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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约翰·里德的谈话（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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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约翰·里德[1]的谈话
（10月17日）
临时政府完全没有力量。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但这个情况完全被与护国派的政党的虚假的联合所掩盖。农民造反，因为他们等待许诺的土地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在整个国家，在所有劳动者之中都看到同样的失望。只有在内战的条件下，这个资产阶级专政才能继续存在。科尔尼洛夫的方法是资产阶级借助于它进行统治的唯一方法，但恰恰是资产阶级没有这个力量。军队和我们在一起。妥协分子和调和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去了任何影响，因为在农民和地主、工人与资本家、士兵与军官之间的斗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更加不可调和。只有人民群众的联合进攻，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革命，拯救人民……
苏维埃是最正确的人民代表，在革命经验、思想和目的上都是最好的代表。依靠在战壕中的军队、工厂的工人和田野里的农民，它们是革命的脊梁。
做了建立没有苏维埃的政权的尝试，建立的只是软弱无力的政权。在此刻，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侧厅里，所有类型的反革命计划都已经酝酿成熟。立宪民主党是战斗的反革命。另一方面，苏维埃捍卫人民的事业。在两个阵营之间没有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集团……最后的决定性的战斗临近了。我们的答复是坚定的。我们将完成在3月刚刚开始的、在科尔尼洛夫事件进程中被向前推动的工作。
之后，托洛茨基同志转到了未来的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上。
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将是建议在所有战线上立即停火，为讨论和平的民主条件召开国际代表会议。我们有能力在和平谈判中贯彻的民主主义的多少，取决于我们在欧洲遇到的革命反响。如果我们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话，这将是有利于在整个欧洲立即实现和平的强有力的因素，因为苏维埃政府立即越过各国政府向各国人民提出停火建议。在缔结和约时，俄国革命将为保证不赔款、不兼并、保障各族人民民族自决权的和平而工作，朝着建立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方向而努力。在战争结束后，欧洲将不是由外交、而是由无产阶级所重建，其形式是欧洲联邦共和国，或是欧洲联邦。这是无可怀疑的。现在仅一个民主自治是不够的。经济发展要求消灭民族的疆界。如果欧洲注定仍停留在被民族集团所分割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将再次开始自己的工作。只有联邦共和国可以保障全世界的和平。但没有欧洲群众的行动，这些目的当前是不能实现的。……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10天》第63页。
[1]约翰·里德（JohnRead，1887-1920）美国作家、新闻记者。美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驻欧洲军事记者。参加过十月革命，以其亲身见闻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月》（1919年）一书。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
对彼得格勒的威胁和争取和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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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彼得格勒的威胁和争取和平的斗争
战争已经持续了39月了。而它的结束还遥遥无期。资产阶级要求继续战争，“直到胜利”。在8月，克伦斯基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过：“现在谁再说和平，谁就该死。”我们的资产阶级的盟友——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资本家——要求我们把战争进行“到底”。而这个底在哪里？看不见。莫非我们现在离和平比革命开始时更近？莫非我们的战争局面改善了？不，它变得糟糕得多。克伦斯基于6月18日开始的罪恶的进攻导致溃退，放弃里加，使彼得格勒面临的巨大的危险。
3年零3个月的战争没有给首都以安全。今后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保障在哪里？如果我们失去了彼得格勒，那我们就失去了几乎一半的国防工业。把工厂疏散（转移）到外省，并在那里把它们建立起来，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星期的事。这需要几个月。也就是说，放弃彼得格勒将给我军的补给带来不可弥补的致命的打击。然而，政府显然在考虑把彼得格勒拱手交给德国人的可能性，并为此做准备，却不采取任何措施结束战争。
刚一得到德军向首都进发的消息，内阁就开始讨论把政府迁往莫斯科。此前，克伦斯基政府就不止一次有抛弃革命的彼得格勒的冲动，因为它觉得它在那里如坐针毡。现在它匆忙抓住这个“战略”理由逃往莫斯科。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不安地警觉起来。怎么办？政府明确地承认，在39个月的战争之后，它不能保卫首都。但它不趁着还不太晚采取坚决措施签署和约，这个轻率犯罪的资产阶级政府却打算抛弃彼得格勒，让它听任命运的摆布。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立即回击了反革命分子和波拿巴主义者的叛卖计划。卫戍部队代表声明：“政府不能保卫首都，那就应该或是立即签署和约，或是如果它不能立即签署和约，就滚蛋，给真正的人民政府腾地方。二者必居其一。”彼得格勒苏维埃赞成自己的士兵部，并补充说，资产阶级愿意接受革命首都的灭亡。反革命分子的盘算很清楚：威廉占领革命最强大的堡垒——红色彼得格勒，而科尔尼洛夫分子则利用这点彻底粉碎人民赢得的成果。
政府显然害怕它逃往莫斯科引发的愤怒。在所谓的预备议会上，克伦斯基公民解释说，人们误解了他，人们在“诽谤”他，政府现在不打算迁走。“护国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克伦斯基的导师和监护人抗议说：“放弃彼得格勒？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打算。”
但是，对彼得格勒反革命分子不幸的是，他们的莫斯科的志同道合者坦率得多。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是所有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公认代表，他公然宣称（在商业报纸《俄罗斯晨报》上）：
彼得格勒处于危险中……我想随它去吧，彼得格勒……人们担心，彼得格勒的中央机构（即苏维埃等）会灭亡。对此我反驳说，如果所有这些机构都毁灭了的话，我很高兴，因为它们给俄国带来的全是灾难。
护国分子罗将柯以俄国全体资产阶级的名义说：“随它去吧，彼得格勒！”他对波罗的海舰队的态度也一样。罗将柯直言不讳地说：“随着彼得格勒被占领，舰队反正也得毁灭。”但用不着为此感到惋惜：“那里的舰只完全被腐化了。”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直接和公然的打算在于，把彼得格勒和波罗的海舰队交给威廉。罗将柯十分准确地说出了为什么需要的正是这点。他说：“在放弃里加之后，那里建立了从未见过的秩序，枪毙了十个头头，让警察回来，城市处于绝对安全中。”
罗将柯的党把手伸给德国皇帝，也许通过第三者与德国皇帝达成协议，共同扼杀波罗的海舰队和彼得格勒。而克伦斯基在预备议会上抱怨“诽谤”，夸夸其谈拯救彼得格勒。但有谁相信克伦斯基？首先，克伦斯基本人在8月就曾与科尔尼洛夫达成协议，把第三骑兵军调到彼得格“平息”卫戍部队和无产阶级。第二，克伦斯基现在仍保留在政府中，主要是为了说话。真正的事情是在幕后做的。罗将柯们、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里亚布申斯基们、卡列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威廉皇帝，他应该在彼得格勒建立他在里加建立的秩序。
现在，资产阶级需要继续战争不是为了胜利（它对胜利已经不寄希望），而是为了消灭革命。把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最后使军队筋疲力尽，摧毁它的精神，分化和镇压农民，这就是有产阶级歹毒的意图。每一个工人、士兵、水兵和农民对此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近几天，波罗的海水兵通过自己的代表德边科在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只有向各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和约的苏维埃政府才能拯救波罗的海舰队、彼得格勒和革命。”
同样的声音从战壕传到我们的耳朵中。每天都有团、军的军队代表来苏维埃见我们，他们众口一词地说：
军队不能再继续等待。它没有鞋穿，衣不蔽体，饥肠辘辘。冬天即将来临。士兵不再相信资产阶级和“护国分子”的谎言，罗将柯们在他们的背后活动。士兵要求和平，因为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拯救就在和平中。不能无休止地考验军队的长久耐性。如果军队在绝望中奔向后方，将会怎样？那时革命将毁灭。拯救只有一个：建议在所有战线立即停火！
但是，今天的政府没有能力也不能、不愿意走这条道路：它遵照俄国和盟国的罗将柯的命令行事。它不对人民负责，而对交易所老板负责。彼得格勒苏维埃声明：“克伦斯基政府葬送国家。”可怕的真相就是如此。每天都让我们更接近死亡。在彼得格勒失陷后，再说拯救就太晚了：剁下脑袋后，别再为头发哭泣。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趁着还不太晚。苏维埃应该夺取政权。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在10月20日召开，它应该以军队、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名义建议立即停火。在所有国家中，国内形势紧张到了极点。各处的军队和人民群众都被立即和平的追求所支配。冬季战役是悬在欧洲上空的可怕的幽灵。在这些条件下，革命的苏维埃政权的声音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在俄国建议和平之后，继续战争对欧洲各国政府来说已经不再可能。
士兵、工人、农民们！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府在葬送国家。只有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才能拯救它。代表大会应该建议和平。你们应该全力支持这个建议。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我们的人民想生存。所有想把他推向死亡和灭亡的人，应该被无情地抛弃。
《工人和士兵报》第1期，
1917年10月30（17）日 |
《工人和士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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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士兵报》
我们的报纸——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我们在严酷的日子里着手出版这份报纸。国家饱受战争折磨。人民筋疲力尽。军队备受折磨，失血过多，到了绝望的地步。第四次冬季战役对军队和国家来说是毁灭性的。同时，革命的彼得格勒面临着被放弃的危险的威胁。反革命分子在等待人民的灾难，准备给他致命的一击。绝望的农民走上了公然起义的道路。地主和官吏在讨伐队的帮助下镇压农民。工厂关闭。他们想用饥饿让工人屈服。资产阶级和它的将军们要求为在军队中恢复盲目的纪律采取严厉措施。科尔尼洛夫暴乱分子没有打瞌睡。得到整个资产阶级支持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公然准备破坏立宪会议。
克伦斯基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它的全部政策是反对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这个政府在毁灭国家。它既不能进行战争，也不能签署和约。它中伤工人，镇压农民，使军队陷入极度绝望。
我们的报纸出现在最严酷的日子里。《工人和士兵报》将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喉舌。《工人和士兵报》将不妥协地捍卫贫农的利益。为贫农、为劳动者、为受压迫者、为男女工人、士兵和农民，反对地主，反对银行家、资本家、高利贷者、抢劫犯、科尔尼洛夫分子-将军，反对联合政府！
应该把人民从灭亡中拯救出来。应该把革命进行到底。政权应该从资产阶级犯罪的手中夺过来，交到有组织的工人、士兵和革命农民的手中。应该结束可诅咒的战争。
我们这份报纸的纲领，就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纲领。
全部政权归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
在所有前线立即停火！各国人民的公正民主的和平！
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无须赎买！
工人监督生产！
公正地召开立宪会议！
《工人和士兵报》号召你们所有人走上这条拯救国家的道路。请你们响应你们的报纸的声音！更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面临着严酷的斗争。每个人都应该做好准备，一旦听到苏维埃的召唤，就给予蛮横无耻的反革命以无情的回击。
争取政权、和平、面包、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万岁！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万岁！
《工人和士兵报》第1期，
1917年10月30（17）日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讲话（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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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1]问题的讲话
（10月16日）
同志们！我们任何时候离勃罗伊多和他的党都没有这么远，孟什维克的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样致命。
托洛茨基同志引用了罗将柯对《俄罗斯晨报》编辑的声明，该声明说，他认为放弃彼得格勒有其好的一面。将像在里加一样，德国人将在彼得格勒“恢复秩序”，驱散苏维埃，消灭波罗的海舰队，彻底扼杀俄国革命。
在这里，在预备议会上当然是不会这么说的。
同志们！我们曾及时地预见到科尔尼洛夫暴乱，并因此抗议把军队调出彼得格勒。勃罗伊多和他的同志们在那时立即同意执行克伦斯基的命令，过了一天，为保卫冬宫，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此前被他们诬蔑为反革命分子的喀琅施塔得水兵。
后来，他们对我们曾预言将变成可怕的灾难的6月18日闭口不提，正是这个灾难形成了7月3-5日发动的基础。
同志们！人们说我们为夺取政权建立司令部。我们没有把这搞成秘密，一批前线代表在这里发言，他们声明，如果不赶快停火，战线则会转移到后方。
但孟什维克的前景如何？
所有盟国的刊物都嘲笑斯柯别列夫，关于代表会议的问题被撤销，他们抛向军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折断了。
我们把我们的代表派往前线，为了让士兵了解我们。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是蛊惑者，而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破坏运动是绝望的群众的、而且是他们中最没有觉悟的那部分的运动。
从农村来的干粗活的工人站几个小时的队，自然充满对比他穿得好，比他富有的人充满了仇恨，因为有钱人付双倍的钱，无须凭证就能买到全部产品。再后来，他的仇恨又转向那些比他受到更多的教育，与他信仰不一样等的人的身上。我们理解这些干粗活的工人，对待他们与那些想枪毙他们的资产阶级猪猡不一样。
如果革命政权惩罚了所有抢劫犯，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所有破坏的可能性。
在此推出了与苏维埃代表大会对立的农民代表全俄执行委员会。[2]而我们知道，这个委员会为农民暴动和土地骚乱酝酿条件。
如果这个委员会反对我们，那么它就是在反对那些被哄骗了7个月的农民。我们面临着抉择：我们支持谁，是支持阿夫克森齐耶夫，不是支持最贫穷的农民，我们应该说，我们与农民在一起，反对他们的委员会。
现在断然向我们要求把部队调出彼得格勒，我们应该说行还是不行。
应该对士兵说，他们是换防呢还是不信任换防的命令。勃罗伊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我们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将去哪里。如果要牺牲的话，那就像自觉的公民一样地死去，他们知道去什么地方，为什么去牺牲。
※※※
在第二次讲话中，托洛茨基同志在回答前线代表的问题时指出，整个军队被一致的情绪所支配，讲一致的语言，要求立即实现和平。
这完全符合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行动。人们对我们说，我们孤立了无产阶级，这不是事实，我们在实例中看到，我们的数百万战壕里的兄弟完全赞成我们的要求。
我们将一起生存，一起战斗，一起牺牲，如果为落实我们的要求需要牺牲的话。
《工人道路报》第39期，
1917年10月31日
[1]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做的。他宣读的这个委员会的组织方案事先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士兵部上通过。10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与政府司令部平行的自己的司令部，会导致在军事上的双重政权。
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除孟什维克的两票反对外，其余人一致通过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别章程。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据这个章程组建，隶属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它的机构。进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有苏维埃的各个军人和工人组织的代表。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建立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和保卫彼得格勒所必须的附助物资，不得调出，与派驻北方战线军队总司令下属的各个司令部、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芬兰卫戍部队、军区司令部的委员保持联系；准确统计和登记彼得格勒及其郊区的卫戍部队的全体人员、弹药和粮食；制定保卫彼得格勒的工作计划；保卫彼得格勒免遭暴徒和逃兵的破坏的措施；在彼得格勒工人群众和士兵中维持革命纪律等。
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据工作类型分为几个处：1、防卫处，2、供应处，3、联络处，4、信息局，5、工人民警处，6、情报处，7、警备处。
[2]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是社会革命党的机构。二月革命之后，社会革命党立即开始为赢得对农民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而展开工作。从4月中旬开始，他们为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工作。5月4日召开了这个会议，在会上选出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全俄执行委员会。社会革命党是这个委员会中的多数，它的主席是阿夫克森齐耶夫。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执行委员会无条件地支持克伦斯基政府内政部在与农民骚乱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措施。富农的执行委员会几乎没有为迫使政府进行土地改革而做过任何事情。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用其全部权威支持行将就木的克伦斯基政府。10月25日，它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致全体农民、士兵和工人。一切政权归立宪会议！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违背全俄农民代表和军队代表的意志夺取了政权。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三个星期夺取政权是剥夺全体人民的权利。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开始兄弟残杀的战争。在敌人兵临首都城下时，
再次给军队背后一击，削弱了它的抵抗力。彼得格勒苏维埃许诺和平、面包和土地，这是谎言。它带来的是内讧、无政府和奴役。临时政府宣布制定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支配的最终法律和在促进和平事业上采取果断措施。让军队和农民知道，跟着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将失去土地和自由，使立宪会议的召开变得不再可能。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保卫农民利益，号召不要相信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它建立的机构。一分钟也别停止立宪会议的选举。为军队提供面包。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农民组织的周围，坚决镇压所有抢劫的企图。
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一天也不许延期。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在十月起义后的几个星期中，这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所有的反革命组织和事件。只是在1917年11月召开的新的农民代表代表大会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多数，结束了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活动。 |
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关于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电报（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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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电报
（10月13日）
10月13日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发出了下面的电报。
致所有机构：
所有团、师委员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体水兵、工人和农民。
预定于10月20日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它的任务是立即在所有战线上停火。把土地交给农民，保障按期召开立宪会议。整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及顺从它的妥协分子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恐吓说，代表大会会破坏立宪会议。这是诽谤。彼得格勒、莫斯科、芬兰、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雷维尔等最强大的苏维埃组织参加的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声明：破坏立宪会议的是拖延战争、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分子。苏维埃代表大会保障召开立宪会议，立即提出和平建议。破坏代表大会召开的人是在葬送军队和革命。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个别组织违背了全俄代表大会的决议，超越了自己的全权，应该立即改选。士兵、水兵、农民和工人！你们的责任是通过团、师、军委员会推翻所有障碍，保证你们的代表出席10月20日的代表大会。我们建议将此通知立即告知所有与你们有联系的组织。
北方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工人道路报》第41期，
1917年11月2日（10月20日） |
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关于时局的报告的决议（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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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时局报告的决议
（10月12日）
北方区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对俄国革命最关键的日子里召开的。
临时政府的全部政策、首先是它拒绝为和平而斗争以及显然在酝酿一场新的、更加可怕的科尔尼洛夫暴乱的部分反革命军官的领导作用，自上而下地瓦解了军队。在这些条件下，军队民主化、提高它的战斗力的全部内阁纲领都是空话。国家的军事情况不可避免地一小时一小时地恶化。在这条道路上是没有出路的。
俄国没有独立的对外政策。在自己国家中失去脚下基础的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继续支配俄国人民的命运。为与民主派的最凶恶的敌人共同进行外交工作，打着革命民主派的名义派斯柯别列夫参加巴黎代表会议的计划，[1]是软弱和虚伪的企图。关于第四次冬季战役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伦敦和纽约交易所中为俄国士兵决定的。
当权的德国掠夺者在面对着已经开始的德国舰队起义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军队调往彼得格勒。在俄国首都、它的军事工业集中地面临巨大的危险威胁时，强大的英国舰队无动于衷。在对革命的彼得格勒的仇恨中，与英国帝国主义分子联合的俄国反革命分子在嗜血成性的德国皇帝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实际助手。
国家的内部状况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抢劫、投机倒把、掠夺笼罩着军事、国家经济的每一个领域。日益激化的粮食供应上的无政府状态引起饥饿的群众的愤怒。临时政府农业政策所支持的地主的自私把绝望的农民逼到起义的地步。包括铁路工人和邮电工作人员在内的工人阶级被物价飞涨、同盟歇业、失业和饥饿的绞索越来越紧地缠住。临时政府的财政政策只知道一个原则：“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护国-妥协分子人为组成的没有权力的预备议会只是资产阶级、克伦斯基、上层军官和盟国外交的政策，即反革命阴谋政策和立宪会议不可避免的破坏的虚假掩盖而已。
联合政权是对国家的瓦解和折磨，使它失血。所谓的全俄民主会议以可怜的破产而告终。与资产阶级妥协的致命的、叛卖的政策，遭到工人、士兵、有觉悟的农民的愤怒的否决。
只有立即把全部政权转交到革命机构——中央和地方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才能拯救人民。
苏维埃政府将立即以俄国的名义向各国人民建议在所有战线上停火和公正民主的和平。
苏维埃政府将立即着手复员军事工业以及保障农民。
苏维埃政府将在预定期限内召开立宪会议。
临时政府葬送了国家，它完全靠暴力维持。但国家想生存下去，临时政府应该让路。在苏维埃一边不仅有权力，也有力量。说空话的时间已经过去。只有所有苏维埃一起坚决一致地进攻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解决中央政权问题的时刻已经来临。
《工人道路报》第35期，
1917年10月26（13）日
[1]俄国妥协派把自己的和平主义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代表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它起草了给斯柯别列夫的关于和平条件的训令。临时政府知道代表会议的真实目的，千方百计地撤销斯柯别列夫的资格，因为他当然不适合实际制定继续进行战争的计划的会议。众所周知，给他派了两个“委员”，一个是俄国驻巴黎大使马克拉科夫（立宪民主党人），另一个是军事专家鲁斯基。十月起义使这个代表团未能成行。 |
在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关于时局的闭幕词（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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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时局的闭幕词
（10月12日）
托洛茨基同志声明，在休会时，布尔什维克党团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在决议问题上达成了充分一致。
接下来，托洛茨基同志详细地讲述了革命进程，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的逐步发展，并得出结论，当前，人民已经足够成熟，可以不顾一切障碍把政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这是拯救祖国和革命的唯一途径。
国家的整个形势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解决国家面临的任务，哪怕以生命为代价也要把全部政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表明，支持我们的有我们可以依靠的物质力量。
只有全部政权归革命机构——中央和地方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才能拯救人民。
苏维埃政府立即建议在所有战线停火，公正民主的和平，立即把地主的土地交到农民的手中，无须赎买，没收隐藏的储备，无情地对有产者征税。
临时政府应该辞职。权力和力量都在苏维埃一边。说空话的时期过去了。只有所有苏维埃坚决一致的进攻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
《工人道路报》第36期，
1917年10月27（14）日 |
在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上关于时局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在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时局的报告
（10月12日）
同志们！
革命对我们展示了自己，它好像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病态过程。
原来事件的展开比人的思维更迅速。
我们的革命的病态性质就是源于这点。
当关于政权的问题明确地摆在各阶级面前时，革命就是斗争。
我们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夺取政权的足够意志，虽然形势已经向他们发出了这样做的召唤。
资产阶级永远对此有相当程度的准备。它在革命开始时夺取了政权，无产阶级没有妨碍它。依靠广泛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因为农民在它对自己利益的意识被组织起来之前，就被组织到军队里去了。农民把自己的利益托付给了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现在以农民的名义说话，并利用这点来破坏对他们不利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没有在革命的头几天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所有危机的原因都在于此。
在革命开始阶段，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掌握了政权。4月20日，[1]革命把它推到了一边。人民建议孟什维克——那时苏维埃的多数——掌握政权，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下决心走这一步，于是成立了联合政府。这是偷偷摸摸地把政权交到了资产阶级的手中。
这个联合政权继续第一届政府的政策，把我们引向最可怕的事件，后来的所有灾难都起源于它。
我们警告、提醒、预言，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助于威廉皇帝在背后打击德国民主派，说了大本营的霸道，都不管用。
克伦斯基声称，科尔尼洛夫暴乱起源于7月3-5日事件。他的这番话是在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2]上说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重复他的话。
不，科尔尼洛夫暴乱源自不幸的6月18日。
虽然我们不止一次地对克伦斯基（在这里的资产阶级报纸撰稿人哪怕一次准确地记录我的话！）提出要求，他至今没有公布7月3-5日牺牲者的名单。
如果他哪怕只提供单纯的数字，就像在沙皇制度下所做的那样，那他就会看到，7月3-5日不是暴乱，而是一次纯自发性的运动。
我再重申一次，它是三倍可诅咒的6月18日的产物。
7月3-5日的牺牲者与6月18日的牺牲者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当科尔尼洛夫暴乱时，革命军队和人民仍没有弃克伦斯基而去，而是走上了革命战线，英勇地回击科尔尼洛夫。
护国分子自己说，应该巩固这个统一战线，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他们依靠士兵在科尔尼洛夫暴乱时支持他们，召开了全俄民主会议。对，在那些日子里，当受到真正的危险的威胁时，请来喀琅施塔得的同志，冬宫由《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守卫……
这样，全俄民主会议应该建立一个能够与科尔尼洛夫分子斗争和消灭战争的政权。
但是，只有依靠军队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能够做到这点。
我们做了反驳，并为反对会议的人员结构上的颠倒而斗争。这是对俄国革命内部力量的歹毒的、心怀叵测的颠倒。
现在，所有人民群众都追随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意味着，人民的革命意识迅速成长。
莫斯科市杜马主席米诺尔认为，使布尔什维克获得全面胜利的近几次选举的结果是偶然的。[3]
我们则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
沙皇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的手中，以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又取代了它，最后，当人民的革命意识成熟后，全体人民都投布尔什维克的票。
我们说过，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人才能在现在的形势下建立政权。
在最新一期《消息报》上的社论为苏维埃唱送终祈祷，把它们的全部影响转交给预备议会、地方自治运动和市杜马。
但是须知这是妥协政策的彻底破产，何况甚至建立了联合政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没有把自己的官方代表派到政府中去：对他们来说，这个政权太糟糕了。
但是，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党的中央委员会来说是糟糕的政权，对俄国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政权。
我们宣布对这个政权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
或是俄国革命将被扼杀，或是它被苏维埃的英勇努力所拯救！
作为政党的妥协分子将不复存在！
革命变成革命与反革命和它的管家克伦斯基的殊死决斗。
国家的所有情况都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解决国家面临的任务，哪怕以生命为代价也要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表明，支持我们的不仅有语言，还有物质力量！
托洛茨基同志建议通过决议，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我请求你们一致通过我的决议案。让通过这个决议意味着从语言转入行动。
《工人道路报》第38期，
1917年10月30（17）日
[1]众所周知，4月20日彼得格勒劳动者为反对米留可夫4月18日的照会进行武装示威抗议，在这份照会中，后者以临时政府的名义确认李沃夫政府忠于沙皇与盟国的协议，以此向劳动群众挑战。4月20日的示威游行是阶级斗争激化进程中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在二月革命形成的一定时期内的阶级和平的短暂田园诗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2]是预备议会的正式名称。——译注
[3]众所周知，1917年秋，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一系列最大城市的市政选举和苏维埃选举中获胜。例如他们在彼得格勒市杜马的选举中获得了全部选票的1/3，赢得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许多区的杜马。此时，两个首都、察里津、卡卢加和许多其他城市的苏维埃都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 |
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向波罗的海舰队致敬（10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前夕
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向波罗的海舰队致敬
（10月11日）[1]
北方区代表大会向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致以热烈的敬礼，他们像英雄一样地牺牲，以自己的生命来清算各国资产阶级的罪行。
光荣属于坚不可摧的战士，他们穿过海战的炮火和硝烟，对被压迫人民发出起义和各国人民兄弟般团结的号召！
光荣属于波罗的海兄弟们，光荣属于革命英雄！
《工人道路报》第35期，
1917年10月26（13）日
[1]这份致敬词是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11日代表大会会议上宣读的。 |
在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活动的报告（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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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活动的报告
（10月11日）
我们代表的党是给苏维埃的面貌留下印记的党，如果即便有最初的巨大希望之后的失望，我们仍有牢固的苏维埃，则是因为它被与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无情斗争的新纲领武装起来。彼得格勒苏维埃处在与政府以及支持它的那些政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
你们知道，当来自前线的危险已经看得相当清楚时，临时政府力图迁往莫斯科。我们的“护国分子”与它一起，他们把不设防的彼得格勒拱手交出，今后将为自己在莫斯科的护国政策赢得好分数。
这个计划是出于对革命的彼得格勒的仇恨。
我们的政府可以从彼得格勒逃跑，但革命人民不离开彼得格勒，他将捍卫它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如在《福音书》中所说的那样，彼得格勒是一座“山城”，它在睽睽众目之下。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工作。
司令部推出了抽调2/3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计划。[1]我们面临着这个问题。苏维埃的“权威们”决定赞成司令部，虽然他们也不信任那些将抽调部队的人。
波罗的海舰队持不同的说法。它声明，它不相信临时政府的一句话，它是真正背叛人民的政府，然而，波罗的海舰队将誓死捍卫革命事业。
军事当局要求抽调部队，我们不知道将把它们调往何处，但我们知道是从哪里抽调——从革命的彼得格勒。在科尔尼洛夫反革命阴谋前，也下了抽调部队的命令，当时也要我们相信，这对战略考虑来说是必须的。
我们不能像护国分子（不过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点滴的保卫革命的成份）那样说，如果政权要求的话，我们就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不承担、也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
明天，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每一部分将实际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感到自己对俄国和它的人民的责任。
事关彼得格勒的命运，各省苏维埃的代表们，我们想和你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承担起保卫国家的全部工作。最好的保卫祖国，就是越过世界各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政府，立即直接向他们提出和平建议。
我们能把进行战争的责任交给那些既不能进行战争，也不签署和约的人吗？
除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之外，谁也不能胜任此事，因为在苏维埃之外的人或是科尔尼洛夫分子，或是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或是与革命人民决裂的政治破产者。
出路只有一条——必须让国家命运掌握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
《工人道路报》第35期，
1917年10月26（13）日
※※※
同志们，我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欢迎你们。你们知道，不久前，彼得格勒苏维埃进行了改组，从而相应地改变了它的政策。防御政策被与自己的阶级敌人以及出卖革命利益的临时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的思想所取代。
今天，只有彼得格勒苏维埃有权以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名义说话。
在战略危险开始威胁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时刻，临时政府想迁到莫斯科去，让革命的彼得格勒注定毁灭。
我不涉及彼得格勒苏维埃近期的工作。所有人都了解它的工作。但在最近这段时间，联系彼得格勒的防御，彼得格勒苏维埃不得不解决一些在这里必须提出的重大问题。代表大会应该在这些问题上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说到司令部坚持的要抽调部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问题。彼得格勒苏维埃声明，它对科尔尼洛夫暴乱记忆犹新，那时临时政府也采取措施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旨在解除彼得格勒的武装，扼杀苏维埃，因此它不对这次抽调后果承担责任，也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无数询问的答复就是这样。当前，部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得不与司令部的决议发生具体冲突，因而问题没有失去其尖锐性。
这次代表大会应该说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必须说，代表大会把保卫国家的责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现在在俄国，除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之外，没有一个机构能够领导国家。
只有政权归苏维埃，才能拯救革命。
《消息报》第195期，
1917年10月12日
[1]彼得格勒革命卫戍部队一直是临时政府和将军们的眼中钉。政府从8月开始就不断地采取措施，旨在把卫戍部队调出首都。10月初，当工人的情绪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开始明显地地威胁到政府的生存时，后者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资产阶级报刊和前线妥协派分子发动了反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斗争，企图用暗示卫戍部队的饱食终日和前线的饥饿等蛊惑再次让整个军队来反对它。最高军事集团提出了表面上更有份量的论据，指出由于面临着德国人的进攻，北方战线必须要增援。北方战线司令切列米索夫下令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几个部分，克伦斯基为实现抽调部队的利益让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和芬兰服从此人。处于守势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支持克伦斯基之流的显然反革命的企图。我党就此掀起了最强有力的斗争。它毫无困难地揭穿了对革命卫戍部队征讨的真实意图。最终抽调部队的计划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士兵群众的眼中使政府和妥协派的权威声誉扫地。 |
在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立宪会议的报告（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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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夕
在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立宪会议的报告[1]
（10月10日）
立宪会议预定11月27日召开，但根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立宪会议将在指定的日子召开。资产阶级和所有反革命分子为破坏立宪会议竭尽全力。这点首先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即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如此顽固地争取并实现让预备议会失去任何立法权。预备议会代表的三分之一是有资产资格分子。另一个三分之一是这些合作社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分子，他们同样是有资产资格分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半有资产资格分子。十分清楚，立宪民主党人和这个党所代表的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理由担心，预备议会会违背他们的利益使用立法权，这些利益是他们共同在幕后捍卫的：在内阁中、在司令部中、在政府范围内、在银行里，等等、等等。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根本不需要预备议会，后者的任务只是尽可能地掩盖他们的幕后工作。从前线部队中抽调哥萨克、突击营，并让这些所谓可靠的部队集团驻扎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上，组织特种教官-军官学校，以及包括不止一次地企图只让军队民主组织保留它们的经济职能在内的其他数量众多、相当明确的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这项工作的进行旨在破坏立宪会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退出预备议会，是对威胁俄国、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危险的大声疾呼。只有充分调动革命的脊梁——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组织，才能确实保障立宪会议的召开。
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威胁革命的危险，穿灰色军大衣的最贫穷的农民是破坏立宪会议和革命成果的天然反对者，那还有偏远农村的大量愚昧的农民群众，他们对我们对革命的担心并不理解。在我们与这些农民之间，还隔着阿夫克森齐耶夫的谋士，他们玩弄农民，对后者许诺将来给他们今天就应该争取得到的一切。应该打破这堵墙，应该在农村进行最有力的宣传鼓动，旨在让农民给自己的代表无条件的委托，首先是在立宪会议存在的第一天，就越过所有政府向所有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和平建议。应该以农民居民给自己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同样无条件的委托粉碎护国分子的怠工，以便在第一天就把全部土地转交到土地委员会的手中。需要对农村说明，工人以向农村供应农机具来帮助农民的意图，只要还没有确立工人对组织生产的监督，就不能实现。在所有这些之后，农民将把无产阶级看成是自己的哥哥，而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的一边，谁就是胜利者。
在讲话结束时，托洛茨基同志建议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名义向农民呼吁，在呼吁中，这些组织号召农民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只投那些候选人的票，他们保证在第一天就贯彻把全部土地临时转交给土地委员会，直到制定相应的法律。（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工人道路报》第84期，
1917年10月25（12）日
[1]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是全俄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它的任务是在与资产阶级决定性斗争的关头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代表会议完全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妥协派报刊千方百计地损害这次代表会议的声誉，指现会议不去解决工人阶级经济生活中的紧迫问题，而是搞“政治”，召开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批准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冒险。 |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部队调出彼得格勒的决议（10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部队调出彼得格勒的决议
（10月9日）
对人民和革命来说是致命的危险时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
克伦斯基政府在葬送国家。证明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战争之后，它也下不了决心提出和平建议。克伦斯基与资产阶级一起准备把革命的最主要的堡垒——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盟国帝国主义分子显然怂恿威廉皇帝向彼得格勒的进军。用牺牲的水兵英雄本人的话来说，他们认为波拿巴分子克伦斯基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在以科尔尼洛夫暴乱玷污了自己的政府之下，在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有充分理由对今天的政权的不信任之下，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能在军队面前对所谓的临时政府的战略、特别是把军队调出彼得格勒承担任何责任。
拯救彼得格勒和国家在于把政权交到苏维埃的手中。苏维埃政权应该建议所有国家的人民立即停火，直到签署和约，并承担起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保卫彼得格勒和国家。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命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采取所有施措，加强自己的战斗准备。
《工人道路报》第32期，
1917年10月23（10）日 |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预备议会的决议（10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预备议会的决议
（10月9日）[1]
预备议会是为了回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它是通过挑选妥协分子和有资产资格分子的途径创立的。
妥协派不相信工人、士兵和农民，在预备议会的掩盖下，巩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它的总管克伦斯基的政权。
护国主义分子和妥协分子不需要预备议会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因为护国分子几次都能够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每次都在帝国主义分子的命令下放弃了。
有资产资格分子、立宪民主党人不需要预备议会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正是资产阶级赢得了不负责任的政府，因为它的反革命政策在幕后进行，比在公开的舞台上进行对它更有利。
克伦斯基不需要预备议会进行统治。克伦斯基是临时与科尔尼洛夫吵翻了脸的波拿巴分子、科尔尼洛夫分子。
立宪民主党人、妥协分子、克伦斯基，他们所有人都需要预备议会，是为了不让人民看到帝国主义分子夺取了政权的事实。
他们需要预备议会是为了麻痹革命政党和支持它们的进步群众的注意力，趁机实现自己的阴谋：扼杀农民运动，把彼得格勒交给德国人，扼杀苏维埃，破坏立宪会议。
在这些条件下，所有真正的革命战士必须与预备议会彻底坚决地决裂，与在这个障眼法隐蔽下的帝国主义集团进行坚决公开的斗争。
彼得格勒苏维埃欢迎退出预备议会的那部分，请所有真正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追随这个榜样。
打倒波拿巴分子！打倒假预备议会！为争取全部所有政权归苏维埃与篡权者进行的斗争万岁！
《工人道路报》第32期，
1917年10月23（10）日
[1]在托洛茨基关于预备议会的报告之后，李伯尔、社会革命党人甘巴罗夫、宣读布尔什维克党团决议的柯伦泰、马尔托夫相继讲话。这份决议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的事实，我们是根据列·达·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原件确认的。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预备议会问题的闭幕词（10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预备议会的闭幕词
（10月9日）
我们的对手的主要反对意见在这点上：“别让在苏维埃中发生的事欺骗自己。什么样的革命政权都不能提供面包，不能增加配给额，”他们说。依我看，不应该如此贬低国家政权的意义。政权不能创造出它所没有的面包，但它能在24小时内把它的价格提高一倍。但不须如此也能从农民手中得到粮食，但为此必须着手把整个经济政策的领导权集中。
我们的对手声明，良心妨碍他们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须知每个政党都追求政权。这意味着，或是他们的纲领不好，或是他们的居心不良。如果一个党对自己没有信心，那它就别要求人民信任它。如果他们还有机会在苏维埃讲话，那这只是归功于我们。
当政权归苏维埃的观点在军队得到广泛的认同时，而苏维埃政权意味着：立即媾和，消除粮食危机，保障召开立宪会议，那这就将不是斗争，而是压力，在这种压力面前，一切障碍都会立即烟消云散。我们就是为此而斗争。预备议会不进行任何斗争，它的存在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让米留可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还不够，还应该从他手中夺过政权。我们力求建立以苏维埃为代表的政权机关，地方苏维埃将成为中央政权——苏维埃的苏维埃——的堡垒。
《工人道路报》第33期，
1917年10月24（11）日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预备议会的讲话（10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预备议会的讲话
（10月9日）
在直接从战壕来到这里的几位同志的讲话之后，很难再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彼得格勒的政治厨房去，旧厨师在那里准备自己心爱的政治大菜。
说到预备议会，讲演者声明，不是在马利亚宫，也许甚至不是在这个大厅里，而是在战壕里铸造着未来俄国的自由。
在向会议通报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预备议会时，托洛茨基同志强调说，全俄民主会议的基本目的是限制克伦斯基的个人政权（对这个人，甚至连向来谨慎的策列铁里都说，一个人上升到如此高度会头晕目眩，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但由于护国分子的怂恿，会议的结果却是创立预备议会，它实际上使不负责任的政权合法化！到底是谁需要这个不负责任的预备议会？是护国分子需要它，他们说，他们参加预备议会是为了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显然，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不需要预备议会的，因为政权在护国分子的手中，但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政权。立宪民主党人也不需要预备议会，因为他们习惯于在社会生活的幕后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连克伦斯基也不需要预备议会。这样一来，预备议会的召开就是为了作为掩盖实际上把政权转交到帝国主义分子手中的障眼法。
在批评预备议会时，托洛茨基同志说，它给自己的任务不是解决我们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立宪会议以及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和平问题——都不会在那里解决。布尔什维克不能留在这样的预备议会中，因为那里坐着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也许正在罪恶地策划把最重要的革命堡垒——彼得格勒——交给德国人，他们清楚，一旦签署和约，彼得格勒将还给资产阶级，但它已经被德国磨盘所碾压，不再能是它现在担当的角色。
托洛茨基同志最后说：
我们退出预备议会是为了表明，只有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才能提出和平口号，并越过帝国主义分子把它抛向其他国家的民主派。
在国内进行的争取革命政权的直接公开的斗争万岁！
人民的和平万岁！（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工人道路报》第33期，
1917年10月24（11）日 |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声明（10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声明
（10月7日）[1]
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全俄民主会议的正式声明的目的，是废除滋生了科尔尼洛夫暴乱的不负责任的个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汇报工作的政权，它能够消灭战争、保障按规定日期召开立宪会议。
与此同时，克伦斯基公民、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却背着全俄民主会议，通过幕后交易达到了与官方声明的目的截然相反的结果。
建立了这样的政权，在它的内外都是明显和隐藏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在扮演着领导角色。从今以后，这个政权的不负责任将日益严重，并正式予以加冕。
宣布“俄罗斯共和国委员会”是协商机构，在革命的第8个月的时候，不负责任的政权从新版的布里根杜马[2]中给自己做了一块遮羞布。全国的所有选举表明，有资产资格分子进入临时委员会的人数，是他们根本无权享有的。尽管如此，立宪民主党人还是争取并得到了甚至对为有资产资格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歪曲的预备议会都不负责任的政权。
就是这个立宪民主党在昨天之前还坚持临时政府依赖罗将柯公民的杜马，争取到了临时政府独立于共和国委员会。
在立宪会议中，有产阶级分子将比在临时委员会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政权不能不对立宪会议负责。如果有产阶级分子真的在为一个半月后召开的立宪会议做准备，现在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捍卫不负责任的政权。全部实质在于，指导临时政府政策的资产阶级给自己制定的目的是破坏立宪会议。现在，这个有资产资格分子使他们的全部内外政策都服从于他们的这个基本任务。
在工业、农业和食品领域中，政府和有资产资格分子的政策加深了战争造成的自然的破坏。以前挑唆农民造反的有产阶级，现在动手镇压它，公然推行“饥饿的骷髅手”的方针，它应该扼杀革命，首先是立宪会议。
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同样罪恶的。
在40个月的战争之后，首都受到致命危险的威胁。[3]对此的回应是推出把政府迁往莫斯科的计划。把革命首都放弃给德国军队的想法，没有引起资产阶级的任何愤怒，相反，他们把它作为全部政策的一个应该有利于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自然环节接受了它。
临时政府不是承认只有签署和约才能拯救国家；不是越过各帝国主义政府和外交办公室，公然向消耗殆尽的各国人民提出立即媾和的建议，以此来使战争实际上不能继续进行下去，而是在立宪民主党反革命分子、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命令下，没有意义、没有力量、也没有计划地硬抗着致命的战争的苦役，注定了今后几十万几十万士兵水兵的无目的的死亡，它还准备放弃彼得格勒，扼杀革命。在布尔什维克水兵和士兵与其他水兵和士兵一起因别人的错误与罪行而死去时，所谓的最高司令在继续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查封了明斯克的《铁锤报》）。[4]
临时议会[5]的领导党自愿为整个这个政策当掩护。
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我们与这个背叛人民的政府和这个怂恿反革命的议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那个在官方幕后完成的对人民来说是致命的工作，我们一天都不想掩盖，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
我们诉诸莫斯科工人士兵的警惕性！
抛弃临时议会，我们诉诸全俄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警惕性的英勇。
彼得格勒在危机中！革命在危险中！人民在危机中！
政府加深了这个危机。执政党在帮助它。
只有人民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和国家。我们诉诸人民。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全部土地归人民！
立即实现公正、民主的和平万岁！立宪会议万岁！
《工人道路报》第31期，
1917年10月21（8）日
[1]在全俄民主会议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党内部抵制和反抵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列宁坚决的压力下，部分同志转到了抵制预备议会的观点上。10月7日举行了长久热烈的党团会议。托洛茨基做了捍卫抵制观点的讲话；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做了反抵制的讲话。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已经不敢原则性地支持参加预备议会，而是坚持把退出预备议会推迟到某个能提供退出理由的问题时，似乎不这样群众就不能理解退出行动。辩论的结果是托洛茨基的观点获胜，诚然是以微弱的多数。这个事实直观地表明，列宁在其9月间写的信中无情地谴责的情绪还很强。
[2]布里根杜马系沙皇俄国筹划讨论法律草案的高级代议机构。1905年7月由内务大臣А.Г.布里根拟定关于召开国家杜马的法案及其选举条例。由于1905年10-12月的革命事件，这届杜马未能召开。——译注
[3]关于把政府迁往莫斯科的问题是克伦斯基在10月初提出的。政府决定立即把部分机关迁走，只是由于革命群众的压力迫使政府推迟逃离革命的彼得堡。《工人道路报》的报导表明，这个迁都计划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在10月4日的政府会议上，根据克伦斯基的倡议提出了关于政府撤离的问题。政府必须撤离的官方理由是战略考虑。在内阁成员中，对这个建议的实质没有反对意见。争论是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即立即公布撤离决议，还是先落实撤离所必须的一切措施，然后再公布关于把政府迁往莫斯科的正式决议。克伦斯基坚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临时政府在预备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声明政府迁往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建议预备议会也迁往莫斯科。政府打算立即着手与民主派最有影响的党团进行谈判，以确保问题在没有大的摩擦的情况下在预备议会上通过。10月5日上午，在柯诺瓦洛夫的主持下，召开了政府成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基什金做了关于临时政府撤离彼得格勒的计划的报告。
[4]《铁锤报》于10月6日被封，印刷该报的印刷厂被征收。
[5]即预备议会。——译注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会议上关于时局的讲话（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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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的讲话
（10月6日）[1]
在前线已经形成的困境下，再加上波罗的海的失败，在后方爆发了分散的劫掠性的行动的广泛浪潮，托洛茨基在指出这点后，他肯定地说，谈不上按期召开立宪会议，建议会议坚持无条件地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有它才能作为及时召开立宪会议的保障。
明茨科夫斯基大夫在托洛茨基之后发言，他支持托洛茨基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指出，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保障彼得格勒免遭德国进攻的危险。
随后登台的一些讲演者支持这个观点，要求临时政府最广泛地保证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部所需，使它具有战斗力，他们抗议把政府迁往莫斯科。
决议
在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士兵部坚决抗议把临时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的计划，因为这个迁陡意味着让革命的首都听凭命运的摆布。
如果临时政府不能保卫彼得格勒，那它必须签署和约，或是为另一个政府让位。
迁到莫斯科就是擅离职守，临阵逃脱。
《消息报》第191期
1917年10月7日
[1]这次讲话与政府迁往莫斯科的问题相关。在10月初，政府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士兵部的决定意味着士兵群众与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携手为政权而斗争。列宁在其当时的一封信中对这次会议的决议做了评价。 |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上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话（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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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上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话
（9月26日）
当全俄民主会议召开时，我们从左的方面说，准备破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像以往一样，指责我们蛊惑人心、恶意的怀疑和其他罪过。不仅是当权的集团指责。当我说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核心中策划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战半的假设时，甚至连站在我们和唐恩之间的马尔托夫也指责我没有根据地吹毛求疵。现在，Ф.И.唐恩做了实际上埋葬苏维埃的核心组织的建议。须知在4天前，我们做了有100多名地方代表参加的“质询”。唐恩出现在地方代表面前。那里讨论时间和通知方法的问题。但没有人——唐恩也包括在内——敢建议地方代表不召开代表大会。而现在，在外省提交的建议（顺便说说：为什么迄今不公布各地方致全俄民主会议的电报委托书？）之后，建议我们中止代表大会……似乎是为了别妨碍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
你们似乎认为，立宪会议已经有保障了：只要选举代表，就万事大吉了。哎！我们现在比一个月之前离立宪会议更远。柯诺瓦洛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新政府极力反对召开立宪会议。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保障立宪会议的革命机关、实力机构的话，那就是苏维埃。它们的代表大会、它们的联合是不会妨碍立宪会议的，而是拯救立宪会议。抛弃自由派的幻想，搞清楚，立宪会议是实力问题。托洛茨基在结束讲话时说：
不要玩弄代表大会。地方苏维埃、首先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要求召开代表大会。如果你们不用宪法的方式召开它，那它就会用革命的方式来召开。
常务局否定了唐恩征求地方苏维埃的意见的建议，支持外省代表的决议，指定10月20日召开代表大会。常务局委托以所有党团、军事部的代表补充的外埠局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
《新生活报》第138期，
1917年9月27日 |
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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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报》
就《日报》关于“我们过去的作者托洛茨基”的简讯，Л.Д.托洛茨基通报如下：
在巴尔甘战争期间，在1912年，托洛茨基在两三个月期间为刚刚创刊的《日报》当过记者，而且在自己的书信和电报中进行反对沙皇和立宪民主党外交在巴尔甘的帝国主义阴谋的斗争。在那个时期，谁也没有对《日报》提出过它投靠银行的指责，它是一份模糊的民主报纸，但它没有进行过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
《日报》的简讯指出，Л.Д.托洛茨基像几乎所有侨民作者一样，因为它极度不按时地给境外作者付稿酬而停止了为报纸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在最近5年中，托洛茨基与这家报纸没有任何关系，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份报纸，没有调查过它与银行的关系，关于它反对国际主义者的恶毒的战役，只是在今年5月从美国回来后才知道。
《新生活报》第138期
1917年9月28日 |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时局的决议（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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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时局的决议
（9月25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
科尔尼洛夫暴乱暴露出，俄国的全部有资产资格分子都持反革命立场，在此之后，全部联合的企图只能意味着民主派对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投降。
正在形成的内阁人员构成就是这种投降的表现，在这个内阁中，决定性的位置都给了工商业资本家，他们是工人、士兵和农民民主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那些对谁、对什么都不负责的所谓的民主派部长们既不能破坏、也不能缓和新政府的反人民的性质，它将作为内战政府载入革命史册。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我们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对资产阶级全权和反革命暴力的政府不给予任何支持。关于新政权的消息将在整个革命民主派中得到唯一一个回答：“下台！”，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依靠真正民主派的这个完全一致的声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将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权。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呼吁无产阶级和士兵的组织加强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在自己的苏维埃周围的工作，克制自己不做任何局部的发动。
《工人道路报》第21期，
1917年10月10日（9月27日）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时局报告的讲话（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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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时局报告的讲话
（9月25日）[1]
同志们！前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革命对他来说从头开始，因为他重返彼得格勒苏维埃了。我只看到，前部长们比现任部长们更愿意到我们这里来。
他们难得到我们这里来一次，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斯柯别列夫极力推荐的与资产阶级联合和现任部长们在我们这里的讲话很难协调。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主要要求，是部长们独立于民主派的机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在这点上总能取胜，因为联合内阁的历史就是部长公民们逐步摆脱革命民主派机构监督的历史。
现在，甚至对获得自由之后的前部长们来说，政权对预备议会的“实际责任”是巨大成果，也是十分可疑的……在他们对苏维埃践踏了自己的责任后，他们的要求降低到这种地步。
今天，斯柯别列夫来到我们这里，像以前一样给我们带来劝告，而我们像以前一样，想听他的报告。（掌声。）
他为什么不对我们说，在他当部长的时候，是谁迫使他拿工人的利益作让步？显然是联合，因为联合是机关，在那里斯柯别列夫们为柯诺瓦洛夫们服务。
斯柯别列夫劝我们承认自己的责任。
但有两种责任。有部长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责任，还有对无产阶级的责任。
为了掩盖部长们对资产阶级的责任，引入了“国家观念”的术语。但我们十分清楚，当西欧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时，他们也以“国家观念”来掩饰。但马克思教导我们，国家永远带有阶级性。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观念”能把政权交给劳动者，把土地交给农民。现在，国家在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手中，我们不是以共同的责任、而是以无情的斗争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照斯柯别列夫的话，我们强大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联合政策遗留给我们的。不，我们的苏维埃不是在为资产阶级当奴仆中、而是在与它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我们以对日益迫近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专政的敌视和无情的斗争的精神复活了苏维埃。
我们可以说，正像沙皇制度培养了俄国革命一样，斯柯别列夫公民等的政策培养了今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
我们明白，我们的责任增大了，我们的每句话现在有了更大的份量，但在成为苏维埃的多数后，我们还没有成为执政党，我们依然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组织——阶级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孟什维克想把苏维埃变成政府机构。
因此他们与我们断绝关系，与……合作社运动分子——革命的新的“社会支柱”——联合起来。
至今我们还不认识合作社运动的民主派。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阶级？熟悉的人物在例如农民合作社中当官员，这种情况还不意味着他们表达了农民的革命政治意志，就像给工人治病的医生还不是他们的政治意志的代言人。合作派分子应该是不错的组织者、商人、会计，但农民和工人把捍卫阶级利益的工作交给自己的苏维埃。
事实上，号召合作派分子创立革命政权，他们的选举人根本没有授予他们这个权利。
我们坚信，我们在农民民主派中能比合作社派得到更大的支持。举个例子。如果革命政府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土地租金交给士兵，那么整个农民民主派都会支持这个政府。而柏肯盖姆[2]和普罗柯波维奇[3]反对它！
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时，我们知道，它不会在瞬间治愈所有的溃疡。
我们需要类似工会组建的政权，工会为罢工工人毫无保留地提供它所能提供的一切，当做不到时，就公开承认这点。
需要来自农民、工人和士兵中的、又依靠他们的、对他们负责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下，铁路工人不需要求助于罢工。他们事先知道，这个政权会给他们提供它所能提供的一切。
在复员工作中，我们面临着真正巨大的危险的威胁，那时备受折磨、饥饿的军队将在全国游荡，但反对这种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措施不是镇压。需要让每一个正派的士兵知道，正派的人民政权把全国的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分配这些物资时没有欺骗、怂恿和趁火打劫。只有得到信任的、而且有理由信任的政权，才能拯救我们，避免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斗争，避免严酷的混乱。有人像是说成功一样地对我们那件耻辱——对，是耻辱——的事：几个冬宫中的年轻人与我们讨价还价，他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对我们不负责任！这就是你们对革命的结论？！
斯柯别列夫的决议归结为：也许我们会在预备议会上表现得规规矩矩——什么都有可能！部长们同意负责任，甚至可以在那里废除死刑……
这是根本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状态和情绪。政府是违背我们、违背人民的意愿组建的，明天它无疑会宣布反对苏维埃的十字军征讨。那时，克伦斯基和柯诺瓦洛夫和特列季亚科夫将依靠预备议会，开始讨伐苏维埃，那时斯柯别列夫的党将站在哪一边？是和讨伐苏维埃的人在一起，还是与苏维埃在一起？
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上一次会议上呼吁所有苏维埃随时做好反对日益迫近的反革命谋害。
在这场强加给我们的斗争中，我们不会与那些粉碎地方民主机构的人、那些保护粉碎行动的人在一起，而是与那些彻底捍卫俄国革命机构、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人在一起。
《工人道路报》第23期
1917年10月12日
[1]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次会议上，加米涅夫就时局问题做了报告，他的讲话的基本提纲归结为建立联合政府的企图是挑起内战。在斯柯别列夫的发言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孟什维克又一次暴露了自己庸俗胆怯的小资产阶级嘴脸，它通过波格丹诺夫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带来“巴黎公社的致命后果”。在通过的决议中，彼得格勒苏维埃把临时政府定性为内战政府，并声明，“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完全不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暴力”。
[2]柏肯盖姆（АлександрМоисеевичБеркенгейм，1880-1932）系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在合作社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十月革命后，贝尔肯海姆与其他人一起在领导了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国外中心，拒绝承认苏联中央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领导。只是到了1921年，贝尔肯海姆之流才被迫放弃了这种反革命怠工。
[3]普罗柯波维奇（Серг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Прокопович，1871-1955）19世纪9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之一。普罗柯波维奇经历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学校，90年代末作为“经济主义者”的最极端的代表出现。他与妻子库斯科娃一起，成为著名的Credo的作者，在其中他为俄国无产阶级推荐英国工会的道路。同时，普罗柯波维奇撰写旨在巩固他的基本思想的关于欧洲工人运动的著作。在90年代初，普罗柯波维奇加入了自由派集团“解放协会”，后来甚至当选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但在一段时间后再度向左转，从此以后，他的立场几乎是立宪民主化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1917年，普罗柯波维奇作为“实干”家、又靠近社会民主党的人而进入头两届克伦斯基政府，先任工商部长，后任粮食部长。但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因为政府机关混乱而辞职。在内战年代，普罗柯波维奇精神上同情反革命。1921年，普罗柯波维奇加入饥荒救济委员会（不是苏维埃的，而是所谓“社会的”），暴露出他的民主派反革命的面貌，他与库斯科娃和基什金一起开始从事组织反苏维埃的力量，而不是帮助苏维埃政权与饥荒的斗争。普罗柯波维奇被驱逐出国后，在白色社会革命党的《日报》上宣扬民主。 |
在选举新主席团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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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新主席团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9月25日）[1]
必须承认，新主席团是在不仅是在极其紧张、而且极度悲惨的时刻着手自己的工作的。
请你们回忆一下1905年我不得不取代被捕的赫鲁斯塔廖夫[2]主持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的时刻。那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正在经历转折时刻，它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1905年12月3日，苏维埃全体成员被伊兹梅洛夫团逮捕。[3]
但那时与现在的伊兹梅洛夫团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感到自己比那时坚定得多。在晚报上公布的新任部长名单，[4]是对民主的挑战，证明了革命接近严重的时刻。我们深信，新主席团将在新的革命高潮下工作。
我们都是有党派的人，我们将进行自己的工作，我们被迫不只一次地交锋。
但我们将以所有派别的权利和自由的精神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作，主席团的手永远不会是镇压少数的手。
彼得格勒苏维埃将把自己的队伍联合起来，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在工厂和各部队中落实苏维埃通过的决议。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万岁。（热烈的掌声。）
《工人道路报》第21期
1917年10月10日（9月27日）
[1]在这次会议上，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到我党手中最终得到正式的确认。在选举执行委员会时，各党得票的情况如下：布尔什维克得230票，社会革命党人得102票，孟什维克得54票，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得10票。进入苏维埃主席团的布尔什维克有托洛茨基（主席）、加米涅夫、李可夫和费多罗夫，社会革命党人有切尔诺夫和卡普兰，孟什维克有勃罗伊多。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明确地指出了苏维埃中局面的变化：
托洛茨基当上了主席，在他出场时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苏维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四月事件以来它一直反对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堡垒。整整半年，它一直是遏制人民运动和愤怒的大坝。这是交给克伦斯基和捷列先科支配的星法院的近卫军。领导他们的是星法院本身……现在它重新成了与彼得格勒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革命军队。它现在成了托洛茨基的近卫军，随时准备在他的命令下向联合政府、冬宫和所有资产阶级堡垒发起冲锋。苏维埃又重新与群众融为一体，再次得到了巨大的力量。（第6卷第189页。）
请注意，这样写的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
[2]赫鲁斯塔廖夫（Нозарь-Хрусталëв）律师、无党派人士，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任主席，他被捕后，工人代表苏维埃推选托洛茨基、斯维尔奇科夫和兹雷德涅夫为三人主席团。革命失败后，赫鲁斯塔廖夫流亡法国时被警方逮捕，因金融犯罪受到指控。1917年他曾前往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承认他是前苏维埃主席，遭到拒绝。1918-1919年内战期间，他曾为南俄某个省份的赫鲁期塔廖夫共和国的首领，不久后被杀。
[3]这个片断在列·达·托洛茨基的《1905年》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12月3日，维特政府也开始用“简洁、明确和明白”的方式说起话来：它派用各种武器武装的军队包围了自由经济协会，逮捕苏维埃。下午4点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日程是由没收报纸，对罢工者判处苦役的规定以及杜尔诺沃（此人系当时沙皇政府的内务大臣）的阴谋电报预先给定的。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党的名义提出建议，接受专制政权的挑衅，立即与全国所有革命组织联系，指定发动全面政治罢工的日子，号召所有力量、调动所有资源，依靠农民运动和士兵风潮，走向最终的结局……就这个问题的争论被今天将逮捕苏维埃的消息打断……伊兹梅洛夫团的士兵、哥萨克骑兵、警察和宪兵把大楼团团围住……下面传来强烈的抗议声。主席打开了二层的窗户，探下身去喊道：“同志们，不要抵抗！我们早就声明，在这里射击的只有警察和奸细。”几分钟后，士兵上到二楼，站在执行委员会房间的门口。主席（转向军官）说：“我建议把门关上，别妨碍我们的工作。”士兵站在走廊里，但没有关门。
主席：“会议继续。谁想发言？……”
门打开了，宪兵大尉脸色惨白地慢慢走进来（他害怕挨枪子），他身后跟着20多个警察，分散到代表们的椅子后面。
主席：“我宣布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
开始搜查。所有人都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被搜过身的、被登记编号的代表们被半醉的近卫军押走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落入了皇村阴谋分子的手中。
[4]列·达·托洛茨基提到的最后一届克伦斯基政府于9月25日组成。进入其中的有克伦斯基——总理，尼基金——内务部长，卡尔塔舍夫——宗教部长，萨拉兹金——教育部长，普罗柯波维奇——粮食部长，利维罗夫斯基——交通部长，维尔霍夫斯基——陆军部长，维尔杰列夫斯基——海军部长，柯诺瓦洛夫——工商部长，兼副总理，格沃兹杰夫——劳动部长，马利亚恩托维奇——司法部长，捷列先科——外交部长，别尔纳兹基——财政部长，基什金——国家救济部长，特列济亚科夫——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莫斯科军工委员会主席）——国务总监。
9月26日的《工人道路报》就新内阁写道：
三个星期前，这个新内阁就已经组建好了，它耐心地在幕后等待，只等有经验的政治指挥的手发出信号，就以“祖国拯救者”的角色登上舞台……
9月27日有《工人道路报》写道：
6个资本家部长是“内阁”的核心，十个社会主义者部长作为他们的意志的贯彻者为他们服务……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是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岗位交给了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的台柱子的手中……这些人都是群众的公然的敌人，与数百万士兵的生命紧密相关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将由他们解决。 |
在预备议会上就策列铁里关于临时政府与全俄民主会议代表团联席会议的报告的讲话（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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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备议会上就策列铁里关于临时政府与全俄民主会议代表团联席会议的报告的讲话
（9月23日）[1]
策列铁里同志的报告使我，我想也使其他许多人产生了多少有些奇怪的印象。可以认为报告人更多地是想说服自己，而不是别人，或许是他认为，如果会议从他的声明中得出与他的报告任务截然对立的结论的话，他本人也将容忍，就像是对命里注定的事一样。更确切地说：在报告人的声调里和论据中，没有说服力和信心。如果策列铁里能够在所有做过的试验之后，对我们说出对在同一条道路上进行的新试验有利的让人信服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奇迹了。
我认为，首先应该确认，你们委托进行一定工作的那个委员会偏离了你们预先为它制定的规则。
全俄民主会议否定了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这是事实，后来的任何投票都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已经确立的另一个原则，是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作为凌驾于各党派、各阶级之上的最高仲裁者克伦斯基的不负责任的个人政权。
这两个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确立的原则，被完成你们委托给它的任务的那个委员会示威性地破坏了。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最高仲裁者克伦斯基的最高领导下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一方是民主派的代表，另一方是企业家和立宪民主党人。
这再一次向我们表明，当民主派给自己提出绝对不能重新审查和破坏的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戒律之时，就是民主原则死亡之日。
В.М.切尔诺夫说，现在的任务是简单化，我们有8月14日纲领，我们已经把它公之于众，我们说：活人应该对此做出回应！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策列铁里对我们讲述过。说了政纲的这条和那条，说了监督，而且还说到对生产的监督。柯诺瓦洛夫（我不知道是柯诺瓦洛夫还是特列季亚科夫，他们有不同的笔名）声明，策列铁里对他解释说，工人监督是一般民主监督。噢，是一般民主监督！这我们能接受。
在侧厅里，我们因此而回忆起斯柯别列夫曾与柯诺瓦洛夫在同一个内阁中共事了相当久，有充足的时间对柯诺瓦洛夫解释，工人监督和民主监督是什么。但或者是斯柯别列夫不是个好教育家，或者是发生了误会，柯诺瓦洛夫退出了内阁。
当策列铁里对他澄清，这是民主监督，而不是工人监督，柯诺瓦洛夫回答说：我们接受8月14日纲领。
我们发现，那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策列铁里公民不能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建设。
应该老老实实地直说：把禁止我们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我们自己的全俄民主会议的全部纲领扔到一边，把全部决议和决定扔到一边，因为形势要求我们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组成政权。这才是凭良心说的。这些外交家、这些大使馆、金融家都不允许我们绕开立宪民主党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明白这是银行业报纸和银行仆人的立场。这是另一回事，但民主派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应该认为，策列铁里是不同意的。但那时需要举出另一些论据；应该说，我们是在德谟克利斯之剑下行动，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干什么自己欺骗自己啊……
（策列铁里在座位上说：“我就是这么说的。”）
不您不完全是这么说的，策列铁里公民。您说，纲领的实现是有保障的，而没有直言不讳地说，立宪民主党人和企业家完全相信，没有任何纲领在任何方面限制他们，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内阁。纲领完全没有实现，对此他们相当清楚，通过这些纲领是为了嘲弄我们。
应该说的是这些。您没有说这些。
我希望，在此您没有把任何人引上迷途，因为在这里的我们都是相当有经验的政治家。但在这座建筑物的墙外面，其他人会被引入迷途。我们党不希望这样，我们呼吁广大群众不相信所有这些谈判。
我将不发挥我党对下面的国际政策的任务的观点，在10分钟内我是讲不完的。现在号召我们走的路已经试过了。它已经试到头了，这里企图让我们这些工人士兵农民代表相信，这是全国所有积极力量的联合，当我们得知地方民主派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会关于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问题所表达的看法之后，它就是用不中用的手段进行谋害的企图。甚至连全俄民主会议都以100票的多数反对与立宪民主党联合，虽然会议的人员构成我们了解，并使我们极不满意，在此之后，还能说这个联合是全国积极力量的联盟吗？现在，联合是对我们的悲惨的现实的嘲弄，这个联合是所谓民主派的上层部分与立宪民主党的反对工人、反对士兵、反对革命农民的联盟
托洛茨基同志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读下面的声明：
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团确认，全俄民主会议的官方代表与自己在会议上的声明和决议截然矛盾地向民主派建议：1、实际拒绝对政权的权利，2、原则上承认克伦斯基的不负责任，3、与有资产资格分子联合。我们声明，接受这些条件意味着公然践踏人民群众的意志，而全俄民主会议是想依靠他们、想以他们的名义说话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高加索边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芬兰地区工兵代表苏维埃、乌拉尔地区工兵代表苏维埃、喀琅施塔得、奥德萨、叶卡捷林堡、顿涅茨克区、巴库、雷维尔、基辅和几乎整个西伯利亚的苏维埃、彼得格勒工会、人数众多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以及许多其他革命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声明，他们认为与现在站在立宪民主党旗帜下的反革命资产阶级联合是不能允许的。联合内阁意味着立宪民主党对革命和人民的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些条件下接受联合，意味着要为那种形势负责：它必将把绝望的人民群众推上自发造反的道路上，也就是挑起内战。我党与所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与数百万工人、士兵、农民一起拒绝给予联合政府与任何支持，并领导人民群众为建立依靠中央和地方苏维埃的人民政府而斗争。因此我们建议预备议会：1、中止在克伦斯基领导下进行的与有资产资格阶级的谈判，2、着手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权。
《消息报》第181期，
1917年9月26日
[1]这次会议是秘密会议。在策列铁里关于政权的报告之后，唐恩提交了下面的决议：
民主议会听取了策列铁里同志的报告，承认组建政府有责任对它报告的预备议会，是在建立稳固的政权、落实8月14日纲领的事情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民主议会认为必须确立政府对预备议会承担的正式责任，承认在当前的条件下，拟定的协议是可以接受的，它声明，政权应该属于享有预备议会信任的政府。
托洛茨基是第一个党团演讲人。他提交的决议被111票对58票否决。唐恩的决议被109票对84票通过，22票弃权。 |
有外省苏维埃代表（出席全俄民主会议者）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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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备议会
有外省苏维埃代表（出席全俄民主会议者）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9月23日）[1]
在会议开幕时拟定了如下日程：
1、讨论召开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2、讨论铁路罢工。
托洛茨基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提交建议，要求现在就讨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由全俄民主会议组织的预备议会之间已经形成的相互关系。托洛茨基建议通过决议，在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把自己的财产和政治影响交给新的机构。
伊苏夫坚决反对提出这个问题。
马尔托夫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只有没有任何根据的极度多疑，才有理由怀疑中央执行委员会会把自己的机关交给一个新的昙花一现的机构。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当然可以把自己的政治声望和政治影响带到那里。应该与此进行斗争，但不能据此做出表达中央执行委员会指责的决议。
托洛茨基捍卫决议，声明说，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被自由派的幻想所俘虏，会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力量和影响交给新的机构。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阿布拉莫维奇声明，如果真的出现类似于托洛茨基在其决议所说的情况，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左翼委员能找到足够的力量和影响，不让把财产部门交给民主议会。
最后提交了下述三个建议，并对它们进行表决：1、阿布拉莫维奇的建议：“听了对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会议转入日程中的其他事项”；2、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建议：“认为支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和决定其职能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属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转入日程中的其他事项”；3、托洛茨基的建议：“听取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充分保持自己的职能和机关构建议，认为这点是无可争议的，会议转入讨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
《消息报》第180期，
1917年9月24日
[1]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这次会议的详尽记录。这里用的是刊登在《消息报》上的报导。 |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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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会议上的声明
（9月22日）
我们是全俄民主会议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团，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完全一致地声明：
各党代表参预的主席团9月21日的工作有其正式公布的目的：消除不负责任的人的手中权力的源泉，把这个源头交给组织起来的民主派的手中。会议的主要领导人向全体会议提交了补充决议，其意义在于：全俄民主会议使自己的决议取决于不负责任的人，通过他们取决于资产阶级。由其作者策列铁里写进决议的关于“协助建立政权”的公式以及关于“批准”预备议会的补充，它们的最大意义就是充分暴露了幕后妥协工作的意义和内容，其反映就是上面指出的决议的那几部分。在会议的一部分的坚决抗议下，修正案被收回。但在这些修正案中表现出来的会议的投降部分，事实上是由会议的官方领导人推行的。这些修正案是幕后交易的产物，它与在主席团讨论和赞成的总体形势截然对立，是通过强迫民主派彻底放弃对政权的权利达到摆脱困境的企图。
与此同时，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策列铁里做了声明，把事情描绘成我党接受了积极参加制定这个策列铁里提交的恰恰是反民主的决议。当我们愤怒地否定这个断言时，策列铁里企图用反对我党在主席团扩大会议的代表、从而反对我党的不能允许的乖张行为，来掩饰已经揭穿的他的错误断言。注意到会议主席没有及时打消策列铁里的企图，我们以自己的退席向群众表明，我们根本没有参预这个以人民利益为代价的新交易，我们愤怒地否认所有相反的断言。作为对主席团行为的抗议，我们召回了我们在主席团中的代表。
至于预备议会或民主议会，我们确认：1、它的人员构成的选择，与会议的人员构成一样，是损害农民、士兵和工人的利益的；2、联系这种人员构成，预备议会的组织者和作者的任务不是建立民主政权，而是像以前一样，寻求与反革命政党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的妥协。现在，在全俄民主会议的经验之后，我们全力捍卫在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呼吁所有苏维埃做好在最短期内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我们派遣代表出席预备议会的目的是，在这个新的妥协派的堡垒中展开无产阶级的旗帜，揭穿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所有企图，有利于苏维埃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权，它将能够保证召开真正的立宪会议，而不是偷梁换柱的立宪会议，不再继续拖延。
《工人道路报》第18期，
1917年10月6日（9月23日） |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决议（9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决议
（9月22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在紧急会议上讨论了当前已经形成的危机形势，认为：
1、国家面临反革命新的攻击的威胁。国际帝国主义与俄国资产阶级紧密结盟，策划扼杀革命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共同步骤。资本的反革命组织依然存在，现在甚至在莫斯科召开所谓的社会活动家会议，它是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组织中心。事实表明，旨在与有资产资格分子妥协的人为拼凑的全俄民主会议完全是软弱无力的；而它的右翼部分发出最后通牒，公然与革命民主派破裂，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措施。临时政府力图以其一系列的命令瓦解革命力量。它解散舰队的民主革命组织，企图让科尔尼洛夫阴谋分子进入政府，任命被揭露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克列姆鲍夫斯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等。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极度紧张的形势，对无产阶级、农民和士兵提出回击即将来临的强大的反革命进攻的问题。
2、人为拼凑的全俄民主会议一点儿也没有改善混乱的形势。相反，正是因为人为的选择，它无力解决革命政权的问题，它使革命民主派的软弱无力昭然若揭。同时，它在自己的内部把实质上是反民主的右翼团结起来，后者对革命民主派提出最后通牒，随时准备转到公然的反革命营垒中，巩固有资产资格分子的阵地，以此为所有反革命冒险开辟空间。这样一来，妥协和优柔寡断的政策不仅没有加强民主派的影响，而且瓦解了它的力量，应该彻底把它抛弃。所谓的预备议会事实上变成了这样的组织，其中给予民主派的最保守的部分关键位置，旨在损害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革命组织。这样的预备议会有变成与资产阶级的新一轮的交易、新一轮的拖延立宪会议、继续拖延帝国主义政策、也许还是进一步加深国家崩溃的幌子。
3、因此，只有民主派的革命组织——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它们的附属组织——才能回击反革命，它们已经在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的日子里在与革命的敌人——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们——进攻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只有代表随时准备行动的革命群众的力量的苏维埃，才有能力粉碎科尔尼洛夫将军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武装暴乱，只有它们才能够拯救革命。
4、苏维埃现在就应该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准备应对新的反革命浪潮，不让它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在它们手中掌握全权的所有地方，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它。它们在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日子里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应该有其现成和整个机关。在苏维埃没有掌握全权的所有地方，它们应该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阵地，使自己的组织对根据需要建立专门的斗争机构做好充分准备。
5、为了统一与协调所有苏维埃在他们与日益迫近的危险做斗争的行动，为了解决组织革命政权的问题，必须立即召开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工人道路报》第19期
1917年10月7日（9月24日）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的讲话（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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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的讲话
（9月21日）[1]
同志们：我承认，我听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反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论据时，我有几分惊讶。（有人喊：“这个口号是从德国引进的！”）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说：“不，同志们，这个口号不是来自德国，而这个喊声是来自反侦察机构！（笑声，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他们的论据！它们难道没有让你们想起革命前反动分子反对普选权的论据吗？他们问道：“怎么能把选举权赋予如此愚昧、不识字的群众呢？”卡普兰[2]同志说：“在我们的农民和许多士兵愚昧的情况下，怎么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呢？”
现在反对我们的口号的是同样的反驳。诚然，我们的手还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权，说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在开始时会犯错误……但我们会逐渐学会管理。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就永远没有经验。把政权交给人民，他会学会掌握它的！
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推行普选权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中没有人提出这种反对意见？
同志们，在市杜马和苏维埃的选举中，全部选票都投给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后者与我们的沟通越来越容易。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所有其他的选举中。总之，人民把政权交给了社会主义政党。我们会像在全俄民主会议上那样把它交给资产阶级吗？
这是对自己的力量的不相信，是犯罪。
在所有社会主义者对纲领的形形色色的解释中，彼此区别不大，全部问题在于怎样实现纲领。但须知纲领的存在只是为了把它尽可能充分地落实到生活中。这是我们的任务。如果我们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那纲领又有什么用？
当我们力求尽可能充分地实施纲领时，人们就对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独立起来。对，我们把自己与那些寻求与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割绝。但我们丝毫没有把自己与人民群众割绝。我们在所有革命组织中都是多数，与此同时，少数越来越脱离群众。
例如，策列铁里离开了我们的苏维埃，因为他不得不依靠在代表大会上由那时还是落后的外省人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不如苏维埃积极。
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他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建议已经彻底失败，现在他开始更加依靠合作分子、杜马代表和地方自治局分子。他越来越向右偏，越来越脱离群众。
说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只有4个立宪民主党人[3]……对，同志们，只有4个公开的立宪民主党人，还有几十个隐瞒自己的思维方式的立宪民主党人。
合作社运动者说，他们是由数百万人选出来的。这没错，但正是为了合作社运动，而不是为了政治。因此他们没有体现自己选举人的政治面貌。为了政治选举的是苏维埃，谁在其中占多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人们纷纷指责我们，说我们对会议的分裂幸灾乐祸。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是抗议它的人员构成。不是我们召集了这次会议。它不能胜任建立革命政权的使命，代表机构也不能胜任这个任务。
同志们，我们推翻了专制制度，所以不想要个人集权，可人们再次背着我们建立了它。全俄民主会议像在策列铁里的决议中说的那样，只应该“协助”克伦斯基建立政权。其中还说，政府应该承认预备议会，但会议的召开不是为了让政权承认革命人民，而是为了让革命人民承认政权。
应该敏锐地观察这些说法，否则可能会错过整个俄国革命。
我们提出抗议，是因为我们希望一个对我们负责的政权，所以我们应该建立它。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状况。策列铁里本人承认，是他自己拟定的决议，并让我们投票赞成他的决议。我们退出了全俄民主会议，不是因为生策列铁里的气，而是由于他说我们赞成他的声明。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就应该用扫帚把我们从各个角落清除出去。我们认为必须强硬声明，我们不能对人们现在给我们推荐的政权投赞成票。须知事情关系到革命政权，决定的是整个革命的命运。我们决定严格遵循革命人民的利益，因为这是我们的最高法则！
有人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想把全部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没有一个政党不想掌权的。什么是政党？就是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纲领而力求夺取政权的一批人。一个不想夺取政权的政党，就不配被称为党。苏维埃的多数不想要政权，如果这是真的话，看来那就是它们没有在自己的队伍中进行充分的清洗。（掌声。）应该马上进行这种清洗。
布罗伊多[4]同志指责我们力图依靠“侥幸”和偶然的成功来夺取政权。他说：“我们还没有过苏维埃政权，我们能胜任它吗？”
我回答说：“我们确实还没有过苏维埃政权，但须知在2月28日以前还没有过共和国。”这意昧着我们犯了错误？
我们尝试过了联合政权，显然，如果对单一政权可以怀疑的话，我们无论如何都可以深信不疑，联合政权是根本不中用的。
布罗伊德接着说，在莫斯科，整个民主派联合起来了……是真的吗？须知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莫斯科会议。而且有60万莫斯科工人为抗议这次会议而罢工，代表先生们只好徒步从火车站走到大剧院……（笑声。）谁对我们更亲近、更宝贵：是代表先生们还是莫斯科的工人？
我们更愿意与工人联合。
但是，策列铁里宁愿与合作社运动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分子等联合。退出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他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向右迈一步，把手伸向布勃利科夫。[5]
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策列铁里的这路线把他与他所出自的环境彻底隔绝。
只有尖锐地提出所有问题的党，才能促进整个革命民主派的团结。我们不怕与上层隔绝，我们害怕与无产阶级隔绝。
把全部妥协抛到一边！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战胜一切敌人，实现人民的自由和和睦。（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工人道路报》第19期，
1917年10月7日（9月24日）
[1]9月21日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在会上讨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改选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确认士兵部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日程的第三项是布哈林做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在孟什维克勃罗伊多和社会革命党卡普兰的讲话后，轮到托洛茨基同志讲话。经过争论，通过了布哈林宣读的决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参加投票。
[2]卡普兰（Каплан）系大学生，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的领导人。
[3]众所周知，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正式拒绝参加全俄民主会议。
[4]布罗伊德（Бройдо）著名的孟什维克，当时曾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孟什维克党团的领导人之一。他与李伯尔和瓦伊施泰恩都是苏维埃主席团的孟什维克成员。
[5]这里指的是下面在国事会议期间发生的“动人”的事件。铁路巨头布勃利科夫结束自己的讲话进，在大厅里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与策列铁里用力握手。后来，报纸把这个情况宣扬为国家“积极力量”一致的鲜明体现。 |
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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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
（9月21日）
昨天在斯莫尔尼宫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计划讨论两个问题：1、9月20日在全俄民主会议会议结束时发生的事件；[1]2、布尔什维克党团对由全俄民主会议产生的预备议会的态度。
在第一个问题上发言者中的大多数都赞成这个观点，即策列铁里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攻击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是代表他个人的，他们深信，这是反对党的政治进程。
会议的核心是托洛茨基同志把这两个问题全合二而一的讲话。托洛茨基认为策列铁里针对布尔什维克的言论是一个政治进程，它表现在正面这点中：不顾布尔什维克的强力反对坚决推行与有产阶级分子联合的愿望，迫使策列铁里与合作社派集团结盟，这个联盟导致对主席团会议上讨论的决议的实质性的改变。托洛茨基认为，策列铁里在这样做时，他预先考虑到布尔什维克的抗议。政治攻击的实质就在于此——力图把布尔什维克抛出全俄民主会议的甲板之外。
至于布尔什维克是否应该参加正在组织中的预备议会的问题，托洛茨基声明，他认为，在当前这个时刻，布尔什维克党不应该正式参加这个国会，但是不应该拒绝保留在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2]
《新生活报》第134期，
1917年9月22日
[1]这个事件指的是由于策列铁里关于公证员和书记员的叫喊引起的。这里指的是合作社运动派投票赞成策列铁里的提案，因为在头几天，合作社运动派与策列铁里之间的联盟还不存在。
[2]这里对全俄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内部存在的分歧叙述得不清晰。众所周知，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部分布尔什维克党团坚持党团应该退出全俄民主会议的观点，因为会议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是欺骗群众的工具，而代表团出席会议就会模糊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的战斗任务。
在这次党团会议上，分歧已经不是在退出全俄民主会议的问题上，因为这个建议事前已经被党团的多数所否决，而是在是否参加妥协派建立的共和国议会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做报告，他们分别捍卫两个彼此冲突的观点。托洛茨基断然支持直接抵制议会。当看到党团的多数反对这点时，他采取了在这篇讲话最后提到的表面上迂回的决定。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在下面引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明：
我的抵制预备议会的建议被否决了。于是我建议，暂时先不加入预备议会，把问题的解决“推迟”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实质上，这是同一个抵制建议，因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但决议在表面上似乎是调和性的，即断然拒绝预备议会的决定没有通过，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就让问题悬而不决。
多数代表热烈拥护参加预备议会，声称党早就谴责了抵制主义，布尔什维克不参加预备议会意味着内战等。列·达·托洛茨基对他在当时所做备忘录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当时发生的辩论。托洛茨基同志写道：
这里罗列了加米涅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梁赞诺夫同志的发言。加米涅夫发言的题目是《为什么不参加？》。李可夫把预备议会与议会等同起来，抵制预备议会与抵制任何资产阶级议会一样，都是不合理的。梁赞诺夫说，我们在预备议会中要求财政部长提供收支账簿。我不记得出席我们党团会议的人有多少，大概有一百多人。辩论十分热烈，持续了很长时间。主要报告和反报告是我和加米涅夫做的。抵制立场遭遇失败，但票数差距不大[大概是40多票对60票。不过，在数字上我可能记得不准确（票数对比确实有出入，在9月2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参加预备议会的决议以70票对50票通过——编注）]。对附录16所做的笔记是我为捍卫抵制预备议会所做的答复的基本轮廓。我在这篇讲话中发挥了在对中央委员会和预备议会党团准备的2号文件中阐述的观点。为什么这份文件手稿没有完成，没有公布？据我记忆，在我建议抵制预备议会的决议被否决后，正是在我写必须退出预备议会的提纲时，收到了列宁同志的信，他在此信中坚决支持抵制，坚持退出预备议会。这封信使退出预备议会的支持者获得了无可置疑的优势，不再需要我的文件了。
这些十分重大的分歧是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日子里在党内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尖锐争论的序曲。在参加全俄民主会议和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分歧中，列宁同志最坚决地支持抵制者。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所做的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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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做的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
（9月20日）
托洛茨基同志叙述了全俄民主会议的工作进程。他的讲话可以扼要地归结为对全俄民主会议的人员构成的批评，澄清作为会议基础的阶层选举制的负面效果，而且用它来取代托洛茨基认为唯一正确的按政党派别讨论政治问题的方式。
他着重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在会议上的策略和他们对待政权构成的态度，托洛茨基同志赞成政权归苏维埃，而且指出，布尔什维克党认为，这样解决政权危机不会导致组建某个新内阁的必要性。政权掌握在马上应该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手中，地方上它的意志的执行者是地方苏维埃。
托洛茨基认为，在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前，理想地解决既成困境是消灭“五人委员会”[1]和由全俄民主会议选出一个临时委员会。
但托洛茨基同志认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护国主义分子的躲避政策仍会导致建立早已注定要灭亡的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将被推迟，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激化，继而发生内战。
托洛茨基同志号召在今天举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士兵部联席会议上，表达对完全集中在苏维埃手中的单一政权原则的支持。
《消息报》第177期，
1917年9月21日
[1]“五人委员会”即在克伦斯基反动政策的日子里产生的执政内阁。其成员除了克伦斯基外，还有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海军部长韦尔杰列夫、捷列先科和尼基京（几乎全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个执政内阁是克伦斯基为确立完整的民主进行坚决斗争的目的而建立的。实际上，执政内阁成了克伦斯基的个人专政。 |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就策列铁里决议案表决问题的发言（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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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民主会议的会议上就对策列铁里决议案表决的发言[1]
（9月20日）
就这个复杂的建议，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集团中产生了对它就各个部分分别投票的需要，而这个就各个部分分别投票不可能是一致的。
我们的党团将投票赞成建议要求废除不负责的政权的部分。至于通过建立代表机构的途径来废除它的方式，我们原则上投票赞成建议的这个吩。正面一点是关于建立这样的代表机构的方式以及它在这个会议人员构成的算术划分。由于我们对组成后者的方式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我们不认为能够投票赞成这样的机构，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样的机构符合革命发展的利益，能够正确地反映民主派内部的力量对比。但由于同时这个机构现在应该是从今天的执政者手中接过政权的继承人，则在这点上我们不能投反对票，所以我们在这点上弃权。下面是委托这个机构建立政权，而且不排除建立有有产阶级分子的政权的可能性，如果通过了建议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将投票反对整个这个决议。
《消息报》第177期
1917年9月27日
[1]上面指出，全俄民主会议因其在政治意义上矛盾的投票陷入困境。各个组织的第一次投票结果如下：
赞成反对弃权
合作社运动………………………………………………140231
农民代表苏维埃…………………………………………1027012
城市………………………………………………………1141018
粮食、土地委员会和经济组织…………………………31161
军队组织…………………………………………………64547
工兵代表苏维埃…………………………………………84301
工会………………………………………………………321392
民族组织…………………………………………………13442
地方自治委员会…………………………………………9292
（П.Н.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3版第2卷第49页。）
由于联合政策失败了，策列铁里代表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袖们决定给苏维埃提交新的决议，用策列铁里的话来说，其意义在于：纲领的两点和责任将把大多数统一起来。另一些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服从前两个。主席团会议建议新的代表机构不要在组建政权中加以任何限制。在纲领和责任中已经有限制了。今天已经建议赋予主席团全权在其成员中推选5人，让他们立即着手为落实这些决定采取实际措施。在他们的活动中，他们当然要对代表机构做全面公开的报告。如果由于民主派事先采取的措施的结果表明，组成了有这些或那些有产资格分子参加的政府，则代表机构必须以这些分子来补充自己的人员构成，但必须让民主派在其中占多数。托洛茨基同志对这个建议做了反驳。由于会议的许多集团、首先是合作社运动派不能协调自己的意见，安排了休会。在休会后的投票中，由于因决议第4条的表述发生了重大事件。在休会后，它的表述如下：
政府应该承认这个机构，对它汇报，并对它负责。
原来，承认是这条中新增的。卢那察尔斯基就这个问题发言：
在休会后，决议的内容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决议中出现了使某些同志震惊的因素。建立的机构是要促进政权的组织。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如果选举出的机构是为了建立政权，然后又变成促进政权的组织，这就称为政变，而不是风格上的纠正……我们假定，你们想建立全权的代表机构……这是事关建立一个将把自己变成政权的代表机构，我断言，我们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现在对我们说，这个机构促进另一个机构建立政权，而且这一促进的程度仍没有确定。这样措词的决议是不能让我们满意的，我们将投票反对整个决议……
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被策列铁里打断，他说的话引起了严重的风波：
从此以后，再与布尔什维克打交道，我将永远带一名公证员和两名书记。
会议一片喧哗，布尔什维克党团全体退出会议厅。 |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就联合修正案表决问题的发言（9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在全俄民主会议的会议上就联合修正案表决的发言
（9月19日）
这里没有一个人敢于建议投票赞成不加任何限制地与有资产资格分子联合。一方面，人们建议我们预先排除与涉嫌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另一方面，清除整个立宪民主党。我们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支持者，是与有资产资格分子联合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我们将以自己的投票支持第一个和第二个提法。所有人都清楚，我们的投票意味着什么。它不含有对联合原则的直接和间接的承认，只是意味着把科尔尼洛夫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从政权中清除出去。我们呼吁我们的志同道合者投票……
（“离题了！”一些人在座位上抗议，掀起了喧哗。）
我们呼吁……
（大厅里的又一阵喧哗迫使讲演者停止讲话，等待主席使会议安静下来。）
我们投票、并呼吁我们的志同道合者投票赞成这个提法，它意味着在革命政府中没有那些已经被揭穿的或尚未揭穿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整个立宪民主党的席位。在对联合与所有相关的修正案的投票时，我们当然将一致投反对票。
《消息报》第176期，
1917年9月20日 |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声明（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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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声明
（9月18日）[1]
革命接近了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或是新的高潮，或是毁灭性的衰落。人民被战争消耗殆尽，但是领导政党的政治家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对他的折磨几乎更加痛苦。推翻沙皇制度后，已经过了6个多月了，在民主派代表与资产阶级有资产资格代表联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政权的一系列尝试之后，在直接导致科尔尼洛夫暴乱的个人专制的可怜的活动之后，在革命动力前再次尖锐地提出政权问题。
每个新政府的组合都从宣布国策纲领开始，几个星期后就暴露出根本没有能力哪怕是向前迈出严肃的一步。在联合的毁灭性暴露无遗后，与有资产资格者的一个又一个新的勾结在全国所有劳动者和被压迫阶级的头脑中播下不解、忧虑和混乱。不仅是城市工人，不仅是在战壕里受了三年折磨的士兵，就连最偏远、最落后的农村里的农民都不能不明白，不能通过与李沃夫和罗将柯的妥协来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把军队民主化交给旧制度的农奴主将军们——科尔尼洛夫们和阿列克谢耶夫们，不能通过工厂主部长的中介实现对生产的监督，不能通过银行家和军火奸商或他们的直接傀儡——柯诺瓦洛夫们、帕尔钦斯基们、特列季亚柯夫们或布雷什金们的中介实施金融改革。最后，在粮食、运输方面不能落实一个严肃的措施，在司法、教育等领域中不能落实一项改革，在最巨大震荡的时代在地方和中央保留旧的官员机关以及反人民精神和愚顿的官僚主义的政权班子。
尽管政权为了排挤和削弱苏维埃做了所有努力，虽然苏维埃官方领袖-护国主义分子的自杀性政策，在镇压科尔尼洛夫暴乱时，苏维埃证明通过它们表现出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和首创精神是坚不可摧的，此时，临时政府在人民和历史的法庭前永远地玷污了自己，它的一部分是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直接的同谋，另一部分时刻准备把革命成果交到科尔尼洛夫的手中。在这个新的考验之后，任何东西都不能再从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头脑中铲除我们党在革命初期提出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从中央到地方！”，现在它成了整个革命国家的声音。
只有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权，清楚国家的全部物质财富和它的经济可能性，不在私有财产集团自私的利益前停止自己的措施，为社会经济目的动员全部有科学素养的宝贵的技术力量，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把现在已经能实现的计划性最大限度地引入不断衰败的经济中，帮助农民和农业工人最有成效地利用现有的农业生产资料，根据严格规定的生产限制利润，确定工资，保证建立在劳动者自我管理和他们对工业的集中监督基础上的真正的劳动纪律，保证以最小的震荡把国民经济转入和平状态。
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政党最害怕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它不断地以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幽灵来吓唬民主派中觉悟不高的分子，我们认为必须在此对整个国家重申，我党为实现自己的纲领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从来不追求违背全国劳动群众多数的有组织的意志掌握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不会消除阶级斗争，也不会消除民主阵营中政党之间的斗争。但是在充分无限的宣传自由的条件下，在苏维埃不断地自下而上的更新下，争取影响和政权的斗争将在苏维埃各组织的范围内展开。相反，继续今天的政策，它为了遏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对工人阶级、军队和农民的革命分子进行暴力镇压，必然会导致根本不取决于革命组织的意志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冲突。
在现有的条件下，联合政权必然是上层对底层进行暴力镇压的政权。只有处心积虑地想挑起内战，然后再把它的责任推到工人群众和我党头上的人，才会在做过的全部试验之后，建议民主派与反革命资产阶级建立新的联盟。
人民渴望和平。联合政权意味着继续战争。临时政府成员迄今一直顺从与俄国革命民主势不两立的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要求。6月18日的致命的进攻、在妥协分子-部长们直接参与下推行的控制军队的科尔尼洛夫的手段，所有这些都是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或间接示意的。我党反对那次进攻，不倦地提出警告。在这条路上，俄国革命已经消耗了相当大部分的道义权威，一点儿也没有巩固自己的生理力量。盟国帝国主义分子在破坏了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之后，不会止步于以俄国人民为代价签署和约，这点变得越来越清楚。同时，在丧失了人民对战争目的和对进行战争的临时政府的信任的情况下继续优柔寡断地拖延战争，把王牌交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它企图在与掠夺成性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中扮演角色。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首先意味着直接、公开、坚决地对各国人民建议立即实现公平、公正、民主的和平。只有在这样的和平被否决的情况下，革命军队才能意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切都表明，革命政权的建议会引起各交战国备受折磨的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响，战争的继续进行已经不再可能。苏维埃政权意味着和平。
别再动摇了！优柔寡断、怯懦的政策该结束了！在半年时间内百般折磨农民，对他许诺土地和自由，实际上却拒绝无须赎买的立即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立即把土地交给当地农民委员会管理，直到召开立宪会议。
别再动摇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迄今推行的模棱两可的政策该结束了！别再拖延了！别再说空话了！决断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
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为首的有影响的人数众多的革命组织提出的措施，应该成为革命政权活动的基础。
1、无须赎买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权，把它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直到召开立宪会议，保证最贫穷的农民的农具。
2、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工人对生产和分配、银行业务的集中化的监督，对银行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石油、煤和冶金等的监督；全社会的义务劳动；军工转民用的紧急措施，用固定价格组织工业产品供应农村。为拯救国家和经济崩溃的目的，对大资本和财产课以重税。
3、宣布秘密协议不再有效，立即向所有交战国人民建议共同的民主和平。
4、保障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立即废除对芬兰和乌克兰的镇压措施。
应该颁布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措施：
1、停止对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的所有镇压；在前线废除死刑，恢复所有民主组织在军队中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肃清军队中的反革命成份。
2、地方组织选举委员和担任其他职务的人。
3、全面武装工人，组织赤卫队。
4、解散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立即召开立宪会议。
5、消灭所有等级（贵族等）特权，公民的完全平等。
6、实行8小时工作制，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险。
※※※
作为净化政治空气和揭露司法部门溃疡所必需的紧急措施，我们要求立即任命对民主派来说有权威的调查委员会，对7月3-5日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检查所有司法当局的行动，后者是旧制度的代理人，现在反对无产阶级的调查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立即释放被捕的革命者，对所有已经开庭的案件尽快安排公审。
※※※
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召开这个会议的基础是完全随意的代表标准，总的来说，它们给予民主派中最不革命的妥协分子以这样的位置，就他们的实际政治角色来说，这是他们根本无权觊觎的。军队组织的代表严重不足，而且代表的是那些远离士兵群众的，半年没有改选过的上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只改造了一半，由于自己的特殊使命，它们在极差的程度上反映了民主派的革命政治经验以及它的观点，对合作社来说，更是如此，那里对领导者的选择与民主派群众的政治观点以及他们的情绪演变几乎毫无联系。与杜马、地方自治局和合作社相比，苏维埃代表被极度削减。然而正是这些组织更准确地反映了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政治意志。正是苏维埃掌握着整个局势，而在许多地方，在科尔尼洛夫暴乱的危机时刻，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只有这个会议的那些旨在彻底废除克伦斯基的个人专制制度的决议和建议才能找到实施的途径，它们会得到全俄工人农民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承认。立即召开这个代表大会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工人道路报》第15期，
1917年10月3日（9月20日）
[1]这篇声明是列·达·托洛茨基撰写的，最后几行（几条紧急措施）除外，其中一部分是加米涅夫同志写的，另一部分是斯塔索娃同志写的。 |
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讲话（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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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讲话
（9月18日）[1]
同志们、公民们！人们指责我们这些反对联合的人是乌托邦，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正奇怪的现象：发言的有像切列万宁[2]和格罗曼[3]这样的经济学家、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发言的还有土地委员会的代表，讲述了联合政府的经济实践的故事。另一方面，联合政府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也登台发言。那又怎样？我们似乎应该首先期待他们的是关于联合政府实践的那些好处的汇报，这一实践迫使他们在我们面前捍卫重复已经做过的实验。但我们没有听到汇报，听到的却是劝告。我们听了斯柯别列夫部长的劝告，但他对他与柯诺瓦洛夫和帕尔钦斯基如何落实自己的纲领，只字未提。要知道他曾许诺100％地征收资本家的利润。我们倒是想知道，斯柯别列夫在与帕尔钦斯基和柯诺与瓦洛夫的工作中选定了百分之几。阿夫克森齐耶夫部长也没有做汇报，而是劝告我们。听着他的劝告，我想起了在科尔尼洛夫冒险尚未彻底消灭的那天夜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劝告，那时建立了克伦斯基、萨文柯夫、马克拉科夫、[4]基什金[5]和捷列先柯的“五人执政”。萨文柯夫是半科尔尼洛夫分子，马克拉科夫是半萨文柯夫分子，克伦斯基你们知道，基什金你们知道，捷列先柯你们也知道，在五人集团形成时，阿夫克森齐耶夫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说：请你们支持他们；我为他们担保；相信他们。这也是劝告，而不是关于萨文柯夫的汇报，他进入阿夫克森齐耶夫加入的同一个政府，为血洗彼得格勒而调动第三骑兵军。
甚至佩舍霍诺夫也没有做汇报，而是朗读了关于联合政策优越性的某种散文诗。他对我们说，联合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部长没有怠工——完全没有的事，他们只是坐着，等待着，并说：让我们看看，你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怎么垮台。那时我说：“要知道这就是怠工，如果一个政党、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历史危机时刻进入内阁，为了从内部观察民主派代表怎样垮台，同时它一只手在外面支持科尔尼洛夫。”他答应给我解释政治与怠工之间的区别，但由于时间短，他忘了履行自己的承诺。
最有趣的应该是扎鲁德内部长的讲话，除了一些建议外，他还给我们讲了点儿政府内部干了些什么。但他以这句话概括了最有教益的事：我那时不明白，现在也也不明白，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为他的善意和政治诚实而鼓掌，他以这种诚实为自己短暂的内阁经历做了总结。他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应该辞职，当科尔尼洛夫叛乱开始后，部长们就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克伦斯基的脚下。
另一个政党的另一个部长、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也为自己的内阁经历做了总结，但用的是更坚定的政治术语。我说的是科科什金。[6]他辞职的理由是，给克伦斯基过大的全权，使其余的部长成了总理命令的简单的执行者，而他认为他不能扮演简单的执行者的角色。
我坦率地说：当我读了这几行字时，我在心里为我们的敌人科科什金鼓掌，他在这里用不失政治尊严和人的尊严的语言说话。
同志们，如果在关于过去的和未来的联合内阁上我们有许多分歧的话（我们的分歧确实不少），那我问你们：我们在对待现在以俄罗斯的名义统治和讲话的政府有分歧吗？我在这里没有听到一个演说者，承担起保卫五人集团、五人执政或它的主席克伦斯基这个不太令人羡慕的荣誉……（喧哗。掌声，喊声：“好！”几声“克伦斯基万岁！”的喊声。响亮的掌声压过了喊声。）
那个讲话……
（抗议的喧哗和喊声：“滚！”“够了！”打断了演讲者。不得不中断好久，直到喧哗声平息。）
也许你们记得前部长策列铁里，他作为非常谨慎的人和外交家，在讲台上说到个人因素时说过，如果民主派把某个个人抬高到令他眩晕的高度，那就是它自己的罪过。他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但他不是捷列先柯，在这点上你们都相信我。
克伦斯基在这里对你们做的一次讲话中，他在回答我们提到的死刑时说：“如果我签署过一道死刑令，你们就诅咒我好了！”
我问道：如果克伦斯基本人废除的死刑真是必要的，那他怎么敢对全俄民主会议说，他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使用死刑。如果他对我们说，他认为可以在民主派面前担保不使用死刑，那我就说，他把实行死刑变成不在犯罪范围之内的轻率行动……（掌声。）
在废除发死刑之后又恢复死刑的革命的国家中，在那里不负责任的人把死刑变成自己手中的政治武器，我说，在这个例子中反映出俄罗斯共和国处于其中的全部耻辱，因为经历了伟大革命的伟大人民，却让政权集中在一个不对自己的革命人民负责的人的手中，这是他的耻辱……（掌声。）
如果我们所有人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即政权集中在一个对自己的革命人民不负责任的人的手中，对所有伟大人民来说都是耻辱，更何况是经历了伟大革命的人民……
同志们，如果许多讲演者在此对我们说，在当前这个时代，政权是的重负是多么困难，多么沉重，告诫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俄国民主派应该别把这副重担放在自己集体的、数百万人的肩头。那我要问你们：那一个人又该怎么说，他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表现出统帅的英明才干，也没有表现出立法者的英明才干，这个人怎么……
（抗议的喧哗声和喊声：“够了！”“好啦！”，迫使演说者中断了好久。）
我对这个愤怒的喊声一点也不抱怨，在政治斗争中，激情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我对这点感到十分惋惜：即现在在这个大厅里，在这些喊声和抗议声中表达得如此激烈的观点，却没有在这个讲台上得到政治上的清晰表达。
没有一个讲演者走到这里，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争论过去的联合政府，你们为什么为未来的联合政府费心思，你们有一个А.Ф.克伦斯基就足够了。这谁也没有说过……
（又一阵强烈抗议的爆发，喧哗和喊声：“够了！”）
在大厅没有恢复安静前，我将沉默！
（主席费了好大力气才恢复了安静。）
正是我党不倾向于把现行制度的责任推到这个或那个个人的歹毒意志上。早在5月，我就不止一次地对彼得格勒苏维埃讲话，我在那里不止一次地说过：“你们这些相互斗争的党人为地创立了这个制度，其中负主要责任的人物将成为未来俄国波拿巴主义的力学点，这不取决于他自己的意志。”（喧哗、喊声：“扯谎！”“蛊惑人心！”）
同志们！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的蛊惑人心，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用完全客观的政治术语表述的：从一些确定的政治组合中，必然会产生趋向于个人专断制度的倾向。
这是些什么样的组合？我们这样阐述它们：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着深刻紧张的斗争。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在革命时代，当群众第一次从底层挺身站了起来，第一次感到自己作为阶级的主体性，在他们身上有几百年来积累的深深的社会溃疡，当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政治阶级、作为法人时，他们开始冲击所有私有财产的堡垒，在这样的时代，阶级斗争应该得到最激情、最紧张的表现。
被我们称之为民主派的民主，是这些劳动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政治表现。资产阶级、贵族保卫私有财产的堡垒。现在，在革命纵容了底层人民之后，民主派与有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场斗争无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都在不断地激化，形成了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循环，什么样的雄辩、什么样的纲领都不能中断这个发展。
有财产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在进行如此伟大而紧张的历史斗争时，在进行历史性的交锋时，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它的目标都是国家政权，即那个在它的帮助下或是能够保留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或是对它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
同志们，在这个时代，当动力、革命力量已经挣脱束缚时，联合政权是无法支撑下去的最大的历史荒谬，或是有产阶级的最大的欺骗，旨在让人民群众失去首脑，把最杰出、最有威信的人装进政治捕兽器中，然后让群众——用他们的说法，是放纵的盲目性——自己把自己淹死在自己的血泊中。
同志们，支持联合的人说纯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纯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米诺尔[7]在此解释说，社会主义的内阁像联合内阁一样，也不会长久，也不会富有成果，但这对联合内阁和社会主义内阁来说，都不是赞美话。在这种情况下，我问你们，为什么不能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人们告诉我们：这不可能。
策列铁里同志说过几次：这会引起内战。他说得对。也许，群众与有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此激化，政权转交给有产阶级必然意味着内战。对抗是如此有力、尖锐和紧张，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歹毒的意愿所能左右的。
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当资产阶级自己不能掌握政权，而人民群众还不会或不敢夺取政权，在这样的历史空位期时代，当资产阶级想伸手抓政权，但又担心，民主派也要政权，但又不敢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产生了寻找最高仲裁者、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克伦斯基占据今天他所占据的位置之前，民主派的软弱和优柔寡断就为克伦斯基敞开了空位。（掌声，喊声：“软弱！”）
现在，在联合已经完成了它的自然循环之后，在立宪民主党人两进两出——同志们，而且立宪民主党人出入都是为了同一些目的：对革命政权的工作怠工——之后，在你们经历了科尔尼洛夫暴乱之后，如果你们还要重复联合的经验，再次请求立宪民主党的话，我认为就将不仅仅是重蹈覆辙了。
诚然，人们在这里说，不能指责立宪民主党，说它是科尔尼洛夫暴乱的同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兹纳明斯基同志在这里不是第一次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说：当我们让整个你们的党为7月3-5日运动负责，为此指控你们党时，你们抗议；你们不要重犯我们中的某些人的错误，不要让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为科尔尼洛夫暴乱负责。但我认为，在这个比较中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当指控布尔什维克——对错还是另一个问题——引发了7月3-5日运动，挑起了它时，说的不是请他们加入内阁，而是把他们请进十字架监狱……（笑声。）
在这里有某种区别，我希望А.С.扎鲁德内不会否认它。我们说，如果你们想因科尔尼洛夫运动把立宪民主党人拖进监狱，那请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起抓，而是对每一个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全面的个案侦察。（笑声；喊声：“好！”）
但是同志们，当你们将把这个或那个党请进内阁时，把这当笑谈，只当笑谈——那就请布尔什维克党……（喧哗，笑声……“你们想进内阁！”）我已经安慰了诸位，我说过，这仅仅是笑谈。如果你们需要的内阁，它的任务是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和调走革命的卫戍部队，或调动第三骑兵军的话，那我就说，被牵涉进7月3-5日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全体或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政党，对解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武装的事，是绝对不适合的（掌声），同志们，因为虽然7月3-5日我们没有号召工人上街，但我们的全部同情都在那些后来被解除了武装、被解散了的士兵和工人一边；我们喊他们的口号——我们恨他们之所恨，爱他们之所爱……——（“他们逮捕了切尔诺夫！”有人喊。）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切尔诺夫就在这里，他会对你们证明这点。（切尔诺夫赞成地点点头。）参预对切尔诺夫施加暴力的不是示威群众，而是一小撮明显的刑事犯，我认出他们的一个头头就是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的一个盗窃犯。
同志们，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如果说的是立宪民主党，是让它进内阁，那对我们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情况不是这个或那个立宪民主党人与科尔尼洛夫有幕后协议，不是当萨文柯夫与科尔尼洛夫谈判时，马克拉科夫站在电话旁，不是罗季切夫[8]前往顿河与卡列金进行政治谈话，实质不在这里，全部实质在于全部资产阶级报刊或是欢迎科尔尼洛夫，或是默默地期待科尔尼洛夫的胜利。这个资产阶级报刊用所有欺骗的语言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我们这里没有联合的立约的一方的原因。
诚然，В.М.切尔诺夫十分乐观，他说：我们等等看。但是，首先今天的问题是关于政权的，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由于命运的嘲弄，现在它成了社会革命党的财产，它使他们与策列铁里和唐恩并驾齐驱，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他说：请等一等，也许在革命中还会发展出一个新的民主党。我个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学到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早期，民主是有生命力的，有作为的；但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出现的地方，它新迈出的每一步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资产阶级民主。（掌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全部历史任务在于，它从小资产阶级民主及其意识形态的脚下挖出越来越多的广大群众，以此把它抛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营垒中。俄国革命是在高度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时代展开的，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踪迹皆无，发号施令的是帝国主义，因此希望在于，在这个时代中，俄国无产阶级虽然年轻，但已经是革命力量高度集中的阶级，在这个时代再对我们说，让我们等待资产阶级民主的复活，它的努力，以便与它结盟。这是最大的乌托邦，这是有史以来所能创造的最大的幻觉。
同志们，我们不再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了解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我们这里复活。
须知，社会主义政党所占据的位置，正是所有资产阶级社会早期，被你们称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法国革命中所占据的位置。它们占据了这个位置，排挤了资产阶级，现在你们害怕它，或是人们拿这点来吓唬你们：既然你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你们就没有权利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派完成的任务，这个民主派是真诚的、勇敢的，没有社会主义者的崇高的称号，因此它用不着自己害怕自己。（掌声。）
接下来，托洛茨基同志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见下。）
在宣读声明时，在它谈到必须立即武装工人的那一部分时，右边的坐位上有人喊：“为什么需要武装工人？”
演讲者给了很得体的答复：
首先为了建立反对反革命的真正的堡垒，反对新的、更强大的科尔尼洛夫暴乱。第二，如果建立了真正的革命民主派的专政，如果这个新政权将提议公正的和平被否决，我以我们党以及追随它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名义对你们说，彼得格勒和整个俄国武装的工人将保卫革命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队，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是俄国历史闻所未闻的！……（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喊声：“革命家托洛茨基万岁！”）
《工人道路报》第15期，
1917年10月3日（9月20日）
《消息报》第176期，
1917年9月20日
[1]全俄民主会议9月14日开幕。在会议开始时，克伦斯基做了长篇讲话，在他后面讲话的是陆军部长韦尔霍夫斯基。在他们之后就是各党团的演讲人发言。辩论持续了几天。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苏维埃多数的宣言公布之后发表的。
[2]切列万宁（ЛипкинФëдонЧереванин，1868-1938）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取消派分子。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的活动，不止一次用涅日丹诺夫的笔名在合法刊物上就理论问题发表见解。1905年以后，切列瓦宁因其一本关于革命的叛变的著作而名声扫地，他在书中唾弃无产阶级在1905年的英勇斗争，号召适应现存的（斯托雷平的）条件。在其后的几年中，切列瓦宁是被列宁称为斯托雷平工党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那一派的最鲜明的代表。在战争年代中，切列瓦宁依附狂热的护国主义分子，后者的机关杂志是《事业》杂志。1917年，切列瓦尼作为经济专家进行工作，没有起重要的政治作用。在内战时期，切列瓦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恶毒的孟什维克。
[3]格罗曼（ВладимирГуставовичГроман，1874-？）俄国孟什维克。在克伦斯基时期，在经济委员会中扮演重要角色，1917年秋天，为彼得格勒粮食中央委员会主席。在苏维埃政权下，格罗曼在一系列最高经济机构中工作；积极地参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4]马克拉科夫（Макраков）系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在沙皇制度下，马克拉科夫是沙皇杜马中进步集团的领袖之一，不止一次地对政府进行自由派的批评。在克伦斯基时期，马克拉科夫不止一次试图当部长，，但只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直到1924年，马克拉科夫利用自己前大使的地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
[5]基什金（НиколайМихайловичКишкин，1864-1930）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医生、临时政府部长。1917年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组织，被捕，特赦后，在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部工作。——译注
[6]科科什金（ФëдорФëдоровичКокошкин，1871-1918）俄国法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领袖。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的国家监察长。被无政府主义者杀害。——译注
[7]米诺尔（Минор）老社会革命党人，是社会革命党的奠基人之一。在克伦斯基时期，米诺尔加入切尔诺夫集团，在联合内阁与纯社会主义者内阁之间摇摆。在后来建立的预备议会中，米诺尔领导社会革命党党团，并且是这个会议主席团的社会革命党的成员。
[8]罗季切夫（ФëдорИзмаиловичРодичев，1853-1932）沙皇时代地方自治运动领袖之一。罗迪切夫是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是它的中央委员和它的领导人之一。在二月革命后，罗季切夫被任命为芬兰事务部长。在其后的几个月中，罗季切夫积极地参预了反革命政变的幕后准备工作。 |
在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的报告（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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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的报告
（9月15日）
托洛茨基在其报告中，为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应该持有的行动路线提供了一个整体计划。这个计划在于尽可能迫使会议否决与有资产资格分子的联合，把组织政权的任务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托洛茨基认为，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实施的话，它就将是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的第一步。据托洛茨基的看法，布尔什维克的下一个任务是对全俄民主会议施加压力，旨在让它与克伦斯基的政策彻底决裂。在做完报告之后，托洛茨基同志宣读了将以党的名义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宣读的声明。
《新生活报》第122期，
1917年9月16日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全俄民主会议问题的讲话（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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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俄民主会议[1]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全俄民主会议问题的讲话
（9月11日）[2]
唐恩对我们说，俄国革命应该冲破任何一次革命都未曾经历过的极其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越大，使用的手段就应该更加激进，然而都7个月了，我们甚至还没有召开立宪会议，这也是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没有过的事。人们对我们说，我们没有考虑到困难，夸大了工人群众的意义，而我想提醒你们回忆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5月3日的会议，那时你们是初出茅庐的社会主义部长：你们能够回忆起他们出现在苏维埃所引起的狂喜，那时只有一小批布尔什维克批评了斯柯别列夫和切尔诺夫的计划，我们对他们预言说，立宪民主党人和有资产资格分子[3]的其他代表是不会让他们实现他们的纲领的，无论是土地纲领，还是劳动纲领。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否则，我不会称这些部长为政治上的破产者的。
在此唐恩以西欧为例，但须知在那里从来没有俄罗斯共和国现在所处于其中的政治局势。
路有两条：借助于死刑和其他镇压措施形成军队的战斗力，扼杀革命；另一条是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
我们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过，俄国军队的进攻将给我们的部队带来巨大的破坏，那时，我们不但不能进攻，还将撤退，再丧失一些领土，粉碎我们的革命。在此人们对我们提起7月3-5日事件，但评价时局有一个标准：看群众对事件的反响。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失去群众的政治家不是好政治家；而我们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之中。现在无产阶级与因叛国罪被关在监狱中的我们在一起，还是与解除了人民的武装、士兵和工人的武装的策列铁里们和唐恩们在一起？（齐声鼓掌，有人在座位上喊：是谁把他们挑动起来的？）有人对我喊，是谁把他们挑动起来的？我对此的回答是：是联合政策把他们挑动起来的。7月3-5日群众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说，不要与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联合，把目光转向我们，与我们联合。人们对我们说，我们的纲领是不能实现的，我们妨碍工作，但是，莫非我们禁止切尔诺夫实施临时政府的土地方案了吗？难道逮捕许多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是我们的罪过吗？你们不是为了拯救俄国而寻求联合，而是因为否则英国、法国交易所就不信任你们。只要你们还被迫在帝国主义基础上进行战争，你们就应该有联合政府。但现在应该义无返顾地说，这场战争与俄国革命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应该立即结束战争。在我们呼吁其他国家的工人与自己的政府决裂的同时，我们把捷列先柯和柯诺瓦洛夫请进了自己的政府。
现在应该怎样建立政权？现在政权应该是这样的，它动用全部力量与英法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当我们发动6月18日的进攻时，我们把什么交给了德国皇帝？（我比你们更恨他。）这是他的答复：“几个月来，我们没有动俄国，如果他们妄想进攻，那他们就只好怨自己了。”此后发生了什么，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现在站在中间，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向你们求婚，另一方面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如果你们愿意与先进的工人阶级一起遏制资产阶级，那么即将召开的全俄民主会议就应该由自己建立士兵、工人、农民群众的民主政权，只有这个政权才能创造不可战胜的俄国。
《消息报》第169期，
1917年9月13日
[1]在8月31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召开全俄民主会议。最初预定于9月12日开幕，后来延期至14日。召开这个会议的必要性，是由于在莫斯科召开的“国事会议”后，克伦斯基政府更加觉得被架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多数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得到对“负责任”的政府的祝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预先决定了会议代表的构成，该决议声称：“召集国家的全部积极力量，组织它的防务，在它的内部结构上帮助它，在保障强硬革命政权的生存条件上说出自己的决定性的话。”力图保证支持联合政策者在会议上的多数，中央执行委员会给地方市民的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会和合作社运动大量名额。出席会议的主要集团如下：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230名，农民代表苏维埃——230名，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会——500名，工会——100名，合作社——150名，等等。由于临时政府拒绝承认它是“国家”会议，并决定不以政府名义出席会议，全俄民主会议立即陷入尴尬的境地。所有资产阶级和极右的“社会主义”集团为反对全俄民主会议掀起了疯狂的斗争。例如，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它不愿意自己的党员出席会议。资产阶级报纸鄙视全俄民主会议，认为它是局部而且无益的古怪念头。克伦斯基的机关报《人民意志报》和波特列索夫的《日报》加入资产阶级的合唱，声称全俄民主会议不是全权的立法机构。会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联合问题。李伯尔-唐恩的多数力图让它得到会议的认可。联合问题是会议前各政党斗争的核心。上面已经指出彼得格勒苏维埃对待联合的态度。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的投票表明，策列铁里之流费了多大劲，联合仅仅以119对101票通过（唯一一个弃权的是B.切尔诺夫，简直就是命运的嘲弄），而且还经过实质上使整个决议化为零的波格丹诺夫的修正，即排除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在会议上，联合的支持者远不能扮演胜利者的角色。像城市这样“可靠的”选民单位几乎有一半人反对联合，农民苏维埃有40％反对联合。只有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合作社是忠诚的。然而工会和三分之二的工兵代表苏维埃都是策列铁里之流的反对者。甚至连孟什维克党团在这个问题上都背叛了自己的领袖，以微小的多数否定了联合，这是最有象征意义的事实。如果会议在开始时使联合的支持者占优势，他们获得了766票，反对的是688票（38人弃权），其后的关于联合性质的修正案则使会议陷入真正的窘境。在通过了联合决议之后，“同流合污者”上了左派的钩，后者建议把立宪民主党人从联合中排除，即实质上把联合化为零。尽管如此，修正案还是以595票对483票通过，72人弃权。又为这个问题忙碌了两三天后，策列铁里之流干脆撤销了联合问题。这样一来，会议完全破产，彻底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可耻的动摇。会议创立的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虽然设想为政府向其汇报工作的机构，但仅仅停留在书面上。政府的组建和工作完全独立于共和国临时议会。
[2]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这次会议的日程上有三个问题：1、全俄民主会议，2、选举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3、主席团。加米涅夫同志做关于全俄民主会议的报告。在唐恩讲话之后，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经过辩论，通过了加米涅夫宣读的决议。还选举当时还在躲避逮捕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出席全俄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示威性地表达了自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资产阶级报纸把这次选举当做政治挑衅。苏汉诺夫就此写道：
哎，资产阶级的低俗刊物怒不可遏。一方面是无耻的挑衅，是俄国社会无法承受的耳光。搜查、逮捕、关进牢房！得到可靠消息，列宁已经从芬兰回来，现在就在这里，在彼得格勒……另一方面，斯莫尔尼宫的人们，救命吧，列宁正在走来，已经能够听到强盗的呼哨声，大地已经在野蛮的普加乔夫军队的脚下颤抖。须知全俄民主会议是来自列宁，为了列宁，它就是列宁本人。救命吧！……内务部长下了命令，只要有人看见列宁，立即逮捕他。在刊物上品味这个命令，报纸猜测说：他到底来还是不来？（《革命札记》第6卷第91页。）
[3]这是民主派为了避免羞辱资产阶级而发明的一个新名词。——译注 |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派遣代表团去芬兰的讲话（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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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派遣代表团前往芬兰的会议上的讲话
（10月10日）
你们派遣代表团前往芬兰，旨在在当地卫戍部队中建立秩序，[1]而且在这个代表团的候选人中有我的名字。我认为必须就此对你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不仅以我自己的名义，而且以我们党的名义。
我们认为必须反对私设刑罚，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派遣相当权威的人前往芬兰，与我党在芬兰的其他代表一起以我党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与杀害军官的现象做斗争。
但我同时认为有必要声明，出于原则性的原因，无论是我还是我党的其他成员都不能加入你们挑选代表团。
首先，我们坚决反对策列铁里在此固执地捍卫的这种与政府合作的形式。完全独立于革命组织的政府推行的是根本错误的、反人民的和不受监督的政策，当这个政策陷入绝境或导致灾难时，就把消除摇摆、专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艰苦工作推给革命组织。我们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对革命民主派来说是有失尊严的；只有在政府本身是由民主派建立的并对它负责的情况下，民主派才能够并应该对政府政策的后果负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权与革命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不正常和虚假最清晰地揭示出来。
众所周知，曾到我们这里来寻求支持的海军上将韦尔杰列夫斯基[2]不久前被送上法庭。与他同案被捕的还有一些水兵。但在海军上将变成了部长时，水兵们仍处于刑法第108条的调查之下，而波罗的海舰队委员会主席德边科仍被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由于这些事实，水兵们关于官方司法审判能有什么概念、对今天的政权能有什么信任？我们有什么权利与今天的政府代表携手行事，在群众面前为他们承担责任？
请你们往下看。由于我党在舰队中的巨大影响，你们想让它的代表加入你们的代表团。你们制定的这个代表团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卫戍部队中“黑暗势力”、即“挑拨者和奸细”。当然，如果那里真的有挑拨者和奸细的话，就应该立即把他们一网打尽，把他们清除。但你们好像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即你们现在呼吁我党去帮助的那个政府的代理人把所有可能的指控中最卑鄙的指控——叛国罪、与德国皇帝勾结、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工作——强加在这个党的领袖和工作人员头上。或是你们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偶然的插曲？
你们希望我加入这个代表团，它将帮助海军上将韦尔杰列夫斯基搜捕德国间谍，根据刑法108条追究他们的责任。但莫非你们忘了，我本人也处于108条的追究之下？水兵们信任我，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临时政府。你们现在可以明白了，我党不能与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合作，不能与赫尔辛福斯和彼得格勒的反侦察机构在波罗的海舰队建立“秩序”和“法制”一事上合作。
在与私刑堂的斗争中，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认为这些自发的私刑从士兵水兵群众革命自卫的角度来说，是极其有害的、瓦解组织的、败坏士气的。这场斗争我们不与检察官和反侦察机构携手进行，作为革命政党，它进行说服、组织和教育工作。
《工人道路报》第8期
1917年9月25（12）日
[1]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代表团前往赫尔辛福斯的问题是由下述事件引起的：科尔尼洛夫暴乱在革命舰队中引起了对军官的空前仇恨。在维堡、奥布和其他城市中发生了水兵对他们最仇恨的军官动私刑。舰队组织的干预制止了这些私刑。但由于局势依然紧张，海军部长韦尔杰列夫斯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们企图利用布尔什维克来反对水兵，想让布尔什维克加入5人代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出3人，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出2人。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是对这个企图的回应。我党与对水兵对农奴主军官的阶级镇压的纯自由派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些观点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或苏汉诺夫型的新生活分子所固有。
[2]韦尔杰列夫斯基海军上将在克伦斯基政权第一阶段曾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一度因通令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在发生暴动时击沉几艘布尔什维克军舰的命令而受到政府的指控。后来，在8-9月间，韦尔杰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十月革命。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主席团问题的讲话（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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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主席团问题的讲话
（10月9日）[1]
（托洛茨基同志站在讲台上。几乎整个大厅用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他）。
托洛茨基同志说：“人们想把关于主席团的问题变成原则性、纲领性、策略性的问题。但须知我们日程表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全俄民主会议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整个苏维埃的面貌都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来。
“但现在实质上建议我们用这种方式解决根本问题，用关于主席团的7个成员的问题来偷换例如关于战争、政权等原则问题。须知这会出现什么结果？苏维埃通过了要求立即褫夺土地的决议。却对我们建议：谁反对这个要求的，请投齐赫泽的票。（热烈的掌声。）谁反对公布秘密条约，请投旧主席团的票。这是粗暴、简化的解决原则问题的方式，类似的提出问题的方式，首先对旧主席团来说是侮辱性的。
“如果苏维埃的决议引起危机，那这首先是执行委员会的危机，而不是主席团的危机。”
讲演者坚持组成联合主席团。
※※※
托洛茨基同志第二次发言。[2]他说：“由于克伦斯基没有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征询过苏维埃的意见，虽然他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进入政府的；由于他恢复了对士兵的死刑，甚至对士兵部对此将有什么看法的问题不闻不问；由于克伦斯基对苏维埃有过于明确的态度，我们曾深信，他已经不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成员。（热烈的掌声。）但事实表明我们错了，在齐赫泽和扎瓦杰[3]之间游荡着克伦斯基的影子.同志们，当建议你们赞成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就应该记住，别忘了，就是在建议你们赞成克伦斯基的政策。（热烈的掌声。）”
《工人道路报》第8期
1917年9月25（12）日
[1]关于主席团的问题，是与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其9月1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联系在一起的提出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主席团决定辞职。人们在9月5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知道了。唐恩回答布尔什维克改选主席团的建议时，公布了旧主席团辞职的决定。问题移交给苏维埃全会。加米涅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建议在代表比例的基础上选举联合主席团。波格丹诺夫代表孟什维克发言，他答复说，相反，他原则上把主席团的人员构成与苏维埃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答复了他。由于讲话报导压缩得过于厉害，不够清楚，我们询问了列·达·托洛茨基，他的回答如下：
我们的策略的实质如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了他们的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主席团名单。我们能够提出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主席团，但担心这样行事会使我们处于少数。于是我们决定提出在代表名额多少的基础上建立联合主席团的建议，而且并非没有根据地希望，我们能以这种方式让摇摆的中派赞成我们的名单。我的讲话是捍卫这个名单的。
众所周知，策略成功了，布尔什维克主席团成了苏维埃的领导机构。
[2]托洛茨基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的诱因是策列铁里在辩论中不慎提到，克伦斯基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在提请辞职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唯一的原因就是克伦斯基不在彼得格勒。这个辩论细节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
[3]扎瓦杰（Завадье）系那个时期彼得格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的领袖之一。 |
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七月事件的决议（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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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7月3-5日事件的决议
（9月9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确认，临时政府采取的对真假7月运动的参加者的镇压措施，是司法和国家官方领导人的抹不掉的污点。
1、与旧制度的密探警察局的手段完全一样，7月运动被错误地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阴谋的产物。
2、政府当局迄今没有公布有关7月运动的基本实际资料：示威者、政府军队和旁观者中死伤者的人数，同时，只要主动地确认这些资料，就可以暴露对示威者的武装起义或暴乱的指责是伪造的。
3、据惩罚反对沙皇专制的无限权力的刑法100条追究示威者的责任，最鲜明地界定了佩列韦泽夫——扎鲁德内司法的性质，它依据的是“沙皇”的刑法条文，使用旧制度司法人员来反对工人政党。
4、这项工作以对工人政党久经考验的领袖的闻所未闻的诽谤来补充，他们以几十年无私忘我的工作证明了对社会主义和革命事业的忠诚。肆无忌惮的反动报刊在像佩列韦尔泽夫和卡林斯基之流的司法人员、像阿列克辛斯和布尔采夫之流的职业诽谤者的积极协助下，把无可指责的革命家说成是德国帝国主义的雇佣间谍。
5、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根据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自己交到反革命黑色百人团和沙皇制度侦察员的手中，对他们逃避审判的指责是恶意中伤，因为一旦司法公正的起码条件能够保证的话，上述同志时刻准备出庭。
据此，苏维埃要求给予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公开活动的机会。
6、在一系列的任意逮捕、捣毁和查封工人报纸之中，逮捕克雷连柯同志格外令人震惊，据克伦斯基本人的命令把他囚禁了两个多月，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虽然克雷连柯同志在七月事件之前离开了彼得格勒，民事和军事法庭当局正式通报，在他们那方面没有对克雷连柯同志的任何指控。
7、同样令人愤慨的是这一事实，即前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和萨文柯夫认为可以在被调查当局保释的柯伦泰同志的住宅设置警卫，而且在部长本人辞职后，他们的代理人继续这一限制柯伦泰同志的自由不体面的形式。
由于上述一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鄙视那些对当之无愧的、无可指责的革命家的诽谤的作者、散布者和他们的帮凶，要求立即保释所有遭到政治指控的革命者，坚持立即对就7月3-5日事件的侦察过程进行社会权威的检验，并请排除玷污了自己的法院工作人员的。
《工人道路报》第8期，
1917年9月25（12）日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七月事件的讲话（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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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尔什维克赢得彼得格勒苏维埃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七月事件的讲话
（9月9日）
同志们，7月3-5日事件的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今天的问题。在这些事件中布尔什维克遭到指责。下面我不讲所有事件，现在我只关心被捕的同志。人们对我们说，7月3-5日，武装的士兵和工人走上大街是为了推翻临时政府，但这完全不对，这是谎言，因为士兵工人在这几天走上大街不是为了殴打哥萨克和和平居民，而是为了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展示自己反对反革命的力量。
甚至人民自由党[1]在开始时写道，士兵工人的这次运动是自发的，布尔什维克在其表面上无力地漂流，只是在后来，它才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明确的征讨。难道不是我们制止了这场运动？
至少，在牺牲方面，有罪过的不是我们，而是立宪民主党和其他有产者的政党，它们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临时政府中结成了反人民的同盟。
我们认为，现在工人和士兵的积极发动对我们是打击，但如果临时政府要反对我们，那我们就会与人民一起手执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成果。
抛向列宁的卑鄙的诽谤值什么？他一个人就抵得上许多沙皇大臣和某些共和国部长的脑袋。而克伦斯基亲自下令逮捕的克雷连柯[2]准尉，最后查清没有任何对他的指控。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柯伦泰被保释后，前内务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在她的住宅附近安排了两个密探，他们不让任何人进她的屋，也不允许她离开。
在我所说的一切之后，我应该声明，你们的领袖们的所作所为极不体面。（喧哗。喊声：滚开。在人在座席上喊：“列宁逃避审判，就体面？”）
你们说的是列宁？是啊，开始我认为，列宁应该交到当局手中，但在我被关押在共和国的监狱中之后，我就说：列宁拒绝坐牢是正确的。让米留可夫们和古契柯夫们讲他们每天的生活吧。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汇报自己的每一步，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俄国人民的。现在你们应该说：打开所有监狱的大门，释放所有在俄罗斯共和国监狱中受折磨的革命者囚徒。（讲话赢得了会议的左翼部分的一致掌声。）
《消息报》第168期，
1917年9月12日
[1]即立宪民主党，它为了迎合革命形势改名为人民自由党。——译注
[2]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Крыленко，1885-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4年起）。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人民委员——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最高总司令。1918年起先后任俄罗斯联邦最高法庭庭长、检察长；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
质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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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认为必须立即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注意在刊物[1]上出现的报导和揭露，它们涉及有关临时政府成员和代理人与在科尔尼洛夫大本营中准备的反对革命、它的机构和成果的阴谋相关的行动。
这些揭露彼此吻合，并在众所周知的客观情况中得到证实，由于没有立即受到直接相关的人物和机构的断然反驳，产生了深刻的内在可信性。这些公布的文件和揭露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下述一点：前陆军部长萨文柯夫以克伦斯基的名义建议科尔尼洛夫将军考虑三种专政方案，而且在谈判中说的是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费洛年科和克伦斯基本人以不同的组合加入其中的问题。宣布个人或集体专政的建立应该与在彼得格勒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在镇压虚构的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幌子下无情地粉碎彼得格勒革命组织以及工人群众同时。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在临时政府和大本营的同意下，把第三骑兵军调到彼得格勒，而且这个军事行动的完成应该成为落实科尔尼洛夫要求的镇压和建立军事独裁的信号。
注意到这些报导和揭露在彼得格勒工人以及全国所有居民产生的强烈印象，我们建议不要等待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立即采取措施澄清案情的政治方面。出于这些目的，我们认为必须首先建议作为临时政府成员的前苏维埃代表斯柯别列夫、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对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他们所了解的构成上面指出的揭露对象的事实。
列·托洛茨基
尤.加米涅夫
《工人道路报》第7期，
1917年9月23日
[1]这个质询是9月8日做的，它的名称如下：《布尔什维克党团就政府成员在科尔尼洛夫分子阴谋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质询》。在收入本卷的文章《原形毕露》中，对这里说到的通报加以分析。 |
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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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
原形毕露！
在莫斯科报纸《俄罗斯晨报》上刊登了有关萨文柯夫与科尔尼洛夫的直通电话商谈。这些资料很有意思。它们无疑透露出我们早就清楚的事：科尔尼洛夫将军反对克伦斯基政府的阴谋是出自另一个更大的阴谋，即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共同策划的反对俄国革命的阴谋。
首先谈谈事实。
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其与萨文柯夫的谈话中明确地指出了通过В.Н.李沃夫[1]对他提出的专政建议，据他说，后者是受克伦斯基的委托前来见他的。据科尔尼洛夫说，李沃夫建议他说出自己对克伦斯基指出的三种专政形式的看法。第一种：克伦斯基辞职，政府解散，科尔尼洛夫掌握专政政权。第二种：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分亨专政权力。第三种：克伦斯基政府自动把专政交给科尔尼洛夫，然后自动解散。
科尔尼洛夫回答说，他深信，唯一的出路是实行专政，宣布全国实行军管。科尔尼洛夫委托李沃夫转告克伦斯基，他认为除了他本之外，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都必须参加专政政府。他“坚决建议他们两人立即前往大本营，以便做出最终决定，而且他还声明，据他掌握的有关尔什维克准备在彼得格勒布暴动的‘确切情报’，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留在首都是极其危险的。”接下来，科尔尼洛夫与最高委员费洛年科讨论了“总体形势”，而且两人得出最终结论，为拯救国家“必须立即建立以国防委员会形式出现的集体专政，克伦斯基、萨文柯夫、费洛年科和科尔尼洛夫必须加入其中”。
揭露的实质就是这样，我们再重申一次，对我们来说，它们一点也不出乎预料。相反，只有从这些资料的角度，科尔尼洛夫暴乱的进程、特别是对它的镇压的基本线条才变得清晰起来。7月22日，克伦斯基收到了科尔尼洛夫的一封电报，后者在电报中指出他在什么条件下才准备接受最高总司令的职务。“第一，只对自己的良心和全体人民负责。第二，对我的作战部署不加任何干预……第三，在前线和后方（相应的）广泛推行最近通过的措施……第四，采纳我在7月18日大本营会议上以电报转交给最高总司令（布鲁西洛夫）的建议。”这样，克伦斯基在把电报转交给报刊时，认为无须通报这些特殊要求。
整个8月是在科尔尼洛夫与克伦斯基之间连续不断的谈判中过去的，而且总是有费洛年科和萨文柯夫作为中间人出席。费洛年科在其刊登在《日报》上的那封信中，对他了解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计划和图谋根本不加否认。是啊，他又怎么能够否认这点呢？暴乱是在几个星期中筹备的，而且挑选军官、大本营的鼓动工作、绝不是出于作战要求而进行的部队调动，都是在费洛年科的眼皮底下进行的。8月2日，萨文柯夫来到大本营，在那里与费洛年科一起参加了军队组织的委员和代表的会议。这是在大本营的公然暴乱的三天之前。萨文柯夫不能不知道，根据一种方案，在军人专政中将有他的一席之地。苏沃林的《小报》对此也十分清楚，它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以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克伦斯基代表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事，应该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另一份苏沃林的报纸《新时代报》分析了萨文柯夫驱车前往大本营这个题目的另一个方案。隐藏在О.Б-ть笔名下的某个知情人在8月23日的《新时代报》上这样写道：“整个政府，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既然他们想拯救俄罗斯，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交给最高总司令，完全无条件地受他的支配，这样他就不会在手中掌握着人民群众的人中间遇到抗议和障碍。”一方面是政府成员定期地对报刊通报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的某些谈判，而且这些谈判的题目永远也不直呼其名。
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其第一份呼吁书中直接声明，正是克伦斯基把他拖入暴乱的；科尔尼洛夫称临时政府的行为是挑衅。当然，谁也没必要相信科尔尼洛夫的每一句话，虽然老实说，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科尔尼洛夫比他的同伙更不可信。但问题的实质在于，科尔尼洛夫的话没有遭到反驳。据报纸称，中间人李沃夫证实了科尔尼洛夫的声明。萨文柯夫不作声。费洛年科、科尔尼洛夫的内政部长候选人在《日报》上以一封神秘的信做了回应，它间接地证实了由科尔尼洛夫的言论中、更主要的是由事实的全部逻辑中流露出的最坏的怀疑。至于克伦斯基本人在与科尔尼洛夫分子关系上的所做所为则是这样，他不认为他们是“阴谋分子”和“暴乱分子”，而是政治活动家，只是走得稍微远了点儿，因而超出了克伦斯基本人据当时的条件认为是有益的界限。
众所周知，临时政府总理的政治立场是空白，它在革命期间越来越被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内容所充实。在7月3-5日之前，克伦斯基以他的全部行为暴露了不仅是“革命民主派”的监督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连在其政策的公然的帝国主义退变的道路上与它简单的接触，都让他难以忍受。克伦斯基需要来自右边、资本家集团、盟国的大使馆、特别是来自大本营对他的强大的压力，帮助他放开手脚。克伦斯基想利用将军的骚乱来巩固他的个人专政。在其自恋和外省的傻头傻脑中，他指望能把将军们控制在“理智”范围内。但造反的将军们当然决不想扮演为克伦斯基公民独裁服务的“炮灰”的角色。更何况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间的中间人萨文柯夫和费洛年科有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显然在玩弄自己伙伴的合作以及他们的冲突。科尔尼洛夫和他的鼓动者们显然指望萨文柯夫和费洛年科彻底驯服克伦斯基。而事实和声明表明，萨文柯夫和费洛年科认为自己同样能够胜任军人和文职人员的专政。
此时，克伦斯基惊慌失措地在前线事件、国内崩溃以及政治震荡之间摇摆不定，从独裁者的傲慢转到可悲的沮丧，大本营一刻不停地进行自己的工作，8月27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而且，无论是科尔尼洛夫还是克伦斯基本人，还是他们的中间人，都不能准确地知道，这是科尔尼洛夫对克伦斯基的最后通牒，还是他们两人对“革命民主派”的共同的最后通牒。
根据迄今所了解的事情的全部情况，事件进程就是这样。但远非所有情况都已经了解了。十分清楚，不仅是被告，就连今天的官方起诉人，都与科尔尼洛夫阴谋案情不被彻底揭穿休戚相关。现在这个问题与政权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权的波拿巴分子仅此一点就不可能主动同意苏维埃政权，这必然会扩大现在进行的侦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声誉遭受的不仅是政治损失。另一方面，谁现在要求充分全面调查科尔尼洛夫阴谋，他就以此排除了联合的可能性。《日报》的聪明的评论员对此心领神会：他们就费洛年科、萨文柯夫和克伦斯基在准备科尔尼洛夫暴动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几个微妙的问题。但在费洛年科的自杀性的信件之后，银行报纸的小评论经济人立刻沉默了：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的“真诚联合”不仅排除了严肃的社会改革，也排除了对反革命阴谋的简单的公正调查。
因而，革命党就更加坚决地为把所有阴谋分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斗争。
《工人道路报》第5期
1917年9月21（8）日
[1]李沃夫（В.Н.Львов）系李沃夫公爵政府中的正教院总监。在七月事件后的日子里，参与了科尔尼洛夫暴乱的幕后准备工作。在暴乱的前几天，李沃夫以科尔尼洛夫的名义向克伦斯基提了一系列的建议。在十月革命后，李沃夫参加了反革命运动，后来移居国外。1921年，李沃夫成了著名的路标转换派成员之一。1923-1924年，李沃夫参加了革新的运动。 |
万恶的屠杀何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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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屠杀何时结束？[1]
战争的第4个秋天降临俄国。下着雨，秋天的风在十字路口和田野上呼啸。我们的祖国的城市阴沉不安，它的贫困的农村也不欢乐。而在前线上，沿着长长的黑色战壕，我们的兄弟们、俄国工人和农民面临死亡。土地因雨水和鲜血而沤涨。大炮发出地狱般的轰鸣。人们冲锋，疯狂地砍杀，绝望地奔逃，失去知觉地倒下，死去。死人不计其数……
这已经是第4年了。可还看不到结局。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说：“不能半途而废，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爱国主义者们”说：“应该一劳永逸地砍掉德国这只猛禽的翅膀！”沾满鲜血的德国皇帝接着话喳说：“你们听见了吗，我的臣民们？我们的敌人想让我们化为齑粉。德国工人和农民，请你们更紧密地团结在我的皇座的周围：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彻底的胜利！”两个阵营的统治者这样彼此援引对方的话，以进攻对进攻，以毁灭对破坏，以死亡抵死亡。“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而底在哪儿？第4个秋天的冰冷的雨水冲刷着战场，可还看不到它的结束。
在战争期间，欧洲已经死了700万人；平均每昼夜打死7千人。在各个交战国中，屠杀还造成了500万残废。还面临着冬季战役。很快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将从他们的统治者那里听到：“明年春天，我们将展开伟大的决定性的进攻……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
所有国家的将军们、外交家们和政治家们早就对此深信不疑，即在这场战争中，哪一方都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德国在陆地上有优势，但它的全部海路都被切断。而主要的是无论哪方都没有力量迫使对方从胜利者手中接受和平。现在德国人占领了里加，战线在战死的士兵的尸骨上推进了几十俄里，但战争却一俄寸都没有接近和平。意大利人以可怕的努力的代价在某个地方取得了进展。法国战线以双方无数牺牲的代价几乎维持在同一个地方。数百万欧洲大军就像一匹磨房里转圈的瞎马，使尽全身力气在原地踏步，流淌成河的鲜血也不能使战争摆脱僵局。
所有政府都看到并明白这点。但它们无力缔结和约。政府害怕和平。它们预见感到，和平的第一天就是算总账的日子。
精疲力竭的士兵从被称为战壕的染血的坑中爬出来，他们与数百万残废军人、数百万寡妇和孤儿、数百万失去最后支柱的老头和老太太一起环顾变穷的、空荡荡的城市和农村，对政府举起拳头，发出诅咒和威胁：“全是你们的罪恶，你们这些皇帝、总统和部长、资产阶级议员、银行家、资本家，你们这些扯谎的报人，你们这些主教、神甫、拉比和牧师！是你们挑起了战争，它是曾使我们的大地蒙羞的所有战争中最血腥、最卑鄙的一场。是你们策划并宣扬战争。是你们以教会、犹太教堂、天主教堂和清真教堂的祝福使它神圣化！你们从我们和我们的兄弟身上夺去一切：生命、健康和我们的劳动果实。作为交换，你们给我们的却是贫穷和新的锁链！”在自己的罪恶的重压之下，所有交战国家的政府现在只关心一点：推迟可怕的清算的时刻。害怕总结过去的三次冬季战役，政府准备第4次战役，就像输光了的赌徒为了推迟破产的时刻而拖延赌博一样。
德国的母亲和妻子成群结队地走上城市的街头，要求和平和面包。担心和不满支配着饥饿的德国群众。于是德国皇帝强迫自己的军队做出新的努力。德国人民没有得到面包与和平，得到的却是占领里加的电报。兴登堡以这样的消息让德国工人农民感到幸福：即他们的兄弟很快将开始用自己的尸体铺一条通向彼得堡的道路。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者们号召：“前进，士兵们！那里，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墙下，你们将找到所期待的和平！”
而在此同时，俄国政府声明：现在，在德国军队重新向我们发起进攻之时，谈和平的可能性比任何时候都少。总理克伦斯基在莫斯科会议上喊道：“谁现在谈和平，就让他永远受诅咒！”“爱国主义者”解释说：“只有在我们把敌人扔出俄国的边界时，才可能谈和平。”
已经过去三年多了，德国军队通过多次进攻和撤退，才走到了它今天的阵地。如果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把德国人扔回1914年的边界能短于3年时间？在我们的进攻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德国政府是否会说：现在，当俄国军队重新威胁德国边界时，应该抛弃和平想法的本身！
如果在这个冬天和明年的春天，战争行动将对我们我们不利呢？那时会怎样？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签署和约？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群众还希望什么？或是欧洲、俄国与它一起注定真的要流血？各国人民扭打在一起，彼此折磨，因无法忍受的痛苦而嚎叫，得不到拯救。而那些凌驾于人民之上他们的政府，无论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仍旧竭尽全力地用好战的说教和纪律的皮鞭蒙蔽自己的被统治者的意识和良心。我们看到，在我们这里为了战争的利益，在前线重新恢复了刚刚废除的死刑，而现在，在里加陷落之后，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在后方推行死刑的问题。战争吞噬的不仅是人的生命和财产，还有我们的整个革命，以及被它激起的伟大的希望。
对欧洲、首先对俄国来说，拖延战争就是毁灭。所有交战国家在战后都将疮痍满目。为恢复现在被破坏的一切，将用10年的时光。但像德国、英国这样更富裕的国家，恢复得要快一些。而我们的落后的俄国，被力不胜任的战争消耗殆尽，可能会成为外国资本家的战利品，是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有什么区别？不管军事行动的进程如何，战争拖延得越久，俄国就越有可能变成殖民地……和平、只有和平才能拯救革命、俄国和整个欧洲！
“也许要对威廉俯首称臣，把他已经俘获的东西都给他？”
不，我们不是面对威廉。我们既不寻求柏林刽子手的恩惠，也不寻求他的友谊。但我们也不等待所有其他陷在本国人民齐腰深的鲜血中的政府的任何善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政府也没有一点信任，它虽然是革命的产物，但转到了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一边。我们不是对各国政府进行规劝，我们也不请求敌人的怜悯。不，我们向人民、工人、职员、士兵、农民呼吁，以两倍、三倍的努力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政府来来去去，就像波浪上的泡沫一样。而这时决定的是数亿人的命运、未来几代人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现在在各交战国当政的是贪婪的狂人、没有头脑的胆小鬼，他们以狂人的固执重复说：“把战争进行到底！”让全体人民“结束战争”的吼声打在这些罪犯的脑袋上！
谎言与真相
在所有交战国中人民群众同样受苦，因战争而死亡。在各国，上层都在欺骗他们。对他们说，这是争取权利、独立和自由的战争。在我们这里说，这是保卫革命的战争。不对！欺骗！人民被卷入屠杀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是为了自己的奴役者的利益。现在各国人民还在继续流血，是因为一部分资本家仍希望能占上风，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另一些人，像害怕可怕的审判一样害怕和平。如果我们俄国人真的为革命而战，我们怎么能够与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交易所老板、法国高利贷者这些俄国革命势不两立的敌人携手行动呢？如果战争真的巩固了革命而不是葬送它的话，难道我们自己的普里什凯维奇们、罗将柯们、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科尔尼洛夫将军们和阿列克谢耶夫们会要求继续进行战争吗？不对！欺骗！我们不是为思想、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斗，而是在俄国和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棍棒和命令下战斗的，像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一样，在自己的王朝、自己的贵族和自己资产阶级的棍棒下杀人和死去。这场战争是被奴隶主驱入战火中的资本主义的奴隶们彼此残杀的战争。这才是战争的真正的真相！
假“社会主义者”
有产阶级和他们的仆人小心地对人民的良知隐瞒这个真相。在所有国家中都出现了不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迷惑劳动群众。这些“社会护国者”在德国支持兴登堡的血腥工作。在法国和英国，他们与资本家一起出席内阁会议，敦促工人顺从地流血。最后，在俄国，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好像在手中掌握了一大半政府权力。克伦斯基、萨文柯夫、切尔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普罗柯波维奇……须知这些部长来自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就是这些社会护国者不仅在人民中散布关于战争的错误思想，还用死亡和苦役来惩罚那些进行反战斗争的人。他们不是我们的人，不是人民的朋友。不，他们是逃兵，是叛逃到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人。
国际主义者
但在所有国家中有另外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忠诚正派的劳动人民利益的战士，剥削者和他们卑鄙的战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他们对人民说出真相。他们用事物的本来名字称呼它们：他们不用革命色彩来粉饰卑鄙的屠杀，称掠夺者为掠夺者，称掠夺为掠夺。他们不愿意用自己的良心和有产阶级的无良心做任何交易。国际主义者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群众为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政府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高呼：“人民的主要敌人在自己的国家中！”每个国家中的工人阶级越坚决、坚定、勇敢地进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它好战的计划和外交骗局，和平的时刻就会更快地敲响！弗里德里希.阿德勒、[2]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和它的罪犯仆人的英勇战士，这样向奥地利工人呼吁。在所有交战国中，国际主义者在这3年中找到通向被资产阶级欺骗的群众心灵的道路。不幸的士兵坐在被水冲刷的战壕里，饥肠辘辘，长满了虱子，在自己的排泄物中，等待着钢铁碎片或臭烘烘的瓦斯带来的死亡，这个士兵全身心地感受到国际主义者的革命宣传中的真理。
士兵们，好好想一想，觉醒吧！
今天的社会是这样构成的，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支配大多数人的劳动和生命。因自己的资本、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阴险而强大的资产阶级在所有国家中发号施令。就是它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军队投入杀戮。就是它驯服了许多昨天的“社会主义者”，使他们成为自己顺从的仆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欺骗人民。只有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工人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从政权中赶出去，把对国家事物的全部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首先结束战争，然后再结束全部资产阶级制度。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预感到，对它的数不胜数的罪恶的清算已经日益临近。因此它现在以十倍的仇恨憎恨人民领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它逮捕他们，把他们推上法庭，发配他们去做苦役，在可能的条件下枪毙他们，在所有国家中，恶毒诽谤倾泄在他们头上。关于李卜克内西，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写道，他被英国收买。奥地利的护国主义者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沙皇俄国的特务。不久前刚刚从苦役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林被英国沙文主义者称为德国皇帝的雇佣。在我们这里，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党，因为它忠于国际工人阶级的事业，被所有反动派恶棍（米留可夫们、佩列韦尔泽夫们、阿列克辛斯基们、布尔采夫们）称谓“亲德党”，并指控它的领袖与德国政府勾结。克伦斯基与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一起无耻地迫害布尔什维克，像德国皇帝迫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支持者、我们的德国朋友一样。
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一样！
这是每一个工人和每一个士兵首先应该明白的事。在福音书中说过，不是每一个呼唤“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的。我们现在可以依据痛苦的经验说，不是每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社会革命党人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但就像钢要用燧石检验，社会主义要在战争中检验。有支持战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军队盲目地完成这些秘密计划。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行动中是资产阶级的仆人。他们与资产阶级称兄道弟，他们对人民隐瞒资产阶级的计划和胃口（它的秘密协议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他们的部长们推行死刑和新的苦役法则。他们的以策列铁里为首的领袖们投票赞成继续保留死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部长们逮捕布尔什维克，没有指控、未经侦查就把他们关在监狱中，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怂恿对布尔什维克的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诽谤。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不可调和地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
可以认为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是社会主义者吗？从来不能！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公然的敌人。但须知现在在工人、特别是在士兵中还有不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吗？完全正确。但这是另一回事：工人孟什维克或士兵社会革命党人不是我们的敌人。需要对他们说明，他们把自己的信任交给了不可靠的政党，他们的领袖是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他们将会明白这点，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战争，而战争的继续将给各国人民、首先是最贫穷的、已经消耗殆尽的俄国人民带来不可避免的灭亡。
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喊道：“现在谁再说和平，就让他永远受诅咒！”那又怎么样，我们不怕诅咒，无论是神父的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我们不仅说和平，我们还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和人民一起诅咒那些挑起这场战争的人和那些把它无休止地拖延下去的人。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不怕受迫害：我们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对此习之若素了。我们对自己的胜利坚信不疑。革命浪潮把克伦斯基抬到权力的高峰，现在他自己以为能够支配历史进程，能够指挥无产阶级。可怜的错觉！他极力对抗的下一个浪潮将把他冲下去，并对他表明，工人阶级是一切，而他只不过是个暴发户，即什么也不是。
“你们号召当逃兵！”
经常这样诽谤我们。说什么我们建议把刺刀插进地里，逃离战壕，他们在扯谎。真可耻！……当然，这是可能发生的：某个愚昧的士兵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读到了布尔什维克号召当逃兵，他信以为真，就把枪扔了。但这不是我们的宣传，而是力求把它们自己的无耻滥言强加给我们的可耻的资产阶级报刊的宣传。难道个别逃跑的士兵和几支不服从命令的部队就能停止战争？士兵当逃兵是因为疲惫、绝望、恐惧，而不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对我们两个月之久的铺天盖地的中伤诽谤之后，甚至主管陆军部的萨文柯夫都不得不承认，投入战火的布尔什维克团在作战中无论如何不比其他团差，其中有些团牺牲在战场上的达到四分之三！……同时，我们的无数士兵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死在这场无耻的屠杀中。无论资产阶级报纸（《言论报》、《新时代报》、《晚报》、《交易所报》、《俄罗斯意志报》、《俄罗斯言论报》……）怎样称呼这场屠杀，它们都是在继续扯谎，诽谤备受折磨的军队。没有什么比这些资产阶级犹大更卑鄙的了！
虽然国际主义者士兵像其他人一样战死，但是他们没有欺骗自己。他们深深地知道，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他们丝毫不相信统治阶级，他们为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士兵一起，以共同的力量把战犯送上被告席而做准备。
我们国际主义者曾反对进攻，我们指出了其他道路
对，在6月18日的进攻前，我们国际主义者公开坚决地反对它，并做了警告。我们一直说：“威廉皇帝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对他恨之入骨的俄国革命发动进攻，并非偶然：他不相信自己的军队。”我们还说：“这个没有信心的时间应该加以利用。应该以事实向德国奥地利以及所有国家的工人表明，俄国革命推行的是全新的、真诚的、人民的民主外交政策。它无意追求任何占领和暴力。它不承认任何过去的占领条约。它支持所有国家的革命，无论是‘盟国的’还是‘敌国的’。它建议各国人民立即缔结公正的和约。为了表明这不是空话，俄国革命不想开玩笑，俄国革命应该立即公布秘密条约，把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部长、帝国主义分子清除出去，拒绝支付沙皇制度签署的战争债务。”
与此相应，还应该采取坚决勇敢的内政：应该解散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3]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取消所有等级差别；把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土地委员会；征收一次性的财产税；用铁钳夹住所有发国难财的家伙（偷盗国库的人）等。这样的政策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革命的内部力量、还有它的国际权威。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对俄国革命充满了好感，模仿它、走它有道路的愿望像火一样强烈。另一方面，俄国革命引起了全世界所有统治阶级的恐惧和仇恨。这一点就立即把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被压迫群众分为两个阵营，我们的革命像楔子一样打进战争之中，加速了欧洲革命的到来。
但我们工人中的落后部分、特别是士兵和农民还不理解我们。他们把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送进了苏维埃。这些人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资产阶级要求在前线发动进攻，并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们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口头和书面都做过预言，这次进攻是给德国皇帝最好的礼物。他必然应该这样对德国士兵说：“你们看，临时政府与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美国这些公然企图摧毁德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携手对我们发起进攻；也许，你们不能再相信俄国革命了。”威廉皇帝完全有可能以反攻回答我们的进攻。俄国革命的道义和精神力量将被破坏殆尽，而物质生理力量，德国皇帝似乎更多些。其结果是巨大的牺牲、战线被突破、里加的陷落以及对彼得堡的威胁。
谁之罪？
答案是清楚的：有罪的是听立宪民主党帝国主义分子指使的临时政府。支持罪恶的进攻冒险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也有罪。我们的党没有任何过错。我们是少数。政权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只能警告。我们履行了这个责任，我们问心无愧。让那些把领导权交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士兵、工人、农民现在严厉地要求他们给个说法。
国内局势
从革命一开始，国家形势就十分严峻。由于临时政府的完全无作为，它不敢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推行一项严肃的改革，形势不是一日日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恶化。此外，又加上倒霉的进攻的后果，形势已经严重到了极点。明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追随政府一起叫喊：“现在不是搞政策的时候，应该把全部力量和物资集中在防御上！”这是伪善的话，是谎话。没有政策，防御是不可思议的。需要的只是好的政策。而临时政府的防御政策也是致命的、反人民的，就像它的进攻政策一样。
如果政府真的是革命的、人民的、工人的，它就会马上尝试把失去的权威还给革命。形势越严重，为摆脱它就越是需要勇敢果断的措施。首先需要履行的是上述纲领：与国内和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划清界线，立即公布自己的媾和条件，以国内的土地革命和财政革命来巩固这些条件。这是我们现在力所能及的对威廉皇帝的最沉重的打击！
今天的政府能推行这样的政策吗？
不能！它完全陷入银行家、盟国外交官、反革命大本营的网中。政府号召无产阶级参加防御；与此同时，它又解除工人的武装，唆使哥萨克和士官生迫害他们。政府号召放弃“政策”。同时它自己又推行警察政策：逮捕布尔什维克，查封工人报纸，怂恿暴行、中伤和诽谤。
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说：“现在不是谈政策的时候。”然而他们同时在推行地主政策：由于侵犯贵族土地，土地委员会被就地逮捕。这些人居然还敢说，他们在进行革命和人民战争！
在这些条件下，防御责任像以前的进攻责任一样，完全落在政府和支持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的身上。
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对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与克伦斯和策列铁里的党同样密切、珍贵。但正是因此，我们现在在最严厉的考验的日子里，仍是破坏革命和防御的临时政府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争取尽快结束战争的斗争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三年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欧洲不断增长的革命压力才能停止战争。你们工人士兵的全部努力应该集中到支持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滋养它，推动它前进。需要让德国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革命工人了解，你们在进行与他们一样的斗争。
里加的陷落是一个残酷的打击。彼得格勒的陷落是不幸。但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的失败，就是灭亡。
男女工人们！士兵们！
我们不能让我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克伦斯基的政策和科尔尼洛夫的战略。克伦斯基明天就能把国家交给反革命，就像昨天科尔尼洛夫把里加交给德国人一样。纠正所有克伦斯基们以及科尔尼洛夫们的错误需要力量。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那些耍小聪明的人、政治懦夫、市侩不愿意相信这个力量。而对我们来说，在这个力量之外没有任何可靠正确的东西。如果在我们付出了全部防御努力的情况下，霍亨索伦王朝仍以其大炮、技术、组织的优势压垮了我们，难道这就是俄国人民的末日？不，在欧洲还有对所有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的约束。在这场战争的非人的考验下，在欧洲工人群众中积累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空前之大的愤怒。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只是德国、奥地利挺身而起进行宏伟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先驱。我们应该迎接这些斗争。彼得堡18万3千名男女工人和士兵在市杜马选举中投我们党的票，[4]这是国际主义的坚固堡垒。在国事会议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罢工的工人，同样是这样的光荣堡垒。只要存在、扩大、巩固这些堡垒，革命就不会灭亡。需要的只是今后我们在新的第三国际的旗帜下，坚定地守卫在自己的岗位上。
政府故做镇静地说第四次冬季战役是不可避免的。可人民对此是如何回应的？军队的反响又是如何？欧洲革命事件的爆发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早。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丧失信心。
进步工人和士兵们！唤醒落后的，教育愚昧的。在前线可怕的事件的雷声下告诉人民真相，为他指出真正的拯救之路。需要人民自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人民就是工人阶级、革命军队、农村的贫农。只有工人政府才能结束战争，拯救我们的大地免遭毁灭。
别相信资产阶级敌人！别相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虚假的朋友。只寄希望于自己：这是你们的口令。
前进！投入战斗！把红旗举得更高！
在所有国家的工人兄弟般的拥抱中窒息的不仅是战争，还有产生它的资本主义，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列·托洛茨基：《该诅咒的战争何时结束？》
拍岸浪出版社彼得格勒1917年版
列·托洛茨基：《该诅咒的战争何时结束？》
拍岸浪出版社彼得格勒1917年版
[1]这本小册子以数篇单独文章的形式刊登在《工人报》第10-12期（9月1-2日）上。这份报纸接替了在资产阶级报刊欢呼声中被政府查封的《无产者报》。诚然，为了做出客观的样子，政府在同一天也查封了苏沃林的“黄色”报纸。
[2]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Adler，1879-1937）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1911-1916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中派分子。1916年因首相K.斯裘尔克拒绝恢复于1914年解散的议会权利而将其刺死。第二半国际（1921-1923年）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年）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译注
[3]国务会议系1810-1917年俄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审议大臣们提交的法案并呈送沙皇批准，审议国家机关的预算和编制，处理超出其他机关权限的行政司法事务。议长和议员由沙皇任命。办公厅下辖4个部、处，办公厅由国务秘书领导。1906年起为半代议机构：半数成员由宗教界人士、地主、资产阶级和教授选举产生，讨论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并呈送沙皇批准。——译注
[4]于1917年8月底举行的市杜马选举，表明了我党的巨大影响。同时，与5月选举相比，社会革命党人遭受了根本性的失败，而孟什维克勉强得到2万张选票，我党得到的选票比以前的选举多了11倍，得到所有选票的三分之一：
就在不久前还遭到诋毁的、被指控叛变、卖国的、被道义上和实际上粉碎了的、至今还充斥着首都的各个监狱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才是主要的、唯一的胜利者，他们从所有其他政党那里赢得了选民。须知，他们似乎已经被永远消灭了，再不会崛起。须知人们几乎都看不到他们了……他们是从哪儿重新冒出来的？这是什么样的魔力？（《革命札记》第5卷第193-194页）
苏汉诺夫是这样转达对这些选举的总体印象的。 |
铁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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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与血……
现在没有一个会思考的聪明的国务活动家（傻瓜也一样）不知道，为了拯救俄国，必须与“来自左边的无政府状态和来自右边的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消息报》、《人民事业报、》《工人报》等的整个纲领的实质就在这里。克伦斯基在国家的“历史性”的会议上的“历史性的”讲话可以说是这个题目的变奏。“用铁与血反对来自左边的无政府状态和来自右边的反革命！”
这听起来很好听，至少是平衡的。但这里到底有什么意义？当说到反革命时，则指的不是某种情绪或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行动，而是与巩固和发展革命不相容的一定的阶级利益。地主和帝国主义资本是反革命的代表。什么样的阶级是“无政府”的代表？
莫斯科市首脑、社会革命党人鲁德涅夫公民对这个问题给予十分明确的答复。他以“全体”莫斯科居民——那些在莫斯科组织抗议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除外——的名义欢迎“国事会议”。[1]但是谁组织了罢工？是莫斯科工会。违背政府、莫斯科军事当局、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多数的意志，工会决议进行抗议总罢工，反对政府把反革命议会强加给莫斯科。工会是最纯的、无杂质的无产阶级组织，正是这个阶级以其不断的劳动创造了莫斯科的财富和力量。就是这些把当代经济基础的工人阶级的精华联合起来的工会，被社会革命党的莫斯科首脑称为无政府主义分子。政府暴力的“铁”应该用来反对他们，反对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者。
莫非我们在彼得格勒看到的不是同样的事吗？工厂委员会不是政治组织。它们不是在飞行集会上建立的。群众把那些在当地、在工厂日常生活中证明了自己的坚定、干练和对工人利益忠诚的人推举到它们的人员组成中。最近一次代表会议再次表明，这些工厂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是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在彼得格勒工会中的日常实践工作和思想领导一样，都由布尔什维克承担。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中，布尔什维克占压倒的多数。然而，布尔什维克却是“无政府状态”。在这点上，克伦斯基与米留可夫、策列铁里与小苏沃林、唐恩与反侦察机构完全一致。这样一来，无政府状态就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代表。克伦斯基和他的阿夫克森齐耶夫们、别尔纳茨基们、普罗柯波维奇们、斯柯别列夫们以及所有的萨尔蒂科夫们许诺用铁与血来反对这个进步工人的阶级组织。
因此，如果用事物自己的名字来称呼它们的话，“反对来自左边的无政府状态，来自右边的反革命”，就意味着一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反对地主和帝国主义资本。这是小资产阶级（城市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农民）的立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许在其主要口号中彻底揭示了自己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对他们来说，工人阶级不是支柱，甚至不是同盟者；不，这是敌人，“来自左边的无政府状态”；不仅需要在思想上与这个敌人进行斗争，还要用血与铁。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许诺以同样的力量与左右两方斗争时，要相信他们的话是不可饶恕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众多，它在经济政治上都是软弱的阶级。它极度分散，在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不稳定。同时进行反对如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革命大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两个敌人，市民民主派根本没有能力。历史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点。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当代城乡小资产阶级需要的不仅是同盟者，还需要领导人。不管他们怎么说，投入与“无政府状态”、即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克伦斯基-策列铁里的“民主派”必然会落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对右边的打击仅仅停留在计划上，在实际中代之以对右边的卑躬屈膝，其原因就在这里。
临时政府查封了指导先进无产阶级的机关报《真理报》和其他数十种布尔什维克报纸。阿夫克森齐耶夫向右的打击是查封……《小报》。但是，难道《小报》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领导机关报吗？不，它只是黑色百人团败类的街头小报。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能起到《真理报》对革命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的是《言论报》，但只要一想查封《言论报》，强硬政府的最勇敢的体现者就会两腿打颤，这还不清楚吗？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无可争议司令部，甚至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眼中也是如此。然而这个司令部的代表在内阁开会，同时公认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却不受法律保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两翼的斗争事实上就是这样。
但我们暂时回到莫斯科罢工上来。《工人报》这份在马克思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间搞调和的可怜的机关报对罢工者、“革命民主意志”的破坏者发出了又一阵谩骂。其中“背叛”、“背后打击”、“无政府状态”应有尽有。我们已经知道，被莫斯科无产阶级破坏的最高意志是减去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的意志，而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意志。这样一样，《工人（！！）报》指责工人的罪过就是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服从莫斯科苏维埃的非无产阶级部分的意志。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命令被抬高为社会民主政治的最高原则。为了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合，策列铁里与他的党随时准备做出最骇人听闻的让步和屈辱，但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干脆归结为拒绝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换言之，市民领袖们要求工人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就是他们自己对资本代表表现出的态度。
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实际上就是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对立的政策，全世界有产阶级（不管其掩盖资本利益的国家形式如何）恨之入骨的无政府状态就在这里。阿夫克森齐耶夫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智慧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吃惊，就在人们认为他有足够的聪明捣毁工人报纸，“不经法庭程序”关押布尔什维克时，克伦斯基已经在对无产阶级政党使用他的“铁”了，而策列铁里、齐赫泽、唐恩蹒跚地跟在他们后面，用孟什维克的水淋洒不受监督的“专制者”的镇压，散布对似乎在国家和前线散播无政府状态的有组织无产阶级的令人厌恶的诽谤。但政治报复不会拖延。就在被孟什维克廷臣称为“革命良心”的策列铁里低三下四地在莫斯科替民主派道歉，说它因为年轻和没有经验而过迟地展开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征讨，求得了人民的死敌的掌声时，在彼得格勒，甚至是孟什维克工人把策列铁里从市杜马候选人名单中删除。
报复不会拖延。遭到残酷迫害、受镇压、遭诽谤的我们的党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段时间那样成长得如此迅速。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从首都漫延到外省，从城市漫延到农村和军队。农民看到和听到，同样的政权就同样的理由压制土地委员会，迫害布尔什维克。士兵们看到对布尔什维克的野蛮的公然嘲弄，同时感觉到在他们的脖子上的反革命绞索越勒越紧。全国的全体劳动群众在新的考验中学会了把自己的命运与我们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党始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但只是现在才充分地成为这样的组织，同时我们党在镇压的烈火中变成真正的领导者，变成被压迫、受压制、被欺骗和受毒害的群众的支柱和希望……
托
《无产者报》第5期，
1917年8月31（18）日
[1]国事会议又称莫斯科国事会议，系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以及将军集团的代表组成，1917年8月12-15日（俄历）在莫斯科举行，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召开，旨在联合反革命势力。——译注 |
何去何从——总结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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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何去何从[1]
——总结与前瞻
代前言
从6月18日在国外战线上发动进攻以来，在国内战线上革命开始撤退。这个撤退是由官方“民主派”领导的，它在七月事件后具有了惊惶失措的性质。现在它显然稍稍有序一些，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我们的眼中，战争吞噬了革命。由于战争是将军们指挥的，所以是他们逐渐把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一切将如何结束呢？为了预测，首先应该了解在政治舞台上斗争的……或不战而降的各种力量的性质。这就是本篇特写的任务。
前两章是在莫斯科会议之前写的。我们没有对它们做任何改动。试图预先猜测莫斯科煞有介事的会议的意义和后果，我们不是从领袖的声明和报纸的宣言出发（看来领袖和报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谎话连篇），而是从阶级利益和政治活动出发：这个马克思推荐的方法要可靠得多。
甚至在临时政府解除了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武装，在红旗上牢牢地插上了哥萨克的长矛之后，它也不敢用会议的场面刺激彼得格勒的工人，称它为国事会议，为了不直接称它为“反人民的”。“积极力量”被请到虔诚平静的莫斯科。但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用罢工、抗议和蔑视迎接这些不速之客。那天，遭到报复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深深地喘了口气。
莫斯科的工人同志们，请允许我把这本小册子献给他们。
列·托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召开莫斯科会议，谁也说不出道理来。何况会议的所有未来的参加者都真诚地或是虚伪地声称，他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把他们请到莫斯科来。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对会议表示不信任或蔑视。然而所有人还是去了。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把占据特殊位置的无产阶级放在一边，莫斯科会议的参加者分为三个集团：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和政府。
立宪民主党最充分地代表了有产阶级。支持该党的有地主，工商资本组织、金融集团、教授联合会。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政治企图。但来自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共同的危险把资本家阶级团结成一个反革命同盟。贵族官僚和司令部的将军集团没有停止他们的复辟君主制的阴谋诡计，但他们认为，在一定期限内必须支持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派从自己这方面怀疑地看待君主派集团，但非常重视他们对反对革命的支持。这样一来，立宪民主党变成了所有类型的大中私有财产的总代表。有产者的所有野心剥削者的全部强求，现在者融汇在资本家的厚颜无耻和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的恬不知耻之中。他的政策是窥伺革命制度的全部不成功、它的不幸和灾难，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以这种合作使他们声誉扫地，等待自己的时机。古尔柯[2]在米留可夫的背后等待自己的时机。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假民主派依靠农民群众、城市平民和落后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越往后就越能暴露出，真正的力量在社会革命党中，孟什维克则无关紧要。在这两个党的领导下，开始在群众半自发的压力下，苏维埃升到了极高的高度，尔后每个小时都在失去自己的意义，直到降为零。原因何在？马克思指出，在历史教训市民的小“伟人”时，他们从来不会在自己的无能中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必然要揭穿什么人的陷阱和阴谋。策列铁里怎么能不抓住七月事件来解释自己全部政策的可怜的失败呢？当李伯尔[3]们、戈茨[4]们、沃伊京斯基[5]们拯救秩序的基础免遭“无政府”的破坏时，不过，无政府并没有威胁他们，这些先生真诚地相信自己像拯救了卡庇托林[6]的鹅一样，会受到奖赏。当他们发现，资产阶级对他们的不尊重干脆与他们平息无产阶级的努力平行增长时，他们大吃一惊。策列铁里、策列铁里本人，老生常谈的伟大的魔法师，作为过于革命的累赘，被迫出局。十分清楚：机枪团“破坏了”革命。
如果策列铁里和他的党处于波洛夫采夫和士官生的营垒里，为反革命的利益帮助他们解除工人的武装，那有罪过的不是策列铁里的政治路线，而是被布尔什维克引入歧途的机枪团的发动。这是市民银行家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7月3-5日之所以成为革命发展的转折点，是因为它们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党完全没有能力掌握政权。在联合政府可悲的垮台之后，除了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犹豫不决。他们议论说，掌握政权意味着与银行家和外交官破裂，这是冒险主义。于是，不管7月3-5日事件的严重性，苏维埃领袖们继续追求叶弗列莫夫，[7]有产阶级彻底明白了，苏维埃的政治家们站在他们面前，就像是小店主站在银行家面前一样：毕恭毕敬。正是这点让反革命提了精神。
此前革命的整个阶段都处在双重政权的标志下。这个鉴定是出自自由派，实质上非常肤浅。事情不仅仅在于除了政府之外还有一个苏维埃，它履行了一系列政府职能：为了“无痛苦”地消灭政权的二重化，把它完整地交到政府手中，唐恩和策列铁里随时准备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但实质在于，在苏维埃和政府后面，有两个依靠不同阶级的不同的制度。
支持苏维埃的是工人组织，它们在每个工厂中排除了资本家的专制，在企业中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它与资本家的无政府不能相容，不可避免地要求国家对生产的监督。保卫私有财产的资本家在上层、在政府中寻找支柱，推动它以不断增强的力量反对苏维埃，迫使它相信，它缺少独立的机关，即镇压工人群众的武器。反对“双重政权”的喊叫就是由此而来的。
支持苏维埃的有军队中选举出来的组织和整个士兵民主的制度。临时政府与劳合·乔治、里伯和威尔逊协调一致，它承认沙皇制度的旧责任，以旧的秘密外交的方法行动，不能不遇到新的军队制度的敌对和反抗。经过苏维埃，这一反抗在上层以大大削弱的形式折射出来。对双重政权的抱怨，特别是来自将军们的抱怨，就是由此而来的。
最后是农民苏维埃，尽管其领袖们被可怜的机会主义和粗暴的沙文主义主宰，但它处于来自底层的不断增大的压力之下，底层的争夺越是遇到政府的抗拒，就带有更具威胁的形式。策列铁里最近的一份警察通告禁令与李沃夫公爵的通告没有任何区别，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在何等程度沦为大私有者手中的武器。由于地方苏维埃和农民委员会企图建立新土地制度，它们与“革命”政权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后者日益变成拴在私有财产链上的狗。
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并为劳动者的利益利用这个政权反对私有者。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化应该不可避免地使最坚决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在劳动群众中扮演主角。为了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无产阶级在西方、首先是在德国的所谓的“战时社会主义”中，有极有价值的榜样。但是由于在我们这里，这个组织工作只能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在真正革命政权的领导下进行，对生产的监督和对它的逐步的组织，全是反对资本家的利益的。同时，有产阶级力求通过临时政府确立“强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掌握全部政权的苏维埃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它至少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决于西方现有的生产力和形势，为劳动群众的利益管理和改造经济生活。扎脱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镣铐，革命就会成为不断的，即不间断的，它运用国家政权不是为了巩固资本家的剥削制度，而是相反，是为了消灭它。它在这条路上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从另一方面，俄国革命越是坚决英勇地克服本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它就能更加强劲地推动西方革命运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实际的前景就是这样。
但庸人幻想家认为这个前景是“乌托邦”。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自己对此也从来没有说清楚。策列铁里翻来覆去地讲“革命民主”，他显然没有搞清楚这是什么。不仅是习惯于在民主词汇的浪潮中游泳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孟什维克也把它的阶级标准抛到了一边，只要它过于明显地揭露了他们的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革命民主”制度能够解释一切，能够为一切做辩解。当旧制度的保安人员把他们的肮脏的手指伸进布尔什维克的衣袋，则这么做只是出于“革命民主”的名义……但我们别把后面的话提前说。
通过联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或把政权“中立化”，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实际使革命失去了首脑。从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捍卫作为自己的机构的苏维埃时，实际上妨碍了政府建立地方行政机关。政府处于无力行善，也没有多少力量做恶性循环的地步。苏维埃有相当广泛的计划，但它们中没有一个能落实。上面强加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制度和在下面形成的工人民主制度使彼此瘫痪。在它们发生矛盾的地方，都产生了无数冲突。部长们、委员们平息了革命自治机构，军官们对军队中的委员会咬牙切齿，苏维埃在群众和政府之间两头忙。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部长们走马灯似地来来去去。政权的压力越是不知所措，越是无系统，底层的恼怒就越强烈。而对上层来说，整个生活都是“无政府”的泛滥。
显然，市民“民主”的轻率的双重制度实质上是站不住脚的。革命面临的问题越深刻，这种站不住脚就越是病态地暴露出来。整个国家机构都脚朝天地立在脑袋上，或是两三个脑袋上。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或是策列铁里的一个不谨慎的姿态都总是有使它彻底崩溃的危险。越往后，二者择一就变得越尖锐：或是苏维埃应该取得政权，或是资本家政府应该除掉苏维埃。只要有来自外部的推动，就能使整栋建筑失去平衡。对实质上已经注定要灭亡的体制来说，7月3-5日事件就是这样的推动。建立在两个彼此相互排斥的制度的“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小资产阶级“田园诗”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策列铁里有可能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上一笔，他的拯救俄国的计划结果被机枪团破坏了。
波拿巴主义的因素
小店主是清醒的人：他最害怕“冒险”。但他同时又是最大的幻想家：每个小店主都希望成为洛希尔。[8]打小算盘的精明与无结果的幻想的结合，构成小资产阶级政治的实质。马克思写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须一定是小店主。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是他们的同小资产阶级生活范围狭隘性相适应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在理论上的任务和决定就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上促使小资产阶级去做的一样。”[9]
桑科·潘扎体现的是庸俗的清醒。但浪漫对他来说也不陌生：否则他就不会追随堂吉诃德了。唐恩最完整、因而也更加令人厌恶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的清醒。策列铁里使这种清醒与浪漫结合起来。策列铁里对马尔托夫说：“只有傻瓜才什么都不怕！”善良的小市民政治家则相反，他什么都怕：他怕惹恼自己的贷款人，他怕外交官们把他的“和平主义”当真，他最怕的是政权。由于“傻瓜才什么都不怕”，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认为，他以方方面面的胆怯使自己避免了干蠢事。同时，他希望成为洛希尔：他希望以在捷列先柯的照会上附上两三个字来加速和平进程；他希望让李沃夫公爵相信他的最可靠的反内战措施。而伟大的小资产阶级息事宁人者却以解除工人的武装而告终，决没有解除波洛夫采夫和卡列金[10]的武装。当第一次受到有力的一推，这个政策就化为霁粉时，策列铁里和唐恩对相信他们的人解释说，革命开倒车不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因为机枪团的“骚乱”。
在多年来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争论中，孟什维主义证明，在我国，革命政权的代表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证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底层人民的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现在历史把事情搞成这样，孟什维主义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以自己的例子证明它完全没有能力解决政权问题，即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角色。
在《工人报》上，在这份唐恩的、唐恩化了的伪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上，企图给我们贴上“7月3日分子”的绰号。在7月3日运动中，我们的全部同情是在工人士兵一边，而不是在士官生、波洛夫采夫、李伯尔和反侦察机构一边，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只配受到轻蔑。但请那些过于紧逼7月3日的《工人报》的破产者小心点儿，因为须知这一天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自我撤职。7月3日分子的绰号很容易从另一端转到他们头上。1907年7月3日，沙皇俄国的掠夺集团为了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发动了一次政变。1917年7月3日，在革命最深刻的危机时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大声宣布，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仇恨地急忙躲开要求他们履行基本革命责任的革命工人士兵，7月3日分子与真正的7月3日分子结盟，旨在遏制社会主义的工人士兵，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押起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背叛和它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可耻的投降，是这些改变了力量对比，这在革命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不只一次。
在这些条件下建立了新一届内阁，斯柯别列夫感恩和恭敬地只称之为“克伦斯基政府”，像学徒对师父一样。没有意志的、软弱无力的、摇摇欲坠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制度依靠的是个人专制。
在所谓的双重政权的幌子下，进行着两种势不两立的阶级倾向的斗争：帝国主义共和国和工人民主。目前斗争还没有结局，它使革命瘫痪，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无政府”现象。什么都怕的政治家们领导的苏维埃不敢掌握政权。所有有产集团的代表立宪民主党还不能掌握政权。只有寻找伟大的调解人、中间人、仲裁法官。
还5月中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克伦斯基就被称为“俄国波拿巴主义的数学点”。这个没有血肉的界定表明，问题不是关于克伦斯基个人，而是他的历史功能（活动、角色）。说克伦斯基和拿破仑一世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这样的断言不够谨慎，至少应该认为这还没有得到证明。但他的声望当然不是偶然的。对全俄国的女庸人来说，克伦斯基比任何人都更加亲近、更加容易理解。政治事务上的保卫者、“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的领袖、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学说的激进主义者，克伦斯基更充分地反映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它的“民族”的不定形、它的希望和期待的诱人的理想主义。他谈土地和意志、秩序、各国人民的和平、保卫祖国、李卜克内西的英雄主义、俄国革命应该以其宽容震惊世界，在讲话时不停地挥动红丝巾。睡眼腥松的庸人兴奋地听着这些话：他以为是他自己在讲坛上讲话。军队把克伦斯基作为使它摆脱古契柯夫的人来欢迎。农民听说他是劳动派分子、农夫代表。在模糊的激进言词下的极度温和的思想赢得了自由主义者。只有进步工人对他保持警惕。但他们的苏维埃已经融解到“革命民主派”中。
不受学说偏见的束缚使克伦斯基成了“社会主义者”中第一个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人。他是第一个用“无政府”这个字眼抨击群众日益激化的社会要求的人，在5月就用蝎子威胁芬兰人，抛出了自己关于“造反的奴隶”的华丽的话，它安慰了伤心的私有者的心。这样一来，他的声望就是一团矛盾，在其中反映了革命第一阶段的模糊性和第二阶段的没有出路。当历史发现仲裁法官的空缺时，在它手中没有比克伦斯基更合适的人选。
在冬宫举行的“历史性的”晚间会议只是那个“革命”民主派在莫斯科会议上为自己准备的政治侮辱的彩排。在这些谈判中的所有王牌都掌握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手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民主派无一例外地在所有民主选举中都获得了胜利，被他们被自己的胜利吓得要死，乖乖地请求有产的自由派分子在政府中合作！由于立宪民主党人不怕在7月3日把政权抛给苏维埃，从另一方面，自由派分子又不怕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才是时局的主人，就清楚了。
如果克伦斯基是不强大的苏维埃领导权的最后遗言，那现在就让他成为摆脱这个领导权第一句话。我们暂且接受克伦斯基，但要让你们剪断把他与苏维埃联系起来的脐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最后通牒。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屈辱的报告人唐恩抱怨说：“遗憾的是，在冬宫的辩论并不是以它的丰富的内容见长。”
从“革命”民主派与敌方谈判代表的角度，很难评价这一抱怨的全部深刻思想，傍晚他离开塔夫利达宫时，还掌握着政权，早晨回来时，已经两手空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毕恭毕敬地把自己的那部分权力放在克伦斯基的脚下……立宪民主党人慈悲地接受了这份礼物：他们至少没有把克伦斯基看作是伟大的仲裁法官，而只是转送机构。由于群众不可避免的革命抵制，他们立刻把全部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过于危险。把政权交给从今天起已经“独立的”克伦斯基，在阿夫克森齐耶夫[11]们和萨文柯夫[12]们和其他人的促进下，在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镇压体系的帮助下为纯资产阶级政府开辟道路，要明智得多。
新的联合内阁——“克伦斯基内阁”——已经组成。乍一看，它与在7月3日如此可耻地垮台的联合政府没有区别。盛加略夫退出，来了科科什金；策列铁里退出，阿夫克森齐耶夫加入。组成人员的某种程度的降低，只是突出了双方都把内阁看成是过渡性的。但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是两个集团的“重要性”的变化。以前，至少在观念上，“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认为是有汇报责任的苏维埃代表：资产阶级部长应该作为他们对盟友国和交易所的掩饰。现在则相反：资产阶级部长作为附属机构加入有产者（立宪民主党、工商企业主、地主联盟、杜马临时委员会、哥萨克集团、大本营、盟国外交……）公然的反革命联盟，而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只是作为对群众的掩饰加入其中。受到执行委员会以沉默迎接的克伦斯基以许诺决不允许君主制复辟而赢得了欢呼。市民民主的要求降得如此之低！阿夫克森齐耶夫号召所有人“自我牺牲”，不适当地消耗了康德派诵经士的激情，当权的理想主义者依赖的主要资源，他为帮助绝对命令，频频调动哥萨克和士官生。推出他的农民代表惊讶地看看四周，发现在他们剥夺地主土地之前，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已经被剥夺了。
反革命司令部千方百计地排挤军队委员会，同时又广泛地利用它们镇压群众，以此来破坏士兵组织的威信，为它们的衰败做铺垫。为达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有供它驱使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而后者在其眩晕的坠落中，拉着今天他们已经不再依附的苏维埃和他们一起坠落，而后者依然依附于部长们。在拒绝政权之后，民主派的组织今天不得不消灭自己的权威。这样一来，为米留可夫的君临做好了一切准备。而在他身后，古尔柯在等待自己的时机。
只有联系上层政治发展的这一整体趋势，莫斯科会议才有其意义。
直到最近，立宪民主党人对会议不仅没有热情，而且干脆对它不信任。由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萨文柯夫、切尔诺夫和列别杰夫在政府中代表的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毫不掩饰它对旅行的厌恶。《工人报》模仿那只被猫抓住尾巴的鹦鹉，叹息道：“去就去吧。”里亚布申斯基[13]们、阿列克谢耶夫们、卡列金们和其他人以及当权“招摇撞骗帮”的讲话，绝没有证明他们准备忘我地拥抱阿夫克森齐耶夫。最后，据报纸报导，政府没有赋予莫斯科会议“决定性的意义”。谁需要这个会议，为什么？
像白天一样清楚，它完全是旨在反对苏维埃的。后者不是前往会议，而是用绳索拖去的。反革命阶级需要这个会议，作为彻底推翻苏维埃的基础。但为什么资产阶级的主要机关报如此克制地对待这次会议呢？因为首先需要用它来巩固最高仲裁法官的“超阶级的”阵地。米留可夫担心，克伦斯基从会议出来时会过于强大，其结果是过分延长米留可夫的政治休假。须知，每一个爱国者都急于用自己的方式拯救祖国。
冬宫的“历史性的”夜晚的结果是产生了克伦斯基体制，这是预备班的波拿巴主义。但就其人员结构和目的来说，可以说莫斯科会议是在白天恢复历史之夜。策列铁里应该再次对全俄国解释，把政权转到革命民主派手中，是革命的不幸和灭亡。在这一庄严地宣布自己的破产之后，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将不再听取对他们的严厉起诉，它是罗将柯、里亚布申斯基、米留可夫、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国家的其他“积极力量”预先拟定的。被政府安排在莫斯科会议贵宾席上的我们的帝国主义集团提出了“全部政权归我们”的口号。苏维埃领袖们面对有产阶级不知魇足的胃口时，将用工人士兵的愤怒来威胁他们，而前者正是因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被策列铁里解除了武装。作为主席，克伦斯基所能做的只是确认“分歧”的存在，并把“有关各方”的注意力转到他们没有仲裁法官就不行上。这是需要证明的。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承认说：“如果我是政府成员的话，我不会召开这次会议，因为政府在会议上不会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基础。”应该承认，这些“现实的”政治家们完全不明白在他们最直接的参预下所发生的一切。7月2日联合政府垮台后，苏维埃拒绝掌握政权已经排除了在广泛基础上建立政府的可能性。克伦斯基的不受监督的政府原则上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政府。它有意识地站在两个可能的基础之间：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阶级。它的波拿巴主义就在于此。莫斯科会议的任务就是让有产阶级政党与民主派政党彼此冲撞，以此来巩固个人专政，它的不负责任的冒险政策破坏了全部革命成果。
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来自左边的反对派，像需要来自右边的反对派一样。需要的只是让它们大致彼此平衡，让社会条件支持这个平衡。但恰恰没有这种平衡。
古代的独裁政治是自由社会环境中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但在所有彼此斗争的派别和他们的独裁者之下是稳定的工人劳动。新的独裁政治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在农民的消极的稳定性中寻找必要的支柱；在此过程中，波拿巴主义的主要武器是守守纪律的军队。在我们这里，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极度紧张的公然对抗贯穿着整个社会。如果政府不果断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彼此斗争中的力量之一联系起来的话，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士兵与将军、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斗争没有为后者留下任何稳定的因素。在完成土地革命之前，“超阶级”专政的企图必然将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
米留可夫、罗将柯、里亚布申斯基希望，政权最终与他们划等号，即变成剥削者对革命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反革命专政。克伦斯基希望用反革命来恐吓民主派，再用民主派来恐吓反革命，以此来确立个人专政政权，群众不会因这个专政而好过一些。但所有这些考虑都没有经过主人。革命群众还没有说出他们的最终裁决。
革命中的军队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从革命的第一天开始就进行着斗争：在从下面形成的工农民主和有产阶级企图从上面建立的帝国主义共和国之间。
将军先生们匆匆“承认”共和国——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对共和国将承认将军头衔乃至增加它的份量，清除无所事事的大公深信不疑。“民族”革命在他们眼中意味着宫廷政变：让尼古拉和他的爱丽丝[14]逊位，但保存整个古典的纪律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近几天电讯报导，希腊“领袖”维尼泽洛斯[15]宣布希腊为“国王加冕的共和国”！布鲁西洛夫、古契柯夫、罗将柯和米留可夫相反，希望保留俄国的君主制，但废除沙皇。但运动走了其他更深刻的道路。二月彼得格勒团队的起义不是阴谋的结果：它是整个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骚动情绪的结果。工人和士兵的愤怒不仅是针对不能进行它挑起的战争的无能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还反对这场战争本身。革命在士兵的情绪和行为中引起的最深刻的转折不仅威胁到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目的，还威胁到这些目的的工具——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的服从上的军队。
现在将军们、与此上校们、6月3日的政治家们以及资产阶级报人发狂地反对第一号命令。他们认为，该命令不是军队中最深刻的骚乱的产物，而骚乱是命令的产物。事实上：士兵昨天还服从他们的命令，今天则不再服从。这难道还不清楚，他们服从的是在发文本上标明是第一号的新“命令”。现在对最广泛的资产阶级圈子来说，这个司令部办公室克汀病取代了历史观。
所谓的军队瓦解表现在不服从长官，不承认这场战争是自己的战争。正是由于这些现象，克伦斯基直截了当地说觉醒的军队是“造反的奴隶”。如果资产阶级认为，只要用古契柯夫取代苏霍姆林诺夫，就能把军队重新套上帝国主义战车的话，则克伦斯基因其市民的肤浅和自恋，相信他只要撤换古契柯夫，就能让军队重新成为政府手中听话的工具。真是“无聊的幻想”！
如果拿革命的群众心理方面来说，那它就是用理智来衡量所继承的制度和传统。战争给人民、特别是军队带来的全部不幸、痛苦和屈辱，都是沙皇的意志造成的。如果在彼得格勒推翻了这个沙皇，那士兵怎么能不推翻那些沙皇专制制度的最热心和罪恶的推行者的军官的权力呢？既然已经推翻了从前战争和平取决于他的那个人，士兵怎么能不对自己提出战争的意义和目的的问题呢？
工兵代表苏维埃于3月14日公布对欧洲各国人民的宣言，呼吁他们为民主和平而斗争。在对和平政策的关系上，这也是“一号令”。同时，由于宣言企图回答军队和人民的无法抗拒的热点问题：继续战争吗，以什么名义？帝国主义分子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如果没有宣言的话，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进入被革命的雷声震醒的士兵的头脑中。
米留可夫预感到，革命会在军队中引起批评和独立性，从而成为对战争的帝国主义目的的威胁。因此，他在第四届杜马中公然反对革命。如果米留可夫恶狠狠地埋怨“一号令”、宣言和齐美尔瓦尔德，说什么它们毒害了军队，在他那里，这无论如何都是有意识的欺骗。米留可夫十分清楚，主要的“毒”不是隐藏在苏维埃的这些或那些命令中，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也是相当温和的，而是在革命的本身之中，它把群众的痛苦翻译成抗议、要求和公然地进行力量对比的语言。
军队内部重组和它的士兵群众政治定向的过程被前线的可怕灾难打断了。这个灾难的直接原因在于使临时政府成为自己工具的帝国主义政策和群众对尽快的、“不伤人的”和平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军队中新的纪律和真正的热情只能从革命本身之中、从勇敢地解决它的内在任务、从官与外部障碍的斗争中发展出来。人民和军队感到和深信，革命是他们的革命，政府是他们的政府，那他们就会不惜一切地保卫他们的利益，反对剥夺者，那他们就不会给自己提出任何对外的压迫和掠夺的任务，他们不会在“盟国”的交易所老板面前低三下四，他们会向各国人民建议在民主基础上立刻实现和平，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人民和军队将渗透着牢不可破的一致，如果德国革命没有及时赶来援助我们，俄国军队将以同样的热情与霍亨索伦王朝战斗，就像俄国工人为捍卫人民赢得的成果而随时准备与反革命企图作斗争一样。
帝国主义者对这条路怕得要死，他们是对的。目光短浅的市侩政治家不相信这条道路，就像小店主不相信银行的吞并一样。否定“乌托邦”、即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政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推行的正是那个导致灾难的致命的双重性政策。
人们对士兵说，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政府方方面面都被对各国人民来说都是致命的金融、外交军事条约束缚，这么说是对的，但又补充说：“暂时在旧协议的基础上与旧盟友携手战斗。”但须知，士兵投入战火，“暂时”迎着死亡前进。只有被集体的热情气氛所掌握的战士才能自觉地走向最大的牺牲；而这种热情只有在对自己的事业正义深信不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革命消灭了不会判断是非的“圣洁的畜牲”的心理。任何科尔尼洛夫、任何卡列金都不能使历史倒退，不靠意味着长期血腥混乱的骇人听闻的镇压，就不能恢复棍棒纪律，哪怕暂时的也不行。军队只有获得新的目标、新方法、新的组织，它才能作为有战斗力的单位保留下来。必须从革命中得出所有结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协助下临时政府为军队建立的那个半途而废、模棱两可的制度，本身就含有不可避免的灾难。军队以一定的标准武装起来，给它公然批评的机会。同时又给它提出显然经不住革命批评的目的，以这些目的的名义要求这支消耗殆尽、饥肠辘辘、光着脚的军队做出超人的努力。其结果还用怀疑吗？特别是又有司令部某些将军的有意的“失败主义的”工作。
但是，临时政府以热情奔放的废话让自己陶醉。部长先生们认为处于极度迷惘状态中的士兵群众，是可以做成禁锢着不幸、破碎的国家的本国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所需要的一切的原料。克伦斯基赌咒、威胁、下跪、亲吻土地，但没有回答一个折磨士兵的问题。用廉价的效果欺骗自己，他预先赢得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宰它的是虽然十分“谨慎”、但仍是轻率的市民民主派——的支持，下令进攻。这是十足意义上的俄国反革命的“一号命令”。
6月4日，国际主义者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筹划中的进攻公布了声明，其中除了原则性的批评外，我们直接指出，在军队现在的状态下，进攻是威胁军队存在本身的军事冒险，。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正确。政府什么也没有考虑到，什么也没有预见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执政党没有倾听我们的话，而是公然嘲弄我们。
当布尔什维克预言的不幸突然发生了，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在因轻率和不负责任而引发的悲剧之后，卑鄙和胆怯又大肆泛滥。那几天的官方讲话和文章将永远是人类卑鄙的耻辱柱。
对布尔什维克的中伤，当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愚钝的庸人搞糊涂。但这决不能消除或削弱关于政府责任的问题。不管布尔什维克是否有罪，政府怎么就什么都没有预见到呢？也就是说，它对它派去战斗的军队毫不了解。对军队能否转入进攻毫不了解，就命令它前进。政府的首脑不是布尔什维克。因而，不管后者的情况如何，悲惨的进攻冒险的全部沉重的责任，都落在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政府身上。
看来，由于警告不仅是来自于国际主义者，使这个责任变得更加严重。8月5日，与反动将军联系最密切的《新时代》是这样讲述进攻准备的：
不愿意把没有做好打仗准备的人扔进屠宰场，不愿意为寻求不稳定的成功而冒失去已经赢得在东西的险，谨慎的阿列克谢耶夫因此被解职。胜利的海市蜃楼、对德国应该从彼得格勒领导人手中接过的尽快和平的渴望推出了布鲁西洛夫，他很快就被相反的浪潮冲走了……
在阿列克谢耶夫退休时，《言论报》就“谨慎的战略家”的离职，接替他的是不知道怀疑的“骑兵”的含糊其词的报导，这几行字雄辩地解释和确认了这个报导。死乞白赖地要求进攻的立宪民主党人提前与骑兵的政策和战略划清了界线，为自己7月2日示威性地退出内阁做铺垫。“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趴在“革命民主派”的耳边，把冒险的要求导致的军事首脑的撤换解释为用“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布鲁西洛夫取代君主主义分子阿列克谢耶夫。历史就是这样制造的。
用《新时代报》的说法，在“把没有准备好的人扔进屠宰场”之后，面对着可怕的后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委托唐恩、李伯尔和其他护国的猎犬管理人展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毁灭性的中伤。唐恩和李伯尔揭露那些把公布秘密条约、与帝国主义分子决裂等口号抛向愚昧的士兵群众的“蛊惑人心者”，力求在声音上压倒所有资产阶级的暴徒。资产阶级暴徒轻蔑地支持他们说：“说得对，但这也完全适用于你们蛊惑人心地抛向愚昧的士兵群众的一号令和3月14日宣言。”那时唐恩和李伯尔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为捍卫自己过去的罪过而努力回想革命思维的基础，但立刻就恐惧地确信，他们不得不仅仅重复我们的话。这真要命：因为我们的口号只是革命发展的必然结论，在革命的道路上，苏维埃的命令和宣言是它的头几块里程碑……
但乍看起来，最令人震惊的是，虽然进攻的后果惊心动魄，但“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继续把它说成是自己的优点，在与资产阶级谈话时，说起进攻，就像是自己伟大的护国功勋似的。
策列铁里在莫斯科大声喊道：
请问，谁更容易调动革命俄国的军队：是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还是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好”，掌声。）
这样，策列铁里公然以克伦斯基完成了应该由古契柯夫完成的工作而吹嘘，后者因为没有得到“革命”民主派的贷款，无力完成它。于是，资产阶级不顾进攻引起的灾难，很愿意承认克伦斯基的功绩。
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在莫斯科声明：
我们知道并记住两个月前俄国军队的伟大的暴发，它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书写了新的辉煌的一页，它是由现任临时政府首脑激励的。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这个贡献的。
因而十分清楚，6月18日进攻的“辉煌的一页”与防守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俄国的军事形势由于进攻而更加恶化。如果资产阶级依然感恩地谈起进攻，则正是因为我们的军队由于克伦斯基政策而受到的残酷的打击，为散布惊惶失措和进行反革命试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民主派把全部威信用于呼唤进攻，而后者彻底打碎了这个矛盾的、不稳定的制度，而为了支持这个制度，市侩领袖们耗尽了自己的小聪明。
现在，资产阶级和它的将军们主要从内政的角度、即反革命今后的发展看待进攻与和平问题。在莫斯科会议上，科尔尼洛夫将军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点。他说：“仅凭我们现在不能复员军队，和平现在无法实现……必须提高军官的威望。”在军队中集中了太多的国家武装起来的人，他们对国家提出了过于激进的要求。只有战争继续进行——不管军事机会如何，才有可能“提高军官的威望”，把士兵群众掌握在手中，并保证士兵在复员时不能威胁私有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基础。如果在这条路上需要单独媾和，资产阶级连眼都不眨就签署它。
从6月18日起，反革命充满信心地前进。只要它没有当胸受到沉重的一击，它就不会停住它的脚步。
何去何从？
当这几行字达到读者那里时，莫斯科会议已经成为过去。几乎用不着怀疑，体现了摇摆和令人愤怒的站不信住脚的今天的政府，经受不住莫斯科的压力，会发生新的改变。难怪科尔尼洛夫将军解释说，无须害怕新的政权危机。这个危机在近期有可能以新的向右倾斜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能否取得更多的对民主派的组织监督的独立性，这种监督将由帝国主义分子集团更有效的幕后监督所取代；新政府是否会与无疑由莫斯科会议建立的有产阶级的总参谋部建立明确的关系；在新的政府结构中“社会主义的”波拿巴分子的杂种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的进攻将被击退，莫斯科会议以立宪民主党的再一次退出政府而结束，不得已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权根本不意味着革命民主政权。被对盟国交易所和外交的责任束缚着手脚，背负着镇压工人士兵的重担，苏维埃官方领袖们将继续其心口不一的和闪烁其词的政策。退出内阁，柯诺瓦洛夫只是把自己的使命交给了斯柯别列夫。没有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策列铁里的内阁将推行半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仅是立宪民主党人的退出还不够。需要进入新的力量，采用新的方法……
莫斯科会议至少为整个革命时代得出结论，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策略起主导作用时，这个妥协建立在放弃独立的革命任，让他们服从与革命的敌人联合的思想的基础上。
俄国革命直接产生于战争。战争创造了它所固有的全民组织的形式——军队。主要的居民群众农民，在革命时刻被强行组织起来。士兵代表苏维埃呼吁军队进入政治代表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自动地把半自由派知识分子派到苏维埃，他们把它的不定形的愿望翻译成最可怜的舍本逐末和看风使舵的语言。本身完全取决于大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了对农民的领导权。农民士兵代表苏维埃取得了对工人代表的人数上的优势。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先锋队被宣布为愚昧的群众。来自依靠农民的“地方”知识分子的马尔托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革命精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两三级的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第一阶段履行全俄职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仍处于革命群众的直接压力下。中央执行委员会则相反，处在革命官僚的高度，它脱离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并与他们敌对。
只要想想，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从前线抽调部队镇压彼得格勒的示威游行，而在部队抵达之前，它已经事实上被示威者自己消除了。市侩领袖在由整个形势产生的让政权机关武装革命的要求的地方，看到了混乱、无政府和骚动，这在政治上葬送了自己。解除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武装，策列铁里、唐恩和切尔诺夫解除了革命先锋队的武装，打击了自己的执行委员会的影响。
现在，在排挤他们的反革命面前，这些政治家们说要恢复苏维埃的权威和意义。作为当时的口号，他们把群众组织到苏维埃周围。但这样的无内容的问题提法是十分反动的。它在形式上的对组织的呼吁下，绕过政治任务和斗争方法的问题。在“提高苏维埃的权威”的名义下组织群众，是可怜的、无结果的企图。群众相信苏维埃，追随它，把它抬到极高的高度。结果是他们看到苏维埃对这些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投降。认为群众能够或愿意重蹈已经经历的历史经验的覆辙，是幼稚的。为此，需要让群众对今天的民主派领导核心的信任的降低别变成对革命本身的信任的降低，必须把对此前革命中的全部政治工作的批判评价交给群众，而这意味着无情地谴责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的全部工作。
我们对群众说：他们把全部罪责推给布尔什维克；但为什么他们会无力反对布尔什维克？不仅苏维埃的多数在他们一边，而且政权也在他们一边，他们居然能把自己装扮成虚构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的牺牲品！而后者又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
在7月3-5日事件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更加削弱，布尔什维克更加强大。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莫斯科。这最鲜明地表明，布尔什维克在其政策中表达了发展中的革命的真正要求，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多数”只是加强了自己昨天的软弱无力和群众的落后性。今天，只有这种加强是不够的，肆无忌惮的镇压来帮助它。这些人为反对革命内在的逻辑而斗争，正是因此，他们与革命的阶级敌人处于同一个阵营中。正是因此，我们有责任为对革命的明天的信任的名义而破坏对他们的信任。
赤裸裸的苏维埃的口号是多么没有内容，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可以最清晰地看出来。由于后者依靠的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士兵，越来越坚决地转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不断地破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威信和意义。整整几个月不召开一次苏维埃会议。事实上夺走了它的机关报《消息报》，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在这份报纸上得不到反映。当疯狂的资产阶级报刊诬陷和败坏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领袖的声誉时，《消息报》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这些条件下，支持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什么？只有一个：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反对官僚化的、在其人员构成上一成不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该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争取组织、它的保卫和它的政治活动的充分自由。
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尽快解决。彼得格勒苏维埃应该是为夺取政权的斗争而对工人、士兵和底层农民进行新动员的核心。
需要全力支持工厂委员会对召开全俄工人代表大会的倡议。为了无产阶级的策略能够赢得底层士兵和农村贫农，它应该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截然对立的。[16]这点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实现，即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创立自己的全国规模的集中组织。我们不能预见历史道路上的所有的偏离和曲折。作为一个政党，我们不对历史的进程负责。但我们更对我们的阶级负责：使它能够通过历史道路的全部曲折完成它的任务，这是我们的基本政治责任。
统治阶级和“拯救”政府竭尽全力让革命的政治问题不仅摆在工人面前，还摆在军队和农村面前。过去和现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对全国最广泛的劳动阶层暴露他们的政策是站不住脚的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从形势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领导一无所有的、备受折磨的群众为他们的革命专政进行坚决的斗争，现在取决于我们的党、它的精力、耐心、和百折不挠。
俄国革命的性质
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政治家和报人十分关心对俄国革命的社会学评价：它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其他什么阶级的？乍一看，这样的理论兴趣可能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自由派对揭示“自己的”革命的阶级性质绝对没有兴趣。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总的说来，指导他们行动的不是理论分析，而是“健全的理性”，它不是别的，就是局限性和无原则性的代名词。但问题在于受到普列汉诺夫鼓舞的米留可夫和唐恩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论断，其中没有一点点理论。无论是《统一报》、[17]还是《言论报》和《日报》、[18]以及《工人报》有病的领导都不愿费力界定一下，他们所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他们工作的意义是纯粹实践性的：证明资产阶级当权的权利。虽然苏维埃代表的是有政治活力的居民的多数；虽然在所有的城市和农村的民主选举上，资本家政党都遭到惨败，但“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则必须为资产阶级确立政治特权，让它在政府中承担全国政治集团没有赋予它任何权利的角色。如果根据民主议会制原则行事，则十分清楚，政权应该单独属于社会革命党人，或是属于他们和孟什维克。但“由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原则改变了，压倒多数的人民代表在内阁中只给了五个席位，而微不足道的少数的代表的席位，则是他们的两倍还多。让民主见鬼去吧，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万岁！
普列汉诺夫援引辩证法和恩格斯委婉地问道：“莫非没有资产阶级能搞资产阶级革命吗？”
米留可夫随声附和地说：“就是嘛！我们立宪民主党派党人本来准备放弃政权，因为人民显然不想把它交给我们。但我们不能违反科学。”他在这么说时，引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和唐恩解释说：“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劳动者与剥削者的政治联合是必须的。”在这个“社会学”的光照下，布勃利科夫和策列铁里的滑稽的握手揭示了它全部历史意义。
不幸的是，从现在用以论证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联合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中，多年来孟什维克一直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他们说：
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政府权力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则很清楚，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没什么事可做的：它的位置不是在政府中，而是在反对派中。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并严厉地攻击考茨基，后者的决议允许在这方面有例外。
旧制度的刚愎自用的人说：“规律偶尔也会有变化。”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规律”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人类历史从莫斯科会议开始。革命已经成为过去。18世纪末在法国展开了革命，它被称为大革命并非枉然。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它的某个阶段政权转到了雅各宾党人的手里，他们依靠无套裤汉和城市手工业无产阶级的底层，在自己和吉伦特派、[19]即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那时的立宪民主党之间放了一台长方形的断头机。只有雅各宾分子的专政赋予了法国第一次革命真正的意义，使它成为伟大的革命。然而这个专政的实现不仅没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是直接反对它的。罗伯斯庇尔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破坏了社会学的所有规律，他不和吉伦特派握手，而是砍掉了他们的头。不用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但这残酷性丝毫没有妨碍法国革命成为伟大的革命，也没有超越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界限。在我们这里被形形色色的庸人滥用了其名字的马克思写道，“法国的全部恐怖只不过是镇压资产阶级敌人的平民手段而已”……因为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害怕平民镇压敌人的这些手段，于是雅各宾党人不仅把它从政权中抛出去，而且每当它企图阻止或缓和他们的工作时，对它采取了严厉的镇压。很清楚：雅各宾党人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恩格斯就1648年英国革命写道：“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胜利的果实，也必须使让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革命和1848年在德国一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20]我们看到，恩格斯的规律与普列汉诺夫的自作主张是截然对立的，后者被孟什维克冒充为马克思主义。
当然可以说，雅各宾派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只是小资产阶级而已。这完全正确。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的所谓的“革命民主派”是什么？在城乡的所有选举中，在立宪民主党人、大中私有者的政党为一方，社会革命党人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中间的政党。由此可以像数学一样清晰地看到，小资产阶级在社会革命党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孟什维克的政策与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没有丝毫差别，表达的是同样的阶级利益。追随他们的是最落后的或有特权的保守工人的那部分，这个事实与此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不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很显然，其解释不应该在我们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如果按它的本来面目的话）中去找，而是在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可怜的性质中去找。我们的假民主派不仅没有使自己手中的政权成为实现自己历史任务的武器，反而毕恭毕敬地把实际政权让给了反革命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策列铁里甚至在莫斯科会议上吹嘘，苏维埃不是被迫、不是在英勇地斗争和失败之后交出政权的，而是主动地交出的，是对政治“自我克制”的证明。把脖子伸向屠夫的小牛的美德不是征服新世界的品质！
国民公会的恐怖主义者与莫斯科会议的投降派之间的区别，与老虎和形形色色的小牛之间的关系差不多。但这个区别不是主要的。其后隐藏着在民主派本身的构成的区别。雅各宾派依靠的是包括尚未形成的无产阶级在内的财产少和没有财产的阶级。在我们这里工人阶级已经从模糊的民主派中分离出来，成为最重要的独立的历史力量。分离出去的无产阶级在自身中发展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最宝贵的革命品质，后者则失去了它，二者的消长是成比例的。这个现象又是俄国与18世纪的法国相比资本主义高得无可比拟的发展水平的结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绝对不能用它的人数来衡量，它依靠的是它的巨大的生产作用，这在战时得到最明显的揭示。铁路罢工的威胁再次让我们想到，现在整个国家都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集中化的工作。市民和农民的政党从革命的头几步就马上落入帝国主义阶级集团和革命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强大的交叉火力之下。为自己对工人的影响而斗争，市民的党越来越用自己的“国家观念”和“护国主义”与无产阶级政党对立，因此落入对反革命资本的奴隶般的依附中。与此同时，它完全失去了消灭禁锢那些仍追随它的人民群众的所有形式的机会，连野蛮的形式都包括在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日益被无产阶级政党为争取对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所取代。“自愿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集团，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派被迫把自己的革命使命彻底交给无产阶级政党。仅此一点就表明，单纯借口我们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来解决基本策略问题的企图，只能仅仅为把落后工人搞糊涂和欺骗农民服务。
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已经做了独立行动的英勇尝试。但它没有明确的革命理论，也没有有威信的阶级组织。它的生产意义远远低于俄国无产阶级今天的经济角色。最后，在1848年的背后已经有了一场大革命，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这立刻就使无产阶级、主要是巴黎的无产阶级脱离了人民群众，陷入了孤立中。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要有利得多。土地奴役、等级羁绊、教会的压迫和层层掠夺，作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摆在革命面前，要求坚决无情的措施。我们的党“孤立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甚至通过单人牢房的最极端的孤立，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孤立于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和城市群众。相反，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与今天的苏维埃领袖们的背信弃义的退让尖锐地对立，只能够导致数百万农民群众的拯救性的分化，让农村贫农脱离殷实的社会革命党农夫的叛卖的领导，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变成人民、“平民”革命的真正的领袖。
最后，泛泛地援引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等于完全忽视了它的国际环境。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伟大的雅各宾革命在自己的身边有反对自己的落后的、封建的、君主制的欧洲。在雅各宾制度为了捍卫自己，反对联合起来的中世纪力量而不得不完成的超人的努力的重压下，它垮台了，变成了波拿巴制度。俄国革命则相反，在它面前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最高水平的远远超越它的欧洲。今天的世界性屠杀表明，欧洲已经达到资本主义的顶点，它已经不能继续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生存和发展了。这场流血和破坏的大混乱是盲目和愚昧的生产力的野蛮暴乱，钢铁反对利润王国、反对雇佣奴役、反对卑鄙的人类关系的愚顿的骚动。被自己点燃的战争的烈焰包围的资本主义用其大炮的炮口对人类大声喊叫：“或是制服我，或是我把你埋葬在我的废墟下！”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阶级斗争、文化积累的全部过去的发展，现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没有其他的出路。俄国革命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此。这不是“民族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谁这样评价它，谁就是生活在18、19世纪的幽灵的世界中。而我们的“时间上的祖国”就是20世纪。俄国革命今后的命运直接取决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即取决于欧洲阶级矛盾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赋予这一发展以灾难的性质。
克伦斯基们和科尔尼洛夫们过早以彼此竞争的独裁者的语言说话。卡列金们过早地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策列铁里之流的叛徒过早地握住可疑地伸向他们的反革命的手指。革命目前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第一句话。它在西欧还有巨大的储备。俄国革命与欧洲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握手将取代反动的生意人和市侩看热闹者的握手。
国际主义策略
在俄国革命中阶级政治集团空前清晰的情况下，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笼罩着的是空前的混乱。俄国历史发展的滞后性使市侩知识分子能够用最好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孔雀羽毛来装扮自己。它们的作用只是掩盖它的无力和贫乏。如果在3月初、5月3日、7月3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不掌握政权那根本就不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进行，而是因为完全被帝国主义之网束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能完成雅各宾民主派在225年前完成的工作的1/10。他们空谈什么拯救革命和祖国，却不经战斗就一个接一个地把阵地交给反动的资产阶级。因而夺取政权的斗争成了工人阶级的最直接的任务，同时，革命彻底挣脱了自己的“民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外壳。
或是我们将朝着最可能由君主制加冕的帝国主义制度大幅度的移动；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土地委员会、军队组织和许多其他东西都将报废，而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将被解职。或是无产阶级带领半无产阶级群众清除自己道路上他们昨天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将被解职！），建立工人民主制度。它今后的成就将最直接地取决于欧洲、首先是德国的革命的发展。
国际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只是为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背叛它（像对策列铁里或切尔诺夫一样）而存在的抽象的思想，而是直接的、高度实际的指导原则。在欧洲革命之外，要取得牢固的、决定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我们不能以阻碍欧洲无产阶级前进的步骤和措施为代价，买得局部的成绩。对我们来说，正是因此，与社会护国主义的断然决裂是整个政治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个演说者喊道：“国际主义者同志们，把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延期50年！”无须说，这个善良的劝告赢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志得意满的掌声。
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市侩乌托邦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水岭就在这里，在对待社会革命的态度上。有不少“国际主义者”把国际主义的危机解释为暂时的、由战争引起的沙文主义的陶醉，期待早晚一切都会复归原位，旧的社会主义政党将重新找到今天迷失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天真和可怜的希望！战争不是外在的灾难，暂时使资本主义国家脱离平衡，而是这个社会增长的生产力反对民族国家的有限的框框和私人攫取形式的起义。倒退回过去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相对平衡，已经没有可能了。或是继续通过一次又一次新的战争自发地破坏生产力或是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现在，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国际主义的危机同样不是外在的、非固有的现象。
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平衡、无产阶级改良地适应民族议会制和民族市场的时代中形成的。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21]由于“和平”时期的长久性，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旧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成了主宰。当“和平”地积累矛盾被最巨大的帝国主义震荡所取代时，他们的局限性和站不住脚以最令人厌恶的形式暴露出来。不仅旧的民族国家、还有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官僚社会主义政党都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相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能更早地预见到。
我们在12年前写道：“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和现在都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就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其内在的因循守旧。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德国党，形成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越是赢得了更多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组织性越高、纪律性越强，它就更加严重。由于它的作用，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一定的时刻成为工人与资产阶级反动的冲突道路上的直接障碍。换言之，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宣传中的保守主义在一定的时刻能够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22]但即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远没有把第二国际的政党偶像化，仍没有人料到这些巨人般的组织的垮台会这样残酷和悲惨。
新时代造就了新的组织。现在，在斗争的烈火中，到处都在创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巨大的思想政治遗产当然没有白白消失。但在这份遗产中产生了内在净化，在这种情况下，整整一代“现实的”庸人将被推到一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将首次获得自己充分的政治意义。
在每一个国家内部，任务不是维持过时的组织的统一，而是在于真正地团结无产阶级的有首创精神的革命分子，他们马上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走上最前沿的岗位。在国际范围内，任务不是在外交代表会议上（斯德哥尔摩）让执政的社会主义者接近和和解，而是在于将所有国家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在他们在各自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的共同方针上联合起来。
诚然，在工人阶级的上层中，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在整个欧洲都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但这恰恰不应该吓倒我们俄国人。我们知道，在革命时代，少数会迅速地变成多数。只要积蓄在工人群众心中的愤怒彻底冲破国家纪律的外壳，李卜克内西、卢森堡、[23]梅林[24]集团和他们的朋友们立刻就会占据德国工人阶级最前列中的领导地位。只有社会革命政策可以为组织分裂辩解；但正是它使分裂变为必不可免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的同志与我们不同，否认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提出政治任务。他们在其政纲中声称：“对社会主义来说，俄国还没有成熟，我们的任务必须局限在建立民主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内。”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彻底践踏国际联系和无产阶级任务的基础上的。如果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俄国，马尔托夫的议论就是正确的了。但问题是关于消灭世界战争，关于与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关于包括俄国无产阶级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马尔托夫同志不对俄国工人解释，俄国的命运今后与欧洲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保障我们加速转到社会主义制度中；相反，欧洲工人的失败将把我们向后抛，抛向帝国主义专政和君主制，直至沦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让我们的策略服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他却在有限的民族框架内观察俄国革命，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根本错误的问题的提法，其上笼罩着导致第二国际崩溃的民族局限性的诅咒。
在实践中用民族前景来局限自己，马尔托夫为自己保留了与社会护国主义者共处一个组织中的可能性。他希望和唐恩以及策列铁里一起度过应该与战争一起消失的民族主义的“流行病”，然后再与他们一起回到阶级斗争的“正常”轨道。把马尔托夫与社会护国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空洞的派别传统，而是对社会革命的深刻的机会主义态度，认为它是不能决定今天的任务的提法的遥远的目的。正是这点把他与我们分开。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不只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又一个阶段；不，这是完成国际义务，这是占领与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战线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这个基本观点决定了我们对所谓的“民族防御”的态度。战线朝这方或那方的局部移动都不能停止或转移我们的斗争，它反对的是依赖各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相互消灭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
用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人类命运的赌注就押在这样的斗争中。
列·托洛茨基：《何去何从？》（总结与展望），
拍岸浪出版社彼得格勒1917年版
[1]这本小册子的一些章节以总标题《总结与展望》刊登在《无产者报》和接替它的《工人报》上。第1章《发生了什么？》（《无产者报》第1期，8月13日）、第2章《波拿巴主义的因素》（《无产者报》第2期，8月15日）、第4章《何去何从》（《无产者报》第4期，8月17日）、第6章《国际主义策略》（《工人报》第1期，8月23日）。第3章《革命中的军队》和第5章《俄国革命的性质》作为独立的文章分别刊登在《无产者报》第7期（8月20日）和第8期（8月22日）上。
[2]古尔柯（ВладимирИосифовичГурко，1863-1927）沙俄国务活动家，1906年任副内务大臣，1912年当选国务会议成员。——译注
[3]李伯尔（МихаилИссаковичЛибер，1880-1937）别名戈尔德曼，系崩德和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7年为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译注
[4]戈茨（АбрамРафиловичГоц，1882-1940）社会革命党人，1906年起为“战斗组织”成员，1907-1917年服苦役和被流放。1917年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为“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成员，成了反苏维埃叛乱的组织者。1922年被苏维埃法庭判罪，赫免释放后从事经济工作。——译注
[5]沃伊京斯基（ВладимирСавельевичВойтинский，1885-1960）曾是布尔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的流放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克伦斯基时期，沃伊京斯基是孟什维克，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之一。后来在国外从事反苏维埃俄国的文字工作。
[6]卡庇托林系罗马城发源地的七丘之一，上有卡庇托林神殿，是元老院和民众大会聚会场所。——译注
[7]叶弗列莫夫（ИванНиколаевичЕфнемов，1866-？）俄国大地主，第一、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和平革新党组织者之一，后为和平进步党领袖。——译注
[8]洛希尔系18世纪法国银号老板，洛希尔财团的创始人。——译注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
[10]卡列金（АлексейМаксимовичКаледин，1861-1918）系顿河哥萨克首领、将军。1917年起为顿河哥萨克军统领和政府首脑。1917年10月至1918年1月领导反苏维埃叛乱。失败后自杀。——译注
[11]阿夫克森齐耶夫（НиколайДмитриевичАвксентьев，1878-1943）系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7年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和预备议会主席、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国内战争时期参加反苏维埃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政府。后逃亡国外。——译注
[12]萨文柯夫（БорисВикторовичСавинков，1879-1935）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革命党，领导过许多恐怖活动。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组织反苏维埃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暴动。曾用笔名罗普申写过诗歌和散文。1924年在潜越苏联边境时被捕，判刑后自杀。——译注
[13]里亚布申斯基（ПавелПавловичРябушинский，1871-1924）系俄国资产阶级领袖。俄国企业主和银行家。与其兄弟共同经营莫斯科里亚布申斯基银行和《俄罗斯晨报》“进步党”创建人之一。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叛乱领导人之一。全逃往国外。——译注
[14]爱丽丝即亚历山德拉·费道罗夫娜，尼古拉二世的妻子。
[15]维尼泽洛斯（EleutheriosVenizelos，1864-1936）希腊首相（1910-1915、1917-1920、1924、1928-1932、1933年）。使希腊卷入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1919年）和1919-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反对在希腊复辟君主制。1935年起侨居国外。——译注
[16]从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生活报》推出的我们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想法是多么无力反动的乌托邦。
[17]《统一报》1917年创刊，是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派集团的机关报。该集团和该报的领导人有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等，推行的政治路线与《言论报》没有任何区别。在七月事件后，《统一报》不遗余力地散布关于德国金钱、布尔什维克间谍等的诽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该报同情暴乱，在十月中，它唾液横飞地中伤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这个集团的成员追随白卫军反革命。但统一派的代表几乎没有以任何方式参加过一个白色联盟（复活联盟等）、一个白色政府。内战使这个集团在政治上销声匿迹。
[18]《日报》系俄国资产阶级左翼自由派日报，1917年6月起为孟什维克报纸。1912-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因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译注
[19]吉伦特派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派别，主要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因该派的许多活动家都出生于吉伦特郡，故名。其领袖有J.P.布里索、P.V.维尼奥、J.A.孔多塞等人。君主制被推翻后，吉伦特派执政，反对革命继续深入发展。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政府。1793年10月部分吉伦特派分子被处死。1794年热月政变后，吉伦特派投靠反革命。——译注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6页。
[22]《我们的革命》第258页，1906年版。
[23]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871-1919）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以及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波兰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翼激进派领袖和理论家之一，“斯巴达克斯联盟”和德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战士，与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反革命分子野蛮杀害。——译注
[24]梅林（FranzMehring，1846-1919）系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国际主义立场。“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有关于哲学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一般原理等方面的著作。四卷集《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的作者。——译注 |
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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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
同志们：昨天，七月事件侦察委员会试图让我们听取侦察材料。我说“试图”，是因为事情到第一份文件为止，不过在政治方面，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对叶尔莫连科准尉的审讯记录。我们这些受侦讯者声明，由于亚历山德罗夫公民“工作”的性质，我们拒绝今后与他澄清问题。事情的实质是这样的。叶尔莫连科详细地叙述了他是如何被召募为德国间谍的（当然是怀着“爱国”的目的）。要对此人下结论，只须说，当德国人给他1500卢布路费时，他问道：“为什么这么少？”（是他自己供认的）。这个叶尔莫连科详细地叙述了他与给他布置今后的任务——从事间谍活动、炸桥梁等——的德国军官的谈话；他还说了他在俄国应该和谁以及怎样联系，他说，有人告诉他，他在俄国不是“一个人”干，还有列宁和他的同伙为同一个目标工作，派他们去“为了力争让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辞职”，这与他的整个叙述毫无联系。叶尔莫连科没有得到任何对列宁的委托，在他的整个讲述中，列宁完全是多余的，可以说不是用事实和关系，而是简单愚蠢又不失狡猾的一句话——“您将不是一个人，还有列宁”——把列宁强行和叶尔莫连科联系起来，顺便说说，委托列宁的任务不仅是炸桥梁，还有两座堡垒：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最后还说：“人们告诉我，列宁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住在速记员叶尔图霍夫斯基家里，这一点后来我也确信不疑。”全文到此结束。是什么使他对此确信不疑的，他只字未提。这样一来，亚历山德罗夫对叶尔莫连科的这个唯一的“实际”指控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即叶尔莫连科是怎么对列宁曾经在柏林，住在速记员叶尔图霍夫斯基家里一事确信不疑的，须知只有这点有意义。
二者居一，或是亚历山德罗夫不是在进行侦察，而是在帮助叶尔莫连科进行对列宁和我们所有人的诽谤，为保卫……不是祖国，而是被德国人从政权中清除出去的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我声明，由于这个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侦察，它的目的不是澄清、而是掩盖事实，是为对我党和它的活动家的中伤服务的，我认为自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都不能继续参与侦察过程，并保留用我所有的手段在全国舆论面前与无耻的阴谋作斗争的权利。其他同志作了类似的声明。
同志们，我请求你们将此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宣读，这个委员会要求我们接受法庭的审判（佩列韦尔泽夫-扎鲁德内）。主要是请示把这封信刊登在《工人报》上。我以为，彼得格勒和各省的正派的刊物都将转载这封信。
在结束此信时我办说下面几句。在上述那个“场面”中，我朝我的年轻朋友、海军准尉伊里因-拉斯柯尔尼柯夫的面庞看了一眼，我不能不做一下对比：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曾在沙皇专制制度下“消灭”我们，现在他指控拉斯柯尔尼柯夫政治背叛。整个时代、整个体制可以在此找到它的终结。让它永远受诅咒！
列·托洛茨基
十字架监狱，1917年9月1日
《工人道路报》第2期
1917年9月18（5）日 |
七月事件预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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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件预审记录
1917年9月1日，彼得格勒24地段法庭侦察员根据刑法第448和第476条对下述人员进行法庭预审，并问他们是否愿意对他做些补充，对此被告人声明：
……
6、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由于公布的第一份文件（准尉叶尔莫连科[1]的供词）迄今为止在法庭某些官员的促动下进行的对我党和我个人的中伤中起着主要作用，它无疑是蓄意伪造的产物，其目的不是澄清事实，而是恶意地掩盖它；由于侦察员公民亚历山大罗维奇在这份文件中显然蓄意避开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和情况，对它们的澄清必然应该揭穿我所不认识的叶尔莫连科的供词是假的；出于所有这些情况，我认为参与这一调查过程对我是政治和道义上的侮辱，我保留用我所拥有的所有手段对国家舆论揭露指控的实质的更大的权利。根据上述说法，我认为不能继续听取调查取证。
《对1917年7月3-5日彼得格勒反国家政权的武装发动预审》第135页。
[1]叶尔莫连科（Ермоленко）沙皇政府反间谍人员，1917年被反革命资产阶级利用来中伤我党。他伪造了（更确切地说是签署了）对列宁和其他人充当德国间谍的指控。不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抗议（不过不是十分坚决的），这些文件公布在刊物上，大受白色刊物的欢迎。 |
司法部长从事教育托洛茨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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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长从事教育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
8月初，在某些出版物上刊登了托洛茨基同志就前最高法院检察官公民卡林斯基——佩列韦泽夫-阿列克辛斯基的桂冠显然让他睡不着觉——的鼓动练习致临时政府和司法部长的一封信。据转告，人民社会党人司法部长以特殊的态度答复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种态度中让拘押者知道，司法部长不能促使上述的“宽恕”取得进展，因为其中含有有伤法院系统官员的“尊严”的语句。显然，扎鲁德内公民是在托洛茨基同志下面这句话中看到了“有伤尊严”：检察官卡林斯基“通过疯狂的反动报刊的渠道”散布对一个大党领袖彻头彻尾伪造的指控，卡林斯基以此追求的不是法庭调查的目的，而是反动的政治目的。指控无疑是十分严厉的，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它为“有伤尊严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司法部长有什么样的权力“不促使”对他下属人员的指控取得进展，这点更难理解。司法不是声调优雅的女神，部长公民！
依我们看，托洛茨基同志仍要对司法部长公民做大致是这样的声明：“尊敬的阁下：我是在旧制度的残忍风俗的恶劣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在祖国自由的阳光下度过的三个月，还没有来得及学会用不伤害人民的社会主义总检察长的言词来描述共和国检察院的犯罪行径……”
据说，在视察十字架监狱时，扎鲁德与几个监狱看守握手。还记得，克伦斯基在当上司法部长时，他从与部看门人握手开始。没说的，“姿态”很有表现力。但如果认为民主派的主要责任尽在于此，那就错了。美国总统每年一次握所有人的手，只要不懒得握手的人都可以，但这不会妨碍他是金融寡头利益的忠实的卫兵。民主主义很少在于分发廉价的握手，也不在就臆想的不遵循礼貌规则而发出的粗暴的吆喝之中。民主主义是实质问题，而不是形式问题。民主的司法部长不能借口“有伤尊严”的语调而摆脱最严厉的指控。民主的司法部长不能以法官的“独立性”为借口掩盖黑色百人团的肆无忌惮……
扎鲁德内公民的立场虚伪到什么程度，从下面这点可以看出：在他拒绝让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取得进展”后，他不得不让卡林斯基本人“取得进展”。前最高法院检察官被撤职了。这是令人高兴的事，虽然根据这个事实就得出结论，从今以后在扎鲁德内的部门中奠定了民主司法制度，那就太轻率了。不，为此还需要激进地撤换扎鲁德内公民所有的下属。而这一撤换必须有另一位司法部长。
《无产者报》第7期，
1917年9月2日（8月20日）
（署笔名П.塔纳斯） |
可耻！——共和国司法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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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
——共和国的司法工作[1]
甚至崇拜“强硬政权”的人也不能否认，在我们这里进行的反对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借助的是十足的无政府措施，它们的狂暴不能掩盖它们的软弱无力。如果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中有人现在视察十字架监狱的牢房的话，他可以毫无困难地确信这点。须知策列铁里为了了解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的命运而视察了喀琅施塔得的各个监狱。将喀琅施塔得水兵采取的革命镇压措施与体现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强硬政权的国家镇压措施相比较，是十分有益的。因为这一尚未完成的工作的主要部分，在策列铁里部长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
逮捕今天已经被释放的加米涅夫，是众所周知的事，关押他是为了“以防万一”；然后再考虑把他交给谁：给侦察处还是给检察院，给佩列韦尔泽夫还是给阿列克辛斯基？从刊登在《新生活报》上的一封信中，许多人得知，指控托洛茨基犯了“叛国罪”，依据的是他途经德国回国（好像是和列宁一起），是中央委员……但是，如果对相当有名的人，强硬政权都表现出这样不可思议的粗忽大意，就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共和国司法（但它的嘴里已经露出了糟朽牙）对波罗的海水兵、彼得戈夫士兵或普蒂洛夫厂工人下手时，情况会什么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保安局在进行大规模逮捕时，从来没有像在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强硬政权的工作中那样，有如此之多的专横和荒谬。
在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二号楼中的70个政治犯中，约有30人是因为参预七月事件而被捕的。在多数情况下，对他们的指控根据的是刑法100和51条。其中的某些人（如康斯坦丁·鲁西诺夫、波尔菲里·尼基京、伊万·马宁、列伊泽尔·斯拉夫京……）在被捕时遭到殴打，在个别情况下相当残酷。哥萨克把许多被捕者的钱抢掠一空，借口这是“德国人”的钱……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司法机关的惩罚打击的准确程度还需要检验。无疑，列文松·约瑟夫、麦德维杰夫·谢尔盖和斯捷潘诺夫·阿萨诺夫是最清白的，据说，为了避免自己的团队解体，他们把自己“押解”到了司令部。顺便说说，7月4日晚，参加了所谓的“武装起义”的这个团的士兵看到塔夫利达宫的警卫人数少而且疲劳，主动承担了守卫塔夫利达宫的责任……
根据一系列条款起诉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水兵德边科。[2]在7月6-7日夜间，作为一个10人代表团的一员，他们乘“雷鸣号”鱼雷快艇散发70艘军舰就政权危机所做的决议。7号他与代表团一起被一队哥萨克和士官生逮捕，后者对他们大加辱骂和威胁。当卡车将被捕者押送到冬宫时，策列铁里也乘车来到这里。过去德边科曾与部长见过几面，喊了他一声，要求他干预一下。但部长没有理睬，扬长而去……据海军侦察员费利钦的解释，由于整个代表团都被释放，德边科就作为人质继续关押。
但是，至少在这30个被捕的人当中，我们遇到的人可能挑选得并不完全“成功”，然而却都被扣上武装起义的罪名，让他们受到一定的（过于确定的）沙皇刑法典条款的指控。其他被关押的人的情况要糟得多。
第二批中，看来约有10个人也是因七月事件被捕的。但没有对他们出示任何指控，还没有为他们选好条款，甚至还没有搞清，把他们算什么人好。这当然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在被捕时遭到痛打，经历了所有的屈辱。有些人的钱被抢走了，而且不能确切地知道是谁抢的：是强硬政权的代表，或者干脆是爱好者。
瓦赫拉姆科夫，亚历山大是7月3日被捕的，那时他刚刚走出《新时代报》印刷所，开始被逮捕他的那群人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又被把他押往司令部的士官生痛打了一顿。迄今为止没有向他出示任何指控，他宣布从8月6日星期日开始绝食。
伊瓦什，安东来自军队服装厂，他因在澡堂里“说话”而于7月10日被捕。洗澡的龙骑兵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拿了德国人的钱。伊瓦什抗议说：“莫非你们看见了，能够证明？”他们把他痛打了一顿，并将他逮捕。指控至今没有出示。
高洛斯，弗拉基斯拉夫完全是因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而被捕的。须知，与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与和思想派别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还不错，弗拉基斯拉夫作为思想派别的代表，至少没有挨打。
施蒂列尔，阿尔伯特因在小队中散发彼得格勒市第4本传单选集而被捕，也没有挨打。
济恩斯基，Б.7月12日晨在芬兰铁路车厢中因批评进攻而被捕。芬兰车站保卫一局的长官写的笔录上有这样的说法：“我命令哥萨克，让他们抽你这个狗崽子的嘴巴”……须知，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中。
迈丹，伊格纳季，机枪手，7月3日被后备军士官生逮捕，因他在电车中“赞成捍卫自己团队的革命性”。没有挨打。
皮斯库诺夫，伊万7月10日去效外大道购物，在一个街头集会上停下脚步，那里有一个士兵断言，在7月3日被打死的士兵身上搜出了6000卢布。皮斯库诺夫争辩说：“这不可能”……他被捕了，而且某个文职人员在委员会中做证，说什么皮斯库诺夫断定，德国对他来说，比俄国更宝贵。这多像真的，不是吗？这个文职人员也许就是那个文人，他在所有的《交易所经济人报》上报导说，侨民在别洛奥斯特罗夫[3]打出旗帜，上面写着：“德国万岁！”这样的编造是说给什么样的白痴听的？
在十字架监狱有两个突击队员：罗曼诺夫，瓦西里和库特涅尔，阿勃拉姆。把他们从里加前线派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澄清取消突击营的选举组织的原因。完成了了使命后，他们两人在莫伊卡大街20号被组织志愿军委员会主席穆拉维约夫上尉逮捕。虽然他们是在7月14日被捕的，但至今还没有提审过，也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
水兵舒尔金，伊万从阿鲍乘车前往沃罗涅日省度短假，带着波罗的海舰队关于转交政权等的决议。7月7日他因“决议”在别洛奥斯特罗夫被捕，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潘菲洛夫，伊万于7月9日在大街上被哥萨克逮捕，原因不明。
维利斯捷尔，彼得是彼得戈夫第二尉官学校的文书，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7月8-9日夜间被士官生逮捕，没有法院当局的逮捕证。迄今没有对他提出指控；但很清楚，是学校的反动军官对士官生指认了维利斯捷尔，说他是进行有害宣传的人。由于维利斯捷尔这个策列铁里-唐恩的党的党员拒绝承认没有强硬政权的逮捕证的士官生，因此逮捕过程发生了暴力。擅自逮捕被“禁止”，但被擅自逮捕的人还被关在监狱里，而擅自进行逮捕的人依然保卫着“革命秩序”。
奥斯卡，勃留姆（洛莫夫）于7月间据司法部长签署的逮捕令在阿斯特拉罕被捕。迄今没有对他提出指控。
福米切夫，费道尔去渡假，7月7日因关于进攻的谈话在别洛奥斯特罗夫被乘客逮捕。至今没有提出指控。
普什卡列夫，瓦西里和代利多维奇，伊万是普蒂洛夫厂的工人，参预了在英国滨河大街上关于工人工资和7月4日行动问题的谈话。一个官员断言，工人收入400、500、700卢布。普什卡列夫回答说：“我就挣150卢布。如果您忌妒，您就进工厂，哪怕您挣1000。”代利多维奇在那里对几位士兵们解释，没有人号召普蒂洛夫厂的工人行动，他们是由于沉重的物质条件等自发地上街的。就这个题目说了会儿，普什卡列夫和代利多维奇继续往前走，但一个司机追赶上了他们，把他们交给了卫兵。他们两人从7月10日起就被关押在牢里，没有被提审过，显然是把他们交给了神秘的司机。
利夫，弗拉基米尔，莫斯科综合中等技术学校学生，7月25日被捕，因为在他身上有《真理报》士兵俱乐部的会员证。在逮捕时遭警察殴打。没有对他提出指控。
科努尼科夫，费道尔，“共和国号”的水兵，于7月12日在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上被士官生逮捕，因为他与水兵彼得罗夫一起走，后者拿着一份《浪潮日报》。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奥弗申柯，[4]弗拉基米尔，他还有个复姓安东诺夫，他于7月15日在赫尔辛福斯根据错误的逮捕令——在逮捕令的原件上没有安东诺夫——被捕的。把他交给海军司令部，后来又交给民事检察官，此后又交给海军司令部的侦察处，最后交给赫尔辛福斯的侦察处；当后者拒绝后，又把他交给海军司令部侦察处。一次也没有提审过，没有对他提出指控。在对司法部长做了关于逮捕和关押情况的声明后，他宣布从8月6日星期天开始绝食。
共和国司法工作中这样的例子全都出现在十字架监狱二号楼内。然而还有一号楼和一系列其他关押犯人的地方。司法部长扎鲁德内[5]公民当然不可能干预，因为他“过于尊重法庭和法官的独立性，不同意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但哪里有能够并同意为工人士兵、被不知名的司机或在澡堂里洗澡的龙骑兵逮捕者的利益而干预的法院呢？哪里有同意对那些伪造逮捕证的“革命秩序”的绅士们施加压力的法院呢？
然而干预是必须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因为在监狱里形成的气氛中，必然会产生所有冲突和激化。
大多数被捕者都饿得厉害，因为监狱里的食物根本不够，即使有钱，也什么都不能买。牢房终日紧锁。就此不妨回忆一下1906年在戈列梅金[6]和斯托雷平[7]统治下，牢房整天不锁，囚犯每天散步两小时（现在每天40-50分钟）。结果在饥饿、专横和对自己被捕原因一无所知的共同作用下，许多被拘押者的情绪极度紧张不安。一些人从今天开始绝食。其他人打算两三天后开始，如果那时还得不到答复的话。
在克伦斯基总理的领导下，在司法部长扎鲁德内和内务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8]的治下的俄罗斯共和国的监狱里发生了什么，应该让外面的人知道。这些监狱得到了前“革命部长”策列铁里的祝福，他是作为镇压部长下台的。
我们认为，上述一切可用两个字概括：可耻！
《无产者报》第2期
1917年8月28（15）日
[1]此文没有及时收到（《无产者报》编辑部注）。
[2]德边科（ПавелЕфимовичДыбенко，1889-1938）苏军将领，二级集团军级（1935年），苏共党员（1912年起）波罗的海舰队水兵。1917年为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海军人民委员，在国内战争期间曾任红军集群司令、克里木集团军司令等职，1928年起先后任几个军区的司令。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译注
[3]别洛奥斯特罗夫系彼得格勒城镇，临卡累利阿地峡。1917年4月3日列宁从国外回到俄国时，在别洛奥斯特罗夫铁路车站受到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和工人代表团的欢迎。——译注
[4]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1939）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书记，指挥攻打冬宫的战斗，1917-1919年为红军的组织者之一，任俄国南部苏维埃军队司令员，1922-192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24年起先后任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的全权代表，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6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早期反对派领袖之一，很快向斯大林等多数派投降。1939年被枪毙。——译注
[5]扎鲁德内（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вичЗарудный，1863-1934）俄国著名律师，人民社会党党员。1917年7-8月任第二届临时政府司法部长。——译注
[6]戈列梅金（ИванЛоггиновичГоремыкин，1839-1917）俄国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95-1899）。推行反对改革的政策。大臣会议主席（1906年4-7月，1914-1916年）。第四届国家杜马和“进步同盟”的反对者。Г.Е.拉斯普京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的亲信。——译注
[7]斯托雷平（ПетрАркадиьевичСтолыпин，1862-1911）俄国国务活动家，1906年起担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1907-1911年反动时期制定政府方针。1907年反革命六·三事件的策划人，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被保安局密探刺死。——译注
[8]阿夫克森齐耶夫（НиколайДмитриевичАвксентъев，1878-1943）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7年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和预备议会主席、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国内战争时期参加反苏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政府。后逃亡国外。——译注 |
对七月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反革命的进攻
对7月3-5日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声明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一
为了澄清我在维也纳生活和活动的环境和条件，必须询问劳动部长М.И.斯柯别列夫，作为证人。我和他一起出版运往俄国的“非法”报纸《真理报》。М.И.斯柯别列夫曾是编辑部成员、报社的出纳。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及那个今天被捕的捷克战俘（用他们的话）贝奈斯和克诺弗利切克所属的捷克国际主义组织的大部分联系是他承担的。
关于我在维也纳居住的最后阶段（1913-1914年），还有关于我从维也纳转到瑞士，关于我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态度，我就这个题目所做的公开演讲等，莫斯科军区司令助理В.В.舍尔[1]可以提供详尽的信息，我曾与他一起在维也纳编辑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斗争》杂志[2]（1914年）。
这两个人的供词可以为侦察提供详尽的资料，揭露对我与德奥帝国主义有联系的任何怀疑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然而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侦察当局却认为阿列克辛斯基们和布尔采夫们的肮脏的谮言中伤是能够和必须得到验证的。就侦察当局的第一个挑战我能说出我在国外活动的数十乃至数百名目击证人。
现在在彼得格勒的奥地利战俘奥托.鲍威尔[3]是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作家，他可以证明，在我侨居维也纳的整个期间，我一直为反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民族主义、反对他们对奥匈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而进行口头和书面的斗争。当然，我不是作为沙皇外交的捍卫者，而是作为俄国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进行这场斗争的。
二
至于我不认识的证人的供词，说我号召“武装起义”，甚至建议示威者“痛打资产者”（诸如此类的说法），我要再一次声明，这类显然是不怀好意的证词干脆是把与我的实际活动截然相反的行为强加给我。
农业部长В.М.切尔诺夫听到了我就那些身份不明的人企图逮捕他一事对示威者的讲话，最后几句话是：“谁到这里来是为了施加暴力的，请举手！”工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孟什维克士兵越飞反对我的立场，在示威游行时他站在塔夫利达宫的入口处请求我对士兵讲话，正是因为我的所有讲话最后都是呼吁：“不要任何暴力！平静地回家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萨基安，社会主义革命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罕[4]和数百个其他人都能证明这点，在调查当局的协助下我可以指出这些人：为此它只须询问斯莫尔尼宫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即可。
我请求至少应该尽快讯问上面指出的人物。
三
人们告诉我，在劳动印刷所没收的印刷纸张中，有我写于七月事件之前的两本小册子《致诽谤者》和《大灾难年代》[5]的手稿。由于这两份手稿与构成调查的对象的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请求把上述两份手稿纳入侦察材料中。
如果调查当局不以证明无法证明的东西的目的为己任，而是沿着我指出的方向认真地尝试验证自己的材料，那它在24小时内就能确信，它没有任何权力把我关押在监狱中，在本文结束时，我再次表达我对这点深信不疑。
十字架监狱第487牢房
1917年8月8日
[1]舍尔（Васили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Шер，1884-1940）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1917年担负重要的指挥职务。在十月革命后，舍尔以孟什维克的名义批评苏维埃政权。在后来的年代中，舍尔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工作。
[2]《斗争》杂志是社会民主工党超党派的杂志，在战前不久在彼得格勒创刊。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是托洛茨基。杂志的基本编辑干部在战争年代中在国际主义报纸《我们的话》编辑部工作。
[3]鲍威尔（Otto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18-1919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主张奥地利并入德国，第二半国际（1921-1923）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1934年起流亡国外。晚年修正了自己的一些改良主义观点。——译注
[4]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罕（ЛевМихайловичКарахан，1889-1937）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布列斯特和谈苏维埃代表团秘书。1918-1920、1927-1934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年任驻波兰全权代表，1923-1926年任驻中国全权代表，1934年起任驻土耳其全权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5]尽管采取了所有措施，这两本小册子仍没有找到。 |
致司法部长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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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司法部长的一封信[1]
部长公民：
作为对我致整个临时政府的信函的补充，我认为有必要提请作为总检察长的您特别注意彼得格勒最高法院检察官现在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工作。
我充分意识到我为我的断言承担的责任：
1、检察官先生没有我与德国帝国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的丝毫证据。相反，如果检察官先生对我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调查，那他就不会不知道，我一直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2、在不掌握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检察官先生大张旗鼓地在报刊上宣扬他的骇人听闻的指控，使居民认为他确实掌握揭露我的某些证据。检察官先生这样做显然是在追求政治目的。
3、据报纸报导，将把我们、特别是我转移到彼得保罗要塞，此事就其本身来说，对我没有任何区别，但它无疑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以外在形式强调检察官先生对自己立场的确信，恐吓怀疑者，从而为同一个宣传目的服务。然而，检察官先生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确信。
4、在前线的悲惨事件的条件下，具有格外不祥性质的检察官先生的行为，和在检察官的直接推动下围绕着我们的名字在报刊上展开的中伤蛊惑的后果，必然会超越骇人听闻的指控的组织者……德雷福斯案、[2]贝利斯案，[3]与今天在共和国司法的旗帜下对政治活动家进行的有意识的谋杀相比，都相形见绌。部长公民，必须进行有权威的干预！必须立即调查检察官公民的工作！
列·托洛茨基
《新生活报》
1917年8月2日
[1]《新生活报》在刊登这封信时，还附上了下述说明：
司法部长扎鲁德内就此对我们的编辑声明：列·托洛茨基没找对地方。案件是侦察当局侦办的，它们独立于司法部。只能对区法院控告侦察当局的行动。我很惊讶，作为老革命家的列·托洛茨基竟然要求司法部对侦察当局施压。莫非革命者不是一直都在为法庭完全独立于司法部的压力而斗争吗？我永远尊重法庭。正是因此，在就任司法部长以来，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预法庭和侦察当局的活动。
[2]德雷福斯案系1894年法国反动军阀诬告法国总参谋部犹太血统军官A.德雷福斯充当德国间谍的案件。尽管缺乏证据，法庭仍判处德雷福斯终身苦役。围绕德雷福斯案的斗争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在舆论的压力下，德雷福斯于1899年获释，1906年恢复名誉。——译注
[3]贝利斯案系1913年在基辅对犹太人M.贝利斯的一次审判。诬告他为了举行宗教仪式而杀害了一名俄罗斯男孩。审判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策划的，激起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抗议。法院最后宣布贝利斯无罪。——译注 |
致临时政府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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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临时政府的一封信
部长先生们：
7月22日在报纸上刊登了彼得格勒高等法院关于七月事件的通报。
就是在俄国法院极其沉重的历史上，这份通报也堪称是骇人听闻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配得上佩列韦尔泽夫和别萨拉博夫发出的通报的补充，并立即把通报者置于法律之外。
在此我不对这份文件进行逻辑批评，因为它的每一行都证明它期待的不是逻辑批评，而是对它的压抑，更确切地说，它期待的是吓坏了的庸人心理，它的任务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对后者施加影响。但我认为，必须以对我的指控的例子表明，检察当局为了得到它所需要的结论而制造罪名时，它的疏忽和随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6月24日，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对我提出了与对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伦泰等人一样的指控，即指控我为了达到瓦解俄国军队的目的，与德国和奥地利间谍狼狈为奸，并从这两个国家获得活动经费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漫长的审讯期间有充分的可能相信，亚历山德罗夫先生认为列宁是德国的奸细是“铁案”，我的罪过是由下述几点中得出的：1、我和列宁一起从德国回国；2、我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3、我是中央委员会下属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当然，即便这些都是事实的话，也不能由此得出我与德国政府有联系的结论，事实上，在对待该政府的态度上，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比起他们的指控者来说，是更加不可调和的敌人。但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检察官先生和侦察员在逮捕我和审讯我之前，费心进行一下最简单的调查，他们就能知道，我比列宁晚回来一个月，我不是经过德国，而是从美国、途经斯堪的那维亚回国的，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央委员会，与它的军事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那不可思议的、骇人听闻的指控所依据的外在组织框架，对我来说都是根本不适用的。
5个月前还在捍卫罗曼诺夫们、施秋梅尔们和苏霍姆利诺夫们的“现存制度”的法庭工作人员认为在调查尚未结束前就能向全世界宣告，与罗曼诺夫们、施秋梅尔们和苏霍姆利诺夫们斗争了几十年的革命家会突然卖身投靠霍亨索伦王朝，而且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想成为共和的和民主的新制度下，把司法事务恰恰交付给上述这些人，这一情况是否合理，是大可怀疑的。当所能想象的最严厉的指控在示经核实之前，就被检察院通过发狂的反动报刊的渠道抛向群众，这一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点却是不容置疑的。
部长先生们！我们的政治对手指责我们，说我们的口号折射在愚昧的群众的头脑中，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你们的法庭工作人员、法律的维护者却以最混乱和见不得人的方式把对一个大党的领导人的最严厉的指控抛向最愚昧的群众。佩列韦尔泽夫先生的《通告》不仅导致某些布尔什维克遭到殴打，还导致他们被杀害。检察官先生的新通告走的是同一条路。
我不知道，总检察长手中是否有规定这些行动的刑法典的条文。但我坚信，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在阴谋指控上没有比这更加骇人听闻的审判，为肆无忌惮地中伤一个政党的利益而使用完全捏造的指控方法上没有比这更加罪恶的审判。
列·托洛茨基
写于十字架监狱单人牢房中
1917年6月25日
《新生活报》88期，
1917年7月30日 |
七月事件预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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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狱中
7月3-5日案预审记录[1]
“1917年7月24日，在彼得格勒单人牢房（十字架监狱）里，彼得格勒市第24段法院侦察员审问了据刑法第51、100和108条受到指控的被告，并根据刑法典法规第403条先确认了他的身份，并对他出示了在7月21日对他起诉决议中对他的指控，被告供认：
我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现年37岁，无宗教信仰，在旧制度下，1907年作为被告，彼得格勒大理院据刑法第100条判决剥夺公民权和服兵役权，职业是社会问题作家，生活来源是文学工作，没有特别的体貌特征。就对我出示的“决定”我陈述如下：
一、战争期间我在国外的立场
战争爆发时，我和我的家人作为侨民生活在维也纳，我被迫在1914年8月3日（公历）的三个小时内离开那里，让我的住宅、家具和图书等听天由命。
我与家人移居苏黎世，在那里我出版了反对德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和谢德曼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德文小册子DerKriegunddieInternationale。这本小册子于1914年11月问世，由瑞士和德国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分子）非法运入德国，在那里散发该小册子引起了一系列的逮捕和继之而来的法庭审判，结果是我被缺席判处8个月的监禁。
据《基辅思想报》[2]的电报建议，我作为该报记者于1914年11月前往巴黎。除这项工作外，我还加入了《我们的话报》这份社会民主党的俄文日报编辑部，还参预法国的国际主义运动（后来他们被称为齐美尔瓦尔德分子）。1915年8月，我与两个法国代表[3]一起离开巴黎，前往瑞士，在那里积极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
虽然《我们的话报》是一份遭受书报检查的报纸，但它曾两次（在我任编辑时）被法国当局查封——是在俄国大使的坚持下，这是议会和书报检查机构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话报》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而是“超派别的国际主义者”的机关报；这份出版物高举齐美尔瓦尔德的旗帜。
1916年9月底，法国内政部长马尔维先生把我驱逐出法国，没有对我说明原因，但显然是因为我宣传“齐美尔瓦尔德”的思想。因为我拒绝自愿离开法国边境，要求向我出示明确的指控，两个法国警官把我押送到西班牙边境。我在马德里逗留了几天之后，我因来自巴黎的情报被捕。在对议会提出质询后，我在三天后被释放，但建议我去美国。1917年1月中旬，我和家人来到纽约。在两个半月期间，我在那里用俄文和德文在有组织的德国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持李卜克内西的观点——中间宣传齐美尔瓦尔德思想。
在俄国革命爆发后，我与家人乘第一艘轮船经斯堪的纳维亚前往欧洲（3月底）。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英国海军警察根据俄国密探-外交代理人制定的“黑名单”扣留了我与其他五位俄国侨民乘客。在加拿大拘留了一个月后，根据临时政府的要求，我被释放，经克里斯蒂安尼亚-斯德哥尔摩于旧历5月初抵达彼得格勒。
二、我在俄国的政治工作
在彼得格勒，我立即加入了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国际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它对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是十分友好的。我认为，过去使我们与布尔什维克分离的原则分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坚持必须尽快统一。但是，统一至今也没有完成。
但是，我们行动的政治路线与布尔什维克的完全一致。我个人在自己在《前进》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和自己的讲话中赞成全部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不言而喻，这样的转交不能离开苏维埃，更不能反对苏维埃。也许，我们的主要的政治任务是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大多数争取到上述口号一边。问题的实质本身就谈不上通过少数人的武装起义把政权强加给多数人。在我能听到负责的布尔什维克讲话中，他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关于战争，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无论哪方面的进攻都不能成为摆脱所有交战国人民陷入其中的困境的出路。只有所有国家、首先是德国人民群众的反对战争的革命运动才能促进和平时刻的临近，并保障和平的民主性质。我证明，只有人民的、真正民主的苏维埃政府才能向德国工人表明，在他们进行革命的情况下，俄国不仅不急于粉碎德国，而是相反，向推翻了自己的政府的德国人民伸出和平之手。说我在何时、何地呼吁什么人离开前线，拒绝完成战斗命令或拒绝运送增补连队，这种断言是粗暴的诽谤。7月2日，我就这些问题对57个前线部队的代表们做了报告。
第111期《消息报》刊登了对这次会议的简短的报道，署名是波斯特耶夫。[4]
报道是这样说的：
在会议上听了崇高的、最卓越的自由战士之一——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代表们坚信，崇高的人以他们的名义痛斥逃兵，与那些拒绝上前线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证明，只有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制定它的革命的国内国际政策（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军工的超额利润，国家对生产进行监督，断然要求盟国放弃割地），才能用统一的目的和情绪把军队熔为一体，使它不仅能够防御，还能进攻。我论证说：“为了让这样的政策成为可能，我们这一派应该在苏维埃中成为多数。目前我们还是少数，我们不得不服从多数的政策，哪怕是进攻的政策，同时进行有利于我们的思想宣传。
三、所谓的“7月3-4日的起义”
把7月3-4日事件纳入武装起义的概念下，意味着不顾起码的事实。武装起义是借助于武器而实现一定的政治任务的有组织的发动。由于发动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谈不上把这个政权强加给它们。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呼吁采取这个毫无意义的行动方法。我也没有呼吁。7月3日，我最初是在塔夫利达宫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得知机枪团出动和它对其他部队和工厂的呼吁的。这个电话转告的消息使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志感到的震惊，不亚于其他党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立即汇报，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所有措施，阻止群众发动，尤其是武装发动。据整体反映，党的中心派出的所有宣传员进行的正是这方面的鼓动。众所周知，尽管如此，还是发动了。
说我本人在头天晚上、即7月2日，在集会上呼吁机枪团拒绝进攻，武装出动反对政权，这种断言纯属胡说。7月2日在民众文化宫举行了开放的收费“音乐集会”，那里有许多偶然的、庸人听众。在这样的集会上，我显然不能号召武装发动，即便认为这样的号召是需要的。我是直接从上述那个前线代表会议来到民众文化宫的。我不仅预先告诉会议我将参加机枪团组织的集会，而且又从集会重新回到会议上。我在民众文化宫的讲话中，我对前线代表阐述了我对增援队伍、逃兵等问题的答复。这些很容易核实的情况就能排除我在民众文化宫的集会上呼吁起义，拒绝运送增援连队的任何可能。我的讲话归结为宣传上面阐述的对政权和战争的观点。没有任何“消灭克伦斯基！”的喊声。
7月3日，我不止一次对站在塔夫利达宫前的武装士兵工人群众讲话。我的讲话提纲是这样的：“你们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正确的要求。今天苏维埃的工人部第一次表达了支持这个口号。也许，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绝望。生活对我们有利。如果你们拿着武器来到这里，那当然不是为了对什么人施加暴力，而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可能的暴力。我呼吁你们立即平静、和平地回到自己的部队去，让我们的敌人明天不敢指责你们的暴力。”许多随部队来的军官请求我对他们的士兵讲同样的话，使他们能够和平地把士兵带回军营。
从7月3日中午12点直到7月4日凌晨4点，我就一直呆在塔夫利达宫内，一次也没有离开过。无论是在那天夜里，还是在7月初的那几天，我都没有去过克舍辛斯卡娅私宅，[5]因此不能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任何会议。我一共去过两次克舍辛斯卡娅私宅；第一次是在6月10或11日。第二次是在6月20几号，我的摩登马戏场的几个听众把我领进这所私宅，先把我带进院里，后来又把我带进一间屋子里，让我能够休息一会儿，等待在报告后和我一起离场、妨碍我回家的人群走散。
我与在克舍辛斯卡娅私宅中的军事组织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它的成员，也没有参加过它的任何一次会议，对它的成员我也一无所知。据《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判断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认为军事组织以同样的精神活动。我没有为《真理报》撰过稿，因为我们这两个组织还没有统一。6月底或7月初，我在《真理报》上登了一份篇幅不大的呼吁两个组织统一的意见，署的是我的名字。
7月4日，在塔夫利达宫前，有10几个人企图逮捕В.М.切尔诺夫，[6]他们半是刑事犯，半是挑拨者式的人。这个企图是背着群众干的。开始时我打算与切尔诺夫以及逮捕他的人一起离开人群。但海军准尉伊里因-拉斯柯尔尼柯夫[7]跑到我身边，极其激动地喊道：“这不行，这是耻辱！如果您和切尔诺夫一起走出去，明天人们就会说什么喀琅施塔得人想逮捕他！必须立即释放切尔诺夫！”司号员请求人群安静，让我有机会做一个不长的讲话，在结束时我问：“谁赞成暴力，请举手？”切尔诺夫立刻能够不受阻碍地回到塔夫利达宫中。
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的问题，我只能建议侦察当局询问它的主席H.C.齐赫泽，或是他的同志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等。
作为1905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执行委员会邀请我加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作为“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党团的代表加入全俄执行委员会。
作为对上面所说的统一社会民主工党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组织关系的补充，我可以把侦察员先生的相关问题再说一点，我们的组织不在克舍辛斯卡娅的私宅中，而在花园街50号（水上救生协会），有自己独立的机关刊物《前进》杂志。
1904-1909年，共同的革命立场和工作把我和帕尔乌斯联系在一起，关于我与他的关系我可以告知如下：战争初期，电讯刚刚把帕尔乌斯在巴尔干半岛的亲德的讲话带到巴黎，我就在《我们的话报》上发表文章，痛斥帕尔乌斯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仆人，称帕尔乌斯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已经是一具僵尸。与此同时，我在刊物上两次呼吁所有同志拒绝支持帕尔乌斯的任何社会活动。我可以随时提供刊载这些文章的报纸，还有上面提到的我的那本德文小册子。至于加米涅夫同志（列夫·鲍利索维奇·罗津费尔德），他是我的妹夫，作为比其他布尔什维克更加按规矩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人，我与他的关系比与其他人更近些。
对加米涅夫号召武装起义的指控，与他在7月3-5日危机的那几天的全部行为和他的整个立场是截然矛盾的。
我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的不同时期，在代表大会和会议上与加涅茨基[8]见过几次。我与他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私人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从来没有与他通过信。关于他的商业活动和他与帕尔乌斯的联系，最初是从刊物的揭露文章中得知的；这些揭露是否可靠，我不得而知。
直到在俄国刊物上出现苏缅松[9]女士这个名字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与苏缅松、加涅茨基、帕尔乌斯、科兹洛夫斯基[10]决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政治、业务和私人关系。后者我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见过几次。我在场时，科兹洛夫斯基先生从来没有发过言。我没有任何关于他过去的信息。
对我与德国政府或它的间谍有联系，用德国的经费、为它的利益而活动的指控，我认为是骇人听闻的，与我的全部过去的生活和我的整个立场是格格不入的。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伦泰犯有任何这类的罪行，我同样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我认识这些人，作为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他们不会出于自私的动机而拿良心做交易，更何况是为了德国专制主义的利益而犯罪了。进一步的调查将彻底粉碎捏造的指控，我对此深信不疑，同时我认为必须指出，检察当局把未经验证的、实质上与现实是完全矛盾的消息通报给刊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出自客观调查的需要，而是令人厌恶的政治斗争的武器。在援引检察当局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进行的这样的中伤面前，所有对他们不出庭的抗议都失去了效力。
根据上述一切得出结论，就对我的指控的实质来说，我不承认我有罪。
《1917年7月3-5日彼得格勒反国家政权的武装暴乱预审》，第144页。
[1]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七月事件之后，立即开始在布尔什维克中进行逮捕。对是否让逮捕的问题，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做明确的决定。众所周知，后来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党正式为列宁等同志不向反革命投案的行为辩解。直到7月23日之前，托洛茨基同志仍享有自由。在政府阴谋活动最高潮时，在7月23日夜，他与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一同被捕。我们引用《日报》对逮捕事实的描述：
逮捕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
7月23日夜，根据彼得格勒审判院Н.С.卡林斯基的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刑警副局长和刑警副检察员以及两名反侦察机构的的官员带着一队士兵来到卢那察尔斯基居住的拉赫京斯基大街25号楼。军警到来时，他还在睡觉。卢那察尔斯基立即被押送到十字架监狱的单人牢房。两名警官率领这队士兵前往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卢里耶的住宅，托洛茨基在那里居住。后者也在家，也被逮捕，被立即押送到十字架监狱。7月24日，重案侦察员审讯了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他们的审讯持续了几个小时。法庭侦察员对他们宣读了根据刑法51、100和108条对他们起诉。加强的军人押送队把他们从十字架监狱押解到冯坦克大街16号的法庭上。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案将被一起并入7月3-5日制造7月3-5日事件的总案之中。（《日报》第118期，1917年7月25日。）
约两天后出版的区联派机关刊物《前进》杂志以下述呼吁对逮捕做出反映：
据审判院检察官的命令，7月23日逮捕了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并把他们押送到十字架监狱。我们坚决请求工人同志们克制因不断地逮捕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而引发的任何积极的发动，仅限于抗议和致敬的决议。我们毫不怀疑，克伦斯基公民制造的审判和革命前的贝利斯案类似，在旧制度的侦察员、诽谤者布尔采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推动下，只能导致今天已经被捕的同志们为其最优秀的宣传鼓动员的思想的加强和巩固。
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捕相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和在它之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主席团建议讨论各种组织问题之后，梁赞诺夫发言，他声称在这种条件下讨论组织问题“不正常”：
主席团不认为需要向我们通报，没有出现在这一片（他指了指布尔什维克坐的那面）的两位同志——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现在在哪里。我认为，只要主席团还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逮捕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为他们获释采取了什么措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加米涅夫同志获释采取了什么措施之前，讨论上面拟定的问题是不正常的。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理由把加米涅夫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在几个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之后，梁赞诺夫的建议被否决了。过了一会儿，梁赞诺夫再次发言，主席打断了他，结果会议剥夺了梁赞诺夫的发言权。后者与其他布尔什维克一起退席，以示抗议。
在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梁赞诺夫再次触及这个问题：
我今天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谈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被捕的事。人们以这个问题将与政权危机问题一起在联席会议上讨论为理由，禁止我谈这个问题。我想请你们注意司法部某些代表不负责的行为。
马尔托夫也涉及了这个问题，做了如下声明：
根据108条不能追究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费道罗夫娜的责任，现在却根据它来追究整个一个党的责任。
[2]《基辅思想报》在战前岁月中是最好的左翼报纸之一。具有高素质的撰稿人队伍，在国外有众多的记者，这份报纸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那个时候来说，它相当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反政府的立场。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这份报纸的工作。在战争年代中，《基辅思想报》逐渐向右转，成为一份护国派的报纸。
[3]这里说的是法国左翼工会工作者梅尔盖姆和布尔多伦恩。他们两人在战争年代中加入了温和的国际主义派。后来这两人再次与若奥之流妥协。梅尔盖姆患了精神病，退出了政治舞台。
[4]《消息报》第111期第4页。
[5]克舍辛斯卡娅私宅系彼得格勒的一栋楼房，二月革命前属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宠姬、舞蹈家М.Ф.克舍辛斯卡娅。1917年3-7月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所在地。列宁从国外回来后，于4月16日（俄历3日）曾在此楼阳台上发表演说。——译注
[6]逮捕切尔诺夫一事是这样的，在七月事件中，确切地说是在7月4日，当时塔夫利达宫被激动的群众包围，他们派代表进入宫殿中，要求政府派某个部长上街。切尔诺夫受命走到街上，站在台阶上讲话。快讲完时，不知是什么人，挑拨者还是极度激动的工人把切尔诺夫拖下台阶，塞进一辆汽车里，声称他将成为人质。宫中一得知切尔诺夫遇险，苏维埃领袖们就要求列·达·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上街平息“自己人”。切尔诺夫在其《札记》中以下面的形式描写了该事件接下来的进程：
这时，托洛茨基从塔夫利达宫走出来，站在我坐在其中的那辆汽车前面，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先面对水兵，问他们是否认识他，是否见过他，是否记得他。然后指出，有人想逮捕一个社会主义者部长，这是误会，喀琅施塔得人永远是革命的骄傲和光荣，因此他们不可能想对个别人施加任何暴力，个别人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当然没有人会反对社会主义者部长回到会议厅去，而水兵将留在这里和平地讨论革命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我没有搞错，这里没有任何人赞成暴力，不对吗？谁赞成暴力请举手。没有人举手；于是那些把我带到汽车里来的人不满地让开了；我觉得托洛茨基好像说，“切尔诺夫公民，谁也不会妨碍您自由地回去”，这是一场误会。所有在汽车里的人都可以自由走出来，此后我们回到了宫中。
[7]拉斯科尔尼科夫（ФëдорФëдоровичРаскольников，1892-1939）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为喀琅施塔德海军中尉，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任副海军人民委员、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等军事领导职务。1921年任苏维埃驻阿富汗全权代表；回国后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工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和中国委员会书记。后任苏联驻外国大使，在清洗期间是为数不多的拒绝应召回国的外交人员之一，并发表声明揭露斯大林背叛革命、迫害革命家的罪行。——译注
[8]加涅茨基（Яков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Ганецкий）波兰和俄国革命活动家。十月革命后在财政、外交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担任负责职务。——译注
[9]苏缅松（Е.М.Суменсон）是一个普通彼得格勒市的居民，她确实在瑞典生活过，但与我党和革命运动都没有任何关系。
[10]科兹洛夫斯基（МечиславЮлиевичКозловский，1876-1927）系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0年起）、法学家。积极地参加了1905-1907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1918-1920年为俄罗斯联邦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革命在危险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反革命的进攻
革命在危机中！
革命在危机中，而且正是来自危险的唯一能威胁它的那方面：反革命。所有关于反革命实际上能够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大门”走进来的全部说法都失去了任何实际内容。它们顶多意味着反革命随时准备利用革命政党犯的这个或那个错误。但问题的实质仍在反革命自身之中，在它的阶级构成中，在它的利益、计划和力量中。
反革命首先是君主制、世俗的或宗教的官僚、旧军官、贵族、修道院，最后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它的直系亲属欧洲外交。7月3-5日事件没有造成反革命：它只是揭露了它。瞎子和半瞎子都不得不看到，威胁革命的真正的危险来自右边，来自那些革命尚未破坏它们的社会力量的反革命力量的一边，它们还企图夺回政权。
第一和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国家引到”立宪会议。把革命所由产生的全部主要问题都拖到它的召开。正是这个躲避和观望政策早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就不可逆转地加剧了内在矛盾，导致严重的危机。
“原则上”认为，俄国已经是共和国了。但临时政府不敢宣布成立共和国，并在等级、头衔等领域中从中得出全部必要的结论。
政府首脑本身继续用公爵的头衔签名，正式为罗曼诺夫保留了大公和公爵的头衔。这样一来，国家形式仍有疑问。同时，由立宪会议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前景应该激起君主制分子在剩下的几个月中调动一切力量，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孤注一掷。
把地主的和其他的土地交给人民的口号得到了官方的半承认。但从这个口号中没有得出任何关于立即消灭地主领地和实际保障人民对土地的权利的结论。还可以看到地主和地主的行政机构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农民不能充满对远离他们的革命中央机构的拯救力量的抽象信任。这为一方面是趁乱打劫和破坏、另一方面是黑色百人团的蛊惑创造条件。地主不但得到了严厉的警告，而且还有相当长的期限——直到召开立宪会议，他们可以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应对危险，如果可能的话，就把革命打落马下。
在其他领域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上面倡导民主原则，把反动官员和法官留在地方。政府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团结反革命力量或掩护它的武器。身上沙皇专制制度锁链留下的伤口尚未愈合的人民格外尖锐地感到了这个可怕的矛盾。同时，反革命官僚、黑色百人团和立宪民主党急忙全面利用自己的官方阵地来“粉碎”革命。
革命彻底激发了军队。旧的棍棒纪律已经化为灰烬。在军队的各部分中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一切都要经过讨论，要经受批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士兵的头脑中尖锐地提出。苏维埃提出的、被政府正式认可的纲领：不割地的和平以及重新审查旧的条约——只是在士兵的心里加强了对所有拖延战争的人、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坚持割地的人和鼓吹不惜一切进攻的人的敌视。把所有问题都推到立宪会议，把关于重新审查与盟友的旧协议的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政府不认为可以拖延进攻。
军队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悲惨的后果，是被唤醒的希望和公布的原则与政府的完全无力的外交之间矛盾的结果。
底层群众最直接地感受到革命落入其中的那些矛盾是无法承受的。但群众以自己的方式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被上面说成是“无政府状态”。当喀琅施塔得水兵自作主张罢免了上面任命的委员、立宪民主党人佩佩利亚耶夫。所有“秩序”的报纸、首先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都大喊大叫，说什么喀琅施塔得脱离了俄国。某个阿列克辛斯基甚至为《统一报》[1]伪造了喀琅施塔得的货币。用所有的惩罚措施恫吓喀琅施塔得人；农民代表苏维埃竟然用停止从农村给他们运粮食来威胁他们。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剧了革命左翼与它市民中心之间的对抗。
彼得格勒工人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格外强烈地感受到令人恐惧的经济崩溃以及在内在软弱无力的政府怂恿下反革命力量的动员的现象。当越来越多的彼得格勒工人群众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宣称这是群众的“愚昧”。这样一来，结果就是整个革命军队的最愚昧的一部分就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用外省和农民的权威来与它对抗，并威胁俄国将战胜彼得格勒。在为显然没有生命力的“联合”政策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党看来不得不推翻全部政治概念，对农民听众和农民士兵听众诽谤革命的彼得格勒先锋队，说它是农民的最凶恶的敌人。这样一来，彼得格勒工人的革命警惕性就变成了神经质的戒备。这是7月3-5日事件的必不可少的心理前提。
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性的辞职彻底暴露了联合政府是站不住脚的，在两个月的期间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自杀式的盲目性支持这个政府。
为什么立宪民主党恰恰是在7月2日破坏联合，现在很难完全说清楚。乌克兰问题仅仅是借口。很显然，立宪民主党人得到美国交易所商人（参议员鲁特的使团！）的承诺，不给纯苏维埃内阁提供资金，手里拿着这张王牌，他们决定要挟“革命民主派”。也有可能，前线进攻的主要挑唆者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或通过他们强加的进攻开始变成悲惨的撤退时，急于抛弃政府……立宪民主党人以这种方式最终揭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敲诈者面目，同时也暴露了那个联合政府的矛盾性质，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建议劳动群众把它看成是革命的唯一的拯救。
当我们写道和说道，联合政府中彼此对立的阶级力量的内部斗争注定了它不会有结果时，人们指责我们蛊惑人心。当我们断言，通过与柯诺瓦洛夫们和盛加略夫们合作而认真地企图得到别说是100%、就是50%的利润，是不可能的，人们指责我们激起群众“阴暗的本能”、蛊惑人心和中伤。当立宪民主党人退出了政府，“砰”的一声关上大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保护自己免受立宪民主党人的打击而揭露他们时，不得不肯定了我们从联合政府刚一产生就反复重申的全部观点。我们拿与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最残酷的斗争的《工人报》为例。
7月13日，孟什维克机关报写道：
在临时政府在两个月期间拒绝与惊人的经济崩溃作斗争后，在新政府声明必须调整经济生活时，柯诺瓦洛夫认为现在就应该退出。又该怎么办，需要留住柯诺瓦洛夫，需要为了他而拒绝与经济崩溃作斗争的唯一手段？
当然不需要。我们在当时证明了这点。
《工人报》接着说：
来自人民自由党的米留可夫先生的内阁同僚们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的外交政策，这些内阁代表还以自己的全部行动证明与柯诺瓦洛夫团结一致。
完全正确；我们当初说的正是这点。
孟什维克的机关报继续说：
盛加略夫先生对苏维埃代表团在全国粮食委员会中关于必须调整经济生活的所有声明都充耳不闻。而以立宪民主党人斯捷潘诺夫为部长的工商部，在柯诺瓦洛夫辞职后，仍是资本家在其反对工人、反对高速经济生活的斗争中的堡垒。
完全正确：我们正是这样界定联合内阁中“资本家部长”的角色的性质的。
《工人报》说：
后来，革命在这些人身上遇到了反对它理顺尖锐的民族矛盾——乌克兰问题——的企图，还有对土地委员会当局以支配土地和调整土地关系的努力制止无政府地夺取地主土地的企图的反抗。
它能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李沃夫先生让步吗？它是否应该以用武器平息乌克兰人代替对他们让步，或是以和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来代替立即迎合他们的意志，哪怕是部分也好？
这样，《工人报》就公开承认，“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不能哪怕是部分（！！）地迎合农民的意志，因为“资本家部长们”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但须知我们对工人群众说的正是这一点，正是因此，从《新时代报》到《工人报》的全部“秩序”的报纸都指责我们蛊惑人心。
在全俄代表大会上，策列铁里承担了对整个政府的责任。官方报告人让代表们相信，“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建议的措施没有一个被资产阶级多数否决的。佩舍霍诺夫通报说，“资产阶级的反抗被粉碎了”。斯柯别列夫对代表大会保证，柯诺瓦洛夫的辞职是“个人”原因促成的，绝不意味着有组织的资本对民主的经济政策的反抗。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实。他们把代表们和全体人民一起引入歧途。当我们企图揭示事情的本来面目时，说了《工人报》或《人民事业报》今天不得不说的那些话，人们指责我们蛊惑人心，破坏革命政府的权威。
如果把蛊惑人心理解为向群众提供不真实的消息，蓄意对他们隐瞒最重要的事实，旨在以这样人为的方式在群众中制造有利于一定政党和集团的政治计划的情绪的话，那么苏维埃多数的领导集团核心的政策就是蛊惑人心。
如果和拉萨尔[2]一样认为，革命政策从说出“真相”开始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策就是革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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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群众不止一次地叩响苏维埃的大门，要求更加果断的内外政策。他们遇到的是根本不予理采和敌意。人们回答他们说，他们在为反革命服务。然而，群众不能不知道，所有反革命的机构都在对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工人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进行的最残酷的迫害。《新时代报》、《俄国意志报》、《彼得格勒传单报》、《小报》[3]抓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词，刊登作为列宁分子的粉碎者的策列铁里的肖像，在系统地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部长们权威的掩护下，在一个个栏目之间编织令人厌恶的诽谤革命国际主义者蜘蛛网。
很可能，最极端的黑色百人团的冒险家混入布尔什维克组织，以便“利用”它的发动，就像沙皇的暴徒在过去的岁月不止一次地企图把我们的示威游行变成黑色百人团的暴行一样。但仅凭这点还不能在布尔什维克和反动之间造成任何思想联系。相反：反革命雇佣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败坏作为复辟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的极左翼的声誉。但这些冒险的未遂企图在地下得到非正式的、因而更有效的整个反动派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联盟的补充。《工人报》或《人民事业报》上的每一篇反布尔什维克的文章都立即被黑色和黄色报纸所转载，早在阿列克辛斯和其他讹诈者的“揭露”之前，《小报》就在它的每一期上都要求逮捕列宁同志，对此不能闭目不看。由于正是布尔什维克正式代表坚持不懈地对民主派中心指出不断增长的反革命危险，不倦地要求激进地清除所有黑色百人团的巢穴，因此把他们与“黑暗势力”混为一谈的企图更加令人愤怒。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在悲剧性的7月3日通过了决议。
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和随之暴露出来的“联合”内阁的内在本质对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表明，他们对上面发生的一切的理解是正确的。没有预先采取任何措施反对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政府中的宣布同盟歇业的业主不允许这么做。在土地问题上什么也没有做，因为李沃夫不允许。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上没有成功地采取任何重大的措施，因为革命的俄国的全部外交政策仍停留在旧的帝国主义轨道上。所有这些在7月2日得到证实。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联合政府在群众眼睛中就是一个黑洞。多少无价的时间被放过了，被浪费在冠冕堂皇的喋喋不休上，在对群众隐瞒真相上……和对布尔什维克的中伤上。
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群众正是因为他们站在全体人民群众的最前列，最接近事件，他们不能不感到介入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群众不信任官方民主派领袖所做的一切，从既成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采取英勇措施。“与我们联合，别与资本家联合！”这是革命群众想对在塔夫利达宫开会的负责的革命中心喊的口号。
没有一个负责的组织呼吁群众在7月3日上街，更不用说手持武器了。这在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得到报告人沃伊廷斯基正式确认。相反：布尔什维克像其他政党一样，呼吁士兵和工人别上街。然而群众却上街头了，而且还手持武器。
反革命挑拨和德国间谍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现在很难对此说出什么明确的意见。“秩序”的报纸围绕7月3-4日事件掀起铺天盖地的谎言，透过它既看不到事实，也看不到人。只能等待真正的侦察的结果，当然不是模棱两可的司法祭司与阿列克辛斯基协同搞的那种侦察。但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样的侦察结果将把黑色百人团的工作和德国、英国或真正的俄国的黄金，也许最后是前两个和第三个国家的黄金加在一起的作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事件的政治意义是任何法庭侦察所改变不了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群众没有也不可能被收买。他们既不为威廉服务，也不为布坎南服务，也不为米留可夫服务。雇用的骗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够或多或少地成功破坏他们的运动；但运动本身是战争、不断迫近的饥饿、甚嚣尘上的反动、政府没有首脑、冒险主义的进攻、工人士兵政治上的不信任和革命忧虑所酝酿的……
资产阶级政府的报刊“武装起义被忠于革命的军队”所镇压。在这个已经成为官方公式的对7月3-4日事件的鉴定中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示威游行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示威游行者在苏维埃驻地前庄严行进。起义反对谁？伪造者不得不违心地说是企图“夺取”政权。谁？这种企图表现在哪里？
把示威者谋害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未遂作为罪证。有人断言，似乎有一批人想逮捕克伦斯基，但只是他们到车站晚了点。部分机枪手强烈要求策列铁里从宫殿里走出来，回答对他提出的问题。最后，这伙可疑的匪徒占据了塔夫利达宫的入口处，背着群众真的企图扣留切尔诺夫。但只要公然让示威者了解这个企图，这半流氓似的一小撮的图谋就烟消云散了，切尔诺夫就有机会自由地回到宫殿中。这就是全部事实。数万示威者与此毫无关系，而示威的工厂和团队的领导者无疑是从报纸上首次得知“未遂”逮捕的。
虽然有全部报纸的虚构、伪证和反侦察的幻想，3-4日占据了彼得格勒街道的数万武装士兵和工人没有做任何占领政权机构和政治机构的尝试，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这点充分表明，那里连对“起义”的政治暗示都没有。激动的群众走上大街进行示威和抗议。如果他们带了武器，那是因为担心受到反革命的武装袭击。前几个月的令人厌恶的中伤使工人和士兵对涅瓦大街和聚集在那里的那些武装分子极度怀疑。示威者的唯一想法就是用武器威慑反革命地下分子，以此为自己扫清前进道路。
尽管如此，还是射击了，流血了，牺牲者倒下了。哪支枪先射击的，这点任何时候都搞不清。但是，射击是德国马克、英国先令或真正的俄国卢布预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深信不会受到惩罚的无耻的地下奸细在7月3-5日事件中扮演了致命的角色。无情地查清这个角色，是调查的任务。但在这里仍是这样，即使调查真的希望深入下去，也只能稍稍改变事件的政治面貌。
7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与加入它的国际主义组织试图掌握自发展开的运动，把它纳入和平行动的轨道，让它在政治上定形。我们不认为需要在任何人面前为自己辩解，哪怕是在《新生活报》的柏拉图式的批评者[4]面前为自己辩解，后者说我们没有走到一边观望，让波洛夫采夫[5]与示威者“交谈”。无论如何，我们的干预从哪方面都不能增加牺牲者的人数，也没有把混乱的武装示威变成政治起义。这点在事件的整个画面中和它们的内在逻辑中十分醒目。以遵循起码的政治善意的名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应该首先挺身而出反驳市侩-警察的谎言，如果他们没有把革命嗅觉的最后残余与社会主义原则一起丢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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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傻瓜才能真诚地认为，似乎是7月3-5日事件“破坏了”革命。如果严厉的7月震荡真的破坏了什么的话，那只能是政治真相的虚假的掩饰而已。
暴露出了“革命民主派”的领袖们与工人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惊人的深渊。就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公然破裂这个时刻，暴露出后二者的领袖们追随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让工人群众的最革命的一翼反对自己。在给不幸的联合政府的经验得出结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中，苏维埃领袖们首先看到的是反对“革命民主派”的意志。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其他人不去掌握实际上沿着整个革命发展路线前进的运动，在政治上依靠它，而是得出警察的结论：解除破坏秩序者的武装。这样一来，为惩罚有缺陷的行为而解除了工人和士兵的武装，在危险关头，他们将最英勇地为革命事业而战斗，对此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
但这还不够。苏维埃领袖们希望以解除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武装来讨好自由派资产阶级，以最鲜明的例子对它表明自己的坚定性和国家观念。但是，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自由派资产阶级还在退却，因为它担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与它决裂并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结果的妥协的楔子越深地打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中心与左翼之间，资产阶级将变得更加不肯让步。一旦克伦斯基-策列铁里-齐赫泽解除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武装，暴露出自己的左翼时，它的不肯让步将变成无耻的挑衅。
除所有这些之外，还加上了前线的失败。还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即在6月初，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联盟党团在自己的声明中警告说，在物质和思想上都没有做好准备的策划中的进攻对军队将是致命的，将彻底破坏它的内在联系。进攻的鼓吹者声称这个警告是对军队的“诽谤”。但再次暴露了官方的护国主义难得伴随着洞察力。现在我们当时的预言以最骇人听闻的形式兑现了。那些什么也没有预见到的人、更糟糕的是那些执行盟国要求、闭眼不看现实，对革命的质询充耳不闻的人，现在企图可耻地把前线发生的溃败的责任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6]但是，这个手腕不能改变情况。冒险的进攻导致撤退的灾难，后者又有吞噬军队和革命的危险。即便彼得格勒没有经历7月3-5日的悲剧，前线的事件仍会打破幻想和故作姿态的政策，过去它的代表就是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
无作为的暂时平衡被无情地打破了。面对反革命和军队的瓦解需要非常措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组成的内阁为“拯救革命的政府”。半官方刊物解释说，事情关系到革命专政。谁的专政？对谁的专政？以什么名义？下层对有产阶级的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对军队、工人和农民的专政？
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继续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中寻找合作伙伴。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拒绝，他们以与任何资产者妥协作为“补偿”。这种新的组合的漫画性质使人不得不认为，它的使命主要是为了安慰盟国政府和交易所。但很清楚，在这些条件下，任何革命专政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是敌对的或半敌对的；资产阶级是敌对的，满怀希望地退出政权。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形势对“超阶级的”波拿巴专政有利。但为了后者的成功，需要有安分守己的保守的农民以及反映了这样的农民的“守纪律”的军队。在我们这里，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正是在授予他们所有“全权”之后感到自己悬在空中。
革命专政没有能够坚持“到底”的唯一主要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反对它了。没有在土地上得到满足的农民和胜利的军队，波拿巴专政是不可能的。剩下第三种专政形式——凌驾于无产阶级、军队和农村底层之上的维持“秩序”的党的专政。
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的努力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摧毁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心，解除了工人和“不可靠的”士兵的武装，在军队中恢复了死刑，苏维埃领袖们立即开始与立宪民主党和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谈判。“拯救革命”的政府开始建议与组织起来的反革命合作。国家杜马、交易所委员会、工厂主协会等参预的莫斯科的社会政治代表大会[7]应该揭开新的一章：在第一阶段推出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与无产阶级彻底决裂，他们对帝国主义资本的彻底投降，为资本的秩序彻底消灭革命。
但在这条道路上出现了困难。资产阶级苛求比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让步的准备增长得更快。马上出现了绊脚石：土地问题。
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绝对没有企图按照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行事，该纲领许诺，党将不仅在立宪会议上捍卫自己的要求，还将在革命时期直接实现它们。完全屈从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压力，切尔诺夫出面反对“单独”（？！）解决，坚持把所有最重要的问题留给立宪会议。然而，他在进入内阁时，仍然许诺贯彻禁止在3月1日后进行土地交易的法令，这项法令似乎能不让土地所有者和投机商通过真假交易最终搞乱土地关系，给立宪会议造成绝境。但是，切尔诺夫原来无力通过苏维埃号召农民支持的联合政府贯彻这项法令。为了使这项法令哪怕是以歪曲的形式出现，就需要联合的破裂，3-5日悲惨的震荡，李沃夫的辞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甚至连社会革命党人的最右翼的《人民意志报》都认为法令过时了。报纸是这样说的：
看到所有这些，居民不能再平静，在许多情况下着手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收获时将对这些后果得出结论。完全有理由认为，当前的农业年将会出现巨大的减产。
然而，如果临时政府在建立伊始就表现出充分的果断和坚定的话，就不会有土地和农业的破坏，至少不会达到如此之大的规模。
如果它不仅仅局限于关于土地问题将由立宪会议解决的郑重声明，而是立即采取保障这个声明的一系列措施的话！我们知道没有这样做。只是在过了四个半月之后，在两次政府成员重组之后，在土地破坏几乎波及全俄国之后，当一切实际上已经结束后，才能够公布了那份决议，我们的党和无数农民不止一次地指出了它的必要性。显然，其原因就是覆水难收，它不可能有重大的意义。（《人民意志报》）7月16日)
我们觉得，这几行文字给在上面制造真正的土地无政府状态的联合政府的行动做出明确的总结，但就其结论来说，过于消极。土地委员会把对土地真正的权力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它们能够破解许多骗局，消灭过渡时期的许多土地交易。需要的只是在中央有真正的革命政权。正是为了避免这点，资产阶级想把土地改革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甚至要求解除最温和的、最能忍耐的切尔诺夫的职务。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随时准备把军队的控制权和俄国国际命运的领导权以及在国内建立“秩序”交给资产阶级，但在消灭农民对土地的希望上他们犹豫不决，能有多久？现在整个政治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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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革命在危机中”。它确实处于危险中：不是因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革命命运感到绝望，手持武器走上街头；不是因为某些犯罪匪徒在大街上引发无意义的枪击，而是因为农民的官方领袖结束了摇摆和动摇期，走上了反革命秩序的道路。当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以警察的方式粉碎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与米留可夫的反革命政党进行谈判，那时革命确实处于危险之中。它的危险首先来自为拯救它而建立狂暴软弱的专政的那些人。
在经济崩溃和军队瓦解已经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把国家引向发展的康庄大道，确实只有专政才行，但是革命专政，它能够推行刻不容缓的行政、经济和土地根本改革，把自己的利剑向右砍去，反对资产阶级上层、贵族和君主体制的军官的反革命阴谋。只有与农村劳动群众和军队中有觉悟的部分结盟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建立这样的专政。
政治任务是；利用最近的经验，把农民群众和工人中的落后部分从“坏牧师”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后者现在正在把革命出卖给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是把自己的队伍更紧密地聚集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旗帜下，穿过重重诽谤——反动妄图借助它来孤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为自己打开通向城市、前线和农村最广泛群众的意识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任何障碍和迫害都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应该利用出自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内在需要的鼓动、团结和斗争的所有方法。我们将采取所有措施来捍卫工人\士兵和农民组织、政治刊物和工会的机关刊物免遭反动派的破坏和袭击。我们将巩固、发展和扩大这个机关。
今天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这场为发展革命、建立劳动群众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中占据什么位置，这首先取决于它们自己。由于它们中的多数将协助或怂恿反革命讨伐无产阶级政党的诽谤屠杀，它们将很快就被政治发展所清除。由于我们仍在这些苏维埃中，我们当然将全力以赴地为它们的内部更新和彻底改变它们的全部政策而斗争。我们将力求让反映革命的昨天的苏维埃能够上升到明天的任务的高度。但关于苏维埃的角色和命运的问题无论多么重要，对我们来说，它完全服从于城市、军队和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为政权和革命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问题。
在整个这项工作中，我们将依靠欧洲革命的发展。在我们为与农民进行革命合作的斗争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的直接的、最亲密的盟友是欧洲工人阶级。我们不会做任何一件有破坏或削弱日益增长的所有国家革命工人联系的危险的事。正是以这样的策略，我们将最好地、最可靠地为俄国革命服务，也就是说，为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服务。
“俄国革命在危险中！”只有它的内在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刻不容缓地完成它的任务，把它从俄国的变成国际的，才能拯救它。
《前进报》第7期1917年8月7日（7月25日）
[1]《统一报》系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于1914年5-6月出版的报纸；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护国派于1917年3-11月间出版的合法报纸。——译注
[2]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1875年）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在他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协助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译注
[3]《小报》于1917年5月创刊。它的出版者是著名的黑色百人团分子苏沃林兄弟，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其旗帜与1923年秋德国纳粹展开法西斯宣传鼓动的旗帜差不多。例如，苏汉诺夫这样描写它的：
在“人民性”、极端民主主义、“独立的社会主义”（与德国法西斯分子如出一辙。——编注）的外表下，《小报》所持的是直接坚定的反革命政变、军人寡头专政的方针。“普通百姓”争先阅读这份报纸，其发行量达数十万份。奇怪的是，它开始时隐蔽地、后来则直截了当地推举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独裁者的候选人。苏沃林兄弟和他们身后的企业家集团知到要干什么：他们鄙视克伦斯基，认为他是个微不足道、吵闹的小孩，他们越过他武装高尔察克。
[4]柏拉图式的批评者是指那些离开运动，为安慰自己良心进行“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批评的人。这样的批评者与无产阶级阶级生活的实际进程没有联系，很容易沉醉于这种想法：什么样的灾难他们都能用双手排除。但往往被他们批评的人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而且还要多一些。
[5]波洛夫采夫将军（ПетрАлексадровичПоловцев，1874-？）沙俄将军，1917年夏任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七月事件期间曾枪杀彼得格勒参加示威的群众，并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译注
[6]沙皇将军让犹太人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的作法与这种思维方式如出一辙。只要在某个李伯尔的话中把“布尔什维克”换成“犹太佬”，就成了典型的军事-屠杀的语汇。这并非偶然。李伯尔们和沙皇将军们的动机是一样的——分散群众对自己政策破产的注意力，让他们把愤怒和绝望发泄到第三者的身上。这是怯懦、软弱和无耻的政策。
[7]这里指的是8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国事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工会、合作社和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各100人，余下的1000个名额给资产阶级、地主、哥萨克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克伦斯基政府打下资产阶级基础。资产阶级报刊千方百计地宣传这次会议。我党断然否定它。莫斯科党组织号召莫斯科工人罢工，以示抗议。隆重的日子因阶级仇恨的事实而蒙上阴影。苏汉诺夫有趣地描写了罢工的性质：
莫斯科的有轨电车停驶。而且大街上连马车夫几乎都没有了。在莫斯科举行了罢工。它虽然不是总体性的，但也很有感染力，足以展示群众的意志。许多工厂都罢工了。除了满足居民日常需要的工厂外，市里的所有企业都罢工了。旅店、餐厅、甚至还有半数的马车夫都加入了罢工。整个这支劳动大军都追随布尔什维克反对自己的（孟什维克的）苏维埃。黄昏时，示威让人的感受更加深切：莫斯科淹没在黑暗中，因为煤气厂像其他企业一样也罢工了。（《革命札记》第5卷第155-156页。） |
放弃阵地——论切尔诺夫的辞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反革命的进攻
放弃阵地
——论切尔诺夫的辞职
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离职了。整整一个星期，立宪民主党的《言论报》和所有追随它的反动的机关报都要求切尔诺夫辞职。立宪民主党的部长候选人也提出这样的要求。切尔诺夫的政策是用好听的社会革命党的言词掩盖它无力把土地交给农民，虽然这个政策没有性格，但切尔诺夫在把他的话当真的农民的眼中还是成了某种上面写着农民对地主土地的权利的旗帜。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背后壮大的反革命现在开始着手把那些在群众中培养“无稽的幻想”[1]的人从内阁中清除出去的工作。
对此又加上一个极端重要的考虑。5月初，当切尔诺夫在其进入内阁时，正值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把把地对左右慷慨许愿时，他对苏维埃承诺立即颁布法规，禁止3月1日后的所有土地交易，以便不让地主有机会用虚假的在亲属和姻亲之间分土地或把它们卖给外国人的方式对人民“隐藏”自己的土地。但是，切尔诺夫在5月6月都没有颁布这样的法规。是社会革命党呼吁农民信任的立宪民主党人和李沃夫公爵们不允许。只有在失去了所有耐心和信任的工人士兵群众涌上了彼得格勒的街头之后，只有在反革命奸细挑起的内战的鲜血之后，切尔诺夫才得到颁布许诺的法规的机会。但临时政府没有走到完全禁止土地交易这一步，而是让它取决于土地部长的批准。甚至连社会革命党右翼报纸《人民意志报》都写道，在被切尔诺夫白白放过的5、6两个月中，地主没有打盹，用所有的买卖勾当把地方土地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但毫无疑问，在中央有强硬的革命政府、即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在地方有强硬的工人农民委员会的情况下，是可以用快刀斩开地主搞的乱麻团的。破坏已经存在的人民的组织，不让新的组织形成，现在这是反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同时它还需要用另一位直接和自觉地为地主服务的部长来取代切尔诺夫，他将依据切尔诺夫的法规允许继续进行土地交易，而这些交易应该把未来的土地改革化为乌有。
立宪民主党人和黑色百人团对切尔诺夫的征讨正是由于这些考虑引起的。可以凭良心说，切尔诺夫配不上反革命对他怀有的仇恨。但剥削者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时不愿意半途而废。在捣毁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心，解除了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部分喀琅施塔得人的武装后，反革命中心现在着手把自己的无意识的助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撤职。
为了使自己的这项工作变得容易，反革命求助于自己的毒性最大的武器：黑色百人团-沙文主义的诽谤。布尔采夫[2]和阿列克辛斯基在地下散布流言，说切尔诺夫作为“失败主义者”和“亲德分子”，在国外时与德国当局有联系，并通过后者对关押在德国的俄国战俘散发革命传单等。《言论报》立即以旨在吓唬庸人的暧昧的暗示来应和。克伦斯基恳求立宪民主党人放弃“党性”参加新一届联合政府，他们回答说，他们不能和德国皇帝的朋友切尔诺夫一起开会。后来同意了，然后再次拒绝……
这个场面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冲突彻底结束而告终：苏维埃领袖投降了，切尔诺夫辞职了，以便作为“个人”洗涮清对自己的指控，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反动派的雇佣的卑鄙诽谤真的是辞职的唯一原因，还是切尔诺夫以自己的“自我牺牲”的辞职为克伦斯基与立宪民主党人的交易铺平道路，现在还很难说。但反正都有一样。现在社会革命党人退出政权比回到政权中更容易。克伦斯基可能不会请他们回来。农民代表模糊地感觉到这点。他们中的多数无声地抗议辞职。但被领袖们利用的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做了自己的事：切尔诺夫的辞职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同意。
谁反对这一决议？
布尔什维克、统一国际主义者和马尔托夫[3]集团。他们向大会揭示，征讨切尔诺夫的组织者，正是那些散布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柯伦泰[4]的诽谤的那些恶棍。但区别在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至今没有为揭露和粉碎反对列宁的卑鄙诽谤阴谋动一下手指；相反，他们以自己居心叵测的沉默和模棱两可的保留滋养和支持诽谤，而布尔什维克则一致出面保护切尔诺夫，并要求他不要对立宪民主党的纠缠屈服，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反对反革命的压力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保护切尔诺夫比社会革命党、农民和孟什维克都有力得多。这不能用我们对切尔诺夫的“同情”、而是与反革命斗争的需要来解释。被社会革命党人搞糊涂的农民代表出卖了自己的领袖。革命的工人代表并不认为农民的领袖是自己的领袖，但以自己全部的革命果断性来保卫他们。当时候来临时，工人将为贫苦农民的利益在反对那些今天排除了切尔诺夫、明天将打算公然地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的集团的公开斗争中抛洒自己的鲜血。我们毫不怀疑，贫农很快就不得不明白，拯救在我们的策略中，而不是在切尔诺夫们的策略中。
《工人和士兵报》[5]第2期
1917年7月25日
[1]尼古拉二世在刚继位时接见地方自治工作者时，称立宪的希望是“无稽的幻想”。——译注
[2]布尔采夫（ВсеволодСергеевичБурцев，1862-1942）俄国政论家。《往事》杂志出版者。揭露了沙皇暗探局的许多奸细（Е.Ф.阿泽夫、Р.В.马利诺夫斯基等人）。十月革命后成为白俄。——译注
[3]马尔托夫（Л.Мартов,1873-1923）原名尤利·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1895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1900年起任《火星报》编委。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左翼领导人。1919年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移居国外，“第二半国际”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4]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Михайловна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15年起）。1917年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在彼得格勒），中央委员。1917-1918年任国家救济人民委员。1920年起任党中央妇女部长。1918年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活动，1920-1922年参与“工人反对派”的活动。柯伦泰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1923年起任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兼商务代表，1926年任驻墨西哥全权代表，1927年起再次出任驻挪威全权代表，1930-1945年任驻瑞典公使，后任驻瑞典大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5]《工人和士兵报》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机关报，1917年7月23日（公历8月5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取代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共出15期，发行量5-7万份。——译注 |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唐恩关于冬宫会议报告的讲话（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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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就唐恩关于冬宫会议的报告的讲话[1]
（7月22日）
在建设政权的整个过程中，在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中有一个主要特点，即完全的、无条件的、全方位的惊慌失措。完全没有政治路线。
在这个基础上是无法建设需要的政权的。你们陷入了政治消沉的状态中。无望地企图建立牢固的、强有力的政权的三个星期败坏了民主派的声誉。无休止地拖延下去。
对我们和我们的代表们来说，没有比缺乏革命的创造性这一事实更耻辱的了。
他们在寻找什么？寻找有生命力的内阁。他们用书信和报纸上的文章请求立宪民主党党员，向他们灌输对祖国的爱。一个政党难道应该做这样的事吗？
我们求助于组建内阁的旧原则——借助于建立革命民主派与地主资本家的联盟。
当柯诺瓦洛夫退出内阁时，我曾怀疑过，他的退出是疲劳的结果。斯柯别列夫否认了这点。现在在柯诺瓦洛夫位置上的是帕尔钦斯基，[2]他的活动在你们面前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定论。
在联合内阁中出现了强盗窝。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不得不与那些可以被称为是阶级强盗的人一起工作。他们的政策是让群众极度消沉，它所追求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建立地主和资本家的专政”。
当我们说出这点时，说我们是蛊惑人心。
策列铁里和佩舍霍诺夫断言，资产阶级的反抗已经被粉碎……我向你们请教：它是否真的被粉碎了，如果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与无政府状态做斗争，与此同时，帕尔钦斯基在瓦解民主派的话？
来自资产阶级的新部长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新的帕尔钦斯基们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曾在内阁中，但他们走了，因为他们的有害的性质，他们离开是因为破解了他们捍卫资产阶级阶级渴望的政策的密码。
我们一直抗议联合政策。这导致了什么？
（策列铁里在座位上喊：“7月3-5日事件。”）
托洛茨基继续说：
我的答案是，7月3-5日事件是临时政府行动的结果。（喧哗。）
斯别列夫许诺征收100%的利润，而我们看到的是帕尔钦斯基的工作。
难道切尔诺夫在5月没有声明过，将禁止土地买卖，难道在两个月后我们没有得知，李沃夫公爵和立宪民主党人不允许他推行这个法规？
难道还不清楚，组成的是调解法庭式的政府，而这意味着为国家的创造设置障碍，一方面是制造口角，另一方面是镇压。
现在，当冲突已经爆发时，当有产阶级正在期待革命失败已经昭然若揭时，这点就变得格外明显。
叶弗列莫夫为什么加入内阁，盛加略夫为什么从那里退出？我们为什么还应该等待另一个立宪民主党部长，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的面貌我们却已经相当熟悉？
我们用不着怀疑，无政府状态的发动反映了群众不满的激化。
我们逐渐地否定我们自己。彼得格勒苏维埃变成了两个执行委员会，从它们那里我们走向一个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报纸明确地强调这点。当然，这是谎言。
（伊苏夫在座位上喊：“而您在利用这个谎言。”）
不，我仅仅是强调这个事实，并警告说，在克伦斯基这个人物的身上可以感到波拿巴主义的因素，但走波拿巴主义道路的无意识的企图将被粉碎。
农民现在就声明，切尔诺夫是牺牲品。委托克伦斯基组建内阁的愿望，不是扩展、而是缩小革命基础。
接下来，托洛茨基论述了社会革命党影响的增长，它与孟什维克一起明确地走向投降。但不能确信，革命群众将会服从这两个政党。
托洛茨基最后说：“恢复军队的力量和组织性的唯一出路，就是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形式的劳动群众的专政。”
《消息报》第125期，
1917年7月23日
[1]讲话是针对唐恩的报告的，该报告叙述了临时政府与各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从立宪民主党到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就组建政府问题于。7月22在冬宫召开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立宪民主党做出挑战姿态，他们要求组成超越党派的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实际上对他们投降，声明他们把组建临时政府的工作完全委托给克伦斯基。
[2]帕尔钦斯基（ПетрИакимовичПальчинский，1875-1929）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活动家、工程师、煤炭辛迪加的创办人。在克伦斯基时期，他曾任工商业部副部长，在开始时以全方位地帮助大资本的怠工而臭名远扬。在这个职位上，他竭尽全力激起工人群众对自己和政府的仇恨。作为“实干家”，帕尔钦斯基是真正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他被克伦斯基任命为彼得格勒省省长。帕尔钦斯基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封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和国际主义的《新生活报》。只是由于有组织的群众的愤怒和局势的不稳定，迫使克伦斯基在三天之后将这个新出现的宪兵解除职务。在十月的日子里，帕尔钦斯基积极地参加了反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斗争。1929年因组织破坏活动被枪毙。——译注 |
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投票问题的发言（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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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反革命投降
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投票问题的发言
（7月20日）[1]
同志们，我们的愤怒与你们的一样深，一样强烈，也许比你们的更甚，因为我们昨天和今天都是诽谤者的牺牲品。我们不可能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因为切尔诺夫同志离开政府机构是恶毒诽谤的结果，而通过这个决议就是赋予所有恶棍和所有诽谤者权利，可以不受惩罚地向革命民主的这个或那个代表泼脏水，以便把他们清除出政治舞台。我们呼吁你们不要通过或匆忙通过这个决议。就策列铁里同志对列宁同志的不恰当的声明，应该说，这两件事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产生它们的气氛也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任何人都认为应该在列宁和他的朋友的背上捅刀子，但谁要说列宁同志是德国间谍，他就是恶棍。列宁同志的纯洁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与切尔诺夫同志的一样宝贵。切尔诺夫在你们的保护之下，但他也得到我们的保护。同志们，如果在此事上你们需要帮助，你们可以指望我们。
《消息报》第124期
1917年7月22日
[1]这个讲话针对切尔诺夫的辞职声明而发的。切尔诺夫出乎整个会议的预料声明说，鉴于散布对他的诽谤，他决定辞去他的官方职务。后来搞清楚，人们指责切尔诺夫的失败主义（噢，对农民部长来说，真是吓人！）连德奥地方当局对关押在那里的俄国战俘散发他出版的杂志《在他乡》都被算做是他的罪过。会议当然否认了这些指责，未经争论就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听取了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同志对切尔诺夫退出临时政府的解释……中央执行委员会表达了对他的充分信任，并希望他尽快回到他的岗位上，在那里他将像以前一样，为拯救和巩固革命俄国的名义而捍卫劳动农民的利益。
但在为他的辞职祝福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签收了反革命给切尔诺夫因而也是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耳光。须知那时已经清楚，对切尔诺夫的“诽谤”只是迫使不合资产阶级意的“农民部长”辞职的手段。 |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七月事件问题的讲话（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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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七月事件问题的讲话
（7月17日）[1]
我很荣幸，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人唐恩提到我在12年前说过的话，[2]我们号召准备进行武装起义时，号召工人勇于牺牲，不要杀戮。但唐恩没有引用检察官卡梅尚斯基和巴尔茨（后者现在似乎是在临时政府合作者的行列中）断言我们号召的不是牺牲，而是杀戮的答复，我对此表示遗憾。
你们看到，卡梅尚斯基和巴尔茨用唐恩在这里使用的是同样的词句，而且唐恩的讲话如此适合检察官的论据，甚至连伊苏夫同志都不得不修改他检察官的调子。
我不知道，唐恩是否哪怕出席过一次7月初我们在其上发言的集会。我本人7月2日对机枪团讲过话，7月发动的号召对这个团特别有作用，如同在争取全部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整个斗争中一样，我声明，与外省相比，我们在彼得格勒走在前面，但我们不可能跳过自己的头。我们应该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喊声：“这不可能。”）
这是可能的。我相信，俄国民主派号召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彼得格勒的起义能够在24小时内废除内阁，更换部长们，但这是冒险，因为内阁应该依靠群众的支持。（大厅里一片喧哗，主席费了好大力气才恢复了会场的平静。）托洛茨基转向大厅，并声明：这里有你们不请自来的盟友——资产阶级报刊《交易所经济人报》、《俄罗斯意志报》、[3]《新时报》[4]、《言论报》以及其他肮脏的机关报的代表，我们像你们一样蔑视它们。明天在这些报纸上将会出现的简讯，说指控民主派的多数派犯了刑事罪。我请你们注意发言的焦点。
还在7月2日，那时我们在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们得知准备发动。这个消息像火花一样迅速传遍了所有团队。我们尽管消息灵通，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传言来自何处。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时，有只黑手企图逮捕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喊声：“这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干的，他们是俄国革命的光荣和骄傲。”）这证明了黑色百人团企图利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喧哗。）
这些事实将载入史册，我们力求确定它们的真相。我肯定，亲临这次尝试现场的人都知道，水兵和工人都不知道，在塔夫利达宫的入口处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发言时，看到在入口处站着一群恶棍。我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5]同志说了此事。我对他们说，他们是密探，他们企图闯进塔夫利达宫。（卢那察尔斯基在座位上说：“对。”）当切尔诺夫出来时，这些恶棍企图在群众背后逮捕切尔诺夫。当我跳向他们时，我发现他们共有10人，他们企图完成他们的肮脏的勾当。我能在上万的人群中认出他们来。当我试图让群众知道此事时，发现没有一个工人和水兵认识他们。匪徒们散去了，切尔诺夫回到了宫中。谁也不知道克伦斯基去了前线，逮捕他的企图只能在前线实现。
叫策列铁里出来的目的不是逮捕他，因为工人和水兵们喊道：让策列铁里到我们面前来，给我们讲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如果有其他喊声，那也是出自企图逮捕切尔诺夫的那群人。起义的全部构成的3/4依据的是逮捕部长的企图。（喊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天的报纸证明了这点。
武装者的武装起义应该有这些人要实现的目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塔夫利达宫被完全解除了武装。武装群众没有企图占领战略据点和政治中心。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则没有武装起义。这证明了这个有反革命分子介入的运动的自发性和初级性。
当唐恩说到工人部的会议时，他没有提到，我们坚持肃清反革命据点，它们的代表在工人士兵群众底层进行自己的工作。7月3日，我们对我们的全权机构要求这点，这证明我们不是瞎子。人们指责我们煽动群众情绪。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试图形成它。
在5、6月间，当我们指出资产阶级集团进行怠工时，人们说我们是蛊惑人心。当立宪民主党人辞职时，切尔诺夫同志和《人民事业报》[6]和《工人报》[7]重复了我们的话。
当立宪民主党退出内阁后，工人认为有必要警告民主派不要与资产阶级集团联合，这是不足为奇的。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群众拿起了武器，因为他们知道反革命的企图。
我们和你们一样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在这个讲坛上，沃伊京斯基同志说过，布尔什维克警告群众不要发动。当群众走上街头时，我们明白，我们的角色是把计划性引入这个运动。我们对群众说：我们的口号是正确的，但还是别上街，回家去。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个情况。如果革命专政认为，我们犯了罪，那它就应该以革命政权的全部力量来粉碎我们。有人在这里说过，不知道我的住址。这不对，它在中央委员名单上。你们以自己的消极态度造成了这种气氛，在其中你们与我们一起窒息。在这个气氛中，把肮脏的指控扔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身上。（喊声：“这是正确的。”大厅里再次喧哗起来。托洛茨基继续讲。）
在这个大厅里有同情这些指控的人。在这里有刚刚依附革命的人。（喧哗。主席摇了半天铃，才恢复了平静。）
这里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他们是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思想对手，但还有其他人，他们追求的是另外的目的。
列宁为革命斗争了30年。我为反对压迫人民群众斗争了20年。我们不能不仇恨德国军国主义。只有不知道革命者为何物的人才能断言相反的事实。众所周知，我因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而被德国法庭缺席判处8个月的监禁。
在这个大厅里有这样的人，他们把自己的革命刊物用于对我和我的同志们的卑鄙的指控时，他们就是以此给反革命用它的语言说话提供了机会。
不允许任何人在这个大厅里说我们是德国的雇佣，因为这不是坚定的革命者的声音，而是卑鄙的喉舌。
《消息报》第121期
1917年7月19日
[1]这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针对的是唐恩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对7月3-5日事件所做的“说明”。托洛茨基同志是第一个党团演讲者。在他之后讲话的有马尔托夫、诺根等。结果是全会通过了李伯尔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名义提交的决议。
[2]就我们对此事的询问，列·达·托洛茨基回答如下：这里说的显然是下面的事：在1906年彼得格勒苏维埃审判案中，在我对法庭的陈述中我说过：“不是群众杀戮的能力，而是他们的随时准备牺牲的伟大精神，法官先生们，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才是人民起义胜利的最终保障。”唐恩援引了这些话，指责我们在1917年7月号召群众杀戮。我就此回答唐恩说，他援引我在12年前说过的反驳检察官卡梅尚斯基的话，他本人以他自己的名义重复了卡梅尚斯基在1906年对我们的指责。
[3]《俄罗斯意志报》是一份由俄国银行出资办的反革命报纸。它的创办人之一是著名的普罗托波波夫，后来他成了沙皇政府的实际领导人。
[4]《新时报》系俄国最大报纸之一。19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69年起改为日报）。原为自由主义报纸，1876年改由A.C.苏沃林发行后，成为保守报纸。1905年起为黑帮分子喉舌。十月革命后被查封。——译注
[5]梁赞诺夫（ДавидБорисовичРязанов，1870-1938）苏共党员（1917-1931年），年轻时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17年为“区联派”成员；十月革命后是公认的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反对让研究院直接为党的现行政策的利益服务。因对托洛茨基有好感，请已被流放的他为研究院翻译、校对马克思著作，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1931年孟什维克审判案中他被指控与孟什维克驻国外中心有联系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1938年1月21日被枪毙。——译注
[6]《人民事业报》系革命报纸。1868-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17期。编辑A.M.巴枯宁。第2期起编辑为Н.И.吴亭。1879年起为第一国际俄国支部机关报。——译注
[7]《工人报》系孟什维克日报，1917年3月20日（俄历7日）至12月13日（俄历11月30日）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出版。1917年9月12日（俄历8月30日）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中央机关报。因反苏维埃活动而被查封，改用其他名称出版到1919年2月。——译注 |
致临时政府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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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临时政府的一封信
部长公民们：
我得到通知，因涉嫌7月3-4日事件，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几位同志的命令，但却没有逮捕我的命令。
因此我认为必须提请你们注意以下事实：
1、我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持同样的原则立场，我在《前进》杂志上、在我的所有公开演讲中都阐述了这个立场。
2、我对7月3-4日事件的态度，与上述同志的态度是一致的：
a)关于机枪团和其他团队提议的发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志和我都是在7月3日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初次得知的，而且我们为了阻止发动立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而我也与我本人所隶属的“国际”组织的同志进行了联系；
b)在示威游行还是举行了的情况下，我与这几位布尔什维克一样，频频在塔夫利达宫前讲话，表达自己完全支持示威者的基本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但同时坚持呼吁示威者立即以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式返回各自的部队和自己的军营；
c)7月3-4日深夜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和国际组织几位同志的会议上，我支持加米涅夫同志的建议：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在7月4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只是在前往各区的鼓动者通知团队和工厂已经决定发动，在消除政府危机前没有任何阻止群众的可能性后，会议的全体参加者才一致决定，全力以赴地把发动引入和平示威的轨道上，坚持群众不要手持武器上街；
d)在我在塔夫利达宫度过的7月4日一整天中，我像在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一样，不止一次地对示威者讲话，其意思和精神都与头一天一样。
3、我没有参加《真理报》工作，我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原因不是政治分歧，而是今天已经失去所有意义的我们党过去的条件。
4、关于我“拒绝”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报导，就像关于我请求当局保护我免遭“群众的私刑”的报导以及这份刊物的数百个其他断言一样，都纯属虚构。
5、上述一切清楚地表明，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命令，没有任何理由把我排除在外。至于事情的政治方面，你们也不可能有理由怀疑，我与上述同志一样，是临时政府全部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对此你们是没有怀疑余地的。你们不逮捕我，只会凸显你们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革命专横。
列•托洛茨基
1917年7月10日
彼得格勒
《新生活报》第73期，
1917年7月13日 |
考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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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的日子
鲜血洒在了彼得格勒的大街上。[1]在俄国革命史上又增添了悲惨的一章。谁之罪？领导自己的刊物的庸人回答说：“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和为它服务的政治家们来说，悲惨的事件的全部结论就是几句话：逮捕领袖，解除群众武装。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建立“革命秩序”。问题仅仅是：什么样的秩序和为了谁？
革命唤醒了群众的巨大的希望。在革命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彼得格勒群众，他们希望和期待格外强烈。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让这些期待和希望变成确定的政治口号，把群众的革命的急躁引上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的道路上。革命尖锐地提出了国家政权的问题。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组织，从一开始就坚持把全部政权交给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中央代表机关的手中。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内的上层呼吁群众支持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的政府。直到第一届临时政府中这几个最露骨的帝国主义人物辞职的最后时刻，上述这两个党还与政府在整个路线上都保持一致。只是在政府重组之后，居民群众才从他们自己的报纸上得知，没有对他们说出全部实情，把他们引入歧途。然后对他们宣布，他们应该相信新的“联合”政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预言，新政府与旧政府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不会给革命任何东西，并将再次欺骗群众的期待。这个预言得到证实。在两个月软弱无力的政策、“相信政府”的号召、喋喋不休的规劝、粉饰现实之后，真相暴露出来了。群众感到自己的期待再次受到更大的欺骗。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群众中的急躁和不信任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这些情绪受到漫长的、对所有参加者都没有出路的战争、经济崩溃、日益迫近的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停产的滋养，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中找到其直接的政治表达。
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2]以及与此相关的临时政府内在的站不住脚的最终暴露，更加坚定了群众认为他们反对苏维埃官方领袖的看法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无异于火上浇油。由于发动而转变成中伤的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压力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
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政党采取了所有措施，防止群众在7月3日发动。但群众不仅出动了，而且还手持武器。7月3日晚，所有鼓动者、各区的代表都通报说，由于长期的政权危机，7月4日的发动是根本不能避免的，什么样的号召都不可能制止群众。只是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和它一起的还有我们的组织才决定：不躲到一边，不袖手旁观，而是竭尽全力把7月4日的运动引入群众和平游行示威的轨道。7月4日的号召只有这一个意思。那时很清楚，在来自反革命匪徒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攻击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流血冲突。当然，可以在政治上使群众失去领袖，拒绝对他们进行任何领导，让他们听天由命。但是，我们是工人政党，不能也不愿意推行皮拉特（？）的政策。我们决定与群众在一起，以便把在这种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组织性引入他们的汹涌澎湃的运动中，以此把牺牲降到最小程度。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流血了。现在，资产阶级的“主导”报纸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报纸企图把事件——即贫困、消耗殆尽、群众的不满和愤怒——的全部沉重的责任都推到我们头上……为了使这项反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动员工作更加全面，出动了一些匿名和半匿名的大骗子，以使对收买的指责流行起来：流血是布尔什维克的罪过，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受了威廉皇帝的指使。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考验。群众的坚定性、它的承受力、它的“朋友”的忠诚，现在这一切都要经受考验。我们在经受住这场考验之后将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像我们经历所有以往的考验一样。生活与我们在一起并支持我们。政权的新的改组是没有出路的局势和可怜的半途而废的执政党授意的，但这什么也改变不了，也解决不了。必须激进地改变整个体制。需要革命的政权。
策列铁里-克伦斯基的政策现在旨在解除革命左翼的武装，削弱它的力量。如果他们在这些措施的帮助下成功地建立“秩序”，他们将是继我们之后它的第一批牺牲者。但他们不会成功。矛盾过于深刻，任务过于宏大，用警察手段是无力应付的。
在考验的日子之后，将是上升和胜利的日子！
《前进》杂志第6期，
1917年7月22（9）日
[1]这里指的是著名的“七月事件”。革命从2月到7月的整个发展都是在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的标志下进行的，而这种激化是在6月下半月的进攻和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的如此巨大的事实造成的。彼得格勒工人、首先是普蒂洛夫厂的工人和以第一机枪团为首的革命士兵的发动不是出自我党的倡议，这点在当时已被白色的妥协派报刊所证实。但一旦发动成为事实，它的无组织性和自发性就为严重的冲突制造了机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决定承担起对运动的领导。在7月3日召开的它的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建议选举25人的委员会。他们（托洛茨基同志也包括在内）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群众发动是政府右的错误的结果。经过争论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由于政权危机，工人部认为必须坚持，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工人部有责任全力促成这点，希望在这点上得到士兵部的充分支持。工人部选举了一个15人的委员会，委托它与彼得格勒和全俄的执行委员会接触。这个会议的所有其他成员返回各区，向工人士兵通报这个决定，他们与委员会保持不断的联系，力图赋予运动以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
在可能的情况下，工人部委托选举委员会应吸收退出会议的少数加入其中。
选举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茹可夫、叶努基泽、阿什基那济、潘诺夫、帕列安斯基、科尔涅夫、扎卢茨基、卡拉罕、梁赞诺夫、尤列涅夫、佐夫、哈希姆松为委员会成员。
7月4日，运动达到了高潮。它反映了群众的情绪，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那时还太软弱，不能夺取政权，所以不能把它引向决定性的结果。7月5日，运动退潮，逐渐把数千的工人士兵清除出彼得格勒的街道。在这些事件之后，疯狂的资产阶级和苏维埃的多数对我党进行了不可思议的中伤，对它的组织和领袖进行了全面的逮捕和镇压。
[2]立宪民主党人部长辞职的理由是他们不同意临时政府有关乌克兰决议的草案，该草案是政府派往乌克兰与拉达谈判的代表团提交的。立宪民主党声明，捷列先科、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签署的协议消灭了临时政府在乌克兰的全部权力，而后者的管理形式只有立宪会议才能制定，而代表团转交的是乌克兰自己制定的管理形式。除此之外，立宪民主党人部长认为，代表团没有权利签署正式协议，因为它只有拟定协议的全权。由于临时政府否定了立宪民主党的建议，后者中的四个人：盛加略夫（财政部长）、曼努伊洛夫（教育部长）、斯捷潘诺夫（工商部副部长）和沙霍夫斯基（国家救济部长）立即声明辞职。
辞职的真正原因更加严重。它们部分是因为被政府总理李沃夫揭露，后者声明：“危机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观点与资产阶级观点的分歧。”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是政治手腕，其目的是把进攻的失败、不断加剧的经济混乱的后果推给政府的社会主义阁员。苏汉诺夫恰恰是把乌克兰问题推到第一位，并断言，乌克兰问题不仅仅是借口，而是联合破裂的真正原因，这个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托洛茨基在其《十月革命》（是托洛茨基的一本小册子，写于1918年，亦是本书最后一章。——译注）一书中所做的解释更符合实际情况：
当立宪民主党人、联合政府的更聪明、更干练的代表明白，6月18日失败的进攻不仅可能沉重地打击革命，也将打击执政党时，他们匆匆地暂时走到一边，把全部沉重的责任推给自己的左翼盟友。 |
在工会执行局会议上就七月事件的发言（7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反革命的进攻
2、七月事件
在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就七月事件的发言[1]
（7月6日）
托洛茨基同志谈到革命民主派与革命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别。
让我们的阶级自觉服从于某个非无产阶级秩序的任何要求，是根本办不到的。所有代表、甚至是民主制度的代表最初写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后来就是步兵、骑兵、炮兵。
甚至在革命无产阶级有过火行为时，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也不能充当刽子手的角色。我们认为农民从属于无产阶级。因此，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观点是评价正在展开的事件的最明确和最正确的观点。
现在我们结束了小资产阶级和大中资产阶级的浪漫史，并以非常彻底的方式结束了它。难道整个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俄国工人阶级的精华，仅仅是在挑唆的影响下走上街头吗？能够召唤它的不是任何挑唆，而是某些特别深刻的原因。
《消息报》第112期，
1917年7月8日
[1]从文本中可以看出，讲话转述很不连贯，不太清晰。从报导中甚至看不出它的中心点是七月事件。下面摘录列·达·托洛茨基的《论列宁》一书的片段提供了某些说明：
在刚刚提到的那次会面中，没有做出关于躲藏或转入地下的直接决定。科尔尼洛夫分子逐渐疯狂起来。我个人在两三天之内还能公开露面。我在几次党的会议和组织会议上就怎么办的题目发言。对布尔什维克的疯狂的压力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孟什维克企图动用一切措施利用并非没有他们参预而形成的形势。记得我曾在塔夫利达宫召开的某个工会代表的会议上讲话。出席者只有几十人，即是工会上层。孟什维克占多数。我对工会证明，必须抗议对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军国主义有联系的指控。这次会议的进程我只留下了模糊的印象，但相当清楚地记住了两三张确实是找抽的脸。（第59页。） |
阿列克辛斯基——米留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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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辛斯基——米留可夫
当某个宪兵通报第三手消息，说某个“加米涅夫”一度曾在乌克兰暗探局服务过时，不吃不睡地保卫社会道德有米留可夫的《言论报》马上精神一振：“是否在问题澄清之前，免除布尔什维克尤.加米涅夫的社会活动？”
在莫斯科，阿列克辛斯基[1]代表第二届杜马在会议上发言。阿列克辛斯基是什么人，所有人都知道。甚至连谁也不会谴责他过于苛求的布拉特都认为，必须退出会场，以示对阿列克辛斯基当选的抗议。但立宪民主党……他们投被打上烙印的诽谤者的票。
阿列克辛斯基签名请求克伦斯基在名单外为普列汉诺夫提供发言机会。米留可夫也在这份请求上签了名。阿列克辛斯基有充分理由表示自己对普列汉诺夫的感谢，因为后者不止一次地拎着他的耳朵把他从泥潭里拉出来。而米留可夫有充分理由支持阿列克辛斯基为普列汉诺夫进行的斡旋。“阿列克辛斯基做了出色的讲话，”米留可夫斯基的报纸写道，并表达了对阿列克辛斯基会很快占据社会民主党领袖位置的希望。
阿列克辛斯基是什么人，所有人都知道。但这不妨碍提醒一下，在这个职业诽谤者的许多其他功绩中，还有对《言论报》驻巴黎记者E.德米特里耶夫的诽谤。阿列克辛斯基与其他几个讹诈者一起指责德米特里耶夫用假姓名，他的真实姓名是德国姓名，说他亲德；他用德国人给的钱出版报纸。总之，一切都中规中矩。巴黎的外国记者协会揭穿此事，并宣布阿列克辛斯基是诽谤者。这个协会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和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组成的，而是由协约国的护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报纸和同情协约国的“中立国”的报纸记者组成的。这一切意味着他们是阿列克辛斯的同志。就是这些英国、意大利、美国、俄国比利时等国的护国主义记者一致承认，他们的同志是无耻的诽谤者。俄国驻巴黎记者协会以一份专门决议确认了这点。第三个巴黎组织（文学社）把阿列克辛斯基开除。米留可夫先生亲耳从他的记者德米特里耶夫那里得知此事，对它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还一度许诺，“在必要时”，将在《言论报》上把此事公之于天下。可以不必怀疑，阿列克辛斯基不是国际主义者，哪怕他只是切尔诺夫的盟友的话，《言论报》会马上揭露阿列克辛斯基，所有的盖森[2]们都会因为允许像阿列克辛斯基这样的家伙进入“革命民主派行列”而愤怒得从秃顶到脚底都打颤，伊兹哥耶夫[3]一定会从长凳下爬出来，伸出他那无力的刺……但由于阿列克辛斯基是反侦察机构的特别（特别卑鄙）任务非正式的官员，因此《言论报》不仅不揭露阿列克辛斯基，不要求解除他的社会活动，相反，还全力支持他，甚至还安插他为什么“领袖”。
一方面是加米涅夫同志，他的政治荣誉没有任何污点，米留可夫的报纸却大肆散布未经任何人检证的宪兵编造的卑鄙的流言蜚语。另一方面是阿列克辛斯基，他因诽谤受到谴责并被开除，是大司祭的《俄国意志报》的撰稿人，离开了社会护国主义的《号召》杂志[4]和《当代世界》杂志，由于道德性质的原因不允许他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人，他被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公开称为“恶棍”和“政治娼妓的骑士”而没有引起任何人和任何方面的抗议，米留可夫的《言论报》和整个资产阶级报刊却对他、阿列克辛斯基大加赞扬。
资产阶级世界的道德就是这样，那里虚伪和出卖沆瀣一气，那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行列中的叛变者，不管他是多么令人不齿，都会大欢迎，并得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感谢！……
附：所谓的“统一派”[5]组织的所谓的中央委员会承认，不允许它的成员参加反侦察周刊《没有废话》，此后阿列克辛斯基退出了杂志，却留在“中央委员会”中。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可以认为，阿列克辛斯基偶然落入某个欺诈、不体面的周刊。但须知是阿列克辛斯基创办了这份周刊。《没有废话》是阿列克辛斯基的日记。如果，周刊是欺诈、不体面的，则仅仅是因为它的创办者和编辑就是这样的。如果阿列克辛斯基退出了他自己的周刊，那他还是把他的欺诈和他一起完整地带进了“中央委员会”。“统一派”的先生们，不是地位给人增光，而是人使地位生色。
《无产者报》第7期，
1917年9月2日
（署笔名П.塔纳斯）
[1]阿列克辛斯基（ГригорийАлексевичАлексинский,1879-？）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参加者。1905年靠拢布尔什维克，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成为召回派，“前进”集团领导人之一。1917年成为孟什维克，1918年成为白俄，流亡国外。——译注
[2]盖森（Иосив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Гессен,1866-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律师和政论家。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主编《言论报》。后为白俄流亡分子。1921年起出版《俄国革命史料》。——译注
[3]伊兹哥耶夫（АлександрСоломоновичИзгоев，1872-？）经历了19世纪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和部分社会民主党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活动家之一。伊兹哥耶夫曾是司徒卢威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与后者一起经历了从社会民主工党到十月集团的政治演变。在十月革命后，伊兹哥耶夫从事反革命活动，最后被驱逐出国。
[4]《号召》杂志是一份由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中的赤裸裸的护国主义分子创办的政治杂志。只须指出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阿夫克先济耶夫，就足够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号召》杂志一直进行不断的宣传，支持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给国际主义者波脏水。
[5]“统一派”系俄国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集团。产生于1914年，组成于1917年3月，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库等地有人数不多的组织。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攻击中伤布尔什维克，出版《统一报》。1918年夏瓦解。——译注 |
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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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
——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在6月7日的《言论报》上刊登了布尔采夫的一封信，其中就帕尔乌斯[1]这样说道：“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争期间，他帕尔乌斯到处都能给自己找到听话、干练的助手，如第二届杜马代表祖拉博夫、[2]别拉济奇和列·托洛茨基。”在后面，我的名字在同一个意义上再次被提到。我认为对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1、在俄国社会主义刊物上，我第一个揭露了帕尔乌斯与德国帝国主义的不光彩的联系，确认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与革命荣誉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号召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帕尔乌斯断绝所有政治联系。
2、我的一篇这种精神的文章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1915年2月）上，并被彼得格勒杂志《当代世界》所转载。
3、我第一个在那份《我们的话报》上把作为奥地利总参谋部的间谍的斯柯罗彼西-叶尔图霍夫斯基、巴索克-梅列涅夫斯基钉在了耻辱柱上。
4、奥地利议会乌克兰俱乐部对我的揭露予以官方答复，而且在这个答复中理所当然地把我称为沙皇制度利益的保卫者。
5、由于帕尔乌斯建立的科学研究所邀请社会主义者去那里工作，我书面建议俄国社会主义者放弃这个工作，避免为对像彼拉济奇和祖拉博夫这样无可指摘的人的诽谤提供更多的口实。
6、从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楚，在战争期间我与帕尔乌斯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所有相反的断言都是谎言和诽谤。
列·托洛茨基
《新生活报》第69期，
1917年7月8日
[1]帕尔乌斯（Parvus,1869-1924）原名盖尔芬德，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参加者，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一起创立和宣传不断革命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曾侨居德国；1918年起脱离政治活动。——译注
[2]祖拉博夫（АршакГерасимовичЗурабов，1873-1920）著名高加索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中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1917年以前，祖拉博夫一直是左派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地参加了高加索苏维埃政权的创立工作。死于伤寒。 |
1万美元、协会和造谣者——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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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美元、协会和造谣者
——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我刊登在《新生活报》专栏上的那封信（6月23日）有了完全出乎预料的后果。忠君保皇的《晚间报》编辑部派自己的一个作者去找英国大使澄清此事。这些澄清轰动一时。
布坎南说：
我国政府把一批俄国侨民羁押在哈利法克斯，只是为了让俄国政府搞清他们的身份；这是它的责任。一旦得到俄国政府把羁押者放行的答复后，他们立即就被释放。
羁押俄国侨民一事就是如此。至于1万马克或美元，在有关它的消息出现在在这里的俄国圈子里和刊物上之前，我的政府和我本人都对此一无所知。[1]
忠君保皇的《晚间报》得到这样的答复，当然要指责我对英国大使的谮言中伤。苏沃林的报纸愤怒地说：“这些人居然还在欧洲和美国生活过！”
但是对不起！米留可夫先生通知说，关于1万美元的消息他是从“英国消息来源”中得到的。作为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先生显然不是从匹克威克俱乐部中，而是能够从英国政府机构内、首先是从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中得到这类消息的。但不是！布坎南先生对《夜晚时光报》声明，至于1万美元，在有关它的消息出现在在这里的俄国圈子里和刊物上之前，（即在米留可夫先生的谮言中伤俘出水面之前）我的政府和我本人都对此一无所知。结果是，米留可夫先生对我们说，关于1万美元的事他是从布坎南先生的圈子里得知的；而后者说，关于整个事情，他最初是从米留可夫那里听到的。因而可敬的绅士们原来是在搞连环保。但他们中到底谁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或是像法国谚语所说的那样，聪明人所见略同？
但是，布坎南先生的事根本不那么简单。1917年4月14日，即在我还被关押在加拿大战俘集中营内时，英国大使馆对俄国报刊散发如下通报：
“这些乘坐克里期蒂尼亚峡湾号的俄国公民在哈利法克斯被羁押，因为英国政府得到通报，他们与得到德国政府资助的推翻俄国临时政府的计划有关……”文理不通，但说得明明白白！现在，过了两个半月，布坎南先生声明：“我国政府把一批俄国侨民羁押在哈利法克斯，只是为了让俄国政府搞清他们的身份……羁押俄国侨民一事就是如此。”像我们所听到的那样，至于德国的资助，在这条消息出现在俄国刊物上之前，布坎南先生和他的政府对此一无所知。
但须知，最初消息正是从英国大使馆渗入俄国刊物的。因而结果是布坎南先生不仅与米留可夫先生相矛盾，而且还与他本人相矛盾。开始时对报刊通报，说俄国侨民被羁押是因为他们得到德国的资助。后来又像没事人一样，说关于德国资助的事他最初是从俄国报刊中得知的。布坎南先生的记性太差了。大概，这是外交“疲劳过度”的结果，刊物据此解释关于布坎南先生不久即将退休的传言。
在《晚间报》采访了英国大使后，问题似乎已经自行消除了：布坎南先生一下子就把米留可夫先生的、同时也把他本人的诽谤消除了。但如果认为，《言论报》在明显的事实面前认输了，那就意味着不了解它的纯洁的哈姆杰伊们。他们中的一个对布坎南先生的致命的（自杀的）采访不置一词，在刊物的评论中企图把问题转到新的轨道上：说的不是从德国政府那里，而是从德国协会、德裔美籍人那里得到的1万马克。哪个协会，他在什么时候给我的，给的什么钱，对此，纯洁的米留可夫未置一词。然而，在舞台上又出来一个柯雷什柯。《言论报》写道：
对德国政府打算“用这么点钱来推翻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托洛茨基先生表示惊讶。托洛茨基先生是对的：正是数额之少令人怀疑这些（？）钱的用途。柯雷什柯先生也为德国政府效同样的力，但价值无疑要大得多。[2]
结果是，立宪民主党人哈姆杰伊想必（叫我眼瞎！）知道钱的事，只是怀疑它的“用途”。他不知道从谁那里，也不知道用于什么。然而他却知道，协会一词在德文中是“ферейн”。他更清楚地知道，柯雷什柯为德国效同样的（什么样的？）力，价值（？！）大得多。自由派的哈姆杰伊的外斜视的眼睛乱转，造假的手指冲动地痉挛着。由于诽谤的喜悦，哈姆杰伊的呼吸顶到了牙齿上，他甚至不能控制语言：不知是德国给柯雷什柯钱，还是柯雷什柯给德国钱。不过反正一样。哈姆杰伊煞有介事……
不过，这是个什么协会？它是从哪儿来的？在这点上我们提出自己的假设。在美国确实有强大的德国护国主义的协会，在美国卷入战争前，它对德国工人国际主义者联合会进行最残酷和无耻的——现在可以说是米留可夫式的诽谤，称他们为沙皇的仆从，英国的雇佣。我与德国护国主义的协会的交点与我和立宪民主党的交点一样多。
但我不止一次地给德国工人做专题报告，捍卫李卜克内西的政策，反对谢德曼的政策和考茨基的不彻底性。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和相互信任的结把我们与这些德国工人-李卜克内西分子联系在一起。在我离开纽约前往欧洲的两天前，我的德国同志们与美国、俄国、拉脱维亚、犹太、立陶宛和芬兰朋友们和支持者们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集会”。在这个集会上为俄国革命募捐。一共募集了310美元。在这个数目中，还有德国工人通过主席捐的100美元。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只有100美元！只有100美元，纯洁的《言论报》！有关集会的报导刊登在许多纽约报纸上。
这些公开募捐的、公开交给我支配的310美元，我在第二天就在集会组织者的同意下，把它在五位缺少返回俄国旅途费用的侨民之间分配。其中的三个人现在在彼得堡，一个在前线，另一个在莫斯科。只能假设，米留可夫-布坎南的某个不大识字的、喝醉了酒的密探把100美元变成1万美元，把一批德国工人国际主义者与护国主义的协会混为一谈……如果假定全部这个故事干脆是米留可夫从食指上吮出来的话。
为了将来能够给扯谎者和诽谤者先生们、立宪民主党的报人和恶棍们关于我“叙述”添加必要的系数，我认为声明一下这点是有益的，即在我的一生中，我不仅从未同时支配过1万美元，而且连这个数字的1/10都没有。诚然，类似的承认可能比米留可夫先生的谮言中伤更加彻底地葬送我在立宪民主党听众眼中的声誉。但我早就适应了这种想法，即在没有来自自由派资产者的赞扬的情况下度过一生。
列·托洛茨基
《新生活报》第59期，
1917年6月27日
[1]《夜晚时光报》1917年6月23日。
[2]《言论报》6月24日。 |
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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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的进攻
1、驳斥资产阶级的诽谤
致编辑部
尊敬的同志们：
请不要拒绝在最近一期上刊登下面几行字。
今天在《言论报》[1]上，某个Clemens这样描写我：
而那里是骄傲伟大的托洛茨基本人，英国当局关于他得到德裔美籍人给他前往俄国的1万美元的旅费的消息在他的额头上闪闪放光，虽然他托洛茨基因他的壮丽辉煌而似乎没有发现这点，显然是出于对我们的盟国的轻蔑。
这种谮言中伤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在《言论报》上了：先是在米留可夫先生的文章中，后来是在专栏上，最后是在Clemens的文章中，而且后两个例子都指出我迄今为止一直没有驳斥过的这个“消息”。
事实上，我在5月25日就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H.C.齐赫泽就把我羁押在哈利法克斯一事给外交部长捷列先科写了一封长信。该信的最后几句话如下：
……在抵达彼得格勒后，我了解了英国使节就我被羁押在哈利法克斯一事所做的官方通报。布坎南先生声明说，我们这些被羁押者是带着德国政府资助的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第一届）的计划回国的。
这个关于我收到德国政府的钱的报导以必要的特征补充了英国政府对俄国侨民采取的行动，它是由暴力、狡猾的谎言和无耻的诽谤编织成的。但是，英国由那些用无耻的诽谤玷污自己、此后竟然不为自己恢复名誉而动动手指的人来代表，部长先生您是否认为这个事实全乎情理吗？
就我致捷列先科的信出了一本题为《在英国人那里当俘虏》的小册子（图书出版社版）。我为小册子写的前言的最后几句话是：
据人们对我们说，在“知情的”圈子内，甚至说出了资助的数目：正好是1万马克。[2]原来，德国政府对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的稳定性的估价就值这么点钱。
总的来说，不能说英国外交不谨慎和没有纯表面的装饰性的“绅士风度”。然而，英国大使关于我们得到德国资助的声明，显然缺乏这两种品质：它既卑鄙又无耻。对此可以用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有两种风格来解释：一种是对“文明”国家的，另一种是对殖民地的。布坎南先生是沙皇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好的朋友，现在又变成了共和国的朋友，但他在俄国，觉得像在印度和埃及一样，因此看不到有任何理由约束自己。英国当局认为自己有权在中立国家的轮船上逮捕俄国公民，并把他们关押在战俘营中；英国大使认为自己可以用最卑鄙的诽谤来反对俄国革命活动家。这一切真的是该结束了。本小册子的目的就是促进这个时刻的早日到来，那时民主的俄国将对布坎南先生和他的主子们说：“劳驾把你们的脚从桌子上拿下去。”
对这向段引文我无须再做任何补充。读者不会要求我对《言论报》、它的主子以及它的雇佣的行为做道德评价。
列·托洛茨基
《新生活报》第56期
1917年6月13日
[1]《言论报》系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日报。１９０６－１９１７年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И.В.盖森、П.Н.米留可夫。十月革命后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查封。——译注
[2]小册子是在米留可夫把他的谮言中伤转到刊物上之前出版的。那时是否存在误解，或是米留可夫为了提高自己的内阁的份量而有意把马克换成了美元，我不得而知。——列·托. |
应该立即在行动上联合起来——答质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七月事件前
应该立即在行动上联合起来
——答质询
在我不得不在其上讲话的最近的一系列集会上，人们对我提出问题：在联合组织（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组织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分歧，如果没有的话，怎么解释它们的独立存在。
我认为必须在刊物上回答这些问题：
1、我认为，在“联合”组织和布尔什维克组织之间，现在没有任何原则分歧或策略分歧。
2、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希望今天开幕的联合组织的全市代表会议将解决统一的问题。[1]它应该坚决抵制没有任何原则性理由的保守的独立小集团的倾向。
3、据我判断，两个组织的工人同志清楚地意识到这点，承认全方位联合是刻不容缓的。
4、我认为，彼得格勒的全部联合工作应该立即实现，无须等待应该使我们的组织全面合并的党的代表大会。
5、也许，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这两个组织的单独存在辩解。
《真理报》第97期
1917年7月15（2）日
[1]托洛茨基同志说的代表会议于7月2-15日举行。约有7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给会议做了有趣的鉴定：
尽管代表会议是一个小型会议，它代表了真正的工人士兵群众。我们来到会场时正值“来自地方的报告”之时。代表们听得津津有味，报告也确实有意思。工作进行得很热烈，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它的成绩。妨碍的只有一点：“你们与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区别，你们为什么不与他们在一起？”所有报告人都肯定了这点，最后以号召汇入布尔什维克的海洋而结束。 |
从语言到行动——关于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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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国际主义者的联合问题
从语言到行动[1]
——关于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
在彼得格勒区联组织代表会议之后，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了，而关于国际主义者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向前推进一步。不仅如此，出席代表会议的人观察到那里的主导情绪，统一在那时比现在离我们更近。那时它至少还是一个实际任务。现在，它过于频繁地变成虔诚的话语，它不要求得出任何实际的结论。
在代表会议上已经确认，我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没有原则分歧。在战争、革命和国际危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基本问题上，我们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由于只有深刻的纲领或策略分歧才能证明组织的单独存在的合理性，从没有这样的分歧中则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彻底的组织合并。
诚然，在代表会议上指出了由布尔什维克的小圈子习气的习惯和手段产生的障碍。当然不能否认这些障碍，它们现在还往往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政策中和《真理报》的版面上以极不令人喜欢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当时卢那察尔斯基[2]在代表会议上完全正确地指出，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公开存在的条件下，这种小圈子风气将受到强有力的制约。无论如何，在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的情况下，与小圈子风气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在共同的组织范围内，用更健康的、即民主的进行党的工作的方法与之对抗。为与小圈子风气做斗争的目的而人为地保持单独的组织，意味着为自己的规模更小的小圈子风气创造土壤。国际组织无疑面临着这种危险。
在《前进》杂志第3期上，尤列涅夫[3]同志引用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话，作为应该拖延统一步伐的论据。[4]他写道：
比如说，以单独合并的形式与布尔什维克同志统一，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虽然我们在革命提出的核心问题上与他们完全一致。如果不充分利用建立统一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可能性，马上联合，是错误的。在彼得格勒范围内，这是有利的，但在全俄国范围内，则是不利的。我们不是在这样的合并中、而是在以共同的努力筹备社会民主党全俄代表大会中看到出路。
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问题不是关于与“比如说！？”布尔什维克同志单独合并，而恰恰是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此前的全部发展已经预先决定了在这方面的联合。联合的原则基础已经在我们的决议中表述了。我们在彼得格勒的全部工作都是在与布尔什维克的“单独”合作中进行的。现在的任务是消除阻碍和瓦解这个共同的政治工作的组织隔阂。尤列涅夫同志自己也承认，对彼得格勒来说，这样的联合是有利的；但他认为对外省来说，它是不利的。
首先，国际组织是彼得格勒组织，因而国际力量的这种联合将给彼得格勒的运动带来极大的好处，它无论如何是不能与彼得格勒联合似乎能给外省带来的难以置信的损害相提并论的。在彼得格勒受到所有反革命分子如此疯狂的中伤当前条件下，对彼得格勒“有利”，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没有决定意义。
但是，对外省的损害在哪里？显然，尤列涅夫的意思是这样的。外省落后于彼得堡。那里的政治集团还未充分定形。抛开了护国主义分子，外省的国际主义者也许不能下决心依附布尔什维克；他们更愿意依附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者。如果我们是既不依附布尔什维克、也不依附孟什维克的纯粹的“国际主义者”联盟的话，这种议论多少有些说服力。但并非如此。我们是在确定的政纲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它与布尔什维克的政纲没有区别。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组织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单独存在，只能把外省搞糊涂，而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有利”的。认为现在，当所有问题都尖锐地提出时，工人阶级内部或它的社会主义先锋队内部的政治集团能够取决于党内性质的内部现象，就太天真了。
尤列涅夫说：
但我们不把国际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看作宗派，即无条件的志同道合者的组织……就算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对政权组织（？）的态度不同，我们可以与他们共同工作，统一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
党不应该是宗派，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个一般的观点没有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提供答案。如果让我们选择：一种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联合，另一种是只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我们如果选择第二种还能说是宗派主义。但事实上是谁也没有让我们进行这样的选择。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从来没有声明过要与我们联合。相反，在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总是上，他们坚决与我们和布尔什维克的共同立场划清界线。他们不仅不急于与他们的护国主义分子决裂，以便与我们和布尔什维克联合，而是相反，千方百计地强调把他们与我们分开的东西，把自己的策略封闭在孟什维克－护国主义组织的框框之中，允许自己的仅仅是独立的政治行动。如果在我们这方面，让我们的联合工作取决于孟什维克派别内部关系的演变上，这意味着为了引诱根本没有表现出准备与我们联合的分子，实际上放弃了已经与我们志同道合的分子联合。无论如何，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们认为可以与我们和布尔什维克联合，我们对此只能表示欢迎，其实，我们与布尔什维克单独存在或是在革命行动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对他们、即对孟什维克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至今仍追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相对更加广泛的工人阶层的问题要重要得多。我们有充分权利期待，这些更加落后的群众现在将被局势的全部逻辑和政府政策的全部试验——首先是进攻试验——推到革命的社会主义方面。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许还有军队也一样，他们每天都将体验到对联合政府政策的失望，将在革命的道路上寻找出路。这些群众需要明确单纯的政治集团。应该用团结起来的革命阵营与保守的小资产阶级护国派的阵营对立。因此，对外省——如果说的不是小集团的外省，而是群众的外省——来说，联合的国际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的单独存在不是有利，而是不利。
在联合问题上，已经是从语言到行动的时候了。除了共同筹备国际主义者共同的代表大会之外，现在就需要以组织途径保障口头和书面鼓动的完全统一，特别是政治行动的统一。
尢烈涅夫同志说，统一不应该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正确的，即为加速来自上面的统一，需要来自下面的压力。我认为，彼得格勒工人、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们，现在就从两方面施加压力。
《前进》杂志第5期
1917年7月11日（6月28日）
[1]这篇表达了编辑部少数的立场的文章是在国际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代表大会和创立联合报纸问题上达成关于组织委员会的协议之前付印的。文章虽然失去了意义，但作为在基层讨论统一问题的材料，它仍是有益的。——编者按
[2]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Васили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系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作家、评论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年）苏共党员（1895年起）。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杂志、《无产者报》编辑。在列宁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1908-1910年宣传造神说，在彼得格勒参加十月革命。1917年起任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1933年任驻西班牙全权代表。苏联教育体制的组织者之一。著有有关革命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文化问题等方面的著作，还写过剧本和文学评论。——译注
[3]尤列涅夫（КонстатинКонстатиновичЮренев,1888-1938）原姓克罗托夫斯基，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苏联外交家。苏共党员（1905年起）。1913-1917年为“区联派”。1917年任赤卫军总参谋部主席。1921年起历任驻布哈拉、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伊朗、奥地利和日本的全权代表。——译注
[4]136 |
战争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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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提纲
1、战争的总体性质
俄国革命至今完全没有改变战争的性质。承认沙皇制度所有旧的军事外交和金融责任，不是米留可夫-古契柯夫政府、而是李沃夫-捷列先科政府领导的俄国革命与沙皇的旧盟友携手，它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血腥群殴中的表现就像是一支从属力量。
因为革命使军队遭受到了深刻的内部骚动和改造，它严重地削弱了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因素的军队。这并没有实质上改变俄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使它变得更加依附于盟友。
没有俄国整个国际地位的决定性的变化，在政权掌握在与欧洲帝国主义源头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情况下，提高军队——不是作为独立的革命力量，而是作为与革命军队格格不入、敌对的帝国主义计划（它们的关键掌握在英国和美国资本家的手中）的武器的军队——战斗力的所有企图，必然首先表现为力图粉碎军队的革命民主精神，就其这一实质来说，它们具有反革命性质。
2、外交活动
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旨在对被革命前的义务所束缚的俄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局部纠正，已经暴露了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推出的、临时政府形式上接受的不兼并不赔款、保障民族自决权的和平纲领只有在采取最果断的革命措施的情况下，只有作为欧洲工人群众反对帝国主义阶级的战斗旗帜的情况下，才有严肃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政府的口头上，类似的公式听起来就像是最令人反感的谎言。列强盟国对临时政府照会的答复的性质是自觉的、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对民主公式的直接嘲弄；如果这些公式没有被里博、劳合.乔治、威尔逊等人干脆驳倒，只是因为它们还能像过去一样为对觉醒的工人群众掩盖真正的战争目的服务。从另一方面，只要苏维埃自己通过临时政府自愿地作为组成环节加入世界帝国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各国人民的呼吁就不能对它们产生革命推动作用。在俄国自己继续对波斯施加暴力的情况下，在所有盟国为自己的帝国主义工作进行连环保的情况下，俄国外交反对对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施加暴力的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抗议，只能在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眼中彻底玷污俄国革命的声誉，阻碍欧洲革命的发展，而在欧洲革命之外，没有民主地消灭战争和拯救俄国民主事业的手段和途径。
3、进攻
上面鉴定的政府的政策从根本上破坏了成功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政府把这些行动作为自己最近的目标。
进攻的物质前提是极不利的。军队的粮食供应的组织反映了整个经济的崩溃，就其今天的构成的政府不能为阻止它而采取一个激进措施。
进攻的前提是更加不利。政府被迫公然在全体人民面前提出旧条约和战争目的的问题。同时，它对军队揭示了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争取让同盟国政府让步，以及自己不能在不取决于盟友的意志的情况下决定俄国的政策。其结果不可能不是军队的进一步瓦解，正是政府以它的所作所为给军队灌输了这种思想，即旧的战争目的不能为进攻要求贡献的鲜血辩解。
对军队是致命的、对革命是极端有害的大规模的逃兵，但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再是不良的个人意志的简单的结果，而是政府根本不能用内在统一的目的把革命军队团结起来的表现。
在号召把战争进行到底的俄国有产阶级反抗面前犹豫不决，同时又事实上抵制战争，甚至没有在“自由借债”上签字；优柔寡断地纵恿仍然围绕着战争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掠夺；不敢立即废除地主领地，即能够让最落后的农民相信这场革命是它自己的革命唯一措施，需要手执武器捍卫革命，如果其他手段都已用完，在逃兵现象面前无能为力的临时政府将转而对逃兵乃至他们的家属采用严厉的镇压措施。
在这些物质和精神条件下，进攻应该不可避免地带有冒险的性质，它可能使军队的各个部分彼此尖锐地相互对立，最终彻底破坏它的内在联系。
结论
对革命的俄国来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解决的途径，与国家内部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的解决途径是同一个。只有把革命进行到底，即把它变成劳动群众的革命，并把政权转交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才能创造必要的军队内部联系，使它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只有在这条道路上，俄国革命能够强劲地推动作为消灭战争唯一可靠的手段的西方的革命。
从上述一切中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对革命利益来说，继续承认过去沙皇与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勾结，与和德国帝国主义单独媾和一样致命，同样不能与革命荣誉相容；
2、俄国政府对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的无力规劝，不会提供任何实际结果，它们只能标志拖延和原地踏步的政策，瓦解军队和民主，破坏俄国革命的政治和道义权威；
3、俄国的对外政策仍掌握在与盟国外交紧密联系的资本家阶级的手中，而后者的行动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呼吁背道而驰，这一事实使工兵代表苏维埃对欧洲人民的呼吁完全失效；
4、对俄国人民来说，唯一的出路是公开宣布俄国革命的全部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完全独立，它应该不是以无权的组织的名义，而是以革命政权的名义立即号召各国人民为民主和平与本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做斗争，并许诺全力支持走上这条道路的人民。
5、只有在完成了上述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俄国革命才能创造人民与军队的坚不可摧的内在联系，使军队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到天平上。
6、只有这样使俄国离开帝国主义集团并把它的军队变成欧洲革命——无论它在哪里爆发——的积极的支柱，才能在胜利的欧洲革命结束各国政府的罪恶统治之前，迫使它们——在本国工人起义的幽灵面前——加速签定和平条约。
《前进》杂志第5期，
1917年7月11日（6月28日） |
进攻和进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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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和进攻者
进攻开始了。它能继续下去吗？继续得了吗？但它已经开始了，而且正好是在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反对进攻政策示威游行的那天，社会主义部长们有机会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在收场时”宣称俄国革命的“转折时刻”。
关于进攻的物质准备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在精神方面它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战争的决议准备的。在这个决议中，当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全部谎言和立场的模棱两可得到了其完整的表现。实质上，事情关系到赋予克伦斯基先生对士兵们说：“我命令你们前进！”的权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其决议预先充分地使进攻导致的可怕牺牲神圣化了。
军队在经历了官方报导提到的某些内部磨擦之后前进了。这是什么磨擦，它们的规模和尖锐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肯定知道，为了造成这些磨擦并使它们扩大和深化，临时政府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它以无力、虚伪的外交形式提出关于战争目的和重新审查旧的协议的问题；它以此彻底破坏了士兵对这些旧目的的信心，现在人们又以所谓的“革命民主”的名义呼吁他们为这些目的而战斗。如果在三年的战争经验和四个月的革命经验之后，如果不是所有士兵都被代表大会闪烁其词、小心翼翼的决议或是半社会主义半部长的廉价的夸夸其谈的演讲所说服的话，那么虔诚的刊物手中总有百试不爽的手段：号召“社会”进行反对全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征讨。
部长中唯一一个最昆塔尔的切尔诺夫先生声明：“进攻是必要的，俄国军队不能消极地等待兴登堡[1]的进攻。”诚然，在这三年中，权威们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解释说，在战壕战的条件下，防守比进攻有更大的机会。诚然，我们在法国战线上看到了连续几个月的停滞，军队没有遭到任何损失。但反正一样：我们假定切尔诺夫先生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临时政府政策——经济、政治和外交衰竭的政策——的出路只有一条：战略进攻。但对资产阶级政府以及它的听话的半社会主义者半部长们来说是客观必要性的东西，对真正的革命民主派来说，根本就不是政治必要性。它不能也不会为6月18日的进攻承担责任。
策列铁里先生的政治上的局限性使他最善于直线思维，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进攻是对俄国、盟国和德国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打击，这种性质的进攻应该受到包括德国国际主义者在内的所有国际主义者的欢迎。看来，这位保守市民的“国务活动家”一点儿没有想到，他仅仅是在重复在战争开始阶段在法国政治市场上流行的陈词滥调。当叛徒白里安[2]断言法国士兵为自由民主而战时，我们问道：他们以什么方式与沙皇的军队携手做到这点？当“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策列铁里通报说，俄国军队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我们问道：他们与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法国帝国主义携手怎么能做到这点？至少，迄今为止谁也不认为是帝国主义死敌的劳合.乔治、里博、威尔逊是热烈欢迎俄国的进攻的，他们决没有猜到，它是针对他们的。所有俄国反动派——新时代分子、共和国中心、形形色色的黑色百人团“同盟”、立宪民主党的刊物——都公然欢迎“反帝国主义”的进攻，把它看做是革命结束的起点。护国的示威游行，那些殴打社会主义者的家伙举着贴着克伦斯基肖像的三色旗。这是怎么回事：是误会吗？彼得格勒革命先锋队与克伦斯基政策的敌对莫非也是误会？说那些实际上为敌对目的服务的半社会主义者半部长们的革命词句是误会，不是更简单吗？
是进攻定在示威游行时，或是苏维埃有意识地把示威游行安排在期盼已久的进攻的日子，反正都一样：布鲁西洛夫的战略与李沃夫-策列铁里的国内战略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也没有任何独特之处。例如在不久前，在米兰和其他地方群众反军国主义的五一示威游行之后，意大利政府感觉到强烈的进攻需要。《新生活报》的记者对此是这样说的：
在米兰示威游行后，武装干涉（防御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进攻的）集团立即行动起来，要求对内部敌人采取“强硬政权”的政策。同时，彼索拉蒂[3]（意大利的策列铁里-克伦斯基）前往前线，不久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应该用胜利“振奋精神”。胜利本来安排在战争两周年，但焰火很快就熄灭了：奥地利的反攻几乎把付出惨重牺牲获得的战果化为乌有。
关于奥德在我们战线的反攻，我们还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对布鲁西洛夫进攻的进一步的命运一无所知一样。但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无可怀疑，革命“进攻”将是俄国人民群众、首先是军队幻想史上最短的一章。进攻尖锐地提出了所有问题。我们不害怕工人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军队对它们做出什么样的回答。
《前进》杂志第5期，
1917年7月11日（6月28日）
[1]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1847-1934）德国总统（1925-1934年）、德军元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1月起任东方战线司令，1916年8月起任总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1933年1月30日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将政权交给了法西斯分子。——译注
[2]白里安（AristidebBriand,1862-1932）系法国政治家。1909-1931年曾多次出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鼓吹建立“欧洲联邦”（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20年代推行反苏政策；1931年采取与苏联接近的步骤。——译注
[3]比索拉蒂（LeonidaBissolati,1857-1920）1892-1912年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之一。1912年因支持1911-1912年意大利侵略土耳其的战争被开除出党，当时是社会改良党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内阁成员（1916-1918）。——译注 |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进攻问题的声明（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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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6月进攻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进攻问题的声明[1]
（6月4日）
在下面签名的代表大会的党团、小组和个别代表，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工作必须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即筹备在近期进行军事进攻的问题，不仅代表大会的所有其他措施的命运将取决于它，而且——在更充分、准确的词义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它。这个进攻已经决定，即将启动，可以共同验证的无数不容争议的事实和声明、组织敢死营、遣散某些团队，最后是克伦斯基部长在解释禁止乌克兰代表大会的理由中的直接供认。
就现在这个时刻的所有条件的实质来说，帝国主义盟友的大资本家授意的前线的进攻，追求的纯粹是政治目的：后退，把与盟国外交谈判的结果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因为它们暴露出其革命前俄国加入其中的那个集团的深深的帝国主义性质（关于阿尔巴尼亚、希腊、波斯的问题、盟国外交官的答复照会和声明）。
把人民和不知道为什么国际目的号召它在现有的条件下流血的军队置于进攻以及它的全部后果的面前，俄国的反革命集团指望进攻能够导致把政权集中在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有联系的资本家军事外交集团的手中，并在今后使它们可以无须认真对待俄国民主组织起来的意志。
显然打的是这种对有产阶级有利的力量对比转折的如意算盘，罗将柯召集了他在彼得格勒的六三分子，指望过去的国家杜马能够成功地对抗工兵代表苏维埃，能够保证强硬果断的帝国主义方针首先反对革命和民主。
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公正地说：“进攻的幕后反革命倡导者不惜‘军事冒险’，有意识地拿由全部国内国际形势所引起的军队瓦解做赌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让那些绝望的民主分子相信这个根本错误的观点，似乎进攻的事实的本身就能够使军队‘新生’，以这种机械的方式来弥补没有明确的消灭战争的纲领。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进攻只能彻底地瓦解军队，使它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对立起来。”
在这些条件下，巨大的历史责任落在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肩上。代表大会不能沉默地绕开反对争取和平的国际革命斗争，反对俄国民主赢得的组织阵地的公然准备、全方位组织的打击。代表大会应该立刻回击反革命压力，进攻应该为它扫清道路，或是完全公开地为它承担责任。
我们警告工人阶级、军队和农民国家面临的威胁，坚持把这个问题摆在代表大会工作的第一位。
明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П.波泽尔恩
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
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委员会
[1]此声明出自托洛茨基同志的手笔的事实，我们是根据他回忆列宁的一书的下述地方确认的：
记得我建议，要求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提出关于准备在前线发动进攻的问题。列宁赞成这个主意，但他显然想与其他中央委员再讨论一下。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加米涅夫提交了列宁就进攻问题匆匆撰写的布尔什维克声明草案。我不知道，这份文件保存下来没有。我不记得由于什么原因，出席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都觉得它的文本对代表大会不合适。我们打算委托发言的波泽尔恩反对这个文本。我草拟了另一份文本，他在大会上宣读了。 |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声明（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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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团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声明[1]
（6月12日）
6月9日，全俄代表大会做出禁止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平政治示威的决议，我党承担了这次示威的领导。代表大会的领袖指出，反革命有组织的力量利用民主的直接危险，是这一骇人听闻的对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意志的施暴的原因。我们没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掌握的有关这些计划的消息。但我们认为，由于这样的禁止的理由，我们有责任从我们这方面呼吁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取消这次示威。
对你们来说，在你们的代表访问了工厂和团队之后，不能怀疑如果示威没有举行，不是由于你们禁止的结果，而是我党取消的结果。
此后可以指望和期待你们会把调查这个反革命阴谋提上日程，你们是以此来为你们禁止示威辩解的。但你们事实上对隐藏的（用你们的话）反革命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与你们不敢与之决裂的俄国和“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联系在一起。
你们不这么做，却把对我党的审判提上你们的工作日程。公民唐恩与你们任命的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决议草案，指责我党“秘密的”、即独立于苏维埃官方多数的行动，它禁止今后没有得到苏维埃、实质是临时政府批准的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威胁违反者将被开除出苏维埃。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就此事发表声明，参加苏维埃，为把全部政权交到它的手中，我们一分钟也不会为原则上与我们敌对的苏维埃多数的利益放弃在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下独立自主地利用所有自由来动员工人群众的权利。我们断然拒绝今后把这样的反民主限制强加给自己。甚至如果国家政权完全转到了苏维埃的手中（我们坚持这点）后，苏维埃企图用枷锁来限制我们的鼓动，这也不会迫使我们消极地服从，而是在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下面对监狱和其他惩罚。正是这些思想把我们与你们区别开。
但是，代表大会的领袖们事实上走得要远得多。策列铁里公民志称唐恩的决议不够充分，因而也是站不住脚步的。策列铁里不是指责我们党破坏纪律，而是直接反对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代表大会的具体军事阴谋。这个新的、决定性的指责不仅不符合那些官方提出的反对3号示威的理由，而且与唐恩今天提出的决议也尖锐对立。但是，策列铁里部长本人不敢从自己的指责中得出就虚构的“阴谋”进行调查的结论，他需要这个阴谋只是为了推出这个显然具有反革命性质的纲领。据策列铁里的话，必须收缴那些借助武器威胁“革命民主”政府的人的手中的武器。换言之，临时政府的成员推出虚构的军事阴谋，是为了收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武器，遣散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
这些措施的居心和意义不言自明。事关解除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当反革命资产阶级感觉到自己无力应付提出的革命任务和劳动群众愤怒不断增长时，总是采用这个措施。
策列铁里公民和那些指使他的人不能不知道，历史上，工人群众从来没有不经战斗就放下他们从革命的手中接过的自己的武器的。也许，当政的资产阶级和它的“社会主义”部长们自觉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挑起内战，反革命总是在这个问题上与工人阶级进行较量。
充分意识到这样的挑衅政策将引起的全部后果，我们对全俄代表大会和支持它的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群众揭露临时政府幕后准备的反对革命的进攻。我们退出了讨论反对宣传自由的措施和策划解除工人武装的紧急委员会会议。
革命正在经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呼吁工人保持坚定和警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
《真理报》第80期
1917年6月28（13）日
[1]这份声明也在6月11日的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大会党团委员会成员、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联席会议上宣读。——编注 |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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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1]
（6月9日）
同志们……（喊声：“我们算您的什么同志？”）……我认为，在这里讨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遭遇到与我们关于政权问题的争论的同样的命运。
事情是这样或几乎是这样，似乎此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经验，似乎不存在代表苏维埃、革命的或联合的政权以及对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一定的态度、这个纲领的一定的结果似的。而争论本身在联合内阁的真正保卫者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国际主义者的纲领之间展开。我们有理由或是没理由称自己是革命议会。据我的不仅在刊物上、还有在这里表达的看法，这里的潮流更接近于自由主义，而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喊声：“什么潮流？”……）……我根本不想以此来伤害任何人，这是政治形势、政治集团。这个问题是原则问题……（喊声：“说出准确名称”……嘈杂声。）
……同志们……（喊声：“什么同志？”）……同志们、公民们，我请求你们对待这个问题像我们对待它一样平静，我们是少数，像所有少数一样，处于比你们更加不利的条件中，因为你们决定日程，问题的实质，你们在主席团中是多数，通过你们的决议是有保障的。因此我认为，你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表现出稍稍多点的平静，不要引起少数的理所当然的反应。（主席：“请不要妨碍演讲者。时间是有限的。你们夺去的了他的时间，反正我会还给他的。”）
我指出，争论围绕着非常古怪的问题展开。发言的有临时政府的保卫者和临时政府的成员、即部长们：如克伦斯基，他做了反对国际主义者或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的讲话，好像在当前的条件下，临时政府的活动任务归结为调动最成功的论据来反对列宁同志。从陆海军的角度，好像调动最成功的论据应该是为了反对德国人。但我们的全部争论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这个虚假的问题进行的。我们不得不每次请部长们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来，让他们对我们说，他们对这种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是国家的战争形势——它是在三个多月的革命结果中形成的——实质有什么打算，以及摆脱它的途径。你们不认为，执政党或联合的执政党、临时政府以及那些你们已经大规模地尝试过的方法至今没有导致你们的加强，也没有导致我们共同加强，而事实上是导致进一步的削弱？你们不认为，对军队瓦解的抱怨——不是来自我们方面，主要是来自你们方面——所涉及的问题是你们应该首先或是与我们一起研究的？我拿一些人的告人民书[2]为例。在这份告人民书上有一批军事活动家和一批非军人的活动家如普列汉诺夫、捷依奇、[3]查苏利奇、[4]洛帕廷等的签名。整个这份写于三天前的告人民书昨天刊登在所有彼得格勒的报刊上，它说，俄国军队处在不断瓦解的状态中，军队中胆怯和私利成风，进攻是不能实现的；一些人应征入伍，通过个人的英雄榜样引导军队走上进攻的道路。我认为，这份文献是被粗暴地夸大了，但无论如何，它反映了某个事实：即被所有报刊称为军队中的无政府状态的事实；“军队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个术语已经成了陈词滥调。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这就是那支完成了胜利的革命的俄国军队。当然，这支军队没有站在革命社会主义意识的高度上。我在在此引用的我的文章里指出了这点。这是一支从俄国社会政治条件以及它们的全部落后性、今天还没有消灭的昨天的野蛮中走出的军队。但这是我们的军队，那支完成了俄国革命的英勇的军队。一切都以个人问题和个人利益在军队中占上风来解释，是这些瓦解了军队。我认为，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们，都是不体面的。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军队，那支在它的每一个战斗部分中完成了自己的革命解放，承受了在危机的日子里与革命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危险，那时革命的命运还在未知中，我们整个这支军队和它的每一个部分现在也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它内心承认的共同的政治目标。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对整个俄国历史幸运的是，我们的革命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俄国军队的过去的心理——蝗虫或海鲤的心理，像格列勃.乌斯宾斯基[5]所说的那样，数十万人消极地、不理智地死去，至死也不清楚自己牺`牲的实质，也未曾给自己提出这个牺牲的主观和客观的目的的问题。我说：让被我们留在后面的历史时期永远受诅咒！如果我们现在重视英雄主义，不应该是那种群众性的、不理智的、无意识的，而是能够经过每一个个体意识的英雄主义。（掌声。）我说，就是在这支经过了革命，经历了革命的军队里，能够也应该存在、今后仍将存在能够促进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军队在一致的热情下团结起来的思想、口号和目标。人们对我们说：“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对军队提这样的问题，弟兄们，你们是否愿意为那些把你们联合起来的共同目标而进攻。”不对！只有资产阶级庸人才认为，如果关于进攻的问题提交给整个军队讨论的话，就会破坏它的纪律，削弱它的进攻激情。我坚信，法国大革命的军队通过投票或任何其他适当的方式，完全自觉地能够响应、也响应了进攻的号召。
问题在哪里？全部问题在于，能把军队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目标当前并不存在……（喊声：“存在。”）……同志们，如果有的话，就不会有对瓦解、崩溃、无政府状态的抱怨了。更不会有在这里、在这个会议上的我们的悲惨的争论了。问题在哪里？你们自己知道，我们的临时政府自己当着全世界的面和俄国革命军队的面提出了战争目的的问题。我们的战争是作为遗产得到的。它不是我们搞出来的。军队把它驮在自己的背上从旧的专制制度中拖过来的。我们的临时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战争目的的问题。以什么形式？以必须重新审查过去的战争目的的形式，而且在俄国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面前，感谢上帝不再是神圣的牲畜，而是思考自己的命运和战争的命运的士兵。他们面对的关于战争目的的问题是在被革命政府权威和你们的权威神圣化了的主观形式中出现的，因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做出必须重新审查从沙皇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旧的战争目的的决议。这就是军队状态、它的心理的基本事实，你们离不开这个基本事实，用什么样的诡辩都躲不开这个事实。每个会思考的士兵都给自己提出了问题：他将为什么样的目的进攻，或者如果用更主观的形式说，每个会思考的士兵对自己说：我今天流的5滴血中，是否为俄国革命的利益流的只有一滴，而其余4滴都是为法国交易所和英国帝国主义流的。
同志们，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你们可能会说，那些这样议论的士兵错了，但他们犯这个错误的责任在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提出了问题，临时政府把这个问题放到了自己的崇高的权威下。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进攻就不会有必要的心理和道义的前提。临时政府自己暴露了它怀疑那些军队应该为之战斗的目的的合理性，同时它也暴露了它没有能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是没有客观可能性为自己实现重新审查这些目的。临时政府的全部全部活动和补充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活动不是别的，就是冗长的、喋喋不休的断言，说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不能立即实现对那些目的的激进的重新审查，而你们士兵、工人和农民则必须马上在它们的名义下为他们流你们的鲜血。
在这些条件下，军队进攻、军队统一的问题只能在上面的压力、只能靠政权零星的权威和威严的喝斥下解决。但被唤醒的军队革命意识的复杂的心理机制、最微妙的工具，它反正会发挥出强大的反抗力，在某些情况下以更加畸型的形式，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以正常的、有组织的形式；被唤醒的军队面对战争意义的问题，但没有给它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进攻的前夕和进攻时，它的反抗会在所有地方表现出来。在这个军队中，恰恰不是最坏的、而是最好的分子将说：“你们自己说过，战争目的有疑问。你们把我们投入战斗，没有给关于战争目的问题的答案。我们抗议。你们惩罚我们，你们以此创立了自上而下的统治的纪律，这个纪律是为那些与我们格格不入的目的服务的，它们用镣铐把你们、即临时政府与巴黎的交易所和英国、美国帝国主义拴在一起。如果有你们自己行动的口号，那么它们应该反映在每一个战士的头脑中。”
临时政府建议的是什么？（喊声：“该怎么办呢？”）……问我该怎么办。在你们问该怎么办之前，你们首先应该汇报你们自己在干什么，因为你们是多数……（掌声。）因为政府代表在你们的手中。你们有责任向我们报告，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的代表派到政府里去，他们能够推行什么政策。我的回答是，在你们得到给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权利之前，你们应该先给我们关于你们的政策的答案。在这里、在一次党团会议上你们说过，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少数。这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我们没有投临时政府的票，我们没有派任何人，我们是少数，我们持批判立场，承担这个立场的所有有利的和不利的后果。你们是负责的多数。凭你们的称号，你们应该指出出路。
还拿那个黑海舰队为例。你们听说喀琅施塔得闹独立，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等。黑海舰队是有组织的、自觉的护国主义的真正的堡垒，却突然爆发了。（喊声：“它被消灭了。”）完全正确，但问题是在这个往全国各地派护国主义代表团的堪称楷模的黑海舰队中，在这个有组织的护国主义的巢穴中，在这样危机的时刻会产生这样的爆发。这表明了什么？这表明了在我们的军队的心理状态中的最深刻的矛盾。（主持人，“您的时间到了。能否再给演讲者8分钟？”）——（喊声：“请。”）
应该让自己了解临时政府最近的一份照会的内容，它无非是那些只能称为拖延和原地踏步的政策的谈判链条中的一环。这份照会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引起了什么反响，这里出版的法文报纸——Entente——就是证明，它的出版无疑是在法国大使的最直接的参预下，它与俄国外交部有最密切的关系。这份显而易见的半官方报纸就这份照会中我们政府重新审查战争目的的企图写道：（我不能全篇引用这篇堪称完美的、颇有教益的文章，但我只引两三句话）顺便说说，我们极度担心地等待新政府的最后这份照会，但谢天谢地，一切都好。诚然，那里有革命词典中的全部好听的话——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和博爱，所有必不可少的冠冕堂皇的话。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这点，而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说，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背离协约，它声明它宣誓在任何战争条件下都忠于法国、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对这份半官方的法国报纸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点。我说，同志们，对我们、对革命的政党来说，像对革命民主一样，如果它想赢得这个光荣和崇高的称号，它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说，对我们来说，德国帝国主义的目的和任务与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一样令人憎恨。如果我们在俄国军队本身中、在不是从上面强加给它的、而是由热情而产生的纪律中找支柱的话；如果我们想从因不论是克伦斯基还是古契柯夫采取的镇压措施而更加恶化的不断的瓦解中得到拯救的话；如果我们想走我们自己的历史道路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说，俄国革命在外交政策上应该像在对内政策上一样独立。我们应该说，俄国革命已经不再用自己的军队冒险，而是相反，把全国的政权交到最直接地反映这支军队的组织、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以此创造对政府负责的军队和为军队负责的政府，在军队中形成最深刻的内在信念：这个政府与任何外国帝国主义都没有联系，因此它不会为借外债或其他目的的成功而被迫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战略和外交措施，——创造这样的情绪，我们就能以这支军队的名义对欧洲各国人民呼吁，现在在欧洲版图上有了革命城堡，革命的常备军，它支持革命人民为消灭当前的战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挺身而起反对自己的政府的所有尝试。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怀疑主义者既很容易，又很难。这场革命即将爆发，俄国革命军队和俄国民主将在欧洲找到同盟者，对此不能有充分信心。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保障。是啊，历史没有给我们、革命的俄国提供任何保障，保证我们不会被镇压、我们的革命不会被世界资本主义的联合所窒息、我们不会被钉死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十字架上。
在欧洲版图上，除了被唤醒的欧洲无产阶级外，没有赋予我们对抗这种可怕的危险的另一个盟友。如果它不被唤醒，如果怀疑主义者的话和他们的预见成了现实，如果我们没有进入社会革命时代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俄国民主将有灭亡的威胁，因为我们完成的革命是民主军队和为自己在社会中赢得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地位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消灭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农民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对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是致命的危险。
如果那里没有展开劳动群众的革命的话，则欧洲的全部资本将在一个月、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联合起来，把套在俄国人民脖子上的绞索拉紧。从这个角度，对我们来说，问题不仅是事关消灭战争，不仅是事关消灭前线的战事，而是消灭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像一个自由民主的人民一样发展，或是我们变成欧洲的、或更确切地说，美国帝国主义的被镇压被践踏的殖民地。也许问题要深刻得多。那些怀疑主义者不相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就是以此说明，俄国革命的版图、也许是整个国家的版图将被历史所打碎。
这不是事实，三倍的不是事实。我们还没有尝试过我们的力量。这里常常援引的法国大革命面对的是落后的封建的欧洲。由于当前这场战争的震撼性的结果，我们的俄国有比战前更尖锐的、无疑是更尖锐的矛盾。
在战争期间，谁曾在欧洲呆过，谁就了解欧洲的气氛（而我曾在一个参战国——法国呆过），他就不能不确信，在欧洲，这场战争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对统治阶级不留下任何痕迹和没有任何结果地过去的，这场战争会将激起劳动群众的最深刻的革命震荡。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是，我们是否会成为帝国主义集团中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否仍用俄国革命的权威来压制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起义，或是我们在两条战线上放开我们的手脚，用革命纪律和意识的一致把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号召劳动群众。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没有起来，或起来的太无力，那时我们就把我们的军队调过去帮助他们，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喊声：“那就晚了。”）
不，不晚。抛弃错误的道路，走上正确的道路永远都不晚。（掌声。）
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速记
[1]唐恩做了关于战争的报告，与支持单独媾和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列宁、克伦斯莽、马尔托夫、加米涅夫、策列铁里、普列汉诺夫等人就这个报告发言。普列汉诺夫与托洛茨基辩论，做了沙文主义的讲话，他声明，“托洛茨基同志建议的策略是巴枯宁主义的旧策略”。经过辩论，绝大多数通过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决议，由于它的重要性，我们将它全文录下：
目前这场战争是在所有国家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企图的基础上爆发的，这些国家旨在占领新的市场，让弱小落后的国家受自己的经济政治影响。它导致所有国家、各国人民在经济上消耗殆尽，使俄国革命处于毁灭的边缘。吞噬了数百万生命和数十亿计的人民财产，它还威胁着进一步加剧旧制度留给国家的崩溃，把它推向饥饿，使它无法为巩固赢得的自由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因此，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认为，为尽快结束战争而进行的斗争，是革命利益和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渴望提出的革命民主的又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要求停止相互残杀，重新恢复为争取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进行共同的斗争的兄弟联盟。全俄代表大会认为：1、通过粉碎交战双方的一个集团的方式结束战争，将成为新的战争的源头，会加剧各国人民之间的敌对，导致他们的消耗殆尽、饥饿和灭亡。2、单独媾和会加强相互战斗中的一方，使它有可能获得对另一方的决定性的胜利，加强统治阶级的占领意图，而不是把俄国从世界帝国主义的钳制下解放出来，妨碍劳动者的国际联合，因此，代表大会坚决否定任何旨在实现单独媾和或是它的前奏——单独停火——的政策。对俄国来说，通过与与盟国决裂并对整个欧洲宣战，企图由它来争取贯彻它制定的和平纲领，意味着它的彻底灭亡。结束战争只有在所有国家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有鉴于此，代表大会认为必须：a）俄国革命民主派和代表它的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向所有国家的民主派呼吁，请他们赞成‘不兼并不赔款、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的和平’的口号，并朝这个方向推动自己的政府；b）它应该以所有措施促进尽快恢复革命的国际，为恢复劳动者的国际团结而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制定和平的最终条件和落实的措施；c）它应该让交战各国的民主派注意到，他们对他们政府关于战争占领目的的最近声明的反对不够有力，使俄国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妨碍了劳动者的国际团结。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立即派遣代表团前往盟国和中立国家，或是邀请这些国家的所有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团来俄国。代表大会坚决抗议帝国主义政府在派遣代表团上制造的障碍。代表大会承认，临时革命政府以俄国民主派提出的和平纲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认为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期限内采取它能够采取的所有措施让俄国的盟国赞成这个纲领。代表大会认为，政府必须为重新审查与盟国政府的协议采取所有措施，旨在坚决拒绝占领政策。为了顺利推行民主派制定的对外政策，必须尽快通过对外交部和外交使团的民主化来更新它们的人员构成。代表大会声明，只要民主派的国际努力未能结束战争，俄国革命民主派一定会全力以赴地促进加强我们的军队的战斗力及其防御进攻行动的能力，因为俄国战线的崩溃就是俄国革命的失败，是对整个国际民主派的事业的沉重打击。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关于进攻的问题，我们将完全从纯战略的角度来决定。
[2]遗憾的是，这份告人民书在《统一报》和其他报纸上都没有找到。
[3]捷依奇（ЛевГригорьевичДейч，1855-1941）1874年起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民粹派分子。1883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84-1901年在喀拉服苦役时逃跑。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有革命运动史、普列汉诺夫政论文献史料和“劳动解放社”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译注
[4]查苏利奇（ВераИвановнаЗасулич，1849-1919）系俄国女革命家，1868年加入民粹派，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市长特列波夫，1878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组建“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译注
[5]乌斯基宾斯基（ГлебИвановичУспенский，1843-1902）系俄国作家，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困苦和受压抑的生活，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思想。主要作品有《遗失街风习》（1866年）、《破产》（1869年）、《土地的威力》（1883年）等。——译注 |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就国家杜马问题的讲话（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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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就国家杜马问题的讲话
（6月9日）
同志们，这两个决议现在提出的问题涉及的就不是我们是否有强硬的政权，我们是否利用了这个强硬的政权，是否应该建立它，而提的问题是：现在在俄国的是否有某种国家政权，即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人民主权；它是否能找到自己的某些具体的表现？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听到对这个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答复，临时政府是革命政府，它在法律上尚未合法化，尚未与历史继承性联系起来。但如果它真的是革命政权，那它就更应该在过渡阶段中把全部人民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法律和革命民主的角度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但是，在临时政府背后有另一个机构，它说：不，我杜马是临时政府的母亲，我赋予它立法权，但我保留创造政府，如果需要的话，建立新政府的权力。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罗将柯承认代表的原因。也许，国家有政权，它认为它自己凌驾于临时政府之上，有全权建立新政府，如果现政府栽了历史性的跟头的话。对杜马是否有权建立新政府的问题，我们没有答案。但对现临时政府是否有权解散杜马的问题，我们有非常合乎情理的答案，至少是据报纸的消息，它在社会主义部长们的所有声明中得到充分证实，李沃夫公爵的答案是，临时政府没有权力解散建立了它的杜马。这样一来，在李沃夫公爵的口中，临时政府本身认为自己没有权力侵犯国家杜马（目前尚未被社会主义部长们以断然的形式驳倒），这样一来，就认为它凌驾于自己的政权之上。昨天我们在这里听到出现了第三种政权，我们代表大会的政权，这个代表大会声明它禁止夺取私有财产。这样，我们在俄国有了三种政权的标准。一个是临时政府，它似乎在管理国家，但承认自己无权侵犯国家杜马；另一个是国家杜马，它赋予临时政府以立法权，但认为自己有权建立新的临时政府，如果有可能的话，即如果反革命力量的集中使这成为可能的话；最后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它的代表大会，它放弃了所有立法权和执行权，只是时不时地做出如它禁止夺取私有财产的决议，不是建议，而是“禁止”。
我说，同志们，如果你们为自己放弃除了禁止夺取财产的权力外的另一种权力，则你们的放弃显然不是以国家杜马的名义，而是以另一种、即你们授予你们的代表的权力的名义。同志们，我不能理解这些革命民主派分子的心理，他们认为自己是革命人民的代表，后者通过与所有6月3日分子的决裂实现了自我管理，掌握了政权，我不理解这些代表，他们不能对自己的政权说（因为你们认为临时政府是你们的政权的代表，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临时政府，你不能承认有任何凌驾于你之上的政权，任何把你与旧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政权。临时政府，在你之上没有圣母——第四届国家杜马，你是人民的革命意志的产物。”而对损害革命政府的新创建的国家杜马，他们应该说：“别插手，你们已经被法令消灭了。”
革命政权不是以历史公式、而是以法令表现的。如果你们有政权的话，如果这不是欺骗或自我欺骗的话，这个政权就应该在这个最起码但最必要的自卫行动中表现出来，你们应该说：“我就是政权，没有凌驾于我之上的另一个政权。”
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速记 |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就个人问题的发言（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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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就个人问题的发言
（6月5日）
托洛茨基引了米留可夫在国家杜马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句话，在讲话中谈到罗伯特.格里姆时，他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与科雷什科[1]相提并论。托洛茨基说：
米留可夫指责我们，我们是德国政府的间谍和雇佣。我在这个革命民主的讲坛上说，并请求正直的俄国刊物（托洛茨基转向记者席）准确重复我的话：只要米留可夫不收回他对我们的指控，无耻的诽谤者的印记就永远留在他的脑门上。
托洛茨基的声明庄重、铿锵有力，赢得了整个大厅的一致欢呼。整个代表大会不分派别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
《新生活报》第41期，
1917年6月6日
[1]托洛茨基同志提到的米留可夫的话，是后者在国家杜马成员6月3日就对外政策问题在罗将柯家召开的小会上说的。由于正是从这时起开始了对苏维埃左派反对派的领导人、特别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闻所未闻的诽谤中伤，我们把托洛茨基同志上面提到的米留可夫讲话中的完整一段录在下面：
遗憾的是，德国人的挑拨措施不止一个：德国不仅在前线、在战壕里寻求单独媾和，还在俄国寻求它。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代表、罗伯特.格里姆就来到了彼得格勒，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都十分了解此人。我应该说，在我任部长时，我禁止罗伯特.格里姆进入俄国，因为我知道罗伯特.格里姆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今天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在社会主义者部长的参预下，罗伯特.格里姆被相关的部遣返出境。只是现在他们才认识到罗伯特.格里姆是德国当局的代理人，他这个代理人是中间人，越过政府，还是在单独媾和这个问题做文章。还有一个类似的可悲事实。你们知道，不久前逮捕了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科雷什科，他以巴扬和谢列尼科伊的笔名在各个报纸上发表文章。对他的逮捕揭露出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原来科雷什科先生用德国的钱为让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和外交部长米留可夫退出第一届内阁做了大量工作。由此看来，德国的工作就不限于学院式地建议单独媾和了。而是进行非常有力的纯实践型的工作。德国间谍与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德的空想家同时工作，达到了一方面使我们的极端政党满意，另一方面使德国政府满意的目的。只需要补充一点，我们的临时政府逮捕了科雷什科，驱逐了罗伯特.格里姆。而列宁、又在重新宣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同志们，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却依然逍遥法外，在俄国社会和俄国军队中散布传染病。我认为，应该希望我们的政府从外国的和资产阶级的宣传鼓动家逐步转到社会主义的同类宣传鼓动家。我们希望，什么时候能把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也送到科雷什科现在呆的地方。（《言论报》1917年6月4日）。 |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讲话（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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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讲话[1]
（6月1日）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了粮食部长的讲话，[2]它直接教会了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点东西，未必能对这里的所有讲话都这么说。这个讲话如果没有提供对已经完成的组织工作的汇报，这点部分可以用新部长不久前才刚刚开始履行自己的责任来解释，但它至少勾勒出了在当前最重要的某个领域中的行动纲领，这是在其他部长的讲话中所没有的。
人们对我们说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此交换意见，再次翻出了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的争论，但是，同志们，须知我们在此面对的是革命民主派的议会，部长们对它做关于他们已经做了什么和他们打算做什么的汇报。因为问题涉及到政权，每一个演讲者——尤其是像部长这样重要的演讲者——的任务是说，我在自己的领域中做了这些、这些，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因而政权的这个组织是令人满意的，或是相反，说：同志们，我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但它们在政权组织中受到了抗拒，因此在这里必须解决如何对这个政权进行改革和改造的问题。粮食部长就是这么对待事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不仅认真地听他的讲话，还确认了我带着它们出席会议的那些结论，因为在思想对手那里总能学到不少东西，如果他们是严肃地提出自己的任务的话。
粮食部长对我们所说的，确实把问题从抽象的高度降到了地上，降到了俄国经济的相当贫脊的地上。我们必须组织粮食供应，我们必须扩大和高速生产。组织粮食供应，意味着组织它的分配。在这条路上的障碍是运输困难，它们应该克服，而且只有以整个国家的方式才能克服。关于运输困难，执行委员会的经济处说了许多：损坏的机车、今天的工业不能生产新机车和修复旧机车。同志们，其中有一个例子，我也提请粮食部长注意。
彼得格勒一家设备精良的大企业的经理说，现在，彼得格勒现在为1920年的潜水艇生产柴油机。他断言说，他作为技术人员、组织者和经理相当熟悉的一定数量的工厂，不用经过太大的技术改造，就可以每月生产15台机车。对这个数字我不能担保，也不对这个数字深信不疑，但这是一个严肃的技术人员和组织者，是他说出了相应的机车数量。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这就必须破坏国家与其他工厂或工厂与其他企业签定的合同。这破坏了局部的利益、局部的利润，国家政权在其现结构下，是不敢走这一步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还没有找到道路。是啊，还能说哪些道路呢，同志们？须知已经成立了政府，进入这个政府的劳动部长是社会主义者，工商部长是重要的资产阶级工商业政治家柯诺瓦洛夫。很显然可以假定，通过这两个代表的合作首先把生产的组织和计划引入工业中。柯诺瓦洛夫做了什么？柯诺瓦洛夫辞职了，他是在最著名的工商机构的促进下，在它们公然表达的同情下辞职的。他走了，同志们，说他的离开是他不友好的性格的结果，是可笑的。
我认为，这也是广泛传播的看法，柯诺瓦洛夫是俄国工商资本的最进步和严肃的代表；他的辞职是对对我们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的怠工。接下来我要问，同志们，出路何在？这是我们整个政府的一个具体任务和核心问题。这是有关我们的工业命运的问题，人们绕开这个问题，似乎它是有关布尔什维克或国际主义者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吹毛求疵的问题。做了建立联合内阁的试验。谁将在那里，会不会是彼列韦尔泽夫，[3]社会主义者还是正派的自由派分子，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整个组织的核心是按联合型建立的：劳动部长是社会主义者，工商部长是资本的重要代表。当问题被这样提出后，柯诺瓦洛夫走了。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用了三个星期给他找助手，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同志们……（掌声。）
这意味着什么，同志们？如果原则、即有重要的资本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原则本身是正确的，那就应该问自己，如何解释它的破产和它的失败。须知我们现在没有政府，政府处于危机状态，为什么工商界最重要的代表在工商资本的支持下从中退出。
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引起恐慌的政权危机中。现在都说把特列季雅科夫[4]——莫斯科交易所委员会的代表，即对那些柯诺瓦洛夫有充分权利以它们的名义说话的工商界负责的人物——从莫斯科请来。问题归结为换人，我们是否能，我们是否也应该预言，这一企图将重蹈所有此前解决政权危机的企图的覆辙，即或是特烈季雅可夫成功地对政权组织的革命创举怠工，或是辞职。而他为什么要辞职呢，同志们？他为什么要对工业怠工呢？为了加剧危机，为了表明革命因素瓦解了经济，为了用这种方式与革命和无产阶级纠缠。读一读克林斯基在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国内纸币太多，你们怕什么！等一等，当饥荒开始和银根紧缩，当真正的饥荒开始时，所有人都会大声疾呼强硬政权了，那时就轮到我们了。”但须知，克林斯基说的正是严肃的资本家和地主心里想的。他们在等待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村底层将被消耗殆尽，那时就该轮到他们了。我说，特烈季雅可夫登场只是为了推行这个纲领（如果只要不把他转向社会主义的话）；如果他表现得对自己的阶级不够忠诚，转向斯柯别列夫和其他社会主义部长们时，这个阶级就会抛弃他。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局面，因为问题不是归结为技术层面，而是坚决地贯彻哪怕是不完善的计划，而为了这样坚决地贯彻，必须要有一个单一的政权。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如果你们想与工商业者携手行动，那么在政府中有5个社会主义者和10资产阶级分子或是相反，就无所谓了，如果你们认为行动应该得到资产阶级赞成，那就应该对它投降，它在经济问题上的全部策略归结为让革命消耗殆尽。
地主和大资本家在与各政党和民主派的革命力量关系上，不断地进行威胁和敲诈，同志们，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勃拉姆松[5]同志出场了，他说：“别指责部长们或政府，想想他们每天都不得不钻过所有障碍——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等——的带刺的栅栏。”同志们，难道这是严肃的提问题的方法，难道其中有丝毫的严肃性？您怎么能这么提问题，既然在俄国存在着政权，有你们的政权，须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多数是你们的多数，军队支持你们，冒出一些鼓动者、煽动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就能使这个依靠所有苏维埃、军队和民主的国家政权的创造性的努力瘫痪。同志们，这个观点对你们所有人来说是极具侮辱性的。
同志们，我认为，说什么依靠大多数人民的革命政权的创造性努力能够被这些或那些煽动者所瘫痪，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举个例子。在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中，一位属于策列铁里的党的演讲人对他提出了这样的质询：“您是否知道，在您的部里，在一个电报局中有黑色百人团的巢穴，它的官员们走到农村问农民，在沙皇统治下更好些，不对吗？”这位质询者问道：“您是否打算捣毁这个黑色百人团的巢穴？”策列铁里怎么回答他的？“不，”他说，“我不打算采用镇压措施，我想创造这样的条件，当黑色百人团的鼓动者来到农村，问在沙皇时代是否更好时，他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你扯谎，在沙皇统治下更糟糕……”（掌声。）
正确，完全正确。我本人也为这个回答鼓掌。我对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原则不仅对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家采用，也对左翼采用，而你们对后者比对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家要差得多……（掌声。）同志们，我要求的是微不足道的最低纲领。
这个纲领是让来到喀琅施塔得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也做这样的事，让喀琅施塔得人说：对，这个政府委员比我们选举的委员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相信这点，正是因此，临时政府在其今天的构成的情况下，派到地方的委员被最忠诚、十分忠诚各部部长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称为是从地主中单方面挑选出来的。同志们，因此在这些地方发生了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与委员们之间的所谓的误会。
同志们，这是整个那个不幸的政策的结果：在革命时代，当社会利益暴露得格外明显，所有的阶级热情都被激化，人民群众从旧的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提出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在上面，我们有被劈为两半的政权，并非因为有苏维埃和临时政府，而是因为临时政府不是按照强硬型的政权，而是按照地主和农民代表、资本家和工人代表之间的常设会议和常设调解法庭的模式建立的。调解法庭在革命时代是无法进行统治的，因为政府中的多数的脊梁要硬得多，因为它代表的是在几十年、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已经习惯于管理和统治的阶级，而我们的部长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事实上向他们投降，全部工作正陷入全面停滞，来自右边人对它怠工，我们走不出不断的瓦解。
同志们，我完全赞同我们的粮食部长。我与他不属于同一个党，但人们如果对我说，内阁将由12个佩舍霍诺夫组成，我会说，这是前进了一大步……（掌声。）
这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你们看到，同志们，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从某个党团或政党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在当前这个时刻组织经济的任务这个更广泛的观点出发。当粮食部长佩舍霍诺夫对我们说，人民群众必须遵守纪律——这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
工人群众看到了什么？他们首先看到国家完全瓦解，其次是资本代表赤裸裸的掠夺，我对你们说，同志们，在这些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有心理权利对自己说：既然一切都在瓦解，资本家继续掠夺，我干吗要沉默？我提出最高要求，拿我所能拿的一切。这是局势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候，当每一个工人、至少是每一个诚实的、道德没有败坏的工人在国家政权中将看到是自己的政权，他将说：这个政权不会欺骗我，不会偷我的财产。工人、农民、士兵将会说：“佩舍霍诺夫不会出卖我。”那时，佩舍霍诺夫不是作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员，不是作为半个部长，因为他现在是半个部长，而是作为有全权的部长对工人阶级说：我们有多少煤、多少生铁，在这个基础上有多少工厂可以开工，在国库里有多少资金，在银行里有多少钱，你能拿到这样的工资，得到这么多的产品，那时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将感觉他对政府就像是罢工工人对自己同盟的管理机构一样；他要求增加资助，同盟说：这是我的钱袋，我的账本，我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只要盛加略夫们、捷列先科们、李沃夫们和柯诺瓦洛夫们、立宪民主党人或可能是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人还在台上，工人阶级将说：这是资本家的傀儡，我不相信他们，我将争取得到我所能得到的最多的东西。这完全是自然的心理。
就所有其他问题，我应该说同样的话。经过两个星期或经过一个月，你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将比今天尖锐得多，需要比今天更加有勇气的出路。我举一个例子。想象一下，在今天的政府下的俄国军队的民主化，这个调解法庭式的政府绝对没有行为能力，当参加过战争和幻想土地的俄国士兵像火山岩浆一样地涌向农村，迫使实现实际上没有解决的消灭地主领地的任务，当俄国士兵不能回到自己的农村，他将碰上瘫痪的铁路机构，他将挨饿，得不到食物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最严重的复杂化、最严重的冲突。你们说，需要纪律。完全正确，需要纪律，但是谁的纪律，让谁遵守的纪律。
当唐恩同志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者的代表们否认强有力的革命政权的必要性时，是错误的。我们中没有人否认强有力的革命政权的必要性。问题是谁的政权，统治谁的政权。公爵李沃夫们的或是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些人的、凌驾于工人民主之上的政权，还是工人民主对它的各个部分和全体人民的政权？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我说，在复员时需要最强有力的政权。现在，当士兵逃离军队，或是在火车站无法无天，或是砸坏面包店，他觉得自己是个土匪，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反对凌驾在他头上的政权的罢工者。
如果在他头上的是来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强有力的政权，则不听话的人的心理就不是罢工者的心理，而是工贼、破坏罢工的人的心理。需要培养和形成这样的舆论，工人、农民和士兵，这是你们自己的政权，而现在政权在李沃夫们、柯诺瓦洛夫们或明天的特烈季雅可夫们的手中，用什么语言、什么呼吁，无论它们多么雄辩，你们什么目的都达不到，因为几百年来，这些阶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奴役和什么样的屈辱，已经牢牢地印在俄国工人和农夫的头脑中。虽然你们借助于所有社会主义者部长，但你们什么也达不到，因为工人群众不会认为这个政府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是自己的政府。
因此所谓的左翼鼓动分子是在为俄国革命的明天做准备，不管你们的政策如何——我认为它是错误的，他们都支持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权威，他们做得对，因为他们说，苏维埃今天的政策是错误的，但全部政权应该转交给它们，朝这个方向去影响它们，你们要记住，除了这些工兵代表苏维埃之外，你们没有其他革命组织。因此，同志们，半途而废的政策、暗箱妥协的政策是无力的，它有将苏维埃的权威引向不得人心和敌意的深渊的危险。我斗胆认为，我们不是以自己的工作破坏你们的权威，我们是为明天做准备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还说什么小团体和一小撮人夺取政权。这是不对的。在我出席的所有集会和所有会议上，当人们问我现在是否应该退出苏维埃、不服从苏维埃，和政府一起与它们做斗争，粉碎它们时，我回答说：不，我们不满意政府，我们不满意苏维埃，但只要工人代表苏维埃没有通过重新调整自己的内在意识理解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它有责任承担起对沙皇制度全部可诅咒的遗产和第一届自由派政府加剧的战争破坏的责任时，我们就不能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
只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还能够把真正创造性的、革命纪律的因素灌输到饥肠辘辘的、已经开始绝望的群众的意识中，同志们，只有它才能不顾私有财产的利益解决迫在眉睫的我们的任务。断言立宪会议将解决所有问题，是许多部长推行的政策，同志们，这个政策是错误的，实质上是自由派的政策。立宪会议将解决许多问题，但需要筹备它，需要为它的存在创造条件，而这种崩溃的局面、不断增长的对政权的无作为的不信任，可能破坏召开立宪会议机会的本身。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那些乌鸦根本不那么天真，他们占据着自己的阶级岗位。他们在内阁中的傀儡对佩舍霍诺夫们的创造性的努力怠工，用粮食问题、土地问题、工业问题、外交问题使俄国革命应接不暇。在所有领域中推行纠缠政策，破坏政权的威信和对它的信任。它来自右边，而那些人警惕地呆在塔夫利达宫里，像克林斯基所说的那样，等待群众绝望，并说，我们要旧沙皇，强硬的十月党的政权。那时，罗将柯将登台，就是那个罗将柯，在他身上有俄国革命的回光，农村里挂着他的肖像，他是新一届临时政府之父；他将任命他的古契柯夫，那时我们将有真正强硬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把右翼的你们和左翼的我们拴在一起。
同志们，我不希望今天就改变你们，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过于大胆的想法，但我希望今天能达到的，是想唤醒你们的想法，即我们之所以成为你们的反对派，不是出于敌对，不是出于敌意的或自私的派别动机，而是因为我们像你们一样，为革命所遭受的全部苦难和创伤而痛心。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看不到的其他答案，如果你们是在确立俄国革命的今天，我们则是为你们筹备它的明天。我们动员最革命的左翼，如果苏维埃和政府的双重政权、即无政权的政策导致反革命危机，古契柯夫们与罗将柯们一起清除革命，那时你们，同志们，将看到，我们来自左翼的人将与你们并肩作战，而且不是最差的，我们同样捍卫革命成果的发展和深化。
《前进》杂志第3期，
1917年6月28日
[1]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的日程中是这样表述的：关于革命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李伯尔。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报告相关的一些问题与这个报告交织在一起。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政党的领袖都参加了就这个报告的辩论。
[2]佩舍霍诺夫（АлексейВасильевичПешехонов，1867-1933）担任临时政府的粮食部长。他是苏维埃的正式代表。就其政治信念来说，佩舍霍诺夫属于人民社会主义者党，是它的创建人和领袖。佩舍霍诺夫在20年代是自由派民粹派的最著名的理论家。与米亚科京以及《俄罗斯财富》杂志的其他评论家一起创立人民社会主义者党。在战争年代里，这一派民粹党人持护国主义立场。1917年，佩舍霍诺夫与该党的其他领袖所持的立场，甚至用米留可夫的话来说（参见他的《俄国革命史》），几乎与立宪民主党的立场没有任何区别。十月革命后，佩舍霍诺夫脱离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922年，佩舍霍诺夫被驱逐出国，撰写了一本书，在其中承认了我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复苏俄国、在群众文化大幅度提高方面的一系列功绩。
[3]彼列韦尔泽夫（ПавелНиколаевичПереверзев）彼得格勒著名律师、劳动派分子。在政治观点上接近社会革命党人。在七月事件时任司法部长，公布了反对我党的伪造的文件（例如其中有证实布尔什维克与德军总参谋部勾结的文件等）。
[4]特列季雅科夫（Третьяков）莫斯科工厂主。1917年是俄国工商界领导人之一。特列季雅科夫不止一次在不同的政府班子中任部长。特列季雅科夫作为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代表进入克伦斯基9月25日建立的政府中。在内战期间，特列季雅科夫在高尔察克麾下担任重要角色。在侨居国外期间，特列季雅科夫是前工厂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5]勃拉姆松（ЛеонтийМосеевичБрамсон，1869-？）俄国人民社会党人的领袖之一。在某些问题上，勃拉姆松与该党的右翼多数有分歧。1917年作为人民社会主义者党的代表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
在通向结局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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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向结局的道路上
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在第一天就营垒分明：在会上代表小资产阶级和落后工人阶层的是立宪民主党和半立宪民主党型的分子；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是布尔什维克和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者。以强制的方式把最广泛的阶层——它们初次被唤醒参预了政治生活——组织在其中的军队，给了这些立宪民主党庸人政治家以出乎他们预料的支持；但这个支持的平民成份迫使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市侩——暂时的“领袖们”——掌握一打社会主义用语，使用现在已经大大贬值的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的名字。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代表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反映了强制进入军队的庸人-农民群众的极端的软弱，在革命把政治组织的因素带入它的环境中之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农民-市民群众没有革命经验。在土地、组织管理机构、粮食问题上，这些群众的领袖们事实上引导他们追随立宪民主党的国务活动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出身的小国务活动家对这些人充满了由衷的敬意。
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先锋队现在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可调和的力量。市民的领导政治家是策列铁里、唐恩、齐赫泽，他们用“像1905年”的孤立的幽灵来恫吓无产阶级。这些人不明白，俄国无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1917年6月这样孤立，它的孤立是唐恩、策列铁里和齐赫泽积极促成的……社会主义部长们、他们的教导员以及他们的助手们的全部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恢复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投入使用的手段都是从立宪民主党的武库中借来的：不仅需要进行反对来自右边的危险——用策列铁里的话来说，它现在“不可怕”——的斗争，还要同时进行反对破坏“革命一致”的来自左边的危险。竭尽全力地迫使农民和市民依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党，市民的领袖们就无力控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它引入……“民族一致”的轨道上。对他们来说，来自左边的危险就在这里。不是对农民市民民主派揭露大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私自利和政治上的反动，对人民群众指出与先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一致的道路，市民领袖诬陷被他们自上而下地瓦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无政府状态，利用人们对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作为更紧密地团结大小资产阶级的水泥。
我们重申，工人阶级在1905年的任何时候在政治上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孤立。1905年12月，[1]先进的无产阶级被迫在城乡群众的大批预备队赶到之前投入战斗。但根本谈不上这些被唤醒的底层的代表对无产阶级的恶毒仇恨。现在所达到的正是这点。如果有理由假定，政治发展继续沿着这条站着全俄代表大会主要领导人的道路进行，即沿着把非无产阶级群众与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孤立在阶级斗争中有罪的无产阶级的道路进行，这意味着革命的最高点已经过去了，我们全面地进入反革命时代，正式进入其中应该是自上而下地组织的内战的试验。
但幸运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认为农民和整个人民今后的运动将沿着作为全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特点的保守透顶的观点运行，是极大的错误。条件比观点更强大，哪怕这是固执的市民局限性的观点。第四届国家杜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由它组建了临时政府。由苏维埃召开的全俄代表大会或苏维埃可能也将被迫违背自己的全部偏见，重新提出并彻底重新解决关于革命政权的问题。
至少，政府为了把代表大会推到这条道路上，做了以它的联合力量所能做的一切。
在写这几行的时刻，社会主义部长们还没有对代表大会做无论是政府政策的总体方向，还是其各部门的活动问题的报告。但是，无须怀疑，在这个领域中，社会主义部长们不会给代表大会带来任何令人愉快的意外惊喜。在联合内阁存在的期间，没有预先采取一个措施，没有迈出一步哪怕能最模糊地暗示摆脱不断激化的经济、金融、外交和军事危机的出路。“我们已经临近深渊了！”部长先生们习惯于用这种宿命的公式来界定并非没有他们参预形成的国家的总体状况。
然而在代表大会开幕之际，还是备下了意外的礼物：这就是把R.格里姆[2]驱逐出俄国边境。为了界定俄国的米勒兰主义的“历史”作用，很难想出比这更有象征性的、更出丑的事情。在此，我们不想进入它的细节，但也不能不指出所有最有表现力的特点。
怎么解释瑞士参赞霍夫曼拍的通知格里姆的电报，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那些存在于格里姆和他的政府之间的市民-庸人的关系中，不能排除有损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声誉的亲密。但绝不能说格里姆的所作所为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即便他为这样的电报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理由，主导他的也是其他的理由，就是没有思想政治的理由。实际上，与和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关系最密切的丹麦人斯汤宁[3]互致兄弟般的问候的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对此也不敢怀疑。但是，你们看到了吗，齐美尔瓦尔德阵营的叛逃者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认为齐美尔瓦尔德分子格里姆对他的政府应该是忠心不二的，他们现在对盟国外交的全部功勋负责。于是他们把格里姆驱逐出俄国边境。
除了卑鄙之外，这个措施最惹人注目的是它的神经质和愚蠢。只有脚下没有土壤的、只有完全没有自尊的、只有对老资格的资产阶级同事别有什么想法的经常不断的恐惧——只有这些感觉的综合才能让“革命部长”策列铁里对格里姆进行这种昏聩的惩治。
至少，社会主义部长们没有空着手站在自己的代表大会前。诚然他们还没有为克服所有那些他们自己承认将导致国家灭亡的灾难推行一项严肃的措施。但他们展示了“强硬政权”：首先是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态度，然后是利用格里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因此得到了承认。代表大会的小资产阶级多数隆重地把对“不够坚定的”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的惩治权交给了自己的部长们。社会主义的米勒兰主义和革命民主派的鼠目寸光注定要经历这种耻辱，看来还不是最后一次。
格里姆被驱逐了，全俄代表大会转到了日程上。但资本家的利润对斯柯别列夫和他的同事们来说，仍是不可侵犯的。粮食危机每时都在加剧。在外交领域中，政府受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打击。最后，如此歇斯底里地倡导的进攻，看来也很快就会以可怕的冒险形式猝然落到人民的头上。
我们耐心地、准备再平静地观察李沃夫-捷列先科-策列铁里内阁在几个月内的启蒙活动。我们需要时间进行我们的准备。但是鼹鼠在地下掘进得太快了。在“社会主义”部长们的促进下，政权问题可能会比我们预料的更早地突然落在这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头上。
《前进》杂志
1917年6月20（7）日
[1]众所周知，1905年12月爆发了莫斯科工人的英勇起义，它被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
[2]格里姆（RobertGrimm，1881-1956）瑞士社会民主党（1919年之前为该党主席）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代表会议主席。中派分子，曾参与组织第二半国际。——译注
[3]斯汤宁（ThorvaldStauning，1873-1942）丹麦社会民主党主席（1910-1942年），1896年加入丹麦社会民主党。1910-1929年任丹麦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团主席。1913年起多次任大臣，1924-1926年、1929-1940年及1940-1942年任首相。——译注 |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联合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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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联合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
（6月1日）
托洛茨基指出首先提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质的问题的必要性，在俄国革命后，它是否改变了它的性质。
讲演者说：“我们不惧怕流血。如果我们反对战争，那是因为它仍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与国际交易所和资本联系在一起，战争仍是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意味着为新俄国的帝国主义阶级创造机关。在所有的经纬度上，不管国家的形式，今天的战争的基本目的仍没有改变。我们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是因为它一方面还没有掌握物质镇压的机关（现在克伦斯基着手掌握这些机关），以便让军队服从自己，而从另一方面它还没有完善西欧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虚假的成语。现在，唐恩、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在我们这里说的这样的话，在战争开始时我们在法国就听到了，而且还要更雄辩。俄国资产阶级在用民主的喊叫声欺骗群众上还没有经验。莫非我们应该接过俄国资产阶级无力承担的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有战斗力的军队，意味着反对革命。克伦斯基走向这个目的，他遣散了革命的团队，诬陷喀琅施塔得人，使反对彼得格勒革命团队的行动成为不可避免的……”
我们当中没有人赞成单独媾和。但如果单独媾和的危险存在的话，则它是受到临时政府策略的滋养。秘密条约没有公布，盟友们用一个又一个的耳光回答我们，军队没有看到对它为什么应该流血的问题的回答。俄国士兵像卡拉塔耶夫、[1]像“圣洁的畜牲”那样死去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军队不能不解体。认为这样的物质和精神的崩溃能够用克伦斯基的散文诗来消除，真是不可思议。人们对我们说，对欧洲革命的希望是乌托邦。但与欧洲革命的到来相比，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下建立有战斗力的军队是20万倍的可疑。人们对我们说：“即使到来了又怎么样？”我们回答说：如果欧洲不爆发革命，则俄国的自由将被我们的盟友和对手的联合力量所粉碎。事件进程迫使我们进行的全部社会试验，是对欧洲资本的威胁。难道它不企图通过全世界的暴力来消灭俄国革命？谁不相信欧洲革命的可能性，那他就应该等待我们的全部自由都将化为尘土。
托洛茨基对工兵代表苏维埃召开的代表会议[2]持怀疑态度。他说：“事关召集社会主义外交家。在英国、德国正在发动革命，苏维埃与这些与革命斗争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谈判。我们的客人、英国的社会主义大臣韩德森用革命者塞满了三座苦役监狱。谢德曼把李卜克内西关押在监狱里。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将与谁协商？与谢德曼还是与李卜克内西？与韩德森还是与马克林？苏维埃应该对这些‘社会主义者们’说：劳驾首先释放我们的朋友，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和你们说话。我们不能与刽子手一起开会。我们应该与他们的牺牲品在一起。如果我们公开地提出问题，我们的话会得到回应……”
《新生活报》第38期，
1917年6月2日
[1]卡拉塔耶夫系列·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他善于说教，坚信有调整人类生活的最高力量——上帝，在法国战俘营中，对小说主角别竺豪夫产生了极大影响。
[2]在此不得不再次指出《新生活报》歪曲了作者的立场。列·达·托洛茨基对战争、第二国际的垮台以及社会护国主义者的叛卖的态度是极其鲜明的，演讲者不能不说出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尖锐的否定态度，这点能在他同时写的文章中看出。列·达·托洛茨基对我们就此提出的问题回答如下：
讲话显然被修改了；报导的最后一段称：“托洛茨基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持怀疑态度”……“怀疑”一词当然根本不能我的态度，不过，在下面的文本中，哪怕是据报纸报导，我说我们不能与刽子手坐在一起开会，而是与他们的牺牲品在一起，就清楚了。《新生活报》本身完全支持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在报导中力求削弱对它的批评。 |
和平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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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1]
现在，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所有大道上人们都在彼此残杀时，在这个世界上从来还没有过像今天这么多的和平主义者。在每一个时代不仅有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政治形式，还有自己的虚伪风格。各国人民曾一度为基督教爱你的亲人的学说的荣耀而相互杀戮。现在只有落后政府才援引基督的话。进步民族在和平主义的旗帜下相互割断对方的喉咙。威尔逊以国联和长久和平的名义让美国卷入战争。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以“尽快缔结和约”的名义号召进攻。这个时代不缺乏自己的尤维纳利斯，[2]愤怒的讽刺作家。虽然应该说，在战争放开其手脚的两种本能——卑鄙、卑躬屈膝的愚蠢——的甚嚣尘上面前，最强大的讽刺手段本身也显得无力和苍白。
和平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民主的根源是同一个。资产阶级为使人类关系合理化——即用批判理性结构排除盲目、愚钝的传统——做了宏伟的历史尝试。车间对工业的限制，等级特权、君主制的专制，所有这些都是中世纪的传统遗产。资产阶级民主要求法律上的平等、竞争的自由和管理社会事务的议会方法。它自然把它的合理化标准运用到国际关系上。在此它遇到了战争，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是对“理性”的彻底否定。它开始用诗、道德哲学和会计学的语言对各国人民证明，建立永久和平的规范对他们更有利。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逻辑根源就是这样。
资产阶级民主一出生就固有的作为其特点的基本缺陷：它的批判的锋芒只划过政治现象的表面，不敢深入到它们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现实对在“理性”协议基础上的永久和平的思想，比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更加无情。正是资本主义在使技术合理化（充满了理性）时，没有使经济的社会组织合理化，创造了“野蛮的”中世纪不敢幻想的相互消灭的武器。
国际关系不断地激化，军国主义的不断增长完全破坏了和平主义的客观基础。但从另一方面，同是这些条件在我们的眼前召唤它进入新生活，后者与以前的生活的区别，就像血红的夕阳与粉红色朝阳的区别一样。
在今天的战争之前的几十年被称为武装的和平的时代。诚然，在这段时间中征伐和战争不断地进行，但是在殖民地。这些在落后弱小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导致爪分了非洲、波利尼西亚和亚洲，并酝酿了今天的世界大战。但由于在1871年以后，欧洲没有发生过战争，虽然有一系列尖锐的冲突，于是小资产阶级的街头舆论不断地习惯于把不断增长的军队看成是和平的保障，而和平最终将由国际法律机构来实现。资本主义政府和大炮皇帝当然一点儿也不反对对军国主义的这样的“和平主义”的评价。与此同时，世界冲突越聚越多，造成了今天的爆发。
在理论和政治上，和平主义与社会利益和谐的学说的基础是同一个。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抗的经济根源与阶级对抗的根源是一样的。如果假定阶级矛盾可以逐渐削弱的话，那么从这里到国际关系的逐渐缓和和调整就只有咫尺之遥了。
民主思想和它的所有传统以及幻想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半叶，它在心理上发生了内在变化，但它根本没有退出舞台。在那时，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不可逆转地破坏了它的经济角色，由于它的人数众多，普选权和义务兵役制给予它政治意义的表象。大资本由于不能把它从地球上消灭掉，借助于信贷系统让它服从自己。大资本的政治代表还要让它在议会舞台上服从自己，给它的陈腐的理论和偏见虚拟贷款。这就是我们在战前的最后10年中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变本加厉的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和它的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虚假繁荣的原因资本让小资产阶级在它自己的偏见的帮助下服从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
也许，这个两面性的过程在法国看得最清楚。这个国家主要是金融资本的国家，金融资本依靠的是世界上最保守而且人数众多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由于外国借债、殖民地和法国与俄国和英国的结盟，第三共和国的金融上层被卷入到世界政治的所有利益与冲突中。同时，法国小资产阶级骨子里是外省人。它对地理总是抱着本能的厌恶，一生最怕战争，只是出于一个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有一个应该继承他的事业和家具的儿子。这个小资产阶级把许诺维护和平的激进分子送进议会，后者一方面借助“国际联盟”和强制性的仲裁法庭，另一方面借助应该能遏制德国皇帝的俄国哥萨克的力量。外省律师中的激进代表来到巴黎，不仅带着自己最好的和平主义的意愿，而且还有对波斯湾到底在什么地方，谁和为什么需要巴格达铁路的不太确切的概念。议会的多数、即这类激进“和平主义”代表的总和在他们自己人当中推出了激进的内阁，后者马上就被此前签署的外交、军事的责任和法国交易所在俄国、非洲和亚洲的金融利益缚住了手脚。内阁和议会虽然滔滔不绝地说着和平的话语，却继续机械地推行把法国卷入战争的国际政策。
虽然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或是它的缺席，如在美国）的形式有所不同，英国和美国的和平主义实质上完成的是同一项工作：它为小资产阶级对世界性的震荡——它在其中只能失去它独立性的最后的残余——的担心提供一个渲泄口；它用不实际和无结果的裁军、国际法、国际法庭的思想来催眠后者的意识，以便在关键时刻把它整个交给帝国主义资本，这个资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今天已经动员了一切：技术、教会、艺术、市民的和平主义和护国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庸人说：“我们始终反对战争，我们的代表们、我们的部长们一直反对战争，因而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为了我们的和平主义理想的存在，我们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法国和平主义者的代表男爵德.爱斯图涅尔、德.孔斯堂以进行到底的誓言庄严地总结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和平主义哲学。
英国交易所为了进行战争，首先需要的就是像自由派的阿斯克维特和激进的蛊惑者劳合.乔治这样的和平主义者。英国人民群众对自己说：“如果这些人在进行战争，也许真理在我们这边。”这样一来，和平主义与窒息人的瓦斯和迅速膨胀的国债一起，在战争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美国，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在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更加清晰地暴露了它的服务角色。那里真正的政策是由银行和托拉斯制定，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其他甚。早在战前，美国由于其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强劲发展，不断朝着世界利益和世界政治的方向迈进。欧洲战争赋予这一帝国主义发展以疯狂的速度。在许多欧洲虔诚的人（甚至是考茨基[3]）希望“可怕”的欧洲屠杀能使美国资产阶级对军国主义产生厌恶，欧洲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的途径不是心理的，而是物质的，并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美国的出口总额在1913年为24亿6千600万美元，在1916年不可思议地提高到54亿8千100万美元！[4]为这一出口提供最大的一份的当然是军事工业。在宣布无限制的水下战争后，突然停止对盟国——它们在1915年吞噬的美国商品不少于35亿美元[5]——的出口，不仅意味着停止不可思议的利润的涌入，还以空前的全美工业危机威胁着转入战争步调的美国工业。因此资本对国家呼吁：“你在中立与和平主义的旗帜下保护了军事工业的发展：现在你有责任保障我们的销售。”如果国家不能答应立即恢复“海上自由”（即在欧洲的鲜血上赚钱的自由），它就能为休息的军事工业创造内销——即在美国国内销售。这样一来，为欧洲屠杀的服务导致立即使美国军国主义化的必要性。
这项工作不能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克服他们无形的不满，把它引到护国协作的渠道，是美国内政今年第一季度的核心任务。威尔逊的官方“和平主义”与布莱恩的“反对派的”和平主义一样，是完成这项任务——使美国军国主义化——的最重要的工具，历史的嘲弄就在于此。
布莱恩急于为农场主和所有“小人物”对世界政治、大兵和提高税收的理所当然的厌恶提供过于吵闹的表达。把一车厢一车厢的请愿书和代表团派到自己当政的和平主义的同事那里，与此同时，布莱恩最关心的是提前折断革命运动的锋芒：“如果真是到了要打仗的地步”，例如布莱恩给2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反战集会拍的电报中说，“则我们理所当然地全力支持政府；但在这个时刻之前，我们的最神圣的责任就是竭尽我们的全部力量保护人民免遭战争的恐怖。”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纲领就在这不多的几个字中：“竭尽我们的全部力量反对战争”，它意味着预先给政府做出保证，在战争的情况下它不会在和平主义的反对派那边遇到任何障碍，又以不伤人的宣言的形式给人民的愤怒开辟渲泄的出路。
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官方和平主义已经给军事资本提供了其帝国主义“战斗力”的充分证明，它什么其他的都不再需要。为了对付布莱恩过于吵闹的反战立场，威尔逊先生在前者本人的声明的基础上只须再做一点：宣战。威尔逊先生就这么做了，布莱恩就完全转到了政府的阵营中。而小资产阶级，还不止是它一个，还有广大工人群众对自己说：“既然以如威尔逊这样一致公认的和平主义者为首的我们的政府宣了战，布莱恩本人立即在此事上站到了政府一边，看来这场战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是正义的战争……”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国务蛊惑者假仁假义的教友派教徒的和平主义在金融和军事工业的交易所中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
我们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和平主义尽管在条件和形式上有表面的区别，实质上扮演的是完全一样的角色。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的关于战争的决议不仅出于对战争的和平主义的泛泛的谴责，而且还出自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界定。代表大会称为尽快结束战争而进行的斗争是“革命民主的下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动用所有这些前提只是为了得出结论：“只要民主的国际努力还没有结束战争，俄国的革命民主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地促进加强我国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它的防御和进攻的能力……”
代表大会追随临时政府，让重新审查过去的国际条约取决于盟国的外交的主动赞成，而后者就其实质是不愿意也不可能消灭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代表大会追随其领袖，让“民主的国际努力”取决于与其帝国主义政府最紧密地拴在一起的社会护国主义者的意愿。自愿地封闭在这个施了魔法的圈子里，由于事情关系到“尽快地结束战争”，代表大会的多数在实际政策领域中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在前线展开进攻。这个“和平主义”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为代价，让它服从纪律，引导它支持进攻，显然不仅赢得了俄国帝国主义分子、也赢得了盟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最友好的态度。
米留可夫说：“为了忠于盟友和旧的（侵略）条约，必须进攻。”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说：“虽然旧的侵略条约还没有重新审查，进攻仍是必须的。”论据不同，但政策是一样的。这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在政府中与米留可夫的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事实上，唐恩的社会和平主义与布莱恩的教友派和平主义一样，都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外交主要关注的是迫使盟国的外交放弃点儿什么，对某些东西进行重新审查，是为了让它相信，俄国革命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有贷款资格的。俄国大使巴赫梅吉耶夫在其6月10日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正是从这个角度界定了临时政府的性质。大使说：“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临时政府的权力和意义每天都在增长，越往后，它就越能够对抗所有带来破坏的因素，后者或是来自反动的企图，或是来自极左分子的鼓动。目前，临时政府决定在这方面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虽然它总是力求和平解决问题。”
当“革命民主”的大使努力向美国金融寡头的议会证明俄国政府随时准备让无产阶级为“秩序”——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对盟国资本家的忠诚——流血时，我们的护国分子的“民族荣誉”完全不必不安，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巴赫梅吉耶夫手里拿着帽子，嘴里说着屈辱的话站在美国屠夫面前时，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宣布“革命民主”不用武装力量反对“来自左面的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并威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团队的武装。我们看到，这些威胁来的正是时候：它们是有利于俄国向纽约交易所借债的最好的证据。巴赫梅吉耶夫可以对威尔逊先生说：“您听，我们革命的和平主义与您交易所的和平主义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您信任布莱恩的话，您就没有理由不信任策列铁里。”
现在剩下的只是问：在国外和国内的战线上还需要多少俄国的肉和血，才能保证俄国的借债？后者又应该用来保障我们今后对盟友的忠诚。
《前进》杂志第4期
1917年6月30（17）日
[1]1917年初，这篇文章几乎完整地在美国刊登。后来又在《前进》杂志上转载。
[2]尤维纳利斯（DecimusJuniusJuvenalis,约60-127）古罗马讽刺诗人，被誉为“辛辣讽刺作品”的经典作家。他的讽刺诗满怀义愤，用富于哲理的尖刻笔触抨击时政，讽刺的对象是整个罗马社会，从底层一直到宫廷大臣。——译注
[3]考茨基（KarlKautsky，1854-194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883-191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走上同修正主义调和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提出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对俄国革命持敌对态度。——译注
[4]《美国出口商品每月概览（1916年12月）》。
[5]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出口少于150万。“好感”分配的关键在这些数字中。 |
在这条道路上是没有出路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七月事件前
在这条道路上是没有出路的
在1916年3月3日的国家杜马的会议上，米留可夫先生反驳来自左面的批评：“我当然不知道政府会不会把我们引向失败……但我知道，俄国的革命一定会把我们引向失败，难怪我们的敌人对此是如此渴望。如果人们告诉我，为胜利而组织俄国，意味着为革命而组织俄国，我就会说：在战时，最好让它还像战前那样是一盘散沙。”这段引文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它证明了在去年，米留可夫先生像今天一样，不仅只是把国际主义上，而且把整个革命都看成是德国皇帝的代理人：对自由派诽谤者来说，这样的评价是最准确的。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米留可夫先生的预言：“我知道，俄国革命一定会把我们引向失败。”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作为史学家，米留可夫先生不可能不知道，曾经有过引向胜利的革命。但作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家的米留可夫先生不可能不明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想法不能在革命群众的胸中激起热情的火焰。米留可夫预感到这一点，甚至深知，在他的战争中，革命是不可能带来胜利的。
诚然，当革命爆发后，米留可夫先生企图把它拴到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正是为此，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保险柜用刺耳的金属声狂热地欢迎他。但这个企图受到工人士兵的半本能的抵制。被迫把米留可夫先生抛出了内阁：我们看到，革命真的没有给他带来胜利。
米留可夫走了，但战争留下了。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在一定时间内隐藏起他们的帝国主义爪子的资产阶级代表组成了联合政府。也许，这个联合在国际政策领域——首先是战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它的反革命性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在前线进攻和对我们的盟友的不渝的忠诚”（立宪民主党的决议）的名义，把自己的代表派到这个政府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进入内阁是为了“不脱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它的国际盟友，尽快地、尽可能在不伤害它的所有参加者——不兼并、不赔款，甚至保障民族自决权——的情况下都结束战争。
在更有利的时机前，资本家部长们拒绝割地：他们以这个纯口头的让步赢得了他们的民主派合作者不退出盟友的行列，调动军队使它能够进攻。放弃（暂时）君士坦丁堡，帝国主义分子先生们蒙受了相当可疑的损失，因为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但离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没有变得更短，而是更长了。民主派为了感谢自由派成问题的柏拉图式的放弃君士坦丁堡，继承了沙皇外交的全部遗产，承认了它签订的所有协议，并用全部革命权威来为纪律和进攻服务。这个勾当首先意味着革命“领袖们”放弃独立的国际政策：对一个虽是多数，却自愿地放弃政权的怯懦的市侩党来说，这样的结局是最自然的。委托李沃夫公爵组建革命行政机构，委托盛加略夫公民恢复革命的财政，而柯诺瓦洛夫公民组织工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不让里博、劳合.乔治和威尔逊先生们领导俄国革命的国际命运。
这样一来，如果革命在其今天的阶段上没有改变战争的性质，但它对这场战争的活的力量——军队——产生了最深刻的作用。旧的强制性纪律消失了。士兵们问自己：他为什么应该流血？现在他要比在沙皇制度下更珍惜它。秘密协议的问题浮上水面，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恢复军队的“战斗力”意味着要粉碎士兵的革命民主的反抗，催眠他们被唤醒的政治良知，直到宣布原则上“重新审查”旧条约前，让革命军队为那些旧目的服务。这项工作是十月党的粗野人古契柯夫所不能胜任的。为了完成它需要“社会主义者”。在部长中“声望最高的”克伦斯基身上找到了他。
克伦斯基公民在全俄代表大会上展示了他的理论知识。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对法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夜郎自大的外省人的议论更平淡的了。克伦斯基先生的政治公式也同样不以清晰和深刻见长。但他无疑具有用革命装饰庸俗的天分。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市侩在克伦斯基身上认出了自己，只不过是经过“包装”，而且不是在日常环境下，而总是在一出英雄剧的舞台上。
为加快进攻（在盟友的整个帝国主义战线上）的准备而大手大脚地浪费了自己的声望，克伦斯基自然成了有产阶级的最宠爱的人物。不仅捷列先科先生对我们的盟友对“克伦斯基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表示满意；不仅对左派部长们严厉的《言论报》始终不渝地强调对陆海军部长好感，就连罗将柯本人也认为他有责任指出“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进行的崇高的爱国活动”：“为祖国的利益和创造性的工作，这个年轻人每天都在以双倍的力量恢复（？）自己的精力”，这是十月党的杜马主席的原话。这个令人高兴的情况当然一点儿也不妨碍罗将柯希望，当克伦斯基的“创造性工作”达到应有的高度时，由古契柯夫回来接替他。
此时，捷列先科的部长却企图让盟友们把他们的帝国主义胃口放到革命民主的祭坛上。很难想象比这更加徒劳的、更搞笑的工作了，虽然它卑躬屈膝到了如此的地步。当捷列先科先生以外省民主派报纸社论的风格对世界性掠夺的老奸巨滑的生意人说明，俄国革命是强大的思想运动，它表达了俄国人民追求平等……等的意志；当他接下来“不怀疑俄国与它的盟友（世界性掠夺的老奸巨滑的生意人）牢不可破的一致将充分保证根据俄国革命提出的原则，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充分的一致”，就很难不让人对这种软弱、虚伪和……愚蠢的大杂烩产生厌恶感。
在这份文件中，资产阶级当然为自己保留了裁决权：“对盟国的共同事业的始终不渝的忠诚”，排除了单独媾和的协议的不可侵犯性，把对战争的重新审查延迟到“条件有利时”。这意味着，直到“条件有利时”之前，号召俄国士兵为那些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流自己的血，而这些任务不是应该公布，而是应该重新审查。策列铁里的整个政治视野在他提请全俄代表大会注意这份外交文件时表现出来的自满中暴露无遗，他说在这份文件中，“以革命政府的语言明确和坦率地讲述了俄国革命追求的是什么……”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对乔治和威尔逊的规劝的怯懦无力，也保留在执行委员会对谢德曼、韩德森和托姆[1]的规劝的那些照会中。在这点上至少有路线的一致也许甚至是同一支笔，谁知道呢？
对捷列先科-策列铁里的最近一份外交文件的淋漓尽致的评价，我们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法文报纸《L’Entente》找到了，乍看起来真有些出乎预料，因为这是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宣誓对他们“始终不渝的忠诚”的盟友的半官方报纸。
这家报纸说：“我们愿意承认，外交界带着一定的不安等到了这份照会……”半官方报纸承认，很难找到盟国间背道而驰的利益的表述公式。“至于说到俄国，则临时政府的处境非常微妙，充满了危险。一方面，需要考虑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观点，尽可能地反映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珍惜国际关系和友好的强国，不能把苏维埃的法律强加给它们。
“可临时政府出色地、光荣地摆脱了这个困境。……”
在我们眼前的这份文件中，革命教义的要点以应有的方式写入、记录在其中，并得到临时政府的权威的巩固。没有任何缺点。所有美好的幻想、词典中的所有伟大词汇都各就各位。里面有国际关系中的平等、自由和公正……总之是应有尽有……最受尊重能言善辩的同志也不能反驳；从这方面临时政府再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但是……盟友呢？”报纸问道。奇迹就在这里！借助于研究和阅读、凭借善良的愿望和对年轻俄国民主的友好态度，盟友们在照会这个或那个地方中找到了有助于巩固他们有点动摇的信心的甜蜜理由。他们清楚地知道，临时政府的处境并不轻松，对它的平庸不应该太严厉……政府为盟友们提供的主要保障在于，1914年在伦敦签署的协议将不会受到重新审查。现在在我们这里，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在我们这里也只能这样了。事实上，很难对捷列先科-策列铁里的外交“散文”给予比法文报纸更加羞辱人的评价了，后者从法国大使馆中汲取暗示。这个评价对捷列先科先生或那些支持他的人来说，并非是不愉快的，对那个如此热烈地对我们推荐他的文件的“明确坦率的语言”的策列铁里来说，确实是致命的。为了完成“安慰最受尊重的同志们的良心”的委托，他对代表大会信誓旦旦地说：“其中没有一点儿吞吞吐吐。”
但是，他们错了，这些外交散文的作者们：他们谁也安慰不了。对克伦斯基的号召，策列铁里的规劝和威胁，生活以可怕的打击做了答复，就像黑海水兵的愤怒一样，真是意味深长。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对我们说，那里是克伦斯的支柱和“护国主义”进攻的堡垒。现实再一次无情地驳倒这个断言。在对外政策方面，停留在旧的帝国主义协议和责任的基础上，在国内对有产阶级投降，因此不能用革命高涨和内部纪律的统一把军队联系起来。所幸的是，克伦斯基的军曹的棍棒太短了。
在部长先生们在全俄代表大会上如此滔滔不绝地捍卫的这条道路上，是不会有出路的。
《前进》杂志第3期
1917年6月28（15）日
[1]阿尔伯特.托姆系盖德最亲密的学生，早在战前就已经向右转了。在战争年代中，托马成了狂热的社会护国主义者。1917年，阿尔伯特.托马与韩德森、王德威尔得一起前往彼得格勒，劝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继续战争。后来，托马的活动集中在组织国联下属的国际劳动局上，该组织的基本目的是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帮助前者。 |
和平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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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平问题
和平纲领[1]
第二届临时政府发布旨在捍卫不赔款不兼并、保障民族自决权的和平的宣言。这个公式可能会让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觉得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特别是在米留可夫先生的帝国主义的无耻之后。但是，谁要了解英法制造的公式（劳合.乔治-白里安-里博公司），或哪怕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主义公式的话，他不能不对临时政府的宣言抱有能救命的不信任。从创世纪以来，任何时候统治阶级都没有像在今天的战争期间那样扯过这么多的谎。“这场战争是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争取民主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争取和平和民族联合的斗争”。在这些口号的掩护下，过去和今天进行的都是进一步挑唆一国人民反对另一国人民。今天的帝国主义屠杀的历史意义越是赤裸裸、越是无耻，统治者为他们服务的政汉家就越是企图用华丽的公式来掩盖它的内容。资产阶级的美国介入了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向欧洲出口军用物资和装备以及用欧洲的鲜血赚钱的神圣权利，对民主的伪君子威尔逊来说，就得更加坚决的挥动所有和平主义的战旗。
社会护国主义者为提供蒙蔽人民意识的公式特别卖力：他们在今天的战争机制中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就在于此。给群众提出如“保卫国家”，或是“建立国际仲裁法庭”，或是“解放被压迫民族”这样的目的，社会护国主义者们在群众头脑中把这些任务的解决与本国武器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他们不知疲倦地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使用理想口号。
战争的无出路和漫长，经济的全面崩溃，不满的增长和底层的不能忍耐已经在俄国革命这支恢宏的序曲中找到了其最初的表现，所有这一切迫使联合的双方统治者寻找消灭战争的途径。
当然，最好的消灭方式是所谓的“决定性的胜利”。德国帝国主义分子证明，没有胜利和由此产生的全部优越条件，整个社会制度将面临危险。法国民族主义分子同样令人信服地证明对法国来说的同样的情况。但战争拖的时间越长，“决定性的胜利”就越难实现，[2]包括社会护国主义一翼在内的统治集团就越是担心，越没有信心。通过腐朽的协议消灭战争（主要是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成了官方外交的任务，就像通过互相宽恕罪行恢复“国际”是社会护国主义者的外交任务一样。
统治者感觉到对和平的强烈需要。但同时，他们害怕和平，因为开始和平谈判之日就是算账之时。正是因此，官方外交不反对让社会护国主义的外交家们先踏上和平谈判的薄冰。官方政府在自己与他们之间预先拉开一定的距离，以防谈判失败。即将召开的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和平谈判寻找基础的半官方的摸索。
这个代表会议的内部矛盾最鲜明地暴露在俄国临时政府和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政策中。在同一个“不兼并的和平”的纲领的名义下，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捷列先科要劝说帝国主义盟友们转到正派的生活方式上，克伦斯基没有等到这个劝说的结果，就让俄国军队准备进攻，而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则打算在斯德哥尔摩进行非官方的和平谈判。对捷列先科的规劝，意大利政府的答复是宣布阿尔巴尼亚是自己的被保护国，而里博再次证实彻底胜利的必要性，并拒绝给自己的社会主义者发放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是里博的当政的俄国同事邀请他们前往那里的。无论怎样看待“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等，是对盟友的规劝的题目，还是战略进攻的口号，还是策列铁里与谢德曼和列诺得尔[3]之间谈判的对象——这个纲领都不能让我们产生任何信任。列诺得尔马上就对自己的政治家先生们、即统治者们解释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首先是为了揭露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法国和盟国的工人证明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应该认为，谢德曼武装的至少是类似的计划。没有任何东西能对我们保证，代表会议真的会成为资本主义外交和平谈判，哪怕是序曲也好。它同样可能成为让沙文主义热情死灰复燃的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让工人相信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以此让他们的注意力离开通向和平和各国人民兄弟般友好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对我们来说，就是犯罪。
召开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倡议掌握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手中。这赋予此事极大的两重性。苏维埃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机构，但是它以十分革命的群众的名义说话。同时，苏维埃的首脑是渗透着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对无产阶级和社会革命不相信的政治家，他们依靠的是这些群众未完全定型的意识。
在国际主义者批评的压力下，《苏维埃消息报》说：“召开社会主义外交家的代表会议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企图在办公桌前和睦地达成重新剪裁欧洲版图的协议。这样的代表会议不能导致正面的结果，只能使隔开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深渊变得更深，只要他们的视野没有超越民族任务的界线。
“提供真正富有成效的结果的只有另一种代表会议，即出席它的每一个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自己是国际劳动大军队伍中的一个，聚集到一起是为了以共同的力量做共同的事业。
“执行委员会的信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消息报》总结说。
与此同时，《消息报》在计算中减去了这一情况，即执行委员会本身用最紧的结把自己与俄国资本主义外交拴在一起，通过后者又与盟友的外交拴在一起。执行委员会“原则上”同意破坏民族统一，但在自己家中更加强烈追求民族的统一。
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代表会议即使能够召开，也不可能不在头几步就暴露出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群众面前为这种根子上带有两面性和无原则性的事承担责任，不是轻率就是盲目。
和平纲领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国际革命斗争。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上，革命社会主义者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种斗争的一般原则。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没有理由偏离它们，转到克伦斯基或策列铁里的“原则”上。我们进入了强烈的革命震荡时代。政治上的不彻底性、特别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将很快落伍。只有全部纲领和策略都建立在对世界社会革命斗争、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考虑上的党，才能与历史运动同步。
彼得格勒，1917年5月25日
一、什么是和平纲领？
什么是和平纲领？从统治阶级或为它们服务的政党的角度，它就是那些其实现应该由帝国主义力量来保证的要求的总和。例如，为了实现米留可夫先生的“和平纲领”，需要手持武器占领君士坦丁堡。王德威尔得的和平纲领要求先把德国人从比利时赶出去。从和平条款的这个角度，只能得出战争用武器得出的结论。换言之，和平纲领就是战争纲领。但在第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力量——介入前，情况就是这样。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和平纲领意味的不是这些应该由本国帝国主义实现的要求，而是国际无产阶级用其反对所有国家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所硬性提出的要求。国际革命运动越是广泛地展开，和平问题就越是不取决于各方的纯军事状况，就越能把和平条件被群众理解为战争条件的危险化为零。
这在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问题上最鲜明地在我们面前揭示出来。
战争是从德国军队对比利时和卢林堡的毁灭性的攻击开始的。由对小国的摧毁引发的敌对阵营统治阶级的虚假的、自私的愤怒之外，还有人民群众真诚的愤怒，他们的同情在只是因为身处两个敌对阵营之间而被摧毁的小国命运的一边。
在战争开始时刻，比利时的命运因其特别悲惨而引起了关注和同情。但34个月的战争表明，比利时事件只是解决帝国主义战争基本任务的道路上的第一步：弱肉强食。
资本主义把其“调整”个别国家国内经济生活的方法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竞争的道路就是中小企业不断破产和大资本不断胜利的道路。资本主义力量的国际竞争意味着不断地让中小民族服从大的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技术越高，金融资本扮演的角色越重要，军国主义的要求越高，小国就越是依附于强国。这个过程成为帝国主义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和平时期，它通过国家借债、铁路和其他的租让、军事外交协定等不断完成。战争暴露和加速了这个过程，给它加入了赤裸裸的暴力的因素。它破坏了小国“独立”的最后的残余，完全不管两个主要阵营竞争的结局如何。
比利时还在德国大兵的压迫下呻吟。但这只是它失去独立的血腥悲剧的表象。对各盟国来说，“解放”比利时根本就不是独立的任务。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还是在战后，比利时都将作为从属组成部分进入资本主义巨人之间大规模的游戏中。没有第三种力量——革命——的干预，比利时可能由于战争的结果而留在德国的压迫之下，或成为大英帝国的债务人，或被两个营垒的掠夺者爪分。
塞尔维亚的命运也一样，它的民族能量只是帝国主义天平上的一个珐码，后者的摆动一点儿也不取决于塞尔维亚本身的利益。
核心帝国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拖入了战争的漩涡。这两个国家仍是奥地利-德国帝国主义集团（“中欧”）的东南机构，或是变成在进行结算时的辅币，战争至少会写完它们独立史的最后一章。
在俄国革命爆发前，最明显的是波斯的独立已被消灭，1907年的英俄协议原则上使它寿终正寝。
罗马尼亚和希腊相当清晰地向我们展示，帝国主义托拉斯给小国公司的选择“自由”是多么可怜。罗马尼亚更喜欢自由选择的姿态，开启了中立国的水闸。希腊力求以消极顽抗留在自己“家里”。似乎是为了更直观地暴露为自保进行的“中立”斗争完全是徒劳的，整个欧洲战争把保加利亚、土耳其、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军队都调到了希腊的领土上。在最好的情况下，选择自由扩展为自治形式。最终，罗马尼亚和希腊得出同一个结论：它们是大赌徒手中的赌注。
在欧洲的另一端的小国葡萄牙认为有必要在同盟国的一方卷入战争。如果问题是关于处于英国保护下的葡萄牙享有因为它比特维尔省或爱尔兰更多的自由，它在卷入群殴问题上的决定会让人匪夷所思，。
荷兰和三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资本主义上层由于战争攫取了大量的黄金。但这四个西北欧中立国家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主权”的虚幻，如果它能熬过战争的话，也将在和平条件下遭到列强的“清算”。
“独立的”波兰只有成为两个列强集团的债务人和军事附庸的条件下，才能在帝国主义欧洲保持其独立的幌子。
瑞士的国家独立在其强制性的进出口条例中揭示了它的全部内容。这个小联邦共和国的全权代表手里拿着帽子踏破了两个交战阵营的门槛，可能对独立和中立对一个不能拥有数百万刺刀的民族意味着什么形成明确的概念。
如果战争因为增加了战线和参战者的数量变成了一个含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它排除了任何一个政府形成所谓的“战争目的”，小国则有了相当大的、不过是有条件的优势，它们的历史命运可以认为已经被预先决定了。不管是哪一个阵营获得胜利，也不管胜利的规模有多大，回到过去小国的独立，已经没有可能。不管是德国还是英国获胜，这能决定的问题只是谁是这些小民族的直接的主人。但只有招摇撞骗者和傻到极点的傻瓜才会把小国的自由问题与哪一方胜利联系起来。
第三种可能性更大的战争结局——双方打成平手，两个交战的营垒中没有一个对对方有明显的优势，这只会更加清晰地暴露出同一阵营中强者对弱者的优势，两个阵营对帝国主义的“中立的”牺牲品的优势——将有完全一样的结果。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战争结局本身并不能保障任何人和任何事，所有弱小国家反正都会成为失败者：就像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人一样，就像那些试图在自己中立的阴影中躲避命运的国家一样。
比利时、塞尔维亚、波兰、亚美尼亚等国的独立，对我们来说不是同盟国的战争纲领的组成部分（像对盖得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韩德森等那样），而是进入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纲领中。
二、Statusquoantebellum[4]
但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有可能提出自己独立的“和平纲领”，即自己解决引发了今天的战争的那些问题，或是在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那些问题？
人们对我们说：“对实现这样的纲领来说，无产阶级现在还没有力量。希望它在今天的战争结果下实现自己的和平纲领，是乌托邦。为结束战争，为不兼并的和平、即回到statusquoantebellum（回到战前状态）等而斗争，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更现实的纲领。”这是马尔托夫、[5]马尔丁诺夫[6]和整个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论据，他们在这个问题和所有其他问题上持的都不是革命观点，而是保守观点（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恢复阶级斗争，不是第三国际，而是恢复第二国际，不是革命的和平纲领，而是回到statusquoantebellum，不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而是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争取停止战争、争取不兼并的和平的斗争的“现实性”呢？战争迟早都会结束，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期待意义上，停止战争的口号无可争议是“现实的”，这也是确定无疑的。而在革命的意义上？希望欧洲无产阶级能够以其今天的力量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停止战争，不是乌托邦吗？像人们反驳的那样。还不因此放弃停止战争的口号？等等。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停止？从理论上讲，可以有三种情况：1、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在没有一方有决定性的优势的情况下，交战双方都消耗殆尽；3、革命无产阶级的干预，阻止了战争事件的“自然”发展。
十分明显，在第一种情况下，当战争以一方的决定性的胜利而结束时，幻想没有赔款的和平是天真的。如果谢德曼们和兰茨贝格[7]们全力支持本国军国主义的工作，在议会中却赞成“不兼并的和平”，那正是因为他们坚信，这样的抗议不能妨碍任何“有益的”赔款。另一方面，我国的最高统帅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称不兼并的和平为“乌托邦的语言”，他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最重要的事就是进攻，在军事行动成功的情况下，所有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8]为了从全副武装的战胜国的手中夺取赔款，无产阶级除了善良的意愿之外，显然还需要革命力量和随时准备公然地使用它。无论如何，它不掌握任何能使胜利的一方放弃利用所获得的胜利的“经济手段”。
主要是支持有限的“只是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的人期待战争的第二种结局，假定战争没有被第三种力量的革命的干预所打断，而是耗尽了交战双方的所有资源，以消耗殆尽而结束，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军国主义太软弱，无力进行征服，无产阶级太软弱，无力进行革命，消极的国际主义者让自己残缺不全的“不兼并的和平”纲领适应这种状况，他们往往把这个纲领说成是回到statusquoantebellum，即回到战前状态。但其中的虚假的现实主义暴露出它的阿基琉斯脚踵。事实上，像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样，不分胜负的战争结局根本不能排除兼并；相反，是以兼并为前提。如果两个列强集团中没有一个获胜，这根本不意味着塞尔维亚、希腊、比利时、波兰、波斯、叙利亚、亚美尼亚等能够完好无损。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的赔款正是由软弱的第三方出。为了防止这种相互“补偿”（相互奖赏），国际无产阶级应该直接进行反对统治者的革命起义。报纸上的文章、代表大会的决议、议会的抗议乃至大街上的示威游行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妨碍统治或是通过胜利、或是通过协议来完成领土占领和践踏软弱的民族性。
至于第三种结局，它是最清晰可见的。它假定国际无产阶级在这场战争的高潮中挺身而出，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从下面使战争瘫痪，使它停止。十分明显，在这个最有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有力量停止战争，它根本不能也不愿意局限在归结为否定兼并的保守纲领中。
我们认为，不兼并的和平的真正实现的前提是，在各种情况下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假定的这种运动相比，上面指出的纲领就不值一提了。但是，把这种运动概括为要求恢复战前的状态，而战争就是在这种状态中成长起来的。欧洲的statusquoantebellum是战争、掠夺、暴力、正统主义、外交的愚钝和人民的无力的产物，它成了“不兼并”口号的唯一正面的内容。
无产阶级在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能给自己提出回到旧欧洲版图的政治目标；它应该提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关系的纲领，它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倾向、时代的革命性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
孤立地提出“不兼并”的口号首先不会在战争进程提出的个别问题上提供任何政治定向标准。如果假定法国在今后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一定要追随谢德曼要求把这两个省归还给德国？我们是否要求把波兰王国归还给俄国？我们是否将坚持让日本把胶州湾归还德国？让意大利归还它占领的部分特伦蒂诺？[9]这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成了狂热的正统主义者，即在最反动的外交精神上的王朝和“历史”权利的保卫者。确实，灾难在于这个“纲领”的实现需要革命。在所有上述的或类似的情况都面对具体现实时，我们显然只能有一个根据：询问有利害关系的居民。当然，这个标准根本不是绝对的。例如，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中的多数把询问居民（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结为可耻的喜剧：先是侵占，即武力占领，然后要求同意割地。十分明显，真正的询问要以革命条件为前提，在居民能够不在左轮枪的枪口下——德国或法国的都一样——回答问题。
这样一来，“不兼并的和平”的口号中唯一能够接受的内容，可以把它归结为对新的强行占领的抗议，也许是归结为民族自决权的否定的表达。但我们看到，只要欧洲的政治版图把民族和民族的残余封闭在用海关彼此割开的、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休止冲突的国家的框架内，这个无可争议的民主“权利”不可避免地变成和将会变成强大民族的占领权和践踏权，变成弱小民族的无力的愿望或“废纸一张”。而克服这种制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想象。把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与社会革命的纲领结合起来，才是问题的核心。
三、民族自决权
上面我们看到，没有民族自决原则，社会民主在解决民族-国家重组和新建领域中的具体问题上寸步难行，这个原则的最终结论意味着承认每个民族集团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命运，可以脱离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俄国、奥地利）。承认民族“意志”的唯一的民主途径是通过全民公决来进行询问。但这个从民主角度是必须的答案停留在纸面上，仍完全是形式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条件下的民族自决的现实可能性、途径和手段。
如果不是对大多数、那么至少是对许多被压迫民族和民族集团和残余来说，自决权意味摆脱现存的边界，肢解今天的国家。特别是该原则导致解放殖民地。然而帝国主义的全部政策旨在扩展国家的边界，无视民族原则，强行把弱小民族纳入自己的海关内，占领新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扩张和好战，实质上，决定它的性质正是它的这些特点，而不是多变的外交手腕。
这样一来，民族自决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导致国家和经济的离心（肢解和分散），与手中掌握着国家组织和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强烈的集中意图产生了敌对性的冲突。诚然，在许多情况下，民族分离运动得到邻国帝国主义阴谋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有通过动用武力时才能成为决定性的。而只要事情达到两个帝国主义组织武装冲突的地步时，新的国界不是在民族原则上决定的，而是在军事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决定的。迫使胜利的国家放弃割让它重新占领的土地，就像强迫它赋予以前被它占领的省份自决的自由一样困难。最后，如果甚至出现了奇迹，欧洲在武器的力量下——这是半狂人、半骗子型的爱尔维[10]大肆鼓吹的——分成了完整的民族国家，这也不能在任何程度上解决民族问题。在“公正的”民族边界的第二天，资本主义扩张就会恢复自己的工作，冲突、战争和新的占领将重新开始，在民族原则没有足够的刺刀保卫它的所有情况下，它都会被彻底破坏。所有这一切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就像狂热的赌徒在赌博过程中不得不在他们之间“合理地”重新分配金钱，只是为了此后以加倍的狂热恢复同样的赌博。
但是对我们来说，根本不能从帝国主义强大的集中趋势中得出必须消极地拜倒在它面前的结论。民族共同性是文化的活的源泉，就像民族语言是它的活的器官一样，它们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自己的意义。社会民主希望和应该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利益保障民族共性的发展（或解体）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接过了革命资产阶级作为政治责任的民族自决权的民主原则。
民族自决权不能从无产阶级和平纲领中排除；但它也不能觊觎绝对的意义；相反，对我们来说，它被迎面而来的历史发展的深刻进步的趋势所限制。如果这个“权利”应该通过革命力量与奴役弱小落后民族，践踏民族文化的源泉的帝国主义集中方法对立，那么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能允许“民族原则”阻挡有计划地在我们的大陆上、进而在整个地球上组织当代经济不可抗拒的、深刻进步的追求的道路。帝国主义是这一经济趋势——彻底摆脱民族局限性的愚蠢，就像它当初摆脱农村和地区局限性的愚蠢一样——的资本主义掠夺的表现。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集中形式时，社会主义不仅不反对这一趋势的本身，而且相反，使它成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从历发展的角度,像从社会民主的角度一样，当代经济的集中化的趋势是主要的，应该保证它有充分机会完成它真正的解放的历史使命：建设统一的世界经济，它独立于民族框架和国家海关关卡，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资源、气候的特点和分配劳动的需要。波兰人、阿尔萨斯人、达尔马提亚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以及还没有被占领的弱小欧洲民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恢复他们所向往的民族特点，或是这些特点第一次得到确认，主要的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民族集团不再是经济集团，不再与国家边界联系在一起，不再是经济上彼此分离和彼此对立的情况下，才能停留在这些特点上，并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存在。换言之，为了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能够创立真正的自由的民族联合体，需要消灭把他们分散为各个部分的国家边界；需要应该展宽国家的框框——经济的，而不是民族组织的，让它能容纳被海关和国界分割的、今天饱受战争折磨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大小民族的自决权的前提是整个欧洲的国家的联合。只有在摆脱了国家海关障碍的真正的民主统一的欧洲，摆脱了民族经济对抗的民族文化才能在真正的自决权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
这是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直接依赖于整个欧洲的制度，这种依赖性排除了无产阶级在欧洲革命之外提出如波兰或统一的塞尔维亚独立的问题的可能性。但这从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和平纲领土完整组成部分的民族自决权具有的不是“乌托邦的”性质，而是革命性。这种考虑是针对着两种人的：反对德国的大卫[11]和兰茨贝格，他们从其帝国主义“现实主义”角度居高临下的辱骂民族独立的原则，说它是反动的浪漫主义；也反对我们革命阵营中的好简单化的人，他们称这个原则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存在，以此使自己摆脱必须对战争直接提出的民族问题做原则性答复的责任。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和社会主义之间还隔着一个不短的社会革命时代，即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公开斗争和为使社会关系充分民主化、并系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利用这个政权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和解和平静的时代，相反，是极度紧张的社会斗争的时代，扩展了无产阶级制度经验的人民起义、战争和社会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对今后民族存在的条件以及它与国家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做出实际的、即直接的回答。
四、欧洲联邦
我们在上面试图确认，欧洲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是民族自决权可能性本身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像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等的民族独立性的口号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如果没有补充它的、在整个巴尔干社会民主党政策中起如此巨大作用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的话，正如在全欧洲规模上，民族自决“权”原则只有在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变得有血有肉。
但民主联邦口号如果在巴尔干革命半岛上成为纯无产阶级的，那么，这对资本主义对抗更深刻的欧洲就更适用。
对资产阶级政策来说，消灭“内部”的欧洲海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没有这点，国际仲裁法庭和法典就不会具有比比利时的中立更大的牢固性。与对占领非欧洲的落后国家的追求一样，同是资本主义发展产物的对统一的欧洲市场的追求，遇到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它们手中掌握的海关机器和军国主义机器结合在一起（没有后者，前者就什么也不是），是剥削和发财的不可取代的武器。
匈牙利的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反对与更发达的奥地利在经济上的统一。奥匈资产阶级坚决反对与更强大的德国的海关合并。另一方面，德国大地主从来没有自愿地接受过取消粮食进口税。核心帝国的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不会那么轻易地与英法俄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协调一致，今天的战争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点。最后，在盟友自身之间资本主义利益的不一致和无法协调，比在核心帝国之间还要明显，在这些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协议而实现欧洲经济自上而下的任何充分的联合，都是纯粹的乌托邦。顶多是局部的妥协和敷衍。因此，许诺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和整个文化发展巨大好处的欧洲经济统一，就成了欧洲无产阶级在其与帝国主义关税保护主义以及它的武器——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革命任务。
因此，没有君主制和常备军以及秘密外交的欧洲联邦，是无产阶级和平纲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德国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不止一次地推出它自己的欧洲“联邦”、至少是中欧（没有法国和英国，也没有俄国）“联邦”的纲领，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强行统一欧洲的纲领是德国帝国主义意图的特点，就像法国意图的特点是强行肢解德国一样。
如果德国军队获得了在战争第一阶段德国所期待的决定性的胜利的话，德国帝国主义无疑会做实现强制的欧洲国家军事海关同盟的宏伟尝试，它将整个建立在使统一欧洲市场的进步意义最小化的剥夺和妥协的上。无须说，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上强行被联系在欧洲联邦的漫画中的民族的自治。我们捍卫的欧洲联邦纲领的某些反对者推出这样的前景，以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思想的实现可能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然而，正是这个前景是有利于联邦口号的革命活力的最鲜明的证明。如果德国军国主义在强制半统一欧洲的事情上获得成功，就像普鲁士军国主义当初半统一德国一样，欧洲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是什么？废除强加的欧洲统一，让各民族回到民族国家的屋顶下？恢复自治的海关、“民族的”货币、“民族的”社会立法等？当然不是。革命欧洲运动的纲领是消灭实现统一的强制的反民主形式，保留和进一步发展它的基础——以彻底消灭关税壁垒、统一立法、首先是劳动法等的形式。换言之，在上述条件下，没有君主制和常备军的欧洲联邦的口号是统一和主导欧洲革命的口号。
现在我们说第二种情况，即战争以平局告终。还在战争刚开始时，著名的李斯特教授、“统一的欧洲”的宣传者就证明，在德国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的情况下，欧洲统一还是会实现，而且还会比在德国胜利的情况下更充分，这是李斯特的看法。在不断增长的扩张（扩展）的要求下，欧洲国家双方敌对，彼此对峙，但同时谁也不能战胜对方，继续彼此阻碍在近东和非洲、亚洲完成自己的“使命”，并在所有地方被美国和日本所排挤。据李斯特的观点，正是在战争以平局结束时，欧洲列强在经济和军事上协调的必要性会推上首位以反对弱小的国家，首先是反对本国的工人群众。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实现这个纲领的道路上有多大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哪怕只克服一半，就意味着创立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托拉斯，即合伙的掠夺公司。有时以这个前景来证明欧洲联邦口号的“危险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它的现实革命意义的最鲜明的证明。如果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团结在一个帝国主义托拉斯中，与今天的状况相比，这当然意味着向前迈出了一步，因为它为工人运动创立了统一的全欧洲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为回到民族国家的“自治”，而是为把帝国主义国家托拉斯改造成共和的欧洲联邦而斗争。
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对这些自上而下地统一欧洲的广泛计划谈得越来越少，暴露出军国主义完全不能应付引发战争的那些问题。取代帝国主义的“欧洲联邦”的一方面是奥德经济统一，另一方面是用彼此对立的军国主义来加以补充的关于军事费率的四国协议价的计划。在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无须再说明，在这些计划实现的情况下，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托拉斯”的无产阶级反对它们推出的海关和军事外交壁垒争取欧洲经济统一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但是现在，在俄国革命前途无限的开端之后，我们有所有理由希望，在这场战争过程中强大的革命运动将席卷整个欧洲。显然，它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它才能成功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停留在民族的框框内，彼此孤立，它的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社会护国主义者指出了来自德国军国主义的威胁俄国革命的危险。这个危险是无可置疑的，但这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法国、意大利帝国主义与霍亨索伦王朝的战争机器一样，都是可怕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之路，在于把它扩展到整个欧洲。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展开，德国无产阶级会在西方“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革命的回应，如果无产阶级在欧洲的一个国家中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它将不得不立即用这个政权来帮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哪怕只是为了把政权保持在自己的手中。换言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制度，只有在整个欧洲的领土上才是可能的，也许是以欧洲共和国联邦的形式。欧洲的国家统一既不能靠武力，也不能靠工业和外交协议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成为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所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今后战争行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进程，无论外交对今天的战争得出什么结论，无论近期革命运动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作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公式的欧洲联邦的口号，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获得巨大的意义。作为生产力发展框架、作为阶级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的事实，在这个纲领中得到自己的表现。我们否认“保卫祖国”这个过时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不再是纯否定性的思想政治自卫的行动，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获得其革命内容，即我们用建立新的、更高的革命“祖国”——欧洲共和国的进步任务来对抗保守地保卫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只有以这个共和国为出发点，无产阶级才能组织整个世界，使它革命化。
在此，顺便回答一下那些教条地问：“为什么是欧洲统一，而不是整个世界的统一？”的人。欧洲不仅是个地理术语，还是某种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体。欧洲革命无须等待亚洲和非洲甚至美洲的革命。然而，胜利的俄国或英国革命若没有德国革命就不能想象，反之亦然。现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但交战的是欧洲国家，甚至在美国参战后仍是这样。革命问题首先对欧洲无产阶级提出。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只是两个世界经济组织轴心中的一个。另一个是美国。
反对欧洲联邦的唯一稍稍具体点的历史考虑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用下述话阐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社会民主党”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因此在每一个个别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创立欧洲联邦为条件。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完全是无可争议的观点。但这个不平衡性的本身也是十分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也不一样。但与非洲和亚洲相比较，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对社会革命已经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欧洲”。为了国际行动同时进行的思想不要被国际不作为的观望思想所取代，一个国家在其斗争中不应该“等待”其他国家，这是有益的必须反复讲的基本思想。我们没有等待其他国家，在民族基础上开始并继续着斗争，并完全相信，我们的首创将推动其他国家的斗争：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话，认为如革命的俄国能够在保守的欧洲面前坚持下来，或是社会主义德国能够孤立地留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无可救药的，像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所证明的那样。
在民族框架中观察社会革命的前景，意味着是构成社会护国主义实质的民族局限性的牺牲品。瓦里扬[12]至死都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特许的福地，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捍卫法国到底。伦施[13]和其他人——一些人虚伪，另一些人真诚——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破坏社会革命的基础。最后，我们的策列铁里们和切尔诺夫们在我们的民族条件下重复了法国米勒兰主义的最可悲的经验，他们发誓说他们的政策为革命事业服务，因此与盖得和桑巴的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不应该全然忘记，在社会护国主义中，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外，还有民族革命的救世主义在作祟，后者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就其工业水平或其民主形式以及革命的成果——负有把人类带进社会主义或“民主制”的使命。如果胜利的革命真的能在一个准备更充分的国家的疆界内实现的话，那么这个与国防纲领联系在一起的救世主义就有其相对的历史的依据了。但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用破坏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方法为保卫革命的民族基础而斗争，意味着实际上挖革命的墙脚，因为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础上开始，但在今天，欧洲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政治上的相互依赖——正是在今天的战争中以空前的力量揭示出来——中，它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这种相互依赖将最直接为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一致行动创造条件，为欧洲联邦的口号提供了表现形式。
社会护国主义如果不总是在实践上，至少是在原则上，最终把社会改良运用到帝国主义时代，建议我们在今天的世界灾难中把无产阶级政策转到“小恶”的路线上来。我们抛弃这种方法。我们说，此前全部发展造成的欧洲战争尖锐地提出了整个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国际无产阶级和它的民族队伍的行动路线不应该以次要的政治和民族特征、这方或那方军事优势的成问题的好处——更何况这些难以琢磨的好处要以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独立政策的预付为代价——来确定，而是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基本对抗来确定。
这是问题的唯一原则性的提法，就其实质来说，有社会革命的性质。只有它为革命的国际主义策略提供理论和历史的辩护。
不是以宣传小组的名义，而是以最重要的阶级的名义放弃国家，在最巨大的灾难中支持国际主义，不是简单消极地离开“罪恶”，而是表明，对我们来说，世界发展的命运不再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后者还成为应该克服的——即用在更高基础上的更高的经济文化组织来取代的——发展的束缚。如果社会主义课题能够与民族国家的框框相容，这样它就能与民族防御相容。但社会主义课题是在帝国主义基础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即在资本主义本身不得不强行破坏它自己设立的民族国家的框框的条件下。
由于一个列强集团对另一个的决定性胜利的结果，或是由于战争最不彻底的结束的结果，欧洲的帝国主义半统一有可能实现，像我们力求表明的那样。在两种情况下，欧洲的统一都意味着对所有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的全面践踏，是欧洲反动——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的所有力量和武器的保留和集中。
能够真正保障民族自由发展的欧洲的民主和共和的统一，只有通过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王朝的集中主义，通过在个别国家中的起义，通过把这些起义汇成全欧革命才有可能。但胜利的欧洲革命——不管它在个别国家中受到什么样的波折——由于没有其他革命阶级，只能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因而，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唯一可思议的形式。
列·托洛茨基：《和平纲领》，
图书出版社彼得格版1917年
后记
（1922年）
《和平纲领》就其全部内容来说，与《战争与国际》一书紧密相关。
在《和平纲领》中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疆界内胜利完成的几次断言，对某些读者来说，似乎已经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几乎长达五年的经验所推翻。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工人国家在全世界的反对下在一个国家、而且是落后的国家中坚持下来的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它在其他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家中将能创造真正的奇迹。但是，在政治和军事意义上捍卫自己，作为国家，我们还没有进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甚至还离得很远。在这个阶段，为革命的国家自卫而斗争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力；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的增长和繁荣的基础上才能设想。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贸易谈判、租让、热亚那会议等，[14]是在民族框架中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十分明显的证明。只要在其他欧洲国家中当权的是资产阶级，我们就不得不与经济的孤立性作斗争，与资本主义世界妥协；同时可以深信不疑地说，这些妥协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我们医好这些或那些经济创伤，向前迈出这一步或那一步，但只有在欧洲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之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才有可能。欧洲不仅是地理术语，还是经济政治术语，近几年的事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的衰落，美国实力的增长，劳合.乔治借助于配套使用帝国主义和和平主义方法拯救欧洲的企图。
现在欧洲工人运动处于防御活动、积聚力量和准备的阶段。为夺取政权的公然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必然会提出革命欧洲的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欧洲联邦是这个问题的唯一纲领性的解决。由于俄国经验推出了苏维埃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自然的形式，由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原则上接受了这种国家形式，可以假设，在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复苏之后，欧洲无产阶级将推出欧洲联邦共和国的纲领。在这方面俄国的经验是颇有教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文化自治与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完全相融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为苏维埃国家语言的欧洲联邦的口号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意义，而且还许诺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显示它的巨大意义。
[1]小册子《和平纲领》是经修改的列·达·托洛茨基刊登在1905-1906年间《我们的话报》上的文章结集而成。
[2]《我们的话报》做出的这个对战争局面的界定（如上一页注2所指出的那样，这本小册子是由先前刊登在巴黎的《我们的话报》上单篇文章集结而成）依据的是对欧洲两个营垒的力量对比的评价，没有考虑到美国的作用，后者的参战导致德国的溃败。
[3]列诺得尔（PierreRehaudel,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之一，1915-1918年任《人道报》社长。——译注
[4]拉丁文，战前状态。——译注
[5]马尔托夫（Лмртов，1872-1923）俄国革命者。1895年彼得堡工人解放斗争协会成员。1900年起任《火星报》编委。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左翼”领袖。1919年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移居国外，“第二半国际”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6]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СамойловичМартынов，1865-1935）俄国革命的参加者，1884年起为民粹派分子，1890年代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0年起为“经济主义”思想家，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思想家，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23年起加入布尔什维克，从事杂志编辑工作。——译注
[7]兰茨贝格（OttoLandsberg，1869-？）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战争期间持谢德曼立场。191年11月革命后参加人民代表委员会，在谢德曼政府中任司法部长。——译注
[8]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退休一点儿也没有破坏他的说法的充分根据。
[9]特伦蒂诺省系位于奥匈帝国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特伦蒂诺居民主要是意大利人。夺取这个省的企图是促使意大利参加与它昔日盟友战争的主要动机之一。
[10]爱尔维（GustaveHervé，1871-1944）系法国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1905-1918年参加社会党。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宣传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社会沙文主义者。30年代拥护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法国与法西斯德国接近。——译注
[11]大卫（EduardDavid，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修正马克思理论，力图证明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其观点受到列宁的批判。——译注
[12]瓦里扬系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早在巴黎公社之前，布朗基主义者的瓦里扬就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在巴黎公社期间，瓦里扬是布朗基-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在公社失败后，由于白色恐怖，瓦里扬被迫流亡国外。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二者的影响下，他开始了从布朗基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演变。但是，他领导的党独立存在于盖德、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之外。只是在90年代，这两个集团才合并为法国社会党。在统一的社会党中，如同在第二国际中一样，瓦里扬都站在左翼，在最主要的策略问题上捍卫革命观点。战争在政治上消灭了瓦里扬，像第二国际一系列其他领袖一样，他成为社会护国主义分子，真诚地相信，法国为捍卫民主思想与德国军国主义进行斗争。在战争白热化时，瓦里扬逝世。
[13]伦施（PaulLensch，1872-192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译注
[14]热那亚会议系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经济和财政问题。参加者有18个资本主义国家和苏维埃国家，另外还有大英帝国的5个自治领。苏维埃代表团拒绝了帝国主义国家妄图使苏维埃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做出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让步。它同时表示，只要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国家并提供贷款，便同意商谈对原外国私有者的赔偿形式问题。苏维埃代表团还提出了一项反要求：赔偿苏维埃国家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蒙受的损失。苏维埃代表团还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热那亚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的一部分转到1922年海牙会议上磋商。在热那亚会议进程中，苏维埃外交活动突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战线，于1922年与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译注 |
双重无政府状态——评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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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无政权
——评时局
战争条件推开并压倒革命内部力量的作用。然而，革命进程恰恰将是由这些内部力量、即阶级决定的。
最初，战争打断了从1912年开始加强的革命，[1]后来由于愤怒的军队的英勇干预，又赋予它空前迅猛的进攻速度。旧制度的反抗力量已经被战争进程消耗殆尽。那些能够作为君主制和人民的中间人的政党一下子被悬在空中，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冒险跳到革命的岸上。这给了革命暂时的全民族一致的假像。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感到自己与人民“联系在一起”，这应该马上使它产生为战争利益而利用“全民族”的革命高潮的想法。
战争的条件、参加者和目的还是原样。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是旧制度政治范围内最明显的帝国主义分子，却成了俄国革命运命的支配者。实质上与沙皇制度下一样的战争，在同样的敌人、盟友和国际责任的情况下，却因而变成了“为革命的战争”。对资产阶级来说，任务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利益动员革命——它激起的力量和热情。只要工人群众在这块红抹布下表现出不惜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献身的勇气的话，米留可夫们就宽宏大量地同意称“红色抹布”为神圣的战旗。
但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的马脚暴露得太明显了。为了能掌握被唤醒的群众，把他们的革命力量引到国外战线的轨道上去，必须采取更复杂的手段，主要的是需要政纲尚未声誉扫地的其他政党，声望尚未玷污的其他人。
他们被找到了。在反革命年代，特别是在最近的工业高涨时期，资本在经济上让数千名1905年的革命者服从自己，在精神上驯服了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他们的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因而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有相当数量的政治活动家干部，他们早就对遏制阶级斗争和让工人群众服从护国纪律跃跃欲试了。与这些知识分子携手共进的是反革命时代的工人取消派，他们被1905年革命的失败吓破了胆，他们在自己身上发展了一种才干，即看风使舵的才干。
资产阶级反对派在帝国主义基础上反对沙皇制度，早在革命前就为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更紧密地靠近有产阶级创造了条件。克伦斯基、齐赫泽在杜马中使自己的政策与格沃兹杰夫[2]和波格丹诺夫[3]的进步同盟接轨，与古契柯夫们的军事工业委员会[4]接近。但沙皇制度的存在妨碍他们公然转到国家护国主义的观点上。革命消除了这方面的全部障碍。对资产阶级政党投降现在得到了“民主统一”的称号，资产阶级国家的纪律一下子变成了“革命纪律”，最后，参加资本主义战争开始被称为保卫革命免遭外来破坏的战争。
这是司徒卢威[5]在其《路标》中预见、召唤和培养的“国家”知识分子，他们意外地在被强迫征入军队的更加落后的人民群众的软弱无力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只是因为革命是在战争期间发动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庸人在革命初期就是机械组织力量，得到了对工兵代表苏维埃施加影响的机会，如果不是在战争中的话，这些分散、落后的阶级是根本不能胜任此事的。在外省、在偏远闭塞地区，在多数刚刚被唤醒的群众中，孟什维克-民粹派知识分子在开始时理所当然地得到支持。把小资产阶级阶层引到与资本主义自由派妥协的道路上，事实再次表明后者根本不能独立率领群众，孟什维克-民粹派知识分子以这些群众的压力为自己在暂时被排挤到群众大军次要位置上的纯工人阶层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
在开始时，似乎所有阶级矛盾都消失了，所有社会缝隙都被民粹派-孟什维克的思想残片所填补，全民一致最终在克伦斯基、齐赫泽、唐恩的创造性努力下实现了。在看到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复苏时，感到意外和惊诧，对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野蛮的、确实丑恶的嘲弄——说他们是宇宙和谐的破坏者，就是由此而来的。
※※※
组建工兵代表苏维埃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升到对它自己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高度，它最怕负责任，因此毕恭毕敬地把政权交给出自6月3日杜马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小资产阶级庸人对神圣的国家政权的生理恐惧，在民粹派身上公然流露出来，在孟什维克身上却被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允许社会主义者为自己夺取政权的重担的教条议论所掩盖。
“双重政权”就是这样形成的，更确切地说，应该称它为双重无政权。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秩序和战争胜利的名义把政权拿到手中；但它不能绕开工兵代表苏维埃进行统治，而后者对政府毕恭毕敬，半信任同时又害怕，革命的无产阶级别一不小心推翻了全部机构。
米留可夫无耻挑衅的外交政策引发了危机。认识到苏维埃小资产阶级领袖在政权面前惊惶失措的全部力量，资产阶级政党在此基础上干脆直接进行敲诈：以政府怠工相要挟，即自己拒绝参加政府，他们要求苏维埃交给他们几个社会主义者为人质，后者参加联合内阁应该会加强群众对整个政府的信任，以此来消除“双重政权”。
在最后通牒枪口的威胁下，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者急忙丢掉自己身上马克思主义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最后偏见，并把苏维埃的民粹派“领袖”也引上这条路地，后者也根本不受原则性偏见的拖累。最后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切尔诺夫身上，他来自“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6]在那里离开了王德威尔得、盖得和桑巴的社会主义，只是为了在在后来进入李沃夫和盛加略夫的内阁。诚然，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者证明说，俄国的米勒兰主义与法国和比利时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是阿姆斯特丹决议[7]所预见到的十分特殊的情况的产物。但是，他们只是重复了总是以同样的“情况的特殊性”为理由的比利时和法国米勒兰主义的论据。克伦斯基在其令人厌倦的戏剧性之下，还储存着一些对现实的嗅觉，他完全准确地把俄国米勒兰主义与西欧的等量齐观，并在其赫尔辛福斯的讲话中炫耀说，由于克伦斯基的榜样，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两个月内走完了西方社会主义者花了10年才走完的路。难怪马克思称革命为历史的火车头。
※※※
联合政府尚未形成，历史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如果它在沙皇制度被推翻后马上建立的话，作为“民族的革命统一”的体现，它也许还能在革命力量内部斗争中维持一段时间。但第一届政府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给它的期限正好够暴露“民族统一”的全部谎言，并激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立即盗取革命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企图进行革命反抗。在这样的条件下，用白线缝成的联合政府不能缓解灾难，它本身注定要成为“革命民主”队伍中分化和分裂的核心问题。它的政治存在只是连篇废话掩盖下的垂死挣扎而已，哪里谈得上它的“活动”。
为了与经济、特别是粮荒作斗争，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门制定了国家领导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广泛计划。经济部门的成员与苏维埃官方领导人的区别与其说是政治方向，还不如说是对国内经济形势的深刻了解。正是因此，他们得出极度革命性的实际结论。他们的理论缺乏的是革命政策的传送带。就其多数来说是资本主义的政府不能实现彻底反对有产阶级自私的体制。如果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和他那已经成为谚语的“100%”不明白这点的话，严肃、干练的工商界代表柯诺瓦洛夫[8]则对此非常清楚。
他的退休给联合内阁带来了无法愈合的伤口。所有资产阶级报刊为让所有人都毫无歧义地明白这点。对苏维埃领袖们惊惶失措的心理的戏弄又重新开始：资产阶级威胁要把政权扔给他们。“领袖们”对此的回答装得跟没事人似的。资本的主要代表走了，我们就邀请……布雷什金先生。[9]但布雷什金示威似地拒绝了参加对私有财产进行外科手术的试验。于是开始寻找“独立的”工商部长，即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支持的人，他可以扮演同时接收劳工和资本的反诉的信箱的角色。
然而经济崩溃却日趋严重，而政府的行动仍是主要表现在印刷纸币上。
李沃夫和盛加略夫是切尔诺夫的老同事，因此他不可能在土地问题上展示哪怕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而这正是这位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典型特征。意识到分派给他的角色，切尔诺夫向社会做自我介绍时不是土地革命的部长，而是……土地调查部长。根据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掌握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构想，革命在下层中停留在对立宪会议消极的等待中，从社会主义革命者加入地主工厂主的内阁后，农民对地主、土地所有者的进攻就得到了无政府的称号。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临时政府公布的“和平纲领”的失败，比期望的要快，更有灾难性。法国的重要部长里博先生不仅毫不委婉地断然否定了俄国的公式，庄严地确定了继续战争，直到获得“彻底胜利”的必要性，而且拒绝给前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护国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们发放护照，而这个会议是在里博的盟友和同事们、俄国的社会主义部长们参预下组织的。其殖民占领政策总是以其无耻的“神圣的自私”而著称的意大利政府对“不兼并的和平”的公式的答复是让阿尔巴尼亚单独赔款。美国总统威尔逊以散发以他特有的假仁假义的教友派教徒的口吻写的一封信对俄国照会加以反驳，信的主题是，在战胜德国后，在他威尔逊无私的参预下，盟国收取的赔款实际上不是赔款，而是对和平和公正的保障。临时政府、即它的社会主义部长们在两个星期内没有公布盟友的答复，显然是指望用这种小手腕来延长自己政策的残喘。结果是有关俄国国际形势的问题、即俄国士兵为什么应该打仗和死亡的问题，现在变得比米留可夫外交部长的公文包被打掉的那天更加尖锐。
在现在吞噬全民人力和资金大部分的陆海军部门中，无限地笼罩着作姿态和说空话的政策。今天的军队的物质和心理状态过于严重，它们是无法用部长们的散文诗来消除的。用布鲁西洛夫[10]将军取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改变了这两位将军的状况，但不是军队的状况。进攻的口号激动了国家和军队的舆论，后来这个口号又突然被抛弃了，为了一个更少装饰的口号——准备进攻，陆海军部没有能力让国家接近胜利，就像捷列先科的部门没有能力让它接近和平一样。
临时政府软弱无力的图景在其内政部的工作中完成，用忠诚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决议的话来说，它单方面地用地主老爷来充实地方干部。不等立宪会议，就用夺取的权力的手段保证了地方自治的居民中积极阶层的努力，并立刻被唐恩们用国家-警察语言称为无政府，也引起了政府方面出乎预料的有力的回击，后者的人员构成就使它无法采取创造性的强有力的措施的。
最近这几天，这个政策的全方位站不信脚步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得到最令人反感的表现。资产阶级报刊反对喀琅施塔得——革命的国际主义和对联合政府的不信任的象征，底层人民的独立政策的旗帜——的卑鄙的、彻头彻尾诬陷战役，不仅让政府和苏维埃领袖服从自己，还使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成了反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的无耻诬陷的急先锋。
革命的国际主义不断地把护国思想从工厂和进步团队中排除，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服从自己的新主子，狂热地企图一下子就打倒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以此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心理”因素的准备。把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团结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周围，英法和美国交易所的盟友和俘虏在政治上孤立了无产阶级，让它“遵守纪律”，这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为解决这项任务耗尽了政府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集团的全部力量。用血腥镇压进行无耻的威胁、挑起公然的冲突，是这项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5月中，这些人如此卖力和匆忙，好像他们已经决定要为六月事件[11]做准备似的。
联合内阁的垂死挣扎从它诞生那天就开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应尽自的全部努力，让它的垂死挣扎在内战的痉挛中结束。通向它的唯一一条路是全线展开进攻，不是让步，不是闪烁其词，后者只能刺激国务活动家的胃口。应该不让他们孤立自己，而是应该把他们孤立起来。应该在联合政府的可悲可怜的经验上在最愚昧的工人群众面前揭露这个现在以革命的名义讲话的联盟的反人民的内涵。在粮食、土地、军事问题上，应该用革命的方法对抗有产阶级和它们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尾巴。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孤立自由派，保证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城乡底层的主导性影响。今天的政府与今天的工兵代表苏维埃领袖的一起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挽救作为革命代表的苏维埃的权威，保证它今后的领导角色的，只能是今天的苏维埃的少数。这点在每一天都变得更加明显。政府不能，苏维埃不敢的双重没有政权的阶段必然以空前尖锐的危机而结束。我们的事情就是为这个时刻积蓄力量，以便全面地提出政权问题。
《前进》杂志第1期，
1917年6月15（2）日
[1]这个高潮的起点应该认为是1911年末。但只是在1912年4月发生的著名的勒拿河枪杀工人事件之后才迅猛展开。这个事件甚至唤醒了无产阶级中的冷漠群众，从那时起直至战争开始，俄国成了群众经济政治罢工的见证人。这个高潮完全证实了我党在反动年代对事件的革命进程的定向。孟什维克制定了俄国缓慢长入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策略，以毫不掩饰的担心迎接这个高潮，这表现在他们对高潮的评价——“罢工狂热”——中。
[2]格沃兹杰夫（КузьмаАнтоновичГвоздев，1883-？）孟什维克领袖，战时彼得格勒护国分子的领导人。格沃兹杰夫在把工人拉入资本巨头创立的军工委员会上表现得格外积极。格沃兹杰夫与古契柯夫联盟，反对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对这些委员会的抵制情绪。二月革命后，格沃兹杰夫理所当然地处于孟什维克的右派行列中。格沃兹杰夫加入第一届联合政府，为劳动部副部长。
[3]波格丹诺夫（БорисОсиповичБогданов，1884-？）1917年以革命护国派闻名的孟什维克一派的领袖。波格丹诺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是策列铁里的最亲密的助手。七月事件后，波格丹诺夫像部分其他孟什维克一样一度向左转，在全俄民主会议召开时，他甚至领导了反对唐恩自由派政策的反对派。由于波格丹诺夫一翼，在全俄民主会议前成立的孟什维克党团的会议否定了唐恩关于与立宪民主党联合的决议。
[4]军事工业委员会系系俄国资产阶级于1915年建立的组织，旨在动员工业满足军事需要，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委员会领导人企图建立工人小组来吸引工人参加该委员会，但没有成功。——译注
[5]司徒卢威（ПетрБерингардовичСтруве，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解放》杂志和《俄国思想》杂志编辑。《路标》文集的作者之一。白俄流亡者。——译注
[6]昆塔尔会议又称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6年4月24-30日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4月24日在伯尔尼，后在瑞士昆塔尔村）。通过了反战宣言及其他文件，这些文件虽然没有包括列宁提出的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由于列宁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坚持，写入了进行全面的国际主义反战，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口号。——译注
[7]这里指的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在修正主义者与正统派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理论斗争。这次代表大会“正统”的多数通过的决议，未加修改地被阿姆斯特丹代表会议通过。由于这个决议的历史重要性，我们将它全文录下。它再一次表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叛徒的国际忘记了第二国际自己的基本策略原则：
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修改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经过检验并获得成功的策略的修正主义企图，它以对现存制度让步的政策来取代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夺取政权的政策。
类似的修正主义策略的结果是把党从力图尽可能迅速地把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因而是革命——在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政党，变成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党。
因此代表会议与修正主义意图相反，表达自己深信，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日益激化，并声明：
1、党不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条件负任何责任，因此它不能为由统治阶级为维持其政权的需要所决定的手段做辩解。
2、根据1900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考茨基的决议，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民主党不能追求加入政府。
接下来，代表大会谴责了掩饰现在的阶级矛盾，方便与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所有企图。
代表大会希望，社会民主党党团继续使用自己已经得到的巨大力量——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由于支持它的选民群众的巨大增长，解释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利用我们纲领中相应的基本条例，以最有力、最热情的方式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和保障政治自由和其他权利；为反对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殖民地政策、无权地位、所有形式的压迫和剥削，进行比它此前所能进行的更加强有力的斗争；最后，为建立社会主义立法，完成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任务而坚决行动。
[8]柯诺瓦洛夫（АлексадрИвановичКоновалов,1875-1948）俄国大纺纱厂主，进步党领袖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进步同盟”的首领。1917年在临时政府中任工商部长。十月革命后组织反革命阴谋和叛乱。后来流亡国外。——译注
[9]布雷什金（Брышкин）系莫斯科大工厂主，工商资产阶级领袖之一。在克伦斯基时期，布雷什金不止一次进入内阁。
[10]布鲁西洛夫（АлексейАлексеевичБрусилов,1853-1926）俄国骑兵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第8集团军参加加里西亚会战，1916年直任西方面军总司令，胜利地实施进攻战役（称布鲁西洛夫突破）。1920年起在红军中任职，1923-1924年任骑兵监。——译注
[11]六月事件指1917年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约50万工人士兵于俄历6月18日（公历7月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政治性示威，它不理睬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做出的在“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下举行民众示威的号召，打出了自己的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次示威是六月危机中的主要事件。——译注 |
《前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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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杂志[1]
我们的周刊将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机关刊物。不久前，类似的定义还是不够的。现在这些词贬值了。那些就其本质来说属于与我们不可调和的敌对阵营的分子和阶层都把自己归到社会主义和革命一边。街头黄色报刊自称无党派社会主义报刊。银行报纸给自己涂上“现实社会主义”的保护色，就像银行在它的楼顶上升起革命的红旗一样。
由于不久前，在战争的开始阶段，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说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这一社会主义的狂热升温和对社会主义的假冒就更加出乎预料了。确实：在战争带来的如此巨大的震荡中，国际社会主义遭受了最严厉的考验。国际的几个最强大的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偶像前，在彻头彻尾虚假的“国防”的旗帜下投降了，它们为欧洲人民的彼此折磨祝福。人类最后的希望——社会主义的失败，比杀戮和物质文化的破坏更可悲。
但社会主义没有死亡。它只是在可怕的内部危机中铲除了自己的民族局限性和自己的机会主义幻想。在最血腥的、最不光彩的战争的洪炉中，工人群众清除了民族意识形态的精神奴役，并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中得到锻炼。在最重大的事件面前成了破产者的第二国际领袖谢德曼们、[2]盖得们、[3]王德威尔得们、[4]普列汉诺夫[5]们被取代，接替他们的是在战争打击下成长起来的新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阿德勒、[6]马克林、[7]霍格伦[8]和许多其他人，他们是在战争风暴中、为社会主义风暴而形成新国际——第三国际的倡导者和建设者。
社会主义危机的最底点已经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俄国革命是伟大的欧洲涨潮开始。资产阶级企图全力以赴地驯服俄国革命，并把它民族化。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它自己涂上了社会主义的保护色。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和它的政治代理人为在“民族统一”和“国防”的名义下使无产阶级失去个性，让它脱离国际主义、服从帝国主义战争的纪律而竭尽全力。我们认为，这个政策是与社会主义的利益截然对立的。革命防卫是社会护国主义的俄国变种。在民粹的或马克思主义的面具下，国防带来的是其一惯的放弃无产阶级独立政策，沙文主义的毒害以及思想的道义上的损害。
反对社会护国主义腐蚀性影响、捍卫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当国际主义潮流显然战胜了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护国主义时，在这个时刻，我们出版了新一期《前进》杂志。[9]我们希望，我们的出版物将会通过比日报所允许的方式更深入地提出问题，通过为统一所有革命的国际主义派别而进行的顽强的斗争来促进这个拯救过程。读者朋友们！《前进》杂志期待你们的同情和你们的支持。
《前进》杂志编辑部
1917年6月15（2）日
[1]《前进》是区联派委员会创办的周刊。该杂志编辑部成员有列·达·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在这份杂志与《真理报》之间没有任何政治分歧。杂志独立于我党机关刊物单独出版，是因为当时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工作还没有结束。
[2]谢德曼（PhilippSheidemann，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1年起领导该党。1918年11月-1919年2月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之一，1919年2-6月为政府首脑。——译注
[3]盖得（JulesGusede，1845-1922）原名马蒂约.巴集耳，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第二国际国际活动家、勒阿弗尔纲领的起草人之一、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中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1915年任内阁成员。——译注
[4]王德威尔得（ÉmileVandevelde，1866-1938）比利时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1900年起为第二国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1894年起为国会议员。1914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1937年以前曾担任大臣职务（外交、司法等）。——译注
[5]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Валентинович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75年加入民粹派，是“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平分社”的领导人之一。1880年起侨居国外，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著有《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等著作，反对民粹派，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火星报》的创建者之一。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成为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在1907-1910年反动时期，他是孟什维克护党派的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护国派的领袖。1917年回到俄国后，支持临时政府，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持否定态度。——译注
[6]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drichAdler，1879-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1911-1916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中派分子。1916年因首相K.斯裘尔克拒绝恢复于1914年解散的议会权利而将其刺死。第二半国际（1921-19234上）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年）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译注
[7]马克林（JohnMacLean，1897-1923）英国社会党（1911年创建）左翼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厂工人运动的参加者。——译注
[8]霍格伦（ZethHöglund，1884-1956）瑞典社会民主运动的左翼领袖。1917年和1919-1924年为瑞典共产党主席。1924年因犯机会主义错误被开除出党，1926年回到社会民主党。——译注
[9]《前进》杂志系区联派办的杂志，在彼得格勒出版。1915年出1期，1917年出8期，第9期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机关刊物出版，同年９月停刊。——译注 |
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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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任务[1]
多少世纪形成的俄国制度，是建立在群众的强制劳动、贫困和愚昧，统治者的无法无天和掠夺基础上的。资本像一个尖利的楔子打入了旧贵族-农民的生活中，在农奴制的锁链上又添加了自己的锁链。1905年革命强有力地震撼了奴役的锁链，但没有打破它。相反，此后它更深地勒入了俄国人民的躯体中。战争使所有苦难增加了十倍，但向最愚昧的阶层表明，是谁和怎样统治他们。爆发了第二场革命，它一下子就清除了罪行累累、备受诅咒的8月匪帮。但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群众的全部困苦和灾难、所有新伤旧痛都暴露出来，要求革命的果断干预。
有产的资产阶级被迫横下心来收养了革命。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宽宏大量地同意从他们一直仇恨和诬蔑的人民起义的手中接过政权。但根据自己的资产阶级的自私，他们真诚地认为，革命的全部任务归结为把国家政权交给他们。他们需要这个政权首先是为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这又是出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需求。有沙皇还是没沙皇，公然的还是隐蔽的，资本家不能不力求占领新的土地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昨天他们要求罗曼诺夫和施秋梅尔[2]占领君士坦丁堡、海峡、亚美尼亚、加利西亚。今天，他们要求人民革命完成那些帝国主义任务，旧罗曼诺夫制度就是在这些任务前破产的。为帝国主义利益动员革命，现在，在这条路上受到英法资本催促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这样。
然而，人民革命是从截然相反的源泉中产生的：工人群众的饥饿和苦难，他们对统治阶级的血腥工作的愤怒，最后是他们力求挣脱阶级奴役的枷锁。由此必然产生资产阶级与革命力量之间的冲突。
资产阶级得到政权并不是因为它领导了革命，而是因为在灾难降临时，它被它的议会、军工企业和城乡组织武装起来，毫不费力地把真空的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
工人群众推翻了旧政府，只是在最初的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代表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后来又加上农民代表。这个组织的意义在于，它依靠真正的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士兵和农民群众。正是因此，彼得格勒苏维埃应该不可避免地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发生冲突，虽然它的领袖（齐赫泽、策列铁里、克伦斯基、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等）的机会主义政策极不果断、软弱无力。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双重政权。资产阶级领袖和苏维埃领袖认为摆脱双重政权的出路是建立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新政府应该是“强有力”的政府，应该采用“强权”。整个资产阶级的期待和希望就是这样。“需要彻底结束无政府状态”。
所有政府官方刊物都宣布对无政府状态进行十字军讨伐，并在这场讨伐中汲取有利于联合内阁的论据。
在吓唬庸人的无政府的名义下，政府刊物把个别的刑事现象与作为沙皇制度遗产和战争结果的经济和行政生活的全面崩溃，最后还有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对地主领地的夺取，工人对资本的进攻，以及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对官员和军官的民主化）混为一谈。
自由派资产阶级希望革命群众通过有组织地“夺取”土地或民族和阶级的权利来放弃深化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今后应该放弃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角色，即放弃第二重非官方政权的角色。全部权力应该集中在临时政府的手中，它依靠的是革命权威，想让整个军队重新站起来，以履行把临时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任务。让革命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的企图由于手段太露骨而很快遭到失败。在革命时代，反动派的蛮横不得不收敛点儿。有产阶级为了满足革命民主派（个人的而非阶级的），撤了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职。他们请某些属于护国派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进入政府，和他们一起制定了许诺给我国人民“自由、平等和博爱”以及不赔款不兼并的和平的政纲，但作为回报，要求人民服从独裁的临时政府，保持与盟友的共同战线，对奥地利和德国发动进攻。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这意味着俄国革命发展的终结，人民的全部觉醒的能量将被直接引入帝国主义的磨房中。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把部长的公文包交给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这样一来，这些部长所属的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成了执政党和英国帝国主义、巴黎交易所和美国托拉斯的盟友。这两个党的刊物就成了半官方的政府刊物。在这些“革命”部长还没来得及着手改善劳动者的命运，克伦斯基就用鞭子和蝎子尾巴威胁不听命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人了。
革命可以同时对主要的压制者、严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以及他们的出自于社会主义行列的不负责任的、半下意识的助手们说：“休想！”
联合内阁不能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一撞上它，政府就会粉身碎骨，如果不尽快停止战争和最深刻地破坏私有财产权，粮食危机不仅不能消除，连真正的缓解都不可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二者都做不到。在国内，土地问题是农民多数对地主少数的革命进攻问题。然而资产阶级地主的政府在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的同意下停止这个运动，正如政府需要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是为了让工人的“胃口别太大”。在这样的条件下，联合的临时政府的垮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一样。
应该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革命面临前新的、更加尖锐的政权危机。今天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社会主义人质会像昨天的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内阁一样不光彩地退出舞台。早几个星期或晚几个星期，工兵代表苏维埃将面临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
粮食危机、“无政府状态”、土地问题消灭战争——所有这些问题现在对作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都归结为一个任务：夺取政权。
对工人群众说明把政权转交到革命群众机构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朝这个方向促进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人员构成和政策，这就是我们这份报纸现在的核心任务。
[1]这篇文章没有在任何地方刊登过，是我们在列·达·托洛茨基的档案中找到的。就文本判断，文章写于5月或6月初。一系列理由使人认为，它是为那时区联派成员打算创办的报纸写的。
[2]施秋梅尔（Борис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Штюрмер，1848-1917）1916年任俄国大臣会议主席、内务大臣和和大臣。尼古拉二世的宠臣Г.Е.拉普斯京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无娜皇后的亲信。——译注 |
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致彼得格勒和全俄革命人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七月事件前
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致彼得格勒和全俄国革命人民[1]
公民们、同志们、兄弟们！
喀琅施塔得的名字是俄国革命史册上的光荣的一页，现在却遭到资产阶级报纸的侮辱和辱骂。反革命诽谤者恶毒的笔硬说我们喀琅施塔得人号召人民胡作非为、私设公堂、无政府主义，说我们虐待被我们逮捕的沙皇制度的歹徒和奴仆，最后说我们拒绝承认临时政府的权力，脱离俄国，成立独立的喀琅施塔得共和国。
多么无稽的谎言，多么可悲可耻的诽谤！
在我们这里、在喀琅施塔得，我们推行的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真正的铁的革命秩序。我们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把全部喀琅施塔得的本地事务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反对私设公堂，反对对被俘的沙皇仆从的所有形式的不体面的报复。但我们赞成为对人民有罪的敌人设立公正的、自由的、公允而有组织的革命法庭。在革命的日子里被我们逮捕的军官、宪兵和警察自已对政府代表说，对监狱看守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诚然，喀琅施塔得的监狱建筑十分糟糕。但这就是沙皇为我们建的那些监狱。我们没有其他监狱。如果我们在这些监狱中关押了人民的敌人，这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出于革命自卫的考虑。我们与临时政府代表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部长达成协议，尽快对喀琅施塔得的囚犯进行公允的审判。这个协议至今仍然有效。
说我们不承认临时政府，真是可怜的莫须有的罪名！只要组织起来的革命人民的意志承认这个临时政府，我们喀琅施塔得人就不能不承认临时政府在所有国务上的权力。在我们的决议中，在我们的主导刊物的文章中，最后还在与内阁代表达成的协议中，我们都坚定明确地声明了这点。在这份协议中，我们努力赢得了对人民民主自制的原则（选举、行政当局的地方代表和对军事长官的监督）的最重大的让步，它现在依然有效。
我们脱离俄国？这是最卑鄙、最下流的诬陷。
难道我们喀琅施塔得人不是为了俄国而进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吗？
难道喀琅施塔得的战士们不是为全体俄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与彼得格勒和全俄国的战士们一起抛洒鲜血吗？现在，当我们推翻了沙皇政权，走上了推翻所有压迫和所有暴力的道路时，俄国各民族和所有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联系对喀琅施塔得人来说比任何时候者更加珍贵，更亲近。
我们支持革命俄国的统一，支持劳动人民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的统一。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我们革命良心的坚定的信念，地主、工厂主、银行家的代表在其构成中占多数的今天的临时政府，不愿意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民主的政府，人民革命的权威领袖，如果国家真的出现无政府状态，有罪的是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政策，它在粮食、土地、工人、外交和军事问题上都不是为真正的人民利益服务，而是听命于有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我们认为，彼得格勒和某些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犯了错误，它们支持这个政府。
我们用革命语言的真诚武器为我们的信念而斗争。资产阶级集团感觉到土地已经自己的脚下逐渐滑走，预见到政权应该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交到人民的手中，这些集团在全国进行无耻的反革命宣传，侮辱、诬蔑和辱骂革命的所有进步力量、特别是我们红色的喀琅施塔得。对这些集团，我们抱以革命的蔑视。我们用真理的言词来反驳他们恶毒的言词。但我们同时对下述一事表达我们的遗憾，几位社会主义者部长以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受到甚嚣尘上的对我们的诬陷的影响，在他们的不公正的、令人痛心的决议中称我们背离了俄国革命。不，同志们，喀琅施塔得人过去和现在都不会背叛飘扬在他们的舰队上和法庭上的旗帜。指责我们破坏了我们与临时政府代表达成的协议。我们说，这样可怕的误会只能是铺天盖地的诬陷人为造成的气氛和恶意猜疑的结果。
我们在刊物上解释说，我们在5月24日达成的协议对我们来说，不是放弃革命自治原则，而是相反，是在通向它的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但在我们这方面，这种解释与放弃我们承担的责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指责我们背信弃义的只能是那些挑拨者，撕毁与临时政府代表达成的协议只会对他们有利，这样就能破坏喀琅施塔得这个革命的源泉，有利于反革命的工作。同志们、兄弟们，谁也不敢把有失尊严的侮辱性的指责强加给喀琅施塔得人。我们没有破坏许下的诺言。我们是革命者，真诚的人，我们坚信，我们的这封信将让谎言、诽谤、猜疑消失得无影无踪，恢复我们之间坚不可摧的革命相互信任。
我们喀琅施塔得人坚守自己的岗位，在俄国革命伟大军队的左翼。我们希望，我们相信，我们坚信不疑，今后的每一天都将进一步擦亮俄国人民中最愚昧落后的阶层的眼睛，劳动群众的团结起来的力量把国家全部政权交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的时刻不远了。我们、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士兵、工人向你们、彼得格勒和全俄国革命的兄弟们伸出我们的手。我们之间的联系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的一致是坚不可摧的。我们的忠诚是不可动摇的。打倒诽谤者和挑拨离间革命人民的人！俄国革命万岁！
执行委员会主席С.Р.和С.Д.罗曼诺夫
书记普里谢列科夫
1917年5月27日
喀琅施塔得要塞
《真理报》第60期，
1917年6月13日（5月31日）
[1]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这份声明出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手笔，这个事实我们是根据下面两个说明确定的：他在《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声明》中，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全部政权转交到工人士兵代表的手中的时刻不远了”深信不疑，据报纸说（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在报纸中找到相关的地方。——编注），是列·达·托洛茨基写的。（马克萨科夫、涅利道夫：《革命大事记》第50页，1917年第一版。）我们在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中看到：
这是一份写得出色的、充满热情和尊严的宣言。我认为它是密切参预克琅施塔事务的托洛茨基写的。它在十分适中的风格中，很好地表达了那时列宁派布尔什维克集团的“观念”（《革命札记》第4卷第164页）。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就喀琅施塔得问题的讲话（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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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就喀琅施塔得问题的讲话
（5月26日）[1]
托洛茨基做了长篇讲话。他的话不止一次被一部分人的嘘声、抗议声，另一部分人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他论证，喀琅施塔得苏维埃5月16、21、24和25日通过的四项决议[2]并不彼此矛盾，其矛头也没有指向临时政府，[3]而是既成形势——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都没有掌握政权（托洛茨基把这种形势定性为“双重无政权”）——的自然结果。
接下来，托洛茨基援引罗日科夫的文章，指出政府委员在俄国国内的反革命活动，并对下述现象表示不解：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浪费时间让喀琅施塔得克制自己，而不是组织地方当局去清除黑色百人团委员，后者在未来的反革命中，将扮演屠杀革命的刽子手的角色。
地方当局差劲的组织理所当然地引起喀琅施塔得人对临时政府的不信任，只要政府没有用铁扫帚武装起来，不开始清除全部黑色百人团的污秽，类似喀琅施塔得的冲突就难以避免。
托洛茨基建议，不要煽动狂热情绪，不要激化冲突，并通过宣布事件已经结束，指出立即在各地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性的决议。
《新生活报》第33期，
1917年5月27日
※※※
托洛茨基同志指出，如果同意策列铁里的观点，喀琅施塔得的几份声明和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强加给它的意思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资产阶级报刊支持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它们断言喀琅施塔得要脱离俄国，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则说，这是无稽之谈。在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公民的喀琅施塔得之行之后，报刊把他们此行的结果说成是临时政府的胜利和喀琅施塔得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喀琅施塔得水兵则声明，他们什么也没有放弃，临时政府也没有取得任何胜利，只是达成协议，《真理之声报》把它说成是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对临时政府不民主原则的胜利。无疑的是，这个协议没有被破坏。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充满了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威胁。旧政权把所有运动都说成是鼓动者活动的产物，而我们说，运动是由生活引发的，喀琅施塔得的运动是因为政权的许多黑色百人团代表还留在他们的位置上而引发的，这表明对内阁的不信任。我们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不去与黑色百人团的危险作斗争，而是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和战士们宣战。如果反革命得胜的话，黑色百人团的委员会给我们准备绞索，而喀琅施塔得战士们将与我们共存亡。都说双重政权，但在我们这里的却是双重无政权，因为临时政府没有强大的权力，而你们不敢夺取它。
托洛茨基建议通过两个决议：1、由于已经达成协议，承认事件已经结束，2、责成执行委员会为地方政权全面民主化采取紧急革命措施。
《消息报》第76期，
1917年5月27日
[1]由于速记稿没有保留下来，而《新生活报》和《消息报》对讲话的叙述在内容上又不相同，我们把两篇报导都收入本卷。必须注意，这两份报纸对讲话的叙述都带有报导性，即讲话有时用第一人称，有时用第三人称。——编注
[2]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所有的决议。我们只引其中的几个决议（5月21日）：
对临时政府代表И.Г.策列铁里和М.И.斯柯别列夫关于对中央政权的态度的问题，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回答中声明：同意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民主派的多数的决定，承认今天的临时政府被授予对整个俄国革命来说是完整的全部国家政权，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完全承认这个政权。承认当然不排除批评，并希望革命民主派创立新的中央政权机构，把全部政权交到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我们希望，通过对民主派多数的观点的思想推动，我们能够成功地把这个多数转到我们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上。但只要这点还没有达到，只要多数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并支持今天的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这个政府，认为它的命令和法律对喀琅施塔得、像对俄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有效。我们坚决抗议把下面的意图强加给我们的企图：即让喀琅施塔得从俄国分裂出去，在统一的革命的俄国之中组建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政权，并与今天的临时政府对抗。
195票赞成这个决议，26票反对，22票弃权。
就临时政府派驻喀琅施塔得代表的问题，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它选举主管民事的人担任这个职务，此人应得到临时政府的确认并对它负责。
202票赞成这个决议，9票反对，26票弃权。
所有陆海军军官均受最高司令部的领导。地方指挥部与现有对它的监督机构的相互关系不变。
213票赞成这个决议，9票反对，14票弃权。
关于在对整个俄国共同的基础上立即建立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审判机构的必要性，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这些法规是全国性的，在它那里不会遇到障碍。
203票赞成，7票反对，18票弃权。
关于被捕军官问题，工兵代表苏维埃声明，它将推动上级审法庭任命的侦察委员会，在喀琅施塔得市工兵代表苏维埃地方侦察委员会在其中的代表的共同工作下，在喀琅施塔得进行的预审中，将该委员会提交法庭的那些人送到彼得格勒法庭，并传唤案件审理中喀琅施塔得相关部队的代表。在侦察过程中表明无罪的那些人，将由上述侦察委员会在喀琅施塔得释放，将此事通报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所有卫戍部队。
160票赞成，57票反对，16票弃权。
由于某些机关报散布的虚假消息，说什么被捕军官被关押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遭受折磨，有被折磨致死的情况，苏维埃邀请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刊物的代表通过拜访羁押者和个人考察确信，类似的传言是没有根据的。执行委员会随时立即批准参观，节假日除外。参观者应持有政党、社会团体或刊物的证明。
[3]这里叙述的讲话显然不对。从列·达·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立场以及整个事情的实际情况看，他显然不能说，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决议不反对临时政府。列·达·的基本思想是，喀琅放塔得根本不想脱离俄国，像妥协派多数和卖身投靠的刊物所说的那样。不过，这点在《消息报》对讲话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几位社会主义部长的报告的讲话（5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七月事件前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几位社会主义部长的报告的讲话
（5月13日）[1]
同志们，斯柯别列夫对你们声明，工人阶级将通过劳动部长把自己的要求转达给国家。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工人阶级通过自己战斗的阶级组织对国家提要求，而劳动部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机构。也许，从斯柯别列夫当了部长之后，劳动部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了？
斯柯别列夫打算征用全部资本家的利润。这很好。但须知，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力。如果把政权留在资本主义的临时政府的手中，又怎么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动力呢？为了实现这点，应该把政权交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农业部长切尔诺夫不是作为土地革命的部长，而是作为土地统计的部长在我们面前发言。他称用非组织手段夺取土地是不幸的。这是逆定理。那就让他给我们正定理，呼吁农民代表苏维埃有组织地夺取土地。
请注意克伦斯基没有出席苏维埃会议，和资产阶级报刊围绕着克伦斯基的名字所做的宣传：莫非资产阶级报刊打算为了俄国波拿巴主义[2]的目的利用克伦斯基？而克伦斯基本人做了什么？他说过不少好话，同时又唆使最高统帅阿列克谢耶夫[3]在军官代表大会上扇临时政府的耳光，称“不赔款不兼并”的口号是乌托邦。须知，阿列克谢耶夫是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和斯柯别列夫的名义指挥军队的。
《新生活报》第23期，
1917年5月14日
[1]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这次会议上有三个社会主义者部长——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做了报告。当策列铁里描绘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非常遥远的事”时，斯柯别列夫轻率地许诺征收资本家百分之百的利润。包括本篇在内的后来的讲话中，列·达·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强调，在资产阶级政府之下，这些许诺纯属幻想。
[2]波拿巴主义系大资产阶级依靠军阀和农民中的反动阶层，并在阶级力量不平衡的条件下，在进行斗争的各阶级中看风便舵的一种反革命专政统治的形式。它将蛊惑煽动与向民主和革命运动的进攻政策结合在一起。这个术语出自波拿巴.拿破仑。——译注
[3]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Алексеев，1857-1918）俄国步兵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西北方面军司令，1915年任大本营参谋长，1917年3-5月任最高统帅。十月革命后是白卫军首领。——译注 |
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市代表会议决议（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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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市代表会议决议
（5月13日）
一、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决议
由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理所当然是整个革命事变和深化过程的中心，所有资本家阶层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破坏它的权威和意义，在人民革命的废墟上建立土地、金融和工商资本的“强硬政权”。
资产阶级把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拉到临时政府中，以此使革命组织失去首脑，并让它为资本的战争和社会政策对人民承担责任的企图，是在这条道路上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在这些条件下，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意把自己的代表派到临时政府中，是极端错误的措施，它无力停止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与有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自然发展，只能在人民的头脑中造成一时的混乱，破坏其领导组织的威信。
因此，作为革命最左翼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首要责任，是在人民面前不倦地批评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并警惕地监督新一届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伪装的资产阶级的自私以及它的所有措施都必将半途而废，以此为把政权转交到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手中做准备。
代表会议会议认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唯一可能的、唯一现实的人民革命政权的形式，它认为它必须采用它所能采用的一切思想影响措施来更新苏维埃的内在构成，力求彻底改变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政策，使它摆脱今天执行委员会多数推行的机会主义的护国政策，转向为夺取政权进行彻底坚决的斗争，以便在各民族自由地自决权以及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发展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实现尽快签署不赔款、不兼并、没有伪装的和平条约。
二、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决议
注意到，尽管有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在战时的社会主义米勒兰主义的致命的经验，一度聚集在齐美尔瓦尔德旗帜下、有社会民主党甚至是国际主义者称号的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公民加入了临时政府，代表会议提请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关注这一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的退让，在政治上投降的例子，它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党的所有工作人员有责任对无产阶级群众说明，公民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从而自绝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行列。
《新生活报》第18期，
1917年5月9日 |
在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市代表会议上就乌利茨基同志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报告的讲话（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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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市代表会议上就乌利茨基同志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报告的讲话
（5月7日）
称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意味着在最好的情况下，掌权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无产阶级应该是反对派。[1]把自己的党员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交给临时政府的那部分社会民主党成了执政党，资产阶级革命的党，也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代表群众和它的思想领袖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之间的区别，是前者在开始时还分不清楚，不明白革命动力的全部复杂性，那时，作为社会民主工党思想领袖的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以自己的策略不仅玷污了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还玷污了社会民主思潮（齐美尔瓦尔德）。他们自认为是这个思潮中的一员，而我们把国际复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我们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他们自己的行为使他们站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之外。我们不对他们负丝毫责任。进入政府，他们或是成为它的俘虏，或是成为它的代理人，对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唯一的任务就是揭露他们。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清晰明确的任务，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事件发展的速度。我们不说绕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整个革命民主派政体的代表制的形式。我们只应该力求在苏维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数，用真正革命的内容去充实它，围绕着我们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尽快夺取政权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这个时刻离我们越远，我们的队伍就更加有组织，更有觉悟，在需要夺取政权的时，我们的准备就更加充分。
我们坚决拒绝给予新的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它的危机不是我们的危机，因为我们一直对工人群众揭露临时政府的实质，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过去它用民主词句、现在则用两具社会民主党员的尸体来掩盖。社会主义者加入内阁将以彻底破产而告终，因为切尔诺夫什么也作不了。他为立宪会议准备材料，但不能采取实际措施，同时，反革命分子政权的组建工作却在进行中。如果我们自己陷入这个线团中，我们今后就不会有希望。工兵代表苏维埃会垮台，它的各部分将倒向左右两边，但这不是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将会有第三章和第四章，那时将会出现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彻底的分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成为胜利者，但我们知道，把四个人从苏维埃转到政府中去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是不会因妥协和内部调整而改变的。我们应该与自己的阶级一起前进，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成为胜利者，但我们知道，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如果马克思犯了过早预言了社会革命的错误的话，这也不意味着我们的预言也是不合时宜的。在所有战争震荡之后，在社会主义文化50年的教育之后，在各国人民经历的一切之后，还有什么更有利于社会革命的其他条件呢？如果迫使各国人民除去自己身上的所有沙文主义虚伪、谎言和味道的战争不能把欧洲引向社会革命，那这就意味着欧洲将在经济上灭亡，作为文明国家它将灭亡，将成为好奇的旅游者凭吊的遗迹，而革命运动的中心将转到美国或日本。
《新生活报》第18期，
1917年5月9日
[1]作者在此叙述的是孟什维克的立场。——编者注 |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5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七月事件前
七月事件前1、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前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5月5日）[1]
我们是在纽约、大洋彼岸，得知俄国革命的消息的，但在那里，在这个资产阶级统治比任何国家都牢固的最强大的国家里，俄国革命也产生了自己的影响。美国工人阶级过去的声誉不好。说它不支持革命。但是，如果你们看见2月的美国工人的话，你们会加倍地为自己的革命骄傲。你们就会明白，它不仅震撼了俄国、欧洲，也震撼了美国。你们就会像我一样清楚，它开辟了新纪元，铁与血的纪元，但不是在民族反对民族的斗争中，而是在受苦受压迫的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各地的集会上，工人请求我向你们转达他们的狂热和欣喜。（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我应该对你们讲讲德国人。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批德国无产阶级。你们会问，在什么地方？——在战俘营。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把我们作为敌人逮捕，把我们关押在加拿大的战俘营（喊声：可耻！）那里有100名军官和800名德国水兵。[2]他们问我们这些俄国公民是怎么沦为英国人的俘虏的。当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是作为俄国公民，而是作为社会主义者而沦为俘虏的，他们开始对我们说，他们是自己政府、威廉二世的奴隶。我们与德国无产者十分亲近。这令被俘的军官感到不快，他们向英国长官控告，说我们破坏了水兵对他们的皇帝的忠诚。于是捍卫德国士兵对皇帝的忠诚的英国上尉[3]禁止我做专题报告。水兵就此对长官提出强烈的抗议。当我们离开时，水兵用音乐和口号“打倒威廉二世，打倒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万岁！”欢送我们。（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德国水兵头脑里发生的变化，现在在所有国家中都发生了。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曲。但我不能隐瞒，对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不同意。我认为，参加内阁是危险的。我不相信能够自上而下地组建内阁的奇迹。我们有过由于两个阶级的矛盾产生的双重政权。联合内阁不能使我们摆脱双重政权，而只是把它带到内阁中去。但革命不会因联合内阁而死亡。只需要记住三诫：1、不相信资产阶级；2、监督自己的领袖；3、相信自己的革命力量。我们建议什么？我认为，你们的下一步将把全部政权交到工人士兵代表的手中。只有单一政权才能拯救俄国。作为世界革命序曲的俄国革命万岁！
《消息报》第60期，
1917年5月7日
[1]这个讲话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返回俄国后在苏维埃机构中第一次发言。他反对刚刚出现的联合的激烈发言令苏维埃领袖们震惊。继托洛茨基之后刚刚任职的几位部长登台发言，主要是与前者辩论的。苏汉诺夫相当机智地描绘了这个场面：
佩舍霍诺夫和策列铁里脸色苍白。切尔诺夫毫无顾忌地卖弄风情，在舞台上表演，百般请求千万别让他做俘虏。恶魔般的斯柯别列夫说出了他的神圣的公式——“热烈的心和冷静的理智”。
策列铁里在其论战中竟然使用了下面的论据：
昨天刚刚回到革命的俄国的托洛茨基能否断定，当我们夺取政权时，所有人都会支持我们？须知资产阶级并没有被孤立：支持它的有部分军队和农民，他们会脱离革命运动。需要调动国家的全部积极力量。不这样就不能拯救祖国。
《消息报》报导了这个讲话。由于速记没有找到，而文本显然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就讲话叙述的性质询问了列·达·托洛茨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篇讲话在后半部分压缩得很厉害。关于在加拿大集中营的叙述还比较完整，但关于反对社会主义者加入联合政府的讲话的批评部分，压缩成几乎彼此没有联系的几句话；至于“三诫”，据我的记忆，它们是我那时的许多讲话的主题：1、别相信资产阶级；2、监督自己的领袖；3、相信自己的革命力量。
[2]此处数字有误，水兵就是500人。参见《致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先生》。
[3]此处有误，应是上校。参见《致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先生》。 |
致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先生的一封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英国战俘营
致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先生的一封信
仁慈的阁下：
我有幸以此信提请您注意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几位俄国公民遭到了英国政府代理人的不可思议的、纯粹强盗般的攻击。据我们所知，英国政府与您为其外交部长的政府是盟友。
3月25日，依据您的政府颁布的大赦，我前往纽约总领事馆，那时，那里悬挂的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已经摘下，但还是笼罩着浓浓的旧俄国警察局的气氛。在不可避免的争执后，总领事吩咐发给我返回俄国的必要文件。我在纽约英国领事馆填写了相应的表格之后，人们对我声明，我的回国旅程不会受到各地英国当局的阻碍。我在英国领事馆中当着一位官员的面给俄国领事馆打了电话，并从那里得到得到确认，我已经履行了所有必要的手续，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完成我的旅行。
3月27日，我和我的家人乘上了挪威轮船“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起程。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遭到英国海军当局警官的检查，他们只是走过场地查看了美国人、挪威人、丹麦人和其他国家乘客的证件，却以我国旧宪兵的方式对我们俄国人进行公然的盘问，问我们的信念如何，有什么政治计划等。根据良好的革命传统，我拒绝在这方面与他们交谈，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有关我个人身份的资料，但俄国国内政治尚不处于英国海上警察的监督之下。但这并不妨碍警官麦肯尼和韦斯特伍德在第二次毫无结果的盘问之后，向其他乘客如冯达明斯基先生调查我的情况。警官坚持我是一个terriblesocialist（可怕的社会主义者）。总之，整个调查如此下流无耻，与其他有幸不属于英联邦成员国的乘客相比，俄国革命者受到如此特殊的对待，我们中的几位认为有责任通过舰长向英国当局强烈抗议警察特务的暴行。那时，我们还没有预见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4月3日，几位英国军官率领武装水兵登上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客轮，以地方当局的名义要求我和和的家属以及五位俄国乘客丘德诺夫斯基[1]先生、美利尼昌斯基[2]先生、菲舍列夫先生、穆欣先生和罗曼琴科先生下船。至于这一要求的理由，他们答应到哈利法克斯把整个这个不愉快事件“搞清楚”。
就其军官的声明，英国当局对我的身份以及他们扣留的其他人的身份十分清楚。显然，我们之所以被扣留，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真正的或假定的反战人物。我们宣布，让我们下船是违法的，并拒绝服从。于是武装水兵冲向我们，在大多数乘客“Shame（可耻）”的喊声中把我们架上了军用快艇，它在一艘巡洋舰的护卫下把我们送到哈利法克斯。当几个水兵把我抬起来时，我的大儿子跑来帮我，喊道：“打他吗，爸爸？”部长先生，他才11岁，我想，居统治地位的英国民主和英俄联盟的某些特点的鲜明概念将终身留在他的记忆中。在哈利法克斯，不仅什么都没有对我们解释清楚，甚至拒绝把当地俄国领事叫来，对我们保证说，在要把我们送去的地方也有领事。这个声明像英国警官的所有其他声明一样，原来是谎言，这些人就其手段和道德，完全处于旧俄国暗探局的水平。事实上，用火车把我们押往阿默斯特，是关押德国战俘的集中营。在这里的办公室里对我们搜身，我在被关到彼得保罗要塞去时，都没有遭受过这种待遇。因为在沙皇的要塞中，宪兵脱光衣服搜身是单独进行的，而在这里，在民主的同盟者这里，我们却在十几个人的面前遭到无耻的嘲弄。那些遥控操纵这出把戏的恶棍十分清楚我们是俄国社会主义者，我们要回到被革命解放了的俄国。只是到了第二天早上，集中营长官莫里斯上校才正式告诉我们被捕的原因：“你们对俄国现政府是危险的”，他这样对我们宣布。在我们理所当然地指出，俄国政府的代理人给我们发放了回俄国的通行证，对俄国政府的关心应该交给它自己。莫里斯上校反驳说，我们对所有盟国都是“危险的”。没有对我们出示任何拘禁我们的文件。上校又从他个人的角度补充说，我们都是政治流亡者，我们之所以离开祖国是事出有因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对现在发生的事大惊小怪。俄国革命对这个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试图对他讲清楚，那些当时迫使我们沦为政治流亡者的沙皇大臣们现在自己已经被关押在监狱中，但对于这位在英国殖民地与布尔人的战争[3]中获得官衔的上校来说，这过于复杂了。对不驯顺的或不恭敬的战俘，这位英国统治者的合格代表的口头禅是：“你要是在南非海岸落到我手里的话……”仅此一句话，对他的鉴定就足够了。如果说风格即人的话，则可以同样有理由说，风格即制度——大英帝国的殖民制度……我们对上校莫里斯来说，是反对合法政权的政治流亡者，也许，战俘营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的居留地。
4月5日，我们试图给俄国政府拍电报。我们的电报被他们扣压。在我们当英国人的俘虏的整整一个月中，哈利法克斯当局一直拒绝我们与俄国部长联系的权利。我们企图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打电报控诉对我们拍电报权利的剥夺。但这封电报也没有拍出去。我们不得不再次感激地回忆起沙皇的监狱，那里至少被控诉人不会截留对他的控诉。允许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与俄国驻蒙特利尔的总领事馆的利哈乔夫先生进行电报联系。我们得到利哈乔夫先生这样的答复，即他已经给驻伦敦的俄国大使打了电报，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其后我们为与总领事联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我们的所有电报都被扣留。英加当局为割断我们与俄国政府和它的代理人的联系，采取了所有措施。不仅如此，集中营长官在允许我与妻子见面前，提出了匪夷所思的条件，禁止我交给她任何去见俄国领事的任务。我拒绝会面。这是在让我们上船的两天之前。这样，英国当局认为直到最后一分钟都要对当地俄国领事馆代理人隐瞒罪行。利哈乔夫先生干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劳驾自己前往关押我们的集中营，亲眼看看大英帝国政府怎样拘禁俄国公民。
阿默斯特战俘集中营设在一座肮脏至极的废弃的旧铸铁厂厂房中，每一面墙都放着两排三层床铺。我们800人就生活在这种条件下。
部长先生，您可以想象这间卧室夜间的空气如何。尽管战俘们在身体和精神自卫上做了超人的努力，但他们之中仍有5个人神经失常。我们和这几个神经失常者在一间屋子里睡觉、吃饭，部长先生！毫无疑问，俄国领事只要稍做努力，至少能为我们在解决关系我们命运的问题前，为我们争取到不那么令人愤怒的拘留条件。
但俄国领事们是在对非统治阶级的俄国公民的蔑视感情中、在对政治流亡者仇恨的感情中培养出来的。他们涂去了自己信封上的“帝国”一词，就认为他们对俄国革命的义务已经尽到了。
英国当局是在什么时刻决定释放我们的，不得而知。至少在知晓我们案情的麦肯上尉对我妻子说，我们已经“被释放”，但要等待适当的轮船后的10天内，关押我们的制度没有丝毫变化。那个在与布尔人战争和镇压印度人起义中获得军衔的莫里斯上校直到最后一分钟、即4月29日，始终像对刑事犯一样地与我们说话。没有对我们宣布我们将被释放，也没有告诉我们把我们送往何处。只是简单地“命令”我们收拾东西，在押送队的押送下前往哈利法克斯。我们拒绝服从。部长先生，您得承认，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些从广阔的水路上来的先生们的好意呢？我们断然宣布，如不告诉我们新旅途的目的，我们就拒绝动身。押送士兵在没有得到我们允许的情况下搬走了我们的行李。只是在他们面临着把我们抬出的任务时，像在一个月前把我们从轮船上抬下一样，集中营长官才把我们中的一个叫到办公室，以他特有的英国军官的腔调宣布，将把我们押上丹麦轮船送回俄国。部长先生，您在此可以看到，在把我们监禁在战俘营中一个月后，盟友们是如何“释放”我们的。
如果英国因我们是政治流亡者而逮捕我们（用莫里斯上校的话，thispeopleofpoliticalrefugees），那么我们中的一个人没有这个“罪状”。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琴科持合法证件从切尔尼戈夫州来到纽约工作，没有从事任何宣传鼓动工作，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党。他持当时沙皇州长发给他的护照与我们一起回国。这不妨碍英国当局把罗曼琴科先生与我们一起逮捕，并拘押了一个月，显然是基于不准确的告密，或干脆是抓错了：英国官员搞清楚俄国人的姓名不容易，这些先生看不到有理由为谨慎对待俄国公民而费心。
这在英国当局对我的家属所作所为中最明显地暴露出来。尽管我妻子不是正式政治流亡者，因为她出国时持有合法护照，在国外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她也与11岁和9岁的两个儿子一起被捕，说到孩子被捕，并非夸张之词，部长先生。开始时，当局想把孩子们和妈妈分开，把他们关到孤儿院中。只是在我妻子的坚决抗议下，孩子们才和她一起关押在一个俄裔警察的住宅里，后者为了防止“非法”寄出信件和电报，不准孩子上街，哪怕离开母亲单独上街也不许。换言之，孩子也是处在监视下。11天后，妻子和孩子们才搬进了旅馆，不过每天仍要去一趟警察局。他们与我们一起被送上丹麦轮船“赫利格.奥拉夫号”，而且没有任何人事先问过我妻子和我，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我们是否认为这次旅行对我们的孩子们是否足够安全。变化正好出现在我们被拘留的期间，美国与德国开战。麦肯上尉和他的海军上将在看到他们不得不把我们从“盟友”绞索中放出来时，他们毫不怀疑，在我们不同意和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安排了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孩子的命运。当我问起对我、我的家属和我的旅伴的海盗式的袭击的实际和形式上的理由时，麦肯上尉以密探的放肆回答说，他本人不过是一个执行者，他根据伦敦的命令行事，说我过分夸大了全部事情：“现在是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个国家都被摧毁，当比利时……”等等、等等。风格即制度，部长先生！我只好对弱小民族的最无私的保护者指出，如果有人掐住他的喉咙，从他的衣袋里掏出钱包，却以不幸的比利时的命运为自己辩护，这未必能算是对事件令人满意的解决。
然而，密探没有回答的这个问题仍是问题：谁根据什么把我们逮捕？拘押不合英国政府胃口的思维方式俄国公民的全部命令出自伦敦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劳合乔治不能放过幸运地碰上的、最终能释放巨大能量的机会，他就是在这种能量的标志下登上权力宝座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是谁对英加当局指认我们就是应该被拘禁的人呢？谁在三四天内把对我们的思维方式的鉴定书送到哈利法克斯呢？一系列情况说明，提供盟友效力的是那个即那个摘去接待厅内尼古拉二世肖像的、在名称上涂掉“帝国”一词的改头换面的俄国领事馆。领事馆一只手把前往俄国旅途的文件给我们，以此表示自己对那个在他们眼中十分靠不住的大赦的忠诚，另一只手把它暗探局的情报交给英国当局，希望在这方面的行动会更可靠。这个假设是否正确，部长先生，您比我有更多的机会来验证。但无论这个假设正确与否，也完全不管事情的幕后原因，英国当局在中立国家的轮船上逮捕携带俄国领事馆发的证件返回俄国的7名俄国公民和两个孩子，并把这些俄国公民在只能称为可耻的环境中拘押了一个月之久，在只能称为是对被释放者的嘲弄的条件下将他们“释放”，也是对那个要求释放他们的政府的嘲弄的事实是铁案如山的。这些事实是无可置疑的。最后，我既不陷入一般政治考虑，也不超出我正式向您请求的范围，提出如下问题：
部长先生，您是否认为必须采取措施，迫使英国政府今后在受英国当局控制的区域对俄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便不尊重，至少应该谨慎些？
您是否承认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1、让大英帝国政府对它对我们所犯下的损害权利的暴行向我们道欠；2、坚持惩办那些施暴的大英帝国代理人，不管他们的职务如何；3、责成英国政府赔偿我们在押送和搜查过程中失落和被掠夺的财物和一个月非法拘禁所造成的损失？
在抵达彼得格勒后，我从官方报导中得知英国大使布坎南[4]先生就我们被拘押在哈利法克斯一事声明，说我们这些被拘禁者带着德国政府资助的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第一届）的计划回国的。
这个关于我收到德国政府的金钱用必要的线条补充了英国政府对待俄国流亡者的全部行为。该行为是由暴力、狡猾的谎言和无耻的诽谤编织成的。部长先生，您莫非以为，以如此的无耻的诽谤玷污自己的英国，此后不愿为给自己恢复名誉做一点事，这个事实合理吗？
等待您的答复，有幸表达对您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
彼得格勒
1917年5月5日
[1]丘德诺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ИсааковичЧудновскй，1890-1918）苏共党员。十月革命期间是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后参加国内战争，在战斗中牺牲。——译注
[2]美利尼昌斯基（ГригорийНатановичМельничанский,1886-1937）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02年起）。曾参加1905-1907年革命。1910年起在美国从事革命工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1918年起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红色工会国际主席团委员。1929年起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1925-1930年为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译注
[3]与布尔人的战争”指英布战争，系英国对南非两个布尔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结果使两个共和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布尔人系南非的荷兰移民。——译注
[4]布坎南（GeorgeWilliamBuchanan,1854-1924）英国外交家，1910-1918年任驻俄国大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有联系，支持临时政府，与А.Ф.克伦斯基接近，反苏维埃俄国阴谋的组织者之一。被召回国。——译注 |
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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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战俘营
必要的说明
公布关于我在英国人那里当俘虏的一个月的文件，现在对我来说是有政治必要性的事。资产阶级报刊——即那个散布反对被迫经过德国回国的政治侨民的十足黑色百人团诽谤的报刊——一碰上取道太平洋返回祖国的俄国侨民受到英国强盗般的袭击一事，就装聋作哑。今天成了政府报刊的当仆从的社会护国主义的报刊的作法更体面些：它没有动机说明这个微妙的情况，即还表现出对侨民-“老师”毕恭毕敬的初出茅庐的社会主义部长们原来是劳合.乔治[1]的最亲密、最直接的同盟者，他在太平洋广阔的水路上抓住这些“老师”的脖领子。在这个悲喜剧的情节中令人信服地揭示英国统治者对俄国革命者的态度，也揭示了那个神圣同盟的一般意义，公民策列铁里、[2]切尔诺夫[3]和斯柯别列夫[4]就是为它服务的。
因为无论是内阁左派集团和政党发表什么样的声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都要承担那个他们是其中一部分的政府的全部责任。李沃夫-捷列先科[5]的政府不是与那些被英国帝国主义者关押在监狱中的英国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林、[6]埃斯尼等，而是与那些监狱看守——劳合.乔治和韩德森[7]结盟。
战争的头两年我是在法国度过的。在那里我有机会相当充分地观察在“解放战争”时代的米勒兰主义[8]的经验。当然，盖得[9]和桑巴[10]以迫使他们加入战争内阁的十分特殊的、前所未有的形势——祖国在危险中，德军已经兵临巴黎城下，全面崩溃，必须保卫共和国和革命传统——为借口，总之，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今天以更幼稚的形式散布的正是他们当初阐述的论据，就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米勒兰主义与盖得和桑巴的米勒兰主义有天渊之别。
在法国部长同志们的善意的参预下，我因我在俄文国际主义报纸《我们的话》[11]的工作以及参加法国“齐美尔瓦尔德”运动[12]而被驱逐出法国。顺从俄国外交官指挥的瑞士政府拒绝让我入境。法国宪兵为了维护共和国的荣誉，换上了便服，把我押送到西班牙边境上。三天后，巴黎警察局长洛兰给马德里警察拍了封电报，通知“危险的鼓动者”某某越过了西班牙国境。西班牙警察除了逮捕我，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在谘询了国会后，把我放出马德里“模范”监狱，把我押送到比利牛斯半岛的西南端卡迪斯。当局想立即把我从那里送往哈瓦那，只是经过威胁、反抗、西班牙的和某些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干预之后，才允许我和我的家人前往纽约。
在那里过了两个月后，我们听到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包括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在内的一批俄国的被驱逐者企图乘第一班轮船返回俄国。但俄国社会主义者宁愿让劳合.乔治来安排。在哈利法克斯，英国当局把我们从轮船上抓下来，关押在战虏营中。关于这次逮捕的情况和监禁条件，在下面那封致外交部长的信中描述了。这封信我是在被释放出英国战俘营后在丹麦的轮船上写的，是写给米留可夫先生的。但在芬兰火车把我送到别洛奥斯特罗夫铁路车站之前，立宪民主党领袖已经被其对英国交易所忠诚的重负所压倒。但是，捷烈先科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完全接过了米留可夫先生的遗产，就像后者完全接过了沙皇外交的遗产一样。因此，这封写给米留可夫先生的信，是有充分权利寄给捷烈先科先生的。信的原件是通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齐赫泽[13]转交的。
关于德国战虏，我在这里还要说几句，我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们约有800人：从被英国人击沉的德国军舰上俘虏的500名水兵，战争爆发时滞留在加拿大的200名工人，军官和被俘的资产阶级文职人员约100人。关系从第一天，更确切地说，是在普通战俘得知我们因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被捕的那一刻就确定了。军官和海军上士单独关押，他们马上认为我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然而普通士兵却对我们抱着深深的同情。在集中营度过的这一个月就像是连续不断的集会。我们给俘虏讲述俄国革命，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社会主义内部的派别。民主群众与军官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尖锐，军官中有人仍在给他属下的水兵记“操行”。最后，军官们去找集中营长官上校莫里斯，汇报我们的反护国主义的宣传。英国上校当然马上站到霍亨索伦王朝的军官一边，禁止我继续公开演讲。不过，这已是我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最后几天的事了，这只能使我们和德国水兵、工人更加接近。他们以530人联名签署的抗议书来抗议上校的这项禁令。
当把我们押出集中营时，难友们隆重地欢送我们，这场面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军官和上士们是护国的少数派，他们躲在他们的房间里，而“我们的”国际主义者们沿着整个过道排成两排，乐队演奏了社会主义进行曲，友谊的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伸来……一位战俘做了简短的发言，表达了自己对俄国革命的欢迎，真诚地诅咒德国政府，并请我们转达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兄弟般的问候。这样，我们在阿默斯特与德国水兵亲如兄弟。诚然，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公爵李沃夫、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认为，与德国水兵亲如兄弟是违背国际社会主义基础的。在这点上，他们与霍亨索伦王朝政府走到一起，它也同样禁止这样的兄弟情谊，诚然，它的理由不那么虚伪。
无须说，美国和加拿大报刊称俘虏我们是因为我们“亲德”。国内的黄色-立宪民主党走的当然是同一条道路。在战争期间，“亲德”的指控我听了不只一次。当法国沙文主义者准备把我驱逐出法国时，曾散布过关于我的泛日尔曼倾向的流言。但法国自己的报纸此前报导了我因我的用德文出版的旨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多数的政策的小册子《战争与共产国际》而在德国被缺席判处监禁。这本小册子在战争开始时在苏黎士出版，它被瑞士社会主义者运到了德国，还是那些左翼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14]的朋友在那里广为散发，德国黄色刊物诬陷他们是沙皇和英国交易所的代理人。这样，在米留可夫们和所有他的盖森们对我们的卑劣行径中，没有丝毫的独特性。这是逐字从德文翻译来的。
英国大使布坎南先生在彼得堡走得更远：他在其为报纸刊登的那封信中干脆说，我们返回俄国是得到推翻临时政府计划的资助。据转告，在“知情”圈子里甚至说出了资助的数额：整整一万马克。原来，在德国政府的心目中，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临时政府的稳定性就值这么一点钱！
一般来说，不能说英国外交不“谨慎”，也不能说它没有装饰性的、纯外表的“绅士风度”。然而，英国大使关于我们得到德国资助的声明，显然缺乏这两种品质：它的卑鄙只能和它的愚蠢相媲美。这只能用下面一点来解释：大不列颠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有两种风度：一种是对“文明”国家的，另一种是对殖民地的。布坎南先生曾是沙皇君主专制的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又转变为共和国的朋友，他觉得自己在俄国就像在印度或埃及一样，因此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克制自己。大不列颠当局认为自己有权把俄国公民从中立国的轮船上抓下来，关进关押战俘的集中营；大不列颠的使者认为可以用最卑劣的诽谤来反对俄国革命活动家。这确实应该结束了。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促进这个时刻早些到来，那时革命的俄国将对布坎南先生和他的主子说：“劳驾把脚从桌子上拿开！”
[1]劳合.乔治（DavidLloydGeorge，1863-1945）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译注
[2]策列铁里（ИнаклийГеоргиевичЦеретели，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18年起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
[3]切尔诺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рнов，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该党的理论家，19世纪80年代投身革命运动，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立宪会议主席，后来是几个反革命政府的成员，后逃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译注
[4]斯柯别列夫（МатвейИвановичСкобелев，1885-1938）俄国孟什维克。1917年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临时政府劳动部长。1921-1925年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法国的全权代表。192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译注
[5]捷列先科（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Терещенко，1886-1956）俄国资本家、糖厂主，接近进步党。1917年先后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后来逃往国外。——译注
[6]马克林（JohnMacLean，1879-1923）系英国社会党（1911年创立）左翼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厂工人代表运动的参加者。——译注
[7]韩德森（ArthurHehderson，1863-1935）英国工党领袖之一，1911-1934年任该党书记。1915-1917年任内阁不管部大臣，9124年任内政大臣，1929-1931年任任大臣。——译注
[8]米勒兰主义又称内阁主义，社会党的一些机会主义领袖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一种思潮。“米勒兰主义”这个术语是因社会党人A.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米勒兰事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机会主义倾向同革命倾向之间的尖锐斗争。——译注
[9]盖得（JulesGuesde，1845-1922）原名马蒂约.马集耳，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勒阿弗尔纲领的起草人之一。曾同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可能派进行斗争。法国社会党（创建于1905年）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中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年8月-1915年10月任国务部长。——译注
[10]桑巴（MarcelSembat，1862-1922）法国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之一，新闻工作者。1914年8月-1917年9月任“国防政府”公共工程部长。——译注
[11]《我们的话报》是托洛茨基于1915-1916年在巴黎办的一份反战报纸。——译注
[12]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系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引发的反战运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是1919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沙文主义。与会的有俄国、波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38名代表。列宁在会上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所谓的齐美尔瓦尔德中派和半中派多数进行斗争。会议通过了妥协性的宣言，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译注
[13]齐赫泽（НиколайСемëновичЧхеидзе，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后曾任外高加索议会主席，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逃往国外。——译注
[14]李卜克内西（KarlLibknecht,1871-1919）德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9年）之一。1900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属党内左派。1912-1916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1916年因号召推翻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而被判处苦役，1918年获释，为进一步发展1918年11月革命形势而斗争，被反革命分子野蛮杀害。——译注 |
从1905年到1917年——今天的革命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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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5年到1917年
——今天革命的最紧迫的任务
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结束了欧洲民族国家迅猛形成时期。开始了政治停滞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核中积聚着史无前例的对抗；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以鲜明的形式标志出来。统治阶级的伟大艺术在于调和矛盾，填补所有缝隙，把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推给未来。强大的传统使可能派[1]适应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形成了两代人的心理。认为革命是过时的“野蛮”的政治方法，完全属于过去的时代。革命者似乎是幻想家，是过去的政治形式的残余。
俄日战争和1905年俄国革命给可能派的偏见以沉重的打击。这些事件在全世界得到反响。在奥地利，俄国革命立刻导致赢得了普选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保守主义颤抖了，在它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党“原则上”接受了总罢工的方针。在法国，作为无思想的法国机会主义的议会主义对立面的革命工团主义抬起了头。在英国，成立了工党。但在欧洲，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无产阶级与国家公开冲突的地步。同时，在亚洲、在东方，在波斯、土耳其和中国，俄国事件得到强有力的反响，直接导致了国家政变，在欧洲，它们只是引起心理震动，此后一切依旧。那次俄国革命被沙皇制度和反动的欧洲资本的联合力量所扼杀。它的失败使各地的机会主义复苏。1907-1914年间，是工人运动中最狭隘的保守主义和最琐屑的斗争的时期。但历史为革命者准备了最辉煌的报复。
这一次俄国发挥了首创精神。
只用一些公式思考的或者根本不思考的人认为，承认现在在俄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整个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问题刚刚提出：这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今后的远景中，它的各种内部力量如何？
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主要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和处在其影响下的农民群众。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小资产阶级在哪里？它的经济角色微不足道。俄国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在其高度集中的形式中发展。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门槛上，俄国无产阶级就与俄国资产阶级敌对，是阶级与阶级的敌对。这样一来，俄国革命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有深刻的差别。在这里，单凭历史类比是走不远的；必须观察活生生的力量，确定它们的运动轨迹。
1848年的德国革命几乎处在我们的革命和法国的“第三等级”的起义正中间的地方。后者当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德国资产阶级表明它已经没有力量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在界定1848年事件时，马克思写道：
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了……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是一个代表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的前面和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的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的人民的最初勃发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朽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2]
读着导师写的这段界定，是否能认出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它的领袖呢？我们的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比德国资产阶级更晚。俄国无产阶级比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更加强大、更加独立，更加更加有觉悟。整个欧洲的发展早就把社会革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所有这些情况都夺去了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对自己最后残存的信心和对人民最后残存的信任。
沙皇如此无耻地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真是令人惊讶。当他需要借新债时，他就召开杜马；得到借款后他就把代表们遣散回家。他立刻任命最野蛮的反动分子，作为对他们对“全社会信任的内阁”的要求的答复。宫廷奸佞一直都在激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这是它根本不怕后者的最好的证明。从它自己的角度来说它是正确的：它知道，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宫廷匪帮的仇恨无论多么强烈，出于对工人群众的害怕，他们也不敢发动反对它的革命斗争。几个月前，米留可夫在杜马定称：“如果通往胜利的道路要经过革命，那我们就放弃胜利。”由于事关自由派资产阶级，尼古拉二世可以安稳地睡大觉：他知道，它的弱点将麻痹它对他的仇恨。
无产阶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战争前夜，它处在最强烈的革命觉醒状态。1914年参加政治和经济罢工的工人人数与1905年的人数持平。1914年夏天，当彭加勒来到彼得堡，为日趋成熟的欧洲冲突做最后的准备时，这位法国总统有机会亲眼在首都目睹俄国第二次革命的头一批街垒。依靠俄国历史上最迅猛、内容最丰富的10年的经验，1912-1914年的运动发展规模要大得多。
像10年前一样，宣战立即阻止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国际解体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工人群众走上彼得堡街头前，战争已经打了31个月了，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政府丑闻、苏霍姆利诺夫[3]分子、拉斯普京、全面崩溃、物价飞涨、饥饿。
3月6日，在总罢工前夕，他们违背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愿走上街头；报刊呼吁工人不要破坏正常的生产进程，别影响军队战事。但这不能阻挡饥饿的妇女。她们喊着“面包、和平”的口号走上街头。首都的工人支持她们。总罢工立刻把杜马与内阁之间的冲突甩到次要位置。无产阶级群众挤满了街道，使城市生活陷于停顿，以此证明，对他们来说，事情关系到的不是民主，而是反政府的公然的革命斗争。
军队的支持决定了革命在其第一阶段的命运。彼得格勒工人在那时组织得还不够充分，与全俄无产阶级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没有可能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但他们足够强大，因此第一个打击就把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扔到垃圾箱中。这样，政府权力出现了真空。只是在这时，“进步同盟”[4]才登上了舞台。
罗将柯们、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就是那些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的人，当革命已经推翻了旧政府时，他们被迫把手伸向政权。就像马克思写的那样：“他们掌握革命的舵轮，不是因为人民支持他们，而是因为人民把他们推到了自己的前面。”
除此之外，再加上来自伦敦和巴黎的压力。俄国因“无政府主义”而瘫痪并退出战争的危险不仅会破坏春季大进攻（算来已经是第三个了）的计划，还可能在美国资产阶级参战前夕使它感到困惑。应该使俄国立即出现一个“权威的”政府，它能够以革命的名义宣布，新俄国将承担旧制度的全部财政和外交责任，首先是保证继续战争，直到“胜利结束”。只有“进步同盟”才能建立这样的政府。
李沃夫内阁推行出版集会自由，宣布大赦。但这些没有解决一个引发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只是为积聚的人民的愤怒提供了一个发泄口。战争依然在进行。物价飞涨、饥饿、金融危机仍旧。但最尖锐的是土地问题。
现在，工人群众将一批接一批地挺身而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提出反战抗议。农民群众在农村造反，不等立宪会议决定就开始把大地主赶出他们的庄园。所有因反革命政变的危险而消除阶级斗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庸人认为，革命是革命家搞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在任何一点上把它停下来。阶级斗争和革命冲突的逻辑对庸人来说还是一部秘籍。
把全国无产阶级团结到统一的革命行动中，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自由派的政府相反，工人阶级在和平的旗帜下斗争。俄国无产阶级越是迅速地使德国人民群众相信，革命是为了和平，为了民族自决权，德国无产阶级的愤怒就会越快地突变为公然的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争取和平的斗争的矛头所向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并把它扩展到欧洲的大地上。
没收罗曼诺夫王朝、地主和修道院的土地是巩固革命的第二个条件。政治庸人（其中包括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试图在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农民百分比的基础上计算共和国在俄国的机会。但他们仅仅以此证明了自己是政治盲人。如果革命把属于沙皇和地主的土地分给俄国农民，那么农民就会全力以赴地保卫自己的财产，反对反革命的君主制。
DieZukunft，
1917年4月
[1]可能派系19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中以P.布鲁斯、B.马隆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鼓吹“可能的政策”。最初为工人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1882年由工人党分裂成为独立的政党。20世纪初加入法国社会党。——译注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6-127页。
[3]苏霍姆利诺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ухомлинов，1848-1926）俄国骑兵上将（1906年），1908-1909年任总参谋长，1909-1916年任陆军大臣，为人狡黠钻营，1916年因俄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缺乏准备而被捕，191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18年因年老获释，迁居国外。——译注
[4]进步同盟系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资产阶级地主党团（进步派、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等）的联盟。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于1915年8月成立。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和防止渐趋成熟的革命，“进步同盟”要求有代表参加政府并实行起码的自由主义改革。——译注 |
好说话的上帝的旨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革命的第一阶段
好说话的上帝的旨意
现在在神圣的俄罗斯发生了多少事件，简直看不过来……但其中最著名的是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1]就所发生的革命的公告。在东正教会的两个最反动的黑色百人团支柱被打发去种白菜后，神父们决定承认并祝福临时政府。当饥饿的孩子们的母亲们走上彼得格勒的街头要求面包和和平时，那些至圣者和至至圣者们干了此什么，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们是否与仁慈的宫廷伯爵夫人们商量过怎样拯救祖先的皇座以及圣坛，还是藏在地窑里，吃着最素的鱼，等待事件结束，关于这些，勤勉的历史学家在什么时候会告诉我们的。但当最专制的、十足东正教的沙皇、恩赐者已经倒栽葱地跌了下来，旧制度的大臣们都已经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结实的铁窗里，过去的大臣会议主席戈列梅金[2]不得不毕恭毕敬地请求每天给他一份白面包时，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的成员们捻着胡子，陷入了对难以琢磨的上帝的旨意的深深的思考中。他们的会议和对神父们询问的结果是出现了这封给教区的信，其中把“上帝的旨意”完成的革命说成是东正教的奇迹，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在布道台上呼吁人民服从临时政府。这个呼吁在上星期天发布。
这是对虔诚的灵魂的巨大的考验！在几百年来，历代沙皇出于“上帝的慈悲”杀害了无数灵魂。所有沙皇都是嗜血、淫乱、半呆傻、酗酒、弑父、乱伦的人，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得到上帝的祝神福；来自德国妈妈和不知名父亲（数世纪以来，有多少拉斯普京从事着改善罗曼诺夫种族的工作）的非皇家血统的新罗曼诺夫一诞生，上帝的旨意立刻就认定这个新生的宠儿。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就为他祈祷。
不知情者可能会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世界末日。但并非如此。上帝的旨意意没有打盹。在高高的天上，为上帝的旨意做收支账，决定在某个时刻把尼古拉转到重要的失势者的位置上，把统治权交给罗将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上帝的旨意高深莫测，连得到上帝启示的主持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的人都不清楚，只要还以尼古拉二世的名义给他们发薪俸，他们就殷勤地为受过涂油仪式的人祈祷直到那时，。米留可夫一度曾被关在十字架监狱中，克伦斯基被关押在萨拉托夫的监狱中。狱中神父为开导迷途的犯人在星期天给他们布道，要求他们服从当局。然而，事实却表明，上帝的旨意在那时已经与米留可夫及克伦斯基合谋，悄悄地为他们准备在政府中的位置。莫非也是上帝的旨意用炸弹武装了刺杀普列韦[3]的叶戈尔.萨佐诺夫的手？现在上帝恩惠的候选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援引的普选权的要求，莫非是上帝的旨意把它塞进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
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使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上帝的旨意原来是有极大的伸缩性的：它总是站在最强有力者的一边，承认任何已经取得的胜利。为了要得到祝福，工人阶级应该掐住自己敌人的喉咙，再把膝盖压在他们的胸口上。
《新世界》第948期，
1917年3月27（14）日
[1]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是俄罗斯帝国东正教圣教公会的正式名称。——译注
[2]戈列梅金（ИванЛогтиновичГоремыкин，1839-1917）俄国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95-1899），推行反对改革的政策。大臣会议主席（1906年4-7月，1914-1916年）。第四届国家杜马和“进步同盟”的反对者。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的亲信。——译注
[3]普列韦（Вачеслав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Плеве，1846-1904）俄国内务大臣兼宪兵司令（1902-1904年）。极端反动分子，被社会革命党人Е.С.萨佐诺夫刺死。——译注 |
谁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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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叛徒？
我们抨击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政府的战争计划和意图。我们声明，革命的俄国人民希望和平。因此，此地的反动报纸《俄国大地报》称我们是崇德分子和叛徒。
过去的沙皇政府是崇德的，它千方百计地为王朝的利益与霍亨索伦王朝一起干反人民的勾当。《俄国大地报》以纯粹狗的忠诚为尼古拉二世政府服务，直到最后一天，如果后者能够与威廉二世[1]签署和约的话，《俄国大地报》就开始舔德国皇帝的皮靴，就像在战争开始前，所有神职-贵族-官员反动派所做的一样。
我们像以往一样，仍是把今天的战争灾难倾泄到俄国、德国人民头上的罗曼诺夫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势不两立的敌人。我们说，人民不希望这场战争。我们说，米留可夫们声称俄国工人农民热切希望为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和加里西亚[2]流血时，他们是在欺骗全世界。我们说，俄国真正人民的革命政府一心致力和平和深刻的社会改造，它对德国统治匪帮是致命的危险，因为它会激起德国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出于这个理由，现在企图让自由派帝国主义分子豢养的《俄国大地报》，就像它过去被德国皇帝的朋友沙皇所豢养一样，胆敢说我们“叛变”。
唉，你们还是少说点吧！最好把你们的雇佣嘴脸藏在黑色百人团的门槛下的缝隙里，革命的光线过去照不到那里，今后也照不到那里。
《新世界》第943期，
1917年3月22（9）日
[1]威廉二世(WihelmⅡ，1859-1941)1888-1918年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孙子。被十一月革命（1918年）推翻。——译注
[2]加里西亚系部分西乌克兰和部分波兰地区的历史名称（现在乌克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李沃夫州长、捷尔诺波尔州；波兰热舒夫全省及克拉科夫省的大部分）。1772年奥地利帝国第一次爪分波兰立陶宛王国时东加里西亚被占领，1785年第三次爪分波兰立陶宛王国时西加里西亚被占领。1772-1918年为哈布斯堡帝国（正式名称为加里西亚-洛德梅里亚王国和克拉科夫大公国）的一个省。——译注 |
谁和如何保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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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和如何保卫革命？
我国的帝国主义和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一样，是源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身。但在我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在反革命的影响下异常迅猛并极度激化。关于这点我们在上篇文章中已经谈过了。当被吓坏了的革命资产阶级放弃自己通过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的方式深化国内市场的纲领，它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转到国际政策上。这样一来，我国的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性质就十分直观地暴露出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俄国工人许诺，在成功的情况下给他们高工资，企图在军事工业和相关企业中用特权收买工人上层。它许诺给农民新的土地。对地主统治已经失望的中农农夫考虑说：“不管有没有新土地，人口无论如何都会减少，土地就会富裕些……”
因而战争在其直接意义上，是把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从最尖锐的内部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上转移开的工具。这就是“自由派”和非自由派贵族在进行战争一事上如此卖力地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原因之一。
在“拯救祖国”的旗号下，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把对革命人民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不仅把劳动派[1]分子克伦斯基、看来还把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子齐赫泽[2]拉到拖船上。
不用说，停止战争，就是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本身就会尖锐地提出国内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土地总是在今天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护国主义者同盟中深深地打入楔子。克伦斯基不得不在希望为资本家的目的盗走整个革命的“自由派”六三分子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做抉择，后者充分展开土地革命纲领，即为人民利益而没收沙皇、地主、封邑、修道院和教会的土地。克伦斯基个人选择如何，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年轻的萨拉托夫律师在集会上恳求士兵枪杀他，如果他们不信任他的话，同时又用蝎子尾巴威胁国际主义的工人，他在革命的天平上没有太大的分量。农村底层的农民群众是另一回事。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一边来是最紧迫的、绝对必要的任务。
企图让我们的政策适应农村的民族护国主义局限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犯罪：俄国工人以割断自己与欧洲无产阶级的联系为代价来换取与农民的联系，就是自杀。但在这点上没有任何政治必要性。在我们的手中有更强大的武器：当今天的临时政府和李沃夫[3]内阁——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为保持自己的一致而被迫绕开土地问题时，我们可以也应该在俄国农民群众面前充分提出这个问题。
在1905-1907年经验后，俄国资产阶级说：“既然土地改革没有可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我们则以1914-1917年的经验为依据，对农民说：“不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用土地革命来抗拒它。”
这个土地问题将在军队中的无产阶级群众与它的农民大众的联合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地主的土地，不要群士坦丁堡！”无产者士兵对农民士兵说，并给他解释，帝国主义战争是为谁服务的。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农村底层的革命工人政府取代临时政府的迟早，将取决于我们的宣传和反战斗争——首先是在工人中，其次是在农民士兵群众中——的成功。
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不固执地抗拒群众的压力，而是指引他们向前，并能够保障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命运。建立这样的政权，现在是革命的基本政治任务。目前，立宪会议还仅仅是革命的招牌。在它后面隐藏的是什么？这个立宪会议将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这取决于它的构成。它的构成又取决于谁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召开立宪会议。
罗将柯们、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全力以赴地按他们自己的模式召开立宪会议。他们手中最大的王牌是为反对外国敌人进行全民族的战争的口号。当然现在他们会说，必须捍卫革命果实免遭霍亨索伦王朝的毁灭。社会护国主义者们将应和他们。
我们说：“有的是该捍卫的东西！”首先应该保障革命不受国内敌人的破坏。应该不等立宪会议召开就把君主制和农奴制的垃圾从各个角落中清扫干净。应该教会俄国农民别相信罗将柯的许诺和米留可夫的谎言。应该在土地革命和共和国的旗帜下把数百万农民团结起来反对自由派帝国主义分子。革命政府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完成把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从政权中清除的工作。这个工人政府将开动所有国家政权机器，让最落后、最愚昧的城乡劳动群众的底层站起来，教育他们，把他们团结起来。只有在这样的政府之下，在这样的准备工作后，立宪会议才不会是地主和资本家利益的屏障，而是真正的人民和革命的机构。
“就算这样吧，那拿霍亨索伦王朝怎么办，它的军队将威胁胜利的俄国革命？”
“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写过了。俄国革命对霍亨索伦王朝的危险，要比帝国主义俄国的胃口和意图大得多。革命越快地抛弃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沙文主义面具，越快显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真面目，它在德国引起的反响就越大，霍亨索伦王朝扼杀俄国革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它在自己家中的麻烦就够多的了。”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未能举行起义呢？那我们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您假设俄国革命的爆发可能不对德国产生任何影响，甚至是在革命使工人政府掌权的情况下？但须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呢？”
“实质上，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为这种难以置信的假设绞尽脑汁。战争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座社会革命的弹药库。现在，俄国无产阶级往这座弹药库中扔下一个燃烧的火炬。假定这个火炬不会引起爆炸，意味着这种思维是违背历史逻辑和心理规律的。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如果保守的社会护国主义组织妨碍了德国工人阶级在最近的时期挺身而起反对本国的统治阶级的话，那时俄国工人阶级将手持武器捍卫革命。革命工人政府将进行反对霍亨索伦王朝的战争，并呼吁德国无产阶级兄弟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如果在近期有可能掌权的话，为了帮助俄国工人解决本国的帝国主义敌人，它必须进行反对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战争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府领导的战争仅仅是武装的革命而已。事情关系到的不是‘保卫祖国’，而是保卫革命，并把它扩展到其他国家中去。”
《新世界》第942期，
1917年3月21（8）日
[1]劳动派系1906-1917年第一至四届国家杜马中由农民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别。其纲领为：民主自由；以和平方式使土地（农民份地除外）国有化。第二届杜马时与全俄农民联盟联合，机关报为《劳动人民报》。1917年与人民社会党合并。——译注
[2]齐赫泽（НиколайСемëновичЧхеидзе，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后曾任外高加索议会主席，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逃往国外。——译注
[3]李沃夫（ГеоргийЕвгеньевичЛьвов，1861-1925）公爵、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大地主。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委员会首脑之一。1917年3-7月组成的临时政府首脑。年逃往国外。——译注 |
战争还是和平——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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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还是和平
——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现在使世界各国政府和各民族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俄国革命将对战争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它会使和平早日降临？还是相反，人民的觉醒的革命热情将投入战争的继续进行？
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战争的命运，而且革命本身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它的这两个不同的答案。
今天好战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1905年曾称俄日战争为冒险，要求尽快地结束它。所有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刊物都持这种调子。工厂主的最强大的组织那时主张立即签署各约，尽管失败是空前的。这该如何解释？是对内部改革的希望。建立立宪制度，对预算和全国经济进行议会监督，普及教育，特别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应该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增加居民的财产，从而为工业创造巨大的国内市场。诚然，俄国资产阶级早在那时，即在12年前，就打算占领别国领土。但它认为，解放农民可以为它创造比满州或朝鲜更大的市场。
但是，事实证明，国家的民主化和解放农民不是那么简单的任务。无论是沙皇还是他的官员和贵族都不愿意自愿地放弃自己的一点权力。要从他们手中得到国家机器和土地，凭自由派的劝说是不可能的，需要群众强大的革命压力。但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农民夺取土地的起义、不断激化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军队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把资产阶级抛向沙皇官僚和反动贵族的营垒中。1907年6月3日的政变巩固了他们之间的联盟。第三届和今天的国家杜马就是这次政变的产物。
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国家制度的变化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形式上的。建立美国农场主式的农民私有者的富裕的国内市场，没有成功。资本家阶级与6月3日制度妥协，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到夺取外国市场上。俄国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开始了，伴随它的是不理智的国家和战时经济，还有不知魇足的胃口。今天的陆军大臣古契柯夫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为了尽快加强军队和舰队。今天的外交大臣米留可夫制定了和平占领的纲领，并把它散发到整个欧洲。
俄国帝国主义和它的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代表要为今天的战争承担巨大的责任：在这点上我们的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没有任何权利指责德国帝国主义强盗，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靠他们不希望并反对的革命的恩惠，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今天掌握了政权。他们想继续进行战争。他们希望胜利。那还用说！正是他们为了资本的利益把国家拖入了战争。须知他们反对沙皇制度是因为后者不能满足他们的帝国主义胃口。在尼古拉二世当权时，在对外政策上占主导的是王朝和反动贵族的利益。正是因此，柏林和维也纳一直希望单独与俄国媾和。现在在政府的旗帜上写的是纯帝国主义的利益。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对人民说：“沙皇政府不复存在，现在你们应该为全民族的利益而流血。”俄国帝国主义者理解的民族利益是夺回波兰，占领加利西亚、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和波斯。换言之，俄国现在与其他欧洲国家、首先是和它的盟友英国和法国站在同一个帝国主义行列中。
英国是君主立宪，法国是共和国。在这两个国家中当政的都是自由派，甚至还有社会护国主义者。但这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恰恰相反，只是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它。在英国和法国，革命工人为反对战争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从王朝-贵族的帝国主义转到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能使俄国无产阶级与战争妥协。与世界性大屠杀和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我们的任务。关于在彼得格勒大街上进行反战宣传的最新报导，证明我们的同志们在英勇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米留可夫粉碎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夸口，现在正中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下怀。米留可夫现在在他们的手中扮演菜园中稻草人的角色。在自由派的新帝国主义政府着手军队改革之前，它帮助霍亨索伦王朝掀起爱国精神，恢复千疮百孔的德国人民的“民族团结”。如果德国无产阶级有权认为，在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后面站着全体人民，其中包括革命的主力——俄国无产阶级——的话，这对我们德国的同志、革命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把俄国无产阶级变成为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服务的护国炮灰，马上会把德国工人群众抛向沙文主义的阵营，并长期阻碍德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直接责任是表明，在自由派资产阶级歹毒的帝国主义意志背后没有力量，因为得不到工人群众的支持。俄国革命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它的真实面貌，即它不仅与反动的贵族王朝势不两立，而且与自由派帝国主义也势不两立。
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和创立依靠真正人民的革命工人政府将给霍亨索伦王朝带来致命的一击，因为它将强有力地推动德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1905年俄国第一场革命引发了亚洲——波斯、土耳其和中国——革命，第二场俄国革命将成为欧洲强大的社会革命斗争的起点。只有这场斗争才能给鲜血横流的欧洲带来真正的和平。
不，俄国无产阶级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套在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战车上。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上，坚定的国际主义口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
打倒帝国主义掠夺者！
革命工人政府万岁！
和平和各民族兄弟般的友谊万岁！
《新世界》第941期，
1917年3月20（7）日 |
不断加剧的冲突——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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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剧的冲突
——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在以城市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力量与暂时当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革命之间爆发公开的冲突，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当然，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倒霉的庸俗社会主义者起劲地为全民族的统一远比阶级分裂优越的题目搜罗可怜的词句。但任何时候也没有任何人用这样的咒语成功地排除过社会矛盾，停止革命斗争的自然发展。
我们对正在展开的事件的内在历史的了解，仅仅是通过官方电讯流露出的只言片语和暗示。然而现在就可以指出两点，它们将越来越剧烈地把革命无产阶级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对立起来。
国家形式的问题已经引发第一个冲突。俄国自由派需要君主制。我们观察到，在所有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中个人权力极度增长。英国国王、法国总统和最近的美国总统把绝大部分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掠夺世界、秘密条约、公然出卖的政策要求不受议会监督和由频频更换部长所导致的方针改变来保障。另一方面，君主专制为有产阶级创造了与有革命情绪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更牢固的基础。
在俄国，这些原因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起作用。俄国资产阶级认为不可能拒绝给人民普选权，因为它知道，这样的拒绝会立刻导致最广大的群众反对临时政府，并马上使无产阶级中最新的、坚决的一翼在革命运动中占上风。甚至连皇储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都明白，登基只能通过“普遍、平等、直接的不记名选举权”。对资产阶级来说，更重要的是提前造成君主制与劳动群众深刻的社会主义要求之间的平衡。在形式和口头上，资产阶级同意让未来的立宪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但实质上，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临时政府再加上它的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内阁[1]把召开立宪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都变成争取君主制反对共和国的斗争。立宪会议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谁和怎样召开它。因而，革命的无产阶级现在就应该立即把自己的革命机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构对立起来。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把站起来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应该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只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有意志和能力在筹备立宪会议期间对国家进行激进的清洗，彻底改造军队，把它变成革命的民警，用事实对底层农民证明，只有支持革命的工人制度，他们才能获救。在这样的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立宪会议，将能真正地反映国家的革命创造力，它本身将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的武器。
第二个问题是应该把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与自由派-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这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新世界》第940期，
1917年3月19（6）日
[1]指的是以罗将柯为主席的杜马委员会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对这二者的称呼依据的是从彼得格勒发来的最初的、极其混乱的美国电讯。 |
两个面貌——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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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面貌
——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进一步观察正在发生的一切。
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了，据某些报导，他甚至已经被监禁。最著名的黑色百人团的人物已经被捕，某些民愤极大的已经被打死，新内阁由十月党[1]人、自由派[2]人士和激进分子克伦斯基[3]构成。宣布了大赦令。
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重大的事实。这是整个外部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事实。在这些政府上层变化的基础上，欧洲和美国资产阶级评价事件的意义，宣称革命已经胜利，走向尾声。
沙皇和他的黑色百人团只是为保持政权而斗争。战争、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计划、“盟友”的利益，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他们准备在任何时刻与霍亨索伦王朝[4]和哈布斯堡王朝[5]媾和，以便腾出最忠实的团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
杜马中的进步联盟不信任沙皇和他的大臣们。这个联盟由俄国各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这个联盟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获得胜利；二是在国内进行改革：更加制度化、更多的监督、更多的知情权。俄国资产阶级需要胜利是为了夺取市场，夺取土地和发财。俄国资产阶级需要改革首先是为了胜利。
但进步的帝国主义联盟希望的是和平的改革。自由派企图通过杜马对君主制施加压力，通过英法政府的协作来控制它。他们不希望革命。他们知道，革命将把工人力量推上前台，意味着对他们的统治的威胁，首先是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的威胁。城乡以及军队本身中的劳动群众希望和平。自由派知道这点。因此他们始终是革命的敌人。几个月前，米留可夫在杜马声明：“如果为了胜利需要革命的话，我就放弃胜利。”
但是，自由派现在由于革命已经登上了权力的宝座。资产阶级报纸除了这个事实外什么也看不见。现在，米留可夫以新外交部长的身份宣布，革命是在战胜外国敌人的名义下进行的，新政府将承担起把战争进行到底的责任，纽约交易所也正是这样看待俄国革命的：自由派已经掌权，应该需要更多的弹药。
在交易所中有聪明人，在资产阶级报人中也一样。但只要事情涉及到群众运动，所有这些人就都以愚钝而著称。他们以为米留可夫领导革命，就像他们领导着银行或报社一样。他们看到的只是正在展开的事件的自由派政府的反映，历史潮流表面上的泡沫。
在战争已经进行了32个月之后，群众长期压抑的不满如此之晚才喷发出来，并不是因为在群众面前立着已经摇摇欲坠警察的堤坝，而是因为自由派的机构、机关报和它们的社会护国主义的走狗对觉悟最低的工人阶层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他们相信“护国的”纪律和秩序是必须的。在最后时刻，当饥饿的妇女已经走上街头，工人准备用总罢工来支持她们时，据电讯报导，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呼吁和规劝阻止事件的发展，就像狄更斯的那个想用地板刷来阻挡海水涨潮的女主人公一样。
但运动是从底层的工人区展开的。军队经过几小时和几天的犹豫不决、相互射击、冲突后，它站到了下层起义的一边，这一过程从士兵中最优秀的部分开始。旧政权已经软弱无力、瘫痪，被消灭了。黑色百人团、官僚们像蟑螂一样藏到了角落里。
这时才轮到杜马出场。沙皇曾企图在最后时刻解散它。如果它有可能解散的话，它就会像前几年一样地驯顺地解散了。但统治两个首都的已经是革命群众，就是它违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愿走上街头进行斗争。军队站在人民的一边。如果资产阶级没有尝试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话，革命政府将从起义的工人群众中产生。第三届杜马从来没有下决心从沙皇手中夺取政权。但它不能不利用已经形成的空位期：君主制已经从大地上消失，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
在这种情况下，罗将柯们很可能企图钻进门缝里，甚至肯定会这么做。但英国、法国大使居高临下地监视着他们。“盟友”无疑介入了临时政府的建立。站在尼古拉二世的单独媾和工人群众的革命和平的危险之间，同盟国政府认为，唯一的拯救在于把政权转交到帝国主义进步集团手中。俄国资产阶级现在在金融方面十分依赖伦敦，英国使者的“建议”在它听来就是命令。违背自己已往的历史、违背自己的政策、违背自己的意愿，自由派资产阶级掌了权。
现在米留可夫说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些话从他的喉咙里说出来并不容易：他知道，它们肯定会激起人民群众对新政权的愤怒。但为了伦敦、巴黎和……美国的交易所，米留可夫必须这么说。很可能，米留可夫好战的宣言用电报发往国外，却对自己的国家隐瞒。因为米留可夫清楚地知道，他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能进行战争，粉碎德国，肢解奥地利，夺取君士坦丁堡和波兰。用勤
群众为要求面包和和平而起义。几个自由派分子当政不能填饱群众饥饿的肚子，也不能治好任何人的伤口。为了满足人民最强烈、最紧迫的需求，需要和平。但是，自由派帝国主义集团对和平连提都不敢提。首先是由于盟国，其次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在人民面前要为战争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米留可夫们和古契柯夫[6]们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佞党一起使国家卷入了这场可怕的帝国主义冒险。停止这场不幸的战争，回到破木盆前，[7]会导致在人民面前进行清算。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对消灭战争的恐惧不亚于他们对革命的恐惧。
他们就是这样坐在权力的宝座上：不得不进行战争，不能指望胜利，他们害怕人民，人民不相信他们。
“……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8]
在伟大导师的这几句话中，描绘出完整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画像，在我们的三月革命后掌权的它就是这样站在我们的面前。“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眼睛，没有牙齿”，这就是它的政治面貌。
对俄国和欧洲幸运的是，俄国革命有另一个真正的面貌：电讯报导说，工人委员会与临时政府对抗，它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抗议自由派窃取革命果实，把人民出卖给君主专制的企图。
如果革命现在就停住脚步，像自由派所要求的那样，明天沙皇贵族官僚的反动将聚集自己的力量，把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从他们那并不牢固的部的战壕中打出去，就像普鲁士的反革命当初把所有普鲁士自由派代表抛出去一样。但俄国革命没有止步。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它将横扫挡在它前面道路上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就像它今天横扫沙皇反动派一样。
《新世界》第938期，
1917年3月17（4）日
[1]十月党即“十月十七日同盟”，1905-1917年俄国大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因1905年10月17日的诏书而得名。这份诏书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要求。领导人有А.И.古契柯夫、М.В.罗将柯等。出版的机关刊物有《言论报》和《莫斯科呼声报》。在国家杜马中先后与立宪民主党和保皇派联合。十月革命后成为内战的组织者，并参加白卫军政府。——译注
[2]指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就其社会纲领和实践与西欧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一致。
[3]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ëдоровичКеренский，1882-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律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劳动派领袖。191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临时政府中先后任司法部长（3-5月）、陆海军部长（5-9月），7月8日起任总理，8月30日起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组织反苏维埃暴乱。后逃亡国外。——译注
[4]霍亨索伦王朝1415-1701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统治德意志帝国。主要代表人物有腓特烈威廉、腓特烈二世、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译注
[5]哈布斯堡王朝系奥地利历史上的王朝（1282年起为公爵，1453年起为大公，1804年起为奥地利皇帝）。1526年吞并捷克、匈牙利和其他地方，成为疆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1867-1918年称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438-1806年，不包括1742-1745年），也是西班牙国王（1516-1700年）。主要代表人物有：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西班牙）、玛丽亚.特雷西亚、约瑟夫二世和弗兰兹.约瑟夫一世。——译注
[6]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учков，1862-1936）俄国资本家，十月党人领袖，第三届杜马代表，1910年起任主席。1915-1917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7]比喻一无所获，引用的是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结尾部分，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最后失去了已经得到的一切，重返她的家中，那里只有一只破木盆。——译注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6卷第126-127页，人民出版社版。 |
俄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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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
俄国现在发生的事将作为它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永远载入史册。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谈起这些日子时，将把它们作为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俄国无产阶级起义反对最罪恶的制度，反对最让人蔑视的政府。彼得格勒的人民挺身而出反对最可耻和最血腥的战争。首都的军队站在造反和自由的旗帜下。沙皇的大臣们被逮捕。罗曼诺夫王朝的大臣们是旧俄国的统治者，是全俄国专制制度的组织者，如今被人民关进了过去只对人民战士敞开它那包铁的大门的监狱中。仅这一个事实就对事件、它的规模和力量做出了真正的评价。革命岩浆喷涌奔腾，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阻挡它。
电报传来消息，现在当政的是杜马中的多数组成的临时政府，[1]其主席是罗将柯。[2]这个临时政府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它没有走向革命，没有唤起它，也没有领导它。罗将柯和米留可夫[3]被革命涨潮的第一个巨浪抬上了权力的宝座。他们最害怕的是被浪呛着。占据了被转入单人牢房的大臣们留下的尚有余温的宝座，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准备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这也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想法和希望。然而革命才刚刚开始。它的动力不是那些选择了罗将柯和米留可夫的人。革命将不是在6月3日杜马[4]的执行委员会中找到自己的领导。
挨饿的孩子们的饥饿的母亲愤怒地对宫殿的窗口举起了瘦骨嶙嶙的手。这些普通妇女的诅咒就像革命大鼓敲出的声音。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彼得格勒工人发出警报；数十万人离开工厂走上城市的街头，它们已经知道什么是街垒。这就是革命力量之所在！总罢工震撼了首都的强大机构，瘫痪了国家政权，把沙皇赶进了他的一个镀金的巢穴中。这就是革命的道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全俄军队中最受信任的部队，它响应起义群众的号召，使人民最初的重大胜利成为可能。革命事件的最终决定权属于革命军队！
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消息是不完全的。曾经有过斗争，专制制度的大臣不是未经战斗就退场的。瑞典的电报报导了炸毁的桥梁和街道上的冲突，外省城市中的暴动。有其自己的恩格尔哈特上校、书刊检察官格隆斯基们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便“恢复秩序”。这是它自己的话。临时政府的第一份宣言呼吁公民平静，从事和平活动。似乎人民的清洗工作已经完成，似乎革命的铁扫帚已经彻底清除了数百年来在罗曼诺夫王朝周围积聚的反革命污秽似的！
不，罗将柯们和米留可夫们谈秩序还太早，动荡的罗斯明天还不会出现平静。现在在全俄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广袤土地上，国家中所有遭受沙皇制度和统治阶级压迫的、被掠夺一空的一贫如洗者，将一个阶层接一个阶层地站起来。彼得格勒事件只不过是开始。
领导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无产阶级将完成自己的历史工作：它将把君主专制和贵族反革命赶出它们的避难所，把自己的手伸给德国和欧洲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因为需要消灭的不仅是沙皇专制制度，还有战争。
革命的第二个浪潮将卷过一心想恢复秩序和与专制制度妥协的罗将柯们和米留可夫们的头顶。从革命的核心中将推出自己的政权——走向胜利的人民的革命机构。主要的战斗和主要的牺牲还在前面。只有在此之后，全面的真正的胜利才能到来。
从伦敦传来的最新电讯说，沙皇尼古拉决定逊位，把它传给自己的儿子。自由派想用这种勾当拯救专制王朝。太晚了！太晚了！罪孽太深重，苦难太可怕，人民已经怒火万丈。
太晚了，君主专制的奴仆！太晚了，自由派的灭火者！革命的岩浆已经沸腾，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阻挡它。
《新世界》第937期，
1917年3月16（3）日
[1]美国报纸电讯将杜马临时委员会与临时政府混为一谈。
[2]罗将柯（Михаил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Родзянко，1859-1924）十月党的领袖之一，大地主。1911-1917年任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1917年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后逃往国外。著有《帝国覆灭记》。——译注
[3]米留可夫（ПавелНиколаевичМилюков，1859-1943）俄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言论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1917年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著有18-19世纪俄国史、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方面的著作。——译注
[4]这里指的是第四届国家杜马，它的多数由完全支持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君主专制分子和十月党人构成。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结束，是专制制度暂时胜利的事实的表现，也是革命失败的信号。 |
在革命的门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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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革命的门槛上
彼得格勒的大街重新说起了1905年的语言。因为在那时，在俄日战争中，工人要求面包、和平和自由。像那时一样，电车停驶、报纸停刊。工人把车胎放了气，扔下了机床，走到了街上。政府出动了它的哥萨克。与1905年一样，在首都的大街上只能看见这两种力量：革命工人和沙皇的军队。
运动是由于没有面包而爆发的。这当然不是偶然原因。在所有交战国中，缺乏食品储备是人民群众不满和愤怒的最直接和最尖锐的原因。战争的全部疯狂被它从这个角度最清晰地揭示出来：不能生产生活物资，因为必须制造杀人武器。
然而，半官方的英俄通讯社企图把全部事情归结为暂时缺少面包和大雪封路，这是采用最荒谬的、在危险临近时把头藏在沙子里的驼鸟的政策。由于大雪封路而暂时妨碍生活物资运抵，工人是不会离开工厂、电车和印刷厂的，也不会走上街头与哥萨克对峙的。
人的记性不好，许多人——甚至在我们的人中——已经忘记了，俄国是在强大的革命骚动中投入今天的战争的。在1908-1911年沉重的反革命恐怖后，在两三年的工业振兴期间内，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治好了自己的伤口，1912年4月列那河枪毙罢工工人又重新激起了俄国工人群众的革命激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战前最后一年，经济、政治罢工的浪潮达到了1905年才有的猛烈程度。1914年夏天，当法国总统彭加勒[1]来到彼得格勒时（可以假定是为了与沙皇谈判如何拯救弱小民族），俄国无产阶级正处于革命情绪十分高涨状态中，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得以亲眼目睹其沙皇朋友的首都出现的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头几个街垒。
战争打断了不断高涨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重演了10年前俄日战争时的那一幕。1903年波涛汹涌的罢工运动后，在战争的第一年（1904年）间，我们看到国内政治几乎完全停滞：彼得堡的工人群众为了了解战争和带着自己的要求和抗议走上街头，那时需要12个月的时间。发生了1905年1月9日事件，[2]应该说，我们的第一场革命从那时正式开始。
今天的战争规模比俄日战争要大得多。为“保卫祖国”动员了数百万士兵，沙皇政府不仅打乱了无产阶级队伍，还给它的进步阶层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新问题。战争因何爆发？无产阶级应该承担“保卫祖国”的任务吗？工人阶级在战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与此同时，沙皇体制和与它拴在一起的贵族、资本家上层在战时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因其无限的贪婪而盲目、因其无能而瘫痪的罪恶的掠夺者的面貌。统治集团的掠夺胃口随着它在人民面前暴露出它完全无能应对战争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战争、工业和粮食任务而增长。与此同时，群众的灾难——战争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再加上犯罪的“拉斯普京[3]”的沙皇制度的无政府状态——却在积累、增长、激化。
在以前可能连革命宣传的一个词都没有听到过的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在战争事件的影响下积累起对统治者的深仇大恨。同时，在工人阶级先进的阶层中完成着对新事件的批判了解过程。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已经从国际最有影响的部分的民族主义堕落带给他们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它明白了，新时代不是召唤我们缓和而是加强阶级斗争。彼得堡和莫斯科今天的事件，就是整个这个酝酿工作的结果。
上面是涣散、声誉扫地、七零八落的政府，摇摇欲坠的军队，有产阶级的不满、不信任和恐惧，人民底层中的深深的仇恨，在事件的烈火中得到锻炼的人数大大增长的无产阶级，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权说，我们是第二次俄国革命的见证人。我们希望，我们中的许多人将是它的参加者。
《新世界》第934期，
1917年3月13日（2月27日）[4]
[1]彭加勒（RaymondPoicaré，18560-1934）1913-1920年1月任法国总统，1912-1913年1月、1922-1924年和1926-1929年任法国总理，多次任部长。他奉行反动的军国主义政策，因此得到“彭加勒即战争”的绰号。在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2]又称流血星期日，指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枪杀向沙皇和平请愿的彼得堡工人（14万余人），有1000多工人被打死，2000人受伤。这一事件导致1905年革命爆发。——译注
[3]拉斯普京（ГригорийЕфимовичРаспутин，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的宠信。托波尔斯克省农民出身，被视为“预言家”和“神医”，对沙皇、皇后及其亲信极有影响，干预国家事务，后被保皇派杀害。拉斯普京的擅权表明俄国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译注
[4]括弧内标的是俄历。下同，不另注——译注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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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当我党夺取了政权，我们预先知道我们将遇到的那些困难。国家在经济上已经被战争消耗殆尽。革命破坏了旧的行政机器，还没有来得及创造新的来取代它。三年的战争从国家的经济基层组织中抽调了数百万工人，使他们失掉了阶级本性，在心理上动摇了他们。巨大的军事工业在准备不足的经济基础上吞噬了人民的生命力，复员它有十分巨大的困难。经济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现象在全国泛滥。数百年来俄国农民一直被野蛮的土地纪律融合在一起，被来自上面的沙皇制度的铁的纪律所压抑。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前者，革命又破坏了后者。在心理上，革命意味着农民群众中人性的觉醒。这一觉醒的无政府形式是此前压迫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只有通过革命的无政府体现的内在逐渐地消除，才能着手建立在劳动者对生产监督基础上的新制度。
从另一方面，有产阶级，哪怕它已经失去了政权，也不想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的阵地。革命尖锐地提出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权的问题，即关系到剥削阶级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政治上，这意味着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残酷不断的内战。这又导致内战必然在劳动群众的运动中滋养无政府倾向。在工业、财经、运输、粮食崩溃的情况下，漫长的内战又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的道路上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然而，苏维埃政权有权充满信心地放眼未来。只有准确地查明国家的资源，只有合理地、即从一个全面的计划出发组织生产，即合理地、节约地分配所有产品，才能拯救国家。而这就是社会主义。或是彻底地落到殖民地的地步，或是社会主义的新生，这就是我国面临的抉择、
战争给所有资本主义世界埋下了地雷。我们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这里。帝国主义挤压我们的包围圈将被无产阶级革命所粉碎。我们对此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正如我们在几十年的地下斗争中，我们没有怀疑过沙皇制度必将垮台。
斗争，把队伍团结起来，建立劳动纪律和社会主义秩序，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投降，这就是我们的口令。历史对我们有利。欧洲和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早晚会不仅会拯救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库尔兰[1]和芬兰，而且会拯救受苦受难的全人类。
[1]库尔兰又称库尔泽梅，系拉脱维雅西部历史地区，古称库尔萨。13世纪被德国骑士占领，为立窝尼亚的一部分。1561年为库尔兰公国和皮尔滕领地，1795-1917年为俄罗斯帝国库尔兰省。——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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