为莱维是罪有应得，对蔡特金支持莱维一事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说，大会对他赫尔列及其亲密战友在3月事件中试图探索的问题作了极其准确的表述。像赫尔列这样的人参加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尤疑是件好事，因为他比目前的一些中央委员高一头。赫尔列战前或战争初期入党，属斯巴达克派[11]，据我所知，他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信。顺便说一下、他现在负责领导农业宣传工作。
托洛茨基
[1]三月发动，指1921年3月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库·贝拉和德国统一共产党领导下德国中部工业地区15万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发动以失败告终。
[2]莱维，保·（1883～1930）——德国共产党人。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成员。1918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0年当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在德国“三月发动”问题上同德共“左派”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被开除出德共和共产国际。1922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接着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3]弗勒利希，保·（1884～1953）——德国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190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创办《红旗报》。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被选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是“进攻理论”的发言人。1921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协助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
[4]塔尔海默，奥·（1884～1948）——德国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当选德共中央委员，1920年政治局委员。1921年春参与制定“进攻理论”，支持“三月发动”。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同库恩·贝拉一起提出“进攻理论”策略提纲。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失败后被撤销领导职务。1928年被开除出党，宣布成立德共反对派。
[5]弗里斯兰特，即罗伊特，恩·（1889～1953）——191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曾任党的总书记。1922年1月因同共产国际发生冲突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又回到社会民主党。
[6]第三个签名无法辨认。
[7]蔡特金，克·（1857-1933）——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9年参与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1919年当选中央委员。1921年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选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兼妇女书记处书记。
[8]赫尔列，埃·（1883～1952）——191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1923年任党的中央委员。
[9]马尔察恩，亨·（1884～？）——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为共产党人。1921年是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和德国工会中央理事会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0]《红旗报》，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II月创刊，陆续出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1]斯巴达克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组织。1916年1月1日德国左派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采用“国际派”的称号，此后出版了著名的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1918苧11月11日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主要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等。1918年12月30日联盟同其他左派联合创建了德国共产党。 |
就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委问题致中央全会（托洛茨基，1921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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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委问题致中央全会
托洛茨基（1921年8月7日）
中央全会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经济政策的新路子。但是必须指出，在苏维埃机关的直接经济活动中贯彻这些指示，贯彻相关的各项法令，广大党的工作者、苏维埃工作者掌握经济政策的新原则都需要经历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其速度不可能满足日益恶化的国民经济形势的要求。贯彻新政策的速度缓慢，由新政策引发的具体做法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已经制定的这些原则极端缺乏系统性。在经济领域里绝对不容许政策大转折，更何况对这种转折内部意见还没有统一。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中心，不由它来监督经济活动、进行种种经济活动试验、统计和总结其成果、把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切实统一起来，从而真正制定出内部达成共识的经济计划，那么，就不仅会造成诸如燃料危机和粮食危机这样的严重的经济动荡，而且也不可能在内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地制定出经济政策的新原则。由此严重影响下面，影响我们经济基础的推动和反推动机制。
无论是执行新方针，还是执行旧方针，恢复和巩固国有化大工业都是主要的任务。从组织方面来说，这项头等重要的任务只能在建立起真正统一的管理后才能完成。经济机关、工会机关和党的机关经常发生摩擦，特别是在人事任命和人事调动问题上经常发生摩擦，有可能把最健全的工业毁掉。在目前情况下，对全国经济的领导有四分之三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和调配的问题。这项任务只有在国有化工业的管理上意志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完成。
因此在近期内要把工业企业划分为以下三类：国有企业、与国家有明确合同关系的企业（生产合作社和根据合同建立的国家管理部门等）和根据私人资本主义原则出租的企业。这些企业与国家机关、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与铁路、水路运输部门和工农检査院等的相互关系，必然会成为产生办事拖拉、吹毛求疵和滥用职权行为的新的土壤。因此，必须一方面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负起责任来；另一方面又要使中央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能够真正地、不间断地调节经济生活，积极排除官僚主义的干扰，帮助互相依赖的各个机关和企业建立起最简单的相互关系。
要是这样（惟一正确的方式）安排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就得从人员结构和工作方法上对该委员会作全面改组。经济计划不是从理论上制定出来的，而应是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制定出来的。也就是说，只能由实施计划的人来制定经济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计划委员会目前的状况根本不可能真正有计划地领导经济工作。显而易见的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目前并未对经济工作进行切实的、不间断的领导，将来也不可能这样做。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对经济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具体解决其他各级经济组织解决不了的棘手问题。
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围绕国有化大工业这个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建设也应围绕这个中心。谁实际上在领导工业生活，谁就应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制定和检查经济计划，随时随刻调节计划的执行情况。国家计划委员会无法形成共识的问题应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处理。但是总的说来，应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国有化大工业这个经济主导因素的情况来负责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并在日常工作中加以保证。
托洛茨基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 |
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提纲）
一、问题的实质
二、战争，投机事业的繁荣，危机和欧洲各国
三、美国、日本、苏维埃俄国和殖民地各国
四、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五、国际间的相互关系
六、战后的工人阶级
七、前途和任务
一、问题的实质
1．在帝国主义大战末期及其结束之后，革命运动的特点是规模空前宏伟。1917年3月，推翻了沙皇制度。自1917年5月起，在英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1917年11月，俄国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1918年11月，推翻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君主政体。罢工运动席卷欧洲许多国家，翌年发展得更加波澜壮阔。1919年3月，诞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年年底，冶金工人、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震撼了美国。在德国，除1919年1月和3月两次战斗外，在1920年3月卡普叛乱后的日子里，运动发展到最高峰。1920年5月，法国经历了国内生活中最紧张的时刻。在意大利，工农业无产阶级运动不断高涨，从而导致工人于1920年9月占领工厂和庄园。1920年12月，在捷克发生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罢工。1921年3月，中德工人举行了起义，英国煤炭工业工人发动了罢工。
在交战国中，特别是在战败国中，运动发展得更加广泛和激烈。运动也扩展到中立国。在亚洲和非洲，运动激起并增强了千干万万殖民地民众的革命热情。
但是，这股强大的浪潮，既没有冲垮世界资本主义，也没有冲垮欧洲资本主义。
2．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年里，工人阶级的一系列起义和战斗（1920年8月红军向华沙的进攻，1920年9月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运动，1921年3月德国工人的起义），都以局部失败而告终。
战后革命运动初期的特点是，革命行动的自发性，方法也欠妥，目的不明确，统治阶级惶恐万分。这个时期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而资产阶级的阶级自信心，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表面上的稳定性，明显地增强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即使没有消失，但也减轻了。各国资产阶级领导人竟然吹噓自己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而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对工人群众发动了攻势。
3．鉴于出现这种情势，共产国际乃向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提出下列问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新的相互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更加确切的力量对比？资产阶级是否真的即将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社会平衝？是否有根据认为政治动乱和阶级搏斗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将出现恢复与发展资本主义的漫长的新时代？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必须修改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
二、战争，投机事业的繁荣，危机和欧洲各国
4．大战前的20年是资本主义波涛汹涌的时代。经济上升时期显得欣欣向荣，而且持续很久，而萧条或危机时期则很短暂。总之，曲线是急剧上升的，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大发横财。
世界命运的主宰者，通过托拉斯、卡特尔和银行团摸清世界市场的底细，认识到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必然受到他们建立的市场容量的限制，于是，企图采用外科手术来寻求出路。世界大战的血腥危机必然能代替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而它们都能取得同样的结果——大批消灭生产力。
但是，战争把这种方法的巨大破坏力同空前长期使用这种方法结合起来。结果，战争不仅在经济上消灭了“过剩的”生产力，而且也削弱、震撼和破坏了欧洲的基本生产机构。但同时，战争却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日本迅速强盛起来。世界经济的重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
5．四年大屠杀停止以后，要进行复员，要把战时状态转入平时轨道，而且由于国力衰竭和战争造成的混乱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对资产阶级说来，这个时期确确实实是一个最可怕的时期。的确，在战后的两年期间，曾卷入战争的各国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舞台。
战争结束几个月以后，出现的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不可避免的危机，而是经济繁荣。这一事实是资产阶级得以保持其统治地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经济繁荣持续了一年半左右。工业几乎吸收了全部复员工人。工资虽然照样赶不上消费品的上涨价格，但还是有所提高，从而造成了一种经济繁荣的假象。
1919—1920年这一期间，最迫切的战后清理工作趋于缓和。正是由于这两年工商业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自信心才大为增强，因而也就提出了是否会出现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新时代的问题。
但是，1919—1920年的经济繁荣根本不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复兴的开端，而是战争所造成的使资本主义经济遭到破坏的那种工商业虚假景象的继续。
6．帝国主义战争是在美国1913年工商业危机开始蔓延到欧洲的时刻爆发的。战争破坏了工业周期的正常发展，战争本身竟成了最强大的经济因素。战争为各主要工业部门开创了几乎有无限容量的广阔市场，使它们完全避开了竞争的影响。战争是一个永远满足不了的可靠顾主。杀人武器的生产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个人消费品被千百万不进行生产而进行破坏的人高价侵吞了。这个过程意味着破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到惊人的程度，这个过程表面上却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国家接连不断地发行公债和纸币，发行量竟从几百万逐渐增加到几十亿。机器和厂房破旧了，得不到更新。土地没有进行深耕细作。城市和交通的基本建设停了下来。然而，公债、货币和有价证券却不断增多。虚拟资本膨胀的程度竟与生产资本破坏的程度相等。作为商品流通手段的信贷制度，成了为战争搜刮国民财富（其中包括要由下一代人创造的财富）的手段。
正是由于害怕出现不可收拾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采取了同战时一样的措施：不断发行公债和纸币，调整主要物品的价格，保证利润，实行粮食补贴和其他形式的工资补助，再加上军事检查制度和军人专政。
7．与此同时，由于停止了军事行动、恢复了国际交往（尽管很有限），世界各地对各种各样商品的需求就显露出来了。战争留下了大批剩余物资。集中在供应者和投机者手中的巨额现款，都投向能获得最大利润的方面，因而出现了狂热的贸易高潮。但由于物价空前上涨，股息高得出奇，以致任何一个主要工业部门都没有恢复到欧洲战前的水平。
8．资产阶级政府与银行团、工业托拉斯相勾结，依靠进一步有组织地破坏经济体系（增加虚拟资本，使货币贬值，进行投机倒把，而不去医治经济创伤），才得以推延经济危机的爆发，―直推延到复员工作和战后第一期清算所引起的政治危机平息之后。资产阶级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时机，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危机出现了。他们充满了极其乐观的情绪。看来，恢复时期的需求会使工商业、特别是投机事业出现一个长远的繁荣景象。但是1920年，这种希望破灭了。
1920年3月在日本、4月在美国开始出现危机（在美国，1月份的物价就已有所下降），最初出现的是金融危机，随后是商业危机，接着是工业危机。4月间危机已蔓延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接着蔓延到欧洲各中立国。在德国，危机表现得不太严重。到1920年下半年，危机已遍及整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世界。
9．由此可见，1920年的危机并不是“正常”工业周期的一个必经阶段，而是对战时和战后两年靠破坏和衰竭出现的虚假繁荣的一种深刻反应。这对于了解世界形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
繁荣和危机的正常交替表现在工业发展的上升曲线上。近七年来，欧洲的生产力并没有上升，而是急剧下降了。
经济基础本身的破坏必定会在一切阶段中表现出来。要想使欧洲经济内部协调起来，在最近几年内必须实行压缩和精减的办法。生产力发展的曲线将从目前的虚假高度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也会出现短暂的繁荣，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投机性。危机必将是长期的、严重的。目前欧洲的危机是一种生产不足的危机。这是贫困化对力求按过去资本主义繁荣局面进行生产、贸易和生活的一种反应。
10.欧洲经济实力最强大的而遭受战争破坏最小的国家是英国。但是即使对它来说，也谈不到战后已经恢复了资本主义平衡。诚然，英国依靠它在世界各地的组织机构以及战胜国的地位，战后在贸易和财政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改善了贸易平衡，提高了英镑牌价，预算中有了结余。但在工业方面，英国在战后却没有前进反而是后退了。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国民收入，都大为低于战前。工业主要部门煤炭工业，情况日益恶化，因而其他部门也随之恶化了。不断出现的罢工浪潮并不是英国经济衰落的原因，而是它的后果。
11．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经济被战争破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靠牺牲德国来恢复法国经济的做法，是一种与外交勒索相结合的野蛮掠夺，这意味着德国将遭到更惨重的浩劫（煤炭、机器、牲畜、黄金将被掠夺一空），而法国也并不能从中得救。这种做法会给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法国之所得远远小于德国之所失，尽管法国农民竭尽全力恢复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荒芜了的耕地，尽管战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化学工业、军火工业），但法国仍然面临着经济崩溃。国家的债务和军国主义化的开支，达到惊人的高峰。在最近一次经济繁荣的末期，法国通货贬值了60%。即使人口正常的增长，也不能补偿战时人员的大量伤亡，这也阻碍了法国经济的恢复。意大利和比利时的经济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12．繁荣的虚假性在德国显露得最为明显。在一年半期间，物价上涨了六倍，而生产却继续急剧下降。从表面上看，德国在战后顺利地参加了国际贸易，但它是付出双重代价的：滥用了国家的固定资本（从而破坏了生产、运输和信贷机构）；进一步降低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德国出口商的利润纯粹是一种亏损。在出口的幌子下，德国被廉价出售了。在日益减少的国民财富中，资本主义上层分子却要使自已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多。德国工人成了欧洲的苦力。
13．各中立小国有名无实的政治独立是靠大国之间的对峙来保持的。在经济上，它们也要受世界市场的影响，这种情况在战前基本上由英、德、美、法四国来决定。大战期间，欧洲中立小国的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但欧洲交战国经济上的破坏，也使各中立国的经济陷于混乱。它们债台高筑，通货贬值，不断受到危机的冲击。
三、美国、日本、苏维埃俄国和殖民地各国
14．美国在大战期间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恰恰与欧洲的发展相反。美国主要是作为供应者参加战争的。美国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直接破坏的影响。其运输业和农业等等受到的间接破坏影响，比英国小得多，更不要说与法、德两国相比了。另一方面，美国充分利用了欧洲竞争的消失或极端削弱，使许多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石油、造船、汽车、煤炭）突然迅速发展起来。目前，不仅美国的石油和粮食，而且就连美国的煤炭，也都控制着欧洲大多数国家。
战前，美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和原料（占出口总额2/3以上），而现在，则主要出口工业品（占出口总额60%）。战前，美国是个债务国，而现在，却成了全世界的债权国。世界黄金储备约半数集中在美国，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英镑在世界货市市场上的领导作用已让位给美元。
15．但是，就连美国资本主义也失去了平衡。美国工业的飞速发展纯粹是世界情势造成的：欧洲竞争的消失，而且主要是欧洲军火市场的需求。破产的欧洲，战后不能成为美国的竞争者，不能恢复战前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况且，它作为销售美国商品的市场所能起的作用，也比以往小得多。但是，美国经济已成为商品输出经济，其规模比战前大得多。战时过分膨胀的生产机构，因物资不足而不能充分加以利用。有些工业部门改成季节性的，即一年内只在某一期间从事生产。美国的危机是欧洲衰落所引起的长期严重经济混乱造成的。这是世界分工从根本上遭到破坏的结果。
16．日本也曾利用战争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扩张。它的发展是很有限的，无法与美国相比，许多部门的发展还具有温室的性质。如果说，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日本的生产力足以打入空闲的市场，那么，在与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角逐中，要想保持住这个市场，它的生产力就显得不足了，于是便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在日本出现的危机就是这样造成的。
17．大洋以外的出口原料国家，其中也包括纯殖民地国家（南美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埃及等等），却利用国际联系的断绝，发展了当地的工业。世界危机目前也蔓延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于英国和整个欧洲来说，也是增加贸易困难的一个根源。
18．可见，在生产、贸易和信贷方面，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战后已多少恢复了稳定的平衡。
欧洲在经济上继续衰退，因而欧洲经济基础的崩溃在最近几年内必定显示出来。
世界市场已经瓦解。欧洲需要美国的产品，但没有东西同它交换。欧洲患的是贫血症，而美国患的是多血症。金本位制已经崩溃。欧洲各国货币的贬值（达92%），给世界市场上的商品交换造成巨大的困难。外汇行情的不断剧烈波动，使资本主义生产变成野蛮的投机事业。世界市场上已经没有一般等价物了。
欧洲要想恢复金本位制，只有采取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的办法。但这正是遭到破坏的欧洲所做不到的，美国又在高筑关税壁垒，以防止欧洲商品的大量输入。
欧洲仍旧是一个疯人院。大多数国家颁布了进出口禁令，提高了保护关税。英国实行了禁制关税。德国的出口，和德国整个经济生活一样，受巴黎一帮投机分子的控制。在奥匈帝国的地区内，设置了十几道关税线。在凡尔赛体系内，圈套密布，限制重重。苏维埃俄国受到排斥，不再是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供应者，这也有力地破坏了世界经济平衡。
19．即使俄国重新进入世界市场，也不能使世界市场在最短期间发生巨大变化。俄国的资本主义机构，在生产资料方面紧紧依赖于世界工业。而在战争期间，当俄国国内的工业已全部动员起来时，对协约国的这种依赖关系就更为增强。封锁立即中断了这种非常重要的联系。要想使一个民穷财尽的、在连续三年内战中经济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以挽救旧工业部门不致由于基本设施损坏而必然衰落下去，那谈何容易。更何况数十万优秀的、大都是技术熟练的工人已参加了红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其他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在封锁圈内，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在继承下来的破产的条件下，维持住经济生活，创造出集中管理经济生活的条件。但是，很显然，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以进一步降低许多主要经济部门的生产力作为代价的。只有现在，由于放松了封锁，由于建立了比较正确的改善城乡关系的过渡形式，苏维埃政权才得以逐步坚定地集中领导国家经济的发展。
四、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20．战争使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但它并没有阻碍社会分化的进程。正相反，近七年来，广大中间阶级，其中包括新的中等阶层（职员、官吏等等）的无产阶级化，以及财富集中于为数不多的集团（托拉斯、银行团等等）手中的现象，在战争灾害深重的国家里，有了惊人的发展。司汀尼斯①问题成了德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①转引《列宁全集》第54卷第48条注释：胡戈·斯汀尼斯是德国垄断资本巨头，1893年开办采矿工业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靠军需供应发了横财，战后又利用通货膨胀和搞金融投机，建立起巨大的康采恩，包括1500多家各种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中600家在国外。斯汀尼斯于1924年去世，此后不久他创建的这个庞大康采恩就破产了。由于他的继承人得到了美国银行的大力支持，才幸免被消灭的命运。笫二次世界大战后，斯汀尼斯康采恩主要经营煤矿、海运、内河航运、煤炭批发与零售商业、机器制造业等。
在欧洲所有交战国中，物价不断上涨，同时货币又急剧贬值，这本身就意味着靠损害工人阶级、官吏、职员、小食利者以及一切领取比较固定工资的人的利益，来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由此可见，欧洲在物质资源方面倒退了几十年，而社会矛盾加剧的过程却不仅没有退回，不仅没有延缓，反而更加飞速地前进了。这一重大事实的本身，就足以消除一切希望通过民主形式获得长期和平发展的想法，因为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司汀尼斯化”，以及经济衰落所引起的无产阶级化和赤贫化，决定了阶级斗争具有紧张、剧烈，残酷的性质。
目前的危机，只不过是战时和战后进行这方面的猖狂投机活动的继续罢了。
21．农产品价格上涨给人造成一种似乎农村富裕起来的印象。但实际上，增加收入和财富的只是富裕农民。农民则用他们所积蓄的大量贬值的纸币来偿还了货币未贬值时的债务。但是，农业问题决不单纯只是偿还抵押借款。尽管土地价格大为提高，尽管肆无忌惮地滥用生活必需品专卖权，尽管大土地占有者和富农大发横财，但是欧洲的农业显然衰退了：采用了粗放的经营方式，耕地变成了牧场；农户缺乏牲畜，恢复了三区轮种制。造成这种衰退的局面，还由于劳力不足，牲畜数量减少，人工肥料缺乏，工业品价格昂贵，而在中欧和东欧，则还由于有计划地限制生产（这是对国家政权企图攫取农产品支配权的一种反应）。富裕农民和一部分中农建立了牢固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以期摆脱恢复经济所带来的重担。他们还利用资产阶级的困境，要挟国家实行专门有利于农民的关税和捐税政策，作为农民在反对无产阶级方面给予支持的条件，从而也增加了恢复资本主义经济的困难。城乡资产阶级之间发生了分裂，这也就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
同时，很大一部分贫苦农民陷于赤贫的境地，农村中怨声载道，农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欧洲普遍贫困化而无力大量购买美国谷物，这就引起了大洋彼岸农业的严重危机。我们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南非，也能看到农民经济和小农庄经济的衰落。
22．由于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公务员和私人雇用的职员的处境，通常比无产阶级的处境恶化得更加明显，而且在继续恶化中。失去稳定生活条件的中下级公务人员，成了政治动荡的一个因素，因而破坏了他们所在的国家机构的稳定性。改良主义者所认为的可作为保守主义支柱的“新的中等阶层”，在过渡时期将变成非常革命的因素。
23．资本主义欧洲完全丧失了它在世界上的经济统治地位，而它的相对的阶级均势，却完全建立在这种世界统治的基础之上。欧洲国家（英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法国）为恢复以往的地位所作的一切努力，只能使动荡和混乱状态更为加剧。
24．在欧洲，财富的集中建立在破产的基础之上，而在美国，财富集中和阶级矛盾的增长，是通过资本家大发横财而达到最高峰的。世界市场的普遍动荡造成行情大幅度波动，这使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具有了极度紧张的革命性质。在这空前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之后，必然会出现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高潮。
25．工人和农民移居海外，一向起着缓和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作用。在漫长的萧条时期或者在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之后，移民的趋势必然更为加剧。
美国和澳大利亚对来自欧洲的移民横加阻挠。
目前，这种缓和危机的作用几乎不存在了。
26．资本主义在东方，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的蓬勃发屐，为那里的革命斗争创建了新的社会基础。在这些国家里，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的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紧密勾结，从而成了外国资本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它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软弱无力，实际上是动摇不定、无济于事的。当地无产阶级的壮大，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丧失了民族革命的意志。然而，千百万农民群众却找到了真正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有觉悟的共产主义先锋队。
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压迫和民族压迫，外国和本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剥削，再加上封建农奴制的残余，为殖民地的年轻无产阶级迅速成长并领导农民群众广泛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条件。
印度及其他殖民地的人民革命运动，也像新、旧世界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起义一样，目前已成为劳动人民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国际间的相互关系
27．世界经济的总形势，首先是欧洲的衰落，表明将出现一个最严重而漫长的经济困难和动荡时期，即出现一个全面危机和局部危机时期。战争和凡尔赛和约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使局面更加难以打开了。
如果说，帝国主义是由于生产力要求打破国家界限、建立欧洲和世界统一经济区而出现的，那么，在中欧和东欧增加的许多新国界，以及那里设的新关卡、驻扎的新军队，就是敌对的帝国主义者互相火并的结果了。就国家经济意义来说，欧洲已倒退到中世纪。
在这经济衰竭和破坏殆尽的土地上，现在却养活着一支比1914年“武装和平”高峰时期还多50%的军队。
28．法国对欧洲大陆采取的指导方针，由以下两种因素构成：高利贷者盲目地疯狂肆虐，企图扼杀破产的负债者；重工业强盗贪得无厌，企图利用萨尔、鲁尔和上西里西亚的煤田为工业帝国主义创造条件，以取代破了产的金融帝国主义。
这种意图是针对英国的。而英国却打算切断德国煤炭与法国矿石的联系，因为二者的结合是欧洲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
29．目前，大英帝国的威力最为强大。它既保持了原有的属地，又获得了新的属地。但今天却也暴露出英国的世界统治地位同它实际的经济衰落情况的矛盾。在技术上和组织上无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德国，被武装力量粉碎了。在经济上控制南北美洲的美国，一跃而成为比德国更为可怕的无敌对手。由于高超的组织和技术，美国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比英国高得多。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以及海运和空运业所需要的石油，在美国境内开采的占世界需要量的65—70%。英国在煤炭市场上几乎长期占据的垄断地位彻底垮台了。美国已跃居首位，而且向欧洲的输出额还在急剧增长。在商船吨位方面，美国几乎已与英国并驾齐驱。在电缆方面，美国不愿再容忍英国处于世界垄断地位。在工业方面，英国转入守势，并以抵制德国“有害的”竞争为借口，采取种种关税保护措施来对付美国。最后，当拥有大量陈旧舰只的英国海军停止发展时，哈定政府却采纳了威尔逊政府的海军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必将使美国海军在最近两三年内占据优势。
情况就是这样：英国尽管战胜了德国，但它除非自动退居次位，沦为二等强国，否则，它就得打定主意，在最近期间把现存的力量孤注一掷，同美国拼个死活。
正因为如此，英国才与日本保持同盟关系，并且不惜以让步为代价，力求得到法国的支持，或者至少使它保持中立。最近一年来，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是由于法国力量增强了，而是由于英国的国际地位削弱了。
5月间德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屈服，只不过是英国取得的暂时胜利，这必将使中欧经济进一步衰落，而且也决不能使法国在最近的将来不去占领鲁尔和上西里西亚地区。
30．日美的对立，由于它们都参与了对德作战，而暂时掩盖起来，但目前却大有公开发展之势。战后日本在太平洋上获得了—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岛屿，因而逼近了美国海岸。
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工业出现了危机，这就使海外移民问题再度尖锐化了。因为日本人口稠密，自然资源贫乏，只有商品输出或者人口外迁这两条道路可走。但是这两条道路都要与美国发生冲突，不论是在加利福尼亚，或是在中国、在雅浦岛，情况都是如此。
日本预算中的开支，陆海军军费占半数以上。在英美之间的斗争中，日本在海上要扮演的角色，正是在对德作战中法国在陆地上所扮演的角色。日本目前在利用英美的对立，而这两个巨头争夺世界霸权的最后决斗，却首先会使日本遭到牺牲。
31．这次大战，按其起因和主要参战国来说，是一场欧洲战争，斗争的轴心是英德的对立。美国的参战扩大了斗争的范围，而没有改变斗争的基本方向，即用世界的财力解决欧洲的冲突。这场战争纵然解决了英德之间和美德之间的争端，但是它不但没有解决英美之间和美日之间的关系问题，反而第一次全面地使英美关系成了世界政治的主要问题，而美日关系也成了第二个重大问题。可见，这场战争是真正世界大战的欧洲序幕，是解决帝国主义独霸世界问题的欧洲序幕。
32．但这只不过是世界政治轴心之一。世界政治还有第二个轴心。通过这次战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和第三国际先后建立了。国际革命力量组成的集团，是与一切帝国主义集团完全针锋相对的。
从无产阶级利益和保卫和平的角度来看，英法同盟是保持还是破裂，与英日同盟是否恢复、美国是否加入国际联盟一样，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无产阶级决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维持一时、反复无常、掠夺成性、背信弃义的集团看作是和平的保障，而且资本主义各国的政策越来越受英美对立的牵制，使对立日益加剧，终将酿成一场血战。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与苏维埃俄国签订和约和贸易协定，决不意味世界资产阶级已放弃摧毁苏维埃共和国的念头。我们面前出现的只不过是斗争方式和方法的改变，而且可能是暂时的改变。日本在远东的篡夺行为，可能意味着已进入武装干涉的新时代。
很明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越具有持久的性质，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的矛盾就越要促使资产阶级再次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血腥战争。这就是说，在这场新的战争结束以后，“恢复资本主义平衡”旳任务所依靠的经济，将远远不如欧洲目前的经济形势。
33．尽管这次大战的经验极其有力地证明了“战争是打错了的如意算盘”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也仅只是说说而已），可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却还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技术方面全力准备新的战争。反革命的人道和平主义成了军国主义的帮凶力量。
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阿姆斯特丹工会工作者，却劝导国际无产阶级适应战后出现的经济形势和国内外局势。可见，他们已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准备彻底毀灭人类文明的新战争中所不可缺少的帮手。
六、战后的工人阶级
34．综上所述，恢复资本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意味着工人阶级是否愿意在新的更加艰苦的条件下承担必要的牺牲，以便使自己遭受比战前更为沉重和残酷的奴役？
要想恢复欧洲的经济，必须恢复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机构，必须重建资本。这一点，只有在无产阶级同意增加劳动强度而又领取极低工资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资本家要求无产阶级这样做，黄色国际的叛徒领袖也建议无产阶级这样做，要它先帮助复兴资本主义，然后再争取改善工人的状况。但是，欧洲无产阶级不同意作出这样的牺牲，它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这就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罢工和起义层出不穷，欧洲也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复兴了。重建货币单位，这对许多欧洲国家（德、法、意、奥、匈、波、巴尔干各国）来说，首先意味着赖掉无力偿还的债务，即宣告破产，但这又意味着有力地促使各阶级进行争取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斗争。重建货币单位还意味着：靠牺性群众的利益（不进行工资调整、不控制日用品价格）来进一歩缩减国家开支；禁止国外廉价日用品入口，通过降低生产费用，即首先通过加紧剥削工人群众来增加输出。为恢复资本主义平衡而采取的每项重大措施，实际上会更加动摇业已破坏的阶级平衡，并会给革命斗争提供新的动力。可见，资本主义是否能复兴的问题，成了各种现实力量之间，即各阶级、各政党之间的斗争问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主要阶级当中，如果无产阶级放弃了革命斗争，资产阶级最后显然会找到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平衡。但这是一种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衰落的平衝。它是通过新的危机、新的战争、一系列国家进一步贫困化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继续死亡的途径找到的。
但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推断是少有根据的。
35．在社会关系上持保守观点的顽固分子，大都已失去对劳动群众思想意识的控制力。即使社会民主党和工联由于继承了过去的组织机构而对相当大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还保持影响的话，这种影响也是完全不稳定的。战争不仅使无产阶级的思想，而且也使无产阶级的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与战前组织上的渐进主义完全不相容的。
可是，许多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上层分子表面上仍旧保持着统治地位。他们是迅速滋长起来的工人官僚，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同它们串通一气，并且有自己一套统治的手腕和方法。
其次是在生产中占有优越地位的那部分工人，他们占据行政管理职位，或者有希望占据这种职位。他们是工人官僚最可靠的支柱。
老一辈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工作者，大都是技术熟练的工人，几十年的斗争把他们同自己的组织联结到一起了，尽管自己的组织背叛变节了，但他们还是不肯同它断绝联系。然而，在许多生产部门中，技术熟练的工人已大量为非熟练的工人所接替，而且主要是为女工所接替。
千百万直接经受过战争锻炼的工人，已习惯于掌握武器，而且大都准备拿起武器对付阶级敌人。但是必须给予认真的训练和坚强的领导，才能确保胜利。
大战期间被吸收到工业中工作的千百万新工人，特别是女工，不仅给无产阶级带来小资产阶级偏见，而且还带来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要求。
在战争和革命的风暴中成长起来的千百万青年男女工人，最易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热情地准备采取实际行动。
失业者以及部分丧失阶级性者和半丧失阶级性者组成的大军，其人数的增减，极明显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过程。这个大军经常威胁着资产阶级制度。
这些在出身上和性质上迥然不同的无产阶级阶层，并非同时和同样投入战后的运动中去。因此，革命斗争中就会产生动荡不定的情况，就有高潮和低潮、进攻和退却。但是，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由于一切旧的幻想破灭了，生活上极其动荡不安，托拉斯化的资本控制了一切，军国主义化的国家实行了掠夺政策，所以他们才迅速地团结起来。这一支千百万人的队伍在寻求坚强、英明的领导和明确的行动纲领，从而可为团结集中的共产党取得领导地位奠定基础。
36．大战以来，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明显地恶化了。只有个别一些工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那些在战时有几个人在工厂中工作的家庭，能保持甚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总的说来，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大战以来，中欧无产阶级陷于日益贫困的境地。欧洲大陆上的协约国的生活水平，最近下降得不太厉害了。在战争末期，英国无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制止了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
在美国，工人阶级中有些阶层的生活状况改善了，而其他阶层的状況则仍旧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甚至恶化了。
危机极其猛烈地冲击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工资的下降速度超过了物价的跌落速度。失业者和半失业者的人数创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纪录。
个人生活条件的急剧改变，不仅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而且也不可能在主要领域中，即在生产中建立阶级平衡。生活条件的不稳定反映出本国和世界经济条件的普遍不稳定，这是当前发展过程中的最革命的因素。
七、前途和任务
37．战争并不是由于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而宣告结束。资产阶级有相当的理由把这个事实说成是他们的巨大胜利。
只有小资产阶级糊涂虫才会认为：欧洲无产阶级在战争期间或战争刚刚结束之后没有打倒资产阶级这一事实，是共产国际纲领的破产。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决不是武断地安排在某月某日发动革命，或者硬性规定必须在某一期限内进行革命。过去和现在，革命始终是各种实际力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斗争。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破坏了平衡，这就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创造了有利条件。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局势。
共产国际和两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分歧，并不是什么我们要武断地安排在某时某刻发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也是反对空想主义和盲目主义的。分歧实际上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不论是参加政府还是处于在野地位，都竭尽全力帮助恢复资产阶级国家的安定，阻挠革命的实际发展；而共产党人则通过一切途径，采取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会来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战后的两年半期间，各国无产阶级显示出充沛的精力、斗争的决心和忘我的精神，只要工人阶级有一个强大集中的、准备采取行动的国际共产党来领导，就必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一些历史上的原因，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直到现在，领导欧洲无产阶级的却是第二国际，这个组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所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
38．1918年底和1919年初，德国的政权实际上已落到工人阶级手中。可是，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却把自已的整个机构和全部传统影响用于一个目的，即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
在意大利，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断出现新高潮，只是由于社会党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议会党团的背叛政策、工会组织怯懦的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才得以恢复自己的机构，调动白卫军对无产阶级采取攻势，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自己的旧的领导机构破产，暂时受到一些挫折。
在英国，由于国家军事力量公开登上政治舞台，由于工联领袖们被这种情况所吓倒，近几年来，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屡遭失败。如果工联领袖们能忠于工人阶级事业，那么，即使工联机构不健全，还是可以用来从事革命斗争。不久前“三业同盟”危机，提供了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可能性，但工联领袖们的保守、胆怯和背叛行为，却阻碍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如果英国工联机构现在能把为资本效劳的一半力量用于社会主义事业，英国无产阶级就能以最小的牺牲代价取得政权，并着手有计划地进行国家经济的改造工作。
上述各点，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很显然，目前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的革命斗争，在全世界都遇到阻碍，进展得很缓慢。实际上，我们决不能期望战后的革命攻势即使不能立即取得胜利，也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政治上的发展也有它的循环规律，有起有伏。敌人并不是消极的，它也在斗争。一旦无产阶级的进攻失利，资产阶级会立即进行反攻。无产阶级失去某些轻易得来的阵地，会使自己的队伍中出现暂时的消沉情绪。但是毫无疑问，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一般说来是通过暂时的上升而走向下降，革命的曲线则是通过一切波动而走向上升。
要想恢复资本主义，就得变本加厉地剥削，使千百万人陷于死亡的境地，使千百万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使无产阶级的生存永远得不到保障。因此，工人们不得不一再进行反抗，经常举行罢工和起义。在这种压迫下和在这种斗争中，群众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意志会日益增强。
39．指导目前无产阶级的防御性斗争，使它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使它的步调一致，并根据发展的情况把它提升到政治上的最后决战的高度——这就是共产党在当前危机时期的基本任务。但是，如果发展的速度缓慢，而且在当前的危机之后，在某些国家出现繁荣时期，那也决不意味着一个“有机”时代开始了。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周期性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波动像过去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青年和成年时期一样，将伴随着资本主义到临终时期。
一旦经济复苏，在当前的危机期间被资本的进攻击退的无产阶级，就会重新转入攻势。无产阶级为了报复在战争时期所受的一切欺骗、在危机时期所遭到的一切掠夺和屈辱而开展的在经济上的进攻性斗争，也和目前的防御性斗争一样，有转变成为公开的国内战争的趋势。
40．不管最近期间的革命运动开展得是迅速还是缓慢，共产党都必须是一个行动的政党。它要站在斗争着的群众的前列，它要坚定而又明确地制定出斗争口号，并要掲露和指出社会民主党总是期望妥协的模棱两可的口号。不管在斗争的过程中发生什么变化，共产党都要极力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新据点，教导群众采取积极的灵活行动，使他们能掌握与敌人展开正面的公开冲突的新方式和新方法。共产党要利用每个休战时机总结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使阶级冲突不断扩展和深入，要用统一的目的和统一的实际行动把国内的和国际范围的各种阶级冲突联系在一起，以便领导无产阶级摧毁一切反抗，走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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