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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开端（托洛茨基，1917年2月27日〔新历3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革命的开端 托洛茨基1917年2月27日〔新历3月13日〕 翻译：征遼之睟校对：龚义哲 彼得格勒的街道再次说起了1905年的语言，同日俄战争时一样，工人要求面包、和平与自由，如同当时，电车不开，报纸也不发行。工人停下了机器，离开了作业台，走上了街头，政府出动了哥萨克。就像1905年一样，重新在街头登场的只有革命工人与沙皇军队两股力量。 运动发端于面包短缺。当然，这并非偶然。在一切交战国中，食品短缺是人民群众不满与愤怒的最直接、最迫切的原因。对群众来说，战争的一切疯狂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明显：必须保障杀人机器的生产，结果却无法保障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然而，半官方的英俄通讯社企图以一时的面包短缺与积雪导致运输延误来解释所有事态，堪称自我欺骗政策的最愚蠢的应用。由积雪导致的食品运输的延误，只是暂时性的，工人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就停掉工厂、市内电车与印刷所，走上街头与哥萨克对峙。 人是健忘的，许多人——包括我们队伍中的人——都忘了，大战爆发时，俄国正处于强有力的革命发酵状态之中。俄国无产阶级在1908—1911年陷入了严重的消沉迷茫之中，然后，两三年的工业繁荣时期使它逐渐恢复了元气。1912年4月的勒拿河大屠杀，再一次唤醒了俄国工人群众的革命能量。罢工的浪潮开始了，在世界大战的前一年，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的浪潮，已经达到了只有在1905年见到过的高度。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普恩加莱（似乎为了同沙皇讨论如何解救弱小民族）于1914年夏到访彼得堡时，俄国无产阶级正处于惊人的革命紧张状态之中，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得以在其友人沙皇的首都目睹了第二次俄国革命的第一个街垒的建造过程。 然而，战争挡住了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十年前因日俄战争而发生的事又重演了一遍，在1903年暴风般的罢工运动之后，我们在战争的第一年中目睹了大体上完全无风的政治状态，这就是说，彼得堡工人用了十二个月的时间，才在战争中认清了周围的状况，并走上街头，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与抗议。可以说，他们走上街头的这一天，也就是1905年1月9日，是我国第一次革命正式开始的日子。 现在这场大战的规模要远远大过日俄战争，沙皇政府以“保卫祖国”的名义动员了几百万士兵，不仅搅乱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还迫使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不得不思考各种无比重要的新问题。造成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无产阶级应当承担“保卫祖国”的职责吗？工人阶级在战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 另一方面，沙皇专制制度及其同盟者——贵族及资产阶级的上层——在战争中完全暴露了其真正本质——因无限的贪婪丧失了判断力，被自己的无能所麻痹的罪恶的掠夺者的本质。统治集团完全无法应对由战争造成的军事上、工业上、生产上的最基本的问题，统治集团的征服欲越大，这一点在人民面前就表现得越明显。与此同时，群众的贫困却加重、加深、尖锐化了。战争必然带来的灾难，又被拉斯普京式沙皇制度的罪恶的无政府状态加剧了。 由于战时的各种事件的影响，在广大的群众当中，即使是以前或许从未听过革命鼓动的人，现在都已经积累了对统治者深重的愤怒。同时，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正在完成对新局面的批判性消化过程。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从第二国际中最强大的部分堕落到民族主义而造成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开始理解新时代的要求：不是缓和而是加强革命斗争。正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是所有这些内在准备工作的结果。 在社会上层，政府陷入了混乱、分裂与威信扫地的境地；军队的纪律已完全涣散；有产阶级深感不满，满腹疑惑与恐惧；下层人民中深重的愤怒；在数量上增长、在各种事件的火焰中得到锻炼的无产阶级——所有这些因素，可以证明我们正在目睹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开端，希望我们中的多数人能成为它的参加者。 《新和平》第934号 1917年2月27日（新历3月13日）
托洛茨基：《军事溃败和政治前途》之《二失败和革命》(1915.8.26-9.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军事溃败和政治前途 托洛茨基(1915.8.26-9.2) 二失败和革命 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测验，它检验阶级社会物质基础的力量、各阶级之间物知（物质？）联系的牢固程度、国家组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胜利——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显示一个国家制度的相对的牢固程度，提高它的威望，从而使它得到巩固。反之，失败损害国家组织的威信，从而使它受到削弱。 反革命势力已经获得胜利的俄国，将不可能胜利地发展帝国主义，它在战争中将会暴露出自己在社会和国家制度方面的一切弊病，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前都不曾怀疑过。而我们党是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们的革命的或改良的政治希望同沙皇制度在军事上的失利联系起来，虽然我们毫不怀疑，一旦爆发战争，失利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跟现在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诽谤者一样，认为一个革命的阶级盼望本国政府在军事上遭到破产是"道义上不能容许的"。这也不是出于盲目的民族和国家的本能（这种本能在俄国的一些革命者当中具有能大大抵消对沙皇制度的仇恨的充分强大的力量）。最后，这也不是出于对战争必然带来的种种苦难的一般人道的考虑。数百年以至数千年来阶级社会的"正常"生活，都是建筑在群众遭受最骇人听闻的苦难之上的，战争只不过是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些苦难集中起来而已；如果战争是求得解放的一条最可靠的和最简捷的道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就会像外科医生下决心一样毫不犹豫地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当外科医生认为应当开刀时，他是不害怕痛苦和流血的。 如果说我们拒绝了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失败进行投机，那么这并不是根据民族的理由，也不是根据人道的理由，而是根据国际以及国内方面的革命和政治上的理由。 既然失败——在其它相同的条件下——会动摇某一种国家制度，那么由此方失败所决定的对方的胜利就会巩固对方的国家组织。而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欧洲的社会和国家机体，巩固这种机体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不论在何种意义上的也不能让俄国担任这样一个被遴选国家的角色，即欧洲其它民族发展的利益都应服从它的利益。问题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现在未必需要更详细地来谈它。 但是即使不超出狭隘民族发展的前景的范围，俄国社会民主党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计划同军事溃败的革命化影响联系起来。 只有当内部改革的必要性在社会内部根本找不到能够实现或者被迫实行改革的新的历史阶级时，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失败才是无可争辩和不可代替的发展动力。在这种条件下，溃败以后由上面实行的改良，就能够有力地推动进步社会阶级的发展。可是战争是一个异常矛盾的、很能引起两种相反后果的历史发展的因素，以致认为自己是站在牢固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政党，也不能把革命的道路看作是自己获得政治胜利的道路。 失败使统治的反动派组织涣散和士气沮丧，同时，战争也使整个社会生活涣散，首先使工人阶级涣散。 其次，战争不是革命阶级能够加以控制的"辅助"因素：不可能在它提供了预期的革命推动力之后就随意把它取消，如同历史上完成了自己工作的摩尔人那样。 最后，从失败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所获得的遗产，是被战争破坏的混乱不堪的经济生活，是耗费一空的国家财政和困难重重的国际关系。 如果说甚至在反革命势力大获全胜的暗无天日的年代里，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断然反对冒险主义的战争投机，那么这正是因为战争即使能够推动革命，它也会造成一种使得人们很难从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利用革命胜利的形势。 然而现在我们必须不仅估计到战争和失败会朝着什么方向影响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首先必须在失败所造成的那个基础上进行活动。因为，不管战事在将来发生什么样的波折，有一点可以十分肯定：要在短期内把自己的实力恢复和增加到这种程度，以致在这一次战争中就可以实现世界性成就的计划，那是根本谈不到的。沙皇的军队已被击溃。它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胜利。但是它打输了这场战争。目前的一些失败标志着军事溃败的开始。我们要再重复说一下：社会民主党无法任意给自己创造历史形势。它只是历史过程的各种力量中的一种力量。它只能站在历史为它所创造的基础上。 现在，在俄国的一切政党中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的一代，完全是以我国发展中最近十至十五年来的经验教育出来的。仅仅由于这一点，在考虑军事溃败可能造成的国内后果时，就必然情不自禁地同1903至1905年间的事变进行类比。1903年群众性罢工的狂浪震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把这些事变看作是革命的序幕。1904年1月，日俄战争爆发了。它立即使革命运动停止下来。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国家就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战场上的失败灭了政府政权的威风并使它受到削弱，同时有力地助长了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基础上，革命急剧地向前发展了。 在1912至1913年间，像在1903年一样，群众运动的增长主要又表现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罢工。这时，工人运动依靠着俄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内容最丰富的十年的经验，在更加高得多的水平上开展起来了。又如上次一样，战争爆发之后，立即就使革命运动的发展停止了。国内几乎是一片沉寂。政权在最初几次胜利、而且是极其有限的胜利之后，就神魂颠倒起来，采取了革命前俄国所并没有见过的反动方针。但是"胜利"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使统治集团完全晕头转向了，使资产阶级地主联盟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愤懑情绪，这样一来，就为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根据过去十年的情况，可以设想，在有产阶级的"反政府"动员之后，民主派的、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动员一定会随之而来，其结果就是革命的震荡。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散布俄国失败会起拯救和解放作用这种希望的人，正是那些原来最殷切地盼望俄国胜利的人。英国的一位大臣劳合乔治已经看到被溃败惊醒了的俄罗斯巨人在怎样扔掉反动派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王德威尔得在战争开始时曾劝说我们的杜马党团去相信将来俄国胜利的进步意义，现在却以权威的口吻滔滔不绝地大谈俄国失败的好处，说它是推动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最后，在俄国获胜的那几个月里按照"先胜利，后改革"这个公式进行推理的某些社会爱国主义的投敌分子，在华沙失守之后到处奔走呼吁大赦……。在这种明显的"失败主义"之中，当然没有任何革命性的成分。劳和乔治也好，王德威尔得也好，爱尔威也好，他们无非都是希望军事溃败会唤醒俄国统治阶级的"治国理智"。他们内心深处全都轻视俄国，在对俄国所持的态度上都是赤裸裸的失败主义者，他们指望不用革命阶级的直接干预，军事破产会有一种独立的和自动的力量。而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对于俄国最近将来的命运具有中心意义的，正是关于战争和失败如何影响革命力量的觉醒、团结和积极性的问题。 从这个观点看来，必须首先证明，在战争对人民群众情绪的影响方面，如果把过去的经验简单地搬到当前的时代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前的溃败，按其规模之大来说，也就是按其对于国内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破坏作用来说，根本不能同日俄战争那一次殖民冒险相比拟。一方面，这当然一定会使现在的失败对人民群众的意识产生更加广泛和深刻得多的影响。在这里，社会民主党拥有进行革命活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种鼓动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明确，耗尽居民的经济和精神力量以及资源的军事溃败，只有达到某种限度才能引起积极的愤怒、抗议和革命行动。超过某种界限，耗费就会太大，以致摧残人们的精力和麻痹人们的意志。绝望、消沉和精神颓丧就会开始产生。失败和革命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性质的，而是辩证性质的。 劳合乔治以及其它一些人希望俄国统治者会在失败的独立的力量下面发出自由主义的"智慧之光"，如果说这种希望散发出绝望的自由主义的庸俗气味，那么，另一方面，根据错误解释的"日俄"战争经验断言军事失败对群众会自动产生革命化的影响，则是一种幼稚的糊涂思想。正是这次战争的巨大规模，在它不定期地拖延下去的情况下，会在长时间内阻碍整个的社会发展，因而，首先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因此，必须为争取尽快地停止战争而斗争。接二连三的失败进一步发展下去，对革命并没有好处。相反地，争取和平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是革命的自我保全的信条。动员劳动者反对战争的工作开展得愈强有力，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对失败的经验就会估计得愈充分，它就会愈快地变成革命运动的推动力。 发表于1915年8月26日，9月1、2日。译自《托洛茨基全集》1927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9卷第146—151页
民族和经济（摘录）（托洛茨基，1915年7月3、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民族和经济（摘录） 托洛茨基（1915年7月3、9日） 说明：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报》上。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261—264页） 二 目前的战争，从它所显露的发展趋势来看，威胁的不是民族本身，而是作为民族在历史上居住场所的国家。资本主义很少实现民族团结，正如很少实现民主一样。它造成了民族团结的需要，但是也产生了不容许实现这种需要的倾向。民族也是人类文化的强有力的和极其稳定的因素。民族正在经历的不仅是目前的战争，而且是资本主义本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摆脱了国家和经济的依赖性的民族，将在长时期内成为精神文化的极重要的发源地，因为民族掌握着这种文化的极重要的工具，即语言。国家则是另一回事。它是由于王朝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以及各种物质力量的暂时对比关系而形成的。国家比起民族来，是一种不稳定得多的历史发展因素。在过去的时代里，经济发展是在非常勉强地被称为“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通过国家机构剥削或者力图剥削其他民族的、几乎总是被分裂了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是在这个被称为祖国的国家中进行的。由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变得很狭小，这个国家就用兼并和附设殖民地而扩充起来。为了夺取殖民地，即为了蹂躏落后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构成了所谓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争夺殖民地的竞赛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一个国家的范围最后已经容纳不下生产力了。如果说现在的“民族”国家正处在危险中，那么这种危险是由于它的疆界同已经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而产生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是来自内部，来自经济发展本身，因为经济发展用世界大战的语言告诉我们，“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发展的障碍，现在是打碎它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保卫祖国，即保卫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意识形态。既然社会爱国主义者把民族的命运（民族本身决不瘫痪经济发展，决不妨碍经济发展采取全欧洲的和世界的规模）同闭关自守的国家－军事组织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国际主义者就不得不起来反对民族的保守的“爱国主义的”卫士们，而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发展的历史权利。 资本主义力图把民族和经济都纳入国家的框子里。它建立了强有力的机构，这种机构在整整一个时代中成为民族和经济的发展舞台。但是无论民族和经济都陷于矛盾之中，它们既同国家发生矛盾，彼此之间也发生矛盾。对于经济来说，国家变得太狭小了。国家为了竭力扩张，就蹂躏民族。另一方面，经济拒绝使自己的力量和资源的自然运动服从于地球上民族集团的划分。国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组织，它一定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先进同家在消灭一切关税壁垒的基础上实行的广泛的民主联盟，必然会取代闭关自守的民族国家的地位。由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民族共同体，不但不会因此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各先进国家结成共和国联盟的基础上，才能臻于完善。作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使民族框子摆脱经济框子和经济框子摆脱民族框子。要在作为世界组织中心的欧洲联邦的广阔舞台上来组织经济。政治形式只可能是共和国联盟，在这个联盟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范围内，每个民族都可以非常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力量。 同德国的以及其他的社会兼并分子相反，我们决不打算抛弃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相反地，我们认为，民族自决权最后付诸实现的时代快要来到了。另一方面，我们完全不是要把每个民族集团和小集团“拥有主权的”权利同经济的集中化需要对立起来。但是我们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使民族的和经济的这两种“自发势力”辩证地调和起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在我们看来，必须以一切先进民族实行民主联盟的口号，即欧洲联邦的口号作为补充。 发表于1915年7月3、9日。译自《托洛茨基全集》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9卷第214—216页。 感谢镰锤星录入
《我们斗争的任务和方法》之《三分裂和统一》（托洛茨基，1915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我们斗争的任务和方法（摘录） 托洛茨基（1915年5月） 说明：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报》上。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253—260页） 三分裂和统一 在老的社会主义政党内，国际主义者处于少数，在俄国，则明显地处于多数。无论在那里或在这里，他们为了摆脱旧的派别集团或力图掌握这些派别集团的形式，都同社会爱国主义派别的分子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状态。如果在平常时期，即在社会生活发生缓慢的分子变化的时期，对时代的不同评价和不同预测所产生的政治分歧，会由于以下的情况而得到缓和：双方都维护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以等待时机而使自己的分歧接受未来事变的检验而现在，在战争的条件下，各个国家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每天都有数千万卢布被吞没，人类被拖进贫困和野蛮的深渊，在这种条件下，在对待战争的态度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矛盾——赞成或者反对，肯定或者否定——必然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不容许长时间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拐弯抹角的解决办法，因此注定要把对立的双方推到两个根本无法调和的阵营里去。 当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集团一一民族改良主义集闭和革命国际主义者集团充分发展和壮大以后，它们之间今后的组织政治关系将会怎样呢？国际主义者当前为了争取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优势和统治而进行斗争的组织方法又应当怎样呢？这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绝不相同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的不容争辩的目标，就是要使国际摆脱社会民族主义，就是要创造条件，使革命社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不会受到民族主义多数的压制，而且不会受到那种珍惜同资产阶级民族的联系甚于珍惜无产阶级组织纪律的反对派的麻痹。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 主要是同组织委员会71有联系的那些人，过去和现在都指责我们报纸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在整个国际内执行分裂主义的路线。另一方面，聚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周围的同志们则指责《我们的言论报》采取所谓“模棱两可”的态度，不愿意从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思想政治斗争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一倾向于组织计裂的结论。这两种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摒弃一切过早的、人为的分裂尝试，即对群众来说不是从他们自己的政治行动中必然产生的分裂的尝试（在这方面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存在着意见分歧），同时我们（在这一方面同我们另一个阵营的批评家们也有深刻的区别）决不认为我们国际主义的批评和鼓动的坚决性、充分性和不调和性的问题可以服从于担心会从这种工作中产生组织分裂的情绪。 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在整个国际中都有政党和派别这些旧的组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它们的统一现在正经受着历史的考验。现在就已可以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大批社会主义活动家干部正在从工人运动中永远消失：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机构结合在一起的那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简直会成为废物，另一部分人将被事变的逻辑拋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阵营。其次很有可能的是，如果说基督教工会、自由工会甚至黄色工会都搜罗到一定数量的工人，那么在无产阶级的某些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中，或者在其思想最落后的阶层中，现在也会有一些人由于自己同资产阶级国家或爱国主义思想有联系而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不经过内部的组织震动而进入新的历史时代，这将会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使整个工人阶级毫无痛苦地觉醒的奇迹，使休特古姆之流和帕尔乌斯之流在政洽上全部复活的奇迹。但奇迹是不会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严肃的政治活动家——不仅是左翼的，而且还有右翼的，都把分裂看作最可能的前途。至少就左翼而言，的确是看作前途，而不是看作口号。德国的国际主义者并没有想把分裂当作他们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政治工作的先决原则。相反地，从留有李卜克内西的国会党团和留有克拉拉·蔡特金的监察委员会，直到任何一个选区的工会，他们都竭尽全力争取留在旧组织的范围之内。为了什么呢？为了夺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的机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投票反对拨款的李卜克内西并没有退出国会党团，而是留在党团之内，以便促使吕勒投票反对预算，并以自己的行动使三十来个不大坚决的议员便于至少做到在表决时弃权。莫纳特当时退出了法国工会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勇敢的宣言，这是战争时期法国的第一个严肃的国际主义文件。但是五金工人联合会书记和莫纳特的志同道合者梅尔黑姆却继续留在联合委员会内，那里现在有八个工会支持他。不仅如此，莫纳特所代表的最强大的外省组织——罗纳省工会联合会完全赞同他的宣言，但是劝他回到联合委员会，以便坚持贯彻自己的观点。不言而喻，走上国际主义道路的上维埃纳联合会根本没有想到退出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从战争一开始就激烈地反对工党的爱国主义政策，但是不认为在组织上退出工党是适当的，尽管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组织机构。 因此，关于组织上划清界限的问题，最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原则教条，而不管国际主义派赖以吸取养料的唯一来源的工人群众组织的内部生活状况如何。现在，当广大工人群众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组织屈从参战国的后果时，现在，当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在新的基础上只取得了初步的重大成果时，在组织上划淸界限的口号就意味着仅仅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组织上同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隔离开来。这是一个自我孤立的口号。如果阶级组织的统一不是什么绝对的原则，，那么它也决不是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形式。统一的原则表达了被压迫阶级团结自己力量的深切要求，即使这种要求是建立在反击阶级敌人的最起码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以往的全部经验和阐述这一斗争的全部宣传工作，使无产阶级习惯于这一原则。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会把无产阶级的这种思想状态看作是小事或有害的累赘。今后我们还将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建设。因此，国际主义者必须把在政治上争取这些组织而不是把分裂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目标。既然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斗争造成同他们在组织上的分裂，那么这种分裂首先应当让工人群众看清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结论，是局势的唯一出路；其次，在群众的认识中分裂的政治责任应当完全落在目前把无产阶级组织的纪律和统一的原则完全用来为我们的阶级敌人服务的那些人身上。 我们国际主义者现在处于少数，但我们坚信，给群众带来最严酷、的考验和失望的局势的逻辑是有利于我们的，现在已经动摇的爱国主义的幻想，明天或后天将会烟消云散，而无产阶级的阶级不妥协性将更彻底地发扬起来。现在处于少数，——不仅在上层，而且可能在国际的工人群众组织中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我们的明天，正因为这样，不管危机多么悲惨，我们的工作仍充满着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乐观主义。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自我感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已不再珍惜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另一些人自己也为把自己的党拖进去的那个深渊所吓倒。在他们中间可能而且必然还会出现决定性的变动。正是由于自己的地位不稳定，国会党团才不敢开除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利用了国会党团的这种犹豫不决，自己作为批判、揭露和推动的因素而留在它的队伍里，这是完全正确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处于多数，他们由于感到立足点正在脚下消失，因此在自我保全的斗争中明天会不得不实行分裂，以便为自己保持住那时在身边还剩下的东西。不过这就由他们那个正在走下坡路而不是走上坡路的缺乏胜利信心的派别去干吧。 我们坚决拒绝用某种最高的组织准则来对待一切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国际主义分子目前面临的巨大工作。我们使同社会爱国主义斗争的组织方法问题服从政治上是否适宜的考虑。我们深信，在目前时期，当国际主义者只能在旧的工人组织的范围内实施自己的纲领的时候，分裂在绝大多数场合下看来是不适宜的。 只有在一个基本条件下，即在不调和地同各种各样的社会爱国主义划清思想政治界限的条件下，这一总的组织方面的考虑才能起作用。如果李卜克内西由于害怕可能会被开除或考虑到党团关于它的内部纪律的决定，而仅仅限于默默无声地弃权，那么他要犯的政治错误无疑将会比他主动退出党团、放弃在党团内进行内部斗争的政治错误更大。对于我们来说，最高标准就是在工人阶级面前坚持和积极传播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的可能性。对这一政策在工人组织内部产生的组织上的后果，占少数的反对派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承担责任。我们现在不知道，也不能预先决定和预测什么时候以及究竟沿什么路线发生分裂。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权利由于害怕分裂或由于对纪律问题抱盲目崇拜的态度而削弱或缓和我们反对腐化无产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如果说国际主义者退出德国或法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是一种荒谬的行为，是从工人队伍中直接开小差，那么接受考茨基的建议，放弃凭借这些工人组织来在目前战争时期立即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最坚决、最不调和的斗争，简直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用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最后这一点上绝不会破例。因为，如果不允许为了工人群众组织统一的原则而磨掉社会主义中新的、决定性的矛盾的锋芒，而与此同时，这一组织的整个历史命运又取决于问题的有利于这一方或另一方的解决，那么就更不允许为了保持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各派别集团的统一而模糊或掩饰使我们区别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那些问题。由阿克雪里罗得签署的国外书记处的声明说，《我们的曙光》杂志[2]的社会爱国主义立场似乎是不反对同沙皇制度进行革命斗争，我们根据上述观点认为，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极端有害的。有个集团越过组织委员会本身而给王德威尔得写过一封起了同际重要政治文件作用的信，对于组织委员会对这个集团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措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不能怀疑的：对这个集团赞同普列汉诺夫和正是由于它自己“接受战争”而享有同工人阶级取得合法联系的垄断权的总立场作出辩护性的思想评价，只会使它便于在政治上进行瓦解工作，同时给那些真诚地力求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与组织委员会有联系的人和组织带来思想混乱。 当约诺夫同志想使恢复国际的斗争服从于“（各旧政党）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的原则时，他只不过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及其“不惜任何代价的分裂”的方式作了机械的补充而已。两者都把绝对的组织原则置于十分复杂多样的政治工作之上。我们不能同约诺夫同志一起闭眼不看下列事实：在最老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多数不站在我们一边，而是站在社会爱国主义者一边，因此他们掌握着统一和组织纪律的钥匙。如果国际主义者，被驱逐的少数自愿不惜任何代价以纪律和统一的框框来限制自己，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就会预先使自己的斗争的整个命运从厲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如果德国反对派出于党的统一的考虑而规避参加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会议和联合组织，那么这从它那一方面来说就会是一种优柔寡断的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它参加了这种团结以后就宣布退出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那么这从它那一方面来说就会是一种无可辩白的轻举妄动的行为。 发表于1915年5月15日—6月6日。译自《战争与革命》1925年俄文版第2卷第89—96页。 感谢镰锤星录入 [1]《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从1908年2月出版到1917年1月，一共出了五十八号。创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各号移至国外出版，最初在巴黎，后来在日内瓦。自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第255、299页。 [2]《我们的曙光》杂志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259页。
托洛茨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 托洛茨基 （本文是托洛斯基1911年发表在奥地利社民党的理论刊物上的旧文。当时俄国社会革命党及其前身民意党一直采取个人恐怖主义来反对沙皇。） 我们的阶级敌人习惯控诉我们的恐怖主义。然而，他们所指涉的意义却不甚清楚。他们习惯于把任何有害资产阶级利益的劳动人民行动都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罢工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主要的恐怖主义手段。罢工的威胁、组织罢工纠察队、对使唤奴役工人的老板所作的经济扺制、杯葛劳动阶级中的背叛者等等，这些行为都被他们称为恐怖主义行动。如果所有惊慑、伤害敌人的行动都被理解为恐怖主义，那么所有阶级斗争行动都不过是恐怖主义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布尔乔亚统治菁英是否有资格出于义愤来谴责普罗大众的暴力行动，尤其当他们整部的国家机器——法律、警察与军队是用于资本主义暴力统治的镇压之用时。 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当他们斥责我们使用恐怖主义时，他们也想使（有时并非出于自觉）“恐怖主义”的字义定得比较狭窄以及较为直接。在这种狭义解释下的恐怖主义，工人破坏机器也属于恐怖行动之一。杀害雇主、威胁对工厂放火、威胁杀死厂主、谋杀或是用手枪对抗政府人员等等，这些都属于真实意义下的恐怖行动。不过，任何对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有真正认识的人应该知道，这种恐怖主义不但为社会民主主义反对，而且是同它水火不容的。 为什么？ 藉罢工达到的“恐怖主义”，或是实际领导一场罢工，是工厂工人才作得到的。罢工的重要社会意涵是奠基于以下二点：一是罢工所影响到的企业或工业部门的规模，二是工人组织与纪律的程度，以及实际行动的准备。这对一场政治性的或是经济性的罢工都同样地确实。罢工此一手段之继续成为斗争手段，是源自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 贬低群众角色 为了能持续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议会这个上层结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够永久地将普罗大众隔离在政治贫民窟，它迟早必须开放给工人参与议会政治。普罗大众的群众性以及他们政治上的水平——这些都被其社会角色，以及最主要的，生产角色所决定——遂在选举中表达出来。 如同罢工一般，在选举此一斗争的手段目标和结果上，普罗大众的社会角色和阶级力量是根本所在。只有工人可以领导罢工。被工厂挤掉生计的工匠、用水被工厂污染的农民，或是四处掠夺的流氓无产阶级都可以捣毁机器、烧了工厂或谋杀厂主。只有具有阶级意识与经过组织化的工人阶级有能力送出强有力的代表到议会中为工人争取利益。然而，若目的只在于谋杀重要的官员，你就不需要组织化的群众来作你的后盾。 炸药制作方法对任何人而言都很容易得手，手枪也是处处可得。但社会民主主义所进行的是社会斗争，其手段与方式必须根源于当前的社会秩序的性质；而在恐怖主义那里，纯粹是了无新意的机械反应——在中国就如同在法国一样——行动外观十分骇人（如谋杀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却毫无损害。 即使只是一般规模的罢工，也会产生一些社会性的结果。例如增强工人自信、壮大工会力量，偶尔也可能会改进生产技术。然而，去谋杀工厂老板所达到的效果不过具有警察性质，或者是更换工厂老板这种毫无社会重要性的结果。恐怖行动——即使是场“成功的”行动——是否足以让统治阶级陷入混乱之中，需要依靠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但在任何状况下，这种混乱都只会是短暂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政府部门之上，因此也无法靠摧毁它们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统治阶级永远可以找到新的人来填埔空缺，国家机器也会保持完整而持续运作下去。 但是由恐怖行动所制造出的混乱，对普罗大众的危害是甚于统治阶级许多的。如果大家配枪自我武装就能够达到目标，那为何还要致力于阶级斗争？如果少量的火药和铅就足以射杀敌人，那为何还要作阶级组织？如果用炸药的巨鸣就可以恐吓到显要人士，那为何还要组织政党？如果单枪匹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瞄准议会中的部长席位，那我们为何还需要议会、群众的讨论与选举呢？ 个人的恐怖主义之所以不为我们接受，乃是因为这种作法不但贬低了群众的重要性，加强他们的无力感，并要群众把希望放在一位可以代替群众力量的伟大复仇者、解放者身上。无政府主义的预言家大可高弹甚么“以行动来宣传”的论调，力主恐怖行动对群众能产生提升及利剌激作用。理论上的考虑与政治经验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当恐怖行动的“成效愈着、影响力愈大”时，他们也就更严重地削弱群众对自我组织与自我教育的兴趣。但是，当混乱的烟幕消逝、恐慌不再时，继位的部长接班人出现、生活再度回到常轨，资本主义的剥削巨轮运作如常；警察暴力更加强大与残暴。明亮的希望与兴奋之后最终却只是幻灭与冷漠。 扑灭罢工以及工人运动的尝试总是以失败告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的是主动积极、富机动性以及智慧的群众；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长久地束缚住群众的手脚。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宣传每每表示，国家不论是在物质毁灭或是技术压迫上总是比恐怖主义组织来得强大许多。 如果真是如此，革命的地位是什么？ 是否因为这些事情，革命就不可能了呢？完全不是这样。革命并非是简单的机械手段的集合。革命只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才会产生，并且只有在身为普罗大众的社会任务时才会取得成功。群众的政治性罢工、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这些是否成功均取决于生产的发达程度、阶级力量的团结状况、普罗大众的社会力量，以及军队的社会组成成份，因为武装力量在革命时刻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社会民主主义由于能掌握现实，因此不会避开从既存的历史条件中发展出来的革命；相反只会睁大眼晴迎接革命。不过社会民主主义反对一切以人工办法强行推进社会发展的手段与方法，以及使用化学物来代替普罗大众革命力量的不当作法。这一点是同无政府主义相反的，而且是直接同他们斗争的。 在恐怖主义未提升到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前，它最初是一种个人式的报复行为。它首先在沙俄出现，因为沙俄是一个典型的恐怖主义之地。对政治犯的施虐迫使维拉．查苏李奇用暗杀特列波夫将军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她的例子被缺乏群众基础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模仿。这起初未经考虑的报复行动，在1879到1881年之间发展成为完整的制度。西欧或是北美的无政府主义者会，总是在政府犯下处决罢工者或政治犯等暴行之后爆发出刺杀等报复行为。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心理根源总是来自复仇的情绪的发泄。 花费笔墨去说明社会民主主义和那些廉价的道德家并无共通点，并无必要，因为那些道德家总是装模作样地发出严正声明来响应恐怖主义，同时对人类生命的绝对价值作出郑重宣告。这同一批人在其它场合，就会打着其它纯粹价值的旗号，例如国家的荣誉或是皇上的赫赫声威，来将成千上万的人民推入地狱般的战争之中。今天，他们的国家英雄就是那些宣布私有财产神圣地位的部长；在明天，当失业的工人用绝望的双手紧握尖锄、武器时，他们又会开始胡言乱语，说一切的暴力都不足取。 无论那些宦官或是伪善者怎么说，复仇情绪本身是正义的。复仇情绪增强劳动人民的道义力量，因为这让劳动人民不致于对这个本可美好一些的世界，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要去浇熄普罗大众那未被满足的复仇情绪，相反地，应该是要一再地激励、增强与引导群众对于真正不正义的义愤。 如果我们反对恐怖行动，那是因为个人的复仇行动并不能满足我们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我们所要与之决一雌雄的对手实在太强大了，不可能把它的几个部长当作是它的真身。我们要学懂去把一切违逆人道的罪行，包括把人类的身心臣服于种种屈辱，看成为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扭曲的结果及其表现形式，以便我们把所有精力都导向反对这种制度的集体斗争；这才是我们那烘烘复仇烈火应该漫延的方向，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最高道德上的满足。 个人恐怖主义的破产 （本文写于1909年。当时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战斗部的领袖阿瑟夫(YevnoAzef)，被揭露原来是沙俄秘密警察。他甚至曾负责谋杀雇用他的那个部门的部长。本文是从这个案件来开始讨论个人恐怖主义的。） 整整一个月，俄国与全世界每个有能力阅读与反思的人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阿瑟夫。他的“案例”经由报纸，与市议会里要求质询阿瑟夫的辩论记录，而为人所知。 现在阿瑟夫有时间能够退身到幕后去了。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频率愈见稀少。然而，在阿瑟夫真正地为历史洪流所淹埋之前，我们有必要为一些主要的政治教训作出总结：不就阿瑟夫的阴谋本身而论，而是以恐怖主义整体以及国家中主要政党对它的态度来作讨论。个人恐怖主义成为一种政治革命的手段实是俄国的“民族”贡献。 当然，刺杀暴君的历史就如同暴君本身存在的历史一般久远，而每个世纪对于那把象征解放的匕首也谱出了无数纪念的圣歌。 系统性的恐怖行动任务旨在消灭一个又一个的总督、部长以及君主。这也是1880年以来“人民意志”成员所制订的实行恐怖的纲领。为使自身能按照绝对君主主义者的官僚科层制度作出调整，这种恐怖主义也制造了自身的革命官僚，而这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独特创造力的产物。 当然，个中必有个根深蒂固的原因。我们可以在俄国专制主义的性质及俄国知识分子的性质去寻找。在使用机械手段摧毁绝对君主专政此一主意能够流行起来之前，国家的机关必须被视为一种纯粹外来的强制机关，且在社会组织中并无扎下根柢。而这恰恰是革命知识分子眼中的俄国君主制。 俄国恐怖主义的历史基础 HistoricalBasisofRussianTerrorism 这个幻影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基础。沙皇专政是在文化先进的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形成的。为了保有自身的竞争力，专制政权极力榨干普罗大众，而藉此也切断最享特权的阶级的经济基础。因此，这些阶级不能把自己提升到西方特权阶级所已达到的政治地位。 除此之外，在十九世纪还有欧洲股票交易所的巨大压力。沙皇所贷款项愈多，俄国独裁政权就愈少依赖国内的经济关系。 由于欧洲资金之助，独裁政权可以用欧洲军事技术武装起来，并且发展成高踞于所有社会阶级之上的自足组织（自然是在相对意义上的自足）。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产生用炸药来粉碎外来上层结构的想法。 知识分子是在西方直接而立即的压力下发展； 就如同他们的敌人（即国家）一样，他们也大大超前于国家经济水平。只是国家是在技术上超前，而知识分子则在意识型态上超前。 然而在欧洲其它古老的布尔乔亚社会里，革命思想的发展多少与广泛的革命势力的发展齐头并进。而沙俄的知识分子，却在国家经济发展能产生他们赖以得到支持的认真的革命阶级之前，已经因为得以接触西方的现成的文化与政治思想，而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 为历史淘汰 OutdatedbyHistory 在这些情况下，除了藉由硝化甘油的爆发性力量来增强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之外，他们再看不到别的出路。民意党的经典的恐怖主义由是而生。 大体而言，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下述历史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自足的沙俄的国家独裁政体，另一方面则是自足的沙俄知识分子。 但是，二十年的经过并非没有带来影响，在第二波恐怖主义者出现之时，他们却不过是不肖门徒，面上打上“为历史淘汰”的标记。 1880与1890时的资本主义“狂飙运动”时代制造并强固了更广大的工业无产阶级，持续地摧毁乡村的孤立的经济体制，并逐渐地将其与工厂和城市紧密的连结。 在民意党人身后，革命阶级真的并不存在。而后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呢，却是闭眼不见革命的无产阶级，或至少是没能衡量革命无产阶级的全部的历史意义。 当然，任何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从社会革命党的文献中找出成堆的引文，用以表述他们并非以恐怖行动代替群众斗争，而是与其同心协力。不过，这些引文所能证明的是，这些恐怖主义的理论家的斗争对象竟然就是群众斗争的理论家，即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事实。就恐怖行动的本质而言，它需要集中的能量来成就那“伟大时刻”，即高估个人式英雄主义的重要性，这样的一种“神奇”密谋即使不是在逻辑上，也会在心理上变为完全拒斥在群众中进行鼓动与组织工作。 对恐怖主义者而言，整个政治领域中只存在两个重点：政府与恐怖主义者的“战斗部”。“政府准备与所有其它党派和解”，当Gershuni（社会革命党战斗部的创立者）面临死刑时，他写信给他的同志，“以便他们能倾全力粉碎社会革命党”。 Kalayev（另一位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者）在类似时刻也写道，“我坚信，由这个战斗组织所领导的这一代人将会推翻独裁政体”。 每件在恐怖主义框架之外的事情都只是斗争的背景而已；顶多也不过是辅助手段。在炸药爆破的炫目闪光中，政党的轮廓与阶级斗争的分隔线消失无踪。 而我们听见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与最专业的恐怖主义者Gershuni的声音，这样力劝他的同伴要：“不仅要避免与革命份子的的阵营发生分裂，整体而言甚至要避免所有反对党派的分裂”。 恐怖主义的逻辑 TheLogicofTerrorism “恐怖主义不是要取代群众，反之，而是要与他们团结在一起。”然而，恐怖主义是过于“绝对”的斗争型式，因而无法忍受在党内只居于有限而附属的地位。 恐怖主义肇始于革命阶级的缺席，随后又因革命群众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义仅能利用群众的脆弱与无组织来维持自己，于是就有必要贬低群众的斗争成果，又夸大群众的失败。 “他们认为，鉴于现代武器的性质，让普罗大众使用草耙、棍棒——这些过时的武器——去捣毁现代化的巴斯底监狱是不可能的。”为Kalayev辩护的律师Zhdanov这样说。 “一月九日之后（血腥星期日的大屠杀，它标志了1905年革命的开头），他们把一切看在眼内，于是他们使用手枪与与炸药来响应机关枪和高速来复枪；这即是二十世纪的街垒。” 个别英雄的手抢取代了群众的草耙与棍棒；炸弹代替了街垒——这是恐怖主义最真实的公式。 不论恐怖被那些党的“综合”理论家给贬低到什么样次等的角色，事实上它总是占据了荣誉中的特别位置。虽然在正式的党的科层制度中是把战斗组织置于中央委员会之下，但它不可避免地会跃居中央委员会、党及其一切工作之上——直到残酷的命运将其置于警察部门之下。 正因如此，所以当战斗组织因警察阴谋而导致失败时，亦不免意味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失败。
托洛茨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191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1910年） 《DerSocialismusunddieIntellektuellen》，VomDr.MaxAdler.Wien.1910.WienerVolksbuchhandlungIgnatzBrandetC°，S.79.[1] 十年前，甚至在六七年前，俄国主观社会学学派的拥护者（“社会革命党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有效地利用奧地利哲学家马克斯·阿德勒最近出版的小册子。但是在最近五六年里，我们形成了一个很有声誉的客观“社会学学派”，它的经验教训异常生动地刻在我们身上，以至于知识分子的最动听的赞美，甚至出自马·阿德勒的“马克思主义”笔下的颂扬，也帮不了俄国主观主义的忙。相反，俄国主观主义本身的命运恰好是用来反驳马克斯·阿德勒的理由和结论的最有力的论据。 [1]《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马克斯·阿德勒博士著，维也纳，1910年。维也纳人民图书出版社，79页。 小册子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对阿德勒来说，这不仅是理论分析的对象，而且是良心的问题。他想要说服人。阿德勒的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对社会主义大学生发表的讲话编写成的，他给它注入了力图说服人的热情。广收新信徒的精神贯穿于这本篇幅不大的书，给那些不能自诩有新意的思想也增添了特殊的色彩。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的理想这一边，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争取过来，——在阿德勒书中这个政治愿望完全凌驾于社会分析之上，它给这本书定下了基调，并且它也使这本书有其本身的弱点。 知识分子是什么？阿德勒给这个概念所下的当然不是道德的定义，而是社会的定义：这不是由统一的历史誓愿联合而成的团体，而是包括各种运用脑力的职业的社会阶层。不管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是多么困难，但是知识分子总的社会轮廓在不作进一步细致考察的情况下也是清楚的。这是整整一个阶级——阿德勒说这是阶级之间的集团，但是实际上反正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对阿德勒来说有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或者是什么拥有更多的权利掌握这个阶级的心灵？根据这个阶级的社会功能的性质，什么样的思想是它内心所必需的？阿德勒回答说：集体主义。由于欧洲知识分子不直接与集体主义思想相敌对，顶多离开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而站在一边，他们是不冷和不热的——对此阿德勒没有视而不见。“但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况！”阿德勒说道，“这种情况没有足够的客观基础。”阿德勒坚决反对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否认能促使知识分子大批涌向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的存在。他在前言里说：“有足够多的原因，——不过不是纯经济领域的，而是别的领域的，——这些原因作为参加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充足理由，能够影响全体知识分子群众，也就是说这影响不以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生活地位而转移，——需要的只是：知识分子应当了解这个运动和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的实质……”这些原因是什么呢？阿德勒说：“由于精神需要自由发展的不可侵犯性，此外还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都属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正因为如此，在这里理论兴趣完全能与经济兴趣同时出现。如果这样一来知识分子赞同社会主义的理由主要需要到经济领域之外去寻找的话，那么这在同等程度上既是由于脑力劳动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思想条件，也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内容。”（第7页）不管整个运动的阶级性如何（要知道这只是途径！），不管今天自己党派的政治面貌如何（要知道这只是手段！），社会主义就其自身实质来说，它作为无所不包的社会理想，意味着把所有类型的脑力劳动从各种社会历史的束缚和限制之中解放出来。这个诺言就是一座思想桥梁，欧洲知识分子可以而且应当通过这座桥梁转到社会民主主义阵营里来。 阿德勒的基本观点就是如此，他的整本小册子都是用来阐明这个观点的。这本书的一个立刻就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根本缺陷，是非历史主义。确实如此。阿德勒所凭借的促使知识分子转入集体主义营垒的总的理由，早已在持续不断地起作用。可是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根本不存在大批知识分子涌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当然，阿德勒也像我们一样，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他提出把知识分子不理解社会主义看作是他们完全疏远工人运动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解释这种固执的不理解——而同时却理解其他许多极其复杂的事物呢？很清楚，不是由于他们的理论逻辑的弱点，而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心理的非理性成分在起作用。阿德勒本人谈到这一点，《BurgerlicheSchrankendesVerstandnisses》(《资产阶级的理解范围》)是小册子里写得最好的章节之一。但是他认为，他希望，他深信，——这里更像是说教者，而不是理论家，——欧洲社会民主党一定能克服脑力工作者心理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果这个党能改变自己对他们发出的号召的逻辑的话。知识分子不理解社会主义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即社会主义每天都在向他们显示政党本身的日常面貌——许多党中的某一个、与其他党处于同一地位的党的面貌。但是如果向他们展示出作为世界文化运动的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就不可能看不出包含在其中的他们的希望和宿愿。阿德勒这样认为。 我决定暂时不分析这样的问题：对作为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纯粹的文化需求（技术、科学、艺术的发展）是否真的比家庭、学校、教会、国家所灌输的阶级意识以及衣食需要的呼声更为强烈？但是即使有条件地接受这一点，即使承认知识分子首先是献身文化的人（这些人暂时只不过还没有理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决裂是为文化需要服务的最好途径）的团体，仍然尖锐地摆着这样的问题：西欧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党派能否在理论和道德方面给知识分子提供某种比它在这之前所给的一切更加使人信服的或更加吸引人的东西？ 自从集体主义发动的斗争的喧闹声响遍全世界以来已有几十年。在这期间千千万万工人联合成为政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以及其他的组织。整个阶级从生活底层奋起，闯入了至今被认为是有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的最神圣的政治。社会主义报刊，理论的、政治的和工会的报刊，每天都从新世界的角度，重新评价着资产阶级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有价值的东西。在社会文化生活（婚姻、家庭、教育、学校、教会、军队、爱国主义、公共卫生、卖淫）的任何一个问题上，社会主义都提出自己的观点来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相对抗。社会主义用文明的人类所有语言说话。在社会主义的行列里从事工作和进行斗争的，有不同智力水平、不同气质、不同经历、不同社会联系和生活习惯的人。如果知识分子最后还是“不理解”社会主义，如果这一切加在一起不足以使他们能够理解和迫使他们理解这一世界性运动的文化历史意义，那么就得作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命中注定的不理解的原因应当是很深刻的，想用文学和理论手段来克服它的做法就其实质来说是不能奏效的。 如从历史情况来看，这个思想就显得更为清晰。知识分子最广泛地涌向社会主义的现象——这包括所有欧洲国家，——是在党存在的初期发生的，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这第一个浪潮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优秀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愈发展壮大，它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工人群众愈多，从知识分子中涌来大批新人的势头就愈来愈减弱，——这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LeipzigerVolkszeitung》[1]在很长时间内通过登广告招聘一位科学院士当编辑，但毫无结果。这里似乎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完全与阿德勒相反的结论：社会主义的内容表现得愈清楚，它的历史使命愈能为所有的人所理解，知识分子就愈坚决地离开它。如果这还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吓坏了知识分子，那至少可清楚地看出，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应当发生过某些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在同等程度上使得院士难以与工人结为兄弟，而使工人易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1]《莱比锡人民报》。——译者注。 这是哪一种类的变化呢？ 无产阶级之中最有知识的个人、集团和阶层过去和现在都向社会民主党靠拢；工业和运输业的增长和集中只不过加快了这个过程。知识分子中却发生完全另一种情况。最近二十年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毫不客气地为自己网罗了这阶级的优秀人物。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有创新能力和思想奔放的人——无可挽回地为资本主义工业（以大得惊人的数额给组织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托拉斯、铁路企业、银行）所吞没。甚至用来满足国家需要的，也只是剩下的第二流人物，因此政府机关也像所有派别的报纸编辑部一样，为“人才”不足而伤心落泪。至于说到日益增多的无力摆脱一辈子仰人鼻息的和物质上的不稳定生活的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那么对这些在文化大机器里执行着局部的、次要的和不起眼的功能的人来说，阿德勒所借助的纯文化利益不可能有足够的威力独自引导他们在政治上同情社会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况：这样的欧洲知识分子并非没有在心理上转向集体主义阵营的可能，但是几乎没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内为自己个人树立权威的任何希望。而这个问题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工人是作为整体的一分子，与自己的阶级一起（他无望离开这个阶级）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他已满足于感觉到自己与群众有精神上的联系，这种感觉使他变得更有信心和更有力。而知识分子是扯断自己的阶级脐带——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并且必然会谋求树立自己个人的威望。但是在这里他就会碰到困难，——愈往后这些困难变得愈大。在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初期，每一种知识分子力量，甚至包括不超过中等水平的力量，在工人运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现在每一个新来的人发现，西欧各国工人民主党的大厦已建筑好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领袖从自己的阶级脱颖而出，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干部队伍，为首的是功勋卓著的老战士、公认的权威人物以及已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才能出众的人才能有希望为自己争得领导地位，——但是这样的人不会去跳越相隔的鸿沟转入非他所属的阵营，自然会走阻力最小的道路进入工业的王国或到国家机关供职。这样一来，在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之间，除了其他一切之外，现在还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机构这一分水岭。这机构引起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因为它要求知识分子遵守纪律和自我节制），这种不满有时是由它的“机会主义”引起的，有时则恰恰相反，是由它的“激进主义”引起的，并必然使知识分子扮演唠叨不休的观众角色，其同情的对象在无政府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之间变动不定。《天真的人》是他们最高的思想旗帜。这个现象的各种不同的变体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出现于所有欧洲国家。除了其余的一切之外，这些人过于娇惯，可以说过于玩世不恭，以至于最热情洋溢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文化本质，也不能征服他们的心。只有少见的几个“思想家”——既取这个词的好的意义，也取其不好的意义——能在纯粹的理论思想的驱使下最后确立社会主义的信念，——像安东·门格尔[1]一样从法学出发，或者像阿特兰季库斯一样从技术的需要出发。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们也通常没有领会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与社会主义有着内在联系的阶级斗争是一部难懂的天书。 [1]安东·门格尔（1841——1906），奥地利法学家。——译者注。 *** 用直接的物质成果的纲领无法把知识分子吸引到集体主义一边来，这一点阿德勒说得完全正确。但是这仍然既不意味着整个知识分子一般可用某种东西来吸引，也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来说直接的物质利益和他们的阶级联系不能变得比社会主义的各种文化历史前景更有说服力。 如果除去知识分子的那个作为工人医生、律师等直接为工人群众服务的阶层（而且通常在这里工作的是这些职业的最无才能的代表），那么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部分是靠工业利润、地租或国家预算生活的，他们处于直接或间接地依从于各个资本主义的阶级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抽象地说，这种物质的依从性所排除的只是敌对的队伍中的战斗性很强的政治活动，并不以此排除独立于雇主阶级的精神自由。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正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具有的“精神的”性质，必然会在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之间建筑起精神上的联系。工厂的厂长、工程师、担负行政职务的人不得不与工人处于经常的对抗之中，他们被迫反对工人，捍卫资本家的利益。这些职能最后使他们的观念和观点适应于自己，这是不言自明的。尽管医生和律师的工作带有比较独立的性质，但是他们一直需要同自己的被保护者建立心理上的联系。如果说一个电工可以每天在部长，银行家和他们的高级娼妓家中拉电线而保持本色的话，那么医生就大不相同，他应当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说话的声音中找到与部长、银行家和他们的高级娼妓的爱好和习惯相一致的调子。这种接触必然不仅仅会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建立起来。伦敦的女权论者聘请赞成女权论的律师来为自己辩护。那个在柏林治疗少校夫妇或在维也纳治疗“基督教社会的”女店主的医生，那位承办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的案件的律师，未必会不惜代价迷恋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前景。这一切也及于作家、画家、雕塑家、演员——不那么直接，然而是同样不可抗拒的。他们向公众出示自己的作品或展示自己的个性，他们受公众的褒贬和钱袋的支配，因而公开地或经过伪装地使自己的创作服从于他们极为鄙视的“大怪物”：资产阶级公众。德国的“年轻人”——不过现在已完全谢顶了——的命运最好不过地证明这一点。高尔基的例子可由造就他的时代的条件来解释，这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只是证明了这样的规则：由于高尔基不会顺应知识分子的反革命蜕变，因而在很短的时期内丧失了“声誉”…… 这里又一次揭示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条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差别。体力劳动能支配肌肉，折磨身体，然而却无力使工人的思想服从自己。控制思想的所有措施在瑞士以及在俄国——同样都是无效的。脑力工作者在体力方面不知要自由多少。作家不必听见汽笛声就起床，医生的背后没有站着监工，律师在走出法庭时不会遭到搜身。他们被迫出卖的可不是纯粹的劳动力，不是自己紧张的体力劳动，而是自己的整个人——并且是凭良心这样做的。结果他们本人不愿意、也不可能看到，他们所穿的制服无非是剪裁得比较精巧的囚服。 *** 最后阿德勒似乎自己也不满意他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说法。因为他自己的整个宣传实际上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里执行一定职能的脑力工作者阶级的，而是针对它的那个只不过在为将来发挥作用做准备的年轻一代的——是针对大学生的。不仅书上写明的“献给维也纳社会主义大学生自由联盟”的字样，而且这本讲演稿式的小册子的性质本身以及热情洋溢的宣传鼓动和说教的语气，均可以证明这一点。无法想象可以在教授、作家、律师、医生等人的面前发表这样的演讲……说完头几句话后，就会张口结舌。因此，阿德勒本人直接根据他的宣传对象，对自己的任务作了限定——政治家对理论家的提法作了修正：归根结底讲的是对大学生施加影响的问题。 大学是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子女受国家有组织的教育的最后阶段，如同军营是工农的年轻一代的最后一个教育机关一样。军营培养服从和守纪律的心理习惯，为的是以后在别人指挥下履行各种社会职能。大学基本上是为了进行管理、领导和统治的目的进行教育的。根据这个观点，就连德国的大学生联谊会也是一种合理的阶级设制：它们促成把父与子团结起来的传统，增强民族的自我感觉，养成资产阶级圈子里必不可少的习惯，以及在鼻子上或耳朵旁添上伤疤，以作为属于统治者这一人种的印记。对阿德勒的党来说，经过军营训练的人当然要比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无可比拟地重要。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德国工业迅速发展并把军队的社会成分无产阶级化的条件下，——党还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进到军营里去；我只要把年轻工人送到军营门口就够了，而主要的是，我将在他们重新走出军营时迎接他们。他们决不会离开我，他们是我的。”[1]而对大学，如果党真的想要为影响知识分子而进行独立的斗争的话，那么它就要被迫对自己说出正好相反的话：“只有在这里，只有在现在，当青少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己家庭的束缚时，当他们还未成为自己社会地位的俘虏时，我可以指望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要么马上就干，要么干脆别干。” [1]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就是这样，当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不够的。 工人中的“父”与“子”的差别纯粹是年龄上的差别。而在知识分子中，这不仅是年齡的差别，而且是社会的差别。大学生既与年轻工人不同，也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履行任何社会职能，没有感觉到自己对资本或对国家的直接依从，不受任何义务的束缚，并且——至少在客观上，如果说不是主观上的话——在认识善与恶方面是不受约束的。在这个时期，他们身上的一切还都是变化不定的，他们的阶级偏见像他们的思想兴趣一样，也是未定形的，良心的问题特别尖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思想第一次面临重大的科学概括，对他们来说，超越常规的东西几乎成为一种生理的需要，——如果说集体主义一般说来能掌握他们的意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论证具有体面的科学性质和它的目的具有无所不包的文化内容，而不是像“刀和叉”那样的实际问题。在这后一点上，阿德勒是完全对的。 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又一次地被迫面对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不仅欧洲知识分子的整体，而且它的分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向往。在工人政党和大学生群众之间有一堵墙。只用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尽如人意、不善于从适当的方面接近知识分子这点来解释这个事实，——阿德勒偏向于作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忽视大学生和“民众”之间相互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意味着把大学生看作是智力的或道德的范畴，而不是看作社会历史的产物。不错，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上的依赖对大学生只是间接地通过家庭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这影响是减弱了的。可是送大学生上学的那些阶级的总的社会利益和需求却在他们的情绪和观点里，如同在共振器里一样，异常有力地反映出来。欧洲大学生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在其最好的雄心勃勃的时刻以及在道德上完全堕落的时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敏感的晴雨表。当资产阶级社会除了革命外别无其他出路时，大学生就变得极端革命——真诚地和老实地与人民结为兄弟。当资产阶级民主派因自身微不足道而未能领导革命时，大学生就在实际上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派，如同1848年维也纳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持于街垒的两边时，1848年6月在巴黎，大学生没有向工人开枪。在俾斯麦发动的战争过后，在德国统一和资产阶级安下心来之后，德国大学生急于成为因喝多了啤酒和由于自满自足而变得肥胖起来的人物，这种人物与普鲁士中尉一起，一直出现在讽剌生活小报上。在奥地利，随着这个国家的各个不同民族为控制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的激化，大学生成为民族的特殊性和好战的沙文主义的体现者。毫无疑问，大学生在他们的所有这些历史变化中，甚至在最可憎的变化中，既表现出了政治的敏感性，又表现出了作自我牺牲的能力和坚定勇敢的献身精神，——对这些品质阿德勒抱有极大的希望。不妨从这样一点说起，三十岁或四十岁的正常的庸人由于有“人格”这一未确定的概念，不会允许别人乱搧自己耳光，而他的儿子却非常热情地这样做。罗辛人[1]大学生和波兰大学生不久前在利沃夫大学再一次表明，他们不仅善于使每一种民族的和政治的倾向一直发展下去，而且还能冲着枪口挺起自己的胸膛。去年布拉格的德国大学生不惜忍受群众的一切暴力行为，在大街上显示自己拥有成为德国大学生联谊会成员的权利。这里坚定勇敢的“献身精神”（有时是纯粹好斗的）所说明的不是阶级的、思想的特点，而是年龄的特点；可是这种献身精神的政治内容完全决定于大学生所由出身的和他们回归的阶级的历史才能。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必然的。 [1]指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译者注。 最后，要知道所有的有产阶级都要送自己的子女通过大学的大门，——假如大学生在这里成为一块社会主义可在他身上写自己的字的tabularasa（干净的木板）的话，那么阶级的继承性和可怜的历史决定论会变得怎么样呢？ *** 最后还需要说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既可推翻又能证明阿德勒的说法。 根据他的意见，只有把全部运动的最终目的提到首位，才可把知识分子吸引到社会主义一边来。但是阿德勒当然承认，最终目的随着工业的集中、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阶级矛盾的激化而显示得更加清楚和充分。在德国，“最终目的”不以政治领袖的意志和民族策略的差别为转移，要比在奥地利或意大利表现得清楚和直接得多。但是同一个社会过程——劳动和资本之间斗争的激化——使得知识分子难以转到劳动的政党一边来。阶级之间的桥梁被破坏了——需要跃过一天天在加深的深渊。因此，在存在客观上能使理论易于深入集体主义本质的条件的同时，妨碍知识分子政治上参加社会主义大军的社会障碍也在增加。在任何过社会生活的先进国家內，转向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思辨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动，在这里社会意志凌驾于空谈理论的理性之上而独占统治地位。但是须知这归根结底意味着今天争取知识分子要比昨天更加困难，明天又将比今天更加困难。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其“渐进性的中断”。我们所说明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同随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扩大着的疏远一样，可以而且应当由于那种根本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客观政治转折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在阿德勒的说法中，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即知识分子不是直接地和无条件地希望保存资本主义剥削，而是间接地、通过各个资产者阶级表现出这种希望，因为知识分子在物质上依从于这些阶级。如果知识分子一旦有可能考虑社会主义直接胜利的可能性，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作为另一个与他们疏远的和格格不入的阶级的理想，而是作为很近的、伸手可及的现实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话，还有，如果——这不是最后的条件——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决裂不会给每个脑力工作者造成物质上和道德上的严重后果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转到集体主义一边来。这样的条件只有新的社会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后才能为欧洲知识分子创造出来，在为建立这样的统治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已多多少少创造出了一些。不管欧洲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如何疏远，——而这种疏远还将发展，尤其是在像奥地利、意大利、巴尔干各国这样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然而在伟大的社会改革的时代知识分子大概会比其他中间阶级更早地转到新制度的拥护者的行列里来。在这方面将对他们起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是那些使他们区别于工商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品质：他们职业上与社会劳动的文化部门相联系，他们具有善于进行理论概括的能力，他们的思想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一句话，他们有文化修养。欧洲知识分子面对整个社会机构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时将会确信，因此而创造出来的条件不仅不会把他们拋向深渊，而是相反，会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来使用技术的、组织的和科学的力量；他们能够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出这些力量，——而且在最危急的初期，当新的制度需要克服技术上的、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巨大困难时就会这样做。 但是假如掌握社会机构的行动本身取决于知识分子预先归附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话，那么这对集体主义社会很不利，因为如同我们上面力图证明的那样，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知识分子转到社会民主党一边的现象——与马克斯·阿德勒的所有期望相反——愈往后会变得愈不可能发生。 《现代世界》，1910年 本文系《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北京第1版）第二部第二章第四节，P464——P480。
托尔斯泰论（托洛次基，1910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尔斯泰论（1908年9月15日） 托尔斯泰论 托洛次基（1910年11月）来源：《苏俄评论》1936年第十卷第一期第73-75页。译者不详。 在这几个礼拜内，全世界一切读者和思想家的感情，意念，都集中的注意托尔斯泰的名字，形容，围绕着托尔斯泰的坟墓和葬地。他竟然在死神降临之前，与他的家庭，以及他生育，长大，衰老的环境永别了。托尔斯泰的死亡，不但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心灵对这位老前辈强大的同情，爱慕与尊敬。而且还激动了现社会制度负责的主人翁莫大的震悼。 三十余年前，托尔斯泰正是五十岁的人物。托尔斯泰很悲痛的脱离了他父亲的信仰与传统，而创造了他自已私有的托尔斯泰的信仰。然后他把他的思想信仰完全表现在他的道德的哲学的著作中，表现在他许多的信件和他最后一时期艺术的创作中（《复活》）。 托尔斯泰的学说，不是我们的学说。他不反对一切恶行，他认为社会的主要动力，不是归根于社会的环境；而认为是人类的精神。他相信，可以用道德的模型，博爱的言论，去扑灭一切暴力，不要推翻专制主义。他写了封忠告的信给亚历山大第三，和尼古拉第二，彷佛一切暴力都是归根于暴力者的心灵，而不是产生这种暴力和锻炼这种暴力的社会环境。无产群众不能接受这种学说。因为工人对于一切复兴道德的意识，对于智识，光明，《复活》，只觉得他的手足都被社会奴隶制度的铁枷束缚着，这种铁枷不能用内力去解除，而是需要破坏和抛弃。我们的学说与托尔斯泰不同的地方，就在：少数人有组织的暴力，只有用大多数人有组织的暴乱把它破坏。 托尔斯泰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 抛弃权力阶级一切其他的礼仪——洗澡，涂油，吃面包和葡萄酒，祷告发誓，这完全是礼拜堂内敬奉上帝的一套魔术。托尔斯泰在上帝的思想前面，停止了批评的针锋，他认为这就是爱神，是人类的父亲，和世界的创造者和主人翁，但我们却比托尔斯泰跑得更远些。在整个宇宙生活的基础上，我们知道，我们承认，只有永久的物质，听从自己内部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上，也正如各人的精神一样，我们只看见宇宙间的某一部份都要服从一般的规律。我们不愿意任何帝王的统治者统制着我们的肉体，我们也不承认任何上帝的主人来统制我们的精神。 托尔斯泰的信仰与社会主义的学说，虽有很深刻的不同，但依然还是有很深邃道德的血缘，他们都是很真实而大胆的否认一切的压迫和奴隶制度。坚决的主张，人类应该相亲相爱和兄弟一样。 托尔斯泰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过去也不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他很诚恳的寻求真理，当他寻求着真理的时候，他并不怕宣示这个真理。不过真理的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爆炸力量。只要将这种真理一宣示出来，在群众的意识中就立刻会产生一种革命的结论出来。凡我们听见托尔斯泰所说的那些话：如无意义的沙皇政权，军役的罪恶，不光荣的土地私有财产制，教堂的虚伪。所有托尔斯泰这些言论，浸入到劳动群众的脑海中去，已经吓晕了几百万的宗教门徒。使言论成为事实，托尔斯泰既不是革命者，也不倾向革命，托尔斯泰只想把他自己伟大的辞句写成革命的诗歌。托尔斯泰在一九○五年伟大的暴风雨的历史上，占了很光荣的一页。 托尔斯泰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过去也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寻求真理，他并不以推翻贵族和权力阶级的偶像为止境，他还跑得更远些，他主张大大的减轻一切财产，凡有利于这个人去掠夺他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他都主张废除。 那些有财产的人，特别是那些自由主义者，都很卑躬屈节的去包围托尔斯泰，把香烟给他吃，凡托尔斯泰反对他们的话，他们都把他掩盖得干干净净，他们都企图执拗他的精神，把他的思想成为口头上的空想，但托尔斯泰却不愿意这样。自由主义社会在托尔斯泰坟墓上所流的眼泪不管他如何诚心诚意，但我们还是无可争辩的有权利这样说：自由主义不能答复托尔斯泰的问题，自由主义与托尔斯泰无涉，自由主义在托尔斯泰面前毫无力量。托尔斯泰向着自由主义者说：“究竟什么是‘文化’，‘进步’，‘工业’呢。让你们的进步，你们的工业去衰落吧，我的姊妹还在你们城市里的马路上出卖自已的肉体呢。” 托尔斯泰不知道，也没有指出，从资产阶级地狱走向前进的道路。但是他却用很大的力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科学的社会主义能够答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托尔斯泰学说永久不朽的地方，这就自然要流入社会主义，像江河流入海洋一样。 ※※※ 因为托尔斯泰的生活，成了解放人类的事业，因此，托尔斯泰的死之在俄国能成为革命遗言的回忆。——回忆与号召。而照（且）这种号召已经得到了广大的回声。 在彼得格勒，莫斯枓，基辅，哈尔科夫，托木次基等地的学生，举行了托尔斯泰的追悼大会，带着政治的露天大会的性质。露天大会后，并在马路上举行了狂烈的游行示威，提出了“废除死刑”“打倒牧师”的口号。和以前很早的时候一样，在情（慷）慨激昂的学生面前，跑出来了许多自由主义的议员，大学教授，惊惶失措的向学生招手，请求他们静安无燥（躁）。这也和以前很早的时候一样，温和的自由主义份子都抛在一边。新的革命的学生毁坏了斯拉雷平的坟墓，哥萨克兵对学生表示好感，在这两个京都的马路上表演得和一九〇一年的精神一样。 但在另一地带则出现了另一种更可怕的人物。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许多工厂，作坊，印刷厂的工人，在最后一天并通电悼殇，提议筹集“托尔斯泰的基金”，帮助革命，罢工纪念托尔斯泰，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党团提出废除死刑的法令草案来，并在马路上高唱这些口号。 这就是思想和事变的连系。这种连系，很显明的，是托尔斯泰病榻弥留时所料想不到的。这些事变谁都不能闭眼无见，谁也不能静默无言。这些事变惊醒了革命的民主派，使青年学生获得了第一次的洗礼，使困苦的工人群众逐渐走入了政治运动，准备后来提出光荣的革命的口号反对死刑，这是不可克服的力量，这是真理！ （登于《真理报》十七期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1910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 托洛茨基（1910年9月）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从列宁批评托洛茨基文章的数量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同列宁的主要分歧集中在组织问题上。1905年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内部出现“取消派”，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召回派”，托洛茨基对孟、布两者都提出了批评。但他一直认为两派的分歧并不影响党的统一，因此他在两派之间做调和工作，希望取得统一。而这时候列宁坚持同孟什维克划清界限，并要求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清除出党。托洛茨基的立场被列宁称之为“调和主义”，受到列宁的严厉谴责。对自己的“调和主义”，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是承认的。他在1921年12月6日的给奥里明斯基的信中说，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的斗争等等的文章，“显然是错误的”。（见本书第126页）关于这一阶段的托洛茨基文章，本读本仅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一文，以见一斑。列宁对此文反应强烈，写了《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50－368页）予以批驳。 一 科学社会主义，按照它的创始人的解释，是欧洲先进国家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产物。但是，后来它是作为一种必须用于实践的现成理论公式出现工人运动的领袖面前的。社会主义体系的那些已被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克服了的内部矛盾，在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又以民族的政治矛盾的形式来重新出现。甚至最好的社会理论，也就是把世界经验概括得最正确的那种社会理论，也无法代替经验本身。每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必须自己重新去领会马克思主义，以便掌握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不仅表现在每个国家都从先进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还在于它会重复这个国家的错误。 国际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整个来说是社会革命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和法律规范的适应过程中的矛盾的反映。这一整个的发展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一方面是从无政府主义观点“否定”任何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这样一来，经济基础就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僵化物，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又用纯粹革命意志的炸药来反对这种僵化物；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的软弱无力，它把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限制都看成是绝对的东西——唯一的理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按照他们凶狠的意志有先见地把这些限制变成了“法律”。既然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新阶段上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偏向来片面地满足工人运动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为了保存自己而在理论上同这些偏向进行斗争，在实践上使之屈服，而最后，当这些偏向的拥护者威胁到党的活动能力时就把他们从党内开除出去。 不存在这种谬误的普遍公式，因为谬误正是由于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产生的。 似乎已被国际完全克服了的无政府主义正在工团主义的昌盛中欢庆自己的再生。同样，尽管社会主义内阁主义在法国遭到完全破产，也无法阻止内阁主义倾向在另一个法语国家即比利时盛行起来。 理论不能代替经验。但是在所有的西欧国家，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这些革命将群众卷进了旋涡，产生了各种党派，造成了种种幻想并使之破灭，这样就积累了政治经验。尽管1848年德国革命的实际成果是如此贫乏，但它在制造60年代普鲁士宪制冲突的同时毕竟为拉萨尔的活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拉萨尔和李卜克内西[1]都是从1848年的学校中出来的。 但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在很多方面要更加困难和更加复杂。它在这里不是在一次民族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出现的，而是在关于未来革命的原始的思想观点（“民粹派”、“民意党”思潮）破灭之后出现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治自决的武器，而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缺乏任何自觉的群众斗争传统的、政治上不开展的环境中预先确定社会方向的武器。 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完全被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所掌握，是西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全面瓦解的时代中俄国无产阶级巨大革命作用的结果。和历史上初试身手的无产阶级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优越性是，拥有较多的政治知识，与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物质上的联系。这种优越性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当他们加入工人政党的时候，他们给党带来了自己的全部社会特性：宗派主义情绪，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拜物教；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工具，用它来使任何一种片面性发展到极端。谁要想懂得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他就不能忽视革命前和革命期间我党领导组织的社会成分。 如上所述，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内的分裂和意见分歧是由于社会革命适应议会主义、工会斗争等等有限的条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造成的。但是由迄今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所引起的派别首先是由于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而产生的。这个适应过程的实际政治内容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是这样有限，而这个适应过程的形式是这样不可抑制，所投身的思想阴影又是这样巨大。 二 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所带来的每一种新的需要，都造成一个独特的派别，它是满足这种新的需要的工具，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适应工人运动进程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派别又都创立它自己的关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哲学。“经济主义”是在工业高潮时期必然出现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任务是彻底地，或者尽可能地把政治从运动中排除出去。后来，经济危机开始了，国内政治生活活跃起来了，“政治派”才趁机完全排斥了“经济派”（唯工会主义者）。紧接着，政治派自己又分成了两派，即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裂的原因是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不同，实质上是党组织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 尽管这两派一开始就斗争得很激烈，然而两派之间实质上的差别最初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这时革命爆发了并且展示了它的最大问题。革命利用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现成的组织形式，迫使两派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运动的各种迫切需要服务。这时，政治历史是以月计算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自极其迅速地制定了不同的革命观点和不同的策略。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持其他思想的知识分子之间剧烈地展开了影响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各派之间也进行着斗争，这个斗争包含了一旦条件具备，就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从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解放出来的萌芽。 布尔什维克把初期的、原始的党组织提到原则的高度，并且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最适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同时又具有革命情绪。 与此相反，孟什维克极其激烈地批评党的两层结构，揭露知识分子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资产阶级雅各宾主义本质，并且说，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掩盖下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孟什维克的激进一翼终于产生了勇敢地自我否定的思想，要求原有的党消融于群众之中。然而，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在孟什维克越来越明确地提出这一自我否定的思想时，它自己却完全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组成一个严密的派别来作为与布尔什维克相抗衡的力量，这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组织，它在一般地反对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口号下，实际上为争取自己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而进行着斗争——正像那些超群的个人主义者为了共同地孤芳自赏而建立起会员众多的协会一样。知识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领导作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独立的前提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向群众提出了革命的口号，满足了群众的建立强大革命组织的基本需要，所以这些群众就以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转移，时而拥护布尔什维克，时而拥护孟什维克。群众从两派中都取得对自己的阶级斗争有利的东西，因而在一个时期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两派都深深地扎根于无产阶级之中。 三 1908年至1909年间，党不断遭到瓦解，其原因是：第一、反革命时期的环境和情绪；第二、原有的党组织的形式与工人运动的已经变化了的需要之间普遍的不相适应。 工人们由于巨大的希望遭到破灭而变得麻木不仁，受到反革命残酷打击的镇压，被10年的经济危机弄得贫困不堪，因而大批地离开了党。这是对过去年代全力以赴的高度紧张状态的自然的反动。这个过程是自发地按照它本身的必然性而完成的，思想上几乎没有反应。最落后的、但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工人暂时地跑到黑帮那边。另外一小部分加入秘密教派。个别头脑发热的人脱离群众，单独或成群地进行反对警察的游击战，或者冒险去搞毫无意义的剥夺，结果丢了自己的性命。另一些人企图脱离自己的阶级，闭门读书，演算代数，准备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但是，大批工人却是处于完全消极状态，沉湎于赌博、酗酒以及各种放荡生活。只有觉悟较高、性格坚强的工人才竭力团结在工会、教育协会等组织之中。 那个时期，民主派报刊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疯狂攻击。这个党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曾经为“有教养的社会”开辟了通向“人民”的道路，现在却受到谴责，说它在有教养者和人民之间造成了不和。这个党只不过把革命的客观趋势用政治口号的预言表达出来，而因为对立加剧了，它自然受到谴责，说它不知分寸和缺乏责任感。社会民主党走在革命的前列，正因为如此，革命失败的记事就成了对社会民主党的起诉书。革命所引起的阶级对立的加剧，归根到底只会对社会民主党有利，但最初却使它受到某些沉重的打击。那些半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昨天还作为一群坚定的同情者和同路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今天摇身一变，回到了哺育他们的母亲即资产阶级的怀抱。这种转变阵线的思想形式与其说是有教益的，不如说是可笑的：工团主义、神秘主义、两性关系上的混乱状态、约翰福音、万达·扎赫尔－马佐赫[2]的《回忆录》，所有这一切都被动用起来对付社会主义的诱惑。 党的最优秀分子，1905年的领导人那个时期分散在狱中、流放地和国外。秘密组织中残存的知识分子完全不知所措了。政治前景日益暗淡。下面群众离去了，上面从前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队伍中涌向这个党的财源枯竭了。党的组织陷入了死胡同。它的成员面临着为生存而斗争的一些平凡问题。不久前无非是党的抽象的范畴的体现者的职业革命家、宣传鼓动家、组织者、秘密书刊的传递人等，以及禁欲主义者、策划密谋的幕后人、除需要假身份证而无其他需要的人，所有这些人在反革命的气氛下很快就物质化了，并且完全世俗化了。在他们那里，突然出现了最合法的需要：家庭、妻子、孩子、襁褓和喂小孩的牛奶。他们飞速地同过去的地下状态一刀两断，或者回到大学，或者穿上律师的燕尾服，或者当了店员和企业主联合会的秘书，或者占据资产阶级报刊编辑部的位置。 一部分老的党内知识分子顺着阻力最小的路线，把他们的活动交给合法的工会去进行，工会同党组织不一样，还得到自由资产阶级的关怀。还有可能在工人俱乐部中进行活动，而不致同警察或工人阶级的自由派朋友发生冲突。但是，为了保证这一活动的可能性，似乎必须保护工会，使它们不致因为与党的关系而信誉受损。于是很快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社会民主党人。 在这种混乱和低潮的气氛中，孟什维克通过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所作的批评在知识分子本身那里引起了强烈反响。政党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东西，现在被说成是阻碍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灾难。知识分子根据这一哲学而脱党，现在可以说不再是一种背叛，而是一种政治义务。 因此，在我们党的术语中所说的“取消主义”[3]（“取消”党组织的愿望）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它首先包括政治背叛的理论及其实践上的结论即“打倒党！”其次，它包括对合法活动阵地的渴望，这种渴望甚至发展到准备牺牲纲领和策略的革命精神。最后，它包括——并且是其他一切情况的原因——群众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这种态度是巨大失败的直接后果。 同孟什维主义的瓦解相平行，布尔什维克派也在瓦解，这样就保持了发展的对称性。为了在群众运动低潮时期不失去对工人阶级积极分子的影响，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名义批准了抢劫战、剥夺等策略，其实这种策略只不过是用无政府主义来消除革命心理状态的表现。在这个基础上，革命以前时期党所固有的，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派所固有的密谋倾向充分发展了。背着党做了一些与群众政治生活毫无关系的事，这些事情就其全部实质来说也是无法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的。冒险分子钻进了党组织。责任重大的党内职务往往交付给一些在一个与党的运动无关的领域内显示出组织才能的人物。对于任何工人组织的独立性，碰一碰“好运气”的英雄行为，对“二等”党员保守秘密的冒险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在助长放荡的个人主义，助长对党章和党纪的“成规”的蔑视，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在本质上完全与工人民主气氛格格不入和敌对的政治心理状态。当孟什维克批判主义的哈姆雷特迫于政治发展的矛盾而以其取消主义的“死亡！”来回答党的存亡问题时，主张权威的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在自我保存的本能的压力下力图使党离开阶级，使派别离开党，使派别的核心离开它的外围，而他们按照命定的必然性做到了把他们的全部政治时间纳入施泰纳[4]的“唯一者及其所有”这一公式。 群众风潮的浪头愈低落，布尔什维克队伍的组织由于知识分子的坚决离去而瓦解得愈厉害，布尔什维克中某些分子对本派之外存在得一切的不信任就愈严重，企图通过“以党的名义”发出指示、训令、最后通牒式要求来使工人组织保持服从的倾向就表现得愈明显。 这些分子，即所谓最后通牒派[5]只知道用一种方法来使杜马党团或工人合法组织接受党的影响；以同它们断绝关系相威胁。这种抵制主义倾向贯穿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抵制工会、抵制国家杜马、抵制地方自治机关等等——它是害怕“淹没”在群众之中的宗派心理的产物，是“不调和的弃权的激进主义！”这种倾向在第三届杜马时期加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形成一个特殊派别。这个派别本身又表现出各种不同色彩：从完全地、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地拒绝任何议会活动到以某种蔑视的、无所谓的态度容许这样的活动。 在我们党的语言中被称为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6]的那些类似的派别的因素和组成部分是：革命感情对于斯托雷平法制压迫的直接抗议（人们在急风暴雨时期之后曾经不得不对这种压迫屈服）；政治上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认为，不可能把反对6月16日政制的革命斗争同6月16日议会中的活动结合起来；像迷信一样地深信，由于坚决拒绝合法斗争的可能性，结果革命情绪必然会重新高涨；最后（这是一切其他情况的原因）工人的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使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团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和软弱无力，也使一切公开的工人组织的情绪低落。 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却不屈服于最后通牒主义。相反，它坚决地，或者更正确地说，激烈地反对最后通牒主义。同时，孟什维主义与取消主义发生了冲突。对严密的党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策略上的混乱，每当阶级的情绪发生变化时胆怯地对这种情绪屈服，——所有这些特点取消主义都具备了，这就使孟什维主义的一切革命分子可以自由选择道路。这一过程的后果是两个旧的派别接近起来；当然，它们最初接近时还是相互很不信任的，手里还拿着枪。 四 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问题上的分歧和孟什维克在对党的态度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方面有可能达成统一的心理上的必要条件，而且因为党的派别分裂在继续下去就会使派别斗争的进行显得极端荒谬，所以统一已经是可能的了。但是，新的派别在旧的派别中的形成过程，本身只不过意味着党进一步走上瓦解的道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是下面这两种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现象：工人运动的形式与方法的多样化和从先进的工人队伍中产生的新型政党。这两种现象都是革命的直接遗产。 我们在革命以前曾见到，在秘密的党的小组的组织专政的领导下，爆发过一些没有确定形式的偶然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在革命以后，我们在群众当中看到一个虽然缓慢、却是不停顿的定形过程。各种各样的非党工人组织成立起来，它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工人在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和禁酒协会等领域走上了有计划地进行斗争的道路，并且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协会网。党不能从外面来领导这些团体，因为党会使它的一般纲领性要求与这些团体的细小工作对立起来。党首先必须学会通过日常实践来迂回曲折地实现这些要求。在新的活动条件下，党不能停留为一种理论上志同道合者的与世隔绝的团体，即一个站在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之上的指挥部。党本身必须成为阶级的核心，必须转变成这样一个群众性组织，它的触角深入到无产阶级各个团体，并从内部来领导它们。对于这种工作，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由于它们从前那种思想方式和组织结构，是完全不能胜任的。这两派作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上一致的单纯的同志团体，在议会、市政机关和工会的实践领域既无明确观点，又无经验和相应的组织。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部门总是在个别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者组成小组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两派范围以外进行的，并没有受到它们的组织影响。 孟什维克首先积极参加了公开活动（所有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工会机关报刊编辑部、工人俱乐部理事会等主要是孟什维克组成的）。但是，孟什维克开除了在工会和俱乐部等等积极活动的各个小组，于是它便自行瓦解了。非党的工人组织陷于孤立；它们虽然在党的队伍中找到了领导者，但是没有得到党的领导。缺乏一个统一的策略。甚至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极其重要的合法组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也是在完全不受孟什维克派的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它们经常得到个别老练的然而大都处于派别之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但是，在党的个别组织看到自己面临全部阶级任务（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杜马中的社会立法问题、工人代表在各种会议上与资产阶级政客的冲突等）的一切地方，缺少一个协调一致的党的领导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在孟什维克本身的队伍中，对党的需要产生了。 当分散的孟什维克集团的合法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则在全力保卫党的秘密机构，以防反动派的打击，他们重新回复了国外的出版活动，并且召开了一次党的全俄代表会议。初看起来，似乎两派找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活动领域，从而使分裂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但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直接着手党的统一。 布尔什维克在各种非法组织中感到日益孤立。派别当中最独立的无产阶级分子都追随工会和俱乐部等等中的孟什维克。革命时期曾经使党的规模一下子大大扩大起来，却在非法的秘密活动领域留下一个可怕的遗产——人数众多的奸细。群众的情绪越受压抑，加入党组织的新成员越少，这些奸细的破坏作用越大。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出色的鼓动。在非法的秘密组织的四周完全是一片空白。在各种条件下，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所有积极分子来说，显然必须把地下活动领域和公开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把公开的工人组织统一起来，把新的血液输入到秘密组织中去。如果从旧的党组织范围内来考虑，这项任务首先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策略上的协调，以共同改进党的工作和改进党的机构。 过去的发展已经为这种新的机构准备了一些新的人员。 在革命以前，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完全把先进工人排挤在后面。先进工人不仅处于一个制定理论公式和政治口号的相当小的实验室之外，而且完全处于任何组织之外。他们现成地从一个站在他们之上的党那里接受这些口号和公式。 革命行动的要求造成了一些拥有几十万工人的强大组织。这是俄国第一个严肃的工人学校。但是这些革命组织不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不仅在形式上是如此，甚至在下述意义上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政治口号是由党、由党的总司令部提出的，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只是传播和实现这些口号的机构。党对工人群众来说现在也是不言而喻的事物，一开始就是，而且永远是既定的事物，但它是站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工人就是抱着这种对党的看法在1906－1907年参加公开组织的。他们有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觉悟，党的感觉在他们身上已经根深蒂固，并且由于社会民主党工人自然会成为工会和俱乐部内最有威信的成员，因此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足够保证。他们是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后来，在1909年，当党几乎已不再对工人起领导作用，而工人感到要依靠他们自身的孤立的力量的时候，工人才突然地——而且这一次也是完全彻底地——认识到必须通过党统一起来。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不再是那种浮在群众之上的职业革命家；他现在是一个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的以钳工或纺织工为职业的人。这个钳工或纺织工在革命以前就常常处在党及其各派的影响之下，但是，他从党及其各派中接受的只是那些符合无产阶级运动要求的东西。他经历了革命这所政治学校，在公开的组织中掌握了阶级自治的必要方法，并且通过斗争进程本身认识到，必须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把利用杜马讲坛和利用革命传单结合起来。然而，分裂成派别是妨碍党的重建的，所以他不能去赞扬派别。他需要一个统一的有活动能力的党。 一年半以前创办的工人报纸《真理报》[7]置身于两派之外，并力图表现这种正在出现的统一党的趋势，它所看到的正是这一新的党的因素。《真理报》从创办时起就给自己规定了如下任务：阐明斗争的迫切需要，同不管处在何种岗位上的先进工人建立起政治联系，从而促进克服党分裂成派别的现象。 五 派别斗争的方法——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论战、用互相对立的实践口号向群众发出号召、相互抵制——所有这些，其实质都是要消灭党内的对手。每一个派别都把其他派别看作是异端的化身而设想未来的党是单单由它一派组成的。如果布尔什维克战胜孟什维克，或者是孟什维克战胜布尔什维克，——正如当年“政治派”战胜“经济派”一样——那么这种结局就历史地证明这种斗争方式是正确的。因为能取得胜利的那种方法就是好的方法，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但是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经过7年旨在直接消灭对手的斗争，两个派别都认为非签订某种协议不可。这就意味着他们中间没有一方是无产阶级运动一切方面的体现者，而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联合——克服极端性——社会民主党才能得到发展。这一结论是从协议这一事实本身得出的。 这种协议的内容如下：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全部转移到俄国；侨居国外的人只可能保持思想影响。大力促进党内各派别在组织上和财政上瓦解。改组中央机关报，使党内各种思潮获得较大的自由，从而使各派别的机关报成为多余的东西。在《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最后，决定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合法工人组织应当有大批代表。 联合的基本文件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活动任务的策略决议。这一决议宣告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基础无论在革命高潮时期还是在和平的“有机”发展时期始终是一样的，这样，决议便彻底地消除了两个派别的策略哲学，并引导两派走上了发展党的广阔道路。 第三届杜马是遮盖旧的野蛮的沙皇制度的拙劣的议会制装饰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拙劣的装饰品不是简单的政治手腕和偶然的东西，它说明了沙皇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适应过程的特点。这一适应过程将前进多远，或换句话说，在这条道路上积累起来的革命矛盾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关于这一问题，党作为一个政党拒绝作出预言。但是它认为，必须利用第三届杜马和与之相联系的合法团体的各种形式——结社法、合法报刊等等，以加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把它在中立的工会和在杜马中的全部组织的活动统一起来的政治整体，不能不保持非法的状态。我们的决议把合法的和非法的活动方式的有计划的结合（这会使德国同志想起他们在反社会党人法[8]时期的特殊策略）提到首位。无论是以有组织的党在斯托雷平法制的俄国没有存在的余地为理由而主张取消它，还是以貌似革命的态度轻视杜马讲坛和其他合法活动的可能性，这两种极端都同样地被通过的决议排除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既不限于街垒，也不限于消费合作社的柜台。它利用一切活动形式和方法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团结成一个独立的组织。这是唯一的真正革命工作，并且只有这一工作才能够使党一劳永逸地消除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宗派。 但是最近的将来怎么办呢？中央委员会里的各派代表缔结的协议本身是否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呢？又是又不是。假如协议归根到底只是各个具有影响的党内小团体的代表之间缔结的个人协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这样了），那么这一协议便是以个别人物的善良意愿和政治洞察力这些不可靠的因素为转移的。心理状态一般说来是历史发展中的保守因素，而个别集团、派别的心理状态则比任何其他的心理状态更加保守。 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在目前俄国缺乏广泛的工人运动的情况下，派别活动的过去还是会不止一次地引人注意的，并且完全可能会有人企图利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巩固旧的正在瓦解的派别或者建立新的派别。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甚至因为派别争吵的旧病复发和再一次出现而陷于绝望和束手无策。迫使一切集团高喊党的统一的词句的那些趋势正在加强，这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独立性的加强一样，都是以不可战胜的力量进行的。再也没有一个派别能违背有觉悟的工人阶层的意志而取得群众的拥护。 写于1910年9月。译自俄国《新时代》杂志第28年卷（1910年4－9月）第2卷第50期第860－871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1]威·李卜克内西（1826－190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889年参加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 [2]万达·扎赫尔－马佐赫（1847——？）——德国女作家，著有《我的一生的忏悔。回忆录》（1906）等。 [3]取消主义是1907年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主张取消无产阶级的秘密政党，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社会革命党合并，成立一个合法的、公开的工人党。 [4]鲁·施泰纳（1861——1925）——德国哲学家，发表一系列著作宣扬他的“人智学”，即人类智能论。 [5]最后通牒派是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左”倾派别，召回派的变种。认为党只应从事秘密工作，应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6]召回主义坚持主张召回杜马党团，或者使之拒绝接受委任书。——托洛茨基注 [7]《真理报》是俄国托洛茨基派的报纸，1908年10月16日起先后在里沃夫和维也纳出版。 [8]反社会党人法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1890年10月1日废除。
《1905》德文版序言（列夫·托洛茨基，1909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1905》德文版序言 列夫·托洛茨基1909年10月 佐仓绫奈根据英译文翻译和校对 对俄国革命做出详尽的评估，还为时尚早；各种社会关系仍不够明晰；革命持续推进，不断迸发出新的因素。匆匆一瞥，不能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非为历史学工作而作。这本书代表着一位见证者与参与者。作者对事件仍有清晰印象的时候，提笔撰写了这本书，并且试图用作者的派别观点来阐述事实——作者在政治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学术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综上所述，作者已经试图去为读者清晰地描绘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场革命，已经到达其高潮，同时也在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的活动中，导出了一个悲剧性的结论。作者如果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任务。 本书的引言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济基础，内容涵盖了沙皇专制、俄国资本主义、农业结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阶级：地主贵族、农民、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并且，引言还介绍了阶级与阶级、阶级与国家之前的关系。这些“引言”的内容，旨在运用数据来向读者展现各种社会力量的状况，进而向他们展现出革命的动态。 这本书无法保证事实材料的完整性。我们本来也不打算运用整体的视角，详尽地描绘国家的革命状况。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去罗列一些事实。这些事实也许可供参考，但可能既无法阐释事件的内在逻辑，也展现不了呈现在生活中的形式。我们另寻他路，也就是去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革命精髓的事件和制度。并且，我们将这些事件放在了彼得堡——我们叙述的中心。我们之所以要选择这个北方的都市，只是因为革命自身由中心地带扩散到了黑海岸边（红色舰队）、农村地区（农民暴动）和莫斯科（12月）。 这样就限定了空间范围，我们也不得不同时限定时间范围。 我们已经将最主要的篇幅留给了1905年的最后3个月——10月、11月和12月——俄国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以全俄总罢工开始，以莫斯科的镇压而结束。 对于事前的准备时期，我们已经从其中抽取了两个时间段，以利于站在整体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的进程。我们首先讨论一下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蜜月，也就是短暂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人都把“信任”挂在嘴边，政府的公告和自由派的社论都像是用混着苯胺和糖浆的墨水写出来的。其次，我们讨论了1月9日，也就是骇人听闻的恐怖的流血星期日。在这一天，原本洋溢着的互信氛围，突然在卫兵的枪声中烟消云散，被无产阶级群众的怒火粉碎地一干二净。自由化之春的喜剧落下帷幕。革命的悲剧开始了。 从1月到10月，我们经历了几乎完全沉默的8个月。这个时期尽管很有意思，但仍然没有出现任何本质上的新事物。10月罢工几乎就是1月冬宫游行的直接结果，就像12月起义是10月罢工的结果一样。 历史部分的最后一章总结了革命的一年的事件，分析了革命斗争的方法，并且描绘了未来三年的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一章的基本结论可以这样表达：革命死了，革命万岁！[1] 讲述10月罢工的那一章从1905年11月开始写起。这一章写于大罢工的最后的时刻。这一时刻逼得统治集团走投无路，逼着尼古拉二世颤抖着双手签署了10月17日诏书。此时，这一章被分成两期发表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开端》[2]上。现在，这一章几乎原封不动地再次发表出来。因为，它能用我们目标的实现程度来展现出罢工的普遍图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文风还体现了它出版时的政治性文本的特点。 本书的第二部分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讲述了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遭受的审判以及作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逃离流放地的事情。然而，两部分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不仅是因为1905年末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位于革命的最中心，而且，综上所述，是因为集体逮捕标志着反革命的开始。全国的革命组织都陆续受到反革命的侵害。胜利者们凭借着残暴的意志和嗜血的复仇情绪，系统性地、一步步地彻底消灭伟大运动的痕迹。并且，他们越是感受不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的可鄙的报复方式就越是血腥。1906年，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受到了审判，被判处剥夺公民权和被无限期流放西伯利亚。直到1909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还未受到审判，但结局格外不同：数名抗议者被判处从事苦役，32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8人被处决。 革命在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和暂时的胜利后，走到了瓦解的阶段：逮捕、流亡、尝试逃脱、流落到世界各地。本书的两部分之间的关系，能够体现这一点。作序至此，我们谨向扎鲁德纳亚·卡沃斯女士表示谢意。扎鲁德纳亚·卡沃斯女士是彼得堡的著名画家，在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庭审期间，用画笔为我们作画。 维也纳，1909年10月 来源：英译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07/1905/pre.htm#ger 注释： [1]此处为法语“Larévolutionestmorte,vivelarévolution!”——中译者注 [2]《开端》杂志（《Начал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9年1—6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由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编辑。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人曾为它撰稿。——中译者注
对“文化”的渴求（列夫·托洛茨基，1908年11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ВЗАЛКАЛИ"КУЛЬТУРЫ"… 对“文化”的渴求 列夫·托洛茨基1908年11月23日 Uni佐仓绫奈译校 原文原载于《基辅思想》第325期。译者直接根据俄语原文进行翻译和校对。 俄语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486.html 显然，俄罗斯知识界可以祝贺他们有了一条新的“脑回路”[1]。这条脑回路的特征正在被越来越鲜明和显著地界定出来。这里并不是说发生了什么历史性突发事件；正好相反，这一切都被一针见血地预言了。但即使成功预料到了，那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却总是出人意料。 就连温和的《同志报》[2]也在讨论“总体渴望那种健康的保守主义”。该报做出了这样的承诺：“知识分子将所有的力量立即投入到‘文化’中去。”我们现在可以在所有的声音中听到这种论调的变化后的形式。很难找到一期不以某种方式表达这种对文化的渴望的俄罗斯报纸。我来引用其中的一些做例子。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关于所期望而且必要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问题。”还有这旁边写着的：“我们完全相信绝对……拦腰法（mediares）[3]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只有让文化来教我们了[4]。文化是过去精华的残渣——这种精华的残渣向公众的身体注入了新鲜活力。”……诸如此类。（《奥德赛新闻》，第7号，567。《夏日的信》，因贝尔） “只有在那些有劳动纪律担保的地方，也就是有健康的小市民阶层的地方，才能建立起自由来。”因此：“为‘市民阶层’、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的斗争对我来说具有最高的意义，把它比作宗教也一点也不为过。”[5]（《演说》，第82号，《思想》，加利奇）阿尼奇科夫先生[6]呼吁人们更加接近日子的平凡[7]，并宣传“生命宗教”，以便普通居民和知识分子将其当作和睦相处的手段（“自由思想”）。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这些零散的引用只能粗略地表达他们的情绪。这些情绪目前在他们身上占上风。那些善于观察社会心理学现象的人就会明白我们在说什么，而不需要进一步引经据典。无论是这个新趋势的形式、表现还是程度，都极其多样化。但是，这个新形势在它所在的一切领域和体现出来的全部表现形式（政治、艺术、经济还有日常生活事务）都可以被总结为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对‘文化’的渴求”。 而且这种“文化”并不是一种普通的文化，而是一种最终沉淀下来的文化。“我们”太浮躁了：如果否定，“我们”否定到一无是处；如果夸奖，“我们”就夸到神魂颠倒。“我们”太过相信绝对了。“我们”已经远远偏离了庸俗的人。“我们”不要因为处于小市民之中而感到羞耻。不要野蛮的冲动和激变！让“我们”尊重自由、艺术还有人性吧！——但要带着充分的尊严。让“我们”做爱吧……只不过，不是在广场上，而且还要讲卫生。 我们打算用一个在俄国文学中作了最大妥协的词语：小市民（Мещанство）。过去十年，在我国，这群人已经仿佛是在举办马戏团的表演，小丑们互相眉来眼去。但是，是时候恢复这个词真正的内容了。是时候承认我们在建立欧式文化市民阶层习气的方面急功近利了——不是把它看作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当俄罗斯知识界被说成是（说真的，这样的语气并不总是毕恭毕敬）用与他们的欧洲老姐妹们相同的材料制成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被侮辱了——受到侮辱的，是他们履行的历史职责。今天，他们用俄罗斯知识分子曾经为其不可剥夺的特殊历史使命争辩时使用的无情的、几乎令人憎恶的态度，向我们证明：我们的耳朵并没有高出我们的额头——至少，绝对理想主义的那对耳朵确实如此。当唯物主义者在知识分子的神秘追求中只看到资产阶级自决的企图时，唯物主义者被当作恶毒的诋毁者；但今天唯心主义者自己却公开宣传争取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不是像五年前那样反对资产阶级，而是争取资产阶级！），这对唯心主义者来说则是“几乎具有宗教价值”。还有——哦！时代的不幸！——而没有人把这当作诽谤。 俄国知识分子，是怎样从文化上的禁欲主义、审美的虚无主义还有“反资产阶级”的传统一直自信地，有时也是相当幼稚且笨拙地走向对小市民文化的崇拜——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故事。当然了，我们没打算在这里讲完这个故事。不如稍微概述两三个瞬间，以便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当前的最新趋势。 首先，既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反个人主义本能和反资产阶级倾向已经如此长久地表现出来了，那么我们也必然希望没有人会不相信这种倾向正是一种青年的“疾病”。知识分子是那么的稀少，再加上他们各方面的不安、无力和贫穷——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变成了“集体”；激烈的自保斗争使这个集体身上形成一种不断提升道德的情绪，并让他们自我授予了救世主的勋章。他们对世俗个人主义的敌视，是建立在他们贫穷的对立面之上的。其中的所有人都很穷，靠互相借钱来过日子——这就是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学的古老秘密。但是，如果到现在都找不到这个疑难的谜底的话，那么国家经济的增长就会直接消灭这个疑难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知识分子产生了提高工资和降低道德高地的需求。当然，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简单，但却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怎样，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的那些）当他们回首自己过去的野蛮时，都会露出怀疑的笑意。他们的“个性”是如此地自我决定的，以至于他们一点也不想象梳头一样梳理这一点了。现在，一个俄罗斯大学生要是在外面，人们准看不出来他跟德国大学生的区别。俄罗斯大学生的穿着同样具有知识分子式的精致，也长期不再摆弄斜领衬衫和打理自己蓬乱的头发；打台球打得很棒；做起事来相当勤奋，就像多年没做过类似的事情一样；他还会给餐馆里的女堂倌挠痒痒——这是他以前从来就不敢公开做的事情…… 知识分子审美的虚无主义与其以前有过的文化禁欲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巴扎罗夫[8]这种人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形象，其背后还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这个平民知识分子对40年代的唯美主义者说：我们不关心西斯廷圣母像[9]，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赎身证[10]。出于矛盾的精神和一致性法则，做工精良的靴子已经被宣布为在根本上优于李尔王[11]。但在这种看似粗糙的虚无主义之中，其实饱含着巨大的热情。“否定”莎士比亚背后只意味着用咬牙切齿的方式来压制自己内心的审美需求，就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还得拿着扫帚去打扫肮脏的马厩，因为里面的“居民”还没有被赶走……——我们并没打算叫任何人倒退（为此我们太相信未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指出，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禁欲主义中——尽管它的外在棱角分明，但比起今天所有美学上的连篇废话，我们还是能在它那里找到更多的真善美。 我们上世纪90年代那可悲的“颓废主义（décadent）”[12]，就是这样第一次宣告了非贵族的，而是知识分子—小市民的唯美主义。但这种唯美主义一开始是多么的胆小，以至于可以用懦弱来形容啊！它结结巴巴地，几乎不敢提它在审美上（主要是情色的）的“畏惧”的绝对最终目的性。并且，它还试图把它对“偏见”的抗议，即在实践中对文学负担起的巨大道德和政治义务的抗议，说成是对道德说教式的民粹主义的斗争。这倒是帮助它得到了来自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杂志的辩护，而马克思主义杂志自身却对这种颓废主义其实没什么兴趣。他们或许是因为都在宣扬一个“崭新的词语”，而且都是少数派，才在心理上被联系在了一起。彼得堡的《生活》杂志——廉价的马克思主义和廉价的唯美主义的结合，纸质好，价格便宜——就是这种奇怪联系的结果。高尔基的人气在24小时内就上升到巨像般的夸张程度——这也是同一个时代的现象。根据现行的定义，无业游民是反抗市民阶级的象征物。不！恰恰相反！对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而言，无业游民的出现恰恰是小市民个人主义崛起的象征。放下包袱！是时候挺直脊梁了！社会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我”就是“我”！——尼采来救驾了。在西方，他相当于哲学上的个人主义最新近的、最极端的代名词，也因此——它也是对小市民个人主义的否定和克服。然而，到了我们这里，尼采却被迫做了一件截然不同的工作：他的抒情哲学被粉碎成悖论的碎片，并化作一小撮自命不凡的利己主义的圆形硬币不断地被投入进流通之中…… 颓废主义的第一个口号，“无业游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尼采主义”，是新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迷茫、浪漫、混沌的爆炸。这就是个人主义流浪的岁月（Wanderjahre）。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鼎盛时期”。这的意思是说，康德被以一种苍白无力的方式大众化了。（请回想起《唯心主义的问题》[13]，该书的作者试图用哲学的奉承来充实无业游民的个性，并宣称这种个性本身就是目的，同时又将个性置于“绝对”的道德规范治下。） 这种哲学小把戏的目的，就是要把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个性驾驭在小资产阶级文化之上：“我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目的，但在我之上（或者在我之中）却存在着责任的绝对命令；因此，我必须履行身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公民的义务。”真正的尼采是否定和克服了康德和康德主义者，这些“个人偏见诡计多端的辩护者”。与此同时，我们的康德主义者们似乎克服了尼采主义，打败了它——收养了它，收养着它——并已经开始在《解放》中使其适应即将到来的议会生活。实质上这种个人主义的第一时期，从高尔基到……康德，它的心理具有着完全肤浅的特点。一切都围绕着美学的预设和哲学的投射展开。个人主义还没有掌握意志，因此，激进的灵魂中有四分之三还保留着旧的内容。还要做更多的工作：把个人主义从哲学—美学，也就是“节日”意识转移到日常经验领域，并使整个灵魂从属于它。过去三年的事件完成了这项工作的绝大部分。它们割断了许多仅有的传统保存下来的联系，暴露了许多仍被掩盖的东西，加深了许多只被暗示的东西，是社会各阶层老去了几十年。当洪水退去后，需要总结大量的印象、精神上的收获和损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甩掉旧的禁欲主义的习惯、激进的虚无主义和原始的反市侩本能的旧亚当。不是像革命前那样从哲学上讲，而是从心理学上讲，运用所有的直觉。 从最不设防的一侧——性一侧来完成这个任务是最容易的。由于历史并不谈‘性’色变，所以它不仅牵涉到了阿尔志跋绥夫，还牵涉到了库兹明，甚至还有皮尔斯基[14]。无私的一切恶魔性“一切都允许我！”（出自尼采《人生》一文）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要求“抓住一时的运气！”“肉体的无政府主义”时代已经到来了。同样是个人主义的浪漫，但它已经从理智转向了意志，在我们这个相对粗糙的经验世界里，由“Dorefami”[15]和爱情联盟解决。神圣的自决权受警察协议的摆布，这使得遏制放荡不羁的年轻人（Savras）的性个性成为当务之急。就像尼采的浪漫主义同时被哲学的唯心主义采纳和遏制一样，现在，颓废主义—情欲的契约也被宗教文化价值学说采纳并共同约束着。以文化为名的性的个人主义被纳入了实践理性的范围内。后者重复的内容与绝对命令基本相同，只是用具体的、更加世俗的语言来表达而已：“肉体的无政府主义是你无条件的权利，任何人（除了警察）都不能剥夺你的这个权利。但以文化的名义、赚钱的名义，欢迎你到办公室、银行和编辑部中去，而不是一辈子在文学天才的酒吧里鬼混。”唉，这声音真是让人无法抗拒啊！而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打扫卫生，把库兹明藏在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从书桌上取下两三副表现力过强的版画，总之就是赶紧让自己看起来像点样子。 老黑格尔说过，发展是在不断的矛盾中完成的，这句话是对的。为了获得他们在“黄金均衡”（Mittelweg）上获利，为了获得观点、意见或者是情感上的文化通融，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他们传统禁欲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顺从，走过汹涌的淫乱狂潮，颓废主义的白色热潮，然后根据从卡夫特—爱宾[16]那里提取的样本，进行人格的自我确认。当然，在个人主义的最新“启发”中，并不是所有的人——甚至不是绝大多数人——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毕竟，在所有运动中，大多数知识分子无非就是为之鼓掌，同情，纵容或者洗手不干。在这里也是如此，这毫不妨碍萨宁奇纳被写进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单独的一章中。 如果说意识形态的矛盾构成了发展的“正常”机制，那么，绝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相互接续的速度。在知识分子蜕变过程中的几个个别瞬间，就像是底片被投射在电影屏幕上，一个接一个闪过。这可以用我国历史发展的普遍滞后性来解释。我们到来的太晚了，所以只能用一本简略的欧洲教科书来讲解历史。一旦我们的社会生活路线出现了新的弯路，需要新的意识形态，那么，欧洲就会立即给我们带来相应的哲学、文学、艺术的财富。尼采……康德……萨德侯爵[17]……叔本华……奥斯卡—王尔德[18]……勒南……在西方，那里的一切都是在挣扎中诞生的，或者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时代的产物而不可察觉地构成的，但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只能成为翻译或者印刷的成品书籍。现成的哲学和艺术形式的丰富，加速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把本该居于次要地位的冲突变成了尖锐且短暂的危机，从而使整个过程具有了肤浅的特点。两种近似的色彩，同样在寻找通往市民阶层文化的捷径，突然产生了两个对立的严酷体系，用欧洲军火库的资源武装到牙齿。似乎再过一会，就会横尸遍野。但是，不过一眨眼的功夫，交战双方——颓废主义派和高蹈派[19]，神秘派和实证派，禁欲派和尼采派，就列队到“维也纳”餐厅吃了一餐调和饭。 文选《文学腐烂》[20]是在审美的色情主义刚刚开始获得流行的时候构思的，在阿尔志跋绥夫分子[21]达到顶峰的时候势头正猛，是在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反动的苗头时出版的。 的确，“我们急于生活，急于感受”。而现在我们也不难预料，我们也多少清楚，在《腐烂》成功的影响下，不同地方准备的新的同类型作品集，终究会姗姗来迟，因为今天的暗号不是性的浪漫，不是恶魔的狂欢，也不是天才的奢靡，而是文化的平衡和平静的包容性。从昨天精神的游牧生活“狂欢”，正匆匆走向固定的精神生活。它划算而又明智地将自己的注意力和热情分配在普希金和现代捏造的媚态之间，分配在道德的正确性和身体的卫生性之间，分配在不知疲倦的爱情和家庭的机械式礼貌之间。它从近年来的巨大动荡中走出来，就像从一个罗马浴场（不要说是莫斯科的俄式浴场）中走出来一样——净化了，平和了，文化上自我满足了…… 注释： [1]原文直译为“脑线”。——中译者注 [2]这里的《同志报》是指1906年出版的一种日报。第一期于3月15日出版。在一群“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普罗科波维奇、库斯科娃、希日尼亚科夫、博古恰尔斯基）的领导下，该报采取了极其摇摆、棱模两可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原注 [3]拦腰法是文学与艺术的叙事手法，故事从某个中间点开始阐述，而不是从最初。——中译者注 [4]原文直译为“这种理解只能文化来教。”——中译者注 [5]原文直译为“我可以说，它具有宗教一般的价值。”——中译者注 [6]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阿尼奇科夫（1866年出生）是一位文学史家和政论家，在基辅和圣彼得堡大学担任私人教师。1901年，他积极参与了位于巴黎的俄国社会科学院高等学校的组织工作。1903年，他因其政治言论被沙皇法庭判处一年的劳役。——原注 [7]原文直译为“日常的平凡性”——中译者注 [8]巴扎罗夫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人物。巴扎罗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新人”的形象，他性格的突出特征是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中译者注 [9]西斯廷圣母像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家拉斐尔·圣齐奥（1483—1520）的名画。这幅画是为皮亚琴察的圣西斯托教堂所画，现为德国德累斯顿的历代大师画廊（萨克森州立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收藏。——原注 [10]赎身证是一种赋予了农民获得赎身贷款的权利的文件。政府在将农民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时，向地主支付了赎身贷款。赎身贷款的金额为农民缴纳的配给贡品6%的账面价值中的80%或75%。农民每年都要向国库缴纳6%的赎身贷款，持续49年。——原注 [11]莎士比亚作的悲剧。——原注 [12]颓废主义运动（Décadentisme）是19世纪起源于法国、之后扩展到整个西欧的一场艺术和文学运动，在当代的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名最初是评论家们对一些赞美人工事物、反对早期浪漫主义的作家给出的贬义称呼，之后一部分作家，如泰奥菲尔·戈蒂耶和夏尔·波德莱尔反而接受了这样的称呼，开始自称颓废派。——中译者注 [13]《唯心主义的问题》是莫斯科心理学学会于190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由П.И.诺夫格罗德采娃主编，收录了俄国反动唯心主义哲学的所有主要代表人物的文章：С.Н.布尔加科夫、Е.Н.特鲁别茨科伊、С.Л.别尔嘉耶夫、С.Н.特鲁别茨科伊（中译者注：这俩特鲁别茨科伊是不同的人。）、П.И.诺夫格罗德采娃以及Б.А.基斯蒂亚科夫斯基等人的文章。在用“纯粹”的科学来修正实证主义的旗帜下，丛书的作者们借助“纯粹”的主观形而上学建制，从事为唯心主义伦理学的辩护。这本书是未来出现的社会反动的第一个信号，也是《里程碑》的哲学先驱，而《里程碑》已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原注 [14]彼得·皮尔斯基是一名记者和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生涯始于在《现代生活》上发表评论文章。然后他担任了《周一》文学报的编辑。后来他搬到敖德萨，在《敖德萨新闻》当合伙人。在苏维埃政权出现在敖德萨以后，他移民到了比萨拉比亚（今摩尔多瓦），在基希讷乌的一家反苏报纸中担任合伙人。——原注 [15]这里说的是“自由恋爱联盟”。这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相当普遍。这些“组织”的活动与大量的自杀事件有一定关联，引起了公众对这一“联盟”对青少年心理破坏性影响的关注。——原注 [16]卡夫特—爱宾（1840—1902）是维也纳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是性变态研究的主要作者，成果在1903年以《PsychopathiaSexualis》为题发表。——原注 [17]萨德侯爵是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1740—1814）的笔名。他因多项性犯罪（强奸，投毒等）屡次被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他的死刑后来被改判为巴士底狱的监禁，在那里他开始写他的笔记和小说，其中充满了对性变态行为的描述。萨德侯爵死于精神疾病。他特有的淫欲与残忍的结合，在精神病学上被称为“虐待狂”。——原注 [18]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英国著名诗人、作家，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作者，在本世纪初很受我们（俄国）欢迎。通过道林·格雷的形象，他描绘了一个把美看得高于一切的非道德主义的美学家，他以美为名，展开了一场反对传统道德和一切社会义务的运动。这本书不仅描绘了审美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精髓，而且这种精髓在道林·格雷身上也崩溃了。王尔德的辉煌事业非常悲惨地结束了：他被指控犯有鸡奸罪，被判处两年的矫正监牢。出狱后，他被所有人抛弃（在英国社会，连说出他的名字都被认为是污秽的），移居法国，并在那里去世。——原注 [19]高蹈派（法语：Parnasse）是19世纪实证主义时代、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之间的法国诗的一种文学样式，或译为高踏派。名称来自高蹈派诗人的杂志《现代高蹈诗集》（LeParnassecontemporain），源自希腊神话缪斯的住处帕那索斯山（MontParnasse）。——中译者注 [20]《文学腐烂》（《泽尔诺文集》，圣彼得堡，1908年出版）是一批作家站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唯一科学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出版的文章集。这套丛书针对的是文学中的颓废之风，“它是由一个分裂的世界创造出来的，感受到了它即将到来的厄运，是思想道德沦丧的产物。”该文集收录了斯捷克洛夫，加米涅夫，尤什凯维奇，圣伊万诺维奇，卢那察尔斯基，沃伊托洛夫斯基，尼·托洛茨基，巴扎罗夫，米哈伊尔—莫罗佐夫和高尔基的文章。——原注 [21]米哈伊尔·佩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作家、剧作家，倾向于自然主义文学，著有《伊万·兰德之死》，《萨宁》等，其中，《萨宁》这部小说震动了俄国，并在许多国家遭禁。小说主角萨宁藐视一切社会传统，并以诱奸乡间少女为乐。此书受麦克斯·施蒂纳的影响，阿尔志跋绥夫试图借此书剖析个人无政府主义。批评家奥尔明斯基认为《萨宁》的实质就是“伏特加和美女”。1917至1918年间他出版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作者笔记》（Запискиписателя）。1923年阿尔志跋绥夫移民到他母亲的祖国波兰，并开始编辑报纸《为了自由！》（ЗаСвободу!）。苏联政权视阿尔志跋绥夫为敌对阶级，并为他的模仿者们扣上萨宁分子（saninstvo）或者阿尔志跋绥夫分子（artsybashevchina）的侮辱性帽子。后者便是这篇文章所用的词语。现行中文译名是由鲁迅创造的。——中译者注
托洛茨基《托尔斯泰论》（1908年9月15日）（巴金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托尔斯泰论》（1910年11月） 托尔斯泰论 托洛茨基（1908年9月15日） 巴金译 感谢新煜录入 据说近来在中国有所谓“革命文豪”从日本贩到了一句名言：“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好一句漂亮的话！其实昆仑山之高，本用不着矮子来赞美，托尔斯泰的价值也用不着“革命文豪”来估定。日本的大学教授（？）在高楼大厦（？）中，吃过了精美的晚饭（？）后，利用他的余暇，偶尔随随便便地说道：“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倒也无足怪，而中国的“革命文豪”居然把它当作金言似的连忙贩卖过来，就未免有点“出人意表之外了”。 这几天法国各报为托尔斯泰百年纪念大做文章大出特号；大吹大擂，倒也热闹。我近来恰读完了托氏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很受感动，现在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觉得有些地方“实获我心”，所以抽出一点时间翻译出来，一则作为我个人对于托氏百年纪念之一点表示，二则让那般“革命文豪”知道他们祖师之艺术的见解，看看托尔斯泰究竟是否“卑污的说人”！ 托洛茨基的原文作于二十年前，是当托氏八十寿辰时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新时代》（NeueZeit1908.9.15）而作。最近巴比塞主办的法文《世界报》（Monde）托氏百年纪念号中曾译载此文。我现在就是根据法译文重译的。然而托洛茨基现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译者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在法国。 一 托尔斯泰已达到了他的八十的寿辰，在我们看来，他现在好像是从死灭了的时代中留下来的一座生满了苔藓的老岩石。 说也奇怪，不仅像马克思那样的人至今还生存在我们中间，而且举一个托尔斯泰所熟悉的人为例，如海涅（德国诗人）那样的人似乎也是不曾死去的。然而时间之不可涉过的急流却把我们和这位IasnaiaPoliana（译者按，即托氏所居地）的现代伟大作家分隔开了。俄国农奴制度废止的时候，托尔斯泰已有三十三岁。他是一个贵族之子，他的祖先“十世都不曾劳动过”，他是在那保有着大领主的印信的俄国乡村旧贵族之环境中，在世世代代承袭的田产中，在大的封建的住宅中，在美丽的菩提树荫路之和平的树荫下，生长发育的。乡村贵族的传统，它的浪漫的特性，它的诗味，以及它的生活之样式：这一切影响托尔斯泰最深，托尔斯泰同化于它，而不能摆脱，结果这一切就变成了组成他的人格之微点。托尔斯泰出世的时候是一个贵族，现在呢，不管他的精神之继续的进化，就在他的创造的著作之最深的源泉中，他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自顶至踵的贵族。 贵族的托尔斯泰 福尔恭斯基亲王之领主的宫堡过后就落于托尔斯泰家之手。就在这个宫堡中《战争与和平》之诗人住在一间陈设朴素的小屋内。一把锯子悬在墙上，靠着墙角放了一把镰刀，一柄木匠用的斧头。然而更高的几层楼却是属于旧的传统之忠实的守护者的，在那里挂着这一家世世代代的祖先之肖像。这是一个何等的象征呵！同样在这一家主人的灵魂中我们也寻出这重叠的两层楼来，不过这两层却是颠倒的。在他的良心之高一层，是淡泊质朴以及与民众融合之哲学之巢穴，而在下—层，即感情、欲情、意志之生根处，我们便见着一所长的封建的祖先之陈列室了。 托尔斯泰在充满了悔恨的怒气之际，也曾抛弃了浮夸与虚伪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以实行偶像崇拜、鼓吹支配阶级之勉强制造出来的同情为事的，同时它又靠着虚伪的美的谎语之助力，养成了支配阶级之偏见。然而过后我们又见着什么呢？在他的最后的大著《复活》（有耿济之的中译本共三册，商务出版）中，托尔斯泰恰恰把那个富有金钱与袓先的俄国地主作为他的艺术的注意之中心，又拿贵族的轶闻、习惯、关系等等之镀金的丝线小心地缠绕着他，好像离开了这个“浮夸”与“虚伪”的世界，世间便没有美丽与重要之物了。 在领主的田庄上有一条又窄又短的路通到农民的茅屋。诗人的托尔斯泰在道德家的托尔斯泰未把这条路认作救路之先，就带着爱之心走遍了它。就在农奴制度废止以后，托尔斯泰还以为农民是属于他的，是构成他的外部环境与内我之一个微点。在他的“对于真正劳动人民之确定的爱”的后面，我们也可以确然看见他的封建的袓先之群，不过这一群祖先被他的艺术的天才把形状改变了。 精密地说，托尔斯泰所欢迎入他的创造的杰作之堂奥的唯一典型就是地主与农民。然而无论在他的“危机”之前或在其后，他从没有脱离掉而且也不曾努力来脱离掉他对于那些位置在地主与农民之间（或在这旧制度之神圣的两极之外）的一切人物之真正封建式的轻蔑，那一类的人如德国监察吏、商人、法国教师、医生、“知识阶级”，以及工人等都是他不大注意的。托尔斯泰从不曾感到有研究这些典型、观察他们的灵魂深处、询问他们的信仰之必要，他们走过他的艺术家的眼睛之前，好像都是毫不重要的人物，而且大半带有滑稽的色彩。当他表现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革命党人的时候，如在《复活》里那样，他也只是把他的贵族与农民之间旧典型改变了形状放在新环境之中，或则给我们一张纯粹表面的或滑稽的画稿而已。他的《洛弗德弗若夫》（Novodvorof）表现俄国革命党人的典型之程度，恰与德国文学家莱森格的《利哥》（RiccautdeIaMarlinière）或法国军官之典型相等。 托尔斯泰对于新生活之敌视 六十年代之初期，新思潮淹没了俄罗斯全土，尤其重要的乃是新的社会状况，当时托尔斯泰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了。从心理的和精神的见地上说，他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了的人。在这里我用不着说托尔斯泰决不曾是农奴制度之拥护者，如他的好友陈庆（Chenchine）那样。陈庆是一个贵族而兼优美的抒情诗人，但在他的灵魂中对于自然之眷爱居然和对于皮鞭之赞美同时并存的。托尔斯泰却不是如此，不过我们可以确信托尔斯泰是十分憎恨那个正起来代替旧的情形之新的状况的。他在一八六一年曾写道：“我个人并不承认在我的周围生活状况是有改善的，我也不必相信那些反对这种主张的人之言。例如在我看来，制造家与劳动者间的关系并不比贵族与农民间的关系更合于人道的。” 当时到处的混乱，旧的贵族之衰落，农民之衰落，一般的紊乱，破坏之灰烬，市民生活之紊乱与喧闹，乡村间的酒店和纸烟店代替了卓绝的民歌的工人之平凡歌曲：这一切同时使得贵族的托尔斯泰与艺术家的托尔泰讨厌极了。所以他在道德上便离弃了这种可怕的进程，而且不肯把他的艺术家之赞许丝毫给了它。然而他又在这些社会状况主张回到那些社会状况的人并不必去做一个农奴制度之拥护者在那些社会状况中，生活世世代代地重复着，在那里神圣的“必然”非常有力地管治着一切。在那里生活之一切行动皆由太阳、雨、风、草木之生长而决定。在这种事物之秩序中没有理性或个人的意志活动之余地，因此也就没有个人的私人责任存在了。在那里一切都是预先规定、辩明、认准了的。如写出名诗《地之力》的诗人乌潘斯基所说，人无责任，也无自己的意志，在那里只有服从。这种永久的服从又变形为永久的努力，而且构成生活全部的，正是它。这生活在外表上并不产生出任何结果，然而它的结果是含在它自身之中的。呵！真是一个奇迹：这种无反省，无选择，无错误，因此也无悔恨的“奴隶的依赖”，正是它造出了在“麦穗”的残酷的保护之下的生存之道德的“满足”。俄国旧民间故事中的农民英雄塞连利洛维奇（M.Selianinovitch）自己也曾说“地母爱我！” 在许多年代中支配着俄国知识阶级之心灵的“民粹派”之宗教的神话就在那里。托尔斯泰是和“民粹派”中激进的倾向完全相反对的，他永远忠于自己，即在“民粹派”中他也是代表贵族保守派一系的。托尔斯泰要以艺术家之笔画出他所知道，他所了解，他所爱的俄国生活，那么他便不得不求助于过去，在十九世纪初期中去找个安身处。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与和平》（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九年）便是他的更好的杰作，无与伦比的。 生活之此种非人格的特性及其神圣的无责任，托尔斯泰把它表现在农民加拉达叶夫（Karataiev）之身，加拉达叶夫这种典型是西欧读者所很难了解，无论如何在西欧读者看来，这种人总是很奇怪的。加拉达叶夫的生活，据他自己解释说，个人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只要他生活是一个大整体之一部分，只要他永远这样感到的时候，他的生活便有意义了。彼得（即柏苏哈夫伯爵Besoukhov，《战争与和平》中之主人翁）所懂得的嗜好、友情、爱等等，加拉达叶夫是完全不懂得的，不过他却爱他一生中所遇着的一切，特别爱人，而且生活在这种爱之中。……彼得觉得不管加拉达叶夫对于他的友爱是何等的真挚，如果他们两人不得不分离开，加拉达叶夫连一分钟的悲哀也不会感到的。用黑格尔的习用语来说，在这个尺度上精神尚未曾获取得本性，因此它只被视为天赋的灵性。不管加拉达叶夫在《战争与和平》中只是一个旁衬的人物，实则他却是全书之哲学的枢纽（如果不是艺术的枢纽的话）。托尔斯泰所描写的一个国家的英雄古杜若夫（Koutouzof）也就是加拉达叶夫，这两个本是一个人，不过这一次演的是元帅之角色。古杜若夫和拿破仑相反，他没有计划，也没有个人的野心。在他的半意识的，从而又是救济的战略中，他并不让理性来支配，却诉之于一种超于理性之上的东西，即民间精神之灵感及物质条件之暧昧的本能。在兴盛时期中的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下至于他的最小的兵士大家都是在暧昧地而且同等地服从着土地之深邃的势力。全书之感人处就在这种道德的一致上。 旧俄罗斯之画家托尔斯泰 旧俄罗斯实在是非常贫困的，她的贵族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贫弱。俄国并没有阶级（门阀）之光荣的历史，没有十字军，没有骑士的恋爱，没有武士的角力比武，甚至连大路上、山林中，英雄好汉的浪漫的绿林生涯也没有，多么可怜！不仅此也，旧俄罗斯还缺乏内部的美，她的农民之半兽的、驯羊一般的生存又是何等深刻的堕落！ 然而对于天才有什么变形之奇迹不会创造出来呢？在这种没有色彩的灰色的生活之粗野的材料中，他居然发现了这生活中隐藏着的一切的美，而把它尽量地发挥出来。他以一种非常庄严的安静，一种对于他的精神的孩子之真正诗人的爱，把他的注意力贯注在他的著作中每一个人每一件物上面，如元帅、领主府邸中的仆人、小兵的马、伯爵的小女儿、农民、沙皇帝、兵士衬衣上的虱、规矩会老会员等等，每一个在他的眼前都没有特权，各个只能得着他所应得的部分而已。他一步一步，一线一线地洗刷出来一幅大图画，在这图画中的各部分都被他用一根解不开的内部的绳子连系在一起。托尔斯泰不慌不忙地创造出他的世界，好像他把生活本身渐次地展现于我们的眼前。他曾把本书全部毁稿改作过七次，这种伟大的创造的杰作中最惊人之点也许就是下列的一个事实——艺术家不许他自己表示出对于书中某人之同情，也不许读者来附和他的此种同情。托尔斯泰从不曾用镁光来把他的英雄指示给我们，如都介涅夫所常做的那样（他也并不喜欢都介涅夫）；他从不替他的英雄去找优越的位置。他并不隐藏过什么，也不沉默地放过什么。他在本书之末尾把那个不安定的真理追求者彼得变成了一个平静而满足的家庭之父亲。那个有着差不多孩子似的心，非常脆弱，秀美，动人的小娜达霞、若斯托夫（译者按即若斯托夫伯爵之女，彼得之妻）也被他全不怜悯地变形为一个浅见的妇人，手里抱满了脏的襁褓。然而正是这种对于所有单独的各部分之热情的注意，才创造出来全体之感人的力量。我们可以说这部著作全体贯穿着美学的泛神论。它不知道美，也不知道丑，不知道伟大，也不知道渺小，因为在它，只有生活本身（自然是就大体而论）才是伟大的，美丽的，一天一天继续发展下去，永在它的各种不同的显示之永久的连续之中。这就是真正乡村风味的美学，就它的性质而论，它是极端保守的，而且它使得托尔斯泰之叙事诗的杰作居然和《摩西五书》或荷马的名诗《伊利亚德》相似。 托尔斯泰后来所作的两大尝试，即企图把他所选择的心理的典型放在过去的框子里，特别放在彼得一世时代及十二月党时代的框子里，但这两个尝试都失败了，因为这诗人对于给了那两个时代以一个非常鲜明的特性之外国的影响是十分反对的。然而就在托尔斯泰更接近我们时代的地方，譬如在他的《安娜·加列林娜》（一八七三年，按此书有文言华译本，名《阿娜小史》，中华书局出版）中他对于社会中的骚动完全不关心；他非常忠于他的艺术的保守主义，他限制了他的飞翔之范围，他只在人迹未到的封建的幻洲上找出俄国生活之本体；那些封建的幻洲上，有它们的领主的宫堡，袓先的肖像，美丽的菩提树荫路，在树荫之下，生，老，死之永久的循环一代一代地渐次展现于我们的眼前。 托尔斯泰描写他的英雄的道德生活恰和他描写他们的生存的方式一样，是非常平静，不慌不忙的，他们的谈话、思想情绪之内的进行，决无急促之弊。他从不忙迫，但也从不曾迟缓过。他手中持着线索，这上面系着一大群人物的命运，其中也没有一个人会逃过他的巨眼。这样一个谨慎的不倦的大师，他的头脑中保藏着他的巨大的财产之各部分的全部簿记，一点也不曾遗漏。我们可以说他只以观察一事就满足了，全部的工作都是由自然来做成的。他把种子撒在土壤中，他这一个非常聪明的耕种人却等着麦秆和麦穗从土地中生长出来。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的加拉达叶夫，他在自然律之前是默默地服从的。他从不曾把手放在幼苗之上，强迫地展开幼苗之叶。他只是等着让幼苗之叶受了太阳的光与热依着自然的进程自己慢慢儿展开来。因为他深恨大都会的美学，这种大都会的美学以一个吞食自己的贪欲破坏了自然，牺牲了自然，只想找出自然之精华与要略，而且用一个拘挛的指头在调色版寻找七色光象中所未含有的颜色。 托尔斯泰的语言也和他的天才之本身一样是非常安静、稳定而简明，虽然没有夸张，但有力，有时也不免陷于迟钝和粗鲁，然而总是简单朴实，而且有一个无比的效力！它同时和都介涅夫的明媚而动人，又自知其美的抒情诗文体，以及陀斯妥以夫斯基的响亮而急促的，佶屈的文体显然判别了。 有着难疗治的创伤的心之天才，耽于残酷与怜悯的诗人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他的一部小说中，像一个俄国新派艺术家的样子，以一个很深刻、很动人的方法反对他自己，而倾向于托尔斯泰，那个有着一个贵族的过去之死灭的形式之诗人。他借书中一个人物的口说道：“如果我是一个俄国小说家，如果我有才干，我便永远在俄国贵族中选出我的英雄来，因为只有在这种受过教育的环境中，我们至少也可以寻出一个美丽的训练与崇高的动机之外貌来。……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的话全是庄重的，虽然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贵族。……因为，相信我，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可以遇着我们俄国人所有的一切美，至少也会遇着一切多少有点成就的完全的美。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绝对相信着此种美之完满与正当，而是因为这个美已经给了我们以义务与荣誉等等之确定的形式，这些形式在俄国除了贵族以外，就无处可寻了。”陀斯妥以夫斯基又继续说下去，虽然他并未指出托尔斯泰，但他一定是在说托尔斯泰的“这个小说家应走的路是完全显明的：他只能选择历史上的模型，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中，不再有美丽与崇高的面影了，而且现今生存的贵族根据现在的舆论已经失掉了他们的旧的美丽。” 托尔斯泰之道德的危机 在过去之“美丽的面影”消灭的时候，与之同时消灭的不仅是艺术的创造之直接的对象，而且托尔斯泰之道德的宿命论之基础以及他的美学的泛神论之基础也都开始动摇了：托尔斯泰的灵魂中的圣“加拉达叶夫主义”也就倒塌了。凡此时以前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开的完全的整体之各微点都变成了一个孤立的片断，因此也都成了问题。理性成了妄诞。而且照例，在生活失掉了它的旧意义的时候，托尔斯泰便对于大体的生活之意义生出疑问了。他的道德的大危机之开始，正是在那时候（七十年代之后半期），即不在青年托尔斯泰的生活中而在五十岁的老人托尔斯泰的生活中。他又回到上帝之前，承认基督的教训，反对分工，反对文明，反对国家，而称扬农业工作，颂扬淡泊质朴，赞美“勿抗恶”之原理。 他的内部的危机更深，（我们根据他的自白，而知道这个五十岁的诗人蓄有自杀之念甚久！）而且更可惊的乃是托尔斯泰最后又走回到他的出发点上。农业工作不就是《战争与和平》之史诗所展现于其上的基础么？回复到淡泊质朴，回复到与人民心灵的内部的融合之原理，这不就是构成加拉达叶夫的全力量之点么？勿抗恶之原理不就是立在加拉达叶夫的宿命的服从之基础上面么？然而既是这样，那么托尔斯泰的危机又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事实是这样：至今还是秘密而且隐藏着的东西忽然暴露出来，而走入良心之领域中，这就构成了托尔斯泰的危机。天赋的灵性与它所合体于其中的“自然”消灭之后，精神现在便努力来获取“本性”了。这种自动的和谐，生活本身之自动力就在反抗它，而托尔斯泰要防卫它，保守它，便不得不求助于观念之自觉力。在这种为他自己之道德的与美学的保守之战争中，艺术家便不得不求救于道德家了。 二 这两个托尔斯泰（诗人与道德家）中究竟哪一个在欧洲受着更大的欢迎呢？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不过所可确定者，就是无论如何，那一般资产阶级对于这位老人的淡泊质朴之温良宽容的微笑中，正隐藏着一种特别的道德的满足之感情。你看，这一个著名诗人，一个百万富翁，一个“我们中人”，而且还是一个贵族，他为着道德命令之动机，竟身穿粗布工衣，足穿草鞋，亲手锯着木头！他的这种行为使人多少觉得好像这个诗人把一个全阶级，一个全文化的罪过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代它受罪。自然这也不会阻止一般俗人来蔑视托尔斯泰之伟大，甚至表示对于他的智慧力的完备之一点疑惑。例如一个知名之士诺尔陶（MaxNordau）靠着衣袋里的龙布洛索（意大利犯罪学家）之帮助，完成了惊人的发现，说托尔斯泰身上带着退化之一切迹印。诺尔陶是那一群把多少带得有一点犬儒主义的老西米里（Smile）之哲学，穿上一件用报纸星期副刊东一块西一块补缀而成的衣服的先生们中之一个闻人。对于这一般乞丐，凡无利可图之行动皆是疯狂，托尔斯泰自然也免不掉被他们认为狂人了。 托尔斯泰的社会哲学 然而不管资产阶级中赞美托尔斯泰的人用何种方法来判断托尔斯泰，猜疑也好，讥笑也好，慈悲也好，实则对于他们，托尔斯泰依然是一个心理的谜。如果我们把他的少数的信徒除外，我们便应该承认道德家的托尔斯泰在他最近的三十年间永远是完全孤立的。这真是一个在沙漠上孤独地传道的先知之悲剧了。……托尔斯泰完全受着他对于保守的乡村的同情之支配，所以他不屈不挠地，胜利地保卫着他的道德的世界，来抗拒那些从四面八方袭来威吓它的危险。只有一次他划出来他与资产阶级的各种自由主义间的很深的区别，他第一排斥我们时代中所普遍的对于进步之信仰。他叫道：“诚然电灯、电话、展览会、音乐会、戏院、一筒一盒的雪茄烟与火柴、发动机等等都是很可赞美的！然而如果为了制造这些东西就必须使得人类中百分之九十九生活在奴隶制度之中，而且成千成万地死在工厂里，那么这些东西都该永远被诅咒的，不仅这些东西，就是全世界的铁路和棉布也该如此被诅咒的！” 分工增加了我们的财富，装饰了我们的生活！然而它戕害了人的活泼的心灵。打倒分工！ 艺术呢？然而真正的艺术是应该把所有的人团聚在上帝之爱里，而不应该来把人们分隔开的。反之你们的艺术却只适于那极少数独得秘传的人来享受。它分隔开了人们，所以它里面就含得有虚伪。托尔斯泰很勇敢地排斥这种“虚伪”的艺术；沙士比亚、歌德、他自己、华葛耐尔、博克林（Boecklin）等都在排斥之列。 托尔斯泰完全抛掉了对于财富之一切的关心，他也从不曾想来装饰他自己，他穿着农民的衣服：这在他就是他抛弃文化之象征。然而他在这个象征的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呢？他拿什么来反对“虚伪”，即是说反对历史的进程呢？ 我们可以把托尔斯泰的社会哲学节约为下面的几个原理： （1）决定人类奴隶制的，并不是必然的社会学的法则，而是由人们专断地建立起来的法律的条规； （2）近代奴隶制乃是关于土地、租税、财产三个法规之结果； （3）不仅俄国政府，即全世界上的政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它的目的总是在依靠国家的权力毫无顾忌地来犯那些最可怕的大罪恶； （4）真正的社会改良只能由个人之道德的与宗教的完满而得来； （5）要去掉政府，不必在表面上攻击它们，只要不参加到它们中去，不去支持它们便够了。尤其不应该： （a）服务去做兵士，将军，阁员，县长，议员； （b）甘愿直接或间接纳税给政府； （c）利用政府的各种机关，或请求政府之任何经济的援助； （d）多少靠着国家权力来保护私人财产。 如果我们把关于个人道德的与宗教的完满之必需这一点从这个图案中取掉（实则这一点据它的面目看来，在托氏社会哲学中只占着一个间接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勉强完全的无政府主义纲领了。第一，我们有了对于现社会之一个纯粹机械的概念，以为这是坏的法规之产物。其次，便是对于政府，以及一般的政治之明白的否认；最后，战斗的方法就是总同盟罢工、同盟抵制、拱起手消极的反抗。 然而如果我们把道德的与宗教的问题除去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又除去了那个把这唯理论派的建筑和它的创造者（即托尔斯泰之灵魂）连系在一起的唯一的线索了。对于托尔斯泰，依着他自己的发展，以及他自己的地位之一切的条件来说，他的义务不是在以“共产”的无政府来代替资本制度，而是在“保护”村落共同社会来抵抗一切扰乱的“外来”势力。在他的“民粹派学说”中和在他的“无政府主义”中一样，托尔斯泰所代表的是保守的乡村原理。原始的规矩会制度主张用观念学的方法来重建而且巩固那些在经济的发达之打击下而崩坏的旧的互助之道德的团体，同样，托尔斯泰也想用道德的宗教的观念之力，来把那基础在自然经济之条件上面的原始生活样式复活起来。由是他就成了一个保守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所最关心的就是不要那个带有军备主义之笞刑与收税吏之皮鞭的政府来加害于加拉达叶夫之救济的共同社会。因为在托尔斯泰，那两大敌对的世界（资产阶级的与社会主义的）之普遍的斗争是完全不存在的，实则人类自身的命运还靠着这个大斗争之结局呢！社会主义很难引起托尔斯泰之兴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永远是自由主义之一种变化而已。在他的眼里马克思与巴斯狄亚（Bastiat）乃是同样唯一的“虚伪原理”（即资本主义文化，没有土地的劳工，以及国家的强制等等之原理）之代表人。人类既一旦走入了错误的路，那么在那条路上走了多远或多近，都是无大关系的。因为非完全退回原路，是不能得救的。 科学宣言如果我还继续违反历史的、社会学的，以及其他的进步之法则而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以大大的改良而终结的，托尔斯泰找不出够轻蔑的话来侮辱科学了。 他说：“恶应该立刻灭绝，为了这个缘故，把它认为恶就够了。”事实上把人与人结合在一起的一切道德感情以及由此种结合生出来的宗教的与道德的假定，在托尔斯泰就变成了爱、忘我与勿抗恶之最抽象的命令；他先把此等命令之历史的内容全部去掉了，从而又去掉了它们的全部内容，因此在他看来，它们便是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所固有的。 托尔斯泰不承认历史。这就是他的全部思想之基础。他的否定之玄学的自由，以及他的说教之实际的无效力也就是在这上面。他所承认的唯一的生活就是在乌拉省一带大草原上哥萨克耕作者之原始的生活样式，这正是在历史之范围以外的。这种生活样式不断地重复下去，多年来并无一点改变，好像蜂与蚁之群集的生活一样。然而人所称做历史的东西，在托尔斯泰看来乃是疯狂、错误、残酷之产物，这三者戕贼了人类之真实的灵魂。托尔斯泰以一个残刻无情的论理，在排斥了历史的时候，同时也把一切的有关系的东西同等地排斥了。他憎恨报纸，因为他以为报纸是现代的史料。他以他的老胸对着世界的大洋中的波涛，他想来力挽那滔滔的狂澜。 托尔斯泰对于历史之此种不了解便可以解释出来在社会问题之领域中他是孩子似的无力。他的哲学是一幅真正的中国图画。便是最不同的时代之观念也不曾被他依照历史的远景而分类的，在他看来好像都是与观者立在一个相同的距离上，分不出远近来。他作文反对战争，他的论据都得自纯粹的论理中，而且为了使得他的论据更为有力起见，他同时引证了伊毕克德（Epictète）与莫利拉里（Molinari）、老子与弗利德利齐二世、先知以赛亚与报纸副刊记者哈尔杜安（Hardoum）。在他的眼里，著作家、哲学家与先知并不是代表决定的时代，而是代表道德之永久的范畴。他把孔子与哈尔拉克（Harnack）同列；叔本华也和耶稣基督甚至和摩西相结合。 在这种反对历史的辩证法之孤立的苦斗中，托尔斯泰无一刻不陷于最难解的矛盾之中。他由此而得结论道：“在人们的地位与他们的道德活动之间的基本的矛盾乃是真理之最确实的记号，”这结论是全然合于他的天才之倔强的！ 历史之报复 然而这个唯心派的骄傲本身也就带着责罚的。事实上像托尔斯泰那样违反了自己的意志，被历史残酷地利用过的人，在著作家中很难举出第二个来。 他，神秘的道德家，政治之敌，同时又是革命之敌，然而他多年来就培养着民间分派主义（即不从国教者）的许多团体之潜伏的革命意识。他，他排斥资本主义文化，却又得着欧美资产阶级之亲切的欢迎，他们在他的说教中找出了空泛的人道主义与抵抗革命的哲学之防卫二者来。 他，保守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之死敌，而在他的八十寿辰之期，却看见自己变成了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之工具与旗帜。 历史战胜了他，然而不曾损坏了他。现今便到了他的生命之界限，他还保持他的道德的愤怒，非常新鲜，非常活泼。 反动的势力想把俄国的太阳永埋在绞绳的密网之下，在那最悲惨、最猛烈的反动之夜里，在那正式舆论的一极卑鄙的胆小之闷得死人的空气中，这个基督教慈善之最后的圣徒好像《旧约》中的愤怒之先知再现一样，发出他的顽强的呼声：“我不能闭口！”这一句话像一个诅咒吐在那般在绞刑前俯首或闭口的人的脸上。 如果托氏不同情于我们的革命的目的，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历史不要他了解它的道路之故。 我们决不因此便来攻击他。我们要永远赞美他，不仅赞美他伟大的天才，实则只要艺术本身一日不灭，这伟大的天才也是一日不死的，而且还要赞美他的不可制服的道德的勇气，这勇气不许他留在“他的”虚伪的教会里，“他的”社会中，“他的”国家内，这勇气又判定他便在他的无数的赞颂者中间，他依然是一个孤立而不得人了解的人。 来源：《巴金译文全集》第5卷，第483-5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提案（托洛茨基，1907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提案 托洛茨基（1907年5月） ·讨论大会议程时的发言（5月2日〔15日〕） ·讨论杜马党团工作报告时的发言（5月8日〔21日〕） ·讨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时的发言（5月12日〔25日〕） ·关于恢复两个中央的提案（5月19日〔6月1日〕） 说明：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一起合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孟什维克都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提案。托洛茨基在会上以“非派别”、“中派”立场发言，试图撮合两派“统一”。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上）》（第151—174页） 讨论大会议程时的发言 （5月2日〔15日〕） 同志们！听了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的发言，我终于明白了，我想你们也都明白了，为什么他是那样地渴望讨论“理论”问题。他受这种神圣的渴望的支配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眼下讨论议程的时候，他就已经按捺不住地在讨论理论方面作了一番回顾，显然是要表明，他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他给我们念了被大家遗忘的《信使报》[38]、《评论》文集[39]等等上面被遗忘的文章里摘下来的大段大段的引文，——这是一个为文字骷髅举行的长长的送葬行列，它要同时展示阿列克辛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博学多才和唐恩同志的充满致命矛盾的著作事业。在我们从实质上来探讨问题之前，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某一天唐恩说“是”，而另一天问一个唐恩说“否”。至于坚持原则的阿列克辛斯基则总是说“否”，甚至在需要讲“是”的时候也是如此。单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当阿列克辛斯基将来讲到“当代革命的性质”或“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时，他在我们面前将会发挥多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和多么渊博的学识。对于我来说，单是这一个前景就足以投票赞成从议程上取消这类问题了。 我所希望的是代表大会能自始至终开成一个政治性的代表大会，一个革命政党代表们的集会，而不是爱好争论可疑的或者甚至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俱乐部。我需要的是政治指令，而不是你们关于我国革命现阶段性质的一般的哲学观点。如果我通过诚实的脑力劳动所得出的对革命的整个观点和你们的观点不一样，那么你们可以相信，你们的决议不可能迫使我按照你们的观点来思考。如果你们通过一项明确的政治指令，那么不管我是否同意它，我将本着我作为一个党员所承担的自觉纪律加以贯彻。给我们一个行动的公式吧！这就是我所要求的。而且我想，派你们到这里来的工人们也会这样要求你们的。阿列克辛斯基喊道：但是不事先形成思想的统一，怎么能形成行动的统一呢？这是他的原话。这是非常准确的话，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话把你们的观点引到了荒谬的地步。同志们，思想的统一不是在代表大会上造成的；你们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思想统计罢了，持这种观点的有多少多少代表，持另一种观点的有多少多少代表。仅此而已。至于那种不是形式上的，不是决议上的书面的思想统一，而是归根到底没有它党的存在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实际统一，那么它不是在伦敦这里，在这个教堂里，在对哲学题目匆匆忙忙的辩论中，而是在我们的各种判断和事件的实际进程的经常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你们相信你们对革命的总估计是正确的，那么就请耐心地等待，让事件有可能参加争论，而如果需要的话，就请用你们的理论论战来帮助事件的物质批判，但是不要急于在每一个具体时刻机械地估量党对每一个理论问题的认识状况。同阿列克辛斯基的意见相反，政治行动的统一在形形色色的思想下是可能的。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要知道在相反的情况下政治活动将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的行动统一的基础是客观关系的统一，首先是阶级斗争的统一。我们的全部智慧在代表大会上应当表现在善于从各种事实的这一客观的统一，通过形形色色的主观观念，走向政治行动的统一。有人反对这一点说：不错，但是你们想使实践脱离理论。对你们来说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你们没有建立必要的理论前提，就去着手解决政治问题。我回答说，很好，我接受异议。但是请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底。请建立前提吧！但要知道这需要方法。你们的方法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内容是什么？让我们就在这里建立“思想的统一”吧！在议论革命性质或阶级任务之前，首先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分析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并作出决议说明有多少多少人对它作如此这般的理解。你们同意吗？其次，你们要求实践不脱离理论。但是要知道正是你们把它们分割开来了，而且是从根本上分割开来了。你们靠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在洁白的那一面是你们的革命和阶级任务的哲学，而在乌黑的那一面你们放上关于杜马鼓动或工会问题。你们害怕不能在政治问题上展开你们的意见分歧。可是我要说，这是对意见分歧的最好的考验。如果你们的意见分歧有某种价值的话，它们在讨论党应当怎样做和做些什么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反映。谁不想讨论“原则”问题，照阿列克辛斯基看来，谁就是有意在实际政策的“小水洼”中搅水。但要知道这些话正是你们的最好的自我谴责。你们说：我们的实践是那么渺小、狭隘和可怜，以致在讨论它的时候我们不能显示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灿烂光辉。你们不是把如何使党的工作提高到应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度的问题作为代表大会的重点，却公然骂我们的全部实践活动，换句话说就是党本身，是小水洼，而自己则走到门面讲究的理论练习的那一面去。你们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吗？你们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免罪符来安慰你们提出抗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良心。而我对你们说，你们的这个免罪符我看只值六便士，不会再多了。但是我担心你们的派别的良心会更强烈地反抗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良心。你们担心，你们有一些人会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无法用政治问题来向群众解释，为什么你们本身作为不断地折磨党的两个派别而存在着。如果你们不能用政治问题来解释这一点，那么群众就永远也不会了解你们。只要事变对你们的意见分歧还没有感到需要，这些意见分歧就只具有书面上的，充其量也只具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意义。如果你们相信你们的派别的生命力，那就请等待事变吧！但是你们没有耐心。马尔托夫同志出来宣称，他那一派准备接受竞赛。他威胁说要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建立一道筑有可怕的炮楼的马克思主义城墙。瓦连廷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回答他说：“我们不怕分裂！”他以挖掘一条深深的壕沟相威胁。马尔托夫同志！你们将用你们的论战性著作来建立你们的城墙，别的材料你们是没有的。瓦连廷同志，而你们将用你们的决议的铁锹来挖掘你们的壕沟。你们还是不能互相分开。因为分裂需要的东西比堆积如山的论战文件要多。如果你们认为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请你们等待着事变而不是决议来把你们分开吧。请不要赶到事变的进程之前去！难道你们还没有经历过正式分裂的时期？而结果怎么样呢？你们并排地干同样的事，脚踩同一块土地，互相踩对方的脚。你们是怎么收场的呢？被迫统一，起初是在联合的基础上。你们从联合委员会转到统一代表大会。你们从统一代表大会回到修正你们的意见分歧。为了“思想的统一”，你们“不怕”从意见分歧重新转向分裂，——显然，这仅仅是为了以后重新需要联合委员会而已。这就是你们为党安排的理想生活：从“原则的”辩论走向分裂，从分裂通过原则的辩论走向统一代表大会，并通过新的“思想的统一”走向新的分裂。不，同志们，够了！ 讨论杜马党团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5月8日〔21日〕） 同志们！我应当首先声明，我本来打算对我们杜马党团提出批评，但由于布尔什维克同志刚刚采取的步骤而使我感到为难了。他们提出了一个实质上是对杜马党团投不信任票的决议案。如果这个决议案为代表大会的多数所通过，它就意味着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杜马代表们辞去自己的席位和党失去自己的杜马党团，或者是党团同代表大会的多数决裂并给党带来分裂。很难说布尔什维克决议案的这两种后果中哪一种更可悲一些。如果布尔什维克同志用正面指示的形式向党团提出政治要求，并且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就决议的性质同所有那些认为必须促使党团走上奉行更为坚决和更为独立的政策的道路，但同时认为不容许给党带来分裂的集团进行协商，他们的做法就会具有大得多的政治意义。布尔什维克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提出明知不仅孟什维克，而且连所谓的中派集团也难以接受的决议。 这个步骤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孟什维克大概会提出使代表大会同样不能接受的决议。中派将否决这两个决议，由于没有可能同各派就一项共同的决议达成协议，中派将不得不建议直接转而讨论下一项问题，对此你们大家将势必给以支持。杜马党团将依然得不到指示。你们为自己提出的目标还是达不到。你们的派别的不妥协性，将打击看来作为你们这一派的基础的政治任务。 讲了这段开场白使我感到轻松一些，现在我就来直接谈一谈杜马党团的策略问题。 同志们！在杜马策略之前有一个选举策略，前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后者的直接后果。孟什维克在选举运动时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呢？在有黑帮分子危险的一切场合，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在没有这种危险的地方，也就没有协议，党就完全独立地行动。我应当说，同志们，我不但不赞成这种策略，而且简直不理解它。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宣传团体参加选举，而不希图直接确定人民代表的政治面貌，——那样一来，任何协议，包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协议就都是不适宜的了。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党进行斗争，目的是不仅使思想，而且也使关系直接革命化，这样一来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局限于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有人说，这种协议的目的只可能是孤立反动派，这是一种多么冠冕堂皇的回答！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十月党人[40]，意味着孤立反动派，而把革命民主派置于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的地位，难道这不意味着给同一个反动派以坚决的打击？为什么我们参予政治斗争要受这种人为的局限？为什么我们不走到底，不在使立宪民主党人取得对黑帮分子的优势以后，使劳动派[41]和社会革命党人取得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优势？ 你们孟什维克往往反对在政治关系方面加强政治斗争。你们要求把那种客观地存在于我们革命之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合作”，用政治思想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难道在无产阶级和以农民为首的人民群众之间这种“合作”要少吗？或者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抗要比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更厉害？你们无法说明这一点。但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你们承认这些相互关系不仅是容许的，而且也是必需的，那么你们在达成选举协议的实践中就应当考虑到所有这些相互关系。否则你们将陷入致命的矛盾之中。如果你们同自由派达成反对反动派的协议而不同革命的农民达成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协议，你们就会破坏全部现实的前景，如果你们不是独立地干预政治关系而使之革命化，就只会完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说在选举时实际上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援军的地位。幸而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孟什维克的策略没有被采取。所谓的左派联盟在选举时所起的作用，比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的协议要大得多。使激进民主派摆脱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的过程，是在社会民主党起领导作用的“左派联盟”的旗帜下完成的。这一事实的征兆性的意义，要比它的直接后果大得多。 我们的杜马党团是在选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它把选举运动的错误的前提搬过来作为自己的策略。“必须孤立反动派”，因此必须注意使反对派在投票时尽可能地齐心一致。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外，社会民主党拥有充分的自由来在同等程度上进行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图谋和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要求的斗争。这里的错误同选举时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杜马党团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使自己的行动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配合一致，它认识不到有必要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斗争以影响农民代表。但即使在这里，也象在选举时一样，局势的逻辑要比荒谬的前提更加有力。拟议中的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合作让位于同他们的残酷斗争。 策烈铁里同志在作关于杜马党团活动的报告时正是以自己的荒谬的历史哲学前提开始的。他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是一股听候民主派资产阶级调遣的盲目的自发力量，因而革命没有它的份。在1848年，它独立地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并在斗争中倒下了。我们的无产阶级应当开展可能成为这两个时代的策略的合题的活动。完全独立自主，但在同资产阶级社会所有现存阶级合作中的完全独立自主！遗憾的是，合题这一思想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因为它使策略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并且是被作为抽象的图式来运用的。两个革命时代的策略的合题！但是，也许你们会给我们提供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条件的合题吧？或者你们已经忘记了，在1848年革命以后已经度过了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六十年，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已经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比1848年的德国、奥地利或法国分化得更加厉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我们资产阶级革命的——我准备同你们约定这样称呼它——主要动力。我们依靠阶级斗争。我们的全部活动就是要使这一斗争具有政治的表现形式。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我们革命的这一基本事实中作出一切结论，并为这些结论所产生的全部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就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合作是从属于它们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一事实的。杜马党团不应当把“孤立”反动派的全体反对派行动的统一和一致摆在自己活动的首位，而应当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统一、发展和深入摆在自己活动的首位。 同时，你们孟什维克在你们的政治活动中，确切些说，在你们的政治活动的哲学前提中，——幸而你们不是前后一致的，因为你们干的事情通常要比你们的言论好一些，——你们孟什维克太经常地脱离实际发展的阶级斗争，并企图扮演检查历史的角色。你们预先规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它的合力，并且你们不是力求依然作为这一过程的一种力量，即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是企图监督整个历史发展，企图凭借可能的合力来安排自己的活动。这一策略使你们在选举运动中犯错误，它也正在威胁着你们在杜马中的活动。 检查历史！你们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在一个时期提出了纯粹表面的目标：孤立反动派，而你们却完全脱离了作为历史过程的实际内容的各阶级、集团和政党的复杂斗争，并且你们企图用纯粹人为的界限把自己的政治积极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检查历史！你们参加杜马并决定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孤立反动派的同一种思想基础之上。你们担心“孤立”无产阶级，你们争取过全国反对派的行动统一，于是你们相应地安排和布置了你们自己在国家杜马的行动。确切些说，你们想这样做。但是我问问你们：如果这种统一不是虚构，不是你们的想象的产物，那为什么你们不设想那些立宪民主党人会追求反对派的行动统一呢？为什么他们不向你们靠近呢？为什么恰恰是向右派看齐呢？为什么你们要用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无关的考虑，用以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情绪为出发点的考虑来限制你们的活动呢？为什么恰恰是你们承担替一切人和一切事思考和对你们认为是反对党的一切政党进行监督的任务呢？（马尔丁诺夫：“因为我们是先锋队丨”）因为你们是先锋队？但是难道先锋队的作用是取决于对后卫队的迁就吗？难道你们对民主派的领导，就在于在每一个特定时刻，把你们自己摆在从属于民主派最落后的代表人物的地位吗？我的关于先锋队的概念和你们的不同，马尔丁诺夫同志。我认为，我们“先锋队”的作用就是要使我们习惯于不怕我们在杜马可能遭到孤立，如果我们以在杜马中的孤立作为我们党团采取坚决行动的代价，那么我们采取这种策略就只会使人民群众摆脱那些拒绝支持我们的政党的领导，而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普列汉诺夫：“在这种情况下这就不是什么孤立了！”）啊，当然，革命的策略是不可能使我们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使我们孤立于“全国反对派”各政党之外。我希望我们不怕这一点。（策烈铁里：“难道我们怕这一点吗？”）幸而，策烈铁里同志，很少这样。不过我已经声明过，我准备对你们在杜马中采取的大多数行动表示赞同。我感到惋惜的只是你们没有把你们打算做的来同你们实际上做过的事对照一下。你们曾经打算在保持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我们全都要求这样！）有时同这一个政党，有时同那一个政党一起投票。而在实际上你们每天都在为争取对民粹主义民主派施加影响而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你们自己承认这是事实。请你们全面考虑这一事实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策略结论。诚然，你们用暂时的革命低潮来解释你们目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这种暂时的革命低潮把立宪民主党人推向同旧政权进行反革命调情的道路。你们表示，希望新的政治高潮会使立宪民主党人重新返回到他们的反对派的立场，从而改变你们对他们的态度。 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否现在你们就认为必须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民主的、反革命的政策？当然是！你们是否认为，这种揭露会使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所依靠的民主集团的心目中受到损害？你们是否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时刻，这些集团会背弃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在杜马的策略实际上不正是要达到这一点吗？请把你们的意图和你们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吧！ 在少数派为选举这次代表大会而提出的正式纲领中说，社会民主党在同等程度上进行着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意图，又反对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反动倾向的斗争。这个总公式规定了党对立宪民主党人和民粹派的态度。但我们在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们依靠民粹派投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你们为影响民粹派而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你们参加全体反对派的会议，以便在民粹派面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用策烈铁里的话来说，你们“规劝”劳动派。你们是否“在同等程度上”“规劝”立宪民主党人呢，策烈铁里同志？不，你们在同他们作斗争。请看看你们的报刊。社论在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小品文在歼灭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诗歌也在写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在工人会议上也是如此。难道你们也这样地同民粹派进行斗争吗？没有的事。（柯斯特罗夫：“这可是很坏！”）不管这是坏是好，但这是事实！你们必须承认它并作出解释。（马尔托夫：“我们在这里正在同民粹派的偏见进行斗争！”）在这里？那为什么你们在这里的活动没有反映出你们在全国的活动呢？这是否再一次证明，你们的政治行动不符合你们的策略意图？你们尽可以懊悔你们自己没有执行你们的政治纲领的规定，但你们无法人为地移动政治关系的轴心。局势的逻辑迫使你们——为了这一点应赞扬你们的政治敏感性——放弃你们的检查员的观点并为全国反对派带来分裂，从而使革命民主派脱离自由资产阶级，并同民粹派一起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只是希望你们能做到使你们的前提同你们的实践和谐一致。 布尔什维克的竞争性的策略是同孟什维克的这种监督历史的未定形的策略对立的，而我要说，——不是从任何“中派政策”的考虑出发，而是凭良心和真诚的信念，——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缺点，经常在于纯粹形式主义的过分严峻态度和“不妥协主义”；它经常成为孟什维克策略的单纯的对立面，缺乏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局限于表面上革命的无所作为。这不是政治的革命性，而是表面的革命性。它利用的是文件而不是事实和关系……这里曾不止一次地提及达尼洛夫同志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喝的那杯茶，它被看作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我倒从另一方面想起来，毫不妥协的革命家阿列克辛斯基在选举之后是怎样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代表在一起照相的。不管你们怎么想，如果说自由派的一杯茶（看来达尼洛夫同志喝这杯茶终生毒害了自己的政治肠胃）是企图建立一个全国反对派的不坏的象征，那么没有能够摄取阿列克辛斯基同志革命形象的照相底版，就是他铁面无情的革命不妥协性的不坏的写照。这两种策略有其接近之处，并且互相转化。为了说明我的想法，我要引用一个纯粹表面上的革命性的例子，从这个例子看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一回都是有过错的：这就是要求拒绝把预算案移交给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本应从一开始就声明完全不能接受专制政府的预算案，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它把自己对预算案的原则态度同把预算案移交给委员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错误。我们本身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详详细细地批评预算案，以革命的方式揭露沙皇的经济。拒绝委员会就意味着放弃非常宝贵的宣传鼓动材料。我们的问题的提法实际上引起了什么结果呢？我们——除了我们没有别人——认为把预算案交给委员会是对专制制度的财政投信任票。而当委员会得到了赞同时——这在事先就已经清楚了，——交易所认为这一事实正是信任的表现，因而我们的无期公债涨了。 既然我们在这里已经谈到了预算案，我想再三言两语地谈一谈我们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 我想，预算问题将是最近一个时期政治危机的中心问题。至于我们将投票反对预算案，这一点我就不用说了。但是我担心，我们的投票会变成仅仅是一种“无目的的示威”——用司徒卢威先生的巧妙的话来说。事先早就知道预算案会被杜马的多数通过，而又投自己的六、七十张反对票，这就意味着在当前情况下多少无非是一种无目的的示威而已。社会民主党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把自己的作用变成这样。我们应当尽我们一切力量使杜马无法通过预算案。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很清楚：利用杜马讲台和在杜马外进行宣传鼓动的一切手段，在“不给政府一分钱！”的口号下组织广泛的运动。（柯斯特罗夫：“正在这样做！）我听说了，柯斯特罗夫同志，在高加索正在这样做，那里正在为给杜马的一份有关的声明征集签名。但是需要全党在全国各地围绕这一个问题组织有计划的运动。很难预言我们的直接成绩会有多大。但是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来至少使劳动派同中派，可耻的政策决裂，中派的政策就是把一个又一个阵地交给敌人。 我现在就用一开头所讲的来结束我的发言。 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我们杜马党团的活动进行坚决的全面的批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我们的党团指出，它的意图往往同它的行动不一致，它的行动通常总要超出它的意图，可是它的意图却常常阻碍它的行动。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党团整个行动的政治价值，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党团诚实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理应得到党的信任。我并不认为你们之中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你们既然拒绝信任党团，那么你们就应当从这种拒绝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要求党团辞去自己的席位。但这就会是分裂，因为有半个党在支持代表们，完全赞同他们的全部政策，而且它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42]上给他们作出了实行这种政策的指示。表示不信任实质上会是不公正的，而就后果来说对党会是致命的。但是你们布尔什维克同志由于提出了你们的决议案而恰恰走上了这条道路。你们在需要极端谨慎地对待的问题上表现了不能容许的派别性。你们提出的决议不是别的，而是对我们杜马代表的活动的谴责。如果说这不是你们的纯粹派别性的狂妄行为，那就是说，你们认为代表大会会利用自己的表决来支持你们的决议。但要知道这正好意味着党团的辞职或分裂，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党的最大的危机。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进行派别报复呢还是促使杜马党团走上奉行更坚决、更革命的政策的道路呢？如果你们为自己提出的是第二个目的，那么你们就应当懂得，党要利用的正是由这些成员组成的、具有这些思想以及个人的传统和联系的这一党团。我们可以通过代表大会的决议责令它执行一定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能象阿列克辛斯基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在党团内部建立“思想的统一”。如果你们用一切办法获得一个有力的多数来支持政治决议案，你们就会显出政治上的成熟，而我个人同你们的接近就会远远超过同孟什维克的接近，但是既然你们承认，党在今后还要利用党团的工作，那么你们就无权要求对党团提出不信任的表决。你们用你们的行为来瓦解代表大会和败坏党。促使你们提出你们决议案的同样的派别逻辑，现在正促使孟什维克提出同样为多数派所难以接受的示威性的反决议。双方都将使代表大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完全无法提出会得到相当大的和有权威的多数、会为党保存杜马党团并责令党团执行团结这次代表大会多数的政策的决议案。正是在这里要求最有分寸和最高度的党的责任感。你们既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你们甚至没有试图同如此接近你们的波兰代表团达成协议。对你们来说重要的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派别示威，而不是党在国内的行动统一。布尔什维克同志，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珍视你们为之斗争的那些政治任务，那就使你们的派别偏执性服从这些任务，收回你们的决议案，同那些整个来说是接近你们立场的派别和集团达成协议，并提出能团结多数和为党团创造进行系统工作的可能性的决议案。（列宁：“请您提出来吧！”）怎么？您要求我向代表大会提出调和的决议案，而与此同时您却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破坏妥协的可能性。您想要在有三百人的代表大会上为每一个字讨价还价，而不是真诚地尝试在委员会里进行协商。列宁同志，您想要我提出妥协的建议，而我却希望您自己懂得和承认这种决议的必要性，并同我一起提出来。不理解妥协的必要性，妥协本身将成为新的斗争和败坏的根源。只有在各个派別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党的行动统一的约法凌驾于完全合法的派别要求的竞争之上时，妥协才会富有生气和内容！ 讨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时的发言 （5月12日〔25日〕） 同志们！情报局把我作为“特殊派别的代表”，给了我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应当说一下，我个人并不希图在代表大会上充当特殊派别的代表，这个决定是情报局主动作出的。我可以满意地指出，卢森堡同志代表波兰代表团在这里所发挥的观点同我过去和现在坚持的观点是极其相近的。如果说在我们之间可以找出差异的话，那么与其说是政治倾向上的差异，不如说是个性色彩上的细微差别。我们的思想是沿着同一条唯物主义分析的轨道前进的。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应当声明，在使党分裂的政治问题上，我决不是象某些同志强加于我的那样，持某种“中派”的特殊观点。据我看来，中派的立场就是要求清楚明确地认识到妥协的必要性，把它作为必须普遍奉行的策略的前提。但是，如果说我.认识到并强调妥协的必要性，这并不等于说，我自己在某一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是用妥协，用求取两种矛盾意见的平均数的办法拼凑成的。我们看到，这种思维方法的典范是这里的崩得[43]代表团的代表阿布拉莫维奇同志，他从这里取一点，从那里取一点。我同这一类“东拼西凑的马克思主义”是永远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我不希图充当特殊派别的代表，简言之，第三派的代表，那么我坚决要求有权对每一个问题拥有自己的一定的观点。行动的统一是以妥协为前提的，它要求造成党的合力，但是我拒绝事先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这种预定的合力的荣幸，我保留全力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权利。 我对思想斗争的意义的理解并不比派别的学理主义者差。后者和我不同，他们全然不了解使党内斗争服从于党的政治行动统一的客观必要性。我们各派在捍卫运动的需要、要求和原则的时候，却无视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阶级斗争的统一。 党的不幸在于要出某一个在这里称之为中派的特殊集团来保卫这一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标志着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中派”的趋向应成为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财富。否则党将会没有行动能力。这里有人指出——完全正确地指出——“中派束手无策”。但这种束手无策只不过是整个代表大会束手无策的外部表现而已。我不知道有能拯救我们的专门药方。只有普遍提高党的文化，提高党员的成熟性，提高党的领袖的责任感——只有这个复杂的过程才能使党摆脱目前的不正常状态，从而消除中派作为党的统一的体现者的必要性。 现在谈谈实质问题。同志们都知道，我同那种在前一个时期作为我们党的正式哲学的关于我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分歧。 孟什维克同志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观点是异常复杂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他们指责那种关于俄国革命进程的简单化概念。但是，尽管极端不定形（这种不定形是复杂的一种形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定形，——孟什维克的观点正在变成一种甚至连米留可夫先生也能理解的非常简单的图式。 在不久以前问世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后记中，这位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 “至于狭义上的左派集团即社会主义和革命集团，要同他们搞到一起将是比较困难的。但就是在这里，即使没有一定的正面的理由，也还是有一些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接近的很有力的反面理由。他们的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批判和破坏威信；单是为了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存在和活动。我们知道，不仅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而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这是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的变革。世界上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准备去占据该民主派的位置……如果国家把他们如此大量地派到杜马去，那当然不是为了在目前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是为了亲手实现预备性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样一来，让我们扮演议会主义者的角色，比起他们因担任这个角色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来说，对他们要有利得多。” 你们看到，米留可夫立即把我们引到了问题的核心。这段引文包含了孟什维克关于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社会民主派相互关系的观点的全部基本内容。“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而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这是第一。资产阶级变革“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这是第二。社会民主党不能亲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它起的纯粹是反对派的作用：“批判和破坏威信。”这是第三。最后，第四，要使社会主义者有可能继续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和活动”。 如果没有“我们”呢？如果没有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那就只好把它臆造出来。孟什维主义得出的正是这个结论。它用自己的想象来创造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性和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应当为自己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些阶层或阶级？ 大资产阶级谈不上是革命的力量，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某些里昂工业家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也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而这次革命是最广义的民族革命。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中等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然而这个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呢？ 雅各宾派[4]依靠从手工业行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民主派。小工匠、帮工和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小市民组成了革命的长裤汉[44]大军，即领导政党山岳派的支柱。正是这个经过长期的行会手工业历史学校的密集的城市居民群众，承担了革命变革的全部重担。革命的客观后果是建立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正常”条件。但是历史过程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条件是由平民、街头民主派和长裤汉创造的。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社会清除了旧的垃圾，然后资产阶级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专政，取得了统治。 我问你们（唉，这可已经不止一次了）：在存在着无产阶级这个反对派的情况下，哪一个社会阶级能够把我们这里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扶植起来，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有可能完成巨大的工作。这是中心问题，我再次向孟什维克们提出这个问题。 不错，我们有大量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少数派同志知道得不比我差，农民不管如何革命，但不能起独立的尤其是政治领导的作用。农民无疑可以是为革命服务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如果认为庄稼汉的政党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变革，能够以自己的主动精神把国家的生产力从古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城市是现代社会的领导者，也只有它才有能力起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作用。而我们的有能力领导全国的城市民主派在什么地方呢？ 马尔丁诺夫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着放大镜来寻找它了。他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彼得堡的律师和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他和他的所有志同道合者一样，只是不愿意看到，在俄国革命中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占居了十八世纪末手工业半无产阶级民主派长裤汉所占居的地盘。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不是从手工业中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我们城市的经济史根本不知道行会时期。我们的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逼迫下产生的。它占据的实际上是原始处女地，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的反抗。外国资本通过国债的渠道和私人创业的孔道流入我国。它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支工业无产阶级大军，不让手工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城市中的主要力量是极高的社会类型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一事实必须作为我们全部革命策略结论的基础。 如果少数派同志相信革命能够胜利，或者哪怕仅仅承认有这种胜利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否认，除了无产阶级，我们这里就没有革命政权的历史竞争者了。正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领导了革命的民族一样，无产阶级这个我们唯一的城市革命民主派，必须在农民群众中找到支柱并掌握政权，——一旦革命取得胜利。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还不是社会主义专政。我现在不去谈无产阶级政府以后的前途。 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如同雅各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扫清地盘。我只想肯定一点：如果我们这里的革命运动象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了胜利，那么革命的胜利在我们这里只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或者是革命根本不可能胜利。 我完全有决心坚持这个结论。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社会矛盾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后者，无产阶级本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就必须得出结论：我们的革命是注定根本不能胜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自然结局必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妥协。这是决不能否认其可能性的一种结局。但是很清楚，这是由于革命内部软弱而造成的革命失败道路上的结局。 实际上，孟什维克的整个分析——首先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同农民可能有的关系的评价——必然使他们走上革命的悲观主义道路。 但是他们顽强地要离开这条道路，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加强革命的乐观主义。 他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就是由此而来的。对于他们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革命政权的天然竞争者。 马尔丁诺夫同志从这个观点出发创立了一整套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哲学。要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平静的时期是右倾的，而当革命趋于高涨时则向左转了。因此，他们对革命的未来保有竞争权。 然而我要断定，马尔丁诺夫描绘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是带有偏见的、迎合某种道德的历史。 马尔丁诺夫提醒我们说，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人曾经签名表示同情罢工工人。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但是在这种空洞的同情之下掩盖着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在街头恐怖面前表现出来的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革命运动刚一发展起来，立宪民主党人就被完全清扫出政治舞台了。米留可夫在我已经引证过的那本小册子里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这种被清扫的原因： “当10月17日以后在俄国第一次出现自由政治集会的时候，其情绪自然是左的……甚至象立宪民主党这样一个在当时刚成立几个月并准备进行议会（着重号是作者加的）斗争的政党，在1905年的最后几个月要发表讲话完全不可能的。现在责备党在那时没有通过举行群众大会来抗议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和‘布朗基主义[21]’旧病的那些人，根本不懂得或不记得参加群众大会的民主派大众当时的情绪。”［《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1、92页。——托洛茨基注］ 你们看，米留可夫先生对我真是过誉了，把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引文的有趣之点不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确定一点：在10月和11月间立宪民主党人唯一可以进行的工作，就是同革命的“幻想”即实际上同群众的革命运动进行斗争，如果说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一工作，则只是因为害怕人民集会上的民主派大众。而这是在他们党度成立蜜月的时候！而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刻！ 马尔丁诺夫同志回忆了立宪民主党人向罢工工人表示的无关痛痒的敬意。但是，作为一个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他忘了提一提立宪民主党人领导的地方自治派十一月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他们参加人民运动的问题吗？没有，它商讨了同维特内阁妥协的问题。当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代表大会立即坚决地右倾了——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只是当米留可夫先生说了谢天谢地，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这番话以后，立宪民主党的地方自治派才重新走上立宪的轨道。你们可以看到，对马尔丁诺夫的总论题要作极大的限制才行。 其次的一个情况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作为。不用说，这是自由派政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但是怎样来解释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兴旺景象呢？ 我们对抵制策略的评价可以不同。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毫无疑问的一点应当是，恰恰是这种策略人为地因而也是暂时地把民主派的广大阶层推到了立宪民主党人一边，把许多激进分子推入立宪民主党代表团的怀抱，从而把立宪民主党变成了“全国”反对派的机关；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一特殊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维堡宣言[45]的发表，这也就是那个马尔丁诺夫援引过的宣言。但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就已迫使立宪民主党人采取他们所固有的同“革命幻想”进行斗争的立场了。 立宪民主党的历史编纂学家阿列克塞·斯米尔诺夫先生是这样描绘在立宪民主党人最有影响的城市里的选举运动的： “在城市选民中没有拥护政府的人……因此会上斗争的中心就转到另—方面——人民自由党和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争论。”［《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0页。——托洛茨基注］ 第一届选举中反对派的混乱，在第二届选举中让位于按革命民主主义路线的分化。立宪民主党人动员自己的选民反对民主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口号。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基础变得更狭小和更缺乏民主性了。而这已经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瞬息的情况了。它标志着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真正严重的分裂。米留可夫对第二届选举的这种结果看得非常清楚。这位立宪民主党领袖指出第一届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拥有多数——“也许是因为没有竞争者”，——而在第二届选举中他们丧失了这个多数，然后他说： “然而现在我们在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我们，他们表示拥护我们的策略，反对革命的策略。”［《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286页。——托洛茨基注］ 少数派同志不能不希望这样明确地评价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是否认为，往后事情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立宪民主党人会把民主派重新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并变得革命一些？你们是否认为，情况恰好相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民主派彻底脱离自由派并把后者抛入反动阵营？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策略难道不是正在导致这一点吗？难道你们自己的策略，你们在杜马的言行，你们在报刊和集会上的揭露不正在导致这一点吗？你们相信立宪民主党人还会振作和崛起有什么根据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不，是根据你们的图式！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但除了立宪民主党人以外一无所获。于是你们就靠他们发扬惊人的乐观主义精抻，你们替他们乔装打扮，你们想使他们起一种他们不想起、不能起、将来也不会起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提出来的根本问题——我已多次提过了——，我没有听到回答。你们缺乏革命的预见。你们的政策缺乏远大的前景。 因此，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可以用代表大会应当永志不忘的随机应变几个字来表示。无产阶级不是为争取影响人民群众而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他们不是用把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和领袖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监督自己的策略步骤，——他们实行随机应变的政策。他们在原则上正在失去为了长远的胜利成果而不顾暂时利益的可能性，——他们凭经验掂斤估两，他们施展其随机应变的商业－政治巧计。普列汉诺夫同志问道：“我为什么要对金发女人比对黑发女人更喜欢呢？”那么我得承认，既然说的是金发女人和黑发女人，这无疑属于德国人所说的Privatsache［德语：私事。——编者注］的范围，即由个人自由处理的范围。我想，甚至以在原则性问题上铁面无情著称的阿列克辛斯基同志也不会要求代表大会在这一方面确立“思想的统一”，以作为行动统一的前提。 关于恢复两个中央的提案 （5月19日〔6月1日〕） 中央委员会只有在得到党代表会议的同意后才能撤换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46]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8—51、257—266、397—404、592页。 [38]《信使报》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日报，1906年5月17日（30日）至6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代替原来的《涅瓦报》。共出了二十五号。《信使报》停刊后孟什维克出版了《劳动呼声报》。——第152页。 [39]《评论》是孟什维克的文集，1906年和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文集一共出了三册。——第152页。 [40]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代表俄国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政党，于1905年沙皇的10月17日（公历30日）诏书颁布后成立。被革命吓坏了的沙皇在诏书中答应给人民以公民权。十月党人在口头上承认诏书，事实上并不想对沙皇制度实行什么限制，他们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从1906年秋天起，十月党成了执政党。俄国二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参加临时政府，积极反对俄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第157、274页。 [41]劳动派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劳动派要求按劳动额平均分配土地（由此得名劳动派），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在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一起投入了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第157页。 [42]即1906年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土地问题，对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时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组织问题。孟什维克在大会上占了多数，因而在许多问题上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土地纲领以及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等等）。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第164、656页。 [43]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它所联合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遭到代表大会的坚决拒绝，崩得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分子一直支持孟什维克，不断反对布尔什维克。崩得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崩得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要求相对立。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把崩得开除出党。1917年崩得支持反革命的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第166页。 [4]雅各宾派又称山岳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十八世纪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围武装干涉的法令。1794年热月反革命政变后被解散。——第3、14、168、202、224、310、403、444、724页。 [44]长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革命人民大众的最流行的称呼。人们把穿长裤的人叫做“长裤汉”，以别于穿短裤和丝袜的贵族和富有的资产者。——第168、191、202页。 [21]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布朗基为首的一个流派。布朗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革命运动，两次被判死刑，差不多有半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列宁认为布朗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同时又坚决地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是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第77、171、220、560、810页。 [45]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被驱散以后，杜马中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二百名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举行维堡会议，通过了《人民代表告人民书》，即所谓维堡宣言。宣言号召人民对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沙皇没有规定选举新的杜马以前不要纳税，新兵不要应征入伍。这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使民众脱离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积极的革命斗争。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承认“消极抵抗”“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第172页。 [46]托洛茨基的这个提案是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所通过的组织章程的第七条的。该条规定中央委员会“任命在其监督下工作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托洛茨基援引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同《前进报》编辑部的冲突事件作为提案的理由（1905年《前进报》在埃斯内尔·库尔特为首的机会主义编辑部的控制下，采取了反对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立场，引起广大党员的不满，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解散了这个编辑部）。托洛茨基的提案试图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置于同等的地位。他的提案得到了孟什维克的支持，但为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所否决。——第174页。
苏维埃与革命（托洛茨基，190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苏维埃与革命 TheSovietandtheRevolution （FiftyDays） 托洛茨基1907 李丹枫译校 导言 MOISSAYEJ.OLGIN 在1905年的苏维埃被中止的大约两年后，一些苏维埃组织的前领导者在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逃走后于国外相遇，在他们中有时任苏维埃第一任主席ChrustalyovNossar和时任苏维埃第二任主席托洛茨基。这些前领导者决定写一本书《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历史》总结他们关于苏维埃的经验。1908年这本书在彼得堡出版，但随即被禁止。这里重印的文章是其中的一篇。 托洛茨基无疑地夸大了他对苏维埃的角色的估计。仅凭一系列想象就可以在苏维埃的活动中把邮局、电报和铁路的罢工认作苏维埃对这些部门的控制的开始。苏维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领导机关，或者，它是不是被它所不能控制的革命事件的形势所指挥——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托洛茨基的这一明确主张使得这篇评论令人感兴趣和有意义：“新一次的革命浪潮将通向全国范围的苏维埃的建立”。这个主张真的变为了现实。他关于全俄苏维埃的形成及苏维埃将遵循的计划的预言也已经在当前的革命进程中得到实现。 一 苏维埃的历史就是五十个日日夜夜的历史。苏维埃创立于10月18日，直到12月3日被政府的军事分遣队打断才中止。在这两个日期之间的日子里，苏维埃存在着，并且斗争着。 这个机构的实质是什么？是什么使得苏维埃在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历史上、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有了一个荣耀的地位？ 苏维埃将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了，指挥了政治斗争，领导了政治罢工，尝试着去武装工人阶级。但是其他的革命组织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苏维埃的实质是它成为公共权力机关的尝试。一方面工人阶级、它方面反动势力都称呼苏维埃为“工人政府”，这恰恰反映了苏维埃实际上是革命政府的胚胎的事实。就苏维埃实际上掌握着政权而言，苏维埃利用了这个政权；就政权在军事的和官僚的君主国手中而言，苏维埃为夺取政权而战斗。 在苏维埃之前，有一些存在于产业无产阶级之中的革命组织，它们绝大多数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但是那些组织都是无产阶级之中的组织。他们的当前目的是去影响劳动群众。苏维埃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目标是为革命的政权而斗争。 同时，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工厂的有组织的表达。在它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中，苏维埃提供的那些斗争方法是被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特征所自然而然地确定了的：它在生产中的角色，它人数上的优势，它的社会同质性。在它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中，苏维埃结合了工人阶级全部社会活动的指导，包括对资本和劳动的个人代表间的冲突的决定。这个结合毫无疑义地是人为的策略上的尝试：这是从一个阶级所处的形势中得出的自然而然的结论——为了它的当前利益而有意识地发展和扩大其斗争的这个阶级，为事件的逻辑所逼迫，去取得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领导地位。 苏维埃的主要武器是群众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力量来源于瓦解政府的权力。罢工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越是剧烈，则它越接近胜利。这一观点只有在“无政府状态”不是由混乱的行为所造成的场合才是正确的。一天又一天地使工业机构和政府机构运作起来的这个阶级，能够通过一场突然的罢工使产业和政府瘫痪的这个阶级，必须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避免失去它所创造的真正的【very】“无政府状态”的第一个胜利。罢工所造成的政府解体越是实际，则罢工组织越是不得不去承担政府职能。 工人代表委员会引进了出版自由，它组织了街道巡逻队以保证市民的安全。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接管了邮局、电报和铁路。它做出努力以引进八小时工作制。通过用罢工使专制政府瘫痪，它把自己的民主制度带进了劳动的城市居民的生活之中。 二 1月9日后，革命显示出的力量超出了劳动群众的预期。1月14日通过Potyom’kinTavritcheskyit的起义显示了苏维埃可以成为一个物质的力量。苏维埃在十月罢工中展现出它可以使敌人混乱瓦解，使他们的希望破灭并且彻底羞辱他们。通过在全国组织工人代表委员会，它展现了它有能力创造有权威的政权。革命的权威能够仅仅以积极的革命力量为基础。无论我们在俄国革命的日后发展中持何种观点，都有一个事实：到目前为止，除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社会阶级被证明准备就绪去支撑起革命的有权威的政权。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无产阶级在街道上与君主政体相遭遇。革命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是从工人阶级的阶级武器——政治罢工——中得来的。革命政府的第一个起点便是无产阶级代表的行动。苏维埃是现代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政权。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的超越其组成部分的有组织的政权。这是真正的、纯粹的民主，没有两院制，没有职业官僚，拥有投票人的权力以随时召回代表并用别人去替换他。通过它的成员，通过工人选出的代表，苏维埃指导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及其各个不同部分的全部社会活动；它概述无产阶级将要实行的步骤，它给予他们口号和旗帜。这种在有组织的自治政府的基础上指导群众的行动的艺术，在俄罗斯的国土上被首次应用。专制主义统治群众，但它并不指导群众。它设置机械呆板的障碍来反对群众的活跃的创造力，并且在这障碍的范围内，它将国家的焦躁不安的成分置于压迫的残酷结合之中。专制主义所仅能指导的群众就只是军队了，但那算不上指导，那不过是命令罢了。在最近几年，专制主义甚至开始无法掌控如此原子化的和被催眠的军人群众。自由主义从来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命令群众，也从来没有足够的主动精神去指导他们。即使群众直接帮助了自由主义，它对群众运动的看法，与令人畏惧的自然现象、地震或火山爆发一样。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力更生的集合体出现在革命的战场上，完全独立于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苏维埃是一个阶级组织，这是它战斗力量的源泉。它被粉碎于其存在的第一个阶段，不是由于它对城市中的那部分群众缺乏信心，而是由于纯粹城市革命的局限性，由于乡村的相对被动的态度，由于军队中的农民成分的落后。在城市人口中，苏维埃的地位已经尽其所能地高了。 苏维埃不是首都全体50万劳动群众的官方代表；它的组织团结了大约20万主要的产业工人；尽管它的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影响有更大的范围，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建筑业工人、家庭佣人、散工、司机）很难——如果不是根本不能——被苏维埃影响。然而，毫无疑问，苏维埃代表了所有这些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工厂里有但只有很少的“黑色百人团”的支持者，而且他们的人数每小时都在减少。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群众坚定地支持苏维埃。在人数众多的彼得堡知识分子中，苏维埃拥有比对手更多的朋友。数千名学生认同苏维埃的政治领导，并在他们的决议中热烈地支持它。高等职业工作者的彼得堡（ProfessionalPetersburg）完全站在苏维埃这一边。苏维埃支持的邮局和电报部门的罢工赢得了低层政府职员的同情。（ThesupportbytheSovietofthepostalandtelegraphstrikewonitthesympathyofthelowergovernmentalofficials.）全部受压迫的人，全部不幸的人，全部城市中的辛勤劳动的人，全部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人们，全都本能地或自觉地站在苏维埃这一边。苏维埃事实上或者潜在地是全体居民中的压倒性多数的代表。首都中的敌人如果没有被专制主义保护，那么他们完全构不成威胁——这个专制主义将它的势力建基于从农民中招募来的军队的最落后的部分。苏维埃的软弱无力不是其自身的软弱无力，而是纯粹城市革命的软弱无力。 这五十天时期是革命的最伟大力量的时期，苏维埃是为了公众权威而进行的斗争的机关。 苏维埃的阶级特征被城市人口的阶级差别与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对立所决定。甚至在被历史性地制约了的反抗专制主义的斗争的范围中，这种对立也表现它自己。十月罢工后，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意地阻断革命的发展，小气的中产阶级结果是一个无名小卒，毫无能力扮演独立的角色。真正的城市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它的阶级组织在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中是革命的机关。 三 为政权、为公众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这是这场革命的中心目标。苏维埃的五十天的生命及其血腥的大结局说明城市的俄罗斯对于这样一场斗争来说是一个狭窄的基础，说明甚至还在城市革命的限制中时，地方性的组织就已经无法成为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完成全国性的任务，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全国性层次的组织。尽管一个中央组织的需求是如此的迫切，以至于彼得堡苏维埃不得不在全国性的层次上担负领导地位，但它仍然只是一个地方性的组织。它竭尽所能，但它依然主要是作为彼得堡的工人代表委员会而继续存在。对全俄工人代表大会的迫切的需要——毫无疑问的是它一成立就能拥有威信去建立一个中央领导机关——甚至在第一个苏维埃时期就已经被强调了。十二月溃败使这种情况的实现成为不可能。这个观点仍然是这五十天的一个遗产。 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苏维埃——群众的革命行动的首要先决条件——的观念已经变得深入人心。经验表明，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苏维埃都是可能的和令人满意的。苏维埃组织的客观的意义在于为瘫痪政府，为“无政府状态”，换句话说，为革命性的矛盾，创造了条件。现在革命运动的暂时平静、反动势力的疯狂的胜利使得一个公开的、选举产生的、有权威的组织无法存在。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新一次的革命浪潮（thefirstnewWaveoftherevolution）将导向遍及全国的苏维埃的创立。被全俄工人代表大会所组织的全俄苏维埃，将取得地方性的根据选举产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权。名称当然是无关紧要的，同样无关紧要的是组织的细枝末节。重要的事情是：在这场无产阶级为人民政府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民主集中的领导。历史并不会重复自身，新苏维埃将不必再去经历五十天的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将提供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是彻彻底底地清晰了的。 建立与军队、农民及城市中产阶级里的平民性底层阶层的革命合作。消灭专制主义。通过重建和部分地解散军队去破坏专制主义的物质组织。终结整个官僚机关。引进八小时工作制。从无产阶级开始来武装人民。使苏维埃成为城市的革命自治政府的机关。要创建农民代表会议（农民委员会）作为土地革命的地方机关。组织制宪会议的选举，为一个有关人民代表的部分的明确计划而引导预选活动（andtoconductapreelectioncampaignforadefiniteprogramonthepartoftherepresentativesofthepeople）。 精心设计出这么一个计划比将它贯彻执行要容易。但是，如果革命决心要取得成功，那么无产阶级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无产阶级将会展现出世所未见的革命性的成就。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与最终胜利的这部伟大书籍中，这五十天的历史将只会是的贫乏的一页。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1906年)蔡汉敖译陈泰编校CHM下载191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重印本序言第一章历史发展的特点第二章城市和资本第三章1789——1848——1905第四章革命和无产阶级第五章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第六章无产阶级政治制度第七章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第八章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第九章欧洲和革命附录为政权而斗争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任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任命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任命卡尔宾斯基[1]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驻日内瓦临时全权代表。请使馆、军事使团的所有官员、因公现在在瑞士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公职人员在接到卡尔宾斯基公民的要求后，立即把当前的事务、文件，还有由他们支配的来自俄罗斯共和国国家资金的金额全部交给他。在上述意义上违抗卡尔宾斯基命令的，都将被视为国事罪。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任命李维诺夫[2]公民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驻伦敦临时全权代表。请使馆、军事使团的所有官员、因公现在在英国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公职人员在接到李维诺夫公民的要求后，立即把当前的事务、文件，还有由他们支配的来自俄罗斯共和国国家资金的金额全部交给他。在上述意义上违抗李维诺会命令的，都将被视为国事罪。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临时工农政府报》第40期， 1917年12月28日 [1]卡尔宾斯基（ВячеславАлексеевичКарпинский）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政论家、经济学家。苏共赏（1898年起）。《前进报》、《无产者报》、《真理报》编辑。1917年起在《贫农报》工作，1918年起任《红星报》、《贫农报》编辑、《真理报》编委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苏共党和苏联历史方面的一些著作 [2]李维诺夫（МаксимМаксимовичЛитвинов，1876-1951）原名瓦拉赫.马克斯。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8年起）。《火星报》代办员，1918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年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1921年为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30-1939年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外交副人民委员兼驻美大使。1934-1941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1950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译注
人民委员会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人民委员会决议 鉴于苏维埃政权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和各国劳动者的兄弟情谊原则为立场；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在国际规模上才能获得胜利，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以所有可能的手段来帮助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左翼，不管这些国家是俄国的交战国还是盟国，或是保持中立状态。 出于这些目的，人民委员会决定：为革命国际运动的需要拨款两百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会部驻外代表支配。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真理报》第213期 1917年12月26（18）日
哈尔滨当局的背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哈尔滨当局的背叛[1] 哈尔滨、卢茨科夫上尉： 您汇报说，哈尔滨当局达到了把外国军队调进哈尔滨的目的，作为答复，命令您：1、立即逮捕所有强行此事或促成此事的负责人；2、正式建议相应的外国代表将外国军队撤出该城。 维持哈尔滨的秩序的责任落在您的肩上。 汇报执行情况。 外交人民委员 托洛茨基 《消息报》第249期 1917年12月12日 [1]电报发给驻哈尔滨反侦察处主任卢茨基，他当时同情我党。后来卢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沿海地区的积极工作者之一。1920年被日本人枪杀。
“武装”奥地利战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武装”奥地利战俘 在资产阶级和给它拍马屁的传单散布的无数谎言中，《新生活报》的谎言决不在最后一位。星期五，某个Р.格里高里耶夫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什么列·托洛茨基相信了“某个被俘的奥地利军官”的话，武装了一队战俘。当然，这纯属胡说八道。列·托洛茨基通报的只是一个匈牙利国际主义者军官早就在匈牙利人中进行反对奥匈帝国君主制的革命宣传，他报告说，在被俘的匈牙利和奥地利无产者中，有强大的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如果由于同盟帝国的罪恶而不能实现民主和平的话，革命的奥地利人将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革命俄国提供一支部队，听它的调遣。 仅此而已。没有人武装过任何战俘。这一切都是《新生活报》的可悲人物编造的谎言。无须怀疑，从现在起用不了一个星期，所有其他报纸都将以不同的方式重复格里高里耶夫编造的谎言。 《真理报》第210期， 1917年12月22（9）日 （发表时没有署名）
帝国主义与卡列金分子的阴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帝国主义分子与卡列金分子的阴谋 ——最后的警告 个别几个盟国军官、盟国军事使团的成员竟然最积极地卷入了俄国国内生活，当然不是在人民一方，而是在反革命帝国主义卡列金-立宪民主党力量的一方。对这些先生我们已经警告了不只一次。但看来，最后警告的时刻已经到了。最著名的美国代表显然卷入了阴谋；他们为协助它采取了所有措施。以红十字预定前往西南前线之行为幌子，雅西的美国军官安德松先生和佩尔金斯先生以及他们的同谋、俄国军官科尔帕什尼科夫和维尔勃留恩斯基企图欺骗苏维埃当局的警惕性，把几十辆汽车以及许多其他东西运到顿河，交卡列金支配。[1] 阴谋被揭穿了。科尔帕什尼科夫上校和他的其他同谋者被捕了。缴获了极其重要的文件。在安德森先生、在雅西的美国红十字使团的长官的电报中，委托科尔帕什尼科夫上校从美国大使弗朗西斯那里领10万卢布，作为往……罗斯托夫发列车的费用。在从科尔帕什尼科夫那里缴获的文件中，还有弗朗西斯[2]先生签署的证明，证明列车“从彼得格勒前往雅西”。现在，这辆神秘的列车哪儿也去不了了。它被苏维埃当局扣押在彼得格勒。 阴谋被揭穿了。美（不仅仅是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卡列金分子的阴谋。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阴谋的线索通向很高的地方。 该让弗朗西斯先生说话了！该让那些派他到这里来的人说话了！ 《消息报》第217期， 1917年12月9日 （发表时没有署名） [1]1917年底，唯一现实的反革命力量是卡列金匪帮。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从四面八方来帮助卡列金，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美国人的这件事还证明了威尔逊1917年冬表示美国百般同情苏维埃俄国的声明的虚伪。威尔逊政府完全遵循弗朗西斯的全部政策。 [2]弗朗西斯长期任美国驻俄大使。1918年春，为积极地组织武装干涉，他与其他几国大使一起去了北方。
只说对了一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对了一半 在德国政府为俄国士兵出版的《俄罗斯通报》上，我们读到： 我们的读者问我们，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在德累斯顿卡登之流的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列·托洛茨基《革命时代的俄国》一书的德文版，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描述了他在1905年革命和今天的革命中的感受。他属于当时几乎掌握了政权的著名工人代表苏维埃。托洛茨基与苏维埃一起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成功地从那里逃走，先回到彼得堡，然后到了国外。整个革命世界都为他的成功的逃亡欣喜若狂，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沙皇制度被推翻后，托洛茨基在长年的流亡后回国不久，就被沙皇隐秘的朋友关进了监狱。只是在全体俄国人民的抗议下，他才被释放……英国帝国主义与俄国沙皇制度的观点相似，难道还需要更鲜明的证明吗？ 德国政府为俄国军队出版的报纸是这样说的，它说得对。英国帝国主义真的与寿终正寝的沙皇制度十分相似。但德国政府的报纸说的不是全部真相。 在战争开始时，托洛茨基同志在瑞士出版了一本德文小册子《战争与国际》。这本小册子的矛头直指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瑞士社会主义者把相当数量的小册子运到德国，那里的左派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朋友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志同道合者在工人中散发这本小册子。其结果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搜查和逮捕，然后是审判，而且小册子的作者托洛茨基同志，被德国法庭缺席判处监禁。 遗憾的是，德国总参谋部的报纸对此事只字未提。它对李卜克内西为什么被关押在监狱里，罗莎.卢森堡和许多其他人为什么被关押在监狱里保持沉默……英国帝国主义与俄国沙皇制度非常像。这对，但这只对了一半。应该补充，德国帝国主义与它们没有任何区别。那就全对了。 《消息报》第246期， 1917年12月8日 （发表时没有署名）
对第二届全俄农民代表代表大会代表团关于人民委员会与乌克兰拉达之间冲突的质询的答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对第二届农民代表全俄代表大会代表团关于人民委员会与乌克兰拉达之间的冲突质询的答复[1] 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说，人民委员会也力求这样，在拉达毫不阻碍地放行卡列金的军队，但却阻挡苏维埃的队伍，并解除它们的武装时，人民委员会迄今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拉达千方百计地协助卡列金，后者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粉碎苏维埃组织，扣压煤和粮食，占领铁路枢纽。为了不给任何冲突提供口实，允许那些派去与卡列金作战的军队的行军路线尽可能绕开乌克兰拉达有影响的稠密程度不同的居民中心。迄今为止没有为反对拉达派过一兵一卒。人民委员会不仅不寻求武装冲突，而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它。相反，拉达显然为挑起冲突而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托洛茨基同志提到了发生在基辅和奥德萨的事件，表达了担心，恐怕与拉达协商的全部尝试都不会取得一点点成果。接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叙述了代表团与拉达的谈判，因为温尼琴科[2]和特卡琴科百般回避直接的答复，谈判对代表团来说极其困难。这二人中谁也不能指出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具体的侵略行动。就拉达对卡列金暴乱的态度问题，他们声明说，他们认为顿河的运动追求的是自卫，在这方面他们将遵守严格的中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让哥萨克军队前往顿河。预定于今晚10点继续谈判，因此奥斯特罗夫斯基以代表团的名义请求免去他更详细地介绍与乌克兰拉达的谈判。 《消息报》第247期， 1917年12月9日 [1]12月7日，在代表大会上听取了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报告，它受委托在前一天晚上搞清楚人民委员会与乌克兰拉达之间的冲突问题。 代表团的报告人奥斯特罗夫斯基同志讲述了代表团前往人民委员会，因为太晚了，那里只剩下托洛茨基同志，代表团向他出示了自己的全权证书，声明全俄农民代表大会委托它首先要尝试避免流血。 [2]温尼琴科（ВладимирКирилловичВиниченко，1880-1951）乌克兰作家、乌克兰反革命民族主义领导人之一，乌克兰执政内阁（1918年11月-1919年2月）首脑。1920年侨居国外。1905-1907年革命前的短篇小说和特写反映自由派观点。长篇小说《在生活的天秤上》（1911年）、《父辈的遗训》（1914年）则属颓废派和印象派。——译注
论与拉达的冲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论与拉达的冲突 ——中央拉达与卡列金-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 读者已经了解人民委员会对拉达的最后通牒。最后通牒是由拉达对卡列金反革命的模棱两可的支持引起的，它解除在乌克兰的苏维埃部队的武装，阻止攻打卡列金的革命部队通过。昨天收到了拉达的长篇答复，它在语调上是不成体统的，在内容上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答复将于明天公布。继收到答复之后还收到了通过彼得格勒克拉耶夫军队拉达革命司令部转交的中央拉达的建议，表明它希望和平调解冲突。这份建议在这点上值得注意，即它证明了拉达有意转向和平谈判。然而它没有满足人民委员会，因为它回避了拉达对卡列金-立宪民主党人反革命斗争的态度问题。因此，人民委员会为了与拉达进行可能的和平谈判创造条件，它认为，只有在拉达无条件地、断然拒绝对卡列金-立宪民主党人在顿河的暴乱予以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谈判才有意义。我们将拉达的建议和人民委员会的答复刊登在下面。 拉达对人民委员会的答复 受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全权委托，乌克兰革命司令部荣幸地请大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斟酌司令部就人民委员会给乌克兰中央拉达的最后通牒与其政府进行协商的结果以及乌克兰共和国对这个最后通牒的答复。 协商表明，在遵守下述条件的情况下，乌克兰和大俄罗斯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可以和平解决： 1、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完全不干涉共和国的事务； 2、满足乌克兰军队乌克兰化的要求，并把这些部队从其他战线调回乌克兰境内； 3、相应地调整货币和黄金储备的问题； 4、人民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不干涉乌克兰战线、即罗马尼亚和西南战线的指挥； 5、在乌克兰共和国参与的情况下解决和平问题。 同时，乌克兰共和国政府认为，人民委员会声明原则上承认上述条件，还有对政府关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联邦政府的照会的答复，它们可以成为和平解决冲突，避免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的基础。 关于乌克兰人加入联邦政府的的比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由于当前乌克兰共和国所获得的特殊意义，由于它的组织性和真正调整与整个俄国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各个共和国内确立正常的革命生活进程的追求，乌克兰代表的席位不应该少于1/3。 此外，乌克兰革命司令部受自己政府的全权委托，对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声明，鉴于财政困难，在总书记处未收到现金支票及1/3黄金的付款之前，不再把粮食产品运出乌克兰境外。 乌克兰革命司令部期望，兄弟民族之间的冲突将得到双方都满意的顺利解决，并表达自己已做好为此竭尽全力的准备。 司令部首领拜因德连科 副官乌西克 对彼得格勒克拉耶夫军事拉达乌克兰革命司令部的答复 作为对你们受“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委托”所做的和平解决中央拉达与人民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建议的答复，人民委员会决定： 1、用和平方法解决冲突当然是最好的，苏维埃政权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实现和平地解决问题； 2、至于拉达提出的条件中具有原则性的那些（民族自决权），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争论和冲突的原因，因为人民委员会充分承认和推行这些原则； 3、真正的冲突原因是拉达支持立宪民主党-卡列金反对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在你们转达的拉达的条件中对此只字未提； 4、只有在拉达断然声明它准备立即放弃对卡列金暴乱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反革命阴谋的支持，才能与它达成协议。 人民委员会 《消息报》第245期， 1917年12月7日
人民委员会致拉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人民委员会致拉达[1] 出于工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和兄弟联盟，出于革命民主机构、苏维埃、特别是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无数决定所承认的这些原则，俄国社会主义政府、人民委员会再次确认所有遭受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的自决权，以及这些民族脱离俄罗斯的权利。 因此我们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彻底脱离俄罗斯、或是与俄罗斯共和国达成它们之间的联邦的或与之类似的相互关系协议的权利。 所有涉及乌克兰人民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问题，我们人民委员会都立即承认，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 我们在反对芬兰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时，我们没有采取过任何限制芬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今后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限制已经加入或想加入俄罗斯共和国的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独立。 我们指责拉达的，是它用民族词句来掩盖它推行的模棱两可的资产阶级政策，该政策早已在拉达不承认乌克兰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中流露出来（拉达还拒绝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的建议立即召开乌克兰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模棱两可的政策使我们没有可能承认拉达作为乌克兰共和国的受压迫劳动群众的全权代表，也使拉达在近期采取意味着消灭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措施。 这类措施有： 首先是瓦解前线。拉达以单方面的命令调动或召回乌克兰的前线部队，从而在只能通过两个共和国政府筹备的协商来实现的划分之前破坏了统一的、共同的战线。 第二，拉达着手解除驻扎在乌克兰的苏维埃部队的武装。 第三，拉达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和暴乱。拉达用根本错误的“顿河库班”自治权利来掩盖与广大劳动哥萨克的利益和要求背道而驰的卡列金的反革命发动，并以此为借口，允许军队通过它的领土投奔卡列金，却拒绝攻打卡列金的部队通过。 在这条闻所未闻的背叛革命的道路上，在支持俄罗斯民族独立和苏维埃政权的最歹毒的敌人、受压迫的劳动群众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道路上，拉达迫使我们不得不毫不犹豫地对它宣战，哪怕它是得到正式承认的、独立的资产阶级乌克兰共和国最高国家政权的无可争议的机构。 鉴于上述情况，现在，人民委员会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和国面前对拉达提出下述问题： 1、拉达是否保证拒绝瓦解共同战线？ 2、拉达是否保证未经最高总司令的同意，不允许任何部队前往顿河、乌拉尔或其他地方？ 3、拉达是否保证在革命部队与反革命立宪民主党-卡列金暴乱的斗争中协助前者？ 4、拉达是否保证停止其解除驻扎在乌克兰的苏维埃团队和工人赤卫队的武装的企图，立即把武装归还给他们？ 若在48小时内还得不到对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复，人民委员会将认为拉达与俄国和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人民委员会 1917年12月4日是，第262号 《消息报》第244期， 1917年12月6日 [1]列·达·托洛茨基在回答我们的询问时说，这份文件是列宁同志和他一起写的，而且决议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弗·伊·列宁写的，第二部分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的。
外交人民委员通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外交人民委员通告 盟国和中立国使馆和使团： 某些使馆拒绝为外交人民委员部信使发放签证。相应机构以人民委员会作为政府尚没有得到“承认”为理由。承认的问题是形式问题，苏维埃政权根本不在乎这个纯外交礼仪的细节。不承认并不能免除考虑苏维埃政府这个事实的必要性。苏维埃政权认为不仅与各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必须的，与力图推翻现政府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外交关系也是必须的，仅此一点就表明，政府“未被承认”就不能有外交信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最后不能不指出一点，上述使馆推行的“不承认”政策完全是单方面的，因为他们自己不断前往外交人民委员部，请求为他们提供许可和证明，保障他们的外交信使自由往来，等等、等等。 外交人民委员认为维持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命令今后不再对那些为苏维埃政权制造猥琐的文牍麻烦的使馆代表发放任何通行证，提供任何方便。 《消息报》第243期， 1917年12月3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酗酒和抢劫的决议（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酗酒和抢劫的决议 （12月2日） 听取了关于酗酒和抢劫的报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决定： 1、任命布拉贡拉沃夫[1]同志为彼得格勒反酗酒和抢劫斗争特命军事委员。 2、授权他指挥必要的军事力量。 3、为顺利地与酗酒和抢劫进行斗争，委员们提出实行戒严，委托执行委员会审查这个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授予它批准在彼得格勒实行戒严的全权。 4、责成布拉贡拉沃夫同志消灭酒窖，肃清彼得格勒的流氓团伙，解除所有以参预酗酒和抢劫玷污自己的人的武装，并逮捕他们 5、号召所有区工兵代表苏维埃、卫戍部队的各部分和赤卫队员充分协助军事委员布拉贡拉沃夫。 《消息报》第244期， 1917年12月6日 [1]布拉贡拉沃夫（ГеоргийИвановичБлагонравов，1896-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十月革命参加者，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保罗要塞政委。1918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任职。1932-1934年任交通副人民委员。1934年起任苏共候补中央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立宪民主党的阴谋和酗酒抢劫的闭幕词（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阴谋和酗酒之祸的闭幕讲话 （12月2日） 对立宪民主党阴谋的追查越来越深入。我不能公布许多信息，但目前我能说，侦察委员会手中掌握的材料对立宪民主党来说是致命的。 广为散发的传单说，在我们的政府里有德国将军。一份最无耻的报纸《日报》[1]——也就是《夜报》和《子夜报》——持与这份传单同样令人愤怒的明确的立场。预审材料中有关于这份报纸的领导人的材料，当长期推迟的革命法庭最终开庭之时，他们将在人民面前做出交待。 阴谋被揭穿，但没有被平息。还在抢酒窖，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焚毁了酒库。同志们应该千方百计地与此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必须发挥你们的首创精神。不能只是自上而下地行动。这种胡作非为的发生，主要是怂恿的结果，它在开始时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但应该明确地意识到，如果手中掌握权利的士兵抢劫并喝得烂醉，他就玷污了这个权利，没有制止酗酒，没有采取与之斗争的措施的人也玷污了这个权利。说，在特选的人中也看到抵挡不住诱惑的情况。同志们，这是耻辱！人民推出的政权除了工人、士兵和农民本身之外，与人民没有别的联系，这是我们唯一的基础。如果基础腐烂了，我们就失去了地基，我们就失去了立足点。 伏特加和词汇一样，都是政治因素。革命词汇把人们从沉睡中唤醒，推动他们走上与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而伏特加是革命词汇的对立物，它使人重新昏昏欲睡，让睡着的人被打败。这条斗争的道路不是我们的资产阶级开辟的，在所有的革命中，人民的敌人都抓住伏特加，把它当作瓦解、涣散和败坏士气的武器。 我们不怕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进攻，但害怕自己的队伍的瓦解。组织起来，集中你们的力量，警觉地监视，为革命荣誉而斗争！ 以全部现有的力量向伏特加宣战。如果你们不能阻止酗酒，我们除了装甲车之外，就没有其他手段了。请你们记住，醉酒的每一天，就是他们接近胜利的一天，也是我们回到过去的奴役中的一天。 《消息报》第246期， 1917年12月8日 [1]《日报》系资产阶级左翼自由派日报，1917年6月起为孟什维克报纸。1912-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被查封。——译注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对立宪会议和立宪民主党的态度的报告的决议（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对立宪会议和立宪民主党的态度的报告的决议 （12月2日） 目录中有此标题，但正文未见。暂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对立宪会议和立宪民主党的态度的讲话（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对立宪会议和立宪民主党的讲话[1] （12月2日） 在会议开幕式上由斯克雷普尼克[2]同志代表新选举的市杜马致贺词。 在第一次会议上，新杜马决定向彼得格勒苏维埃热烈致意，表达它对在苏维埃政权轨道中的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公社能够完成它面临的宏伟任务坚信不疑。 主持会议的托洛茨基同志对祝贺表示感谢，并希望彼得格勒公社能够与各个苏维埃一样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完成使彼得格勒整个生活和它的各个组织激进的民主化的工作。 ※※※ 托洛茨基同志从汇报与他的报告联系紧密的停火谈判进程的问题开始。 在9、10月间，德国人把不少军队从我们的战线调到意大利战线和西部战线。那时虽然没有停火，但也没有实际战事，他们可以毫无危险地完成军队调动。我们要求停止调动部队，已经在调动中的除外。40个小时前还会认为，在这点上可能会破裂。德国人强烈地反对这点，他们提出了一些会使我们的要求完全化为零的折衷的决定。霍夫曼[3]将军声明，完成我方的要求对德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我们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发了电报，这个要求绝对不是根据与盟国的协议，而是因为我们不想帮助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此外，停火还应该是共同的。我们对霍夫曼说，在他拒绝的情况下，我们将转向士兵，对他们说：我们希望与你们停火，并让你们休息，但你们的将军想继续让你们在另一条战线流你们的血。我们这样迫使对方同意，并以此证明直接公开谈判的成功和力量。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坚持用这个方法，我们在和平谈判中就能成功。和平谈判将在签署停火协议后开始。 全体资产阶级的任务是破坏和平谈判，夺走苏维埃政权成功的这个无可争议的武器，保护自己免遭对人民有利的改革的损害，它已经从草拟的没收和民主化的纲领中预感到了这点。所有小党都消失了，融入了立宪民主党中。这个汇聚了所有敌人、作为反革命基地的党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人民与暴力和掠夺人民劳动果实的党的内战时代。 我们的敌人抓住了立宪会议，并利用它来反对我们。但立宪会议仅仅是几百个人，他们只有能够依靠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的群众，才能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这就是反革命资产阶级领袖们不想和平地等待立宪会议，在那里与它的对手较量雄辩和票数的原因。他们知道，现在立宪会议将不是在克伦斯基政权的条件下，而是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军队充分全面民主化的条件下工作。这些条件将把立宪会议变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阻挡它的道路的人施加强大压力的工具。 资产阶级没有坐等：它以暴乱策源地为反革命做准备，期待着政变的机会。在卡列金、杜托夫与这里的反革命哥萨克首领以及立宪民主党人之间有牢不可破的联系。有充分证据表明，成批成批的反革命分子、首先是抛下部队的军官被派到南方。卡列金武装了4万人的部队，召集了一些老人，立宪民主党人为他提供了数百万的资金和物资，他调动部队，旨在切断莫斯科与能够提供粮食和煤的外省联系。卫戍部队妨碍这个企图。罗季切夫[4]和阿杰莫夫[5]来到顿河，他们在那里达成了政治协议，其目的是压制矿工、工人和士兵，拉达也来帮助卡列金。 应该讲一讲拉达的问题。如果想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而存在是乌克兰人民的意志，我们完全支持这个意志。由于这是事关独立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仅仅是兄弟分家和善意合作的问题。但是，拉达推行资产阶级政策，它反对苏维埃。在这条道路上它得到了卡列金的赞成。拉达不顾大本营的禁止，它用火车把两个哥萨克骑兵师送还给卡列金。当需要派我们的军队去平息南方暴乱时，拉达声明不允许他们通过自己的领土。它竟敢在其领土上解除我们的部队的武装。拉达的这种举动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拉达帮助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它的殷勤保护下在基辅聚集。立场就是这样变化的。当捷列先柯和策列铁里做让步时，立宪民主党人顽强反对，声明退出内阁，而现在，两个资产阶级堡垒友好地拥抱在一起。我们在反对这个联盟的行动中，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卡列金在顿河、杜托夫在乌拉尔暴动时，我们不能鼓励他们。我们宣布革命在危险中，派革命的红军战士和水兵去平息它们，我们的幸运的结果已经成为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制止。我们的弟兄们是在立宪民主党购买提供的子弹下牺牲的。我们面对的是把自由淹没在血泊中，破坏苏维埃政权以及近在咫尺的、梦寐以求的和平愿望。为了煽动愚昧的群众反对我们，已经投入了数百万；我们知道这点，并期待最后的斗争。它已经开始了，人民的敌人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自己的财富力量，打着保卫立宪会议旗号，就是他们在8个月的期间内不止一次地破坏的那个立宪会议。 当我们的弟兄们在战场上与反革命厮杀时，难道我们能在这里与反革命司令部和平地在一张桌子上开会吗？不能，我们对我们正在战斗的弟兄们说：在你们与他们进行战争时，我们与他们不可能有和平。对我们来说，立宪会议成员的称号，是崇高的称号，但革命人民代表的称号，更加崇高。我们声明，我们为签署和约竭尽全力，受着饥饿的折磨，在战壕里受煎熬，当我们看到，和平已经临近，在这样的条件下，谁妨碍和平，就对他们宣布无情的战争，人民的怒火将倾泻在他们的身上。（掌声，后来变欢呼声。）工兵代表苏维埃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立即颁布法令，禁止作为人民敌人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立宪会议，把他们从会议上驱逐出去。 《消息报》第244期， 1917年12月6日 [1]这讲话与11月28日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示威游行相关。由于这次政变的悲喜剧式的尝试，颁布了关于立宪民主党的法令。 [2]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еевичСкрыпник，1872-1933）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7年起）。曾在彼得格勒参加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任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年起在乌克兰工作，1918-1919年先后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一些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1933年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译注 [3]霍夫曼（MaxHoffmann，1869-1927）系德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供应总局局长和东方面军参谋长。布列斯特德苏谈判（1917-1918年）的德方首席代表。——译注 [4]罗季切夫（ФëдорИзмаиловичРозичев，1853-1932）地方自治活动家、法学家、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1917年3-5月为临时政府芬兰事务部部长。后逃往国外。——译注140 [5]阿杰莫夫（М.С.Аджемов）俄国律师、立宪民主党著名人物、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在1917年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告外国公民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告外国公民 允许持经我驻斯德哥尔摩全权外交代理维亚切斯拉夫.维亚切斯拉维奇.沃罗夫斯基[1]公民（斯德哥尔摩罗德曼涅加坦161号）签证的护照的外国公民经托尔涅奥海关进入俄国。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临时工农政府报》第23期， 1917年12月2日 [1]沃罗夫斯基（ВячеславВячеславовичВоровский，1871-1923）苏联国家和党的活动家、政论家。苏共党员（1894年起）。参加过《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和《真理报》的编辑工作，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之一。1917年起任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使，1921年起任驻意大利全权代表。被白卫分子在洛桑杀害。——译注
致所有劳动者和被剥削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告所有劳动者和被剥削者 ——政府通报 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为在召开立宪会议之际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乌拉尔和顿河，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和杜托夫竖起了反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内战的旗帜。卡列金的助手博加耶夫斯基[1]公然声称，造反是根据立宪民主党的直接要求举行的，后者早就正式把自己与哥萨克的反动部分联系在一起了。在乌拉尔，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用金钱和物资支持反革命暴乱。在别尔哥罗德[2]城下发生了革命部队与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队伍的头几次流血冲突。由此可见，直接的内战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下发动的。该党的中央委员会现在是国内所有反革命力量的司令部。 这个直接威胁和平事业和革命全部成果的工作是在立宪会议的保护伞下进行的。为了不让立宪民主党人的失败在米留可夫、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和杜托夫的阴谋成功之前就暴露，立宪民主党的中央选举委员会[3]背着苏维埃进行自己的工作，隐瞒了全部选举资料。人民委员会决定，只要召集到半数会议代表，即800人中的400人，就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决议是对恶毒的诽谤——说什么依靠所有劳动阶级的人民委员会不想召开立宪会议——的最有力的驳斥。但是，正是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平静地等待合法地召开人民代表机构的会议。11月28日晚，几十个自称是代表的人在武装的白卫军、士官生和几千名资产者以及怠工官员的陪伴下，冲进了塔夫利达宫。 立宪民主党的任务是为立宪民主党-卡列金的反革命暴乱制造合法的外衣。他们想把几十个资产阶级代表的声音说成是立宪会议的声音。 人民委员会让全体人民了解这个阴谋。包括即将实现的和平在内的人民赢得的所有成果都被用来作赌注。在南方有卡列金，在东方有杜托夫，最后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彼得格勒市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阴谋，它不断地把科尔尼洛夫分子-军官派到南方帮助卡列金。人民稍有不坚决或软弱，就可能导致苏维埃的垮台、和平事业的失败、土地改革的夭折、地主和资本家的新的独裁的结局。 充分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现在对人民和革命的命运所承担的巨大责任，人民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为反革命暴乱组织，是人民敌的党。 人民委员会保证在反对立宪民主党和它的卡列金部队的斗争中决不放下武器。 反革命内战的政治领袖将被逮捕。资产阶级暴乱将被镇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在这场斗争中，人民委员会坚决希望全体革命工人、农民、士兵、水兵、哥萨克和全体正直的公民的支持以及对革命的坚不可摧的忠诚。 打倒资产阶级！在立宪会议中没有人民敌人、地主和资本家的位置！只有劳动人民、被剥削阶级的代表的立宪会议能够救祖国。革命万岁！苏维埃万岁！和平万岁！ 人民委员会 《消息报》第239期， 1917年11月29日 [1]博加耶夫斯基（Богаевский）哥萨克军官，卡列金的最亲密的助手。 [2]1917年11月28日的《消息报》发表了下面的报导，最详细地描述了头几场战斗： 别尔哥罗德电。与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在别尔哥罗德城下遭遇。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有3、4千人，装备着足够的机枪，占领了距别尔哥罗德城28俄里的塔马罗夫卡车站。战斗在塔马罗夫卡附近展开。战斗结果：一辆科尔尼洛夫的列车被炸毁，另一辆受损。我方损失：2人死亡，3人受伤。科尔尼洛夫的人员伤亡不详，应该相当大。通过审问投诚者和俘虏得知，科尔尼洛夫的部队约1/3由士官生和军官组成。 彼得格勒革命军队委员 帕甫卢诺夫斯基 [3]中央选举委员会还是临时政府任命的，几乎完全由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构成。十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星期，这个委员会利用自己的机关和与地方的联系进行反苏维埃工作，并对选举施加压力。
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告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 资产阶级黑暗势力以庆祝立宪会议召开日的名义，准备于今天进行反革命发动。[1]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此决定：所有工人和士兵不参加今天的游行；要求人民委员会为城市秩序和无情地镇压屠杀、砸、抢的任何企图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革命秩序万岁！革命万岁！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消息报》第239期 1917年11月28日 [1]因为反革命企图利用立宪会议达到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目的，发出了这个呼吁。在11月28日的几天之前，就开始了为11月28日的游行而举行集会。《消息报》对整个这个斗争的过程描写如下： 11月27日，反革命拯救委员会的继承人、新出现的全俄保卫革命联盟在昨天安排了一系列与立宪会议相关的集会。 在契尼泽利马戏场和帕萨日举行了几场这样的集会。在契尼泽利马戏场的集会上，决定组织前往塔夫利达宫的示威游行，做出要求立即释放立宪会议全俄选举委员会的决议。 在契尼泽利马戏场讲话的还有公认的“民主派领袖”（当然不是革命的，而是资产阶级的）策列铁里。他声明，根据报纸报导，他看不到“民主派”与布尔什维克妥协的任何可能，民主派在立宪会议上的任务应该是把所有“民主”（读成资产阶级）分子结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广泛战线…… 为动员庸人舆论反对革命民主，它的敌人策划了前往塔夫利达宫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筹划前往塔夫利达宫（立宪会议会址）的示威游行的一方面是市杜马，另一方面是保卫立宪会议同盟。 “积极保卫”和支持立宪会议的问题从语言阶段转入“实际措施”。 以组织“保卫”立宪会议，抵御预料中的来自左边的攻击为目的，在彼得格勒组织了“保卫立宪会议同盟”，加入该同盟的有民主派组织和社会主义（？）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右派和中派，人民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谁？）。 新组织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个实际措施是在立宪会议开幕那天为它举行游行。 而且根据昨天的决议，彼得格勒的全体法官、律师和司法部的中低级职员将参加这些游行。 这样，如果这些游行能举行的话，怠工官员、立宪民主党人、在沙皇制度下判我们的同志们服苦役的法官和检察长将参加这些示威游行。其中所缺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即所有劳动者、民主人士和革命者。 由于这些筹备远非都是和平的，赤卫队司令部对各区司令部命令如下： “反革命资产阶级明天将以欢迎立宪会议为幌子组织示威游行，妄图进行推翻人民革命的苏维埃政权的尝试。虽然坚信这个示威游行表明心怀仇恨的人民的寄生虫的可悲和无力，我们仍应该保卫革命成果，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知道，反革命阴谋分子的努力将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警惕性上碰得粉身碎骨。赤卫队将完全自觉地用自己的胸膛捍卫工人阶级的成果，工人赤卫队总司令部命令各区司令部： 1、加强城市保卫工作。不妨碍和平游行，坚决彻底地铲除示威者夺取公共或政府机构的任何企图。 2、立即为11月28日那天征收所有汽车。 3、为保持联系，各派两人和一辆汽车到赤卫队总司令部。 4、向赤卫队总司令部和市警备委员会（斯莫尔尼宫三层84室）请示指示。 5、所有命令电话核实，号码：193-75，找赤卫队司令部，或打斯莫尔尼宫人民委员常务委员会的电话。 6、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警惕地保卫所有地方和机构。 7、严厉镇压汹酒者和反革命爪牙。” 11月28日的示威游行举行了，但不成气候。《消息报》报导如下： 白天，在塔夫利达宫的主要入口聚集了约有1000人。它挤开了卫兵，不过只有很少一些人闯入了塔夫利达宫。其中有两个立宪会议代表。这群乌合之众冲进了会议厅，只坐了不到1/10的座位。形成了非常舒适的气氛：右派社会革命党的临时会议开始了，出席者有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不过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公民施列伊杰尔坐在主席台上，宣布“根据临时政府的决议”最高会议开幕。尔后他建议会议选举主席。听到自己的候选人提名时，他问是否有反对意见。没有人应声，他就宣布自己全票当选。所有其他选举也是以这种家庭方式进行的。接下来，会议听取了某人以立宪会议全俄选举委员会的名义做的报告，他还宣读了某几个区的当选代表的名字。 会议决定，出席者的全权问题只能由会议自己解决。因此前来的代表应该每天一点在塔夫利达宫集合，当他们认为出席者足够时，他们就指定第一次全会的日子。会议决定利用已被解散了的选举委员会的服务。 然后宣布休会，草拟决议。 会议在切尔诺夫的主持下复会。讨论了被捕的立宪会议的三名成员——科科什金、盛加略夫和多尔戈鲁科夫——的问题。出席者认为抗议这样的行动“有辱自己的尊严”，但仍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决议。罗季切夫作为预言家发言。他以阴沉可怕的声音说话，多少有点前言不搭后语。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后，散会，到第二天一点继续开会。 苏维埃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许多悲喜剧的组织者被捕。
人民委员会告哥萨克劳动者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人民委员会告哥萨克劳动者书 哥萨克弟兄们！ 你们受骗了。他们唆使你们反对其余的人民。他们对你们说，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你们的敌人，说什么他们想剥夺你们哥萨克的意志，你们哥萨克的“自由”。别信他们，哥萨克！他们在扯谎。他们在犯罪地欺骗你们。你们自己的将军们和地主们在欺骗你们，以便让你们处在黑暗和奴役中。我们人民委员会对你们说这些话，哥萨克。请你们认真地读一读，请你们自己判断，真理在哪一边，恶毒的欺骗在哪一边。 哥萨克的生活和服役永远是不自由的，是苦役。官员一声召唤，哥萨克就必须骑马踏上征途。所有军用“物什”，哥萨克都应该用自己的血汗钱准备。哥萨克在征战中，他的家园荒芜衰败。这样的制度合理吗？不合理，它应该永远废除。哥萨克应该摆脱奴役。新的、人民的苏维埃政权将来帮助劳动哥萨克。需要的只是哥萨克自己决定废除旧制度，抛弃自己对农奴主-军官、地主、阔人的顺从，扔掉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可诅咒的枷锁。哥萨克，站起来！联合起来！人民委员会号召你们过更自由的、更幸福的新生活。 在10到11月间，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就地把政权交到苏维埃的手中，即从人民中选出的人的手中。今后在俄国不应该再有居高临下地指挥人民、姿意支使人民的统治者和官员。人民自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将军享有的权利不比士兵的多。一律平等。哥萨克，你们自己判断一下，这是好还是坏。我们号召你们哥萨克加入这一新的人民的体制中，建立你们自己的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地方的全部政权应该属于这些苏维埃：不属于有将军头衔的首领，而属于选举出的劳动哥萨克的代表，受信任的和可靠的自己人。 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把全部地主土地交给劳动人民使用。哥萨克，难道这不公平吗？科尔尼洛夫们、卡列金们、杜托夫们、卡劳洛夫们、巴尔季日[1]们全力捍卫富人的利益，他们为捍卫地主的土地，不惜把俄国淹没在血泊中。但你们，劳动哥萨克，难道你们自己不也因贫穷、压迫和土地不足而受苦吗？每户只有4、5俄亩[2]土地的哥萨克有多少！与他们相临的哥萨克地主有几万俄亩土地，这还不算，他们还掌握着军用土地和可经营土地。根据新的苏维埃法律，哥萨克地主的土地应该无偿地转交给哥萨克劳动者、哥萨克穷人的手中。他们吓唬你们，说什么苏维埃想剥夺你们的土地。是谁吓唬你们？哥萨克富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打算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到你们的手中。请你们选择吧，哥萨克，你们应该支持谁：是支持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们、将军们和富人们，还是支持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全俄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人民委员会建议各国人民立即停火和公正民主的、对任何一国人民都没有屈辱和损失的和平。所有资本家、地主、将军-科尔尼洛夫分子都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政策。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利润、权力和官衔。但它给你们普通哥萨克带来了什么？你们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地死去，像你们的士兵、水兵弟兄们一样。这场可诅咒的屠杀拖延了快三年半了，它是各国资本家和地主为自己的利益和世界性的掠夺而发动的。战争给劳动哥萨克带来的只是破产和死亡。战争吸吮干了哥萨克田园的汁液。对包括劳动哥萨克在内的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唯一的拯救就是尽快实现公正的和平。人民委员会对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声明：我们不想要别人的东西，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的。没有兼并、不赔款的和平！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该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任何压迫。人民委员会向盟国和敌对国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建议的正是这样的公正民主的和平，即人民的和平。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在俄国战线上已经实现了停火。那里已经不再流淌士兵和哥萨克的鲜血了。哥萨克，现在你们自己决定吧：如果你们想继续进行这场致命的、毫无意义的、犯罪的屠杀，那你们就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人民公敌，支持切尔诺夫、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这些把你们投入6月18日进攻的人，支持在前线对士兵和哥萨克实施死刑的科尔尼洛夫。如果你们希望尽快实现公正的和平的话，请你们站到苏维埃的队伍中来，支持人民委员会。 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共同敌人——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军官、资产阶级报人——欺骗你们，把你们推上灭亡的道路。杜托夫在奥伦堡逮捕了苏维埃，解除了卫戍部队的武装。卡列金威胁顿河地区的苏维埃。他在那里实行戒严，并把军队调往那里。卡劳洛夫在高加索枪毙当地人。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为他们提供自己的数百万资金。他们的共同目的是扼杀人民的苏维埃，镇压工人农民，重新在军队里推行棍棒纪律，让劳动哥萨克永远受奴役。 我们的革命军队正在向顿河和乌拉尔进军，旨在结束反人民的犯罪的暴乱。革命军队的首长下达了命令：不与暴乱的将军们进行任何谈判，坚决无情地行动。 哥萨克！兄弟之间是否还要继续流血，现在取决于你们。我们向你们伸出兄弟的手。与全体人民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敌人。宣布卡列金、科尔尼洛夫、杜托夫、卡劳洛夫和他们的所有同谋以及仆从是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用自己的力量逮捕他们，把他们交到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它将通过革命法庭对他们进行公审。 哥萨克！联合起来，组织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把全部哥萨克事务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劳动的手中。夺取你们的地主-阔佬的土地。把他们的种子、他们的耕作工具用来耕作战争使之破产的劳动哥萨克的土地。 前进，哥萨克，投入为全体人民的事业的斗争之中！ 劳动哥萨克万岁！ 哥萨克、士兵、农民和工人的联盟万岁！ 哥萨克、士兵、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政权万岁！ 打倒战争！打倒地主和将军-科尔尼洛夫分子！ 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友好万岁！ 人民委员会 《消息报》第238期， 1917年11月28日 [1]巴尔季日（Бардиж）库班立宪民主党领袖，4届国家杜马议员，1917年为临时政府委员，是哥萨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人物。1917年，在库班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巴尔季日逃到山里。后被抓获，与几个儿子一起在图阿普谢被枪决。 [2]一俄亩合1.09公顷。——译注
在近卫团驯马场关于出版自由的讲话（11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近卫团驯马场关于出版自由的讲话[1] 资产阶级、它的报人、它的政治家、它的喉舌口中对我们的最主要的指责之一，是我们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政策。他们说我们扼杀言论自由。这个指责使那些所谓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即浅薄的市侩心软，他们习惯于不看事物的本质，而只是蜻蜓点水地看外表。出版自由！资产阶级律师是怎么理解这几个字的呢？无非是对贸易自由的理解。每个有资本的人都有权利根据他自己的胃口开工厂、店铺、妓院或办报纸，因为他有这种可能性。出版报纸他能赢利。这是他的出版自由。但是，数百万农民、工人和士兵和所有穷人是否利用这个自由呢？不能。他们不具备这个自由的基本条件：出版报纸的可能性——实际真实的可能性。他们没有印刷厂，没有纸张储备，没有钱。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也就是资本家在散布资本家阶级的思想，用资产阶级思想的垃圾毒害人民的意识、污染人民的心灵这一事情上的垄断。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就是被迫接受资产阶级报纸和它的谎言、虚伪、诽谤、沙文主义、中伤……对人民群众来说，出版自由从哪里开始呢？它从人民群众把出版的物质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排版机、印刷机和纸张转到他们的手中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苏维埃政权是这样看待出版自由的，我们认为有责任首先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对印书设备的垄断在大致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上把它们交给全体人民支配。这意味着应该宣布、或将宣布所有私人印刷厂和纸张储备都是全民的财产，而且公民可以根据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和各个思想派别的真正力量，按比例地利用出版设备。 《新时代报》是我们这里最大的报纸之一。为什么？须知不是因为《新时报》背后有强大的民间派别。相反，在革命期间，在我们经历的所有选举中，我们不知道，也没有看到《新时报》党。但由于老苏沃林在几十年内得到国家资金的丰厚馈赠，小苏沃林们则继承了谎言和诽谤的强大机器，并要求给予他们保障这架机器无休止地运转的权利。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出版自由。甚至像高尔基[2]或柯罗连科[3]这样无疑是正派的、但渗透着市民环境的猥琐庸俗的偏见人，也准备为对《新时报》出版自由的暴力而流洒自己的眼泪。 在资本家新闻手中的最强大的武器是广告，它们实质上与报纸本身的事务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为报纸垄断者的利益向居民征税的工具。把报纸业务从资本的绝对独裁下解放出来，应该从报纸广告的垄断开始。这些广告是某种税收，而征税的权力应该完全完整地交到国家和其他政权机构即苏维埃的手中。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只有苏维埃的出版物才有权接受有偿广告，今后广告收入应该只充实人民的金库。资本家的报人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点。他们在这个新法律中看到的是对自己的资本家个性的权利的破坏。他们就大喊大叫，说什么践踏所有自由，破坏神和人的法律。当赤卫队员或水兵根据法令要求查封了他们的报纸，作为对他们破坏广告垄断法的答复之时，高尔基和柯罗连科马上登台，哀号什么践踏言论自由。但是，所有这些抱怨、指责和诽谤，都丝毫不能打动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心，而且根本不是因为这些群众太粗鲁，他们不明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出版自由的崇敬态度，而是因为激起对精神生活、它的高尚趣味的兴趣的劳动群众，现在以十倍的力量感觉到资本家制度让他们在出版上遭到的损失是多么可怕。 如果在分配报纸设备中，资产阶级只占有与它的人数相应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绝大部分今天的出版物就会立刻转到人民的手中。这是符合对真正崇高的出版自由的概念的。建立这样的制度是我们的任务。 当然，实现它并不容易。资产阶级、有产阶级不会不经过战斗就放弃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东西的。他们知道，报刊是多么强大的武器。他们豢养着一大批男女报人，这些人捍卫出版自由，捍卫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廉价声望的来源。所有这些人用他们所能利用的全部手段反对我们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政策；不放弃他们手中的广告，不服从法令，扯谎、诽谤、哀号、诅咒……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报人、反对出版垄断的斗争，被街头市民当成是反对言论自由的斗争，但真正的人民群众，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千百万群众却十分清楚，这是在为真正的人民的出版自由争取最初步、最基本的条件。每个印刷厂都是由人民的劳动创造的，被资本从人民那里偷走的，我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的每一个印刷厂都将交到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将成为建造真正的人民出版自由大厦的砖头。无论他们怎样诽谤、怎样反抗，我们都将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在那些资本政权建立妓女报纸的地方将建立起真正自由的人类思想的机关报。 《真理报》第202期 1917年12月13日（11月30日） [1]1917年11月中旬，出版自由问题一度成为各政党关注的焦点。持为资产阶级报刊要求出版自由这个实质上是反革命的立场的不仅仅是类似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新生活派”这样的中间集团，还有一些我党的工作者（拉林等人）。出版自由问题专门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在建议对资产阶级刊物实施强硬路线的决议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在政府工作中合作。在声明之后，我党的某些负责工作者发表了声明。所有反布尔什维克报刊掀起了疯狂的反“恐怖”斗争。例如高尔基在其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工人请注意》中这样写道： 弗拉基米尔·列宁用涅恰耶夫的方法——“开足马力冲过沼泽”——在俄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和托洛茨基和伴随他们在现实的泥潭中走向灭亡的所有其他人，显然像涅恰耶夫一样深信，“用败坏名誉的权利最容易诱使俄国人追随自己”，于是他们冷静地败坏革命的声誉，败坏工人阶级的声誉，迫使它组织血腥屠杀，唆使它进行大掠夺，逮捕如А.В.卡尔塔舍夫、М.В.贝尔纳茨基、А.И.科诺瓦诺夫等完全无辜的人。 列宁和他的走卒迫使无产阶级同意消灭出版自由，以此使民主的敌人封住民主的嘴的权利合法化，用屠杀和抄家威胁不赞成列宁-托洛茨基专制的人；这些“领袖”为专制政权辩护，而国家全部最优秀的力量为反对它进行了如此漫长的艰苦斗争。 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学生和傻瓜的听话达到了极点”，他们背地里咒骂自己的领袖，时而离开他们，时而又重新依附他们；学生和傻瓜们最终顺从地为教条主义者的意志服务，在最愚昧的士兵和工人群众中日益激起根本无法实现的对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希望。 [2]高尔基（МаксимГоргий，1868-1936）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苏联作家协会的发起人和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作品有《随笔与短篇小说集》（1-3卷，1898-1899年），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年）、《三人》（1900年）、《母亲》（1906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32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4卷，1925-1936年），剧本《仇敌》（1906年）、《小市民》（1901年）、《底层》（1902年）、《野蛮人》（1905年）、《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年）等，还著有自传体小说《童年》（1913-1914年）、《在人间》（1915-1916年）、《我的大学》（1922年）。——译注 [3]柯罗连科（Владимир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Короленко，1853-1921）俄国作家、评论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通讯院士（1900-1902年），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通讯院士（1918年）。1879年因涉嫌与革命家有来往被捕；1881-1884年被流放到雅库特。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马卡尔的梦》（1883年）、《盲音乐家》（1886年）、《哑口无言》（1895年）、《巴甫洛夫特写》（1890年）、《嬉闹的河》（1891年）和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22年逝世后出版）等等。他的作品洋溢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一度主持民粹派杂志《俄国财富》的编务。——译注
外交人民委员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外交人民委员令 发给俄罗斯共和国大使、公使、使馆工作人员等的、建议他们立即答复同意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在第二届全俄代表大会纲领的基础上工作的电报和无线电报没有得到答复，有鉴于此，免去下述人的职务，并剥夺他们领取退休金和担任任何公职的权利，从即日起剥夺他们发放任何国家资金的权利： 驻英国特命全权公使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1] 驻日本大使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克鲁宾斯基[2] 驻美国大使格奥尔吉·彼得罗维奇·巴赫梅捷夫[3] 驻意大利大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吉尔斯 驻中国公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库达舍夫（前公爵） 驻西班牙大使阿那托利·瓦西里耶维奇·涅克留多夫 驻法使馆参赞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济利 驻巴黎总领事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佐林 驻瑞典公使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古利科维奇 驻法常驻代办马特维·马尔科维奇·谢瓦斯托普洛 驻荷兰常驻代办亨利希·亨利霍维奇·巴赫 驻瑞士常驻代办安德列·米哈伊洛维奇·奥努 驻伦敦总领事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努 驻华盛顿使馆参赞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努 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涅利多夫 驻葡萄牙公使尼古拉·谢瓦斯季亚诺维奇·艾捷尔 驻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和智利等共和国特命全权公使亚历山大·伊波利托维奇·谢尔巴特斯基 驻阿根廷共和国公使叶夫根尼·费道罗维奇·施泰恩 驻埃及公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米尔诺夫 驻罗马尼亚公使斯坦尼斯拉夫·阿尔松索维奇·帕克列夫斯基-科兹尔 驻加拿大领事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利哈乔夫 驻暹罗公使约瑟夫·格里高里耶维奇·洛里斯-梅利科夫（前伯爵） 驻朝鲜总领事雅可夫·雅可夫列维奇.柳特什 驻巴塞罗那总领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加加林（前公爵） 驻希腊公使伊利姆·帕甫洛维奇·杰米多夫 驻雅典使馆参赞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施特兰德曼 驻罗马总领事格奥尔吉·帕拉莫维奇·扎贝洛 驻巴黎使馆一秘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高尔洛夫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1917年11月26日 《真理报》第201期， 1917年12月11日（11月27日） [1]纳博科夫（Набоков）曾是立宪民主党的著名领袖之一，后来代表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二月革命后作为办公室主任进入临时政府。稍后，克伦斯基政府任命他为驻英国大使，最好地证明了这个政府所遵循的米留可夫——纳博科夫的最亲密的同志——外交政策的继承性。十月革命后，在立宪民主党的侨民圈子里，纳博科夫领导它的右翼，它持在俄国复辟君主制的观点。纳博科夫与盖辛一起在柏林创办《舵轮报》。1922年在米留可夫的讲座上被击毙。 [2]克鲁宾斯基（Крупенский）系著名的沙皇外交官，曾为驻北京的外交使团长。在内战期间，克鲁宾斯基在策划西伯利亚的外国武装干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公认的白军政府的代表。只是粉碎高尔察克才终止了克鲁宾斯基在中国的官方反革命活动。 [3]巴赫梅捷夫（Б.А.Бахметьев）被克伦斯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威尔逊政府不顾其1918年初所做的对苏维埃俄国友好态度的声明，不制止作为大使的巴赫梅捷夫的活动。源源不断的诽谤、谎言、形形色色的假文件都是出自与巴赫梅捷夫接近的圈子。内战期间，巴赫梅捷夫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和首领谢苗诺夫的有力的保护者。尽管外交人民委员部不断地抗议，巴赫梅捷夫在名声狼藉的民主中利用大使的权利，为反革命和私生活大量挥霍属于俄国政府的巨额资金。127
告全体市民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告全体居民 当工农兵苏维埃的代表们为保证备受折磨的国家的有尊严的和平而展开谈判时，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分子、地主、银行家、以及他们的盟友哥萨克将军——进行了最新的绝望的尝试：从苏维埃手中夺取政权，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迫使士兵、水兵和哥萨克为俄国和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利润流血。卡列金在顿河，杜托夫在乌拉尔竖起了暴乱的旗帜。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反人民的斗争提供必要的资金。罗将柯们、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柯诺瓦洛夫们想在卡列金们、科尔尼洛夫们和杜托夫们的帮助下夺回失去的政权，把劳动哥萨克变成自己犯罪目的的武器。卡列金在顿河实行戒严，阻止粮食运往前线，聚集力量，威胁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和莫斯科。从囚禁中逃跑的科尔尼洛夫——就是在7月推行对士兵的死刑，向革命的彼得格勒进军的那个人——前去帮助他。杜托夫在奥伦堡逮捕了执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解除了士兵的武装，企图占领车里亚宾斯克，旨在切断西伯利亚供应前线和城市的粮食。卡劳洛夫[1]在高加索杀戮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这次暴乱的政治司令部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资产阶级为反革命将军们反人民和人民的政权的暴乱提供了数千万。乌克兰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中央拉达进行反对乌克兰苏维埃的斗争，帮助卡列金把军队调往顿河，阻碍苏维埃政权在兄弟的乌克兰人民的土地上调动镇压卡列金暴乱的必要的军事力量。立宪民主党人是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与各国资本家一起策划了今天的世界性大屠杀，希望从立宪会议内部帮助自己的将军们——卡列金们、科尔尼洛夫们、杜托夫们，旨在与他们一起扼杀人民。 工人们、士兵们、农民们！革命在危险中！应该把人民的事业进行到底。应该扫除犯罪的人民公敌。应该让反革命阴谋分子、哥萨克将军们、他们的鼓舞者立宪民主党人体验到革命人民的铁手。人民委员会命令调动相当数量的军队去攻打人民的敌人。反革命暴乱将被镇压，罪犯将受应有的惩罚。 人民委员会决定： 1、宣布在发现反革命军队的乌拉尔、顿河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地区实行戒严。 2、每一个丢掉卡列金们、科尔尼洛夫们和杜托夫们的枷锁劳动哥萨克将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兄弟般的欢迎，并从那里得到必要的帮助。 3、无条件禁止与反革命暴乱首领进行任何谈判或调解的企图。 4、当地居民或铁路工作人员对反革命分子的任何协助将受到革命法律的严厉惩罚。 5、宣布阴谋首犯将不受法律保护。 6、责成当地革命的卫戍部队坚决打击人民的敌人，无需等待来自上面的命令。 人民委员会 《消息报》第236期， 1917年11月25日 [1]卡劳洛夫（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араулов，1878-1917）是捷列克哥萨克军的选举的首领（1917年以前是任命的哥萨克军首领），是国家杜马的重要成员（与立宪民主党党团一致）。1917年底，卡劳洛夫是捷列克区的反革命首领之一。他领导了解除从高加索前线回来的复员军队的武装的行动，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化的著名的第39师。1917年12月底被击毙。
释放契切林等同志的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关于释放契切林等人的问题[1] 昨天，23日，英国大使代表、使馆成员“非正式”前往外交人民委员部，为释放契切林、彼得罗夫和其他人，撤销禁止英国公民离开俄国的禁令的问题进行协商。根据简短的交换意见，这个问题可望很快就会顺利解决。 《真理报》第199期， 1917年12月8日（11月25日） [1]我们把这份文件收入本卷中，因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有关逮捕契切林的全部官方材料都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的。——编注
外交人民委员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外交人民委员令 取消奖赏、头衔和勋章部门。这些部门的职员将调往其他部门。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真理报》第199期， 1917年12月8日（1917年11月25日）
关于官员的怠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官员的怠工 在人民生活最重要部门中怠工的国家和社会机构的官员将被宣布为人民公敌。 今后他们的名字将被公布在苏维埃所有出版物上，人民公敌的名单将被悬挂在所有公共场所中。 加剧经济崩溃、破坏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者，对他们应坚决清除，决不留情。他们将遭到全社会的抵制：邀请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所有民间组织对破坏人民政权的反革命官员进行警惕的、严厉的监督。被清除者不会从任何方面得到支持。谁不愿意和人民一起工作，他在人民的队伍中就没有位置。 把怠工者钉上耻辱柱！ 抵制资本的罪犯俘虏！ 革命军事委员会 《工农临时政府报》第19期， 1917年11月26日（12月9日）
外交人民委员与最高总司令的谈话（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外交人民委员与最高总司令的谈话 （11月24日下午3点） 最高总司令在吗？最高总司令同志！我们建议在您的大本营接见乌克兰司令部代表。[1]我们同样建议让中央书记处的代表加入全俄和平代表团。至于在今天的西南和罗马尼亚战线中建立统一的乌克兰战线的问题，应该留待以民主的方式确定所有相关各方的意志之后再做决定。我们完全赞成您的政策：只要前线整体局势和运输情况、首先是全军的粮食供应的利益允许，不为乌克兰军队从北向南的调动制造任何政治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权属于您和您的司令部。乌克兰劳动群众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明白，全俄苏维埃政权不会给乌克兰的民族自决制造任何障碍，不管这个自决最终以什么形式出现，俄国政权对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将是最充分、最真挚的。但我们同时认为，必须不仅对俄国、还要对乌克兰劳动群众公开表明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与中央拉达[2]的资产阶级政策之间的矛盾，后者可能违背自己的某一部分的意志，成为乌克兰有产阶级的政府。人民委员会丝毫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乌克兰人民，同时，它准备用它所能动用的所有手段支持乌克兰工人、士兵和最贫穷的农民的苏维埃反对资产阶级政权和中央拉达的资产阶级政策的斗争。至于哥萨克委员在大本营的声明，它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应该坚决地予以驳斥。 卡列金在顿河地区实行戒严。顿涅茨克地区的煤矿工人处于卡列金制度的压迫之下。在罗斯托夫市，得到立宪民主党人支持的卡列金匪徒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在城里制造恐怖。我们的法庭侦察委员会手中掌握确凿证据，证明卡列金与普里什克维奇[3]复辟君主制的阴谋有最紧密的联系。鉴于这些事实，苏维埃政权采取措施，旨在一举终结卡列金分子、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犯罪活动，他们蒙蔽那些战争使他们破产、变得软弱无力的劳动哥萨克，唆使他们反对他们的弟兄、全俄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在乌拉尔，我们同样采取措施，旨在终结杜托夫[4]的反革命暴乱，此人是哥萨克政府的成员，他依靠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金钱支持，解除了奥伦堡卫戍部队的武装，逮捕了执行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对革命公民施加丑恶的暴力，连妇女也不放过。我们命令不与反革命阴谋分子进行任何谈判，他们企图与罗将柯和米留可夫携手，为哥萨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先把乌拉尔，尔后把整个俄国淹没在血泊中。请你们向哥萨克解释，人民委员会对追随整个俄国反革命的哥萨克军官、地主和资产阶级上层和劳动哥萨克做了严格的区分，苏维埃政权准备动用国家的全部手段去帮助后者。在丝毫不伤害哥萨克的自治、他们的风俗习惯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同时准备无情地粉碎卡列金们、科尔尼洛夫们和杜托夫们的叛乱，他们与人民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共同行动，企图把绞索重新套在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的脖子上。因此我们建议最高总司令同志，在不动摇我们的战线的情况下，立即把足够强大的兵力派往莫斯科、罗斯托夫和奥伦堡，旨在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哥萨克将军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等待您的答复。 人民委员托洛茨基 ※※※ 关于前线哥萨克部队的问题，是与中止杜鹤宁集中哥萨克大部队，把它们调到顿河、乌拉尔和远东的计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梯队驻扎在车站，没有粮草。把它们开到俄国大后方，不合理，让它们留在前线，由于对它们极其尖锐的态度，也不合理。除此之外，把梯队派往罗斯托夫还有破坏乌克兰边境的问题。唯一能做的是，让这些梯队停留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只要它们处处安分守己。昨天还有一个代表团要求发布一个号召书，要求部队以更温和的态度对待它们。怎样对待派遣代表团的哥萨克委员和在各部分的委员？如何对待建立穆斯林、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和波兰的民族军队？从昨天开始，在对待后两个问题的态度上，问题激化了。代表团顺从地接受了我的命令，把它们集中在一定的地区，但它们的领导机构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原则上站在波兰独立的角度，不允许军团民主化；随着我的到来和散发土地法令，掀起了强有力的、纯阶级的反波兰的农民运动，在许多情况下都演变为别日京人的暴力。在建立民族部队的问题上，需要做出原则性的决定。在西线，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士兵本身的公决。 请求对所有问题的准确的答复。 克雷连科 ※※※ 询问乌克兰拉达，它是否保证协助对卡列金的斗争，或是企图把我们的梯队开往顿河看成是破坏自己的领土权利。请公布答复，让尽人皆知。包括乌克兰军队在内的整个军队应该知道，保障顿涅茨克矿区免遭卡列金的无政府破坏，是事关革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于建立民族团队，我们建议不要制造任何政治障碍，只是做一些由前线形势所产生的限制，每次都对利害相关的部队解释困难的原因。通过精力充沛、有分寸的委员保证与民族团队的牢固可靠的联系。必须采取措施，保证迅速把所有法令、号召和命令翻译成每一个民族部队的语言。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部队中，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党的支部，与我们的部队和委员会建立紧密的联系。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希望民族部队会追随它反对我们，但我们毫不怀疑，澄清苏维埃在民族和经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政策，会使资产阶级脚下失去土壤。 我再重申一遍采用最紧急的措施镇压乌拉尔和顿河暴乱的必要性。当地的和临近地区的卫戍部队已经动员了全部力量，但仅他们的力量是不够的。 越快消灭俄国资产阶级、地主抬头的这个最新的尝试，它的牺牲就越小。最理想的是，在对军队的特别命令中，能够说清立宪民主党的角色，它一边想钻进立宪会议，一边在后方掀起哥萨克叛乱。整个军队应该明白，米留可夫们、罗将柯们、卡列金们等人的胜利，意味着人民被本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寡头彻底奴役，战争的进一步拖延。尽快镇压立宪民主党的哥萨克暴乱与每一个士兵的生死攸关，因为暴乱的直接任务是破坏停火和和平谈判。 我想了解，怎么对待大本营的哥萨克委员和递交声明的部分。 克雷连科 ※※※ 这个问题您必须根据当地的条件自己解决，但要让动摇的人明白，当卡列金匪徒像强盗一般地在革命的背后捅刀子时，苏维埃政权不想与卡列金的代理人开玩笑。 托洛茨基 《真理报》第200期， 1917年12月9日（11月26日） [1]遗憾的是这些代表的名字目前无法确定。 [2]中央拉达系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1917年3-12月在基辅，1918年1-4月在日托米尔和萨尔内），该组织主席是М.С.格鲁舍夫斯基，执行机构是总书记处。十月革命后篡夺政权，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成为全俄反革命中心。1918年1月被乌克兰和俄罗斯赤卫军赶跑。中央拉达曾与德奥军队签定出卖主权的协定，并同占领者一起卷土重来。尔后又被占领者解散。——译注 [3]普里什克维奇（ВладимирМитрофаровичПуришкевич，1870-1920）“俄国人民同盟”、“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及第2-4届国家杜马中的极右分子的领袖之一，大地主。曾参与谋杀拉斯普京。十月革命后为反革命组织的魁首。——译注 [4]杜托夫（АлександрИльичДутов，1879-1921）国内战争期间反革命活动的策划人之一，中将（1919年）。1917年领导奥伦堡的反苏维埃叛乱。高尔察克叛乱时期（1918-1919年）指挥奥伦堡独立军。后逃到中国，被打死。——译注
致所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所有军队组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告所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所有军队组织 由于一系列实际困难，许多地方要求人民委员会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 与此同时，许多事实表明，被推翻的政府建立的全俄选举委员会心怀叵测地进行自己的工作，人为地为居民中最民主的阶层参选制造困难。通过这个委员会，人民的死敌立宪民主党企图对立宪会议偷梁换柱。 人民委员会认为不能停止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分子的选举工作，不能延期召开立宪会议。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认为，采取一切措施保障人民的意志不被歪曲，是自己的直接责任。为此，我们建议所有地方苏维埃和军队组织立即搜集中央或地方选举委员会明显和直接地破坏劳动群众的选举权和利益的全部事实。 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人民委员会将对立宪会议报告，在滥用权利明显歪曲了居民意志的所有领域中，后者无疑将采取消除滥用权利和保障改选的必要措施。 军事革命委员会 《消息报》第232期， 1917年11月22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讲话（1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讲话[1] （11月21日） 没有对草案的原则性反对意见：所表达的对它的反对，不是原则性的，而是非原则性的。克拉马罗夫同志[2]说，这是兵不厌诈，但是，如果它能导致民主，让立宪会议与人民建立起直接的、经常不断的联系，那么这种诈就多多益善。据克拉马罗夫同志提的问题可以得出结论，越是民主就越接近布尔什维主义。 立宪会议应该这样召开，让人不能凭外科手术的方式、通过解散来中止它的存在。如果立宪民主党人成了多数——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打个比方，那立宪会议当然不能获得政权。召回权将以无痛苦的方式绕过或纠正这个问题。我们想为人民创立合法选举的机会。在革命时期人民每天都在学习，往往仇恨昨天。他有监督和召回的权利。卡列林对不断继承性的修正我们一定会接受，对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进行改选的修正是错误的。在苏维埃中组织了1/3的居民，这是一，二是苏维埃的决定不预先决定改选。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载《记录》第14期 [1]这个讲话是在就关于召回权、即列宁宣读的改选权的的法令的讨论中发表的。法令的实质如下： 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每一个相应的选区均等的基础上召开的，它有权规定在市杜马、地方自治局和所有代议机构的改选，立宪会议也不例外。根据相应选区半数以上的选民的要求，苏维埃应该规定改选选举本身按正常程序、在严格的按比例选举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新选出的代表从选举后即取代以前选出的代表。 在列宁作报告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克拉马罗夫和拉平斯基发言。托洛茨基在克拉马罗夫之后讲话。辩论结果，法令原则上一致通过。 [2]克拉马罗夫（Крамаров）在十月革命期间是著名的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后来加入俄国共产党。近年来从事合作社工作。克拉马罗夫在其讲话中声明：“列宁的方案是军事诡计。这绕过了谁将是俄国土地的主人的问题，是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或是其他人。方案促使所有人利用召回权，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方案，是对立宪会议的进攻。”
关于契切林和彼得罗夫同志的官方通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关于契切林和彼得罗夫同志的官方通知[1] 我们受英国大使馆全权委托做下述声明：由于英国大使就被扣押在英国的俄国公民契切林、彼得罗夫和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人对英国政府所做的解释，英国政府表达了其准备重新审查有关扣押上述人的问题，旨在将他们遣送回国。 鉴于这一明确的声明，外交人民委员命令，允许英国公民在遵守现在要求盟国和中立国公民所遵守的共同保证的情况下，自由地离开俄国。 外交信使方面的冲突同样有望即将消除。斯密特上尉对外交人民委员声明，布坎南先生希望在下星期就创造让苏维埃政权的外交信使畅通无阻地进入英国或经过英国。鉴于这一声明和期盼彻底解决问题，列·达·托洛茨基下令允许下一个英国信使返回英国，一个英国信使进入俄国。 《真理报》第203期， 1917年12月14（1）日 [1]这份文件是列·达·托洛茨基写的；他与英国大使馆代表达成一致是完全有可能的。——编注
外交部命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外交部令 本命令剥夺被旧政府派驻巴黎外交官马克拉科夫公民的全部全权。法国半官方报纸报导他出席盟国会议，显然是国事罪，必将严惩不贷。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消息报》第288期， 1917年11月17日
外交部命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外交部令 因拒绝服从人民委员会被解除职务，并无权领取退休金者： 外交部副部长阿那托利·阿那托利耶维奇·涅拉托夫 办公室主任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塔季舍夫 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彼得里亚耶夫以及外交部官员：盖尔曼·帕夫洛维奇·乌赫托姆斯基、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辛、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尤金、瓦西里·约安诺维奇·沙维利斯基、格里高里·格里高里耶维奇·耶皮法诺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雅可夫·拉扎列维奇·巴尔斯科夫、伊万·卡尔波维奇·李森科、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耶夫斯基、亚历山大·爱德华多维奇·纽曼、格里高里·叶夫根尼耶维奇·帕申科、费道尔·安德列耶维奇·谢缅琴科、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别利亚耶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克拉索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古巴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马斯洛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穆罗姆采夫、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勃利诺夫、康斯坦丁·卡尔洛维奇·费捷尔列伊恩、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帕梅尔斯基、卡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齐格勒、亚历山大·奥托维奇·司徒卢威、尤里·根那季耶维奇·乌金措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谢尔库诺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马里索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格里高里耶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利亚耶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斯塔尔琴科、列夫·弗拉基米罗维奇·乌鲁索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陶勃斯。 其余被解职官员的名单将于明天公布。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1917年11月13日 《消息报》第225期， 1917年11月14日
致前线所有军队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和所有士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告所有军队组织、军事革命委员会、所有前线士兵[1] 现在，人民委员会政府完全被两个问题所吞噬：保证军队的粮食供给和立即停火。 国家有粮食。在地主、富农和商人手中隐藏着大量的食品储备。国家的高级官吏、铁路高管和银行职员帮助资产阶级反对士兵、工人和农民。反革命准备宁愿饿死士兵，也不愿意把政权交给人民，把土地交给农民，也不同意立即签定和约。银行经理拒绝给苏维埃政权提供用于紧急购买粮食的资金。人民委员会采取了最果断的措施。苏维埃委员与水兵、士兵和赤卫队员一起征收国家各部分的粮食储备，把它们运往前线。对妨碍粮食工作的所有投机商、抢劫犯、国库盗窃者和反革命官员无情宣战。他们将被逮捕，关押在喀琅施塔得的监狱中。前线的士兵们！苏维埃政权正在为你们的粮食供给做它所能做的一切，希望近几天你们就能得到必需的储备。 争取和平的斗争遇到了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军官的反抗。士兵、工人和农民忘我地支持苏维埃政权和争取立即停火的斗争。 据报纸报导，妥协分子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维尔霍夫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戈茨、策列铁里等人——都聚集在前总司令杜鹤宁[2]的大本营中。他们聚集在一起是要建立反对苏维埃的新政权。 士兵同志们！上述所有人都是前部长。他们与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狼狈为奸。他们要为6月18日的进攻、拖延战争负责。他们曾许诺给农民土地，而实际上逮捕了农民土地委员会。他们推行对士兵的死刑。他们服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交易所老板。他们反对为停止战争与德国士兵联欢。那些企图支持这些人民的敌人进行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军队委员会应该立即解散，胆敢反抗就予以逮捕。整个军队应该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为粮食与和平而斗争。 这个通报应该前线所有部队中宣读，并对所有士兵进行解释。 对士兵隐瞒这份通报的罪人应该遭到严厉的惩罚，其罪行与像不传达军事命令一样严重。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列宁 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 《临时工农政府报》第8期， 1917年11月11日 [1]这份文件出自列·达·托洛茨基的手笔的事实是根据他本人的回忆确定的。另一方面，文件的风格也说明了这点。——编注 [2]杜鹤宁（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Духонин，1876-1917）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中将（1917年）。俄历11月3日起为最高总司令。11月9日（公历22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其职务，革命军队占领司令部后，被士兵打死。——译注
附录为政权而斗争<<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附录为政权而斗争[1]我们面前有一张论纲领和策略的传单，题目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致俄国同志们的一封信》。在这个文件下签名的有巴·阿克雪里罗得，阿斯特罗夫，亚·马尔丁诺夫，尔·马尔托夫和谢姆柯夫斯基。这封「信」对革命问题作了极概括的叙述。当传单的作者们从说明战争造成的局势转而谈到政治前途和策略结论的时候，分析的明白性和准确性便消失了；连术语也变得模糊不清，社会的定义也变得含混了。初看起来，在俄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流行着两种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护国思想（从罗曼诺夫到普列汉诺夫），第二种情绪是普遍的不满（从反对现政府的官僚分子的怠工行为到街头骚乱）。这两种流行的情绪也造成一种关于将来人民革命的幻觉，以为这种革命会从护国事业中产生。但是这两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于「人民革命」问题的提法的含糊性，即使这个提法形式上是同「护国」事业对立的（像在马尔托夫等人那里一样）。战争本身以及战争的失败，既没有引起革命的问题，也没有造成解决这个问题的革命力量。我们的历史完全不是从华沙向巴伐利亚大公投降开始的。无论是革命的矛盾或者各种社会力量，仍然和我们在1905年第一次碰到的相同，不过最近十年的事件使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战争只是以机械的直观性暴露出政府客观上的软弱无能。同时，战争也使社会意识发生了混乱，似乎「全体有血性的俄国人」都沾染了反击德国鬼子的愿望和敌视六三政权的情绪。但是，正像爱国分子组织「人民战争」的工作一开始就碰上了沙皇警察的「关爱」，从而表明六月三日的俄国政府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而爱国分子的「人民战争」是团空气一样，进行「人民革命」的工作也一开始就碰上了普列汉诺夫这个社会主义警察。的确，如果普列汉诺夫后面不是站着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一般说来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民族民主派分子和民族自由派分子的话，人们本来可以把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全部跟班都看成是一团空气而置之不理。这封「信」当然不能无视民族的阶级划分，这个民族应该用革命的手段从战争的种种后果和现政权下拯救自己。「民族主义分子和十月党人、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企业家、甚至还有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官僚制度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他们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封信完全正确地作出了关于这种立场的反革命性的结论，因为这种立场的前提是「同俄国目前的统治者——官僚、贵族和将军们联合起来保卫国家」。这封信也正确地指出，反革命立场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爱国派」的特点，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社会爱国派也有这个特点，这是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到的。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不单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而且是国内唯一的革命政党；和它同时存在的不单是一些不那么坚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而且有一些不革命的政党。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以革命方式提出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是十分孤立的。这是第一个结论，我们对此必须有最清楚的认识。当然，政党还不是阶级。政党的立场和它所依靠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之间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后可能发展为深刻的矛盾。在人民群众的情绪的影响下，政党本身的行为可能有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注意在作政治考虑时，不依靠像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步骤这样一些比较不稳定和比较不可靠的因素，而主要依靠比较稳定的历史因素，即依靠如民族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发展的趋势。然而这封「信」的作者们完全回避这些问题。对于什么是1915年俄国「人民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只告诉我们说，它「应当」由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来完成。什么是无产阶级，这我们知道。但是什么是「民主派」呢？是政党吗？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来：不是。那末是人民群众吗？什么样的群众呢？显然，是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只能是指这些人。在若干篇题为《战争危机和政治展望》的文章中，我们对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作了一般的估计。我们根据上次革命的经验探讨了1905年的力量对比情况在最近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呢，还是对它不利呢？在讨论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策略时，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中心问题：1905年以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强大了呢，还是更加衰落了呢？我们以前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命运问题，至今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人现在都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也像民族战争的时代一样，已经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内政制度。它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现存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在1905年革命中，手工业和商业小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最近十年来这个阶层的社会意义已经无可争论地变得更小了，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对付中间阶级的办法比老的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要残酷得多和猛烈得多。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无疑是增长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增长了。但同时，他们以前那种虚伪的「独立性」也最终消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完全决定于他们在组织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舆论方面的作用。他们同资本主义的物质联系使得他们充满了帝国主义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封信说：「甚至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一部分。不是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而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说，不仅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而且甚至是相当大一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我们不用夸张知识分子性质的办法来扩大「民主派」的队伍。总之，工商业资产阶级进一步没落了，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立场。城市民主派作为革命因素来说已不值一提了。剩下的是农民。但是就我们所知，不论是阿克雪里罗得还是马尔托夫，都从来没有对农民的独立革命作用寄予过分的希望。他们是否得出在最近十年来农民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已经增强了的结论呢？这样的假定既明显地违背理论见解，又明显地违背全部历史经验。然则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派」呢？所谓「人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立宪会议的口号需要有革命形势作为前提。存在这种形势吗？存在。但是它丝毫不取决于这点：仿佛俄国终于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民主派现在准备并且能够和沙皇制度进行清算。相反地，如果当前的战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什么的话，那恰恰是表明了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六三体制的俄国企图在帝国主义道路上解决国内的革命问题。这种企图遭到了明显的破产。这并不是说，那些六三派政党会走革命的道路。而是意味着由于军事惨败而暴露出来的革命问题（这个问题将驱使统治阶级进一步走帝国主义道路），将使这个国家里唯一革命的阶级加倍地重要起来。六三集团动摇了。它的内部有倾轧和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面前提出了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且准备冲击官僚制度。但是这意味着政府抵抗革命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削弱了。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信誉扫地了。这不是说它们不经战斗就会交出政权。杜马的解散和最近内阁的更叠，向一切需要证明的人说明：离这种情况还很远。但是当局政策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还将进一步发展），大大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动员。城市和农村的下层人民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受欺骗，越来越不满，越来越顽强。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一支独立的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起来同无产阶级并肩进行活动。这支力量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领导成员。但是这无疑意味着，下层人民中间深刻不满的气氛会有助于工人阶级实行革命进攻。无产阶级越是不等待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出现，它越是不迁就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被动性和局限性，它越是坚决地和不妥协地进行斗争，它打算走「到底」即夺取政权的决心越是让大家看得清楚，那么在决定性的时刻它就越有可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当然无济于事。对于关系着国家政权的成败关键——军队说来情况尤其如此。只有当士兵群众深信革命的阶级不单是表示不满和举行示威，而是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且有可能得到政权时，军队的大多数才会倒向革命阶级。国内存在着一个客观的革命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战争和败北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统治阶级越来越趋于瓦解。城乡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而能够利用这种形势的革命因素只有无产阶级。现在这种情况和1905年比较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信」里有一句话似乎接近全部问题的这个中心点。这句话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应当「在推翻六月三日君主制度的全民斗争中为首」。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全民」斗争可能是什么意思。但是如上面所引的「为首」一词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进步的工人们不弄清楚后果究竟如何，就比谁都慷慨地流血，而应当理解为他们应该担当整个斗争的政治领导（这场斗争首先将是无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那么很明显，这个斗争的胜利一定会使政权落到领导斗争的阶级手上，即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上。因此，这不单是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这是空洞的形式，历史进程将用某种内容来充实它），而是关于革命工人政府的问题，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取政权的问题。全民立宪会议、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口号，它们将和立即停止战争、民族自决权和欧洲联邦等口号一起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革命首先是政权的问题——不是国家的形式的问题（立宪会议，共和，国联），而是政权的社会内容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直接准备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末立宪会议或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在目前条件下便会失去直接的革命意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从君主制度手中夺取政权，那就谁也夺不了。革命进程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是特殊问题。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延缓发展或加快发展，保证革命的胜利或再一次导致失败。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看清楚自己的道路，并且自觉地走上这条道路。首先它必须摆脱幻想。无产阶级在它至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最坏的幻想一直就是指望别人。[1]原载1915年10月17日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我们现在把这篇属于稍后时期的文章重新发表出来，因为它对第一次革命（1905年）向第二次革命（1917年）过渡的条件作了扼要的说明。——列·托。<<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第九章欧洲和革命<<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九章欧洲和革命1905年6月我们曾经写道：「自1848年以来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不断进行征服的半个世纪，也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和封建阶级反动势力『有机地』互相勾结的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资产阶暴露了它夺取霸权的疯狂贪欲，表明它准备为这种霸权进行凶残的战斗。」「正如追求永动机的幻想技师，碰到层出不穷的障碍，为克服这些障碍而搞了一个又一个机械一样，资产阶级在避免同敌对势力发生『法律以外』的冲突的同时，一直在改变和重建它的国家机器。但是正如永动机的追求者终于会碰上能量不灭定律这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资产阶级最后也会在它的道路上碰上终于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必须通过冲突才能加以解决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把它的经济方式和流通方式强加给一切国家，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和经济机体。现代信用以无形的纽带把成千上万个企业缚在一起，使资本具有令人惊异的流动性，从而防止了许多小规模的局部破产事件，但同时却激起空前规模的经济总危机；与此相似，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活动，它的世界贸易，它的巨大的国债体系，以及把各种反动势力集合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合股公司似的国家政治集团，不仅阻止了一切局部的政治危机，而且为空前规模的社会危机准备了基础。资产阶级把一切病征发展过程都蒙蔽起来，并回避种种困难，拖延国内和国际政治上各种影响深远的问题的解决，掩饰种种矛盾，因而推迟了最后结局的到来，但正因如此，它为在全世界根除自己的统治作了不情愿的准备。资产阶级贪婪地紧紧抓住一切反动力量，而不问其渊源如何。教皇和苏丹已成了它的老友。它所以没有和中国皇帝建立『友谊』联系，其唯一原因是因为中国皇帝毫无力量。对资产阶级说来，掠夺中国领土，比用自己的钱支持它使之充当世界宪兵更为有利。由此可见，为了维持自己国家制度的稳定，世界资产阶级已经把赌注压在前资本主义反动堡垒的稳定性上了。」「这就使当前形势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立即具有国际性，以及最广阔的前景：俄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政治解放事业，将会把这个领导阶级的地位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使它掌握巨大的力量和资源，使它成为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的首倡者，历史已经为资本主义的消灭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1]就算俄国无产阶级在暂时取得政权后，不主动把革命推进到欧洲去的话，在欧洲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逼迫下它也不得不这样作。当然，现在就对以何种方法把革命推向衰老的资本主义欧洲作出决定，那是徒劳无益的事。这些方法的出现可能完全出人意外。我们可以拿东方革命和西方革命之间的连接环节——波兰为例来加以说明，我们这样作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而不是作为实际的预言。俄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波兰革命必然胜利。革命政权在俄属波兰的十个省份的存在，必然导致加里西亚和波兹南的起义，这是不难想象的。面对这一局面，霍亨索伦政府和哈布斯堡政府将派遣军队到波兰边境，以便随后越过边境，在革命的中心（华沙）粉碎我们。很明显，俄国革命不能把它的西方前卫阵地置于普奥军队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威廉二世政府和法兰西士·约瑟夫政府的战争就会成为俄国革命政府的自卫行动。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和德国无产阶级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很明显，它们看到本国军队进行反革命进军的时候，它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德国对革命俄国的战争，必然导致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愿意请那些认为这个断言过于武断的人，不妨考虑一下是否还有任何其它历史事件更有可能推动德国工人和德国反动派作一次公开的实力较量。当我国十月派内阁突然宣布在波兰实行戒严的时候，到处流行着一个似乎颇有根据的谣言，说这个行动是按照柏林的直接训令而采取的。在杜马解散的前夕，俄国官报以威胁的语气发表了关于柏林政府和维也纳政府为武装干涉俄国内政以镇压暴动而举行会谈的消息。内阁所作的任何否认，都不能消除这一消息所引起的震惊。很清楚，这三个邻国的宫廷里正在筹划一次血腥的反革命报复行动。实际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当革命的火焰蔓延及这些半封建君主政权的领土边界时，它们袖手旁观吗？俄国革命虽然距离胜利还很远，但是它已通过波兰对加里西亚产生了影响。当波兰社会民主党今年五月在利沃夫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达辛斯基（Дащинский）在会上喊道：「在一年前谁能预见到目前在加里西亚发生的事情呢？这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它震动了整个奥地利。兹巴腊日选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地方议会副议长。农民出版了一家名叫《红旗》的农民社会革命报纸，三万农民举行了群众集会，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的游行队伍在一直非常平静、死气沉沉的加里西亚各村落到处游行示威……当土地国有化的口号从俄国传到这些穷困不堪的农民耳中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样情况呢？」两年多以前，在和波兰社会党人卢斯尼亚争论的时候，考茨基指出：现在决不能再把俄国当作是波兰脚上的镣铐，或者认为波兰是革命欧洲楔入野蛮的俄国草原的一个东方支队。用考茨基的话来说，一旦俄国革命得到发展并取得胜利，「波兰问题将再度尖锐化，但不会像卢斯尼亚所想象的那样。革命矛头不会针对俄国而会针对奥地利和德国，既然波兰将为革命事业效劳，其任务将不会是保卫革命使其不受俄国的侵犯，而是把革命从俄国进一步推向奥地利和德国。」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比考茨基原来所想的更接近现实得多。但是革命的波兰决不会是欧洲革命唯一可能的起点。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政府虽然一直在扩充军备，然而它们并没有断然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的决心。只有在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的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或是由于丧失了立脚基础因而绝望地铤而走险的情况下，一国政府才会把数十万人投入战争。在现代政治文化、军事科学、普选权和普遍兵役制的情况，只有深刻的信心和疯狂的激情才能使两个国家发生冲突。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为德国普鲁士化而奋斗的俾斯麦，德国的普鲁士化到头来意味着民族统一，这是每一个德国人所认识到的基本要求；而另一方面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这个政府鲁莽、无能、遭到人民的鄙视，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准备进行任何冒险。在日俄战争中也可看到双方扮演的类似的角色。一方面是日本的天皇政府，这个政府还没有碰到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反对，正在为日本资本在东亚建立霸权而斗争；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衰老腐败的专制政府，正在拼命争取国外胜利来挽救国内的失败。在一些老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存在这种「民族」的要求，亦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而统治的资产阶级是这种要求的保卫者。法国、英国、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都不能发动类似的民族战争。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或某邻国的野蛮的国内政策，都不能驱使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去进行一场具有解放意义的、因而是民族性质的战争。另一方面，常常诱使这个或那个政府在世界面前挥刀跃马的资本主义掠夺利益，也完全不能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同情的反应。因此，资产阶级既不能也不愿挑起和发动民族战争。在现代条件下反民族的战争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已从最近两个事件，即南非事件和远东事件看到。英帝国主义保守党的惨重失败，并不是由于布尔战争的教训。对帝国主义政策更重要、更具威胁性（对资产阶级具有威胁性）的，是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活动，这种活动一旦开始，就会大踏步向前推进。至于日俄战争给彼得堡政府带来的后果，大家已经十分清楚，这里勿需详述。但是，即使没有最近这两次事件的经验，自从无产阶级开始站起来的时候起，欧洲各国政府就愈来愈害怕把战争或革命的选择摆在无产阶级面前。正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起义，即使在投票赞成拨付巨额军费时，资产阶级政党也不得不庄严地宣称赞成和平，梦想着国际仲裁法庭、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当然，这种可怜的宣言既不能消除国家之间的对抗，也不能消除武装冲突。普法战争后欧洲出现的武装和平，是建立在欧洲的均势上的，保持这一均势的条件不仅有土耳其的不可侵犯性，波兰的瓜分和奥匈帝国的继续存在，而且还有充当欧洲反动宪兵的武装到牙齿的俄国专制制度。这个人为地维持着的均势，已经被日俄战争严重打击。俄国暂时退出了所谓「列强协调机制」。均势被打破了。另一方面，日本的胜利燃起了各国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特别是在现代政治中起巨大作用的交易所。欧洲领土上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冲突的危机到处在趋于成熟，虽然到目前为止，由于外交手段的抑制，冲突并没有爆发，但是不能保证最近的将来也不爆发。欧洲的战争必然意味着欧洲的革命。在日俄战争期间，法国社会党宣布如果法国政府进行有利于专制政府的干预，它就要号召无产阶级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甚至举行起义。1906年3月，当法德因摩洛哥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党国际局通过决议：一旦发生战争危机，「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所有有组织工人规定最有效的行动方针，以防止战争或结束战争」。当然这只是一个决议，其实际意义要等待战争来考验。资产阶级最好避免这种考验。然而不幸的是，对资产阶级来说国际关系的逻辑比外交手段的逻辑更为有力。俄罗斯国家的破产，不论是由于官僚们长期滥用职权的结果，或是由于拒绝为旧政权担当罪过的革命政府的诞生，都会对法国产生巨大影响。现在掌握法国政治命运的激进党人，在得到政权时也不得不承担一切保守的国家职能，其中包括保护资本利益。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有一切根据认为，俄国破产激发的金融危机，在法国将会直接转化为尖锐的政治危机，这个政治危机只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情况下才能结束。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或者通过波兰革命或者由于欧洲战争，或者由于俄国国家的破产，革命将进入资本主义的欧洲旧大陆。即使没有像战争或破产这类事件的外界压力，革命也可能由于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而在最近的将来在某个欧洲国家内发生。目前我们不打算推测欧洲哪个国家会首先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无可怀疑的是：在最近几年所有欧洲国家的阶级矛盾都发展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半专制政体的宪法范围内的巨大发展，必然使无产阶级同封建资产阶级的君主政府发生公开的冲突。用总罢工遏制反动政变的问题，在去年已经成为德国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在法国，由于政权转移到激进党人手中，无产阶级的双手被彻底解开了，过去在对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进行斗争时，无产阶级很长时间受到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关系的束缚。有过四次革命的不朽传统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同戴上了激进主义假面具的保守资产阶级面对面地对峙着。在英国，两个资产阶级政党整整一个世纪来一直在有规律地进行着拉锯的议会活动，而无产阶级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一直到最近才走上独立政治道路。在德国这个过程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和丰富经济斗争经验的英国无产阶级，可能经过几次跃进就能赶上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大军。俄国革命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除摧毁彼得堡的专制制度这个欧洲的主要反动势力外，这次革命还在欧洲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气质方面创造了革命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惯性。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当中，首先是在其中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中，随着广大群众转向社会主义并变得愈来愈有组织和有纪律，党内保守主义也愈来愈发展了。结果是，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公开冲突的直接障碍。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宣传家的保守精神，可能在某个时刻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表明，它会打破党的常规和保守主义，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公开实力较量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奥地利、萨克林和普鲁士所进行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俄国十月罢工的直接影响下已经尖锐起来。东方的革命将把革命观念传播给西方的无产阶级，并引起一种以「俄语」向敌人发言的愿望。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只是由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中的暂时危机而执掌了政权，它既会遭到世界反动势力有组织的反对，又会得到世界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支持。俄国工人阶级如果孤立无援的话，就必然会在农民背弃它的时候被反革命所击溃。除了把本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联系起来，俄国工人阶级没有别的出路。既然资产阶级革命形势把政权短暂地交到了工人阶级的手中，后者将毫不犹豫地把手中的巨大力量投入到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去。在国家政权握在手中、前有欧洲反动派，后有国内反革命的情况下，俄国工人阶级将向全世界的同志发出那个身经百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见我为斐·拉萨尔的《在陪宪法庭上的演说》所写的序，「锤子」出版社版。——列.托．<<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第八章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八章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先决条件。但是，在这方面，关于俄国，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希望，政权转归俄国无产阶级，会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改造的开端呢？一年前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同时受到了我们党的两大派别机关报的严厉批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说了下面一些话：「马克思说，巴黎工人并没有向公社要求奇迹。现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了政权，就可以用几道法令来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那就荒谬绝伦了。经济制度并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尽一切力量运用国家政权，来促使经济朝集体主义方向发展，并缩短它的道路。」「无产阶级将从包括在名为最低纲领中的那些改革开始，并将由于其政治地位的缘故不得不直接从这些改革向集体主义措施过渡。」「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和累进所得税将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虽然这里的重心也不在于颁布法令」，而在于组织执行这些措施的实际行动。但是主要困难（即向集体主义过渡！）在于厂主为了对抗政府的改革而关闭工厂后，国家如何在这些工厂组织生产。颁布取消继承权的法律并付诸实施将是比较容易的事。货币资本形式的遗产也不会使无产阶级为难，或者成为它的经济负担。但是作为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继承者，工人国家必须准备充当社会生产组织者的任务。「至于没收方法（无论有偿或无偿）也同样必须进行准备，而且是更广泛的准备。有偿没收有其政治上的好处，但在财政上有困难，而无偿没收则在财政上有利而在政治上有困难。但是比这些更困难的将是组织经济工作。」我们重述一遍，无产阶级政府并不是能够创造奇迹的政府。「生产社会化要从困难最小的部门开始。在最初时期，社会化的生产将像是沙漠中的绿洲一样，通过商品流通规律同私营企业保持联系。社会化经济占领的领域愈广，它的优越性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会感到愈稳固，无产阶级的进一步经济措施也就愈大胆。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并且一定会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依靠国际技术，正如其革命政策一样，它不仅要依靠本国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1]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同它在经济上的奴役地位是不兼容的。不论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政治旗帜下取得政权，它都必须走上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如果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内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就能够（即使有此愿望）把自己的使命限制在为资产阶级统治创造共和民主的最佳条件这一点上，那是最大的乌托邦。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即使是暂时的，也要把资本（它是经常需要国家政权支持的）的抵抗削减到最低限度，并且要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提供广阔的场所。工人们不得不要求革命政权支持罢工者，而依靠无产阶级的政府不能拒绝给予这种支持。但是这一点意味着劳动后备军不再起作用，意味着工人们不仅在政治方面占统治地位，并且在经济方面也占统治地位，并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一张废纸。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后果，早在政治制度民主化完成以前就会很快地显露出来。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最低」和「最高」纲领间的界限便立即不存在了。无产阶级的制度一开始便必须处理与俄国广大人民群众命运攸关的土地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正和解决其它一切问题时一样，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作为出发点，就是说，要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占领尽可能大的领域。在土地问题上的这种政策的形式和速度，应当决定于无产阶级所拥有的物质资源以及不要把可能的盟友推到反革命队伍中去的必要性。土地问题，亦即农业的命运及其社会关系的问题，当然并不仅仅是土地问题，亦即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但毫无疑问，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使并不预先决定农业的发展，至少会预先决定无产阶级的农业政策；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就土地问题所作的事，必然同它对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的总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因此，土地问题占着首要地位。有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社会革命党人给了这种办法一种不大好的名声），是实行全部土地社会化；这个名词如果去掉它欧洲的特征，意味着的无非是「土地使用平均化」或「黑土重分」（НёрнийПередел）。因此，要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必须首先没收一切土地，而不仅是一般私有土地。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没收必须是新政权首先实行的步骤之一，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完全占统治地位，那末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没收的第一批「受害者」将会是农民（或者不如说农民会感到自己是第一批受害者）。如果我们记住农民几十年来一直在偿付赎金使份地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如果我们记住有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已经取得了大片土地（无疑是通过相当大的牺牲，年轻一代仍然在承受这种牺牲）作为私有财产，那末就很容易想象把村社的和小块的私有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制的措施，会激起多么巨大的反抗！新政权如果这样作，那末在开始时就会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对。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要把村社的和小块的私有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制呢？是为了用某种方式，使土地供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现在的无地农民和雇农实行「平均」的经营。因此，新政权没收小块私有土地和村社的土地在经济上并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因为在重新分配以后，国有或公有的土地都要作为私有财产来耕种。这样作新政权会在政治上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这会立即使农民群众反对城市无产阶级，即革命政策的领导者。此外，要实行平均分配土地还必须先以法律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取消雇佣劳动能够而且必须是经济改革的结果，而不能事先由法律来加以禁止。禁止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雇用工人是不够的，必须首先使无地雇农可以生活，并且是（从社会经济观点来说）一种合理的生活。根据平均使用土地的纲领，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将意味着一方面国家要迫使无地雇农定居在小块土地上，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供应他们必要的牲畜和农具，以从事对社会来说是不合理的生产。不用说，无产阶级对农业组织的干涉，当然不会从把分散的劳动者捆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开始，而是从国家或公社利用大片土地开始。只有等到生产社会化站稳了脚跟，进一步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才能向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方面发展。这样将会使小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成为不可能，但仍为种谷物或部分种谷物的农户留有土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该强行没收这些土地。无产阶级不能执行绝对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这种纲领一方面要求无目的、纯粹形式主义地没收小片土地，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大块土地完全分割成小片土地。这种政策从经济观点来说完全是浪费，它带有一种反动乌托邦的别有用心的动机，而尤其重要的是它会在政治上削弱革命政党。***但是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遇到国家技术落后的阻碍之前，这种政策很早就会碰到政治障碍。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另一方面，也毫无疑问，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使我们能够把工人阶级的暂时统治直接变为社会主义专政。1904年在谈论社会发展的展望和估计俄国早日实现革命的可能性的时候，考茨基写道：「俄国革命不可能立即确立社会主义政权。对这一点来说，这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远没有成熟。」但是俄国革命一定会有力地推动欧洲其它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由于剧烈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德国取得统治地位。考茨基继续写道：「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对整个欧洲发生影响，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在西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并使东欧的无产阶级有可能缩短其发展阶段，仿效德国的例子，人为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人为地跳过某些发展阶段，但是社会的某些组成部分可能通过模仿先进国家来加快落后的发展，这样作它们甚至可以站到发展的前列，因为它们没有一大堆过时的文明累赘……」考茨基又说，「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我们离开了必然性的范围而进入可能性的范围，因此，完全可能发生其它的情况。」（考茨基：《革命展望》，基辅1906年版）这些话，是这位德国社民党理论家在讨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会首先爆发革命的问题时所写的。后来俄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巨大阶级力量，甚至超出了最乐观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料之外。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由其基本特点决定了。在两三年前可能或者感觉有可能的事，已经接近于十分可能；一切情况表明，这种十分可能的事就要变成必然的事了。[1]引号里的话出自托洛茨基给马克思著《巴黎公社》俄译本（1906年圣彼得堡版）写的序言第20页。——中译者注<<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第七章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七章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但是这并没有防止「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乌托邦。在发言反对社会主义化和合作化纲领的时候，罗日科夫提出了如下「马克思毫不动摇地为社会主义规定的必要先决条件」。罗日科夫问道：「现在难道已经具备了这种制度的物质客观先决条件，包括这样的技术发展，它足以使个人追求利益和个人努力的存在（？）、进取和冒风险的动机减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会生产提到首要地位？这种技术水平首先要求大生产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差不多占完全（！）统治的地位。难道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结果了吗？现在连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提高——提高到足以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达到团结一致的程度这样一个主观心理上的先决条件还不具备」。罗日科夫继续说道：「其次，我们知道现在有像在法国阿耳比的著名玻璃工厂和法国的几个农业协会这样一些生产者协会的例子……但是法国经济再好不过地表明：合作生产甚至在法国这样一个先进国家的经济条件下，都还没有占统治地位。这些企业只是中等规模，它们的技术水平也没有超过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现在它们还没有站在工业发展的前列，更没有领导工业发展，而只是接近中等水平而已。只有当个别生产者协会的经验表明它们在经济生活中起领导作用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接近了新制度，只有到了那时候我们才能确定，这种新制度实现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罗日科夫：《论土地问题》〔Н.Рожков.《Каграрномувопросу》〕，第21、22页）我们尊重罗日科夫同志的好意，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所谓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问题上，即使在资产阶级的文献里也很难找到像他那种混乱的概念。谈论一下这种混乱是值得的——如果不是为了罗日科夫，至少也是为了弄清问题。罗日科夫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枝术发展，它是以使个人追求利益和个人努力的存在〔？〕、进取和冒风险的动机减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会生产提到首要地位。」这一段的意义很难明白。显然罗日科夫同志是想说，首先，现代技术不足以消除工业中的人力劳动；其次，为了消除这种人力劳动，首先需要大型国营企业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差不多」占完全统治的地位，也就是说国内全体人民「差不多」已完全无产阶级化。据说这就是「马克思毫不动摇地规定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先决条件。我们不妨用罗同志的方式设想一下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企业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差不多占完全统治的地位」，正如上面已经说过，意味着工农业中所有中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但是机器技术在这些大企业中占完全统治的地位，会使人力劳动的雇用减到最低限度，因此国内绝大多数人口（譬如说百分之九十）会变成劳动后备军，在济贫院里靠国家维持生活。我们说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但如果把这一逻辑推论到底，我们不妨碍设想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生产是一部自动化机器，属于一个辛迪加，只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猩猩作为一个活劳动力。我们知道，这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一贯持有的堂皇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不仅占据「首要地位」，并且支配一切方面。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全国除了占人口百分之十的托拉斯业主以外，都靠公费生活在济贫院里，当然也就只限于社会消费了。因此，我们在罗日科夫同志身后看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熟悉面孔。社会主义这时候可以登台了：千军万马从济贫院里同时杀出来，三下五除二剥夺有产者集团。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多余的。据罗日科夫说，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成不成熟，还要看另一个经济信号，即国内合作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可能性。甚至法国的阿耳比合作玻璃工厂的水平，还没有超过其它任何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当合作社站在工业发展的前列，成为领导企业的时候才有可能实行。这整个论据从头至尾是因果倒置。合作社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领先的，这倒不是因为经济发展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而是因为经济发展已向前走得太远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会为合作化创造基础，但是它为哪种合作化创造基础呢？是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合作化创造基础，——每家工厂都呈现出这种资本主义合作化的图景。随着技术进步，这种合作化也越来越重要了。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究竟能以什么方式把合作社推到「工业中的前列地位」呢？罗日科夫同志希望合作社能够挤垮辛迪加和托拉斯，并且取代它们在工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他这种希望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显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时合作社只需自动没收一切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只需相应地把工作日减少到足以为全体公民提供工作的程度，并且规定各部门的生产数量协调一致，以避免危机。这样就可以得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这又一次明显地表明，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都完全没有必要。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心理条件：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达到能使绝大多数人民团结一致的水平。」在这一点上，团结一致的意义显然是自觉的社会主义团结，也就是说罗日科夫同志认为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组织在社会民主党之内，是培养社会主义心理方面的先决条件。因此罗日科夫显然假定：资本主义把小生产者投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把大部分无产阶级投入劳动后备军的队伍，就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在精神上统一和启蒙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人民群众创造可能性。罗日科夫的假定不可能在残暴的资本主义世界内实现，也和合作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竞争领域内占统治地位一样。但是如果这个假定能够实现的话，那末自觉地在精神上统一起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当然会毫无困难地粉碎少数几个资本泰斗，并在没有任何革命和专政的情况下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这里我们又会碰到下面的问题。罗日科夫是以马克思为师的。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的马克思，认为1848年革命是表明社会主义迫近的前奏。当然现在，过了六十年，人们勿需多少洞察力就可以明白马克思是错了，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依然存在。但是马克思怎么会发生这样错误的呢？当时大规模企业并没有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生产者合作社也没有站在大企业的前列，绝大多数人民也还没有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难道他看不到在1848年这类东西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呢？很显然，同当代许多永远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机械人相比，1848年的马克思可以说是个愤青幻想家！……我们明白，虽然罗日科夫同志决不属于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那伙人，但他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由于罗日科夫一贯表达了我党党内两大派别中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所共有的观点，这里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他的错误的原则的、方法论的基础。说实在的，必须看到罗日科夫关于合作社的论据完全是他个人的发明。我们还从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既相信生产的集中和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这种简直无法抗拒的过程，同时又相信生产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革命前会起领导工业的作用。在实际经济发展中，使这两个先决条件统一起来要比在人的想象中统一它们更困难得多（在想象中统一它们也几乎永远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先来讨论形成更典型成见的另外两个「先决条件」。毫无疑问，生产集中、技术发展和群众觉悟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但是这些条件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它们不仅相互促进，并且也相互妨碍和限制。这些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都需要另一种过程的某种发展处在较低的水平。但是，任何一种过程的充分发展同其它过程的充分发展都是不调和的。技术发展的理想极限无疑是只使用一部自动机器，这部机器从大自然取得原料，然后把制成的消费品放在人的脚旁。如果资本主义的存在不受阶级关系和从阶级关系所产生的革命斗争的限制，我们有某些理由可以假定：接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只使用一部自动化机器这一理想的技术水平，会自动取消资本主义。从竞争规律引起的生产集中，有使全体人民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单就这个趋势而论，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假定：如果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不被革命所打断，资本主义是会把它的工作进行到底的；但是当阶级力量对比达到某种程度，革命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把大多数人变成幽禁在社会大监狱里的劳动后备军之前就是如此。其次，由于日常斗争的经验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自觉努力，觉悟无疑会不断提高，单就这一过程而论，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过程的发展可一直进行到大多数人民都参加了工会和政治组织，由于团结精神和目标一致而联合起来为止。如果这个过程真能在数量上继续增长而在质量方面没有改变，那末社会主义可以通过21世纪或22世纪的一致自觉的公民法案而和平实现。但是重要之点在于：在历史上先于社会主义的这些过程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并在达到某一阶段的时候，受到许多情况的支配（但是这已远远超过这些过程的数学限制），会经历质的变化，并在错综复杂地相互影响的情况下造成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革命。我们从最后一个过程，即觉悟的提高开始。如大家所知，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实验室里，以便可以把无产阶级人为地「冷冻」50年、100年、500年，这个过程是发生在阶级斗争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可以改造这种阶级斗争，使它具有更深刻、更具原则的性质，并引起统治阶级的反应。早在大企业开始支配一切经济部门之前，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愈来愈尖锐的阶级斗争就会达到它必然的结局。此外，政治觉悟的提高还取决于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人数必须增加到足以克服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抵抗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绝大多数」人民必须先变成无产阶级，而「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也必须先变成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下面这一点当然也很明白：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革命大军必须比资本家的反革命大军更强大；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能够把人民中的中立、猜疑或冷漠的阶层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而不是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不用说，无产阶级的政策必须有意识地考虑到这方面。这一切又必须先有工业对农业的领导，城市对农村的支配地位。***现在我们将尽力按一般性渐减规则和复杂性渐增规则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平均分配的问题，同时也是有计划生产的问题。社会主义，即大规模合作生产，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大企业能比小企业生产出更多产品的阶段才可能实行。大企业愈胜过小企业，也就是技术愈发达，生产社会主义化在经济方面的优越性也就愈明显，因而在以计划生产为基础的平均分配的情况下，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必然愈高。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客观先决条件早已存在，自从社会分工导致工场手工业内部出现分工的时候起；自从工场手工业被采用机器的工厂所代替的时候，这个条件就开始存在了。大企业已愈来愈显示出优越性，这一点也意味着如果对大企业实行社会主义化，就可以使社会愈来愈富足。很明显，如果把所有手工业作坊变为全体手工业工人的共有制，那并不会使手工业工人略为富足些，而当工场手工业转变为各业工人的共有制，或者工厂转到厂中雇佣工人手中（或者不如说把大工厂的生产资料转给全体人民），那末无疑会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规模生产所达到的阶段愈高，物质生活水平就会提得愈高。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常常引用英国下院议员贝勒斯[1]的建议，贝勒斯早在1696年，也就是在巴比夫密谋之前一个世纪，就曾经向议会提出一个建立独立供应自身一切需要的合作社的计划。根据这个英国人计算，这种生产者合作社将由200到300人组成。在这里我们不能试验他的论断，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作。重要的是即使是100人、200人、300人、500人组成的集体经济，早在17世纪末就已显示出生产的优越性了。在十九世纪初，傅立叶设想了他的生产消费者协作社「法郎吉斯特」，每一个协作社有2000人到3000人。傅立叶的计算决不能说是很精确的，但无论如何，当时工场手工业发展情况已向他指出了一个比前例更大得多的经济集体化的场所。但是很明白，无论是约翰·贝勒斯的合作社或者是傅立叶的「法郎吉斯特」，在性质上都同无政府主义者所梦想的自由经济公社十分接近，自由经济公社的乌托邦性质不在于它的「无法实现」或「违犯自然」的特点（美洲的共产公社证明它们是可能的），而在于它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过程100年到200年。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生产，已经使得现在能够大规模利用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唯一合作体，就是国家自己。此外，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社会主义生产在个别国家闭关自守的范围内是容纳不下的。在上世纪末，一位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阿特兰基喀斯[2]，曾经计算过象德国这样一个单位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得到的经济好处。阿特兰基喀斯并不以好发奇想闻名。他的想法一般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常规的范围。他的论据是以现代权威的农学家和工程师的著作为根据的。这一点不仅不能削弱他的论据，而且正是他的论据的有力方面，因为这使得他不致于过份乐观。无论如何，阿特兰基喀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适当地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在运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技术能力的条件下，工人们的收入可以增加一倍或两倍，而工作日可以缩短一半。当然我们不应该认为阿特兰基喀斯第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方面，大企业的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为经济危机所证明的实行计划生产的必要性，这两方面在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上比阿特兰基喀斯算的账更有说服力。阿特兰基喀斯的功绩只是在于，他用较为具体和与事实相近的数字表明了这种优越性。从以上所说的，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人类的技术力量的进一步增长将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愈来愈明显，那末足以实行某种规模的集体生产的技术先决条件已经存在了一二百年，而在目前，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世界规模内实行社会主义技术上都是可行的。但是，单是社会主义的技术优越性还不足以使社会主义得以实现。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不是以社会主义形式而是以资本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贝勒斯的计划和傅立叶的计划都没有能实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还不存在准备并能够实现它们的社会力量。（二）我们讨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技术上的先决条件，现在再来谈社会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这不是一般的而是更复杂的条件。如果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阶级对抗的社会，而是能自觉地选择其经济制度的统一协作社，那末阿特兰基喀斯的计算无疑已很足以证明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阿特兰基喀斯本人是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他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劳动的。在目前条件下，这样一种观点只能适用于个人或股份公司之类的私人经济范围内。我们可以假定：任何经济改革计划，如采用新机器、新原料、新的劳工管理方式、新的报酬制度，只要这个计划能提供商业利益，总是能被厂主接受的。但是这里我们所谈的是社会经济，那就很不够了。在社会中对立的利益彼此冲突着。对一个集团有利的事往往对另一个集团不利。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不仅同另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对立，并且也违背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阶级中有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其客观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且强大得足以克服敌对的利益和抵制，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功绩之一，在于它从理论上发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并且表明这个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救；无产阶级的整个地位驱使它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学说最后将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不难了解，当阿特兰基喀斯相信下述情况时，他离开马克思主义后退了多远：一旦证明「生产资料转到国家手中，不仅全体人民的福利可以得到保证，并且工作日也可以缩短，那末有关资本集中和社会中间阶层消失的理论是否会得到证实，便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根据阿特兰基喀斯的意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旦得到证明：「就勿需把希望寄托在对经济发展的迷信上了，为了从私有生产向国家或『社会』生产过渡，我们应该作广泛的调查并开始〔！〕作全面而彻底的准备。」（阿特兰基喀斯：《未来的国家》，彼得堡「事业」书籍出版社1906年版，第22-23页）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的敌视策略并建议立即「开始」准备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时候，阿特兰基喀斯忘记了社民党人仍然缺乏为作这种准备而需要的权力，而威廉二世，标洛（Bülow）和德国议会的多数议员虽然大权在握，却丝毫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意愿。阿特兰喀斯的社会主义计划对于霍亨索伦王朝并不比傅立叶的计划对于复辟的波旁王朝更具说服力，虽然傅立叶的政治乌托邦主义依靠的是激情如火的口才，而阿特兰基喀斯靠的是有说服力的、清醒的计算。社会分化必须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得到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呢？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必须达到怎样的比重呢？它必须达到全人口的一半、三分之二还是十分之九呢？企图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确定一个数字限度是完全无望的事。首先，在进行分类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哪些人该归入「无产阶级」。是不是应该把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的广大阶层包括进去？是不是也该把城市无产阶级的后备群众（他们一方面搀和在乞丐和小偷的寄生无产阶级中，一方面作为小商贩充斥市街，对整个经济制度来说是起着寄生者的作用）包括进去？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意义完全决定于它在大规模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在为政治统治地位而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依靠的是自己的经济力量。在能够取得政权之前，它必先把国家的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的手里；这也就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但是无产阶级尽管有种种合作社之类的幻想，在实际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一直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它所以具有社会力量，是由于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才能运转起来。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阶级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它同其它工具一齐构成一架完整的机器。但是无产阶级是这架机器中唯一非自动的部分，不论资产阶级尽了怎样的努力也不能把无产阶变成自动的部分。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能够按自己的意志通过局部罢工部分地或完全地停止社会经济的正常活动。从这里可以明白，无产阶级（假定其数目不变）的重要性是随着它使之运行的生产力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工厂的无产者在社会上的地位比一个手工业工人更为重要，城市的无产者比农村的无产者更重要。换句话说，随着大规模生产支配小生产、工业支配农业和城市支配农村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是愈来愈重要了。如果我们看一看英国或德国的某个历史时代，那时它的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同现在俄国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同，我们就可以明白，当时的英德无产阶级不但没有起到俄国工人阶级今天的作用，而且按照他们的客观地位也不可能起到今天俄国无产阶级起到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道理也可适用于城市的作用。当德国的城市人口同俄国今天的情况一样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时候，自然不能想象那时的德国城市能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到俄国城市今天起到的作用。大工业和商业机构集中在城市，以及城市和各省由铁路系统联接起来，这些情况使城市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城市居民所占的比重；城市重要性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城市人口的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超过了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在1848年意大利的手工业工人（不仅有无产阶级而且还有独立的工匠）的数目达到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也就是差不多同俄国手工业工人和无产阶级在今天所占的比例相同。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比现代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从上面的说明可以明白，企图事先设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时刻究竟应在全部人口中占有多大比例是徒劳无益的。相反，我们要提出一些粗略的数字来说明目前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相对数字。1895年德国有职业的人口是2050万人（不包括军队，国家官吏和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在这个数目中，有1250万无产阶级（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中的雇佣工人和家庭仆役）；工农业工人的数目是1075万。至于其余的800万人，许多人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例如家庭工业中的工人，家中的劳动者等等）。单是农业中雇佣工人的数目就有575万。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6%。我们再说一遍，这些都是1895年的数字。从那时以来的11年中，无疑已有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朝着一个方向：同农业人口相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增加了（1882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2%），与全国人口相比，无产阶级的比例增加了，与农业无产阶级相比，工业无产阶级的比例增加了，最后，与1895年相比，每一工业无产者相对的生产资本也增加了。但是，即使是1895年的数字也已表明，德国无产阶级早已经成为国家的主要生产力。比利时有七百万人口，是一个纯工业化国家。在每100个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当中，有41人是在纯粹的工业中工作，只有21人受雇于农业中。在300多万自立的人口当中，大约有180万，也就是60%是无产阶级。如果我们在急剧分化的无产阶级中再加上与它有关的社会成分——只是形式上独立而实际上受资本家奴役的所谓「独立」生产者、低级官员、士兵等等，那末这个数字就更具有说服力。但是，在经济工业化和人民无产阶级化方面占第一位的无疑是英国。在1901年，英国农业、林业和渔业中所雇用的人数是230万，而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雇用的人数是1250万。因此，我们看到，在主要的欧洲国家中，城市人口在数量上超过了农村人口。但是城市人口的优势不仅在于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大得多，还在于它的质量方面。城市把农村中最强健、最能干和最有知识的分子吸引了来。要从统计上证明这一点很困难，虽然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为这一点提供了间接证明。而年龄构成本身也具有独立意义。例如，1895年德国有300万人受雇于农业中，有800万人受雇于工业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按年龄分组，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中从14岁到40岁的最有工作能力的人比工业中少100万人。这一点表明，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这一切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发展（工业的增长，大企业的增长，城市的增长，整个无产阶级的增长，尤其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增长），不仅已经为无产阶级争取政权、并且为夺取这个政权准备好了战场。（三）现在我们再来谈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无产阶级专政。政治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先决条件和主观先决条件互相交叉的场所。在一定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个阶级会自觉地为自己确定一个目标——夺取政权；它需要团结自己的力量，衡量敌人的实力并估计形势。但是，即使在这第三个方面，无产阶级也不是绝对自由的。除了主观的因素，如阶级觉悟、准备程度、主动精神（这些因素也有它们发展的逻辑）以外，无产阶级在执行其政策时会碰到许多客观因素，如传统政治、现有国家机关（军队，阶级学校，国教教会）、国际关系等等。我们首先来谈主观条件：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观点来说，技术水平已经使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优越性这一点当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技术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分化已经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由于其人数和经济作用成为主要阶级，并且在客观上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点也是不够的。这个阶级还必须认识到它的客观利益，它必须认清除了社会主义外别无出路；它应该团结成为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公开斗争中夺取政权的大军。在目前否认无产阶级有这样从事准备的必要是荒谬的。只有过时的布朗基主义者，才会指望依靠脱离群众的叛乱组织的主动精神获得拯救；以及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期待群众自发的大暴动，这种暴动的目的谁也说不上来。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夺取政权是革命阶级的自觉行动。但是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家（其实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把一切都弄颠倒了的糊涂鬼）总是把社会主义准备的问题与从精神上改造无产阶级连在一起。他们说，无产阶级甚至全人类都必须首先抛弃自私性，让利他主义的动机成为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东西；由于目前我们距离这种情况还很远，「人性」的改变也非常缓慢，因此社会主义的到来还要推迟几个世纪，等等。这种观点也许看起来很现实和渐进，实际上只是肤浅的道德说教而已。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到来前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心理」，换句话说，他们以为群众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可能形成一种社会主义心理。在这里，人们决不能把自觉地趋向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心理混淆起来。后者要求首先摒弃经济生活中的自私动机；而趋向社会义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所产生的。不论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和没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心理之间具有多少共同之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反对剥削的联合斗争，在工人的心中引起了许多光辉的理想主义幼芽，同志式团结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同时，个人的生存斗争，永远敞开的贫困深渊，工人队伍本身的分化，来自下面的落后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蚀活动，都不容许这些光辉的幼芽充分发展。主要问题在于：尽管一般工人还有小市民的自私残余，尽管他们在「人的」价值上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一般水平，他们都从生活经验中确信，他们最起码的愿望和本性的要求，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才能得满足。理想主义者完全像基督教徒描绘第一个基督教公社的成员一样，来描绘配得上享受社会主义的遥远后代。不论第一批基督教新教徒的心理如何（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知道有过侵吞公社财产的案件），但无论如何，到了基督教更流行的时候，基督教不仅没有能使一切人的灵魂获得新生，而且连它自身也堕落了，变成贪图物质和官僚主义的了，它从兄弟般辗转相传的惯例变成了教皇政治，从流浪行乞变成了僧侣寄生制度，总之，基督教不仅没有能改造它所处的环境的社会条件，它自己反而被这些条件所改造了。这并不由于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缺乏才能或贪得无厌，而是由于人的心理属于社会劳动和生活的条件的无情规律。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只是表明了他们自身的这种从属性质罢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旧社会的范围内创造新的人性，那这种社会主义就仅仅是道学家乌托邦的新翻版……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心理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活条件来作为社会主义心理的先决条件。[1]约翰·贝勒斯（John.Bellers）并不是国会议员，而是一个教友会的地主，他是以向议会演讲的方式提出他的计划的。——英译者注[2]即格·杰克（G.Jaeckh）——英译者注。<<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第六章无产阶级政治制度<<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六章无产阶级政治制度只有依靠全国的觉醒和全民的热情，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将作为民族的革命代表，作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暴政的斗争中公认的人民领袖参加政府。但无产阶级一旦执掌政权，就会开创一个新时代，一个具有革命立法和积极政策的时代。无产阶级为清除旧政权的历史垃圾和驱逐旧政权的寄生虫而采取的初步措施，将会得到全民族的积极支持，尽管自由主义懦夫们会大谈特谈「丑陋的俄国人」，渲染市井小民们的偏见思想如何顽固。与政治清洗工作相配套的，是对全部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民主改组。在直接压力和要求的影响下，工人政府将不得不断然干预一切关系和现象……工人政府的第一项工作，是把一切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人从军队和政府中开除出去，把犯有最严重的反人民罪行的部队清除掉或解散掉。在革命最初的日子就得作这项工作，也就是早在有可能实行负责官员选举制度和组织国民军之前就必须作。但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工人民主会马上碰到工作日时间的问题，土地问题和失业问题。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民族之间的革命关系将会破裂，农民的阶级分化会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俄国农民和知识分子当中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传统和反无产阶级的成见，这一点有助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他们没有这种成见并不是由于政治觉悟高，而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愚昧无知，缺乏自我社会定位，幼稚和优柔寡断。所有这些本性和特点，完全不能为无产阶级的彻底有效的政策创造可靠基础。消灭等级式农奴制，将得到作为纳税等级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按收入征收的累进税也会得到多数农民的支持。但是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多数农民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受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无产阶级将会发现它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从而破坏无疑每一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那种共同利害关系。无产阶级在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但是如果农民成分的复杂性会为无产阶级政策的推行造成困难，并使实行这种政策的基础缩小，那末农民阶级分化的不成熟也会妨碍在农民中开展城市无产阶级可以信赖的阶级斗争。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视态度。农民的冷淡态度，他们在政治上的消极性，尤其是上层农民的积极反对，必然会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发生影响。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愈明确愈坚决，它的立足基础也就愈狭窄和愈不稳。这一切都极有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点早晚会遭到无产阶级战略同盟军的反对，那就是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格和政治上的幼稚愚昧，他们的局限于农村的短浅眼光，他们的不理解世界政治联系和依存关系，都会为无产阶级政权革命政策的贯彻造成极大的困难。假设一下：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只是参加临时政府，在实行民主改革时期领导政府，为取得最彻底改革而斗争，并为此目的而依靠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然后在民主纲领实现后退出他们参与建设的政治大厦，以便让位给资产阶级政党而自己则退居反对派地位，因而开辟一个议会政治的时期，那末这种想法就破坏了工人政权的根本概念。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想法「违反原则」（抽象地提出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是因为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想法，是最坏的乌托邦主义，是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原因就在于：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把我们的纲领划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原则意义。资产阶级执掌政府这一事实，就使我们的最低纲领中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兼容的一切要求不能存在，因为这些要求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但是政权一旦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中，那时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失去了原则上的和直接实践上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约束在这种区别的范围之内。以八小时工作日制的要求为例。大家知道，这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无致命矛盾，因此是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的一条。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在群情激昂的革命时期实行这一措施的情况。新法令无疑会遭到资本家的抵制，譬如说，停工和关厂等有组织的坚决抵制。数以十万计的工人会被抛到大街上。政府该怎么办呢？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不论多么激进，也决不会容许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因为一碰到关厂，它就会毫无办法。它就会被迫退却，八小时工作日制就会被取消，愤怒的无产阶级会遭到镇压……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政府希望依靠无产阶级而不像自由派那样依靠资本家，如果这个政府不希望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下担任「公正的」中间人的角色，那末对于这个政府来说，关厂就当然不能被资本家用来当作增加工时的借口。对于工人政府来说，解决纠纷的唯一办法是，没收关闭的工厂，由社会来组织这些工厂的生产。当然人们还可以这样争辩：可以由忠于其纲领的工人政府颁布一项有关八小时工作日制的法令；如果资本家进行抵制，而这种抵制又不能依靠旨在保护私有财产制的民主纲领来加以克服，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辞职并求助于无产阶级。这是从那一小帮参加政府的社会主义者的官员立场看问题，但绝不是从无产阶级观点出发的解决办法，也不是从发展革命观点出发的解决办法。因而在社会民主党人辞职以后，形势会和他们不得不执掌政权的时候完全一样。在资本家有组织的抵抗面前逃跑，是比在起初时拒绝执掌政权更为严重的对革命的背叛，因为不参加政府，比起参加政府只是为了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然后退出，的确要好得多。让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执政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失业问题，因为参加政府的工人代表不能以革命是资产级性质为理由来答复失业工人的要求，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如果单是由政府负责保证失业者的生活（以什么方式来保证，现在对我们说并不重要），那就意味着经济权力立即在很大程度上转到无产阶级方面。常常依靠存在劳动后备军的情况来压迫工人的资本家们，会感到自己在经济上软弱无力，同时革命政府也使他们在政治上无能为力。既然政府保证支持失业者，那末它也就担负了保证罢工工人的生活的任务。如果政府不这样作，那末它就会立即无可挽回地破坏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除了停工，也就是除了关厂以外别无他法。十分明显，在生产停顿的情况下，雇主们能够支持的时间要比工人们长得多，因此，工人政府对于大规模的同盟歇业只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没收工厂，至少在最大的工厂中实行国营或社会经营的生产。在农业方面，由于实行没收土地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决不能设想无产阶级政府在没收进行大型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私有土地后，会把这种土地分割成小块出售给小生产者经营使用。唯一可行办法，是组织集体监督下的合作生产或者直接由国家组织生产，但是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所有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在参加政府的时候，是不能一方面事先对工人保证决不从最低纲领作让步，同时又向资产阶级保证不超越这个最低纲领的范围。这样一种两面的保证是绝对行不通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这就是说，它将把集体主义提到日程上来。在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究竟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意图。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界限。对于这一点存任何幻想都是极端有害的。这种幻想从一开始就会危害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政权斗争到底。在维持和巩固自己政权的斗争中的一大利器，是鼓动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农村；另一武器是集体主义政策。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道路，而且也将成为在无产阶级支持下保持这个地位的一种手段。***当社会主义报刊出现不断革命论的声音以后——不断革命论意味着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并把后者同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不断进攻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忍无可忍的怒吼。「进步」人士一窝蜂地表态道：革命属于非常措施。人民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没完没了地干革命，而是要尽快地把革命引上建设性常规发展的道路，等等，等等。激进民主派人士没有用已有的宪政「成果」来反驳不断革命论的立场。因为甚至对他们来说，这种在议会制兴起之前就已出现的议会迷，也不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斗争武器。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用来作为自己立场根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他们所认为的事实，即所谓历史「可能性」，所谓政治「现实主义」，最后……最后甚至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个虔诚的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不是很机智地说过：「魔鬼也会引证圣经来替自己辩护。」[1]这样一句话吗？激进民主派不仅认为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府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而且否认在当前历史时期欧洲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必要的「先决条件」现在还不具备呀！真的吗？问题并不在于神神秘秘地为社会主义革命指定一个具体日期，而在于必须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历史前途。[1]引自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译者注<<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第五章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五章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旦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政权就会转到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阶级手中，换言之，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要立即说明，这决不排斥非无产阶级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参加政府。他们能够、也应该参加政府：无产阶级（如果它足够明智）会允许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主要领袖在政府内占有一席之地。整个问题在于:谁来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构成政府中稳固的多数？民主进步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控制的政府，这是一回事，无产阶级的代表以「可敬的政治人质」的身份参加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自由资产阶级的路线虽然是动摇、退却和背信弃义的，但却是十分明确的。无产阶级的路线比资产阶级还要明确和完备。知识分子（主要特点：社会上的中间性质和政治上的顺应性）、农民（主要特点：社会复杂性、中间地位和愚昧无知）、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特点：优柔寡断、中间地位和完全缺乏政治传统）——这三个社会集团的政治路线是完全不明确、不具体，充满各种可能性，因而充满意外的。只要想象一下一个没有无产阶级代表参加的革命民主政府，就立即可以明白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革命政府，会使这样一个政府立即倒台，因而等于背叛革命事业。但是在客观上，无产阶级参加政府是极可能的，原则上也是可以容许的，只是这种参加要具有统治的和领导的性质。当然，人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政府说成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专政，甚至说成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关键在于谁在政府中掌握领导权，并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说到工人政府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政府的领导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作为雅各宾党人专政机关的国民议会决不是单单由雅各宾党人组成的。不仅如此，雅各宾党人在其中甚至是少数派，但是无套裤汉在国民议会以外的影响以及国家对激进政策的客观需要，使得政权落到了雅各宾党人手中。因此，虽然国民议会形式上是国民的代表机构，其中包括雅各宾党人、吉伦特党人以及大批摇摆的被称为「沼泽派」的中间分子，本质上它仍然是雅各宾党人专政。当我们说工人政府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工人阶级代表在其中占统治和领导地位的政府。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革命鼓动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财力来进行。最后，立法权本身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负担放在无产阶级肩上的我国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一方面给工人政府造成巨大困难，同时也会（至少在政府成立的初期）给予它难以估量的优越性。这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当中表现出来。在1789——1793年和1848的革命中，政权首先从专制制度转到温和资产阶级派手中，是后者解放了农民（怎样解放的是另一回事）之后，革命民主派才接受或者准备接受政权的。解放了的农民对「城里人」的政治花样，也就是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再不感任何兴趣，并像块沉重的基石立在「秩序」的下面，把革命出卖给了霸权专制的或历来专制的反动势力。俄国革命还没有、在将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也不会容许建立任何可以解决最起码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宪政秩序。至于维特和斯托雷平之类官僚改革家所作的一切「启蒙」努力，都因他们自相残杀的上层内斗而化为乌有了。因此，农民——即全体农民——的最基本革命利益的命运，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无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意味着民主平等，自由的自治权，把税务负担转移到富裕阶级身上，常备军改为全民武装，取消强制性的教会捐，而且还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没收土地）。无产阶级将使这些变革成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在革命初期最困难时期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工人民主」）的兴趣，无论如何不亚于法国农民对于维持拿破仑·波拿巴军政府的兴趣（拿破仑政府曾以强大的武力向广大小农保证后者土地的不可侵犯性）。这意味着，得到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召集的人民代表机构，无非是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外衣。但是，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经验都驳斥这种假定。历史经验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1]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征服农村的历史。在西欧，城市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中的封建关系最终无法再延续下去。而且，农村本身没有产生一个能够革命性地消灭封建关系的阶级，这个阶级诞生在城市。城市使农村屈服于资本，并把革命传播到了农村，使后者在政权关系和财产关系上服从新秩序。再后来，农村在经济上彻底地成了资本的俘虏，而农民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俘虏。后者在议会选举中复活了某种「民主封建制」，随意支配农民选票。在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税收和军国主义，使农民落入金融资本的手心，并通过教会、学校和军营灌输奴隶思想，推搡着农民为银行家们卖命。俄国资产阶级正在把所有革命阵地让给无产阶级，其中也包括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农民只需归顺工人民主制度就行了，即使农民在这样做的时候，其觉悟程度并不比他们归附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更高！但是，当每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获得农民选票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其权力掠夺农民，使后者丧失对前途的一切希望和信心，然后在情况极其不妙的时候，把政权让给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时候无产阶级便会依靠农民发动一切力量，以便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怎样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专政」的概念。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认为这种专政在原则上是否可以允许，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百分之百的兑现它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样一种联合的前提要么是某个现存资产阶级政党对农民有支配影响；要么是农民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独立政党，但是我们已经尽力证明，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1]难道「农民联盟」以及后来的劳动派在杜马国会里的兴起和发展，驳倒了这些论据吗？一点也不。「农民联盟」是什么？这个联盟包括一些寻求群众支持的激进民主派，再加上一些最有觉悟的农民（显然不是农民的最下层），联盟所依据的是民主革命和土地改革的纲领。至于谈到「农民联盟」的土地纲领（「平均使用土地」这就是它成立的目的），必须指出下面一点：农民运动发展得愈广泛愈深入，愈接近于没收和分配土地，农民联盟就分裂得愈快，这是由于阶级、地区、日常和技术性质的无数矛盾不断激化的缘故。「农民联盟」的成员将在农民委员会、即地方的土地革命机关保留一部分影响，但是不待说，作为经济行政机构的农民委员会，不能消除农村对城市的政治依附，这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之一。劳动派的激进主义和不确定性，是农民革命愿望中的矛盾的表现。在抱有立宪幻想的时期，政治软弱的劳动派一直追随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解散的时候，它当然就受社会民主派的领导了。农民代表的缺乏独立性，到了必须表现坚决主动亦即在政权转到革命派手中的时候，将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列．托．<<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第四章革命和无产阶级<<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四章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力量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进行的公开较量。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手中的工作机器。和各种机器一样，国家也有动力、传达和执行的机构。国家的动力是阶级利益，它的机构是鼓动，报刊，教会和学校宣传，政党，街头集会，请愿和起义。传达机构是以上帝意志的形式（专制制度）或国民意志的形式（议会制度）表达派系、王朝、等级或阶级利益的立法组织。最后，执行机构是拥有警察的行政机关，拥有监狱的法庭和军队。国家本身不是目的，但却是组织、解散和改组社会关系的最大工具。它可以是深刻革命的杠杆，也可以是有组织的反动工具，这要看掌握它的人究竟是谁。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要尽力取政权，从而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效劳。社会民主党人既然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当然要尽力争取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许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创精神和战斗的准备……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在1871年，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把政权拿到了手，虽然只掌握了两个月，但是在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中心，无产阶级却连一个小时也没能掌握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是一种简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们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在马克思总结1848到1849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时候，他在美国报纸《论坛报》上写道：「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法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法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之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1]这段引文也许是读者所熟悉的，因为近来一些死啃书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次滥用这段文字。它被用来作为反对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府这一思想的最高论据。「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他们争辩说，如果俄国的大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执掌政权，那末更谈不上建立工人民主，亦即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了。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句，而是分析社会关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软弱必然意味着工人运动的软弱，这对于俄国说来难道是真的吗？对俄国来说，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前，当真不能有独立的工人运动吗？仅仅提出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在这个把马克思的附有历史条件的话语变为超历史的定理的企图后面，隐藏着多么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在经济繁荣时期，俄国大工业的发展是有点「美国」味道，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实际规模，同美国工业比起来只能算是婴儿。现在俄国有五百万人（占经济上独立人口的16.6%）从事制造工业；而美国的相应数字是六百万和22.2%。这些数字本身还说明不了太多情况，但如果我们想一想俄国人口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这些数字就更有说服力了。但是为了理解俄国和美国工业的实际规模，必须指出：在1900年，美国工厂和大手工业作坊生产和销售的货物达二百五十亿卢布，而俄国工厂和作坊同时期生产的货物的价值还不到二十五亿卢布。（门捷列耶夫：《了解俄国》，1906年版，第99页）毫无疑问，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集中程度、文化程度以及政治分量，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程度。但是这种依赖性不是直接的。在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它的各阶级的政治力量之间，在每个特定时刻，都夹杂着许多不同的国内和国际性质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会使经济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发生偏差，甚至完全变形。尽管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比我国高十倍，但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它对本国的政治影响以及在最近将来影响世界政治的可能性，却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重要性大得难以比拟。在最近论美国无产阶级的作品中，考茨基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他说：「现在存在着两种情况完全相反的国家。在一个国家有一种生产因素过分地发展，也就是发展得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不成比例，在另一个国家是另一生产因素过分发展。在美国这个因素是资产阶级。而在俄国，这个因素是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具备资本专政的基础，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像在俄国那样占有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应该而且无疑会继续增长，因为这个国家只是最近才开始参加现代的阶级斗争，只是最近才为阶级斗争提供某种回旋的余地。」在指出德国的前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俄国得到警示时，考茨基继续说：「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是，正是俄国无产阶级向我们指出了我国的前景，但不是表现在资本组织方面，而表现在工人阶级的抗议方面。」他评论说：「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各大国当中最落后的国家这个事实，似乎同唯物史观矛盾，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他继续说：「但实际上这只同我们的敌人和论敌所描述的唯物史观相矛盾，他们认为唯物史观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种现成的死板公式。」（考茨基：《美国工人和俄国工人》1906年彼得堡版第4、5页）。我们特别把这几行推荐给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一些精心搜集的万用条文得出的推论来代替对社会关系所作的独立分析。再没有比这些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严重地损害马克思主义了！根据考茨基的意见，俄国在经济方面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低，而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大资产阶级力量很小和革命无产阶级很强大。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事实：「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现有唯一强大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身上。因此，工业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国争取从窒息它的专制制度重压下解放的斗争，已变成单纯是专制制度和工业无产阶级间的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农民可以给予很大支持，但不能起领导作用。」（门捷列耶夫：《了解俄国》）1906年版，第10页）难道所有这些还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仆人」将比他们的「主人」更早地取得政权吗？***政治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我们可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并给自己提出一些在现有的力量对比关系下解决不了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乐观地给我们的革命任务定下一个框框，而这个框框是现实斗争逻辑必然迫使我们打破的。我们可以给所有革命问题定下一个框框，硬说我国的革命就其客观目的、从而就其必然结果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也可以无视这一事实：这个具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角是无产阶级，并将被革命的全部进程推动着去夺取政权。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只会是偶然的插曲；同时忘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不经过拼命抵抗，不到政权被武力夺走它就不放弃政权。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俄国的社会条件没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不考虑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必然会在现实斗争的全部逻辑的逼迫下去组织国家管理的经济。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革命——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十八世纪末，在其客观任务是建立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无套裤党的专政被证明是可能的。这次专政并不单纯是一种偶然的插曲，它在随后整个世纪留下了痕迹，尽管这次专政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很快就被粉碎了。20世纪初发生的这场（俄国）革命，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却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这种统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暂时的「插曲」。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现有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给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取胜的前景呢？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策略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在革命发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时候，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或者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我们是否应该听信「现实主义」政客福尔马尔的高见？在谈到1871年的公社社员时，福先生说「他们不该去接管政权，还是去睡觉好……」。[1]马克思：《1848到49年的德国》俄译本，阿列克赛耶维奇版，1905年第8-9页。——列．托．（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中译者注）<<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第三章1789——1848——1905<<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三章1789——1848——1905历史不会重复。不论人们怎样把俄国革命同法国大革命相比，也决不能把前者变成后者的简单重复。19世纪并不是白白地度过的。1848年同1789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同法国大革命相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革命以它们微不足道的规模令人吃惊。从一方面说它们发生得太早，而从另一方面说它们又发生得太晚了。资产阶级集团为了同过去的统治者（贵族）进行总清算所需的巨大力量，或者靠反抗封建暴政的全民的强大团结，或者靠民族内部阶级斗争的蓬勃发展才能取得。第一种情况在1789年到1793年间发生过，那时为了竭力抵制旧秩序而团结起来的民族力量，完全消耗于同反动派的斗争；第二种情况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姑且认为是一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为战胜黑暗落后势力所必需的实际力量，将通过资产阶级国家内「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而产生出来。各阶级之间的严重摩擦将使资产阶级不再可能起主要作用；这种摩擦将推动其反对者——无产阶级走向前台，使无产阶级在一个月内获得十年的经验，使它处于首要地位，并迫使资产阶级把事态发展的主动权交给它。这个坚决、毫不犹疑的阶级，可以使革命进程获得巨大发展。革命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完成，要么一个民族团结得像一头奋起前进的狮子，要么一个民族在斗争的过程中最后分裂，以便让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来完成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无力执行的任务。这是两种对立的情况，其纯粹形式当然只有在逻辑对比中才能得到。许多例子表明，如果革命处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是最坏不过的。1848年革命正是这种中间情况。在法国历史上的英雄时期，我们看到一种资产阶级，它开明、活跃，但是还不知道自己地位的矛盾，历史把领导争取新秩序的斗争的任务交给它，这个斗争不仅反对法国的陈旧制度，而且也反对全欧洲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始终认为自己是民族的领袖，他们把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给予他们口号并授予他们以斗争的策略。民主派用政治思想把民族团结了起来。人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选举资产者作为他们的代表，选民给予代表们的命令是用资产阶级语言写出来的，这个资产阶级刚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救世任务。在革命时期，虽然阶级对抗暴露了出来，但是革命斗争的强大惯性不断地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抛离政治轨道。每个阶层都是在其力量转移到随后一个阶层之后被抛离政治轨道。整个民族仍继续以愈来愈尖锐、愈来愈坚决的方式为它的目标而斗争。当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脱离运动中的民族核心、同路易十六结成联盟的时候，民族的民主要求便反对这个资产阶级，采取普选权和共和国这种逻辑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形式。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次民族革命。此外，资产阶级争取统治地位、政权和完全胜利的世界性斗争，也在民族范围内取得了第一次经典表现。雅各宾主义是现在一切自作聪明的自由派口中的骂人话。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仇恨，对群众的憎恨，对于在街头形成的历史的力量和光辉的憎恨，都体现在这样一个愤怒和恐惧的吼叫中：雅各宾主义！我们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军早已经为雅各宾主义作了历史结论。现在的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都是在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影响的斗争中形成和壮大起来的。我们批判了它的理论，揭露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它的社会矛盾性，它的乌托邦主义，还揭露了它的用语，我们摒弃了它的传统，这些传统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革命的神圣遗产。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要保卫雅各宾主义，使其不受贫血的、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的攻击、中伤和愚蠢的诽谤。资产阶级已经可耻地背叛了它在青年时期的一切传统，它现在的雇用文痞辱殁他们祖先的坟墓，亵渎他们祖先的理想。无产阶级已经起来保护过去资产阶级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在政治实践中彻底地摒弃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但却把这些传统作为伟大的热情，豪迈气概和主动精神的遗产而加以保护。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自由主义又有什么力量呢！……资产阶级民主在什么时期曾经达到像1793年的雅各宾党、无套裤党、恐怖主义者、罗伯斯庇尔的民主所达到过的高度，和在人民心中燃起那样高涨的热情呢？当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以卑鄙可耻的事迹结束其简短历史的时候，除了雅各宾主义，又有什么能在过去和现在使法国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把绝大多数人民、甚至今天的无产阶级保持在其影响之下呢？雅各宾主义的魔力、它的抽象的政治思想、它对神圣共和国的崇拜、它的堂皇宣言，一直到现在仍然向克里孟梭、米勒兰、白瑞安和布尔日瓦这些法国激进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提供精神食粮，如果没有这笔资产阶级革命英雄时期的精神遗产，他们拿什么掩饰自己的反动性和抱残守缺立场？看看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清楚了，他们一面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客的「得天独厚」羡慕得要死，同时仍在咒骂这种「得天独厚」的来源：雅各宾主义。甚至在许多希望已经破灭以后，雅各宾主义仍然作为一种「传奇」留在人们的意识里。很久以来，无产阶级一直用过去的语言谈论自己的前途。1840年，即在「山岳党」政府执政以后差不多半个世纪，在1848年6月的日子之前8年，海涅曾参观了圣马骚近郊的几个工厂，并见到了工人们——「下层阶级中最健全的部份」——的读物。他在写给一家德国报纸的文章中写道：「我在那里发现了罗伯斯庇尔的几篇新演说，还有马拉（Марат）写的小册子（两铜币一本）；卡贝（Cabet）的《革命史》；卡门南（Carmenen）辛辣的时政讽刺文；布那罗蒂（Buonarroti）的作品《巴比夫的教训和密谋》，都是热情洋溢的作品……」这位诗人预言说，「一个共和国迟早会作为这些热情种子的果实，在法国土壤上萌芽和成长。」在1848年，资产阶级已不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敢承担起清除妨碍它取得政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责任。现在我们己经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它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它很清楚）是在旧制度中加进一些必要的调整，不是为了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只是为了同旧势力分享权力。由于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它变得卑鄙地聪明起来，它被前辈的变节所腐蚀，更被前辈的失败吓倒了。它不仅不能领导群众向旧秩序冲击，反而依靠旧秩序去镇压推动它前进的人民群众。法国资产阶级成功地发动了大革命。它的意识成了社会的意识，在大革命时代，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事先被资产阶级意识作为一种目标，作为一个创造性政治任务予以肯定，就无法成功建立起来。它常常凭借动人的姿态来隐匿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但它毕竟前进了。而德国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没有「干」革命，而是同革命断绝关系。它的意识反对争取自身统治地位的客观条件。革命不是由它来进行的，而是在它的反对声中进行的。民主制度在它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斗争的目标，而是对现实利益的威胁。1848年需要一个能在抛开资产阶级或（如有必要）镇压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掌握形势的阶级，需要一个不仅能以其压力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并且能在紧要关头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尸体抛开的阶级。当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作不到这一点。城市小资产阶级不仅敌视过去而且也敌视未来。这个阶级仍然陷在中世纪的残余中，但是已经在「自由」工业面前走向没落了；它仍然在城市中留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面前已经不断后退；它充满了成见，事件的纷扰使它惘然若失，它受剥削同时又剥削人，贪婪而又毫无办法，一句话，哆哆嗦嗦的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主导国家大事。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相比，农民更缺乏独立的政治主动性。多少世纪来在封建枷锁的束缚下，农民贫困不堪，怒气冲天，身上集中了新旧剥削的一切痕迹。在一定时期，他们曾经是杂乱的革命力量的丰富源泉，但是他们分散，缺乏组织，被排除在作为政治和文化神经中枢的城市之外，愚昧无知，目光只限于自己的村落，对城市的远大眼光不懂也不关心，他们不可能起领导作用。农民一旦解除了压在身上的封建义务便立即感到满足，对于曾经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城市不知感恩。解放了的农民是「秩序」的狂热拥护者。民主知识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个集团时而追随它的老大哥自由资产阶级，充当后者的政治尾巴，时而在紧要关头抛弃自由资产阶级，并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它在矛盾罗网中彷徨混乱，结果只会到处给人添乱。无产阶级还太软弱，太缺乏组织、经验和知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必需全面清除旧封建关系的程度，但还不足以使工人阶级这个新生产关系的产物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甚至在德国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抗已经严重到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大胆承担领导国家的任务，但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承担这项任务。革命内部摩擦的确已经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准备了条件，但是这种摩擦也削弱了力量和统一行动，使许多努力白白浪费，使革命在取得初步成就后令人厌烦地踏步不前，然后在反动派的打击下便告退却了。奥地利的情况，则为革命时期政治关系的不完备性和不成熟性提供了极其明显和可悲的例证。在1848年，维也纳无产阶级表现了惊人的英勇和无穷力量。他们一再地投入斗争，鼓动他们的只是一种模糊的阶级本能，然而缺乏对斗争目标的总概念，暗中摸索似地从一个口号转到另一个口号。十分奇怪的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转到了大学生手中，这个唯一活跃的民主集团由于其积极性而对群众有很大影响，因此对形势有很大影响。无疑，大学生们能够在巷战中英勇冲杀，真心实意地同工人们结成兄弟关系，但他们完全不能在政治上指导革命进程，而后者却把群众运动交给了他们。无组织、无政治经验和独立领导的无产阶级一路跟随着大学生。作为「劳力者」，在紧要的关头工人一直给予「劳心者」关键性援助。大学生一会儿号召工人战斗，一会儿他们自己又在城郊阻止工人们进城，有时他们甚至利用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手中的武装公开禁止工人们提出独立政治要求。这种奇特的关系，可以称作是对无产阶级的一种善心革命专政。这一古怪社会关系的大结局是这样的：在5月26日，全维也纳的工人在大学生的号召下，起来抵制当局解除大学生（大学生军团）武装的企图，当全城市民在全市建筑了街垒，表现出惊人力量并掌握了维也纳的时候，当全奥地利都团结在武装的维也纳的周围的时候，当国王出逃并已失去政治力量的时候，当最后的残余军队在人民压力下退出首都的时候，当奥地利政府辞职而没有提名继任人的时候，却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起来执掌政权。自由资产阶级故意拒绝执掌这种「以土匪方式」得来的政权；它一味梦想出逃的皇帝赶快回到无人照管的维也纳来。工人们有足够的勇气打击反动派，可是在组织上和觉悟上还不足以执掌政权。存在着强大的工人运动，但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无产阶级斗争还没有足够的发展。没有能力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未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在最紧要的时刻偷偷溜走了。为了迫使这些逃兵履行他们的义务，无产阶级需要具备不少于建立临时工人政府所需要的力量和成熟性，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悖论。总起来说，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势，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人看到了这一点。」……那个没人注意到的共和国退出舞台，让位给哈布斯堡王朝，至今已经很久了，……机会是很少第二次敲门的。从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经验中，拉萨尔得出结论：从现在起，只有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革命才能找到支持。在1849年10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拉萨尔写道：「匈牙利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有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特别是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不像西欧的革命力量那样处在分裂和尖锐矛盾的状态，也因为匈牙利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民族独立斗争的形式。但匈牙利还是被击败了，并且正是由于爱国力量主导者的背叛。」拉萨尔继续写道：「这件事以及1848到1849年的德国历史，使我得出不可动摇的教训，任何斗争，除非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纯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可能在欧洲取得胜利。任何斗争，如果社会问题在其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因素并继续处在次要地位，如果斗争是在民族复兴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旗帜下进行，都不可能获得胜利。」对于这些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们不打算在此展开详细的评论。但是，早在19世纪中叶，政治解放的任务就已经不可能靠全民族同心协力的压力加以解决，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正确的。只有从阶级立场为斗争积聚力量的无产阶级的独立策略，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1906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同1848年维也纳的工人毫无相似之处。这一点的最有力证据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全俄各地的成立。这些苏维埃不是为了在起义时夺取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统治权而事先准备的密谋组织。不，它们是群众为了协调自己的革命斗争而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机构。这些由群众选出并对群众负责的苏维埃，毫无疑问是民主机关，它们以革命社会主义的精神执行着最坚决的阶级政策。俄国革命的社会特点在武装人民的问题上特别明显。民兵（国民警卫军）是一切革命的首要口号和首要成果，在1789和1848年，在巴黎，在意大利诸邦，在维也纳和柏林都是如此。在1848年，国民警卫军（即有财产和「有教养」的阶层的民众武装）是整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甚至是最温和派别的口号，其任务不仅是保卫已赢得或者应该「赐与的」自由，以防来自上面的背叛，而且还保护资产阶级所有制使其不受无产阶级侵犯。因此，在当时组织民兵显然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英国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家在谈到意大利统一的时候说：「意大利人很懂得，组织武装民兵会使专制制度不可能继续存在。此外，这还是有产阶级防止可能的无政府状态和任何潜在混乱的保证。」[1]而反动统治者由于在运动中心没有足够的军队对付「混乱」，亦即对付革命群众，便把资产阶级武装起来。专制制度先是容许市民镇压和平定工人，然后又解除市民们的武装并把他们也「平定」了。在俄国，组织民兵的口号没有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自由派实际上不得不承认武装的重要性，因为在这方面专制制度让他们吃了不少拳脚。但是他们也明白，离开或者反对俄国无产阶级，建立单独的自由派民兵是绝对不可能的。俄国工人并不像1848年的工人，那时的工人口袋里装满了石头，手持铁棍作武器，而店主、大学生和律师则扛着王室提供的毛瑟枪，腰间挂着剑。在俄国，武装革命首先意味着把工人武装起来。自由主义分子知道并害怕这一点，所以完全避开民兵的问题。自由派在民兵问题上附和专制政府，正如资产阶级的梯也尔（Thiers）仅仅为了回避武装工人就把巴黎和法国拱手让给了俾斯麦一样。在自由民主联盟的宣言（即《宪政国家》论文集）中，泽维列戈夫（Дживелегов）先生论述了国内革命的可能性。他说得对：「社会本身必需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来保卫宪法。」从这一点得出的当然结论，是需要人民武装，而这位自由主义哲学家却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拿起武器」[2]来防止反动派反扑。只要社会「准备」进行抵抗就行了。究竟用什么方式进行抵抗呢？教授不说，自己想去！如果可以从这个诡辩得出什么结论来的话，那就是在我国民主分子的心目中，对武装无产阶级的恐惧比对专制制度的刺刀的恐惧还要大。因此，武装革命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1848年资产阶级组织国民兵的阶级要求，在现在的俄国已经以武装人民的要求，首先是武装无产阶级的要求，开始提了出来。俄国革命的命运是同这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波尔顿．金格：《意大利统一史》俄译本第一卷第220页，1901年莫斯科出版。——列．托．[2]《宪政国家》，论文集，第一版第49页。——列．托．<<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第二章城市和资本<<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二章城市和资本俄国城市是现代历史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最近几十年的产物。在彼得一世统治的末期，亦即在18世纪的头25年，城市人口的数目是32万8千多一点，也就是约占全国人口的3%。18世纪末，城市人口达到130万零1千人，约占总人口的4.1%。到了1812年，城市人口已上升到165万3千人，相当于全部人口的4.4%。到了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仍然不过是348万2千人，即总人口的7.8%。最后，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1897年），城市人口的数目达到1628万9千人，即约占总人口的13%。[1]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作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而不仅仅作为一种行政单位，那末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数字并不能提供城市发展的真实图景：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情况，往往为了很不科学的理由而颁发或撤消建立城市的敕书。但是这些数字仍然清楚地表明了俄国城市在农奴改革以前并没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城市在最近几十年来迅速成长的情况。根据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城市人口在1885年到1897年间增长了33.8%，比全俄人口总增长速度（15.25%）快一倍多，差不多是农村人口增长速度（12.7%）的三倍。如果再加上独立的工厂小区和小镇的人口，那末城市（非农业）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尤其明显。但是现代俄国城市和旧俄国城市的不同不仅在于居民的数目，而且社会形式也不同：现代俄国城市是商业和工业生活的中心。我国旧时代的大多数城市在经济上差不多不起什么作用，它们是军事行政中心的堡垒；它们的居民都是国家雇员，靠国库的开支生活，一般说来，城市只是行政、军事和征税的中心。如果非国家雇员在城市内或郊区定居以防止敌人侵袭，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继续从事以前的农业。据米留可夫先生说，甚至旧俄国最大的城市莫斯科也仅仅是「沙皇的采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都这样或那样地同宫廷联系着，充当随从、卫士或是仆役。根据1701年的人口调查，在莫斯科1万6千多户中，仅仅7千户亦即44%是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即使这些住户也是为皇宫工作的城郊居民。其余9千户属于僧侣（1千5百户）和统治阶级」。因此，俄国的城市同亚洲专制统治下的城市一样，只起到消费的作用，而与欧洲中世纪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不同。同时期的西欧城市多少成功地确立了「手工业工匠无权住在农村」这一原则。但是俄国城市从没有追求这类目标。那么制造工业（即手工业）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农村，附属于农业。由于国家横征暴敛下的经济水平低，积累和社会分工都没什么生存空间。此外，俄国的夏季较西方为短，因而冬闲较长。由于这些因素，制造工业没有同农业分开，没有集中在城市，而是留在农村作为农业的副业。到了19世纪后半叶，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广泛发展，当时基本没有城市手工业，主要的手工业都在农村。米留可夫先生写道：「至今为止，俄国最多有150万工厂工人，此外还有不下四百万农民在自己家里从事制造业，同时继续务农。欧洲工厂的兴起……所依赖的就是这个手工业工人阶级，但是俄国这个阶级却丝毫没有参与……建立俄国的工厂。」当然，人口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为社会分工创造了基础，这也适用于城市手工业。但是，由于先进国家的经济压力，这个基础随即被大资本主义工业所夺走，因此城市手工业便没有发展的机会了。数以百万的家庭手工业工人，正是欧洲城市人口的核心来源。他们先是作为师傅或工匠参加行会，然后又愈来愈被排除在行会之外。大革命时期巴黎最革命街区的多数人口是手工业工人阶层。单单这个事实（我国的城市手工业很少）对我们的革命就有不可估量的后果。[2]现代城市的经济实质是：利用农村提供的原料从事制造业。因此，运输条件对于城市具有决定性意义。采用铁路就能扩大供应城市的农村地区的范围，使城市有可能集中数十万人口。集中人口的需要是由大工业的发展引起的。现代城市（至少是具有经济和政治意义的城市）人口的核心是急剧分化的雇佣劳动阶级。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还不大为人所知的阶级，注定要在我国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现代工业制度不仅把无产阶级推到了最前列，并且剥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在旧的革命时期，后者曾得到城市市民阶层，即手工业工人，小店主等等的支持。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起到不成比例的巨大政治作用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资本大部分来自外国。考茨基指出，这个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增长同无产阶级的数目、力量和影响的增长不相适应。正如以上所说的，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它依靠整个欧洲的经济文明征服了俄国，而它面临的竞争者，是无依无靠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工人或可怜的城市手工业工人，还有半沦为乞丐的农民这个劳动后备军。专制政府则用各种办法帮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奴役全国。首先，它把俄国农民变成了国际金融圈子任意盘剥的对象。国家经常需要钱而国内缺乏资本的情况，为盘剥重利的外国贷款创造了活动的天地。从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代到维特[3]和杜尔诺沃[4]内阁为止，阿姆斯特丹、伦敦、柏林和巴黎银行家，一直竭力把沙俄专制制度变成一个巨大的投机交易所。相当大的一部分所谓内债，也就是通过国内信用部门筹得的贷款，同外债并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这些债款也是由外国资本家贷给的。专制政府以沉重的赋税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把欧洲交易所贷给的大量钱款变成了士兵、军舰、单人监狱和铁路。这些开支的大部分，从经济观点来说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很大一部分国民财富以利息形式被送往国外，使欧洲的金融巨头更加富有和强大。最近几十年来欧洲金融资产阶级在议会制国家的政治影响不断增长，迫使商业和工业资本家退居次要地位，它简直是把沙皇政府变成了它的附庸；但是它不可能也不愿意、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成为俄国国内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一部分。它的好恶原则早在1798年荷兰银行家霍普对俄贷款时就规定了的，那就是「不论政治情况如何利息必须偿付」。欧洲金融界甚至希望专制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再没有别的政府能够保证如此高额的利息。但是国家贷款并不是欧洲资本进入俄国的唯一途径。俄国国家预算支付的那些利息钱，很大一部分又以工商业投资形式回到了俄国，吸引它们的是俄国尚未开发的天然资源，更主要的是没有组织的、还不懂得反抗的劳动力。1893年到1899年是我国工业繁荣时期的尾声，也是欧洲资本大量涌入的时期。因此，在俄国土地上把俄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的，大部份仍然是欧洲资本，即正在法国和比利时的议会里取得政治权力的资本。为了在经济上奴役这个落后国家，欧洲资本为它带来了主要的生产部门和通讯部门，跳过了一整批中间的技术和经济阶段，而这些阶段是西欧国家过去发展资本主义必须经过的。但是，这些资本在争取经济统治地位的道路上所碰到的障碍愈少，在政治上的作用却越是微不足道。欧洲资产阶级是从中世纪的第三等级发展起来的。它以人民的名义举起了旗帜，抗议上面两个等级的掠夺和暴虐，但它自己也是想剥削人民的。中世纪的阶级君主制度在转变为集权君主制度过程中，曾在反对僧侣和贵族特权的斗争中依靠过市民。资产阶级也利用市民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集权君主制度和资产阶级是同时发展起来的，而当两者在1789年互相冲突的时候，资产阶级得到了全民族的支持。俄国专制制度是在西欧国家的直接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它早在本国经济条件足以产生大资产阶级以前，就抄袭了西方的行政和管理方法。在俄国城市所起的经济作用还微不足道的时候，它就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和集权官僚－财政机器，并陷入了对欧洲银行家的难以自拔的债务关系。西方资本在专制政府的直接合作下闯进俄国，并在短时期内把许多古老的城市变成了工商业中心，甚至在短期内把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了工商业大都市。这些资本常常以大股份公司法团的形式出现。在1893到1902年工业繁荣的10年中，股份公司的固定资本增加了20亿卢布，而在1854到1892年仅仅增加了9亿卢布。无产阶级迅速成为集中而广大的群众，而在这些群众和专制政府之间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孤立在「人民」之外，一半是外国的，没有历史传统，激励他们的只是对利润的贪欲。[1]这些数字摘自米留可夫的《论文集》。全俄的城市人口，包括西伯利亚和芬兰的城市人口在内，据1897年人口调查1712万2000人，占总人口的13.25%（门捷列耶夫：《了解俄国》第二版，1906年彼得堡版，第90页表）。——列．托．[2]当人们把俄国革命不加批评地同1789年法国革命加以模拟而成为老生常谈的时候，帕尔乌斯（Т.Парвус）曾经有远见地指出了这个情况，即指出了俄国革命具有特殊命运的原因。——列．托.[3]维特，1905-1906年任沙皇内阁总理。——中译者注[4]杜尔诺沃，于1895年起任总理。——中译者注<<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第一章历史发展的特点<<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俄国革命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马克思主义早就预言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资本主义发展同保守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决定了革命的爆发是迟早的事。马克思主义预言未来革命的社会性质为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革命的直接的客观任务在于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正常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和证明了。目前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对发展中的革命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以发现推进革命的「可能性」。如果有人还以为我们的革命同法国大革命或1848年欧洲革命是一回事，他就犯了个大错误。自由主义所依靠和赖以为生的历史模拟方法，决不能代替社会分析。俄国革命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是我国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的总结，反过来，这一特殊性又揭示了崭新的历史前景。第一章历史发展的特点如果我们把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同其它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情况（把共同特点极相似、其历史与俄国历史不同的一些欧洲国家作为一类）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可以说，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相对的原始性和缓慢性。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详述这种原始性的自然原因，但事实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俄国的社会生活建立在比较匮乏和比较原始的经济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基础。只有当这种发展达到一定高度时，经济组合以及阶级和等级才能形成。等级、阶级的分化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和较专门的社会职业的形成，在发生等级和阶级分化之前，必须有一部分从事直接物质生产的人创造出剩余产品，亦即除生产供自己消费的东西以外还有剩余，只是由于剩余产品同生产者的分离，非生产阶级才有可能兴起和形成。此外，生产阶级本身内部的分工，也只有当农业的发展达到一定高度，能够保证对非农业人口的农产品供应的时候才有可能。这些有关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亚当·斯密已经准确地说明过了。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历史中的诺夫戈罗德时期虽然与欧洲中世纪的开端处于同一时期，但俄国自然历史条件（不利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稀少）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的缓慢速度，必然阻碍阶级形成的过程，并使其具有较原始的性质。如果俄国继续处在孤立状态并且只受内部倾向的影响，那就很难说俄国的社会发展史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建立在某种内部经济基础上的俄国社会生活，在各个时期都一直处在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压力）之下。在这种正在形成的社会－国家组织同其它毗邻的国家组织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一方的经济关系的原始性质和另一方较高的经济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原始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俄国，同其它在较高和较稳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组织开始发生关系和冲突。这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俄国在对这些国家的斗争中屈服，像金帐汗国在对莫斯科公国的斗争中最终屈服一样；要么俄国在经济关系的发展方面赶上它们，吸收比它在孤立发展的情况下所能吸收的更多得多的生命力。但是俄国的经济还没有原始到要亡国的地步。俄国没有消亡，而是在国民经济力量的弦绷到极限的情况下开始成长。因此，俄国主要的特点并不在于它一直「被敌人团团包围」。单是这一点还不能说明问题。实际上，这一点可以适用于除英国以外的其它所有欧洲国家。但是在彼此进行的生存斗争中，这些国家凭借的是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因此它们的发展并没有（像俄国那样）经受强大的外来压力。同克里木汗国和诺盖汗国的战争使俄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显然并不比百年战争期间英法付出的努力更大。迫使古代罗斯采用火器和创设常备射手团的并不是鞑靼人；后来迫使俄国组织雇佣骑兵和步兵部队的也不是鞑靼人，而是立陶宛、波兰和瑞典的军事压力。由于来自西欧的压力，俄罗斯国家消耗了过大的一部分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国家靠牺牲正在形成中的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存在下来，因而妨碍了这些阶级本来就很缓慢的发展。不仅如此，国家还极力抢夺农民的「必需产品」，剥夺后者的生活来源，迫使他们逃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定居的土地，因而妨碍了人口的增长，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既然国家消耗了过大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它便妨碍了本来就很缓慢的阶级分化；既然国家夺走了必需产品的重要部分，它甚至还破坏了它所依靠的原始的生产基础。但是，为了生存，为了执行其职能，首先是为了夺取所需要的那部份社会产品，国家需要一套等级组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家在破坏它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又努力通过政府措施强迫这些基础发展，并且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努力使等级的发展有利于它自己。研究俄国文化的历史学家米留可夫（Г.Mилюков）认为，这一点是俄国同西欧发展史截然相反的地方。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相反的地方。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度（后来发展成为集权君主制度），就是使一定的社会利益和关系巩固起来的一种国家形式。但是这种国家形式一旦形成和存在，就产生了自身的本位利益（王朝的、宫廷的、官僚的……利益），它的利益不仅同较低等级的利益有冲突，甚至同较高等级的利益也有冲突。统治阶层作为人民大众和国家官僚组织之间所必需的「间隔」，对国家组织施加压力，使自身利益成为后者日常工作的出发点。同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国家权力，也从本位的观点看待较高等级的利益，抵制它们的要求，力图使它们服从自己。国家和这些等级之间的关系的实际历史，就是沿着这种力量对比所决定的方向发展的。在古代罗斯发生的也是基本上与此相同的过程。国家力图利用正在发展的经济集团，企图使它们服从自己特殊的财政和军事利益。正在兴起的经济统治集团，则竭力利用国家来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比如等级特权）。在俄国，这场较量得出的结果，比西欧历史上的类似较量更有利于国家一方。就是说，在牺牲劳动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国家和社会上层集团互相效劳；不过，同中世纪西欧的等级国家相比，在权利和义务、负担和特权的分配上，俄国的贵族和僧侣比较吃亏。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米留可夫的说法（在西欧是等级创造了国家，在俄国则是国家权力创造了符合它自身利益的等级）未免过于夸大，是不能用来作为任何历史前途的理论基础的。等级不能由国家或法律凭空创造出来。在某个社会集团能够靠国家权力的帮助成长为特权等级之前，由于享有一切社会优势，它在经济上必然已经成形。社会等级不能根据预先制定好的官级表或荣誉勋位[1]法加以创造。国家权力的作用，是以自身的各类功能杠杆来推动基本经济过程，后者则促成较高经济形态的出现。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俄罗斯国家本身消耗了过多的社会劳动成果，因而妨碍了社会进步，但是它又需要这个进步。在进步较快的西欧社会的影响和压力下（通过军事国家组织施加的压力），俄罗斯国家力图用强制手段加快发展原始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进步（在当时体现为促使等级分化），是很自然的。由于「赶超战略」的起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薄弱，那么国家在实施这一战略的时候，利用其统治权力按照自身的考虑来指导上层阶级的发展，也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在这一复杂过程中，国家一方面取得很大的发展成就，一方面被本身组织的薄弱和原始性质所困扰，而这种原始性质，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由社会结构的原始性决定的。因此，建立在俄国经济基础上的俄罗斯国家，是在较高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邻国国家组织的善意和（主要是）非善意压力推动下，向前发展的。从某一时期起（尤其是从17世纪末叶起），国家竭力加速经济的自然发展。新的手工业部门、机器、工厂、大生产、资本等，从某个角度来看，似乎都是人为地移植到自然经济上来的。资本主义似乎是国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俄国的全部科学都是政府人为努力的产物，是被人为地嫁接在民族愚昧的自然基础上的。[2]俄国的学术思想，也和俄国经济一样，是在西方较高的思想和较发达的经济的直接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由于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对外贸易不发达），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主要在国家层面进行，国外的影响在直接采取经济竞争形式之前，首先表现为国家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剧烈斗争的形式。西方经济对俄国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国家这个中介进行的。为了能够在武力强大的敌国包围中生存下去，俄国不得不建立工厂，创办航海学校，出版关于筑城学的教科书等等。但是如果庞大的俄罗斯的国内经济总趋势并不是向着同一方向发展，如果经济发展没有刺激对一般科学和应用科学的需求，那末国家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正在自然地从自然经济向货币商品经济发展的国民经济，明显跟不上政府的步伐；前者只是力所能及地在那些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领域，对政府的赶超战略作出了某种反应。俄国的工厂史，俄国货币制度史和国家信用史，都是上述观点的最好证明。门捷列耶夫教授曾写道：「大多数工业部门（金属，制糖，石油，酿酒，甚至纺织工业），都是在政府措施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有时甚至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尤其是因为政府一向有意识地奉行保护政策。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代，政府最大限度地公开执行了这项政策……最高当局完全自觉地奉行适合俄国国情的保护关税原则，它简直比我们整个有教养的阶级还要进步。」（门捷列耶夫〔Д.Mенделеев〕：《了解俄国》，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84页）这位称赞工业保护关税政策的学者忘记了补充一句，就是政府采取这种政策并不是出于对发展生产力的关心，而是纯粹出于财政上的考虑，部分是出于军事技术方面的考虑。由于这个原因，保护关税政策往往不仅违背工业发展的根本利益，而且违背了某些企业主集团的私人利益。例如，棉纺厂厂主们曾公开指出：「对棉花维持目前的高关税税率并不是为了鼓励种植棉花，而完全是为了国库的利益。」正如在「创造」社会等级的时候一样，政府所追求的首先是国家的赋税，在「移植」工业的时候，它主要关心的也只是国库的需要。但是毫无疑问，专制政府在把大工业生产移植到俄国土地一事上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发展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开始感到需要西方式政治制度的时候，专制政府已经掌握了欧洲国家所有的一切物质力量。它依靠的是一个集权的官僚机器，在调整新的社会关系方面，这个机器已完全无用，而在执行镇压功能的时候倒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电报联络使辽阔的国土变得狭小起来，这使行政机构对自己的行动较有信心，并使它（在镇压方面）的行动比较一致和迅速。铁路使得政府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军队从国家的一端调到另一端，而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欧洲各国政府差不多都是不知铁路和电报为何物的。专制政府可以调遣庞大的军队，虽然在日俄战争的严重考验中，这支军队显得相当无用，但用于国内统治是足够的。不仅大革命前的法国政府，甚至1848年的西欧政府都没拥有过类似俄国今天拥有的军队。在依靠财政－军事机器尽量剥削全国的同时，政府还把每年的预算提高到20亿卢布的巨额数字。在军队和预算的支持下，专制政府与欧洲交易所勾结起来，让后者作自己的司库，俄国的纳税人则变成了欧洲交易商的一个财源。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世界面前，俄国政府是一个拥有无敌力量的庞大军事官僚和财政－金融机器。这个专制王国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冲昏和迷惑了欧洲资产阶级和俄国自由派，使他们对于同这个怪物进行公开的实力较量完全丧失了取胜的信心。专制政府的军事和财政力量似乎排除了俄国革命的一切可能。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个国家愈是集权、愈是脱离社会，它就愈迅速地成为高踞社会之上的独立组织。这样一个组织的军事和财政力量愈大，它的生存斗争也愈能持久，愈能成功。拥有20亿预算、80亿债务和百万军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已不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需要（不仅是国内行政的需要，而且还有军事安全的需要，这个国家最初就是为维持军事安全而组织的）以后，还能够继续维持很长时间。这种情况拖得愈久，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惰性极强的政府政策之间的矛盾就愈大。废奴改良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没能消除这些矛盾，而且第一次把这些矛盾鲜明地暴露出来）结束后，政府自愿转向议会道路的可能性在客观上愈来愈困难，在心理上也愈来愈不能接受。它所处的形势向社会表明，摆脱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专制制度的锅炉内积累足够的革命蒸汽来把它爆炸掉。因此，专制政府的行政、军事和财政力量（由于具有这种力量，它顽固地不顾社会的发展而继续存在），不仅不能如自由派所设想的那样排除革命的可能性，相反，却使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且专制政府的势力把它自身和民族之间的鸿沟掘得越深，这次革命所具有的激进性质也将越大。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确有资格感到自豪，只有它解释了这一发展方向，预言了它的总的形式[3]，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在靠最乌托邦的「实用主义」为生，革命民粹派则是靠追逐幻影和对奇迹的信赖而生存。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那末，这次革命的力量又是什么呢？[1]誉勋位是拿破仑一世所创立。——中译者注[2]只要回想一下国家和学校之间原有关系的特点就可以明白，至少学校也和工厂一样，也是国家「人为」的产物。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压力可以说明这种「人为性」。那时逃学的学生们会被处以上枷的刑罚。可以说整个学校都处于上枷的状态。学习成了一种服役。学生可以得到工资，等等。——列．托．[3]连门捷列耶夫教授这样一个反动官僚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在谈到工业发展的时候，他说：「社会主义者在这里觉察到了某种东西，甚至有部分的了解，不过他们走入了歧途，遵循着拉丁语风，鼓吹暴力，助长无知愚民的残酷本性，力图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见《了解俄国》一书第120页）<<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191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重印本序言<<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191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重印本序言[1]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是使俄国革命运动的各种思潮和政治团体形成派别的根本问题。甚至在社会民主运动内，自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时候起，就因这一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从1904年起，由于这些分歧而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我们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性质，也就是说革命的自然结果将是政权归资产阶级并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创造条件。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则是：承认就要到来的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但同时提出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一点作为主要革命任务。孟什维克的社会分析是极端肤浅的，这种分析实质上只是粗俗的历史模拟，这是那些「有教养」的市侩们的典型方法。不论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政治阵营的两极分化，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变得无足轻重的事实，或者是后来实际形势的教训，都不能使孟什维克停止对「真正」、「现实」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倦寻求，他们认为这种民主派将领导「民族」去创造尽可能完善的议会民主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孟什维克总是竭力到处寻找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展的迹象，在找不到的时候就加以臆造。他们夸大一切「民主」宣言和表现的重要性，同时轻视无产阶级的力量及其斗争的前景。为了使俄国革命取得所谓历史规律所规定的「正当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拼命地寻找「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期间，当找不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孟什维克干脆自己来执行这种力量的任务。丝毫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训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革命形势下的行动当然不可能同二月革命中一度扮演「主要」角色的孟什维克有什么两样。资产阶级民主派缺乏真实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也表现在孟什维克身上，他们很快就夭折了，在革命进行了8个月之后便被阶级斗争抛在一边了。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从不相信俄国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权和力量。它一开始就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决定性重要意义，但是说到革命纲领本身，布尔什维克在最初使农民问题拖了纲领的后腿，因为如果没有千百万农民的支持或者和农民对立，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们（暂时）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至于对革命内部力量和革命前景的估计，作者在当时没有附和俄国劳工运动主要派别中任何一方的意见。他当时的立场可以概述如下：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其首要任务的革命开始以后，会很快引起强大的阶级冲突，只有当政权转到唯一能领导被压迫群众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才能赢得最后胜利。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它不仅不愿而且也决不能把自己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那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连同它的国家界限将被抛弃，俄国工人阶级的暂时的政治统治也将发展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如果欧洲依旧停滞不前，资产阶级反革命将不会容忍俄国劳苦大众的政府，它对俄国革命政权的颠覆将是无情的。因此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内。它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须打破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并从西欧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在这篇写于1904至1906年间的文章中，这种观点得到了发展和论证。但是十五年来作者在坚持不断革命观点的同时，在对社会民主运动中敌对派别作出评价的时候陷入了错误。由于双方的出发点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作者曾认为它们之间的分歧不致深刻到引起分裂的程度。同时，他希望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清楚地证明俄国资产阶民主派的软弱和微不足道，另一方还会证明无产阶级客观上不可能受民主主义纲领的限制。他认为这一点足以根本消除派别分歧。作者在侨居国外期间一直处在两派之外；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当时非常重要的情况，实际上，沿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战线，许多坚定的革命者正集中到战线的一边，而愈来愈陷入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泥坑的分子则集中到战线的另一边。在1917年的革命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组织，团结了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一切最优秀的分子，布尔什维克（经过一些内部斗争）明确采取了旨在达到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策略，这完全符合俄国的整个国际形势和阶级关系。而孟什维克派那时的成熟程度仅仅足以担负我前面说过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现在，在向公众发行这书重印本的时候，作者不仅希望解释一下促使他以及其它多年来一直处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同志有可能在1917年初同这个党共命运的理论原则（这样一个个人的理由并不能成为重印此书的充足理由），同时也希望追述一下对俄国革命动力的社会历史分析；从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可能而且必须成为俄国革命的任务，远在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既成事实之前就是如此。我们毫无更改地重印了这本写于1906年而其基本路线在1904年已经形成的小册子，这一事实就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在替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孟什维克方面，而是在实际执行工人阶级专政路线的政党方面。一种理论的最后考验是实际经验。我们现在所参加的事件，以及我们参加的方式早在大约十五年前就在我们的基本路线中预见到这一事实，就是我们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们重印了发表在1915年10月17日《我们的话》（巴黎出版）上的一篇题为《为政权而斗争》的文章作为附录。这篇文章具有一个论战性目的，是对孟什维克领袖们写给「在俄国的同志们」的纲领性「信件」的批评。在文章里我们得出结论：1905年以后十年中的阶级关系的发展已经进一步摧毁了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怀的希望，因此很显然，俄国革命的命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地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在所有这些年来的思想斗争面前，如果有人说十月革命是「冒险主义」，那他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白痴！谈到孟什维克对革命的态度,不能不提一下考茨基的堕落。他现在从马尔托夫、丹和策烈铁里的“理论”中找到了他自己的理论和政治堕落的辩护辞。在1917年10月以后，考茨基声称，虽然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确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俄国共产党并没有通过考茨基为它规定的具体途径和具体时间表取得政权，所以苏维埃共和国应该交给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去纠正错误。对于考茨基发表的陈腐意见，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并读过考茨基当年文章的同志们一定倍感意外。当时，考茨基（他还是从罗莎·卢森堡那里学到了些东西的）充分理解并承认：由于国内阶级斗争所达到的水平和资本主义的整个形势，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告终，而必不可免地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那时坦白地写过关于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工人政府的文章。他甚至没有想到根据民主派的上层表演来决定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的问题。当时考茨基懂得，革命将会第一次开始唤醒千百万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下子唤醒，而是一步步地，一阶层跟着一阶层地唤醒，因此当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广大的农民群众仍处于很幼稚的政治发展水平，因而可能会把选票投给仅仅反映农民阶级的落后成见的中间力量。那时考茨基懂得，由夺取政权的革命逻辑所引导的无产阶级不可能无限期地延迟夺取政权行动，因为拖延这项行动只对反革命有利。考茨基那时懂得，无产阶级一旦夺得革命政权，它不会把革命的命运寄托在任何特定时刻最没有觉悟、尚未觉醒的群众的心理上，相反，无产阶级会把政治权力集中在从事启发和组织这些落后和无知的农民群众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手中。考茨基懂得，如果把俄国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限制它的任务，那就意味着对天下大事一窍不通。他和俄国、波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正确地承认，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欧洲无产阶级之前夺取了政权，它必定会利用作为统治阶级的形势给予欧洲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强有力的帮助，而不是把它的地位迅速让给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充满马克思主义原则精神的世界前景展望，不可能由农民在1917年冬的所谓制宪议会选举中的投票结果决定，也不能由考茨基或是我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现在，当十五年前的展望变成了现实的时候，考茨基却拒绝给俄国革命发放出生证，理由是它的出生没有及时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办公室里登过记。真是昏了头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糟蹋！人们完全有权说，从第二国际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对俄国革命所下的这个市侩式判断（一个比1914年8月4日社民党议员团对军事拨款预算案的赞成表决更丑恶的表现）已经可以看到第二国际的堕落了。几十年来，考茨基发展并坚持了社会革命的概念。现在革命变成了现实，考茨基却在革命面前惊慌地退却了。他被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吓坏了，并且对德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强大运动采取敌视态度。考茨基很像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师，他多少年来一直在气闷的教室里向学生们重复春天的描述，可是最后当他结束他的教员生活，来到新鲜空气里的时候，他却不认识春天，因而大为生气（如果这个小学教员可能生气的话），并且力图证明春天不是春天而只是自然的大混乱，因为它的发生违反了自然历史教科书的定律。幸运的是，工人们并不信赖这位甚至是最权威的腐儒，他们信赖的是春天的声音！我们马克思的信徒和德国工人们一齐坚持我们的信念：革命的春天已经充分按照社会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律到来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小学教师的脱离历史的教鞭，而是对实际正在进行的历史发展的方式方法所作的社会分析。我对两篇文章（一篇是1906年写的，另一篇是1915年写的）的原文都没有作任何更改。原来我打算为原文加注，使它适合于目前之用；但是在通读原文的时候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如果我要详细加注的话，那会使本书的篇幅增加一倍，我现在没有时间这样作。而且这种「双层」的书籍对读者来说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本文思想系统的主要分支同我们当前的情况很相近，那些愿意更彻底地了解本书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从目前的革命经验中找到补充本书所说明的观点的必要资料。列夫·托洛茨基1919年3月12日于克里姆林[1]本节序言译自英文版《不断革命论和总结与前瞻》一书，正文据圣彼得堡1906年出版的《我们的革命》（《Нашaревопюция》,КнигоиздагельствоН.Глаголева.-Пегерόург）一书译出，正文的第十章是托洛茨基后来补写的，在《我们的革命》中未收入，现在据苏联国家出版社1922年出版的《1905年》第287-293页所载原文译出——中译者注<<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
声明（12月26（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声明 鉴于委员会就人质、平民俘虏和难民问题展开的工作，暂停发放与我们交战国和被占领地区的护照。 签名：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内务人民委员 Г.彼得罗夫斯基 1917年12月1日 《真理报》第213期， 1917年12月26（13）日
致英国大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致英国大使 在扣押在英国的外国人中有两个俄国公民：格奥尔吉·契切林[1]和彼得罗夫。他们两人作为无可指责的崇高忘我的人在俄国广为人知，在他们以前的活动中没有任何疑点。 契切林和彼得罗夫这两个人显然是因为参加英国国内政治生活引起后者的反感，他们在那里捍卫并推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像苏格兰的马克林、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如果英国当局认为这样的活动在联合王国的领土上是不能容忍的，那我只能以共和国政府的名义请求立即把上述两人以及与他们处于同样状况中的其他人遣送出大英帝国的边界，使他们能够返回俄国，他们在那里可以光荣地为自己人民的事业服务，做出贡献。 为了加强我的斡旋，我斗胆提请大使先生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生活着许多英国人，他们绝不隐瞒自己的反革命思维方式，公然与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建立明显的政治联系。我国革命民主舆论不想容忍这一事实，即俄国功勋卓著的革命战士在英国集中营里受折磨，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反革命公民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我的这个斡旋将得到贵国热爱自由的劳动人民的充分同情，大使先生，请允许我表达我对这点的深信不疑。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真理报》第188期， 1917年11月26（13）日 [1]契切林（Георг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Чичерин，1872-1936）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5年起）、孟什维克、苏共党员（1918年起）。他的外交官生涯从沙俄外交部开始。在1905年革命中支持在社会革命党，被迫流亡国外。1917年为政治侨民返回俄国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1月返回俄国，1918年继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直至1930年。他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1922）、洛桑会议（1922-1923）。1925-1930年为党中央委员，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者
外交部命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外交部令 到11月13日上午不来上班的外交部职员公民将被免职，并失去国家退休金的以及所有兵役特权的权利。 借调到密码处工作的军官公民们，不上班者必须立即返回自己的部队。 外交人民委员 托洛茨基 《真理报》第185期， 1917年11月23（10）日
全体公民请注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全体公民请注意 富人阶级反抗新的苏维埃政府，即工农兵政府。他们的支持者制止国家和城市职员的工作，号召银行职员停止工作，企图破坏铁路运输和邮电通讯联系等。 我们警告他们，他们在玩火。饥饿威胁着国家和军队。为了与饥饿进行斗争，在粮食机构、铁路、邮局和银行中认真地完成所有工作是绝对必须的。工农政府为保障国家所需要的一切而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反抗这些措施，是反人民的犯罪。我们警告富人阶级和他们的支持者：如果他们不停止他们的怠工，导致停止粮食运输，他们将首先尝到他们自己所造成局面的恶果。有产阶级和他们的仆人将会失去获得食品的权利。他们所有的全部储备都将被征用。主要罪犯的财产将被剥夺。 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们警告了玩火者。 我们坚信，如果这些措施是必要的话，我们将会得到所有忠于革命的公民、所有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支持。 军事革命委员会 《消息报》第218期， 1917年11月7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员质询的决议（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质询的决议 （11月4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提出的质询确认： 1、工人群众的苏维埃议会在其方法上，与资产阶级议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后者代表的是利益对立的各个阶级，那里，统治阶级的代表把操作规则和指令变成立法机构的武器。 2、苏维埃议会不能拒绝人民委员会在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下，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整体纲领的框架内颁布紧急法令。 3、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集中了对人民委员会全部活动的监督权，并能够撤换政府或它的个别成员。 4、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下述事实表示遗憾，即提出质询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认为不能直接参加政府，所以也不能直接参与所有紧急法令的制定。 《第二届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31、32页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质询的讲话（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质询的讲话[1] （11月4日） （一） 托洛茨基同志提醒说，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都没有要求旧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做严格的汇报。但我们的苏维埃议会与一般的议会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没有不同的、彼此敌对的阶级的代表。我们的政权是劳动者和被压迫阶级的政权，所有一般的议会机制，在我们这里都是不适当的，毫无意义的。议会内部操作规则一般都是为在议会中平衡敌对的阶级服务的，也是为代表摆脱选举人的影响服务的。代表们以虚假的议会指令来掩饰，躲避选举他的群众的要求。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当选代表不应该躲藏在形式主义的盾牌后面。我们这里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大概与工会中的关系一样，是活生生的、直接的。就算我们没有形式上的保障，但我们有体现自己权力的实际可能。你们可以随时召回人民委员。你们可以以此实际上实现你们的监督。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不是各政党领袖和上层的幕后交易的产物，像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政权表达的是组织起来的群众的真正的意志。就算命令表面上不那么流畅，不够文从字顺，但有活力的创造的权利高于形式上的无可指责。我们的活动已经结出了果实。它不仅在整个俄国，也在国外引起了反响。土地法令深得民心，甚至以外在加工完善的必要性哪怕是推迟颁布一天都是不可饶恕的。让疲倦者离开吧！我们在数量上弱小，但在质量上强大，我们将骄傲地高昂着头，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一位讲演者说到政权的垮台。但这不是垮台，而是净化。我们留下的人认为，不应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派妥协集团做任何让步。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你们可以召回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路线。 (二) 托洛茨基同志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没有自己掌握政权的追求。布尔什维克建议第二届代表大会夺取政权，在那里有护国派分子。如果后者不愿意服从多数的意志而退席，这个罪过不应该由布尔什维克来承担。我们对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做了回应，但是，我们不能为妥协派的幽灵而牺牲新政府的纲领。 (三) 托洛茨基同志说，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党团想悄悄地把反人民的行李——与阿夫克森齐耶夫的联合、为金融资本服务的出版自由——带进政府中。我们不允许带着这些行李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或是阿夫克先济耶夫，或是我们。 (四) 在马克林同志回来之后，托洛茨基同志指出，令人厌恶的不是这些人和集团的本身，而是这些人和集团的策略。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想进入苏维埃，我们将为此而高兴，但是，在与那些唆使士官生反对苏维埃的人进行谈判（不过我们没有阻止这些谈判）时，我们不能让国家失去政权机关。如果你们现在不想和我们一起前进，同时指责我们大权独揽，即我们没有为与你们达成妥协的虚幻的蝇头小利布使革命失去政府机制，那这意味着你们没有自己的面貌。你们是影子，因为戈茨们和唐恩们是资产阶级的影子，而你们仅仅是这些戈茨们的影子。 《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8页 [1]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读了下面的声明：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人民委员会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做下面的紧急质询：在第二届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机构，政府完全对它负责，然而最近几天公布的一系列法令（以政府的名义）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讨论，也未经它的批准。政府以这种方式行动，实际上破坏了公民自由的基础。我们对人民委员会主席质询： 1、法令和其他决定草案不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有何根据。 2、政府是否打算放弃它随意建立的根本不能允许的颁布法律的制度。 В.卡列林、В.萨皮罗、А.什列伊杰尔、В.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亚历山德罗维奇、И.涅斯捷罗夫、С.科特利亚列夫斯基、И.В.巴拉舍夫、А.普罗尚、С.扎克、Гр.扎克斯 列宁、科列加耶夫等人参加了对该质询的讨论。结果是29票对23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2人弃权。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 （11月4日） 在起义和镇压反革命企图阶段，查封资产阶级报纸不仅仅是出于纯战斗的要求，而且是在出版领域中建立新制度的必需的过渡措施，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印刷厂和纸张的主人——不能再是舆论垄断的制造者。 进一步的措施是没收私有印刷厂和纸张储备，把它们转交给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成为它们的财产，以便政党和集团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力量、即根据自己支持者的数量利用出版的技术设施。 恢复所谓的“出版自由”，即简单地把印刷厂和纸张还给资本家和毒害人民意识的人，是对资本意志的不能容忍的投降，是放弃工农革命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这无疑是反革命措施。 综上所述，中央执行委员会断然否决在出版问题上企图恢复旧制度的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无条件地支持人民委员会，反对出自小资产阶级偏见或干脆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利益的仆人的野心和蛊惑。 《第二届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页。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 （11月4日） 在这方面有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1、是一般的镇压问题，2、是出版问题。在内战期间要求取消一切镇压的要求，意味着要求停止内战。这样的要求可能或是出自无产阶级的敌人，或是支持这个敌对方的人。与之进行内战的敌人并没有向我们求和。我断定，谁也不能对我们为科尔尼洛夫的支持者做担保。在内战条件下禁止敌对的报纸是合法措施。向明确的出版制度过渡，当然是必须的。我们有意转到这样的制度上去。在我们党的刊物上，在起义之前很久，我们就不是从印刷厂老板的角度看出版自由的。现在采用的清除个别人的措施，也应该用于出版。我们应该剥夺印刷厂和纸张储备，让它们成为社会财产。（有人在座位上喊：“成为布尔什维克的。”） 我们的任务是把所有这些储备变成社会财产。所有集团——所有士兵和农民——都能提出对纸张和印刷厂的要求。每一个士兵、工人和农民都明白，我们夺取政权不是为了让垄断留在旧政权手中。我们说，《新时代报》在选举中没有自己的支持者，它不能有一个铅字、一张纸，它没有权利存在。这个措施不应该是永久的，但是我们不能倒退回资本主义旧制度上去。政权归苏维埃是从资产阶级政治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苏瓦林能出版大型报纸？因为他有钱。在立宪会议选举时，我们能否允许苏瓦林分子散布诽谤？一份报纸的存在不是维系于居民的意志，而是银行的意志，难道可以想象吗？刊物的所有资金应该变成苏维埃政权的财产。你们说，我们要求出版自由是为了《真理报》。但那时我们是处于要求最低纲领的条件下。现在我们要求的是最高纲领。我不怀疑，工人农民代表站在我的一边。 将回到自己的部分的士兵、将回到自己村庄的农民将声明，有两个观点：1、有资产阶级报纸的出版自由，2、没收纸张和印刷厂，把它们交到工人农民的手中。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页 [1]出版问题是联系对资产阶级出版机构推行强硬路线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发言的是拉林，他声明出版问题是不能与革命政权采取的所有其他限制——逮捕、搜查等——分开的。当前，在我们扮演国民公会的角色时，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落到某个穆拉维约夫的手中。出版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不能让它脱离保卫革命的整个措施体系。在阿瓦涅索夫和科列加耶夫的发言之后，列·达·托洛茨基做了这篇讲话。在他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重复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并声明：“托洛茨基同志说我们从资本的角度考虑问题。那我要说，谁这么提出问题，谁就是从自己的权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进一步的争论中，列宁发言，完全支持列·达·托洛茨基的论据。 争论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以34票对24票通过，1人弃权。
答自行车营士兵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答自行车营士兵 自行车营的士兵同志们：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我通报了我认为是可靠的转告我的一条消息，即在彼得格勒中心、在彼得保罗要塞中英勇地保卫革命的自行车营里，有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它与所谓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勾结，旨在解救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部长们。 自行车营士兵的代表对我声明，这条消息是错误的。我只能为我被引入歧途而感到遗憾。当然，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作为我们革命卫戍部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自行车营。 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列·托洛茨基 《消息报》第216期， 1917年11月4日
号召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 号召书 被克伦斯基欺骗的加契纳部队放下了武器，并决定逮捕克伦斯基。反革命讨伐的领袖克伦斯基逃跑了。军队的压倒多数表示支持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支持它所建立的政权。几十个来自前线的代表团匆匆赶往彼得格勒，以证明军队忠于苏维埃政权。任何对事实的歪曲、任何对革命工人、士兵和水兵的诽谤都不能帮助人民的敌人。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获得了胜利。 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呼吁那些追随反革命的个别部队立即放下武器，不要为一小撮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而兄弟相残、流血。人民再流的每一滴血都将成为你们的重负。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俄国将诅咒那些在人民敌人的旗帜下哪怕再多停留一分钟的人。 哥萨克们！请转到胜利的人民一边来！铁路员工们、邮电局职工们，你们所有人应该万众一心地支持人民政权！ 《消息报》第215期， 1917年11月3日
回忆十月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回忆 回忆十月革命[1] （1920年11月7日） 托洛茨基：我的回忆从士兵部[2]的会议开始。（是士兵部主席团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我记不清了。）在这个会议上通知说，要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大约三个团派往前线。这显然是执行委员会会议；出席的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维尔巴，而我们的人梅霍诺申[3]和萨多夫斯基。刚刚通报了这个要求，我们就低声耳语，这是事关把最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团队调离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充分利用这个意图的任务，因为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那时已经决定了。我们声明，如果这真是出于军事需要，我们就同意服从这个要求，但是应该事先对此进行检验，其中是否隐藏着科尔尼洛夫暴乱。决定提出要求，建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将从军事方面进行检验，这是否真是出于军事考虑，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士兵部是卫戍部队的政治组织，不能胜任此事。这样一来，为了进行检验，我们组织了自己的司令部，一个纯军事机构。此后孟什维克质问我们，我们是否以这个组织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决裂；我们回答说，不，我们的代表将留在那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4]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后来在俄国南方前线牺牲），他是一位年轻同志，曾在旧军队中从事军需工作。他是那些立即追随我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支持我们。这样，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似乎不是出自于我们，而是出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更有经验的老孟什维克开始说，这不是别的，就是组织武装起义。 出席会议的有一个著名的老孟什维克、前孟什维克中央委员；[5]那时，他特别恶毒地揭露我们。总之，我们建议拉济米尔草拟组织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方案，他同意了。他是否搞清这是事关阴谋，或只是反映了社会革命党左翼的不定型的革命情绪，我不知道。更可能是后者。无论如何，在其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此事持怀疑观望态度时，他承担了这项工作，看来，他们也没有妨碍他。当他提交了他的方案后，我们做了修改，千方百计地遮掩这个机构的革命起义的性质。第二天晚上，把这个草案提交彼得格勒苏维埃，并在那里通过。 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提出的。在1917年9月，当军事组织讨论武装起义问题时，得出结论，必须建立非党的“苏维埃”机构领导起义。这个决定是我通知列宁同志的。这个时机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此后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前我曾说过，在中央委员会上已经决定了起义日期，是不对的；将举行武装起义，所有人都清楚，但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起义问题，是在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之后），我记得是在拉希亚兄弟[6]之一的住宅里，或是在拉希亚指定的住宅里，М.И.加里宁出席了会议。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中讨论了问题，根据事实得出结论，像抽调卫戍部队这样重大的问题，可能把冲突引向公然的革命，正是这个情况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确立一定的政变方式，因为我们曾有过一个以纯阴谋方式完成政变的计划。这种想法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何况卫戍部队的多数追随我们，应该使情绪变成行动。现在我们得到大规模冲突的纯军事的借口，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展开进攻。也许有人记得，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什么时候做出的？这应该是在10月上旬，10号左右，或者更早些。 波德沃伊斯基：9号或稍晚一些，12号以后。 托洛茨基：不，因为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在25号开幕。我说过，实质上我们把武装起义预定在25号，但那时觉得，在起义之前还有如此之长的时间。 科兹明：18日马尔托夫提出质询，军事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东西，您反问道：“谁给马尔托夫提出这些质询的权利？”[7] 托洛茨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说的是，原则上决定组建它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是在中央委员会决定性的会议之前；如果您说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0-12号，那它可能是在7号。[8]这仅仅是相对标志。军事革命委员会本身，如果有人问我它的人员构成，就是打死我也说不出来，虽然我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此事居然变成三个政党的联盟，事实上每个党都出人，派助手来取代疲倦的人，因此我不能决定谁是正式成员。这可以根据报纸来确定。越飞同志是正式成员吗？ 有人说：是。 托洛茨基：乌里茨基[9]呢？他做了许多工作。 波德沃伊斯基：温什利希特[10]在革命后充分施展了他的才能。 科兹明：我记得，10月18日以后，苏维埃不断开会，您不断地下指示，把什么东西安排到什么地方。也许您可以告诉我们，在那时这一切是怎么做的。 托洛茨基：关于武器的事是这样的。武器的第一个来源是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一个工人代表团来见我，说他们要武器，我说：“你们知道，武器库不在我们手里。”他们回答说：“我们去过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嗯，怎么样？”“他们说，如果苏维埃下命令，我们就给。”这是第一个尝试。我下达了5000支枪的命令，他们在当天就得到了。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都报导了此事。我记得很清楚，《新时代报》几乎为此发了一篇社论，或是在一篇文章中谈了这件事。当然，这个事实本身使我们支配武器合法化。后来，这项工作实质上全速展开。是在政变之后，我们军事革命委员会才开始任命驻所有军事机构和所有战斗部队以及所有有武器的军需机关的委员。我们的委员在那里给党提供军事组织，那时对武器的支配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我们的手里。 我还记得一个无足轻重但异常生动的时刻。这是在我们努力在斯莫尔尼宫里进行军事方面的组织的时候。在克伦斯基时期履行这个职责的机枪队显然已经不适合了，虽然机枪手在政变前夕都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了。那时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长是格列科夫。他自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工团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当政后蹲了很长时间的监狱。那时他非常敌视我们。在彼得保罗要塞的一次集会上，我在那里已经清楚，我们不仅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几乎不会遇到反抗。会后格列科夫用他的车送我回来时说：“当然，也许你们能完成政变，但它当然不会长久，会把你们掐死的。”显而易见，他不愿意和我们联系在一起。而卫队的指挥官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我们跟您走。 在检查机枪时发现，它们根本不能用。士兵们变懒了，完全不能战斗。我们决定把把某个机枪部队调到那里，具体是哪个，我记不清了。但直到24夜或25日凌晨，机枪才运到那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多数还在斯莫尔尼宫。清晨时，我们谁都没睡。黎明前的昏暗状态，紧张亢奋的情绪，在走廊里机枪轮子隆隆作响。孟什维克们脸色苍白，惊恐不安。每一个声音都让他们担心。而在每一个走廊里都是轰隆隆的声音和咚咚的脚步。于是他们全都搬出了斯莫尔尼宫。 25日召开了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那时唐恩和斯柯别列夫来到斯莫尔尼宫，正好经过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里面的那个房间。他脸上扎着一块手绢，好像是患牙痛似的，戴着一副大眼镜，头戴一顶破便帽，样子很古怪。[11]但唐恩的眼睛很老练，当他看到我们时，打量了几眼，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斯柯别列夫，眨了眨眼睛，走了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认出来了，恶棍。” 但这已经没有危险了，因为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局势的主人。 我们继续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军区司令部的游戏。我们进行谈判：为了避免士兵部与卫戍部队之间的摩擦，应与委员确立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他们提出一个方案，他们的委员将是军区委员。我们则任命团队委员，这并不重要，但是必须让这些团队服从它们的委员。 我们继续进行这些谈判，它们出现报纸上。《新时代报》和《言论报》说：“看来，将达成协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浏览过这些报纸，对我们异常愤怒，他一到这里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莫非是真的？”我们安慰他说：“不是，这只是障眼法。”这时，电报局、银行、工程堡都已经被占领，冬宫已经被包围。这样，我们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清晨，当到处响起机枪哒哒声时，几位印刷厂的男女工人突然来到这里，报告《真理报》被查封，这促使我们自行其是。这大概是在24日或25日。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波德沃伊斯基，把封条扯了。”“我们开始排版，只是你们得给我们派保卫。”“给我们派保卫”的想法促动了我们。我们的团队要多少有多少。我们立即写了命令：“保障无产阶级报刊自由的责任赋予英勇的沃伦斯基团。[12]政府查封了《真理报》和《工人和士兵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废除这个命令，责成英勇的沃伦斯基团恢复我们的权利。” 他们立即派了一连人。谁也不敢对抗。政府查封，而我们的连队前来保卫无产阶级报纸的印刷所，仅这一事实本身使全区勇气倍增，毋庸置疑，大局已定。这样的细节有很多。 波德沃伊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的重要会议是13日召开的。[13] 托洛茨基：这次会议是在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住宅里召开的。是在14-15日。[14]但是，同志们，如果是在这两天的话，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与马尔托夫在其上质询的会议之间所剩的时间就太少了。不，要早些。社会革命党人第一次从军区司令部来通报抽调三个团的命令，是在执行委员会。也许是在士兵部执行委员会？ 萨多夫斯基：好像是在主席团。会议是扎瓦杰主持的。 托洛茨基：我因与列宁同志进行初步协商而没有出席负责干部会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了。当对加里宁提出工人是否会参加起义的问题时，他肯定地说，不能放过时机。这时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涉及的主要是什么时候举行起义。预定了通过军事阴谋的方式举行起义的确定日期，而且决定利用包括抽调卫戍部队在内的事件。在芬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所发生的事件不十分清楚，所以仅仅是协商，而会议是在于苏汉诺夫家召开的负责干部会议之后。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洛莫夫、[15]雅可夫列娃、[16]斯维尔德洛夫[17]出席了会议，莫斯科人中有奥波科夫。[18]诺根[19]似乎没有出席，李可夫也没有。斯大林出席了，绍武勉[20]似乎也参加了。除了票数统计外，没有任何会议记录。争论比想象的更具原则性，发言者反对武装起义，在论证时竟然到了否定苏维埃政权的地步。反驳意见归结为：起义可能会取得胜利，而此后呢？……此后我们由于社会经济等原因不能保持政权。这样，涉及的问题十分深刻。曾与七月事件进行对比，说群众可能不会出动，我们不得不放弃。接着又论证说，我们应付不了粮食问题，头两个星期就会灭亡，只剩下彼得格勒是我们的孤岛，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21]技术人员、专家、知识分子将把我们扼杀。争论十分尖锐，但现在回想，很难回忆起全部论据。最令人震惊的是，同志们，在否认当时起义的可能性时，反对者在争论中竟然到了否定苏维埃政权的地步。我们问他们：“你们的立场是什么？”——鼓动、宣传、团结群众等等……“嗯，然后呢？” 几票对几票我记不住了，但我知道反对票是5、6票。赞成票多，大概是9票。会议开了一夜，到黎明时才散会。我和几位同志留在那里睡觉。 在对待起义的态度上有两个细微的差别。一方面，彼得格勒人（那些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的人）把这次起义的命运与因抽调卫戍部队产生的冲突的进程联系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怕起义，甚至坚持起义，但不把这次起义的命运仅仅与彼得格勒冲突的进程联系在一起。与其说这是另一个细微差别，勿宁说是对待事情的另一种方式。我们的观点是彼得格勒的，彼得格勒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而列宁的出发点不仅是彼得格勒的起义，而是全国的起义，他不可能给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起义以如此重大的位置和意义。 起义的日期定在10月15日。 波德沃伊斯基：据我的计算，会议要早一些，否则就来不及了。 托洛茨基：负责干部会议无疑是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那时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许是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他们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权利。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已经做出了。由此我得出结论，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0月初，我记得是在3号，决定在10月15日之前举行起义。在日期的预定上也有细微差别。我坚持委托军事革命委员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准备起义。在这点上没有重大争议，但是决定，起义或是在10月底，或是在11月初。 库兹明：这个决定是在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之后还是在之前？ 托洛茨基：是在之后。是什么时候退出预备议会的？ 波德沃伊斯基：在9月。 托洛茨基：我说过，是在退出以后。但不，我不能准确地确定时间。无论如何，这个决定是在党团会议之后做出的，在那次会议上解决了是否参加预备议会的问题，我推行的是不参加的抵制观点，而李可夫主张参加。只是在此之后才收到了列宁从芬兰寄来的信，他在信中支持党团的抵制观点。此后，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才具有了试图把一切都搞得清清楚楚、使局势完全明朗化的性质。此前在党支部、在团队的行动中，在委员的行动中，都能感觉到很大的不确定性。 库兹明：还对在机构中继续革命的时刻，列夫.达维多维奇领导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组建和机关的创立感兴趣。 托洛茨基：说到外交人民委员部，我想提一下马尔金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组织的外交人民委员部；马尔金同志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名水兵，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识了我的两个儿子。谁也没有发现他，但他无疑享有水兵的信任。我通过我的儿子认识了他。是在革命前的两三个星期中。他为完成所有重要委托而服务，最初我们安排他进入《工人和士兵报》编辑部，他在那里展示了巨大的能量。后来，他随我一起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然而，我由于一直在斯莫尔尼宫内，很长时间一次都没有去过这个外交人民委员部。解决军事问题——克拉斯诺夫在进攻我们、还有与工厂代表的会议、一大堆其他的事以及铁路运输的事等等，而马尔金着手组织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开始时，这个组织工作表现在：我们连出入口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秘密文件保存在哪里；彼得格勒苏维埃相当不耐烦地等待这些秘密文件。我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那里照看。 有一次我去那里，不是在我们夺取政权后的第一天，而是在5-7天后，人们对我说，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某个公爵塔季谢夫说，没有职员，他们没来上班。我要求召集所有人，他们都来了，一看人还相当多。我三言两语地对他们说清了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谁愿意自愿地服务，就留下来。我一无所获地走了。在此之后，马尔金逮捕了塔季谢夫和陶贝男爵，把他们押送到斯莫尔尼宫，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说：“过一会儿我就能拿到钥匙。”关于钥匙的问题陶贝往塔季谢夫身上推，塔季谢夫又往别人那里推，两天之后，当马尔金请我去那里时，那个塔季谢夫带我们在所有房间走了一遍，给我们演示用什么钥匙，怎么开，等等。那时担心，是否会把一些文件藏起来。但没有得到证实。当我们问他，秘密文件在哪里时，他说，我们的概念可以说有某种拜物教的不足，好像它们一定是写在羊皮纸上的，等等。这些秘密文件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这些掠夺性的协议是由译出的电报稿、副本构成的，它们的存放相当随便，就放在柜子里。 马尔金着手出版它们。一个名叫波利瓦诺夫的编外副教授在他手下忙碌。因为马尔金是向我推荐他时，说他给自己帮忙。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但他有这方面的知识。好像他甚至还懂几种亚洲语言。他是否是语言学家，我不清楚。他不是以秘书的身份工作。谁把他推荐给马尔金的，我不得而知。那里还有一个党员扎尔金德。马尔金几乎把他收为义子。但后来发现，波利瓦诺夫是“俄国人民同盟”[22]的成员。他少了一只胳膊，无论如何不是在街垒上失去的。他后来暴露出嗜酒如命，甚至还有消息说他接受各种贿赂。波斯大使馆给他送来一只篮子，里面装着贿赂。他因此被解职。开始时他工作相当积极。马尔金本人截获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包裹。其中有丝绸、女鞋等物品。在这段时间没有任何外交谈判，全部工作归结为出版文件，出售这些外交信使不可侵犯的包裹中的东西。我们的外交活动是在没有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情况下在斯莫尔尼宫中进行的。只是在齐切林同志回来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后，才开始在那栋建筑中工作，挑选新的工作人员，但人数很少。 科兹明：我记得您说过，这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民委员部，没有一个列强会承认它，它也不能与任何一个国家谈判。 托洛茨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之前，马尔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侦察委员会工作过，从那里调到外交人民委员部。侦察委员会采取了某些那时不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喜欢的措施，马尔金在这方面的突出之处是，在抓捕反革命分子时频频使用这些方法。 马尔金出身工人，或是农民。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意志坚定，但书写上有错别字。他写的所有文件都有很多错误。后来他在伏尔加河上指挥我们的区舰队，在那里牺牲了。 应该说，在第一个阶段，军官扮演的角色令人吃惊。当我和列宁召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军官会议，在会上招募抗击克伦斯基的军官队伍时，发现其中新的指挥官很少；他们所有人都来自沙皇军队，但这些旧军官中的多数仍赞成我们。在多数情况下，这显然是出于帮助我们推翻克伦斯基的愿望。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掌握了领导权的М@穆拉维约夫后来在察里津城下组织了游击战。而在普尔科夫山上指挥的是瓦尔登上校。他以大量的部队包围了克拉斯诺夫，这次战斗决定了克伦斯基进攻的命运。这个瓦尔登是典型的上校，当他追随我们时，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我至今不明白。他是一个并不年轻的上校，多次受伤。要让他同情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显然是他对克伦斯基如此强烈的仇恨让他一时同情我们。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2年第10期第52-64页。 [1]这个回忆是列·达·托洛茨基在党史委员会为十月革命四周年举行的回忆晚会上讲话的速记记录，记录很乱，而且没有结尾，因为与后面人的讲话记在一起了。关于会议的报导刊登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2年第10期上。 [2]这里指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10月6日的会议。 [3]梅霍诺申（Мехоношин）在1917年曾是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积极工作者之一。作为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在其后的几年中，梅霍诺申在红军的重要岗位上工作，后来调到普及军事训练部门，从1923年起为该部门的负责人。 [4]拉济米尔（ПавелЕвгеньевичЛазимир，1891-1920）十月革命参加者，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1917年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苏共党员（1918年起）。1917年末起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军事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译注 [5]指的是布罗伊多。 [6]拉希亚（ЭйноАбрамовичРахья，1885-1936）俄国芬兰革命活动家，工人出身。И.А.拉希亚的哥哥，苏共党员（1903年起）。三次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护送过列宁。芬兰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17年参加红军。И.А.拉希亚（ИванАбрамовичРахья，1887-1920）俄国和芬兰革命活动家，工人出身。苏共党员（1902年起）。三次革命和1918年芬兰革命的参加者。芬兰共产党奠基人之一。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译注 [7]这个质询是在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布尔什维克的发动”问题讲话时提出的。 [8]这次会议是在10月10日召开的。 [9]乌里茨基（МоисейСоломоновичУрицкий，1873-1918）系俄国革命活动家（90年代起）、法学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1905-1907年革命的参加者（在彼得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917年7月起为党中央委员，10月起为领导起义的党的军事革命总部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起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注 [10]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СтанисловичУншлихт，1879-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0年起），1917年革命的参加者，为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1923年起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副海军人民委员。1933-1935年任民航管理总局局长。1924年起为党中央检查委员，1925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兼苏联中执委会委员。——译注 [11]列宁此前一直遭到临时政府的通缉，不能公开露面。他于24日夜间化装潜回彼得格勒市，不知此时这里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起义者所占领。列宁见到托洛茨基，顾不上卸装，就对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译注 [12]这里有误，不是沃伦斯基团，而是立陶宛团。 [13]波德沃伊搞错了，这个会议是在10日举行的。 [14]在苏汉诺夫家的会议是在10月10日，而不是14——15日。 [15]洛莫夫（ГеоргийИпполитовичЛомов，1888-1938）又姓奥波科夫，苏共党和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03年起）。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司法人民委员。1918年与“左派共产党人”接近。1918-1931年从事党务和经济工作。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4年为党中央委员，1927-1930年为组织局成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16]雅可夫列娃（ВарвараНиколаевнаЯковлева，1884-1944）苏联国务与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4年起）在莫斯科参加三次俄国革命。1916-1918年任党中央莫斯科区域局书记，领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党总部成员。1917年起先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1922年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18年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1923年倾向托洛茨基派。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17-1918年为候补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17]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МихайловичСвердлов，1885-1919）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1年起）。在乌拉尔参加1905-1907年革命。1912年入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明星报》组织者之一，《真理报》负责人。1917年4月领导建立乌拉尔州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后任党中央书记。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6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参加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1917年11月8日（公历21日）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党中央书记）。苏联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译注 [18]此处显然有误。奥波科夫就是刚刚提到的洛莫夫。因此出席会议的不是两个人——洛莫夫和奥波科夫，而是一个洛莫夫。 [19]诺根（ВикторПавловичНогин，1878-1924）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8年起）。《火星报》代办员。1905-1907年革命参加者。1907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莫斯科市苏维埃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商业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1921年任劳动副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译注 [20]绍武勉（СтепанГеоргиевичШаумян，1878-191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0年起）。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补中央委员。曾参加三次俄国革命。外高加索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高加索事务特派政治委员。1918年任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7年起当选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巴库人民委员”事件中被枪杀。——译注 [21]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1917年8月-1918年1月）十月革命后进行反苏维埃活动，被铁路员工屏弃。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译注 [22]“俄国人民同盟”系1905-1917年俄国黑帮分子的组织。首领是А.И.杜布温，1910年后是Н.Е.马尔科夫。其纲领是保存专制制度，奉行宗教偏执和民族偏见方针。中央设在彼得堡，许多城市有分部。策划贝利斯案件。二月革命后被解散。——译注
彼得格勒（1917-1919年的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回忆 彼得格勒 ——1917年和1919年的10月 在十月革命将近两周年之际，彼得格勒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又像两年前一样，彼得格处在来自西南方的危险之下，与1917年10月底（旧历）完全一样，那时彼得格勒的命运在普尔科夫高地下决定。 当时，无论是对方的还是我方的军事行动都充满了未知数。谁也不能哪怕是大致准确地告诉我们，向我们进攻的力量有多少。有些人说是一千名哥萨克，另一些人则说是3千、5千或1万，等等。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的流言（那时这二者还都是废话连篇）把克拉斯诺夫[1]的力量夸张到可怕的地步。我记得，关于开赴那里的哥萨克数量的最初的可靠消息来自沃斯科夫[2]同志，他在谢斯特罗列茨克观察了他们的军用列车，断然坚持哥萨克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千人。但是，仍有可能调动一些部队行军过来，沃斯科夫说的仅仅是军用列车。 我们能够用来对抗哥萨克的力量也同样不确定。我们可以直接支配的是数量相当大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但它是由那些在革命的最初震荡中失去战斗力的团队构成的。旧的纪律与旧的指挥机关一起破坏了。革命要求破坏旧的军事机关。新的军队纪律还没有建立。匆匆建立了工人赤卫队。它们的打击力如何？这谁也说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必须的军需在哪里。旧的军事当局绝不会着急把它交给我们支配。新政权不知道通向它的途径。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十分不确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和传播惊慌失措的流言。 在斯莫尔尼宫，在列宁同志和我的参预下（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召开了有指挥员参加的卫戍部队会议。[3]这时部分军官躲了起来。但大部分留在了自己的团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根据传统，认为抛下自己的部队是不能允许的。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官中没有一个人敢说“内战”是不能接受的，不愿意抗击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其主要原因是军官们完全不知所措，他们没有理由珍惜克伦斯基体制，但也同样没有理由为即将来临的苏维埃制度而高兴。反革命阵营还没有组织起来。协约国的代理人还没有铺开自己的网。在这些条件下，对指挥员来说，最简单的决定就是留在自己的团里，执行它的决定。对此还需要补充的是，指挥人员已经经过筛选。最恶毒的分子已经被驱除。 但是，没有一个指挥员愿意承担起指挥整个战役的责任，部分是因为在出席会议的人之中，据我的记忆，没有一个有重大的作战经历，而最主要的是因为在不知道结果如何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过份出头。在几次吸引团指挥官的不成功的尝试之后，选择落在了穆拉维约夫上校身上，他在苏维埃俄国的军事行动中已经起了不小的作用。 穆拉维约夫是天生的冒险家。在这个时期他认为自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时，对不少想混入苏维埃制度中、但还没有决定承担起布尔什维克纪律重担的钻营者来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保护伞）。就其军事履历来说，穆拉维约夫好像是士官学校的策略教官。穆拉维约夫是个招摇撞骗、吹牛成性的人，但并不缺乏军事才干、敏捷的思维、魄力，善于接近士兵，激励他们的士气。在克伦斯基时期，冒险家的品质使他成为战斗突击队的组织者，众所周知，这些队伍与其说是用来对抗德国人的，不如说是打击布尔什维克的。现在，克拉斯诺夫兵临彼得格勒城下。穆拉维约夫自我推荐，而且相当坚决地推自己为苏维埃军队司令的候选人。在可以理解的犹豫后，接受了他。在穆拉维约夫之下设立了由卫戍部队会议从士兵和水兵中选出的五人小组，授意他们要毫不松懈地监视穆拉维约夫，一旦有最微小的叛变企图，就把他干掉。 但是，穆拉维约夫并不打算叛变。相反，他投入工作，，对成功充满乐观和信心。与那个时期的其他军事工作人员、特别是党的军事工作人员不同，他不抱怨缺点、漏洞、怠工，而是相反，他把所有缺点都变成乐观的长篇大论，逐渐地以自己对成功的信心感染别人。 但是，主要的组织工作落在工人区。那里的人们寻找子弹、装备、武器、马和挽具，把临时拼凑的炮兵连送到阵地上，那时，这些阵地离彼得格勒越来越近。决定性的战斗是在普尔科夫阵地上进行的。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相当萎靡地进入阵地。那时，在十月革命的曙光期，工人群众还意识不到，为巩固革命，必须进行严酷的斗争。被革命思想力量所感染的群众觉得，鼓动方法和语言的力量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他们觉得与哥萨克的武装冲突是偶而破坏十月革命胜利进程的可悲的误会。他们并不认真对待面临的战斗，而宁愿派鼓动员和军使去迎接敌人。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对待事情比卫戍部队的士兵更严肃些，但是，他们只能派出匆匆建立的被称为赤卫队的队伍…… 炮兵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架在普尔科夫高地上的大炮让克拉斯诺夫的骑兵严重减员。伤亡共计300-500人。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的。哥萨克没有战斗欲望。人们让他们相信，彼得格勒居民将把他们当成拯救者来迎接，只打了几炮，就足以停止他们的进军。他们停下来之后，就抱怨自己的军官，召开集会，与赤卫队代表进行谈判。一旦事情转入谈判，我们绝对强大得多。哥萨克退到加契纳，克拉斯诺夫的司令部驻扎在那里。克伦斯基欺骗了克拉斯诺夫之后逃跑了，看来，后者也打算欺骗他。克伦斯基的副官和为他服务的沃伊京斯基都被他抛弃，听任命运的摆布，他们和整个克拉斯诺夫的司令部都被我们俘虏。 攻击被击退，十月革命得到了巩固。同时，连续不断的紧张的内战时代开始了。 两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再次在普尔科夫高地上保卫十月革命。今天，1917年不谨慎地释放的克拉斯诺夫在尤邓尼奇[4]的部队里、在加契纳城下战斗，当年，他就是在那里被我们俘虏的。但是，在这些相似的特征之下，又有多么巨大的差别！那时的彼得格勒还挤满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集团、小组、党派、报纸，这伙五光十色的人认为，世界靠他们支撑，苏维埃政权是暂时的偶然插曲。无产阶级激情满怀、充满信心、振奋地投入自己的革命，但也有大量的宽容。在这两年中，革命的扫帚严酷地清除了彼得格勒的资产阶级。从另一方面，彼得格勒的工人经受了巨大的考验。表面上，激情火焰的燃烧不像两年前那样旺盛，但是增加了经验、坚定、信心和心灵的锻炼。敌人组织起来了，变得更加强大。进军彼得格勒的已经不再是1千名哥萨克，而是数十万战士，他们被世界帝国主义的物资武装起来，进攻十月革命的俄国。彼得格勒受到数万武装精良的白军士兵的威胁。英国军舰用15英寸的炮弹轰炸我们的沿海地区。但是，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旧的团队已经不复存在。临时拼凑的武装的工人队伍也过时了。接替它们的是正规地组织起来的红军，不能否认，它经历过意志消沉、失败甚至是轻率，但是最终，它在危险的时刻总能集中必要的力量回击敌人。 两年以前，彼得格勒以伟大的肇始人出现。现在，国际帝国主义想在彼得格勒在扼杀革命上展示自己的力量。为彼得格勒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反动之间的世界性的决斗。如果这场决斗以我们的失利而结束，即如果我们暂时放弃彼得格勒，这个沉重的打击根本不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垮台。在我们身后有无限广袤的军事行动基地，它使我们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之前有迂回的余地。但是，我们在彼得格勒决斗中的胜利，意味着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毁灭性的打击，它把太多的赌注押在了尤邓尼奇这张牌上了。为彼得格勒而战斗，我们捍卫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起义的摇篮，而是以最直接的方式为它向全世界的扩展而斗争。这个意识十倍地增加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不会放弃彼得格勒。我们将成功地捍卫彼得格勒。 《真理报》第250期， 1919年11月7日 [1]克拉斯诺夫（Пë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Краснов，1869-1948）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中将。1917年10月同克伦斯基一起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1918年任顿河军统领和哥萨克白卫军军长。1919年迁居德国。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与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合作。被苏联法院叛处死刑。——译注 [2]沃斯科夫（Восков）从1900年代开始革命活动。几年后被迫侨居国外。1907年沃斯科夫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俄国支部的活动。战争期间，他是国际主义报纸《新世界报》编辑部成员。2月后回到俄国，成为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积极工作者。十月革命后，沃斯科夫在粮食部门工作，后来调到军事部门工作。他在1920年初死于伤寒，时任布琼尼骑兵军某师的政委。 [3]这次会议是在10月29日召开的。 [4]尤邓尼奇（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твичЮденич，1862-1933）国内战争中反革命主要首领之一，沙俄将军。1915-1916年指挥高加索集团军。1917年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1919年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总司令。1919年10-11月进犯彼得格勒失败后，流亡国外。——译注
十月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回忆 十月回忆 十月革命 在十月革命两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觉得强调一个它的特点是有教益的，因为迄今为止，在回忆录和文章中，都没有对它予以应有的注意。可以说，十月起义预定了准确的日期——10月25日，不是在秘密会议上预定的，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预定的，而这个胜利的起义就是在1917年10月25日那天爆发的，像预定的一样。 世界历史上有过不少革命政变和起义。被压迫阶级的起义事先公然地预定准确的日期，并在规定的日子里完成，而且取得了胜利，想在历史上找到另一场这样的起义，是徒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无以伦比的，像在许多其他意义上一样。 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安排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这个“巧合”不是阴谋分子的算计，而是革命此前的整个进程，特别是我党的全部鼓动和组织工作的结果。我们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围绕着这个口号，我们把所有最重要的苏维埃的多数成员都团结在我党的旗帜下。此后，我们也许已经不能“要求”政权归苏维埃；作为苏维埃的领导党，我们应该掌握这个政权。我们毫不怀疑，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给予我们多数。我们的敌人对此也不能怀疑。后者全力以赴地反对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因此，在“全俄民主会议”的苏维埃部会议上，唐恩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召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当他不能得逞时，就力图让代表大会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愿意召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理由，正是因为代表大会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尝试的舞台。在我们这方面，坚持尽快召开代表大会，与此同时，我们毫不掩饰，据我们的观点，代表大会就是为了把政权从克伦斯基政府的手中夺过来。最终，在全俄民主会议苏维埃部的投票中，唐恩得以把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召开从10月15日推迟到25日。这样，“现实”的孟什维主义政治家与历史讨价还价，赢得了整整10天的延期。 在所有彼得格勒的会议上，无论是工人会议还是士兵会议，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要求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政权问题，并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它，即从现在起，政权属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果克伦斯基政府企图驱散代表大会——无数决议都这样宣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将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裁决。 日复一日地进行鼓动。预定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召开，预定日程的第一“项”、实质上是唯一的一项，实现（不是讨论，而是实现）政权归苏维埃，即预定10月25日为政变日，我们公然在“社会”和它的政府的睽睽众目之下，为这个政变准备武装力量。 把卫戍部队的相当部分调出彼得格勒的问题与代表大会的筹备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克伦斯基害怕彼得格勒士兵（他有充分的理由）。他建议切列米索夫、[1]那时北方军队的司令把不可靠的团队调往前线。10月26日后找到的通信证明，切列米索夫认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已经被“宣传彻底毒害”，不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使用，并以此来推托；但在出于纯政治考虑的克伦斯基的压力下，切列米索夫下了相应的命令。 抽调部队的命令刚刚从军区司令部交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让它来“执行”，我们无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马上清楚，这个问题在其今后的发展中，可能获得决定性的政治意义。克伦斯基在不安地等待预定的10月25日政变的一天时，他企图解除对抗的彼得格勒的武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不仅让工人、还让整个卫戍部队对抗克伦斯基政府。首先决定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检验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命令的军事依据。这样一来，实质上除了卫戍部队的政治代表机构外，又建立了这个卫戍部队的革命战斗的司令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又立即“明白”，事关建立武装起义的机关，并在苏维埃会议上公开地声明了这点。虽然在投票中反对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但孟什维克仍加入其中，不知是作为政变行动的公证人，还是作为书记员。预先为自己的政治存在多赢得了10天的时间，他们后来保证了自己在作为自己政治死亡的荣誉助手的出场权。 就这样，代表大会预定于10月25日召开。保证获得多数的党提出了代表大会的任务——掌握政权。动员拒绝离开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保卫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与军区司令部对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变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司令部。所有这些都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在整个彼得格勒、克伦斯基政府和全世界的睽睽众目之下进行的。从这一点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事实。 同时，在党的各个组织中，在刊物上公开讨论武装起义的问题。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事件的进程，没有把起义与代表大会、抽调卫戍部队联系起来，而是把政变看成是秘密筹划的阴谋。事实上，武装起义不仅是得到了我们的“承认”，还做好在预先规定的时刻起事的准备，而且起义的性质也是由卫戍部队的状态、它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态度预先决定的，至少对彼得格勒来说是这样。 “按日历”预定革命日期的观点受到一些同志怀疑。更可靠的是以严格保密的方式进行；利用出其不意这一如此重要的优势。事实上，在等待10月25日的起义期间，克伦斯基那时似乎是能够在这天之前调来新鲜力量，对卫戍部队进行清洗等。 但是，关键在于改变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的问题成了筹备中的10月25日起义的重要环节。克伦斯基改变彼得格勒团队构成的企图早就被评价为科尔尼洛夫未遂企图的继续（是有充分理由的）。“合法化”的起义还好像是对敌的催眠。克伦斯基未能落实其抽调卫戍部队去前线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士兵的自信心，从而保证了起义的胜利。在10月25日之后，孟什维克、首先是马尔托夫大谈什么一小撮阴谋分子背着苏维埃和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很难想出对事实意义的更恶毒的嘲弄。当我们在全俄民主会议苏维埃部的会议上得到多数赞成，预定10月25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孟什维克说：“你们在预定政变日期。”当我们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压倒的多数拒绝抽调彼得格勒团队时，孟什维克说：“这是武装起义的开始。”当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时，孟什维克确认说：“这是武装起义的机构。”当在规定的日子，在事先“被揭露”的机构的帮助下，当时预言的起义真的发生了时，还是那些孟什维克大喊大叫：“一小撮阴谋分子背着工人阶级搞了政变。”事实上，在这方面可以指责我们的最大把柄，是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我们“背着”该机构的孟什维克代表进行技术细节的准备。 无须怀疑，与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无关的军事阴谋的企图，在那时只能给事件的进程带来混乱，甚至可能暂时破坏起义。卫戍部队中有的团队在政治上尚未定型，它们会把党通过阴谋夺取政权看做是与它们格格不入的，对某些团队来说则干脆是敌对的，而拒绝调离彼得格勒，并决定承担起保护应该成为全国政权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责任，对这些团队来说，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义不容辞的。认为把起义“预定”在10月25日是乌托邦的那些同志，实质上是对我们的力量、我们在彼得格勒的政治影响比克伦斯基政府更强大估计不足。 合法存在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了派驻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分的委员，这样，它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局势的主人。卫戍部队的政治地图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随时可以建立起必要的力量组合，保障自己在彼得格勒的全部战略据点。剩下的只是消除摩擦和最落后的、主要是骑兵部分的可能的反抗。这个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团队集会上，我们的口号——在代表大会前不离开彼得格勒，用武力保证政权归苏维埃——得到一致承认。在最保守的谢苗诺夫团中，斯柯别列夫和戈茨给谢苗诺夫团的士兵带来最精彩的节目——斯柯别列夫即将前往巴黎的外交旅行，旨在对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施加教育影响——不仅没有激起热情，相反，遭到了彻底失败。[2]多数人投票赞成我们的决议。自行车兵被认为是克伦斯基的支柱，他们在摩登马戏场的会议上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我们的决议。军需将军波拉杰洛夫[3]说话极度和解，百般讨好。但是，他对决议的闪烁其辞的修正被否决了。 在彼得格勒的心脏彼得保罗要塞，给敌人以最后的一击。要塞卫戍部队全体参加了我们在要塞院子里举行的集会，看到他们的情绪，军区司令副官以最殷勤的方式建议与我们“谈谈，并消除误会”。从我们这方面，答应为彻底消除误会而采取必要措施。真的，在两三天之后，俄国革命的最大的误会——克伦斯基政府——被消除了。 历史翻过了一页，揭开了苏维埃的新篇章。 1919年9月14日 巴拉绍夫-谢勃里亚科沃 《共产国际》1919年第6期 [1]切列米索夫（Черемисов）是当时在里加城下作战的第12军参谋长。在克伦斯基时代任北方战线司令。10月期间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命令是他下的。 [2]关于这次集会我们在米留可夫的《革命史》一书中找到了下面的有趣的地方： 布尔什维克利用了发动的延期，首先巩固了它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中的阵地。托洛茨基出现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分的集会上。他所造成的情绪的特点可以下面的例子看出，例如在谢苗诺夫斯基团，不让在他之后发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斯柯别列夫和戈茨讲话。托洛茨基提出口号——等待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指示。10月19日（实际上是10月18日）召开了团队和连队委员会的内部会议。在几个报告之后，托洛茨基在坐位上发言，直接指出了会议的目的：“我们没有决定发动的时间，但政府想与我们进行公开的斗争，我们接受挑战，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反对抽调部队去前线。” [3]波拉杰洛夫（Пораделов）当时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的将军军需官。
普尔科夫来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普尔科夫来电 普尔科夫村，司令部，1917年10月31日凌晨2点10分 10月30-31日夜将载入史册。[1]克伦斯基把反革命军队调往首都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回击。克伦斯基开始撤退，我们转入进攻。彼得格勒的士兵、水兵和工人表明，他们能够也愿意手执武器确立自己的意志和民主政权。资产阶级力求孤立革命军队，克伦斯基企图用哥萨克的力量来粉碎它。二者都遭到了可怜的失败。 工人和农民民主统治的伟大思想团结了一批军队，锻炼了它的意志。今后整个国家都确信，苏维埃政权不是过眼烟云，而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统治的坚不可摧的事实。回击克伦斯基是回击地主、资产阶级、科尔尼洛夫分子。回击克伦斯基是确立人民和平自由的生活、土地、面包和政权的权利。普尔科夫的队伍以自己的英勇打击巩固了工人农民革命的事业。退到过去的道路是没有的。前面还有斗争、障碍和牺牲。但道路是敞开的，胜利是有保障的。 革命的俄国和苏维埃政权有理由以在瓦尔登指挥下作战的自己的普尔科夫军队感到骄傲。牺牲者永垂不朽！光荣属于革命战士、士兵和忠于人民的军官！ 革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俄国万岁！ 列·托洛茨基 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 《真理报》第175期， 1917年11月14（1）日 [1]众所周知，10月25日起义只是一时使反革命瘫痪。几天之后它开始从各个方面施加压力。克伦斯基在彼得格勒外围活动。在冬宫被攻占，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后，克伦斯基逃出了彼得格勒，遇到了他从前线调来镇压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部队。在来到普斯科夫后，他下了命令，建议所有部队长官坚守自己的岗位，就像他本人在新一届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之前所做的一样。在彼得格勒城内，资产阶级与退出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社会叛徒在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市杜马的周围组织起来，为反对新政权进行了最疯狂的宣传。10月29日组织了士官生的暴动，它很快就被军事革命委员会消灭。那时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一方，其他政党为另一方之间就完全是民主派的联合的谈判尚未开始，因此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者还寄希望于克伦斯基的胜利，认为不可能组成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政府。此前开始的与克伦斯基部队（实际是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局部战斗让后者赢得了一些胜利，他占领了加契纳，解散了加契纳苏维埃。10月30日傍晚，苏维埃部队发动了总攻，占领了皇村。在普尔科夫附近进行的战斗对革命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苏维埃部队失败的情况下，反革命就会让革命的彼得格勒血流成河。赤卫队赢得了胜利让工人和士兵群众斗志昂扬，对俄国其他地方的苏维埃的胜利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莫斯科反革命的失败与克伦斯基的挫败紧密相关。普尔科夫的战斗使本来就不坚定的克伦斯基部队彻底瓦解。这支军队的司令、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被俘。克伦斯基本人深夜逃走。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前线形势的讲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前线形势的讲话 （10月30日）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队代表昨天的会议是务实的。各部队代表做了报告。各个部队的情绪坚定，斗志昂扬。他们愤怒地否定了广为散布的士兵动摇的流言。 在卫戍部队会议上从卫戍部队士兵中选出的监督委员会。它将实施对作战行动的监督。指挥员是穆拉维约夫[1]中校。监督委员会监督司令部的行动，它的个别成员将伴随指挥员。 关于前线我可以通报下面的情况。我们的团队开进阵地。情绪高昂坚定。对克伦斯基的部队则不能这么说。一个曾去过克伦斯基那里、也到过我方前线的劳动派[2]分子说：“你们有真正革命的人民的军队，而克伦斯基什么也没有。”看来，两方军队情绪的巨大差别连旁观者都觉得很明显。 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不太好。在革命的第一个胜利之后，反革命进行了回击：现在，克里姆林宫在反革命的手中。工人区被革命者占领。莫斯科州的形势摇摆不定。结局将取决于彼得格勒。如果克伦斯基在这里被打垮，里亚布佐夫斯基的司令部就会立即投降。[3] 第三和第十军的前线。当起义和土地法令以及和平法令的消息传到这里时，士兵们热情澎湃，难以描述。举行了奏乐游行。我方的广播被切断了，前线不能从彼得格勒得到消息。同时，克伦斯基却从皇村往前线发了无数通报自己近在咫尺的胜利的电报。士兵们不相信这些电报。克伦斯基的电报说，彼得格勒笼罩着一片混乱，持刀杀人，士兵强奸妇女，抢银行。但是，克伦斯基的所有这些通报没有产生任何印象。 前线的每个军都高度紧张，可以派遣混成支队前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个命令已经由中央舰队的无线电发报台公布了。 现在，“奥列格号”、“阿芙乐尔号”和“共和国号”停泊在彼得格勒。如果这些军舰上的大炮瞄准彼得格勒郊区，克伦斯基的力量将被消灭。在阵地上已经开始了交火。为我方前线的军需和给养做了许多工作。我不隐瞒由于失去了军官机构而造成的失败。3/4的军官机构已经瘫痪。如果我们有这个机构的话，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克伦斯基匪帮击溃。但是，我们会消除这个缺陷。在卫戍部队会议上选举出的五人委员会的目的，不仅是在技术方面监督司令，监督司令的作战命令是否合理，也是它的任务。我们做了吸收指挥员的尝试。我们对待士兵认可的那些军官，像对待正派的人和民主派一样。但是，军官们以健康状况和没有经验为理由，谢绝承担指挥责任。在最正派的军官的情绪中也有两重性，这是由他们在革命士兵群众中的地位产生的。只要这些军官还与士兵在一起，他们就处在士兵群众以及他们的战斗情绪的影响下，他们将和士兵们一起前进。但是，当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环境中，他们就落入了敌视士兵的团体中，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诽谤革命者。 选举监督委员会，是未来民主军队的薄弱的第一步。 《消息报》第212期， 1917年10月31日 [1]穆拉维约夫（МихаилАртемьевичМуравьëв，1880-1918）冒险家，参加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校。1917年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时任彼得格勒城防司令。1918年担任东线部队司令员时，背叛苏维埃政权，在辛比尔斯克煽动叛乱（1918年7月10-11日，约1000人的部队；被红军消灭）。拒捕时被击毙。——译注 [2]劳动派系1906-1917年第1至4届国家杜马中由农民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别。其纲领为：民主自由；以和平方式使土地国有化（农民份地除外）。第2届杜马时与全俄农民联盟联合。机关报为《劳动人民报》。1917年7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译注 [3]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的通报做了修正。莫斯科的形势比托洛茨基同志通报的要好得多。达成了24小时的停火协议。据我们所知，停火是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即承认必须组成包括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主义者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单一内阁。
对卫戍部队的命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对卫戍部队的命令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们： 争取自由的斗争到了关键时刻。 10月29日夜晚召开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会议，会议讨论保卫彼得格勒，抵御反对反革命力量进攻的问题。 代表们扼要地汇报了各自部分的情绪。他们的评语证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高度的自觉性和革命的一致性。没有任何动摇和怀疑。全体士兵和水兵都意识到，革命和人民的命运都取决于已经开始的斗争的结局。所有部队都准备斗争到底。 在卫戍部队会议上，从各部分的代表中选举了监督委员会。最高司令的任命应得到监督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批准。今后所有组织和战斗工作都将在卫戍部队代表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进行。从今天开始，混乱和各行其是的时期已经过去。统一的组织巩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统一的意志。被资产阶级欺骗的愚昧团队的进攻将在这个力量上碰得头破血流。人民的事业掌握在武装的人民的手中。今后将是战斗，而继战斗之后，将是胜利。 彼得格勒的士兵们，前进！ 军事革命委员会 《消息报》第212期， 1917年10月31日
军事革命委员会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军事革命委员会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当克伦斯基率领的被欺骗的部队企图冲进彼得格勒时，在城里的反革命的雇佣和仆从组织了阴谋。他们的计划是在28-29日夜间夺取城中所有最重要的据点，释放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中的部长们。 无论在卫戍部队中还是在工人居民中，阴谋分子都得不到支持，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突然袭击。但是，他们的计划被彼得保罗要塞的委员、上尉勃拉贡拉沃夫及时揭穿了，也要感谢赤卫队的革命警惕性，这个名字将永载史册。阴谋的核心是所谓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军队的指挥交给了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在他的命令上签字的是由于发誓而被释放的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戈茨。 这样，反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赞成的政权的，是一小撮可怜的、卑鄙的阴谋分子，资产阶级、地主和将军们的雇佣，他们准备用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手进行强盗式的打击。 军事革命委员会将此事通报彼得格勒居民，并决定： 逮捕涉嫌卷入阴谋的人，并将他们送交军事革命法庭。 军事革命委员会 《真理报》第173期， 1917年11月12日（10月30日）
在彼得格勒卫戍区团队代表会议上关于前线消息的报告（10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代表会议上就来自前线的消息的报告 （10月29日） 同志们，对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听到的来自前线的人的报告，我不能补充任何新的东西。与军委员会的代表不同，所有从前线来的人都众口一词地声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反对新政府。对前政府的仇恨已经达到了顶点，政权归苏维埃的消息引起了欣喜和热情。前线的人都说，如果彼得格勒人不够坚定的话，我们将去完成他们开始的事业；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政府完蛋了。 至于联合内阁，则这个问题涉及的不是人，而是纲领。正像列宁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甚至许多摇摆的人都支持和平纲领和土地法令。另一方面，还有科尔尼洛夫式的社会主义者。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知道，昨夜破获了一起反苏维埃的阴谋。我们缴获了全部文件，逮捕了突击队员、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司令的波尔科夫尼科夫的委员。波尔科夫尼科夫发布的命令没有下达到每个人的手中。这个司令部以漫画的方式做了我们在10月下旬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是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面前公开行动，而他们是在地下活动。从波尔科夫尼科夫的命令中可以看出，决定在这一夜进行决定性的行动。阴谋者的全部命令上都有戈茨的签字。在彼得保罗要塞里，一批自行车兵企图在换岗时释放部长们。突击队员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被捕，整个计划破产了。阴谋没有成功。作为整个计划的局部后果的10月29日凌晨的事件，就这样可悲地失败了。哪里还谈得上与这些先生联合呢？与戈茨联合？这是乌托邦。但是，如果工人和士兵打垮了克伦斯基，所有正派的民主主义者都会明白，应该承担苏维埃的繁重工作，驾起共同的辕。对戈茨的党来说也没有别的道路。 《真理报》第174期， 1917年11月13日（10月31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的闭幕词（10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在彼得格勒时局会议上的闭幕词 （10月29日） 托洛茨基致了简短的闭幕词。他谈了出现的酗酒现象，号召全力以赴地与蓄意灌醉工人士兵的个别现象做斗争。在回答听众如何处理抓获的俘虏的问题时，托洛茨基声明说，杀害俘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一是出于人道考虑，还因为“活人对我们来说比死人更有价值”。抓获的俘虏将用于交换被克伦斯基军队俘虏的人。之后，托洛茨基通报说，得到从鲍罗维奇来的消息，讨伐队开到那里，占领了城市，解散了工兵代表苏维埃。 在会议闭幕前，托洛茨基回答了对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他管理外交部的三天里他做了什么工作。他说，在这三天之中，他总共在部里呆了一个半钟头，他认为应该与部里的旧职员告别。在这几天中，他还不能着手清理文件，研究秘密条约，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与克伦斯基作斗争。 只有在战胜了他之后，才能着手处理外交文件的复杂工作。 一个苏维埃成员建议关闭除《人民委员通讯》之外的所有报刊机构，托洛茨基回答说，这个建议将交付讨论。 《新生活报》第167期， 1917年11月12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的讲话（10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的讲话 （10月29日） 显然，会议将是简短的、务实的，以便让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出明确的实际结论，每一个人都搞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在彼得格勒，我们轻易地取得胜利实质上靠的是鼓动；我们争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工厂，一个又一个的团队，就不用说工人阶级了。于是形成了一种情绪，今后革命的发展也同样容易和简单。但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忽视，射击会产生后坐力。必须永远记住，统治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官员、所有有产阶层以及他们的食客——从来不会不经过顽强拼命的斗争而让出自己的地位的。他们正在积蓄力量，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的敌人，当然不是克伦斯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领导他的资本家。但在当前，直接出面反对我们的是克伦斯基。他动员哥萨克，只有骑兵，他能支配的没有一支步兵部队。他大概以为，他能诱使加契纳的卫戍部队攻打彼得格勒，并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制造混乱。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然而，我们却是另一种现象的见证人。看到了某种新的犹豫不决。认为通过宣传，通过代表团进行的谈判等，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当然和平地解决困难的办法是好的，但是，当被压迫者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和平的办法上时，当他们不展示自己做好了充分准备，随时用最坚决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要求时，资产阶级就开始进攻了。诚然，在这种情况下，也能看到在对方和在哥萨克中动摇，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上的说服和宣传。当对我们发起进攻时，我们应该提出最后通牒：他们能明白，最好，否则就需要果断地行动。 当然，卫戍部队和工人阶级十分清楚，如果科尔尼洛夫分子取得胜利的话，革命就会被扼杀，我们的全部希望都会破灭。但是，我们对胜利深信不疑，形成了一种情绪，也许一切都能通过和睦协商来解决。甚至在需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时，也准备妥协；应该让敌人知道，铁拳随时准备落在他的头上。当然，这种动摇是伴随着起义的亢奋和紧张之后的喘息。 我们实质上没有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与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刊断言相反，牺牲者不是数以百计，也不是数以十记，而是只有几个。 由于这种缺乏战斗决心的结果，我们看到反革命分子的士气有些上升。在彼提格勒，他们占领了电话局，在米哈伊洛夫驯马场，他们夺得了3-4辆装甲车，在工程堡中挖战壕，并开始在米哈伊洛夫驯马场和其他士官学校中往外打枪。反革命分子越来越嚣张。我们驻彼得保罗要塞的委员把他逮捕的突击队员押送到我们这里，在他身上搜出了证实在彼得格勒策划的反对我们的军事阴谋的文件。波尔科夫尼科夫[1]总司令，作为所谓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2]“部队”的指挥，他任命派驻部队的委员，传唤一些部队的代表等等。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戈茨副署了这位先生的签字。（喊声：“可耻！”） 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企图动员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但这些部队按兵不动，十分平静，没有预先采取过任何反对我们的敌对行动。 他们派自己的代表前往开向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委托他们建议进攻的哥萨克拒绝进攻革命的彼得格勒。总之，他们抗议克伦斯基唆使哥萨克反对彼得格勒，以此使他们陷于人民和革命的敌人的境地。兵临彼得格勒城下的哥萨克声称，如果革命者逮捕了他们的军官的话，他们就投入到革命人民的一边。但是，我们方面的动摇提高了哥萨克军官们的士气。于是，所谓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通过波尔科夫尼科夫在各团中网罗形形色色的卖身投靠的反革命分子，企图依靠彼得格勒的几支哥萨克部队、士官生，组织反对革命士兵和工人的阴谋，旨在扼杀他们的革命。但是，第一个企图被粉碎了。涉嫌阴谋的人被逮捕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暴露了。那时，革命的“拯救者”转入反对我们的游击活动：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打几下冷枪，占领个别的建筑物等等。 我们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调装甲车和炮兵攻打士官学校。[3]帕甫洛夫学校被摧毁，士官生被解除了武装，被俘虏。他们将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第二所士官学校也成了俘虏。俘虏是我们的人质。如果我们的敌人能够抓获我们的俘虏的话，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将用五个士官生换一个工人或士兵。今天我们对他们表明，我们的动摇结束了，在事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是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们知道，地主和资本家是怎样进行反人民的斗争的。我们知道是怎么镇压起义的士兵、工人和农民的，流了多少血，杀害了多少人。他们以为我们会是消极的，但是，我们向他们表明，当事关维护革命成果时，我们也能够变得冷酷无情。（暴风雨般的掌声。）为保卫人民群众利益的斗争而采用的措施是无须辩解的。在回击我们的阶级敌人时，我们将毫不怜悯。让我们的敌人知道：他们将为每一个工人和每一个士兵的生命付出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 接下来，托洛茨基同志谈到当前必须采取的纯实际的措施。需要军需、粮草，需要电线、汽车等等。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为在阵地上的战士提供所有必需的物资。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面前止步的。工人和士兵组织可以从军事革命委员会得到征收的权利。我们今天收到了阵地所需物资清单，附言说，如果我们的战士得到所有必需的物资，哥萨克在第一个沉重的打击下就会溃退，因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振奋的精神，与士兵和工人战斗的任何意愿。 同志们，下一步必须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建立最紧密的联系。只要科尔尼洛夫分子没有被击退，这个联系就不能中断。同志们，我们以一个强有力的攻击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现在我们应该维护成果，反击反革命的进攻。从前线传来最有利的消息。两个师的代表刚刚抵达彼得格勒。关于农民和工人的新政权的消息得到士兵热烈欢迎。在整个历史上，从未有过对人民自己掌权如此有利的条件。现在我们应该解决一些纯战斗任务，应该结束某些战役。这些任务是否能迅速解决，或是战役僵持不下，久拖不决，将取决于我们坚定勇敢的程度。 《消息报》第211期， 1917年10月30日 [1]波尔科夫尼科夫（ГеоргийПетровичПолковников，1883-1918）俄军上校，1917年任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1917年10月29日彼得格勒士官生叛乱首领之一。失败后逃往顿河，被当地苏维埃政权镇压。——译注 [2]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系1917年10-11月间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建立的反革命组织。该委员会主席是阿夫克森齐耶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打着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旗号组织了士官生叛乱。1917年11月，改名为“保卫立宪会议同盟”。——译注 [3]1917年10月29日士官生在彼得格勒的暴乱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策划的，是在其中央委员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戈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正式约定在“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下行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战斗司令部是在社会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军事委员会”。在阿夫克森齐耶夫、波格丹诺夫、戈茨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参加的特别会议上，确认了暴动计划，建立了特别战斗司令部以直接领导这次暴动。这个司令部以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为首。根据计划，士官生部分应该开向彼得保罗要塞，同时，其他可靠的部队也应该来到这里，并指望哥萨克部队在看到暴动开始而且进展顺利时，也能加入。在占领彼得保罗要塞之后，计划占领斯莫尔尼宫，此后再从后方打击苏维埃的部队，而那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在准备迎击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率领的来自前线的部队。10月28日，暴动的领导者得知，斯莫尔尼宫已经了解了筹划中的暴动并采取了消灭它的果断措施。这迫使他们强行暴动。于是下达了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戈茨签署的相应的命令： 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部队已经解放了所有士官学校和哥萨克部队，缴获了装甲车和炮车，占领了电报局，并调动力量去占领因所采取的措施而已经完全陷于孤立的彼得保罗要塞和斯莫尔尼宫，布尔什维克的最后的避难所。我们建议保持充分的平静，全力以赴地支持执行拯救祖国和革命的军队司令波尔科夫尼科夫和他的助手克拉克维茨基的命令的委员和军官，逮捕所谓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们命令从布尔什维克冒险狂热中清醒过来的所有部队立即前往尼古拉耶夫工程学校。所有拖延将被视为背叛革命，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开始时，士官生取得了某些胜利。他们占领了米哈伊洛夫驯马场（装甲车停车场）和电报局。2-3个小时后，苏维埃政权动员了力量，包围了士官学校，几乎只动用了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水兵，暴动就被迅速消灭。
通令各区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通令各区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 克伦斯基的科尔尼洛夫匪帮威胁进犯首都。为了无情地损害反革命反人民和他的成果的图谋，已经做了所有必要的部署。 革命军队和赤卫队需要立即得到工人的支持。 我们命令各区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 1、派所有能派的工人挖战壕，筑街垒和加固铁丝网。 2、为此需要在工厂停工的，立即停工。 3、立即收集储备的带刺的和普通的铁丝，还有挖战壕、筑街垒所必须的所有工具。 4、随身携带现有的武器。 5、遵守严格的纪律，随时准备全力以赴地支持革命军队。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 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 波德沃伊斯基 《消息报》第210期， 1917年10月29日
哥萨克弟兄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哥萨克弟兄们！ 你们开往彼得格勒。企图让你们与首都的士兵和工人发生冲突。他们对你们说什么彼得格勒敌视哥萨克。 地主和资本家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他们的话一个字也别相信。 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了俄国所有有组织的工人、士兵和觉悟的农民。代表大会希望在自己的大家庭中看到劳动的哥萨克。黑色百人团的将军们是地主的仆人，是嗜血成性的尼古拉二世的仆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在缺少土地重压下呻吟的普通哥萨克是我们的兄弟。 有人对你们说，苏维埃想剥夺哥萨克的土地。这是谎言。革命只想剥夺哥萨克地主的土地，并把它转交给人民。 请你们组织起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吧。请你们加入工农兵苏维埃吧。 对黑色百人团表态，你们不会成为人民的叛徒，你们不愿意招来整个俄国革命对自己的诅咒。 苏维埃代表大会推翻了克伦斯基、基什金和柯诺瓦洛夫的政府。所有部长将交给人民法庭审判。克伦斯基逃跑了，但他已经不能为害了。 军队站在苏维埃一边，被人以欺骗的方式派入彼得格勒的部队已经投到苏维埃的一边。哥萨克弟兄们！请你们不要执行人民的敌人的任何一个命令。把你们的队伍停留在你们接到这份号召书的地方。 派你们的代表前往彼得格勒与我们交谈。自行车营的同志们就是这么做的，还有许多哥萨克部队也是这么做的。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哥萨克让人民的敌人的希望落空，这是他们的光荣。他们没有成为残杀兄弟的人。他们不与彼得格勒革命卫戍部队和彼得格勒工人打仗。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立即转到了起义的工人的一边，另一部分暂时还在观望。 哥萨克弟兄们！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向你们伸出兄弟般的手。 哥萨克与整个俄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万岁！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消息报》第208期， 1917年10月27日
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三次讲话（10月25-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三次讲话[1] （10月25-26日） 1、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场的讲话（10月25日） 2、关于逮捕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者部长的讲话（10月26日） 3、关于建立政权的讲话（10月26日） 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退场[2] （10月25日） 托洛茨基同志声明：“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所发生的事不是阴谋，而是起义。我们锻炼了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的革命干劲，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而不是阴谋。” 在讲话结束时，托洛茨基同志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提出下面的决议： 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确认：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大会，是在工人士兵群众的先锋队手持武器保卫代表大会和革命，抵御反革命进攻的时刻，这是破坏群众的全俄全权代表机构的无力的犯罪企图。 妥协分子的政党以其以前的政策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比巨大的损害，彻底败坏了自己在工人农民士兵眼中的声誉。 妥协分子策划并赞成使军队和国家陷于毁灭边缘的6月18日的致命的进攻。 妥协分子支持背叛人民、恢复死刑的政府。妥协分子在7个月的期间内支持在土地问题上不断欺骗农民的政策。 妥协分子支持破坏革命组织，解除工人武装，在军队中建立科尔尼洛夫的纪律和毫无意义地拖延血腥的屠杀。 妥协分子在事实上帮助自己的资产阶级盟友加深使数百万劳动群众注定挨饿的国内经济崩溃。 由于这个政策的结果丧失了群众信任，妥协分子人为地、居心叵测地为自己保留在很久没有改选的苏维埃和军队组织的上层中的阵地。 由于上述情况，中央执行委员会依靠妥协派的军队委员会和政府当局的直接支持，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 当这个阻挠和伪造革命群众舆论的政策悲惨地失败后；当妥协派建立的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的压力下垮台时；当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的明显的优势时，当起义对被资产阶级和它的仆从欺骗和折磨的革命群众来说成了唯一的出路时，妥协派为自己得出了最后的结论，与他们曾枉费心机地企图破坏其力量的苏维埃决裂。 妥协派的退出不会削弱而是加强苏维埃，因为清除了反革命杂质，使工农革命变得更加纯洁。 听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声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继续自己的工作，工作任务是劳动人民的意志和他在10月24－25日的起义预先决定的。 打倒妥协派！打倒资产阶级的走狗！ 士兵工人农民的胜利的起义万岁！ 二、关于逮捕社会主义者部长们[3] （10月26日） 同志们，这里混杂着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事务性的，我们在昨天已经解决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定临时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软禁。我们是这样处理普罗柯波维奇[4]的，我们也将这样处理马斯洛夫[5]和萨拉兹金。[6]军事革命委员会将采取一切措施在最短的时期内执行你们的决议，如果它到现在还没有执行这个决议的话，同志们，那只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武装暴动，是这些政党之一的另一个代表、我们熟悉的克伦斯基正在组织反革命力量，企图率领它来攻打我们。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拯救目前还是所向披靡的工农革命，不让它蒙受损害，忘记了两个社会主义者部长。（掌声。）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市民对这些逮捕的印象的问题。同志们，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陈旧的概念应该推翻。我们的革命是新阶级的胜利，它们掌握了政权，它们应该保卫自己，反对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加入其中的反革命力量的组织。须知已经将他们软禁，直到调查清楚他们参与组织反革命阴谋的活动。这两个部长本身我们并不害怕，他们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任何意义。 人们对我们说，这在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事。说话的人记性真坏，因为在几个月前就看到了这种情况，那时，在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怂恿和完全同意下，工兵代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遭到逮捕，而且那时没有任何抗议和释放他们的要求。不仅如此，不是别人，正是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夫克森齐耶夫在被司法部代表释放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的公寓门口安排了两个密探。现在，这些代表想来打断我们的实际工作，在他们自己无能为力的重大事情上干扰我们，对我们喊出无意义的威胁，对我们表现出他们的令人厌恶的愤怒。（热烈的掌声。） 三、关于组织政权 托洛茨基同志上台反驳卡列林[7]阿维洛夫。[8] 我们在这里听到的看法，[9]已经不止一次地用来反对我们。用左翼可能的孤立来吓唬我们，也不是一次了。几天前，当起义问题公开提出时，就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孤立了自己，我们在走向死亡，[10]事实上，如果根据政治刊物来评判阶级集团的情况，则起义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的灭亡。反对我们的有反革命匪帮和形形色色的护国分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翼勇敢地与我们一起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11]他们的另一部分持中立观望的立场。[12]然而，甚至是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似乎我们已经被所有人抛弃时，起义几乎没有流血就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们真的被孤立的话，如果所有现实力量都真的反对我们，那怎么会出现我们几乎没有流血就取得了胜利的事实呢？不，被孤立的不是我们，而是政府和民主派、半民主派。是他们与群众相隔离。他们以自己的动摇、自己的妥协把自己从真正的民主队伍中除名。作为一个政党，我们的巨大优势是我们与群众力量联合，我们建立了工人、士兵和贫苦农民的联合。 政治集团会消失，但阶级的基本利益会保留下来，能够探索到并满足阶级的这些基本要求的政党和派别就能取得胜利。如果需要联合，我们的主要由农民构成的卫戍部队和工人阶级的联合就是这样的联合。我们可以以这样的联合而骄傲。这个联合在斗争的烈火中经受了考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队伍的一支，投入了堪称世界各国人民革命历史上的典范的伟大的战斗。 在这里有人对我们说起在预备议会上形成的左翼联盟，[13]但这个联盟仅存在了一天，显然，它不是在应该的地方组成的。也许，这个联盟是好的，纲领也不错，但仍是只须一个冲击就让这个联盟灰飞烟灭。 阿维洛夫同志说到我们面临的无比巨大的困难。他建议为排除这些困难而建立联盟，但他没有做任何揭示这个公式的尝试，没有准确地规定他指的是什么样的联合：集团的、阶级的联合，或干脆是报纸的联合。须知在说与旧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之前，首先应该明白，与唐恩们和李伯尔们的联合不会加强革命，而是它灭亡的原因。须知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恩准，掐断了我们的电话。 说什么民主派的分裂是误会。克伦斯基派突击营来攻打我们，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恩准掐断了我们的电话，我们遭到的一个又一个的打击，莫非都能说是误会吗？如果这是误会的话，那我担心，阿维洛夫和卡列林同志的全部议论也是政治误会了。 阿维洛夫同志对我们说：面包少，需要与护国派联合。但难道这个联合能够增加面包的数量？须知面包的问题是行动纲领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集团的问题。 阿维洛夫同志说到农民：但问题仍是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农民？需要在不同的农民成份之间做选择。今天在这里的有特维尔省的农民代表，他们要求逮捕阿夫克森齐耶夫。需要在要求逮捕阿夫克森齐耶夫的农民和把农民委员会成员塞满监狱的阿夫克森齐耶夫之间做选择。我们与特维尔的农民在一起，反对阿夫克森齐耶夫们，我们与前者永不分离。 我们反对与农民中的富农分子联合，我们为了工人阶级和贫农的联合而坚决地反对它。如果革命教会了我们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只有通过协调、通过这些分子的真正的联合才能取得胜利。那些追逐联合的影子的人把自己与生活彻底隔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如果想反对我党的话，他们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一个党，如果它要反对与农村贫农联合的无产阶级的党的话，它就自绝于革命。 在全体人民面前公然地举起我们起义的旗帜。这个起义的政治公式——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没有等待代表大会。不，我们是想等，但克伦斯基不想等：反革命没有打盹。作为一个政党，我们认为为苏维埃代表大会把政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创造实际可能性，是我们的任务。如果代表大会被士官生所包围的话，它以什么方式把政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呢？为了落实这个任务，需要一个这样的党，它把政权从反革命的手中夺出，并对你们说：“这是政权，你们一定要把它接过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尽管形形色色的护国分子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并没有把他们抛开，我们建议整个代表大会把政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当弥漫着硝烟的党走向他们，并对他们说：“共同掌握政权吧“，他们跑到市杜马去了，并在那里与赤裸裸的反革命分子联合起来。他们是革命的叛徒，我们再也不与他们联合了。 阿维洛夫同志说：“为了顺利地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应该与妥协派分子联合组阁。同时他还说，盟国不想签署和约，但是，如果我们与那些出卖我们的人联合起来，那就万事大吉了。阿维洛夫同志通知我们：“帝国主义盟友嘲笑斯柯别列夫的假民主。”他又劝告我们：“但是，假如你们与假民主派结盟，那和平事业就有了保障。” 为和平而斗争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用革命的物质力量来对抗盟国和敌对国的政府。第二条是与斯柯别列夫结盟，也就意味着与捷列先科结盟，就是完全服从帝国主义。人们对我们指出，我们同时对各国政府和人民提出和平要求。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平行。我们当然不想以自己的呼吁来影响帝国主义政府，但只要它们存在，我们就不能忽视它们。我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的革命能够引发欧洲革命上。如果欧洲起义的人民不能粉碎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将被粉碎，这是毫无疑问的。或是俄国革命在西方掀起斗争的风暴，或是所有国家的资本家联手扼杀我们的革命。（有人在座位上喊：“有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道路，它一方面向西欧工人派代表团，另一方面与基什金们和柯诺瓦洛夫们结盟，这是谎言和虚伪的道路，我们永远不会走这条道路。 当然，我们不是说，欧洲工人起义的那天就一定是签署和平条约之日。可能会是这样，被日益迫近的所有被压迫者起义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匆忙签署和平条约。这里不能给出日期。不能预见具体形式。重要的是确定在内外政策上原则上一致的斗争方法。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联盟，这才是我们的道路。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了完整的措施纲领。每个希望实施这个纲领的集团，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在街垒的这一边，在我们这里只能听到这样的声明：亲爱的同志们，热烈欢迎，我们是战友，兄弟，我们和你们同生共死。（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的头几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琅施塔得委员会1917年版 [1]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早在召开之前就成了苏维埃两个营垒斗争的焦点。在全俄民主会议期间苏维埃代表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协商决定，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0月20日召开。协商工作刚刚结束，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多数就为推迟它而斗争。出于政治考虑，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否决了唐恩关于延期的建议。但为破坏代表大会的狂热工作非正式地进行。只是在它召开的几天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确信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进行的很热烈，它才通知各地方必须进行选举。 在各地区和省的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代表大会的面貌已经清楚。例如乌拉尔、西部、伏尔加流域等地区的代表大会都完全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召开的。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派构成如下：布尔什维克382人，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无党派人士31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70人，无政府主义者5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5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40人、孟什维克护国分子21人、少数民族社会民主党7人、中派社会革命党36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6人、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8人。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有压倒的多数。14名布尔什维克、7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孟什维克和1名新生活报分子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代表大会日程上的问题有：1、组建政权，2、战争与和平，3、立宪会议。 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代表大会后，主要决议——和平法令、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法令——几乎都是一致通过的。代表大会还做出了废除克伦斯基恢复的前线死刑的决议，并建立了人民委员会。 [2]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退场是对这个政治事实——即他们失去了防止正式政变的全部希望——的反应。这个退场在当时意味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离开工农群众、苏维埃，走向反革命。甚至连孟什维克苏汉诺夫都不得不承认，这个退场是没有意义的。 须知苏维埃就是革命本身。没有苏维埃，革命就不存在，它能存在吗？须知苏维埃一直是组织和团结革命群众的革命战斗机构。离开苏维埃能去哪儿？须知这意味着正式与群众和革命决裂。（《革命札记》第7卷第192页。） 在欣丘克宣读了退场声明后，代表大会会议上掀起了愤怒的风暴。在“逃兵……到科尔尼洛夫那里去吧，资产阶级的仆人……人民的敌人”的喊声中，孟什维克退出了会场。在孟什维克右派和社会革命党退场之后，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库钦和马尔托夫发表讲话。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答复他们的讲话。由于在报导中只保留了他宣读的决议，我们引用苏汉诺夫记述的他的这个讲话： 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所发生的是起义而不是阴谋。我们锻炼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干劲。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而不是阴谋……人民群众在我们的旗帜下前进，我们的起义取得了胜利。现在他们却对我们建议说：放弃胜利吧，让步吧，签协议吧。跟谁？我要问，我们应该和谁签协议？是跟那些离开这里的可怜的一小撮，还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但须知我们已经看透了他们。在俄国已经没有人再追随他们了。数百万工人农民与他们难道能像平等双方一样地签协议吗？他们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准备用这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工农去换取资产阶级的恩惠。不，这里用不着什么协议。我们应该对那些离开这里的人和提建议的人说：你们是可怜的孤家寡人，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戏演完了，去你们今后应该去的地方：到历史的垃圾箱去吧……（《革命札记》第7卷第203页。） [3]在开始就土地法令辩论时，这个问题完全出乎预料地出现在代表大会上。在辩论前，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皮亚内赫做了临时发言，并要求释放部长萨拉兹金和马斯洛夫。在他之后第3军的社会革命党人士兵歇斯底里地声称：“你们坐在这里夸夸其谈地说要把土地交给农民，同时虐待选举出的农民代表，篡夺他们的权利。我正告你们，你们敢动他们的一根头发，你们就将面临起义。”在这些假代表之后，来自特维尔省的真正的农民代表发言，他不仅要求继续关押上述逮捕的部长，还要求逮捕整个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在这些演讲人之后，托洛茨基同志做了答复。 [4]普罗柯波维奇（Серг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Прокопович，1871-1955）“经济主义”思想家、“解放协会”活动家。1917年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部长。十月革命后，在饥荒救济委员会工作，与反革命地下活动有联系。1922年因从事反苏活动被驱逐出境。——译注 [5]马斯洛夫（СемëнЛеонтьевМаслов，1873-1938）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是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农业问题专家之一。在“左翼的”切尔诺夫退出之后，他作为农业部长进入克伦斯基内阁。在十月革命后，他是合作社运动中反苏维埃分子的领导人之一。 [6]萨拉兹金（Салазкин）著名合作社运动分子，最后一届克伦斯基内阁的教育部长。 [7]卡列林（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арелин，1891-1938）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袖之一。1917年12月－1918年3月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财产人民委员。布列斯特和平谈判时为苏俄代表团成员。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的领导人之一，1918年逃亡国外，成为白俄侨民。——译注 [8]阿维洛夫（БорисВасильевичАвилов，1874-1938）1894年开始革命活动，1890年代末在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为之撰稿的《开端》杂志在内的几份合法杂志中工作。1905年参加了哈尔科夫起义，在1905和其后的几年中，阿维洛夫作为布尔什维克作家而闻名。二月革命后，他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加入了“新生活派”。1917-1918年，阿维洛夫为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的中央委员，在内战期间，这个集团企图持调解者的立场。在1918年退出这个组织后，阿维洛夫不再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工作。在10月起义期间，阿维洛夫是为数不多的“新生活派”的中央委员之一。 [9]这个讲话是就组建政府问题而做的。没有就这个问题做专门的报告。在10月28日的会议上，加米涅夫宣读了下面的法令： 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为管理国家组建工农临时政府，它的名称是人民委员会。委托各委员会管理国家生活的各个部门，它们的人员构成应该保证贯彻代表大会公布的纲领，与工人、水兵、士兵、农民和职员的群众组织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权属于这些委员会主席的联合会，即人民委员会。对人民委员活动的监督和撤换他们的权利属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目前人民委员会由下述人员组成：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内政人民委员——А.И.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В.П.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А.Г.施略普尼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В.А.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Н.В.克雷连柯和德边科，工商人民委员——В.П.诺根，教育人民委员——А.В.卢那察尔斯基，财政人民委员——И.И.斯克沃尔佐夫，外交人民委员——Л.Д.布朗施坦（托洛茨基），司法人民委员——Г.И.奥波科夫（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И.А.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Н.П.阿维洛夫（戈列博夫），民族事务委员——И.В.朱加施维里（斯大林）。铁路人民委员暂缺。 [10]这里指的是9月23日的社论，它断言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因为无产阶级已经被孤立等等。当时列宁为驳斥这些论据，撰写了名为《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国家政权》的小册子。 [11]拉济米尔等人属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集团。 [12]众所周知，包括卡列林在内的多数左派社会革命人在10月起义期间持中立立场。作为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11月中旬才进入政府。 [13]预备议会中的左派联盟是由右派社会主义政党、新生活派、马尔托夫集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在10月期间，这些政党代表的言行鲜明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犹豫和动摇。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联盟的代表同时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克伦斯基。
告彼得格勒市民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致彼得格勒居民 （10月24日） 公民们！反革命抬起了自己罪恶的头。科尔尼洛夫分子为粉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破坏立宪会议而动员力量。同时，实施大屠杀者可能企图在彼得格勒大街上引起混乱和杀戮。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承担起保卫革命秩序的责任，预防反革命和大屠杀分子的破坏。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允许任何暴力和胡作非为。号召居民把流氓和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分子扭送最近的部队的苏维埃委员。坏分子胆敢在彼得格勒街头制造混乱、抢劫、捅刀子、开枪，罪犯将从地球上消失。 公民们！我们号召你们平静、自制。秩序和革命掌握在强有力的手中。 军事革命委员会 《消息报》第208期， 1917年10月27日
告所有野战部队军队委员会和所有士兵代表苏维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致所有作战部队的军队委员会、所有士兵代表苏维埃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无产阶级推翻了反革命反人民的克伦斯基政府。废除了临时政府的革命没有流血。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隆重欢迎已经完成的革命，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前，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将此事通报前线和后方的军队时，呼吁革命士兵警惕地监视指挥员的行动。不直接公开地赞成已经完成的革命的军官，应该作为敌人立即逮捕。 彼得格勒苏维埃认为新政权的纲领是立即建议民主的和平，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公正地召开立宪会议。人民的革命军队不应该允许把不可靠的军队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用语言和劝说的方式来阻止，如果不起作用，就无情地使用武力。 此命令立即对各军兵种部队宣读。对士兵群众隐瞒这个命令的军队组织是对革命的最严重的犯罪，将遭到革命法律的最严厉的惩罚。 士兵们！为争取和平、面包、土地、人民政权而斗争！ 军事革命委员会 《工人道路报》第46期， 1917年11月8日（10月26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报告的决议（10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报告的决议[1] （10月25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欢迎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胜利的革命，特别强调的是群众在这场罕见的不流血的、极其顺利的起义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组织性、纪律性和众志成城。 苏维埃坚信，工农政府是苏维埃政府，它将由革命创立，它将保证全体最贫穷的农民群众对城市无产阶级的支持，这个政府将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把国家从空前的灾难和战争恐怖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 新的工农政府将立即向所有交战国人民建议公正民主的和平。 它将立即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把土地交给农民。它将建立工人对生产和产品分配的监督，它将建立对银行的全社会的监督，同时把它们变成一个国家企业。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呼吁俄国的全体工人和农民全力以赴地忘我支持工农革命。苏维埃坚信，与最贫穷的农民联盟的城市工人将表现出不可动摇的纪律性，将建立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严厉的革命秩序。苏维埃坚信，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会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彻底牢固的胜利。 《工人道路报》第46期， 1917年11月8日 [1]决议是沃洛达尔斯基宣读的，但种种迹象表明它出自托洛茨基同志的手笔。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报告（10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报告 （10月25日） 我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了。（掌声。）一些部长[1]已经被捕。（好！）另外一些将在近几天内或几个小时内被捕。（掌声。） 受军事革命委员会调遣的革命卫戍部队解散了预备议会。（热烈的掌声。喊声：“军事革命委员会万岁！“） 人们对我们说卫戍部队在当前这个时刻起义，将引发大屠杀，将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到目前为止，全部经过没有流血。我们不知道有一例牺牲。如此之多群众卷入的革命运动的进程却没有流血，我不知道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 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已经死亡，只待历史扫帚的一挥，它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应该表彰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我们在这里彻夜不眠，精神抖擞地守在电话机旁，了解革命士兵、工人赤卫队如何悄然无声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市民安然入睡，不知道此时正在进行着政权的更迭。 火车站、邮局、电话局、彼得格勒通讯社、国家银行都已占领。（热烈鼓掌。） 冬宫还没有占领，但它的命运将在这几分钟内决定。（热烈鼓掌。）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它所依靠的士兵工人骄傲，它率领他们投入战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本性是欺骗群众。 现在，我们士兵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面临着历史上空前的建立政权的试验，这个政权除了士兵工人农民的要求外没有别的目的。 国家应该是群众在争取把他们从所有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中的武器。 工作不能在苏维埃影响之外进行。资产阶级科学的最优秀的力量明白，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创造的条件对他们的工作来说是最好的。 必须建立对生产的监督。农民、工人和士兵应该感觉到国民经济是他们的经济。 这是建设政权的基本原则。 制定全民义务劳动制，是真正革命政权近期的任务之一。 接下来，托洛茨基同志通报说，在今天的日程上还有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第二个问题的报告人是列宁同志。（经久不息的掌声。） 托洛茨基同志通知说，拘押的政治犯已经释放，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开始履行革命委员的职责。 托洛茨基通报说：“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今天会议的客人。” 深夜，已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向全国发电报，通报当前形势。 向作战部队发了无线电报，通报旧政权已经垮台，新政权即将建立。新政权的头几项措施应该是：立即在所有战线上停火，把土地交到农民手中，尽快召开真正民主的立宪会议。 不知前总理克伦斯基现在何处，但我们认为，他在何处很快就会尽人皆知。 对如何对待前线事件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说：我们只能够发电报。还没有得到答复，但我们在这里不止一次地听到前线代表谴责我们至今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我们之中，由于一系列条件的原因他不能在此前来到我们当中，”托洛茨基同志界定了列宁同志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中的作用。 “回到我们之中的列宁同志万岁！” ※※※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最近期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前线派遣代表团，[2]让前线了解在彼得格勒发生的革命。 彼得格勒苏维埃应该把自己的部分委员派往前线。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一直在从事刻不容缓的工作，现在不能做报告。我能够通知的是，刚刚接到了电报，说有几支前线军队正在开往彼得格勒。派遣委员是必须的；不向全国各地派遣革命的委员，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就是在犯罪。（喊声：“你们预先决定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 预先决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是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的起义这一宏伟事实。现在我们只有进一步扩展我们的胜利。 《工人道路报》第46期， 1917年11月8日 [1]被捕的部长有普罗柯波维奇、基什金、鲁滕贝格、帕尔钦斯基、别尔纳茨基、科诺瓦诺夫、马斯洛夫、萨拉兹金、戈沃兹杰夫、马利亚恩托维奇、尼基金、韦尔杰列夫斯基和捷列先柯。 [2]这个片断叙述的是托洛茨基在这个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活动的报告（10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活动的报告[1] （10月24日） 叙述了与军区司令部冲突的历史，托洛茨基同志通报了临时政府调军队前往彼得格勒反对革命的一系列企图。但所有类似的企图都被军事革命委员会瓦解了。 我们不怕承担维护城市革命秩序的责任。今天军事革命委员会对彼得格勒居民声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承担起维护革命秩序防御反革命和屠杀破坏的责任。” 今天，市自治机关代表团拜会了我们。代表团问我们：我们怎么看待维护城市秩序？政府没有力量，没有权力，这点他们看到了。代表团甚至还转达了流言，说什么政府建议把政权转交给市自治机关。 我们答复市自治机关的代表说，在维护革命秩序一事上，我们准备与市杜马协调我们的行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科尔尼洛夫暴乱时就被派到市政局去了。另一方面，市自治机关的代表可以加入军事革命委员会。 接下来，代表团问我们关于起义和发动的事。就这个问题我们对他们说了我们在这里不止一次说过的话。在这方面不需要改动一个字。我们回答代表团说：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我们的口号。在近期，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这个口号应该成为现实。这是否会导致起义或发动，这不仅仅取决于苏维埃，或与其说取决于苏维埃，还不如说取决于那些不顾人民的一致意志仍把持国家政权的人。 军事革命委员会不是作为起义机关、而是在革命自卫的基础上诞生的。当克伦斯基政府决定解除彼得格勒的武装，把军队调离这里时，我们说，为保卫革命利益，这是不允许的。昨天，当这个政府封闭了两份对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有巨大影响的报纸时，我们说，不能容忍扼杀言论自由，决定恢复报纸的出版，把保卫革命报纸印刷所的光荣责任交给立陶宛团和第6预备工兵营的英勇战士。 这是起义吗？ 我们的政府是半破产的政府，人民不相信它，连它自己也都不相信自己，因为它内部已经死亡了。这个半破产的政权只等历史的扫帚一挥，就为真正的革命人民政权让位。 政府开始动员士官生，同时它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离开。为什么政府在召来士官生的同时让水兵离开？原因是不言而喻的。说的是那些水兵，在科尔尼洛夫暴乱时，斯柯别列夫毕恭毕敬来到他们面前，请求他们保卫冬宫，抵御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攻击。“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那时完成了斯柯别列夫的请求。而现在，政府企图让他们离开。但水兵同志们征求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意见。“阿芙乐尔号”今天仍停泊在昨天夜里它停泊的地方。 明天将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卫戍部队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他们积蓄的力量交给代表大会调遣，政府的挑衅将在这个力量上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个坚不可摧的力量完好无损地保持到代表大会。 当代表大会说，它要组织政权，它以此完成了在全国已经做了的工作。这意味着从反革命政府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建立自己的政权。 如果这个虚假的政权疯狂地尝试复活自己的尸体，那么组织和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将会坚决地回击它，这个回击将比反动派的进攻更加有力。如果政府企图利用供它支配的24、48小时在革命的背后捅刀子，我们就声明，革命的先遣队将以打击回击打击，用钢来回击铁。 在回答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关系的问题时，托洛茨基同志声明： 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常务局的5个人中有2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2]和萨哈尔科夫同志。他们在那里的工作非常出色，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分歧。 今天傍晚告知我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预备议会，派自己的代表来到军事革命委员会。 这样，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反革命——的斗争中我们彼此走到了一起。 《工人道路报》第46期， 1917年11月8日（10月26日） ※※※ 今夜对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来说，是一个不安之夜。 深夜我们得到消息，临时政府从皇村召来一个突击营，从奥拉宁鲍姆准尉学校调来士官生，从帕甫洛夫斯克调来炮兵。一大早就得到封闭两家报纸——《士兵报》和《工人道路报》——的消息。 但军事革命委员会没有消极等待，结果是，在临时政府调动的部队中，除了一小批士官生之外，其他部队都拒绝出发。 除此之外，军事革命委员会建议立陶宛团担负起保卫印刷所的任务，它立即执行了这个任务。现在，这些印刷所完全正常地运转。临时政府要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起锚驶离彼得格勒的命令也没有执行。根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建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仍停泊在它昨天停泊的地方。 今天，彼得格勒市政局派6人代表团来彼得格勒苏维埃来见我们，其中有3个社会革命党人、1个孟什维克和2个布尔什维克，它问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为建立城市秩序采取了什么措施，还通报说，似乎临时政府打算把政权交到彼得格勒市杜马的手中。 我们回答说，彼得格勒苏维埃关心彼得格勒居民的安全，认为可能与彼得格勒市杜马协调自己的工作。我们还为他们提供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席位。 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打算发动？我回答说，彼得格勒苏维埃坚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当前的时代，在这个时刻，在很快就要召开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时，这个口号将成为现实，但这是否会导致发动，这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我们认为，我们的现行政权临时政府只是一个半破产的政权，可怜的、软弱无力的半破产的政权，只等历史的扫帚一扫，它就为真正的人民政权让位。这个政权丧失了一切：支持、威信、权力、道义。 但今天或明天，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门坎上，武装冲突没有进入我们的计划。我们认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更加有力更加权威地推行我们的口号。但是，如果政府想利用留给它的24、48、72小时来反对我们，我们则以反击来答复，以打击回击打击，以钢回击铁。 在列·托洛茨基的报告后，他回答了会议个别成员提的几个问题：桥是否断开了？士官生是否真的在大街上进行搜查？等等。列·托洛茨基好像并不了解情况，让所有人去军事革命委员会咨询。在令人如此不安的时刻，工人和士兵、区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部队与斯莫尔尼宫之间必须有不间断的联系，在用事实对上述问题做了补充之后，托洛茨基最后声明，预备议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在今天的会议之后来到了斯莫尔尼宫，表达了加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愿望。 《消息报》第206期， 1917年10月25日 [1]编辑部刊登了这个报告的两篇报导。 [2]拉济米尔（ПавелЕвгеньевичЛазимир,1891-1920）系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1917年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苏共党员（1918年起）。1917年末起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军事人民委员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译注
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起义 十月起义 军事革命委员会通告 两份革命报纸《工人道路报》和《士兵报》被司令部的阴谋分子封闭。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能忍受扼杀言论自由。必须为反击屠杀者的进攻的人民保证公正的报刊。 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定： 1、革命报纸的印刷所必须启封。 2、建议编辑部和排字工继续出版报纸。 3、保卫革命印刷所防御反革命破坏的光荣任务赋予立陶宛团和第6预备工兵营英勇士兵。 主席波德沃伊斯基 秘书安东诺夫 《工人道路报》第45期， 1917年11月7日（10月25日）
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出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就唐恩时局报告的讲话（10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就唐恩的时局报告的讲话[1] （10月24日） 托洛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言。[2] 他列举了许多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 托洛茨基说： 马克思教导说，应该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做到了这点，然而现在已经没有人追随苏维埃过去的多数了。我们早就说过，必须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不应该发动进攻。我们的对手只是现在才相信这点。 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有不断更新其人员构成的可能性，所以是广大群众意志的最好的表达者。只要克伦斯基召开立宪会议，就应该在这个会议上捍卫这个方法。 如果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不想让希望革命政权和革命斗争方法的群众垂头丧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就应该追随革命司令部，而不是它的敌人的司令部。 托洛茨基最后说： 如果你们不颤抖，就不会有内战，因为我们的敌人立刻就会投降，你们占据根据法律属于你们的位置——俄国大地的主人的位置。 《消息报》第207期， 1917年10月26日 ※※※ 唐恩的策略是证明，群众——人数众多的、愚昧的、冷漠的群众——绝对追随他。（哄堂大笑。）当我们说把土地交给农民时，你们反对。我们对农民说：“如果他们不把土地给你们，你们就自己拿“，农民接受了我们的劝告。而现在你们开始捍卫我们在6个月前已经做的事…… 我不认为，克伦斯基在军队中停止死刑的命令是他的理想授意的。我认为，拒绝服从克伦斯基的卫戍部队让他相信…… 今天唐恩受到指责，说他在共和国苏维埃中的讲话证明了他是一个秘密的布尔什维克。但在时候来临时，唐恩会说，革命的精华都参与了7月3－4日的起义。在唐恩今天提交预备议会的决议中，没有指出必须在军队中推行纪律，虽然进行这种宣传的他的党坚持这点。 不！近7个月的历史表明，群众抛弃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战胜了立宪民主党人，而后来，当他们得到政权时，他们把这个政权又交给了立宪民主党人。 唐恩对你们说,你们无权起义。起义的权利是所有革命者理所当然的权利。造反是受压抑的群众的权利。 约翰·理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83页。 [1]这次会议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它在戈茨的主持下开幕。唐恩做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他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保卫军人集团，描绘了起义的可怕后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死亡。抢劫者和小偷就盼着这个时刻进行抢劫和放火。”唐恩之后是托洛茨基同志讲话。在他之后讲话的人中需要指出的有李伯尔，他为了推翻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而求助于马克思。 恩格斯和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要没有做好掌权准备，就没有权利夺取政权。在像我们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群众夺取政权意味着革命的悲惨的末日……作为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托洛茨基反对自己，反对他现在所捍卫的一切（作为政治领袖——编注）。 在布尔什维克退场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会议最后通过了反对政变的决议。 [2]由于约翰·里德和《消息报》对这篇讲话的叙述完全不同，我们收录了这两份文本。
告彼得格勒居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告彼得格勒居民 通告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所有公民： 为保卫革命和它的成果免遭反革命的破坏，我们任命了派驻军队和首都及其郊区的重要地点的委员。命令和指示只有得到我们委以全权的委员对它们的确认之后才能执行。委员是苏维埃的代表，是不可侵犯的。反对委员的行动就是反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行动。苏维埃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和屠杀活动。请所有公民全力支持我们的委员。在出现混乱的情况下，你们应该求助于最近的驻军中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军事革命委员会 《工人道路报》第44期， 1917年11月6日（10月24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10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 （10月23日） 听取了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头几项措施的报告，彼得格勒苏维埃肯定了它为保卫革命成果而采取的措施，并寄希望于它今后朝气蓬勃的活动。彼得格勒苏维埃确认，由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强有力的工作，彼得格勒苏维埃与革命的卫戍部队的联系得到巩固，它还表达了它坚信，只有朝这个方向的进一步的工作，才能保障已经开幕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自由地、不受阻挠地工作的可能性。彼得格勒苏维埃委托自己的革命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保卫彼得格勒公民的安全，以果断措施制止屠杀活动和抢劫等。 同时，苏维埃责成自己有必要的时间的成员直接听凭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调遣，参预它的工作。 《工人道路报》第45期， 1917年11月7日（10月25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讲话（10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讲话 （10月23日） 列·托洛茨基做了长篇讲话。讲演者捍卫军事革命委员会对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的立场，他不隐瞒，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夺取政权，把它交到苏维埃的手中的政治步骤。 列·托洛茨基提问道： “那立宪会议呢？” “军事革命委员会将像它保卫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一样地保卫立宪会议。”讲演者回答说。 《消息报》第205期， 1917年10月24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日”在民众文化宫集会上的讲话（10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彼得格勒苏维埃日”在民众文化宫集会上的讲话 （10月22日） 在民众文化宫的数千人的集会上，在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之后，他号召出席者宣誓，为让政权归苏维埃而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时，整个大厅举手宣誓，一旦苏维埃发出号召，就为苏维埃思想的胜利投入与内部敌人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A波波夫：《十月革命》（文集）第159页。 彼得格勒苏维埃致前线 挑唆前线反对后方，是我们的敌人的主要任务。就是那些科尔尼洛夫和半科尔尼洛夫的报纸称我们战壕里的兄弟是“胆小鬼”和“叛徒”，同时又指责后方卫戍部队不去补充“胆小鬼”。现在，这样的指责落到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头上，因为它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检验为什么，去什么地方，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打算把部分卫戍部队调离彼得格勒。 我们的卫戍部队对吗？ 想想不久前的过去。想想科尔尼洛夫暴乱前的那些日子。8月25日军区司令的副官库兹明大尉来到士兵部，以大本营的名义要求立即将5个团全部人马调出彼得格勒，而且据库兹明本人的话，司令部规定将把那些在7月中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团调离。库兹明声称：“这些团是‘反革命’团。” 那时的士兵部主席扎瓦杰说：“战斗命令应该无条件执行，无须讨论。” 参政员索科洛夫声明：“这个命令纯属战斗命令，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会对它加以批评。这个命令完全出于防御目的……。请你们不经任何讨论立即执行所有战斗命令。我请求不要干预战斗命令。” 尽管犹豫和对灾难的不安的预感，当时士兵部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未经讨论服从了命令。这是在8月25日。司令部开始顺利地把部队调出，而在27日就得知了科尔尼洛夫的最后通牒和他向首都的进军。于是开始匆匆地把那些被库兹明大尉称为“反革命”的团队调回来拯救革命。 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教训 这堂严峻的政治课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它的士兵部来说没有白上。每一个士兵开始明白，在“战斗命令”的形式下推行是是纯政治的反革命措施。 前线和后方对最高司令部人员的不信任激化到了极点。不仅是不信任指挥人员，也不信任临时政府。 在8月中旬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克伦斯基威胁要用“铁与血”来镇压不服从的士兵和工人。过了几个星期，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些话意味着什么：据与科尔尼洛夫的协议，克伦斯基把第三骑兵军调往彼得格勒，旨在用“铁与血”来镇压首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就这样，在战斗命令的幌子下进行着扼杀革命的准备工作。 当士兵和工人把把科尔尼洛夫暴乱化为齑粉后，政府许诺对司令部人员进行果断的清洗。但事实上根本没那么回事。甚至连军事部长维尔霍夫斯基的最敷衍的措施都不受欢迎。立宪民主党人稳坐在政府中。盟国的大使馆与他们沆瀣一气。整个资产阶级都支持旧将军和反革命军官。顺从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把他们都留在以前的岗位上。这个背信弃义的政策的结果是明显的：对司令部人员和临时政府加倍的不信任。 新的危险 同时，从前线不断传来有关新的科尔尼洛夫暴乱的实际酝酿的消息。军官中的反革命部分结成战斗组织。在前线与后方之间布署了由最“可靠的”、即最落后的部队形成的警戒线。在前线，上层不断地挑唆对后方的仇恨。被关押在贝霍夫的科尔尼洛夫和他的同谋几乎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因而他们有可能在任何时候领导新的反革命阴谋。 在这些条件下要求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调离。它能得到盲目的信任吗？真的是出于战斗目的考虑把我们的卫戍部队调离，是去接替前线的精疲力竭的兄弟，保证在哪里？政府打算把什么样的部队调到首都？政府是否打算在清除了彼得格勒革命部队之后，用“铁与血”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呢？难怪在建立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就称它为“内战政府”。 必须的革命保障 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即自己的司令部。如果我们有受到士兵、工人和农民信任的政府的话，就一点也不需要这个机构。但没有这样的政府。我们不相信政府。只要它没有被更替，我们就必须用自己的手段来检验大本营的命令，与前线建立直接的联系，查清反革命的力量和手段，确定首都无条件地需要的是哪部分卫戍部队，并为保卫革命的彼得格勒而预先采取措施来武装工人。这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直接目的。现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完全支持它。无论什么样的威胁、无论什么样的诽谤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的道路。 致战壕中的兄弟们 有人对你们诽谤我们。指责我们的是什么人？资产阶级的领袖和仆人。但正是资产阶级出卖了前线，就像它出卖了后方一样。莫非现在资产阶级关心起饥饿的、筋疲力尽的军队了？不！资产阶级要求把“战争进行到胜利”。资产阶级争取到了恢复死刑。资产阶级报纸诽谤前线和后方的士兵。妥协派帮助进行这个肮脏的工作，竭尽全力地给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苏维埃抹黑。但我们的所有敌人破坏前线与后方一致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 战壕中的弟兄们！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与你们心心相印。在它的人员中，大多数都是在战壕中度过了几个月和几年后撤下来的两三次负伤的人。他们能忘记自己战壕中的战友吗？不，他们已经不只一次地派出了增援，他们准备再次去接替你们，只要他们确信，真的是去接替疲惫的、筋疲力尽的部队。 但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彼得格勒工人认为，对前线最好的帮助是争取和平的斗争。如果战争再拖延漫长的几周和几个月的话，任何来自后方的增援都不能拯救前线。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的共同获救只有在所有战线上的立即停火中。战争毁灭我们。资产阶级拖延战争，为的是最终削弱人民，然后再继续奴役他。只要能摧毁革命，资产阶级准备把彼得格勒和波罗的海舰队放弃给德国人。近几天，最著名的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罗将柯对此直言不讳。只有立即向各国人民建议公正的和平，才能拯救彼得格勒。而为此，我们需要由全俄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建立的真正的人民政府。 战壕里的兄弟们！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没有忘记你们。不要相信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恶毒诽谤。我们准备全力以赴地进行争取立即停止可恶的屠杀的斗争。请你们在这场斗争中支持我们。让我们的队伍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拖延战争的反革命分子！前线与后方的联合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的联合进攻将打倒所有敌人，把政权、和平、面包和土地交给人民。 《工人道路报》第44期， 1917年11月6日（10月24日）
哥萨克弟兄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哥萨克弟兄们！ 彼得格勒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对你们讲话。 哥萨克，有人想让你们反对我们——工人和士兵。这项该隐的工作是由我们共同的敌人——贵族暴力者、银行家、地主、旧官吏、过去的沙皇的仆人＿完成的。他们总是以分裂人民使自己变得强大和威风。他们曾唆使士兵反对工人和农民。又唆使哥萨克反对士兵。他们是以什么手段实现这点的呢？谎言和诽谤。哥萨克、士兵、水兵、工人、农民都是亲兄弟。他们都是劳动者，都是穷人，都干累活，都是受压迫的人，都被战争掠夺。 谁需要战争？谁发起的战争？不是哥萨克和士兵，也不是工人和农民。将军们、银行家们、沙皇们、地主们需要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增加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财富。他们把人民的血变成自己的利润的黄金。 人民希望和平。所有国家的士兵和工人都渴望和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对资产者和将军们说：“滚开，暴力者！把政权转交到人民的手中，那时人民就会立即签定公正的和约。” 哥萨克同志们，这对吗？我们毫不怀疑，你们会众口一词地说：对！但正是因此，所有高利贷者、富人、公爵、贵族、将军（你们的哥萨克将军也包括在内）都仇恨我们。他们随时准备消灭彼得格勒苏维埃，扼杀革命，给人民戴上枷锁，像在沙皇统治下一样。 因此他们对你们诽谤我们。他们在欺骗你们。他们说什么苏维埃要夺走你们的土地。哥萨克，请你们别相信！苏维埃想剥夺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它们交给农民、庄稼汉，特别是穷苦的哥萨克。谁会伸手剥夺哥萨克劳动者的土地呢？ 有人对你们说什么苏维埃预谋在10月22日发动起义，与你们厮杀，光天化日下打枪、杀人。对你们说这些话的人是恶棍、挑拨者。请你们这么对他们说！苏维埃预定在22日召开和平集会、会议、音乐会，在这些集会上，工人、士兵、水兵和农民将听取和讨论关于战争与和平、人民的命运的讲话。我们邀请你们参加这些和平的、兄弟般的集会。欢迎你们，哥萨克兄弟们！ 你们之中如果谁有怀疑的话，那就让他来一趟苏维埃所在地斯莫尔尼宫。那里总是有许多士兵，也有哥萨克。他们向有怀疑的人解释苏维埃打算干什么，它的目的和道路是什么。人民推翻沙皇，是为了可以自由地讨论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哥萨克，请你们扔掉卡列金们、巴尔季日们、卡劳洛夫们以及劳动哥萨克的其他敌人蒙在你们眼睛上的布吧。 有人策划了10月22日哥萨克的宗教游行。参加还是不参加宗教游行，是每一个哥萨克自由的良心的事。我们不介入此事，也不会给任何人制造任何障碍。 但是，我们警告你们，哥萨克：敏锐地观察，在宗教游行的外表之下，你们的卡列金们是否企图挑唆你们反对工人、士兵。他们的目的是挑起流血事件，把你们的和我们的自由淹没在兄弟的鲜血之中。 牢牢地记住：10月22日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日，是和平集会、会议以及为士兵工人的报纸募捐的日子。加入到我们之中，哥萨克，为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加入到劳动人民的共同的家庭中。 哥萨克，我们向你们伸出兄弟的手！ 1917年10月21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号召书）
致彼得格勒市郊卫戍部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致彼得格勒市郊卫戍部队 在10月21日的会议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结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周围，奉它为自己的领导机构。 尽管如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在10月22日夜不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拒绝与苏维埃士兵部的代表们一起工作。 司令部以此与革命的卫戍部队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决裂。 司令部与首都革命的卫戍部队决裂，沦为反革命力量的直接武器。 军事革命委员会不对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 彼得格勒的士兵们！ 1、保卫革命秩序，使它免遭反革命破坏的重任就落在受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的你们的肩上。 2、没有军事革命委员会签署的对卫戍部队的任何命令，都一律无效。 3、今天——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日——的所有命令仍完全有效。 4、卫戍部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有责任保持警惕、克制和坚决遵守纪律。 5、革命在危险中！革命的卫戍部队万岁！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革命军事委员会 10月21日 《工人道路》第44期， 1917年11月6日（10月22日）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队委员会紧急会议决议（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队委员会紧急会议决议 （10月21日） 一、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议 欢迎成立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及其郊区的卫戍部队许诺全力支持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旨在为革命利益把前线与后方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全部行动。 二、关于10月22日的决议 彼得格勒及其郊区的卫戍部队声明： 10月22日是和平地统计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的力量，征集革命刊物的资金的日子。 卫戍部队向哥萨克呼吁：警惕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挑拨。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为和平和自由而斗争。 我们邀请你们参加我们明天的会议。欢迎你们，哥萨克弟兄们！ 同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声明：整个卫戍部队与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一起保卫着彼得格勒的革命秩序。科尔尼洛夫分子和资产阶级在革命队伍中制造混乱和瓦解的所有挑拨企图都将遭到无情的反击。 三、关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赞成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所有政治决议，并声明： 说空话的时候已经过去。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军队要和平，农民要土地，工人要工作和面包。联合政府反对人民。它已成为人民的敌人手中的武器。说空话的时候已经过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把政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保障人民得到和平、土地和面包。这是拯救革命和人民的要求。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立即在所有战线上停火！ 土地给农民！ 在指定的日期公正地召开立宪会议！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庄严地向全俄代表大会保证，在为这些要求进行的斗争中，其所有部队都听凭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调遣。 士兵工人农民的全权代表请相信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我们誓死争取胜利！ 《工人道路报》第43期， 1917年11月4日（10月22日）
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队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报告（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队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报告 （10月21日）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人上台，就时局题目做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格外关注新组建立的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问题。 在其报告中，列·托洛茨基涉及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日”[1]和同一天哥萨克组织的十字军讨伐。报告人号召人们保持平静，以避免可能由此产生的严重的不良后果。 ※※※ 托洛茨基同志第二次登台，对致哥萨克的呼吁书做了解释，并宣读了会议的三个决议，它们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一小批人弃权，其中几个代表说他们将不参加投票。 《消息报》第204期， 1917年10月22日 [1]37
我们需要和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我们需要和平 战争毁灭我们。战争的每一个新的一天都给我们带来新的难以愈合的伤口。没有面包，没有煤。情况日益恶化。前线的局面已经不堪忍受。在战壕里的士兵衣不蔽体，没有鞋穿，饥肠辘辘。他们看不到战争的结束，看不到出路。在这些条件下，说什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纯属空话和骗人。政府人物和他们的应声虫重复着这些话，以掩盖自己政策的可悲的破产。同时我们的军队却在战壕中死去，充满了愤怒和绝望。前线来的代表说，一种观点在战壕中泛滥，即“如果在11月1日还不缔结和约，士兵们就将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和平……” 是政府拖延战争的政策把精疲力竭的军队彻底推上这条道路的。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人的长久忍耐是有头的。反革命分子——罗将柯们、里亚布申斯基们、米留可夫们——蓄意把军队引向彻底的瓦解、饥饿、内讧，以便更有把握地把它淹死在它自己的血泊中。他们希望在革命军队瓦解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权。妥协派（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优柔寡断、没有意义地追随资产阶级，帮助它毁灭军队和革命。 我们需要和平。今天的政府不能提供和平。外交部长捷列先柯公民在预备议会上的讲话再次表明了这点。[1]应该与帝国主义分子结盟继续战争，只要后者认为需要继续战争，临时政府通过它的捷列先柯的嘴这样回答人民。也许，关于第四次冬季战役和俄国士兵的鲜血的问题依然将在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中解决，而不是由俄国人民解决。 妥协派许诺以派遣斯柯别列夫去巴黎出席盟国代表会议来加速和平进程。在那里，斯柯别列夫将说服盟友们放弃占领计划，向德国人提出民主和平的建议。但是，斯柯别列夫还没有走出彼得格勒，就已经得到了答复。盟国的资产阶级干脆嘲弄这个念头。盟国外交官和将军们想和俄国外交官和将军们谈的是如何继续战争，而不是如何签署和约。俄国政府同意派遣斯柯别列夫前往巴黎，但是在科尔尼洛夫分子马克拉科夫和鲁斯基的押送之下，并要求斯柯别列夫与后二者一致行动。只要不是瞎子，所有人都能看清，不能从那里等待和平。妥协派与盟国的交易所老板和外交官们一起，就像妥协派与本国的资产阶级在一起一样致命。 我们必须要和平。应该通过捷径、即革命的道路走向和平。应该直接面向各国人民、军队，向他们建议在所有战线上立即停火。 各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充满了对拖延战争的资产阶级的仇恨。直接公开地建议公正民主的和平会立即得到所有国家的战壕和后方的强有力的反响。 革命工人、绝望的士兵和水兵、残废军人、寡妇、饥饿的孩子们的饥饿的母亲，这些人是我们在所有国家中的真正的盟友。 身上沾满了数百万人的鲜血的德国皇帝想让他的军队开往彼得格勒。我们号召德国工人、士兵、水兵和农民帮助我们反对皇帝，他们与我们一样渴望和平。我们对他们说：“以俄国人民的名义建议你们立即在所有战线上停火。推倒冬季战役！打倒战争！” 应该由谁来做这样的建议？革命政权，依靠军队、舰队、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革命的政府——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这个政府越过盟国和敌国的外交官，直接向德国军队呼吁。它将以数百万的德文号召书撒满德国的战壕，号召书说：“俄国政府以自由的俄国人民的名义向你们德国人建议立即签署和约。“我们的飞行员将把这些号召书撒到德国本土上。电报将把它们传遍整个世界。“欧洲各国人民，俄国革命政权建议你们所有人为了公正的和平立即放下武器。” 这样的号召将引起强有力的反响。“立即停火”的喊声将主宰欧洲所有居民。没有一个欧洲政府能违背人民的不可抗拒的压力继续进行战争。 这是唯一的通往和平之路：从人民到人民。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走上这条道路。 《工人和士兵报》第3期， 1917年11月1日（10月19日） （发表时未署名） [1]这个声明是捷列先柯在10月16日的会议上发表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报纸《工人和士兵报》在一篇标题为《政府对战壕的答复》文章中，对他关于与盟友一致、必须消灭德国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夸夸其谈做了的严厉批判： 外交部长捷列先柯公民在预备议会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做了长篇讲话。我们部长中最沉默寡言的人要告诉军队和人民什么呢？ 首先我们紧密地与我们的盟友（不是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第二，民主派不应该议论是否可能进行冬季战役；应该由盟国政府做决定。 第三，6月18日的进攻是有益的幸运的事（捷列先柯对进攻的后果闭口不谈）。35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发动”的声明（10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发动”的声明 （10月18日） 最近几天的报纸充斥着关于即将举行的发动的传言和文章，而且时而把发动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时而推到彼得格勒苏维埃身上。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议都对公众发布。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对选举他的工人或士兵负责。这个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卫戍部队的革命议会不可能有工人和士兵不知道的决议。 我们什么也不隐瞒。我以苏维埃的名义声明：我们没有制定任何武装发动的计划。但是，如果事件的进程迫使指定发动日期的话，工人和士兵将像一个人一样听从它的召唤。 资产阶级报刊称10月22日是发动的日子。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个“准确的”预言。但执行委员会一致确认10月22日为鼓动宣传日，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团结群众日，是有利于苏维埃的集会日。 人们进一步指出，我签署了在谢斯特罗列茨斯基兵工厂领取5000支枪的命令。对，我是签署了，依据的是在科尔尼洛夫暴乱时通过的武装工人民警的决议。彼得格勒苏维埃今后仍将组织和武装工人赤卫队。 但所有这些消息、这些“事实”与《日报》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 托洛茨基同志宣读了昨天《日报》上刊登的应该在昨夜发生的布尔什维克发动的“计划”。在“计划”中详尽地标出了布尔什维克军队的行进路线，标出了应该占领的地点。甚至没有忘记指出，从新村区开始，起义者应该带上“愚昧分子”。（在朗读时，大厅里笑声一片。） “我请诸位听听，就可以准确地知道每一支军队走哪条路线……（笑声。） “同志们，这则报导无须评述，就像刊登它的报纸无须鉴定一样。” 战役的目的是明确的。 我们与政府有冲突，它的性质可能极其尖锐。就是在抽调部队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报刊想在工人和士兵周围制造敌对和怀疑的氛围，引起前线对彼得格勒士兵的仇恨。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政府知道我们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角色的观点。资产阶级知道，彼得格勒苏维埃建议代表大会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并向各交战国的人民建议民主的和平，把土地交给农民。他们企图解除彼得格勒的武装，把革命的卫戍部队从城中调出去，匆匆在代表大会前夕武装并部署服从它的一切，旨在破坏工人士兵农民的代表。像大炮射击是为攻击敌军做准备一样，现在的谎言和诽谤的战役是为武装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准备。 需要随时做好准备。我们进入了最尖锐的斗争的阶段。需要随时迎击来自反革命的进攻。 但只要它开始企图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只要它开始企图进攻，我们将以无情的反攻来答复，我们将把反攻进行到底。 《工人道路报》第41期， 1917年11月2日（10月20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士兵购票乘电车的通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关于士兵购买电车票的通知 （10月18日） 托洛茨基同志通知说，市首脑请求苏维埃在落实杜马关于向乘电车士兵收5戈比的决议一事施加影响。市首脑抱怨说，士兵往往滥用免费乘车的权利，许多普通人穿上军装，也免费乘车。电车经常超载，城市赤字很大。 托洛茨基同志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在保留免费乘车权利的情况下，建立某种制度。如可以推行乘车证，此证由团、连委员会发给士兵。士兵部将备有为前线来的同志的乘车证。 在许多工人士兵的反对对乘车士兵收费的发言后，苏维埃决议： 将此问题交由士兵部和执行委员会审查。委托主席团立即前往市参议会，并建议——在彻底解决问题之前——取消对士兵收5戈比，应公布此事。在出台相应的公告之前，苏维埃建议士兵买车票。 《工人道路报》第41期， 1917年11月2日(10月20日)
工厂委员会全俄代表会议关于时局的决议（10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工厂委员会全俄代表会议关于时局的决议 （10月18日） 在对革命和人民致命危险时刻召开的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声明： 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府葬送国家。表明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战争，它自己也意识到这点，它拖延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扼杀革命。它没有为与经济崩溃的斗争做任何事，相反，它的全部经济政策都旨在加剧这个崩溃，其目的是饿死革命，把它埋葬在整个经济崩溃的废墟中。只有全部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才能拯救革命、实现劳动群众在这场革命中提出的目的。苏维埃政权应该立即向各国人民建议立即停火，并在签署和约之前担负起保卫祖国，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对它的进攻。苏维埃政权应该立即把土地交到农民土地委员会的手中，让工人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产品分配进行监督。苏维埃政权应该为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而采取所有措施。 推翻反革命政权！ 革命政权万岁！ 争取和平、面包、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万岁！ 《工人道路报》第43期， 1917年11月4日（10月22日）
在工厂委员会全俄代表会议上关于时局的讲话（10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在工厂委员会全俄代表会议上关于时局的讲话 （10月18日） 我感谢你们的热情欢迎，同时又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名义欢迎全俄代表会议。今天我们召开了苏维埃会议，会议的问题是关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我们请你们光临这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处于整个资产阶级和大部分社会主义报刊的无情的火力之下。把它变成了射击的靶子。彼得格勒苏维埃是政治集团关系上的试金石。俄国革命的整个命运就在这里反映出来。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能够有信心地说，彼得格勒苏维埃所持的立场在群众的情绪中得到了可靠的支持。你们工厂委员会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看到阶级斗争的内幕。只有瞎子才会进行把我们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类比的尝试。它们的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不能不看到这点。那时的无产阶级处于萌芽状态，是第三等级——手工业、商业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半无产阶级。在我们这里，在社会意义上，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在我们这里居统治地位的是两极，我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类型和阶级意识是很高的；我们的工人阶级是高度典型的有组织的革命阶级，远远地超越了法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资本。这决定了严重的阶级纠纷。如果阶级冲突不那么尖锐的话，妥协派就能有基础。但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怎么调和？我们看到的妥协政策的彻底失败就是由此而来的；斗争激化了，更加暴露了。以前资产阶级分化成的各个政党全部消失，融合为一个立宪民主党。这表明，事关的是基础——私有财产、利润、地租。另一方面是渗透了对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不可调和的态度的工人组织。残酷斗争的前提就植根于这些条件中。内战是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固有的。有极端的两翼，即便现在把革命政党从内战中排除出去，那右翼也依然会对革命和它的全部成果发动进攻。`党的逃跑并不能防止内战，只是使它在无组织的形式下零星进行，这对有产阶级最有利。内战是经济形势和历史发展强加给我们的。 可能有人会说：那农民呢？农民是中间阶级，虽然它的私有财产偏见比私有财产本身还多。但只要农民与城市革命政党联系在一起，它扮演的就是革命角色。如果它追随革命的无产阶级，它在革命中的意义将是巨大的。农民本身由于它的全部存在条件，不能建立领导党。这不是它的过错，而不幸在于在这点上表现出它的落后性。但是，农民加入哪方，哪方就能取得胜利。在革命开始时，妥协派取得胜利，因为在革命还没有给他们答复之前，他们就被组织进了军队之中，要求把他们选进苏维埃和委员会。利用农民的软弱无力，妥协派被选进第一届苏维埃中。甚至无产阶级由于担心脱离军队，它的相当大的部分都追随妥协派。但铁的现实迫使工人阶级与妥协派分裂，而和平问题又把军队投入无产阶级的怀抱。军队处于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军队看不到继续战争的生理可能性。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那军队就会自发地涌向后方，像前线代表所声明的那样。妥协派对拖延战争负有责任。他们正是因此毁灭了自己。阿夫克森齐耶夫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推行政府和半官方的政策，而自发的农民运动在全国不断增长，妥协团体不得不无力地在这个农民起义面前急得团团转，甚至干脆帮助当局镇压它。内战不是口号，而是事实。在农民和地主之间已经进行着内战。起义的农民自然不会成为妥协派的支柱。无数农民代表团在工人阶级中寻找直接的领导。农民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请求不要把士兵派到农村枪杀起义的农民。 犯罪的进攻导致大溃退。出路在哪里？如果以前妥协分子可能有通过他们对外交的促进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的话，现在所有愿望都应该彻底破灭了。最后一根稻草是派斯柯别列夫出席巴黎代表会议，在那里他应该在马克拉科夫[1]和鲁斯基[2]的监护下提出重新审查条约的要求。但我们“盟友”的所有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都嘲弄这个计划。他们希望在继续战争上达成协议，而不是在和平上。前线的士兵说，如果在下第一场雪时还不能得到和平，战壕里的士兵群众就会离开阵地。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转向了提出和平口号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呼吁它夺取政权，并提出和平建议，以防止军队自发逃跑。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声明，只要革命之手不撤他们的岗，他们就不下舰艇。他们将保卫革命的彼得格勒,但他们不相信当局，他们深信，当局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掩饰，而资产阶级本身幸灾乐祸地看着英勇厮杀的水兵的死亡。罗将柯公然承认这点。他想把彼得格勒和波罗的海舰队交给德国人，希望以后再重新得到已经被德国磨盘碾压过的彼得格勒。那时再扼杀革命要容易得多。士兵们对他们不会被人出卖已经没有信心。他们怎么能够打仗？罗将柯们知道，如果放弃彼得格勒的话，战争将无法进行，因为为国防工作的工业将被破坏殆尽。反革命故意拖延战争，以便放弃彼得格勒，镇压革命。军队不能长久地支撑下去，所有前线代表都证实了这点。资产阶级以此做投机，故意让士兵、工人和农民绝望。现在资产阶级的全部政策都是建立在这点之上。工人应该就此大声地声明，到处在广大群众面前揭露里亚布申斯基们和罗将柯们以及他们的掩护者的政策。 在生产方面，你们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们应该最清楚地了解怠工。你们监督的尝试不是监督，而只是零星的登记和局部施加压力的经验。监督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才有可能。只有那时才能搞清楚生产力的情况和再分配它的手段，合理地组织它，征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但是，没有无产阶级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革命的政权，所有这些都无从说起。你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没有对生产基础的这些监督，我们是得不到拯救的。 妥协派说：拯救在立宪会议中。但在今天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召开立宪会议没有任何保障。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破坏立宪会议，它以其对预备议会的态度证明了这点，它剥夺了该议会的所有权力，把它变成一个协商机构，以便在它的背后，在大本营中、在外交机构中、在银行里、在冬宫的隐蔽的屋子里进行破坏立宪会议的工作。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军队、起义的农民只有通过夺取政权才能进行争取立宪会议的斗争。 神秘主义者、迷信的人认为，只要一召开立宪会议，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幼稚的幻想！在历史上，解散立宪会议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需要的仅仅是保障立宪会议的存在，让它有可能贯彻自己的决议，为此需要政权的果断的革命机关，只有苏维埃才是这样的机关。谁暗中破坏苏维埃（资产阶级和妥协派），谁就是在破坏立宪会议。在“民主会议”上企图建立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政权，但由于不信任苏维埃，则找不到可依靠的人，于是低着头走向立宪民主党。把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与苏维埃对立起来，但区别在于，杜马与选民没有直接、紧密、牢不可破的纯革命的联系，而在苏维埃之下永远有它们的选举人的有组织的、武装的军队。苏维埃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人员构成，以此来正确地反映工人士兵农民的经验和政治发展。政治上轻浮的人嘲笑群众的“变化在无常”。群众在革命期间迅速发展。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它极其迅速地改变群众的意识。法国革命家布瓦西·丹格拉[3]说过，在法国大革命的6年中，人民积累的政治经验比过去的600年还要多。群众的不断发展得到苏维埃反映和巩固。这就是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革命的脊梁的原因。打断这根脊梁骨，就意味着葬送革命。 同志们，有产阶级不使用所有手段疯狂地保卫自己的地位，是没有先例的，被革命唤醒的工人群众过去从来没有、今天也不会半途而废，不会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在革命中赢得的权利。这是历史的规律。这些历史规律不是党写的，而是它研究的。不能人为地把历史发展纳入和平的轨道上。应该意识到这点，并公然对自己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做的是为工人群众的利益来组织它。这是使它少流血、减少痛苦的唯一途径。实现这个结果靠的只是为夺取政权的坚定、英勇的斗争，而不是犹豫和摇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迫使资产阶级退让的机会。妥协派的动摇达到的是相反的结果。不允许以动摇来败坏工人阶级的士气。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军队、农民、舰队满怀希望地看着它。你们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应该成为这一思想的推行者。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将尖锐地提出政权、和平、土地的全部问题。当苏维埃说出自己的决定时，你们应该在地方响应。你们答复是一致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只有所有无产阶级的组织的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才能扫除一切障碍，保证人民的和平、土地、面包和政权。 《工人道路报》第42期, 1917年11月3日（10月21日） [1]马克拉科夫（Васил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Маклаков，1869-1957）著名的自由派律师、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驻法大使。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马克拉科夫继续留在巴黎俄国使馆中，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阴谋中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由于在法国建立了“左翼联盟”体制，马克拉科夫不得不交出俄国使馆。——译注 [2]鲁斯基（Рузский）沙俄将军，战前曾任基辅军区司令助理。在战争开始时指挥第三军，后来为西北战线司令。参与了沙皇逊位的阴谋。在克伦斯基时代一度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期间在高加索被击毙。 [3]布瓦西·丹格拉（弗朗索瓦-安托万，伯爵）生于1756年，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在法国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为第三等级的国民会议代表。被选入国民公会，他投票反对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表现平平，但在促使罗伯斯庇尔垮台中出过力。此后成了公安委员会委员，主管巴黎的粮食供应。当时人们认为布瓦西·丹格拉是巴黎饥荒的罪人之一，几乎被人民打死。后来受控与保皇党合谋，被判处流放，逃往英国。拿破仑政变后把他召回法国，任命他为咨议院成员，后为伯爵议员。拿破仑失败后，路易十八任命他为贵族议员。在波旁王朝统治下，布瓦西仍是陪审制、出版自由的捍卫者。1826年在巴黎逝世。
煽动大屠杀的宣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煽动大屠杀的宣传 各方面都在抱怨在我们国家中进行的大屠杀宣传。在排队中、茶馆里、电车中、广场上往往都能听到关于这个题目的谈话：应该屠杀犹太人、社会主义者、苏维埃…… 资产阶级报刊为此愤怒地把牙咬得嘎嘎响：放纵了这条蛆虫，给了它自由，唤醒了潜伏在它体内的野兽，现在只有放血才能保障秩序。当然，罪过全在社会主义者身上，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身上。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者”-妥协者之中传来了声音：“现在，当周围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大屠杀的宣传时，还能说夺取政权的斗争吗”…… 现在不管说什么：苏维埃政权、立即签署和约、把土地交给人民，总是能找到聪明人，他用黑色百人团中伤的成功进行恐吓，作为回答。 但是，这些成功是从哪里来的？大屠杀的宣传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愚昧，而主要的是劳动群众底层的贫穷、饥饿、绝望。抚养一大堆孩子的士兵老婆，她的丈夫没有从战壕中回来，她连续几小时地排队，被雨淋得湿漉漉的，雇用的鼓动者在她耳边低声说：“就是建立了苏维埃，把布尔什维克还有犹太佬选进了杜马，就吃不上饭了。应该把所有一切都赶走：政府、苏维埃、杜马”……来自农村的愚昧的失业者、在战争中致残、只能靠乞讨为生的士兵也听到了这话……革命还没有给他们这些人带来任何东西，相反：他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还糟……他们准备把自己仇恨、冷酷无情发泄到所有东西上：政府、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以及所有穿夹克戴帽子的人身上。 饥肠辘辘、没有工作或半乞丐似的残废军人从女佣口中听到，她的“老爷”刚刚尽情地买了一堆糖、奶油、肉，只是花了三倍的价钱。票证只是为穷人准备的；而且穷人凭票往往什么也得不到。而富人不用任何票证，仍能得到他需要的一切，享受生活。雇用的鼓动者对饥饿的劳动者低声耳语：“这就是共和国！”而后者回答说：“让一切都见鬼去吧！”…… 是啊，迄今为止，革命仍使劳动群众失望，特别是他们中最贫穷的底层。屠杀运动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这是最愚昧、最不幸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对艰难的生活、战争、饥饿、不公正和欺骗的自然而然的抗议。 当然，需要用语言和说服来与屠杀鼓动进行斗争。但是仅此一项是十分不够的。需要革命面对、而不是背对贫困。需要让最愚昧、最精疲力竭和最受迷惑的劳动者实际感觉到，革命政权保卫的是他，而不是富人。 全部问题都在于此。需要反对银行家、高利贷者、抢劫者和投机倒把者的革命政权。需要苏维埃政权。这样的政权接近人民，随时让公众了解粮食储备情况，制定对隐瞒者的严厉惩罚措施。革命政权给饥饿的人一块面包，而不是给寄生虫-富人两块，这个人就明白了，革命是为他的。当苏维埃政权向所有国家建议立即和平，没收军工利润和被隐藏的粮食储备，把土地交给农民，迫使银行家劳动，给饥饿的人面包，那时，黑色百人团宣传就落空了，再也不能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反响。昨天的屠杀者通过事实明白，真相在哪里，谎言又在哪里，他们也加入了革命。 在底层，与黑色百人团斗争的唯一道路，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样的政权转移拖得越久，屠杀运动就变得越可怕。 《工人和士兵报》第2期， 1917年10月31（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