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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会议（1921年7月5日中午12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十七次会议
（1921年7月5日中午12时）
·庆贺克拉拉·蔡特金65寿辰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
↘洛里欧（法国共产党）
·列宁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讨论：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柯伦泰（俄国共产党）
↘托洛茨基（俄国共产党）
↘克隆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布哈林（俄国共产党）
↘列宁
·表决并通过关于俄共策略的决议
庆贺克拉拉·蔡特金65寿辰
主席洛里欧：
在正式开会之前，即列宁同志作关于俄国形势报告之前，我有责任报告大会：今天是我们敬爱的克拉拉·蔡特金同志65岁生日。（热烈鼓掌。）由德国代表团团员黑克尔特同志致贺词。
黒克尔特：
同志们！德国代表团很高兴地履行这项义务。我们代表团中有一位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老战士——克拉拉·蔡特金同志，今天是她65岁生日。蔡特金这个名字对整个工人国际来说是一个特殊纲领。蔡特金不是在晚年，而是在青年时代就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她怀着一颗年轻火热的心投入了工人运动，她至今仍是工人运动的一位忠诚的、忘我的战士。
蔡特金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君迫害过她，资产阶级诽谤过她，甚至连她的一些老战友也诽谤过她。在社会主义者法迫害工人阶级、迫害英勇反对旧普鲁士、反对旧德意志的工人阶层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老同志蔡特金也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社会主义者法废除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右派，蔡特金同志就毅然转到该党的左翼一边。她是一位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思想的英勇战士；修正主义运动刚一出现，她就和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及其他同志一道，以笔为武器，为国际激进派效力；正是她慷慨激昂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思想，也正是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持了卡尔·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采取的激进立场。大战前不久，在真正的左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形成之后，蔡特金就站到左派一边。她的心始终在真正的战斗的无产者一边。她一贯地、全心全意地站在无产阶级的战斗部分一边。她从不半途而废。大战爆发后，蔡特金作为《平等报》编辑，采取了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极端爱国主义，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从而为四分五裂的无产阶级的重新联合廓清了道路。自大战爆发之日起，她就为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努力联合革命工人。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左翼形成了，她就立即加入了左翼，并与之一道战斗。战后，即革命时期，蔡特金加入斯巴达克联盟，成为我们的优秀领袖之―，成为当时还弱小的德国斯巴达克运动的英勇领导人之一。不久，德国统一共产党成立，她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这个党的杰出领袖之一。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由于蔡特金在一些问题上改变了方针，因而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现任中央委员会和她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但是，观点的分歧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对她个人产生敌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太敬重我们的这位老战友了。
我们深知，她对我们的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知道，从一开始，她就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也深知，她将永远站在无产阶级群众一边。我们希望——岂止希望，我们坚信——她是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我们深知，我们彼此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会长久存在下去。我认为，共产国际和德国代表团一道仍将长期认为蔡特金同志是工人运动左翼的英勇战士。她必将成为无产阶级大军的红色将领，率领我们走向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谨向克拉拉·蔡特金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并请大会全体代表和我们一起向她庆贺。
（全场热烈赞同，长时间鼓掌。）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你们颂扬我的功劳，称赞我个人，使我很为难。你们批评我，我反倒很高兴，因为我想到我能以自己的战斗行动为真理服务，促使革命进一步发展。但是，你们一表扬我，我就很不安，因为我想到了我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深知，生活给了我一切，革命思想给了我一切，可惜，我对革命还有欠债，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同志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我是凭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行事的，根本不值得赞扬。我就是我，我只能这样行事。怎能因为江河向前奔流，就赞扬它？怎能因为鸟儿歌唱，就赞扬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为革命事业服务，也是出于内在的必然。（全场热烈赞同。）
黑克尔特同志刚才赞扬了我一番，对此，我不想说什么。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我不能不说说。我能有今天，我能有成绩，这主要归功于德意志的理论，至于实践，我是向历史学习的，也是摹仿我们的法国和英国兄弟的。而我能够立志为革命奋斗——请允许我丝毫不带资产阶级意味地借用一个用语——我能够树立革命道德，这要归功于俄国革命家、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因此，我要终生感激他们。我能有这样的情操，我能有献身革命的这种毅力，这首先是因为从70年代起，我就同俄国革命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请允许我再谈一点。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怀念罗莎·卢森堡，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和她分不开的。我为她已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
同志们！我太激动了，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我只想表示一点，我有一个宿愿，那就是：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要努力工作，争取看到德国革命的胜利，如有可能的话，也争取看到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我们大家都应当为此而努力。（热烈赞同。）我为之工作，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取得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全场热烈赞同，长时间鼓掌。）
洛里欧：
敬爱的克拉拉·蔡特金同志！我很幸运，能在德国代表团致贺词之后，代表大会全体同志向您表示兄弟的情谊。
敬爱的蔡特金同志！我不善于使用华丽的词句，我要尽量用普普通通的话来表达，因为我深信，肺腑之言最能表达我们大家的情感。
今天，是在这里举行会议的整个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一个节日。我们正在为准备革命而紧张地工作，临时中断一会儿工作，为的是当面向您表示庆贺，庆贺您的光辉而崇高的一生。黑克尔特同志简要地叙述了您生平各个时期，但是，敬爱的蔡特金同志，唯独您一个人知道，这43个艰苦奋斗的春秋充满了欢快的喜悦和痛苦的眼泪，使您操碎了心。
您刚才站在这个讲台上，提起您的忠诚的同志——已故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确，只有您才有资格说出这些回忆对于您意味着什么，说出与您的43年斗争历史相联系的事情，也就是您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以及其他地方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工作。这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我们铭记您站在革命运动的左翼立场上，为反对旧社会民主党的倾向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我们更要提到您在大战期间所从事的工作。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对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所做的工作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无产阶级也没有忘记，几乎就在大战前夕，正是您在由您支持召开的伯尔尼代表大会上唤起了许多国家的妇女，使他〔她〕们说出了当时误入歧途的无产者没能说出来的话。我不想一一描述大战期间各个斗争的阶段，我只想说说我们法国共产党人特别难忘的一件事。
在图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得知您要光临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对您能否成行，缺乏信心。我们知道法国警方对您了如指掌，他们未必能让您进入法国。我们知道，他们决不准许您入境。但是，我们也知道，您是一位能应付警察的人。后来，当大家得知您已经进入法国国境的时候，当我们在法国本土欢迎您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高兴，而资产阶级是何等的惊慌。
敬爱的蔡特金同志！您为之效力多年、为之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事业方兴未艾。俄国革命的胜利、德国革命的明显发展以及我们同志们的努力，使我们不仅看到，而且坚信：您，敬爱的蔡特金同志，也一定能看到您的事业终于成功。革命正在全速发展。您生前一定能看到您的工作成果：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这就是我们对您的全部祝愿。（热烈欢呼。）
主席洛里欧；
请列宁同志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列宁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①
同志们！老实说，我没有可能很好地准备这个报告。我的论粮食税的小册子②的译本和关于俄国共产党策略的提纲③，这就是我所能系统地加以准备的一切。现在，我只想对这个材料作一些解释和说明。
①列宁作报告用的是德语。——译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92—233页。——译者注
③见本卷第1053—1061页。——译者注
要论证我们党的策略，我认为必须从说明国际形势开始。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大会也已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定的决议①。我在提纲中只是很简略地谈到这个问题，而且完全是着眼于政治的。我没有谈到经济基础，但是我认为，关于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从政治上说，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无疑出现了一种均势，这是为了维护各自的领导阶级的统治而手执武器公开进行斗争的力量之间的均势，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联埃俄国之间的均势。当然，所谓均势，也只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的。我认为，仅仅是在军事斗争方面国际形势中出现了某种均势。当然，必须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相对的均势，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资本主义国家也和那些到目前为止都被看作历史的客体而不是历史的主体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积聚了很多易燃物，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迟早会突然发生暴动、大的战斗和革命。这是完全可能的。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国际资产阶级直接同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进行斗争。这场斗争曾经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焦点，而现在正是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由于国际资产阶级扼杀我们共和国的企图未能得逞，目前出现了一种均势，自然，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
①指《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纲）》，见本卷第962—984页。——译者注
当然，我们很清楚，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比我们共和国强大得多，完全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组合他们才无法继续对我们进行战争。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在远东又看到了新的侵略尝试①，毫无疑问，这种尝试今后还会有。对于这一点，我们党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目前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注意目前形势的特点，使我们的策略适应这种特点，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武装斗争仍然可能突然发生。组织红军和加强红军的力量仍然是我们的任务。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仍然应当而且首先应当考虑我们的红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既然还要防备国际资产阶级的新进犯和新入侵，我们就只能这样做。国际形势中出现某种均势的事实对我们的实际政策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只是说明，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但今年国际革命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
①指1921年5月26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白卫分子在日本干渉军的支持下推翻远东共和国滨海州公署的事件。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击溃了白卫军，于1922年10月25日解放了符拉迪斯托克，日本军队被迫从远东共和国撤退。——译者注
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促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可是实际上运动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直到目前，在资本主义特别发达的其他大国中，革命还没有到来。诚然，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满意地肯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国际资产阶级不能扼杀我们，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比我们强大百倍。（鼓掌。）
在提纲的第2条里，我对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等问题作了考察。现在要补充的是，我从这里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样的：我们预言过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直线运动。—眼就可以看出，在缔结和约以后，无论这个和约怎样不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没能爆发起来，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国家里革命的迹象很多很明显，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和明显得多。现在出现了一些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和近几个月来，这种革命迹象在欧洲比我们所预料的要明显得多。那么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办呢？现在必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为革命扎扎实实地进行准备，并深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情况。这就是我们应当从国际形势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对于我们俄罗斯共和国来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短暂的喘息时机，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这种均势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许多西欧国家里，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很可能大多数居民，都已经被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恰恰就是工人阶级中那些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敌对组织。这一点我在提纲的第2条中已经加以说明，我想，在这里我应当谈一谈我们在策略问题的讨论中已经阐明了的两点。第一，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愈有组织，历史就要求我们愈加扎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我们就应当愈加扎实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第二，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恰恰是工人阶级中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那一部分。假如国际资产阶级不依靠这部分工人，不依靠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反革命分子，那它要支撑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掌声。）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殖民地运动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一切旧的政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都还有原来那种感伤的观点的残余，说什么它们无限同情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仍然被看作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0世纪初开始，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亿万人民——实际上是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政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必须着重指出，我们已经首次在我们的国际内着手准备这个斗争了。自然，在这个广大的领域内，困难要多得多，但是不管怎样，运动在向前发展，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农民，虽然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全场活跃以示赞同。）
至于我们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形势，那么，我必须从正确分析阶级关系入手。近几个月来，在这方面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成立了一些新的、反对我们的剥削阶级组织。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阶级。站在剥削阶级队伍最前列的是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在这里，破坏工作是轻而易举的，只消几个月，有时甚至几个星期或几天，就能彻底完成。我们在俄国已经剥夺了剥削者——大地主和资本家。在战争时期，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只是作为国际资产阶级军事力量的走卒进行活动。现在，当我们击退了国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后，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一切反革命政党都在国外建立了组织。流亡世界各地的俄国侨民有150万或200万人。他们差不多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出版日报，所有的地主政党和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都与外国资产阶级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从他们那里获得足够的金钱来维持出版物。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我国先前的所有政党都在通力合作。我们还看到，在国外，俄国的“自由”报刊，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起到最反动的君主派的止，怎样在为大土地占有制辩护。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易于完成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敌人的力量、他们的组织程度以及他们营垒中的政治派别。另一方面，这自然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因为这些俄国反革命流亡者正用各种办法进行准备来同我们作斗争。这种斗争再一次证明，整个说来，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能和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压迫阶级的自我意识强烈，尽管在这方面俄国革命所做的工作要比过去的一切革命都多。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村庄的人民和被压迫者不曾受到震动。尽管这样，只要我们冷静地估量一下国外的俄国反革命流亡者的组织程度和他们的观点在政治上的鲜明程度，我们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强烈。这些人采用各种办法，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妄图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进攻和打垮苏维埃俄国。密切注视俄国反革命势力的主要意图、主要的策略手法、主要的派别，对我们是大有教益的，我想外国同志一定会这样做。俄国反革命势力主要是在国外活动，外国同志观测他们的活动不会有多大困难。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反革命流亡者消息灵通，组织周密，善于谋划。我想，系统地比较和研究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是怎样利用这种或那种时机的，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对工人阶级会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际的政治。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学会了什么。俄国资产阶级最近几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①这支战败的反动军队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非常好。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也确实获得了很大成绩。当我们一举夺得政权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政治上还不成熟。现在，我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当代西欧的发展水平。我们必须估计到这一点，必须改善我们自己的组织和方法，我们将全力做到这一点。战胜这两个剥削阶级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想，对将来其他国家的革命来说也不困难。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译者注
但是，除了剥削者阶级以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英国除外——几乎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和小农阶级。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同这最后的两个阶级作斗争。为了摆脱这两个阶级，必须采取其他办法，不同于对付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办法。对于大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我们可以干脆加以剥夺，把他们赶走。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对于最后两个资本主义阶级，也就是对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的小生产者和小资产者，我们却不能这样做。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两个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少数，约占人口的30—45％。如果加上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就会超过50％。对于他们，不能剥夺或驱逐，必须采取其他斗争方法。如果我们把国际革命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从国际观点看来，现在在俄国开始的这个时期的意义实质上就是我们必须从实践上解决俄国无产阶级同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好地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我们很清楚，我们犯过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想确定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即小私有制，怎样对待小生产者，——从国际观点来看，这是—个很大的进步。现在，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定能够解决这个课题。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创造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会有用的，它们定能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准备做得更好。
我在提纲里就是试图分析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一个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国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自然，农民是很落后的。在革命的发展中，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表现的呢？最初的形式是联盟，紧密的联盟。这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不管怎样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做得到的。
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和农民结成了联盟。我们是这样理解这个联盟的：无产阶级使农民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剥削、领导和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以便共同战胜剥削者。
孟什维克却这样推论：农民占大多数，而我们是纯粹的民主派，因此多数应当决定一切。但是由于农民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那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让资本主义复辟。口号都一样：和农民结成联盟。但我们这样提，意思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我们设法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而且第一个阶段是军事联盟。三年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它在某些方面却使我们的任务易于完成。这听起来也许奇怪，但却是事实。对农民来说，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反对剥削者、反对大地主的战争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尽管在发展水平上有很大差距，尽管我国农民多数不会读不会写，但我们的宣传却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这证明广大群众（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一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学到东西比从书本上学到东西要容易得多。而我国农民容易接受实际经验，还因为俄国是这样辽阔广大，它的各个部分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反革命势力能够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暂时得逞，是因为资产阶级在那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是因为农民反对我们。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反革命势力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能一度取得胜利，是因为资产阶级争取农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是没有多久农民就醒悟了。他们在短时间内就积累了实际经验，而且很快就改口了：“是的，布尔什维克相当讨厌，我们不喜欢，但是他们总比白卫分子和立宪会议好。”在农民当中，立宪会议是一个骂人的字眼。不仅在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当中是这样，就是在农民当中也是这样。他们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立宪会议和白卫军是―回事，后者是紧跟着前者来的。孟什维克也利用和农民结成的军事联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这种联盟是不够的。没有经济联盟，军事联盟就无法维持。我们不是光靠空气过活的；没有经济基础，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基础是我们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基础，因为我国资产阶级是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和农民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盟，基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粗糙的。农民从我们这里得到全部土地和对大地主作斗争的支持，而我们则应该因此得到粮食。这种联盟完全是一种新东西，它不是建立在通常那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的。我们的农民对这一点的了解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要清楚得多。农民心中想道：“这些布尔什维克都是严厉的领导者，但他们毕竟是自己人。”这样，我们终于建立了新的经济联盟的基础。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红军，而在捍卫自己的地产时得到红军的支持。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如奥托·鲍威尔之流总是忘记这一点，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承认联盟最初的形式是很粗陋的，我们犯过很多很多错误。但是那时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必须绝对保证军队的供应。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同俄国所有产粮区的联系都给切断了。我们的处境非常险恶。但是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全凭着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居然经受住了这样深重的磨难和困苦，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全场活跃以示赞同。鼓掌。）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任务毕竟不同了。如果国家的经济没有遭到七年连续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那样的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也许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新的形式上去。可是，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在决不离开革命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准备改变政策，使农民能够感到布尔什维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状况。
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把征粮制改成了实物税。这不是一下子想出来的。你们可以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看到，一连好几个月刊载了许多建议，然而真正有效的方案却没有想出来。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由实际情况产生的必要性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歉收、饲料缺乏、燃料不足，这一切对于整个经济，包括农民经济在内，自然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农民不干活了，那我们就得不到木柴。而得不到木柴，工厂就不得不停工。由于严重的歉收和饲料缺乏，经济危机在1921年春季大大扩展了。这一切都是三年内战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向农民表明，为了立刻减轻他们的困苦，我们能够而且愿意迅速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常常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说过），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有的同志在进行宣传时这样论证：我们是准备革命的，但革命不应过于艰苦。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这个论点是什麦拉里同志在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提出来的。我是从赖兴贝格《前进报》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的。那里大概有一个稍微偏左的派别。因此，不能认为这家报纸是不偏不倚的。不管怎样我应当说，如果什麦拉里确实说过这话，那他就错了。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继什麦拉里之后发言的一些人曾说：“对，我们得同什麦拉里一道干，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内战。”（笑声。）假如这一切是真的，那我必须说，这样的鼓动不是共产主义的鼓动，不是革命的鼓动。自然，每次革命都会给进行革命的阶级带来巨大牺牲。革命不同于普通斗争的地方就在于投入运动的人要多出十倍百倍，就这一点讲，一次革命不仅仅对某些个人，而且对整个阶级都意味着牺牲。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给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带来的牺牲和困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很有可能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将来也会是这样。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分配这些生活困苦的负担呢？我们代表着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分配这些负担，即把负担分摊在几个阶级身上，从而相对地改善居民中个别阶层的处境。但是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行事呢？根据公平的原则还是根据多数的原则呢？不，我们应当讲求实际。我们应当以保住无产阶级政权为前提来进行分配。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原则。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人阶级不得不忍受难以想象的困苦。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粮食政策所获得的成就一年比一年大。—般说来，情况无疑是好转了。但是俄国农民从革命中获得的好处肯定要比工人阶级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理论上看，这自然表明我们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当考茨基提出这个论据反对我们时，我们付之一笑。自然，如果不废除大土地占有制，不赶走大地主，不分配土地，那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我们是唯一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的政党。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和制度。这些我们都已经建立了，可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场斗争会得到什么结果，就看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分配负担实际上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一般说来，农民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而深重的苦难则落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这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实行自己的专政。
我已经说过，1921年春由于饲料缺乏和歉收，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极为困苦。不和农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生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帮助农民。工人阶级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非常痛苦。然而，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却懂得，为了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应当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代价来帮助农民。这一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理解的，但是，在这个先锋队里还有人不能理解，他们由于疲劳过度而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还用上了机会主义这个字眼。他们说，布尔什维克竟然帮助农民，可是农民是剥削我们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而工人却饿着肚子。难道这就是机会主义吗？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在我们看来，起决定作用的动机是考虑怎样才有利于达到目的，而不是公平分摊。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行实物税，这是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个年度我们将第一次实行实物税。这个原则还没有经过实践捡验。我们必须从军事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从理论上看，只有实物税才能成为经济联盟的基础。从理论上看，只有这样做才能给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化的工厂把产品交给农民，农民则以粮食来交换。在小农占多数或至少占很大一个少数的国家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存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形式。农民以纳税形式提供一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则拿去同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交换，或者说去进行商品交换。
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不言而喻，实物税意味着贸易自由。农民在完税之后，有权拿自己的余粮去自由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我们公开说出这一点，并且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决不掩饰。如果我们想掩饰，那我们的情况就很不妙了。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完全是公开这样做的。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让外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获得承租权。我们在丝毫不取消国有化的条件下把矿山、森林、石油资源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工业品、机器等来恢复我们自己的工业。
自然，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大家并不是一下子就意见一致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十分高兴地指出：我们的农民进步了，他们完全懂得我们目前进行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经常有一些很纯朴的农民从遥远的地方跑来对我们说：“怎么回事？我国的资本家、说俄国话的资本家被赶走了，而外国资本家现在却要到我们这里来？”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们的农民已经进步了吗？对于有经济常识的工人是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七年战争的破坏使我们的工业要很多年才能恢复。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我们必须向大家、向每一个人讲清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能够在实践上证明这一点，那么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群众就会拥护我们，因为这种办法能立刻改善他们的状况，能保证我们的工业得到恢复。是什么情况迫使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①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一方面是殖民地国家，它们还不能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形成了某种均势，很不可靠的均势。但我们还是应当考虑这个事实。我们要生存，就不应当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或者是立刻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或者是向他们缴纳贡赋。
①在德文速记记录中，此处有“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字样。——译者注
我们公开承认，我们决不隐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缴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特别是在均势时期，当我们的外国同志正在扎实地进行革命准备的时候。革命准备得愈充分，胜利就愈有把握。可是在这以前我们不得不缴纳贡赋。
现在我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粮食政策。亳无疑问，我们的粮食政策制定得很粗糙，不完善。但是，我们也可以举出已取得的成绩。说到这里，我还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应当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像旧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那样提出问题。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提出问题。现代化大工业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全俄电气化。瑞典、德国和美国已经接近实现电气化了，虽然它们还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一位从瑞典来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很大一部分工业和30％的农业都已经电气化了。在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德国和美国，我们看到电气化的规模还更大。大机器工业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全国电气化。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由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诚然，这些人在思想感情上几乎都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专家都会走到共产主义的，不过不像我们那样要在20年的地下工作中不断地研究、温习和咀嚼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
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权机关都主张我们去请教专家。只要我们通过实践证明了这个办法可以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专家工程师们就会转到我们方面来。单从理论上向他们证明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向他们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是依靠从理论上宣传共产主义，而是换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能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我们说：大工业是使农民不再受穷挨饿的唯一手段。这是人人都同意的。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旧的基础上恢复工业，需要花的力气和时间太多了。我们必须使工业更加现代化，也就是说要向电气化过渡。电气化所需的时间要少得多。电气化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200多名专家都是兴致勃勃地从事这项工作，虽然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们从技术科学观点出发势必承认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从计划到计划的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比较谨慎的专家说，完成第一期工程至少需要10年。据巴洛德教授计算，德国实现电气化只要三四年就够了。但对我们来说10年还嫌太少。我在提纲里举了一些具体数字，为的是让你们知道，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做的还多么有限。我所举的数字小得可怜，你们一看就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要大于科学价值。但是我们还得从宣传做起。参加过世界大战并在德国呆过几年的俄国农民在那里都看到，要战胜饥饿，应当怎样按现代化方法从事经营。我们应当在这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这些计划本身还没有多大实际作用，可是鼓动作用却很大。
农民看到，现在必须创新。农民懂得，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各行其是，而应当由整个国家一起来做。在德国当过俘虏的农民看到而且认识到，生活，文明的生活，应当以什么作为实在的基础。12000千瓦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熟悉美国、德国或瑞典电气化情况的外国人听了也许会笑。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就算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吧。但是，农民已经开始懂得，必须大规模地进行新的工程，而且新的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我们打算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只要资本家帮助我们实现我国的电气化，我们不应当因为要给他们几亿公斤石油而惋惜。
最后，我稍微谈一谈“纯粹民主派”。我要引用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信中的一段话：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①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译者注
我们不能像某些理论家那样提出我们的问题。整个反动派，不单是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势力，都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德国同志比其他国家的同志都更清楚“纯粹民主派”标志着什么，因为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领袖都庇护这个“纯粹民主派”而反对凶恶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言论而是根据行动来评断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么就会发现他们正是小资产阶级“纯粹民主派”的代表。在我国革命中，再就是在最近这次危机即喀琅施塔得暴动期间，他们都十分典型而清楚地表明，纯粹民主派是怎么回事。农民的骚乱来势很猛，工人中间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啊。他们已经饿了三年肚子，但不能四年、五年地饿下去。饿着肚子，政治积极性自然大受影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表现如何呢？他们一直动摇不定，从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俄国的所有政党在国外组织起来的事实表明了目前的形势。俄国大资产阶级最聪明的领袖们盘算着：“我们不可能在俄国立刻取胜。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实践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的革命中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研究这种辩证法，即从敌我双方各自怎样进行斗争的实践中研究这种辩证法。立宪民主党人拥护“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因为他们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想骗一些人上这个圈套。聪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说的。当然不是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是聪明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聪明的，他们从法国革命中吸取了一些经验。现在他们的口号是：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整个资产阶级现在都帮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是整个反动派的急先锋。今年春天我们已经有幸看到这种反革命合作的成果了。
因此，我们必须同这些分子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专政是一种激战状态。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目前军事入侵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处境孤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又不完全孤立，因为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已不能公开对我们发动战争了，因为整个工人阶级尽管大部分还不拥护共产主义，仍有相当的阶级觉悟，不允许进行武装干涉。资产阶级不得不考虑群众的这种情绪，尽管群众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因此，资产阶级现在不能向我们进攻，虽然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总的最终结果未定，可怕的战争状态就将继续下去。我们说：“在战争时期我们是像作战那样行事的，我们决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我们公开向农民说，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或是选择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时我们可以在保住政权的前提下作一切可能的让步，然后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或是选择资产阶级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欺骗，都是十足的恶意煽动。我们必须同这种欺骗、同这种恶意煽动作最无情的斗争。我们的观点就是：暂时我们还要作重大的让步，要极其谨慎，这是由于存在着某种均势，由于联合起来的敌人比我们强，由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太薄弱，而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的。
关于我们的策略，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我要向同志们说的就是这些。（长时间鼓掌。）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8—56页译文刊印）
讨论
主席洛里欧：
同志们！现在讨论列宁同志的报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报名发言。我希望就这个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是十分重要的。请各代表团指派自己的发言人。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由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代表团报名就列宁的报告发言，所以，按照我们代表团对我的委托，我认为我有义务来填补这个空白，承担这一很难得到成效的任务，即首先发表意见。
列宁同志的报告使我们受益匪浅，他说明了俄国共产党要如何克服因俄国经济发展落后和世界革命发展缓慢而产生的困难。列宁同志在关键时刻说出了关键的话。他说：在工业发达国家的同志做好全部充分准备之前，我们俄国将不得不缴纳贡税。可见，列宁的意思显然是这样的——这一点，列宁同志也说得十分明确——赢得时间就能赢得一切。
但是，我要指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感到某种担忧。（有人喊道：“我们也一样！”）我完全相信你们说的是真心话。我还认为，对这种担忧公开议论一番是较为妥当的，因为不仅西方同志而且俄国同志也都有这种担忧。我们始终感到不安的是，俄国党的政策即俄国党的国内经济政策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不仅仅间接能加强俄国的经济地位和创造恢复俄国本国经济的条件；我们总觉得，这个政策还必然导致另外一种后果，也是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俄国国内，任何政党，不论其力量多么强大，也不论其纪律多么严格，都永远不能不受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点是应该赞成的。党的生活和政治生活不可能长期不受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的影响，因为经济条件也影响着政治生活。因此，我们首先担心的是，俄国党限于闭关自守，限于严格的纪律，限于大权独揽而不能绝对保证俄国党在经济条件变化了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其本色；至于俄国党同外国的关系，我们在讨论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时，至少在委员会中，已经发表过意见。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中有―处说，苏维埃俄国恢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带来多大的变化。我在委员会中曾对这种论断提出过异议，但我只能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提纲业经代表大会通过，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又出来了，所以我认为我有权再次正式谈谈这个问题，并说明如下。依我之见，恢复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经济联系可采取订立协定的方式，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目的要对方在政治上承认苏维埃政府，至于协定的经济性质，不过是一个幌子，而且也不对俄国的经济恢复提供任何援助；另一种是（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方式的可能性最大）以协定为基础，建立具体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关系，即实行租让或以信用担保大量输入商品。
果真这种协定得到履行，并且有助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那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也就随之必然得到加强。假如俄国同志已经预先考虑到这种后果并估计到这种危险，那么，鉴于这种情况与我们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关，我们就要问：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怎么办？必须承认，俄国迫于形势，目前不得不继续走这条路，应该承认，这种必要性无疑是存在的。因而，所有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就要更主动地抵消这一政策给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活力。但是，我们恰恰有一种印象，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本次代表大会和经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能证明这一点。完全可以预料——岂止是预料，简直是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国家革命工人的利益与苏维埃政权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责某个个人。这是客观事实。克拉辛同志在同《红旗报》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就说过，英国矿工的罢工实际上妨碍了俄英贸易协定的执行。这个例子说明，利益是有矛盾的。反之，假使对英国矿工明确说，“你们不应该罢工，因为俄国需要煤，需要机器”，那就对世界革命作不出任何贡献了。我觉得，有人要在这个问题上搞折衷，那是害己又害人。坦率地说，英国矿工在罢工期间既没有得到有效的援助，也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为了俄国的利益，你们不要罢工。”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过这类事情，但是，我们非常担心，怕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与我们俄国同志的意愿相反，抓住这个理由不放，对开展经济斗争的工人说：“当然，我们站在你们一边，但是，你们要替苏维埃俄国想想，俄国需要你们提供货物，所以不要罢工了。”拉狄克同志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俏皮的玩笑罢了。拉狄克同志要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他对我国的情况缺乏了解，这太遗憾了。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要保证不发生这种危险。这是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因而也是本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如果说本次代表大会的思想路线实际是由我们的俄国同志确定的话，如果说本次代表大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俄国同志手中的话，那么，这不怪俄国同志，而怪其余各党，因为它们缺乏批评的态度，没有用实际行动来改变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的性质，也不进行任何抵制。不过，我这样说，是另有用意的。我要告诫所有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现在，由于受俄国国家政策的影响，它们都已看上了（依我们看，是看准了）另一条路，所以它们不但要用言论，而且用具体行动，用公开的批评来抵制这种影响，现在，正是它们进行公开批评的机会。（赞同声。）
拉狄克：
同志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肯于在此就其提出的问题发表看法，我真的认为应该给这个党记上一功。同时，我也要指出，扎克斯同志刚才关于一些事实和本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言论表明，他的胆量确实不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态度我们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只不过是说出了孟什维克在其报刊上屡次攻击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时所发表的言论。我不想深入地评论扎克斯同志在他发言中所依据的经济理论。我不想剖析人所尽知的见解，即认为俄国向西欧采购商品会阻碍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等等。我只想谈谈一个问题，即：俄国共产党所执行的内外政策，从俄国无产阶级角度（即不仅从俄国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的角度，而且也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角度）看，是否必要？我们既然已经听到了列宁同志的发言，我想就没有必要再来证明：不仅在由战争转入和平的这种形势下，而且一般地说，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除了我们所采取的政策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政策，况且这项政策包含着各国共产党必须吸取的理论精华。多年来，孟什维克一直断言，限于俄国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在俄国搞社会主义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有必要有意识地维持资产阶级的政权，让资产阶级把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15年前，即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旧党中，布尔什维克也曾坚持认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但是，布尔什维克又指出，除非依靠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否则战胜沙皇制度是不可能的，而托洛茨基同志却认为，任何经济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掌握了政权，那么根据事物的内在的逻辑，它就不能不尝试实现社会主义，以使自己的政权也有一个相应的经济形式。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实际问题：若出现失业现象和资本家开始怠工，那依靠工农联盟的革命政府该怎么办？那就要尝试实现社会主义。在第一次革命时期，限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因西欧资本帮助沙俄政府摆脱了困境和身穿军装的农民镇压了革命，我们的这一目的未能达到。那次革命一开始，共产党就非常慎重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掌握了政权，那该怎么办？1917年，列宁同志在其四月提纲中写道：“我们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只能从头做起，因为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中，在经济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作为社会组织的普遍形式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考虑大工业、运输和银行社会主义化，只考虑对外贸易垄断制。”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已经超出了这一纲领的界限。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在其论实物税的小册子中作了阐述。他指出，如果说我们为了进行战争而不得不耗尽国家资财的话，那么，这资财就不仅包括大工业，而且也包括中小工业。但是，我们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有可能遇到其他的、更重要的、非解决不可的问题。首先，资产阶级不能一下子就打垮，虽然它是应该被打垮的。资产阶级仍在反抗。所以，只好把资产阶级力量的源泉夺过来。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源泉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私有制。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是，在缺衣少食、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自然要试图实行极端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当时这样做，日子总要比从前好过一些。多吃一口面包或多穿一件衣服，是当时促使工人阶级实行平均主义的动力。现在，我们正处于由外部战争转入暂时和平的阶段，因而经济问题变成了首要问题。政策要适应具体条件。过去，迫于战争，我们的政策无法考虑这些。而现在，就有一个本着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和共产党的原则，实行真正社会主义化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指大工业社会主义化。至于别的方面，就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化的问题，而是确立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资产阶级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无论从苏维埃俄国的角度看，还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都非这样办不可。假使你们不否认苏维埃俄国迄今为止仍是世界革命的坚强砥柱，不否认苏维埃俄国一方面束缚着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不仅为在大工业中实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创造条件，而且还把俄国农民的力量用来实现各个不同的革命目的（否则，农民的力量将会为反革命服务），那你们就应该承认，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同劳芬堡、沃尔弗海姆等人的争论。那时，你们摇摆不定，而他们却鼓动你们说：“我们如果有力量，就应当撕毁凡尔赛和约。”你们再回忆一下，正当我们遭到封锁的时候，我从俄国无产阶级的角度出发，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个政策现在反不得。因为说不定德国革命为争取喘息的机会而承认凡尔赛和约是必要的。即便我们所执行的政策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是必要的，那也要得到共产国际及其所有支部的赞同，这样，共产国际就要从上到下对这一政策负责。这样做，是为了说明我们的政策追求的不是被孤立的俄国的利益，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坚持我们的这个方针。
由此便产生第二个问题，即共产国际对俄国政策的态度问题。我可以结合具体情况，证明有人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议论是荒谬透顶的。
扎克斯同志质问道：“那么英国矿工的罢工呢？为何你们不过问他们的罢工？为何你们不呼吁给他们以援助？就因为你们订立了贸易协定，所以张不开嘴！”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说明我们为什么没过问他们的罢工。原因是，我们知道，说空话无助于英国矿工。只有动员德国和美国矿工停止对英国输出煤炭，才能援助英国矿工。但是，在德国，三月发动刚刚失败，假使我们提出不向英国输出煤炭的口号，那纯粹是为提口号而提口号。至于美国矿工，很可惜，我们同他们的联系非常不够，向他们呼吁，不起什么作用。所以，注意到共产国际一改过去的方针，尽量少作普遍号召，多做具体工作，我们经过反复讨论认定：放空炮是无济于事的。假使你们说：就算是这样，不过，我们到底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也有发言权，那我们的回答是：在执行委员会中，其余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加起来是占多数的。我要明确指出，执行委员会没有就采取任何行动提出任何建议，至于执行委员会中的俄国代表，他们已经学会实行弹性而弹性的政策，所以，即便到海地去履行我们的革命义务（只要是我们与该国结盟），那我们也不会感到为难。
现在，根据以上情况，我来简要地作一个结论。苏维埃俄国的政策究竟是什么，你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这不仅仅是俄国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当前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假使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政策有没有风险，我们的回答是：当然有风险，而且风险很大。列宁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说过，无产阶级政府只能在某个时期内孤立地存在。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一再就这种风险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付这种风险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加速世界革命。
现在，我来谈谈扎克斯同志及其拥护者提出的批评，其中有一处从逻辑上讲是非常矛盾的。他们说：“你们是孤立的；你们的政策使你们冒着很大的风险，这是你们已经承认了的。既然如此，那你们从俄国国家政策的角度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问题仅仅涉及俄国国家政策，那么，照他们这么说，我们就成了“盲动主义分子”，就像有人往往形容我们的那样。我还记得，我在德国出狱之后，《前进报》主编施坦费尔采访我时说：“当我得知您的活动时，我感到十分惊讶；我认为，由于你们国内的日子不太好过，所以您才到德国来，以迫使协约国占领德国。”哥尔特和潘涅库克指责我们发动三月斗争是“盲动”，你们在内心深处跟他们是同一个观点。但是，你们却又说我们极力要使共产党变成机会主义的党。这就非常矛盾。我们既不是盲动主义分子，又不是机会主义分子。我们认为，假如工人阶级被击败，那苏维埃俄国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尽管有风险，但是我们宁死也要捍卫我们的立场，而你们则不应该战败，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捷曼喊道：“必胜的革命是没有的！”）必胜的革命是没有的！这完全正确。但是，只有蠢才才去进行必败的革命。我们不希望你们作这样的蠢才。（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1919年，你们在斯巴达克联盟中拚命攻击我们的时候，一口咬定：革命已经成熟，唯独斯巴达克联盟看不到这一点。事实证明，当时并不是革命的前夜，革命尚未成熟。两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处在革命的前夜，只能说是革命有希望了。目前，我们还只是在组织进行斗争的骨干队伍，而敌人则企图乘此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我们才劝告你们：不要回避战斗，战斗是必不可免的。但是要记住一点：我们的基础越广泛，胜利就越有把握。所以，我的最后结论是：我们在这里所作的让步，我们所实行的妥协政策（我们实行妥协，是明摆着的事实，谁看不见这种事实，谁就会摔跤），是符合共产国际的利益的。而共产国际的利益则要求把所有的党都动员起来，彻底做好决战的准备。反之，既冒风险又无成功把握，硬要去闯，那是违背共产国际的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苏俄党的政策，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是大有教益的政策。我们现在都懂得，不认真考虑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有害的，所以我们建议你们也要像我们那样，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有成功的把握就出击。我们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始斗争的。1918年底，协约国开始进行武装干涉，我们展开了斗争，托洛茨基同志（他在大会上发言时格外慎重）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一个革命家应该完成的任务，他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中，依靠党建立了红军，但是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薄弱。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巧妙地向威尔逊问道：你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多少磅鲜肉？说这句话的目的在于设法赢得时间。当这一招不能奏效时，我们就怀着一颗希望爆发世界革命的心和不顾一切的决心展开斗争，因为我们知道，世界革命的强大砥柱能否存在，取决于俄国的胜败。但是，我们仍然努力赢得时间，我们至今仍然处于这样的时期。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我们的口号是：要赢得时间以准备夺取胜利。而要准备夺取胜利，正如列宁同志所说，不能光啃书本，而要靠生活经验，靠生活强加于我们的战斗。（全场活跃表示赞同。鼓掌。）
柯伦泰：
同志们！我在此并不代表俄国代表团，而是代表俄共一小部分同志发言。依我们看，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着比党纪要求于我们的更为崇高的职责。我指的是整个共产国际的纪律和我们应对共产国际所担负的职责。我这样说，是希望其他国家的同志知道，在我们俄国共产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俄国的现行政策，对俄国的国内政策的转变非常担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也对其他国家的同志谈谈我们的忧虑。
第一个问题，也是主要的问题是，这种转变，这种政策能否切实巩固和发展俄国的共产主义新经济？要知道，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懂得，只有崭新的共产主义生产制度才能真正向前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要旧的生产制度（分散的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传统，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生产力就不可能提高，就不可能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同志们！我们的根据是，在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经过时了；我们也知道，正是这一点促成了社会革命：不是全人类彻底毁灭，就是正在崛起的新阶级创造新的、更加完善的生产方式。总之，我们眼看现在的俄国，眼看俄国国内正在形成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对内政策的这种转变会不会导致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旧生产制度的复辟？我们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即新经济政策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在俄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的做法能否促使俄国的生产力发展，能否促使俄国的经济繁荣？恢复了资本主义，是否就能扭转经济衰败的局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错了。由于实行贸易自由，在俄国恢复私有制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成立小企业并在法律上予以承认，让小企业与我们的中央经济机构并存，这都是恢复资本主义的做法。这就是承认可以对资本作一定的让步。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俄国还不是人口单一的国家，我们的政策仍然受到三个社会阶层的影响。第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第二，日暮途穷的资产阶级现在有的已变成我们的官僚，有的已变成依附于资产阶级的专家，他们与外国资本——当然不是在物质上而是在精神上——相勾结；第三，工人阶级是主要的社会力量，是主要的社会阶层。
总而言之，恢复旧生产制度即资本主义，是否真的是无产阶级的要求？决定我国经济政策转变的是否真的是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满脑子旧传统观念和私有制观念，留恋小块土地，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这里是不是也有外国资本的势力在作怪？外国资本在我们俄国有自己的所谓思想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对我们的政策施加影响。列宁同志也并不否认我们现在和俄国农民结成联盟。但是，这是什么样的联盟？说这种联盟是我国整个经济政策对俄国小资产阶级作出的重大让步，不是更合适吗？的确，坦率地说，这就是让步。列宁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也都承认这是让步。但是他们又说，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为了等待时机，我们不得不作这种让步；这是在我们外国同志完成社会革命之前，摆脱困境的一种临时出路。但是，在我们的外国同志未完成社会革命之前，俄国必将因这种让步而遭到极其严重的危险，如果其他国家的社会革命迟迟几年也不能完成，那就更加危险。当然，我坚信，外国同志的社会革命不会一拖就几年，但是，假如外国同志的社会革命拖延下去，那这种让步将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只有承认，我们的政策所依据的共产主义原则使我们大失所望，共产主义原则是有问题的。这种看法将挫伤工人的锐气。相反，农民却会因此而认为，他们是支撑国家经济繁荣的阶层，从而认定必须要由农民来左右我国的政策。此外，这种让步还会使工人群众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任，不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会有成就，不相信自己能够建立起崭新的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因此，我非常担心，我们如果继续执行这种让步政策，那么等到别国爆发社会革命时，就后悔也来不及，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革命可以依赖的真正可靠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了。到那时候，俄国的农民和市民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将会大大巩固起来，以至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进行一次工人革命，以肃清这些敌对的社会势力。这是我们许多同志所担忧的，因此，我有必要再耽误大家几分钟。
列宁同志在这里说过，没有别的出路。我知道，我们好多同志是赞同这一看法的。但是，在寻找出路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往往忘记俄国还有一支未被充分利用的伟大力量呢？这种力量就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创造毅力。同志们一定会说：工人阶级不是不可以大显身手！同志们！你们自己也知道，恰恰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种创造力没有被充分利用。如果说在革命的头几年，广大工人群众真正的创造性地参与了共同的工作，那么现在他们就愈来愈受到种种敌对社会势力的排挤，这些敌对社会势力对俄国整个生活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同志在其提纲中极为重视俄国工业、机械的振兴及其发展，但是，对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即富于创造性的工人阶级如何通过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却绝口不谈。关于如何教育和鼓励工人去建立新的生产制度，只字不提。对这个问题毫不重视。殊不知，唯有无产阶级这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要想使无产阶级发挥创造性，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用武之地，提供发挥主动精神的条件，但是，我国目前的做法却越来越束缚他们的主动精神。为使群众树立起新的精神，我们应该切合实际地考虑如何改变这种做法，而不能光是纸上谈兵。除非照此办理，否则我们就得没完没了地寻找能使我们摆脱困境的新生力量。同志们！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现在如何对待无产阶级的创造毅力。但是，我只举其中的一个，来说明我们多么不重视培养和鼓励无产阶级的创造毅力。
大家知道，目前，我国饥荒十分严重。可是，我们非但不动员工人去救济饥民，非但不协助工人组织起来以实现救济饥民的目的，却反而在俄国成立什么救济饥饿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委员会，指派政治上敌视我们的异己分子，如库斯柯娃，担任这个委员会领导人，而库斯柯娃就是俄国的贝阿特里切。我们竟然安于这种情况，而不以全副精力去增强工人的自信心，从而加强工农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忘记了，我们重新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就等于是我们的全盘工作付诸东流。我们不应当忘记，工人已习惯于这种取代旧征税制度而由国家供给他们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新制度。他们舍不得放弃这种制度。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观点也都变了，已经适应共产主义了。工人们说过：囤积实质上是犯罪行为，即便我们工人也搞囤积，那仅仅是因为国家对我们供应不足，口粮不够，不得已而犯下的罪行。但是，他们已经逐渐开始树立公有制即公共福利的观念，而这的确是我们革命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培养无产阶级的这种新的创造毅力，造就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新的社会制度的新人，这项任务我们忘记了，我们因政策的转变而把这项任务放弃了。当然，同志们，借助政策的转变，在某个时期内可能会提高俄国的生产力，但只能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幅度不会很大。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暂时救活俄国的工业，但我们仍将遭到严重的危险——工人群众失去对我们党的信任。所以，我认为这种政策绝对不值得大加赞扬，而我们偏偏有许多同志极力赞扬这种政策。相反地，我们应该批判这种政策，使来自目前还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对我们来讲，唯一的出路是，保全我们党的强有力的核心，使之维护我们以往的坚强原则，使之能够在革命爆发时大显身手。如果整个苏维埃政策继续转变下去，如果我们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变成普普通通的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共产主义共和国，那么坚定的共产党人核心就要把革命红旗接过来，以确保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托洛茨基：
我没有机会经常阅读亨利希·库诺夫主办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理论性机关报《新时代报》，但偶尔也翻阅一下，于是偶然读到亨利希·库诺夫写的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蜕化问题的文章，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怎样才能避免全面的经济崩溃？怎样才能增加工农业生产？怎样才能保证城市工人、职员和科学家的饮食基本得到满足？怎样才能消除这些人日益强烈的不满？”这种提法，从论战的角度看矛头是指向我们的，但实质上是对的。接着，他谈到他认为我们党内存在的派别——“布哈林、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拉林、绍尔尼柯夫等人都支持托洛茨基。”绍尔尼柯夫何许人，我不清楚，也许是索柯里尼柯夫和施略普尼柯夫两人的合名。他没有提柯伦泰同志，不知何故。
库诺夫写道：“其他左翼共产党人”，贝拉·库恩同志，请听，他说左翼共产党人（笑声。），“其他左翼共产党人经过研究，认为只有进一步严格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制度才能解决问题。工厂和农业企业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督；目前仍保有自主权的经济机构也应当国有化；农民应该把余粮交售给缺少食物的城市居民；取缔倒卖和囤积粮食的法律应当强化。总之，必须大力健全经济企业的法规，大力加强中央统一管理。但是，这一目标只有在停止由工人选举各级负责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工人选举出来的负责人大都没有文化。必须把国家即苏维埃政权指派的人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为提高生产率，托洛茨基主张把大多数不赞成共产主义的工会控制起来，不准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将其置于政治组织的监督之下。其次，必须实行农民义务劳动制；宣布经营土地是履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农民必须生产并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必需品，否则要严厉制裁。此外，托洛茨甚还反对把大面积的土地租让给外国资本主义公司，认为这违背共产主义。”
一句话，这是一幅我们的朋友柯伧泰的政治画像，只是把它安到托洛茨基头上罢了。总之，这篇文章跟所有杜撰的文章一样，是90年代毫不新奇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翻版，看来，这种思想现在已经成为战后的新理论，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食粮。伯恩施坦所宣扬的一套比之亨利希·库诺夫要系统得多，周密而有条理得多。但其实质是一样的。我们还是拉回来谈俄国问题。有人说我们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说我本人在租让和改变我国经济政策问题上属于反对派，这不仅仅是库诺夫先生一人的说法，也不仅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而且资本主义的报刊也都这样说。除―小撮人（我们刚才听了其代表的发言）之外，凡是稍稍了解我们内部情况的同志都十分清楚，我们党内在这些问题上不存在任何重大分歧。如果说我们中央委员会讨论过这些问题，那也只是讨论必须将哪一部门的哪一部分租让出去较为合适，也就是说，具体讨论租让细节，而恰恰在这具体问题上，我是赞同列宁的。无论布哈林同志还是拉柯夫斯基同志，总之，凡是文章提到的人，原则上都不反对租让，不反对新的农业政策或新的农民政策。这篇文章充分地说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水平。其实，任何一个多少真正拥护国际的人（即便在第二国际鼎盛时期也是如此）都会经常关心兄弟党的情况，即使同它有分歧，也是如此。过去，有人说沙皇制度坚如磐石，是压不垮的，但那是谎言；而作为一个党的理论家，就理应平心静气地研究客观现象，至少位应当——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他理解我们，为我们辩解，上帝保佑，决不是这个意思——对他所写的东西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没有任何分歧，绝大多数都持赞成态度，即使用99％这个数字来形容绝大多数，也不为过分。那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和柯伦泰同志分别以西欧资本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方面向我们论述的那种危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问题我们在经济委员会中也讨论过。有一位同志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如能在“俄国大草原上”施展本领，那它就得救了，就有了摆脱困境的出路。其实，资本主义要想在俄国有所作为，就不能不受到我国铁路网、我国运输能力、我国领土的制约，总之，不能不受到我国整个经济水平的制约。我们指的不是赫尔恩格罗斯之类的公司（如果它为苏维埃共和国提供货物的话，那它就会靠苏维埃共和国而得教），我们指的是资本主义。
果真资本主义能在今后10年内借助俄国而恢复其均势的话，那么，这说明我国没有任何必要求助于西欧资本主义；这说明我国的实力很强，即便不跟西欧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合作也能发展。但事情并非如此。我国的实力不强，我们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技术，而这种技术目前只讲资本主义的方式；正因为我国的实力不强，所以资本主义不可能借助俄国而治愈自己的全部创伤。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凡是担心资本主义一旦有了俄国这样一个活动场所就会增强起来的同志，至少应该看到，在俄国的这种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之间隔着一个苏维埃俄国，因而在俄国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大草原上”得到休整和增强，进而把萌芽中的共产主义经济扼杀之前，还要经历漫长的时期。这样，首当其冲的是萌芽中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我在经济委员会中说过：“主要因素不变：在我国，政权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人阶级，而在政治上和国家事务中代表工人阶级的是这个先锋队”；所以，我们搞租让，只能以有利于我们的事业为条件。这是无须解释的前提。假使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取得胜利，那就不存在租让问题了，因为资本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要是那样，策略问题也不存在了。但目前，策略问题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的政权属于工人阶级，就是说，要由工人阶级出面同资本主义谈判，工人阶级既可以提出租让，也可以拒绝租让，可以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个世界革命的形势灵活变通，作出决定。事情就是这样。
我由此得出结论：西欧同志和美国同志之所以担心资本主义会在俄国恢复元气，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我国的技术设备和运输工具，另一方面却低估了我们的共产主义头脑。我在前面说过，文章在谈及租让问题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出以所谓左翼共产党人自居的柯伦泰同志。谁知她自己跳了出来，这完全是她的权利。她认为共产国际的纪律高于党的纪律。我不知道，也许这与租让问题也有联系，她想显示一下骑士精神（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恰当的德语来形容），想把自己看作女骑士……（拉狄克喊道：“看作瓦尔基利亚女神！”）……对，看作瓦尔基利亚女神。拉狄克同志这样说，就由他来负责。（笑声。）柯伦泰同志正是这种态度，她擅自报名发言，尽管按照我们的习惯，本应事先在代表团、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进行研究。我只是想问柯伦泰同志所代表的在座的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本来没有人反对搞租让，不知你们对这一事实持什么看法？我们认为，政治上无足轻重并在这个问题上居于区区少数地位的同志，向国际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意见，说说自己的倾向，完全是正常现象。
现在，我们来正面地说说柯伦泰同志的发言。她的主导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没落，因而没有油水可捞了。这是她的基本思想。其余对她来讲都是多余的。这使我们充分认清了柯伦泰同志的历史观和政治经济观。用哲学的语言讲，这纯粹是一种搬弄静止的、非历史的、教条主义概念的脱离实际的观点。再重复—遍：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没落，因而从它那里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同志们，果真资本主义已经完蛋，那假使英国或法国军队进攻我们，即使进攻黑海沿岸，我们就可以满不在乎地说：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了，可以不去理它了。（鼓掌。）我认为，如果依了柯伦泰同志，那我们就都得完蛋。（热烈鼓掌。）要知道，资本主义决不会按照柯伦泰同志的教条观念去研究它没落与否，它将用资本主义工厂生产出来的刺刀屠杀我们，将派遣经资本主义纪律严格训练出来的士兵消灭我们。既然没落的资本主义尚且能屠杀我们，那足以证明资本主义仍然相当有力量。就说眼前的事实吧，柯伦泰同志作为俄国党内的反对派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表反对派观点，这至少能证明：虽然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不可能为人类开创新局面，但它目前仍然相当强大，足以阻止我们在巴黎或柏林召开国际代表大会。（鼓掌。）再拿资本主义的技术来说，不知柯伦泰同志对精良的机车即真正德国造的资本主义机车是怎样想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恐怕德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至少在两年之内，仍然要利用现有的资本主义机车来往于全国各地。须知，德国无产阶级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它不可能立即（在头几个月之内）着手制造新机车。可是，同志们，可不可以（从柯伦泰同志的教条观点看）向艾伯特公司购买新的德国机车呢？我想，柯伦泰同志在回答这个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时，是不会反对我们向艾伯特公司购买机车的。购买新机车就得付钱，而且必须支付黄金。可是，同志们，俄国的黄金流入资本主义银行，这会增强资本主义。当然，这笔款额很小，不足以偿还德国的债务。幸好，我们没有这么多黄金。（笑声。）不管怎样，我们如要坚持原则，就不能向资本家支付黄金。不过，也可以采取另一办法，比如说，不支付黄金，而用木材交换。这样，柯伦泰同志也许会说：我赞成苏维埃俄国与德国或英国进行贸易，但不赞成租让。那么，什么是租让呢？为了得到机车，就得出卖木材。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锯子和其他机械设备，于是我们就说：“森林中有的是木材，让英国资本家携带他们的机器和技术装备自己去砍伐吧，我们将以此来换取机车”……一句话，我很想知道柯伦泰同志采取这种原则性反对态度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反对购买机车？是反对支付黄金？还是反对支付木材？我想，她连砍伐森林也都反对吧。（哄堂大笑。）
其次，柯伦泰同志硬说我们要以专家和其他人员即技术人员取代工人阶级。（柯伦泰反驳道：“我没有这么说！”）你说，工人阶级的创造性被其他力量取代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得不让位给别人。但是，所谓其他力量无非是指有技术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农民想取而代之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掌握政权的阶级必须跟农民打交道。至于技术人员问题，我们党内有过争论。争论的余音至今犹在，柯伦泰同志的发言就是一例。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柯伦泰同志如果不是最后一个，就是倒数第二个。同志们，说到底，无产阶级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和创造性，这是用不着怀疑的，我们也相信，有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全人类的面貌必将改观。但是，我们从未说过，工人阶级生来就有能力建设新社会。工人阶级只能为建设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社会前提和政治前提。此外，工人阶级一旦直接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物色必要的辅助力量，使其服务于共产主义经济，使共产主义经济开足马力向前发展。但是，我们从未说过，一个普通工人一旦成为共产党员，就具备胜任技术人员、天文学家或工程师工作的能力。因此，把这种技术力量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其他社会力量”，把技术力量用来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这一事实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不够信任，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
同志们！在我们至今仍须开展工作的极普通的领域即军事领域，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求助于敌视我们的技术力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过许多争论。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犯过不少错误，我们的军事组织曾多次遭到它的阻挠。有人曽对我们说，“你们把敌视我们的技术力量（指旧军官）拉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然而，后来事实表明，假如我们单靠那些忘我执行职责的同志们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假如我们不善于利用敌视我们的军事力量，那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俄国工人阶级有才干，有自我牺牲精神，做到了它能够做到的一切。它在夺取政权之后，认识到国家落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于是发挥了极大的主动精神，通过强制或宣传手段，把旧军官争取过来，为自己服务。（鼓掌。）当时，我们需要军队，但工人阶级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从工人中普遍培养军官。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许多来自工人阶级的红色军官。他们占据着要职，而且其人数日益增多。
技术领域也一样。目前我们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迫使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得不让步。但是，我们满怀信心，我们的工人阶级愈来愈认识到自己是伟大国际的一员，他们能够顶住资本主义的暂时复原和现在业已形成的不稳定的均势，趁机利用敌视我们的力量，利用外来的手段，使其服务于我们的事业。可见，我们对俄国工人说：“我们虽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谈判，但我们将千方百计坚持自力更生”；我们希望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的活动作出这样的评判：“我们通过租让向德国资本家和美国资本家提供某种东西，以换取机器”，这难道是对俄国工人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力量的不信任吗？如果说有人因对工人阶级力量不太信任而应当受到指责的话，那这个人不是我们，而是柯伦泰同志在此所代表的极少数人。（热烈鼓掌。）
克隆：
同志们！我对报名参加俄国政治形势问题讨论的发言人数量如此之少，感到惊讶。在今天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发言的只有一位德国同志。我本人认为，俄国的经济形势要比政治形势重要得多。我担心许多代表将带着这样的印象回国，即认为俄国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缺。其实，我敢断言，在俄国，样样都不富余。假如代表们认为俄国东西很富余，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要想了解俄国的真实情况，就不能从表面看问题。我除了懂英语之外，还会其他语种，所以我有更便当的条件更好地研究这个国家的状况。我敢向代表们断言，当前俄国正在经历极其严重的危机。而且最伤脑筋的是，这一危机显然还将持续很长一个时期。
我知道，今年俄国最主要的产粮省份将严重歉收，这会使经济危机至少延长两年。但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农业歉收。俄国工业生产实际上也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如此，但是我们看到，来俄国的工程师并没有被作为专家使用，他们作为翻译被派到共产国际执行局工作，或被分配类似的其他职务。从国外来到俄国的同志很多，可惜他们的知识并没有得到合理利用。至于俄国是否有能力从国外输入货物一事，我认为（我深信，俄国同志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会证实我的话）俄国即使倾其全部黄金也无力购买它所需货物的千分之一。全世界的黄金储备也不够支付俄国所需的全部货物。正因为如此，俄国要签订某种协定，向资本家提出租让，相当困难。在这方面，我们共产党人如能同本国的合作社组织谈妥，那将帮俄国一大忙。在我离开英国前不久，那里召开过合作社代表会议。代表们纷纷质问批发合作社的常务理事会：为何至今还未同俄国发生贸易关系。理事会的回答是：他们很愿意同俄国进行贸易，只是同俄国同志就这个问题的谈判毫无结果。其实，只要善于同这些人真正打交道，只要愿意向他们实行某种租让，英国的合作社肯定会对俄国企业大量投资。对此，我深信不疑。
柯伦泰同志今天说，对外国资本家实行租让，是要担点风险的。不瞒大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俄国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即必须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假使俄国同志能够促使外国资本家给予某种帮助的话，依我看，俄国同志就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实现。即便是魔鬼，只要他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也欢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做现实主义者。我不能因俄国同志向外国资本家提出租让而对他们进行指责，何况我们无力援助他们。
顺便提一下，我在德国同维干德交换过意见。他认为，俄国搞的共产主义试验已失去其大红的色彩，变成了粉红色，因此，那些有身分的人物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俄国了。我途经比利时和德国时，曾接触过那里的资本家，发现他们对俄国投以贪婪的目光，并感叹道：“哎，要是能同俄国做生意就好了！”我在英国也遇到这种情况。有一个德国百万富翁（应当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幻想家），表示原意跟我一道去俄国，因为他对俄国所搞的试验很感兴趣。我认为他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他肯定地说，如果这种试验确有把握奏效并最终成功的话，那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资本和所有企业都交由俄国支配。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作为大会代表，应该对所有这些问题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假如我们同俄国同志就从德、英、法及其他国家派遣专家问题达成协议的话，依我之见，就应当给这些专家以特殊的优待。假使我是俄国同志，我就要力争招聘10万名专家，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哪怕牺牲其他10万同志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对于俄国来说，利用别国工人的技术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俄国的试验失败，如果俄国人恢复不了本国的经济和工业，那我们的全部理想就会化为泡影，这样，我们也就不可能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我们必须证明，首先，我们要完成革命；其次，我们要建立起确保全体居民衣、食、住的经济制度和工业体系。
我很关心俄国和俄国人，因此，很想知道我们作为外国人能为俄国恢复其经济机构而尽一点什么样的力量。我经过研究发现，战前，俄国的多数工业企业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在俄国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外国人约有400万。如今，大多数外国人已经回国，致使俄国工业破产。这是导使俄国工业萧条的无可争辩的原因。俄国人称得上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宣传家，但作为组织家，他们并不称职。所以我认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设法帮助俄国同志恢复其工业。我不想指责俄国同志，但我认为，愿意来俄国帮助恢复其工业的外国专家肯定是有的。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首先，我要对现在缺席的拉狄克同志（有人喊道：“他在这里！”）提个不同的意见。我要对拉狄克同志说，他应该停止使用那种把我们同孟什维克等同起来的攻击性语言，他这样翻来覆去地攻击，实在可笑。
其次，拉狄克同志要我们对下述问题作出回答，即我们是否认为俄国的政策符合共产国际和俄国的利益？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俄共执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俄国同志自己可以去评论。我们始终认为，俄国同志在本国实行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从柯伦泰同志的发言中了解到，当前，应该更加注意发扬工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不对资本家实行过多的租让。必须指出，如果俄国的现状与柯伦泰同志的说法相符合的话，那俄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是有错误的。我们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西欧和德国，人们对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截然不同。诚然，我们认为俄国的专政完全适合于俄国的国情，因为无产阶级本身缺乏成熟的力量，所以有必要采取自上而下的专政。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看到俄国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倾向，即他们愿意为国出力，愿意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志向，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热情。这样，我们就将拥有一支自己的力量，这支力量将胜过外国资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支柱。这支力量发挥的作用愈大，我们对资本家要作的让步就愈少。
另外，我们应当研究一下俄国政策对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能不指出，当前很难断定这一政策是错的还是对的。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整个准备工作是沿着错误路线进行的，这要讲清楚。问题在于：我们的俄国同志是否具有超人的力量，他们能否完全不受既成局势的影响而行动，还是他们的工作完全受周围条件的支配。这是必须弄清楚的。我们的本意绝不是说这项政策一无是处，我们只是想弄清错在哪里。错误是有的，错误在继续发展，我们知道，这一错误还会进一步发展下去。“赢得时间”，这是托洛茨基同志完全公开说的。这是对的，我们大家也都同意这一看法。归根结底，我们的任务是：要让我们的先锋队冲破障碍，勇往直前，打破列宁同志所说的不稳定的均势局面，促使爆发世界革命或促使别国爆发革命，以求得外援。但是，我们的先锋队，我们的国家政权能否跨越不稳定的均势局面这一障碍？托洛茨基同志的回答仅仅谈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我们如不选择捷径——向小资产阶级即小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让步，也就是为国家资本主义让步，就有灭亡的危险。他认为非照此办理不可。既然非照此办理不可，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既要让步，又要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两者能兼顾吗？有毅力做到这一点吗？我想把问题归结为如下主要一点：假如这种让步持续一年或数年，那共产党能否坚持到底？这个共产党还会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吗？共产党会不会由于某种原因而变得更倾向于不输出革命，因为输出革命就会招来新的灾祸。如果在那边，即在德国爆发革命，而这场革命也许要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那我们就无法援助俄国。我们不应忘记：俄共同全国人民一起，一旦走上建设的轨道，就会习惯于过太平和相对安定的日子。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国内发生动乱，一旦贸易中断，一旦重新遭受过去那样的苦难，人民就又会对现存国家政权不满。这证明广大群众在完成革命之后要求过太平日子，要求休养生息。当前，这一点暴露得十分明显。这一情况今后也会对共产党发生影响；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请问，俄共顶得住吗？
另外，我还要指出一点。我们知道，在一切经济不景气并由资本家恢复其经济的国家（现在德国重新遇到了这种情况）中，腐败现象极为严重。投机诈骗，危害共产党的勾当，无奇不有，恐怕连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精明强干的人也无力与之斗争。这恰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对此不能等闲视之。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俄国革命、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要求这种不稳定的均势局面早日结束。（笑声。）我们不会落在别人的后边。我们将很快就这个问题举行磋商，看看能有什么办法加速事态的发展。俄国同志不大了解西欧的现状，以为那里的居民同俄国的居民一样。这就错了。历代沙臬的长期统治使俄国人民锻炼得坚强起来。而我们那里的无产阶级，中了议会主义毒素，完全腐败了。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做法，必须堵死通往机会主义的道路。（有人喊道：“这是谢德曼的理论。”）胡说，这不是谢德曼的理论。谢德曼什么时候堵过机会主义的道路？这里说的是防止战斗的无产阶级、共产党滑向机会主义，因为它们应该永远战斗在最前列。我们指的是在经济方面利用议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机构。
其次，有人试图把消费合作社当作斗争手段来利用，为的是不以革命手段，而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这种资本来支援俄国。同志们，这意味着什么？对国际无产阶级施加影响吗？难道你们认为，你们迫使我们的消费合作社同俄国建立贸易关系，就能帮上俄国的忙吗？帮不了什么忙。消费合作社跟所有企业一样，首先注重的是资本，说不定，它们提出的价码更高呢。这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第三国际的任务是通过纯粹革命的手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手段，使俄国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假若遵行第三国际的策略，那一切都无法达到。我们需要更坚定的方针。这是症结所在。（笑声。）同志们笑也罢，列宁同志笑也罢，反正这是我们的信念。（有人喊道：“我们笑的是什么，等会儿布哈林同志将作出回答。”）人人都可以笑。我再次提醒各位，在德国以及在民主运动并非沿着革命轨道发展的所有国家中，工人群众、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及其众多的机会主义分子，都宁愿借助议会、工会等组织，而不愿采取坚决的手段来支援俄国。但不是真正的支援，这纯粹是脱离斗争……。
现在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假使我们不全力阻止外国资本家在俄国势力的发展，假使我们不对此加以防范，不使无产阶级加以监督，那么，总有一天，苏维埃俄国（我们的看法与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完全不同）就要变成国际资本复原（即使不是彻底复原，至少也能复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土壤，对此，国际无产阶级将会痛心疾首。第三国际的政策应是竭力防止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到来。用企业怠工、暗中破坏生产的方法可以达到此目的。当然，我们所说的破坏生产并不是破坏生产资料，而是使企业减少收入。这也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即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把革命推向前进。至于劳动人民生活贫困是革命的原动力，这仍不失为一条真理。
总之，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向第三国际申明如下：“俄国党应进一步看到危险并对这种危险不加隐讳。唯其如此，才能减少危险。”
其次，俄国党应该充分认识到它是第三国际的基石，因为其余各党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都不及它。这表现在俄国同志在此没有什么反对派。俄国同志应该看到并懂得：如果他们迫于事态的发展而在国家政策上越来越——坦率地说——向右转，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是超人，说明需要有像第三国际这样的力量与之相抗衡，而第三国际将摈弃议会主义、各式各样的工会和妥协策略。
罗兰-霍尔斯特：
同志们！我今天本来不打算要求发言。但是，我看到大会的讨论是这个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指出，所谓第三国际左派在评价俄国政策问题上彼此存在着分歧。我想简略谈谈这里提到的三个问题。第一，群众的主动精神以及俄共为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活动而采取的措施。我既不想一一谈论当前的困难，也不想评论显然是迫于既成复杂局势而颁布的法律和政府新近采取的措施。我只想强调指出，从总体上说，近几年来，俄国同志以种种有力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他们善于激发和支持工人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不然，苏维埃共和国早已不复存在了。俄国无产阶级正是以这种创造力而使革命得以进展，不然，我们在组织教育和增强军事力量方面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成就。（赞同声。）
第二个问题是：俄国党真的热衷于继续维持欧洲资本主义的某种均势即稳定吗？果真如此，那我们显然就面临一场可怕的冲突，一场无法摆脱的悲惨的冲突。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并不这样看。俄国党绝不热衷于维持这种均势；相反，它最关心的是推进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俄国同志一再作出的保证，因为他们的结论与我们平心静气地、不带偏见地观察整个既成局势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诚然，苏维埃俄国以沉重的代价即通过租让，也许能够从资本主义欧洲和美国获取商品，但是，另一方面，苏维埃俄国仍面临着资本主义欧洲发动新进攻的危险。为防范这种危险，苏维埃俄国必须保持军事组织，其规模即使不像以前那样庞大，但也不能太小。因为，我们在来此之前，早就了解并经常从报上看到，后来又听到托洛茨基同志说，俄国正处在整个经济破败不堪，物质生活极端困难，俄国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为了捍卫世界革命，而不得不艰难地生存和力不胜任地工作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所以，不可避免的军国主义仍在千方百计动摇苏维埃俄国的根基。因此，其他国家加强革命，这对苏维埃俄国具有极大的意义。我们完全相信，即使俄国一时无法从国外获取它所需数量的商品，那它也仍可以将自己的军队复员，一心一意地全力建设共产主义经济。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俄共对第三国际的方针问题，我也说几句。现在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俄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革命的发展。但是我深信，这仅仅是一种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表面现象。我在本国也曾经一度为此而苦恼过，但来到这里之后，所见所闻太多了，经过深入观察，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大概是错了。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伟大的革命领袖，正像列宁同志今天在他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都提出必须全心全意地、扎扎实实地做好革命的准备？为什么他们告诫我们要防止“左”的危险，防止“盲动”的危险，防止过早地发动革命？难道他们也听信不愿意革命的西欧机会主义分子所鼓吹的论调？我们大家都知道，俄国同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革命，他们对革命满怀信心，并坚定不移地认为：资本主义也许会再现一次活力，但它绝不会彻底恢复元气。这一点，在大会讨论世界形势时，诸位都已经弄清楚了。在专门委员会中，俄国同志的基本论据是：的确，我们有时在爬坡，有时又下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正处于革命发展阶段。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只有用这个观点去观察俄国的政策和第三国际的政策，才能对俄国的政策有正确的认识。必须指出：俄国同志并没有向右转，他们坚持左的方针，他们仍然是左派。这就是我来到俄国之后所得出的看法，我认为我有义务把这一观点公诸于众。从总体上说，俄国同志坚持左的方针，因为他们对革命忠贞不渝。我们生活在西欧和中欧，那里的条件不同，就是说，那里还没有革命，资本主义还在统治，我们不得不在西欧资本主义铁蹄之下生活和斗争，所以，人们不大可能产生这种想法。
“要谨慎，切忌急躁”，这是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分子这样劝告我们，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革命。而俄国同志这样说，其出发点是完全愿意革命的，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知道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大的力量。他们知道，工人群众必能实现革命。即使在今天即困难时期（说不定，这个困难时期预示着美好时期的到来）不能实现，那么在明天或后天他们必定会实现革命。当前，革命力量还不那么强大，第三国际可以把西欧看作俄国的革命配角，因为俄国至今仍然是世界革命的坚强柱石。（全场赞同，鼓掌。）
布哈林：
同志们！我要就某些发言人的发言，特别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扎克斯和赫姆佩尔两位同志的发言，谈几点看法。扎克斯同志用以攻击我们的最有力的论据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租让和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会助长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因而阻碍革命事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其理由如下。首先，我们的帮助，从数量上讲，对西欧资本主义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从西欧国家所得到的东西都用之于俄国。相反，我们的东西出口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国家。数字对比，显然于我们有利得多。其次，这种经济现象将加剧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竞争。这一点不可忽略。的确，我们签订了租让合同，但是，这可以破坏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政治结构，而这在经济上必然引起后果，因为任何政治瓦解同样也意味着经济生活的混乱。第三，把我的意见归纳一下：我们的东西不是白给，而是有出有进。如果你们注意到这一点并加以比较，那你们就立即会承认，与其说是我们帮资本主义的忙，不如说是我们加强自身的力量。以上三点理由足以驳斥扎克斯同志的说法。
现在谈谈柯伦泰同志的发言。她现在显然是处在精神发育时期，在她身上，孟什维克的阴魂不散。（笑声。）所以，她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也就不足为奇了；看得出来，她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有一定的联系。不过，柯伦泰同志的论证过程相当可笑。她一开头就断定并预言道：我们国内正在产生官僚——有产者专家阶级，说这是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将越来越强大，因而我们将不得不进行第三次革命，以打倒这个新阶级。
只要透过放大镜仔细看看这所谓第三次革命，我们就会发现，这正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鼓吹的“第三次”革命。但是，他们的议论却有条理得多。他们把十月革命视为反革命，所以，他们认为第三次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恢复被镇压下去的二月革命。但是，柯伦泰同志所说的未来的第三次革命是大成问题的革命。柯伦泰同志要说明什么呢？说明原先的资产阶级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执政阶级；下一步就是突然由必然王国跃进自由王国。她的论断颇为新奇，她说什么在我国实际执政的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而是农民。这是柯伦泰同志提出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又一论题。现在我们来从实质上剖折这两个论题。她的论据是什么呢？论据就是我们在经济上对农民作出重大的让步。同志们！我也作一个对比。假设有一个资本家即厂长和工人罢工。迫于罢工工人的压力，厂长将工人工资增加一倍，在经济上向工人作出重大的让步。柯伦泰同志便会说：“怎么样！厂长明明向工人作出重大的让步，这说明他已经不再是资本家！……”实质上，这两种论据是没有区别的。请大家从逻辑上来推敲推敲。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理论。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这样一种人，他们看到资产阶级政府在战时向工人作出重大让步，甚至从工人阶级中选用某些不说话的配角充当部长，就称这个政府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是超阶级的政府。这种思想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赞同声。）
现在谈谈第三个问题即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同志在此阐述的国家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西欧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大家知道（也是完全有根据的），西欧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实行国家垄断。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正确概念。这与列宁所说的完全不同。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下，一切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者是以资产阶级国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而我们的所有制关系则不同。即便在实行租让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者是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它把自己的财产出租给承租的资本家罢了。所有制关系和相应的生产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结构，在理论上不能把它与通常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混为一谈。
柯伦泰同志说（这是在她提出的所有批评意见中最有分量的—条），我们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她的惊人妙语是“我十分担忧”。由此行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忧心忡忡的人是干不成大事的。（拉狄克喊道：“可是能高谈阔论！”）柯伦泰同志希望我们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用实物税代替了余粮征集制。这最我们实施新方针的开端。怎么，难道柯伦泰同志主张我们重新实行征集制吗？这办不到！在党代会上，工人反对派关于租让问题一句话都没有说，一条反对意见也未提。我不知道柯伦泰同志是代表哪个反对派发言的。我认为，这个反对派就是一个人，柯伦泰一个人就完全代表了这个反对派。（笑声。）我要明确指出，反对我们策略的论据一个也没拿出来。说实在的，不能把宣扬创造力、机械精神之类的骗术当作论据。
哥尔特同志在其人所共知的小册子中说，由于俄国同志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世界正走向灭亡。我们今天才明白，哥尔特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什么。原来就是柯伦泰同志的历史唯物主义，柯伦泰大谈创造性精神之类的空活，鼓吹那种轻视低下的物质条件的精神和机械世界观，而这些都受过列宁同志的批判。
总之，我认为柯伦泰同志整个发言的一个主要毛病是，谁都猜不透她的主张究竟是什么。谈话的内容可以各种各样。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贪污现象，说我们的组织工作不善，说我们有种种失误，这都是对的。但是，同志们，你们应当具体地说出来我们该怎么办，要知道，我们正在全力克服我们的缺点。假如你们有什么灵丹妙药，就请告诉我们，不要客气，我们将感激不尽。（笑声。）
至于克隆同志的发言，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们确实应该利用合作社（在这个问题上，赫姆佩尔同志也说得完全对，他说：西欧的合作社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但是，利用合作社这件事与共产国际无关，这是苏维埃政府的事。克隆同志的发言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有点不太合适，但拿到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则非常恰当。我们一直公开申明，我们愿意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做生意，愿意同别国共产党人一起搞革命，二者绝不相互排斥。
另外，赫姆佩尔说，现行政策对苏维埃俄国是否合适，他管不着，这是俄国同志的事。（难怪他在发言之后，又专门批评我们的立场。）但我认为，每个共产党都有责任干预其他任何共产党的事务，目的在于总结经验，这是国际上通行的观点。赫姆佩尔同志说，柯伦泰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使他对俄国的政策有了清楚的了解。接着，赫姆佩尔同志谈到了“发扬主动精神”问题。是的，同志们，我们可以大谈特谈主动精神，但是请说出来，应该怎样发扬这种主动精神？我们搞过一些试验，如举行非党会议，实行工人监督及其他措施；请大家提出具体的办法。同志们，只要是你们提不出我体的办法，那我们就要说，这种批评是无的放矢。你们提出任何建议，我们都会十分感激地接受，而空谈发扬主动精神是无济于事的。这种言论我们已经听过千百遍了。这是一种中立政策。如果考虑问题而又不接触实际，那这种议论是徒劳无益的。（全场活跃，表示赞同。）赫姆佩尔同志还说：“假使你们能促使社会阶层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那你们就会有力量，而有了力量，就不必对资本家实行任何租让。”假如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指的哪怕是教育过程即启发我们工人的过程，那么，为扶植这支日益壮大的力量，这个意见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崇高义务。但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有时也夹杂类似喀琅施塔得所发生的那种情况。喀琅施塔得叛乱就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托洛茨基喊道：“但其目的是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全场活跃，表示赞同。）至于同农民进行斗争的阶级性问题，我在另一场合已经谈过。赫姆佩尔同志还谈到实行租让的国际意义。用他的话来讲，我们热衷于维持对我们起重要作用的西方经济生活，因此，同西方进行贸易和实行租让的策略往后是不能容许的。有一个对比，在这里也许是恰当的。卡尔·伦纳曾经这样对比过。他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资本不能离开工人而存在，工人则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可见，在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共同性；因此，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在每个发展阶段，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相对的共同性。但是，工人阶级还有着更为重大的长远利益，这种利益使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化为乌有。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能从英国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将使我们获得更加重大的更加可靠的保障。俄国革命的利益实质上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因此，我们是共产国际的最积极的部分。
当然，我并不打算驳斥赫姆佩尔同志提出的论据。这些论据把全体德国工人阶级说成是中毒者，这近乎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侮辱。尊敬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志们，如果说全体德国工人阶级都中毒了，那你们还搞什么革命呢？你们的革命岂不成了纯粹放毒吗？！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形容才好。至于赫姆佩尔同志为怠工辩护的论据，确实有点可笑。他说，我们应该使资本主义企业成为收益不高的企业。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思想方法。无产阶级应当促使经济状况恶化，以此来实现自身革命化。一句话，为了保住工资就要实行全面经济抵制。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工人会满意，他们都要挨饿，不满现实，起来革命，进而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赫姆佩尔同志还说：“假如你们同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那你们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同志们！我们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也听到过这种论调。那时，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跟将军们同坐就席，因而你们自己也就成了将军。”但是，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的形势变得有利得多，资本主义社会生怕我们让它感染布尔什维主义的毒素。另一方面，不也能说现在就不存在危险，但危险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现在是时间问题，就看我们能否坚持住？
我们能否坚持住？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完全有把握的回答。但是，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赢得时间。如果说我们要灭亡，那这并不说明西欧革命也要灭亡。你们将会吸取我们的经验。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灭亡。至于赫姆佩尔同志的发言，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是赞成还是反对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他是赞成还是反对租让，这个问题他也没有问答。其实，这是要害。他提出的批评跟柯伦泰同志一样，空洞无物。假使赫姆佩尔同志的意思是说，俄国党应当看到危险，那我们就回答：我们看到了危险。既然所有俄国发言人上台都表示：阶级力量的对比迫使我们为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不得不向农民作重大的让步，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我们看到了危险。
一场旨在清除官僚分子的斗争已在我们党内开始了。前些天，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在政治委员的严格监督下把许多人清除出党，也许要清除10多万名。这说明看到了危险。所以，赫姆佩尔同志的劝告尽管很好，但他提得晚了点。他的论调无非是通常所谓“俄国指挥捧”的翻版。这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从理论上进行进攻，以此来说明各国代表团不可能独立行动，因为有俄国指挥捧。但是，这种攻击不会得逞。至于把第三国际比作苏维埃政权的对立物，赫姆佩尔同志的这套说法，简直是不合逻辑，因为第三国际是国际联盟的对立物。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机构和作为工人阶级独立革命组织的第三国际之间是有分工的。
总而言之，我要指出，所有针对我们的批评都不是真正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全场热烈赞同。）
主席柯拉罗夫：
所有报名发言的人都作了发言。讨论到此结束。现在由列宁同志作总结发言。
列宁：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布哈林在会上所谈的看法。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因而不作总结发言。（全场喧哗、笑声。）
表决并通过关于俄共策略的决议
主席柯拉罗夫：
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已转交主席团，以便向大会宣读。现由克南同志宣读。
克南（宣读①）：
①见本卷第1062—1063页。——译者注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就这项决议举行表决。先通知大会，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已在决议上签字，并把签了字的决议文本交给主席团了。
朗格兰日：
我代表法国代表团声明：法国代表团也同意这项决议。
主席柯拉罗夫：
有反对这项决议的吗？宣布决议一致通过。（长时间的热烈赞同声、掌声。）我宣布，下次会议定于明天即星期三下午6时举行。议程是继续讨论工会问题。
（会议于晚上7时休会。） |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再致列宁（1921年7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再致列宁
（1921年7月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1454
副本
电话记录第66号
莫斯科，1921年7月3日11时30分
致列宁同志
今大1点钟，确切地说是2点钟召开政治工作和工会联席会议，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德国代表黑克尔特[1]将作关于工会运动的报告。我当然至少能够参加会议。不过在政治局尚未解决关于昨天会议的问题之前，情况将是复杂的。季诺维也夫今天去彼得格勒，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他宣布，提纲委员会的工作将由布哈林接替。我担心黑克尔特会发表一些错误言论，尤其是当他谈到法国的时候。最后我想今天您是否能留在别墅里。请您谈谈对目前情况的看法。
托洛茨基
[1]黑克尔特，弗·（1884～1936）——190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这克联盟的创始人之一。1919年起任德共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致列宁（德国问题）（1921年7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致列宁
（1921年7月3日）
相关链接：
·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四次会议上对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1年7月2日）
·列宁复托洛茨基（1921年7月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1453
副本
电话记录第65号
莫斯科，1921年7月3日
致列宁同志
昨天的争论对弄凊代表大会参加者的观点极为有益。德国代表团成员的发言一个比一个具有进攻性。最后一个发言的汉堡工人台尔曼[1]竟然作了如下声明：
“不仅你们的提纲，而且经我们修改过的你们的提纲，都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我们一回到德国，面对的将完全是另一种情绪，不得不作彻底的转变。”
另一方面，库恩·贝拉[2]对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说，他赞成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观点，但是不同意我的看法。他的这番话是在我发言前说的。各种各样的发言者一再引用布哈林的话，其中包括台尔曼，他认为布哈林的观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勃兰特的话完全是德国人的口气，指责我们是在墙上涂鬼。季诺维也夫的发言平和、慎重，彬彬有礼。不过他发言的政治内容是说，我们的提纲和修改稿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保证能达到完全统一。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希望您在收到记录这个报告时能收到我的发言记录稿）表示赞成季诺维也夫的发言，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提纲绝不同于修改稿，为了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缓和提纲的提法，我引证了台尔曼的话。台尔曼提醒大家注意如下事实是非常正确的，即留在德国各地的各级共产党领导人和半领导人的情绪在建立进攻理论的时代，同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的情绪完全符合。
我的发言结束后，季诺维也夫、拉狄克[3]在同个别人交谈时把我的发言称之为“炸弹”，甚至还给我送来一个小小的照会，说我破坏了协议，他们对由此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因为我在发言时表示赞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所以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没有同他进行辩论，维护了提纲，而实质上我坚决地，但照我的理解又是完全同志式地和心平气和地对修正稿及其中潜在的倾向表示了反对意见，我认为，我非但没有违背协议，而且执行了政治局的决定。我正是以这种精神来回答他们的。他们威胁说以我们的提纲为基础是通不过的。我却丝毫不相信这一点。与会的各个代表团开会对修正稿讨论了10分钟，季诺维也夫同志便提议停止付论。
他不想让库恩·贝拉和其他报名要反驳我的左派分子发言，所以终止了讨论。提纲被一致通过。但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以及意大利人发表了书面声明，对我在发言中对提纲的解释表示反对。意大利人还单独发表声明，反对似乎据说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把他们党说成是暴乱党的评价。于是，库恩·贝拉在其庇护者的帮助下，企图联合德国代表团、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列宁就提纲的理解达成共识，把提纲当作基础，以此来“孤立”托洛茨基，因为在本次会议上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坚持认为我们的提纲与德国的修正稿是不可调和的。
拉狄克在闭幕词中对法国人、德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进行了略加掩饰的针对我的辩论（诸如若有人说提纲是妥协，是向左作了大量的让步，那么相反，我们要说提纲是向右作了大量的让步；关于三月事件：不能像指挥红军那样指挥工人阶级，尽管可以肯定地说，德共中央的过失恰恰在于它试图以指挥的方式把工人阶级推向斗争，等等，等等）。
希望您至少能看看我的发言稿，因为您在委员会（最好也以某种形式在全体会议上）势必要对我的发言“表态”。
致同志的敬礼！
托洛茨基
因召开工会和政治工作联席会议，提纲委员会今天休会。
列宁复托洛茨基
（1921年7月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1455
副本
第65和66号
列宁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电话记录的答复
您的电话记录已经收到。目前只有布哈林对我谈过发生的情况，他显得非常焦急。我将采取措施争取今天拿到您发言的速记记录。如果能拿到，我力争今晚通过您的秘书同您联系。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约定明晚在城里见面。策略委员会是否确定在星期一开会，确切地说是在几点？或许委员会开会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现在又收到了您的第二个电话记录。我考虑今天不回去了。期待您的回复。
（打字稿，无列宁同志的签名）
[1]台尔曼，恩·（1886～1944）——190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1920年底成立德国统一共产党时当选中央委员，属“左派”。在共产国际际上维护“进攻理论”。1923年10月领导汉堡工人武装起义。1925年当选德共中央主席。1933年被捕，1944年在集中营遇害。
[2]库恩，贝·（1886～1938）——1902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1月创建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中央主席。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和军事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不久被派往德国指挥“三月发动”。返回苏俄后继续在共产国际工作。1938年被处决，后平反。
[3]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36年被捕，后平反。 |
第十四次会议（1921年7月2日晚8时45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十四次会议
（1921年7月2日晚8时45分）
·继续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
↘台尔曼（德国统一共产党）
↘托洛茨基（俄国共产党）
·讨论并表决关于停止讨论的提议
·拉狄克作总结发言
·宣读蔡特金的声明和意大利代表团的声明（克南）
·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声明（波拉诺）
·德国、波兰、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多数派、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声明（黑克尔特）
·表决策略问题的提纲
继续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主席克南：
现在继续讨论策略问题。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们在论战中分别对右派和“左”派都提出了指责，但分寸是否得当，对此，人们议论纷纷。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点简单化了。有人说，既然我们同“左”派进行论战，那势必也要立即同右派展开一场更大规模的论战。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要对这个问题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似乎这是一个公平、礼貌或礼节的问题。“左”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是否形成真正强大的力量呢？因而它是否构成严重的危险呢？——如果这样地提出问题，那我们就得指出，所谓“左”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若与中派主义政党和半中派主义集团相比，就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提出问题。关键不在于力量是否组织起来了。我们不能认为，那些比第三国际“左”的人，就一定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就一定是对第三国际构成异常严重的危险。其实，就共产国际而言，这些人称得上“左”派与否，要另当别论。
绝不能离开倾向来提出问题。因此，我有必要再来谈谈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二大期间，所谓“左”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而构成的所谓“左”的危险并不大。但“左”的倾向，对于国际的危险却是极其严重的。请回忆一下对待工会问题的态度，当时就有一批以已故约翰·里德及英美其他同志为首的同志，硬要我们轻视工会。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这种“左”的危险几乎并不存在，但“左”的倾向却是非常危险的。假如去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那我们今天的处境会怎样呢？共产国际能够存在吗？那我们就给茹奥先生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其他先生帮了忙。所以，不能说，来自右边的重大危险，是半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来自“左”边的重大危险，只是一些无组织的小集团。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倾向在我们的队伍中确实存在的括，那就看它会不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危险。在发展的过程中，偏巧这种倾向成为我们运动的最严重的危险，这不是不可能的。
大会上的争论使我本人认识到，我们要像在二大期间那样，不能低估这种倾向，不能放过这种倾向。从历史的角度不难解释这种倾向的由来。在二大期间，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宗派主义危险。贝尔同志曾对我的讲话表示不满，因为我在讲话中指出，在英美两国，宗派主义危险至今依然存在。这种危险并不是由于我们党要成为宗派主义的党而产生的，它是历史大踏步前进的必然产物。在这方面起作用是占首要地位的经济因素，即英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它的垄断地位等等。但在很大程度上，问题也取决于我们党的观点，所以，我们应该提示英国和美国同志，危险依然存在，他们仍然脱离群众。这已为种种实践，例如煤矿工人罢工等所证实。这样一个党，要想使运动在政治上取得成果，自然还难以做到。要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英国至少具有同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一样的作用。我们怎么能忽视这种危险呢？第二次代表大会曾竭力动员同志们接近群众。一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第三次代表大会必须再次强调要牢记这一点。
现在，我们来谈谈另外一种危险，这种危险的产生，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经过执行委员会中的争论，听过阐明意大利问题和德国问题的报告，难道还会有人否认这种危险的存在吗？即否认狡猾的资产阶级仍在极力挑唆我们年轻的党过早地采取行动吗？我仔细研究了意大利的情势之后，明白了我们意大利朋友那么容易冲动的原因。这要归罪于社会党人和中派分子，即归罪于塞拉蒂。特拉奇尼为蹩脚的修正案辩护而又漏洞百出，其根源就在于塞拉蒂的立场。1920年，塞拉蒂和意大利代表团全体曾深信，在意大利发动重大革命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有人问过特拉奇尼：军队和农民的大多数拥护你们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恰好，我们在意大利人为地促了他们一下，结果，发现意大利党已沾染上严重的中派主义。1920年，塞拉蒂和意大利代表团全体认为，无产阶级大多数、农民和军队的大部分已站到我们这方面来。这是包括塞拉蒂在内的所有意大利代表的一致看法。目前的情势不同了，所以我们要从头做起。工人阶级应当经受住这个危机，应当着手重新部署一切。这也许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在意大利显现出倒退现象。我深入地研究了这种情势之后，才明白这个年轻的共产党目前遭受另外一种危险影响的原因。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辩解，而是必须看到这种危险，看到年轻的党过早发动进攻的危险。中派主义使我们不得不防范这种危险，防止出现意大利那样的运动。
德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就拿卡普叛乱来说吧。当时是怎样的情势呢？反革命的行动激怒了整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一致奋起回击反革命，决心进行斗争。当时工人阶级正处于夺取德国政权的前夜。完全出人意料的是，工会官僚、旧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党人介入其中，他们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反革命得救了，因而谢德曼和资产阶级得以重新掌握政权。无产阶级政党错过了时机。德国革命工人领导核心当中有人面对这种现实，亲身经历这种危机，因而操之过急，贸然参加过早的战斗，这也在情理之中。这再一次证明：事态演变到如此地步，其罪魁祸首是工人阶级的真正叛徒——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我们共产党应该认清谁是罪魁罪首，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仍然威胁我们生命的危险，即使这种危险是由中派分子造成也罢。关键就在于此。不能过于简单地议论：你到底是拥护右派还是拥护“左”派？当然，右派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阵营中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多亏有他们效劳，才能生存下来。假如阿姆斯特丹国际不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那我们就会稳操胜券。工人阶级应当扫除这些障碍。右派就是敌人。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应该低估“左”的倾向，即“左”的危险呢？或者是不是说，我们就应该认为“左”派是奋不顾身的革命者，是出色的理想家，如同戈尔斯特同志所说的，他们是时刻准备为无产阶级革命献身的好同志，因而这种危险就不那么大了呢？正因为“左”派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正因为他们和我们生活、工作在一起，所以，他们的任何错误，都会对共产国际造成严重的危害。这就是我们同所谓“左”派进行激烈论战的原因。要明白，这样做，是出自对运动的关切。俄国有句俗话：“对妻子，要像心肝似的热爱，对妻子的毛病也不能掩盖。”（笑声。）必须这样地看待列宁同志或其他同志对所谓“左”的愚蠢行为提出的批评（这种说法似乎具有十足的议会申辩的口气）。我们不能斤斤计较，不能对任何人说：“你针对‘左’派讲了15分钟，而针对右派只讲了5分钟，这就表明你本人已经右倾了。”要知道，指出右派一概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这并不费什么时间，但要仔细地研究由于我们的运动不成熟和过渡时期的困难而造成的种种错误，那就需要用更多的时间，费更大的力气了。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注意这一点。例如，我听到意大利社会党的同志现在说：“列宁为我们提供了抨击意大利共产党的新论据。”把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共产国际，这已为大会所确认，大会向社会党指出，只要他们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把资产阶级代理人从党内驱逐出去，他们就不能留在共产国际。意大利共产党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共产国际成员，我们同它一起友好地讨论（有时也许会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那些错误的观点，那些由于没有提防和听信组织严密的险恶资产阶级的挑拨而轻易犯下的错误。这怎么能成为袒护中派分子的论据呢？对特拉奇尼的指责，从那些与中派主义作斗争的同志口中说出，即从真正的共产党人口中说出，是很有分量的，但从塞拉蒂和塞拉蒂分子口中说出，“我们所以跟屠拉梯搞在一起，是因为特拉奇尼在运动的速度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则是故弄玄虚。
现在，我来谈谈德国问题。首先，我要指出，关于三月发动问题，也许很快会得岀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我们收到由弗兰根、诺伊曼、马尔察恩和蔡特金四人签署的提案，我来援引一段：“尽管三月发动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做法，但共产国阮第三次代表大会还是认为三月发动是一次积极主动的斗争，因而它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大会表示深信，德国统一共产党必将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力求在一切领域内坚持不懈地领导因国内外形势而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对这个争讼不休的问题，不久将通过一项一致赞同的决议（上述引文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也是我们大会所要达到的目的。上述引文确实表明前进了一步，现在如果我们把俄国的提纲、蔡特金的修正案以及德国统一共产党提出的修改意见加以比较，那我们就可以看出，尽管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在观点上已接近一致了。这是应当承认的。要想从这个讲台上弄清究竟谁先采取和解的态度，那是愚蠢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搞调査，不是争面子，也不是要进一步激化德国的局势。事实上，我们即将通过一项大家一致赞同的决议，这将是我们代表大会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马尔察恩同志昨天抱怨黑克尔特同志讲话的语气太激烈。我只听了黑克尔特的部分发言，他和大家一样，一谈起德国情势就非常激动。我应当指出，马尔察恩同志在这方面也没有表现出宽宏大量的作风。要知道，黑克尔特同志讲话的语气温和还是激烈，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今后怎么办。马尔察恩曽说过，不要在三月发动问题上纠缠不休，要继续前进。大会现在应当解决这个问题了。只能有一个答案，这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德国共产党的队伍再出现分裂。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德国党能否再经受一次分裂。既然我们已得出结论，认为能够一致通过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出现分裂因此，大会应坚持达成协议。德国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德国的病是国际性的，所以，我们殷切期待大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当然，我们深深地懂得，空喊一致是无济于事的。假如客观上不具备取得一致意见的条件，那么，侈谈一致也是愚蠢的。但是，难道德国客观上不具备达成一致意见的条件吗？在德国，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呢？通过种种争论，我敢说：没有。既然我们现在要求德国代表团一致起来，那就不只是希望他们和睦相处，而是要求两派应该执行并且必须执行这一国际主义义务。我们不只是谈论一致，我们还为你们提供了借以取得一致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差不多所有代表团都在原则上同意的那个提纲。因此，我们希望拥护这个提纲的德国同志，不只是在表面上而且在事实上赞成一致，不只是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赞成一致。我们深信，这种一致是会实现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它在许多方面犯了错误。反对派则通过蔡特金同志的发言在这里宣称，他们现在已经懂得为什么这次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我来谈谈黑克尔特同志的发言。大家都会记得，他是怎样结束自己的发言的。大家为他热烈鼓掌。为什么呢？你们以为整个大会真的会同意黑克尔特同志对蔡特金同志的激烈论战吗？我不这样认为。大会只赞成他的发言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在主要问题，即三月发动问题上，整个大会都站在这些同志一边呢？那是因为赞成这些同志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斗争，因为我们大家都全心全意地同情这一斗争，因为尽管三月发动犯有种种错误，但我们认为这是广大群众、几十万无产者参加的伟大斗争，因为在这次斗争中，德国的优秀无产者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尽管这次斗争犯有种种错误，但这次斗争毕竟有值得我们真心拥护的东西。如果双方都能认清这一点，那我认为我们的主要障碍就不存在了。很明显，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次斗争是盲动，所犯的错误确实严重，但不能说这次斗争是“巴枯宁式的”盲动。很显然，必须认定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忘乎所以地罗列大量事实，以证明党在经历了这次运动之后已经软弱无力。诚然，我们的党有许多弱点。这些弱点也无须掩盖，但不能幸灾乐祸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搜集材料，以证明党完蛋了，就像列维在其小册子的开头所说的那样。这种做法应该放弃了。群众搞了运动，我们既要看到运动的弱点，也要重视运动的伟大之处，并使之发扬光大，不要把党说得一无是处，似乎党已经完蛋了。假如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桥梁也就架通了，意见也就一致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作出一定的保证，真心实意地执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期不仅在书面上而且在行动上承认所犯的错误，并努力改正错误。我们深信，同志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样也要求反对派作出保证。这个新组成的派别，应当自行解散。党内不能有派别。我们绝不允许共产国际中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同志们真正愿意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那首先就必须下定决心与这个派别一刀两断，消除任何宗派活动！
我应当告知大家，昨天有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寄给我一封信，其中写道：多伊米希现正组织地区性的反对派会议。我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可靠，但我知道，在争论激烈之时，往往会出现互相指责的情况，但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要对这种指责持保留态度。只有他们向大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听取大会的公正裁决，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认为，今后不会再出现任何宗派活动了。
再谈一谈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布里扬同志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没有任何派别斗争。就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还不完全成熟来说，就党内的派别斗争还有些不太明显来说，这种说法尚可成立。如果说，贝尔同志从自己的宗派角度出发，认为什麦拉里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那么，这证明贝尔对捷克斯洛伐克运动了解得太不够了。我们对什麦拉里可以提出许多反对的理由，但把什麦拉里这样的同志叫做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就显然太过分了。这种夸大的说法，无助于反对中派的斗争，而只会削弱这个斗争。总之，我认为，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想必还得同什麦拉里交换意见，因为，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党虽说是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群众性政党，但对党本身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毕竟刚刚开展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们发出抗议的呼声。）布里扬同志！我认为我的估计是正确的。当然，也可能我错了，党很快就会完全团结起来。目前，你们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走了第一步。你们同社会民主党已经分道扬镳，同中派分子也大致脱离了。但是，两个月前，你们还同社会民主党人在同一个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这不是你们的过错。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党独特的发展进程。它的发展进程的第一阶段，是彻底摆脱让会民主党和大致脱离中派分子，这一阶段业已完成。现在，要进入新的阶段了。我们希望同您、布里扬同志，同什麦拉理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共同衷心地祝愿能够尽量安稳地度过这一阶段，不发生灾难，不再出现分裂。但我们也要明确指出，你们党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当前，派别斗争已经十分尖锐。昨天，布里杨说：“我们那里没有派别斗争。”然而，我手头有一期维也纳出版的《俄罗斯通讯社》杂志，我读了其中6月12日在科马尔诺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决议上写道：“大会要求立即召开联席代表大会，以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统一共产党，大会对那些以拖延手法削弱党的活动能力的人，表示不信任，要求把他们清除出去。清洗工作必须尽快进行，不要考虑某些人物，因为只有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才能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开展工作，才能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进行坚决、有效的斗争。”
可见，同志们！有一万多名工人参加的科马尔诺群众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通过了刚才我宣读的那个决议。决议并不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太平无事，并不认为那里不存在任何派别斗争。在捷克斯洛伐克有派别斗争，只不过暴露得不太明显罢了。我希望，我们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一起，在这里共同制定一些措施，以使这个优秀的群众性政党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党能吸取其他党的经验，尽可能平安无事地、迅速而又稳妥地克服一切必须克服的障碍。这里不是要求激化政治斗争，而是说党内还存在许许多多必须克服的弱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必将承认这一点。你们越坚决、越彻底地承认这些弱点，你们就越容易克服一切必须克服的弱点。
同志们！很显然，我们不应让第二国际的恶习在我们的大会上出现。我们并非一定要求得一致赞同的决议，不要作表面文章，不要彼此说恭维话。我们应当明确地、公开地讲出事实来。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求得我们的队伍、即共产党人的队伍团结一致。
我认为，通过这里进行的讨论，我们在运动最棘手的问题上，还是能够找到一致的行动方针的。有人会问我们：这岂不是像许多人在这里所说的，在向右转变吗？这是无稽之谈。凡是参加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志都会记得，当时在这样重要的大会上，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谴责了所谓的“左”派；然而，当时我们所作的决议，整个说来都是抨击右派和中派主义的。我认为，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也将给这些先生们以致命的打击！（热烈鼓掌。）
台尔曼（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很遗憾，我未能排在托洛茨基同志之后发言，因为我听说，他打算猛烈攻击德国代表团的修正案。这样一来，我只好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了。他在这里曾指出，人们对“左”派太严厉了，而对右派过于温和；但他又认为，大会的辩论表明，许多国家的党，由于受“左”的影响，而易于上奸诈的资产阶级挑拨的当。他特别强调了这一倾向。而我的观点是，如果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两派，那么，人为地使两派和解，是不可能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在意大利，面临着异常艰巨的斗争；在那里，必须唤醒群众，因沟他们还以为塞拉蒂目前仍然同情苏维埃俄国。”然而，意大利工人已认清，他们原先信赖的塞拉蒂分子，眼看斗争已经爆发，就退避三舍，不但不给予斗争以必要的支持，反而极力阻挠这一斗争转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令人担忧的是，中派也有可能提出：“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跟随你们走的时候，你们才能投入斗争。”这里有人说过：资产阶级可能挑拨“年轻的共产党”。这就说明，三月发动是一次迫不得已的行动。这就表明，共产党在被迫迎战的时候，面临了一个问题：是只搞示威性的抗议活动，还是必须去援助战斗着的德国中部兄弟。当时，眼看德国中部兄弟流血牺牲而不给予援助，这在德国群众中是通不过的。所以，在3月17日，党终于放弃自己的“示威性”抗议政策，这并不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愿望，这也是许多州的群众的愿望。
群众的这种愿望反映了群众怀有革命急躁情绪，而这种情绪是社会危机的一个征兆，它表明群众渴望战斗。德国情势并不像托洛茨基在讨论第一项议程时所说的那样。我敢说，德国普遍安宁的景象不会持久。在德国，我们不能指望增加生产，我们不得不对协约国履行义务；这势必导致生产下降，失业现象加剧，工人阶级不满。德国党就将面临一个难题：它能否博得无产阶级的同情？在所有工会和其他机构中，我们竭力确立这样的观点：罢工就意味着武装起义，因为，一旦党号召工人举行罢工，资产阶级就要不择手段地对付无产阶级。
假若共产党在三月发动期间对战斗中的革命无产阶级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那它就会使自己脱离革命派。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在当时的情势下就认清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承认，过去曾把三月发动看作是“巴枯宁式的”盲动行为的党内某些活动家，参加这次大会之后，才认清他们错了。你们可知道，正当各种势力围剿作殊死斗争的共产党的时候，党内某些同志借故明确表示他们不赞成党的方针，这等于从背后打击党，就像考茨基于1918年对俄国革命所做的一样。这是值得深思的情况。对于这种批评，党内同志和党的理论工作者也许能正确理解，可是，群众看到党内不但没有严格的纪律，反而充满意见分歧，会作何感想呢？这种意见分歧，只能在党内解决，绝对不能公诸于外。某些同志的过失就在于此，因为他们本应遵守党的纪律。
季诺维也夫说：“我们不能让德国出现分裂。”这是对的。但有证据表明，党已开始分裂。多伊米希同志在柏林召开过多次会议，目的在于成立一个分裂党的机关。这不是来自“左”边的危险，因为我敢断言，在德国所有州，凡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工人群众，都拥护党，而只有极少数人（不超过5—7％）拥护的克拉拉·蔡特金等同志，却总是在各种场合和这次大会上企图证明他们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认为，危险就在于：确实有人追随他们，并把矛头指向那些迫于经济形势而不得不推动无产阶级采取积极行动的同志。我们在汉堡党员大会上，已经指出那些重大的错误、组织工作的缺点和荒谬的理论依据，并希望我们的失误会成为有益的教训。所以，对党来说，这次斗争并不是失败；也许，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失败，但从党经历这次斗争而博得群众好感的角度来看，这是党的胜利。在3月，甚至在2月间，无产阶级还说，每当因工资问题而应掀起大规模运动时，每当应组织战斗行动时，我们只会搞些示威游行，总是避免斗争。在德国，我们坚持的观点是，在各种内部斗争的情况下，以及在外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党都必须遵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三月发动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包括列宁同志在内，谁都不能要求必须对那些给俄国提纲提出修正意见的同志进行无情的打击。在共产党内，每个同志都有充分的权利，根据本国的经济条件，对提纲提出他认为必要的修正意见。
列宁的猛烈抨击之所以不恰当，还因为他在讲话的结尾自己也说，弱小的共产党也能引导大量群众，甚至千百万群众去夺取政权，他的观点和修正案中所阐述的主张完全一样。蔡特金同志明确地表示，她不能担保今后不再公开谈论三月发动的缺点和错误。请想一想，这样一来，共产党的处境如何。资产阶级报刊、社会党多数派的报刊等一切反动势力，都来围剿共产党。他们本来就要把我们说成是刽子手，而现在再加上有人通过集会、写社论等等向全世界宣布，党内不但有派，而且这些派别还指责党是挑起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党势必成为众矢之的。我反对大肆张扬的另一个理由是：不愿遵守纪律的同志，不能留在党內。在党内，可以无话不谈，但未经党批准而将党内的事公诸于众，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方针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我坚决拥护纪律和集中制。但我还是应该指出，德国共产党的态度却不是这样，它通过修改提纲而要采取的方针，在国内紧急状态下会带来异常危险的后果。我们面临着一场同那些比我们右的派别的艰苦斗争，因为他们竭力要蒙蔽我们，要我们相信我们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我说得很坦率，因为我要实事求是地把德国情势摆出来。（全场活跃。）
托洛茨基：
首先，谈一点程序方面的小小意见。我们刚才听了台尔曼同志慷概激昂的讲话，他抱怨没有把他排在我的后面发言。可是，且慢，发言顺序是根据中请发言的先后来排定的。台尔曼同志还表白自己很遵守纪律。可是，要他遵从发言名单的顺序规定这一具体情况时，他就牢骚满腹了。台尔曼同志还对列宁同志表示不满，说什么列宁同志说过，“我们在这里提出关于策略的提纲，其他代表团不应要求提出修改意见”，这也是毫无根据的。列宁同志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台尔曼同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同志曾这样说：“我们提出的提纲，不是俄国代表团躲在办公室里杜撰出来的产物。”台尔曼同志可以去问本国代表团的成员，他们会告诉台尔曼同志，我们曾同德国代表团的成员就提纲也进行了长时间的、令人厌烦的商讨和争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提案，最后彼此都作了让步。可见，这个提纲是经历相当困难的过程才产生的。我们作为制定提纲的参加者，不能说这个提纲是由所有党派、集团制定的，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妥协产物，是一种对左的方针的让步。“左的方针”这个词的含意是什么？以后我将尽力深入地加以探讨。现在，我只想着重指出，我们把这个提纲看作是对许多同志在这里体现出来的、也是台尔曼同志极力维护的那种倾向的最大让步。
同志们！许多代表私下向我表示，他们对德国代表团为讨论其内部事务而占用我们过多的时间，很不耐烦。我认为，这些同志不耐烦，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三月发动问题。个人问题、个人之间的摩擦和偏见，也与这个纯政治问题有牵连，这从人们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诚然，我们有些同志过于强调问题的个人方面和个人之间的摩擦，例如，黑克尔特同志就是如此，但是他的发言的其余部分，却值得我们重视。我认为，我们看问题必须抓住实质，而实质即主要的是，这不单纯是个德国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德国党对于俄国来说，是一个已经发展成独立的、显赫的西欧大党，并且首次开展了独立的斗争。鉴于十分年轻的意大利党，以及虽然组织庞大、但就共产主义素养来看也还年轻的法国党，在这方面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势，所以我认为，所有代表团，尤其是刚才指出的这两个党的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得到许多教益。
我要从研究提交给我们的修正案来着手探讨三月发动问题，因为我们只能在两种倾向之间作出选择。显然，对提纲初稿在修辞和具体内容方面的补充，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总之，我们只能在两种倾向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以列宁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首先是以报告人拉狄克和我为代表的倾向；另一种是已提交的或准备提交的修正案中所反映的倾向。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这些修正案。我只是谈谈与三月发动有关的问题。我们的提纲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我们把这次行动看作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政府进攻德国中部无产阶级而被迫进行的斗争，我们承认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英勇行为，它表明了自己是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此外，我们揭示了三月发动期间所犯的一些主要错误，并在最后提出如下的建议：
“为了认真地估计斗争的种种条件，德国统一共产党必须倾听人们所指出的采取某种行动的难处，以及他们经过仔细研究而提出的采取行动是否妥当的理由。但是，一旦党的领导机关最后决定采取某种行动，全体同志都必须服从党的决议，并参加这一行动。对这个行动的批评，只能在行动结束之后提出。这种批评，只能在党组织的内部进行，而且要考虑到党在其阶级敌人面前的处境。由于保尔·列维不顾党纪的明确要求和对党批评的条件，代表大会赞同将他开除出党，并认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同他在政治上任何合作，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但是，布兰德同志拒不承认党内有权威，不承认有必要听取权威的劝告。布兰德同志不仅批判权威，还批判了政治学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所以，我们等会儿再来分析他的问题。那么，德国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建议我们对这一条款作怎样的修改呢？他们建议宣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把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三月发动看作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其措词是：“这次行动表明中欧最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已转入真正的斗争，表明共产党在德国无产阶级斗争中第一次试图实现其领导作用，即实现其在建党纲领中所承诺的作用。三月发动意味着掲露并战胜独立社会党的公开的反革命性质，以及隐藏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内的中派分子。三月发动由于在斗争中暴露出党的许多错误和组织上的缺点，从而使人们得以认清这些错误和缺点，并在今后予以消除。这次行动在发展的进程中，暴露出党缺乏严格的战斗纪律，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党。三月发动把相当多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卷入斗争中来，从而在这些政党中引起革命哗变。这次行动不仅没有动摇党的组织，反而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精神。”等等，等等。
既然要求大会承认三月发动不只是强迫工人阶级（从而也是强迫党）发动的一次群众性行动，而且要确认党的英勇行为，既然要求大会也承认党在斗争中试图实现其领导作用，那么，大会也应该有权说出来这次尝试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说三月发动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是根据这种情况说的（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共产党已不是独立社会党内的一个反对派或宣传共产主义的组织，而是一个能独立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的、独立的、团结的、集中的党，并且这一切在三月发动期间第一次表现出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我经常同法国同志们谈论工会和党的内部情况，对他们说：“你们同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串通一气，所以，你们至多是反对派罢了。其结果，运动只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干出蠢事。只有等到你们脱离了旧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时，你们才会前进一大步。”现在，这种情况完全实现了。但这并不是说，这第一次行动，这第一次起独立领导作用的尝试，是成功的……。有人说，我们从这次行动中，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到很多教益。修正案中也是这样说的。我不想给他们宣读修正案，但其中指出，三月发动的伟大功绩，就是使我们能够认清这一行动中所犯的错误，以便今后予以纠正。非要从这方面来寻求特殊功绩不可，岂非太勉强吗？我同塔尔海默同志私下交谈时对他说，他使我想起一位在70年代译过一本英文书的俄国翻译，这位俄国翻译在前言中写道，他译这本书，只是为了告诉全世界，这本书毫无价值。（笑声。）天下哪有为发现错误，进而纠正错误，而采取行动的呢？提出这些修正案都出于袒护，而不是分析的动机。
黑克尔特同志在他的引人注目的发言中，为我们描绘了三月发动时的政治背景，强调当时形势异常紧张，有战争赔款问题、鲁尔被占领问题，以及上西里西亚、经济危机、失业和大罢工等问题。在这种情势下，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而德国中部工人运动是党采取行动的导火线。好一派经济景象！然而，另一位同志在为这一行动辩护时，向我们所描绘的情景，却迥然不同。这样，30年后，当塔尔海默同志头发白了，拿起梅林笔写共产党历史时，就连可供参考的文献和书籍也难以找到了……（拉狄克即席说：“在我的魔术箱里能找到……”）（笑声。）歪曲运动发生时的背景的参考文献和书籍，是不会有的。其实，当时的国际形势相当复杂，总的说来，趋向于互让和妥协。上西里西亚问题悬而未决，它不会产生任何革命影响。巴伐利亚裁军问题怎样呢？与黑克尔特昨天的发言相反，《红旗报》上一再说：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将通过妥协的方式，以牺牲巴伐利亚和整个德国革命工人的利益来解决，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以及在德国和巴伐利亚两国政府之间，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就这一点而言，塔尔海默同志30年后将找到的文章，只能证明德国过去和现在的危机与英美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德国的危机，并不像英美那样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德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处于衰退状态，因而在德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危机不会猛烈地爆发起来。德国的失业人数，与英美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的。
至于国内的关系，社会民主党人有半数参加了政府，半数成为反对派。独立社会党的情况也是如此，它越来越靠拢社会民主党人。工会和工会官僚都是反对我们的。从这种形势中应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上述的那位同志对我们说，工人当中充满不可思议的消极情绪，坚定的少数派应该以革命主动精神去消除这种消极情绪。相反，黑克尔特却说，到处人心思变，到处群情激愤，笼罩着“剑拔弩张”的气氛。随后，德国中部的事件就发生了。而另一位同志说：“简直是死水一潭，消极情绪日益增长。这种沉闷的局面非打破不可。”上述种种说法，分开来看，倒也合乎逻辑，但我认为，这些说法彼此很难吻合。另一位同志，即克南同志肯定地说，德国中部事件是公开的起义，而周围各地则消极等待，这种积极性犹如消极大海中的孤岛。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至今，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似乎要不借任何代价为它辩护，而不是抱分析和研究的态度；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种种说法，无非是采取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共产国际面前无论如何要为三月发动辩护到底。但他们未必能如愿以偿。在这方面，我认为，主要之点是台尔曼同志所指出的。他说：如果我们采纳了提纲以及提出来的修正案，那“我们在国内就得改变自己的方针”；我认为，我们勇敢而又坚强的台尔曼同志，在这一点上说得对，想必他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台尔曼即席说：“是的，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对此毫不怀疑，何况我注意到某些同志动身从德国来这里的心情，以及他们在德国发表某些文章和小册子的心情。他们不远千里，克服重重困难到俄国来，为的是能有机会比较冷静地观察情势。提纲提出以后，遭到坚决的反对，于是，共产国际的同志向其他代表团，其中包括俄国代表团作口头说明，德国同志不会不注意到，共产国际的同志们并不像德国同志那样看问题。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只好走上所谓战略退却的道路。
其实，不能否认，他们提出来的修正意见，是有危险性的。尤其是，这些修正意见不是直截了当地，而是企图以十分隐蔽的、模棱两可的手法，来阐述那些在战斗激烈的日子里和战斗结束之后，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德国工人中间和德国共产党内传播的思想。台尔曼及其他同志说：“我们回国的时候，不希望带回有损我们名誉的提纲。”我们绝对不希望这样，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我们都不想摈弃德国党，因为它是我们的优秀政党之一。但是，至于三月发动的整个概念、当时的斗争和胜利条件，在这里已经分析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成员的某些文章、讲话和指示，是很不当、很有害的。这是最主要的。他们想对大会施加影响，以便通过一项不十分明确的、含糊其词的决议，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把别的含义渐渐塞进决议，进而悄悄地用全然不同的观点去解释决议。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认为，这样一步一步地、不明不白地迁就，有极大的危害。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这是不允许的。即使以大会多数通过的决议来压我们，我们也要在大会为我们规定的范围内，即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斗争。但我希望，关于策略的决议也能有经济决议那样的结果。那—次，德国代表团左翼的同志们也搞了某种抗议示威性的动作，他们虽然在原则上接受了提纲，但却提出了观点完全相反的决议案。可是后来，他们连以前想说的话也不敢说了，而在专题委员会中，他们的意见与别人的意见几乎不存在任何分歧了。我想，在策略问题上，结局也不会两样。我有切身体验，得不到党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赞同，这滋味是相当不好受的。但是，同志们，我认为，你们必须对德国的情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不相信列维的话，说什么党因此就会完蛋了。代表大会应该告诉德国工人，三月发动犯了错误，党在这个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中实现领导作用的尝试，没有成功。为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说，这次尝试彻底失败，因为，如果再这样搞一次，就真的会使这个优秀的党完蛋了。（塔尔海默即席说：“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是的，对您来说，是这样，可是，对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本以为，大会将对他们的行动备加赞扬，而我们却把它看作是一个错误。（全场活跃。）我们的年轻的法国朋友也是如此。执行委员会在讨论1919年法国政府征兵问题时，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法国党是否应该提出不服从征兵令的口号？当时，我问一位年轻朋友：“你们是怎样想的，是发动武力反抗，还是单纯消极抵制？”这位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当然要拿起枪杆子反抗。”他以为，这样做是自己完全拥护第三国际的表现，会使它感到莫大的革命喜悦，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说得一本正经，确实准备拿起枪来反对征兵。不消说，我们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希望他能明白自己的错误。今天，他来到我们这个环境之中，这个环境不是他天天都能看到的。他的棱角渐渐地磨掉一些。可是，在德国、法国、匈牙利怎么样呢？两三个星期以来，我们在这里开会，我们的观点在发生某些变化。可是，在那里，在那些国家，有什么变化吗？一点也没有。可见，这种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著名的进攻哲学来自如下的论断：“消极情绪在日渐增长，这真不得了。运动在停滞不前。必须向前冲！冲破沉闷的局面！”我认为，德国党内许多领导同志和负点责任的同志一度都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现在，他们期待着大会对此表态。假如我们现在只是宣布把保尔·列维开除出去，而默许你们只是对三月发动含糊其词地论述一番，承认它是第一次尝试，是向前迈进了一歩，总之，假如我们以漂亮的言词来抹煞批评，那我们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明确地、毫不含糊的告诉德国工人：我们认为，进攻的哲学是一种最大的危险，而这种哲学的实际应用，则是一种最大的政治罪行。
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看法，和他一样，希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能确立完全一致的行动方针；我还认为，在这个极其重要的策略问题上，我们无须对所谓的“左”派作出重大的让步。某些同志——看来，法国同志也包括在内——为我们与“左”派的斗争而多少表示担忧。季诺维也夫同志提过这一点。幸亏“左”这个词，在法语里有双重含义：一是“在左边”；二是“无能”、“愚笨”。（喊声：“愚笨！”）是的，“愚笨”，但要把它理解为贬词，德语里的意思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同所谓“左”派作斗争，丝毫也不觉得我们比他们右。我们不承认存在比我们更左的政党，而我们既然是共产主义国际，马克思主义国际，那也就是最革命的政党。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党能审时度势，善于把握机会，善于斗争，善于取得胜利。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此。有时，人们会忘记我们应该学习战略，应该冷静地估计敌我双方的力量，应该从实际出发，而不应为打破所谓沉闷的局面，或者像某位同志所说的为“使党积极起来”而去进行斗争。同时，我们当然还应当学点治国学，连布兰德同志都说过，机会主义分子为研究治国学而下很大功夫。在他的一次讲话中，我们曾听到他把武力和治国学加以对比，而在另一次讲话中，却猛烈指责我们搞机会主义。对我们意大利同志来说，这种态度是危险的，因为将来治国学对意大利同志来说，是很有用处的。如果我要像黑克尔特和塔尔海默那样谈论意大利问题，我就会说：“这是一个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那里的工人占领了工厂，塞拉蒂分子叛变了，法西斯分子袭击工人印刷所并烧毁工人组织的办公场所。假如意大利党不在这里大声疾呼‘全力冲击敌人’，那它就是一个胆怯的党，必将遭到世界历史的谴责。”但是，假如我们不是空谈形势，而是冷静地估计一切，那我们就应当像季诺维也夫同志那样指出：他们应该再度争取工人阶级的信任，因为正是塞拉蒂分子的叛变，才使工人变得谨小慎微。工人们心里想：“我们听过塞拉蒂的宣传。他说的和现在说的相差不多，可是最后，他把我们出卖了。谁能保证新的政党不出卖我们？”工人阶级希望先看到党的实际活动，然后再接受党的领导，进行决定性战斗。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三种多少比较明显的倾向，即暂时成为各自倾向的三个派别，我们必须正视这三种倾向，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估计在这次大会上的力量角逐。首先，是德国代表团，它几乎直接经历过三月发动的炮火，因而对进攻的哲学另有偏爱，当然，有些德国同志已经抛弃了这种哲学。
其次是意大利同志，他们走的也是这条道路。这也不奇怪，因为意大利党已经摆脱了中派分子。意大利同志说：“现在，我们终于能放开手脚了；现在，我们可以履行我们的职责了，可以卷入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中去了，可以对塞拉蒂的叛卖行为进行报复了。”同志们！现在都知道，不只是列维，甚至资本主义报刊和独立党报刊也都说，三月发动是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发动的，列维被开除出党是因为他不服从命令。法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某些同志，也不由得在思考一个问题（这说明，他们不了解执行委员会）：“说不定什么时候，执行委员会也会向我下达这样的命令，如果我拒不执行，那也会被开除出党。”这是这里体现出来的两种情绪。
还有第三种论点，也是我们提纲中所要表达出来的论点，这就是：如果执行委员会赞同这种策略哲学，即通过人为的、或大或小的群众行动来提高战斗积极性，并开始对各国发号施令，那就显然是荒谬的了。恰恰相反，由于我们今天已有足够的力量，因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集中的党，要领导群众运动，就必须先冷静而又确切地分析每个国家的情势，只要那里有可能和必要，再全力以赴地发动攻势。这正是我们的策略提纲所提倡的观点。
有一位同志说，在法国不存在左派。是的，那里没有左派。法国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如果你们阅读它的机关报《人道报》就会发现，它的宣传和讲话的观点相当混乱，模棱两可，我们在提纲中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用布哈林同志的话来说，在《人道报》上显然可以看到“龙格及其好友胡诌八扯”。这张报纸虽然充满共产主义意向，但这种意向不够坚定。在这张报纸上，共产主义思想强调不够，阐述得也不明确，看不到从革命的角度不断改变和认清情势的愿望。如果说，从党的机关报上看不到这种愿望，那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党不能发动和领导群众去进行大规模的革命行动。首要的条件是，要使报纸的整个宣传鼓动显示出那种逐渐形成的明确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意志。这一形成过程，需要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也许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取决于所处的情势。许多同志没有迫切要求做到这一点。他们不理解这一形成过程的内在含义，不懂得一个大党的革命性的质变作用。他们想避开这一过程，认为开展革命行动，只要有适当的借口就行。所以，他们总是嫌弗罗萨尔及其他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要论适当的借口，1919年的征兵，就是一次很好的借口。当时，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力量相当强大，加上巴黎工人阶级又是重大战斗中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优秀的部分，在这种气氛下，比较年轻的、缺乏经验的、有急躁情绪的同志很可能号召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就会对法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长期带来不幸。情势就是如此。当然，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是在攻击个别同志。问题并不在于谁说了不妥当的话。”同志们！问题就在于，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行确切判断是非的话，那就不需要我们这个国际了。我们的任务是，只要有危险，哪怕是最小的危险，就要着重指出来，以引起人们的注视。即使我们大家都把这种危险看得过于严重了，那也无关紧要，无非就是把话说过了头罢了。而如果马虎大意，致使危险增大，上了挑拨的当，那这种危险就非同寻常了，因为，有可能导致冒险行动，这才是可怕的危险。所以，有些同志一谈论这个问题，就很激动。我要告诉你们，我私下和一些同志谈论这个问题时，看出他们并不理解我的意思，我心里想：“我老了，他们还年轻；我的头发灰白了，而他们血气方刚，办事坚决果断。”于是，我暗自思量：“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有些同志不知深浅，在政治上他们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不理解这种忠告，不明白这种忠告的现实意义，考虑问题有局限性，认为这是在向右转。”其实，他们完全错了！
你虽然摆脱了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向前迈进，但要知道，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机会主义分子以外，还存在着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警察、军队以及现实的经济条件；有人拥护你，有人程度不同地保持中立，还有人反对你。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要想身在其中而又不迷失方向，谈何容易。你要我先学会这套本领，再来回答我的话。你希望我反对中派分子吗？要知道，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仍然有效，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对付机会主义的。然而，我们的任务，不只是从理论上不断批判机会主义。我们必须实际上铲除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让它永远不能翻身。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应该再次指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把治国学的冷静头脑与实施革命暴力的炽烈意志结合起来。我们学会这一点，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全场活跃，掌声。）
讨论并表决关于停止讨论的提议
主席克南：
同志们！美国代表团向主席团提议，在托洛茨基同志讲话后停止讨论，由拉狄克同志作总结发言。（喧嚷，反对声。）
贝拉·库恩（要求对议事日程发表意见）：
同志们！我提议停止继续申请发言，但决不停止讨论。托洛茨基同志在长达一小时的发言中，猛烈攻击所谓的“左”派；他如此进行攻击，我们不能不予以回答。因此，我认为，就这个意义来讲，停止讨论就等于封住别人的嘴。依我看，这是有人趁此有利时机，怂恿美国代表团提出这项建议，也就是说，这是玩弄政治手腕，对此，我表示坚决反对。因此，我提议停止继续申请发言，但决不能停止讨论。
主席克南：
首先，我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根本没有人玩弄什么政治手腕。美国代表团的建议，是在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之前提交主席团的，其实，当时宣读这一建议就好了。我们所以在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之后宣读，是因为只有在他发言之后才提出停止讨论的问题。如果有人规定必须在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之后才能宣读这个建议，那我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同志们，结束讨论与否，希望发表意见，并进行表决。我们主席团并不坚持停止讨论，我只是向大家转达美国代表团的建议。
弗勒利希：
我要指出：为了批判所谓的“左”派，主席团未经大会同意，让季诺维也夫同志讲了三刻钟，而托洛茨邀同志则讲了整整一小时。我可以断定，美国代表团的建议是在托洛茨基同志讲话之前提交主席团的。我的意见是，只要大会不想强行排除“左”派，那就必须进行讨论。
马歇尔：
同志们！我代表美国代表团声明，我们绝没有想在这里封住任何人的嘴。美国代表团以及英国代表团都认为，在昨天的会议和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之后，今天的整个讨论进程，并不能使我们取得什么重大的新收获。无论是托洛茨基同志长达一小时的讲话，还是紧接着的对立面的发言，都不能改变这个会场上的气氛。所以，我们希望停止讨论，不再听取重复提出的论据。
主席克南：
停止讨论与否，由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各自发表意见，没有什么意义。已经有几个人发言，有赞同的，有反对的，还有许多同志要求发言；因此，我认为，只有采取表决的办法了。
弗里斯兰：
德国代表团要求休会两三分钟，让各代表团商议一下。此时此刻，停止讨论，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季诺维也夫：
我提议休会10分钟，然后进行表决。我认为，这样做是最合理的。
主席克南：
有没有人不同意？没有。那么，过10分钟再开会。
（休会10分钟。）
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开会。我们来表决关于停止讨论的建议。
季诺维也夫：
我也认为，讨论该停止了。如果哪位同志向专门委员会提出原则性意见，而该委员会不予采纳的话，那我们建议大会让这位同志到全体会议上来发言。（赞同。）
（大会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拉狄克同志走上讲台作总结发言。）
拉狄克作总结发言
拉狄克：
在两天的讨论期间，某些人的讲话令人不止一次地感到，他们是在作总结发言。（笑声。）现在，讨论结束了。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执行委员会作总结发言；请允许我把我们提出的提纲同我们从讨论中得到的那些实际材料联系起来谈，并请你们审议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们不仅交换了意见，而且也弄清了许多事实。同志们！首先让我归纳一下各国代表团代表的发言。
对提纲第一个表态的是拉查理同志，他不等提纲在大会上得到论证，便抢先表态。他完全同意提纲，唯独不同意提纲中关于意大利的那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也表示，他们完全赞成提纲，但不同意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部分。英国同志对提纲也表示拥护，甚至表示爱慕，但是说提纲中关于英国的论述是错误的。（笑声。）他们的表示使我想起一位波兰诗人的名言：“你在为别人的罪过忏悔。”（喊声：“妙极了！”）
当有人批评捷克同志时，拉查理说，这还不够，应该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而捷克人虽然没有强烈要求把塞拉蒂分子送上断头台，但如果有人主张把塞拉蒂分子送上断头台，他们也并不反对。（笑声。）
这一切表明，在估计共产国际内部的情况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危险尚未消除。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目前还存在，在每个国家中，还有强大的机会主义政党。而且在共产国际内部，机会主义危险依然存在。运动发展得越慢，这种危险就越大。当我听到各国党的代表在这里说他们那里一切平安无事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机会主义征兆。同志们！我们在这里讨论了我们的小兄弟，即我们的捷克兄弟党的情况，但讨论的内容与我们在大会召开时所考虑的内容完全不同。一开始，我们对它采取非常爱护的态度，因为，我们深信，它的问题只是发展的速度太慢，而且显然有“左”的倾向。谁知，布里扬同志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却宣称，十二月罢工对党来说是一个决没有料到的事件，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对罢工实行领导，而且斗争结束以后，党曾竭力使工人认识到这次罢工的教训。可是，布里扬不顾他的上述表示，却反而说什么：“我们的党是无可挑剔的，只要中央委员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出战斗号令，我们就坚决响应。”对此，我们要说，这是第二国际的习气，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作风。（热烈鼓掌。）当然，如果我们确信我们每个党都能胜任自已的职责，那我们就太高兴了。但是，我们知道，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在这条道路上会犯许许多多的错误。既然一年前，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还和涅美茨、苏库普在一个党里，而现在却宣称“我们那里一切都好”，这就使我们比听到土耳其斯坦坏蛋向执行委员会发出警告更感到不安。因为，这表明，捷克党内没有批评精神，所以，我们应该告诫捷克同志：假若你们不顾自己的党以往的表现，吹嘘自己的党完美无缺，而不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你们将永运不会成为有战斗力的优秀党。（热烈鼓掌。）
其次，谈谈英国同志。我要指出，从英国的党报上根本不能了解到党在煤矿工人罢工期间的实际活动情况。我只得向英国同志打听：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讲述了令人十分痛心的情况。然而，英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竟对此表示抗议。我这里有一份6月11日的英国党报。除了一些插图外，第3版刊载的是政治评论，第2版是经济评论，第3版是要求释放被监禁者的文章，而另外的三个版面上又都是图片。我不反对直观宣传。但是，党说明自己的行动，可以不只是采用对瞎子、聋子和哑巴适用的符号或手势。尤其糟糕的是，这个年轻的党起了一点小作用，就在这里报喜，说什么“一切都好，自由党也很弱小啊！”敬爱的同志们！你们―旦掌握政权，我们看，你们怎么对付劳合-乔治的弱小的党，以保住政权。当前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政权是在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手里，可你们毕竟只掌握一份周报和少量的党员，但你们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刊载的尽是插图。我们劝你们“要接近群众”，你们的回答却是：“劳合-乔治的党也不大。”
要想接近群众，就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同志们！关于其他党，比如法国党，我们几乎没有谈论。关于法国党，我们只谈了几点看法。我要指出，法国党在大会上的发言，不足以说明它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法国同志认为，我们今后同法国党的相互关系是，我们不给他们提意见，而他们光给我们提意见，那就错了。即使执行委员会在对待法国党方面的观点是，应当使它更加成熟起来，那我们认为，我们今后也必须密切注视它将如何贯彻执行它并未表示反对的提纲。
同志们，有一个党，大家在这里对它的议论最多，对于它的错误，正反两方面的论述也很尖锐，这就是我们的德国党。我们从它那里听到好多意见，这也可以为我们和整个代表大会估计我们的策略提供许多材料。同志们，我深信，大家就德国事务热烈地交换意见，不仅对德国党的内部发展，而且也对整个共产国际，都有重大的意义。三年来，德国无产者多次以史无前例的战斗，使我们不断取得俄国革命经验中所没有的教益。德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半农业俄国之外的第一次大规模革命运动的代表者，即工业国中第一次革命的代表者，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德国工人阶级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带头人，而迄今只有俄国工人阶级做到这一点。俄国革命的经验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专政的口号、苏维埃的口号。但是在俄国，我们取得胜利的路程，要比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所必须走的路程短得多。德国无产阶级的重大牺牲，德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缓慢进程，以及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失败，能使我们从中为国际无产阶级不断吸取新经验。我们所以既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许多争论，并不是因为它们犯了错误，不如其他优秀的党，而是因为我们通过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失败和胜利的争论，可使其他党避免犯错误。
同志们！我不是出于偶然的动机，也不是按时间顺序把占领工厂时期的意大利党、十二月罢工期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三月发动中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加以对比。我这样做，更不是由于我喜欢列举这三个例子，而是因为通过这三次运动的对比，能使我们正确估计采取行动的条件、必要性和党的职责，以及给党造成的危险。以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运动为例，一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运动爆发了，可是，无论捷克斯洛伐克党或者意大利党都无力领导运动，因为，它们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它们受机会主义的毒害很深。德国的运动表明，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员只从主观愿望上希望采取行动、进行斗争，但却不从客观上为运动、斗争的形势创造条件，而且在领导斗争中犯了一系列错误，这就有可能削弱党同群众的联系。同志们！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讨论中谁也没有谈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运动，为什么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三月发动的错误上。意大利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所犯的错误，表明这两个党软弱无力，有名无实，是对共产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半中派分子利用我们在三月发动问题上的分歧，高喊“我们胜利了”，对此，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我们批评‘左’派，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是因为他们的错误会助长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是我们首先与之作斗争的死敌。”机会主义分子看见我们坚决地反对德国党内和意大利党内的“左”派，要求他们正视自己的错误，就以为他们胜利了。对此，我们要正告机会主义分子：“你们高兴得太早了。我们深信，在斗争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些争论，有助于真正的共产党进行胜利的斗争。到那时，这些党将不用批评的武器，而用武器的批评来粉碎机会主义。”虽然列宁说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提出必须反对机会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仍会存在反对机会主义问题。不会的，那是列宁对各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号召它们学会运用实际的群众政策，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实际行动把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铲除，使群众增强自信心和必胜的信念。通过这一途径，确实可以铲除机会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前，由于经济不断发展，工人贵族已失去作用，机会主义只是依靠无产阶级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不足才得以存在。（热烈掌声。）
我们来总结一下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试问，通过讨论得出什么结论？首先是，既然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向德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最强大队伍发动进攻，那么德国党为援助后者而采取行动是正确的；德国党认定三月发动不是由上级下令搞的盲动行为，而是数十万无产者参加的革命行动，这也是对的。讨论还表明，党中央委员会在具体开展这一群众性革命行动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一部分同志眼看广大群众参加三月发动，就认为随后必定出现其他行动，从而提出党在这种情势下必须采取攻势的理论是错误的。
这个理论究竟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呢？我在我的报告中说过，不进攻、不冲击资本主义的巴士底监狱，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一个党，假如没有进攻资本主义的斗志，假如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只有直接的、面对面的斗争，并且只有全力以赴地、尽快地进行这场斗争，才能使自已获得解放，那么，这样的党就不配叫做共产党。你们也都听到我们十分细心的领袖列宁同志说过，凡是在原则上反对进攻者，一律不能加入共产国际。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已经判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它没有深刻地、冷静地去估计周围的形势，在当时形势下，它脱离实际，不能把党外的广大无产者聚集到自己的周围。但是，同志们，在我们的决议、提纲以及有关三月发动的提案中，我们已经指出，德国党自己也开始认识这些错误。我们为什么要指出这—点？你们以为这只是为了帮助德国转变态度吗？不是的。我们这样做是有重要的原因的。把5月7日的决议和4月7日的决议加以对比，把关于三月发动的决议和德共中央扩大全会通过的、准备提交国际代表大会的提纲加以对比，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德国党开始认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错误——削弱了与群众的联系。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和德国党的副主席黑克尔特给我们的信件，也表明了这一点。此外，从我们同许多德国同志的谈话中，也感到他们开始认识斗争中所犯的错误。
既然这里有人说，有一位德国同志和库恩同志提出过提纲，但被我们否决了，那我作为与他们会谈的参加者必须指出，经过初次商谈，这两位同志就对我们说：“我们担心你们在我们遭受失败的影响下，会过于支持对立面，所以才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同德国同志们进一步会谈的结果是，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在原则上与我们不同的提纲。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与我们在这里共同制定共产国际策略的德国同志，返回德国之后，将贯彻执行这个策略，认为它是通过共同的思想斗争和我们一起争取到的成果。而来自汉堡的代表台尔曼同志却十分激动地说，必须多少改变一下立场。每个了解德国情势的同志，每个了解党的发展历史的同志，对于台尔曼同志的激动心情，是会理解的。台尔曼同志是向我们靠拢的，独立社会党中的其他许多同志也向我们靠拢了。这个党的组织者、党报编辑、工会工作者所以要向我们靠拢，是因为他们不愿在自己的组织中处于少数派地位。
这些同志特别喜欢共产主义缓慢地向前发展，因为这样无须太费力气。而数十万工人看到斗争接连失败，或者被独立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出卖，也向我们靠拢了；他们越来越渴望斗争，他们摆脱了希法亭分子的控制，急于投身到战斗中去。
哈雷无产阶级为抗议施特恩同志被流放，未经中央委员会同意就决定宣布大罢工，这不能叫做进攻的政策。在弗伦斯堡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里所发生的事件表明，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渴望开展斗争；这些事件还表明，开展斗争的强烈愿望是促使党投入战斗的主要因素，因而在三月的日子里，预先未做好必要的、有益的准备就仓促地上阵了。现在，战斗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对工入们说：“好了，包扎好自己的伤口，你们作战英勇顽强，可以后不要打无准备之仗。”这些听过许许多多革命的道理，又屡次看到自己的领袖突然大转弯的工人们，不禁会不安起来，会暗自思量：对于这些话，国内同志们会作何感想呢？我们的回答是：“你们告诉自己的同志，要想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表明我们有勇气，而且还要消灭敌人。”我深信，台尔曼和其他同志会极力执行我们的策略，因为他们不仅有遵守国际纪律的觉悟，而且能够根据这场斗争的经验把部分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在必要和可能的时候，变成镇定沉着、准备周密的无产阶级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三月发动持肯定的态度，尽管它有一些错误。有人说：我们进行战斗，并不是为了事后检查错误。对此，我的回答是：这话说得对，但是，我们既然是被迫进行战斗，就应当认真研究我们所犯的错误，以便在日益迫近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因为，进行这种战斗的适当时机，今后恐怕也不能由我们来选定。要知道，我们指挥的不是红军，而是群众，他们只能在进攻的过程中、斗争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而且敌人往往用法律来约束他们。还有一点需要谈谈。去年，我们俄国共产党人虽然拥有红军，而且有条件比刚刚建军那个斗争时期考虑得更加周密，但我们还是吃了败仗。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却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错误是由于不正确的、脱离实际的观点造成的。我们认为，关于进攻的所谓不正确的、脱离实际的观点，既是异常复杂的情势所造成的结果，又是在斗争过程中纠正所犯错误的手段。
俄国同志之所以坚决批判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看到这种错误中反映出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推行冒险主义政策的部分思想。有人说，不应忘记，在德国并不存在社会革命党赖以存在的基础。（喊声：“完全正确！”）社会革命党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为基础的，它在工人阶级中并无多大号召力。但我们认为，似乎在德国没有俄国社会革命党所推行的那种政策的基础，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我们是拙劣的进攻论的反对者，并将与之进行斗争，但是，理论上的错误却不应使我们无视伟大的群众斗争。
同志们！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况略为不同，在这两个国家，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影响很深。当我们看到法国同志采取极其近似爱尔威主义的观点时，当我们看到工会转入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方针的工团主义者手中时，我们不能不认为，这里的危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极其尖锐地驳斥了我们的朋友特拉奇尼。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德国问题。必须指出，在德国，所犯的错误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斗争。因此，在进行总结时，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绝对不能抹煞的事实，即党的部分领导人直接破坏了斗争。我要指出列维这个人，他公然把正在斗争着的群众出卖给资产阶级。其次，我还要指出，在我们党内有声望的同志中间有不少人站到列维一边，他们对列维被开除出党，至今仍持观望态度，他们至今还一点也没有摆脱列维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对德国党说：“你们进行了斗争，并在斗争中犯了错误！但你们以自己的斗争行动表明了你们是共产党。”至于其他德国同志，我们则必须向他们指出：“你们确实指出了中央委员会犯了错误，可你们还同一个人纠合在一起，而这个人在7000名无产者被投入监狱（我所以要再次提到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的关键时刻，竟然宣称这场业已结束的斗争，是德国党的领袖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手挑起来的。”我们要向这些同志进一句忠言：“就我们的运动来说，我们很需要你们，希望你们留在我们中间。但你们要牢记一点：你们若是再出现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是不会原谅的。”（热烈赞同。）
还有一点，我们要告诉这些同志。在蔡特金、马尔察恩、诺伊曼和弗兰根四人所提出的修正案的最后一段中，谈到批评自由问题。他们认为可以用以代替我们决议中有关同列维决裂、有关党纪、有关在党报和党组织内展开批评的那一部分。但修正案中只字未提同列维决裂的问题，对开除列维一事，也未表态。修正案中也未提及禁止列维为党报撰稿的问题，却偏偏提出批评绝对自由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明确而坦率地告诉你们：在列维被开除出党之后，你们还继续同他一起在《苏维埃》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时，执行委员会才对德共中央的行动进行干预。我们曾一再要求德国党不要急于行动，以便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前同你们一起商讨所有这些问题，也为你们提供机会，使你们得以比较正确地看待激烈的三月战斗问题。我们知道，在斗争势头正盛，评价不断变化的情势下，难免对哪位同志有所偏颇。我承认，巴尔特的文章曾使我对马尔察恩在1918年所起的作用迷惑不解。但是，你们在这里要求批评自由，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然，台尔曼认为在党报上不应展开批评，因为敌人会从我们的批评中抓住某祌把抦，他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相反，我们认为，批评对于我们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每个同志要把握时机，要结合每个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可以进行公开的批评。不过，迫于客观情势，党中央有时也不得不宣布暂时不许开展批评。在波兰的攻势遭到失败之后，我们中间曾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在向波兰进军中持批评态度的那些重要的领导同志，包括我在内，在失败之后都告诫自已：对于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争论我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我们没有采取公开的批评，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犯错误的全部原因，并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错误。但总的说来，任何一个党员都有遵守纪律的义务，都有参加制定党的行动路线的权利。同样，任何党员有权在报刊上讨论分歧，因为，参加党的会议的只能是部分同志，他们关在屋子里发表什么意见，其他党员是无法知道的。蔡特金同志问：有关她对三月发动的态度问题，她应怎样回答克里斯平？但愿她能这样回答：“我和压制曼斯菲尔德运动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全场活跃。鼓掌。）够了，我们不再作任何让步。
同志们！我们认为，德国党现在应该考虑将来，而不是过去，既要认真吸取以往的教训，又要做好迎接新战斗的准备，这是因为不管你愿意与否，新的战斗必将发生。（全场活跃，赞同。）这就要求党必须壮大一切力量。为此，我们要求解散党内的一切派别、一切特殊组织。如果多伊米希企图抵制，那单凭他写给德共中央的那一封信，就足以把他开除出党。（赞同。）假如他再这样干，我们就决不再劝阻德共中央对他采取行动。我们向代表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们亮明我们的观点：“这场斗争是必要的，党进行这场斗争，这是它的功绩。当然，错误也犯了，许多同志太脱离实际；但是，个人恩怨不必再计较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知道，党内尚有机会主义派别，所以，要保持警惕，教训一定要牢记。但是，当前要联合一切应当联合的力量，齐心协力地开展工作，要克服暂时的困难，在德国创建一个伟大的、坚强的、积极的、有革命行动的政党。（全场活跃，赞同，鼓掌。）
同志们！现在，我谈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共产主义工人党虽属小党，但胃口很大，要充当新国际的核心。所以，若把它当作一个皮薄肉嫩的水蜜桃，既不敢捏又不敢碰，那是与它的实际力量不相符合的。它已自成一派，不可轻视。施瓦伯同志引用列宁的话说，一个“纯洁的”党可以领导千百万群众，对此，我们的答复是：“这在群众尚未组织起来，尚未参加历史上形成的大型组织的国家里，是可能的。而为了摧毁历史上形成的大型组织，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型组织。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个小党怎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投身到群众为实现其直接的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去。如果你们认为把党卷入一场争取实现最起码的要求的斗争是机会主义，那你们就永远是一个小党，永远也得不到广大群众的信任。”
同志们！有一些好心的无产者，他们不信任议会，不信任工会，因而不能正视现实生活，你们可不要受这些人的思想毒害。你们如果依了他们，那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你们就要被工人阶级的车轮抛在后边，就要与工人阶级为敌。其实，你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出于宗派主义的本性，你们不会放过任何一场斗争而不加以破坏。根据我们的斗争经验，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进一句忠言：“有一个党，尽管它不十全十美，但三月发动已经证明，它愿意、并且有能力进行斗争，你们就溶合到这个党里面吧。”
同志们！我不想说得太多，免得你们厌烦；执行委员会将对提纲作最后文字修饰，如对定稿仍有原则性意见分歧，我们将再次提交大会讨论，由大家审议、决定。
关于修正案，我再说几句。有人从列宁的声明中得出结论，认为既然俄国代表团已拍板定案，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这是误解。其实不然。提纲是经过长时间讨论才提出来的。会上有人提到妥协，因而有人认为提纲是对“左”派作出让步的产物。妥协是双方的事情，这是常理。如果说，有人认为提纲是对“左”派作了让步，那么，还有人认为提纲是对右派作了让步。想必你们已注意到，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主要是同右派作斗争，而现在，我认为“左”的危险就在眼前，我们也必须同“左”的危险作斗争，这决不是机会主义。对提纲初稿中的所有不当之处，大家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但提纲并未对三月发动发表任何具体意见。后来，我主张另加一段，专论三月发动，但我不认为这是妥协，何况，另加的一段，还是我本人起草的。只是在我同德国代表交谈之后，我才认定三月发动中的错误有必要公开讨论。但提纲的内容并无任何变动。
很明显，假如德国同志不犯错误，即使党内出现攻击三月发动的反对派，那我们可以将其开除出党。但是，错误使我们不能不缓和对反对派的态度，因为，我们弄不清反对派到底是机会主义分子，还是谨小慎微的谋士。我们就只好对右派作出让步。
大家提出的修正意见，到底是纯属文字上的，还是要作某种原则性的改动，这由执行委员会去分辨。不过，想要从原则上改变我们的路线，俄国代表团是不会答应的。这并不是说，提纲就不许作任何改动，说不定多数人也许会赞同你们的意见。
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同右派作斗争，由于“左”派所犯的错误而提防“左”派，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路线；这条路线是不可更改的。至于文字上的修改意见，执行委员会将尽力采纳，也希望采纳，以求措词更加适当。
同志们！这次大会的讨论并不能充分反映出共产国际内部目前存在的所有观点。有许多代表团就有关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很不充分。我本人和执行委员会的部分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某些同志的发言被人曲解了。当一些富有革命战斗经验的同志在发言中告诫人们不要轻率行事，要避免犯错误时，我们每个同志都应懂得，这是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的肺腑之言，他们有资格向我们提出忠告。如果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我们逃避战斗，那我们就要回敬他们一句：“那是你们不打自招。”
俄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经历漫长革命道路的党，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它提出忠告，并不是因为俄国国内一切都尽如人意，你们在20年后取得胜利，也为时不晚。我们谁都没有这种意念。恰恰相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哪一部分无产阶级都不可能孤立无援地长期坚持斗争。执行委员会告诫你们避免犯错误，是出于世界革命先驱者的责任感，因为它深知，只有满腔热情而无清醒的理智，世界革命就要遭受危险，在此提出忠告，也是出于对各国工人运动的责任感。同时，布哈林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谁要是错把忠告理解为可以放过有利的斗争时机，那我们就要对他另眼相看。我们向你们敲敲警钟，是因为我们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我们深知，如果我们在1917年7月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我们就必败；反之，如果我们在1917年7月不展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农民就会离开前线，资产阶级俄国就会单独媾和，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原本可以夺取的政权的历史时机，也许只能过许多年之后才能重新出现。为加强党的战斗力，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号召你们，要引导工人阶级全力开展斗争，同时，也要牢记：敌人不但狡猾，而且组织严密，他们力图利用我们缺乏经验的弱点，将我们置于死地。这正是执行委员会向大家敲警钟的用意所在。这并不等于要求各党长期放弃斗争，而在这漫长的时期之内，不读《共产党宣言》、却要精读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开办革命图书馆，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完成革命事业。我们的路线是战斗的路线，而且，战斗可能来得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但我们已经有言在先：敌人是强大的，因而共产国际也必须是强大的、有组织的，必须能运筹帷幄，以使我们所面临的战斗能取得最后胜利。同志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反机会主义斗争，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每犯一次错误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在三月发动中所犯的错误，有助于我们今后取得胜利，但目前，却给了谢德曼分子和克里斯平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我们认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世界范围的斗争。同时，我们应当以恰当的方式即斗争方式，使群众集合在我们的旗帜下，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完成。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路线是：把群众吸引到共产国际方面来，教育群众迎接革命战斗，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战斗，看准时间，大胆前进。但也要避免可以避免的牺牲，用我们自己的战略计划挫败资产阶级的战略计划。（全场活跃，鼓掌。）
宣读蔡特金的声明和意大利代表团的声明
主席克南：
在表决之前，我来宣读两份声明。第一份是蔡特金同志的声明，声明内容如下：
“黑克尔特同志昨天指责我，说什么我在3月31日就已接到消息，知道多伊米希、列维、盖尔及其他同志打算发表文告，谴责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发动中所采取的立场。我声明，这一消息，我是在4月2日即抵达柏林之后，才从瓦尔特和豪特两位同志那里听到的。其次，为阻止反对派同志发表这份文告，我尽了我能尽的一切努力。我认为，严厉批判三月事件和严厉斥责党中央所采取的立场，对于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反对派的某些同志所采取的批判方式，我认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另外，黑克尔特同志说，我对共产党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模棱两可，反复无常。他还说，共产党成立后，我没有立即加入党。对此，我的答复是，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成立大会召开前不久，卢森堡和列奥·约吉希斯二位同志，而主要是约吉希斯同志，对我说，我们应该在独立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脱离该党，成立共产党。但由于情况意外地偶合，我不知道上述计划已经改变，不知道召开成立大会。
“罗莎被害前不久曾写信给我，劝我不要急于去柏林，不要急于正式加入共产党。为此，她同约吉希斯商量，并且认为，在独立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继续留在党内更为适宜。她答应不久以后再写信给我，详细地说明原因。可是，卑鄙凶残的刽子手在她写信之前就把她杀害了。卢森堡被害后不久，约吉希斯同志来信，对我的这种不明确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仍劝我忍耐，直到独立党代表大会召开时为止。他说：第一，我作为《莱比锡人民报》妇女副刊的编辑，起着打入敌方的军事侦察员的作用；第二，因此，独立党中央也许在政治上干出蠢事，对我采取纪律措施；第三，我不能放过参加独立党代表大会的机会，因为，可以在大会上据理力争，批判该党的理论和实践，并以此为理由声明退党。这样，也许可以使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左派脱离独立党，而倒向我们一边。他认为，机会难得，这是因为，无论在事件发生以前或事件发生以后，他始终都认为，成立共产党为时过早，应等到独立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再成立。
“这就是我的行为动机。”
主席克南：
意大利代表团也要求发表声明。声明如下：
“意大利代表团声明，它所赞同的修正意见，如被采纳，则必须符合报告人的原意，而列宁同志在其发言中为修正意见所下的定义，则与原意相去甚远。
“意大利共产党从未袒护过那轻率而无准备的进攻理论。它天天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作斗争，就是有力的证明。意大利代表团也不像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反对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意大利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地开展宣传，就是证明。但是，意大利代表团对于那种不主张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或进行局部行动的观点，却不能表示赞成。意大利共产党实际上领导了国内的全部运动和每一次行动。列宁同志在评述修正意见时，把轻率行动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无情地玫击。在确有洪水猛兽的地方，这也的确令人担忧。但在意大利共产党内，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列宁同志无意中助长了机会主义倾向和中派主义倾向，而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尚未结束。
“意大利代表团（其实，不仅仅意大利代表团）重申它在大会讨论之初，对拉狄克志的提纲提出修正时所作的声明，即意大利代表团已作出决定，在将提纲提交委员会之前，本代表团基本赞同提纲，并投赞成票。”
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声明
波拉诺同志代表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作如下声明：
“鉴于明岑贝尔格同志在其发言中所作的声明，以及大会讨论的情况，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代表团特作如下声明：同意俄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提纲，但有以下保留意见：
“1．委员会必须确认，就共产主义青年国际对加入第三国际的某些党（如法国党）至今仍然存在的中派主义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态度问题所作的评价，不仅不当，而且与事实不相符合。
“2．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代表和在本声明上署名的其他代表团一道，将在委员会中支持提交大会的修正意见。——波拉诺、特兰基利、拉波尔特、克列尔。”
主席克南：
黑克尔特同志要求发表声明。
德国、波兰、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多数派、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黑克尔特：
我代表德国代表团、波兰代表团，匈牙利代表团、德意志奧地利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多数派，以及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作如下声明：
“在本声明上署名的各代表团声明：原则上同意俄国代表团所提出的策略提纲，但对于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发言中对提纲所下的定义，则保留意见。
“波兰共产党代表：勃兰特；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塔尔海默；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代表：克列尔；匈牙利代表团多数派代表：库恩；德意志波希米西代表：克雷比赫；德意志奥地利代表：科里乔纳。”
表决策略问题的提纲
主席克南：
真不容易，现在，我们可以表决了。表决方法同表决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的方法一样。表决的议题叫作：大会是否原则上同意把提纲原封不动地转交委员会，作为讨论的基础？
当然，修正意见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也要转交委员会。然后，由委员会就磋商结果提出报告。赞成的，请把代表证书举起来。有反对的吗？现在宣布：主席团的提议获大会一致通过。
大会的下一步安排如下：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下午1时举行，讨论第五项和第六项议题，即工会问题。明天听取季诺维也夫和黑克尔特两位同志的报告。大会讨论改日进行，因为明天下午5时要为已故约翰·里德同志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明晚举行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式。
（会议于午夜2时休会。） |
第九次会议（1921年6月29日中午12时15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九次会议
（1921年6月29日中午12时15分）
·继续讨论意大利问题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声明
↘马菲（意大利社会党）
↘拉柯夫斯基（乌克兰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共产党）
↘托洛茨基（俄国共产党）
↘洛里欧（法国共产党）
↘洛佐夫斯基（俄国共产党）
·讨论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关于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洛里欧（法国共产党）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季诺维也夫
↘拉柯夫斯基（乌克兰共产党）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季诺维也夫
↘诺伊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洛里欧
↘季诺维也夫代表执行委员会讲话
·表决并通过关于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奥地利代表团的声明
↘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声明
↘马尔察恩和诺伊曼两位同志的声明
↘近东、远东代表团的修正案
继续讨论意大利问题
主席柯拉罗夫：
今天的议程是讨论意大利问题。主席团有必要声明，它将严格执行发言时间不超过10分钟的规定，也请发言人严格遵守。由意大利社会党马菲同志首先发言。现在先请洪别尔-德罗同志宣读意大利社会党的声明。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声明
意大利社会党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之一，而且还是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的倡议人之一。它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莫斯科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921年1月在里窝那召开代表大会，审议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意大利社会党能否继续留在第三国际，取决于它是否接受这二十一个条件。
里窝那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如下决议：
意大利社会党决定加强内部的统一，力求使党的组织和机构进一步一体化，力求实行使每一个党员、每—个党组织的行动都服从共同利益、都追求共同日标的集中制；任何其他工作，如宣传工作，都要服从党的监督。
为此，代表大会决定，务必使工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觉悟高于机会主义的和工会的临时性任务。为此，工会的经济组织的中央机关必须绝对服从政党领导。
代表大会确认，只有保持党的绝对统一，才能早日夺取政权。必须用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达到此目的，但唯一要遵守的条件是，这些方法要严格符合阶级斗争的原则，完全符合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而共产主义革命则要求以工会的经济组织的活动来补充政治工作。因此，任何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党组织都必须在自己的工作中千方百计促进群众教育，使其获得成功，必须千方百计采取一切手段，以获得这种成功，以建立新机关，取代现有的机关。
至于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代表大会再次确认原先自愿通过的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的决定，从而承担服从上次莫斯科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义务。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意大利社会党把二十一条①全部列入自己的党纲，并放弃涉及共济会会员的附加条件。至于如何实施二十一个条件，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应由有关国家按第16条和第21条并参照其他国家已经实施的方法自行决定。
①注：原译“二十一个条例”，现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为：“二十一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凡服从第三国际决议者，均须坚决地实际贯彻二十一个条件。关于第17个条件，代表大会抗议有人指责党在万恶的战争时期的作为不够积极。其次，党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以便暂时保留意大利社会党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名称是同工人运动的许多光荣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党代表大会并不坚持非要照此办理不可。
鉴于执行委员会宣布，意大利社会党通过这样的决议就是自绝于第三国际，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再次确认自己参加第三国际的决定，并毅然决然地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抗议共产国际代表关于要把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第三国际的言论。发表这样的言论，其唯一原因是在如何看待意大利党的活动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只有通过兄弟般的诚恳的讨论才能消除。
意大利社会党重申自己是第三国际的拥护者。在第三国际本次代表大会分清谁是谁非之后，意大利社会党定将服从它的决议，并且重申：从今以后，决心遵守这个最高机构的一切决议。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第9条，意大利社会党代表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里窝那代表大会多数派通过上述决议的主要理由如下：
1．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既然接受了全部二十一个条件，它就不违背国际的纪律。大会决议已经载明，二十一个条件全部接受。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只就开除改良主义分子一事，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三个问题请求讨论，这也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权利。
2．至于开除改良主义分子，里窝那代表大会根本没有做。在这方面，意大利社会党有自己的、比共产国际更严格的传统。1912年，改良主义分子比索拉蒂、博诺米、卡勃里尼、波德列卡等人因违背党的纪律和策略而被开除出党。1914年，共济会会员因对各级党组织施加有害影响，唆使这些党组织与左派联盟勾结而被开除出党。1914年对主战派也是照此办理的。党内多数派很清楚，有许多人虽然答应无条件服从党纪，却继续奉行妥协政策。这当然对党极其有害，并危及党的前途。我们务必消除这种危险。但是采取这一严重步骤，必须善于选择时机。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分歧点仅此而已。一批自称“真正共产主义者”的同志在里窝那坚持要把改良主义分子清洗出去。但是多数派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突然把他们开除，劳动群众不会认可。
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自然会引起争议，但是不能算违反党纪。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时遇到的麻烦，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进入一定的斗争阶段，开除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只有在认真研究形势之后，才能确定这一阶段是否到来。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其对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的一份提纲中，一方面承认在组织上同改良主义分子决裂是历史的必然，同时又补充说，要根据各该国的发展水平以及各该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程度来恰当地确定决裂的时机。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肯定了这种共产主义策略观点，大会制定的第16条明确地说，各党必须考虑其所处的工作与斗争的具体环境。
意大利社会党认为，推迟决裂对意大利无产阶级有利。党和工人群众仍念念不忘九月事件，赞赏当时各地党组织一致同意占领工厂。我们所以没敢果断发动政变，不是由于意见分歧，而是由于我们缺少必要的军事力量，以对抗政府动员起来的军警。
劳动总联合会全国理事会，以及在技术上作了周密的战斗准备的都灵城代表，都是这个主张。
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实际上大都是所谓的“真正共产主义者”，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暴露了自己对斗争没有决心和完全没有准备：在混乱时期，甚至在反对派焚烧《前进报》编辑部和爆发阿尔康起义之后，党中央委员会始终表现得没有信心；甚至连波伦亚事件（1920年11月）也弄得中央委员会措手不及，尽管如此，但它依然如故。在占领工厂期间，尽管执行委员会授予了意大利社会党全权，但这个共产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却不去致力扩大运动，不反对和平结束运动。
不应该忘记，在没有能力分辨所争论的理论问题的群众中，意大利社会党右翼代表是享有声誉的。右翼代表反对过战争，他们派代表常驻过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他们现在隶属于共产国际，他们热情地维护俄国革命，他们赞成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诚然，他们反对扩大运动，但这也是许许多多社会党人坚持的意见。他们在工会中身居要职，并受到选民的无限信任。撤换他们谈何容易。自以为有能力领导一切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所谓“真正共产主义者”，迄今只是一味许愿，而真正一接触实际，就发现自己要么被迫什么都不干，要么不得不采取最危险的冒险行动。
上述理由对于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及其通过的决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曾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申述过这些理由，现在又向代表大会报告这些理由，以证明问题不在于根本偏离了主义和策略，不在于无谓地担心个别人和集团的命运，而在于促使我们推迟彻底决裂的极其严肃的政治理由。其他国家的代表在这里严厉批评了我们的里窝那代表大会。而在意大利，工会普遍站在多数派方面，至于从前站在所渭“真正共产主义者”方面的少数工会，也很快回到意大利社会党一边来了。这证明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多数派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清楚地向国际代表大会阐明了争端的实质。请国际代表大会作出裁决。
谈到里窝那代表大会的立场，那是十分明确的。第三国际对里窝那代表大会的指责，同意大利社会党无关；意大利社会党在战争期间始终坚持无比正确的立场，如果指责这样的党犯了社会爱国主义错误，那么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党能够成为共产国际的合格成员了。
意大利社会党明确表示，自己的方针是继续留在第三国际内，它不允许丝毫偏离阶级斗争原则，它谴责同资产阶级搞联合。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在意大利政治史上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也将提出这个问题。意大利社会党一贯坚持革命，今后也永不背离革命。
马菲（意大利社会党）：
在拉查理同志昨天讲了那些话之后，在列宁同志的简单明了又令人信服的有力发言之后，特别是在我党发表声明，部分地涉及了昨天大体上在这里探讨过的问题之后，再来谈这个问题看来几乎是多余的了。这是我不坚持把上述声明预先翻译出来的唯一理由。作为一个受到指责的党，我们决不能让人在代表大会上产生丝毫的想法，以为我们要回避杰纳利教授提出的鸡毛蒜皮的指责。我们有责任，也有权利进行答辩。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主席团务必像对待所有被指责的人那样，对我们采取宽容态度，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就各种指责一一进行答辩。进行这样的答辩不是出于个人考虑，而是因为这些指责反而说明我们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
同志们！我本人情愿放弃任何争论。我明白，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的克里姆林宫，而不是县级、州级或省级代表大会，也不是里窝那。杰纳利同志！您那鸡毛算皮的指责在那种场合提出也许完全合适。（喧哗声，喊声。）在里窝那提出来也未尝不可，因为被指责的一方在那种场合能对您作出答辩。（喧哗声，喊声。）但是，把这类资料随身带到千里迢迢之外的世界代表大会上实属罕见。歪曲真相的办法极简单：引证谈话只取一句两句，不问原意，不顾全文，罗列孤立的事实，对党的工作总方针作含糊其词的解释，从而把事实真相断章取义地端给公众。我反对这样断章取义，这样歪曲事实真相，这不过是最大的谬误而已。（喊声，喧哗声。）请不要误解，我们不袒护屠拉梯，决不袒护！改良主义分子自有他们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屠拉梯同志从来不想对此加以隐瞒。所以，我们感到很惊奇的是，所谓的塞拉蒂问题演变至今，仍然是一个纯属个人性质的问题。我们只知道，意大利社会党被邀请来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杰纳利刚才指责意大利社会党，其实他指责的是他自己及其朋友。如果我没有弄错，《社会评论》在杰纳利“当权”期间从未间断出版。屠拉梯则为之撰稿，读者不过是两千个知识分子，工农群众迄今不知道有这些文章。一向乐于登载杰纳利和屠拉梯言论的资产阶级报刊，却对这些文章了如指掌。（喊声：“从来没有！”）为了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引入歧途，他们不惜利用列宁的话。这种把戏是众所周知的，只不过显得很幼稚。杰纳利教授昨天的发言，也可以算是这种蓄意的幼稚把戏。杰纳利用屠拉梯的言论和思想来论证自己的结论，以反对我们和意大利社会党，以为这样就能加重其观点的分量和权威性。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一种把戏，屠拉梯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文学家，他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成了众矢之的。正像我们一贯断言的那样，他害党害得不浅。为了党的利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由此作出适当的结论。我个人回想起屠拉梯在卡渡里多战役失败后的一次演说。在他发表演说时，我觉得，我预料到比索拉蒂会热烈地拥抱他。为此，我痛苦地泪流满面。试问，你们当中哪一位当时揭发过屠拉梯？你们的议会领袖、当时最狂热的爱国者、你们的格拉齐亚德伊这样做了吗？（喊声：“证据呢！”）
证据无济于事，况且都已印成书面的，在这里重新转述完全没有必要。（喧哗声。）是的，白纸黑字，在这里重复它是愚蠢的。（喊声：“这是胡说八道！”）要说胡说八道，那人所共知的200页才是胡说八道，你们如果有胆量，就会同意这一点。屠拉梯在波伦亚代表大会之前就写下了自己的政治信条，而杰纳利当时是党的书记。（喊声：“他是在波伦亚代表大会之后才当书记的！”）请等一等，让我把话说完。杰纳利是在拟好候选人名单一个月之后担任党书记的，屠拉梯照例是在米兰被选为候选人的。（喊声：“不对！不对！”）那么当时谁在书记处呢？是鲍姆巴契吗？对了，我的朋友们，是鲍姆巴契。但是，在杰纳利和鲍姆巴契之间难道有多大差别吗？那时就已经形成一股存在至今的“清洗风”。屠拉梯在1919年的政治选举中充当候选人，就是代表现在的这股“清洗风”。（喧哗声，喊声。）人们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就没有必要重复了。（喊声：“不对！不对！”）结论自然会产生的。请耐心等一等。在波伦亚悲剧之后，屠拉梯发表的演说引起了我们中间一些人的热烈掌声。（杰纳利喊道：“我们对他发表的演说坚决表示了抗议！”）抗议有什么用！应当声讨。只抗议……
主席：
让发言人把话说完，他只剩下两分钟了。
马菲：
我只想稍稍涉及现在自称所谓“真正派”的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在今天的意大利共产党内有“真正派”和“被清洗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杰纳利过去就是一个改良主义派，当他在全国联盟中的时候……（喊声：“这是胡诌！”）你们太性急了，等我讲完嘛。我只剩下两分钟了。显然，两分钟不够把要讲的话都讲完，因此，我请求代表大会给我延长发言时间。（喊声：“您再讲几分钟吧！”）
主席：
根据规定，每一个发言人至多有15分钟发言时间。关于这项规定的提案，是经代表大会全体通过的。
马菲：
很好。我不谈细节了，我只想告诉诸位：我本来可以用杰纳利对别人的指责来反驳他。不过我不打算这样做了，因为我只想证实，在战时和战后，无论由哪一位书记领导，意大利社会党都尽力而为了。诚然，这是一句平淡无奇的话，但也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意大利社会党在战时和战后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例如，拉查理把维罗纳和辛比特达列纳的代理人开除出党。但是他不能开除勒佐市政委员会，首先是因为该委员会表示服从，其次是因为限于特殊情况，不同时期的不同书记的行为方式只是大体一致。因此，我才把一些必须慎重对待的、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有争议的事情公布于众。杰纳利教授，您既然宽以待已，又何必苛求于人呢？做工作就难免犯错误，要想不犯错误，除非不做工作。总之，分析意大利社会党实际生活中所有这些小事能证实什么呢？它向我们证实，在意大利，摇摆不定的、踌躇不前的、很少靠得住的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何其多。它向我们证实，所有迫切需要做的事情都因超出了党的能力，它完全不能胜任。一切诚挚的社会党人不会不赞成分析问题时的这种观点。事实胜于雄辩……
主席：
您的发言时间已过。
马菲：
请再给我5分钟。我提请大家注意，我是作为一个被告在这里发言的。
主席：
意大利问题不是代表大会要讨论的唯一议题，在议事日程上还有15个问题要审议。
马菲：
我明白。不过我只想指出，有10分钟我就能把问题讲完。
主席：
您以后还有机会要求答辩么。总不能……
马菲：
我声明决不在一些个人问题上纠缠。但因为各个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很少有什么差别，所以我的论据必然是一般性的，是经不起批评的。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根据需要和可能使用现有的力量。再次辩论这个问题是大有益处的。确实，现在可能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所谓“有利时机”。（有人问：“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问题呢？”）同志，请等一等，时间还来得及。（同一个人的声音：“我已经等得太久了。”）那就再给我10分钟时间。
主席；
您已经讲了整整20分钟。
马菲：
但是我的讲话老是被打断……
主席：
这全怪您的讲话风格。
马菲：
不是风格，这是我的责任。我绝不想公然违背主席团，但是我声明还需要几分钟时间结束发言。我服从权力，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权力，但是反对不让我把话讲完，反对打断我的讲话。我大概还需要8分钟时间，请不要打断我的发言，因为我有合法的理由……
在今年最初几个月里，意大利政局急转直下。在我们的国家里，时机逐渐成熟。现在我们有证据说，资产阶级正在武装起来，至少是打算武装起来。有些人和集团产生政治分歧的根源，现在同过去不一样。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清楚，现在是该关心武装无产阶级的时候了。每一个人都明白，把我们过去不得不留在党内的人继续留在党内是多么的危险。根据上述一切，请问，从意大利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你们是否认为，代表大会在弄清所发生的全部事实之后通过一个重要的决议，即通过一个莫斯科所属的全体无产阶级都明白的，而我国农民和工人只能大体明白的重要决议更为有利呢？我个人认为，不如让这个如此迅速发展的成熟过程在内部独立发展反倒合适。这就是我们所坚持的观点，它不同于要按资产阶级法律追究我们责任的人的观点。类似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答复了。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意大利党内的情况是十分明朗的。在表决了巴拉托诺的决议案之后，又来了一个卡巴克契也夫的声明。接着，代表大会通过了本吉伏利奥的提案，措辞如下：“兹声明，为遵守纪律起见，我们将服从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这难道还不够吗？我们已经说明……（他的话被喊声打断。）同志们，我有权要求别人不要打断我的发言，否则我就要错过所能支配的几分钟时间了。总而言之，还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的情况不会太复杂。意大利社会党下次代表大会……（他的话又被喊声打断，发言中断半分钟。）下次代表大会不得不放弃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决议。政党有处理本党党务和本党代表大会的自主权，因此，意大利社会党下次代表大会只要执行第三国际的决议也就够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明确声明过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的朋友们，既然我们聚集到这里来是为了进行协商的，那么刚才就这一问题作了说明之后，就不该有任何疑问和不清楚的地方了。如果说穿了，现在有人在玩弄政治把戏（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自然又当别论了。同志们，我要说明，我们将坚持进行清洗，这是一定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将作出裁决。但是，我们作为代表必须告诉诸位，我们没有理由答复你们毫无根据的“滚开！滚开！”的喊声。我们只能开诚布公地提请你们注意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决议。除此之外，我们要求你们同我们党长期保持联系，这样，第三国际的负责机关就能够同我们保持兄弟般的团结一致，也就能够研究和探讨我们的内部关系的发展，以及像列宁同志中肯提出的那样理解什么是合理的要求。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我们将建议我们党的下次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我们不是孩子，不能像对孩子那样对我们说：“不行，你们非要照我这样说不可，这是命令。”此刻，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决议的字义，而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意见……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徒劳无益地玩弄词藻，不是为了从事外交阴谋。第三国际的同志们！请用你们出自肺腑的、始终如一的同情心来帮助我们吧！请用你们切实可行的、明智的忠告来帮助我们吧！请用你们令人信服的、富有经验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吧！因为有了这种力量，你们才解放了俄国人民，并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无数的榜样。我们热切的希望莫过于此，我们再次要你们相信：我们履行各项义务的决心绝不改变。
主席：
同志们！根据已通过的关于议事日程的提案，执行局坚持不得延长发言人的发言时间。会议必须遵守共产主义的纪律。现在请拉柯夫斯基同志发言。
拉柯夫斯基（乌克兰共产党）：
同志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意大利问题至关重要。意大利无产阶级恰恰在去年，即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经过巧妙的随机应变之后，终于撕下假面具对工人阶级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刻分裂了。听了拉查理和马菲的发言，我寻思，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在意大利无产阶级中制造这次分裂的，因为必须把这次分裂看作是意大利社会党不愿服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结果。分裂的责任不在共产主义少数派，因为他们忠于在莫斯科开会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的指示。我寻思，用什么政治理由来解释列宁同志昨天在这里提到的反常现象：即意大利社会党决定同14000个改良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58000个共产主义者？
我注意听取了拉查理同志的发言。附带提一句，我到过意大利，稍微了解一些意大利的实际情况。我是了解这个国家的。最近30年来，凡是注意观察社会主义运动的人都知道，改良主义在意大利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是德国改良主义的先驱；屠拉梯就是伯恩施坦的先驱。从1893年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以来，屠拉梯从来没有参加过国际代表大会。而且我记得，1913年他和安娜·库列舍娃同志一起退出苏黎世代表大会，是为了抗议德国人的领导。当时担任领导的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1915年，当我应意大利党之邀，到罗马参加争取中立运动的时候，那里也是笼罩着这样的气氛。当时我见到了屠拉梯和特雷维斯，他们对我说：“我们确实结束了德国人的领导。”机会主义派败坏了一度是革命运动的运动，他们为此兴高采烈，希望从此彻底摆脱国际的领导。此外，在机关报《社会评论》上一次又一次出现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①的传统。屠拉梯的彻底堕落就是这种旧的社会爱国主义传统的反映。凡是熟悉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人都清楚地了解，在意大利始终存在着改良主义，党的执行委员会是隐瞒不了这一点的。我想问一问拉查理同志，他在最近20年里耍了多少花招去隐瞒屠拉梯的这些丑闻。协约国为把意大利拉入战争而玩弄的花招，恐怕还没有意大利党为隐瞒屠拉梯的议会丑闻而玩弄的花招多呢。
①指1831-1870年意大利为解放和统一进行战争的时期。——编者注。
当我们质问党的执行委员会，怎么能容忍《社会评论》这样的刊物，怎么能容忍经常在《前进报》上炫耀《社会评论》是得到党鼓励的机关报之一的时候，执行委员会给我们的答复就是刚才我们从马菲嘴里听到的那句话：“其实，这个刊物的读者不过是两千个知识分子，工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刊物。”
在卡波里多战败之后，比索拉蒂和屠拉梯之间又干起仗来了。但是，屠拉梯真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一如既往，仍旧顽固坚持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他是俄国革命的敌人。昨天有人在这里表示，两个意大利代表写的那本诋毁俄国革命的书，其序言没有多大意义。不，同志们，这决不是小事一桩。问题不在俄国革命——俄国革命不是屠拉梯及其朋友所能诋毁的。（场内表示赞同。）没有必要在改良主义诽谤者面前为俄国革命辩护。然而，有人在慢慢毒化意大利无产阶级，在他们面前把无产阶级革命描绘成丰盛的结婚筵席，在这种筵席上既没有恐怖、饥饿，也没有搏斗。这使人想起蒙特奇托里奥式的改良主义革命。（场内表示赞同。）为了袒护屠拉梯，他们在报刊上，在社会党的著作里，在塞拉蒂的杂志上编造了奇特的理论。我们甚至去年就在这里听到过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力图证实，意大利中派分子，甚至塞拉蒂同志，都要比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者进步得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屠拉梯能够为此目的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在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上，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的策略问题上，他们创造了真正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形而上学。
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塞拉蒂，醉心于不受时空限制的抽象公式。他以为执政的共产党与在野的共产党是没有区别的。他和他的朋友们说：我们反对共产国际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因为我们反对民族主义，我们反对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因为这是同国际对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提出的要求矛盾的。塞拉蒂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即共产党的策略不应该是教条主义的，而应该是辩证的，适应各种情况的。换句话说，适用于英美的策略并不一定适用于意大利，因为英美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牢牢地站稳脚跟，而意大利的社会党早在去年就表示拥护共产主义，并且准备夺取政权和工会运动的领导权。是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已经受到毒害，并将继续受到伪学说的毒害。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袒护屠拉梯和改良主义者。对于我来说，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谜：难道屠拉梯是少不了的宝贝，非要花费20年时间用意大利整堆整堆的白粉去替他粉刷不可吗？
意大利社会党的同志们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身上，而是寄托在社会的精神贵族即专家身上。他们说，“意大利工人还不够成熟，在政治上不够开展，所以需要专家。”
他们说，屠拉梯不是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却是一个出色的议员战略家。里戈拉是一个改良主义分子。（拉查理喊道：“已经把他打发走了！”）是的，已经把他打发走了，但是另一个改良主义分子达拉贡纳接替了他。要知道，他们在劳动总联合会里是很吃香的。
他们还断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党的统一，为了不分散我们的力量。我们掌握着3000个公社。”我这里没有引用任何一句在意大利正式文件中找不到的话。“我们需要有威望的工会运动工作者，需要熟悉工会运动、富有工会工作经验的人，我们需要懂得议会战略的政治家。”意大利党紧紧抓住这个统一的幻想不放。他们主张无论如何要维护党的统一，甚至为此不借牺牲革命。拉查理同志！人必须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在伯尔尼、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德的时候，你们拼命反对关于维护党的统一的说教。如果这个说教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革命的因素，你们就应该始终忠于它，而不应该撤销以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为代表的声名狼藉的第二国际布鲁塞尔国际局。你们不应该赞成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分裂，随后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独立党人之间的分裂。你们既然认为分裂政策是不能容许的，就不应当赞成在其他国家也实行分裂政策。你们现在断言，这种分裂政策适用于其他国家，而不适用于意大利。矛盾就出在这里。难道在意大利没有改良主义分子吗？你们的改良主义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是由千万根链条同意大利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同在你们党内起非常特殊作用的意大利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
哪里会有这样的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怎么能这样虚荣：公然宣称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同于别的国家？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论据。
法国机会主义者声称，德国机会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而列诺得尔则是遵循法国社会主义优良传统的；德国机会主义者在战时声称，法国社会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马克思的学生。这是过去的事了。你们创造了一个专家论。就算你们的代表蒙特奇托里奥等人都是最优秀的战略家，就算你们能靠这些代表成立一个最好的政府，但是你们干不了革命。你们可以同里戈拉和达拉贡纳一起抵制令人震惊的钢铁工人运动，但是你们干不了革命。由于中央委员会竭力向工人隐瞒各位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由于中央委员会坚持家丑不得外扬，这就可以使最好的计划始终不过是计划而已。你们靠这样的领袖是绝对干不了革命的。你们忘记了共产党必须是群众性的党。
你们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劳动群众出身的人身上，参加了工会的工人身上，参加了党组织的党员身上。你们党的领导核心是20年一贯制的老人，如屠拉梯、特雷维斯等等。我们党现在已经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来想维护意大利改良主义者，结果却使他们受到了更多的指责。请问，你们意大利社会党人现在怎么行动，将来又怎么行动？你们是跟着革命的无产阶级，跟着共产国际走呢，还是回到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去？莫非你们想建立一个23/4的国际？不，你们自己曾经为此狠狠地指责过谢德曼分子、独立党人和法国机会主义者。如果有朝一日你们劝说意大利无产阶级回到叛徒那里去，无产阶级就会同你们一刀两断。
同志们！我要利用你们还有的时机向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自绝于共产国际，你们正在出席国际代表大会，我们也正在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本身都同情在意大利社会党内起重要作用的同志。马菲同志提到的“滚开，滚开！”的喊声不是针对你们的，甚至也不是针对你们党的。不，如果你们像去年的弗罗萨尔和加香那那样亲自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将非常高兴。但是，你们必须说：“我们答应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条件，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宁愿反对自己的党，也要坚持党接受这些条件。”至于党的合并问题，那是个技术性问题。当我了解到最近召开的里窝那代表大会决定无条件地服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时候，我寻思道：“没有必要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了！只要党的执行委员会服从国际的决议就行了。”可是我又回到原来的想法并且重复说：问题不在于你们自己，也不在于党，而在于无产阶级，在于每一个意大利工人的良心。每一个意大利工人都应当问问自己：“我站在哪一边，站在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背离我的事业的国际一边？”你们没有别的选择。你们必须在这里向优秀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宣布，你们意大利社会党人无条件无保留地服从世界无产阶级莫斯科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你们想使意大利无产阶级集结自己的力量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你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接受这种决议，它会使意大利无产阶级恢复组织力量和革命信心。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共产党）：
同志们！我们要对意大利问题作出决定。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懂得作出这个决定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的个别领袖的命运，也不在于他们的政策引起我们方面的激烈反对和拼命抵制。问题甚至远远超出参加社会党的意大利工人的政治命运。这里的问题在于部分地决定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命运和整个国际的命运，并通过国际决定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压迫者的命运。要知道，无产者是否还要在资本主义桎梏下继续受到剥削和继续处于农奴般的地位，或者无产者通过共产主义的解放最终被提高到真正的人的地位，这将取决于追随共产国际的世界工人的进攻速度和决心。
同志们！不仅意大利的，而且全世界的形势都要求有一个强大、团结、统一的党来领导意大利的革命无产阶级。有人借口统一而阻挠意大利无产阶级齐心协力地进攻资产阶级。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这种齐心协力的进攻。意大利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撕下了漂亮的民主外衣。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所有自由主义空谈，纯属一派胡言和欺骗。意大利统治阶级也是以军事权力和血腥暴力对付群众的。这个军事权力必须由统一的革命无产阶级来粉碎。但是同志们，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决不应当牺牲革命的目的性，革命的刚强和革命的积极性。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用这样的代价来换取统一；我们不仅应当用卓越的决议，而且应当用坚强有力的行动来做结论。
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党没有统一，革命战线没有统一。我仍旧认为具有极重要意义的是：把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力量和无疑继续留在统一派阵营内的力量团结成统一的力量，但绝不放弃斗争的原则和指导性的策略路线。刚才拉查理和马菲两位同志真诚地表示，意大利社会党决心走这条路。但是同志们，我坦白地说，我们现在有权提出同样的问题，有权向整个意大利党提出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前不得不向塞拉蒂提出的同样的指责：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意大利党为维护第三国际实际做了些什么？我不想在这里引用事实来说明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想提一个像聚光灯那样给我们照亮的情况来说明，意大利党的行动还不表明它打算继续留在第三国际。意大利社会党领导机关即不评论也不斥责阿姆斯特丹国际提供给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5万里拉赠款一事，而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本来是应当对此加以评论和斥责的。实际上，这笔赠款是怎么一回事呢？这5万里拉实际取自工人阶级的叛徒、社会党的叛徒之手。这些叛徒一连四年跟着各国资产阶级踏遍了世界大战的血腥战场。这些钱来自德国沾满两万死难无产者鲜血之手。所以，这5万里拉从来都不是兄弟般的国际团结的象征，而是犹大手中的银币，为了这些银币而想把莫斯科红色工会国际出卖给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这件事没有在意大利党内引起群情激愤的抗议。相反，《前进报》还兴高采烈地赞赏它为国际团结的象征。我想，只提这件事就够了。共产国际应当告诫意大利社会党：“必须悬崖勒马。”十分清楚，只要不同屠拉梯分子彻底决裂，意大利党再团结，再统一，也决不能成为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战斗纵队，相反，它将成为资产阶级和革命无产阶级之间的一堵屏障。（鼓掌。）
你们说你们的意图是善良的和美好的，但是不管意图多么善良，政治逻辑终究是有自己的规律的。目前，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状态的改良主义。凡是承认塞拉蒂之流的改良主义的人，凡是容忍改良主义的人，都是在阻挠革命无产阶级实现自觉的团结。我明确说，过去我们怎么样批判塞拉蒂本人，现在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批判党的政策。所以我认为，第三国际本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首先，代表大会应当声明，必须毫不动摇地、无情地立即同屠拉梯分子实行决裂，其办法不是以所谓当场抓获盗窃革命基金的罪名开除个别领袖。不！必须抛弃整个方针，准确些说，必须抛弃整个改良主义政策。
必须在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和这个垂死的派别之间，筑起一道牢固的堤坝。这不难做到。鉴于目前的僵局，我并不认为尖锐激烈地批评社会党的政策是特别明智的办法，就像我们的意大利朋友最近所做的那样，他们确实相信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代表大会应当毫不含糊地、不受歪曲地、不被曲解地说出，我们现在要求意大利社会党作为统一的意大利共产党的组成部分执行哪一种实际政策。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大家，我们代表大会给我们的意大利社会党朋友提供参与起草有关决议的机会，这当然是情如兄弟的公正行为，决不是他们有时认为的施舍。同时，我坦白说，拉查理和马菲两位同志应当尽一点兄弟般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知道，这两位同志没有受权①在这里发表声明，或者表决某项决议。我们知道，决定问题的应当是下次党代表大会。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我们应当对他们说：“拉查理同志，马菲同志，以及你们所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与意大利无产阶级血肉相连的同志，你们作为证人，作为意大利无产阶级优秀传统和战斗传统的体现者，——你们应当在意大利党内，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内，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热情传达本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你们的任务是消除群众和意大利党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误会。你们有光荣的历史，所以我们充分信任你们，相信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充当忠实可靠的传达者，相信你们回到意大利后一定会告诉自己的朋友，告诉意大利工人说：‘共产国际的作为，不是出自某种卑微的动机，不是出自权力野心和开除别人的癖好，更不是癖爱分裂，——都不是。共产国际赞成分裂，其唯一目的是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实现更牢固的团结。意大利的工人们，你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你们要从中学习，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你们真诚追求共产主义目标，那就要把不可能也不应当凑合在一起的人在全国范围内打散，但是要把应当联合起来的人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吧！’”（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①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将“受权”改为“被授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托洛茨基（俄国共产党）：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不必老是纠缠意大利社会党的过去。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目前的状况是去年发生的九月危机造成的，所以九月危机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只要对政治形势略加回顾，我们便不难看出，甚至不难相信，意大和无产阶级在战后采取的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方针。《前进报》发表的所有主张，社会党发言人的一切言论，都被群众理解为号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宣传渗透到他们的心中，激发起工人阶级的斗志，引起了九月事件。
从政治观点来判断意大利党，我们的结论（也是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意大利社会党口头上夸夸其谈革命政策，却从来不考虑其后果。众所周知，意大利社会党策划了九月事件，可是到事件发生的时候却惊慌失措，惘然若失。这就表明，是意大利组织（不应该忘记，党不仅有主张、宗旨和纲领，而且还有机构和组织），是意大利组织以自己的一贯行动保证了胜利。九月事件对意大利无产阶级和意大利社会党来说，都是严重的关头。这次事件对无产阶级产生了什么后果呢？考虑到阶级一经脱离自己的政党，便立即丧失一切思想基础，人们一时还很难说出个究竟。那么党从这次实践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在战后整整三年之内，每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同志都对我们表示：“我们做好了一切革命准备。”大家也知道，意大利当时处在革命的前夜。可是，革命爆发了，党也垮了。这次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到底有准备没有呢？他们又对我们说：“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因为在我们的组织里混入了尖锐对立、互相拆台的分子。要有愿望才能创造一定的条件，至于条件创造得好坏，就要看我们的意志如何了！”这就对了，拉查理同志，根本的一条就在这里——要有取得革命胜利的愿望！有了这个愿望以后，再进行讨论，再进行分析也不晚，因为还必须讲究战略，单靠坚强的意志还不能取得胜利。战略是必要的，但进行革命和取得革命胜利的愿望是主要的！屠拉梯和他的朋友们在这方面还算诚实，他们每天不止一次地公开声称，不愿意进行革命。他们虽然不愿意进行革命，却偏要留在社会党内，而且还是党内要人。
九月事件你们熬过去了。但是在经历了这个悲剧性的月份之后，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向右转了。改良主义分子，即不希望进行革命的分子，在你们新组成的议会党团里占了多数。你们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急剧地向右转了。现实就是这样。现实的情况如此确凿无疑，就不要炫耀过去了。在口头的革命词藻和强硬的革命要求之间存在着矛盾——九月事件恰恰暴露了这种矛盾。这种矛盾可能产生两种结果：或者，你们必须否定你们口头革命的那段历史，换句话说，就是同阻挠革命运动的改良主义分子决裂，或者你们必须说：“既然我们不愿发动九月事件，那挑起九月事件的方法，我们自然也应当放弃。”
屠拉梯一定会吸取九月事件的教训，并指出由此产生的明显矛盾。至于你们，即你们的党和中央委员会，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只能进一步制造思想上的混乱。这种思想上的混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当初它预先决定了九月事件的失败，现在又推动意大利社会党向右转。塞拉蒂主张集中力量，他想把共产主义分子、中派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都集中在一个党内。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的主张也是合乎道理的，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革命力量集中保存在党内。塞拉蒂想这样做，想把这三派力量联合起来，然后对人说：“这是我们党的真正砥柱！除了我们之外，都是我们的敌人。”
你们做了一次最残酷、最鲜明、最惨痛的尝试。只是后来，集中力量的主张，当然是有点抽象的集中力量的主张，才转变为一定的政治形式。它成了浸透改良主义而不是中派主义的主张，因为党现在显然偏右发展了。
屠拉梯说过：“无产阶级在九月事件中还不够成熟。”无产阶级确实没有成熟，但是你们向无产阶级解释过没有，为什么党也没有成熟？你们对无产阶级说过没有：“屠拉梯并没有说错，他所以说你们意大利工人还不够成熟，就因为你们还不能在采取坚决行动之前，先把妨碍党的工作的一切分子都清洗出党。屠拉梯并没有说错，他所以说意大利无产阶级在采取决定性的九月行动方面还不够成熟，就因为意大利无产阶级没有把屠拉梯开除出自己的大家庭。”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目前状况怎样呢？我坚信，它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因为它完全信赖的党不由自主地欺骗了它。拉查理同志喜欢从道德和个人角度理解这一类说法。他说：“有人责备我们背叛，但是我们从背叛中捞到了什么呢？”这里指的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的背叛。这里指的是党垮了台，而从政治上讲，党垮了台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我寻思：意大利无产阶级究竟会怎么想呢？党在无产阶级中的威信想必受到严重的损害。现在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党——共产党。我们深信，共产党即使继续像今天这样孤立，也会发展壮大。这个党面向无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提出自己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纲领。你们难道不怕意大利无产者在听了你们的话之后会说：“这类调门我们已经听过了，在九月事件中我们已经受过骗了。”你们在意大利造成的极端困难局面就是这样，但愿这种局面早日改观。
年轻的意大利党必须以大无畏的顽强工作赢得真正革命的声誉。这种声誉不仅对议会活动是必需的（这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对再次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动进攻也是必需的。党由于在九月事件中的作为，更确切些说是无所作为，使自己丧失了革命的声誉，现在必须重新赢得这种声誉。你们向我们指出，屠拉梯是服从党纪的。可是有人说得太对了，他们说，这里有人为屠拉梯辩护，而且是按一切法律辩护程序为他辩护。应该怎样理解党纪呢？有形式上的纪律，也有实质上的纪律。我觉得，不由自主和自觉自愿，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服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纪律，服从资本主义的法纪，这是为什么？这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我们又嘲笑资产阶级的法纪，建立各种秘密机关以摧毁资产阶级的法纪，千方百计地破坏资产阶级的法纪，或争取使它放宽尺度。而屠拉梯是如何对待你们的纪律的呢？他对待你们的纪律的态度同拉查理同志一模一样：他就像我们服从资产阶级法纪那样服从你们的纪律，在你们党内建立自己的秘密组织和派别，同政府进行勾结，当然是不公开的秘密的勾结。他千方百计地松懈和瓦解你们的纪律，而且还在自己的言论和报纸上嘲笑你们的纪律。可见，他是一个蓄意反对我们的、手法高明的敌人，就像我们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法纪的敌人一样。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他们说：“我们毕竟没有抓到开除屠拉梯的实际理由，我们缺少事实。”是的，如果我们继续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我们确实永远也抓不到这种事实，因为屠拉梯的目的很明确。屠拉梯不是一个想当资本主义国家部长的庸俗的官迷。据我所知，他是有一定之规的，他一旦得手，就不肯轻易罢休，所以，他不稀罕部长的职位。噢，我完全可以想象屠拉梯和焦利蒂之间的谈话。焦利蒂对他说：“现在您该当部长了。”屠拉梯回答说：“我亲爱的同行，难道您没有听到拉查理的演说吗？如果我当了部长，那他就有把柄了，他一定会抓住不放。我将被开除出党。如果被开除，我对于您，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起任何政治作用了。既然问题不在于增设一个社会党的部长席位，而在于维护民主制度即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我就不想当你们的部长了，我不想为我的挑剔的同行拉查理提供揭发我的把柄。总之，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我们还是维持现状吧。”
你们说：“对屠拉梯，对屠拉梯的言论，对屠拉梯的著作和前言，是否管得太多了？会不会是干涉私事，多此一举呢？！”果真是这样，果真是因此而丧失一个或几个人的问题，果真是多此一举，那你们何必如此焦虑不安？亲爱的意大利同志，你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我们在这里讨论问题的时候，焦利蒂打电话问屠拉梯：“拉查理到莫斯科是不是要接受什么任务？”屠拉梯回答说：“不，不！这纯属偶然。”诸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劳动分工原则，你们为维护屠拉梯而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就是帮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忙。你们表白说，你们对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俄国的热情日益高涨。请允许我公开谈谈这个问题，不仅对意大利同志而且对所有的党公开谈谈这个问题。大家一谈起我们，口气总是那么委婉，唯恐得罪我们。你们大家都了解，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你们到过红场，你们不仅看见了我们的士兵，看见了那决心捍卫第三国际的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你们还看见了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大都营养不良，连鞋子都没有穿的。你们每一个参观过我们工厂的人都会看到，我们的经济物资极端匮乏。谁想到这里来寻找共产主义的天堂，谁就会大失所望；谁到这里来搜集赞美俄国的观感，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但是，谁到这里来搜集我们的赤贫现象作为反共论据，谁就必定是我们的敌人。（鼓掌。）可是，同志们，你们的党员屠拉梯谈到俄国时就说过：“俄国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本国的利益，才发明了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他对意大利工人，即为了虚构的国家利益才被卷入战争的并且受到其他类似东西欺骗的意大利工人，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又有人向意大利工人描绘另外一种危险——国家危险。他们说什么现在苏俄想利用共产国际谋求本国的利益。你们拿出三月发动时期的德国报刊来看看，就会发现有关苏维埃政权的这种说法。他们说什么苏维埃政权当时威信扫地了，为了摆脱困境，它通过共产国际下令在德国挑起革命发动。现在，我们狡猾机灵的敌人散布一种奇谈怪论，你们的屠拉梯也热衷于宣传这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我们为了自己国内的利益，要求其他政党不根据各该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去进行革命发动。如果我们把这种思想的鼓吹者保留在共产国际内，那就可能使共产国际陷入极端严重的困境。
是的，同志们，我们在我国树立了世界革命的砥柱。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我们的国家还不开化。这个国家在你们面前展示出一幅穷苦赤贫的景象。但是我们要捍卫这个世界革命的砥柱，因为目前它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砥柱。等到法国或德国树立起这种砥柱的时候，俄国这根砥柱就将失去十分之九的作用，我们就会到你们欧洲去保卫另一个更重要的堡垒。最后，同志们，如果认为我们把俄国革命砥柱当作世界的中心，如果认为我们出于我国内政的需要，有权随时要求你们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发动革命，那就大谬不然了。如果我们善于干这种叛卖勾当，就早该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押到墙壁跟前去一个一个地枪毙。
拉查理同志！屠拉梯是你们党的党员，他把我们的国际称作“荒唐的”国际。这是他的原话。我们怎么能和这样的人在同一个国际之内共事呢？！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已经逝世，然而他们是永远活在这个国际内的。我们怎么能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这两位国际的骨干，同屠拉梯相提并论呢？屠拉梯说我们的组织是荒唐的，可他自己昨天还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真是耐人寻味。这才真正是第三国际内出现的荒唐事。（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洛里欧（法国共产党）：
拉查理同志原想批评法国党，以此来为意大利社会党的立场辩护，可惜他的论据不能成立。不错，拉查理同志这一次批评法国党的某些成员时，没有像在里窝那代表大会时那样过火。然而，不管拉查理同志对弗罗萨尔同志的文章所提的意见如何婉转，这些意见都有必要仔细加以分析，因为根据这些意见得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法国代表团决不发表任何有损意大利社会党声誉的言论，决不发表任何有损该党在战时赢得的荣誉的言论。法国代表团尤其不会纠缠这样的问题：的黎被里塔尼亚战争的经验和工人阶级对意大利所卷入的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党的战时方针。拉查理同志！我们没有忘记你们党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努力。我们没有忘记，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后，你们成了一座灯塔，特别是我们的灯塔。我也没有忘记，我在伦敦作为法国党极左派的唯一代表时，唯一支持我的发言的是意大利同志。除了拉查理和莫迪利扬尼两位同志之外，我找不到任何人在我们的提案上签名。然而，当时这个提案是同特定的局势相关联的，现在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你们经常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来为自己辩解，但它也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它的作用虽然无可争辩，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梅尔黑姆和马尔托夫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然而这能说明他们现在也正确吗？评价他们现在的活动，能用他们早已消失的影子来对照吗？像革命活动家一样，政党也不能靠吃老本过日子。必须看它们的现实表现。你们把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相提并论，可是你们忘记了必须立足当前，所以你们的判断是脱离实际的。如果从当前情况出发，你们就不难发现，你们像塞拉蒂那样责备法国党是毫无道理的。我们接受你们一切合理的批评。我们知道，我们的党还不能算是合格的共产主义政党，我们有些同志的世界观还没有正确树立起来，其中有些同志有时陷入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但是，法国党不管受到任何批评，它终究是在走一条革命道路。当然，它新开辟的这条道路并不平坦，有时也会被绊住。它的人数太少，不足以克服必须克服的困难。但最重要的是，它意识到自己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并表示要以顽强的意志走到底。意大利党的情况就不同了。相反，意大利党走的是一条反动道路，一条被资产阶级吞噬的道路。（有人喊道：“这是您的发明吧？”）这不是发明，这是研究党的历史及其发展得出的信念。我会尽量向你们证实这种信念的正确性。我刚才听到，这里有人指责屠拉梯说：“我们到这里来终究不是为了维护屠拉梯的事业！”这句话说得完全正确，可是意大利同志对此提出了抗议。不过，拉查理同志，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你们都是在维护屠拉梯的事业，尽管你们是想维护你们的党。请注意周围的情况吧。即便在法国，在党内发生类似你们那种分裂时，法国党内的情况怎么样呢？在老的党内总会留下一些自以为很接近、而有的确实很接近已经分裂出去的人。甚至（法国曾经是这样）有时恰恰是这些人在分裂期间领导着党。以龙格和保尔·福尔为首的老的法国党和以塞拉蒂为首的老的意大利党就是如此，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它们能继续坚持在分裂时所坚持的立场。其实不然。在分裂之后，右翼的势力因不再受抵制，反而会扩大。左翼分子若不成为新党的最激烈反对者，就完全失去活力或者卷入批判，在批判中自觉不自觉地日益被迫脱离自己原来的活动范围，沿着斜坡滑下去，很快就同右翼同流合污。
在分裂之后，法同党内那些不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所谓的革命派变得怎样了？福尔之流、普雷斯曼之流和龙格之流曾力图使人相信，他们仍旧要像分裂之前领导党那样保持不变，而在分裂时他们制造假象，仿佛他们要保住领导权。后来他们变得怎样了？他们在自己的党内变得怎样了？分裂后的党已不受这些人的影响。这些人靠后站了。请读一读《人民报》吧。分裂后的党的政策受什么原则、什么人鼓舞呢？受极右翼代表人物的鼓舞。现在，莱昂·勃鲁姆是分裂分子的政治方针的主要鼓舞者。所谓的革命派现在在党内被迫保持沉默。这个党最近干了什么？该党恢复了左翼联盟，就是说，该党同法国激进派联合起来了！这就是保尔·福尔、龙格以及相信他们的革命空话是真话的人现在所掩盖的政策，尽管他们形式上持反对派立场。他们中间有些人无疑力图表现这种立场，但这种立场是完全软弱无力的，得不到党外的任何响应。
《人民报》只是反映多数派的意见。所有那些人（只要异端派中还有这样的人），即还保持一点革命信念的人，还想当社会党的人，定将在某个时候被迫做出他们在图尔拒绝做的姿态，即脱离这个日益叛变的党而参加共产党。你们自己也有偏离原有路线的突出例子，这种偏离把你们直接引向同政府合作，而你们又无力加以反对。塞拉蒂从俄国回去之后，允许公认的叛徒梅尔黑姆滥用自己的主张。你们有一位亚历山德里同志。他在法国哪个机关报上撰稿？在《人民报》上。几天以前，该报为了拉方谋杀案，竟然堕落到袒护资产阶级警察的地步。拉查理同志，未来是属于左派的。如果说，在我深信不疑的意大利党内还有真诚谋求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真正革命者，那么他们就不应当跟屠拉梯这样的人继续留在一个党内。他们或者把屠拉梯、改良主义者以及所有跟着屠拉梯走的人都开除出党，或者自己退党。他们这样做，不仅对意大利革命，而且对西欧各国人民革命即世界革命都将是一个贡献。
洛佐夫斯基（俄国共产党）：
马菲同志说过，意大利改良主义者自有他们的观点，以及由此而来的行为方式。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意大利社会党的立场。该党的行动证明，不仅仅意大利改良主义者根据自己的观点行事，而且全党都遵循改良主义者的观点行事。这个情况无比重要。
我这次请求发言，是想举一个例子谈谈。在里窝那召开的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让劳动总联合会同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委托党中央委员会和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探讨两个组织实行联合的可能性。意大利同志都知道，拉查理同志也可以证明，劳动总联合会的政策大体上是同意大利社会党的政策相吻合的。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曾表决过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的逐字内容如下：
“（1）无保留地赞成创建红色工会国际，但有一个不可改变的条件，即：劳动总联合会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不受侵犯，承认在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范围内统一工会运动的原则。
“（2）根据莫斯科代表大会即将通过的决议，同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决裂。”
同志们！我觉得，如果里窝那代表大会说的是它同阿姆斯特丹决裂，而服从莫斯科代表大会的决议，那就很清楚：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之间的关系就不应当这样密切。但是我们看到，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越来越靠近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越来越疏远红色工会国际理事会。根据劳动总联合会全国理事会的四月会议，劳动总联合会应当就法西斯主义问题去找阿姆斯特丹国际商量。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去找的是明知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能做的组织，去找的是一个只会暗中破坏世界革命的组织。我想，没有一个同志不知道窃据这个“国际”领导职务的茹奥、胡斯曼之流的业绩。可是，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还是去找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写了一封友好的复信，答应给劳动总联合会汇去5万里拉，用于反法西斯斗争。这意味着什么呢？劳动总联合会是怎么回答的呢？它给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寄去一封表示好感的信，其中写道：“感谢工会国际在我们的运动处于困境时帮助了我们，从而证实国际无产阶级同我们志同道合。”
意大利同志非常清楚，正是那些汇出5万里拉的老爷们，在国际劳工局里肩并肩地同意大利大企业家如阿尔伯特·皮列尔和意大利君主政府代表米歇尔斯坐在一起。在国际劳工局里，他们同策划意大利法西斯暴行的人保持睦邻关系。他们用左手给意大利无产阶级汇出5万里拉，同时伸出右手与暴徒握手言欢。
劳动总联合会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执行局如此眉来眼去，证明劳动总联合会走得比里窝那代表大会所希望的远得多。党为此作出了什么决定呢？《前进报》就这种亲密表示发表文章说：“其实，不久前向我们的总联合会作了亲密表示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在无产阶级运动极重要的需求方面，与我们的见解不尽相同。它的一些领袖的主张甚至同我们的理想相去甚远。如果现在有机会进行辩论的话，我们就要指责其中的很多人，指责他们在战时所联络的人现在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最凶恶的代表。尽管如此，我们绝不低估这种国际支援的意义，因为它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能指责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执行局领导人，说他们在战时有卑劣的背叛行为吗？不能。但是我们有理由指责他们目前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所作所为，我们有理由指责这些工会运动领导人是革命的头号敌人。是谁协助镇压了德国的三月发动？难道不是他们吗？为什么党的中央机关报撰文说什么只能谴责他们战时的行为呢？他们现在正在干什么？他们给劳动总联合会汇款，这种行为就无可指责了吗？这是个别情况吗？绝对不是。既然党奉行改良主义政策，那么劳动总联合会就必然滑向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
为了向你们说明在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领袖当中盛行什么样的精神，我还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几天以前，我们收到的总联合会一封电报如下：“劳动总联合会提议在斯德哥尔摩或烈韦里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并提议把会期延至8月份，以便大会能获得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文本。这次国际代表大会除讨论一般性问题以外，还要专门研究工会的国际状况、工会的纲领和共产国际的纲领。”我们答复说，我们不仅准备在斯德哥尔摩，而且还准备在意大利召开代表大会。同时我们强调说，已经召开的代表大会无论如何不能解散。我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要把代表大会迁到斯德哥尔摩或烈韦里去召开。可是，我们刚刚收到达拉贡纳5月25日的信。电报比这封信发得晚一些。这封信解释了提议我们把代表大会迁到斯德哥尔摩去召开的理由：“为了保证全体代表同自己的选举人保持经常接触，为了能够审查代表是否合乎资格，我们希望代表大会能够在具备所有这些条件的城市召开。也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利益，我们提议在斯德哥尔摩或烈韦里召开会议。”
问题是瑞典政府是否允许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我们谁敢肯定瑞典政府不会把我们的代表送进监狱？还有，在斯德哥尔摩或烈韦里更便于审查代表是否合乎资格——这种含糊其词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暗示，在这里，在莫斯科，我们可能在代表资格上捣鬼，怕我们指派冒名顶替的人。为了能够进行审查，他们希望在斯德哥尔摩开会，但是他们只有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恩准才能在那里开会。拉查理同志，这是什么意思？这无非是一种计谋，这种计谋虽然很机灵圆滑，但我并不认为多么高明。我觉得，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同志们在这封信里故弄玄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劳动总联合会接受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执行局的赠款，同它进行友好的书信往来，并且给我们寄来一封外交辞令浓重的信——这一套策略表明，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企图通过后门重新投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执行局的怀抱。同志们！我怀疑意大利工人是否容许自己的领袖推行这种稀里糊涂的政策。里窝那通过的决议说得相当明确：“我们全力支持红色工会国际。”可是，实际上怎么样呢？他们不但不向红色工会国际靠拢，或者同我们打交道，反而投奔阿姆斯特丹，而阿姆斯特丹是同世界各国的暴徒有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的。这些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意大利社会党已经死心塌地地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然而，运动是有自己的逻辑的，现实是回避不了的。克服“左”倾，就难免不出现右的偏向。走一辈子钢丝绳是不可能的，到头来，不是倒向右方，就是倒向左方。
意大利同志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干了些什么呢？他们自始至终都坚持了右的方向。我指的是工会运动。拉查理同志！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关于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提议把代表大会迁到斯德哥尔摩去召开，您是怎么想的？劳动总联合会是否能保证我们在那里开会呢？在外交上，这是一步灵活的棋，然而却是马基雅弗利主义①的一着棋。（这是一个意大利词！）既然知道数百位代表已经云集莫斯科，既然知道例如美国和其他遥远国家的代表为了准时到会，已经在代表大会之前两个月离开了祖国，从阶级和革命的观点出发，就不应该提出这样的提议。据我看来，这种提议，这种想脱离国际工会组织的企图，极清楚地表明意大利党想通过阿姆斯特丹工会执行局的大门进去，想通过政治大门回到第二半国际或第二国际去，因为工会运动和政治是互不可分的。
①指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的治世原则：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译者注。
拉查理和马菲两位同志！你们可要当心啊！你们和其他忠于共产国际的同志都希望党向左转。但是，请注意以上事实，而且不是个别的事实：这是一个总的政策，它表明在重窝那代表大会之后，社会党在工会运动乃至全部活动中都向右转了。这对意大利无产阶级具有很大的现实危险性。
法西斯分子捣毁职业介绍所，制造暴行，破坏工会，打死起来斗争的无产者——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同志对他们反抗不力。我看了一份关于社会党会议的报告。该会议是专门分析如何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会议的发言都充满托尔斯泰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绝必不是搞托尔斯泰主义即消极主义的时代。为了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意大利党必须清除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否则，你们就要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分道扬镳，一个被迫向右转，一个向左转。没有你们，意大利无产阶级照样革命，而且还要革你们的命。
拉柯夫斯基：
同志们！我代表乌克兰代表团提议停止讨论。这个问题已经谈得相当透彻了。我认为，继续讨论下去有违代表大会的主旨。（鼓掌。）
主席柯拉罗夫：
有没有人反对拉柯夫斯基同志的提议？没有。宣布通过。现在请克南同志宣读关于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案。
讨论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克南：
同志们！许多代表团向我们提交了有代表团成员签名的决议案，决议案是对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讨论的总结，必须经大会通过。这项决议案全文如下：
关于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代表大会满意地通过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并确认执行委员会去年一年的政策和活动都是以贯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为宗旨的。代表大会对于执行委员会将第二次代表大会拟定的二十一个条件运用于不同国家，特别表示赞赏。代表大会对于执行委员会在建立大型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以及在同这些党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倾向展开无情斗争方面所作的努力，也表示赞赏。
1．在意大利，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塞拉蒂采取的方针就表明，他并不重视世界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的决定。他的党在九月战斗期间所起的作用，他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方针，尤其是他后来所执行的政策，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他和他的党员只是想利用共产主义作为推行机会主义政策的幌子。因此，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代表大会满意地指出，执行委员会在事关大局的情况下采取了坚决果断的行动。代表大会赞同执行委员会当时立即承认意大利共产党为意大利唯一的共产国际支部的决定。
在共产党人退出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大会通过了本吉伏利奥提出的决议案如下：‘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重申它拥护第三国际，因而把争端提交第三国际下届代表大会讨论，并预先保证承认和贯彻大会的决定。’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深信，以塞拉蒂为首的领导集团的这一决定，是在革命工人的压力下作出的。现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既已作出决定，就期待工人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努力执行这些决定。
为了答复里窝那代表大会致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声明，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断然宣布：
只要意大利社会党不把雷焦－艾米利亚改良主义分子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它就不能充当共产国际的成员。
如果这项事先的断然要求得到履行，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就将授权执行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把清洗了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的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成为统一的共产国际支部。
2．在德国，鉴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总结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独立社会党便在哈雷召开了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张是，在德国建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实践证明，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代表大会也完全赞同执行委员会对德国统一共产党内后来发生的事情所采取的方针。代表大会相信执行委员会将一如当初，继续贯彻国际革命纪律这一原则。
3．共产国际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目的在于考验这个党是否朝着共产国际遵循的方向继续发展。这种考验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现在，必须要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一定期限内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否则就取消它作为共产国际同情政党的资格。
代表大会赞赏执行委员会把二十一个条件运用于法国党时采取的方式。大量走向共产主义的群众因此而摆脱了龙格派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代表大会期待执行委员会继续协助法国党发展成为一个原则明确的战斗组织。
4．在捷克斯洛伐克，执行委员会经过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切情况进行耐心而谨慎的观察，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以其行动证明，它有斗志，也有战斗能力。代表大会赞成执行委员会关于接受捷克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代表大会期待执行委员会把二十一个条件运用于捷克共产党，期待执行委员会坚持不懈地尽快建立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各族工人的统一的共产党，建立一个具有鲜明共产主义纲领的、在集中制基础上实行共产主义的坚强领导的工人的党。代表大会希望尽速有步骤地把捷克斯洛伐克各工会争取过来，并希望它们加入国际联合会。
最后，代表大会坚决驳斥公开和隐蔽的反共分子反对推行强有力的集中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反，代表大会深信，所有各国党都会把自己的得力人物输送到执行委员会里来，因为它们理解到必须为业已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的各国共产党建立一个更富有战斗力的政治领导。例如，在失业问题和战争赔款问题上就因为缺乏这样的领导而导致执行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干预不够迅速，也不够有力。代表大会相信执行委员会将在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的有力配合下，着手建立更完善的联络机构，并且相信，各国党在执行委员会中加强合作，使执行委员会能够比以前更有效地完成它面临的日益艰巨的任务。
在决议案上署名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有：
意大利代表团——特拉奇尼。
保加利亚代表团——柯拉罗夫。
波兰代表团——米哈拉克。
德国代表团——塔尔海默和弗勒利希。
挪威代表团——沙夫特斯。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德语区）——克雷比赫。
匈牙利代表团——香托。
奥地利代表团——弗雷。
瑞士代表团——罗莎·格里姆。
罗马尼亚代表团——巴都列斯库。
青年国际代表团——威·明岑贝尔格。
洛里欧（法国共产党）：
同志们！法国代表团还没有签署上述决议案。法国代表团认为，意大利问题可以汇总审议，而德国问题就不能这样。确实，德国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第一是三月发动问题，第二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在刚刚结束的讨论中，代表大会被迫仅限于审议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其原因我们是十分清楚的。法国代表团也认为，三月发动问题不能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讨论。然而它还是认为，所有代表团都应当了解这个问题，因此它提议立即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审议这个问题。基于同样的原因，代表大会也没有审议可供执行委员会对所有国家施加影响的专门机构，所以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国代表团认为，在授权执行委员会解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的问题之前，各国代表团必须了解执行委员会的主导动机，并就此展开讨论。因此，我们请求停止讨论，并把决议案延期到我们提议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工作结束时再进行表决。
苏瓦林（法国共产党）：
我们并不要求非成立专门委员会不可。我们同意保留现有的委员会。
洛里欧：
我同意苏瓦林同志刚才提出的修改意见。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我是按照发言顺序，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委托来发言的。首先，请求表决通过法国代表团的提案，即把已经提交的决议案延期到代表大会结束时表决。其次，请求立即作出安排，把决议案中的各个问题分开来逐项表决。当然，最后还要把整个决议案汇总表决一次。鉴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要逐项表决，我们对整个决议案的有关部分提出了自己的对案。现在我宣读这项对案：
1．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二十一个条件，今后比过去更难保证各党不陷入改良主义泥潭。
2．在具有中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看法的大党建立并被第三国际接纳之后，第三国际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纯无产阶级的革命反对派了。
3．这样的革命反对派要做出成绩来，就必须避免党机关的臃肿和党员人数的膨胀。因为党的原则是无论如何要把大批人吸收进来，这就必然使党陷入机会主义。
4．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策略原则，特别是现在，仍旧同保尔·列维的一样；即便党的左翼，也无非是在危险地自欺欺人。
5．最后，几乎在参加共产国际的所有党内，都逐渐形成了类似共产主义工人党这样的派别。但是，除非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独立政党留在共产国际内，否则这些派别不能向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有利于共产国际的方向正常发展。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提议：代表大会批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今后仍旧充当共产国际的同情政党。
如果这个问题被交回委员会，我们同意把这项对案也提交委员会讨论。反之，如果决定直接交付表决，我们就请求发言，以简略说明提出对案的理由。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同志们！我请求拒绝法国代表团的提案，理由如下：洛里欧同志列举了我们结合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所审议的一系列问题：意大利问题、卡普叛乱问题等等。他附带说明，这些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谈得相当透彻了。他认为唯一还谈得不够透彻的，因而希望延期到委员会工作结束时交付表决的问题，就是三月发动问题。但是，关于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根本就没有提到三月发动问题。因此，洛里欧同志代表法国代表团全体说他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我是完全相信的，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发表自己的意见。（场内表示赞同。）执行委员会并没有组织三月发动，因此，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不应妨碍人们对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发表意见。
至于委员会，我想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策略问题委员会。它的任务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研究策略。实际上，在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里，没有一个问题是不需要在专门委员会里进一步讨论的。至于策略问题委员会为什么迄今没有开会，其原因很简单。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就注意到，我们只有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因此我们决定，每一个代表团必须就自己的策略路线提出专门的报告，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由于委员会主席迄今为止既没有收到新的决议案，也没有收到法国代表团的报告，所以无法召开策略问题委员会会议。据此，我建议拒绝洛里欧同志提出的决议案，尽管它得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拥护。至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提议把决议案分开来逐项表决，那是技术性的问题。如果这里有人想投票赞成决议案的这一部分，同时否决其中的另一部分，那我不反对这项提案。至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谋求在共产国际中享有特殊地位，自以为是什么革命酒杯，只要我们把杯中之酒咽下肚去，就能全身暖和，精神焕发。我想，从迄今为止进行的讨论中，我们就知道这杯美酒是什么滋味了。（笑声。）最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声明中表示，由于该党品格出众，应该享有更多的革命选举权，对此，我们现在已经心中有数了。总之，我提议表决通过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否决洛里欧同志的决议案，同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关于分开来逐项表决的提案。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德国代表团的领会是，洛里欧同志所以提出这项议案，是因为不便把三月发动的所有问题都端到代表大会上来讨论，因此只有拿到委员会去讨论才合适。果真如此，那我建议德国代表团坚决拒绝这项提案，因为我们根本不想在共产党内搞秘密忏悔那一套。（喊声：“完全正确！”）如果想在全会审议之前，先把三月发动问题交由专门委员会讨论，那就交给策略问题委员会就行了。在其他问题上，我们同意拉狄克的意见。（场内表示赞同。）
季诺维也夫：
我没有机会同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就目前的僵局交换意见，但是我相信我要说的话表达了几乎全体委员的意见。我想，法国代表团同志是因为语言障碍引起的小小误会，才提出这个提案的。我想，三月发动不言而喻应该在审议下一个议题即审议策略问题时加以讨论，而且也只能在那时讨论。但是，我们完全赞成法国同志关于要仔细审议这个问题的意见。如果法国代表团同志的希望仅此而已，那就颇有商量的余地了。否则，我作为报告人应当声明，此举包含着对执行委员会的隐隐约约的不信任感。请我们的法国朋友坦率地说清这一点吧。其实，法国朋友完全有理由对我们的策略表示不满。在决议案中说清这一点要好得多，策略得多，以免我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不必要的损害。但是，随便延期表决已不可能，这是明摆着的。难道经过四天连续不断的政治辩论，还难于答复赞成还是不赞成的问题吗？我们的会议为全世界所瞩目，今天不表决，就等于是对执行委员会表示不信任。再重复一遍：法国同志完全有理由说我们不够革命化，不够共产主义化，说我们执行二十一个条件不当，贯彻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不力，但是这一切都应当明明白白在决议案中表达出来。否则，法国同志就是对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打上了问号。如果这是出于误会，那我请求法国同志撤销自己的提案。如果不是出于误会，而是想否定我们的工作，那么我要说，在共产党人之间应该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在我们作了解释之后仍不撤销这项提案，我将把这看作是对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工作不信任的表示。
拉柯夫斯基（乌克兰共产党）：
请允许我也讲几句话，主要是对法国同志讲几句话。法国同志对议会程序无疑是内行。他们必然懂得，在代表大会上，在某个委员会提出报告之后，信任案被搁置就等于不信任所任命的委员会。所以，为了我们的会议能正常进行，我吁请你们撤销自己的提案。经过四天的讨论，无疑应当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明确表态，因为执行委员会一年来是代表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我们必须表明，我们是否赞成它所做的工作。显然，决议案的措词可以作这样那样的修改，但是，总的表决意见是应该明确一致的。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无愧于受到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信任。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同志们！荷兰代表团和荷属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少数派，提议搁置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直到该党阐明自己在策略、组织等问题上的观点为止。请容许我扼要说明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
我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会有许多同志感觉到，关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的讨论方式未免有些不公道，认为该党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喊声：“管得太多了！”）我是同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交谈之后才得出这一结论的。这些同志对我说，本来是可以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亮明自己的观点的。当然会有人反驳我说，即使在表决之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照样能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我不反驳这一点。我只想说：既然这样，那代表大会何不宽容一点。大会上形成的心理气氛对这些同志相当不利。大会上除了德国和荷兰的代表之外，还有许多不同国家的代表，甚至还有来自其他大陆的代表，他们不太了解或者恨本不了解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总方针。我想，单就公道而言，也应该让他们有机会不偏不倚地分析情况，而不要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周围制造不利的气氛。我呼吁所有在本国党内或在第二国际内处于少数派地位的人都要发扬正义感。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同志们！我确认，决议案没有提到三月发动。所以，就我们代表团而言，我们建议拒绝洛里欧同志关于把这个问题提交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提案。我们赞成在讨论策略问题时要仔细审议三月发动这样的愿望，因为这有助于使整个代表大会吸取三月发动的教训。
顺便提一下，我们在策略问题委员会里迄今还没有自己的代表。
拉狄克：
同志们！罗兰－霍尔斯特同志呼吁处于少数派地位并苦于受到压力的人要发扬正义感。我现在对她作一个简略的答复。我也经常受到压力，但是同志们，我从来没有陷入过自大狂。有一个小党的代表，大会每讨论一项议题，他们都要发表意见，而且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发表两次意见。昨天这个小党竟然放肆地拒绝发言了，可是罗兰－霍尔斯特同志反倒呼吁彻底发扬正义感。其实，用不着怀疑，每一位代表都是富于正义感的。同志们！不要受人挑拨啊。（笑声。）我劝你们珍惜自己的正义感，待到真正需要发扬它的时候，比如说在罗兰－霍尔斯特同志及荷兰少数派同志受到抱成团的“大党”多数派的压力的时候，再去发扬它吧。（又爆发出一阵笑声。）为了分析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既不需要预先了解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观点，也不需要搬弄荷兰派哲学或柏林派哲学。症结就在于：一个在自己的党纲中蔑视共产国际的党能否留在共产国际内。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明确的：作为一个国际团体，我们当然应该承认有过渡时期，因而应当容许某个党在过渡时期同我们保持的关系不那么紧密。但是，我们迟早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同我们是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看来，要使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否归属共产国际的问题完全成熟，等六个月不行，九个月才够，这也符合生理学的规律。（笑声。）请求大家不要给代表大会出难题了。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在马尔察恩同志发言之后，我们不得不再声明一下，以便在通过决议案时能从中得出一切应得的结论。执行委员会已经批准开除列维。代表大会既然赞成执行委员会在处理德国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那也就表明它确信执行委员会今后将继续贯彻这一方针。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每一位细心的代表大会与会者读了决议案之后会确信，其中既没有提到三月发动，也没有涉及列维事件。既然黑克尔特同志持相反的意见，那我必须指出，决议案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之后，已让人根本摸不着头脑了。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决议案只字没谈列维事件。如果主席团也按黑克尔特同志的意思作解释，我们就建议把决议案延期到审议策略问题时去表决。如果代表大会同意黑克尔特说什么决议案既解决了德国问题，又解决了列维事件这种说法，那它就没有理由讨论三月发动了，因为三月发动也是“德国问题”。我们不容许这样做。我们丝毫没有不信任执行委员会的意思，而是想问问主席团，它是否认为今天就能最终裁决三月发动问题？如果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就建议延期到审议策略问题时再表决决议案。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作为报告人，我敢解释，这个决议案毫无疑问表示我们同意开除列维先生。（热烈鼓掌，表示赞同。）关于三月发动，将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再谈。至于列维先生，他在某些策略问题上是否正确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他写了一本背叛性的小册子，把迄今享有、我想今后仍将享有国际无产阶级信任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称作幕后演员剧团和“土耳其斯坦分子”剧团；这位先生把三月发动称作“不负责任的分子的盲动”，从而给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其中包括美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攻击执行委员会的口实。把这样一位先生从共产国际清除出去是理所当然的。（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如果代表大会另有高见，就请说出来。如果代表大会信任我们，就应该同我们一起说：列维不是共产国际的人。（场内活跃，表示赞同。）
诺伊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我认为，大会运用的方法相当奇怪。在策略提纲中，在论述三月发动的那个部分的最后一段里说，代表大会赞成把列维开除出党。列维事件当然应该由代表大会自己来下判断。但是，我一开始就把列维事件看作党纪问题，而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说，列维小册子中有一部分批评意见可以被认为是公正的，因此，再次讨论列维事件，就要看他对三月发动批评得是否正确了。否则，再次讨论，显然又是讨论开除列维这件事本身。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大家讨论列维事件而不预先考虑导致这一事件的种种条件。我们确信，讨论列维事件不能不结合三月发动问题。因此我声明，我们认为应当延期到审议三月发动时进行表决。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而迁就多数派的意见，那就还不能证明你们在评价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洛里欧同志是对的，在讨论三月发动时会弄清这一点的……（场内表示反对。）请不要反对：这个问题已经预先决定了。因此我说，现在就表决是完全错误的。我赞成马尔察恩和洛里欧两位同志的意见：这个问题必须延期表决。
拉狄克：
诺伊曼和马尔察恩两位同志是列维集团派到这里来的有发言权的代表。整个代表大会都可以做证，他们的行为从一开始简直就是挑衅性的。我们向他们打过招呼，少谈什么你们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关系，少谈什么你们同各种宇宙系的关系，只谈一点就行了：在你们到这里来宣布三月发动不是盲动之后，你们现在是怎么看待列维事件的，你们现在是怎么对待列维的。（诺伊曼喊道：“先别着急！”）这个问题他们避而不答。（“诺伊曼：不对！”）他们一贯畏畏缩缩，躲躲闪闪。（掌声。）他们声称……（诺伊曼：“即使您再讲上十遍，也不过是谎言而已。”）他们声称：“我们是要谈三月发动的。”（诺伊曼：“要谈的！”）我们答复他们说：“但是，当前讨论的问题是，执行委员会把一个人开除出党做得对不对，这个人在有7000名德国无产者坐牢的时候，在党流血的时候，胆敢向这个党投掷炸弹……”（场内活跃，表示赞同。）我们对他们说：“诺伊曼和马尔察恩两位同志，你们是无产者，你们尽管认为三月发动是错误的，但还是对它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我们现在要问你们，在你们收回了“三月发动是执行委员会制造的盲动”这句话之后，我们要问你们：“有人在那样一个时刻，不通过组织或共产国际预先对党施加影响，而起来反对自己的党，你们是否有勇气把这个人叫做叛徒？”我们向你们明确说出了这一点，你们沉默不语，而现在你们却鼓起可悲的勇气到这里来，要求代表大会像你们一样充当懦夫，要求代表大会打消“叛徒就是叛徒”这个念头。叛徒尽管能写出像样的哲学著作，但他毕竟是叛徒。我提议，停止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切争论。（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主席柯拉罗夫：
主席团提议，停止关于议程问题的讨论。有异议吗？没有。
法国同志请求给他们机会讨论撤回自己提案的问题。
（宣布休会10分钟，然后由洛里欧同志发言。）
洛里欧：
同志们！法国代表团撤回自己的提案，并将投票赞成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同时，法国代表团必须严正声明，它不赞成对它的发言进行的解释。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对执行委员会表示丝毫的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就同执行委员会意见一致，并赞成它所做的一切，赞成我们所了解的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也有一些疑问，那只是因为我们只能赞成自己了解的东西。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我们进行解释。现在，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促使法国代表团放弃提案的原因是，一些代表团起草了一个文告，建议代表大会讨论三月发动问题、执行委员会在三月发动中的作用问题以及组织问题。因此，我们很满意，并且相信，通过解释，所有疑团定将一扫而光。
主席柯拉罗夫：
开始进行表决。首先表决罗兰－霍尔斯特同志的提案。她提议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延期到代表大会把所有问题审议之后进行表决。谁赞成这个提案？6位赞成。这就是说，只有少数人赞成。提案被否决。
第二个是马尔察恩和诺伊曼两位同志的提案。他们提议在讨论策略问题之后，再表决决议案。谁赞成他们的提案？没有人。提案被否决。
在正式表决决议案之前，我要请报告人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执行委员会讲话。
季诺维也夫：
我尽量讲得简短一些；只讲几点意见。我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尽管问题讨论得很广泛，但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工作受到的批评却很少。你们本来应该给予我们多得多的批评。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我更可以讲得简短一些了。在杰纳利、拉科西、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同志发言之后，我对意大利问题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我要满意地指出，蔡特金同志（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在自己的发言中实际上也赞成执行委员会的策略。因此，我想请蔡特金同志注意下面这段引文。在列维主编的、有一批同志撰稿的《苏维埃》杂志6月1日第3期第84页上，有一段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话：“选举结果是意大利共产党败北，而社会党大获全胜。后者获得121个当选证书，共产党只获得16个。这样的失败只能叫作惨败。但是，这不仅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失败，而且也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失败。”
你们看，短短一段引文里有一连串的失败……（喊声，“这篇文章是由库特·盖尔写的！”）是的，是库特·盖尔。他自称是共产国际的人。他同蔡特金等同志一起退出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迄今还同这一批人一唱一和。我希望蔡特金同志能够说服库特·盖尔认识自己的错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在敌人包围之下能获得40万张选票和16个当选证书，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失败，更不能说是共产国际的失败。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之后，谢德曼获得数百万张选票，这同样也不能说是共产国际的失败。很清楚，这类文章是射向意大利共产党的暗箭；同样清楚的是，在代表大会之后不能再容忍这种现象了。我当然不能命令新的执行委员会采取哪种方针。但是我认为，在代表大会全体就意大利问题通过明确的决议之后——但愿能一致通过，——共产国际的任何成员都不会擅自发表这类文章。（场内表示赞同。）
同志们！我认为，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上，比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更能获得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致意见。正如大家所说，意大利问题是今年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现在已经清楚，在评价这个问题方面，蔡特金同志错了，而执行委员会是对的。我应该强调这一点，尤其是因为蔡特金同志在发言中坚持说，她由于在意大利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退出中央委员会是完全对的。你们回想一下蔡特金同志的如下观点。她说，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拉科西同志就里窝那代表大会发表了若干声明，拉科西说里窝那应当成为执行委员会的榜样，所以她蔡特金同志必须退出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为发出危险的信号。我认为，蔡特金这种方针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首先是因为还有其他许多发出危险信号的办法，没有必要为此退出中央委员会。蔡特金同志虽然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却没有给执行委员会写过一封信。她到莫斯科的时间似乎比拉科西晚得多，她参加了执行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我们之间在观点上存在严重的原则分歧。她很了解我们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党内的）。在她坚持之下，我到哈雷去了一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我从哈雷回来的时候，蔡特金同志仍旧在这里。她完全清楚，执行委员会绝对没有站在宗派集团一边，而是站在群众性政党一边的。
即使拉科西同志确实说了强加在她头上的话，蔡特金同志及其一整批人退出中央委员会，从而造成党内的严重危机，仍旧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对此加以指责是对的，特别是在弄清我们处理意大利问题完全合情合理之后更是这样。我不知道拉科西的意见怎么样，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列宁同志昨天说的一句话：85000名工人共产党员，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实在不能算少了，他们构成了群众性政党的基础。抓住这句话，硬说列宁同志也想搞宗派，也未尝不可。蔡特金同志在这一点上完全错了。我想，她应该主动承认这一点。
关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我要再补充几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表示，他们退出还是留在第三国际，始终也拿不定主意。我们乐意承认，我们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但是，我们希望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其他任何政党都服从国际的纪律。仅此而已。有的同志说：“你们对反对派宽容一点么。”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容忍任何反对自己的派别。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的纲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句话的唯一意思是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第三国际。这就是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愿意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这都与我们毫不相干。这种状况根本无法长久拖下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表现得够宽容的了。我们希望同志们继续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希望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两三个月的时间，让党内的全体工人作出明确的决定。但是，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代表共产国际要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工人作出必要的抉择。
我还要对马尔科维奇同志作一些答辩，因为他对我的报告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辩。他认为，我怀疑兄弟的南斯拉夫党内还存在中派残余是不对的。他为此引用了该党的历史。我们很了解该党的光荣史，以及可惜在道义上已经堕落的该党许多领袖的光荣史。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对此表示过怀疑。我想说明我的观点根据何在。兄弟的南斯拉夫党代表团来到这里之后，我同他们进行过座谈。出席座谈的大概有15位同志。据我所知，马尔科维奇同志是代表团团长。经过这次座谈之后，我们才了解到，马尔科维奇同志在德国问题和意大利问题上同我们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我们的观点。马尔科维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声称，他目前所持的观点是，三月发动终究标志着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我们第一次座谈时，他坚持列维的观点。我很高兴的是，马尔科维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有些同志不明白我的话，那是因为马尔科维奇同志对这两个重要问题抱有很大的怀疑，而且认为不必隐瞒这种怀疑。当然，另有意见是他的权利。但是我也有权断定，该党对如此关键性的问题恐怕还有根本不明白的地方。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我只能为我们兄弟的南斯拉夫党庆幸，因为我一贯认为它是资格最老的无产阶级政党之一，我相信，它今后仍将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中战斗。
我不能不对蔡特金同志发言中的一个问题再说几句，即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国外代表问题。蔡特金同志认为，我们不是经常恰当地挑选自己的代表，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们经常用人不当。蔡特金同志第一次使用了“不负责任的代表”这样的用词。同志们！现在，我们委派到各国党里去工作的朋友往往受到谩骂和斥责：列维称他们是“土耳其斯坦分子”，塞拉蒂称他们是“愚昧无知的红衣主教”，而屠拉梯也没少“恭维”他们。因此，我责无旁贷地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声明，我们的代表当然不是永远不犯错误的，就像我们这些可怜的破戒者一样，绝不是无可非议的。当然，我们和我们的代表都有过一些失误，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把他们说成“不负责任的代表”，是毫无根据的。使用议会用语，我认为也是不应当的。我们选派到各国去的同志为各国党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经受了各种风险，当然他们是凭着革命良心行事的。我们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个党的、集团的或个人的，甚至蔡特金同志本人的正式抗议书。在发生失误之后，当然很容易说别人不负责任，当然很容易充当事后诸葛亮。不言而喻，执行委员会对自己派往国外的代表负有完全的责任。就像共产国际对执行委员会负责一样，执行委员会是要对国外代表负责的。我们请求各国党都要派得力人物到未来的执行委员会里来工作，要派比现有人员更得力的人物来工作。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外代表机构可能更称职一些，公务活动和政治领导也可能安排得更好一些。但是，我们反对在目前情况下就如此不负责任地辱骂我们。在目前条件下，本来应该避免对我们使用这种语言。我们这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当然也会和大家一样犯迷糊，但是我们不止一次地证明：为了无产阶级，我们决心赴汤蹈火。
同志们！我不打算继续解释下去了。我要再次非常明确地告诉法国同志：在讨论策略问题时一定会仔细审议三月发动的。德国问题是一个你们必须立即表明是否信任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被分为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哈雷、党的分裂和党的合并；第二，开除列维；第三，三月发动和政治动乱。第三方面即三月发动问题，其主要部分应当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加以审议。第二方面，党的分裂和党的合并，列维的退出和开除，以及对蔡特金集团的谴责，——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现在进行表决。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确实尽了一些力量防止冲突尖锐化。我们觉得，德国反对派的同志本来应当更多地考虑未来，而不要反复纠缠过去。我们执行委员会已经尽了一些力量，让没有表决权的同志能够到代表大会上来陈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大概已经这样做了，或者最近即将这样做。但是，我们恳切请求同志们，其中包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应当想到，列维可能曾经是他们的朋友，但是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是他们更重要的朋友。（场内活跃，表示赞同。）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深信，德国党从这次代表大会回去后会巩固起来，它会抛弃那些严重破坏党纪的人，它会抛弃那些像列维一样向党射暗箭的人，德国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将成为我们大家的教训，而这种斗争可能会决定革命的命运。我们相信，在德国会有一个参加共产国际行列的、像服从法律一样服从我们所有决议的、完整而统一的、革命的党。（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表决并通过关于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进行表决。主席团在休会时收到三个声明：奥地利代表团的声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声明，马尔察恩和诺伊曼两位同志的声明。现在宣读这些声明。
克南宣读三个声明如下：
奥地利代表团的声明
“虽然奥地利代表团不赞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政策，特别是极端不赞成哥尔特同志的小册子，虽然代表团认为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革命战士的位置本来应该在统一共产党的队伍里，奥地利代表团还是投票赞成霍尔斯特的决议案，以消除关于对该党施加压力的任何误解。
约瑟夫·弗雷
弗兰茨·科里乔纳
签名”
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声明
“南斯拉夫代表团附和法国代表团的声明，坚决反对有人一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革命纯洁性表示怀疑，并投票赞成已经提交的决议案。
南斯拉夫代表团
斯·马尔科维奇
签名”
马尔察恩和诺伊曼两位同志的声明
“拉狄克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一次发言中顺便提到，列维问题不是党纪问题，而是他对三月发动的态度问题，即政治问题。由拉狄克本人以及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共同签署的提纲表明，这不是拉狄克的偶而失言，这甚至是执行委员会的意见。提纲把列维问题同三月发动联系起来解释，当然，只说列维对三月发动的批评过了头，因而他被开除出党。”
“我们并不赞成列维的所有批评方式，因为这种批评方式妨碍了在党内传播的基本思想。我们的观点自始至终是，只有把列维的论点同党在三月发动中的策略错误联系起来，才能公正评价列维所持的论点。这种策略错误的十分之九，已经由执行委员会承认。根据这一点，我们主张只有在讨论了三月发动之后，才能进行表决。”
主席柯拉罗夫：
总之，现在有两种提案：一种是执行委员会的提案，另一种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提案，即延期到策略问题讨论结束时再进行表决。表决将按代表团进行，所以请同志们坐到原来划定的位置上去。主席团建议把各个问题分开来逐项表决。（场内表示同意。）好，那么意大利问题、德国问题和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就将分开表决。接着表决余下的问题，最后对整个决议案进行汇总表决。谁反对这种表决办法？没有。这就是说，表决将按上述办法进行。
那就首先表决意大利问题。反对这部分决议案的代表团可以表示意见了。没有，没有人表示反对。弃权的代表团请举手。没有人弃权。这样，有关意大利问题的部分就一致通过了。（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下面表决德国问题。反对这部分决议议案的代表团请表示意见。没有人反对。有人弃权吗？没有。（有人高声说：“噢，有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这么一来，除了南斯拉夫代表团之外，所有代表团都赞成有关德国问题的部分决议案。（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现在表决有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大家知道，该党代表就这一问题也提交了一个决议案。谁愿意再听一遍这个决议案吗？（喊声：“没有人愿意！”）那就进行表决吧。必须指出的是，如果通过最初方案的决议案，也就等于否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提交的决议案。赞成最初方案决议案的请举手。好，现在宣布，关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的最初方案决议案，除1票（墨西哥代表）反对外，一致通过。（热烈鼓掌。）
现在有个通知，近东、远东代表团提了一个修正案。请克南同志宣读这个修正案。
近东、远东代表团的修正案
克南宣读近东远东代表团修正案如下：
“代表大会审议了执行委员会的近东、远东工作，对于执行委员会在宣传鼓动方面进行的广泛的开创性工作表示赞赏。代表大会认为，还必须在近东、远东各国开展更有力的组织工作。”
主席柯拉罗夫：
反对这个修正案的代表团请举手。没有人反对。有人弃权吗？没有。现在宣布修正案一致通过。（全场活跃，表示赞同。）接下去表决决议案中的其余问题。反对通过这些问题的代表团请举手。没有人反对。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人弃权。现在宣布，决议案中的所有其余问题一致通过。（热烈鼓掌，表示赞同。）现在表决整个决议案。赞成整个决议案的请举起自己的当选证书。（代表们举起当选证书。）谁反对整个决议案？没有人反对。现在宣布，整个决议案一致通过。（长时间地热烈鼓掌。）代表们起立，向主席团热烈欢呼。（响起了《国际歌》的歌声。）下一次会议在明天上午11时召开，由拉狄克同志做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
（会议在晚8时20分休会。） |
第三次会议（1921年6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第三次会议
（1921年6月24日）
·讨论托洛茨基的报告
↘勃兰德（波兰共产党）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波甘尼（匈牙利共产党）
↘塔尔海默（德国统一共产党）
↘贝尔（英国共产党）
↘克拉拉·蔡特金
↘罗易（英属印度共产党）
↘克南（德国统一共产党）
·托洛茨基作总结发言
·表决并原则通过托洛茨基和瓦尔加起草的提纲
讨论托洛茨基的报告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开始讨论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请勃兰德同志发言。
勃兰德（波兰共产党）：
同志们！两年来，资本主义一再要恢复不景气的欧洲经济。目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还伴随着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无论危机或者进攻，都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当务之急是改善它的经济基础。但要改善经济基础，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人们正是根据这些障碍的性质，透过这次危机的新现象，认清了这次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其他危机不同。首先，经济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牢牢地扎在地上，受到资本主义国家框架的限制。经济恢复不能超出这个框架，而这个框架就是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众所周知，凡尔赛和约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国家，这些国家毫无生命力可言，彼此常年不和。政治上的这个框架同恢复经济的要求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从而导致恢复经济的要求同政治形势以及统治阶级的政治传统一再发生冲突。难怪法国、波兰等国丧心病狂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即破坏欧洲经济、阻止欧洲经济恢复的政策，因为恢复经济，一来需要和平，二来需要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
去年7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金融会议郑重宣布：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用于战争的支出仍占经费总支出的20%，在和平到来之前，经济恢复只是一句空话。劳合-乔治也在11月份痛斥了那些在欧洲煽风点火、进行破坏的人，说他们提着煤油桶来回奔跑，火上加油。但也正是这位劳合-乔治不得不强行把爱尔兰控制在英国手中，强行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索取利息。同样，法国也不得不强行向德国索取赔款，波兰也不得不霸占上西里西亚。暴力已成为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离开暴力就无法生存下去。
以往，克服危机的办法是销毁技术不完善的生产资料，扩大生产基础，使生产过渡到更高发达阶段。这一次克服危机的基础却比较狭窄了。这意味着技术要落后，欧洲经济要倒退，千百万人要失业而无法生存，整个经济要出现萧条。这意味着在今后数十年之内，赤贫现象将是欧洲的经常现象。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这意味着回到野蛮时代。这次危机的最终目标不是发展而是瓦解资本主义。
克服这次危机的主要障碍是危机本身的社会根源。本来，无数财富已经毁于战火之中，但在观念上，财富依然存在，如支付债务利息的义务、国家证券等等，而债务利息是非支付不可的，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但要支付资本利息，而且要支付所有军费利息，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济义务。军事债务问题的实在情形就是如此。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说明了什么呢？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机构及其虚拟资本要全力致力于支付利息，那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要大于战前，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这办得到吗？当年英国能够承受拿破仑战争的重担，完全是因为英国发展了自己的技术，从而增加了收入。可是在我们欧洲，不仅看不出技术有何进步，相反，技术落后了。那么，也许他们要通过增加工人的办法来提高生产率？也不是，工人的数量实际在减少。可见，他们企图用提高剥削率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率。
资本主义只有加紧剥削，才能不断增加利润。那么，战后资本家都干了些什么呢？他们被迫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被迫放宽劳动纪律，被迫默许生产率的下降，因为他们别无他法。大战刚刚结束几个月，德国铁路主管部门即加倍录用了工人，但这纯粹是为了不使失业者挨饿，避免他们成为革命骨干。资本家为保全自己的政治统治和国家政权，被迫作出让步，但这种让步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绝不相容。能否长久，值得怀疑。政府采取的支付面包补贴、解决住房问题等一整套改良措施，受到社会改良主义者交口称赞，但这些措施与恢复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没过多久，国家财力便无法承受，也影响了国家预算。难怪金融资本家最先意识到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布鲁塞尔金融会议本来专门研究通货问题，结果，也不得不讨论上述问题，以改善总的财政状况。
一般说来，财政状况是社会结构内在状态的标志。国家财政状况不佳，说明机体从内到外患有疾病。金融资本家要消除这个疾病，并且确实查明了真正病因。布鲁塞尔金融会议吁请各国政府不仅要大力限制军备，而且要放弃一切“妨碍经济力量自由发挥”的经济措施。换句话说，就是要无限度地剥削工人阶级。当危机只影响国家财政即国家预算时，资本主义并不公开发动进攻。而当危机临到每个资本家个人头上的时候，即资本家推销商品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单单压低工资还不够，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必须公开发动进攻。这种进攻现在刚刚开始。资本主义认为，仅仅压低工资，使失业者无以为生，是不够的，必须变本加厉地剥削工厂现有工人。资本主义追求的是，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必须延长工作日。八小时工作制是他们的绊脚石，他们恨不能改行九小时甚至十小时工作制。一场斗争就在眼前了。资本主义向工人阶级大举进攻的阶段开始了。这一切将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的危机的根源即在于此。
当然，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是恢复还是灭亡，而在于我们是否为它提供恢复的机会。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难免有失败，但作为共产党人，我们正是要在这场斗争中担当起领导工人阶级的重任。我们将以实际行动表明，我们是工人阶级利益的捍卫者。两年来，各国的谢德曼分子充当了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调解人。他们所以能充当调解人，是因为资产阶级想使工人阶级和解，是因为资产阶级尚有对工人阶级作出让步的余地。谢德曼分子帮助资本主义渡过了两个凄风苦雨的年头。两年来，他们利用有名无实的改良蒙骗工人，帮助资本主义建立超国家机构。在我们波兰，虽然国家机构是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亲自建立起来的。但这与谢德曼分子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如今，大功告成，谢德曼分子可以被一脚踢开了。当然，资产阶级也许还用得着谢德曼分子，但它绝不肯再对工人让步了。目前，资产阶级的口号不是收买而是镇压工人阶级，迫使工人阶级就范。现在，社会改良主义者仍然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也是迫于无奈），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揭露他们的叛徒嘴脸，使广大群众认清他们不仅背叛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也背叛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共产党人立志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成为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奋斗的战士。我们应当重视这项任务并使我们的整个策略适应这项任务。我们必须成为为工人的切身利益而奋斗的战士。我们将率领工人转守为攻，打一场真正的进攻战。意大利有此先例，只是规模有限而已。去年，意大利企业主企图压低冶金工人工资，但遭到反抗，工人一反过去举行罢工的做法，占领了工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防御战，失败在所难免，但资本主义要再次振兴，那也是白日作梦。一切表明，资本主义正在瓦解，因此，使工人脱离这个过程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绝不做预言家，我们要掌握事态发展的过程。我们的任务不是为革命强作辩解，而是争取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们欢迎红军领袖所作的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这个报告将使我们的敌人明白，共产国际决心不仅用统计数字，而且用大刀同他们作斗争。（赞同声。）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我要说的，不仅涉及托洛茨基同志昨天的发言，而且主要涉及托洛茨基与瓦尔加同志共同提出的提纲。我和我们党的同志认为，提纲没有把共产国际对当前经济形势以及与其有关的政治形势的观点充分反映出来。我们认为，如果提纲以共产国际名义发表并由共产国际承担责任，那么提纲就必须重新改写。无庸讳言，起草提纲，是因为有必要同主张改造、主张恢复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派别展开论战，即便如此，这也并不表明，承认改造派的抉择就是成功的即正确的论战手段。抉择即指资本主义究竟会复兴还是会瓦解与崩溃，这是提纲前言提出的问题。不错，昨天我们听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他把当前短暂的周期性危机与繁荣，同资本主义较长时间的高涨与衰退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们，看来大家也一样，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托洛茨基又说，曲线最初呈上升趋势，现在却连连下降，但不是直线下降，而是时有波动，对此，我们也都无条件地表示赞同。但是，提纲对于这次资本主义的衰退时期同上次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这一点，不仅没有完整地加以论述，而且连提也不提。提纲从经济上研究形势，主要以国民财富、生产率和世界市场财富的数量问题为依据。这个观点无疑重要，对人类和工人群众的康乐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就目前我们所进行的分析而言，这还不够。提纲所表述的这个观点有必要补充说明，依我来看，甚至有必要重新改写，因为整个现代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利润，而不注重生产。在当前情况下，生产只是一种偶然性的结果，是谋取利润的手段之一。整个资本主义衰退时期（个别波动情况除外）的特征表明，资本主义出于本性，在其进入初级发展阶段时，尽管处于繁荣时期，但宁愿挑起社会冲突，也不愿以同等的规模发展经济。有一句话——尽管从宣传角度讲十分夸张，但却明白易懂——能生动地表达这个事实，那就是，资本正在自我调整，尽管它要靠降低生产率来维持自己的收入，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资本实力的恢复是以经济崩溃为基础的。可见，资本复兴同经济复兴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因而，改善经济、加强资本实力的重担自然就全部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肩上。复兴的也只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归根结底，就是原料垄断巨头。他们倚仗其余一切资本家、其余各类产业或多或少依赖他们，靠他们提供原料这一地位，而把资本的最强有力的支柱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现在，对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向生产过程规律化和计划化的企业投资，以逐步获取资本的利润。绝对不是。现在，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保住利润和如何垄断利润。这是资本主义衰退时期经济状况的第二个特征。对利润实行垄断已成为一件头等大事，致使无产阶级不得不承担复兴这个资本主义核心的全部费用。当然，分担这笔费用的还有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以及这样一些企业主，他们既要依赖原料供给，但又不愿受诸如施滕涅斯们、季森们等这样一些原料垄断资本家摆布；再有就是那些原料垄断权对他们不起作用的企业主。这样一来，工厂停工，企业被迫减产。资本家个人破产的也不在少数。不过，我们知道，只要资本主义经济还继续存在，资本就能随机应变，而无产阶级，归根结底，是没有回旋余地的。看看德国，英国和美国失业状况的统计资料，人们便不难相信，产业后备军的概念完全变了，失业的性质变了。从前，“产业后备军”的概念是，广大失业者一有适当机会就可能被资本纳入生产过程中去，其部分原因是，资本要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降低在业工人工资的目的。但在现有的失业规模下，这种念头就荒唐可笑了。失业者再也不是后备军了。由于失业，不仅失业者本人，而且他们的后代，都注定逐渐死亡，活活饿死。当然，这同随便把人活活饿死不能相提并论。为了掩人耳目，他们适当接济失业者，即采取一种人们曾经一度十分担心会对资本产生破坏性作用的手段。接济失业者是一种隐瞒真相，也是保护资本的手段。
借此机会，我还要指出提纲几乎没有涉及的一个问题。我指的是国家财政机构，它现在起着比过去更大的作用。现在，国家财政机构的主要作用是，掩盖垄断资本家老爷对工人群众以及广大居民阶层的剥削。当然，取消统一税，这根本谈不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原先关于完全取消捐税的理论论点在各个细节上还是否符合当前占上风的垄断趋势，值得我们重新仔细研究。即便有的捐税不在取消之列，那也不等于说财政机构至今仍以其四分之三的力量从事掩盖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剥削广大居民阶层活动这件事就不复存在了。托洛茨基同志说，经济上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国家迟早要破产。提纲也非常肯定地表示，这些国家必定要崩溃。对此，我要不揣冒昧地说，这是一种非常糊涂的观念。究竟谁能热衷于弱国和经济上一败涂地的国家在财政上破产呢？谁是债务人？谁是债权人？债权人有两种，一是握有国家证券的私人资本家，二是要求赔偿战争损失的政府。私人资本家并不希望国家破产，不论是全盘破产或者局部破产，因为，正如提纲所说，它势必引起一场国家财产再分配的竞争。占有或至少是控制大部分国家财产的资本家决不希望这场竞争发生，相反，他们极力要杜绝这种竞争。他们自有别的出路，但也不限于在帐簿借方与贷方栏目上列出的数字总和上面打主意。在这一点上，我决不同意勃兰德同志的观点。无疑，现在国家和私人提出来的支付利息的要求已不能彻底满足。资本主义的所有帐目都能实现销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它只图保住自己的政权，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广大群众的需要却得不到满足。现在执掌政权的资本家对于不得已延长贷款偿还期限和在帐单上作某些让步，已根本不计较。目前，他们一心一意要将阶级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国家决不可能破产，理由是，资本家们、部长和大臣们以及三等文官们现在和将来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债权国是否热衷于此事呢？不过，要知道，解决主张宣布比如德国或奥地利国家破产或不主张宣布国家破产这个问题的，不是政府，而是本国资本家。至于资本家是否愿意，这就很值得研究了。资本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自有别的办法。关于这一点，下一个发言的同志将作出说明。资本要通过经营管理即所谓内政的办法，具体地说，保全自己的利润的办法才能复兴起来。现在，我要补充一句：今天，国家政权对资本所能发挥的影响也不及过去了。鉴于这一类问题从国际角度比从国内角度容易看清，就请捷曼同志就此作出说明吧。
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扎克斯同志的论断和他对提纲的批评证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道理十分简单；世界经济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惨重的危机，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缺少稳固的改造基础，且有事实表明，经济关系中的这一场大变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所以这场危机是无法克服的。原来，资本主义因为在实现它的艰难目标和斗争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所以采取了新的手段来对付我们，而我们则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手段，以实现托洛茨基在他的报告一开头所提出的要求，即：“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根据新的情况，看看有无必要修改共产国际的纲领或策略。”
我指的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即资本又恢复了元气，它现在不但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重新左右着局势。凡尔赛和约的网口已逐渐张开了，一种务实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那么，资本要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非常清楚，要想“复兴”就必须牺牲劳动群众的利益，这个道理是资本家推行“复兴”政策的基础。资本懂得，为了一致对付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最积极的部分共产党这个共同的敌人，什么民族界线，什么民族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其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固有的东西——此刻统统应当抛弃。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这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我们用不着去研究，不然，我们跟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跟社会党多数派就没有区别了，举行世界代表大会也就没有意义了。在如何消灭资本主义，如何使消灭资本主义的过程导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果断行事。而这样一来，资本家便看出，他们的敌人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是无产阶级。资本家也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绝不容忽视，资本主义的一整套策略必须由他们亲自来制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鉴于一些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首先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资本竟然流入了早已吸收本国民族资本的德国托拉斯。你们说怪也不怪，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竟然从客观上和主观上希望资本主义的德国顺利复兴。其实，一个拥有企业1／3或1／4股份的人，希望该企业繁荣昌盛，这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毫无疑问，民族资本或国际资本的任何集中过程都孕育着自身的灭亡，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和私有经济的基础是利己的发财欲望。我们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见解，即下一次世界性冲突，首先而且极有可能在英美之间爆发。但我们并不认为这场冲突将构成资本主义的下一个发展阶段。至少，我们认为就此作出任何像天文学那样准确的预言是不现实的。原因是，就连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本身也取决于种种难以觉察的情况，这些情况能在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但这些情况本身也受许许多多难以预料的意外情况的支配。
不过，首先阻碍这场冲突爆发的是完全另外一个原因。这场冲突决不是共产主义所关注的冲突。资本更关心的是把矛头指向工人阶级的斗争。
代表错综复杂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是，你我，大家，人人都想捞一把，而且多多益善。但从何下手，他们正在物色目标。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提纲注意得不够。俄国就是第一个目标，俄国问题是西欧国家的心腹之患。西欧资本希望俄国复兴，因为在一定时期内，俄国是最理想的目标，是推销西欧工业产品的最方便的市场。
问题在于如何使俄国复兴。从道义上讲，单就无产阶级三年来对俄国漠不关心这一点来说，俄国也有权在这方面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如果能做到既满足俄国的迫切需求，又避免因给资本开辟如此有利可图的市场而损害革命和进步事业的利益，便可收到两全其美的效果。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在人数众多的全体会议上继续深入地谈下去，占用时间未免太长。毫无疑问，联合资本的意图就在于此。在这方面，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英国大企业主在英国政府的庇护下，为了上述目的已经联合起来了，英国资本主义领导集团同德国辛迪加头头就苏维埃俄国问题举行的谈判也已经结束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有机会更深入地探讨。
我认为，提纲应当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在坚持研究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明确地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这个目标，托洛茨基同志自己在报告一开始就已指出，然而在报告末尾却又把它忘记了。当然，托洛茨基同志的任务不是深入探讨策略问题，因为专门有策略提纲，但他仍然应当提出策略的一般要点。应当注意到，资本为了对付无产阶级，想出了一些讨好其对手的新花招，如成立工业委员会，选举工业委员会代表进入监事会等等，这些花招，就在不久以前还没有人想得出来。下一步，资本提出的口号无疑是监督生产。无产阶级必须用新的强有力的战斗性策略来对付资本主义的新花招，使资产阶级无计可施。
因此，我们提议，不能只经过一两天讨论就对提纲进行表决，而要再次把它提交委员会讨论。也许，托洛茨基同志能抽出身来亲自参与委员会的讨论，协助我们对他的提纲作一些补充。顺便说一下，我们决不想一味批评他的提纲，相反，我们认为，提纲是论述总的经济形势的珍贵材料。我们深知，这个提纲是才能与心血的结晶。我请求将我的提议提交大会讨论。
波甘尼（匈牙利共产党）：
同志们！托洛茨基同志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报告，论证了提纲，但我认为提纲有一处有矛盾，有一处有疏漏。我不揣冒昧地举出两处来。（1）在第4页上写道：“资产阶级得以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战争结束以后，原来认为必然要爆发的危机不但没有爆发，反而立即出现经济繁荣时期。”（2）在第14页上写道：“一旦经济复苏，在当前危机期间被资本的进攻顶回去的无产阶级，就将重新转入攻势。”可见，提纲先是说，因出现工业繁荣，欧洲无产阶级没能掌握政权，接着，提纲却又说。相反，是当前的经济危机妨碍了夺取政权。我早在委员会会议上就已指出这个矛盾。托洛茨基同志却反驳说，不应当机械地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总之我要说，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危机产生革命效果，但并不永远如此。他举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例子说，在革命运动中被打败和被白色恐怖压垮的无产阶级，因经济高涨而恢复了元气。托洛茨基强调，只要经济形势好转，因危机而被迫采取守势的无产阶级就将转守为攻，这说明他是要普遍套用这个例子。首先，我要说，俄国的例子不完全恰当。因为很显然，无产阶级被卷入经济危机之中，与世隔绝，为了重整旗鼓，它需要经济高涨，这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匈牙利无产阶级被反革命势力打败，陷入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中。但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之后出现的经济繁荣期间，无产阶级恢复元气了吗？没有，现在，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匈牙利工人运动反倒迅速发展起来了。
其实，我认为这两个例子都不适用于欧洲的现状，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匈牙利无产阶级是分别在1905年和1919年被打败的，可是迄今为止，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被打败过。说欧洲无产阶级被打散了，它的组织被破坏了，这都是不实之词。相反，在繁荣时期，欧洲无产阶级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工会组织，现在，欧洲工人阶级几乎都已组织起各种战斗联盟。在经济危机初期，无产阶级不仅没有被压垮，相反，就在经济危机刚刚爆发时，在德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强大的共产党。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不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而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建立起来，这都不是偶然现象。经济危机爆发后，人们产生的失望情绪反而促成德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原先的共产主义派别建立起真正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因此，可以断言，危机决不产生安定效果，危机不会给欧洲带来平安，而工人阶级也不会像资本家所要求的那样，偃旗息鼓，逆来顺受。
总之，我认为，提纲处处以将来要爆发世界战争为着眼点，而忽视目前各地正经历经济危机这一现实。提纲总以为这场危机孕育着繁荣时期，并津津乐道于此，而忽视当前的危机时期，不认为这场危机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危机。我认为，首先，这场经济危机不会也没有能力给欧洲带来和平，因为危机存在本身就证明，资产阶级已经横下一条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垮无产阶级，即把无产阶级打散，使它受资本主义摆布。其次，危机还表明，无产阶级不甘心也不可能甘心受摆布，原因是：有共产党存在，而只要这个党依然是共产党，不管愿意不愿意，它都应当设法保护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危机期间自然而且必然越来越经常地求助于国家政权以对付无产阶级。我认为，提纲对非经济性的赤裸裸的暴力的作用论述得不够。那么，在目前情况下，非经济性的暴力的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呢？这无非是国内战争。我认为，提纲对国内战争的作用也考虑得不周。必须肯定，暴力现在所起的作用同它在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作用完全一样。在资本主义衰退时期，暴力所起的作用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并没有两样。是什么作用呢？先是使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相分离，然后使新造就出来的无产者与生产条件即资本相固定。那么，现在非经济性暴力的作用是什么呢？上述过程不变：一方面，使无产者因失业、缩减生产、同盟歇业而与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相分离；另一方面，用强制手段，使无产阶级群众与资本相固定。现在，劳动纪律建立起来了，工作日延长了；鲁登道夫依据普遍义务兵役制而制定的普遍义务劳动制的计划抛出来了，这个计划虽然离奇，但未必不能实现。埃舍里赫和奥尔格什也在德国正式招认了。
主席柯拉罗夫：
时间已到，请发言人注意。
波甘尼：
同志们！我要提修改意见，请求延长时间。（一致同意。）
同志们！我应当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应当起草一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所没有包括的内容。预计近期内要爆发的经济危机将给无产阶级带来什么呢？它将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造成什么样的局面呢？许多同志会说，要找到确切的答案，就得当预言家，而这是历来不可取的，因为十有八九是不准确的。我看，危机本身就是一个预言家。这次危机造成的事实和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我不打算细讲，只提一下。第一个是英国的矿工罢工，第二个是德国中部的起义。撇开斗争的外在意义不谈，英国和德国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的社会内容是什么呢？无非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降低工资的防御性斗争。这场斗争以什么形式进行的呢？各地的形式都一样。因为，国家政权使出浑身解数来压制工人。这种情况我们过去在德国见过，而在英国，如此规模的斗争则是空前的。英国大臣们说得对，英国还从未经历过像矿工罢工期间那样的危机。那么，斗争的成就如何呢？在英国，不是我们过分乐观，事实上，工会官僚的背叛，为革命，为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存在创造了基本前提。那么在德国呢？在德国，共产党确实变成真正革命的政党。此外，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又重新形成了所谓左翼，所以，我们党现在就不像德国中部事件发生以前那样孤单。
我不是预言家，但我敢说，这场斗争不仅非常生动、非常具体地反映出斗争的社会内容，而且也使我们领悟到，这种斗争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助国家政权，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降到工会成立前的水平。例如在英国，在“工业同盟”罢工期间，工会的所有权利被暂时取消了。在德国中部，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不仅政治运动遭到破坏，而且工会的权利也被缩小，有的则根本被取消了。
因此，可以肯定，无论在资本主义末期还是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反复出现的现象始终存在。无论在资本主义高涨时期还是在资本主义衰退时期，只要爆发战争和革命，诸如掠夺、一夫两妻、盗窃等这一类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必然出现。也不是单单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相分离的现象，而且还有剥削阶级法律的强制作用（这是主要的）导致白色恐怖，而白色恐怖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和它的末期即现在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马克思说得好，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眼看着资本主义就要灭亡，而它身上也同样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因此，同志们，仔细考察这场危机（依我看，提纲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论述世界危机），就会发现它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第二，无产阶级开展防御性斗争；第三，由于经济上的这种防御性斗争往往必然转变成政治斗争，所以资产阶级动用它的国家机器。这部机器，各国资产阶级在繁荣时期已加以改造，现在愈来愈公开地和愈来愈大规模地被用来对付无产阶级。既然如此，那么我认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无论下哪一种结论，都要以上述分析为依据。在这个危机期间，我们将不得不经历一场规模空前的国内战争。所以，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将危机和新的国内战争，而不是相反，即把繁荣和未来的世界战争作为提纲的主旋律。拉狄克同志说过，在政治上要有敏锐的音乐听觉，我以为，凡是具备音乐听觉的人，一听就能听出提纲的主旋律是新的世界战争和繁荣。我认为，经过对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德国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大厅的音响效果中，在当今世界形势的音响效果中，人们应当听到另外一种主旋律——新的内战和危机，而不是繁荣和新的世界战争。根据以上观点，我的修改意见是，要把反映提纲基本实质的几点主张列入提纲。现在，提纲第14页末尾写道：
“一旦经济复苏，在当前危机期间被资本的进攻顶回去的无产阶级，就将重新转入攻势。”我提议删去这句话，补上：“在危机时期，无产阶级被迫采取守势。但在后退时，无产阶级必须开展防御性斗争。”由于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国家政权，所以防御性斗争必然转变成政治斗争。经济危机是政治积极性急剧提高和国内战争爆发的时期。如果无产阶级不以应有的进攻精神开展这场防御性斗争，那么资产阶级就会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到工会成立以前的水平。”（赞同声。）
塔尔海默（德国统一共产党）：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世界形势和世界危机的提纲，无疑地对共产国际的策略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提纲已经预先在一定程度上对策略观点产生了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提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策略观点进行审议。基于这个观点，托洛茨基同志在发言中所说的“在1918年和1919年出现过革命运动的迹象"这一句话，特别引起我注意。据我的记忆，他是这样说的：那时，欧洲革命变革只消数月即可实现，现在看来没有几年不行。我认为，那时他把标尺定得太近了，现在却又把标尺定得太远了。我并不想以此否定，要等上许多年，欧洲任何一个大国才会完全具备夺取政权的态势。但确定日期、期限等，我认为是荒谬的。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这句话表明，提纲没有把目前危机时期的革命内容突出地、生动地显示出来，没有把危机时期的危险性明确地指出来。提纲给人的印象是，目前危机时期不过是资本主义平平安安地衰退时期而已，从总体上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资本主义将迎来一个暂时复苏和暂时繁荣时期。我认为，这种观点要修正，首先因为尽管世界形势出现了社会平衡的表面迹象，但不难看出，这种平衡极不稳定，处在动荡之中，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遭到破坏，引起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托洛茨基以当前英美之间的冲突必然要加剧为例，来说明世界政治危机。我预料，诸如此类的，足以打破平衡的紧张因素还有许许多多。德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是最突出的紧张因素之一。我以为，这场冲突要比英美之间的冲突来得还早。
托洛茨基同志精辟地指出，无产阶级［注：据下文，此处应为“资产阶级”之误。——校者］为克服1918年和1919年最初几次难关而采取的经济手段是：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实施战时经济办法，扩大纸币发行量，签订借款协定等等。这一切，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和发言中都一一列举了。但我认为，他从世界经济的这些先决条件推论出来的战略后果，不完全符合它们的情况。我的意见是，提纲应当更突出地强调战略后果，应当着重说明，虽然在目前的危机时期出现了平衡，但这个平衡极不稳定，目前的危机时期孕育着社会冲突加剧与帝国主义冲突加剧的祸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已经提到这一点，但是提得不够明确，不够鲜明。当然，现在谁也没有把握预言，这个危机时期将是国内战争爆发的时期，即预言社会冲突和帝国主义冲突将以什么形式加剧。不过，为谨慎起见（这也是必要的），可以指出，社会冲突加剧与帝国主义冲突加剧是非常可能的，这一点应当说得明确和肯定。（赞同声。）
贝尔（英国共产党）：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所阐述的任务，从内容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国际资本主义企图恢复自己的平衡，第二部分论述革命运动对付这种企图的策略。
不过，我想提请诸位注意更为普遍的动向，即力图恢复财政上相互依存时期——战前时期的那种资本主义的动向。1914年以前，国外流传着诺尔曼·恩杰尔在《伟大的幻想》一书中明确提出来的，认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财政上相互依存，使得战争不可能爆发这样一种观点。这种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财政上相互依存的见解，对我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颇为赞同这个观点，并往往以此为根据来制定策略和总的政策。如果我们接受无论是关于未来战争的公式，或者是关于提高物质福利的公式，甚至是关于国内战争的公式，那我们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不应当接受有碍我们革命运动壮大和发展的任何公式。研究和分析当前的社会问题、社会力量的斗争，这才是我们份内的事情。
战争爆发后，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诸因素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位移。战前，有两类国家：中欧国家和破坏本大陆原有稳定局面的协约国。不过，除此之外，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动荡，而在和平恢复以后，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回到从前相互依存关系上来的动向，这种依存关系有可能对我们革命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了解这种动向是我们制定战略与策略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它能帮助我们把力量集中在需要的地方，从而阻挠旧秩序的恢复。现在，用于巩固欧洲资本主义的新策略五花八门，其中一项主要策略就是吸引美国资本。据说，现在美国对欧洲的投资总额为1800万美元，其中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另一个国家——具体是哪一国家，一时想不起来了——占1100万美元。另有贸易信贷400万美元。美国资本的这种渗透，对目前在欧洲普遍存在的巩固资本主义的动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德国赔款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恢复也极为重要。德国偿付军费即输出煤和铁，不仅有助于本国资本主义的恢复，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整个资本主义的恢复。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在变，因为只要生产增加，无论工人的工资多么低，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仍然会有所改善，这是一个绝不容忽视的事实。再谈船队，这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在把德国船队转让出去以满足拥有数千工人的造船工业的需要之后，现在又有动向表明，要把没收德国帝国主义的德国船队归还原主。这也是一种力图恢复欧洲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的迹象。资本家已经看出，美国、法国，干脆说，协约国各个国家都离不开也甩不掉中欧国家。尽管资本主义无力根本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或实现稳定的平衡，但以上措施仍不失为暂时恢复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因素。再者，一度起过重要作用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各边缘国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都有可能被用来充当英国资产阶级手中的警察。
英国资产阶级以其对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所持的态度，以其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所作所为，而把那个本应毁于战争的普鲁士军国主义，那个德国帝国主义，在欧洲一手扶植起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它妄图恢复昔日欧洲稳定的企图下干出来的。恢复欧洲稳定的平衡这一动向对英国国内的形势产生值得注意的影响。它在英国将成为形势益发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它将使英国资产阶级自食其果，作茧自缚。确实，在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现象、经济竞争和内战愈来愈普遍。世界市场的压缩及其在和约签订以后的恢复，迫使世界市场的贸易时而由德国转向英国，时而相反。与此同时，在英国，暴力政策执行开了。自1914年起，在英国没有一次罢工不遭受武力镇压；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资产阶级为了用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就总是要诉诸武力。顺便说一下，这种警察暴力是那些被托洛茨基同志指责背叛了革命工人群众的工会产生恐惧心理的重要来由。托洛茨基还说工人领袖背叛了工人群众，但我认为，虽然普通工人渴望参加真正的革命活动，但军国主义和武力示威却是导致工人领袖采取较为妥协的政策和迫使革命运动转入地下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比过去更加重视英国的动向。
既然英国的革命运动正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那么，我们可以指望革命将在欧洲蔓延。否则，英国因距离德国以及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其他中欧国家较近，而可能成为维护欧洲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因此，我提议把问题提交委员会，并责成它不可把问题寄托在爆发国内战争的可能性上面。不可把它和其他公式联系在一起，而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解放那些注定要将英国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的社会力量上面。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和提纲在会上受到了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们关于策略的讨论发出警告。我不同意这种批评。我的观点是，我们应当非常感激托洛茨基同志，是他切实地、详细地和客观地为我们的策略论断打下了基础。作为马克思的真正学生，他深入地研究了一切社会动态、一切社会斗争。
我不打算就他在报告中所阐述的某些论点发表看法，但我想强调提纲的特点及其性质。我总有一种印象，就是会上无论是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或者是对他的提纲，更多地是从策略问题角度，而不是从报告与提纲纯客观的和科学的意义与倾向角度来分析的。
报告与提纲的倾向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同志十分确切地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各种倾向。他指出了从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与这次危机存在的本质上的区别。他的所有论点，可以归结为一个我认为是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是无论今后整个发展进程如何，资本主义经济已被判处死刑。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到了临界点，就其本质而言，它不可能超越这个界限。它将被共产主义消灭和取代。托洛茨基同志相当明确地强调国家政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企图复兴资本主义——尽管它现在处在衰退时期——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个国际性现象引人注目，谁都不可能不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资本家正在竭力利用和滥用国家政权以复兴资本主义制度。我不同意塔尔海默同志的意见，他说什么法德冲突可能比英美冲突爆发得早。我同意这种冲突可能爆发的说法，但我注意到，双方都有用牺牲无产阶级利益的办法来调解冲突的意向。就目前而言，这种倾向甚至占了上风。我的见解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调解，不仅损害德国无产阶级利益，而且也损害法国无产阶级利益，所以它比严重的危机还要危险。我认为，德国、法国以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面对这种调解的危险，必须唤起满腔热情，进行紧张的活动，发扬勇敢的战斗精神。
我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十分正确地强调，我们不应当指望资本主义经济经过自动发展而必然走向衰退。相反，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意志作为一种社会动因，应当尽快地和坚决地干预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又指出，共产党恰恰应当在这个经济基础上进行革命活动，也就是说，经过第一次打击之后必将爆发的危机还是延期爆发为好；也就是说，应当避免片面性，不能坚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沦为奴隶和联合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动因。如果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沦为奴隶能起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早在战争期间，无产阶级群众就应当进行决战了。要知道，那时我们也指望过，在无产阶级的灾难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一场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掠夺战争的暴动必然要发生。然而这个指望落空了。
在失业现象遍及各地的德国，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争取失业者，使他们成为革命斗争的先锋，但实践使我们确信，并非全体失业者都肯加入斗争的行列。
我不想就此问题谈下去，因为我认为这是策略问题。此外，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形势尖锐化、无产阶级赤贫化和奴隶化，都不会给革命带来多大益处。请大家回想一下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吧。那些饱尝悲惨处境之苦的广大群众哪里有半点革命义愤？而主要是哪里有丝毫革命行动的志向？至少我不认为失业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不认为必须重视他们的作用和积极地利用他们。但是，同志们，必须估计到，正如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的，向经济形势好转的过渡时刻确有可能出现，到那时，我们不必张惶失措，对于资本主义处在巩固的前夕这一点也不必担忧；我们应当坚信，这只是资本主义虚假繁荣而已。共产党必须在各个时期全力以赴，主动开展革命活动。我从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中得出的印象是，要坚决克服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当中的任何消极情绪。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产阶级也好，共产党好也，都要坚决地勇往直前，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在一切领域进行紧张的斗争，随时做好斗争的准备。（热烈的赞同声和鼓掌。）
罗易（英属印度共产党）：
同志们！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和资本主义生产目前所经历的危机，不应当局限于欧洲和美国。应当打破这个界限，因为，尽管资本主义中心无疑是在这些国家，但资本主义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其势力已扩展到了欧洲以外的大国。资本主义因扎根殖民帝国而不仅可以维持，甚至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无疑，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十分严重的危机，而且看来没有任何解救的灵丹妙药。但我们仍然不应指望资产阶级会轻易放弃斗争。资本家正千方百计地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以克服危机。他们深知，世界无产阶级会利用这场危机来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和破坏资本主义体系，因此，他们必然要寻求巩固资本主义体系的方法。
经过世界大战，整个地球被美国和英国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了。世界实际上属于这两个国家所有。美国吞并了整个新大陆，而把亚洲大陆和非洲给了英国。在经济上，欧洲大陆国家实行上不是依附美国帝国主义，就是依附于英国帝国主义。鉴于这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现在主宰着资本主义世界，它们复兴资本主义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德国及其工业的被破坏，严重地动摇了美国和英国的工业地位。战前，德国的大批商品充斥了英、美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市场。战后以及德国工业遭破坏以后，这些国家的市场被美国、英国和日本占领了。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因德国衰败而遭受的损失，通过占领市场而大部分得到了补偿。资本主义大国开始明白，凡尔赛和约纯粹是胡闹，和约的条件根本无法履行，和约将不仅断送了德国，而且也断送了它们自己。缺乏远见使它们陷入绝境，为寻求出路，它们正力图使德国在经济上复兴，帮助德国打下坚实的工业基础。英国只靠自己的资金不能胜任复兴德国的任务，没有殖民地的巨大财富作后盾，英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宗主国的经济结构是担负不了复兴德国的重任的。所以，英国不仅从它自身的经济结构，而且也从它的殖民地和帝国领地吸取力量。为使国际资本恢复元气和防止惨重的危机发生，英国继续推行并扩大它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战前，英国在它的广大殖民地保持集约化耕作，尚有利可图，可以获得大量原料，如今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工业迅速发展，使得英国失去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因而这项政策也行不通了。现在，英国工业的特点是生产过剩，然而，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把生产过剩视为不祥之兆。
相反，殖民地国家的工业逐步发展，使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因为，工业国的工资无论多么低，它们的生活水平无疑要比其他国家高。同时，因殖民地国家的工业正在发展，当地居民的购买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多半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工业危机便使得大量资本变为闲置资本。而我们知道。如果资本主义阶级不能有利地处置它的资本，那么后果必然是惨重的。现在，它们正加紧把资本从宗主国输往其他国家，以使这些国家得到发展。此外，为了用恐怖手段对付工人运动，政府还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它们还从巨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用来收买工人领袖，甚至用更多的钱发放大量的补贴等等，以求用和平方式制止失业者采取革命行动。因此，我提议，提纲应当单列一条，强调殖民地对巩固国际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和指出共产国际的任务——注意殖民地的资源，这些资源有可能被资本主义体系广泛用来实现其复兴目的。
克南（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自大会讨论以来，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对原则和提纲只有批评意见，并且“左”得出奇。我设有必要同“左”倾进行论战，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将亲自给予它们以强有力的回答。我感到奇怪的只是，法国代表在他们对提纲的修正案中没有明确地和公开地说明他们右倾的理由，这一点令人遗憾。
我认为，讨论这项议程的目的并不在于论证革命万分必要，而在于说明共产党是进行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具体地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今后一年内，世界形势将向我们展示什么样的前景？换句话说，从这一次代表大会到下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世界形势有哪些因素可能加剧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今天我们在论述提纲时，内容必须更加具体。重要的是，要制定一条指引我们走向1923年以至1924年的路线，这条路线还要向我们精确地指明，正如托洛茨基同志所说，在1923年或1924年将要爆发新的冲突。而过分强调这条笼统的路线和英美之间将要爆发一场争斗，已经使我们严重偏离具体的斗争。必须适当扭转这种偏差，必须在提纲里着重阐述共产国际在今后一年内的任务，而少谈未来的战争；必须针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对抗和政治对抗作出指示，哪怕几项指示也好。我同意波甘尼和塔尔海默两同志的论点，并认为，波甘尼同志提出的修正案完全正确。
此外，美中不足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以及他的提纲分析当前形势，主要着眼于俄德关系，而没有充分反映国际现状。英国与日本，英国与美国将来发生严重的对抗，这是确定无疑的。但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而当今时代表明，下一步要发生的是一系列尖锐的经济对抗与政治对抗。提纲的着眼点未免遥远而又遥远了。
上西里西亚问题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鲁尔区被占领的危险依然存在；裁减军备问题仍未了结，经济问题也未解决。形势每时每刻都有急剧恶化的可能。前面发言的同志已经指出，近东形势恶化了，而东亚的紧张形势目前趋于缓和。那么东亚的新政策发挥的作用如何？我们对新政策应持什么态度？最近，波兰和意大利各自经历了紧张的战斗，上西里西亚问题的反作用我们也已亲自体验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正经历一场严重的斗争，巴尔干各国正遭受骇人听闻的压迫，挪威国内爆发声势浩大的罢工，还有英国大罢工，刚才已经有人简单地提到了。此外，在意大利，运动又在发展壮大。总之，形势普遍急剧恶化。对此，要有明确的对策。地中海制海权易手——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方才提到意大利——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近东，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了：法国和希腊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同小亚细亚诸共和国作战。美国力图保住对意大利强有力的影响，英国何尝不想控制这些国家，但它力不从心，只得让位。
提纲还有一个论点，我认为讲得不透彻，我想提几点意见。托洛茨基同志讲到国家破产，但讲得不深不透。在论述一个国家处于资平主义衰退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必须说明，国家破产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不能消除任何弊端，而且，他所谓国家破产，现在已根本不可能发生。现在，国家破产，以德国为例，就意味着革命，这是我们确定对这些问题的对策时所应遵循的方针。我确信，明年，如果要按照代表大会现在的观点发动工人，使他们做好革命的准备。那么，必须交到工人手中的提纲就不能只讲1923-1924年的战争，而要着重讲目前即1921年发生的对抗。我希望委员会在这方面提出一系列实质性的修改意见，以便代表大会的决议能在我们各自国家里贯彻执行。（鼓掌。）
托洛茨基作总结发言
托洛茨基：
同志们！开始讨论以后，勃兰德同志率先发言，他的演说十分精彩，我不想评论，因为演说的内容我基本上同意。我只想就他发言中的结束语发表一点意见。当时主席催他，他的话可能没有讲完，但这一句结束语有可能引起误解。勃兰德同志说，我们不用统计数字，而用大刀打败资产阶级，并且，为强调这一点，他还特意指明报告人即我的身分。必须公开声明，我接触最多的是红军的统计工作，而不是大刀。（笑声。）假如在勃兰德及其他同志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所谓拿大刀参加红军作战的人，那他们把我的职能想得太不切实际了。我更多的时候是从事靴子、裤子，对不起，还有衬裤的统计工作，而不是拿大刀冲锋陷阵。（全场哈哈大笑。）总之我认为，大刀和统计工作丝毫不矛盾，在战时，军事装备统计工作不可小看。拿破仑讲过：“兵不嫌多。”我们知道，统计工作也包括统计兵力的多少。勃兰德同志想必不会忘记，在我们进军华沙的时候，我们的统计就出了差错，距离和兵力都没有计算准确，对敌军的反抗也估计不正确。总之，锋利的大刀，加上大刀等军事装备的精确统计，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鼓掌。）
捷曼同志抓住勃兰德同志的一点意见，用更加刺耳的话重复说：我们用不着证明革命的必要性，我们应当进行革命。这一句话不完全错，但也不完全对。就工人而言，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认清革命的实质、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必然性，而就资产阶级而言，则应当强行革它的命。因此，如果捷曼及其他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仍然坚持认为，历史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革命就必然发生——这是扎克斯同志或捷曼同志的用语——并且认为这是对经济发展作客观分析得出的结论，那我认为他们毕竟是错的。要知道，这也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所一惯坚持的观点。我们对此不再感兴趣。我们要有目标，并要借助于相应的组织和策略而达到既定目标。的确，正像不能把大刀同统计工作对立起来一样，不能把历史的主观因素同革命意志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同客观条件对立起来。要知道，既然机会主义者——希法亭们、考茨基们和考茨基主义者认为精神发展过程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并只把客观因素即只把我们认为是客观的、几乎完全排斥主观因素（工人阶级的革命的、起推动作用的意志）的敌对阶级意志的因素列入他们伟大的历史统计范畴，就是说，既然他们以此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诡辩术，那我们就要另辟蹊径，有系统地组织革命。有一种革命的思维方法，其代表人物在俄国随处可见。他们就是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而其左翼尤甚。他们对于客现思维，经济发展的分析，政治发展，用哲学术语来说，客观的、内在的趋势，一概不屑一顾，他们把这一切同自由的意志、少数派的革命行动对立起来。若把主观因素同客观因素相分离，这种哲学就变成纯粹的革命冒险主义。我想，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学校里学会了辩证地和实际地将客观同主观相结合，即学会了使我们的行动不仅建立在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上，而且建立在一种信念上，即：工人阶级必须追随我们这个主观意志，工人阶级的作用取决于客观形势。因此，为证明我们的论断，我们应当利用经济分析和统计工作，以便选准我们要走的道路，好紧握大刀沿着这条道路冲锋陷阵。
扎克斯同志认为，提纲不是一个适合共产国际需要的文件，因为它对欧洲经济的衰退与进步缺乏足够的批判态度。我只举提纲第9页为例，那上面讲得一清二楚。其次，扎克斯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主观因素，然而，提纲并没有强调这个主观观点。本来，扎克斯同志的倾向与今天在会上发言的多数同志不同，但我认为，他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都没有看过提纲。提纲第34条明明指出：“资本主义在上述基础上复兴的问题，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肯不肯在新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这还不够主观吗？！）,为使自己重新遭受比战前更集中、更残酷的奴役创造坚实的条件而作出必要的牺牲。”接着，提纲就积累即加紧积累的必要性，就健全货币的必要性等阐述了论点，而所有这些论点都表明一个思想，即经济平衡不是抽象的、机械的。经济平衡只能通过阶级的活动来恢复。但阶级是以经济作基础的。在战后三年内，资产阶级所以能保持平衡，是因为资产阶级现在继续执政。它靠什么来维持政权呢？我已经说过，靠发行新纸币。另外，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以降低粮价和减收房租的形式，由崩溃了的国家财政拨款来增加工资。德国向英国市场每投放一件商品，就等于德国有一处住宅因欠付房租而遭到破坏，或一幢房屋的一部分不能维修。可见，要想恢复阶级平衡，就得挖经济墙脚；反之，要想恢复经济，就得破坏阶级平衡。这是一种循环论证法。这便是提纲的基本思想。我有必要请那些没有悟出提纲中这个思想的人再把提纲仔细看上一遍。
捷曼同志说，苏维埃俄国能够起资本主义安全阀的作用，也就能破坏世界革命的发展。事态还没有这么严重，欧洲资本或美国资本尚不至于为摆脱国内失业所造成的困境而拿苏维埃俄国开刀。情况还不令人十分担忧，况且，不幸俄国已破败不堪，它所吸引的外资额不足以构成对美国和欧洲革命发展的威胁。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我还要讲讲波甘尼同志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提纲前后矛盾，还认为在第4页和第14页上有遗漏。他所谓的矛盾：一开始我们说，出现繁荣以后，革命激烈爆发的可能性变小了，变得渺茫了；后来我们又说，虚假的繁荣也许阻止不了革命，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会有助于革命的发展。的确，我对过去的和未来的虚假繁荣并不等量齐观。波甘尼同志竟认为这是前后矛盾，其实不然，我们看待繁荣，必须联系历史，不但要联系全世界的，而且要联系个别国家的具体历史情况。波甘尼同志的思维方法，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用一句套话说，是比较机械的即形而上学的，因为在他看来，危机也罢，繁荣也罢，它们所造成的倾向历来是相同的。这大错特错。首先，这样来解释提纲，会使人们产生种种糊涂观念。他说，提纲反映出两种倾向：（1）预计英美之间将爆发战争；（2）预计经济将出现繁荣。其实，我并没有把繁荣作为策略的着眼点，我无求于繁荣，也不能指望它来改变现状。根本不是。那么提纲是怎么说的呢？提纲说，我们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尖锐的危机，这场危机促使资本家阶级①加紧向无产阶级进攻。现在，无产阶级到处都在进行防御性斗争。我们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的防御性斗争引向经济领域，使它深入发展，并进一步启发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启发的办法是，明确地规定斗争条件，使斗争具有政治形式，变这场斗争为夺取政权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我在报告中讲过，并且，我和瓦尔加同志一起也在提纲中写了：如果在两三个月以后，或者半年以后，经济形势好转，那不用说，这完全是因为革命还没有爆发的缘故。如果革命爆发，那我和波甘尼同志当然不会阻挠它，相反，会全心全意投身到这场革命中去。可是，波甘尼同志，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那该怎么办？如果不仅设有爆发革命，反而是经济形势好转，那又该如何？瓦尔加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指出，现在已有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形势可能好转。他甚至指出，即使眼下谈经济形势好转为时尚早，那也必须肯定，经济形势恶化的速度必将放慢。这是毫无疑义的。物价已不像从前那样大幅度下跌。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渐趋缓和，生产在表面上普遍呈上升的迹象。诚然，上升的幅度有限。或许，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回升，马上又要倒退回去，也未可知。不过，经济明显好转，也未尝不可能。这不取决于我，不取决于波甘尼同志，也不取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确实是一种外在的、自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那么这是否预示着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即将到来？绝对不是。波甘尼同志认为，如果在三个月内，英国市场活跃起来，出口和生产都增加，那就绝难指望革命会直线发展，也就休想夺取政权。这是不大可能的。战后立刻出现的繁荣与目前正在出现的繁荣明显不同。战后，工人阶级仍充满幻想，它和资产阶级一样，仍处于解体状态。各个阶级普遍处于解体状态。资产阶级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明确自己的目标，同样，工人阶级当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即共产主义小组认清自己的目标，广大群众则处于摇摆状态。当时，至关重要的是，从战场复员回来的工人是失业还是能拿到丰厚的工资，是能买到廉价的还是昂贵的面包，他们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付出辛苦和流血牺牲。资产阶级通过在财政上作出重大让步的办法，用进一步挖经济墙脚的代价，造成了群众在两年之内举棋不定的局面。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大批工人终于脱离了队伍，但总的来说，原有的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失业已使群众陷入极度贫困之中。原来建立的共产党已经成熟起来，群众的幻想正在迅速地破灭，他们的绝望情绪正在日益加深。现在，我们在危机的基础上进行斗争，并将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斗争下去。不能说，在这场斗争中和这个危机期间，我们就不能在某个国家取得政权。但即使这场斗争不能奏效即导致胜利，那也正如提纲所指出的，虚假繁荣决不会麻痹工人的斗志。相反，只要经济一繁荣，全体工人就会记起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绝望，他们所遭受的各种牺牲，因而也就会要求赔偿包括因减少工资和经历危机而遭受的一切损失。这一点已从历史上、经济上和心理上得到论证。至于波甘尼同志说什么我预计将爆发新的战争，预计将出现繁荣，我真不明白，究竟是我五音不全，还是波甘尼同志的乐感不灵，也许都不是，全怪音响效果差劲。（笑声。）总之，我的发音器官同波甘尼同志的听觉器官不怎么谐调。我不曾劝任何人指望英美之间爆发战争。我不曾料到，1924年这个日期竟会如此令人着迷，早知如此，我绝不会提出这个该死的日期，因为它对我的结论没有丝毫影响。我不过是以它为例子罢了。我在探讨经济平衡问题时曾经提出：在国际相互关系中，经济平衡的情况如何呢？我说，在1914年前夕，当各国都在准备打仗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和平时期军事上对峙的局面。但是谁都没有料到冲突会来得这么快，谁都不敢下断语，两年、三年或者四年之后，冲突必然发生。这个难以避免的冲突并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数学点，它也对目前欧洲国家的部署产生影响。
①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为“资本主义阶级”，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改为“资本家阶级”。——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塔尔海默同志一再指责我，说我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能量储备起来，以应付1924年战争。真是无奇不有。他还说，我的立足点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和平崩溃。他明确表示，这是提纲的立足点。让我来重复引证提纲第34条，上面记载的内容与塔尔海默的论断截然相反。上面写道：假如资本主义自动崩溃，那么平衡就可能恢复，但是，资本主义崩溃的过程恰恰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发生，所以平衡不可能恢复。
赔款问题也是从这个角度探讨的。有人说，德国赔款会成为重新稳定协约国资本主义的手段。完全正确，但只有支付赔款，这种手段才能成立，而要支付赔款，德国无产阶级就要通过生产不仅满足它自身的需要，不仅为本国和本国资产阶级创造利润，而且要为赔款提供资金。这意味着加紧剥削，加剧阶级斗争，而决不意味着恢复平衡。
许多同志抽象地提出，究竟什么引起革命？是贫困还是繁荣？这种提法是根本错误的。我在报告中已经证明过这一点。一位西班牙同志私下交谈时对我说，在西班牙，战前工业一片萧条，但是战争一打响，工业顿时繁荣起来，工业一繁荣，革命运动也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一次我没有举俄国的例子，而举了位于欧洲另一端的西班牙的例子。同志们！无论是贫困或者是繁荣，其本身都不可能引起革命，这是误解。危机、动荡、动乱——这才是革命的动因。
为什么工人运动的官僚变得如此保守？他们多半是一些质朴而又生活有节制的人，不求奢侈，但他们过惯了安定的生活，又因为有一个正常的党的和工会的工作环境，也不担心失业。这种宁静的生活也对相当一部分较为富裕的工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影响。如今，这种怡然自得的生活，这种安定的生活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贫困取代了繁荣假象。物价暴涨，随着货币的波动，工资成比例地或不成比例地也在变。货币像价格、工资一样波动不定，接着，又要出现经济大繁荣假象和深刻的危机。每一个工人的个人生活不稳定和对未来缺乏信心，这是当今时代最革命的因素。提纲对此已作了十分明确的论述。提纲既把危机也把繁荣作为依据。提纲第13页写道：“生活条件不稳定，说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普遍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是目前革命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①
①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纲）》第36条，文字略有改动。——编者注
这个论点既适用于危机时期，也适用于繁荣时期，同时，也适用于工人阶级所处的政治环境。战前，工人阶级对普鲁士制度习以为常。不错，普鲁士制度是一个铁框，但它十分安全。人人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现在，这个普鲁士式的稳定制度不复存在了。战前，工人一天拿3个马克。那可是响当当的马克，用它能买到点东西。现在，工人一天拿20、30、40、50马克不等（确切数字我不详），可用它几乎什么也买不到。不错，德国有皇帝，可是人人放心，知道不会因为罢工而在大街上被打死，至多被关进监狱。可现在无从知道，当你以共和国的自由公民身分在大街上散步时，你会不会被开枪打死。面对这种动乱，就连最心平气和的工人也会愤愤不平。这种动乱就是革命的动因。这里有人说，我本人也好，提纲也好，念念不忘英美之间的对抗，而忽视其他对抗。这完全不对。克南就法德相互关系所陈述的意见，提纲都讲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提纲第10页甚至就德国作出的让步及其与此有关的一切也都作了阐述。上面写道：“德国于5月在赔款问题上作出的让步，标志着英国暂时取胜和中欧经济将进一步崩溃，同时也标志着法军有可能在近期内占领鲁尔区。”①
①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纲）》第29条，文字略有改动。——编者注
克南同志陈述的所有原则性意见，提纲全都说到了。当然，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未来的1924年上面。我们应当清醒地把握每一个时机，研究每一天的动态，进行周密的准备。我认为，正是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大有希望把无产阶级争取过来。这一点极其重要。在夺取政权和掌握实力以前，必须先争取无产阶级。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如何呢？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即《前进报》和比利时《人民报》之间的论战，我请诸位注意一下。我不知道，在德国是否充分利用了这场论战。同属第二国际的两党机关报就德国赔款这个最现实而又最重要的问题展开的论战，对每一个德国工人，比利时工人和法国工人都大有教益。当白里安以占领鲁尔区相威胁的时候，卑鄙的比利时社会党《人民报》竟向德国同志提出以下问题：“我们看到，在卡普叛乱期间，德国工人坚贞不屈。为什么他们现在沉默不语？为什么德国各地的工人组织不公开表明自己的意志，使鲁尔区免遭占领和免受军事管制？”
这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的政府不按规定数额向法国偿还赔款，那么我们的政府即比利时政府就要会同法国政府给你们德国工人一点颜色看看，因此，你们德国工人就有义务革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命，迫使它偿还赔款，以此来避免我国资产阶级找你们的麻烦。（笑声。）这好比是耍球，谁输了，谁就要尽革命义务，也好比是马戏团小丑的表演。你的义务就是让你的资产阶级服从我的资产阶级，以免我的资产阶级找你的资产阶级的麻烦。（掌声。）
《前进报》的答复是：“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一股脑儿退还给比利时工人组织，因为，要进攻的是法国军队，而阻止法国军队进攻，这不是我们的事。”说这番话的正是当年拥护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那个《前进报》，那些社会民主党领袖。真该把这些好汉当着比利时、法国、德国工人阶级的面，用狗鞭子抽一顿。
同志们！革命正沿着三条轨道发展。其中一条，罗易同志已经提到了。革命发展的第一条大轨道是正在灭亡的欧洲。欧洲，首先是英国，其社会平衡历来以英国和欧洲在全世界的优势为基础。如今，这个优势已不复存在了。出现小的反复是可能的。但是，欧洲、欧洲资产阶级乃至欧洲无产阶级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了。以上是革命发展的第一条大轨道。
第二条是美国的急剧发展。促成这种大发展的条件永远也不会消失，永远也不会再次出现，就是说，随着大发展而来的必然是大危机、大萧条。伟大国家、伟大社会的这种大动荡，是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因素，因此，今后在美国，革命以纯粹美国的速度向前发展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条轨道是殖民地。战争期间，因欧洲国家被挤出世界市场，殖民地在资本主义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在经济上对世界市场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不起决定性的和明显的作用，但就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而言，资本主义对这三国的革命发展却具有决定性意义。印度的无产阶级落后。但印度是一个拥有半封建土地关系的国家，因而，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国家里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诸位从俄国现代史中便可得到明确的答案。在印度，无产阶级的作用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甚至与工人的数量，都决不可能相符合，因为对于印度或中国的农民来说，除了年轻的、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以外，他们没有别的指望，别的可联合的中心。可见，殖民地的斗争是革命运动发展的第三条重要轨道。不应将三者相互对立起来，因为运动同时沿着三条轨道发展，它们始终相互影响，也无法预料，运动在什么时候，在哪一条轨道上先行一步。但总的来说，客观条件即历史的自动因素，正在出色地为我们效劳。我相信，在生活中，如同在我的发言中，主观因素是阻挡不住的，也是压制不了的（许多同志对此表示担心），相反，革命客观因素同革命主观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一旦共同发挥作用，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提议，要代表大会把提纲交还委员会。当然，让委员会再过目一遍，根据大会讨论意见而对提纲加以修改，是必要的。但我仍然请求代表大会，在把提纲交还委员会之前，先原则上通过，并以此提纲为修改基础。（热烈鼓掌。）
表决并原则通过托洛茨基和瓦尔加起草的提纲
克南：
请代表们原地留下，等发言译出来以后，要就原则上是否通过提纲进行表决。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进行表决。
拉狄克：
同志们！我提两点建议：（1）建议通过托洛茨基同志和瓦尔加同志起草的提纲①，供委员会作修改基础。（2）由代表大会责成委员会就当前欧洲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进攻的斗争中所面临的战斗起草一份文告。
①《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纲）》，见本卷二。——译者注
我提出建议的理由是，大家没有对提纲提出任何原则性的反对意见。通过提纲，也就肯定这一点，因为修改也只限于文字上的小小改动而已。至于第二项建议，我的理由是，报告人的任务主要是客观地分析形势。这个分析是我们作出政治决议和策略决议的出发点。听完这样的报告以后，我们要通过的第一项决议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资本的进攻。
托洛茨基：
我同意拉狄克同志的两点建议，但要稍微修正一下。我认为，起草文告，这不仅是经济委员会而且也是策略委员会的事情，因为也涉及策略问题。我要公开一个小小的秘密。诸位已经觉察到，提纲只字未提策略问题。提纲本来包括策略问题，但是，担任策略问题报告人的拉狄克同志却说我把手伸到别人那里去了。我生来就讨厌这种事情，尽管有人在这方面大作我的文章。（笑声。）因此，我就把策略问题从我的报告中统统删去了。基于上述理由，我提议把起草文告的工作交给两个委员会去完成。（赞同声。）
拉狄克：
我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提议，并撤销我原先的提议。
弗勒利希：
我受德国代表团的委托，请求代表大会原则上不赞成把提纲交付表决。这种表决是限制委员会的自由，我们表示不赞成。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多余的形式。虽然我们承认，代表大会赞同提纲的指导方针，但大家对表决的作用难免产生误解。究竟什么是提纲的方针，这个问题容易引起争论，因此，我们希望委员会在讨论提纲时能有充分的自由。
拉狄克：
同志们！我虽然不是这个问题的报告人，但请允许我指出，德国代表团的表态证明，尽管德国代表团对托洛茨基的报告百般挑剔，但就是提不出一条可以驳倒托洛茨基同志的原则。大家在讨论中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提出的所有意见，不过是对报告的个别部分提出批评，况且有的批评能够成立，有的则不能。经过整整一个晚上讨论，代表大会将提纲提交委员会，而不作明确的指示，那还有什么意义？到头来，不仅委员会而且全体会议又要重新讨论一遍，所以，我只能断定弗勒利希同志对“原则”一词的含义没有完全弄懂。
鉴于德国代表团提出建议，大会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既然要考验大会的工作成果，我主张由各代表团分别进行表决。这项建议如被采纳，我就要求立即停止大会讨论，对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表决。
托洛茨基：
同志们！我们的朋友弗勒利希的提议很不寻常。只能有两种可能：要么存在原则性分歧，要么相反。拉狄克同志认为不存在原则性分歧，我们听完同志们的发言，当然也有同感，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通过提纲。即使存在原则性分歧，那我们也有十倍的理由对提纲进行表决。原因就是：如果在代表大会上有两种对立倾向，那把提纲打发给委员会，代表大会就没有任何成果可言了。代表大会完不成的任务，让委员会去完成，那怎么行呢？那岂不等于代表大会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原则性问题么？
弗勒利希同志的提议与众不同的另一点是，他作为起草提纲的委员会成员，并没有在起草过程中提出任何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当其他同志发表不同意见时，弗勒利希同志安稳地坐着，用心修改提纲文稿。现在，他却说我们不该束缚委员会的手脚。既然委员会里有这样一些成员，他们先是起草文件，然后又要求不要付诸表决，那么，我请求在把这样的人派到委员会以前，先把他们的手脚牢牢地束缚住。（笑声，鼓掌。）
弗勒利希：
我们并不想在委员会上争论哪一个问题是原则性的，哪一个不是。我们只希望委员会的工作能尽快完成。至于什么是原则，现在在这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如果指经济发展是提纲的方针，如果指恢复资本主义的企图不可能得逞，那我们同意；如果指策略结论——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在大会讨论当中已经有人对它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和反对意见。所以我们主张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这一点，只有这一点，才是关键所在。（掌声。）
沙弗涅尔（瑞士）：
同志们！我同意弗勒利希同志最后的发言。讨论表明，至少在第39条中存在着原则性分歧，上面写道：“一旦经济复苏，在当前危机期间被资本的进攻顶回去的无产阶级，就将重新转入攻势。”我认为，这一点证明波甘尼同志提出的修正案是正确的。总之，原来的提法容易被资产阶级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所有社会爱国主义者用来攻击代表大会和第三国际。
因此，绝没有理由让委员会最后裁决。我赞成通过托洛茨基同志原来的报告，并以此报告为修改基础，但希望代表大会要么立即就提出来的修改意见进行讨论，要么等至今未得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委员会在提纲的基础上把所产生的一切问题弄清楚以后，再来讨论修改意见。
就我本人而言，我主张以提纲为基础，以便于代表大会对委员会修改过的提纲再度进行审议。这用不了多少时间。
拉狄克：
委员会的宗旨是提出基本论点，供下一步公开讨论。委员会本身尚不反映代表大会上各派力量的对比，它只是为全体会议准备材料，决定权则在全体会议。如果委员会内部有原则性分歧，则提出的提纲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提纲。
委员会不是没有研究过。同志们嫌委员会的工作不周到。能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原则，自然是经过认真研究的，而决不单单是委员会提出来的。经考虑成熟才把原则拿到代表大会上来。弗勒利希同志或德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出席过委员会会议，但他们当时没有就形势估计问题向我们提出任何相反的原则性意见。他们在大会上发了言。我们听了塔尔海默和克南的发言。他们的意见在一定意义上涉及策略结论，托洛茨基同志没有反驳。代表大会已经承认不存在原则性分歧，现在又轮到委员会对决议进行最后加工了。大会上提出来的建议，委员会有的采纳，有的不采纳，这要尊重全体会议的意见和代表大会已经原则上赞同提纲这一事实。不然的话，我们只好在全体会议上无休止地讨论下去，直到弗勒利希同志提出他自己的与提纲相对立的原则为止。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有人提议，鉴于暂时拿不出别的提纲来，所以提纲不必原则通过，而只把它作为修改基础。要么拿出别的提纲来，要么就作罢，二者必居其一，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因此，我提议进行表决。
沙弗涅尔同志说：“在托洛茨基和波甘尼之间确实存在着原则性分歧。托洛茨基的意思是：一旦出现繁荣，工人就将转入攻势。波甘尼则认为，工人现在就可以发动攻势。”
代表大会建议托洛茨基同志起草文告。他本人已表示同意。同志们！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可要有严肃的处事态度呀。（赞同声。）
主席柯拉罗夫：
讨论结束。没有人报名发言了。
拉狄克：
我们遇到了难题。表决原则性问题，本不应按代表证书，而应由各代表团分别进行，而且每个代表团的表决票数不等。目前，表决票的分配问题只在资格审查委员会内解决了，尚未经全体会议审议。因此，我提议按代表证书进行表决。如有疑义，我们就来讨论该怎幺办；如无疑义，就只能按代表证书进行表决了。（有人作出同意的手势。）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就来表决。首先解决是否同意按代表证书进行表决的同题。谁赞成，请举手。宣布通过。好，就按代表证书进行表决。
拉狄克同志提议，提交委员会的托洛茨基同志和瓦尔加同志起草的提纲须经代表大会原则上通过。现在，就拉狄克同志的这项议案进行表决。谁赞成，请举手。好，绝大多数人赞成。（有人喊：“应当让不赞成的人举手！”）
我赞成这个建议。谁反对，请举手。少数人反对。现在，就第二项议案即关于起草号召工人反击资本主义进攻的文告的议案（当然，要按照托诺茨基同志的修正意见，文告由两个委员会最后定稿）进行表决。
（议案获代表大会通过。）
克南：
主席团提议，批准继续保留受执行委员会委托一直工作至今的委员会，但允许各代表团调换委员会个别成员。此外，请所有在委员会中尚无代表的代表团委派自己的代表。
主席柯拉罗夫：
在休会以前，宣布一下明天会议的安排。会议定于11时整举行，季诺维也夫同志向代表大会作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会议于午夜1时休会。） |
第二次会议（1921年6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第二次会议
（1921年6月23日晚7时50分）
·选举大会秘书处
·表决并通过大会议程
·托洛茨基作《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的报告
选举大会秘书处
主席季诺维也夫：
世界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现在开始。我们要选出代表组成秘书处。执行委员会已征得一些代表团的同意，决定每15个政党推选一名秘书。现在宣读名单，提请大会批准。
库恩同志宣读名单如下：英国——斯迈司；波兰——卡莫斯基；荷兰——西罗拉；南斯拉夫——米尔基契；捷克斯洛伐克——汉德利耶尔；奥地利——科里乔纳；匈牙利——海杜尔；乌克兰——曼努伊尔斯基；美国——马歇尔；拉脱维亚——斯图契卡；斯堪的纳维亚——弗里斯；远东——舒米亚茨基；近东——苏尔坦-扎德；妇女代表——尼古拉也娃；青年代表——明岑贝尔格。
主席季诺维也夫：
对名单如无异议，就进行表决。请坐在俄国同志旁边的懂德语的同志，尽可能给俄国同志译成俄语。现在开始表决。有反对这个名单的吗？有不同意见吗？宣布名单通过。请同志们协商每次会议指派三名同志做秘书工作。
表决并通过大会议程
同志们！执行委员会确定的大会议程已经公布了。现在，主席团提请大会不经讨论就表决通过。有不同意见吗？（喊声：“就抓紧时间进行吧！”）好，这个意见我们提请大家都要考虑。主席团自己也要考虑。那么，现在的提案是，议程不经讨论就表决通过。没有不同的意见。
托马季：
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上，我代表法国工团主义者代表团提出议案，请大会首先审议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即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现在，我请求大会考虑这项提案。这项提案很重要，特别是对法国代表，因为他们至迟在7月10日以前要离开这里，赶往利尔参加代表大会。
季诺维也夫：
这个问题，我要说明一下，现在我们要确定的是，究竟要审议哪些问题，而不是审议问题的先后顺序。法国代表团的要求，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将力求尽先讨论工会问题。按照议程，在审议策略问题之后，就要审议工会问题。因此，按原定议程审议这个问题也不算晚。好了，现在由代表大会就大会议程进行表决。有反对意见吗？没有。宣布通过。最后，要确定会议的程序和进程。我们在以三种文字出版的《莫斯科》报上，向代表们介绍了会议的大致程序和进程，希望大会不经讨论就表决通过。我赞成。不赞成的请举手。宣布通过。
托洛茨基作《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的报告
托洛茨基：
同志们！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在宣言和文告中阐述了世界形势，但是并没有就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当时，只是概略地指出了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使工人阶级对形势有一个明确的了解。现在，这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了。战争结束已经将近三年。在此期间，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①了深刻的变化。目前，资本仍然统治着全世界，因而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提出的世界革命方针，整个来说，是否依然完全正确。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问题就在于，这种变化是确有深刻的根源还是仅仅表面现象。若以资产阶级在1919年——这是战后资产阶级凄风苦雨的一年——的普遍心情而论，把当时各个阶级、政党和政府的心理状态与现在比较，那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资产阶级仍然认为自己强大，至少是，目前它觉得自己比1919年时稳固得多。我搜集了最有影响的报纸和其他刊物就世界共产主义危险和革命危险所发表的见解，现在我来引用几处，我们从中可以受到启发。
①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中，“出现”改为“发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新苏黎世报》是瑞士资产阶级保守派相当稳健的机关报，它密切注视并细心洞察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政治发展情况。该报在3月26日出版的那一期上，对德国三月发动发表了如下评论。
“1921年的德国与1918年的德国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国家观念已大为增强，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几乎普遍遭到居民阶层的反对，尽管共产主义者的人数有了很大增长。而在革命时期，这群坚定果敢的人不过是一小撮。”
4月28日，正当两个阵营都在准备迎接五一节时，《时报》①写道：
“回顾一年来的历程，我们深感欣慰。去年的‘五一’是为举行总罢工奠定基础，而总罢工是开展革命的第一阶段。如今，人人都对国家必能消除一切严重的战争后果充满信心。”
①《时报》（LeTemps），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官方机关报。——编者注
今年4月，还是那一家《新苏黎世报》就意大利局势发表评论说：
“在1919年，资产阶级政党衰败不堪，涣散无力，束手无策，在纪律严明的赤色分子齐心协力的冲击下，节节败退。
“在1921年，资产阶级却抱成团，满怀胜利的信心对付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则毫无斗志，不敢轻举妄动。这都多亏法西斯分子。”
我再引用我们的兄弟党——波兰共产党决议中的一段话，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例子。
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4月波兰共产党举行了代表会议，会上作出了参加议会选举的决定。作出这项决定，其根据概括地说是：
“到1919年冬季，资产阶级已经使国家机构走上轨道，因而在斗争中占了上风；波兰社会党为虎作伥，使工人苏维埃被政府摧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就必须利用选举竞争和议会讲坛。”
当然，这并不能说，波兰共产党打算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它只不过是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不同于1919年时的估计罢了。
社会民主党同国家的关系，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客观上相应地改变了。社会民主党人普遍从政府中被排挤出去。只有在德国，在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他们才得以暂时重新参加政府。也是在上述新形势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过高地估计了新形势的作用，因而彻底地向右转了。一年或一年半以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观点完全对立，如今，在阿姆斯特丹的推动下，他们之间的差距已大为缩小。老的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已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站到同一立场上了，而这两个国际则对既成的事实却处之泰然。三方力量的结合，有力地证明：1919年和1920年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存在过的反政府倾向已经荡然无存。
战后三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三年。俄国这个在世界大战中深受灾难的国家发动了1917年三月革命，率先卷入了革命洪流。
在英国，早在1917年就爆发了经济大罢工。同年年底，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瞒大家说，那时，我们认为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比在俄国夺取政权容易得多。其实不然。这也与当时的整个世界形势有关。
在若干中立国家，1918年爆发了工人大罢工；同年年底，因战争失败，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爆发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虽然明显缺乏组织性，但其规模却愈来愈宏大。1919年①，在德国爆发了一月流血斗争和三月流血斗争；同年年底，在美国爆发了煤矿工人大罢工和铁路工人大罢工。资产阶级疯狂反扑，镇压工人组织，逮捕工人，等等。1920年，德国经历了卡普暴乱事件，随后工人开展了武装斗争，采取了对“民主”的报复行动。在法国，五月一日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紧要关头，铁路工人和工人阶级其他阶层举行了总罢工。
①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误为“1916年”，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改为“1919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在俄国，红军要进军华沙，但进军与否，还要等，还要看，就是说，要依国际局势的发展情况而定。这次进军并不成功，就像1920年意大利轰轰烈烈的九月行动也不成功一样，因为，虽然意大利工人占领了所有工厂，但是党却没能担负起自己的职责。九月行动使资产阶级从颓废状态中振奋起来，而党对九月行动的态度更促使资产阶级转而采取了攻势。屠拉梯先生说，九月行动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意大利工人还不成熟，他们虽然占领了工厂，却不善于管理生产。其实，他的话并没有说错，因为意大利工人一直没有把屠拉梯和塞拉蒂分子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1920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总罢工。1921年，德国的三月战斗、英国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和挪威的全国总罢工，是伟大斗争中的三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但其结果并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这是绝不可忽视的）。于是，第二半国际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先生就说，这个结果表明第三国际破产了，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在战争末期或在战后很快就会爆发世界革命。他说，现在看出，这种预言或者说这种希望是极其荒谬的、不切实际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和第二国际打赌，说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一定能把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因此，我们也不认为自己赌输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应当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第二半国际。这并不是一种像天文现象那样可以预见、可以预报的、与人的意志毫不相于的纯客观的情况，而是要由人去实现的夺取政权的问题。
夺取政权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即使我们在一定期限内没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也并不表明第三国际就破产了。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审慎地修订我们的基本革命方针。在战时，甚至在战前，我们就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把国际革命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了。理由何在？其理由就是，虽然当时只是预见到要爆发战争，但战争毕竟是打破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平衡的一种现象。试问，这是否出乎我们的意料？既然合乎意料，那么，战后三年来，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和资本——把被打破了的经济平衡恢复过来了没有？
同志们！目前认清经济形势，谈何容易。统计总是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经济统计历来是不准确的，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再者，战争不仅使经济而且使整个国家机器，其中包括统计，脱离常轨。以下我要列举许多数字，这些数字是很靠不住的，这一点我每次都要强调。这些数字尽管不可靠，但仍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形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近几年来，我们总是同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这样的数字打交道，但是从国家经济或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却不十分清楚。先从最平常、最简单的事实即世界的物质生产谈起。首先谈农业。把1920年的粮食产量同战前五年的平均产量相比，产量只减少了将近2000万公担。
如果撇开美国不谈，则情况完全不同。欧洲各交战国的粮食产量比战前减少37％，各中立国的粮食产量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而大洋彼岸各国的粮食产量则增加了21％。俄国不包括在这个统计以内。战前，俄国供应世界市场的谷物，平均每年约1亿公担。今年，世界市场短缺1.2亿公担粮食。目前，美国农场还存有大量因价格低而不肯出售的谷物。
畜牧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世界畜牧业几乎仍保持在战前的水平上。欧洲各交战国的畜牧业大为衰退，各中立国仍处于战前的水平，而大洋彼岸各国则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世界肉类主要市场——芝加哥市场的肉价，竟低于战前。尽管经历了战争，但各国人口还是比战前增加了8000万，而市场上的粮食却减少了1.2亿公担。实际上，肉制品和粮食制品并不是没有，只是市场上不见罢了。这说明世界变穷了，人们挨饿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司空见惯的事实。此其一。
谈到世界上煤的需求量，情况也大致如此，甚至更糟。1920年全世界煤的需求量为1913年的97％，可见需求量减少了。同战前相比，欧洲的产量减少18％，而美国却增加13％。棉花的需求量也是如此。各类产品的总数量都减少了。欧洲衰退了，而美国振兴了。
再看各国的国民财富，不谈收入额，只看目前实际拥有的财富。估值数字很不可靠，且有波动。但是这些数字足以把价值数以十亿、百亿计的经济，即天文数字的经济纳入狭窄的物质范围之内。
战前，各交战国的国民财富加起来，估计为2.4万亿金马克。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国家的年收入为3400亿金马克，那么，在战争期间消耗和损失了多少呢？各国经济学家的估计不尽相同。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消耗和损失的财富达1.2亿金马克。这个数字并没有被夸大。战争进行了四年，每年平均消耗3000亿金马克。刚才指出，战前各交战国的国民财富加起来，为2.4万亿金马克，可见，战争整整消耗了这个数字的一半。然而，战争不仅消耗了一部分国民财富，而且也损失了每年的大部分收入。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国家的年收入总额为3000亿金马克。在这里，我不打算为这个数字提出根据来。这是一个概略的数字。战时的收入至多是这个数字的1／3，即不超过1000亿金马克。可是，社会还继续存在，还需要消费，因而整个生产机构也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可见，从收入中最多只能消费4000亿金马克于战争，而战争总共耗费了1.2万亿金马克，这就是说，还有8000亿金马克取自国民财富，即消耗了国民财富的1／3。由此可见，战后，各交战国的国民财富加起来，已经不是2.4万亿金马克，而只是1.6万亿金马克。再作一比较，欧洲向其他大陆企业的投资额为1500亿或2000亿金马克，也就是说，欧洲为剥削其他大陆所投入时资金总额为1500亿或2000亿金马克。可见，上述军费开支竟超过这个数字的6－7倍。
现在，我们来看看纸币的流通情况。战前，全世界纸币的流通额为280亿金马克。现在的流通额已达2500亿至2800亿，甚至达到3000亿，换句话说，为战前的10倍。这个事实对于我们以后要下的结论极为重要。欧洲交战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每况愈下，国家贫困化。称之为资本的纸币也和公债一样，发行过量。但这种资本至多只能勾起人们对不复存在的资本的回忆，以及对获取新资本的向往。无论如何，它不代表现有资本。不过，它却发挥着资本即资金的职能，使人们难以弄清整个社会、整个现代经济的本来面目。经济愈贫困，它在虚拟资本这面镜子里的影像就显得愈发富足。其实，这个虚拟资本表示，各阶级在逐渐减少的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中的份额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点，我们等一会儿就会看到。再者，国民收入减少的幅度小于国民财富减少的幅度。其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双管齐下：军费开支和战后国家经济不仅要在国民收入中，而且要在国民财富固定基金中寻找出路。
一个行将破产的人，绝不会首先①考虑如何去巩固私有经济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在消费生产，特别是当前生产方面，欧洲经济所提供的产品竟大于生产设备所能达到的实际水平。换句话说，为了维持和进一步发挥生产设备的效益，往往使用数量不足的劳动力，以掩饰业已出现的全面贫困化。因为，部分乃至全部停建新厂和勉强维持老厂，这种情况不大引人注目。我们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无暇顾及这种情况，甚至现有商品也不能充分利用。住宅就不同，住宅的破坏令人十分头痛，因为即使在危机时期，人口照样增长，不管世上出现什么样的麻烦，人们对住房的要求照提不误，而住房紧缺乃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建房，没有几十亿元资金不行。这一点，我已向诸位证实过，不想再用数字令你们生厌了。只重复一句：要想缓和住房异常紧缺的局面，不拿出几十亿元不行，这个事实也说明，整个生产机构已经崩溃，社会基础遭到破坏，而所有这些，并非用数字就能轻易估计出来的。
①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为“首先决不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改为“绝不会首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贫困现象在各国不尽相同。以交战国为例，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俄国就与众不同。关于俄国，我们单独再讲。奥地利也暂且不谈，因为奥地利经济已破败不堪，所剩无几，在一般分析中不足以说明问题。先从德国讲起吧。德国和英国都是交战国，但两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我说明德国经济状况的依据是，理查·卡尔韦尔①在一本论国家破产的精彩小册子中所援引的结论。这个问题目前在德国经济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理查·卡尔韦尔深知德国商品生产的作用。但仅靠数量评定，太不可靠，因为还涉及商品的质量问题。他提出了不应忽视的另一种评定方法。卡尔韦尔经过相当精确的计算得出结论，1907年的商品生产相当于1130万工人的生产劳动。而自那时起，劳动条件根本改变了。工时缩短了，工作强度降低了，如此等等。于是，他得出结论，目前德国工人的数量为480万，即不超过1907年工人总数的42％。
①注：理查·卡尔韦尔（RichardCalwer，1868—1927），德国经济学家。——编者注
卡尔韦尔分析了农业状况，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他说：“在这方面，我也发现，农业生产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比和平时期下降50％以上。”
德国的国债高达2500亿马克。德国货币是怎么个情况，尽人皆知。目前，德国的纸币流通额为800亿或810亿，其中只有50亿真正有黄金储备保证。因此，卡尔韦尔的结论是：1马克的现有价值只等于6－7芬尼。有人指出，1919—1920年，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独占鳌头”，恰恰因为货币贬值。我保存了法国《时报》的一份剪报，我来逐字逐句读给大家听：“马克贬值造成巨大的优势，德国可以凭借这一优势，逐渐偿还它的债务。”刚才说过，由于国家贫困化（我们从虚拟资本的哈哈镜中见到的影象完全被扭曲了），德国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它拥有完全贬值的货币。基于这种情况，即由于整个经济和生产机构贫困化，德国得以向英国和法国廉价推销其所有商品。卡尔韦尔继续分析得出的结论，我将逐字逐句加以引证。他说：“孕育着自身后果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这种结局，无疑将是强制性的，因为，在国民经济的目前情况下，要使金融市场和国家财政逐步恢复到平时的状况，简直不可思议。强制性发展的结局，归根结底，是国家彻底破产，从而最终证明国家的偿付能力已丧失殆尽。”
这就叫作国家破产。不妨再用相应的货币单位来表示这种状况，得出的结论是：战前，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2250亿金马克，而其收入最高时达到400亿金马克。如果我没有说错，那么，这就是黑尔费里希根据统计资料推算出来的结果。目前，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1000亿金马克，而国家收入是160亿金马克。（当然，这都是大概的数字。）观察德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发现，在战前发展的“狂飙”时期，国家收入从90年代中期直到1913—1914年战争爆发，平均每年增加10亿金马克。
90年代中期，德国的国家收入为220亿金马克，而战前为400亿金马克。可见，在28年中，国家收入每年平均增加40亿金马克。后来，在战争爆发前的7年内，国家每年减少收入40亿金马克，落到了它在德国资本（而正是德国资本创立了现代德国）发展的“狂飙”时期后期那样一种境地。显然，在目前情况下，德国根本无力偿还自己的债务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就连右翼经济学家卡尔韦尔也不能不认为国家破产在所难免。如今，你们可以从大量德国书籍中看到用哲学、道义、法律等观点论述国家破产的文章。从道义观点出发也罢，不从道义观点出发也罢，反正这些先生们都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
法国在其资产阶级报纸上吹嘘它能医治好它的战争创伤。战后，法国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是事实。但是，对成就估计过高，就大错特错。要援引法国的统计数字可不那么容易，与别国相比，法国很少披露内情。法国资产阶级也好，法国政府也好，都是如此。必须指出，在法国资本主义报纸上，有关法国经济统计的报道，历来谎话连篇。例如，我在法国报刊上至今也没有见过有关1920年炼铁工业的报道。将现有数字作一比较，我们发现，在农业方面，法国的牲畜头数减少了。1913年，法国拥有牛羊近1500万头，如今只有1280万头；1913年，拥有马700万匹，如今只有460万匹。小麦也是如此：1913年为8600万公担，如今6300万公担，采煤1913年为4100万吨，如今，加上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两省，也才有3560万吨，如果不包括这两个省，则只有2500万吨，只相当于1913年的50％强。还应当指出，法国不是通过调整本国经济，而首先是通过从德国及其殖民地榨取金钱和产品这种手段来医治自身创伤的。可见，法国状况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振兴，而只不过是物易其主，把财富从德国手中转移到法国手中罢了。而更重要的是，法国所得与德国所失比较，相差一倍半至两倍，德国失去的多。
1919年法国的贸易差额是，逆差达240亿法郎，即进口大于出口；1920年，贸易逆差为130亿法郎。这样，法国在其状况所谓改善的这两年中，外贸逆差达370亿法郎。这个事实对法国货币所产生的影响，是不难估计的。诚然，今年即1921年第一季度，法国外贸没有出现逆差，于是，报界和议会便洋洋得意，宣称法国进出口大致相等。
然而，法国报纸中最明智的《时报》却在5月18日这一期中报道：
“我国贸易得到改善，主要是因为减少原料进口，这无疑在近期内会使工厂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减少。”
所以，不是经济振兴和出口，而是减少原料的进口，即降低今后的生产率，才使贸易得到改善。
如今，法国的国债为3030亿法郎，比1913年增加9倍。假手德国以复兴国家的支出计1800亿法郎，两项合计5000亿法郎。1915年6月，纸币流通额将近60亿法郎，1921年6月接近390亿法郎，超过将近6倍。法国的预算向人们表明，国家经济已经破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它本年度的正常支出为230亿法郎，用于占领区的特别支出为55亿法郎，用于复兴国家的支出为230亿法郎，总计超过510亿法郎。法国的纳税人缴纳了多少税金呢？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估计国家来自税收的正常收入为170亿法郎，而国家每年必须从预算中拿出150亿法郎用于偿还债务，拿出50亿法郎供养军队和官僚，也就是说，仅偿还债务和支付债务利息，以及维持国家机构，就需要200亿法郎。可见，175亿的正常收入尚不足以弥补上述开支，赤字通常达到55亿，这还没有把复兴国家所欠的巨额债务计算在内。
翻开法国金融界有影响的机关报《消息报》，它的领导人列昂·沙维侬在一篇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话：“我们应当有效地保持国家金融与印刷机器①之间的联系，即继续维持通货膨胀的势头——继续发行纸币。”他并不隐讳其中的奥妙，说道：“出路只有一条：要么继续发行纸币以弥补开支，从而使国家维持它那虚有其表的尊严，用假币蒙骗世界；要么承认破产，公开宣布：只有公开破产，才能避免通货膨胀。”这是法国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新闻记者兼金融专家、右翼社会党人沙维侬得出的结论。（不过，他是不是右派，我还不能确定。）的确，要么公开宣布国家破产，要么继续发行纸币，以苟延残喘，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就是战胜国——法国的情况，而法国目前在欧洲无疑居于领导地位。
①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为“印刷机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改为“印钞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英国不久前还明明是一个发了战争财的国家。在战争前半期，的确如此。瓦尔加同志（这份提纲就是我和他推荐给诸位的）的那本堪称佳作的小册子，依据公布的事实和数字，对英国的形势作了十分谨慎的评述，不过，他的结论应当加以修正，因为，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英国目前的状况比不久以前变得更糟。战争期间，英国农业依靠国家大力资助而一度上升，现在，又逐渐退回到战前的水平。在煤炭开采方面，英国本来占有优势，采掘量在1913年为2.87亿吨，1920年则为2.33亿吨，等于1913年采掘量的80％；生铁产量在1913年为1050万吨，而1920年却为800万吨，也等于接近1913年产量的80％。1921年情况如何，大家都知道，不用我来说了。由于矿工罢工，1月份采煤量为1900万吨，2月份为1700万吨，3月份为1600万吨。煤是英国的重要出口物资，也是英国整个对外贸易的基础。煤的出口额，在1913年为7300万吨①，1920年为2500万吨，只等于1913年出口额的34％，即1／3左右。今年头五个月的出口额等于1920年头五个月出口额的48％。从总体上说，192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如果从商品本身而不是从商品的假象即价格来衡量的话，那么，比1913年减少1／3。据指导性的经济刊物《经济学家》报道，1920年5月份的出口额为1.19亿，而1921年只有4300万，这既不是用商品，也不是用产品，而是用价格表示的。尽管如此，出口金额仍减少64％。英国的预算也是如此，尽管幅度有所不同。战前，英国的国债总额为7亿②英镑。现在，截至1921年6月4日，不多不少，恰好是7亿英镑，就是说，从战前到现在，国债增加了10倍。战前，陆海军军费预算为8600万英镑，现在为2.37亿，增加了几乎两倍。读读银行和工业企业董事会3、4月份的报告，你们就会发现，英国的国民收入比战前减少了1／3或1／4。不过，到底是1／3还是1／4，难以确定。英国经济生活衰退，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英镑已今非昔比，虚有其表，名不副实了。如今，英镑只相当于面值的76％，而这有力地说明，当今时代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因为一度是世界上最坚挺、最有权威和无可争议的东西——英国金镑（在英语中，该词английскийсоверен当“统治者”讲③）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变成一个相对值了。如今，德国哲学界大谈特谈相对论（我指的是爱因斯坦的哲学），我们不妨把德国哲学看成是对英国经济的报复，因为，英镑也已变成相对物了。其实，在德国，人们历来用哲学对经济贫困实行报复。
①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为“7300万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错改成了“7.3亿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②中译本注：“原文如此，显然有误，应为7000万。——译者注”。但据英译本“AsofAugust1,1914England'snationaldebtwas700millionpoundssterling;onJune4ofthisyear–7,709millionpounds,i.e.,anelevenfoldincrease.”应译为：1914年8月1日，英国的国债总额为7亿英镑。现在，截至1921年6月4日，为77.09亿英镑，就是说，从战前到现在，国债增加了10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中，此句改为“在英语中，соверен［sovereign］当‘统治者’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但是，也有振兴起来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也是我们看待世界形势时，绝不可忽视的事实。现在，世界经济重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了。欧洲业已衰落，而且在继续衰落下去。在此期间，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且看基本数据：
马由2000万匹增加到2200万匹。牛羊由6200万头增加到6800万头。当然，这不算很多。但煤炭产量就不同了，1913年煤炭产量为5.17亿吨，1920年达到5.8亿吨，增长幅度可观。石油产量由1913年的2.48亿桶上升为1920年的4.42亿桶，产量扶摇直上。棉花和生铁产量几乎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上，但远洋航运业却突飞猛进。1913年建造的船舶总吨位为27.6万吨，1919年上升为407.5万吨，1920年为270.6万吨①。造船业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快要赶上海上头号强国英国的水平。如果说，战前英国船舶的总吨位占世界半数以上，而美国只占50％②,那么现在，相互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今，英国拥有世界总吨位的35％，美国为30％。众所周知，1913年，美国的汽车年产量不到90万辆，1920年，达到235万辆。现在，美国拥有汽车850万辆，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辆汽车。其余所有国家的汽车加起来，总共才有140万辆。出口额比战前增加了1.5倍。在出口方面，美国国内发生了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意义的重大变革。这就是：战前即1905年，美国出口1／3的成品和2／3的粮食与原料，可是现在，比例变了，出口60％的成品和40％的粮食与原料。这说明，美国也成为工业输出大国。从1915年到1921年这六年来，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80亿美元。要知道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请看以下数字。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6％，土地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7％。可它提供的物产，分别占世界产量如下：黄金20％，小麦25％，商船30％，生铁40％，铅40％，锌50％，煤45％，铝60％，铜60％，棉花60％，石油66％，汽车85％。美国的经济优势表现为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欧洲对美国的债务为180亿美元。加上没有支付的利息和提供新的贷款，这笔债务每天都要增加1000万美元。欧洲对美国的债务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①注：据英译本，此处为274.6万吨（2,746,000tons）。——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②注：据英译本，此处为“5％”（theUnitedStatesonly5percen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日本是暴发户，一是发战争财，二是因欧洲工业国退出世界市场而捞到便宜。不过，同美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它的生产机构远远不及美国。我不援引数字，只举一个事实，即1913年日本的采煤量为5600万吨，1920年为7600万吨，增加36％。其他工业部门，如玻璃工业，也有飞跃的发展。然而现在，由于欧洲国家纷纷回到世界市场上来，日本资本家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阵地，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日本工业现有从业人员不下237万，其中有27万人，即占从业总人数的1％①，已加入工会，这对一个仍保有半封建关系的落后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凡是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作用的人，都不会小看这笔数字。
①中译本此处注：“原文如此，应为10％。——译者注”。据英译本，此处应为“约12％”（some12percen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同志们！现在我要讲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今后这种状况是否会改变，也就是，是否会恢复平衡。但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简单地指出一点，就是资本主义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可能说，俄国经济在此期间不也没有上去嘛。关于俄国的经济情况，列宁同志将作报告。我个人就此发表简单意见，完全是另有用意。美国国务卿尤兹在写给尽人皆知的，不，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龚帕斯先生的信中说，同俄国建立关系毫无必要，因为目前俄国不过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真空地带而已。尤兹认为，俄国经济贫困和衰败，其原因并不在于俄国遭到封锁和经历国内战争，他的理由是：第一，战前能自力更生的工业部门也垮了下来；第二，国内战争所动员的人力比世界大战少得多。尤兹先生不应当见怪，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人知道，俄国的人力动员也是俄国经济衰败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他也没有说对，那就是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沙皇政府把熟练工人都留在工厂里，它不像我们那样，要靠他们去打仗。它有贵族，即一批训练有素的军官。而我们的军事机构在最困难时期多半是由熟练工人组成的，他们通常是我们最先动员的对象。现在，我们的军队正在复员，所以，我敢透露这个秘密。那时，我们面临四个战场，军队人数为530万，其中熟练工人占3/4，这对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莫大损失。再者，尤兹先生完全忘记，资本主义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因素之一，它也参与瓜分世界市场。今天，我们连零配件也都十分缺乏①，这些东西在战前我们不生产，而在封锁和国内战争时期就更谈不上生产了。我国经济领导人举过若干例子，譬如，我国缺少螺旋钻和测量仪器，我国需要矿井用圆钢缆和扁钢缆。这些东西，我国从来不生产。钢缆不足，给顿巴斯采煤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众所周知，某些机器所不可缺少的金属网，历来都从德国和英国进口，我国从来不生产。因此，就连战前能自力更生的工业部门也深受其损害。但是，不言而喻（也是不难证明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经历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在全军覆没和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崩溃以后，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像苏维埃制度那样，又继续坚持打三年战争，供给和武装军队而又不致于灭亡。当然，尽管如此，但我并不否认，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过严重的失误。
①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为“我们连零星器件也感到不足”，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好了，同志们，我该回答主要问题了。尽管在欧洲新工厂纷纷出现，但从总体上说，欧洲生产机构正趋于瓦解，交战国的国民财富较战前减少了1／3，这是无可怀疑的。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看到，战后经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1919年到1920年初，是经济复苏阶段，但接着爆发危机。这基本上标志着一种常轨：既然在繁荣时期之后发生危机，那么，预料以后又会出现复苏。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进程，它一旦恢复，便达到平衡。关键就在于此。我先简略地谈谈复苏阶段，其实，我在报告近两年来的生产情况时，这一点已经提到了。
1919年春是经济繁荣时期。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等待爆发一场大危机，而一想到危机将要造成的后果，就不寒而栗。
为了对付这场危机，它们作了精心准备，因而，从战时景气过渡到战后经济复苏，几乎是一帆风顺的。资产阶级无孔不入。1919—1920年，物价暴涨，投机生意兴隆，唯独生产别有一番景象。以英国、法国，尤其是东欧和中欧为例。在那里，即使在所谓经济繁荣时期，生产也连续下降。就美国而言，也并非各个工业部门都景气，这是因为，军工生产改为民需生产，即开采煤炭和石油，制造汽车和船舶。那么，到底工业景气过没有？贸易，特别是投机生意，倒是兴隆一时，这也并不奇怪。战后出现经济繁荣，有经济和政治—财政两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原因是，战后粮食市场愈来愈有吸引力，价格暴涨，于是军火投机商利用他们积累的资本经商，进行投机买卖，获取巨额利润。
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国家唯恐出现太平盛世，索性就在和平时期保留了战时状态。因而在和平时期，通货继续膨胀，即继续发行纸币、发放工资补贴、对进出口实行管制等等。军事检查和军人专政在战后依然保留下来。战时投机买卖一变而为战后投机买卖，但这与生产发展毫无关联。相反，许多国家的生产继续下降。至于通货膨胀，请看以下明显的事实：法国货币单位由300亿上升为380亿，德国由200亿上升到630亿，意大利由90亿上升到220亿，等等。通过数字，用战前的经济水平，粗略地衡量现在的柏林、巴黎、伦敦、纽约，得出的结果是，其经济水平和战前的大致相同。在经过战争和投机生意兴隆时期以后，目前总的水平是：德国变穷了，其生产机构较战前缩减了许多；法国变穷了，但比德国稍强；英国也变穷了，但比法国又强；唯独美利坚合众国是暴发户。再看物价和货币流通情况。在这个“繁荣”的时期，德国的物价上涨幅度最大，达到7倍，法国小一些，英国更小，美国则微乎其微。可见，美、英、法三国，生产与其货币机构之间的矛盾并不大，而在德国却大得很。若将国家的虚拟财富即国债和纸币等等当作实在的财富看待，那么，国家越穷，就显得越发富有。这就是最近的经济形势即投机生意的真实写照。然而，这个实际上使交战国进一步贫困的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政治上发挥了实际作用。
在《曼彻斯特卫报》年度述评中，一位英国教授发表一篇颇有见解的文章，他说：“对我们来说”，即对统治阶级来说，1919年是“最危险的一年”。他写道：那时，从战场回来的人急于使经济改观，而“刚从战场回来的、情绪急躁的人可不是好惹的”。这位教授补充道，于是，国家投放了数以千万计的钞票，以防不测。国家依然成为最大的人为的市场；工人领取国家以各种形式发放的工资补贴，这样，资本得以渡过危险的复员时期。所以，这个经济繁荣的假象，帮助资本保住自己的阵地。
①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为“一年一度的述评中”，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改为“年度述评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说到这里，不妨提一个问题：这次经济繁荣明明是起到一定的作用，明明是使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得到发展，因而这是否就是经济繁荣能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证明呢？这是否意味着，在进行革命尝试之后，或者说，在革命失败之后，经济繁荣占上风，就表明革命时机已经消失呢？在这方面，有人以马克思、恩格斯1850-1851年的著名结论为依据。我认为，近期内，尤其是目前，如果再度出现经济繁荣（而这并非不可能），那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共产国际就将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我把这段引文读给大家听。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时说：“他（指马克思）从这些事实中认定，1847年夏季商业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真正起因，而在1848年和1849—1850年出现的高度繁荣则是欧洲反动势力得以巩固的源泉。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①1850年秋，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②
①托洛茨基的引文与恩格斯的原话在文字上有出入，恩格斯的原话是：“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复兴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35—536页）——编者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②这段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时评。1850年5—10月》中说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6页。——编者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为“新的革命只能是新的危机的产物，而新的革命如同新的危机一样不可避免。”，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改成“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现在，仍有许多同志认为，危机是革命的起源，而繁荣则是革命的掘墓人。经济繁荣到来之时，便是革命完蛋之日。这种观点也存在于执行委员会指派的委员会内部。
同志们！我刚才读的引文确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文中的思想表达得不十分确切。作为预言来说，它是错误的，就连恩格斯本人也承认，期望落空了，危机并不是革命的起因，1847年危机只能狭义地说是革命的起源。1848年革命之所以遭受资本的冲击而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这次冲击遇到了多阶层社会结构的阻力，使资本转而同这些阻力进行斗争。这次革命将等级特权、农奴制残余几乎一扫而光，为资本的发展开辟新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1849—1850年的经济繁荣才可以继续被认为是革命发展的阶段。因此，危机只不过是一种由社会条件所决定和资本在封建范围之内的发展所决定的次要刺激因素而已，而经济繁荣则是在革命完成其摧毁特权等极其重要的直接使命以后，推动革命进行到底的次要动力。忽略这一点，就不能对引文作出正确的解释。资本的发展周期历来是：繁荣，然后是紧张、低落，继而是危机，等等。资本发展的过程还不限于这个公式。这个公式不足以从历史上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因为资本朝两个方向发展。初期的发展是发展生产力。它曲线上升，上升的过程伴随着波动和突发，这便是危机和繁荣时期。即便50年来资本逐渐发展，但这个周期是确定无疑的。不过，这个周期不完全符合那些资本主义生活变动迅速的国家的发展情况。发展中的资本虽然也有波动，但曲线呈上升趋势。在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曲线呈下降趋势，但也不是直线下降，而总是伴随着波动。
《时报》元月号曾发表一份统计表，我摘录下来了。该表显示自北美独立战争至今138年的情况。假如我没有弄错，在此期间，我们经历了l6个周期，即16次危机和16个经济繁荣阶段，每个周期大约8年零8个月，即将近9年时间。请问：这是不是蛇形运动过程？但也是一个相对上升的过程。它的起点是每一个英国人平均2英镑，即人均24个金马克。在此期间，人口增长近3倍①，对外贸易额增长更多，所以人均达到30.5英镑；1920年，人均达到65英镑（是用货币而不是实际价值来表示的）。生铁生产的发展也是如此。在此期间，这两条线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刚才讲到，1851年是1848年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狂飙时期，1851年初，对生铁的需求量，人均4.5公斤，1913年则上升为46公斤。此后，便走下坡路。这是138年来总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结果。对这条曲线仔细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它由五个部分组成。若将这138年划分为若干时期，就会看到它有五个不同的时期。1781年至1851年，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几十年间几乎没有进展，只是从1851年起，出现上升趋势。我们看到，在60年间，对外贸易额由人均2英镑增长到5英镑。其后22年间，又由5英镑上升到21英镑，生铁需求量也由人均4.5公斤增至13公斤。此后，自1873年起，是萧条阶段。自1873年起，几乎到1894年止，英国贸易（即便将英国对海外企业投资的资本利息也计算在内）不景气。在这22年间，人均由21英镑下降为17.4英镑。此后，一直到1913年，又有回升，从17英镑上升为30英镑。在进入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可见，第一部分呈上升趋势。1913年至1917年，上升幅度很小。同志们！这对于判断当前及未来的形势极为重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分第一次运动和第二次运动，而第二次运动历来在第一次运动的基础之上发生，这就是高涨、衰落和萧条。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起伏现象，即繁荣与危机相互更替，不过它们丝毫不表示资本主义是在发展还是在崩溃之中。这种起伏可以比作人的心脏跳动。心脏跳动只表示人活着。不消说，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只要它活着，它就要呼吸，这也就是起伏。但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呼吸同一个发育时期的人的呼吸绝对不同，这也适用于我们所说的情况。抓住恩格斯的引文不放，而忽略这些基本事实，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正是在1850年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考察以后，形势突然转变，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狂飙时期，而1848年革命为这一时期的出现廓清了道路。这是关键所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狂飙时期，复苏和繁荣来势凶猛，而危机仅仅是表面现象，且为时不长，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时期促使革命销声匿迹。现在，问题不在于经济形势能否好转，而在于经济形势是否起伏，是呈上升趋势还是呈下降趋势。这才是症结所在。现在，回过头来再谈刚才已经说过的基本事实。刚才说过，欧洲衰落了，欧洲的生产机构比战前缩减许多，经济中心已移到美国；但经济中心移到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逐步发展，而是因为美国利用了欧洲的军火市场，并把欧洲排挤出世界市场。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情况，即四年半以来，为了战争，欧洲不惜消耗全部有生力量，可到头来，却增强了美国的实力。
①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为“1倍”。有误。英译本为“增长约4倍”（approximatelyfourfold），即“增长了近3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我认为，美国正是借此赢得了短暂的高度繁荣时期。但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欧洲在倒退以前，已为美国建立了一个纯粹人为的市场，现在，任何一个市场都不可能取而代之。而欧洲在完成此项使命之后，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战前，欧洲市场可容纳美国全部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即将近60％；战争期间，美国的出口额较战前增长近两倍，欧洲对美国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可是战后，欧洲这块大陆已几乎人财两空，限于黄金或其他商品等价物，它从美国进口商品已完全不可能。这也恰恰是日本和美国爆发危机的原因。在经过短暂的、持续将近两年的高度繁荣时期之后，一场实实在在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就欧洲而言，这场危机意味着：“你穷，你得量入而出，你休想再从美国进口所需要的商品。”就美国而言，这场危机意味着：“战争打了四、五、六年，欧洲的财富你也掠夺了四、五、六年，你是一个暴发户。可是好景不长。”其他国家完全破产了，它们的生产机构必须重建。各国人民必须重新进行内部分工。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因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有所发展而仍在自动地维持着。但是，德国必须后退，以调整和整顿本国经济机构；而且，如不爆发革命，那正如在战争期间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以克服战争造成的困难一样，现在也必须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如果事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国家就必须干预经济，首先确定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之间的适当比例。换句话说，只要不爆发革命，要想建立必要的、正确的对比关系，就要求助于战争，求助于各种补救措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也不例外，除非经济生活逆转的时期，即受害最深、老本损失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彼此拉平的时期不再持续下去。在这个彼此拉平的时期，美国休想继续保持它最大和最重要市场的原有规模。也就是说，就美国而言，上述危机就不是一次暂时的、正常的危机，而是一个漫长的萧条时期的开始。我们再来看看一份说明不同时期的统计表吧！萧条时期持续了长达70年之久，而后，自1851-1873年，又是繁荣时期。在这繁荣昌盛的22年中，有过两次危机和两次复苏，复苏是实实在在的复苏，而危机却是小小的危机。其后，自1873-1890年中期，再次萧条，至少也是发展速度缓慢。继而再次出现空前的繁荣。凡此种种，无不是一种适应的过程即拉平的过程。任何国家的资本主义只要看到自己的某一市场过饱和，就必然要从其他市场寻找出路。在上述不同时期，究竟是停滞、前进或倒退，取决于诸如经济危机、革命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
当前，资本主义已进入漫长而严重的萧条时期。其实，想想过去，这也在意料之中。早在1913年，经过20年蓬勃发展，世界市场已不能满足德国、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对此，这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早就心中有数。它们认定，为避免这个要持续多年的漫长的萧条时期的出现，就要制造尖锐的战争危机，就要消灭对手，共同占有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市场。谁知，战争旷日持久，导致一场不仅尖锐而且漫长的危机；战争彻底破坏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而使美国获得蓬勃发展。但是，战争使欧洲民穷财尽，最终也使美国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它们本想避开萧条，但事与愿违，欧洲贫困化反而使萧条局面愈演愈烈。
同志们，以上是择其要点对经济形势的特征所作的说明。根本未涉及革命问题。不论今后资本主义能否振兴，但它现在继续存在，继续发展。1919年，战后复苏有了初步迹象以后，一位大概名叫帕什的英国人提议筹措25亿英镑（折合400多亿金马克）的国际借款，以重建遭战争破坏的国家。当时的设想是，筹措和利用这笔国际借款，实现人类空前的大繁荣。不难看出，这是被歪曲了的资本主义形象使这伙人想入非非，他们自以为，他们既然能毁掉众多的城市、铁路、庄园和舰艇，那么，把战争的破坏在写有“400亿、500亿金马克”字样的纸上象征性地画一画，也就能摇身一变而为富豪巨贾。这真是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魔，连资本家也晕头转向了。但这是一厢情愿。就说铁路交通，哪怕是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吧，这是非办不可的事情，可是他们完全忽略了，恢复工作要在社会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进行。
下面就来讲讲社会平衡问题。人们常说，有了新的基础，资本主义就能自动恢复，这种指导思想不仅库诺夫有，而且希法亭也有。这种自动论是机会主义的重要而典型的特征。那么，应当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恢复这个问题呢？当然，假如阶级斗争的社会因素不激烈地与之抗争，资本主义的恢复是可能的。假如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容忍资本主义为恢复国内的正常秩序而进行种种试验，那么不出20年或30年，欧洲就要牺牲工人2000万到3000万，因为现在移居美国不是上策。美国现有失业工人500万，今后几年，也许几十年，失业人数还将增加。侨居国外不再是安身立命之道，因为，我已经说过，失业问题在美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只有牺牲一代工人，以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为首的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平衡才能恢复。到那时，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如同过去西班牙与英国的关系。欧洲文明也将受到这个刚刚复兴的资本主义的束缚而只能苟且偷生。那么，这一切可不可能不发生呢？从理论上讲，不可能。如果我们忽视阶级斗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作用也将导致阶级斗争。德国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反动教授奥托·霍特契，他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他在论述经济形势的文章中说：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在世界范围内削减工资的办法，但工人绝不会心甘情愿，他们必定要造反。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不论我们把这种趋势称之为“资本主义自动作用”也罢，或者“资本主义剥削”也罢。但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意志才是客观的依据，我们绝对不能对资本主义的自动作用熟视无睹。这些老爷根本不把工人阶级的意志放在眼里，所以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霍特契教授说：“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自动作用或者剥削。如果工人阶级追随改良派，那就是自动过程；如果工人阶级接受充满活力的共产党的领导，那他们就会奋起反抗剥削。”这样一来，恢复资本主义的平衡过程就完全改观了。在此期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那就是欧洲倒退了。德国仍像90年代中期那样贫穷。但德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倒退，相反，战前最后20年的发展所引起的尖锐社会矛盾，因战时和战后繁荣时期及危机时期的发展而益趋尖锐化。因此，经济基础脆弱了，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减少了，阶级矛盾也就必然加剧了。这恰恰说明，有利害关系的阶级为分沾不断减少的国民收入而越发互不相让。
这就是亨利·库诺夫先生或其他人所幻想的恢复平衡的蓝图所遇到的一大难题。资本主义为恢复平衡而采取的一切步骤，都对社会平衡立刻产生决定性影响，即进一步破坏社会平衡，进一步促使工人阶级奋起斗争。要达到平衡，首先就要整顿生产机构，而这就需要积累。要实现积累，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靠什么来提高？靠大幅度增加工人阶级的劳动强度来提高，因为战后三年来劳动生产率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要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世界经济，就必须重新具备世界等价物即金本位。离开它，资本主义经济就混不下去，因为物价大涨大落（在德国，因货币波动，有时在一个月之内，物价竟上涨百分之百）使生产根本无法维持下去。资本家并不热衷于生产，因为投机生意正从远处向他们招手，投机生意远比缓慢发展的生产更有油水可捞，因而也更有诱惑力。恢复金本位意味着什么呢？就法国和德国而言，意味着宣布国家破产。但宣布国家破产，就意味着国内所有制关系发生大变动。在宣布破产的国家里，一场为分沾新的国家财富的争斗又要开始，从而朝阶级斗争又迈进一大步。不仅如此，这一切还意味着失去社会的和政治的平衡，即意味着革命运动。要知道，宣布国家破产，并不等于就能一改现状而立刻恢复平衡。宣布破产之后，将照旧延长工作时间，废除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劳动强度。按照霍特契先生的说法，这叫作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当然要反抗。总之，恢复资本主义平衡，从抽象的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恢复过程不能在社会真空和政治真空中进行，而只能通过阶级来进行。资本家老爷们能维持至今，全靠不稳定的社会平衡，而在恢复经济生活平衡的道路上每迈出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都是对不稳定的社会平衡的一次打击。这一点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不能不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论其发展速度缓慢或者较快（发展速度问题不必争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遭到历史无耻的愚弄），都没有在中欧和西欧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但如果因此而企图像改良派那样断言，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平衡已不知不觉地恢复了，那是荒谬绝伦，一派胡言。就连有头脑的死心踏地的反动分子如霍特契教授，也不敢下此断语。霍特契在他的年度评述中有两句话，大意是：1920年没有给革命带来胜利，也没有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到恢复。这仅仅是一种不稳定而又十分短暂的平衡。我已经引证过沙维侬先生的话，这位先生也说：“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受国家财政、通货膨胀和公开破产的影响，极有可能进一步崩溃。”这表示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以上，我向诸位说明了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一次危机。三四个星期以前，资本主义的报刊放出一股风，仿佛有了盼头，繁荣时期就在跟前了。不过，现在就可以看出，这股春风刮得未免太早了。财政状况确有好转，即不像以前那样紧张。市场物价下跌，但这决不等于贸易复兴。交易所十分不景气，生产继续下降。美国冶炼业的开工率现在只等于开工能力的1／3。在英国，最后一批高炉已经熄火了。足见生产在继续下降。当然，倒退的过程不会自始至终以同一速度进行下去，这绝对不可能。资本主义这个机体必定会有喘息的时机，它将吸入一点新鲜空气，将会出现转机，但因此而断言繁荣时期就在眼前，为时过早。新时期到来以后，它们就要试图消除虚假财富过剩与基本贫困之间的矛盾。接着，经济机体又要痉挛。我已经说过，凡此种种，都向我们表明，经济正处于深刻的萧条之中。由于经济萧条，资产阶级必将变本加厉地压迫工人阶级。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例如，先是美国、英国这些较为有生气的资本主义国家，继而整个欧洲都已开始削减工资。这将导致一场维护工资的伟大斗争。我们的任务是，把握经济形势，扩大并深化这场斗争。这一点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是，维护工资的伟大战斗（在这方面，英国矿工罢工为我们提供了典型范例）能不能自动地导致世界革命、最后一次国内战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其实，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具备足以保证下一步发展的自动担保机，但如果一场危机带来暂时的复苏，那对我们的发展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许多同志说，如果在此期间出现复苏，那对我们的革命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绝对不是。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危机之间根本不存在自动的依赖关系。只有辩证的相互关系。这一点必须明白。
让我们看看俄国国内的关系吧。1905年革命失败了，工人遭受了重大牺牲。在1906年和1907年又有过几次、也是最后几次革命风潮。1907年秋便爆发了世界性大危机。危机信号是纽约交易所在一个黑色星期五发出的。1907年、1908年和1909年是俄国经历深刻危机的三年。在此期间，革命运动销声匿迹了，原因是工人饱受斗争之苦，又逢大萧条，难以振奋起革命精神。究竟是危机还是复苏能导致革命，当时俄国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那时，我国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只有经济复苏才能使俄国革命运动再度兴起。果然，经济复苏了。1910年、1911年和1912年是我国经济状况好转的三年，经济复苏使一度丧失勇气、精神沮丧和软弱无力的工人重新聚集起来。他们重新认识到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且先是在经济领域，继而在政治领域转入了攻势。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工人阶级凭借经济繁荣，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能够发动直接的冲击了，因此，如果现在即在工人阶级因危机和长期斗争而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不能取得胜利——也很难取得胜利——那么，形势的变化和福利的改善，对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形势变化即复苏标志着长期繁荣的开始，那对革命确实有害。这是因为，长期的繁荣意味着市场扩大，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遍及全世界。欧洲的贫困化和美国在庞大军火市场上的崛起，为这样一个结论提供了佐证，即不可能通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和西伯利亚这样的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的途径来恢复繁荣。固然，美国资本主义正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寻求和开辟销售市场，但其规模无法与欧洲相比。就是说，我们处在萧条时期的前夕，这是毫无疑义的。
既然前景如此，那么危机的缓和不仅不是对革命的致命打击，反而是工人阶级得以喘息的机会，工人阶级可以趁此机会，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发动冲击。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尖锐危机将转变为持续危机，进一步加剧，并持续多年。这一切都并非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人阶级就只有吸取以往的经验，全力以赴地夺取国家政权，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而认为资本主义平衡能在新的基础上自动恢复，认为资本主义能在今后几年内振兴，那是妄想。在当前经济处于完全停滞的情况下，这根本不可能。
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个因素，就是国际形势，世界形势，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已经占用你们不少时间，因此，我的讲话要尽可能简明扼要。总之，战后形成的世界关系极其反常。什么是战争？战争就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动用自己的武器。什么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灭绝小国的野心。小国不仅指瑞士，而且指法国、德国这样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妄图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建立世界帝国主义。这就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意义所在。德国最能代表这种倾向。德国宣称：整个欧洲都应当置于它的监督之下。法国从一开始就怀有瓜分德国的野心。欧洲国家的联合都有法国资本主义精神的烙印。欧洲本是众多小国的总合，但现在和战前相比，小国的数量大为增加。如今，在前奥匈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10个关卡。欧洲已经巴尔干化，这种说法已相当普遍。那些曾经助长了军国主义的种种矛盾和磨擦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来愈深。1914年战争以前，欧洲（俄国除外）的兵力为515.2万人。据今年上半年的表报①，目前现役军人已达701.4万。可见，军国主义有增无减。若把俄国军队发展顶峰时期的兵力计算在内，则这个数字还要大。再看中欧和东南欧，这是欧洲两个受害最严重、日子最难过的地区，尽管如此，但那里的军国主义也有增无减，这是因为那里兴起若干新的小国，它们各有自己的关卡、国境和军队。海军也是如此。这一切都严重地阻碍经济发展。爆发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欧洲经济无法承受军备的重担。于是来一个宁肯受罪一次，也不常年受煎熬，谁知事与愿违，罪也受了，可日子反而比战前更难熬了。
①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中，“表报”改为“资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法英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翻一翻法国半官方的报纸，就会一目了然。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将继续自动地加深，因而一场流血冲突也在自动地迫近。（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自动论。）这种矛盾的动因，我们人人都清楚。从经济统计中也不难看出这种动因。英国正被排挤出世界市场，失去主要经济大国的地位。英国工业一蹶不振。美国两个工人的生产顶得上英国五个工人的生产。这是英国一家权威的经济期刊根据美国和英国的统计资料加以证实的。美国两个工人凭借性能优越的机器和更为完善的组织生产出来的产品，顶得上抱残守缺的英国经济机构中五个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英国的煤炭出口额已不占首位。刚才说过，美国石油开采量占世界石油开采总量的70％，而石油这种产品目前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美国人指责英国最近收买了所有石油资源，说英国现在占有世界石油开采量的将近90％。其实，这些石油资源目前尚属潜在的资源，或者说是地下资源。而美国正在开采现有全部被开采的石油资源的70％，并将石油产品立即投放到国内和国外市场。英国的石油资源只是经地质勘查而探明的资源，开发这些资源需要资金，而眼下英国缺乏这笔资金。退一步说，英国确实占有世界石油开采量的90％，而美国的石油资源日渐枯竭，这也无非是美国早日决战的又一个论据。美国向墨西哥和美索不达米亚提出了无理要求，提出无理要求的根据是，以美国的汽车制造业而言，再过10－15年，美国要发生石油危机。即便如此，那也不过是多了一条美国不等这种石油危机爆发就发动战争的理由罢了。这是一个再生动不过地、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自动作用的事实。据美国造船计划资料，到1924年，美国舰队将比英国与日本两国舰队总和还要强大得多。这个造船计划的指导原则是：美国舰队必须超过两个迄今最强大的舰队总和。美国许多民主党人扬言：到1923年，甚至到1922年底，美国就要同英国平起平坐。至少是，英国已经大难临头，若不猛省，则自身难保。战前，我们亲眼见过和平时期军事上对峙的局面，就像是在一条铁轨上对开着两列火车，它们随时都有相撞的可能，只是出事地点还不详，相撞的日期也没有在日历上标明。这一次却不同，白纸黑字，写在世界历史的日历上了。日期在1923年或1924年。英国要么心甘情愿退居二等强国，要么挟大英帝国的余威，豁出老本，豁出老命，孤注一掷，在瞬间的生死较量中决一胜负。各二等强国或者三等强国的一切条件、关系和部署，一概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重大问题，并围绕这个轴心运转。这是一个未必能促进资本主义平衡得到恢复的时机。对此，不仅统治阶级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两个国家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也心中有数。可见，这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这种发展一旦失去动力，也就停滞不前了。经济基础脆弱了，要一下子恢复，这在最近的将来根本不可能，即便可能，恢复的程度也极其有限。在各国及其重要的工业部门中，这个基础必将愈来愈脆弱，社会分工问题必将日益尖锐化，国际关系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世界变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以至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日趋紧张，也都是因为上述缘故。
谈到阶级，必须指出，已经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倚仗垄断地位，利用普遍贫困化而发财致富；尚未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无论绝对地讲或相对地讲，变得愈来愈穷。它在继续破产，它的利润在继续减少，它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也在继续下降。
再谈农民。战争初期，给人的印象是，农民因为有大量钞票，偿还了抵押借款而变得越来越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便借此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日趋巩固。但我们的提纲指出，农业的含义并不是偿还抵押借款，而是耕耘土地。就这一点而言，农民因工业不景气而处境十分艰难。我们看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的农场主变穷了。我们看到，在日本的佃农中间，风潮迭起。欧洲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不断恶化。保守党和改良派满心以为可以站稳脚跟的所谓新兴中间阶层，越来越不起作用。普遍贫困化，而主要是货币大幅度的贬值，导致农民由一个维护国家的因素变成一个引起骚乱和暴动的因素。
从革命的角度看，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对工人阶级十分有利，但也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因为我们要发动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原始的冲击，其初级阶段我们在1918-1919年间在欧洲已经见过。我们认为（从一定的历史意义上讲，也应当这样认为），在资产阶级乱了阵脚的时候，这种冲击应当一浪高过一浪，在冲击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领导阶层的觉悟也应当提高一步；这样，经过一年或两年，无产阶级就将夺取国家政权。这种历史机会不是没有过，只是错过了。不知是因为资产阶级发了善心，还是因为它心怀恶意，反正资产阶级依靠诡计、经验、组织和对权力的野心，而在历史上赢得了相当长的喘息时机。既没有出现任何奇迹，原来遭毁灭的、遭焚烧的、遭破坏的也没有一样得到恢复，可资产阶级竟然能够在贫困之中不迷失方向，将它的国家机器重新运转，并利用工人阶级的弱点①。从革命前景上看，形势变得复杂了，但仍然对我们有利。今天，我们也许更有理由说，从总体上看，形势对革命十分有利。然而，革命并不那么顺从，那么乖巧，以为能用绳子牵着走。革命自有其波动、危机和高潮。这既是由客观情况，也是由工人阶级主观的内部分化所造成的。在战争结束与和约缔结三年后的今天，工人阶级已经焕然一新了。这不是战前那个在数量上有计划地增长的工人阶级，不是那个在战前熟悉的环境中按产业、按行业和部分地按政治观点组织起来的、保留上个时代的种种偏见和优点的工人阶级。今天的工人阶级是从日趋没落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和无产阶级化的广大家庭主妇和女工中急剧分化出来的业已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在法国和日本，无产阶级化的妇女被吸引到生产部门去的现象尤为普遍。）今天，一方面有了这个新兴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还保留着由战前旧工会干部、党的官僚、熟练工人和受过职业训练的工人（他们缴纳会费，以为通过工会就能迎来完善的社会制度）组成的阶层；还有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觉醒的青年工人以及刚刚开始觉醒的妇女这样一个落后阶层。他们无不被这个伟大运动和这些事件卷入和推进政治斗争中去。只是有的阶层取得了经验，而有的则没有；有的碰了钉子，开始审时度势；而有的则偏偏在此关头跃跃欲试，不顾及斗争后果。形势发展得如此复杂，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假如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屈膝投降，那我们就不必急于去教育工人，待我们掌权以后再着手教育落后阶层也不晚。这全怪资产阶级保住了国家机器。它疯狂地抵抗，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相继遭到它的反抗，而只得退却。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此基础上将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联合起来，开展反对资本的斗争。当前在斗争中要着重争取这些群众，进而使他们联合起来。要善于在复杂的阶级相互关系中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①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改为“并利用工人阶级的弱点将它的国家机器重新运转”。参照英译本来看，是错的。英译本：itrestoreditsstateapparatusandknewhowtoutilizetheweaknessoftheworkingclass.意为：它（资产阶级）把国家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并且知道如何利用工人阶级的弱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眼下，农民的情况较战前对我们有利得多。到了决战关头，新的中产阶层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未尝不可能。但是，在斗争日益加剧的时期，我们已有办法使新的中产阶层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用我们的行动牵制它，即迫使它不与我们对立。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斗争。我们决不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充当尚未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应当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努力在农民中间和中产阶层中间逐步站稳脚跟。这样，我们就能加深已经成立托拉斯和尚未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法国和英国，它们现在正为夺取政权而决一死战。
总之，当前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形势，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形势不同了。那时，我们表达了我们的远大志向，提出了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下定决心沿道这条道路前进，因为在这面旗帜下我们能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战胜全世界……总的来说，我们的路线至今仍是正确的。只是未能预见会有偏差和波折，今天，我们觉察到了。我们从失败和失望中，从无数的牺牲和在各国的错误发动中觉察到了。这种情况在我们俄国更是司空见惯。今天，我们才看到，才意识到，我们同终极目标，即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政权，实现世界革命，还有相当的距离。那时，在1919年，我们认为，这是只消几个月就能办到的事情；而今，我们要说，这是一个也许要若干年才能解决的问题。确切的时间，现在不敢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形势正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近几年来，我们在全世界的力量已较过去大力增强了。
我们还没有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多数争取过来，但比起一两年前，现在拥护我们的无产阶级已居多数。待我们对情况作了实际分析（这是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以后，待我们对各国的形势作了研究以后，我们必能得出结论：斗争也许是长期的，进展也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斗争将是艰苦的，需要作出无数的牺牲。我们积累了经验，得到了磨练。我们有了在斗争中随机应变的本领。①我们既能拟定明确的路线，也能预料在贯彻纯粹革命的路线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形势变化。即便在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瓦解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应付自如，能随时集中工人的力量进行社会革命。我想，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都足以证明，我们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不在于我们说过我们也许在1919年就能取得革命成功，而他们回答说，革命要晚许多时候才能发生这么两句话。区别绝不在这里。区别在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一贯支持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而我们不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决心把握每一个时机，不论在形式上有什么变化，来发起革命冲击，夺取政权。（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①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本中，此句改为：“我们积累了经验，经受了磨练，有了在斗争中随机应变的本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主席季诺维也夫：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没有翻译出来以前，我来通知会议下一步的安排。我们的意见是，今天就只把发言翻译出来，然后就休会。
请法国同志留下来，请英国同志到隔壁会议室去。希望明天或后天早晨拿到会议记录。明天上午又有33位代表到会，因此，下一次全体会议定于明天下午6时举行。报名参加讨论的有勃兰德、扎克斯和捷曼三位同志，后两位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
克南：
明天上午10时举行合作社问题委员会会议。
拉狄克：
同志们！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定于明天上午11时举行。委员会将首先分配票数。因此，请各代表团派代表出席会议。至今尚有许多代表来递交代表证书，无法审查通过，致使这些代表未能获准出席代表大会。请各代表团通知我们，是否所有代表都拿到了代表证书。
主席季诺维也夫：
休会。
（会议于晚11点20分休会。） |
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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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1.6.23）
同志们！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在宣言和文告中阐述了世界形势，但是并没有就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当时，只是概略地指出了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使工人阶级对形势有一个明确的了解。现在，这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了。战争结束已经将近三年。在此期间，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目前，资本仍然统治着全世界，因而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提出的世界革命方针，整个来说，是否依然完全正确。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问题就在于，这种变化是确有深刻的根源还是仅仅表面现象。若以资产阶级在1919年——这是战后资产阶级凄风苦雨的一年——的普遍心情而论，把当时各个阶级，政党和政府的心理状态与现在比较，那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资产阶级仍然认为自己强大，至少是，目前它觉得自己比1919年时稳固得多。我搜集了最有影响的报纸和其它刊物就世界共产主义危险和革命危险所发表的见解，现在我来引用几处，我们从中可以受到启发。
《新苏黎世报》是瑞士资产阶级保守派相当稳健的机关报，它密切注视并细心洞察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政治发展情况。该报在3月26日出版的那一期上，对德国三月发动发表了如下评论：
“1921年的德国与1918年的德国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国家观念已大为增强，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几乎普遍遭到居民阶层的反对，尽管共产主义者的人数有了很大增长。而在革命时期，这群坚定果敢的人不过是一小撮。”
4月28日，正当两个阵营都在准备迎接五一节时，《时报》写道：
“回顾一年来的历程，我们深感欣慰。去年的‘五一’是为举行总罢工奠定基础，而总罢工是开展革命的第一阶段。如今，人人都对国家必能消除一切严重的战争后果充满信心。”
今年4月，还是那一家《新苏黎世报》就意大利局势发表评论说：
“在1919年，资产阶级政党衰败不堪，涣散无力，束手无策，在纪律严明的赤色分子齐心协力的冲击下，节节败退。
“在1921年，资产阶级却抱成团，满怀胜利的信心对付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则毫无斗志，不敢轻举妄动。这都多亏法西斯分子。”
我再引用我们的兄弟党——波兰共产党决议中的一段话，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例子。
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4月波兰共产党举行了代表会议，会上作出了参加议会选举的决定。作出这项决定，其根据概括地说是：
“到1919年冬季，资产阶级已经使国家机构走上轨道，因而在斗争中占了上风，波兰社会党为虎作伥，使工人苏维埃被政府摧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就必须利用选举竞争和议会讲坛。”
当然，这并不能说，波兰共产党打算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它只不过是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不同于1919年时的估计罢了。
社会民主党同国家的关系，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客观上相应地改变了。社会民主党人普遍从政府中被排挤出去。只有在德国，在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他们才得以暂时重新参加政府。也是在上述新形势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过高地估计了新形势的作用，因而彻底地向右转了。一年或一年半以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观点完全对立，如今，在阿姆斯特丹的推动下，他们之间的差距已大为缩小。老的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已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站到同一立场上了，而这两个国际则对既成的事实却处之泰然。三方力量的结合，有力地证明：1919年和1920年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存在过的反政府倾向已经荡然无存。
战后三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三年。俄国这个在世界大战中深受灾难的国家发动了1917年三月革命，率先卷入了革命洪流。
在英国，早在1917年就爆发了经济大罢工。同年年底，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瞒大家说，那时，我们认为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比在俄国夺取政权容易得多，其实不然。这也与当时的整个世界形势有关。
在若干中立国家，1918年爆发了工人大罢工，同年年底，因战争失败，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爆发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虽然明显缺乏组织性，但其规模却愈来愈宏大。1916年，在德国爆发了一月流血斗争和三月流血斗争，同年年底，在美国爆发了煤矿工人大罢工和铁路工人大罢工。资产阶级疯狂反扑，镇压工人组织，逮捕工人，等等。1920年，德国经历了卡普暴乱事件，随后工人开展了武装斗争，采取了对“民主”的报复行动。在法国，五月一日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紧要关头，铁路工人和工人阶级其它阶层举行了总罢工。
在俄国，红军要进军华沙，但进军与否，还要等，还要看，就是说，要依国际局势的发展情况而定。这次进军并不成功，就像1920年意大利轰轰烈烈的九月行动也不成功一样，因为，虽然意大利工人占领了所有工厂，但是党却没能担负起自己的职责。九月行动使资产阶级从颓废状态中振奋起来，而党对九月行动的态度更促使资产阶级转而采取了攻势。屠拉梯先生说，九月行动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意大利工人还不成熟，虽然占领了工厂，却不善于管理生产。其实，他的话并没有说错，因为意大利工人一直没有把屠拉梯和塞拉蒂分子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1920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总罢工。1921年，德国的三月战斗，英国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和挪威的全国总罢工，是伟大斗争中的三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但其结果并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这是绝不可忽视的）。于是，第二半国际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先生就说，这个结果表明第三国际破产了，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在战争末期或在战后很快就会爆发世界革命。他说，现在看出，这种预言或者说这种希望是极其荒谬的，不切实际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和第二国际打赌，说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一定能把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因此，我们也不认为自己赌输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应当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第二半国际。这并不是一种像天文现象那样可以预见，可以预报的、与人的意志毫不相干的纯客观的情况，而是要由人去实现的夺取政权的问题。
夺取政权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即使我们在一定期限内没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也并不表明第三国际就破产了。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审慎地修订我们的基本革命方针。在战时，甚至在战前，我们就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把国际革命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了。理由何在？其理由就是，虽然当时只是预见到要爆发战争，但战争毕竟是打破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平衡的一种现象。试问，这是否出乎我们的意料？既然合乎意料，那么，战后三年来，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和资本——把被打破了的经济平衡恢复过来了没有？
同志们！目前认清经济形势，谈何容易。统计总是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经济统计历来是不准确的，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再者，战争不仅使经济而且使整个国家机器，其中包括统计，脱离常轨。以下我要举许多数字，这些数字是很靠不住的，这一点我每一次都要强调。这些数字尽管不可靠，但仍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形势存一个大概的了解。
近几年来，我们总是同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这样的数字打交道，但是从国家经济或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却不十分清楚。先从最平常，最简单的事实即世界的物质生产谈起。首先谈农业。把1920年的粮食产量同战前五年的平均产量相比，产量只减少了将近2000万公担。
如果撇开美国不谈，则情况完全不同。欧洲各交战国的粮食产量比战前减少37％，各中立国的产量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而大洋彼岸各国的粮食产量则增加了21％。俄国不包括在这个统计以内。战前，俄国供应世界市场的谷物，平均每年约1亿公担。今年，世界市场短缺1.2亿公担粮食。目前，美国农场还存有大量因价格低而不肯出售的谷物。畜牧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世界畜牧业几乎仍保持在战前的水平上。欧洲各交战国的畜牧业大为衰退，各中立国仍处于战前的水平，而大洋彼岸各国则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世界肉类主要市场——芝加哥市场的肉价，竟低于战前。尽管经历了战争，但各国人口还是比战前增加了8000万，而市场上的粮食却减少了1.2亿公担。实际上，肉制品和粮食制品并不是没有，只是市场上不见罢了。这说明世界变穷了，人们挨饿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司空见惯的事实。此其一。
谈到世界上煤的需求量，情况也大致如此，甚至更糟。1920年全世界煤的需求量为1913年的97％，可见需求量减少了。同战前相比，欧洲的产量减少18％，而美国却增加13％。棉花的需求量也是如此。各类产品的总数量都减少了。欧洲衰退了，而美国振兴了。
再看各国的国民财富，不谈收入额，只看目前实际拥有的财富。估值数字很不可靠，且有波动。但是这些数字足以把价值数以十亿，百亿计的经济，即天文数字的经济纳入狭窄的物质范围之内。
战前，各交战国的国民财富加起来，估计为24000亿金马克。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国家的年收入为3400亿金马克，那么，在战争期间消耗和损失了多少呢？各国经济学家的估计不尽相同。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消耗和损失的财富达12000亿金马克，这个数字并没有被夸大。战争进行了四年，每年平均消耗3000亿金马克。刚才指出，战前各交战国的国民财富加起来，为24000亿金马克，可见，战争整整消耗了这个数字的一半。然而，战争不仅消耗了一部分国民财富，而且也损失了每年的大部分收入。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国家的年收入总额为3000亿金马克。在这里，我不打算为这个数字提出根据来。这是一个概略的数字。战时的收入至多是这个数字的1／3，即不超过1000亿金马克。可是，社会还继续存在，还需要消费，因而整个生产机构也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可见，从收入中最多只能消费4000亿金马克于战争，而战争总共耗费了12000亿金马克，这就是说，还有8000亿金马克取自国民财富，即消耗了国民财富的1／3。由此可见，战后，各交战国的国民财富加起来，已经不是24000亿金马克，而只是16000亿金马克。再作一比较，欧洲向其它大陆企业的投资额为1500亿或2000亿金马克，也就是说，欧洲为剥削其它大陆所投入的资金总额为1500亿或2000亿金马克。可见，上述军费开支竟超过这个数字的6-7倍。
现在，我们来看看纸币的流通情况。战前，全世界纸币的流通额为280亿金马克。现在的流通额已达2500亿至2800亿，甚至达到3000亿，换句话说，为战前的10倍。这个事实对于我们以后要下的结论极为重要。欧洲交战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每况愈下，国家贫困化。称之为资本的纸币也和公债一样，发行过量。但这种资本至多只能勾起人们对不复存在的资本的回忆，以及对获取新资本的向往。无论如何，它不代表现有资本。不过，它却发挥着资本即资金的职能，使人们难以弄清整个社会、整个现代经济的本来面目。经济愈贫困，它在虚拟资本这面镜子里的影象就显得愈发富足。其实，这个虚拟资本表示，各阶级在逐渐减少的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中的份额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点，我们等一会儿就会看到，再者，国民收入减少的幅度小于国民财富减少的幅度。其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双管齐下：军费开支和战后国家经济不仅要在国民收入中，而且要在国民财富固定基金中寻找出路。
一个行将破产的人，首先决不会考虑如何去巩固私有经济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在消费生产，特别是当前生产方面，欧洲经济所提供的产品竟大于生产设备所能达到的实际水平。换句话说，为了维持和进一步发挥生产设备的效益，往往使用数量不足的劳动力，以掩饰业已出现的全面贫困化。因为，部分乃至全部停建新厂和勉强维持老厂，这不大引人注目。我们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无暇顾及这种情况，甚至现有商品也不能充分利用。住宅就不同，住宅的破坏令人十分头痛，因为即使在危机时期，人口照样增长，不管世上出现什么样的麻烦，人们对住房的要求照提不误，而住房紧缺乃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建房，没有几十亿元资金不行。这一点，我已向诸位证实过，不想再用数字令你们生厌了。只重复一句：要想缓和住房异常紧缺的局面，不拿出几十亿元不行，这个事实也说明，整个生产机构已经崩溃，社会基础遭到破坏，而所有这些，并非用数字就能轻易估计出来的。
贫困现象在各国不尽相同。以交战国为例，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俄国就与众不同。关于俄国，我们单独再讲。奥地利也暂且不谈，因为奥地利经济已破败不堪，所剩无几，在一般分析中不足以说明问题。先从德国讲起吧。德国和英国都是交战国，但两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我说明德国经济状况的依据是，理查德·卡尔韦尔在一本论国家破产的精彩小册子中所援引的结论。这个问题目前在德国经济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理查德·卡尔韦尔深知德国商品生产的作用。但仅靠数量评定，太不可靠，因为还涉及商品的质量问题。他提出了不应忽视的另一种评定方法。卡尔韦尔经过相当精确的计算得出结论，1907年的商品生产相当于1130万工人的生产劳动。而自那时起，劳动条件根本改变了。工时缩短了，工作强度降低了，如此等等。于是，他得出结论，目前德国工人的数量为480万，即不超过1907年工人总数的42％。
卡尔韦尔分析了农业状况，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他说：“在这方面，我也发现，农业生产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比和平时期下降50％以上。”
德国的国债高达2500亿马克。德国货币是怎么个情况，尽人皆知。目前，德国的纸币流通额为800亿或810亿，其中只有50亿真正有黄金储备保证。因此，卡尔韦尔的结论是：1马克的现有价值只等于6—7芬尼。有人指出，1919—1920年，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独占鳌头”，恰恰因为货币贬值。我保存了法国时报的一份剪报，我来逐字逐句读给大家听：“马克贬值造成巨大的优势，德国可以凭借这一优势，逐渐偿还它的债务。”刚才说过，由于国家贫困化（我们从虚拟资本的哈哈镜里见到的影象完全被扭曲了），德国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它拥有完全贬值的货币。基于这种情况，即由于整个经济和生产机构贫困化，德国得以向英国和法国廉价推销其所有商品。卡尔韦尔继续分析得出的结论，我将逐字逐句加以引证。他说：“孕育着自身后果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这种结局，无疑将是强制性的，因为，在国民经济的目前情况下，要使金融市场和国家财政逐步恢复到平时的状况，简直不可思议。强制性发展的结局，归根结底，是国家彻底破产，从而最终证明国家的偿付能力已丧失殆尽。”
这就叫作国家破产。不妨再用相应的货币单位来表示这种状况，得出的结论是：战前，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2250亿金马克，而其收入最高时达到400亿金马克。如果我没有说错，那么，这就是黑尔费里希根据统计资料推算出来的结果。目前，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1000亿金马克，而国家收入是160亿金马克。（当然，这都是大概的数字。）观察德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发现，在战前发展的“狂飙”时期，国家收入从90年代中期直到1913—1914年战争爆发，平均每年增加10亿金马克。
90年代中期，德国的国家收入为220亿金马克，而战前为400亿金马克。可见，在28年中，国家收入每年平均增加40亿金马克。后来，在战争爆发前的7年内，国家每年减少收入40亿金马克，落到了它在德国资本（而正是德国资本创立了现代德国）发展的“狂飙’时期后期那样一种境地。显然，在目前情况下，德国根本无力偿还自己的债务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就连右翼经济学家卡尔韦尔也不能不认为国家破产在所难免。如今，你们可以从大量德国书籍中看到用哲学、道义、法律等观点论述国家破产的文章。从道义观点出发也罢，不从道义观点出发也罢，反正这些先生们都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
法国在其资产阶级报纸上吹嘘它能医治好它的战争创伤。战后，法国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是事实。但是，对成就估计过高，就大错特错。要援引法国的统计数字可不那么容易，与别国相比，法国很少披露内情。法国资产阶级也好，法国政府也好，都是如此。必须指出，在法国资本主义报纸上，有关法国经济统计的报道，历来谎话连篇。例如，我在法国报刊上至今也没有见过有关1920年炼铁工业的报道。将现有数字作一比较；我们发现，在农业方面，法国的牲畜头数减少了，1913年，法国拥有牛羊近1500万头，如今只有1280万头，1913年，拥有马700万匹，如今只有460万匹。小麦也是如此：1913年为8600万公担，如今6300万公担，采煤1913年为4100万吨，如今，加上阿尔萨斯一洛林和萨尔两省，也才有3560万吨，如果不包括这两个省，则只有2500万吨，只相当于1913年的50％强。还应当指出，法国不是通过调整本国经济，而首先是通过从德国及其殖民地榨取金钱和产品这种手段来医治自身创伤的。可见，法国状况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振兴，而只不过是物易其主，把财富从德国手中转移到法国手中罢了。而更重要的是，法国所得与德国所失比较，相差一倍半至两倍，德国失去的多。
1919年法国的贸易差额是，逆差达240亿法郎，即进口大于出口，1920年，贸易逆差为130亿法郎。这样，法国在其状况所谓改善的这两年中，外贸逆差达370亿法郎。这个事实对法国货币所产生的影响，是不难估计的。诚然，今年即1921年第一季度，法国外贸没有出现逆差，于是，报界和议会便洋洋得意，宣称法国进出口大致相等。
然而，法国报纸中最明智的《时报》，却在5月18日这一期申报道：
“我国贸易得到改善，主要是因为减少原料进口，这无疑在近期内会使工厂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减少。”
所以，不是经济振兴和出口，而是减少原料的进口，即降低今后的生产率，才使贸易得到改善。
如今，法国的国债为3030亿法郎，比1913年增加9倍。假手德国以复兴国家的支出计1800亿法郎，两项合计5000亿法郎。1915年6月，纸币流通额将近60亿法郎，1921年6月接近390亿法郎，超过将近6倍。法国的预算向人们表明，国家经济已经破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它本年度的正常支出为230亿法郎，用于占领区的特别支出为55亿法郎，用于复兴国家的支出为230亿法郎，总计超过510亿法郎。法国的纳税人缴纳了多少税金呢？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估计国家来自税收的正常收入为170亿法郎，而国家每年必须从预算中拿出150亿法郎用于偿还债务，拿出50亿法郎供养军队和官僚，也就是说，仅偿还债务和支付债务利息，以及维持国家机构，就需要200亿法郎．可见，175亿的正常收入尚不足以弥补上述开支，赤字通常达到55亿，这还没有把复兴国家所欠的巨额债务计算在内。
翻开法国金融界有影响的机关报《消息报》，它的领导人列昂·沙维侬在一篇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话，“我们应当有效地保持国家金融与印刷机之间的联系，即继续维持通货膨胀的势头——继续发行纸币。”他并不隐讳其中的奥妙，说道：
“出路只有一条：要么继续发行纸币以弥补开支，从而使国家维持它那虚有其表的尊严，用假币蒙骗世界，要么承认破产，公开宣布：只有公开破产，才能避免通货膨胀。”这是法国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新闻记者兼金融专家、右翼社会党人沙维侬得出的结论。(不过，他是不是右派，我还不能确定。)的确，要么公开宣布国家破产，要么继续发行纸币，以苟延残喘，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就是战胜国——法国的情况，而法国目前在欧洲无疑居于领导地位。
英国不久以前还明明是一个发了战争财的国家。在战争前半期，的确如此。瓦尔加同志（这份提纲就是我和他推荐给诸位的）的那本堪称佳作的小册子，依据公布的事实和数字，对英国的形势作了十分谨慎的评述，不过，他的结论应当加以修正，因为，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英国目前的状况比不久以前变得更糟。战争期间，英国农业依靠国家大力资助而一度上升，现在，又逐渐退回到战前的水平。在煤炭开采方面，英国本来占有优势，采掘量在1913年为2．87亿吨，1920年则为2.33亿吨，等于1913年采掘量的80％，生铁产量在1913年为1050万吨，而1920却为800万吨，也等于接近1913年产量的80％。1921年情况如何，大家都知道，不用我来说了。由于矿工罢工，1月份采煤量为1900万吨，2月份为1700万吨，3月份为1600万吨。煤是英国的重要出口物资，也是英国整个对外贸易的基础。煤的出口额，在1913年为7300万吨，1920年为2500万吨，只等于1913年出口额的34％，即1／3左右。今年头五个月的出口额等于1920年头五个月出口额的48％。从总体上说，192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如果从商品本身而不是从商品的假象即价格来衡量的话，那么。比1913年减少1／3。据指导性的经济刊物《经济学家》报道，1920年5月份的出口额为1.19亿，而1921年只有4300万，这既不是用商品，也不是用产品，而是用价格表示的。尽管如此，出口金额仍减少64％。英国的预算也是如此，尽管幅度有所不同。战前，英国的国债总额为7亿英镑。现在，截至1921年6月4日，不多不少，恰好是7亿英镑，就是说，从战前到现在，国债增加了10倍。战前，陆海军军费预算为8600万英镑，现在为2.37亿，增加了几乎两倍。读读银行和工业企业董事会3、4月份的报告，你们就会发现，英国的国民收入比战前减少了1／3或1／4。不过，到底是1／3还是1／4，难以确定。英国经济生活衰退，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英镑已今非昔比，虚有其表，名不副实了。如今，英镑只相当于面值的76％，而这有力地说明，当今时代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因为一度是世界上最坚挺，最有权威和无可争议的东西——英国金镑（在英语中，该词английскийсоверен当“统治者”讲）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变成一个相对值了。如今，德国哲学界大谈特谈相对论（我指的是爱因斯坦的哲学），我们不妨把德国哲学看成是对英国经济的报复，因为，英镑也已变成相对物了。其实，在德国，人们历来用哲学对经济贫困实行报复。
但是，也有振兴起来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也是我们看待世界形势时，决不可忽视的事实。现在，世界经济重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了。欧洲业已衰落，而且在继续衰落下去。在此期间，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且看基本数据：
马由2000万匹增加到2200万匹。牛羊由6200万头增加到6800万头。当然，这不算很多。但煤炭产量就不同了，1913年煤炭产量为5．17亿吨，1920年达到5．8亿吨，增长幅度可观。石油产量由1913年的2．48亿桶上升为1920年的4．42亿桶，产量扶摇直上。棉花和生铁产量几乎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上，但远洋航运业却突飞猛进。1913年建造的船舶总吨位为27．6万吨，1919年上升为407．5万吨，1920年为270．6万吨。造船业的迅猛发展，使美国快要赶上海上头号强国英国的水平。如果说，战前英国船舶的总吨位占世界半数以上，而美国只占50％，那么现在，相互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今，英国拥有世界总吨位的35％，美国为30％。众所周知，1913年，美国的汽车年产量不到90万辆，1920年，达到235万辆。现在，美国拥有汽车850万辆，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辆汽车。其余所有国家的汽车加起来，总共才有140万辆。出口额比战前增加了1．5倍。在出口方面，美国国内发生了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意义的重大变革。这就是：战前即1905年，美国出口1／3的成品和2／3的粮食与原料，可是现在，比例变了，出口60％的成品和40％的粮食与原料，这说明，美国也成为工业输出大国。从1915年到1921年这六年来，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80亿美元。要知道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请看以下数字。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6％，土地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7％。可它提供的物产，分别占世界产量如下：黄金20％，小麦25％，商船30％，生铁40％，铅40％，锌50％，煤45％，铝60％，铜60％，棉花60％，石油66％，汽车85％。美国的经济优势表现为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欧洲对美国的债务为180亿美元．加上没有支付的利息和提供新的贷款，这笔债务每天都要增加1000万美元。欧洲对美国的债务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日本是暴发户，一是发战争财，二是因欧洲工业国退出世界市场而捞到便宜。不过，同美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它的生产机构远远不及美国。我不援引数字，只举一个事实，即1913年日本的采煤量为5600万吨，1920年为7600万吨，增加36％。其它工业部门，如玻璃工业，也有飞跃的发展。然而现在，由于欧洲国家纷纷回到世界市场上来，日本资本家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阵地，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日本工业现有从业人员不下237万，其中有27万人，即占从业总人数的1％，已加入工会，这对一个仍保有半封建关系的落后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凡是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作用的人，都不会小看这笔数字。
同志们！现在我要讲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今后这种状况是否会改变，也就是，是否会恢复平衡。但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简单地指出一点，就是资本主义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可能说，俄国经济在此期间不也没有上去嘛。关于俄国的经济情况，列宁同志将作报告。我个人就此发表简单意见，完全是另有用意。美国国务卿尤兹在写给尽人皆知的，不，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龚帕斯先生的信中说，同俄国建立关系毫无必要，因为目前俄国不过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真空地带而已。尤兹认为，俄国经济贫困和衰败，其原因并不在于俄国遭到封锁和经历国内战争，他的理由是：第一，战前能自力更生的工业部门也垮了下来，第二，国内战争所动员的人力比世界大战少得多。尤兹先生不应当见怪，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人知道，俄国的人力动员也是俄国经济衰败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他也没有说对，那就是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沙皇政府把熟练工人都留在工厂里，它不像我们那样，要靠他们去打仗。它有贵族，即一批训练有素的军官。而我们的军事机构在最困难时期多半是由熟练工人组成的，他们通常是我们最先动员的对象。现在，我们的军队正在复员，所以，我敢透露这个秘密。那时，我们面临四个战场，军队人数为530万，其中熟练工人占3／4。这对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莫大损失。再者，尤兹先生完全忘记，资本主义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因素之一，它也参与瓜分世界市场。今天，我们连零星器件也感到不足，这些东西在战前我们不生产，而在封锁和国内战争时期就更谈不上生产了。我国经济领导人举过若干例子，譬如，我国缺少螺旋钻和测量仪器，我国需要矿井用圆钢缆和扁钢缆。这些东西，我国从来不生产。钢缆不足，给顿巴斯采煤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众所周知，某些机器所不可缺少的金属网，历来都从德国和英国进口，我国从来不生产。因此，就连战前能自力更生的工业部门也深受其损害。但是，不言而喻（也是不难证明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经历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在全军覆没和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崩溃以后，没有任何—种制度能像苏维埃制度那样，又继续坚持打三年战争，供给和武装军队而又不致于灭亡。当然，尽管如此，但我并不否认，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过严重的失误。
好了，同志们，我该回答主要问题了。尽管在欧洲新工厂纷纷出现，但从总体上说，欧洲生产机构正趋于瓦解，交战国的国民财富较战前减少了1／3，这是无可怀疑的。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看到，战后经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1919年到1920年初，是经济复苏阶段，但接着爆发危机。这基本上标志着一种常轨，既然在繁荣时期之后发生危机，那么，预料以后又会出现复苏。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进程，它一旦恢复，便达到平衡。关键就在于此。我先简略地谈谈复苏阶段，其实，我在报告近两年来的生产情况时，这一点已经提到了。
1919年春是经济繁荣时期。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等待爆发一场大危机，而一想到危机将要造成的后果，就不寒而栗。
为了对付这场危机。它们作了精心准备，因而，从战时景气过渡到战后经济复苏，几乎是一帆风顺的。资产阶级无孔不入。1919—1920年，物价暴涨，投机生意兴隆，唯独生产别有一番景象。以英国，法国，尤其是东欧和中欧为例。在那里，即使在所谓经济繁荣时期，生产也连续下降。就美国而言，也并非各个工业部门都景气，这是因为，军工生产改为民需生产，即开采煤炭和石油，制造汽车和船舶。那么，到底工业景气过没有？贸易，特别是投机生意，倒是兴隆一时，这也并不奇怪。战后出现经济繁荣，有经济和政治－财政两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原因是，战后粮食市场愈来愈有吸引力：价格暴涨，于是军火投机商利用他们积累的资本经商，进行投机买卖，获取巨额利润。
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国家唯恐出现太平盛世，索性就在和平时期保留了战时状态。因而在和平时期，通货继续膨胀，即继续发行纸币，发放工资补贴，对进出口实行管制等等。军事检查和军人专政在战后依然保留下来。战时投机买卖一变而为战后投机买卖，但这与生产发展毫无关联。相反，许多国家的生产继续下降。至于通货膨胀，请看以下明显的事实，法国货币单位由300亿上升为380亿，德国的由200亿上升到630亿，意大利的由90亿上升到220亿，等等。通过数字，用战前的经济水平，粗略地衡量现在的柏林，巴黎、伦敦、纽约，得出的结果是，其经济水平和战前的大致相同。在经过战争和投机生意兴隆时期以后，目前总的水平是：德国变穷了，其生产机构较战前缩减了许多，法国变穷了，但比德国稍强，英国也变穷了，但比法国又强，唯独美利坚合众国是暴发户。再看物价和货币流通情况。在这个“繁荣”的时期，德国的物价上涨幅度最大，达到7倍，法国小一些，英国更小，美国则微乎其微。可见，美，英，法三国，生产与其货币机构之间的矛盾并不大，而在德国却大得很。若将国家的虚拟财富即国债和纸币等等当作实在的财富看待，那么，国家越穷，就显得越发富有。这就是最近的经济形势即投机生意的真实写照。然而，这个实际上使交战国进一步贫困的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政治上发挥了实际作用。
在《曼彻斯特卫报》一年一度的述评中，一位英国教授发表一篇颇有见解的文章，他说，“对我们来说”，即对统治阶级来说，1919年是“最危险的一年”。他写道：那时，从战场回来的人急于使经济改观，而“刚从战场回来的，情绪急躁的人可不是好惹的”。这位教授补充道，于是，国家投放了数以千万计的钞票，以防不测。国家依然成为最大的人为的市场，工人领取国家以各种形式发放的工资补贴，这样，资本得以渡过危险的复员时期。所以，这个经济繁荣的假象，帮助资本保住自己的阵地。
说到这里，不妨提一个问题：这次经济繁荣明明是起到一定的作用，明明是使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得到发展，因而这是否就是经济繁荣能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证明呢？这是否意味着，在进行革命尝试之后，或者说，在革命失败之后，经济繁荣占上风，就表明革命时机已经消失呢？在这方面，有人以马克思，恩格斯1850—1851年的著名结论为依据。我认为，近期内，尤其是目前，如果再度出现经济繁荣（而这并非不可能），那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共产国际就将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我把这段引文读给大家听。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时说：“他（指马克思）从这些事实中认定，1847年夏季商业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真正起因，而在1848年和1849—1850年出现的高度繁荣则是欧洲反动势力得以巩固的源泉。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1850年秋，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新的革命只能是新的危机的产物，而新的革命如同新的危机一样不可避免。”
现在，仍有许多同志认为，危机是革命的起源，而繁荣则是革命的掘墓人。经济繁荣到来之时，便是革命完蛋之日。这种观点也存在于执行委员会指派的委员会内部。
同志们！我刚才读的引文确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文中的思想表达得不十分确切。作为预言来说，它是错误的，就连恩格斯本人也承认，期望落空了，危机并不是革命的起因，1847年危机只能狭义地说是革命的起源。1848年革命之所以遭受资本的冲击而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这次冲击遇到了多阶层社会结构的阻力，使资本转而同这些阻力进行斗争。这次革命将等级特权、农奴制残余几乎一扫而光，为资本的发展开辟新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1849—1850年的经济繁荣才可以继续被认为是革命发展的阶段。因此，危机只不过是一种由社会条件所决定和资本在封建范围之内的发展所决定的次要刺激因素而已，而经济繁荣则是在革命完成其摧毁特权等极其重要的直接使命以后，推动革命进行到底的次要动力。忽略这一点，就不能对引文作出正确的解释。资本的发展周期历来是，繁荣，然后是紧张，低落，继而是危机，等等。资本发展的过程还不限于这个公式。这个公式不足以从历史上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因为资本朝两个方向发展。初期的发展是发展生产力。它曲线上升，上升的过程伴随着波动和突发，这便是危机和繁荣时期。即便50年来资本逐渐在发展，但这个周期是确定无疑的。不过，这个周期不完全符合那些资本主义生活变动迅速的国家的发展情况。发展中的资本虽然也有波动，但曲线呈上升趋势。在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曲线呈下降趋势，但也不是直线下降，而总是伴随着波动。
《时报》元月号曾发表一份统计表，我摘录下来了。该表显示自北美独立战争至今138年的情况。假如我没有弄错，在此期间，我们经历了16个周期，即16次危机和16个经济繁荣阶段，每个周期大约8年零8个月，即将近9年时间。请问：这是不是蛇形运动过程？但也是一个相对上升的过程。它的起点是每一个英国人平均2英镑，即人均24个金马克。在此期间，人口增长近3倍，对外贸易额增长更多，所以人均达到30．5英镑，1920年，人均达到65英镑（是用货币而不是实际价值来表示的）。生铁生产的发展也是如此。在此期间，这两条线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刚才讲到，1851年是1848年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狂飙时期，1851年初，对生铁的需求量，人均4．5公斤，1913年则上升为46公斤。此后，便走下坡路。这，是138年来总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结果。对这条曲线仔细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它由五个部分组成。若将这138年划分为若干时期，就会看到它有五个不同的时期。1781年至1851年，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几十年间几乎没有进展，只是从1851年起，出现上升趋势。我们看到，在60年间，对外贸易额由人均2英镑增长到5英镑。其后22年间，又由5英镑上升到21英镑，生铁需求量也由人均4．5公斤增至13公斤。此后，自1873年起，是萧条阶段。自1878年起，几乎到1894年止，英国贸易，（即便将英国对海外企业投资的资本利息也计算在内）不景气。在这22年间，人均由21英镑下降为17．4英镑。此后，一直到1913年，又有回升，从17英镑上升为30英镑。在进入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可见，第一部分呈上升趋势。1913年至1917年，上升幅度很小。同志们！这对于判断当前及未来的形势极为重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分第一次运动和第二次运动，而第二次运动历来在第一次运动的基础之上发生，这就是高涨、衰落即萧条。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起伏现象，即繁荣与危机相互更替，不过它们丝毫不表示资本主义是在发展还是在崩溃之中。这种起伏可以比作人的心脏跳动。心脏跳动只表示人活着。不消说，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只要它活着，它就要呼吸，这也就是起伏。但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呼吸同一个发育时期的人的呼吸绝对不同，这也适用于我们所说的情况。抓住恩格斯的引文不放，而忽略这些基本事实，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正是在1850年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考察以后，形势突然转变，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狂飙时期，而1848年革命为这一时期的出现廓清了道路。这是关键所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狂飙时期，复苏和繁荣来势凶猛，而危机仅仅是表面现象，且为时不长，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时期促使革命销声匿迹。现在，问题不在于经济形势能否好转，而在于经济形势是否起伏，是呈上升趋势还是呈下降趋势。这才是症结所在。现在，回过头来再谈刚才已经说过的基本事实。刚才说过，欧洲衰落了，欧洲的生产机构比战前缩减许多，经济中心已移到美国，但经济中心移到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逐步发展，而是因为美国利用了欧洲的军火市场，并把欧洲排挤出世界市场。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情况，即四年半以来，为了战争，欧洲不惜消耗全部有生力量，可到头来，却增强了美国的实力。
我认为，美国正是借此赢得了短暂的高度繁荣时期。但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欧洲在倒退以前，已为美国建立了一个纯粹人为的市场，现在，任何一个市场都不可能取而代之。而欧洲在完成此项使命之后，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战前，欧洲市场可容纳美国全部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即将近60％；战争期间，美国的出口额较战前增长近两倍，欧洲对美国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可是战后，欧洲这块大陆已几乎人财两空，限于黄金或其它商品等价物，它从美国进口商品已完全不可能。这也恰恰是日本和美国爆发危机的原因。在经过短暂的、持续将近两年的高度繁荣时期之后，一场实实在在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就欧洲而言，这场危机意味着，“你穷，你得量入而出，你休想再从美国进口所需要的商品。”就美国而言，这场危机意味着：“战争打了四、五，六年，欧洲的财富你也掠夺了四、五，六年，你是一个暴发户。可是好景不长。”其它国家完全破产了，它们的生产机构必须重建。各国人民必须重新进行内部分工。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因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有所发展而仍在自动地维持着。但是，德国必须后退，以调整和整顿本国经济机构，而且，如不爆发革命，那正如在战争期间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以克服战争造成的困难一样，现在也必须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如果事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国家就必须干预经济，首先确定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之间的适当比例。换句话说，只要不爆发革命，要想建立必要的、正确的对比关系，就要求助于战争，求助于各种补救措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也不例外，除非经济生活逆转的时期，即受害最深、老本损失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彼此拉平的时期不再持续下去。在这个彼此拉平的时期，美国休想继续保持它最大和最重要市场的原有规模。也就是说，就美国而言，上述危机就不是一次暂时的、正常的危机，而是一个漫长的萧条时期的开始。我们再来看看一份说明不同时期的统计表吧！萧条时期持续了长达70年之久，而后，自1851—1873年，又是繁荣时期。在这繁荣昌盛的22年中，有过两次危机和两次复苏，复苏是实实在在的复苏，而危机却是小小的危机。其后，自1873—1890年中期，再次萧条，至少也是发展速度缓慢。继而再次出现空前的繁荣。凡此种种，无不是一种适应的过程即拉平的过程。任何国家的资本主义只要看到自己的某一市场过饱和，就必然要从其它市场寻找出路。在上述不同时期，究竟是停滞、前进或倒退，取决于诸如经济危机、革命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
当前，资本主义已进入漫长而严重的萧条时期。其实，想想过去，这也在意料之中。早在1913年，经过20年蓬勃发展，世界市场已不能满足德国，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对此，这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早就心中有数。它们认定：为避免这个要持续多年的漫长的萧条时期的出现，就要制造尖锐的战争危机，就要消灭对手，共同占有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市场。谁知，战争旷日持久，导致一场不仅尖锐而且漫长的危机，战争彻底破坏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而使美国获得蓬勃发展。但是，战争使欧洲民穷财尽，最终也使美国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它们本想避开萧条，但事与愿违，欧洲贫困化反而使萧条局面愈演愈烈。
同志们，以上是择其要点对经济形势的特征所作的说明。根本未涉及革命问题。不论今后资本主义能否振兴，但它现在继续存在，继续发展。1919年，战后复苏有了初步迹象以后，一位大概名叫帕什的英国人提议筹措25亿英镑（折合400多亿金马克）的国际借款，以重建遭战争破坏的国家。当时的设想是，筹措和利用这笔国际借款，实现人类空前的大繁荣。不难看出，这是被歪曲了的资本主义形象使这伙人想入非非，他们自以为，他们既然能毁掉众多的城市、铁路，庄园和舰艇，那么，把战争的破坏在写有“400亿、500亿金马克”字样的纸上象征性地画一画，也就能摇身一变而为富豪巨贾。这真是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魔，连资本家也晕头转向了。但这是一厢情愿。就说铁路交通，哪怕是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吧，这是非办不可的事情，可是他们完全忽略了，恢复工作要在社会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进行。
下面就来讲讲社会平衡问题。人们常说，有了新的基础，资本主义就能自动恢复，这种指导思想不仅库诺夫有，而且希法亭也有。这种自动论是机会主义的重要而典型的特征。那么，应当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恢复这个问题呢？当然，假如阶级斗争的社会因素不激烈地与之抗争，资本主义的恢复是可能的。假如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容忍资本主义为恢复国内的正常秩序而进行种种试验，那么不出20年或30年，欧洲就要牺牲工人2000万到3000万，因为现在移居美国不是上策。美国现有失业工人500万，今后几年，也许几十年，失业人数还将增加。侨居国外不再是安身立命之道，因为，我已经说过，失业问题在美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只有牺牲一代工人，以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为首的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平衡才能恢复。到那时，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如同过去西班牙与英国的关系。欧洲文明也将受到这个刚刚复兴的资本主义的束缚而只能苟且偷生。那么，这一切可不可能不发生呢？从理论上讲，不可能。如果我们忽视阶级斗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作用也将导致阶级斗争。德国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反动教授奥托·霍特契，他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他在论述经济形势的文章中说：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在世界范围内削减工资的办法，但工人绝不会心甘情愿，他们必定要造反。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不论我们把这种趋势称之为“资本主义自动作用”也罢，或者“资本主义剥削”也罢。但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意志才是客观的依据，我们绝对不能对资本主义的自动作用熟视无睹。这些老爷根本不把工人阶级的意志放在眼里，所以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霍特契教授说：“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自动作用或者剥削。如果工人阶级追随改良派，那就是自动过程，如果工人阶级接受充满活力的共产党的领导，那他们就会奋起反抗剥削。”这样一来，恢复资本主义的平衡过程就完全改观了。在此期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那就是欧洲倒退了。德国仍像90年代中期那样贫穷。但德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倒退，相反，战前最后20年的发展所引起的尖锐社会矛盾，因战时和战后繁荣时期及危机时期的发展而益趋尖锐化。因此，经济基础脆弱了，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减少了，阶级矛盾也就必然加剧了。这恰恰说明，有利害关系的阶级为分沾不断减少的国民收入而越发互不相让。
这就是亨利·库诺夫先生或其它人所幻想的恢复平衡的蓝图所遇到的一大难题。资本主义为恢复平衡而采取的一切步骤，都对社会平衡立刻产生决定性影响，即进一步破坏社会平衡，进一步促使工人阶级奋起斗争。要达到平衡，首先就要整顿生产机构，而这就需要积累。要实现积累，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靠什么来提高？靠大幅度增加工人阶级的劳动强度来提高，因为战后三年来劳动生产率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要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世界经济，就必须重新具备世界等价物即金本位。离开它，资本主义经济就混不下去，因为物价大涨大落（在德国，因货币波动，有时在一个月之内，物价竟上涨百分之百）使生产根本无法维持下去。资本家并不热衷于生产，因为投机生意正从远处向他们招手，投机生意远比缓慢发展的生产更有油水可捞，因而也更有诱惑力。恢复金本位意味着什么呢？就法国和德国而言，意味着宣布国家破产。但宣布国家破产，就意味着国内所有制关系发生大变动。在宣布破产的国家里，一场为分沾新的国家财富的争斗又要开始，从而朝阶级斗争又迈进一大步。不仅如此，这一切还意味着失去社会的和政治的平衡，即意味着革命运动。要知道，宣布国家破产，并不等于就能一改现状而立刻恢复平衡。宣布破产之后，将照旧延长工作时间，废除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劳动强度。按照霍特契先生的说法，这叫作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当然要反抗。总之，恢复资本主义平衡，从抽象的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恢复过程不能在社会真空和政治真空中进行，而只能通过阶级来进行。资本家老爷们能维持至今，全靠不稳定的社会平衡，而在恢复经济生活平衡的道路上每迈出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都是对不稳定的社会平衡的一次打击。这一点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不能不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论其发展速度缓慢或者较快（发展速度问题不必争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遭到历史无耻的愚弄），都没有在中欧和西欧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但如果因此而企图像改良派那样断言，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平衡已不知不觉地恢复了，那是荒谬绝伦，一派胡言。就连有头脑的死心踏地的反动分子如霍特契教授，也不敢下此断语。霍特契在他的年度评述中有两句话，大意是：1920年没有给革命带来胜利，也没有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到恢复。这仅仅是一种不稳定而又十分短暂的平衡。我已经引证过沙维侬先生的话，这位先生也说，“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受国家财政，通货膨胀和公开破产的影响，极有可能进一步崩溃。”这表示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以上，我向诸位说明了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一次危机。三四个星期以前，资本主义的报刊放出一股风，仿佛有了盼头，繁荣时期就在眼前了。不过，现在就可以看出，这股春风刮得未免太早了。财政状况确有好转，即不像以前那样紧张。市场物价下跌，但这决不等于贸易复兴。交易所十分不景气，生产继续下降，美国冶炼业的开工率现在只等于开工能力的1／3。在英国，最后一批高炉已经熄火了。足见生产在继续下降。当然．倒退的过程不会自始至终以同一速度进行下去，这绝对不可能。资本主义这个机体必定会有喘息的时机，它将吸入一点新鲜空气，将会出现转机，但因此而断言繁荣时期就在眼前，为时过早。新时期到来以后，它们就要试图消除虚假财富过剩与基本贫困之间的矛盾，接着，经济机体又要痉挛。我已经说过，凡此种种，都向我们表明，经济正处于深刻的萧条之中。由于经济萧条，资产阶级必将变本加厉地压迫工人阶级。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例如，先是美国，英国这些较为有生气的资本主义国家，继而整个欧洲都已开始削减工资。这将导致一场维护工资的伟大斗争。我们的任务是，把握经济形势，扩大并深化这场斗争。这一点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是，维护工资的伟大战斗（在这方面，英国矿工罢工为我们提供了典型范例）能不能自动地导致世界革命，最后一次国内战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其实，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具备足以保证下一步发展的自动担保机，但如果一场危机带来暂时的复苏，那对我们的发展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许多同志说，如果在此期间出现复苏，那对我们的革命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绝对不是。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危机之间根本不存在自动的依赖关系。只有辩证的相互关系。这一点必须明白。
让我们看看俄国国内的关系吧。1905年革命失败了，工人遭受了重大牺牲。在1906年和1907年又有过几次、也是最后几次革命风潮。1907年秋便爆发了世界性大危机。危机信号是纽约交易所在一个黑色星期五发出的。1907年，1908年和1909年是俄国经历深刻危机的三年。在此期间，革命运动销声匿迹了，原因是工人饱受斗争之苦，又逢大萧条，难以振奋起革命精神。究竟是危机还是复苏能导致革命，当时俄国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那时，我国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只有经济复苏才能使俄国革命运动再度兴起。果然，经济复苏了。1910年、1911年和1912年是我国经济状况好转的三年，经济复苏使一度丧失勇气，精神沮丧和软弱无力的工人重新聚集起来。他们重新认识到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且先是在经济领域，继而在政治领域转入了攻势。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工人阶级凭借经济繁荣，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能够发动直接的冲击了，因此，如果现在即在工人阶级因危机和长期斗争而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不能取得胜利——也很难取得胜利——那么，形势的变化和福利的改善，对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形势变化即复苏标志着长期繁荣的开始，那对革命确实有害。这是因为，长期的繁荣意味着市场扩大，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遍及全世界。欧洲的贫困化和美国在庞大军火市场上的崛起，为这样一个结论提供了佐证，即不可能通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和西伯利亚这样的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的途径来恢复繁荣。固然，美国资本主义正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寻求和开辟销售市场，但其规模无法与欧洲相比。就是说，我们处在萧条时期的前夕，这是毫无疑义的。
既然前景如此，那么危机的缓和不仅不是对革命的致命打击，反而是工人阶级得以喘息的机会，工人阶级可以趁此机会，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发动冲击。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尖锐危机将转变为持续危机，进—步加剧，并持续多年。这一切都并非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人阶级就只有吸取以往的经验，全力以赴地夺取国家政权，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而认为资本主义平衡能在新的基础上自动恢复，认为资本主义能在今后几年内振兴，那是妄想。在当前经济处于完全停滞的情况下，这根本不可能。
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个因素，就是国际形势，世界形势，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已经占用你们不少时间，因此，我的讲话要尽可能简明扼要。总之，战后形成的世界关系极其反常。什么是战争？战争就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动用自己的武器。什么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灭绝小国的野心。小国不仅指瑞士，而且指法国、德国这样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妄图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建立世界帝国主义。这就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意义所在。德国最能代表这种倾向。德国宣称：整个欧洲都应当置于它的监督之下。法国从一开始就怀有瓜分德国的野心。欧洲国家的联合都有法国资本主义精神的烙印。欧洲本是众多小国的总合，但现在和战前相比，小国的数量大为增加。如今，在前奥匈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10个关卡。欧洲已经巴尔干化，这种说法已相当普遍。那些曾经助长了军国主义的种种矛盾和磨擦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来愈深。1914年战争以前，欧洲（俄国除外）的兵力为515．2万人。据今年上半年的表报，目前现役军人已达701．4万。可见，军国主义有增无减。若把俄国军队发展顶峰时期的兵力计算在内，则这个数字还要大。再看中欧和东南欧，这是欧洲两个受害最严重、日子最难过的地区，尽管如此，但那里的军国主义也有增无减，这是因为那里兴起若干新的小国，它们各有自己的关卡，国境和军队。海军也是如此。这一切都严重地阻碍经济发展。爆发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欧洲经济无法承受军备的重担。于是来一个宁肯受罪一次，也不常年受煎熬，谁知事与愿违，罪也受了，可日子反而比战前更难熬了。
法英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翻一翻法国半官方的报纸，就会一目了然。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将继续自动地加深，因而一场流血冲突也在自动地迫近。（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自动论。）这种矛盾的动因，我们人人都清楚。从经济统计中也不难看出这种动因。英国正被排挤出世界市场，失去主要经济大国的地位。英国工业一蹶不振。美国两个工人的生产顶得上英国五个工人的生产。这是英国一家权威的经济期刊根据美国和英国的统计资料加以证实的。美国两个工人凭借性能优越的机器和更为完善的组织生产出采的产品，顶得上抱残守缺的英国经济机构中五个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英国的煤炭出口额巳不占首位。刚才说过，美国石油开采量占世界石油开采总量的70％，而石油这种产品目前巳成为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美国人指责英国最近收买了所有石油资源，说英国现在占有世界石油开采量的将近90％。其实，这些石油资源目前尚属潜在的资源，或者说是地下资源。而美国正在开采现有全部被开采的石油资源的70％，并将石油产品立即投放到国内和国外市场。英国的石油资源只是经地质勘查而探明的资源，开发这些资源需要资金，而眼下英国缺乏这笔资金。退一步说，英国确实占有世界石油开采量的90％，而美国的石油资源日渐枯竭，这也无非是美国早日决战的又一个论据。美国向墨西哥和美索不达米亚提出了无理要求，提出无理要求的根据是，以美国的汽车制造业而言，再过10—15年，美国要发生石油危机。即便如此，那也不过是多了一条美国不等这种石油危机爆发就发动战争的理由罢了。这是一个再生动不过地、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自动作用的事实。据美国造船计划资料，到1924年，美国舰队将比英国与日本两国舰队总和还要强大得多。这个造船计划的指导原则是：美国舰队必须超过两个迄今最强大的舰队总和。美国许多民主党人扬言：到1923年，甚至到1922年底，美国就要同英国平起平坐。至少是，英国已经大难临头，若不猛省，则自身难保。战前，我们亲眼见过和平时期军事上对峙的局面，就像是在一条铁轨上对开着两列火车，它们随时都有相撞的可能，只是出事地点还不详，相撞的日期也没有在日历上标明。这一次却不同，白纸黑字，写在世界历史的日历上了。日期在1923年或1924年。英国要么心甘情愿退居二等强国，要么挟大英帝国的余威，豁出老本，豁出老命，孤注一掷，在瞬间的生死较量中决一胜负。各二等强国或者三等强国的一切条件，关系和部署，一概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重大问题，并围绕这个轴心运转。这是一个未必能促进资本主义平衡得到恢复的时机。对此，不仅统治阶级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两个国家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也心中有数。可见，这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这种发展一旦失去动力，也就停滞不前了。经济基础脆弱了，要一下子恢复，这在最近的将来根本不可能，即便可能，恢复的程度也极其有限。
在各国及其重要的工业部门中，这个基础必将愈来愈脆弱，社会分工问题必将日益尖锐化，国际关系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世界变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以至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日趋紧张，也都是因为上述缘故。
谈到阶级，必须指出，已经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倚仗垄断地位，利用普遍贫困化而发财致富，尚未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无论绝对地讲或相对地讲，变得愈来愈穷。它在继续破产，它的利润在继续减少，它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也在继续下降。
再谈农民。战争初期，给人的印象是，农民因为有大量钞票，偿还了抵押借款而变得越来越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便借此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日趋巩固。但我们的提纲指出，农业的含义并不是偿还抵押借款，而是耕耘土地，就这一点而言，农民因工业不景气而处境十分艰难。我们看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的农场主变穷了。我们看到，在日本的佃农中间，风潮迭起。欧洲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不断恶化。保守党和改良派满心以为可以站稳脚跟的所谓新兴中间阶层，越来越不起作用。普遍贫困化，而主要是货币大幅度的贬值，导致农民由一个维护国家的因素变成一个引起骚乱和暴动的因素。
从革命的角度看，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对工人阶级十分有利，但也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因为我们要发动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原始的冲击，其初级阶段我们在1918—1919年间在欧洲已经见过。我们认为（从一定的历史意义上讲，也应当这样认为），在资产阶级乱了阵脚的时候，这种冲击应当一浪高过一浪，在冲击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领导阶层的觉悟也应当提高一步，这样，经过一年或两年，无产阶级就将夺取国家政权。这种历史机会不是没有过，只是错过了。不知是因为资产阶级发了善心，还是因为它心怀恶意，反正资产阶级依靠诡计、经验、组织和对权力的野心，而在历史上赢得了相当长的喘息时机。既没有出现任何奇迹，原来遭毁灭的、遭焚烧的，遭破坏的也没有一样得到恢复，可资产阶级竟然能够在贫困之中不迷失方向，将它的国家机器重新运转，并利用工人阶级的弱点。从革命前景上看，形势变得复杂了，但仍然对我们有利。今天，我们也许更有理由说，从总体上看，形势对革命十分有利。然而，革命并不那么顺从，那么乖巧，以为能用绳子牵着走。革命自有其波动、危机和高潮。这既是由客观情况，也是由工人阶级主观的内部分化所造成的。在战争结束与和约缔结三年后的今天，工人阶级已经焕然一新了。这不是战前那个在数量上有计划地增长的工人阶级，不是那个在战前熟悉的环境中按产业、按行业和部分地按政治观点组织起来的、保留上个时代的种种偏见和优点的工人阶级。今天的工人阶级是从日趋没落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和无产阶级化的广大家庭主妇和女工中急剧分化出来的业已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在法国和日本，无产阶级化的妇女被吸引到生产部门去的现象尤为普遍。）今天，一方面有了这个新兴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还保留着由战前旧工会干部、党的官僚、熟练工人和受过职业训练的工人（他们缴纳会费，以为通过工会就能迎来完善的社会制度）组成的阶层，还有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觉醒的青年工人以及刚刚开始觉醒的妇女这样一个落后阶层。他们无不被这个伟大运动和这些事件卷入和推进政治斗争中去。只是有的阶层取得了经验，而有的则没有，有的碰了钉子，开始审时度势，而有的则偏偏在此关头跃跃欲试，不顾及斗争后果。形势发展得如此复杂，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假如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屈膝投降，那我们就不必急于去教育工人，待我们掌权以后再着手教育落后阶层也不晚。这全怪资产阶级保住了国家机器。它疯狂地抵抗，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相继遭到它的反抗，而只得退却。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此基础上将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联合起来，开展反对资本的斗争。当前在斗争中要着重争取这些群众，进而使他们联合起来。要善于在复杂的阶级相互关系中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眼下，农民的情况较战前对我们有利得多。到了决战关头，新的中产阶层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未尝不可能。但是，在斗争日益加剧的时期，我们已有办法使新的中产阶层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用我们的行动牵制它，即迫使它不与我们对立。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斗争。我们决不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充当尚未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应当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努力在农民中间和中产阶层中间逐步站稳脚跟。这样，我们就能加深已经成立托拉斯和尚未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法国和英国，它们现在正为夺取政权而决一死战。
总之，当前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形势，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形势不同了。那时，我们表达了我们的远大志向，提出了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下定决心沿道这条道路前进，因为在这面旗帜下我们能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战胜全世界……总的来说，我们的路线至今仍是正确的。只是未能预见会有偏差和波折，今天，我们觉察到了。我们从失败和失望中，从无数的牺牲和在各国的错误发动中觉察到了。这种情况在我们俄国更是司空见惯。今天，我们才看到，才意识到，我们同终极目标，即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政权，实现世界革命，还有相当的距离。那时，在1919年，我们认为，这是只消几个月就能办到的事情；而今，我们要说，这是一个也许要若干年才能解决的问题。确切的时间，现在不敢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形势正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近几年来，我们在全世界的力量已较过去大力增强了。
我们还没有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多数争取过来，但比起一两年前，现在拥护我们的无产阶级已居多数。待我们对情况作了实际分析（这是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以后，待我们对各国的形势作了研究以后，我们必能得出结论：斗争也许是长期的，进展也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斗争将是艰苦的，需要作出无数的牺牲。我们积累了经验，得到了磨练。我们有了在斗争中随机应变的本领。我们既能拟定明确的路线，也能预料在贯彻纯粹革命的路线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形势变化。即便在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瓦解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应付裕如，能随时集中工人的力量进行社会革命。我想，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都足以证明，我们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不在于我们说过我们也许在1919年就能取得革命成功，而他们回答说，革命要晚许多时候才能发生这么两句话。区别绝不在这里。区别在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一贯支持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而我们不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决心把握每一个时机，不论在形式上有什么变化，来发起革命冲击，夺取政权。（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
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职工会问题的副报告（192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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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职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1921年3月17日
同志们，我们此刻要就职工会问题通过一定的决议。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问题都是以阶级与阶级以及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为依据的。与此相对立，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估计我们的争论时，作为一个主要前提指出的是，我们这些“生产者”忽视了关于农民的作用以及农民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迫不得已而对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和农民心理作了巨大让步。同时，季诺维也夫说，生产者、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政纲的支持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的错误和虚伪最明显不过地完全暴露出来了。我必须指出，恰好在一年前，即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前夕，在我曾到乌拉尔工作将近一个半月，在那里更接近了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一切实际问题并从地方工作人员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之后，在去年2月我曾向中央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这份建议我可以散发给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它与你们现在所要讨论并通过的那份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建议几乎逐字逐句完全相符。我又证明说，因为我们的粮食政策是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扩展起来的，从而就必须在这方面创造刺激力量，即极力改善农民的经济，这一点在保持工人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经济上让步的办法是可能办到的。这个结论我们是过了一年才得出的。当时我并没有灰心，我深信我们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事实就是这样摆着的。在这里，预见的正确性完全在我们这一方面。
现在来谈一下关于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里所进行的斗争，仿佛是拥护工人民主或反对工人民主的斗争，“工人反对派”崇拜民主原则，提出了一些危险口号。把工人阶级的选举制仿佛置于党之上了。但是，每个时期的专政都是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形式原则上。当然，工人民主是借以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的唯一方法。这是常识。我同意，有时会有意或无意忘怀了这个起码的真理，有时需要修改和提醒，有时需要新的宣传方法，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有一个条件，即全党一致认识到：即便在工人阶级情绪暂时动摇的情况下，党仍然捍卫着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如果这一点是所谓工人反对派没有了解的，那就会因此而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我断定说，在我们斗争的初期，特别是在同一直作为十人提纲的最明显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作斗争时，季诺维也夫同志把党的作用在工人民主作用的面前化为乌有了。当我证明工人民主必须从工人阶级经济利益为依据的时候，后来站到十人立场上的加米涅夫同志在争论中便宣称：工人民主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有条件的”原理。当然啰。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有所制约的。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工人民主是某种处在所有其余东西之上的无条件的东西，那末施里亚普尼可夫同志就对了，他在其第一个公式中说：每个工厂可选出自己的管理机关，每个区生产者代表大会可选出领导机关、直到选出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如果从形式方面来说，那这是最明确的工人民主路线。在这个问题上，曾作了主要的斗争。但是，因为列宁同志参加的是最初的争论，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极为谨慎，他只是暗示：不要使季诺维也夫同志误入迷途太深。在这个问题上，不同阵营的同志们都有这种印象。这一点，在今天又被证实了。
我在谈到十人决议草案时，应当提醒同志们，要知道将要表决的不是演说，而正是这个草案。我认为决不能表决这个决议草案，因为这个草案十分——不妨这样说——不完善。在这里，列宁同志仿佛责备我（在这一问题上，他责备布哈林同志为折衷主义），说我好像是把经济和政治对立起来，其实政治是集中的经济。我过去和现在都说，党内的协调、革新、妥协和大力扩大工人民主范围等问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这一切都应当以经济为标准。在这里，并没有忘却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面临的危机，我们已经预料到了。从前，危机只是以征兆的形式在苏维埃、党及其他各方面呈现出来的。在职工会里，它表现为工人阶级消费心理的压力，表现为工人群众与生产心理的联系不仅不够，而且近来日益减退。
危机在于：在职工会里，单纯消费观点的压力增加了，而这种观点对下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要比对上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更大和更直接。但是，如果这一点在下面找不到理论上的表现，那末在上面是可以找到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这里的危机并不是职工会的危机，而是一般的危机。但这不过是一般的空谈危机罢了。但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分析危机的不同方面的表现。我们说，也有这样的职工会危机，这种危机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革命的危机，即我们所要克服、但此刻还存在着的那种危机。由此人们便作出了这样一个意料之外的结论：我们证实危机是不对的；对我们提出不同意见，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增长。这就是整个实质所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毫不在乎地忘却了本人武断的后一半，即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增长这一武断的后一半。目前我们怎能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增长呢？如果说：“托洛茨基犯了错误，因为他不了解即将到来的是更加深刻的危机，而不只是单独的职工会危机”，那就更合乎逻辑。这种说法虽然从实际方面来讲是不对的，但至少还是合乎逻辑的。可是说现在职工会遭受的危机不是危机，而是增长的征兆，这又像什么话哩！不说职工会危机只是最深刻的危机的反映，反而对我们说：“这是增长的征兆。”同志们，你们不能自圆其说，你们决议中的“不是危机，而是增长”这一章是不正确的，应当完全删去。
其次，谈一谈职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同志们，还是一些老生常谈。决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即模棱两可地、马马虎虎地提出问题。这里说：“即使在苏维埃俄国，职工会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它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一开头就这样说：“在苏维埃俄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季诺维也夫曾经对我们说：即使在欧洲，职工会这一问题目前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欧洲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要知道，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以新的方式提出。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消融在全欧性的问题里呢？此刻应当以苏维埃国内情况的特点、工人阶级专政（当然是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这种修正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以及这种专政的特殊条件为出发点。他们不仅要把我们从工人阶级专政这—立足点上向后拖，而且从一般的工人共和国这一立足点上向后拖，并且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和在资产阶级国家一样。”这段文章也就是从此开始的。是否谈到沙皇俄国、德国和法国呢？这里，“共产主义学校”是什么意思呢？决议中说，共产主义学校的任务是“改造”半无产阶级分子，使他们“适应”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抱歉得很，但这只是一般的空谈。“改造"、“适应”是表示什么？如何改造、如何适应呢？以什么为基础呢？以后又说到关于逐渐吸收最广大劳动阶层参加经济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如何吸收呢？以什么为基础呢？要知道这一点是到处都说得很坚决的。在提到任何一个机关时，没有一个法令不是指示要“吸收”的。但是，结果如何呢？我们这里有特别的“吸收”机关工农检查院。吸收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在这方面，职工会有什么特点？有何具体任务呢？没有说。在第7页里说：“对苏维埃俄国职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请听一听，“同样地，经济教育这个因素”。所以，最初先作些改造和适应，除此而外，“共产主义学校”原来“还包括经济教育这个因素”哩。我深怕这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他的手笔。“对苏维埃俄国职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着……因素”。请注意因素，“经济教育因素”，“同样地”这一些词。这里，他们是对生产观点作了让步，告诉我们说：“职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它除了实行改造和适应的作用之外，还包括一个不关重要的因素，即经济教育的因素。”接着就说起与以前所说的完全矛盾的话来：“职工会之所以能实行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群众在按共产主义原则实际改组经济方面的领导者。”因此，既然只是“因为”，那何必要“同样地”和“因素”这些词哩。我再说一下，这里到处都有矛盾和紊乱。这是写得很草率的、折衷主义的和前后矛盾的。这是不中用的。下一章是“关于职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一点也不见得好。这一章里说，“职工会迅速国家化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迅速”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小时走多少俄里？这完全是表面的，令人不可了解的，草率的。应当说明：我们是否在向职工会国家化方面发展？如果是，那末应当了解这种发展的速度是取决于什么。显而易见，它要看加入职工会的工人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实际增长情况而定。换句话说，职工会在经济方面所起作用增加了，从而也就意味着职工会逐渐国家化。如果我们在自己面前提出一项要促使职工会生产作用增加的任务，从而也就是要我们促使职工会国家化。但是，“迅速”是什么意思？这一点我不明白。若是“人为地加速国家化的速度”，那就只会妨害了职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在这里，就不解释“人为地加速速度”的意思是什么了。目前我国有职工会脱离生产和消费心理流行的现象。在这里，为什么要讲到人为地加速速度呢？为什么职工会进一步国家化会损害职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呢？如果创办非国立的共产主义学校更好些，那我们又为什么要按同样原则创办与它并列的国立学校呢？请拿工农检查院向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来看。在第1页上就说：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学校。这是一个国家机关，它在工厂里建立有自己的、类似基层工会的基层组织。为什么在工人国家里实行国家化这个举动本身是共产主义学校的故障呢？如果我们不能把国家机关变为共产主义学校，同志们，那就应当否认某些事物或否认尽量多些。其次，“职工会的说服方法和强制方法”这种说法是不太确切的，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种说法，我们并不反对。为了避免由此而发牢骚、产生误会和从事恶意宣传，我们已把这一点完全列到我们的提纲中去了。
当我谈到选择职工会领导人员的时候，我谈到我们应该从生产观点上来为职工会选择工作人员的时候，托姆斯基同志便说选择就是委派。我们曾对托姆斯基说：他们在职工会里担任什么职位，我们将采用工会组织的方法来确定，但他们的人选应当在党内选定。托姆斯基不愿承认有任何宽容之处，他说在这里选择就是刷新和委派等等。而现在我们在有托姆斯基签字的决议中看到的却完全是这样的辞句：“领导人员要由党来选择”等等。再次讲的是“职工会和政治处”的问题。这并不是最具有原则性的问题，但也遭受责难，因为极不公平云云。但是，同志们，我仍然要你们回忆一下，铁道总政治部是在什么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已经说明：“代表大会同时认为绝对无条件地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和非常的措施（军事条例等），这些措施是根据运输方面骇人听闻的瓦解情况而决定的，其任务是通过一些刻不容缓的办法来防止运输事业全部瘫痪和与此相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你们看看：我们处在“运输事业全部瘫换和苏维埃共和国灭亡的前夕。”
整整一年以前，决定采取的特殊措施稍多了一些。铁道总政治部是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首先为拯救运输业而建立或扩展起来的。最初有某人企图否认铁道总政治部工作的成绩。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运输统计学。不妨了解一下经济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铁道总政治部获得了极为巨大的胜利。由于几千共产党员投入这一极为艰巨的工作而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获得了巨大的初步成就。我们编制了一年完成10,000台机车中等修理的计划。我们在1920年下半年就完成了6000台机车的中等修理，从而，在1921年内（如果往后工作情况不更坏的话）至少可以完成12,000台机车的中等修理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用一些硬性办法进行的，当然，党监督了这方面的工作，完全了解这方面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加以中止。8月28日成立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方面获得了一种推动力，进行了伟大的工作。这种工作基本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拯救了已处于绝望状态的运输业。这种成就经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讨论并已承认之后而党代表大会还不承认，那是不对的，是该受责备的；肯定十人草案中的意见，对你们曾经提出的、但现在还未免职的那些工作人员说来，将是一种难于容忍的不公平。
现在谈一下关于一些实际建议的问题。这些建议已经争论得很详尽了，所以我不打算在这些建议上再来耽搁你们。以后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对于各个实际建议我们将在这个委员会里更加详细地来谈，如果我们不能商妥，那再提到这里来谈。但是，有一项建议即关于增加职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是此刻必须要谈的。在十人草案中到处都提到，职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太小，应当加以扩大和增大。但是，同志们，这里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职工会现在的环境和工作是同1917年末或1918年初不一样，当时就组织经济来说，职工会面临的是一片荒野或敌占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或初步的经济组织体系。他们向职工会说；“你们应当在组织上扩大自己对生产的影响。你们应当比以前更多地掌握直接领导组织经济的工作。”这一点，在这个提纲里提过两三次，但这是什么意思呢？采取什么方式呢？你们知道过去的斗争是反对合并的。但是，在经济方面，职工会遇到了现有的苏维埃国家机关。职工会如何能不经过这个机关、不借助于它或不通过组织上与它合并的办法来增加自己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呢？这就是我们处处都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工人反对派有这样解决问题的倾向，即由职工会掌握经济，撇开那些集中了我们三年建设经验的经济机关。这种决定是绝对不正确的。这里，十人草案中说，过去职工会和经济机关是同时并存的，由于当时经济机关的薄弱，这种并存局面证明是必要的。今后将怎样呢？显而易见，职工会今后进行自己的活动仍然是经过经济机关，不反对或不越过经济机关，同时并不把经济机关一脚踢开，也不同经济机关各自为政地搞一套工作，而是达到在组织上的结合，这种结合也就是合并。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得到了你们这方面的某些让步。我们曾经力求使全俄职工会代表大会和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同一时期举行会议，它们有共同的日程，在主要工作上有共同的小组活动，等等。如果有条件实现这一点，那末我们就在组织上的结合和合并方面进了一大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抛弃这个绝对不正确的提纲和这种既不能充实我们党、也不能充实共产国际的糊涂说法。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劝你们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季诺维也夫同志向你们作了报告，好像这个决议案包括了一切，好像我们已根据这个决议案而深信党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有两种世界观、两种工作方法和两种态度等等。但这并不是如此。这是骇人听闻的夸大。我们现在是处在最困难时期和需尽最大努力的前夕。如果你们从这个观点上来看职工会问题，那末，你们就会更心平气和地对待意见分歧，并会找到促使党达到最大团结的正确办法。（鼓掌）
（译自1921年3月17日“真理报”）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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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托洛茨基（1921年3月14日）
同志们，我们现在要就工会问题通过一个决议。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问题都是以阶级与阶级以及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为依据的。与此相反，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估计我们的争论时却说，我们这些“生产派”忽视了关于农民的作用以及农民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他把这一点当作主要前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得不对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和农民心理作了巨大让步。然而季诺维也夫还说，生产派，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政纲的支持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的错误和虚伪暴露得最为明显。我必须指出，恰好在一年前，即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我曾到乌拉尔工作将近一个半月，在那里更具体地接触到了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一切实际问题并从地方工作人员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之后，去年2月我曾向中央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这份建议我可以散发给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它与你们现在所要讨论并通过的那份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建议几乎是字字句句完全相符。我证明说，我们的粮食政策是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必须在这方面创造刺激力量，即改善农民经济的渴望，这一点在保持工人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经济上让步的办法是可能办到的。我们是一年以后才这样做的。当时我并没有灰心，我深信我们一定会这么做。事实就是这样摆着的。在这里，预见的正确性完全在我们这一方面。
现在来谈一下关于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进行的斗争，仿佛是拥护工人民主或反对工人民主的斗争，“工人反对派”崇拜民主原则，提出了一些危险的口号。把工人阶级的选举制仿佛置于党之上了。每个时期的专政都不是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形式主义原则上的。当然，工人民主是借以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的唯一方法。这是起码常识。我同意，有时会有意或无意忘记了这个起码的真理，因此需要修改和提醒，采用新的宣传方法，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有一个条件，即全党一致认识到：即使在工人阶级情绪暂时动摇的情况下，党仍然捍卫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如果这一点是所谓工人反对派所不了解的，那就会因此而造成极严重的后果。我断定说，在我们斗争的初期，特别是在同一直作为十人提纲的最明显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作斗争的初期，季诺维也夫同志把党的作用在工人民主作用的面前化为乌有了。当我证明工人民主必须以工人阶级经济利益为准则的时候，后来站到十人立场上的加米涅夫同志在争论中便宣称：工人民主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有条件的”原理。当然是这样。不过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有制约的。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即工人民主是某种处在所有其余东西之上的无条件的东西，那么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就是正确的了，他的第一个公式就说，每个工厂可选出自己的管理机关，每个区生产者代表大会可选出领导机关，直到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都这样做。如果从形式方面来说，那这是最明确的工人民主路线。在这个问题上，曾作了主要的斗争。但是，因为列宁同志参加了这场争论，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极为谨慎，他只是暗示：不要使季诺维也夫同志误入迷途太深。在这个问题上，不同阵营的同志们都有这种印象。这一点，今天又被证实了。
现在我在谈十人决议草案时，应当提醒同志们，要知道将要表决的不是演说，而正是这个草案。我认为决不能表决这个决议草案，因为这个草案十分——不妨说——不完善。在这里，列宁同志仿佛责备我（在这方面，他责备布哈林同志搞折衷主义）好象把经济和政治对立起来，而他认为政治是集中的经济。我过去和现在都说，党内的协调、革新、妥协和大力扩大工人民主范围等问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这一切都应当以经济准绳来衡量。在这里，并没有忘却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面临的危机，我们已经预料到了。从前，危机只是以征兆的形式在苏维埃、党及其它各方面呈现出来的。在工会里，它表现为工人阶级消费心理的压力，表现为工人群众与生产心理的联系不够，而且最近越来越差了。
危机在于：在工会里，单纯消费观点的压力增加了，这种观点对下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要比对上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但是，如果说这一点在下面没有找到理论上的表现，那么在上面却找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的危机并不是工会的危机，而是一般的危机。这不过是一般地空谈危机罢了。但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分析危机在不同方面的表现。我们说，存在着工会危机，它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革命的危机，这种危机我们能够克服。但目前却存在着。由此有人作出了这样一个意料之外的结论，说我们证实存在危机是不对的；他们反对我们的意见，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发展。这就是整个实质所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毫不在乎地忘记了自己后一半主张，即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发展。目前我们怎能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发展呢？如果是说“托洛茨基犯了错误，他不了解即将到来的是更加深刻的危机，而不只是单独的工会危机”，那就更合乎逻辑。这种说法虽然从实际方面来讲是对的，但至少还合乎逻辑。可是说现在工会遭受的危机不是危机，而是发展的征兆，这象什么话！不说工会危机只是最深刻的危机的反映，反而对我们说，“这是发展的征兆”。同志们，你们不能自圆其说，你们决议中“不是危机，而是发展”这一章是不正确的，无疑地应当完全删去。
其次，谈一谈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同志们，这里有许多老生常谈。决不能这样模棱两可地、马马虎虎地提出问题。这里说，“即使在苏维埃俄国，工会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一开头就说，“即使在苏维埃俄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季诺维也夫曾经对我们说；即使在欧洲，工会这个问题目前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欧洲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要知道，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以新的方式提出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溶化在全欧性的问题里面呢？现在应当以苏维埃共和国国内情况的特点、工人阶级专政（当然是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这种修正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以及这种专政的特殊条件为出发点。他们不仅要把我们从工人阶级专政这一点上向后拖，而且从一般的工人共和国这一点上向后拖，他们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和在资产阶级国家一样。”这一章就是从此开始的。是否谈到沙皇俄国，谈到德国和法国呢？这里，“共产主义学校”是什么意思呢？决议中说，共产主义学校的任务是“改造”半无产阶级分子，使他们“适应”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抱歉得很，这只是一般的空谈。“改造”、“适应”是什么意思？如何改造，如何适应呢？以什么为基础呢？接着又说到逐渐吸收“最广大劳动阶层参加经济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如何吸收呢？以什么为基础呢？要知道，到处都是这样说的。没有一个法令在提到任何一个机关时不是指示要“吸收”的。但是，如何吸收呢？我们有专门的“吸收”机关——工农检查院。吸收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在这方面，工会有什么特点？有何具体任务呢？没有说。在第七页上说；“对苏维埃俄国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请听一听，“同样地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可见，最初先作些改造和适应，除此而外，“共产主义学校”“还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恐怕这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他的手笔。“对苏维埃俄国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着……因素”。请注意因素，“经济教育因素”，“同样地”这一些词。这里，他们对生产观点作了让步，他们告诉我们说：“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它除了改造和适应之外，还包括一个不关重要的因素，即经济教育。”接着就说起与前面所说的完全矛盾的话来：“工会之所以能起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就因为它在按共产主义原则实际改组经济方面也是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者。”因此，既然只是“因为”，那何必要“同样地”和“因素”呢。我再说一下，这里到处都有矛盾和紊乱。这是写得很草率的、折衷主义的和前后矛盾的。这是不中用的。下一章是“关于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它也毫无起色。这一章里说，“工会迅速国家化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迅速”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小时走多少俄里？这完全是肤浅的，令人不可理解的，草率的。应当说明：我们是否要向工会国家化方面发展？如果是，那么应当说明这种发展的速度是取决于什么。显而易见，它取决于加入工会的工人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实际增加情况。换句话说，工会在经济方面的作用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工会逐渐国家化。如果我们向自己提出一项促使工会的生产作用增加的任务，那也就是我们促使工会国家化。但是，“迅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若是人为地加快国家化的速度，那就只会妨害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在这里没有说清楚“人为地加快速度”是什么意思。目前我国存在着工会脱离生产，消费心理流行的现象。为什么这里要讲人为地加快速度呢？为什么工会进一步国家化会损害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呢？如果非国立的共产主义学校更好些，那我们为什么又要按同样原则创办国立学校呢？请看一看工农检查院向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吧。在第一页上就说：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学校。这是一个国家机关，它建立了自己的类似基层工会的工厂基层组织。为什么在工人国家里实行国家化这个举动本身是共产主义学校的故障呢？如果我们不能把国家机关变为共产主义学校，同志们，那就应当更多地放弃一些东西。其次，“工会的说服方法和强制方法”这种说法虽不太确切，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并不反对。为了避免由此而发出怨言、产生误会和从事恶意宣传，我们已把这一点完全列到我们的提纲中去了。
当我谈到选拔工会领导人员，谈到我们应该从生产观点来为工会选拔工作人员的时候，托姆斯基同志便说，选拔就是委派。我们曾对托姆斯基说：他们在工会里担任什么职位，我们将采用工会组织的方法来确定。但他们的人选应当在党内确定。托姆斯基不愿作任何宽容，他说在这里选拔就是是刷新和委派等等。而现在我们在有托姆斯基签字的决议中看到的却完全是这样的词句，“领导人员要由党来选拔”等等。接着下面讲到“工会和政治部”，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也遭到责难，因为极不公平云云。但是，同志们，我仍然请你们回忆一下，交通总政治部是在什么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已经说明：“同时代表大会认为，采取一些特殊的和非常的措施（战时状态等等）是完全和绝对必要的，因为运输业处于惊人的解体状态，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以刻不容缓的措施防止运输业的完全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你们看：“面临运输业的完全瘫痪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在整整一年稍多一点时间以前，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交通总政治部是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首先为拯救运输业而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最初有人企图否认交通总政治部工作的成绩。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运输统计表。不妨了解一下经济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交通总政治部取得了极为巨大的胜利。由于成千上万共产党员投入这一极为艰巨的工作而英勇奋斗，所以获得了巨大的初步成就。我们制订了一年完成一万台机车中修的计划。我们在1920年下半年就完成了六千台机车的中修，从而，在1921年内（如果往后工作情况不是变坏的话）至少可以完成一万二千台机车的中修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用一些硬性办法进行的，当然，党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完全了解这方面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之中止。8月28日成立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受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推动，英勇地进行了工作，从而基本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拯救了已处于绝望状态的运输业。这种成就经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讨论并已承认之后而党代表大会还不承认，那是不对的，是不体面的；肯定十人草案中的意见，对你们所安置的、还未免职的工作人员说来，将是极不公平的。
现在谈一下关于一些实际建议的问题。这些建议已经争论得很详尽了，所以我不打算再来耽误你们的时间。将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对于各个实际建议我们将在这个委员会里更加详细地来谈，如果我们谈不妥，那再提到这里来。但是，有一项建议即关于增加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是此刻必须谈的。在十人草案中到处都提到，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太小，应当扩大和加强。但是，同志们，这里没有注意到一点，即工会现在的环境和工作是同1917年底或1918年初不一样，那时工会在组织经济方面面临的是一片荒野或敌占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或灵便的经济组织体系。他们向工会说：“你们应当在组织上扩大自己对生产的影响。你们应当比以前更多地掌握直接领导组织经济的工作。”这一点，在这个提纲里提过两三次，但这是什么意思呢？采取什么方式呢？你们知道，为反对合并进行了斗争。但是，在经济方面，工会在自己面前是有现成的有组织的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会如何能够增加自己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是不经过这个机关、不借助于它或不通过组织上与它合并的办法吗？这就是我们处处都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工人反对派有这样解决问题的倾向，即由工会掌握经济，而撇开那些集中了我们三年建设经验的经济机关。这种解决办法是绝对不正确的。十人草案中说，过去工会和经济机关是同时并存的，由于当时经济机关的薄弱，证明这种并存局面是必要的。今后将怎样呢？显而易见，工会今后进行活动仍然是不撇开、不反对或不越过经济机关，不是把经济机关一脚踢开，不是同经济机关各自为政进行工作，而是达到在组织上的配合，也就是结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得到了你们方面的某些让步。我们曾经尽力使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和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同一时期举行会议，使它们有主要工作的共同日程，共同的小组活动，等等。如果条件容许实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在组织上的配合和结合方面会迈进一大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抛弃这种绝对不正确的提纲和这种既不能充实我们党、也不能充实共产国际的糊涂说法。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劝你们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季诺维也夫同志向你们作报告说，好象这个决议案包括了一切，好像我们已根据这个决议案而深信，党在对待工人阶级和农民方面有两种世界观、两种工作方法和两种态度等等。但情况并不如此。这是骇人听闻的夸大。我们现在处在最困难时期，需尽最大努力。如果你们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工会问题，那么，你们就会更心平气和地对待意见分歧，就会找到促使党达到最大团结的正确姿态。
译自《真理报》1921年3月17日。 |
列·托洛茨基：巴黎公社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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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的教训*
列·托洛茨基
（1921年2月4日）
由于新近的革命斗争所获得的经验，首先是俄国而且还有德国和匈牙利最近的革命所获得的经验，我们每次研究公社的历史时，总是从一个新的方面去理解它。法德战争是一次鲜血的迸发，是一场巨大的世界屠杀的预兆；巴黎公社闪电般地预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公社为我们展示劳动群众的英雄气概，展示了他们能结成一个整体的力量。展示了他们能为未来而英勇献身；但是同时，它也告诉我们，群众没有能力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他们领导运动优柔寡断，初获胜利就致命地停止前进。这样，便使敌人得以喘息，重振旗鼓。
公社出现太晚。它完全有可能在9月4日夺取政权，并且让巴黎的无产阶级在反对所有旧势力的斗争中，在既反对梯也尔又反对俾斯麦的斗争中，一举成为全国工人的先锋。但是，政权却落到巴黎议员这些民主空谈家的手中。巴黎无产阶级既没有政党，也没有由过去的斗争使他们与之紧密相联的领袖。自以为是社会主义者并且寻求工人支持的小资产阶级爱国者，实际上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动摇了无产阶级对自己的信心，不断地追随口袋里只装了一些含糊的革命词句的著名律师、记者、国会议员，以便把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他们。
茹尔·法夫尔、皮卡尔、加尔涅—帕热斯[2]之流9月4日在巴黎夺得政权的原因，同使保罗—彭古尔、亚·瓦廉、勒诺德尔[3]和许多其他人一时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人的原因，是一样的。
勒诺德尔和彭古尔，甚至还有龙格和普勒马纳这类人，因为他们的共同感受、他们的知识分子特性和他们的品行，对茹尔·法夫尔和茹尔·费里之流总是比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更亲近。他们的社会主义术语只不过是一副使他们得以影响群众的历史面具。而且正是因为法夫尔、西蒙、皮卡尔和其他人使用了并且滥用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术语，他们的子孙们才不得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术语。但是，这些子孙们毕竟是其父辈的好后代，并且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当需要决定的不是内阁的派系组成问题，而是哪个阶级在法国夺取政权这一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时，勒诺德尔、瓦廉、龙格和他们的同伙就会来到米勒兰——镇压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的合作者——的阵营里。……当这些在沙龙和议会里高谈阔论革命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自己面对革命的时候，他们就不承认革命了。
工人的政党——真正的工人政党——不是玩弄议会花招的机器，它是无产阶级通过积累经验而组织起来的。党以它过去的全部历史为依据，从理论上预见发展的道路，预见各个发展阶段，并从中引出必要的行动准则。只有靠这样的党的帮助，无产阶级才能摆脱总是重蹈历史覆辙，摆脱它的踌躇、优柔寡断和错误。
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这样的一个党。充斥于公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举目遥望太空，等待着奇迹或什么预言的出现而迟疑不决，在此期间，因为一些人犹豫徘徊，另一些人想入非非，使群众到处摸索而不知所措。结果革命很晚才在他们之中爆发，巴黎被包围了。无产阶夺得政权，过了六个月他们才重新记起过去革命的教训、往昔战斗的教训和反复背叛的民主的教训。
这六个月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果1870年9月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已经有一个采取革命行动的集中的党，全部法国历史以及包括它在内的全部人类历史就早已改变方向了。
如果说政权在3月18日落到巴黎无产阶级的手中，那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有意去夺取它，而是因为敌人放弃了巴黎。
这些敌人不断失利；工人们鄙视、憎恶他们，小资产阶级不再信任他们，大资产阶级害怕他们不再有捍卫它的能力。士兵们敌视军官。政府逃离巴黎，以便在别处集结力量。这时，无产阶级就成了形势的主宰。
但是，它只是在第二天才明白这个事实，革命意外地降临在它的身上。
这第一个成功成了消极状态的新根源。敌人已经逃往凡尔赛，这不是一个胜利吗？在那时，几乎不用流血就可以打垮政府一伙。在巴黎，以梯也尔为首的所有部长本可以被俘获，没有人会出来保护他们。但是也没有这样做，因为没有一个对形势有全面理解和有实现其决议的专门机构的集中的党组织。
残存的步兵部队不想退却到凡尔赛去，联结军官与士兵的纽带是相当脆弱的。如果在巴黎有一个起指导作用的党的核心，它就能使几百名或者起码几十名热心的工人加入撤退的（因为已经有了撤退的可能性）军队中去，给他们下达下列指示：增强士兵对军官的不满，利用心理上最有利的时机使士兵脱离他们的军官，使他们回到巴黎，与人民联合起来。据梯也尔的支持者们自己承认，这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可是没有人想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去想它。在重大事件之中，只有一个渴望革命、准备革命、头脑冷静的革命政党，一个习惯于具有全局观点并且不惧怕采取行动的政党，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而法国无产阶级正好没有这样一个行动的政党。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是武装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委员会。这样一个委员会由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它是一个极好的行动机构。但是同时，正因为该委员会与处在被动革命状态的群众之间有直接的、根本的联系，它不仅表现了群众的坚定的一面，也表现了群众的软弱的一面，而且在开始的时候，它所表现的软弱的一面比坚定的一面还多：它暴露了犹豫不决和徘徊观望的情绪，在得到最初的成功之后就不想进取了。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需要引导，需要有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不仅在中央委员会里，而且在团里、营里，在法国无产阶级最基层的群众里都始终存在的组织。通过代表委员会（在特定情况下它们是国民自卫军的机构），党得以同群众保持不断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其领导核心得以每天提出口号，通过党的战士，深入群众，统一他们的思想和意志。
政府刚退到凡尔赛，国民自卫军就赶快在这个责任重大的非常时刻推卸其责任。中央委员会已在设想公社的“合法”选举，开始与巴黎的市长们谈判，以便凭借权利用“合法性”来掩饰自己。
如果同时准备一次对凡尔赛的猛烈进攻，与市长们的谈判就会成为一项从军事观点看完全正确、并且与目标相一致的计策。但是实际上，进行这些谈判只是为了靠某种奇迹来转移斗争。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空想家尊重“合法性”和只体现部分“合法”状态的人（议员，市长，等等），他们在内心深处希望，一旦革命的巴黎具有了“合法的”公社外表，梯也尔就会恭敬地在它面前止步。
在这种情况下，消极状态和犹豫不决得到了联合自治的神圣原则的支持。你们看，巴黎只是许多其他公社之中的一个公社。巴黎不想把任何东西强加给任何人；它不是为专政而斗争，除非是为了树立“专政的榜样”。
总之，它只不过是一次用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公社自治——来取代正在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真正的革命任务是确保无产阶级在全国各地获得政权。巴黎应当作为它的基地，它的支柱，它的大本营。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立即击败凡尔赛，并且向全法国派遣鼓动者、组织者和武装力量。必须开始与同情者接触，使犹豫不决的人坚定起来，粉碎敌人的反抗。巴黎的领袖们没有采纳这项唯一能挽救局势的进攻和进取政策，而是企图使自己退到他们的公社自治之中去：他们将不进攻其他人，如果别人也不进攻他们的话；每一个市镇都有神圣的自治权利。这种理想主义者的饶舌——象庸俗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实际上掩盖了面临革命行动时的怯懦，而这种革命行动应该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达到真正目的，否则它就不应当开始……
对资本主义组织的敌视——小资产阶级地方观念和自治论的传统——无疑是某一部分法国无产阶级的软弱的一面。县自治、区自治、军队自治、市镇自治，是某些革命者真正积极性和个人独立的最重要保证。但是，那是一个使法国无产阶级付出高昂代价的重大错误。
在“反对专制的集中制”和反对“令人窒息的”纪律的形式下，发生了一场保护各种各样的工人阶级团体和小组，保护他们的次要利益，而同他们的区领导人以及当地预言家的斗争。如果以工人阶级为首，在各区、县和团体之上，有一个集中的、用铁的纪律约束的机构，整个工人阶级就能够在保持其文化特征和政治特点的同时，井井有条地、坚定地行动，而不受事件的牵累，而且每次都能给敌人的薄弱部位以致命的打击。允许各地政治上的独立的趋势，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是过去时代的遗迹。法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共产主义——从这种遗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愈早，对无产阶级革命就愈有利。
***
党并不任意创造革命；它并不随心所欲地选择夺取政权的时机，但是它积极地干预事变，时刻洞察革命群众的精神状态和估价敌人的反抗能力，从而确定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最有利的时机。这是它的任务的最困难的方面。党没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决议。需要的是正确的理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对形势的理解、革命的洞察力和超乎寻常的坚定。一个革命的党愈深入地觉察所有领域的无产阶级斗争，愈用目标与纪律的一致性统一起来，就愈能迅速地、出色地完成它的任务。
困难在于使集中的党这个组织用铁的纪律更好地结合起来，与群众运动和群众运动的起伏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劳动群众的强大革命压力，夺取政权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但是在这个行动中，准备工作这个要素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党了解事态和时机愈正确，准备反抗的基础愈充分，分配力量和任务愈恰当，取得成功的把握就愈大，牺牲者就愈少。准备周密的行动与群众运动相配合，是夺取政权的政治—战略任务。
从这个观点看，1871年3月18日与1917年10月25日的对比是很有教益的。在巴黎，革命的领导集团完全缺乏行动的主动性。由资产阶级政府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是市镇的主人，掌握着全部物质力量的手段——大炮和步枪，但是它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资产阶级企图夺回巨人的武器：它要偷走无产阶级的大炮。可是企图未能实现。政府在惊恐中从巴黎逃往凡尔赛。战场是明确的，但是，直到第二天无产阶级才明白它已成了巴黎的主人。“领袖们”跟在事变的后面，他们在事变完成之后才记录下它们，而且尽可能地削弱革命的锐气。
在彼得格勒，事态的发展就不同了。党坚定果断地奋起夺取政权，在各地都有它的成员，巩固每一块阵地，扩大工人和卫戍部队以及工人和政府的每一个裂痕。
七月的武装示威是党领导的试探群众与敌人的反抗力量短兵相接的程度的一次大规模侦察，侦察变成了一场前哨战。我们碰了壁，但是同时，这次行动建立了党与群众的内心深处的联系，8、9、10这三个月，出现了强有力的革命高潮。这对党有利，大大增加了它在工人阶级和卫戍部队中的支持。后来，秘密的准备工作与群众的行动密切配合几乎自动出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确定在10月25日召开，我们事前的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准备让代表大会夺权。因此，这次行动便提前改在10月25日。这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敌人也了解。克伦斯基和他的顾问们不能不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彼得格勒努力巩固自己，尽管其规模多么微不足道。此外，他们急需把卫戍部队中最革命的部分调离首都。我们方面利用了克伦斯基的这个企图，使它成为新冲突的根源，这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克伦斯基政府打算调动三分之一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这不是出于军事的考虑，而是为了反革命的联合，我们公开谴责了克伦斯基政府的这个企图（我们的谴责后来在一份官方文件中找到了书面证据）。这次冲突使我们与卫戍部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向后者提出了极为明确的任务，即支持定于10月25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于政府坚持——虽然是以十分无力的方式——调出卫戍部队，我们便以核实政府计划的军事理由为借口，在已为我们掌握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成立了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居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之首的纯军事机构，它实际上是一个武装起义的合法机构。同时，我们在所有军事单位以及军事仓库等地，指派了（共产党的）委员。秘密的军事组织完成了专门的技术任务，并且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供了适合担负重要军事任务的完全可靠的战士。有关准备、实施和武装起义的基本工作都是公开进行的，而且进行得如此井井有条，如此自然，以致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并不清楚在他们的眼睛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巴黎，无产阶级到第二天才明白它已经真正胜利了（而且胜利不是它有意得来的），成了局势的主宰。在彼得格勒，情况则相反。以工人和卫戍部队为基础的我们党，已经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度过了一个相当宁静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国家的舵柄已经操在它的掘墓人手中了。）
至于战略，我们党内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众所周知，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人声明反对夺取政权，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来，彼得格勒会脱离国家的其余地方，无产阶级会脱离农民，等等。
其他同志则指出，我们没有给予军事密谋的因素以足够的重视。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要求包围正在举行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亚历山大剧院，并宣布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政。他说：在我们为第二次代表大会集中进行鼓动工作和军事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们正在把我们的计划泄露给对方，使他们能够做好准备，甚至对我们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毫无疑问，军事密谋和包围亚历山大剧院的企图，太不符合事态的发展，必将成为一个涣散人心的事件。甚至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这个由我们这一派控制的地方，这样一个合乎斗争进程的事件，在当时也会引起极大的混乱，首先是在卫戍部队中引起混乱，那里有一些犹豫不决、不可靠的团，主要是骑兵团。对克伦斯基来说，击败一次不是群众希望的密谋，比进攻以未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捍卫其不可侵犯性的地位越来越巩固的卫戍部队要容易得多。因此，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拒绝了包围民主党代表会议的计划，这是正确的。对局势的判断完全正确：几乎不流血的武装起义恰好在预先公开确定的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子里胜利了。
可是，这个战略不可能成为一个普遍规律，它需要特定的条件。人们不再相信与德国作战的价值，少数革命士兵不想离开彼得格勒上前线。而且，即使整个卫戍部队都是由于这唯一的原因而站在工人的一边，它也是在看到克伦斯基的阴谋被揭露以后，才变得更坚定的。但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这种情绪，在农民阶级地位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中有其更深刻的原因。假如卫戍部队发生分裂，假如克伦斯基有可能得到几个团的支持，我们的计划就会失败。纯军事密谋的因素（密谋和极速行动）就会起作用。当然，这就必须另外选择起义的时机。
公社也完全可能把几个农民的团争取过来，因为后者对政权和司令部失去了信心和尊重。然而，它没有为达到这个目的做任何事情。在这里，错误不在于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而在于革命战略。
在目前时代欧洲国家在这一点上将面临什么局面呢？在这方面，很难预言。然而，随着事态缓慢地发展和资产阶级政府竭力利用过去的经验，可以预见，无产阶级为了博得士兵的同情，将不得不在一定的时候克服强烈的、组织严密的抵抗。就革命而言，到那时，一次精心组织而又时间选得适当的进攻，将是必要的。党的责任是使自己对这种进攻有所准备。这就是党必须保持并发展它作为集中组织的性质的原因，这样的党公开指导群众的革命运动，同时是一个武装起义的秘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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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令部实行选举的问题是国民自卫军与梯也尔之间冲突的原因之一。巴黎拒绝承认梯也指定的司令部。瓦尔兰随后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从上到下都应该由国民自卫军成员自己选举。国民自卫军司令部在这里找到了它的支持者。
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即政治和军事来看，这两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任务在于清洗国民自卫军的反革命司令部，彻底改选是执行这项任务的唯一手段。国民自卫军的多数是由工人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构成的，而且，“对司令部实行选举”的口号也将扩大运用于步兵。这样，梯也尔就要失去他的重要武器——反革命军官。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需要一个在所有军事单位都有其成员的党组织。总而言之，在这情况下实行选举，其直接任务不是必须向军队提供好的司令官，而是使全们摆脱忠于资产阶级的司令官。选举成了按照阶级路线把军队分成两部分的楔子。在克伦斯基时期，尤其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军队摆脱旧的指挥机构不可避免地造成组织上的内聚力的削弱和战斗力的降低。一般说来，从技术—军事的观点看，在维护秩序和纪律上，改选的司令部是相当软弱的。因而，在军队摆脱压制它的旧的反革命的司令部之后，便出现了向它提供一个能履行其使命的革命司令部的问题。这个问题靠简单的选举根本无法解决。不等广大士兵群众取得妥善地选拔司令官的经验以前，革命就被敌人挫败了，敌人是以几个世纪的经验作指导来选择其司令部的。不象样的民主方法（简单的选举）必须补充，并在某种程度上代之以由上而下的选拔方法。革命必须创造这样一个机构，它由有经验、可信赖的组织者构成，人们可以绝对地相信它，并且让它有选拔、指派和教育司令官的充分权力。如果说那种允许各政治团体独立的理论和民主自治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通常是极端危险的，那么它们对军队来说就更危险十倍。我们从公社的悲惨事例中就看到了这一点。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从民主选举中获得了权威。当中央委员会需要在进攻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的时候，它失去了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惊慌失措，赶紧把它的权力移交给需要更广泛的民主基础的公社代表。而在当时，玩弄选举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但是，一旦进行了选举，产生了公社，就必须马上把所有事情都集中于公社，使它成为一个拥有整顿国民自卫军的实权的机构。但情况并非如此。选举产生了公社以后，中央委员会依然存在；由于后者也带有选举产生的性质，使它具有了政治权威，因而能与公社匹敌。但是同时，这却使中央委员会丧失了在纯军事问题上所必须的活力和果断，而在公社组成后正是军事问题才使它得以存在。选举这种民主方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手中只是一种手段。决不可把选举当作偶像，当作灵丹妙药。必须使选举的方法与任命的方法相结合。公社的力量来自选举产生的国民自卫军，但是公社一旦建立，就应当以强有力的手段从上到下地改组国民自卫军，给它委派可靠的领导人，建立起一个具有非常严格纪律的政权。公社没有这样做，因为而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革命指导中心。它就垮台了。
因此我们可以逐页翻阅公社的全部历史，从中发现一个唯一的教训，就是必须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法国无产阶级为革命付出了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大的牺牲，但它也受到了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多的愚弄。资产阶级常常用形形色色的共和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迷惑它，以便永远把资本主义的桎梏强加于它。资产阶级通过它的代理人、它的律师和它的记者，提出一大堆民主政治的、议会的和自治的公式，这些公式只不过是妨碍无产阶级前进的绊脚石。
法国无产阶级的性格是革命的熔岩。但是，这种熔岩目前被怀疑主义的灰尘覆盖着，这是多次受欺骗，从幻想中醒来的结果。因此，法国的革命无产者应当更严肃地对待他们的党，更无情地揭露任何的言行不一。法国工人在革命运动的每一个新阶段，都需要有一个钢铁般坚强的组织和受群众监督的领袖。
历史将容许我们有多少时间来作准备？我们不知道。法国资产阶级在巴黎公社社员的尸骨上创造出第三共和国后，已经把持政权五十年了。1871年的战士们并不缺少英雄主义，他们缺少的是对方法的清楚理解和集中的领导机构。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过了半个世纪，法国无产阶级才能提出为死难的巴黎公社社员复仇的问题。不过这一次，行动将更坚定、更集中。梯也尔的继承者们必将偿还全部历史债务。
兹拉托乌斯特，1921年2月4日
（鲁亦冬译苍鹏校）
*录入者注：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1辑（总第31辑）第144—154页。译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加了一段总得来说异常无聊的按语。但是为了保持原貌，同时也由于这篇按语还包含了一点点有用的信息，故全部录入如下：
本文译自道·詹尼斯编的《列·托洛茨基论巴黎公社》一书。作者在文中强调：“我们可以逐页翻阅公社的全部历史，从中发现唯一的教训，就是必须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同时，他又断定，公社“完全有可能在9月4日夺取政权”。他的这一判断，不同于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对巴黎工人的劝告。1870年9月4日以后，马克思说：“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50页）
[2]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1803—1878）以及茹尔·法夫尔（1809—1880）、厄内斯特·皮卡尔（1821—1877）：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梯也尔政府的部长，巴黎公社时期的刽子手。——译者注
[3]勒诺德尔·比埃尔（1871—1935）以及约瑟夫·保罗—彭古尔（1873年生）、亚历山大·瓦廉（1870—1947）：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译者注 |
答彼得格勒同志们（托洛茨基，1921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答彼得格勒同志们
托洛茨基1921年1月15日
【附录】
·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
·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
彼得格勒党组织代表多数同志，就职工会的作用与任务问题上现存的意见分歧发表了一份告全党书。这份告全党书对现存的意见分歧作了毫无根据的评述，更重要的是，对于在职工会组织以及它与党的关系方面的真实情况作了根本不正确的评价。
虽然像大家知道的那样，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在跟作为全俄职工总会共产党党团中多数派特点的那些观点进行了坚决斗争之后通过的，但是，彼得格勒这份告全党书仍不是以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以全俄职工总会党团的立场作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立场。
列宁同志在捍卫那些随后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对全俄职工总会党团所固定下来的观点时，总共只获得了两票。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要求“根本改变”职工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以适应新的经济任务。
但是，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并没有作这样改变。现在职工会脱离经济比一年前、即比在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期更远了。托姆斯基同志在齐明戏院所作的演说中和全俄职工总会主席团在最近第五次职工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正式序言中都证明这一点。
由此可见，职工会，更确切些说，职工会中央机关最近一年来在自己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即基本方面——在经济方面——不仅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一步。
结果，职工会任务的提法愈来愈不明确了。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类老生常谈的词句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一切主要工作——制定经济计划、实行经济计划、建立经济机关、挑选和教育经济工作人员——愈来愈不通过职工会了，即愈来愈不要职工会过问了。职工会愈脱离苏维埃经济工作的实际过程，则它愈难参与这种工作，它愈来愈失去凭借，从而它也就不得不愈要常常以一些老生常谈的空洞词句来说明自己的任务。
实际上，这必然会使职工会中央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正如全俄职工总会机关报“劳动通报”公正地指出的，职工会中央委员会日益有变成无兵之将的危险。
当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讲到党与职工会之间的分裂是极大的灾难时，无疑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更现实得多的危险，即职工会中央机关与工人群众的分离、疏远和脱离。职工会参加生产过程越不积极，则它的活靠山就越少，它就越不争取群众和实现其教育作用，因为在目前条件下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学校不是在不过问生产的情况下，而是只有在生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
第九次代表大会所指示的根本改变职工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目前比一年前更为刻不容缓。
断言有人力图通过“从上面刷新”的办法来达到这一根本改变，这是彻头彻尾的歪曲。
问题在于把全党注意力集中在职工会上，在于产业工会工作方法的确定并不是全俄职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局部任务，而是全党的中心任务。
有人断言全俄职工总会那种所谓正确而完善的立场遭到了外来侵害，这种武断就是官僚主义。不仅与各产业工会，而且即便只与全俄职工总会的一个党团保持友好关系，都是可以办到的，其办法决不是避而不谈明显威胁着职工会命运的真实情况，而是进行公开的、中肯的同时又是同志般的批评，党内广泛选择和推荐职工会工作人员，并共同制定大家都必须执行的切实决议。如果党在一些暂时的政治见解的影响下而忽视了基本问题——现今形式的职工会不适于解决生产任务，从而也不适于解决其他一切任务——那就使危机只有更加持久，使危机极端加深，那就会在半年或一年以后给党造成比此刻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强烈和更加有害得多的困难。
职工会机关不仅需要立即在技术上加强，而且需要增强和更新其人员。这种任务是不能只从上面、即只通过某种“中央直属委员会”就办得到的，而是应当由全党，由党的一切地方机关来解决的；它们应当把职工会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进一步研究职工会工作，研究它与经济机关以及与党机关的相互关系，对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来这方面发生的变化作出总结，以便这样向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提出肯定的结论和具体的建议。
（译自1921年1月15日“真理报”）
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
这份告全党书，是1921年3月1日在全市各区争论会上经过一系列争论之后，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了报告和布哈林同志作了补充报告之后（托洛茨基同志也曾被邀请，但未出席）通过的。告全党书是经绝大多数票通过的。
1921年1月6日，在人民宫最大的一个大厅里，召开了关于讨论职工会问题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共有几千同志。除有10票反对外，全体一致通过了告全党书，
告全党书，目前在各区讨论并得到一致通过。
1921年3月6日，将召开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将作出三年内战的总结并拟定我们工作的新方法。新的阶段开始了。我们面临着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新任务。
在行将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主要的争论问题、即此刻引起很大意见分歧的问题，无疑地，将是关于职工会的作用与任务问题。今后很长时期内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命运，将以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否为转移。
所以，党应当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直到目前为止，在职工会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是托洛茨基同志和支持他的那个派别所提出，并反映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写的提纲和小册子中。
另一种观点是全俄职工总会的共产党党团所捍卫的，这种观点迄今最全面地反映在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所作的演说（即1920年12月30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全俄职工总会及莫斯科省职工会委员会委员——党员联席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两次演说都已印成单独的小册子）中和反映在全俄职工总会主席团委员鲁得苏塔克同志的提纲[1]中。
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拥护者肯定说：他们在职工会问题上的立场，其特征是要求职工会更多地参与生产并更快地使职工会与我们国家经济机关“融合”。
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表达其意见的那个全俄职工总会党团肯定说，意见分歧并不在这方面。大家毫无例外地都认为有必要增大职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家也同样认为有必要逐渐地使职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
真正的分歧是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派别忘却了职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职能。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派别企图从上面“刷新”职工会，并实际上紧接着就来消灭职工会。根据列宁同志正确的说法，托洛茨基同志在职工会问题上的立场最好也不过是“对职工会作官僚主义的搅扰”，这种搅扰能造成一切后果，只是不能使职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增大。
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派别在职工会问题上的错误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蕴育着巨大的危险性。在倾向中，这种错误会造成俄国共产党与全俄职工会运动之间的分裂和脱离现象。而这一点对我们革命的命运来说就蕴育着招致灭亡的后果。
不仅在党与职工会之间的脱离现象，而且甚至连它们之间平常的冷淡态度，都会使我们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这是党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
俄共彼得格勒组织在很多次的全市积极工作者大会上逐步讨论了党内最近发生的意见分歧。彼得格勒党委员会（扩大）以及专门召开的全市各区积极工作者大会，在1920年12月30日莫斯科进行的全俄争论之后，就对职工会问题进行了详尽的争论。
彼得格勒党组织声明，完全拥护那种由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2月30日全俄争论大会上所表达的全俄职工总会的观点。彼得格勒党组织向其他一切党组织建议：讨论问题并支持上述立场。
鉴于问题对党和对我们整个革命都非常重要，彼得格勒党组织提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按不同的政纲选出。必须使那些出席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仅反映自己的意见，而且表达自己组织对某问题的意见。按政纲选出代表是与在主要争执问题上抱不同意见的比例代表制相联系的。按政纲选出代表不仅与工人民主思想不相抵触，相反地，这种选举本身就是工人民主的表现。
我们应当防止党内有任何意见分歧，即使在党与职工会运动之间存在有最小一点的裂痕也是不容许的。
如要防止这一点，除了按政纲选举代表和党内绝大多数党员一致支持全俄职工会共产党党团所拟定的那条路线以外，就没有更好的出路了。
现在距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一共还有两个月。在这段时间内，每个组织都应讨论这个问题并采取明确立场。
全体一致拥护全俄职工总会立场的彼得格勒党组织，应我们党某些地方组织的邀请并经中央委员会同意后，将尽可能派遣自己的报告人到各城市去，以便在同志们面前捍卫我们组织的观点。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
（译自1921年1月13日“真理报”）
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
莫斯科委员会认为绝对不能赞同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中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建议。
关于职工会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在党组织所有支部里都应当仔细讨论，以便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真正准备好党内的舆论。同时，莫斯科委员会认为在进行这一问题的争论时——如果分歧的意见极其重要——必须绝对严格遵守党内组织关系的准则，并摒弃这样一种思想斗争的方法和方式，即它会使俄国和世界劳动群众对我们党的状况和性质产生一种错误印象，甚至会使党的活动能力实际上陷于瘫痪状态。
莫斯科委员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应掌握代表大会各个方面包括职工会争论在内的准备工作。
既然中央委员会在争论的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立场，所以中央委员会的职责是及时地向各级党组织提供一切必需的资料和派出能够阐明一切观点（无论是关于职工会问题，或者是关于代表大会日程上的其他问题）的报告人。
只有这样，彼得格勒组织的告全党书才会失去其现今极端危险的一面，即把彼得格勒组织变成筹备代表大会的一个特殊中心的倾向。
（译自1921年1月13日“真理报”）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920-192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0年11月9日通过的决议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1920年12月7日全体会议通过）
·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节译）（1920年12月7日）
·生产民主（列·托洛茨基，1921年1月11日）
·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1921年1月13日）
·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1921年1月13日）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列·托洛茨基，1921年1月14日）
·答彼得格勒同志们（列·托洛茨基，1921年1月15日）
·答托洛茨基同志（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1921年1月16日）
·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评列宁同志的短文（尼·布哈林，1921年1月25日）
·有分歧，但何必引起混乱？（列·托洛茨基，1921年1月27日）
·一个吃乳食的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答季诺维也夫同志（列·托洛茨基，1921年2月1日）
—补充—
·论工会——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派同志的提纲（1921年1月16日）
·工会的当前任务——伊格纳托夫派提纲（1921年1月19日）
·列·托洛茨基、尼·布哈林等人提出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1921年1月25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0年11月9日通过的决议
―、鉴于对弗兰格尔即将取胜的前景以及工会有了把重心转移到同经济崩溃作斗争的可能性，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集中力量恢复国家经济的决议现在重新具有迫切意义。
中央委员会向所有工人组织重申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大会提出，当工农国家直接着手消除经济空前混乱状态的时必须无条件地采取军事方式的工作形式。
二、另一方面，为了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组织的主动精神，必须使工人组织同最广泛的劳动群众最大限度地联系起来。为此，必须同集中制和军事化工作形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因循怠惰以及对工会的琐细监督作最坚决而有步骤的斗争。健全的劳动军事化形式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成功，要看党、苏维埃和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善于向广大劳动群众阐明采取这些救国措施的必要性并在组织上把最先进的阶层吸引到这一工作中来。
三、工会在生产和管理中的作用问题，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已经有了充分详尽的阐述；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的当前任务作了如下的说明：
“与此相适应，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也应当有根本的改变。如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过渡到‘按军事方式工作’，即要求工作极其准确、努力、负责、迅速而紧张，要求工作人员有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首先就应当向一切工业行政机关、因而也就向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2]
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和加强工会机构本身，以便工会能切实地日益扩大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促使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关心（比如可以通过生产宣传使他们关心）最合理地组织国民经济。
四、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执行计划方面必须坚持重点制的原则，同时，完全同意上次全俄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在各类工人及相应的工会组织的状况方面必须逐步地然而毫不动摇地过渡到平等制，不断巩固总的工会组织。
五、鉴于生产上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央委员会认为，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来说，由于特殊情况所产生的特殊管理方法（为此成立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也开始逐渐过时了。因此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工会内部加强和发展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法。这已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提到了日程上。同时，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使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更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六、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有工会工作者参加的委员会，为所有工会组织就下列问题拟定一个详尽的指示：
（1）制定加强（用工作人员、报纸、资金等加强）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整个的总的工会工作的详细计划；
（2）在工会内部发扬和更加广泛地运用工人民主方法，即民主制；
（3）发展工会参加管理生产的某些具体方面（方式、方法、办法）
（4）专家问题也一样，把他们分成三类或三类以上，合理吸收他们工作，系统使用他们等等；
（5）联系工会所担负的新任务来改变各工会中夬机关的工作方法。
中央全会选出由下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志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还有代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党团委员会的安德烈也夫、施略普尼柯夫、洛佐夫斯基和卢托维诺夫四位同志。
原载《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3年俄文版第830—831页
(孔熙忠译张启荣校)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
（1920年12月7日全体会议通过）
一、工会运动方面的主要任务，如同党政方面的一样，是活跃组织的主动精神，即从上到下，尽可能在所有基层组织内首先讨论工会运动问题。
二、同样，在组织方面，也必须绝对实行工人民主方法，即在工会运动的一切机构中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把一切委派制缩小到最低限度。
三、基于总的政治形势，工作方法和方式应当从属于这一任务。因此,现在采取自上而下改造工会组织的方法是不适当的，是同当前党的总的路线背道而驰的。
四、第二项（绝非次要的）任务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组织生产（不只是监督）。也就是说组织和实际管理生产。
五、因此，工人民主方法就应当是生产工人的民主方法。这就是说，一切选举、提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不但要看他们的政治坚定性，而且还要看他们进行经济工作的能力、行政工龄、组织工作者的素质以及实际考验过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怀。
六、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培养新型工会工作者和精明强干、积极主动的经济工作者。他们不是从分配和消费的角度，用需求者和同苏维埃政权谈判者的眼光看待经济生活，而是从生产的角度，用组织者的主人翁眼光看待经济生活。
七、最近的党代表大会应当制定提高工会生产作用的具体形式。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共和国工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相应的提案，提交中央委员会。
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的冲突问题，中央委员会决定:
（1）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运员工部；
（2）二月间举行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举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
（3）在代表大会之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
（4）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并根据正常民主制原则，把它们所有的人力和资财转交给工会组织。
原载《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3年俄文版第831—832页
（孔熙忠译张启荣校）
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节译）
……党的领导机关干预铁路和水路运输工会的内部斗争，不仅历史上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出于当前的迫切需要。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种种方法，是由于最严重的运输情况所决定的，因为运输业的毁灭有引起整个国家毁灭的危险。我们不要忘记，在去年秋季和冬季，需要修理的机车，其数量竟达到百分之七十，在这样大的百分比下，铁路运输有陷于停顿的危险，而运输的瘫痪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毁灭。因此需要采取断然的措施，可是实行这些措施的人力不足，因为当时主力都在前线，而需要的又是一些非常的紧急措施。我们不能设想我们能把工会内部一切需要说服的人都加以说服。要是我们等到说服了他们才再干，那就是去冒运输在半途就中断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危险。由此可见，我们不得不先从上面做出应当如何为恢复运输业而斗争的榜样。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方面也就采用了这样一些极端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激起了一定的反对，这种反对所带来的苦痛直到今日为止在某些人心中还没有消失。但是，现在我们同那些曾经跟我们争论过的同志们在一起完全团结一致地进行着工作，我们相信，一旦共同工作的成就更为显著，由于内部斗争所带来的这种苦痛明天便会消失。这样的成就现在也已经出现。既然我们进入了经济时代，既然我们可以预计到一切工会，也包括我们的工会在内会从几乎有我们一半党员在那里服务的军队中得到工作人员，那我们就有可能广泛开展生产方面的鼓动工作。
凡是叫作命令和任命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与群众的开展程度以及与群众的文化水平成反比的。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不懂得：一旦局面好转一些,一旦我们稍稍能自由呼吸，一旦我们可以把工作人员从军事部门调去从事运输工作,我们就会立刻扩大组织，吸收工作人员参加一切运输部门的工作来进一步发挥主动精神。
在这里，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工人民主在工会内比在党内起着更加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工会才可能解决。我曾在莫斯科一些工人大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当第三十师和第五十一师处在彼列科普城下时，它们决不能在通过或不通过彼列科普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当时必须突破阵地。当时下的就是这样的命令。但是，在战斗结束后，我们应当向他们解释这一切，我们应当进行教育工作。越往后，我们在我们的军队中必须越少采用镇压方法，越往后，内部精神上的团结就越能保证内部强制方法。关于运输业的军事化，也可以这样说，运输业军事化也就是工会军事化。它是由于害怕国家毁灭而实行的。
去年的秋季、冬季和今年的春季，我们运输业的状况也处在彼列科普的状态，我们不能进行争论，这一点表现在宣布运输业处于战时状态的指令中。现在我们是否能说运输业的危险已过去了呢？是的，运输业的危险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但是,并没有过去。究竟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需要的是同志们在彼列科普地峡所表现的那种英雄般的努力，那种对事业的忠诚，具体来说是对运输事业的忠诚。当我们谈到运输业军事化的时候，这就是说一切运输业工作人员应当献身于这种工作。国家的存亡取决于这一工作的成败。关于工作人员精神上的军事化，我们也要这样说。我们将怎样使每个工作人员实行军事化呢？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外部形式上的机关。可是，如果没有全体运输工作人员内部精神上的军事化，我们的运输业就会立刻瓦解。现在，实行民主提出了精简军队的任务。通过什么方法精简呢？其方法是提高军队的觉悟程度，加强它精神上的军事化。这样便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且至少能够精简一半军队。否则，形式上的纪律就是落空的。由此可见，军队的军事化就培养觉悟这一点说来,只是开始而已。
有人对我们说，这种军事化与工人民主的方法是相抵触的。这是决不会的。军事化本身说明我们群众应当这样建立我们的组织和这样规定我们的工作速度，以使工人舆论机关对一切破坏生产的工贼施加压力。这就是军事化的实质。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其技术方面。越往后，我们就越要使军事化依靠更广大的工人群众阶层，依靠更有组织的、重要的群众性劳动。任务在于要使工会也成为一个吸引群众参与生产的机关。这项任务，不应当放在反对与工会无关的官僚主义这种外部斗争上，而应当放在反对落后性和保守性所作的内部斗争上。当我们吸引住作坊里的每一个工人的时候，当他在想方设法改进工具和工作方法的时候，当他在考虑作坊的门要安在什么地方才不至于使工人们每天多跑冤枉路（这样就可凑成上百万个工时）的时候，如果他在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同志们，这就是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最重要的部分、基本的部分。
必须要问，为什么要宣传政治民主呢？这是一个需要充实内容的空框架。我认为这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此刻已博得工会的一些优秀的老工作人员的拥护。在水路员工中间还并不完全这样，但是，到明天或后天，在他们那里也将会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坚信无疑。但这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这只是一个应该着手解决新任务的机关,这种新任务是任何一个工会都没有解决过、并且也不能解决的，因为这个任务过去并未提到工会的面前。这个任务就是在生产中组织群众，为了生产组织群众。我们只是着手解决第一个任务。在这里，每个运输专家和技术员都必须进行生产鼓动和宣传，要他们拿出一部分时间密切结合当前任务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工人群众讲述运输方面的技术任务。在运输方面不应当有一个外行的工人。我们大家部应当成为经济上的组织者，不应当有一个没有投入工作的人。需要建立的不是单纯的工人民主，而是生产民主。这就是说要建立这样的劳动群众组织：正所谓要瞄准每个生产者并考察生产者过去在实际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状况方面对生产作了什么贡献。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极为贫困,但是现在也可以使工人的状况改善百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只要我们各地的工作人员能发挥主动性，只要能够对此十分关心,只要能够吸引先进工人把集体主义因素带到较落后的地区，带到那些小市民习气还占统治的地方、工人妻子还在从事冼衣工作的地方以及工人还拿着锥子独自修理皮靴的地方。即使从办修理协作社、集体食堂〔不是象我们这里多数的修理社和集体食堂那样，而应有最优秀的工作人员进行切实监督和吸收出色的烹调检查人员参加〕那样小规模的事情作起，那也可以使工人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已经讲过,在最近时期，由于精简一部分军队，我们期望劳动群众一般状况能得到改善。因此，各派工人都应当对自己的代表加以评价，看他们利用地方资财在改善工人状况方面做了些什么，看他们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了哪些贡献。
只有这样,工会把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成员吸收进来，在工会内部进行改造，使经济机关与工会机关融合起来,才能创立工人民主。只有这样，工会机关和苏维埃经济机关平行存在的局面才会消失。目前工会把代表派到各个生产部门去，这只是一种过渡的办法。这是工会伸向苏维埃经济机关的一些触角，以便促进这一融合过程。
工会里的斗争具有很多应当加以撇开的偶然因素。这里既包括热情，也包括多余因素，这是需要当作垃圾扫除掉的。如果我们迫不得已把这种斗争带到群众中去，那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可以向群众解释整个实质是什么。整个实质在于我们跨进了新的时代，即经济时代，群众发挥主动精神的时代，生产的时代。所以我们向工人群众说:请考查我们吧，但要掌握新的标准。以前你们需要的是在罢工时期作为很好的保护者的那些领袖，而现在这样的领袖应当成为鼓动员、建设者和经济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应当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他们把皮靴的数量、面包和煤的数量增加了，那他们就将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的领袖。我们为工会所举起的旗帜就是恢复经济的旗帜。工人阶级将不采取工联主义者的方针，而是采取经济工作者、创造者的方针，采取领导群众并保证群众摆脱经济破坏现象的那种人的方针。
原载1920年12月7日《真理报》
（文前译何宏江校）
生产民主
列·托洛茨基
每个国家制度都是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组织。
国家机关的结构及其采用的方式的任务是：保证本阶级在当前条件下实施最适合于它的管理。既然管理是通过人进行的，是由人来进行的，并且是对人进行的，那么每个统治阶级的每种管理制度的根本任务，是发现、获得、选拔和教育对管理所必需的人才并把他们安置到适当的岗位上。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所说的“各得其所”这句俗语中所表明的那种任务。
任何制度，诸如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制度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都有这一项任务。
选拔和教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各得其所。
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虽说有普遍选举权和比例代表制等等,但是当权人物的挑选和组成决不是通过选举方式完成的。实际上,是在上层进行着复杂的人为的挑选工作，挑选对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分子，由他们组成政治集团，这些集团在次要问题上相互竞争，但在主要问题上团结一致。至于物质上没有力量的群众，却不得不定期地从这些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人为拼凑起来的集团中选出一个集团上台执政。
只有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才能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才能逐渐造成一些条件，以便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或有名无实地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如果民主制度就是指群众实际地、越来越自觉地和越来越有计划地参加各方面的管理,那么可以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它采取怎样严厉的“专政”形式，才能创造、形成和发展这种真正的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工人阶级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建立自己所必需的一些机构，并使每一个人各得其所。
这种过程是不是在一切领域和在任何时候都通过形式上的选举完成的呢？没有的事。执政的工人阶级决不会对形式上的民主标志这样崇拜，领导工人阶级的党，自觉地和确切地反映工人阶级争取最后胜利的意志，不能不一再对工人阶级指出，在哪些场合必须缩小形式上的民主并把它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便保障基本的东西即工人阶级的政权。
假若作纯粹抽象的讨论，也就是脱离现实的国内外历史条件来考虑，那么可以说，最好从作坊和矿井开始到处都立刻实行选举制。这样一来，劳动群众就会有最丰富的资料来比较各企业、各机构、各地方实行选举的结果，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改正错误并逐渐学会挑选人才，使之各得其所。譬如说，假若在军队中立即实行普遍选举制，那么归根到底我们的各排、各团和各师会学会选出那些最后能保证取得胜利的指挥员。糟糕的是,在走向这一胜利的道路上,我们的团和师以及整个工人阶级，会被已经挑选好了指挥人员的敌军彻底歼灭，以致我们甚至没有可能把军队选举制的试验进行到底。正确的阶级本能与共产党的教育工作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大大限制形式的民主方法，因为工人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军事上内行的和政治上可靠的机关来选拔指挥人员，较之让那些还没有充分学会选举的群众来直接选举指挥人员，能获得虽不是理想的，但实际上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作某些修改和变通后，适用于苏维埃工作的一切方面，而首先适用于经济方面。
由此可见，对待问题不应该用形式民主的标准，而应该根据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具体条件从实际吸收群众参加管理的角度出发。
战争无疑大大减少了采用形式民主的方法。但是，这决不是说，战争生硬地中断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发展。决不是这样的。军队给了几万先进工人非常重要的教育，使他们学会如何在最困难条件下领导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军队首次使千百万农民接受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思想，并使他们参加到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中去。这个极重要、极宝贵的经验，虽然不是以形式民主的方法获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机关以“任命”方法获得的，但是这个经验在目前却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为了保证自己有必要的国家机关并在每个特定时期加强能解决当前最重要任务的那些国家机关,必须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轮流使用，有时配合使用。选举制和任命制，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直到个人独揽大权为止，所有这些方法，有时是减少采用一种方法以便更多地采用另一种方法，有时是相互补充。总之,这些方法是供工人阶级来建立必要的管理机关和解决那些已提到日程上来的任务所用的。
1917年秋季在彼得格勒和其他中心城市夺取政权这件事，首先把夺取旧军队和夺取农村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当时的任务，主要是鼓动方面的：从鼓动角度上选拔和分配工作人员。在这个时期要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首先也是由鼓动任务决定的。党和群众对工作人员都按其在鼓动工作方面的作用加以评价和相应地配置。第一个时期——革命和政治上取得最伟大成果以及行政和经济上处于最严重混乱的时期一一的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在1918年3月，党已经为自己提出了关于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和选拔组织者和能干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即关于在各方面以经常的有计划的创造性工作来补充鼓动工作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只是提了出来。国内战争日趋紧张，日益严重，为了军事任务，要求对工人阶级重新配置，首先要求对其先进分子重新配置。在这时，旧式的鼓动员已经完全不够了，需要新质量的鼓动员，这比最初时期通过鼓动的方式去瓦解旧军队和争取群众所要求的要复杂得多。这个时期的中心人物是政治委员。从这新的角度上对党的工作人员作重新评价，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选拔适当的工作人员和对他们作进一步的教育是两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各级机关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工人阶级把党的、苏维埃的和工会的各种不同方法配合起来，从而保证了自己有一个必要的战斗机构。虽然形式民主大大缩小了，但是千百万群众参加了，并且是自觉地参加了军队的建设。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军队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实行最高度的军事民主的军队，是世界上唯一的民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军队。
一年以前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为了实现经济任务而对工人阶级进行重新配置的时期。有关的问题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广泛地提了出来并大体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经济时期的到来由于对波兰的战争和对弗兰格尔的战争而推迟了一年。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够认真地着手解决经济任务。这种情况对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党以及对苏维埃国家来说,仍旧意味着首先要选拔和教育那些真正能够自下而上地领导群众进行经济活动的工作人员。
假如不进行鼓动工作，不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我们今后当然就完成不了任何经济任务,就象过去完成不了军事任务一样。因而，我们的鼓动工作经验必须完全根据新任务和新情况加以利用。
我们在军事方面所具有的丰富经验——首先是在最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先进工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农民的经验一一不仅应当注意，而且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在生产领域中利用。我们决不打算向后退，也不打算在发展的线索仿佛已被战争打断的地方接起一个结来(某些极为浅薄的鼓动员对事情就是这样描述的)，不,我们要把鼓动工作经验和军事工作经验(归根结底，这是我们的两项最重要的经验)运用于经济领域。这意味着不仅向群众明确地提出经济任务，无论在任务的共同性(统一的经济计划)或任务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某作坊和某工厂的特别任务)方面要明确地提出任务,不仅对专门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进行纯粹组织上的检查，而且首先要充分地提出关于挑选、考查和教育经济工作人员的问题。
问题指的并不是专门从事经济问题的某些工作人员，而是从生产角度上对党的、工会的和苏维埃的为数极多而且日益增多的那一部分工作人员作出评价，并对他们进行生产教育。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战争已经把苏维埃制度变成军事制度，即变成服从于军事任务并以军事任务为标准的民主制度。但是，军事任务无论如何繁重都不能达到经济任务所达到的那种深度。如今问题涉及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的重新配置，是重建工人阶级的机关，和从生产角度上来分配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员。问题涉及的是生产民主，而生产民主的基石应当是工会。
原载1921年1月11日《真理报》
（文前译何宏江校）
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
这份告全党书，是1921年1月3日在全市各区讨论会上经过一系列辩论之后，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了报告和布哈林同志作了补充报告之后（托洛茨基同志也曾被邀请，但未出席)通过的。告全党书是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的。
1921年1月6日，在人民宫最大的一个大厅里，召开了关于讨论工会问题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共有几千名同志。除有十票反对外，全体一致通过了告全党书。
告全党书，目前在各区讨论并得到一致通过。
1921年3月6日，将召开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将对三年国内战争作出总结并确定我们工作的新途径。新的阶段开始了。我们面临着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新任务。
在即将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首要的问题，即目前引起很大意见分歧的问题，无疑将是关于工会的作用与任务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决定今后很长时期内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命运。
所以，党应当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直到目前为止，在工会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是托洛茨基同志和支持他的那个派别所提出的，并反映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写的提纲和小册子中。
另一种观点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所捍卫的，这种观点迄今最全面地反映在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所作的演说（即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联席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两个演说都已印成单行本）中和反映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3]中。
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拥护者断言，他们在工会问题上的立场,其特征是要求工会更多地参与生产并更快地使工会与我们国家经济机关“融合”。
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表达其意见的那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断言，意见分歧并不在这方面。大家毫无例外地都认为有必要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家也同样认为有必要逐渐地使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
真正的分歧是在于托洛茨基同志那一派忘掉了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职能。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派别企图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并实际上要着手消灭工会。根据列宁同志正确的说法，托洛茨基同志在工会问题上的立场最好也不过是“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这种干扰能造成一切后果，只是不能使工会在各生产部门中的作用扩大，
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派别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会引起巨大的危险。这一错误发展下去会造成俄国共产党与全俄工会运动之间的分裂和分离现象。而这一点会对我们革命的命运带来招致灭亡的后果。
不仅在党与工会之间发生的分离现象，而且甚至连它们之间一般的冷淡态度，都会使我们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这是党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
俄共彼得格勒组织在很多次的全市工作者积极分子大会上逐点讨论了党内最近发生的意见分歧。在1920年12月30日莫斯科进行的全俄规模的辩论之后，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专门召开的全市各区工作者积极分子大会，就对工会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辩论。
彼得格勒党组织声明，它完全拥护那种由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2月30日全俄辩论大会上所表达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观点。彼得格勒党组织向其他一切党组织建议：对问题展开讨论并支持上述立场。
鉴于这一问题对党和对我们整个革命都非常重要，彼得格勒党组织提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按不同的政纲选出。必须使那些出席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仅反映自己个人的意见，而且表达自己组织对该问题的意见。按政纲选出代表是与在主要争执问题上抱不同意见的比例代表制相联系的。按政纲选出代表不仅与党内的工人民主思想不相抵触，相反，这种选举本身就是工人民主的表现。
我们应当防止党内有任何分裂，在党与工会运动之间即使存在最小一点的裂痕也是不容许的。
如要防止这一点，除了按政纲选举代表和党内绝大多数党员一致支持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所确定的那条路线以外，就没有更好的出路了。
现在距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一共还有两个月。在这段时间内，每个组织都应讨论这个问题并采取明确立场。
全体一致拥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立场的彼得格勒党组织,应我们党某些地方组织的邀请并经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后，将尽可能派遣自己的报告人到各城市去，以便就我们组织的观点对同志们进行答辩。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
原载1921年1月13日《真理报》
（文前译何宏江校）
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
莫斯科委员会认为绝对不能赞同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中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建议。
关于工会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在党组织所有支部里都应当仔细讨论，以便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真正准备好党内的舆论。莫斯科委员会在进行对这一问题的辩论时认为，既然分歧的意见极其重要，就绝对必须严格遵守党内组织关系的准则，并且决不采取会使俄国和世界劳动群众对我们党的状况和性质产生一种错误印象，甚至会使党的活动能力实际上陷于瘫痪状态的那种思想斗争的方式方法。
莫斯科委员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应掌握代表大会各个方面的筹备工作,包括工会问题的辩论在内。
既然中央委员会在这一争论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立场，那么中央委员会理应及时地向各级党组织提供一切必需的资料和派出能够阐明一切观点（无论是关于工会问题，或者是关于代表大会日程上的其他问题）的报告人。
只有这样，彼得格勒组织的告全党书才不会有其现今极端危险的一面，即不会有把彼得格勒组织变成筹备党代表大会的一个特殊中心的这种倾向。
原载1921年1月13日《真理报》
（文前译何宏江校）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列·托洛茨基
在目前就工会问题展开的思想斗争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很多场合，意见分歧的性质本身分成：“拥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还是“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单是这个事实就证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生活中和党的舆论中占了重大的地位。我们不妨十分冷静而客观地分析一下：在进行拥护还是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辩论时，所指的是哪些思想和哪些方式方法。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辩论中积下了很多误解。
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包含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采用军事方法和非常的行政方法（政治委员制及其他）；第二，采用生产方法。
这两个方面，决不是彼此不可分的。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上来看也并不难于看出。在1919年初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时代，即关于铁路工会在生产上的特殊作用这一问题还未提出的时候,建立了交通总政治部。1918年11月30日，铁路实行了战时状态。根据战时状态成立了铁路军事法庭，当然，也就不考虑铁路工会的生产作用的问题了。
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解散之后，在去年6月工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铁路工会的生产作用这一问题。我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已经出了单行本。无论是担任大会主席的鲁祖塔克同志，还是其他同志，都没有对我的报告的实质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报告印出以后由我分发给党中央委员，并请求对这份报告给予注意，因为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必须把工会从行业轨道转到生产轨道这一问题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例如，由此就必须在组织上不按地区、而按线路来建立工会，即根据生产本身的技术条件和行政管理条件来建立工会）。显然,没有一个中央委员认为在我的报告中有任何不正确的地方，因为谁也没有在中央委员会内提出这方面的问题。看过上述报告的同志们一定会相信，那里所谈的正是关于工会生产作用的问题，关于工会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和全副力量用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问题，以便把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机构最终都变成工会的经济管理机关，当然工会要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总的监督下和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活动。
因此，铁路上的战时状态、交通总政治部、军事法庭和政治委员制都是作为适应我国运输业的特殊情况的非常措施而实行的。说这些措施与工人组织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驰,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无庸争辩的。当然,在中央委员里谁也没有忽视这一点，同时到今日为止谁也没有提出要取消战时状态、军事法庭和政治委员制。对于这个政策，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批准这一政策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完全负有责任的。把对这一非常制度应负的责任推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身上，或者更确切些说，推到拥护生产观点的人身上，这就是混淆是非，制造混乱。持有生产观点的同志，很多都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反对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在铁路上采用某些非常措施,反之，有一些同志虽在铁路上实行战时非常措施，却不拥护生产观点。不分清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就是在黑暗中瞎摸。正是在这种黑暗中，某些同志才会拿生产观点“吓唬”人，把责任推给运输方面实行的非常方法。
现在，由于战争已经结束，运输业本身也有了一定改进，所以采用非常措施的范围就缩小了。交通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撤销了。运输工会代表大会预定在三月召开，同时经工会内部各派别协商后，采取了足以保证充分民主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组织措施。直到现在，工人民主最坚决的拥护者还未提出关于取消铁路上的战时状态或政治委员制的议案。相反，刚在前两天（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一致作出一项决议，斥责那种宣传反对按党的决议建立的、还未经党废除的政治委员制的行为。
由此可见，在三月代表大会前的筹备过程中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运输工会定会向工会民主化方面前进一大步。这将使采用非常措施的范围缩小，但是，这决不会使工会的生产作用缩小或受到限制。相反，工会的生产作用在日益开展的工人民主的基础上只会真正地加强并发展起来。
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各地工会机关的目前工作中，已经有了实现这种生产作用的可靠的重要的前提。可以有把握地说，生产宣传在任何其他工会中都没有作得象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那样广泛而具体。生产宣传的生命力和价值，决定于它与生产工作本身以及与其经济计划之间深刻而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运输工会工作人员最密切最直接地参加了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对执行计划的监督。第1042号命令一一铁路运输方面的基本生产计划一一过去和现在都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生产宣传的中心。在各条铁路的几十次、几百次和几千次会议上讨论了这项计划，制定了改进计划执行的方法并在无数次会议上宣传了这些方法。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一些促进生产的基层组织。它还提出一套促进民主化的建议，即扩大工人参与改进生产的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有六种日报。发行量达七万五千份的《汽笛报》拥有广大读者。他们并不光是“读者”，而且是建设的积极参加者，这从《汽笛报》编辑部一天收到三百封信这一事实中便可看出。只要一连翻阅几期《汽笛报》，就可以确信铁路工会中的思想十分活跃。除了铅印的《汽笛报》之外，还有一种口头《汽笛报》，它担负着巨大的教育工作。
每个工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关心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在工人国家中，这项任务只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要在这方面获得巨大的直接成果是有困难的，因为国家的经济状况还很困难。但是，有许多事情还是可能做到的，从而也是必须做到的。无庸置疑，正因为运输工会的生产作用不断增长，所以它在直接保证劳动群众物质和精神福利方面也不会落在其他工会的后面。
不但如此，无庸置疑，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把政治委员吸收进来并安插在自己的机构内。这就是说，需要有一定的工会会龄才能担任政治委员。换句话说，政治委员应当成为工会的全权代表。这就是说，在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与意义日益增大的情况下，非常措施、政治委员制和委任制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小。由此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把工会运动中的生产方法与生产中的非常措施混为一谈的同志们是犯了何等严重的错误。恰恰相反,凡是工会继续保持自己的旧的行业特征,又不过问生产的地方，往往就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工会的生产作用越大，工会从基层到最高机构在这方面的改造越深刻，群众越会自觉地抱着生产观点选举自己的全权代表，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性就消失得越快，现在的工会就越会变为生产民主的基石。
原载1921年1月14日《真理报》
（文前译何宏江校）
答彼得格勒同志们
列·托洛茨基
彼得格勒党组织代表多数同志，就工会的作用与任务问题上现存的意见分歧发表了一份告全党书。这份告全党书对现存的意见分歧作了毫无根据的评述，更重要的是，对于工会组织以及它与党的关系方面的真实情况作了根本不正确的评价。
虽然象大家知道的那样，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在跟作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中多数派特点的那些观点进行了坚决斗争之后通过的，但是,彼得格勒这份告全党书却不是以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立场作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列宁同志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会上为那些随后由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肯定的观点进行答辩时，总共只获得了两票。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要求“根本改变”工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以适应新的经济任务。
但是，工作方式和方法并没有作这样的改变。现在工会比一年前，即比在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期更加脱离经济了。托姆斯基同志在季明戏院所作的演说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在最近的第五次工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决议的正式序言都证明这一点。
由此可见，工会，更确切些说，工会中央机关最近一年来在自己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即基本方面——在经济方面——不仅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一步。
这种情况使工会任务的提法愈来愈不明确了。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类笼统的词句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一切主要工作——制定经济计划、执行经济计划、建立经济机关、选拔和培养经济工作人员——愈来愈不通过工会进行了，愈来愈不要工会过问了。工会愈脱离苏维埃经济工作的实际过程，它们就愈难参与这一工作，就会愈来愈失去立足点，从而也就不得不愈来愈用一些笼统的空洞词句来说明自己的任务。
实际上，这必然会使工会中央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正如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报《劳动通报》公正地指出的，工会中央委员会日益有变成光杆司令的危险。
当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讲到党与工会之间的分裂是极大的灾难时，无疑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更现实得多的危险，即工会中央机关与工人群众的分离、疏远和脱离。工会参加生产过程越不积极，则它赖以生存的立足点就越小，它就越不能争取群众和实现其教育作用，因为在目前条件下要成为一所真正的共产主义学校，不是在不过问生产的情况下，而是只有在生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第九次代表大会所指示的根本改变工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目前比一年前更为刻不容缓。
断言有人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整刷”的办法来达到这一根本改变，这是纯粹的歪曲。
问题在于要把全党注意力集中在工会上，在于使生产工会的工作方法的确定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而不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局部任务。
有人断言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那种所谓正确而完善的立场遭到了外来侵害，这种断言纯属陈词滥调。不要说与各生产工会，哪怕只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团保持友好关系，其办法决不是避而不谈明显威胁着工会命运的真实情况，而是要进行公开的、中肯的同时又是同志般的批评，要在党内广泛地选拔和推荐工会工作人员，并共同制定大家都必须执行的切实决议。如果党在一些暂时的政治见解的影响下忽视了现今形式的工会不适于解决生产任务，从而也不适于解决其他一切任务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那就使危机只会变得更加持久,使危机极端加深，那就会在半年或一年以后给党造成比此刻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更加严重和更加有害得多的困难。
工会机关不仅需要立即在技术上得到加强，而且需要增强和更新其人员。这一任务是不能只自上而下，即只通过某种“中央直属委员会”就办得到的，而是应当由全党，由党的一切地方机关来解决的；它们应当把工会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更深入地研究工会的工作，研究它与经济机关以及与党的机关的相互关系，对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这方面发生的变化作出总结，以便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明确的结论和具体的建议。
原载1921年1月15日《真理报》
（文前译何宏江校）
答托洛茨基同志
在彼得格勒党的委员会和积极工作者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托洛茨基同志对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的答复，我们认为应当对托洛茨基同志提出如下不同意见。
托洛茨基同志在答复中坚持认为,似乎“工会,更确切些说,工会中央机关，最近一年来在自己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即基本方面一一在经济方面——不仅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一步”（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同志加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同志声称，工会运动发生了所谓的“危机”,这一危机似乎有“只会变得更加持久”的危险。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种过分的夸张，它说明托洛茨基同志的出发点是不正确的。
不言而喻，俄国的工会经过三年极端残酷的国内战争以后在许多方面被削弱了。但是根据这一点就断言似乎环境“使工会任务的提法愈来愈不明确”，那就显然是在描绘一幅错误的图景。工会在目前是软弱的，工会的机关在当前看来也令人极不满意,尤其是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任务相比。但是，这毕竟不是危机，不是崩溃。
让我们回顾一下不久以前的情况，回顾一下党三令五申要求绝对服从的那些决定吧。党曾经号召工会:关闭哪怕所有的部,将你们的整个机关缩减十分之九，不惜放弃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但要向前线提供成千上万个你们当中最好的工作人员！工会听从了党的号召，因为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它们关闭了各个部,精简了机关，放弃了最重要的生产方面的工作，几乎是一心一意地考虑军事工业,并且向前线输送了千百万优秀人材，目的是为了战胜主要的敌人一一武装的反革命。其结果是，工会长期处于无人状态,工会机关越来越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工会与党和苏维埃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所谓的工会运动的危机，是同党内和苏维埃内的“危机”完全一样的。
联系托洛茨基同志目前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一般错误观点来看，他关于工会运动的所谓危机的看法是一个错误的前提，托洛茨基同志之所以需要这个前提，只是因为他要从这个错误的前提作出同样错误的结论。
托洛茨基同志在给彼得格勒组织的答复中这样写道:“这种情况使工会任务的提法愈来愈不明确了。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类笼统的词句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一切主要工作一一制定经济计划、执行经济计划、建立经济机关、选拔和培养经济工作人员——愈来愈不通过工会进行了，愈来愈不要工会过问了。工会愈脱离苏维埃经济工作的实际过程，它们就愈难参与这一工作，就会愈来愈失去立足点,从而也就不得不愈来愈用一些笼统的空洞词句来说明自己的任务。”托洛茨基同志把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这一定义称为“笼统的词句”，其原因是他低估或看不到工会的这一最重要的作用。托洛茨基同志不满地指出，我们说他和他的那一派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整刷来改造工会，是一种“纯粹的歪曲”。可惜，这不是歪曲，而是纯粹的现实。现在在苏维埃俄国所有的23个生产工会之中，只有一个工会，即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伴在其中进行了试验的运输工会，到了几乎完全分裂的地步，难道是偶然的吗？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同苏维埃俄国的所有其他全国性工会组织对立起来，难道是偶然的吗？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最亲密的同伴企图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变成工会运动的第二中央，难道是偶然的吗？口头上说工会应当是至高无上，而实际上它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的手中变得一文不值。
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确实是迫切需要的。三年来我们的每次代表大会都一再强调这一任务。到现在为止国内战争一直不允许我们比较系统地着手实施党的这些指示。而只有当我们把真正大批群众吸引来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只有当我们在工会中恢复起工人民主制的方法而拋弃“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式的”用政治部取代工会的做法时,工会的生产作用才能真正加强。否则,谈论加强工会的生产作用就是一句空话，只能用来掩盖这样一种做法，即它实际上会取消工会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根基。
彼得格勒组织同列宁同志一道深信我们党即将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坚决地谴责和否决托洛茨基同志在工会问题上的极为错误的观点。
借此机会，我们就彼得格勒组织的五名成员的信筒单谈两句，此信发表在1921年1月14日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莫斯科）上。这五名同志竟然声称，似乎我们的第一份告全党书“不能看作是我们组织的全体意见的反映”。现在,无可争议的事实本身证明了情况正好相反。下面引证的数宇说明，在所有一切地区，我们组织的成员至少有95%，甚至有98%表示赞成我们第一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
在很多一一无一例外——由积极工作者和各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各区会议上，经过争论以后，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只占极少数(作副报告的人各处都有例如，在维堡区的会议上，354名与会者中，对《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投反对票的共有19名，其余335名都投票赞成；在第二市区1000多名与会者中，反对的有33名；在莫斯科区的262名与会者中，没有一人反对，有3人弃权，259人赞成。
在纳尔瓦区的全体大会上,《告全党书》被一致通过。
各单位组织员参加的各区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在瓦西里岛区的200多人中，7人反对，其余193人赞成；在斯莫尔尼区的180人中，有23人反对；在纳尔瓦-彼得哥弗的150人中，有33人反对。
在亚历山大工厂共产党员大会上，300名与会者中，只有一人投了反对票；在彼得格勒海军基地海军共产党员全体大会上，318人中，有19名反对；1月6日在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全体党员大会上，4000多同志当中，投反对票的不到20人；1月16日召开的积极工作者各区联席会议上，700多名同志中投反对票的约40人；在西北铁路枢纽站全体250名共产党员中，7人反对，其余240多人赞成；在所有一切工会理事会的党团中，全体同志完全一致地投票赞成彼得格勒组织的信；在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在进行所有的表决时，只有一个同志弃权，其余同志全部赞同。
上述五位同志(顺便指出，他们中有三位在彼得格勒工作仅有两三个星期），除了他们自己,也许还有极少数同志以外，谁都代表不了。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把我们组织的第一封信搁置了十多天之久，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的五个拥护者1月13日的信，1月14日就在莫斯科登出来了。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今后办事能够更公道一些。
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
1921年1月16日于彼得格勒
原载《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835—838页
(刘淑春译张启荣校）
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
(评列宁同志的短文)
列宁同志认为有必要公开谴责我犯了两条不可饶恕的罪行，第一是恶意煽动和捞取选票；第二是工团主义。关于第一点，我不准备回答，因为连列宁同志本人都很清楚，要想捞取选票，最好的办法就是靠列宁同志的威望提出的纲领上签个字。至于第二点，那就必须回答，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严肃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很重要，应当予以解决。列宁同志攻击必须接受由工会提出的人选这一点,他是这样讲的：
“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
工团主义则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交给按生产部门划分的非党工人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培养群众，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
假定列宁同志的这些说法最准确地表述了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那么，根据这些说法，“缓冲集团”的立场是不是工团主义的呢？让我们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的提纲(第3条)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是“党与工会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下，党领导工会”。提纲第7条谈到，工会形式上是非党性的，实际上是有党性的，这一点“反映了对待非党群众策略上的谨慎态度”。同一处又说,“在这方面，实际上的从属性和党性的增长是一种进步的趋势”。而且就在这段中还说，“必然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工会——尼·布哈林〕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问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这难道就是列宁同志在他的短文中所指责的那种否定党、否定长期的教育工作等等的看法吗？答案是明确的。凡是我们提纲中谈到党的领导作用的地方，列宁同志都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谴责我们犯了工团主义错误，甚至谴责我们犯了更加骇人听闻的错误，也是很容易的。
工团主义的基本点就是否定党，否定国家政权，否定集中制。我们提纲的基本点是党的领导作用，即党通过工会贯彻自己的政策，通过工会改善苏维埃政权机关。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吧。假定要建立一个总管理局。那么由谁来提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呢？由相应的工会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个机构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因此，说这是工团主义，那是十分可笑的。
假如在这一点上我们对问题有一个一般的提法，那么就会产生下面的情况。这里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党领导工会，或者不是党领导工会。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党的领导是总的前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列宁同志的基本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列宁同志完全不加分析地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工会”这个词。他一方面用来指工会会员的总和，另一方面用来指工会的机关、机构。假如列宁同志批评的是让全体非党工会会员投票选举总管理局这样的“计划”，那他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没有什么党的领导。但是，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提出过这样荒谬的计划呢？
列宁同志还有一个论据：你们由工会提出必须接受的人选，“这就是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个机关零零碎碎地交给相当的工会”。在这里，显然列宁同志认为我们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把经济零零碎碎地分割开来；其二,把政权（国家机构)降低到了从属于工会的地位，从而也就颠倒了苏维埃和其他工人组织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
但是，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具体来看一看,那就很容易看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假定说，我们有某个工会已经很成熟，它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能够完全代替相应的总管理局。这个总管理局将怎样工作呢？我们说得很明确，“在必须执行全国的生产计划和任务的基础上”进行工作。那么,它服从谁的领导呢？它服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在行政系统方面，工会“是根据任务实质所必需的集中制原则在各级工会机关内极其迅速地、确切地和可靠地”进行活动〔提纲第19条〕。这是把经济零零碎碎地分割开来吗？不是。这是颠倒工会机构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吗？也不是。
我们的纲领说:“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二是……与……经济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我们通过让工会参加这一机关来纠正、整顿国家机关，使国家机关摆脱官僚主义弊病。我们已经有了工会掌握整个管理部门的种种形式。这就是劳动力的组织。劳动人民委员部行将消失,它将由（根据“鲁祖塔克的提纲”）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来代替。但是列宁同志并不认为在这一点上有丝毫工团主义。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里不存在工团主义。然而，假如列宁同志是前后一致的话，他就应当反对把组织劳动方面的全部工作都转交给工会即（！）“非党群众”来管。
用不着去寻找“骇人听闻”的分歧，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分歧。用不着火冒三丈，因为这会妨碍我们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
尼·布哈林
原载1921年1月25日《真理报》
(伊阳明译何宏江校）
有分歧，但何必引起混乱？
为了弄清楚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工会和各总管理局之间在组织上需要确立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每一个党员应该做些什么呢？看来，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检验一下自己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检验一下自己最了解的那些工会的工作，应该把目前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同一两年前的加以比较，以实现党的纲领、党的决议，等等。但是不行，这些做法似乎太简单了,不符合某种“高等”科学的要求。而这种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充实工人民主而专门制造的“高等科学”所包含的内容是，每个党员一定要弄明白：某一个中央委员在什么时候并且为什么加入了或者没有加入某一个委员会,究竟是哪一个彼得·伊万诺维奇先说“唉”[4],从而引起了争论。请看，事情的整个实质都被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来。工会目前在工人国家中所处的地位总的说来是完全合适的，没有任何“危机”,不需要对工作方法进行任何根本的改革,危机的问题是一个杜撰出来的问题。总之，关键就在于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委员会并且发表了自己的提纲。这样，工会的问题就顺利地被追查谁是破坏公共安宁的罪魁祸首所代替。于是，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郑重其事地要党的工作者们相信：现在的任务主要不是探讨工会的真正的生产作用问题，也就是说,不是探讨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究竟为什么能在工会中进行如此露骨的活动的问题，不，问题却是要打听、研究并深入挖掘这段历史的特殊的“底细”,即在中央委员会中何时何人没有同意何人的意见，怎样由此发生了这场把全党都卷进来的无谓争论。
要弄清这段历史的“底细”，就不免要罗列前前后后的各种“详情细节”。然而,正因为要确切无疑地查明是谁先说了不祥的“唉”以教育全党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所以，钻研前前后后的“详情细节”的这门学问也就变成了一团混乱，它不会使任何人学到任何东西，而只能使人莫名其妙。
我本来不愿拿这些关于事情的底细的问题来搅乱任何人的注意力；但既然一些很有影响、很有威望的同志一再谈论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此做些解释,哪怕就是这一次。
我在去年7月召开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上说过生产路线（与工会路线相对而言)一词，这完全是从按区域还是按直线建立工会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出发的。[5]对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包括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里。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里，曾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不停的内部斗争，这个斗争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开始了。关于工会作用或生产作用路线的争论在某个时期曾经同工人民主、军事手段等方法问题的争论交织在一起。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一个把另一个掩盖起来。
当中央在11月8日的决议中表示赞成过渡到工人民主制，并同时赞成在工会和工人生活条件方面由重点制过渡到平均制时,我对决议中谈到工人民主制的那部分丝毫没有表示异议。然而，我对不分青红皂白地过分推崇平均制则坚决反对，尤其反对中央在自己的决议中对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完全避而不谈。为此，我向党中央提出了以下的书面声明：
“致党中央的声明
鉴于工会作用问题极为重要，我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声明：
一、在代表大会(工会代表会议)上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派别，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而绝不是关于重点制的问题。
二、不满情绪的产生是由于工会越来越脱离生产。这是绝大多数工会工作人员所承认的。
三、经济上的重点制原则是被中央的大多数所承认的，而在工会方面它就被否决了，至少是已通过的提纲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工会和经济生活之间的鸿沟应该越来越深。因为，只有在工会依靠重点制的经济标准，而不是依靠平均制的政治口号加强和巩固起来的条件下，工会在经济方面的生产作用才能发挥出来^
1920年11月8日”
由此可见,分歧的线索是完全清楚的。在我的声明（上面我引了它的主要部分）中，没有一句话谈到政治部，谈到自上而下地整刷，或者谈到工人民主的方法不适用于工会。根本没有！声明只是指出，中央的决议避开了基本的问题，即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并且过于郑重其事地、过多地提出了对工会实行平均制的问题。而我却坚持:“对工会实行重点制原则是意味着在当前必须全力巩固矿工和冶金工人工会”。
我坚持让我在辩论中详细说明生产观点，证明这一观点同工人民主并不矛盾，而恰恰相反，它在工会方面可以同工人民主结合起来形成生产民主。当中央以多数票决定不把这一问题提交全党公开讨论时，我提出了异议，大致是这样说的:“既然在中央有斗争这一事实已是众所周知，既然中央现在作出赞成工人民主的决议，而同时禁止我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那么这将被解释为我的决议似乎是反对工人民主的。但实际上分歧是在工会的生产作用这个问题上，这一问题本身不是靠承认工人民主就能解决的，恰恰相反，如果工会真要推行工人民主和群众独立活动的方法的话，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尖锐。[6]我在中央屡次强调,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如果同工人民主不矛盾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激化党内关系或者离间各种党派。相反，我证明说，“工人反对派”的工团主义倾向之所以滋长，正是由于工会任务不明确，由于工会的生产作用软弱无力和模糊不清。我在中央多次重申，正确地提出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会马上使十分之九的工人反对派成员靠近全党的路线，并铲除有害的工团主义极端行为的根基。我认为，当时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因中央的禁止，我没有发表自己的提纲，提纲的初稿我是在11月初提交中央的。结果出现了一个矛盾，即中央一方面宣布工人民主制并组织了争论专页，同时却以一两票的多数剥夺了我发表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这样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并非尖锐的问题的提纲的权利。就这样，事情过了几个星期，季诺维也夫同志才代表以他为主席的工会委员会建议我交出提纲，以便在准备出版的文集中发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说了与下面这些几乎是一字不差的话:“争论全面展开了。我同列宁同志商量过，我们认为必须解除不许中央委员参加争论的禁令，请您把您的提纲给我，好在文集中发表。”
由此可见，不是我的提纲的发表引起了争论，而是相反，是全面展开的争论(按照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说法)促使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同列宁同志商量之后)建议我发表我的提纲。我当时就把这一建议告诉了几个中央委员，人们可以完全准确无误地回想起并且证实这一事实。当然，同志们可能说，这一事实本身没有多大意义。我同意这种看法。它对弄清工会的生产作用帮助不大。可是，对于目前人们在各种讲话、文章和小册子中津津乐道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底细”来说，这个事实却起着不小的作用，因为它把所罗列的前前后后的详情细节都彻底推翻了。
说我的提纲引起了争论，这是谎话。相反，已展开的争论促使中央(这一次是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倡议)解除了对我的提纲的禁令。
我对禁止我在报刊上发表我的提纲曾提出抗议，并且指出（前面已经谈到），这样做可能被解释为我的提纲似乎是反对工人民主原则的，当时我主要指的是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的那些持极端立场的代表，而根本不是指某些中央委员，因为我们曾完全一致地作出了有关工人民主的一切决议。然而，一些中央委员从一开始就把争论说成是（尤其是在彼得格勒）民主方法和……棍棒的斗争。工人同志们，请你们来选择吧！这样，问题就被弄得过分简单化了，尤其是对那些连我的提纲都根本没看到过的广大党员更是如此。
这份提纲发表于12月底，当时争论已经非常激烈。提纲的第四条中说过渡到采取独立活动和选举制等方法，已是大势所趋，对全党来说已根本无需争辩……。”接着又说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只应一致确定在我们所有工作部门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工人民主的方法。”不管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工会委员会的少数人制定的十人纲领表述得多么差，但它毕竟谈到了说服方法和强迫方法，谈到了群众的独立活动，谈到了选举制，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是可以被党的整个代表大会一致接受的。分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工会的生产作用和工会在工人国家中的地位方面。我们在这方面越是踏步不前，无视第九次代表大会就已明确指出的、为发展生产而“根本改变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的必要性”，危机就将越加深刻，工会就越加成为使工团主义倾向必然发展起来的所谓工人反对派的策源地。就表现不好、目光短浅的人民委员和被委派者或者表现好的明白事理的人民委员的个别失算进行揭发性的鼓动，当然可以使那些对党和苏维埃的集中制的生硬方法充满不满和厌倦情绪的人得到暂时的满足。但这并没触及工会在当前经济建设事业中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们与工人国家的经济机关之间的组织关系将会怎样这个问题。而追究产生这场争论的个人根源和线索更不会给这场争论带来什么益处。追查“底细”，以及大肆渲染个人情况，都丝毫不能丰富党的思想。
我们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既然问题涉及到“根本改变”一个群众组织的工作方法，那就不应该由少数人在一个委员会的内部来秘密地解决，而需要以全党的意识来深入地加以研究。可是，有必要用追究“底细”的混乱来使这项本来已经复杂的工作更加复杂化吗?
列·托洛茨基
1921年1月27日
原载1921年1月29日《真理报》
(刘淑春译张启荣校）
一个吃乳食的疲惫不堪的旅行者
(答季诺维也夫同志)
季诺维也夫同志做事太匆忙。他在匆忙中把数字、事实和引文都搞错了。自己搞得糊里糊涂，也把别人搞糊涂了。
季诺维也夫同志建议我们“彻底”投降。根据什么理由呢？莫非因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多数人同意的……不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而是列宁同志签署的文件？可是我已经多次说过，过去和现在进行表决的，主要是关于需要有更加民主的制度问题，根本不是“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后一个问题现在正被那股热情奔放的浪潮冲刷着。但是浪潮行将过去，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投降”。季诺维也夫同志太性急了。不错，这一次他有了新的借口：你们看，“我们面前”又出现一个托洛茨基的“新”纲领,算起来该是第五个了。这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曾向他们发表过文章的《真理报》的读者面前，还不曾有过什么“新”纲领，他们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这个纲领。可是季诺维也夫匆匆忙忙,竟如此迫不及待，甚至来不及哪怕等到被他称之为第五个的、从中看得到投降端倪的那个纲领的发表。请别着忙,并没有什么第五个纲领,也没有什么投降。别着忙。
12月底我发表了关于工会问题的纲领。凡是读过这个纲领的那些同志都知道，这个纲领是党内辩论的战斗性文件,其中有对许多工作人员的立场的评述，有援引的他们的文章，等等，等等。这无论如何不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现在，当派别划分已经明朗化的时候，我们认为把我们的决议草案同十人决议草案加以对比是理所当然的。在最初的纲领和由此产生的决议萆案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当然，我们在纲领公布一个月后起草决议草案的时候,是考虑到了整个已经开展起来的思想斗争，更详尽地说明了一些情况，并把整个草案尽可能表述得使全体同志更容易弄明白意见的相同点和意见的分歧点。
但是，正如我们听到的,季诺维也夫同志算出了五个纲领。这是从哪里来的呢？看到了吧，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纲的“初稿”。然后这份草稿经过修改印出来了。（在哪里印的？谁印的？什么时候印的？）托洛茨基后来出版了自己那本十二月小册子。然后缓冲集团公布了自己的提纲。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纲领。算起来整整五个。一个“草稿”，加上一个经过修改的草稿的翻印版〔第一次听说！〕，加上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加上我的小册子，加上我们提出的代表大会决议草案。整整五“份”。季诺维也夫同志真着忙并且也算糊涂了。我们不妨替他重新算一下。
季诺维也夫同志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他的关于工会的提纲。由于这份提纲过于含糊不清和庞杂无章而被中央委员会否决了。于是，把布哈林同志那份得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赞同的提纲作为基础。11月，季诺维也夫同志参加了制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工作。这个决议是他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里宣读过的。12月底,列宁同志和跟着他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了作为工会运动宪章的所谓“鲁祖塔克提纲”。正是这份提纲同我们的纲领相对立。于是就出现了彼得格勒组织的那封著名的来信，这封信当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中制定他的提纲期间，是起了纲领作用的。然后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委员会少数派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最后，就在我宣读我们提出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中央委员会的那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同道者们选出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重新修改十人草案。一共几个纲领了？整整五个，这还不算去年被否决的那个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草案。但是，如果我要仿效我的论敌那种把缓冲集团的提纲也算在我的帐上（为了凑数）的做法，那么我就要把李可夫同志的提纲、施米特同志的提纲都算上，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多少有点对立的提纲，同时他们又都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上签了自己的名。那么，算起来至少该有七“份”了。
至于“缓冲”集团，我们同它根本不曾有过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这一点我一开始就指出了。有的只是大量的微小分歧，但在运动期间消除了。而主要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作所为使布哈林同志和其他同志为党的统一担心，这促使他们在组织上起缓冲作用。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党不会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不懂得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而发生分裂。
季诺维也夫同志匆忙地抢先公布了我们的草案，然后就批判这个草案,凭记忆加以引证，并用上了骂人的字眼，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空话”,“知识分子的废话”等等，等等。这都不是他自己的话，全是鹦鹉学舌，都是从列宁同志那儿搬过来的。招牌当然是漂亮的。但是，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个别几句骂人话正是列宁同志的论据最有威力的方面，那他就错了。他主要地学会了这个方面，可又不能掌握分寸。他急得要命。他一发急，就顾不得12月30日的呼声和调子了。过后他降低了调子。现在是又着急，又糊涂。
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当时还没有公布的那个文件的实质未置一词，却想用一下子会产生令人惊讶的想象力的生动形象来抓住读者。所谓生动形象，这还不是我们作者的最有威力的方面。要知道，工会是一个被长途旅行（国内战争）弄得精疲力尽的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疲惫不堪的旅行者坐下来喘口气，感到十分衰竭。“本来应当给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端一杯牛奶”，可是托洛茨基之流却端给他一杯极浓的醋，等等，等等〔1月30日《真理报》〕。这种形象近乎圣经里的形象了。能同这个形象相媲美的，只有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有拫告中一直同季诺维也夫形影不离、而且每当自己儿子快死的时候总向托姆斯基同志讨棺材的那个老太婆的形象。
可是，尽管我们这位急性子的作者所描述的圣经里的形象多么令人怀疑,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他所捍卫的纲领是给疲惫不堪的人的牛奶，或者确切些说是口头上的牛奶。季诺维也夫同志所做的,不是向旅行者指明前程，而是用自己的教导这种牛奶去喂饱休息中的旅行者。这正是我们一开始就证实了的。然而，局势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供休息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穷困贫苦条件下“休息”，只能使人更加疲劳，而且愈来愈疲劳。工人群众是感觉到这一点的。工会运动的优秀分子急于去做重大的经济工作,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却把疲惫不堪的工会“旅行者们”引到乳食上去。
季诺维也夫同志围绕着工会，并为了“捍卫”工会而匆忙搞起来的、喧嚣一时的、为了装潢门面的运动，并不能掩盖住引人关注的那件事实即季诺维也夫同志目前把工会看成了工人休养所。而这个观点完全美化了他的提纲。
是的,我在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对工会工作者说过，整刷一下工会，把它陈腐的因循守旧习气消除掉；使它活跃起来，把它提高到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那些重大的经济任务。对于向工会工作者发出的整刷工会〔因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的这个号召,后来招来了许多非议、闲话、歪曲、恐吓和十足的废话。但是，我敢说，在这项号召里，对于工会的力量和对于工会工作者的积极性的信心，比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为疲惫不堪的工会旅行者制造的那种质量可疑的牛奶里要多得多。
季诺维也夫同志本来打算加紧制造惊雷和闪电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以此来同工人反对派联合起来。起初，雷鸣震耳欲聋，闪电耀眼欲瞎，可是，当实际上所有这一切什么也遮盖不住的时候，除了保持工会现有的作用(加上大汽车、小汽车)和使它神圣化以外,什么联合也没有实现。恰恰相反，结果是工人反对派及其工团主义倾向加强了。季诺维也夫同志并没有好好思考这个教训，仍和以前一样干着急。他想使自己和别人都相信，只要投票反对交通总政治部遵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就解决了工会问题。这错了……
事实是:一方面是“醋”、“带栅栏的车厢”委员们的“刚愎自用”；而另一方面是休养所、为疲惫不堪的人准备的牛奶和为伏在儿子棺材上的老太婆擦干泪水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难道这里的抉择能够哪怕有一分钟的动摇吗？……但是这次投票避开了工会问题，而工会问题不在明天就在后天终会被人理解的。正因为如此,很遗憾，我们没有任何“投降”的可能性。到处都有优秀的工作者，特别是那些与经济有联系的工作者，他们十分清楚，目前的状况是不能容忍的。
党内现有的那种踌躇不前的状况必将过去。曾经对以前遭受的重大牺牲和有时受到的冤枉委屈有过大肆渲染的、纯粹口头形式的安慰，对这种安慰必将迅速作出反应。我们的党不是疲惫不堪的旅行者,党也不吃乳食。
列·托洛茨基
原载1921年2月1日《真理报》
(孔令钊译张舆校)
原刊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总第34期）内专辑《联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感谢张晨录入及校对
论工会
（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派同志的提纲）
原文原载于1921年1月16日《真理报》。何宏江参照《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73—576页译校。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3辑。
民主集中派在确定自己对工会运动问题的立场时是从以下基本论点出发的：
（1）工会问题在目前绝对没有任何特殊重大的客观意义，也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特殊复杂性。
（2）我们党的领导集团，以中央委员会内部形成的两个派别为代表，认为要摆脱我们工会运动的现状，有两条基本出路。一个派别主张立即转向工会不断国家化（使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把生产领导职能转归工会（托洛茨基的主张）。另一派别并不否认在相当遥远的将来工会要国家化，但认为工会必须继续作为一个不拥有国家政权机关权限的特殊组织，并认为扩展工会在生产方面的工作不是当前的首要要求（季诺维也夫的主张）。
这两个派别之间并没有任何比较深刻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他们在实际上是表现着从前的经济军事化者这同一个派别的两种思潮。而且上述的后一派在论战中竟进而采取这样的立场：近于主张工会中立化的观点，近于主张工会与党具有等同意义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去年12月30日的演说和彼得格勒告全党书），同时把关于党和苏维埃中央机关的民主制问题变成了主张工会自由主义的观点。
（3）工会目前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
为工会组织上的薄弱以及工会缺乏积极的工作人员和技术设备；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工会的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表现为工会中央机关脱离地方机关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及主管部门的行会狭隘观点等等；工会经历的危机的基本原因是：1.国内战争，由于经常的动员使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都一蹶不振和精疲力尽；2.一切党机关、苏维埃机关和工会机关的官僚主义；3.生产任务和工会权限的极端不明确，以及经常排斥工会于生产工作之外，这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集团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工会危机是极为严重的，但决不是当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它只不过是苏维埃机关所经历的总危机的一部分。
根据这些总的情况，民主集中派认为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权力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它只从实践方面提出关于克服工会运动危机的问题并提出以下措施：
一在组织和管理生产方面
（一）生产管理机关的建立
（1）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提名，最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主席团的成员，通常一年要重新审查两次，但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关于改选主席团的问题。
（2）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门委员会，各总管理局和各中央管理局的委员会，由相应的工会代表会议或中央委员会提名，并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批准。如果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之间发生争执，问题最后由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裁决。
（3）一切地方经济机关（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县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建立方式和建立程序，也跟最高经济机关的建立方式和建立程序相应一致（例如，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团，由省工会主席团提名，最后由省执行委员批准）。
（4）由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即根据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移交的）那些企业的工厂管理机关（委员制的或一长制的）由相应的生产工会（省生产工会、区生产工会等）的主席团提名，然后在该经济机关的委员会和工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批准。遇有争执时，问题最后由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与省工会理事会的联席会议裁决。
（5）在组成中央经济机关或地方经济机关的委员会时，一般应遵循的原则是：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必须在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委员会与总管理局等）中兼职。同时，一个部门内性质相同的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的工作也应该这样兼管。
（二）群众性的生产监督
（1）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切最重要的经济问题，都要在每月定期举行两次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加以讨论。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如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定有不同意见时，可向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提出申诉，但不能阻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执行决定。
（2）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应当由自己或通过所属各部门、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在工会全会和工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自己工作的详细报告和当前经济任务的报告，工会全会和代表大会在分组会上和专门委员会上详细讨论一切报告和研究各项问题。
（3）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或工会代表大会对那些需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所作的决定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所不同意的决定，要提交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最后裁决。
（4）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委员会与相应的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每月至少召开两次联席会议讨论本经济部门最主要的各项问题。
（5）有关的生产总管理局应当在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全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的全会上作关于自己工作的详细报告以及关于本生产部门的最近计划与当前任务的详细报告。
（6）如果工会中央委员会或代表大会同总管理局发生意见分歧，问题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裁决，召开会议的日期最晚不超过一个星期；如经代表大会要求，主席团联席会议应立即召开。
（7）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代表大会有权指定一些专门委员会来调查该生产部门或总管理局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并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所有负责人员都应当协助这些委员会进行工作。如发现有犯罪行为或玩忽职守的情况时，委员会要把案件直接送交侦察机关和相应的上级机关（关于中央机关的案件送交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省的案件送交省执行委员会）。
（8）上述一切措施，无论是在共同讨论生产问题方面，或者是在监督方面的措施，都适用于工会的地方机关（省工会理事会，省工会的各科室等）。
（9）工会基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以及企业工人大会的群众性生产监督方式，根据专门指示制定之。
（三）劳动力的组织工作
（1）把劳动人民委员部在劳动保护方面的一切职能移交工会行使。
（2）把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劳动人民委员部总管理局在统计、分配和动员劳动力方面的一切职能都移交工会行使。
（3）为实现上述措施，应制定一些专门指示。
二在工会的组织建设方面
（1）始终不渝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的原则，例如：1.各机关和各基层委员会自下而上地讨论工会运动的一切基本问题，以作出最后决定；2.通过相应的上级机关贯彻工会中央机构的一切决议；3.实行一切工会机关都由选举产生的原则；4.摒弃任命政策，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采取此种办法等等。
（2）在选举工会机关时所依据的不仅是候选人的党龄和工会会龄，而且还有他的经济管理能力和过去担任这类工作的情况。
（3）根据既注意到经济目的的意义，也注意到工会组织目的的意义的一定计划，对工会会员进行广泛的复员工作。
（4）以物质力量与技术设备来加强工会。
安·布勃诺夫，米·鲍古斯拉夫斯基，阿·卡缅斯基，弗·马克西莫夫斯基，瓦·奥新斯基，拉法伊尔，季·萨普龙诺夫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工会的当前任务
（伊格纳托夫派提纲）
原文原载于1921年1月19日《真理报》。何宏江参照《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76-578页译校。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3辑。
（1）在政权转到工农手中之后，工会的任务起了根本变化：在改善工人日常生活和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同时，工会还面临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国民经济的任务。
（2）工农掌握政权三年以来，由于国内战争，由于使我国工业濒于完全停滞状态的世界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封锁，工会未能充分巩固起来。由于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工业无产阶级被抽调到军事战线或分散到农村去。
（3）除了党机关、苏维埃机关的军事化以外，国内战争的条件也使工会采用军事管理方法，结果就延缓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发展和工会实际掌管生产的过程。
（4）在目前从反对世界反革命的残酷的国内战争到为尽速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的过渡时期中，工会担负着一项认真组织生产和直接管理生产的重大任务。
（5）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一个主要支柱和培养群众去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一所共产主义学校，它吸收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所以工会不仅帮助无产阶级对广大城乡劳动者阶层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它本身就是这种领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6）工会团结着千百万非党工人，所以它应当在内部切实实行工人民主的原则，自下而上地建立在选举基础上。上级工会机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从上面对下级工会机关作出任命。作为一种制度来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实行的军事管理方法应当看作违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方法而加以谴责。
（7）我们党内在工会问题上发生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带纲领原则性的分歧，它所涉及的只是组织工人阶级的方法和如何对待实际掌管生产的方法。
（8）工会最终的目的，就是完全掌管生产，对此俄共纲领作了如下的表述：“工会应当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
（9）在工会的当前发展阶段上，应当实行以下措施：
在劳动力统计、劳动力分配和劳动保护方面
1．统计、分配和正确利用那些参加工会和生产工会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应当成为工会的直接任务。
注：苏维埃政权机关动员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时，要有工会的密切参与。
2．劳动保护和工资政策都只能集中归工会掌管。
注一：撤销劳动人民委员部及其地方机关。
注二：批准工资标准的工作归国家政权机关负责。
3．各个工会之间应按生产特征彻底划分范围。
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
1．领导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机关，要在工会代表大会上选出，并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2．各生产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要在相应的工会代表大会上选出，并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批准。
3．地方经济机关要由地方工会代表大会选出，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
4．地方经济管理机关的各部门，要在相应的工会的地方代表大会上选出，并由地方工会主席团会同地方经济机关主席团批准。
5．各个企业和工厂的管理委员会，要由本企业的职工选出，由相应的工会会同经济机关批准。管理委员会要对参加选举的职工报告工作并对上级经济机关和上级工会机关负完全责任。
6．未经工会同意不得委派任何人担任领导职务和经济管理职务。
7．一切由工会派遣或提名到经济机关去的工作人员，都要对自己的工会负责，工会可随时将其召回。
在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方面
8．统一的经济计划，应当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计划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后批准。生产计划和计划任务，在各地由相应的经济机关会同会制定。各地批准任务计划的权力属于执行委员会。
在报告工作方面
9．经济机关在自己所担负的工作方面，既要对工会，也要对苏维埃负责，并向他们报告工作。
加强工会的措施
10．为了尽速渡过经济建设和恢复共和国国民经济的过渡时期，党应立即着手尽量把自己的力量从军事机构调到工会去，并促进对工会提供足够数量的技术人员和技术设备的工作。
党与工会的相互关系
11．工会内的党组织在工会生活和经济建设的一切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但是，党组织应当对工会不要管得过细，在领导工会时，主要应当采用说服方法，而不是强制方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容许采用强制方法。
12．党任命和调动工会和经济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时，必须取得工会的同意。
格·伊格纳托夫，亚·奥列霍夫，格·科尔津诺夫，姆·布罗夫策夫，伊·马斯洛夫，冯琴柯，库拉诺娃，利达克，斯米尔诺夫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列·托洛茨基、尼·布哈林等人提出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
何宏江译
原文原载于1921年1月25日《真理报》。何宏江参照《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51—562页译校。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3辑。
序言
党内对工会问题的广泛辩论，已经起了良好的作用，帮助弄清了真正的意见分歧，并帮助消除了臆造的分歧和一般的误会。
由于争论，可以肯定党内在工会问题上有三种观点。
“十人”的立场，其实是要核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那套陈旧的做法，从而拒不实行早由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的必须“根本改变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的要求。“十人”立场对工会的深刻危机熟视无睹，这种危机表现为工会机关极端脱离经济以及工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不适应于工会所面临的生产任务。
“十人”立场虽然正确地强调指出必须使所有工会都坚决地采取工人民主的方法，但是，却无视这样的事实：如果不改变工会在工人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工会内部的民主方法本身是不会解决问题的，也不会提供摆脱危机的办法。
“十人”纲领虽然在其实际结论方面对我们的观点作了许多个别的让步，但整个说来，却仍然维护和强调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各自为政，工会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只是偶尔进行“协调”（或发生冲突）。
“工人反对派”的纲领的出发点是完全合理而正确的，他们企图把工业的管理权集中在工会手中，但是，这一纲领却使这种企图表现出更加倒向工团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无论从理论观点或实践观点来看都是完全不正确的。
我们的经济机关是在工会本身的协助下产生的，虽然带着官僚主义的种种特征但还是具有工人国家组织上和经济上所积累的经验。“工人反对派”忽视了上述这一事实，所以他们提出要简单地否定过去的全部经济建设，他们不去改造现有的经济机关并使它工人化，却企图从厂矿起直到共和国的最高经济机构为止都一律以选出的工人代表机关来取而代之。
如果这样解决问题，不管这些建议者的主观愿望怎样，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工厂与工厂之间的各自为政，破坏集中的总经济机构，并使党丧失对工会和对经济的领导作用。
同工会活动家的纲领相比，我们的纲领是生产纲领，它的出发点是承认工会所经历的深刻危机，危机的原因，不单是在于过去曾经竭力缩小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的范围，而且首先是在于工会在工人国家中的地位极不明确，工会机关与经济机关的联系极端削弱，以及工会对组织生产的影响极为不够。
在工会民主方法方面的意见分歧，是完全不关紧要的，并在辩论过程中已经化为乌有。这不仅能够使“生产”纲领与“缓冲”纲领最终统一起来，而且使我们能够用“十人”纲领中的词句（见《工会的说服方法和强制方法》一节）来阐明工人民主问题。我们所以选用这种说法，是为了不使争论进一步转移到谁赞成和谁反对工人民主这一问题上去。在这方面，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断定的那样，党内没有意见分歧。代表大会只要对在生活和工作的一切方面、首先是在工会内部日益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这一点加以肯定就行了。
我们使我们的提纲采取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形式并使我们这一草案的结构接近“十人”草案，以便所有同志都能研究和比较这两个文件。我们从纲领初稿中删去了目的只在于阐明问题、而实质上不能列入代表大会决议中去的一切内容。我们在不损害我们基本立场的情况下，删去了一切会引起－合乎情理的或不可思议的－误会的说法。例如，我们的草案中没有使用“生产民主”这一术语，这个术语最初获得我们的反对者的默认或公开的承认，以后便遭到激烈的但是毫无道理的攻击。我们争论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争论的是事物，而不是名词。总之，我们竭力要找出意见分歧的真正带原则性的和具有实际意义的本质来。目前，每个党员只要花费极少时间就可以弄清：我们一致赞同的是什么和真正的分歧又在哪里。
※※※
由季诺维也夫同志任主席的中央委员会工会问题委员会最初力图在工会问题上找到与“工人反对派”共同的路线，这种意图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不论“工人反对派”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作了怎样不可容许的夸大，但“工人反对派”内却有很多很有用的党员。可是，季诺维也夫同志领导的委员会所制定的纲领，不仅没有促成同“工人反对派”的接近，反而，加深了与“工人反对派”的分歧，把“工人反对派”更加推向工团主义。
“工人反对派”——如果不提它的上层分子——过去和现在一直抱有两种倾向：第一，对过去时期党和苏维埃的严格的集中制表示不满；第二，对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意义的下降表示抗议。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集团竭力提出、强调指出并夸大在采用军事方法、强制与说服、自上而下的“整刷”等方面仿佛存在着的意见分歧，它正是在这些夸大的基础上寻找与“工人反对派”的接近，而完全抹煞了与“工人反对派”在关于工会经济作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意见分歧。当“工人反对派”清楚地看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委员会虽然主张工会要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但在关于提高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上并没有前进一步时，“工人反对派”不但摒弃了这一纲领，而且最近正在工会组织中扩大自己的影响。
不仅扩大工会内部的工人民主，而且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影响；“共产主义学校”首先是指对群众及其全权代表进行生产教育；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在组织上的结合和融合，并在作为群众组织的工会的作用日益增长的基础上使经济机关工人化，这就是我们所捍卫的路线，它既不同于“十人”纲领中反映出来的工会的没有明确作用的主张，也不同于“工人反对派”之日益倾向于工团主义。
工会经历的危机的实质
（1）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工会组织的作用与意义这一问题上，我们党的纲领写道：“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同时，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因此，工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成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可能。”
（2）党纲中十分明显而无争议的思想是：工会在党的领导和工人国家的监督下掌握生产并不是一时的行动，而是在正进行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教育、组织和组合工人阶级的长期过程。
这一过程本身，正如经验已经证明的，经历着不同的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有工会参加组织经济的工作的各种不同形式。
例如，在十月革命后，工人阶级主要通过工会从本阶级中成立了第一批最简单的机关来掌握收归国有的企业。
但随着经济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经济机构的专业化等，经济机构在这一阶段上必然与工会各自为政。由于经济机关独立性的增长，出现了机构平行存在、权限不清引起的斗争、组织上的摩擦和冲突等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个专业化和权限划分的时期内，经济机关竭力要限制工会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工会的活动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党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也朝着同一方向转变，转向前线。经济任务是根据战争的需要，而且主要是采用非常措施来解决的。工会运动的问题退居第二位和第三位了。
这两个基本原因，经济机关的自立门户和战争，使工会的工作方式方法与工会面临的经济任务不相适应，这一点也是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承认的。
对波兰白匪及弗兰格尔的战争，妨碍了党实现第九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根本改变工会的工作方式和工作速度”的要求。实际上，在去年内，经济机关与工会机关，特别是与工会中央机关各自为政的情况更为严重了，这种情况与上述工会的工作方法和任务不相适应的情况结合起来，便构成工会所经历的深刻的内部危机的实质。
（3）不仅需要工会的先进工作人员作最大努力，而且也需要全党作最大的努力，以便在最短的期间使工会活跃和复兴起来，在思想上巩固起来，使工会与经济机关建立更加密切而正常的关系，使工会的工作方法与经济任务相适应，从而保证工会对组织生产的工作日益增长的影响。党在目前的经济建设时代的任务就是如此。
工会是党的支柱
（4）工会在认真地着手组织经济这项主要工作时，不仅应当保持，而且应当发扬和加强自己是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这一性质，它经常地、孜孜不倦地吸引千百万劳动者直至城乡中最落后和最愚昧的阶层参加苏维埃国家生活。
使千百万工人真正地、即积极地和自觉地而不单是形式上联合在工会内，只有工会本身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参加国家的经济生活，才能做到。
同时，也只有工会吸引千百万无产者参加自觉的经济工作，才能牢靠地保证党有它主要的阶级支柱，从而才能使苏维埃政权克服由于千百万农民群众的散漫性、经济上政治上的落后性而产生的重重困难。
工会的教育工作
（“共产主义学校”）
（5）不仅从名称上，而且从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上变工会为生产工会，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极伟大的任务。
工会的教育工作能够说明工会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它根本改变着自己的内容和方法。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工会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教育工作，那么，在现今条件下，工会的主要教育工作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吸引群众参加组织生产工作的基础上，才可以展开。
（6）触及工人群众各方面生活并包括反对官僚主义和专横等现象的斗争在内的工会的大小日常工作，愈往后就愈应当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组织经济上去；对工人的住宅、衣服、书籍、报章、戏院等的关心，只有在相应的经济部门取得成就的条件下，才可以作出显著的成绩，这又是与相应的工会（建筑工会、缝纫工会、印刷工会等）的生产意义的增长相联着的。
（7）生产工会应当吸收一切对本经济部门必需的工作人员，从小工起直到服从无产阶级阶级组织制度的最熟练的工程师为止。
工会应当从生产角度出发，登记自己的会员，对每个工作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经常有相当全面和正确的鉴定。
工会应当使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愈来愈多地担任工会的一定职务。为工会工作应当成为生产管理工作的必要补充。
（8）务必使工人群众懂得：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恢复经济并增加物质财富的人，才能最出色地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由于这样的组织者和行政管理人员符合必要的政治要求，因此要把他们与不脱产的工人以及工会专职干部同时选到工会的领导机关中去。
进行选举、提出候选人以及对他们的支持等等，都应当从下列角度出发：不仅要看他们政治上的坚定性，而且要看他们的业务才能、从事管理工作的经历、组织能力，并看他们是否切实关怀劳动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利益。
工会应当全力支持和培养新型的工会干部以及朝气勃勃、富有主动精神的经济工作人员，他们观察经济生活不是从分配和消费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生产的观点出发，不是用向苏维埃政权提出要求并讨价还价的人的眼光，而是用主人翁的组织者的眼光。
另一方面，经济机关的领导人员应当学会把生产的一切问题，包括纯粹技术问题在内，首先当作组织觉悟程度不断提高的活的劳动力的问题来对待。
（9）作为生产教育组成部分的生产宣传，其任务是确立工人与生产之间的新的相互关系。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思想的开展以挣脱雇佣劳动的束缚的程度而定，那么，在目前条件下，劳动者的思想、首创精神和意志，应当首先集中于以下几方面：更好地安排生产和生产机关，更正确地制造和采用工具及车床，生产的机械化，在作坊、工厂、地区和国家范围内科学地组织生产，更正确地建立管理委员会、总管理局和人民委员部等。
这项细致的、持续不断的、在实际经验基础上反复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主要采用实例，但也采用口头和书面方式进行宣传鼓动——今后应当成为工会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工会的生产宣传是否实事求是、切实具体和成效显著是衡量工会有没有生命力和价值的最可靠的标准之一。
工会的国家化
（10）实际上，工会国家化已经走得太远了，因为问题涉及到国家对工人的影响作用：国家通过工会登记工人，安排工人担任一定的工作，制定工人劳动定额和工资等级，并处分违反义务劳动制和劳动纪律的工人。
工会国家化过程的另一方面－在生产上联合起来的工人对组织经济的工作的作用，这一方面的发展是大大落后了。然而，只有工会国家化这第二方面的发展，才能保证工会在工人国家内部占有正常的地位，并使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能够理解通过工会所实行的义务劳动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否则，普遍的、稳步的经济高涨是不可能的。
（11）正如我们的党纲所要求的那样，把生产的全部管理逐步集中到工会手中，从而也就是有计划地把工会变成工人国家的机关，即逐渐使工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融合起来。
问题并不在于宣布工会为国家机关，而是在于使工会切实变成生产组织，即在国家领导下从各方面掌握每个工业部门并对生产和生产者的利益负责的生产组织。
可见，工会国家化并不是一时的立法行为，而是根据共产主义建设和教育的实际进程分阶段完成的一个长期的创造性的过程。必须根据群众的一般水平和各个工业部门的特点，认真仔细地确定这些阶段。发展的速度可能各不相同，这要由最近时期我们整个发展所处的主要条件来决定。但是，必须使全体工会干部都明了工会发展的方向，并从这一方面来确定今后发展的每一步骤。必须使工会本身对组织经济的工作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在工会为生产组织活的劳动力方面实行的工会真正的国家化相适应。
（12）巩固工会在经济方面的阵地，是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我们的党纲写道，“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与经济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由此可见，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不是依靠某些组织方式就可以解决的那种独立存在的任务，而首先是工会在对群众进行生产教育和实际掌握生产方面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反官僚主义斗争方面，工人国家与其把自己的力量用在建立一个又一个新的监督机关上，不如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整顿和改进现有的经济机关上，其办法就是把这些经济机关与群众性的生产工会结合起来。
工会的说服方法和强制方法
（13）工会采用的主要方法，不是强制方法，而是说服方法，但这决不排斥工会在必要时也可有效地采用无产阶级的强制方法（动员几万个工会会员上前线，纪律裁判会等）。自上而下地改组工会组织是完全不适宜的。三年来由于最残酷的国内战争而大为削弱了的工人民主的方法，首先应当在工会运动中最普遍地恢复起来。在工会里，首先必须使一切工会运动的机关都由广泛的选举产生并使任命办法的采用减少到实在不能再少的地步。工会组织应当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建立。同时，在工会运动的范围内，特别需要对把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法蜕变为官僚主义和因循敷衍的现象作最坚决果断的有计划的斗争。实行劳动军事化是必要的，但它能否成功就要看党、苏维埃和工会是否能够向最广大劳动群众解释清楚采用这种方法对拯救国家的必要性，并有组织地吸引这些劳动群众，至少吸引其中最先进阶层参加这一工作。
党和工会
（14）由于工会运动在最近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党应该比以前更加注意工会运动并加强党对整个工会运动的领导。这种领导应当主要是在思想上指导工会的一切工作，但决不是对他们管得过细和过分干预它们的日常工作。根据党章，在中央和各地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都应服从党的组织的领导。工会运动领导人员的选拔要在党的指导性监督下进行，党通过工会里的共产党党团保证党所调派和推荐的工作人员在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中担任相当的领导职务。但是，党组织正是应当在工会里特别慎重地推行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法，因为工会的领导者更应该由参加组织的群众自己来选择。
（15）这样，就会创造条件，使党组织在完全掌握总的领导下，不必零星地干预工会的内部工作，同时，由共产党党团领导的工会机关也就能够通过统计自己工作人员的工龄和填写鉴定表等办法，在注意到保持工作中必要的继承性的情况下，更加独立自主地、有步骤地和经常地统计和分配自己的工作人员，派他们到这个或那个经济岗位上去。
工会和政治部
（16）过去，当党把注意力和力量主要放在前线的时候，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党不得不建立特殊的机关——政治部，以便用非常的办法来完成那些相应的工会所不能胜任的任务。按这种办法建立了一个临时机关即交通总政治部，同时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责成它“采取非常的措施，因为运输业处于惊人的解体状态，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以刻不容缓的措施防止运输业的完全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第十次代表大会确认，建立交通总政治部所要实现的直接经济任务已由该部实现了（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报告的决议中已证明了这一点），并认为撤销交通总政治部是正确的。
（17）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是一个联合着几百万工会会员的机关，所以应当靠全党的力量变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以真正能够完成全俄工会运动所面临的那些巨大任务，并加强工会的统一和纪律。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肯定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声明，该声明的内容是：
“如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过渡到‘按军事方式工作’，即要求工作极其准确、努力、负责、迅速而紧张，要求工作人员有奋不顾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首先就应当向一切工业行政机关、因而也就向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不取消旧式的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红军就不能建立。相反，以工人民主的方法为依据的工会组织如果没有获得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就不能提高到应有的高度。
※※※
（18）一切工会都应当坚决地作这样的转变；要吸引和教育广大群众，由群众来讨论一切主要问题，实行自下而上的选举制，也就是说，要实行工人民主的方法。
同时，第十次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如果工会本身在工人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即使在工会内部转而实行工人民主的方法，也是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的。
实际措施
（19）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个生产工会中央委员会都脱离主要的经济工作，这反映出工会组织的一般情况，目前的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必须消除这样的现象：几乎每一个工会工作人员，只要他在组织上、经济上和管理上才能出众，就都被吸收到生产机关中去而脱离了工会，从而脱离了群众。
（20）为了确定更正常的相互关系，首先必须要工会本身直接参加制定经济计划和制定真正实施计划的方法。在工人国家里，组织生产的专家和工会运动的专家在组织上是不应当彼此分开的。作为一般的原则来讲，应该承认，凡是社会主义生产所需要的人，也就是工会所需要的人，反过来说，凡是有用的工会工作人员也就应当参加组织生产的工作。
使工会一切工作向这方面发展，应当是今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极重大的任务。
（21）为了使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能够达到内部协调，必须首先使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在按经济划分地区方面建立同类的机构，即根据本生产部门的结构和需要而管辖同样数量的企业。
在进行改组工会及重新划分地区等工作的时候，不应单以工会机构的需要和方便为依据，首先应当以经济本身的需要为依据。
为了这些目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尽快建立中央所属的委员会（一方面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另一方面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等单位），以便使工会和经济机关之间在组织上相适应，其办法是根据生产经验的条件来相应地调整工会和经济机关。
（22）经济机关代表大会与相应的工会的代表大会应当在同时同地举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应当与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五金工会代表大会与五金部门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如此类推。在州、省、区等级范围内也应如此。这些同时平行召开的代表大会，它们的议事日程应当事前协商好，这样就能使主要工作（制定计划，建立机关等）在共同的小组会和委员会上以及在两个代表大会的全体联席会议上共同进行。
这种工作方法目前在某些地方已经有成效地采用了，它对工会与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接近、对组织上结合（“融合”）形式的确定、对有害的平行现象的消除以及对合适的人选的提名等，都将具有极巨大的意义，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23）如果我们的工会像经济机关一样具有极端集中的性质，那么只有在工会的领导机关本身参加经济工作的条件下，才能根据一定的计划任务经常吸引群众参加自觉的经济建设。
简单派遣工会代表参加经济机关，这一制度，正如经验所证明的，是完全不能保证工会与经济机关之间在组织上的联系和协同一致的工作。其实，这正是问题之所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办法（这个办法是由事物本质所决定并在个别情况下已由经验证明是正确的）应当是：要有一定数量的、有一定工会会龄和从事经济工作经历的工作人员同时参加工会和相应的经济机关的工作。
（24）经有关代表大会通过，必须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和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中目前就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同时兼任这两个主席团的委员。这样一来，这两个生产上最负责的领导机构将消除它们的片面专业化和各自为政的状态。这两个主席团的成员中将有一部分工作人员直接为生产的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整个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25）两个领导机构，即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要定期地在全体联席会议上报告自己的工作，讨论并解决关于组织经济和组织劳动的一切原则问题。
（26）对于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门、各总管理局和相应的各生产工会中央委员会，也要在组织上的相互关系方面实行这种办法，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委员在这两个机构中兼职并应在其中正常工作。
（27）这种组织原则对于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基层单位（州的、边区的、省的、区的、联合组织的、铁路的、工厂的等单位）也适用。
（28）在经济管理机关是按一长制原则建立的情况下，最好让行政负责人员参加工会相应的基层委员会（有发言权）。
因为这是一个受工会完全信任的工作人员，所以最好通过选举办法把这样的行政负责人员选进工会基层委员会中去，使他有表决权。
如果是专家，而工会又因某种缘故不能让他参加基层委员会，那么工会要尽可能从该企业的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委员中选派自己的全权代表（政委），他体现工会对担任行政负责工作的专家的监督。
（29）在各个工厂、矿山及其他地方，如果工会采取生产方针越坚决，群众在各种选举中掌握生产标准越深刻，则管理机关与工会机关在组织上的结合和人员上的结合就越容易。当然，在有适当人选的条件下，从工厂委员会委员中指定一个委员担任工厂厂长是完全适宜的。
（30）依靠相应的经济机构中的优秀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而得到加强的工会经济科，应当成为改进一切组织经济的工作、科学地安排生产和实行机械化等方面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31）工厂中相应的基层组织（生产促进委员会等）应当同工厂管理部门发生一定关系，工厂管理部门必须研究来自生产促进委员会等组织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建议，并尽可能向全厂职工大会定期报告对所提出的各项建议的采用情况。
（32）劳动力分配、劳动保护和劳动工资定额调整等工作要转交工会机关负责。它们与使用劳动力的经济机关在组织上的联系越密切，则它们就能把这项极重要的工作搞得越好。
附注：劳动人民委员部将随着其主要职能向工会移交而撤销。
（33）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与经济机关之间发生的争议由工会解决，并由工会对工农国家负责。
（34）一切专家毫无例外都要经过工会的审查。由于整个过去的情况和刚刚结束的内战，专家应当划分为三类：1.待考察的（昨天的高尔察克分子，弗兰格尔分子等）；2.工会的后补会员；3.工会的正式会员。
只有最后一类专家才可以担任没有配备政委的负责职务。第二类专家只有在生产工会配备政治委员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负责工作。第一类专家只可以充当参加工会的行政负责人员的助手或顾问。这样，工会正式会员这个身分在生产上将具有很大的分量，无论对工人的思想或专家的思想都会产生同样良好的影响。
（35）由工会组织的纪律裁判会，有权处理一切管理人员，包括非工会会员在内。
（36）虽然过渡时期中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平行存在，但是，工业企业中的统一管理仍然是不变的原则。管理权属于按照相应的程序建立起来的管理委员会。但是，管理委员会的任命办法本身应当日益使管理委员会变为一个由生产工会专门分出并与它保持经常联系的经济管理机关。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工会干预或不干预生产管理的问题必将消失。
（37）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包括着经济组织与工会组织在过渡时期中相互关系一切情况的组织方案。在这方面，创造性、主动性、符合于具体环境条件的人员和组织方面的配合措施，都是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试验应当服从于统一的任务：
在工会工作者中间教育并提拔经济工作者、生产者和管理人员；使工会与经济机关的工作接近并在组织上结合起来；把它们共同的工作单独分出来并为共同进行这部分工作创造条件；不断地力求使这部分共同的工作包括的面越来越广，最后囊括全部工作，也就是使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最后合并起来。
（38）我们全面地发展这种制度，使工会的重大作用与生产的重大作用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我们迟早会做到：工会从各个方面全部掌握本生产部门，在统一安排一切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国家总的监督和领导下，通过选举和挑选相结合的方法从工会中分出全部经济管理机关。
（39）关于经济机关与工会机关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某些经济部门里会比另一些部门更早得到解决。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经济机关的政策在这一方面应当是灵活的，应当具体考虑到每个经济部门的特点，决不能以机械地把一切工会和经济部门拉平为目的。
如果较先进的生产部门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超越了较落后的生产部门，给它们作出了榜样，从而加速它们的发展，这不仅不会使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遭受任何损失，而且会给工人阶级的整个工作带来最大的利益。尤其是，在最近的将来，对一些在这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工会，可以把组织本工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转交给它们，其前提是工会必须执行全国的计划和任务，以及工会在生产方面如同经济机关一样要服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领导。
（40）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对我们说来仍然具有决定意义，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重点制阶段，才能在主要的经济部门中达到必要的比例。
在消费方面，即在个人生存的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也就是说，越来越多地保证全体工人有最低的生活水平（无论是货币，或者是实物）。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以严格检查过的工作定额为基础并以必要实物储备作保证的奖金制度，才能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有力的杠杆。
（41）工人的个人生活问题，应当是每个生产工会特别注意的对象。虽然我国有种种经济困难，但工人衣食住的状况是可能改善的，只要得到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协助，男女工人自己发挥应有的首创精神并在日常生活方面搞一些集体主义因素（公寓、公共食堂、托儿所、修理协作社等）。工会的每个负责工作人员必须设法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并将他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绩定期地报告上级工会机关或在工会刊物上发表。
提出本草案的是：
俄共中央委员：列·托洛茨基、尼·布哈林、安·安德列也夫、费·捷尔任斯基、尼·克列斯廷斯基、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克·拉柯夫斯基、列·谢列布里亚科夫；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瓦·阿韦林、尼·伊万诺夫、特·金、费·柯恩、格·皮达可夫；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阿·哥尔茨曼、弗·卡西奥尔；
全俄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和工会运动工作人员：古列维奇、加里宁、苏季克、安·阿克雪里罗得、切列波夫、阿·阿莫索夫、叶·布马日纳、阿·罗森霍尔茨、恩·赫鲁列夫、加耶夫斯基、济斯金德、斯坦措、博勃罗夫、萨哈罗夫、列舍特科夫、伊·舍列赫斯、莫·哈利东诺夫、亚·帕杰林、尤赫维茨、马拉霍夫斯基；
莫斯科工作人员：尤·拉林、格·索柯里尼柯夫、瓦·雅柯夫列娃、加·克鲁敏、瓦·伊·索洛维约夫、明科夫、利西岑、米·伊·罗哥夫、德罗任、弗·利哈乔夫、拉甫罗夫、戈留京、伊凡·赫洛普良金、费尔德曼、洛利佩尔施泰因、恩·梅尔库洛夫、姆·索韦特尼科夫、阿·亚历山大罗夫。
[1]本刊1982年第3辑曾刊载《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一组研究资料，这里继续译载一批文献。这些文献按日期先后编排。——编者注
[2]《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1页。——译者注
[3]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21—424页。——译者注
[4]出典于俄国作家果戈里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剧中两个人物彼得，伊万诺维奇·博勃钦斯基和彼得·伊万诺维奇·多勃钦斯基曾经为谁先发现钦差大臣而说了一声“唉”争论起来。后来“谁先说‘唉’”就被用来表示庸夫俗子之间的无聊争论。——译者注
[5]参看1920年7月31日发表的《铁路工人产业工会和运输业的任务》小册子。
[6]选举出由季诺维也夫同志任主席的委员会完全不是为了“意见一致”，列宁同志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而他提出了不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委员会名单。虽然后来根据谢烈布里亚科夫同志的建议，我被吸收进委员会，但决定只有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和安德烈也夫能够代表委员会发言。我声明说，既然关于生产提纲的讨论本身已被全会拒绝，并且不允许我（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不同）在党团里发言，我认为我参加委员会就是多余的。这样做对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在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公开这场争论以前我是沉默的。 |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1921年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托洛茨基1921年1月14日
在目前就职工会问题展开的思想斗争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很多场合，意见分歧的性质本身是由“拥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单是这个事实就证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生活中和党的舆论中占了重大的地位。我们不妨十分冷静而客观地分析一下：在进行拥护和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争论时所指的是哪些思想和哪些方式方法。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辩论中积累了很多误解。
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包含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采用军事方法和非常的行政方法（军事委员制及其他）；第二，采用生产方法。
这两个方面，决不是彼此不可分的。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历史上也并不难于发现。在1919年初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时代，即关于铁路工会在生产上的特殊作用这一问题还未提出的时候，建立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1918年11月30日，铁路上实行战时条例。根据战时条例成立了铁路军事法庭，当然，也就顾不得铁路工会的生产作用的问题了。
在全俄铁路执行委员会解散之后，在去年6月工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铁路工会的生产作用这一问题。我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无论是担任大会主席的鲁得苏塔克同志，还是其他同志，都没有对我的报告的实质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报告印出以后由我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并要求注意这份报告，因为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必须把职工会从职业轨道转到生产轨道这一问题极为重要（例如，由此就必须在组织上不按地区、而按路线来建立职工会，即根据生产本身的技术条件和行政管理条件来建立职工会）。显然，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我的报告中找到任何不正确的地方，因为谁也没有在中央委员会内提出这方面的问题。用心看过上述报告的同志们确信，那里所谈的正是关于职工会生产作用的问题，关于职工会必须把自己全部政策和全副力量用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问题，以便把铁路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机构最终都变成职工会的经济管理机关，当然职工会要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总监督下和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活动。
因此，铁路上的战时条例、战时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军事法庭和军事委员制都是作为适应我国运输业的特殊情况的非常措施而实行的。说这些措施与工人组织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驰，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无庸争辩的。当然，在中央委员里谁也没有忽视这一点，同时到今日为止谁也没有提出要废除战时条例、军事法庭和军事委员制，对于这个政策，党中央委员会是完全同批准这一政策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一起负责的。把对这非常制度应负的责任推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身上，或者更确切些说，推到拥护生产观点的人身上，这就是是非不分和制造混乱。持有生产观点的同志很多都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反对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而在铁路上采用某些非常措施，反之，有一些同志虽在铁路上实行战时措施和非常措施，却不拥护生产观点；分不清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是徘徊在黑暗中。正是在这种黑暗中，某些同志才会拿生产观点“吓唬”人，用脑袋指着运输方面的非常方法。
现在，由于战争已经结束和运输业本身也有了一定改进，所以采用非常措施的范围就缩小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处撤销了。运输工会代表大会预定在3月召开，同时经职工会内部各派别协商后，通过了足以保证充分民主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组织办法。直到现在，工人民主的坚决拥护者还未提出关于废除铁路上的战时条例或军事委员制的议案。相反的，刚在几天以前（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一致作出一项决议，斥责那种宣传反对按党的决议建立的、还未经党废除的军事委员制的行为。
由此可见，在3月代表大会前的筹备过程中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运输工会定会向工会民主化方面前进一大步。这将使采用非常措施的范围缩小，但是，这决不会使职工会的生产作用缩小或受到限制。相反的，职工会的生产作用在日益开展的工人民主的基础上只会日益加强和真正地日益发展起来。
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各地工会机关的目前工作中，已经有了实现这种生产作用的牢固的重要的前提。可以有把握地说，生产宣传在任何其他职工会中都没有作得像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那样广泛而具体。生产宣传的生命力和价值，决定于它与生产工作本身以及与其经济计划之间深刻而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运输工会工作人员之参加制定经济计划和监督其执行，是最密切的和最直接的。第1042号命令——铁路运输方面的基本生产计划——过去和现在都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生产宣传的中心。在各条铁路的几十次、几百次和几千次会议上讨论了这项计划，制定了改进计划执行的方法并在无数次会议上把这些方法作了宣传。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一些促进生产的基层组织。它还提出了一套促使民主化的建议，即激发工人参与改进生产的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有六种日报，发行量达75,000份的“汽笛报”，拥有广大读者。他们并不是普通“读者”，而是建设的积极参加者，这从“汽笛报”编辑部一天收到300封信中便可看出。为要确信铁路工会中的思想动态，只需一连翻阅几天的“汽笛报”就行了。除了铅印的"汽笛报”之外，还有一种口头“汽笛报”，它完成着巨大的教育工作。
每个职工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关心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在工人的国家中，这项任务只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要在这方面获得巨大的直接成果是有困难的，因为国家的经济状况还很艰难。但是，有许多事情还是可能做到的，从而也是必须做到的。不庸置疑，正因为运输工会的生产作用不断增长，所以它在直接对劳动群众物质和精神福利的保证方面也不会落在其他职工会的后面。
不但如此，不庸置疑，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把军事委员吸收进来并安插在自己的机构内。这就是说，需要有一定的工会经历才能委任为军事委员的职位。换句话说，军事委员应当成为职工会的全权代表。这就是说，在职工会对生产的作用与意义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非常措施、军事委员制和委任制将越来越少。由此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把职工会运动中的生产方法与生产中的非常措施混为一谈的同志们是犯了何等严重的错误，恰恰相反，凡是职工会保留有自己的旧的职业特征和不过问生产的地方，非常措施往往是必需的。职工会的生产作用越是增长，职工会从基层到最高机构在这方面的改造愈是深刻，群众越是自觉地抱着生产观点选举自己的全权代表，则非常措施的必要性就消失得愈快，现在的职工会变为生产民主的奠基石就愈加可靠。
（译自1921年1月14日“真理报”）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生产民主（托洛茨基，19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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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民主
托洛茨基1921年1月11日
每个国家制度都是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机构。
国家机关的结构及其方式须服从下列任务：保证本阶级在当前条件下最适合于它的管理形式。既然管理是通过人进行的，是由人并且对人进行的，那末每个统治阶级的每种管理制度的根本任务，是发掘、鉴别、选拔和教育对管理所必需的人才并把他们安置到适当的岗位上。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在其“各得其所”一句俗语中所表明的那种任务。
任何制度，诸如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都有这一项任务。
挑选和教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各得其所”。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虽说有普遍选举权和比例选举制等等，但是当权人物的选举和配备决不是通过选举方式完成的。实际上，是在上层进行着复杂的人为的挑选工作，挑选对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分子，由他们组成政治集团，这些集团在次要问题上相互竞争，但在主要问题上团结一致，——至于实际无能为力的群众却不得不定期地从这些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人为拼凑的集团中选出一个集团上台执政。
只有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才能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才能逐渐造成一些条件，以便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或有名无实地把劳动者吸引到管理方面来。如果把民主恰好理解为群众实际地、更加自觉地和更加有计划地参加各方面的管理，那末可以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它采取怎样严厉的“专政”形式，才能创立、制定和发展这种真正的民主。换句话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使工人阶级能够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建立自己所必需的一些机关，才能各得其所。
这种过程是不是在一切领域和在任何时候都通过形式上的选举完成的呢？没有的事。对形式上的民主标志的这种崇拜是执政的工人阶级没有经受过的、［注：此处的顿号疑为句号，似属排版错误——录入者注］领导工人阶级的党，既是自觉地和确切地反映工人阶级争取最后胜利的意志，不能不一再对工人阶级指出，在哪些场合必须缩小形式上的民主并把它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便保障基本的东西即工人阶级的政权。
假若作纯粹抽象的讨论，也就是想法脱离实际的国内外历史条件，那末可以说，最好从作坊和矿井开始到处都立刻实行选举制。这样一来，劳动群众就会有最丰富的资料来此较各企业机关实行选举的结果，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改正错误并逐渐学会把适当的人选到适当的岗位上。譬如说，假若在军队中立即实行普遍选举制，那末归根到底我们的各排、各团和各师就会学会选出那些最后能保证胜利的指挥员。不幸的只在于：在走向这一胜利的道路上，我们的师团，而且与它们在一起的还有整个工人阶级，就会被已经挑选了指挥人员的敌军彻底歼灭，所以我们甚至没有可能把军队选举制的经验推行到底。正确的阶级本能与共产党的教育工作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大大限制形式主义的民主方法；工人阶级清楚认识到，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军事上内行的和政治上可靠的机构来选择指挥人员，较之对此准备不足的群众直接选举，能获得虽不是理想的、但实际上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上述种种经过某些更改和缓和后适用于苏维埃工作的一切方面，而首先适用于经济方面。
由此可见，不应该用形式主义的民主准则来对待问题，而应该根据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具体条件从实际吸收群众参加管理的角度来对待问题。
无疑地，战争使采用形式主义的民主方法大大地缩减了。但是，这决不是说，战争机械地使真正民主的发展中断。决不能这样说。在最困难条件下领导农民群众这一方面军队给了几万先进工人非常重要的教育。另一方面，军队首次使千百万农民认识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概念，并吸收他们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这个极重要、极宝贵的经验，虽然不是以形式主义的民主方法获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机关以“任命”方法获得的，——但是它在目前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民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为了保证自己有必要的国家机关并在每个特定时期加强那些解决当前最重要任务的国家机关的机构，必须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轮流使用，有时配合使用选举制和任命，委员制和一长制，直到个别独揽大权为止，——所有这些方法，有时是一种方法靠另一种方法扩充，有时是相互补充，总之，这些方法是供工人阶级来建立必要的管理机关和解决那些已提到日程上的任务。
1917年秋季在彼得格勒和其他中心城市夺取政权这件事，首先使征服旧军队和占领农村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当时的任务，主要是宣传方面的，从宣传角度上对工作人员进行挑选和分配。在这个时期要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首先也是由宣传任务决定的。党和群众对工作人员都按其宣传工作的分量加以评价和适当地安置。第一个时期——革命和政治上取得最伟大成果以及行政和经济上处于最严重混乱的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在1918年3月，党已经为自己提出关于新的工作方法和选择组织者和能干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即关于在各方面以经常有计划的创造来补充宣传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只是提了出来。国内战争紧张起来，为了军事任务，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方式并要求对工人阶级重新配置，首先要求对其先进分子重新配置。在这里，旧式的宣传员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需要新质量的宣传员，这项工作比以前通过宣传的方式分化旧军队和争取群众的初期工作还要复杂。这个时期的中心人物是军事委员。从这新的角度上对党内工作人员作重新评价，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挑选适当的工作人员和对他们作进一步的教育是两年多的时间内党机关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工人阶级把党的、苏维埃的和职工会的各种不同方法配合起来而保证了自己有—个必要的战斗机关，虽然形式上的民主大大缩小了，但是千百万群众参加了，而且自觉的参加了军队建设。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军队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最高度的军事民主的军队，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军队（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本质上的）。
一年以前出现了新的时期，即为了实现经济任务而对工人阶级进行重新配置的时期，有关的问题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广泛地提了出来并大体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经济时期的到来由于同波兰和弗兰格尔进行战争而推迟了一年。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够认真地研究经济任务。这种情况对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党以及对苏维埃国家来说，仍就意味着首先要挑选和教育那些真正能够自下而上地领导群众经济活动的工作人员。
今后，若无宣传，若无政治教育工作，当然我们就解决不了任何经济任务，就像解决不了军事任务一样。因而，我们的宣传经验必须完全根据新任务和新情况加以利用。
我们在军事方面所具有的丰富经验——首先是在最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先进工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农民的经验——不仅应当加以估计，而且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到生产领域中去。我们决不打算向后退，也不打算在发展的线索仿佛已被战争打断的地方结起小结（某些肤浅的宣传员对事情作这样描述），不，我们要把宣传经验和军事经验（归根结底，这是我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经验）运用于经济领域。这意味着不仅向群众明确地提出经济任务，无论在任务的共同性（统一的经济计划）或任务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某作坊和某工厂的特别任务）方面，不仅对专门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进行纯粹组织上的检查，而且首先是全面地提出关于选择、审查和教育经济工作人员的问题。
问题指的并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某些工作人员，而是从生产角度上对党的、职工会的和苏维埃的为数众多且日益增多的那一部分工作人员进行评价，并对他们进行生产教育。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战争已经把苏维埃制度变成军事制度，即变成服从军事任务并向它看齐的民主制度。但是，军事任务无论如何扩大都不能触及像经济任务那样深远。如今问题涉及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重新配置，是重建工人阶级的机关，和从生产角度上来分配工人阶级的领导人。问题涉及的是生产民主，而生产民主的基石应当是职工会。
（译自1921年1月11日“真理报”）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托洛茨基同志的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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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同志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在会上收到了许多字条，其中有一张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一点政治，多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我念了这张字条，因为依我看，这张字条正中要害地确切地描述了列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列宁同志从今天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工会的意义和作用问题。这个观点当然不能忽视。
布哈林同志给我们谈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方面－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做的只是把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如果说得清楚些，那么列宁同志是估计到工会里正在形成一个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的派别这一事实的。
列宁同志表示担心反对派同志会像他说的那样不自觉地反映出，也就是无意识地反映出劳动群众先是由于战争，然后是由于国内战争和封锁带来的饥荒、贫穷和困苦而产生的更为深刻的不满情绪。工会运动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员的这一不自觉的作用，反对派分子的这一不自觉的作用会远远越过他们设想的界限。因此列宁同志要求自己和别人从政治的角度而且非常谨慎地（他几次强调说，不要把人推出去……）研究对工会的态度。这个观点不管正确与否，完全脱离了他本人在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出的经济任务、生产任务。
我建议从生产的角度来提工会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确定同工会工作者同志们的关系。处理问题方法的差异就在这里。
由于列宁同志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和破坏关于问题实质的辩论，所以他略微想从理论上、政治上恐吓我们，吓唬我们，提出的理由是我的观点理论上不正确，这样解决问题会产生不知道有多大的错误。但我不得不说，列宁同志在这一点上完全错了。他指责我对工人国家中工会的任务的提法完全错误。这表现在哪里呢？我的提法只有唯一的一个，我给大家念一下：
“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人。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最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1]
这就是我在自己的提纲中对工人国家中工会的基本任务和作用下的唯一的一个理论定义。这个定义正确不正确呢？同志们，这个定义是我们党纲规定的，这一段是从我们的党纲中摘来的，我引用了党纲，并且给引文加上了引号。
这里没有一个词是我添加上去的，所以列宁同志说我的提法不正确时，不是在和我论战，而是在同他作为主要作者拟定的党纲论战。但是如我已经说过的，列宁同志在这里追求的是眼前的政治目标——使整个这场辩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他才连文字都没有看仔细，就想在这里从理论上对我们略加恐吓。我在第11页上说：“可见，我们的任务不是要重新审查党纲规定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前提，而是要采取新的切实步骤实现党所承认的和党纲所规定的原则。”[2]所以，如果这里有人说我的论点不是发现新大陆，那么对于这一点谁都不会去争论，这是毋庸争辩的，我白纸黑字就这么写的。可见，我的理论错误在于我从党纲出发并要求人们不要忘记党纲。我们的工会不是与越来越把经济工作和经济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接近，而是远离了。谁也不要求一次行动就能解决全部问题。问题不在这里！但是我们要求接近党纲规定的目标，哪怕前进一步也好。我说过（这是问题的重心），在过去一年中工会和经济机构之间的矛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但是列宁同志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的方法是纯政治的方法。列宁同志给我们描绘的工会是工人国家的“大蓄水池”，是工人专政的基础。可是列宁同志在谈大蓄水池时，谈的不是工会，他实质上谈的是工人阶级。但我的报告恰恰谈的是，我们把工会完全看作是客观上按不同生产部门分类的工人阶级。我们把工会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代名词。但这样一来取消了关于工会的作用的问题本身。
我再三指出，我们加入工会的没有单独个人，每个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就像收取强制税那样向他收取会费。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客观的组合，不是主观的组合。阶级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需要列宁同志所说的各种各样的中间杠杆，这都是毫无异义的，但是这里得具体地指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同志却一个字也没有提。我的报告的实质归结起来是，工会在其帮助建立的工人国家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原地踏步，党纲提出的道路是通过工会和经济机构的结合来掌握经济，这条道路在这一年中不是变短了，而是变得更长了。这些说得对不对呢？列宁同志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这些问题一个字也没有提。
他想恐吓我们，说“生产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在理论上不正确。我想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都还记得，我在中央委员会中表示担心，反对对我们的内部制度采用“民主”这个国家用语，但要是连“生产民主”都行，那么“工人民主”作为一个用语就更不合适。民主是民权。近代史把这个用语当作表示少数资本家以普选制为基础的统治的用语。而我们实行的不是民权，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专政。“工人民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里使用“民主”这个词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合适的词，这个词有条件地表示我们群众越来越大的积极性、讨论、批评、这些群众内部的选举，但我们的“民主”当然同某位诺夫戈罗采夫教授的民主概念毫无共同之处。
因此，要是“生产民主”这个用语不好，那么这个“工人”民主也完全不合适。要是我们接受“工人民主”，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工人民主随着条件的不同可能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十月革命后这个民主主要是政治上的民主。这个民主越是转向经济，就越具有生产的性质。不管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与工人民主的主要活动内容相适应的是一定的对习性、方法、思想、领导干部的选择。
在政治革命斗争时代，从工人阶级中提拔人，不管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还是在斗争的条件下所谓自然冒出来的，脱颖而出的，在每个工人的意识中烙印最深的是纯战斗因素。在战争条件下也进行一定的分化组合－－通过挑选和重新教育。现在我们进入经济时代，生产时代，挑选和重新教育应该从生产的角度进行。这赋予“工人民主”的概念以新的十分深刻的内容，具体说来是工人阶级的一所大的历史学校，工人阶级在这所学校里确定掌握了整个这一生产机关的工人生产者和主人翁对生产的新态度之后，培养自己，自己的组织，自己最落后的分子，挑选和提拔最适合于领导这一生产的分子，从这一角度对他们考察，也就是实际上建设生产民主。
列宁同志接着指出，在我的提纲第41条中关于重点制问题的提法实际上不对。我在这里只能表示十分不解，并且求助于全体党中央委员－列宁同志只有过分健忘，才会和我换了个位置，用我的武器来打我本人。我在这一条里说：“在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只有通过重点制阶段，我们才能在一些基本的经济部门达到必要的比例关系。”[3]
拉林同志反驳我说，我们需要的不是重点制，而是不同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要努力，不同经济部门的这一比例关系还需要去争取。而为此应该把某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先提出来。这只有通过实行重点制才能做到。因此，是通过重点制走向比例关系。但是我们回过来看看列宁同志的反驳。最近的一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说：“从重点制走向平均制”，列宁同志以最大的热忱从十分广义的角度上为这个决议辩护。
中央委员会11月决议说的是：“在工会运动方面也从重点制走向平均制”——结果是，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我闹了起来，并一再论证说，在经济方面我们不能走向平均制，仍将实行重点制，工会方面也是如此。列宁同志曾说过：“即使是如此，但如果我们承认某些工厂是需要的，那么我们应该同样让这些厂里的工人吃饱。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就把工厂关闭。”也就是说在工人个人生存条件方面应该力求做到平均制，而在经济方面，在向企业供应原料方面保留重点制。对于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在提纲中说，我们现在只能在消费方面，在个人生存条件方面实行平均制的方针。这涉及基本口粮，当然不排除奖励，因为平均制方针并不意味着还要绝对拉平。现在列宁同志根据这一点对我提出指责，根据的是列宁同志本人的想法以及我引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我对列宁同志坚持的那个“平均制”方针所作的某种让步。但是列宁同志热中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千方百计压制我们对工会现状的批评－－他力图略微也从这一方面恐吓我们，根本不考虑昨天发生的事。但是既然现在列宁同志不仅否定生产中的而且否定消费中的平均制方针，那么他怎么会想到执行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呢？
列宁同志说：“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审查工会问题呢？第九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第九次代表大会说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应当有根本的改变。”这是关于工会的决议中说的。既然列宁同志引用第九次代表大会，那我也很乐意加以引用。这个根本的改变是否发生了呢？这个与经济任务相适应的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的改变是否发生了呢？没有，没有发生。工会是否接近经济任务了呢？没有，反而离得更远了。工会和经济机构之间的摩擦是否减少了呢？不，反而增多了。它们的关系的冲突很频繁。这个危机在我们苏维埃结构中是最危险的危机，因为这是在最重要的工作领域中的危机。但是我建议的手段据说是官僚主义手段和不充分的手段，这种手段甚至会把我们朝后拖。列宁同志认为我关于作出实际步骤的建议不对，我的建议是要使起主导作用的经济领导机构和工会中有一批同时在两个机构中负责的兼职工作人员。这样做官僚主义表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的纲领正确，如果我们共同的立场正确，这两个组织－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就会越来越互相接近，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把培养同时兼任工会工作的经济工作者和同时兼任经济工作的工会工作者的问题提上日程。只有把产业工会和相应的总管理局、经济机构中的最合适的同志的工作同时结合起来，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这算什么官僚主义？列宁问，为什么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兼职的工作人员应占1/3至1/2，而不是2%？因为10个委员中2%只是一个人的五分之一，而不管工会工作者的个儿多么大，很少会用一个五分之一的人去干经济工作的。为什么是1/3至1/2呢？要是我建议超过1/2，那么这是超前的和危险的做法，因为这样可能有人会说，更适合于做经济组织工作而不是工会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比重过大；反过来，较不适合于领导经济的工会工作者可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比重过大。我建议，从完全符合工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队伍的情况出发，先做较小的试验，让1/3至1/2的人兼职。我们从这个1/3做起，在试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兼职委员的数量。请允许我在这里说（而且为此并不需要预言家的天才，因为这是起码的逻辑告诉我的），人们把这个建议骂了又骂，骂它是官僚主义，而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之后却会把它当作正常的前进步骤加以采纳。我请你们每一位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列宁同志在某月某日把这一点叫作官僚主义；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这一点大家就都会知道，都会奉为准则，那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金属局等组织里，都会有1/3至1/2的兼职工作人员，他们应在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之间建立起真正的生动的组织结合。
我在历数列宁同志的这些明显的错误的同时，并不想说我认为他的讲话只有这些内容。他有一些很出色的想法和提法，但是这些想法和提法完全脱离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列宁同志就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没有说出一个想法，他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不想提供，而想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上引开，他引开的原因是我已经提过的纯粹的政治原因。由于列宁同志的其他指责和反驳都是针对我的提纲中对这个问题的提法的，因此也不见得更正确。不错，列宁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处理问题完全不一样，季诺维也夫从主要是想所谓制服卢托维诺夫的鼓动员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列宁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可以秘密地告诉大家，拿列宁同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来看，这个总结发言报纸上已经刊登了，一开始列宁就说：“我收到了一张字条，问为什么突然让唐恩等人讲话。这样做没有道理。列宁同志说，不，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唐恩的讲话（列宁讲的原话我记不清了，但意思是这样的）也许使有些人深思，是谁现在在滥用某些用语。”他没有说明是哪些用语，但他不说也清楚，让侈谈民主的唐恩出来讲话，是为了吓唬某些人，使他们不敢滥用这些用语。
当季诺维也夫第一次提出他关于官僚主义的提纲时，中央似乎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决定：“删去一切大吹大擂的话，不要作兑现不了的诺言，只说事实”，总之，是这样性质的话……
之后季诺维也夫关于民主和官僚主义的提纲经过彻底的修改后又提到了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使用强制。他说，这样做好得很！”可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却是另一种论调。但不仅如此，列宁问道：“为什么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在强制方面不帮助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呢？”原来如此！原来一方面骂我们在运输部门搞出了一个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另一方面列宁说为什么不给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多少搞一个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原来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结论。列宁同志从关于民主的各种法令中主要想起了纪律审判会。同志纪律审判会建立得当然可能非常民主。但是同志们，我并不以为这就是现在最能鼓舞卢托维诺夫的口号，是对苏维埃民主的最大贡献。而列宁却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写了新的法令，但我们都把这些法令忘了”。我们的法令很多，关于生产的，关于工会和经济机构的相互关系的，关于我们忘了的纪律审判会的，如此等等。
但是我要问，这些法令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被忘掉了？非常简单。这些法令显然要有一个生机勃勃的机关去执行，这个机关同时组织经济和组织工人，而这样的机关我们却没有。在我们的组织生产的机关和组织工人的机关之间有一道鸿沟，而列宁同志的这些法令掉进这道鸿沟里不见了。（鼓掌）
列宁同志继季诺维也夫之后也认为，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和讨论，我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其实，在最近的工会代表会议上，在我发言之前，大家对这些问题早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在那份被列宁同志轻率地说成是鲁祖塔克写的决议中，这些问题也得到了反映。事实上，这个决议的一部分——精彩部分——全是安德列耶夫、哥尔茨曼和其他人放进去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恶毒言词。当时这个决议的某些部分曾给我看过，有几条是我赞成的，有几条我是不同意的。可是由于列宁同志是着眼于外交手腕来看这个提纲的，他这时需要一个避雷针，他才说：给你们这个提纲，最好不过的了，它既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又反对托洛茨基。可是结果出乎意料，他抓到的不是避雷针，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鼓掌）
这不是唯一的误会。列宁同志告诉大家，我退出工会问题委员会是因为卢托维诺夫加入了这个委员会；这说得不对。我在产生让卢托维诺夫担任委员会秘书的想法之前就退出了委员会。列宁同志犯了明显的时间顺序上的错误，我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委员会，而卢托维诺夫是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或第二次会议上才被选为秘书的。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员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没有允许我像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
总而言之，情况就是这样！列宁同志就结合问题是这样说的：干起来但不要说。他就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问题是这样说的：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使用强制好得很，但是为什么没有教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样做呢？他就纪律审判会问题是这样说的：很好，只是为什么很少举行？他就平均制问题说：“你们想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不，这是空想，尽管最近举行的代表会议规定要我们这样做”。最后，关于一般民主问题，他在一个报告中提到了唐恩，在另一个报告中又提醒说民主是暂时的手段。这是对工人民主问题的确定的一贯的态度，但所有这一切完全没有确定也没有描述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列宁同志干脆撇开了关于按生产方针改造工会的问题－出于纯粹的政治上的考虑。
至于政治形势本身，这当然不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政治形势当然有很大意义，但我认为由于工人民主的口号反映了党内已经增大的积极性，由于我们这次会议是工人民主的表现之一，在这个会上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并由党的广泛的群众性会议作出决定，所以我首先认为我们用工人民主的这样的方式方法只可能揭露、弄清我们的贫穷和不幸，但根本不可能加以消除，因为贫穷和不幸的根源不在于政治制度，而在于经济。
绝对不能以为我们扩大了工人民主制度，就能建立起普遍的全面的安定——这是在说空话！在党内、工会内部扩大民主将在全国都有反映，于是各种不满都想有所表现。例如，党内有人不满中央委员会把工作人员调过来调过去；施略普尼柯夫说：应该使中央委员会工人化。好得很，这是在代表大会上花上半个小时就可以实行的简单的改革。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党实际上是国内唯一的政党，这使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国内存在的各种不满都力图通过党来表达出来。我们的党一翼依靠农民，另一翼依靠农民军队，而广大人民群众中存在的不满由于没有其他党派而都力图通过我们党的机关表达出来。这也说明列宁同志看到工会情况不妙而产生的一种正常的不安。但是同志们，我尽管充分珍视这种态度，仍然不得不说，不满的根源在于贫穷，在于缺少粮食和衣服等。不管如何在党内各派中间和围绕工会看风使舵，由于饥荒和贫穷产生的根本的、主要的不满将以某种方式反映出来，并要求给人们靴子、钉子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通过提高国内的生产才能消除这种不满的原因。我们应该首先提出这个任务；应该朝这条战线看齐。不仅如此，正是工会面临的最充分提出的经济问题可以而且应该使托姆斯基同志和卢托维诺夫同志以及习惯于用军事方式工作的同志找到共同的语言。在经济的基础上的这种接近，建立生产民主，才是不仅消除不满，而且切实拯救国家的唯一的道路。（鼓掌）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12—413页。——译者注
[2]《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16页。——译者注
[3]《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30页。——译者注 |
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
1921年莫斯科出版
根据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研究》第2、3、4、5辑的连载译文整理
相关阅读：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920-1921年）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声明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
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
布哈林同志的副报告
诺根同志的副报告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副报告
梁赞诺夫同志的副报告
托洛茨基同志的总结发言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总结发言
鲁祖塔克同志的声明
决定
声明
俄共中央全会决议（1920年11月9日通过）
俄共中央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
编者按：列宁的著名讲话《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8—222页）是1920年12月30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作的。在这次专门讨论工会问题的会上，除列宁讲话外，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达·托洛茨基作了报告，尼·伊·布哈林、维·巴·诺根、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达·波·梁赞诺夫作了副报告，最后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作总结发言。会后这些报告、副报告和讲话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汇编成一本只限俄共党员阅读的小册子《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现根据1921年莫斯科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将这些报告、副报告和讲话全文译出。我们相信，这些文献的发表将有助于加深对工会问题争论的理解和研究。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
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赋予他的报告十分激烈的形式，对此我们中当然谁也不会抱怨。问题极其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并肩工作而且无疑还将继续为共产主义革命并肩工作的同志们暂时产生了分歧。但是这一暂时分歧非常严重，只有通过党的集体思考才能解决，党将在不久就要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辩论作出总结。所以某些人也许感到过了头的那种激烈其实是与问题的严重性相称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绝对正确：工会在西欧和美洲是解决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争执的舞台，换句话说，是解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执的舞台。他说得绝对正确。那里的工会是历史形成的工人运动、阶级斗争的形式，其基础是工联。我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工会的基础是工联，并不是说工会在搞机会主义，而是说工会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从工人的起码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出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也在这个利益基础上同资本发生冲突。然后工会逐步上升（这对我们说来是起码的真理），在工联的基础上吸引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而吸引他们投入革命的阶级斗争，引导他们同党一起走上街垒，去夺取国家政权。但是西方的工会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至今还依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维系。但在我国这项任务就其主要本质来说已经结束，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社会内部的组合。
所以关于工会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应该从日益发展和加强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来加以研究，显然，工会的定义，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完全适用完全正确的工会（即使是革命的工会，而绝不是工联义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定义，不可能包括和判定工人国家中工会的任务，因为这个社会正从资产阶级关系向共产主义关系过渡。
季诺维也夫同志正是在这一点上指责我，责备我，说我对工人国家中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下了一个不完全的或不正确的定义。但季诺维也夫本人又说了些什么呢？我记下了他下的所有的定义。他说：“工会联合了几百万工人；需要工会来从事群众性的粗加工，来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继而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工会把人们纳入群众运动的渠道；工会锻炼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些都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指责我玩弄词藻的同时给工会下的严肃的、科学的定义。
同志们，我不得不说，要是想指责有人在玩弄词藻，那么这一指责首先要向说“工会把人们纳入群众运动的渠道”……的人提出。群众运动是什么？谁也没有告诉过我们。纳入其渠道的“运动”又是什么？一句话也没有交代！不错，举过一个例子，说由于孩子死了来找过工会，来请求，来申诉等等。这里有人递给我一张条子，说每天找巴达耶夫同志要口粮的不是500人，而是要多得多的人。在一个遭饥荒的国家中，口粮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每天有无数人来找巴达耶夫同志，当然我们相信巴达耶夫同志也用同志式的态度接待他们，告诉他们该找什么地方等等。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说明工人国家中工会运动的作用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指责我给工会的作用下的定义不清楚不正确，他本人却连这个问题都不打算去接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需要工会来从事群众性的粗加工”，这是什么意思？这项工作怎样进行？是靠鼓动、靠宣传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工会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大俱乐部。例如，什么是五金工会？按季诺维也夫的说法，这是联合五金工人的大俱乐部，但是联合他们是为了进行起码的鼓动，为了粗加工。这种加工的基础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大
俱乐部要按生产特征组织起来，他也没有解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是毫无疑问的。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苏维埃也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在工人国家中不是共产主义学校的苏维埃是坏苏维埃。而工人大会、代表大会、非党工农代表会议难道就不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吗？那些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时不是共产主义学校的团体、组织、苏维埃，是坏团体、坏组织、坏苏维埃，简直坏透了。也许工会是一所特殊的共产主义学校？但是工会和群众大会、俱乐部联合会、非党代表会议等等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他们的基本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工会建成联合会，建成生产性组织呢？共产主义学校这个定义是非常宝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正确的定义，但是，同志们，应该像怕火那样避免把这个定义变成空洞无物的泛泛议论，变成说了也不解其意的老生常谈。这是因为当鼓动工作者、组织工作者参加工会时，对他们说要记住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他们就会说：那么群众大会是不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呢？我在工会中的工作同在任何工人群众大会上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没有人对此作出过任何回答。
我们不管如何去接近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总会碰到一个问题：他并没有为我们给工人国家中产业工会的任务下一个定义，没有指出产业工会应该做什么。他说，应该如何对待工会，不该做荒唐事、蠢事、错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笑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肤浅的，但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问题，是关于党、工人国家、个别工作人员应该如何对待工会的问题，因为他们仍然置身于工会之外。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那些在工会中活动并应领导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办？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工会及其作用和意义的报告，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一点也没有谈到共产党员加入工会后该怎么办？该做些什么工作？进行什么内容的鼓动和宣传？除了详尽地谈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党中央中斗争的细节外，他连一分钟也没有用来交代这一点。请记住：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工会该干些什么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说。（鼓掌）
有人对我说：“那么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呢？”同志们，要是这些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包括预先决定了过去这一年的工作经验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之中现在也就不会出现任何意见分歧和辩论了。问题的实质在于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同此前的决定相比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而现在则需要再向前跨一步，需要更具体更广泛地提出工会问题。空谈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不行的。同志们，我试着用书面形式写出关于工会这个共产主义学校的几点想法，以便能一下子就明确这个问题，使之有一个精确的提法。我来读一下：
“工会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往往变成了空洞无物的泛泛之论。不能简单地把工会看作是共产党支部藉以进行一般共产主义宣传的舞台。由于工会团结了（目前这还是非常相对的）整个工人阶级，因此整个苏维埃的工作以至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当然都涉及工会，并通过它来进行。但这根本不能决定工会具有特殊的独立作用，创立工会所提出的任务仍应存在。
工会为总的苏维埃建设、粮食工作、军事工作等提供支持。但工会在完成这一工作时献出了自己的工作人员，暂时或永远地失去了他们，因此变弱了。工会在生产的基础上，为了组织生产而完成自己的主要工作时并没有献出，也没有失去，而是有所收获，有所发展和壮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由于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工会就是工会，它成为这样的学校并不是说在工会中进行一般的共产主义宣传（因为这样做就会使工会不过起俱乐部的作用），也不是动员工会会员去做粮食工作和军事工作，而是在会员参加生产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教育。
当越来越广大的群众看到担任工会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生产组织者，是新的共产主义经济的建设者时，工会就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学校，工会本身同这些领导者在统一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紧密相连。”
同志们，许多人对我们说，工会动员人们去支援前线、做粮食工作、参加指挥训练班，这个会上还引用了有关的统计材料。同志们，提出支援军队、支援前线、参加指挥训练班、收集粮食等等的动员工作，难道不是更清楚地暴露出对产业工会的作用问题缺乏实事求是的原则性的提法吗？既然工人阶级是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和支柱，那么很清楚，苏维埃国家就可以从工会抽调人员充实一切需要工人的组织和机关，因为工会至少原则上包括了整个工人阶级。当然刚开始时军队需要成千上万个工人，谁能提供呢？只有工会。工会做了什么呢？动员。难道工会动员时采用的是特殊的工会的办法吗？不，同志们，对不愿去的工会工作者，工人国家的军事机关采用了强制手段。我们的县和省的军事委员们动用专门机构来对付被工会动员出来当兵的人中的逃兵。在这项工作中工会又有什么特色呢？更何况只是在军队和军事机构薄弱的初期才进行这种动员，我们后来就不动员了，因为这种动员太不经济。而在初期进行动员时，工会才刚刚作为一个包括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出现。当工会把自己的工作人员送上前线后，它变弱了，因为上前线的工作人员不再是工会的会员和工作人员了。工会在创建军事组织和粮食机关上消耗了力量，因此变得弱了。但是难道工会的作用和使命只限于协助创建苏维埃机关吗？当工会从事动员时，苏维埃国家和党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前线，而这时工会变得越来越弱，虚弱不堪，失去了优秀的工作人员，工会机关可怜极了，把一切必需的东西都给了前线。工会的基本任务这时其实还几乎没有被提出来。
那么，能否根据动员上前线或粮食工作来确定工会的基本工作呢？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是根本错误的。完成这些任务当然是在工会工作的党员同志的贡献。但是所有的人民委员部，也许除了粮食人民委员部，例如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那时都有义务把一部分工作人员派往前线。但是，难道这就可以说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动员员工上前线吗？相反倒可以以此说明为什么该人民委员部受这一动员的影响而没有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关于“工会是纳入群众运动的机关”等等的定义十分空洞，其最鲜明的表现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得不提出被动员参军的统计材料，以此来解释工人国家中产业工会的历史作用。
我们再往下说，我们必须保持工会运动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对如此的。至于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我们必须不采用命令、任命的办法，而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一切问题等等，这从相应的前景来看也是无可争议的。同志们，依我看，我所持的观点是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论点的发展。我们党纲关于工会作用的这个论点认为，产业工会应当掌握整个生产，其办法是使工会机构和工人国家的相应机构逐步结合起来。从这一观点来看，任务十分巨大，以至需要用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才能完成。在工人的新作用、对待生产本身的新态度的问题上，对每一个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工人进行教育和再教育，这项任务十分巨大，如果想用命令、惩罚和任命的办法来完成工人阶级的这项无与伦比的历史性任务，那简直是蠢极了，因为甚至夺取国家政权（更不必说前线的战斗了）也不过是一首非常悲壮、非常英勇但又微弱的序曲，是着手完成工人阶级目前面临的基本任务（以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经济）前的短暂的前奏。这项组织经济的工作是由人并通过人来进行的，它要求相应地组织人们的意识，使意识适应于新任务。因此这项对每个工作人员、每个工人进行再教育、确立他们和工作之间的新关系的工作，需要用整整十个历史时代才能完成，因此人们才说，光靠命令、惩罚和任命的办法无济于事，解决不了问题，这当然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但正因为这一点从总的来说是无可争辩的，当它一旦涉及个别时期和个别任务时就会导致迷误。季诺维也夫同志不由自主地犯了错误，把我们引向迷误。当他远远超出工会的生产作用的问题来谈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时，他把这个问题直接和关于工人国家中工会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偷换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引用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我起草的，我完全不想抛弃这个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在非常时期完成非常任务时使用非常手段的问题，而根本不是讲工会的一般方法。季诺也夫同志本人也赞成这个决议，现在却说：不错，这在过去是正确的，但当产生了新方法、产生了工人民主的问题时有人还死抱住不放，这就错了。我简单谈一下问题的实际情况。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之前就已经决定撤销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引用了我给政治局委员们的一封信，我在信中说水运总政治部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撤销这一机构应推迟两三个月。但我要在这里问您：难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吗？难道是水运总政治部应取代水运工会的问题吗？不，整个问题在于：是今天还是过两个月撤销水运总政治部。也许您会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早在8月或9月就该撤销了。假定是这样。假定说这是我们的疏忽。那么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什么结论也没有，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没有说这些机关本来不应该建立，他本人就参与了这些机关的建立。他承认这样做当时是正确的，这是为了拯救运输业。这一切他都承认。而且他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前从来就没有讲过要关闭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从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解决。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大家要问，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问题是由交通主管部门还是由党中央解决，那我肯定地说，凡是涉及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的任何一个多少带原则性的问题或实际的大问题（关于这两个机关任命工作人员，撤换工作人员等等），党中央不来解决都是解决不了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即使缺席，也一定会收到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的全部会议记录，他从未提出过反对意见。他本人参加了许多会议，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方面从来没有过意见分歧。当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必须解散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时，就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只是从这时起才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对于这些分歧很难弄清楚：究竟这些意见分歧是事后硬加的还是预先想出来的。这里有人说，一部分中央委员坚持工人民主，因此不愿意解散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等等。这是不对的。这是谎言。我肯定地说，这方面即使有意见分歧，至少主动提出这一问题的不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而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12月我同他一起投票赞成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的决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我记不清是在8月还是9月（克列斯廷斯基：7月）——不错，他早在7月间就向中央提出了我们在工人组织内部生活方面应当转到新的轨道上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多次提出过，起草了提纲，到后来，快结束时，已经有了基础时，季诺维也夫同志这时才插手这件事。而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未插手这件事之前，我们中央委员会中在工人民主方面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和其他同志都没有产生意见分歧。当暴露出有人试图把反对派的怒火引向执行我们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决议的许多同志身上时，才开始出现这些意见分歧。
问题的实质在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极其害怕党内有人对我们采用的那些方法表示不满。关于这些方法我在济明剧院讲过，这些方法虽然生硬严厉，但是必要的，对于这些方法我作为中央委员会中二十分之一要负责任，此外我还要对军事主管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我肯定地说，尽管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大概犯了许多错误，但这项工作我们毕竟做对了，我们不害怕对此负责，不会像季诺维也夫同志那样行事。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有位同志说得很对；季诺维也夫同志跑上大街高声喊道：“这是上层搞糟了，上层在哪里？我要给这些上层人士一点厉害瞧瞧，不过请允许我……如此等等”。这一点在季诺维也夫对待交通总委员会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两个部门工作的是功勋卓著的同志，他们也许犯了错误，但他们认真地完成了中央委员会交办的事情，他们几乎天天向中央报告他们做了些什么，是如何做的，而且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而当季诺维也夫提出问题，想把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这些工作人员变成替罪羊时，我们没有迎合他。
大家知道，由于产生了不满，由于这种不满通过工会表现得最突出，通过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之前就主张在工会中实行工人民主的卢托维诺夫同志表现得最响亮，因此为了加快同这些工作人员和解，有人才建议辱骂和抛弃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工作的工作人员。对此我不能苟同，现在也不同意。（鼓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过去这一切负有责任，他却说转折关头到了，总的说来这是对的；还说需要采用更广泛更展开的工作方法。但季诺维也夫这时却大声疾呼，说糟就糟在托洛茨基不懂得这一点，他错了，因为他声称水运总政治部要推迟两个月撤销。假定这是一个可怕的、致命的错误，我在水运总政治部问题上确实没有及时估计到“新时代”。但是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掌握着历史时钟，确切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转折，转多少度，那么他为了新时代为什么不提出建议，这才是唯一严肃的做法：为什么他不建议取消铁路部门的战时状态，撤销铁路和水运部门的军事法庭？同志们，不管我们如何努力使铁路工会和水运工会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更多的民主，我们至今仍没有获得什么决定性的东西，因为铁路部门和水运部门仍然处于战时状态，仍然保持着军事法庭，至今生产民主或工人民主，不管大家以为如何，都带有战时状态的特点！……
所以，季诺维也夫同志，这位辩护士，这位辩护人，律师，纯粹的、非生产的、纯粹的因而是空洞的工人民主的宣传家（鼓掌）……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发现细节，在他打算建立的工人民主的背后，在铁路部门中还存在着军事法庭。最好请季诺维也夫同志现在回答我们，哪怕点一下头也行：他是否建议撤销铁路部门的军事法庭？遗憾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屑为我们点头。
季诺维也夫：我在总结发言时再作答复。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志将作总结发言。我不怀疑他的总结发言将很出色。但他的总结发言未必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为什么他主张纯粹的绝对的民主，却至今不曾建议解除铁路部门的战时状态。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接近了问题的实质。同志们，既然我们在这个会上开诚布公地提出这些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中曾提出过解除铁路部门的战时状态的问题。我是在提交中央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初步讨论的。我听到了对此持否定态度的意见，听到了许多实事求是的、非常重要的想法，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主席：有人说一些党外的人进入了会场。由于我们的会议完全是党的会议，主要是参加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党员代表的会议，恳请一切非党员、无关的人立即退出会场。（嘈杂声）请互相检查一下邻座的委托书。（嘈杂声）委员会讨论后建议非党员都留下。托洛茨基同志在讲话时会注意到这一情况。继续开会。
托洛茨基：同志们，我请大家坐下来，安静听讲。即使会场中有我们暗中的敌人，他也只能听到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以及某些同志之间在工会问题上有着重大的意见分歧。但要是他们指望会捞到什么好处，那他们就错了，正如过去他们多次错过一样……
同志们，我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解除铁路部门的战时状态？为什么连最货真价实的工人民主的维护者也不建议这么做呢？仍然是出于和我们建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同样的原因。季诺维也夫的结论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摧毁了原来很强的铁路工会。但是为什么当时有必要建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呢？建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正是由于铁路工会完成不了它的基本任务，即不能组织生产、运输。这是不是对工会的指责？季诺维也夫试图把我对工会状况的描述变成我对工会的“指责”。这是荒谬的，确认不等于指责。而且归根结底大家并不需要检察官，也不需要为工会辩护的律师，而是需要对现状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确定治好我们现在的病症的途径。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当然是治疗运输业和运输工会病症的一剂极重的药。这一点难道我们不明白吗？季诺维也夫同志说，现在有人建议所有的工会都要建成像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这样的机构等等。第一，现在也好，以往也好，谁也没有建议过所有的工会都要建成这样的机构。第二，这类方法不仅用于铁路和水运业，后一个部门只是从5月起，即党代表大会结束3个月之后才采用这类方法的。对顿河流域的煤炭工业也采用了这类方法，并没有引起特殊的异议。那些地方不久前还有政治部，如果大家要问是谁撤销了顿巴斯的政治部的，那乌克兰人会跟你们说，我密切参与了这件事，当时人民委员会派我去担任顿巴斯事务全权委员会的主席。矿工工会中的乌克兰同志知道这一切，他们肯定说，我在当地和加里宁、叶尔莫先科、马吉多夫等同志一起决定立即使顿巴斯的政治部和矿工工会融合，据我所知，这一融合现在已经是实现了的事实。我当然对政治部并没有特殊的偏爱。过去和现在我都从纯实际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说。实际上有人指责说，党中央委员会和季诺维也夫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扮演了政治部的角色。连季诺维也夫同志本人也说，或者是暗示过，说中央委员会对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不谨慎。但是季诺维也夫以前没有谈起过这个问题。托姆斯基同志确实多次抱怨过，而且他有时大概是抱怨得对的，他说中央委员会对工会组织的内部生活和机构组成问题干预过多。难道每个省工会没有这类对省党委的抱怨吗？他们抱怨些什么？他们抱怨说，省党委变成了省工会理事会的某种政治部。因此，如果把问题扩大，那么说的不是一种新的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原则，而是党和工会整个相互关系的结构。党中央委员会可以直接领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而在运输业方面，当工会完成不了生产任务，情况十分危急（这一点中央委员会是承认的）时，就成立了临时性的辅助机构。问题就是如此。
当工会在内部改造和掌握生产上还没有跨出巨大一步之前（同志们，我这样说并不怕拥护工人民主的人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组织将进行紧张的、往往是笨拙的干预，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经济会议将向地方派遣全权代表或全权委员会。我们当然将尽量少这样做。这是毫无疑问的。人民委员会委员们也许会记得，1918年末还是1919年初，在我首次地方之行以后，我向人民委员会提出过一个决议草案，要求尽量少往各地派遣特派员和非常全权代表。当时这个决议草案给删改了，而且是列宁同志删改的。为什么呢？当时工会机构还很弱，而地方苏维埃机构略为好些，但也说不上强大。所以我们才采用了任命的办法。在分析这个重要问题时，我要问：是否有人建议从铁路部门、工段、间中撤掉政治委员，而这些政治委员都是由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任命并经交通人民委员部批准的，他们是党安排的、任命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同志们，我们大家当然应该学习管理和经营的问题，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过分从宣传员的观点去对待每个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忘记了这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用行政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政治委员们，这些被任命的共产党员，不管今后我们工会还实行不实行任命制（我以为今后不会实行了），现在还没有被我们解除职务。以后会怎么样？假定他们没有被选进工会，但是他们作为铁路部门的政委跟铁路运输工人工会委员会一起工作，可是现在有人因为他们是被任命的而中伤他们，不仅我们的敌对分子这么干，而且我们的党内同志，觉悟较低的或者在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中较激烈的同志也这么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应该说些什么呢？“同志们，这些人是被任命的，但他们是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任命的。”难道这不是简单的道理吗？我以为，要是像季诺维也夫那样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我继续在支持任命制，那是不对的，因为季诺维也夫本人并没有建议要把政治委员们撤掉。可能会说：但这与工会无关，我们是把政治委员和工会严格区分开的。即便我们在口头上作了这样的区分，那么事实上又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对群众又说些什么呢？铁路运输工人工会委员会主席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力，而和他一起的政委却是镇压措施的化身；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而一个是工人民主的代表，另一个是被任命者、镇压者、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分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分子。
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断言，季诺维也夫同志所持的立场会导致如下的结果。我们一只手任命政治委员，对他说：“要用强硬的手段拯救铁路，实行战时制度”，而另一方面又亲自对群众说：“这是给大家的工人民主，而那些人主张任命制、监狱等等则是过去时期的回潮”。同志们，这完全是两面派行为。我要到处，在每一个铁路员工的会议上公开地说：我们的任务是恢复工人民主制度。但是工人民主并不是从天上掉到铁路上来的。工人民主需要发展。但是运输业也需要发展。遗憾的是运输业并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发展，正如工人民主的形成一样，工人民主本来可以通过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生产问题。因此我们在用历史给予的方法来促进生产民主的发展的同时，仍然不得不保留已经采用的非常手段，这样运输业才不会毁灭，也不致损害这一工人民主的最起码的基础。我们要对工人群众说，我们任命的这个政委不是什么坏种，也不是过去时期的回潮，而是工人民主建设的参加者之一，因为他拯救了运输业，而没有运输业就不会有工人民主本身。既然政治委员是由我们共产党任命的，而且至今还在工作，我们并没有把他免职，那么难道可以对工人群众作另外一种解释吗？可是有一部分共产党员过去和现在当着工人群众的面，当着非党人士的面用疯狂的进攻和激烈的斗争来反对政治委员，就因为他们是被任命的。这些共产党员忘了，政治委员是由我们党和工人国家任命的。同志们，如果这算是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那么进行这种斗争的只能是纯粹的鼓动家，他们可以不关心实际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但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每天实际上都会遇到这些情况，他们知道，还有旷工，还得采取惩罚手段，还有铁路法庭，还有政委，如此等等。既然我们还保留政治委员，那么工人群众就不会满意下面这种情况：每逢星期天我们让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表反对政治委员的讲话，而一星期中其余的6天由被任命的政治委员们来维持纪律，拯救运输业。因此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全部做法是星期天的行动，而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实事求是的、严肃的做法。（鼓掌）
工人民主和生产民主！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不言而喻，经济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不应该胡扯。”说得非常坚决，斩钉截铁，我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胡扯是什么，但是同志们，问题仍然是，不管我们过去写了多少关于经济任务和工会任务的文章，这统统都是另一个时期的事情了。我们当然对我们的时代多少有些预见，但远不是什么都预见到了，因为我们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群众组织来着手组织经济的。
于是我们重新又碰到了工会的作用问题，而这个问题季诺维也夫连认真地谈一下也没有。只告诉我们说，我国有600—700万工会会员。什么是工会会员？季诺维也夫对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回答。从前我国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会员意味着什么？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工会会员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清楚，这意味着单独加入工会的工人，因为他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根据这一次的罢工、同盟歇业确信必须集体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加入工会，支付会费。工人加入工会的这一行为构成他一生中的一个时代，他因此开始投身本阶级的集体斗争。我要问，我国现在，在目前的条件下，有这种事实吗？一点也没有。我国某一生产部门的全体工人由于在工厂中工作而成为工会会员。我们没有构成教育工作的最重要内容的东西－吸引、征集、吸收工会新会员，没有构成工会工作重点的东西争取人心以及工会新会员跨进工会门槛时精神上的新生，这一切我们都没有。我国所有的工人都是工会会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目前在我国工会是无产阶级的代称，工人阶级的别名。五金工会、纺织工会等等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工会意味着目前在冶金工业或纺织工业中工作的全体工人。目前还没有工会。季诺维也夫说：“不应该指责工会是强还是弱”。这跟指责有什么关系！这算什么态度？肤浅之极！空洞无物！这跟指责有什么关系？首先应该懂得有什么。我们的工会中有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生的骨干、领导人。我国的这一时期不很长。有进行街垒斗争的骨干，他们作为工会工作者和共产党员有一定的影响和威信，这当然是党的幸运。但是，同志们，这是过去在罢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起义和街垒战斗的基础上获得的资本。但是我们现在要自问一下，工会骨干和这些似乎组织起来的五金工人、纺织工人群众之间的生动的、不断更新的联系表现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不作任何回答，除了说孩子死了，母亲到工会来办理丧葬。但是我们是在谈工会，不是在谈殡仪馆。我要问－现在的工会是什么？从总的来看工会不是主观的组合，而是客观的组合。主观的组合是加入其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加入的组合。革命前的工会是这样的工会，革命时期和革命后初期的工会也是这样的工会。后来工会扩展到每一个参加生产的人，包括几万个、几十万个女工，更确切些说是参加工作的妇女，而不是心理素质成熟的女工，这些妇女一进工厂，马上在形式上就加入了工会。她们已经成了工会会员，但不是单独地、个别地、主动地、自觉地加入的，而是别人把她们列入名单，登记在册，向她们收取会费。季诺维也夫说我指责由工厂管理处收会费的做法。这跟指责有什么相干？但是应该学会正视正在发生的切的含义。
不应该为花言巧语所陶醉，而应该弄懂实际上存在的东西。有一批工会运动的领导骨干，人数不多，受到比较老的工会会员的信任。这样的人是有的。此外还有四分之三的，有些地方也许是十分之九的所谓工会会员，他们和工会没有基本的、内在的联系。我要问，我们过去是用什么来使群众和工会、罢工委员会联系起来的？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罢工成了每一类工人的生活中最大的事件。罢工委员会发展成工会，不错，从组织上说还是很原始的，但它完成了极其重要的工作：罢工，同盟歇业时提供帮助，参加群众运动，直至走上街头，举行群众示威等等。我们的工会尽管很年轻，在这一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要是我们以为工会可以靠这一资本的利息为生，也就是说，以为可以用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联系来决定我们今天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及其工作内容，那就是天大的不幸。不，这是决不可能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其他一些人指出，在此之前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为前线提供兵源的征兵站。这已经不是罢工，而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是符合形势的要求的。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才进行革命的阶级鼓动，这种鼓动中没有一点专门生产的或“工会的”内容。但是这一章翻过去了吗？在工人国家中工会现在依靠什么呢？除了参加生产，组织工人生产，还可依靠什么呢？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工会在别的基础上不能存在，因为工会只能在参加生产的基础上来完成其他的一切。为什么工人国家中工会按生产部门组织？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按生产部门组织起来，因为资本是按生产部门组织的。于是工人也按生产部门组织起来，才能直接向敌人进攻。而在我国工会为什么也按生产部门组织呢？这样做的基础是什么？除了参加组织生产，没有别的什么基础。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制造生产气氛是骇人听闻的滥用词藻。为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曾经有过军事气氛、前线气氛。我们过去几乎光是谈前线，全神贯注地读来自前线的战报，注视一切细节，竭尽全力为前线工作，这就是军事的前线的气氛，这怎么会是滥用词藻呢？这是吹毛求疵。我说过，现在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深入工人群众，而不仅是在表面上一造成生产气氛，这就是说，要使他们对生产全力以赴，切实关心，就像过去对前线那样，过去我们知道，前线任何一个地段的失败都决定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我在这个意义上才来谈生产气氛。生产气氛应当造成。对此季诺维也夫表示反对，说他在一年前写了一本甚至受到《真理报》赞扬的论经济任务的小册子。真是了不起，季诺维也夫一年前就写了受到《真理报》赞扬的一本小册子，而我们认为，至今任务没有完成，甚至连“生产气氛”都没有……我们究竟是不是异教徒？我假定，甚至确信，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小册子要比他今天的讲话好得多。但同时我也不怀疑，这本册子仅仅是一个微弱的预感，预感到我们为了使每个工厂的工人都发扬与此前不同的对劳动的新态度而应该进行哪些工作，哪些教育活动。
现在我们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工人有没有受过这种生产教育呢？我们的工人，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受过生产教育呢？有，还是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我们党员受过巨大的革命教育、地下工作的巨大锻炼，后来又历尽苦难，受过战斗的军事教育，我们共产党员受过这些教育，又使其他的比较落后的人接受这些教育。但是我们过去工作的全部内容与生产任务相比，与工人群众应接受的生产教育相比，都只是微不足道的。旧工会没有也不能够进行这种教育。这方面的区别是什么？新的生产教育与工会教育、工联教育有着根本的不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使用工联主义这个词是在骂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工联主义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指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归结为；工会运动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局限于资产阶级社会内一定的改良主义、纯粹机会主义妥协主义的框子内。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的实践（不管是革命工会还是机会主义工会）在于向资本施加压力，以争得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日。这种实践在于逼迫国家从国民总产值中分出更大的份额给某一类工人或整个工人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工作的基础，包括革命工会在内。革命工会的巨大区别在于它开展鼓动教育工作，从经济罢工的战斗基础出发进行工作，直至夺取政权。我要问，现在由这些基础取代了什么呢？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此不作丝毫回答。但是我们应该来回答。我们应该在任何一个工厂中说，这一点我们做得到，一点也不害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建立非法工会，我们应该说，在工人国家中不需要对国家施加战斗的压力，而过去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是需要的。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不需要同工人国家作斗争，不，现在只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技术，就能保持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我们通过革命鼓动做了些什么？我们使工人摆脱本厂和他在其中机械劳作的车间的利益，一心向往、下定决心去进行反对资本、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等等。
但是现在，当资产阶级的生产体系已被摧毁之后，是否同时进行了必要的再教育？我要问：我们的工人是否养成了习惯，工作时都一心想着要为本车间、本厂更正确、更出色、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呢？个别人当然有这样的习惯。但只是为数不多的个别人。而我们应该使这种习惯扩展到所有的人身上，使每一个工人都感到，他投入这一工作不是像一个雇佣者那样机械地、自动地参加进去，由管理部门代他交会费，而是要使每一个工人都感到，他正在积极地、自觉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因此工会领导人首先应该是生产者、组织者，能够真正促进群众生活状况的改善－不是泛泛而言的，而是具体地、切实地，通过每个工厂的工作来促进。
现在做到了这一点没有？没有！再来谈一下工会生活，苏维埃俄国的整个工会工作的内容是什么？表现为什么？它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经济工作。我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到了电气化，谈到了这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制定的等等。我要问，这一计划的制定工作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有什么反映？我这样说仍然不是“指责”，而是为了说明工会确实置身于决定现在苏维埃国家整个生活内容的工作之外。我们在各个部门开始计划经济，我们为了统一的计划经济合并了几个主管经济的人民委员部。那么我们是否看到工会也出现了相应的发展，工会机关也适应了这些任务呢？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工会依然置身事外，越来越落后，以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聊以自慰。
要是工会想从一个客观的组合转变成一个自觉的主观的组合，从一个沉溺于过去的惯性和在某种程度上沉溺于同其他机关一起完成杂乱的工作的组织转变成一个有计划地、生气勃勃地工作的组织，那么工会就应该明白，只有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这一转变。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为了提出要求，就应该建立机构，他提到工会没有最必要的一切，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某个测绘处拥有的资金却比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还要多。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直接进攻，而是在旁敲侧击。原来是有人在阻碍工会的加强，尽管中央委员会对此已经作了决定。季诺维也夫同志暗示说，军事部门不给这不给那……这样的问题协调起来极其困难，这一点季诺维也夫本来应该明白，因为经济是如此之糟，官僚主义是如此之严重，正如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中的情况一样……
横加指责要比亲自动手干容易。为了回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旁敲侧击，我要提醒一下，在得到了弗兰格尔被击溃的消息后，正是我向中央建议建立一个以李可夫为首的委员会，从军事部门把需要的和可以提供的东西统统分给其他部门。李可夫同志，我说得对不对？
李可夫：对。
托洛茨基：在军事部门中，我也好，任何其他人也好，个人都不能支配机器或其他的东西。为此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这里也许有矿工工会的同志，他们找过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技术材料、机器等等？我说：“如果你们有托姆斯基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写的条子，那我可以给组织局和李可夫同志打电话，如果他们不反对，我可以把能找来的都找来。”好像托姆斯基同志同意了，矿工们也拿到了需要的东西。因此，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把事情说成有人不理解工会的意义，把东西藏起来，不肯放手，那么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当然滥用权力的事例要多少可以举出多少，但利用这些事例，这正像要是我报告你们说，我收到了80位同志（其中30个是外国人）的条子，说实业宫滥用权力，打人耳光，态度极坏等等。要是我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工会的“倾向”，托姆斯基同志的“倾向”……这样的斗争方法完全不恰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在维护军人的荣誉，同样说得不恰当。这是谎言。事实上代表大会党团中有200来个甚至更多的红军同志，他们从来不擅于某些论战手法，党团开会时他们递条子说：“为什么在骂人或指责人时要说：他像布琼尼的骑兵那么行事？”有一个人写条子给我说：“我6次负伤，6次归队，这儿却在说布琼尼战士的坏话。”对此我说：“同志们，用词请谨慎些，你们尽管不愿意，却可能会伤害军人。”其实我其他什么也没有说。对军人指指点点，这是不恰当的手法之一，遗憾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使用了这样的手法。
我们再回过来谈同国家机构结合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从来承认结合，托洛茨基同志说有人否定结合是不对的。他说错了。我是在同托姆斯基同志争论。托姆斯基同志也许出于误解，也许由于不懂，也许由于我解释得不清楚，他在一个或者两个会议上断然拒绝了这一结合的主张。因此我才和他争论。但我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争论。他说：“啊唷，真是稀罕事——结合，我们给您三个结合，我们对此毫不吝惜。”季诺维也夫同志过于大方，十分轻松地把结合当作便宜货拿出来，这么说来他并不珍重也不理解任务……不，我们并不需要三个结合，只需要一个结合，一个认真的有计划的结合。季诺维也夫对这一点实质上是怎样理解的呢？这仍然一点不清楚。他只是一味提第九次代表大会。但即使第九次代表大会提过结合，可结合是一个过程。如果说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结合还只是一个点，那么在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一年后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这一结合应该取得一些新成就。而季诺维也夫同志搞“结合”的时候，不是面向前方，而是朝后转，向着去年的代表大会。结合意味着工会的机构应当逐步接近、衔接和融合。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李可夫、米柳亭等同志是专门主管生产工作的共产党员生产组织者，但他们不是，他们周围的人也不是那种同工会应成为的那样的产者群众组织保持联系的工作者。
另一方面，托姆斯基、鲁祖塔克等同志是仍应成为群众性生产组织的工会的代表。那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断的斗争、冲突、摩擦、争执。季诺维也夫同志把事情描绘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人应对一切过失负责，但他没有告诉大家撤职问题和工会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冲突问题。为什么？因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点也没有确定。不能绕开这一点。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今天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不是季诺维也夫去年写的那本小册子的问题，也不是其他的事过境迁的问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你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可是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他们应“协商”行事。可是协商了吗？没有，相反，更加不协调了。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如果第九次代表大会说他们应“协商”行事，而又没有协商成，那就不应该回避问题，而应寻找组织途径和组织手段来促进协商和结合。为什么不能协商行事的原因之一，在于纯粹组织生产的专家和失去了生产这一中心的工会的专家进一步专业化，分离，而不是组织上接近起来。这才是最糟糕的。关于这一点，我的提纲为了执行工会转上生产轨道这一总任务，提出了一些实际步骤。由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今后应该越来越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先在一个、两个和三个环节上开始结合。我和一些工会工作者谈过，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些生产者谈过，他们都肯定了这个建议，我说必须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中有一定数量的兼职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这两个机构中同时正常工作。当解决工人问题、他们的膳食问题、节约劳动力问题时，应该让工会工作者确切知道情况，而不是像居民那样只知道个大概，应该让他们十分清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进行的全部日常工作。而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工作的那些人在制定经济计划时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应该感到自己是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会这一工会中央机构的日常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两个单位的集体领导机构中各有9—11个人，那么其中应有3个、4个或5个人在两个机构中兼职。
问题不在于数字。现在已经到了组织上再不接近就会每一步都发生冲突和斗争的时刻，而且这种斗争会更加激烈和尖锐，因为这是经济机构和工会之间的斗争。我们如果不使它们之间在组织上结合起来，就无法前进一步。作为对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补充，我建议进一步结合起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相应增加几个兼职人员，使得这两个机构不再向党中央委员会申诉，使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和诺根同志在讨论问题时不是作为争执的双方，而是作为共同工作的参与者来实事求是地交换意见。对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金属局也照此办理。这样做当然并不能使我们马上就完成任务，但会给我们一个方向，以指引工会在同苏维埃经济机构关系方面的发展。否则分离会越来越加深、越来越严重。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工会24小时都国家化。这是无稽之谈。这里说的是要实际坚持这一国家化方针，尤其是使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到各总管理局和各工会中央委员会、省级机构和联营机构以及一些企业的领导机构在业务上、生产上的接近。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看出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和这里说的两者之间的区别，那么我只能说，他对极其重要的实际的组织问题很不关心。我们现在越来越应该从协商转向组织上的结合，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完成我所说过的生产教育这一工作。
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了据说是被我忘掉了的工会的教育工作，据他说这项工作占整个工作的50%.不，不是50%，而是95%！但我要问，工会的革命教育工作以什么为基础呢？它是以争取5戈比的斗争、工作日减少半小时等等为基础的，我们在这一日常斗争的基础上进行鼓动、宣传，进行教育。因此，教育不是泛泛地进行的，而是在经济罢工斗争的一定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呢？应该以直接的生产建设、使工人民主转变成生产民主为基础。这不是花言巧语！我们的国家是什么？这是应该消亡的东西。新的战争可能阻滞这一过程。但苏维埃国家应该消亡。苏维埃民主正在正常地向生产民主发展，保留国家制度的成分，然后是国家制度的完全消灭。工人国家变成公社的过渡阶段是工人的政治民主变成生产民主，因为我们笼统地对工会和党都使用了民主这个术语。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具有新内容的时代，所以很自然，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之前中央委员会本身也出现了分歧——在对这些新的巨大任务的预见和估计方面的分歧。
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的这些分歧，他匆匆地读了读一些决议。对他的叙述十分需要作一些补充。如果需要的话，我将在总结发言中来作。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关于中央委员会多数人都表示赞成的所谓生产民主的十二月决议，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好，其他中央委员也好，都没有对生产民主这一概念和术语提出过异议。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第一次含含糊糊地表示异议，而中央委员会则毫无异议。相反，人们说：“这是不言而喻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指责我抵制中央委员会的工会问题委员会，从而破坏了协商。同志们，我在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同季诺维也夫同志，部分地同列宁同志有分歧。今天列宁同志大概会发表讲话，他会更确切地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们将会看到，他的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相一致。我在一些估价上和他不一致，但我并不以为在工人民主的生产内容这个问题上有分歧。而妨碍我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会问题委员会工作的尖锐而实际的分歧是：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不仅反对我，而且反对列宁同志，因为我们俩都投票反对这一决议，——多数人决定不把这些问题拿出来公开讨论，而试图在工会问题委员会中加以解决。而我认为，由于这不是局部的紧迫的问题（例如，如何答复寇松关于波兰问题的照会或在某一战线上是否继续进攻），而是涉及如对工会再教育等等事关长远前景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群众性的思想工作才能取得一定的有成效的表现，所以我当时肯定地说：中央的决定在这样的问题上取消了一部分讨论自由，所以是荒谬的，尽管参与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和我一起就问题的实质投了票的同志。我说过，我愿意参加工会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其条件是同时应提供诉诸广大党员的可能性。这在过去和现在都决不会产生任何分裂和破坏决定的危险。我们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但问题本身内容丰富、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后若干年的工作方向，因此我以为广泛讨论是绝对必要的。工会和党对工会采取什么立场，这决定了今后整个时期的工人专政的成败。如果我们同工会工作者有意见分歧，也就是同大多数工会领导人有意见分歧，他们认为，生产民主的观点狭窄，不正确，他们没有认识到生产民主的观点就是在新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的学校，那么这些意见分歧并不意味也不可能意味互相攻击和残酷斗争。我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总是说，我十分清楚，只有像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济明剧院我也这样说过。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
同志们，在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大家对军事工作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引开了他们的注意力，这里当然还有摩擦和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党和它的一部分成员的斗争，而是意味着党在引导它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现在我们面临的工作要广阔得多，重要得多，历史意义大得多。这是工会。党将不是一次，而是十次地纠正工会工作者的工作。季诺维也夫说，这不应该用袭击的方式进行。当然如此。但是我说的这个任务，生产再教育；工会领导层，上层和下层的结合，工会根据生产任务来建设，从对生产的新态度的角度对每一个工作人员进行教育，——这是十个十分长期的任务。我认为在这个任务上我有义务听取党内舆论，背着党在小圈子里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不行的，在原则上和实际上都是不能允许的，办不到的。至少我以为，我比季诺维也夫同志做得对，当我诉诸党内民主时，他成了工人民主的专业辩护人。这一党内民主将在不久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之前形成自己的意见，确定对工会的正确立场。同时，同志们，这是问题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党内民主确定了我们的思想斗争、我们的论战、我们的辩论不能和不应越过的界限。党在它的日常工作中的统一就是这一界限。（鼓掌）
主席：同志们，党团委员会决定下面的会议这样开；允许每一个现有的、已形成的派别在这里自由表述意见，因此在主要报告人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报告之后建议给布哈林、诺根、施略普尼柯夫和梁赞诺夫同志每人半小时的发言时间。在他们发言之前先请列宁同志讲话。（鼓掌） |
列夫·托洛茨基《为“红色恐怖”而辩》（19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为“红色恐怖”而辩
列夫·托洛茨基1920
〔说明〕本文是托洛茨基于1920年为反驳考茨基而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TerrorismandCommunism）一书的第4章，原题为《恐怖主义》（Terrorism）。这份中译本并非完整的译本，未译的部分，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在文中注明。
〔来源〕《恐怖主义研究——哲学上的争议》，（英）依高·普里莫拉兹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第60页。
考茨基书中①的主题是恐怖主义。他宣称把恐怖主义说成是革命的本质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说革命一定要忍受恐怖主义并不真实。对于考茨基，一般而言，他是支持革命的，但他又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然而，麻烦也由此而生。
①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对革命的自然历史的贡献》[TerrorismusundKommunismus：EinBeitragzurNaturgeschichtederRevolution(Berlin：VerlagNeuesVaterland，1919)]。
“革命带给我们的”，考茨基抱怨道，“是由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血腥恐怖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首先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观点的社会主义者们随之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这其中就包括德国多数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后者一旦发现他们自身的最高权力受到威胁时，就会求助于恐怖主义政权所用的那些法子，而这种政权正是他们在东方世界中所攻击的那种政权。”似乎从这一点上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革命的性质深深地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而非什么圣贤的思想。但是考茨基却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对考茨基来说，在所有最后的革命中——俄国的，奥地利的，匈牙利的——白色和红色恐怖主义的巨大发展清晰地表明：这些革命都偏离了它们真实的道路，都不是按照他的理论所设想的那种革命。在没有调查是否恐怖主义“本身”“内在于”革命“本身”的情况下，还是让我们到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中，对眼前所经历的革命做一点思考吧。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宗教革命，这场运动被认为是中世纪与现代历史的分水岭，其中群众的利益被卷入得越深，它所扫过的范围越广，宗教旗帜下的内战发展得就越残酷，另一方面恐怖也就越为暴虐。
17世纪的英格兰出现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带来了伟大的社会激变和战争，在纷纷纭纭的事变中查理一世人头落地，而第二次革命则以新王朝的登基大典幸福收场。英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学家们对这两次革命持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他们来说，第一次革命乃是乌合之众的叛乱——即：“大叛乱”；而第二次革命却被冠以“光荣革命”之名延传至今。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解释了这种区别性评价产生的原因。在第一次英国革命时，即“大叛乱”时，行动中的力量来自人民；而在第二次革命中，人民则是“沉默的”。因而，在奴役的环境下，教导被压迫的人们要有好的举止是困难的。当他们被激怒时，他们就会抡起大棒、石头、火把和绳索。剥削者的宫廷历史学家们正是被此触怒。然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中，可堪伟大之名的历史事件依然是“大叛乱”，而非“光荣革命”。
自宗教改革和“大叛乱”之后，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其意义上远远超过前两者的事件，就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这场典型的革命中，存在着相对应的典型的恐怖主义。考茨基愿意原谅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主义，认为除此一途他们别无他法来拯救共和国。但是经此辩解，事后再也没有人能得到帮助和受到阻碍。可18世纪末的考茨基分子们（法国吉伦特派的领导者们）却从雅各宾党人身上看到了罪恶的人格化体现。通过一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笔下对雅各宾党人与吉仑特派的比照，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平庸的笔调里受到充分的启发：“两派都渴求着共和国。”但是吉仑特派“渴求的是一个自由、法治和仁慈的共和国。而蒙塔格纳德人所渴求的却是一个暴虐的、恐怖的共和国；两派都支持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吉仑特派正确地把人民理解为所有的人，而蒙塔格纳德人却只将劳动阶级看做是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在蒙塔格纳德人眼中只有这些人拥有最高权力的原因”。这种在高贵的立宪会议的支持者与残暴成性的革命独裁政府的代理者之间的对比，被描绘得一清二楚，即使是通过那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表达的。
然而雅各宾党人的残酷专政却是由革命的法兰西所面临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形势所致。这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外国军队从四面八方侵入法国领土。在北方是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在阿尔萨斯是普鲁士人，从多菲内直到里昂是皮埃蒙特人，在鲁西荣是西班牙人。而且与此同时内乱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猖撅展开：诺曼底、旺岱、里昂，还有土伦。”除此之外，我们还须加上许多国内的敌人，他们是旧政权的秘密支持者，准备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敌人。
让我们在此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性也是由一样困难的环境所决定的。从南至北，由东向西，存在着一个连绵不断的战线。除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等人的俄罗斯白军外，同时或轮番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还有：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同时国家处在封锁的绞索里，饥饿扼杀着人们，还有阴谋、叛乱、恐怖行动，桥梁和公路遭到破坏。“承担着与无数内外敌人斗争任务的政府既无资金也无足够的军队，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除了国家中革命群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支持和无穷干劲，还有为了国家的安全不惜使用任何必要手段的巨大勇气，尽管它们看上去是那么专断和严厉。”这些话语也曾经出现在普列汉诺夫对雅各宾政府的描述之中。①
①《社会民主》是对文学和政治学进行评论的季刊，伦敦1890年2月第1册，题目为“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第6-7页。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19世纪下半叶，看看发生在“民主”国家（北美的美国）的一场革命。尽管问题不是完全消灭财产，而只是消除对黑人的所有权，可在以和平方式裁断争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毫无力量。当南方各州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后，他们决定以任何可能的办法恢复迄今为止他们在奴隶拥有问题上曾有的影响力，于是在貌似合理地宣扬自由、独立之类漂亮话的掩护下，掀起了一场奴隶主的反叛。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切内战中后续的结果。这场斗争刚开始时，设在巴尔的摩的军政府不顾“人身保护法”，逮捕了迈克亨瑞要塞的几个公民，因为他们同情南方的奴隶所有者。关于这个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成了所谓“高级权力机构”间激烈争论的对象。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总统既没有权力阻止“人身保护法”的实行，也不能为军事权力机构授予全权。“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才是对这个问题正确的合乎宪法的解决方法，”一位研究美国内战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说，“但是国家局势处于如此危急的程度，采取果断的措施以防止巴尔的摩群众叛乱的必要性又是如此巨大，所以不仅是政府，美国人民也都支持大部分强力手段。”①
①弗莱彻：《美国内战史》［Fletchet，Lieut-ColonelintheScotsGuards（St．Petersburg，1867）］，第95页。
一些南方反叛者所需要的物品为北方的商人秘密地提供。自然，北方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此进行镇压。1861年8月6日，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没收用于暴动目的的财产”的决议。在最具民主因素的形式下，人民赞成了那些极端手段。共和党在北方明显占有多数，而被怀疑是脱离主义的人们，如那些对反叛的南方诸州持有同情的人，将受到暴力镇压。在一些北方的乡镇，甚至是以守秩序著称的新英格兰，人们也经常冲入支持造反奴隶主的那些报社的办公室内，把他们的印刷设备砸个粉碎。偶尔也有些反动的出版商被人们涂上焦油，糊上鹅毛，拉到公共广场上展出，直到他们发誓忠于联邦时才罢休。对涂满了焦油的农场主的人身攻击与“目的本身”并没多少关系，因此考茨基的绝对律令在美国内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全部。“就政府方面讲”，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吸收了各种类型的压制性手段来反对那些与它意见相左的出版物，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的出版自由就缩减到比专制的欧洲国家好不了多少的地步”。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言论自由的头上。“以这种方式，"陆军中校弗莱彻继续讲道，“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民否定了其自身的大部分自由。这应当受到注意，”他从中引出教导说，“大多数人民忙于战争事务，为达目的准备不惜任何牺牲，这种投入程度不仅使他们不再注意自由的消失，而且几乎不会去注意它们的灭绝。”①
①《美国内战史》，第162-164页
南方残忍的奴隶主们雇用毫无管束的乌合之众干出了数不尽的更无情的坏事。“无论哪里出现一大群支持奴隶制的人，”帕里斯伯爵写道，“公共舆论就表现得对少数派十分残暴。所有那些对联邦旗帜表示惋惜的人……被迫沉默了下去。然而这还不够。像所有革命一样，中庸之人也被迫表达他们对新秩序的忠诚……那些不同意这样做的人作为牺牲品被抛入那些充满仇恨和暴力的群众手中……在每一个发展中的文明（西南各州）中心都成立起了警戒会——它由在选举斗争中持与众不同的最为极端意见的一帮人组成……小酒馆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场所，就在喧闹狂欢中掺和着令人不齿的对公共司法形式拙劣的模仿。少数几个疯狂的家伙围在一张摆满杜松子酒和威士忌的桌边，就在那审判到场的或缺席的当地市民。那些被告甚至在受审之前就能看到绞索已经准备好了。而缺席受审的人直到挨了一粒藏在森林中的刽子手射来的子弹时才知道对他的判决……”这幅场景使人极易联想起每日每夜发生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里奇，以及其他盎格鲁—法兰西—美利坚“民主”英雄的营地里的事情来。
我们再考察一下恐怖主义的问题是如何出现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的。无论如何，考茨基在巴黎公社与我们之间进行对比的努力根本上是失败的，而且只是使作者在大多数无足轻重的细节上去玩弄词汇。
人质制度显然必须被看做是“内战中恐怖主义内在的因素。考茨基反对恐怖主义，所以也反对人质制度，但是他却支持巴黎公社。（注意：巴黎公社出现在50年前。）”然而巴黎公社就扣押人质。这样困难就产生了。何种解释艺术才能为此开脱呢？巴黎公社对人质以及对处死他们的关注程度是与凡尔赛所执行的残暴政策相关联的。根据考茨基深刻的阐释，这是“为了努力保障人们的生命，而不是损害它”。一个奇迹般的发现！这只需进一步得到发展。它可以，而且一定能，解释为在内战中我们消灭白军，目的是不使他们更多地杀害劳工。结论是，我们的责任不是破坏人们的生命，而是去保护他们。但是当我们用手中的武器保护人们的生命时，它又导致了对人生命的毁灭——不算其他更为古老的圣哲，这也是一道只有老黑格尔才能破解的辩证奥秘式的难题。
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维持存在并坚固它的阵地，只在于它坚决地与凡尔赛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凡尔赛在巴黎也有着大量内线。为了与梯也尔的内线们作战，巴黎公社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前线和后方同时打击凡尔赛的阴谋。在与国民议会的军队进行内战期间，如果巴黎公社的原则超出了巴黎的边界而进入外省，就会发现它在那些和平居民中仍会遇到十分坚定的敌意。所以当巴黎公社与保皇党作战时，在后方并不允许保皇党人有言论自由。
不顾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考茨基完全没有认清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是什么，而特殊意义上的内战又是什么。他不理解每个，几乎是每个，巴黎市区中梯也尔的同情者不仅仅是思想上巴黎公社的“反对者”，而且也是梯也尔的间谍、内线，是时刻准备从后面开枪的凶恶之敌。必须使这些敌人变得无害，在战争时期也就意味着必须消灭他们。
战争期间，革命的问题包括摧垮敌人的意志、强迫他们投降以及接受征服者的条件。当然，意志是一个属于心理世界的事实，但是与会议、争论或国会截然不同的是，革命通过运用物质资源来实现它的目标，尽管这比战争的程度要低。资产阶级自身通过叛乱征服权力，并通过内战来加固它。在和平时期，它又通过压迫体系来维持权力。只要是阶级社会，建立在根深蒂固基础上的敌对就会进行下去，而压迫者也会保持着必要的手段来摧垮敌对一方的意志。
虽然在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国家的形式结构之内成长了起来，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避免内战。关于谁才是国家统治者的问题，如资产阶级是死是活，并不是由每一方参照宪法有关章节而完成的，而是要诉诸各种形式的暴力斗争。尽管考茨基深入探究了类人猿的食物问题以及在目前和远古环境下决定人类残忍性的原因，他应当发现在历史中，除了系统、有力地使用暴力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摧垮敌人的阶级意志。
斗争中残暴的程度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状况。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的反扑越残忍、越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恐怖制度对其进行系统的镇压。
但是考茨基在他与苏维埃的斗争中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场，对俄罗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残暴行径他只是简单地推到一边，置之不理。
“这种暴行，”他说，“在1917年11月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最近的布达佩斯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通过这种对问题令人满意的表述，革命的恐怖主义被证明不过是血腥的布尔什维克的作品，他们同时还放弃了素食主义类人猿的传统和考茨基的道德教诲。
实际上苏维埃在1917年11月初（新历）首次夺权时，只以轻微的牺牲就达到了目的。俄国资产阶级发现自身已脱离人民群众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内部得不到一点帮助，在战争进行和结局处只能让步、妥协。而在克伦斯基政权下，人们士气又十分低落，所以很少能看到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在彼得格勒，克伦斯基的政权几乎未经一战就垮掉了。在莫斯科虽然有较长时间的抵抗，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自己在行动中犹豫不决造成的。在绝大多数外省的城镇，仅仅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电报后权力就被移交给了苏维埃。如果事情就在这里结束，以后就不会出现“红色恐怖”这个词。但是在1917年11月，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抵抗的明显迹象。确实，就其本质而言，俄国反革命需要西方帝国主义政府的干涉来为其增添信心，并为其抵抗提供持续增长的力量补充。在苏维埃整个革命时期每天的事件中，都可以显示出这种干涉的重要性和意义。
克伦斯基的“工作班子”感到无法从现成的军队中得到支持，所以倾向于承认苏维埃政府，而此时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始了与德国的停战谈判。但是随后到来的却是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抗议，并伴以公开的威胁。“工作班子”的成员开始害怕了，加之“同盟国”官员的煽动，他们开始走上对抗之路。这导致了武装冲突和外勤人员的主管杜赫宁将军被一群革命的水兵谋杀的事件。
在彼得格勒，协约国的公务代表机构，特别是法国军事代表团，与社会主义革命者及孟什维克一起，从苏维埃革命的第二天起，就公开组织反抗，广泛地动员、武装、煽动我们的士官生和资产阶级的年轻人。11月10日容克的叛乱导致百倍于11月7日革命的牺牲。与此同时，在协约国的组织下，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发动了反对彼得格勒的冒险战役，这很自然地把兽性因素引入了斗争之中。尽管如此，克拉斯诺夫将军还是以其人格担保而被释放。雅洛斯拉瓦的反叛（1918年夏）导致更多的牺牲，这次叛乱是由萨文科夫在法国特使团的指示和财力支援下组织发动的。在英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大天使号”根据英国海军代表机构的计划被俘获。统治之初的高尔察克，这个被美国股票交易所提名的人，是被由法国政府物力维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带来的。卡列金和克拉斯诺夫（被我们放了的那个人），顿河地带反革命的第一批领导者，能够赢得暂时胜利，应当感谢我们兵力分散和德国的财力支持。在乌克兰，苏维埃的力量在1918年初的时候远远不如德国军国主义。邓尼金的志愿军在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援下建立起来。仅仅怀着对英国介入的期望，和对英国军事支援的期望，尤登里奇的军队就得以创立。协约国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在两年中不间断地公开讨论：为俄国内战提供资金支援是否是一件有暴利可图的事业。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确实需要厚着脸皮、硬着头皮才能不理会国际环境，而只在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中寻求俄国内战血腥性的原因。
俄国无产阶级是首先踏上社会革命的道路的，而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俄国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被鼓励着对抗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在所有国家的同盟还掌握着权力，还控制着经济、政治和一定程度上军事上的最高权力。
如果我们的11月革命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后的几个月，或几个星期才发生，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革命将是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上所有可能的革命中最为“和平”、最“无血腥”的革命。但是这种历史进程——不论怎样，一看上去就是最为“自然的”，最有利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却发现其自身被违反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错误，而是事件的意志使然。事与愿违，俄国工人阶级被证明要第一个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经过初期的混乱，国家处在外敌入侵、内奸阴谋造反的危难之际。这种环境下，武装俄罗斯的工人阶级，求助于严厉的恐怖手段，给予那些曾经统治过俄罗斯的阶级反叛分子以绝望性打击就是正义的。现在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些措施是无用的。但是，或许我们还被期待着将这些政策看成是“不可忍受的”。
工人阶级在战斗中夺取了政权后，作为其目标和义务，就必须去建立不可动摇的权威，去保证自身的最高权力不受侵犯，去击碎敌人对新政权的颠覆行动的非分之念，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行，否则我们将失去政权。
正如革命在“逻辑上”并不要求进行武装暴动，它在“逻辑上”也同样不要求实行恐怖主义。多么深刻的老生常谈啊！然而革命却需要革命阶级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武装起义，通过运用它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如其必需，也不放弃恐怖主义。用手中的枪杆子夺取权力的革命阶级一定要，而且也愿意去，手握钢枪打消那些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再抢回去的企图。哪里出现了充满敌意的武装，哪里就有我们的武装来反抗它。哪里遭遇到武装的阴谋集团，哪里有谋杀、造反的企图，哪里就有毫不留情的惩罚向这些敌人投下灭顶之灾。也许考茨基有什么其他的良方？或者他确实能把整个问题都压缩到忍耐的限度内，并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成功地劝告统治者们用监禁来代替死刑。
忍耐的形式和等级的问题当然不是“原则性”问题。它是一个权宜性的问题。在革命时代，那些被赶下了台的政党，不可能使其自身与那些坚定的统治阶级相妥协，而是会不顾一切地与之进行对抗，这些人根本不会被监禁的威胁所吓倒，同时在他们对抗期间，他们也不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简单又明确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普遍地诉诸内战的硝烟来解决问题。或者，考茨基想说的可能是：死刑并不合宜，“阶级不能受到威胁”。而这却是不真实的。当然“从长远看”，如果恐怖主义是用来反对一个处于历史上升阶段的阶级，那么它终归是无效的。然而对于一个不愿离开历史舞台的反动阶级，恐怖政策却非常有效。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威慑都是一件有力的政策武器。战争，如革命，就是建立在威慑之上。一般说来，一场胜利的战争所毁灭的只是被征服的军队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剩余的则要通过威慑之力摧垮他们的意志。革命的事业亦然，它要杀一儆百。在这种意义上，红色恐怖无异于武装暴动，是它所代表的那些东西的直接延续。革命阶级的国家恐怖主义只能被这样一种人在“道德上”进行谴责，这种人从本性上拒绝（简而言之）每一种无论何种性质的暴力形式——因而在结果上也拒绝每一场战争、每一次起义。
“但是，既然那样，你们还有什么策略是可以与沙皇专制的策略相区别的呢？”自由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中的高级教士们这样质问我们。
圣洁的人呀，你们真的不理解这一点吗？那让我们解释给你们听吧。沙皇的专制恐怖直接指向无产阶级。沙皇的宪兵队残杀那些为了社会主义秩序而战斗的工人。我们的特别委员会枪毙那些妄图恢复资产阶级秩序的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你们抓到了这种……区别了吗？真的抓住了？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注：接下来一节题为《“新闻自由”》〔“FreedomofthePress”〕，前10段左右该译本未予译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注）
当然考茨基愿意“谴责”——用额外的墨水——对苏维埃的封锁、协约国对邓尼金的支持以及白色恐怖。但是他所具有的高度公正性使他愿意承认这些是某些情有可原的环境造成的。你看，白色恐怖并没有违反他们自身的原则，然而布尔什维克在使用“红色恐怖”时竟背弃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
在实践中，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它与圣训“你不可杀生”的区别在哪里，考茨基没有解释。当一个凶手对着一个孩子举起屠刀的时候，为了救孩子人们可以杀死这个凶手吗？“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否因此就受到了侵犯？一个人是否可以为了自卫而杀死一个凶犯？被压迫的奴隶反对他们的奴隶主的暴动是否允许？用囹圄生活为代价购买一个人的自由是可以接受的吗？是否人的生命一般说来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以至于我们不仅必须否定恐怖政策，否定战争，还要否定革命本身？考茨基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反革命实际上就意味着那种他努力强加给我们的“原则”。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考茨基又指责我们缔结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按他的意见，我们应当一直打下去。但是这会儿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又在哪里？是否当问题变成：对着说另一种语言的人们时，生命就不再是神圣的了，或者考茨基认为在战略战术原则下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根本不能算作是屠杀？确实，在我们的时代里，提出比这个原则还要虚伪、愚蠢的原则来，可真是一件难事。只要人类的劳动力，以及生命本身，仍保持着可以被买卖、被剥削、被抢掠的状态，“人类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是一桩可耻的骗局，说它的人意在将被压迫的奴隶永远锁在枷锁之中。
我们曾为反抗克伦斯基带来的死亡惩罚而战斗过，因为这种处罚是旧军队的军事法庭强加给那些拒绝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身上的。我们从旧的军事法庭手中夺下了这种武器，摧毁了旧军事法庭，并遣散了提供它们的那些旧军队。对于红军中的破坏活动，以及一般说来在全国范围内的那些努力以谋反、凶杀和制造混乱为手段，企图复辟旧制度的反革命阴谋家，我们就要根据为捍卫我们的胜利而进行战争中的那些铁的法则来对付他们。
如果这是一个寻求正式反驳的问题，那么很明显我们须站在白色恐怖的立场上。这种恐怖是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阶级所使用的武器，他们是在保护着唯心主义的哲学，并坚定地认为个体（也就是他们自己）就是目的本身。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根本不关心什么康德式的神职人员和素食主义的贵格会教徒们在“人类生命神圣性”上的瞎扯。我们没有得到权力时是革命者，在得到权力后依然要进行革命。为了使个体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必须摧毁迫害人的社会秩序。而这个问题只能由铁与血才能解决。
在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之间还有另外一种不同，这一点考茨基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但是这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白色恐怖是历史上反动阶级手中的武器。当我们揭露出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的无效性时，我们从未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统治阶级通过逮捕、枪毙的手段可以在短期内迟延社会革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确信这些手段终究不能终止革命的进程。我们相信这一事实，即：无产阶级是历史中上升的阶级，而资产阶级社会失去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它就不可能再发展。今天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走向没落的阶级，它不仅不能在生产活动中发挥核心的作用，而且因为帝国主义的占用方式，它进而开始毁坏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一般人类文明。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反动性还是十分巨大的。它手中握有权力，而且也不愿意放弃它。因此它威胁说它之后整个世界会陷入深渊。我们被迫要夺取它的权力，打倒它。红色恐怖就是用来反对这个注定要毁灭又极不情愿消亡的阶级的武器。如果说白色恐怖只能迟延无产阶级历史发展的进程，那么红色恐怖则加速了资产阶级的灭亡。这种加速——一个纯粹加速度的问题——在某些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没有红色恐怖，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世界的资产阶级就会在欧洲革命之前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到这一点，除非他有意掩盖事实。
一个人如果认识到了苏维埃体系真实存在这个事实的历史重要性，就一定会支持红色恐怖。考茨基，在最近的两年期间，成篇累牍地写文章攻击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他小册子的末尾，虽然在其意料之外，但也不得不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今天在世界革命运动中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尽管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那些手段，”他写道，“事实上，无产阶级政府在一个大国不仅获得了权力，而且在困难重重之中保持到现前已有两年之久，极大地增长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权力意识。作为一场现实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由此已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grossesgeleistet）。”
从我们长久以来停滞等待的角度看，作为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历史真理的承认，这种宣告令我们吃惊。通过在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对下存在了两年这一事实，布尔什维克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但是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坚持得住，不仅依靠思想，而且还依靠刀剑。考茨基的承认是对红色恐怖手段不情愿的认同，同时也最有效地宣告了他自己吹毛求疵的谎言的无效性。
……（注：之后一节《战争的影响》〔TheInfluenceoftheWar〕该译本未予译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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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6-1940）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托洛茨基作者前言第一章力量对比第二章无产阶级专政第三章民主第四章恐怖主义第五章巴黎公社与苏俄第六章马克思与……考茨基第七章工人阶级与它的苏维埃政策第八章劳动组织的原则第九章卡尔•考茨基，他的学派与著作第十章代后记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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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对卡尔·考茨基的回应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1920）
Uni佐仓绫奈译校
根据苏俄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1920年版译出
这本书是托洛茨基在俄国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写的。虽然它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的论战性回应，但它也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年轻的工人共和国不得不采取的非凡手段的辩护，这些手段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近24支试图阻止革命的军队的侵袭。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动态民主
前言
第一章力量对比
第二章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章民主
“要么民主，要么内战”
民主的帝国主义堕落
民主的形而上学
立宪会议
第四章恐怖主义
“出版自由”
战争的影响
第五章巴黎公社与苏维埃俄国
公社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备
巴黎公社与恐怖主义
专制的中央委员会与“民主”的公社
民主公社与革命专政
1871年的巴黎工人—1917年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第六章马克思和……考茨基
第七章工人阶级及其苏维埃政治
俄国无产阶级
苏维埃、工会和党
农民政策
苏维埃政权与专家
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政策
第八章劳动组织的问题
苏维埃政权与工业
关于劳动组织的报告
劳动义务
劳动的军事化
劳动军
统一经济计划
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
报告的结语
第九章卡尔·考茨基，他的学派与著作
代后记
Л.Троц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ИКОММУНИЗ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ербург1920
TerrorismandCommunism
[DictatorshipversusDemocracy]
A
ReplytoKarlKautsky |
托洛茨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1920.1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工会的作用和任务
托洛茨基（1920.12）
代序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看来也是唯一引起争论的问题）将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及其工作方法的问题。本小册子试图对那些决定工会今后前途的基本问题作出扼要的、近乎提纲式的回答。
虽然小册子署的是我的名字，其实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许多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参与了商定原则性条文的措词和制定实际建议的工作，这些条文和建议构成了本小册子的内容。
我和所有这些同志希望，本纲领性小册子将使同志们更好地了解工会在苏维埃政权发展中的新的经济时期的新任务，从而有所裨益。
1920年12月25日
一工会组织的危机
1．我们的工会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它表现在同群众联系的削弱，同经济机关和党组织经常的磨擦和频繁的冲突，工会的踏步不前，它所面临的任务不明确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混乱，这种思想混乱使某些工会运动的工作人员倒退到原则上早已为党所肃清的工联主义立场上去了。
2．危机的最不容争辩的原因之一是，工会在整个内战时期因牺牲沉重而受到削弱，并一蹶不振。此外，工会的许多积极分子和有首创精神的人被调到粮食部门和各个苏维埃行政工作部门。领导干部的削弱不能不影响到工会的工作，影响到领导机关同群众的联系等等。
3．而在这方面更加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把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努力都转移到前线方面去了。经济方面的任务以及工会运动问题退居到第二、第三位。
在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极端紧张地投入战争的情况下，工人组织，其中包括工会组织的内部生活和独立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推行工人民主的方法（广泛的讨论、批评、思想斗争、选举制等等）变得极为有限，极不完备。
4．上述各种原因，对于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无论是党组织、苏维埃组织，还是工会组织，都是共同的，但是它们绝对掩盖不了工会危机本身特殊的、独有的特点。这一事实在目前显得尤为突出。
当前，过渡到采取独立活动和选举制等方法，已是大势所趋，对全党来说已根本无需争辩，在这个时候，在工会运动方面，我们在工会的作用、意义及其工作方法的问题上面临着不同的趋势。即将举行的党代表人会只应一致确定在我们所有工作部门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工人民主的方法。本届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
5.工会危机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工会在发展的现阶段客观上所面临的任务同过去遗留下来的在工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方法不相适应。现有的工会和应有的工会之间的不相适应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工人国家内部的最大矛盾。不克服这个矛盾，我们就不能在经济方面迈出重大的步骤。
二工会在党纲上和实际上的地位
6．关于工会组织的作用和任务问题，我们的党纲写道：
“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既然是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就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工作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最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同时，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也是同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的官僚化作斗争的主要办法，并且提供对生产成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的可能性。”
实际上，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接近了党纲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离它更远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这不仅对工会，而且对经济，都是极大的危险。
7．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会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为改善工人状况，然后为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进行斗争。
在克伦斯基时期，工会转而对工业实行监督，这种监督是劳动同资本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十月革命以后，工人阶级（主要是通过工会）自己设立极简单的机构来掌握国有化企业。这个运动曾被称为自发的工团主义，但是根据不足。事实上，工人群众在革命的这个最初时期就是用这样一些群众半自发创造的方法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军队等等。
随着经济机关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它们的分工更细和专业化等等，经济机关就从工会分离出来。经济机关独立性的增长引起了机构重叠、权限争执、组织上的磨擦和冲突等不可避免的现象。经济机关在这个专业化和划分权限的时期，力图限制工会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它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整个苏维埃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的本质的东西已失去意义，因为在工人国家中不能进行阶级的经济斗争。另一方面，从工会分离出来的经济机关发展得越来越独立，它们为自己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创立新的工作方法和习惯，建立和改造自己的机构——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条理，越来越有名无实。工会的深刻危机正是从这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8．使工会不能积极而负责地参加建设工作，这就极大地助长了工会工作者领导层中的工会保守主义。
在建立苏维埃制度的三年期间，在机构、工作方法和领导机关人员等方面，工会的变化都比工人国家其它一切组织的变化小得多。在失去了旧的生存基础即阶级的经济斗争以后，工会由于种种条件，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能够有效地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向它提出的、在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
9．现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某些生产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完全置于基本的经济工作之外，这种状况是根本不能容忍的。几乎所有在组织、经济和行政方面有才华的工会工作者都被生产机关吸收而自动脱离工会，这种做法是很不正常的。各总局和委员部越来越与生产工会相分离，与之相隔绝，似乎要把经济领导权垄断在自己手里，这种事实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归咎于经济机关。为了建立更加合理的相互关系，必须使工会自己愿意并且能够直接参加制订经济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必须使工会给自己全面地提出这个任务。
在工人国家里不可能有组织上彼此分开的组织生产的专家和工会运动的专家。应该承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生产所需要的人，也是工会所需要的人，相反，任何一个有用的工会工作者也应该参与生产的组织工作，这是一般原则。
10．正如我们党纲所要求的那样，把生产的全部管理工作集中在工会手里，意味着有计划地把工会变为工人国家的机关，并逐步地把工会机关同经济机关结合起来。问题不在于形式上宣布工会为国家机关，而在于使工会事实上变为生产组织，把每一个工业部门从各个方面包括进来并且既对生产的利益也对生产者的利益承担责任。
11．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得到反映的这个观点，在形式上，即在口头上，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所承认。例如，托姆斯基同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同意布哈林同志对我们党纲的观点的阐述而没有作副报告。
不久前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版社再版的小册子对工人国家中工会的作用和地位作了如下的阐述：
“由于业已形成的过程，工会不可避免地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关，对于在该生产部门从事工作的一切人员来说，参加这个机关将是一种国家义务。”
“工会正在由同资本进行斗争的机关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机关，而且，随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推进，工会工作的重心便转移到组织经济的方面。工会担负着组织劳动和生产的主要工作，并且工会越是精通这项任务，就越能够同国民经济结合起来，成为它的脊梁骨。”
“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会在过渡时期共同建立生产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委员会，主要的国有化企业管理委员会，等等），而它们本身，随着向社会主义的推进便失去自己的特点：苏维埃和工会的全部工作集中到组织劳动和生产上；它们的非生产职能便消失。工会和苏维埃经济机关于是融合起来，产生统一的经济机关。”[1]<
12．可见，任务不在于重新审查党纲规定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前提，而在于采取新的切实步骤实现党所承认的和在党纲中规定的原则。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年中经济组织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某些部门取得了重大的生产成果。经济计划的统一问题具有越来越具体的、实际的轮廓。然而整个这项工作对于工会几乎毫无影响。如果在工会机关同生产机关结合方面，总的发展方向对我们是无可争辩的，那么，十分明显．在经济方面的每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该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相结合的道路上的新阶段。在这一点未达到之前，危机将会加深。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随着经济任务被提到首位，许多任务会工作者日益激烈地和不妥协地反对“结合”的前景和由此产生的实际结论。我们认为，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就是这种工会工作者。
不仅如此。许多任务会工作者拒绝新的任务和新的方法，在自己的一批人中间培养小团体主义和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因而实际上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
三在工会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13．如果正确地提出问题，那么在工人国家里组织劳动的任务能够具有生产的基础和目的。换句话说，组织劳动和组织生产应该一致。正是由此而产生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逐渐“结合”。据我们看来，党纲的观点就是如此。
14．与此相对立的观点是苏维埃工联主义。这种观点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只有梁赞诺夫同志说得比较完整、比较公开。（见他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副报告。）
梁赞诺夫同志要工会保持它在国家中的原有地位，即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当然，梁赞诺夫同志拒绝采取战斗的方法，即拒绝罢工，而从这个方面把任务归结为对国家政权施加组织上的压力或影响。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中，大工联的领袖们也是把自己的任务归结为对国家施加思想的、议会的等等压力，而拒绝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采用战斗的方法。可见，梁赞诺夫同志实质上是力图使工会在工人国家中保持强大的机会主义工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占据的那种地位。梁赞诺夫希望托姆斯基同志成为工人国家的龚帕斯。
15．以上我们看到，托姆斯基同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形式上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而洛佐夫斯基同志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结合”和“融合”的观点。但是，工会的旧方法、旧习惯、旧组织与崭新任务（组织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如此之大，以致使许多任务会领袖几乎不由自主地背离了根据党纲的立场而得出的实际结论。既然托姆斯基同志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把自己的立场同逐步结合和国家化对立起来，他们也就越来越陷入梁赞诺夫同志的苏维埃工联主义。
16．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建议把领导经济的工作立即和全部交给工会，即实行国家“工会化”。这种明显受工团主义思想倾向的支配而提出来的措施似乎是很激进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点切实可行的内容。把领导生产的工作交给工会在目前的情况下就等于说把担任这项领导工作的现有机构交给工会，换句话说，就是以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代替五金部委员会，同时在地方上也作相应的更替。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自己的机构来直接领导五金工业。如果它把五金部正式工会化，就不得不利用过去三年中在五金工会参加下在五金部内实际上业已形成的那个机构。
当然，今后由工会建立的新的五金部委员会可以通过安置适当的工会工作者的办法来着手改造管理机关、进行人员的更新以及其它工作。但是这样一来，结果不是由工会一下把生产全部管起来，而是非常接近于结合
[2]
，只是这种结合未必十分正确和有系统，因为根本无法证明，按照工会目前的状况，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比现在的五金部委员会更适合于领导五金工业。而用简单的群众性袭击生产（在生产方面已有固定的、并非偶然建立起来的机构）来回避一切困难的做法丝毫不能提高工会在生产上的作用，只能在组织上带来极大的混乱。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假激进的立场同保守的工会工作者的立场在下述方面是一致的：他看不到根据组织生产的任务必须对工会进行改组、改建和改造这样一个基本任务。
四生产准则和生产教育
17．把工会变成生产工会（不是仅仅从名义上，而是从工作内容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任务。工会工作者应该把自己不是看作满足工人的需要和要求的说客，而是看作劳动者在不断提高技术的基础上从事生产的组织者。
在工人国家里工会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它实际上掌管生产，把它的全部工作者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的机械化程度和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改善群众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
工会在进行生产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军事方面的其它一切工作的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作为劳动者的生产组织这一基本性质。
18．生产工会应该把本经济部门所需要的全部工作人员，从干粗活的工人到最熟练的工程师都吸收进来。
工会应该对自己的成员从生产的角度进行考核，随时掌握对每个工作人员的生产作用所作的十分完整和精确的鉴定。
工会应该让在各个行政岗位和技术岗位上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担负一定的工会职责。担任工会的工作应该是对行政-生产工作的一种必需的和必要的补充。
必须使工人群众充分意识到，最善于保护他们利益的是那些提高劳动生产率、恢复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的人。必须把这类组织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同继续在车床旁边工作的工人，同专职的工会工作人员一起选拔到工会领导机关中去。
“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践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怀。
“党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和培养新型的工会工作者，即有毅力的、积极主动的经济工作者，他们在看待经济生活时，不是用分配和消费的观点，而是用发展生产的观点；不是用向苏维埃政权提要求、讲价钱的眼光，而是用组织者-主人翁的眼光。”（党中央12月7日的决议。）
19．生产上的再教育，自然首先应该在工会工作者中间普及开展，因为这些人员要尽量加强和更新。中央和地方的工会领导人应该熟悉纯经济问题，从而给工会的日常工作提出生产准则。另一方面，经济机关的领导人员应该学会处理生产中的一切问题，其中包括纯技术问题，首先是学会处理诸如把觉悟日益提高的、团结精神不断加强的、富有朝气的工人有生力量组织起来的问题。只有这两种观点的相互结合才能为平行地存在的机构从组织上结合成统一的机构创造必要的心理基础，这个统一的机构将既保证生产的总利益，同时也直接保证生产者的利益。
20．生产宣传是生产教育的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建立工人和生产之间新的相互关系。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批判思维是在摆脱雇佣劳动压抑的限度内发展的，那么在现在的条件下，必须把工人的思维、批评、首创精神和意志引向更好地安排生产本身，引向更合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和车床，引向劳动的机械化，引向科学地组织车间、工厂、地区和全国的劳动。
这种细致的、孜孜不倦的、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一次又一次反复进行的鼓动和宣传（主要的是用事实和范例，同时也用口头和书面语言）从现在起应该成为工会生活和工作的最重要的内容。工会是否有生气、起作用，最可靠的一条标准是看它的生产宣传是否认真、具体和有效。
群众应该学会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虚有其表的、毫无经济意义的、装潢门面的建设，对待没有实际内容，即首先没有生产内容的纯属点缀的工人民主形式。
过去，工人群众受布尔什维克罢工者、街垒战士的鼓舞和教育，跟着他们向资产阶级国家冲锋陷阵。后来工人群众在战场上了解了作为指挥员和政委的布尔什维克，同他们一起学习和一起锻炼，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现在，最广泛和最落后的群众应该认识到昨天的罢工者、街垒战士、红色战士是生产者、组织者和经济工作者，应该恢复和坚定自己对他们这些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建设者的信赖。
五工人民主和生产，军事方法，官僚主义，专家和“工人化”
21．某些工会工作者竭力把目前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思想斗争说成是“民主方法”同“委派制”、“委员制和命令”等方法的斗争，这是对问题的本质制造根本错误的概念。
经济方面的委派制和委员制仅仅是该工会在生产上无能为力、当时无力胜任刻不容缓的经济任务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补充措施。从原则上指摘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战线最受威胁的地方曾经采用委派制和委员制这种非常措施是不够的。必须用生产民主的方法在实际上消除这种非常措施的必要性。必须使工会牢固地立足于经济之上，学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那些迄今为止通常不经过工会解决的极其重要的经济任务。
22．生产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解释为同工人民主的思想是对立的。相反，工人民主只有作为生产民主才能发展。工人民主在民穷财竭的条件下是不能发展的。群众的主动性只有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挥，把一切力量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经济方面去，这应该是所有机关内部生活和工人民主形式的内容。
工会的工作越沿着新的方向开展，工会越深入群众，给群众以崭新的生产观点，那就越来越有可能在经济领域运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说，不仅在广泛的群众大会上对最重要的经济措施进行系统的讨论，而且对一系列经济—行政管理性质的岗位越来越广泛地采用选举制，其方法是将这些岗位与生产组织内部一定的职务结合起来。
23．工人民主应该自觉地置于生产准则之下。非常明显，会议、建议、讨论、批评、宣传、选举，在它们不破坏生产进程的范围内是必要的，是允许的。运用民主方法的程度和方式必须由客观情况来决定。从抽象的，即空洞的工人民主的口号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任务，是根本不对的。
交通总政治部，过去在运输部门的活动遭到部分工会工作者的猛烈攻击，这是用形式上的民主对待经济问题的鲜明例证。尽管党是由于铁路状况非常严重而建立了交通总政治部作为临时机构，尽管交通总政治部完成了交给它的任务，就是说，它使运输部门摆脱了那种使全国受到致命威胁的状态，但是，某些工会工作者完全忽视了生产方面的问题，用形式上民主的准则去处理问题，他们不问用工会民主的方法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否取得必要的结果，就指摘交通总政治部。工人民主的观点在这里成了形式主义的，因而是庸俗的观点。工人民主不懂得拜物教。它只知道要适应革命。
24．生产民主（劳动者的主动性，尽可能广泛地采用选举制等等）的原则同劳动军事化以及经济的重点制（根据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的原则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在从被毁掉和被破坏的劳动市场向有计划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过渡的时候，即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条件下，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办法。但是这种军事化，正如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阐明的那样，只有在工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且，在过渡时期实行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措施必须靠越来越广泛地进行工作来吸引和组织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提高他们的生产水平和总的文化水平。
军事方法和劳动军事化不久以前也得到工会组织中保守派的承认。
托姆斯基同志在1920年10月写道：“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劳动军事化就是劳动力的分配，就是根据整个国家计划和目前的经济要求进行这种分配，尽管它违背了这一措施在某个时期所涉及的某些工人的愿望。现在应当知道并懂得，在劳动战线上的斗争同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一样艰苦：每一起玩忽职守、经营不力、对经济活动漠不关心的事例都会给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带来贫困、寒冷和饥饿，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则是瘟疫和死亡。这里需要有象战时那样的毅力和决心。关于‘强制’的哭嚎阻止不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为了摆脱失败、贫困和疾病而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
“不管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们（他们现在是工人阶级中损人利己的旧阶层的思想家）怎样叫喊，工会从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正在实行并且必须实行劳动军事化，这是使俄国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的最必要的先决条件之一。”[3]
洛佐夫斯基同志写道：“工业战线是俄国革命的最重要的战线，每个公民都有劳动的义务。对逃避劳动的人决不宽恕。”
[4]
这就是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劳动军事化。在消灭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私有制的时期谁能否认无产阶级国家拥有这个权利?谁能否认它有义务要求每个人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额的劳动?除了可怜的庸人、十足的笨蛋或者无耻的蛊惑者之外，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25．“按军事方法工作”对我们来说决不是只用或者说主要用恐吓的方法，而不用说服的方法工作。共产党人的军事工作要求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培养对待职责观念的英雄主义态度：即使牺牲，也要完成。因此需要勤奋、准确、负责。只有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具有我们的前线工作那样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巨大任务。在这方面，按军事方法工作同表面上的纪律和形式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它不是对工人民主的否定，相反，是工人民主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26．生产民主意味着克服官僚主义。我们的党纲非常透彻地谈到，正是“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且由它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管理，这就是同经济机关的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手段。……”因此，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从我们党纲的观点来看，不是一项借助于某些组织手段所能解决的孤立的任务，而首先是工会在对群众进行生产教育和实际掌管生产方面的工作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方面，工人国家与其花力量来滥设监察机关，不如花力量采用使经济机关同群众性的生产工会相结合的办法来整顿和改善现有的经济机关。
由于工会不立足于创造性的生产工作，所以它开始踏步不前，僵化，并且表现出官僚主义的一切恶劣特点。
27．所谓苏维埃机关“工人化’，意思不是要机械地排挤专家，用不内行的工作人员来代替他们，而是要使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系统地掌握国家各方面的活动，这只有在生产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完全达到。只有培养、挑选、提拔工人经济工作者、组织者，在工会和全国创造生产气氛，党和工会才能在最近的时期内使得富有创造精神的新生力量必然从下面大量涌现出来。经济上升不仅将使整个无产阶级精神振奋，而且将为无产阶级最有天赋的子弟充分发挥创造才能准备条件。
28．可能有人反对说，不需要加紧（竭力加速）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结合，需要考虑群众的觉悟水平，工会国家化会使敌视工人国家的孟什维克工联主义得到发展的土壤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谈到点子上。发展速度可能受到最近时期我们整个发展所处的基本条件的制约而有所不同。但必须使工会全体工作人员都明确工会的发展方向，并沿此发展方向确定每一个前进步骤，哪怕这一步骤是微不足道的。
把工会国家化变成对当前实践没有任何影响的脱离现实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在当前实践的环境中工联主义的趋势正因此而得到复活。国家化是一个分阶段完成的创造性过程。必须考虑到群众的总的水平和某些工业部门的特点，认真细致地确定这些阶段，但是必须明确地遵循这个方向，以便在局势坚决要求前进时不致于后退。
29．认为似乎工人群众不能理解工会向生产工会的转化，并且会背离工会，这种想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根本错误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即从外面向国家施加压力，现在不会给群众指出任何前途。相反，生产政策由于使经济得到好转，将会消除群众的贫困。劳动者首先希望经济上取得成就，他们将会支持在这方面所做的任何认真而明智的努力。一旦取得初步的、群众可以看得出来的经济成就，他们就会表现出极大的生产热情。如果说有谁反对工会的新生产方针，那决不是群众，而是比较保守的那一部分工会官僚。
六实际的结论
30．根据以上所发挥的观点，必须立刻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以便消除工会的消极作用，切实地引导它去完成新的任务，使它的工作同经济机关协调起来。必须现在就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这样，两个最负责的生产机关单方面的专业化将是不可能的。其中每一个机关的成员都将有一部分工作人员直接感受到行政要求和生产上技术要求的压力，同时又生活在工会组织的环境中。
与此同时，在每一个机关中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纯”行政工作者和“纯”工会工作者，这样就能够在足够的程度上在过渡时期既保证工作上必要的专业化，又保证在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相互关系中有足够的伸缩性。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两个机关，在全体成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上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讨论并解决组织经济，包括组织劳动中的一切重大问题。
在各经济委员部、各总局和备相应的生产工会中央委员会方面也应建立起这样一种组织上的相互关系的体制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委员兼职的制度，兼职委员负责妥善处理两个机关的工作。
这个组织原则适用于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基层单位（州和边区、省、区和联营企业、街道、工厂等等）。
凡是行政-经济机关以一长制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地方，必须使一长制的行政负责人参加相应的工会基层工作，即使只有发言权也好。
既然谈的是要取得工会完全信任的工作人员，最好用选举的方法使这种行政负责人成为工会基层组织的有表决权的成员。
如果谈的是专家。：工会因某种原因认为不可能使他参加自己的基层工作，哪怕只有发言权也不行。那么工会基层组织就要指派自己的全权代表（政委）来体现工会对行政负责人-专家的监督。
附注：任命全权代表（有政委的权力）是生产工会的特权，也是在经济机关中实行无产阶级制度的手段之一。
在各工厂、矿场和其它地方，工会越是坚决执行生产方针，群众在各种选举时越是深刻地理解生产准则，那么行政机关和工会机关组织上的结合和人员的结合也就越容易。任命工厂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为工厂厂长是完全适当的，当然，要以人选合适为条件。相反，工厂厂长如果是由外面委派来的，而他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够赢得工人的信任，工会基层组织就应该竭尽全力吸收他参加自己的组织。
31．由于配备了相应的经济机关的优秀行政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而得到加强的工会经济部门，应该成为改善整个经济组织、科学地安排生产、实行机械化、泰罗化等等的强大工具。
各工厂的相应的基层组织应与工厂管理委员会建立一定的关系。工厂管理委员会有义务仔细审查通过基层的促进协会等这类组织所提出的一切改进技术和组织的建议，并且尽可能在工厂全体大会召开之前定期报告对所提各项建议的采用情况。
32．劳动力的分配及其工资标准的调整交工会机关处理。
33．工人和经济机构在生产过程中的冲突只能由工会来解决，因为工会对工农国家负有责任。
34．从生产民主的观点来看，人所共知的困难在于专家问题，也就是确定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在工会组织中的地位的协调一致问题。但是，只要生产工会采取坚定和果断的政策，这个问题也可以圆满解决。
所有专家毫无例外地必须经过工会的审查。由于整个历史条件和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专家大致上可分三类；（1）受考查的（昨天的高尔察克匪徒、弗兰格尔匪徒等等）；（2）候补工会会员；（3）享有充分权利的工会会员。
只有最后一类专家可以被委派到负责岗位而不需要政治委员。第二类专家只有在生产工会派出政治委员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负责的职位。第一类专家只能在作为工会会员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手下当助手或顾问。通过这种方法，工会会员的称号在生产上将取得很高威信，这种威信无论对工人的思想还是对专家的思想都同样会产生良好影响。
35．工业企业的一长制仍是整个过渡时期不可动摇的法规，尽管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平行地存在着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按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的管理委员会拥有管理权。但是，委任管理委员会和安排候选人的制度本身．管理委员会对工会的总的关系以及它进行工作的生产气氛应该使管理委员会越来越成为行政-经济机关，而这种机关就是工会为此目的而设置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工会干涉或不干涉生产管理的问题本身就会消失，因为非常自然，搞生产宣传的部门或者改善工人生活的部门将不可能干涉行政工作，行政工作由专门为此而建立的部门来担任。
36．为了在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中做到步调完全一致，两者应该完全根据该生产部门的结构和要求按照同一型式建立起来。
在改建和改组工会、工会区域等等的时候，不应该以工会机关自身的需要利方便为准，而应该以经济本身更深远的需要为准。
37．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组织方案能够概括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相互关系中的一切情况。在这方面要有创造性、主动精神，要有人员和组织符合客观具体条件的互相配合。但是，所有这些试验都必须根据下述共同任务来加以阐明：
在工会工作者当中培养和提拔经济工作者、生产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
密切工会与经济机关的工作，并使之在组织上结合起来；
划分出两者工作的共同部分，并共同予以解决；
不断地努力使这部分共同工作变得越来越大，最后扩大到全部工作，也就是说，使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彻底融合。
38．全面发展这种制度，逐步扩大采用选举制原则，使工会的负责作用同生产上的负责作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就或迟或早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工会为了从各个方面完全控制本生产部门，将通过挑选和淘汰相结合的办法，在协调各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国家的普遍监督和领导下，从工会中产生出整个行政-经济机关。
39．关于向上述方向发展的速度问题丝毫也无法准确预定，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局势和世界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全部力量和资金集中到经济工作上去的程度。但是，很明显，无论是在顺利的条件下，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展速度在不同的经济部门将是是不同的，它取决于该工业部门的技术特点和在其中工作的工人的水平。
毫无疑问，在运输部门，特别是在铁路运输部门，以及在五金工业部门，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比在纺织工业和木器工业部门能更早得多地得到解决，更不用说比农业部门了，因为在农业部门，这个问题目前甚至还没有在稍大的范围内提出来。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经济机关的政策在这方面应该是灵活的，应当具体地考虑到各该经济部门的特点，绝对不能追求按照一般的组织模子机械地把所有的工会和经济部门搞成一个样子，因为这种模子对一些工会和经济部门会显得太宽，而对另一些工会和经济部门则显得太窄。
如果比较先进的生产部门在其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在比较落后的生产部门的前面，给它们作出榜样，从而加快发展速度，那么，这不仅不会给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带来任伺损失，而且对于它的整个工作会有极大的好处。
40．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改组工会应该是：（1）使工会具有广泛的生产目标（掌握生产），这个目标应该成为鼓动、宣传、组织和挑选人员的基础；（2）立即调大量的、具有经济才干以及一般组织才干经过各方面实践考验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工会；（3）保证工会拥有一个真正能担负起它所面临的任务的必要机关。
41．国家总的状况没有可能使整个经济同时均衡地发展，因而所有工会也不可能同时均衡地加强，因为既缺乏人力，也缺乏资金。
在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只有通过重点制阶段，我们才能在一些基本的经济部门达到必要的比例关系。
这种思想在工会工作者本身的队伍中已很深入，这从最近一次（第五次）工会代表会议上以绝对的多数通过了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报告的决议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项决议对工会领导机关采用重点制的方法不够坚决而提出了指责。
42．目前，为适应经济的普遍需要，解决矿业工人工会和五金工人工会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尽力加强这些工会应该成为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特别注意的问题。
43．生产教育不能只限于工厂和俱乐部范围之内。工人个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应该受到每个生产工会的特别关心。虽然我国经济处在各种困难之中，但只要有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协助，只要男女工人发挥自己应有的首创精神，只要把集体主义的因素带到日常生活领域（公社住房、公共食堂、托儿所、合作修补厂等等）中去，就有相当大的可能去改善工人住、衣、食的状况。每一个工会负责人必须寻求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办法，并且定期地使上级工会机关和工会刊物知道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
[1]阿·洛佐夫斯甚《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会》1920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山版社版第34、35页。——托洛茨基注
[2]原文为“询问”。在俄文中“结合”（сращивание）一词与“询问”（спращивание）一词很接近。可能托洛茨基有笔误，把“结合”写成“询问”。列宁曾在页边上指出这个错误。现按列宁的更正译出。——编者注
[3]米·托姆斯基的文章载于《劳动通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月刊1920年10月号第24页。——托洛茨基注
[4]阿·洛佐夫斯基《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会》，1920年版第63-64页。——托洛茨基注
译自《列宁文集》1927年版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6卷第320-348页 |
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节译）（1920年1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
（节译）1920年12月7日
……党的领导机关干涉铁路和水路职工会的内部斗争，不仅历史上证明是正确的，而且也是迫切需要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种种方法，是由于最严重的运输情况所迫使的，因为运输业的毁灭有引起整个国家灭亡的危险。我们不要忘记，在去年秋季和冬季，需要修理的机车，其数量竟达到了70%，在这样的百分数下，铁路运输有陷于停顿的危险，而运输的瘫痪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毁灭。因此须要采取断然的措施，可是实行这些措施的人力不足，因为主力都在前线，而需要的又是一些非常的紧急措施。我们不能设想我们会把职工会内部一切需要说服的人都加以说服。要是我们等待能够说服的时候再去说服他们，那就是去冒这样一种的不可避免的危险：在我们未到达半途之前运输就中断了。由此可见，我们不得不先从上面做出榜样：应如何为恢复运输业而斗争。这样一些极端严厉的措施，也就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方面采用了。这些措施激起了人所共知的反对，其遭受的苦痛直到今日为止在某些人心目中还没有消失。但是，现在我们同那些曾经争论过的同志们在一起完全团结一致地进行着工作，我们也不怀疑，共同工作的成就一俟表现得更明显，由于内部斗争所遭受的苦痛明天便会消失的。这样的成就现在也已经表现出来了。既然我们进入了经济时代，既然我们可以预计到一切职工会、也包括我们的工会在内会从几乎有我们一半党员在那里服务的军队中得到工作人员，所以我们有可能大大开展生产的宣传工作。
凡是叫做命令和任命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与发展群众以及与群众文化水平背道而驰的。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不懂得：一旦局面好转一些，一旦我们稍稍能自由呼吸，一旦我们可以从军事部门调来工作人员而转拨去从事运输工作，我们就会立刻打开组织的界限，吸引工作人员参与一切运输部门来发挥首创精神。
在这里，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工人民主在职工会里比在党内起着更加巨大的作用，这一问题只有借助于职工会才可能解决。我曾在莫斯科工人大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当第30师团和第51师团面临彼列科普城下时，决不许它们在通过或不通过彼列科普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必须突围。当时下的就是这样的命令。但是，在战斗结束时，我们应当向他们解释这一切，我们应当进行教育工作。越往后，我们必须更少地在我们的军队中采用强制方法，越往后，心理上的内部结合就越能保证内部强制方法。关于运输业的军事化，也可以这样说，运输业军事化也就是职工会军事化。它是由于怕国家灭亡而实行的。
去年的秋季、冬季和今年的春季，我们面临的是运输业的彼列科普城，我们不能进行争论，宣布运输业处于战时状态的指令就是表现形式。我们是否能说运输业的危险已过去了呢？是的，运输业危险虽然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但是，并没有过去。究竟需要我们什么呢？需要的是同志们在彼列科普狭窄地带所表现的那种英雄般的努力，需要的是对事业即当前运输事业的忠诚。当我们谈到运输业军事化的时候，这就是说一切运输业工作人员应当献身于这种工作。国家的存亡取决于这一工作成败。关于工作人员精神上的军事化，我们也要这样说。我们将怎样使每个工作人员实行军事化呢？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外在的机关。可是，我们的运输业如果将没有使全部运输工作人员实行内部精神上的军事化，则会立刻瓦解。现在，民主提出了精编军队的任务。通过什么方法精编呢？其方法是提高军队的觉悟程度、精神上的军事化。这样便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且至少能够缩减军队一半。否则，形式上的纪律就是落空的。由此可见，军队的军事化从培养自觉这一点说来，只是开始而已。
有人对我们说这种军事化与工人民主方法相抵触。决不会的。军事化本身说明我们应当这样建立我们的组织和这样规定我们的工作速度，即：让工人舆论机关对一切破坏生产的工贼施加压力。这就是军事化的实质。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其技术方面。越往后，我们就越要使军事化依靠更广大的工人群众阶层，依靠更有组织的、重要的群众性劳动。任务在于要职工会也成为一个来吸引群众参与生产的机关。这项任务，不应当放在反对与职工会无关的官僚主义的某种外部斗争上，而应当放在内部的即对落后性和惰性所作的斗争上。当我们在作坊里碰见每个工人的时候，当他考虑到他在工具上和在工作方法上可以作出什么贡献和改进，在作坊里何处应当安装门才不致于使工人们每天多跑冤枉路（这样就可凑成百万工时）的时候，如果他考虑到这方面，那么，同志们，这就是真正工人民主最重要的、基本的部分。
必须要问，为什么要宣传政治民主呢？这是一个需要充实内容的空框架。我认为这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此刻已博得职工会的一些优秀的老工作人员的同情。这在水路员工中间还并不完全这样，但是，到明天或后天，在他们那里将也会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坚信无疑。但这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这只是一个应继续着手解决新任务的机关，这种新任务是任何—个职工会都没有解决过、并且也不能解决的，因为这个任务过去并未提到职工会的面前。这个任务就是在生产中和为了生产而组织群众。我们只是着手解决第一个任务。在这里，每个运输专家和技师必须进行生产宣传，要他们拿出一部分时间密切结合当前任务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工人群众讲述运输的技术任务。在运输方面不应当有—个外行的工人。我们大家都应当成为经济上的组织者，不应当有一个不参加工作的人。需要建立的不单纯是工人民主，而是生产民主。这就是说要建立这样的劳动群众组织：正所谓要面对着每个生产者并研究生产者过去在实际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状况方面对生产作了什么贡献。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极为贫困，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就地发挥主动性，如果能够十分关心，如果能够吸引先进工人把集体主义因素带进较落后地区，即小市民习气还占统治的地方、工人妻子还在从事洗衣工作的地方以及男子还拿行锥子而单独修理皮靴的地方，那末现在也可以改善工人状况百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即使从象协作修理作坊、集体食堂那样小规模的事情作起，那也可以使工人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虽然上述协作修理作坊和集体食堂还不是象我们这里多数的修理作坊和集体食堂那样，但有最优秀工作人员进行实际监督和吸收良好的烹调检查人员。我已经讲过，在最近时期，由于精编一部分军队，我们期望劳动群众一般状况能得到改善。因此，每类工人都应当对自己的代表加以评价，看他们利用地方资财在改善工人状况方面做了些什么，看他们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了哪些贡献。
只有这样，工会把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成员吸收进来，在工会内部进行改造，使经济机关与职工会机关融合起来，才能创立工人民主。只有这样，职工会机关和苏维埃经济机关的并存局面才会消失。目前职工会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各个生产部门去，这只是一种过渡的办法。这是由职工会伸展到苏维埃经济机关的一些触角，以便促进这一融合过程。
职工会里的斗争具有很多应当加以撇开的偶然因素。这里既包括热情、也包括多余因素，这是需要当作垃圾扫除掉的。如果我们迫不得已将通过这种斗争而走向群众，那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可以向群众解释整个实质是什么。整个实质在于我们跨进了新的时代，即经济时代，群众发挥首创精神的时代，生产的时代。所以我们向工人群众说：请检查我们吧，但要掌握新的标准。以前你们需要的是在罢工时期作为很好的保护者的那些领袖，而现在他们应当成为宣传员、建设者和经济工作人员，即他们应当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他使皮靴的数目、面包和煤的数量增加了，那时他就将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的领袖。我们对职工会所树立的旗帜就是恢复经济的旗帜。工人阶级不是持着工联主义者的方针，而是持着经济工作者、创造者的方针，持着只有能够领导群众并保证群众摆脱经济破坏现象的那种人的方针。
（译自1920年12月7日“真理报”）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列昂·托洛茨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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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
——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初稿
列昂·托洛茨基
1.我们的工会正经历着极严重的危机，几乎所有工会运动的工作人员，不论地方的或中央的，都感觉到、意识到并证实着这种危机。这种危机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在不同的工会中所表现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工会危机由于构成“上层”和“下层”问题的各种病态现象而复杂化了。但是，必须撇开那些表明苏维埃俄国一切组织和机构的实际生活的一般条件、困难和现象，才能弄清工会本身经历的危机的特殊的独特的性质。
2.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工会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和无定规。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工会（仍以革命时的那种方式）试图直接掌管生产机关。它们未能适应这种状况。于是出现了与工会平行的管理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苏维埃机关。这种苏维埃机关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工会的，同时又完全独立于工会之外，并把领导经济的工作集中在自己手中。
这样，工会机关就和管理该工业部门的机关平行存在。行政经济机关的独立性和闭塞性越来越发展，因而它与工会相脱离的状况也越来越发展。换句话说，工会越来越受排挤，不能实际参加经济生活。
工会在提出担任经济职位的人选和进行生产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很不明确，而且极其有限。
工会没有任何发展的前景。而为了发现合适的人选和进行生产宣传，可以建立远比工会更为经济的机关。许多积极的工会工作人员都为这种状况而感到苦恼，力图摆脱工会的工作。如果目前这种危机拖延下去，工会就有完全瓦解的危险。
3.在工人国家，工会是吸收该经济部门的工人的组织，其目的是最正确而有效地为生产本身的利益服务，同时提高工作人员本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生产工会不是从属于生产的工会，而是为了生产的工会，即为了全面地参加生产，包括领导生产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经济机关和工会组织的平行存在只能容许作为暂时现象，而不能容许作为工人国家的原则。共产党、生产工会和工人国家机关的思想和精力应当用来使经济机关和工会在不远的将来融合起来，以便使工会毫无例外地吸收参加该工业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使行政经济机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机关，即成为工会的极重要机关，而后成为宣传、教育、供应和执行纪律之类性质的机关。
4.可见，对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来说，工会方面的任务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必须使工会掌握生产，另一方面应当使工会有能力掌握生产，而不仅是“协助”生产。
正是这个目标要明确和清楚地向工会提出来。工会在工人国家所起的生产作用和工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起的（基本上是）“工联主义”作用是根本不同的。然而在保持和加强国家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在工会内部，同国家的关系目前仍然是作为订约的一方。这种工联主义因素由于上述情况而渗透了许多工会工作者的心理，它无论对工会还是对经济机关，换句话说，对整个工人阶级都是非常危险的。
5.党在向自己和工会提出明确和清楚的任务，即保证工会在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以后，应当向自己和工会提出为此目的而改组、改造和重新教育工会的任务。
我们正在建立、改组、解散和重建苏维埃经济机关，正在选拔和考察不同岗位上的各种工作人员。工会几乎完全置于这项工作之外。然而，非常明显，如果向工会提出在一年、二年、三年之内掌握本部门生产的任务，那么，目前就必须着手改组工会，即首先就要从这个角度来选拔领导人员。
6.十分明显，整个说来，只有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维埃国家才能既从思想上领导把工会从职业工会改组为生产工会的工作，又能保证这种改组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质条件（人员，技术机构，等等）。在一种场合下（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旨在使工会接近于生产类型的组织变化，是通过特殊条件造成的极其坚决果断的组织措施来实现的。如果明确规定苏维埃国家中工会组织的目的，并使这个目的为全体工会工作人员所了解，那么，改组工会的组织措施就能具有非常平和的性质，使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十分明显，在这个决定工会今后命运（或者瓦解，或者提到更高的历史阶段）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工会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听取党的明确指示，得到工人国家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充分帮助。在一种场合下，这种领导和行动的机关是政治部（交通总政治部［87］），在另一种场合下则由党中央、相应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和经济管理总局等派代表参加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临时委员会。
7.由此可见，指责上述观点为工团主义是多么不严肃。所谓工团主义是指工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组织力图不要或越过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去掌握生产。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才能帮助工会进行改组，以便使它完全有能力掌握生产。
8.改组工会应当做到：
（1）向工会提出广泛的生产目标（掌握生产），作为宣传鼓动、组织和选拔人员的基础；
（2）立即调派大批经过各方面考验，证明具有经济才干和一般组织才能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工会；
（3）保证工会有必要的、真正在技术上有能力承担工会所面临的任务的机构。
9.由于全国的整个形势，没有可能同时均衡地提高经济，因而也不可能同时均衡地加强一切工会，因为既缺乏人力，又缺乏物力。重点制原则是从目前条件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整个说来，实行这项原则的必要性是广大群众，其中也包括工会工作者都理解的。那些目前没有希望得到特殊照顾的经济部门和工会的工作者可以自己来实行重点制，这就是划出少量企业，集中精力来进行恢复。重点制原则尽管有其缺点，但是目前被公认为恢复经济所必不可免的方法，这从以下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目前的工会代表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报告所提出的决议，其中谴责工会领导机关采用重点制方法不够坚决。
只有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生产成果，才能为更广泛地实行平均制，主要是为真正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创造实际的条件。
10.现在应当把大力加强五金工会的问题提上日程。必须立即成立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和五金部的代表参加的专门委员会，来全面弄清五金工人工会的现状并且采取最广泛而坚决的措施选派坚强的工作人员和组织者，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工会。
11.生产工会应当积极吸收该经济部门所需要的一切工作人员，从干粗活的工人到最熟练的工程师。
工会应当从生产角度来考核工会会员，掌握对每个工作者的生产作用所做出的全面而明确的鉴定。
工会应当使在各种行政岗位或行政技术岗位上的全体工作人员承担一定的工会职务。应当使所担负的工会工作成为生产工作的必要的和必然的补充。
应当使工人群众充分认识到，现在最能捍卫他们利益的，是那些提高劳动生产率、恢复经济和增加物质财富的工作人员。应当把这类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同继续在机床旁劳动的工人和专职工会工作者一起选拔到工会领导机关中去。
12.在该工业部门得到恢复的基础上内部已经完成向劳动热情高涨方向转变的工会中，可以而且必须日益广泛地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即经常在广泛的群众会议上讨论一切经济生产措施，对一系列经济行政岗位采取选举制，从而使这些岗位同在生产组织内部的一定地位结合起来，如此等等。
13.在专家问题上，即在使他们在生产中和在工会中的地位相协调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只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14.所有专家毫无例外地必须经过工会的审查。由于历史条件和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专家可以分成三类：（1）受考查的（昨天的高尔察克匪徒，弗兰格尔匪徒等等）；（2）候补工会会员；（3）享有充分权力的工会会员。
只有最后一类专家可以被委派到负责岗位而不需要政治委员。第二类专家只有在生产工会派出政治委员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负责的职位。第一类专家只能在作为工会会员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手下当助手或顾问。通过这种方法，工会会员的称号在生产上将取得很高威信，这种威信无论对工人的思想还是对专家的思想都同样会产生良好影响。
在生产民主即劳动者的主动精神，尽可能广泛实行选举制等原则同劳动军事化和重点制原则（这是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在从被毁掉和被破坏的劳动市场向有计划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过渡的时候，即在国家极其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劳动军事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办法。但是这种军事化，正如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阐明的那样，只有在全体有觉悟的工人和革命农民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在过渡时期这种不可避免的强制措施必须依靠越来越广泛地引导、组织和发挥主动精神的工作，依靠提高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生产水平与一般文化水平。
把“军事”方法（命令、惩罚）和工会方法（解释、宣传、主动精神）单纯地对立起来就是考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偏见。没有成千上万工人和农民的主动精神，工人国家的劳动军事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种主动精神现在正在变为千百万人的主动精神，并且逐渐吸收和溶合最严厉的强制方法和措施。在工人国家中把劳动组织和军事组织对立起来就是可耻地向考茨基主义投降。红军是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主动精神的成果。红军本身的“军事化”，即培养红军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勤奋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完全建立在这种主动精神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落后的农民阶层不断进行鼓动和宣传的基础上的。
15.我们今后要继续发展这种制度，逐渐扩大运用从基层到上层的选举制原则，把工会的负责作用和生产的负责作用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在比较近的时期内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工会将从一切方面完全掌握该生产部门，同时通过选举和选拔将结合的方法，分离出全部行政经济机构，由协调一切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国家进行全面监督和领导。
列·托洛茨基
译自《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15—819页。 |
马赫诺走向苏维埃一方意味着什么？（列夫·托洛茨基，19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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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ТООЗНАЧАЕТПЕРЕХОДМАХНОНАСТОРОНУСОВЕТСКОЙВЛАСТИ?
马赫诺走向苏维埃一方意味着什么？
列夫·托洛茨基
（1920年10月10日）
译校：布尔加科夫佐仓绫奈
马赫诺向红军指挥部提供服务，与红军共同对抗弗兰格尔。这一事实惊到许多人。其实，马赫诺军队曾长期猛抗工农红军；马赫诺军队破坏了我们的后方，毁坏了铁路，切断了电报线，烧毁了仓库，炸毁了桥梁并绞死了当地的共产党员。当然，苏维埃政权不会坐视不管。马赫诺军队受到多次强烈反击。马赫诺本人似乎也是遍体鳞伤，至今仍未痊愈。
马赫诺怎么会忽然转向了苏维埃一方？是否可以与马赫诺缔结协议？这不是很危险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弄清马赫诺运动的面貌，还要追根溯源。
乌克兰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进程落后于俄罗斯。德国大举入侵，打断了乌克兰革命。政权剧烈变动，让城市和乡村陷入可怕的政治混乱，阻碍了苏维埃革命进程：工人一致反对剥削者，穷人一致反对富人，贫农一致反对富农。
乌克兰政权混乱不堪，严重影响了农村。广大工农群众不敢碰土地、农具，更不敢请求政府，因为他们看到了政权数次更迭。下层农民不敢相信革命，担心地主成为最终赢家，无情惩罚他们。因此，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躲在富农后面，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和旧统治阶级之间的中介。乌克兰农民参加了革命，只要经富农批准，就可以参加。
不用说，富农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况。富农得到了原地主庄园的最好部分，以及他们的工具和武器。这样一来，乌克兰富农就牢牢掌握了乌克兰农村。
当然，富农因为一开始就掌握了地主土地中最好的部分，并不希望地主回来。但他更害怕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贫农的统治。地主要是回来了，富农就会失去部分新财富；工人要是确立专政，富农就要失去所有特权。所以富农会鼓励农民与斯科罗帕茨基、邓尼金斗争。但逢工人阶级掌权，富农就不仅准备投靠弗兰格尔，而且还找来各路牛鬼蛇神，以确保自己能继续统治农村。
富农通过利用农村基层的落后和农民对革命的不安全感，占领了村庄，并将其与城市对立起来。仿佛全体农民群众都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不共戴天。在此基础上则产生了所有的乌克兰小资产阶级和富农政党。彼得留拉和马赫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彼得留拉认为自己是政治家，串通了教皇和法国共济会，而马赫诺则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但两人都试图依靠团结的农村，重建农村，并让其反对先进无产阶级。由于富农团结了全村，所以彼得留拉和马赫诺都倚仗农村中的富农精英。彼得留拉是故意这样做的，马赫诺则是出于无知。
但近几个月来，乌克兰的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身无分文的乌克兰贫农，也已经靠近并相信革命。他们从近四年的经验中了解到，尽管乌克兰政权数次更迭，但苏维埃政权每次都会以更有组织、更强大的姿态回归。乌克兰贫农意识到富农抢劫了革命，并要求从革命中分一杯羹。十月革命渗透到乌克兰农村的时间晚了两年多。贫农委员会迅速发展和壮大，标志着那些友视城市工人、敌视富农的乌克兰农民逐步建立革命组织。如果说过去乌克兰农村上空飘扬着贫农、彼得留拉等势力的旗帜，那么现在这些农村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清楚表明彼得留拉是富农在反对乡村贫农和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的军事领袖。
乌克兰农村四分五裂，给马赫诺军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利困局。乌克兰农村内战愈发激烈。富农有武器，既不会束手就擒，也不想交出偷来的土地或缴获的设备。然而，连穷人都想从这些武器当中拿一部分给自己用。马赫诺军队成分复杂，有富农、中农和小资产阶级。只要村庄还保持着富农统治下的团结，马赫诺军队就能在各地自由活动，得到同情和支持。但现在乌克兰的每个主要村庄都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在这些阵营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站富农一边，还是站穷人一边。富农效仿彼得留拉，全力帮助弗兰格尔和波兰士绅，而贫农现在才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实支柱。
马赫诺军队在乌克兰农村变得很不自在。他们甚至试图离开乌克兰，前往顿河流域。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农民吃尽三年苦头，并不愿意支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最后，在马赫诺军队内部，必须划分贫农和富农的界线。一边是富农、彼得留拉、波兰贵族和弗兰格尔，另一边则是贫农、工人、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马赫诺派的大多数人在考虑应该迅速站哪边时，还是决定站到红军一边。
马赫诺军队从此以后不再反对我们，而是与我们共同对抗弗兰格尔。我们当然对此表示欢迎。但我们与马赫诺的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是临时的。乌克兰的工人阶级决不允许——尤其是在巨大的军事危险面前——个别军队要么在我们的队伍中作战，要么往我们背后捅刀子。反对世界剥削者的工农红军说：“谁不站我这一边，谁就是在反对我；谁和我站一边，谁就加入我的队伍，直到最后也不离队。”
马赫诺及其同情者有必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最重要的是马赫诺派自身有必要清除内部的富农和土匪分子，其中有许多是过去残留下来的。此外，过去在乌克兰自成一派的马赫诺派现在必须熟悉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工作，熟悉它的任务和目标，熟悉红军的建制和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最好的马赫诺派中获得真正的朋友。当然，没有必要像街巷传闻那样夸大马赫诺的实力。马赫诺派的力量实际上微不足道。但工人阶级在与无数敌人的斗争中，也会倍加珍惜哪怕是最微小的力量。能提供这种力量的盟友只要诚实可靠，就足够了。
1920年10月10日，斯拉维扬斯克
俄文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815.html |
就共产党本质致一名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一封信（托洛茨基，19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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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ttertoaFrenchSyndicalistabouttheCommunistParty
就共产党本质致一名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一封信
托洛茨基1920年8月
杨进译
按：以下是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二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撰写的一封信，收录于《共产国际首五年》（FirstFiveYears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文集。以下译文由英译版转译成中文。
亲爱的朋友！你对第三国际的政治和政党性质抱持着严重的怀疑。你担心法国的工团运动会落入一个政党的掌控。请容许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必须说，你们所关心的法国工团运动的独立性，已经完全在一个政党的牵引下了。当然，无论是儒奥（Jouhaux）还是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们——杜穆林（Dumoulin）、梅尔海姆（Merrheim）等人——暂时都没有当过议员，他们也不正式属于任何一个议会政党。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分工。事实是，在工团运动的领域里，儒奥执行的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像法国社会主义的雷诺德尔（Renaudel）-龙格（Longuet）式的社会主义在议会领域里一样。如果你们要求今天社会党的领导层为法国总工会（GeneralConfederationofLabour）提供一个纲领，并挑选它的领导人员，毫无疑问，党会批准儒奥-杜穆林-梅尔汉姆现在遵循的纲领，并会把这些先生们留在他们现在的岗位上。如果今天派儒奥一伙人在议会中坐镇，而把雷诺德尔和龙格放在总工会的领导岗位上，那么通过这种换位思考，无论是在法国的内部生活中，还是在法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中，都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您自己当然不会开始否认这一点。但是，正是这些情况表明，这不是议会主义或反议会主义的问题，也不是正式加入某个政党的问题。旧的标签没有理由拒绝“工团”这个词。但你也同意，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术语，而在于内容。所谓共产党，我们理解为一批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统一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在针对政治和党的争论背后，往往隐藏着无政府主义对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误解。蒲鲁东说，工坊（l'atelier）会迫使国家消失。这只是在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巨大工坊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国家意味着阶级统治的强制组织，而在共产主义下将没有阶级。但整个问题是：我们将沿着哪条路线到达共产主义社会？蒲鲁东认为，工坊将通过联合的方式，逐渐取代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器。这被证明是最纯粹的乌托邦空想。强大的工厂淘汰了工坊，而在工厂之上，却崛起了垄断信托财团。法国的工团主义者认为，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仍然认为，工会以当前的样式将摧毁资本主义财产，粉碎资产阶级国家。但这是不正确的。工会是发动总罢工的强大机器，因为发动总罢工的方式和方法与工会组织的方式和方法是一致的。但是，要使罢工真正成为普遍的罢工，就必须有一批“少数的发动人”，这批少数人将日复一日、时复一时地在群众中进行革命教育工作。
很明显，这批少数人必须不是按厂房或行业来组织，而是基于（共同认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明确纲领来组织。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共产党。
但是，通过工会机器才能够进行到最理想程度的总罢工，是不够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总罢工是防御的手段，而不是进攻的手段。[1]
因为我们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机器剥离他们手中。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是依靠军队的。只有无产阶级与军队面对面地碰撞，给军队内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残酷的打击，并赢得军中较好阶层的支持，只有这种公开的无产阶级起义，才能够使无产者主宰国家的情势。但是就起义来说，积极和集中的准备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不论在煽动性的、组织性的和技术性的工作上。（革命家们）必须日复一日地揭露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罪恶：国际政治、殖民暴行、资本主义寡头的国内专制、资产阶级报刊的无赖；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群众之间）构成真正革命性的揭露，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革命结论。对于一个工会组织及其任务来说，这些题目太过广泛了。除此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起义的组织支点。在每个地方工会支部、每座工厂和每间厂房内，都必须有一批思想统一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人，能够在决定性的时刻以他们的一致行动赢得群众支持，为他们指明正确的道路，保障他们不犯错误，保证胜利。他们必须渗透到军队中去。在每一个军团内，都必须有一批紧密联系的革命军人，在与人民发生冲突的时刻，随时准备好并能挺身而出，号召全团的人到工人那边去。这些思想慎密并在组织上互相连接的革命无产阶级团体，只有作为一个集中的共产党的细胞，才能完全成功地运作。如果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中，包括在军事机构中，拥有我们真正的朋友，他们会公开或秘密地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处于统治集团的一切计划和阴谋的中心，并且会使我们适时地了解一切情况，那么，这当然只会对我们有利。此外，如果我们能够把少数忠于和献身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工人送进资产阶级的议会，哪怕是与我们党的合法组织和非法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条件地遵守党的纪律，在议会——资产阶级的政治总部之一——中扮演革命无产阶级的侦察员的角色，并随时准备放弃议会的论坛而去设置街垒，那么我们才会更加强大。
当然，亲爱的朋友，这不是雷诺德尔，也不是森巴特（Sembat），也不是瓦雷纳（Varenne）所倡导的。但是我们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他也是一位议员。资本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败类淹没了他的声音。但他确实设法在德国暴君的头顶上抛出的几句控诉和呼吁的话来唤醒了数十万德国工人的意识和良知。李卜克内西从议会走到波茨坦广场上，号召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公开斗争。从广场上他掉进了苦役营，从监狱里掉进了革命的街垒。他这位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热情捍卫者，当时认为有必要参加德国制宪会议的选举，同时他还在组织士兵共产党员。他倒在了他的革命岗位上。李卜克内西是什么人？一个工会会员？一介议员？一名记者？不，他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他克服一切障碍，找到了通往群众的道路。他向工会发表讲话，揭露德国内像儒奥和梅尔海姆的这等人物。他指导党在部队的工作，准备起义。他出版革命报纸和呼吁书，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深入议会，以便在那里为同样的事业服务，而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他从事地下工作。
在法国无产阶级内最顶尖的分子为自己建立一个集中的共产党之前，它无法接管国家政权，无法摧毁资产阶级的警察、军事机器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没有共产党...工坊是不会消灭国家的。经过俄国革命的经验，谁要是不能理解这一点，谁就完全没有希望了。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成功起义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一旦把有效的权力交给工会，它也绝对无法瓦解国家。工会按照着行业和生产部门组织工人的领导，而政权则必须是整个工人阶级利益和需要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不是由工会组建的，而是由全体劳动人民，包括千百万从未参加过工会、第一次被革命唤醒的工人所选出的苏维埃组建的。但是，创建苏维埃只是一个开始。苏维埃必须执行明确的革命政策。他们必须坚决区分敌人和朋友。它们必须有能力采取果断的行动，如果情况需要，还必须采取无情的行动。俄国革命以及匈牙利革命和巴伐利亚革命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失败后决不会放下武器。相反，一旦它确信自己的损失有多大，它的绝望就会加倍，精力就会加倍。苏维埃的政权标志着在国内和国外与反革命进行严厉斗争的政权。但是，谁来给由不同意识水平的工人选举出来的苏维埃提供一个明确的、明白的行动纲领呢？谁来帮助他们理解混乱的国际形势，找到正确的道路？不言而喻：只有最自觉、最经得起考验的先进无产阶级，用统一的纲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这就是共产党。
一些傻瓜（也许还有些恶棍）惊恐地指出，在俄国这里，党“指挥”着苏维埃和工会。另一些工团主义者则说：“法国工会要求独立，不会容忍一个党指挥他们。”但是，我再一次重复：那么，亲爱的朋友，法国工会怎么会忍受儒奥——即法国和美国资本的直接代理人——正在指挥着他们呢？法国工会在形式上的独立并不能保障不受资产阶级的指挥。这样的独立是被俄国工会所拒绝的。他们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把像儒奥、梅尔海姆、杜穆林这样的人赶出了自己的队伍，而把真正的、有经验的、坚贞不屈的战士，即共产党员放了进来。这样，他们不仅保证了自己从资产阶级中独立出来，而且保证了自己可以战胜资产阶级。
我们的党指导工会和苏维埃，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直都是这样吗？不，党是在同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同非党人士（即落后分子或无原则分子）的长期斗争中赢得了领导地位。可以肯定的是，被我们击溃的孟什维克说，我们是通过“暴力”的手段确保了我们对他们的多数。但是，那些先是推翻了沙皇的权力，然后又推翻了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权力的劳苦大众，尽管国家暴力机器掌握在后者手中，现在怎么不仅容忍了领导苏维埃的共产党的“暴力”权力，而且越来越多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呢？这只能用以下的事实来解释：近年来，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巨大的经验，有机会在实践中检查不同党派、集团和小集团的政策，用他们的行动来衡量他们的言行，从而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革命的每一个时刻、在挫折的时候和在胜利的时候，唯一始终如一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也仍然是共产党。那么，如果每次劳动者的选举会议，每次工会会议都把共产党员选到最重要的岗位上，那是绝对自然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目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像莫纳特（Monatte）、罗斯默（Rosmer）等共产党人在工会组织的框架内只占少数。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批评和揭露遵循改良主义——即纯粹资产阶级政策——的统治多数派的阴谋。法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上活动在遵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社会党的框架内。
莫纳特和儒奥不会有共同的工会政策吗？不会的，他们是互相为敌的。前者为无产阶级服务，后者以变相的形式，追求资产阶级的趋势。而洛里欧（Loriot）和雷诺德尔-龙格有没有共同的政策？没有，前者在领导无产阶级走向革命专政，后者在使劳苦大众服从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莫纳特与洛里欧的政策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莫纳特主要是在工会事务的领域内活动，而洛里欧则是在政治组织内活动。但这只是一种分工。真正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以及真正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联合在共产党下。他们必须停止在外来组织中做反对派。他们的责任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站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与广大群众面对面地回答他们的一切疑问，并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引导他们沿着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会、合作社和政治组织、报刊、军队中的非法圈子、议会的论坛、市议会等等，都只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实践方法和不同的支持点。斗争无论扩展到什么领域，都将是同一个斗争。工人阶级构成了这场斗争的载体。它的主要先锋队是共产党，而革命工团主义者们必须在其中占据他们应有的地位。
L·托洛茨基敬上
1920年8月
[1]托洛茨基注：然而，必须指出，历史上曾有过在几乎没有工会的情况下进行的总罢工（1905年10月）。另一方面，法国工会召集总罢工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总是以失败告终，这正是因为法国没有一个领导的革命组织（共产党），而这个组织能够日复一日地为无产阶级的起义作系统性的准备，而且它不仅是不时试图即兴采取壮观的群众行动。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一、凡尔赛和约后的国际关系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沉痛地缅怀着过去。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的内部基础都崩溃了或动摇了。明天，剥削者世界的上空将是乌云满天。帝国主义战争彻底粉碎了通过国际均势和武装对峙结成的同盟和相互制约的旧体系。凡尔赛和约没有建立起任何新的均势来代替旧的均势。
首先是俄国，其次是奥匈帝国和德国，已被赶出世界角逐的场所。在世界侵略体系中曾占显要地位的强国，竟变成被掠夺和被瓜分的对象。在战胜了的协约国帝国主义面前，展现出进行殖民剥削的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从莱茵河西岸开始，囊括整个中欧和东欧，进而伸展到太平洋这一辽阔的地区。刚果或叙利亚、埃及或墨西哥，怎能同俄国的草原、森林和山脉以及德国的熟练劳动力相媲美？战胜国的新的殖民计划必定是：推翻俄国的工人共和国，掠夺俄国的原料，强迫德国工人用德国煤炭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让武装起来的德国企业主充当监工，而把制成品及其利润据为己有。德国帝国主义在其军事上节节胜利时提出的“组织欧洲”的计划，已由战胜的协约国继承下来。协约国的当权者把战败的德意志帝国强盗置于被告席上，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强盗对强盗的审判。
但足，在战胜国阵营的内部，也有自己的战败国。
资产阶级法国在替他人赢得胜利以后，沙文主义气焰万丈，得意忘形，俨然以欧洲的主宰自居。但实际上，就其存在的基础来说，法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奴隶般地依赖于英美这两个比它强大的国家。法国强迫比利时接受既定的经济和军事计划，使一个比较弱小的盟国变成了被奴役的领地，但是在和英国的关系上，法国本身却充当了比利时的角色，只不过是国土比它大些罢了。
英国帝国主义者之所以暂时允许法国高利贷者在为其规定的大陆范围内横行霸道，是为了借以把欧洲和英国劳动人民的强烈怒火巧妙地转嫁到法国身上。虚弱无力、元气大伤的法国嚣张一时，乃是一种幻影，而且几乎是一种假象。迟早有一天，连法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会看清这一点。
意大利在世界关系中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没有煤炭、没有粮食、没有原料，战争完全打破了国内的平衡。它虽然还是野心勃勃，但是，就连在英国分配给它的一些偏僻的殖民地里，也不能充分行使其掠夺和压迫的权利。
日本已被披着封建外衣的资本主义矛盾弄得疮痍满目，正处在极其深刻的革命危机的前夜。目前，尽管国际环境很有利，但这种危机日益削弱它的帝国主义气焰。
现在只剩下两个真正的世界强国——英国和美国。
英国帝国主义无须再同帝俄在亚洲进行角逐，也无须再同德国从事残酷的竞争；英国的海上实力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所统治的民族遍于各个大陆。它插手干涉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以后，又剥夺了瑞典和挪威仅有的一点独立权，把波罗的海变成了大不列颠的一个海湾。它由于占有南非联邦开普省、埃及、印度、波斯和阿富汗，而使印度洋变成一个大不列颠海。英国是以霸占海洋来控制大陆的。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只有美利坚金元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能予以制约。
世界大战使美国彻底放弃了大陆保守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美洲是美洲人的”（门罗主义），换成了帝国主义纲领——“全世界都是美国人的”。美国最初在工商业和交易所方面大发战争财，接着，利用欧洲流血大发中立财，最后，参加了战争，对粉碎德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开始干预欧洲和世界的一切政治问题。
美国企图在国际联盟的旗帜下，把自己那种以联邦形式联合大量不同种族的人民群众的经验，推广到大洋彼岸，使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依附于它这个金元王国，以保证华盛顿对它们的控制。实际上是要使国联成为“美国佬”的世界垄断公司。
美国总统这位老生常谈的伟大预言家，手持14条计划走下西奈山来征服欧洲。交易所经纪人、政府部长和资产阶级实业家，对于新的启示的意义，从来设有发生过错觉。可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却由于考茨基主义的影响，陷入宗教式的狂欢之中，他们像大卫王一样，手舞足蹈地护送威尔逊的神圣方舟。
一接触到实际问题，这位美国圣徒就清楚地看到，尽管美元的行情很好，但是在联结和分隔各个国家的所有海洋航线上，英国仍然占居首位，因为它有比较强大的舰队、比较长的海底电缆和进行世界掠夺的老经验。此外，威尔逊在自己的征途上，又碰到了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主义。于是，这个受到凌辱的美国救世主退出了已变成英国外交处的国联，撒开了欧洲。
但是，如果以为刚一出马就被英国击退的美国帝国主义，从此就会闭关自守于门罗主义，那就太幼稚了。不是这样，以其两个当权的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代表的美国，一面在继续加紧对美洲大陆的控制，把中美和南美的国家都变成它的殖民地，一面在准备建立自己的国联，即以北美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国联，来同英国的国联分庭抗礼。为了从关键之处着手，美国打算在最近三五年内建立一支比英国更为强大的海军。这样一来，就向帝国主义英国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是好？两个大国在造船方面的疯狂竞赛，又引起了同样疯狂的石油之争。
法国把国联看作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想从英美对抗形势中寻求出路，它打算充当英美之间的调停人，但实际上，它已作为一个二等伙伴加入了英国的行列。
由此可见，实力雄厚的国家都在准备新的世界决斗。
在战争中提出的解放弱小民族的纲领，使战胜的和战败的巴尔干诸民族都遭到彻底破产而沦为奴隶，并使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巴尔干化了。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战胜国使一些弱小的民族国家脱离了战败的大国。所谓民族原则，在这里已不复存在，因为帝国主义就是要取消民族的界限，甚至大国的界限。新成立的资产阶级小国，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帝国主义建立了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波希米亚、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一系列小国，作为自己的临时支柱，这些小国无论是公开地受压迫或者形式上受保护，实质上都是仆从国家。帝国主义通过银行、铁路和煤炭垄断组织来统治它们，使它们在经济方面和民族关系方面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陷于无穷无尽的纠纷和流血冲突之中。
波兰的复兴，本已列入国际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民主制和初期行动的计划，而帝国主义为了抵制革命，竟自行予以实现了。“民主”波兰的先驱者曾在整个欧洲的巷战中捐躯牺牲，而这个“民主”波兰如今却充当了英法强盗手中的极其肮脏的血腥工具，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这个事实对历史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讽刺！
除了波兰之外，还有卖身投靠法国资本的“民主”捷克斯洛伐克，也派遣白卫军来反对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
匈牙利无产阶级为摆脱中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混乱状态而走上苏维埃联邦这条唯一的生路，它的这种大胆的尝试，竟被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给扼杀了；而当时欧洲各大国的无产阶级，由于被自己的政党所蒙蔽，还不能履行对社会主义匈牙利和对其本身应尽的职责。
布达佩斯的苏维埃政府，是在卖身求荣的社会党人的帮助下被推翻的，但是这些社会党人仅仅执政三天半，就被血腥罪行大过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及协约国其他走狗的那帮猖獗的反革命匪徒一脚踢开了。然而，苏维埃匈牙利尽管暂时受到挫折，但却像灯塔一样照耀着中欧的劳动人民。
土耳其人民不甘心屈服于伦敦霸主一手制造的可耻的和约。英国为了实现它所规定的条款，便武装希腊，唆使它反对土耳其。这样一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土耳其人和希腊人，都陷于彻底毁灭和自相残杀的境地。
亚美尼亚在协约国同土耳其的斗争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像比利时在协约国同德国的斗争中，塞尔维亚在协约国同奥匈帝国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亚美尼亚成立以后（它没有国界，也没有生存条件），威尔逊曾拒绝接受“国际联盟”向他提出的托管亚美尼亚的建议，因为亚美尼亚的地下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白金。今天，“解放了的亚美尼亚”，比任何时候都缺乏保障。
几乎每个新成立的民族“国家”，都各自存在着民族解放问题，即国内的民族痈疽。
同时，战胜国领地的民族斗争，也达到空前紧张的地步。英国资产阶级想要监督世界四大洲的民族，但实际上，它连眼前的爱尔兰问题都解决不了。
殖民地的民族问题更为严重。频繁的起义使得埃及、印度、波斯动荡不定。殖民地的劳动人民，从欧洲和美洲的先进无产者那里学到苏维埃联邦的口号。
在战后和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资产阶级欧洲，就其政府、国家、民族、文明等方面来看，真像是一个疯人院。人为地割裂开的各个小国，国内的经济受到极大的压抑，它们常为一些码头、地区、小城镇而相互争吵和厮杀。它们寻求大国的庇护，使得大国之间的敌对情绪也日益增长。意大利敌视法国，它宁愿支持德国反对法国，因而使德国几乎又能抬起头来。法国非常嫉妒英国，准备再次从四面八方点起欧洲战火，以便从中取利。英国则利用法国使欧洲继续处于软弱无力的混乱状态，以便腾出手来对付美国的世界活动。美国使日本陷入东西伯利亚的困境，以便利用这个时机使自己的舰队能在1925年以前超过英国，只要在此期限内英国不下决心和它较量实力的话。
根据世界关系的这种情势，法国资产阶级军事预言家福煦元帅指出，未来的战争将以上次战争的终点作为起点，即一开始就将使用飞机和坦克，就将用自动步枪和连射榴弹炮代替步枪，用手榴弹代替刺刀。
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工人、农民们！你们已作出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伤残的牺牲。现在，你们至少也会知道，你们用这个代价换来了什么！
二、经济状况
在这一期间，人类还是在继续不断地遭到摧残。
战争必然破坏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发展曾是资本主义的重大成就之一。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从1914年起同中欧和近东断绝了联系，从1917年起又同俄国断绝了联系。
几年的战争毁灭了人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财富。在这几年当中，微乎其微的人类劳动多半是用来把现有的原料制成商品，主要是制成毁灭性的武器和工具。
在那些人们直接同冷酷无情的自然界作斗争、力求从它的内部提取燃料和原料的主要经济部门中，工作逐渐地停顿下来。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没有制止住经济崩溃和衰退，而只不过是改变了崩溃和衰退的途径和形式。封锁苏维埃俄国和有意识地在其富饶的边区掀起内战，已给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带来并将继续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共产国际可向全世界担保：只要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技术援助，俄国就可以利用苏维埃经济形式向欧洲提供比沙俄时代多一两倍的食品和原料。然而，英法帝国主义不但不这样做，反而迫使这个劳动共和国把全部力量用在国防上。为了不供给德国工人燃料，英国凶暴地控制了巴库，因而能从那里运来使用的煤炭是微不足道的。煤的蕴藏量极其丰富的顿巴斯，经常遭受协约国白卫军匪帮的破坏。法国国教官和工兵十分起劲地破坏俄国的桥粱和铁路。日本至今还在东西伯利亚进行掠夺和破坏。
德国的技术和高度劳动生产率是促进世界经济复兴的重大因素，但它们在凡尔赛和约以后，比在战争期间更加一蹶不振了。协约国面对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要迫使德国赔款，就必须使它能够生产，要使它能够生产，就必须使它能够生存下去。而使支离破碎、民穷财尽的德国能够生存下去，就意味着使它能有反抗的能力。由于害怕德国复仇，便产生了福煦的不断加强军事压制，以阻止德国复兴的政策。
大家都感到不足，大家都有所需要。不仅德国，就连法国和英国，也都有很大的贸易逆差，法国的国债增加到3000亿法郎，而据法国反动参议员戈丹·德·威廉说，这个数字的2／3是由贪污盗窃和杂乱无章造成的。
法国为恢复战争破坏的领域而进行的工作，简直是微不足道。燃料、原料和劳动力的不足，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法国需要黄金，也需要煤炭。法国资产者指着无数的阵亡将士墓，要求得到自己的那一份赔款。德国必须拿出钱来！要知道，福煦将军还有一批用来占领德国城市的黑人队伍。俄国也必须拿出钱来！为了使俄国人民懂得这一点，法国政府竟拿出准备复兴法国用的几十亿法郎去蹂躏俄国。
国际财政协定本可通过比较全面地废除战时债务，而使法国捐税负担得到减轻，但这种协定始终没有达成，因为美国根本不打算把100亿英镑赠送给欧洲。
纸币的发行额不断增长。在苏维埃俄国，随着公有化经济的发展、产品的计划分配和实物工资的增加，纸币的增加和贬值只不过是商品货币经济衰退的结果，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纸币发行额的增长，则标志着经济混乱的加深和不可避免的崩溃。
协约国会议不断更换会址，在欧洲的所有疗养地寻求灵感。大家都伸出手来，要求按照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付给相适应的赔款。这个漂泊不定的死人交易所，每两周重新解决一次法国究竟应从那笔德国无力偿付的赔款中取得50％还是55％的问题，这就是郑重宣扬的那个欧洲“组织”的杰作。
在战争过程中，资本主义改变了老样子。①资产者老爷们已习惯于通过国际掠夺，采用投机倒把的方法，在几天之内使自己的资本翻一番，甚至翻几番，因而觉得在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榨取剩余价值（利润经济原理②），过于平淡乏味。
①英译本此句为：“Capitalismhasdegeneratedinthecourseofthewar.”意为：资本主义在战争中退化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②译为“利润经济原理”有误。英译本为：“thefoundationofprofiteconomy.”应译为：利润经济的基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资产者消除了从前束缚他们的某些成见，但又养成了一些他们以往所没有的习性。战争使他们习惯于对许多国家实行粮食封锁，轰炸和焚烧城市与乡村，有目的地散布霍乱病菌，用外交信使的公文包运送甘油炸药，伪造对方的信用证券，贿赂收买，间谍活动以及空前的大规模走私。缔结和约之后，战争的方法竟成了贸易的方法。现在，最主要的商业活动已经和国家的活动，即用一切暴力手段武装起来的世界性匪帮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了。世界的生产基础愈狭窄，占有的方法就愈残暴、愈无顾忌。
掠夺！这就是用以代替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的资本政策的新内容。罗马尼亚强盗掠夺了匈牙利，从那里抢走了火车头和宝石戒指，这是劳合-乔治和米勒兰的经济哲学的象征。
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资产阶级摇摆不定。它一方面打算进一步实行国有化，实行调整和监督；另一方面又反对战时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办法。法国议会在研究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在不损害私人资本主义铁路公司的利益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全国铁路网的“统一管理机构”。而法国资本主义报刊却掀起一个疯狂的运动，反对限制私人积极性的“国家主义”①。战时被国家弄得混乱不堪的美国铁路，在取消国家监督之后，情况更加严重。当时，共和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保证经济生活不受国家的任意干预。美国工会领袖塞米尔·龚帕斯这条资本豢养的老狗，竭力反对那些招摇撞骗的改良主义者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当作法宝提出的铁路国有化。实际上，国家实行零星的强制性干预，和投机活动一样，只会使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加混乱。把一些最重要的生产和运输部门，从个别托拉新手里转到“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手中，也就是转到最强大、最贪婪的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手里，这不是消除祸害，而是把祸害集中了。
①“国家主义”即国家干预的原则。——编者注
物价的降低和通货的稳定，这只不过是在继续破产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表面的、暂时的现象。物价的波动不会消除原料不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基本情况。
经历过可怕的战争紧张局面的工人群众，已不能再在原有的条件下以原有的速度进行工作。几小时之内毁灭了多年创造出来的财富。在白骨和废墟上飞黄腾达的财政集团无耻地挥金如土——这些实际的历史教训，使工人阶级很难保持雇佣劳动的自发纪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们都说有一股“怠惰的浪潮”席卷欧洲，冲击着欧洲的经济前途。经理们企图借助于给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小恩小惠的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这是枉然的！要想恢复和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使工人阶级具有这样的信心，即他们每打一锤，都将使他们的生活与文化福利有所提高，而不致遭受新的相互残杀的危险。这种信心，只有社会革命才能给予他们。
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是使各国革命情绪高涨的强大因素。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企图用小恩小惠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所带来的苦难，以阻止罢工事件的增加。为了给大地主弥补一部分劳动力生产费用，负债累累的国家自欺欺人地搞了一些卑鄙的勾当，想以此拖延被清算的时刻。如果说，某几类工人今天的生活比战前还好，那这种事实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根本不相适应的。这种昙花一现的结果，是以寅吃卯粮的欺骗手段达到的，这必将带来极其悲惨的贫困和灾难。
那么，美国的情况如何呢？“美国是全人类的希望！”法国资产阶级通过米勒兰的嘴来重复蒂尔戈说过的这句话，希望借此求得债主宽恕，赖掉所负的债务，而它自己，对任何人欠它的债，却是不予豁免的。但是，英国并不能使欧洲经济起死回生。在最近六年里，美国已经把它的原料储备消耗净尽了。美国资本主义为适应世界战争的需要，缩小了它的工业基础。从欧洲向美国移民的现象停止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络绎不绝地离开美国工业部门，返回欧洲，他们或者是由于军事动员而应召回国，或者是由于祖国光复而被吸引回去。原料和劳动力不足使大洋彼岸的共和国受到威胁，因而产生深刻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美国无产阶级将进入革命斗争的新阶段。美国在迅速欧洲化。
中立国也逃避不了战争和封锁的后果，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大国和小国，参战国和中立国，战胜国和战败国，在经济上像联接的脉络一样相互联系着，趋向于同等程度的贫困、饥饿和死亡。
瑞士始终如一地生活着，但是，每一个意外情况都有使它失去平衡的危险。斯堪的纳维亚流入了大量黄金，但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它还得低声下气地向英国零零星星地要些煤炭。尽管欧洲发生饥荒，挪威的渔业目前却出现了空前的危机。
从前供法国榨取人力、畜力和食物的西班牙，现在也无法渡过粮食难关，因而激起饥饿群众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浪潮。
资产阶级总是在农村打主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硬说农民的生活福利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一种错觉。诚然，在一切国家里，向市场供应产品的农民，在战争时期或多或少占了点便宜。他们曾按较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而用贬值的货币偿还以前的债务。这就是他们占到的便宜。但是，在战争时期，农民的经济遭到破坏，一蹶不振。他们需要工业品，但工业品的价格，却按照货币贬值的比例上涨了。国库的需求量大得惊人，农民及其产品和土地，大有被它一口吞噬之虞。因此，在生活福利暂时有所提高之后，小农又陷入了日益深重的困境。农民对战后状况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而作为常备军的农民，在给资产阶级准备不少伤脑筋的意外事件。
欧洲的部长们所说的欧洲经济复兴，乃是一种谎言。欧洲正在破产，而且整个世界也在随之破产。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是无法挽救的。帝国主义政策不会消除贫困，而是掠夺现有的储备，使贫困更为加深。
燃料和原料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在有计划的、公有化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
必须废除国债。必须使劳动和劳动果实摆脱世界金融寡头的残酷盘剥。必须推翻金融寡头政治。必须铲除使世界经济陷于四分五裂的国家壁垒。必须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经济会议来代替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最高经济会议，以便集中使用人类的一切经济资源。
必须消灭帝国主义，使人类得阻继续生活下去。
三，战后的资产阶级制度
有产者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在国际斗争中要站得住脚，在国内不让无产阶级当家作主。因此，资产阶级内部以往的政治派别分化失去了作用。不仅在俄国（在这里，当斗争到了紧要关头时，立宪民主党的旗帜就成了一切有产者反对工农革命的旗帜），而且在一切政治文化比较悠久的国家里，从前据以划分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准则，远在无产阶级革命公开发动以前，差不多就已经完全消失了。
劳合-乔治成了保守党人、联合主义者和自由党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行将到来的工人阶级统治的代言人。这位煽动老手所着重鼓吹的是虔诚的教会，认为它是向有产阶级的一切政党平均输送电流的总电站。
在法国，不久以前还存在的，而且轰动一时的反教权主义时代，看来已成为死后的幽灵，因为激进党人、保皇党人和天主教徒现在又结成一个全国范围的联盟，来反对逐渐抬头的无产阶级。法国政府在拉拢一切反动势力，支持黑帮分子弗兰格尔，恢复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
中立主义者和亲德主义者乔利蒂，作为干涉主义者、中立主义者、教权主义者、马志尼主义者的共同领袖，掌握了意大利的政权，他准备在一些次要的对外对内政策问题上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以便更加无情地回击城乡革命无产者的进攻。乔利蒂政府的确把自己看作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最后一张王牌了。
自霍亨索伦王朝复灭以后，德国历届政府和执政党的政策，都力求建立一个与婚约国统治阶级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当英法的夏洛克把德国人民的脖子勒得愈来愈紧时，德国各党各派的资产阶级一致恳求自己的敌人把绞索放松一些，好让他们能亲自动手扼杀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此，才定期举行会议，商讨解除武装和供应武器的问题。
在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界限已完全消失。这两个适应于美国闭关自守状态的强大的剥削者政治组织，当美国资产阶级登上世界掠夺舞台的时候，便都显得黯然失色了。
各个领袖和集团（无论是在野的或是执政的）的互相倾轧，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可耻和露骨。但与此同时，各国资产阶级的所有领袖、集团和政党，却形成了一条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共同阵线。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蠢才还在继续以民主路线来反对暴力专政路线，可是，就连最后的一点民主，也在世界各国遭受践踏和破坏。
战争期间，议会所起的作用是给当权的帝国主义集团充当爱国主义的招牌，虽然它无权无势，但总是吵吵嚷嚷。而在战后，议会却完全陷入衰竭状态。一切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不通过议会。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傀儡所大肆宣传的议会权力的表面扩大，丝毫也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国家命运的真正的主宰和支配者——路特希尔德家族和魏尔家族、摩根和洛克菲勒、许奈德和卢舍、胡果·司汀尼斯和费里克斯·德依奇、里泽洛和阿格奈里（即黄金大王，煤炭大王、石油大王和五金大王），都在幕后进行活动，而把他们的第一流的奴仆派进议会去操纵议会的工作。
法国议会由于尽说动听骗人的空话，专搞厚颜无耻的行贿受贿勾当而弄得威信扫地，现在它还在热衷于对一些无关紧要的法律草案搞三读通过的程序。但总有一天会知道，它预定用于恢复法国被破坏的地区的40亿法郎，已被克列孟梭花费在完全不同的用途上，主要是花费在继续蹂躏俄国的国土上。
貌似神通广大的英国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员，对于劳合-乔治和寇松究竟打算如何对待苏俄以及法国，比孟加拉农村中印度老太婆了解的多不了多少。
在美国，议会是总统下面的一个俯首听命的（或者发发牢骚的）合唱队，而总统则是托拉斯的政治工具——选举机器的傀儡，这一点，在战后的今天，比过去更加明显。
迟迟实现的德国议会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而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却是历史的产物。这个议会制在婴儿时期就害了困苦的老年人的一切病症。艾伯特共和国的“世界上最民主的”议会，不仅无力对付福煦的元帅杖，而且也无力对付本国斯汀尼斯之流的投机伎俩和本国军官集团的军事阴谋。德国的议会民主制是两个专政之间徒有其名的东西。
资产阶级内部在战争期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全世界普遍贫困的形势下，资本的集中立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从前默默无闻的一些公司，现已赫赫有名。在经营方面以及在享有经营成果方面，那种同心协力、稳重可靠、乐于“合理”妥协、顾全某种体面的作风，已被帝国主义狂流一扫而光
。
新的富豪登上了舞台，他们是军火商，卑鄙的投机者，暴发户，国际冒险家，走私分子，戴着钻石戒指的刑事犯，以及那些贪图豪华生活、坚决以残暴的手段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恶不作的坏蛋，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只能是一根绞索。
富有者进行统治的现存制度，赤裸裸地暴露在群众面前。战后，美国、法国和英国的豪华生活，已达到疯狂的程度。巴黎充满了国际“爱国主义”的寄生虫，法国《时报》认为，它很像毁灭前夕的巴比伦。
政治、法庭、报刊、艺术和教会，都唯资产阶级马首是瞻。一切起约束作用的原则，都被一脚踢开了。威尔逊、克列孟梭、米勒兰、劳合-乔治、丘吉尔，不仅厚颜无耻地进行欺骗和漫天撒谎，而且在假面具被撕破之后，仍然心安理得地在干一些新的罪恶勾当。古人马基雅弗利所描述的那些古典的政治手腕，同现代资产阶级当权人物所遵循的那些原则比较起来，简直成了乡下佬嘴中天真的格言。从前，法庭还以民主的伪装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本质，而现在，却公然成为阶级凌辱和反革命挑衅的工具。第三共和国的法官，死心塌地地为杀害饶勒斯的凶手进行辩护。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德国的法庭，竟然大加表扬杀害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其他许多无产阶级烈士的凶手。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庭，成了一切白色恐怖罪行公然合法化的机关。
资产阶级报刊公开在自己的刊头上标出像工厂商标一样的收买钤记。世界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主要报刊，都成了造谣污蔑和贩卖精神毒品的庞大工厂。
资产阶级的心情，也和资产阶级市场上的价格一样，惶惶不安地波动着。在战后的头几个月，国际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得了害怕共产主义日益抬头的冷热病。资产阶级是以它所犯的血腥罪行的大小，来衡量直接危险的程度的。但是，资产阶级经受住了第一次冲击。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和工会，由于负有共同责任而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①，它们为资产阶级作了最后的效劳，替它承受了劳动人民第一次愤怒的打击。资产阶级以第二国际的彻底崩溃作为代价，渡过了这一关。克列孟梭所进行的议会反革命选举，几个月的不稳定的平衡，以及5月罢工的失败，使法国资产阶级对它的制度的不可动摇性，又充满了信心。资产阶级的阶级优越感，已提高到它过去的恐惧心情所达到的高度。
①英译本：boundbychainsofcommonguilttothebourgeoisie。这里，“责任”宜译为“罪责”，“勾结”宜译为“捆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成胁成了资产阶级的唯一法宝。它不相信高谈阔论，只求采取行动：逮捕、解散、没收、枪毙。资产阶级的部长和议员极力想博得资产阶级的夸奖，因而把自己装扮成铜铁般的硬汉子。劳合-乔冶冷酷地建议德国部长，按照1871年法国的榜样，杀害他们的公社社员。任何一个三等角色的官吏，只要他以对工人的威胁来结束自己的空洞无物的发言，都可以指望得到议会的热烈赞扬。
正式的国家机关日益公开变成对劳动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组织。此外，还有许多在国家机关指使之下建立起来并进行活动的各种私人反革命组织，它们的任务是用暴力破坏罢工，进行挑衅活动，制造虚构的诉讼案件，摧毁革命组织，侵占共产党机关，纵火行凶，杀害革命领袖，阻及其他保护财产和维护民主制的措施。
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子弟，生活无着落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堕落分子（其中主要是来自苏维埃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亡命之徒），乃是构成非正规的反革命队伍的不断来源。领导这些人的是经过帝国主义大屠杀锻炼的军官。
霍亨索伦王朝军队的2万名职业军官，特别是在卡普—吕特维茨叛乱之后，组成了一个顽强的反革命核心。这个反革命核心是德国民主制度所无法击破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才能把它粉碎。除了这个旧制度的恐怖分子的集中组织之外，还有在容克地主领地上进行活动的白色游击队。
在美国，国家安全同盟（NationalSecurityLeague）或自由骑士（KnightsofLiberty）之类的组织，是保卫资本的突击队，这支队伍的极端分子乃是地地道道的匪帮，例如私人侦察事务所（Detectiveagencies）。
在法国，“公民联盟”（LigueCivique）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工贼组织，就连改良主义的劳工联盟，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白色匈牙利的军官黑手党，是和英国所支持的反革命刽子手政府并存的一个组织，它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表明，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用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暴力的文明与人道究竟是一种什么货色。
芬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民主”政府，正极力地向匈牙利的崇高榜样看齐。
在巴塞罗纳有受警察局指使的暗杀团。诸如此类的组织到处都有。
甚至在饱经摧残、陷于破产的保加利亚，那些已退役的军官也结成一些秘密团体，准备一有机会就拿保加利亚工人的头颅来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
从资产阶级制度在战后的表现来看，关于缓和矛盾、阶级合作、议会改良、逐渐社会主义化、民族团结的纲领，简直是一种愚蠢的无稽之谈。
资产阶级根本放弃了通过改良来和无产阶级调和的思想。它用一些小恩小惠来腐蚀一小撮上层分子，而以铁和血来压制苦难的群众。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根据票数的多少来解决的。从民主制度中保留下来的只是改良主义者头脑中的回忆。国家组织越来越简化到它的原始形态——武装队伍。当政权和所有制问题突出提出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不管票数多少，而只考虑它所掌握的步枪、机枪和大炮有多少了。
因此，根本谈不上合作或者调和。要想活命，就得推翻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起义才能做到这一点。
四、苏维埃俄国
在沙文主义、贪婪和破坏之风盛行中，只有共产主义原则表现出高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苏维埃政权是在欧洲一个最落后、最破产、而且受一群强大敌人包围的国家里首先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政权不仅在克服空前强大的阻力中站稳了脚跟，而且也切实表现出共产主义所蕴藏的伟大的潜力。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的发展和巩固，是共产国际建立以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
阶级社会习惯于把军队建设看作是衡量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最高尺度。它按照军队的强弱来判断经济实力和国家的强弱。
苏维埃政权在炮火下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无论是在反对旧的资产阶级帝俄（帝国主义企图利用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白军复辟帝俄）的斗争中，还是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为自身需要而培植的各国“民主派”军队（法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的斗争中，红军都表现出无可争辩的优势。
在经济方面，苏维埃共和国渡过了头三年的艰难阶段，创造了极其伟大的奇迹。苏维埃共和国所以能站住脚并发展起来，是由于它夺取了资产阶级手中的经营工具，并把它变成了计划经济的手段。在漫长的战线上炮火连天的情况下，苏维埃俄国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的机会。在邓尼金被粉碎以后和波兰匪帮进攻以前这段时间里，苏维埃政权已着手广泛组织义务劳动，合理地计算和使用生产能力与生产资料，并且吸收了军队参加劳动，而首先抓的是恢复运输业。
由于无情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实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主要食品的垄断，俄国城镇居民才免于饿死，红军才能够得到给养。由于国家把分散经营的各种工厂和私人所有的铁路、船舶统一管理起来，才得以顺利进行生产和再生产。
工业和运输业由国家集中掌握，使得技术本身可通过标准化而达到社会化。规定生产和修理某些类型机车、车厢和轮船的最低数量，以及按期制定大量生产定型机器部件的细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可以给生产带来无限的好处。在进一步发展经济、科学地组织工业、采用泰罗制（不带有资本主义榨取血汗特征的泰罗制）的道路上，苏维埃俄国已没有任何阻碍，除非帝国主义从外面强加给它一些阻碍。
民族利益和帝国主义野心纠缠在一起，乃是造成全世界不断发生冲突、起义和战争的根源，而社会主义俄国表明，工人国家可以毫无痛苦地把民族要求和经济要求结合起来，而且使民族要求毫无沙文主义色彩，使经济要求毫无帝国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力求通过统一的经济计划把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联系起来。这种经济集中制，没有阶级对阶级、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因而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有利，它可以和民族发展的真正自由很好地结合起来。
根据苏维埃俄国的经验，中欧、巴尔干东南地区和大不列颠领地的各族人民，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种族，埃及人和土耳其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爱尔兰人和保加利亚人，都会深信：只有建立起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人类一切民族的友好合作才能实现。
革命已在俄国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大国。这个国家在它存在的三年期间，不断地改变了自己的疆界。当世界帝国主义大军压境时，它的疆界缩小了，一俟压力减轻，疆界又扩大了。保卫苏维埃俄国的斗争，是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苏维埃俄国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来说，乃是一个试金石。1914年8月4日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卑鄙的变节行为，就是它一上台就寻求西方帝国主义的庇护，而不是设法和东方革命结成联盟。当时，苏维埃德国如果和苏维埃俄国联合起来，就可以一下子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
共产国际宣布：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是共产国际的事业。只要苏维埃俄国没有成为其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一个成员，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就决不罢休。
五、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国际
在世界各国，国内战争已提上议事日程。其旗帜就是苏维埃政权。
资本主义把人类的绝大部分群众变成了无产者。帝国主义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使他们投入了革命运动。群众这个概念本身，在最近几年也发生了变化。在议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时代算作群众的人，现在变成了上层分子。从前不关心政治生活的千千万万群众，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战争唤起了所有的人，使最落后的阶层也关心政治了，战争激起了他们的幻想和希望，同时也欺骗了他们。
从前，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在劳动上安于行会的闭关自守状态，在生活上安于相对稳定状态，而无产阶级的下层分子则充满消极冷漠的绝望心情——这就是旧式工人运动的社会基础，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千百万群众一批又一批地投入了斗争。
失去丈夫和父亲因而不得不接替他们去劳动的妇女，成了运动中的一支洪流。在世界大战的狂风暴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工人，把革命看作是切身的事业。
在不同的国家里，斗争经历着不同的阶段。但是，这是最后的斗争。运动的浪潮往往采用一些过时的组织形式，但有时也使它们具有新的生命力。在这股巨流的水面上，到处飘浮着陈旧的标签、模糊不清的口号。在人们的头脑中，有很多混乱和愚昧、成见和幻想的东西。但整个运动却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它是包罗万象的和不可阻挡的。它在不断扩大和巩固，不断清除自己身上陈腐的废物。只要世界无产阶级没有取得统治权，它就不会罢休。
这个运动的主要形式是罢工。产生罢工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日用品价格的上涨。罢工往往是由个别地方性的冲突引起的。罢工的产生，是群众对社会党人玩弄议会把戏感到不耐烦的一种反应。
罢工是由于对本国和别国被压迫者的同情而产生的。它把经济口号和政治口号结合到一起了。在罢工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残余思想往往掺杂在社会革命纲领的口号里。罢工在起伏地发展，因而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使国家机关长期陷于紧张状态，尤其使资产阶级感到恼火的是，罢工利用一切机会向苏维埃俄国致敬。剥削者也预感到，这种混乱的罢工，实际上是在号召和发动国际无产阶级开展社会革命。
战争时期体现得最为突出的国与国之间的深刻依附关系，使那些沟通国与国之间联系的劳动部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铁路工人和一切运输工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运输部门的无产阶级在抵制白色匈牙利和白色波兰方面，已有机会显示出自己的一部分力量。罢工和抵制是工人阶级在进行工会斗争的初期，即在它利用议会制以前所采用的两种斗争方法，这两种方法现已得到空前广泛的运用，并已具有新的重大意义，这就像决战前的炮兵轰击一样。
面对层出不穷的历史事件，个人日益感到无能为力，因而不仅工人的新阶层，而且职员、公务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都纷纷参加工会组织。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进程要求建立凌驾于一切旧式工人组织之上的苏维埃以前，劳动人民加入了传统的工会，对这些工会的旧形式、官方的纲领和上层当权分子暂时采取容忍态度①，但是，这也给组织内部带来声势空前浩大的千百万群众日益增长的革命压力。
①原译文：“劳动人民加入了传统的工会。对这些工会的旧形式，官方的纲领和上层当权分子暂时采取容忍态度”。其中，标点的使用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故予以改正：把“传统的工会”后的句号改为逗号；“旧形式”后的逗号改为顿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社会最下层的群众——农村无产者、雇农，开始抬起头来。在意大利、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农业工人的革命运动及其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兄弟般联系，有了巨大的发展。
极端贫困的农民阶层日益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果说，议会改良主义分子对农民的固有偏见进行奉承是枉费心机的话，那么，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运动，即无产阶级为反对压迫者而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却会在最落后的、被土地束缚住的、破了产的农村私有者的心灵中产生一线希望。
人类贫困与黑暗的深渊是无底的。一个阶层站立起来之后，另一个阶层随即也开始准备站立起来。但是，先锋队不应等到它们都站立起来之后，才投入战斗。工人阶级只有在掌握政权之后，才能完成它所担任的唤醒、提高和教育自己的最落后阶层的工作。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已经觉醒。在受英国帝国主义这个敲骨吸髓的庞然怪物压榨蹂躏的印度、埃及和波斯的辽阔土地上，在这片无限广大的人海中，不断发生内部骚动，不断掀起巨大的浪潮，致使伦敦金融中心区股票涨落不定，人心慌恐不安。
在殖民地人民的运动中，社会因素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民族因素结合起来，但两者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新式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在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迅速地从最初的幼稚做法转而采用成熟的斗争方式。
被英国和一切外国统治者共同束缚的穆斯林民族和非穆斯林民族日益和好；运动进行了内部清洗，僧侣和沙文主义反动势力的影响已被消除；在对外国强盗进行斗争的同时，对本国地主、封建主、教士和高利贷者也展开了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日益壮大的殖民地起义军队，就会成为最伟大的历史力量，成为一支强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预备队。
被压迫的人们开始站立起来。他们觉醒的内心强烈地向往着苏维埃俄国，向往着德国城市中的巷战，向往着英国火热的罢工斗争，向往着共产国际。
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者——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特权地位；他们听从对殖民地实行奴役；他们从法律上把种族不同和肤色不同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协助宗主国的资产阶级维护殖民统治，而不帮助殖民地举行武装起义；身为英国社会主义者，而不去全力支持爱尔兰、埃及和印度反对伦敦金融寡头的斗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即使不把他们处决，也应给他们烙上可耻的印记，决不能使他们得到无产阶级的委托和信任。
但是，无产阶级在努力开展国际革命运动中所遇到的阻碍，与其说是从战争期间起就在各国之间保留下来的那些残缺不全的铁丝网防线，不如说是前一时期依靠无产阶级发展起来的旧的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利己主义、保守主义、愚蠢思想和背叛行为。
老工会领袖千方百计地抵制和麻痹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而当无计可施时，就和罢工拉关系，以便用种种阴谋诡计更有把握地消灭罢工。
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历史紧要关头的背叛，是压迫和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这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惊人。德国帝国主义的崩溃，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当时，除无产阶级外，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有希望取得国家政权。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文化水平，都能充分保证社会主义变革的胜利。但是，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它采用既狡猾又愚蠢的复杂手法，诱使无产阶级放松夺取政权这一自然的和必要的任务。
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一直在争取工人群众的信任，以便在紧要时刻，即当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处于决定关头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全部威信交由剥削者去支配。
对自由主义的背叛，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崩溃，比起社会党对劳动阶级的大叛卖来，乃是微不足道的事情。甚至劳合-乔治称之为保守主义总电站的教会的作用，在第二国际反社会主义的作用面前，也要相形见绌。
在战争时期，社会民主党曾以民族自卫的口号来为自己叛变革命的行为作辩护。在和约缔结以后，它又用民主的口号来给自己的反革命政策打掩护。民族自卫和民主，这是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意志投降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词句。
但是，堕落并没有到此为止。社会民主党在推行自己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时，不得不追随资产阶级公然破坏“民族自卫”和“民主”。谢德曼和艾伯特向法国帝国主义摇尾乞怜，想在它的支持下反对苏维埃革命。诺斯克竟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实行白色恐怖的化身。
阿尔伯·托马变成了国联这个卑鄙龌龊的帝国主义代办机关的雇佣走狗。王德威尔得这个第二国际的首领、第二国际上层分子中能言善辩的代表人物，居然成了国王的大臣、教权主义者德拉克鲁瓦的助手、比利时天主教神甫的卫士和对刚果黑人施加资本主义暴行的辩护士。
韩德逊盲日地仿效资产阶级大人物，时而充当国王的大臣，时而充当国王陛下的工人反对派；托马斯·肖竟要求苏维埃政府拿出实际征据来证明伦敦政府中窃据高位的是一些强盗、匪徒和骗子手。但是请问，这些老爷们如果不算是工人阶级的死敌，那么该算是什么呢？
伦纳和泽兹，涅美茨和屠查尔，特鲁尔斯特拉和布兰亭、达申斯基和齐赫泽一一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欺骗行径表明了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
最后，卡尔·考茨基这个从前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却变成了各国黄色刊物的蹩脚顾问。
在群众的压力下，那些比较善于随机应变的老社会党人，在万变不离其宗的条件下更换了自己的外壳和色泽，与第二国际断绝了关系或准备断绝关系，并在一切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面前，甚至在认真准备采取行动的面前，频频后退。
只要指出下述事实，就足以描绘和刻划出这种伪善的嘴脸了：以达申斯基为领袖、以皮尔苏茨基为后台老板的波兰社会党，即市侩的犬儒主义和残暴的沙文主义的党，竟然发表声明退出第二国际。
法国社会党内起领导作用的议会上层分子，虽然现在投票反对国家预算和反对凡尔赛和约，但实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台柱之一。他们故作反对派的姿态，只不过是想逐渐恢复他们在无产阶级最保守阶层中享有的一点信任罢了。
在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上，法国议会社会主义依然在瓦解工人阶级的意志，它向工人阶级散布什么目前不宜夺取政权，因为法国遭受的破坏太大，正如昨天不宜夺取政权是因为发生战争，战争前夕是因为工业高涨，再往前是因为工业危机等等一样。除了议会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一个靠说废话和谎话过日子的茹奥之流的工团主义，这两个主义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
建立一个巩固、统一而且有纪律的法国共产党，对于法国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罢工和起义中，德国工人的新一代受到了教育和锻炼。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分子和守旧分子总是向后看，回顾倍倍尔时代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懂得当前革命时代的性质，回避内战和革命恐怖，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指望有一种神奇力量能帮助他们摆脱无可奈何的处境。这种人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保持的影响越深，这新一代的工人为自己的经验付出的牺牲就越大。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党，教导德国工人在斗争的烈火中寻求正确的道路。
英国工人运动的上层分子因循守旧，因而还没有感到需要重新武装起来。英国工党的领袖们还顽固地争取留在第二国际的范围内。
近几年来形势的发展，破坏了保守的英国国内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因而英国劳动群众最易于接受革命的纲领。然而，这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官方机器（皇室、上院、下院、教会、工会、工党、乔治五世、坎特伯雷主教和韩德逊），却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好像是一架阻止发展的强有力的自动制动器。只有摆脱因循保守和宗派主义，并与群众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共产党，才能使无产阶级下层群众起来反抗这些官方的上层分子。
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本身就公开承认国家未来命运的关键掌握在社会党手中，但领导社会党的右翼分子屠拉梯的政策，却千方百计地想把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纳入议会改良的轨道。这种来自内部的破坏行动，是当前最大的危险。
意大利的无产者要牢牢记住，匈牙利的历史经验是一个严峻的教训。要知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以及在掌握政权以后，都必须站稳立场，认清一切动摇分子，要无情地镇压一切叛变的图谋。
战争的动乱遗留下深刻的经济危机，从而在美国以及美洲大陆其余国家的工人运动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揭穿威尔逊主义的叫嚣和谎言，同时，也就是揭穿美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和平主义幻想和集市上的生意经的混合物，它和和气气地给龚帕新之流的工联主义作了一些左的补充。现在，把美洲大陆（由阿拉斯加半岛到合恩角）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政党和组织紧密联结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统一的美洲支部，以抵制强大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这是在和那些由美元动员起来保卫自己利益的势力作斗争中应该完成和必将完成的一项任务。
各国官方和半官方的社会党人，制造种种借口谴责共产党人，说他们的不调和策略激起了反革命的蠢动，有助于反革命势力的团结。这种政治罪名，只不过是自由派怨言的老调重弹。正是自由派才认为，无产阶级的独立斗争把有产者推向反动阵营。这是无可争议的。如果工人阶级不去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资产阶级不是就不需要进行镇压了吗？如果历史上没有革命，那么，反革命概念本身就不存在了。如果说，无产阶级起义必然要促使资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自卫和反扑，那么，这个事实只不过表明，革命是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进行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以其中一个阶级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共产主义鄙视那种想用反革命大棒把群众吓唬得一动也不敢动的政策。
竭尽全力想消灭全部人类文明的资本主义世界，现正处于分崩离析、一团混乱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将以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根据团结一致的生产者社会所规定和执行的统一经济计划，来改造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共产国际将把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亿万劳动者聚集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旗帜之下，并在斗争的烈火中清理、建立和整顿自己的队伍。
共产国际是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起义的政党。它要把那些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麻痹、涣散和削弱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集团清除出去，并且提醒无产阶级不要盲目崇拜合法活动、民主制、民族自卫等等所掩饰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东西。
共产国际也不能容许那些虽然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无产阶级专政，但仍继续执行显然是指望和平解决历史危机的政策的组织加入自己的队伍。承认苏维埃制度，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苏维埃组织本身并没有任何神奇的力量。革命力量来自无产阶级本身。必须发动无产阶级起义和夺取政权，只有这样，苏维埃组织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成为无产阶级手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共产国际要求把一切直接或间接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领袖，从工人运动的队伍中驱逐出去。我们需要那些极其仇视资产阶级社会的领袖，因为他们能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他们决心引导起义队伍去进行战斗，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半途而废，并且敢于采取措施无情地镇压一切企图用暴力阻挡他们的人。
共产国际是实行无产阶级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本身的目的和任务之外，它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和任务。每个小宗派都想按照自己的做法来拯救工人阶级，它们的意图是和共产国际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和敌对的。共产国际不会制造万应灵丹和咒语，它所依靠的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它要消除经验中的错误和偏差，概括经验中的成就，它所承认和继承的只是那些成为群众行动准则的革命纲领。
工会组织、经济和政治罢工、抵制、议会和市政机关选举、议会讲坛、合法和非法的宣传鼓动、军队中的秘密据点、合作化工作、巷战——所有这些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创造出来的组织形式或斗争形式，没有一个被共产国际所否定，同时其中任何一种形式也没有被共产国际奉为万应灵丹。
苏维埃制度不是共产党人用以反对议会制的一种抽象原则。苏维埃制度是在斗争中并通过斗争取消和代替议会制的一种阶级性机关。共产国际坚决反对工会中的改良主义、议会迷和个人名利思想，同时也谴责那些主张退出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工会组织或退出议会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宗派主义倾向。共产党人不应脱离那些被改良主义者和护国主义者欺骗和出卖的群众，而应通过资产阶级社会所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和机构同群众一道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以便更有效更迅速地推翻资产阶级社会。
从前，在第二国际的欺骗下，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几乎完全是采取合法的形式，其方法归根到底还是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代理机关（这是给革命阶级戴上的镣铐）来胁从资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而共产国际恰恰相反，它要挣脱资产阶级的这种镣铐，掌握工人运动的一切方法和组织，使这些组织在革命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并通过它们向无产阶级提出一个统一的任务：夺取政权，以便粉碎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一个共产党人，不管他是革命罢工的领袖、地下小组的组织者、工会的书记、群众集会上的鼓动者、议会中的议员、合作社的创办人，或者是巷战的战士，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始终应该是一个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奋不顾身的战士，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基础、国家形式、民主谎言、宗教和道德的死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英勇战士和新社会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
男女工人们！
世界上只有一面旗帜，值得我们在它的指引下去斗争和牺牲。这就是共产国际这面旗帜。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
第二次会议（1920年7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第二次会议（1920年7月23日）·确定议事规则和议事日程·季诺维也夫作报告：《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讨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拉姆赛（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佩斯塔尼亚（西班牙劳动联盟）↘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拉科西（匈牙利）↘怀恩科普（荷兰）↘列维（德国）↘塞拉蒂（意大利）↘列宁（俄国）↘托洛茨基（俄国）↘苏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姆赛（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选举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委员会这次会议和以后各次会议，都在莫斯科举行。——编者注列宁宣布开会。确定议事规则和议事日程塞拉蒂宣读如下规定：1．全体会议于上午11点至下午3点和晚上6点至9点举行；2．报告人作报告只限1小时。此外，辩论完毕后，可用半小时作总结发言；3．补充报告人可占用与报告人相同的时间；4．每个发言人对议程均有权发表意见，但只限一次，时间2分钟；5．任何代表对每个问题均有权发表意见，但只限两次，第一次10分钟，第二次5分钟；6．要求发言，只准用书面形式提出申情；7．至少要有三名享有表决权的代表提出要求，才能使用记名投票方式；8．任何建议（包括对日程的建议），均须以书面形式（两种正式文字中选用一种）提交主席团，建议人履行这一手续之后，才能发言。接着，塞拉蒂宣读主席团提出的议事日程：1．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2．工会和工厂委员会；3．议会制问题；4．民族和殖民地问题；5．土地问题；6．对“中派”各种新思潮的态度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7．共产国际章程；8．组织问题（公开和秘密组织、妇女组织等等）；9．青年共产主义运动；10．选举；11．其他事项。里德（美国）：我以29名代表的名义，提议改动一下议程，即把议会制问题提到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前面。对于我们西方国家的代表来说，认真讨论工会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最好能把有关工会问题的全部材料翻译出来，加以研究，并准备对这个问题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另外，我建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最好能允许把英语作为大会的正式语言之一。在我所掌握的名单中，有40多名代表懂英语。在这里，懂英语的代表大大超过懂法语和不懂英语的代表。塞拉蒂：我代表主席团提议拒绝这个意见。顺便提一下，在执行委员会中，现在建议把工会问题作为第三项议程来讨论的这些同志，曾坚决主张把该问题作为第一项议程来讨论。执行委员会制定这份议事日程，是充分理解这些或那些问题的重要性的。至于正式语言问题，我们声明，不能允许把英语作为大会的正式语言，因为这样做会使讨论过于复杂化。但是，英国同志可以用英语发言。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设法为他们随时翻译一切讲话。我们决定这样做，是为了加速讨论的进程。里德的意见被提交大会表决，在绝大多数反对、14票赞成的情况下被否决。列宁提议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就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作报告。季诺维也夫作报告：《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们！很抱歉，对这样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不得不用我掌握得不太熟练的语言作报告。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有四种文字的详细提纲［注：即《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纲》。——译者注］，因此，我在这个报告中只谈谈提纲中某些最重要的条款。我们生活在重新评价一切事物的价值的时代，生活在有些人否定党的作用及其本身存在的必要性的时代。必须指出，在英、美、法这样先进的国家的工人中间，也有一些相当强大的思潮，它们不懂得自己的政党的作用，甚至直接否定政党存在的必要性。也许，我们今天所处的困难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具备提出此类问题的条件。依我看，这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在战时遭受危机的最大标志。现在，这个问题相当广泛地、往往也十分尖锐地被提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这一危机的结果和表现，也就是第二国际破产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有许多同志自称为共产党人，自认为与群众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他们却否定党或者错误地理解党的作用。潘涅库克同志的这种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这种情绪，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论述这个问题的小册子［注：这里所指的小册子显然是指：潘涅库克《世界革命和共产党的策略》维也纳工人书店出版社1920年版，共49页。——译者注］，我们已经印好，今天或明天就可以发给大家。你们可以从这个小册子中发现他对群众的盲目崇拜，他企图把群众和党本身对立起来。我认为潘涅库克论述这个问题的小册子，是对那些不懂得共产党的作用和否定党的人们的最好的宣传资料，这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伙同潘涅库克进行这种宣传的一个实例。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呢？我在我草拟的提纲中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最先进、最觉悟、因而也是最革命的部分。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共产党本来应当是这样的，但并不都是这样的，这也是实话。是的，许多加入第二国际的政党所执行的政策，竟使它们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最后它们所联合的竟然不是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不是它的最觉悟的部分。但我们仍然坚信，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将把工人阶级最优秀、最觉悟的部分团结起来。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犹如把人的头同整个身躯、把人的右手同人体分离开来一样，是不可能的。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头部，组织就是无产者在他们争取解放斗争中的右手。在俄国革命中，我们看到千千万万的群众和我们并肩战斗，一起经受失败，一起夺取胜利。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工人群众只有在坚强团结的、有组织的、为他们指引道路的党的领导下，才能顺利地行动起来。有时，那些对党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同志，自以为站在左翼反对派的立场上。而我认为，这不是左翼反对派，恰恰相反，这种反对党的情绪，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残余。资产阶级自己喝酒，却规劝无产阶级喝水。每个好心肠的资产者，一到21岁就成为政党的成员，但他对工人却鼓吹无党无派，而且他往往能使无产者上这个圈套。甚至经过三年革命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在俄国也还有相当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众在上这个圈套。资产阶级念念不忘一项十分明确的政策，即向工人阶级鼓吹无党无派。它不能到工人那里去对他们说：“请到我们资产阶级政党里来吧”，因为工人是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正因为如此，它就向工人提出这样一种“论调”，说什么你们不需要政党，你们有工会和其他联合会就完全够了；你们何必在政治纲领上伤脑筋呢？由于资产阶级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宣传手段——学校、报刊、艺术、议会，因而它得以使工人阶级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完全不理解政党思想，使他们接受工人不需要政党这一虚伪的思想。那些反对建立政党并以左派自居的人，并不懂得当前发生的情况，而一味重申资产阶级借助其数十年来操纵的宣传机器向他们灌输的东西。另外，有些同志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党的领导也可以进行斗争，这就可以证明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革命时代，并且低估了这个时代。如果他们认识到，我们已经真正进入极其顽强而又残酷的阶级斗争时期，那么，他们首先会开始明白：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必须有一个总参谋部——集中的党。很显然，在第二国际崩溃之后，在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党为首的一系列政党垮台之后，许多工人的言谈中必然会流露出政党思想业已破产的想法。的确，常常有人说，在战争时期，政党思想就已经破产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提纲第4条中指出。“共产国际坚定不移地确认，绝对不能把第二国际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垮台描绘成为无产阶级一切政党的破产。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一个新颖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这一原则上，我们也坚持反对革命工团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的同志。我们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和弟兄，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立场。社会爱国主义政党的垮台，即第二国际的垮台，并不是政党思想本身的破产。要知道，我们有理由反驳工团主义者，例如，列金、德国的所谓“自由”工会（自由黄色工会）和以茹奥为首的法国工团主义者遭到了破产，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工会思想本身也遭到了破产。因而我们也不能说，第二国际和一系列政党的破产，就等于政党原则的破产。“左派”糊涂虫吕勒不久前庄严地声称，政党原则必将同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一起遭到破产。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苏维埃制度不仅不排斥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而且恰恰相反，它是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为前提的。当然，这个党的构成必须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它应当是真正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它将引导全体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种否定党的论调的根源，那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是资产阶级多年来向我们所宣扬的那一套论调，即工人可以是“无党无派的”，根本不需要什么政党，有工会完全够了。这是地地道道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屈服。其次，是由于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我们亲眼看到许多旧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叛卖工人阶级事业的党。我们要对来自工团主义者队伍、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各的同志们说，时代的口号绝不是否定政党的存在。不是的，在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斗争日益激烈、日益尖锐，我们应当说，时代的任务是：旧政党破产了，打倒旧的政党，现在应该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万岁。在议会制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由于社会民主党议员成批背叛，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便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了。现在日益明显地看出，新时代必定会出现新人物，即使在资产阶级议会中，也会如此。这些同志将显示出自己是真正的斗士，他们以自身的活动向工人阶级证明，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可以待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的，并能在那里为无产阶级作出重大的贡献，例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但要用言论而且要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宣传。许多政党以自己的活动证明，建立新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可能的。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中向工团主义者指出：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拥护者，宣传无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这种宣传在客观上只能对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有利。由于工团主义者和工业化主义者鼓吹反对共产党，他们打算以工会或某些不定型的“一般”工人协会来代替共产党，所以他们与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不谋而合了。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若干年里，一直鼓吹所谓工人代表大会思想，认为工人代表大会应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英国和美国的形形色包的“工党分子”，实际上显然在实行资产阶级政策，向工人鼓吹建立不定型的工人协会，以代替政党。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工业化主义者愿意进行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但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没有理解到，工人阶级没有独立的政党，就等于无头的躯干。革命的工团主义和工业化主义，只是同第二国际陈腐的反革命意识形态相比，算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同共产主义相比，工团主义和工业化主义却是后退了一步。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在4月成立大会的纲领性宣言中所作的声明），他们在建立一个政党，但是建立的“不是这个词的一般含义的政党”。可见，这个声明乃是在思想上向工团主义和工业化主义的反动观点投降。我曾与一些好心的朋友——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交谈过，他们说：“我们一定执行你们向我们提出的一切任务，我们必将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引导工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这一切将由工团主义者和我们的工会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党能做些什么呢？”请问这些朋友：如果你们真的主张建立苏维埃政府，你们首先应该有一个政府所要执行的纲领。你们应该有土地问题纲领、对外和对内政策纲领，应该向我们说说你们对中农的态度，你们将怎样建立军队，怎样创办学校等等。一旦你们对这些问题开始作出决定，并且确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你们就已开始变成政党了。我们对我们俄国的非党工人也是这样说的。我们那里还有数以万计的非党工人，但是他们支持我们，并且跟我们一道走。我们召开这些非党工人的代表会议，我们同他们一起讨论各种复杂的问题。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要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同波兰的战争问题；在土地和教育问题上，我们需要得到你们的回答。你们愿意同我们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吗？假如愿意的话，就请你们讨论这些问题吧！如果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这种协议将成为共产党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我们愿意把优秀分子联合起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也就是共产党。我们对昨天接纳进来的、享有表决权的那些同志，也要这样说，因为他们正在而且必将走向共产主义。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阶级的政党愈强大，通往胜利的道路也就愈短、愈容易。这个党在我们面临斗争、但尚未开始激烈搏斗的时刻，也就是说在今天，就应该制定纲领，把工人阶级最优秀、最觉悟的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以便在关键时刻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在每个企业中，优秀人物都应当成为我们党的成员。不错，一开始他们只是少数人，但是，他们一旦掌握了明确的纲领，就能成为最觉悟的分子，取得工人们的信任，到需要时，就会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我们面临着一场极其伟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真正规模，至今谁都无法具体地想象出来。我们现在才开始了解，我们面临的这场斗争是多么伟大。给工人阶级指明正确道路的，并不是那些只关心日常利益的不定型的工会，而是那个把无产阶级优秀力量联合起来的党，它经过多年才得以形成，并已组成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问题就在于必须建立真正能带领群众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逻辑上很显然，那些对党持否定态度的同志，往往会完全不自觉地认为：我们并没有处于残酷斗争的时期，而是处于先前的和平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全都工作几乎就是宣传（而且宣传往往搞得很差）。他们不懂得，虽然宣传现在仍然是我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它已不是我们的唯一任务，现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国内战争已经来临，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实际的革命行动。因而，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不知道自己在明天最紧迫的无产阶级政策问题上将采取什么立场的组织，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需要党。但是，需要怎样的党呢？在这里，我们要把应当告诉右派分子的一切，十分明确地说出来。我们不需要第二国际所属政党那样的党，也不需要现在还是中派政党那样的党。这类政党在客观上起反动的作用。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起的始终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作用。这一点无须加以证明。很显然，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目前之所以那么困难，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力量强大、组织严密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我们不需要那种愿意遵循日益恶化的第二国际传统的党。我们不需要那样奉行尽量收罗党员这一简易原则的党。我们不需要那种蜕化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只是由工人贵族组成的党，在这样的党里，工人官僚往往会变成单纯追逐自身利益的帮会。我们不需要那种把刚刚入党的人提出来作竞选候选人的党。我们不需要那种不是由工人，而是由46名教授、45名或更多的律师作代表的议会党团。对于选种议会党团，我们只好说：45名律师作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就被断送了！（鼓掌。）我们不需要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的议会党团，我们十分清楚，那里有些人在最紧要的关头，不是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就是脚踏两只船，暗中破坏我们的斗争。我们应该透过放大镜仔细察看我们党的社会成分。我们应当小心，不要使那些敌视无产阶级的分子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应当竭力使我们的党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党。十分明显，目前有许多工人（其中较好的一部分对待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抱严肃态度的）被德国那样的党或者意大利那样的议会党团弄糊涂了。在意大利，情况严重到了极点，整个工人阶级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政策。然而，在议会中所能代表党发言的却是屠拉梯，十年来，他一直执行资产阶级政策，而且至今仍在继续执行资产阶级政策。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出现否定党本身的种种思潮。在德国，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代表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言的是亨克之流，他们常常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和谢德曼一个鼻孔出气，只是稍稍变换一下腔调罢了。因此，很明显，难怪那里一些并非恶劣的工人说：任何一个政党都比这个党强。当然，如果他们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比这个党强，那他们的结论就错了。不能这样说，我们认为：如果某个党不好，我们就应该想一切办法组织一个真正的好党；首先我们应该把少数人组织起来，再逐步地开展工作，争取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所以，当有人向我们提出我们需要怎样的党这个问题时，我们回答说：表示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很多，但是对于这些党，我们还是要指出，它们并不是共产党的样板。因此，必须立即敲起警钟，使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相信无论如何要清党，必要时，即使分裂，也在所不惜。不管怎样，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对于我们需要怎样的党这个问题，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概括地说，也必然涉及到组织问题。从组织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怎样的党呢？我们必须在各种情况下都能适应现有的条件。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着各国所共有的现象，但是，有时也会有适应各该国现有条件的现象。关于这种具体情况，我不想多谈，只是补充一点，如今有一种反对党的严格集中原则的思潮，其中有些人是对党根本持否定态度的，还有些人虽然赞同必须建党，但是并不认为党必须实行集中制，必须有铁的纪律。这种说法，我们不只是从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那里能听到，而且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的部分成员那里也能听到。我们认为，整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真正需要一个集中的党。大家经常议论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一经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用20年的时间建立了党，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军事化的、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我们肯定要遭受20次的失败，这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有工人，我们党的所有党员，都能向你们证实这个真理。这就是我们学会了的东西。不能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国内战争的实际含义。发动国内战争，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渡过持续一年、两年或三年的国内战争，却是相当艰难的。那时得把数以万计的同志和党员派往前线，他们要在前线遭到大量的牺牲；那时得要求党员作出重大的牺牲；那时得在24小时、甚至24分钟之内作出十分重要的决定；那时要取得工人的绝对信任，才能获得全面的胜利。当前的形势是：我们正面临着大规模的斗争，战争的钟声真正敲响了，我们将举起刀枪冲击资产阶级。这种形势迫使我们不仅对各国政党，而且对共产国际宣称：我们需要有一个集中的、具有铁的军事纪律的组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我们真正需要达到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我们应该懂得，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很好地、严密地组织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关于这一点，到制定共产国际章程和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再详细地论述。有时会听到某些同志说：“是的，现在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我们还没有掌握政权，也许我们的确还需要党；但是，我们一旦取得胜利，我们就完全不再需要党了。”我同德国一些优秀的工人共产党员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曾发表过这种议论。在这里，我想引证一下俄国党的经验。恰恰是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后，在我们建立政府之后，党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一天天地增强了。我们俄国党的作用，从来还没有像我们胜利之后的今天这样大。在解决所有重大问题时，都需要党的切实监督。考茨基之流对我们说：在你们俄国，不是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党专政。他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责难我们，这完全错了。我们实行的是工人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也是共产党专政。（鼓掌。）共产党专政只是工人阶级专政的职能、象征和表现。我们的党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应把它同由律师组成的党混为一谈。我们有60万至70万优秀工人加入了党，它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工人阶级的事情由它的优秀代表来掌管，这是很自然的。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是同时确立起来的。党有权监督各种各样的组织，有权清洗这些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党也应该有这样的权利。革命胜利之后，党的作用并没有缩小，反而加强了。现在，苏维埃政权思想几乎赢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心。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坚信，人类正在迎接苏维埃制度的建立，这是对的。但有人往往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什么在苏维埃制度下，我们不需要党。苏维埃应该代替党，党应该融合在苏维埃里，应当“适应”苏维埃思想。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引证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1917年，我们俄国人之所以能迅速地控制苏维埃（他们曾反对工人政策八个月之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决心十足的、能起积极作用的党。现在，共产主义影响在苏维埃中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是强大的。苏维埃的存在不但不排斥党的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正相反，党是苏维埃存在的必要前提，因为党是苏维埃的领导力量，是苏维埃的主脑，是苏维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完全明确地向同志们声明：不只是在谈论苏维埃的今天，而且早在我们已经有了苏维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需要有一个日益发展的、强大的共产党了。有人往往会反驳我们说：几乎整个工人阶级都组织到苏维埃中了，而吸收到党里的，只是工人阶级的少数，今后也将永远是这样。不会永远是这样，现在的情况就已经不是这样了。在第二国际时代，社会民主党始终未能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组织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当时，这是实际情况。当政权属于资产阶级的时候，当资产阶级掌握报刊、学校、议会和艺术的时候，由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宣传，工人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误入歧途，滑进资产阶级阵营。很清楚，资产阶级报刊使党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在工人阶级有了出版自由之后，在我们掌握学校和报刊之后，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将逐渐转向我们这方面的时刻就会来到（这个时刻不会那么遥远）。最后，我们把工人阶级的大部分直接组织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的时刻，也一定会来到。现在前景已经完全两样了。可见，建立苏维埃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党。把工人组织划分为党、工会和合作社三种形式的这种所谓经典式的旧方法，在当前是错误的。现在，这种旧方法已为另一种划分法所代替，即政党、苏维埃和工会。在这方面，也许会发生变化，产生新的形式，也许某一次革命会提出或创造某种新形式。大概将来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根据俄国革命的实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即将划分为共产党、苏维埃和工会三种形式。我们应当到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在议会中、在工会中、在党组织中。但是，整个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脑，却始终是党。由此可见，无论是苏维埃政府，或者是革命化的工会，都不会否定党的存在的必要性。有人会对我们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当黄色工会存在的时候，党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很好的革命工会，党就不再需要了。我对他们的回答是：不。即使有了革命的工会，即使工会像我们这里似的已经完全彻底共产主义化了，党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意识到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所想象的那种未来的情景。他们所想象的未来情景是这样的：领导核心是工会中央理事会，外国［注：：疑为“围”字之误——校对者］是一系列单独的产业工会，这很好。但请问，他们将借助于怎样的手段去夺取政权？他们将怎样建立红军？因为很清楚，没有红军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道他们将按产业原则去组织红军（五金工人军、纺织工人军等等）？难道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去组织这些产业工会的红军总理事会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建立红军，我们连粮食问题都无法解决。我们需要国家机构，而领导国家机构的只能是党，因为国家行政机构是由全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来掌管的。现在，在我们俄国，工会和我们并肩前进。而过去，并不总是这样。十月革命以前，工会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在7月初的日子里，多数工会属于孟什维克。但是，我们在工会中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建立了党团，现在强大的多数站在我们一边。可见，党的作用并没有缩小，反而增长了，因为工会已经共产主义化，接受了党的领导。是的，结果只能是这样。马克思就是坚持这个观点的。他指出，有些人认为似乎党只管运动的政治方面，而工会则管运动的经济方面，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并不是这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产党是一个在所有各个方面指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共产党的各项原则应当用来指导苏维埃、工会、学校、合作社以及所有联合工人阶级的组织。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不只是一个政治机构，不只是讨论政治问题。它不是一个在竞选时才需要的机构，也不是机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种议会机关。不是的，这是包含工人运动全部精华的组织，它领导着工人阶级的所有的社会组织，领导着工人阶级各个方而和各种形式的斗争。所以，我们要对那些认为不定型的工会可以代替政党的人说：你们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是能领导工会并给工会增加新生力量的党，是能给工会指引道路并成为其指路明灯的党。因此，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代表大会应当简明扼要地声称：现在，我们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每个工人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或者在武装起义期间，以及在夺取政权之后，我们都同样需要有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不容小资产阶级分子混进来的共产党。是的，党可能同小资产阶级分子达成临时性的政治协议，但这不是在党内，因为党本身不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吸引进来，或是同他们联合起来。党应当在反革命的议会中，按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精神推行革命议会制的思想。党应该把普通的革命工人，而不是把专门捍卫资产阶级事业的狡猾的律师派到议会中去。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时时刻刻在最严重、最复杂的形势下给苏维埃指出正确革命道路的党。同志们，请设想一下，假若我们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能有共产党，那该多么好！当然，我们很清楚，当时所以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当时还不具备建党所必需的重要条件和前提。然而，假如当时有一个哪怕是很小的、但是真正的共产党，我们的法国先驱者就必然会避免许多错误。不过，即使是选样，也许还是保证不了法国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当然，我们决不是想以此来贬低公社社员创建功绩的英勇精神，而是希望无产阶级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目前，许多国家已出现这样的形势，即很快就要爆发大规模的起义。然而，若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即使不大的，但却团结一致的，有觉悟的共产党，那我们必将遭受无谓的重大牺牲。我们必须纠正以往的过错，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我们还没有强大共产党的那些国家中，比如在英国和美国，有些同志竟拒绝建立党，他们早晚会痛恨自己的这个过错。一旦斗争开始，他们会真正认识到，不及时地锻造武器，不点亮那座必要时能给工人阶级指明道路的灯塔，是多么轻率。同志们，我想，我该结束这个报告了。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指出，假如我们想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首先就要掌握这个基本思想，即我们必须有一个共产党，有一个集中的、实行铁的纪律的党。我们正处于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我们不能没有党。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团结一致的党。你们应该从俄国工人那里吸取真正值得学习的东西。当然，在我们的运动中也有缺点，我们知道自己的这些缺点，我们决不想充当教员。但是我要指出一点，就是20多年来，我们逐步锻造了这个武器——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是很好的范例。无论在狱中或在西伯利亚，无论在流放地或在异国，党始终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使俄国工人具有最美好的思想，这就是对党的热爱。对于俄国先进工人来说，党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他们把党看得比生命还宝贵，比什么都亲近，党是他们的灯塔和指路明灯。在这方面，各国工人阶级是应当向俄国工人学习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讨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拉姆赛（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很遗憾，共产国际虽然掌握有全部文件和报告，但是它对于人所共知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实质，显然了解得很不够。我必须提醒你们，这个运动刚刚产生时，各工人组织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车间代表委员会为了给共产主义运动奠定基础，曾作出很大的努力。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还在竭力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开展全部宣传工作的，因此，我们指示我们的全体成员和所有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组织本着这种精神从事活动。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在提纲第6条中，最后一部分指示各国共产党尽可能同工人阶级的一般运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一条说得不够明确，所以我认为对这一条有必要加以修改，以体现出对英国运动的深切关注。我们希望共产国际能毫无保留地为我们制定一个在我们的特殊条件下必须执行的明确的行动方针。在英国，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大党——工党。然而，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却归附于它。我来谈谈英国工党。它是英国工人运动中的群众性政党，它不是一个一般所说的政党，这就是说，它的成员不是作为党的绝对拥护者以个人名义加入其队伍的，而是集体地、大批地加入的，即他们的工会集体加入了这个党。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加入这个党的问题，已经争论很久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社会党是赞成加入的，但其他一些集团则持否定态度。工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在工人阶级政治发展的现阶段，它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实际上这是工会运动的一支政治力量。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同志们认为，在工会运动内部做经济工作是必要的，但在工会运动内部做政治工作则毫无好处。而我们，却恰恰相反，认为可以利用工党的全国性机关和地方机关，利用工党的代表大会和群众集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从而引导工人走向共产主义。我们之所以留在工党里，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增强它，而是因为它那里有群众，在那里可以接近群众。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活动随时随地揭穿工党领袖的“号召”。如果我们不加入这个党，我们就会丧失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有利场所。尽管工党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拥有庞大的机构，有报刊，在议会和各级市政机关中有自己的代表。放弃在工会中随时进行宣传的机会，乃是自我毁灭的行动，因而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庞大的机构。我是主张这样做的代表者，我们不愿自我毁灭，并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此外，我要强调指出，最近期间，英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党在工党中的地位日益巩固，因而这个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工党毕竟在逐渐向左转。我认为，右派领袖和原先的组织，在群众压力之下渐渐销声匿迹了，这也是我们留在这个党内的理由。我对拉姆赛同志的声明感到非常满意。他表示拥护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听到他这样说，我很高兴。以往，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是反对议会制的，甚至它的全部工作和宣传都是反对政治活动的，这曾使共产党人处于困难的境地。因此，我要说，如果他的声明意味着他和他的战友将加入共产党，将成为奋起推翻资本主义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英国社会党人是最高兴的。我要提出的修正案是经英国社会党两个代表签署同意的，其内容如下：“在那些非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共产党可以加入该党，以便在其内部组织和形成日益强大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并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着眼点引上共产主义轨道。但是，只有在共产党能够自由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佩斯塔尼亚（西班牙劳动联盟）：工会运动比一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而且运动的两个派别——右派和左派，都是重要的。对工会的评价，不能只依据它们靠近共产主义的程度，在这方面，俄国是个很好的例子。问题首先在于工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这必须是革命精神。季诺维也夫同志硬说，某些工人阶层对工人政党持否定态度，完全是由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有人认为，工团主义这样的革命运动，除了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外，没有其他任何渊源。这样阐述实在太简单了，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当然不能。说什么工团领导人声称，他们不愿意搞政治，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任何政治工作。甚至有过这种情况：西班牙的资产阶级竟劝说工人参政，说什么这样做符合工人的利益。我的处境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所以有人对我参加政治活动怀有偏见。我从来没有说过，工团所应追求的是狭隘的工会目的。这取决于工团具有的精神。有人认为，俄共所掌握的红军的建立，应归功于俄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是这么回事。协助夺取政权的军队和政党，向来就有，我可以引用法国革命的例子来证明。主要的是要有工会这样的革命的战斗姐织，它们才能加快斗争和革命的爆发。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季诺维也夫同志论述的重点，是要证明极其需要建立纪律森严的、集中的共产党，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是一码事。但他对这种论点的正确性，说得不够明确。过去和现在俄国所实行的一切，根本不应作为其他一切国家学习的样板。我们深信，英国的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英国的形势完全不同于革命前的俄国。对于我们来说，对于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所理解的。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由少数人来实行，即由以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为代表的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少数派来实行。各政党的成员可能不同意这样做，但他们应该明白，如今在英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要比过去的俄国多得多，他们愿意并且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英国革命工人来说，具有非常现实、非常明显的意义。麦克莱恩指责我们说，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有反对政治的倾向，因而认定我们放弃一切政治活动。这不对。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否定议会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真正的政治活动。麦克莱恩进而对拉姆赛同志的声明感到高兴，认为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代表们又要同他们一起工作了。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许多积极活动家，曾经是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但是他们脱离了这些政党，认为它们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我们从未丧失过信心，而是一直在宣传共产主义原则。根本谈不上我们像悔过自新的罪人那样回头。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思想，为了实现这种思想，我们在产业工人中间做了比大多数政党多得多的工作。难道麦克莱恩想说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唯一的革命政党，或者是致力于英国革命的唯一力量吗？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一些代表，并不认为组织政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他们根据自己在其他政党中的经验确信，参与这些政党，特别是英国社会党的活动，这只能是浪费时间。但是，即使这些人不参加政党，也决不能由此而说他们革命精神不足，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是极富于革命精神的。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并用革命的观点去解决。他们考虑到他们急待克服的种种困难，并着手去解决。有人在这里批评工业化主义者。他们是不是想证明他们的策略和方法是正确的？难道各社会主义政党从工业化主义者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吗？要知道，就在不久以前，英国的某些政党在犹豫不决之后才认识到采取直接行动、举行总罢工等等的必要性。其实，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一直在宣传“直接行动”，而且工人们已开始懂得“直接行动”的意义，并开始掌握这种行动的方法。现在，有人还力图使工人拥护议会制，然而工人们却认为必须尽快地结束议会制，英国工人对议会活动日益丧失信心，极力设法恢复这种信心，只不过是延缓信心的彻底丧失罢了。你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只会在加入工党问题上遭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反对。工人们会说，共产党人打算把他们引向歧途。请记住，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所联合的工人，将成为革命的突击部队。我们是最先主张直接行动的，我们不只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达到共同的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只有在政党的帮助下，才能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积极行动起来。这要看对“政党”这个词是怎样理解的。在我们英国，有一种叫社会委员会或社会理事会的组织，专门研究社会性质的问题。俄国同志在其推论中不应只以俄国的经验为根据。他们多年来已与其他各国群众失去任何联系，只有到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去看看，研究一下那里的情况和工人的新观点，并把那里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加以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才能对那里的政策及其革命态度作出正确的判断。请问俄国同志和其他同志，难道你们从其他国家的斗争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再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吗？难道你们来这里不是学习，而只是教导别人吗？英国革命将由我们来进行，俄国同志是不能进行这场革命的；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在学习并准备这样做。最后我要强调指出，第二国际主要是由于它没有气节、目标暧昧不明而垮台。必须注意，不要使第三国际陷入另一个极端，不要过于教条。必须设法使每个组织在其国内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使它能根据其特殊条件进行活动，并能适应这种特殊条件。第三国际应采取这样的立场：使各个政党在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和方式方法上达成协议，而其余的一切交由各党自行处理。拉科西（匈牙利）：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俄国相比，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匈牙利工人文化程度较高，国家比较统一，铁路网比较稠密，公路良好，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可见，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比苏维埃俄国更为接近西方国家。然而，我们的经验可以完全证实俄国对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的共产党一直以俄国为榜样，是个严格集中、严守纪律的党，只有经过一定考验的同志才能成为党员，党内实行严格的制度。匈牙利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一样，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自从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以来，由于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和大量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充斥于社会民主党内）进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党就不再体现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意志了。此外，我们在建立专政时，特别需要有觉悟的、能独立行动的工人。我们不得不从合并了的政党的队伍中挑选一切合适的分子，把他们安排到各个苏维埃岗位上。这样一来，党被削弱了，显得无所作为了。因此，当我们在政治问题上需要向整个无产阶级呼吁时，也只能向工会发出呼吁，因为整个无产阶级几乎都加入了工会的行列。结果，出现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的同志所要求的那种情况：工会同样也执行党的任务。很显然，随着专政的建立，工会的职能和任务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会必须执行一系列新的任务，例如组织生产，规定劳动纪律等等。但是，工会在此之前，却忙于接纳大量新成员，因而连这些任务也都不能很好地完成。每个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和动乱，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工会无力及时处理革命初期出现的大量急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会造成相当困难的局面。由于党的软弱无力，除上述任务外，我们在匈牙利还不得不把建立红军、改组教育、分配食品等等其他政治任务，也交给了工会。但是，很显然，工会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即使它们承担了这些任务，它们在任何一方面也不能取得多少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不只是因为那些专政前的革命工会大都反动化了，而且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成立的。几个月之后，我们面前出现了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共产党的任务。因此，除专政为我们提出的那些艰巨的任务之外，我们还不得不增添一项俄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就已解决了的任务，因为俄国早已有了共产党。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一个在各方面类似俄国党那样的党。内部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失利，使我们这个意图完全落空了。但是，我一定要再次指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整个经验，从各方面都证实了俄国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一离开党，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我们就得因而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我们在着手改组我们的队伍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最大不幸，就是我们在专政时期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比较有纪律的党。于是，我们着手建立一个严格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我深信，我们的党再次建立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将坚决实行俄国共产党的一切原则，借以证实和巩固俄国同志的经验。怀恩科普（荷兰）：按照规定，我应当用德语发言。但是，我认为用英语比较好，因为我想谈谈英国同志们提出的那个问题。我认为，大会最好不要采纳麦克莱恩同志的补充意见，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中，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我认为英国同志应当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未提及这个问题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国内自行解决了。但是，麦克莱恩同志却偏偏提出这个问题，并建议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确认加入工党是必要的。大家都知道，英国社会党想留在这个党内。我建议我们不要作出这个决定。正如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论述这个问题时所写的，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作决定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建议英国同志在力求把英国所有共产主义队伍联合成为统一的共产党的基础上独立地解决这个问题。拉姆赛和坦纳两位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非常恰当。你们知道，在关于建立统一的共产党这个问题上，工党问题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如果国际代表大会预先作出英国社会党可以留在工党内的决定，那就意味着在英国建立不了统一的共产党，或者将建立一个没有英国社会党参加的统一共产党。依我看，这两种情况都不好。英国共产党必须在英国社会党帮助之下建立起来，至于条件，让它们在英国自行磋商好了。如果我们在这里就这个纯属英国问题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那我们首先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要在这里研究英国工党的各个方面及其特殊条件下的全部历史，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有必要再提一下坦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话。我的党并不同意坦纳同志的观点。但我还是应该说，我仔细地听了他的发言，因为从他的发言中可以感到他要加入共产国际的真正愿望。坦纳同志警告我们：不要过于教条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对的。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警告我们，不要犯右的教条主义。他写道，真正的教条主义实际上只是说空话，我们应该避免说空话。但是，既然我们要放弃右的教条主义，那我们对待同志也不应采取左的教条主义。因此，坦纳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不要忘记，其他国家中的关系跟俄国截然不同。这一点，俄国同志是很清楚的。要知道，常常有人说，俄国革命不管怎样困难，但终究是比其他国家即将进行的革命容易些。创造是完全不同于革命的。我们不能空谈学习俄国同志的榜样，俄国革命必定会使我们得到教益，但我们不能全盘照搬，不能简单地把俄国的模式应用于西欧或美国。坦纳同志说，不应成为教条主义者，而应成为机敏的、顺应形势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那种理应联合并必将联合一切真正革命派别的国际。列维（德国）：我们谈论党的实质时，应该注意到党和阶级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如同主体与客体那样彼此关联，或者说如同内核与外壳那样在一起构成果实。如果我们自问，党和阶级的区别在哪里？那我们应该说，本质上的区别是：党具有明确的目标、非凡的智慧和鲜明的纲领。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其提纲中所说的：“如果无产阶级有一个有组织的、经过考验的、并在内外政策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当前具体行动纲领的政党为其领导者，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政权才不会是一个偶然的插曲，而会是无产阶级进行长期共产主义建设的出发点。”正如内核没有外壳就会干枯一样，如果党找不到同生气勃勃的革命群众相结合的途径，它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就必然会成为宗派组织。我认为，既然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聚集在这里，我们大家必定都同意党应该有明确的纲领，应该坚决果断地行动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寻求联系群众的途径。我认为，我们应当利用一切可使我们接近群众的途径。我们既应在工会中、在行将建立苏维埃组织的地方、在苏维埃中、在议会中工作，也应在非党组织中工作，因为非党组织是从实际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是在社会和经济分化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必须有一个限制性的规定，所以我不能同意报告人在提纲第6条中所说的这段话：“共产主义者除建立共产党外，还要全力支持建立最广泛的非党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认为，在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内部经常不断地进行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但是，正是为了富有成效地进行这项工作，为了不让革命无产阶级的敌人控制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先进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团结一致的共产党……”我认为，这一条没有提出限制性的规定，即必须指出一定的范围，以免建立工人党团和非党工人组织变成一种角逐现象，同时也避免人为地创造出一些并非是社会和经济必然产物的新的组织形式。在建立新组织时，我们要特别慎重，凡是有这种组织的地方，我们要避免随意地和无条件地扩大这种组织。我讲这一点，主要是指德国，因为那里的工会有近900万会员，然而那里却有些同志对新的组织异想天开，竟打算促使我们共产党人离开工会，而工会乃是我们进行工作的广阔的活动场所。我认为，不仅在建立非党组织时，而且在建立党组织时，也要特别慎重。我们德国的历史，德国共产党的经历，在这方面有过很大的教训。代表大会就英国同志提出的问题作出决定时，应当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我完全赞同这个意见：英国社会党应该无条件地留在工党里，以便通过工党同群众保持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西欧书记处的代表们同阿姆斯特丹执行局①的看法是相反的。①这里指的是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辅助执行局。关于辅助执行局，见本卷第847-849页。——译者注在建立那种自称为“非党的”组织时，要特别慎重。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些代表在建立非党组织问题上同我们共产党人的看法相反，他们居然认为建立非党组织是必要的，而建立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党组织，则没有必要。我希望最有权威的人士，例如西班牙同志，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必须指出，根据某种经验，我并不指望能得到回答。我认为，共产主义观点和西班牙同志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之间的争论，决不能列为大会的任务，而且也完全不符合当前世界对共产国际的这一要求：制定统一的、明确的路线。我们本应制定这个统一的、明确的路线，但我们并没有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是在这里讨论几十年前早已为西欧大多数工人解决了的问题。恰恰相反，大会的任务是要告诉英国同志不要轻视非党组织，不要退出工党。大会应当一劳永逸地为所有类似情况制定一条统一而又明确的行动路线。塞拉蒂：我代表主席团建议继续开会，并提议委员会逐条研究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塞拉蒂的意见经过表决，被通过。塞拉蒂（意大利）：意大利代表团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整个提纲，因为提纲分析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工业化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并着重指出了这些思潮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从而捍卫了无产阶级事业，捍卫了集中制和纪律，为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基础。但我们认为，提纲中的某些提法不够明确，例如，有关中农的问题。对于中农这个词要给予确切的定义，否则，我们有陷入可能派的危险。要知道，那些被称作“中农”的人，实际上是最落后的分子。至于提纲第6条，我们同意列维同志的看法。共产党人应该集中精力去建立共产主义组织，而不是中立的组织，尽管他们必须在中立的组织中工作。麦克莱恩同志要求允许英国社会党留在工党内。但我本人在这一点上比较同意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工党是一个政治上的党派。战争期间，它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韩德逊的活动可以作为证明。假如我们允许共产党人留在这类组织中，我们将为可能派再次敞开大门。提纲另一条指出：共产党人可以加入中立的、甚至反动的联合组织，如基督教工会。但基督教工会决不是中立的组织，加入基督教工会，就意味着是基督数徒。大会也应该研究共产党人加入共济会的问题，共济会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政治上机会主义的组织。我们要求大会禁止共产党人参加这类组织。列宁（俄国）：同志们，我想对坦纳和麦克莱恩两位同志的发言提出几点意见。坦纳说他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说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各种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反对政党，但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点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有组织的少数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少数是真正觉悟的，如果它能引导群众前进，如果它有能力解决提到日程上来的每个问题，那么，它实质上就是政党。如果像坦纳这样的同志（我们对他们是特别看重的，把他们当作群众运动的代表，但是对英国社会党的代表可就很难这么说了）认为，应该有少数人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奋斗，并且以这种精神教育工人群众，那么这样的少数实质上就是政党。坦纳同志说，这个少数应该组织和引导全体工人群众。如果坦纳同志、车间代表委员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同志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日常同他们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承认这一点的），如果他们承认无产阶级应该由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少数来领导，那他们也就应该承认我们所有决议的精神正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之间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避免用“政党”这个词，因为英国同志对政党有某种成见。他们认为政党不外乎是像龚帕斯和韩德逊的那种党，像议会投机家、工人阶级的叛徒的那种党。如果他们所指的议会活动是像现在英国和美国的那种议会活动，那么我们也是反对这种议会活动和这种政党的。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现在我来谈第三个问题，我想就麦克莱恩同志的发言来谈这个问题。麦克莱恩同志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我在关于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提纲中已经谈过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了。①我在那本小册子②里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同许多同志谈了以后，确信决定加入工党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坦纳同志却说：你们别太武断了。这种说法在这里很不恰当。拉姆赛同志说：让我们英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吧。如果国际的每一个小的组织都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反对，让我们自己来决定吧，那么，这还成什么国际了？那么，还要国际、代表大会以及这一切讨论做什么呢？麦克莱恩同志谈的只是政党的作用，但是这对工会和议会活动的问题是同样适用的。的确，大部分优秀的革命者反对加入工党，因为他们反对利用议会活动作为斗争手段。因此，也许最好把这个问题提交委员会。委员会应当进行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由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不能同意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共产党人有关系。我们应该表示一个原则的意见，指出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①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文件》里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第16条。——译者注②指《共产主史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现在我来谈谈麦克莱恩同志在英国工党问题上的某些论点。应该公开地说，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塞拉蒂同志说这是阶级合作，我说这不是阶级合作。而意大利的同志们还容许屠拉梯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分子留在他们党内，这才真正是阶级合作。但是，同英国工党的关系这件事不过是英国工人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同绝大多数工人合作的问题。工党的党员全都是工会会员。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组织结构，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没有看到过。工会会员共有600—700万人，这个组织却拥有其中的400万工人。至于这些人的政治信仰如何，这是无人过问的。请塞拉蒂同志证明一下，究竟有谁阻止我们在工党内运用批评的权利。你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麦克莱恩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英国社会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韩德逊是叛徒，但是照样留在工党内部。这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落后工人、同后卫队的合作。这种合作对整个运动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最坚决地要求英国共产党人成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联系其他工人群众的桥梁。如果这个少数不会领导群众，不会紧密地联系群众，那么他们即使把自己叫作政党或者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它也不是党，也没有任何价值。据我所知，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有一个中央领导机关——全国委员会，这已经是成立党的一个步骤了。因此，如果不能否认英国工党是由无产者组成的，那么加入工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落后工人的合作。如果不是有系统地进行这种合作，那么共产党就毫无价值，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意大利的同志们提不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据，那我们以后就要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还要作一个结论，说明加入工党是正确的策略。坦纳和拉姆赛两位同志对我们说，大多数英国共产党员是不会同意加入工党的。可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大多数的意见呢？完全不必。要是大多数人还不懂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等待。即使让两个党同时并存一个时期，也比不回答哪个策略是正确的好。你们当然不会根据到会全体代表的经验和会上提出的论据，要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决定，让各国立即成为统一的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可以发出指示。我们应该把英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交专门委员会去研究，研究之后再说：正确的策略是加入工党。如果大多数反对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把少数单独组织起来。这样做是会有教育意义的。如果英国工人群众还是相信以前的策略，那我们就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审查我们的结论。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有关系，这样说就是承袭了第二国际那些最坏的习惯做法。我们应该公开说出我们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如果不能建立群众性的党，那么分裂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①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5号中刊载的这一发言的结语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不能就组织群众运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因此发生分裂，那么宁可发生分裂，也要比放弃组织群众运动来得好。获得明确的和足够鲜明的策略和思想，要比继续保持过去的思想混乱好。”——编者注（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4—228页译文刊印）托洛茨基（俄国）：同志们，《共产党宣言》问世已有3/4个世纪，竟然有人在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上提出是否需要党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列维同志强调的，正是这方面的争论。他指出，西欧和美国大部分工人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他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无助于提高共产国际的威望。据我看来，历史事件是与上述那种认为广大工人群众似乎已清楚理解需要党的看法（这是过分乐观的马克思主义看法）相抵触的。显然，如果我们在这里是同谢德曼或者考茨基打交道，或者同他们的英国同志打交道，那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让这些先生相信工人阶级需要党。他们为工人阶级建立了政党，并让这个党去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服务。而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的党正经历自己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德国，在这个典型的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我们看到，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伟大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勇往直前，但同时却保留着相当多的旧传统的残余。这方面，我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个例子。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认为，正是那些反对人们代表工人阶级大多数说话的党，即表露部分工人阶级情绪的第二国际的党，使我们不得不提出是否需要党的问题。正因为我知道需要党，我十分了解党的重要性，正因为我既注意到谢德曼，又注意到美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工团主义者（他们不仅愿意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面且真正愿意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这是不同于谢德曼的），所以我说：我乐意同这些西班牙、美国和法国同志商谈，以便向他们证明，为了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消灭资产阶级，党是必不可少的。我要以自身的经验同志般地向他们证明这一点，而不是要用谢德曼的多年经验去反对他们，说什么大多数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同志们，我们看到，在英法等早已实行议会制和民主制的国家中，反对议会制倾向的影响是多么大。战争初期，我在法国发现最先勇敢发出反战呼声的是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一个小集团。这是我的朋友莫纳特、罗斯梅等人的呼声，当时正值德军已逼近巴黎。那时，我们不能提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觉得，和莫纳特、罗斯梅等同志在一起，充满同志般的情谊，尽管他们过去主张无政府主义。可是，我和十分了解党的必要性的列诺得尔以及阿尔贝·托马等等先生（为了不失礼，我不想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同志们，法国工团主义者在工团中进行着革命工作。我现在——比如说，能同罗斯梅同志交谈，这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基础。法国工团主义反对民主制传统，反对民主制的诈骗与幻想。他们说：我们不要任何政党，我们拥护无产阶级的工团，拥护工团中采取直接行动（即群众行动）的革命少数派。法国工团主义者所说的这个少数派是指什么呢？这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这是一种能预见到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尽管它具有偏见和幻想，但是它并没有妨碍这些工团主义同志在法国发挥革命的作用，并没有影响他们选派几个人到我们这里来参加国际代表大会。我们的朋友所说的这个少数派是什么呢？是指法国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他们具有鲜明的纲领和自己的组织，他们在组织中讨论一切问题（不只是讨论问题，而且还解决问题），他们受一定纪律的约束。法国工团主义，根据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根据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将不得不建立共产党。佩斯塔尼亚同志说：“我不想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工团主义者，我不想谈论政治，更不想谈论政党。”这很有意思，他不想谈论共产党，是为了不侮辱革命。这就是说，他认为，对共产党的评论，在俄国革命中强调共产党的必要性，是对革命的侮辱。造成选种看法的原因是，党在革命过程中把自己同革命混为一谈了。这种情况，在匈牙利也有过。佩斯塔尼亚同志是一位有威望的西班牙工团主义者，他到我们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工团主义的立场上，有些人可以说是议会主义者，还有些人既不是议会主义者，又不是工团主义者，但是主张采取群众性的行动等等。我们会向他们提供些什么呢？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即把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联合起来。这些先进分子带来自己的经验，把经验介绍给别人，彼此展开批评，并作出种种决定。当佩斯塔尼亚同志携带这些决定返回西班牙时，他的同志们会问他：你从莫斯科带回了什么？那时，他可以把提纲交给他们，并建议大家对提纲进行表决。他将捍卫这个提纲，西班牙工团主义者将在他所建议的提纲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将成立的不是别的什么组织，而是西班牙共产党。今天我们接到了波兰政府的媾和建议。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有人民委员会，但是人民委员会也要受到某种监督。受谁监督呢？难道是受无组织、无纪律的工人阶级群众监督吗？不是的。要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来讨论这个建议和解决这个问题。当需要进行战争时，我们得成立新的师团，得为新师团征集优秀分子，那我们向谁呼吁呢？向党，向党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向各个地方委员会发出派遣共产党员上前线的指示。对于土地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如此。在西班牙将由谁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西班牙共产党，我相信，佩斯塔尼亚同志将是这个党的创始人之一。塞拉蒂同志本人是一个大党的领袖，对他来说，当然无须论证党的必要性。然而他带着讽刺的口吻问我们，我们所说的中农和半无产者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对他们作出种种让步，难道这不是机会主义吗？同志们，什么是机会主义？在我们那里，工人阶级掌权，而工人阶级是受共产党领导并跟随共产党走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我们那里不仅有先进的工人阶级，而且还有种种落后的非党分子，他们在一年中，一部分时间在农村工作，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工作。我们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农民阶层。所有这一切，不是我们党造成的，这是我们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工人阶级执政以后指出：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或明天能改变的；在这里，对落后的粗野现象就得作出让步。代表劳动者阶级，而又对统治阶级实行让步，使其易于维护政权，这才是机会主义。考茨基也指责我们，说我们对农民过分让步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应当加速大部分农民的革命化过程，帮助他们由封建观念转向共产主义，因而对落后分子不能不作一定的让步。所以我认为，已得到解答的这个问题（塞拉蒂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并不是一个有损俄国共产党尊严的问题。假如我们这样做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那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环境太复杂，我们应当相机行事。我们执政以后，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对德国帝国主义作过让步，接着对英国帝国主义也作过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农民各个阶层采取机动灵活的办法：我们把一部分人吸引过来，把另一部分人孤立起来，把第三种人狠狠地镇压下去，这就是革命阶级的机动灵活性。革命阶级上台执政，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会成为党的财富，因为党将把工人阶级积累的所有经验教训集聚起来。我们想象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我们的国际就是这样的国际。苏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指导原则时，我们不应以带有偏见的理论前提为依据，而应阐明各国工人运动中真正显示出来的各种趋势，并应以革命精神促进这些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理论不应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应是有意识地推动斗争趋势和斗争形式向前发展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斗争形式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形成的。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挪威的工厂委员会，就是这种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乃是劳资斗争条件本身所产生的趋势。不要单纯从理论设想出发，借口这些运动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试图将其纳入完全不同的轨道。如果我们放弃经验主义道路而走上学理主义道路，那我们就不能建立起斗争的国际。因此，我不打算作抽象的议论，我只是想谈谈革命时期出现的那些趋势。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并设法发展这些趋势。我们应当努力抓住朝气蓬勃的工人运动的精神，这种精神产生于工人阶级内心的深处，而不是产生于一些理论家的脑海。我作为工团主义者的代表在这里发言，不愿意对俄国同志的种种论据作理论上的探讨，但我仍然打算证明工团主义决不是有些人在这里描述的那种半资产阶级运动。在这一点上，我也要诉诸于理论，以驳斥这里提出的种种论调。例如季诺维也夫同志硬说资产阶级劝告工人不要建立政治组织，因而如果工团主义中出现反对把工人组织到政党中去的倾向，那工团主义的这种倾向的基础，就是资产阶级偏见。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资产阶级关于工团主义运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其他类似的组织，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呢？请问季诺维也夫同志，难道资产阶级欢迎工业化主义者运动吗？难道资产阶级不打算像反对政党那样去同工业化主义者运动进行斗争吗？资产阶级不希望无产阶级建立政党，难道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开展工业化主义运动吗？决非如此！我们从各国迫害工团主义者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运动使资产阶级像害怕任何政治运动一样惶恐不安。根据这一点，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工业化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并不那么危险的论调。恰恰相反，这一点也可以用许多例子来证明，在资产阶级看来，工团主义运动和政治革命运动一样是有害的，然而资产阶级并不害怕政党本身。正相反，政党是资产阶级创造的。假如我们研究一下法国革命，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宾党人就支持建立政党的思想，而资产阶级正是沿着雅各宾党人的脚印走的。资产阶级的遗产并不是建立工业组织的思想，而是建立政党的思想。如果我们想从理论上进行巧辩，那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事。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说，有人想接受的不是旧议会制，而是议会制的新形式。在这个方面，我不想从理论上来阐明问题，只想引证一下当代工人运动中存在的种种倾向。要知道，革命工人对议会制的热情日益消失，从而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当中出现一股强大的反对议会制的思潮。例如，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和西班牙工团主义，都是反对议会制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充满了反对议会制的情绪，而且还不止于此。你们会说：德国的工团主义者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可是，我们已拥有20多万人。我要指出，反对议会制的思想日益传播于德国，这不只是由于受工团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且也是由于革命本身的影响，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当前，德国的共产党人大都反对议会制。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单纯依据理论观点来看向题，不能在大张旗鼓地把议会制轰出大门之后，又把它从窗户放进来，认为它有利于开展宣传工作。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提纲中最重要的几条。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不具备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能立刻实施的纲领。他还说，工会无力完成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请问，什么样的组织才能担负起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使命？难道是那些联合到党内的、与经济生活毫不相干的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是那些对生产和消费一窍不通的分子？谁都得承认，只有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组织，才能负起组织经济生活的使命，才能掌握整个经济生活。毫无疑问，工会在经济生活中必定起重大的作用，我们在俄国也看到这一点。拉姆赛［再次发言］（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我尽量说得简短些。在这里，我代表那些反对英国社会党的共产党人发言。他们不同意加入工党，我确认，只有英国社会党坚持这种观点，其他集团都反对参加工党。我认为，从这里强行发布有关这个问题的指示，是一种策略上的错误。因为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并从这里发布指示，必须了解英国本身的整个情况。同时，也应该承认，英国共产党有权在同工党合并的问题上自行作出决定。合并会给英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工人阶级对工党的策略不感兴趣，它对工党已经厌烦了。选举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委员会塞拉蒂：有人建议停止辩论，谁同意，请举手。有反对的吗？那么建议通过了。主席团提议今晚由下列同志组成委员会，讨论这个议题：弗赫纳（美国），拉姆赛和麦克莱恩（英国），迈耶尔（德国），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布哈林（俄国），卡巴克契也夫（保加利亚），施泰因哈德（奥地利），怀恩科普（荷兰），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些同志务必在明天午饭后开会，讨论那些对提纲提出的不同意见，然后在明晚8时向全体会议作报告。（有人提议由列维替换迈耶尔。）谁同意这个委员会?（表决。）谁反对?（表决。）那么委员会选出了。委员会的同志们请在这里再留几分钟。会议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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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生活的基础（Л.托洛茨基，19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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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生活的基础
Л.托洛茨基1920年4月29日
俄罗斯一直受到挫折，被掠夺，被削弱，疲惫不堪。世界上的剥夺者认为——总是认为——俄罗斯正处于死亡边缘。但是……不，我们，劳动人民们，将以自己十二万分的努力，以及坚持不懈的，辛勤的工作——这正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来养育，加强，振兴它。现在，土地和工厂都属于人民，我们每个人的劳动不再像以前那样使个别的寄生虫致富，而是为劳动人民本身的普遍利益而服务。
让我们记住：工作是生活的基础！我们现在的生活愈是贫穷，交通愈是混乱，粮食愈是稀少，肮脏、污秽和疾病愈是威胁，我们的工作就越应当紧张和认真。粗心大意、肆无忌惮的工人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大敌人，是把自己的才能埋在地下的懒惰的福音派奴隶。谁不按时上班，在车间里浪费时间，干着毫不相关的事情，或者干脆逃掉工作日，谁就是社会主义俄国的敌人，就是在为毁坏它的未来而添砖加瓦。
工人们，女工们！愿你们在此等困难时期坚守自己的诫命，坚定不移地与懈怠、马虎、麻痹大意和旷工做斗争!——与这种劳动作最深刻的决裂。让我们团结一致，不懈努力，用千百万只双手手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幸福的命运。
劳动万岁—被解放了的人们啊，你们便是生命的基础！
1920年4月29日
原文译自：ТРУД-ОСНОВАЖИЗНИ |
红军的神圣任务（托洛茨基，192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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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神圣任务
托洛茨基（1920年3月10日）
译者：先知在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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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先前上传的据俄文版翻译的托洛茨基《红军的神圣使命》不完整，且年份错误。现根据英文完整本重新校正。附上原声演讲。
〔来源〕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三卷（TheMilitaryWritingsandSpeechesofLeonTrotsky:HowtheRevolutionArmed,VolumeIII:TheYear1920）
英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20/military/ch106.htm
〔说明〕1918年10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央出版物发行处，负责分发印刷出版物、鼓动宣传等。1919年初，该机关开始录制革命中的杰出领袖（列宁、托洛茨基、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等）的演讲，他们没收了唱片公司的机器，并雇佣其录音工程师，来为苏维埃工作。据原中央出版物发行处主任波·费·马尔金回忆，列宁非常关心利用留声机片进行宣传。
从1919年到1921年期间，总共录制约40个录音唱片，录音内容为苏维埃领袖的演讲和革命歌曲，该部门一直存在到1922年2月15日。
红军同志们！今年3月8日，来自萨马拉省的老鞑靼人伯拉耶夫来革命军事委员会找我。他应着鞑靼工农们的意愿来到莫斯科，他泪流满面地感谢苏维埃政权把萨马拉省从杜托夫匪帮[1]中解救出来。
这是他告诉我的：
“当哥萨克人驻扎在我们村子时，我们遭受了很多痛苦。哥萨克军官不仅抢走我们的牛、马和粮食，而且一文钱也不付，特别是对穷苦的农民。更糟糕的是，他们嘲笑我们，迫害我们，殴打我们，射杀我们！我们鞑靼人比任何人都艰难。我们听说红军正向萨马拉省进发，但我们不知道这对我们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当哥萨克人遗弃我们的村子，红军战士进来时，我们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我们不再受到侮辱，士兵们像兄弟一样跟我们交谈，村子和周围一切都秩序井然。我们自由地呼吸，祝福红军！”
这就是老鞑靼人所告诉我的，他是许多家庭的父亲。士兵同志们！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为我们工农红军感到骄傲！从这个小例子中，我们揭示了革命力量的真正性质，以及我们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军队无论走到哪里，实际上都要恢复沙皇统治下盛行的对穷人的压迫！特别是对所有讲不同语言或不同国家或宗教的人们的压迫。在阿布达托（Avdat）村，因为居民是穆斯林，所以——驱赶他们，侮辱他们，抢劫他们，砍杀他们！这就是反革命匪帮的行动准则！而自觉的红色革命力量从不这样，他们知道，无论劳动人民属于哪个国家，都是他们的兄弟！他们知道，人民不是按国籍来划分，而是根据阶级来划分！所有诚实的劳动人民都是一个大家庭，而不管他们说怎样的语言，不管他们的父亲在哪做礼拜。一切压迫者、剥削者、寄生虫、侵略者们，也不论国籍，他们全都是劳动人民的敌人！
红军战士们的任务，他们的神圣任务，就是要保卫穷苦的人民不受富人们的压迫！这就是我们的军队与世界上其他军队所不同的地方。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一点，还有许多落后的、无知的、受尽压迫的人，他们既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也不知道红军是因为怎样的目的而存在。士兵同志们！你们的任务就是让大家伙明白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用实践来证明这一点。每一个贫农、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家庭主妇、每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和无助的孤儿，都必将把红军当做是他们自己的捍卫者。不明白自身任务的、用自身力量去欺侮被压迫的兄弟姐妹们的士兵，他们将要大难临头了！
但是，对于真正的红军战士们，他们勇敢而光荣地捍卫穷人的权益，他们将得到劳动人民的感激以及无上的荣耀与光荣！
1920年3月10日
莫斯科
译注：
[1]亚历山大·伊里奇·杜托夫（1833~1921）——反动的哥萨克上层。1917年11月6日发动奥伦堡反革命暴动，率兵逮捕了奥伦堡市以苏维埃主席科罗斯捷列夫为首的六位布尔什维克，11月14日亲自率兵逮捕苏维埃全体委员，镇压总罢工和军事革命委员会，1918年1月被布尔什维克柯鲍泽夫所率领的赤卫队打败，17日奥伦堡工人武装起义，18日解放奥伦堡，率亲信向上乌拉尔斯克逃走。7月3日重新占领奥伦堡，宣布听命于反革命政权“立宪会议委员会”，而后又听命于高尔察克反革命卖国政权。1919年秋天，红军彻底粉碎了杜托夫匪帮。1920年3月率领残部在中国流窜，建立境外反苏维埃基地，后被苏俄特工打昏后击毙。 |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824号命令（1919年6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马赫诺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824号命令
枫叶幻天译
哈尔科夫，1919年6月4日。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巴赫穆特、巴甫洛格勒和赫尔松各地区的所有军事委员会和所有执行委员会。
古利艾波列执行委员会在马赫诺旅参谋的协作下，正试图在本月15日召集一个由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巴赫穆特和巴甫洛格勒等地区的苏维埃和起义者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直接针对在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和南方前线的组织，在那里驻扎着马赫诺的旅。这次代表大会除了激起一些新的可耻的叛乱，如格里高利耶夫的叛乱，并向白军开放前线之外，没有别的结果了，在白军面前，由于指挥官的无能、犯罪阴谋和叛国行为，马赫诺的旅只能不断撤退。
1．根据目前的命令，这次代表大会是被禁止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举行。
2．对全体农民和工人阶级，都要口头和书面警告，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是对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前线的叛国行为。
3．所有出席上述大会的代表应立即被逮捕，并提交乌克兰第十四军（前第二军）革命军事法庭。
4．传播马赫诺和古利艾波列执行委员会号召的人也应被逮捕。
5．本命令一经电告即具有法律效力。应广为散发，在各公共场所展示，并送交各乡镇执行委员会代表、苏维埃当局全体代表和各军事单位指挥员、委员。
托洛茨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瓦采季斯[1]，总司令；
阿拉洛夫[2]，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
科什卡列夫（Koshkarev），哈尔科夫地区军事政委。
[1]约阿希姆·约阿西莫维奇·瓦采季斯（ИоакимИоакимовичВацетис，1873年11月11日—1938年7月28日），1891年入伍。一战期间在东普鲁士和波兰地区作战。1917年支持二月革命，主张拉脱维亚自治，但未能如愿。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8年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8年7—9月任东部阵线司令。1918—1919年任苏俄红军总司令。1919年5月被解职，7月因卷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被以“叛国罪”逮捕，1925—1927年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苏维埃主席。1927—1928年任马里乌波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33年任乌克兰公共服务人民委员。1933—1937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2]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СемёнИвановичАралов，1880年12月18日—1969年5月2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1902年入伍，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期间退伍，在莫斯科开展革命活动。1914年被征入伍，在西线作战。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19—1920年在西南阵线作战。1921—1922年任苏俄驻立陶宛全权代表。1922—1923年任苏联驻土耳其全权代表。1923—1925年任苏联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1925—1927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1927—1932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2—1936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36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在贝利亚的干预下获释并平反。1938—1941年任国家文学博物馆副馆长。卫国战争期间自愿参加民兵，在西线作战。1957年退休。 |
九十二号密令（列昂·托洛茨基，1919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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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号密令
列昂·托洛茨基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
C-ATP译自www.nestormakhno.info/english/trotsky/ord96s.htm
1．乌克兰第二军的首要任务便是摧毁马赫诺主义者的军事组织；此行动必须在六月十五日前见效。
2．为达成此目标，我们会在乌克兰第二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协助下立即展开反对马赫诺主义者的大规模宣传活动，其目的是为军队及劳动群众做好思想准备。以便彻底清理“马赫诺的军队”。
3．立刻全面禁止任何向马赫诺的军队输送如金钱，军事装备以及他们关注的任何物资的行为，违反者将会因渎职而受到严厉惩罚。
4．为消灭马赫诺主义者并巩固南部阵线的右翼，以下单位将被派往前线：莫斯科第十二团，骑兵团，精锐的卢甘斯基和巴赫姆茨基团，军校学员（kursanti）营，一辆装甲列车，装甲营与莫斯科营。
5．在存在马赫诺主义者的地区，应立即派遣机敏而经验丰富的工人作为特务，协助争取士兵与工人群众的意见，以便对马赫诺主义者施加影响。
6．应下大决心对马赫诺主义者进行严厉清洗，不要浪费时间与犹豫不决。
托洛茨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
马赫诺主义运动（列昂·托洛茨基，191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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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诺主义运动
列昂·托洛茨基
C-ATP译自
www.nestormakhno.info/english/trotsky/makh_mov.htm
这里有苏维埃大俄罗斯，也有苏维埃乌克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家，它叫古利艾波列（Gulyay-Polye），它被一个以马赫诺为中心的总部所控制，一开始他有一支游击队，接下来是一个旅，然后是一个师，现在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了一支特别的叛乱“军队”。马赫诺的人为反对谁而叛乱？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确切的回答——一个言行一致的回答。
马赫诺和他身边那些想法近似的人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他们“拒绝”承认国家权力。所以，他们是苏维埃的敌人吗？显而易见，从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农的国家政权那一刻起就是了。
但是马赫诺主义者不能公开说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掩藏与欺骗：他们说自己承认地方的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们不承认中央政权。但乌克兰所有的地方苏维埃都承认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中央。因此，事实上马赫诺主义者不仅不承认乌克兰中央苏维埃的权力，也不承认所有地方苏维埃的权力。那么他们到底承认什么？他们承认古利艾波列的马赫诺主义议会的权力，即那个暂时成功建立的无政府主义圈子的权力。这实际上是马赫诺主义运动政治智慧的全部头绪。
无论如何，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需要弹药，步枪，机枪，大炮，卡车，火车头和金钱。所有这些东西都握在苏维埃政权手中，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指导下生产及分配的。因此，马赫诺主义者不得不求助于他们他们不承认的那股力量，以取得金钱与弹药。但是，由于马赫诺主义者非常有理由担心苏维埃政权可能会夺取他们赖以为生的一切，他们便决定通过牢牢掌握国家的大量财富来确保自己的独立。
在马里乌波尔县（Mariupoluyezd；Мариу́польскийуе́зд）有很多煤炭和粮食。但由于马赫诺主义者坐在马里乌波尔的铁路支线上，他们拒绝让煤炭和粮食离开，除非是为了换取其它物资。结果是，在拒绝了由全国工农大众建立起的”国家政权“的同时，马赫诺主义者的领导层还建立起了自己的半海盗式政权。挡住了乌克兰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的道路。马赫诺主义者不是根据总体规划和构思来适当地组织国家经济，也不是进行合作，社会主义和统一分配所有必需品，而是试图建立帮派和团体的统治：谁抢到了什么东西，谁就是它的合法主人，然后就可以用它来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这不是物品交换，而是窃取物品。
马赫诺主义者咆哮着：“打倒政党，打倒共产主义者，非党派的苏维埃万岁！”但这完全是一个卑鄙的谎言。马赫诺和他那些武装起来的同伙根本不是非党派人士。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的说客，还发出通告和信件将无政府主义者们召集到古利艾波列，以便在那里组织他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力量。如果他们举起“非党”的大旗，这只是为了迷惑那些最愚昧落后的农民，他们对党派一无所知。事实上，“非党”的旗帜是富农分子最好的掩护。富农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属于黑色百人团，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因此受到惩处。因此，他们最愿意装作是非党派人士。目前那些社会革命党们（SRs），孟什维克中最恶劣的一部分，立宪民主党分子（Cadets），以及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们认为让他们的本质出现在公众面前太危险了，就会以“非党派”作为掩护。
共产党人不会遮掩自己的面孔，隐藏他们的旗帜。
他们向劳动人民公开展示自己的党。工农们通过行动，通过经验和艰苦的斗争认识共产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也是在苏维埃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
各种派系的反革命者都讨厌共产党。马赫诺主义者对共产党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因此，所有支持屠杀犹太人的家伙（pogromists）和黑色百人团（Black-Hundred）的恶棍都对马赫诺主义者的“非党”旗帜表示意气相投。古利艾波列的小农和马里乌波尔的投机者热情回应马赫诺主义者的言谈：“我们不承认国家权力煤炭和谷物的需求。我们会继续保留我们夺取的东西。”
在这方面，马赫诺主义者同格里高利耶夫分子并无二致。格里高利耶夫（Grigoriyev）[1]，还以地方无党派苏维埃的名义反抗中央政府，也就是说，以个别的富农团体和匪帮的名义违背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意志。格里高利耶夫举起了野蛮与大屠杀的旗帜，开始消灭共产主义者并非偶然，他呼吁“老爹”（batko；乌克兰语，马赫诺的追随者以此称呼马赫诺）马赫诺与他缔结一个支持屠杀犹太人的同盟。的确，马赫诺拒绝了。但完全不是因为原则。在古利艾波列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马赫诺公开呼吁反抗苏维埃政权。如果他不和格里高利耶夫一起叛乱，只是因为他害怕了，显然意识到了公开反抗苏维埃政权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马赫诺的“军队”是最恶劣的游击主义部队，尽管里面有不少的优秀战士。在这支“军队”中找不到任何秩序与纪律的迹象。这里没有后勤组织。食物、制服和弹药随时随地都会被夺取，而它们的消耗也同样粗心大意。这支”军队“在他们感觉良好的时候也会战斗。他们不服从命令。独立的团队会尽其所能地前进，也就是在没有受到激烈抵抗的时候，但是在遇到敌人的第一波坚决反击之后，他们就会四散逃开，向人数不多的敌人投降，拱手让出车站，城镇与军事装备。这一切都要归咎于糊涂而浪荡的无政府主义指挥官。
在这个“军队”中，指挥官是由选举产生的。马赫诺主义者大声咆哮：“打倒钦定的指挥官！”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士兵中的那些无知分子。只有在资产阶级秩序下，当沙皇的官吏或资产阶级的部长自行任命指挥官来使士兵们服从资产阶级时，“钦定”这个词才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今天的俄罗斯自身没有任何权威，只有由全体工农大众选举而生的权威。由此可见，由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的指挥官是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意愿下就职的。但马赫诺主义者的指挥官只反映了一小撮依靠富农和无知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利益。
马赫诺运动的反人民属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古利艾波列的军队实际被称为“马赫诺的军队”。在那里，武装人员不是团结于一个计划，不是团结于理念的大旗，而是围绕着一个人而团结起来。与格里高利耶夫完全一样。在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俄罗斯中，师和团是整个工人阶级手中的武器。在古利艾波列邦，武装支队是马赫诺公民手中的武器。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会导致什么事情。阿塔曼（Ataman）格里高利耶夫的私人“军队”先是跟随彼得留拉分子，然后又向苏维埃政权靠拢，接着在格里高利耶夫的领导下，开始了以格里高利耶夫自己为名号的叛乱。无知的武装群众被“非党”的口号欺骗，沦为了冒险家手中的工具。
这就是古利艾波列邦和古利艾波列的军队。刮开一个马赫诺主义者，你就会发现里面是一个格里高利耶夫分子。但大多数情况下，你根本不需要刮开他：一个发狂的富农或对共产党人狺狺狂吠的小投机者已经把自己坦诚地暴露了出来。
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的专政力量，它把国家政权变成了社会主义重建的道具。同时，苏维埃政权必须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不受资产阶级的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允许那些围绕着阿塔曼和老爹（Batko）组成的武装团伙，那些不承认工人阶级的意愿，夺取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与他们盯上的任何人战斗的团伙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上存在着，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不，是时候终结这种无政府-富农（kulak）式的放荡了，坚决地终结它，一劳永逸，这样就再也没人想要沉迷于这种行为中了。
1919年6月2日
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
《警钟》第五号
[1]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高利耶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Григо́рьев，1885年？月？日—1919年7月27日），早年参加了日俄战争。一战时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调往西南方面军，并加入了社会革命党，支持乌克兰中央拉达。1918年组织游击队与德军作战。1919年1月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鲍罗齐巴派），并与彼得留拉决裂。2月份正式与红军结盟，同白军作战。5月破坏联盟，屠杀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在被红军击败后投奔马赫诺。他主张与邓尼金结盟，遭到马赫诺的拒绝。7月27日被马赫诺处决。 |
托洛茨基同志的演讲：苏维埃共和国-兄弟联盟！——世界上将有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苏维埃共和国！（译自托洛茨基在1919年的录音讲话，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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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同志的演讲：苏维埃共和国-兄弟联盟！
Братскийсоюзсоветскихреспублик.
世界上将有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苏维埃共和国！
译自托洛茨基在1919年的录音讲话1919年
（录音唱片制作于1919年4月）
先知在1917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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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同志的演讲音频（mp3下载）
〔说明〕1918年10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央出版物发行处，负责分发印刷出版物、鼓动宣传等。1919年初，该机关开始录制革命中的杰出领袖（列宁、托洛茨基、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等）的演讲，他们没收了唱片公司的机器，并雇佣其录音工程师，来为苏维埃工作。据原中央出版物发行处主任波·费·马尔金回忆，列宁非常关心利用留声机片进行宣传。
从1919年到1921年期间，总共录制约40个录音唱片，录音内容为苏维埃领袖的演讲和革命歌曲，该部门一直存在到1922年2月15日。
同志们！旧的沙皇俄国是由暴力的、专制的铁环所建造的，在过去的时候，残忍的世界大战使这个铁环也随之破碎瓦解，随着它的崩溃，旧沙皇俄国也一并崩溃了。对于很多人来讲，俄罗斯人民似乎永远不会团结在一起，但是正如我们眼中所看到的，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奇迹。苏维埃政权团结了所有俄罗斯人民，打倒了沙皇俄国的旧势力，苏维埃的军队解放了哈尔科夫与基辅。
什么？乌克兰人民想要脱离我们的联盟独立？
不！他们想要一个友好的、情如兄弟般的联盟，一个牢不可破的联合。红军解放了里加和维尔纳。
什么？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想用一堵石墙把我们分开吗？
不！他们想要一个友好而又团结的联盟，并且同样的事会发生在爱沙尼亚、高加索、西伯利亚，以及现在所知的旧沙皇俄国分散在各地的部分。这就是说，在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心里所包含着无法抗拒的愿望，必将使他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在那里，古老的旧沙皇俄国用铁与血铸成。与此同时，在那里的人们意识深处都会为了一个友好的世界，所有的民族之间不再有仇恨、争斗和国家间的战争，各民族人民团结如兄弟般而进行斗争。
现在，劳动人民的双手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苏维埃俄罗斯联邦，而这个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正向觉醒的德国伸出援手。
而在全世界，将建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苏维埃共和国！ |
红军和劳动农民的联盟万岁！（托洛茨基，191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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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和劳动农民的联盟万岁！
托洛茨基1919年3月25日
Lambda译、Zveza校
原文链接：ДАЗДРАВСТВУЕТСОЮЗКРАСНОЙАРМИИИТРУДОВОГО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士兵同志们！我有时会听到一些农民抱怨红军。的确，有些时候部队的觉悟不够、纪律不足，让劳动农民受了委屈。不应该有这种事，红军必须制止这种情况。
红军的作用是保护工人和劳动农民。农民给红军提供士兵、马匹和面包，而工人则给红军提供士兵、步枪和衣服。这三个群体之间必须形成如兄弟般紧密的联盟。
这场战争不是我们挑起的（指内战），而是本国和外国的地主与资本家强加给我们的。他们想要扼杀我们。战争是一项艰苦而严酷的事业。平民百姓也深受战争之害，农民更是首当其冲，这一点是无法消除的。当我们击溃敌人，还国家和平与安宁之时，农民就会恢复过来。但即使是现在，即使是在打仗，如果不是十万火急，就绝不能再给农民身上的负担加码。富农是我们的敌人，但中农和劳苦的庄稼汉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对他们加以欺侮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只要潜藏在红军中的坏分子有丝毫抢劫和侵害劳动农民的意图，正直而有觉悟的士兵就必须站出来保卫劳动农民，毫不留情地惩治强盗和暴徒。
政委们，指挥官们！你们要严格遵守，确保劳动农民不受红军中的坏分子侵犯。不允许任何非法的征用和没收行为。确保红军从农民那里拿走的一切，都按规定的合理价格支付金钱。
我们必须消灭那些煽动农民反对红军的反革命分子，但也要与各地的农民本身保持密切的同志关系，向他们阐明我们作战的意义，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参与到捍卫苏维埃的共同工作里来。
对洗劫、欺侮劳动农民的掠夺者毫不留情！
对煽动劳动农民反对红军的富农进行无情镇压！
红军和全体劳动农民的兄弟联盟万岁！
《真理报》，第64期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
致红军和海军的第八十三号命令（托洛茨基，191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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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红军和海军的第八十三号命令
托洛茨基（1919年3月9日）先知在1917译
〔说明〕最早发表于《消息报》1919年3月11日第54期。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上，瑞士代表弗·普拉廷[1]在听取了列·达·托洛茨基关于红军的报告后提出以下建议：
“以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名义向红军发致敬电。这将证明我们即使在会议期间也念念不忘红军的丰功伟绩”（与会者热烈拥护）。（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
〔来源〕列夫·托洛茨基互联网档案馆（LeonTrotskyInternetArchive）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9/03/order.htm
来自共产国际的问候！
三月初，欧美各国革命工人的代表们在莫斯科齐聚一堂，以便全世界劳动人民在同他们的压迫者的斗争中建立起密切的革命协作。在这次会议成立了共产国际，即建立了国际工人、士兵和劳苦农民的联盟，以建立永远结束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与战争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国际在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向俄国工农红军致敬的决议如下：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苏维埃俄国红军致以亲切的问候，祝愿红军在抗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2]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这种兄弟般的敬礼，必须要向所有红军和海军的战士们传达。我在此命令军需处向所有班、分遣队、中队、炮兵连和所有船支公布此事。红军中的每一个士兵，每一个水手，都将会自豪地听到来自全世界工人阶级最崇高、最权威的团体的这一问候。红军和红海军绝不会辜负共产国际的期望和希望！
在世界工人阶级的旗帜下前进！
1919年3月9日，发布于莫斯科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译者注：
[1]弗里茨·普拉廷（1883年7月8日—1942年4月22日）——杰出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者，瑞士人。第二国际破产之后，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协助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从瑞士返回俄国。跟随列宁乘坐密封火车穿越德国，乘坐渡轮前往瑞典。抵达瑞典后，弗·普拉廷同瑞典共产党领导者奥托·格日姆伦、图雷‧尼曼、卡尔·林德哈根和弗雷德里克·斯特罗姆一起计划列宁返回俄国的旅行。十月革命后，参与建立共产国际，作为瑞士共产党的代表。1918年1月，当列宁在彼得格勒遭到袭击时，普拉廷亦在现场。袭击发生时，“普拉廷从抓住列宁头，并将他推倒……当普列廷以身保护列宁时，被子弹擦伤，手沾满鲜血。”1938年被捕，1939年囚禁于苏联集中营，1942年4月22日被斯大林枪决。直到斯大林死后，弗·普拉廷方才恢复了名誉。
[2]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 |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72年以前，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预言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即便在那时，有产阶级就已经正确地预感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死敌，于是对刚刚登上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百般攻击、诬蔑、仇视和迫害。70多年以来，共产主义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其间，既有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有低落衰退的时期；既经历过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基本上是循着《共产党宣言》所预示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最后决战的时期虽然比社会革命倡导者所预期的来得迟了一些，但是，这个时期终于来到了。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代表欧洲、美洲、亚洲各国革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莫斯科集会，深感继承和实现72年以前就已提出纲领的共产主义事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清除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腐蚀作用的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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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瓦砾遍地、疮痍满目的今天，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们竟然忙于追查战争罪犯。为他们摇旗呐喊的有他们的教授、议员、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帮凶。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一直断言，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认为两大营垒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有产阶级出于私有现念的贪得无厌的欲望是战争的根源。大战爆发前两年，各国社会党领袖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揭露帝国主义，说它是今后引起战争的根源，并警告资产阶级说，军国主义的罪行定将受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惩罚。时至今日，五年战争的历史已经不仅使德国的掠夺野心大白于天下，而且也使协约国与之不相上下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可是协约国的国家社会党人却跟他们的政府一唱一和，继续把被推翻的德皇说成是战争罪犯。不仅如此，在1914年8月曾把霍亨索伦王朝的外交《白皮书》捧作各国人民神圣福音书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跟协约国的社会党人一道，低三下四地指控他们从前奴颜婢膝地为之效劳、如今已被推翻的德意志帝国为战争祸首。他们妄图以此使人忘却他们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博得战胜国的欢心。殊不知，事态的发展和外交上的揭露已经表明，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统治阶级，正如被推翻的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集团一样，都是罪恶昭彰的。
直到战争爆发前，英国外交界始终没有揭开它那神秘的帷幕。英国政府唯恐吓住柏林政府，使柏林政府不敢发动战争，而始终不肯明确地表露自己打算加入协约国作战的意图。其实，伦敦是希望战争的，因此才故作姿态，一方面使柏林和维也纳指望英国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使巴黎和彼得格勒坚信英国必将参战。
在漫长的几十年间，由事态的发展所逐渐促成的战争，终于在英国直接和蓄意煽动下爆发了。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支持俄、法而达到既消耗俄、法两国，同时也消耗自己的死敌德国的目的。只是由于德国军事实力过于强大，英国才不得不由表面参战变成真正参战。大不列颠按照历来的传统，打算坐山观虎斗，不料，这个角色却落在美国身上了。
英国的封锁限制了美国利用欧洲流血而进行股票投机活动，但是华盛顿政府却俯首就范，因为协约国以巨额的利润补偿了由于违反“国际法”而使美国资产阶级所蒙受的损失。不过，迫于德国军事上的巨大优势，华盛顿政府也终于放弃了虚伪的中立。美国对欧洲大陆所采取的态度，正是英国在以往战争中对欧洲大陆所一贯采取的而在这次战争中又试图采取的态度，即利用一个营垒以削弱另一个营垒，并且只在确有把握捞到好处时才参战。按照美国的标准，威尔逊所下的赌注并不算大，但这是决定输赢的赌注，因而威尔逊赌赢了。
这次大战使人类从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和残忍野蛮中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而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贫困化和由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学究式争论。拥护矛盾缓和论的统计学家和老学究，几十年来，挖空心思，不分真伪，从世界各个角落里搜寻材料，企图证明工人阶级的某一些阶层和某一种人的福利正在逐步提高。他们认为，群众贫困化的理论已经在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头子们的轻蔑嘲笑声中被埋葬了。其实，这种贫困化现在已经不单属于社会方面，而且也属于生理和生物方面了，这已是千真万确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帝国主义战争的浩劫把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成果断送净尽。这是因为，被战争埋葬于血污之中的经济协定和议会协议正如战争本身一样，都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中产生出来的。
金融资本使人类陷于战争深渊，但金融资本本身也在战争中起了灾难性的变化。纸币对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依存关系完全被破坏了。纸币作为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手段和调节者的作用日益缩小，最终变成征集、兼并以及干脆实行军事经济掠夺的工具。
纸币贬值，标志着资本主义商品流通陷入致命的总危机。如果说早在战前几十年，对生产和分配起调节作用的自由竞争就已经在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为托拉斯和垄断组织系统所代替，那么，在战争期间，这种调节和指导的职能已从经济联合组织的手中直接转归国家的军政机关手中了。原料的分配，巴库或罗马尼亚的石油、顿涅茨煤炭和乌克兰小麦的利用，德国机车、火车车厢和汽车的遭遇，对饥饿的欧洲的粮食和肉类的供应等一切世界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既不是由自由竞争，也不是由本国或国际托拉斯和财团等联合组织来解决的，而是靠直接诉诸武力的办法来解决的，今后应继续诉诸武力。如果说，由于国家政权完全受金融资本的支配而使人类惨遭帝国主义大屠杀，那么，经过这场大屠杀，金融资本就不仅使国家军国主义化，而且也使本身军国主义化了，因而除非采取铁血手段，金融资本就不能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
在世界大战之前，机会主义者借口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号召工人实行节制；大战期间，他们打着国内和平和保卫祖国的旗号，要求保持阶级和平；现在，他们又以消除可怕的战争后果为理由，要求无产阶级自我牺牲。如果工人群众依了他们，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在几代人的白骨上，以更集中和更可怕的新形式重新发展起来，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值得人类庆幸的是，这种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
经济生活国有化虽然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所极力反对，可是已经成为事实。自由竞争、托拉斯、辛迪加及其他经济垄断组织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倒退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将来生产究竟由什么样的国家来实行国有化：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国家。
换句话说，是全世界的劳动大众将沦为胜利的世界集团（它一旦胜利，就将在国际联盟的幌子下，借助“国际”陆军和“国际”舰队，在一地烧杀抢掠，在另一地施舍利诱，并给无产阶级统统带上镣铐，以达到维持其统治的唯一目的）支配下的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呢，还是欧洲和其他各洲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接管支离破碎的经济，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使它复兴起来呢？
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缩短目前的危机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既不承认世袭特权，也不承认财产权，它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从拯救饥饿的群众的需要出发。为此目的，它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实行普通（遍）劳动义务制，规定劳动纪律，以便在数年之内不仅治好战争创伤，而且使人类达到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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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民族国家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现在，它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至于那些陷于欧洲及其他各洲列强围困中的小国，它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这些小国是作为大国分割出来的部分，作为支付各种劳务的辅币，作为战略上的缓冲地带，而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王朝，自己的统治集团，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自己的外交手腕。战前，它们之所以能保持虚伪的独立，正如当时欧洲列强之所以能保持均势一样，完全是因为两个帝国主义营垒彼此长期对抗的缘故。战争打破了这种均势。战争初期，德国占了巨大的优势。小国只得迎合德意志军国主义，以保留自己的一条活路。德国战败后，小国的资产阶级又和爱国的“社会主义者”一道投靠胜利的协约国帝国主义，把威尔逊纲领中假仁假义的条文看作是维持其独立生存的保证。的确，小国增加了，从奥匈帝国和沙皇帝国的领域中分割出若干新的国家。可是这些国家刚刚成立，就为划定国界而相争相杀。协约国帝国主义趁机把原有的和刚刚成立的小国结为联盟，利用它们互相仇视和软弱无力，把它们束缚起来。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压迫、蹂躏弱小民族，使它们陷于饥饿和屈辱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像不久以前中欧同盟国帝国主义者一样，喋喋不休地空谈民族自决权。其实，民族自决权现在无论在欧洲，无论在其他各洲，都已经被践踏无遗了。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保证弱小民族自由生存。无产阶级革命将把各国的生产力从民族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根据共同的经济计划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使最弱小的民族能够自由而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文化事务，而毫不损害集中统一的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
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在殖民地帮助之下进行的战争。被卷入欧战的殖民地人口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到欧洲大陆来作战的有印度人、黑人、阿拉伯人、马达加斯加人。但是，他们为什么而战呢？是为继续充当英、法的奴隶而战。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罪恶统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黑暗。
因此，在所有殖民地都接连发生公开的起义和革命骚动。在欧洲本土，爱尔兰的流血巷战表明，它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它本身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大战期间，在马达加斯加、安南和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军队曾经一再镇压殖民地奴隶的起义。在印度，革命运动一天也没停止过，最近还导致了一次亚洲规模最大的罢工，吓得英国政府在孟买出动装甲车来对付罢工。
可见，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在巴黎和会上被列入议题，而且殖民地本身也认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威尔逊纲领至多不过要改换一下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标签。要解放殖民地，必先解放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英、法工人推翻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并接管国家政权之时，也就是安南、阿尔及利亚、孟加拉的工农，以及波斯和亚美尼亚的工农获得独立生存之日。即便是现在，比较发达的殖民地的斗争也绝不仅仅是民族解放斗争，它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社会性。资本主义的欧洲强行把世界最落后地区卷入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漩涡，而社会主义的欧洲将以其技术、组织和思想影响，来援助解放了的殖民地，使它们早日过渡到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
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奴隶们！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实现之肘，也就是你们自己解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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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在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践踏了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欺人之谈。无产阶级执政时，只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所采用的方法绝对行不通；它要创造新的、更高的工人阶级民主的条件和形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它最后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一直在破坏政治民主，因为这一过程不仅使所有民族分化为两个严重对立的阶级，而且使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以及最贫苦的无产阶级下层处于经济上朝不保夕、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境地。
在某些国家里，工人阶级根据本国历史发展的情况而利用政治民主制来组织反对资本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国家里，将来也只能照此办理。但是，城乡的广大中间阶层却被资本主义远远拖在后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落后整整几个时代。目光短浅、只看见本村教堂钟楼的巴伐利亚和巴登农民，因资本主义大酒商掺假而破产的法国小酿酒商，受银行家和议会敲诈勒索的美国小农场主——所有这些被资本主义推出发展大道的社会阶层，只在形式上根据政治民主制度享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而实际上，关系人类命运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金融寡头不经议会民主制而在幕后决定的。过去在战争问题上是如此，今天，在和平问题上也是如此。
只要金融寡头还认为有必要利用议会表决来掩盖自己的暴行，资产阶级国家便能施展包括欺骗、煽动、攻讦、诬蔑、收买、恐怖等一切手段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手段是历代压迫阶级留传下来的，如今又因为资本主义技术的种种创造发明而花样翻新。
要求无产阶级在同资本作你死我活的决斗中，虔诚地遵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无异于要求一个为生存而奋起与强盗搏斗的人，遵守法国式角斗中由对手任意规定而不为对手所遵守的限制性规则。
面对不仅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而且连政治民主机关也都成为了血迹斑斑的废墟这样一种现实，无产阶级就只有建立自己的机关，以首先保持工人阶级内部联系并保证工人阶级能够以革命的方式干预人类未来的发展事业。这种机关就是工人苏维埃。旧的政党，旧的工会，就其领导阶层本身看来，证明是没有能力解决、甚至也没有能力理解新时代所提出的任务。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新型的组织，它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可以容纳不分职业、不分政治觉悟水平的广大工人群众；它又非常灵活，可以不断更新和扩大，可以广泛地吸收新的阶层，并向所有靠拢无产阶级的城乡劳动阶层敞开大门。工人阶级赖以进行自治、斗争、进而夺取国家政权的这种组织是独一无二的，是经过各国检验的，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成就和百试不爽的武器。
在劳动群众觉悟起来的一切国家里，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正在建立和将要建立起来。巩固苏维埃，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并以苏维埃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有觉悟的、正直的工人的首要任务。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能够消除由于战争、饥饿、有产阶级的暴力以及从前领袖的变节等惨重后果而在工人阶级内部所造成的分裂。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最容易而且最有把握在苏维埃已团结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国家内夺取政权。通过苏维埃，已经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将能够管理全国经济和其他的一切领域，就像现在俄国所做的那样。
从沙皇统治下的国家，直到最“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和帝国主义军事体系的崩溃而同时崩溃的。帝国主义所动员的数百万军队之所以能够维持住，只是因为无产阶级尚未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民族分裂，意味着军队必然瓦解。最初，俄国是这样，后来，德国和奥国也是这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绝不会例外。农民造地主的反，工人造资本家的反，以及工农造君主制或“民主制”官僚政治的反，必然促使士兵起来造军官的反，并进而引起军队中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严重对立。国家对抗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和正在转变为阶级对抗阶级的国内战争。
目前，资产阶级世界反对国内战争和红色恐怖的一片哀号是政治斗争史上一次最大的骗局。本来是剥削阶级使人类濒于死亡边缘的，可又是它们步步阻挠劳动群众前进，又是它们策划阴谋和组织暗杀，又是它们请求外国武装援助以保持或恢复其搜刮民脂民膏的特权。假如没有这一切，那么，国内战争便不致发生。
国内战争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强加给工人阶级的。既然工人阶级不自暴自弃，不放弃自己的前途即全人类的前途，那就必须以牙还牙。
共产党从来不人为地挑起国内战争，每当国内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时，它总是力求缩短战争时间，尽量减少牺牲，并首先保证无产阶级赢得胜利。因此，必须及时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时武装工人，及时建立共产主义军队，以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就是这样的军队，这支军队是为保卫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抵御国内外的一切侵犯而诞生和存在的。苏维埃军队和苏维埃国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先进工人深知工人阶级的任务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因而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展之日起，就力图使这种运动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1864年在伦敦成立第一国际，便为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联合奠定了基石。普法战争造出一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德意志，使第一国际一蹶不振，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各国工人政党的发展。1889年，工人政党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二国际。但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重心完全放在国内，放在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未超出本国议会制的范围。几十年来，在组织工作和改革工作的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领袖，但这些领袖大都在口头上承认而在行动上背离社会革命的纲领；他们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甘当资产阶级的奴仆。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的机会主义性质，终于在事态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政党采取革命斗争方法的时候彻底暴露出来，造成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破产。1870年的战争暴露出第一国际的社会革命纲领还缺乏群众的坚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第一国际遭到打击；1914年的战争则暴露出强大的工人群众组织仍然敌不过业已变成资产阶级国家附属机构的政党，从而使第二国际遭到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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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不仅包括现在已经公然投靠资产阶级阵营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且也包括那些态度暧昧、立场动摇的社会主义中派。前者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得心应手的代理人、亲信和屠杀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刽子手；后者现在力图恢复第二国际，即恢复第二国际上层领导人物的狭隘性、机会主义和革命软弱性。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法国社会党多数派、俄国孟什维克派、英国独立工党，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实际上是要填补战前第二国际的旧的官方政党所占据的位置，是要照旧鼓吹妥协投降的主张，千方百计瓦解无产阶级的斗志，拖延危机，从而加重欧洲的灾难。田此，同社会主义中派作斗争，是打垮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
我们这些在第三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共产党人，决心清除衰朽的官方社会党的不彻底性、欺骗性和腐朽性，并以直接继承和发扬从巴贝夫起直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止的历代革命前辈的英勇奋斗和牺牲精神为己任。
第一国际预示了来来的发展，并指出了发展的道路；第二国际联合并组织了千百万无产者；第三国际则是一个公开进行群众斗争的国际，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一个行动的国际。
社会主义已将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批判得体无完肤。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共产主义的旗帜已经引导无产阶级取得头几次伟大胜利，我们号召全世界各国男女工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反对君主制、反对特权阶层、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形形色色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受各代表团的委托，由下列代表署名：
德国代表团——麦克斯·阿尔伯特
俄国代表团——尼·列宁
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伊·卡·格鲁贝尔
匈牙利代表团——安·鲁德尼扬斯基
瑞典代表团——奥托·格里姆隆德
瑞士代表团——弗里茨·普拉廷
美国代表团——波里斯·雷恩施坦
巴尔于联盟代表团——克·拉柯夫斯基
波兰代表团——温什里希特（尤罗夫斯基）
芬兰代表团——伊·西罗拉
乌克兰代表团——尼·斯克雷普尼克
拉脱维亚代表团——卡·海利斯
爱沙尼亚代表团——汉斯·贝格尔曼
亚美尼亚代表团——艾库尼
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侨居区代表团——古·克林格尔
俄国东部各民族代表团——亚雷莫夫
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团——昂利·吉尔波 |
第一次会议（1919年3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第一次会议（1919年3月2日）会议于下午6时10分在克里姆林宫开幕。·列宁致开幕词·选举主席团·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各国党的报告·阿尔伯特（德国）·普拉廷（瑞士）·季诺维也夫（俄国）·西罗拉《芬兰）【附】芬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斯坦奇（挪威）·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加谢（瑞士）·托洛茨基（俄国）·鲁特格尔斯（荷兰）列宁致开幕词我受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国际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首先请全体代表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致哀。（全体起立。）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证明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都已破灭。因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国内战争都已经成为事实。资产阶级在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惊恐万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正加紧进行。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这场斗争的伟大和意义。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1]，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1]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StewardsCommittees）即厂工会委员会。——编者注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特别需要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出来，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例如，今天我在一份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表示愿意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胜利了。尽管资产阶级还在逞凶，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同志们！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地欢迎你们。现在我提议选举主席团。请提名。选举主席团契切林：我提议选举三名常务委员、一名常务书记为主席团成员，以后每次会议临时从各国组织中增选一名委员，组成五人主席团。我提议，选举列宁、阿尔伯特、普拉廷三位同志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克林格尔同志为常务书记。（提案一致通过。当选同志在主席台就坐。）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普拉廷（瑞士）：在预备会议上，曾有人提出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就是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另一种意见主张宣布这次代表大会只是共产党的一次代表会议；而把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留待下次代表大会解决，认为这样更适宜，这主要是一个外国代表的意见。[1]这种意见的理由是，代表大会从通知召开到实际召开，其间时间短促，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接到准备成立第三国际的通知。有必要指出，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许多代表不能前来莫斯科。因此才提出建议，要将这次会议只作为代表会议，其任务是于近期召开名副其实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第三国际。[1]德国代表麦克斯·阿尔伯特（胡果-埃贝莱因）借口德国党中央的有关委托而坚持这个意见。——编者注。季诺维也夫（俄国）：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如下：俄国共产党认为，正式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曾提议就在这一次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第三国际。但是，我们的德国朋友，德国共产党却坚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只作为一次代表会议，既然如此，我们对德国共产党人的这项建议暂时附议，这也是必要的。不过，我们要声明：我们将继续宣传、鼓动，以争取第三国际早日成为正式组织。库西宁（芬兰）：我们芬兰代表也认为，第三国际理应现在就成立。但是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同志刚才谈到的情况，我们的这项建议暂不提出。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这次代表会议最终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以代表大会名义成立新的国际，那是皆大欢喜的事。大会决定：会议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名义举行。转入讨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问题。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普拉廷：代表会议人员庞杂，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时，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主席团提议选举五位同志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工作结束后，委员应当提出工作报告。此外，委员会应当确定两类代表，即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关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人选，我们已拟定一项方案。被提名的有契切林、鲁德尼扬斯基、西罗拉、阿尔伯特和斯坦奇五位同志。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列宁：现在列入议事规则顺序的问题有：代表权问题、各个代表团参加表决的人数问题，表决权和发言权问题，发言的时间限制问题。雷恩施坦（美国）：我认为，首先应当给资格审查委员会1刻钟时间，以便就哪些代表享有表决权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建议休会1刻钟。阿尔伯特（德国）：同志们！依我看，雷恩施坦同志的建议行不通，因为审查代表证书，1刻钟无论如何也不够。因此，我提议继续开会。雷恩施坦撤销他的建议。普拉廷：我的意见是：用于讨论的时间：从一开始就应当加以限制，因为许多代表急于回国。既然参加讨论的人如此之多，把发言时间限制在l刻钟之内比较适宜，作报告则不受时间限制。托洛茨基提议，第二次发言以5分钟为限。普拉廷：讨论等程序是：赞成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各有一人发言，然后进行表决。列宁：有异议吗？请就每次会议的时间发表意见。沙杜尔提议授权代表会议必要时延长发言人的发言时间。列宁宣布议事日程：1．确定报告人和报告内容。2．报告。3．《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报告人：阿尔伯特、布哈林。4．《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报告人。列宁、拉希亚。5．《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报告人：普拉廷、季诺维也夫。6．《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报告人：奥波连斯基、普拉廷。7．《宣言》，报告人：托洛茨基。8．《关于白色恐怖》，报告人：西罗拉。9．选举执行局及其他事项（组织问题）。列宁：我们获悉，拉柯夫斯基同志已经动身，预定明天到达。同行的还有其他同志。报告人名单暂定如上，也许会有变动。匈牙利共产党的三名代表在加里西亚被捕，恐怕不能出席我们的代表会议了。关于议事日程还有其他建议吗？还有人报名发言吗？既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通过。各国党的报告列宁：现在请德国代表阿尔伯特同志报告。阿尔伯特（德国）：尊敬的同志们！在1918年11月8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们还坚持认为，在德国永远也不会发生俄国那样的情形，即爆发革命。然而到了11月9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旧大厦一下子坍塌了。在俄国发生的、迄今一直受到人们非议的，并且被认为在德国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11月9日在德国发生了。不错，乍一看，德国的运动不过是一次兵变，是军队内部对官长的严厉所表示的不满和厌战情绪的暴露。但是，苏维埃制度在一天之内就建立起来了，甚至在小城镇，苏维埃也在一天之内就成立了。可见，这已不仅仅是士兵因为厌战而起来造反，它还说明无产阶级决心最终实现他们早就为之奋斗的新制度，即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当然，一天之内建立起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究竟如何，难下断语。多数派社会党人即谢德曼派在组织方面比工人老练得多，他们乘机钻进政府，窃据政府要职，并且还打入了苏维埃内部。工人本来以为，只要撤掉原来的统治者和部长，换上几个社会民主党人，新社会就算告成。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多数派社会党人正是利用工人的这种理念而乘机混入德国政府的。革命初期，工人代表苏维埃曾建议当时的斯巴达克联盟拥护者加入政府，建议李卜克内西同志出任政府阁员。头一天，李卜克内西同志即发表声明，说他在内阁只呆三天，为的是签订停战协定。这项声明遭到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拒绝，于是李卜克内西同志拒绝参加政府，斯巴达克派其他同志也跟着拒绝加入。我们认为，在德国建立新社会制度以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时机尚未到来，仅仅驱逐几个王公贵族的奴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工人群众首先必须建立苏维埃制度，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同志拒绝参加政府是十分正确的，这一点，在几天之后就被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政府成员走马上任以后所颁布的头几项法令，就是旨在否认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权力执行机构。哈阿兹、迪特曼、巴尔特等人也加入政府。两派入阁之后，共同颁布了第一个法令。然而没过几天，它们就和中央苏维埃发生了冲突。政府把自己凌驾于苏维埃制度之上。原已解职的军官官复原职，重新掌握军权。政府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时机尚未成熟，要留待日后解决。工人的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敌人还在眼前，协约国也决不允许政府实施任何改革，因而旧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无产阶级对于现状越来越不满，工人拒绝走回头路，于是，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政府便原形毕露了。德国的情形与众不同，革命后的第三天，右派报纸就宣称：革命已成事实，无可否认；重要的是，现在政府应当关心在德国真正实现民主，使民主也成为事实。他们所谓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召集国民议会。斯巴达克联盟当即声明，驳斥这种论调，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指出：组织机构已经建立，这就苏维埃制度；德国无产阶级既已实现革命，它就理应成为德国肩负建设新国家使命的唯一阶级。我们主张毫不留情地进行阶级斗争，直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此，谢德曼和艾伯特先生大不以为然。他们拥护国民议会，并且迫不及待地提出了选举日期。这样一来，工人便恍然大悟。全国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资本家，拥护国民议会；另一派是斯巴达克联盟，主张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始终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关于这场斗争，已向诸位作过介绍了。在此之前，加入斯巴达克联盟的同志一直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当时的情形是：战前德国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在国外，有人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战争初期，社会民主党人及其领袖成了民族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沆瀣一气，鼓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克联盟成员认定，继续留在这个组织里已经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一派，它虽然反对战争拨款，但在涉及保卫祖国的其他问题上，却跟在谢德曼—艾伯特一伙后面亦步亦趋。这一派就是哈阿兹和累德堡派。他们既已公开采取反对派的立场，就只有退出该党，另组独立社会民主党，别无他途。斯巴达克联盟无法工作，无法开展活动。凡属联盟成员，都被搜捕下狱或被送往前线。有人身自由、能够照常工作的人，区区可数。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哥达成立后，我们曾表示愿意与之组成一个组织。其实，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当时就已不可调和。革命初期，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即加入政府，跟着别人标榜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妄图扼杀苏维埃制度，因此，和他们一起留在一个组织里巳经不可能。我们在斯巴达克联盟柏林代表会议（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上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党成立后，艾伯特—谢德曼领导的政府对共产党人实行疯狂的镇压，不惜采取旧制度下的种种暴力手段。工人抗议这种政策，无产阶级纷纷举行罢工；以表明他们不允许对无产阶级采取过去那种暴力手段。为此，艾伯特—谢德曼之流便大动干戈，首次在柏林街头架起机枪、大炮，对付无产阶级。1918年12月6日，在柏林街头架起的机枪、大炮朝和平游行的工人开火。我们的许多优秀同志当场被打死或身负重伤。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对共产党士兵代表的镇压尤为严酷。目前德国军队的情况如何呢？士兵已经打了四年仗，11月9日举行起义，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他们不愿在德国继续充当炮灰。原有的团已经解散。他们不顾谢德曼的要求，于革命爆发后即各奔东西了。留在德国本土的军队于革命爆发后几天即被解散；若干军区司令投靠共产党，这样的军区已擅自将军队复员了。不伦瑞克共和国于革命爆发后，即确定12月23日为军队复员日。帝国政府虽表示抗议，但士兵仍被遣散。其实，政府挽留原来的士兵也是弊多利少，因为政府起用这些士兵为其效劳，已纯属幻想。在前方，原来的团不愿与外部敌人作战，他们四处逃散，对停战漠不关心。我不能不指出，在瓦解德军方面，俄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俄国归来的战俘，个个笑逐颜开。他们无论回到何处，不消几天，就再也不想打仗了。当然，在前方也有过一些团不听宣传鼓动，仍然听从军官指挥，但没过多久，也成了一盘散沙。柏林驻军司令列基将军于1月初表示，他所属的部队虽然仍受军官控制，但只要继续呆在柏林不走，不消五六天便会一垮到底。至于政府动用自前线归来的一部分军队在柏林街头枪杀工人，那是因为这一部分军队不曾受到宣传鼓动的影响，而其所以如此，纯属偶然的缘故。1918年12月6日的情形便是如此。当时，刚从芬兰回国的部队奉政府之命，枪杀了参加红色士兵同盟大会归来的士兵。几天之后，当水兵（他们是革命的支柱与核心，大多数是早期入党的工人）违抗政府命令，不肯离开柏林时，政府便调遣从前线归来的一个团前去镇压，向水兵投掷毒气弹。政府成员哈阿兹、巴尔特和迪特曼声明，他们没有参加决定向工人开枪的会议。后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其实是谢德曼之流把他们一脚踢开的。他们被赶了出来，后悔莫及。斯巴达克联盟不能继续同他们合作。同这种人合作，毫无益处可言。成立共产党已是大势所趋。党内分裂日益加深。成立共产党势在必行。多数派政党[1]团结一致，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处境不妙。他们的领袖各代表一派，都想自立政党。累德堡和多伊米希尤其热衷于建立德国统一党；他们的图谋一旦得逞，就将出现一个新的、既不左也不右、更不坚持极左观点，即斯巴达克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和这群人一刀两断，从而使他们纠集乌合之众的图谋化为泡影。[1]指斯巴达克联盟。——译者注。共产党人同盟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创建新型政党，更主要的是教育群众做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争取人人积极投身这项事业。然而德国工人仍然坚信，他们的任务就是撤掉几名部长，换上社会民主党人。可见，我们的任务就是向他们证明，只有采取群众性行动，才能与资产阶级决一胜负；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11月9日革命不过是一次破坏旧社会制度的小小尝试而已，德国的真正革命还在后头。几周来的情况恰恰表明：要改造社会制度，必有一番严重的较量，国内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必须向群众说明，只有实行苏维埃制度，才能达到上述目的。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方针，就是要自始至终向工人讲清这个道理，启发他们建立苏维埃。那么，苏维埃的情形如何呢？起初，苏维埃遍地开花。在企业和工厂，工人纷纷成立工厂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改善本企业工人的劳动条件。这些工厂委员会立了一大功，把那些在德国显赫一时，同黄色工会串通一气、禁止工人罢工、阻挠工人的一切公开活动、一贯暗算工人的工会排挤了出去。11月9日以后，这些工会就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争取增加工资的活动也不再通过工会，甚至在违背工会意志的情况下进行。工人争取改善自身处境的活动，工会没有一次进行到底。一直到最近，工商职工同盟才出面领导一场公开的运动，但也只是因为同盟理事会中有共产党员坐阵的缘故。那么，今后德国斗争的前景如何呢？从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数字来看，应当承认，德国广大群众跟着多数派社会党人走。谢德曼派获1100万张选票，独立社会民主党200万张选票。不过，只要对运动仔细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工人并不像政府所断言的那样一致拥护政府。相反，实际情形是，各地工人不顾政府的呼吁，自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自动争取改善自身的处境，他们所坚持的口号正是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口号。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矿工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选举中央苏维埃来掌管全部矿场。投身企业社会主义化运动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官员，他们也同意甩开资本家，实行企业社会主义化，他们愿同工人一起搞好企业内部的工作，而不消极怠工。在一个国家里，仅仅有某一个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显然是不行的。令人高兴的是，工人认识到，要废除旧的经营管理方法，唯有对所有企业和整个经济活动普遍实行社会主义化。目前，德国的全部经济活动正沿着曲线急剧下降，未来斗争前景是乐观的。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正加紧对付工人，但工人也不示弱。刚才我已向诸位报告，在德国一切发生冲突的地方，士兵都公开表示：“我们不同工人作对。”由于士兵保持中立态度，政府无计可施，只好效仿俄国，纠集志愿团，组建自卫军。这些新编部队的任务是守卫东部边境，说什么要平息波兰人的叛乱，其实，这些波兰人历来遭受资产阶级专政的压迫，至今仍然没有翻身；还说什么要防范布尔什维克红军的进犯。在德国，红军被说成是一群烧杀抢掠的暴徒。德国政府加紧宣传，鼓动士兵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在柏林，政府还利用士兵上街对付工人，镇压工人运动。1919年1月，工人在柏林第一次采取行动。政府撤了原警察局长的职，换上一个因过去背叛工人事业而有民愤的多数派社会党人。此人会再次采取残暴手段，这是在无产阶级意料之中的。工人不提任何口号，也未按党（斯巴达克联盟）的任何指示，就于1月19日占领几个印刷厂，《前进报》印刷厂首当其冲，工人早就对它恨之入骨。事情发生后，经过几天的斗争，多数派社会党人在政府指使下首次出动自卫军，企图恢复柏林秩序。自卫军手段之残暴，从以下事实便可一目了然：第一批使者刚刚走出《前进报》社大楼，就被士兵活活砍死七人。自卫军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以后，便到处捕搜斯巴达克联盟成员，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们的优秀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这样落入了刽子手的手中，惨死在街头。有关李卜克内西企图逃遁和卢森堡同志被工人夺走的种种谣传，纯属捏造。目击者已经提供证词，证明白卫军用枪托猛击李卜克内西的头部，打成重伤，然后把他拖进汽车杀害了；罗莎·卢森堡是被他们用枪托打了两下致死的，尸首给运走了。证词已经全文公布，凶手和现场指挥军官已经有名有姓，可是，他们至今仍逍遥法外。政府根本无意把凶手交付审判。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同样遭遇的斯巴达克联盟其他成员还有许许多多，他们被杀人成性的官兵杀害，尸首被掩埋。俄国的卡尔·拉狄克同志也遭逮捕，被带上沉重的镣铐，关进看守所一间潮湿、阴暗的地下牢房里。你们看到，柏林已陷入一片恐怖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现在，柏林及其他城市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火药和铅弹了。资产阶级惊恐万状，除了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以外，再也无计可施，已经走投无路了。德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企业纷纷倒闭。工人通过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罢工而增加了工资，但店东业主认为，这样一来，生意无利可图，索性停业。再则，工人不愿从业，这种现象日益普遍。这也难怪，如今工人虽然可以指使业主，但并不甘心替资本家生财赢利，不愿从业的工人日益增多。原料储备有限，原料黑市交易猖獗。凡此种种，导致企业倒闭。我离开柏林时，那里的失业人数已多达26万人。德国经济已处在崩溃的前夜。交通运输十分糟糕。在德国有人曾对我说：你要是去俄国，那么一路上会大伤脑筋的。同志们！我们入境一直到莫斯科，旅途感受，较之德国有天壤之别。英国人和法国人把我们最好的机车弄走了。从柏林到莱比锡，过去只消两小时，现在往往要9至10小时，以往，特别快车每小时一趟，现在普通客车一天才有一两趟。显然，过去的那套经营方法在交通运输部门也必须改变。粮食问题日趋严重。食品不但涨价，而且根本弄不到。配给的食品不足以糊口．只好买投机商贩的。工人家庭粮不过夜，人们起来造反。自卫军窥伺时机，企图镇压无产阶级，因此，大规模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一切，尤其是同协约国缔结和约一事，都将证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这一场斗争有指望获得成功。政府一再安慰工人说：除非同协约国签订和约，否则，政府将毫无办法。这是欺人之谈，工人阶级再也不上当受骗了。几个月来，政府喋喋不休地对我们说：你们应当同俄国打仗，以讨好协约国。但是盟邦给了我们什么呢！它们过去什么也没给，今后也不会给。倒是给了几罐炼乳，但售价之高，只有资本家掏得起腰包，工人不敢问津。四年前，谢德曼之流赞扬和鼓励对协约国采取武力政策，如今却对协约国卑躬屈膝，祈求开恩；他们对于签订和约怕得要死。德国政府即谢德曼之流为协约国出谋划策，教它们如何订立城下之盟；有朝一日，英国人及法国人会指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说：是你们教会我们如何订立和约的。和约条件果真要苛刻的话，那么罪魁祸首是协约国代表威尔逊和克列孟梭二人，他们死心塌地充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奴仆，把缔结和约当作一笔交易，以便从中最大限度地渔利。要改变这种局面，决不能靠政府摇尾乞怜，谄媚讨好，而要靠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奋斗不息。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英国和法国无产者的信任，以便同他们一起争取实现世界革命。这就是共产党的见解。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加入共产党的地方，我们努力通过宣传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可以断言，德国共产党和俄国一样，将继续斗争，并且完全相信：德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并与形形色色的国民议会的愿望相反，与谢德曼之流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愿望相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以为，我这样说，并不是盲目乐观。要做到这一点，德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和别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有感于这种需要，我才愉快地接受了你们的邀请，并且深信，我们将同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并肩战斗，进行世界革命，以期不久的将来也能实现德国革命的目标。列宁：现在请瑞士代表普拉廷同志发言。普拉廷（瑞士）：亲爱的同志们！瑞士是一个小国，运动规模不大。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我不能像其他国家的报告人那样，提出关于斗争情况的内容翔实的报告，不过，也应当说明，为了配合俄国同志，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的生活条件优越些，因而，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与交战国不同。不过，在政治上，瑞士也受到战争的影响。在党的运动方面，瑞士从一开始就加入齐美尔瓦尔德派。关于党内分裂问题，我只想说明，围绕齐美尔瓦尔德派所展开的一场斗争，迫使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脱离了党，留下来的是一个坚持国际主义的党，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尽管党内发生分裂，但仍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没有被清除出党。这也是为维护统一而采取的必要步骤。在简要地介绍我们党的发展情况时，我只想说明，为派代表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我们才发现：原来在这个团结的党内不是有两派，而是足足有三派。像施图杰尔、弥勒，格雷列希这样的右派没有被选入代表团；奈恩同志倒被选入了，此人后来向右转了一百八十度，成了右翼分子。后来形成的中派和左翼都派了代表，在代表会议上，这三派代表就各项问题投票表决时，各自为政，互不通气。我本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格里姆投票反对左派，理由是：身为主席，为保持各派之间的联系，他不得不保持中立态度。后来发现，他之所以如此，是有其更深刻的政治背景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党内出现的斗争，是左翼联合中派共同进行的。格留特利联盟成员脱离了党，从而决定了党的道路。党急剧地向左转了，如果自我评论的话，那么根据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看，该党理应归入共产国际左派之列，它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是当之无愧的。只可惜，我国的国情使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格里姆同志俄国之行所肩负的使命，对瑞士党的运动产生了政治影响。当我们从电报中得知他在彼得堡的表现时，苏黎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其中主要是左派分子，立即看出，格里姆在共产国际的表现和立场，跟他在瑞士党内一样，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不过，许多同志仍然认为，格里姆所犯的错误只是由于他个人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当时，我主张公开批判他的政策，但是我的主张未被采纳。他回国以后，先是宣扬虚无缥渺的激进观点，但没过多久，他就得出必然的结论。我们同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预计在下次党代表大会上，斗争会更加激烈，因为届时党要最终确定自己的方针。是否会导致分裂，眼下我不妄加评断。在瑞士，工会运动有着跟德国同样的问题。运动操在一批官僚手中，长此以往，工会运动永无出头之日。物价飞涨，工人朝不保夕，他们不顾中央的意愿，奋起斗争。工会组织被迫出面领导斗争。但瑞士工人很快就看出，只有撇开工会章程，甩开旧工会理事会，在自己推选出来的同志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工人的物质状况才能得到改善。他们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工人委员会，并且仿照俄国革命初期的苏维埃，吸收革命派代表参加。工人委员会决心大权独揽。尽管工会理事会从中百般阻挠，但工人代表大会还是召开了，它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大规模罢工的斗争方法。工人正准备迎接战斗，并且不顾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呼吁，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向瑞士工人提出了宏伟的任务。我指的是工人最近一次的行动，参加的工人超过40万。中央委员会历来谨小慎微，这一次又把苏黎世作为运动的指导中心。苏黎世举行罢工两天以后，中央委员会为了挽回其每况愈下的威信，才不得不提出总罢工口号，从此，斗争遍及全国。至于工人拿起武器的问题，连想也没想。瑞士无产阶级认为，在这场斗争中用不着拿起武器，只要停止生产，并且坚持到底，就必定成功。斗争持续了四天。到了第五天，中央委员会提出停止罢工的口号，这是工人群众所未料到的。必须指出，这是对工人事业的又一次背叛。中央委员会因为有一批党内官僚混入其中而根本不称职，所以，借口继续罢工会导致一场流血的国内战争而破坏了这场斗争。这一行动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失败导致同盟歇业。斗争失败了。为对付工人的这场斗争，当局曾出动装备精良的军队约4万人。这对于工人的勇气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于工人进一步认清今后斗争的性质更是极大的促进。在斗争停止后，工人讨论形势时认识到，今后的斗争不能重蹈覆辙，必须浴血奋战。斗争失败以后，反动势力猖獗一时。我要指出，几乎所有领导同志部被传讯，听候判决。几百名铁路工人因拒绝履行职责，将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与此同时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是，俄国驻瑞士使团被驱逐出境。必须指出，要驱逐俄国使团的消息刚一传开，工人便怒不可遏。此后，工人在斗争中提出的要求就多种多样了。我们明白表示，我们进行斗争，就因为我们认为当局蓄意对苏维埃政府进行挑衅。俄国使团驻瑞士期间曾通过专门机构大力协助我们获得俄国的消息，以驳斥流言蜚语，因此，我们对于使团被迫回国感到格外难过。当我们的同志再度聚到一起时，我们把几本新作交出付印，并竭尽全力继续推广有价值的读物。我们向群众普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工人读了这些著作，不仅振奋了革命精神，而且进一步理解了俄国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近来，我们自编宣传材料也扩大了普及规模，宣传方式也多样化了。我们努力通过传单、小册子和集会，启发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向他们阐明运动的目标。我要特别提一提一个小组，虽然我们和它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分歧。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多亏这个小组。如何联合各小组共同开展工作，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只有党立场鲜明，这一点才能做到。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必须提一下：刊物是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决不能放弃。只要确保刊物的内容准确无误，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在工人代表大会之前举行党代表大会，是一个预谋，企图使我们措手不及。我的特殊身分在党代表大会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因为我身为党的书记，举足轻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右派发起攻势。在中派的支持下，他们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苏黎世改为伯尔尼，企图将苏黎世激进派分子控制的中央委员会交给伯尔尼的同志，对此，我提出了抗议。中央委员会改设伯尔尼，就等于屈从中派的政策。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格里姆同志竟然同意选他进这届中央委员会。格里姆没有当选主席，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前任主席却甘愿由这位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出任主席，甘愿接受他的领导。这位主席走马上任以后，得意扬扬地在议会中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连齐美尔瓦尔德分子也不是。”这个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能够登上主席宝座，全怪我们的同志。他们挖了我们极左派的墙脚，因而也在群众心目中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中央委员会迁址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因为下届党代表大会罢免了主席，并且证明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拥护极左派的。关于出席沙文主义分子的伯尔尼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被大会否决了。投票结果就很能说明问题：以伯尔尼国际代表会议实属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的代表会议为理由而提出的关于反对参加会议的议案，以198票对154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大会表示支持俄国党的同志。中派和右派无一例外地投票反对我们，但投票结果，我们仍占多数。这项决议对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选作会议东道国的瑞士，震动很大。列宁：请俄国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季诺维也夫（俄国）：同志们！很抱歉，我现有的大量材料只能向你们介绍一部分。我们能够在俄国本土举行国际代表会议，向同志们介绍有关俄国运动的大量材料，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以侨民身分发言，再也不必在介绍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时只谈一鳞半爪。阿尔伯特同志介绍了德国情况，其中有许许多多和我国过去的情况大同小异。他的报告使我想起克伦斯基年代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即大约1917年8月我们在俄国的亲身经历。大家知道，我们党是宣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政党。其余所有政党都反对十月革命，由此不难想象，俄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只能在毫无外援（而且要克服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只身挑起斗争的重担。十月革命前，我们党约有党员1万名。如今，在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俄国国内有党员近50万。也许，这个数量并不可观，但是你们要明白，我们并不是向所有目前愿意加入我们党的人敞开大门的。当然，在要求入党的人员中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有优秀的青年工人，这样的人我们是乐于接受的。但是，由于我党已经是一个执政党，所以追求个人名利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企图乘机混入党内的也大有人在，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党已经坚定、明确地决定，要阻止这种人入党。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布决定，取消几类党员选举出席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权。当然，限制党内选举权的这种做法并不多见，不过我要重复一遍，这种做法受到全党拥护，因为我们希望党坚如磐石，希望每个党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这只是针对50万党员而言，因为现在整个国家机器自上而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党的核心是工人。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占少数。只是近来，情况起了根本变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愿意和我们一起在苏维埃机关共事，但他们入党并不那么容易。我国工人组织的第二种形式是工会。其历史发展情况与德国不同。1904—1905年，工会起了重要的革命作用，现在工会又同我们并肩参加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目前，我国工会拥有会员350万。这是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的统计数字。绝大多数会员拥护我们党的观点，工会的一切决议也都本着我们党的意图作出。工会中只有少数人坚持工会运动应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主张。多数人则认为必须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现在有一种呼声，要求工会国家化，也就是说，工会要正式成为苏维埃政府的组成部分，这种呼声还相当高。其实，工会目前所起的作用，同它作为我们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没有两样。关于工资等级，形式上是由人民委员会作出有关决定，然而决定权却掌握在工会手里。其他方面，如工人保险及工人生活的种种问题，也是如此。工人组织的第三种形式是合作社。我国现有合作社25000个；城市有工人合作社，社员200万人，乡村有乡村合作社，社员10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合作社总人数在5000万人以上。不过，众所周知，苏维埃是我们的主要组织。其成员即工人和农民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至少可以说，在我们制定我国苏维埃宪法以后，我们看到，一部分中间阶层居民也逐渐有了选举权。以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情况为例。在彼得格勒享有选举权的约有65万人，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数的2/3以上。9/l0以上的居民享有选举权。我想，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我国所有城市，由此可以断言，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享有并行使选举权的共计l亿多人。苏维埃的全部重任自然都落在普通工人身上。这一点，对于其他国家的同志们来说，同样重要。当初，有人动辄吓唬我们，就连工人自己也曾经认为，重任在身，怕不能胜任。现在工作中仍免不了经常失误。但是俄国工人阶级，一个世界上绝非最有知识的阶级，已经表明，在夺取政权以后，在有组织的党的领导下，这些繁重任务，它是能够完成的。一直到最近，我们党仍是一个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党的早期党员来自工厂，党组织也是在工人区诞生的。如今，我们党已是城乡劳动人民群众的政党了。我们深入农村开展工作还为时不久，看来，这项工作不如在城市得力。但是可以说，在农村工作一年来，新生力量被大量地吸收到我们共产党里来了，在农村，所有其他政党都被排挤出去了。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很高，而且越来越高。农村青年，旧军队的士兵、城市工人，其中主要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在农村做了大量的工作。彼得格勒工人尤为突出。过去一年，彼得格勒有28万工人先后奔赴前线和农村。对彼得格勒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不幸，然而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来说，却是福星高照，因为俄国工人的优秀骨干转入农村以后，可以在那里继续从事他们的有益事业。近几个月来，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已经涌向农村。现在，俄国的贫苦农民经历着农村的十月革命，农村是一个源泉，共产主义革命可以从中吸取巨大的力量。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有幸最先在一个国家里以全国的规模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珍惜这种机会。但是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虽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做。我们党有35种党报。全国出版百余种苏维埃报纸，供农民和士兵阅读，这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今天，我们自己能够在小村镇出版主要由农民自己撰稿的农民报，这足以说明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而这恰恰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我国的报纸发行量极为可观。苏维埃政府中央机关报《消息报》发行40万份。彼得格勒《红色报》发行28万份，仅仅由于纸张短缺，发行量才没有扩大。我们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行15万份，发行量也是可以扩大的。我们兴办了许许多多工人大学和农民大学，它们兴旺发达，为农村输送大批具有文化的人才，他们在那里从事共产主义事业。在大城市，苏维埃成立了大的图书出版社。例如，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社近一年来出版各种小册子和图书l150万册。莫斯科中央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和图书就更多了。在这方面，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是值得大加赞扬的。这个人民委员会还部分地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现在我们党已经要求它自上而下地用共产主义原则指导全部工作。现在，我来公布几个数字；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支出，1917年为3亿卢布，1918年为35亿卢布，1919年上半年已拨款40亿卢布。由此可以看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何等艰巨。诸位浏览一下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连一些资产阶级权威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在这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现在国外对我国的经济状况议论纷纷。考茨基说俄国搞的是贫困的社会主义。的确，国家十分穷困，我们接收的时候，国家疮痍满目，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现在，日子也很不好过。但是一年来，我们终究取得了成就，经济部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它虽然有待改进，但毕竟有工作效率，而且也差强人意。为满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需要，明年将拨款100亿卢布。任务之艰巨，工作量之大，由此可见。至于住宅问题，的确，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毕竟向前迈出了几大步。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住宅问题正在逐步解决。这是一个我们即使不能立刻根本解决、但至少可以大部加以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核心即工人群众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我们没收了资产阶级的住宅，分给工人；没收了必不可少的家具，分给工人。昔日资产阶级居住的市区，如今那里整条整条的街道已经为我们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的工人住宅区，那里居住着工人党员，居住着工厂的所有工人。红军情况是一个特殊题目，我不作介绍，留给对军事比较内行的同志，比如托洛茨基同志，来作简单的介绍。从物质上援助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我们认为也是我们的一项崇高义务。难怪各国资产阶级因此对我们暴跳如雷。我们履行了我们应当履行的义务。支持一切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工人运动，今后仍然是我们的义务。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党空前统一。革命初期，一些同志离开了党；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党内争论尤其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如果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就有可能使德国同志在国际上陷入困境。我们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我们唯恐稍有失策而使德国或别国的工人陷入困境。幸而结果并非如此。我们得到了各国工人阶级的谅解，我相信，我们所采取的步骤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阵地。假如我们再次遇到这类问题，比如与协约国缔结和约，那么我认为，我们党将会一致拥护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也会对我们表示理解并给予全力支持。应当指出，我国工人殷切希望建立国际联系。这种愿望并非自今日始。革命初期，正当孟什维克掌握政权的时候，阿尔贝·托马和韩德逊等一帮老爷来我国访问，即使对这样的人，当时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也照样欢迎。他们一到彼得格勒，我们的工人群众立刻认真接待，其实，他们彼得格勒之行的目的是要同策烈铁里、克伦斯基等一帮老爷进行勾结。现在，我国工人阶级已经认清，他们不过是一些冒牌社会党人。当前国际运动中出现的三个主要派别，就连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一名最普通的工人也能分辨清楚。关于所谓红色恐怖，我还想谈一点意见。我听我们党的国外朋友说，我们遭到围攻，红色恐怖是一大罪状，就连一些朋友也往往不能在这方面对我们表示谅解。但是，在我们大家经历了德国事件之后，在我们大家确信德国国内战争远比我国的激烈之后，在我们大家经历了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事件之后，我认为，我们的那些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对我国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完全了解的朋友们终于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拿起锐利武器，实行红色恐怖。一个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如果不偏不倚的话，不会指责我们恐怖手段用得太多了，倒是会责备我们有时太心慈面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有部长都被我们释放，就是一个例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逃往国外，现在跟我们作斗争。科诺瓦洛夫，马克拉柯夫，总之，所有现在在巴黎大肆攻击我们的先生们，当初都是曾被我们抓获，又被我们释放的。前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将军过去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他释放了，前不久，他表示愿为我们效劳，就连19l7年7月搜捕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同志的主谋阿列克辛斯基，也被莫斯科苏维埃释放了，现在莫斯科工作。只要是从全局着眼，你们就不会不承认，我们党采取红色恐怖手段，这是历史的必然。大家都知道，那些自称社会党的政府曾经反对我们，攻击我们，结果一个个失败了，成了无足轻重的少数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会议主席团）向我们党投降了。我已经向诸位介绍过彼得格勒最近一次选举的结果。在150名苏维埃成员中，有8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五六个右派分子，10来个孟什维克，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或候补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都按照我们党的纲领办事。选举大都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假如有人，比如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利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非要选举其他政党党员不可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当然，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工人当中也确有个别人怀有不满情结，原因是粮食紧张，特别是面包短缺。但是，一到了选举日期和面临信任什么人的问题时，工人阶级的中坚分子，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对我们党表示绝对信任。这足以证明，尽管我们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仍然履行了我们在俄国的义务。研究巴黎公社的全部活动，领会1871年巴黎工人给全世界的启示，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这是我们的志向，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向自己提出的一项任务。不言而喻，就我们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而言，我们能够完成它，这是我们的法国工人阶级前辈的功劳。同志们！我们也许已经处在转折关头，可以松一口气了。现在有种种把握可以认为，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对我们下手，它无法对我们下手。何以见得？劳合-乔治对各资产阶级政党发表声明，说假如它们知道征服俄国需要多少兵力的话，它们大概就不会那么胆大包天地坚持发动战争了。他私下对他们低声说：没有百万大军不行，也许百万还不够呢！要纠集100万白卫分子，谈何容易，而要策动工人反对我们党，更是难上加难。当初，我们四面受敌，但是俄国共产党人的先头部队意识到，各国大多数工人将和我们同舟共济。今非昔比，目前在各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看来，能够加入共产党，能够走我们所走的路，乃是无尚光荣的事情。同志们！1871年英勇的巴黎公社留给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指针。我们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教导我们要热爱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遗训是我们的法宝。致力于实现巴黎公社的遗训，协助国际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崇高事业。普拉廷提议休会3刻钟。（通过。）复会以后，列宁请芬兰代表西罗拉同志报告芬兰情况。西罗拉（芬兰）：同志们！自从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为了击退白匪的反革命进攻，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芬兰无产阶级奋起英勇抗敌。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缺乏抗击敌人的充分准备，但是他们仍在前线浴血奋战达三个月之久，并且在后方大力组织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芬兰无产阶级的这一次即第一次革命失败了。虽然参加赤卫队的男女工人无比英勇和不怕牺牲，虽然我们的俄国同志给予了极其宝贵的援助，但是他们终究未能顶住由芬兰、瑞典德国和俄国军官指挥的国际白卫军的进攻。4月底，德帝国主义孤注一掷，出动正规军，使白匪阻止革命的优秀有生力量按预定计划向俄国撤退的阴谋得逞。这一群嗜血成性的反革命豺狼的野蛮、残暴的报复行动是有目共睹的。一连数月，刽子手们不停地挥舞屠刀，数以百计的芬兰无产者，不分男女老少，惨遭杀害。跟芬兰无产者一起惨遭杀害的还有数以百计的俄国同志和赤卫队教官。据前不久芬兰报纸报道，遇害者总计在13000人以上，此外，报纸还经常补充报道某某团体被处死的无产者有100—300人，甚至还要多。除此之外，还有在集中营里饿死、病死和被折磨死的15500人。上述惨绝人寰的事实绝无半点夸张，那些幻想在民主基础上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工人应当引以为戒。我们希望第三国际的同志把芬兰无产阶级的教训所给予人们的启示，向他们本国的工人反复说明。人们由此得出的教训，概括地说来，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尽快地从根本上明确自己的立场，立即同那些已经背叛工人和在关键时刻可能背叛工人的分子及团体决裂。是民主还是专政，这是不能含糊的，必须认清当前的革命形势。无产阶级决不能把主动权让给敌人，要相机主动出击，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构，即国家机器。长期以来，我们受工人运动“统一”这种思想认识的束缚。革命以后才发觉，分裂是必不可免的。界限十分分明。在芬兰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让旧社会民主党极右翼获得结社和出版的“自由”，这显然是为了麻痹工人。这群叛徒千方百计要断送芬兰无产阶级去年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展以议会制为口号的工会运动和合作社工人运动。他们已经博得某些小资产阶级人士的同情，而且，在目前和今后的政治选举中无疑也将获得相当数量的选票。然而，那些饱尝饥饿、监禁和磨难之苦，对白色恐怖记忆犹新的群众，由于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俄国实现，而不会听信这帮资产阶级奴仆的说教。芬兰革命无产阶级同目前在伯尔尼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叛徒称兄道弟的谢德曼、布兰亭之流毫无共同之处，芬兰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就连资产阶级报刊也不能不证实，芬兰无产阶级衷心拥护共产党成立。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芬兰共产党于8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由芬兰流亡者宣告成立。说到流亡，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过流亡生活，这非同一般。过去，我们虽然是激进派分子或者说是左倾激进派，但是今天，读了俄国同志的理论著作，尤其是目睹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工作，结合芬兰的革命经验，我们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在我们党致列宁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1]，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观点，阐明了我们的经验教训。[1]1918年9月3日以芬兰共产党成立大会名义写给列宁的公开信，发表在《芬兰革命》论文集上，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0年版。——编者注。我们的党中央设在彼得格勒，所以，我们从彼得格勒向侨居俄国的芬兰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我们已经在俄国建立了将近25个共产主义组织，出版了40余种小册子，还创办了一种报纸和两种杂志：一种是芬兰文版，另一种是瑞典文版。我们在党、政、经济、文化各方面同俄国同志密切合作。当然，军事训练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军事部门十分重视为红军训练合格的芬兰战士。我们还翻译了近15种军事著作，举办了训练班。在芬兰国内有许多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它们出书办报，进行政治宣传，其成员以不怕坐牢、不畏拷打、视死如归的精神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月底，在有芬兰国内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当前芬兰革命任务的提纲，现将提纲一并附在记录后面。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同芬兰国内忠于革命的同志并肩战斗。这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基于对芬兰当前形势的分析所得出的信念。帝国主义的影响，即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在小小的芬兰也随处可见。芬兰资产阶级曾经独出心裁地建立了自己的小天地。如今，腐败堕落现象触目皆是，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盛行一时。饿殍日渐增多。国家预算从1亿元猛增到10几亿元，国家增收捐税，债台高筑。行贿成风，文化遭到亵渎。军阀势力应运而生，军官耀武扬威，却毫无真才实学，独裁者身边侍从马弁应有尽有，好不威风。反动势力猖狂至极。亚兰群岛及其他地区操瑞典语的居民主张分立，说明国家已全面崩溃，而沙文主义者却还在那里异想天开，要夺取什么新胜利。当然，除以上种种，也少不了宪兵，自卫军胡作非为，革命者横遭迫害，当局动辄搜查捕人，还搬来中世纪西班牙的残酷刑法，实行严刑拷问，以企图越狱逃跑的莫须有罪名枪杀犯人，等等，不一而足，使社会变得暗无天日。这种统治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现在只要有一把火，革命形势即可发生突变，而只有国际形势的变化才能点燃这把火。芬兰资产阶级冒险投靠德国而惨遭失败后，必然转向协约国，如今，协约国正期待它的这只新走狗为世界帝国主义扼杀布尔什维主义效犬马之劳。芬兰出兵爱沙尼亚，在国内纠集俄国反革命武装匪帮，就是为协约国效劳的证明，这群匪帮还做好准备，要阻止芬兰实现独立。显然，这种冒险注定要彻底失败。这预示着将有一场斗争，斗争的结局将是建立无产阶级级的专政，而我们的忠诚可靠、英勇不屈的革命前辈——俄国无产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范例。我们寄希望于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相信它们会给予支持。芬兰无产阶级也将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和世界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的精神鼓舞下，奋起战斗。【附】芬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1][1]在俄文版中，这个文件编辑在《附录》中，原文载于库西宁：《芬兰革命（自我批评）》彼得格勒1919年版第61—64页。——译者注。1919年1月在彼得堡举行了有芬兰国内代表参加的芬兰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芬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任务的提纲如下：1．推翻剥削阶级政权，以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为此，必须打垮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量，解除私有者阶级的武装。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红军，以保证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捍卫革命成果，防止剥削阶级重新上台。2．无产阶级接管一切国家政权。必须打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绝对统治。取消资产阶级官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自治制度，取消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自治制度，由无产阶级自己选举管理机关；无产阶级直接参与行政管理，直接参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自由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只有无产阶级的压追者才能享受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上是全体工人、红军士兵、被压迫农民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所应具备的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3．无产阶级应以自己的政权强迫剥削阶级绝对服从革命纪律，履行普遍劳动义务。财主的私有财产应立即没收，生产资料私有制必须彻底废除。4．凡使资本家不劳而获地占有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其他生产部门，应一律改变为社会主义劳动公社的生产部门。大型生产企业应由劳动协作社或劳动公社管理，并吸收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代表参加。管理工作应实行集中制原则和计划经济原则。5．不得以任何方式（不论出卖、典当或其他交易）将耕耘者耕种的土地转交给投机倒把分子或剥削者；懒汉如不自己耕种土地，而靠他人劳动致富，则应没其耕地归全民所有，分给切实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农业工人应加入劳动协作社，由劳动协作社管理大庄园的生产。为管理大庄园的生产，苏维埃政权应当出面建立中央主管部门，并设法为其提供必要的农业机器，配备有经验的领导人。6．为彻底打破资本的垄断地位，苏维埃政权应立即将所有银行收归国有。7．商店及其商品储备应予全部没收，并由社会组织产品分配。8．富裕人家的房产及其全部家具应立即没收，以满足贫苦工人居民的需要。9．工人苏维埃既是革命立法机关，也是革命权力执行机关。经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成员必须真正符合劳动人民阶层的意志。表决权属于工人、红军士兵和农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不得享有选举权。10．全国工人苏维埃代表大会可根据需要随时召开，它是处理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命和罢免人民委员。11．选民有权随时召回由他们选举的，但因某种原因而失去他们信任的代表。12．芬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应同其他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同盟。世界上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应建立国际总同盟。列宁：请挪威代表斯坦奇同志发言。斯坦奇（挪威）：挪威工党是挪威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它联合了国内各个社会主义派别。挪威工党虽然是合法的议会党，但它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1916年至1917年冬，挪威发生粮荒，燃料告急，工人闹革命的劲头很足。党中央和工会及时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就将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对付政府，并声明将立即召集党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但事实上，既没有召集代表大会，也未采取其他强有力的手段，致使工人强烈不满。1917年至1918年冬，建立了第一批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春，两个苏维埃分别举行了代表大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苏维埃要立即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声明要在全国实行接管。这时，党的各部门和工会就党的立场展开了热烈讨论。党中央及其机关报（维德内斯任编辑）明确表示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一切革命倾向。它们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希望进一步发扬民主。但是，它们的观点遭到党的大多数地方组织的反对。1918年复活节期间，中央委员会中的革命少数派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一项议案，一是要求宣布党是一个革命党，二是要求说明这个革命党虽然首先采用议会方法，但是衷心拥护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这项议案以159票对126票的多数获得代表大会通过。此外，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因为右翼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所以中央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左翼代表组成。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公开表示拥护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拥护斯巴达克联盟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由此可见，尽管挪威工党以然是合法的议会党，但它无时不在运用革命的斗争手段。它虽然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战斗机构，却又不反对民主议会制，也不拥护苏维埃宪法。说到苏维埃宪法，目前各报和各工会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以前，工会组织完全受右翼操纵，因此，在1917年秋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所谓“工会反对派”提出的一切重要议案均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但是，自那时以来，工会的思想认识也起了重要变化，因而至1918年，“工人同盟”（矿工、建筑工人等）和“冶金工人同盟”这两大工会便转到左翼一边来了。德国革命后，挪威工人的革命情绪也高涨起来，从而党内两派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革命工作了。目前，党中央和工会中央的共同行动纲领是：（1）全力推进社会民主纲领的实施；（2）筹建工人代表苏维埃，但目前暂不建立；（3）立即在军队中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使之成为军队中的宣传机构。大家看到，要不要彻底放弃民主主义路线，转而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即拥护苏维埃宪法，现在已经成为挪威工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我个人相信，随着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党在这个问题上必将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但是，迄今为止，党中央没有机会亮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我离开克立斯坦尼安来此之前，党中央也并未接到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因此，在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磋商之前，我个人不能对成立新的共产国际发表意见。但是，我将十分高兴地参加共产国际的筹备工作，并愿意向挪威工党报告我们的会议结果。我相信，既然挪威工党已经朝着革命目标迈进，那么今后它也必将为促进国际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列宁：请美国社会党代表雷恩施坦同志发言。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志们！很抱歉，我不能像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些同志那样向你们报告美国运动的近况，因为我离开美国来这里已经将近两年了。我只能概略地向诸位介绍一下美国的现况。尽管如此，但我仍然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迅速向左转，而自从美国参加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在人们心目中，战前的美国既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金融与工业垄断的国家，这完全正确。在这个国家，民主制度较之其他任何国家更成熟、更发达。我相信，要说美国已经完全具备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条件，这并不过分。我举几个事实向诸位说明，为什么在我看来，尽管美国工人运动就整体来说还明显落后，即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还不多，但美国和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具备甚至可以说是充分具备进行世界革命的条件。首先，经威尔逊总统任命、由非社会党人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官方委员会承认如下事实：近几十年来，美国人民急剧贫困化，将近37％的农民即农场主不久前还能自立，如今，土地已丧失净尽，要靠租种田地维持生活；虽然其余2/3的农业人口中将近半数名义上是农场主，但农场所欠银行抵押借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句话，作为中间阶层核心的农场主，其处境近几年来迅速恶化，纷纷破产。据另外一个委员会调查，战前几年，美国有3250万男女和15岁以上的青少年靠救济或工资维持生活，可见美国人民生活下降速度之快。如果加上儿童和老人即“老化"的公民（在美国一些工业部门中，年过40的人就被视为无用之才），那么诸位可以看到，这3250万以工资为生的人口，竟占全国人口近2/3。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现状。但是，就在广大群众日益贫困的同时，资本却在不断集中，资本集中的规模之大，是任何国家也无法比拟的。据一位经济学家统计，战前几年，股票和债券资本（不是指美国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指目前世界上也许是最大的银行——摩根银行而言）就超过5.27亿美元。这还是老摩根尚未进入晚年的时候，即1892年的情况。从那时起，摩根银行的资本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把农、工、商的资本完全集中在它的手里。1912年，摩根银行的资本总额已经不是5.27亿美元，而是260多亿美元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美国既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金融和工业垄断的国家。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亿万富翁手里，现在，这些亿万富翁既可以让百万工人，不，岂止百万，可以让千万工人就业，也可以让他们挨饿。这些亿万富翁主宰了大批雇佣工人的命运。由以上事实可以断言，就国内社会矛盾来说。美国是整个资本主义统治中的一个火药桶。因此，即使在战前，只要美国国内爆发一次大罢工，发生一次工业危机，或大批工人失业，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局面就不可收拾，这种看法并非盲目乐观。然而，必须着重指出，美国资产阶级相当注重实际而又诡计多端，它为自己设置了可靠的避雷针，具体来说，就是指使龚帕斯来扩充反社会主义的庞大工会组织。我们不应当把龚帕斯看成是美国的谢德曼。固然，谢德曼是一个社会爱国主义者，但他不是真正的社会党人，虽然他过去也做了几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龚帕斯倒不如说是美国的祖巴托夫，他一贯坚决与社会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目标为敌，尽管如此，但他现在仍然是美国劳联这个庞大的工人组织的代表，而美国劳联是仰赖劳资合作，瓦解工人阶级力量，阻止工人阶级同美国资本主义作有效斗争的。另一个对无产阶级起麻醉剂作用的所谓避雷针是，美国社会党最有影响的领袖推行机会主义，他们和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领袖一样，生怕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脱离机会主义轨道，转而以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几十年来，这两个因素阻碍了美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有效的革命斗争。好在今天我们可以依据事实，依据社会主义运动及整个工人运动内部最近的发展情况，满怀信心地说，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两根避雷针已渐渐地失灵了，而且愈来愈不灵了。纵然那些为资本家和教会所控制的反社会主义工会领导人煞费苦心，但近几年来美国工会内部仍然动荡不定。这种动荡和向左转早在1916年就已有苗头了。美国四大铁路员工（司机、司炉、列车长和列车员）组织决定联名提出铁路员工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而在此之前，它们各自分立，从不愿意采取一致的行动。这四大组织态度十分坚决，断然拒绝用调解手段解决这场纠纷。它们坚决表示，除非立即满足要求，否则就要停止铁路运输。政府无奈，只得优先处理此事，华盛顿的政府机构上上下下一连几天夜以继日地研究对策，防止工人罢工。在四大铁路工会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立即颁布铁路员工八小时工作制法。但是人们也看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套政府机构设置得何等巧妙。八小时工作制法虽然颁布了，但是还要由美国最高法院就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最高法院裁决这项法律符合宪法，但又补充说明，今后，铁路工人无权罢工，无权阻碍列车运行。这就剥夺了铁路工人罢工的权利。这个事例说明，在一切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民主”不仅徒有其名，而且直接危害工人的利益。此外，这四大铁路工人组织一改过去“温良恭俭让”的作风，毅然采取坚决斗争的方法，这也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保守的工会内部也有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他们在斗争中逐步学会了运用革命武器。但是，还必须从政治角度和工会角度对工人运动切实加以改组。美国政府把国家拖入战火之中，这对改组工人运动起了促进作用。美国革命社会党人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这的确是一种新气象。美国一经宣战，人们就立刻看出，战争不得人心，群众毫无热情可言。当然，资本主义报刊千方百计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但是从产业无产阶级（少数人除外）身上丝毫也感觉不到对战争的热情。由于战争日益不得人心，社会党和工会的许多原来深孚众望的机会主义领袖也随之威信扫地。近18～20个月以来，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已经明显地向左转了。号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在几年以前还坚持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并往往听命于无政府主义者，现在也变得明智起来，不再死心塌地信奉无政府主义了。它们坚决反战，坚决反军国主义，坚决反社会爱国主义，坚决反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三年以前几乎完全由社会爱国主义或纯粹议会派领袖控制的美国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向左转的变化。1917年在圣路易举行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期间。这个党第一次有了真正革命的要求，而且，革命要求之强烈，竟使得许多原来的领袖被赶下台的被赶下台，受孤立的受孤立，威信一落千丈。希尔奎特一类的领袖为维护自己的威信，不得不唱起革命高调。他们随机应变，见风转舵，足见其老奸巨滑。其他许多人没有照此办理，结果一败涂地。党的一大批好样的基层领导人甚至在战争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英勇、刚强，所以直到最近，党的革命立场仍然保持不变。党内在组织上逐渐形成了派系。美国有名望的宣传家德布兹，在美国社会党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至于社会工党，它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在纲领和策略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从目前美国工会组织及政治团体的情况看，人们有理由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必将发生变化，社会党的各种革命分子终将联台起来，共同反对那些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甘当所谓避雷针的分子。人们可以相信，到那时，只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钟声一响，美国无产阶级就将走上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坚信，在这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美国无产阶级必将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国资本在反对中欧各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样。勿庸置疑，俄国革命曾对广大美国无产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威望，在迅速觉醒的美国群众心目中与日俱增。因此，我可以断言，目前美国无产阶级也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看到，几个月来，威尔逊的调子变了，对俄国革命及俄国政府的态度变了，这无疑是下面即正在觉醒的广大美国无产者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最后，我要指出，我们大家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所采取的步骤，必将为创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和苏维埃国际奠定基础。毫无疑问，它的建立不仅会受到我党党员的拥护和一致赞许，而且我们大家也会受到千百万群众的热烈称赞。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指望，不久，美国大多数无产者也将在我们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列宁：请匈牙利共产党代表鲁德尼扬斯基同志发言。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由于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在途中被扣留，不能出席代表大会，因而，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报告，便由我们党设在这里的执行部根据2月15日以前从国内收到的消息写成。11月底，由一批从俄国回去的共产党人即极左分子和一小批左倾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匈牙利共产党退出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人最早依靠的群众是冶金工人。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国内总的形势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利。11月16日，匈牙利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政权实际仍掌握在当年由约瑟夫大公建立起来的政府手中。所不同的只是国务总理卡罗伊伯爵及其追随者自称他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并受国民会议管辖。国民会议的职权就是从前议会所行使的职权，其成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激进派分子及社会民主党人。国民会议预定行使职权直到有立法权的国民大会选出时为止。不过，在共和国刚刚成立几个星期以后，人们就立刻预见到今后革命的发展趋势。农民盼望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分给他们土地；无产阶级希望摆脱剥削，广大士兵纷纷逃离日趋瓦解的军队，返回家乡，要求就业和给予照顾。政府满足不了以上种种要求，致使群众益发不满。恰在这时，从俄国回去的共产党人立即行动起来。最初，社会民主党不把共产主义运动放在眼里，但是没过多久，它就看出群众不是跟着入阁的社会党人跑，而是拥护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很快就取得成就，但是在刚刚取得几项成就以后，社会民主党便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共产党人反复向无产阶级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联合，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变革，共产党人还天天强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只能维护私有制，只能对抗工人群众的利益，而社会民主党则一口咬定说，一旦共产党人在匈牙利站稳脚跟，匈牙利无产阶级的统一就将完蛋。社会民主党的论据只此一端。这种反宣传尽管收效不大，却也为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工会组织的默许下残酷地迫害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方便。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工人群众中成效最大。在许多工厂，工人上下一起投身到运动中来。在士兵，主要是特种兵当中，共产主义思想也十分活跃。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民当中的发展与众不同，也就是说，那里的共产主义组织完全是贫农自动建立起来的。在社会民主党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农民，主要是被俄国俘获遣返回去的农民，纷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并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效力。类似的现象在苏维埃也有。不过，总的来看，匈牙利的苏维埃运动还开展得不力。城市无产阶级受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双重影响，因此，一小部分原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现在几乎完全为社会民主党所控制，共产党人只能将这些组织作为战场。至于士兵代表苏维埃，就不存在这种斗争，因为共产党人已经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居多数。农民代表苏维埃虽然不很强，数量也不多，但完全由共产党人掌握。由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由于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我们现在可以预言，共产主义也必将在匈牙利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列宁：请瑞士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加谢同志发言。加谢（瑞士）：同志们！在瑞士，除了社会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外，也有共产主义运动，其规模虽然不大，但目标明确。瑞士共产主义运动是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产生而产生的，并受到他们的栽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思想也在我们瑞士传播开来。我们向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学习，收获是什么呢？收获就是：认识到必须采取群众性行动，而且，这种群众性行动不是要等将来采取，而是必须立即就采取。我必须承认，当时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十分明确的原则和明确的纲领。我们自己曾设想制定一部明确的共产主义纲领，但一来没有时间，二来没有文献可资参考，我们本身也缺乏政治传统。1917年，伊特奇奈尔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瑞士创办了《呼声报》，对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向工人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纲领。1917年夏，赫尔措格同志成立了士兵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向军队的士兵宣传社会主义，为日后开展革命运动做准备。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普拉廷同志则极力利用这个士兵组织来首先改善士兵生活，对此，共产党人进行了抵制。士兵组织保持了它的真正革命性，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十月革命的时候，瑞士共产党人曾公开上街采取行动。俄国苏维埃政府后来所实施的纲领，其大部分要点，我们的传单都谈到了；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我们就向群众提出在瑞士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想必同志们已经从报上获悉，我们发动这场运动，其结局十分不妙。枪声两天持续不断，在自由的瑞士出现了在俄国只有1905年才出现过的那种场面。反动派用机枪扫射。枪声过后，反动当局又是戒严，又是大肆搜捕，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不断改换名称出版的报纸也被查封了。这一次，共产党人的收获是，瑞士工人阶级忿于物价飞涨和因不满现实，走投无路，在俄国革命运动熏陶、鼓舞下，表示完全支持俄国革命。只是还缺乏一个明确的纲领。共产主义运动吸取这一次教训，改变了方针。我们认识到，夺取政权才是目标。但是，瑞士工人阶级不满足于这种总的提法，希望提出明确的口号，他们历来讲求实际，总想知道斗争的目的是什么。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八小时工作制，其次是物价昂贵，他们对待遇也非常不满。于是我们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征集食品，二是在工人阶级监督下不是按财产而是按需要进行食品分配。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口号相当激进，最容易为瑞士工人所接受，并且也和过去的口号确有不同。这两项口号特别是第二个口号，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实现这两个口号，就等于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这项积极的工作在1918年也未曾间断。这时，工会也开始同情共产党人。瑞士工会和别国工会并无任何区别。一些彼此要好的共产党员在冶金工会内部建立了党小组；党小组行动纲领的要点就是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夏，在奥耳顿举行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士兵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全国13个州有26名代表出席大会。召开代表大会的原因是，当时普遍有一种呼声，主张坚决退出社会党，另立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暂时留在党内，充当党内反对派。党内两派领袖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大。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任务和过去一样，就是要全力以赴，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加倍努力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以此抵制在工人当中普遍出现的另外一种倾向，即鼓吹党和工会联合，受联合委员会的领导。这个口号是党的左翼炮制出来的。在奥耳顿搞的这个委员会必然要惨败，这是在我们意科之中的，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极力加以反对。大部分工人跟着我们走。同时，我们还向工人说明，议会制早已过时，不要再对这个资产阶级机构存任何幻想。党报将我们拒之门外，《民权报》就连我们的开会通知书也拒绝刊登。我们只好手写，并亲自到工厂分发开会通知。士兵组织也横遭迫害。密探跟踪监视，我们只得转入地下。在各党小组内，要求脱离社会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两党分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那是1918年10月。苏黎世银行行员罢工结束以后。苏黎世工人曾为声援银行行员而团结一致地举行了罢工。工人罢工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几个银行家施加压力（其实这几个银行家并不是不肯，而是没有来得及以书面答应工人的要求），而且还在于自发地缓和几个月以来因准备在全州举行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口号的总罢工而在苏黎世一直存在的紧张气氛。苏黎世工会和工人罢工领导人普拉廷同志及屈恩格同志则不然，他们趁机要拉银行行员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没有成功，银行行员没有参加总罢工）。工人群情激昂，一致拥护赫尔措格同志关于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口号下坚持罢工的动议，但是，由于临时召开的代表会议和工会坚决反对，罢工于次日使停止了。《呼声报》领导人因擅自行动而受到公开谴责，赫尔措格等同志被开除出党，各党小组也受到严厉的申斥。社会党各级组织所采取的这种立场表明，继续与他们共事经已经不可能。于是举行了有广泛代表参加的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不久，当局便大肆搜捕，组织完全遭到破坏。共产党只好转入地下，并由此而引起了总罢工。罢工的第二天，我们就预料到罢工的结局。罢工领导人竟然要求工人“保持绝对镇静”，他们不敢游行，害怕集会，致使资产阶级得以严密部署警察，安然度过罢工难关。纯属经济性质的罢工绝难奏效，工人只有采取革命行动才能达到目的，但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党本身，都把采取革命行动视为畏途。奥耳顿委员会的叛卖行为是这场运动整个发展过程的必然结局。和以往大多数情形一样，这次运动不是由群众自己掌握，而是由少数几个领袖一手操纵的，对这些领袖来说，短暂的“和平”总罢工不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安全阀，如此而已。群众得知罢工领导人的叛卖行为（叛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出人意料地暴露出来了），便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我们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共产党人有理。”可见，群众已经认识到，由于他们一味信赖几个人，没有利用工人代表苏维埃亲自领导罢工，以致酿成这种结局。在这次罢工以后，冶金工人代表率先建立了苏维埃。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人不甘落后，不久，苏黎世工人代表苏维埃便宣告成立，但因为有警察严密监视，所以，它一时还不能公开活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政府出动了大批军队，借口是防范共产党人随时举行武装暴动。总之，共产党成了替罪羊，难怪共产党人受迫害最深，最烈。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工人代表大会上，办事审慎的领袖又一次给受压制的工人以机会，让他们发泄心中的不满。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求；撤销奥耳顿委员会，撤销所有委员会，立即在全国举行工人代表苏维埃选举；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在总罢工期间，士兵组织已建立起士兵代表苏维埃）；武装工人，而首先是在近期内举行革命武装总罢工，罢工口号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监督分配的制度。此外，我们还要求改变农民政策。我们的口号和要求得到工人的拥护。数万份宣言散发一空，工人对宣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资产阶级报刊暴跳如雷，连篇累牍地攻击宣言，幸存的少数同志也以叛国罪被逮捕，当局增派了军队。只有党报和党的最高机关继续推行不闻不问的政策，对于紧迫的问题，避而不谈。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共产主义纲领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冶金工人共产主义小组向大会提出了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议案。但是，在左翼（普拉廷同志和吕埃格同志）提出的关于选举新委员会的议案被否决之后，冶金工人的提案就根本没有提交大会表决。后来，在为专门研究冶金工人提案一事而举行的冶金工人代表大会上，该小组因主张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受到申斥，说它闹分立；代表大会还警告苏维埃代表说，如有“违背会章”的行为，定将开除工会会籍。争取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着，同时，我们为武装士兵和工人，也做了许多工作。最后，还有必要就我们对党内左派的态度简单地说几句。关于武装工人与士兵的问题，以及反对议会制的问题，左派同志的看法最近已经变了，开始赞成我们的观点。俄国党的共产主义纲领在理论上受到左派的一致推崇，左派同志在报刊和口头上都极力维护布尔什维克及其政策。左派同我们的关系与全党同我们的联系一样。但从目前他们向左转的变化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派终将退出原来的党，走上在瑞士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政策的道路。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和现在的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斗争，建立起坚强有力的瑞士共产党。阿尔伯特提议听取关于俄国共产党，特别是关于红军的补充报告。（一致赞同。）托洛茨基（俄国）：阿尔伯特同志说，红军问题在德国已经成为人们挂在嘴边上的话题，我听这意思是说，我国红军就要入侵东普鲁士了，害得艾伯特先生和谢德曼先生心惊肉跳，彻夜难眠。关于这一点，阿尔伯特同志可以转告德国当今执政者，请他们放心。入侵与否，目前无暇顾及，这究竟是福是祸，见解自然各有不同。至于我国遭到进攻的危险，至少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处境比当初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要好上千百倍。这无须赘述。当时，无论在建设红军方面，无论在建设整个苏维埃政府方面，我们都还处在幼年时期。红军当时叫做赤卫队，现在，这个名称早就不用了。第一批游击队，临时组建的革命工人队伍，最初都叫赤卫队，队员们出于高度革命热情，把无产阶级革命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推向全国。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赤卫队首次同德国正规军交战时为止。这次交战明显地暴露出这些临时组建的队伍虽然可以打败俄国反革命势力，却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军队，当然也就不能有效地保卫革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此，工人群众对军队另眼相看，建军的老一套办法也随之废除了。迫于形势，我们着手建设一支组织严密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军队。我们的纲领本来有“民警部队”的提法。然而，在一个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民警部队的提法不能成立，那是民主派的政治主张，这是因为：军队和政权性质历来是密切相关的。老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队是战争工具，因而军队必须与政治相适应。既然政府是无产阶级政府，那么军队就其社会成分而言，也必须是无产阶级军队。因此，我们实行了入伍资格审查制度。自去年5月份起，我们把志愿军和赤卫队一律改编为义务兵役制的军队，但入伍者仅限于无产者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我们说，民警部队这种体制不合俄国国情，其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在昔日的沙皇帝国里至今还保存着几支敌对阶级的军队。在顿河一带甚至还有保皇军队，为首的是哥萨克军官，下属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哥萨克富翁。其次，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有立宪会议派军队。这支军队也美其名曰“民军”，不过，这支军队很快就瓦解了。立宪会议的老爷们落得两手空空，万般无奈，只好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让给“民主派”，自己则投奔我们苏维埃政府了。高尔察克上将不客气地逮捕了立宪会议政府成员，军队也随之变成保皇军队。由此可见，在发生国内战争的国家里，建设军队的原则只能是阶级原则。我们照此办理，结果成功了。指挥人员问题确是一个难办的问题。我们当然优先从工人和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农民当中培养军官。我们从一开始就着手这项工作，大家在这里，即在这幢楼门口就可以看见不少红军“准尉”，他们不久将以红军军官身分跨入苏维埃军队行列。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我不想说出具体数字，因为军事秘密永远是军事秘密。再说一遍，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但是我们不能坐等年轻的红军准尉慢慢成长为红军将领，敌人不给我们这种喘息的机会。我们还不得不求助于旧军队的指挥人员，从这支后备力量中选拔许多确有真才实学的人，这项工作也取得了成功。当然，我们物色军官，绝不是挑选那些过去耀武扬威的宫廷侍卫，而是选择那些朴实，有才干的人，现在他们协助我们对付那一帮旧军官。我们红军指挥人员的来源是：一，旧军官团中的优秀与正直分子，并为他们配备精干的共产党员作政治委员；二，士兵、工人和农民当中的优秀分子，让他们担任下级指挥人员。苏维埃共和国在俄国诞生以来，就被迫进行战争直到现在。我们的战线长达8000公里以上，南，北、东，西四面都有武装敌人向我们进犯，我们只有奋起自卫。不错，考茨基甚至指责我们发展了军国主义。但我认为，既然要保住工人政权，我们就只有认真地进行自卫。要自卫，就必须教会工人使用他们亲手制造的武器。我们是从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武装工人入手的。如果这也算作军国主义，那就是我们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军国主义，我们决不放弃它。去年8月，我们的处境极端艰难。在我们周围不仅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而且这个包围圈愈缩愈小，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从那时起，我们奋力将包围圈向外张，越张越大，六个月来，红军为苏维埃共和国夺取了至少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有人口大约4200万、16个省份，16个省会。这16个省会的工人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今天，你们如果在地图上从莫斯科往任何一个方向划一条直线的话，就可以发现，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各个战场上都有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紧握手中枪，守卫着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作为这支军队真正核心的工人党员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红军，而且也是第三国际的红军。此时此地，我们能够盛情接待这次共产主义代表会议代表，并以此报答西欧各兄弟组织多年来的周到接待，这也多亏红军作出努力和牺牲。红军吸收了工人出身的优秀党员，他们有的充当普通士兵，有的担任军官或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我党和苏维埃政权派驻军队的直接代表，他们遍布各团，各师，把握政治方向，进行思想教育，以身作则教导红军土兵如何为社会主义奋斗以至牺牲。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我们已经在斗争中失去了成百上千个优秀社会主义工人。我认为，他们牺牲，不仅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也是为了第三国际。此时此刻，我们毫无入侵东普鲁士的野心，相反地，如果艾伯特先生和谢德曼先生不来打扰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旦时机到来，我们的西欧兄弟向我们求援，我们就回答他们说：“我们来了，我们不失时机地学会了运用武器，我们为世界革命而奋斗和牺牲，在所不辞！”鲁特格尔斯借托洛茨基同志最后一席话，介绍了美国工人听了赞扬俄国红军的宣传之后所表露出来的兴奋心情。当时在各地宣传集会上，妇女们当场捐献了自己的首饰戒指，以表示对红军的支持。列宁：请荷兰共产党代表鲁特格尔斯同志作报告。鲁特格尔斯（荷兰）：在介绍荷兰的情况时，必须指出：早在十几年以前，在荷兰，第二国际同第三国际新主张之间就已经发生过形式上的决裂。荷兰革命运动产生于俄国革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05年浴血奋战时期。那时，我们创办了党报《论坛报》，并因为在《论坛报》上进行宣传而被开除出原来的社会民主工党。好一个“出版自由”！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同俄国同志保持密切的接触。那时，我们就盼望俄国的斗争方法克服障碍，经俄国传入西欧。柏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增强了我们的这种信心，但是，有一群党阀在考茨基的指挥下极力诋毁群众运动策略，致使这种策略完全变成防御性的策略。形势逆转了，不是朝着革命，而是朝着世界大战方向发展。显然，德国反动势力的胜利也对荷兰产生了影响。固然，年轻的党（当时叫社会民主党，现在叫共产党）尽管避免犯方向性的错误，但还不可能掀起以党为中心的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过，荷兰革命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上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和共产党今后的策略。《论坛报》向读者介绍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文章和言论。至于荷兰的罗兰-霍尔斯特、哥尔特、潘涅库克、万-拉维斯泰因、怀恩科普等同志，他们都是许多俄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了。在国内，荷兰年轻的革命党不得不同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甚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硬把党的主席怀恩科普赶出会场。码头工人当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出来保护我们，并派了几条身高6英尺的大汉子为我们保镖。在思想上，我们同荷兰工人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关系较密切，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党就同一个无政府主义小组及工团主义分子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要求复员军队，并抗议政府推行掠夺性的粮食政策。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逐渐提高了，因而当群众迫于饥饿和贫困而奋起斗争时，我们党就能够把群众斗争引导到革命轨道上来。大家知道，在荷兰曾多次举行反饥饿反贫困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且示威群众在和军队发生冲突时均有伤亡。妇女为纪念俄国革命一周年而举行的游行被警察驱散了，罗兰-霍尔斯特同志还受了伤。德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在荷兰举行了示威成游行，每次游行都有人伤亡。当时，资产阶级已经魂不附体，在公共建筑物周围垒起沙袋，到了夜晚，军队枕戈以待。起初以为，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也拥护我们的主张，但社会主义叛徒匆匆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竟然认为，各项改良用和平手段照样可以实施。革命运动也就一度停顿下来。然而当时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军队拒绝向工人开枪，军队也未必就忠于资本家。于是，共产党就在各种部队里建立了秘密的士兵代表苏维埃。不过，目前荷兰处境艰难，它已完全变成英国的附庸。荷兰资产阶级为进一步掠夺殖民地，原先依靠德国。但自从德国丧失帝国主义国家地位以后，荷兰资本家就只有指靠英国，即向英国暗送秋波，好让约翰·布尔反过来求助于荷兰资本家，请他们去掠夺殖民地，并从中分到一份好处。至于大部分好处，今后当然要归英国资本家所有。令人担心的是，荷兰资本家为保住自己的一份好处而甘当马前卒。由此看来，荷兰必将进入反动黑暗的统治时期。芬兰和波兰曾受别国唆使而反对俄国无产阶级，荷兰也一样，它将受别人指使而反对东方无产者。再者，今后它要处处依附英国和协约国，因而有朝一日，难免要成为进攻革命德国的一个跳板。荷兰无产阶级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共产党对于今后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亟需国际援助，我们衷心拥护首届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各革命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我们最生动的宣传资料。因此，我们首先要保持国际上的联系。同时，我们迫切希望这次代表会议就斗争方式问题作出具体决定，因为我们要同殖民地黑色和黄色人种的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我们在殖民地的任务也十分艰巨，需要大量人力，只有群策群力，才有希望在目前取得胜利。列宁：还有其他补充意见吗？普拉廷：我提一项建议：以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名义向红军发致敬电。这将证明我们即使在会议期间也念念不忘红军的丰功伟绩。（与会者热烈拥护。）季诺维也夫：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否向报界透露有关会议的消息。部分同志议论过这个问题，认为会议暂不公开，因而不向报界或某些同志个人透露任何有关的消息而让主席团相机公布会议结果。列宁：刚才接到消息说，拉柯夫斯基同志及瑞典代表正在途中。现在须要作出决定，明天的会议几点钟举行。哪一位有建议？有人建议下午5时。不过，斯坦奇同志下午7时就要退席。还有其他建议吗？有人建议中午12时。克林格尔建议会议下午5时开始，理由是还有其他同志要出席，同时安排上也有困难，因为主席团需要作准备。至于挪威同志要动身回国，那只是两三个小时之差。5点开会最为适宜，这对秘书处尤其合适。列宁：必须说明，拉柯夫斯基同志只逗留一天。因此，明天中午12时开会最为妥当。托洛茨基：我认为，现在不必把时间定下来，授权主席团根据情况确定开会时间。（建议被通过。）午夜12时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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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
亲爱的同志们！
下面署名的各党派和组织认为，召开新的革命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当务之急。在大战和革命期间，人们终于看清，不仅旧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都已彻底破产，不仅旧的社会民主党骑墙派（所谓“中派”）不能采取积极的革命行动，而且一个真正革命的国际已具有清晰的轮廓。由于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不断提出新课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联盟”这一伪善旗帜下勾结起来，反对世界革命，使世界革命有被扼杀的危险，由于背叛社会主义的政党企图联台起来，彼此“释怨”，甘当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帮凶，再度欺骗工人阶级，以及由于革命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和整个革命运动已经国际化，所以，我们责无旁贷地倡议将讨论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一）目标和策略
我们根据德国“斯巴达克联盟”[1]和俄共（布）纲领，在此提出一项行动纲领，并且认为其中所包含的论点必须成为新国际的基本理论。这些论点是：
1．当今时代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瓦解和崩溃的时代。如果不消灭资本主义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整个欧洲文明亦将随着资本主义体系而崩溃。
2．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立即夺取国家政权。夺取国家政权就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
3．新的政权机构应当体现工人阶级（有的地方则是农村半无产阶级即贫农）的专政，也就是说，它始终应当成为镇压和剥夺剥削阶级的工具。不要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那是金融寡头政治统治的伪善形式）和纯粹形式上的平等，而要使劳动群众享有自由的无产阶级民主，不要议会制，而要劳动群众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机关来实行自治，不要资本主义官僚机构，而要劳动群众自己建立的、使群众可以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管理机关（这才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类型）。它的具体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或类似机关的政权。
4．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成为立即剥夺资本、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将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杠杆。将大工业及其组织中心即银行公有化（公有化就是变私有制为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所有权受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管理机关的支配）；没收地主土地，将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公有化，国家对大商业实行垄断；将城市和大庄园中的大型房屋收归国有，实行工人管理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集中掌管经济职能——这些都是当前的重大课题。
5．为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防范内外敌人，支援别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等等，必须彻底解除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武装，并把全体无产阶级武装起来。
6．当前的世界形势要求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互相建立尽可能密切的联系，要求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彼此实行大联合。
7．斗争的主要方法是无产阶级采取群众性的行动，直至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
（二）对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态度
8．旧的“国际”已经分裂为三个主要派别：第一是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始终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并把工人阶级变为扼杀国际革命的刽子手；第二是“中派”，他们在理论上以考茨基为领袖，这是一个由毫无任何明确路线．一贯动摇不定，有时简直是变节投降的分子组成的派别；第三就是革命左派。
9．社会爱国主义者一到紧要关头就明火执仗地反对无产阶级，跟这种人只有作无情的斗争。对待“中派”的策略是，应将其中坚决革命的分子分化出来，而对其领袖则应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组织上同中派分子划清界限是完全必要的。
10．相反地，同工人革命运动中那些过去虽然没有加入社会主义政党、但现在彻底拥护苏维埃政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人，首先是工人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则必须实行联合。
11．最后，有些无产阶级团体和组织尽管未公开靠拢革命左派，但是正在朝此方向发展，这样的团体和组织我们必须善于发现。
12．我们具体建议下列政党，团体和派别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凡彻底拥护第三国际原则的政党，都可以取得第三国际正式成员的资格）：
（1）斯巴达克联盟（德国），（2）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3）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4）匈牙利共产党，（5）波兰共产党，（6）芬兰共产党，（7）爱沙尼亚共产党，（8）拉脱维亚共产党，（9）立陶宛共产党，（10）白俄罗斯共产党，（11）乌克兰共产党，（12）捷克社会民主党革命派，（13）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14）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15）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左翼，（16）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7）挪威社会民主党，（18）丹麦“阶级斗争派”，（19）荷兰共产党，（20）比利时工人党革命派，（2l，22）法国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中基本支持洛里欧同志的派别和组织，（23）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24）意大利社会党，（25）西班牙社会党左派，（26）葡萄牙社会党左派，（27）英国社会党（特别是马克林同志所代表的一派），（28）（英格兰）社会主义工党，（29）（英格兰）世界产业工人协会，（30）不列颠产业工人组织，（31）（英格兰）工厂工长运动革命派，（32）爱尔兰工人组织中的革命派，（33）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34）美国社会党左派（特别是德布兹所代表的一派和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所代表的一派），（35）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36）（澳大利亚）世界产业工人协会，（37）（美国）国际产业工人同盟，（38）东京及横滨社会主义团体（以片山潜同志为代表），（39）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以明岑贝尔格同志为代表）。
（三）组织问题及党的名称
13．第三国际组织基础业已具备，这就是遍布欧洲各地的思想和目标一致的团体和组织，它们都有共同的行动纲领，并运用大体相同的策略。这里首先指的是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
14．代表大会应以选举方式建立一个战斗总部即共产国际的中心，以保持经常的联系和对运动实行有计划的领导，使各国的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至于总部的具体组织形式，以及代表权等，则由代表大会决定。
15．代表大会应定名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各个党则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认为，“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由于社会民主党“国际”已经可耻地破产，我们同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必须划清界限。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构成伟大运动的基本核心的党大都采用了共产党这一名称。鉴于上述各点，我们建议各兄弟党和组织，把讨论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致以同志的敬礼
（1）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列宁，托洛茨基）
（2）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国外局
（卡尔斯基）
（3）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局
（鲁德尼扬斯基）
（4）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国外局
（杜达）
（5）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罗津）
（6）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西罗拉）
（7）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
（拉柯夫斯基）
（8）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
（雷恩施坦）
载于1919年1月24日《真理报》第16号
[1]“斯巴达克联盟”的纲领收录在他们撰写的《斯巴达克联盟的目的何在》一书中，该书已由我国用几个主要文种出版。——编者注。 |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列夫·托洛茨基，1919年1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КАРЛЛИБКНЕХТИРОЗАЛЮКСЕМБУРГ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列夫·托洛茨基1919年1月18日
译者：Zveza
《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本文是托洛茨基1919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俄语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178.html
我们一下子遭受了两个严重的损失，这两个损失合并成了一个巨大的损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位领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史书上，他们已经被迫离开了我们的队伍。他们死去了。他们被杀害了。他们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个名字从前就众人皆知，而可怕的欧洲大屠杀刚开始几个月，这个名字就马上拥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这个名字代表着革命的荣誉，代表着胜利即将到来的保证，因此声名显赫。在最开始的几周里，德国的军国主义第一次狂欢宴饮，庆祝它那狂暴的胜利；在那几周里，德国的军团行军横跨比利时，摧枯拉朽地扫荡了比利时的堡垒；德国的420毫米大炮发出威胁，看起来要为了威廉奴役和征服整个欧洲；在那些日子里，由谢德曼和艾伯特[1]领导的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用爱国主义的方式跪倒在德国军国主义的面前——在当时看来，德国军国主义征服了一切：无论是外部世界——比利时惨遭践踏，法国的北部也被德国人占领——还是内部世界——无论是德国的容克和资产阶级，还是沙文主义的小市民，就连德国公认的工人阶级政党也都屈服了。在那黑暗的、可怕的、卑鄙的日子里，德国竟然响起了抗议、愤慨和诅咒的反叛声音——那就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声音。这声音响彻整个世界！
在当时的法国，广大群众的情绪被德国的入侵压抑了；当权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向无产阶级宣告说，必须要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既然德国的“全体人民”都渴望夺取巴黎，不这么做又有什么办法呢！——甚至在法国也回荡着李卜克内西振聋发聩的警告声，它打破了谎言、诽谤和恐慌的重重障碍。我们可以看到，孤独的李卜克内西反映的是被窒息的群众。
不过，当时的他并不是真的在孤军奋战，因为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刚毅的、坚定的、英勇的罗莎·卢森堡就一直和他携手并肩。德国资产阶级代议制不赋予女性权利，这让她不能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在议会的讲台上提出抗议，所以我们不太能听见她的声音。但是，她在唤醒德国工人阶级优秀代表时所起到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她生死与共的战友，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两位战士在气质性格上如此不同，同时却又如此接近，他们相互补充，毫不动摇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他们同时遭遇了死亡，共同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卡尔·李卜克内西真正地、完全地体现了什么叫做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月里，无数的奇谈围绕着他的名字——资产阶级的报刊散播无知而恶毒的流言，工人群众的传闻则赞颂他英雄的美誉。
在个人生活当中，卡尔·李卜克内西曾经是——唉，只能用曾经这个词了！——善良、朴实和兄弟情谊的化身。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十五年多以前了。他很有魅力，体贴又富有同情心。可以说，他的性格有一种几乎女性化的柔和，当然这里指的是这个词最褒义的含义。除了这种女性化的柔和，他革命意志的异常坚韧也引人注目，能够为了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的精神独立早在年轻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不止一次地敢于坚持己见，反对倍倍尔那不容争议的权威。他在青年当中做工作，以及和霍亨索伦侵略集团作斗争的时候，都以巨大的勇气而著称。最后，他在德国的国会大厦高声反对那联合起来的好战的资产阶级和背叛的社会民主党，此时他终于在这一团沙文主义的瘴气当中显露出了自己真正的分量；当他在柏林的波茨坦广场高举旗帜，公开反抗资产阶级及其军国主义的时候，他终于显露出了自己作为一名战士全部的人格分量。李卜克内西被逮捕了。监狱和苦役并没有打垮他的精神。他在牢房里等待着，并且做出了坚定的预测。去年十一月的革命让他重获自由以后，李卜克内西立刻成了德国工人阶级当中最优秀、最坚定成员的领袖。这位斯巴达克斯加入了斯巴达克派的队伍，至死都紧握着他们的旗帜。
※※※
罗莎·卢森堡这个名字在其他国家，甚至是在我们俄罗斯这里都不太出名。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她是一位绝不亚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人物。她身材娇小，体弱多病，但她的脸庞有着高贵的轮廓，一双美丽的眼睛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她用思想的勇气使人惊倒。她就像调动自己身体的器官那样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了她的血脉。
我刚才说，这两位领袖的性格如此不同却又相辅相成。我想对这一点加以强调和说明。如果说李卜克内西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在个人生活中的特点是女性化的柔和，那么这个弱女子的特点就是男性化的思想力量。斐迪南·拉萨尔曾经谈到过思想的物质力量，当它似乎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物质障碍时，便具有一种绝对的张力。当你们和罗莎交谈、阅读她的文章或者听她在讲台上对着敌人讲话的时候，这就是你们对她得出的印象。而她有好多敌人！我记得在党代会上，也许是在耶拿的那一届，她那像琴弦一样高亢的、绷紧的声音响彻会场，和巴伐利亚、巴登和其他地方的机会主义者那汹涌的抗议激烈交锋。他们是多么地恨她！而她又是多么地藐视他们！她身材矮小、体质虚弱，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化身，耸立在大会的讲台上。她的逻辑推理和辛辣讽刺充满威力，让她最不共戴天的对手也只能乖乖闭嘴。罗莎知道该如何憎恨无产阶级的敌人，正因为如此，她也知道该如何煽动他们对自己的憎恨。她早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从战争的第一天，不，是战争的第一分第一秒起，罗莎·卢森堡就发起了一场运动，她反对沙文主义、反对放荡的爱国主义、反对考茨基和哈泽的摇摆不定、反对中派主义的模棱两可——而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独立、支持国际主义、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是的，他们相辅相成！
凭借着她的理论思维和概括能力，罗莎·卢森堡不仅比她的对手，甚至比她的战友们也高出一大截。这是一位天才的女性。她的风格——紧张、精确、耀眼夺目、毫不留情——过去曾是，将来也永远会是她思想的忠实反映。
李卜克内西则不是位理论家。他是一个直接行动的人。他生性冲动，充满激情，拥有超凡的政治直觉、对群众和形势的认识，最后，还拥有无与伦比的勇气和革命的首创精神。
对1918年11月9日之后德国国内和国际形势[2]的分析以及对革命的预言，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去罗莎·卢森堡那里寻找。而呼吁直接采取行动，以及在某个合适的时间举行武装起义，这样的事则很有可能最先来自李卜克内西。他们这两位战士是完美的互补。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刚一离开监狱就携手并肩，这位坚持不懈的男革命家和这位不屈不挠的女革命家领导着德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成员，一起去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斗争和新挑战。而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刚踏出第一步，叛徒的袭击就在同一天把他们两个都打倒了。
※※※
反动力量真是选出了最有价值的受害者。这次打击太精确了！这也毫不奇怪：反动和革命二者对彼此知根知底，因为这一次反动的具体体现就是前工人阶级政党的前领导人，谢德曼和艾伯特，他们负责组织了这场叛变的谋杀，他们可耻的名字会永远写进历史书的黑暗一页。
确实，我们收到了德国的官方消息，它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被害描述成一场意外，说这是街头的“争执”，也许是因为警卫人员面对疯狂的暴徒却没有足够的警惕性。他们甚至还对此事进行了司法调查。但你我都再清楚不过，反动派是怎么安排这种戏码，“自发”地对革命领袖发起猛攻的。我们清楚地记得彼得格勒的那个七月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好不容易才熬过来。我们清楚地记得，黑色百人团匪帮被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召集起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他们有计划地抢劫工人、痛打工人领袖、当街迫害落单的工人。工人沃伊诺夫就被这“争执”杀害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难以忘记他的名字。要说我们当时勉强保护住了列宁，那也只是因为他没落到疯狂的黑色百人团匪帮手里。那个时候有人指控说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德国的间谍，这两人却没出庭反驳这种诽谤，所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里有些虔诚的人对这件事很愤怒。这是给他们特别安排的罪名。上的是哪个法庭？就是那个阴谋的法庭，列宁在出庭的路上就会像李卜克内西一样被安排“逃跑”，如果列宁被枪杀或者刺死了，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的官方报告就会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在试图逃跑的时候被警卫杀了。不，在现在，在柏林那可怕的经验之后，我们更有十倍的理由庆幸，列宁当时没有出席那场不公正的审判——特别是没有受他们的私刑拷打。
但是罗莎和卡尔没能躲掉。敌人的手把他们紧紧扼住了。这只手让他们窒息了。这打击太沉重了！这太让人悲痛了！这叛徒行为太可耻了！德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了——我们伟大的战友已经去世了。而谋杀他们的人站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这个党居然还敢把自己的家谱追溯到卡尔·马克思本人那里！同志们，你们只需要稍微动动脑筋，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领导者，是一个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一个支持德国军国主义肆无忌惮蹂躏比利时和占领法国北部省份的政党；这个党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把十月革命出卖给了德国军国主义；这个党的首领，谢德曼和艾伯特，如今又组织黑帮，谋杀了国际的英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这种对历史的歪曲简直太荒谬了！如果我们回顾之前的漫长岁月就会发现，现在的事情和基督教的历史命运有些相似之处。奴隶、渔夫、劳苦人民，一切被奴隶社会压在地上的人们的福音教诲、这种历史地产生的穷人的教诲，后来就被专营资源的垄断家、国王、贵族、主教、高利贷者、牧首、银行家和罗马教宗攫取了，在思想上为他们的犯罪打掩护。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由革命思想和革命意志凝结而成的马克思学说同各国的谢德曼和艾伯特们所赖以生存和获利的资产阶级思想渣滓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从下层意识中产生的原始基督教教义同官方天主教或者正教的教义之间并没有那么像它一样那么巨大的差别。资产阶级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为媒介，企图掠夺无产阶级的精神财富，还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遮掩这种土匪行径。但同志们，我希望这会是谢德曼和艾伯特们最后一次犯下这种无耻罪行。德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因为那些领导他们的人受了很大损失，但这件事不会就这样过去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鲜血在拼命大喊。这鲜血会让柏林的马路开口说话，让那波茨坦广场上的石头开口说话——李卜克内西就是在那里第一个举起了反战反资本的旗帜。迟早有一天，人们会用这些石头在柏林的街头筑起街垒，向资产阶级社会最忠诚的奴才走狗开战，向谢德曼和艾伯特们开战！
刽子手们现在已经镇压了柏林的斯巴达克运动，也就是德国共产党人的运动。他们杀害了这运动当中最伟大的两位鼓舞者，也许他们今天都还在欢庆胜利。但这算不上真正的胜利，因为还没有展开直接、公开和彻底的斗争；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动起义，试图夺取政治权力。这只是一次有力的侦察，深入敌营去进行勘测。侦察发生在战斗之前，但它还不是战斗。德国无产阶级需要这种深入的勘测，这就像我们在七月的日子里需要侦察一样。不幸的是，两位最好的军事指挥官在侦察中倒下了。这个损失非常沉重，但它并不意味着失败。战斗还在继续。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己在昨天经历的事情，就能更好地理解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你们都记得事件的过程和它们的内在逻辑。在二月底，人民群众按照老办法推翻了沙皇。最初几周人们的情绪很兴奋，就好像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批新人从从未掌权过的反对党里涌现出来，他们起初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或者部分信任。但这种信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彼得格勒必然地处在了领导地位。就像在二月一样，它在七月也作为革命的先锋队，远远地在前面赶路。而这个号召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和调和分子进行公开斗争的先锋队，为它所做的深入侦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七月的时候，彼得格勒的先锋队同克伦斯基的政府发生了冲突。这还不是你我在十月份完成的那场起义。这只是先头部队的交火，而外省的广大群众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历史意义。在这次冲突中，彼得格勒的工人向人民群众——不只是俄罗斯的人民，而是全世界人民——揭露了一件事，那就是克伦斯基的身后根本没有独立的队伍；他身后的力量是资产阶级的力量、白卫军的力量、反革命的力量。
当时在七月，我们被打败了。列宁同志不得不躲起来，我们中的一些人则进了监狱。我们的报纸被扼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也被压制了。党和苏维埃的印刷厂被摧毁了，办公大楼和房间被查封了，黑色百人团四处猖獗。换句话说，当时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在柏林街头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然而，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心中都不会怀疑，七月的日子不过是我们胜利的开端。
最近几天，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和我们的彼得格勒一样，柏林走在了其余人民群众的前面；和我们这里一样，德国无产阶级的所有敌人都在大声号叫：不能再留在柏林的独裁统治之下；斯巴达克派的柏林被孤立了；我们必须召开制宪议会，并且把它从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宣传所腐化的红色柏林那里移到一个更健康的德国地方城市！——敌人在我国所做的一切，所有恶毒的鼓动，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所有卑鄙的诽谤，所有这些——翻译成德语之后——就是谢德曼和艾伯特在德国编造和散布的东西，用它们来反对柏林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诚然，柏林无产阶级的侦察比我们在七月时开展得更广泛、更深入，那里的伤亡更多，损失也更大——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对此的解释是，德国人正在做我们已经做过一次的故事，我们在七月和十月的经验让他们的资产阶级和侵略集团更聪明了。最重要的是，他们那里的阶级关系比我们这里的要明确得多，有产阶级的凝聚力、智慧和积极性都要高得多，因此也就更加无情。
同志们，在我们这里，二月革命和七月的事件之间隔了四个月；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花了四分之一年的时间，才感到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他们走上街头，试图撼动那支撑着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的庙堂的圆柱。七月的失败之后又过了四个月，直到外省庞大的预备部队调进彼得格勒，我们才能怀着胜利的信心，在1917年十月宣布对私有制的堡垒发动直接进攻。
在德国，推翻君主制的第一次革命十一月初才爆发，而到一月初就发生了我们这边七月式的事件。这难道不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生活的时候连日历也缩短了吗？我们这边需要四个月达成的发展阶段，他们只需要两个月。也就可以相信，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也许从德国的七月到德国的十月，不会像我们一样需要四个月，而是更短——也许两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够了。不过，无论事件怎么发展，有一点是肯定的：打在卡尔·李卜克内西背上的枪击在整个德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反响在德国和其他各国的谢德曼和艾伯特耳边敲响了丧钟。
※※※
看，在这里，人们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唱起了安魂曲。领袖死去了，我们永远看不到他们活生生的模样了。但同志们，你们当中又有多少人曾经见过他们活着时的样子？只有极少数人见过。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和几年时间里，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直不可分割地生活在你们中间。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你们选举卡尔·李卜克内西为荣誉主席。他本人并不在这里，他不能来俄罗斯——但他却出现在了你们中间，作为贵宾坐在你们的会议桌旁，他是自己人、亲近的人、关系密切的人——因为他的名字不只是对一个个人的称呼。不，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就是在称呼工人阶级当中一切优秀的、勇敢的、高尚的东西。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要想象一个为了被压迫者无私奉献的人、一个从头到脚都久经考验的人、一个从不向敌人低头的人，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卡尔·李卜克内西。他行动当中的英雄气概让他永远存留在人民的脑海和记忆里。在敌人疯狂的营垒当中，所向无敌的军国主义粉碎一切，所有应该抗议的人都沉默不语，好像哪里都找不到出路——这个时候，他，李卜克内西，抬高了他斗士的嗓门。他说道：你们这些当权的强暴犯、战争屠夫、掠夺者，你们这些奴颜婢膝的走狗和妥协派，你们践踏比利时，你们抢劫法兰西，你们想把全世界压在脚下，你们觉得没人能制服你们——那我就向你们宣布：我们这少数人不怕你们，我们向你们宣战，我们唤醒群众，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这种决心中的大无畏精神、这种行动中的英雄气概，让李卜克内西的形象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当中永志不忘。
而罗莎，这位在精神上与他相当的世界无产阶级女斗士，则站在他的身边。他们悲惨的死亡——在战斗岗位上——把他们的名字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特殊的、永远无法割裂的纽带。他们会永远被并称为卡尔和罗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你们是否知道，圣人和他们永生的传说来源于什么东西？是来源于人们的需要，他们想铭记那些站在他们前面、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领导了他们的人；是来源于他们的渴望，他们想让领袖的人格在神圣的光环中永垂不朽。同志们，我们不需要传说，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英雄变成圣人。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因为这个现实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它唤醒群众及其领袖心灵当中的神奇力量，它创造出众于全人类的卓越形象。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是这样永恒的形象。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存在于我们中间，这是种惊人的、几乎是身体上的直接感受。在这个悲惨的时刻，我们的精神同德国以及全世界最优秀的工人团结在一起，因为这个可怕的消息陷入了悲痛和哀悼。我们在这里和德国的兄弟一道，对这一打击的强烈和悲哀感同身受。和我们所有的斗争一样，我们的悲痛和哀悼也是国际性的。
对我们来说，李卜克内西不仅仅是一位德国的领袖，罗莎·卢森堡也不仅仅是一位领导德国工人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不，他们两人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我们和他们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他们至死也不属于哪个国家，而是属于国际！
※※※
我必须要让俄罗斯的男女工人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同俄罗斯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得特别近，而且还是在情况最为困难的时候。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是俄罗斯移民在柏林的总部。我们必须要在德国议会或者德国报刊上发出抗议的声音，反对德国当权者为俄国反动派提供帮助，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求助于卡尔·李卜克内西。他就去敲每一扇门，去敲所有人的脑袋，甚至是谢德曼和艾伯特的脑袋，逼着他们对德国政府的罪行提出抗议。每当我们的任何一个同志需要物质支持，我们总是向李卜克内西求助。他不遗余力地为俄国革命的红十字会工作服务。
在上面提到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我作为来宾出席了会议。在李卜克内西的提议下，主席团邀请我就李卜克内西提出的一项谴责沙皇政府对芬兰施加暴力行为的决议发言。李卜克内西为自己的演讲做了极其细致的准备，收集了数字和事实，并且向我详细询问了沙皇俄国和芬兰之间相互的关税关系。但是，在我发言之前（我应该在李卜克内西讲完之后发言），大会收到电报消息说，基辅发生了刺杀斯托雷平未遂的事件。这封电报给大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领导人当中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其他俄罗斯革命者企图刺杀俄罗斯的部长会议主席，这个时候让一个俄罗斯革命者在德国的大会上发言到底合不合适？就连倍倍尔也被这个想法控制了：这位比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高出三个头的老人不喜欢这些“不必要”的困难。他马上找到我，详细的询问道：“这刺杀未遂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是哪一派人做的？您不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会引起德国警察的注意吗？”我谨慎地问老人说：“您是担心我的发言会引起一些困难吗？”“是的，”倍倍尔回答我，“老实说，我认为您还是不发言比较好。”于是我回答：“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谈不上发言。”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过了几分钟，李卜克内西简直是跑着冲到我面前来。他的情绪激动到了极点。他问我：“他们建议您不要发言，这是真的吗？”我回答：“是的，我刚和倍倍尔说好了。”“您是同意了？”我试图给自己辩护，回答他说：“我能不同意吗，毕竟我在这里不是主人，只是个客人。”“我们这个主席团简直岂有此理，太可耻了，这是闻所未闻的丑事，畏畏缩缩丢人现眼！”等等等等。李卜克内西把愤怒发泄在了演讲当中，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沙皇政府，完全不顾主席团在幕后的警告——主席团曾劝他不要侮辱那沙皇陛下，从而制造些“不必要”的麻烦。
罗莎·卢森堡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领导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现在这个党和所谓的“左派党”（Lewica），也就是波兰社会党的革命部分联合起来组成了共产党。罗莎·卢森堡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对俄国文学有着深刻的了解，她日复一日地关注着俄国的政治生活，和俄罗斯革命者有着最为深厚的关系，并在德国的报刊上亲切地阐述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步伐。而在她的第二故乡德国，罗莎·卢森堡凭着自己的天赋不仅掌握了德语，而且对德国的政治生活也有了充分的了解，在倍倍尔的旧社会民主党里担任着最为杰出的职位之一。她在那个党里始终坚持极左翼立场。
1905年，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真正意义上经历了俄国革命的事件。那一年，罗莎·卢森堡离开柏林前往华沙——不是作为一名波兰女性，而是作为一名女革命者。从华沙的城堡里保释出狱之后，她又于1906年非法来到彼得格勒，在那里用假身份拜访了一些在狱中的朋友。回到柏林之后，她加倍地反对机会主义，把它和俄国革命的方式方法对立起来。
我们和罗莎一起经历了那场落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大灾难：我说的是第二国际在1914年八月的可耻破产[3]。我们同她一道举起了第三国际的旗帜。而现在，同志们，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我们要忠实于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留下的遗训；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在这依然饥寒交迫的彼得格勒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厦，我们就要按照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精神去行动；如果我们在前线的军队要向前推进，它就要用鲜血来保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遗训。可惜它已经没办法去保卫他们本人了，这个事实多么令人痛心啊！
在德国还没有红军，因为那里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军队，它正在不断地成长壮大。我们等待着德国无产阶级的大军在卡尔和罗莎的旗帜下集结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有责任让我们的红军知道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做过什么，他们为什么而死，为什么每一个红军战士、每一个工人和农民都要神圣地纪念他们。
我们遭受的打击是难以承受地沉重。但是我们在向前看，不仅带着希望，而且还怀着信心。尽管德国现在出现了反动的浪潮，但我们一刻也不曾失去信心，相信红十月就近在咫尺。伟大的斗士没有白白死去，他们的血仇会得报偿，他们的幽灵会得满足。面对这些亲爱的幽灵，我们可以说：“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你们已经不在活着的人们中间了。但你们还存在于我们之中，我们能感受到你们强大的精神。我们会在你们的旗帜下战斗，我们的战斗队伍会被你们的道德魅力笼罩！我们每个人都发誓，如果时候到了，如果革命需要，我们会毫不动摇地牺牲，在你们，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我们的朋友和战友牺牲过的同一面旗帜下献出生命！”
注释：
[1]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1-1925）曾是一名鞍匠，后来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总统。战争期间，他和谢德曼一起成为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激励者。1923年，柏林工人要求将他作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开除出党和工会。——《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1918年11月9日的德国革命：
德国军队的失败和国家困难的经济状况引发了工人和士兵强烈的革命运动。1918年11月9日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1月2日开始的基尔水兵起义，起义的水兵拒绝参加进攻英国舰队，并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起义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工兵代表苏维埃开始在各个城市自发产生。这场运动在柏林的规模特别庞大，那里的工人罢工从11月5日开始并且迅速发展。11月9日，柏林的整个无产阶级举行了罢工，当天工人们向威廉二世派出了以艾伯特为首的代表团，而威廉二世见军队已经加入了工人的队伍，只能宣布退位。一个“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RatderVolksbeauftragten）取代了被废黜的霍亨索伦政府，它由6人组成：3名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谢德曼和兰茨贝格，以及3名独立社民党人——哈泽、迪特曼和巴特。卡尔·李卜克内西拒绝加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理由是他不希望和改良主义者合作。在第一届全德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被赋予了充分的国家权力，并被确认为德国的最高立法机构。
霍亨索伦君主制被起义工人推翻了，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政策让德国无产阶级没法利用十一月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1914年8月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
在第二国际存在的25年当中（1889—1914），它在其代表大会上反复讨论了战争问题和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陆海军军备的增长使得欧洲大国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显而易见。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如果资产阶级政府把战争的祸害倾注在人民身上，国际和它的各个分部就会呼吁全世界的工人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反对战争。
苏黎世大会和斯图加特大会上都对战争问题进行了研究（见注释41和6）。在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巴塞尔大会（1912年11月24日至25日）在其通过的宣言中说：
大会责成社会党国际局要更加密切地注视事态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保持联系。无产阶级意识到，目前人类的整个未来都依赖于它，它将用自己的全副精力来防止各民族的文明的精华由于数不胜数的兵灾、饥饿与瘟疫而遭受毁灭。大会向你们——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呼吁，不要在这紧急关头保持缄默！要在一切地方通过一切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意志！尽一切力量在议会中提出你们的一致抗议，联合起来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运动，利用无产阶级组织和力量所赋予你们的一切手段，以便让各国政府经常看到高度警惕、生气勃勃、坚决保卫和平的工人阶级的意志！
饶勒斯在大会发言中说:“即使我们的宣言没有为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案，它也并没有排除其中的任何一种手段。”瓦扬补充说：“宣言保留了诉诸总罢工和起义的思想和决心，以它们作为反战斗争的最后手段。”哈泽、凯尔·哈第、阿德勒等人在大会上都以同样的精神发了言。
在1914年7月30日，即战争爆发的前几天，社会党国际局就决定责成所有相关国家的无产阶级加强反战示威活动。决议中说道：“德国和法国的无产者要对本国政府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于他们的这种努力，大不列颠和意大利的无产者要给予大力支持。准备在巴黎召开的紧急代表大会（大会原计划于8月9日在巴黎召开，讨论的问题是‘战争和无产阶级’）将是国际无产阶级这种和平意志的有力表现。”（译注：此处原注释和中马库文件版本略有出入，按原注释翻译。）
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之一在1914年7月25日发出的呼吁中号召工人抗议战争。它的结论是：“这个呼声必须传到各地统治者的耳朵里去：我们不想要战争，打倒战争。国际人民的兄弟情谊万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在7月25日的出版号中威胁说，“如果事情发展到欧洲发生大战，可能就会发生极其意想不到的事件，可能就会损害被德国视作‘最神圣的利益’的东西。”
7月31日，即宣布戒严令的那一天，也就是敌对行动实际爆发的那一天，党委号召工人们“耐心等待战争的结束”，而到了8月3日，即帝国议会召开的前夕，社会民主党团召开会议并做出了决议：
“对政府要求的贷款投赞成票，并通过宣读宣言来说明做出这一决议的理由。”
8月4日，哈泽在帝国议会上宣读了这一宣言。（见注47）。
8月9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报》（Arbeiter-Zeitung）在《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和平》的标题下刊登了哈泽的宣言，并补充说“该宣言相当符合奥地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和情绪”。
法国社会党在8月4日《人道报》（L'Humanité）的一篇社论中宣称：
“两院在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宣布他们的决定，投票表决政府要求的贷款。这些贷款将会全票通过。”
8月4日的比利时众议院会议上，在阿尔贝国王发表御座演说之后，王德威尔德代表众议院的社会主义党团发表了如下声明：
“社会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履行职责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将投票支持政府为保卫国家而要求的所有贷款。”
稍后，大不列颠社会党做出了回应。1914年8月13日，《正义报》（Justice）刊登了一篇题为《战争、秘密外交和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其中指出：
“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人，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利用我们所有的影响力，尽快实现合理的和平，同时不妨碍政府通过陆上和海上的有力行动迅速赢得胜利的努力。”
唯一忠于国际遗训的政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在讨论对政府的信任和战争贷款问题的杜马会议上，议员哈乌斯托夫代表党和杜马中的党团宣读了宣言，其中指出，目前的战争是由征服政策产生的，现在所有参战国家的统治者都要为这场战争承担责任。宣读完毕后，党团离席抗议，没有参加对贷款的投票。同时离席的还有劳动派的代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采取了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普列汉诺夫的“宣言”必须被看作是最引人注目的文件，它描绘了我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见附录第2号）。
第二国际的所有分部在战争问题上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而采取了民族利益统一和护国主义的立场。这意味着第二国际作为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已经走向破产。——《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对喀山劳动人民的警告（托洛茨基，1918年8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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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喀山劳动人民的警告
托洛茨基（1918年8月末）
先知在1917译
〔说明〕这是列·达·托洛茨基在喀山战役时期，对喀山进行炮击前，写给喀山劳动人民一封警告信。
〔来源〕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
（TheMilitaryWritingsofLeonTrotsky,Volume1,1918,HowtheRevolutionArmed）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8/military/ch33.htm#bawarning
你们必须暂时离开这个城市。在捷克白卫军占领喀山之后，这座城市就变成了反革命的巢穴。
我们在陆上和河流上作战的炮兵，以及我们的飞行员，会尽最大努力避免损坏穷人的居所和生活区，但在一场残酷的战斗中，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
我们警告喀山的劳动人民，危险迫在眉睫。
在这个与匪徒无情决战的日子里，凡是能逃出喀山的人，最好赶快离开。
有必要尽快把你们的孩子从城里迁出。
我们建议喀山劳动人民在苏维埃地区寻求庇护。我们向所有有需求的劳动人民给予兄弟般的款待。在几天之内，喀山劳动人民将随着苏维埃的军队一起回到一个清除了害虫的城市。
喀山的反革命黑巢要完蛋了！
红色工人的喀山万岁！
1918年8月 |
托洛茨基的四篇军事命令（1918年8月13-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的四篇军事命令
（1918年8月13-27日）
先知在1917译
拉脱维亚的瑟米加利亚团（1918年8月13日）
关于和捷克人—白卫军合作的公告（1918年8月15日）
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命令（1918年8月24日）
关于动员——致喀山省的农民和工人们（1918年8月27日）
拉脱维亚的瑟米加利亚团
托洛茨基
（1918年8月13日）
〔来源〕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TheMilitaryWritingsofLeonTrotsky,Volume1,1918,HowtheRevolutionArmed）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8/military/ch33.htm#blettish
陆海军人民委员致工人、农民、士兵及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敌人进攻喀山的时候，有些部队的表现毫无价值，像个胆小的雇佣兵，不像是工农红军的革命战士。
如果我们现在不得不拼尽全力和以牺牲为代价夺取喀山，那是因为有些部队在城市不战而降。
调查正在进行中，所有罪犯都将根据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所犯下的罪行，给予相应的惩罚。
然而，除了些无能的单位外，还有其他部队在保卫喀山时表现出了高度的英勇好战。这一类的首位便是『LettishSemigallian苏维埃第五团』，他们在对喀山为期两天的防卫中表现出色。
据我所收到的报告，敌人发动的所有重要进攻全都被该团部队击退。
在战场上，在城市里，在巷战中，『LettishSemigallian第五团』的步枪兵和指挥人员，都以相似的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去战斗，无论伤亡惨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喀山在8月5日沦陷，那么敌人便会在8月6日占领伏尔加大桥和斯维亚日斯克车站。而失去伏尔加桥和斯维亚日斯克站将会对随后的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以下为表现英勇的指挥人员：喀山的师指挥官斯拉文同志[1]；总参谋长佩罗夫（Pelrov）；总司令的副官迪伦（Dylan）；前线参谋部指挥官雷默（Remer）；以及军事领袖阿夫洛夫（Avrov），他亲自领导了这场巷战。阿夫洛夫像英雄一样死去。
根据参战人员的报告，首先是瓦采季斯[2]总司令的报告，我认为有必要在此提及以下这些共产主义革命者所表现出的勇气与献身精神：前任第四军政委列文（Levin）同志，他在巷战中战斗到最后一刻，以及梅日劳克（Mezhlauk）兄弟。
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该如何表彰上述个人以及其他角色尚未确定的人的丰功伟绩。我仍认为这是件公正的问题，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做出决定，以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构的名义授予『LettishSemigallian第五团』一面特殊的荣誉旗。
1918年8月13日
[1]彼得里斯·斯拉文（1874年-1919年）——前沙俄军官。1897年参加沙俄军队。1917年由于健康原因退休。1918年尽管身体不好，但还是被红军强行启用。8月，由列·达·托洛茨基任命为第五军军长。1919年1月，指挥南线战役。5月，被党指责为失败的元凶，受到军事法庭调查，由于健康原因，接受复员。之后非法进入独立的拉脱维亚，11月被当地当局拘留，拘禁期间死于肺炎。
[2]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季斯（1873年11月11日－1938年7月28日）——苏联军事家，拉脱维亚人。苏俄内战期间曾担任苏俄红军总司令。1922年以后担任军校教授。1937年被指控为法西斯而被捕，1938年7月28日被斯大林杀害，1957年平反并恢复其名誉。
关于和捷克人—白卫军合作的公告
托洛茨基
（1918年8月15日）
〔来源〕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TheMilitaryWritingsofLeonTrotsky,Volume1,1918,HowtheRevolutionArmed）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8/military/ch33.htm#bcollab
暂时被捷克人和白卫军占领的城镇居民，仍然受到苏维埃共和国法律的约束。
谁也不能以征服者的胁迫作为其反对工农力量的叛国罪的理由。
任何在捷克人和白卫军统治期间同他们合作的人，都将被枪毙。
资产阶级叛乱的参与者及其同伙的动产和不动产，都要被没收。
从这笔财产中，将向受反革命打击的工农家庭，以及所有在资产阶级叛乱中深受苦难的广大劳动人民，给予补偿。
1918年8月15日
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命令
托洛茨基
（1918年8月24日）
〔说明〕根据列·达·托洛茨基的回忆：“人们引着刚着陆的飞行员来见我，他带来了好消息：哥萨克阿津率领的第二军的一支部队从东北方向逼向喀山…喀山已陷入钳形攻势之中…有钱阶层纷纷逃走，工人区又抬起头来…我军军威大振，士气高昂。”
〔来源〕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TheMilitaryWritingsofLeonTrotsky,Volume1,1918,HowtheRevolutionArmed）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8/military/ch33.htm#n85
第五军的战士们！伏尔加河舰队的水手们！我们收到了令人高兴的消息。苏维埃第二军的战士已经从东北方向逼近喀山[1]。喀山的捷克白卫军试图交战，但苏维埃的军队发动进攻并击退了他们，缴获两辆装甲车和一架机关枪，击毁两门大炮，迫使敌人溃逃，占领了肯迪（Kindery）和科什查科沃（Koshchakovo）两个村庄。这样，第二军的英雄队伍现已经处在喀山十二俄里之内了［2］。
现在轮到你们了，第五军的战士们。你们必须挺上前去迎接第二军，用钢铁般的钳子粉碎夹在你们之间的喀山反革命。
第五军的战士们！伏尔加河舰队的水手们！
攻克喀山，意味着喀山工农的解放。
攻克喀山，意味着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和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猪猡死亡痛苦的开始。
攻克喀山，意味着对革命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清算。
攻克喀山，对于你们而言，是所有勇敢坚定的革命战士当之无愧的休息与奖励。
敌人已经预感到他们末日的来临。做好准备！决战的时刻到了。听从你们指挥官斯拉文[3]同志的命令，你们要齐心协力向前进，给虚弱的敌人致命一击。
指挥官们！政委们！士兵们！水手们！大家都各就各位！
[1]原注：8月24日，第二军的右翼在阿津同志的指挥下，由东北方向挺进喀山。
[2]译者注：据列·达·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我的生平》中所写的是距离喀山二十俄里。
[3]原注：8月18日，斯拉文同志被任命指挥第五军，古谢夫担任政委，安徒生（Andersen）担任参谋长。
译者注：彼得里斯·斯拉文（1874年-1919年）——前沙俄军官。1897年参加沙俄军队。1917年由于健康原因退休。1918年尽管身体不好，但还是被红军强行启用。8月，由列·达·托洛茨基任命为第五军军长。1919年1月，指挥南线战役。5月，被党指责为失败的元凶，受到军事法庭调查，由于健康原因，接受复员。之后非法进入独立的拉脱维亚，11月被当地当局拘留，拘禁期间死于肺炎。
关于动员
致喀山省的农民和工人们
托洛茨基
（1918年8月27日）
〔来源〕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TheMilitaryWritingsofLeonTrotsky,Volume1,1918,HowtheRevolutionArmed）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8/military/ch33.htm#bmobe2
劳动人民的敌人——地主、资本家、军官以及他们的雇佣——捷克斯洛伐克人，企图动员喀山省的劳动人民同工农作斗争。
我特此通知，以免日后有人说不知道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法令：
1．任何人如果服从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的动员，加入人民公敌的部队，就是对国家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
2．凡是在被胁迫之下加入敌军的工农，必须立即向苏维埃部队这边靠拢，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完全能得到赦免。
3．那些把自己出卖给白军而不肯自愿放下武器的农民和工人，将连同军官、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弟们，一并枪毙。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将移交给受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和牺牲的工农兵战士的家属。
4．喀山省的工农们！苏维埃政权的命令是坚决的。它的惩罚是严厉的。不要给腐败的白卫军一个士兵！献出一切来保卫苏维埃政权！
1918年8月27日 |
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命令（托洛茨基，19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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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命令
No.18-1918
托洛茨基（1918年8月14日）
先知在1917译
〔说明〕这是列·达·托洛茨基在喀山战役时期对全军的命令，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印刷所印发。由于政委潘捷列耶夫和团长率领部下在战斗最紧要的关头中可耻的逃跑，造成全线崩溃。根据该命令将该团政委和团长交付军事法庭，经审判后对二人实行枪决。（参见列·达·托洛茨基的自传《我的生平》；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
〔来源〕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TheMilitaryWritingsofLeonTrotsky,Volume1,1918,HowtheRevolutionArmed）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8/military/ch33.htm#bno18
据我所知，彼得格勒游击支队已经放弃了阵地。
我已命令政委罗森戈尔茨（Розенгольц）[1]去核实。
红军士兵不是懦夫，不是损人利益者，他们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战斗。如果他们后退或者作战不利，罪责在指挥员和政委。
我警告全军：任何部队凡是擅自后退，首先将枪毙该部队的政委，其次是部队指挥员。
他们的职位将由该部队中英勇善战的军人担任。
懦夫、损人利己者和叛徒一律处决。我将亲自监督本命令的实施，特此告示全军。
译者注：
[1]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1889年11月4日-1938年3月15日）——苏联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犹太人。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运动。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他扮演重要角色。曾任莫斯科城议会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全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苏俄内战期间为工农红军高级军官，是列·达·托洛茨基的亲密战友。战后在转运补给、财政部门以及红军空军指挥部担任过职务。曾出任驻英国大使、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7日被捕，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被指控阴谋暗杀列宁和斯大林。1938年3月15日被枪决，1988年获得平反。 |
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命令（托洛茨基，1918年8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命令
托洛茨基（1918年8月8日）
先知在1917译
〔说明〕这是列·达·托洛茨基在喀山沦陷后第二天，乘坐专列亲赴前线时所颂布的命令。1918年8月6日，喀山沦陷。如果捷克军团渡过伏尔加河，便可穿过平原畅通无阻地直扑莫斯科，苏维埃政权处于生死存亡之中。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共和国处于危险中，列·达·托洛茨基亲赴前线指挥。
〔来源〕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TheMilitaryWritingsofLeonTrotsky,Volume1,1918,HowtheRevolutionArmed）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8/military/ch33.htm#bawarning
和捷克白卫军[1]的战斗拖得太久了。而我们自己部队里的懒散、疏忽和胆怯，是敌人最好的盟友。英法的特务四处游荡，四处掏撒着黄金。他们贿赂着所有待售的军官，他们正在煽动铁路工人和邮电局的官员进行破坏活动。他们雇佣的煽动者到处渗透到红军队伍中去，带来混乱和麻烦。
必须结束这一切。这个国家需要平静，也需要粮食。而捷克军团却剥夺了这两项权利，他们必须被摧毁。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直接或间接的盟友——反革命分子、煽动者和破坏者——必须要被碾成粉末。我将前往抗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前线。我向所有在军队里、在铁路上、在粮食征集和邮电事业中，诚实和勇敢地捍卫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的自由与独立的战士致敬。
荣誉和光荣属于英勇的战士！
同时，我发出如下警告：绝不宽怒人民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特务、资产阶级雇佣军。我在军事人民委员会的专列[2]里起草这道命令时，由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斯米多维奇同志[3]、代表军事人民委员会的古谢夫同志[4]和代表交通人民委员会的日格蒙德（Zhigmund）同志组成的革命军事法庭正在列车上开庭。
革命军事法庭在受戒严管制下的铁路沿线范围内享有无限的权力。
我已责成卡缅希科夫（Kamenshchikov）同志防御莫斯科——喀山战线，他已安排在穆罗姆（Murom）、阿尔扎马斯（Arzamas）、斯维亚日斯克（Sviyazhsk）设立集中营，对可疑的煽动者、反革命军官、破坏者、寄生虫和投机商等等，除了应就地枪决或由革命军事法庭判处其他刑罚的之外，一律关进集中营。我警告所有负责正进行军事作战的地区和军事行动的地区内苏维埃的官员，我们将加倍严厉地对待他们。苏维埃共和国对玩忽职守和犯罪的政府人员的惩处，将像对敌人一样严厉。这个国家可怕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这种可怕的方式。
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危险之中！对直接或间接加剧这种危险处境的人都将严惩不贷！
1918年8月11日
No.171，发布于Izv.V.Ts.I.K.
译者注：
[1]即「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通称捷克军团。是一战期间由沙俄组建的捷克族裔和斯洛伐克族裔志愿军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该军团和苏俄政府谈判，以交出武器的代价，换取安全通行去海参崴的权利。途中发生推翻地方苏维埃政权，杀害地方苏维埃领导的武装叛乱。1919年该军团连同高尔察克一并被红军击溃，被迫宣布中立。1920年被遣送出境。
[2]即「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列·达·托洛茨基在苏俄内战时期的指挥部。1918年8月7日夜间在莫斯科组建，清晨旋即奔赴喀山前线。专列共出巡36次，总里程超过十万零五千公里，集体荣获红旗勋章。
[3]伯特·戈莫戈诺维奇·斯米多维奇（1874~1935）——苏联革命家和政治家，沙俄贵族出身。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曾担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委员。1918年曾短暂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21年参与平定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1922年之后主要参与反宗教工作。1935年4月6日病逝于莫斯科，骨灰被埋入红场。
[4]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1874~1933）——苏联政治家。犹太人。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参加1905年俄国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苏俄内战期间担任过一些军事任务。战后从事监察、共产国际以及篡改国内战争史的工作。于1933年在莫斯科病死。 |
纪念普列汉诺夫（列夫·托洛茨基，1918年6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普列汉诺夫
ПАМЯТИПЛЕХАНОВА
纪念普列汉诺夫
列夫·托洛茨基1918年6月4日
Zveza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170.html
《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这是托洛茨基同志1918年6月4日在第十七次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参与各方有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和莫斯科工会中央理事会以及莫斯科各工会、工厂委员会及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
同志们！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个个体的生命在大事件的漩涡当中似乎是毫不起眼，又或者说微不足道的。几百万人在战争里前仆后继，千百个同志在革命中牺牲。在人类群众这样的运动、这样的斗争当中，一个个体是很不显著的。然而，哪怕是在这个最为浩大的群众事件的时代，有些人的死去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对他们闭口不谈，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离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离世就是这样。
参加这场大会的各位，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名字。
普列汉诺夫属于俄罗斯革命的那一代人，属于他们开始发展的那一个时期，当时只有一支规模不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在参加革命斗争。普列汉诺夫参加过土地和自由社[1]，参加过重分黑土社[2]，又在1883年和他最亲近的同僚，薇拉·查苏利奇和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德一道，组织了“劳动解放”[3]这个团体，它成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支部，虽然起初只有思想上的行动。要说这里的同志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话，那我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没有一个人没用普列汉诺夫的作品进行过学习。
正是他，在十月革命发生前的34年前就证明说，俄国革命只能以工人革命运动的形式取得胜利。他努力把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现实作为早期知识分子圈子开展革命斗争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这不仅是普列汉诺夫开展工作的基础，也是我们整个革命斗争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坚守的思想方法。普列汉诺夫在最为艰苦的反动时期曾经如此出色地为这个阶级服务，却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同它疏远了。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主张说，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才能发展和取得胜利——对于这么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在最关键的历史时期、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退出工人阶级运动更悲惨的了。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悲惨处境。他毫不顾惜地攻击苏维埃政权、对抗无产阶级的制度、反对我和你们当中许多人所在的这个共产党，而我们自然也对他的进犯进行了回击。而在刚刚死去的普列汉诺夫的坟墓前，我们依然忠于我们的旗帜，不向普列汉诺夫这个妥协派和民族主义者做任何让步，我们不会撤回对他发起的任何攻击，也不会要求我们的对手宽恕我们。但与此同时，既然普列汉诺夫已不在人世间这个事实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我们的脑海里，我们一方面对所有横在工人阶级前进道路上的人抱有不可调和的革命敌意，一方面又感到自己有足够的思想广度来铭记这一点：现在的普列汉诺夫不是那个我们全力以赴反对过的人，而是曾经教导我们初步学习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工人阶级铁一样的武器储备当中，普列汉诺夫向里面存了不止一把被他磨得锋利的剑，以及不止一杆他曾经无情挥舞过的矛。我们反对我们的阶级敌人以及他们自觉和不自觉的爪牙，我们在这场斗争当中已经并将继续运用普列汉诺夫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当中最好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反对晚年的普列汉诺夫本人时所做的那样。他死了，但是他在生命中最好的时期所铸造的思想却像无产阶级革命一样不朽。他死了，但是我们，作为他的学生，还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生活和战斗。在开始当前的下一项任务、开始为反对压迫和剥削、反对谎言和诽谤而斗争之前，我提议，大家全体起立，庄严地为普列汉诺夫默哀。
注释：
[1]“土地和自由”（1876—1879）是一个俄罗斯革命政党，它由从70年代前半段民粹派宣传者的失败当中幸存下来的民粹派团体组成。该党的主要目标是在人民群众当中开展工作，为起义做准备。在“土地和自由”党内形成了两种潮流：“乡村派”和“市民派”。前者在农民当中做工作，为将来在农村的革命活动打基础，而后者则聚集在城镇，把注意力转向工人这个居民当中最有革命性的阶层。前者在农民身上培养社会主义思想，而后者（特别是一批极端的革命者：瓦·奥辛斯基、尼·莫洛佐夫）则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规划了一条新的革命运动道路——系统性地进行恐怖活动，以此作为对政府专断进行自卫的手段和赢得政治自由的工具。两种路线之间不可避免的争执很快就让联合的思想和实际工作难以进行。两派都承认了这个事实，在沃罗涅日大会（1879年）之后，“土地和自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新政党：“民意党”和“重分黑土社”。“土地和自由”党出版过5期同名的报纸。——《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重分黑土社”（Чёрныйпередел，又译“土地平分社”）是“土地和自由”党在1879年沃罗涅日大会后不久解体而成立的两个社会革命组织之一。它包括了“土地和自由”党的许多前成员（格·普列汉诺夫、薇·查苏利奇、列·捷伊奇、帕·阿克雪里罗德等人）。重分黑土社成员认为自己最直接的目标是在人民当中建立起一个广泛的战斗性党组织，但是1879年末俄国革命活动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完成这个任务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土地和自由”党员从前在农村的据点已经完全瓦解了；重建它们的尝试也失败了，重分黑土社的成员不得不把他们所有的活动集中到城市，在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宣传民粹派思想。但他们在城市也没有成功，这一时期向人民呼吁开展行动的行为已经不再像之前一样有吸引力了。重分黑土社的党组织工作也很不成功，在加入重分黑土社（印刷小组）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日尔诺夫的工人实际上是叛徒，并且很快就出卖了小组的其他成员，对组织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打击。1880年初，重分黑土社的主要成员——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斯捷凡诺维奇和捷伊奇前往海外，并于1883年成立了“劳动解放社”。——《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劳动解放社”是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俄国革命组织。它于1883年在日内瓦，由前民粹派和重分黑土社成员普列汉诺夫、捷伊奇和查苏利奇等人创立。这个小组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意识形态的斗争。1895年，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但它在1898年与走经济主义道路的多数成员分裂了。1901年底，劳动解放社与《曙光》和《火星报》合并。组织积极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宣告自己停止运作。（详见第II卷第一部分，注267）——《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红军誓词——经工人、农民、士兵及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托洛茨基，1918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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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OCIALISTOATH
ApprovedbytheAll-RussiaCentralExecutive
CommitteeoftheSovietsofWorkers',Soldiers',Peasants'andCossacks'Deputie
红军誓词
经工人、农民、士兵及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托洛茨基
1918年4月22日
先知在1917译
〔说明〕1918年4月22日，列·达·托洛茨基向苏维埃中央执委会提交了关于工农红军的组建计划（《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第123~124页）和这份红军誓言（皆被批准）。但这个计划受到了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反对。
〔来源〕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TheMilitaryWritingsofLeonTrotsky
,Volume1,1918,HowtheRevolutionArmed）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8/military/ch12.htm
1．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我接受工农红军战士的称号。
2．我向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面前宣誓，我保证不辜负这一光荣称号，认真学习使用武器。就像我的掌上明珠一样，保护所有的公共和军事财产不受破坏和抢劫。
3．我保证严格不懈地遵守革命纪律，毫不动摇地服从工农政府任命的指挥官所下达的一切命令。
4．我保证力戒并制止其它同志做任何有损害并降低苏维埃共和国公民尊严的行为，我保证全心全意为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这一伟大目标而斗争。
5．我保证响应工农政府的号召，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不受任何敌人的威胁和侵略，在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为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各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而战时，我将不遗余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6．如果有一天，我心怀叵测地背叛这一庄严的誓言，我甘愿遭受全体人民的唾弃，甘愿收到革命法律的严厉制裁。 |
十月革命中的俄国农民（托洛茨基，1918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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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中的俄国农民
托洛茨基1918年4月21日
Lambda译、Zveza校
原文链接：РУССКОЕКРЕСТЬЯНСТВОВОКТЯБРЬ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
来源：摘自1918年4月21日在莫斯科发表的题为《苏维埃政权的内外任务》演讲。出自《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一卷
对于这场爆发的革命，主要问题就在于穷人会跟随谁。是跟随用虚假希望欺骗他们的资产阶级，还是跟随工人阶级，这就是整个问题所在。这里说的不是切尔诺夫[1]、策列铁里[2]或者克伦斯基这类政治掮客，而是说贫农是否会跟随工人阶级，以及谁能争取到贫农——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存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四分之三。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其在农村的影响几乎完全崩溃了，而且毫无疑问，农村贫民会跟随工人阶级。他们跟随的脚步越是坚决，城市无产者就越是强大、越是自觉，工人阶级的统治也就越牢固、越彻底。城市无产者只占我国人口的少数，而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多数。因此，如果农村下层群众不支持工人阶级，那么工人阶级将无法保住政权。但农民一定会给予支持，因为工人阶级不只是为自己而战，它还是农民群众的真正捍卫者，是为广大人民争取利益的斗士。如果它能够成功地把这份历史作用完成到底，就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英雄。
在以前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总是资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法国大革命时是这样，1848年革命时是这样，在旧时代的德国也是这样。17和18世纪的所有革命都是这样。在俄国革命之前，情况一直是这样。然而到我国时，情况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有了巨大的转变：工人阶级第一次甩掉了资产阶级对它的束缚和心理优越感，它站稳了脚跟，而且釜底抽薪，把农民从资产阶级那里解救了出来，领导农民群众向前进。这是俄国革命的不朽成就，也是俄国革命的坚强后盾。这一切要归功于苏维埃——也就是反资产阶级斗争的中心和工农群众团结的机关。
这就是为什么工农代表苏维埃会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憎恨[3]。
注：
[1]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1873-1952），社会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1917年二月革命后，切尔诺夫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农业部长，主张立即进行土地改革，之后又担任立宪会议主席。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后他在萨马拉领导温和派的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之后流亡欧洲和美国。
[2]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列铁里（ИраклийГеоргиевич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
[3]编辑部的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一章开头摘录这段发表于1918年初的讲话。因为它简洁地阐述了托洛茨基对农民在我们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怎样的看法。这段讲话的基本思想完全符合列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和著作。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多次以几乎相同的措辞表述过这些想法。例如，斯大林在《通往十月的道路》一书序言中（即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这样写道：
“关于城乡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问题，关于把这些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的问题。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城乡劳动人民支持谁，支持资产阶级还是支持无产阶级，城乡劳动人民成为谁的后备军，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是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革命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固性要由这一点来决定。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所以胜利，是因为它从资产阶级那里夺下了农民后备军，它把这个后备军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成了城乡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唯一领导力量。”
斯大林同志正确地补充道：“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永远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还有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对内政策的特点。” |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节录〕（托洛茨基，191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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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节录〕
托洛茨基（1918年3月27日）
说明：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托洛茨基就辞去外交委员的职务，担任了军事委员的职务，受命组建红军。在这个讲话里谈到有关组建红军的若干原则问题：吸收旧的军事专家，军官选举等问题。
在政治和直接斗争方面，十月革命已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无与伦比的胜利。被压迫阶级发起的这样一种强大进攻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个阶级如此从容而迅速地推翻有产阶级在全国各地的统治，并把它的统治扩大到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到俄国遥远的每一个角落。
十月起义的这个胜利已表现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其软弱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特有环境下形成的……
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的旧机器，但这完全不是说没有那些构成国家政权的旧机器的因素也行。
工人阶级的不幸在于他们总处在一种被剥削的地位。这表现在一切方面：既表现在它的文化水平上，也表现在它没有统治的习惯上，这种习惯是统治阶级具有的，并由他们的学校、大学等机构遗传下来的。这一切工人阶级都没有，但必须掌握它。
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必须把旧的国家机器看作是阶级压迫的机器。但是同时从技术上的需要来看，它又必须从这部机器里吸收所有有技术的人，把他们安置到需要的地方去，利用这些人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要全面发展所面临的任务。
这里我要谈谈大家都认为是我党生活中最重要而又很棘手的―个问题，这就是组织军队的问题，特别是吸收军事专家的问题，坦率地说，就是吸收以前的军官和将军来建立军队和管理军队的问题。现在成立的所有的军队基本指导机构都包括一个军事专家和两个政冶委员。这就是目前军队领导机构的基本体制。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的会议上说过，在指挥和作战方面我们要使军事专家负起全部的责任。为此，我们要给他们必要的权利。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害怕这样做，其理由可在某些党组织的决议中找到……这里，党的任务仍是要在我们中间毫不留情解决这―问题，因为他们的这种想法会毁灭国家，给我们党脸上抹黑甚至瓦解我们的党……。
在组织军队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所谓选举原则问题。总的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想要同旧军官队伍作斗争，控制指挥人员。
只要政权还在敌视我们的阶级手中，当指挥人员是这个政权手中的一个工具时，我们应该努力用选举原则的方法粉碎指挥人员中的阶级反抗，但是现在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我们是从工人中间招兵的。
在现政权的军队里——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选举原则在政治上是毫无意义的，在技术上也是不适宜的，事实上它已被法令所抛弃……
建立军队的问题对于我们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你们大家和我一样都了解这一点。但是，单靠至今仍极其可怜的行政机器，我们是不能建立军队的。如果说我们有强大的机器的话，那就是一部思想机器，那个机器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将建立军队。同志们，请尽力铲除我所说到的那种偏见；党将帮助我们把有战斗力和献身精神的工人和农民充实到革命军队干部队伍中来，并将在车间、工厂和农村进行义务军事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机器。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44—146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总结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相关链接：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总结发言
季诺维也夫同志们，除了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其他同志只好十分简单地说上几句。我由于时间不够对同志们即席递来的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字条不可能作出回答，我一定设法在我们日内准备为全党、全苏维埃俄国和全俄工会出版的而不是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为“小圈子”出版的文集中加以答复。
对诺根同志说两句。我觉得，当我们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确切些说是其中一部分人）突然想（口头上）通过把全部生产都交给工会来获得拯救时，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无非是出于绝望。当他们看到他们用迄今常用的方法很少取得成功时，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鼓吹工会立即国家化，诺根同志就是这样做的。况且这并不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中的共同意见。我把这种意见看作是不会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的转瞬即逝的意见。
接着布哈林同志怀着满腔“缓冲”热忱说，务必要把两只兔子都打死，也就是把我们的立场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结合起来。用布哈林自己的说法，他是在追逐两只兔子。我请他哪怕先拿出一只兔子来给我们看看。他是否真的抓到兔子了？（鼓掌）他当然没有抓到，将来也抓不到，因为通过这样折中主义地“调和”两种原则的办法从来解决不了任何重大的问题。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布哈林，他是我们大家的便雅悯[1]，即使他有时说些蠢话，大家也都会原谅他的但是他不应该滥用这一权利。在重大问题上不应该去追逐两只兔子！（鼓掌）
我现在来谈主要的论战对手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托洛茨基同志说，列宁同志在工会问题上持观望立场。我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谦逊感到惊讶。事实上列宁在他的发言中彻底驳倒了托洛茨基同志维护的那些观点。在此之后托洛茨基同志还出来说：这是在“观望”。（鼓掌）我要问托洛茨基同志：要是列宁同志不观望，他还会怎样呢？（鼓掌）不，同志们，这里没有什么观望，也没有回避直接答复，有的是明智的、十分成功的、极其明确的答复，正是回答了工会问题，正是回答了我们面对的这个问题。托洛茨基着重提到了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他请大家记住让唐恩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是出于“教育”目的。托洛茨基同志似乎在暗示是列宁同志让唐恩出来发言的，看来是针对我这个有罪的人的。（笑声）我想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同说列宁刚才发表了“观望性讲话”一样。不，这说得不对。说我同列宁同志在工人民主问题上多少有重大分歧也是不对的。托洛茨基同志开玩笑说：列宁同志记起了工人民主的主要因素——纪律审判会。他说，这连工人民主的气味都没有。好像我们中有人曾否定过强制！顺便说一下，列宁同志在讲到强制和说服，讲到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时，后来他问过我和其他同志：是否有很多人明白，他这样说针对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我说，明白的人不多。在今天的会议和托洛茨基同志今天的两次发言之后许多人会明白的，（鼓掌）而当列宁同志第一次发言时，明白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在民主问题上我和列宁同志没有任何一点意见分歧，尽管有人总想发现这样的分歧。举例来说，我不反对我们存在称作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机关，尽管我十分清楚，像全俄肃反委员会这样的机关本身和工人民主是很难相容的。我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但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建议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从来不反对法庭和纪律审判会。托洛茨基同志要求我用点头来表明我对铁路部门的革命法庭问题的看法。但是我用不着点头，因为我可以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说出自己的意见。我给大家读一段1920年12月8日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讨论了革命军事铁路法庭的问题。会议决定：承认法庭工作今后仍是有益的，这一工作今后应向工会报告。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我们需要铁路法庭，同时要使它们的工作从属于工会——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会，工会在必要时会用工人的坚决的铁拳来帮助进行惩处，但是工会决不允许滥用职权。大家看到我完全支持纪律审判会，支持全俄肃反委员会，因此没有必要把事情说成一个人记得纪律审判会，另一个人只记得工人民主。
我为了结束工人民主这个问题，不得不再谈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中的一个地方。我说过，要“揪着”部分中央委员的“头发”，让他们承认工人民主。托洛茨基同志反驳这一点，但他同时却说，我在工人民主问题上的这个立场使他觉得很像有位同志说的俏皮话，那位同志说：我“从中央委员会里跑到大街上问，上级在哪里？”我可以断定，任何一个严肃的党的工作人员从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个笑话中都能明白，过去和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中央委员多少需要揪着他们的头发（我再说一遍），让他们接受工人民主（当然，这些中央委员现在在蹩脚的游戏中制造了一个好地雷）。（鼓掌）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笑话是从哪里找来的？我可以说出来源来。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句话借用了有时很能说会道的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的话，我这样说错不了。我记得很清楚，不是在九月代表会议上，就是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在我的报告之后，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咬着耳朵对我说过这句话。我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引用过这句话。不光索斯诺夫斯基同志，还有一些中央委员都讲过类似的话。某些“领导”同志故弄玄虚地说：“我们当然明白现在的形势，出于安抚人民的考虑需要谈谈民主，我们明白这样的工作是强加于你的。分工是必要的。”但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人们当然知道这一切的代价。我坚决反对这样做。我在中央委员会中说过，为了搞这种可怜的外交手腕请“实事求是的”同志们去找别的人吧。我不“跑到”大街上去，而根据多数中央委员的直接决定提出这个问题来。没有中央的直接委托我从不就此作任何发言。我在中央委员会中说过：我们结束了国内战争的一个时期，我们现在应该认真地对党内制度作一些必要的改变，过去这些改变办不到，现在办得到了。某些同志到现在还在引用索斯诺夫基的笑话，这告诉我最坏意义上的“外交手腕”在我们党内某些同志中间已经根深蒂固。今天托洛茨基同志说出这个笑话表明，他仍然这样看问题，认为我们谈工人民主是在“搞外交手腕”。这里的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个人或那个人。我不愿意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荣誉提出异议，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我之前就提出了工人民主的问题。就算是这样吧。问题完全不在这里。我断言大多数中央委员都严肃地提出过工人民主的问题，并不是为了像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描绘的那样高喊“抓小偷”。党中央委员会8月初发表的信件的主要部分是我写的。中央委员会赞同这封信。这封信第一次正式在党内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接着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九月全国代表会议、乌克兰党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代表会议及其他一些代表会议上。我一点也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的。我不认为这是我的党内活动和其他支持这一点的中央委员的活动中的糟糕的一页。应该对党说出现了新任务。任何笑话帮不了托洛茨基的忙。我们的党成长了。几乎每一个县委现在都很清楚形势。它们不需要猜谜——“官僚主义者在哪里？”我希望我从此永远不再回过来谈这个关于“外交手腕”的问题，不再要证明现在该抛弃这种“外交手腕”。
现在我们回过来直接谈工会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总结发言在他的第一次发言中“并非指责”地说，列宁同志混淆了工会运动和工人阶级。托洛茨基同志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所谓组织起来的五金工人群众”和其他工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不太了解工会。我不得不在这里指出：他不了解工会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由于他过去在干别的工作，在做军事工作。托洛茨基同志说我们的工会只会机械地登记会员。但连这个说法都不完全对。并非总是如此。托洛茨基同志十分雄辩地谈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加入工会的“行动”，说那里工人加入工会是每一个工人“一生中的一个时代”，而他说在我国就不是这样了。托姆斯基同志给了我一本工会的标准章程，其中第5节说工厂根据全体工人大会的专门决定吸收会员。这样做并不坏。我在这里并不充当工会的律师。工会不需要我这样做。但是不应该斥责工会。请拿起省和县的工会代表大会的统计材料看看，这些材料一点也不比县和省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统计材料逊色。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拿“殡仪馆”开了不少开玩笑。这纯粹是知识分子心态。
当我们战胜了资产阶级，当我们掌握了政权，但仍然不能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有很大改善时，我们应该特别珍惜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至少能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给他们提供帮助。当纺织工人的妻子去纺织工会，而五金工人的母亲去五金工会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时，有什么理由要嘲笑？为什么这不是工会和工人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呢？
这与托洛茨基同志开玩笑说去找巴达耶夫要口粮的人要比找工会的人多，因此他与群众的联系更密切的说法不是一回事。不，托洛茨基同志，这甚至超过了你说的作为《汽笛报》主编的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与群众的联系。当昨天死了的列宁[2]和工会的其他机会主义领袖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试图用丧葬互助等等来取代工会的整个革命活动时，才应该嘲笑殡仪馆。而我们苏维埃俄国的问题不一样，没有什么好嘲笑的。我们的工会搞得一团糟。说得对！难道党就不糟吗？苏维埃不糟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我们不是向工会提供工作人员，而是从工会那里又调出了5000个工作人员。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向工会出示期票呢？
托洛茨基同志说，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另一个时代写的。不对！为什么现在是另一个时代？当时又是什么时代？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1919年3月举行的，当时我们战胜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接近于结束国内战争，我们正是想着手搞经济工作。时代是同一个时代。只是弗兰格尔和波兰的进攻妨碍了我们。现在我们面临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任务。怎么又出现了一个新时代？依我看恰恰是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处的同一个时代。我们当然不应当站在原地不动，你们向我们提出新东西，我们是会接受的。但你们的新东西在哪里？你们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部分委员同时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好！现在鲁祖塔克同志就兼任这两个主席团的委员。托洛茨基同志说，应该使这些人同时经常在两个机构中工作。但体力上办不到。所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基本上仍然是正确的，而你在允诺使大海着火的同时，不是在讲错话，就是在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还忘了摘引托洛茨基同志更早时候写的另一本小册子《铁路产业工会和运输业的任务》，书中有无数失实的地方。例如，托洛茨基同志在这本小册子的第3页上说，现在应该像他所说的“从人的因素，从铁路员工中建立直接适合于管理运输业的组织”（黑体是我用的），我说他说得不对：应该是不“直接”“管理”。书中提到铁路员工应该是铁路的主人，正如列宁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中指出的，这个提法也不对。接着托洛茨基同志在第3页上说要“把铁路工会”变成“直接（黑体是我用的）管理运输业的机关”，他又说得不对。应该是不直接！我们不能说铁路应由工会来直接管理。这样的话，把我们的中央经济管理机构又往哪里放？我们也不喜欢总管理局和主管部门的官僚主义，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总管理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的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部分地是从过去的托拉斯和辛迪加发展而来的。托拉斯和辛迪加有其强的一面。这是我们掌握政权后找到的拥有某些统计、核算、全国分支机构等等的唯一的地方。这一点应该珍惜。我们按自己的方式改造了许多东西。我们也彻底改造了总管理局，使之工人化。但是干脆甩掉总管理局是不行的。我们理解“结合”是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同时进行的过程。说我们现在把“直接”管理生产交给工会，就是在说空话。主张这种“彻底”办法的人口头上向工会许诺一切，事实上什么也没有给它们，除了自上而下地“整刷”和“用砂子”擦洗一番。不能把整个运输业的管理工作“直接”交给铁路工会。这样做就应该宣布“一切权力归工会”的口号，正如法国某些工团主义者所宣布的那样。
我们在彼得格勒派了300名负责工作人员去工厂搞“结合”。这比派3个人去兼职要多得多。我们在工厂里召开了各个生产部门和大工厂的一系列出色的工人代表大会，我们同工会一起在会上讨论的不是“目前形势”，而完全是生产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说我只从鼓动员的角度看问题。我也许确实有这样的过错。但要是这么来说的话，那托洛茨基同志的行当和我差不多，他也是一位鼓动家；如果我们两个人忽然想参加本行业的工会，那就得参加同一个工会。（鼓掌）我一点也不为属于这个“行业”而害羞。我这几天在一张国外出版的白卫报纸上看到，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只有5个人左右，是他们“说服了”整个俄国。（鼓掌）我感到很得意，因为这5个人中有我的名字。（鼓掌）在这5个人的名单中有我，还有托洛茨基同志。我们今后也要向工人鼓动、解释。但同时在我担任组织者的彼得格勒，是我们第一个召开了一系列经济代表会议，在会上成功地提出实际的生产问题要比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早得多。我们还没有印出提纲，是因为我们没有像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干得那样快。我们没有这样快，但在按生产部门召开代表会议方面我们是第一个。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鼓掌）这不是提高工会的生产作用又是什么？
维护托洛茨基的布哈林同志还用了一个洗衣房的比喻，说了“洗脏内衣”之类的话。依我看，今天这里没有什么脏内衣。所有的发言者谈的都是有高度原则性的问题。不必用“脏内衣”来吓唬党。问题要从实质上来解决。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像布哈林同志那样轻而易举地把两个不能结合的观点结合起来的。当我和列宁同志一起责备托洛茨基同志不参加中央指定的工会问题委员会、抵制这个委员会时，我们一点也不害怕辩论。这不是因为我们想象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那样搞“小圈子”。一点也不是！但我们想先实事求是地商量好。托洛茨基同志破坏了中央的决议，显然他认为我们不对。这是他的事。我们不会因现在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广泛辩论而感到后悔。我们决不允许乱整团结了700万工人的工会运动，即使是称作中央组织局的权威机关这样干也不行。（鼓掌）今后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工会运动有自己的特殊的巨大的任务。这一点应该懂得。应该仔细倾听工会运动内部的声音。我们有一些同志有时以为用一个组织局简直可以取代几乎所有的机关；他们说这样做一切都安静平稳，大家都听上司的，谁也不会动摇基础，而分工是由组织局作出决定，其他机关去执行。这样是不行的。党忍受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忍受不了，而承认了在艰难的国内战争的形势下军事压力是必要的。党自愿实行这一军事纪律。党今后还要保持极严格的纪律。但如果不是出于事业的利益，而只是出于因循守旧而迟迟不改变非常制度的话，那么党对此多一分钟也决不能忍受（如果忍受不了，那才好）。
我们向党提出了工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不列入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日程。大家在地方上讨论问题，我想，大家一定能把明确的、正确的东西和不明确的、不正确的东西区分开来。中央委员会想在2月召开党代表大会来加快作出决定。主要是由于西伯利亚和其他地方的代表的要求，他们说路途过于遥远，不得不把代表大会又往后推了几周。但是党代表大会毕竟很快就要召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将仔细考虑我们的方针，把一切安排好，决不使党和工会运动之间产生任何一点小的裂缝。
工会运动前程远大。我借这个机会想提醒大家，不久以后，即2月15日至2月22日要举行工会周。大家应该配合这一活动。我要提醒一下，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工作细则提出了一个口号：“通过工会掌握生产”！这就是我们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所谓的“工联主义”、“孟什维主义”和“手工业方式”。工作细则号召广泛宣传工会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应该在每一个城市都要做彼得格勒为工会所做了的事情一给工会楼房、工作人员、道义上的支持，召开生产代表会议，召开代表大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懂得无产阶级的工会是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最重要的基础。（暴风雨般的掌声）
注释：
[1]圣经中雅各的幼子的名字，意为“福祉之子”。——译者注
[2]原文如此。——译者注 |
俄共中央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俄共中央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
（1920年12月7日全体会议通过）
一、工会运动方面的基本任务，如同党政方面的一样，是活跃组织的动精神，即自上而下尽可能在所有基层组织内首先讨论工会运动问题。
二、同样，在组织方面，也必须尽力实行工人民主的方法，即在工会运动的一切机构中实行广泛的选举制，把一切委派制缩小到最低限度。
三、鉴于总的政治形势，工作方式和方法应当从属于这一任务。因此，目前采取自上而下地改造工会组织的方法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一方法同当前党的总路线背道而驰。
四、第二项（绝非次要的）任务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组织生产（不只是监督）的工作，具体说就是组织和实际管理生产。
五、因此，工人民主的方法应当是生产的工人的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说，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管理工作资历、组织才能和经过实际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心程度。
六、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和培养新型工会工作者和精力充沛、积极主动的经济工作者。他们不是从分配和消费的角度，用需求者和同苏维埃政权谈判者的眼光看待经济生活，而是从生产增长的角度，用组织者的主人翁眼光看待经济生活。
七、不久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应当制定出提高工会的生产作用的具体形式。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共和国工会和经济机构的工作人员拟好相应的提案，提交中央委员会。
鉴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发生冲突，中央委员会决定：
（1）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运员工部。
（2）在2月份召开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
（3）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权。
（4）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并根据正常的民主原则，把它们所有的人员和资财转交工会组织。 |
俄共中央全会决议（1920年11月9日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俄共中央全会决议
（1920年11月9日通过）
一、由于即将战胜弗兰格尔，党、苏维埃组织和工会有可能把重心转移到同经济破坏作斗争上去，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集中力量从经济上复兴国家的决议现在再一次具有迫切意义。
中央委员会向所有的工人组织重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指出，当工农国家直接着手消除空前的经济崩溃时，绝对必须采取战时工作方式。
二、另一方面，为了顺利进行这一工作，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精神，与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为此，必须最坚决而有计划地反对集中制和军事化工作方式蜕变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墨守成规以及对工会管得过细的现象。正常的劳动军事化形式获得成功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党、苏维埃和工会向最广大劳动群众阐明采取这些方法对于拯救国家的必要性并在组织上吸收最先进的阶层参加这一工作的深度。
三、工会在生产和管理中的作用问题，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充分详尽的表述，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的当前任务作了如下说明：
“与此相适应，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也应当有根本的改变。如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过渡到‘按战时方式工作’，即要求工作极其准确、努力、负责、迅速而紧张，要求工作人员有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首先就应当向一切工业行政机关、因而也就向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1]
当前的任务是复兴和加强工会机关本身，以便工会能切实地越来越扩大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最合理地组织国民经济结合起来（如可以通过生产宣传）。
四、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执行经济计划方面必须坚持重点制原则，并完全同意上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各类工人及相应的工会的生活状况必须逐步地然而毫不动摇地走向平均制，不断加强总的工会组织。
五、鉴于已取得的生产成就，中央委员会认为，由于特殊情况所产生的特殊管理方法（为此成立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对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来说也已开始过时。因此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工会内部加强和发展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它已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提上了日程。同时，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使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更加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员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权利。
六、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有工会工作者参加的委员会，为所有工会就下列问题拟定详尽的指示：
（1）加强（用工作人员、报纸、资金等加强）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整个的总的工会工作的详细计划；
（2）在工会内部发扬和更加广泛地运用工人民主方法，即民主制；
（3）扩大工会在某些具体方面对管理生产的参加（方式、方法、办法）；
（4）专家问题也一样，把他们分成三类或更多类，合理地吸收他们工作，有步骤地使用他们，等等。
（5）鉴于工会所担负的新任务，改变各工会中央机关的工作方法。
中央全会选出由下列同志组成的工会问题委员会：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志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还有代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党团委员会的安德列耶夫、施略普尼柯夫、洛佐夫斯基和卢托维诺夫同志。
注释：
[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页。——译者注 |
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声明
把我针对组织局的某些方法的意见说成是“攻击”，这是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和其他以上述摘录“立案”的倡议者所特有的做法。这些同志把任何批评都看作是“动摇基础”。
1920年12月30日争论的意义在哪里？中央委员会中两部分人在全党面前就他们产生分歧的一个最重要的争议问题进行了争论。论战就是论战。因此对“攻击”“立案”意味着暴露出对党内辩论持有独特的看法。不言而喻，我并未建议对组织局表示不信任，并认为在离党代表大会召开只有几个星期时改选组织局也是不合适的。
格·季诺维也夫 |
第二章无产阶级专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第二章无产阶级专政大约十年前，考茨基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锻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1891年，逝世前夕的恩格斯顽强捍卫了这一概念，亦即无产阶级政治独裁——作为行使国家权力之唯一方式——的概念」。考先生曾承认工人权力的唯一方式并非民主议会的赤色多数[1]，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独裁或曰专政。显然，欲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惟有集全部国家权力于无产阶级手中。工人革命过渡阶段的非常体制下，统治阶级不循常理，而受「革命合理性」制约[2]。鉴于所涉话题绝非零碎变革，而是资产阶级的存亡，工人专政势在必行。这一领域和稀泥行不通，惟以力服人。无疑，工人独裁容许——尤其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个别妥协及大幅退让。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机构，并从社会主义利益出发独立决定可否让步，构成类似妥协的前提。今日考茨基对无产专政一贬到底，乱骂「少数强暴多数」。换句话说，他套用革命者对有产秩序——哪怕身披民主外衣——的一贯概括[3]，扣到工人革命制度头上。拒绝革命专政的考前辈施展腾挪功夫，把工人夺权伟业化为社民党赢得未来多数选票的庸常文案。议会政治的司法假面宣称：普选权让民族各阶级之公民伸张意志，即提供了吸引多数公众拥护社会主义的可能。上述理论潜能一日未兑现，无产少数派一日应服从有产多数派。「议会多数崇拜狂」不仅与工农当家撇清瓜葛，更等同永远抛弃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政策一旦固守议会清规，代议民主治下将不复革命抗争的阵地[4]。设若瑞士普选多数派通过了弹压罢工工人的严刑峻法，设若北美形式民主多数派授意执政者枪杀工人，瑞士与北美工人是否「有权」发动抗议总罢工？显然无权。民族以全民投票伸张意志，政治罢工则是压迫「民族意志」的非议会形式，是为考前辈新立场的逻辑声音。话说回来，他似乎羞于把话说绝[5]。受缚往昔思路的残丝断网，他无奈点头：阶级行动可修订普选权[6]。起码原则上，社民党人从未让议会选举取代现实斗争及附带冲撞、反射、攻势与起义。选举充其量是阶级搏杀忽大忽小的辅助元素，并在专政时代歇菜走人。正如前述，1891年去世前夕的恩格斯顽强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工人权力的唯一形式[7]。考茨基几度重复了这一概念。可见，修正主义大师所谓无产专政「纯系俄国货」的最新布道，实为难见天日的篡改丑行。欲达宗旨，必使手段。应苦战不休，直至确保无产政权。社会主义变革要求专政（「无产阶级行使国家政权的唯一方式」），那就不惜代价捍卫专政。少许纸墨（或许外加一缕思绪），足够撰写专政题目的小册子。确立及巩固专政，得实打实防范有产老爷颠覆工人家园。看来，考茨基自恃发行几叠酸兮兮小册子足以成事。切身体验该告诉他：丧失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尚不足攫取对资产阶级的影响。必须让当惯主子的绅士淑女明白：怠工、密谋、叛乱与「借师助剿」颠覆新秩序[8]，是件划不来的大冒险。如是方可确保红色江山。必须让失掉权力的上流社会屈从弯腰。计将安出？神甫以「炼狱之火」吓唬小民，工农没这本事。况且神学「地狱」原与裁判所火刑结伴，现有民主警棍撑腰[9]。近期写作中，考茨基颇关注哲学意味之「绝对命令」，莫非他指望精神驯服厂主豪商[10]？老先生若愿携「康德人道传教团」点化白卫群寇，工人革命乐意帮把手[11]。至少，他可借机确信反革命远非天生孱弱；拜六年血火所赐，反动军官的个性坚如铁石。每位白卫凶徒深有体会：吊死共产党员，比用社民文宣劝他回头更轻松[12]；对民主原则和炼狱之火，资本爪牙百无禁忌全没惧意。再说，教会牧师与主流学术向来「深明大义」，专心诅咒造反贱民[13]。白卫运动与各国同道有一点共性：苦口婆心与呼唤天良半点无效，他们只认恐吓碾压。谁拒绝恐怖手段（对持械凶虐反革命的恐吓碾压）原则，等同拒绝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与革命独裁。谁拒绝无产专政，等同拒绝社会革命并埋葬社会主义。今日考茨基缺乏社会革命的任何理论。每当企图总结对工人革命与无产专政的诽谤，他总熬出一锅老修正主义偏见热汤[14]。他断言：「一七八九革命极具暴戾特性，但自我消解了上述特性的最重大因由，给未来革命准备了较温良方式」（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N97页）。姑且遗忘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与绞杀巴黎公社的白色恐怖，姑且假定十八世纪法兰西风暴以无情恐怖摧灭绝对主义、封建主义与神权主义统治，确给社会课题的较平和温良解决提供了条件。姑且认可上述纯自由主义论点，但考先生仍错得离谱[15]。以无产专政告终的俄国革命，恰以法国革命完结的任务为开端。百年来，我国先辈未曾——以恐怖利斧——给后生提供民主条件以软化革命风气。道德判官考茨基应顾及这一因素[16]并把炮口对准先辈，而非后生。对此，他的口气貌似稍有松动：「明眼人均无疑问，惟暴力手段能推翻德奥俄一类军国皇室[17]。但同时他们（谁？——托洛茨基原注）一贯希冀少动刀兵，而更寄望无产阶级的惯用工运手段——群众罢工……至于许多夺权工人再度以广开杀戒——正如十八世纪末——表达怒火与复仇，断难预料。这简直倾覆了整个发展」（《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N101页）。战争与系列革命，让我等得以探知某些学术大师脑壳深处所忙何事。考大师竟也不信耍嘴皮子说倒罗曼诺夫或霍亨佐仑，却煞有介事臆想总罢工——束手缚脚的消极大示威——能灭掉军国皇室。一九零五的俄国经验及相关世界性论战，未打消考茨基对总罢工的无政府倾向与改良主义杂烩观点。仅需指出：十二年前他旗下杂志《NeueZeit》曾揭示总罢工的本质：无产阶级的动员以及与敌对国家政权的对峙。总罢工更快耗干己方而非敌方之力，迫使工人迟早返厂，故无法落实革命任务。当总罢工成为无产阵营与敌军对决——即公开扯旗举事[18]——的前提，它才具备决定含义。尽毁敌营意志，革命阶级才可夺权（任何革命的基本任务）。总罢工使敌我均投入动员，首次严谨测试反革命顽抗力度几何；但仅于斗争拓展的下一步（踏上起义之路），能确认革命阶级应支付几许血价。任何严肃革命者深知夺权与站稳脚跟的代价是血，而无产阶级应直面杀戮与被杀。扬言两大阶级性命相搏的事实「倾覆了整个发展」，只宣告若干可敬学人的大脑成了颠倒万物的cameraobscura（暗箱）。对较先进文明而具备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考大师的历史论点是否公正？毫无根据。那论点也了无新意。老修正主义派曾把话说得更透彻完整[19]。他们力辩曰：民主条件下，无产组织的壮大确保着向社会主义体制的渐进低调过渡。改良主义（或曰进化论）足以成事，无须总罢工、起义与工人专政。自身革命活动的颠峰时期，考茨基曾证明：尽管存在民主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变得更深刻，这一进程必定导向无产革命与工人夺权。无疑，没人打算预先查清无产起义及专政体制引发的牺牲数目。但大家都知道，牺牲数目取决于有产抵抗的力度。假如考茨基的新书想说：民主教育并未削弱资产者的阶级自私，这是无可反驳的大实话。假如他想补充说：尽管存在民主，肆虐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风气变粗硬并让人们惯于施暴，使资产阶级在屠灭人类之大业中尽丧风度，这也是实话。上述一切都存在。但工人斗争无法逃避既有条件。不是社民党领袖捏制的「红白泥人娃娃」打架逗趣[20]，而是从最新帝国主义屠杀一路走来的真实工人与具体老板在殊死战斗。面对全球性无情内战的惨剧，考先生归咎于放弃第二国际「饱经考验之必胜战术」的致命后果。他写道：「当马克思主义占据社会主义运动的统治地位，这一运动的欧战前全部紧要自觉举措均免遭重挫。自那时起，以恐怖统治取胜的念头，从它的队伍中消弭无踪」。「对此，一桩新事物助力良多：当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社会主义学说，民主扎根西欧，开始由抗争宗旨转为政治生活的牢靠基础」。上述「进步公式」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阶级互斗的真切进程及物质碰撞，被融于左翼文宣中[21]；拜民主条件所赐，社民宣传似乎确保了向「更理智」新社会形态的无痛过渡。这是庸俗至极的教育万能论。这是姗姗来迟的合理主义，浸满十八世纪霉味。唯一差别，在于《共产党宣言》的伪劣盗版取代了哲人孔多塞的理想。历史成了无止境的纸头空辩，这一「人文进程」的中心，是那张满载考大师「人文精神」的书桌。人们争辩说：第二国际时代的工运追随马克思主义旗帜前进，于自觉举措中未受重挫。我们回答：高踞「牢固民主基础」之上，「疑似马克思主义」领导了当年的社会主义政党。1914年8月，当历史给老左营垒的全部气力技能予以总结，工人运动、世界无产者及人类文化整体蒙受了空前溃败。旧党全坍台了。今日考茨基一心永固的旧党活动特性：见风使舵、拒绝「非法」行事、回避正面抗争、指望代议民主能导向无痛社会主义转折，尽已灰飞烟灭。惧怕受挫，牵制群众尽量回避正面对抗，以口水战消解总罢工实践——第二国际如此这般地给自己挖了一条最可怖的失败深渊。第二国际一无所为，以消除世界史的头号灾难（四年之久的血流成河）。要知道，这场屠杀预定了内战的酷烈。第二国际已可鄙覆灭。它的领导者（德国社民党）已可耻破产。人类已陷入世界有产屠杀的白痴暴行与大规模内战。得拿棉帽好生闷住脑袋、塞满鼻孔并堵塞耳朵，才可又捧出第二国际的深邃思辩、政治忠诚、爱好和平与清醒态度跟俄国革命叫板。苍天在上，工人阶级正把它的破烂遗产一笔勾销！<![if!supportFootnotes]>[1]<![endif]>原文直译：他曾认为无产阶级权力的唯一方式并非民主议会的社会主义多数<![if!supportFootnotes]>[2]原文直译：建立过渡阶段的这样一种紧急体制，当统治阶级不受长久阶段普遍标准制约，而被革命合理性的考虑所制约<![if!supportFootnotes]>[3]原文直译：他用各国诚实社会主义者对剥削者专政——哪怕以民主形式为掩护——一贯概括的那些特征<![if!supportFootnotes]>[4]原文直译：假如让社会主义政策原则上服从议会多数与少数的魔法，形式民主国家将完全没有革命斗争的位置<![if!supportFootnotes]>[5]原文直译：他似乎羞于走得像自身新立场的逻辑所要求的那么远<![if!supportFootnotes]>[6]原文直译：存在以行动修订普选权的可容许性<![if!supportFootnotes]>[7]原文直译：作为它的国家政权的唯一形式<![if!supportFootnotes]>[8]原文直译：必须让习惯统治的资产阶级明白，怠工、密谋、起义与借助外国军队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自己是非常危险的<![if!supportFootnotes]>[9]原文直译：正如与民主国家的蝎子搭伙<![if!supportFootnotes]>[10]原文直译：考茨基是否倾向一种想法，即可借助哲学含义的绝对命令驯服资产阶级，这一命令在他的最近几篇作品中扮演圣灵的角色<![if!supportFootnotes]>[11]原文直译：假设他决定装备一支康德人道传教团前往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王朝，我方仅能保证予以实际协助<![if!supportFootnotes]>[12]原文直译：每个白卫分子学会了一条简单真理：在树枝上绞死共产党员，比用考茨基的书劝他变明智更轻松<![if!supportFootnotes]>[13]原文直译：神甫和主流学术界与他们心往一处使，仅把组合闪电往布尔什维克的脑袋上扔<![if!supportFootnotes]>[14]原文直译：都给我们端上热了一遍的饶勒斯主义与伯恩斯坦主义的偏见剩汤<![if!supportFootnotes]>[15]原文直译：我们的揭露者仍错得离谱<![if!supportFootnotes]>[16]原文直译：道德「满大人」考茨基应考虑这一情况。译者注：「满大人」是19世纪欧洲对满清官员的称呼。托氏借用这一词汇，是讽刺考茨基道德宣讲所含的顽固不看现实的特点。<![if!supportFootnotes]>[17]原文直译；德奥俄一类军事皇室<![if!supportFootnotes]>[18]原文直译：即公开的工人革命起义<![if!supportFootnotes]>[19]原文直译：修正主义者曾赋予它更原则性的特征<![if!supportFootnotes]>[20]原文直译：并非瓦格纳尔-考茨基的蒸馏瓶钻出的无产与有产人造矮人在战斗<![if!supportFootnotes]>[21]原文直译；被融于马克思主义宣传中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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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代后记
这本书付梓之际，恰逢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第一次大会后的几个月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官方的、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在各地都受到了打击。共产主义的思想正在逐渐深入人心。官方的、教条式的考茨基主义名誉扫地。考茨基本人，目前在他创建的“独立”党的内部，略有权威，充当着一个相当可笑的人物。
然而，国际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还只是刚刚升温。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教条式的考茨基主义目前苟延残喘，中派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正忙着与之决裂，那么考茨基主义作为一种小市民的态度，作为一种消极的传统，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懦弱，仍然在全世界各个工人组织的高层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那些倾向于第三国际，甚至已经正式加入了第三国际的政党也一点也不例外。
德国的独立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无产阶级专政，却在自己的队伍中容忍考茨基一伙人。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在理论上妥协并诋毁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活生生的表现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在内战条件下，只要“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圈子虔信无产阶级专政，并借此无形抗议诺斯克、艾伯特、谢德曼等人公开的、可耻的背叛，而且反对将其视作（归根结底不能是）是选举和议会蛊惑的工具，这种共存就是可以想象的。
无形的考茨基主义的生命力在法国龙格派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让·龙格自己说服了自己，并长期试图说服其他人——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只有克里蒙梭的审查制度和我们的法国朋友洛里奥[2]、莫纳特[3]、罗斯默[4]等人的诽谤阻碍了我们的武装友谊。但是，只要熟悉龙格的任何议会演讲，就足以看出，现在他与我们之间的鸿沟也许比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阶段时还要深。现在国际无产阶级面临的革命任务比五六年前更为严肃、直接、宏大、鲜明，而龙格派尽管在形式上回到了议会反对派的行列，但这些永远消极的议会代表在政治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反动。
意大利党虽然加入了第三国际，但绝没有摆脱考茨基主义。至于他们相当多的领导人只是依职权和在下层的强迫下穿上了国际主义的外衣。在1914—1915年，意大利社会党比其他欧洲政党更容易坚持反战，这既是因为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晚了九个月参战，也特别是因为意大利的国际形势在它那里甚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集团（广义的乔利蒂派[5]），这个集团直到最后一刻还反对意大利参与大战。这些情况使意大利社会党不用面临最深的内部危机，就拒绝了政府的战争拨款，并在总体上与主战派划清界线。然而，这样就推迟了党的内部净化过程。作为第三国际的成员，意大利社会党至今仍在其内部容忍屠拉蒂[6]及其支持者。这个非常广泛的集团——不幸的是，我们发现很难精确地界定它在意大利议会派别、新闻界、党和专业组织中的数量意义——代表了一种不那么迂腐、不那么教条、拥有更多的宣扬和抒情的机会主义，但这仍然是最糟糕的机会主义，一种具有罗马特色的考茨基主义。
由于有关国家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所以要对考茨基之流、龙格之流和屠拉蒂之流抱持着的和解态度，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人规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进行革命。但第三国际要求其支持者不是在语言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以下内容：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时代，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走向最大的动荡和公开的阶级战争，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的任务是为这场不可避免的、即将发生的战争准备必要的思想武装和组织支持。那些国际主义者认为目前有可能与考茨基、龙格和屠拉蒂合作，与他们并肩站在群众面前，是在实践中放弃了从思想和组织上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起义，这点无论它是提前一个月还是推迟一年发生都是如此。为了确保无产阶级群众的公开起义不至于在迟来的寻找道路和领导权的过程中四分五裂，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甚至现在就必须学会接受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的全部范围，以及同各种考茨基主义和妥协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一个真正的革命派，即共产主义者，必须对抗所有优柔寡断且半信半疑的教条主义者、鼓吹者和消极的团体，巩固自己公开的、半公开的和严格的阴谋家的立场——首先是思想上的，然后是组织上的。何时与公开的和变相的考茨基派正式分裂，或将他们从工人党的队伍中驱逐出去的时刻，当然要视情况而定。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整个政策必须以这个方向为导向。
……所以，我认为这本书仍然没有过时——这对我来说非常遗憾，即使对作为作者的我来说不是如此，对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我来说也是这样。
1920年6月17日
注释：
[1]1920年7月21日至8月6日，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会议除外）。39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大会。169名代表有决定权，49名代表有审议权。代表大会有152名共产党员，其余代表被归类为“同情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达到顶峰。所以，退出第二国际的（德国独立党、英国独立党、法国社会党等）社会民主党中派（考茨基派）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提出加入第三国际。大会议程如下：（1）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前后共产党的作用和组成；（2）工会和工厂委员会；（3）议会制问题；（4）民族和殖民地问题；（5）土地问题；（6）与“中派”的新派别有关的立场及其加入国际的条件；（7）共产国际章程；（8）组织问题；（9）共产主义青年运动；（10）选举。
本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辩论围绕执行委员会制定的21个条件展开。
这些情况导致中派政党分裂；他们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终于加入了共产国际，而机会主义分子则溜进了黄色的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无论是在其代表性还是在辩论的性质上，都证明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2]费尔南·洛里奥（FernandLoriot，1870年10月10日—1932年10月12日），生于奥恩省瑟通镇（Ceton），1901年参加法国社会党（Partisocialistefrançais，PSF），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ère，SFIO）。1906年参与创建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utravail,CGT）旗下的教师联合会，1912年担任教师联合会全国司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8年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2年因白血病逝世。——中译者注
[3]莫纳特是目前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底加入共产党）。他战前革命工团主义分子，在战争期间召集了工人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反对派核心，反对社会主义和职业阵营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战后，莫纳特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但脱离了共产党。1922年冬天弗洛萨尔集团离开后，他不再游离于党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皮埃尔·莫纳特（Pierre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VieOuvrière）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yndicalistes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Révolutionprolétarienne）杂志。
〔中译者补注2〕吕多维克—奥斯卡尔·弗洛萨尔（Ludovic-Oscar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1913年因公开反对军国主义而被开除教职。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在党内是中派。1918—1920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于1921—1923年担任总书记。1922—1923年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1月1日因拒绝退出共济会以及拒绝接受共产国际关于要求他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合作的要求而辞职，随即退党，另行组建统一共产党（Particommunisteunitaire）。1924年同另一个小团体合并为共产主义社会党（Partisocialistecommuniste）。后返回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8—1942年当选国民议会下议院议员。1932—1935年任朗香（Ronchamp）市长。1935年退党。1935—1936年任劳工部长。1936年参加共和社会主义者联盟（Unionsocialisterépublicaine）。1938年1月18日—3月10日任国务部长，同年3月至4月任新闻部长，4月10日至8月23日任公共工程部长。1940年3月21日——6月27日再次担任公共工程部长，同年6月兼任运输部长。1940年7月投票赞成贝当出任国家元首。法国沦陷后拒绝进入维希政权工作，但仍留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二战结束后，在法庭上被判无罪。1946年去世。。
[4]罗斯默与莫纳特走了相同的政治活动道路。前者不同于后者，在1919—1920年就打破了工团主义的偏见，并在1920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随后几年，罗斯默在法国共产党内积极捍卫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法共左派领导人之一。——俄文版编者注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5]乔利蒂派追随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老领袖乔利蒂。在1914年战争期间，乔利蒂坚持认为意大利不应参战。乔利蒂曾多次担任总理。现在他反对墨索里尼。——俄文版编者注
乔万尼·乔利蒂（GiovanniGiolitti，1842年10月27日—1928年7月17日），意大利政治家。早年加入“历史性左派”（HistoricalLeft）。1881—1928年任意大利王国议会议员。1890年任财政部长。1892—1893年、1901—1903年、1903—1905年、1911—1914年、1920—1921年任内政部长。1892—1893年、1903—1905年、1906—1909年、1911—1914年、1920—1921年五次担任意大利王国首相。——中译者注
[6]屠拉蒂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最初几年，屠拉蒂是社会党左派。在随后的政治活动中，他是意大利改良派的领袖。早在战争期间，他就反对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反战路线。近年来，屠拉蒂领导公开的社会叛徒。塞拉蒂派脱党后，他成为意大利社会党的领袖，实际上此时的社会党已经勾结法西斯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菲利波·屠拉蒂（FilippoTurati，1857年11月26日—1932年3月29日），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创始人之一，改良主义者，一战期间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2〕贾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Menotti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中译者注 |
第九章卡尔·考茨基，他的学派与著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九章卡尔·考茨基，他的学派与著作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鲍威尔、伦纳、希法亭、马克斯·阿德勒[1]、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过去常常与考茨基学派对立，认为后者用隐蔽的机会主义来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这是彻底的历史误解，欺骗了一些人很长时间，但最终真相大白：考茨基是奥地利式冒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最有成就的代表。马克思的实际学说是行动、进攻、发展革命力量、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法则，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却变成了被动和逃避、庸俗历史和保守的学派。也就是说，它缩小了自己的任务范围，只负责解释和证明，而非指导行动和推翻，沦为当下议会和机会主义需要的仆人，用狡猾的诡辩取代辩证法。最后，他们尽管还说着革命的漂亮话，但还是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最可靠的支柱，支撑着它上面的祭坛和王座——如果后者坍塌落入深渊，那也不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过错。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厌恶和恐惧革命行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释昨天得到的深邃思想，也有勇气预言明天。但它较少思考今天——这是大行动的先决条件。对它来说，今天总是被琐碎的机会主义忧虑带来的压力迷惑，然后这点就被解释为过去和未来之间不可改变的联系。
在发现主动性被妨碍，革命行动被阻挠的原因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是不遗余力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术性的、虚荣的有关被动与投降的理论。当然，正是在奥地利，这个被徒劳的民族矛盾困扰着的巴比伦，体现了生存与发展之不可能的国家，诞生和巩固了丧失行动能力的伪马克思主义，绝非偶然。
最出风头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某种“个性”。他们经常在各种问题上意见相左。他们内部甚至有政治分歧。但总的来说，他们同根生。
卡尔·伦纳是这类人中最出风头、最花哨、最自恋的代表。他文学模仿方面的天赋——或者换个词，风格造假，是出类拔萃的。他周日的“五一”文章运用了最革命风格的文字。由于文字和它们的组合在一定范围内有着自己的生命力，伦纳的文章点燃了许多工人心目的革命火焰，而作者自己显然从来都不知道。
从奥匈帝国文化的混杂性上看，伦纳同他的兄弟们相比，更加追求外表、等级和头衔。从本质上讲，他始终只是一个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帝国皇室官员罢了。
伦纳曾写过有关卡尔·马克思的革命悲怆文章，后来一转成为一个歌剧式的总理，阐述自己对北欧君主的尊敬与爱戴之情——这是历史上最为合理的悖论之一的代表了。
奥托·鲍威尔比伦纳更具学者风范，更单调，更严肃，更无聊。不能说他没有阅读书籍、收集事实并得出结论的能力——这是就他人进行的实际政策给他留下来的那些任务而言。鲍威尔没有政治意志。他的主要技艺在于笼统地切割最尖锐的实际问题。他的思想（政治思想总是与意志并存的）缺乏勇气。他的作品始终只是大学研讨会中天才学生学术作品的汇编。他的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奥地利机会主义者最可耻的行为和德奥社会民主党面对有产者政权时最卑微的奴性。他有时会恭敬地反对形式，但总是同意实质。当他在反革命斗争中引用了一堆反对革命行动的论据和事实，才能说他表现出了一种政治气质和能量。他最辉煌的那个时期（1907年后）还太年轻，当不了议员，而是担任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秘书，为党团提供材料、数据、思想的代用品，指示并写笔记，似乎以伟大行动的鼓舞者自居。实际上，他只是代议制机会主义者的替代品和造假者。
马克斯·阿德勒代表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相当复杂的一类人。他是一个抒情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消极哲学的抒情诗人，就像伦纳的政论家和律师、希法亭的经济学家、鲍威尔的社会学家那样。马克斯·阿德勒心满意足地接纳了维也纳小市民式社会主义和哈布斯堡国家的框架，但还是被塞进了一个立体的世界。他代表的那种人混合了浅薄的宣传、政治的耻辱、徒劳的哲学努力，以及廉价的、纸上谈兵式的理想主义，散发着淫荡的、令人厌恶的气息。
鲁道夫·希法亭和其他人一样就是个平庸之辈，他几乎是作为一个造反者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但却是一个具有奥地利“气质”的造反者，也就是说，随时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法亭把培养了他的奥地利政治的外在流动性和小题大做误认为是革命的主动性；在长达十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温和地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但他很快就丢掉了奥地利—维也纳人的那种大惊小怪，很快就服从了柏林的机械节奏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动的精神生活。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到了一个纯粹的理论领域，在那里确实没说过一句举足轻重的话——没有一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领域说过一句举足轻重的话，但他还是在那里写了一本算是比较严肃的书。他背着这本书，就像一个挑夫挑着重担一样，进入了革命时代。但是，即使是最有学问的书也不能替代意志、主动性、革命天赋、政治决心，没有这些，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希法亭接受过医学训练，很容易有警惕性；尽管他受过理论训练，但在政治领域确实最原始的经验主义者。对它来说，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不跳出过去遗留给他的困境，为保守主义和小市民的浮躁找到科学的、经济的辩护。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代表的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最缺乏平衡的一类人。他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气质。在与奥地利条件下存在的不安定因素进行的浅薄的、令人疲惫的斗争中，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让他的讽刺性怀疑主义破坏了其世界观里完全革命性的基础。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气质使他多次与父亲建立的学派对立。在很多时候，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似乎革命性地拒斥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过去是，现在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完成。他的爆炸性的革命性标志着奥地利机会主义对急剧崩溃的绝望——它不时担心自己的消失。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骨子里就是怀疑论者：他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群众的行动能力。当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军队取得大胜，走到波茨坦广场号召被压迫的群众公开战斗的时候，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却走进一家资产阶级餐馆，在那里杀死了奥地利的首相。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用他唯一的一颗子弹试图结束自己的怀疑主义，但没有成功。在这种歇斯底里的努力之后，他愈发迷茫。
黑黄色的社会爱国主义匪帮（奥斯特里茨[2]、莱特纳[3]等人）向恐怖分子阿德勒洒下了他们懦弱而悲情的所有泔水。但是当尖锐的时刻过去，浪子带着烈士的光环从苦役监狱回到自己的父辈家中时，他以这种形式证明了他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双重、三重价值。恐怖分子的金色光环被党内经验丰富的造假者蚀刻成了光亮剔透、蛊惑人心的纪念币。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群众面前成为了奥斯特里茨案和伦纳案的宣誓担保人。所幸，奥地利工人越来越觉得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感伤和抒情、伦纳的高调粗俗、马克斯·阿德勒的高调无能和奥托·鲍威尔那分析性的自以为是是一回事。
在革命时代的伟大任务面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彻底暴露了思想的懦弱性。希法亭在把苏维埃制度纳入艾伯特—诺斯克宪法的不朽尝试中，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精神，而且还表达了整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精神。随着革命时代的到来，该学派试图成为考茨基的左翼，就像革命前它在考茨基的右翼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斯·阿德勒关于苏维埃制度的观点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维也纳的折衷主义哲学家承认了苏维埃的价值，甚至有勇气收养它们。他明确宣称它们是社会革命的机器。当然，马克斯·阿德勒是支持社会革命的。但他可不支持暴力的、街垒的、恐怖的、血腥的革命，而是理智的、经济的、平衡的、合法的、合乎哲学的革命。
苏维埃并不符合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但是，马克斯·阿德勒并没有被这个事实吓倒。（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有不少白痴认为这是苏维埃制度的巨大缺陷！）相反，作为工会律师和社会革命的法律顾问，马克斯·阿德勒甚至觉得权力的合并是一种优势，认为苏维埃能直接表达无产阶级的意志。马克斯·阿德勒赞成无产阶级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不认可他们通过苏维埃直接夺取权力。他提出了一个更可靠的方法。在每个城市、地区和街道，工人苏维埃必须“控制”警察和其他官员，将“无产阶级的意志”强加给他们。然而，在塞茨、伦纳和考茨基的共和国中，苏维埃的“国家法律”地位将是什么？对此，我们的哲学家回答道：“工人苏维埃最终将尽可能掌握较多的国家法律权力，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确保了这种权力。”（《工人报》，第179号，1919年7月1日）
无产阶级苏维埃应该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机构，就像以前根据改良主义的理论，所有无产阶级组织都应该成长为社会主义一样，然而，由于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未曾预料到的四年闹剧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在没有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无法有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另一方面，苏维埃有计划地进行社会革命的前景——不通过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方案出现了。
为了确保苏维埃不会在地区和街道的任务中陷入困境，勇敢的法律顾问建议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及其走卒依然掌握政治权力。但在地区和街道，苏维埃控制着法警和警察。为了安慰工人阶级，同时集中其思想和意志，马克斯·阿德勒在星期天宣读关于苏维埃的国家—法律地位的论文，就像过去他宣读关于工会的国家—法律地位的论文一样。
马克斯·阿德勒承诺：“这种方式可以调整工人苏维埃的国家—法律地位。国家公共生活的整个路线会保证它们的分量和重要性，而且，在没有苏维埃专政的情况下，苏维埃制度将获得一种影响力，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也不可能有这种影响力；同时，要取得这种影响力，不必掀起政治风暴，不必破坏经济。”（同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方面，马克斯·阿德勒仍然坚守奥地利的传统：在不与检察官先生争吵的情况下进行革命。
这个学派的开山鼻祖和最高权威是考茨基。他在一丝不苟地维护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监护人的声誉的同时，特别是在德累斯顿单方会谈和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不时地反对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最妥协的活动。像已故的维克多·阿德勒一样，鲍威尔、伦纳和希法亭——所有人都认为考茨基太过迂腐，太过笨拙，但却把他当成是无为主义教会的德高望重、还能发挥余热的教父和导师。
考茨基在自己的学派达到革命高潮时，即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开始忧心忡忡。当时他认识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并试图让德国工人阶级来学习俄国大罢工的经验中得出的理论结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崩溃立即阻止了考茨基向激进主义发展。在德国，他越是直接面临群众行动的论题，就越是拐弯抹角。他停滞不前，步步后退，丧失信心，越来越像一个迂腐的学究。帝国主义战争扼杀了所有的不确定性，直截了当提出了所有问题，暴露了考茨基的彻底政治破产。他立即在投票支持战争拨款这一最简单的问题上无可奈何地纠缠了起来。此后他的所有著作都代表了同一主题的变体：“我和我的困惑。”俄国革命最终杀死了考茨基。他一步步倒退，最终敌视无产阶级11月的胜利。他不可避免地投靠了反革命的阵营。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历史天赋。他写出的小册子越多，就越沦为资产阶级市场的低俗文学作品。
我们拆开的考茨基的书，发现它在外表上具有所谓客观科学著作的所有属性。考茨基以他特有的全部彻底性来调查红色恐怖问题。他首先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背景条件，以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促成残暴和人性发展的生理和社会原因。在一本专门讨论布尔什维主义的书中，共有154页涉及到这个问题。考茨基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我们最遥远的类人祖先以什么为食，并推测在主要吃植物性食物的同时，这个类人祖先也吞食昆虫，也许还吃一些鸟类（见第85页）。简而言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明显是素食主义者的祖先会产生像布尔什维克这样嗜血的后代。这就是考茨基提出问题的坚实的科学基础！
但是，这类作品的经院学术外衣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恶毒的政治小册子。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欺骗性和无良的书之一。乍一看，考茨基从哈瓦斯、路透和沃尔夫[4]的丰富餐桌上听到了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最卑鄙的消息，从而在他的学者头罩下露出了奸商的耳朵，这难道不令人咂舌吗？但这些未加修改的细节，只不过点缀了一下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领导党的生硬学术谎言的帷幕。
考茨基用最黑暗的语气描绘了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残酷，说资产阶级“没有表现出抵抗的倾向”。
考茨基丑化了我们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无情，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不同色调”。
考茨基把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描绘成一塌糊涂的局面。
考茨基把苏维埃工人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俄罗斯工人阶级都描绘成一群自负的人、闲人和懒人。
他闭口不谈俄国资产阶级背叛民族的空前卑劣的行为。它出于“教学”目的将里加[5]交给德国人；它也准备割让彼得堡；它呼吁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罗马尼亚、英国、日本、法国、阿拉伯和黑人等外国军队反对俄国工人和农民。它用协约国的钱从事阴谋和暗杀活动；它利用封锁，不仅让我们的孩子快饿死了，而且还系统地、不知疲倦地坚持在全世界传播闻所未闻的谎言和诽谤。
他闭口不谈11月政变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政府对我党施加的卑鄙虐待和暴力。关于根据有利于霍亨索伦德国的间谍条款对党的几千名有责任感的工人进行刑事起诉，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了资产阶级所有阴谋，关于他们与沙皇将军和海军将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合作，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受协约国委托进行的恐怖行为，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用外国使馆的钱在我军组织的起义（这些起义在反对帝国主义君主帮的斗争中流产了），他只字不提。
考茨基还对以下事实只字不提：我们不仅多次宣布，而且在实践中证明我们准备为国家争取和平，哪怕是以让步和牺牲为代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被迫在各条战线上艰苦奋战，以保卫我们国家的生存，避免它成为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考茨基对以下事实只字不提：在这场英勇的斗争中，我们正在捍卫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俄国无产阶级必须花费自己的主要精力、最好和最宝贵的力量，暂时放下经济和文化建设。
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甚至没有提到，先是德军国主义在谢德曼的协助和考茨基的纵容下，然后是协约国的军国主义在雷诺德尔的协助和龙格的纵容下，两者都用铁一般的封锁线包围了我们。他们占领了我们所有的港口，切断了我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通过雇佣兵白匪军占领了富饶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切断了我们与巴库石油、顿涅茨克煤炭、顿河和西伯利亚粮食还有突厥斯坦棉花的联系。
考茨基对以下事实只字不提：在这些空前困难的条件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停地与敌人英勇斗争——近三年来，在8000俄里的战线上进行了战斗。俄国工人阶级成功地用剑代替了锤子，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为了这支军队，它动员了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的工业。而且，尽管国家已被破坏，世界上的刽子手注定要封锁苏维埃俄国，要挑起内战，但在这三年来，俄国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和手段，为数百万军队提供了衣服、食物、武器和运输工具，而这支军队已经学会了取胜。
考茨基在他关于俄国共产主义的书中对所有这些情况都保持沉默。而他的沉默是一个基本的、大写的、极其重要的谎言——不错，都是消极的，但比国际资产阶级新闻界所有骗子主动说的谎言综合起来还要罪恶，还要可恨。
在诽谤共产党的政策时，考茨基没有任何地方说他实际上想要什么或提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舞台上并不是一枝独秀。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会不停看到，一些人在掌权，一些人在当反对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少于五个流派）、孟什维克（不少于三个流派）、普列汉诺夫派、最高纲领派[6]、无政府主义者……所有“社会主义的色调”（用考茨基的语言）都果断地试验了自己的力量，展示了他们想要和能够做到的东西。这些“色调”五花八门，以至于很难让人在相邻的色调之间插上一把刀子。这些“色调”的来源并非偶然：可以说，它们代表了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在最伟大的革命时代下的各种变体。考茨基面前的政治按钮看上去已经非常充足，可以指出赋予俄国革命正确性的马克思主义色调的那个按钮。但考茨基却沉默不语。他拒绝了让他听着头疼的布尔什维克曲子，却并没有寻找另一种曲子。原因很简单：这位苍老的演奏者根本就拒绝演奏革命的乐器。
注释：
[1]马克斯·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误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问题》（MarxistischeProbleme）中，他指责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并用伊曼纽尔·康德的唯心主义知识理论“纠正”马克思。马克斯·阿德勒鲜明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堕落程度，并且拒绝革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问题上，马克斯·阿德勒是考茨基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在他的小册子《浪漫主义原则》（PrinzipoderRomantik）中，他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整个国际主义如果不以和平理念作为内政外交的中心，那么必然而且仍是乌托邦。”阿德勒闭口不谈促进阶级斗争和内战的必要性。——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马克斯·阿德勒（MaxAdler，1873年1月15日—1937年6月28日），奥地利律师、哲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中译者注
[2]奥斯特里茨是奥地利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狂热支持社会沙文主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弗里德里希·奥斯特利茨（FriedrichAusterlitz，1862年4月25日—1931年7月5日），奥地利记者。1887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95—1931年任《工人报》主编。1919—1931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19—1929年任宪法法院终身法官。1931年在维也纳病逝。
[3]莱特纳与奥斯特里茨两人的政治特点相同。——俄文版编者注
[4]哈瓦斯社、路透社和沃尔夫社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通讯社，垄断了从世界各地收集的信息的传播。它们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的机构，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肆意歪曲俄国革命，编造了最荒谬的谣言：关于俄国共产党内部矛盾，关于人民起义反对苏维埃政权，以及关于红军崩溃之类的废话。它们很大程度促成了欧洲民主团体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哈瓦斯社，是世界上第一家新闻通讯社，今日法新社的前身。
[5]德国人占领里加。1917年夏天，某些俄国将领默许德国占领里加。这些将军希望德国突破彼得格勒，以此阻止革命进一步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6]最高纲领派是1904年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1906年10月在芬兰奥布市召开成立大会，组成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最高纲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地社会化的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最高纲领派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声明，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而斗争的主要手段是个人恐怖。1907年，在恐怖行动接连失败和大批人员遭到逮捕以后，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1917年10月，最高纲领派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最高纲领派参加了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久即告分裂，一些人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另一些人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于1920年4月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中译者注 |
第八章劳动组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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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劳动组织的问题
苏维埃政权与工业
关于劳动组织的报告
劳动义务
劳动的军事化
劳动军
统一经济计划
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
报告的结语
苏维埃政权与工业
如果说在苏维埃革命的第一个时期，资产阶级世界的主要指摘针对的是我们的残酷与嗜血，那么到后来，当这种经常使用的论据变得迟钝并失去力量的时候，我们被认为主要应该对国家的经济混乱负责。为了与自己目前的使命相协调，考茨基有条不紊地使用冒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翻译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破坏俄国工业生活的一切指责：布尔什维克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了公有化；对尚未成熟的东西进行了公有化；最后还有俄国工人阶级根本还没有准备好管理工业等等。
通过重复并组合这类指摘，考茨基以蠢货般的顽强精神掩盖住了我们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的屠杀、内战和封锁。
苏维埃俄国在成立初期的那几个月里就发现自己被剥夺了煤炭、石油、金属和棉花。首先是奥德帝国主义，然后是协约国帝国主义，在俄国白卫军的协助之下，从苏维埃俄国切走了顿涅茨克的煤炭和冶金矿区，高加索的油田地区，拥有棉花的突厥斯坦，拥有最丰富的金属资源的乌拉尔，以及拥有面包和肉类的西伯利亚。顿涅茨克矿区通常为我国工业提供了94%的煤炭燃料和74%的黑色金属。乌拉尔地区则提供其余26%的金属和6%的煤炭。在内战期间，我们失去了这两个区域。我们失去了五亿普特从国外运过来的煤炭，也失去了石油——每一块油田都落到了我们的敌人手中。只有在我们真的掌握铜块的时候，一个人才能讨论“不合时宜的”、“野蛮的”等等的公有化对工业的影响，而这一工业已经被剥夺了燃料和原材料。无论企业属于资本家的托拉斯还是工人国家，无论工厂是否进行了公有化，在没有煤和油的情况下，它的烟囱里都还是不会冒烟。关于这一点哪怕看下奥地利，或者德国本身，都能弄清楚。按照考茨基的最好的方法来经营的一家织布厂——假设考茨基的方法除了自己的墨水瓶以外，什么都可以管理，没有棉花便生产不出棉布。我们也同时被剥夺了来自突厥斯坦和美国的丝供应。除此之外，如前所述，我们没有燃料。
当然，封锁和内战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变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由此认定，英、美、法之所以要来封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土匪行径之所以会造成巨大破坏，都是因为苏维埃经济方法不合适。
革命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其狼吞虎咽的后勤需求，给我们年轻的工业带来的负担，比它带给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负担要沉重得多。我们的运输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铁路的运转量大大增加，其磨损也相应大大增加，而其维护却被严格控制在最低限度。燃料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清算时刻更加迫近。我们几乎同时丧失了顿涅茨克、外国的煤炭和高加索的石油，所以被迫在运输领域中改用柴火。而现有的柴火库存根本就不是为此而生的，我们不得不使用备用的原木来烧热机车，而这对已经磨损的蒸汽机车的机械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因此，我们看到，运输崩溃的主要原因都发生在1917年之前。但那些与十一月革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原因，也属于革命的政治后果，但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约束社会主义经济方法。
当然，政治动荡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运输和燃料方面。如果说世界工业在近几十年来日益转变为一个单一的有机体的话，那么国家工业就更是如此了。同时，战争与革命在各个方向上都机械地肢解并切散了俄国工业。早在沙皇专制时期，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彼得堡的工业就开始遭到破坏。克伦斯基时期，这一破坏还在继续，并蔓延到了越来越多的地区。无休止的疏散意味着，在工业被破坏的同时交通也被破坏了。在内战期间，由于前线的频繁移动，疏散工作变得更加火急火燎，因此其破坏性也就更大了。每一方都暂时清空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中心，采取一切措施使敌人无法使用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所有有价值的机器，或至少其最精密的部件，连同技术人员和最好的工人一起被带走了。工业被疏散之后，就会被遣回原地，而这往往彻底破坏了被运输的财产和铁路。一些关键的工业地区——特别是乌克兰和乌拉尔——数次易手。
此外，在技术设备前所未有地遭到破坏的时候，曾经在我国工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外国机器流入完全停止了。
但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双重打击下，遭受可怕损失的不仅仅是无生命的生产要素——建筑物、机器、铁轨、燃料和原料，它的主要因素，其活生生的创造力量——无产阶级，遭受的损失即使不比那些生产要素更大，那也不比它们小了。它进行了十一月政变，建立并保卫了苏维埃政权的机构，而且还和白卫军展开了持续的斗争。熟练工人一般来讲同时也是最先进的工人。内战使数万名最优秀的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从事生产性工作，而其中有数千名再也回不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受的是最重的牺牲，而工业遭受的牺牲也是最重的。
苏维埃国家在其存在的两年半里，在应付战争方面集中了全部注意力，把最好的力量和主要的资源都送去前线了。
阶级斗争在总体上打击了工业。在考茨基之前，所有鼓吹社会和谐的哲学家早就已经指责过这点了。在简单的经济罢工中，工人们消费，但不生产。阶级斗争对经济更深刻的打击是以其最激烈的形势——武装斗争造成的。但很显然，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内战归咎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头上。
上述原因足以用来解释苏维埃俄国的严峻经济形势了。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没有棉花，交通被破坏，技术设备被毁。活生生的劳动力分散在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前线，其中相当多都永远倒下了——还有必要在布尔什维克的经济乌托邦主义中寻找额外的理由来解释我们工业的衰退吗？相反，单独拿出上述的每一条理由，都足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这样的条件下，工厂车间活动怎么可能存在？
同时，这种活动主要以军事工业的形式存在，而军事工业现在靠其余的工业过活。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像重建军队一样在废墟中重建它。在这种空前困难条件下恢复了的军事工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红军不再衣不蔽体，有了鞋，有了步枪、机枪、大炮、子弹、炮弹、飞机和一切它需要的东西。
当和平的曙光开始显现的时候，也就是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失败之后，我们全心全意地开始着手经济组织问题了。而在这一领域里进行艰苦工作的3—4个月里，人们发现并确信，苏维埃政权由于其与群众的紧密联系，其国家机器的灵活性和自身的革命主动性，它拥有其他国家不曾拥有的重建经济的资源和方法。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劳动组织领域面临着全新的问题与困难。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也不可能直接回答这些现有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经验来找到解决方案，并且在经验中校正它。考茨基之流比苏维埃政权正在解决的巨大的经济任务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他们以孟什维主义的面目，脚步混乱，用资产阶级偏见和知识分子—官僚主义的怀疑态度来反对我们经济建设的实际措施。
为了让读者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劳动组织问题的实质，我们将在下面引用本书作者在第三届全俄工会大会上的报告[1]，为了更全面地阐明这一问题，演讲稿中还补充了作者在全俄国民经济会议大会[2]以及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3]上作的报告的重要摘录。
关于劳动组织的报告
同志们！内战即将结束。西线局势仍不明朗，波兰资产阶级有可能会向自己的命运发起挑战……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追求这种情况，战争也不再需要我们投入的那种吞没一切的力量了。过去我们在四条战线上就投入过这种力量。战争的可怕压力正在减弱。经济需求和任务越来越提上日程。历史把我们引向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组织劳动。组织劳动本质上是在组织新社会：每一个历史上的社会的基础就是其劳动的组织。如果说过去的每一个社会都是在为少数人的利益而组织劳动，并且这一少数人组织自己的国家强制力来对付压倒性多数的劳动者组织，那么可以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则是第一次尝试为了多数劳动者本身的利益来组织劳动。然而，这并不排斥一切形式的强制因素，包括最温和与最强硬的强制。义务、国家强制力的因素不仅还没有离开历史舞台，相反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会躲避劳动。勤奋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经济压力和社会培养中形成的。可以说，人是一种相当懒惰的动物。人类之所以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懒惰的本质。倘若人类不试图经济地消耗自己的力量，不尽可能用少量的能量来获得多的产品，技术和社会文化就不会发展了。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的懒惰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4]老头子，甚至把未来的人描绘成“一群幸福而天才的懒汉”。然而，我们绝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党和工会必须在自己的鼓动中把这种品质作为一种道德责任来宣扬。不，不！我们这里有懒惰，而且比我们需要的还多。社会组织的任务正是将“懒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培养其纪律性，用人类自己想出来的手段和措施来鞭策自己。
劳动义务
经济的关键是劳动力，无论是熟练的、经过基本培训的、半培训的、生手的还是干杂活的。制定出正确登记、动员、分配和投入生产的方法，意味着实际解决经济建设问题。这是整个时代的任务，一项巨大的任务。而下述事实加剧了这一困难：劳动必须在空前的衰落与骇人听闻的贫困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重建。
我们的机器设备越是破旧，铁路设施越是受到破坏，我们在近期内就越难以从境外获得大量机器，活生生的劳动力问题就越是重要。劳动力似乎很多。但是，怎么才能接触到他们？如何才能吸收他们参与工作？何时能够在生产上组织他们？我们连清理铁轨上的雪堆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鉴于目前纸币形同废纸，而且几乎完全没有来自制造业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大量使用劳动力从事开采木材、泥炭和页岩油的工作，就无法满足哪怕是对燃料的部分需求。内战严重破坏了铁路线、桥梁和车站建筑。需要几万甚至几十万工人，来进行这一切工作。为了进行大规模的伐木、泥炭采伐和其他的工作，就需要有工人宿舍，哪怕是临时的营房。同样，这也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建筑工作。需要有大量的工人来组织河运，等等……
资本主义工业大量依靠劳动力，这些辅助劳动力以农民工作为形式。被土地缺乏钳制住的农村，总是把一定的剩余劳动力抛向市场。国家通过要求纳税来迫使它这么做。市场向农民提供货物。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村里的土地增加了，农业机械供不应求，土地需要干活的，而现在的工业几乎不能给村子带来任何东西，市场对劳动力也不再有吸引作用。
同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劳动力。不仅工人，还有农民，都必须贡献苏维埃国家自己的力量，以确保劳动者的俄国以及劳动者本身不被压垮。若要吸引必要劳动力来完成经济任务，唯一途径就是引入劳动义务。
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劳动义务的原则本身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不劳者，不得食。”由于每个人都必须吃饭，所以每个人也都有义务工作。我国宪法[5]和《劳动法典》[6]中提到了劳动义务。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只是一个原则。只有在偶尔的、局部的、零星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到它。只不过到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国家经济恢复问题，劳动义务的问题才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都是把整个国家的居民都视为必需劳动力的储藏库——一个几乎取之不竭的来源，并以严格的制度对其进行登记、动员和使用。
如何在劳动义务的基础上实际地开始吸收劳动力呢？
到目前为止，只有军事部门有登记、动员、组织和转移大批群众的经验。这些技术方法和技能主要是从过往继承下来的。在经济领域没有这种继承，因为在那里起作用的是私有制法律原则，企业是从市场上雇佣劳动力的。自然，至少在刚开始的一段时期，我们会发现自己被迫需要大规模吸收军事部门的机器，以进行劳动动员。
我们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实现劳动义务：我们已经在众多的省、县、乡设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它们主要依靠军事部门的中央和地方机构提供支持。我们的经济中央——全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会为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制定要求。劳动义务总委员会则会接受这些要求，对其进行协调，将它与地方的劳动力源头结合起来，向自己的地方机构指派相应的勤务，并通过它们动员劳动力。在州、省和县内，地方机构独立展开这些工作，以满足地方的经济需求。
整个组织还处于其早期阶段。它仍然不完善。但路线无疑是正确的。
如果说组织新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组织新劳动的话，那么组织劳动同样也意味着实施全国的劳动义务。这项任务绝不仅限于实施组织和行政措施。它涉及到经济与日常生活的根本基础。它将面对的是强大的心理习惯和偏见。实施劳动义务，一方面意味着巨大的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意味着在实际方法中深思熟虑。
应该尽可能节省运用劳动力。劳动动员必须考虑到每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条件，以及当地居民的主要职业需求——农业上的需求。应该尽可能依靠当地居民过去的副业及零工。应该尽可能短距离调遣被动员的劳动力，即调遣到距离最近的劳动前线场所中去。调动的工人数量应与经济任务的规模相称。应及时向被动员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工具和粮食。应让经验丰富、头脑清晰的指导员领导他们。应该当场让被动员者相信，自己的劳动力得到了谨慎、节俭的运用，而不是被浪费。应该尽可能用劳动课程来代替直接的动员，比如说，某乡有责任限期交付一定数量的木柴，或者把某个量的铁送到某个车站，等等。必须特别认真地研究这一领域里不断积累的经验，给经济机构以大的灵活性，更多关注地方的利益和生活特点。简而言之，就是要明确、改进并完善动员劳动力的接收、方法和机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永远地认识到，劳动义务原则已彻底地、不可逆转地取代了自由雇佣的原则，就像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那样。
劳动的军事化
如果不一定程度使用劳动军事化的方法，那么劳动义务的实施就无法想象了。这个词直接让我们面对最大的迷信，听到反对派哀嚎。
要理解工人国家中劳动军事化的含义和方法，就必须理解军队本身是如何推进军事化的——军队，正如我们都记得的那样，在自己的初创期里并不具备必要的“军事”性质。在这两年里，我们为红军动员的士兵数量比我们工会的会员数量要少一些。但工会成员都是工人，而在军队里，工人约占15%，其余都是农民群众。然而，我们确信红军的真正建设者和“军事化专家”是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推举出来的先进工人。在前线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刚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时，我们一方面求助于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一方面求助于全俄工会委员会主席团。来自这两者的先进工人被派往前线，并在那里按照自己的形象与榜样建立红军——教育、锻炼并军事化农民群众。
现在必须清楚地回忆起这一事实，因为它一下子弄清了工农国家条件下的“军事化”概念。劳动军事化的口号被反复宣扬，并在西方和沙皇专制的资产阶级国家经济部门中得到了落实。但我们的军事化无论是在目标还是方法上都与这些实验不同，就像为解放而觉悟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与为剥削而觉悟并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有所不同一样。
在这一问题上出现的大多数偏见、错误、抗议和哀嚎都来源于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军事化与资产阶级军事化的历史形式半自觉半恶毒的混淆。孟什维克——俄国的考茨基之徒在他们提交给本次工会大会的原则性决议中表达的立场完全基于这种概念上的替换。
孟什维克不仅反对劳动军事化，也反对劳动义务。他们认为这些方法是“胁迫性”的，因而予以否定。他们宣传，说劳动义务等于劳动生产率低下，而军事化意味着漫无目的地掠夺劳动力。
“强制劳动总是生产率低下的”，这是孟什维克决议中的原话。这句话让我们直面问题的本质。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工厂中宣布战时状态并不是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也不是授权军事革命法庭惩罚那些盗窃对我们来说如此珍贵的材料和仪器或怠工的腐败工人是否可取的问题。不，孟什维克提出的问题比这些要深刻得多。他们声称强制劳动在任何时候都低下，从而试图把我们从我们目前过渡时代的所有经济建设之中连根拔起。如果没有革命专政，没有经济组织的强制形式，无法从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跨入社会主义经济。
孟什维克决议的第一段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呢？而且首先，他们是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的考茨基之徒也承认这点了？他们指责我国（这构成了我们之间分歧的基础）是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他们声称（这构成了他们政治学说的本质）在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共产主义者只是在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在领导国家前进，而是在让它退步。这是基本的分歧，是最深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其他的任何分歧都是由此而产生的。现在，孟什维克在其决议中最开头的条款中，顺便告诉了我们，我们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无需证明的事情。而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承认，看起来非常像意识形态上的彻底投降。但这种投降由于整个决议显示的那样没有给孟什维克施加任何革命义务而变得更加轻率，转瞬即逝。他们完全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承认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边缘之后，孟什维克更加猛烈的抨击这些方法——在当前的严酷而艰巨的条件之下，如果没了这些方法，就无法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他们跟我们说，强制劳动总是生产率低下的。我们要问：这里所说的强制劳动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他们针锋相对支持的是哪种劳动？很明显，答案是自由劳动。在这里提到的自由劳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是进步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与农民的不自由劳动——农奴制——和车间工匠定量的、受严格规定的劳动作斗争时提出的概念。自由劳动，意味着它可以在市场上被“自由地”购买，自由被归结为一种基于自由雇佣奴隶制的法律虚构。我们在历史上不曾见到过其他类型的自由劳动。让参加这次大会的那么几个孟什维克代表向我们解释一下，自由、非强制性的劳动如果不是意味着劳动力市场，那是意味着什么？
历史熟知奴隶劳动、农奴劳动以及中世纪行会中受严格规定的劳动。现在雇佣劳动统治着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花边小报都将其与苏维埃的“奴隶制”相对立，认为雇佣劳动是最高的自由。我们也相反，将规范化的社会劳动与资本主义奴役相对立，前者的基础是全体人民都必须履行、因而对国家的每个工人都具有强制性的经济计划。没有这些，就无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物质的、有形的强制因素或多或少，取决于许多条件：国家的贫富程度、旧时代的遗产、文化水平、交通与行政机器的状况，等等。但义务，还有强制性，是遏制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公有化以及在统一计划基础上重建经济的必要条件。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最终意味着市场。资本家能否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劳动力，是衡量劳动自由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不仅不适用于未来，也不适用于过去。
如果认为农奴制时期棍棒底下出劳力，每一个庄稼人背后都站着一位手执长鞭的监工，那是非常荒谬的。中世纪的经济形势产生于一定的生产条件，并创造了一定的生活形式。庄稼人逐渐习惯了这些形式，并在一定时期里认为这些形式是公正的，至少接受了它不可被改变的想法。当他在物质条件变化的影响下变得充满敌意时，国家就会以其物质力量来对付他，从而表现出其组织劳动的强制性质。
劳动的军事化基于这样的国家形式：如果没有这些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永远取代不了资本主义经济。我们为什么提到军事化？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但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比喻。除了军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组织认为自己有权利使公民服从自己，使自己的意志从四面八方笼罩住他们，就像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认为自己有权做而且正在做的那样。只有军队（正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民族、政府和统治阶级的生死问题）才有权要求每个人——各种各样的人完全服从自己的任务、目标和法令。而且，军事组织的目标越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越能得到实现。
目前，劳动战线正在解决苏维埃俄国的生死问题。我们的经济组织，以及与其同在的专业—生产组织，有权要求其成员拥有迄今为止只有军队才会要求的全部忘我精神、纪律和执行力。
另一方面，劳资关系并非仅仅建立在“自由”合同的基础之上，还包含了国家调节和物质强迫的强大要素。
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给劳动自由的虚构带来了某种非常片面的真实性，但我们通过摧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最终消除了这种被辛迪加和托拉斯最小化了的竞争。孟什维克口头上承认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意味着从基于买卖竞赛、市场价格和工资变动的自发性劳动力分配方式过渡到由县、省和全国的经济机构对工人进行的有计划的分配。这种计划分配的前提在于被分配者要服从国家的经济计划。这就是劳动义务的实质，它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纲领之中，成为其基本要素。
如果说计划经济在没有劳动义务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可以说，不取消劳动自由的虚构，不以义务原则来取代它的话，也是不可想象的——后者是以强制的现实性作为补充的。
自由劳动比强制劳动更具生产率的说法，完全适用于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但是，要想把这一真理延续下去，并将其应用在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的话，就首先得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说，首先得做一个考茨基主义者。如果强制劳动真的像孟什维克决议提到的那样无条件拉低生产率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建设就注定要失败。因为除了威严地支配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手段以外，除了按照全国计划集中分配劳动力以外，我们没办法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认为自己有权把每个工人送到需要他进行工作的地方。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会否认工人国家有权严惩拒绝执行劳动勤务的工人。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孟什维克所谓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纯乳白色的——没有粮食垄断，没有市场的消灭，没有革命专政，也没有劳动的军事化。
没有劳动义务，没有命令和要求执行的权利的话，工会将会变成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因为，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来说，不需要工会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这是整个社会与国家组织的任务），而需要它们为了生产而组织工人阶级，对某些类别以及个别的工人进行教育、纪律培养、分配、分组，并限期把他们安排到指定的岗位——简而言之，通过与国家携手合作，有力地将工人纳入统一经济计划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捍卫劳动“自由”，就意味着在一个交通、粮食和设备被严重破坏的饥饿国家内坚持一个贫困且无助、没有对更好条件的寻求、从工厂到工厂杂乱无章地转移的状态。把资产阶级的劳动自由与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起来的荒谬企图，除了完全解体工人阶级并让经济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以外，还能产生什么结果呢？
同志们，由此可见，在我指出的基本意义上的劳动军事化不是个别政治家的发明，也不是我国军事部门的发明，而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中用于组织劳动力和并培养劳动力纪律的一种无法避免的方法。这种方法意味着强制分配劳动力，让劳动力在一段时间内依附于某一部门或企业，并借助全国经济计划来管理劳动力。如果，所有这些形式的强制，如孟什维克决议写道的那样，总是无条件拉低劳动生产率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毫无希望了。因为社会主义无法建立在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基础之上。每个社会组织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劳动组织。如果我们新的劳动组织拉低生产率，无论我们如何装点它，制定什么措施来拯救它，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都是必死无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说，孟什维克对军事化的反对论据是在把我们引向劳动义务与它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这些根本问题。强制劳动真的总是缺乏生产率的吗？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最可悲、最庸俗的自由主义偏见。整个问题在于，这些强制是由谁推行，适用于谁，为什么进行——哪个国家，哪个阶级，什么条件，什么方法？农奴的组织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进步，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就是劳动力在市场上可以被自由买卖的时代，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自由劳动与整个资本主义一起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自爆了。全世界的经济陷入了血腥的无政府状态、骇人听闻的震荡、积贫积弱和人民群众死亡的时期。在这些条件下——当自由劳动的成果被破坏的速度十倍于它被创造的速度时，自由劳动的生产率还值得一提吗？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续的情况表明，社会不可能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继续存在。或者，也许有人掌握了如何将自由劳动从帝国主义的白热化中解脱出来的秘密，也就是将社会发展倒退五十或一百年？倘若事实证明，取代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因而也是强制性的劳动组织导致了经济的倒退，这就意味着我们整个文明的崩溃，意味着人类倒退到野蛮时代。
所幸，不仅对苏维埃俄国，而且对全人类来说，强制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会拉低劳动生产率哲学，只不过是姗姗来迟的自由主义陈词滥调。劳动生产率指的是社会条件下的最为复杂的组合的生产量，且根本不由劳动的法律形式衡量或预先决定。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组织并教育集体中的人类为实现更高的生产率进行劳动的历史。正如我之前斗胆而说的那样，人是懒惰的。也就是说，他会本能地努力去以最少的精力去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没有这种努力，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是检验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准的，每一种社会关系的新形式都必须经得起这一试金石的考验。
“自由”劳动，即自由雇佣的劳动，其生产率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因为长期应用了劳动组织和劳动教育的方法，才逐渐达到了高生产率。这种教育包含了各种方法与技术，而这些方法与技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先是用棍棒把庄稼人赶到了大街上，事先抢了他的土地。当庄稼人不想在工厂里工作时，资产阶级就会用烧红的铁烫他们的额头，把他们吊起来，关进监狱，最后，再让被赶出农村的流浪汉习惯于工厂中的机器。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劳动在物质条件和法律环境上与苦役劳动差别仍然不大。
在不同的时代中，资产阶级以不同的比例混合了意识形态作用的压迫方法与烧红的铁——首先就是牧师的宣传。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就改革了由封建制度维护的旧的天主教，并以宗教改革的面貌将新宗教为自己运用。宗教改革结合了自由灵魂、自由贸易与自由劳动。它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牧师，这些牧师成了资产阶级的精神管家和忠诚的考勤员。资产阶级将学校、出版社、市政厅和议会改编为工人阶级思想的加工厂。各种形式的工资——日结、计件、集体协议，都只是资产阶级随时可用的对无产阶级进行劳动驯养的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劳动奖励和对功利主义的煽动。最终，甚至连工会，这一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资产阶级也能够掌握并广泛利用于使劳动者严守秩序了，在英国尤其如此。它驯化了工人领袖，并通过他们向工人灌输和平有机劳动的必要性，给他们灌输严格遵守自身义务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态度。所有这类工作的最终产物则是泰勒制[7]，它结合了生产过程中的科学组织要素与剥削制度最集中的手段。
由此可见，自由雇佣劳动的生产率并不是历史赋予的，不是现成的盘中餐。相反，它的产生，是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长期持续的压迫、教育、组织和奖励政策。它一步步地学会了从工人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而它手中的有力工具之一，就是宣布自由雇佣是唯一自由、正常、健全、生产率高并有救赎作用的劳动形式。
历史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本身就能保证自己具有生产率的劳动的法律形式。劳动的法律外壳符合时代的态度与观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技术力量增长，离不开劳动教育，并且需要劳动者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资料与新的社会关系形势。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意味着在新的基础上组织劳动者，使他们适应这些基础，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不变目标对他们进行劳动的再教育。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次自我教育。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连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常识都不明白。
我们如何再教育劳动者？我们对劳动者再教育的方式，比资产阶级的那些宣传要广泛得无可比拟，而且开诚布公，不掺杂谎言。资产阶级不得不自欺欺人，把自己施加的劳动说成是自由的，而实际上它不仅是社会强加的劳动，还是奴隶般的劳动。因为这是大多数人为少数人利益的劳动。而我们，则是为了劳动者自身的利益来组织劳动。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有动机去隐瞒或掩饰劳动组织的社会强制性质。我们不需要教士式、自由主义的或考茨基式的童话故事。我们开诚布公地对群众说，他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无条件的纪律，以及每个工人最精确的执行力，才能拯救、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使其进入繁荣的状态。
我们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不仅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进行宣传。劳动义务具有强制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工人阶级使用武力。倘若劳动义务遭到大多数劳动者的反抗，那它就会被破坏，苏维埃制度也会随之被破坏。在劳动者反对下进行的劳动军事化是军警暴虐制度[8]。按工人自己的意志进行的劳动军事化是一种社会主义专政。劳动义务和军事化并不像“自由劳动”那样强奸劳动者的意志，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义务星期六的形式出现的志愿劳动的兴盛最能说明这一点。这种现象以前从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工人用他们自愿的、无私的劳动——每周一次，或者甚至更频繁，生动地表明他们不仅准备好承担“强制”劳动，而且还希望给国家贡献一些剩余的劳动。义务星期六不仅仅出色地表现了共产主义团结，也最可靠地保证义务劳动会取得成功。需要借助宣传来阐明、扩大和深化这些真正共产主义的倾向。
资产阶级主要精神武器是宗教；我们的主要精神武器，则是公开启蒙群众，让他们了解真实的状况，传播自然历史和技术知识，让群众开始参与全国经济计划，在此基础上运用苏维埃政权拥有的所有劳动力。
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鼓动的内容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是一个谜，而我们则向群众揭开这个谜底。现在，苏维埃体制的机制向群众解答了社会之谜，吸引劳动者来参与管理的所有领域。政治经济学走得越远，就越有历史意义。研究自然和使自然服从人类的方法的科学被提上了首要日程。
工会必须最广泛地开展组织科学技术启蒙工作，以便使每个工人都能在自己的产业部门中接受理论知识，而后者将使他在改善了劳动并使劳动更具生产率的状态下继续劳动。公共出版物与国家的经济任务同等重要，这意味着它们不仅应该像现在这样鼓动劳动者提升自我，而还应该讨论并权衡具体的经济任务和计划，讨论解决它们的方式和道路，最重要的是检查并评价取得的成果。报纸要逐日跟踪最重要的工厂和其他企业的产出，记录成败，夸奖一些人，谴责另一些人……
俄国资本主义迟钝、缺乏独立性，所以具有寄生性。因此，同欧洲资本主义相比，俄国资本主义远未能培训和提升劳动群众的技术，他们的生产纪律化程度也较低。这个任务现在就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身上了。一位优秀的工程师、机械工人、钳工在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拥有和过去杰出的鼓动者、革命战士以及最近一段时间里最能干、最勇敢的指挥官和政委拥有的同等的名声和荣誉。大大小小的技术头领必须在公众的关注中占据中心地位。必须让那些不够了解自己的工作的坏工人因此而感到羞愧。
我们这里还存在着工资，并且它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工资就越需要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必需品，也因此将失去作为工资的特性。但现在我们还没富裕到这种地步。目前主要任务是增加产品的生产数量，其它所有的任务都要服从于这一任务。在这个困难时期，工资首先不会保证单个工人个人生存，而会评估单个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给工人共和国带来了什么。
因此，必须使现金和实物的工资尽可能地与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件和协议工资制度，还有泰勒制的应用等等，都是在通过榨取高额利润来加大力度剥削工人。而在公有制生产中，计件工资、奖金等措施的目的是增加社会产品的总量，从而相应增加总体福利。那些对总体利益贡献最大的工人有权比懒惰、马虎、散漫的工人获取更大份额的社会产品。
最后，工人国家既要奖励一些人，又不能不惩罚另外一些人，也就是惩罚那些公然扰乱劳动团结、破坏共同工作、严重损害国家的社会主义复兴的人。为实现经济目标而进行的镇压是社会主义专政的必要工具。
所有这些措施与其他的一些措施一道，必须确保提高生产中的进取意识。如果没有进取意识，我们甚至永远无法超过中等水平。进取意识建立在为生存而斗争的生活本能之上，在资产阶级秩序下具有竞争的性质。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进取意识不会消失。但随着生活必需品日益富足，进取意识将呈现出越来越无私、纯粹思想的性质。它将表现最大程度地服务于自己的村庄、县、城市或整个社会，并得到相应的回报——名声、感激和好感，或者，到最后，就仅是在意识到自己做好了工作后的内心满足感。但是，在一个艰难的过渡期里，在物质极度匮乏、社会团结感不够强烈的条件下，进取意识某种程度必然关乎个人需求自给自足的愿望。
同志们，这就是工人国家为提高生产力掌握的全部手段。如我们所见，现成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书本不能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答案。我们也仅仅是和你们一起，刚刚开始用劳动者的血汗来写这本书。我们要说，工人们，你们已经走上了定额劳动的道路。只有在这条路上，你们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除了你们没有人能在新的社会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就会灭亡；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会让人类向前迈出一大步。
劳动军
我们是用实践经验，而不是用现成的理论来处理在劳动任务中运用军队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在苏维埃俄国的一些边疆地区，情况是这样的：大量的军队长期不上战场。铁路运输系统混乱不堪，很难把这些军队重新运送到其他正在活跃的战线上，在冬季尤为如此。例如，位于乌拉尔省的第三军情况便是如此。这支军队的指挥人员明白，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复员军队，于是便自行提出了将其投入劳动的议题。他们把一份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劳动军计划草案送到了中央。
这是一项并没那么容易的新任务。红军战士可以劳动吗？他们的劳动会有足够的成效吗？他们能为自己收回本钱吗？甚至我们有些同志也对此有疑问。毋庸置疑，孟什维克又在唱反对意见高调了。还是那个阿布拉莫维奇[9]，在国民经济会议大会上，大概是1月或2月初，也就是整个事业还处于草案阶段的时候，就预言我们必然失败，胡诌整个事业毫无意义，是军警专横下的乌托邦云云。我们并不这么看待这项事业。当然，困难是很大的，但原则上仍相当于苏维埃建设中的普遍困难。
我们来仔细看看第三军的构成是怎么样的。这支部队没几个军事单位，只有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总共15个团——以及特殊单位。其余的军事单位此前已经被转移到其他的部队和前线上。但是，这支军的控制机构仍然完好无缺。我们认为，如果春天还没被击溃的话，它很可能不得不沿着伏尔加河转移到与邓尼金战斗的高加索前线上。在第三军的指挥部、各机构、军事单位和医院等地，总共有约12万红军战士，其中主要是农民。在这个巨大人群之中，大约有1.6万名共产党员和同情者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数量相当多的乌拉尔工人。因此，就其成分和结构而言，第三军是一群农民，在先进工人的领导下的一个军事组织中受到了约束。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军事专家在工作，他们执行着重要的军事职能，并受到共产党员全面的政治控制。如果从这个总体角度来看，第三军可以算是整个苏维埃俄国的一面镜子。无论我们是否把红军、苏维埃政权在县、省和各共和国的组织（包括经济机关）看作一个整体，我们都会发现，到处都有相同的组织简图：数百万农民被在苏维埃建设的所有领域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有组织的工人吸引到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形式中去。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专家被吸引到需要专业知识的岗位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赋予了他们一定的自主权，但仍控制着他们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除了在先进工人领导下动员以农民为主的劳动力以外，劳动义务没有其他的实施方法。因此，在劳动中运用军队，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原则上的阻碍。换句话说，孟什维克反对劳动军原则，实质上是反对一切“强制”劳动，因而也是在反对劳动义务和经济建设中的整个苏维埃方法。我们不难克服这些反对意见。
当然，军事机构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劳动过程的能力。但我们并不打算推翻这一事实。领导权必需留在相应的经济机构手中；军队以有组织的紧凑单位的形式提供必要的劳动力，适合从事最简单的同质化工作：清扫道路积雪、砍柴、建造、组织畜力交通等等。
我们现在已经能熟练地在劳动中运用军队，可以给出比推测与猜测更进一步的预估。我们从这一经验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孟什维克急匆匆地下结论。还是那个阿布拉莫维奇，在矿业工人大会上说我们已经破产了，劳动军是一个寄生虫组织，其中10个工作人员中就有100个仆人。这是真的吗？不。这种人站在一边，不了解事实，只捡拾杂碎，到处说我们已经破产或即将破产，轻浮、恶毒地批评我们。在现实中，劳动军不但没有破产，相反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稳固。那些预言家胡诌整个计划会失败，没人会去工作，红军战士不会走进劳动战线而跑回家。恰恰是这些预言家破产了。
有人发表这些反对意见，是出于小市民的怀疑主义不信任群众和勇敢的组织性举措。但是，当我们开始为军事任务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听到建立在同样基础的反对意见了吗？我们当时也很害怕开小差，这似乎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是不可避免的。逃兵当然存在。但根据经验，我们多虑了——逃兵不会大规模存在，也不会摧毁军队。精神与组织连结，还有共产主义志愿和国家强制一道结合起来，确保了数百万人规模的动员，确保了数量众多的部队，确保了最艰难战斗任务的执行。军队最终获胜了。在劳动任务方面，我们也预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并没有错。红军战士在从战斗状态过渡到劳动状态期间，根本没有像怀疑论者声称的那样脱逃。在精心策划的鼓动下，过渡期间本身有巨大的精神高潮。不错，有一部分士兵试图当逃兵，但每逢一个巨大的军事单位从一个前线转移到另一个前线，或从后方转移到前线，或一般地被动摇，或潜在的逃兵变成了主动的逃兵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此时，政治部、出版社、反逃兵机构等部门立即贯彻了自己的权利，现在，劳动军中逃兵的比例并不高于战斗的军队。
军队由于其内部建制，不一定只能投入一小部分人员。我已提过，第三军保留着一个完整的指挥机构，只具备少量的军事单位。只要我们还出于军事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保持军队的指挥部和其他指挥部门的完整性的话，军队中的工人比重就确实会非常低。在总数为11万的红军战士中，有21%处于行政经济岗位上；约16%的人在大量的设施及仓库中进行着日结工资的工作（警卫或其他工作）；约13%人要么是伤寒患者，要么正在从事医疗卫生工作；高达25%的人因各种原因（出差、休假和擅自外出）缺席。因此，可用于工作的闲暇人员不超过23%，这是第三军中在那段时期里可以参与劳动的人员数量最大值。事实上，在一开始，只有约14%的人在劳动；其主要来自于仍在军队中的那两个步兵师和骑兵师。
但是，我们一旦打败了邓尼金，并且不用在春天把第三军派到伏尔加河下游去援助高加索的前线部队，就立即着手解散了繁冗的军队机关，并使军队机构更加适应劳动任务。这项工作虽然尚未完成，但已经成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果。目前（1920年3月），第三军投入劳动的人力约占其总人力的38%。至于附近乌拉尔军区军事单位中，已经有49%投入了劳动。我们如果将此与许多工厂中工人的出勤率相比，那么就得到一个不算太坏的结果——最近，在一些工厂中，由于合法或非法的理由，缺勤率达到了50%，甚至更高（到1920年6月，这个比例已经急剧下跌了）。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这样的一个事实：工厂工人和车间工人往往由家里的成年成员照顾，而红军战士则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在乌拉尔地区借助军事机构动员了一批19岁的青年从事伐木工作。以此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其总数的75%，也就是3万多人都参加了工作。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表明，我们通过军事机构进行动员和组建，可以改变纯粹劳动单位的结构，以确保大大增加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的人的比重。
最后，我们现在也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军事劳动的生产率了。刚开始的时候，尽管士气很高，但主要劳动领域中的劳动生产率确实很低，以至于阅读第一批劳动公报会令人相当沮丧。例如，为了准备一立方俄丈的木柴，在一开始需要13到15个工作日，正常来讲需要3个工作日，而现在连3个工作日的时间都很少用得上。应该补充的是，这一事业中的“艺术家”们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做到每人每天收获1立方俄丈的木柴。这一事业还发生了什么呢？军事单位远离伐木场。在许多情况下，工人必须步行6—8俄里上下班，而这消耗了工作日中相当一部分时间。工作现场斧头和锯子供不应求。许多来自草原的红军战士不了解森林，从未砍过、切过或锯过树。省和县的林业委员会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利用这些军事单位，把他们送到需要的地方，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装备。所以也难怪会有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一旦纠正了组织工作中的明显缺陷，就会得到更有利的结果。这样说吧，根据最新的数字，在相同的那第一支劳动军中，每准备立方俄丈的木柴需要花费四个半工作日，这与目前的标准相差不大。然而，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劳动的优化，劳动生产率正在系统性地提高。
莫斯科工程团短暂但丰富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取得的成就。领导这一试验的军事工程总局首先制定了每三个工作日一立方俄丈木柴的定额。这一数字很快就被超过了。到一月份的时候，生产每立方俄丈木柴需要约2.3个工作日；二月份的时候只需要2.1个工作日；而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就只需要1.5个工作日了——这样的生产率相当高。莫斯科工程团之所以取得成果，是因为发挥了精神的影响作用，精确核算每个个体的工作，唤醒劳动者的功名心，向产出高于平均值的工人颁发奖金。按工会的说法，这些做法适应了所有人的个体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灵活费率。这种近乎实验室式的实验清楚地展现了我们未来需要遵循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劳动军在行动了：第一军、彼得堡军、乌克兰军、高加索军、南扎沃尔日斯克军和预备军。正如我们所知，后备军的协助大大提高了喀山—叶卡捷琳堡铁路的运力。而凡是合理地尝试在劳动中利用军事单位地方，都能证明这种方法无疑是一种极其重要而正确的方法。
关于军事组织必然无条件具有寄生性质的偏见被打破了。苏维埃军队自身反映了苏维埃社会制度的趋势。我们不应该用上一个时代的固定术语——“军国主义”、“军事组织”、“非生产性的强制劳动”之类的词语来思考，而应该不带成见、睁大眼睛去观察新时代的现象。我们还应该记住，星期六是为人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所有形式的组织，包括军队，都只是工人阶级政权的工具。工人阶级为达成一定的目的，既有权利也有能力调整、改变或者重组这些工具。
统一经济计划
只有制定一套覆盖全国和所有生产部门的统一经济计划，才能在此基础上像实行劳动军事化那样推广劳动义务，并让后者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项计划不仅要考虑到若干年的情况，还要考虑最近的整个时代的情况。根据国家经济复兴的必然阶段，这项计划自然而然地分成若干不同的时期或顺序。我们将不得不从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任务开始。
我们首先要确保工人阶级能够生活，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生活，并以这种方式拯救工业中心和城市。这是起点。我们如果不想让农村消解城市，农业消解工业，不想让整个国家变成农村的话，就必须至少最低限度地维持我们的交通，为城市提供粮食，为工业提供燃料和原材料，为牲畜提供饲料。不这么做，我们就停滞不前。因此，计划的最紧迫部分，就是改善运输状况，至少要防止其进一步恶化，并采购必需的粮食、原材料和燃料的储备。未来的整个时期将会充满集中且紧张的劳动力，来解决这些主要任务，而这将为未来的一切创造前提条件。这就是我们为劳动军设定的特殊任务。第一个时期和下个时期是以月为单位，还是以年为单位，现在还无法预测；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就包括国际形势、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耐力程度。
第二个时期的任务就是为交通、原材料还有粮食提取方面制造机器。在此，蒸汽机车是一切的核心。
目前，蒸汽机车的维修都是以手工的方式进行的，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机车的维修必须转移到备用零件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既然工人国家同时掌握整个铁路网与所有工厂，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为全国的蒸汽机车和车厢设立统一的类型，使其零部件标准化，让所有必要的工厂参与备件的大规模生产，不断简化维修工作，这样到最后就可以直接用新零件替换磨损的零件，从而确保利用备件来大规模地组装新的蒸汽机车。我们既然已经解决了燃料和原材料的源头问题，现在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建造蒸汽机车。
第三个时期的任务是建造用于生产大众消费品的机器。
最后，在第四个时期，在前三个时期成果的基础上，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个人消费品的生产。
这个计划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能够总体指导我们经济机关中的实际工作，而且还能指导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我们的经济任务。如果我们不把握住工人阶级中一切城市的、觉醒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分子，我们的劳动动员就不会有结果，也不会扎根。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介绍我们的情况和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必须公开告诉他们：就算劳动者拼尽了全力，我们的经济计划也不可能短时间带来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因为我们近期要集中精力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准备条件。我们只有确保能够最低限度地恢复运输和生产资料，才能转向消费品的生产。因此，经济计划只有推进到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时，才会为劳动者带来直接的、有形的劳动果实——也就是个人消费品。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生活的负担才会真正减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群众将继续承担劳动与贫困的负担，他们必须全面了解这一经济计划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以便能够担负起这一经济计划。
我们不应过于绝对地理解上述四个经济时期的交替。我们现在当然不打算完全停止纺织工业的运作，哪怕仅仅为了军事原因都不能这么做。然而，为了使注意力和力量不至于在来自各地需求和要求的压力下变得支离破碎，有必要以经济计划为基本标准，区分主要的、基础的需求与要求和次要的、补充的需求与要求。不用说，我们的目标绝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共产主义：封锁的解除与欧洲革命，都必然让我们的经济计划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缩短其各发展阶段，使其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会发生。而我们必须以一种特殊方式行事，以便于在欧洲和世界革命最不利，也就是最缓慢的发展状态下都能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我们假如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实际的贸易关系，还是会坚持上述经济计划的指导。我们会拿出部分原材料来换取蒸汽机车或其他必要的机器，但不会换取衣服、鞋子或殖民地商品——位于我们列表首位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交通和生产工具。
如果我们为自己假设经济会从现在的完全崩溃状态逐步恢复到崩溃前的状态，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会沿着阶梯往上爬，而且只有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才会达到帝国主义战争前夕的水平的话，那我们就是短视的怀疑者、小市民式的舍本逐末者。这种假设不仅不能宽慰我们，而且必然是错误的。经济破坏，既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价值损失，也摧毁了经济中许多平淡无奇、陈腐和毫无意义的东西，从而促进按照世界经济现在可以得到的技术数据来进行新的建设。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像逐个台阶地爬楼梯那样发展，而是跳过一系列台阶，在原始的大草原上就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工厂，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就更可以采用同样的加速方式了。我们一旦克服了万恶的贫困，积累了少量的原材料和粮食储备，改善了交通状况，就能跨越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利用我们不受私有财产束缚的状况，使所有的企业和经济要素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国家计划。
因此，打个比方说，我们无疑可以推动所有的主要工业行业及个人消费领域走向电气化，而不必再次经历“蒸汽时代”。我们的电气化计划是根据总体经济计划的基本阶段分成的一系列连续阶段而制定的。
一场新的战争可能会阻碍我们实现经济意图；我们的精力和毅力可以而且必须加快经济复兴的进程。但是，无论事件如何进一步发展，很明显，我们的所有工作——劳动动员、劳动军事化、义务星期六和其他形式的共产主义劳动志愿服务——都必须基于统一的经济计划。而在近期内，我们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完成第一批基本任务，也就是解决粮食、燃料、原材料和运输问题。不分散注意力，不分割力量，不浪费精力。这是实现救赎的唯一途径。
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
孟什维克正试图在另一个在他们看来有利的问题上下注，以便再次接近工人阶级。这就是工业企业管理形式的问题，也就是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把工厂交给单个管理人员而不是集体，是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犯罪。太妙了，不久前，孟什维克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是对历史的嘲弄，是对工人阶级犯罪，现在却最热心地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一人专责制。
我们的党代会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罪责，因为主张在工业领域——首先是在最底层，在工厂和车间里——实行一人管理的办法。然而，如果认为这一决定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自主，那就大错特错了。劳动者的自主不是由领导岗位上的工人数量——三个或者一个——决定的，而是由更深层次的因素和现象决定的：劳动者在工会积极参与下建立经济机构，通过代表数千万劳动者的苏维埃大会创建苏维埃机关；被管理者参与或监督管理者——这就体现了工人阶级自主。如果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党、苏维埃和工会的代表大会得出结论，认为让一个人负责一个工厂比让集体负责更好的话，那这就是工人阶级自主得出的决定。从行政手法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它绝不是强加给无产阶级的，而是由无产阶级的斟酌与意志决定的。因此，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和工厂工人的集体领导问题混为一谈，是草率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破坏生产资料私有制，意味着劳动者的集体意志领导整个苏维埃运行机制，但绝不表现在个别经济企业的管理形式上。
必须在此驳斥另一种经常出现的针对一人专责制的指责。反对派说：“这是苏维埃军国主义分子在试图把自己的经验从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一人专责制原则在军队中可能很棒，但却不适合经济。”这样的表述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错误的。我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在军队中引入一人专责制；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在军队中完全落实一人专责制。我们为经济企业中一人管理辩护，也并不只是基于军事经验。事实上，我们不仅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来理解革命任务和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创造性责任，并运用这种理解方式来着手这一议题。有必要继承过去积累的技术知识与技能，有必要吸收专家并广泛地运用他们，以便不让技术向后倒退，而是向前发展——我们不仅从革命开始后，而且早在十月到来前，就已经理解和认识到这几点了。我相信，如果内战没有夺走我们经济肌体中一切结实、有创造力、独立的事物的话，那么经济管理领域就更能迅速和顺利地推广一人专责制。
有些同志首先把经济管理机构看作是一所学校。当然，这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管理机构的任务就是管理。如果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学习管理方式，他可以去学校学习专门的指导课程；可以去当助手，到处观察并积累经验。而那些被任命到工厂的管理处的人员，不是上学，而是上岗，负责行政—经济工作。但是，即使从“学校”这个有限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会说：在一人专责制之下，这个学校将好上十倍，因为你们如果用三个不成熟的工人来代替一个优秀工人，把他们组成的小组放在责任管理岗位上的话，就是在剥夺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足的机会。每个人都会向其他的两个人寻求决定，并在失败的时候指责其他的两个人。
这并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而这一点，在一人专责制的反对者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他们不要求在作坊、车间和矿山中实行集体领导制。他们甚至愤愤不平地说只有疯子才会要求三五个人管理一个车间：必须且只能有一个车间主任。为什么？如果集体管理是“学校”，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一所最初级的学校呢？我们为什么不在作坊里实行集体管理制呢？但如果说集体管理制对作坊来说不是神圣约言的话，那为什么它对工厂是必需的呢？
阿布拉莫维奇就此说，我们由于缺少专家（他跟着考茨基重复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过错），所以将会用工人集体来取代他们。这是扯淡。任何不了解一个行业的人组成的集体都不可能取代了解这一行业的个人。律师组成的集体不能取代一个扳道工。病人组成的集体不能取代一个医生。这样的想法都是错的。集体并不会给无知的人以知识，而只能掩盖住无知者的无知。如果要在责任行政岗位上安排一个人，那么不仅别人，还有他自己，都要清楚地明白这个人到底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但是，如果一个由无知、缺少历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集体占据着一个需要专业知识的纯粹实践岗位，那就糟糕透了。集体成员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相互扯皮，而他们的无助会给动摇所有的工作，造成混乱。工人阶级对提高自身管理能力，也就是学习，深感兴趣。但这在工业领域中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工厂管理处定期向全厂汇报，讨论当年或当月的经济计划，而工厂经理或特别委员会将登记所有对工业组织事业表现出认真兴趣的人，并对其教授适当的课程，而课程本身将与工厂本身的实际工作紧密相关；在此之后，他首先会被安排到需要稍微负点责任的岗位上，然后被安排到更大的岗位上去。我们会将通过这一途径延及到数千人，然后是数万人。关心三人领导或是五人领导的人不是工人群众，而是苏维埃工人官僚机构中那更落后、更弱小、更不自立的部分人。一个先进的、自觉的、坚定的管理者自然会想把整个工厂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向自己和他人表明自己能够管理。但软弱的管理者把握不住自己的脚步，只想黏着别人；因为他的软弱会被他人的陪伴掩盖起来。在这种集体领导制中，有一个非常深的危险，那就是个人责任开始消亡。一个工人如果有能力但没经验，就需要一个管理者；在管理者的臂膀下，他将学习，而明天我们就能把他任命为一个小工厂的负责人。这就是他要前进的路。而在一个随意组织起来的领导集体中，每个人优缺点都是不明晰的，责任感也会不可避免地消亡。
我们的决议当然指的是用系统的方法达到一人专责制，而不是一挥而就。这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和组合。在一个工人可以独立管理的地方，我们就会让他来当工厂的管理人员，并给他配备专家作为助手。在一个专家优秀的地方，我们可以让他来当厂长，给他配两三个工人作为助手。最后，如果某个地方的领导集体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我们就会保留它。这是唯一严肃对待事业的方法，也是唯一能够正确组织生产的方法。
在我看来，有必要还要考虑到社会教育的性质。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层太薄弱了。这些人谙熟地下工作，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出过国，在监狱和流亡途中读过很多书，有政治经验，视野开阔，是工人阶级中最宝贵的部分。然后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自1917年以来就自觉地参与了我们的革命。这是工人阶级中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在任何地方——苏维埃建设、工会、党务工作和内战前线，这些无产阶级的精华都发挥着领导的作用。在这两年半时间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工作就包括将工人的精华从一个前线转移到另一个前线的机动工作。从农民群体中出来的更深层的工人，虽然是情绪是革命的，但还很缺乏主动性。我们俄罗斯庄稼人患着群居心态、丧失个性的病，这也是我国反动的民粹主义颂扬的心态，也是列夫·托尔斯泰以普拉顿·卡拉塔耶夫[10]的形象赞扬的心态——农民与村社融为一体，服从土地。很明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不是普拉顿·卡拉塔耶夫，而是有思想、有进取心、有责任感的工人。必须培养工人的这种个人主动性。资产阶级中的个人原则是自私的个人主义和竞争。工人阶级中的个人原则和团结的、兄弟般的合作都不冲突。社会主义的团结不能建立在非人格化和群居心态的基础之上。在此间，集体领导的背后往往藏着这种非人格化的现象。
工人阶级充满力量、才能和天赋。它们需要被曝光，在进取中被发现。行政技术领域的一人专责制原则正有利于此。这就是为什么它高于集体领导原则并更加富有成效。
报告的结语
同志们，孟什维克发言人，特别是阿布拉莫维奇的论点首先反映了他与生活及其任务完全脱节。一位观察者站在河岸边，必须游过这条河，而这位观察者却忙于研究水的性质和水流的力量。要游过去——这就是任务！我们的考茨基之流踌躇而不知所措。他说：“我们不否认游过去的必要性。可是，我们作为现实主义者，看到了危险，而危险不只一个，而有好几个：水流很急，岩石很多，人们很累等等。但如果有人跟你们说我们否认游过去的必要性时，你们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如何都并非如此。即便是在23年前，我们也没有否认游过去的必要性……”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首先，孟什维克说，我们不反对也从未反对过国防的必要性，因此我们也不否定军队。其次，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劳动义务。让我问问你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某些小宗教派别以外，哪里还有人会否认“一般意义上”国防的必要性呢？然而，这件事情也并没有因为你们的抽象承认而向前迈进一步。当涉及到真正的斗争并建立一支真正的军队来对付工人阶级的真正敌人之时，你们当时又做了什么？在没有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国防的情况下进行了抵制和破坏。你们大声讲，并且在报纸上写道：“打倒内战！”而此时，白卫军把我们团团围住，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现在，你们又马后炮地肯定了我们已经胜利了的国防，把批评的目光转向了新的任务，并教训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不否定劳动义务，但是……不要法律强制。”然而，这句话有一个荒唐无比的内部矛盾。“义务”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强制的因素。一个人被迫、有义务做某事，如果他不做，就会受到惩罚。在这里，我们将谈到强制的种类。阿布拉莫维奇说：“经济压力，好；法律强制，不好。”金属工会工人的代表戈尔茨曼[11]出色地证明了这一建制的空洞性。在资本主义下，也就是在“自由”劳动的体制下，经济压力就已经与法律强制密不可分了，现在更是如此！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试图阐述清楚：只有同时运用各种方法——经济利益刺激、法律强制、内部协调的经济组织的影响、镇压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思想影响、鼓动、宣传，最后再是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使劳动者习惯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新劳动形式，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极大提高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水平。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利益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倚靠国家物质力量的法律强制相结合的话，那么在苏维埃国家，也就是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中，经济强制与法律强制就根本无法分离了。国家掌握我们所有最重要的企业。当我们对车工伊万诺夫说“你现在必须去索尔莫夫斯基工厂工作，如果你拒绝，你将得不到口粮”的时候，这算是经济压力还是法律强制？他不能去别的工厂，因为所有的工厂都在国家手里，而国家不允许换单位。由此可见，经济压力在此与国家镇压的力量结合到一起了。阿布拉莫维奇显然希望我们调节劳动力分配，只利用涨工资、发奖金之类的手段来吸引合适的工人到最重要的企业。很明显，这里就是他的全部观点。但如果问题是这样被提出来的，任何严肃的工会运动工作者都会意识到这是纯粹的乌托邦。我们不能指望劳动力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如果要这么做，国家手里需要拥有充足的粮食、住宅以及交通资源以供机动——而我们现在尚未创造这类资源。如果不按照经济机构的命令来大规模、有计划地重新部署劳动力，我们将一事无成。在此，我们面临着进行强制的时刻以其所有的经济必要性。我给你们读过一封从叶卡捷琳堡发来的关于第一劳动军工作进展的电报，它说有4000多名熟练工人来到了乌拉尔劳动义务委员会麾下。他们从何而来？主要来自原来的第三军。他们没有被送回家，而是被送到了指定的地点。他们被从军队移交到了劳动义务委员会的手上，后者将对他们分门别类，并把他们送往工厂。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是在“强奸”个人自由。然而，绝大多数工人都心甘情愿地走上了劳动战线，就像他们以前走向战争前线上一样，他们是出于一种更高的利益需要才这么做的。有一部分人是违背自己的意志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强制送达指定地点。
很清楚，国家当然必须通过奖金制度提升最优秀工人的生活条件。但这并没有将国家与工会拒之门外——没有它们，苏维埃国家将无法建设工业。相反，它们还被赋予了用于工人身上的新权利。工人将不会简单地与苏维埃国家讨价还价——不，他对国家有义务，全方位地服从于它，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国家。
阿布拉莫维奇说：“倘若你们告诉我们说，一切的事情只是和工会纪律有关，那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军事化？”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和工会有关，但这里指的是新的、有生产力的工会下的新纪律。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苏维埃国家——这是我国的考茨基之流不能理解的事情。当孟什维克鲁布佐夫[12]说，我的报告中的工会所剩无几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他理解的工会，也就是工联主义的工会确实所剩无几，但在苏维埃条件下，工人阶级的专业生产组织承担着最重大的任务。什么任务？当然，不是以劳动者的利益为名与国家进行斗争的任务，而是与国家携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这样的工会是一个根本上的新组织，它不仅不同于工联，而且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之下的革命工会，正如无产阶级的统治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的生产性工会与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性工会任务不同，方法不同，纪律不同。在我们这里，所有工人都有义务加入工会。孟什维克反对这么做。这很好理解，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本来由。考茨基之徒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也反对它产生的所有东西。经济强制和政治强制都只是工人阶级专政在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里的不同表现形式。的确，阿布拉莫维奇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不会有强制，强制原则与社会主义相悖，在社会主义中起作用的是责任感、劳动习惯和劳动吸引力，等等。这点毋庸置疑。但只不过这个毋庸置疑的真理需要补充。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下，强制机器本身——国家将不复存在，而将完全消解在生产性和消费性公社之中。然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精力最高程度国家组织的紧张状态。而你们与我们一道，正在经历着这一时期。就像一盏油灯在熄灭之前闪烁明亮的火焰那样，国家采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就是最为无情的国家，而这种国家在消失之前势必会全方位地包裹住公民的生活。阿布拉莫维奇以及他代表着的整个孟什维主义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国家专政的历史阶段，并被它绊倒了。
在过去，除了军队以外，没有其他组织像处于最艰难的过渡时期的工人阶级国家组织那样，将如此严厉的强制力笼罩在人们身上。这正是我们谈到劳动军事化的原因。孟什维克的命运就是落后于事件，落后于人，承认革命纲领中那些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的部分。今天的孟什维主义并不质疑镇压白卫军和红军逃兵的合法性（尽管有所保留），在遭受了自己与“民主”的悲惨经历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好像事后才明白，在面对反革命团体的时候，不可能再去说“社会主义没必要动用红色恐怖的手段”之类的话。但在经济领域，孟什维克还在试图打发我们的儿孙——尤其是孙子。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沉重遗产和未结束内战的环境之下，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发展经济。
孟什维主义就像所有的考茨基主义一样，沉迷于民主的陈词滥调和对社会主义的抽象议论之中。人们一再发现，对它来说，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并不存在。因此，它的批判、揭示、计划和处方都是毫无生机的。问题并不在于二三十年后会如何（那时当然会好得多），而是今天如何走出崩溃，如何分配劳动力，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从乌拉尔的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四千名技术工人。难道要放他们去四面八方，然后说“同志们，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不，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军用火车上，发往工厂和车间。
阿布拉莫维奇感叹道：“你们的社会主义与埃及的奴隶制有什么不同？这与法老建造金字塔的方式别无二致，就是迫使群众劳动。”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可真是无与伦比的比喻呀！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个小事被遗漏了，那就是政权的阶级性！阿布拉莫维奇认为埃及的体制和我们的没有区别。他忘了埃及有法老，有奴隶主，也有奴隶。埃及农民并不是通过自己的苏维埃决定建造金字塔的（当时有一个基于种姓等级的社会制度），劳动者被敌对阶级强迫工作。在我们这里，强制是由工农政权以劳动群众的利益为名进行的。这就是阿布拉莫维奇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们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学到的就是，所有的社会发展都建立在阶级及其斗争的基础之上，整个生活的进程都是由政权的阶级性质和推行政策的目的决定的。这就是阿布拉莫维奇不明白的事情。他可能通读了《旧约》，但对他来说，离社会主义还隔着七本经书。
阿布拉莫维奇不考虑国家阶级性质，坚持自由主义的肤浅类比，也许可以（过去孟什维克也不止一次这样做）把红军和白军混为一谈。两者都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进行了动员。两者都进行过强制行为。两者都有一些来自沙皇专制学校的军官。两者还用同样的步枪，同样的弹药——区别在哪里呢？先生们，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都由一个基本属性决定：谁在掌权，是工人阶级还是贵族，是法老还是庄稼人，是白卫军还是彼得堡无产阶级？这些是有区别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农民是由工人动员起来的；对高尔察克来说，则是由白军军官动员起来的。我们的军队集结起来，日渐强大，而白匪溃不成军。苏维埃和法老的政权是有区别的——彼得堡无产者通过射杀彼得堡钟楼上的法老[13]来开始自己的革命，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某位孟什维克发言人试图把我描绘成一般的军国主义的辩护人。根据他的描述，说我在为德军国主义辩护也一点也不为过。你们看，“我一直在证明，德国的士官——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他做的一切都是无法模仿的……”我到底说了什么呢？我讲的，只是那种最完整、最精炼、最尖锐地表达了社会发展的所有特征的军国主义；判断我说的军国主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从政治或者社会主义的方面来看，哪个阶级掌权下的军国主义；第二，从组织方面来看，我说的是一种具有严格分配义务、精确相互关系、无条件的责任以及严厉的执行力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队是残酷压迫并镇压劳动者的机器；社会主义军队是解放并保卫劳动者的工具。但局部无条件地服从其整体是所有军队的共同特征。严格的内部制度与军事组织是不可分开的事物。在战争中，任何的马虎、粗心，甚至是小小的不精确，往往都会带来最严重的伤亡。因此，军事组织努力将明确性、正式性、关系的精确性和责任感提高到最高水平。这种“军事”素质在任何领域都是宝贵的。在这一点上我曾经也说过，每个阶级都重视自己那些在许多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员来为自己服务。对德意志君主和艾伯特共和国来说，一个从军营里出来的德国富农，作为一个军士长都比没有经受过军事训练的同样的富农要更有价值。德国铁路机构之所以有很高的水平，是因为招聘军士长和军官担任交通部门的行政职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有必要向军国主义学习。我国最著名的专业工人之一齐佩洛维奇[14]同志在这里向我们作证说，一个经过了军事训练的专业工人，比方说他如果担任过一年团政委的职务，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很差地完成专业工作。他回到工会后，从头到脚都还是以前的那个无产者，因为他曾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战；但他回来以后会变的更加坚强、成熟、独立和果断，因为在重大负责岗位上任过职。他曾必须领导数千红军战士，而这些红军战士的觉悟程度不等，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与他们同甘共苦，共同进退。即便遇到过指挥人员背叛、富农叛乱、惊慌失措的情况，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约束缺乏意识的群众，引导他们，用自己的榜样来激励他们，惩罚叛徒和自私自利者。这是伟大而宝贵的经验，而他离开团政委的岗位并回到工会后，也不会变成一个糟糕的组织者。
在集体领导问题上，阿布拉莫维奇的论点就像他在其他任何问题上的论点一样毫无生气——就如同一个站在河边的局外人一样。
阿布拉莫维奇向我们解释说，一个好的领导集体要好于一个坏的领导人，而一个好的领导集体里应该包括一个优秀的专家。说得很精彩，但为什么孟什维克不给我们创造出数百个这样的集体呢？我认为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可以为他们找到足够的用武之地。但是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工作者，必须用我们已经拥有的所有材料来进行建设。我们的专家，其中三分之一是认真的，有知识的；三分之一是半认真的，半有知识的；最后三分之一则是毫无用处的。而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许多有天赋、有奉献精神而且精力充沛的人。不幸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拥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其他人有性格和能力，但没有经验或知识。而另外一些人这些全都没有。必须从这些材料中创造出工厂和其他地方的管理处，而且此处也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首先，需要选拔出所有在经验中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管理企业的工人，我们就给他机会自己立足——这些人会自己希望实行一人专责制，因为工厂管理不是给落后的人准备的学校。一个坚定的、对行业有所了解的工人会想要进行管理。如果他做了决定下了命令，那他的决定和命令就必须得到执行。如果他将来被赶走，那是另一回事，但只要他还在做主——苏维埃、无产阶级主人，他就会完全、整个地管理企业。如果他被放进了一个由更弱的人负责的管理集体之中，就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这样的工人管理人员需要有一两个专家助手，这取决于企业本身。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人行政人员，但是有一个认真而多识的专家，那么我们会让他来做企业的领导，再给他两三个优秀工人作为助手，这样的话，专家的每个决定都会被他的助手们知道，但助手们无权推翻专家的决定。他们将逐步与专家合作，学习东西。而过了六个月或一年后，他们就可以独立上岗了。
阿布拉莫维奇用我的话举了那个理发师指挥部队的例子。这是没错的！然而，阿布拉莫维奇不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的同志——共产党员开始指挥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那也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专家指挥官手下的一个政委。专家承担责任，并知道如果犯了错误，就得担负起全部的责任，而不能说自己只是一个“顾问”或“领导集体成员”。现在在我们的军队中，大多数指挥岗位——尤其是低层岗位，也就是政治上最重要的那些岗位，都是由工人和先进农民担当的。而我们是怎么开始的？我们把军官放到指挥岗位上，把工人放在政委岗位上，然后工人们就学到东西，而且学得很好，学会了如何打败敌人。
同志们，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时期，也许是最困难的时期。民族和阶级生活中的困难时期对应着严格的措施。路走得越远，就越轻松，每个公民都会越来越感到自由，无产阶级国家的强制力就越来越让人难以察觉。如果那个时候孟什维克的报纸还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还会允许孟什维克办自己的报纸。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专政的时代，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而孟什维克则继续破坏这种专政。当我们在内战前线同敌人浴血奋战、保卫革命时，孟什维克的报纸写道：“打倒内战！”我们不可能允许出现这种现象。专政就是专政，战争就是战争。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高度集中力量进行国家经济复兴的时刻，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孟什维克仍然忠实于他们的反革命天职：他们发出的声音仍然是怀疑和崩溃，松动和破坏，不信任和瓦解。
当阿布拉莫维奇，在这个有一千零五名代表了俄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与的、孟什维克不到5%、共产党人占90%的大会上，告诫我们“有一小撮人取代了人民，不要被这种方法迷惑了”，难道不荒谬绝伦、可笑至极吗？孟什维克代表说：“一切通过人民，劳动群众之上不要监护人！一切通过劳动群众，通过劳动群众的自主！”他们还说：“阶级不能被这些论点说服！”看看这个大厅吧：这就是阶级！工人阶级就在我们面前，和我们在一起，正是你们这群微不足道的孟什维克试图用小市民的论调来说服他们！你们想成为这个阶级的监护人。而同时，他们又有极高的自主能力，这种自主能力说明他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你们，正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行！
注释：
[1]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4月6日至13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听取了下列报告：（1）关于政治形势概况——列宁同志的报告；（2）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托姆斯基同志的报告；（3）关于劳动人民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施密特同志；（4）关于工会运动的任务——托姆斯基同志的报告；（5）关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活动——李可夫同志的报告；（6）经济发展的任务——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7）组织问题——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报告；（8）国际形势报告——拉狄克同志等……
大会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问题，这是因为清除了国内的白卫军。与波兰的战争威胁仍然悬而未决。最大的争论是由劳动军事化问题及其相关的工会任务引起的。以阿布拉莫维奇、唐恩、马尔托夫、鲁布佐夫等人为首33人孟什维克反对派，出席了本次代表大会，强烈反对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托洛茨基同志在工会大会上捍卫的各种措施。
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后决定：
批准俄共第九次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提纲，并指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用这些提纲作为能够使苏俄走出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的唯一指导方针，有力推动其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从而最终巩固工人阶级对资本的胜利。
此外，为了驱散国际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围绕俄国劳动军事化问题的恶意鼓动，大会特别呼吁向世界无产阶级说明在经济建设领域采取的措施。
致所有国家的工人。
工人同志们！
最近几周，电报、广播、出版物，这些强大的资本主义欺骗工具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你们通报了苏维埃俄国的劳动军事化。帝国主义的走狗试图从这一事实中获得双重利益：诽谤社会主义俄国，并为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暴力辩护。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超过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一千多名代表认为，我们有责任像兄弟般地警告你们资产阶级舆论对于苏俄组织劳工的方法的赞扬和抹黑。
帝国主义的屠杀、非人道的封锁以及丘吉尔和克里蒙梭雇佣军的不断进攻，蹂躏了我们的经济。我们现在需要尽最大的力量，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带领国家走出最严重的灾难和贫困。这项任务要求苏维埃俄国的每一个劳动者都表现出极大的力量和最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正如有阶级意识的红军战士随时准备为劳动人民的事业在前线献出生命一样，每一个正直的男女工人现在都必须准备为拯救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而竭尽全力。除了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密集生产劳动之外，我们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任务、思想和忧虑。严格的劳动纪律、不可动摇的团结和经济计划的实现——我们称之为劳动军事化。在我们之上，没有帝王将相，没有资产阶级的议员和部长，没有地主、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没有资产阶级的将军、法官及其刽子手。剥削者及其掠夺性的国家并没有自上而下地规定我们推进劳动军事化。我们工人自愿承担对革命和后代的责任所要求的严酷的劳动义务。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不会养肥寄生虫，而会改善群众生活。我们，俄国劳动人民，为自己立法。在决定了劳动军事化之后，我们通过自己的无产阶级组织，用自己的双手实行它。
各国工人！在斗争和劳动的巨大压力中，我们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问候。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那个很快就会到来的时刻。那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将推翻他们的压迫者，铲除古老的暴力、欺凌、酷刑的遗产，并把我们的世界变成自由人类的繁荣财富。——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Михаил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中译者补注2〕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密特（Васили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中译者补注3〕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中译者补注4〕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Абрамович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被处死。1955年11月22日平反。
〔中译者补注5〕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Бернгардович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2]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从内战向和平经济发展过渡的气氛中召开的。由内战引起的各种问题直到1920年一直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生活重点。随着红军的胜利，恢复因内战而疲惫不堪的国民经济成了第一要务。大会有500多人参加，有249人有投票权，其中50%以上是共产党员。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估（李可夫同志的报告）、劳动组织和普遍劳动义务（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同志的报告）、管理经济生活，以及关于制定工业管理指令（米柳京同志的报告）。大会在其决议中完整表达了旧经济政策的思想。——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米柳京（ВладимирПавлович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至4月4日举行。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有716人，其中有投票权者554人，代表611978名党员。代表大会的顺序如下：（1）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同志的报告；（2）经济发展的当前任务——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3）工会运动；（4）组织问题；（5）共产国际的任务；（6）合作；（7）向民兵制度的过渡等等。
辩论的中心是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关于劳动“军事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与经济任务相关的专业工作形式的问题。——俄文版编者注
[4]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Labriola，1843—1904）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最重要的著作有《唯物史观论丛》和《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参见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作品第七卷，由达·梁赞诺夫编辑）和《批判者的批判》。——俄文版编者注
[5]宪法第2章第5节第18条写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承认劳动是全体公民的义务，并宣告：‘不劳动者不得食。’”——俄文版编者注
[6]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参加劳动义务的程序，1922年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典》第3章写道：
“（11）在特殊情况下（抗击自然灾害，缺乏人力来完成最重要的国家任务），除第12—14条规定的公民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体公民都可以按照人民委员会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授权的机构的特别决议所规定的劳务程序参与劳动。
（12）下列人员不应实行劳动招聘：（a）18岁以下的；（b）45岁以上的男性和40岁以上的女性。
（13）下列人员免征劳务：（a）因疾病或受伤而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处于康复期的人；（b）生育前8周的孕妇和生育后8周的女性；（c）处于哺乳期的女性；（d）因劳动和战争而残疾的人；（e）有8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且子女无人照料。
（14）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劳动人民委员会根据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工作性质和生活条件，为某些类型的劳务规定了额外的例外和优待条件。”——俄文版编者注
[7]泰勒制是生产过程中基于精确科学数据的一种劳动组织体系。该制度由美国工程师泰勒开发和制定，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在资本主义下，泰勒制是从工人那里吸取剩余价值的一种额外手段，因为结合了生产过程的科学组织的要素（在这种制度下）与“血汗工厂”最集中的方法。——俄文版编者注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1856年3月20日—1915年3月21日），美国机械工程师，“泰勒制”科学管理方式的发明者。
[8]军警暴虐制度（Аракчеевщина）是战争部长阿拉克切耶夫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引入的军事屯垦（Военныепоселения）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驻扎在俄国各地的军队结合了兵役与国家经济服务。军队强行管制农业，让农民非常凄惨，因为剥夺了他们的自主管理时间的权力。军事屯垦制度能让军警政权扩大对周围人口的政治和行政影响，经常引起农民暴动和大规模逃亡。当然，根据沙皇政权的一贯苛政，这些人都会受到惩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阿拉克切耶夫（АлексейАндреевичАракчеев，1769年9月23日—1834年4月21日），俄国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
[9]阿布拉莫维奇是俄罗斯孟什维主义和崩得的领导人之一。目前，他在柏林与唐恩一起出版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公报》，日复一日地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АбрамовичАбрамович，1880年7月21日—1963年4月11日），原姓莱因（Рейн），出身于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即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1年流亡国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主办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流后，曾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他在纽约协助主办意地绪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
〔中译者补注2〕崩得（Бунд），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意第绪语：אַלגעמיינערייִדישעראַרבעטערסבונדאיןליטע，פּוילןאוןרוסלאַנד；俄语：ВсеобщийеврейскийрабочийсоюзвЛитве，ПольшеиРоссии)，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10]卡拉塔耶夫是一位农民，坚信能控制人类生活的更高力量，并对它产生共鸣。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描写过这个人物。——俄文版编者注
[11]戈尔茨曼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前工团主义者，自1917年起成为俄共成员。著名的电气化事务主管。（译者注：指他曾担任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电气化管理领导。他最著名的职位是第一任民用航空总局领导。）——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布拉姆·季诺维耶维奇·戈尔茨曼（АбрамЗиновьевичГольцман，1894年12月24日—1933年9月5日），出身于装卸工人家庭。191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1年被捕并被判处1年苦役。1913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里姆。1916年越狱。1917年再次被捕，二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1920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2—1925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要电工局局长。1925—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1933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3年因飞机失事殉职。
[12]鲁布佐夫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成员，老工会运动家。1920年，他积极参加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领导人数不多的孟什维克反对派，反对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劳动军事化、普遍劳动义务等决定。——俄文版编者注
[13]1917年2月底，内务部长普罗托波夫用这个词称呼被派往屋顶和钟楼的沙皇警察。——作者注
[14]齐佩洛维奇是老社会民主党人，敖德萨第一个社会民主圈子的组织者。工会运动者。著有《俄罗斯的辛迪加与托拉斯》。1919年加入俄共。——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格奥尔基·弗拉基米洛维奇·齐佩洛维奇（Григори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Циперович，1871—1932），苏联经济学家。188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4年在敖德萨因领导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而被捕，1895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5年革命期间在哈尔科夫参加革命活动。1907年移居彼得堡，继续参加工人运动。1911年再次被捕，五个月后获释并流亡国外。一战期间是孟什维克国际派。二月革命后回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经济部门工作，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编辑，不久即被开除出编辑部，随即进入《新生活报》工作。十月革命后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书记。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列宁格勒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委员、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29—1932年任列宁格勒工业学院院长兼共产主义学院技术与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1932年逝世。 |
第七章工人阶级及其苏维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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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工人阶级及其苏维埃政治
俄国无产阶级
苏维埃、工会和党
农民政策
苏维埃政权与专家
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政策
俄国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并未被强行委托给西欧的老牌无产阶级及其强大的政治、工会组织和其沉重的代议制和工联主义传统，而是被委托给一个落后国家的年轻无产阶级。历史一如既往地选择了阻力最小的路线。革命时代从最不设防的大门中冲了出来。这给俄国无产阶级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非一般人力所及的困难，并大大减轻了西欧无产阶级尚未到来的革命工作的负担，为它做好了准备，加快了它的速度。
考茨基非但没有以一种革命时代即将在全世界到来的角度来看俄国革命，反倒还在议论俄国无产阶级是否过早地夺取了政权。
他解释说：“群众中间的高标准的普及教育和高标准的‘道德’，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种道德不仅在有关团结一致、同情和自我牺牲的强烈社会本能和感情中表现指出来”，他还说，“我们曾经看到巴黎公社的无产者中间有力地显现出这种道德。而在那些主要构成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中则根本缺少这种道德。”[1]
为了达到考茨基的目的，光是在他的读者跟前把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政党来诋毁是不够的。他知道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无产阶级已经融为一体，所以就试图诋毁作为整体的俄国无产阶级，把它说成是一个黑暗的、没有思想的、贪婪的群体，认为它凭当时的本能和训诫来行事。在整本小册子当中，考茨基多次回到俄国工人的智力和道德水平的问题上，每次都只是为了强调和凸显他们无知、愚蠢和野蛮的特征。为了增强反差，考茨基举出了公社时期一家军工企业的工人代表强制要求一名工人在夜间值班以便能够在夜里递送要修理的武器的例子。“这个决定的原文如下：‘在目前情况下，绝对有必要尽量节约公社的每一分钱，所以不给夜间的值班人员报酬。’”于是考茨基就作出结论：“的确，这些工人并没有把他们的‘独裁’时间当作要求增加工资的凑巧时机。”[2]俄罗斯工人阶级就是另一码事了。它不够自觉性，思想上不够坚定、自制，没有准备好自我牺牲，等等。考茨基嘲讽说，它就像闵希豪森[3]没有能力用头发把自己从沼泽中拉出来那样，没有能力为自己选择合适的领导人。这种把俄国无产阶级和爱瞎扯的闵希豪森进行对比的手法，鲜明地体现了考茨基讨论俄国工人阶级时的语气。
他引用了我们个别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谴责了工人环境里的一些消极现象——并试图主张说消极被动、黑暗与利己主义在1917—1920年间（即最伟大的这革命年代里）耗尽了无产阶级的生命。
考茨基好像不曾听说、不曾猜过也不曾假设内战期间俄国无产阶级不止一次地奉献自己的劳动；他们甚至还进行过“无偿的”值班——这样的无偿值班并非一个人在一个晚上的举措，而是数以万计的工人在无数个令人不安的漫漫长夜中的行动。在尤登尼奇进攻彼得堡的那数周里，光是苏维埃的一份电报就足以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城市里所有的工厂和街区中保持清醒、坚守岗位。这不是彼得堡公社刚成立那会儿，而是经过两年斗争以后，饥寒交迫的阴影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那段时间。
我们的党每年都会动员两三次，把一大部分自己的成员派到前线上。在绵延不断的长达八千俄里的前线上，他们身先士卒，慷慨赴死。而当在饥寒交迫、把自己的工人精华都献给了前线的莫斯科宣布了入党周的时候，仅在这一周内，无产阶级群众中就有1.5万新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在什么时候？当苏维埃政权濒于灭亡的危机到达顶点的时候，当奥廖尔被占领，邓尼金逼近图拉和莫斯科，尤登尼奇威胁到彼得堡的时候，正是在这一最艰苦的时期里，莫斯科无产阶级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向我们的党输送了15000名人员，而这15000人随时等待奔赴前线的新动员命令。可以肯定地说，除了1917年11月起义的那一周以外，莫斯科无产阶级从没有像在这些危急存亡的艰难时刻那样，在革命高潮中如此团结一致，为自我牺牲做好万分准备。
当我们的党提出义务星期六和义务星期天的口号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主义以志愿劳动的形式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先是几十、几百，然后是几千，现在则是几万、几十万的工人，每周都在为国家的经济复兴捐献劳动若干小时。而这一点，则是由半饥饿的、穿着破旧靴子和脏衣服的人完成的——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鞋子，也没有肥皂。事实上，这就是考茨基为其订好了自我否定方针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如果我们在这里立即会想起，无产阶级中所有自私的、小市民的、粗鲁且贪婪的分子——这些所有逃避前线、逃避义务星期六、捣乱并煽动工人在饥饿的那几周里进行罢工的人，都在苏维埃选举中投票给了孟什维克，也就是投票给了俄罗斯的考茨基之流的话，那么这些事实及其之间的联系就会显得更加清楚。
考茨基援引了我们的话，在这段话里，我们甚至到十一月革命以前，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缺少教育的事实，但因为认定政权将不可避免的过渡到工人阶级手中，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寄希望于斗争本身、其经验，并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不断增强的支援之下，应对困难，并确保俄国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对这一点，考茨基问道：“但托洛茨基是否想爬上火车头并开动火车，相信他会在中途学习和安排一切呢？……在你想开动一辆机车以前，你必须取得某种为驾驶机车所必须的技能。同样的，如果无产阶级想要担任这项任务，它也应当取得那些在组织和生产工作方面必不可少的技能。”[4]
这种教训人的比较如果是让任何的农村牧师来做，那倒是值得尊敬的。但这还是很蠢。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考茨基在没有学会稳稳地坐在马鞍上并在各种步态下驾驭马的四条腿之前，敢骑马吗？我们有理由认为，考茨基不敢进行这种危险的、纯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担心，考茨基如果不冒着风险上马，那就很难掌握骑马的本领。因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偏见恰恰就是：只有坐在马上，才能学会骑马。[5]
要说驾驶机车的话，乍一看虽然没那么明显，但也不失为一个事实。没有人是坐在办公室里学会操作机车的。必须爬上机车，站在驾驶室里，握住必要的调节装置，并转动它。不错，有了老司机的教导，在机车里可以训练行驶；在有经验的骑手带领下，马匹也可以在赛场上动起来进行训练。但在国家管理领域，这样的人为条件是无法被创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也不会为无产阶级建立国家管理学院，也不会为他们提供国家杠杆，来进行一时的实验。而工人和农民既没有赛马场又没有骑手的协助，照样学会骑马。
对此，我们还必须补充另一个观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无产阶级没有选择上马还是不上马；没有选择马上夺取政权，还是放弃掉它。在某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会被迫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政治自我真空的威胁下掌握权力。一旦掌权，就不能任意只接受其中的一些后果，而拒绝其他的一些后果。如果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了夺回国家政权而故意作恶把搅乱生产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得不走向公有化的道路，而不管目前公有化是否有利。而在接管了生产以后，无产阶级被迫在钢铁般的必要性压力之下，通过经验本身来学习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艰苦工作。骑手一旦上了马，就被迫驾驭马匹，否则自己的头骨就会被压碎了。
※※※
为了让自己的虔诚拥趸“正确认识”俄国无产阶级的道德水平，考茨基在他的书中第116页（俄文版）引用了下面的这份委托书——好像是摩尔齐洛夫卡工人代表苏维埃颁发的：“苏维埃兹责成格雷戈里·萨列叶夫同志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命令，征发资产阶级和金融家阶级的已婚和未婚妇女六十名，并送往兵营，供驻扎在布良斯克县摩尔齐洛夫卡城的炮兵师之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6]（《布尔什维克都在做些什么》第十页，由纳特·文希—马列叶夫博士出版，洛桑，1919）
我丝毫不怀疑这份文件的伪造性质以及整个报告的虚假性，但还是委托他人对此进行了全面调查，以了解哪些事实或事件可能构成这一捏造的基础。彻底的调查展示出了如下事实：
第一，布良斯克县绝对没有一个叫做摩尔齐洛夫卡市镇。临近的县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城镇。最接近的村庄名称叫作穆拉维耶夫卡，在布良斯克县。但那里不曾有过炮兵师，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与上述“文件”有关联的事情。
第二，调查人员也调查过炮兵部队的路线。没有一处发现像考茨基从他的鼓舞着那里引用的所谓事实的间接暗示。
最后，调查人员把目光放向了所有可能出现这类传言的地点。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也难怪，伪造的内容本身与指导苏维埃的先进工人与农民在性情与舆论方面有着过深的矛盾，甚至在最落后的地区亦是如此。
因此，该文件只可能被确认为低级伪造。只有那些出版花边小报的老奸巨猾的恶毒报社才会传播这种垃圾。
在刚才提到的调查仍在进行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同志交给我一份1919年11月9日的瑞典报纸《瑞典日报》（SvenskaDagbladet），其中转载了委托书的传真件：
任状
特此授权卡拉塞耶夫同志在叶卡捷琳城找一个16—36岁的少女进行公有化。
伊瓦舍夫总司令
这份文件比考茨基引用的那份更加愚蠢，更加厚颜无耻。据了解，苏维埃政权只曾很短暂地掌握叶卡捷琳诺达尔[7]——库班的中心。很明显，这份文件的作者不太清楚革命的年表，因此从中删除了日期，这样的话，就不会无意中出现“伊瓦舍夫总司令”在邓尼金的士兵统治叶卡捷琳诺达尔的时期下令对那里的妇女实行公有化的情况。这样的一份文件会勾引住呆头呆脑的瑞典资产阶级，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但对俄国读者来说，这一切就很清楚了：这份文件不仅仅是伪造的，而且是由一个拿着词典的外国人伪造出来的。两位公有化女性的人的名字“格雷戈里·萨列叶夫”和“卡拉塞耶夫同志”听上去一点也不像是俄罗斯的人名，这倒是让人很好奇。“Еев”极少作为俄罗斯人的名字结尾，只会出现在某些特定的组合。但是，这位揭发布尔什维克的人——考茨基提到的那本英文小册子的作者，其姓氏为文希—马列叶夫。很明显，这位坐在洛桑的英籍保加利亚警察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形象脑补了“公有化女性的人”。
考茨基真是啥时候都不缺乏独树一帜的启发者和战友！
苏维埃、工会和党
在考茨基看来，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比俄国先进的国家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比较，并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任何较高的形式，而不过是聊备一格的权宜之计。”[8]就让我们假设俄国的情况如此。但如果这样，为什么苏维埃在德国出现了？在艾伯特的共和国里，它们难道不应该完全不存在吗？然而，我们知道，考茨基最亲密的同志希法亭[9]曾提议将苏维埃纳入宪法。考茨基沉默了。
公开的革命斗争比代议制有多“原始”，对苏维埃是一个“原始”组织的评价就有多正确。但代议制的人造的复杂性使得它只能包含来自上层的、数量微不足道的人。而只有在群众能够被活生生地把握住的地方，革命才是可能的。11月革命让群众站了起来，而这是革命前的社会民主党做梦都想不到的。无论德国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德国范围有多广，革命的范围也一下子就比这些组织要广泛得无可比拟。革命群众在最简单的、最普及的代表组织——苏维埃中找到了自己的直接代表。我们可以承认，代表苏维埃在纲领的明确性和组织的正规性方面，不如政党和工会。但它在吸引参与群众有组织的斗争的人的数量上远远超过政党和工会，而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使得苏维埃具有无可争辩的革命优势。苏维埃包含了所有企业、所有专业、所有文化发展水平、所有政治意识水平的工人，因而客观上也使自身不得不表达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
《共产党宣言》认为共产党人的任务恰恰在于表达工人阶级的共同历史利益。
按照《宣言》的内容，“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0]运动本身以全方位的阶级组织苏维埃的面貌，把自己变成一个“整体”。从这里就很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苏维埃的领导党。
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苏维埃作为党的“替代物”的评价（考茨基）是错误的，为什么尝试用苏维埃作杠杆来补充和调节资产阶级民主机制（希法亭）是愚不可及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在作为权力斗争的机关，或作为工人阶级的权力机器时，是有意义的。
考茨基没能理解苏维埃的革命作用，把其最重要的优点看作是它们的根本缺陷。他写道：“资产阶级与工人[11]的界线永远无法划分得很准确。在这种努力中，总会发生一些专断的行为，实际上使得苏维埃的观念特别容易变成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而很少有助于建立并建成一个有系统的、鲜明的国家制度。”[12]
考茨基认为，阶级专政不可能为自己建立符合其性质的机构，这是因为阶级之间没有无可挑剔的分界线。但这点在普遍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中又是如何呢？恰恰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多种过渡阶段中看到反对阶级斗争的“原则”本身的主要论据。对考茨基来说，一旦无产阶级克服了中间阶级的无形性和不稳定性，把其一部分拉到自己身后，把另一部分赶到了资产阶级的营帐里，并在苏维埃的国家体制中实际组织了自己的专政，原则性的疑惑就产生了。正是因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统治不可或缺的机器，所以它的框架是有弹性、灵活的。因此，不仅阶级和阶层关系的社会变化，它的政治变化也都能在苏维埃机器上找到无延迟的表达。苏维埃从最大型的工厂和车间开始，然后吸引作坊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加入自己的组织，再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反对地主，然后组织中下层农民反对富农。工人国家为自己挑出了许多职员，而这些职员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圈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苏维埃体制培养了纪律性，所以在苏维埃系统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代表。随着无产阶级夺得的社会地位的扩大或缩小，苏维埃制度也会时而扩张，时而缩小，在其内部动态、潮起潮落、错误和成就中保持作为社会革命的国家机器。随着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苏维埃制度将会扩展到全人类，从而失去国家的特征，并溶解成生产和消费的强有力的合作制。
如果说党和工会是准备革命的组织，那么苏维埃就是革命本身的工具。苏维埃在胜利后，就会变成权力机关。党和工会的作用虽没有减弱，却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总的领导被掌握在党的手里。它不直接进行管理，因为它的机器不适合这么做。但它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有表决权。此外，我们的实践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在所有的一般纠纷、部门冲突和部门内部的个人冲突中，党的中央委员会都拥有最后的话语权。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确保在最困难以及最混乱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必要的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只有在党的权威不容争议、党的纪律纯洁无暇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才是可能的。对革命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党在这两点上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在那些过去未曾有过得到具有伟大战斗精神的强大革命组织的其他国家，到无产阶级进行政变的时候，是否会同样产生有权威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就很难预测了。但很明显的是，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个问题。
共产主义政党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特殊作用是相当清晰的。这是一个关于阶级专政的问题。阶级内部有不同的分层，不一样的情绪，不同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专政的前提则是意志的统一、方向的统一和行动上的统一。还能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专政呢？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前提就在于，在无产阶级本身之中，有一个处于政治领导地位的政党，而这个政党具有明确、有效的纲领和不容置疑的内部纪律。
党外联盟政策在本质上是与革命专政体制相悖的——我们在这里指的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是指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结成联盟，而这些组织代表了劳动群众中不同程度的落后与偏见。
革命很快就会侵蚀一切不稳定的东西，磨坏一切人造物；在革命事件的压力之下，披着联盟皮的矛盾很快就会被暴露出来。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匈牙利便可目睹。在那里，共产党人和经过重新粉饰的机会主义者之间联合起来，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这一联盟很快就瓦解了。共产党人很快就为其同路人的革命无力与政治背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很显然，如果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晚一些上台，提前给左翼机会主义者一个彻底妥协的机会的话，这样会对这些共产党人更加有利。而这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则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与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只是暂时掩盖住了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相对弱点，同时也阻止了他们通过牺牲机会主义者来加强自身，并最终让自己走向了灾难。
俄国革命的例子充分描绘了同样的思想。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持续了几个月，就以流血的破裂而告终了。不错，要为联盟买单的，不是我们共产党人，而是我们不忠诚的同路人。显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联盟中是最强的一方，因此试图在历史关口上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并没有冒太大的风险，在战术上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尽管如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页清楚地表明，交易、妥协与互相让步的体制——也就是联盟体制，在一个形势变化极快、需要高度统一观点以便统一行动的时代下，是不可能长久的。
我们不止一次地被人指责用党的专政来替代苏维埃的专政。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有权利说，苏维埃的专政只有通过党的专政才有可能实现：党因为具有明确的理论意识，以及自身强大的革命组织，所以能确保苏维埃能够从劳动者的非正式议会转变为劳动者进行统治的机器。这种用党的权力来“替代”工人阶级权力的做法并不偶然，其本质上也不算替代。共产主义者表达的是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在历史将这些利益完全地安排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成为公认的、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完全自然的。
于是有些智者就要问我们了：“但是你们如何保证党表达了历史发展的利益？在将其他党派摧毁或赶入地下之后，你们已经消除了他们与你们的政治竞争，于是也剥夺了你们自我检查路线的机会。”
发表这种观点，是因为用纯粹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革命进程。在所有矛盾公开化，政治斗争迅速转变为内战的时候，除了发行孟什维克的报纸以外，有足够的物质标准来检验自己的路线。诺斯克在粉碎共产党人，但后者却在增长。我们镇压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他们则已经落荒而逃。这项标准已经能充分检验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任务都不是测算一组方向的路线，而是确保我们的方向——革命专政的方向的胜利，并在向这一方向行进的过程中，在其内部摩擦之中，找到自我检查的充分标准。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工会运动的长期“独立”与联盟政策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工会变成了无产阶级执政的最重要的经济机关。因而他们也就受共产党的领导了。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仅要解决工会运动中的原则问题，还要解决其中内部的严重组织冲突。
考茨基分子谴责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人”的专政。他们说：“假设出现了专政，那它至少也应该是整个阶级的。”要理解他们在这块的想象并不容易。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而言，意味着革命先锋队的直接统治，而这革命先锋队则依靠有份量的群众，并在必要时迫使其落后部分向最先进的部分看齐。这点同样也适用于工会。一旦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它们就有了强制的性质。它们必须掌握所有的产业工人。党的队伍中则仍然只包含那些最自觉、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只有在大型选拔之下，它才会扩大自身的队伍。因此，共产主义少数人在工会中的领导作用，与共产党在苏维埃中的统治地位相对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表达。
工会直接体现了社会生产。它们不仅表达产业工人的利益，也表达产业本身的利益。在第一个时期，工联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在工会中抬头，促使工会向苏维埃国家讨价还价，向它施加条件，并要求它为其提供保证。越往后，工会就越是会意识到自己是苏维埃国家的生产机关，并对苏维埃国家的命运负责——不是通过反对它，而是通过将自己与其视为一体。工会成为劳动纪律的领路人。他们要求工人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因为工人国家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条件。工会成为了革命镇压的领路人，来针对工人阶级中无纪律、放纵任性的寄生虫。工会，从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会运动密不可分的工联主义政策，正在全线向着革命共产主义政策过渡。
农民政策
考茨基谴责说：“它们本来希望在农村中利用给最贫苦的农民以政治权利的办法来使有产农民丧失活动能力。现在他们却已经给与这些有产农民以某种程度的选举代表的权力。”[13]
考茨基列举了我国农民政策的外部“矛盾”，却没有质疑其总的方向，也没有质疑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中固有的内部矛盾。
在进入苏维埃制度的俄国农民里，存在着三个层次：贫农，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并购买食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中农，用农场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以有限的数量出售剩余产品；上层，即富农，“库拉克”，他们系统性地购买劳动力，并广泛地出售农产品。不需说，这些分组在全国范围内即没有特别的定义表征，也都没有同质化。然而，总的来说，贫农是城市无产阶级天然的、不容争辩的盟友，富农同样是不容争辩、不可调和的敌人，而最广泛的中农，则表现出最大的犹豫不决。
倘若国家未曾如此衰竭，无产阶级能够向农民群众提供必要数量的商品和文化产品，那么农民中的大多数劳动者接受新体制的过程就会更加无痛。然而，国家的经济失调，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土地或者粮食政策，而是由于在此之前产生的因素——它使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向农村提供纺织和金属产品、殖民地商品等等的可能性。同时，工业无法拒绝从农村收集哪怕是最低数量的粮食。无产阶级要求农民拿粮食作为预付费，要求以仅仅以它打算创造的价值来进行合理的借款。这些未来价值的符号就是已经贬值到极点了的信用证章。但农民群众不太擅长历史的抽象概念。农民由于清算了地主剥削，与苏维埃政权联系到了一起，并在其中看到了防止沙皇专制复辟的保证。但同时，他们却往往反对粮食的收集，认为只要自己不能够收到棉布、钉子和灯油，那就是做了亏本买卖。
苏维埃政权自然首先要把粮食税加到农村里的上层人士身上。但在农村里社会条件尚未成型的情况下，更加习惯于让中农跟着自己走的、具有影响力的富农处心积虑逃避粮食税，把它转移到更加广大的农民群众身上，同时使他们与苏维埃政权敌对。有必要促使底层贫农怀疑和敌视上层富农。贫农委员会就起到了这一作用。他们在底层形成，是一群旧时代里被压迫、被排挤到角落里、被剥夺了权利的分子。当然，在他们中间也有一定数量的半寄生分子。这一点成为了民粹“社会主义者”蛊惑人心的主要动机，这些人的演讲在富农的内心里回荡起了赞赏的回声。但把权力交给农村里的富农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为了领导农村半无产者，党从城市里派出了先进工人，到农村完成了宝贵的工作。贫农委员会成为了反对富农的打击性机关。因此，他们借助国家权力，不仅迫使农民的中间阶层在苏维埃政权和地主政权之间做出了选择，同时也在无产阶级与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的专政、富农的恶势力之间做出了选择。在一系列教训（其中有些非常残酷）中，中农发现自己被迫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赶走了地主和县警察局长的苏维埃政权同样也让农民背负起了新的义务，并要求他们做出牺牲。对数千万中农的政治教育并不像学校课堂教育那样轻松顺利，也没有立即产生无可争辩的结果。中农发动过叛乱，与富农结盟，并无一例外地拥护白卫军—地主的领导；在苏维埃政权的地方代理人，特别是贫农委员会那里，也产生过滥用职权的行为。但主要的政治目标实现了。强大的富农即使没有被完全消灭，也已经被深深地震撼到了，被砍去了自我意识。中农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模糊，就像它在经济上模糊一样，但已经习惯于在先进工人身上看到自身的代表了，就像之前他们在流氓富农身上看到的那样。一旦这一基本结果达成，作为临时机构、打入农村群众的尖锐楔子的贫农委员会，就必须让位于苏维埃，而在这个苏维埃里，贫农和中农都选派了自己的代表。
贫农委员会存续了大概六个月——1918年6月到12月。在它们的建立与废除之中，考茨基只看到了苏维埃政策的“摇摆不定”。与此同时，却丝毫不见他自己的实际指导。况且从何而来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未曾有过先例的，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在书中也找不到处方。考茨基所谓政策上的矛盾，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松散的、未分化的农民人群中进行的积极的灵活应变。帆船必须在风中灵活机动，但没有人会觉得为了达到目的地而进行的机动之间会存在着什么矛盾。
在农业公社和苏维埃农场的问题上，人们也可以数出许多“矛盾点”，这些矛盾与个别错误一起，表达了革命的不同阶段。苏维埃国家在乌克兰应该为自己保留多少土地？应该给农民多少土地？应该为农业公社设立个什么方向？应该给予它们什么形式的支持，以免它们成为寄生虫的苗圃？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保证对它们的控制？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创造的全新任务，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未曾提前解决过，而且在解决它们的过程中，原则、纲领性的路线还没能找到自身的实际应用以及自身的经验检验，只能经历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的左右偏差。
但是，就连俄国无产阶级在农民中找到了支持这一件事，考茨基也要倒打一耙：“这给苏维埃体制带来了经济上的反动因素，而巴黎公社却幸免于难（！），因为它的专政并不以农民苏维埃为基础。”
说得就好像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武断地抛弃“经济上的反动因素”来继承封建—资产阶级制度一样！但这还不够。农民用“反动因素”毒害了苏维埃政权，使我们失去了它的支持。它现在“憎恨”布尔什维克。考茨基是从克里蒙梭的广播和孟什维克的发言稿中得知这一切的。
广大农民确实因缺乏必要的工业产品而遭受了损失。但同样正确的是，在所有其他体制下（在过去三年里，俄罗斯不同地区存在过许多的体制），农民肩膀上的负担无可比拟地重得多。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都没办法增加商品的库存。而它们也都需要来自农民的粮食和马匹。为了执行自己的政策，资产阶级政府，包括孟什维克考茨基之流的政府，利用了纯粹的官僚机器，比起工农组成的苏维埃机构是直接无视农民经济上的需要。因此，尽管中农摇摆不定，产生过不满甚至进行过叛乱，但归根结底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现在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有多么困难，也都要比在其他体制下遇到的困难小得多。公社在农民的支持下“幸免于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公社并没有因为梯也尔农民军队的消灭而幸免于难！我们的军队有五分之四来源于农民，他们满腔热血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斗，战果丰硕。仅凭这一个事实，就反驳了考茨基和那些启发了他的人，最恰当地评价了苏维埃的农民政策。
苏维埃政权与专家
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起初认为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专家也能照样生活下去。”[14]但后来，他们确信知识分子是重要的，就从残酷的镇压转到了用一切手段，比如用高工资来招募知识分子。考茨基嘲笑道：“所以，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说，把这些知识分子变成公务员和社会化的领导人员‘必要的因而是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无情地把他们踩在脚底下。”[15]正是如此。在所有市侩庸人的同意之下，无产阶级专政恰恰包括“蹂躏”以前的统治阶级，迫使他们承认和服从新制度。受资产阶级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长期以来不会相信、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工人阶级真的有能力管理国家，不会相信、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非偶然性，不会相信、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其容易包揽工人国家的义务，甚至在开始为工人国家服务的时候也是如此，并认为在无产阶级的体制下接受威尔逊、克里蒙梭或米尔巴赫[16]的钱进行反苏鼓动，或将军事机密及技术手段交给白卫军和外来帝国主义者是再自然不过和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以实际行动向这些人强烈表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不是为了让他们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开这种玩笑的。
在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惩罚中，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看到了“争取知识阶级不是通过提高人们的觉悟，而只是通过即从前面又从后面拳打脚踢的办法”[17]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考茨基是严肃地认为，在所有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仍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时候，而这些资产阶级又不惜一切代价威逼利诱俄国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殖民奴役俄国的工具时，仅靠说服就可以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考茨基没有分析斗争的进程，而是在和知识分子有关的方面给出了学究式的处方。如果说我们的党认为没有知识分子也照样活得下去，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对我们面前的经济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性，那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当工人阶级如火如荼地为夺取并巩固政权而进行斗争的时候，当大多数知识分子充当资产阶级突击队，与我们公开作战，或者破坏我们的机构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毫不留情地与专家作斗争，正是因为知道了他们的巨大组织意义——他们不是在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政治，而是在执行主要阶级的任务。只有通过严酷斗争击溃知识分子的抵抗，吸收专家进行工作的机会才会出现。我们也立即就走上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容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过的工人与厂长、抄写员与经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关系，留下了对专家在阶级上最深刻的不信任作为遗产，而这种不信任在内战的第一个时期则变得更加尖锐——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惜以寒冷和饥饿来摧毁工人的革命。要克服这些情绪，从疯狂的残酷转为和平的合作并不容易。工人群众必须逐渐地习惯把工程师、农学家、军官看作是现在有用处的职员、工人和农民政权必需的专家，而不是过去的压迫者。我们已经说过，考茨基把用无产阶级取代专家的原则倾向强加给苏维埃政权，是错误的。但这种倾向在无产阶级的广大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点不容争辩。这个年轻的阶级已向自己证明，它可以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撕碎了围绕着有产者政权的神秘面纱，已经确信上帝是不会烧制陶锅的——这个革命阶级在自己不太成熟的分子的面貌下，自然倾向于在初期高估自己的能力，认为不借助资产阶级教育过的专家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由于这种倾向具有成型的性质，我们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与它进行斗争的。
我们在1918年3月28日的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讲过：
“现在，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以后，要进行反对破坏的斗争，就必须把昔日的破坏者变成今日的仆人、执行者，变成服务于新体制的技术管理人员。如果我们克服不了这点，如果我们不吸收我们所需的一切力量并让它们为苏维埃服务，那么我们与昨日与破坏的斗争、军事革命的斗争，就彻底化为无用功。”
“在这些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教师、旧军官身上，就像在毫无生命的机器上那样，投入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国民资本，而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有责任开发、利用这些资本。”
“民主化根本不是要取消熟练力量的意义，不是要取消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的意义，也不会要用各地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来替代掉他们——这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学前知识。”
“这些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代表组成，但他们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不能够取代一个上过专门学校、知道如何做某项特殊工作的技术员。我们在各个领域中都看到了的集体制的涌现，这些完全是年轻的、革命的、昨天还在被压迫着的阶级的自然反应，他们拒绝昨天的地主和指挥官的长官独裁制，并把选出来的代表放在各个地方。我要说，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来源上完全健全的革命反应。但这并不是无产阶级经济国家建设的最后一步。”
“下一步应该是集体领导的自我规制，这是对工人阶级来说健全的、有益的自我规制。这一工人阶级知道工人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在哪里具有决定权，而在哪里又必须安排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员与专家——我们需要让这些技术员与专家担负重任，并必须对他们实行警惕性的政治监管。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让专家自由活动、自由创造，因为任何有能力、天赋的专家在自己的领域里都不可能在一群外行人的压服下进行工作。政治上的、集体的、苏维埃的控制无处不在，但对于起执行作用的职务来说，必须任命专业技术人员，把他们安排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并且使他们担负起这个责任。”
“那些害怕这点的人，便是不自觉地在内心里强烈怀疑苏维埃体制的人。如果有人认为吸收昨日的破坏分子担任技术领导的专业职务会动摇苏维埃体制的基础，那么他就没有意识到，苏维埃要是被绊倒，不是因为某个工程师或旧将官（在政治、革命和军事方面，苏维埃体制都是不可战胜的），而可能是因为应付不了创造性的组织任务。”
“它需要从旧机构那里提取出一切富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全部用于新的工作上。”
“同志们，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将无法应付我们的主要任务，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抛弃过去积累的一切而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之中找到所有必要的专家人士。”
“从本质上讲，这就相当于是在说，我们现在要把所有那些迄今为止用于剥削工人的机器全部扔掉。这种做法就太没脑子了。对我们来说，吸收那些受过教育的专家就和接收并登记所有的生产和运输工具以及整个国家的所有财富一样重要。我们必须尽快登记我们拥有的所有专业技术人员，使他们接受劳动义务，同时给予他们广泛的活动空间，并将他们置于政治监管之下。”[18]
最尖锐的专家问题，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军事部门内。在这里，在钢铁般必要性的压力下，它首先得到了解决。
在工业和运输的管理领域，必要的组织形式迄今为止远未完全实现。我们必须从以下事实中寻找原因：在头两年里，为了军事防御，我们被迫牺牲工业和运输的利益。内战的极度动荡反过来又阻碍我们与专家建立合适的关系。有资质的工业和运输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和教授要么随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撤退而离开，要么被这些军队掳走。只有现在，在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知识分子才会大量地与苏维埃政权和解，或向它俯首称臣。经济任务被提上首要的日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的生产组织。专家将会拥有一个巨大的工作空间，被赋予了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必要的独立性。全国的工业领导权都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手中。
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政策
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一切政党中是最努力要求和平的一个政党，这是一种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的和平，甚至是局部的和平。他们没有凭空为了由此可能产生的总的局势担忧，也不管这是否会帮助的意志黩武君主国取得胜利和获得世界霸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自行担任德意志军国主义者的雇佣兵，像印度或爱尔兰起义者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样。”[19]
关于我们胜利的原因，考茨基只知道一个：我们支持和平的口号。他没有解释，当苏维埃政权再次动员帝国主义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士兵，在两年里成功地击退自己的政治敌人时，它又在坚持着什么。
和平口号无疑在我们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正是因为该口号是针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最鲜明地支持和平口号的不是疲惫不堪的士兵，而是先进工人，对他们来说，这口号并不意味着休息，而是意味着与剥削者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正是这些喊着和平口号的工人们，后来在苏维埃的前线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声称我们要求和平而不关心它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是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式诽谤迟来的翻版。把我们与印度和爱尔兰的亲德民族主义者相提并论，是在为“德帝国主义实际上就像利用印度人和爱尔兰人那样在试图利用我们”的说法寻找基础。但是，法国的沙文主义者也在竭力利用李卜克内西[20]和卢森堡[21]（甚至还有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整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允许自己被利用？我们的行为是否给欧洲工人哪怕是一丁点将我们与德帝国主义看作一体的理由？只要回顾一下布列斯特谈判的过程，会谈的破裂和1918年2月德国的攻势，就足以充分暴露考茨基这种指责的厚颜无耻之处。事实上，我们与德帝国主义的媾和在事实上未曾存在过一天。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前线，我们以我们虚弱到极点的力量进行着不公开的战争。我们太弱了，无法在整个战线上维持俄德战争，我们暂时维持着虚假的和平，利用德国主力部队被调到西线的情况。如果说德帝国主义在1917—1918年仍然足够强大，以便在我们做了为打破这一绞索而进行的一切努力之后把《布列斯特和约》强加给我们，那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可耻行为。考茨基仍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14年8月4日就已经预先决定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出现。考茨基不仅当时没有向德帝国主义宣战——就像他后来要求苏维埃政权去做的那样，而苏维埃政权到1918年在军事上仍是无力的——之后还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而且他那段时间让许多人在几个月时间里不得不搞清楚他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战争。而这个在决定性时刻放弃了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的政治懦夫，竟敢指责我们在某个时刻被迫退却（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在物质上）；而我们为什么要退却？因为我们被深受考茨基之流腐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也就是说，被理论伪装过的政治消沉给出卖了。
我们不关心国际形势？！事实上，我们对国际形势有着更加深刻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没有欺骗我们。早在二月革命以前，作为战斗力的俄国军队就已经不存在了。它注定会走向崩溃。如果没有发生二月革命，沙皇专制就会与德国君主制达成交易。但二月革命挫败了这一交易，这正因为它是一场革命，彻底破坏了基于君主制原则的军队。不论它发生在一月还是三月，军队都会变成一盘散沙。克伦斯基的军事政策就是鸵鸟政策。他对军队的瓦解视而不见，侃侃而谈，用话语威胁德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出路：站在和平根基上，把它当作是革命军事无能状态下的必然结论，并把这个口号变成对欧洲所有人民产生革命影响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不和克伦斯基一起被动地等待可能埋葬革命的最终军事灾难，而是要掌握住和平的口号，引导欧洲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奥地利、德国的工人——来支持这一口号。我们从这一观点出发跟同盟国谈判了，并本着同样的精神起草了递交给协约国政府的备忘录。我们尽可能地拖延谈判，以便使欧洲的工人群众能够理解苏维埃政权及其政策的含义。1918年在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一月罢工表明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次罢工是德国革命的第一个重要先声。德帝国主义意识到，正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这一致命危险。这在鲁登道夫的书中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不错，他们已经不再冒险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十字军东征了。但是，在他们能够秘密地与我们作战的地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能够欺骗德国工人的情况下，他们就这么做了——在乌克兰、顿河还有高加索地区。在俄国中央地区，在莫斯科，米尔巴赫伯爵从到来的第一天起就与针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密切相关，就如同越飞同志[22]在柏林与革命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那样。德国革命的极左派，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政党，一直与我们携手并进。德国革命立即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尽管有《布列斯特和约》，德国工人阶级也从未怀疑我们是与李卜克内西而不是与鲁登道夫站在一起。1919年11月，鲁登道夫于国会委员会作证的证词提到：“最高统帅部要求建立一个机构，其任务是揭示德国革命倾向与俄国之间的关系。越飞到了柏林，俄国在许多城市也设立了领事机构。这对陆军和海军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考茨基却以可悲的勇气写道：“如果说这个军事独裁政府没有获胜，结果发生了德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当然是并不对此负责的。”[23]
倘若我们甚至在1917—1918年有机会通过克制革命来为旧的沙皇军队提供支持而不是加速它的毁灭的话，那么我们就只会是在帮助协约国，用我们的同流合污来掩盖住它对德国、奥地利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强盗性摧残。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政策，在决定性的时刻就会发现自己在协约国面前完全是赤手空拳的，甚至比现在的德国还要去武装化。同时，由于十一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条约》，我们现在是唯一手握步枪对抗协约国的国家。我们不仅没有通过我们的国际政策帮助霍亨索伦统治世界，正相反，我们通过十一月革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为了他的垮台而做准备。同时，我们在自己身后确保了战争的间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创造了拥有无数人的强大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所有协约国的链下恶犬都没办法对付它。
我们的国际形势最关键的时刻是1918年的秋天，德国军队解体之后。在我们面前已经不是两个或多或少互相制衡的强大阵营，而是处于世界力量顶峰的得胜了的协约国以及已经被击垮的德国，其容克渣滓认为，为了从克里蒙梭的厨房里得到一块骨头而紧紧抓住俄国无产阶级的咽喉是令人幸福而光荣的。我们向协约国提出过和平提议，并再次准备签署最苛刻的条款，因为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但是克里蒙梭——其人的小资产阶级愚昧仍然在其帝国主义掠夺中保持着所有力量——拒绝给容克骨头，并且同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用苏维埃俄国领导人的头皮来装饰荣军院。克里蒙梭用这一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不小的帮助。我们捍卫了自己，并坚持下来了。
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几个月里，欧洲资本主义政府暴露出自己仍有相当大的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恰恰是考茨基困惑不解而现在偶然领会到的：坚持下去！我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事件。而这种意识决定了我们的让步和一时的退缩——不是原则上的，而是我们在对自身力量的冷静评估中得出来的实际的结论。我们退却，就像一支军队向敌人割让城池乃至要塞，以便撤退并集中精力。这不仅仅是为了防卫，也是为了进攻。我们退却，就像是一群如今已经筋疲力尽的罢工者，但这些罢工者咬紧牙关，为新的斗争做准备。倘若我们不是对苏维埃专政的世界意义抱有坚不可摧的信念，就不会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做出那最沉重的牺牲。倘若我们的信仰被证明为与事物的实际进程相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就会作为一个注定失败的政权进行的无用投降而被载入史册。不仅是库尔曼[24]，所有国家的考茨基也都以这种方式评价了局势。但我们评估当时的弱点和未来的实力时都是正确的。艾伯特共和国，拥有普选权、代议权、议会舞弊和出版“自由”，谋杀工人领袖，只不过是奴役与卑劣的历史链条上的又一个环节。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的事实。有必要把它坚持下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场、尚未结束的帝国主义战争、霍亨索伦匪帮自以为是的厚颜无耻、世界资产阶级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的愚蠢、美国和欧洲的矛盾、协约国内部关系的混乱——有必要驾驶未完工的苏维埃大船越过汹涌的波涛，穿越在礁石之间，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其完工，并为它装上装甲。
考茨基决定重复指责我们在1918年初没有手无寸铁地对付强大的敌人。倘若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会被打败。[25]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就会失败。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协约国会在俄国革命的尸体上与霍亨索伦媾和，世界资本主义反动派还能苟活若干年。考茨基说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它对德国革命命运的影响时，他是在进行可耻的诽谤。我们从各方面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我们的唯一标准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的结论是，这种利益要求世界上唯一的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而我们是对的。但考茨基即使没有迫不及待，也是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们倒台，他把自己的整个国际政策都建立在这种预想中的倒台之上。
鲍威尔内阁[26]公布的1918年11月19日联合政府的会议记录指出：“首先，继续讨论德国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态度。哈泽[27]建议采取拖延的政策。考茨基与哈泽一道：有必要推迟决定，苏维埃政府不会坚持太久，它将不可避免地在几周内垮台”……因此，在苏维埃政权的处境确实及其艰难——德军国主义的失败似乎为协约国创造了“在几周内”解决掉我们的充分机会——的时候，考茨基不仅没有急着来援助我们，甚至也没有金盆洗手，而是积极参与出卖革命俄国。为了使谢德曼更容易地扮演资产阶级的门卫而不是其“纲领”中写着的“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角色，考茨基本人也急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但苏维埃政权还活着。它将比自己所有的掘墓人还要长寿。
注释：
[1]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3页。——中译者注
[2]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9页。——中译者注
[3]闵希豪森男爵是臭名昭著的小说《闵希豪森男爵历险记》的作者。由于闵希豪森男爵在描述他传奇般冒险经历中自吹自擂，他的名字成为了所有吹牛者和骗子的代名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闵希豪森男爵（BaronMunchausen）是由德意志作家鲁道夫·埃里希·拉斯佩（RudolfErichRaspe，1736—1796）创造的一个虚构人物，其原形是希罗尼姆斯·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闵希豪森（HieronymusKarlFriedrichvonMünchhausen，1720—1797）男爵。这个人物的特点是嗜好对自己的冒险经历进行可笑而又夸大的吹嘘。
[4]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0页。——中译者注
[5]对于这一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注解，就是当今世界也没几个国家可以在不学习实际操作的情况下颁发某种交通工具的驾驶执照……——Uni
[6]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9页，有改动。——中译者注
[7]现克拉斯诺达尔市。——中译者注
[8]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54页。——中译者注
[9]希法亭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1909年出版著名著作《金融资本》。列宁认为：“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中译者注：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战争期间，希法亭是温和的反对派，与德国独立的社会民主党考茨基一起领导德国独立社民党。1920年10月，在哈雷党代会的分裂中，希法亭处于右翼少数派，该派别拒绝与共产党合并。自1922年他的政党与谢德曼派合并后，希法亭极大右倾化，现在他已经光荣地成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1923年底，先前反对社民党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希法亭，成为了施特雷泽曼联合政府的财政部长。施特雷泽曼政府旨在将资产阶级从迫在眉睫的革命中拯救出来。自次年夏天，希法亭开始编辑新的杂志《社会》（Gesellschaft）。这本杂志直观展现了希法亭的变节和从理论上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拒绝。——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古斯塔夫·恩斯特·施特雷泽曼（GustavErnst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8月13日—1929年10月3日任外交部长，1923年8月13日—1923年11月30日任总理。
〔中译者补注2〕希法亭的社会主义“前科”和他犹太人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希特勒上台后逃亡。然而1941年他仍没有逃出盖世太保的魔掌。这位写出时人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金融资本》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忠犬，最终还是被纳粹的铁拳压扁在巴黎的地牢里。
[10]《共产党宣言》第2小节——中译者注
[11]中译本为“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中译者注
[12]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8页。——中译者注
[13]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2页。——中译者注
[14]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3页。——中译者注
[15]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4页。——中译者注
[16]米尔巴赫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会后的德国驻俄罗斯使团团长。1918年，他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尼古拉·安德烈耶夫和雅科夫·布柳姆金杀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明白签订充满了奴役俄国的条件的布列斯特和约是历史中的迫不得已，而试图通过杀死米尔巴赫来破坏它。——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尼古拉·A·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А.Андреев，1890—1919），出生于敖德萨，1918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7月6日暗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随后逃往乌克兰。1919年因斑疹伤寒去世。
〔中译者补注2〕雅科夫·格里格列维奇·布柳姆金（ЯковГригорьевичБлюмкин，1900年3月12日—1929年12月12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年5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年7月6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年12月—1919年3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年3月被俘。1919年4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任第79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年任第79旅参谋长。1923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年被捕，11月3日被判处死刑，12月12日遇害。
〔中译者补注3〕威廉·马里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MariaTheodorErnst，RichardGrafvonMirbach-Harff，1871年7月2日—1918年7月6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俄文版编者注
[17]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5页。——中译者注
[18]《劳动、纪律、秩序将拯救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Труд，дисциплина，порядокспасут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СоветскуюРеспублику），莫斯科，1918年。考茨基知道这一本小册子，因为他引用了它好几次。然而，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忽视掉上面引用的阐明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态度的部分。——作者注
[19]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3页。——中译者注
[20]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因其在战争期间的英雄行为而名垂青史。他一贯忠于国际主义，在国会的一次会议上投票反对战争贷款，这与社会民主党议会派系的相对决议背道而驰。李卜克内西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决裂，组织革命的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让广大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政策，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游行，大力鼓动无产阶级公开反对资产阶级容克政府。战争动员开始后，李卜克内西仍没有停止在士兵中的反战宣传。结果，他被捕并被判处两年半的苦役，但仍设法与德国工人阶级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保持联系。十一月革命使李卜克内西获释，并使他领导在德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工人群众运动。李卜克内西热情地将这个政权称为“第一个双手老茧的政府”。1919年1月，以谢德曼、诺斯克为首的反革命势力重创斯巴达克斯运动，斯巴达克斯同盟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谢德曼的流氓残忍杀害。——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威廉·马丁·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李卜克内西（WilhelmMartinPhilippChristianLudwig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
[21]罗莎·卢森堡（1870—1919），波兰和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多次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著有许多杰出著作，比如《波兰工业的发展》《资本积累论》。罗莎·卢森堡始终站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伯恩施坦主义和米勒兰主义把卢森堡看作意识形态方面的死敌。自1907年以来，她完全为德国工人运动工作。她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别上，领导左翼激进团体，与党内新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倾向不懈斗争。她第一个赞赏俄国1905年革命（“总罢工”）的教训，试图将其灌输到德国工人的意识中，并在许多问题上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即使在战争前夕，也就是1913年，她因发表反对军国主义的言论而被判入狱一年。她在战争期间是热心的国际主义者，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志同道合，和他一同创建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6年，她被捕入狱。然而，她在监狱中并没有停止鼓动和宣传工作。她秘密发送小册子、传单和反战号召。在狱中，她以“尤尼乌斯”为笔名撰写了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在这本小册子里，她在理论上预测了第二国际的彻底解体和第三共产国际的建立。1918年11月革命后，她与李卜克内西一起成为工人阶级共产主义团体的领袖，为夺取政权和向苏维埃制度的过渡做准备。1919年1月，谢德曼政府的军队重创斯巴达克斯同盟，卢森堡被德国军官杀害。——俄文版编者注
[22]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是一位老社会民主党人，前孟什维克。1917年，他加入了俄共（布）。他积极参加了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参与并完成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1918年任苏联第一任驻德大使。1920年与波兰进行和平谈判，签订《里加条约》。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Абрамович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23]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2页。——中译者注
[24]库尔曼，德帝国主义政府外交部长，领导了德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里夏德·冯·库尔曼（RichardvonKühlmann，1873年5月3日—1948年2月16日），1906年任德国驻荷兰公使。1916—1917年任驻土大使，1917—1918年任外交大臣。任上参与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的谈判。一战后退休。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变”而被捕。二战后获释。
[25]维也纳《工人报》将俄国共产党人与奥地利人进行了对立，把后者说成是理智的。该报写道：“难道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清晰的看法和认识的托洛茨基，因为迫不得已的《布列斯特和约》会起到巩固德帝国主义的作用而没签署它吗？《布列斯特和约》与《凡尔赛和约》一样残酷和无耻。但这是否意味着托洛茨基必须敢于继续与德国的战争？俄国革命的命运岂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托洛茨基向无法阻止的必要性低头，并在预期了德国革命的情况下签署了可耻的条约。”预见《布列斯特和约》所有后果的功劳属于列宁。但这当然不会改变维也纳考茨基式报纸的论点内容。——俄文版编者注
[26]鲍威尔政府在德国谢德曼政府于1919年6月21日辞职后成立，一直持续到1920年2月27日。它包括社民党的多数派和中间派。[中译者注：谢德曼实际于3月26日辞职。]——俄文版编者注
[27]哈泽是前独立党的领导人之一。战前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首任主席是倍倍尔）。在战争期间他成为社会民主党温和反对派的领袖。革命后，他是六个所谓的人民代表之一。哈泽后因遭到蓄意谋杀，伤重不治而去世。——俄文版编者注 |
第六章马克思和……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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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马克思和……考茨基
考茨基傲慢地否定了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上发表过的关于恐怖的观点，原因是当时的马克思还很“年轻”，也就是说，他的眼界还没有成功达到那种全面的衰弱的状态，而这种衰弱状态在某些理论家奔七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与1848—1849年间青年马克思（这个时候的马克思正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相对立，考茨基引用了巴黎公社时期成熟马克思的文字——后者在考茨基的笔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掉光了灰色狮子般的鬃毛，以一个德高望重的说教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民主的神圣性面前毕恭毕敬，嘴里念叨着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在谢德曼、王德威尔德以及他的血亲外孙让·龙格的政治魔力面前肃然起敬。用一句话来说，充满了生活智慧的马克思原来是正派的考茨基主义者。
从不朽名著《（法兰西）内战》——充满着我们这一时代全新紧张生活的著作，考茨基只为自己摘取了只言片语，在这几句话中，正值壮年的社会革命理论家将公社社员的慷慨激昂与凡尔赛资产阶级的血腥残暴进行了对比。这几句话被考茨基变成了陈词滥调。马克思——被描绘成抽象人道主义的布道者、博爱主义的传教士！毋宁说，这应该是在描述佛陀或者列夫·托尔斯泰……国际上有人造谣说男公社社员都是些皮条客，女公社社员都是妓女；而胜利资产阶级也来意淫公社，散布无比恶毒且卑鄙的谣言，认定那些被打败的战士们“犯下兽行”；为了反对这些中伤与诽谤，马克思指出并强调了他们温柔且优美的一面，而这些特征与优柔寡断往往是一体两面——这一点太清楚了，马克思毕竟是马克思。他既不是一个庸俗的腐儒，更不是革命的检察官——既科学地分析公社，又为革命辩护。他不仅解释并批判，他还会辩护并斗争。但是，马克思在指出失败公社温柔之处的同时，也对公社为了不失败而应该采取的措施不抱疑问。
《（法兰西）内战》的作者指责中央委员会，也就是当时的国民自卫军代表苏维埃，过于草率地把自己的地位让给了选出来的公社。考茨基“不理解”这种指责的缘由。这一诚挚的不理解，局部反映了考茨基在革命的一般问题方面上大脑迟钝。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首要地位应该由一个纯粹战斗性的机构、一个反对凡尔赛叛乱与军事行动的中央来占据，而不是工人民主的自我管理组织。后者只应当在晚些时候出现。
马克思指责公社没有立即进攻凡尔赛匪帮，而是采取貌似“更人道”的防御形式，这种形式容易让人高呼道德法则和人生命的神圣性，但却永远不会带领人们在内战中胜利。马克思的首要愿望也是让革命胜利。他在任何地方都没说过民主在原则上高于阶级斗争。正好相反，马克思——不是《莱茵报》的那个年轻编辑，而是《资本论》的成熟作者，我们真正的马克思，有着还没被考茨基之徒的理发师修理过的茂盛狮子鬃毛，以高浓度的蔑视讲述了“代议制的人造气氛”，而在这种气氛中，连梯也尔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矮子也变成了巨人！考茨基的那本学究式的小册子，又贫瘠又干燥，通篇充斥着诽谤，而《（法兰西）内战》宛若甘霖。
与考茨基进行的诽谤相反，马克思与那种将民主看作是历史最后的、无条件的、至高无上的词语的观点毫无关系。资产阶级社会虽然产生了现代民主制，但其发展也绝不像战前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幻想家让·饶勒斯[2]和现在腐儒中最博学的卡尔·考茨基梦想的那样是一种渐进民主化的过程。在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中，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3]。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政权的最终形式不是民主，而是波拿巴主义。经院哲学家们可能会说：马克思错了，因为波拿巴主义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被“民主共和国”取代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犯错，反而说到点子上了。第三共和国就是一个民主制完全腐烂的时代。与第二帝国相比，波拿巴主义在庞加莱—克里蒙梭的交易所共和国中得到了更完整的表达。不错，第三共和国没有头顶王冠的皇帝；但在其上空，沙皇阴魂重重。
在对公社的评价中，马克思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那些被民主话术褪去光芒的文字。他写道：“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4]首先，马克思指出的不是公社那种有条件民主的形式，而是它的阶级本质。正如我们所知，公社摧毁了正规军、警察，并下令没收教会的财产。它是通过巴黎革命专政的权利来达成这一点的，并没有得到全国范围内民主的许可，而这种民主在当时梯也尔的国民议会中得到了更加“合法”的表达。但革命并不是由投票来决定的。马克思说，“……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5]这与形式民主制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马克思说过：“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6]因此，马克思认为，革命巴黎的任务并不是从自己的胜利中诉诸立宪会议[7]摇摆不定的意志，而是要用一个集中的公社组织来覆盖整个法国，这种公社组织并不依赖于外部的民主原则，而是植根于生产者的真正自治。
考茨基将苏维埃宪法当成是选举的多层次性的过错，而这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规定是矛盾的。马克思用下面这句话描述了法国工人形成的结构，他说：“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8]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丝毫没有为选举的多层次性感到难为情，因为问题关乎无产阶级本身的国家组织。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下，选举的多层次性掩盖了政党间和阶级间的分界线。然而，在“生产者自治”，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之中，选举的多层次性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自治技术上的问题，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它可以表现出它在工会组织领域中含有的相同优势。
民主庸人对苏维埃宪法中表达的城市与乡村革命作用的差异中反映出来的工人与农民在代表权方面的不平等感到震怒。马克思写道：“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9]任务并不是在纸面上把农民提高到与工人等同的地位，而是要在精神上把农民提高到与工人相同的水平。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国家的所有问题都放在活生生力量的革命动态之中考虑，而不是放在代议制集市般的帷幕的阴影之上。
为了达到其精神衰退的最终极限，考茨基否认了工人苏维埃的国家合法性，理由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边界线。考茨基在社会分界线未定型这里看到了苏维埃专政横行霸道的根源。马克思对此说的正好相反：“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0]公社的秘密在于，其实质乃是工人政权。马克思明明讲清了这一点，但这对考茨基来说仍是天书。
民主伪君子义愤填膺地讨论苏维埃政权的镇压，讨论报纸的关闭，讨论逮捕与枪决。马克思是这样回答“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和“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对公社进行的镇压的指责的：“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作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11]也就是说，考茨基以神圣的民主基础的名义要求的那些东西，早已被马克思打上了“背叛使命”的印记。
对于那些过去归咎于公社就像现在归咎于苏维埃政权那样的破坏，马克思将其称作“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不可避免和较为次要的伴生现象”[12]。破坏与残酷在任何战争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马屁精才会在“被奴役者反对奴役者的战争、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马克思语）认为它们是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的严酷指控者考茨基在他的整本书中，却对我们处于持续的革命防御状态、正在对世界奴役者发动一场激烈的战争——“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这一事实不予置评。
考茨基不止一次地为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使用了劫持人质的严酷手段而自我打脸。他又一次荒谬地比较残酷的苏维埃政权和人道的公社，依旧牵强附会。马克思对此的回应明确而清晰：“梯也尔从冲突一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杀公社方面被俘人员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为保护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这些人质中已经接连有人因凡尔赛方面不断枪杀俘虏而丧命。在麦克马洪[13]的御用军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他们怎么还能再保住性命呢？”[14]我们与马克思一道想问一下，在内战的条件下，当反革命占领了同一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在所有可行的地方大肆抓捕并枪杀了手无寸铁的工人、他们的妻子和母亲时，还能怎样行动呢？除了把受资产阶级宠爱或信任的人当作人质，从而在整个资产阶级上空悬着连环互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之外，还能怎样行动呢？从日复一日的内战史中不难看出，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所有残酷行为都是革命自卫的强制措施。我们不在此详述。但是，为了至少给评估斗争条件提供一个部分的标准，让我们回顾这样一点：当白卫军和他们的英法盟友一起，残杀每一个被他们俘虏的共产主义者时，红军却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囚犯——包括最高级的军官都留了情。
马克思这样写道：“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发布永无谬误的神谕一般。”[15]
即使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有时会以第二国际落后理论家的面貌出现，这也丝毫不剥夺这一胡言乱语的等级继续胡言乱语的权利。
注释：
[1]《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是著名的革命机关报，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报纸的主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考虑到当时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仅仅是初步打击了专制主义，认为革命者接下来的任务是支持资产阶级的进步团体并齐心协力赢得政变的最大胜利。《新莱茵报》准备好了这项任务。然而，反动愈演愈烈，侵蚀了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就，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民众发动武装起义并建立公社委员会。1849年，该报因其极具革命性而被停刊。——俄文版编者注
[2]让·饶勒斯（1859—1914）是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和杰出的演说家。饶勒斯在加入社会主义运动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演进。饶勒斯一开始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一员，1885年他们把他选进了众议院。1892年他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并从工人中进入众议院。自1902年以来，他一直是法国社会党的成员，并且是其议会派系的领导人。饶勒斯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经常走机会主义路线。他支持米勒兰，尤为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米勒兰违背社会主义传统，冒着风险于1899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资产阶级政府。饶勒斯相信资产阶级社会逐渐民主化，赞同主要的改良主义思想。1904年，饶勒斯成为法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的编辑，直到去世。饶勒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同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斗争，为法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饶勒斯热切地寻求用民兵取代常备军并缩短兵役期限。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饶勒斯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阻止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政府谈判，利用宣传和公众舆论压力。世界大战前夕，他被一名政府特工残酷杀害，后者害怕饶勒斯煽动反战情绪。饶勒斯在法国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奥古斯特·马里·约瑟夫·让·利昂·饶勒斯（AugusteMarieJosephJeanLéon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ère，SFIO）后，饶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Villain，1885—1936）暗杀。
〔中译者补注2〕德雷福斯事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上台后，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中译者补注3〕皮埃尔·马里·勒内·恩斯特·瓦尔德克—卢梭（PierreMarieRenéErnestWaldeck-Rousseau，1846年12月2日——1904年8月10日），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政治家。出身于律师家庭。1881—1882年任内政部长。1883—1885年第一次担任内政和宗教部长。1884年参与起草《瓦尔德克—卢梭法》，推动工会合法化。1885年暂时脱离政治活动。1886—1894年期间从事律师工作。1894年在补选中当选为参议员。1895年参加总统大选，但在第一轮选举中败选。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于1899—1902年任总理兼内政和宗教部长，在任期间下令重审德雷福斯案件，支持通过《结社法》，同时又积极镇压罢工，1900年出兵中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镇压了阿尔及利亚人起义。1902年因病辞职。1904年去世。
[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译者注
[4]同上，第154页。——中译者注
[5]同上，第143页。——中译者注
[6]同上，第155页。——中译者注
[7]原文如此。——中译者注
[8]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译者注
[9]同上，第157页。——中译者注
[10]同上，第158页。——中译者注
[11]同上，第164页。——中译者注
[12]同上，第177页。——中译者注
[13]玛利·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德·麦克马洪，马坚塔公爵（MarieEdmePatriceMauricedeMac-Mahon，DucdeMagenta，1808年7月13日—1893年10月16日），法国军事家。1827年入伍。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参加意大利第二次独立战争。1864—187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70年参加普法战争，在色当战役中重伤被俘。1871年获释后任法军总司令，并于同年5月率军镇压了巴黎公社。1873—1878年任总统。1878年被迫辞职，旋即退休。——中译者注
[1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译者注
[15]同上，第159页。——中译者注 |
第五章巴黎公社与苏维埃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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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巴黎公社与苏维埃俄国
公社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备
巴黎公社与恐怖主义
专制的中央委员会与“民主”的公社
民主公社与革命专政
1871年的巴黎工人—1917年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第一场完全是由无产阶级进行的、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这一短暂篇章以其敌对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一短暂篇章，从3月18日到5月28日，共持续了72天。”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60页，彼得·拉夫罗维奇·拉夫罗夫，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
公社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备
1871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统治第一次的、仍然弱小的历史尝试。尽管巴黎公社的尝试极其有限，其参与者也毫无准备，纲领模糊不清，领导人之间缺乏团结，思想摇摆不定，行动时慌乱迷茫，并且这一切造成了致命的失败。但我们非常珍视公社的记忆。我们重视公社中拉夫罗夫[1]说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一个、哪怕是非常苍白的曙光”。考茨基则完全不同。他在自己的书中长篇大论一番，运用粗暴的、带有偏见的方式对比了公社和苏维埃。我们觉得公社有着不幸与罪过，而他却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公社的主要优点。
考茨基竭力证明1870—1871年间的巴黎公社并未经过“人为”准备，而是从天而降，让革命者猝不及防——与我们党精心准备的十一月革命相对立。然而，考茨基这么一说，正是为了在读者心中种下这样的观念：公社社员只是遭遇了不幸（巴伐利亚庸人福尔马尔[2]曾经认为公社社员没有睡大觉而去夺取政权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此他们理应得到宽恕；而布尔什维克则有意识地走向不幸（夺取政权），因此他们无论在今世还是来世都不会得到宽恕。这样来谈巴黎公社，做不到逻辑自洽，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的论调完全不可避免地从“独立的”考茨基之流的立场里冒出来。这些人把头缩在肩上，不肯看到或预见到任何东西。而他们要是向前进了几步，那也不过是因为之前背后挨了一拳。
考茨基写道：“侮辱巴黎，不承认它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剥夺它作为首都的地位，最后是为了更有保证地实行君主制的政变而解除它的武装——这便是国民议会以及它选中的行政首脑梯也尔主要关心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导致巴黎起义的冲突。”
“我们看到这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差别，因为布尔什维克是靠和平的愿望获得政权的，他们有农民的拥护作为靠山，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外在国民议会里没有君主主义的反对派来反对他们。”
“布尔什维克通过一次布置周密的政变获得了政权，这次政变一下子就使他们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然后他们就立刻开始尽可能不顾一切地积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他们的反对者——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
“面对公社的起义，正相反，没有谁比革命派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而且他们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冲突时要不得的。”[3]
为了更好地理解考茨基在这里说的关于公社社员内容地真正含义，我们将引用以下有趣的证言：
拉夫罗夫写过一本关于公社的非常可资借鉴的书。他在书中写道：“……1871年3月1日，在帝国垮台半年后，也就是在公社爆发的几天前，巴黎国际的领导人物仍然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4]
他还写道：“3月18日之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巴黎。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在出乎自己意料的力量面前张皇失措，没有采取最起码的措施。”[5]
公社的参与者、历史学家利萨加莱[6]写道：“一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表示道：‘你们的身材不适合你们扮演的角色，你们只关心如何摆脱责任。’这句话道出了很多的事实。但是在行动的时刻，由于缺乏实现的组织和准备，往往导致了角色被交给了‘身材不适合’的人来扮演。”[7]
由此可见（之后这一点将更加清楚），巴黎社会主义者没有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直接斗争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模糊不清并在政治上混乱不堪，而绝不是因为有什么更高的战术考虑。
毫无疑问，考茨基本人对公社传统的忠诚主要表现在他对在德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政变的极度震惊——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坏的冲突”。然而，我们怀疑后人是否会以此为他记一笔功。至于他搞的历史类比，又是颠三倒四，又是支支吾吾，还不忘了故意歪曲一番。
米留可夫[8]得到了策列铁里[9]和切尔诺夫[10]的公开支持，想在彼得堡搞点事情出来。而这与梯也尔曾有过的对巴黎的意图是一样的。从科尔尼洛夫[11]到波特列索夫[12]，他们之中的所有人每天都在说：彼得堡已经脱离了国家，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并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推翻和羞辱彼得堡是米留可夫及其帮凶的首要任务。而且这发生在彼得堡是革命的真正中心，且革命尚未在全国其他地方立足的时候。前杜马主席罗将柯[13]公开说要把彼得堡交给德国人，就像放弃里加那样。罗将柯只是逐字逐句地说出了米留可夫的任务，而克伦斯基则通过自己的整个政策来推动这些任务。
米留可夫想要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梯也尔也是如此。此外，在克伦斯基、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的帮助下，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1917年7月在相当程度上被解除了武装。在8月科尔尼洛夫进攻彼得堡时，无产阶级部分地被重新武装了起来。而他们新掌握的武器，则有力为11月（10月）起义做好了准备。因此，我们的十一月革命与巴黎工人三月起义在很大程度上一致的地方，恰恰是考茨基指出的那些“相反之处”。
但是话又说回来，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首要的一点，就是梯也尔卑鄙的阴谋得逞——他成功绞死了巴黎，并消灭了数以万计的工人。而米留可夫则可耻地崩溃了——彼得堡仍是无产阶级坚不可摧的堡垒，而资产阶级的领袖只能跑去乌克兰，求着德皇的军队接管俄国。在这一区别之中，我们确实有很大的过错，而且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一点不止一次地反映在事件的后续发展之中），公社社员主要依据爱国观点，而我们则始终以国际革命的观点为指导。公社的失败导致了第一国际的实际崩溃。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则导致了第三国际的成立。
但马克思在政变前夕建议公社社员不要起义，而是要建立组织！如果考茨基借此论证马克思没有充分估计到巴黎局势的尖锐性，那还是可以令人理解的。但考茨基试图利用马克思的建议来证明一切起义都应受指摘。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满大人一样，考茨基首先把组织看作是阻挠革命行动的手段。
但是，即使只限于讨论组织问题，我们也不能忘记，十一月革命之前有九个月的克伦斯基政府。在此期间，我们的党不仅在鼓动方面，而且在组织方面，也都不是没有成功的。十一月革命是在我们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全国所有工业中心的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中赢得压倒性多数，并把苏维埃变成由我们党领导的强大组织后发生的。类似的情况在公社社员身上完全没发生过。最后，我们身后站着英雄的巴黎公社，从这一公社的崩溃中我们为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革命者必须对事件预测和准备。这也是我们的过错。
巴黎公社与恐怖主义
考茨基在比较公社与苏维埃俄国的时候，说了一堆废话，只是为了污蔑并贬低活生生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以便支持在距离我们相当遥远的过去进行的一系列专政尝试。
考茨基极其乐意地引用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19日关于两名将军被士兵杀害发出的声明：“我们愤慨地宣告，已经使我们名誉受到损害的血腥的耻辱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丑事。我们并没有决定要执行死刑，国民自卫军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这种罪行。”[14]
当然，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有什么理由承担与它无关的谋杀责任。但这声明中哀婉的语气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这些人在资产阶级舆论面前表现出的政治胆怯。这不难理解。国民自卫军的代表大多是没什么革命背景的人。利萨加莱写道：“没有什么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些小资产阶级，这些店主，都与闭塞的小集团格格不入；而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到那之前也是与政治也都是格格不入的。”[15]
拉夫罗夫也写了关于他们的内容：“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公告，都可以反映出他们在巨大的历史责任面前显得卑微，浑身打颤，以及他们迫切希望摆脱这种责任——而巴黎的命运却已经落到了这个中央委员会手中。”[16]
在对我们发出了有关血腥的夸张羞辱后，考茨基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屁股后面批评了公社的优柔寡断：“巴黎人（也就是公社社员——托洛茨基注）如果对梯也尔紧追不舍，那也许就能推翻政府。从巴黎撤走的军队根本没有力量作任何抵抗……但是梯也尔继续退却。他们让他收拾他的军队，在凡尔赛加以改编，并灌输新的精神，使他们坚强起来。”[17]
考茨基没能够意识到的是，同样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在3月19日发表了上述声明并允许梯也尔肆无忌惮地退却并集结部队。倘若公社社员仅靠精神影响手段获得了胜利，那么他们的声明就会获得很大的分量。但这并没有发生。事实上，他们含情脉脉的人道精神只不过从反面印证了他们的革命被动性。这些人仿佛是命中注定，在巴黎获得了权力，却不明白必须果断彻底地使用这一权力，追击梯也尔，趁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彻底粉碎他，掌握军队，对指挥人员进行必要的清洗并接管各省——这些人当然也不愿意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些要点之间密切相关。如果不逮捕梯也尔在巴黎的代理人并枪毙阴谋家和间谍，就没法追击梯也尔。认为杀死反革命将军是不可接受的“罪行”，就不能形成能量以追击反革命将军领导的军队。
在革命中，最旺盛的能量就是最高的人道。拉夫罗夫公正地说道：“正是那些珍视人的生命和鲜血的人，应该设法筹备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然后尽可能迅速并有力地采取行动镇压敌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才能尽可能少流血。”[18]
然而，如果不把3月19日的声明看作是无条件的信仰，而是看作未曾预料到的、不流血的胜利后第二天的短暂情绪的表达，那么可能就更正确地评价它。考茨基完全不了解革命的动力作用，不了解其迅速增长的情绪的内部因果关系。他用毫无生气的公式来思考，通过毫无根据的类比来扭曲事件的全貌。他不明白，心慈手软的踌躇心情一般是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群众特有的。工人们只有在铁一般的必要压力下才会发动进攻，就像他们只有感受到白卫军的威胁迫在眉睫才会走向红色恐怖一样。考茨基描绘的是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崇高道德的产物，实际上也只是内战初始阶段的一个特征。在我国现象也同样如此。
在1917年11月的彼得堡，我们几乎没流一滴血就夺取了政权，甚至没有进行逮捕。政变发生后，克伦斯基政府的部长们很快也被释放了。此外，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与克伦斯基一起进攻彼得堡、随后在加特契纳被俘虏的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在第二天就因作出了保证而被释放。这就是“宽宏大量”，这完全符合公社在第一阶段时的精神。但这是错误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南方跟我们打了快一年，消灭了数千名共产党员。不久之前，在他加入了尤登尼奇的行列，再次向彼得堡进攻。彼得堡的士官生发动叛乱，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在伏尔加河畔的捷克斯洛伐克人[19]谋划了叛乱，大肆杀戮共产党人。而列宁和乌里茨基[20]遇刺等事件发生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才获得了更加残酷的性质。
我们在公社的历史中也看到了这种只会出现在第一阶段相同趋势。
斗争由于自身的逻辑发展，在原则上走上了威慑的道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建立对其支持者来说是由红色恐怖的思想决定的。这一委员会被任命，是为了“斩叛徒的脑袋”（《JournalOfficiel》官方日报，第123号）；是为了“粉碎背叛”（同上，第124号）。在这些“耸人听闻”的法令（4月3日）中，有逮捕梯也尔及其内阁的决定、摧毁梯也尔宅邸的决定、摧毁旺多姆圆柱的决定，特别还有关于俘虏的法令。凡尔赛每枪决一名囚犯或公社的支持者，就会枪决三位人质。拉乌尔·里戈[21]领导的警察局采取了纯粹恐怖主义的行动，尽管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当。
由于公社领导层陷入了模糊的妥协立场，这些恐吓措施发挥不了有效性。他们试图用卑劣的措辞来调和资产阶级与既成事实，在民主的幻影与专政的现实之间徘徊不安。已故的拉夫罗夫在关于公社的书中，完美地描述了后者。
“巴黎，同时拥有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赤贫的无产阶级，是阶级成分混杂的政治社区[22]，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要求全面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批评政府的自由等等。巴黎，进行了一场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并立志在各种机构之中完成这场革命的任务，作为被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共同体，要求对新制度的敌人采取革命的也就是专政的措施。”[23]
如果巴黎公社没有失败，而是持续斗争，那么毫无疑问，它将被迫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来镇压反革命。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就不可能将人道的公社社员与非人道的布尔什维克进行对比。但这样的话梯也尔也很有可能没有机会对无产阶级大开杀戒。也许，这样的历史不吃亏。
专制的中央委员会与“民主”的公社
考茨基写道：“三月十九日，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要求向凡尔赛进军。其他一些人想要立刻就地向选民呼吁，还有一些人则希望首先采取革命手段。仿佛这些步骤的每一项都不是同等必要的，”他在这里倒是富有深刻见解，“仿佛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排斥其他的步骤似的！”[24]在这之后的几行字中，考茨基就着这些公社中相互矛盾之处，又在大谈特谈改良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事实上，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要进攻凡尔赛，并且要不失时机地进攻凡尔赛，就需要重组国民自卫军，让巴黎无产阶级中最具战斗性的分子担任其领袖，因而也会在革命方面暂时削弱巴黎。但是，在巴黎进行选举，同时还从巴黎的城墙上抹掉工人阶级的色彩，这从革命政党的角度来看是毫无意义之举。当然，从理论上讲，向凡尔赛进军和进行公社选举绝不是相互矛盾的，但实践中它们却是相互排斥的：为了顺利选举，就必须推迟进军；而为了胜利进军，就必须推迟选举。最后，在将无产阶级送上战场从而暂时削弱了巴黎的同时，也要确保首都不会发生反革命阴谋，因为梯也尔会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在公社社员的大后方煽风点火。有必要在首都建立一个更加军事化，也就是更加严格的体制。拉夫罗夫写道：“他们不得不与众多的内部敌人作斗争。这些敌人遍布巴黎，昨天还在证券交易所周围和旺多姆广场上进行暴动，在管理部门和国民自卫军中都有自己的代表，有自己的报刊和集会，几乎明确地与凡尔赛勾结。公社每次失败后，他们就愈发坚决，愈发放肆。”[25]与此同时，还有必要采取财政和一般经济性质的革命措施，首先要为革命军队提供保障。革命专政的所有这些最必要的措施都很难与广泛的选举运动共存。但考茨基不知道究竟什么叫革命。他以为理论上的调和就是实践上的落实。
中央委员会把公社的选举定在3月22日，但由于对自己没有把握，害怕自己的非法性，并急于在更“合法”的机构的批准下进行行动。他们与完全无力的巴黎市长和代表会议进行了荒谬的、无休止的谈判，只是为了达成协议而准备与他们分权。与此同时，宝贵的时间也在不断流逝。
考茨基试图依靠的、他那古老记忆中的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建议过让公社选举和带工人去打仗同时进行。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26]写的信中提到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用考茨基自己的话来说，他“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非常简单。无论如何，马克思都明白，任务并不是去追赶合法性，而是要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拉夫罗夫说的完全正确：“倘若中央委员会是由真正的革命者组成的，它就应该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到选举和召集公社之前给敌人10天时间以调养生息对它来说将会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但当时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拒绝了这一责任，不承认他们有权立即领导无产阶级。结果，人民政党过于缺乏准备，竟造就了一个感到自己不得不虚度十天光阴的委员会。”[27]
中央委员会尽快将权力移交给“合法政府”的愿望与其说是迷信形式民主，不如说是一贯惧怕责任。中央委员会虽然掌握着整个政权的物质机器，但以它是临时机构为借口，避免采取最必要和最紧迫的措施。但公社也并没有从中央委员会手中接过所有政治权力，后者继续相当放肆地干预所有的事务。这就造成了一种特别是在战争形势下极其危险的双重政权状态。
5月3日，中央委员会向公社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要求战争部听任自己安排。正如利萨加莱说的那样，“是应该解散或逮捕中央委员会，还是授权他们管理战争部”的问题再次出现。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原则，而在于缺乏明确的行动纲领和作为自发革命组织的准备程度。自发革命组织以中央委员会和“民主”组织——公社为代表，在不完全放弃权力的情况下互相推卸责任。这看上去绝不能说是值得效仿的政治关系。
考茨基安慰自己说：“但是中央委员会从来不想推翻最高权力属于由普选产生的代表这一原则……所以，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也同俄罗斯共和国恰恰相反。”[28]没有统一的执政意志，没有革命的决心，而是存在着双重政权状态，结果就是迅速而可怕的毁灭。但是，没有推翻民主“原则”——这难道不令人欣慰吗？
民主公社与革命专政
列宁同志已经向考茨基指出过，试图把公社描绘成形式民主的表现，就意味着直接在理论上招摇撞骗。根据传统和公社领导政党布朗基派的构想，公社就是革命城市对国家进行专政的一种表现。法国大革命正是如此；如果公社没有在第一阶段倒下，那么1871年革命也会如此。巴黎本身的政权由普选产生这一事实并没有消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公社的战争行为正是一个城市反对农民法兰西的行为，也就是反对整个国家的行为。为了令伟大的民主人士考茨基满意，公社的革命者必须首先在法国实行全民公投，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公社与梯也尔匪帮开战。
最后，在巴黎本身，选举是在梯也尔资产阶级从那里逃亡——至少是其最活跃的分子逃离以及梯也尔军队撤出那里之后进行的。留在巴黎的资产阶级尽管厚颜无耻，但还是害怕革命队伍，并且选举也正是在这种恐惧的征兆下举行的——这种恐惧也是未来不可避免的红色恐怖的预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用这样的事实来安慰自己，即在其专政（不幸的是这一专政非常迟钝且模糊不清）下进行了公社选举，没有侵害到普遍选举的原则，意味着这的确是在用一把梳子的影子来刷一辆马车的影子了。[29]
考茨基的读者们不了解事实，所以考茨基借此进行了一些空洞的比较。1917年11月的彼得堡，我们还在最“民主”的投票基础上选出了公社（市杜马），并没有为资产阶级参选做出任何限制。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抵制下，我们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席位。[30]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杜马自愿服从彼得堡苏维埃，也就是说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置于普选的“原则”之上，并在一段时间后通过自己的决定解散了自己，以利于彼得堡苏维埃的一个分支。因此，彼得堡苏维埃——这一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之父——通过了形式“民主”的祝圣恩典，丝毫不比巴黎公社差。
“在三月二十六日选举时，公社选出了九十个委员。这些委员中间包括十五个政府（梯也尔）支持者，六个反对政府但又谴责（巴黎工人）起义的公民（资产阶级）激进分子。”[31]
考茨基说教道：“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不会让这种反革命分子出来充当候选人的，更不必说是当选为委员了。公社却出于尊重民主的动机，决不妨碍它的政治反对者的被选举权。”[32]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过的事实告诉我们，考茨基的这番话在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大错特错的。首先，在俄国革命发展的类似阶段，彼得堡公社进行了民主选举，苏维埃政权没有给资产阶级政党设置任何障碍，而如果有自己的报刊并且公开呼吁打倒苏维埃政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抵制选举，那也只是因为他们当时仍然寄望于迅速用军事力量战胜我们。其次，巴黎公社不曾存在过包容各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代表——保守派、自由派、赌博派（gambettiste）在其中没有位置。
拉夫罗夫写道：“几乎所有这些人，要么立刻，要么很快也都离开了公社的委员会；他们本可成为巴黎这个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自由城市的代表，但他们在这个共同体的委员会里完全不合宜——这一委员会自愿或被迫、自觉或不自觉、完全或部分地仍然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至少是创造与这场革命相对应的社会形式的微弱尝试。”[33]倘若圣彼得堡的资产阶级没有抵制公社式的选举，它的代表就会进入彼得堡杜马。他们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的第一次叛乱（不管有没有考茨基的允许）之后，而如果他们没有像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成员在某个时候做的那样提前离开杜马的话，就很可能会遭到逮捕。事件的进程会保持不变，只有一些表面上的情节发展会有所不同。
考茨基在过分颂扬公社的民主，同时又指责它对凡尔赛缺乏果断性的时候，并没理解到在“合法”市长与代表含糊的参与下举行的公社选举反映了它与凡尔赛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领导者希望达成协议，而不是进行斗争。群众还没有摆脱他们的幻想。虚伪的革命权威还没有来得及让自己蒙羞。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韦莫雷尔[34]主张说：“我们必须以道德力量来支配我们的敌人……我们绝不能碰及自由和个人生命一丝……”为了防止“同室操戈的战争”，韦莫雷尔呼吁他之前曾无情地痛斥过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一个受巴黎全体居民承认并尊重的正当政权”。在国际主义者龙格[35]指导下出版的《官方日报》中写道：“在（1848年）六月的日子里，将两个社会阶级武装起来相互作战的可悲误解不可能再出现了……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已不复存在……”（3月30日）还写道：“现在所有的纠纷都会消失，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很团结，因为社会仇恨、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来就没有这么少过。”（4月3日）在4月25日的公社会议上，茹尔德[36]可以理直气壮地自夸说公社“还从未侵犯过财产权”。他们希望能赢得资产阶级舆论的支持，并找到达成协议的途径。
拉夫罗夫说得不错：“这样的主张丝毫没有解除无产阶级之敌人的武装——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胜利的危险——同时还夺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能量，就像是在不可调和的敌人面前故意蒙蔽无产阶级的双眼。”[37]但这种令人软化的主张与民主的虚构密不可分。假想的合法性的形式让人以为这个问题会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公社成员阿蒂尔·阿尔努写道：“就广大居民而言，他们有些许理由相信与政府之间至少存在着秘密协议。”在无力吸引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妥协派一如既往地误导无产阶级。
在不可避免的、已经开始的内战面前，民主代议制只表现出了领导团体的妥协式无助，而这一点在4月16日公社补充选举那毫无意义的程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已经没有时间投票了，”阿蒂尔·阿尔努写道，“局势令人惶惶不可终日，让人片刻不停，也没法让人冷静下来，不能让普遍选举完成其使命……所有忠于公社的人都在工事里，在堡垒中，在最前线的连队中……人民压根儿不重视这些补充选举。这些选举在本质上仅仅是代议制罢了。我们不应该计算选票，而是应该招募士兵；不应该计较自己是否争取了巴黎的民心，而是应该在凡尔赛的进攻中保卫巴黎。”从这些话中，考茨基是能够看出为什么在实践中把阶级战争和阶级间的民主结合起来不是件易事的。
米耶尔[38]，公社的最佳领袖之一，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写道：“公社不是立宪会议，而是军事委员会。它必须有一个目标：胜利；必须有一个工具：武力，必须有一个法律：社会救赎的法律。”
利萨加莱指控领袖们：“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公社是街垒，而不是董事会……”
他们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但为时已晚。考茨基直至现在也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千万别指望他某天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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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是对形式民主的活生生否定，因为它的发展标志着巴黎工人对农民国家的专政。这一事实高于一切。无论公社内部墨守政治成规的人如何拼命抓住民主合法性的表象，公社的每一个行动即便不足以令其取得胜利，也都足以被说成是非法的。
相当于巴黎市杜马的公社，废除了全国的普遍兵役法。它将其机关报称为《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它虽然很胆怯，但还是碰了国家银行。它宣布了政教分离，并废除了宗教预算。它与外国使馆建立了联系。例子数不胜数。它通过革命专政的权利做到了这一切。但这一权利，当时仍是绿色民主党人的克里蒙梭并不愿意承认。
在与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会议上，克里蒙梭讲道：“这次叛乱有一个非法的借口……委员会很快就会变得可笑起来，而其法令也会变得可鄙。除此之外，巴黎无权针对法兰西进行叛乱，她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议会的权威。”
公社的任务是解散国民议会。不幸的是，它没能做到这一点。现在考茨基正在为它的罪行寻求减刑。
他指出，公社社员在国民议会中的敌人是君主主义者，而我们在立宪会议中的敌人则是……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简直稀里糊涂！考茨基谈到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忘记了唯一的严肃敌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才是我们俄国的梯也尔政党，也就是以私有制为名的所有者集团，而米留可夫教授则尽力地在模仿这位矮个子伟人。很早，早在十一月政变之前，米留可夫就开始寻找他自己的加利费[39]——他先后找到了科尔尼洛夫将军、阿列克谢耶夫[40]，然后是卡列金、克拉斯诺夫，而当高尔察克通过解散立宪会议把所有政党逼上绝路之后，立宪民主党，这个基本上信奉君主主义的、唯一严肃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仅没有拒绝支持他，相反还更加同情他，还围着他团团转。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我国没有独立发挥作用，正如考茨基的党在德国革命事件中没有独立发挥作用一样。他们把自己的政策完全建立在与立宪民主党的联盟之上，从而也使立宪民主党获得了决定性的地位，而完全不考虑政治力量的关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作用，只不过是从集会与选举上收集并传送被革命唤醒的群众的政治信任。无论选举结果为何，这些政治信任随后被交由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支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多数地位对立宪民主党少数地位那纯粹附庸式的依赖，本身就恶劣嘲弄了“民主”理论。但这还不够。在国家所有过久实行“民主”体制的地区都将不可避免地以反革命的公开政变而结束。乌克兰便是如此，民主的拉达向德国帝国主义出卖了苏维埃政权，结果发现自身被君主主义者斯科罗帕茨基[41]给推翻了。库班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民主拉达处于邓尼金的统治之下。西伯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民主”最重要的实验，立宪会议在形式上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统治，而布尔什维克缺席，实际上是处于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之下，最后导致了沙皇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独裁统治。北方的情况最终也是如此，以社会革命党人柴可夫斯基[42]政府为面目的立宪派变成了俄国与英国反革命将领统治的粗糙装饰品。这种情况在所有边疆小国要么发生过了，要么正在发生：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地主、资本家和外国军国主义的统治地位在形式民主的旗帜下得到了巩固。
1871年的巴黎工人—1917年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考茨基在政治上对比公社和苏维埃俄国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尽显丑态。其中，他对比了1871年巴黎工人与1917—1919年间俄国无产者两者的特性。考茨基将前者描绘成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热情革命者，而将后者描绘成自我中心主义者、追求私利的人和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者。
巴黎工人具有太过明确的过去，所以他们不需要以革命做介绍信，或使自己不受今日的考茨基的赞扬。然而，彼得堡的无产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动机来回避别人把他们与他们的英雄兄长进行比较。彼得堡工人在三年内不断斗争，首先是夺取政权，然后是保卫并巩固政权，在饥寒交迫与持久危险之中展现出了集体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的特殊年代记。考茨基，正如我们在另一方面说到过的那样，拿俄国无产阶级中最黑暗的分子与共产党人的色彩在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他与资产阶级中的马屁精毫无区别——对他们来说，死去的共产党人总是比活着的共产党人更具吸引力。
彼得堡无产阶级是在巴黎无产阶级45年之后才取得了政权。这一时间跨度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老巴黎的手工业小资产阶级特征和新巴黎的部分特征，与彼得堡这个拥有世界上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完全不同。后者使我们的鼓动和组织任务变得极为轻松，也使苏维埃制度更容易建立起来。
我国的无产阶级远远没有法国无产阶级那种最丰富的革命传统。但是1905年的伟大实验，其失败和遗留的仇债，在这一次革命开始的时候，对我国老一代工人来说记忆犹新。
俄国工人不像法国工人那样，受民主与代议制长期学校的塑造，而这种学校在某一时代里是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俄国工人阶级还没来得及吞服失望的苦涩和怀疑论的精神毒药——而这些直到某一刻之前（希望这一刻是不久之后的将来）都仍然束缚着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意志。
巴黎公社还未来得及面对全面的经济问题，就遭遇了军事上的失败。尽管巴黎工人有着出色的战斗素质，然而公社的军事命运立即被确定为毫无希望——上层的犹豫不决和妥协主义瓦解了下层。
国民自卫军的薪金在账目上按162000名士兵和6500名军官的应付数额支付，但实际参加战斗的人数——特别是在4月3日那次不成功的出击之后，在2万到3万之间浮动。
这个数据丝毫没有败坏巴黎工人的名声，也并没有让别人得以指责他们是懦夫和逃兵提供，尽管逃兵确实也不少。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首先需要有一个集中的、精确的管理机器。这样的东西在公社那里连影子都没有。
正如某位作者说的一样，公社的军事机关就像一个暗室，所有人都其中都免不了撞到其他人。内阁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军官和普通的卫兵，他们要求军需品和食物，抱怨没有人换他们的班。他们被打发到指挥部了……
“有些营每次在战壕上会待上二三十天，而在此期间其他的营则一直处于预备队的状态……这种粗心大意很快就扼杀了所有的纪律。勇敢的人很快就只指望着自己；其他人则逃离自己的岗位。军官也是如此，有些人放弃自己的岗位，是为了去帮助正在遭受炮火打击的友邻部队；有些人则撤回了城内……”[43]
这样的体制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公社最后淹没在血泊之中。但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慰藉：
他摇摇头，说道：“指挥战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拿手好戏。”[44]
这句堪称是邦葛罗斯[45]的箴言的话，与考茨基的另一句名言具有同样的地位，他说，国际在战争时期不是合适的工具，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和平的工具”。
在这两句箴言之中蕴含着现在的考茨基的全部、整个本质，也就是说，他也就比圆圆的零多一丁点罢了。你们看，指挥战争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强项，更何况，国际也不是为了战争时期而建立起来的。考茨基的船是为池塘和平静的港口建造的，而不是为公海和暴风雨般动荡的时代而建造的。如果这艘船破损了，开始漏水，如今正顺利地驶向海底，那么过错也全在这个水和波浪过多和令人难以预料的暴风雨身上，而考茨基才没有打算把他的出色工具用在这种暴风雨身上呢。
国际无产阶级为自己设定了夺取政权的任务。不管“一般来说”内战是不是革命必要的“一般属性”，有一件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进步，至少使他们在俄国、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的部分地区接受了激烈的内战形式，而这种形式不仅出现在国内战线上，也出现在对外战线上。如果指挥战争不是无产阶级的强项，而且工人国际也只适合于和平时期，那么我们就必须葬送掉革命和社会主义，因为指挥战争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相当拿手，而没有战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允许工人进行统治。那么剩下要做的，就是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宣布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附庸，这也就意味着公开认可艾伯特、谢德曼、雷诺德尔以及考茨基在口头上似乎仍在反对的政策中的做法。
指挥战争并不是公社的强项。所以，它被打败了，而且这是无情的失败！
当年相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菲奥写道：“人们只有在苏拉[46]、安东尼[47]和奥克塔维乌斯[48]的捕杀那里，才能在文明国家的历史里找到能与此相提并论的屠杀；与之相比，瓦卢瓦王朝末期的宗教战争、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49]、恐怖时期[50]都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17000具联合起来的反叛者的尸体出现在巴黎……杀戮一直持续到6月15日左右。”
“一般说来，指挥战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拿手好戏。”是这样吗？
不！俄国工人已经表明，他们也有能力掌握“战争的工具”。相比公社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不是在否定公社——因为要发扬公社传统，根本不应该学会它的无助，而是要继承它的事业。公社很弱。为了完成它的事业，我们变得强大起来。公社被完全打败了。我们反复打击了杀害公社的刽子手，我们为公社报仇，为公社雪耻！
※※※
在领取薪金的168500名国民自卫军成员中，有2—3万走上了战场。这些数字为形式民主在革命时代的作用的结论下了有趣的脚注。巴黎公社的命运不是由其投票确定的，而是在其与梯也尔军队的战斗中决定的。168500名国民自卫军成员代表了大部分的选民。但事实上，在战斗中，公社的命运是由两到三万人决定的——他们是最能进行自我牺牲的战斗的少数人。这少数人并不特别——他们只是更加勇敢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地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志。但这仍然是少数人。其余在关键时刻躲藏起来的人并不敌视公社；相反，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支持着它，但他们缺乏觉悟，态度不坚决。在政治民主的竞技场上，他们过低的觉悟使他们有可能被冒险主义者、无赖、小市民骗子和诚实的蠢货欺骗，而后面这些人自欺。但在公开的阶级战争发生之时，他们或多或少会去支持这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少数。这一点在国民自卫军的组织中得到了体现。倘若公社活得更久，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就会越来越稳固。在公开斗争过程中形成并巩固的组织，作为劳动群众的组织，将成为其专政的组织，也就是武装的无产阶级代表苏维埃。
注释：
[1]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ПётрЛавровичЛавров，1823—1900），革命民粹主义最杰出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第一国际成员。1876年拉夫罗夫参加了第一个民粹主义团体“土地与自由”；1879年，“土地与自由”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团体期间，他加入了后者，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一直是民粹派的理论领袖，从1883年到1886年一直担任民意党主要机关报《民意党公报》（ВестникНароднойВоли）的编辑。1874年，他移居北美，寻求在那里建立一个农业殖民地。这次尝试失败后，他在90年代移居英国，在那里参与了自由俄罗斯出版社关于民粹主义倾向《前进》刊物的出版。拉夫罗夫写下了许多杰出著作，其中《历史信札》（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письма）等深刻影响了70、80年代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俄罗斯社会学学派”（русской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школе）奠定了基础。文中提到的拉夫罗夫篇幅最大的著作《巴黎公社》是世界上关于巴黎公社问题的最佳著作之一。
〔中译者补注1〕自由俄罗斯印刷厂是俄罗斯人在伦敦开的一家印刷出版社，旨在出版未经审查的民主、革命方向的作品。——俄文版编者注
[2]福尔马尔（生于1850年）是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领袖。自1881年以来，他一直是德国国会议员。理论上，福尔马尔是爱德华·伯恩施坦式的修正主义者，但在实际活动中支持与资产阶级协商和妥协的政策。早在1891年，福尔马尔就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沙文主义纲要。福尔马尔1891年6月和7月在慕尼黑发表的两次演讲中声称：“如果发生战争，德国将只有一个政党，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不会是最后一个履行职责的政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福尔马尔（GeorgHeinrichvonVollmar，1850年3月7日—1922年6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和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议会活动家。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任地方党报《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主编。1878年被当局逮捕入狱，随后被驱逐出境。1879年到苏黎世后，任秘密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因“左”倾主张受到批评，1880年1月辞去主编职务。188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重要发言人，此后除1886—1890年外，一直到1918年均为国会议员或邦议会议员。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宣扬搞资产阶级改良和走议会道路。为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中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多方为之辩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后脱离政治活动。
〔中译者补注2〕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BayernSPD），全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地区协会”（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SPD)，LandesverbandBayern），1892年6月26日成立，首任主席为福尔马尔。
[3]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5页，有增补和订正。——中译者注
[4]《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64—65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5]同上，第71页。——作者注
[6]伊波利特—普罗斯佩—奥利维耶·利萨加莱（Hippolyte-Prosper-Olivier"Lissa"Lissagaray，1838年11月24日—1901年1月25日），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曾参加过巴黎公社，著有《1871年公社史》（HistoiredelaCommunede1871）。——中译者注
[7]《1871年公社史》，普罗斯佩·利萨加莱著，布鲁塞尔1876年版，第106页。——作者注
[8]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Николаевич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大公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9]策列铁里是孟什维克的杰出领袖。在第二届杜马时期，他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在伦敦的第五次社民党大会上述职。他和其他人因参与社民党团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策列铁里采取了温和的国际主义者立场，实际上是考茨基主义者的立场。二月革命后，他迅速变为护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内领导所谓的革命护国主义者。策列铁里与斯科别列夫一起进入第一届联合政府，寻求利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权力来支持政府并继续帝国主义战争。就连孟什维克左派苏汉诺夫也不得不在他的《革命札记》中指出：“自从马林斯基宫（部长会议的场所）的恩典最终照在策列铁里的头上以来，可以说，他正式露出了本来的真面目：他成为了临时政府下属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的所有活动、角色、愿望和演讲都是为了使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变成支持临时政府的工具。——直到立宪会议召开。”策列铁里现在在国外，带着反苏维埃情绪在欧洲各国旅行。——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კაკი)გიორგისძე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лийГеоргиевич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
〔中译者补注2〕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科别列夫（МатвейИвановичСкобелев，1885年11月9日—1938年7月29日），孟什维克派重要人物，生于巴库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08年至1912年担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返回高加索，并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在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5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劳工部长。1917年6月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9月辞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与劳工部长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在工人合作社工作。1918年底前往巴库，帮助苏维埃政权采购粮食。1920年移居巴黎。1922年回国，并参加俄共（布），此后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外贸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中译者补注3〕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Суханов，1882年11月27日—1940年6月29日），早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流亡瑞士。1913年退出社会革命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新生活报》编辑，并加入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十月革命后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撰写了《革命札记》。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20年代在苏联政府任职。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40年遇害。后获平反。
[10]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中译者注
[11]科尔尼洛夫将军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杰出将领之一。1915年，他在奥地利被俘但逃走了，声名大振。1917年7月，科尔尼洛夫被临时政府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在这个位子上，他表露了对旧政权的同情，在军队中使用了死刑，并降低了军队选举组织的重要性。在莫斯科国家会议上，科尔尼洛夫反映了旧军官和大资产阶级的情绪。反革命阵营公认他是唯一能够坚定建立国家秩序的人，即消灭二月革命的成果。在所有右翼政党和组织的支持下，科尔尼洛夫试图在1917年8月下旬发动政变，将哥萨克军队调往彼得格勒，但遭到彻底失败。
十月革命后，他逃到顿河地区，成为哥萨克军队的首领。1918年2月的一场战役中，他的部队被红军彻底击败，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突厥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12]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保守派）1896年生于莫斯科。俄罗斯最早的社会民主党人之一，参与创建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他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出狱后移居国外，成为以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为首的著名报纸《火星报》的编委。在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加入了孟什维克。1907，1908和1909年间他是取消主义的领导人之一。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是最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近年来，他没有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一直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13]罗将柯是大地主。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十月党领袖之一。二月革命后，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是克伦斯基时代资产阶级极右翼反革命集团的思想家和组织者。他移居国外后积极领导反苏反革命活动。1924年去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罗将柯（Михаил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Родзянко，1859年2月21日—1924年1月24日），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877年参加陆军，1885年退役后，回乡从政。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1906年当选为省自治机构执委会委员。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杜马代表，1909年担任杜马副主席，1911年3月担任杜马主席，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17年10月6日。二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逃到顿河流域，大力支持白军。1920年白军被消灭后流亡塞尔维亚。在贫困中死去。
[14]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1页。——中译者注
[15]《1871年公社史》，普罗斯佩·利萨加莱著，第70页。——俄文版编者注
[16]《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77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17]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1页。——中译者注
[18]《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225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19]伏尔加河畔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作者指的是1918年5月协约国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根据捷克指挥部和人民委员会之间的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撤退到法国。然而，捷克部队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从奔萨延伸到伊尔库茨克时，发起暴动反抗苏维埃政权，占领奔萨、兹拉图斯特、乌法、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农村富农起义和所有集结在叛乱地区的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推进到了乌拉尔和伏尔加地区，直至喀山和西伯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搞突袭，而且当时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完全没有组织化的武装红军。但在夏末，红军开始一点一点地平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暴动，夺回喀山并驱逐伏尔加河地区的入侵者。1919年底，红军取得最后胜利，夺回了所有被占领的城市。——俄文版编者注
[20]摩·所·乌里茨基生于1873年。他青年时期加入社会民主党。自1897年以来，他常年在监狱和流放途中度过。他在雅库茨克地区待了五年后，于1905年重返党的工作。但在1906年初，他再次被捕，并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乌里茨基在流放中患上肺结核，因此得以出国。他在德国逢上战争，于是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乌里茨基多年来一直是孟什维克。1914年的战争使他成为国际主义者。回到俄国后，他加入了区联派，并于1917年7月与后者一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期间，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光荣地完成了党委托给他的清算立宪会议的任务。在布列斯特期间，他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彼得格勒劳动公社从列宁格勒撤离后，乌里茨基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契卡主席。他在契卡从事扫除白军阴谋的庞大工作。1918年，乌里茨基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Соломонович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委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中译者补注2〕人民社会党（或“人民社会党”，俄语：Партиянародныхсоциалистов）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劳动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劳动人民社会党人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称他们是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市侩机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并且强调指出他们从自己的纲领中勾销了共和国和对全部土地的要求，已同立宪民主党人很少差别。1907年六三政变后，劳动人民社会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
[21]拉乌尔·里戈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成员。他利用自己警察局长的身份为所欲为，并引起了无数非难和申诉。因此，1871年4月24日，他被免去警察局长职务，并被任命为巴黎公社检察官。但在这个位子上，里戈发现自己也不是个足够闻名的认真且贪婪的政客。他在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时被击毙。——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拉乌尔·阿道夫·乔治·里戈（RaoulAdolpheGeorgesRigault，1846年1月16日—1871年5月24日），法国记者、作家。1870—1871年任巴黎警察局长。巴黎公社成立后担任公社理事会委员，曾下令逮捕巴黎大主教，并逮捕了二百多名宗教人士作为人质。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捕，5月24日英勇就义。
[22]该词在俄语中也有“公社”的含义，也可解作俄国革命史中经常出现的“村社”一词，特此说明。——中译者注
[23]《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43—144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24]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7页。——中译者注
[25]《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87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26]库格曼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参与者之一。马克思的密友。——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Kugelmann，1828年8月19日——1902年1月9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1851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54年起担任医生。1862—1883年期间与马克思长期保持通信。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186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99年出席社民党汉诺威代表大会。1902年逝世。
[27]《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78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28]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7—58页。——中译者注
[29]语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原小说中为：“我看到一个车夫的影子用一把梳子的影子刷一辆马车的影子。”——中译者注
[30]值得一提的是，在1871年巴黎的公社选举中，有23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在1917年彼得堡的城市选举中，尽管除我们和在首都几乎没有影响力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抵制选举，但仍然有39万选民参加了选举。1871年的巴黎有200万人口，而1917年11月的彼得堡人口却不超过这个数字。我们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无可比拟地更加民主的。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在帝国选举法的基础上进行了选举。——作者注
[31]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页。——中译者注
[32]同上。——中译者注
[33]《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11—112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34]韦莫雷尔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成员。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是蒲鲁东主义。他追随巴黎公社中的少数机会主义分子，力图实行蒲鲁东主义的纲领和策略。韦莫雷尔反对公社的某些领导人企图采取果断的革命行动来反对凡尔赛政府。他谴责暴力斗争和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宣扬广泛的民主和人性。韦莫雷尔著有《1848年人物》（LesHommesde1848）一书。在书中，他完全反对自己在巴黎公社中的角色，严厉谴责自由主义领导人在1848年革命中的机会主义和背叛行为。——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奥古斯特—让—马里·韦莫雷尔（Auguste-Jean-MarieVermorel，1841年6月21日—1871年6月20日），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成员。1861年创办报纸《年轻的法国》（LaJeuneFrance）。1868年发表著作《1848年人物》。曾因政治观点被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逮捕入狱。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后获释。1871年3月参加巴黎公社，并当选为公社委员会委员，反对创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同年5月25日在与第三共和国军队作战中因身负重伤被俘，6月20日病逝。
[35]夏尔·龙格（1837—1904），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成员和第一国际成员。1889年他是《平等》报主编。他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夏尔·费利克斯·塞萨尔·龙格（CharlesFélixCésarLonguet，1839年2月14日—1903年8月5日），出身于君主派家庭。1860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63年加入第一国际，随后流亡国外，在英国参加了共济会。1866年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驻比利时通讯秘书。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参加了国民警卫队。巴黎公社成立后当选为公社委员会委员，反对创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1872年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投票赞成驱逐巴库宁，同年与马克思的长女珍妮·马克思结婚。1874—1880年任牛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1880年获大赦后回国。1886—1893年任巴黎第11区议会议员。1903年在巴黎逝世。。
[36]茹尔德是巴黎公社少数派的领导人之一，该派别的主要成员拥护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茹尔德和所有的少数派的拥护者一样，对凡尔赛政府采取了优柔寡断和机会主义的路线，坚决反对公社对敌人暴行采取报复性恐怖措施，并且总是希望使革命服从于日常的正式法律。——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弗朗索瓦·茹尔德（FrançoisJourde/FrancisJourde，1843年7月4日—1893年3月20日），巴黎公社成员。巴黎公社期间曾担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代表。担任财务代表期间曾管理法兰西银行，因过分尊重旧银行而招致部分公社成员不满。1871年5月30日被捕，1871年9月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1874年3月逃出流放地，先后居住在斯特拉斯堡、日内瓦、布鲁塞尔和伦敦等地。1880年返回法国，直到去世前一直担任会计。
[37]《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37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38]米耶尔是巴黎公社的主要人物之一。巴黎公社激进革命派的代表，主张对凡尔赛政府采取果断和直接的措施。他的意识形态仍然是蒲鲁东主义。在公社垮台时被毙。——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让—巴蒂斯特·米耶尔（Jean-BaptisteMillière，1817年12月13日—1871年5月26日），出身于制桶工人家庭，参加了1848年革命。1850年起公开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1859年获大赦后回国。1869年担任《马赛报》（LaMarseillaise）编辑。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国民警卫队。1871年2月8日至5月26日任国民议会议员。1871年3月支持巴黎公社，5月26日被凡尔赛军队逮捕，当天在万神殿遇害。
[39]加利费将军是镇压巴黎公社的著名刽子手。他的名字与1871年的“流血周”密切相关。“流血周”期间，公社中的抵抗者遭到血腥屠杀。后来他在梯也尔政府任法国战争部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AlexandreAuguste，MarquisdeGalliffet，1830年1月23日—1909年7月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年6月至1900年5月曾任国防部长。
[40]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最高指挥官的参谋长。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叛乱后，他曾一度担任最高指挥官。苏维埃时期他是最早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1918年顿河地区建立了“志愿军”。这支军队后来由邓尼金指挥。——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Алексеев，1857年11月3日—1918年9月25日），1915年至1917年任俄军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至5月任俄军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运动，1918年4月担任了顿河流域的白军司令，同年9月死于心脏病。
[41]斯科罗帕茨基是一名卫队军官。在德国占领军和君主主义者的支持下，他在1918年解散了小资产阶级的乌克兰拉达，成为全乌克兰的盖特曼。然而不久后，德国的11月革命使德国军队撤出乌克兰，导致彼得留拉派胜利，斯科罗帕茨基垮台。——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罗帕茨基（ПавелПетровичСкоропадский，1873年5月3日—1945年4月26日），1886年入伍。参加了日俄战争。1912年晋升少将。一战期间曾在东普鲁士作战。1916年升中将军衔。十月革命后支持乌克兰中央拉达，1918年与德军合作推翻乌克兰中央拉达，并于同年4月29日自任全乌克兰“盖特曼”。1918年12月14日因被彼得留拉军队击溃而被迫辞职，后流亡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年在德国被盟军空袭炸死。
〔中译者补注2〕盖特曼（乌克兰语：гетьман；捷克语：hejtman；波兰语&德语：hetman；罗马尼亚语：hatman；立陶宛语：etmonas；俄语：Гетман），是15至18世纪波兰、乌克兰及立陶宛大公国（包括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指挥官的头衔，地位仅次于君主，可以意译为“大将军”。有些权势较大的盖特曼甚至兼任王冠大元帅、波兰首相等职务。波西米亚的捷克人于15世纪胡斯战争后，曾使用此头衔。自16世纪后，此头衔亦在波兰哥萨克中广泛使用。今日捷克共和国，“盖特曼”是当选的地方行政长官的称呼。斯科罗帕茨基所称的盖特曼作为君主头衔使用。
[42]柴可夫斯基，生于1850年。俄国革命运动的旧领袖。70年代，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主义圈子的第一批创始人之一。人民社会党领袖。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十月后，他领导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白军政府，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Чайковский，1850年12月26日—1926年4月30日），出生于维亚特卡的一座庄园，继而在公立学校学习，后赴圣彼得堡学习。1868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1872年获得化学学位。在圣彼得堡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民粹主义学生团体（后被称为柴可夫斯基小组），因此两度被捕。出狱后不满小组的恐怖主义化，宣布脱离，一度皈依基督教。1880年在英国定居，重新积极参与俄国海外革命组织。1881年，他在伦敦会见了柴可夫斯基小组的前成员克鲁泡特金，他们一起试图组织英国工人。1905年赴美筹集推翻沙俄的资金。1907年，回国被捕，获释后从事合作社事业。一战爆发后积极支持俄国的反德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同时成为重建的温和民粹派政党劳动人民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他当选为短暂的立宪会议成员。内战爆发后加入白军，积极反对布尔什维克，白军失败后流亡西欧，继续从事反苏活动。1925年流亡英国。1926年死于伦敦。
[43]《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00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44]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2页。——中译者注
[45]邦葛罗斯是伏尔泰在他的小说《老实人》中虚构的有喜剧色彩的博士。作为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邦葛罗斯博士会时不时抛出这样的迂腐且乐观的格言：“在这个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46]苏拉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之一。作为罗马最大的阴谋家之一，他通过贿赂和暴力成为军队统帅和执政官。他的统治以一系列禁令为标志（关于革职、征用财产等的法令）。——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CorneliusSulla，公元前138—前78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人。
[47]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公元前83—前30年），罗马三巨头之一。凯撒死后，他在罗马夺取了权力，但不得不与三巨头中的屋大维和雷必达分享权力；雷必达死后，他获得了帝国东半部的控制权。他与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关系密切，并且支持她的亲属。所以，他和屋大维发生冲突并决裂；这场冲突在安东尼自杀后以屋大维的胜利而告终。安东尼的统治以无数暴行为闻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此处的克莱奥帕特拉应该指的是克莱奥帕特拉七世，即埃及艳后。而不是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安东尼的女儿，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即克利奥帕特拉八世。
〔中译者补注2〕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又译作“马克·安东尼”，拉丁语：MarcusAntonius，公元前83—前30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早期是尤利乌斯·凯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前33年后三头同盟分裂，马克·安东尼在与屋大维的罗马内战中战败，与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同自杀身亡。
[48]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naeusOctavius）是公元前87年的执政官。苏拉的追随者。被平民派领袖、罗马贵族辛纳驱逐出罗马。罗马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之一。——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naeusOctavius，公元前137年—公元前87年），罗马帝国开国君主奥古斯都·奥克塔维乌斯（旧译“屋大维”，“奥克塔维乌斯”是严格依据拉丁语读音翻译的）的堂兄。公元前87年担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企图维护苏拉在任期间的政策，并与平民派领袖卢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辛纳（LuciusCorneliusCinna）发生冲突，最后在与辛纳的交战中战败，被驱逐出罗马。不久经他人劝说返回罗马，旋即被辛纳下令处决。
[49]圣巴托罗缪之夜是16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之间因宗教斗争而起的血腥事件，以“流血婚礼”而著名。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夜晚，在贝阿恩的亨利与瓦卢瓦的玛格丽塔婚礼期间，查理九世国王的母亲凯瑟琳·德·美第奇发起了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派的屠杀。胡格诺派反对封建制度，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屠杀胡格诺派，长期阻碍了法国的工业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贝阿恩的亨利（HenrydeBéarn），时任纳瓦拉国王（1572—1610年在位），即后来加冕法国国王的亨利四世（HenryIV，1553年12月13日—1610年5月14日），波旁王朝的第一任君主。早年信仰新教，参加了宗教战争。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后被迫放弃信仰新教。1589—1610年担任法国国王。1593年皈依天主教。1598年签署《南特敕令》，结束宗教战争。1610年在准备与西班牙开战前夕遇刺身亡。
〔中译者补注2〕瓦卢瓦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deValois，1553年5月14日—1615年3月27日），法国和纳瓦拉的王后，同时也是瓦卢瓦公爵，查理九世的妹妹。
〔中译者补注3〕查理九世（CharlesIX，1550年6月27日—1574年5月30日），法国瓦卢瓦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
〔中译者补注4〕凯瑟琳·德·美第奇（法语：CatherinedeMédicis；意大利语：Caterinade'Medici，1519年4月13日—1589年1月5日），出身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是查理九世和玛格丽特的母亲。
〔中译者补注5〕此事的重要缘起之一就是凯瑟琳意图缓和与胡格诺派的矛盾，于是与胡格诺派领袖亨利四世联姻。在屠杀期间亨利改信天主教，数年后逃离巴黎回到纳瓦拉，并重新改信新教，是假意改信日后悔过的典范。法国新教徒至少在16世纪最多只是反对君主专制，而不反对封建制度。
[50]恐怖时代，作者指的是1793年6月2日至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在国民公会的统治时期。1793年6月2日吉伦特派被驱逐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与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之间爆发了内战。为了镇压当时席卷全国的反革命暴动，雅各宾派颁布了多项打击反革命势力的措施。国民公会建立了救国委员会和中央革命法庭。各省也成立了革命法庭，旨在无情铲除反革命。与此同时设立了特派代表机构，特派代表们被派往全国各地，拥有紧急权力。国民公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移民、未宣誓的牧师、外国代理人、吉伦特派等的法令。新闻自由被废除。巴黎附近成立了一支由无套裤汉（城乡贫民）组成的特殊“革命军”、，以镇压吉伦特派和君主派暴动，监督革命法律的实施，并向首都供应粮食。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宣布为“可疑分子”。1793年9月17日的法律将被国民公会免职的可疑官员和所有“通过他们的行为、关系、言论或作品表明自己追随暴政或联邦制，与自由为敌”的公民都划分为“可疑分子”。雅各宾派政权同时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在历史上获得了恐怖政权的称号。——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从1792年开始，国民公会向各地革命军派遣特派代表（représentantenmission），监督部队作战。特派代表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并可处决抗命的指挥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维克托·雨果的名著《九三年》。 |
第四章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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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恐怖主义
“出版自由”
战争的影响
考茨基小册子的主题是恐怖主义。考茨基宣称，恐怖主义是革命的本质，而他广泛传播这种谬论。“想要革命的人必须与恐怖主义和解”，这并不正确。一般来说，考茨基支持革命，却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然而，矛盾也便由此产生。
考茨基抱怨道：“这次革命已带来了由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最残忍的恐怖手段。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了一切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们的最严厉的谴责。其中就有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但是，在这些社会党人采取了作为东方革命特征的由恐怖统治实施同样的手段以前，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1]似乎由此可以断定恐怖主义与革命的本质具有很深的联系，程度比一些圣贤认为的还要深。但是考茨基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红白双方的恐怖主义在一切最近的革命（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当中的巨大发展，似乎就是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不再是考茨基的理论大梦中“应该成为”的那种革命了。我们先不去纠结“这样的”的革命是否“本就应该”需要恐怖主义，先来看看几场革命的例子，看看它们在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中是怎样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宗教改革[2]的历史。宗教改革是中世纪与新历史的分水岭：它越是能牵涉到群众的利益，就越是能够运用内战的方式把宗教的藩篱一扫而空，就越是能无情地让恐怖在双方扎根。
17世纪的英格兰发生了两场革命。第一场革命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战争，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而第二次革命则顺利地促成了新王朝的诞生。英国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学家对这两次革命的态度截然不同：第一次乃是暴徒煽动的结果——“大叛乱”，而第二次革命则被戴上了“光荣革命”的帽子。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丹·梯叶里[3]大致阐述了一下这两种革命的不同之处的原因。第一次英国革命——“大叛乱”期间，人民是活跃力量。而第二次革命中群众几乎“默不做声”。所以，在阶级奴役的环境下，很难教育被压迫的群众去遵守良好的礼节。他们要是被惹怒了，就得揭竿而起，手持石块，紧握绳索，高擎火把。剥削阶级的御用历史学家对此无能狂怒。但是，新（资产阶级的）英国历史上的大事，不是“光荣革命”，而是“大叛乱”。
自宗教改革和“大叛乱”之后，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就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其意义远远超过前两者。这场典型的革命存在着相对应的典型的恐怖主义。考茨基愿意原谅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主义，认为他们除了动用恐怖手段，别无他法来拯救共和国。但是经此辩解，事后再也没有人能得到帮助和受到阻碍。可18世纪末的考茨基分子们（法国吉伦特派的领袖们[4]）却从雅各宾党人[5]身上看到了罪恶的人格化趋向。某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对比过雅各宾党人与吉伦特派，虽然他笔调平庸，但我们仍可从中深受启发：“两派都希望出现一个共和国”……但是吉伦特派“渴求的是一个自由、法治和仁慈的共和国。而山岳派渴求（！）的却是一个暴虐的、恐怖的共和国；两派都支持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吉伦特派不偏不倚地把人民理解为所有的人，而山岳派却只将劳动阶级看作是人民。所以，在山岳派眼中只有这些人应该拥有领导权。”这几句话虽然运用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术语，但清晰地描绘了高贵的立宪会议支持者与残暴成性的革命专政领导者之间的对立。
雅各宾党人之所以实行残酷专政，是因为革命的法兰西处于危急存亡之时。这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外国军队从四面八方侵入法国领土。在北方是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在阿尔萨斯是普鲁士人，从多菲内直到里昂是皮埃蒙特人，在鲁西荣则是西班牙人。而且，彼时内战四起：诺曼底、旺代、里昂，还有土伦。”除此之外，我们还须加上许多内部的敌人。他们在暗地里支持旧政权，随时准备效忠于仇敌。
我们应该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这般严酷，也是因为面临着与法国大革命相类似的严酷环境。战线遍布四面八方，连绵不断。苏维埃俄国除了要跟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等白匪势力残酷斗争以外，还要面临着如下轮番干涉革命的敌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同时国家还面临着封锁和饥荒，以及阴谋、叛乱、恐怖行动，桥梁和铁路都遭到破坏。
“承担着与无数内外敌人斗争任务的政府既无资金也无足够的军队，几乎是一无所有，除了国家中革命群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支持和无穷干劲，还有为了国家的安全不惜使用任何必要手段的巨大勇气，尽管它们看上去是那么专断和严厉。”普列汉诺夫也曾拿类似的话来描述雅各宾政府。[6]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19世纪下半叶，看看发生在“民主”国家（即北美合众国）的一场革命。尽管问题不在于完全消灭财产私有制，而只是废除黑奴制，但是民主制度却无力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纷争。当南方各州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后，他们决定不择手段，妄图在奴隶制问题上垂死挣扎，想恢复昔日的辉煌。于是，他们用自由、独立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汇来掩饰自己的叛乱行径。因此，这些必然与内战中的一切后续一脉相承。这场斗争刚开始时，设在巴尔的摩的军政府不顾《人身保护法》，逮捕了迈克亨瑞要塞的几个公民，因为他们同情南方的奴隶主。关于这个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成了所谓“高级权力机构”间激烈争论的对象。最高法院判定总统既没有权力阻止《人身保护法》的实行，也不能为军事权力机构授予全权。“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才是合乎宪法地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位研究美国内战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说，“但是国家局势处于如此危急的程度，采取果断的措施以防止巴尔的摩居民叛乱的必要性又是如此巨大，所以不仅是政府，美国人民也都支持大部分强力手段。”[7]
北方商人秘密向某些南方叛乱者供货，以满足他们的某些商品需求。自然，北方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此进行镇压。1861年8月6日，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没收用于暴动目的的财产”的决议。在最具民主因素的形式下，人民赞成了那些极端手段。共和党在北方明显占有多数，而被怀疑是分离主义的人，即那些支持反叛的南方诸州的人，受到了暴力镇压。在一些北方的城镇，甚至是以守秩序著称的新英格兰，人们也经常冲入支持造反奴隶主的那些报社的办公室内，把他们的印刷设备砸个粉碎。人们偶尔也会给某些反动的出版商涂上焦油，糊上鹅毛，把他们拉到公共广场上示众，直到他们发誓忠于联邦时才罢休。对涂满了焦油的农场主的人身攻击与“目的本身”并没多少关系，因此考茨基的绝对律令在美国内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全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政府方面学会了运用各种手段来压制那些与它意见相左的出版物。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的出版自由就受到限制，不比专制的欧洲国家好多少。”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言论自由的头上。陆军中校弗莱[8]彻继续讲道：“以这种方式，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民否定了其自身的大部分自由。这应当受到注意。”他从中引出教导说：“大多数人民忙于战争事务，为达目的不惧牺牲。他们太投入其中了，不再注意自由的消失，也几乎不会去注意它们的灭绝。”
穷凶极恶的南方奴隶主们雇用了为所欲为的黑帮分子。帕里斯伯爵写道：“无论哪里出现一大群支持奴隶制的人，公共舆论就表现得对少数派十分残暴。谁对联邦旗帜嗤之以鼻……谁就被迫闭嘴。然而这还不够。像所有革命一样，政治冷感者也被迫向新秩序表忠诚……谁不忠于新秩序，谁就得被群众暴力弄得粉身碎骨……在每一个发展中的文明（西南各州）中心都成立起了警戒委员会——它的成员，则是一群在选举斗争中持与众不同的最为极端意见的一帮人……小酒馆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场所，就在喧闹狂欢中掺和着令人不齿的对公共司法形式拙劣的模仿。少数几个疯子围在一张摆满杜松子酒和威士忌的桌边，就在那审判到场的或缺席的当地市民。那些被告甚至在受审之前就能看到绞索已经准备好了。而缺席受审的人直到挨了一粒藏在森林中的刽子手射来的子弹时才知道对他的判决……”这幅场景使人极易联想起每日每夜发生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里奇，以及其他英法、美国“民主”英雄的营地里的事情。
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恐怖主义问题是如何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得到体现。无论如何，考茨基在巴黎公社与我们之间进行对立的努力根本上是失败的，而且只是使作者在大多数无足轻重的细节上去玩弄词汇。
人质制度显然应当被看作是内战恐怖主义的“必然产物”。考茨基反对恐怖主义，所以也反对人质制度，但是他却支持巴黎公社。（注意[9]：巴黎公社出现在50年前。）然而巴黎公社扣押了人质。这样困难就产生了。何种解释艺术才能为此开脱呢？
巴黎公社对人质以及对处死他们的关注程度是与凡尔赛所执行的残暴政策相关联的。根据考茨基深刻的阐释，这是“为了努力保障人们的生命，而不是损害它”。一个奇迹般的发现！这只需进一步得到发展。它可以，而且一定能解释为在内战中我们消灭白军，目的是不使他们更多地杀害工人。结论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消灭人们的生命，而是去保护他们。但是当我们用手中的武器保护人们的生命时，它又导致了人生命的毁灭——不算其他更为古老的圣哲，这种辩证法的深奥难题也只有老黑格尔[10]才能破解。
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维持存在并巩固它的阵地，只是因为它坚决地与凡尔赛进行斗争。凡尔赛在巴黎同样也有着大量内线。为了与梯也尔[11]的内线作斗争，巴黎公社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前线和后方同时打击凡尔赛的阴谋。在与国民议会的军队进行内战期间，如果巴黎公社的原则超出了巴黎的边界而进入外省，就会发现它在那些和平居民中仍会遇到十分坚定的敌意。所以巴黎公社在抗击保王党的时候，在后方并不允许保王党人有言论自由。
考茨基不顾当今世界形势，完全没有认清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是什么，也没有认清特殊意义上的内战是什么。他不理解每个——几乎是每个巴黎市区中梯也尔的同情者不仅仅是巴黎公社的思想上的“敌人”，而且也是梯也尔的间谍、内线，是时刻准备从后背开枪的凶恶之敌。必须使这些敌人无害化，而这在战争时期就意味着必须消灭他们。
战争期间，革命任务包括摧垮敌人的意志，强迫他们投降并接受胜利者的条件。当然，意志是一个属于心理世界的事实，但是，与会议、争论或国会截然不同的是，革命通过运用物质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尽管运用的程度比战争要低。
资产阶级自己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并通过内战来加固它。在和平时期，它又通过压迫体系来维持政权。只要是阶级社会，建立在根深蒂固基础上的矛盾就会进行下去，而压迫者也会持续使用必要的手段来摧垮敌方的意志。
即使在某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国家的外在框架之内成长了起来，这也绝不意味着可以避免内战。关于谁才是国家统治者的问题，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死问题，并不是由每一方参照宪法有关章节而完成的，而是要诉诸各种形式的暴力斗争。无论考茨基如何深入探究了类人猿的食物问题以及在目前和远古环境下决定人类残忍性的原因，他都不会发现在历史中，除了有目的、坚定有力地使用暴力外，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够摧垮敌人的阶级意志。
斗争的残暴程度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状况。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的反扑越残忍、越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恐怖制度对其进行系统性的镇压。
但是考茨基在他与苏维埃的斗争中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场，对俄罗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残暴行径，他只是简单地推到一边，置之不理。“关于所有这种残暴，”他说，“在1917年11月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找不到什么迹象，在最近的布达佩斯更是如此。”[12]
通过这种对问题令人满意的表述，革命恐怖主义被证明不过是布尔什维克嗜血的产物，他们同时还放弃了素食主义类人猿的传统和考茨基主义的道德教诲。
苏维埃在1917年11月初（新历）首次夺权时，只以轻微的牺牲就达到了目的。俄国资产阶级发现自身已自绝于群众，内心无力，被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影响，克伦斯基体制又是这么士气低落，所以很少能看到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在彼得堡，克伦斯基的政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推翻了。在莫斯科虽然有较长时间的抵抗，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行动中犹豫不决。在绝大多数外省的城镇，仅仅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电报后政权就被移交给了苏维埃。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以后就不会出现“红色恐怖”这个词。但是刚进入1917年11月，就可以见到资产阶级抵抗。然而，西方帝国主义政府的干预，使俄国反革命对自己有了信心，并使其抵抗力量不断增强。这点在苏维埃革命的整个时期每日每夜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逐渐显示出来。
克伦斯基的“大本营”感到得不到士兵群众的支持，所以倾向于不加抵抗地承认苏维埃政权，而此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了与德国的停战谈判。但是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抗议随之而来，并伴以公开的威胁。“大本营”的成员开始害怕了，加之“盟国”军官的煽动，他们开始走上抵抗之路。这导致一场武装冲突，并导致野战参谋杜赫宁[13]将军被一群革命的水兵杀死了。
在彼得堡，协约国的官方代理人，特别是法国军事代表团，与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携手，从苏维埃政变的第二天起，就公开组织反抗，广泛动员、武装、煽动士官生和一般资产阶级青年来反对我们。11月10日士官生的叛乱导致百倍于11月7日革命的牺牲。与此同时，在协约国的组织下，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14]发动了进军彼得格勒的冒险战役，这自然给斗争带来了最初的残酷要素。尽管如此，克拉斯诺夫将军还是以其人格担保而被释放。雅罗斯拉夫尔的叛乱（1918年夏）导致更多的牺牲，这次叛乱是由萨文科夫[15]在法国大使馆的指示和财力支援下组织发动的。在英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在英国海军特工的计划下，阿尔汉格尔斯克被占领。高尔察克，美国交易所的走卒，借着法国政府维持的外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建立了统治。卡列金[16]和克拉斯诺夫（被我们放了的那个人），顿河反革命的第一批领导人，借助德国公开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才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在1918年初的时候远远不如德国军国主义。邓尼金的志愿军在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援下建立起来。如果英国不干预的也不提供物质支持，尤登里奇[14]的军队建立不起来。协约国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在两年中长期露骨讨论：为俄国内战提供资金支援是否是一件有暴利可图的事业。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确实需要厚着脸皮、硬着头皮才能不理会国际环境，而只在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中寻找俄国内战如此血腥的原因。
俄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踏上社会革命的道路的，而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被鼓励着不接受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看到各国的大姐头都还掌握着权力，还控制着经济、政治和一定程度的军事力量。
如果我们的11月政变发生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的几个月后，或哪怕几个星期后发生，那么我们的革命无疑将是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上所有可能的革命中最为“和平”、最“不血腥”的革命。但是这种历史进程——不论怎样，一看上去就是最为“自然的”，最有利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却发现其自身被违反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错误，而是事件的意志使然。事与愿违，俄国工人阶级被证明要第一个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在初期的混乱后，正是这种情况，让旧俄国的统治阶级垂死抵抗，并迫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内有阴谋叛乱，外有外敌入侵的危急时刻采取残酷的国家恐怖措施。现在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些措施是无用的。但是，或许他们将被要求考虑这些措施是……“不可忍受的”？
工人阶级在战斗中夺取了政权后，其任务和职责就是不可动摇地使这个政权牢固，确保其领导权不受质疑，阻止其敌人颠覆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改革成为可能。否则，就没有理由夺取政权了。
正如革命在“逻辑上”并不要求进行武装起义，它在“逻辑上”也同样不要求实行恐怖主义。好一个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然而革命要求革命阶级以其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必要时通过武装起义，必要时通过恐怖主义。革命阶级用手中的武器夺得了权力，现在和将来都不得不用手中的武器镇压一切把它从手中夺走的企图。凡是有敌方军队对付它的地方，它就会用自己的军队来予以还击。凡是对他不利的武装阴谋、暗杀企图、叛乱，他都会给他的敌人当头一棒，进行严厉的报复。也许是考茨基发明了其他手段？或者他把整个问题简化为与镇压的程度相关的问题，并建议在所有情况下都把人送去监禁而不是叫来行刑队？
镇压的形式或程度的问题当然不是“原则性”问题，而是权宜性的问题。在革命时代，那些被赶下了台的政党，不可能使其自身与那些坚定的统治阶级相妥协，它们将通过与执政政党的疯狂斗争来证明这一点；它不相信执政党的持久性，所以也不被坐牢吓倒。正是这个简单又明确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普遍地在内战诉诸枪决来解决问题。
或者，考茨基想说的可能是：死刑并不合宜，“阶级不可能被吓倒”？这是不对的。当然只有在“最起码”的情况下，倘若反动派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一个处于历史上升阶段的阶级，那么终归是无力的。然而对付一个不愿离开历史舞台的反动阶级，恐怖手段却非常有效。无论对国际还是对国内而言，恐吓都是一件强大的政治手段。战争，如革命，都是以恐惧为基础。一般说来，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毁灭的只是被打败的军队中的一小撮，要用恐惧来摧垮其余人员的意志。革命亦然，要杀一儆百。在这种意义上，恐怖无异于武装起义，并且是武装起义的直接延续。只有那些能够从“道义”上谴责革命阶级的国家恐怖的人，才能在原则上（也就是言语上）拒否一切暴力，因而也拒绝任何战争或起义。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成为一个虚伪的贵格会成员就够了。
“但是，既然那样，你们的策略跟沙皇专制的策略到底有什么区别？”自由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中的神父们这样质问我们。
你们这些圣人君子啊，难道还不明白吗？那让我们来解释给你们听吧。沙皇的专制恐怖直接指向无产阶级。沙皇的宪兵队残杀那些为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战斗的工人。我们的特别委员会枪毙那些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制度的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你们捕捉到这种……区别了吗？真的捕捉到了？我们共产主义者觉得这已经足够了。
“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这个问题尤其让著作等身的考茨基心神不宁。关闭报社的做法是否可以接受？
战争期间，所有的政府机构和机关以及公众舆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这一点在出版界尤为如此。没有任何一个主动、严肃地参与战争的政府会允许自己领土上的出版物跑去为敌人摇旗呐喊。内战中更是如此。后者的性质决定了每一个战斗阵营在其军队的后方都有相当多的人口站在敌人的一边。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藏在后方的敌方代理人会被枪毙。这并不人道，但没人会把战争当成是人道的学校——内战更是如此。在跟邓尼金白匪打内战的时候，难道要严肃地让站台邓尼金的党派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肆无忌惮地出版书刊吗？以出版“自由”的名义提出这个建议，就相当于以公开原则的名义要求公布军事机密。阿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的一位社员）[17]曾写道：“被围困起来的城市不能允许城内有人公开表示希望它陷落，呼吁守卫它的战士叛变，向敌人通报它的部队动向。这是巴黎在公社时期的处境。”这也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其成立后两年间的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考茨基又是如何说的。
“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理由不过是从这样一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一种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等等……[18]
因此，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在其最尖锐的阶段，即对各阶级来说生死攸关时，首先仍然是一种书面讨论，目的是确立……真理。多么深刻啊!……当然，我们的“真理”并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因为此刻正在以它的名义流血，所以既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与那些借助各种形式的武器“批评”我们的人进行关于真理的相对性的文字讨论。同样，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惩罚骗子和鼓励来自四面八方的正确新闻，而是要扼杀资产阶级的阶级谎言，确保无产阶级的阶级真理赢得胜利，而这与两个阵营中都有的狂热者和骗子无关。
考茨基大声疾呼：“苏维埃制度已经废除了揭露野心家、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的最好手段，即出版自由。”（摘自《贪污腐败》一章）[19]等等。
出版界是与腐败作斗争的可靠武器!当人们想起两个最具出版“自由”的国家——北美和法国——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腐败最发达的国家时，这种自由主义的处方听起来可怜兮兮的。
考茨基胡诌俄国革命政治后院起火，靠着这种老掉牙的流言蜚语混日子，想象没有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式的公开原则，苏维埃机器就会被“野心家”和“骗子”吞噬。孟什维克一年半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连他们也不敢再这样说了。在苏维埃控制和党的选择的帮助下，苏维埃政府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在任何时候比任何政权都能强有力对付那些在革命时刻浮出水面的土匪和冒险家。
我们在打仗。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出版界不是抽象的社会工具，而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武装的、战斗的阵营的工具。我们摧毁反革命的报刊，就相当于摧毁它的坚固阵地和仓库，以及它的通讯和情报系统。我们禁止了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对工人阶级腐败的谴责，但我们正在胜利地摧毁资本主义腐败的根基。
但考茨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题——他抱怨说，我们压制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甚至——有时还会——逮捕他们的领导人。难道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是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迂腐的书呆子在他习惯的话语之外看不到事实。对他来说，孟什维克和社革党只是社会主义的倾向，而在革命过程中，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积极勾结反革命并公开进攻我们的组织。高尔察克的军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忽悠人了！）组织的，并得到孟什维克的支持。两者都在北方战线上跟我们打了一年半的仗。统治高加索地区的孟什维克，以前是霍亨索伦的盟友，今天是劳合·乔治的盟友，他们与德国和英国军官携手逮捕并枪杀布尔什维克。库班拉达[20]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织了邓尼金的军队。爱沙尼亚孟什维克参加了当地的政府，又直接参与了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最后一次进军。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些“倾向”。考茨基认为，人们可以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公开打内战，这些人在他们自己为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组织的部队的帮助下，为他们在社会主义中的“倾向”而战，同时又允许这些无辜的“倾向”在我们的后方享有出版自由。如果劝说和投票能够解决我们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争端，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背后没有俄国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话，也就不会有内战了。
当然考茨基愿意“谴责”（也就多费一点笔墨！）封锁、协约国对邓尼金的支持以及白色恐怖。但是他具有的崇高公正性，不偏不倚，觉得这些都是特定的环境造成的，情有可原。你看，白色恐怖并没有违反他们自身的原则，然而布尔什维克在使用“红色恐怖”时竟背弃了“他们自己宣称的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
在实践中，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它与戒律“不可杀生”[21]的区别在哪里，考茨基没有解释。当一个强盗对着一个孩子举起屠刀的时候，人们为了救孩子可以杀死这个凶手吗？“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否因此就受到了侵犯？一个人是否可以为了自卫而杀死强盗？是否允许被压迫的奴隶反抗他们的奴隶主造反？以狱卒的生命为代价购买一个人的自由是可以接受的吗？人的生命一般说来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所以不仅要否定恐怖政策，否定战争，还要否定革命本身？考茨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努力强加给我们的“原则”中包含着反革命意义。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考茨基又指责我们缔结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22]。按他的意见，我们应当一直打下去。但是这会儿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又在哪里？是否当问题变成“对着说另一种语言的人们时，生命就不再神圣了”，或者考茨基认为在战略战术原则下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根本不能算作是屠杀？确实，在我们的时代里，提出比这个还要虚伪、愚蠢的原则来，可真是一件难事。只要人类的劳动力，以及生命本身，仍然可以被买卖、被剥削、被抢掠，“人类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是一桩可耻的骗局。强调这项原则的人，试图用枷锁永远锁住被压迫的奴隶。
我们曾为反抗克伦斯基带来的死刑惩罚而作过斗争，因为这种处罚是旧军队的军事法庭强加给那些拒绝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身上的。我们从旧的军事法庭手中夺下了这种武器，摧毁了旧军事法庭，并遣散了创造它们的那些旧军队。在消灭红军中以及全国的反革命阴谋家——那些试图通过叛乱、刺杀和混乱来恢复旧政权的反革命阴谋家时，我们是在按照战争的铁律行事，并且想要赢得这场战争。
我们如果要从形式上反驳，那么显然必须站在白色恐怖的立场上。这种恐怖是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阶级所使用的工具，他们崇尚唯心主义哲学，并坚定地认为个体（也就是他们自己）就是目的本身。至于我们，根本不关心什么康德式的神职人员和素食主义的贵格会教徒们在“人类生命神圣性”上如何瞎扯。我们没有得到权力时在反对派里是革命者，在得到权力后依然要进行革命。为了使个体生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必须摧毁折磨人的社会秩序。而这个任务只能用铁与血才能达成。
在红白双方的恐怖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区别，这一点考茨基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白色恐怖是历史上反动阶级手中的工具。当我们揭露出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的无效性时，我们从未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统治阶级通过逮捕、枪毙的手段可以在短期内迟延社会革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确信这些手段终究不能终止革命的进程。我们依靠的是这一事实，即：无产阶级是历史中上升的阶级，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当前时代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日趋没落的阶级，它不仅不能在生产活动中发挥必要的作用，而且因为其帝国主义的占有方式，进而开始毁坏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韧性还是十分巨大的。它在挣扎，赖着不走。这样一来，它有可能将整个社会拖入深渊。它必须被粉身碎骨。红色恐怖就是用来对付这个注定要毁灭又极不情愿消亡的阶级的工具。如果说白色恐怖只能迟延无产阶级历史发展的进程，那么红色恐怖则加速了资产阶级的灭亡。这种加速——节奏上的胜利——在某些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没有红色恐怖，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世界的资产阶级就会在欧洲革命开始之前就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有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要么瞎了，要么就是故意掩盖。
一个人但凡承认苏维埃制度的革命性历史意义，就必须支持红色恐怖。而考茨基近两年来连篇累牍地攻击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他小册子的末尾也不得不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现在是世界革命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实在是出人意料。他写道：“不管你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抱有何种看法，一个大国的无产阶级政府已经不但掌握政权，而且还能在可以设想的最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近两年，这一事实自然滋长了各国无产阶级中间的权力感。因此，对于世界革命来说，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比他们通过派特派人员和宣传人员做出了大得多的工作（Grossesgeleistet）。”[23]这句话给人最大的惊喜——它从一个人们不再期待的方面承认了历史真相。布尔什维克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性事业，他们坚持了两年时间，对抗一个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布尔什维克不仅用思想，还用刀剑坚持了下来。考茨基承认了苏维埃的革命意义，既不自觉认同了红色恐怖手段，又令人痛苦地谴责了他自己的批判构思。
战争的影响
考茨基认为，革命斗争及其血腥的原因之一在战争之中，在于它对道德的残暴影响。这点完全无可争议。这种影响，及其所有的后果，在考茨基还不知道是应该投票支持还是反对战争贷款的时候也是可以提前预见到的。
我们五年前在德语版《战争与国际》一书中写道：
“帝国主义强行将社会从不稳定的平衡中撕裂出来，炸开了社会民主党用于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能量进行流动的阀门，并将这种力量引到自己的轨道上。这一可怕的历史实验，击碎了社会主义国际的脊梁骨，同时也把自己置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致命危险之下。工人手中的锤子被夺走，取而代之的是剑。被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束缚住手脚的工人，突然从自己的环境中挣脱出来，习惯了把集体的目标置于家庭幸福与自身生活之上。”
“由于手中掌握有自己制造的武器，工人被放到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的位置上。那些平常压迫他、藐视他的人，现在却极力奉迎他。同时，他与大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根据拉萨尔[20]的说法，这些大炮构成了宪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跨越了国界，参与了暴力征服，在他的打击下，城市几易其主。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是上一代人从未见过的。”
“先进的工人虽然在理论上知道武力就是权利之母，但其政治思维仍然被可能派以及适应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精神浸染着。现在，工人阶级实际上正在学习鄙视并以暴力破坏这种合法性。其心理学中的静态时刻让位于动态。沉重的工具正在将这样的想法钉入他的脑海中：有无法绕过的障碍物，不等于摧毁不了障碍物。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被领进了这所具有可怕的社会现实主义的战争学校，而这所学校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类型。”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规范——其法律、道德和宗教之上，如今已经崛起的是铁一般必要性之拳。德国总理宣称：‘需求面前无法律！’（1914年8月4日）。君主们在广场上用街头小贩的语言互相指责对方的欺诈行为；政府践踏他们庄严承认过的义务，国家教会对待它的主神就像对待囚犯一样，钉在了国家的大炮上。这些情况应该深刻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心理，从根本上解除政治停滞时代带来的合法性催眠，难道这点还不够明显吗？统治阶级很快将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并恐惧这一点。上过战争学校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国家内遇到第一个严重的障碍时，就会觉得有必要诉诸武力的语言。‘需求面前无法律！’他将会用这句话去反驳那些试图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法律来阻止他的人。在这场战争中，特别是到了战争结束之时，可怕的经济需要将会促使群众藐视许许多多的法律。”（第56—57页）
所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除了上面说的，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战争深刻影响了统治阶级的心理：群众愈发苛刻，资产阶级也相应愈发顽固。
在和平时期，资本家曾经通过“和平”抢劫雇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的利益。在战争期间，他们通过毁灭无数人的生命来维护这同样的利益。这使他们主人式的自我意识获得了一种新的“拿破仑式的”色彩。战争期间，资本家们已经习惯于为了煤炭、铁路和其他利润而葬送数百万奴隶——同胞和殖民地人。
在战争期间，从大、中、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涌现了几十万军官和职业军人，这些人的性格得到了战斗的磨砺，已经不受外界束缚：合格的士兵准备并能够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来捍卫训练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特权地位，这种残酷近乎于英雄主义。
如果无产阶级有可能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买通整个匪帮”，那么革命可能会更加人性化。但是，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强加给劳动者的债务负担太重，深深地破坏了生产的基础，人们无法认真讨论这样的赎金，让资产阶级默默地与政变讲和。群众失血太多，受苦太深，变得太残酷，无法接受一个在经济上超出他们掌握的决定。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在同一方向上发挥作用的其他情况。战败国的资产阶级因失败而愤愤不平，它倾向于把责任推下层人——推给那些被证明没有能力把“伟大的民族战争”进行到胜利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发现，鲁登道夫向国民议会委员会作的那些解释厚颜无耻，非常具有启发性。鲁登道夫匪帮正在燃烧着欲望，要用本国无产阶级的鲜血来雪自己在国外的屈辱。至于战胜国的资产阶级，它已经因傲慢而膨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用确保胜利的兽性手段来稳坐江山。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在不进行战争和破坏的情况下在自己的队伍中组织分赃。它能不经斗争就完全放弃它的战利品吗？过去五年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印证了这一点：如果说，即使在以前，期望剥夺有产阶级的——由于“民主”——会不知不觉地、不痛不痒地发生，没有暴动、武装冲突、反革命企图和严厉镇压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的话，那帝国主义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局面，就加倍地、三倍地预先决定了内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紧张性质。
注释：
[1]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页。——中译者注
[2]宗教改革是16世纪的一场社会运动，席卷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推动他们反对中世纪各种形式的剥削。根据当时的条件，由于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和支配市民生活各个领域的教会信仰，运动必然采用宗教的形式。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以教皇为首的神职人员、城市贵族和村庄的封建领主）的经济压迫。与此同时，天主教会的解体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彻底沦为横征暴敛的工具，将宗教变成了一套死气沉沉的形式和仪式。14—15世纪的重大发明和发现（印刷术的发明、火炮的改进、美洲的发现等）拓宽了思想视野，促进了资产阶级批判思想的发展，有力为宗教改革做好了铺垫。1520年，路德（焚毁教宗诏书）和瑞士传教士抗议出售教皇赎罪券（1518年——茨温利），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开始。宗教改革运动的外部结果是产生了新的基督教教义和新教会（路德教会和加尔文教会）。社会结果是商业资产阶级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几十年内敌对阵营之间的血腥冲突，为宗教改革打下深深的烙印。此类事件中最突出的有德意志农民战争、明斯特起义和三十年战争等。——俄文版编者注
[3]奥古斯丹·梯叶里（1795—1856）是法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中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解释历史事件时的重要性。他最杰出的作品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Conquêtedel'AngleterreparlesNormands）《法国历史书信》（Lettressurl'histoiredeFrance）《墨洛温王朝的故事》（Récitsdestempsmérovingiens）等，有俄文译本。——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梯叶里（Jacques-Nicolas-AugustinThierry，1795年5月10日—1856年5月22日），法国历史学家，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并存在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致力研究“第三等级”（法国封建社会中，僧侣和贵族两大统治阶级以外，缴纳赋税的被统治阶级，包括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
[4]吉伦特派代表法国大革命期间大型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名字来自吉伦特省（加龙省），他们在那里势力特别强大。吉伦特派捍卫本阶级利益，反对限制贸易自由、规定税收和广大劳动群众提出的其他对抗糟糕粮食状况的措施。正是在此基础上，所谓的“第三等级”的两大群体——自由资产阶级和激进民主派之间出现了最初的分歧。这些分歧反映阶级矛盾越来越剧烈，最终导致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吉伦特派在废除了阻碍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贵族特权、获得政治自由后，力图减缓和压制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吉伦特派于1792年3月上台，仅仅坚持到1793年6月。彼时，巴黎武装群众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对所有基本必需品实行“普遍最高限额”。吉伦特派被迫把权力让给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雅各宾派。吉伦特派最杰出的领袖是布里索、韦尼奥、伊斯纳尔、罗兰等人。
吉伦特主义现在已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参与革命、直到革命还未危及自身利益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所有三心二意和摇摆不定的政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Brissot，1754年1月15日—1793年10月31日），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之一。出身于厨师家庭。1788年创办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desamisdesNoirs），呼吁立即禁止奴隶贸易，逐渐废除奴隶制。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创办报纸《法兰西爱国者》（LePatriotefrançais），后来成为吉伦特派的精神领袖。1791年起是吉伦特派领袖。1791—1793年任国民公会议员，在任期间反对处决路易十六。1793年5月31日被雅各宾派解除一切职务，随即被下令逮捕，并于6月2日被捕，同年10月31日被送上断头台。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曾评价：“布里索反应敏捷、热情洋溢，性子急，知识渊博，但同时却优柔寡断，不适合对抗产生于革命事件的猛烈能量。”
〔中译者补注2〕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PierreVicturnienVergniaud，1753年5月31日—1793年10月31日），早年担任律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参加了吉伦特派的活动，并获得了“吉伦特之鹰”的绰号。1791—1793年任国民公会议员，在任期间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并于1793年1月10—24日担任国民公会主席。1793年6月2日同其他吉伦特派成员一道被捕，10月31日被送上断头台。
〔中译者补注3〕马克西曼·伊斯纳尔（MaximinIsnard，1758年2月24日—1825年3月12日），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791—1797年任国民公会议员，在任期间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并于1793年5月16—30日任国民公会主席，同年5月30日辞职，躲过了对吉伦特派的搜捕。热月反动后返回国民公会，大肆捕杀雅各宾派。1802年发表小册子《灵魂的不朽》（Del'immortalitédel'âme），皈依天主教，后悔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的行为。1813年起支持拿破仑。路易十八复辟后脱离政治活动。
〔中译者补注4〕玛农·罗兰（ManonRoland；本名：Marie-JeannePhlipon，译名：玛丽—让娜·弗利蓬，1754年3月17日—1793年11月8日），卢梭的学生。1780年嫁给让—马里·罗兰。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1793年吉伦特派被搜捕期间拒绝逃走，6月1日被捕，11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
[5]雅各宾派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一个政治派别，得名于圣雅各宾修道院的俱乐部。雅各宾派在社会成分和政治纲领上并不是同质化的。它分为三大类：以丹东为首的右翼，代表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中派，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店主、手工业者等）的利益；左翼，以马拉、后来的埃贝尔和肖梅特为首，代表了手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
罗伯斯庇尔的那一派占据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位置。此派别的社会政治纲领并没有超出小私有者的需要。雅各宾派积极寻求巩固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与法国大资产阶级及其在国民公会中的代表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试图消除极端的经济不平等。
1793年6月2日，雅各宾派在巴黎无产阶级和最贫穷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执政的国民公会资产阶级派别吉伦特派。以雅各宾派为首的群众之所以不满，主要原因是他们为基本必需品配给（面包价格税）斗争，还要求免除低收入群体的累进税。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专政一直持续到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倒台之日）。
雅各宾派在短暂的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以累进所得税的形式强行借资产阶级的债，限制继承权。为了城市贫民的利益，每天支付75戈比参加部门会议；为了长期坚持修改制宪和立法议会制订的土地法的农民的利益，国民公会不动用赎买方式就废除了所有封建义务。雅各宾派以同样的精力在军事前线与内外敌人作战，以恐怖手段镇压反革命阴谋和暴动。
历史上的雅各宾主义已成为极端果断的革命行动的象征，而吉伦特主义则体现了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和优柔寡断。列宁同志写道：“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译者注：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8卷第383页。〕——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雅克—勒内·埃贝尔（Jacques-RenéHébert，1757年11月15日—1794年3月24日），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左翼领袖之一。1790年—1794年出版《迪歇纳神父报》（LePèreDuchesne），为巴黎的工人阶级发声。1792年参加巴黎人民起义，并当选为巴黎公社副检察长。1793年5月被吉伦特派逮捕，获释后参与了逮捕吉伦特派领导人的行动，随即成为巴黎无套裤汉运动领导人。此后激烈抨击丹东派和罗伯斯庇尔派的政策。1794年3月14日被罗伯斯庇尔下令逮捕，3月24日遇害，直接导致了雅各宾派丧失了无套裤汉的支持。
〔中译者补注2〕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Pierre-GaspardChaumette，1763年5月24日—1794年4月13日），1790年起参加法国大革命。1792年巴黎人民起义后当选为巴黎公社检察长，并同埃贝尔合作。1793年激烈抨击吉伦特派，并逐渐成为雅各宾派左翼领袖，期间积极推行非基督教化运动，但反对男女平等。1794年初试图发动起义推翻罗伯斯庇尔，但被巴黎公社拒绝，同年3月14日被捕，4月13日遇害。
[6]摘自《社会民主党人》，每三月发表一次的文学政治评论，1890年2月，伦敦，第1册，第6—7页，《伟大革命的百年》一文——俄文版编者注
[7]《美国战争史》，由苏格兰禁卫步兵中校弗莱彻编写，1867年译自英语，圣彼得堡出版，第95页——俄文版编者注
[8]亨利·查尔斯·弗莱彻（HenryCharlesFletcher，1833年4月28日—1879年8月31日），英国军官、作家。——中译者注
[9]原文为德语NB。——中译者注
[10]黑格尔（1770—1831），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上世纪40—60年代的西欧和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发展（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巴枯宁等）产生了非凡的影响。18世纪科学思想中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绝对和孤立的角度思考客观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而黑格尔则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要求在运动和相互联系中研究周围的世界和人类历史。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和永恒的。相反，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不断运动，但这种运动不是进化的，而是辩证的，也就是充满矛盾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是一切存在的基础。这种绝对精神按照内在规律的发展，构成了辩证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和人类的发展过程只是复制了永恒自我发展的概念。虽不知这个概念在哪里，但它独立于人类意识，因为黑格尔将自然本身和人视为精神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彻底批判了整个黑格尔哲学之后，从根本上修正了唯心主义辩证法。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黑格尔辩证法，是在向唯物主义观点过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物质。
“因此，辩证法被简化为研究外在自然和人类思维中的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内容。正是物质世界不被认为是现成事物的复合体，而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我们在这个进程中看到的似乎不变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精神反映，即概念，经历了不断变化的生成与消亡。”（恩格斯《反杜林论》）。——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上文引用的恩格斯引文，未见诸恩格斯《反杜林论》现行中译本，具体出处尚不明确。
[11]梯也尔是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梯也尔的政治生涯始于查理十世的反动首相波利尼亚克亲王的领导下，其目的始终是捍卫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七月王朝期间，在1848年6月法国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者卡芬雅克的领导下，他支持针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最激进的措施。1870年第二帝国崩溃后，梯也尔在一段时间后成为反动共和政府的首脑，以最严厉的措施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通过起义建立的革命政权（巴黎公社）。他最著名的历史著作是《法国大革命史》。——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马里·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MarieJosephLouisAdolpheThiers，1797年4月15日—1877年9月3日），法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参事院院长、内务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秩序党领袖之一，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70年9月4日第二帝国垮台后，成为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实际领导人之一，1871年2月就任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1871—1873年任共和国总统。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中译者补注2〕朱尔·奥古斯特·阿尔芒·马里，波利尼亚克亲王（JulesAugusteArmandMarie，princedePolignac，1780年5月14日—1847年3月2日），法国极端保王派政治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随家人流亡国外。1794年流亡俄国，并于1796—1799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799年起担任查理十世的副官。1803年秘密回国，企图发动叛乱复辟波旁王朝，旋即被捕并被判处两年徒刑，获释后被软禁于巴黎。1814年逃走。路易十八第一次复辟后，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并担任驻慕尼黑公使馆秘书。1815年拿破仑复辟时企图组织王军与之对抗，失败后流亡比利时，不久即回国，旋即被捕，但很快获释。路易十八第二次复辟后，于1815—1830年任上议院议员。1820年被罗马教廷授予亲王头衔。1823—1828年任驻英国大使。1829—1830年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后逃往诺曼底，企图流亡英国，但于8月16日被捕，同年12月21日被判处终身监禁。1836年获大赦，改判流放国外20年，随后几年先后流亡英国和巴伐利亚。1845年回国。1847年病死。
〔中译者补注3〕路易—欧仁·卡芬雅克（Louis-EugèneCavaignac，1802年10月15日—1857年10月28日），1824年参军，1844年晋升为准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并晋升为少将。184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六月起义。6月28日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12月在总统选举中败给路易·波拿巴。
[12]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3页。——中译者注
[13]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鹤宁（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Духонин，1876年12月1日—1917年11月20日），1894年入伍。1917年6—9月任西南阵线参谋长，9—11月任俄军总参谋长，11月1—20日任俄军总司令，期间反对十月革命，拒绝和平谈判，并被解除职务。11月20日被一群水兵私刑处死。——中译者注
[14]克拉斯诺夫将军是克伦斯基于1917年10月调动军事部队对抗彼得格勒起义的负责人。后来他组织顿河地区哥萨克的反革命活动。1918年12月，他被在整个俄国南部发动进攻的红军彻底击败，逃到国外后成为君主主义组织的骨干分子。——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Краснов，1869年9月10日—1947年1月16日），1889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月革命后曾任第3骑兵军司令，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协同克伦斯基进行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在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获释，流亡顿河流域，继续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1919年任顿河哥萨克阿塔曼。1919年在邓尼金的压力下辞职，参加尤登尼奇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德国、法国。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德国。1943—1945年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英国军队逮捕，后被遣送到苏联。1947年被处决。
[15]鲍里斯·萨文科夫是社会革命党的著名领袖，沙皇时代社会革命党主要恐怖行为的组织者。大战期间他是社会爱国主义者。1917年2月后成为克伦斯基的副手，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作为同谋之一，他参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之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死敌。1918年夏，他组织并参加了雅罗斯拉夫尔军官叛乱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在波兰战争期间，他在巴拉霍维奇的指挥下，率领他（萨文科夫）组织的白卫军作战。后来他在法国和波兰军事部门的协助下组织了阴谋和袭击。1924年8月，萨文科夫潜入明斯克市后被捕并受审。鉴于萨文科夫完全承认他的所有活动都是错误的，并有悔过之意，死刑改为10年监禁。——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鲍里斯·维克托洛维奇·萨文科夫（БорисВикторовичСавинков，1879年1月19日—1925年5月7日），1879年生于哈尔科夫，1897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1899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03年参加社会革命党，不久后就成为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负责人。1905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曾组织过多次恐怖行动，消灭了多名沙皇政府高官。1906年被捕，在审判前越狱，并被缺席判处死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了法军。二月革命后回国，1917年7月担任陆军部副部长。同年8月30日退出政府，并被社会革命党开除出党。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18年流亡法国。1924年8月被国家政治保卫局诱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25年5月7日自杀身亡。
〔中译者补注2〕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萨文科夫的相关介绍，可以阅读卡尔·拉狄克的《鲍里斯·萨文科夫》。
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adek/mia-chinese-radek-19250514.htm
〔中译者补注3〕1918年7月，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发动叛乱。这次叛乱同当时苏维埃俄国发生的其他反革命叛乱一样，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参与下策划的，并且是帝国主义者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各城市发动叛乱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叛乱的目的是同北方的外国干涉者和伏尔加河中游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建立统一战线，然后进攻莫斯科，推翻苏维埃政权。组织这次叛乱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鲍·维·萨文科夫所领导的“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给这个反革命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叛乱从7月6日开始。萨文科夫从莫斯科派来一批军官具体领导叛乱。叛乱分子夺取了雅罗斯拉夫尔市的中心区，占领了军火库、邮局、电报局、银行等机关，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血腥的屠杀。叛乱分子还企图占领该城的工人居住区，但马上遭到了坚决抵抗。各企业的党组织在同叛乱分子作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武装工人和红军支队同叛乱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苏维埃政府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调来许多军队和工人武装队伍支援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1918年7月21日，叛乱最终被平定。
〔中译者补注4〕斯坦尼斯瓦夫·布瓦克—巴瓦霍维奇（波兰语：StanisławBułak-Bałachowicz；白俄罗斯语：СтаніслаўБулак-Балаховіч；俄语：СтаниславБулак-Балахович，1883年11月12日—1940年5月10日，按俄语音译则为“斯坦尼斯拉夫·布拉克—巴拉霍维奇”），1883年2月10日生于梅克什泰（立陶宛语：Meikštai，现位于立陶宛边境地区，离白俄罗斯很近）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入伍参战。1918年2月加入红军，任卢加第1骑兵团司令，在镇压农民叛乱期间挪用公款，东窗事发后投靠白军。1918—1920年任普斯科夫志愿军司令，大肆屠杀红军士兵和农民。1920年尤登尼奇白军解散后，一度逮捕了尤登尼奇，经英法军事使团介入后被迫逃走，后经他人斡旋加入波兰军队，参加了华沙战役。1920年10月组建俄罗斯人民志愿军，企图协助波兰吞并白俄罗斯，大肆迫害犹太人，同年11月战败后逃回波兰。1939年波兰沦陷后，成立游击队与纳粹对抗。1940年5月10日在与德军巡逻队交战时战死。
[16]卡列金，沙皇将军。1917年8月被哥萨克军界推举为顿河哥萨克首领。1917年8月试图帮助以政变为目标的科尔尼洛夫将军。1917年10月以后成为哥萨克反革命的领袖。看到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总是被红军消灭，便开枪自杀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Максимович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17]阿蒂尔·阿尔努，1871年巴黎公社成员，蒲鲁东主义者。他被凡尔赛政府判处死刑。著名的《巴黎公社史》的作者。——俄文版编者注
阿蒂尔·阿尔努（ArthurArnould，1833年4月17日—1895年11月26日），法国自由主义记者、作家。第二帝国期间开始担任记者。巴黎公社成立后担任巴黎第四区副区长，在公社内属于少数派。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1880年回国。——中译者注
[18]《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考茨基著，第132页。——中译者注
[19]《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考茨基著，第141页。——中译者注
[20]库班拉达是1918年以邓尼金为首的哥萨克政府，是南方反革命势力的据点。反革命势力经常从那里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直到1920年，红军才设法夺取了库班要塞——克拉斯诺达尔，消灭了哥萨克反革命势力。——俄文版编者注
[21]这是摩西十诫的其中一条。——中译者注
[22]《布列斯特和约》一方面是苏俄与帝国主义德国之间缔结的和约，另一方面，从1917年11月初步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中断到1918年3月签订和约的时间里，德国进攻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强加给我们的和约及其屈辱和掠夺性的条件，类似于1807年德国在拿破仑一世的脚下被迫接受的可耻的《蒂尔西特条约》。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德国要从我们那里得到巨额赔款，还要吞并前波兰王国、整个库尔兰省、利沃尼亚与里加的一部分、整个科夫诺省、五分之三的维尔纳省、三分之二的格罗德诺省、西爱沙尼亚群岛等地。
俄共（布）党内（左右两派的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集团）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后，1918年3月，第四次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奴役条约。党内最终采纳了列宁的观点——目前客观上不可能与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因旧军队的解体），因此接受《布列斯特和约》赢得喘息机会，趁机建立红军与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因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被废止。——俄文版编者注
[23]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4页。——中译者注 |
第三章民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三章民主
“要么民主，要么内战”
民主的帝国主义堕落
民主的形而上学
立宪会议
“要么民主，要么内战”
考茨基有一条清晰而唯一的救赎之路：民主。为此仅需要每个人都承认它并承诺服从它。右翼社会主义者必须放弃他们为履行资产阶级意志而制造的血腥暴力。资产阶级自己必须放弃在其诺斯克[1]和中尉沃格尔[2]的帮助下将自己的特权地位捍卫到底的想法。最后，无产阶级必须永远放弃用宪法未曾允许的任何其它手段赶走资产阶级。如果上述条件可以得到满足，社会革命将能无痛溶解进民主之中。就像我们看的那样，为了成功，给我们动荡的历史戴上一顶帽子，再从考茨基的鼻烟壶中借用一点智慧就足够了。
我们的智者暗示说：“只存在着两种可能，不是民主便是内战。”[3]但是在德国，“民主”的形式要素已经正式到位，内战却没有片刻停息。考茨基承认：“完全可以肯定，德国在目前的国民议会领导下是绝不可能恢复元气的。如果反对现有的国民议会的斗争变成反对民主、反对普选、反对国民议会本身的组织的斗争，那就非但不会促进、反而只会阻碍德国的恢复过程。”[4]仿佛在德国问题在于选举权的形式，而不是实际权力的归属！
考茨基承认，目前的国民议会无法使国家“恢复元气”。所以呢？游戏从头开始。但伙伴们会同意吗？未必如此。该党如果不利于我们，那么就显然有利于他们了。国民议会“没有能力恢复国家的元气”，却能够通过诺斯克暧昧的专政，为鲁登道夫的“严肃”专政做准备。为高尔察克作了准备的立宪会议便是如此。考茨基的历史使命正是等到政变以后写下第N+1本小册子，以便从过去的整个历史进程——从猴子到诺斯克，再从诺斯克到鲁登道夫——解释革命的崩溃。而革命政党的任务则不同：它得及时预见危险，并付诸行动来防止危险。为此，当前除了从真正的掌权者——暂时躲在艾伯特先生和诺斯克先生背后的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权以外，别无他法。因此，历史道路从现有的国民议会开始出现分岔：要么是帝国主义匪帮专政，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两条路都不通向“民主”。考茨基看不到这一点。他废话连篇，不断解释民主对于群众的政治发展与组织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民主来实现全面解放。人们会以为，自《爱尔福特纲领》[5]写就以来，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关注的事情！
正是在这段时间，这几十年以来，法国、德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了斗争和发展，充分利用了民主制度，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政治组织。然而，这条通过民主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教育之路被一个重要事件打断了，那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阶级国家在其负有责任的战争爆发之时，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组织的帮助下，成功欺骗了无产阶级，并把他们拉入了自己的轨道。因此，民主方法本身在某一时代提供了所有无可争辩的益处，却显示出了自身行动力的极限。所以，两代无产阶级在民主条件下的教育根本没有为评价世界帝国主义大战这样的事件做好必要的政治准备。这一经验并未提供任何基础来断言：如果战争延迟十或十五年，无产阶级就会在政治上有更多准备。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不仅为劳动者的政治发展创造了比专制更有利的条件，而且还把这种发展限制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范围内，巧妙地积累并巩固了无产阶级上层的机会主义习惯和法统偏见。在战争的灾难迫在眉睫之时，为了推动德国无产阶级走向革命，民主学校显然是完全不够的。它需要野蛮的战争学校、社会帝国主义的期望、最大的军事胜利和史无前例的失败。在这些改变了全世界，甚至也改变了《爱尔福特纲领》的事件发生之后，再笼统地谈什么民主代议制在无产阶级教育的地位，就意味着陷入了政治上的幼稚。考茨基的不幸之处正在于此。
他写道：“无产阶级对于争取政治自由和参与政治事件的越来越严重的怀疑，使蒲鲁东主义[6]者活跃起来。今天，同样（！！）的思想已经产生，并且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产物、作为马克思所没有知道的而且也无法知道的经验的产物被提供出来。这些思想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旧的思想的变种，但它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比较正确。”[7]
布尔什维主义原来是……热好了的蒲鲁东主义！从纯粹的理论关系上来讲，这是这本小册子中最无耻的断言之一。
蒲鲁东主义者拒绝民主的理由与他们完全拒绝政治斗争的理由是相同的。他们支持在没有国家权力干预、没有革命政变的情况下存在的工人经济组织，主张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工人互助。而由于他们被推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他们就宁愿选择民主，也不选财阀政治或革命专政。这与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以无产阶级集中权力的名义拒绝民主，而蒲鲁东主义者正相反，准备忍受被联邦原则稀释了的民主，来避免工人阶级革命的专权统治。考茨基明明有更多理由把我们比作蒲鲁东主义的对手，即布朗基主义[8]，因为他们了解革命政权的意义，在掌握权力的方面不迷信形式民主的表征。但是，为了明晰共产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之间的对比，有必要补充下列事实：我们有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这一布朗基主义者曾经无法设想且现在依然无法设想的政变组织；我们有我们的党，这一我们曾经拥有并且现在仍然拥有的具有完整社会革命纲领的、不可替代的政治领导组织；最后，我们有我们的工会，这一经济改造的强大机器，完全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支持着苏维埃政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在失去了最后的理论自觉和历史意义时，才会说蒲鲁东主义的偏见在布尔什维克身上复活了。
民主的帝国主义堕落
“民主”在政治词汇中具有双重意义，这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它指的是基于普选权和其他“人民专制”形式的属性之上的国家体制。另一方面，民主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本身，因为他们过政治生活，并且，在这两种意义上，民主的概念都遮掩了阶级差别。
这一术语学上的特殊性有其深刻的政治基础。中间的、在阶级方面上分化不大的居民群体——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越是在国家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上去就越稳定、越完整、越不可动摇。民主在十九世纪的北美合众国和瑞士达到了顶峰。在大洋彼岸，国家的联邦共和民主制度仰仗农场主的农业民主。在稍小的赫尔维蒂共和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坚实的农民构成了联合各州的保守民主的基础。
民主国家诞生于第三等级反对封建主义势力的斗争中，很快也成了用于对付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阶级矛盾的工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包含的人越多，后者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越大，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越低，这一制度在对付阶级矛盾一点上也就越成功。然而，时间过得越久，中间阶级就会越是无望地落后于历史发展，就越是被剥夺了代表国民发言的机会。不错，小资产阶级空论家（伯恩施坦[9]和考茨基）满意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消失并没有像马克思学派提出的那样迅速发生。确实，从数量上看，城市，特别还有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仍然占据着极其庞大的地位。但这一发展的主要内容反映在小资产阶级遗失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上：这个阶级对国民总收入贡献的价值量比小资产阶级数量下降得快多了。其社会、政治和文化重要性也相应下降了。历史发展越来越不以这些保守等级的继承者为基础，而是以社会两极的阶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基础。
小资产阶级越是失去自己的社会意义，就越难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历史角力之中扮演权威仲裁者的角色。与此同时，具有相当数量的市民，特别还有农民，继续在代议制选举统计中寻求自身的直接表达。所有公民作为选民形式上的平等只是更公开地表达了“民主代议制”无力解决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无产者、农民和托拉斯领导人“平等”投票使农民在形式上成为两个对立者间的调解人。事实上，在社会和文化上落后、在政治上无助的农民，在所有国家中都支持了最反动、最冒险、最混乱和最腐败的政党，而归根结底，这些政党也总是支持资本而反对劳工。
与伯恩施坦、桑巴特[10]、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1]等人的所有预言相反，中间阶级的生命力并未减弱，而是极大地加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危机。如果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是以化学反应般的纯净形式发生的，那么无产阶级通过民主议会机构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会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要大得多。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坚持的事实，也就是它的生命力，在资本主义破坏了政治民主的本质之后，甚至对政治民主的外在形式都是致命的。小资产阶级通过在议会政治中占据了它在生产中失去的地位，最终损害了代议制，使其成为了混乱的、充满闲话并阻碍立法的机构。仅仅因此，无产阶级身上就多了个任务：在独立于甚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夺取国家权力机器。这不是为了反对它的利益，而是为了反对它的愚蠢，反对它在无力的冲动中采取的那难以捉摸的政策。
马克思在讲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时写道：“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12]这里的定义比法兰西帝国体制要更加广泛，它包括了由于大国的民族资本的全球野心而诞生的最新型的帝国主义。在经济领域，帝国主义以小资产阶级角色的最终衰落为前提；在政治领域，它意味着通过内部分子重组来彻底摧毁民主，并使其所有工具和机构完全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帝国主义通过忽略这些国家过去的政治命运来拥抱所有国家，表明了自己与任何政治偏见格格不入，表明了它一视同仁地准备并能够利用在社会方面重生和被自己征服的尼古拉·罗曼诺夫或威廉·霍亨索伦的君主制、北美合众国的总统专制以及法国议会中上百无助的、人造奶油式的立法者。最近的一次大屠杀，即资产阶级世界通过其进行自我更新的那场血腥洗礼盆，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画面——所有政府形式、治理系统、政治方向、宗教和哲学流派都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画面。甚至许多在过去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发展准备期睡大觉，继续以传统思想面对民主、普选等概念的腐儒，在战争期间也感到这些熟悉的概念充满了一些新的内容。专制、议会君主制、民主制。在帝国主义面前——而因此也在即将取代帝国主义的革命面前，所有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统治权，从俄国沙皇专制到北美的准民主联邦制，在权力上都是平等的，并以不可分割地互相补充的组合形式结合到一起。帝国主义通过它掌握的一切手段，包括不考虑选举票的算术学的议会，成功地在关键时刻完全制服了城镇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也征服了上层无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掌握政权的标志，民族思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以国防口号获得了复苏。民族意识形态以令人出乎意料的鲜明程度在最近以牺牲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代价迸发出来。帝国主义幻梦的破灭——不仅包括战败者的幻梦，也包括胜利者的——最终破坏了曾经的民族民主，以及它的主要工具，即民主议会。在任何地方都能非常明显地看到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萎靡、恶劣与无助。在所有国家，国家权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力量匹配的问题，这个问题横贯在台面上或幕后主导的资本家集团及起义的革命无产阶级之间，前者有数十万训练有素、坚忍不拔、不可阻挡的军官，而后者处于中间阶级吓破了胆、张皇失措和意志消沉的条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无产阶级通过民主代议制和平夺取政权的言论是可悲的闲话。
在全球范围内，政治局势的图景相当明晰。资产阶级——首先是胜利者一遍的资产阶级，通过把面色惨白且憔悴的人民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暴露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带领人民摆脱可怕处境，也暴露了它与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之不相容。所有的中间政治集团，包括为首的社会爱国主义党派都在活活地腐烂。受到他们欺骗的无产阶级日渐反对他们，并巩固自己作为唯一能够将人民从野蛮和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力量的革命使命。但历史还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争取到形式上的议会多数。换句话说，历史并没有把国民变成一个辩论俱乐部，悄悄地通过多数票表决赞成向社会革命过渡。正相反，暴力革命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历史的迫切需求无力通过议会民主制的机器为自己打开道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算计着：“只要我还拥有土地、车间、厂房和银行，只要我还拥有报纸、大学和学校——最重要的，只要我还控制着军队，无论你们如何改组民主的机器，它将仍然服从我的意志。我在精神上征服了愚蠢的、保守的、懦弱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在物质上臣服于我。我通过我的建筑物、我给的好处、我的计划和我的罪行压制并将一直压制住他们的想象力。在他们不满和小声嘟囔的时候，我就会制造数十个安全阀和避雷针。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召集反对党派，他们明天就会消失，但今天却会完成自己的使命，使小资产阶级能够在不损害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表达愤慨。我将用普遍义务教育制度束缚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在完全无知的边缘徘徊，不让他们有机会把知识提升到我们的精神奴役专家认定的安全水平之上。我将腐蚀、欺骗并恐吓无产阶级内部的特权分子和落后成员。我同时利用这些措施，只要还掌握着必要的征服和恐吓工具，就能阻止工人阶级先锋队掌握大多数人民的意识。”
对此，革命的无产阶级回答道：“因此，救赎的首要条件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统治工具。所有统治工具仍在资产阶级手中时，和平上台的想法是无望的。以资产阶级自己提出并设下了街垒的道路，即议会民主的道路获得权力的想法则是三倍无望的。只有一条路：通过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物质的统治机器来夺取权力。无论议会中表面上的力量对比为何，我都将把主要力量和生产资料交给社会支配。我将从资本主义的催眠中唤醒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我将在实践中向他们展示社会主义生产的意义。到那时，即便是人民中最为愚昧落后或备受恐吓的那层人也会支持我，自愿并自觉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
当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13]时，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一事实即使不是末日的开始，也意味着与社会主义过往的整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拙劣的、武断的决裂。但与此同时，这只是帝国主义与战争准备的新形势下必然得出的结论。俄国共产主义第一次走上了理论和实践总结出来的道路的历史原因，与俄国无产阶级首次被迫走上为政权而斗争的道路的历史原因是相同的。
此后欧洲发生的一切都表明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认为民主的纯洁性有可能恢复，就是在做可悲的反动乌托邦的南柯梦。
民主的形而上学
在民主问题上，考茨基感到了脚下历史根基的动摇性，于是便一头扎进了经院哲学的泥土里。他不去研究当下，而是在推论应该如何。
民主原则——人民主权、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自由——的身上出现了道德义务的光环。它们被从自己的历史内容中抽象出来，并被描绘成神圣且不可动摇的事物。这种形而上的堕落并非偶然。极具启发性的是，即便是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活动的最佳时期是康德主义的反对者，而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爱国主义的浪潮吞没时，也试图抓住绝对律令的稻草……
对于德国人民现在尤为熟悉的那种真正的民主，考茨基将其与一种作为庸俗的现象和事物的理想的民主进行对比。考茨基并没有肯定地指出哪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真正能够确保无痛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他深知，这样的民主是必须的。考茨基把目前的德国国民议会——那个无助的、反动恶意的、追求屈辱的机关与另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国民议会作了对比。后者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在于它并不存在……
形式民主的教义并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而属于所谓“自然法”的理论。后者的本质是承认永恒不变的法律规范，而这些规范，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而这些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并且受了扭曲。现代史中的自然法，即从中世纪产生的自然法，首先是抗议等级特权、专制对于立法的乱用和其他封建实在法等“人为”产物。仍然过于弱小的第三等级思想家在某些理想规范中表达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这些规范后来则发展为民主学说，同时获得了个人主义的性质。个人就是目的本身，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同样的选举权。民主的要求作为反封建主义的战斗旗帜具有进步特点。然而，越往后，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形式民主理论）就越是显露出了其反动的一面：建立一套能控制工人群众和革命政党现实要求的理想规范。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观的历史交替，就会发现自然法理论仿佛复述了不带有原始神秘主义的基督教唯灵论。福音书向奴隶宣布，说他与奴隶主具有同样的灵魂，声称天庭面前人人平等。而事实上，奴隶仍然是奴隶，服从对他来说是一种宗教义务。奴隶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了神秘主义的发泄口，借此来抗议令人饱受屈辱的黑暗状况。他一边抗议，一边得到安慰。基督教对他说：“你虽然像一头驮驴，但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这里听上去像愤怒。但同一个基督教说道：“你先活得像一头驮驴一样，但你不朽的灵魂已经准备好得到永远的回报了。”这里听上去是安慰。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中，基督教历来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了这两种论调。但总的来说，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变成了哄骗受压迫群众良心的工具。[14]
发展成为民主理论的自然法告诉工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其背景、财产状况和地位；在决定人民的命运时，人人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这一理想规范曾让群众意识革命化，因为谴责了专制主义、贵族特权和财产资格审查。但越往后，它就越麻醉群众，使贫困、奴役和屈辱合法化；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有权发言决定人民的命运，那又怎么可以反抗奴役呢？
罗斯柴尔德[15]将全世界的血泪铸成自己钱箱里的带拿破仑头像的金币，在议会选举中只有一票。一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掘土工人，一生不能穿着衣服睡觉，像地下的鼹鼠一样在社会上游荡，然而，他享有人民主权，在法庭和议会选举中与罗斯柴尔德平等。在现实生活条件中，在经济进程中，在社会关系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一边堆积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奢侈品，而另一边却堆满了贫穷和无望。但在国家法律的上层建筑范围里，这些巨大的矛盾都消失了；只有无形的法律阴影可以穿透那里。地主、农夫、资本家、无产者、部长和擦鞋匠——他们作为“公民”，作为“立法者”，都是平等的。基督教中神秘主义的平等从天堂降临人世，就形成了民主的自然法，可是，它还是不接地气，并没有落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土地上来。对于一生都在给资产阶级当驮牛的愚昧短工来说，通过议会选举的媒介影响人民的理想权利仍然比天国应许给他的幸福要真实得多。
在某个时代，为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实际利益，社会主义政党走上了代议制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接受了民主的形而上学理论，后者建立在超历史、超阶级的法律之上。无产阶级学说认为民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辅助工具，完全适应统治阶级的任务和需要。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依靠无产阶级的劳动生存，没法拒绝将其阶级斗争的某些部分合法化而不损害自己，这就为社会主义政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利用民主机制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绝不把它当作亘古不变的原则来向它宣誓。
在所有时代的斗争中，党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人们——团结的人类公共生活的成员——创造真实的、经济的、生活的平等条件。也正是因此，无产阶级理论家不得不揭穿民主的形而上学，即政治骗局的哲学外衣。
如果说民主政党在其革命高潮的时代揭露了教会教条的压迫性的、令人窒息的谎言，向群众宣传道：“你们在生的另一端被哄骗到了永恒的幸福之中，而在当下你们却被剥夺了权利，被专横跋扈的枷锁束缚着”，那么几十年后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同样有权对同样的群众说：“你们被哄骗到公民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虚构当中，但却已经被剥夺了行使这些权利的可能性；有条件的、幻影般的法律平等已经变成了一个思想上的苦刑犯锁链，你们每个人都被它拴在了资本的战车上。”
社会主义政党以其基础任务的名义，也在代议制的基础上动员群众，但这些党也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承诺通过除了民主的途径以外的方式将群众带向社会主义。在适应议会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在前一个时代仅限于在理论上揭露民主，因为我们还太弱，没法在实践中克服它。但是，在所有的偏差、蜕化与背叛的缝隙中若隐若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轨道，已经预设了这样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工作机制一旦被证明足以能完成这种任务的时候，就抛弃民主，并取而代之。
我们将举出一个证词，这份证词相当生动。保尔·拉法格[16]在1888年的俄语文集《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中这样写道：“议会制是这样一种政府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会有一种幻想，似乎是人民亲自管理国家事务，而实际上真正的权力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甚至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的某些阶层手中。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初期不懂得，或者说得确切些，感觉不到需要给人民制造自治的幻想。因此，欧洲的所有议会制国家开始时都实行有限制的选举制。在所有的地方，通过议员选举来左右国家政策的权力起初只属于较大的有产者，而后才逐步扩大到不太富裕的公民，直到在某些国家把这种权力从特权变成全体居民的普选权。”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财富的数量越大，占有者的人数就越少；权力也是这样：随着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人数的增长和选举产生的执政者人数的增加，实际的权力日益集中，并为越来越少数的一帮人所垄断。”[17]这就是多数票的秘密。
在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看来，只要资产阶级维持统治地位，代议制就会存在。他写道：“一旦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它必须组织革命政权，并且用专政的手段管理社会，直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为止……”[18]
当初的考茨基知道这种对代议制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而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种评价——虽然没有那种高卢式的清晰和辛辣。考茨基的理论变节恰恰在于，他通过承认了民主原则绝对且不可改变，再度从唯物辩证法回退到自然法去了。曾被马克思主义揭露过是资产阶级的传动机制的、只需在政治上临时使用，以便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的那东西，又被考茨基奉为最高原则，站在各阶级之上，无条件地使无产阶级斗争方法臣服于其之下。代议制的反革命堕落在第二国际的腐儒对民主的美化中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
立宪会议
总的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并非完全不可能在民主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但即便有这样的事情，也不会给事件的发展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变化。受无产阶级在议会中的胜利的影响，知识界的中间分子可能较少反对新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抵抗将由军队的情绪、工人的武装程度、邻国的局势等因素决定；内战将在这些实际环境的压力下发展，而不是在代议制不稳定的算术下发展。
我们的党不曾放弃过通过民主的大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因为我们清楚意识到了通过这种“合法化”过渡到新体制的某种鼓动性、政治性优势。因此，我们也试图召集一个立宪会议。这一尝试失败了。刚被革命唤醒参加政治生活的俄国农民，发现自己面对着数个党派，而每一个党派似乎都想赶走他们。立宪会议挡住了革命运动的路——然后被扫地出门。
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妥协分子只是城市和农村的中间阶层以及无产阶级中较落后部分内部存在的考虑不足和犹豫不决在政治上的映射。我们如果从抽象的历史可能性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说，倘若立宪会议运行了一两年，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联系，最终使他们名誉扫地，从而导致布尔什维克形式上占了上风，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这向群众表明了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和以陆海军将领为首的反革命民主势力。但整个问题在于，革命的国内关系发展速度并没有跟上国际关系的发展速度。如果我们的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脱给“事物发展过程”的客观教义，那么战争事件的发展可能就会超越我们。曾几何时，德国帝国主义差点就夺取彼得堡，而克伦斯基[19]政府也已经认真地开始撤离彼得堡了。届时，彼得堡要是陷落了，无产阶级就要遭灭顶之灾，因为革命最好的力量都集中在那里，在波罗的海舰队上和红色首都中。
因此，不可以指责我们的党违背了历史发展，而可以指责我们的党在几个政治阶段上实现了飞跃。它踩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脑袋前进，以便防止德国军国主义踩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脑袋，在革命的背后与协约国媾和，然后再向全世界张开自己的翅膀。
从上面说过的话不难推断出考茨基一直纠缠我们的两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什么还要召开立宪会议？其次，如果我们认为应该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被证明是落后的，不符合革命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召开新的立宪会议呢？考茨基的后见之明（？）是，我们没有因为原则问题而拒绝民主，而只是因为它对我们不利。为了抓住这一诽谤的长尾巴[20]，让我们来重现一下事实。
我们的党从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就是说，早在解散立宪会议和颁布召集立宪会议的法令之前，这个口号就已经提出来了。不错，我们没有把苏维埃与未来的立宪会议对立起来，后者的召开被克伦斯基政府不断拖延，问题也因此不断增多，但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一味跟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路，把立宪会议视为俄罗斯大地的未来主人，没指望它包治百病。我们已经向群众解释过，真正主人可以而且必须是劳动群众自己的革命组织——苏维埃。如果我们没有事先正式拒否立宪会议，那也只是因为它不是反对苏维埃的权力，而是反对克伦斯基自己的权力，而克伦斯基又只是资产阶级的一块招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事先决定好了，如果立宪会议中的多数票结果对我们有利，立宪会议就应该自我解散，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就像后来根据最民主的选举法选出的圣彼得堡市杜马做的那样。在我的小册子《十月革命》中，我曾试图澄清过为什么立宪会议迟缓反映了一个已经被革命超越了的时代。这是因为我们只在苏维埃中看到了革命政权的组织，而且在召集立宪会议时，苏维埃已经是事实上的政权。所以，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可避免地朝着武力解散立宪会议的解决方向，而立宪会议本身也并不希望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而解散自己。
考茨基问道：“但是，你们为何不再召集一个新的立宪会议呢？”
因为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如果说第一次立宪会议还能在瞬息间发挥进步作用，以便在小资产阶级分子面前将令人信服的合法性赋予给襁褓之中的苏维埃体制，那么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两年以后，在西伯利亚、白海沿岸、乌克兰、高加索地区的所有民主尝试彻底崩溃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不需要立宪会议那声誉扫地的权威来施以祝圣仪式。考茨基与劳合·乔治异口同声地问道：既然这样我们是否有权得出结论，说苏维埃政权是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来统治的，因为它避开了用于检验其至高无上之地位的总选举？他们的疑问脱靶了！[21]
如果说代议制度即使在“和平”且稳定发展的时代，作为国内情绪的计量表也相当粗糙，而在革命动荡的时代完全失去了跟上斗争进程和政治意识发展进程的能力的话，那么苏维埃体制则无可比拟地更加接近、更加有机、更加诚实地联系人民的劳动大众，认为自己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静态地表达多数，而是在于动态地形成多数。俄国工人阶级通过走上革命专政的道路表示，它在过渡时期的政策并不基于为了获得农民选票而与见风使舵的政党进行的竞争，而是基于对农民群众进行现实中的吸收，使他们联合无产阶级，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利益来管理国家。这种民主比代议制更加深刻！
现在，当革命的主要任务——生与死的问题——是在军事上击退白匪的疯狂进攻时，考茨基是不是觉得，任何议会中的“多数”都能够确保一个更有活力、更有自我牺牲精神并更加接近胜利的革命防御组织？在一个革命国家里，斗争的条件是如此分明，被卑鄙的环形封锁带扼着咽喉，致使所有的中间阶级和团体都只剩下邓尼金和苏维埃政权两个选择。甚至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样在原则问题上有分歧的政党也在沿着同样的路径分裂。这还需要其他证明吗？！
在提议我们为立宪会议进行选举时，考茨基是不是打算在选举期间暂停内战？谁的决定可以暂停内战？如果他打算为此动用第二国际的权威，那我们就得赶紧提醒他：这个机构在邓尼金那边享有的权威只比在我们这边多一些而已。由于工农军队还在抗击帝国主义匪帮，而选举必然也只能在苏维埃的领土上进行，考茨基是不是想要我们允许那些支持邓尼金攻打我们的政党公开发言呢？这不过是空洞而卑鄙的闲话——任何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允许正在与它交战的一方在自己的军队后方调动敌方的力量。
其中相当重要的还有一点，即劳动居民中的精华目前正在现役部队里。先进的无产者和最有觉悟的农民，在各种选举中，如同在每一次群众性政治行动中那样，都站在前头引导劳动者的舆论，而他们现在都正在身为红军指挥官、政委或列兵在战斗和牺牲着。如果资产阶级国家中最“民主”的、体制建立在代议制的基础之上的政府都认为不可能在战时举行议会选举的话，那么要求体制丝毫不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之上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战时进行这种选举就更有没意义了。它自己的选举机构——地方和中央苏维埃——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被俄国的革命政权阻止其通过定期改选来自我更新的脚步，这完全足够了。
最后，作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thelastnotleast[22]）的论据，我们不得不告知考茨基：即使是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即像马尔托夫和唐恩[23]这样的孟什维克，也不认为目前可以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而是把它推迟到了更美好的未来去。到时候还需要召开吗？值得怀疑。一旦内战结束，工人阶级的专政就可以释放出它所有的创造力，并在实践中向最落后的群众展现出自己能给予他们的东西。通过劳动义务的有计划实行和集中化的分配组织，全国居民都将参与到全苏维埃的经济和自治体系当中。苏维埃本身——现在的政权机关——将逐渐解体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内容头上竖起一顶立宪会议般的陈旧王冠，毕竟，一切必要的东西已经在立宪会议之前就已经“立”好了，而且还是在没有立宪会议的情况下“立”好的。[24]
注释：
[1]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ander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变”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中译者注
[2]沃格尔中尉是杀死罗莎·卢森堡的凶手。社会民主党政府装模作样地审判了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演出了一场无耻的喜剧。凶手只不过是轻微的惩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库尔特·沃格尔（KurtVogel，1889年10月11日—1967年？月？日），德国军官。一战期间入伍，积功晋中尉军衔。1918年加入自由军团。1919年1月15日参与谋杀罗莎·卢森堡，同年5月14日被判处两年四个月徒刑，5月17日在同伙的协助下越狱，逃往荷兰。
〔中译者补注2〕根据英文维基百科，向罗莎·卢森堡开枪的可能是赫尔曼·苏雄（HermannSouchon）。
[3]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5页。——中译者注
[4]同上，第172页。——中译者注
[5]《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卡尔·考茨基密切参与了起草过程。这份纲领本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精神，最终清除了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上合流的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爱森纳赫派）通过的纲领中残余的拉萨尔主义。尽管如此，《爱尔福特纲领》仍存在内部缺陷，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其最繁荣期，德国正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之一。这些客观条件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化和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的胜利。在此基础上，改良主义不断壮大，拒绝革命斗争，宣扬渐进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分子虽然反抗修正主义，保留了社会民主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但这种激进主义更多表现在理论领域而不是实践领域。
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活动越来越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革命目标，完全专注于合法的议会、政党和工会活动。《爱尔福特纲领》鲜明体现了这一矛盾：它的理论方面以革命为目标，实践方面却几乎仅限于议会活动，没有超出纯粹议会方法的框架。《爱尔福特纲领》的民主改革清单，完全没有具体展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条件和形式，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完全落后于因革命时期而闻名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四分之三。
帝国主义战争暴露了上个时代所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幻影的昙花一现的性质。世界大战空前激化了社会矛盾，全世界经济因此崩溃。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通过战争，使世界无产阶级接近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直面客观形势，当前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战后革命事态明显已经超越了《爱尔福特纲领》实践部分的主要问题——在资产阶级制度内征服民主。
《爱尔福特纲领》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纲领。1921年，格尔利茨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格尔利茨纲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甚至比《爱尔福特纲领》倒退了，其显著特点是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思想，社民党不仅承认工人阶级，还承认一切劳动人民。因此，这份新纲领标志着社民党最终放弃了独立的阶级立场。——俄文版编者注
[6]蒲鲁东主义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一种流派，得名于创始人蒲鲁东（1809—1865）。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要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实际上只是想清除其中的一切矛盾，把它变成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蒲鲁东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DelaCapacitépolitiquedesclassesouvrières）中谈到了无产阶级独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但继续对罢工和直接参与政治斗争表示不满。蒲鲁东反对共产主义，提出了合作互助方式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蒲鲁东主义思潮在上世纪60年代的第一国际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蒲鲁东的观点遭到了马克思的彻底批判。参见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回应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俄文版编者注
[7]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1—62页。——中译者注
[8]布朗基主义者是伟大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追随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生于1805年）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将他的全部人生都献给了革命斗争，坚定参与和组织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武装起义。在他的报纸《人民之友社》（Sociétédesamisdupeuple）中，布朗基与政府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因此获刑1年。1836年，他再次参与制造火药，获刑2年。获赦后积极参加四季社（Sociétédessaisons），为起义做准备；起义被镇压，他被判处死刑（1840年），但被减为无期徒刑。1848年革命解放了布朗基，他再次组织了中央共和社（Sociétérépublicainecentrale）。他因企图组织夺取政权而再次被判处10年监禁，曾试图逃跑，但失败了。他被流放到科西嘉岛，在那里被囚禁在堡垒中。1859年的大赦释放了布朗基。他立即因组织秘密社团而被捕，获刑4年。1870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组织使布朗基从事积极的革命工作。他被缺席选举为公社成员，但很快被捕入狱。公社成员试图以显赫的凡尔赛贵族换取他，但均无济于事。1872年，布朗基被军事法庭判处流放。1879年，他当选众议院议员，但政府不同意他当选。1881年去世。
从布朗基的革命活动中可以看出布朗基主义的本质。布朗基主义可以概括为“通过精心组织的秘密阴谋和详细准备的武装起义，有可能夺取国家政权并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超越。前者的主要缺点在于不了解阴谋成功与革命运动的客观前提之间的关系，不了解工人群众运动的意义及其在某个方向上的准备。然而，布朗基主义明白夺取国家政权的意义，强调了革命者的积极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些方面，布朗基主义接近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表现形式——布尔什维主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
[9]爱德华·伯恩施坦（出生于185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一辈人物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工作。《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党中央机关的编辑。
90年代末，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修正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的学说在许多方面是不科学的。伯恩施坦认为这些马克思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贫困化、资本普遍集中（特别是农业集中）、群众革命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不科学。伯恩施坦这本书的积极部分归结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不会加剧，而是缓和，工人阶级的状况通过国家改革越来越好，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正在发生。伯恩施坦宣布议会是资产阶级社会转型的工具，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实现在议会中的多数。伯恩施坦的书出现在资本主义和平繁荣的时代，成为国际社会民主“修正主义”或“伯恩施坦主义”整个思潮的起点。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倍倍尔、卢森堡等人——都发声反对修正主义，并在一系列著作中证明了修正主义在整个科学上的矛盾及其对工人运动的政治危险。
自他的第一本修正主义著作问世以来，伯恩施坦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演变一直在稳步向右。在他的新书中，他证明了工人阶级在习俗和殖民政策、陆海军的军备方面与资产阶级存在共同的利益。早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他就“证实”了工人阶级有祖国。不言而喻，他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爱国主义立场，鼓吹阶级合作。——俄文版编者注
[10]维尔纳·桑巴特（生于1863年）是德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著有名著《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等。他稍微“感染”了马克思主义。桑巴特在他的著作中驳斥了马克思构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即小生产逐渐消亡。他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会民主化，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他起初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后来演变为君主主义者。在战争期间，他采取了极端爱国主义的立场。——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art，1863年1月19日—1941年5月18日），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11]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著有许多科学名著。举几个主要的：《俄罗斯工厂》（Русскаяфабрика）《现代英国工业危机、原因及其影响》（ПромышленныекризисывАнглии）《政治经济原理》（Основыполитическойэкономии）《纸币与金属》（Бумажныеденьгииметалл）等。90年代，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有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反对者之一。民粹主义在理论上被粉碎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热心的修正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основымарксизма）尤其可以体现这一点。他转向康德和庞巴维克，最终成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1918年去世，曾任南方某个反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1865年1月8日—1919年1月21日），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883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94年转向合法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1年与马克思主义决裂。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彼得堡任教。1909年加入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后在乌克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曾担任乌克兰财政部长。1919年在参加巴黎和会途中去世。
[12]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中译者注
[13]1918年1月1—7日解散立宪会议。根据社会革命党右派斯维亚季茨基的计算，601人当选为立宪会议代表：338名社会革命党人（58%），其中239名属于右派，69名乌克兰派和39名左派；156名布尔什维克（25%），14名立宪民主党人（5%），两名人民社会党员和1名孟什维克（不包括外高加索）；其余的小部分代表在合作派、民族团体等之间分配。由于社会革命党的乌克兰派投弃权票，立宪民主党根本没有出席，那么1月5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议的力量对比如下：反革命资产阶级集团323票，苏维埃政党（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195票。这决定了立宪会议的行为路线。立宪会议拒绝讨论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斯维尔德洛夫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从而宣布不承认十月革命和其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左派相继退出立宪会议。此后，立宪会议通过了关于将土地转让给人民的法律和关于开启俄德和平谈判的决议，希望用这些迟来的措施能使自己和苏维埃的斗争容易一些。然而，立宪会议的立场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社会上没人支持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组织的捍卫立宪会议的示威给人留下了悲惨的印象，因为他们完全得不到工人和士兵的支持。1月6日至7日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立宪会议。
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上的策略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观点。甚至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列宁在1917年12月中旬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就写道：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中译者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33卷第167页。〕
同时，列宁预见到了那些本应导致立宪会议不符合国内实际力量对比的特殊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选举后分裂。（2）十月革命胜利前举行选举，当时劳动群众无法理解十月革命的全部意义。（3）11月和12月发生的革命改变了军队和农民的政治倾向，但立宪会议反映不了这种倾向。关于立宪会议的内容，详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14]译者在这里补充几条来自《圣经》的译文，供读者参阅、批判使用。
（1）“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武加大译本拉丁文：“quieniminDominovocatusestservuslibertusestDominisimiliterquilibervocatusestservusestChristi.”）——《新约·哥林多前书》7：22
（2）“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武加大译本拉丁文：“stateetnoliteiterumiugoservitutiscontineri.”）——《新约·加拉太书》5：1
（3）“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武加大译本拉丁文：“DominusautemSpiritusestubiautemSpiritusDominiibilibertas.”）——《新约·哥多林后书》3：17
（4）“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武加大译本拉丁文：“quasiliberietnonquasivelamenhabentesmalitiaelibertatemsedsicutserviDei.”）——《新约·彼得前书》2：16
[15]罗斯柴尔德是欧洲最富有的银行。其创始人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1743—1812）出身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商人家庭。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法兰克福、伦敦、维也纳和那不勒斯拥有银行办事处。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对欧洲货币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AmschelRothschild，1744年2月23日—1812年9月19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创始人，国际金融之父，欧洲银行巨擘。
[16]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法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他年轻时是蒲鲁东主义者。1865年与马克思相识后，他开始拥护科学社会主义。他积极参与巴黎公社的活动。拉法格试图在各省（波尔多）发起支持公社的运动，但失败，随后被迫逃往西班牙。拉法格先后在西班牙、葡萄牙积极参与了工人运动，组织了第一国际的分部，并与巴枯宁的影响作了斗争。1872年积极参加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1880年返回巴黎后，他加入了法国工人党机关报《平等》编辑部。从那时起，他成为法国社会党的领袖和公认的理论家。拉法格试图向法国工人运动灌输持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米勒兰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身上碰到了钉子。拉法格的手笔中有许多杰出的科学著作和小册子。他的著作《财产及其起源》和《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已被翻译成欧洲所有的语言。他年事已高，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积极参加党的工作，他与妻子劳拉一起自杀了。——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1〕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蒲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得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
〔中译者补注2〕珍妮·劳拉·马克思（JennyLauraMarx，1845年9月26日—1911年11月25日），马克思的次女，曾任马克思的秘书。1868年嫁给保尔·拉法格，积极参加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工作。1911年11月25日同拉法格一道自杀身亡。
[17]《拉法格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265页。——中译者注
[18]《拉法格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中译者注
[19]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受过律师教育，在1917年革命之前从事宣传工作。他是国家杜马的成员，在那里他加入了劳动派。革命前夕的克伦斯基是杜马反对派的杰出成员。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他加入了1917年2月之后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府，尽管苏维埃决定阻止社会主义者进入李沃夫大公的政府。古契科夫辞职后，克伦斯基担任陆军和海军部长。在二月革命的接下来的进程中，他是取代资产阶级政府的联合各部委的主要人物。十月前夕，克伦斯基任总理、战争部长和总司令。克伦斯基政治面貌的主要特征混合了革命词句、冒险主义和波拿巴主义。但是，从其政治活动的客观结果来看，克伦斯基是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他本质上实行资产阶级政策。作为战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1917年6月18日，为了讨好英法的大金融资本，他又重新与德国人开战。1917年9月，他希望挽救资产阶级政府的基础，卷入了科尔尼洛夫的冒险行动中。他最终妥协，被十月革命一扫而光。现在他流亡国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2〕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Евгеньевич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
〔中译者补注3〕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科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
[20]原文直译为“长耳朵”。——中译者注
[21]原文直译为：“这是一个未正中目标的打击！”——中译者注
[22]原文疑似有语法错误，应为“Lastbutnotleast”。——中译者注
[23]唐恩是孟什维克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唐恩一直站在孟什维主义的极右翼立场上。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他是取消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企图彻底清除地下组织。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持温和的齐美尔瓦尔德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他是孟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支持与资产阶级结盟。十月之后，他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多次因反苏维埃地下活动被捕。目前，马尔托夫去世后，他是孟什维克的主要领袖，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公报》的编辑之一。——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Ильич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24]为了诱导我们支持立宪会议，为了支持自己从绝对命令得出来的论据，考茨基提出了一个源于货币的论证。他写道：“俄国现在亟需外国资本，但是，除非它主张召开国民议会和赞成出版自由，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能马上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的。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们都是民主主义的思想家。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出几百万金来接济沙皇政府，但他们不大相信现在的革命政府有经营业务的能力。”（第163页）在这幅涂鸦上有这么几片真理的碎片。当高尔察克政府依靠立宪会议的时候，交易所的确支持他。但当高尔察克驱散立宪会议的时候，交易所对他的支持就更加有力了。从高尔察克的经验中，交易所更加确信，资产阶级的民主机制可以被用于资本主义的目的，然后像破旧的袜子一样被丢弃。完全可能的是，交易所会再次为立宪会议提供一些初步贷款，因为他们坚信，立宪会议只是走向资本主义专政的一个过渡阶段，而过去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打算以这样的价格去交易所购买“商业信心”，我们强烈倾向于红军的武器在现实的交易所中引起的“信心”。——俄文版编者注 |
第二章无产阶级专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二章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铸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恩格斯在1891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顽强地捍卫了这一概念——无产阶级政治专权的概念，是其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形式。”
十年前的考茨基是这么写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权的唯一形式不是民主议会中社会主义占多数，而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独揽大权，也就是其专政。显然，如果我们认为这项任务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完成这一任务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国家权力集中在无产阶级手中，建立一个过渡时期的特殊政体。而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统治阶级并不会遵循以长期适用为目的存在的一般规则，而是革命权宜的考虑。
专政是必要的，因为这不是局部改变的问题，而事关资产阶级的存续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在这里，力量决定一切。当然，无产阶级专权并不排除达成个别协议或重大让步，特别是当它们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有关的时候。[1]但是，无产阶级缔结这些协议，前提只能是自己掌握了政权的物质机器，并确保自己能够决定为了社会主义任务的利益会如何（作出哪些并拒绝哪些）让步。
现在考茨基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说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力”，也就是说，他开始用诚实的社会主义者对付剥削者专政——哪怕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剥削者专政——的话术来描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体。[2]
通过放弃革命专政，考茨基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混淆成了社会民主党在未来竞选中赢得多数席位的问题。根据代议制的法律虚构，普选权表达了国家各阶级公民的意志，从而有可能吸引大多数人支持社会主义。在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之前，社会主义的少数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的多数。盲目崇拜议会多数，不仅拙劣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整个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如果人们从根本上将社会主义政治归结为议会席位数量，那么形式民主制国家就根本没有革命斗争的位置了。如果在瑞士，普遍投票选举出的多数人对罢工者通过了残暴的决定，或者在北美，由形式上的多数人意志组成的行政部门向工人开枪的话，瑞士和美国的工人是否有“权利”以总罢工的形式进行抗议呢？显然没有。政治罢工是一种对“国民意志”的议会外压力的形式——这“国民意志”是通过普遍投票表达出来的。不错，考茨基自己似乎也不好意思走到他的新立场的逻辑要求的那么远。他没摆脱过去残余的束缚，不得不承认通过行动来修正普选权是可以接受的。议会选举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至少在原则上——从来没有替代过真正的阶级斗争，替代它的冲突、反击、打击或起义。议会选举只是这种斗争的一种次要因素，在某个时代里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个时代发挥了较小的作用——以便在专政时代完全失去其作用。
在1891年，也就是在恩格斯去世前不久，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恩格斯顽强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唯一形式。考茨基自己都不止一次重复这一定义了。顺带一提，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考茨基目前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成特殊的俄国发明，并强加给我们，这种做法实在太可耻了。
要实现目标，就不能摒弃手段。必须高度紧张斗争，才能真正确保无产阶级专权。既然社会主义政变的任务需要专政——“无产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形式”，那么，就必须不择手段确保专政。
要写关于专政的小册子，除了备好墨水瓶和纸张以外，也许还需要开动脑筋。但是，为了建立并巩固专政，必须阻止资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考茨基显然认为，写一本催人泪下的小册子就能实现这一点。但他自己的经验不得不提醒他：影响不了无产阶级，就难以影响资产阶级。
只有让惯于统治的资产阶级明白：当他们认为反叛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怠工、阴谋、叛乱和外国军队的帮助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太过危险时，工人阶级专权才能得到保证。必须迫使丢掉政权的资产阶级服从。怎么做？教皇们一直在用来世的报应来吓唬世人。我们可没有这样的资源以供支配。教皇的地狱也从来不是单栋别墅，而是结合了神圣宗教裁判所的物质之火和民主国家的蝎子。考茨基不是倾向于认为可以用断然的命令式来驯服资产阶级的想法，而这命令式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扮演了圣灵的角色吗？我们只能向他承诺，如果他决定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王国装配康德式人道主义的使命，我们会提供实践上的协助。无论如何，他会在那里有机会亲眼见证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没有本性——他们经历了六年战火，所以他们的性格已经成功稳固下来了。每一个白卫军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把一个共产主义者挂在树枝上，比用考茨基的书来跟他讲道理容易得多。这些先生既不迷信民主原则，也不迷信地狱之火，更何况，教会牧师和官方科学都与他们共同行动，把自己的混合雷电不留余地地劈向布尔什维克的头上去。俄国白卫军与德国等国的白卫军一样，不能被说服或羞辱，而只能被恐吓或打垮。
谁在原则上拒斥了恐怖主义，或者说，在原则上拒斥了对残酷无情的、武装的反革命采取镇压和威慑措施，谁就必须拒绝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即它的革命专政。谁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在放弃社会革命，并把社会主义钉在十字架上。
※※※
现在的考茨基没有任何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他每当试图总结自己对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时，都得奉上提前热好的饶勒斯主义[3]和伯恩施坦主义[4]的偏见。
考茨基写道：“1789年的革命本身消除了某些使革命具有如此残暴性质的最重要的特征，为将来几次革命的比较温和的形式铺平了道路。”[5]让我们假设的确如此——尽管为了这么假设我们必须忘记1848年的6月[6]和公社被镇压时的恐怖[7]。让我们假设，十八世纪的大革命通过了无情的恐怖手段摧毁了绝对主义、封建主义与教权主义的统治，却是为更和平、更温和地解决社会问题准备了条件。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种纯粹自由主义的假设，即便如此，那些诋毁我们的人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结果的俄国革命，正是从十八世纪末法国完成的工作开始的。我们的祖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通过革命恐怖的道路费心去准备民主条件来缓和我们的革命的风气。伦理大吏考茨基应该考虑到这一情况，去指责我们的祖先，而非我们。
不过，考茨基在这个方向上算是让了一小步。他说：“不错，凡是深刻了解问题的人都不会认为可以单靠武力来推翻像德国、奥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谁？）也不大想道用真刀真枪实行屠杀，而是越来越想到唯一最宜于无产阶级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即拒绝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罢工……但是，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居然像十八世纪末发生的情形那样又借助于杀戮、报复和残酷性，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这种行动使得整个的发展颠倒过来了。”[8]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需要通过战争和一系列革命才能正确了解一些渊博理论家的思想，才能发现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事实证明，考茨基并不认为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来把罗曼诺夫[9]或霍亨索伦[10]踢出王座，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认真设想可以通过总罢工，也就是双手交叉的消极示威来推翻军事君主制。尽管已经存在了1905年俄国经验及其相关的世界性辩论，考茨基看来还是坚持了他对总罢工的无政府—改良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向他指出，12年前在他自己的报纸《新时代》（NeueZeit）上，明确写着，总罢工只是为了反对敌对国家政权而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动员，但罢工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将使无产阶级而不是它的敌人精疲力竭，而这一点迟早会迫使工人们回到车床前。总罢工只有成为无产阶级与敌对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即工人公开的革命起义时，才会具有决定意义。革命阶级只有摧毁敌对军队的意志，才能解决政权的问题，解决这项所有革命的基本任务。总罢工导致双方进行动员，并第一次认真检验用于抵抗反革命的力量。但只有在斗争的持续发展中，也就是在过渡到武装起义后，革命阶级为获得权力而必须付出的血腥代价才能被确定下来。但血的代价是必然要付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权力和确保权力的斗争中不仅要死人，也会杀人——严肃的革命者不会对此抱有疑问。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最残酷的斗争不为生而为死，说它“推翻了所有的发展”，这只意味着某些可敬的思想家的头脑就是一个cameraobscura，也就是暗箱，所有物体在里面的投影都是颠倒的。
但是，即使是对那些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家来说，考茨基历史论调也完全没有被确证。然而，这论点本身并不新鲜。修正主义者曾经赋予它更多的原则性质。他们认为，在民主条件下，无产阶级组织只要不断增长，就可以确保过渡到社会主义体制时，不需要总罢工和起义，也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只需要渐进点滴的改良和进化。
考茨基在其活动的巅峰期认为，尽管存在民主的形式，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正在加深，而这个过程必然会导致革命，导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当然，没有人会试图事先计算出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及其专政体制会造成多少受害者。但大家都很清楚，受害者的数量将由有产阶级的抵抗力量决定。如果考茨基想用自己的小册子说民主教育并没有缓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己主义，那么这点本就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如果他想补充说，不顾民主而爆发并肆虐了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破坏道德风尚，使资产阶级习惯于暴力的行动方式，并使其肆无忌惮杀戮人类群众时，那他就对了。这些都直接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但我们恰恰必须在既定条件下进行斗争。进行斗争的不是从瓦格纳—考茨基的曲颈瓶中冒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造人[11]，而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对真正的资产阶级，从最近一次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屠宰场中走出来的两个阶级。
考茨基在世界各地爆发无情的内战这一事实中，看到了结果……第二国际“久经考验的必胜策略”已被抛弃。
他写道：“事实上，从那时起，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领导地位，后者于是直到世界大战之前，在其所有自觉的大型运动中都受到了保护，免于巨大的失败。而且，通过恐怖主义统治来确保胜利的想法已经完全从其行列中消失了。”
“在这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占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民主已经在西欧扎根，并开始成为那里斗争目标的补充——政治生活的可靠基础。”
在这个“进步公式”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真实过程和它们的物质冲突被消解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中，这后者归功于民主条件而向人们保证会有往新的、“更合理”的社会形式的、似乎是无痛的过渡。这是最庸俗的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精神中来迟了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孔多塞[12]的思想被替换成了庸俗化后的《共产党宣言》。整个历史被归结为一长条连续的印刷纸带，而这个“人性”过程的当之无愧的中心点看来是考茨基的办公桌。
第二国际时代的工人运动被树立成我们的榜样，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前进，在自觉行动中没有遭受过重大的挫折。但是工人运动、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全人类文明在1914年8月遭受了不可估量的失败，当时的历史正在总结社会主义政党的所有力量和才能，而在这些政党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政党已经破产了，他们在早期工作中的那些考茨基想永久化的特点——见风使舵，拒斥“非法”行动，避免公开斗争，对民主作为无痛政变的途径的希望——所有这些都化为灰烬了。由于害怕失败，由于在所有条件下都不让群众进行公开斗争，由于用辩论消解了总罢工，第二国际的各党派已经为它们的可怕失败做足了准备，因为它们没有挪动一步来避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四年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这屠杀已经预先决定了内战的激烈性质。确实有必要有一些不仅仅在眼前晃悠，而且还会在耳边回响、用鼻子就可以闻到的缺心眼的温和人士，以便在当下——在第二国际不光彩地崩溃之后，在其领导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耻地破产后，在血腥的白痴行为即世界屠杀及内战的广泛蔓延之后，能够把我们与第二国际的深思熟虑、忠诚、对和平的爱好和清醒进行对比，后者的遗产正是我们如今正在清算之物！
注释：
[1]原文直译为：“特别是在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上。”——中译者注
[2]原文直译为：“他开始操起了各国诚实的社会主义者一贯用于定义哪怕是以民主形式加以伪装的剥削者专政的方式来描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体。”——中译者注
[3]饶勒斯主义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股机会主义潮流，这股潮流和让·饶勒斯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俄文版编者注
[4]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股机会主义潮流，得名于爱德华·伯恩施坦。这一潮流获得了国际上的重视。它以修正主义著称。——俄文版编者注
[5]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6页。——中译者注
[6]笔者在这里指的是1848年6月卡芬雅克将军对巴黎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法国工人革命起义的挫败导致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崛起和拿破仑三世事实上确立了独裁统治。——俄文版编者注
[7]1871年5月底，巴黎公社的垮台招致了猖獗的资产阶级的疯狂报复。根据伊·斯捷潘诺夫（《巴黎公社》）的大致数据，3万名公社社员被凡尔赛军队杀害，4万至4.5万人遭到长期逮捕，1.3万人分别被法院判处不同的刑罚，最后有数万名移民被迫出逃法国。为了作对比，我们必须记住，圣巴托罗缪之夜约有5000名受害者；1793—1794年的恐怖也不及巴黎公社遇到的恐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Иванович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8]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1—112页。译者修改了引用的译文。——中译者注
[9]此处的“罗曼诺夫”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位俄罗斯沙皇。二月革命把他从王座上拉了下来（1917年3月）。十月革命彻底惩治了罗曼诺夫家族。根据1918年7月乌拉尔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尼古拉二世在叶卡捷琳堡市被枪杀。尼古拉二世的统治标志着极端的反动，是对革命组织的最严厉的迫害、大规模的处决和谋杀。1896年加冕期间霍登卡练兵场的踩踏事故，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血腥星期日（1月9日），对1906—1907年革命运动的血腥镇压，同一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1912年对勒拿河工人的大屠杀，完全证实了人民群众给他取的绰号：“血腥尼古拉”、“刽子手尼古拉”。
〔中译者补注1〕1896年5月18日（30日），在莫斯科附近的霍登卡，官方为庆祝尼古拉二世加冕礼而举办一次民众游乐会。由于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结果当天挤死了1389人，挤伤致残1300人。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愤慨。尼古拉二世被称为“血腥的尼古拉”和“霍登卡的沙皇”，就是由此而来的。
〔中译者补注2〕关于流血星期日，详见列夫·托洛茨基《1905》第二版第一部分第七章《一月九日》。
〔中译者补注3〕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向前发展。
[10]此处“霍亨索伦”指的是被1918年十一月革命推翻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霍亨索伦王朝在普鲁士统治了几个世纪，并在1871年成为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
[11]瓦格纳曲颈瓶里的人造人。瓦格纳是歌德《浮士德》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是一个迂腐的医生，制造了一个人造人，这个人造人住在玻璃曲颈瓶中。作者想通过这个比喻强调考茨基建构的人造性和迂腐性——它忽视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条件。——俄文版编者注
[12]孔多塞（1743—1794）是一位法国数学家、社会学家。他是卢梭的学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积极活动者。他被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逮捕并杀害，因为他是吉伦特派的一员。他著有著名的《人类思想史画卷简图》（Esquissed'untableauhistoriquedel'esprithumain）一书，该书首次提出并发展了人类进步的概念。——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马里·让·安托万·尼古拉·德·卡里塔，孔多塞侯爵（MarieJeanAntoineNicolasdeCaritat,marquisdeCondorcet，1743年9月17日—1794年3月28日），法国传记作家、数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陪审团定理”和“孔多塞悖论”而出名。1776—1793年任法兰西科学院常务秘书。1790年起参加吉伦特派。1791—1793年任国民公会议员。1793年被雅各宾派下令逮捕，随即逃走。1794年被捕，死于狱中。 |
第一章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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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力量对比
在批评俄国苏维埃制度的那些老生常谈中，尤其是在批评其他国家向苏维埃制度过渡的革命尝试时，总是会出现力量对比的论据。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不符合力量对比”。落后的俄国不能为自己设下只有先进的德国才能完成的任务。而对德国无产阶级而言，掌握政治权力也将是疯狂的行动，因为“现在”这么做将会打破力量对比。国际联盟[1]虽然并不完美，但它符合力量对比。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进行的斗争也不过是乌托邦而已，因为力量对比是符合修改《凡尔赛条约》[2]的要求的。龙格如果跟在威尔逊[3]之后磕磕撞撞，那并不是因为在政治上变得软弱了，而是为了力量对比规律的荣耀才这么做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奥地利总统塞茨[4]和总理伦纳[5]必须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枢岗位上展现自己的小市民庸俗性，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打破力量对比。世界大战开始的两年前，当时还不是总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倡导者卡尔·伦纳向我解释说，六三体制[6]——即加冕了君主制的地主与资本家的联盟必然会在俄罗斯持续一整个历史时代，因为如此便符合力量对比。
这种力量对比到底是什么，是一条应该用于定义、引导或解释整个历史进程的、可以批发或零售的神圣公式吗？为什么现在考茨基学派总是拿这样的力量对比公式去为摇摆、懒惰、懦弱、背叛和出卖找借口？
按他们的理解，力量对比包罗万象：目前达到的生产水平、阶级分化的程度、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数量、工会手上的现金，有时还指最近一次议会选举的结果，经常也指内阁的让步程度或金融寡头的无耻程度；不过，这个词最常见的意义，还是由半瞎的学究或所谓的“真正的政治家”制造的简略政治印象——他们虽然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措辞，但实际上却是被庸俗的花招、小人的偏见和议会的“预兆”引导……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在与警察局长在他不久前的美好时光里小声嘀咕以后，总是能准确地知道维也纳的“力量对比”是否允许五一节期间举行的和平的街头示威。而对艾伯特[7]们、谢德曼们、大卫[8]们来说，力量对比在不久以前还完全可以以贝特曼—霍尔维格[9]或鲁登道夫[10]本人在帝国议会向他们伸出的手指数量为基准。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在奥地利建立苏维埃专政将会破坏力量对比：协约国将会使奥地利陷入饥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7月的苏维埃大会上提到了匈牙利，当时匈牙利的伦纳们还没有在匈牙利阿德勒们的帮助下成功推翻苏维埃。乍一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对匈牙利的看法看上去可能确实是正确的：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动分子弗里德里希的内阁[11]。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问，这符合了力量对比的最后要求了吗？无论如何，如果不是拜罗马尼亚军队所赐，弗里德里希和他的骠骑兵[12]甚至都不可能暂时掌权。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解释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的命运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力量对比”，至少也应该考虑两个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匈牙利自身和邻国罗马尼亚。但是不难理解，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倘若在匈牙利的危机逼近以前奥地利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专政的话，那么推翻布达佩斯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将会变得无比艰巨。因此，我们必须把奥地利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背信弃义的政策一起纳入力量对比中，而这种力量对比决定了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的一时失败。
而是在西方，在克里蒙梭[13]和劳合·乔治所在的国家那里寻求关键：他们手中有面包和煤炭，而这两样东西，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力量对比机制中的重要地位，就相当于大炮在拉萨尔[14]宪政中的重要地位。从高处看，阿德勒认为，只要克里蒙梭（或米勒兰[15]，这个低配版的克里蒙梭）还没同意，奥地利无产阶级就不应该夺取政权。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反问一句：克里蒙梭自己的政策是否就符合了真正的力量对比？乍一看，足够符合了——如果没法证明足够符合，那就让克里蒙梭的宪兵来保证这点吧：他们会驱散工人的集会，逮捕并枪毙共产主义者。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回想起一点，那就是苏维埃的恐怖措施——同样的搜查，同样的逮捕，同样的枪毙，只不过是针对反革命分子，就被某些人说成是苏维埃政权不符合力量对比的证据了。然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一个不会为了维系自己采取严厉的大规模镇压手段的政权。这意味着，互相敌对的阶级的力量在打破了包括“民主”权利在内的一切外壳之后，将会力图走无情斗争的道路来确定自己新的对比。
当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制度时，不仅资本主义政客，各国的社会机会主义者也都宣布它放肆地挑战了力量对比。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哈布斯堡的伯爵切尔宁[16]还有保加利亚首相拉多斯拉沃夫[17]都达成了共识。从那时开始，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制覆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国主义也崩溃了。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下来。得胜的协约国进行了动员，投入了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来对付它。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下来。倘若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或奥托·鲍威尔[18]在两年前预言无产阶级专政会在俄国坚持下来，先是会抵御德国的帝国主义进攻，然后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持续作战的话，那么第二国际的“智者”就会认为这种预言反映了他们对“力量对比”令人可笑的无知。
在任何时候，政治力量的对比都是在不同程度的基本要素和衍生要素的影响下促成的，仅深刻地被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人民的社会结构极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尤其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方法被社会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抛弃并判决有罪后，也仍然长期保持着自己的存在。群众的意识又极度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旧社会主义政党的意识落后于群众的情绪整整一个时代；而旧议会和工联主义领袖的意识比他们的政党的意识还要更加反动——这是一个僵化的肿块，至今未能被历史祛除或挤破。在一个和平的议会时代，社会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没有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心理因素对当时的所有计算都是忠诚的：议会选举被认为充分完整地反映了力量对比。帝国主义战争打破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平衡，暴露了旧有标准的不适用，这些标准完全不受深刻的历史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在前一个时代逐渐积累起来，而现在猛然迸发，决定了历史的运动。
政治上的腐儒理解不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其内在的失配性和矛盾性。他们想象历史会全方位同时地、系统地准备好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也认为生产的集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共产主义道德会与电犁和议会的大多数人同时成熟。所以，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客以纯粹机械的态度对待代议制，认为它像压力计显示蒸汽压力的强度那样，准确无误地显示了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在这里，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社会关系发展的机械主义观点更无意义的了。
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基础开始，通过阶级、国家、法律、政党等上层建筑逐级向上看，我们就可以发现，每提升一层，僵化不是在简单叠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前面每层僵化的乘积。结果就是这一长期以来自诩“最先进”的群体的政治意识在关键时刻终于暴露出来，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巨大阻力。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最关键的时刻，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第二国际各个政党，不敢、不能也不想掌握政权，而是把无产阶级引向了帝国主义互相残杀的道路上，证明了自己是反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强大的生产力——历史运动的打击因素，在那些落后的上层建筑机关（私有制和民族国家）中窒息，而这些上层建筑机关则被过去的发展限制着。在资本主义的培养下，生产力正在撞击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每一堵墙，要求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来解放自己。社会集团、政治力量的惰性被证明无法打破旧的阶级集团；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由于守旧、愚蠢和背叛，充当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保护人——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以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出现的生产力的自发骚动。人类技术是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因素，它以其数十年积累的力量揭竿而起，强烈反对谢德曼、考茨基、雷诺德尔、王德威尔德和龙格那令人厌恶的保守主义和卑鄙的愚蠢，并以其榴弹炮、迫击炮、无畏舰和飞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一场无情的大屠杀。
因此，人类现在经历的苦难，究其本源恰恰在于人类利用自然界的技术力量早已发展成熟，成熟到足以使经济社会化——无产阶级在生产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完全保证了它的专政；而历史上最自觉的力量——政党及其领导人却还未摆脱陈旧偏见的桎梏，只能培养群众对自己的不信任。近年来考茨基明白了这点。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19]中写道：“无产阶级现在太强大了，因而可以非常平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战争。当无产阶级已经从这样的国家基础中汲取了尽可能多的力量，当它的重建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崛起的条件时，过早的革命就不再是空话了。”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框架，并使人类陷入了一个危机与动荡的时代起，群众的意识在严酷的震荡下，已经被打出前一个时代的相对平衡了。生活方式的常规与惰性、和平的合法性的催眠术已经耗尽了对无产阶级支配。但它还没有自觉地、奋不顾身地走上公开革命斗争的道路。它正摇摆不定，经历着不稳定平衡的最后一刻。在这一心理转变的时刻，上层分子的角色（一方面是指国家政权，另一方面是指革命政党）获得了巨大的意义。一次来自左或右的决定性推力，就足以使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向左或向右走。我们在1914年已经见识过这一点了——当时帝国主义政府和社会爱国主义政党的联合压力立即使工人阶级失去了平衡，把他们推向了帝国主义道路。在这之后，我们见证了战争的试炼、它的结果与一开始的口号的反差是如何革命地震撼群众的，这使得他们越来越能够公开起义对抗资本。在这些条件下，如果存在一个能清楚地意识到当前时代的驱动力并了解革命阶级在其中的特殊地位的革命政党，一个能知道这个阶级不竭的潜力，相信这个阶级，相信自己，知道革命方法在一切社会关系不稳定的时代下的力量，并准备运用这种方法并将其进行到底的革命政党，那么这种政党的存在就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的事实。
相反，一个传统上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不了解革命形势因而也找不到开启革命大门的钥匙，既不相信无产阶级，也不相信自己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党就是我们时代最有害的历史刹车，是混乱的根源。
这就是考茨基和他的同伙今天扮演的角色。他们教导无产阶级不要相信自己，而是应该相信他们在民主这面哈哈镜上的投影——而这面镜子却已经被军国主义的皮靴踩得粉碎。在他们眼中，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不该是国际形势，不该是资本主义事实上的崩溃，不该是它引起的社会解体，不该是那从资本主义文明的残垣断壁中发出的对工人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的怒吼——这一切都不应该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代议制的记录员正在统计的票数。再重复一遍，就在几年前，考茨基似乎还能理解革命问题的真正实质。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写道：“既然无产阶级成为了国民当中唯一革命的阶级，那么，现代秩序的每一次崩溃——不管它是精神上的、财政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崩溃，都意味着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打破由此产生的僵局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而现在那消沉、懦弱的党，考茨基的党，则对工人阶级说道：“问题不在于你们现在是不是唯一的具有创造性的历史力量，不在于你们能不能彻底扫除有产阶级堕落成的那群当权强盗；问题不在于这是一个没有人能替你们完成的任务；问题不在于历史没有给你们缓期，因为目前的血腥混乱状态有可能将你们埋葬在资本主义的最后碎片之下。实际上问题在于，当权帝国主义强盗在昨天或者今天成功欺骗、强奸并拐走了民意，获得了51%的选票，而你们却只有49%。愿世界灭亡，议会多数万岁！”
注释：
[1]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尔逊的影响下，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战胜国的代表建立了国际联盟。国联章程的导言部分规定了国联的主要目标：“促进各国人民的合作，实现全世界和平。”此外，其职责包括保护劳工（第23条）、优待殖民地人民（第22条）、促进国际贸易往来等。
国联的建立是凡尔赛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打着和平的幌子，行英法帝国主义之实。签署凡尔赛条约的美国前国务卿蓝辛在其回忆录《和平和谈判》中写道：“必须坦率承认，国联是最强者手中用来反对战败国民族意愿和希望的工具。”国际联盟自成立以来的活动已经充分证实了这种令人讨厌的特征。在和德国的关系上，国联充当了国际密探的角色，监督着凡尔赛条约落实的每一步。此外，对于被占领的萨尔煤区，国际联盟过去和现在都是最高管理机构。国联决定了和决定着所有问题，包括：被比利时吞并的奥伊彭—马尔默迪地区、但泽问题和奥德关系。
国际联盟的组成及其组织最能说明其强权性质。形式上，它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大约50个（除了德国、俄罗斯和从国际联盟脱离出来的美国）；事实上，它只是协约国的一个机构。根据国际联盟章程，实际的管理和负责机构不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全体大会，而是负责所有当前事务的理事会。理事会享有很大的职权：如果认为国联成员没有履行其义务，则有权驱逐成员国。但是，如果认为在理事会这个帝国主义的巢穴里能达成国联事务的共识，那就大错特错了。由于四分五裂的经济矛盾，协约国在理事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如英国对德国和俄国的经济复兴感兴趣，奉行与这些国家和解并接纳它们加入国际联盟的政策，而法国恰恰相反，一直试图利用国联奴役德国和孤立苏俄。
国际联盟过去一段时间的活动表明该组织是完全徒劳的。战争可能性的问题不仅没有变得不那么尖锐，反而成为当今欧洲政治最迫切的问题。以和平方式复兴欧洲的经济问题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第二国际的妥协分子为威尔逊十四条祈祷。他们认为威尔逊十四条是国联最重要的制度。但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找到论据为这团浸透了侵略精神的浆糊辩护和解释。这团浆糊就是威尔逊的腹中死胎。——俄文版编者注
[2]凡尔赛指的是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和德国之间在凡尔赛签署的和平条约。该条约在外交上巩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血腥结果。该条约的奴役性和掠夺性远超《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德国失去了其在欧洲的大量领土，失去了它在摩洛哥、暹罗、利比里亚等地的殖民地和特权。德国割让给协约国煤矿、超过四分之三的铁矿和大片耕地。这一切使德国工业陷入萧条，人民食不果腹。最后，战胜国控制了德国主要的生产部门、水陆交通以及对外贸易，把德国实际上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我们甚至没有谈论对德国海、空军的毁灭以及为了补偿协约国的战争损失而欠下的巨额赔款。
除此以外，前奥匈帝国遭到了大片的领土分裂，转变成了一组在国联脚下的独立国家。〔中译者注：虽然同为巴黎和会的一部分，但协约国同奥地利及匈牙利的和平条约并非是凡尔赛条约，与两者的和约分别是《圣日耳曼条约》及《特里亚农条约》。〕
甚至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凡尔赛条约签署之时都证明了这份条约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切实际、极为致命。1923年1月，法国不得不通过武力解决其赔偿问题，占领鲁尔区。这件事比任何抽象理论都能证明在帝国主义战争后形成的、在罪恶的《凡尔赛条约》影响下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有多么强烈。——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3]威尔逊，1912—1920年任美国总统。和平主义的传教士。他在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阐述了他主要的和平主义思想，这一度成为被愚弄的小资产阶级和部分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仰象征。国际联盟的发起者和创建者。在战争期间，他是交战国之间的调解人。不用说，他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府会拿这种想法去欺骗劳动群众。——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16岁进入戴维森学院，29岁获博士学位，30岁开始在大学任教。190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09年当选为新泽西州州长。1912—1920年任美国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4]奥地利总统塞茨是一位老社会民主党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他出任奥地利共和国总统。——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卡尔·约瑟夫·塞茨（KarlJosefSeitz，1869年9月4日—1950年2月3日），1901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2年当选为下奥地利州议会议员。1915年公开鼓吹反对战争。1918年当选为奥地利制宪国民议会议员。1918—1934年任社民党主席兼国民议会议员。1919—1920年任总统。1923—1934年任维也纳市长。1934年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44年“七·二〇事变”后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1945年获释。1945—1950年再次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946—1950年任社民党终身名誉主席。1950年病逝。
[5]伦纳总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支柱，理论作家，主要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其著作有《国家与民族》（StaatundNation）《民族问题》《奥地利民族为国家而斗争》（DerKampfderoesterreichischenNationenumdenStaat）等。战争期间是一名社会爱国主义者。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出任革命后第一届奥地利政府总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卡尔·伦纳（KarlRenner，1870年12月14日—1950年12月31日），早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1年当选为奥地利消费合作总社中央理事会主席。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8—1920年任奥地利总理。1920—1934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1—1933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38年支持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1945—1950年任奥地利总统。1950年逝世。
[6]俄国六三体制。笔者在这里指的是1905年革命后俄国反动派的最终胜利。1907年6月3日有关国家杜马选举的法律剥夺了大多数居民群众的选举权，使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在杜马中占了优势。这项法律公布后不久，时任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构思出了一整套惩罚性措施。在该法公布的同时，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也开始了，革命自由的最后残余被摧毁殆尽。从此，这一日期变成了政变与黑暗反动的同义词。——俄文版编者注[中译者注：请参阅列夫·托洛茨基《1905》。]
[7]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裁缝家庭，1889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当选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在一战中积极配合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11月8日担任总理，1919年2月11日担任总统，镇压了十一月革命。——中译者注
[8]大卫是著名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派系。在20世纪初，大卫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引起了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极大同情（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第四卷有一篇文章《智者所见略同》）[中译者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7卷第187—191页，原始标题为《LESBEAUXESPRITSSERENCONTRENT》]。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卫是修正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的支柱之一，热心鼓吹与资产阶级结成政治派别，批评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认为社民党应当是全民性的。战争时期，大卫毫无疑问地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直到战争胜利前都极度狂热地鼓吹战争。1915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DieSozialdemokratieimWeltkrieg）的巨著（关于它，参见《真理报》1924年第169期的列宁的文章）[中译者注：指列宁《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26卷第289—293页，原文原载于1924年7月27日《真理报》]，在这本书中他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护国主义立场。革命后，大卫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行政职务。——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EduardHeinrichRudolphDavid，1863年6月11日—1930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一月革命后，在1919年6月21日至1919年10月3日之间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内务部长。
[9]贝特曼—霍尔维格是威廉王朝的重要人物。战争期间任德意志第二帝国总理，容克贵族和金融资本的傀儡。1914—1918年间屠杀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之一。[中译者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von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国首相。
[10]鲁登道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使自己扬名于世的德国将军之一，多次打败了同盟国。他是当今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最突出的领导人之一，经常参加民族主义游行，自我标榜为君主主义者，支持霍亨索伦王朝复辟。——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出身于地主家庭，1882年参军，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0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处工作，参与了施里芬（Shliefen）计划的制定。一战爆发后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对比利时的侵略，1914年8月底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军需总监。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谈判。1923年参加了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1925年被纳粹党和德国人民自由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兴登堡。此后逐渐与纳粹党疏远。1937年在慕尼黑逝世。
[11]弗里德里希政府。1919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垮台后，反动的弗里德里希政府成立。——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伊什特万·弗里德里希（IstvánFriedrich，1883年7月1日—1951年11月25日），匈牙利政客。早年担任足球运动员，退役后短暂担任过裁判。1912年加入共济会和独立与48党（FüggetlenségiésNegyvennyolcasPárt）。一战期间短暂服役。1918—1919年任国防部政治事务国务秘书。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短暂被捕，获释后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匈牙利革命失败后，于1919年8月7日至11月24日任匈牙利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1919—1920年任国防部长。1922—1924年任匈牙利足协主席。1920—1922年、1926—1939年任国会议员，在任期间领导基督教民族党（KeresztényNemzetiPárt）。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7月被捕，同年8月被判处15年徒刑，11月25日死于狱中。
[12]这里指的是弗里德里希内阁中的一个反动匈牙利大臣。——俄文版编者注
[13]克里蒙梭，年轻时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法国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凡尔赛会议和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是法国总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乔治·克里蒙梭（Georges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学生时代起便在报上撰写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并积极参加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活动。1870年任蒙马特尔区区长。1871年2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同情巴黎公社。1875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876—1893年任众议员，不久便成为激进派领袖。他一贯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1897年开始为《震旦报》撰写社论。1900至1902年创办《集团》周刊。1903年6月主持《震旦报》报社工作。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案件。1902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参议院中左翼联盟的领袖。1906年10月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11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担任外交和陆军委员会委员。一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1917—1919年任总理兼陆军部长。1920年总统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
[14]拉萨尔（1825—1864），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拉萨尔的历史功绩及其政治活动的主要成果在于，他能够将德国工人群众从1848年革命后陷入的冬眠中唤醒。拉萨尔与试图影响工人的自由派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斗争，积极推动工人组织了一个独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的领导下创建起来，拉萨尔是终身主席。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活动纲领方面，拉萨尔虽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但与他们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偏差。他误解了调节工人工资的规律，认为工人最低工资一成不变，因此提出了由国家补贴的生产性工人协会，以此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拉萨尔夸大了普选权，为了实施普选权，陷入了和俾斯麦之间稀里糊涂的政治关系之中。拉萨尔身后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和发表的演讲。比如说他的《赫拉克利特》——希腊哲学领域的研究、《既得权利体系》——哲学和法律研究、《巴斯蒂亚—舒尔茨》——经济研究，最后还有他的演讲——《宪法的本质》和《工人纲领》，至今仍没有失去科学和文学优点。拉萨尔死后，他的追随者拉萨尔派于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与爱森纳赫马克思主义者合并，组成了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15]米勒兰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是反动民族集团的策动者之一。米勒兰像法国资产阶级的其他现任领导人一样，最初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开启了政治生涯，与饶勒斯共过事。但早在1899年，他就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露出了真面目。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曾围绕米勒兰入阁事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米勒兰主义”成为社会主义中机会主义和部长主义的常用名词。[中译者注：部长主义指社会主义领导人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形式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米勒兰逐渐右转，终于顺利成为了法国反动派领袖。然而最近所谓“左翼集团”的胜利动摇了他的地位。1924年6月，他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总统。
[16]切尔宁伯爵，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奥托卡尔·切尔宁伯爵（OttokarGrafCzernin，1872年9月26日—1932年4月4日），奥匈帝国贵族，曾长期在外交界工作，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其间曾作为奥匈帝国代表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
[17]巴西尔·赫里斯多夫·拉多斯拉沃夫（ВасилХристовРадославов，1854年7月27日—1929年10月21日），保加利亚政治家。1882年加入保加利亚自由党。1884—1886年、1894年任司法部长。1886—1887年任财政部长。1886—1887年、1913—1918年任总理。1887年、任内政部长。1894年任公共教育部长。1913—1918年任外交部长。一战战败后流亡德国。1929年死于柏林。——中译者注
[18]奥托·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杰出理论家。在战前的几年里，鲍威尔是奥地利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团的秘书。作为理论家，鲍威尔当时因其文化民族自治理论而闻名，该理论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依赖执政的奥地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战争年代，鲍威尔采取了考茨基主义的立场，这在奥地利的条件下意味着最纯粹的防御主义。俄国革命时他刚好是俄国战俘。由于无法公开发言，鲍威尔以各种化名捍卫李伯尔—唐恩执行委员会的路线。鲍威尔以行动从意识形态方面支持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1918年他成为了革命后的社会民主党伦纳政府的外交部长。1920年，已经退休的部长鲍威尔与阿德勒一起领导了第二半国际的创建工作。1921年，新经济政策出台后，鲍威尔开始预言性地宣称俄共（布）正在带领俄国走向最纯粹的资本主义。1922年汉堡的合并会议后，鲍威尔成为联合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原文有误，汉堡会议在1923年5月。]——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2〕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李伯尔（МихаилИсааковичЛибер，1880年5月24日—1937年10月4日），原姓戈尔德曼（Гольдман）。生于维尔纳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6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KrólestwaPolskiegoiLitwy，SDKPiL）。1897年参与创立犹太工人总同盟（即“崩得”）。1898年代表崩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支持孟什维克，此后成为崩得和孟什维克主要领袖。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取消派”。一战爆发后，起先支持战争，后来又转到“国际主义”立场。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萨马拉省。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支持临时政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七月事变中，他支持临时政府镇压革命工人。十月革命爆发后，积极反对十月革命。内战期间居住在乌克兰，1920年迁往莫斯科。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19]这里是中译者自行翻译的，引用部分下同。——中译者注 |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前言
写这本书的契机，是由于考茨基发表了一本同名的学术诽谤作品[1]。这项工作是在与邓尼金[2]和尤登尼奇[3]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刻进行的，写作也不止一次地被前线发生的事件打断。在那些困难的时日里，也就是在写第一章时，苏维埃俄国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纯粹的军事任务上。我们不得不把捍卫社会主义经济创造可能性的任务摆在首位。除了满足前线的需要以外，我们在工业方面能做的事情不多。我们不得不主要通过与考茨基的政治诽谤进行类比来揭露他的经济诽谤。在这项工作开始时，也就是差不多一年以前，我们主要通过指出俄国工人在内战前线的高度纪律性和战斗英雄主义，来驳斥考茨基说俄国工人不适于劳动纪律且没有经济自我约束能力的奇谈怪论。这一经验足以驳斥小资产阶级的诽谤。但过了几个月后的现今，我们可以直接运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中得出的事实和论点了。
当军事压力一缓解，也就是我们在击溃高尔察克[4]和尤登尼奇并成功地对邓尼金进行决定性打击之后，在与爱沙尼亚签署和约[5]并与立陶宛和波兰[6]开始谈判以后，整个国家就转向了经济方面。仅仅是迅速而集中地将注意力和精力从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项任务上的事实——另一项任务具有深刻的不同，但需要做出的牺牲相比之下却不是最小的——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苏维埃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尽管已经经历了各种政治上的考验、物质上的灾难与惨祸，但劳动群众离政治上的腐朽、道德上的堕落或冷漠还无限远。这是因为，这个制度虽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却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并赋予了他们崇高的目标，使他们保持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张力，能够将注意力和意志集中在集体任务上——这是史无前例的。目前，所有工业部门都在为建立严格的劳动纪律并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党组织、工会、工厂和车间的管理委员会都在这个领域竞赛，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舆论的一致支持。一个又一个工厂通过了自己的会议决定，自愿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彼得格勒[7]和莫斯科树立了榜样，而各省则向彼得格勒看齐。义务星期六和义务星期日——在指定的休息时间内自愿且无偿工作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不断地吸引了数十万男女工人参与其中。根据专家的意见和数据证明显示，义务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劳动强度和生产率特别高。
在党内和青年联盟中自愿动员进行劳动任务表现出来的热情，同过去为执行军事任务进行的动员表现出来的热情是一样的。劳动志愿补充了劳动义务并使其变得高尚。新成立的劳动义务委员会将自己的网络覆盖了整个国家。居民越来越广泛地被吸收进大规模的工作当中（为路扫雪、维修铁路、伐木，劈柴和运柴、简单的建筑工作、采伐页岩和泥炭），并且这一吸收越来越按计划进行。如果没有高涨的劳动热情，不断广泛地吸收军事单位参与劳动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不错，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凋敝、精疲力竭和饥贫交加的环境中。但这并不是反对苏维埃制度的论据：所有的过渡时代都会有类似的悲剧性特征。每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耗尽自己的力量之后，并不会简单地退出舞台，而是被激烈的内部斗争暴力扫荡，这种斗争直接给参与者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往往比被反抗的人更多。
从封建经济过渡到资产阶级经济，乃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上升，是一张骇人听闻的殉道者列表（Мартиролог）。无论农奴群众在封建主义下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无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的生活多么艰难，劳动者的苦难也从未达到像旧的封建体制被强行打破并被新体制取代时的程度。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苦难大众的冲击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很长一段时间内加深了他们的苦难，把他们的苦难带到了一个极端。还能怎么样呢？
以高层的人事改组结束的宫廷政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几乎影响不了国家的经济生活。而将数百万工人拖入其漩涡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社会的形式无论是怎样的形态，都以劳动为基础。革命会中断人民群众的劳动，吸引他们长期参与斗争，破坏他们的生产联系，从而打击了经济，不可避免地降低在它突然出现时的经济水平。社会变革越深刻，吸引的群众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对生产机器的破坏旧越大，对社会储备的破坏力就越强。因此，从中可以得出的、不需要证明的唯一结论，就是内战对经济有害。但是，如果要是把它计在苏俄经济体系的账上，就相当于是把新人类的诞生时母亲分娩阵痛归咎于这位生下他的母亲。任务是减少内战。而这一点只能通过行动的果断性来实现。但是，考茨基的整本书正是针对革命的果断性而写的。
※※※
自本书出版以来，不只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或推进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进程，摧毁了考茨基之流的最后基础。
在德国，内战越来越具残酷的性质。旧党和工人阶级职业民主派的外部组织力量不仅没有为考茨基的现行理论得出的更和平、更“人道”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相反，它成为了痛苦不断加剧的斗争的持久性质的主要缘由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是背负保守且沉重的包袱，忠诚于它的德国无产阶级就得在一系列对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连续攻击中耗费越多的精力、生命和鲜血，以便在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一个能够领导它取得最后胜利的新的、真正革命的组织。德国将军的阴谋、他们瞬息即逝的夺权以及随后发生的血腥事件再度表明，在帝国主义和内战的条件下，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可悲的、无足轻重的装模作样。已经过气的民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缓解不了任何矛盾，治愈不了任何创伤，防止不了右翼也防止不了左翼的叛乱——它是无力的、微不足道的、虚假的，它只为迷惑人民的落后部分——特别是小资产阶级而存在。
考茨基在他书中最后部分表达的希望，即西方国家，“具有古老民主制度”的法国和民主国家取得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幅健康的、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考茨基式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图画，是最荒谬的幻想之一。胜利法国的所谓共和民主体制目前在世界上是有史以来最反动、最血腥、最腐败的政府。它的内政和它的外交政策一样，都建立在恐惧、贪婪与暴力之上。另一方面，法国无产阶级比任何阶级都更容易受欺骗，他们越来越转向了直接行动的道路上。共和国政府对总工会[8]的镇压表明，即使是工团主义中的考茨基之流——即假情假意的妥协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也没有任何合法的位置。群众的革命化、私有者的残酷无情和中间集团的崩溃——这三个平行的过程，既是激烈内战将临的条件，也预示了激烈内战的爆发——最近几个月正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在法国全速进行。
在英国，事件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却遵循着同样的基本路径。在其统治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压迫和掠夺整个世界的这个国家，民主的公式甚至失去了它作为议会骗子招摇撞骗工具的意义。在这一领域里最高级的专家劳合·乔治[9]如今不是在呼吁民主，而是呼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私有者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在他的论点里没有一丝“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有的那种民主浆糊。劳合·乔治站在阶级现实的根基上，因此讲的也是内战的语言。英国工人阶级带着其特有的沉重的经验主义，正在接近其斗争中的又一篇章——在这一篇章面前，宪章派[10]留下的最英勇的一页也将变得苍白无力，就像巴黎公社[11]在法国无产阶级近乎胜利的起义面前也将变得苍白无力一样。
正是因为历史事件在这几个月里以其严酷的能量发展了自己的革命逻辑，本书的作者不禁扪心自问：还有必要出版这本书吗？还有必要在理论上反驳考茨基吗？还需要在理论上为革命恐怖主义辩护吗？
很遗憾，答案是“是的”。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即使对经验主义的英国来说，工人阶级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概括其经验和任务的理论。同时，心理，甚至是无产阶级的心理却囊括了保守主义的可怕惰性——更何况，在这一情况下，这里指的就是唤醒了无产阶级、直到最近还如此强大的第二国际各党派的传统意识形态。在官方社会爱国主义[12]（谢德曼[13]、维·阿德勒[14]、雷诺德尔[15]、王德威尔德[16]、亨德森[17]、普列汉诺夫[18]等人）崩溃后，国际考茨基主义的徒子徒孙[19]（德国独立派[20]、弗里德里希·阿德勒[21]、龙格[22]、相当一部分意大利人、英国“独立派”[23]、马尔托夫集团[24]等）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的平衡依赖的主要政治因素。可以说，整个文明世界劳动群众的群众意志，直接受到事件进程的刺激，目前同上述的人士的意识相比，无可比拟地更加革命，但议会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偏见仍然笼罩在他们身上。
现在（1920年5月）乌云又笼罩在了苏维埃俄国上空。资产阶级波兰通过进攻乌克兰[25]开启了世界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全新攻势。又一次摆在革命面前的巨大危险和战争，再次把俄国考茨基派推向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上——也就是说，实际上走上了帮助世界上扼杀社会主义俄国的人的道路。在无产阶级革命干得漂亮的时候，就试图帮助它；在它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则千方百计地阻挠它——这就是考茨基之流的命运。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预言了我们的覆灭，而这一覆灭则是考茨基理论正确性的最好证据。这位“马克思的衣钵传人”已经堕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唯一严肃的政治纲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崩溃的投机。
他们又一次打错了算盘。共产主义工人领导的红军将打败资产阶级波兰——这将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力量的崭新展示，将会粉碎性地打击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考茨基之流）。尽管外部形式、口号和色彩纷繁杂乱，但我们的现代历史将其进程的主要内容简化到了极致——将其简化为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皮乌苏茨基[26]不仅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大地主而战，不仅为资本主义的财产和天主教会而战，而且也为议会民主、渐进的社会主义，为第二国际、为考茨基有权利继续担任资产阶级的批判闲饭客而战。我们是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战。双方下的赌注都很高。这场斗争将艰苦卓绝。我们希望获得胜利，因为我们有获得胜利的一切历史权利。
1920年5月29日，莫斯科
注释：
[1]《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卡尔·考茨基对革命的自然历史的贡献（！）》，柏林，1919年版。——作者注
[2]邓尼金是以自己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而闻名的反革命将军之一。1919年，他成功占领了顿河，清除了乌克兰的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库尔斯克和奥廖尔，并逼近共和国的兵工厂图拉，威胁到了莫斯科。然而，随着苏维埃俄国动员全部力量，邓尼金被赶离红色首都，被压制到南方，最后被打败。邓尼金军队那可怜的残余力量转移到了克里米亚。邓尼金本人移民英国，让白卫军总司令弗兰格尔伯爵来取代自己的位置。英国国王给他授予了勋爵头衔。——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中译者补注2〕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3]尤登尼奇是沙皇军队的一名将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曾担任高加索前线的总司令。十月革命后，他变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敌人。他主要以其夺取彼得格勒的尝试而闻名。1919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尤登尼奇成为了在爱沙尼亚领土上建立的“西北政府”军队的首领，并两次试图进占彼得格勒。尤登尼奇在5月16日初次尝试，结果占领了芬兰湾南岸的克拉斯纳亚戈尔卡，不过这第一次尝试在1919年8月5日红军的报复性打击下陷入了瘫痪——红军占领了爱沙尼亚边境城镇扬堡。1919年10月12日至25日，尤登尼奇第二次试图攻占彼得格勒时，恰逢邓尼金向莫斯科方向的进攻进展顺利。尤登尼奇打到了普尔科沃，却在那里被红军打到永不翻身。——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Николаевич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4]高尔察克是沙皇舰队的海军上将，前黑海舰队司令官。苏维埃政权在西伯利亚失败后，在协约国的坚持下，他被那里建立的执政府任命为战争部长。然而，1919年11月18日，高尔察克策划了一场政变，摇身一变成为了“西伯利亚最高执政”。他在组织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白军后，夺取了整个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从1919年5月开始，他接连挫败。红军接连不断地攻占城市。整个西伯利亚都布满了游击队，后方有许多农民起义。结果就是高尔察克的军队被击溃并被压制进腹地深处。最后，在1920年1月，他的军队在伊尔库茨克被打败，他本人在下乌金斯克被俘并在2月7日被伊尔库茨克革命委员会下令枪毙。——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5]1919年底尤登尼奇彻底失败，迫使爱沙尼亚于1920年2月2日和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爱沙尼亚得到了民族边界、森林租让权和1500万金卢布。作为回报，爱沙尼亚同意允许苏维埃俄国不受阻碍地使用其贸易港口，并允许俄国货物自由过境。与爱沙尼亚签订的和平条约历史意义在于，它是除了《布列斯特条约》之外苏维埃共和国与资产阶级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这份条约是《塔尔图和约》（俄语：ТартускиймирныйдоговормеждуРСФСРиЭстонией；爱沙尼亚语：NõukogudeVenemaajaEestivahelisesõjalõpetanudrahuleping/Tarturahu）。
[6]这些谈判在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被打败后就立刻开始了。1920年5月，莫斯科举行俄国—立陶宛和会。而波兰方面情况更加复杂。苏维埃政府曾三次试图与波兰进行和平谈判（1919年12月22日、1920年1月28日和同年2月2日）。然而，波兰以各种方式拖延和谈，然后在1920年5月突然进攻了乌克兰发动，占领了基辅。之后的和谈进程是在战后进行的。1920年8月17日，俄国和波兰代表团在明斯克第一次谈判。1920年9月21日，谈判地点转移到里加，10月12日双方在那里签署了初步和约。——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这份条约是《里加和约》（波兰语：TraktatRyski，俄语：Рижскиймирныйдоговор，乌克兰语：Ризькиймир）。
[7]原文误作“彼得堡”。——中译者注
[8]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utravail）于1895年在利摩日成立，是法国工人组织从互助协会发展到现代类型工会的结果。但一开始，总工会影响力有限，因为有劳工交易所协会与它并存——它依靠的是地方性的工会间协会，即“劳工交易所”（BoursedeTravail），这些交易所与工人群众有着良好的联系，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1902年，蒙彼利埃的大会才实现了工会运动的实际统一——当时两个组织在总工会的共同名称下合并了。
直到战前，法国的工会运动在各方面都算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典例。在组织上，总工会基于自治主义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体现这些原则的一个例子就如——总工会的全国委员会由每个行业组织派出的一名代表组成，无论其规模、性质和作用。然而，全国委员会并不是工人群众斗争的权威领导者，而只是充当地方工团、联合会的顾问、帮手等角色。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是“直接行动”（actiondirecte）的结果，其表现为夺取生产工具的总罢工。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承诺了如果战争爆发会参战。总工会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也拒绝与政党产生任何联系。
1914年的战争暴露了工团主义的内部弱点。革命的措辞和过往的军国主义威胁并没有阻止总工会领导人成为最热心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积极帮助自己的政府。由于受到了战时经验的教训，法国工会运动开始逐渐摆脱工团主义思想。1921年底，总工会分裂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两部分。革命部分改名为团结总工会（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utravailunitaire），联合了60万工会成员中的35万会员。在1922年的圣埃蒂安大会上，统一工会通过了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1922年11月在赤色劳工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签署了加入的协议。从那时起，统一工会把它的革命路线理得越来越顺了，同时也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残余势力做了斗争。同时，团结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也在上升。到1923年9月1日，它已经有44.8万成员，而改良派的总工会人数则几乎没有变化（25—29万人）。——俄文版编者注
[9]劳合·乔治直到1922年11月，长年担任英国政府的领导人。他从一个自由主义改革派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战时和战后成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领袖。在整个战后期，劳合·乔治通过试图用妥协的方法来恢复资本主义的平衡。他虽然支持用军事手段干预苏俄，但深信这种方式用处不大，于是试图通过和平的经济压力来把苏俄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他最近的一次冒险，即热那亚会议，以失败告终。1922年10月，由于自由党败选，劳合·乔治被迫辞职，让位于保守党。现在他是自由党右翼的领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戴维·劳合·乔治（DavidLloyd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10]宪章运动是1836—1848年在英国兴起的一场工人运动，起因是经济危机和失业。
为了通过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宪章派努力争取政治权利，主要是争取英国下议院的民主化。1838年，第一份由一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宪章）被提交给众议院，在请愿书中，宪章派提出了以下主要要求：一切男性的选举权、废除对代表的财产资格审查、平等的选区、代表的报酬和每年的选举。议会拒绝了宪章派的要求，导致工人阶级以示威、集会和罢工的形式强烈抗议。在1842年和1848年，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到了另外两个宪章派的请愿活动上。尽管如此，作为工人阶级在自己旗帜下的第一次独立行动，宪章派运动影响了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从那一刻起，英国的封建领主和大资本家被迫对工人阶级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而工人阶级并没有忘记先驱者——宪章派的行动。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是奥康纳和奥布莱恩。——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费格斯·爱德华·奥康纳（FeargusEdwardO'Connor，1796年7月18日——1855年8月30日），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1820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831—1832年期间积极参与第一次议会改革运动。1832—1835年、1847—1852年任下议院议员。1833年起参加宪章运动。1837年创办《北极星报》（NorthernStar），多次被捕，1840年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846年创办宪章合作土地公司，试图推行土地改革。1852年因梅毒引起精神失常，在下议院殴打三名议员，事后被解除职务并被送入精神病院。1854年出院。1855年去世。
〔中译者补注2〕詹姆斯·布伦特尔·奥布莱恩（JamesBronterreO'Brien，1805年？月？日——1864年12月23日），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1830年参加激进改革协会，逐渐开始参与宪章运动。1836年加入伦敦工人协会，开始为《穷人卫报》（ThePoorMan'sGuardian）工作。1838年起为《北极星报》工作。1840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847年《穷人卫报》停刊后逐渐脱离宪章运动。晚年穷困潦倒。1855年病逝。
[11]巴黎公社存在于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这段时间。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空前失败、梯也尔反动政府的背叛与无能、巴黎劳动群众艰难的粮食状况——他们徒劳地期望政府资金、食品征用及其他各种社会措施，这些因素导致巴黎公社出现。公社以其激进的立法而引人注目，废除常备军、政教分离等法案可以体现这一点。
关于普查被工厂主遗弃的工厂和其剥削计划的法令、公职人员与工人工资相同的法令等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但在公社时期，资本主义还没有灭绝，仍然蕴藏着强大的发展力量。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还没有足够觉醒并组织起来。经过8天的英勇抵抗，巴黎公社失败了。胜利的资产阶级残酷地屠杀了起义的工人。
巴黎公社发挥了世界历史性的作用。它在不具备完善的形式下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让人们不再幻想无产阶级和平掌权。公社社员低估了统治阶级将进行的疯狂抵抗——统治阶级不会自愿放弃其统治利益。同时，公社强调了政党集中领导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政党的集中领导，最强大的自发运动也很容易被打败。这些都是公社的主要教训。请参阅马克思在其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中的详细描述，也请参阅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12]社会爱国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影响着第二国际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思潮。它的观点的实质可以归结为：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时期都有义务保卫祖国，因此在战争期间要与统治阶级达成国内和平。国际社会主义中的这种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在战争期间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由1871—1914年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代（从巴黎公社到帝国主义战争）准备起来的。在这个“有机”发展的时期，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中形成了一整批的特权工人、党和工会的官僚，打破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成为机会主义潮流的来源。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危机最终暴露了在第二国际存在期间一直在破坏自身的内部矛盾，并使其大多数人倒退到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完全决裂的地步并与资产阶级紧密结合。
列宁同志把社会爱国主义的社会经济背景定义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体现，他说：“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它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中译者注：引文来自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26卷第259—260页。〕——俄文版编者注
[13]菲利普·海因里希·谢德曼（PhilipHeinrich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1919年2月13日——1919年6月20日任魏玛共和国首届总理。1919年11月19日——1925年10月1日任卡塞尔（Kassel）市长。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奥地利和丹麦，1939年死于哥本哈根。——中译者注
[14]维克多·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也是其机关报《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的编辑。早在战前他就已经开始向修正主义发展，而在战争期间，他成为了社会调和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一大支柱。——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维克多·阿德勒（Victor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15]皮埃尔·雷诺德尔是战争期间法国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饶勒斯去世后，雷诺德尔在战争初期就被提拔到这一职位上。作为政客、“党的厨房”的投机商，他很适合背叛与政治交易的时代。雷诺德尔领导着社会爱国主义的大多数人，持续到1920年的图尔大会——当时社会爱国主义者变成了少数人，被迫与共产主义多数派分裂。如今，即使在分裂的社会党队伍中，雷诺德尔也领导着右翼，公开呼吁该党与资产阶级政客组成联合政府。——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socialistedeFrance-UnionJean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socialiste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socialiste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2〕俄文原书正文和注释中提到的“法国社会党”，其实是指法国社会党（1969年正式成立）的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为了尊重原文，我们不作改动。
[16]王德威尔德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最高领导人。王德威尔德甚至在战前就已经与饶勒斯一起领导了第二国际的改良派。战争最终使他背叛了社会主义。成为王室大臣后，王德威尔德毫不吝啬地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鼓动（在沙皇大使的祝福下），支持罗曼诺夫的战争。2月后，王德威尔德前往彼得格勒，向社会主义者施压，要求他们支持战争。1919年，此前一直高喊民主、民族自由等口号的王德威尔德签署了《凡尔赛条约》——这条约意味着协约国公开掠夺德国。王德威尔德始终敌视苏维埃俄国。他在1922年著名的审判中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尤为体现了他对苏俄的敌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年至1937年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7]亨德森是英国工党的领导人之一。亨德森向来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对宗教问题情有独钟。在工党内，亨德森一直主张阶级调和，在战争期间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宣传“把战争坚持到胜利”的思想。在战后的第二国际中，亨德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汉堡举行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统一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亨德森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一样，在之后被批准“休假”，加入麦克唐纳的内阁。——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瑟·亨德森（ArthurHenderson，1863年9月13日—1935年10月20日），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二岁开始当工人。1906年参与成立工党。1908—1910年、1914—1917年、1931—1932年三次出任工党领袖，并曾担任不管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务。
[18]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ВалентиновичПлеханов，1857—1918）。1883年创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他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普列汉诺夫的主要贡献，除了对俄罗斯工人运动作用的精彩论证外，还涉及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问题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最著名的是他的以下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我们的意见分歧》《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文集《20年》《对于我们批评者的批判》。普列汉诺夫长期以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领袖。战争期间，他像第二国际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那样，成为狂热的护国主义者。——俄文版编者注
[19]国际考茨基主义。在战时与战后，主要国家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支部有两个边缘派别：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一贯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前者形成了一个中派的、摇摆不定的中心集团，而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领袖是考茨基。实质上，其他国家的所有中派政党基本上都以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考茨基的立场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称作国际考茨基主义派。——俄文版编者注
[20]作者指的是德国独立党[中译者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考茨基、哈泽、希法亭和雷德布尔。德国独立党成立于战争期间，因对战争的态度和战争拨款的问题脱离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十一月革命后，德国独立党再次与谢德曼派联合，加入德意志共和国[中译者注：指魏玛共和国]临时政府。1920年，在哈雷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德国独立党分裂：少数派成立了一个特殊团体，后来与旧的社会民主党合并；多数派加入了第三共产国际，成为统一的德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
〔中译者补注2〕胡戈·哈泽（Hugo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1914年不愿支持战争拨款法案，但迫于党的纪律，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12月担任人民全权代表。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3〕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党左派决裂。1922年没有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21]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退出了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战争爆发前，阿德勒主要从事科学工作，直到战前才积极投身奥地利工人运动。社民党战前的投降行为给阿德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并没有让他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此表示反对的方法不是在群众中开展工作，而是通过个人的恐怖行为——刺杀斯图尔克首相。奥地利的战败和十一月革命的失败几乎完全消除了奥地利社民党内部的分歧，从那时起，阿德勒一直利用他的道德权威来为奥地利社民党的背信弃义政策辩护。1920年底，阿德勒领导了不伦不类的第二半国际的建立工作。在第二半国际与第二国际合并后，他当选为新合并后的国际的书记。[中译者注：此处的第二国际指1919年在瑞士组建的伯尔尼国际，又称黄色国际，并非1889年在法国建立的第二国际。]——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FriedrichWolfgangAdler，1879年7月9日—1960年1月2日），他是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1897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任《斗争》（DerKampf）杂志编辑，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21日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被判死刑，后改判18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后，他曾任总书记，时间长达15年。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46年退出政界，1960年死于苏黎世。
〔中译者补注2〕卡尔·冯·斯图尔克（KarlvonStürgkh，1859年10月30日—1916年10月21日），奥匈帝国政治家。1909—1911年担任教育大臣，1911年11月3日出任奥匈帝国首相。1916年10月21日被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暗杀身亡。
[22]让·龙格是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沙尔·龙格的儿子和马克思的外孙。
在战争期间，让·龙格奉行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和妥协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也许比他的精神父亲考茨基的方针显得叛徒得多。龙格不仅发声支持战争拨款，而且一直试图将法国的战争描述为防御性的，宣称战争的目的是捍卫民主。龙格虽然反对资产阶级政党，但也只不过是反对抗议篡改战争目标。当以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干预和封锁苏维埃共和国时，龙格为了不至于彻底在具有革命意识的法国工人眼里名誉扫地，被迫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他甚至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原则，当然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来实现这些原则。他在组织问题上同样采取了前后不一和妥协主义的路线：虽然用最激进的方式与开明改革派和社会爱国者打嘴炮，但实际上却认为有必要与叛徒托马和类似的政治团体保持团结。自1920年法国社会党因对第三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而发生分裂以来，龙格一直领导该党的右翼少数派，与从该党分离出的多数派（即法国共产党）作着系统性的斗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让·龙格（Jean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
〔中译者补注2〕阿尔贝·托马（AlbertThomas，1878年6月16日—1932年5月8日），出身于面包师家庭。1902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04年起在《人道报》工作。1910—1921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12—1914年任尚皮尼市长。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5—1916年任炮兵和军事装备部国务副秘书。1916—1917年任军备部长。1917年访问俄国，支持临时政府。1919—1932年任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1932年因糖尿病逝世。
[23]英国独立工党通常与德国独立党一样是中间派。在一战期间他们进行了绥靖主义宣传，并受到了劳合乔治政府的打压。1920年退出第二国际；1921年参加了维也纳的第二半国际；1922年它再次成为黄色国际的一部分。英国独立工党的左翼后来与英国共产党合并。党的中间派由沃尔黑德领导。右翼领导则是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理查德·科林厄姆·沃尔黑德（RichardCollinghamWallhead，1869年12月28日—1934年4月27日），早年担任装饰师。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1911—1920年任独立工党全国行政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曾短暂被英国政府监禁。1919—1934年任下议院议员。1920—1922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32年退出工党，但1933年又宣布退出独立工党，返回工党。1934年去世。
[24]马尔托夫集团。战争期间，俄国孟什维克分裂为一群没有影响力、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国际主义者和多数派。前者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而后者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爆发时，大多数孟什维克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并把他们的代表送进了资产阶级政府。马尔托夫集团对其党内同志的背信弃义政策感到愤慨，但又没有决定离党。十月革命后，马尔托夫的集团开始滑向孟什维克右翼的位置。马尔托夫称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为新沙皇制度。他与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不断的思想斗争。此时他和比他更加右倾的同道中人结盟，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1920年，全世界燃烧着革命的烈火，此时马尔托夫的思想变得左倾，并接受了坚持苏维埃政权民主化的口号。在随后的几年里，马尔托夫集团不再是一个特殊的集团，完完全全接受了孟什维克多数派的观点。他们在国外从事着系统的反苏维埃运动。——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2〕军事工业委员会（俄语：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екомитет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军事工业委员会企图操纵全国的经济，然而沙皇政府几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就采取对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即国防、运输、燃料和粮食等“特别会议”。这就使军事工业委员会实际上只充当了国家和私营工业之间的中介人。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
[25]波兰进攻乌克兰。作者指的是在波兰和苏维埃政府就缔结和平问题展开长期且失败的谈判后，1920年5月波兰人突然袭击并占领了基辅。——俄文版编者注
[26]皮乌苏茨基，原小资产阶级的波兰社会党领导人，随着波兰的重建成为了其领导人。皮乌苏茨基是受法国启发的资产阶级政策的推动者。他也策动了1920年俄波战争。目前，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担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元帅）。——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约瑟夫·克莱门斯·皮乌苏茨基（JózefKlemens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旧译“毕苏斯基”或“皮尔苏茨基”），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动态民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动态民主
中文版导言
此文献给全书的译者，为他们能够将这本托洛茨基最为被忽视的典籍的中文化做出的努力。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反对考茨基》一书是托洛茨基在1920年为了回击考茨基在1919年著下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对苏维埃政权和俄国革命的攻击。托洛茨基这本为了俄国革命而辩护的著作长期被日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本书里的托洛茨基过于可怕，近乎“毫无原则”地为革命中的所有专制和不民主要素作出了全面的赞扬和鼓励。这让哪怕是自诩为托洛茨基最忠实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伊彻也惊呼这是一本糟糕的托洛茨基文本，也让第四国际的灰衣主教厄内斯特·曼德尔对此缄口不言。所以这样一本一直被沉默的文本直到今天能够以完全中文化的模样出现在公众面前是有着相当的意义的：一部完全本地化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让我们走出机翻，摆脱断章取义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阴谋论的盗版马基雅维利恶魔学，同时这样的一本充满尖锐的呼声以及锋利的革命中的托洛茨基文本，也能让我们走出第四国际官僚和自由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托洛茨基圣徒神话的迷宫，再一次真实的面对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新世界与新问题的辩论发展。
在这里，应译者的邀请，我将作下一些对于这本书的导读，希望能够帮助本书的读者更好理解这本书的历史意义
首先要提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这本书写于1920年，在此时俄国内战布尔什维克的困局随着中央白军（邓尼金部）的败退和中亚白军失去协约国支援慢慢打开。俄国内战最为血腥的1919年已经过去，但是粮食困境，交通瘫痪，五千俄里的漫长前线和为了填补这一前线而彻底分散的俄国工人阶级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烙下了许多印记。同时整个俄国社会都被内战所彻底改写，俄国革命从最开始数百人的宫廷政变，到数千人的议会乱斗，再到数万人的城市暴动。到这本书为止，俄国革命已经演变为了数百万人在战场和前往战场的路上奔波，数千万人的生活和革命变得紧紧相依，俄国革命的迅速社会化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形成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数千万人裹挟着数以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入一场有关生产者和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革命之中。
工人们离开工厂，农民们离开农村，贵族们在战壕和泥地里打滚，革命的中央委员们离开议会纷纷前往前线，资产阶级的议员们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和神父一起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革命，俄国社会里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的人几乎都参与到了这场革命之中，无论主动与否都必须承担其对自己负责的最高义务和最高权力。这就是托洛茨基在编篡此书时深刻认识到的现实，内战砸坏了俄国社会的每一个部分并让社会化的力量传导到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而让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到新社会的组织和重建中。这种革命和暴力形成的最高强制力主导了俄国从1918年开始的几乎每一场政治，打破了资产阶级政治和最高君主制度的权威，让所有人都从革命和生存的最高强制力中获得自己对自己的授权，组织各种不同的强制力组织——这就是专政专制主义的起源，也是考茨基最为恐惧的革命恐怖的终极来源。
在革命时代，那些被赶下了台的政党，不可能使其自身与那些坚定的统治阶级相妥协，它们将通过与执政政党的疯狂斗争来证明这一点；它不相信执政党的持久性，所以也不被坐牢吓倒。正是这个简单又明确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普遍地在内战诉诸枪决来解决问题。——本书第94页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取为“作为方法论的动态民主”，这也是我认为此书作为最为经典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作品的一点。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诚挚向大家推荐列宁在1918年同样的批判考茨基的作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和列宁的对考茨基批判的著作共同组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两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点——从列宁出发的作为世界观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从托洛茨基出发的作为方法论的动态民主，这两点和考茨基代表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所冲突从而形成了列宁和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和考茨基的最为经典的两场论战。
列宁和考茨基的论战是在1917—1918年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此时的考茨基在分崩离析的第二国际中发出最后的悲号，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攻击俄国革命，认为布尔什维克通过紧密的政变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错误使用了苏维埃这种完全不如资产阶级议会的方法实施了独裁统治。而列宁的回应中批判了考茨基的历史观并且转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将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单独的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君主制度或者独裁的统治方法的庸俗对比中拉出——并将其形容为了一种社会崩塌发展的必然形式：
即在社会崩塌中的权力分散中，无产阶级一旦自觉或不自觉控制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将会不受控地为了保护自身而开展一切可能的方法来稳固自身的存在，而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意义：无产阶级，获得权力，然后为了保护自身继续在分崩离析的世界存在不惜使用一切专制权力，这和政党无关，和某个核心人群无关，而且由于无产阶级高度的社会化存在和革命的迅速蔓延，这将最终和一切阶级的一切人有关。正如同列宁所为自己所例证的，无论什么样的派别，什么样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运动，如同彩虹一样的各色政党和派别都将会在革命的社会化中彻底分裂成使用专制方法支持苏维埃和使用同样方法反对苏维埃的两派。一个所有人获得对自己全部权力的世界里必然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全部权力而分裂和奋战，即使是末日般的俄国内战也没有摧毁俄国社会的最后也是最大的社会化因素——革命和最高权力的全面社会化。而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全部含义。
而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托洛茨基则从方法论上补完了这一观点，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多元的专制洪流的组织方法最后必然都是动态的，无论是形式上还是人群上的绝对的没有准则的动态的民主模式。动态民主方法和静态民主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民主主义的一切方法所绝对对立，不再是1或者0的大数据显示，也不是考茨基所梦想的52%和48%，而是所有人必须通过掌握自身全部权力的努力来进行的政治方法，无关合法性也无关某种绝对真理的最高意志授权。俄国革命的多样性的专制苏维埃政治洪流对于托洛茨基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动态的政治的显现，围绕在苏维埃政治上实行地方的和群体的专制主义的数百万计的工人农民群体以及依附于他们之上的革命或者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了全新的俄国革命政治的所有选民，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在相信用选票来维护怎么样的政府，而是使用手中的枪炮和社会化生产力量来怎么样建立新的世界。托洛茨基公开承认了这种全面的权力分散和自我赋权的无产阶级的群体多元专制，由此他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为一切布尔什维克的强制力革命辩护——劳动组织的军事化、劳动军的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治的多层次结构，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强制方法都来自于最底层的最为现实的苏维埃专制权力的直接赋权，无论是工会紧急生产委员会还是地方的三人、五人专制小组。
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强制政治被动态的无产阶级所敌视，那就让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彻底停摆，如果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被社会化地控制了专制权力的无产阶级重新联合起来反对，那就让布尔什维克的政权灭亡，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强制权力运作下去，他的政权也持续运转，那么布尔什维克必然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他背后数十万的核心工人、数百万的参战农民以及更多的在布尔什维克后方重建社会的生产群体付出一切需要的代价求得生存。托洛茨基公然宣布了这一让后世托洛茨基主义者胆寒的革命宣言，并且公开攻击了合法性政治本身，布尔什维克依靠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上升和俄国资产阶级社会衰亡的极端对立的社会崩塌和权力社会化中生存，一切神赐权力的合法性都在这本书中被贬低和嘲讽。而恐怖主义自然也是这种强制力的一部分，在一切权力彻底分割的无产阶级全面的但又分散的专制年代，谁更能够通过任何方法集合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权力，谁就能够在动态的多元政治中拔得头筹。
为此托洛茨基不吝啬于谈论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衰败和孟什维克的灭亡。正如他在书中阐述的，如果可以不让德国军国主义踩着俄国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人头获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完全愿意踩着左翼机会主义的人头取得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一种大胆而诚实的陈述，而且只能够在布尔什维克的新世界观中取得答案，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世界观的多元专制政权以及动态民主作为方法论的多层次的强制力政策组成的各色的但是目的泾渭分明的反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形成了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的最为经典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对于俄国内战最为贴切的分析角度。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创造的新世界倒在了新世界的新问题之中，但是这并不证明考茨基带有西方社会民主党陈腐的偏见的谩骂是正确的，我们同样的可以回到这本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得到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所竭力得出的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法。正如托洛茨基对劳动军的辩护中提及的劳动军成立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铁路系统的瘫痪，让前往乌拉尔山作战的红军部队无法迅速回转到南方或者中亚的战场上服役，而同样的中亚的红军也没法迅速前往乌克兰阻止波兰白军进军，所有他们在铁路运力恢复之前尽量自发分散为当地的生产苏维埃服务来喂饱自己以及服务于战时生产。
俄国在内战中不仅脱离了电气时代，甚至连恢复蒸汽时代都充满困难，如果不让俄国彻底堕落成一个农村国家，布尔什维克作为工业无产阶级力量的代表，也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为了自己的生存和阶级性属性的存续比起其他反革命或者革命力量他需要最低程度的维护工业生产的流通、生产和交换体系，只有这样俄国还能保留工业的底子从而避免无产阶级的灭绝。在这个废墟上维护生产和维护阶级生产的基础上布尔什维克开始处理新世界的新问题，付出必要的代价让苏维埃工人阶级继续存在，哪怕为此付出官僚主义或者其他的代价（新经济政策）。
布尔什维克是否为他自己的生存支付了过多的代价？这个问题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不害怕任何历史的决断时刻并愿意果断的背叛自己而行动，正如同此书中回击考茨基的比喻——即使没有（也不可能会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操作指南和管理国家的学校，无产阶级也必将登上历史的列车并且操纵作为方向盘的国家。
而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一正常资本主义社会所恐慌的一切政治行为的总和——的必然联盟，也是出于一个这样的前提之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把个人的生命视为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存在的社会中，但这个社会同时对个人消耗生命而产出的劳动力被剥削、被出售、被消费而视而不见；我们被教导人人平等，但是却对财富满盈的罗斯柴尔德和贫困的矿工的“平等”的状况泰然处之；我们被剥削，也被消费，被称为社会的主人，也被贬为生产的奴隶
所以，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对恐怖主义和革命专制主义的出色辩护，必将以多元的方式流传下去。
Communard
2022年1月 |
第一章力量的对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第一章力量的对比对俄国苏维埃的批评之声，嗡嗡不已的一大根据是「力量对比」。别国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努力[1]，更被类似痛批围得风雨不透。苏维埃是乌托邦，它「不符合力量对比」。属于先进德国的阶级任务，落伍「北极熊」不可硬扛。但假设德国无产者想夺权，也属违背「当前」力量对比的疯癫症。国联不完美，但符合力量对比。颠覆帝国主义统治是乌托邦，向凡尔赛和约提交边边角角的修正案符合力量对比。当法国社会党领袖与美国总统一唱一和，这无关领袖先生的政治衰朽[2]，而是一曲力量对比法则的颂歌。奥地利社民党领袖弗•阿德勒眼中，战后上台的本国高官在有产共和国应尽显市侩本色[3]——否则力量对比不保！欧战爆发前两年，未来的奥地利总理（时为主流左翼骑墙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4]向我阐明一条真理：一九零五革命之后的政变独裁[5]——喜受皇室加冕赐福的地主资本家同盟——必定挺立整整一个时代。无它，符合力量对比。「力量对比」到底何方神圣？它是批发零售包治百病的神圣公式，肩负辨别、引导和阐明整个历史进程的重任[6]？今日的考茨基学派，缘何以「力量对比」充当犹豫、暮气、胆怯、变节与卖友求荣的万金油开脱词？「力量对比」包罗万象：现有生产水平、阶级分化度、有组织工人总量、工会金库存额。时而是选举的最新议席，时而是官僚部门的退让分寸或金融寡头的嚣张指数。归根结底，「力量对比」多为「马克思主义」半盲冬烘或左翼政客的总印象[7]。那班混子学得一口红色辞藻，做事永受龌龊「操作」、市侩偏见与议会「行情」的左右……不算古老的战前好时光，与维也纳警局长官嘀咕一番，奥地利社民党大佬便能侦知「可否按力量对比」举行五一和平游行。对德国社民党头目来说[8]，国会社交时诸权贵与自己的握手力度，稍早前堪称「力量对比」最优测量仪[9]。阿德勒宣称：建立工人政权，行同「毁灭性违反力量对比」——协约国将让奥地利饥荒遍野。奥国工人士兵代表会的七月大会上，阿老前辈举出尚在挣扎的匈牙利公社为证[10]。阿德勒似乎颇有卓见：没过多时，匈国工人政府倒了，黑暗匪帮来了[11]。但请问：当地有产复辟是否符合力量对比？最起码，无罗马尼亚军队相助，反攻倒算者[12]连上台五分钟都没戏。结论如下：想清晰诠释匈牙利公社的命运，至少得在匈罗两国范围内评估「力量对比」。显然，结论不可就此止步。设若维也纳工人抢先落实专政，布达佩斯苏维埃的瓦解会极富难度。换句话讲，必须把奥地利以及阿德勒的叛卖也划入使匈牙利公社暂且覆灭的「力量对比」范围。不过，阿德勒压根儿无意于革命现场（俄国或匈牙利）搜寻「力量对比」之门的秘钥。他的目光紧盯克雷孟梭与劳合-乔治的国度：那儿堆满面包煤块。当今时代，粮食与燃料是「力量对比」结构的头号因素，堪比拉萨尔宪法中的大炮。阿前辈教导我们：法国总理（或「参政议政」的主流左翼跟屁虫[13]）一日不批示盖章，奥地利无产阶级一日不可当家。但再请问：克雷孟梭总理的政策是否吻合真实力量对比？乍看起来，总理大人驱散劳工会议、捕杀共产党人的宪兵队——哪怕不算证明——至少严丝合缝地确保了这一吻合。法兰西宪兵令人想到苏维埃的恐怖措施。同样的搜查、逮捕与枪决，只是苏俄拳头针对反革命。某个声音吵吵嚷嚷，说什么赤色恐怖证明工人政权「不合时宜」。但——再次但！——我要说：当今时代寻觅某种不严酷镇压却妄想安稳度日的执政者，简直白日做梦。环顾世界，敌对阶级纷纷绝情苦斗越界破壳（包含「民权」外壳），竭力落实新的态势对比。俄国苏维埃政权问世后，各国有产政界与骑墙泛左均申斥它竟敢挑衅「力量对比」。对此，社民大师考茨基、日尔曼王族与东欧政客绝无分歧[14]。后来，奥匈及德国皇室垮了，军国主义第一壁垒塌了。工人政权屹立不摇。协约国使出吃奶气力攻打赤色共和国，工人政权屹立不摇。假设两年前考茨基、弗•阿德勒与奥托•鲍威尔听说俄国无产专政将顶住德军攻势、再与协约国不停对抗并屹立不摇，第二国际的智者准会一笑而过：荒唐，你们懂不懂「力量对比」？！每一具体时分政治力量对比的形成，受基本因素及衍生物强度不等的影响，仅于最深刻根基受生产发展水平制约。与生产力的进展相比，国民的社会构造相当滞后。当小业主（尤其农民）经营手段让社会的生产-技术创新淘汰出局，阶级本身仍久久存活。同样，群众觉悟相当滞后于社会关系的突破。一个时代以来，旧社会党的觉悟落伍于群众情绪。国会与工会的左翼头目比党本身更反动：他们是僵化陈腐的一团硬块，历史至今没消化也没吐掉它。社会关系安宁稳定的议会岁月，心理因素较为靠谱地以全部既往预估为基础：一度认定议会选举充分反映了力量对比。炸坍有产社会均衡的帝国主义战争，揭示了旧精神范畴的全然无用。社民党的老套思路，毫未触及上一时代渐次积累的深刻历史因素；时至今日，地下热流破土尽泻并左右着历史大河的运动。无力详察历史进程繁复性、内里错节及矛盾性的老左笨伯，臆想「历史千手佛」有条不紊地搭建社会主义高塔，且进退同序。好不一相情愿！生产集中、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共产情操、议会多数与电气农机并蒂开花！上述思路催生了对议会政治的纯机械态度。第二国际多数掌舵人眼中，国会生活精准展示着有产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的准备度、正如气压计展示蒸汽压力的度数。就社会关系的发展而言，类似的机械概念实属无稽。假设从社会的生产座基沿着上层阶梯（阶级、国家、法权、政党及其它）攀爬，便可发现每道「精神」台阶的浮灰脏物非但靠拢、更时常再生全部既往「文化世界」的腐恶垃圾。毫不奇怪，长久自诩先进无双的群体，于大转折时分揭示出自身觉悟是历史前行的头号绊脚石。确凿无疑的事实：第二国际各党不敢、不能也不愿于人类史的深渊一刻夺权；他们乐于把无产阶级引向帝国主义铺好的兄弟残杀之路；他们变身为反革命的主力军。历史运动的突击因素——强悍的生产力巨人，于既有上层建筑（私有制与民族国家）中气闷挣扎，被旧日成就深深禁锢。与资本主义并肩成长的生产力，敲击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以世界性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方式，它力求挣脱奴役。社会集团的抱残守缺；无能破坏现存阶级集团（格局）的政治力量遍身僵直；愚钝、叛卖并事实充任有产国家首席保镖的社会党领袖，朽木难雕。以上种种，让生产力以帝国主义大战的形式喷泻自发怒火。最革命之历史因素——人的技术，身怀厚积数十年的能量奋起抗拒第二国际首脑的可憎保守与无耻愚钝[15]。以履带、速射榴弹炮、无畏舰和飞机，造反的技术幽灵把人类文化砸个稀巴烂。地球文明苦熬硬撑的空前战祸，原因无它：人对自然的雄厚技术力，已使经济社会化的时机臻于成熟。生产环节中，无产阶级的关键位置确保了工人专政的未来。同时，历史的最觉悟因子（党及领袖）仍深陷旧偏见重围，对群众满腹疑虑。不久前，考次基尚明了这层道理。他的小册子《通往政权之路》写道：「无产阶级变得如此强健，大可静待迫近的战火。当它从国家根基汲取了后者能赋予的极限能量，当它的继续跃升取决于国家之根的改造，‘革命为时过早’的老调不再适用」。后来，生产力的洪水溢出有产民族国家的河床，把人类卷入危机与板荡的奔流，连串的可怖冲撞，使群众意识震离相对稳当的思想轨道。生活方式的循规僵化、和平合法主义的泛左催眠，已丧失对工人的控制。但无产者尚未决绝投身劳资搏杀的堂堂之阵。身处脆弱均衡的读秒关头，他面带彷徨。阶级心理的游移一刻，国家上层与革命政党各自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定阶段中，或左或右的勇力一推，足以让劳苦大众移向某侧。欧战即是极好佐证。1914年，列强政府与社会爱国政党的联手出招，使万千庶民瞬间失衡踉跄滚入屠杀场。战火焚心、地狱现实与蛊惑口号的反差，终于革命性地撼动群众，使它日渐迈向颠覆资本统治的公开起义。以上条件下，一个详察时代推动力所在的先锋党，一个看穿动力诸元内革命阶级独特方位的先锋党，一个了解工厂大军滚滚后劲的先锋党，一个相信工人相信自己的先锋党，一个深知社会关系总失衡背景下革命手段之强有力的先锋党，一个敢于把革命手段运用到底的先锋党——如此政党的存在，今时今日具备无可估量的历史意义。相反，一个享有传统影响的社会党，一个不知今朝何世的社会党，一个对革命形势满头雾水的社会党、一个不信工人不信自己的社会党——如此政党的存在，今时今日必为历史前行头号绊脚石，或曰吞噬万物的混沌乱世之源。考次基及同道的最新化身，正是一堆碍脚顽石。他们教导工人：别信自己，永远只信代议民主，哪怕这民主已给军靴践踏万遍。他们继续教导：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决定因素不是国际形势，不是资本主义的事实毁灭、不是大毁灭催生的社会崩解，不是工人夺权的客观必要性。哪怕有产文明废墟嘶声呼唤着赤色革命，惟有议会唱票员的数据能摆布先进工人的政策。重复一声：数年前考次基似乎领悟了革命本元。《通往政权之路》写道：「既然民族的唯一革命阶级是无产者，结论如下：现代体制的任何覆灭（道德、金融或军事），等同有产政党的集体破产。他们是覆灭的罪人。唯一的出路，是建立无产政权」。今日考字号「无胆呆子培训班」教导工人：「你是唯一仅存的历史创力。你能掀翻当家匪类的有产餐桌。血流飘忤的末世乱象正逼你陪葬，而拒签任何「延期造反申请表」。无人替你扛起开天辟地的重担。但帝国主义大老板一次又一次欺瞒、胁迫和窃取公共舆论，他们弄到51%选票，而你只有49%！让世界去死，议会多数万岁！」[1]原文直译：其它国家转向它的革命努力[2]原文直译：龙格跟着威尔逊瘸腿走路，这并不出于龙格的政治衰朽[3]原文直译：按照弗•阿德勒的意见，奥地利总统吉兹和总理赖奈尔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央职位上应锻炼自己的市侩庸俗[4]原文直译：机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律师[5]原文直译：六三体制[6]原文直译：应辨别、引导和阐明历史全部进程的神圣公式，批发兼零售？[7]原文直译：「力量对比」更经常是半盲冬烘或「现实政治家」的政治总印象[8]原文直译：对艾伯特、施德曼和大卫来说[9]原文直译：以帝国议会见面时拜特曼-戈尔韦格或鲁登道夫本人伸出手指的数量[10]原文直译：阿德勒以匈牙利为证，那时匈牙利的赖奈尔们尚未来得及借助匈牙利的阿德勒们推倒苏维埃政权[11]原文直译：它的位置被反动狂人弗利德里希内阁取代[12]原文直译：弗利德里希与他的古萨尔部长[13]原文直译：或克雷孟梭的二等盗版米勒兰[14]原文直译：这一点，考次基和加布斯堡伯爵切尔宁、保加利亚总理拉多斯拉沃夫之间没有分歧[15]原文直译：起而反抗施得曼、考茨基、雷诺德尔、王德尔威尔得、龙格等人令人厌恶的保守主义和无耻的迟钝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年的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年的前言托洛茨基考次基的同名学术酸文，成了本书的写作理由。本书开篇的时候，恰值与邓尼金和尤金尼奇的殊死战阶段，多次被前线事件打断。写下头几章的最艰辛日子里，苏维埃俄罗斯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纯军事任务。首先需要维持社会主义经济创造的可能性本身。除了供应前线的必需，我们很少还能经营更多工业。我们被迫揭露考次基的经济诽谤，正如揭露他的政治诽谤。考次基的骇人断言，似乎俄国工人没有劳动纪律和经济自我限制的能力，我们能在本书开头——几乎一年前——予以驳斥，优先指出俄国工人在内战前线的高度纪律性与战斗的英雄气概。驳倒市侩的诽谤，这一经验绰绰有余。而现在，数月过后，我们可以看看直接汲取于苏俄经济生活的事实与证据。粉碎高尔察克与尤金尼奇，并给邓尼金决定性打击之后；与爱沙尼亚签定和约，并与立陶宛以及波兰开始谈判之后，当军事压力刚有松懈，全国出现了面向经济的转变。迅速与集中地把注意力与干劲从某些任务向其它任务的转移，这些任务彼此差距深刻，但要求的牺牲一点不少。这个事实，就是苏维埃体制强大生命力之无可争议的证明。尽管存在所有政治考验、实际的灾难与恐怖，劳动群众无尽地远离政治瓦解、精神崩溃或消极。拜体制所赐，他们保存着极好的道德弹性，保存着在集体任务上集中注意力与意志的空前能力。那个体制虽把巨大重负加在他们身上，但了解他们的生活并给了它崇高目标。目前工业的所有领域都在进行充满干劲的斗争，以落实严格劳动纪律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一领域中，党、工会与工厂管理层的组织展开竞赛，得到工人阶级——作为整体——社会舆论的不可分割支持。按照各自全体会议的决定，一个厂跟着一个厂自愿延长劳动日。彼得堡与莫斯科以身作则，外省向彼得堡看齐。星期六与星期日义务劳动，即休息时间的自愿免费上班，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把数十万工人引入自身循环。按照专家的评语与数字的证明，星期六与星期日义务劳动的紧张性与生产率具有相当高的特点。党和青年团中间，劳动任务的志愿动员进行得同样带有热情，一如以往战斗任务的动员。劳动志愿制补充着劳动义务制，让后者充溢崇高情怀。不久前建立的劳动义务委员会把自己的网络遍布全国。吸收居民参与大规模劳作（清除道路积雪、修理铁路路基、伐木、采伐和运送劈柴、最简单的建筑活计、开采泥炭和页岩）获得日益广泛有序特征。假设缺乏高度劳动热潮，日益扩大的吸收部队参与劳动，就完全无法落实……是的，我们生活在深重经济衰败、贫瘠、贫困与饥荒的局势中。但这不是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理由：所有过渡时代都具有类似的悲剧特点。每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耗尽自身后，不是简单离场，而是以紧张内部斗争的方式被强行扫掉。相比反抗的对象，这一斗争时常导致参与者直接遭受了更多困苦与痛楚。从封建经济向资产阶级经济的过渡——巨大进步意义的发展——乃是骇人的蒙难者名单。无论封建主义下的农奴大众如何受罪，无论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活得如何沉重，劳动者的灾难从未达致如此尖锐，如同在那个时代：当旧封建制度被暴力毁坏，把位置让给十八世纪的新法兰西革命。极度痛苦的群众用压力让革命达到巨大规模，而革命在很长阶段异常深化并尖锐化了群众的苦难。能否有另一种局面？以上层个人调换终结的宫廷政变，能在短期内完成，而几乎不影响国内经济生活。把千百万劳动者卷入漩涡的革命，是另一回事。无论社会的形式为何，它建筑于劳动。让人民大众脱离劳动，长期把他们引入斗争，以此扰乱了他们的生产联系，革命也就打击了经济，不可避免地降低在自身起点时遭遇的经济水平。社会变革越深刻、吸引的群众越多、时间越长，它在生产机构造成的破坏越大，越是毁灭公共储备。由此可见一个无需证明的结论：内战对经济有害。但把账算在经济的苏维埃体制身上，等于把母亲分娩新生儿的痛苦算在婴儿账上。任务在于缩短内战。唯有坚决行动能做到这一点。而考茨基的全书，正好指向反对革命坚决性。自我们审视的这本书问世之时起，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首先在欧洲——发生了极大事变，或向前推进了意味深长的进程。这些进程毁坏着考茨基主义的最后基础。在德国，内战形成了日益残酷的特点。工人阶级老一套政党民主与工会民主的外表组织实力，不仅没创造向社会主义的较和平「人道」过渡(如考茨基今日理论所言)，反倒成了斗争胶着特征的一个主因。而斗争的无情也日益增长。德国社民党越变成保守负担，对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连串攻击中，惨遭社民党出卖的德国无产阶级越要被迫花费更多力量、生命与鲜血，以便在斗争本身进程中为自己创造确实革命的新组织，即能引领它最终获胜的组织。德国将军们的密谋与昙花一现式夺权以及随后发生的血腥事变，再次显示：帝国主义覆亡和内战的条件下，所谓民主是怎样可怜渺小的假面舞会。过时的民主不解决任何问题，不减缓任何矛盾，不治愈任何伤口，无法防止来自左右两侧的造反。它无力、渺小、虚假并仅仅用来愚弄落后民众阶层，尤其是小资产阶级。考茨基在书中总结篇表达的希望，亦即西方国家，「老牌民主」且获胜了的法英两国，将给我们一幅健康、正常与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真正考茨基主义图画。这个希望是最盲目的幻觉。战胜国法兰西的所谓共和民主，如今是所有最反动、血腥和败坏的政府之一。它的对内政策建基于恐惧、贪婪和暴力，正如它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比任何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更受骗的法国无产阶级，越发转向直接行动的道路。共和国政府对法国总工会的凶猛镇压，显示出甚至工联主义模式的考茨基主义（即伪善的和稀泥）在有产民主框架中并无合法位置。近几个月在法国，我们目睹了迅猛发展的三个并行过程：群众的革命化，有产者的无情与中间地带政治帮伙的覆灭。三大进程既制造、又预兆着残酷内战的临近。英国事变虽有形式区别，也沿着同一基本道路行进。在这个国家，统治阶级比任何时候更加压迫劫掠全世界，民主公式甚至丧失了议会欺诈工具的意义。这个骗子领域的最熟练专家劳合-乔治，如今不是诉诸民主，而是诉诸保守派与自由派有产者的反工人阶级联盟。他的论据中全无「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民主含糊。劳合-乔治站在阶级现实的土壤上，正因如此，他以内战语言讲话。带着沉甸甸经验主义的特点，英国工人阶级正在接近自身抗争的一章。面对那一章，宪章运动的最英勇部分也将黯淡。正如面对迫近的法国无产阶级胜利起义，巴黎公社会变得苍白。这些月份里，历史事件带着严酷能量发展着自己的革命逻辑。正因如此，本书作者自问：有无出版它的必要？是否还需理论驳斥考茨基？有无对革命恐怖主义辩护理由的理论需求？很遗憾，有必要。从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本质来说，意识形态在运动中扮演着巨大角色。甚至在经验主义的英国，已经降临一个阶段：工人阶级理应提出对自身经验与任务之理论概括的高涨需求。同时，哪怕无产阶级心理也包含着保守主义的可怕惯性。更何况这种情形不是指别的，而是指第二国际各党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久前这些政党唤醒过无产阶级，并曾如此强盛。正式的社会爱国主义（施德曼、弗阿德勒、列诺德尔、王德威尔得、翰德逊、普列汉诺夫与其它人）破产后，国际考茨基主义（德国独立社民党的司令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龙格、意大利人的相当部分、英国「独立派」、马尔托夫小组及其他）是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均衡依据的主要政治因素。可以这样说：整个文明世界的劳动群众受到事件进程的直接鞭策，相比仍遭议会政治与骑墙主义偏见压迫的意识，他们的当今意志不可比拟地更加革命化。眼下来说，为工人阶级专政而斗争，意味着与阶级内部的考茨基主义进行残酷搏斗。妥协骑墙的谎言与偏见，甚至还在毒害倾向第三国际的各党党内氛围。谎言与偏见应被丢掉。本书应服务于这项不调和斗争事业，以反对怯懦、半吊子与伪善的各国考茨基主义。P.S.现在(1920年5月.)凝聚的阴云再次笼罩了苏维埃俄国。有产波兰入寇乌克兰，以此开启了世界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新攻势。革命面对再次增长的极大危险。战争加在劳动群众身上的巨大牺牲，再次推动俄国的考茨基门徒走向与苏维埃政权公开对立的道路，即事实上协助社会主义俄国的世界绞杀者。考茨基主义者的命运在于：假设无产革命的事业相当不错，就尝试扶助它；当革命亟待援手，就给它制造任何可能的障碍。考茨基已多次预言我们的灭亡，这一灭亡应是考氏理论正确的最好证明。这位「马克思接班人」堕落到这般田地，以至他的唯一严肃政治纲领是利用无产专政的覆灭。这次他又错了。共产主义工人统领之红军对有产波兰的粉碎，将是无产专政实力的新示威。这一示威会给工人运动的市侩怀疑主义（考茨基主义）以毁灭打击。尽管存在表面形式、口号和油彩的癫狂混乱，当代史为我们异常简化了自身进程的基本内涵，把它归于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毕苏斯基不仅为了波兰富豪的土地而战，不仅为了资本主义产业与天主教会而战，也为了议会民主、进化式社会主义和第二国际而战，为了考茨基继续充当资产阶级批判性食客的权利而战。我们为了共产国际与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而战。双方赌注巨大。搏斗将顽强胶着。我们寄望于胜利，因为对它有全部历史权利。1920年5月29日莫斯科回目录下一篇 |
决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决定
1921年1月2日
于莫斯科
鉴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可能给人以中央组织局执行中央委员会并不赞同的特殊政策印象，现将1920年12月30日中央委员会全会就此问题的讨论摘录于后：
听取：中央书记就讨论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工会问题讨论会上总结发言中攻击组织局问题的建议。
决定：通过如下决议：中央认为组织局在其工作中执行了中央全会的指令，赞同组织局的工作，并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同意此决议的有：安德列耶夫、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托洛茨基、李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捷尔任斯基。
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如下决议：
“讨论了有关中央组织局的辩论结果后认为没有必要改选这一机关并表示对它的信任。”
赞成这一决议的有：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彼得罗夫斯基、加里宁和鲁祖塔克。
中央书记尼·克列斯廷斯基 |
鲁祖塔克同志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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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祖塔克同志的声明
鲁祖塔克同志在会上作的声明由他本人重新整理发表，因为会场的喧闹声，会议未记录下这一声明。
主席：现在请鲁祖塔克同志发表个人声明。
鲁祖塔克：布哈林同志说，列宁同志念的这个提纲不是我写的，而是哥尔茨曼、柳比莫夫以及其他人写的。我应该声明，向布哈林同志提供消息的那个厨娘把他搞胡涂了。在念过的这个提纲中，哥尔茨曼没有写过一个字，他在主席团表决时是反对这个提纲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里面根本就没有柳比莫夫。提纲的基本条款完全是我写的，后来又补充了几条由安德列耶夫、策彼罗维奇和我集体草拟的提纲。托洛茨基同志得到的消息也是从那个厨房里来的，他指责列宁同志，说他抓住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提纲。要是托洛茨基同志肯费神读
一下提纲，他就会发现其中专门有一条是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各政治部的工作方法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同志对这个提纲说三道四，完全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情况。 |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副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相关链接：施略普尼柯夫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副报告
同志们！我们已经听取了4个报告人就我们党的工作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最近工会运动的活动作的报告。
但是我以为，如果我说我们的领导同志没有给我们作出具体的实际的指示，没有告诉我们明天工会运动该干些什么，那我在这个大厅里决不是唯一的一个，特别是在工会工作者中更是如此。他们没有给我们作出指示，也作不出来。列宁同志说得对，讨论这个问题应该从经验出发，从我们3年的实践出发。遗憾的是，我们的同志没有这么做。
我们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工作人员们可以感谢季诺维也夫同志，因为他在这里十分出色地揭穿了我们的工会骠骑兵们鼓吹的新的工作方法的小资产阶级实质以及托姆斯基的政委布哈林同志对工会运动所作的修正的小资产阶级实质。这些同志推荐的手段和途径都不能把我们引向预期的目标。
我在这里首先要坚决抗议我们的英雄们说我和我的同志们犯了工团主义、工联主义等等罪行的中伤和指控。战前也好，战时也好，我们的工作从来都不是工联主义的，也不是工团主义的。能这么说的，只有对我们工人运动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我们可以对经常如此慷慨地提出这些指责的托洛茨基同志说，以往我们一贯看到他的朋友反对我们，但他们并没有责备我们搞工联主义，而是指责我们分裂俄国工会运动，把政治带进这一运动等等。我请托洛茨基同志永远记住，我们不管是在合法时期还是在非法时期都是作为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从事工会运动并严格贯彻我们党的路线的。如果你们想打我们，那么请不要打车辕，而要直接打马，打党，打党的路线，打中央委员会，用不着整我们，嘲弄我们。
我们在1917年赢得了工会运动，我们排除各种障碍完成了这项工作，从而保证了我们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家都知道我们在7月和10月做的工作，那时我们是无产阶级的第二条战线。要是工会真的是工联主义工会和庸俗的工团主义工会，是中立派，那我们大家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托洛茨基也作不了报告。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简短历史。现在我们应该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引向它在工会运动中的固有的方向。这一点目前尤其重要，因为提上日程的是关于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经济工作的问题。没有产业工会组织，或者撇开这一组织，这项工作就完成不了。
季诺维也夫同志强调指出，用现在一些革新者所用的方法无法达到目的，他说得完全正确。我可以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说明，由于采用了这些方法，工人群众和我们党组织之间出现了难以填平的鸿沟，而非法的社会革命党组织和孟什维克组织却会纷纷乘虚而入，其基础是工人反对这些方法而进行的事关个人安危的自我保护。
但是一味否定工作方法是不够的。必须对工作本身的实质给予应有的注意。应该把我们党该如何建设经济的问题放到原则高度上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被斥为搞工团主义、工联主义的工人反对派根据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许多组织的大量经验提出一个建议。我们以为，只有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体制，才能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我们早就多次谈到要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经济建设的问题，但实际上只限于生产宣传，描绘图景和发发议论。应该离开这个死点，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应把重新审查我们在组织和管理我国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方面的整个工作体制提上日程。争论的实质在于我们共产党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施自己的经济政策：是通过组织上加入工会的工人群众，还是通过他们的领导人，通过官僚主义的途径，依靠被奉为典范的官吏和专家。
官僚主义建设的手段已经遭到失败。我们3年来的工作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国组织和管理经济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双重领导，给整个经济组织工作带来了危害。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情况。迄今为止我们的经济的组织和管理一方面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走的是官僚主义的路子，往往纯粹是官吏和颇有争议的专家的路子，另一方面由工会和产业工会全面负责。工会负责有关工人政策、劳动组织、工资规定等方面的一切工作，而其余的工作都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掌管。但是这样做反映出对事情不甚了了。请问，工业或整个经济的组织和管理究竟是什么？这首先是对从事生产的工人群众的管理。没有另一种管理机器、技术设备和原料的方法。只有通过这一大群生产者才能进行建设和管理经济。而如此热中于开药方的托洛茨基同志，甚至在哥尔茨曼们和卡西奥尔们的帮助下，在这里给了我们什么新东西没有呢？没有，他们只答应要实行棍棒纪律和苦役。但是这些手段用来组织生产者，用来吸引工人群众参加经济建设是非常不恰当的。应该从日常经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拿我们的工厂来说。工厂需要什么？是什么在妨碍工厂组织生产？让我们像实践者那样来看一下。我亲自视察了不少工厂，同各地工厂委员会和工厂管理处的同志们开了许多会。同志们告诉我说，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工会命令我们这样干，工厂管理处命令我们那样干。我们同意工会的政策，但不能加以实施。我在地方上见到一种有趣的现象（请大家好好想一想）：一个企业里厂长强，他就使工厂委员会听他的。如果情况相反，厂长弱（现在这种情况占90%），那么他本人就听工厂委员会的。因此在企业管理上就没有个人管理，没有组织良好的集体管理，只有一片混乱。组织工业的工作由于这种混乱而受害非浅。应该从这一方面着手来进一步加以探讨。所以首先应该消灭双重领导，开始根据工人阶级的组织路线来组织和管理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经济。通过这一途径我们避开了现在妨碍我们在组织工业方面实现统一意志的东西。说什么国家化，或者像诺根同志那样提出问题，说现在应该把管理工业的某些职能部分地转交给会及其机构，都是可笑的。同志们不应该忘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组织统一的经济，而分散领导，把经济管理“部分地”交给工会，就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一方面我们工人反对派比任何人都彻底。我们把工会的任务和经济计划结合起来，由一个机构统一领导。诺根同志的建议是出于纯粹的误解。我们根据这几年的实践完全相信，统一管理是组织经济的基础。要是我们接受诺根同志的建议，那么我们任何工业，任何经济都组织不起来。我们的经济官僚们把他们十分心爱的国家化理解成工会听命于国家机关－总管理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个部。我们对此的回答是：组织起来的生产者的利益不在于使自己服从于官僚制度，而恰恰相反，在于利用国家的经济机关以至一切机关来为全体劳动者谋利益。在这一方面不光是要说，而且要做，不是应该把工会国家化，而是应该把国家“工会化”，也就是使我们的国家机构多少洋溢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精神来。
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平起平坐的原则，导致工作极为不协调。我本人尝试检查过，我们工会的工作对工业有何影响，我可以说，在工厂的实践和两个管理机构之间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
我们对工会的实际工作作了一些检查，考察工会工作在所谓的生产力提高上有什么反映，我们发现工会脱离对企业活动的实际领导和积极影响，造成的不仅是冲突。我们的一些指示，尤其是在工资政策方面的指示与恢复生产力的要求背道而驰，往往成了十分反动的指示。在许多工厂、大型托拉斯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对工资的极度限制导致生产率下降。我们作为试验取消了对彼得格勒计件工资标准的限制，于是那里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30%以上。在其他地方也作了试验，个别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200%。这些例子都是我从我们在各地进行的大量直接的实际工作中引来的。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许多人对我们大唱“结合”，但是我们现有的是两个相互排斥的体制。一个体制忽视工人大规模的积极参与，竭力依靠官僚制度来建设一切管理一切，而另一个体制则力图使工人、整个生产者大家庭同职员和学者一起参与并关心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工作。请你们把两者结合起来吧。诺根同志的“结合”建议；实际上变成使我们工会的基层组织、工厂委员会“依附于”厂长，由他在这种状态下来考虑如何建成我们经济的整个管理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完全听命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就是诺根以为的理想。托洛茨基同志建议的也是类似的结合，不过他提出的数量不同。总的说来，他们的争论只是数量之争，而不是质量之争，他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这样的结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想由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党来审查我们工会运动的工作并指出过去工作的情况，指出我们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作是共产主义的工作并加以承认。可以指望将会这样做，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取得一致，这样就不致出现现在见到的那些摩擦。而目前的情况却非常糟糕。我们的每一个工业部门，每一个总管理局都在和工人组织冲突。其结果是工业的组织、关于工厂管理处的组成等问题都由我们党中央组织局撇开工会、违反工会的意愿来决定。既然这么干，既然要把一切都“结合”起来，那干脆把一切都直接交给组织局，这样结合也就结合好了，一切方面都完美无缺。但我以为组织局承担不了这个任务，正如它承担不了其他许多任务一样。
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声称，工人中没有经济人才，因此为了管理工业还必须培养和教育出这样的人才来。这种说法不对。资本主义培养了这样的人才，十分出色地利用这些人为自己谋利益。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尤其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冶金工业、金属加工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安插的工人、工会会员在管理，而且管理得不坏。此外我们还记得另一点。列宁同志忘了法令，可是我们没有忘，包括关于同志审判会的法令也没有忘，我们也运用这个法令来提高劳动纪律，举行公开审判，取得了宝贵的成果。这一工作方法带来的效果要比托洛茨基的同事们、哥尔茨曼鼓吹的牢房、带铁栅栏的车厢带来的效果好。例如，我们在索尔莫沃工厂的同志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采用了包括同志审判会在内的各种措施，使缺勤率从32%降到10%。这些方法，我们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搞地下工作时久经考验的老方法，就是要善于用言论和行动来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和有效的。有的人，特别是托洛茨基，往往指责我们工人派，说我们十分幼稚，想马上通过颁布法令来造福工会，使一切都变得十分美好。这是不对的，我们以为在要做到我们提出的这种组织工作办法之前应该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但是这项工作不应由组织局，由托洛茨基及其同事来进行，而应由被你们称作马哈伊斯基分子、工团主义分子的我们及千百万个组织上参加了工会的工人一起来进行。
谁都完不成的这项任务，托洛茨基同志也完不成，正如他解决不了铁路员工和水运员工的问题一样，而且他通过试验表明他的方法不仅无助于吸引广大的非党群众，而且还会分裂党的队伍。这一点我们清楚，我们不愿重犯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们将自下而上地建设工会及其工作，在各种情况下吸收工人阶级最基本的人员。这一点是我们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基本分歧。
如果看一下工会现在的实践，那在读了一份我随便拿来的议事日程——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日程后就不难断定工会工作的性质。
我来读一下1920年11月27日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记录第68号。
议事日程
一批准11月23日主席团会议记录第67号，11月25—26日生产组织部会议记录第52号，11月19日定额部关于派往其他地区的负责工作人员工资条件的决定。
二关于实物奖励分配办法。
三关于危害特别严重的生产部门的额外休假。
四纪律审判会条例。
五人员名册登记细则和五金工厂工作时间统计统一格式细则。
六五金工厂和仓库出入口守卫人员工作细则。
七五金工厂福利部主任工作细则。
八五金工厂保卫部主任工作细则。
九弗拉基米洛夫同志关于布良斯克工厂之行的报告。
十关于莫斯科电力技术人员代表会议。
十一日常事务：
1．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全俄五金工会联合会某些地区的视察。
2．关于下诺夫哥罗德И•埃特那工厂管理处。
关于卡里亚金同志的休假。
大家从这个议事日程中看到，现在工会讨论的问题中十分之九与我们的国民经济、与工业紧密相关。在所有的24个全国性工会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但糟就糟在只是“讨论”这些事务，而我们却不能对工作进程产生积极影响。我们提供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各部、各总管理局的人不对我们负责，由自己的组织通过官僚路线来贯彻政策，而我们却要告诉他们，说我们认为现在应采取这一或那一措施，加班加点过滥不合算，靠加班加点来提高生产率不明智，应该记住我们的老教训，工作日过长生产率不会高，比8小时工作日的生产率还要低。但是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情况下都主动有效地起作用。有人也援引九大决议和工会三大决议对我们说，这不关你们的事，不要干预我们，请你们看着我们怎么干。现在工厂形成这样的形势：凡是在组织劳动方面不愉快的事（如何与旷工作斗争，督促工人，一切与工资政策有关的事务），都由工厂委员会来管。在我们这个贫困时代，这些事都是最可怕最不愉快的问题。另一方面，凡是好事，都由厂长、特派员或企业主管来掌握。于是工人看到的情景是：他们选出的工厂委员会是“坏蛋”，它迫害工人，而厂长是好人，因为他有时会增发口粮，提高工资，发放奖金等等。而某些特派员还带来一列车一列车的布匹、钟表、坎肩，随心所欲地发放和赠送给工人。总而言之，腐败得使工会政策荡然无存。一切都乱了套，破坏了我们的工资安排和定额安排，造成了混乱，造成了对我们工厂委员会的敌视，以致我们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们，这些优秀的同志纷纷逃离这一工作，回车间去了。要是我们不愿彻底腐蚀工人群众，不愿吓坏我们的同志，这些最优秀的同志，使他们逃离经济工作，就必须改变“生产”教育的方法。
这个关于党应该如何实施自己的经济政策的问题，只能由党代表大会来决定。只有代表大会才能给中央委员会下达在组织工业方面通过工会贯彻自己的全部政策的指令。工会的存在，革命前也好，现在也好，都证明了工会依靠最广大的工人阶层在我们的革命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我们中央有关工会运动工作人员的决定中流露出的那种不信任往往使我们极其愤慨。政策中的这种双重领导也应当加以消除、消灭，正如消除、消灭经济中的双重领导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会平起平坐的原则，立即开始准备在基层中把工作统一起来。主要力量应首先用来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工厂委员会，它们承担着实施我们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全部重担。首先我们应注意那方面。主要工作应该在那方面进行，依靠由产业工会代表大会反映出的全体工人群众的集体经验来进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来建设上层。
托洛茨基同志不满意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我们对它也不满意。
我狠狠地尖锐地批评了它，尤其是在同托姆斯基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十分清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弱点，因此才批评它。但是造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弱点的是谁的责任呢？托洛茨基同志责骂个别人，认为弱就弱在他们身上，他又是在打车辕，而不是在打马，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只要用一个问题就可以把他驳倒：我们要问是哪一个聪明人组织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应对这件事负责的人就坐在这里，这就是克列斯廷斯基同志，他恰恰和托洛茨基同志一起属于那个多数派（克列斯廷斯基：我才不会组织得这么糟呢）。但是托姆斯基同志没有反驳我，而克列斯廷斯基同志的否认却否定不了真相。难题就在这里。这些弱的同志不是代表大会任命的，不是依据工会运动工作人员的集体经验任命的，选举他们的也不是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很糟负有责任的人，而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组织局里的那些厨娘。托洛茨基同志，你应该打击的是这些人。
大家看到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表现很差，在这方面，在我们共同的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中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打的是多数派，而不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我们以为3月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将对中央委员会作必要的清理。布哈林同志成了“工人化”的拥护者，请他允许我把“工人化”也推广到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身上。托洛茨基同志指责我们幼稚，犯了工团主义等等罪过，特别是当我们提出“国家工会化”的口号时更是如此。但是他的出色的拥护者布哈林同志却谈了同样的想法，声称这一点不用害怕，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你们来自一个阵营，你们最好彼此先谈妥，先把自己的队伍排列整齐，因为你们靠这样步调不一的队伍是不能打垮我们、战胜我们的。在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中，地方上的工作人员首先必须团结起来。我们相信，这一基于经济任务的团结将按我们的设想发展，我们的拥护者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力量将会壮大得多。
同志们！请记住，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出现的危机不仅是工会的危机，而且是普遍的党的危机、苏维埃危机的一部分、一方面。这一点大家看得也很清楚，这个危机部分地发生在派别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不要使我们的工作互相隔离，不应使军事工作、工会工作、经济工作等互相分开或互相冲突。不能使一项工作脱离另一项工作，因为这是同一个党的整体的一个方面，如果一部分害了病，那么这意味着整个机体也不很健康。为了医好我们的病，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的整个经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工作体系。我们应该进行这一工作，并依靠我们取得的经验来纠正政策和我们党的工作。我们号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我们希望在即将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这些被人胡乱称作马哈伊斯基分子、工团主义分子的工人作为工人派将在各地团结起来，取得胜利。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应该做些什么，我代表“工人反对派”提出以下要点：
国民经济的组织和工会的任务
指导原则
1．统一的经济计划应当成为共产主义建设的基础，这一计划是有组织地利用和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开始。计划经济在于合理地利用活的劳动力、技术工具和设备以及有组织有目的地在各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之间和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分配产品。
2．在目前形势下实施统一的经济计划首先在于恢复我国开采各种原料、燃料的工业和各加工工业，恢复各种交通运输业以及门类多样的农业。共和国恢复生产实力的计划在时间上、完成纲要上应有一定的限制。在一定年限内基本上应把达到不低于1913年的生产率作为实际目标。
3．统一的经济计划不允许有任何无政府主义的重点和特殊。原料、燃料开采的计算和企业的生产计划应以物资统计为基础，随着物资的积聚有计划地开展。在实施这一计划时应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以及我们3年来组织我国新经济的工作经验。
4．促进统一的经济计划实施的必要条件是企业按生产特征联合起来，集中利用技术设备，由一个机构统一管理。因此要中止现行的、把全国统一的经济机制化整为零的部门各自为政的政策。
5．实施统一的经济计划还要求实际联合和领导各个直接有关组织和管理经济的机构的活动，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外贸人民委员部。这种联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实现。
6．俄罗斯联邦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应按苏维埃系统建设，其原则是工人集中制、选举制以及由下而上的各级管理和组织国民经济的机构对有组织的生产者和全体劳动者的负责制。
7．最终形成的、完备的组织经济管理的各种形式，以及最终建立的各经济机关相互关系体系，应当使共和国现有的生产者组织即工会和产业工会把作为统一的经济整体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8．要把共和国统一经济的管理集中起来，其办法是规定一定的组织程序，使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国民经济管理机构都由有组织的生产者的代表选举产生。通过这一办法组织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统一意志才能形成，广大工人群众才真正能对组织和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施加积极影响。
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
9．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由加入工会和产业工会的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负责，代表大会选出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机构。
10．各个经济部门的全俄产业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各生产、经济部门的机构。
11．区域、省、县和区等各级管理机构由相应的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通过这一办法把生产集中制同地方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结合起来。
12．区域、省、县、区等各级经济管理机构下属各部门由同级产业工会选举产生。
13．要摆脱现行的、脱离劳动群众首创精神的官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这一过渡必须有组织地进行，从巩固工会和产业工会的基层组织如工厂委员会及其上级组织开始，目的是使这些基层组织作好直接管理经济的准备。
14．为了取得成效，必须明确规定工会从目前对国民经济机构的被动配合向积极主动参与管理我国整个经济逐步过渡的办法。为此必须：
（1）按生产特征来划分各工会的范围；
（2）立即开始加强工会，向工会提供工作人员、技术设备和其他物资，以使工会适应新任务；
（3）选拔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从他们是否适合于工会面临的任务考虑。这一选拔应由下而上地在工会监督下进行；
（4）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之间在工会参加组织经济管理问题上一切现行的平起平坐的原则应予改变，使工人组织的权利和特权得到扩大；
（5）未经工会同意，不得任命任何人担任行政经济职务；
（6）凡由工会提出的人选均不能加以拒绝，应视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机构必须接受的人选；
（7）凡由工会任命或提名的工作人员都对工会负责，工会可随时将其召回；
（8）凡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认为有足够能力组织和直接管理整个工业部门的工会，可以行使这一权利，不受其他工会在这方面是否成熟的影响。
管理企业和工人委员会的组织
1．凡在共和国一切企业和机关中工作的职工，都是工会和产业工会的会员，为了尽快根据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劳动和生产，应当有组织地、积极地参与管理国民经济的事务。
2．凡在各经济单位（如工厂、矿山、矿井、企业、机关、运输和邮电部门，各农业部门）中工作的职工，不分职务和职业，都是其所经管的财产的直接支配者，应在保管和合理使用这些财产方面对共和国全体劳动者负责。
3．凡在工厂、修配厂、机关、运输和邮电部门、农业部门以及在本地构成一定的经济单位的经济部门中工作的职工，都是组织和管理企业的参与者，由他们选举产生领导这一工作的机构——工人委员会。
4．工人委员会是本产业部门工会的基层组织，在相应的工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建立。
5．工人委员会的任务是管理本工厂或本经济部门，包括：
（1）领导本经济单位的全体职工的生产活动；
（2）关心生产者的一切要求。
工人委员会委员在管理经济方面分工时除了集体负责外，还应明确规定每个人的个人责任。
6．企业的整个活动，它的工作计划和内部规章制度，在其接受的任务和现行法规的范围内，由工人委员会制定，并在工会的监督和负责下由工人委员会领导在本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讨论和批准。
工人日常生活的组织
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必须有步骤地实行工资的实物化，作为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者日常生活的一项措施。
下列措施应与工资制挂钩，并纳入实物工资总额之内。
1．免费提供凭粮食机构的购买卡和购货证配给工人的口粮、家庭日用品和消费品。
2．免交工人及其家属的午餐费。
3．免交洗澡费、观剧费和电车费等。
4．免交房租、取暖费和照明费。
5．在住房紧张地区应压缩苏维埃机关和军事机关的住房，腾给工人居住。
6．企业在保证完成其主要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应出资组织对工人住房的维修。
7．要把建设工人村和工人住宅公社看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并把尽量多建设工人住宅的计划列入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近期的建设计划内。
8．组织工人的火车专列和电车专列，在企业上下班时运行。
9．采取措施优先供应工人日用消费品。
10．简化并加速发放工作服以及基本实物奖励的办法。
11．在工厂内附设或专门设立为工厂工人需要服务的修鞋社和缝补社，而企业应竭力在组织设备上予以支持和帮助，并尽可能向它们提供必要的材料。
12．企业在拥有公共耕作的菜园等地块时，应对公共经济提供技术工具和资金。
13．在紧邻乡村的企业中应组织农业机器和农具的修理。
14．在编制工厂的财务预算和粮食预算时，应注意到工厂必须实行上述措施。
15．上述措施首先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在私有企业和手工业企业中经过工会同意可以分别实行。带有集体性质、全厂性质的措施可视工厂的工作成绩决定是否在全厂推广。只对个别工人有意义的措施作为鼓励措施从工作最出色的工作人员开始实行。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
诺根同志的副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诺根同志的副报告
同志们，列宁同志建议我们大家不要进行理论争论，而要解决实际问题。他像以往那样出色地给我们说明了我们工作中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他像以往那样给了许多指导性原则，帮助我们把争论理出头绪。但是我敢说，列宁同志并没有给我们指明摆脱我们日常工作现状的出路。他在这里宣读了他声称是提供了最好的出路的文件，但问题是经济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争论在这个文件出现之后，也就是在十一月工会代表会议之后变得无比激烈。这些争论是我们工作的实际情况造成的，并且时时刻刻在这一工作中反映出来。鲁祖塔克的提纲建议设立工会的经济部，这些部在一切经济组织中实际上应进行平行的工作，从而引起种种麻烦，首先不是促使工作人员从工会涌向经济组织，而是造成相反的结果。至少在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中是如此，这个总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我比较熟悉，它由于经济部的缘故同纺织工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争论。
最先的起因是从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中召回最出色的工作人员。不是帮助我们，而是一下子带来了危害。于是我们说，这么办的话我们无法工作，确实应该问一问，在我们的共同工作中存在平行组织有没有好处。于是我们说：没有好处。平行组织的存在有害，考虑到我们的任务是相同的，尽快建立完备的共产主义制度对我们同样都有好处，而我们的力量过于小，敌人却十分强大；考虑到这一切，必须节约我们的力量。于是我们重申：我们需要组织得能最大限度地节约力量。因此我们才提出一个论点：工会不能和苏维埃组织平行工作。应该重新考虑工会已经履行了的全部职能，弄清哪些确实需要作为独立职能留给工会，哪些可以转交给苏维埃组织。我们仔细考虑之后就会发现，工会的一些十分重要的职能确实可以放心地转交给苏维埃组织，而且会更有成效。某些职能则必须保留。工会同我们党一起组织起来，是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争取建立专政。工会做到这一点后，为了实际的斗争，首先又建立了什么组织以取代旧的罢工委员会，取代我们各级党的机构和每个工会都有的培养工人投身斗争的旧机构呢？我们建立了什么组织？转交了哪些十分重要的职能呢？我们建立了红军，把最主要的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职能交给了红军。这是工会过去有的职能之一。当我们谈到工会起过的启蒙作用时，我们以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所具有的完备的形式能更有成效地进行工会过去进行过的工作。我们逐一研究这些职能后就会发现，直接为现在工会工作所必需的职能留下的并不很多。当我们进一步弄清这一点之后就说：同志们，你们还有一些部在同我们平行地工作，因此出现了一些失误和障碍，我们和你们都力量不足；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一起工作，一起解决问题。中央委员会有个决议考虑到这个情况，为了正确处理工资工作建议在各个生产机构内部会同工会建立工资技术委员会。但是我们进一步说：同志们，让我们重新检查一下各个经济组织，使它们同工会协调一致，各总管理局不致支离破碎，而另一方面，让我们给工会和总管理局分一下工，避免出现平行现象。可是当我们这样说时，有人却回答我们说：你们想消灭工会。同时有人向我们指出，这就是走向工会国家化的途径。同志们，我在这里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持最极端的观点：不错，工会是该国家化了。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同志们，我说，我们该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该记起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要提醒季诺维也夫同志，他忘记了工会运动的历史。
我和他一起在这个运动中工作过，我要提醒他一些情况。同志们，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历经风霜，我在开始谈这个问题时应该提一下，对工会问题从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观点。20世纪初我们的召回派的鼻祖开创的一派认为，布尔什维克根本犯不着为工会工作而“弄脏了手”，我们的组织不用搞工会工作，不用去同工会联系。已故的尚采尔同志是这样想的，斯坦尼斯拉夫•沃尔斯基和其他许多同志也是这样想的。另一种观点以孟什维克表达得最为鲜明，他们说我们首先应该进入工会运动，但同时我们应该防止这些工会同党在组织上有任何联系。持这一观点的有我们党的一些最著名的党员，而且不仅是孟什维克，列宁同志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之前，更确切些说，是库奥皮奥代表会议之前也持这一观点。这就是工会中立论。库奥皮奥代表会议（1907年夏）听取了格里涅维奇和我就这个问题作的两个报告，在这次会后布尔什维克坚决谴责了工会中立论，离开了孟什维克，格里涅维奇在这个问题上只得到唐恩及其拥护者的支持，而维护工会的党性的新观点则被认为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此后，当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一起写号召书和文章，同柯尔佐夫等人争论时，孟什维克给我们说的话简直就是今天季诺维也夫同志说的那些话：“不应该给工会贴标签，因为这样做会把广大群众吓跑”。对于工会应该和我们党靠拢，工会和党之间应该有组织上的联系——对于这一点目前谁也不反对，对于这一点目前谁也不进行争论，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害怕工会和苏维埃之间没有确立这样的联，这个会上有人害怕工会国家化，说工会必须保持“独立性”。这就是托姆斯基同志以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拥护者的观点，他们现在使用的就是格里涅维奇和柯尔佐夫的论据。但要是你们同工会的普通工作人员谈这个问题，他们会进一步说：既然我们关心的是黄色国际所属的西欧工会会员正在把我们和苏维埃分开，我们怎么能接受你们的观点呢？我们不能走上国家化的道路。这样做我们会把我们的工会吓跑。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问题没有提得这样尖锐，他只是暗示这一点，说应该考虑到工会在国际局势中的作用。但是我说，我们从事工会运动的经验十分丰富，我们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告诉我们说，群众要求组织有一定的立场，在这方面不用害怕，何况生活本身在往这方面推，迫使我们正确地给苏维埃和工会分工。
当我们进一步描绘前景时，我们非常清楚，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工会或产业工会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些工会在苏维埃制度之外也不可能存在，工会应该和苏维埃制度有某种联系，联合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承认，我们的党纲也承认，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将以产业工会为基础。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纳入苏维埃总的体系的、以工会为依靠的经济机构。
我们现在就要为实行样的制度作准备，现在就要实施足以完成这一统一的措施。工会的许多十分重要的职能失去了，转归苏维埃的各个不同的部门，以后另一些职能也会失去，但工会仍保留一个基本职能——参加和管理生产。我们说工会应当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强调得完全对，他说我们的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有区别，资本主义时代工会是教育工人学习管理的唯一组织。但现在我们有许多可以这样做的组织。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以下事实：共产主义是对社会的经济有组织的管理。要是现在我们开始这样实施，难道只要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往工会的经济部一放，让他们在经济部里看人们怎样管理就够了，或者是让他们自己亲手去管理工业？同志们，实行后一种做法的时候到了。但是不能实行施略普尼柯夫的建议，因为他想一下子就把管理交给工会，而按他的想法工会应当仍然独立于苏维埃。应该有一个过渡时期，可以拟出许多不同的建议。但是出现了列宁同志举过的一个严肃的重大的论据。他说，我们的国家不单纯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因此应该给工人留条出路，工人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至少有地方可以去申诉。但是，同志们，是否可以说工会组织管理了生产就将失去保护会员的权利呢？相反，工会将拥有更多的力量和作用。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往往为没有大事可干，为忙于鸡毛蒜皮的事而疲惫不堪。难道我们在管理国家方面无足轻重的工会能更出色地维护工人们的要求吗？难道管理着国家经济，依靠有组织的、被纳入管理工作的群众的工会在农民的眼中将变得分量更轻吗？此外，必须注意广大群众对公有制的态度。现在为什么工厂里偷盗成风呢？不仅是因为人们在挨饿，而且还因为群众对社会的责任感还没有发扬，还用私有者的眼光来看待公共财产。
我们考虑到这一切，认为当群众知道每一个工人都对管理负责时，工人的心理会发生变化，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对待管理工作，用另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促进工业的正确组织。这才是我们必须建立的共产主义的学校，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所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是一所新的共产主义学校。我们的条件好了，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来建设新社会。
我们作为过渡措施将提出一系列实际建议。这些建议首先是要在每个车间、工厂的每个部门建立起觉悟的先进同志的支部，这些人将帮助贯彻工长的安排，每个工厂都要建立起促进委员会来履行这一种或那一种管理职能，把工会的代表作为推选出来的人员逐渐纳入管理机构。同志们，在这次会上争论的是进一个人、两个人还是进三分之二的成员，这毫无意义，但问题在于要逐渐做到领导每一个工业部门的总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与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完全一致，这样工会才会全力支持这一工业所有的管理机构。我们越快做到这一点就越有利。我们说：同志们，这样组织起来，广大的工人群众就能尽快接受我们的观点，他们在整个国家机关中的作用与农民相比将要大得多，他们将有更好的机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工人阶级和全世界的心目中将有更大的分量，那时他们将以自己的榜样表明，工业的管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确实转到广大群众的手中。
我们维护的就是这些基本前提和论点。我只是要强调指出以下一点：不错，工会的结合使得它们国家化，我们不应该因此害怕。应该明确地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会如何发展。但是我们不应当靠颁布什么法令来贯彻这一点，只需要实施生活本身提出的实际步骤，立即加以解决，而主要的是不要建立什么妨碍现在要做的工作的平行机构。鲁祖塔克等同志提出的建议不是部分地重申了我们并无异议的东西，就是提出了经济部之类的建议，而经济部是妨碍生产工作的。
但是，同志们，当我们向我们的工会工作者们展示这些前提时，他们不断地反复说：你们为什么还是要消灭工会；再也不会有工会了，有的只是苏维埃组织。这样说不对，旧的工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产业工会，它将成为亲自实际参加管理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生产内部建立的这些组织的成员将参加一般政治生活并通过苏维埃的其他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他们的组织方式将不同于以往。同志们，请不要忘记，不管拿哪一个工会来说，其中组织起来的不是群众，而是个别机关的上层领导，工会理事会、代表大会在群众中都变得模糊不清，不仅是因为我们没有采取托洛茨基所说的西欧工人、工会会员在交会费时所采取的步骤，不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们广大群众从来没有受过使他们都变成有觉悟的工会会员所需要的教育。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只有过群众行动，可是每个工会会员的团结性、责任心却还没有。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普通工人应对什么负责。每个工会会员应该对他所工作的工业部门的管理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是一个自觉的生产参加者。他对国家、对工会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样他才会真正变成一个自觉的工会会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永远不能把他教育成我们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当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看问题时，那么那些害怕工会国家化，以为工会会消失的同志提出的担心就似乎是十分奇怪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不，工会正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这一发展是十月革命开创的新的生产关系向工会提出的。我们考虑到这些关系才说：同志们，让我们来实际完成这项任务，弄清我们之间实际上在争论什么，找出生活向我们提出的出路。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托洛茨基同志在铁路部门取得的经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经验，我们不能当作样板，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经验是在与我们目前所处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取得的。为了贯彻某一意图所必须的斗争方法，有时由于理解不同，也许是由于某个工作人员的世界观不够成熟而变糟了，这些方法决不表明它们是唯一的方法，在新的产业工会中也可以加以采用。现在我们面对新的条件，决定我们要在另一个范围内，以另一种形式做完全另一种工作。我以为，要是我们确实抛开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内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内部伴生的一切争论，要是我们完全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经济组织和工会之间的摩擦只有在我们致力于完成我们延误了的任务（使我们的旧组织和新的苏维埃组织协调一致）后才会消除。现在我们可以豁出去完成这项任务，这项任务已经成熟，即将召开的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应该能够找到出路。 |
布哈林同志的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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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同志的副报告
同志们，我不得不在这里代表被会上有人斥为“苏维埃煤油”的所谓缓冲派发言。为了对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众多议论作一补充，我应该说：我以为，当火车有某种倾覆趋势时，缓冲器就不是那么不好的东西了。
我先要谈一点意见。列宁同志在他那篇重炮猛轰的讲话中反对我们把工会问题这样的小问题提出来进行这样的大辩论，因为这本来可以在由6个人组成的委员会里解决的。但是，同志们，我应该在这里向大家提醒下面一点：我们宣布了工人民主这个新的神圣的口号，它的内容就是，一切问题都不应当在狭小的集体管理机构里讨论，不应当在小型的会议上讨论，不应当在自己的什么团体里讨论，而应当提到大型的会议上去讨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把工会的作用问题提到今天这样的大会上来讨论，我们决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这才是最现实地实现工人民主，因为要是法律得不到执行，制订了也枉然。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在这样的大会上讨论工会的作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前进了一步。下面我应该就这次会上提到的那个提纲谈两句。第一个提纲，列宁同志把它说得尽善尽美，他把这个提纲说成是鲁祖塔克同志写的。但是请允许我提供一个情况，这个提纲的实际部分是集体制定的，是哥尔茨曼、安德列耶夫和柳比莫夫等同志草拟的，也就是说正是由列宁同志所批评的那些同志草拟的。我还想谈一点小意见。大家都知道，列宁同志是一位最伟大最天才的策略家。但是在自然界中还没有人开创过奇迹，使策略家，即使是最天才的策略家能批评他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的提纲。我声明，我的提纲在我的口袋里，除了雅柯夫列娃同志，谁也还没有看过。因此，会上谈的不是我的提纲，而是由我起草并在中央全会上以8票对7票通过后刊登在《真理报》上的那个决议。
这个决议写得清清楚楚，不允许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也就是完全不允许采用迄今使用的那些方法，因此我一点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对这个决议大加攻击。我还不得不请大家注意一个情况：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个会上一再提到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要提醒大家，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是我起草的。在那次会上我还作了关于工会运动的报告。所以我在这里发言时保持了同我过去说过的内容的某种继承性。
我们在这里听到的那些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弃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规定的路线。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当谈到目前因此引起辩论的问题时，我以为，这场辩论正是在这样奇怪的（至少说是奇怪的）层面上进行的。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已经成型的观点（不错，这两个观点现在多少有些说滥了），一个观点是从纯粹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工会运动问题的；另一个观点是纯粹从发展生产力、振兴我国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的。第一个观点的代表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他们的区别在于列宁同志的提法没有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法那样庸俗。季诺维也夫同志很大程度上是在说废话。这个观点是这样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统一的无产阶级，而为此必须保证党的统一和党、工会及非党群众之间的正常的相互关系。我在这里可以从口袋中取出我的提纲，提纲写得很长，你们中谁也料想不到我是在休息的这两个小时里又吃了午饭，又写好了提纲。提纲说：“因此基本的政治任务是确立无产阶级的完全统一；通过以下途径可以做到这一点：（1）通过活跃党内思想和吸引全体党员投入积极的党内生活（这就要求建立党内的工人民主制度），不断加强党的统一；（2）党和工会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党是领导工会的；（3）工会本身的统一和积极性；（4）工会和广大的非党群众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是列宁同志谈到的所有的那些齿轮，他十分正确地描绘的各个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个结构，这一切我的提纲中都有。要不是列宁同志以为可以批评没有见到的和没有读过的东西，他就不会对我作他已经作了的那些指责。当然现在我们完全不能无视工人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及工人阶级本身存在的不同阶层，无视这些方面是不行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根本不谈提高我国生产力也是不行的，因为不言而喻，不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我们就不能消除群众的不满。
这是很清楚的，正如无产阶级不统一，我们就不能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因此，我认为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里所说的“缓冲派”或缓冲派思想的理论实质就在于此），而且在我看来是完全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如果一切总是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或者高喊满足反对派的一切要求，或者只致力于事情的经济方面，那么争论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实现工会的任务和建成经济机关方面应该推动我们的最基本、最有特色的一点恰恰就在于：要找到能一枪打死两只兔子的组织形式，使之具有这样的内容，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应该要把两只兔子都打死。如果列宁同志说你东抽一点，西抽一点（而列宁同志并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抽的，又是抽到哪儿去的），如果列宁同志说这是机械的联合，那么我请求拿出有逻辑性的论据来，证明我说得不对。我断定，这是绝对真理；不是东一点西一点的拼凑，而是由整个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某种联合，因为这两项任务现在异常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同志们，要是这两项任务都需要完成，那怎样才能完成，怎样去着手进行呢？我断定，第一项任务，即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联合要靠由党用民主原则建立的工会和群众之间的这一正常的关系来完成。其次，第二项任务，即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应该怎样来完成呢？如果指的是我国的经济机关，那么这项任务只有通过建立经济机构的坚强的构架，并最大限度地吸收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参加这些机构的工作才能完成。而不解决工会的生产职能又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很自然，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工作的一条路线－实现工人民主的路线，而我们工作的另一条路线——这是建立坚强的管理机关并吸收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和扩大工会在经济管理事务中的职能的路线。这就是基本问题。同志们，我现在来谈这个问题。但先要谈一下已经谈得很多了的民主问题。我想大家都已发现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列宁同志对问题的提法区别很大，尽管表面上列宁同志在尽力维护季诺维也夫同志。这个区别在于，列宁同志在批评民主时说：在一个地方是民主，在另一个地方是专政。季诺维也夫同志现在随波逐流：只求上10次地重复极端反对派说的内容。列宁同志对问题提得很正确，很实事求是。只是我想，在这里需要作某些补充；应该怎样确立总的原则——什么地方应该有最大限度的民主？什么地方民主应该加以限制？我的看法如下。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建立、教育职能、通过实验室途径制订一定的路线的地方，就应该有最大的民主；凡是涉及行政技术管理的地方，民主自然就要加以限制。以党为例。党决定一切，为一切定调。现在党面临新任务。党内还有许多意见分歧，党内还有不同的派别，这些分歧和派别需要化解，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进行所谓的全党讨论是不行的，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能建立起某种巩固的基础，因此不言而喻，这方面一切框框都应该打破。工会的情况略有不同，因为它们的职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们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愈来愈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能往行政技术机关中，往这些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等等中引进本义上的直接民主吗？不能。为什么？因为在目前工人阶级的文化状况下我们应该有规律地、有步骤地往那里引进我们的因素，排除异己的因素。
同志们，现在，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关于工会任务的争论，那么我以为我们会又一次发现我们在重复我谈到过的关于玻璃杯的争论。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同志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论点不正确或第二个论点不正确，因为这两个论点都是对的，把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也是对的。说工会同时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又愈来愈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这是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列宁同志说得完全对，逻辑上完全对，他说需要把一切综合起来看，因为我们处于特殊的形势下。过渡时期的特点是，工人阶级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觉悟。如果整个无产阶级都像托姆斯基同志这样的水平（不是指他的不自觉的职能，而是指他的自觉的职能），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行政技术机关中实行充分的民主。可是实际上我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彼得们、伊万们、西多尔们——是由思想觉悟等方面各不相同的人构成的。因此才必须教育无产阶级中正在成长的阶层，因此十分自然地得出了工会的教育作用。既然工会应该履行教育作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工会的先进的觉悟的上层分子不应该同时在比以往更大的程度上介入经济组织，形成行政技术机关的坚强的构架呢？绝对不是。如果同志们说，应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同时使工会独立，那么我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是在使官僚主义永远保留下去。这是因为如果你们将置工人国家或“工农”国家于一旁，不同工会结合，这将意味着非无产阶级的官僚将在国家管理机关中呆下去，而工会只进行教育。我们十分感谢能有这样的工人国家。到那时确实需要进行第二次十月革命，才能送这架机器见鬼去。
再谈一下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只要读一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版的厚厚一大本关于各个工会活动的报告，大家就会发现，工会已经在履行各种各样的国家职能。当工会在确定工资等级，规定劳动生产率定额和工资，进行军事动员等等时——这一切都是国家职能。
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不说我们主张工会正式国家化呢？我在这里应该指出，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说他也反对工会正式国家化。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这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工人阶级中不觉悟的部分对工会的信任大于对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信任。这不好吗？的确，很不好。但是为了教育广大群众自觉地对待国家政权，我们目前不给工会贴上国家化的标签，因为这样能十分灵活地、更好、更方便、更策略、更正确地引导他们正确理解苏维埃政权的职能。但是我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不应该忽视工会国家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政权工会化的过程，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国家政权吞并了工会，国家政权和工会在我国最终都将消失。取代它们的既不是工会，也不是国家政权，而是用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生产者，这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既没有工会，也没有国家政权。我现在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首先提出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当人们谈起共产主义的学校时，亲爱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出于他对葬礼的偏爱（大概由于彼得格勒有火葬场，没有劈柴也可以把温度烧到800°，把一个不幸的老太太一烧了之，表明他们是文明人）热心地赋予工会分发丧葬补助、解释“红星”卡的使用办法等等的职能。这一切当然都是值得尊敬的职能，但我们还是要说，共产主义学校的基础并不在于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问题在于任何一所学校首先都要讲授一定的科目。如果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会（当时它们也是共产主义的学校），那么当时这所学校教给工人什么呢？首先是教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抗争，教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组织罢工、培养罢工组织者等等。现在要问：我们目前应该教什么？我们现在在共产主义的学校中应该讲授什么科目？这才是实质。我以为，这些科目要把同志们教育成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设者，首先是生产关系的建设者，培养他们管理生产。同志们，在工会的教育职能和行政技术职能之间当然有矛盾，这一点我已经给大家指出了。在进行学习的地方，在学校里谈得很多，要20次辩论，40次权衡。而在管理经济的行政技术机关中则要少说话少辩论，多办事多干活。教育职能和行政职能之间的这个客观矛盾是存在的。这是完全客观的矛盾。但虽然存在这个矛盾，并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既然我们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建设共产主义和管理生产等等，那么在工会这样的共产主义学校中教育群众应该放在第二位。恰恰是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教育。只有这样，工会才能保持统一，在工会的教育职能和它们充当管理的技术机关的职能之间将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具体地说：列宁同志在这里谈到了生产宣传，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他说得完全正确。现在工会的教育职能主要就在于工会应该通过生产宣传来教育群众。不言而喻，由于现在向经济任务倾斜，这一个倾斜也应该在工会工作中反映出来，不仅应该反映在加强工会的行政技术作用，工会的经济职能上，而且应该反映在工会的教育职能上。这表现为工会首先应该进行生产宣传。当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说：你们写文章，作报告一再谈生产、生产民主，闭口不谈这一点岂不更好吗？我出于幼稚的天真以为，当人们聚在一起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应当装聋作哑的。如果我们谈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表达得一清二楚，完全自觉地来谈。从来还没有人发明过可以不用言词或超越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方法。当人们说这是关于生产的花言巧语时，这应该彻底抛弃。我们面对的是工人民主的口号，工人民主的职能应该加以讨论。那么我们也可以加以反驳：为什么要谈反对派、群众、工人民主呢？同样闭口不谈岂不更好吗？因为决议中这一切都已经有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开会，为什么还要交谈，为什么还要提出工人民主这个口号！这表明同志们处理事情不认真——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了。
如果我们从目前形势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根据对形势的估计应该决定工会运动要向什么方向作一些改变。依我之见，这些改变应该是两个方面，两个方向。工会在前一时期完成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职能，包括军事动员在内，因此工会不能十分集中地履行自己的基本的、经济的职能。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战争的重担，十分自然的是，我们应该采取削减工会的非经济职能、加强其经济职能的方针。第二，我们应该采取工会机关和一般经济管理机关进一步结合的方针。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完全正确，他说：大家既然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工会结合的那一条，就应该由此得出结论：不能使结合仍停留在原来的，例如一年前的水平上。
我们应采取这一方针继续前进，力争使我们现在能以快几倍的速度前进，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以前没有这个可能。我区分工会的两个基本方面，工会的两个基本职能。教育职能应该具有基本的内容。这方面第一位的应该是生产宣传，而方法应该是生产民主的方法。尽管不少人对此大加嘲笑，议论纷纷，说这是“无稽之谈”，我仍然断言，这种说法不对，这不是无稽之谈。工会有教育职能，工会应该在生产中进行教育，应该学会管理生产。这对不对呢？既然是对的，那么我要问：我和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选举时应该讨论候选人是否胜任经济活动的论点对不对？有人对我们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写上？你们说：生产民主这个词不得体，因为这个词会把人弄糊涂，因为生产宣传和生产教育是工会十分重要的职能，但不是唯一的职能。这确实如此，但为了确定职能应该要选择和说出最重要的东西。而在这里生产宣传就是这样的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生产民主”这个词不合适呢？如果你们坚持这样认为，那么请加以证明。不管你们享有多大的权威，我们仍然请求你们证明你们坚持的东西，否则我们不相信你们。其次，我们同样说，不允许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这方面也应该有全面的民主关系形式，把重点放在生产性质上，因为工会正成为管理机构。在这个会上，我认为，当有人反驳托洛茨基同志，说他没有发现什么新大陆时，这好得很，因为谁也没有推翻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人们指责托洛茨基同志，说他提高了行政技术机关中工作人员的比例，例如从2提高到4时，我不懂这样的指责：一方面声嘶力竭地高喊要使我们的行政机关和经济机关工人化，可是当人们开始加倍工人化时，却说“不需要这样做”。但是在这里应该说，既然事关行政技术管理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根据的将不是全面的工人民主的原则，例如，既然下令让工会提供多少多少动员来的人去清扫道路，并要求他们绝对执行，既然工会在这一点上起了行政技术机关的作用，那么在这方面民主受到了限制，要做到这一点相对很容易，因为不是所有的人，而只是挑选出来的上层分子在机关中兼职。
我只有一点请求大家：通过决定时要撇开其他各种考虑，要从实质上来解决问题，或者至少要想一想，问题不在于一方大肆攻击另一方，说什么什么坏，如此等等。我本可以把中央委员会里的是非搬出一大堆来张扬，但我说不应该不开群众大会，而应该不张扬这一大堆是非，决不允许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搬弄这些是非。 |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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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同志们！关于对待工会的态度问题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不止一次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引起了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党甚至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个问题发生过分裂。这是在反革命年代，当时称作“召回派”的一个集团脱离了我们的党。“召回派”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们不承认我们党在当时的工会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工人团体中的工作。当时其他一些色彩的人也追随召回派。这一脱离我们党的派别理解不了工会的巨大意义和特殊地位，部分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发生了分裂。
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很清楚，即使现在我们也能不时见到，领导同志中也好，普通同志中也好，都有人对工会的作用缺乏清楚的理解，有时对工会的态度多少不够友好，我甚至以为也许是某种妒忌或记仇的表现。在地方上我们党组织和工会之间发生小冲突，其背景往往就是这种不理解。我以为，产生至今在一些地方仍能见到的这种不友好的态度的根子之一就是我们党的过去的历史。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点一点地从孟什维克手中夺取阵地。在座的多数人当然都知道，从我们和孟什维克发生分歧一开始，工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堡垒。我们不得不先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扫除障碍，力争使每一个同志都明白争取工会的必要性。我记得，1906年在彼得堡，我们的中央，当时叫作布尔什维克中央（布尔什维克中央在党内是不合法机构，是在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中活动的），第一次提出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千方百计打入这一孟什维克的最后的堡垒中去的问题。当时孟什维克在工会中的基础已十分雄厚，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新手。我记得很清楚，早在1906年，布尔什维克中央几经斗争才决定我们要着手做这项工作。作为开始，我们办起了我们当时的机关报《无产者报》的秘密附刊，其内容是探讨工会运动问题的；当时这份附刊由加里宁同志、我、托姆斯基和后来的召回派首领亚·亚·波格丹诺夫（著名的《经验一元论》的作者，现在已退党）担任编辑。我们一开展活动，在彼得堡就遇到了来自我们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当时不懂得，工会问题和我们在工会中占上风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存亡和革命成败的问题，他们不懂得工会要从其内部去夺取，不懂得要使工会向党靠拢，而不是去和工会争吵，使它们和党对立起来。1908年，随着斯托雷平政策取得胜利，这一问题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引起了新的、还要尖锐得多的斗争，造成了我已经提到过的召回派的出现，召回派打算根本拒绝在工会中做工作。我们同这一派别作了斗争，甚至不顾有一部分同志暂时离我们而去。这场斗争延续了好几年，最后以我们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基本核心的胜利而告结束。
正是由于我们同孟什维克共同参加的老党中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一翼并未全都立即估计到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之前工会始终是孟什维主义的十分重要的基地之一，是孟什维克最后一批堡垒之一。它随着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覆灭而覆灭。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我们和孟什维克几乎平分秋色。在1917年末1918年初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第一次占了多数，但当时仍有很多人追随孟什维克。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次全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气氛，当时我代表我们党在大会上作报告，而在十月革命后与会代表中几乎有一半人仍倾向孟什维克。顺便提一下，在这个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在报告中和大会通过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如下口号：随着政权归苏维埃，工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组织经济方面。由此可知，我们并非是最后才懂得现在所谓的提拔经济工作者的必要性的人。我扼要地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我们现在，当工会问题上出现新的意见分歧时能对这些分歧给予应有的重视，是为了使我们大家都不忘记，我们党不止一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止一次犯过难以挽回的错误，我们现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重犯这些错误。
现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工会都是最终解决社会革命为一方，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为另一方的争执的组织。这一点现在在国际范围内，在资产阶级执政、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因此洋洋得意的国家里特别清楚。现在国际范围内整个斗争的重心不是平白无故地转移到工会运动上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第三国际反对其一切敌人的斗争十分之九在最近时期将在工会运动中进行。工会运动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国际孟什维主义的最后的堡垒，在工会运动中战胜孟什维主义意味着最终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在政治上打垮了第二国际，但国际上拥护第二国际的人将在工会舞台上翻本。他们把重心转移到这里。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工会联合会是目前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堡垒。第三国际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最后的斗争正是将在这里，在工会运动中得到解决。
这不是毫无缘故的。这是由于在全世界，包括在我们俄国，工会起的作用与党的作用大有区别。工会是工人运动中迄今为止最广泛的工人联合组织。工会是整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的产物。这是最有生命力的、人数最多的工人组织，在战后发展得特别快。工会现在吸收了几乎全体工人。在欧洲和美洲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相当少。所以上述斗争正是在这一组织内进行的。把工会争取过来，意味着赢得了所有的加入组织的工人，甚至是赢得了所有的工人。而赢得所有的工人，意味着打垮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
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的，我们苏维埃俄国的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脊梁。列宁同志多次正确地指出，没有工会我们的专政连两个星期也支持不下去。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完全不意味工会本身是专政的直接工具，是直接的国家强制机构。不，为此我们有纯粹的国家机构，为此我们有苏维埃，苏维埃背后有党。工会首先履行其他的职能，它们在组织工人群众方面做的是所谓的粗活，首先它们在以无产阶级精神、继而以纯粹的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工会的基本作用。现在我们有些人开始把这一点忘光了，他们以为对待工会运动、对待这个最广泛的工人组织，可以非常轻率，非常粗鲁，非常生硬。应该记住，这个组织有着特殊的任务：不是直接发号施令，不是指手画脚，不是直接独断专行，而是首先要把千百万群众纳入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渠道的任务。把千百万非党男女工人纳入这一渠道，目的是在工会中给他们上共产主义的初级课程，教给他们无产阶级运动的初级基础知识，引导他们前进再前进——这就是工会的任务。
人们常常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学校”？如果认真地来分析一下这个定义，那就是，在共产主义的学校中首先要教育和培养，而不是发号施令。（鼓掌）我们首先应该是这所学校中的培养者，应该是教师，但我们决不应该成为那里的指挥者，如果我们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那我们不应该就那么说说而已，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个定义，从中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同志们：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农民居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特别是在目前直接的战斗任务已经结束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一点。工会的同志给我的最新的一份统计表明，现在有将近700万加入组织的——组织得不好，其中一部分人只存在千工会的“花名册”上——工会会员[1]。而我们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超过1亿。我们在制订宪法时的根据是无产阶级比农民有更多的权利。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我们直截了当地这样告诉农民。城市无产阶级受的教育好一些，对资本家的花招了解得透一些，他们的觉悟高一些。无产阶级应该走在前列，帮助你农民、引导你前进。我们是这样告诉农民的。同志们，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应该特别小心。农民在面对共产党员为一方，公然的白卫分子（即打算剥夺农民土地的地主）为另一方时，毫不动摇地或几乎毫不动摇地帮助了我们。
光靠强制我们当然不能迫使农民这样大力支援红军，响应动员，在前线作战。农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懂得，否则将军和地主会战胜我们，夺走土地，占为己有。这一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点将引起农民重新大组合，导致农民群众对价值观作一定的重新估价。农民群众的情绪将发生变化。现在就可以发现，农民有时开始因为我们对工人的态度而嫉妒。我在参加最近几次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非党农民代表会议后有一些观感，你们大家中的不少人大概也有同感。存在着这样的情绪：现在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农民以为现在到了工人和农民分享成果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农民并不想吃亏。同志们，我以为你们在最近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上也已经数十次看出这一点。（座中有人作了肯定的表示）这一点当然不用害怕。我们会消除这种情绪。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应该作出以下的结论：我们这儿纯粹的工人组织只有工会；我们首先得依靠工会来实现无产阶级对整个革命的领导。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忘记：为了使加入工会的700万工人真正能领导起现在正在重新估价价值观的农民，为此这一工会运动阵营必须充分保持真正的一致。要是我们想去干扰工会，要是我们不懂得要联合起700万工人（其中大多数是非党员）就要对工会爱护有加，而不是官气十足，那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拥有700万会员的工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运动就不能是表面的团结，而是要有真正的团结，要使工会运动听从党的话不是迫于棍棒的威胁，要使党爱护工会、教育工会，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分老幼，都懂得工会运动是应予特殊关注的特种工人组织。应该使所有的人都懂得，应该把工会运动当作巨大的共产主义实验室，当作我们将在其中对几百万工人进行教育的大学校，而没有这些工人就谈不上对整个工人阶级进行认真的教育。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把弦绷得很紧，可以在省委或中央委员会里一味发号施令。不要以为我们光靠任命就能引导工会跟着我们走。（鼓掌）要真正掌握这些群众，要引导他们朝着我们的党要走的方向走、就需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上面所说的关于工会的意义的一切。
接下来我想提一提所谓的“生产民主”的问题——这个术语现在已经非常流行。有些同志在重复这个术语时以为它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我以为，这是一句空话，它没有给任何人说明了什么。我以为，这是一个空洞的词组，它一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提出了，尤其是在最近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坚决提出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这个术语也不高明。这一点我承认。但任何一个人都会懂得，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平等、选举制、党内和苏维埃内的民主。当然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东西。我们的党从1903年起就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但是历史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在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时，国内战争的形势变得十分残酷，我们这时在党、在工人运动中不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民主。这不算糟糕，因为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只要不受宣传的蛊惑都会懂得，在世上罕见的严酷的国内战争年代我们顾不上什么民主。这也不算糟糕。要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工人民主的必要性，那才是真正的糟糕。这样我们才真正是在冒失去党的脑袋的危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白卫报刊上写文章说：布尔什维克作战时是有生命力的；作战使他们团结一致。一旦布尔什维克不作战了，他们之中就会出现不和和不满，工人和农民就会起来反对他们，他们将顶不住压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以为我们很蠢，战争结束了，我们还会像战争没有结束时那样在各方面行事。不，我们的党不会这么干。战争结束了，我们会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暂时不实行我们的党内民主，这井不糟糕，是暂时的，也就是在进行战争、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时，为了在战场上战胜我们万恶的敌人才这么做的。而现在这场战争结束了，要是这时我们的党还犹豫不决，观望等待，等人家从后面推它，等“下面”求它恢复党内的工人民主，那才糟了。可是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在开党的会议，面对党内的同志们，现在是召开代表大会的前夕，已经宣布将进行一场自由的党内辩论。我认为把有关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思想斗争的一切说出来是我的义务。当两三个月前，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来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发现，有一部分中央委员不理解这一点。这一部分中央委员的立场使我们不得不揪着有些人的头发（请原谅我用词粗告）叫他们承认“工人民主”。同志们以为这个口号是“放弃立场”。他们大概当真认为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工人民主是党的最宝贵的立场。这些中央委员起先用讪笑的目光看着中央委员会内谈论工人民主的人。他们说，为了在党内搞外交手腕也许值得这么做，但是“严肃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现在人们日常的议论、讲话、提纲等等都说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分歧。这不对。这方面过去有，现在部分地也还有分歧。现在这是争来的立场。但部分中央委员不理解这个问题是事实。他们不愿意迅速地、坚决地、确定地、坦率地和明朗地走向新事物，而现在已经有了这样做的前提，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们马上就起来反对这一点，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充当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使党不得不来推动中央委员会，提醒它，告诉它既然新时期已经开始了，那就应该按新的方式来提出任务。我们说，中央委员会不应该充当监护全党的爸爸的角色。我们说，中央委员应该充当革命领导人的角色。当形势发生变化时，中央委员会应该首先提出新任务，同全党一起来完成它。工人民主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现在至少在口头上这个争论似乎已经结束了。
而大致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术语；生产民主。
有人这样对我们说：民主吗？好得很！可是现在一切都在于振兴经济，在于生产。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不应该泛泛地谈民主，而应该说“生产民主”。俄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以8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决议，其中第二部分，绝对错误的部分，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生产民主”这个术语，人们给我们解释说：我们需要生产民主，也就是要使一切选举都从谁是好当家人，谁是好的生产组织者的角度出发。
同志们，关于经济问题应该指出以下一点。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中任何人对此都丝毫不怀疑也不可能怀疑。以前我们就不止一次提出过这一问题。我至少可以提一下早在一年前出版的我的那本小册子《从战争走向经济》[2]中。我连自己都已经忘记了这本小书，但是同志们提起了它，还提到它得到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的好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布哈林写的文章。一年前我和其他的同志已经在说：现在没有比经济任务更重要的任务了；应该把一切加以改造，把全部力量都用在经济上，应该把所有的党的工作人员分配去从事这一项或那一项经济工作。我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以彼得堡为例说；现在在彼得堡修缮1个澡堂要比讲好5次课重要10倍。对这一点没有也不可能有怀疑，我是这样，我从属于的那部分中央委员也是这样。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能对此估计不足。我们的代表大会讨论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这部分中央委员一分钟也不怀疑，这一计划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指责我们对经济因素估计不足，简直是笑话。
我们大家都想使全党抓经济，面向生产。我们竭尽全力来完成这一经济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使用概念混乱、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术语。不错，我们在工会等组织的选举时应该提出也会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懂经济？你是否能当组织者？但是不能说，我们只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要是这么说，那他就说得不对。当你们选举时，选举担任各种职务的人时，不仅仅是提出了这一个标准。我们甚至不能只按这一特征来建立中央的全俄的集体领导机构。我们考虑也应该考虑各种特征：政治特征、党龄、组织工作能力等等。不可能不如此。所以我并不反对说经济任务是最重要的任务，而同时又要指出“生产民主”这个术语是空洞的术语，是错误的术语，会把党引入歧途，不可能确定可靠的路线，不会使我们能有正确的取向。我们说；过去我们培养战斗队员、红军战士、政委，同样现在我们将培养专门家、经济工作者、善于通过生产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做一点有益的事的人等等。这是无可置疑的、十分必要的。
但是当我们在谈各种提法，谈应该具有长远意义的口号时，我们抛弃“生产民主”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不准确，会把人的思想搞乱，不能对直截了当的问题作出回答。
我回过来谈一谈目前工会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说，现在工会正经历着异常严重的危机。他们甚至断言，说工会正濒临灭亡。托洛茨基同志前儿天在济明剧院作的报告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他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工会的情况糟透了，而且引用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位巡视员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说一些工会中央委员会脱离了全俄工会中央，如此等等。这样说对吗？当然是对的！谁也没有说过我们的工会一切都很好。相反，工会机关很薄弱。只要工会还只有现在这样的资金，那它的机关就将一直很薄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测绘处拥有的资金和经费无疑要比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也就是要比全俄工会联合会至少多10倍。只要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工会的情况就将一团糟。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说；让我们像迄今为让关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那样来关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吧，（鼓掌）给它以同样的支持、照顾、经费、关怀，这样我们才能向它提出同样的要求。（鼓掌）过去我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样提问题就成了蛊惑宣传。那时一切都应该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就是交给前线，因为当时面临的是最重要的战斗——战争。我们搜括了一切人和物交给前线。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要是我们不懂得，现在时代不同了。要是我们不承认，现在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会运动这所有700万工人在其中“学习”的共产主义大学校中去，那才真是糟糕了。
有人跟我们说，工会正经历着危机，很少吸收工人参加工会的日常工作，工会机关同工会面临的任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毕竟应该知道分寸，作出判断，究竟有没有危机、这个危机又有多大有人说，工会不知道它该干什么。我亲自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听到一位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这是柯秀尔同志）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对他说，我们给你们工作人员时，他回答说：“你们给我们工作吧，不要给我们工作人员”。我反驳他说，工会的工作多极了，多得做也做不完，而您柯秀尔同志却像知识分子上那样在寻找“提法”，不去卷起袖子干。这一点应该告诉每一个说“我不知道我在工会里干什么”的人。
工会现在很弱，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如果因此指责工会和工会领导人说“这是工联主义，这是考茨基分子＂，那这样做我们也帮不了工会的忙。（鼓掌）我们这样做只会使俄共和全俄工会运动这两个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巨大的集体分裂。（鼓掌）常常有人说，现在工会什么也不干。有人对我们说，工会在干什么？……当我们在一本论工会运动的文集中展开讨论，请大家寄来关于工会的文章时，我收到的第一篇文章是今天在座的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写的。这篇文章说：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在为工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事伤脑筋，而问题再明白不过了，简单之至，我们根本不需要工会，我们有了苏维埃，还要工会干什么？……
托洛茨基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作的简短的报告中一再说：工会在哪里，其实工会几乎不存在，工会什么也不干，它没有基本的基层组织，工厂里硬拉人参加工会，工会会费是硬扣的等等。他的这些话说法不同，多少含蓄些，但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工会确实不存在的说法对吗？工会薄弱是由于爆发了国内战争。由于我们对它不关心造成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说工会根本不存在对吗？不对，这是人们肤浅的看法，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工会。（鼓掌）
同志们，我们彼得堡工会所在的劳动宫对来访的人员作了统计。这一统计表明，每天到工会来的平均超过5000人，要接近6000人，这还不包括由于其他事由进入劳动宫的人。他们来干什么？有的是为工作服而来，有的是为工资而来、还有的为加班的事而来，一位工人的老母亲是为丧葬问题来工会的，还有人是为劳动口粮等等来的，有的人来是为了获得迁往另一个城市的权利或者是要把患病的孩子送进医院，有的人来控告工厂委员会，还有的人来证明必须撤换厂长或厂长助理，如此等等。如果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有的聪明人会说，这难道是工会吗？没有开过代表大会，还没有一点有组织的东西。工厂委员会在哪里，有条不紊的组织等级制度在哪里？这些确实都没有！但是那为了一些最小最小的琐事每天从工厂到工会来的6000人都和工会血肉相连，他们中许多人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今天的工会就是这个样子，哪怕部分地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所谓的上共产主义的学校，虽然乍一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笑声）这一点会使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某些激进分子感到非常可笑，他们以为上共产主义的学校意味着只是去听讲课，讲课人登台演讲，从原始共产主义一直讲到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近来我们这里甚至作为惩罚强迫人去读这本书。我决不反对这些课程，不反对《ABC》，不反对鼓动，我自己也多少做一点宣传鼓动。但是我说每个城市里这些成千上万的天天跑到工会来的劳动者同我们的人领导的工会运动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来这儿的男女工人在这里拿到小册子、传单、守则，在这里听课。彼得格勒的情况就是如此。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情况也一样。我并不想说这种没有固定形式的情况对我们有利。不需要组织上定形的、上下级分明的工厂委员会这种工会的基础，也不想说不需要定期地有步骤地举行代表大会。需要经常举行代表大会。但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还少吗？难道各地的每个工厂和车间不布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的集体吗？难道我们不知道现在工厂里1000个工人中并不总是能有25名共产党员吗？往往比例还要小。
难道我们不知道莫斯科近郊有些工厂的好几千工人中只有8个党员吗？而且这些党员几乎从来不开会。难道我们不知道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在外省、在许多城市里的这些现象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吗？我们把30名万优秀工人送上了前线，因此一些党组织人都走空了；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期我们顾不上它们。党内状况也不比工会状况来得好，这两方面我们都将加以改进。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党要完蛋了，同样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会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工会没有应有的组织性；现在我们应该用党的集体力量来使工会具有这种组织叶。工会在三年专政期间毕竟多少帮了我们的忙。因此我们才说、没有工会我们两个早期就会完蛋。工会为无产阶级专政干了什么？不管好不好，工会包括了工人群众——非党的、半党的、竭力向我们靠拢的群众。工会团结了这些对革命极为重要的城市工人群众、吸收他们加入组织，在不同程度上使这些群众不反对我们，而是支持我们。因此我们应该抓由于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党没能加以关怀的现在这个样子的工会运动。我们现在应该全力去抓、要严格和明确地磨练工会的基层机构，使它们在每个工厂、每座矿山和每个车间中都有牢固的基础。但是不能认为工会根本不存在。不能没完没了地说工会情况一切都很糟。从形式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权利对工厂从工资中的性扣除会费的做法挑剔。这是根据全厂职工大会的决定才这样做的。至少这是需要经过的一整个漫长时期。我们当然应该记住，并不是被扣除工会会费的每一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他甚至连组织上加入的工会会员都不是。我们应该看到工会运动的过渡形式，接受它的现状，不仅指出它的弱点，也要指出它的巨大的优点，这些优点是这一段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现在我们来改进整个工会机关，加强这一机关，但决不允许任何人乱叫，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是工联主义机构，说工会根本不存在，说这才是工会的下场。
我来引用几个数字，让大家看到工会尽管在条件不好的情况下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现在有人以十分鄙薄的语气在谈论工会。托洛茨基在他的报告中指责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时用的正是这种语气，也就是用同“工联主义”敌人作无情斗争的语气。我们当年只是在谈到工会的孟什维克领导人时才用这种语气的。工会尽管承受了许多重压，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我引用的数字并不很完整，但是相当有说服力。除了其他的动员，光动员工会会员去征兵站的，1919年一年就有79368人。这个数量很大。工会送往指挥训练班的人也不只是10000个会员。此外，我还有关于征粮队人数的资料。征粮队数以千计，而工会动员的征粮队队员人数第一年就超过30000人。同志们，作出这样的成绩时，据最新的资料，包括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内的工会的负责技术干部只有1313人。而其中656人，即超过一半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因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才能夸耀自己是出色的机关。
同志们，请你们还要考虑到工厂工人的社会成分发生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正是对工会的工作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大家知道，甚至在两个首都、工人的社会成分也严重地恶化了。社会成分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妇女开始取代男工。例如，彼得格勒的材料表明，成年男工过去占65%，在很短一段时间里降为41%。而成年女工的人数则从25％上升到41%。这对工会运动造成了全面的困难。这种情况也使我们无法站稳脚跟；甚至大中心城市的工厂里的工人的社会成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工会因此被置于不利的境地。但是这些年中工会毕竟参与了各方面的工作。
托洛茨基同志反驳说：好吧，工会帮助过征粮，支援过前线，如此等等。为此要感谢工会。但工会干的毕竟不是主要的工作。它没有从事生产。
这样说不对。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成了引起意见分歧的主要起因的基本问题。至少有人试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我们的工会抓生产抓得不够。这说得对。我们的工会应该在生产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也说得对。我们的工会应该开始同国家经济机构结合。这也说得对。可是托洛茨基往下说的话就成了胡言乱语，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工会的观点，完全不懂得今天工会可能成为什么样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我现在试看来证明这一点。
人们都在谈论结合。结合无疑是需要的。托洛茨基同志在济明剧院作报告时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的工会工作者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是他对我们的工会工作者不无偏见的态度的许多表现之一。我仔细研究了工会运动的文献。我知道工会工作者并不反对结合。当我在不久前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言时，我代表中央委员会谈了结合问题。下面我从速记记录中引用一段话。
我当时说：“古列维奇同志（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这里说：我们完全是在黑暗中彷徨，我们毫无前途。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们每走一步都磕磕绊绊。于是古列维奇同志作出结论；让我们承认我们坚持结合的方针吧，这样一切全都清楚了，甚至是最困难的工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是这样的吗？不，这说得很牵强。人们爱说‘结合’。我说这个有名的结合早就开始了。”
我还补充说：如果意见分歧只是这一点，那我们愿意给你们三个“结合”。同志们，我们原则上从来没有反对过结合，这是党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已全部问题在于如何结合。现在散发的由托洛茨基同志署名的提纲中有一节，标题好像叫作“实际的建议”。其中一点实际的东西也没有。其中谈到的实际的东西早已完成了，而且做得更实际。关于应该如何把工会和苏维埃机构结合起来的问题，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谈得很详细。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来谈一下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一整节。
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不久以前举行的。它是10个月前举行的。过去了只有10个月，而不是10年。这次代表大会举行时的形势和我们目前的形势大致相仿。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中有一整节，标题叫作“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构的形式”。这一节从工厂委员会一直谈到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中最清楚、最实际地指出了应该如何进行这种结合。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在这方面并没有发现什么新大陆。这一节是这样说的：
“1．工会是按各个大的生产部门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它同这一生产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工会是生产上极有权威的组织、是管理工业的经济组织的主要基础。
2．这表现在，工会不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绝不专门而整个地管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而是从下到上地参与组织生产的工作。同时，任何一个工会组织都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工作。
3．工会的基层组织是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不干预企业的管理，而执行以下的职能：用一切办法（直到采用同志纪律审判会）来加强劳动纪律、除一般宣传外还进行生产劳动宣传，吸收工人参加工人检查机关的工作，教育工人并使他们感到了解工厂的作用是有好处的（通过总结、报告等方式），协助选拔工人出身的行政人员、监督评定委员会的工作等等。
4．在工厂管理处中，工会根据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相应机关的协议参加成立工厂管理处的工作。在这方面，应当以根据实际工龄，技术熟练程度、坚定精神、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挑选人员的原则来代替选举的原则。
5．区管理处和企业的工厂管理处的成员，由相应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同总管理局和中央主管机关的集体领导机构协商后任命；如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则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协商并由它最后批准。
6．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机构（主席团）由省工会联合会和省执行委员会协商组成；各总管理局和中央主管机关则由各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关部门协商组成。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本身，由于它的主席团的人选是由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确定的，所以也同样是在工会的密切参加下组成的。
7．其他经济领导组织，如负责劳动力的动员、分配、统计和保护的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等等，也应当按类似方式组成。
这样，工会在工业行政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行政部门的一切环节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整个工人阶级水平的提高，这种作用还将不断增强。”[3]
现在托洛茨基同志又有什么新的更实际的建议呢？一点也没有！现在的建议比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这些极其权威的决定要模糊不清得多，因为这些决定明确地指示我们如何着手这种结合。代表大会的决议从工厂委员会谈到工厂管理处、再谈到区管理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答案是明确可行的。工会应当参加制订生产计划，这也不新鲜。这一点有什么新意呢？许多地方已经在这么做了。托洛茨基同志还建议从3名委员同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兼职。这就是所谓的发现新大陆！我以为这种提法是纯粹的官僚主义空想。我们现在也有个别同志同时在这两个机构中兼职。我以为这决不是什么牛顿的发现。我们主张结合。不过是什么样的结合呢？当一个人吃了一块面包，也可以说他把面包和自己的胃结合了。这样的结合我们不想要，工会也不想要。工会不想要这样的结合，它做得非常对。工会不想要这样的结合，是因为这样做就是工会运动的灭亡，而为了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支待工会运动。决不能允许工会被管理局和中央主管机关吞并、成了官僚主义十足的总管理局和主管部门的附属机构。
也许有人会对我说：想要这种相当于吞并的结合方法的人在哪里？这些人在哪里？拥护这种方法的人在哪里？可惜，这些人是有的，我来给大家谈一谈。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成立临时的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决议。我恳切地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这个决议，因为它直接导致目前仍然存在的意见分歧。决议说：
“XI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
运输业仍然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最近期间要注意和努力的中心。运输业的改善是其他一切经济部门，首先是粮食部门获得最起码成就的必要前提。
在改善运输业方面的主要困难是铁路工会薄弱，这是因为铁路人员的成分复杂（其中留有不少经济破坏时期的分子），铁路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能自我牺牲的分子被动员到前线去了。
代表大会认为，党的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力协助铁路工会，因为只有在铁路工会参加之下、才能把我国的运输业提高到应有的水平；同时代表大会认为，采取一些特殊的和非常的措施（战时状态等等）是完全和绝对必要的，因为运输业处于惊人的解体状态，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以刻不容缓的措施防止运输业的完全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从这个角度看来，代表大会认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临时机构，它要同时执行两个彼此密切联系的任务：通过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的有组织的影响来立即改善运输业状况；同时要巩固铁路工会组织、以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派到铁路上的优秀工作者充实它们，协助工会在自己的组织中建立起铁的纪律，从而使铁路工会成为进一步提高铁路运输业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这项工作完成之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及其地方机构应当在最短期间合并到铁路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正规机关中去。[4]
同志们，我们的党在运输业发生困难的时刻决定组织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这个多少取代铁路工会的机构，是不是一件坏事呢？不，这决不是坏事。坏就坏在人们开始忘记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根据代表大会的设想是一个临时机构。真正坏就坏在人们想让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永远存在下去，要用政治部来取代许多工会。这时真的成了坏事。党的代表大会说：建立临时机构，一旦失去需要就马上解散它。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规定了两项任务：改善运输业和帮助铁路工会。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断言，这两项任务都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既然如此，更应该马上取消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因为它是一个临时机构，不要拖延，不要把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方法搬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去。我们承认运输业有所改善，我们大家都将继续工作，使运输业进一步改善，但与此同时乌克兰的代表告诉我们说，俄罗斯南方交通完全断绝。西伯利亚的同志们说的也差不多。把这一切归咎于某一个人当然是可笑的。我们知道这是一项需要长时间去完成的任务。我请求不要把这个问题同我们的争论混淆起来。但是第二项任务——巩固铁路工会，不仅没有完成，相反，却把铁路工会引向分裂，托洛茨基同志，您以及和您观点一致的人把铁路工会引向分裂。你们不久前召开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你们十分盲目，以致看不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是泥足的，它现在已经分裂成三截。
索斯诺夫斯基：而你们还曾加以鼓励呢。
季诺维也夫：不对！我们的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铁路工会中搞分裂，而我们相信，再过几个星期举行的运给工人代表大会会达到完全的团结一致。
但是我们毕竟不会忘记，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同水运员工彻底分裂了，水运员工中有无政府主义分子，我们不应该鼓励他们，但是他们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确实做得完全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造成铁路员工中也有一半人表示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我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改过一个文件，说的是选举产生的参加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的60人中有18人也表示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对此托洛茨基同志却说我捏造出了这批人，根本没有这回事。可是第二天18个同志变成了32个。原来参加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的铁路员工中有一半人表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拥护者所推行的有害政策。这是谁的过错呢？托洛茨基同志试图说，造成分裂是因为我在党的九月全国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我是造成这一分裂的罪魁祸首。对此鲁祖塔克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拿出各地的记录证明说，这个问题远在我作任何发言之前，远在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就已经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北方和南方都讨论过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去寻找叛乱分子，不要去寻找谋反分子，而是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们最后落得一场空，为什么你们能拿给党的只有破碗碎碟，尽管我们的党给了你们不止100个优秀的工作人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懂得，应该如何对待工会。同志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因此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
请允许我给你们展示几个文件，它们表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和某些军人同志对自己的任务理解得过于简单化。
当我们提醒同志们，不要在工会中采取简单化的军事方法时，有人把这一切几乎描绘成是对红军的侮辱。这显然是错的。我们大家都同样热爱和尊敬我们红军的英雄们，这是用不着说的。托姆斯基同志和其他的工会工作者反对的是对工会搞＂骑兵式的袭击“。托洛茨基同志因此指责说：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不再宠爱布琼尼的骑兵了？这简直是笑话。我们大家当然都为布琼尼的骑兵感到骄傲。我们完全相信，布琼尼同志和他的骑兵对他们的骑兵事业的理解很出色，至少比我强，很抱歉，我敢说也比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强。（鼓掌）这一点应该先说好。谁也不想在某种程度上去败坏“军人的荣誉”。我们都很清楚，是我们把优秀人才送进了红军。军人同志在经过艰苦考验后终于回来了，我们现在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向他们致以最亲切的祝贺。但我们有权告诉同志们：你们应该仔细了解一下，工会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特殊任务，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方法。而且干嘛还要教你们呢！你们中许多许多人自己就来自工会。许多人上过这所学校，今后还要上。但是制造你们不管水的深浅就往里跳的印象，这是对你们和对党大大帮倒忙。这是熊的效劳。你们当然不会这么做。你们中有很多能冷静思考的人、优秀的组织者，知道该怎么做新的工作。要是有工会把你们当作“外人”，说你们不懂我们的“行当”，当然我们会嘲笑这些工会的。而那些以为自己在工会中也应该发号施令、向工会施加硬性压力的军人，当然也没有把握住分寸。
正是现在在转上新轨道的时候，你们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注意分寸。你们当然是会把握住分寸的。我们中每一个人在改换武器也就是改换工种时应该谨恨小心。例如，当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挺进时，我有两次被任命为第七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我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行事十分谨慎，因为我很清楚，这个工作我几乎一点也不懂，我能提供的帮助只是我的影响直接所及的那个范围，如此等等。要是我自以为精通战略、去教久经考验的骑兵如何骑马作战、那就成了笑话。
而某些军人同志犯了错误，很遗憾，这是确实的。举例来说，我可以举出水运总管理局最高局务委员会委员佐夫同志的命令。我早就认识佐夫同志。他是我们党的最优秀的工作人员之一；我决不说他一句坏话，我和他共事多年，他起先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作，后来担任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再后来是干海军。但因此他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当他被安排在水运部门工作时，当他被任命为水运总管理局最高局务委员会委员时……
布哈林和索斯诺夫斯基插话：是谁任命的？
季诺维也夫：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我声明，对于这一任命，对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任命，我丝毫也不推卸我的以及和我观点一致的中央委员的责任。我承认对过去的一切要负责。但我们只是在一点上有分歧。党说的是临时的！现在到了取消的时候了。党说过要干得合理，要巩固铁路工会。要合理地干、要确实对工会有所帮助。
我再来谈佐夫同志的命令（刊登在1920年5月3日的《玛丽亚区水运管理局公报》上）。找来读一下。
“我受托洛茨基同志的委托在这里召开了一系列各区代表的会议，以听取他们关地工作情况和各种要求的报告……
……这样一来，水运方面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手工业方式、乱设委员会的做法、无组织和无权威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水运工作成为国家工作了。担任领导的将是有相应权力的政治委员。委员会、工会以及选举产生的代表对技术和行政问题进行干预的权力已被废除”。[5]
同志们，大家看，这里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都混起来了，而总的调子是不正确的，再走一步就要犯根本性的错误了。从受过的考验和具有的经验来说要少得多的同志发布这样的命令要多得多。佐夫同志似平把工会同军队中“乱设委员会”的现象混为一谈了，犯这种错误的不只是佐夫同志—个人。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不消灭旧的军队委员会和“乱设委员会”现象，红军就建立不起来。而反过来，没有工会生产却提高不了，因勾提店生产的任务毕竟与作战任务不同。不能把工会同“乱设委员会”现象混为一谈。佐夫同志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支持得最坚定。但是在他的命令中有哪些地方扩大了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呢？根本没有。托洛茨基同志也同样如此。我们想对这些同志说，请不要过分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但也不要把工会同“乱设委员会”现象混为一谈，不要制造同工会的冲突。正是这位佐夫决非偶然地同喀琅施塔得人发生了冲突，没有同水运工人搞好关系。因此对工会和水运业来说都没有一点好处。
我再来引一段。我根据速记记录引用支持托洛茨基同志的哥尔茨曼同志在不久前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的一段话。请大家听听这段话。我知道有人要反驳，所以先声明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即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设立革命法庭，实施严厉惩罚等等。但我们这样做根据的是党的决定，托洛茨基同志说，但现在工会工作者有时把我即托洛茨基同志和他的拥护者描绘成自愿杀害工人阶级的剑子手。难道这不可耻吗？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份已发表的讲话中就是这么说的。
同志们，这确实可耻。但不是托洛茨基同志所认为的那个可耻。可耻在于我们开始说三道四来这样指责我们的工会工作者。过去和将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谁胆敢把设立革命法庭的同志说成是刽子手呢？（座中有人说：卢托维诺夫）托洛茨基没有说“卢托维诺夫＂，而且卢托维诺夫也没有肯定这一点。请看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了解一下他对我们工会工作者的一连串的指责。从这些指责中大家会发现托洛茨基同志是如何同工会领导人作斗争的。他毫无理由地把他们说成是孟什维克和工联主义者。这样就把工会运动引向分裂。（鼓掌）这是因为要是我们的工会工作者确实在这方面错了，我们就不能和他们呆在一个党内。当托洛茨基同志“甩开膀子大干”时，他明显地在夸大其词。
我预先这样声明一下，因为我打算引用哥尔茨曼的发言中的一些话，由于他说了这些话，可以对他作托洛茨基同志指责工会工作者的那些指责。哥尔茨曼同志说，他承认宣传，承认强制方法，也承认决不会在鼓励工人和强制方法面前裹足不前的现实政治。哥尔茨曼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是对的。但请大家往下听。在速记记录中是这么一字不差地说的：“另一个方法是强制方法，现实政治的方法，这种方法决不会在鼓励工人的方法和强制方法、对拉我们后腿的工人实施无情的棍棒纪律面前裹足不前＂。（黑体是我们用的）
再往下：“……任何一个严肃的成年人都不会说，靠刺刀可以推动俄国的工人阶级，在这方面我们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欢迎宣传方法和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的方法。我们应该宣传，使最落后的女工、半农村妇女都懂得，应该做什么，国家对她有什么要求，使工人们都懂得，为了他们自己的物质福利必须这样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坚决斗争，力求对落后分子采用无情的恐怖方法，保留过去也用过的带铁栅栏的车厢，因为只有个别同志才会反对这种做法。我们决不会裹足不前，对不能懂得我们的倾向的人就是要采用监禁、流放、苦役”。（黑体是我们用的）
（大厅里有人喊道：可耻）
同志们，不要急看喊“可耻”。这方面一点也不可耻。哥尔茨曼同志无非是说得忘乎所以了。他并不像他把自己描绘的那样嗜血。其实他根本不会采用监禁、棍棒纪律等等。我引用他的话，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如此忘乎所以，说了一大堆荒唐话。当然我们中没有人会反对强制。我们过去采取过强制，我们今后也会这样做。但是，同志们，我要问大家，在两个时代交替时，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说这样的话对不对？我并不想抓哥尔茨曼的一两句话。我也不劝你们喊“可耻＂，但是我要说这种情绪不是现在需要的那种情绪。这完全不合适。要是我们带了这种情绪和想法去工会，那么我们真的能把工会变成共产主义的学校，联合这700万人，使工会和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吗？不，我们不可能做到！而哥尔茨曼同志并非等闲之辈。他在支持托洛茨基同志的为数不多的工会工作者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是文职人员，却要“学军人的样子”说话。但真正的军人对于什么是纪律要懂得多上百倍，（鼓掌）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大谈什么棍棒纪律。同志们，对于这种情绪应该坚决斗争。（鼓掌）
但是也许有人会对我说，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了——因为我们已经解散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不错，在党中央委员会作了决定之后人们保证两个星期后解散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我们希望这一点能做到。但是关于水运总政治部这个引起直接分裂的由头，托洛茨基同志早在今年11月30日就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水运总政治部至少在两三个月里无论如何不能解散。还有一点。还是那些同志（托洛茨基）说，对他们说来经济标准是唯一的标准，这些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建议恢复水运总管理局，以保持某种平衡。难道这是“经济性”吗？如果你们是这样的经济工作者，那么你们过去口口声声说不能恢复水运总管理局，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消灭了这个局，为什么当出现党内分歧和工会内部分歧时你们就牺牲了经济方法，准备恢复水运总管理局呢？你们说过两三个月前不能解散水运总政治部，而现在则说在这方面没有意见分歧！不，真正的意见分歧正是在这里。
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过去和现在都说：做了的跑不了。我们对此负责。当然有些事我们大家都做过了头，谁也不会反对这样说。而现在应该实行工人民主的方法，加强工会的方针，应该把党能给的都给工会，应该停止对工会施加过分的“压力”，应该向工会提供工作人员，应该迫使军事主管部门同工会分享物资。（鼓掌）
因此才出现了工会因家化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中说（我读一下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第24页）：
“把工会国家化变成对当前实践没一有任何影响的脱离现实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在当前实践的环境中工联主义的趋势正因此而得到复活”。[6]
这是什么意思？
托洛茨基同志是否要求立即使工会国家化？请他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托洛茨基同志是否要求加速向国家化方向发展？请他也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干嘛要说“脱离现实的”最终目标这种含混的话呢？
按托洛茨基的说法，由于我们没有使工会国家化，我们这儿工联主义才得以发展！可是这是骇人听闻的谎言。我们这儿没有工联主义。恰恰相反。要是我们现在心血来潮地想把工会国家化，那我们正好以此帮了孟什维克即工联主义者的忙。
而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反对工会国家化，我们甚至反对人为地加快和强化这一过程。这妨碍工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一点我们来解释清楚，我们这儿国家机构还少吗？胡说！我们这儿国家组织多极了。我们自己最近确认，我们还没有肃清我国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我们在俄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什么？有50万党员和700万工会会员。请不要忘记这些数字。这大量的非党工人中有一半人同农村保持着联系。我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去教育他们呢？匆匆忙忙的国家化对此没有帮助，反而有妨碍。我不久前得到一张秘密传单——是一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想成立的非法工会的章程草案。他们这样做当然要失败。但要是我们马上把工会变成正式的国家机构，这样做是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他们的非法工会制造了困难，还是帮了忙？大家以为如何？我想是帮了他们的忙，地方上来的每一位同志都会说，是在帮忙。（座中有人喊道：完全正确）我们干嘛要急于国家化呢？难道有人在催促我们？为什么要立即着手工会国家化呢？托洛茨基同志的学生们当然完全理解他。我手头有一份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家之一的布马日内同志的一篇文章（1920年12月2日《经济生活报》）这位同志在文章中公然鼓吹“实际国家化”。而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一切我们需要的权力机构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需要的工会是一个能保证我们在教育工人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十分灵活十分自由的组织。这才是我们需要的！需要一个能逐步改造650万非党员工会会员的组织，因为——我再说一遍——工会中有650万非党员会员，而党员会员只有50万。我们需要700万“学生”在其中“学习”的共产主义大“学校”这种最宽松最自由的工作。凡是能促进这一点的，能有助于这一点的都是好的。凡是有碍于这一点的，都属打倒之列！而立即国家化无疑是有碍于这点的。一切能让工会在生产中起大作用的手段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应做的就是这一点。而使工会国家化呢？——这是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最好的礼物！这并不意味着工会是“独立的”。梁赞诺夫同志说得不对，（梁赞诺夫：我的亲爱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请你们不要相信）他想要我们这样做。梁赞诺夫同志无疑要我们这样做，他显然不对。工会应当公开支持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我们应该最坚决地拒绝那些要我们现在就使工会国家化或加快国家化进程的建议。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绝对忘记了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例如，在《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第8页上，托洛茨基同志在第7条中写道：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的本质的东西已失去意义，因为在工人国家中工会不能进行阶级的经济斗争。”[7]
托洛茨基同志在经济斗争这一点上也错了。但是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我要问托洛茨基同志：难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只是进行经济斗争的吗？那么对群众的革命启蒙和教育，即共产主义的学校到哪里去了呢？
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来说工会的这一职能是不存在的。
我认定，我所引用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错的。当托洛茨基同志说“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的本质的东西”在工人国家中已失去意义时，他说错了。不，托洛茨基同志，并不是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当托洛茨基同志多次说工会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无疑是具有工联性质时，他说得也不对。这个说法也错了。只有机会主义者才这么看。工会运动中革命的一翼从来认为，即使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工会无疑也有着战斗的任务：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同党一起作）。托洛茨基同志说现在这一切都“已失去意义”是不对的。在苏维埃俄国罢工的必要性、直接意义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已失去意义。这是对的。但我要问一下，至少占每个工会的50％的活动——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一因素——也失去意义了吗？一点也没有！这一点在今天苏维埃俄国的工会运动中仍然具有意义。这个任务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我们甚至还没有认真地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国有12000万居民、50万党员和700万组织得很差的工会会员，难道我们认真地开始工作了？我们迄今为止做的一切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既然在700万工会会员中有650万是非党员，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刚刚开始工作。这是包括苏维埃俄国现在的工会在内的每一个无产阶级工会应做的基本工作。而托洛茨基同志简直忽视了这项工作。他只是在重复“生产”、“生产的”、“为了生产”等等字眼。显然，要是今后还是一味光说生产这类字眼，那么这改进不了我们工会的工作，也提高不了生产率。
当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小册子第23页第27条中建议我们“在工会和全国创造生产气氛（！）”[8]时，很抱歉，我们以为这些关于“气氛”的华丽词藻毫无意义。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第17页第19条说“只有这两种观点的相互结合（！）才能为平行地存在的机构从组织上结合成统一的机构创造必要的心理基础”[9]，这些话同样说得很不得体，十足的知识分子腔。
我敢说这全都是空话、空话、空话……
托洛茨基同志以及和他持相同观点的人想让工会在生产中起大作用。这是好的。但是为此他们想先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像托洛茨基同志有一次在谈到经济机构时说的要用“砂子”将工会擦洗一番。为了工会将来在生产中起大作用，现在……却想把工会多少消灭一部分。这显然是有害于我们党和工会的错误倾向。
同志们，我现在来谈一谈我们党中央内的意见分歧。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1月8日。在此之前我们只是绕着这个问题兜圈子。但是到11月8日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成熟。这个问题跟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有关，托洛茨基同志，还有我在这次会上发了言。存11月8日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两个草案、列宁同志的提纲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请允许我读一下我们党中央全会的会议辑录。我引的是：
“（1）作为基础采纳列宁同志提出的提纲（8票赞成，4票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7票赞成，8票反对）。
在列宁同志的提纲关于重点的那一条中加一个注，说明在遵守经济计划的意义上保留重点。
把列宁同志的提纲交由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以便以这一提纲为基础制定决议。”
接着这个委员会开了会，然后中央作出决定（我引的是记录）：
“委员会拟定的决议文本经修改后得到批准（托洛茨基、克列斯廷斯基、李可夫、安德列耶夫同志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弃权）。
委托列宁同志在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就决议问题征询所有未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的意见。
任命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鲁祖塔克和李可夫同志组成决议第6条规定的委员会，委托季诺维也夫同志主持并召集该委员会。”
通过的这一决议（作为附录刊登在报告后面）所包含的观点我至今仍然赞同。9日之后召开了10名中央委员的工作会议，讨论出现的形势问题，力图消除意见分歧，不让分歧扩散到中央委员会之外，尽量在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委员会中协商解决。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中说（我引的是记录原文）：
“通过以下决议。
与会的10位中央委员讨论了全体会议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中央委员会建立由5位中央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并吸收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参加，以详细讨论工会运动问题，中央委员会认为工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以消除中央委员中目前存在的一系列意见分歧。
（2）因此在委员会工作结束之前今后不应再将中央委员会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拿出来广泛讨论。
（3）取消列宁的报告，任命季诺维也夫为报告人，责成他作一个实事求是的、不带论战性质的报告。
（4）禁止除主席团成员外的其他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这就是想把意见分歧控制在中央委员会范围内的意图，这个意图当然部分地束缚了少数派即托洛茨基同志的双手，他当然对此感到不满。但是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相当广泛相当有权威的委员会，当时我们指望能在其中达成妥协。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期间，根据这一代表会议党团的倡议，决定扩大这个委员会，委员会补充了由党团选出的各派代表：卢托维诺夫、施略普尼柯夫、安德列耶夫和洛佐夫斯基。我们原来想依靠这个委员会来消除意见分歧。但是这个意图没有取得成功。我敢说，这个责任要由托洛茨基同志来承担，他抵制了这个委员会，不愿参加它的工作，两次邀请他参加由许多负责同志撰文的关于工会的讨论文集，他实际上也抵制了这一活动，破坏了委员会达成妥协的意图。
后来由于水运员工发生冲突而召开了党中央十二月会议。会上出现了一个自称缓冲派的新派别，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集团，这一集团以前参加另一个中央委员的多数派，后来很快就制造出用冲突双方的意见拼凑而成的中派立场。但是“缓冲派”的决议只有托洛茨基以及和他观点一致的人赞成，而以列宁同志为首的一批中央委员不得不投反对票。
“缓冲派”加剧了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依靠“缓冲派”的帮助取得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后，以特别的狂热投入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战斗，把后者看成是想象中的“工联主义”保护者。
如果党在这个问题上跟着托洛茨基同志走，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扩大，而是党和工会的分裂。托洛茨基同志在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斗争时用尽了严厉的字眼。而我们说：要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正像托洛茨基同志描绘的那样坏，要是确实如此，那么党应该懂得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应该用不同于“外科手术”的其他方法来医治工会运动。即使工会落后了，那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工人阶级落后性的反映。这一点应该懂得，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事实上并没有犯托洛茨基同志强加于它的那些过错。几乎用过去我们同孟什维克作斗争的方法来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作斗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靠粗暴指责改进不了工会运动。不，我们对工会应该采取另一种方法，我以为党应该把这一点牢记在心头，即使工会做得不太对，也要谨慎从事。而事实上工会在这场争论中完全正确。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摘引的洛佐夫斯基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文章中的话证明他们对了，而不是错了。这些话证明，他们很清楚，有时往往也需要军事化，需要军事机构，不能萎靡不振，但当他们说应该更谨慎地对待工会，不能如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化”时，他们说得很对。
工会的生产作用将会提高。为此我们需要正确实施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应该全面帮助工会。应该懂得，工会就是700万工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农民国家里认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像躲避火一样避免一切可能稍微造成党和工会异化的东西。应该向工会提供它所需要的人，着手做工会中多得很的工作。（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注释：
[1]确切数字是697万。
[2]指《我们党的新任务<从战争走向经济>》1920年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
[3]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第2分册第20—21页。
[4]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第2分册第13—14页。
[5]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505页注释124。
[6]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25页。
[7]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14页。
[8]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24页。
[9]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20页。 |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声明
正如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过关于工会的任务及其在生产中的作用的问题一样，现在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这个问题早在11月8日举行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党团会议上就已提出。并在我们党中央的直接参与下在通过的决议（见附件）中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决议认为，由于消灭了弗兰格尔、现在有可能转向和平工作，并强调指出工会的工作绝对必须采用新的方法、普通的工人工会会员必须参加总的消除经济崩溃的工作。工会在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机关时、应该努力使各类工人及相应的工会的生活状况逐步地然而毫不动摇地走向平均制，不断加强总的工会组织。有关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部分，建议该委员会在工会内部加强和发展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而为了加强整个工会的工作。已成立了由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托洛茨基、施略普尼柯夫、卢托维诺夫、洛佐夫斯基和安德列耶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
但是在通过这一决议之后，无论从总的工作安排来说过；是从涉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来说，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20年12月7日党中央全会又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水运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共产党党团发生了冲突。决议（见附件）更明确地主张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无论是讨论原则问题时，还是在解决组织问题时都应如此。党中央再三强调指出自上而下地改造工会组织的方法是不适当的，而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决议指出“不久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应当制定出提高工会的生产作用的具体形式。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共和国工会和经济机构的工作人员拟好相应的提案，提交中央委员会”。
党中央的这一决议展开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的辩论，而这一问题已列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开展争论的目的是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作好准备，吸引广大的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参加讨论。这场辩论是在1920年12月24日由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俄共党团委员会为讨论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副报告而召开的工会运动积极分子和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开始的。
之后，12月30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委员会会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和俄共党员工会负责工作人员的联席会议上安排了辩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中多数人支持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纲领，推举季诺维也夫为他们的报告人。除了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两个报告和列宁同志的讲话，布哈林、施略普尼柯夫、诺根和梁赞诺夫同志分别作了副报告。
这一问题的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党的每个党员，尤其是在工会运动中工作的每个党员，应该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不仅关系到工会今后的工作，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国民经济机构的工作。目前党和工会运动领导机构在这一问题上的任务是要使这一问题得到最充分最广泛的讨论。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懂得这一问题使地方组织十分不安，知道地方和中央情况隔绝，为满足地方同志们的愿望，现将报告人和副报告人讲话的速记记录全文印发，委员会认为这将是各地讨论这一问题的好材料，也是促使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材料。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认为，这里涉及的问题需要得到最广泛的讨论，建议在工会运动中工作的俄共党员开始进行最广泛的准备，迎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俄共党团委员会
1920年1月6日 |
梁赞诺夫同志的副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梁赞诺夫同志的副报告
同志们，如果我们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如此感慨万千地向我们讲述的党中央的厨房内幕放在一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托洛茨基同志如此慷慨激昂地谈到的“实业宫”的厨房内幕放在一边，那么我们这些对内幕所知甚少的人剩下只有一种奇怪的困惑感。我作为工会运动的老工作人员设想出这样一幅图景：托姆斯基这位热情周到、经验丰富的老伙计端坐在瓷器店里。一匹战马竖起尾巴疾驰而来，闯进这家瓷器店－我但愿这一回不仅马，而且连骑马的人都不会生气。结果当然踩得乒乒乓乓、一塌糊涂，但是这件事根本无法弄清楚。列宁同志只是听到瓷器乒乒乓乓的声响之后才来的，我们终于想象出目前我们莫斯科连苏哈列夫卡和奥霍特内市场都在谈论的大分裂。
同志们，当我得知这个分裂正是出现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在这方面时，应该说我感到极为惊讶。
关于工会的问题我们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讨论过。这次会上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得到了发挥。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只是发表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后来突然又以中央的名义被换成了另一个提纲。我们亲眼见到了我们中央机关以其特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把一个复兴工会的全新方法强加给我们。在这一点上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对的：当时有人建议我们（虽然在最后一分钟又收回了建议）在各级工会都成立政治部。
同志们，结果你们都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说服我们说，政治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则反对这个说法。正如大家听到的，他引用了各种论据，可是却忘了在运输分组里引用这些论据来反驳托洛茨基同志，这些论据表明，连维修工作情况也很不妙，运输业也不像托洛茨基同志以为的那样受到欢迎。同志们，所以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我们中的许多人看到有人以中央的名义向他们提出提纲时，不由得目瞪口呆。而我建议大家记住托洛茨基同志不久前在一个工人大会上提出的劝告：凡是出现这种情况时，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这就可以使我们不致过了几个月又要这么乒乒乓乓地接受完全相反的决定。
同志们，我现在来谈一下工会的基本任务的问题。
工会运动是工业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必然的形式（在这一点上列宁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对于这一运动形式的特点必须重视，要随心所欲地乱砍乱改这一运动形式可不那么容易。
工人阶级建立包括工会在内的许多组织。在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工会有两项基本任务。第一，同资本主义作斗争，而这时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工会从来就不是“工联主义的”工会，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曾想过，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建设工会，像英国工联主义者那样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制度，相反，我们服从党的领导，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在自己同资本主义的不倦斗争中给自己提出了另一个目标——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但是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工会起了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不是托洛茨基和诺根设想的那种起码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学校，能把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纳入教育工作过程的学校，但它与党组织有区别，我们通过党组织只能吸收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我们在这个共产主义的学校中根据工会斗争的整个日常工作实践向这些工人指出（我劝季诺维也夫读一下布兰德勒同志在最近召开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专题报告，他是一位老工会工作者和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义无返顾地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为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而斗争，同时通过这一实践表明问题不在于提高工资，不在于缩短工作日，而在于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的工会运动作为共产主义学校起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根据这些基本任务还创造特殊类型的工会组织。当英国工联主义者、法国工联主义者和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德国工联主义者竭力在按职业和行会的原则组织工会时，我们在俄国工会运动中从1905年起就已经把按生产组织的原则放在首位了。这意味着，为了使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容易完成，我们把有关的生产部门的工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工会之中。
有人要问，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工会的这些基本任务是否改变了？工会的教育任务是否已经消失了？
根据诺根和托洛茨基的意见，是这样的。诺根谈到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托洛茨基提到了各级政治部，提到了群众大会。托洛茨基和诺根都错了。工会的教育作用并没有消失。任何群众大会、讲座、政治部（尤其是军队政治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都不能取代工会运动规模巨大、威力强大的日常实践活动，工会运动的实践现在教的不是应该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是帮助教育不太开展的工人，使他们懂得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当资本家的反抗已被击退时，我们能最出色地实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在资本主义统治时代我们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巨大的毅力去吸引这些工人参加工会，那么现在他们是被工人国家的整个机制所吸引了。当年需要花费巨大精力的这项任务现在几乎消失。这一点说明为什么在德国1918年11月革命后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人数激增的原因。
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摆脱了我们在吸收群众参加组织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使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在工会组织中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这些已经参加工会的群众。
我们应该指望当我们成功地搞好了经济，科学地用最新技术把许多大企业组织起来后，我们能够教育好分散的中小型企业和手工业企业中的广大群众，他们往往远离大工业生产的教育影响。同志们，这一教育工作，使这些手工业工人转变为有觉悟的工会会员、共产党人的工作，目前首先应当由工会来进行。遗憾的是，工会至今没有能做这样的工作。
我不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同志们在这里说，有许多情况妨碍了这一工作。我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本来也能又一次使用我和施略普尼柯夫在1917年彼得格勒使用过的强大手段（彼得格勒已经开始在这样做），当时我们召开工人群众大会，名称叫某一行业全体加入工会的工人大会。这样的会议总有一些不太开展的群众参加。1917年的经验表明这些会议能起巨大的启蒙作用，当时我们能支配的只有4—10月这段时间，我们在这些会议上开展了对党来说至关重要的活动。
我们还指望我们能最终成功地组织起国营农场，我们指望我们能成功地组织起农业生产，我们指望现在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挣扎的许多小农将参加这些国营农场，同志们，这样工会在直接改造这些农民群众方面将承担巨大的任务，吸引这些农民群众加入工会运动。
另一项任务，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完全消失了，原因是工人阶级抵御资本家的任务现在由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来承担。但是这时出现了新问题，按生产部门组织工会的必要性是否也同时消失了呢？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谈构成我们争论的基础的新的意见分歧点。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工会在生产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同志们，我在这里不得不承认，我们面对两个合乎逻辑的观点，一方面是诺根的观点，另一方面是施略普尼柯夫的观点。他们两个人都反对二元论。一个主张国民经济委员会一元论，另一个主张工会一元论。两个人说得都很头头是道。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生产管理只能由一个中心来进行。一个企业的管理不能由两个主人来作主：它或者由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机构来管理，或者由工会来管理。这里只能二者择一。谁主张工会参加管理生产或以此为目标，那他就应该持施略普尼柯夫的观点。相反，我一再论证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工会不应该参加管理生产，其理由是：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整个政权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也是这样，因此很清楚整个生产是由工人阶级亲自组织的。无产阶级除了它的其他专政机构外，应该建立一个组织这一生产的专门机构。
生产由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共产党来组织。但是生产是这样组织的：建立两个平行机构，我主张平行。管理生产的机构和管理组织劳动力或组织生产劳动的机构。我请大家注意生产是由工人阶级掌握的。这一点应该记住。各级工会，从工厂委员会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参与组织生产。各级工会在相应的会议上选出相应的经济生产人员。但是工会在参与组织生产的同时，千万不应去管理生产。请大家看一看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请看一看布哈林的那些修改。大家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个主要论点。施略普尼柯夫或诺根对此也许会不同意，但这个论点是我们党纲中的主要论点。布哈林的说法很有点当家作主的味道：不允许工会进入管理生产的领域，尽管在此之前对组织生产的工会说了许多恭维话。大家会明白，为什么施略普尼柯夫听了这些恭维话，仍然一股劲地声称这不是党纲说的内容。因此，我要比其他同志更进一步，主张我去年就给莫斯科委员会提过的建议，也就是为了避免产生任何歧义在我们的党纲中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工会以如此这般的形式参加组织生产，但无权干预管理生产。只有在这两个主管直接生产的主要机构之间，即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会之间作这样的分工，才能消除诺根一伙和施略普尼柯夫一伙抱怨得很对的那些摩擦。只要我们不划出明确的界线，只要我们不放弃旧的工团主义遗毒（现在这些遗毒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以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新形式表现出来），只要我们不放弃这些老的小资产阶级工团主义的残余，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不同机构的分工。
我们还有一个难题。季诺维也夫同志，由于他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主席，顺理成章地提到了国际形势，对此在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时必须加以考虑。我由于时间不够，不能详细地谈这个问题。我只说一点：只有从我指出的方向上去努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就会走投无路，在我们的纲领中造成或引起许多我们在10月25日前就已经实际克服了的遗毒。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很清楚，现在国际中正在争论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在我国10月25日前就已经结束了。托洛茨基同志一定还记得10月25日前两天刚闭幕的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我们两人在会上都发了言。我和同志们一起成功地从根本上消除了要通过建立全俄工厂委员会中心来设立管理整个生产的机构的图谋。
我们在同我国的工团主义者的论战中从理论上论证了我国运动比英国运动具有的这一巨大优势。
另外，我们尽管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毕竟还是生活在一个由农民构成居民大多数的国家里。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策略考虑，这些考虑并不像季诺维也夫描述的那样简单，而是我们过去和将来都不得不在农民大会上加以论证的考虑，告诉他们为什么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最为有利。这些策略考虑说明，全体居民都应该明白，生产管理由国家掌握，而不是由工人阶级的个别组织掌握。农民应当明白这一点，我国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分子应当明白这一点，这使工人阶级避开了许多困难和责备，要是像施略普尼柯夫所要求的那样生产管理全部由工人阶级负责，那么这些困难和责备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容易向农民解释，为什么我们想让农业生产也服从统一的经济计划，让整个社会的生产都服从于国家的领导。
共产党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推行者的任务是关心苏维埃机关和工会精确地完成它的一切指令，它们之间不要产生不必要的摩擦。
我用我在党代表大会上结束我的报告时说过的话来结束这次发言。如果共产党强大，那么苏维埃也好，工会也好，都会强大。有共产党在，苏维埃也好，工会也好，就都能存在。没有共产党，那么苏维埃也好，工会也好，都要完蛋。（鼓掌） |
我们需要军队（（1918年3月19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列夫·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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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军队
（1918年3月19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列夫·托洛茨基
第一星际翻译
译者注：原文原载于1918年3月21日《真理报》，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СоветскаяРеспубликаи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ймир）第一部分和托洛茨基军事文集《革命怎样武装自己》（Каквооружаласьреволюция）。译者根据《革命怎样武装自己》（莫斯科最高军事编辑委员会编辑整理，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1923年版）俄文版第1卷第25—28页翻译。原文注释较长，篇幅大，引用了作者其他文章的大段文字。由于时间紧迫，译者精简了注释内容。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665.html
同志们！我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需要组织严密的军队。[1]
按目前的世界局势，我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困境。困境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我们必须强大起来。在整个国际形势中，这一点尤为重要。为了说明当前局势，以及我们即将面临的国际情势，我接下来讲几个要点。
来自西线的最新电报说，德国向我们的前“同盟国”政府讲和，德国人提出从法国和比利时撤军，还把阿尔萨斯—洛林[2]还给法国。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要牺牲俄国来实现和平。
早在战初我们就说过，世界大战必然会使参战国中较弱的国家彻底衰落。并且，在利益瓜分完毕的时候，最弱小的参战国，无论属于哪个阵营，都会是事实上的战败国，成为案板上任人宰割的羔羊。简单来说，如果欧洲无产阶级不帮我们，我们就要遭此厄运了。
此外，几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纸都宣称，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有2万名有组织的德奥战俘，他们敌视“协约国”。这些流言蜚语来自日本参谋部，它散布这些谣言，显然是为了方便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而制造借口。
在英国，两股政治势力正在斗争。其中一派，包括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倾向于牺牲俄国来向德国妥协；而另一派反映了英国群众的革命思想正在形成，警告说不能靠牺牲俄国来拖鞋。但在英国，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主导政局。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了。如果我们的“盟友”法国真的想要得到阿尔萨斯—洛林，法国证券交易所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俄国。当然，因为右翼势力狂热拥护他们，我们的反革命“盟友”不会因为对俄国人民怀有的“友好”感情而丝毫迟疑。
他们责备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兑现之前承诺的一切。对此，我们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武装起来战斗，才能确保能落实我们的纲领；如果欧洲的无产阶级未能在我们孤军苦战的致命时刻伸出援手，那么，我们仍然手无寸铁，甚至可能彻底灭亡。在帝国主义战争的这个血腥黑夜，我们第一次举起革命旗帜，有时几乎是超负荷地对抗四周的敌人。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所有任务，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们需要一支军队，这样才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与国际帝国主义进行必将到来的战斗。有了这支军队，我们就能自卫，也才能援助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毫无疑问，国际帝国主义越是烧杀抢掠，欧洲工人和士兵的愤怒情绪就会越强烈和可怕。他们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从战壕里爬出来，却发现家人在挨饿，国家经济崩溃。
有的人丧失了信心，身心俱疲，不再期望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的胜利。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说明，所有国家都必将爆发社会革命，而我们既然夺取了最初的胜利，那么就要在世界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期间，随时向我们的外国革命兄弟提供军事援助。
特别是，当前德国的无产阶级比其他国家都更有可能革命，带着火热的斗志走上街头——不管那些永远脱离国际革命的政党恶徒说什么，照样走上街头。我们必须向他们派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事力量，援助他们革命。
我们的党有意瓦解沙俄旧军队。但是，整个战争过程本身就完全摧毁了旧军队的等级秩序。即便我党不动手，军队照样会四分五裂。这个结果是由沙皇和克伦斯基时期的整个政策决定的。早在二月革命开始时，士兵们就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的尖锐问题；问题的解决方式，决定着国家军队的命运。当时为了国家和军队的利益，首先必须切实解决俄国和国际范围内的和平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军队士气低落，疲惫不堪，极度渴望和平，但还是被克伦斯基一伙人派去当炮灰，参加6月18日惨烈的战斗。这样做，致命打击了军队！这里就要谈到立宪会议了，要让那个占立宪会议多数席位的政党[3]知道，正是他们自己在6月18日毁了军队，让全国人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从而毁了立宪会议！
我们在创建军队的工作中，无疑会遇到障碍。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继承了我们的政治对手以前所有的“处事方式”，最近发生的一切事件，尤其是布列斯特和约的全部负担，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沙俄政权和随后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政权留下的烂摊子。群众的革命热情若不靠革命的胜利作为支撑，则无从谈起。革命热情还没完全消退，只是因为收拾这烂摊子的群众已经真正掌握了权力。
在十月革命期间，群众争得了权力。我们现在正以这种强大的力量为武器，进入建设和改善革命群众生活的时期。我们有艰巨的任务：恢复铁路运输，养活饥饿的群众，需要让群众从事有创造力、有组织的工作。毫无疑问，目前这些任务相当复杂，因为旧制度已经在群众中被连根拔起，而新的革命纪律还没有形成。群众虽然觉醒，但没有彻底摆脱愚昧状态，所以也有许多破坏行为。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们过去所有历史的必然产物。
我们只有卷起袖子埋头苦干，才能及早让这个深陷泥潭的国家走上正轨。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精益求精、有条不紊地工作。
对付卡列金叛乱分子，临时部队足以完成任务。但是现在，要重建这个国家，要在国际反革命包围的条件下确保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临时部队肯定不够用。我们需要全新的正规军！
在这件事情上，那些沙俄将军的旧部质疑我们启用了职业军官。是的，我们任用军事专家，是因为苏维埃民主要想确保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就得利用一切技术资源为社会主义服务。苏维埃完全掌控军队，向所有军事机关部门派遣可靠的政治委员，让他们进行全面控制。必须增加这些政委的分量，他们将有无限权力。军事专家将负责技术方面，例如纯军事事务、技术操作和战斗行动；政委，苏维埃政权的全权代表，完全掌控部队政治方面的事务，例如组织、训练和教育等。目前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必须记住，在斗争中，除了群众的热情以外，还需要专业的技术知识。
为了正确组织军队，特别是为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的作用，我们需要革命的纪律。我们下定决心自上而下地引入革命纪律，但自下而上也同样重要，这样能唤起群众的责任感。如果人们认识到现在实行纪律不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是为了把土地归还给地主，而是相反，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们就会赞成实施哪怕是最严厉的纪律。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红军中树立纪律，不是以前那种依靠棍棒的纪律，而是自觉的集体纪律——基于革命热情和工农对阶级义务的明确认识。
任何困难阻挡不了我们。也许，为了赢得事业的胜利，为了完成我们的伟大任务，我们一天可能不会只工作八个小时，而是十个或十二个小时。但那又怎样？我们要加倍努力，齐心协力，沿着劳动纪律和开创性工作的道路前进。我们不曾说过，现在也没有说过，一切都会唾手可得。不，我们面临千难万险。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在精神、物质资源和力量上都比想象的要丰富：这不是小事，而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地工作，这样能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充分援助他们，同他们一起共同努力，永远推翻资本的统治！
[1]军队的创建问题。在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者就反复提过这个问题。1905年的工人武装和1917—1918年的赤卫队均为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前身，取得过大范围的胜利。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的创建问题提上日程。1917年12月23日，全俄红军组织学院成立，由陆军人民委员会管理。1917年12月底，彼得格勒苏维埃首次提出组建红军部队。这些部队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由公共政治组织推荐的人员补充。很快其他城市皆效仿彼得格勒组建红军部队。1918年1月28日（俄历1月1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法令（1月23日发布并生效），正式组建红军。下面两段话讲述了加入红军的主要条件：
（1）工农红军由劳动群众中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的人组成。
（2）凡年满十八岁的俄罗斯共和国公民，均可参加它的队伍。每一个参加红军的人应准备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来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参加红军须有军队委员会的介绍，或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民主社会组织的介绍，党组织或工会组织的介绍，或者至少有这些组织的两名成员的介绍。整个部队参加红军时，须战士彼此担保，并按人名进行投票通过。
﹝中译者补注1﹞这两段引文的译文来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0页，原文标题为《人民委员会关于组建工农红军的法令》（ИЗДЕКРЕТАСОВЕТАНАРОДНЫХКОМИССАРОВОБОРГАНИЗАЦИИ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КРАСНОЙАРМИИ）。
同时，为培训红军指挥人员，苏维埃政权开设了指挥课程。开始征兵两个月后，红军约10万人。
1918年3月9日，最高军事委员会创立，集中领导军队组织工作。3月17日，托洛茨基同志被任命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最高军事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队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指导了内战时期红军的军事行动。随后党内围绕着军队组织问题发生争论。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受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取得胜利，争论告终。——《托洛茨基文集》编辑注
[2]阿尔萨斯—洛林是欧洲铁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1871年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洛林被法国割让给德国，随后为德国将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提供了坚实基础（1913年，德国铁矿产量为2.76亿吨，其中有2.11亿吨来自阿尔萨斯—洛林）。按照某位杰出政治家的说法，德国资产阶级宣称，“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归还阿尔萨斯—洛林”。根据《凡尔赛和约》，按照“归坏”（破坏以前的兼并格局）原则，法国从德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托洛茨基文集》编辑注
[3]此处指社会革命党。——《托洛茨基文集》编辑注 |
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的发言（1918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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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的发言
托洛茨基（1918年3月7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签订布列斯特合约问题上的分歧，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的一次严重危机。在针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提出了著名的“不战不和”的公式。他的这个主张过去一直被看做是叛国助敌的行为。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发表《和平法令》，并采取措施同有关国家接触。和谈建议遭到英、法等国拒绝后，苏维埃政府遂同德、奥等国进行谈判。起初俄方代表团由越飞率领，后改由托洛茨基任首席代表。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托洛茨基奉行拖延谈判、等待西方爆发革命的方针。列宁主张不惜代价立即签订和约，但处于少数地位，而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却占上风。1月2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两个提案：1.“千方百计地拖延和约的签订”；2.“停止战争，不缔结和约，复员军队”。2月3日中央会议还以多数票否决了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可能性。所以，“不战不和”在一段时间里本是俄共中央的方针。2月9日德方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后，向苏俄提出最后通牒。10日在谈判的政治委员会上，托洛茨基宣布“不能使暴力神圣化”，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同时声明“复员全部军队”。在这以后中央多次开会讨论和约问题，但列宁的主张均遭否决。23日，在德国发出新的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中央召开会议，列宁以退出政府和中央为威胁，要求结束革命空谈的政策。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投了弃权票，托洛茨基称，他用弃权支持了列宁的提案。可以看出，与左派共产主义者不同，托洛茨基的行为是顾全大局的。有关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态度这里只选了他在七大上的发言。这篇发言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在指靠世界革命、拖延谈判、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等问题上争论各方并无根本分歧。分歧不是理论上的分歧，而仅仅是策略上的分歧。然而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这却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同志们，我们来总结一下在我国革命和西欧革命在发展速度上出现的不协调的时期。毫无疑问，我们大家或多或少曾经都是怀疑论者，但是我们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欧洲革命的速度应当和我国革命的规模相近。没有疑问，我们全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我国十月革命本身，以及由这一事实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的社会措施、废除和公布旧的条约、公开建议举行和谈，所有这一切都会直接推动西欧的风潮。我们认为，这种震动将削弱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为我们向俄国资产阶级和欧洲资产阶级进攻建立新的、日益坚固的阵地。这里出现了某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非常深刻的根源在于我国的落后，在于无力经受这种长期的世界大屠杀的我们国家被卷进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旋涡。
从这种尖锐的不协调中，我国革命先于其他国家，在欧洲革命前很久就成长起来了。它在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由此产生了我们面临的一切极其严重的策略上的困难。如今这种想法好像一个磨损了的硬币，然而目前还保持着自己的全部价值，现在不管我们怎样自作聪明，不管我们发明什么样的策略，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拯救我们。
我在中央委员会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弃了权，原因有二：第一、我不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或那种态度能够决定我国革命的命运。我不认为它有决定意义。至于哪方面成功的希望大一些：是这方面还是那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较大的希望不在列宁同志那一边。关于这一点我下面再谈。第二、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所谓的反对派坚持的那种政策即革命战争的政策，要能够真正在实际中取得采纳，就需要各派意见一致，全党意见一致，这是首要的一点。当党内存在着以列宁为首的一半人或大部分人反对自己的时候，要克服落后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因循守旧心理，进行反对德国人和反对我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回到这个问题以前，我要三言两语地提一下上述国际政策的含义。
毫无疑问，如果单纯为了我们国内建设或为了得到有利的物质条件而需要喘息时机，那么我们本应在11月间就缔结和约。那时我们或许会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一个最好的和约，因为我们首先在德国敌人的队伍里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坚持这种观点。大家（包括列宁同志在内）都说：“去吧，要求德国人把话讲清楚，要揭穿他们，一有机会就中断谈判回来。”我们大家都把这一点而不是把革命的词句看作是和谈的实质。在最后一次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前，我们不断地讨论我们今后的策略问题。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人主张立即签订和约，这就是季诺维也夫[1]。他从他的观点出发说得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说，我们如果拖延就会使和约的条件变得不利，应当现在就签订和约。但是大多数人说：“不，你们要继续采取原先那种宣传、拖延等等的政策。”季诺维也夫尽管提出了必须立即签订和约的问题，然而已经迟了。当我们最后一次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已经用不着我们来拖延谈判了，德国人自己就拖延了，他们不举行会议，因为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基辅乌克兰拉达[2]在准备叛卖。基辅拉达准备了第四宣言[3]。他们需要确认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为此他们把乌克兰拉达代表团派到基辅去。他们要同乌克兰缔结一项最后的和约，以便对我们提出最后通牒。我们知道，同乌克兰缔结和约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当时知道，单独媾和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和平，尽管如此，我们大家都认为，现在同当时失去了基辅的乌克兰拉达打的交道并没有正式结束，而问题涉及的只不过是粮食和国内的其他自然资源而已。再说一遍，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到最有利的和约，我们早在几月前就应当同意缔结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无论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我们全党——曾赞成这样做。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运动上。当时我们大家都主张宣传，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促使德国、奥匈帝国和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指望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最近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到了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罢工的消息。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不应当让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政治觉悟、它的斗争能力经受一番考验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首先承认不能签订和约。
我们本应做最后一次尝试，而列宁同志在这里反对这样做，但是他反对得不那么坚决。然而，那些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声明而指责我们的同志，当时却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如果硬要我去同德国人继续谈判，我在2月10日就会重做我已经做过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4]我认为在那时签订和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虽然我很清楚，每拖延一天都会使和约的条件变得不利。为什么？因为所有我们过去同德国人的谈判和我们的宣传，只有当人们信以为真时，才具有推动革命的意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曾在党团中说，正像前奥匈帝国大臣格拉茨[5]说过的那样，德国人只是需要一个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他们以为我们示意要他们提出最后通牒。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的立场，被我们的敌人和愚昧无知的、不够觉悟的朋友们说成是拿早就答允签订任何和约的做法当作儿戏，说我们在演革命的滑稽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签订这个和约，而不让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去经受考验，那么我们一方面有丧失雷瓦尔和其他地区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有失去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或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同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责任交给了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看来这个党是完全软弱无力的，它不仅没有试图反抗（插话：“这是正式的党，可是另一个党呢？”），反而不断地为德国帝国主义对俄国的侵略性进攻进行辩护。德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了叛卖性的党。我是属于曾经认为德国人不会进攻的那些人之列的。当时我说，如果他们进攻，我们随时都有时间来签订和约，即使条件再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相信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迫使或促使德国进攻的所有因素。拉狄克同志说，有些德国报纸现在说，在我们动身4天以后，德国报刊说过不会进攻。这里牵涉到哪些因素，是跟我们的同盟者玩幕后把戏呢，或者也许仅仅是德国本国最极端的军国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对我们来说现在几乎是无所谓的。不言而喻，我们采取了冒险的步骤。这不是个人的冒险，不是小集团的冒险。这里曾经下了很大的赌注；看欧洲的无产阶级支持不支持我们？如果不支持，我们将被击溃。这种冒险是由于我们意识到形势的本质而引起的。我们对当前这种冒险的危险程度的估计是不同的。列宁同志认为，在德国人攻克了雷瓦尔和其他城市以后，现在必须签订和约；我所属的那一派则认为，对我们来说现在唯一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就是以革命化的方式影响德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就可以不割断我们曾进行的宣传的继承性，不至于造成宣传上的历史的间断。当然，以后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现在必须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的无产阶级，面对那个不是由我们造成而是由国际形势的本质产生的政治悲剧，如果德国党不支持我们，就要它负全部责任。我们在退却、在自卫，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将实现列宁同志所预言的前途：我们要退到乌拉尔，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我应当说，列宁同志曾说过德国人想在彼得格勒签订和约，几天以前我和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记得，好像列宁在一次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私人谈话中，对德国人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曾表示怀疑，显然，他认为攻克彼得格勒一事会使德国工人大大革命化。这是可能的。攻克彼得格勒是危险的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对德国人来说，这显然也是一种冒险的策略。但是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冒险的，而我们的整个策略恰恰就建立在这种冒险的基础上，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把握。只能在许多不清楚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和那种政策来寻求解决，而一切都取决于欧洲革命的觉醒和发展的速度。就是我们批准这个和约，欧洲革命也要发展……那些说明和平的必要性的论据不仅瓦解建立军队的工作，而且瓦解直接动员工人群众的工作。同时在普斯科夫和其他地方有人对他们说，工人被赶去屠杀，但是这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结果。
既然我们被迫进行自卫，我们就应当保证自己有后方，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于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德国人，我们对日本开放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过来的道路，这就更不必提了。那里也有千百万卢布的各种各样的财富、原料，会在日本人的陆战队登陆后落到他们手中。现在就有谣言说，日本军队有成千上万的士兵，日本政府不过是在等待体面的借口，以便用合适的形式建议我们离开远东。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我不想说，批准或者不批准和约，我们都会立即得到解决的办法。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在目前以党的名义号召进行革命战争或自卫的时候，我们应当在自己的队伍中取得完全的意见一致。如果我们发生分裂，如果在我们的组织中、在部分组织中有人认为，我们号召工人进行自卫，就是使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去让人歼灭，就是使社会主义革命遭受残酷的打击，那么，在当前时期进行革命的自卫是绝对不可能的。
情况是很严重的：党内一部分人不承认主张签订和约的决定，——我讲这一点不是指责谁，因为主张革命战争的人认为，战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和唯一的拯救办法，他们本应不顾党的正式意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党的很大一部分人退党了，从而大大削弱了苏维埃政权。在国家衰弱、农民消极、无产阶级情绪显然低沉的情况下，党还有分裂的危险。由于在中央委员会里形成的力量对比，我这一票关系重大；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取决于我这一票，因为有些同志是同意我的立场的。我弃了权，以此表明我不能对党在将来的分裂承担责任。我认为退却比为了取得虚构的喘息时机而签订和约更适合些，但是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为党的领导承担责任。我认为，在国家所处的目前形势下，分裂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不堪设想的。拉狄克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外交人民委员没有权利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弃权。因此，我当时就在那一次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辞去了我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
总之，同志们，和约已经签订了，它需要得到批准。我不会建议你们不去批准它。我非常尊重体现在签约和批准和约，体现在这样或那样的喘息时机，甚至即使是没有确定的历史时间的喘息时机上的那种政策。在这里，特别是列宁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应当认真进行战争。为了进行战争，不仅要有普斯科夫农民的刀，而且还要有大炮、炮弹、步枪等等。如果美国现在由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而感到出售步枪和大炮是有利的，从而把这些武器共给我们，我们就把它们拿过来用于自己的目的，而不用害怕这是从帝国主义者那里来的。我们同列宁同志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我们都认为美国给军事装备当然是从自己的考虑出发的。显然，我们当时指的抵抗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所能进行的抵抗。因此，我们所指的反击是利用我们现有的并且需要进行整顿的力量所进行的反击。列宁同志谈到撤除彼得格勒的可能性。但要知道单单这一件事就得用几天和几个星期，而敷设铁路则要用好几个月和好几年。
如果革命战争是持久性的，这两种前景都是可能的。它们会把党弄到分裂的地步。如果欧洲革命发展得过于迟缓，如果我们为了获得喘息时机而签订和约，从而交出乌克兰，那么这种危险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我们没有支持我们革命部队的直接斗争，然而根据最新消息，看来那里的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没有作战，而我们苏维埃联邦的部队却在进行斗争。明天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可能会面临支持乌克兰无产阶级的问题，但是它们能做些什么呢？后天德国人会要求我们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这一点在他们的和约条件中是有的，但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是否同被我们和乌克兰工农赶走了的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呢？其次，当斯文胡伍德[6]击溃芬兰红军的时候，还会要求我们同他签订和约。这种要求是不能排除的，相反，它是由和约的条件合乎逻辑德产生的。我们能不能还说我们力量薄弱，不能予以拒绝和进行抵抗，所以必须同意这样做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革命的无产阶级再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进行由它所处的国家统治阶级的地位而应进行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说，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苏维埃政权是一个过重的负担，我们出现得太早了，应当回到地下去，这就是上述说法的含义。对于一个革命的阶级来说，同帝国主义者勾结是不能容许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掌握着苏维埃政权。应当发展和加强这个政权。难道我们掌握着政权，还要由于考虑到没有一定期限的喘息机会而继续退却和不断地作出让步，根本不提出任何限度，不提供任何保障吗？我们力量薄弱，因此不仅在地理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在废除债务、我国工业国有化问题上作出让步。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前景不明的喘息机会而让这种退却发展下去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会陷入内部矛盾的地步。这样我们可以说，俄国无产阶级就无力保持住阶级政权。历史上种种情况的配合把这个政权交给了它。但是由于各种条件，它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正在交出这个政权并实行退却。我认为，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将会建成很好的铁路，至少会建成还能过得去的铁路。这个喘息机会最多不过几个月，而更确切地说，最多不过几个星期和几天。在此期间，问题将会弄清楚：或许我们会宣布说，我们出现得太早了，我们要下台，回到地下去，让切尔诺夫、古契柯夫[7]、米留可夫[8]这些著名的政客去同斯文胡伍德或乌克兰去算账。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得已下台的话，我们应当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下台，即为每一个阵地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历史条件正使我们面临这种前景。
如果资产阶级战胜我们，这对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将是一个打击，但是不能把这同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法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而欧洲的其他地方则没有任何革命传统，在政治上陷于半封建的野蛮状态，现在完全不同了。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欧洲无产阶级比我们更加成熟。即使我们被击溃了，那也不会形成像巴黎公社以后那种历史性的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已经开始到处出击了，例如，当我们离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逮捕了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9]而这次逮捕是对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公然挑衅。这事恰恰发生在我作出“我们停止战争”的声明的时候，由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逮捕了这些贵族，我们就向德国人显示了俄国革命的铁拳。我们的任何行动，对于德国帝国主义者来说始终都会是一种挑衅行为。我问过：“我们是否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我们让步的限度？”我在中央委员会曾经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再一次提出来。乌克兰在战斗，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和士兵们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战斗；考虑到业已形成的局势，我们不支持他们。我们珍惜喘息时机。但是如果德国人要求我们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我们是否签订呢？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同志说：“是的，我们签订。”我说，不。这将是不折不扣的叛卖行为。要知道他们目前正在作战，他们正在同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军队作战。因此我说：“不，同志们，我们不同乌克兰拉达签订和约。”我们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和约签订的情况下将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样的决议案。我们不能进行革命战争，因为那样会引起党的分裂，会动摇苏维埃政权。批准是免不了的，但是我想在这个决议案中提出对退却规定一个限度，这种退却不仅是从某个边界的退却，而且也是从一定的国际政策原则的退却。我们应当指出，我们想获得一定的喘息时机，想赢得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在乌克兰拉达摧残乌克兰工人的时候，为了这种喘息时机而阉割我们的国际政策的精神。我们不能同基辅拉达缔结和约，因为它把乌克兰工人当作直接的阶级敌人。
我们投弃权票的人表示了巨大的自我克制精神，因为我们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为了挽救党的统一而牺牲了自“我”。你们应向对方说，你们走上的那条道路有着某些现实的希望。但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它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拯救了生命，但抛弃了生命的含义。你们应当在这个决议案中向我们保证，你们的退却有一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不容许了。你们应当说明，中央委员会的道路是不对的，你们应当指出你们的人民委员会不应超出的限度。
译自《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65－72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1]格·叶·季诺维也夫（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五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12年后同列宁一起领导俄国局。1917年和列宁一切回国。十月革命前夕反对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俄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1926年任共产国际主席。1925年组织“新反对派”，接着组织“托季联盟”。1934年被捕，1936年被判处死刑。后平反。
[2]乌克兰中央拉达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组织。1917年4月成立。十月革命后拉达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1918年1月26日（2月8日）红军占领基辅，推翻了拉达的统治。
[3]乌克兰中央拉达于1918年1月11日发表第四宣言，宣布乌克兰脱离俄国，同德国进行谈判。
[4]这两句话在代表大会速记记录里记得不清楚。看来应当理解成这样：如果硬要托洛茨基去重开谈判，他会对德国司令部再次发表像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那样的声明，即“不战不和”。此外，在代表大会速记记录里，2月10日的日期被记成1月10日，这是不对的，本版已加以改正。——原编者注
[5]古·格拉茨（1875－1946）——奥匈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917年任匈牙利财政大臣，1921年任外交大臣。
[6]佩·埃·斯文胡伍德（1861－1944）——芬兰政治活动家。1917年为芬兰政府首脑。
[7]亚·伊·古契柯夫（1862－1936）——俄国十月党的领袖之一。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1915－1917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
[8]巴·尼·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8月参加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9]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及其家庭因进行反革命活动，于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在雷瓦尔由爱斯兰苏维埃边区执行委员会予以逮捕。同年4月获释。 |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托洛茨基，1918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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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托洛茨基1918年2月21日
先知在1917译
〔说明〕《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这一法令于1918年2月21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2月22日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并印成了单页。
在前苏联时期，苏联官方宣称称这份文件是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伊·列宁所起草的，于2月21日通过，2月22日出版。然而，现代研究人员研究认为，该法令其实出自于列·达·托洛茨基。
根据列·达·托洛茨基的回忆：
德国的进攻使我们面临极其困难的任务，可是又没有解决这些任务的手段，就连寻求这种手段或创造这种手段的最起码的本领都没有。我们开始发出呼吁。由我起草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文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讨论。这些国际主义的新兵对呼吁书的标题大为恼火。相反，列宁却非常赞成地说："这就表明我们对保卫祖国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就需要这样。"呼吁书草案中结论性的一条讲到，凡是帮助敌人者应就地处死。被一阵什么怪风卷入革命甚至被吹进人民委员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尔格出来反对这种残酷的成胁，认为这样会破坏"呼吁书的感召力"。
“恰恰相反！”列宁大声地说，“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感召力（他讽刺地把重音挪到最后）。难道你们认为我们不要最残酷的革命恐怖就可以成为胜利者吗？”（托洛茨基《列宁》俄文版第104页；参见托洛茨基《论列宁》，三联书店编印，1979年第1版）
为了使疲惫不堪、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们愿忍受最大的牺牲，向德国人声明我们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
我们的军事谈判代表已于2月20日（7日）傍晚离开列日察到德文斯克去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
德国政府显然是在拖延答复。它显然是不愿意媾和。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恢复君主制。
德国将军们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
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行动起来和取得胜利之前，俄国工农的神圣义务，就是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庞大军队。
人民委员会决定：
（1）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国防事业。
（2）各级苏维埃和革命组织务必保卫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3）所有铁路组织及与之有关的苏维埃，必须全力阻挠敌人利用铁路设施；在退却时必须破坏轨道，炸毁和烧掉铁路建筑物；全部车辆——车厢和机车——立即开往我国东部内地去。
（4）凡有落入敌人手中危险的全部谷物储备和存粮以及一切贵重财物，应当无条件地销毁；责成各地苏维埃监督执行，并由各苏维埃主席亲自负责。
（5）彼得格勒、基辅以及新战线沿线所有城镇乡村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动员起来组成挖壕营，在军事专家指导下挖掘战壕。
（6）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
（7）一切反对革命的国防事业而站到德国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以及想利用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出版机关，一律封闭；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挖掘战壕和修筑其它防御工事。
（8）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人民委员会
1918年2月21日于彼得格勒 |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明（托洛茨基，1918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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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明
托洛茨基（1918年2月10日）
据我们的理解，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回答如下问题：对方所提出的边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俄国人民哪怕最低限度的自决权。我们听取了参加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我方代表的报告，我们认为，在对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辩论和全面研究以后，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了。各国人民在焦急地等待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结果。各国人民在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由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的自私和贪权所引起的空前的人类自相残杀？如果在某个时候战争曾经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那么它对交战的两个阵营来说早就不再是这种战争了。如果大不列颠攫取非洲殖民地、巴格达和耶路撒冷，那么这就不是自卫战争；如果德国占领塞尔维亚、比利时、波兰、立陶宛和罗马尼亚以及攫取莫昂群岛，那么，这也不是自卫战争。这是分割世界的斗争。现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淸楚。
我们再不愿意参加这场纯粹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为了满足有产阶级的贪欲，公然以人类的鲜血为代价。我们对两个阵营的帝国主义采取同样的不妥协的态度，我们不再同意用我国士兵的鲜血去保卫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利益，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
我们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等待我们所盼望的那个即将到来的时刻，那时，世界各国的被压迫劳动阶级将象俄国的劳动人民那样把政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我们的农民士兵应当回到自己的耕地上去，就在今春和平地耕种革命从地主那里夺来转交给农民的土地。我们的工人士兵应当回到工厂去，在那里生产不是进行破坏的工具，而是建设的工具，同农民一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退出战争。我们把这一点通告各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我们向目前正在抗击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国军队的我国军队发出了全面复员的命令。我们等待并且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久也会按照我们的榜样去做。同时我们声明，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向我们提出的条件是根本违背各国人民利益的。这些条件遭到世界各国劳动群众其中包括奥匈帝国和德国人民的拒绝。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库尔兰、爱斯兰的人民认为这些条件是强奸他们的意志，而对俄国人民来说，这些条件则意味着经常的威胁。全世界人民群众根据政治认识或道德本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们正在等待由世界各国的劳动阶级制定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和友好合作的准则的那一天到来。我们拒绝认可德国和奥匈帝国主义用利剑写在各国人民身体上的那些条件。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活着的人带来压迫、痛苦和不幸的条件上签字。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想根据军事占领权统治各国土地和人民。让他们公开地去干自己的勾当吧。我们不能使暴力神圣化。我们退出战争，但是我们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根据上述声明，我向同盟国联合代表团递交如下业已签署的书面声明：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谨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以及中立国的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绝在兼并的条约上签字，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全线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
托洛茨基、越飞、波克罗夫斯基、比岑科、卡列林
（译自《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太会（1918年8月）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282—283页，郑异凡译）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
向各同盟国人民和政府发出的邀请（托洛茨基，191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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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同盟国人民和政府发出的邀请
托洛茨基（1918年1月11日）
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团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到1月8日已中断了10天，其目的在于给各同盟国最后的机会参加以后的谈判和使他们有可能避免承担俄国同敌国之间达成一项单独和平的一切后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制定了两个纲领。第一个表达了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观点。第二个是为德国政府及其盟国制定的。
俄国政府的纲领是一个实现最大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这个纲领旨在创造这样的条件：1．每个民族不论它的力量大小和总的发展水平高低都应享有民族进步的完全的自由；2．全体人民应当在经济和文化的合作中团结起来。
同我们交战的各国政府的纲领则不同，他们申明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并不想强行吞并在战争中已被占领的领土；也就是说，敌国正准备根据和平条约从现在占领的比利时、法国北部、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的领土上撤出，以便使有争议的领土的命运问题和政府的性质问题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敌国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主要是本国劳动阶级的压力，才采用了这个步骤，以满足对民主的要求，这一步骤也包括放弃新的暴力吞并和赔款。可是，当放弃新的吞并时，敌国政府认为过去对人民的吞并和暴力是历史的习惯作法。这就意味着以阿尔萨斯-洛林、特兰西瓦尼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为一方的命运和以爱尔兰、埃及、印度、印度支那等地为另一方的命运都不应当再更改。这样的一种纲领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它意味着帝国主义的野心同工人民主要求之间所作的无原则妥协。尽管如此，提交这样一种纲领仍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各同盟国人民的政府（指那些同俄国联盟的政府。——原编者注）至今没有参加和平谈判，他们硬是拒绝阐明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现在还不能说战争是为了解放比利时、法国北部和塞尔维亚等地，因为德国及其盟国都已作了表示，如果缔结了普遍和平，他们愿意从这些领土上撤退。既然敌人已宣布了他们的和平条件，仅仅一般地表示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不可能解决实际存在的困难的。必须明确地说明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和平纲领是什么。他们不也象我们一样在请求把他们自己的命运的决定权交给阿尔萨斯-洛林、加里西亚、波兹南、波希米亚和南斯洛文尼亚的人民吗？如果他们在这样做，他们是否也愿意承认爱尔兰、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其他国家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呢？就象在俄国革命的保护下，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地区都有了这种权利一样。很清楚，如果只是要求把自决权给敌国人民，而不给本国人民或自己殖民地的人民，那无异是提出了一个最玩世不恭的帝国主义纲领。
如果各同盟国政府表示愿意同俄国政府一起，在完全地无条件地承认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的自决原则上建立和平，如果他们愿意开始把这个权利交给本国被压迫人民的话，那么将创造出这样的国际条件，即当德国的，特别是奥匈帝国的本来就有矛盾的纲领表现出它全部的弱点时，有关方面的人民的压力将会使反对的意见无法得逞。但是，到目前为止，各同盟国政府，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愿意接受真正民主的和平。他们对于民族自治权的方针的怀疑和仇视丝毫不亚于德国和奥匈帝国。在这一点上，觉醒了的各同盟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一样很少抱有幻想。鉴于各国政府实际所持的态度，一切可能做到的是，作为德国和平条件基础的帝国主义妥协纲领应与另一个帝国主义妥协纲领同时存在，否则战争会继续下去。而现在当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面临两种纲领时，我们有必要作出明白无误的回答。和平谈判还能继续10天。俄国并不指望在这些谈判中和各同盟国政府达成协议。即使普遍和平继续遭到反对，俄国代表团也还要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由俄国单独签字的和平，无疑地将给各同盟国家，首先是法国和意大利，以严重打击。单独讲和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肯定将不仅决定俄国，而且还决定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同盟国家的政策。俄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实现普遍的和平。没有人可以否认在这方面得到的成果的重要意义，但是对将来来说，一切都取决于同盟国人民自己。强迫他们自己的政府立即阐述他们的和平纲领和参加和谈已成为各同盟国人民为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斗争的一件大事。俄国革命为在协议基础上立即开始一般性谈判。在这些应以完全公开为条件的谈判中，俄国代表团将继续维护国际社会主义民主纲领，反对同盟国政府和敌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纲领。我们的纲领的胜利将取决于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努力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意志所削弱的程度。如果带有腐朽没落阶级特点的盲目固执的各同盟国政府再一次拒绝参加和平谈判，那么工人阶级就要从那些不能给人民和平或不打算给人民和平的人的手中夺过权力。
这10天将决定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命运问题。如果现在不能在法国和意大利前线缔结停战协议，一场毫无理性的、无情的和无益的新的攻势，象过去进行过的一样，将使双方作出新的不可估量的牺牲。由统治阶级发动的这场战争，必然要导致欧洲国家的全部毁灭，但人民将活着，他们有权活下去。他们必须推翻所有那些不允许他们自由生活的人。在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参加和平谈判的同时，我们保证在和平、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旗帜下尽全力支援那些将要起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各国工人阶级。
（译自《关于和平建议和战争目的的文献，1916年12月—1918年11月》，伦敦1919年英文版，第104—107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
俄国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发表的声明（191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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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发表的声明
（1918年1月4日）
在12月22日的会上，俄国代表团就已经宣布，它从俄国人民清楚表达的愿望出发，争取尽快地缔结为大家所能接受的普遍的公正的和平。俄国代表团在呼吁注意全俄工兵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指出它认为继续进行以呑并为目的的战争是一种罪行。
从这些方针出发，俄国代表团建议和平谈判应基于以下六点进行：
1．绝不容许强行合并战时侵占的领土；占领这些领土的军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撤出。
2．必须全部恢复战时丧失独立的人民的政治独立。
3．必须保证战前政治上不独立的民族集团有可能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属于哪个国家和享有政冶独立的问题。在公民投票中必须保证有争议的地区的全体人民，包括移民和难民，能够完全独立地进行。
4．在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权利应由特别法令加以保护，给予民族文化的独立，如果实际可行，可自治管理。
5．交战国的任何一方都无须付另一国家所谓的战争损失费。已经征收的款项必须退还。私人由于战争所遭受的损失将由一项特殊的基金予以解决，这项基金将由交战国平均分担。
6．殖民地问题应按照第1点至第4点中规定的原则决定。
作为上述的补充，俄国代表团建议缔约各方把强国公开反对弱国的自由当作不能容许的行为，例如：用经济封锁、在强制性贸易协定的基础上一国对另一国实行经济控制、用特殊的关税条约限制同第三国贸易的自由，或者采用并非出于战争目的的海上封锁等等。
（译自《关干和平建议和战争目的的文献，1916年12月—1918年11月》，伦敦1919年英文版,第100—101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
致各同盟国政府使馆的照会（托洛茨基，191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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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同盟国政府使馆的照会
托洛茨基（1917年12月20日）
以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为一方同以俄国代表为一方的谈判业已开始进行。为了使我们有机会把谈判情况及其发展趋向告诉各同盟国人民和政府，在我国代表团的提议下，谈判中断了将近一星期。俄国建议：1．宣布所设想的停战是为了按照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中所制订的民主原则缔结和平；2．保证双方在停战时期不再把军队从一个战场调到另一战场；3．从莫昂宗德群岛撤退。关于战争目的的问题，双方代表借口只要求他们涉及停战的军事方面的问题而回避直接给予回答。在普遍停战的问题上，双方代表以同样的方式借口在权威缺席的情况下不讨论同那些没有派代表参加谈判的大国的停战问题。双方代表都提出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范围停战28天的建议，并保证同时把俄国代表关于立即通知一切交战国——即除俄国以外的一切同盟国参加谈判的建议转交给他们各自的政府。我国代表团不愿意在目前谈判阶段签订一项正式停战协议，我们再次决定停止军事行动一星期，还决定在同一时期中断停战谈判。这样，在苏联政府制订出第一个和平法令到重新和平谈判之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一段时间，即使在目前国际通讯联系混乱的状况下，也能使各同盟国政府有充分时间决定他们对待和平谈判的态度，即宣布他们愿意或者拒绝参加停战和和平谈判的预备谈判。如果公开拒绝参加，那就应明确肯定地说明欧洲国家在第四个年头的战争流血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译自《关于和平建议和战争目的的文献，1916年12月—1918年11月》，伦敦1919年英文版，第99—100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⒈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⒉革命的第一阶段⒊英国战俘营
⒋七月事件前⒌反革命的进攻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⒎十月革命前夕⒏十月起义⒐十月回忆⒑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译者前言
·编者的话
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前言
·俄文版序
·市民知识分子在革命中
·战争问题
·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6月18日的进攻
·国内形势
·七月事件
·七月事件之后
·科尔尼洛夫暴乱
·苏维埃内部的斗争
·全俄民主会议
·后方和前线的困难
·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斗争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引发的冲突
·民主议会和预备议会
·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
·退出预备议会和前线的声音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涨潮的增长
·“彼得格勒苏维埃日”
·争取动摇的部队
·起义开始
·决战之日
·建立人民委员会
·新制度的头几天
·10月29日士官生叛乱
·克伦斯基进军彼得格勒
·克伦斯基冒险的失败
·内部摩擦
·立宪会议的命运
·民主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
·和平谈判
·结论
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革命的门槛上
·俄国革命
·两个面貌——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不断加剧的冲突——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战争还是和平——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谁和如何保卫革命？
·谁是叛徒？
·好说话的上帝的旨意
·从1905年到1917年——今天的革命的紧迫任务
英国战俘营
·必要的说明
·致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先生的一封信
七月事件前
1、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前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5月5日）
·在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市代表会议上就乌利茨基同志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报告的讲话（5月7日）
·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市代表会议决议（5月13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几位社会主义部长的报告的讲话（5月13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就喀琅施塔得问题的讲话（5月26日）
·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致彼得格勒和全俄革命人民
·核心任务
·《前进》杂志
·双重无政府状态——评时局
2、和平问题
·和平纲领
·在这条道路上是没有出路的
·和平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
3、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联合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6月1日）
·在通向结局的道路上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讲话（6月1日）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就个人问题的发言（6月5日）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就国家杜马问题的讲话（6月9日）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6月9日）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声明（6月12日）
4、关于6月进攻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进攻问题的声明（6月4日）
·进攻和进攻者
·战争提纲
5、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
·从语言到行动——关于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
·应该立即在行动上联合起来——答质询
反革命的进攻
1、驳斥资产阶级诽谤者
·致编辑部
·1万美元、协会和造谣者——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阿列克辛斯基——米留可夫
2、七月事件
·在工会执行局会议上就七月事件的发言（7月6日）
·考验的日子
·致临时政府的一封信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七月事件问题的讲话（7月17日）
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反革命投降
·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投票问题的发言（7月20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唐恩关于冬宫会议报告的讲话（7月22日）
·放弃阵地——论切尔诺夫的辞职
·革命在危险中
4、在狱中
·七月事件预审记录
·致临时政府的一封信
·致司法部长的一封信
·对七月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声明
·可耻！——共和国司法的杰作
·司法部长从事教育托洛茨基的工作
·七月事件预审记录
·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1、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前夕
·何去何从——总结与前瞻
·铁与血……
·万恶的屠杀何时结束？
2、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
·原形毕露！
·质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
3、布尔什维克赢得彼得格勒苏维埃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七月事件的讲话（9月9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七月事件的决议（9月9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主席团问题的讲话（9月9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派遣代表团去芬兰的讲话（9月10日）
4、全俄民主会议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全俄民主会议问题的讲话（9月16日）
·在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的报告（9月15日）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讲话（9月18日）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声明（9月18日）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就联合修正案表决问题的发言（9月19日）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就策列铁里决议案表决问题的发言（9月20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所做的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9月20日）
·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9月21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的讲话（9月21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决议（9月22日）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9月22日）
5、关于预备议会
·有外省苏维埃代表（出席全俄民主会议者）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9月23日）
·在预备议会上就策列铁里关于临时政府与全俄民主会议代表团联席会议的报告的讲话（9月23日）
·在选举新主席团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9月25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时局报告的讲话（9月25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时局的决议（9月25日）
·论《日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上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话（9月26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会议上关于时局的讲话（10月6日）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声明（10月7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预备议会的讲话（10月9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预备议会问题的闭幕词（10月9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预备议会的决议（10月9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部队调出彼得格勒的决议（10月9日）
十月革命前夕
·在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立宪会议的报告（10月10日）
·在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活动的报告（10月11日）
·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向波罗的海舰队致敬（10月11日）
·在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上关于时局的报告
·在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关于时局的闭幕词（10月12日）
·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关于时局的报告的决议（10月12日）
·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关于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电报（10月13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讲话（10月16日）
·《工人和士兵报》
·对彼得格勒的威胁和争取和平的斗争
·与约翰.里德的谈话（10月17日）
·煽动大屠杀的宣传
·在工厂委员会全俄代表会议上关于时局的讲话（10月18日）
·工厂委员会全俄代表会议关于时局的决议（10月18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士兵购票乘电车的通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发动”的声明（10月18日）
·我们需要和平
·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队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报告（10月21日）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队委员会紧急会议决议（10月21日）
·致彼得格勒市郊卫戍部队
·哥萨克弟兄们！
·“彼得格勒苏维埃日”在民众文化宫集会上的讲话（10月22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讲话（10月23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10月23日）
·告彼得格勒居民
·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出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就唐恩时局报告的讲话（10月24日）
十月起义
·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活动的报告（10月24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报告（10月25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报告的决议（10月25日）
·告所有野战部队军队委员会和所有士兵代表苏维埃
·告彼得格勒市民书
·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三次讲话（10月25-26日）
1、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场的讲话（10月25日）
2、关于逮捕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者部长的讲话（10月26日）
3、关于建立政权的讲话（10月26日）
·哥萨克弟兄们！
·通令各区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的讲话（10月29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的闭幕词（10月29日）
·在彼得格勒卫戍区团队代表会议上关于前线消息的报告（10月29日）
·军事革命委员会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对卫戍部队的命令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前线形势的讲话
·普尔科夫来电
十月回忆
·十月革命
·彼得格勒（1917-1919年的10月）
·回忆十月起义
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号召书
·答自行车营士兵们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1月4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11月4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质询的讲话（11月4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员质询的决议（11月4日）
·全体公民请注意
·外交部命令
·致英国大使
·致前线所有军队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和所有士兵
·外交部令
·外交部令
·关于契切林和彼得罗夫同志的官方通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讲话（11月21日）
·致所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所有军队组织
·外交人民委员与最高总司令的谈话（11月4日）
·关于官员的怠工
·外交人民委员令
·释放契切林等同志的问题
·告全体市民书
·外交人民委员令
·在近卫团驯马场关于出版自由的讲话（11月27日）
·人民委员会告哥萨克劳动者书
·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
·致所有劳动者和被剥削者
·告外国公民书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对立宪会议和立宪民主党的态度的讲话（12月2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对立宪会议和立宪民主党的态度的报告的决议（12月2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立宪民主党的阴谋和酗酒抢劫的闭幕词（12月2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酗酒和抢劫的决议（12月2日）
·外交人民委员通告
·人民委员会致拉达
·论与拉达的冲突
·对第二届全俄农民代表代表大会代表团关于人民委员会与乌克兰拉达之间冲突的质询的答复
·只说对了一半
·帝国主义与卡列金分子的阴谋
·“武装”奥地利战俘
·哈尔滨当局的背叛
·人民委员会决议
·任命 |
苏维埃政府给美国大使的照会（191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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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给美国大使的照会[1]
（1917年11月21日）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大使先生，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8日）组成了俄罗斯共和国新政府即人民委员会。这个政府的主席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委托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来领导对外政策。
请您注意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所赞同的、建议停战和在民族自决基础上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的条文，我很荣幸地请您将上述文件视为在一切战线上立即停火并立即举行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视为具有全权的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同时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出的建议。
大使先生，请接受苏维埃政府向合众国人民表示的深切敬意，合众国人民不会不致力于和平的，正如其他一切被空前的大屠杀弄得筋疲力竭、一蹶不振的人民那样。[2]
外交人民委员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3》，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69页。方钢译）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1]苏维埃政府同时也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等国的大使或公使发出了同样的照会。
[2]1917年11月21日，驻彼得格勒的盟国的大使和公使，在外交使团领袖美国大使A．弗兰西斯的倡议下，采取了不答复苏维埃政府照会的决定。——原编者注 |
苏维埃政府向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进行停战谈判的呼吁书（1917年11月15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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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向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进行停战谈判的呼吁书
（1917年11月15日〔28日〕）[1]
录入者注：据多伊彻《武装的先知》1998年版中译本记载，这份呼吁书见于《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73～175页。
呼吁书的译本录自《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徐天新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版）第98～100页，并附有如下介绍：
“为了结束战争，苏俄向所有交战国呼吁进行停战谈判。德奥集团接受了这一建议，但英法等国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再次发出呼吁，表明自己对签订普遍和约的真诚愿望，同时也警告英法要对可能出现的单独媾和负责。”
德军总司令部在答复我们关于在所有战线上立即停火，签订不割地、不赔款、保证民族自决权的民主条约的建议时说，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共和国军队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准尉建议把停战谈判开始时间推迟五天，移到11月19日，以便再次呼吁盟国政府明确他们对和谈一事的态度。双方同意暂时停止在俄国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当然，在这五天中哪一方也不应有任何军队调动。
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俄国工农革命的胜利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和平问题。动摇、拖延和公文式协议的时期已结束。现在所有交战国政府各阶级、各党派都要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是否同意在11月19日（12月1日[2]）开始同我们在一起进行立即停火和实现普遍和平的谈判。工厂和田野上的劳动者能否避免新的冬季攻势带来的恐惧及贫困，还是欧洲要继续流血，这都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人民委员会向我们的同盟国法国、大不列颠、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日本和中国提出一个问题。当着这些国家的人民，当着全世界，我们要问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同意与我们一道在12月1日进行和平谈判。
我们人民委员会问同盟国人民，首先是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他们是否愿意拖延这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战争，盲目地葬送欧洲的全部文明。我们要求各国立即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是否想在12月1日开始和谈。
问题直接了当地提出来了。士兵们，无产者们，劳动者们，农民们，你们是否想同我们一起向民族间的和平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我们人民委员会向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工人呼吁：我们提议的和平应当是民族间的和平，是保证每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自由发展的荣誉条约，这种条约只能在革命群众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野心和侵占企图，并为之展开直接英勇斗争的条件下才能签订。
工农革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和平纲领。我们公布了沙皇、资产阶级与同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宣布这些条约对俄国人民没有约束力。我们建议各国人民在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上公开签订新的条约。同盟国的统治阶级——官方和半官方的代表——对我们的建议的答复是：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拒绝同它就和平谈判进行协商。
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府不需要资本主义职业外交家的承认，但是我们要问各国人民，反动的外交家是否代表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各国是否允许自己的外交家错过俄国革命所开辟的实现和平的极好机会呢？
应当现在就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不能、也不想再等待。12月1日我们将开始和谈。如果同盟国不派出自己的代表，我们将单独同德国人谈判，我们希望得到普遍的和平，但如果同盟国资产阶级迫使我们单独媾和，责任完全由他们承担。
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士兵们，工人们，农民们！12月1日和谈开始。我们等待着你们的代表，行动起来吧！不要浪费一小时！打倒冬季攻势！打倒战争！和平及各国人民间的兄弟团结万岁！
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尼·列宁）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卷第28—30页。）
[1]发表日期。
[2]11月19日应是公历12月2日。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士官生的暴动的发言〔节录〕（托洛茨基，191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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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士官生的暴动的发言
〔节录〕
托洛茨基
（1917年11月11日）
在彼得格勒我們轻易地赢得了胜利，感谢宣传工作……然而，我们必须记住……统治阶级绝不会不经过艰苦的斗争就交出他们的权力。他们已经开始聚集力量，正在对我们发动进攻。
在彼得格勒，他们占据了电话交换台，米海洛夫斯基马术学校……工程学校……我们的彼得和保罗要塞的人民委员逮捕了一个军官，在他身上搜查到文件，从而揭露了他们反对我们的一项军事阴谋。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这位所谓“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军队指挥官给各个部队任命了人民委员……（这些文件）都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前的一个成员叫做戈茨签署的……
（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帕夫诺夫斯基士官学校被摧毁了；士官生被解除了武装……他们将要被送到喀琅施塔得去。第二士官学校也投降了。我们把士官生当做囚犯和人质。要是我们的人落到敌人手里，那就让他知道我们要为每一个工人和每一个士兵索取5个士官生作为代价。今天我们已经明白指出……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记得他们（资本家）是怎样对待造反的士兵、工人和农民的……他们以为我们会无所作为，但是我们告诉他们，一旦问题涉及要保住革命的成果时，我们也会不讲什么仁慈的……为保卫群众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无需加以辩护的……让我们的敌人懂得他们要对每一个工人和士兵的生命付出高昂的代价。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53页。黄宗汉译，高放校）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特别会议上（《工人之路报》1917年11月8日报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相关链接：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特别会议上
（《工人之路报》1917年11月8日报导）
原题：《十月革命史料数则》
来源：《国际观察》1981年第1期
译注：最近译者在翻阅旧《真理报》时发现《工人之路报》于1917年11月8日刊登的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它和我们过去看到的有关书籍、电影上的报道有所不同，现将有关史料译载如下。为保持历史原状，我们不作实质性的删节，请在阅读时注意。
*《工人之路报》系《真理报》的代用名称。《真理报》编辑部于1917年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和哥萨克捣毁。1917年7—10月，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真理报》多次更换名称继续出版，除《工人之路报》外，用过的名称还有：《真理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从10月27日（11月9日）起又用原名《真理报》出版。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电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向俄国所有的城市和地方发出下面这则电报：
“现在彼得格勒的政权已经掌握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手中。一致奋起参加起义的士兵和工人没有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克伦斯基政府已经被推翻了。
委员会号召前线和后方不要受人挑拨并全力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和新的革命政权。新政权将立即提出公正的和约，把土地交给农民，并即将召开立宪会议。各地方政权正在转到工兵农苏维埃手中。
临时革命委员会”
在冬宫
晚上七点三刻向冬宫提出最后通牒：限于10分钟内投降。当时冬宫已被力量强大的拥有装甲车和大炮装备的步兵部队包围，并有三艘驱逐艇沿着涅瓦河开到冬宫。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也已对准冬宫。在限期前5分钟，由部分士官生组成的冬宫警卫队宣布投降。
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
会议于下午2时35分开幕
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
我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再也不存在了。（鼓掌）有些部长已经被逮捕，另外一些部长也将在最近几天或几小时内被捕。（鼓掌）
军事革命委员会指挥下的革命卫戍部队解散了预备议会。（热烈鼓掌，欢呼：军事革命委员会万岁！）
有人告诉我们说，卫戍部队现在举行的起义将引起大破坏并将使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直到现在还不曾流过一滴血。我们还不知道有人死亡。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多的群众参加而不流一滴血就取得成功的革命运动的先例。
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的政权已经完蛋了，它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的。
我们应当赞扬彼得格勒士兵们和工人们的英雄气慨和自我牺牲精神。我们在这里彻夜不眠并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的队伍在静悄悄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居民在安静地睡觉，他们不知道，此时一个政权正在接替另一个政权。
车站、邮局、电报局、彼得格勒通讯社、国家银行——均已被占领。（热烈鼓掌）冬宫还没有拿下来，但它的命运在最近几分钟内就可以见分晓了。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有权为它依靠的那些士兵和工人感到骄傲，它领导了他们去战斗并已取得了光荣的胜利。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本性就是欺骗群众。
现在我们——我们兵工农代表苏维埃面临的任务是，总结史无前例的建立政权的经验。这个政权除了士兵、工人和农民的要求之外，它再也不会有别的其他目的。
国家应当成为群众为把自己从一切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工具。
工作必须在苏维埃的控制下进行。资产阶级科学的优秀人才将会懂得，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所创造的条件就是他们工作的最好条件。
必须建立对生产的监督。农民、工人和士兵应当感到，国民经济乃是他们的经济。
这是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
推行全民义务劳动制是真正革命政权当前的任务之一。
托洛茨基同志接着宣布说，议事日程上有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第二个问题的报告人是列宁同志。（经久不息的掌声）
托洛茨基宣称，在押的政治犯业已获释，其中的一些人并已担负起革命委员的任务。
托洛茨基同志说：“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将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今天会议的客人。”
夜间，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向整个俄国发出有关当前情况的通电。
向军队发出了关于旧政权已经崩溃和新政权即将成立的电报。新政权首先将采取下列措施：全线立即停战，把土地交给农民，尽快召开真正民主的立宪会议。
我们不知道前总理克伦斯基藏在何处，但是我们认为大家很快就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在回答前线如何对待所发生的事件时，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说：我们只能够发出电报。还没有回音，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止一次地听到前线来的代表责备我们至今没有采取坚决措施。
此时，列宁走进了大厅。全体与会者向他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托洛茨基同志接着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来到了我们中间，由于一系列条件的限制，他在这以前一直不能在我们中间露面。”托洛茨基对列宁同志的作用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作了评价后，高呼：
回到我们中间来的列宁同志万岁！
再一次向列宁同志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列宁的讲话
（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19—220页。）
上传者注：见《列宁全集》第33卷《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文献》（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大会决定不讨论列宁同志的报告。鉴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都很忙碌，将推迟作出通报性的报告。托洛茨基在讲台上发表声明。
托洛茨基的声明
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前的任务之一是向前线派出代表团，向他们介绍彼得格勒发生革命的情况。
彼得格勒苏维埃应当从自己成员中派出一些委员到前线去。军事革命委员会，它的成员不立即作出报告是因为他们一直忙于紧迫的工作。现在我能够报告的是，刚收到的一份电报中说，从前线下来的部队正向彼得格勒这边开过来。把委员们派出去是必要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不派出委员们去向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报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简直是犯罪行为。（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说：您的话正表达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心愿。）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心愿已在昨天夜里发生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起义这一伟大事件中充分表达了出来。现在我们只有发展我们的胜利。”
接着由卢那察尔斯基发言，他受到了热烈鼓掌的欢迎。
卢那察尔斯基的发言
亲爱的同志们！昨天，我们还不得不在市杜马坚持我们的观点：反对立宪民主党的将军们和受委屈的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之所以感到委屈，是因为革命避开了他们。昨天市杜马的大部分成员的情绪是和我们敌对的。今天事情清楚了，我们胜利了，而胜利是伟大的东西，所以，今天彼得格勒市的代表已经表示准备支持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委员们合作共事。然而，我们必须明确这一情况：我们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这并不是说，不要利用象市代表这样的同盟者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当然要利用。
我们正在经历着我们历史上伟大的转折；事实上，我们的革命是按照伟大革命的形式发展的。
现在，政权已经转到群众手中，群众应该证明自己有组织性。
我们将证明，我们一定能完成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任务，而且一定能把这副重担一直挑到大家所期待的胜利时刻。
接着是季诺维也夫发言。苏维埃全体代表向他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季诺维也夫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现在正处在起义的时刻。然而，我认为对起义的结果应该没有任何怀疑——我们必将胜利。
我坚信，当农民知道我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后，极大部分的农民一定会站到我们这边来的。
从现在开始的社会革命万岁！一定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彼得格勒工人阶级万岁！
今天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已经克尽了自己的天职，并给战争以极大的打击，给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刽子手——威廉二世以当胸一击。
“打倒战争，国际和平万岁！”
经过短时间的讨论后，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以下的决议。决议由沃罗达尔斯基宣读。
决议
（决议系由列宁起草，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21—222页。）
上传者注：同上，见《列宁全集》第33卷《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文献》（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载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工人之路报》第46号，林秉申译，毛信仁校） |
和约翰·里德的谈话——约翰·里德记录（托洛茨基，1917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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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ЕСЕДАСДЖОНОМРИДОМ
和约翰·里德的谈话
托洛茨基约翰·里德记录
（1917年10月17日）
先知在1917译
“临时政府是绝对地软弱无力了。资产阶级控制着临时政府，不过那种控制只是以一种虚伪的同护国派政党联合的形式掩饰着罢了。目前在革命期间，我们看到农民的起义。他们不耐烦老是等待着得到那早己答应给他们的土地；而在全国各地，在所有各阶层的劳动人民中，这种同样的不满情绪也是很显著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只有用内战的方式才可以建立起来。科尔尼洛夫所采用的那种方式，就是资产阶级能取得统治地位的唯一途径。不过，资产阶级所缺少的正是武力......军队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些妥协分子与和平主义者，即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经丧失了一切的权威——因为农民与地主、工人与雇主、士兵与军官之间的斗争，已经变得更加激烈，更加不可调和了。只有用人民群众协同一致的行动，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才能完成革命，才能拯救人民。......
“苏维埃是人民群众的最完善的代表——无论就其革命的经验、理想和目的来说，都是如此。苏维埃直接依靠战壕中的士兵、工厂中的工人和农村中的农民，他们是这次革命的骨干。
“曾经有人想丢掉苏维埃而来建立一个政权——但结果却只能造成软弱无力的局面。目前在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走廊里，正在酝酿着各色各样的反革命阴谋。立宪民主党就是反革命的斗士。而在另一方面，苏维埃则代表人民群众的事业。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并没有任何其他的举足重轻的团体......这是luttefinale（最后的决战）。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组织了它的一切力量，等待时机来攻击我们。我们的回答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将完成那在三月间刚刚开始而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前进了的工作。......”
他接着说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
“我们第一步是呼吁在一切战线上立即停战，召开各国人民代表会议来商谈民主的和平条件。我们在和约中究竟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民主，这将取决于欧洲革命反应的大小。如果我们在这里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府，它就会成为争取欧洲各国立即媾和的强有力因素；因为这个政府会越过各国的政府，立刻直接地向人民呼吁停战。在缔结和约时，俄国革命的压力将施诸‘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权’的方向，并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共和国。......
“在这次战争结束时，我看欧洲将得到改造，不是靠外交家，而是靠无产阶级。欧洲联邦共和国——欧洲合众国，是其必然的产物。民族自治已经不够了。经济演进的趋势，要求废除国家的疆界。如果欧洲仍旧是分裂为许多个国家的集团，那末帝国主义又会死灰复燃。只有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共和国，才能给世界以和平。”他笑了——那是一种他所特有的愉快的、依稀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不过，如果欧洲各国的人民群众不行动起来，这些目的现在是不能实现的。......”
附录：这次谈话是根据约翰·里德的说法进行的。自然，这里的文本只是大致反映了托洛茨基同志跟里德的谈话内容。关于这次谈话在同一本书提到：
“在10月30日那一天，我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问，走进斯莫尔尼学院楼顶上一间狭小而朴素的屋子，同托洛茨基谈话。他坐在屋子当中的一张粗制的椅子上，前面有一张空桌子。我必须问的问题并不多；他却滔滔不绝地以坚定的语气谈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用他自己的语言，把他谈话的中心内容记载如下。”（俄文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第63页）【译按：中文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327.html |
国际策略（托洛茨基，1917年9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国际策略
托洛茨基1917年9月6日
由于俄国革命中无比明显地存在着许多阶级政治集团，我们在思想方面也充满了空前未有的混乱。俄国历史发展的迟缓性，使得市侩知识分子能用最好看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孔雀毛装饰自己。不过他们使用这样的装饰，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瘦骨伶丁的裸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以在3月初、5月3日和7月3日都没有夺得政权，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革命，而是因为：完全陷入帝国主义罗网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已不能完成一百二十五年前雅可宾民主党人所完成工作的十分之一。他们一面高谈阔论地说着拯救革命和国家，可是不经一战就把阵地接二连三地交给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因此，夺取政权的斗争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直接任务，革命也正在从自己身上彻底撕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外衣。
或者是我们向着很可能最后宣布君主制的顽固的帝国主义制度倒退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土地委员会、军队组织和其他等等都要被打碎，而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之流也不会受人重视。或者是无产阶级把半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把这些群众昨天的领袖从道路上扫除掉（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之流也都受不到重视），同时建立工人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的进一步胜利，直接取决于欧洲革命、首先是德国革命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在方便时刻可以随意背叛（像策烈铁里和契尔诺夫一样）的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因此，我们不能用那些使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发生困难的步骤和策略为代价来换取局部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坚决与社会爱国派断绝关案是我们全部政治工作的必要前提。
国际主义者同志们，——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位发言者叫嚷说，——把你们的社会革命再推迟五十年吧……不用说，这个善意的劝告博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满意的鼓掌。
对社会革命的态度这个问题正是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的空想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有不少的“国际主义者”，他们以战争所引起的一时沉醉于沙文主义的现象来解释国际的危机，或者指望一切迟早都要恢复原来状态，旧的社会党会重新找到现在已经迷失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幼稚可怜的希望！战争不是要让资本主义社会暂时失去平衡的外来灾难，而是在该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对于民族国家和私人占有形式的局限范围所进行的反抗。向着上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对平衡状态后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是用层出不穷的帝国主义新战争继续盲目破坏生产力，或者是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历史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样。
同样，国际的危机也不是外来的现象。
欧洲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形成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而改良主义者企图使无产阶级迁就国民议会制和民族市场的时期。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着拥护者。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党员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承认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却说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这种要求，实际上这个日子是遥遥无期的。”由于“和平”时期为时颇久，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旧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内占了统治地位。直到矛盾的“和平”积累为帝国主义的猛烈震荡所代替的时候，才突出地暴露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和荒谬无稽。不仅旧的民族国家，而且随之而增长的官僚化的社会党，都跟继续发展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种情况本来可以更早就多少预见到的。
远在十二年以前，我们就曾写道：“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要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宣传组织工作有一种内在的陋习。欧洲的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党——德国的党）为自己养成了一种保守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群众越多，群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越高，这种保守主义就越顽强。因此，在一定时期，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会成为工人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公开冲突的道路上的直接的障碍，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政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在一定时期会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我国的革命”1906年版，第285页）但是，如果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第二国际各国政党丝毫没有偶像崇拜，那末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些庞大组织的崩溃竟会如此悲惨。
新的时期产生新的组织。现在到处都在斗争的火焰中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丰富遗产当然不会毫无用处。不过，在这种遗产内要进行内部清洗工作，整个一代的“现实主义”庸夫俗子都将被抛到一边去，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将破天荒地获得全部的政治意义。
在每个国家内，现在的任务不是维持过时的组织的统一，而是真正团结无产阶级的主动革命因素，这些因素现在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被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国际范围内，任务不是要在外交会议上（斯德哥尔摩！）使参政的社会主义者靠拢与“和解”，而是要使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联合起来，并使他们具有共同的方向——在每个国家内进行社会革命。
的确，在工人阶级的上层中间，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在全欧还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俄国人却不应害怕这个。我们知道，在革命时期少数会很快变为多数。工人群众所积累的愤慨一经彻底打破国家纪律，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和他们的朋友就会立刻取得德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只有举行社会革命的政策才证明组织上的分裂是适当的；但是这个政策也使组织上的分裂成为必要。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的同伙）与我们相反，他们不承认应从社会革命的政策下提出政治任务。他们在自己的政纲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所以我们的任务只应限于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种议论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国际任务。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俄国，那末马尔托夫的议论或许是对的。可是，问题却是关于消灭世界大战，关于向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关于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向俄国的工人进行解释：说俄国的命运现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们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说，欧洲工人的失败会使我们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还要变为英美的殖民地；不是使我们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马尔托夫同志反而拿局限于民族的框子来看俄国的革命，并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提法正在完全面临着曾使第二国际崩溃的该死的民族局限性的危险。
马尔托夫同志实际上把自己局限于民族远景，因而还保留着跟社会爱国派在一个组织内和平共处的可能。他希望跟唐恩和策烈铁里一起去害那种应随战争消失的民族主义的“疫病”，然后又打算与他们一起回到“正常”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马尔托夫所以跟社会爱国派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因为空洞的派别传统，而是因为对社会革命都抱有透顶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们都把社会革命看作是不能决定提出今天任务的遥远目标。这就使他跟我们分了家。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于我们不只是目前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不，它是要完成一项国际义务，是要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战线上占领一个最重要的阵地。正是这个基本的观点，决定着我们对待所谓民族护国主义的态度。战线暂时移动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们停止，也不能使我们放弃斗争，我们斗争的锋芒已指向了靠帝国主义互相残杀人民来支持的资本主义基础的本身。
不断的革命反对不断的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译自1917年9月6日〔旧历8月24日〕“无产者报”第10号）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托洛茨基：国际主义策略(1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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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策略
托洛茨基
(1917.9)
在俄国革命中各阶级政治集团是无比清楚的，而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充满着无比混乱。俄国历史发展的迟缓性，使得小市民知识分子能用最好看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孔雀毛装饰自己。不过，他们使用这样的装饰，只是为了掩盖自己松弛无力的身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无论在3月初、5月3日，还是在7月3日都没有夺得政权，这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革命，而是因为完全陷入帝国主义罗网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连一百二十五年前雅各宾民主派所完成工作的十分之一都已无力完成。他们高谈阔论地谈论拯救革命和国家，可是他们会不经一战就把阵地接二连三地交给资产阶级反动派。因此，夺取政权的斗争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直接任务，同时革命也正在从自己身上彻底撕去“民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外衣。
或者是我们向着很可能以君主制为结局的顽固的帝国主义制度倒退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土地委员会、军队组织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都要被粉碎，而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们也将成为废物。或者是无产阶级把半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把昨天这些群众的领袖从自己的道路上扫除掉（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们也将成为废物），同时建立工人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的进一步成就，直接取决于欧洲革命，首先是德国革命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时机一到就可以背叛（象策烈铁里和且尔诺夫一样）的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深刻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成就。因此，我们不能用那些使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发生困难的步骤和策略为代价来换取局部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坚决与社会爱国主义者断绝关系是我们全部政治工作的必要前提。
“国际主义者同志们，”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位发言者叫嚷说，“把你们的社会革命再推迟五十年吧！”……不用说，这个善意的劝告博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满意的掌声。
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空想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就在这里，就在对社会革命的态度上。有不少的“国际主义者”，他们以战争所引起的一时沉醉于沙文主义的现象来解释国际的危机，或者指望一切迟早都要恢复原来状态，旧的社会党会重新找到现在已经迷失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幼稚可怜的希望！战争不是暂时使资本主义社会失去平衡的外来灾难，而是在该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反抗民族国家的私人占有形式的狭小框框的暴动。退回到上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对平衡状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盲目地破坏生产力，或者是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历史现在提出的问题旧是这样。
同样，国际的危机也不是外来的现象。
欧洲各社会党形成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而改良主义者企图使无产阶级迁就国民议会制度和民主市场的时期。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内有拥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人。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党员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承认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却宣称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这种要求，而这个日子实际上是遥遥无期的。”由于“和平”时期为时颇久，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旧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内占了统治地位。直到矛盾的“和平”积累为帝国主义的猛烈的震荡所代替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和荒谬性才以最惹人反感的形式暴露出来。不仅旧的民族国家，而且随之增长的官僚化的社会党，都同继续发展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种情况本是早就多少预见到的。
远在十二年以前，我们就曾写道：“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因循习气。欧洲的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党——德国的党养成了一种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吸引的群众越多，这些群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越高，这种保守主义就越顽固。因此，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在一定的时刻会成为工人同资产阶级反动派公开冲突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家的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在一定的时刻会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但是，如果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第二国际各党丝毫没有偶像崇拜，即使如此也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些庞大组织的崩溃竟会如此悲惨。
新的时代产生新的组织。在斗争的烈火中现在到处都在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丰富遗产当然不会毫无用处。不过，对这种遗产要进行内部的清理工作，整整一代的“现实主义”的庸人都将被抛到一边去，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将第一次发挥其充分的政治意义。
在各国内部，任务不是维持过时的组织的统一，而是真正团结富有主动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这些人现在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被推到了前沿岗哨。在国际范围内，任务不是要在外交会议上（斯德哥尔摩！）使参政的社会党人靠拢与“和解”，而是要使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联合起来，并使他们具有共同的方针——在每个国家内进行社会革命。
不错，在工人阶级的上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在全欧还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俄国人恰恰不应该被这一点所吓倒。我们知道，在革命时期少数会很快变为多数。工人群众所积累的愤慨一旦彻底挣脱国际纪律的束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默林和他们的朋友就会立刻取得领导德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只有执行社会革命的政策才能表明组织上的分裂是适当的；但这个政策也使组织上的分裂成为必要。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的同道们与我们相反，他们反对从社会革命着眼来安排政治任务。他们在自己的政纲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我们的任务只能限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种议论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任务。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俄国，那么马尔托夫的议论或许是对的。可是，问题却是结束世界大战，同世界帝国主义做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马尔托夫同志不是向俄国的工人说明，俄国的命运现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们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说，欧洲工人的失败会使我们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还要成为英美的殖民地；不是使我们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反而从狭小的民族的框框来看俄国的革命，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提法充满着曾经导致第二国际崩溃的该死的民族局限性。
马尔托夫同志在实践上把自己局限于民族远景，从而使自己有可能跟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共处于一个组织之内。他指望跟唐恩和策烈铁里一起熬过那种应同战争一起消失的民族主义“流行病”，然后打算同他们一起回到“正常”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使马尔托夫跟社会爱国主义者连结在一起的，并不是空泛的派别传统，而是对社会革命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态度，即把社会革命看作是不能决定当前任务的提法的遥远目标。这就使他跟我们分了家。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于我们不只是民族民主革命当前的一个阶段；不，它是要完成一项国际主义义务，是要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战线上占领一个最重要的阵地。正是这个基本的观点，决定着我们对待所谓民族护国主义的态度。战线暂时移动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们停止，也不能使我们放弃锋芒指向靠帝国主义互相残杀各族人民来支持的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
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写于1917年9月。译自《无产者报》1917年9月6日第10号。
【全文取自1982版《托洛茨基言论》第310－314页。根据提供的资料来看，此文应该属于小册子《下一步怎么办》中的一章。】 |
俄国革命的性质（托洛茨基，1917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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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的性质
托洛茨基1917年9月4日
自由派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政客和报界人员非常关心俄国革命的社会学评价问题：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呢，还是其他什么性质的呢？骤然看来，这种在理论上的关心可能令人莫解。自由派丝毫不关心揭示“自己的”革命的阶级性质。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一般说来，他们不用理论分析而用“合理的看法”指导自己的活动，而“合理的看法”只不过是局限性和无原则性的代称。但是问题在于：米留可夫和唐恩受普列汉诺夫鼓舞的关于俄国革命资产阶级性的议论，没有一点论据。无论“统一报”、“言论报”、“日报”或是令人头痛的“工人报”，甚至都没有花些气力来说明他们所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议论带有纯粹实用的目的：证明资产阶级“有权”掌握政权。尽管苏维埃代表着大多数的在政治上富有生命力的居民，尽管资产阶级政党在所有的城乡民主选举中正在彻底破产，但“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必须使资产阶级享有政治特权，必须改变国内各政治党派在政府中不给资产阶级任何权利的现象。如果采用民主议会制的原则，那末显然，政权一定要属于社会革命党人或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但“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要取消民主原则，对于占压倒多数的人民的代表在内阁中只给予五个席位，而对于极少数人的代表则给予双倍的席位。民主滚蛋吧，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万岁！
难道说可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要资产阶级么？——普列汉谐夫引用辩证法和恩格斯的话哗众取宠地问道。
正是这样！——米留可夫接着说，——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宁愿放弃人民显然不愿意交给我们的政权。但是我们不能违背科学。于是他就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和唐恩解释说，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必须使劳动人民跟剥削者在政治上联合起来。从这种“社会学”的角度看来，布伯里可夫和策烈铁里滑稽地握手揭露出它的全部历史含义。
不幸的只是：孟什维克在多年内已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中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可是现在又要用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作为根据使社会主义者跟资本家联合！
他们说，因为在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政权的任务只能是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很明显，社会民主派目前还无事可作：他们的位置不是在政府中，而是成为反对党。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他无情地攻击了考茨基，因为考茨基的决议案在这方面允许了一些例外情况。旧制度下的刚愎自用的人也说过：“时间和法则是常变的。”正象我们所看到的，普列汉诺夫社会学中的“法则”也在变。
但是，无论孟什维克及其鼓舞者普列汉诺夫在革命前的观点和今天的观点有多大的不同，“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却依然如故。骤然看来，这种看法可能算是一个公式。事实上，它只是愚蠢。
人类的历史不是从莫斯科会议开始的。从前就已有过革命。在18世纪的末叶，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叫做伟大革命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在它的一定阶段上，政权落到了雅可宾党人的手中，雅可宾党人依靠了共和党人，依靠了城市内的底层手工业者和无产者，在他们跟吉朗特党人、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当时的立宪民主党人中间设下了四角形断头台。只是因为雅可宾党人的专政，才使第一次法国革命具有了真正的意义，才使这次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然而，这种专政的实现不仅没有资产阶级参加，而且是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罗伯士庇尔没有来得及认识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他违反了社会学的一切法则，不仅不与吉朗特党人握手言欢，而且砍掉了他们的头。这可以说是很残酷的。但是，这种残酷决没有妨碍法国革命成其为伟大的革命，同时也没有使它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所有的无能之辈都在滥用马克思的名义，可是马克思曾经写过：“整个法国恐怖无非是平民对待资产阶级敌人的办法”……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害怕这些平民对待人民之敌的办法，所以雅可宾党人不仅从政权中排除了资产阶级，而且每次在资产阶级企图阻止或“减弱”自己的工作时都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显然，雅可宾党人是在不许资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了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
关于1684年的英国革命，恩格斯曾经写道：“只有革命大大超出了它原来的目标，完全象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一样，才会使资产阶级夺去已经成熟的果实。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法则之一，显然而且事实上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的法则跟孟什维克用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的臆测是恰恰相反的。
最后，可以说雅可宾党人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罢了。这是完全对的。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导的所谓“革命民主派”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在已经进行的城乡选举中，一方面是立宪民主党，即大中有产者的党，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二者之间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中间党派存在。这就极清楚地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政策跟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丝毫没有区别，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是一样。这一点跟一部分最落后的工人或保守的、享特权的工人支持他们的事实并无矛盾。那末社会革命党人到底为什么不能夺到政权呢？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姑且假定如此）在什么意义上和为什么迫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采用雅可宾党人的平民方法而采用跟反革命资产阶级妥协的沙龙方法呢？显然，答案不能从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中寻找，而只能从我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可怜性中寻找。我们的假民主派不仅不使政权在自己手中成为实现自己历史任务的武器，而且恭恭敬敬地把实际政权让给了反革命的军事帝国主义集团，策烈铁里甚至在莫斯科会议上吹牛说，苏维埃不是由于处境困难或在坚决战斗和战败之后交出了政权，而是自愿地交出了政权，这是政治“自制”的证明。引颈受屠的小牛的德行，并不是征服新世界的品质。
康文特恐怖分子和莫斯科会议投降分子之间的差别，跟老虎和大小牛犊之间的差别差不多。但是，这不是基本差别。它还掩盖着民主派本身的决定性差别。雅可宾党人所依靠的是贫穷的和无产的阶级，包括当时还没有形成的无产阶级。在我国，产业工人阶级已从非定型的民主派中分离出来，并成了有头等意义的、独立的历史力量。随着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离出的无产阶级发展了最宝贵的革命品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同样的程度上失去这种品质。这种现象也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大大超过18世纪末叶的法国的结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决不能用人数的多少来衡量，它的决定因素是无产阶级在生产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已在战时极明显地表现出来，铁路罢工的威胁，使我们现在重新想起了全国都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集中工作。小市民和农民的党，刚一踏上革命的道路就受到双重炮火的轰击：一方面是帝国主义阶级的强大集团；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小市民的党为了影响工人，越来越用它的“国家制度”和“爱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党，因而正在陷于屈从反革命资本的集团的地位。同时，小市民的党完全不可能真正消灭一切欺骗人民群众的形式，即使只消灭旧时野蛮的形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影响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由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对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所代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派”由于“自愿地”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集团，不得不把它的革命使命彻底交给无产阶级的党。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露骨地援引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来解决策略上基本问题的企图，只是为了煽惑落后工人和欺骗农民。
在1848年法国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已经作了独立活动的英勇尝试。但是，它在当时既没有鲜明的革命理论，也没有有威信的阶级组织。它在生产中的意义大大低于今天俄国无产阶级在经济中的作用。最后，在1848年的背后已经有了按自己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伟大革命，因而这一点立即就影响到无产阶级、主要是巴黎的无产阶级跟人民群众断了联系。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土地奴役、等级桎梏以及教会的压迫和等级掠夺，是摆在革命面前必须采取坚决无情措施的迫切问题。我们党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断绝关系”，甚至彼此不相往来，最极端的“断绝关系”，也决不等于无产阶级跟城乡受压迫的群众断绝了关系。相反的，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决反对现在苏维埃领袖们背信弃义的叛变行为，只会给千百万农民带来有益的政治分化（分裂），从顽固的社会革命党人叛徒的领导下把农村中的贫民争取过来，并使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人民的、“平民的”革命中成为真正的领袖。
最后，对俄国革命“资产阶级”性的空洞引证，也一点没有谈到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而这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伟大的雅可宾革命，在它周围并且和它对立的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君主制的欧洲。雅可宾制度由于不得不在极度紧张的负担下反对中世纪的联合势力，终于变成了波拿巴制度而宣告垮台。恰恰相反，在俄国革命面前有一个大大超过俄国的已达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峰的欧洲。现在世界上的屠杀现象表明：欧洲已达到了资本主义饱和限度，已不可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继续生存和发展。这种流血和毁灭性的紊乱，是盲目的生产力的粗野暴动，是铁和钢为反对利润的王国、反对雇佣奴役和反对人类关系的卑鄙无能而进行的暴动。被战火所笼罩的资本主义，正在用它的炮向人类宣布：“或者是抑制我，或者是我把你埋葬在我的废墟下面。”
以往人类千万年历史、阶级斗争和文化的发展，要求必须在现在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其他的办法和出路。俄国革命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此。这既不是“民族”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谁要是把它看成“民族”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谁就是还生活在18和19世纪。可是，我们“时间的祖国”是20世纪。俄国革命在今后的命运，直接取决于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就是说直接取决于欧洲阶级矛盾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正在使欧洲阶级矛盾的发展带有灾难性。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流用竞争获胜者的口吻说话未免过早。卡列丁之辈磨牙未免过早。叛徒策烈铁里一伙人高攀反革命用轻视态度伸给他们的手也未免过早。革命只不过刚刚说了它的第一句话。它在西欧还有巨大的潜力。反动事业家和小市民糊涂虫的握手，一定要被俄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的伟大握手所代替。
（译自1917年9月4日〔旧历8月22日〕“无产者报”第8号）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回顾与展望（发生了什么事？）（托洛茨基，191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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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
托洛茨基1917年8月26日
发生了什么事？
谁也说不清楚，莫斯科会议是为什么召开的。而且，所有将要参加会议的人都声明（不论说的是真话或假话），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请他到莫斯科。而且这些人差不多都对会议抱着怀疑或轻视的态度。可是，他们都正在往莫斯科去。这里面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如把处在极特殊状态的无产阶级放在一边不说，那末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人可分为三类：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组织的代表，政府代表。
立宪民主党最充分地代表了有产阶级。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是：地主，工商资本组织，金融集团，教授协会。其中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政治面貌。不过，害怕工农兵的心理把有产阶级组成了一个反革命的联盟。贵族官僚集团和参谋将军集团没有停止其恢复帝制的阴谋，但认为必须暂时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怀疑地斜着眼睛打量保皇集团，但很珍视他们对于向革命作斗争的支持。由此可见，立宪民主党正在变成所有各种大中有产者的共同代表。现在，在米留可夫的无耻的资本主义行径和帝国主义可耻行径中，有产者的各种野心和剥削者的各种贪求正在合流。米留可夫的政策在于：窥视革命制度的一切挫折，一切灾难和困难，暂时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以降低他们的声誉，并等待自己的时机。而古尔科又在背着米留可夫等待自己的时机。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假民主是以农民群众、城市小市民与落后工人作靠山的；而且时间越长，越可以看出来社会革命党是主要力量，孟什维克只是无关重要的配角。在这两党的领导下，起初由于群众的半盲目性压力而被抬得很高的苏维埃，随时都在丧失自己的意义，并且正在化为乌有。原因何在呢？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市民中渺小的“伟大人物”在碰了历史的钉子时，从来不从他自己的无能为力当中寻找失败的原因，而一定要去发现谁的阴谋倾轧。策烈铁里为什么就不抓住7月3—5日的“阴谋”来解释他全部政策悲惨破产的原因？李别尔、戈茨和沃依金斯基之流在从“无政府状态”（其实这种状态对他们并无害处）拯救制度的基础时，这班先生们居然真心相信自己会像拯救卡皮托里的鹅群一样会得到奖赏。而当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对他们的轻视随着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不力而越来越大时，他们就惊慌失措。策烈铁里这个被公认的聪明人，就被作为过于革命的包袱抛弃了。十分明显，机枪团“破坏”了革命。
如果策烈铁里和他的党站在反斥候兵、波罗夫策夫和士官生的阵营内，帮助他们为反革命的利益而解除工人的武装，那末罪过就不在于策烈铁里的政治路线，而在于受布尔什维克引诱的机枪团的出动。这就是小市民政治破产分子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7月3—5日所以成了革命发展的转折点，是因为它们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党完全没有能力夺得政权。在联合政府悲惨地瓦解后，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外似乎不会再有其他的结局。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下定决心。他们还在议论着，夺取政权就是跟银行家和外交家绝交，而这是冒险主义。当7月3—5日的事件轰动一时，苏维埃的首领们却仍在追逐耶弗勒莫夫时，有产阶级就彻底明白了苏维埃政策在他们的面前正象小商贩在银行家的面前一样：打躬作揖。正是这种情况就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整个上述革命时期都处在所谓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标志下。这种来自自由派的说法，实质上是很肤浅的。问题不仅在于曾实现许多政府职能的苏维埃跟政府并存。唐恩和策烈铁里之流为了使政权完全归于政府，确实尽了所能，无痛苦地”消除政权分裂的局面。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苏维埃和政府代表了两种以不同阶级为依据的不同制度。
苏维埃代表工人的组织。工人的组织在每个工厂内排除了资本家的独裁，并在每个企业内建立了共和制度，而共和制度跟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它必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实行监督。资本家为了保卫财产权，在上层即在政府内找到了支柱，他们推动政府加紧反对苏维埃，并使政府相信它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机构，即镇压工人群众的工具。因此，他们大喊反对“两个政权并存”。
苏维埃还代表军队中选出的组织，以及全部的士兵民主制度。临时政府跟劳莱—乔治、里保和威尔逊采取一致的步调，承认沙皇制度的原有义务，并用秘密外交的老办法进行活动，因而不能不遇到军队的新制度的对抗。这种对抗在上边也通过苏维埃极轻微地反映出来。因此就产生了对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怨言，特别是将军们有了怨言。
最后是农民苏维埃。尽管它的领袖们犯了可怜的机会主义和愚蠢的沙文主义，农民苏维埃却受到底层农民的日益增大的压力，政府越是反对，这里夺取政权所用的形式就越激烈。政府成为大私有者的工具到了何等程度，最清楚莫过于这一事实：策烈铁里的禁令通告跟李沃夫公爵的通告丝毫没有差别。由于各地苏维埃和农民委员会要建立新的土地制度，就跟“革命”政府发生了尖锐矛盾，这个政府越来越变成了私有制的看家狗。
进一步发展革命，就是要使全部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并利用这种政权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私有者。但是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化，必然要使最坚决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在劳动人民群众中起头等重要的作用。在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方面，无产阶级可在西方、首先是在德国的所谓“军事社会主义”中找到极有价值的榜样。但是，我们可能仅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和真正革命政权的指导下进行这种组织工作，所以监督生产和逐步组织生产就完全是为了反对资本的利益。当有产阶级企图通过临时政府建立起“坚强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时，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虽然还不就是“社会主义”，但它无论如何已能摧毁资产阶级的抵抗，并且（由现有生产力和西方形势而定）引导和改造经济生活为劳动群众谋福利。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后，就会成为不间断的，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以便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俄国的革命越是坚决和英勇地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会越有力地推动西方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
但是，市侩式的幻想家却把这种前途看作是一种“空想的”前途。他们想怎样呢？他们自己决不会提出这种公式的。策烈铁里不绝口地谈到“革命民主”，但显然并不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不仅惯于卖弄民主词句的社会革命党人，而且孟什维克，一到阶级标准开始极明显地揭露他们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性时，就把阶级标准完全抛到一边去了。一切都在说明“革命民主”的制度，一切都在证明这种制度的正确性，甚至老牌的政治侦探在把肮脏手指插到布尔什维克的口袋内时，也无非是用“革命民主”的名义……。但是，我们不要跑得太远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派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或用联合的办法使政权“中立”，实际上就是要使革命失去领导。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要保卫作为自己机关的苏维埃，实际上就是要阻止政府在各地设立行政机关。政府不仅无力作好事，而且也没有多大力量去干坏事。苏维埃有一些颇大的计划，可是其中任何一个计划都不可能付诸实施。由上面制订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制度和由下面形成的工人民主制度使彼此陷于瘫痪。凡是它们接触的地方，都产生了数不清的冲突，部长和委员们压制革命自治讥关，指挥官们咬牙切齿地痛恨军队委员会，苏维埃在群众和政府之间疲于奔命。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部长、总指挥官和委员们上台又下台。政权的压力越是慌乱，下层群众的激愤就越强烈。上边的整个生活都是一片“无政府状态”。
显然，懦弱的双重性质的市侩“民主”制根本是不适宜的。摆在革命面前的问题越是尖锐，就越会发现这种民主制的毛病。整个国家建筑是摆在一个人或两三个人的头上。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或策烈铁里漫不经心的手势，始终都有引起国家建筑完全瓦解的可能。越往前走，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就越突出：或者应由苏维埃取得政权，或者应由资本家政府取消苏维埃。只需要外部来一个推动，整个大厦就会彻底失去均衡的。7月3—5日的事件，就是对内部注定必遭灭亡的制度的外部推动。以两种互不相容的制度“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安闲生活”，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策烈铁里已有可能在他的纪事中记载说，机枪团破坏了他拯救俄国的计划。
（摘译自1917年8月26日“无产者报”第1号）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必须立即从实际上统一起来（答问）（托洛茨基，1917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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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立即从实际上统一起来
（答问）
托洛茨基1917年7月15日
在最近我讲过话的许多次集会上，有人一再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联合组织（区联组织）和布尔什维克组织之间有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如果说没有意见分歧的话，那末它们为什么要各立门户？
我觉得有必要在报纸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1）我认为“联合”组织和布尔什维克组织之间现在并没有任何原则上或策略上的意见分歧。
（2）因此，这两个组织是没有理由各立门户的。
（3）就我所能判断的，工人同志，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都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承认按整个系统统一起来的迫切性。
（4）我认为应立即使彼得格勒的全部工作统一起来，而不去等待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应使我们完全从组织上融合在一起。
（5）我们希望今天开幕的“联合”组织会全市代表会议会用这样的精神解决统一的问题。这次会议应当坚决反对没有任何原则的保守倾向和小组分立倾向。
（摘译自1917年7月15日〔旧历7月2日〕“真理报”第97号）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列·托洛茨基：战争问题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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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的提纲
列·托洛茨基
李星译
编者按：
1917年6月末，俄国临时政府正酝酿一场新的军事攻势，希望以军事胜利减弱工农对土地、和平与惩治资本家关厂怠工的呼声。对如何看待临时政府，列宁派内部也有分歧，部分人主张支持当局从事广泛民主改良。这样的背景下，托洛茨基发表「战争提纲」，指出解决当前革命与战争危机的唯一道路，是解决无产阶级的政权问题；澄清了临时政府之所以显得极端软弱，恰好来自它的资产阶级政权性质，来自捍卫有产者利益寸土不让的原则立场。提纲发表后不久，当局开始公开镇压首都的列宁派工人，前线的攻势也以惨败告终。经此一役，俄国革命工人运动更看清了自己的战略任务，并在九月的平定反动叛乱期间，赢得了主动权。
一战争的总体性质
目前为止，俄国革命尚未改变现行战争的性质。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前台由君主立宪派组阁，幕后由大资本拍板[1]——既承认帝俄所有军事、外交与财政担保的合法性，又以受盟友支配的角色卷入两大帝国主义匪帮的血腥混战。
革命造成军内思想与组织的极端混乱。客观上，帝国主义大战的重要环节——俄军遭到严重削弱。有鉴于此，保持原参战角色的前提下，交战中的俄国显得更依赖英法盟友。
无论过去或现在，俄国有产阶级均与欧洲帝国主义核心势力保持密切联系，而全盘战争计划掌握在后者手中。客观上说，只要资产阶级继续执政，我国的国际处境就无法根本改变；当局提高军队——不是作为政治独立的革命力量，而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工具——战斗力的所有努力就统统无效。与此同时，整顿军队的目的是摧毁革命后军内出现的民主精神，因而带有反革命性质。
二外交活动
概括地说，临时当局的对外活动无外是对原有外交遗产的部分修正，因为早在革命前，缔结的战争承诺已把帝俄纠缠得焦头烂额。显然，新政府上述努力已彻底失败。
工人与士兵代表委员会的终战提案（没有割地与赔款的和平以及确保各国人民自决权），形式上被临时政府接受。然而，只有使用坚决的革命手段以及作为欧洲工人群众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资本的旗帜，上述政治要求才会真正发挥作用。类似提案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嘴里说出来，等于最可憎的谎言。盟国对临时政府类似呼吁的全部回复，通篇写满帝国主义者对民主名词的嘲弄。如果说美英当局并未公开回绝，那也只因为他们还想利用——他们已不止一次利用过——和平游戏欺骗正在觉醒的各国群众，掩盖战争的真实目标。另一方面，只要工人与士兵代表会仍通过临时政府的中介形式，客观上充当帝国主义骗局的一环，它的和平号召便不会激励各国人民走向革命行动。
当俄国自己继续占领波斯，当所有协约国替彼此的帝国主义战争暴行大搞政治掩护的时候，临时政府对个别战区的悲惨事件进行半吊子抗议，只会在世界人民眼里丑化俄国革命，并延迟欧洲革命的发展。没有欧洲革命，就无法挽救俄国革命的成果并民主地结束战争。
三新的军事攻势
上述临时政府的政策，作为一个整体从根本上摧毁了任何成功反攻的可能。与此同时，政府却视取得某些军事成就为第一要务。酝酿的新攻势的物质保障极糟，军队的食品供给反应出国民经济全面破产的现状。对这一破产，现任政府无力采取哪怕一项激进应急措施。
新攻势的精神前提更加凄惨。为证明进攻的必要性，临时政府被迫把（是否继续遵守）旧军事条约与既定战争目标提上议事桌，并告知全体人民。与此同时，它还告诉军队一个真相：在和平问题上，新政府无法从帝国主义盟友那里争得让步，也无力独立制定国策。这些自我暴露使军队的瓦解越发不可收拾——政府的全部作为使军人坚信，不值得为战争目标流血牺牲，更甭说参加一场必然损兵折将的新攻势。
大规模开小差的风潮，既断送了军队战斗力，也对革命危害极大。然而，现有条件下，开小差不再是个人怯懦的简单结果，而是临时政府无能的前线后遗症——当局从未做到用新目标实现革命军队的内部团结。
俄国有产阶级一面号召把战争打到底，一面拒绝为了胜利牺牲部分红利[2]，从而事实上破坏着军事准备。对此，临时政府缩头缩脑不敢指责有产者。战争期间政商勾结的贪污黑幕，当局叹息着予以袒护。部长们不肯剥夺地主的土地，即唯一能让——哪怕最愚昧的——农民拥护革命、并有朝一日武装保卫它的措施。无力制止逃兵现象的同时，临时政府却凶暴地惩处逃兵直至株连后者的家庭。
上述物质与精神条件下，新攻势必然演变成大冒险，使各部队彼此对立，并彻底摧毁军队作为整体的内部联系。
结论：
战争的解决出路，同时也是革命俄罗斯所有基本内部问题的出路。只有把革命进行到底，把权力交到工人与士兵代表委员会的手中，才能建立军队的内部联系，使它重新成为有生命力的肌体；只有把革命进行到底，俄国革命才能给西方革命强大的推动力。这是唯一正确解决战争危机的道路。
由此结论如下：
1.继续承认帝俄与同盟者的一切协定，与单独签定对德和约一样，只会断送革命利益，并与革命的荣誉不相容。
2.俄国政府对帝国主义盟友的虚弱和平呼吁，不可能产生正面结果，而是原地踏步推托塞责的国内政策的外交象征。这套政策正瓦解着军队，破坏着俄国革命的政治与道德威信。
3.工人与士兵代表委员会向欧洲民众的全部号召，正被一个事实所瘫痪：俄国外交仍处于——同盟国外交圈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手中，现有外交的努力方向与工兵代表会的号召截然相反。
4.俄罗斯人民的唯一出路，在于公开宣布俄国革命外交与军事政策的独立性，并立即以革命政权——而非软弱的现今政府[3]
——的名义，号召（各国）人民与本国帝国主义为实现民主和平展开斗争。最后，俄国革命应保证以全部力量帮助走上这条道路的各国劳动者。
5.只有落实以上前提，俄国革命才能建立军队与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使军队恢复战斗力，并在需要的时候改变斗争格局。
6.以上述方式脱离帝国主义强盗圈子，并使俄国军队成为欧洲革命——无论它从那里开始燃烧——的可靠支柱，工人起义的幽灵便可能演化为欧洲革命的胜利，并结束帝国主义的罪恶统治。欧洲各政府才会急于签定和约，挽救自己不致覆灭。
《前进报》N5,1917年6月28日
[1]直译：不是米留科夫、古奇科夫政府，而是立沃夫、捷连申科政府
[2]原文直译：拒绝签署自由公债
[3]原文直译：而今软弱的组织 |
列夫·托洛茨基：和平纲领（摘录）（19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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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纲领*[1]（摘录）
列夫·托洛茨基（1917年5月）
一什么是和平纲领
二Statusquoantebellum
三民族自决权
四欧洲联邦
跋（1922年）
第二届临时政府在其宣言中声明，它谋求不割地、不赔款和保障民族自决权的和平。这种说法会使许多天真的人觉得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特别是在米留可夫先生无耻的帝国主义行径之后。但是，谁若是熟悉英法（劳合—乔治——白里安—利鲍商号）炮制的说法或者即使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主义说法，他对临时政府的宣言就不能不抱有益的怀疑态度。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统治阶级撒的谎从未象这次战争时期那么多。“这次战争是争取民主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争取和平和民族联合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最后一次战争。”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这些口号的掩饰下进一步唆使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目前这场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历史含意愈露骨和愈无耻，统治者及奴颜婢膝的政治家就愈加竭力用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饰它的内容。美国资产阶级参加了战争，以维护向欧洲输出军备和靠欧洲的鲜血来赚得几十亿的神圣权利，因而对民主派伪君子威尔逊来说，就更需要挥舞全部和平主义大旗。
社会爱国主义者特别致力于麻痹人们思想的说法，他们在目前这次战争机器中的主要作用也就在这里。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向群众提出诸如“保卫国家”，或“成立国际仲裁法庭”，或“解放被压迫民族”的目标时，他们使群众在思想上把这些任务的解决同本国军队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他们孜孜不倦地提出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唯心主义口号。
战争的进退维谷的持久性质，普遍的经济破坏，下层不满和不耐烦情绪的增长（它已在俄国革命的壮丽序幕中第一次表现出来），这一切迫使两个同盟集团的当权者寻找结束战争的途径。
当然，结束的最好办法就是所谓的“决定性胜利”。德帝国主义者证明，不取得胜利以及从胜利中捞到一切好处，整个社会制度就会发生危险。法国民族主义者同样有力地证明，对法国来说也是一样的。但是，战争拖得愈长，“决定性胜利”就愈难实现
[2]
，统治者，其中包括他们的社会爱国主义一翼的情绪就愈惊慌和缺乏信心。通过签订肮脏的协议（主要靠损害弱小民族的利益）来结束战争，成了官方外交的任务，正象通过互相赦罪的办法来恢复国际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外交任务一样。
统治者感到强烈要求和平。但同时他们害怕和平，因为和平谈判开始之日将是作出总结之时。正因为如此，官方外交不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外交家最先踏上和平谈判的薄冰。官方政府在自己和他们之间有远见地确定了一定的距离，以防完全失败。即将召开的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半官方地探索和平谈判的基础。
这次代表会议内部的矛盾最明显地暴露在俄国临时政府及其组织部分的政策上。为了同一个“不割地的和平”纲领，我们听说，捷烈申柯劝告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改用正当的生活方式，克伦斯基没有坐待这一劝告的结果，就部署俄国军队进攻；策烈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则打算在斯德哥尔摩进行非官方的和平谈判。对于捷烈申柯先生的规劝，意大利政府发表了一个对阿尔巴尼亚实行保护的声明当作回答，利鲍先生则又强调取得完全胜利的必要性，并拒绝给本国的社会党人签发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而他们是利鲍先生的俄国执政的同僚邀请去的。不管怎样看待“不割地的和平”之类的纲领——是当作劝说协约国的话题，当作战略进攻的口号，还是当作策烈铁里、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间谈判的题目——，这个纲领得不到我们的丝毫信任。列诺得尔现在已经向自己的政治主子即统治阶级讲清楚，他打算去斯德哥尔摩首先为的是揭露德国社会党人并且向法国和协约国的工人证明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应当认为，在万不得已时，谢德曼也是用这类计划来武装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向我们保证，代表会议将真正成为即使是资本主义外交的和平谈判的序幕。它倒有可能成为沙文主义狂热死灰复燃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使工人群众相信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通向和平以及各民族的兄弟情谊的唯一正确的即革命的道路上转移开来，从我们方面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
召开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主动权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手里。这就使整个事情具有极大的两重性。苏维埃不是社会主义组织，然而它代表很革命的群众说话。同时由于这些群众的意识尚未充分定形，担任苏维埃领导的是一些浸透了小资产阶级和怀疑主义，不相信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家。
《苏维埃消息报》在国际主义者批评的压力下说，“召开企图在办公桌前订立有关改制欧洲地图的和睦协议的社会党外交家的代表会议，那是没有用的。这样的代表会议不仅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而且当各国社会党人的视野没有超出民族任务的时候还会使分隔他们的鸿沟更加加深。
只有另一种代表会议，即只有每个与会派别从一开头就感到自己是国际劳动大军中的一支队伍，为了用共同的努力来从事共同的事业而聚集在一起的代表会议才能真正产生成果。”
《消息报》得出结论说：“执行委员会的信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里，《消息报》勾销了这样一个情况，即执行委员会自己就同俄国资本主义外交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而通过后者又同协约国外交保持同样的关系。执行委员会“原则上”表示赞成打破民族统一，却更坚决地力求巩固自己家里的民族统一。
建立在这种原则上的代表会议，即使得以召开，也不能不在一开始就暴露自己的完全无能。在群众面前对那种基于模棱两可和毫无原则之上的措施承担责任，是轻率的或盲目的。
对我们来说，和平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国际革命斗争的纲领。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革命的社会党人相当明确地制定了这个斗争的总的原则。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就更没有理由离开这些原则而转向克伦斯基或策烈铁里的“原则”。我们进入了革命大动荡的时代。政治动摇性，尤其是政治冒险性将迅速消失。只有把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建筑在指靠世界的，首先是欧洲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斗争的发展上的政党，才能跟上历史的运动。
1917年5月25日于彼得格勒
一什么是和平纲领
什么是和平纲领？从统治阶级或为它们效劳的政党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必须以军国主义的力量来保证其实现的那些要求的总和。例如，为了实现米留可夫先生的“和平纲领”，必须手持武器占领君士坦丁堡。王德威尔德的和平纲领要求事先把德国人从比利时赶出去。从这种观点看来，和平的条文只不过是对用战争的武器所做的事情作出总结。换句话说，和平的纲领就是战争纲领。但只是在第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国际）的干预之前事情才是这样。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和平纲领不是意味着应由本国军国主义实现的那些要求，而是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准备用自己反对全世界军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强制实行的要求。国际革命运动越发展，和平的问题就越成为不单纯取决于各方军事状况的问题和平条件可能被群众理解为战争目的的危险越来越小。
这在关于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问题上最明显地向我们暴露出来了。
战争是从德军向比利时和卢森堡发动毁灭性进攻开始的。在由于摧毁小国而产生的反应中，除了敌对阵营统治阶级虚伪的和自私的愤怒处，还听到人民群众真诚的愤慨，他们的同情是由那些仅仅因为处于两个交战大国之间而被摧毁的弱小国家的命运所引起的。
在战争初期，比利时命运之空前悲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但是，三十四个月的军事行动表明，比利时的插曲在解决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任务——使弱者服从强者的道路上仅仅是第一步。
资本主义把它用来“调整”各个民族内部经济生活的那些办法搬到了国际关系方面。竞争的道路就是中小企业不断垮台和大资本凯旋得的道路。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竞争意味着大的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不断征服中小民族和落后民族。资本主义技术越发展，金融资本所起的作用越大，军国主义提出的国求越高，那么小国对大国依赖的程度也就越深。作为帝国主义机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这一过程，在和平时期也在通过国债、铁路及其他租让权、军事外交协定等等手段不断地进行。战争暴露并加速了这一过程，对它注入了公开暴力的因素。战争破坏了小国最后残留的一点“独立性”，而这完全不取决于两个主要阵营这间的军事比赛的结局如何。
比利时仍然在德国大兵的压迫下呻吟。但这只是它丧失独立的流血惨剧的表现。比利时的“解放”根本不是摆在协约国面前的独立的任务。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比利时将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大规模争夺的一个小小的从属的组成部分。没有第三种力量——革命的干预，比利时在战后可能仍受德国的箝制，受大不列颠的奴役或被两个同盟集团的大国强盗瓜分。
关于塞尔维亚，能说的也是完全是同样的话，塞尔维亚的民族的毅力成了世界帝国主义天平上的一个小小的砝码，这个天平向哪一边摆动，塞尔维亚独立的利益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中部帝国使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这两个国家不论仍将是德奥帝国主义集团（“中欧”）的东南组织，还是变成算总账时的辅币，无论如何，战争会写完它们独立史上的最后一章。
最明显的是，在俄国革命开展起来以前，波斯独立随着1907年英俄协定的签订而基本丧失。
罗马尼亚和希腊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帝国主义托拉斯的斗争向小国商号提供的选择“自由”是多么有限。罗马尼亚宁肯作出自由选择的姿态，它打开了自己的国家中立的闸门。希腊以消极的顽抗精神竭力使自己呆在“家里”。好象为了更清楚地暴露争取自我保全的“中立”斗争完全是徒劳的，整个欧洲战争，通过保加利亚、土耳其、法国、英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迅速转移到希腊领土上。选择的自由在最好的情况下发展成自我取消的形式。归根结蒂，罗马尼亚以及希腊，都将得到同样的归宿：成为大赌棍手中的赌注。
在欧洲的另一端，小小的葡萄牙认为应当加入协约国方面作战。如果在参加斗殴的问题上，受英国保护的葡萄牙会有比特维尔省或爱尔兰多得多的自由，那么，它的决定就会是无法解释的了。
荷兰和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资本主义上层由于战争而捞到了一座座金山。但西北欧的四个中立国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主权”的虚幻，这种主权即使熬得过战争，在和平状态下，也会受到大国的“算计”。
在帝国主义的欧洲，“独立”的波兰只有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奴隶般地依赖大国集团之一，才能保持住自己独立的招牌。
瑞士的国家独立在强制规定的进出口细则中暴露了自己的全部内容。小联邦共和国的特派员常常手里拿着帽子到两个交战的阵营去求告，他们很明白，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建树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它的独立和中立会意味着什么。
如果战争由于战线和参战国增加而变成一个未知数很多的方程式，使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说出所谓的“战争目的”，那么，小国却有非常相对的优越性：他们历史命运可以认为是早已注定了的。无论哪一个阵营取得胜利，也不管胜利的规模如何，要退回去，回到小国独立的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是德国还是英国取得胜利，所能解决的问题只不过是谁将是弱小民族的直接主宰。只有骗子或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才会把弱小民族的自由问题同这方或那方的胜利联系在一起。
最三种结局，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局是平局，它也会产生完全一样的结果：交战阵营中的一方没有取得对另一方的明显优势，这只会使得每个阵营内部强者对弱者的优势和它们双方对帝国主义的“中立”牺牲品的优势更清楚地暴露出来。不分胜负的战争结局本身不会给任何人以任何保障，战败的反正是所有的弱小国家，既包括那些在战场上流过血的，也包括那些试图在中立的阴影下躲避厄运的。
对我们来说，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等的独立并不是协约国战争纲领的组成部分（象盖得、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韩德逊等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包含在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纲领之内的。
二Statusquoantebellum[3]
无产阶级能否在目前条件下提出自己独立的“和平纲领”，即对那些产生目前战争或在目前战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现在没有力量实现这个纲领。指望他们经过目前战争就能实现本身的和平纲领，是空想。争取停止战争和争取不割地的和平，即恢复Statusquoantebellum；恢复战前秩序，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比较现实的纲领。例如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和一般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论点就是这样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坚持的不是革命的观点，而是保守的观点（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恢复阶级斗争；不是第三国际，而是恢复第二国际；不是革命的和平纲领，而是恢复Statusquoantebellum；不是争取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而是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然而，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争取停止战争和争取不割地的和平有“现实性”呢？战争迟早会停止，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种坐等的意义上说，停止战争的口号无疑是很“现实的”，因为这是有十分把握的。而在革命的意义上说呢？可以这样反问一下：指望欧洲无产阶级能够靠它现有的力量违背统治阶级的意愿去制止军事行动，这难道不是空想吗？那么，是否就因此拒绝停止战争的口号呢？其次，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停战呢？从理论上推断，这里可能有三种典型的情况：（1）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2）在哪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情况下，敌对双方都搞得筋疲力尽；（3）革命无产阶级的干预制止军事活动的“自然”发展。
十分明显，在第一种情况下，即战争由于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要求不割地的和平是天真的幻想。如果全力支持本国军国主义活动的谢德曼和兰茨贝尔格之流在国会上发言“赞成不割地的和平”，那正是因为坚信这一类的异议不会阻碍任何“有益的”兼并。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总司令阿列克谢也夫将军，那个宣布不割地的和平是“不切实际的空话”的人，十分有根据地断言，主要问题是进攻，只要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其余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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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全副武装的获胜的一方手中夺取得割地，显然，对无产阶级来说，除了善良的愿意以外，还需要有革命力量和公开使用它的直接准备。无论如何，它还没有掌握任何“省力的”手段来使获胜的一方不去利用取得的胜利。
第二种战争结局，即主要是“不割地的和平——仅此而已”的有限纲领的拥护者所指望的结局是，战争没有被第三种力量的革命干预所制止，已消耗完交战国的一切储备，以疲惫不堪而告终——既无胜者，也无败者。当军国主义无力征服，无产阶级无力革命的时候，消极的国际主义者就以其残缺不全的“不割地的和平”纲领来适应这种情况，他们常常把这一纲领说成是恢复Statusquoantebellum，即恢复战前秩序。但是就在这里，虚假的现实主义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实际上“平局”的战争结局，正象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的，根本不排除割地；相反地，是以割地为前提的。如果两个大国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获胜，这完全不意味着塞尔维亚、希腊、比利时、波兰、波斯、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正是靠牺牲第三者即最弱者来实行割地的。为了阻止这种互相“补偿”（犒劳），国际无产阶级应当进行反对统治者的直接的革命起义。报纸上的文章，代表大会的决议，国会的抗议，甚至街头示威，过去和现在从未阻止统治者——通过胜利或协议——掠夺领土和蹂躏弱小民族。
至于第三种结局，那是最清楚不过了。它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在这次战争还打得火势的时候就全力奋起，从下面使战争瘫痪和得到制止。十分明显，在这个最有利的情况下，有力量制止战争的无产阶级不能和最不想局限于反对割地的纯保守的纲领。
我们看到，真正实现不割地的和平，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以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前提。但是，以这一运动为前提，那么要求恢复战前的和战争所由产生的秩序的上述纲领，对它来说就是十分渺小了。欧洲的Statusquoantebellum是战争、掠夺、暴力、正统主义、外交迟钝和人民软弱无力的产物，也仍是“不割地的和平”的唯一积极的内容。
无产阶级在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以恢复旧的欧洲版图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它应当提出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时代的革命性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相符合的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关系纲领。
孤立地提出的“不割地”口号，首先没有提供从政治上帮助理解战争进程中提出的某些问题的标准。如果设想，法国今后占领亚尔萨斯和洛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必须追随谢德曼，去要求把这些省份归还德国呢？我们是否要求把波兰王国归还俄罗斯呢？我们是否主张日本把胶州湾……还给德国？是否让意大利把它在特兰提诺所占领的那部分归还原主？这是荒谬绝伦的！这样，我们就成了热衷于正统主义的人，也就是按照极端反动的外交精神来捍卫王朝的和“历史的”权利的人。不幸的是，这个“纲领”需要革命来使它得到实现。在根据具体现实而产生的上述一切的和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显然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原则：有关居民的公决。当然，这个标准决不是绝对的。例如，法国“社会党人”大多数把全民公决（亚尔萨斯—洛林）归结为可耻的把戏：先占领即用武力侵占，然后要求同意兼并。十分明显，真正的公决要求以革命的条件为前提，即居民可以不在左轮手枪（德国的或法国的都一样）枪口下来作回答。
因此，“不割地”的口号唯一可以接受的内容就是把它归结为反对新的强占，即消极地提出民族自决权。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无可争辩的民主“权利”，对强大的民族来说，必然变为和将要变为侵占和蹂躏的权利；而对弱小民族来说，则变为和将要变为软弱无力的愿望或“一纸空文”，直到在欧洲的政治地图上民族和民族的残余被关闭在那些被海关彼此分割开来并在帝国主义斗争中不断发生冲突的国家的范围而与世隔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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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克服这种制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以想象的。把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同社会革命的纲领结合起来，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三民族自决权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没有民族自决的原则，社会民主党在解决民族国家的重新组织和重新建立方面的具体问题时就会寸步难行，因为这个原则的最后结论就是，承认每一个民族集团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命运，也就是说有权脱离该多民族国家（例如俄国，奥地利）。了解民族“意志”的唯一民主办法，是通过全民投票作出公决。这种回答从民主上看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上述方式下仍然是纯形式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民族自决的现实可能性、途径和办法。然而，问题的核心正在这里。
对许多被压迫民族、民族集团和民族残余来说，甚至对其大多数来说，自决就是废除现存的疆界和肢解目前的国家。同时，这一民主原则也导致殖民地的解放。然而，帝国主义的整个政策是不顾民族原则地扩大国界，把弱小民族强行纳入关税范围之内，攫取新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扩张和进攻的，它的特征正是自己的这种性质，而不是反复无常的外交手腕。
因此，在许多场合导致国家和经济分散（肢解、分裂）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同手中掌握着国家组织和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的强大的集中趋向发生敌对冲突。的确，在许多场合，民族分立运动邻国的帝国主义阴谋中得到了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有通过武力才具有决定意义。而一俟事态发展到两个帝国主义组织发生军事冲突时，新的国界就不是根据民族原则，而是根据军事力量对比来确定了。迫使获胜的国家放弃对新夺得的土地实行兼并，同强迫它给它以前占领的省份以自决的自由是同样困难的。最后，即使出现了奇迹，如爱尔威一类的半幻想者—半骗子所夸夸其谈的那样，欧洲被武装力量分成了完整的民族国家和小国家，这丝毫不能使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在“公平的”民族重新划分以后的第二天，资本主义扩张活动就会恢复，只要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民族原则，完全破坏民族原则的冲突、战争和新的掠夺就又会开始。所有这一切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如果说狂热的赌棍在赌博时不得不在彼此之间“公平地”重分金子，那是为了接着以加倍的疯狂来重新进行这种赌博。
但是，对我们来说，决不能因为帝国主义集中趋势非常强大，就对这种趋势采取消极屈从的态度。民族共同体是文化的实际发源地，正如民族语言是它的实际工具一样，并且它们还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自己的这种作用。为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社会民主党想要并且应当保证民族共同体有发展（或溶化）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从革命资产阶级那里汲取了民族自决的民主原则作为自己的政治义务。
民族自决权不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中抹去，但是它不能妄求绝对的意义，相反地，对我们来说，它受到历史发展中所碰到的深刻进步趋势的限制。如果说这种“权利”必须——通过革命力量——同奴役弱小和落后民族并蹂躏民族文化发源地的帝国主义的集中化方法相抗衡，那么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能允许“民族原则”阻挡现代经济在我们整个大陆，甚至在全世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不可抑制的和深刻进步的趋势。帝国主义以资本主义掠夺表现了这一经济趋势——彻底摆脱愚昧的民族局限性，如同它以前摆脱愚昧的农村和地区的局限性一样。社会主义在反对经济集中化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同时，不仅不反对这种趋势本身，而且相反要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观点来看，现代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基本的，必须确保它有充分可能完成其真正解放的历史使命：建立统一的世界经济，不受民族界限和国家海关的限制，而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资源、气候特征和劳动分工的需要。波兰人、亚尔萨斯人、达尔马提亚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以及还有没有被占领的欧洲其他弱小民族，只有在民族集团不再成为经济集团，不再同国界联系在一起，不再在经济上彼此隔离和彼此对抗的情况下，才能复兴或者第一次在他们所向往的民族范围内立足，而主要的是，只有达到这种地步他们才能保留在民族范围内并自由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换言之，为了使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等能够建立真正不受拘束的民族统一，必须消灭目前把他们分割成各个部分的国界，必须扩大作为经济组织而不是民族组织的国家的范围，使之包括被海关和疆界所割开、被目前战争所撕裂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本身的国家统一是欧洲大小民族自决的前提。只有在摆脱了国家关税壁垒的民主统一的欧洲家庭里，建立在真正自决基础上的、排除了民族经济对抗的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才是可能的。
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直接取决于欧洲整个制度的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不可能离开欧洲革命而提出诸如波兰的独立或全体塞尔维亚人的统一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和平纲领组成部分的自决权具有不是“空想的”而是革命的性质。这种见解是针对两种人的：一种是德国的大卫和兰茨贝尔格，他们从自己的帝国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诬蔑民族独立原则为反动的浪漫主义；另一种是我们革命阵营中那些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的人，他们宣称这一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以此使自己摆脱必须对战争所直截了当地提出的民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回答的处境。
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状态和社会主义之间还要经历一个社会革命的大时代，即无产阶级为国家政权而进行公开斗争、夺取政权和运用这个政权使社会关系彻底民主化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和解和平静的时代，正相反，而是社会斗争高度紧张的时代，是人民起义、战争和扩大实验无产阶级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对今后民族存在的条件以及民族同国家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作出实际的即直接而有效的回答。
四欧洲联邦
上面我们试图确定，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统一是民族自决成为可能的必要前提。没有在巴尔干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政策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作为补充，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等等的民族独立口号仍然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同样，在全欧范围内，自决“权”的原则只有在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有血有肉。
但是，如果民主联邦的口号在巴尔干半岛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口号，那么对于存在着深刻得多的资本主义对抗的欧洲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对资产阶级政治来说，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是消灭欧洲“内部”海关，而不做到这一点，国际仲裁法庭和法典将不会比例如比利时中立更加稳固。企求统一欧洲市场，同企求掠夺落后的非欧洲国家一样，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这种企求遇到了各农业的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本身的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在他们手中，同军国主义机关相结合的海关（没有前者，后者就等于零）是剥削和发财的不可代替的工具。
匈牙利的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同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奥地利搞经济统一。奥匈资产阶级对同比较强的德国实行关税联合的思想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另一方面，德国大地主永远也不会自愿取消粮食的关税。中部帝国的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英、法、俄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一致，目前的战争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在协约国内部，资本主义利益的不一致和不可调和，比在中部帝国还明显。在这种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政府的协议从上面达成欧洲的稍微彻底的经济统一，是纯粹的幻想。在这方面只能局部妥协和采取不彻底的办法。因此，预计会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整个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好处的欧洲经济统一，成了欧洲无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及其工具——军国主义作斗争时的革命任务。
因此，没有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的欧洲联邦是无产阶级和平纲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德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止一次地（特别在战争初期）提出了欧洲的或至少中欧的（一方面排除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排除俄国）“联邦”的纲领。强制统一欧洲的纲领能够说明德帝国主义的倾向的，正象强制肢解德国的纲领能够说明法国的倾向一样。
如果德国军队取得了在战争初期德国所预期的决定性胜利，德帝国主义无疑会大规模地进行实现强制性的欧洲各国军事—关税同盟的尝试，即完全是建筑在取消和妥协基础上、从而把欧洲市场统一的进步意义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同盟。不必说，在这种条件下，也就谈不上民族自治了，因为这些民族是被强迫联结为冒牌的欧洲联邦的。有一些反对我们所维护的欧洲联邦纲领的论敌为了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这一思想可能以“反动的”君主帝国主义来体现而提出的前途就是这样。然而，这个前途正是联邦口号具有革命生命力的最明显的证明。如果德国军国主义真正得以强制实现欧洲的半统一，如同普鲁士军国主义当时实现德国的半统一一样，那么欧洲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会是什么呢？是废除强制实行的欧洲统一和让一切民族返回到孤立的民族国家的家庭去吗？是恢复“自治的”海关、“民族的”货币、“民族的”社会立法等等吗？当然不是。欧洲革命运动的纲领将会是，在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已经实现的统一的基础如完全消灭关税壁垒，统一立法，首先是统一工人立法等等的同时，消灭这种强制的和反民主的统一形式。换言之，没有君主制和常备军的欧洲联邦口号在上述条件下就会成为欧洲革命的统一和指导性的口号。
拿第二种情况——形成“平局”的战争结局来说吧。早在战争最初时期，著名的李斯特教授，“统一的欧洲”的宣传者就证明，如果德国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欧洲统一反正也是会实现的，照李斯特看来，甚至会比德国获胜的情况下实现得更加彻底。在扩张（扩大）的要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互相敌对但同时无力互相取胜的欧洲国家，继续互相阻挠完成自己在近东、非洲和亚洲的“使命”，并且到处受美国和日本的排挤。照李斯特的想法，正是在“平局”的战争结局下，欧洲各大国达成经济和军事协议以反对弱小和落后民族，首先当然是反对本国工人群众的必要性就提到了首位。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实现这个纲领的道路上有多么巨大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哪怕仅仅克服一半，就会意味着建立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托拉斯，掠夺性的股份公司。这个前途有时毫无根据地被提出来当作联邦口号的“危险性”的证明，事实上它倒是这个口号有实际的革命意义的最明显的证明。如果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结合成帝国主义托拉斯，这当然是比目前状况前进了一步，因为它首先为工人运动建成了统一的全欧物质基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也不应该争取退回到“自治的”民族国家，而应争取把帝国主义的国家托拉斯变成欧洲共和联邦。
但是，战争（它暴露了军国主义完全无能对付引起战争的各种问题）拖得愈久，关于这些从上面统一欧洲的广泛计划谈得就愈少。出来代替帝国主义“欧洲联邦”的，一方面是德奥的经济统一计划，另一方面是四个协约国的经济统一计划，两者都有互相对抗的战斗的税率和作为其补充的军国主义。上述一切足以说明，在实现这些计划时，在两个国家“托拉斯”的无产阶级政策中，反对他们所建立的关税和军事外交壁垒、争取欧洲经济统一的斗争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但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我们有一切理由期望，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强大的革命运动会在全欧洲开展起来。很明显，这次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全欧洲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指出了德国军国主义威胁着俄国革命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比起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机器来，并不是威胁性更小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扩展开来，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西欧的“敌对”国家中寻找并且会找到革命的反响；而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那么即使仅仅是为了掌握住这个政权，它也会不得不立即使这个政权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换言之，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只有在全欧洲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在欧洲共和联邦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靠武力、靠工业和外交协定都不能取得的欧洲的国家联合就会成为得胜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代的口号。不管今后军事行动的进程如何，不管外交对目前的战争如何总结，不管革命运动在最近时期的发展速度如何，欧洲联邦的口号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作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政治公式而获得巨大意义。这一纲领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框框，作为阶级斗争的基地，因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已经过时了。只有当我们所建立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祖国”——共和欧洲的进步任务同保守地保卫过时的民族祖国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保卫祖国”这一过时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否定才不再成为在思想政治上进行自卫的纯粹消极的行动，而获得自己的全部革命内容。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
有些人教条主义地问：“为什么是欧洲的统一，而不是全世界的统一？”这里顺便也对这种人作了答复。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且是某种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共同体。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和革命，甚至也不必等待澳洲和美洲的革命。然而，没有德国的工夫不负有心人物国或英国的革命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现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然而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后，作战的仍然是欧洲。革命的问题也就首先摆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两个中枢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枢将是美洲联邦。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稍微具体的历史性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归结为以下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的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基础，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瓦扬至死还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的福地，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主张护国到底。连施等人（有的是虚伪地，有的是真诚地）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社会革命基础的破坏。最后，我们的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在我国条件下重复法国内阁主义的极为悲惨的实验时，发誓说他们的政策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因此同盖得和桑巴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不应当全然忘记，在社会爱国主义中，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还有民族革命救世论在作崇。这种救世论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工业水平或者民主形式和革命成就而负有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或“民主”的使命。如果革命在一个比较有准备的民族的范围内取得胜利是确实可以想象的话，那么同护国纲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救世论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但是事实上这种依据并不存在。用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的办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挖革命的墙脚；革命虽然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上和军事政治上的相互依赖从未像目前这场战争中这么明显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在民族基地上完成的。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协同一致的相互依赖的表现。
社会爱国主义在原则上（甚至经常在事实上）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应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改良主义，它建议我们在目前的世界空难中追随交战集团之一，使无产阶级政策沿着“祸害最小”的路线进行。我们摒弃了这种方法。我们说，由过去全部发展准备好的欧洲战争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各民族部队的行动路线不应当由次要的政治和民族的特征来决定，不应当由某一方军事优势的不大可靠的利益（而且为了这些可疑的利益必须以预先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作为代价）来决定，而应当由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对抗来决定。
这个唯一原则性的问题提法，其实是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只有它才能在理论上和历史上证明革命国际主义的正确性。
国际主义不是以一个宣传小组的名义，而是以一个最重要的阶级的名义拒绝在大灾祸期间支持国家，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单纯消极地避开“罪恶”，而是说明，对我们来说世界发展的命运已经不再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但如此，这种民族国家已经成了发展的障碍，必须加以克服，即必须用更广阔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经济—文化组织来代替。如果社会主义问题同民族国家的框框是能够相容的，那么它也就能同民族防御相容的了。但是，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问题是在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本身不得不强行打破它自己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框框的条件下提出来的。
正像我们竭力指出的，无论是一个大国集团取得了对另一集团的决定性胜利，还是出现最无分晓的战争结局，帝国主义的欧洲半统一都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欧洲的统一都意味着完全践踏一切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原则以及保存和集中欧洲反动势力的一切力量和手段：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
真正能够保证民族发展自由的民主共和的欧洲统一，只有通过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王朝的集中制的革命斗争，通过各个国家的起义，通过把这些起义汇合成全欧洲的革命才有可能。但是，胜利的欧洲革命——不论个别国家的革命遇到什么样的波折——由于没有其他的革命阶级，只能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跋
（1922年）
《和平纲领》按其内容来说，是同编在第一卷中的《战争与国际》有密切关系的。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全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经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有，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接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和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使生产力大为下降；而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同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产阶级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以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析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欧洲不仅是地理名词，而且是经济政治名词。最近几年的事件——欧洲的衰落，美国实力的增长，劳合—乔治靠帝国主义方法与和平主义方法同时并用来“拯救”欧洲的尝试——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欧洲工人运动处在防御、积聚力量和准备的时期。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战斗的新时期必然会提出革命欧洲的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国家关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纲领性的办法是欧洲联邦。既然俄国的经验提出了苏维埃国家这一最自然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既然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原则是接受了这种国家形式，那么就可以设想，在恢复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欧洲无产阶级将提出欧洲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纲领。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极有教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得同经济上的集中制是完全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以苏维埃国家来表述的欧洲联邦口号不仅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意义，而且看来还刚刚开始预示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的巨大意义。
译自《战争与革命》1925年俄文版第2卷第477—503页
[1]这篇文章的现在的稿本是1917年5月写成的，但实际上是1915—1916年间刊载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文章的改写稿。——托洛茨基注
[2]在《我们的言论报》根据对两个欧洲阵营力量对比的估计而作的军事状况的这一说明中，没有把北美合众国的作用估计在内，它的参战导致了德国的溃败。——托洛茨基注
[3]拉丁语：战前秩序。——编者注
[4]阿列克谢也夫将军的解职丝毫也没有破坏他的论断的充分根据。——托洛茨基注
[5]这个费解的句子的英译文是：“SuchwillbethecaseaslongasthepoliticalmapofEuropeforcesnationsandtheirfractionswithintheframeworkofstatesseparatedbytariffbarriersandcontinuallyimpingingupononeanotherintheirimperialistfights.”可以译为：“各国被关税壁垒分隔开来，并在它们的帝国主义斗争中彼此不断冲突；在欧洲的政治地图强迫各民族和民族残余困守在这些国家框架之时，事情就是这样。”——录入者注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次演讲（托洛茨基，1917年5月5日〔新历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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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次演讲
托洛茨基1917年5月5日〔新历18日〕
翻译：征遼之睟校对：龚义哲
俄国革命的消息远渡重洋，传到了纽约这边，其影响甚至波及了这个方方面面都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大国。有人对美国工人阶级说了许多俄国革命的坏话。据说他们不支持这场革命。然而，如果你们在二月看到过美国工人，你们将会格外地为自己的革命感到骄傲。因为你们将会了解，它不仅震撼了俄国，震撼了欧洲，还震撼了美国。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铁与血的时代，但已经不是民族与民族间的，而是受苦于统治阶级的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新时代，同我一样，这一点对你们来说也是毫无疑问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各种集会上，美国工人都拜托我向你们传达他们热烈的感激（掌声）。
然而，我还得跟你们谈谈德国人，我曾有机会亲密接触德国无产阶级的一个团体。你们会问：你是在哪里碰见他们的？在战俘营里。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把我们当作敌人抓了起来，关在加拿大的战俘营（有人喊道：“真是无耻！”）。那里有大概100个德国军官与800个水兵。他们问我，我们这些俄国公民怎么成了英国的俘虏，我回答说，我们不是作为俄国公民，而是作为社会主义者被逮捕的。于是他们开始谈起了自己，说他们自己是本国政府与威廉二世的奴隶。我们就这样与德国无产阶级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俘虏中的德国军官对此很不满，他们找到英军司令官，报告说我们在破坏水兵对德国皇帝的忠诚。然后，这个英国上尉为了维护德国士兵对德国皇帝的忠诚，不许我跟水兵讲话。水兵们为此向司令官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与抗议。在我们出发时，他们奏乐欢送我们，喊道：“打倒威廉！打倒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万岁！”（盛大的掌声）。在德国水兵头脑中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世界各国发生着。俄国革命就是世界革命的序曲。
然而，我并不打算隐瞒，我不同意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我认为入阁是危险的。这个内阁无法自上而下地实现奇迹。我国以前有过产生于两个阶级的矛盾的双重政权，联合内阁无法把我们从双重政权状态中解放出来，仅仅是将它带到内阁中去。但革命不会因为联合内阁而失败。
我们应当牢牢记住三句话：1、不要相信资产阶级；2、要控制我们自己的领导者；3、要相信我们自己的革命力量。
我们到底有何提议？我认为你们的下一步，应该是把一切权力交给工人士兵苏维埃。只有单一的政权能够拯救俄国。作为世界革命序曲的俄国革命万岁！（掌声）
1917年5月5日（新历18日）
《消息报》第60号，1917年5月7日 |
论巴黎公社（列夫·托洛茨基，1917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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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arisCommune
论巴黎公社
列夫·托洛茨基1917年3月17日
佐仓绫奈译校
原文是托洛茨基在美国写成的，并被发表在美国纽约《新世界》杂志（《Новыймир》）上。
英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7/03/commune.htm
本译文谨献给巴黎公社150周年。公社万岁！世界劳动者共和国万岁！——译者，2021年3月
历史经验表明，战争经常会导致革命。
通常情况下，工人阶级日复一日地劳动，任劳任怨地出卖自己的雇佣劳动力，屈服于历史惯性的巨大力量。只要这种惯性依然忠实地服务于资本主义，无论是监督员还是警察，无论是监狱看守还是刽子手，依然能让群众屈服于现状。
战争，既让群众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也让统治阶级惶恐不安。简单来说，这是因为战争只要稍有进行，就能让人们不再安于现状，用一声惊雷唤醒最为落后和黑暗的因素，让人们审视自我，环顾四周。
战争与革命
统治者在将无数劳动群众推进火坑的同时，在历史惯性的驱使下，不得不诉诸诺言和谎言。资产阶级把战争说得天花乱坠：战争，是为了“自由”、“公正”以及“更好的生活”！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坦荡的灵魂，是听不进这些话的。战争，将群众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总是用欺骗的手法来结束：它只会给群众带来新的伤痕与锁链。因此，战争欺骗出来的群众，营造了紧张的社会氛围。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群众总是会推翻统治者。战争诞生了革命。
12年前的日俄战争期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日俄战争迅速加深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了1905年革命的爆发。
46年前的法国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让工人阶级揭竿而起，巴黎公社诞生了。
公社
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御德国军队于首都之外，武装了工人阶级，并把他们送进国民警卫队当炮灰。但是，同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相比，法国资产阶级更害怕本国的工人阶级。巴黎投降后，共和政府试图解除工人的武装。但是，战争激发了工人阶级造反的意志。他们已接受战火的洗礼，不愿回归本职工作。巴黎的无产阶级拒绝缴械投降。1871年3月18日，武装起来的工人与政府当局的军队发生了冲突。工人胜利了，掌握了巴黎。3月28日，他们在首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以“公社”著称。公社没有坚持很长时间。经过了奋勇顽强的抵抗之后，5月28日，公社最后一批的保卫者们牺牲在资产阶级军队的枪口之下。随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参与者进行了长达数周和数月的血腥的报复。公社尽管命短，但是仍然在无产阶级斗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基于巴黎工人的经验，世界无产阶级第一次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面貌、目标及其必须实现的道路。
公社的成就
公社以保障外国人对工人政权的选举权为开端，向世人宣布：“反对公社就是反对世界共和国。”
公社将宗教赶出国家和学校，废除了资本压迫，拆毁了旺达姆广场（沙文主义的象征），将重任委托给忠诚的人民公仆，并规定他们的薪水不能超过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
公社没收了惊慌失措的资本家留下的工厂，以利于在社会化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是在经济生活建立社会主义组织的第一步。
公社被镇压了，所以未能实现自己提出的方式。法国资产阶级与“民族敌人”俾斯麦（已成为前者的阶级盟友）沆瀣一气，血腥地镇压了自己的真正的敌人——工人阶级。公社的计划和任务未能实现。但是，它们已经深深植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优秀继承者的心中，已经成为了我们斗争的革命公约。
今天，1917年3月18日，关于公社的记忆从未像以前那样如此清晰。因为，时光飞逝，我们已经进入了伟大革命斗争的时代。
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让千百万劳动者不再安于被剥削的单调现状。迄今为止，这种事还只发生在了欧洲，明天我们就能看到美国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工人阶级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承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彩虹。他们从未像在这场战争中那样“受宠若惊”。有产阶级从来都没有在“保卫祖国”的荒谬口号下从人民群众身上吸取如此多的鲜血。并且，劳动者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欺骗、背叛和深重的苦难。
在沾满鲜血与泥土的战壕里，在饥饿的城市和农村里，千百万的心脏愤怒绝望地跳动着。其中，与社会主义思想相关的情绪，已经转变为革命的热情。明天，愤怒的火焰将会点燃工人阶级声势浩大的起义。
俄国无产阶级已经走在了革命的康庄大道上，正在摧毁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专制制度的基础。然而，俄国革命只是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起义的先导。
铭记公社！——我们社会主义者告诫革命的工人群众。资产阶级把你当炮灰，去跟外敌作战。一定不要缴械投降，就像1871年巴黎工人那样！请响应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呼声，拿起武器去跟真正的敌人——资产阶级作斗争！从他们手里夺取国家机器！把它由资产阶级的压迫工具变成无产阶级自治（self-rule）的工具！今天，你们已经比你们公社时代的前辈更有力量。打倒一切寄生虫！接管土地、矿井和工厂为己所用。在劳动中实现博爱，在享受劳动果实中实现平等！
反对公社就是反对世界劳动者共和国！ |
从谁那里以及怎样保卫革命？（托洛茨基，1917年3月8日〔新历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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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谁那里以及怎样保卫革命？
托洛茨基1917年3月8日〔新历21日〕
翻译：征遼之睟校对：龚义哲
原题【Откогоикакзащищатьреволюции？】收录于《托洛茨基著作集》第3卷《1917年》第一部。译者翻译自日本文版
我国帝国主义同别国帝国主义一样，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之上。但帝国主义的发展在我国极其迅速，并在反革命影响下深化了。这一点我们上回已经谈过，被革命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在放弃他们把土地分给农民以扩大国内市场的计划时，把所有注意力转向了世界政治。因此，我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性表现得十分明显。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向俄国工人许诺——在顺利的情况下——给予更好的报酬，试图用军需工业周边的特权地位收买上层工人，对于农民，资产阶级许以新土地，丧失了获得地主土地的希望的中农想到：不管我能否得到这些新土地，我们的亲戚都会因动员而减少，那时土地就会更空。
因此，用最直接的话来说，战争就是用来将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从最尖锐的国内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上转移开的手段。
“自由主义”及非自由主义的贵族在战争问题上如此热心地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理由之一就在于此。
在“拯救祖国”的大旗下，资产阶级自由派试图将对革命人民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目的，他们似乎不仅在支持爱国主义劳动团分子克伦斯基，也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代表齐赫泽。
争取停战与和平的斗争本身已经使所有的国内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成为了最紧迫的课题……。土地问题往贵族、资产阶级与社会爱国主义阵营中深深地打入了楔子。克伦斯基被迫在下面两者中做出选择：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目的而企图窃取整个革命的“自由主义”六月三日派，还是全面推行革命的农业纲领（即为了人民而没收沙皇与地主、皇室领地、修道院与教会的土地）的革命无产阶级？克伦斯基本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并不重要。这个萨拉托夫出身的年轻律师——他在群众集会上对士兵哀求说：“如果你们不信任我，尽管枪毙我”，同时又用鞭子威胁国际主义工人——在革命的天秤上并没有多大分量。然而，底层农民群众又是另一回事，将他们吸引到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来，是最紧迫、最切实的任务。
为解决这一任务，而让我们的政策迎合农村的狭隘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就是犯罪。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为换取同农民的联系而破坏与欧洲无产阶级的联系，是自杀行为。然而，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政治必要性，我们有更强大的武器。现在的临时政府与利沃夫—古奇科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内阁为了维护他们的统一而回避土地问题，而我们却能够也必须向俄国农民群众全面提出这一问题。
“因为搞不了土地改革，所以我们当初赞成帝国主义战争！”——俄国资产阶级根据1905—1907年的经验这么说。
“不要帝国主义战争，要土地革命！”——我们根据1914—1917年的经验这样对农民群众说。
正是土地问题，在团结军队的无产阶级核心部分与农民出身的士兵群众的事业上，将发挥巨大作用。“不要君士坦丁堡，要地主的土地！”——无产阶级士兵对农民士兵说。那时，无产阶级士兵将向农民士兵说明，帝国主义战争是为谁打的，它为何而进行。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及追随他们的下层农民的革命工人政府以何种速度取代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临时政府，取决于我们的反战鼓动以及斗争——首先在工人士兵群众之间，其次在农民士兵群众之间—是否成功。
不去压抑群众的压力，而是促进其发展——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保证革命与工人阶级的命运。建立一个这样的政权，是革命的当前的、根本的政治课题。
制宪议会现在不过是革命的招牌，在它后面藏着什么？制宪议会要制定何种秩序？这取决于制宪议会的组成，而这一组成又取决于由谁在何种条件下召集制宪议会。
罗将科、古奇科夫、米留可夫努力创建一个符合自己身段的制宪议会，他们手中最有力的一张牌，就是对外敌进行全民战争的口号。不用说，现在他们已经在讨论从霍亨佐伦王朝的破坏中保卫革命的必要性了，社会爱国主义者将为他们伴奏。
“如果有什么应该保卫的”——我们说，首先应该做的是从国内的敌人手中保卫革命，不要等待制宪议会，要从方方面面彻底清除君主主义、农奴制的残余。为对抗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者，必须在土地革命与共和制的旗号下团结数百万农民。
能够彻底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它会将古奇科夫与米留可夫之辈从政权中赶走。这个工人政府为使城市与农村最落后的劳动群众站起来，启蒙他们，团结他们，将行使国家政权的各种手段。只有在成立了这样的政府之后，在完成了这样的准备工作之后，制宪议会才能真正成为人民与革命的机构，而非掩饰大地主与资本家利益的机构。
“可是，霍亨佐伦王朝就放着不管吗？？它的军队最终会威胁到胜利的俄国革命。”
这一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谈过。对霍亨佐伦王朝而言，俄国革命比起俄帝国主义的贪婪与企图是巨大得多的威胁，俄国革命越早丢掉古奇科夫—米留可夫的假面具，露出无产阶级的真面目，革命就能在德国获得越强有力的回应，霍亨佐伦家族消灭俄国革命的意愿和能力也就越小。国内的混乱足够困住它。
“可是，要是德国无产阶级没有发动起来呢？到时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难道你们认定，即便在我国革命使工人政府掌权的情况下，俄国革命仍不会在德国留下任何痕迹吗？然而那是不可能的。
“万一这种事真的发生了呢？”
实际上，没必要为这种不可能的假定而烦恼，战争已将欧洲变成了社会革命的火药库。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往这火药库中投入了点燃了的火把。
认定这一火把不会引起爆炸，意味着思考违背了历史的逻辑与心理。然而，让我们假定这种不可能的事万一发生了，保守的社会爱国主义组织造成德国无产阶级在不远的将来没能对本国统治阶级发动起义。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当然会手执武器保卫革命。革命工人政府在呼吁兄弟般的德国无产阶级起来反抗共同敌人的同时，将同霍亨佐伦王朝交战。同样地，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在不远的将来夺取了政权，那么，为了帮助俄国工人收拾本国的帝国主义敌人，同古奇科夫—米留可夫交战不仅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
在这两种情况下，由无产阶级政府领导的战争不过是武装的革命。问题不在于“保卫祖国”，而在于保卫革命，并将革命扩展到其它国家。
《新和平》第942号
1917年3月8日（新历21日） |
战争还是和平？（托洛茨基，1917年3月7日〔新历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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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还是和平？
托洛茨基1917年3月7日〔新历3月20日〕
翻译：征遼之睟校对：龚义哲
现今，全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俄国革命将对大战造成何种影响？它会使和平提早到来，还是相反，人民燃烧起来的革命热情会使战火更加炽烈？
这是个重大问题，不仅战争的命运，而且革命本身的命运也取决于这个问题以何种方法解决。
在1905年，米留可夫——他现在是好战的外交部长——将日俄战争称为冒险，要求立刻停战，这也是自由派与激进派报纸的论调。最强大的工业家组织——尽管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支持立即媾和。如何说明这一事实？只能用他们对内部改革的期待来说明。他们期待着，建立立宪体制、由议会控制所有预算以及国民经济、普及教育、还有特别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一定会增进人民的财富，并为俄国工业创造出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确实，早在12年前，俄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准备夺取别国的领土，但是他们认为，比起吞并满洲与朝鲜，废除农村的封建制度更能创造出大得多的市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国家的民主化与农民的解放并非如此简单的任务。不论沙皇、官僚还是贵族，皆不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任何特权。他们不会因为自由主义的说教，就交出手中的国家机关与土地。需要群众的革命压力，然而资产阶级怕的就是这个。农民的土地叛乱，不断加剧的无产阶级斗争，军队内兵变的发展，吓得资产阶级自由派回到了沙皇官僚与反动贵族的阵营。他们的同盟由1907年6月3日的政变所巩固，从这个政变中产生了第三届杜马与现在的（第四届）杜马。
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国家制度仅仅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由类似于美国农场主的富农构成的广阔的国内市场没有被创造出来。与六月三日体制妥协的资产阶级，把目光转向了获得外国市场，俄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开始了，它是一种伴随着混乱的国营工业与军需产业，具有无止境的贪婪的帝国主义。古奇科夫——现任陆军部长——为了最迅速地加强军队与前线，参加了国防委员会。米留可夫——现任外交部长——制订了征服世界的计划，并向欧洲宣扬它。
对于现在这场战争，俄帝国主义及其代表——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古奇科夫派与米留可夫派根本无权批判德帝国主义强盗，他们是一丘之貉。
尽管并不期盼革命并且还与之斗争，古奇科夫与米留可夫现在还是依靠革命掌握了政权。他们想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他们想要胜利，毫不奇怪，他们正是为了资本的利益，把这个国家拖入了战争，他们对沙皇制度的一切反对，正是由于他们的帝国主义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只要尼古拉二世的朋党还掌握着权力，对外政策中首先考虑的就仍是王朝与反动贵族的利益，因此，德国与奥地利总是想与俄国单独媾和。
但是现在，纯粹的帝国主义利益取代了王朝的利益，纯粹的帝国主义成了临时政府的旗帜，“沙皇政府倒台了，现在你们必须为全体国民的利益流血”——米留可夫与古奇科夫对人民说。俄国帝国主义者将国民利益理解为对重新吞并波兰、征服加利西亚、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与波斯。换句话说，俄国现在与其它欧洲国家，特别是同它的盟国英法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在英国存在君主立宪制，在法国则是共和制，在英法两国掌权的都是自由主义者与社会爱国主义者，但这丝毫不会改变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反而使这个性质暴露得更加鲜明。不管在英国还是法国，革命工人都在坚决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从王朝与贵族的帝国主义向纯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转变，绝不能使无产阶级接受战争。对我们来说，反对世界性杀戮与帝国主义的国际性斗争，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任务。载有彼得格勒街头的反战鼓动消息的最新电报显示，我们的同志勇敢地履行了这一职责。
米留可夫关于粉碎德国、奥地利与土耳其的帝国主义自吹自擂，给霍亨索伦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提供了绝好的帮助。米留可夫现在将在他们的手掌中起到田地中的稻草人的作用。俄国的新的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在着手改革军队以前，已经帮助霍亨索伦王朝激起了爱国心，修复了本已大受打击了的德国人民的“举国一致”。假如德国无产阶级以为，包括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在内的俄国全体人民都在支持新的资产阶级政府，那对我们的同志，即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把俄国无产阶级变为服务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爱国炮灰，将立刻把德国工人群众推向沙文主义阵营，并长期延缓德国革命的发展。
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帝国主义的凶恶意图是没有力量作为支撑的。俄国革命必须对全世界展示其真面目——不仅要对反动的王朝与贵族，还要对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表现不妥协的敌意。
俄国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与真正依靠人民的革命工人政府的产生，将给霍亨索伦王朝造成致命打击——它会大力推动德国无产阶级与欧洲各国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给亚洲——波斯、土耳其、中国——带去了革命，第二次俄国革命将在欧洲开启强大的社会革命斗争。只有这一斗争能为浸没在血泊中的欧洲带去真正的和平。
俄国无产阶级不会让自己被套在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马车上，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正在无比鲜艳地飘扬着，它上面写着坚定的国际主义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强盗！
革命工人政府万岁！
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新和平》第941号
1917年3月7日（新历3月20日） |
发展中的冲突（托洛茨基，1917年3月6日〔新历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发展中的冲突
托洛茨基1917年3月6日〔新历19日〕
翻译：征遼之睟校对：龚义哲
以城市无产阶级为先锋的革命势力与一时掌握权力的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公开冲突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正在逐步逼近。当然，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庸俗的假社会主义者都发表了可怜的言论，宣扬“举国一致”具有远胜于阶级分裂的巨大优越性。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谁能成功地通过这种说教消除社会矛盾，阻止革命斗争的必然发展。
我们现在只能从隐藏在官方外交电文中的只言片语中，了解现在所开展的各种事件的内在历史。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两个问题简单地写出来，这两个问题今后必将使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发生对立。
政体问题已经引起了最初的冲突。俄国自由主义需要君主制。在采取帝国主义的所有国家，我们都看到个人独裁在以惊人之势成长。英国国王、法国总统、最近还有美国总统——他们将巨大的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世界性掠夺、秘密条约与公然背叛的政策需要不受议会的制约、不由内阁部分更迭导致方针变更的保证。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而言，在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的斗争中，君主制是最稳定的支柱。
在俄国，这两个因素起到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的作用。俄国资产阶级不认为它可以不给人民普选权。因为他们明白，假如拒绝这个要求，临时政府就会立即遭到最广泛的群众的反对，无产阶级的新的、更坚决的一翼将立刻在革命运动中取得优势。就连那个被推举接任皇位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也明白，他如果不许诺“平等、自由、无记名的普选权”，就无法接近王座。正因如此，对资产阶级来说，对抗劳动群众根深蒂固的社会革命要求的君主主义平衡锤就更为重要。
在形式上、言辞上，资产阶级同意把政体问题交给将来的制宪议会解决。然而实际上，十月党—立宪民主党临时政府以及补充它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内阁将召集制宪议会的准备工作变成了君主制反对共和制的斗争，制宪议会的性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由谁来召集它、怎样召集。
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现在必须用自己的革命机构——工农兵苏维埃对抗临时政府的执行机构。在这一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将起义中的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在筹备召开制宪议会期间，只有革命工人政府，才有意愿与能力进行全国的民主主义清扫、彻底革新军队、将军队变为革命民兵，以实际行动向农民证明只有支持革命工人的制度才能得救。只有在这样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召集的制宪议会，才能真正反映我国革命的、创造性的势力，并将自己变为进一步发展革命的有力武器。
使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对立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问题。
《新和平》第940号
1917年3月6日（新历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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