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和平谈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和平谈判
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晚间会议上，通过了印在附件上的和平法令。那时，苏维埃政权在国家的重要部分刚刚建立，在国外，相信它的力量的人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法令，但很多人觉得这只是政治示威。妥协派逢人就说，我们的决议不会有任何实际结果，因为一方面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不承认我们，不想与我们对话，另一方面，我们的盟友将因我们进入单独媾和而对我们宣战。我们为全面民主和平而迈出的头几步，就是在这些预言的标志下完成的。法令是10月26日通过的，那时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已经兵临彼得格勒城下，而11月7日，我们通过电台对我们的盟友和敌人建议共同缔结和平条约。盟国政府通过其军事代表对那时的总司令杜鹤宁声明，在单独媾和谈判的道路上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引起最严重的后果。11月11日，我们以向所有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呼吁作为对这个抗议的答复，在这份呼吁中我们声明，决不允许我们的军队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指挥棒下流血。我们不理睬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在国际工人阶级的面前承担起和平政策的责任。我们首先履行了我们的原则性的许诺，公布了秘密条约，废除其中违背所有国家人民群众利益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我们的揭露来打击对方。但人民群众理解并承认我们。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份社会护国主义的报纸胆敢抗议工农政府彻底改变资产阶级外交的全部方法的事实，反对我们拒绝了它的卑鄙和可耻的勾结。我们为我们的外交提出的任务是教育各国人民群众，让他们睁开眼睛看清他们政府政策的实质，在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和仇恨中把他们团结起来。德国资产阶级报刊指责我们“拖延”谈判；但各国人民都如饥似渴地关注并倾听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对话，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以此为和平事业服务，这甚至得到了我们最正派的敌人的承认。首次如此清晰地提出了和平问题，任何幕后狡滑手段都不可能把它抹去。11月22日，我们签署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前线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我们再次向盟国提出建议，赞同我们，与我们一起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没有等来答复，虽然这一次盟友已经不再企图威胁我们了。和平谈判是在12月9日开始的，是在通过和平法令的一个半月之后，因此，卖身投靠、社会党叛徒的报刊说我们不想与盟友协商的指责是虚假的。在这一个半月中，我们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每一个措施，呼吁他们加入和平谈判。在法国、意大利、英国人民的面前，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为了把所有交战国引到和平谈判中来，我们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们被迫进行单独媾和的谈判的罪过不能落在我们的头上，而是落在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头上，也落在那些俄国政党的头上，它们一直预言俄国工农政府很快就要寿终正寝，劝盟国别把我们的和平倡议当真。无论如何，12月9日开始了和平谈判。我们的代表团提出了原则性的声明，它说明了10月26日（11月8日）法令中准确表达的全面民主和平的基础的性质。对方要求中断会议，而且根据屈尔曼的建议，工作的恢复一拖再拖。很清楚，四国联盟代表团在答复我方声明的措词上遇到了不小的麻烦。12月25日做出了答复。四国联盟外交官赞成民主和平——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不兼并不赔款——的公式。对我们来说十分清楚，这只是口是心非。但我们甚至不曾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口是心非，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据说的那样，口是心非是恶对善的应有的尊重。所以，德国帝国主义认为必须给予民主原则以这样的尊重，在我们的眼中证明了德国国内的形势相当严重……但是，如果总的来说，我们对屈尔曼和切尔宁先生们的的民主主义不抱幻想，因为我们相当了解德国和奥地利统治阶级的本性，但仍需要承认，我们仍没有想到几天后出现的那个深渊，它将德国帝国主义真正建议与冯.屈尔曼于12月25日对我们出示的从俄国革命那里抄袭来的那些公式截然分开。如此无耻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屈尔曼的答复使俄国工人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印象。它被解释为是同盟国帝国的统治阶级对德国工人群众的不满和不断增长的不耐烦害怕的结果。12月28日，在彼得格勒为民主和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士兵示威游行。[1]第二天早晨，我们的代表团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返回，给我们带来了冯.屈尔曼以同盟国帝国的名义对我们提出的掠夺性的要求，作为对自己的“民主”公式的解释。乍一看，可能觉得不可理解，德国外交到底指望的是什么，它提出自己的民主公式，只是为了在后来，在2-3天后表现出它的豺狼胃口。围绕着民主公式展开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屈尔曼本人倡议那些理论争论则不那么冒险。在这条道路上，同盟国的外交不可能获得很大的荣誉，这应该首先对它自己来说是早就清楚的。但屈尔曼外交行动的秘密在于这位先生真诚地相信我们准备与他演奏四手联弹。他的相关推理大致是这样：和平对俄国来说是必须的。布尔什维克由于自己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才获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想维持它的政权。这对他们来说只有在签署和约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诚然，他们把自己与明确的民主和平纲领联系在一起。但为什么在世界上存在着外交官呢？不就是为了把黑的说成是白的吗？我们德国人为布尔什维克创造条件，用装饰性的公式来掩盖我们的掠夺。布尔什维克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挖掘事情的政治实质，或更确切地说，不在全世界的眼前揭穿欺骗性的公式的内容……换言之，屈尔曼希望与我们心照不宣：他把我们的好公式还给我们，我们不加抗议地让他为德国得到支配外省和人民的机会。这样，在德国工人的眼中，强占就得到了俄国革命的批准。当我们在辩论中表明，对我们来说，问题涉及的不是空话，不是幕后交易的遮掩，而是各国人民共处的民主原则。屈尔曼把这看成是对心照不宣的协议的恶意破坏。他无论如何不想离开12月25日公式的立场，依靠他的炉火纯青的官僚司法逻辑，力图在世人眼前表明，白与黑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我们的恶毒意愿使我们坚持这个区别。切尔宁伯爵是奥匈帝国的代表，在这些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人都不会称之为庄重和体面的。他受屈尔曼的委托拙笨地充当决斗助手，承担起在所有关键时刻发表更加激烈和更加无耻的声明的责任。霍夫曼将军给谈判带来了清新的调子。将军对屈尔曼的外交手腕没有太大的好感，他数次把他的军靴放在人们围坐四周进行复杂的法律辩论的桌子上。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正是霍夫曼将军的军靴才是这些谈判中唯一严肃的现实。
屈尔曼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是基辅拉达参加谈判。对当权的乌克兰市侩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欧洲资本家政府“承认”他们。最初，拉达把自己交给盟国帝国主义分子支配，从他们那里得到点零花钱，后来又把自己的代表派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旨在背着俄国人民求得奥德政府承认其国家的合法性。刚刚步入“国际”存在的道路，基辅外交就暴露出永远是巴尔干半岛微不足道的政客的视野和道德水平。屈尔曼和切尔宁先生当然不对谈判的新参加者的尊严抱任何幻想。但他们正确地考虑到，基辅代表团的加入会使游戏变得更复杂，这对他们有利。
基辅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曾把乌克兰界定为正在形成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这显然给同盟国的外交官造成了困难，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俄罗斯共和国变成新的巴尔干半岛。在其第二次出现时，拉达的代表们在奥德外交的授意下，声明乌克兰从今以后拒绝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共和国。
[1]尽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号召抵制示威游行，但仍有广大工厂工人和士兵群众参加了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还有奥地利和德国战俘。示威游行的口号是：“争取全面民主和平！争取国际劳动革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拥护第三国际！争取立即和平，争取全世界苏维埃政权！拥护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与怠工者进行无情的斗争！反对妥协分子和乌克兰拉达的叛徒，争取兄弟民族的解放和苏维埃拉达等”。 |
民主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民主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在阶级社会中，民主机构不仅不能消除阶级斗争，还给阶级利益提供极不完全的表达。供有产阶级支配的总有数十和数百种伪造、歪曲和强奸劳动人民群众意志的手段。在革命的条件下，民主机构是表现阶级斗争的更不完善的机关。马克思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由于为夺取政权的公然直接的斗争，劳动群众在短暂的时期内积累了许多政治经验，在自己的发展中，迅速地从一个台阶转到了另一个台阶上。国家越大，它的技术机关越不完善，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就越是赶不上这种演变。
立宪会议的多数赞成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根据议会机制，国家政权应该属于他们。但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在十月革命前的整个革命阶段中都曾有机会获得这个政权。但它规避政权，把它最大的一份交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正是因此，当立宪会议的人员构成正式责成它组建政府时，它在人民的最革命的部分中已经耗尽了其信用的最后残余。工人阶级以及和它一起的赤卫队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深刻敌对。军队的绝大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农村革命分子的好感分别给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2]在革命事件中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水兵，几乎一致追随我党。在10月中，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各个苏维埃已经把政权夺到了自己手中，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被迫从苏维埃中退出了。立宪会议推出的内阁能够依靠谁呢？支持他的是农村上层、知识分子、官员；在一定时间内，它可以从右边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这样的政府根本就没有政权的物质机关。在如彼得格勒这样的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它在头几步就会遇到坚决的抵抗。如果在这些条件下，苏维埃服从民主机构的形式逻辑，把政权交给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的党，这个声誉扫地、软弱无力的政权只能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一阵混乱，几个星期之后就会被新的起义推翻。苏维埃决定将这个过迟的历史试验降到最低，在立宪会议召开的当天就解散了它。
为此，我党遭到了最严厉的指责。解散立宪会议无疑给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集团造成了不好的印象。那里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必要行动中看到的是党的专横、小集团的刚愎自用。考茨基在一系列文章中以他固有的迂腐解释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任务和政治民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证明，遵守民主制的基础，最终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有利的。从总体来说，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考茨基把这个历史真理变成了教授的老生常谈。如果为对无产阶级最终有利而把它的阶级斗争甚至还有它的专政都纳入民主机构的框架之中，那这根本就不意味着永远会给它实现这种结合的机会。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绝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历史总是为无产阶级创造最“有利”的条件。现在很难预言，在革命后的第二或第三个月里召开立宪会议，革命将会怎样发展。很有可能，那时的领导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与立宪会议一起不仅在支持苏维埃的最积极的阶层的眼中、也在那些比较落后的民主群众眼中声誉扫地，后者把自己的希望不是和苏维埃、而是与立宪会议联系在一起。在这些条件下，解散立宪会议会导致新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左翼政党会成为多数。但发展走的是其他道路。立宪会议的选举是在革命后的第9个月进行的。在此时阶级斗争已经如此紧张，它以内在的压力冲破了形式民主的框架。无产阶级领导着军队和农民的下层。这些阶级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处在直接的残酷斗争中。而这个党由于民主选举的笨重的机制，在立宪会议上成了多数，反映的是10月前的革命时期。出现了在形式民主框架内解决不了的矛盾。只有搞不清阶级关系的革命逻辑的政治迂夫子，才能在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下对无产阶级进行庸俗的说教，说什么民主对阶级斗争事业的好处和优势。
历史更加具体和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就立宪会议的人员构成的多数来说，应该把政权交给切尔诺夫、克伦斯基、策列铁里集团。这个集团能够领导革命吗？它能够在作为革命的中流砥柱的阶级中得到支持吗？不能。革命的实际阶级内容与它的民主外壳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预先决定了立宪会议的命运。它的解散是唯一可行的外科手术式地摆脱矛盾的出路，这个矛盾不是我们，而是此前事件的整个发展造成的。
[1]在对候选人名单投的3600万张选票中，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2100万张，即占60%。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乌克兰和黑土地带、即在俄国农民最多的地区得票的百分比最高。少数民族的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穆斯林等）给社会革命党赢得了大量的选票。另一方面，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同一份候选人名单上，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投票的那部分中农和贫农，实际上把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反革命右派多数的候选人。
然而在城市里，社会革命党人不仅逊色于我党，还落后于城市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得到半数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只得到全部选票的1/6，在莫斯科得到了全部选票的1/4。
[2]除了罗马尼亚和高加索前线之外，绝大多数军队和舰队投布尔什维克的票。在决定性的前线（西部和北部），布尔什维克得票几乎比社会革命党人高三倍。在西部前线，布尔什维克得到65万张选票，而社会革命党人只得到18万张选票。至于舰队，波罗的海舰队一致投我党的票（12万张），在黑海舰队中，社会革命党人得票比布尔什维克略多。 |
立宪会议的命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立宪会议的命运
在科尔尼洛夫冒险之后，苏维埃执政党企图抹去其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怂恿，他们要求加快召开立宪会议。克伦斯基刚刚被苏维埃从他与其盟友科尔尼洛夫的过于紧密的拥抱中救了出来，不得不做出让步。预定于11月底召开立宪会议。但是，那时条件的形成方式使立宪会议的真正召开没有任何保证。前线出现了最深刻的崩溃，逃兵现象与日俱增，士兵群众威胁说，他们将整团整团、整军整军地抛弃战壕，开向后方，抢光自己道路上的一切。在农村发生了自发地抢夺土地和地主的农具。在几个县中宣布戒严。德国人继续进攻行动，占领了里加，威胁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右翼公然为威胁革命首都的危险而幸灾乐祸。一些政府机构从彼得格勒疏散，克伦斯基政府打算迁往莫斯科。所有这一切使得立宪会议的召开只能是一种猜测，但可能性极小。从这个观点来看，十月革命拯救了立宪会议，就像它拯救了革命一样。通向立宪会议的门不是通过策列铁里的预备议会，而是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我们当时说这话时，完全是真诚的。
但无休止地拖延立宪会议，并非没有给这个机构留下痕迹。在革命的头几天就宣布要召开的会议，经过了8-9个月的阶级和政党之间的残酷斗争之后才问世。它来的太迟了，因而不能扮演创造性的角色。一个事实决定了它的内在的站不住脚，当初它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在后来，它对立宪会议的命运有巨大的意义。在党员人数上，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社会革命党是主要政党。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它的模糊性和它的社会构成的复杂。革命必然会导致在民粹派的旗帜下行动的队伍的分化。左翼日益分离出去，带走了一部分工人和广大的贫农。这一翼成了社会革命党的中小资产阶级上层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派。但党的组织和传统的因循守旧阻碍了不可避免的分裂过程。众所周知，按比例选举的制度完全是建立在各党的名单上的。由于名单是在十月革命的两三个月前拟定的，而且没有修改，于是左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交替出现在同一个党的旗帜下。这样一来，在十月革命前夕，即在那个阶段，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左派依附布尔什维克，旨在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的内阁，旧名单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农民群众不得不根据名单投票，在这个名单上的头几行中有克伦斯基的名字，而在下面有参预反对克伦斯基阴谋的左派的名字。如果十月革命前的过去的几个月是群众不断左倾，工人、士兵和农民自发地涌向布尔什维克的时期，在社会革命党内，这个过程则表现为左翼在右翼削弱的基础上得到加强。然而在社会革命党的名单上，在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合时代彻底耗尽了自己的革命声誉的右翼老活动家却占了3/4。对此还要补充一个情况，这些选举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星期中举行的。关于变化的消息相对较慢地从首都扩散到外省，从城市扩散到农村。农民群众对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的事的了解在许多方面是极其模糊的。他们投票赞成“土地和自由”，给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站在民粹派旗帜下的土地委员会的自己的代表投票，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投解散了土地委员会和逮捕它们的成员的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的票。其结果是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政治上的怪事，解散立宪会议的两个政党之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那个成了立宪会议多数的党用的是同样的名单。事情的这个实际方面提供了十分清楚的概念，立宪会议在何等程度上落后于政治斗争和政党集团的发展。还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则方面。 |
内部摩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内部摩擦
此时，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在全国展开。在莫斯科的斗争具有极度持久和流血的性质。起义的领导人没有立即表现出进攻所必须的全部果断性的事实，可能不是最次要的原因。在内战中，胜利比在任何其他战争中更可能只靠果断和连续的进攻来保障。不能动摇，进行谈判是危险的，等待观望地在原地踏步是致命的。事情关系到手中从来没有掌过权的人民群众，他们总是处在其他阶级的压迫之下，因此他们最缺乏的就是政治自信。革命领导核心的动摇立即就会瓦解他们。只有在革命党坚定不移地朝自己的目的迈进的情况下，它才能帮助劳动人民克服数百年养成的奴隶的本能，引领工人群众走向胜利。只有在坚决进攻的道路上，才可能以最小的力量损失和牺牲取得胜利。
但全部困难就在于达到果断坚决的策略。群众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它没有当权的经验反映在领袖们的身上，而后者除此之外，还受到来自上面的资产阶级舆论的强大的压力。
自由派资产阶级满怀仇恨、咬牙切齿地接受了建立劳动群众统治的可能性的思想。它通过它掌握的无数机关报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感觉。知识分子追随它，虽然它在语言上激进，世界观的社会主义色彩，但在其意识的最深处，浸透了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和它的执政艺术的奴隶般的崇拜。整个这个“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急剧地向右转，它看待不断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就像是末日的开始。在“自由”职业代表的身后跟着官员、行政技术人员，所有这些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靠资产阶级餐桌上的残羹剩饭为生。这些阶层的反对主要是消极反抗，特别是在粉碎了士官生的暴乱之后，但它仍可能是不可克服的。他们在每一步上都拒绝协助我们。官员或是离开了部，或是留在那里，但拒绝工作。他们不交出工作和资金。电话局不给我们接线。电报局篡改或扣押我们的电报。我们找不到翻译、速记员，甚至都找不到誊写员。所有这一切不能不造成这样的气氛，我们自己的党的个别上层分子在其中也不由得产生怀疑，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如此抗拒之下，劳动群众能否建立起政府机关和维持政权？开始出现了必须妥协的声音。与谁？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但与它联合的经验已经把革命驱入可怕的泥潭。10月25日的起义是在联合政权的软弱的叛卖时期之后的自卫行动。只剩下了在所谓的革命民主派、即所有苏维埃政党的队伍中的联合。实质上，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10月25日的会议上，我们从一开始就建议的就是这种联合。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了，我们建议苏维埃代表大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右翼政党离开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他们是代表大会上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宗派。他们身后已经没有群众了，而那些由于惯性还在支持他们的阶层，也日益转到我们这边。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合不能扩大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们会把被政治怀疑主义和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偶像崇拜彻底侵蚀的分子带入这个政权的人员构成之中。新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它的纲领的激进，在它的行动的坚决性中。把自己与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集团联系起来，意味着束缚新政权的手脚，使它失去行动自由，以此在最短的时期内破坏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
我们右边最近的邻居是所谓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体来说，他们准备支持我们，但同时力图建立联合的社会主义政府。铁路工会的管理机构（所谓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邮局职员中央委员会、政府机构官员工会，所有这些组织都反对我们。在我们自己党的上层，出现了有利于无论如何必须和它们妥协的声音。但在什么基础上？所有上述机构都已经经历了从内部耗尽自己的阶段。它们与自己的底层人员的关系，几乎和旧的军队委员会与战壕里的士兵群众的关系一样。历史在上层与底层之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与这些已经耗尽自己的昨天的革命领导人建立无原则的联合，是注定要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地依靠底层，和他们一起克服上层的怠工的贵族野心。我们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继续没希望的妥协尝试。相反，我们的政策是让劳动者底层与那些支持克伦斯基制度的组织的所有代表相对立。这个不妥协的政策在我们党的上层引起了摩擦，甚至造成了某种分裂。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抗议新政权的严厉措施，坚持妥协的必要性。他们得到了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三位人民委员放弃了自己的全权，辞去了政府职务。党的某些其他活动家原则上与他们一致。[1]这在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圈子里造成了巨大印象：如果士官生和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不能战胜布尔什维克的话，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苏维埃政权应该因内部瓦解而灭亡……但是，群众根本没有发现这个分裂。他们一致支持人民委员会，不仅反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怠工者，也反对妥协者和怀疑分子。
[1]十月革命后的头两个星期，我党处在整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攻击之下。全部斗争都是在要求消灭布尔什维克恐怖和建立联合社会主义政府的口号下进行的。
这场斗争导致我党领导层的动摇、11月初，党的一些最高层的工作人员递交了辞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刊以毫不掩饰的喜悦迎接我党内部的这些分歧。它品味着这个分裂，百般称赞我们党内的“反对派”。例如《工人报》在其一篇题为《末日的开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布尔什维克阴谋胜利已经10天了，“胜利者”已经处在完全瓦解的状态之中。“人民委员”还没有来得及去一次“委托”给他们的部，就一个接一个地辞职；一批刚刚上任的人也离开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台柱子也抛弃了自己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联合国际主义者”也断然与布尔什维克决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所有像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他们一直在其中掩护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分子。众口一词地为自己逃离即将沉没的布尔什维克战舰辩解：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策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的毁灭，国家和革命的灭亡。
米柳亭、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禁卫军离开布尔什维主义的陛下列宁一世和托洛茨基一世，这不仅仅是昨天不忠诚顺从的仆人的个人背叛。而是布尔什维夺取政权想依靠的那些社会力量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布尔什维克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之间的裂痕——的征兆。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依靠“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刺刀，然而与他们决裂的布尔什维克力图依靠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运动，它要求和平、妥协和统一的民主阵线。
所有这些报刊都一致断言，党的反对派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成份。例如苏汉诺夫在《列宁公民的专政》一文中这样写道：
对国家工作多少有用的所有文化力量都离开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党的所有认真负责的领袖都离开了，官方承认他们是中央委员会的一直“反对起义”的个别人，这意味的正是对国家和革命做罪恶试验的政治冒险分子的孤立的开始。
我们在11月7日的《新生活报》上找到了类似的界定：
布尔什维克的脓疮在慢慢地、痛苦地消散。与工人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从不脱离他们的最清醒的人离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政府。留在“社会革命战舰”上的是狂人和教条主义者，他们是根据日内瓦侨民会议了解俄国的。和他们一起留在战舰上的还有冒险家，他们被战争的血腥和绝望所败坏过时的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革命的沉渣，他们亵渎工人运动，把神圣的社会主义旗帜践踏在泥泞中。脓疮消散得很慢，新的复杂化和毫无意义的、犯罪的内战的新的爆发日益威胁着我们。每一天都在撕裂着国家，越来越深地地把它推进无政府状态的深渊。每个小时都很珍贵。却没有和平，妥协也不能实现。
幸运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反革命分子的希望落空了。得到党的整个基层和广大工人士兵支持的中央委员会能够迅速地中止反对派反对党的致命活动。中央委员会的坚定路线导致一批支持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妥协的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政策是错误的。 |
克伦斯基冒险的失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克伦斯基冒险的失败
此时，电报把布尔什维克“冒险”已经被消灭，克伦斯基开进了彼得格勒，用他的铁手恢复秩序的消息传遍全国，并传到了国外。另一方面，在彼得格勒城内，资产阶级报刊受到克伦斯基部队近在咫尺的激励，写什么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已经彻底瓦解，装备着大量大炮的哥萨克的进攻势不可挡，还预言了斯莫尔尼宫的灭亡。像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没有建立起技术机关，缺乏能够领导军事行动的人。甚至是那些自愿地陪着自己的士兵来到阵地的军官，也都拒绝总指挥的职务。
在进一步的寻找中，我们选中了下面的结构。卫戍部队会议选举了5人委员会，把对与进攻彼得格勒的反革命部队作战的最高监督权委托给它。这个委员会后来与总司令部的穆拉维约夫上校达成协议，后者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是反对派，现在他主动请求为苏维埃政府服务。
10月30日寒冷的夜晚，我与穆拉维约夫一起乘汽车来到阵地上。沿途看到了连绵不断的运送粮草、弹药、大炮的车队。这一切都是各个工厂的工人们干的。一路上，赤卫队员建立的岗哨不止一次地拦住了我们的汽车，检验通行证。在十月革命的头几天里，城里的所有汽车都被征收，没有斯莫尔尼宫的证明，一辆汽车也不能在城市和首都郊区的街道上行驶。对赤卫队员的警惕性怎么称赞都不过份。他们手持步枪，围着一小堆篝火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些在雪地中围在篝火旁的年轻的武装工人的形象，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好的象征。
在阵地上架起了许多门大炮，炮弹也不缺。红村和皇村之间的决定性的冲突就在这天爆发了。在猛烈的炮战之后，哥萨克开始前进，但一碰到障碍，就匆匆后退。一直都在欺骗他们，对他们讲布尔什维克的残暴和兽行，他们想把俄罗斯出卖给德国皇帝。要他们相信，几乎彼得格勒整个卫戍部队像期盼救星一样急不可耐地盼望着他们的到来。首次认真的对抗就完全瓦解了他们的队伍，注定了克伦斯基整个事业的失败。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的撤退使我们有机会把皇村电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立即用电台播送了战胜克伦斯基部队的消息。[1]
后来，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告诉我们，德国电台根据上面的命令，没有接收这份电报。
由此可见，德国当局对十月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表现为担心这些事件在德国国内引起骚动。奥匈帝国接收了我们的部分电报，据我们所知，它成了欧洲所有其他部分得知下面事实的消息来源，即克伦斯基夺回政权的不幸的企图以可悲的失败而告终。
在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中出现了动摇。他们开始向彼得格勒派遣自己的侦察员，甚至还把自己的军官代表派往斯莫尔尼宫。他们在那里有机会确信，卫戍部队一致支持苏维埃政权，它维持的首都秩序一派井然。当哥萨克开始明白了在一千多个骑兵的帮助下夺取彼得格勒的企图的全部荒谬性时，他们的瓦解具有更加尖锐的性质，而对他们许诺的从前线来的增援根本就没来。
克拉斯诺夫的队伍退到加契纳，当我们在第二天攻到那里时，克拉斯诺夫的司令部实际上已经成了自己的哥萨克的俘虏。我们的加契纳卫戍部队占领了所有重要的阵地。哥萨克虽然没有被解除武装，但就其状态来说，完全没有继续反抗的能力了。他们只希望一点：就是尽快让他们回到顿河，至少让他们回前线去。
加契纳宫出现了一幅非同寻常的场面。在所有的入口处都加强了警卫。在大门口架着大炮，还有装甲车。在装饰着名贵图画的宫殿里面都是水兵、士兵和赤卫队员。在硬木桌子上堆放着军装、烟斗和沙丁鱼罐头。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司令部座落在一间屋子里。在地板上放着褥子、军帽和军大衣。陪伴我们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走进了司令部的房间，把步枪枪托往地上一蹾，拄着它宣布：“克拉斯诺夫将军，您和您的司令部被苏维埃政权逮捕了。”武装赤卫队员立即站在两扇门边。克伦斯基不在，他又逃跑了，就像上一次从冬宫逃脱一样。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其11月1日的书面供词中叙述了他逃跑的情况。我们全文引用这份有趣的文件。
1917年11月1日，19时。
今天15时左右，最高总司令（克伦斯基）命令我去见他。他十分激动、神经紧张。
他说：“将军，您出卖了我……您的哥萨克明确地说，他们要把我逮捕，交给水兵……”
我回答说：“对，都这么说，我知道，没有人同情您。”
“但军官们也这么说。”
“是，军官们对您特别不满。”
“我该怎么办？只好自杀。”
“如果您是一个正派人，您现在就打着白旗去彼得格勒，去军事革命委员会，您以政府首脑的身份去那里谈判。”
“是，将军，我会这么做的。”
“我给您派卫队，我还请求一位水兵和您一起去。”
“不，千万别要水兵。您知道，德边科在这里吗？”
“我不知道德边科是谁。”
“他是我的敌人。”
“那又有什么办法。既然您下了大赌注，就应该有个交待。”
“对，只是我在夜里走。”
“为什么？这是逃跑。您平静地、光明正大地乘车去，让所有人都看到，您没有逃跑。”
“行，一言为定。只是给我派一个可靠的护送队。”
“一言为定。”
我走了，叫来了顿河哥萨克第10团的卢斯科夫，命令他派8名哥萨克保卫最高总司令。
过了半小时，哥萨克来见我，说克伦斯基不见了，他跑了。我发了警报，命令寻找他，我认为他不可能跑出加特契纳，他就在这里，藏在了什么地方。
第3军司令、克拉斯诺夫少将
此事就这样结束了。
尽管如此，我们的对手并没有投降，也不同意承认政权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继续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前线上。一批前苏维埃政党领袖——切尔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戈茨等——去到前线，在那里与旧的军队委员会谈判，在杜鹤宁的大本营里开会，唆使他造反，据报纸报导，他们甚至企图在大本营里组织新内阁。所有这些都没有成功。旧的军队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全部意义，在前线为召开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进行着紧张的工作，这些会议的任务就是改选所有前线组织。在这些改选中，苏维埃政权处处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队伍从加契纳沿铁路向卢加和普斯科夫进发。克伦斯基召来的、或是个别将军派来的几列车突击队员和哥萨克从那里迎面而来。与其中的一辆列车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但派往彼得格勒的多数士兵一遇到苏维埃部队的代表，就声明他们受骗了，他们不会进行反工人士兵政权的斗争。
[1]将这份无线电报文本录在这里：
普尔科夫村、司令部来电、凌晨2点10分
10月30-31日之夜将载入史册。克伦斯基将反革命军队开往革命首都的企图遭到了决定性的回击。克伦斯基在撤退，我们在进攻。彼得格勒士兵、水兵和工人表明他们能够、也愿意手执武器确立工人民主的意志和政权。资产阶级力图孤立革命军队，克伦斯基企图用哥萨克的力量来粉碎它。但二者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工农民主统治的伟大思想把军队团结起来，锤炼了它的意志。整个国家从此都深信，苏维埃政权不是转瞬即逝的现象，而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统治的坚不可摧的事实。对克伦斯基的回击就是对地主、资产阶级、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回击。回击克伦斯基是肯定人民有和平自由地生活、土地、面包和政权的权利。普尔科夫部队以其英勇的打击巩固了工农革命事业。倒退回过去的路是没有的。前面还有战斗、障碍和牺牲。但道路是敞开的，胜利是有保障的。
革命俄国和苏维埃政权有权为在上校瓦尔登指挥下作战的自己的普尔科夫队伍感到骄傲。牺牲者永垂不朽！光荣属于革命战士、士兵和忠于人民的军官！
革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俄国万岁！
列·托洛茨基
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
1917年10月31日 |
克伦斯基进军彼得格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克伦斯基进军彼得格勒
苏维埃政权越是在彼得格勒站稳了脚跟，资产阶级就越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来自外部的军事帮助上。彼得格勒电报局、铁路电报、皇村电台从四面八方带来消息，说有几支巨大的力量向彼得格勒进发，旨在驯服暴乱者，建立秩序。资产阶级报纸报导说，克伦斯基跑到前线，他从那里带来了不计其数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我们与国家隔绝，电报局不愿意为我们服务。但是，每天都有数十乃至数百个受各自团队、师、军委托的士兵前来，众口一词地对我们说：“你们用不着害怕前线，整个前线都支持你们，只要你们下命令，我们今天就派一个师或一个军来帮助你们。”在军队中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底层支持我们，上层反对我们。军事技术机关掌握在这些上层的手中。数百万军队的各个部分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我们则与军队和整个国家隔绝。尽管这样，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和它的法令的消息还是不可遏止地传遍整个国家，鼓动地方苏维埃反对旧政权。
关于克伦斯基率领的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消息很快就得到证实，具有了更确定的轮廓。皇村向我们通报，运送哥萨克的军用列车经过卢加接近这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签名的号召书在彼得格勒散发，号召整个卫戍部队与几个小时后即将开进彼得格勒的政府军联合。[1]10月29日士官生的暴乱无疑与克伦斯基的行动有联系，但只是由于我方坚决行动的结果，他们过早地暴露了。给皇村卫戍部队下了命令：要求进攻的哥萨克部队承认苏维埃政权，否则就解除他们的武装。但是，皇村卫戍部队原来不能进行战斗，它既没有大炮，也没有领导人：军官们对苏维埃政权怀有敌意。哥萨克占领了全国最强大的皇村电台，继续前进。彼得戈夫、红村、加契纳的卫戍部队既没有表现出首创精神，也没有表现出果断性。
在彼得格勒几乎未流血的胜利之后，士兵们形成了这样的信心，事情今后将走同一条道路：只要派一个宣传鼓动员去哥萨克那里，对他们说清楚工人革命的目的，他们就会放下武器。通过讲话和结为兄弟，就制服了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暴乱。不经战斗，通过宣传鼓动和有计划地一个接一个地占领机构，就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皇村、红村和加契纳苏维埃的领导人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但在这里没有成功。并不坚决、也没有热情，但哥萨克还是继续前进。个别队伍开到加契纳、和红村，与当地数量不多的卫戍部队交火，有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开始时我们对克伦斯基队伍的人数没有概念。一些人说，克拉斯诺夫将军率领着一万人，另一些人断言说不超过一千人，最后，那些敌视我们的报纸用一俄寸长的字母报导，在皇村集中了两个军。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笼罩在着没有信心的气氛中：刚刚赢得了不流血的胜利，就不得不与数量不明的敌人进行胜负未卜的战斗。在卫戍部队会议上说的主要是必须派遣新的宣传鼓动员，向哥萨克呼吁：士兵们觉得哥萨克不可能拒绝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在自己的斗争中捍卫的观点。此时，哥萨克集团的先头部队已经兵临彼得格勒城下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主要战斗将在城市的街道上进行。
赤卫队员表现出极大的果敢。他们要求武器、弹药和指挥员。但军事机关中的一切都已经瘫痪、解体，部分是由于涣散，部分是由于恶意。军官们被解职，许多人跑了，步枪在一个地方，弹药在另一个地方。大炮的情况更糟。炮、炮架、炮弹都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得不摸索着找这些东西。在团队里既没有工兵工具，也没有战地电话。革命司令部企图自上而下地调整好这一切，但它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首先是军事技术人员的怠工。
那时我们决定直接求助于工人群众。我们对他们说，革命成果处于极度的危险中，拯救、巩固工人农民政权，取决于他们、他们的力量、首创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个求助几乎立即获得了巨大的实际成功。数千名工人走上与克伦斯基军队对垒的前线，在那里挖战壕。炮厂的工人装配了大炮，并从仓库里找到了炮弹，征用了马匹，把大炮运到了阵地上，把它们架起来，组织起军需部，获取汽油、马达、汽车，征用储备粮食、饲料，建起了医疗车队，总之，建立了我们徒劳地企图由革命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建立的整个战斗机关。
当在阵地上出现了几十门大炮时，我们士兵的情绪立刻就为之一振；在大炮的掩护下，他们准备回击哥萨克的进攻。水兵和赤卫队员守卫着头几条战线。政治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但与自己的团队真诚地联系在一起的几个军官随着自己的士兵来到阵地，并领导他们抗击哥萨克的行动。
[1]据本编辑部掌握的资料，似乎并没有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共同签署的号召书。有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分别下的命令。鉴于它们的历史意义，将这两个命令的本文录在下面：
一、对彼得格勒军区部队的命令
我，临时政府总理，俄罗斯共和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我声明，我率领忠于祖国的前线军队抵达这里。我命令因误会和迷误而依附祖国的叛徒和革命的背叛者匪帮的彼得格勒军区各部队立即回头，一刻都不延误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本命令在所有连队、兵营和骑兵连中宣读。
临时政府总理、最高总司令
А.Ф.克伦斯基
加契纳
1917年10月27日
二、克伦斯基致北方战线司令的电报
忠于政府的部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加特契纳。
喀琅施塔得的连队、谢苗诺夫团和伊兹马伊洛夫团以及水兵都无条件地放下武器，加入政府军。
我命令所有奉命出发的梯队迅速前进。
敌军接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撤退的命令。
克伦斯基
三、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命令
最高总司令任命我为集中在彼得格勒城下的部队的司令。
公民们、士兵们、英勇的顿河、库班、外贝加尔、乌苏里江、阿穆尔河和叶尼塞河的哥萨克，你们所有人都忠于自己士兵的誓言，你们发誓信守哥萨克的誓言，决不破坏，我号召你们把彼得格勒从无政府现象、暴力和饥饿中拯救出来，清除俄国洗刷不掉的耻辱，它是由德国皇帝的意志和金钱领导的一小撮愚昧的人抹上去的。你们在伟大3月事件时宣誓效忠的临时政府并没有被推翻，只是在暴力的胁迫下离开了自己的驻地，在忠于自己职责的前线军队的保卫下组成。哥萨克联盟委员会联合了所有哥萨克，它焕发着哥萨克精神，依靠全体俄国人民的意志，发誓为祖国服务，像他们的祖先在1612年可怕的大混乱时代一样，那时顿河人拯救了受到来自瑞典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威胁、备受内部混乱折磨的莫斯科。在基辅，哥萨克前线代表大会把权力夺到了自己的手中，和忠于职责的乌克兰人以及部队一起，完全服从临时政府。所有农民代表代表大会都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卖国贼打交道。战斗前线以无法形容的震惊和轻蔑看待敌人和强盗。他们的掠夺、杀戮和强奸，他们对待战败而不投降者的纯德国式的暴虐使整个俄国厌恶地离他们而去。公民们、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和英勇的哥萨克！立即派你们的代表来拜见我，使我能知道，谁是自由和祖国的叛徒，谁不是，以避免无辜者无故地流血。
集中在彼得格勒城下的俄罗斯共和国部队司令
克拉斯诺夫少将
代参谋长波波夫上校 |
10月29日士官生叛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10月29日士官生叛乱
士官学校和工程堡是反革命组织的据点，相当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储备都集中在那里，对革命政权机构的袭击也来自那里。
赤卫队员和水兵的队伍包围了士官学校，派几个使者去那里，建议交出武器。那里以射击为答复。围困者踏步不前，人群聚集在他们周围，战壕里射出的调皮的子弹往往误伤了行人。冲突久拖不决，这有使革命队伍士气涣散的危险。必须采取最果断的措施。解除士官生的武装的任务落在了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布拉贡拉沃夫准尉的身上。他紧紧地包围了士官学校，并调来了装甲车和大炮，对士官生下了最后通牒：投降，给他们10分钟的考虑时间。从窗口传来新的射击声作为答复。10分钟一到，布拉贡拉沃夫下令开炮。头几炮就把士官学校的围墙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士官生们投降了，虽然有不少人企图逃命，边逃边开枪。形成了总是伴随着内战的残酷。无疑，水兵残酷地对待个别士官生。资产阶级报刊后来指责水兵和苏维埃政权没有人性和兽性。它对一个事实讳莫如深：10月25-26日的革命几乎没有射击和牺牲，只是反革命阴谋、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把它的年轻一代投入反对工人、士兵和水兵的内战烈火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残忍和牺牲。10月29日在彼得格勒居民的情绪中造成了急剧的转折。事件具有了更加悲惨的性质。与此同时，我们的敌人明白了，事情要比他们想象得严重得多，苏维埃决不打算根据资本家的报纸和士官生的要求拱手交出它赢得的政权。
清除彼得格勒反革命策源地的工作紧张地进行。士官生几乎被逐个解除了武装，暴乱的参加者都被逮捕，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中，或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公然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乱的出版物被封闭。对某些其名字出现在被截获的秘令上的前苏维埃政党的领袖下了逮捕令。首都的军事反抗被彻底粉碎。
接下来的是长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与官员、技术人员、职员等的怠工的斗争。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工薪阶层，属于被剥削阶级，但就其生存条件和心理来说，他们依附于资产阶级社会。当这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国家时，他们忠诚地为国家和它的机构服务。当政权转到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手中时，他们继续为国家服务。在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中，他们带着他们的知识和技术素养留了下来，转向了联合政权。但当起义的工人、士兵、农民把剥削阶级的政党从国家的舵轮上抛开，企图把事务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时，官员、职员们执意坚决拒绝给予新政权以任何支持。越是往后，这种怠工就越是广泛地展开，它的组织者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滋养它的银行家和盟国使馆提供的资金。 |
新制度的头几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新制度的头几天
代表大会确认的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大量印刷，通过前线代表和来自农村的农民代表，通过我们派往外省和战壕的宣传鼓动员在全国广为散发。同时进行着组织和武装赤卫队的工作。它与旧的卫戍部队和水兵一起承担沉重的警戒工作。人民委员会掌握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机构，但处处遇到了中上层官员的消极反抗。前苏维埃政党竭尽全力在这个阶层中找到支柱，组织对新政权的怠工。我们的敌人坚信，这只是一个插曲，明后天或是过一个星期，苏维埃政权就会被推翻……在斯莫尔尼宫里出现了第一批外国领事和使馆工作人员，让他们来到这里的与其说是当前的业务需要，不如说是好奇。记者们带着自己的记录本和照像器材匆匆赶到这里。所有人都赶来看看新政权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都相信，再过一两天就看不见了。
在城里秩序井然。在这头几天中，水兵、士兵、赤卫队员保持着良好的纪律，维护着严厉的革命秩序的制度。
在敌人的营垒中开始担心，这个“插曲”别拖得太久，同时匆匆拼凑了对新政权进攻的第一个组织。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倡议的。在过去的那个阶段，他们不想也不敢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与自己的过渡的政治状态相应，他们满足于在联合政权中充当助手、批评者、善意的揭露者和资产阶级的保护者。在所有选举中，他们认真地把自由派资产阶级革出教门，而在政府中又同样认真地与它联合起来。在革命的头6个月中，由于这个政策的结果，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民群众和军队的信任，而现在则被十月起义的打击从国家机关中抛出。然而还在昨天，他们还自认为是局势的主人。被他们迫害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生活在非法状态中，像在沙皇制度下一样东躲西藏。今天，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而昨天的妥协派的部长们以及他们的合作者被抛到了一边，立即失去了对今后事件的发展的任何影响。他们不愿意也不能相信，这个新的急剧的转折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们希望、并迫使自己认为，这是偶然性，是误会，只消几句强有力的话和几篇揭露文章就可以消除。但是每过一个小时他们都会遇到更多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盲目的、真正疯狂的仇恨就是来源于此。
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当然不敢赴汤踏火。他们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往前推，后者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得到了在他们曾是半执政党时所缺乏的那种精力。在他们的机关报中散布最离奇可怕的流言和诽谤。以它们的名义散发的传单公然号召粉碎新政权。他们组织官员搞怠工，组织士官生进行军事进攻。
27-28日，我们继续收到军队委员会、市杜马、地方自治局、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铁路工会的领导机构）连续不断的威胁电报。涅瓦大街、首都资产阶级的要道变得越来越活跃。资产阶级青年走出了休眠状态，在报刊的唆使下，在涅瓦大街上展开了日益广泛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在资产阶级的帮助下，一群士官生解除了个别赤卫队员的武装。在更偏僻的街道上，一些赤卫队员和水兵被枪杀。一群士官生占领了电话局，并企图由此占领电报局和邮局；最后我们得到消息，有三辆装甲车落入了敌视我们的军事组织的手中。资产阶级分子明显地昂起了头。在报纸上预言，我们的日子没几天了。我们的人截获了几个秘令，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立了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战斗组织，其核心是所谓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它是由市杜马和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的。在这两个机构中，都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居主导地位。士官生、大学生和许多反革命军官都听这个委员会的调遣，他们企图在妥协者的背后给苏维埃以致命的一击。 |
建立人民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建立人民委员会
在彼得格勒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政权完全掌握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手中。我们颁布了头几项命令：废除死刑、改选军队委员会等。但马上发现，我们与外省隔绝了。铁路和邮局上层职员反对我们。军队委员会、杜马、地方自治局继续不停地给斯莫尔尼宫打措词严厉的电报，直接对我们宣战，许诺在短期内清除判逆者。我们的命令、电报和解释到达不了外省，因为彼得格勒电报局拒绝为我们服务。在首都孤立于整个国家的气氛中，令人不安的和可怕的流言很容易产生并广为流传。
苏维埃已经掌权，旧政府已经被捕，主宰彼得格勒大街的是武装的工人，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刊在对此确信无疑后，就掀起了真正无比疯狂的斗争；为反对军事革命委员会、它的领导人和它的委员们，它使用了所有谎言和诽谤。
26日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全俄代表大会、卫戍部队会议成员和大量的党员群众出席了这次会议。几乎在长达4个月的中断之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但在这个因获得的胜利而产生的喜悦中，掺杂着因国家如何回应变革，苏维埃能否维持政权而产生的担忧。
晚上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性的会议。列宁做了关于和平和土地的报告。经过短暂的辩论，它们均得到一致通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权——人民委员会。
我党中央委员会试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妥协。建议他们参加组建苏维埃政权。他们犹豫不决，推说据他们的观点，在苏维埃政党范围内，政权应该具有联合性质。但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断绝了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联系，认为必须与反苏维埃的政党联合。我们只能让左派社会革命党劝说自己的右派临居回到革命营垒中来；在他们从事这项徒劳无益的工作时，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完全让我党承担政权责任。人民委员的名单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在此无疑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变化过于剧烈，事实上，只要想一想，这个党的领袖昨天还处在刑法第108条——即叛国罪——的指控之下，就足够了。但没有别的选择。其他的苏维埃集团动摇推诿，宁愿采取观望的立场。最终，我们不再怀疑，只有我党能够建立革命政权。 |
决战之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决战之日
10月25日清晨，党的印刷所的两位男女工人来到斯莫尔尼宫，告之政府查封了我党的机关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份新报纸。当局的一批特务封闭了印刷厂。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撤销了命令，承担起保卫两份报纸的责任，“保卫社会主义言论自由，防止反革命破坏的光荣责任赋予英勇的沃隆斯基团。”[1]
从此以后，印刷厂一直没有间断地工作，报纸按规定时间出版。
政府仍在冬宫开会，但它已经成了自己的影子。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复存在。10月25日，冬宫逐渐被我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包围。下午1点，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克伦斯基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之前，政权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列宁在几天以前就离开了芬兰，隐藏在市郊的工人住宅里。25日傍晚，他秘密地来到斯莫尔尼宫。据报纸报导留给他的局面的印象，似乎我们正在与克伦斯基政府达成临时妥协。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大喊大叫迫近的起义，武装士兵走上街头，不可避免的导致血流成河的屠杀，现在它却没有发现事实上已经爆发的起义，把司令部与我们之间的谈判当真了。与此同时，在没有混乱，没有街头冲突，没有射击和流血的情况下，守纪律的士兵、水兵、赤卫队员的整齐的队伍根据斯莫尔尼宫三楼小房间来的准确的命令，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机构。
傍晚举行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唐恩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做报告。他发表了指责造反者、占领者、暴动者的讲话，企图用起义的必然失败来吓唬代表大会，它将在几天内被前线的力量所镇压。他的讲话没有说服力，在这个大厅里也不合时宜，这里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欣喜若狂地注视着彼得格勒起义的胜利的进程。
冬宫那时已经被包围，但还没有占领。时不时地从它的窗户里向围困者打枪，后者缓慢、小心地缩小着自己的包围圈。从彼得保罗要塞向冬宫发了两三炮。遥远的隆隆声传到了斯莫尔尼宫的墙边。马尔托夫无力、愤怒地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讲到内战，特别是包围冬宫，在其中的部长之中有孟什维克党的党员——啊，太可怕了！从战地前来通报战况的两个水兵上台反驳他。他们向揭露者提起6月18日的进攻，旧政权的整个背叛政策，对士兵恢复死刑，逮捕和捣毁革命组织，并发誓，不胜利，毋宁死。他们带来了我方在宫殿广场上最初的牺牲的消息。所有人都站了越来，就像是根据看不见的信号一般，一致唱起了《葬礼进行曲》，这种一致是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造成的，谁经历过这个时刻，是永远不会忘记它的。
会议中断了。不能在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战斗的回声和在冬宫宫墙边的枪击声中对建立政权的方式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这个政权本身的命运正是在那里实际决定的。但是，冬宫的夺取被拖延了，这是代表大会不太坚定的分子的动摇所致。右翼通过自己的演讲人预言我们很快就会灭亡。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从宫殿广场来的消息。过了一会儿，领导战斗行动的安东诺夫来了。大厅里鸦雀无声。冬宫已经被占领，克伦斯基逃跑了，其余的部长们已经被捕，并被押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十月革命的第一章结束了。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共才有60个人左右，即约占代表大会的1/10，他们抗议着离开会场。因为他们别无它计可施，只好把对今后的责任会推给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后者经历了动摇。过去把他们与切尔诺夫的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党的右翼彻底靠拢了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市民知识分子、农村的富裕阶层，在所有决定性的问题上都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携手反对我们。该党最革命的分子反映了最贫穷的农民群众的激进的社会要求，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它的党的向往。但是他们害怕割断把他们与旧党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当我们退出立宪议会时，他们拒绝追随我们，并警告我们别“冒险”。但起义使他们必须面临选择：赞成苏维埃或是反对苏维埃。他们不无犹豫地召集了自己的队伍，与我们站在了街垒的同一边。
[1]此处有误，在命令中说的不是沃伦斯基团，而是立陶宛团。 |
起义开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起义开始
克伦斯基政府急得团团乱转。从前线调回两个新的自行车营、一个高射炮部队，还企图抽调骑兵部队……自行车营的士兵在途中给彼得格勒苏维埃发了一封电报：“派我们开往彼得格勒，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请解释。”我们命令他们停止前进，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代表们来到这里，在苏维埃会议上声明，该营完全站在我们这边。这使人们欣喜若狂。命令这个营立即开进城。
前线来的代表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他们前来了解情况，搜集我们的文献，然后返回，在前线散布彼得格勒进行争取工农兵政权的斗争的消息。他们对我们说：“战壕支持你们。”已经4、5个月没有改选的旧军队委员会给我们发来了威胁的电报，它谁也恐吓不了：我们知道这些委员会脱离士兵群众，正如中央执行委员会脱离地方苏维埃一样。
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了驻所有火车站的委员。他们密切注视往来列车，特别是运送士兵的列车。与周边城市以及它们的卫戍部队建立了不间断的电话和汽车联系。所有追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城市承担起密切关注不让反革命部队、更确切地说是被政府蒙骗的部队开往首都的责任。火车站的下层职员和工人立即承认了我们的委员。24日，电话局发生了麻烦：停止给我们接线。电话局派驻了士官生，在他们的保护下，电话员成了苏维埃的反对派。这是未来的怠工的首次表现。军事革命委员会把一队士兵派到电话局，在入口处装上两门小炮。占领所有管理机构就这样开始了。一小队一小队的水兵和赤卫队员占领了电报局、邮局和其他机构。采取了占领国家银行的措施。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变成了堡垒。在它的顶楼上有20来挺机枪，是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产，但没有维修过，机枪手也被解散了。我们命令增援的机枪队进入斯莫尔尼宫。一大早，在斯莫尔尼宫长长的阴暗的走廊里，士兵们拖着自己的机枪轰隆隆地走过。还留在斯莫尔尼宫的少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门后探出他们困惑不解或吓坏了的面孔。
苏维埃每天都在斯莫尔尼宫开会，卫戍部队也一样。
在斯莫尔尼宫三层拐角处的一间小屋子里，军事革命委员会不断地在那里开会。部队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在兵营中的宣传鼓动、暴徒的行动、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会议、冬宫的情况、前苏维埃政党的意图，所有有关消息都集中在这里。消息提供者来自方方面面。来到这里的有工人、军官、扫院人、社会革命党的士官生、仆人、贵夫人们。许多人带来的纯属无稽之谈，另一些人则提供了严肃的和有价值的消息。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很清楚，退路是没有的。
24日傍晚，克伦斯基来到了预备议会上，要求赞成对布尔什维克采取镇压措施。[1]但预备议会处在可怜的惊慌失措和彻底瓦解的状态。立宪民主党人劝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接受信任决议，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给中派施加压力，中派动摇不定，“左”派推行的是议会反对派的政策。在几次会议、争论和动摇之后，通过了左翼的决议，在其中谴责苏维埃的暴动行动，但认为应该对该运动负责的是政府的反民主的政策。邮局每天都给我们送来几十封信，我们从中得知对我们的死刑判决、定时炸弹和将炸毁斯莫尔尼宫等等的消息。资产阶级报刊由于仇恨和害怕而发出野蛮的嚎叫。彻底忘掉了自己的《鹰之歌》[2]的高尔基继续在自己的《新生活报》上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近一个星期，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不再离开斯莫尔尼宫，在沙发上过夜，睡觉断断续续，不时被信使、侦察员、自行车兵、电报员、电话铃声吵醒。最令人担忧不安的是24日夜和25日凌晨。我们接到电话通知，说政府从帕甫洛夫斯克调来炮兵，从彼得戈夫调来准尉学校的全体士官生。克伦斯基把士官生、军官和女突击队员调到冬宫。我们在电话里命令，在所有通往彼得格勒的道路上布署可靠的军事阻击，派鼓动人员去对付政府召来的部队。如果语言不能阻止的话，就动用武器。所有谈话都在电话中公然进行，因而完全可以被政府特务听到。
委员们用电话通知我们，在彼得格勒所有岗位上，我们的朋友们都精神抖擞。部分奥拉宁鲍姆士官生仍趁夜色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我们用电话跟踪他们的下一步动向。斯莫尔尼宫的外部警戒得到加强，召来了新的连队。与卫戍部队的各个部分的联系畅通无阻。各团的警卫连彻夜不眠。各部分的代表日夜听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调遣。下达了坚决镇压黑色百人团宣传鼓动的命令，一旦发现街上有破坏活动，立即动用武器无情镇压。
在这个决定性的夜里，城市的所有最重要的地方都转到了我们的手中，几乎未遇到抵抗，没有战斗，没有牺牲。国家银行由政府的保卫部队和装甲车守卫。该建筑被我们的队伍团团包围，我们出其不意地缴获了装甲车，未开一枪，银行就转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手中。在涅瓦河上，在法俄工厂下面停泊着正在维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它的全体船员都是忘我忠于革命的水兵。当科尔尼洛夫于8月底威胁彼得格勒时，“阿芙乐尔号”的水兵奉命保卫政府。虽然他们那时就十分仇恨克伦斯基政府，但他们明白自己的职责——击退反革命的进攻，毫无异议地进入了战斗岗位。当危险过去后，就把他们撤了。现在，在10月起义中，他们太危险了。海军部命令“阿芙乐尔号”起锚驶离彼得格勒市。全体船员立即把此事通知了我们。我们撤销了命令，巡洋舰屹立在原地不动，随时准备为苏维埃政权动用自己的战斗力量。
[1]在克伦斯基逃离彼得格勒的前一天，他说：
无论这样做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临时政府来说并没有区别，但至少在这个讲坛上，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要把这个俄国政党这样的行动界定为出卖和背叛俄罗斯国家。
我与右派的观点一致。我建议立即开始相应的法庭调查（喧哗），建议进行相关的逮捕（极左翼喧哗）。他异乎寻常地大声喊：
“肃静，当国家由于有意无意的背叛而处于危险关头时，临时政府，我也包括在内，宁愿被打死，也不愿意让俄罗斯的生活、荣誉和独立受到威胁。”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恳求，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定信念：在这个时刻捍卫我们的新自由的临时政府，辉煌的未来在其面前展开的新政府将得到所有人的一致支持，只有那些从来不敢直面真理的人除外……
我受全权委托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声明：政府从来没有破坏过俄国公民利用自己的权利的自由。但在当前的时刻政府声明：那些敢对俄国人民的自由意志下手，同时威胁要为德国敞开战线的集团和政党、个人，应该立即坚决彻底地消灭。让彼得堡的居民知道，他们将看到一个果断的政权，也许在最后时刻，健全的思维、良知和荣誉在那些还具有这些的人的心中将取得胜利。
虽然讲话充满激情，但预备议会通过了左翼联盟提出的决议，它实际上表达了对克伦斯基的不信任：
1、近几天筹备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武装发动有引起内战的危险，为屠杀活动和动员黑色百人团力量创造有利条件，必将导致破坏立宪会议和新的战争灾难，革命在经济生活瘫痪和国家彻底瓦解的情况下革命的灭亡。
2、为上述鼓动成功奠定基础的，除了客观的战争条件外，还有迟迟不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因此首先必须立即决定将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管理，在对外政策上的坚决行动：建议盟国公布和平条件，开始和平谈判。
3、为与无政府现象以及大破坏活动的活跃表现进行斗争，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消灭它们，为此应在彼得格勒建立由市自治管理局和革命民主派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社会拯救委员会，它将在与临时政府保持联系的情况下行动。
[2]《鹰之歌》和《海燕之歌》一样，是歌颂革命者的散文诗。——译注 |
争取动摇的部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争取动摇的部队
在我们自己人之中的最谨慎的人转告说，还有一些部队不支持我们：哥萨克、骑兵团、谢苗诺夫团的士兵、自行车营的士兵。已经给这些部队任命了委员和宣传鼓动员。他们的汇报是完全令人满意白；炽热的气氛笼罩了所有的人和物，就连最保守的军人也失去了抗拒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总体倾向的可能性。我参加了被认为是克伦斯基政府支柱的谢苗诺夫团的露天集会。右翼最著名的演讲人也出现在那里。他们抓住卫戍部队保守的团队，就像抓住联合政权的最后一个支柱一样。什么也帮不了他们。团队的绝大多数支持我们，没让这些前部长们把话讲完。那些还反对苏维埃的口号的集团主要是由军官、后备军士官生和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所构成。工人和农民群众完全支持我们。分化沿着清晰的社会界线进行。
彼得格勒的核心军事基础是彼得保罗要塞。我们任命年轻的准尉为那里的司令。[1]他表明是最合适的人选，在几个小时内就控制了局面。要塞的合法当局退到一边观望。自行车营的士兵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靠分子，他们在7月里捣毁了我党在科舍辛斯卡娅私宅中的军事组织，并占领了它。23日下午2点左右，我乘车来到要塞。在院子里正在举行集会。右翼的演讲人极度谨慎和闪烁其辞，小心地回避克伦斯基的问题，此人的名字必然会引起士兵抗议和愤怒的喊声。他们听我们的话，跟我们走。4点，自行车营的士兵在隔壁的麾登马戏场召集全营会议。在演讲人中有军需将军波拉杰列夫。他讲话极其小心。官方和军官演讲人肆无忌惮地把工人政党说成是叛徒和德国皇帝雇佣的匪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司令部副官走到我跟前说：“您看，需要什么样的协议呢？”但已经太晚了。在辩论之后，全营中只有30人反对，其余的都赞成政权归苏维埃。
[1]此人是布拉贡拉沃夫。占领彼得保罗要塞对委员会有重大的意义。除此之外，它还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在彼得保罗要塞里集中着步枪仓库。长期以来，军事革命委员会为解决彼得保罗要塞的问题绞尽脑汁。他们否决了用武力解除要塞卫戍部队的武装的建议，它的情绪不稳定，采取了托洛茨基的建议，派委员会的代表去要塞，从思想上争取卫戍部队。托洛茨基和拉舍维奇来到彼得保罗要塞，受到了卫戍部队士兵的一致欢迎。在他们的讲话后，集会通过了自己准备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和服从革命委员会的决议。这次集会后，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可以自由出入彼得保罗要塞，成了后者的主人。 |
“彼得格勒苏维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彼得格勒苏维埃日”
这时，斯莫尔尼宫已经完全处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和我党的支配下。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的政治活动转到马林斯基宫，新生的预备议会将在那里度过自己的最后几天。克伦斯基在预备议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在资产阶级一翼的热烈的掌声中，他企图以虚张声势的威胁掩盖他的软弱。司令部做了最后的反抗尝试。它给卫戍部队的各个部分发邀请，让每个部分派两个代表来进行把部队调出首都的谈判。会议预定在10月22日下午1点召开。各团队立即向我们通报了这个邀请。我们于上午11点召开了卫戍部队电话会议。仍有部分代表去了司令部，但只是为了声明，没有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定，他们哪儿也不去。卫戍部队会议几乎一致确认了自己忠于军事革命委员会。反对只是来自于前苏维埃政党的军官代表，但在团队代表中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司令部的尝试只是更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的脚下有坚实的土壤。沃隆斯基团站在最前列，就是那个为平息布尔什维克，在7月4日夜间在自己乐队的伴奏下开进塔夫利达宫的团队。
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印刷设施把持在自己的手中。哪怕是得到这些出版物中的一份的尝试都没有任何结果。9月底，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创办独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报纸。但所有的印刷厂都有活，它们的老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抵制我们。决定举办“彼得格勒苏维埃日”，旨在进行广泛的宣传，并为创办报纸募集资金。这一天指定在两个星期后的22日，可能正好是在起义公然爆发之时。
敌对报刊言之凿凿地报导说，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将于10月22日在彼得格勒街头爆发。起义将会爆发，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怀疑。只是企图确定到底在什么时候。猜测、预言，力图以这种方式迫使我方予以驳斥或承认。但是苏维埃平静而充满信心地前进，根本不理睬资产阶级舆论的哀号。10月22日成为检阅无产阶级力量的日子。它在所有方面都进行得非常出色。虽然有来自右边的说什么彼得格勒街头将会血流成河的警告，人民群众仍涌向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集会。全部演讲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所有公共场所都挤满了人。集会不间断地连续几个小时地进行。我党的演讲人、前来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前线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集会上讲话。公共建筑被工人、士兵、水兵的浪潮所淹没。甚至在革命时期，这样的集会也不多。大多数小市民群众行动起来，资产阶级报刊的喊叫、警告和中伤没有吓坏他们，而是使他们激动不安。数万民众冲刷着民众文化宫，在走廊里来来去去，挤满了所有大厅。在铁制的小圆柱边人头攒动，像一串串葡萄似的。在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电流，它意味着革命的最关键的时刻。“打倒克伦斯基政府！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没有一个前苏维埃政党的人胆敢在这些庞大的人群面前发表反对意见。彼得格勒苏维埃独享统治权。战役实际上已经赢了。剩下的只是给幽灵似的政府以最后的军事打击。 |
涨潮的增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涨潮的增长
宣传鼓动与革命工作一起蓬勃地展开。这是在工厂、“麾登”和契尼泽利马戏场、俱乐部、兵营中不断的集会的时期。这些集会和会议的气氛充满了电流。每次提到起义都会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声。资产阶级报刊加深了普遍担心的情绪。我签发的让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给赤卫队发5000支步枪的命令，在资产阶级中引起无法形容的恐慌。到处说的和写的都是筹备中的大屠杀。这当然丝毫不能妨碍谢斯特罗茨克兵工厂的工人把武器发给赤卫队员。资产阶级报刊越是疯狂地诽谤和中伤我们，群众就更加热烈地响应我们的呼声。双方都越来越清楚，危机应该在近几天中解决。社会革命党人的刊物发出警报：“革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高尔基在其《新生活报》上每天都在预言整个文化日益临近的毁灭。[1]总之，随着严厉的工人专政制度的临近，社会主义色彩以惊人的速度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褪去。
然而，甚至是最落后团队的士兵都兴奋地迎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哥萨克部队和社会主义孟什维克的士官生派代表到我们这里。他们答应在公开的冲突中自己的部分至少保持中立。克伦斯基政府显然已经被架空了。
军区司令部与我们联系，建议和解。为了搞清敌人反抗的力量，我们与他们进行谈判。但司令部发神经，时而劝说，时而威胁，甚至声称我们的委员不算数，但这并没有在他们的工作上反映出来。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与司令部达成的协议任命上尉马列夫斯基为驻彼得格勒军区的总委员，它宽宏大量地表示同意承认我们的委员，但是在他们服从总委员的条件下。建议被否决，谈判破裂了。著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中间人来到我们这里，又是劝说，又是威胁，还预言了我们的灭亡和革命的灭亡。
[1]例如他在发表10月18日的《新生活报》上的文章《不能沉默》中写道：
10月20日发动武装起义的流言广为流传……我们（7月）看到过的无意义的血腥屠杀将再次重演，它在整个国家中破坏了革命的道德意义，动摇了它的文化涵义……
……莫非有这样的冒险家，他们看到无产阶级的自觉部分的革命精力衰退，想通过大量流血来激起这种精力？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应该驳斥关于发动的流言…… |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上面已经说过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下属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事，根据设想，它应该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对抗克伦斯基司令部的事实上的苏维埃司令部。死守教条的妥协政党的代表们教训我们说：“但是，存在两个司令部是不允许的。”我们反驳说：“但允许存在这种局面，即卫戍部队不信任官方司令部，担心从彼得格勒抽调士兵是新的反革命阴谋所授意的？”右派回答我们说：“建立第二个司令部意味着起义。你们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不仅仅是验证军事意图和军事当局的命令，而是准备和进行反对今天的政府的起义。”这个反驳是正确的。但正是因此，它谁也吓唬不了。苏维埃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意识到推翻联合政权的必要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越是详实可信地证明军事革命委员会将不可避免地变成起义的机关，彼得格勒苏维埃就越是准备支持新的战斗机关。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派驻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所有部分以及首都及其郊区的所有重要机构的委员。我们从各方面得到消息，政府、或更确切地说，是执政党在组织和武装自己的力量。从国家的和私人的武器仓库中拿出步枪、手枪、机枪、弹药来武装士官生、大学生和一般资产阶级青年。必须采取紧急预防措施。给所有武器仓库和商店任命委员。他们几乎未遇抵抗就控制了局面。诚然，仓库司令和所有者企图不承认他们，但只要一求助于士兵委员会或每个机构的职员，反抗立即就被粉碎。此后只根据我们的委员的命令发放武器。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团队以前有自己的委员，但他们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6月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是在暴露了布尔什维克不断增长的力量的6月18日的示威游行之后，妥协政党几乎已经完全消除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对革命首都中的事件的实际影响。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领导权集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手中。现在的任务是，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委员派到所有地方。这个任务在士兵群众的强有力的协助下完成了。在各个政党的演讲人都讲话的集会结束时，一个团队接一个团队声明，它将只承认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委员，没有它的决定就寸步难行。
在对这些委员的任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组织[1]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七月事件之前，它展开了积极的宣传鼓动工作。7月5日，克伦斯基调进彼得格勒的自行车营捣毁了了我党军事组织所在地克舍辛斯卡娅私宅。它的多数领导人和一般成员被逮捕，出版物被查封，印刷所被捣毁。这个组织只是逐渐地重建了自己的机关，这一次是秘密的。它只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吸纳了极少的一部分——总共只有几百人——为自己的成员。但在他们之中有不少坚决、忘我的忠于革命的士兵和年轻军官，主要是在7月在克伦斯基的监狱中被关押过的人。他们所有人都听命于军事革命委员会，都被安排在最重要的战斗岗位上。
正是我党的军事组织极其谨慎、甚至带有某种怀疑地对待十月和立即起义的思想，指出这点并非多余。组织的封闭性质、它的纯军事人员构成使它的领导人不由自主地倾向于过高地评价起义的纯技术和组织资源，从这个角度，我们无疑是软弱的。我们的力量在于群众的革命高潮和它愿意在我们的旗帜下战斗。
[1]布尔什维克战斗组织在二月革命后的第一天、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第二次合法会议上就产生了。3月7日，彼得格勒委员会确认并通过了在军队中展开工作的纲领和计划，为落实它们而选举了军事委员会，其成员有Н.И.波德沃伊斯基、А.Н.苏利莫夫、С.纳尔夫斯基同志。委员会不断补充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新同志和部分前线代表。在它的人员组成中有涅夫斯基、梅霍诺申、克雷连柯、泽瓦尔托夫斯基、拉斯柯尔尼柯夫等。
战斗组织面临的任务是掌握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军队，建立能够捍卫革命成果，保卫工人组织的武装力量。
4月19日之前的时间是在不断的宣传工作中度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土地等口号深入士兵群众的心中。揭露唆使士兵群众反对工人和工人组织的政策。创办士兵俱乐部。《真理报》培养最有觉悟的士兵，旨在使他们成为各级士兵领导人。4月15日出版了《士兵真理报》，发行量5万份，具有绝对的影响力。
4月16日举行士兵和水兵的示威游行，抗议资产阶级报刊对列宁的诽谤。4月19日举行了赤卫队的武装示威游行，示威得到部队的支持，抗议米留可夫确认俄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目的的4月18日照会。示威以和政府军队的武装冲突而告终。
军事组织在4、5月间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采取措施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组织全体工人士兵的示威游行。示威定在6月10日举行。此时召开的护国分子占3/4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出警报，指责我党搞阴谋，在布尔什维克的党团会议上，决定取消示威游行。军事组织费了好大劲才平息了一心要示威的群众。
6月18日的示威游行完全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进行的。
6月18日举行的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共有160人，代表着500个团队和2万6千个士兵部。代表会议确认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全部口号是士兵群众的口号。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流露出对积极地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急不可耐的期待。代表会议的领导者加强了与这种情绪的斗争，他们知道群众还没有作好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7月3-5日事件前，军事组织不得不发放号召书，声明它没有号召发动，要求检验那些以军事组织的名义鼓吹发动的所有人的证件。
发生了七月事件。杀戮、逮捕开始了。组织被破坏了。军事组织的工作人员在维堡区安顿下来，重新开始调整被破坏的联系。组织出版《士兵和工人报》。加强调整机关。组织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准备起义和通过区委员会加强赤卫队。重新开始建立全俄的联系，还有与作战部队的联系。
8月15日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它是军事组织发展的一个重大阶段。开始组建军队各部分和赤卫队支部的统一组织。8月25日，科尔尼洛夫将军把军队调往彼得格勒。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妥协派向布尔什维克求援。军事组织调动自己的各部分军队保卫彼得格勒，军事组织成员在前线竭尽全力，阻止科尔尼洛夫继续前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军事部建议与我党的军事组织共同工作。
在帕诺夫和大卢基，科尔尼洛夫的军队部分被击溃，部分转到了革命军队的一边。
此后成立了赤卫队教官学院，制定了培训教程，开始强化训练工人战斗队。赤卫队司令部就是这时建立的。军事组织在十月革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的领导者都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积极的工作人者。十月革命后，军事组织的后继者是1917年12月建立的组建红军的全俄委员会。 |
退出预备议会和前线的声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退出预备议会和前线的声音
在退出预备议会之前，根据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的政治统计，给我们大约500个席位，我们安排与一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会。他们拒绝追随我们，理由是他们还要在实践中对农民暴露预备议会是站不住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个领导人说：“我们认为有必要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想退出预备议会，现在就上街投入公开的斗争的话，我们是不会追随你们的。”资产阶级妥协派的刊物指责我们正是为了制造革命形势而力图破坏预备议会在我们预备议会。在党团会议上决定，我们不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独立行动。在预备议会的讲坛上宣读了我党的声明，解释我们为什么与这个机构破裂，该声明受到多数派各集团的无力的仇恨。在彼得格勒代表苏维埃中，绝大多数赞成我们退出预备议会，一小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领袖马尔托夫对我们解释说，退出共和国临时议会（这是这个不值得尊重的机构的正式名称），只有在我们打算立即转入公开进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问题在于，这正是我们所打算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检察官们曾指责我们力图制造革命形势，他们是对的。我们认为公开的起义和直接夺取政权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又像在七月事件时一样，刊物和被称为舆论的所有其他机关报都被动员起来反对我们。从7月的武库中拿出了科尔尼洛夫暴乱后被暂时放到那里的最令人厌恶的武器。真是徒劳！群众不可遏制地涌向我们，它的情绪一小时一小时地高涨。代表们从战壕里走来。他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说：“这个不能容忍的局面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士兵们命令我们对你们声明：如果到11月1日还不在和平问题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战壕将会空无一人，整个军队都将奔向后方。”这样的决定在前线泛滥。士兵们把自制的声明从一个部分传到另一个部分，声明号召在战壕里只留到下初雪为止。战壕的代表在苏维埃会议上大声疾呼：“你们忘了我们！如果你们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那我们就自己到这里来，用刺刀赶走我们的敌人，连你们也包括在内。”在几个星期内，对军队来说，彼得格勒苏维埃成了引力中心。在改变了它的领导方向，改选了它的主席团之后，它的决议使筋疲力尽、绝望的前线部队产生了希望：可以在布尔什维克建议的道路上实际上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那就是公布秘密条约，立即在所有前线上停火。“你们说政权应该归苏维埃，那就把它拿到你们的手中。你们担心前线不支持你们。抛开所有的怀疑，绝大多数士兵群众赞成你们。”
此时，在抽调卫戍部队问题上的冲突也进一步展开。几乎每天都召集连、团和指挥员委员会会议。我党独占的影响在卫戍部队中已经彻底确立。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处于极度惊慌失措的状态中。它时而试图与我们进入正常的关系中，时而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唆使，威胁要镇压我们。 |
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否会在这条道路上追随我们。这个集团处在形成过程中，而且这个过程发展得过于缓慢和犹豫。在革命初期，社会革命党在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党。农民、士兵甚至还有工人群众在投票中都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个党本身从来没有期望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表明，它有呛死在自己成功的波浪中的危险。除了纯资本家和地主集团以及有产资格分子，所有人和党派都投革命民粹派的党的票。这是符合革命开始阶段的情况的，那时阶级界线还没有暴露出来，那时对所谓的革命统一战线的追求能够在该党模糊的纲领中找到自己的表达，对害怕与农民脱离的工人，寻找土地和自由的农民，还有力图领导这二者的知识分子以及企图适应新制度的官员，它都能给予以栖身之所。
克伦斯基在沙皇时代是劳动派分子，在革命胜利后转到了社会革命党之中，随着克伦斯基在权力的台阶上不断上升，它的声望也开始提高。由于对军事部长的恭敬，并非总是精神性的，许多上校和将军都加入了不久前的恐怖分子的党。那时，经过革命考验的老社会革命党人就已经带着几分不安地看着不断增加的“3月”社会革命党人，就是那些只是在3月——即在革命已经推翻了旧制度，让革命民粹派成为政权的领袖——才展示自己的革命民粹派灵魂的人。这样一来，这个党不仅把革命发展的内部矛盾、还有农民群众的落后的偏见、知识分子阶层的多愁善感、动摇和钻营都纳入到自己的模糊的框架中。那时就已经十分清楚，这样的党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在思想方面，它从一开始就是软弱的。
政治领导角色属于孟什维克，他们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并从中获取了某些方法和习惯，使他们能在政治环境中定向，但仅限于“科学地”篡改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并在当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因此孟什维克这个资产阶级掌权的真正辩护士，在十月革命前就如此迅速地消耗了自己，几乎彻底消失。
社会革命党人也同样日益失去影响，先是在工人中，然后在士兵中，最后是在农村中。但他们在十月革命时，在党员人数上来说，仍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党。它的右翼以沙文主义精神最强的分子阿夫克森齐耶夫、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1]萨文柯夫等人为代表，彻底转入反革命阵营，与之对立，形成了力图保持与劳动群众联系的它的左翼。如果考虑这个事实，即作为内政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因擅自解决土地问题的罪名而逮捕由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农民土地委员会，这个党的内部“分歧”有多大，对我们来说就相当清楚了。
党的传统领袖切尔诺夫站在中间。他是有经验的作家，饱览社会主义文献，是派别斗争的老手，在党的生活集中在国外侨民集团中的那个时期，他始终是党的首脑。革命的第一个不苛求的浪潮把社会革命党抬到如此之高的高度，自然也抬高了切尔诺夫，但只是为了彻底暴露他的软弱无力，甚至在第一阶段的政治领导人、活动家之中也是如此。那些能保证切尔诺夫在国外民粹派小团体中优势的小手腕，在革命的天平上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他全神贯注于不做任何重要的决定，在所有关键时刻都采取回避、观望和等待的手段。在两翼分歧越来越深时，这样的策略在一定的时期内保证了他的中心地位。但长久维持党的统一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前恐怖分子萨文柯夫参预了科尔尼洛夫的阴谋，与反革命哥萨克军官集团处于感人的一致中，并准备粉碎其中不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作为对左翼的牺牲，中派开除了萨文柯夫，但不敢对克伦斯基下手。在预备议会中，该党暴露了极大的分歧：三个集团各行其是，虽然是在同一个党的旗帜下，而且没有一个集团确切地知道它想要什么。这个“党”在立宪会议中的形式上的统治权仅仅意味着政治衰败的继续。
[1]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Екатерин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1844-1934）俄国社会革命党组织者之一和领袖。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参加革命运动。1874-1896年被捕入狱，服苦役，被流放。参加1905-1907年革命。小资产阶级刊物称她为“俄国革命老太太”。1919年起为白俄侨民。——译注 |
民主议会和预备议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民主议会和预备议会
全俄民主会议衍生出来的民主议会继承了前者的全部软弱无力。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旧苏维埃政党为自己在这个议会中人为地制造了多数，但只是为了更清楚地暴露自己的政治衰竭。策列铁里在议会幕后与克伦斯基和“有产资格分子”——就是为了不用资产阶级这个“侮辱人的”名字而在苏维埃中开始用的称呼——的代表进行茫无头绪的谈判。策列铁里关于谈判进程和结果的报告有点像整个革命阶段的悼词。原来，无论是克伦斯基还是有产资格分子都不同意对半代议机构负责。另一方面，在立宪民主党之外，就找不到所谓的“干练的”社会活动家。机构的组织者只得在两方面投降。全俄民主会议就是为了消除不负责任的制度而召开的，而且会议正式投票否认了与立宪民主党的联合，就使投降变得更加无可辩驳。革命前召开的民主议会的几次会议都笼罩着紧张和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气氛。民主议会反映的不是革命运动的前进，而是落在革命后面的政党的瓦解。
还在全俄民主会议期间，在我们的党团中就提出了示威性地退出全俄民主会议和抵制全俄民主议会的问题。应该以行动向群众表明，妥协派把革命引入绝境。只有以革命方式才能进行创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需要把政权从那些人的手中夺过来，事实表明他们不能行善，越是往后，甚至连积极地作恶的能力都将丧失。我们的政治道路是通过动员苏维埃周围的力量，通过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起义道路，用它们来对抗通过人为拼凑的预备议会和靠不住的立宪会议。这只有通过在全体人民的睽睽众目之下与策列铁里和他的同志们建立的机构公然决裂，通过把工人阶级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集中到苏维埃机构上才能做到。因此我建议示威性地退出全俄民主会议，在工厂和团队进行革命宣传，反对歪曲革命意志，再次把它发展引入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轨道中的企图。我们几天后才收到的列宁的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在党的上层还能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动摇。七月事件在党的意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工人和士兵群众从7月的致命打击中恢复过来，要比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快得多，他们担心，群众新的过早的进攻会破坏革命。在全俄民主会议的党团中，我为自己的建议争取到了50票，79票反对，他们赞成参加全俄民主会议。但是，这个参加的企图很快就巩固了党的左翼。已经十分明显，通过迹近欺骗的联合，是不能摆脱软弱的市民民主派把革命驱入的绝境的，因为联合的任务是在在人民的底层中已经失去基础的妥协派的帮助下，保证有产资格分子今后对革命的领导权。那时，当充实了有产资格分子的民主议会变成了预备议会时，在我党内部已经为与这个机构决裂做好了准备。 |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引发的冲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引发的冲突
但在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发生了一个事件，它注定要在此后的政治斗争扮演重要的角色。10月初，苏维埃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的代表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报，大本营要求把2/3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调往前线。为什么？为保卫彼得格勒。不是立即抽调，但必须立即做准备。司令部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这个计划。我们警惕起来。8月末也从彼得格勒整体或部分地抽调了5个革命团队。这是根据当时的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的要求做的，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他把一个哥萨克师投向彼得格勒，企图一劳永逸地战胜革命的首都。我们从中得到了在战斗任务的借口下纯政治性地调动团队的经验。把后来的事提前说一下，在十月革命后发现的文件无可置疑地表明，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建议确实与军事目的毫一不相干，不是别人，正是力求把最革命的、也就是他最仇恨的士兵清除出首都的克伦斯基强加给总司令杜鹤宁的。但在那时，在10月初，我们的怀疑引起右翼的护国主义愤怒的风暴。司令部催促我们，克伦斯基急不可耐，他脚下的土地太热了。我们不急于答复。彼得格勒无疑面临危险，保卫首都的问题以其全部可怕的意义摆在我们面前。但有了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经验，在罗将柯关于德国人的占领是拯救的话之后，何以让人相信，彼得格勒不会因其造反精神而被恶意地放弃给德国人？执行委员会拒绝盲目地在抽调2/3的卫戍部队的命令上盖章。我们声明：“必须检验这个命令真的是出于军事考虑，必须建立进行这种验证的机构。”建立与苏维埃士兵部、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代表处平行的纯作战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它在后来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成了十月革命的实际武器。无疑，当我们提出建立机构，在它的手中集中了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纯军事的领导线索时，我们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正是这个机构可能成为不可取代的革命武器。那时我们已经公然地走向起义，为它做组织准备。
已经说过，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在10月25日召开。代表大会无疑会提出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但这个决议应该立即落实，否则它就会变成有损声誉的柏拉图式的装模作样。根据事物本身逻辑的结论，我们预定在10月25日起义。所有资产阶级报刊正是这样理解的。但是，代表大会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它是否允许克伦斯基在几百或几千士官生、准尉和突击队员的帮助下包围苏维埃代表大会，把它驱散？抽调卫戍部队的企图的本身难道不意味着政府准备驱散苏维埃代表大会吗？如果它看到我们公然地在全国面前为对联合政权进行致命的打击而动员苏维埃的力量时，它不这样准备，倒奇怪了。
这样一来，彼得格勒的冲突就在卫戍部队命运的问题上展开了。这个问题首先触及所有士兵的要害。但工人十分关注这个冲突，因为他们担心，在卫戍部队调出之后，他们会被士官生和哥萨克扼杀。因而，性质极其尖锐的冲突在极度不利于克伦斯基政府的基础上展开了。
同时进行的还有上面已经介绍过的为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斗争，而且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北方区代表大会的名义公然宣布，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废除克伦斯基政府，成为俄国大地的真正的主人。起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它是在全国人的眼下完全公然地展开的。
在10月期间，关于起义的问题在我党内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躲避在芬兰的列宁在许多信中坚持更果断的策略。在底层产生迷误，并对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却没有从自己的口号中得出实际结论积聚起不满。10月10日召开了列宁出席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提上日程的是起义问题。除了两票反对外，绝大多数决定，应该把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的武装起义，是拯救革命和国家避免彻底崩溃的唯一手段。[1]
[1]在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迫在眉睫的起义问题。他在10月写的一系列信中，批评妥协政策。与起义方针紧密相关的还有在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分歧。列宁的两封信阐明了他在9月底和10月初的立场。
抵制预备议会的观点在我党领导层中获得胜利之后（众所周知，10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预备议会），又出现了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指示问题。
这里提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我党党员Г.К.苏汉诺娃家里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通过了下述决议：
中央委员会认为，无论是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舰队的起义是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的极端表现，其次是帝国主义分子旨在扼杀俄国革命的对和平的威胁），还是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决定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在所有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这与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相信我党（莫斯科的选举）紧密相关，最后是显而易见的筹备第二次科尔尼洛夫暴乱（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把哥萨克调到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
这就是承认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它已经成熟了，中央委员会建议所有党组织以此为指导，从这个角度讨论和解决所有实际问题（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抽调彼得格勒部队，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中央委员中反对这个决议的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次会议无疑是我党夺取政权斗争中的转折点。但它不仅没有消除当时党内存在的分歧，反而使它们激化。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10月12日的信就是证明（指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新生活报》上泄露起义日期。——译注）这些分歧直到起义前和起义后的第一阶段才被消除。 |
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斗争
我党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前一个阶段，翻译成政党的语言，它意味着和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对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
现在，在1917年10月，这个口号意味着全部政权归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它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事关工人阶级专政，它率领、或更确切地说，它能够引领数百万最贫苦的农民群众追随自己。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一切都把党引上这条道路。我们从革命的头几天就宣传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多数苏维埃经过大规模的内部斗争，接受了这个要求，接受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筹备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期待在这个大会上我党的彻底的胜利。唐恩（谨慎的齐赫泽预先去了高加索）领导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千方百计地反对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依靠全俄民主会议的苏维埃党团，经过巨大的努力，我们最终实现了指定代表大会的日期——10月25日——的目的。后来这个日子作为伟大的日子载入俄国史册。我们预先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并邀请波罗的海舰队和莫斯科参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有稳定的多数，事先得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的来自右边的一半的掩护，奠定了十月革命的重大的组织前提。 |
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沉默。它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立即归苏维埃，工人监督生产，立即开始停火谈判。在我们还是反对党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宣传口号。但是，从我们在所有重要的苏维埃中成了多数后，这个口号使我们承担起为夺取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的责任。
农村的情况混乱复杂到了极点。革命许诺给农民土地，但同时领导党要求农民在立宪会议之前不要动这个土地。开始农民耐心地等待，而在失去了耐心时，联合内阁就严厉地镇压他们。同时又把立宪会议推到遥远的未来。资产阶级坚持在缔结和约之后再召开立宪会议。农民群众越来越没有耐心。我们在革命刚开始时的预言开始成为现实：农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夺取土地。镇压加强了，逮捕了革命的土地委员会。克伦斯基在某些县实行戒严。农民代表从农村涌向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抱怨说，当他们着手实施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纲领，把地主土地夺到土地委员会的手中时，开始逮捕他们。农民要求我们的保护。我们回答他们说，只有在政权到了我们的手中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保护他们。但是，由此产生了一个结论，如果苏维埃不想成为清谈馆，就应该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
我们右边的邻居这样对我们说：“在立宪会议召开的一个半月前为政权而斗争毫无意义。”但我们丝毫没有被这个立宪会议偶像崇拜所传染。首先，它真的能够召开没有任何保障。军队的瓦解、大批的逃兵、粮食供应的崩溃、土地革命，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形势对立宪会议的选举不利。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有把选举问题从日程上彻底排除的危险。即便在旧的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旧名单召开了立宪会议，它也只能是联合政权的掩饰，使它神圣化。没有资产阶级，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孟什维克都不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赋有使命的革命阶级才能打破革命在其中徘徊和瓦解的牢固的圈子。政权应该从那些分子手中夺过来，他们利用国家机器作为妨碍人民革命要求的武器，直接或间接地为资产阶级服务。 |
后方和前线的困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后方和前线的困难
那时国内形势已经恶化，变得更加复杂。战争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也没有前景地拖延下去。政府没有为挣脱恶性循环采取任何措施。推出了让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去巴黎对盟国帝国主义分子施加影响的堪称笑柄的计划。没有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会赋予这个计划以严肃的意义。科尔尼洛夫把里加放弃给德国人，旨在恐吓社会意识，并在这种气氛下在军队中确立棍棒纪律。危险威胁着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分子显然幸灾乐祸地对待这个危险。前杜马主席罗将柯公然说，把被败坏的彼得格勒交给德国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灾难。他以里加为例，德国人进入那里之后废除了代表苏维埃，与过去的警察一起建立的牢固的秩序。波罗的海舰队的灭亡呢？但舰队已经被革命宣传腐化了，损失也许并不那么大。在这个饶舌的老爷的厚颜无耻中，表达了广泛资产阶级圈子中的隐秘的思想。须知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并不意味着它的丧失。根据和平条约，被德国军国主义蹂躏的彼得格勒还可以回来。而革命将失去首脑，那时就容易对付了。克伦斯基政府没有严肃地考虑保卫首都。相反，为可能放弃它做了舆论准备。政府机构从彼得格勒疏散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会议。情绪是紧张不安的。政府真的不能保卫彼得格勒吗？在这种情况下就签定和约。如果不能签定和约，那就滚蛋。在这个决议中表达了士兵部的情绪。这是十月革命的曙光。
前线的形势日益恶化。寒冷的秋季已经来临，绵绵秋雨，一片泥泞。前面是策划中的第4个冬季战役。粮食造困难越来越严重。后方忘记了前线，没有换防，没有增援部队，没有必需的防寒装。逃兵越来越多。还是在革命第一阶段选出来的旧的军队委员会还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支持克伦斯基的政策。禁止改选。在委员会和士兵群众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最终士兵开始仇恨委员会。越来越多的代表从战壕来到彼得格勒，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今后怎么办？由谁和怎样结束战争？彼得格勒苏维埃为什么沉默？ |
全俄民主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策列铁里和他的支持者在9月中旬召开的，它纯粹是人为的，是由苏维埃和自治机构根据为保障妥协政党的优势的比例拼凑成的。会议是软弱无力和惊慌失措的产物，以可怜的失败而告终。有资产资格的资产阶级对会议持极大的敌意，从中看到让它背离它在莫斯科会议上已经接近的那些立场的企图。革命无产阶级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士兵群众早就指责召开全俄民主会议的馋假的方法。妥协派的直接目的是建立“负责任的”内阁。但这个目的没有实现。克伦斯基不想也不允许负责任，因为站在他身后的资产阶级不允许。对所谓的民主机构不负责任，意味着对立宪民主党以及盟国使馆的实际负责。对资产阶级来说，目前这就够了。在联合问题上，全俄民主会议暴露了自己的站不住脚：投票赞成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比反对联合的多；多数人投票反对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但除去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中就没有联合的严肃对象。策列铁里详细地对会议解释了这点。既然会议不明白，那它活该。毫不客气地背着会议与被它否定的立宪民主党人谈判，而且决定，立宪民主党人不是作为立宪民主党人，而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出现。遭到来自左右两边攻击的市民民主派一直承受对自己的这个嘲弄，并以此展示自己在政治上的彻底衰竭。从全俄民主会议衍生出来的预备议会，决定以有产资格分子来充实它，这个预备议会应该以它自己来填补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留下的空白。新联合内阁与策列铁里最初的方案相矛盾，但与资产阶级的方案完全一致，保留了其形式上的对预备议会的独立性。这一切产生了可怜无力的小官吏创造的印象，其后隐藏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有产资格自由派的彻底投降，后者在此前的一个月曾公然支持科尔尼洛夫对革命的进攻。这样一来，一切都归结为恢复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使它万世长存。无须再怀疑，不管未来的立宪会议的人员构成如何，政府政权将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因为妥协政党不顾人民群众给它们的优势，始终不渝地走向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建立国家政权。人民群众对米留可夫的党怀有深深的敌意。在革命期间的所有选举中，立宪民主党人遭到了残酷的失败，然而就是在选举中胜利地击败了立宪民主党的那两个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选举之后却把联合政府中的上座给予它。如果群众日益看清妥协派政党实质上扮演的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管家的角色，就不足为奇了。 |
苏维埃内部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苏维埃内部的斗争
我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优势那时已经彻底巩固。这点以戏剧性形式在主席团人员构成上表现出来。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居统治地位时，他们动用一切手段孤立布尔什维克。因此，他们不允许一个布尔什维克进入彼得格勒主席团，即便在我党在苏维埃中至少占了1/3之一的席位时也一样。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以不稳定的多数通过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后，我们的党团提出根据各党席位比例组成联合主席团的要求。被齐赫泽、策列铁里、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为其成员的旧主席团断然拒绝。现在，当被革命打垮的政党的代表说什么民主派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责我们一党专政时，不妨回忆一下这点。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特别会议，它应该解决主席团的命运问题。双方都调动了所有力量和后备力量。策列铁里做了纲领性的讲话，他在其中证明主席团的问题是方向问题。我们本来以为，我们能得到稍稍少于半数的票数，并认为这就是胜利。但事实上，在记名投票中，我们得到的票数比全部对手总和还多了一百多票。策列铁里说：“我们在6个月的期间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使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希望你们能在你们现在准备占据的这些位置上哪怕只维持这个时间的一半。”在莫斯科苏维埃中，发生了同样的领导党的变化。[1]外省苏维埃一个接一个地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刻临近了。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集团竭尽全力地力图把代表大会推向遥远的未来，以此来破坏它。因为新的代表大会显然会使我党成为多数，以相应的方式更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使妥协分子失去他们的最重要的阵地。对我们来说，为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斗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与此相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全俄民主会议的主张。他们需要这个会议即是为了反对我们，也是为了反对克伦斯基。
内阁首脑在此时所持的完全是独立的、不负责任的立场。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苏维埃把他抬上权力的宝座。克伦斯基进入内阁未经苏维埃的预先决定，但事后得到了它的同意。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认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七月事件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免去了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对苏维埃的责任，但打着建立革命专政的旗号。现在，在这些曾经建立过小集团专政的人指责并诅咒阶级专政时，回忆这点也并非无益。人为地拉进莫斯科会议的有资产资格分子与民主派分子彼此势均力敌，该会议的任务是确立凌驾于阶级和政党之上的克伦斯基政权。这个目的只是表面上达到了。实质上，莫斯科会议暴露了克伦斯基完全没有力量，因为他与有资产资格分子以及市民民主派同样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自由派分子和保守分子为他攻击民主派而为他鼓掌，而当他小心地指责反革命分子时，妥协派为他欢呼，他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依靠这二者，因而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用铁与血威胁工人和革命士兵。他的政策在与科尔尼洛夫幕后交易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甚至使他在妥协分子的眼中都声誉扫地。策列铁里在对他来说是典型的闪烁其词的外交词令中说到政策中的“个人”因素和必须限制这些个人因素。根据一厢情愿，由苏维埃、杜马、地方自治会、工会和合作社的代表召开的全俄民主会议应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主要任务是保证会议有足够的保守成分，以便一劳永逸地把苏维埃消融在模糊的民主派群众之中，在这个新组织的基础上站稳脚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涨潮。
在此说几句话，指出苏维埃与自治民主机构的政治角色的区别，并不多余。庸人不止一次地对我们指出，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选出的新杜马和地方自治局比苏维埃要民主得多，它们更有权代表居民，但是，这个形式上的民主标准在革命时代没有严肃的内容。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群众的意识变化迅速，一批又一批新居民阶层积累经验并检验自己昨天的观点，抛弃它们，再形成新的观点，拒绝过去的领袖，追随新的，不断前进……依靠普选权的笨重机关的形式上民主的组织在革命时代必然会落后于群众政治意识的发展。苏维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直接依靠组织起来的集团，如作坊、工厂、乡、团队等。在这里当然没有选举准确性的司法保障，像在建立民主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中那样。但有代表与选举人之间直接联系的更严肃、更深刻的保障。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议员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它把自己为期一年的全权交给他之后，就散了。苏维埃的选举人总是被工作和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代表总是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给他制造委托书，评判他，用别人来取代他。如果在革命的过去几个月中，总体政治演变表现为妥协派的影响被布尔什维克的决定性的影响所取代的话，则完全可以理解，这个过程最鲜明、最充分地在苏维埃中反映出来，而杜马和地方自治局尽管有其形式上的民主，它们表达的不是今天的、而是昨天的人民群众的状态。正是这点说明了那些在革命阶级中失去了基础的政党如此向往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原因。后来，在走向立宪会议时，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在更大的规模上。
[1]莫斯科苏维埃像彼得格勒苏维埃一样，在事件的影响下，在9月里抛弃了自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9月5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工人代表、士兵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在此之前，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单独存在）提出时局问题。在孟什维克基片的报告和А.И.李可夫的副报告之后，虽然社会革命党人撤销了自己的决议，支持孟什维克的决议，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得到了355票，反对票为254张。
9月9日，苏维埃主席、孟什维克辛楚克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交出了权力。
9月12日在苏维埃会议上，孟什维克党团建议改选执行委员会，因为党团不能对9月5日通过的决议负责。执行委员会改选票数分配如下：在462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得246票，孟什维克得125票，社会革命党人得55票，统一派得26票。9月28日，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根据布哈林关于全俄民主会议和时局的报告，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该决议否定联合原则，莫斯科苏维埃支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号召外省苏维埃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联合起来。
莫斯科苏维埃以后的工作完全在我党的影响下进行，它的第一任布尔什维克主席是诺根。 |
科尔尼洛夫暴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科尔尼洛夫暴乱
8月底，爆发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暴乱。它是动员反革命力量的直接结果，6月18日进攻是对它的强有力的推动。在6月中举行的名声狼籍的莫斯科会议上，克伦斯基企图站在有资产资格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认为布尔什维克根本不在“法制”国家的范围之内。在占会议一半的有资产资格分子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在市侩民主派的背叛的沉默中，克伦斯基用铁与血威胁他们。但是，克伦斯基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和威胁并不能满足反革命事业的头目。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国家各个部分——工人阶级、农村和军队——中的革命涨潮，他们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极端措施来惩戒群众。根据与把他当成自己的英雄的有资产资格的资产阶级的协议，科尔尼洛夫承担了这个冒险的任务。克伦斯基、萨文柯夫、费洛年科和其他执政的或半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人都是他的阴谋的共犯，但所有这些人在他们明白，在他获胜的情况下，他们将被排斥在外后，又都在事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卖了科尔尼洛夫。我们是在监狱中经历科尔尼洛夫事件的，通过报纸跟踪它：自由得到报纸是克伦斯基监狱与旧制度下的监狱的唯一的重大区别。哥萨克将军的冒险失败了。革命后的6个月在群众的意识中和他们的组织中建立了足够强大的堡垒，以反对公然的反革命进攻。苏维埃的妥协派政党被科尔尼洛夫阴谋的可能的后果吓坏了，因为这个阴谋不仅有消灭布尔什维克，还有消灭整个革命连同它的执政党的危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着手让布尔什维克合法化，而且十分谨慎，只让他们半合法，因为他们预感到未来可能的危险。那些在七月事件后被宣布为暴徒和反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们，在科尔尼洛夫危险时刻又被召来保卫革命。他们应召前来，没有说话，没有责备，没有提旧事，进入了最重要的岗位。我有充分的权利回忆起我在5月里，当策列铁里中伤喀琅施塔得人时，我掷给他的话：“当反革命将军们企图把绞索套在革命的脖子上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将给绳子抹肥皂，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将前来战斗，与我们共存亡。”
后方和前线各地的苏维埃组织在与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斗争中都表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力量。事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进行厮杀的地步。革命群众冲垮了将军的阴谋。正如7月间妥协分子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找不到反对我们的士兵一样，科尔尼洛夫在整个前线都找不到反对革命的士兵。他靠欺骗行事，宣传的语言轻易地破坏了他的企图。
据报纸说，我希望接下来的事件很快就会把政权交到苏维埃的手中。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力量的增长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具有不可遏止的势头。布尔什维克提出反对联合的警告，反对6月18日的进攻，他们预言了科尔尼洛夫暴乱。人民群众通过经验相信我们是正确的。在科尔尼洛夫阴谋最令人担心的时刻，哥萨克师兵临彼得格勒城下，彼得格勒苏维埃被迫促使当局武装工人。调来反对我们的团队，早就在彼得格勒的热烈的气氛中得到新生，现在完全站在我们的一边。科尔尼洛夫暴乱应该彻底让军队睁开眼睛，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的妥协政策今后再也不能允许了。也许因此期望，镇压科尔尼洛夫暴乱只是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为掌握政权而进行的直接进攻的序曲。但是，事件的发展缓慢得多。虽然革命情绪高涨，群众在接受了七月事件的严厉教训之后，变得谨慎多了，他们拒绝任何自发行动，等待着来自上面的召唤和领导。但在我党的上层，占主导的是观望情绪。在这些条件下，尽管力量的深刻变化对我们有利，消灭科尔尼洛夫的冒险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变化。 |
七月事件之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七月事件之后
工人区的慌乱很快就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革命涨潮，它不仅出现在无产阶级中，还在卫戍部队中。妥协派失去了所有影响，布尔什维克的浪潮开始从城市中心涌向全国，冲垮了一切障碍，渗入到军队队伍中。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的联合政权已经公然走上了镇压的道路。内阁恢复了对士兵的死刑。我们的报纸被封，我们的宣传员被逮捕，但是，这些只是增大了我们的影响。尽管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改选制造了重重障碍，但力量对比的变化如此之大，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成了多数。莫斯科苏维埃的情况也一样。
在这时，我与许多其他同志已经被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了，我是因根据与德国当局的协议，为达到协助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任务而鼓动、组织7月3-5日武装暴动的罪名而被捕的。并非无名的沙皇制度的司法侦察员亚历山大过去审过不少革命者的案子，今天接受了保卫共和国防御反革命布尔什维克的破坏的使命。在旧制度下，监狱犯人分政治犯和刑事犯，现在确立了新术语：刑事犯和布尔什维克。被囚禁的士兵充满了痛苦和不解。来自农村的年轻小伙子过去没有参加过政治生活，认为革命一劳永逸地解放了他们，现在则困惑不解地看着门上的锁和窗上的铁栅栏。在放风时，他们每次都不安地问我，这意味着什么，结局是什么。我安慰他们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 |
七月事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七月事件
还在执行委员会会议期间，我们就在电话中得知，机枪团准备出动。我们在电话中采取了制止的措施。但在底层进行着巨大的工作：因不顺从而被解散的部队的代表从前线来到这里，带来了关于镇压的消息，惊动了卫戍部队。在彼得格勒工人中，由于策列铁里、唐恩和齐赫泽伪造无产阶级舆论，力图不让彼得格勒苏维埃有可能成为劳动群众新情绪的表达者，因而对官方领导人的不满变得更加强烈。在6月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全俄执行委员会依靠最落后的省份，越来越把彼得格勒苏维埃排挤到次要地位，甚至把纯彼得格勒事务的领导权抓到自己的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士兵从下面施加压力，对官方苏维埃政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要求我党更坚决地行动。我们认为，由于外省的落后，这样行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同时我们又担心，事件在前线会给革命队伍带来过度的混乱，在群众的心里散布绝望。在我党的队伍中，对7月3-5日运动的态度还没有完全确定。一方面是担心彼得格勒会脱离国家的其他部分，另一方面是希望只有彼得格勒的有力积极的干预才能拯救局势。党的底层鼓动员与群众同步，进行着决不妥协的鼓动。
那时还有一线希望，革命群众走上街头能够打破妥协分子愚钝的死守教条并迫使他们明白，要想继续执政，只能通过与资产阶级的公然决裂。与第二天资产阶级报刊上所说和所写的相反，在我们党内，还根本没有武装夺取政权的计划。问题涉及到的是自发产生的革命示威游行，但在政治上是我们领导的。
当武装士兵和工人的汹涌浪潮从四面八方把塔夫利达宫团团围住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在示威者中，当然有微不足道的少数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准备动用武器来反对苏维埃核心。还有黑色百人团、明显的雇用分子，他们企图利用形势，制造屠杀和混乱。逮捕切尔诺夫、策列铁里，解散执行委员会等的要求就是出自这些人。甚至还企图逮捕切尔诺夫。后来，我在十字架监狱中认识了参预了这个图谋的水兵中的一个；他原来是个刑事犯，因抢劫被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但是，资产阶级和妥协派报刊把整个运动描绘成屠杀、反革命的进军，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进军，其直接目的是通过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动用武力掌握政权。
7月3-5日的运动十分清楚地暴露，在彼得格勒，在苏维埃执政党的周围笼罩着真空。那时远非整个卫戍部队都支持我们。有动摇的部分，有犹豫否决和消极的部分。但如果除去士官生的话，根本没有为保卫政府或苏维埃领导党而准备与我们斗争的部分。不得不从前线调军队。策列铁里、切尔诺夫等人的7月3日的整个战略可以归结为拖延时间，使克伦斯基有可能把“可靠的”部队调到彼得格勒。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走进被武装的人民群众团团围住的塔夫利达宫的大厅里，要求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坚决的社会改革和开始和平谈判。我们布尔什维克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在宫殿里遇到每一支新的示威者的队伍，都对他们讲话，呼吁他们保持平静，表达了信心，即在今天的群众情绪下，妥协派不能再建立新的联合政权。喀琅施塔得人的情绪特别坚定，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们控制在示威游行的范围内。4号，示威更广泛地展开，这已经是在我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了。苏维埃领袖们惊慌失措，他们的讲话闪烁其词，乌利斯-齐赫泽对代表团的答复没有任何政治内容。很清楚，官方领袖在等待。
4日夜间，“可靠的”部队抵达这里。在执行委员会开会时，在塔夫利达宫宫顶上军号吹响了《马赛曲》。主席团成员的脸一下子就变了样。出现了近几天所缺乏的信心。沃伦斯基团——就是在几个月后成了在我们的旗帜下展开的十月革命的先锋团——开进了塔夫利达宫。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变了样。无须再对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团、波罗的海舰队代表客气了。在执行委员会的讲坛上传来了关于现在已经被忠于政府的军队镇压的武装暴乱的讲话。布尔什维克党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
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近几天的武装示威游行中体验到的害怕，现在以不可遏止的仇恨的形式发泄出来，不仅在报纸的栏目上，也在彼得格勒的街头上，尤其是在涅瓦大街上，无情地殴打在进行犯罪宣传现场碰到的个别工人和士兵。士官生、军官、突击队员、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成了局势的主人。他们中为首的是那些公认的反革命分子。在城里无情地摧毁工人组织和我党的机构。逮捕、搜查、殴打开始了，还有个别人被杀害。4日夜间，那时的司法部长彼列韦尔泽夫把应该能够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首脑是被德国收买的代理人的“文件”交给报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早就了解我们，对我们的了解是如此之深，他们不能相信这些指控，但是同时，指控的成功又与他们利害相关，因此他们不会公然出面反驳它。即使现在回忆起那此充斥在资产阶级和妥协派报纸上的肆无忌惮的谎言，仍感到恶心。我们的报社被捣毁。革命的彼得格勒感到，外省和军队还远不是跟它在一起。在工人区出现了暂时的慌乱。在卫戍部队中进行镇压：解散了几个团，解除了几个部分的武装。同时苏维埃的领袖们建立了新内阁，吸收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集团代表进入其中，他们没有给政府带来任何东西，却使它失去了最后一点儿革命的首创精神。
同时，前线的事件按自己的顺序进行。军队机体受到了深深的震荡。士兵们通过事实深信，在革命初期涂上了红的保护色的军官中的大部分，对新制度仍充满了仇恨。在大本营中公然进行反革命分子的招募。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遭到严厉追查。进攻早就被悲惨的撤退所取代。资产阶级报刊疯狂地诽谤军队，如果在进攻的前夕回答我们说，说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军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们，而现在，当进攻的冒险如此悲惨地告终时，那些人物和政党把失败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监狱里塞满了革命工人和士兵。动用了沙皇制度所有老练的司法人员侦办7月3-5日案件。在这些条件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胆地要求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同志自首，接受“法庭审判”。 |
国内形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国内形势
军事事件是在国内生活日益加剧的困难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土地问题上、工业、民族关系的领域中，联合政府连一项有决定意义的措施都没有采取。粮食和交通越来越混乱。地方的冲突越来越频繁。“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劝群众等待。包括立宪会议在内的所有决定和措施都往后推。制度的站不住脚和不稳定显而易见。可能的出路有两个：把资产阶级从政权中赶出去，推动革命前进，或是转向凭借严厉的镇压来“遏制”人民群众。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走中间道路，只是使形势变得更加混乱。当立宪民主党人，最聪明、最有远见的联合政府的代表明白，6月18日失败的进攻不仅能够沉重地打击革命，也能打击执政党时，他们急忙暂时走到一边，把全部沉重的责任都推给自己左翼的盟友。7月2日产生了内阁危机，表面理由是乌克兰问题。这是政治全方位极度紧张的时刻。从前线的各个角落派来代表团和个别代表，他们讲述由于进攻造成的笼罩着军队的混乱。所谓的国家刊物要求严厉镇压。从所谓的社会主义刊物上也越来越频繁地传来类似的声音。克伦斯基越来越公然地转到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将军们的一边，他不仅示威性地把他的仇恨倾泻到布尔什维克头上，还把自己的不快倾泻到所有革命政党头上。盟国使馆对政府施压，要求恢复纪律，继续进攻。在政府圈子内笼罩着极度的惊慌失措。在工人群众中积聚着愤怒，它急不可耐地要求释放。“利用立宪民主党人部长辞职的机会，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彼得格勒工人这样对苏维埃的领导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呼吁。我记得7月2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来到这里做关于新的政权危机的报告。我们高度关注并期待，在他们建立并保卫的联合政府在联合政策本身造成的沉重的考验中可耻地解体之后，他们现在会持什么样的立场。策列铁里是报告人。他冗长地对执行委员会解释他与捷列先柯一起对基辅拉达所做的那些让步，[1]决不意味着肢解国家，因此不能为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提供充足的理由。策列铁里指责立宪民主党领袖的死守中央集权的教条，不明白对乌克兰人妥协的必要性等等。给人留下极度可怜的印象。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指责资本的清醒政治家的死守教条，后者利用第一个适当的借口迫使自己的政治总管为他们以6月18日进攻造成的事件发展的决定性转折付账。而结论呢？在所经历的全部联合经验之后，结论理当只有一个——与立宪民主党人决裂，建立苏维埃政权。那时苏维埃内部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从政党来说，苏维埃政权直接掌握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手中。我们自觉地走向这点。由于不断地选举的可能性，苏维埃机制保证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工人士兵群众的向左转。再加上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破裂，据我们的预见，激进倾向应该在苏维埃内部获得优势。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就自然而然地进入苏维埃组织的轨道，能够无痛苦地展开。与资产阶级破裂后，市侩民主派将落到它的打击之下，被迫寻求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更加紧密的联系，而它的犹豫不决和政治上的模糊在我们的批评的打击下，早晚会被劳动群众克服。这就是我们要求我们在政治上并不信任（我们对此并不隐瞒）的苏维埃领导党，让他们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的原因。
但在7月2日的内阁危机之后，策列铁里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联合“思想”。他们在执行委员会中解释说，担任领导的立宪民主党人被死守教条、甚至反革命所败坏，但在外省还有不少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能与革命民主派同步前进，为了保证与他们的合作，必须把把资产阶级的代表吸引到新内阁中。唐恩已经满怀希望的观察激进民主党[2]了，它是在那时由几个可疑的政客拼凑出来的。联合的打破仅仅是为了给新的联合腾地方的消息立刻在彼得格勒传开，引起了工人区和士兵区的愤怒。7月3-5日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
[1]众所周知，策列铁里、捷列先柯等人当时曾被临时政府派往基辅，与乌克兰拉达进行谈判。稍后，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利用该代表团对拉达做出的这些让步，提交辞呈，目的是推卸6月18日进攻失败的责任。
[2]激进民主党是以加入临时政府的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左派集团创建的。在联合政纲的基础上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越来，是该党的任务之一。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下，这个党是个死胎，在政治舞台上没有任何影响。 |
6月18日的进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6月18日的进攻
这些革命群众示威游行造成的政府危机实际上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但是，示威产生的印象完全被前线的消息——革命军队转入进攻——冲刷得干干净净。就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要求公布秘密条约，公开提出和平建议的那天，克伦斯基把革命军队投入进攻。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制定方案的人蓄谋已久，进攻时刻的选择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军事的。6月19日，彼得格勒街道上都是所谓的护国派的游行队伍。资产阶级的主要道路——涅瓦大街——上到处都是激动的人群，其中的军官、记者和浓装艳抹的妇人进行着反布尔什维克的激烈的宣传。最初关于进攻的消息都是好消息。自由派主导刊物认为主要的已经完成了，6月18日的打击无论其今后的军事效果如何，对革命发展都是致命的打击，它在军队中恢复了旧纪律，巩固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国家的领导地位。我们的预言则完全不同。在进攻的前几天，在我们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的一份特别声明中，[1]我们断言，这次进攻必将破坏军队的内部联系，使它的各个部分彼此对立，把巨大的优势交到反革命分子的手中，因为在摇摇欲坠、在思想没有得到更新的军队中，没有严厉的镇压是不可能维持纪律的。换言之，我们在这份声明中预言了后来得到科尔尼洛夫暴乱这个集合名称的那些后果。我们认为，革命在两种情况下会遭到最大的威胁：在我们不相信的进攻胜利的情况下，在我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情况下。进攻的胜利将把市民与资产阶级团结在一致的沙文主义的情绪中，从而孤立革命的无产阶级。进攻的失败将有造成军队彻底瓦解、它的自发的溃退、再失去几个省份、群众的失望和绝望的危险。事件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胜利的消息没持续多久。它们被许多部分拒绝支持进攻部队、军官团的阵亡（它有时完全是由突击队伍所构成）的阴沉的报导所取代。[2]
[1]这份声明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
[2]由于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在此摘引我党在6月3日，即在进攻的两个星期前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的文件：
我们认为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必须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不仅是代表大会的所有其他措施的命运，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在这个词的完整准确的意义上）都取决于它：筹划在近期发动的军事进攻的问题。
让人民和军队——它不知道以什么国际目的的名义让它在当前的条件下去流血——面对进攻以及它的全部后果的事实，俄国反革命集团指望着进攻会导致把政权集中在与英、法、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军事-外交和资本家集团的手中，使它们今后无须再考虑俄国民主派的组织起来的意志。
进攻的幕后反革命发起人没有停留在“军事冒险”上，他们自觉地利用国内外形势造成的军队的瓦解，为达到这些目的让绝望的民主派分子产生完全错误的观点，即进攻这个事实的本身就能“复活”军队，以这种机械的方式来弥补没有明确可行的消灭战争的纲领。然而十分清楚，这样的进攻只能彻底地瓦解军队，使它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对立。 |
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不无激动地浏览5-6月间的俄国报纸，那时正在进行进攻的准备。政府和半官方报纸上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无一例外地反对布尔什维克。那时动用了所有指责和诽谤来反对我们。在这场战役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当然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它的阶级本能告诉它，事情不仅仅关系到进攻，而是关系到革命整个今后的发展，首先是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命运。资产阶级舆论机构全力以赴。所有机关报、机构、出版物、讲坛、讲台都为一个共同的目的服务：使布尔什维克不能再成其为一个政党。在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极度紧张和戏剧性中，已经可以预见到应该在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中爆发的内战。中伤和诽谤的任务是在劳动群众和“有教养的社会”之间制造彻底的的疏远和敌对，在它们之间砌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自由派资产阶级明白，没有已经临时成为革命组织的领导（像我们指出的那样）的市侩民主派的帮助，它就无法驯服群众。因此，中伤布尔什维克的直接任务是在我们党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广泛阶层”之间制造不可调和的敌对，后者脱离了无产阶级，但还没有落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
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首次响起预告未来可怕的事件的令人不安的雷声。党预定在6月10日举行武装示威游行。[1]它的直接目的是推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夺取政权，”像彼得格勒工人想对从全国各地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说的那样，“与资产阶级决裂，抛弃联合的思想，把政权夺到手中。”对我们来说很清楚，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破裂将迫使他们在无产阶级的更坚决更先进的阶层中寻找支柱，并以此来保证后者的领导意义。但正是这点吓坏了市侩领袖们。一得知拟定的示威游行，他们便在与他们在其中有自己的代表的政府的联盟中，与自由派反革命资产阶级携手展开对游行的真正疯狂的征讨。我们那时在代表大会上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我们让步了。示威游行没有举行。但这个没有举行的示威游行在双方的头脑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加深了矛盾，激化了敌意。在有党团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主席团禁止旁听的会议上，那时的联合政府部长策列铁里以目光狭隘的市侩脱离实际的教条，斩钉截铁地说，威胁革命的唯一危险就是布尔什维克和他们武装起来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解除那些“不会使用武器”的人的武装，这是针对工人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追随我党的那些部分。但是，解除武装未能实施，对如此剧烈的措施来说，政治和心理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
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定6月18日举行全体没有武装的游行，作为给群众的对被取消的示威游行补偿。但是，正是这一天成了我党的政治胜利的日子。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走上了大街，虽然是苏维埃官方机构号召的，旨在对抗我党未能举行的6月10日的示威，但工人和士兵在自己的旗帜上和标语牌上写的都是我党的口号：“打倒秘密协议”，“打倒进攻政策”，“公正的和平万岁”，“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表达对联合政府信任的标语牌只有三个：一个是哥萨克团队的，另一个是普列汉诺夫集团的，第三个是主要由非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彼得格勒崩德的。这次示威游行不仅向我们的敌人，也向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在彼得格勒远比设想的更强大。
[1]就这次对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示威游行，宣读了托洛茨基起草的一份特别声明。 |
战争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战争问题
革命直接起源于战争，战争是所有革命政党和力量的试金石。知识分子领袖们曾经“反对”战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沙皇时代自认为是国际的左翼，赞成齐美尔瓦尔德派。但是，一旦他们感觉到自己在“负责的”岗位上，一切都立即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条件下推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意味着与本国的和盟国的资产阶级决裂。我们已经说过，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市侩在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联盟中为自己的政治软弱寻找掩饰。市侩领袖们在战争问题上可怜的、真正可耻的角色就是来自于此。对盟国政府，他们局限于抱怨、语言、暗中规劝或苦苦哀求，实际上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走的是同一条路。充斥在战壕里的士兵群众当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打了近三年的战争仅仅因为在彼得格勒政府中加入了几个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新人，就改变了性质。米留可夫取代了波克罗夫斯基，捷列先柯取代了米留可夫，这意味着官僚的背信弃义最初被好战的立宪民主党帝国主义所取代，后来又被无原则的模糊和政治上的奴颜婢膝所取代，但是，这些不能带来客观的变化，并没有指出摆脱战争可怕的循环的出路。军队进一步瓦解的首要原因就在这里。鼓动者对士兵群众说，沙皇政府派他们进行没有目的和意义的杀戮。而那些接替了沙皇的人，既不能丝毫改变战争的性质，也不能走上为和平而斗争的道路。头几个月是在原地踏步。这引起了军队和盟国政府同等程度的不耐烦。由此产生了6月18日的进攻。这是盟友要求的，他们以要催讨过去沙皇的债务相要挟。被自己的软弱和群众的不耐烦吓得要命，市侩领袖们只能迎合这个要求。他们确实以为，实现和平所缺的只是来自俄军方面的压力。他们觉得进攻是摆脱困境的出路，问题的解决和拯救。很难想象比这更加错误、更加可怕和更加犯罪的决定了。他们在那个阶段关于进攻所说的话，与各国社会主义者在战争开始的那几个星期中关于必须支持民族的国防，巩固民族统一等等所说的话如出一辙。他们所有对齐美尔瓦尔德的迷恋都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对我们这些处于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立场的人来说十分清楚，进攻的道路可能是整个革命灭亡的十分危险的道路。我们警告说，军队被它远未充分意识到的事件的隆隆雷声惊醒并震得摇摇欲坠，在没有为它提供它能够当成自己的思想的新思想之前，不能把它投入战斗。我们警告、揭露、威胁。但因为对于那些与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执政党来说，已经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于是自然对我们充满了敌意，更有甚者，对我们恨之入骨。 |
市民知识分子在革命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市民知识分子在革命中
这个时代的事件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很难凭记忆来恢复它们，哪怕是是在它们的简单的编年顺序中。我们手边没有报纸，也没有文件。然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的阶段性的中断提供了现在条件下难得的闲暇。因此我努力凭记忆恢复十月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并保留今后根据文件做补充和修改阐述的权利。
我党几乎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起，就对革命日后发展的逻辑将使它掌握政权深信不疑，这说明我党的性质。我不说党的理论家们，他们在革命前几年，甚至在1905年革命前，从对俄国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并得出结论，革命的胜利发展必然会把政权交给依靠广大贫农群众的无产阶级。这个预见的主要基础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和俄国工业的集中性质，也许还有俄国无产阶级巨大的社会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的对立面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意义。诚然，战争暂时在这方面蒙蔽了许多人，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集团。战争把革命事件中的决定性的角色给了军队。旧军队就是农民。如果革命发展得更正常的话，即在和平时代的条件下，假如它在1912年开始的话，无产阶级必然会一直占据领导位置，而农民群众将在无产阶级的驳船上逐渐被引向革命的旋涡。但是，战争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件的机制。军队不是用政治联系，而是军事联系把农民联系起来。在农民群众被一定的革命要求和思想团结起来之前，他们已经被联合到团、师、军、集团军中。分散在军队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在其中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扮演着领导角色，他们几乎完全地渗透着市民革命情绪。主要是由于沙皇制度的军事失败，群众中深刻的社会不满激化并爆发出来。在革命刚刚展开时，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就复苏了1905年的传统，号召人民群众组成代表机构——代表苏维埃。号召军队把自己的代表派到革命机构中，但军队的政治意识还没有接近正在展开的革命事件的水平。士兵能够派谁去当代表呢？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他们之中具有某些哪怕是最起码的政治知识，并善于把它表达出来的人。因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即被唤醒的军队的意志抬到极高的高度。医生、律师、记者、后备军士官生这些在战前条件下过着彻头彻尾庸人生活、并不追求扮演任何角色的人，现在一下子成了整个军和集团军的代表，并觉得自己是革命“领袖”。他们的模糊的政治思想完全符合群众的模糊的革命意识。这些人极其傲慢地对待我们这些尖锐地、毫不妥协地提出工人农民的社会要求的“宗派分子”。就在此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暴发户的傲慢下隐藏着对自己本身和把他们抬到意想不到的高度的群众的极度的不信任。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也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强大、它的知识和方法表现出掩饰不住的恭敬。小资产阶级领袖们无论如何都要实现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联盟、联合的强烈愿望，就是由此而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完全是由模糊的人道主义公式构成的，它用感伤的老生常谈和道德体系取代了阶级方法，对这个特定的领袖层来说，它是最合适不过的精神外衣。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力求把自己精神和政治上的软弱添加到他们如此敬畏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政治中，这在孟什维克学说中得到理论辩解，该学说称，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资产阶级不进入政权中是不行的。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形成了理所当然的联盟，在其中可以同时找到市侩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半途而废和它对帝国主义自由派的附庸关系的表现。
对我们来说十分清楚，阶级斗争的逻辑迟早会破坏这个暂时的组合，把这些过渡时期的领袖们抛到一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的上层）的领导权实质上意味着这个事实，即通过军事机关突然被召唤有组织地参加与政治生活的农民，以其人数众多压倒并暂时排挤了工人阶级。此外，由于市侩领袖突然被军队大众抬到如此的高度，无产阶级本身——它的先进的少数除外——也不能不对他们怀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尊重，不能不力图与他们保持政治联系，否则它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而在老一代工人的记忆中还牢牢地记着1905年的教训，那时无产阶级之所以被击垮，正是因为迟缓的农民后备队在决战关头没有赶到。这就是在革命第一阶段甚至连无产阶级群众都觉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治思想是可以接受的原因，更何况革命唤醒了此前一直沉睡的落后的无产阶级群众，这样使知识分子模糊的激进主义成了他们的预备学校。在这些条件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意味着农民的模糊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统治，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对农民的模糊的统治。如此迅速地崛起的如此之高的苏维埃大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它的技术知识以及它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但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整个这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厦是建在深刻的内部矛盾之上的，它在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的倒塌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
俄文版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俄文版序
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8个月了。现在表明，许多虔诚的政治家预言“几天就会灭亡”的制度比此前的两个革命制度——纯资产阶级的和“联合的”——更加长寿。
苏维埃制度已经有其丰富的历史以及同样丰富的传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将在今后的几年和几十年中进行；而杜撰现在就由工人革命的自觉的敌人、街头上游手好闲的人以及黄色报刊雇用的招摇撞骗者编造和传播。在这本小册子中，以最粗略的线条再现了苏维埃制度诞生的历史以及它存在的头四个月。小册子是专门为外国工人写的，旨在让他们了解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和目的，现在它已经用几种文字出版。如果我同时出版它的俄文版，则正是为了用它来对抗招摇撞骗者和游手好闲的人“编造的”的杜撰。
像在外文版前言中指出的那样，小册子不是根据文件、而是根据记忆写的。但是，其中未必会有多少重要的事实性的错误。但同时也谈不上什么完整的叙述。因为苏维埃制度的社会措施在小册子中只是略有涉及：对它们的阐述和系统化应该成为更加认真耐心的著作的内容。我们不得不主要局限于国内政治斗争和工农政权的国际政策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领域中人们曾以最旺盛的精力工作：国际电讯、无线电广播以及帝国主义谎言的其他武器……
我为小册子的邋遢的风格请读者原谅，其原因是小册子不是在书桌上写的，而是对速记员口授的。还得过不少时间，历史才能进入正轨，并为更有计划、更细致的工作创造条件。
列·托洛茨基
莫斯科
1918年7月16日 |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前言
本小册子的大部分都是在极不适合系统工作的情况下抽功夫零敲碎打地写的。那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在和平谈判的会议之间草草地写下这一特写的几章，该特写的主要任务是让世界无产阶级的舆论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原因、进程和意义。历史造成了这种情况，人类所知道的最革命制度的代表被迫与所有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帮派在同一张外交谈判桌上开会。在和平代表会议的会议上，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是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的讲话是讲给所有国家的被战争压垮的工人听的。在消灭战争的问题上，像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一样，最终的裁决将由欧洲无产阶级做出，我们的精力是靠对这点的深信不疑维持的。与屈尔曼和切尔宁交谈时，我们回忆、想念朋友和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里茨·阿德勒。工作之余的闲暇，我们用于写作这本供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阅读的小册子。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报刊在对俄国无产阶级制度的谎言和诽谤上沆瀣一气。没有勇气，没有思想，也没有对自己的事业的信心的社会护国主义的报刊，表现出它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并对劳动群众说明俄国革命的意义。我们想用这本小册子帮助他们。我们相信，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革命工人将理解我们。我们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着手我们正在完成的同一个工作，但依靠自己更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的思想技术手段，他们将更充分地完成这个工作，并将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1918年2月12日
附：在像我们这样暴风雨的时代，事件和它们的内在联系很快就会淡出参加者的记忆。因此，我认为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俄文版也是有益的。
莫斯科
1918年5月29日 |
编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编者的话
本卷所收材料均写于二月革命至1918年1月这段期间。1918年1月初召开了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用列宁的话说，它标志着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头几个月的结束。大量的材料使本卷必须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于10月9日结束。选择这个日子并非偶然。党为让工人阶级对夺取政权做准备而进行的7个月的鼓动组织工作在这一天结束。彼得格勒苏维埃批准我们的党团退出预备议会，意味着它赞成立即展开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正是在这一天，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领导群众的机构——的决议。在10月9日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党的全部活动都是在直接准备起义的标志下进行的。
本卷、特别是它的第一部分中的材料并非总是按日期顺序排列的。我们认为，根据不同的题目组织这些材料对读者更有利。因为这些题目与时代最重大的事件相应，所以这样的组合有助于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事件上去。
第一部分中的前三章无须特别的注释。需要说明的只有最后两章。《反革命的进攻》所涵盖的时期从7月3日到9月1日。虽然反革命反对革命先锋队的斗争在七月事件之前就开始了，但它直到七月事件后才具有系统的，主要是实际行动的性质。这次进攻的终点应该认为是科尔尼洛夫暴动，它立刻导致政治舞台的重新组合：反革命暂时失败，无产阶级先锋队面前再次出现了广阔的革命活动领域。我们给最后一章做的标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这是因为9月和几乎整个10月都是妥协派政党不断分化和最后的联合企图失败的图景。预备议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徒劳无益和软弱无力的最鲜明的表现。
在第二部分的章节中只有不多几处需要说明。指出《十月起义》的那一章开始的准确日子是困难的。从形式的角度，可以指出不同的日子。10月7日是党团退出预备议会的日子，10月16日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决定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日子，10月22日是团队委员会正式赞成起义的日子，最后是10月24日，起义在这一天开始，几乎所有这几天都可以觊觎这个阶段第一天的角色。我们拒绝了前三个日子，因为总的来说，它们属于前十月阶段，更确切地说，它们标志的是准备起义的几个里程碑。我们把10月24日作为起点，是因为十月起义在这一天实际开始。但是，我们没有把10月24日完全归入这个阶段。我们有意识地把列·达·托洛茨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24日的讲话留在《十月前夕》的一章中，因为就其内容来说，它更应该属于真正的起义之前的日子。
第八章《十月回忆》是由更晚的材料构成的。如标题所表明的，它们是回忆，而不是十月时期的文件。我们把它纳入十月革命后的一章中，是出于更详细地阐明这个伟大时期的考虑。第十章《为和平而斗争》（中译本未收此章。——译注）没有囊括列·达托洛茨基在1917年11月-1918年1月间就这个问题撰写的所有文件。由于这些材料属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将收入《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决定，为了完整性，把全部这些文件转到下一卷中，虽然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它们应该收入本卷中，但从内容上说，它们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材料有直接的联系。在第3卷中留下的仅仅是涉及一般和平问题的文件。（本章未收入此译本中。——译注）
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删掉了《十月革命》这本小册子中阐述布列斯特和谈的那部分（第十一章）（译本中为第十章——译注）。虽然这本小册子涉及的时间从1917年2月到布列斯特，我们仍把它放在本卷的最后，作为收入本卷的所有材料的概述。
在评价收入本卷材料时，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它们中的绝大多数的保存形式是极度不能令人满意的。只须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即没有一篇讲话有速记记录稿。除最后两个月的讲话外，所有其他讲话都只能从妥协派的报纸转录过来。无须说，它们是孟什维克新闻记者记录的，被孟什维克编辑修改过的（即往往是伪造的），这些记录往往根本不能提供关于这些讲话内容的明确概念。但是，甚至在我们得到有关列·达·托洛茨基在其讲话中提供的论点和表达方式的确切消息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有权修改他们的文本。我们只限于风格上的修改，消除报导中句子结构上的明显错误。只有在讲演者的观点遭到明显的政治歪曲时，我们在注释中做出相应的说明。但直接属于十月的和后十月阶段的最后材料，在形式上也不能令人满意。众所周知，无论是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还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都没有记录。我们就不说更小规模的机构和代表大会了。讲话的采访记录往往只能模糊地传达讲演者的思想。完全荒谬的情况也不能排除……
在十月革命的头几个月中，还顾不上建立能最详尽地记录新组织生活的机关。这点反映在材料的质量、特别是第一部分的材料质量上。几乎没有留下有关党内生活最重要时刻——例如关于在全俄民主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党团会议、中央委员会会议等——的任何文件和报导。在我党历史上如此重大的日子：、如7月3-5日，还有彼得格勒苏维埃各部和其他组织对七月事件做出反应的会议，也几乎完全没有记录在刊物和其他文件中。上述原因可以解释这个事实，即关于参加全俄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问题上的分歧在本卷中反映不够充分。对这些分歧的反应读者可以在列·达·托洛茨基档案中的不连贯的文件中找到。
挑选材料的困难不仅在于要找到分散在各种档案中的文件，而主要在于确定它们的作者。列·达·托洛茨基撰写的大多数官方文件是别人宣读的，匿名发表的。在这方面，困难最大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它们不仅仅是在公布时不署名，有时可能还是集体撰写的。为确切地找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编辑部采取了它所能采取的一切方法。作者无法搞清的那些文件，我们根本没有把它们收入本卷之中，或是只收入附录中。因此，在选择材料中有无法避免的空白是在所难免的。上面可能或应该刊登列·达·托洛茨基讲话的许多期那时的报纸（如《工人和士兵报》等）至今没有找到，仅这一个原因就可以确认肯定存在空白。出于列·达·托洛茨基手笔的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某些社论和其他文章，其中有些是在十月前发表在《工人之路报》、《工人报》等上的，有些甚至是在1917年底刊登在《真理报》、《消息报》上的，也没有收入本卷之中。在七月事件中丢失的列·达·托洛茨基的两本小册子《致诽谤者》和《大动荡的年代》也没有找到。其中的第一本是讨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驳斥资产阶级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诽谤的；它在党的印刷厂被捣毁时丢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会议上的一系列最重要的讲话，留下的只是扼要的简报，编辑部不得不放弃它们。某些讲话甚至连报导都没有。像十月期间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样历史性机构的会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无法出版列·达·托洛茨基在这些机构的会议上的全部讲话。列·达·托洛茨基在那个时代彼得格勒的集会、军事会议、苏维埃和工会各部门的会议上的极其精彩的讲话也付诸阙如。从准确地反映时代的角度，这些材料比“官方”讲话和文章更有价值。遗憾的是，至今几乎没有找到一份关于这类会议的简报，速记稿就不用说了。
由于反映在本书中的时代对我们的党和整个国际有巨大的意义，而这个时代的文件大多数还没有再版，因此广大读者暂时还看不到，我们决定把其中最重要和最有意思的收入附录和注释中，虽然这会大大地增加本卷的篇幅（附录未收入译本中——译注）。
关于个别技术问题再简单地说几句。由于这个时代历法巨大的变化，我们采用了下述措施：章节标题下只用旧历；在文章后面标的是公历，括弧里面是俄历，只有在报纸完全按照公历出时，才只标公历。列·达·托洛茨基署全名的文章，我们舍去了签名，只有信函保留了签名。
最后必须指出，筹备本卷出版的工作非常仓促。出版社和编辑部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在十月革命7周年时让本书与读者见面，60个印张的编校工作是在两个半到三个月间完成的。在评价本书的编辑和技术工作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 |
译者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译者前言
信仰不能取代客观科学研究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时至今日，每逢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央视都要播放专题节目。但对它的颂扬是建立在盲目信仰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客观研究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此在颂扬了半个多世纪后，国内出现了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和指责之声，也就不足为奇了。刊登在今年2月《炎黄春秋》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就公然否定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的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十月革命是少数人策划的暴力夺权阴谋。
对历史重大事件有不同看法，本是正常的。何况像十月革命这样改变了人类历史的事件。革命本身就是利益冲突极度尖锐化的产物，更何况是十月革命这样彻底告别传统的统治模式，剥夺所有剥削阶级，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令人遗憾的是该文作者的结论缺乏坚实的史料的支撑，因而不能令人信服。这些观点虽然与此前对十月革命顶礼膜拜大相径庭，原因其实是一个，即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理解都是建立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也就是说，他们眼中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都经过了为斯大林个人独裁而篡改的历史的折射。如该文作者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其实这个理论与列宁毫无关系，它是1924年底斯大林伙同布哈林一起炮制的，于1925年正式公布，取代世界革命理论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他们制定推行这个理论正是在联共（布）党内斗争时期，新理论受到反对派的严厉批评。于是多数派采取他们在党内斗争中惯用手法，把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说成是列宁的理论和主张，其依据就是列宁在其晚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说的苏联已经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托洛茨基反驳说，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条件指的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实行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在这些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阶级，国家也要消亡，还要废除常备军。在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是不能消亡的，常备军也是不能废除的；包围这个社会主义孤岛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会让它独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布哈林声称苏联将撇开一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托洛茨基辛辣地讽刺说，你可以撇开一切，在一月的严寒中赤身裸体地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但天气和民警不会撇开你。
列宁本人同期口授的另一篇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证明了他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是世界革命论者。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精简机构、厉行节约，是为苏联的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请注意“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这句话，不是“撇开”，而是“坚持到”，也就是说，列宁认为，如果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发展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都没有保障。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列宁始终是世界革命论者。如果列宁认为苏联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指的真的是在苏联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话，他显然是不会这么说的。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列宁用了几个“坚持下去”：“尽量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我们才能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不是在小农水平上、在这各种方面都很有限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这里的“坚持下去”与上面的“支持到”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坚持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官方一直把斯大林定位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度对他顶礼膜拜，1920年代他与反对派的斗争被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他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理所当然地成了列宁主义的学说，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何况又有前几年被吹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领袖中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布哈林也是这个理论的共同作者和鼓吹者。即便如此，也不应该侵犯斯大林的著作权，不明不白地把它算到列宁的头上。
另外，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十月革命不是暴力革命
对暴力革命的怀疑过去是不存在的。中共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当然不会怀疑暴力革命的合理性。然而现在不同了。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后，中国学界开始反思苏共失败的原因，有些人发现，失败的原因就是十月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这样的革命遵循的是马克思早年的思想，而不是他更加成熟的晚年思想。所以，不仅斯大林的专制暴政，而且连中共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应该归罪于这场暴力革命。
斯大林式的专制暴政源于何处，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把它归罪于暴力革命，显然是过于简单。更何况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有人会说，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确实有过民主斗争阶段。列宁回国后曾说过，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应该通过耐心的解释赢得多数，从而获得政权。但在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在7月底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地放弃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民主斗争的口号，代之以“武装起义”的口号了。这是史实，笔者并不想争辩。但说从此布尔什维克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以布朗基式少数人的冒险夺取政权的，则与史实不符。因为在七月事件和十月革命之间，还隔着一场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使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斗争再次走上了民主的轨道，并在这个轨道上最终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
也就是说，七月事件没有终止民主斗争的进程，只是把它打断了一个多月。
七月事件也是列宁不是布朗基主义者的证明。七月事件是工人士兵自发地表达对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拒不满足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的抗议。而且士兵手持武器进行武装示威。但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时机不成熟，对示威群众循循善诱，竭尽全力使游行保持在和平示威的范围内。
临时政府为了给自己6月进攻大溃败找替罪羊，借列宁乘德国安排的铅封车回国一事，诬蔑列宁是德国奸细，七月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以叛国罪指控布尔什维克领袖，对他们发出通缉令，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他们的出版物，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又回到了沙皇时代的非法政党的状态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逃到芬兰，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被关进监狱。那时，对失去合法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确实没有进行民主斗争的可能。不仅如此，连二月革命后就一直存在的双重政权的情况也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以民主斗争形式赢得的成果，只有诉诸武装斗争，即暴力革命了。
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深得克伦斯基信任和依赖、并被他提升为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反革命暴乱打破了这种局面。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得不请求尚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等率领群众保卫彼得格勒。暴乱粉碎后，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合法政党的地位，继续为赢得苏维埃的多数而进行民主斗争。
而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的多数了。8月20日，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有效投票为355万张，社会革命党得票20多万张，减少了37.5万张，立宪民主党所得选取票占全部选票的1/5，孟什维克只得到可怜的2.3万张，布尔什维克得票增至20万张。而在6月初，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了5/6的选票。9月23日（俄历），在新一届联合政府成立时，彼得格勒苏维埃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13人、社会革命党6人、孟什维克只有3人，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加在一起都少于布尔什维克，何况社会革命党人中还有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到了这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完全掌握在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在俄国首都的情况是这样，在外地又是如何呢？在预定于10月25日（俄历）召开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妥协派代表人数占代表总数的1/4。孟什维克和追随他们的各民族代表不超过80人，社会革命党有159人（一说为192），其中左派占3/5。早在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之前，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苏维埃选举中赢得了多数。但由于列宁本人一直处于临时政府通缉下，不能公开露面，感受不到政治形势上发生的变化，失去了对民主斗争的信心，因此全力敦促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则不同。在科尔尼洛夫暴动期间，他就已经获得自由，重新开始在苏维埃的活动，并在9月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他不仅对彼得格勒苏维埃内部力量的变化——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消，布尔什维克的长——了如指掌，而且对全国形势了然于胸，坚信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定会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因而建议把起义的日子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这就是列宁与托洛茨基在武装起义的时机上发生分歧的原因。
说十月革命是靠精心策划而获得成功的阴谋，也同样是出于对这场革命缺乏了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一贯的口号。当它在苏维埃处于少数时，它无法实现这个口号。一旦它成了苏维埃的多数，它一定会实现这个口号的。临时政府、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当时所有社会力量都知道这一点。而且布尔什维克公然宣称要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实现这个口号。也就是说，它连它夺取政权的日期都公之于众了。托洛茨基在本书中回忆十月革命的部分中特地指出了这场革命的这一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阴谋可言呢？它的敌人都清楚地知道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的多数后，它主张召开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意味着什么。他们还掌握着政权，为挽救自己也不断出击。如临时政府准备迁都，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召开全俄民主会议、预备议会，其宗旨都是要绕开布尔什维克在其中成为多数的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竭尽全力地阻挠、推迟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还有政府试图将已经革命化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调出彼得格勒；在10月24日那天，起义是在这天夜里发生的，克伦斯基还征收私人汽车，调动前线部队来保卫政府。只是他一辆汽车也没有征收上来，他能调动的只是两个士官学校的学生和一个突击营，总共3000人左右。上述几个事件都是双方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如果承认这点的话，夺取政权的公然较量早在起义之前就开始了。哪里还有什么阴谋呢？上述几个事件在本书中都有反映。
另外，从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历届政府的组成都是由苏维埃的多数决定的。除第一届临时政府是由被革命群众排除在苏维埃之外的大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和“进步集团”组成的外，[1]另几届联合政府都是由苏维埃的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主的政府，苏维埃的多数党就成了执政党。根据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布尔什维克成了苏维埃的多数后，理应由它来组成政府，实施它的政纲。何况此时的临时政府空有权力的表象，实际上已经气息奄奄。苏维埃的妥协派也消耗尽了他们的二月革命的资本，根本无法与布尔什维克对抗。这也就是十月革命为什么是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革命的原因，仅凭三万多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就推翻了临时政府，并夺取了全国政权。
综上所述，颂扬十月革命（暴力）和否定它的观点截然对立、大相径庭，但二者的根源却是一个：对十月革命缺乏了解。一国首先爆发（被该文作者说成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暴力革命原来是称颂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理由，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今还是这两个原因，却要把它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领袖
这倒并非全是他们的错，除了上面说过的政治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资料。乍一听这种说法，很多人甚至会表示怀疑，但仔细一想，还真没有。其实，这场革命的不少亲历者——不管是十月革命的敌人还是它的领导者或参加者——都留下了史料，著有回忆录，还有人撰写了专著。但这些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严禁出版。在那时的苏联，对这类著作的出版有两个原则：能不出版的一律不予出版，非出版不可的，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如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俄译本，将涉及托洛茨基的段落统统删除。读者若有兴趣，不妨看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的两个译本，其中一本是根据原文译的，另一本是根据俄译本译的。甚至连被斯大林奉为老师的列宁的著作《列宁全集》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列宁著作中所有赞扬托洛茨基的地方和能表明后者领导革命工作的地方均被删除，对斯大林本人的批评当然也被删除。关于这点，读者比较一下《列宁全集》的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就清楚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托洛茨基才是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人，它的最主要的领袖，是客观历史地研究十月革命绕不过去的人物。然而斯大林最怕的就是托洛茨基以及他与十月革命的真实关系，因此他为了达到歪曲伪造历史的目的，还必须禁止出版一切相关史料。因为所有史料——无论是同志还是敌人提供的——都表明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直接领袖。这就是当初的苏联以及后来的中国对十月革命的宣传颂扬热热闹闹，可理论和历史研究总结却付诸阙如的根本原因。
时至今日，国内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它的领导人是谁。今天在中国要做一个关于谁是十月革命领袖的问卷调查的话，大概多数人会说是列宁，不少人还会加上斯大林。这也难怪，因为国人对十月革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此书曾是中共党政干部必读书。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本书被定性为斯大林篡党夺权的工具，歪曲篡改历史，并禁止该书的出版。不管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何评价，应该说当时对此书的评价是正确的。前两年，普京下令在俄国再版这本教程，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一篇长文，为此书的再版大声叫好。此书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再加上直到现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和相关著作中，都说是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去年央视播放纪念十月革命89纪念周年的专题片仍说是列宁下达了攻打冬宫的命令。其实，在10月24日（俄历）夜[2]列宁乔装（他当时仍受着临时政府的通缉）来到斯莫尔尼宫时，彼得格勒大部分已经处于赤卫队和起义的军人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在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之前，起义已经开始，并且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差的只是对被包围在冬宫里的众叛亲离的临时政府的几个部长和保卫他们的2、3千士官生和军人进行最后一击了，克伦斯基已化装乘美国使馆提供的汽车逃走。列宁抵达的斯莫尔尼宫是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及其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十月革命不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而是以苏维埃的名义发起的。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中，把他指挥十月革命的斯莫尔尼宫的小房间比喻为舰长的舰楼，足见他在这场革命中的角色。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用空弹炮击冬宫的也是托洛茨基。就是在十月革命前的准备阶段，大量工作也是经过苏维埃进行的，尤其是在七月事件之后，列宁为躲避临时政府的逮捕而隐藏起来，不能公开露面，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被查封，机关被捣毁，7月底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以武装起义取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由于列宁躲避通缉，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公然反对武装起义，斯大林则采取消极观望态度，这个决议根本无法落实。恰恰是在这段时期内，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的积极活动对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决定性的影响。
布尔什维克党是十月革命的主力，躲避通缉的列宁是否能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袖指挥领导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呢？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排除的。但恰恰是在对待起义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中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大家都知道，在起义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反对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公然在报纸上泄露起义日期。其实，这只不过是布尔什维克上层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表现，并非特例。列宁回国前，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多数人是支持临时政府的。3月28日（俄历），在列宁回国前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其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政府分成了两个机构……苏维埃的确在革命性变革方面采取了主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唯一领导者，控制临时政府的那个机构。临时政府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成果的任务。苏维埃动员了各种力量，行使了控制权，而临时政府则勉强地、拙劣地承担了人民实际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捍卫者的任务。”在宣读完他的报告后，他又宣称他更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该决议的核心是：“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加米涅夫也持同样的立场。他反对列宁的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四月提纲》。他在刊登在1917年4月12日（俄历）《真理报》上的文章《论列宁的提纲》中写道：“他的提纲对英国、德国、法国的正在形成的革命的头几步来说，是极其伟大的纲领，但不是对已经完成的俄国民主革命。”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国内局势就是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和立宪民主党必然会承担起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以推翻资本的断然措施妨碍工兵苏维埃的这项工作，从科学和策略的角度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拒绝刊登列宁主张布尔什维克投入夺取政权斗争的《远方来信》。列宁回国后，他的《四月提纲》也遭到党的上层的抵制。他费了不少力气扭转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袖准备在苏维埃中当反对派的立场，使全党走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但他未能使党的上层心服口服，未能消除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即俄国首先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最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每到紧要关头，党的上层都会产生重大分歧。而在这些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完全一致。这大概也是在十月革命及其准备期间，列宁不仅不能依靠他们，而且还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并分外倚重1917年5月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的原因吧。
在列宁身后发生了激烈的党内斗争，其结果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于是出现了历史大错位：十月革命的领袖、苏维埃共和国之父、红军的缔造者和统帅托洛茨基被打成了反革命、托派首领、列宁主义、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而在十月革命期间消极观望、碌碌无为的斯大林却成了列宁唯一的“忠实学生”、革命领袖，而且还永远正确。由于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他领导下的世界革命和国内经济建设中都找不到支持，他只好求助于伪造历史，破坏党内民主，制造冤假错案，大开杀戒，这一切都是出于保持他篡夺的权力，掩盖他犯的错误，制造他永远正确的神话的需要，与革命、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毫无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背道而驰。由于托洛茨基是他在这条道路上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他个人的死敌，因此必须要除掉。不仅要剥夺他的革命功勋，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彻底抹去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如今，十月革命即将90周年，斯大林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为自己营造的光环早已不复存在。对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是非对错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实在没有理由再为斯大林制造个人神话而隐瞒这个历史事实——托洛茨基是直接领导十月革命的领袖。
十月革命现在进行时
本书篇目选自苏联国家出版社于192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文集》[3]系列一（《十月的历史酝酿》）中的第3卷第1册《从二月到十月》和第2册《从十月到布列斯特》。删去了布列斯特和谈期间的文章和两册中的附录。虽然这两册于1924年由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但由于联共（布）党内斗争已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为当时的多数派排挤对象，已经被打成派别活动首领，犯有反对列宁主义、破坏党的团结的罪行。这当然会对此书的发行产生影响。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随后被流放，一年后又被驱逐出国。那时，托洛茨基著作就成了禁书。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形成的恐怖气氛中，阅读和传播他的著作会给人带来杀身之祸。这些书在苏联社会上逐渐绝迹。这也影响了国外托洛茨基著作的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托洛茨基的俄文原著大多是他被驱逐出苏联后在国外出版的，很少有1927年以前在苏联出版的。苏联出版的《托洛茨基文集》更是一本没有。中央编译图书馆是国际共运专业图书馆，其中的《托洛茨基文集》都是复印本，不知是原书年代久远，还是复印技术的原因，复印本字迹不清晰，个别卷次甚至模糊难辨。连这家专业图书馆都只能以复印本为满足，足见此书难求。
本书所收文章、讲话和报告都是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爆发后（当时他还在美国）直到1918年1月，即革命的酝酿、发展、爆发及巩固期间所发表。它们最生动地展现了革命的灵魂、理想、激情和力量，留下了清晰的革命发展的历史轨迹。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十月革命现在进行时，是研究了解十月革命的第一手材料。
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的文章讲话在中文第2版中已经全部译出，已经有了十月革命的一条主线。但因为他与托洛茨基的主要活动领域不同，前者主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克服党内高层抵制、反对夺取政权的革命，而后者主要在苏维埃，直接面对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对手，直接面对广大群众。因此，他们两人的著作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场革命。另外，在七月事件后，列宁为逃避临时政府的追捕而东躲西藏，无缘直接参加苏维埃内部进行的斗争，因而他在这段期间的文章的核心是敦促布尔什维克党加速武装起义筹备和发动，不能反映出苏维埃内部的斗争及其力量的消长以及形势的变化。而托洛茨基一直处在斗争的第一线，直接领导着这场斗争，即使在被羁押在十字架监狱中时，他也通过前来探望他的工人士兵与与形势发展保持密切的联系。而这几个月，正是革命发展最迅速、最关键的时刻，布尔什维克最终战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赢得苏维埃的多数，成为全国形势的主人，其实是在此期间。可以说，在这段期间，托洛茨基的活动更准确、更直接地反映了革命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史料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此书中大部分是当时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报告。只有两部分是后来写的。《回忆十月革命》一章中收录的是1918-1921年间托洛茨基所做的对十月革命的回忆，有的回忆是在党史研究委员会组织的活动中进行的。其中既涉及革命的重大问题，也涉及一些细节。另一章是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利用谈判闲暇为欧洲工人写的介绍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它在原书中是最后一章。该小册子提纲挈领地叙述了整个革命，把书中各部分的具体活动联系起来，并彰显其在整体中的意义，而具体活动又为整体叙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者相得益彰。此外，小册子对革命进程叙述的独特视角，以及对重大事件的理论历史总结和概括，对读者更好地了解十月革命有所帮助。在李向晨先生的建议下，译者把它放在第一章，作为本书的导读。
书中所收托洛茨基的讲话和报告并不是原稿（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写好稿子后照本宣科，而是只列提纲），是发表在当时各家报纸——主要是《新生活报》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的报纸——上的记者报导。因此这些讲话都经过了记者报导的折射。原编者保持这些文件的历史原貌，未做任何改动。同一个报告或讲话的报导有较大差别时，将两篇报导一起收入。但在报导明显歪曲了讲话者的观点时，就直接询问本书作者，并将他的答复放在注释中。托洛茨基是难得的口才文笔俱佳的人。这些讲话的报导无法保留他演讲的风采。读者只能通过当时听众的反应来想象。他的讲话不仅赢得支持者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还令对手折服。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这样描述托洛茨基9月14日（俄历）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讲话：
这无疑是这位令人惊异的演说家的一篇最杰出的演说，我抑制不住自己心头愿望几乎全文转录了这篇了不起的演说，使我这部著作生色。如果将来我的著作也有读者，那就让读者根据这一页来评判我们时代的演讲艺术及其政治思想吧。他一定会得出结论：在过去的这一个半世纪中人类没有白活，我们的革命英雄已使1789年的著名领袖黯然失色。
有必要提醒一下，苏汉诺夫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朋友，而是它的对手。
托洛茨基演讲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可以通过效果来进行侧面来了解。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能迅速转向苏维埃一方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巧妙的工作安排，党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是怎样让卫戍部队迅速转向苏维埃一边的呢，不是幕后交易，也不靠拉拢许诺，靠的还是他的演讲。在直接关系到革命进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的选举中，事先估计布尔什维克所得的选票离半数只差百余票，而且认为这就是胜利。结果是他们得票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还多了一百多票。托洛茨基在选举前的讲话对选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问他的对手是否把克伦斯基的名字列入他们的名单，对手回答当然列入。托洛茨基接着说：
我们曾确信，克伦斯基不再是苏维埃的成员。但原来我们错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在奇赫泽和扎瓦杰之间游荡。当建议你们赞成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请记住，就是建议你们赞成克伦斯基的政策。
这几句话使一百多名摇摆不定的人转向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决定了它在苏维埃中的多数。
还需要指出的是，原书的注释工作做得很细。书中对当时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机构都有详细的注解，对争论问题列举双方的观点，还提供了书中涉及的选举各方得票数字，大大地增加了此书的史料价值。编者还将各方面对托洛茨基报告和讲话的反映收入注释中，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感受当时的气氛，也增加了此书的可读性。
托洛茨基为原书写的长篇序言《十月的教训》因已有中译本（《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两册中的附录因不是托洛茨基所著，未收入中译本中；最后一章《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中有几篇未译，其中两篇是托洛茨基撰写的外交部令，解除怠工官员的职务并剥夺他们享受退休金的权利。尽管与怠工作斗争是巩固新政权的重要举措，但这两份命令中都是人名和头衔，对读者来说未免过于枯燥，因而删除。还有几份任命出于同一考虑，也未翻译。其余各章均全部译出。
马长虹先生为联系此书出版和查找注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谢忱。
译者
2007年8月4日
[1]第一届临时政府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请求杜马临时委员会组建的。
[2]伊萨克·多伊彻在《武装的先知》中说列宁是10月24日深夜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列宁更可能是25日早晨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中叙述了决战之夜，即10月24日（俄历）之夜他在斯莫尔尼宫用电话指挥起义的情形：当大局已定，城里最重要的地方都转入起义者的手中时，他离开电话机，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一阵眩晕，便失去了知觉。当时在他身边的只有加米涅夫，没有提到列宁在他身边或是在斯莫尔尼宫。本书中提到唐恩和斯柯别列夫看到乔装的列宁，应该是在他们来出席25日开幕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也就是说，列宁在此前刚刚抵达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卸装。24日夜至25日凌晨，起义已经获得了胜利，列宁在前往斯莫尔尼宫的途中，起义者已经基本控制了彼得格勒，如果列宁是在24日夜间来到斯莫尔尼宫的话，他没有必要把这身装扮一直保持到25日早晨。
[3]《托洛茨基文集》的出版工作于1927年停止，所出版的最后一卷是第22卷，但实际上出版的并没有这么多，有几卷已经编好，但没有出版。当然还有不少有待整理的著作和文章。 |
托洛茨基《1905》（Uni、佐仓绫奈译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PDF电子书】
1905
列夫·托洛茨基
（1908—1909）
Uni、佐仓绫奈译校；主要根据《1905》1922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译出，
同时也参照了2016年美国芝加哥干草市场图书（HaymarketBooks）出版的同名英译本。
俄文第一版序言（1922年1月12日）
俄文第二版序言
德文第一版序言
德文第二版序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俄国的社会发展与沙皇制度
第二章俄国的资本主义
第三章俄国的农民阶级和土地问题
第四章俄国革命的动力
第五章“春天”
第六章一月九日
第七章十月罢工
第八章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产生
第九章十月十八日
第十章维特内阁
第十一章“自由”的最初几天
第十二章沙皇军队在干活
第十三章书报检查的风暴
第十四章反对派与革命派
第十五章十一月罢工
第十六章“八小时工作制和火枪！”
第十七章庄稼人的造反
第十八章赤色舰队
第十九章在反革命的门槛旁
第二十章苏维埃最后的时日
第二十一章十二月
第二十二章总结
附件一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附件二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附件三我们的意见分歧
附件四为政权而斗争
附件五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代序
第一章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诉讼程序
第二章苏维埃与检察机关
第三章我在法庭上的发言
第四章往
第五章返
译后记 |
社会革命党人的教诲（托洛茨基，190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社会革命党[1]人的教诲
托洛茨基1905年
Lambda译、Zveza校
原文链接：ЧЕМУУЧАТСОЦИАЛИСТЫ-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近来，工厂集会上出现一些号召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工党、加入社会革命党的演讲者。
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战斗。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整个俄国，工人运动都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加强并取得胜利。现在，社会革命党人正在竭力分裂无产者的队伍，胆敢在这种极其重要的时期让工人大军发生混乱。他们在做这种事情前必须要考虑清楚。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们才有权号召工人离开我们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也就是，我们犯了大错误，我们正在误导工人。
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指控我们党的？他们说，我们的主要错误发生在农业（土地）问题上。那么，我们就好好讨论一下社会革命党人是怎么教诲我们的，看看谁对谁错。
社会革命党人说：问题在于土地私有。土地现在归贵族、商人、朝臣、官员、修道院和教堂所有，而劳动农民则因为无地而窒息。缺乏土地让农民陷入贫困，在农村形成了一个没有土地、饥肠辘辘的无产阶级。他们被迫去城里打工，获取低下的收入。城市工人也因此受土地短缺的影响。
社会革命党人说：唯一的生路就是消灭土地私有。必须没收贵族、商人、皇室和修道院的土地，并收归国有。只有那些自食其力者，才可以种国家的地。还必须均分土地。只有这种制度才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不会有失地者，也不会有乞丐。城市不会挤满失业者，城市的工资也会上涨。因此，唯一的生路就是立即将全部土地分给人民。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在书籍、公告和集会演讲中的教诲。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需要细细思考，它是个巨大而且重要的问题。觉悟工人必须清楚地知道：是什么导致农村变得贫困，必须号召农民进行何种斗争。城市比乡村更有觉悟、更有学问，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运动当中起领导作用。
社会革命党人说，必须立即把土地分给农民。很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毕竟，农民和农民是各不相同的。有些农民除了份地还有自己的农庄，有些农民甚至要把自己的份地租出去；富农有纯种的牲畜、强壮的马匹和美国的犁，而他同村的苦命人呢，“贫无立锥之地，一件上衣穿一辈子”。富农雇人打理农业，而买不起马的农民则出卖自己给地主做工。
现在想象一下，所有土地都来到了人民手中。设备齐全的富裕农民当然能对付得了：他会用美国的犁耕地，用条播机播种，用打捆机收割，再用马或蒸汽脱粒机脱粒，等待时机，将粮食卖个好价格，最后把利润收进腰包。但是，没有耕畜和农具的贫农会怎样呢？毕竟他没有任何办法能把这土地抓稳，既没有牛也没有马……那他要怎么处理他的地？就和现在的份地一样：半价租给富农，然后自己去做长工。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从中会产生什么“平等”的结果吗？完全不会！这就是纯粹的空话！
社会革命党人说：罪恶之源在于土地私有。我们回答他们说：这是对的，但它不是全部的根源。
除土地外，私人手中还掌握着资本与生产资料，也就是经济设备、工具、仓库和原材料。就算像他们那样宣布说土地是无主的，是“上帝的财产”，还是会富农愈富、贫农愈穷。
我们不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土地均分对买不起马的贫农和乡村无产者没有任何好处。
社会革命党人可能会这样说：我们必须要求制宪会议给每个贫农发放资金，供他们购买产业设备。好，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说，国家会直接出资给数百万贫农购置设备。那这样一来，他们能不能把自家产业掌握住呢？
任何一个有思想、有觉悟的工人，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都会立即回答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周围，无情的竞争无处不在，这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买卖中，手艺人之间互相竞争，商人之间互相竞争，地主之间也互相竞争。谁的资本多，谁就能取胜。就像大鱼吃小鱼，大资本家也会吃小资本家。竞争使富人更富，而使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土地所有者变成无产者。这个道理是必然的，就和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
因此，就算真的均分土地给所有渴望土地的农民，并且给贫农提供设备，这些土地所有者之间还是会立即出现竞争。少数人往上爬，扩大产业并开始实行雇佣劳动，绝大多数人则重新变成农村无产者。就是说，我们又会回到原点。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第一，分到土地还不够，还必须拥有生产资料。第二，分到产业设备也还不够，还必须能够真正把它掌握住。
社会革命党人声称均分土地给农民就能消灭失业，这纯粹是在误导工人。只有缩短工作日才能减少失业，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根除失业。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不只是土地，而是所有生产资料（工厂、原材料）都归全社会所有，共同劳动的成果将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不会有竞争，不会有资本家或无产者，不会有农民问题，也不会有失业。
当然，富农会对我们说的话嗤之以鼻。但对于贫农、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我们必须向他们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饥饿和屈辱。只有社会主义，别的都不行。
但是，现在能直接在俄国推行社会主义吗？不，我国的农村还很不开化，缺乏觉悟。农民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即社会民主党人）还太少。首先要做的是推翻这个将广大人民群众置于蒙昧中的专制政权。必须免除加在贫农头上的一切税赋，必须在农村实行所得累进税，推行普遍义务教育。最后，还必须把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与城市无产者联合起来，组成一支社会民主党的大军。只有这样一支军队才能完成那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现在，饥饿、贫穷、受地主和政府双重压迫的农民起义了，并且在夺取地主的土地。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怎么看这件事？我们说：只是把贵族的地分给农民，并不会像社会革命党人梦想的那样，使农村免于贫困和消灭失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把所有土地转移给人民，资本主义也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农民的无产化将继续下去。但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还是会全力支持没收一切土地——原因如下。
今天的俄国农村不仅受资本主义折磨，还受农奴制残余的恶劣影响。
许多贵族在自己继承的土地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农庄产业，他们以最为重利盘剥的条件把土地租出去。由于本地贵族也是地方自治局的领导，所以俄国许多地方还完整地保留着农奴制。随着贵族土地的没收和贵族头衔的废除，老爷和农民之间的区别将不复存在。要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现在在许多地方，农民都在竭力夺取地主的地。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能反对这种行为吗？当然不能！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不关心农民的土地需要，那是他们在说谎。无产阶级将全力支持立即将贵族土地转移给农民。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必须这样对农民说：“你们要在村里和乡里选举出农民委员会，让委员会处理当地的土地问题。但这还不够，你们还需要确保未来的制宪会议不会站在地主一边派兵对付你。因此，在制宪会议选举期间，你们要将票投给人民的真正朋友和保护者！”
但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不会忘记这一事实：在农村，与他最亲近的不是有产业的农民，而是无家可归的无产者和雇农。因此，城市工人会公开对全体农村贫农说：“兄弟们！你们是买不起马和其他产业的贫苦农民，把所有土地分给农民也不能让你们得救。在你们当中，十个人或者一百个人里才会有一个人当上主人，其他人还是照旧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那些人说土地‘社会化’或者均分土地就能使你们摆脱无产化的命运，你们不要相信他们。不要相信！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党人心里完全是为了你们好，但他们的指示却大错特错，让你们产生误解。会有很多党派来给你们开药方，想让你们摆脱贫困和失业——不只是社会革命党人，保守派、自由派，还有好多别的党派都会如此。但你们必须相信我们，相信你们的兄弟，相信城市工人。我们告诉你们：不管是对你们还是对我们，得救的办法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农村无产者们！与我们这些城市无产者联合起来吧，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当我们的队伍囊括大多数城市和乡村的工人，我们就会把国家权力握在自己手中。那时，我们将宣布土地、工厂等一切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然后，斗争、竞争和贫富分化将会从城乡各地消失。再之后，真正的平等和真正如兄弟般亲密的关系就会降临世间！”
“起来吧，贫苦的农村兄弟们，加入城市无产者的光荣大军吧。让我们奋勇前进，为了完全的自由而战，为了社会主义而战！”
社会民主党的传单，由圣彼得堡Е·М·阿列克谢耶娃出版社出版。
[1]社会革命党于1901年由几个幸存下来的民意党团体联合组成。与社会民主党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不自称为工人党，而是全体劳动者的党。它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纳入了这个模糊的概念。社会革命党认为自己是19世纪70-80年代民粹派革命思想的继承者，认为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罗斯的条件下生存下去。社会革命党人说：“俄国接下来的革命不会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劳动’的。”然而，尽管他们把华丽的革命辞藻当作掩饰，社会民主党人自他们建党伊始就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在社会革命党出现的时候，就把它称为“反动社会主义者”的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社会革命党掩盖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作用，明确地将这个党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对该党的原则性态度必须与对自由派的态度相同。大会决议继续说：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不仅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展有害，甚至对反对专制主义的普遍民主斗争也有害。因此，大会谴责了一切试图与社会革命党接近的行为。
社会革命党从来没有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它曾与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结盟，同时又认为自己有责任捍卫农民的利益。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土地社会化、均等使用土地等）反映了广大农民阶层中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部分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受个人恐怖主义方法的吸引，追随社会革命党人。但是，领导恐怖活动的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很快就因为其内部严重的奸细渗透而名誉扫地。在第一届国家杜马期间，社会革命党组织了一个劳动派参与其中，但它与立宪民主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开始衰退。它的内部出现了由布纳科夫、阿夫克森季耶夫等人领导的取消派。这个团体出版了《创举报》，对本党策略的各种基础都提出了质疑，彻底地重新考虑了一切如革命之类的问题。它认为革命时期已经过去而且不可能在近期恢复过来，并基于此观点又认为必须要根据新的条件改变所有的政治斗争方法。这个取消派的领导人（也就是现在身在海外的右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坚决要求该党改用合法的政治活动形式，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达成协议，并彻底放弃反对沙皇专制的武装斗争。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人采取了护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的模糊纲领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官员、军官和农民入党。由于有过多右翼成分入党，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了同盟。尽管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一起构成了当时苏维埃的大多数，但它依然对“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持敌对态度。社会革命党人真正的政治本质在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通过二月革命上台后，他们坚持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直到取得胜利。同时，他们不仅没有实现其纲领的要点，也就是土地的社会化，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反对没收地主土地。在十月的战斗中，社会革命党披坚执锐，与起义的工人阶级作战。十月之后，它又继续进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斗争，与“复兴联盟”的反动派联合，推行干预政策。而在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它动用的手段也不止于个人恐怖活动。它的成员刺杀了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尔斯基，尝试刺杀过列宁，还对托洛茨基准备过刺杀行动。1919年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放弃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然而切尔诺夫的中央委员会并未遵守这一决议，在大会后继续进行干预、武装行动和恐怖活动。1922年在莫斯科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清楚地揭示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反革命本质。
十月革命前不久，由卡姆科夫、斯皮里多诺娃等人领导的所谓“左翼社会革命党”团体脱离了社会革命党，并在彼得堡的杜马选举中支持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在全俄农民苏维埃大会上，以斯皮里多诺娃为首的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了反对右翼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抨击了时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临时政府成员的阿夫克森季耶夫。十月革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左派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其成员加入了苏维埃政府。尽管如此，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始终无法完全克服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对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异议也在加深。1918年夏天，他们暗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此后，左翼社会革命党开始瓦解，并分化为三个团体：“左派”、“人民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共产主义者”。
1923年，社会革命党部分成员召开的大会决定解散该党。 |
托洛茨基：需要建立党（1905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需要建立党
托洛茨基
（1905年11月）
的确，需要建立党。
革命把无产阶级从上到下都发动起来。无产阶级的政治注意力被激发出来了，他们的敏感性非常强，革命的干劲很大，以至于领导机构常常要约束群众，而不是推动他们采取某种积极步骤。我们最低纲领中最根本的要求是：共和国、八小时工作日、民兵制，在无产阶级群众看来，这些要求似乎是同他们自身一起产生的。在工人区——在会议上，在集会中——我们到处都占优势。我们的报刊享有很大声望。
所有这一切赋予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彻底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建立群众的党。完全的、无条件的、从上到下的联合，现在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党响亮而明确地声明，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联合起来，并在地方和中央都着手促其实现。
联合起来的党所面临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成为工人群众的组织。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中，是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出现的，为此所必需的联系是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在民众集会上的鼓动建立起来的。报刊应当接受党的监督。俱乐部和民众集会应当受党组织的管辖。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都必须向党报告工作。所有这一切使我们面临组织联系和组织关系的问题。
党依靠的是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但通常只有政治组织才能参加制订党的纲领和策略。
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如果他想影响党的方针，他就必须是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
入党的条件是：一、承认党纲；二、参加政治组织；三、按期缴纳党费。
对这三个条件，没有也不可能有分歧意见。关于党的可能的“容量”方面的全部疑问，实质上可归纳为一个问题，即什么叫做承认党纲？
革命促使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政治领导，他们阅读我们的报纸，因此很自然，他们纷纷靠拢我们的组织。只要在某一个城市号召工人入党，立刻就会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工人报名申请。这可能会引起、有时也确实引起人们对党今后命运的忧虑：党是否会溶化到自发势力中去？
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同这种自发势力划清界限而又不失掉同它的联系？用什么样的特征来鉴别一个真正的党员？
党费吗？党费本身是不提供任何保证的。参加组织吗？但是要知道，这个问题本来就是由于大量工人要求参加组织而引起的。
剩下的是承认党纲。但问题是绝大多数投奔到我们这里来的工人并不了解我们的纲领。把党的意志置于以他们为转移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意味着使党的全部政治生活遭到危险呢？必须对党纲，起码是对它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订出一定的认识标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去，那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为所有希望入党的人规定某种考试。
但是另一些同志指出，存在着相反的、而且是不小的危险。
为了力求保持自己的原则的纯洁性，党严格地把自己同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区别开来。但是，工人希望参加组织，我们党如果不吸收他们，他们就会在党外自己组织起来。我们对党的纯洁性的过分关心会促使群众去建立独立的，即无纲领、无原则的工人政党。应当尽可能把党的大门敞开，而不要害怕无产阶级的自发性！
如果党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或者是溶化在群众之中，在他们中间广泛宣传我们的基本要求和国际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声望，但失掉集中的政治组织的性质，或者是站在群众之外，保留自己对群众口号的“最高”政治监督；如果我们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那我们就要说，这两种做法都是同样的冒险，实际上会造成同样的后果：使得给自己提出一定任务并发展独立的策略以解决这些任务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归于灭亡。
但是，这样严峻的选择是没有的，这一点正在间接地为下述事实所证明：两种社会民主主义派别以前在分歧中所打的旗帜就是上述两种对立的革命发展趋势，现在到处合并了。
毫无疑问，党应当尽量广泛一些，但同时，它应当是定形的，它应当由一定的组织所组成，这些组织应当对自己的成员实行监督。党是由地方政治团体组成的。党同组织之外的革命群众的经常密切的联系是通过不定形的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和社会民主主义报刊建立起来的。
关于入党的政治“考试”就不用说了，这样的考试不解决任何问题，能够说出党纲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绝不能说明政治上成熟。在接受入党的工作上应该坚持的唯一保障就是要有一定数量的、两名或三名党员的介绍。另外，只要有入党愿望和服从党的决议的决心，以及按期缴纳党费，也就够了。
在一开始时，无疑在加入组织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但是，真正的成员可以通过对按期缴纳党费的监督来确定。任何人如果在一定的时期内不缴纳党费（如果未按期缴纳不是因为失业而造成的话），就得被除名。
党的团体是依靠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来进行工作的。这种俱乐部是一种比政治组织小、但比普通民众集会大的组织。在俱乐部里不仅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而且通过它来贯彻党的当前的一切政治口号和党的一切战斗号召。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俱乐部实际上成为社会主义的讲坛；在战斗时刻，俱乐部就变为革命的策源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把我们比较狭小的党组织挤到第二位。
社会民主主义报刊是一种战斗性的、遍及各地和多样化的报刊，它从四面八方把工人阶级吸引过来；它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它天天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最后，它满足工人阶级的各种文艺、科学和哲学要求，用一种无形的但是很有力的联系把全国的无产阶级连结在一起。
需要建立党。刻不容缓。任务是巨大的。我们面临的前景具有全世界历史性质。以无产阶级打头阵的我国革命正在粉碎世界反动派的枢纽。
我们的党应当无愧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无愧于那个阶级所肩负的使命！
写于1905年11月。最早发表于《开端报》。译自《我们的革命》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73—176页。 |
托洛茨基：三十五年以后（1905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三十五年以后
托洛茨基
（1905年12月）
“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败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①
（见1871年3月18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宣言）
俄国读者可以通过利沙加勒的书了解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搞错，这本书很快要出几种版本。根据附有恩格斯极重要导言的马克思的不朽著作，俄国读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哲学。我们知道，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实质上对马克思有关公社的说法没有任何补充。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不值一提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自然就说不出什么来了。直至最近为止出版的一切译成俄文的著作都是拉杂地转述国际反动势力的软弱无力的诽谤，其中还点缀着岗警梅姆烈佐夫[27]哲学和道德上的论点。
注[27]：梅姆列佐夫是俄国作家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中的人物。他是一个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因此梅姆列佐夫一词是沙皇警察专横的同义语。
不仅警察的书报检查条件妨碍了我们对公社的关注。在我国进步人士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由派、自由主义民粹派和民粹社会主义派等思想）的特点也是完全与这场永志难忘的无产阶级斗争所表现的相互关系、志趣和激情的和谐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在几年以前，我们似乎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缺乏巴黎公社的传统，那么现在，通过我们自己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斗争使我们的革命成为不断革命、不间断的革命以后，我们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为直接地遵循1871年公社的遗训。
公社的历史现在对于我们不单是全世界解放斗争的一幕壮烈悲剧，不单是某种策略原理的实际例证，而是一个直接的教训。
①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1—372页。——编者注
一国家和争取政权的斗争
革命就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较量。人民群众是激于简单的切身的动机和利益而起义，常常对于运动的道路和目的却一无所知：这个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权利和正义”，那个党写着“秩序”；革命的“英雄”是受“职责”感的驱使或者是贪图功名；军队的行为是取决于不容反对的纪律，取决于对纪律的恐惧，最后，或者是取决于克服了纪律和恐惧的革命觉悟；热情、贪财、墨守陈规、想入非非、迷信、自我牺牲精神，这无数的感情、思想、情绪、能力、激情统统投进了强大的漩涡，卷走了，消亡了或者扶摇直上了；然而，革命的客观目的就是为了改造陈旧的社会关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
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所掌握的一架机器。国家就象任何机器一样，有自己的发动、传动和实施等机构。动力是阶级利益；它的机构是鼓动、报刊、教会宣传、学校宣传、党、街头集会、请愿、起义。传动机构是借口执行神的意志（专制制度）或者国家意志（议会制度）而代表种姓、王朝、等级或阶级的利益的立法组织。最后，实施机构是设有警察的行政机关，设有监狱的法庭，军队。
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是组织、破坏和改造社会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它可以成为深刻变革的推动力，也可以成为策划停滞不前的工具，这就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中。
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力图掌握政府权力，以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党，自然力图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壮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走向专政的发展。然而，在什么时刻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不是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国际局势，最后，还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如传统、主动精神、战斗准备……
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可能比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一些。1871年，无产阶级自觉地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亲手掌握了公共事务的领导”（见序言开头的语录）——实际上只有两个月——，但是它一刻也没有在英国或者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取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自然有某种依赖关系，这个观念乃是极端简单化的“经济”唯物主义偏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巴黎工人夺取政权不是因为1871年3月26日生产关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已经成熟了，甚至不是因为工人当时觉得这些关系好象已经“成熟”，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保卫民族时的叛变行为使他们不得不夺取政权。马克思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武装无产阶级才能保卫巴黎及整个法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对资产阶级的威胁，而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是手持武器的威胁了。梯也尔政府关心的不是使劳动的法国起来反对包围巴黎的大批俾斯麦军队，而是使法国的大批反动军队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巴黎，是为了其阴谋诡计而躲到了凡尔赛，放弃那些渴望本国自由、渴望自身和人民幸福的工人所占据的首都。无产阶级看到，自己应当挽救国家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它不能不执掌政权，各种政治事件的汇合使得它不得不这样做。政权的取得是出乎意料的。尽管如此，当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时候，它仿佛是由于本阶级的重力所致，仍然走上（虽然有这样和那样偏向）正确的道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它的阶级地位迫使它首先有目的地改革国家政权机关，它的地位也使它执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如果说公社失败了，那也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而是由于一系列政治方面的因素，如巴黎被封锁而与外省隔绝，国际形势极端不利，本身犯错误等等。
二共和制和无产阶级专政
1871年的巴黎公社自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公社；它的制度甚至还不是成熟的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制度。“公社”仅仅是个序幕。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巴黎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时期，并不是因为它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而是因为它选派的九十名代表中有七十二名是工人，是因为它受到无产阶级近卫军的保卫。更确切地说，共和制本身只不过是事实上已经建立的“工人政权”的自然而又必不可免的反映。
亚历山大·米勒兰作为“社会主义的”人质在已故的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内阁里，同已故的镇压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位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提出一个政治格言说：“共和制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公式，社会主义是共和制的经济内容。”应当承认，这个“政治公式”毫无任何“社会主义的内容”。现代共和制形式上是民主组织，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实质上仍然是有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公式”。脱离了瑞典的挪威能够顺利地保持脱离之后所处的那种状况，就是说，它能够依然是共和国而根本没有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公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不会有损于施托克曼市长和其它“社会栋梁”的一根毫毛），但是挪威却宁愿找一个国王（至尊的候选人的后备队伍非常庞大！），以完成自己独立的临时共和国大厦。
有一位格里姆先生，从一切迹象来看是个教授，并且是个自由派的作家，另外还是《北极星》杂志[28]的撰稿人，他不久前向我们这些“书本迷的学理主义者”解释说，“民主共和制”既不是“包治一切的药方”，也不是“绝对完善的政治组织形式”。格里姆先生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书本迷”所依据的那些学说，也就会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对“民主共和制”包治一切病症的性能没有抱任何幻想。为了不说得太远，我们把恩格斯为《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地引在下面，作为例证：
注：[28]《北极星》杂志是政治哲学杂志，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1905—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
“人民常常认为，放弃对世袭君主制的信仰而接受民主共和制作为自己的纲领，就是非常大胆的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制并不亚于君主制。”①但是格里姆先生提出一个毫无价值的思想，似乎整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的各种机构的正确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不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一样好，而国际社会主义则认为，共和制是社会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但得有个条件，就是无产阶级要使它不再为资产阶级掌握，使它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变为以社会主义来解放全人类的工具。
①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编者注
三经济发展与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报刊曾介绍了不断革命的思想，说明不断革命就是通过一系列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新的群众阶层的起义，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不断进攻而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同社会主义变革联系起来，这时我们的“进步”报刊便掀起了一致的愤怒若狂的叫嚣。很多事情它都容忍了呀，但是这一点是不能允许的。它叫嚣说，革命不是一条可以“合法化”的道路！采用特殊的手段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使革命永无止境，而是要尽快地把它纳入权利的轨道，等等，等等。这是大多数所谓“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该党政论家司徒卢威、盖森、米留可夫等先生在任何自己的计划、预见或警告上都无法自禁地丢了丑，他们为了夺得的“权利”早已起来反对革命了。在十月罢工之前，他们竭力把革命（借助于哭诉！）纳入布里根杜马的轨道，声称同布里根杜马的任何直接斗争都有利于反动势力。10月17日宣言颁布之后，他们事后补发了革命还有两个半月（从8月6日至10月17日）的证明书并慷慨地把十月罢工收为义子，取名“光荣”。然而，为了使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学会了什么，他们以惊人的灵巧方法要求革命允许把自己放在维特宪法的普罗克鲁斯特的床上，声称同维特宪法的任何直接斗争都有利于反动势力。这些只是在事后让革命延期三个月的先生们，咬牙切齿地起来反对革命无限期的思想，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有立宪制度充分稳定的局势，即很少进行选举，可能的话以非常法来整治社会民主党，有条件地自由主义地抗议这些法律，死气沉沉地提出反对派的质问，积极地进行幕后交易（所有这一切是以对人民大众的不断的资本主义剥削为基础的，是以依靠君主制的立宪主义的驯顺的两院和皇帝的军队为基础的），——只有这样的“权利”局势才能使他们由于他们所造成一切凌辱而受到奖赏，给他们提供扮演“国家”角色的舞台。事件充分地嘲弄了这些领袖，无情地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和无能，早已使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向他们请求革命要继续存在的权利。
这个民主派的腐化较轻的代表没有冒险从已经取得的立宪“成果”的角度去反对革命：甚至在他们看来，在议会制度产生之前的这种议会制呆小病在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不是有力的武器。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立足于权利，而是立足于他们认为的事实，立足于历史的“可能性”，立足于政治的“唯实主义”，最后……最后甚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干吗不这样呢？威尼斯的笃信宗教的资产者安东尼奥就准确地说过：
“要记住：魔鬼也会引证圣经上的论据”……①
这些先生往往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具有宝贵的自由精神，只是没有任何完整的世界观，他们都乐意在“批评”的掩盖下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结论，并且利用马克思主义本身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他们都坚决指责我们奴隶般地遵循陈腐过时的学说，好象我们根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
不断革命？社会主义变革？可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导说，每一种社会制度在无法维持其本身的生存，其固有的趋势发展到最大限度之前，不会让位于新的社会制度吗？难道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衰竭了吗？或许社会民主党象主观主义者那样认为，可以靠思想来铲除资本主义？云云，云云。有时连最执迷不悟的、甚至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够温和的自由派，都从乐于引用“圣经上的结论”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习这种论证方法。例如，亚历山大·考夫曼先生非常严肃地在《北极星》杂志上声明说：“我们之中有很多人相信，社会主义理想会最后胜利，但是我们同洛贝尔图斯一起认为，同时代（同谁？）的人类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天堂’的地步，我们同马克思一起深信，生产工具的公有化只能是人民和国家的生产力逐渐发展的结果。”（第2期第132页）这位考夫曼先生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而向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教皇和路德同时发誓，他是象自由派批评家们那样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常常炫耀恶意无知的活样板。
资本主义应当在无产阶级能够掌握国家政权之前就“衰竭”。这是什么意思？生产力发展到最大限度？生产集中到最大限度？这样，到哪里是最大限度？它的客观特征是怎样的呢？
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表明，资本主义不但使主要的生产部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在大型经济机体周围设置寄生性小型工商业企业的分枝。在农业上，资本主义有时一下子就扼杀了小生产，使农民变为雇农，变为产业工人，变为街头小贩，变为流浪者；它有时要保存农民经济，但用自己的铁钳来加以箝制；它有时造成许多小的和更小的农户，使农民劳动力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奴。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交织在一起的大量现象和事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主要社会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大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与小企业创造的价值相比，前者在不断增加，这样，主要经济部门实行公有化就越来越容易了。但是，在我们的批评家看来，这两部分社会生产应当各占百分之多少才可以说，资本主义衰竭了，无产阶级才有理由决定，现在我亲手摘取成熟了的果实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的党并不想在夺取政权以后就从自己的社会主义意愿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它在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并且打算完全依靠客观经济发展，因为，即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这种经济发展也不会停止。但是问题在于，——这是问题的极端重要的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早已使社会主义成为客观的有益的制度；第二、这种经济发展中完全没有这样一些客观时机，只有从这种时机开始，才能对自发的演变进行有计划的国家干预，以便用公有经济去排除私有经济。
当然，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所遇到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愈高级，它也就愈容易解决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也就愈能够直接着手组织公有经济，社会革命的时期也就会愈短（如果其它条件相同的话）。但是问题在于，——这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选择可以亲自夺取国家政权的时机，这绝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演变的基础上发展着的阶级斗争，正象这种经济演变本身一样，是一种具有各种必然内在趋势的客观过程。
可惜，阶级斗争的逻辑在所有资产阶级政治家，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卖弄马克思主义，以便“更独立地”同它的政治表现即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的人看来不过是个空谈。任何根据阶级斗争所作的论证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是一掠而过，就象在磨平的玻璃上滑一下一样。他们还勉勉强强记住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个别原理，但是就涉及阶级斗争及其客观逻辑的各方面来说，他们仍然是原始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当回答不断革命思想（在我们看来这是从社会政治关系中得出的结论）的时候，他们诉诸“客观的社会发展”，他们忘记，这种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演变（他们非常肤浅地理解这种演变），而且包括阶级关系的革命逻辑（他们甚至不能强迫自己思索一下这种逻辑）。
社会民主党应当并且希望成为客观发展的自觉体现者。但是，如果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在革命的某个时机向无产阶级提出，在两条道路中必须选择一条：是承当起夺取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还是放弃自己的阶级阵地，那么社会民主党就把夺取国家政权当作自己当前的任务。同时它丝毫也不忽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发展和集中的过程，然而它要说：如果归根到底以经济发展的进程为依据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促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结束”自己的经济使命（它几乎没有触及政治使命）之前就实行专政，那么这也只是意味着，历史使无产阶级肩负起非常艰巨的任务。或许，连无产阶级也会由于斗争而筋疲力尽，由于沉重负担而垮台，——也许会这样。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由于畏惧阶级分化和整个国家陷入野蛮时代而放弃这些任务。
四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革命不是可以用鞭子抽着向前转的陀螺。它也不是顺从的红海，自由主义的摩西之流可以用权杖一击或者大喝一声海水便分成两半。当我们谈论不断革命时，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我们把工人运动引到“权利”（什么样的权利？专制的？维特先生的权利？杜尔诺沃先生的权利？司徒卢威先生的权利的预先规定？什么样的权利？）的岸边的愿望，我们的出发点是对正在开展的革命斗争中的阶级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我们已作过几十次。我们是从各方面来看待问题的。事实每一次都证明我们的政治分析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总是抱怨我们，然而一次也没有从实质上答复我们。
最近一年来革命表明，它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孜孜不倦的精神，但却没有建立一个国家机关，作为实际的支柱、“自由”和“保障”。8月6日的杜马被扫除了。10月17日—12月11日的杜马遭到了覆灭。总是迫不及待地盼望革命的大山最终为他们产生一只老鼠的自由派，由于看到革命的“无结果”而畏怯不前。然而，革命有权利为这种“无结果”而自豪，因为这只不过是它内在力量的外部表现。每一次当专制制度企图与张惶失措的有产阶级代表实行妥协并依靠他们着手绘制立宪图纸时，一场新的、比过去都更加汹涌得多的革命浪涛就将图纸冲走，抛了回来，或者把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绘图员卷了进去。
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用推翻专制制度的办法去争取议会制度。而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则阻止资产阶级通过与专制制度妥协的办法去取得立宪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领导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已经非常成熟，不会跟它走；无产阶级要使它跟着自己走。民主派看来比自由派还要软弱。民主派象自由派一样，与人民是隔绝的，它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优势。它是微不足道的……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和主要战斗力量。它控制着革命的整个战场，任何一种让步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使它满足，它将通过喘息和暂时退却把革命进行到取得胜利，从而使它掌握政权为止。
我们在这里没有用近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可以请读者看看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著作。①
在这里我们只谈谈在争取议会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内部软弱无力的一个实例。
人民代表制是资产阶级与君主制勾结的代价，同时也是这种勾结的固定舞台，每一次当它准备诞生时，就被革命扼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种历史性制度还在萌芽之中，更确切地说，还在被想到的时候就被扼杀了。这就是民兵制。
民兵制（国民自卫军）是1789年和1848年在巴黎，在意大利各公国，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一切革命的第一个口号和第一个成果。在1848年，国民自卫军（即有产者和“有教养者”的武装）是所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甚至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它的任务不仅是保证所获得的自由或者说完全应当“赏赐”的自由不受从上而下的变革的影响，而且保证资产阶级所有制不受无产阶级的侵犯。可见，实行民兵制是资产阶级强烈的阶级要求。一位研究意大利统一史的英国自由派历史家说：“意大利人非常明白，武装民兵就会使专制制度不能继续存在。此外，在统治阶级看来，这是制止内部深藏的各种无政府状态和一切混乱情况的保证。”②当权的反动派在中心城市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无政府状态”，即对付革命群众，便把资产阶级武装起来。专制制度起初让资产者镇压和压制工人，而后再把资产者缴械，把他们也压制下去。
在我们这里，民兵制作为一个口号，没有任何象在资产阶级政党那里所享有的威信。自由派实质上不可能不了解武装的重要性：专制制度使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一些具体教训。他们也明白，在我们这里完全不可能建立抛开无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民兵制。俄国工人和1848年工人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后者当时口袋里装的都是石头，手里拿的是铁棍，而小店主、大学生和律师则肩扛着国王的火枪，腰挎着马刀。
武装革命在我们这里首先意味着武装工人。自由派了解这一点，也害怕这一点，他们绝不要民兵制。他们不经战斗就把这个阵地交给专制制度，象梯也尔的资产阶级那样把巴黎和法国交给了俾斯麦，就是不肯把工人武装起来。
吉维列戈夫先生在《立宪国家》文集里，在这篇自由民主派同盟的宣言里，在论述国家变革的可能性时十分正确地说：“社会在需要的时刻本身就会显示出保卫自己宪法的决心。”既然由此自然产生人民武装的要求，那么自由派的哲学家在这里便认为“必须补充”一点，就是为了反映变革“完全没有必要所有人都准备好武器”③。所需要的只是社会本身准备给予反击。通过什么途径，不得而知。如果说从这种支吾搪塞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那就是在我们的民主派的心里对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恐惧胜过对专制士兵的恐惧。
这样，武装革命的任务便十分繁重地压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民兵制，这个1848年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在我们这里一开始就成为人民的要求，甚至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武装的要求。这个问题可以影响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
①我们可以列举我们的小册子《1月9日之前》，特别是帕尔乌斯同志为它所作的序言。其次我们请读者看看《开端报》的几篇文章，以及我们为拉萨尔的《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所作的序言。1905年7月所写的这个序言的命运很复杂，只是现在才得以刊印出来。——托洛茨基注
②博尔顿·金《意大利统一史》1901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20页。——托洛茨基注
③《立宪国家》文集第1版第49页。——托洛茨基注
五无产阶级和农民
目前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方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将是如下政治任务：巩固自己的地位，武装革命，解除反动派的武装，扩大革命的基地，改造国家。在完成这些任务特别是最后一项任务时，俄国无产阶级是不会忘记巴黎公社经验的。消灭常备军和警察，武装人民，消灭官僚，实行所有官员选举产生的制度，规定他们的薪金平等，实行政教分立，这就是按照公社的范例首先应当实行的措施。
但是，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地，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许多劳动群众阶层，特别是在农村，将第一次卷进革命中来，他们只有在革命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组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资助进行。最后，立法权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同时，我们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特点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重担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这不仅将为工人政府造成巨大的困难，而且也会使它具有不可估计的优越性。这一点将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
在1789—1793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政权首先从专制制度转到资产阶级温和派分子手中；资产阶级在革命民主派取得或者准备取得权利之前，就解放了农民（怎么解放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被解放的农民对“市民”的政治举动即对今后的革命进程，失去了任何兴趣，它一动也不动地作为“秩序”的基础，把革命出卖给篡权的专制制度或者原来的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
如上所说，俄国革命不容许建立任何资产阶级立宪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只能解决最简单的民主任务。至于维特式的官僚改革家，他们文明的努力由于自己争取生存的斗争而付诸东流。因此，农民的（甚至整个农民这个阶级的）最起码的革命利益是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休戚相关的。
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者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
象公社一样，它将有充分的权利向农民说：“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
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将不仅意味着实行民主的平等，自由的自治，整个赋税负担转到有产阶级身上，常备军化为人民武装，取消教会的强制勒索，而且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作的革命安排（成就）。无产阶级将使这种安排成为国家今后在农业方面采取措施的出发点。在这种条件下，俄国农民由于切身利益的关系从一开始，在初期最困难的时期就对无产阶级的（“工人民主”）制度所作的支持并不亚于法国农民由于切身利益的关系对向新的所有主保证用武力使其地产不受侵犯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制度所作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在预先获得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召集会议的人民代表制无非是工人民主制统治的民主形式。
农民或许会排挤掉无产阶级并取而代之吧？
这是不可能的。整个历史经验说明，这种假定是不成立的。经验证明，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①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农村依附于城市的历史。欧洲城市在工业上的发展当时使得农业生产方面的封建关系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农村本身产生不出能够完成消灭封建主义这一革命任务的阶级。使农业依附于资本的城市，却产生了这样一些革命力量，它们掌握了对农村的政治领导权并把国家和财产方面的革命扩展到农村中去。农村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彻底陷入在经济上依附于资本的境地，而农民则彻底陷入在政治上依附于资本主义政党的境地。资本把农民变为自己的政治财产，变为自己竞选的场所，使封建主义在议会政治中得以复活。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国库和军国主义把农民推进高利贷资本的陷阱，而通过国家牧师、公立学校和营房腐蚀，使农民成为高利贷政治的牺牲品。
俄国资产阶级将把自己整个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它势必要交出对农民的领导权。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形势下，农民只得依靠工人民主的制度。即使农民这样做并不象它通常依靠资产阶级制度那么自觉，那也好！但是每个资产阶级政党一旦控制了农民的选票，就急于利用政权来盘剥农民，用各种希望和诺言欺骗它，随后，在对它最不利的情况下就让位于其它的资本主义政党，而无产阶级则是依靠农民，动员一切力量来提高农村文化水平和发展农民的政治觉悟。
马克思说，法国农民的偏见“抵不住公社关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的号召。地主非常明白（他们也最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②
从上述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思想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为它原则上是可以允许的，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还是“不愿意”要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直接的意义上说来，它是不能实现的。
事实就是如此。这类联合必须有个前提，这就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农民，或者农民建立了强大的独立政党。正如我们竭力说明的那样，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将是农民的（不只是农民的，而且是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切进步势力，一切实际利益的代表。马克思说：“公社乃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此，它是真正的国民政府。”③
但是它依然是无产阶级专政。
①“农民协会”的产生和发展的事实能否驳倒这些以及更进一步的设想呢？丝毫不能。“农民协会”是什么组织？就是某些寻找群众的激进民主派分子同农民中的——看来，不是其最下层中的——最有觉悟的分子为了民主变革和土地改革而联合在一起的组织。
“农民协会”无论发展得多么快，无疑，也根本不能成为农民群众的政治组织。革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就根本不能指望（暂不谈其它一切设想）“农民协会”能够在即将最后推翻专制制度和政权转到革命手中的时刻成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重要竞争者。同时还不应当忘记，主要的革命战役是在城市里进行的，单是这一点就决定“农民协会”只起辅助的战斗部队的作用，这也就决定了它在政治力量等级表上的位置。
至于使“农民协会”有其存在意义的土地纲领（《平均使用土地》），应当说，土地运动发展得越广泛深入，它发展到没收和分配土地阶段的速度越快，“农民协会”由于成千上万的阶级矛盾、地区矛盾、风俗习惯的矛盾、技术的矛盾而瓦解得越迅速。它的成员将会在农民委员会、地方土地革命机构里起自己那一份影响，然而，农民委员会，经济管理机关当然消灭不了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之一的农村对城市的政治依赖性。——托洛茨基注
②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1—382页。——编者注
③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六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和目的
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革命组织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巴黎公社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1848年3月的维也纳革命使大学生占了统治地位，因为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唯一还能实行革命政策的一部分人。分散的、没有政治经验和独立领导的无产阶级则跟在大学生后面。在所有紧要关头，工人们总是向“脑力工作的先生们”提出帮助“体力工作”的人。大学生们有时把工人召集起来，有时又自己切断工人由郊区到市区的道路。他们有时运用自己另外依靠大学生军团的武器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威信来禁止工人提出自己独立的要求。这是对无产阶级实行善意的革命专政的典型的鲜明的形式。
在巴黎公社，一切都以工人的政治独立性为基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公社的无产者选民们提出，不要忘记，只有从工人自己当中选举出来的人才会很好地为他们服务。中央委员会写道：“要摆脱有产者，因为有钱人愿意把工人看作亲兄弟的事是绝少有的。”公社是无产阶级的事务委员会，国民自卫军是它的部队，官员是它的担负责任的公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1906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完全不象1848年的维也纳工人阶级。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全俄的实际活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不是在激奋时刻夺取了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统治权的现成的密谋组织。这是群众自己为了协调它的革命斗争而有计划建立的机构。这些由群众选举的、对群众负责的苏维埃，这些绝对民主的机关实行的是最坚决的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精神的阶级政策。这还远不是临时政府，它们有时甚至可以化为乌有，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地方上的临时政府的未来的基础。工人苏维埃的全部活动也清楚地表明，掌权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政策同1871年公社相比将大大前进一步。
马克思说，巴黎工人没有向公社要求奇迹，现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用几道法令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那就荒谬绝伦了。经济制度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尽一切力量运用国家政权，来促使经济朝集体主义方向发展，并缩短它的道路。
无产阶级将从包括在所谓最低纲领中的那些改革开始，并由于其地位的缘故将不得不直接从这些改革向集体主义的措施过渡。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累进所得税将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虽然这里的重心不在于颁布“法令”，而在于组织执行这些措施的实际行动。但是主要的困难（即向集体主义过渡！），在于国家在厂主为对付所颁布的法令而关闭的工厂中靠国家资金来组织生产。
颁布取消继承权的法律并付诸实施也将是比较容易的事。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形式的遗产也不会使无产阶级为难，或者成为它的经济负担。但是作为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继承者，工人国家必须承担由社会组织经济的任务。
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上说，没收（无论有偿或无偿）也是这样。有偿的没收有其政治上的好处，但在财政上有困难，无偿的没收则在财政上有利而在政治上有困难。但是比这些更困难的将是经营组织工作。
我们重述一遍：无产阶级的政府并不是能够创造奇迹的政府。
生产社会化要从困难最小的部门开始。在最初时期，社会化的生产将是通过商品流通规律同私营企业联系的沙漠中的绿洲。社会化经济占领的领域愈广，它的优越性就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会愈感到稳固，无产阶级进一步的经济措施也就愈大胆。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并且一定会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依靠国际的技术，正如实行其革命政策时一样，它不仅要依靠本国阶级关系的经验，而且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
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握革命赋予的政权时，将采取一切所能采取的办法立即把本国事业的命运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联系起来。①不仅无产阶级政策的一般国际主义原则要求这样做，阶级自卫的庄严呼声也驱使走这条道路路。
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冲破我们伟大革命的民族框框，使之成为劳动者取得世界胜利的序幕的条件下，才不会被击退，才能够把自己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①关于国际的革命命运，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拉萨尔演说的序言里已经概括地谈到了。——托洛茨基注
写于1905年12月。译自马克思《巴黎公社》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I—XXI页。 |
早上好，彼得堡的扫院工！（托洛茨基，1905年1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ДОБРОГОУТРА,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ДВОРНИК！
早上好，彼得堡的扫院工！
托洛茨基（1905年11月15日）
先知在1917译
发表于《俄罗斯报》[1]1905年11月15日；收录于《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153.html
彼得堡的扫院工从警察的噩梦中醒了过来。11月13日，2500名扫院工聚集在盐城[2]讨论他们的要求。扫院工不想再充当警察施暴的工具了。他们提出了要求，正等待着回复。
扫院工们被要求在10月17日的感谢信上签字。他们拒绝了。自由是许诺了，——但因“证据不足”[3]，而未曾得到兑现。扫院工们所提出的人类最低要求都未曾满足，那又为啥要欢庆与谢恩呢？彼得堡的扫院工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紧随着脚步”[4]拒绝了。
在良知上，彼得堡的扫院工曾犯下了许多罪恶与罪行。在警察的命令下，他们不止一次两次地殴打诚实的工人与学生。而在殴打着自由战士的过程中，扫院工们使自己变成了警察。警察虐待着他们，人民憎恨着他们。
但现在，全面觉醒的时刻已然到来，——彼得堡的扫院工睁开了双眼。
早上好，彼得堡的扫院工！
《俄罗斯报》238N388,
1905年11月15日
[1]《俄罗斯报》最初是由杜钦可夫编辑的，在政治上毫无色彩。1905年，该报开始迅速升华；1905年11月15日，该报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不久后，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的加入给《俄罗斯报》带来了戏剧性的革命色彩。在革命时期，该报的发行量超过10万份。——原注
[2]“盐城”（Соляномгородке）——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是市内的一座历史古迹。19世纪中叶，因该建筑用于存放盐，故而得名为“盐城”。——译者注
[3]“证据不足”（недоказано）——原指苏格兰古代刑法的判决结果之一，后被平民戏称为“杂种判决”（ублюдочнымвердиктом）。托洛茨基同志在此暗讽专制政府的所谓给予自由是“证据不足”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译者注
[4]“追随着脚步”（припадатькстопам）——原意指依附于别人，卑微的乞求。托洛茨基同志在此意思是：当扫院工摆脱自身落后性，觉醒过来以后，追随着人民的脚步，反对沙皇专制政府。——译者注 |
社会民主党和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社会民主党和革命
托洛茨基
（1905年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如今已成为人们普遍注意的中心。它是理应占据这个地位的。
自由主义把它的活动看作是对“自由”和“秩序”的一种危险。反动派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生存的一种威胁。两者的看法都是对的。昨天我们还是一个地下的小组。诚然，警察对我们的注意大大超过了对我们有利的限度，但是，警察的工作实际上是要灭绝地下的“阴谋分子”。民主派知识分子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他们仅仅是把我们作为敌对意识形态的代表来同我们进行斗争的。今天的情况大大改变了。社会民主党完全站起来了。它领导着站在革命事变中心的无产阶级。这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切报刊——反动的、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报刊的敌视中心。
昨天人们还从各方面责备我们把欧洲的学说和欧洲的策略搬到俄国的独特条件中来。今天他们又向我们拚命地叫喊，说我们不配享用我们现在的光荣名称，因为我们的策略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毫无共同之处。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在这些问题上颇有威望的司徒卢威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变节分子断然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同雅各宾主义的混种”。
《新时报》[24]如今在一切主要政治问题上同司徒卢威先生意见一致，它引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深信不疑地声称，社会民主党“如果是地道的、德国式的——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在德国政党中可能是最光荣的”。据该报报道，在俄国也存在这种“诚实的、和平的社会民主党”团体。但是它受到“硬把诚实的德国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排挤。
躲在立宪民主党报纸《我们的生活报》马车脚镫上的神秘“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合唱中也不甘落后，指责我们是社会革命的冒险主义。这家资产阶级报纸认为，“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在反对我们“一举埋葬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意向。根据《我们的生活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对它充满信任，并准备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它”。知识分子同情社会民主党的理想。民主派资产阶级会跟着知识分子走。社会民主党会成为领袖，并能领导民族走向胜利。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得有一种“集中”一切民主力量的、似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遵循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党却没有这样做，它使无产阶级孤立起来，使它成为孤家寡人，从而为民主挖掘坟墓。
民族主义的《新时报》对于我们丢掉“诚实的”德国样板表示愤懑，这对我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反动的蠢人们总是把本国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党人同别国的“爱国主义的”社会党人对立起来。当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需要对社会党人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实行镇压时，它总是以“爱国主义的”和忠于祖国的德国社会党人来为自己辩解。
尽管毕洛夫公爵禁止饶勒斯到柏林作宣传旅行，但是，他认为自己出于大臣的贤明有责任把倍倍尔和其他“不知祖国”的社会党人同像饶勒斯这样一类具有高超“国家”风度的法国社会党人区别开来。曾为沙皇政府服务过数十年的《新时报》的御用文人曾经连一句欧洲社会党人的言论都不让入境，现在为了消灭我们的党，竟把我们欧洲同志的才略和政治上的虔诚拿来反对我们的雅各宾主义，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反动报刊都对那位以无知的自信责备我们把欧洲的理论搬到异己的俄国特殊条件中来的加邦先生的忏悔性赞歌表示同情，同时又对司徒卢威说我们无政府主义地弃绝欧洲样板的那番自由派－检察官的讲话表示喝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追求半官方报刊的光荣地位而丧失任何尊严的司徒卢威先生，在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颇有远见地放开了手脚，这一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彼得堡的检查官只是在对“战斗组织”案件的起诉中恭敬地引用自己这位未来庇护人的话时，才发现这种报效的意义。
因此，我们且不管反动派的可耻袭击，而只来谈谈《我们的生活报》的“进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疑虑。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如此。德国兄弟党所走的道路是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把他们联合成一股社会革命力量。我们的道路也完全如此。作为争取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从最右的到最左的，都毫无类似和共同之处，而我们同国际社会民主党却血肉相连。但是我们的策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是有区别的，正如革命时期同反动时期是有区别的一样。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四十年是紧张的资产阶级反动时期。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公社被粉碎了，红旗被资产阶级汪达尔人扯了下来，到处是呆板而傲慢的军国主义象征——普鲁士钢盔，沾满公社战士鲜血和蒙受普鲁士凌辱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参加了同沙皇俄国的联盟。过去曾进行过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供养着亚洲的专制制度，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充当世界反动派岗警的理想角色。资本主义在无数默默牺牲的人们的白骨堆上创造自己的“和平”业绩；资产阶级的民主已不再关心本身的存在；过早流逝的1848年所留下的革命传统已被叛卖性地忘却，——资本主义盘剥致富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乌烟弥漫着欧洲的政治气氛。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反动气氛中形成和成长起来的。它过去既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阶级斗争经验，又没有直接的革命传统，但它以惊人的坚定步伐前进着，一砖一石地垒起现在国际社会主义为之骄傲的党的民主的壮丽大厦。
俄国无产阶级的全部政治步伐所迈过的是一条“超法律”的道路。对“合法性”的崇拜在俄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政治教育中是最不得人心的。
相反，专制制度在无产阶级看来是一种笨拙的、公开暴力的国家制度的象征，它立即使无产阶级相信，编纂的“法律”是统治阶级力量加在企图取得统治的力量身上的枷锁。革命的斗争方法向无产阶级表明了直接“超法律的”革命较量的全部优越性。
红色无产阶级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年复一年地在议会策略的框框里徒劳地反对三级选举制，而“农民”俄国的无产阶级只用革命的一击就把关于国家杜马的基本法扔进了垃圾堆。现在，由于这个时期的革命性，俄国无产阶级比起英国无产阶级及其强大的工联可能更接近于实现八小时工作日。
工人们掌握了革命的方法，他们不会自愿放弃它。社会民主党把工人阶级的根本要求变成革命的口号，从而以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毅力充实了革命。
在这种条件下，“集中民主力量”的策略会怎样表现呢？或者是无产阶级应该放弃自己的阶级要求，或者是——实际上都一样——放弃独立的策略。如果民主派的“集中”不单纯是一种说法，那么它就意味着使无产阶级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但是这将使我们倒退半个世纪。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革命中，曾经出现过《我们的生活报》的民主派所说的那种政治“集中”。革命民主派违背阶级斗争的逻辑，力图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拉萨尔曾号召工人为了统一而放弃共和的要求。但是，企图用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分裂的民族联合起来的民主派，最后表明它既不能引导自由资产阶级前进，又不能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不定形的阶级摩擦使“集中”策略变得虚弱无力，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政治上的依赖性使无产阶级没有可能利用自己的阶级力量去独立地组织革命。英雄的维也纳无产阶级通过公开的战斗粉碎了君主制。但是资产阶级不愿要这一胜利取得的共和成果，他们挑不起民主的担子，而无产阶级也未成熟到能够独立地去维护这些成果的程度。
在我国，资产阶级民族的阶级解体的情况比1848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情况更严重得无可比拟。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革命最高潮以前就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我国的知识分子民主派每当危机时刻都只能表现自己的无能。农民整个说来是一股暴乱的自发势力，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那种力量才能使之为革命服务。
剩下的就是无产阶级。
专制制度表现出来的可怕的反抗力量进一步加强了我国革命所发展起来的、至今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计划性。俄国工人阶级在克服专制国家的强有力的反抗和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中，发展成为一支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使这支为阶级利益的钢铁逻辑所驱策的战斗力量平静下来。不断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保全的规律。
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地位，它同革命农村直接建立的联系，使军队听命于它的那种魅力——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推动它去夺取政权。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意味着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实现民主的基本任务，直接为巩固政治统治而斗争的逻辑，也在一定时刻向我们提出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存在着革命的不间断性。这不是一次“打击”，这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月，这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要想预测这个时代有多长，那是荒唐的。
写于1905年11月。
最早发表于《开端报》。
译自《我们的革命》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68—173页。
注[24]：《新时报》是俄国反动的贵族和官僚集团的日报，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 |
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派，而要人民（托洛茨基，1905年夏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派，而要人民
托洛茨基1905年夏天
Lambda译、Zveza校
原文链接：НЕЦАРЬ,НЕЗЕМЦЫ,АНАРОД!
按：在苏联20年代党争时期，以及后来的官方史书中，“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口号被说成是托洛茨基的，以此指责他“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及“轻视农民”等等。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就此谈到：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我都没有写过、说过和提出过“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这样一句口号。……事实上，那份题为“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宣言传单是帕尔乌斯于1905年夏天在国外写成并发表的。
当时我早已在彼得堡秘密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我同这张传单都毫无关系。我是很晚才从一些论战性的文章中知道这个口号的。我从未有时机或者机会来表达自己对它的看法。我从未见过这份传单，更末读过（其实，我的一些批评者们也同我一样）。……
事情还未就此了结。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帕尔乌斯在国外发表那份我所不知的“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传单的时候，我也在彼得堡写了一篇题目为“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派，而要人民”的声明，并秘密地出版了。这个题目作为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一个口号，不断地重复出现在传单的内容中，它的本意是用一种通俗的形式来反驳后来关于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的论点的。这份呼吁书已经收入我的《全集》（见第二卷上册，第256页）。我还有一些针对农民本身而发的声明，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公布，而按照斯大林的绝妙的说法是我“简直忘掉了”。
沙皇的政府不得人心，全国人民都反对它的统治。它不顾风险对日本发动战争[1]，而在国内又对人民开战。沙皇政府以为，人民生来就是为了交税、就是为了当兵替沙皇卖命和谦卑地服从他的统治。这个政府觉得自己还能江山永固，但现在大家都看到，专制制度已经大限将至了。人民急于挣脱沙皇的枷锁，他们想当家做主人，他们想自己领导自己，他们想制定属于自己的法律。
沙皇专制制度曾经的力量正在流逝。它打输了，失去了舰队，而且国库也掏空了。人民一贫如洗、满腔怒火。沙皇政府发动战争本是想壮大实力、博取军功，结果却适得其反，勒住了自己的脖子。
沙皇政府现在该怎么办？要讲和吗？可日本人会要求大笔赔款。去哪里弄钱呢？沙皇政府近来一直在向外国借高利贷，但现在没人愿意再相信它了，所有外国银行家都害怕俄国人民在推翻专制制度后拒不支付沙皇欠下的债款。那要怎么办呢？继续对日作战吗？但战争比和平更费钱，而现在已经没钱了。沙皇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瞪着它的鼠眼四处寻找盟友。2月18日，沙皇在一项特别法令中承诺：他将召集“最可敬”的人民代表前来觐见，听从他们的建议治理国家。
谁会是沙皇觉得“最可敬”的人？他会征召哪些代表？他会征召工人、农民，还是征召全体人民？不，人民的敌人怎么会需要人民代表？富人的沙皇需要的是富人代表，贵族的沙皇需要的是贵族代表！
报纸上说，沙皇政府将邀请地方自治局和杜马的代表入宫共商国是，前者代表地主和乡绅，后者则代表城市有产者。这就是沙皇口中的“人民”。至于别的人民，沙皇并不了解，也从不关心。
沙皇会把500或600名最富有的贵族和资本家召进宫里，对他们说：“最可敬的代表们！请诸位助朕赢得对日战争，维护朕的统治，在外国银行家那里为朕作担保。作为交换，朕将与诸位分享权力。我等将共治天下、统领人民。”
那么，这些“最可敬”的代表们对此会作何反应呢？地方自治局和杜马已经迫不及待了，想着要受召进宫。沙皇大臣和各省省长的专权早就让他们满腹牢骚，他们一直缠着沙皇，要他分享统治人民的大权。
现在，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分舰队[2]已经全军覆没。面对此种情形，地方自治局和杜马再次呼吁沙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立即召开缙绅会议[3]，也就是从地方自治局和杜马里选出代表，来决定下一步做什么和怎么做。”
5月24日，地方自治派代表和杜马代表[4]（【201】）齐聚莫斯科上书沙皇。他们希望沙皇能把是战是和的问题交给他们决定，以及能让他们制订俄国的新法律。
沙皇政府现在陷入了困境，它将不得不硬着头皮同地方自治派与杜马资本家们做交易。这笔交易之后会发生什么？缙绅会议会以人民的名义宣布继续对日战争，再从国外借来好几个亿的贷款。在战争中死去的将是人民，偿还债务利息的将是人民，而掌控人民和金钱的则是沙皇和地方自治派。他们还会用警察、法院和军队来保卫这新秩序。
工人们，你们同意这种安排吗？如果你们同意，那么你们就是在默许沙皇和地方自治派，由他们决定你们和你们孩子的命运。但是，如果你们不想继续被剥夺权利、被欺骗和被压迫，那就做出声明：我们不相信1月9日[5]曾向我们开枪的沙皇，但我们也不相信地方自治局的贵族和杜马的资本家。
地方自治局和杜马只会保护富人阶层的利益，而不会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要求立即结束血腥屠杀的时候，地方自治局和杜马并没有支持我们。相反，他们至今还在拿人民的钱支持这场可耻的战争。
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派，而要全体人民！这是觉悟无产者的呼声，让所有正直的公民都来支持这一呼声吧！只有由全体人民选出代表组成制宪会议[6]，才能体面地与日本缔结和约，治愈沙皇政府给不幸的人民造成的创伤。
工人同志们，全体俄国公民们！我们要求所有工会、所有政党和所有报纸，只要自称民主派，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都要支援觉悟无产者的呼声：
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派，而要人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支部
注：
[1]指发生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
[2]在对马海战中，沙皇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全军覆灭。
[3]全俄罗斯缙绅会议（зе́мскийсобо́рZemskySobor），也译国民代表会议。是16～17世纪的俄国等级代表机构。一般由领主贵族、服役贵族、高级僧侣教士、政府高级官员和平民组成。
[4]5月24日，地方自治派在对马海战（失败）的刺激下召开了一个联合大会。其中，城市杜马代表和1904年11月大会的右翼少数派（Shipovites，即希波夫派见战争与自由主义反对派，1904年一文脚注[3]）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大会结束时，他们起草了一份发给沙皇的宪法讲话。由于沙皇政府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所以被迫接受了大会派出的代表团名单。尽管这其中包括费多尔·伊兹梅洛维奇·罗迪切夫和伊·伊·彼得伦克维奇等“不值得信赖”的人。听到这一消息，这些人欢呼雀跃。觉得这将开启沙皇和自由派之间团结有爱的新时代。但现实很快就戳破了他们的天真幻想。
[5]指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镇压请愿工人的“血腥星期日”事件。
[6]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Convention）一般也指立宪会议。在沙皇统治时代，俄国所有要求民主的政党都会要求召开人民选举的立宪会议，由它来制定新的政治制度。 |
农民们，我们对你们有话要说！（托洛茨基，1905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农民们，我们对你们有话要说！
托洛茨基1905年3月
Lambda翻译、Zveza校对
原文链接：КРЕСТЬЯНЕ,КВАМНАШЕСЛОВО!
我们的祖国现在正经历危险时刻。人民的苦痛像黑云一样笼罩着整个国家，所有的灾难和不幸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俄罗斯人民的头上。人民在呻吟，人民在窒息……他们头顶的乌云愈发厚重……出路在哪里？通往自由和幸福生活的道路又在哪里？
俄国农民现在正过着黑暗的日子。是的，他们的日子从来没有好过。他们从来只能听命于人，被奴役、被压迫。代表饥饿的死亡幽灵总是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头上总是高悬着主人的鞭子。几个世纪以来，农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弓背不停劳作。他们的眼睛看不到灿烂的太阳，身上布满了血痂……世上还有像我国农民这般受苦的人吗？太痛苦了，太凄惨了！……可哪怕是这样的农民，也好久没有见过像如今这样困难的时期了。农民们，看看你们自己吧！看看你们的小屋，看看你们的家人！你们过的是自由人该过的生活吗？不，你们就像奴隶一样出生、过活和死去！
是的，你们确实是奴隶、是仆人！或许，你们会说自己是自由人？有些人说，政府在1861年2月19日将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了出来，使他们成为有地的自由农民。这是谎言！农民依旧是农奴。之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农民们，听我说！
曾经，一个小地主有10个农奴，另一个有15个，第三个则有20个。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地主来了，他对小地主们说：我全款买下你们手底下的所有农民，全权支配他们。这些农民将为我服务并为我带来收入，而你们要像监督你们自己手底下的农民一样，严格而坚决地监督他们。你们会因此从我这里得到丰富的报酬。
是否可以这样说，富有的地主解放了农民？只有蠢人或骗子才会说这种话。但我国政府办的事却恰恰和这富有的地主一样。它并没有解放农民，只是把他们从贵族手中买下供自己支配，并从国库中支付赎金。政府和地主装出一副清白的样子，就好像这笔赎金只是为了买下那些归农民所有的土地。但事实上，这笔款项是精心计算过的，其中也包含了买下农奴的价钱。
现在，一切都木已成舟之后，那伙官僚才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最近，前任财政大臣、现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维特[1]出版了一本有关农民状况的小册子[2]〔174〕。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公开承认说，政府没有解放过农民，只是把他们从地主那里赎了出来。
但赎买的费用是谁来出呢？
当然是农民自己来出。政府让农民依附于自己，用结实的绳结绑住他们，再把赎金、代役租、实物贡赋和各种苛捐杂税加在他们身上。
地主的棍棒则由官吏接手了。从那时起，“解放了”的农民就生活在苦役中。政府是典狱长，贵族和官吏是狱卒和哨兵，全俄罗斯的农民则是服无期苦役的罪犯……
1861年2月19日，专制政府就是这么解放农民的。从那时起至今44年，一年比一年黑暗。这段时光真是令人不堪回首……自由的农民，你们有多少天过得幸福？有几个小时过得幸福？有几分钟过得幸福？饥饿和愚昧，羞耻和辱骂——这就是你们周遭的一切。土地很少，况且也没有播种的工具。不管地里长出来什么东西，都会被赋税吞吃。土地愈发贫瘠，庄稼一次又一次歉收，导致农民挨饿，妻子挨饿，小孩子也饿瘦了。农民们抛下自家的小屋，在全俄各地四处游荡，寻找工作。他们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居无定所……太痛苦了，太凄惨了！
……然后，该死的1904年来了，对日战争爆发了。农民们！你们对日本人做过什么坏事吗？或者日本人又伤害过你们吗？没有，在战争开始之前，你们可能连日本人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结果，某个离你们很远很远的高层决定说，战争是必要的。为什么？农民们，你们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你们不知道答案，也没有人问过你们。然而，你们却要肩负这场战争的所有负担。专制政府是战争的煽动者和祸根。而农民们，你们的任务很简单，那就是出钱，然后去死。军队从农户、家庭、年迈的双亲和无力抵抗的孩子那里带走了成千上万名后备役士兵。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已经持续了一年，而且还看不到它的终点。这场战争今年至少吞噬了十五亿卢布。十五亿！十个一千万就是一亿。整整十五亿！而人民却生活在贫穷和愚昧当中。十五亿——农民们，这可是你们的血汗钱。
这场战争今年已经吞没了大约二十万人的生命。二十万年轻的生命，这些养家糊口的人，就这样白白地死去了。说来吓人：整整二十万！农民们，这些人可是你们的亲生骨肉！
农民们！你们还要忍受多久？是时候了，你们要这样说：够了！我们不想再过奴隶生活了，我们想自由而幸福地活着！你们不是第一批开始为更好的命运而斗争的人。看，长期以来，城市工人都在勇敢地同人民之敌做斗争。凡是有工厂和车间的地方，都有一颗颗正直的工人心脏在机器的碰撞和轰鸣下跳动，燃烧着为全体受压迫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渴望。工人的战斗规模越来越广，为人民伟大事业而战的斗士们也越来越大胆。
农民们，你们是否听说过1905年1月9日发生在彼得堡的事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彼得堡所有工厂、厂房和车间的工人公开表达了俄国人民的一切要求：不该再有农民等级或者贵族等级，所有人要权利平等。不管是大俄罗斯人还是小俄罗斯人[3]，波兰人还是犹太人，所有人都要权利平等。
无论是正教派还是分裂派[4]，天主教还是史敦德派[5]，所有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有人都要权利平等。
彼得堡的工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但还不止于此：全体人民都需要免费教育；税收要转移到富人身上，收入越高，支付越多；工厂和手工业工人需要8小时工作制；农民需要土地；必须消灭官僚的专横和压迫；必须停止这场折磨俄国人民的战争。这就是彼得堡工人的宣言。他们说得对不对？有没有哪怕一个农民会说这种话：不，工人们说得不对！农民们，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有，那就把他踢出去，因为他背叛了人民的事业。
彼得堡的工人们列举出了人民的所有要求，他们一条不落，而且还继续补充道：谁来治愈我们的伤口？谁来满足我们的要求？是大臣、省长、警察局长，还是地方自治派，也就是说那些官吏？不，我们不相信他们。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压迫人民，掠夺人民，让人民流尽鲜血。把人民的需求交给他们解决，就好像引狼入室一样：狼群一番操劳之后，羊羔就只剩下骨头了。
农民们，难道你们不懂这个道理吗？彼得堡的工人们说，人民必须要自救。全体人民——贵族和农民、商人和工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男人和女人，都必须派出自己委托的代表参加制宪会议。农民们，你们要记住这个词：制宪会议。这个全国制宪会议将在俄国建立新的秩序，制定公正的法律，满足人民的需求。不要那些官吏，而要人民推选的代表！这就是彼得堡工人们的决议。
我们再问一次，有没有农民会站起来说这种话：不，彼得堡的工人做出了错误决定，我们既不想要新秩序，也不想要人民制宪会议。我们想要维持现状，继续受贵族和官吏的统治。谁要是说这种话，他的名字就叫该隐[6]！
彼得堡的工人们在一份请愿书，也就是一份总的声明里写下了他们的所有要求。他们决定，在1月9日星期日下午两点，全体工人到沙皇的宫殿前，向他喊话：皇上！看呐，这就是你的人民。他们受尽压迫，饥肠辘辘，没有一点人的权利可言。他们十分痛苦，身体和灵魂都伤痕累累。他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们快要窒息了。人民想要自由和幸福。皇上，不要对你的人民不理不睬！帮帮他们吧！下令召集人民代表，组成制宪会议吧！否则你的人民就要死掉了！
彼得堡的工人们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1月9日上午，二十万人从彼得堡各处出发，游行前往冬宫。与工人们一起行进的还有正直的年轻神父格奥尔基·加邦[7]。他为工人挺身而出。在一众贪婪的彼得堡教士中，只有他是人民无私的朋友。他携带着沙皇的画像、圣像和神幡来到宫门前。加邦希望借此表明，工人们前往皇宫的游行是和平而安定的。而沙皇做了什么？他又是怎么回应彼得堡工人们的？听好了，听好了，农民们，沙皇是怎么跟他的人民谈话的！
公民们，你们要注意听，这样你们才能永远铭记沙皇的慈悲！
沙皇把彼得堡的所有部队调到人民面前。步兵和骑兵行动起来。步枪装上实弹，远程大炮布置在隐蔽的地方。你们可能会问，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日本准备在1月9日进攻沙皇的首都吗？不，农民们，沙皇整装待发，准备对他的臣民说话。这位宽宏大量的国君为他的人民准备了一场真正的沙皇式的欢迎。
20万工人涌向皇宫。
他们身着周日的礼服。这其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活泼的青年。妻子走在丈夫身边，父母牵着孩子的手。人民这是去见他们的沙皇。
听好了，听好了，农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字都要在你们的灵魂里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和平工人要经过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道关卡都被军队占领了。
让我们去见沙皇吧！工人们恳求说。老人跪了下来，妇女和儿童们都苦苦哀求！
让我们去见沙皇吧！我们想见沙皇。我们想把自己的切身需求告诉他！
然后——事情就不可挽回了！
大炮一阵齐射……一轮，两轮，还有三轮[8]〔175〕……枪声回响在彼得堡的每个角落……首都在呻吟声中震颤。工人们的血染红了雪地，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倒下了。万恶的子弹之后，哥萨克的长矛又穿透了人民的身体。男男女女的尸体铺满街道。孩子们，小小的孩子们，他们小小的身体让战场更加醒目……
有好几千名工人死伤……为什么？因为他们让沙皇听到了自己灵魂的呼声。
这就是1905年1月9日在彼得堡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吓呆了……沙皇就是这样欢迎我们的！这就是他对我们人民的悲痛呻吟做出的回应！我们充满信任地去找他，就像孩子信任父亲一样，可他却用铅弹和钢刀来回应我们。血腥的尼古拉二世，真该死！
高贵的加邦神父宣布，我们不要沙皇了。沙皇和人民之间已经隔了一条血河！加邦用牧师特有的诅咒，咒骂血腥的沙皇和他那些阴险恶毒的皇族后代！
农民们！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这样认为的：沙皇想让人民过得好，只不过他被他手底下的官吏欺骗了，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沙皇的本意是希望人民安好……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不站出来直面人民？为什么在1月8日像个可悲的懦夫一样，从彼得堡逃到沙皇村[9]去，还把所有权力交给弗拉基米尔大公[10]，让他屠杀工人、血洗首都？几天之后，这罪犯沙皇竟公开宣称——他说的话已经白纸黑字地印出来了——如果工人想要更好的生活，他将来还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工人……
农民们！沙皇在1月9日向所有人证明，他是人民的死敌。沙皇和他的官吏是蛇鼠一窝。官员生活在沙皇的庇护下，沙皇又靠官员来协助他，他们抢劫、压榨、践踏和折磨人民。任何良心未泯的人，现在都必须响应彼得堡工人的呼声：打倒强盗沙皇政府！人民政府万岁！制宪会议万岁！
农民们！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了！现在是时候了，所有的正直农民都要抬高嗓门，加入城市工人的行列。他们不仅为自身权利而战，也为你们的权利而战！我国有一些敌视人民的卑鄙报纸，比如《莫斯科公报》《公民报》《新时代》《光明报》和《旗帜报》。这些报纸日复一日地重复说，只有工人和学生想要新秩序，而农民对现状很满意，因此他们保持沉默。农民们，你们必须站出来戳穿这个谎言！你们必须在语言和行动上支持城市工人。首先，你们要告诉大家，沙皇对彼得堡的工人做了什么。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去传播这个可怕的消息。全国人民都要知道彼得堡的工人们想要什么，知道他们的鲜血为什么浸透了雪地！现在，各个教堂里的牧师都听着上级的命令，他们正在制造谣言，诽谤圣彼得堡的工人。我们要勇敢无畏，用真相来对抗谎言。听好了，农民们！这是每个正直之人的责任！你们每个人都要向在彼得堡牺牲的弟兄发誓：你们会忠实地履行这项职责！
农民们！在村社的集会上聚集起来吧，同意彼得堡工人提出的要求。你们要公开宣布，必须召开由全民自由选出的制宪会议。把你们的决议传递到城市去，这样就可以把它印在传单和报纸上。让你们的朋友和敌人都知道，农民和城市工人并肩作战。
农民们！你们要在集会上宣告，士兵是人民的孩子，他们依靠人民为生，所以绝对不许向人民开枪。把这些声明发给你们村里的所有士兵。让每个士兵都知道，如果他的双手沾上人民的鲜血，那么他家乡的所有人都将咒骂他。
农民们！你们要在集会上宣告，你们拒绝向政府缴纳捐赋和实物税。让你们的人跑遍各个村子，和各省各县做好约定。一分钱也不给沙皇政府！人民拒绝支持刽子手！让你们在邻近城镇的工人兄弟知道你们的一切行动，他们将以建议和行动支持你们。和他们商量好，一起行动。当你们拒绝交税时，城里的官吏会派兵来对付你们，然后城里的工人会站出来，团结一心地为你们辩护，当局就会分身乏术，不知道该去哪里灭火。
农民们！必须在全俄罗斯各地同时点燃这场大火，这样一来，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扑灭。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
1月9日与沙皇的血腥会晤之后，彼得堡的工人们开始革命。他们在街头与沙皇的军队作战，并宣布要让沙皇政府灭亡。全国各地的工人都援助他们在彼得堡的兄弟。各个城市的工人都扔下工作，要求结束战争和召开制宪会议，保证所有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工人们勇敢地走了出来，政府则残暴地回应他们。在华沙、罗兹、里加和其他地方，已有成千上万名为人民事业而战斗的勇士倒下了。牺牲者不计其数！沙皇政府的暴行永无休止！但斗争的勇气和英雄气概绝无止境！
农民们！向烈士致敬吧！他们不是为了个人事业，而是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倒下的！起来吧，农民们！加入工人的行列。他们期待着你们的帮助，正等着你们到来！工人们正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在全国各地同时出动，与敌对的沙皇政府决一死战。农民们，你们也要准备好迎接这场战斗！做好约定，联合起来，拿起武器！当邻近的城镇打响关键一战，你们全村人都要开拔出发，向着城市进军。让你们的人挤满城市的街道，支援你们的城市工人兄弟！
农民们！只要你们加入城市工人的队伍，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挡这种力量。你们的联盟会为革命带来胜利，而革命胜利则会为全体人民带来自由和更加美好的命运。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1]〔176〕
[1]谢·尤·维特伯爵，生于1849年，是亚历山大三世统治后期和尼古拉二世时代的政治家。在众多的平庸者，甚至是单纯的无知者中，他为两届政府的国内政治定下基调，无疑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的名字与专制政府的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他的目的是通过加强铁路建设、解决货币流通和国内保护主义制度来发展和巩固俄国的资本主义。维特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一个毋庸置疑的功绩（1892—1903年任财政部长时）是他在1897年进行的货币改革，在俄国确立了直到1914年战前都相当稳固的金本位制度，金币取代了以前的纸币，为外国资本输入俄国创造了先决条件。作为外交官，维特在日俄战争可耻战败之后的和会上表现突出，为此他获得了伯爵的称号。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维特作为总理，为专制制度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维特两面讨好：一方面，他发表10月17日宣言，宣称"自由"，与俄国社会的自由派眉来眼去，而另一方面则在内阁同僚杜尔诺沃的帮助下准备了用武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然而，维特没能按黑色百人团封建贵族的意思充当沙皇制度惟命是从的工具。1906年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前，维特遭到辞退，从此在沙皇政治中不再有任何作为。——《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这本书的标题是《有关农民事物的报告》（《社会利益》，1905年）。维特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地方农业委员会的问题和决议。主要结论如下：农民立法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消除农民与“其他等级”的分离；但与此同时，这种消除等级差别的做法不应该影响“等级制度的一些特点，因为它们是农民本身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必需的”。——《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小罗斯或小俄罗斯（俄語：МалаяРусь或Малороссия）是羅斯部分地區的歷史名稱，主要指現代的烏克蘭的領土。——译注
[4]旧礼仪派（俄語：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或称“舊教徒派”、“舊信徒派”、正教会官方称之为“分裂派”，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异端分支。它不接受宗教改革，主张保持宗教旧礼仪，故也称“旧礼仪派”。1666年正式从俄罗斯正教会分裂出去。起因是东正教大牧首尼孔在1652-1666年的宗教改革。——译注
[5]史敦德派（俄语：Штундизм，英语：Shtundists）是19世纪60年代在南俄罗斯（小俄罗斯）农民中兴起的福音派宗教运动。——译注
[6]该隐，是《圣经》中记载的人物，名字意为“得到”。杀亲者，是世界上所有恶人的祖先。由人类祖先亚当以及妻子夏娃最早所生的两个儿子之一，该隐为兄长。因为憎恶弟弟亚伯的行为，而把亚伯杀害，后受上帝惩罚。——译注
[7]格奥尔基·阿波洛诺维奇·加邦（1870—1906），神父，沙皇暗探局的特务。1905年1月9日煽动彼得堡工人向沙皇请愿，使工人遭到血腥屠杀。侨居国外后，被工人战斗队绞死。——译注
[8]1月9日，政府发动大规模军事力量对付工人。整个芬兰团，以及白海团下属的2个连的枪骑兵、2个连的哥萨克骑兵和1个步兵连被部署在瓦西里岛上。这些部队由萨姆金将军和奥尔洛夫上校指挥。谢苗诺夫团驻扎在警察桥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则驻扎在冬宫附近。1月9日，军队禁止人群进入50步以内的范围，1月10日这个范围变成了300步。发生了枪击，但确切的射击次数不详。没有炮击，声明里关于炮击的陈述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是因为外国报刊积极散播了俄国事件的虚假信息。——《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9]TsarskoyeSelo皇村;沙皇村;沙氏库叶村;导游书上常冠以皇村;
[10]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叔，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俄語：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英语：VladimirAlexandrovich；1847年4月22日－1909年2月17日）。
[11]这份公告是在基辅省宪兵局的档案中找到的，由克拉辛同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印刷出版。该公告的确切发布日期无法确定，但一系列情况表明，它是在1905年3月发布的。——《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自由主义者来到人民面前（列夫·托洛茨基，1904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ЯВЛЕНИЕЛИБЕРАЛОВНАРОДУ
自由主义者来到人民面前
列夫·托洛茨基Zveza翻译
〔来源〕原文原载于1904年10月20日《火星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2.html
《解放报》一派的人向人民发出号召，向他们宣读有关战争和宪法的宣告。自由派习惯了以人民的名义向专制制度请愿，但现在，在各类事件不可抗拒的力量下，他们不得不从专制制度那里离开，向人民发出呼吁。被社会民主党召唤到政治生活当中的“人民”迫使各个群体承认了自己的重要性——首先是专制制度，然后是旧礼仪派的俄罗斯“激进者”，最后是自由派。对各个群体来说，它从第三人称转变成了第二人称，各个群体不再只是“谈论它”，而是“和它讨论”。他们在劝说它，他们在号召它，他们在寻求它的协助。
《解放报》一派的人向人民发出纲领性的宣告，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步骤。《解放报》这个自由主义党的非官方中央机关报准许了自由派的这个活动，并且认为它很有意义，是全党上下的勇敢行动。
在这样一个需要极度明确、需要彻底坚定决心的历史性时刻，自由派跨过了消极被动和合法合规“循环论证”的窘境，带着一本Vademecum（指南手册）走了下来。宣告是为群众写的，它努力用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话，诉诸群众的利益。
自由派到底在对人民说什么呢？
他们告诉人民说，没人想要战争；沙皇不想打仗，沙皇爱好和平，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继续说，奸人佞臣怂恿了沙皇，这些人不让“君王”知道人民真正的需求，因为“有些达官贵人处理国事不是凭着良心，而是为了好处，想装满自己的荷包、让别人对他恭敬，而还有些大官则是蠢货”。要帮助事业发展，就必须召集人民代表。沙皇将从他们那里获知真相，“就和从前俄罗斯的沙皇住在莫斯科时偶尔发生的情况一样”。“所有人——君王、部长和人民代表会议——会共同管理事务。”
这就是自由派建设自由俄罗斯的方式。他们维护沙皇，又同他一起维护君主制。他们在宪法提案里把上座划给沙皇，他们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不是为了体现人民独立自主的意志，而是为了帮助君主。但是，如果说沙皇现在当真需要这样的帮助，那人民需不需要沙皇呢？如果说罗曼诺夫家已经到了没有宪法就没法应付局面的地步，那难不成宪法里没了罗曼诺夫家就不行吗？自由派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因为他们甚至都不敢提出这个问题。沙皇过去统治，现在统治，将来也要统治。《解放报》的党在对抗君主制的斗争中还没有战败，它甚至还没有开始这场斗争，就当着全俄罗斯人民的面，在天赐的权力化身面前屈膝下跪了。这就是自由党的自由主义！
历史传统不可侵犯的权利认可了他的王座，而自由党的人民代表则要以这王座为中心。不过按照自由派的计划表，这些代表要代表的是哪些“人民”呢？是地方自治局和杜马里的人民吗？——毕竟他们也有不可侵犯的历史权利……没有“传统”的人民，没有等级特权、财产特权和教育特权的人民，他们会有代表吗？我们要问：那些被召集过来拯救人民和君主制的代表，他们的选举会不会来自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投票？我们直接而果断地向自由派发问，我们也能迫使他们给人民一个同样直接而果断的答复。他们的宣告书里完全没说过这方面的话，当然，这也是一个答复，尽管它既不直接也不果断。它的意思是，自由派向人民发出呼吁，却不承认人民有政治权利。若非如此，他们就不会沉默了。他们不会把政治权利当成惊喜赠给人民，如果他们对此沉默不语，就说明他们不想放权。而这还是发生在君主制给“自由派”开出条件之前，此时出卖人民还并不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这就是他们的民主主义！
他们不敢说“打倒王权！”，因为他们没有勇气用原则对抗原则，没有勇气用共和制反对君主制。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争取新俄罗斯的斗争，就伸出手去，同旧俄罗斯的王权代表达成了协议。他们依靠过去的等级咨议机构，比如全俄缙绅会议，而不是奔走呼吁，庄严地宣告未来的人民意志。简而言之，他们呼唤的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反革命传统，而不去创造俄罗斯革命的历史传统。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勇气！
总之，俄罗斯的宪政政府由以下部分组成：“国君（不清楚为什么需要他）、部长（不清楚对谁负责）和人民代表会议（不清楚代表的是什么“人民”）”。
只要国家政权按这样的基础组织起来，那么——这里就是自由主义Vademecum的中心要义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俄罗斯人民的所有困难和不幸都会瞬间消失。“宣告书”里说，在人民成功拥有宪法的那些国家里，他们在各处都组织了法庭，平均捐赋、减少税款，消灭了贪污受贿，为孩子们开办学校，并且迅速地致富了……自由派这样写道：“假如俄罗斯人民要求宪法并且从沙皇那里得到了它，他们就会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摆脱穷困、破产和各种压迫……如果俄罗斯有了宪法，人民无疑会通过他们的代表废除公民证，设立良好的法院和行政，把像地方自治局长官这样专横的官吏撤职，由他们自由选择的人来管理当地事务，他们会创办许多学校，让每个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不再受各类愚昧之苦和鞭刑的痛楚（受了“高等教育”之后才能不挨打吗？），过上富足的生活。一句话说，只要有了宪法，也就是由沙皇和人民代表会议一同管理国家，人民就能有自由，就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这就是自由派写的东西。
用宪法限制沙皇权力不仅可以让人民免受树条和皮鞭的抽打，还可以保证他们远离贫困、苦难、经济压迫，使他们有机会“迅速致富”——这就是自由派想灌输给人民的思想。让缙绅会议加入到沙皇一边，就不会有赤贫、压迫、失业、卖淫、人民群众的无产化、犯罪和无知这些问题——这就是自由派说的话。但是，说这种话就是厚颜无耻，是在公然侮辱整个社会现实，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苦的说成甜的；他们就是蒙住眼睛——既蒙住自己的也蒙住别人的——不去看资产阶级欧洲在最近一百年间创造的一切历史经验；他们就是在践踏那些醒目的事实，对那些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从任何一张欧洲报纸上都能知道的东西一概不理不睬；他们仅仅是在利用俄罗斯人民群众的无知、利用警察国家的深重黑暗、还利用他们自己党派队伍里低下的政治道德水准。这就是用歪曲取代号召，用蛊惑取代宣传，用不正当的投机取代政治竞争；这就是自信满满地把自己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代表“人民”的党改造成一个普通的帮派，故意去利用人民的蒙昧。我们全情投入地说出这些话——我们的话不仅应该被每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听到，还应该被每一个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听到。
宣告是由受过教育的人写的。他们知道，他们告诉人民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他们知道，即使沙皇决定依靠缙绅会议，罗斯的秩序也依然会是资产阶级的秩序。他们知道，他们清楚得很，宪法不能阻止小产业者的无产化，不能给失业者提供工作，也不能让工人远离赤贫或者堕落。他们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受高等教育，它是富人的垄断品。这一切他们都知道——他们在书上读过，用眼睛看过，自己也用嘴巴说过、用笔头写过——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比如您，司徒卢威先生，您赞成“这次形式上简单、内容也好懂的号召”，请您直接在《解放报》上回答我：您是知道这一切，还是不知道？——是的，他们知道。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知道：他们所号召的这群人民还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对人民说的是不存在的东西，说的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他们在对人民撒谎。他们在欺骗人民。
社会民主党会倚在门口迎接他们，它的打算是让他们和历史真相当面对质——难不成他们没想过这些吗？他们至少应该预料到这种情况，但他们的宣告里甚至都没提过社会民主党的名字。这个党在他们发表讲话之前早就已经对人民讲过这些问题了（但讲法不同），它迫使他们自己向人民发出号召，试图越过这个党和人民讲话。他们开始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直截了当的政治斗争了，想必他们已经明白这一点。我们的党不怕这样的对手！
这个对手迷信君主制，这个对手不信任民主制，这个对手没有政治热情，这个对手没有反对派的能量——“没有主动性、没有世界历史的使命、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不相信自家打出的口号、只说空话而不谈思想”——这就是我们的对手，这就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向劳动群众的党发出挑战的对手。
社会民主党会接受这个挑战。 |
政治通信（列夫·托洛茨基，1904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76号，1904年10月20日
（人民教育基金。追求理想的无产阶级大众和受过教育的“乡下人”。自由主义报刊和民族自由主义报刊……）
小苏沃林[1]的《罗斯报》恐怕是谎言合唱团里第一个起来响应那臭名昭著的“信任”演讲的媒体，它和早夭的《俄罗斯报》一样，是从他的“圣父”老苏沃林的《新时代》那里分离出来的。关于这次分离的原因，有一些含混的传言。据说，老苏沃林主动对儿子说：“我的心感受到了新的春天，也许很快我就会被召去向我的人民预告它。但我一生当中预告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春天，所以我担心这次我的人民不会相信我。所以，拿起你的权杖，准备出门旅行吧，从埃尔捷利巷出发，到意大利大街去预告春天吧！[2]”不管事实真的是这样，或者，小苏沃林先生打从在娘胎起就受了形形色色的诱惑，自己感受到了春天，及时离开了《新时代》这艘漂泊多年的老船，还是说，“父与子”这出好戏是以某个第三种方式在苏沃林家的屋檐下上演的，但重要的是，如今《罗斯报》表现出了彻底的大无畏精神，预告了春天的到来。
小苏沃林先生显露出一种毋庸置疑的天赋。他不仅是拥护和等待春天，而且试图在春天的气氛中围绕他的报刊组织起一种社会的、差不多是“全民族”的运动。没受过太多教育但是识字的阶层在漫长的时间当中累积起了一种情绪，如今的战争又把这种情绪凝聚了起来，这一大群人因为受压迫而模糊地感到不满，他们的情绪在政治上还未成形，但是在寻求言语和行动来表达自身。为了利用这种情绪，苏沃林先生喊出了我们一切不幸的原因：愚昧无知！并且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资助教育！
小苏沃林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在战争期间搞“社会”动员的人。即使是在他自己那有限的政治视野范围当中，都已经有两个人这么试过了。
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是老苏沃林，他署名给舰队[3]捐了钱，希望用这种办法笼络因为战争和它带来的灾难而激动不已的“民族”。苏沃林在这张认缴单据上投入了某种像是爱国主义“反对派”的思想。社会给了政府这支舰队，社会想要控制自己的财富，希望把舰队看成自家的东西。《新时代》确信地说，“每个人”都会做出牺牲（它唯独把1.4亿居民当中的4000万“蛮子和个人”除籍了，因为他们出于某种原因不会为“作战舰队”的建设出一分力），但实际上它是乘机利用了一小部分捐款的巨头，而“社会监督”意味着这些捐了千百万卢布的资助人可以向政府提出一些条件，比如哪怕是要撤掉阿列克谢耶夫[4]的职位也可以，而这正是《新时代》明确支持的运动。
接下来是全地方自治局的卫生组织。这又是试图把特权阶层的成员团结在协助政府的合法爱国事业周围，它希望加强自己、组织起来，明确表示“把地方自治局的工作统一起来是非常重要而且有益的”，它希望掌握住一部分国家事务，使得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自己……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就会看到，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先生们竟要把数以百万的人民扔进战争的熔炉里，然后才敢下定决心请求政府把这尚未封顶的楼房给修完。
地方自治局的卫生组织必然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抓住了自由主义反对派里最重量级的因素，而小人物是没有容身之地的。要知道，司徒卢威先生去年就提醒过我们，除了地方自治局的贵族，自由派政党还可以指望“平民知识分子、第三等级的代表和在劳动中觉醒了政治自觉的农民”（《解放》第17号）。
《罗斯报》也指望着这些更广泛的圈子。“人民教育基金”确实获得了成功，《罗斯报》的编辑写道，“俄罗斯社会里来自各个阶层条件各异的人们，从神甫到男爵、从无业游民到街边妓女”都慷慨解囊了。许多报纸自愿或是不自愿地承认了《罗斯报》的倡议，就连《俄罗斯公报》也宣布向莫斯科人民教育基金认捐。斯塔修列维奇先生、列斯加夫特阁下、雅罗茨基阁下[5]和其他的许多自由派显贵都对这项“美好的创举”表示祝福。“教育是一切的基础。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源于教育匮乏。”密密麻麻的俱乐部营造出一种自由主义文化万能论的气氛，字母歌构成的蒸汽氤氲在基金的周围。连一点政治思想的影子都没有，专制制度也被遗忘了。反对派的情绪都集中在了“有益的”教育工作这条道路上。
我上面说，连一点政治思想的影子都没有。但事实上，这恰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算计或者说政治本能。一边是地方自治局反对派和自由派媒体的合法小圈子，另一边是激奋的人民构成的宽广得多的圈子，这两者之间没有真正的桥梁。这就让新闻领袖和地方自治局的政治活动家没办法直接地依靠那些宽广的圈子：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他们弄出一个非法组织、提出更坚决的口号，但他们办不到——因此，他们的处境把他们推向了一条拐弯抹角的路。把各种因素团结在教育基金周围，并且让基金本身从属于地方自治局（大多数“有能”人士都坚持这一点——斯塔修列维奇先生说，“因为地方自治局是我们唯一的民意代表。”）或者是由知名社会人物自发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这意图正是要找一个渠道，然后通过它就可以把尚未成形的反对派运动从社会民主党那边引向自由主义或是民族自由主义的方向。
我们党的工作就是要给城乡群众提出革命性的政治口号，其中也包括人民“教育”这样的文化口号。做这样的工作也就是顺带着釜底抽薪，把小苏沃林们和其他一些子承父业的人立足的基础给打掉……
※※※
“教育事业”各式各样的捐赠人当中，有两个形象在《罗斯报》的报页上清楚地凸显出来：城市工人和受过教育、精打细算的“庄稼汉”。
工人比其他的捐赠人高出整整一个头。他们对知识有着巨大的、理想化的需求，想要理解一切，理解现实情况和应该争取什么，这促使他们加入了这个和他们格格不入的运动。非法文学不足以满足他们所有的精神需求，革命工作也无法“在平日里”完全吸引住每一个工人群众，所以他们就带着满腹抱怨和一腔希望到《罗斯报》的报页上找答案。
一位工人写道：“光是艰苦的体力劳动没法满足我们；一天漫长的劳动之后，我们需要些能让我们身心爽快的东西，能激发我们对生活的兴趣……我们渴望教育……不想当死气沉沉的生产工具。”另一位工人写道：“工人同志们！你们知道教育有多重要，因为你们自己就渴求着它。对知识和真理之光的渴求开始在你们中间盛行；你们四处奔波，想为出现在眼前的问题寻找答案……那就捐款吧，同志们！”第三个人写道：“我们贪婪地咀嚼非法文学，又进行了地下宣传，结果只换来了逮捕和流放。忽然间有了基金，我们又可以进行宣传了，但这次的结果会更好、更有用。”一群女工则这样写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行捐款吧！”
工人们便捐款了。谈到教育的好处时，他们经常重复斯塔霍维奇们、神甫们和教师们所散播的那套老生常谈，但是工人们在这套话语里放进了不同的内容。他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给教育捐款和散发传单、印刷非法册子、在小圈子里和革命者谈话这类行动是同等性质的事情，也就是社会生活当中一切能体现他们本质上“非法”感情的事情。他们捐款的时候没有想到，筹集的资金会被用来建一所学校，而他们的孩子在里面受的教育会“有利于教会和专制的祖国”。
对于这些工人，“四处奔波，想为出现在眼前的问题寻找答案”的工人，我们要这么说：同志们！不要在这里寻找问题的答案。识字教育（不只是专制制度，就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不会给你们更高的教育了！）不会让你们的孩子摆脱“死气沉沉的生产工具”的地位。不要在自由派的吝啬鬼那里浪费你们宝贵的精力。你们的任务是不同的，你们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工人同志们，不管你们带来了多少振奋精神的“星星之火”，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万能论这捆发霉的干草来说都是一样的，你我所需要的那种不灭的火焰不会在它上面燃烧起来！
※※※
受过教育的、同时生活设施自然也十分齐全的乡下人对教育、法制和秩序深信不疑，坚决地支持它们，同时又反对村社。他们重视教育，因为它就是力量，能帮助他们出人头地，所以他们给基金捐了三两个卢布，又自豪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农民。
他们是爱国的公民，希望祖国能够胜利和征服，但是他们也是受过教育（“指用五戈比铜币来搞迷信”）[6]的公民，他们明白征服需要教育和国库充盈，想要国库充盈就需要首创精神和自由自主，而想要这种积极性就需要一部宪法。他们还没有说出这个词，但也不会被这个词给呛住。他们是秩序和法制的支持者，也是狭隘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希望控制国家资本，让经济的运作不无根据，不浪费、不盗窃、不混乱。“上面”把社会的控制叫做宪法对吧？那就制定一部宪法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没什么用处，也没法吸引他们。如果他们的教育水平能更高些的话，他们理想中的国务专家和改革家应该是某位姓伊藤的侯爵[7]——小苏沃林精彩地描述说，他“有一双野蛮人式的实在的双眼，欧洲的思想家能看到统御的神灵，他在同一个地方却只看到一堆普通的砖块。”
这个新人想用上好的砖块给自己修一栋楼，像缅希科夫说的那样，他在里面可以“觉得自己稍微有点像个主人”。这会是个冷酷无情的主人。
“同日本交战的时候，我们要把日本人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用利息（‘限制定额’）逼迫犹太人，而要消灭饥肠辘辘的声音，我们就要出动四万名警卫……这样我们就会拥有平静和秩序了”——哟，这不就是墓地里能找到的东西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从外国人那里学来了各种各样的词，出现了好多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有一大堆别的主义者，但我们却忘了自己是谁。”这样下去的话，保不准“我们罗斯就要就着牛奶吃面包了”。我们需要知识，没什么好怕的。“知识会教导我们劳作。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需要权力和秩序，所有真正的俄罗斯人都会起来保卫它。”以上就是一位维亚特卡的乡下人写下的意见。
第二个人说：“在无知和村社秩序的管理下，我们这里冒出来好多下流家伙、醉鬼、寄生虫和诸如此类的无产阶级……但请赋予农民这种自由吧，他会用这种自由造福自己和你们。”
第三个农民写道：“我们需要1）让农民不挨饿，2）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3）我们的内外敌人必须尽可能少，4）我们必须把工业和贸易提高到欧洲大国的水平。而要做到这些，就要解除对农民的管束，给予他知识。”
一个普斯科夫的乡下人写道：“这样一来我们社会生活的整个结构都会变化，这样一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我们的国家会更强大，机会对每个人都开放，比起那些占着位置不干事、拖延妨碍社会工作的人，我们当中的聪明人一定会得到更高的职位。”
根据新出版的“人民的”《俄罗斯报》（零售价为一个戈比！）报道，所有农民在写给编辑部的信里都声称，他们“希望完全自主地拥有一小块土地，完全不站村社那边”。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靠自己的智慧生活，依靠自己的力量、知识和头脑”。这些个人主义的“乡下人”是村子里最有公民意识的人，也明显是资产阶级办法的代表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影响力会非常显著，因为在当下的整个村落当中，他们至今还是唯一一批相当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而且好像也知道该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能在不控制他们的情况下控制农村，社会民主党则将不得不控制农村来对付他们。
※※※
近些天，我们的“民族自由主义”报刊，比如《罗斯报》、《交易所公报》、《俄罗斯意见》等等，正在热心地追捧这些受过教育的乡下人。教育基金的头上飘扬着乡下人的旗帜，因为《罗斯报》正是用一笔现金会费和“一位普通的俄罗斯农民”寄来的信宣告了基金的启动，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农民原来是彼得堡一处批发仓库和首都近郊一处“小庄园”的业主，并且在《新闻报》上表示，他对《罗斯报》“把他变成一个农民”这事很不满意。
民族自由主义报刊（这个词也是那个《罗斯报》想出来的）正在走上坡路。它赤裸裸地暴露着自己资产阶级的胴体，甚至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遮掩的必要。它不过是在被“本性”驱使着发言。比起我们“纯粹的”知识分子自由派报刊，它的巨大优势就在于此，因为前者走过了对人民和对工人的爱，由此移除了某些“偏见”，对共同的理念怀有尊重——或者至少它的读者觉得它是这么想的——也愿意相信宪法不是一堆“普通的砖块”，而是“统御道德和法律的神灵”意志的表露。
民族自由主义报刊并不根据任何政治“世界观”制定一套确切的纲领，而且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它只是凭经验摸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反对派等待时机的举动让它很不舒服，它想立刻和政府达成协议，并且为此大声疾呼。这就是资产阶级“秩序”日渐壮大的力量。
“纯粹的”自由派报刊，比如《俄罗斯公报》，在民族自由主义面前没有什么优势，没有勇气和一贯的信仰。但它也不像民族自由主义那样极其不知羞耻。历史因素把它和“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关联起来，这种关联让它不得不在表面上显得有点爱惜羽毛，再多多少少做点反对以及观望的活动。它在面前的这个时代里还有点影响力：这个时代是要消灭沙皇制度，或者是要和它达成协议。但在一个自由或是半自由的俄罗斯，它很快就会让位给民族自由主义的报刊。它日思夜想了那么长时间的新闻自由会让它丧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会追击它，把它从它的意识形态避难所里撵出来，尽可能地占据它的阵地，而在占据不了的地方就把它推向资产阶级最终的堕落。
今天，《罗斯报》已经把它的“霸权”强加给了《俄罗斯公报》，因为这“纯洁的”，但又贫血的报纸既没法掌握主动权，也不能奋起抵抗。它和所有“纯粹的”自由主义一样，注定要扮成那个品德高尚的说教人物，等到苏沃林父子二位先生饰演的情侣初次登台，就出来发表一通大道理。
注释：
[1]阿·阿·苏沃林（小苏沃林，生于1862年）是著名的反动记者，他的父亲阿·谢·苏沃林是《新时代》的编辑和出版人。80年代末，小苏沃林从大学毕业后，作为责任编辑参与了《新时代》的工作。然而他很快就从中退出了，因为他不完全支持该报的极端君主主义路线。1903年12月他创办了半自由主义的报纸《罗斯报》，在彼得堡出版至1908年。1905年革命期间，《罗斯报》本质上是一份街头小报，迎合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需求。——《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埃尔捷利巷是圣彼得堡契诃夫街1923年前的名称，这个名称来自于一位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俄国将军。《新时代》的报社本部就在这条街上。意大利大街则是圣彼得堡中心地区的一条主要街道，靠近涅瓦大街。——中译者注
[3]指当年10月2日出发增援远东战场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该舰队由原波罗的海舰队拼凑而成，于次年5月的对马海战中被日军击溃。——中译者注
[4]阿列克谢耶夫是沙皇的海军将领，关东地区陆军和太平洋海军舰队的总司令和指挥官。从1903年起还是沙皇派驻远东的总督。他在任期间极端敌视日本，支持俄国企业家向朝鲜扩张的愿望，准备与日本政府断绝关系。1904年1月28日，他被任命为全部陆海军力量的总司令。俄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失败迫使政府撤回了任命给他的总司令职位。1904年12月12日，在沙河战役失利之后，他把总司令的职位让给了库罗帕特金。——《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5]米·马·斯塔修列维奇（1826-1913）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为一份“厚重”的杂志《欧洲通报》担任编辑长达42年时间（1866-1908）.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907年的彼得堡选举中，他被自由主义反对派初步指定为国家杜马的候选成员，但没能入选杜马。1909年起，他把《欧洲通报》的管理权交给了阿尔谢尼耶夫和科瓦列夫斯基。
彼·弗·列斯加夫特（1837-1909）是著名的解剖学家和教师。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解剖学的作品，在人类学和儿童体育教育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他在彼得堡建立了一个生物实验室，并且在实验室开办了高等教学课程（彼·弗·列斯加夫特课程）。
瓦·加·雅罗茨基（生于1855年）是一位经济学教授。他1883年在亚历山德罗夫中学（皇村中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和金融法，后来又去军事法律学院讲授同一课题。他向许多杂志投稿，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他是《大百科全书》政治经济篇的编辑。他和楚普洛夫、卡雷舍夫、波斯尼科夫、卡布卢科夫等人同属于一个俄罗斯经济学家流派。——《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俄罗斯传统认为铜币可以治愈疾病，同时还有护身符等一系列作用。——中译者注
[7]此处指伊藤博文，他于1895年8月升为侯爵，至1907年9月升为公爵。——中译者注 |
政治通信（列夫·托洛茨基，1904年10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75号，1904年10月5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0.html
（《灾难当前》）
胡戈·甘茨先生是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记者，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学或是政治“标志”，只是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今年年初访问了俄罗斯，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并写了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书。
这本书的标题非常耐人寻味：《灾难当前》。
我们不必把它当成什么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它只是一篇很长的讽刺小品文，由好几篇一般报纸专栏长度的小品文组合而成。要是期待从一个资产阶级媒体的小品文作家那里得到什么原创性的判断或者深刻的观点，那就是天真得让人无法忍受；要是去检验和反驳他那好坏参半的结论，那就是在浪费时间，同样让人接受不了。不过，甘茨先生的书里连这种用纯粹漂亮话搭成的结论都很少，上面的话当然只是在美化它。
如我所说，这本书名叫《灾难当前》。但是，不要因此就觉得作者在俄罗斯的时候和“虚无主义者、阴谋家和炸弹刺客”打过交道，乃至于直接地受着他们的暗示。完全不是这样。在316页的篇幅当中，只有大概二三十行是在论述俄罗斯的革命者，这本书的作者竟然说《革命俄罗斯》[1]是“崩得”[2]的机关报，而又把“崩得”变成了一个拉萨尔派的组织。愿上帝宽恕他！
甘茨先生所有的信息都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圈子里得来的。他在我们的祖国逗留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呆在上流社会那边。彼得堡和莫斯科“最有名的”银行家、“最有名的”辩护人和“最有名的”文学家排好队列，轮流从这位德国记者面前行进而过，现在又遮住名字，从他的欧洲读者面前庄严地走过去。彼得堡的自由主义巨擘们当然不可能给这位客人传授一些自己都不会的东西。不管怎么说，甘茨先生确信，“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尊敬的大人，”——我上面已经提过，我们这位作者和“上流社会”的人打交道去了，“我的结论是，在俄罗斯，哪怕是谈论最微不足道的教学或者经济问题，也不能不触碰到上层政治。”毫无疑问，这个观察结果是甘茨先生的结论当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它的意思是，对于当代俄罗斯的所有问题、灾祸和罪恶来说，条条大路和道道小径最终都通向罗马。这个罗马就是议会制度。
但是甘茨先生不愿意相信这个结论。
自由主义的王公伯爵们当着他的面把俄罗斯描绘得如此暗淡无光，结果弄得他决定去和一位保守派伯爵谈谈，以此来做检验。
伯爵问他：“您都听说了什么？”
“我听说俄罗斯正在挨饿，而同时政府的预算却显示还有余粮。”
“很遗憾，确实是这样。”
“还有，知识分子已经绝望了。”
“这也是真的。”
“以及，要担心恐怖主义的复活。”
“同样正确。”
“再就是，整个俄罗斯只盼着战争失败，因为只有那么做才能终结现在这套制度。”
“又说对了。”
“最后，这个政权的堕落程度超越了一切衡量标准，只有罗马末年的禁卫军政权[3]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这种说法甚至还不够。”
出路在哪里？这位德国记者每次谈话都会这样问自己和那位谈话的对象。出路在于宪法。那要怎么实现呢？在刚才引用的对话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要走这条道路的指示。专制制度将遭受彻底的军事失败，巨大的财政崩溃则会在这个过程中火上浇油。宪法是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在决定性的灾难结果袭来之前，绝不能期待目前的秩序发生任何改变。“等到我们第一次被迫把卢布贬成废纸的时候（票证短缺）——这可能会比我们现在预想的还要快——到那天，我们没法再借新债还旧债，没法再对着外国和皇帝隐瞒国内的破产，到那个时候或许就会着手变相地召开立宪会议，但在此之前不会有什么变化。”
说这话的是一位年迈的自由派公爵，一位前“国务要人”。另一位半自由主义的公爵Х.，“曾经是沙皇信任的朋友”，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彼得堡最优秀的辩护人之一”也这么说；接着是一位在国务问题上“特别能干”的教授，最后，连那位保守派伯爵也认可这些预见的正确性，他请那位和他谈话的记者记住，保守主义和卑鄙下流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保守派怀疑宪法的未来，自由派赞赏宪法的未来，但是，“全面灾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更迭，这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灾难”指什么？军事崩溃、财政破产，也就是说，这种客观的“自发”现象凭借它自身的力量——欧洲的交易所负责“来软的”，熟练的日本军队负责“来硬的”——催着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在宪法问题上同自由派、半自由派和非自由派的各路公爵、伯爵、教授和辩护人做交易。这些地方自治局、杜马、大学和媒体里的活跃分子用行动表现着他们身为俄罗斯人毫不动摇的军事爱国主义，心里却期待着一部宪法和一个“不管再简陋都好的议会”（einnochsobescheidenesParlament），而甘茨先生同情地证明说，他们上床睡觉的时候都会向上天做这么一段简短的政治祈祷：“上帝保佑我们，让我们被打败吧。”（Gotthilfuns,damitwirgeschlagenwerden）。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极其有可能是真相的假设，那就是：尽管司徒卢威先生按照“政治现实主义”的意图喊出了“军队万岁”这句话，在那一天他也悄悄地向“哲学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之神做了祈祷——“保佑我们，让我们被打败吧！”[4]
他们为那部宪法和那个“不管再简陋都好的议会”做着简陋的盘算，而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过反对势力和革命力量的积极表现。甘茨先生完全没有从他的谈话对象那里听到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前立宪时期发挥过什么作用——这不过是因为，除了上面引用过的反对派祷词以外，他们此时没法给这位德国记者传达任何信息。甘茨先生不相信有可能发生人民革命。在这方面，在政治问题上“特别能干”的教授、辩护人和国务要人们给他灌输的是彻底的怀疑论。甘茨先生站在教授书房的小窗边，放眼望向整个革命领域，只看到了用自由主义眼光最容易看到的东西：骚动的大学生，还有几个恐怖分子。当然，学生的意图是好的。甘茨先生觉得自己看透了未来，所以怀着宽容的态度，甚至还原谅了学生们一时的社会主义倾向。但他也认为，政治热情这套铠甲在对抗哥萨克的马鞭的时候实在是很不可靠。和沙皇制度这头“龇牙咧嘴”的巨大怪物相比，几个大学生算得上什么呢？什么也不是！那除此之外呢？……或许还可能有些被压迫民族的起义和饥饿农民的暴动，它们分散在各地，而且因为这种分散而缺乏力量……然后就没有了。的确，农民革命在规模上可能会比其他革命更可怕，但是，据Х.公爵，那位“沙皇从前的朋友”说，这场革命要针对的不只有国家制度，还要“反对所有的有产者和学问人，它首先要把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全部杀光烧光……”因此，他再次强调：对于这个“最悲惨的民族”来说，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东边的军事崩溃加上西边的财政崩溃。
那城市无产阶级呢？这位德国记者怎么说他们的？他就顺便对这“一小撮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抛出了几句政治蔑视的话——这就是全部了。
而谈到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的时候，甘茨先生给出的评论可以说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愚笨和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鲁钝美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的作者写道：“以《火星报》[5]作为机关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拿赤贫化的理论赌咒发誓——至少修正主义者想让人这么相信——希望农民按着教义手册上写的那样失去土地并且完全无产化。不久前才去世的米哈伊洛夫斯基站出来反对他们，这位先生可比《火星报》的市民们更了解俄罗斯。普遍认为（gelten）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已经被击退了。”
甘茨先生用自由派的腔调歌唱，他们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对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很敏感——我在这里要借鉴一下乌斯边斯基的话——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块敏感的牛犊肉冻[6]。不管是门开了、仆人进来还是有人咳嗽，肉冻都会灵敏地颤抖一下。说实在的，它似乎并没有什么非要颤抖的理由，但这就是牛犊肉冻的特性。
自由派的敏感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只能从社会表面捞取一些现象，而且这些现象必须是已经发展完成的。只要它们还在社会内部发展成长，它们就同自由主义思想格格不入。这种思想看重的不是规律而是事实，不是大趋势而是无关紧要的小片断。但是现象本身比起沉默地创造了它们的社会力量更加变化莫测，由此自由主义情绪的交替也显得极其突然。听！工人的示威从地底下冒出来了……学潮蔓延到了街头……轰隆！炸弹爆炸了……“上流社会”颤抖着，等待着，欢庆着……但再过一瞬，一切就消失了。在那里，地底下，某种不为人知的复杂分子活动正在进行，但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上流社会”就缩成一团，蔫垂着头。似乎并没有什么理由，对不对？但这就是自由派肉冻的特性。
这位德国记者在俄罗斯度过了今年的前三个月……那个时候交易所里的自由主义情绪正在急速坠落，人们谈到革命的时候只能无奈地耸耸肩……去年的社会抗议风潮在七月天飙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后又迅速消退了……一月在彼得堡举办的技术大会和皮罗戈夫大会[7]是这股浪潮席卷之下的最后一次活动……等到一个大事件突然闯进政治生活之后，革命群众的心理只会再一次地适应它，而它起初会允许反动派组织沙文主义的示威，这时候就会有另一波也许更加有力的浪潮来代替它。甘茨先生得以在彼得堡的人民之家目睹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他描述说，一位穿黑衣服的枯瘦先生跑进大厅，每个人都清楚地看见他对警察悄悄说了什么，而警察又对“人民”当中的一些人说了些什么；一小群人三次要求演奏国歌；人们三次站起来，“平静而耐心地”（gelassenundgeduldig）聆听黑衣服先生吩咐演奏的国歌。
但无论如何，这个事实都摆在这里。革命暂时停歇下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警察爱国主义的狂喜让自由主义的印象派们沮丧万分……当然，“上流社会”一般对号召革命不感兴趣，但它已经开始习惯于此了，因为战争的头几个月已经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软弱的先生们吓破了胆，同时却又相信自己会取得胜利，所以就有了这么一番话：我们微不足道，但是亚洲的士兵和欧洲的银行家到底是会来拯救我们的。要是甘茨先生早几个月或者晚几个月过来，他就会对俄罗斯革命的机会和可能性得出不同的印象。而在1904年3月，他得到的只有一种纯粹的坚信，那就是专制主义快要垮台了，这种坚信正越来越强地支配着西欧的公众舆论。
注释：
[1]《革命俄罗斯》是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只有1901年底的前两期在俄罗斯（非法）出版，以后各期都在海外出版。报刊起初试图调和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矛盾，并且同情自由派。它有大量来自俄罗斯的真实通讯，并且发行量很大。该刊的论述第一次明确地定义了社会革命党的行动策略基础。以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老《火星报》同《革命俄罗斯》展开了无情的意识形态斗争，普列汉诺夫就是在这时毫不客气地说出了“反动社会主义者”这个著名的表达。——《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崩得是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的犹太工人工会，1897年10月在维尔诺（维尔纽斯）的大会上成立。在1898年明斯克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加入了党的队伍，只在与犹太无产阶级具体相关的事务上独立”。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议拒绝了崩得的要求——承认它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并且准许在联邦制原则下建党——并通过了关于统一性和组织集中制（中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的决议。随后崩得退出了党。在自行召开的1906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呼吁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希望把一切文化问题移出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通过有关民族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的基础上选出的特别机构，将这些问题交给少数民族自行处理。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统一大会”上，崩得第二次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在党内斗争中几乎总是支持孟什维克一方。在反动时期，党完全分裂之后崩得再次从党内分离出来，并从1912年起与孟什维克取消派建立了密切的组织关系。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大多数崩得成员持护国主义立场，而在二月革命之后又支持联合政府和它的军事政策，并与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后，由于国际主义派在崩得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崩得组织在犹太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加入了俄共。1920年的第12次会议上，崩得正式放弃了它主要的民族主义要求，宣告说“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民族文化自治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失去了意义”。1921年3月的明斯克会议上，崩得决定加入俄共。——《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罗马皇帝身边就有一支被称为禁卫军的精锐部队。禁卫军主要驻扎在罗马，享受一些特权（薪饷高、服役年限是16年而不是通常的20年并且受人尊敬），过着闲散而放荡的生活。这样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通常有9000人到16000人）如此靠近宫廷，这使得禁卫军逐渐成为罗马帝国一切政治动荡的参与者。一些皇帝被他们推翻和杀害，而另一些（承诺给禁卫军更多好处的）皇帝则在他们的拥立下登基。情况发展到后期，一些皇帝甚至从禁卫军手里收买帝位。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解散了禁卫军。——《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甘茨先生和教授谈话的时候，他听到教授竟然希望敌人胜利而表达了惊讶之情：毕竟他的弟兄正在战场上死去。教授反对说，这种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最先被送上战争舞台的是波兰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这就是他的原话，不多也不少。教授先生本来还可以再把他那自由派的厚颜无耻扩大一些，对甘茨先生说，士兵都是些愚昧的农民和工人，而自由派都是“良善社会”的人。非常凑巧的是，教授先生随后就向德国记者解释说，“lerusseestlibéraljusqu'à30ansetaprèscanaille”（俄语的意思是：“上流社会”的俄罗斯人30岁之前是自由派，之后就变成无赖）……我认为这位说话露骨的教授早已越过了那条致命的界限。——作者注
[5]《火星报》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海外机关报，由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同“劳动解放社”共同创建。1900年底，编辑部的成员有帕·鲍·阿克雪里罗德、薇·伊·查苏利奇、弗·伊·列宁、尤·奥·马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1900年至1903年期间，《火星报》通过对当时以“经济主义”为形式的机会主义进行无情的理论斗争，在凝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伦敦）认可了《火星报》所做工作的巨大意义，并宣布它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党的工作的领导问题上，列宁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人员组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他的压力下，大会将摇摆不定的人剔除出了编辑部——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并选举了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的新编辑部（马尔托夫拒绝加入）。鉴于大会后不久普列汉诺夫就转而同他的政治老友和解，列宁被迫离开《火星报》，自第51号起就不再在此工作。普列汉诺夫最终转向孟什维克立场之后，《火星报》——现在叫做新《火星报》，以便和原先有列宁参与的旧《火星报》作区分——从一份革命的机关报变成了在组织上搞机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模棱两可的报纸。新《火星报》在1905年10月8日的第一次革命当中停刊。——《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这个比喻出自乌斯边斯基的《自愿或是不自愿》（Волей-неволей）。——中译者注
[7]知识分子的反对运动在1904年1月的技术大会和皮罗戈夫大会上达到了顶峰。大约3000人参加了俄罗斯技术和职业教育活动家的第三次大会。大会上第十分会的会议（关于工人的教育）实质上变成了政治会议，分会成员公开要求言论、新闻、集会、工会和八小时工作制等自由权利。大会庄严地开除了基希讷乌大屠杀的参与者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将他们排除在参会代表之外。第二天，大会正要进行工作总结的时候，等待代表们的是一队警察，他们宣布大会关停。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代表们的反对情绪，并使他们对警察的行动提出了书面抗议。——《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904年1月4日开幕的第九届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把它的所有工作直接地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公共医学、内科疾病和结核病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指出：
“儿童早夭、酗酒、肺结核、梅毒和其他流行病在俄罗斯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灾祸，如果要与这些疾病进行正确而合理的斗争，就必须确保疾病发展的真正原因和防治方法这样的信息能够广泛传播，这样才有可能成功。为此，必须要有完全的人格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
公共医学、卫生、统计和儿童疾病分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俄罗斯儿童死亡率异常偏高，主要原因是物质得不到保障和居民的智力发展不充分，从这一事实出发，大会深信，只有基于广泛的社会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地对抗这一灾难。”
其他分会的会议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在各分会的工作结束后，警察意识到了这些“值得怀疑”的决议，阻止大会召开闭幕会议。这两场大会尽管都被警察驱散了，但还是发表了以下的最终决议：
1．俄罗斯技术和职业教育第三次大会的成员们抗议在大会结束前强行关停大会，抗议目前的政权，因为它把系统性破坏俄罗斯首创精神和公众舆论的行为奉为原则。
2．皮罗戈夫代表大会管理会议的决议：“医疗事业在现有的制度下不可能取得进步，只有在对人格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进行广泛改革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大会强行关停之后，警察立刻开始镇压大会的参与者。会议的领导人被逮捕，并流放到各个地方。 |
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托洛茨基，1904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
托洛茨基（1904年8月）
说明：这是托洛茨基反驳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书而写的小册子，由孟什维克的新《火星报》编辑出版。此书曾在1928年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高潮中以《1904年托洛茨基论党，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的书名，由联共（布）党史委员会作注，作为反面教材重新出版。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10—84页）
序言
去年是我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年。
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就行了。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期待我党披荆斩棘，一举消灭世界反动势力，这是历史赋予我党的伟大任务。在这样一个时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却似乎是，它不懂得除了进行偏狭的党内争吵外还有其它任务，不懂得除了法律权限外还有其它问题，看不到除了党的分裂外还有别的前景。这种情景确实可怕！
相当多的党员在已经远远地听到即将来临的历史性暴风雨的雷鸣声时，仍然翻来复去地讨论组织方面的琐碎问题，怀疑走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前列的杰出的、久经考验的同志犯了理论错误——而这些错误连原告自己都说不清楚——，号召对半个党进行声讨，在自己的伙伴赞成同“反对”派和解时就同他们疏远，并且最后准备宣告不仅同积极的“调和派”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且还同一切他们断然认为是“调和派”的人作斗争。这一事实包含着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悲剧。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我们度过了这整整的一年。分裂有时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大家都感到局势可怕，几乎所有的人都懂得分裂的罪恶，但是没有人能够从历史的铁腕下解脱出来。
然而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维护党的统一的人有充分的理由放心地展望未来。个别的狂热主张分裂的人——不久前他们的“不妥协态度”还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甚至遇到了他们昨天的盟友的顽强抵抗。
显然，我党处在一个内部发展的转折关头，我们认为这个转折关系到党的全部革命活动。这个转折将必需以缔结一项和约为标志，缔结了和约，才有可能把全部能胜任工作的力量集中到党的总任务上去，我党所有的健康力量所渴望的和平解决必定同时意味着所谓“少数派”在组织上的死亡。
我们——“少数派”的代表，不会为这种死亡担忧，因为这种死亡尽管初听起来很新奇，但这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计划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曾想把全党拉到“少数派”那边去。否则这就同我们的名称的语源学的意义相矛盾了（“党”不能存在于“少数派”之中），况且这会导致对任务的破坏，“少数派”的组织是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显得荒谬：“少数派”，即一个正式党的非正式部分反对党内某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产生于对党的发展道路的简直是梦幻的想法。按照这些想法，党不是在那些策略上和组织上大多是进步的派别维持存在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而只是通过受托协调、领导党和无产阶级的中央委员会（或者中央机关报或者委员会）根据已知的前提合乎逻辑地作出策略和组织方面的新结论来得到发展。这种纯理性的思想方法产生了一种偏狭的妄自尊大的严格主义，对于这种严格主义说来，由于存在思想方法不同的分子而引起的任何“充血”都是一种病态，是一种组织上的肿瘤，需要授权外科专家动用手术刀加以切除。
我们既不需要在序言中也不需要在小册子里对历时将近一年的组织混乱的种种插曲加以说明。已经有大量的著作谈到这个问题，这些著作卓有成效地磨钝了全党的牙齿。［注：此外，最近有一个独出心裁的人用德文以八十五页的篇幅出版了一部表明他非常无知的书，他在其中向欧洲公布了我们党内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的全部错误和详情。如果有任何德国人去读这一部惊人的著作，我们将不惜付给他很高的代价，如果有人从中了解到某些东西，我们将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托洛茨基注］对我们来说，在现有条件下重要的只是，“少数派”为自己争得了公民权——而由于这一斗争是在原则上进行的，因此这一点对未来的反对派也适用。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声明——它可以说是总结了党的意识中出现的变化，而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的话，这是党走向真正统一的决定性步骤——彻底地并且但愿是永不更改地把“戒严状态”的行动和方法送进了档案馆。然而这样看来，党的那种体制的取消同时也就意味着“少数派”在组织上的死亡。
“安息吧”，当少数派在党内消失的时候，它可以安心地这样说了，“安息吧……”
同反对某种党内政治的斗争有关，“少数派”——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少数派的一个处于特别有利条件下的小部分——使党的政治实践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并且寻求新的策略道路。“少数派”组织上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它在这方面争取到的成就失去了意义，而是相反。我们形成了坚定的信念：摧毁在党的两部分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墙，才有可能使他们的全部力量集中用于改造我们党的实践，用于共同解决由我们特殊的政治发展而出现的策略任务。
由于进行简直是经院式的组织争论，同志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不言而喻，这本小册子试图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那些政治策略问题上去，而这些政治策略问题同我们党今后的整个命运是联系在―起的。
但是这一著作的内容并不仅仅是策略问题。去年的重大的内部意见分歧只是使“内政”［注：即党内政治。——编者注］的某些实践方法声誉扫地，——这些实践方法没有经受住客观的生存考验。然而，同这些实践方法相联系并且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则的偏见依然在党的思想领域中广泛地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怀疑这些偏见最终将会灭绝，但是我们认为，积极地促进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
因此，我们必须用我们这本小册子的一部分来论述列宁同志的新书《进一步，退两步》，在他这本书里，有许多这类偏见被提高成一种体系。我们承认，我们非常不喜欢完成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尽管在该书出版之前确信列宁同志对维护他的立场说不出什么值得注意的话，因为他的立场是完全没有出路的，然而我们确实没有料到他的思想会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贫乏。我们阅读这部书的最初的反应是要简单地撇开它而转向列在议事日程上的那些问题。然而，当我们更加理智地深思熟虑的时候——这种思考的核心我们将在后面阐述——就发现不能简单地转向这些问题，必须说明理由，因为党的意识的这种不幸的状况不允许简单的转移。
当然，自认为绝对没有沾染组织官僚主义的、“雅各宾派[4]的”偏见的读者可以只看小册子的前两部分。
本书是在最近几个月内断断续续写成的。在这期间，“没有时间”的想法一再使我搁笔。在这一时期，垂死的沙皇制度竭力讨好化身为日本而在它面前复活了的资产阶级复仇女神，在她的祭坛上把受欺凌的民族的兵力和生活资料付之一炬；在这一时期，在下面，在人民的底层，进行着看不见的、然而不可避免的革命愤怒蓄积的分子过程，这种愤怒也许明天就会以不可抗拒的狂暴力量爆发出来，就象湍急的雪水冲决桥梁和堤坝一样，不仅会冲垮警察的路障，而且也冲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全部机构；在这一时期，似乎只有一种学说，即起义的学说，是合乎时宜的，似乎只有一种艺术，即街垒的艺术，是可以允许的——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为了组织方面的偏见而争论，清理理论上的诡辩，对新的策略问题表示态度，寻找无产阶级自主行动的新形式，要想在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时刻做这些事情，革命的直觉就会愤怒地抗议说：“没有时间！”
否，正是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可以信赖的声音这样回答，而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正是时候！始终是时候！
谁也不能预先知道时机和时刻。在决战的日子来到前剩下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我们都必须利用它来进行自我批评，来进行自己的政治准备，才能在参加决定性事件时无愧于同我们的革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伟大阶级。
谁也不能预先知道时机和时刻。如果出乎预料，专制统治的死期还要拖延下去，如果出现一个风平浪静的时期，这时起义时期产生的反对集团和革命集团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将留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我们的位置上，并且完成我们的巨大工作。反动也好，革命也好，都不能使我们背弃我们的历史任务。
当然，如果伟大的事件开始了——也许就在明天——我们共产主义者作为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先驱一定会尽我们对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的义务。我们将在资产阶级的街垒上战斗，我们将为资产阶级争得自由，没有我们，他们是不能争得这一自由的。
但是即使这一时刻迫在眉睫，我们共产主义者也不想和不应忘记或者抛开我们的无产阶级任务。我们必须使我们的革命策略服从这些任务，不仅在平凡的日常政治生活中，而且在革命爆发的前夕和在革命本身的狂风暴雨的日子里都是如此。我们必须不仅越过罪恶的沙皇制度，而且越过革命的街垒和彼得保罗要塞被摧毁后的废墟，向前眺望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道路！
H·托·
1904年8月23日
组织问题
对话
（仿苏格拉底）
“请您说说，”如果谈话对手是善意的，他就会同情地提出问题；如果他是恶意的，他就会咬牙切齿地提出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他是恶意的），“请您说说，您是不是反对列宁的组织计划？”
“您所说的列宁的组织计划是什么呢？”
（片刻的难堪。）
“章程吗？”
“不，绝对不是，”谈话对手有点感到受了侮辱，“只有那些把我们看成‘集中制官僚’的‘少数派’才认为，对我们来说章程就是一切。这与章程无关，说的是整个组织计划。……”
“您是说列宁写给彼得堡一位同志的‘信’吗？”
“嗯，是的。那封信也是一个例子；在《怎么办？》这本书里也阐述了所谓的组织计划。”
“但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对不起，您说什么，……”对手已经完全畅所欲言了，“什么，内容是什么吗？组织计划……列宁的计划?”’
“嗯，是的，计划，列宁的计划!”
“妙极了！老是听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组织计划，列宁有―个计划……而现在却突然问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的，人们也总是这样说特罗胥将军（那是在巴黎被包围时的事）：他有一个方案，特罗胥有一个方案。不过他的整个方案就是要把巴黎拱手交给普鲁士人。不，你一定要明确地对我说，列宁的组织计划是什么。”
“唉，我说不出……这太突然了……您读了《怎么办？》吗?”
“我读过了。好吧，如果您说不出整个‘计划’，请您至少讲一讲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分工……秘密活动……纪律……整个集中制……为了使中央委员会能够监督……喔，那个所谓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以及反对民主主义——原则就是这一些。”
“很好，您说到分工。我同意这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它对社会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不过难道这个原则是列宁宣布的吗？对不起，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已经说明了分工的优点。您翻开亚当·斯密的书就会发现，他为一根针展示了多么迷人的远景。您认为列宁像某些神话中的人物发明农业、畜牧业和商业一样发明了分工，这种看法我确实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我知道，我知道，您想说，列宁在即将进入‘第四个时期’的时候宣告要采用这个原则。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们真的认为‘少数派’反对分工的‘原则’，或者说反对秘密活动的‘原则’吗？”
“我不知道……不过阿克雪里罗得毕竟写到了‘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列宁说，当‘少数派’由于反对中央领导下的分工而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时，就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我想列宁是对的。”
“关于‘少数派’的‘嚎叫’，我马上就要讲到，而且要详细地讲。不过在这以前，我要先提一个问题：分工能够简单地成为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所拥护的原则吗？或者说人们能够把它当作这样的原则吗？分工在技术上讲是有益处的，它不仅对社会民主党有益处，而且一般说来对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部门和任何一种行业都有益处。如果说分工能够被看作是组织原则，那么这仅仅对手工工场适用，而一般地说对一个政党，尤其对我们的政党是不适用的。对于一个本身的任务就是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组织来说，分工的‘原则’绝不能代表它的特点，这难道不是任何人都很清楚的吗？如果抽象地就这个原则本身来说，它会使我们党简直成为一个复杂的联合会，因此使我们党失去了个性。再说秘密活动吧，这已经是一个比较狭义的原则，它仅仅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但是秘密活动也绝不是同社会民主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党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秘密地进行工作，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秘密活动等就本身来说不应该成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关于集中制也可以这样说；工厂是集中制的，国家是集中制的，秘密结社也是集中制的。集中制中的‘正统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没有在您的愿望表上提到领导集中和责任分散这些列宁主义‘原则’［注：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7页。——编者注］。我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些原则。我只是说，在我看来，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同西哀士神父想作为他的宪法的基础提出来的思想一样：‘信任必须来自下面（责任分散）；而权力必须来自上面（领导集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也不能认为实现这些原则就是自己的使命。简言之，如果人们把您称之为列宁的‘组织原则’的所有一切综合在一起，就会得到通过秘密活动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复杂的集中制联合会。但这还不会成为社会民主党。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下定义还不意味着它作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否定，只是表明它的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组织上的代数公式，如果用具体的数值代替公式中的字母，这一公式是可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内容的。但是‘纲领’并不包括这些具体数值。
一位同志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把《给一个同志的信》这一整篇文章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词都换成了社会革命党人—词。这样做的结果，一次也没有出现矛盾。如果您把这样的方法用在我们的党纲或关于策略的决议上，那您就要吃苦头了。由于这个原因，《给一个同志的信》里阐述的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模式中社会民主党在哪里呢？你们会回答说，它是一个内在的前提。它也许是一个主观上的前提，却决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前提。但是只有当它是客观存在时它的长处才能表现出来。”
分工
印刷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宣言，并不是非由社会民主党人承担不可的，散发或粘贴宣言也是同样。当然，在俄国的条件下，只有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党性很强的党员，才能完成这一类工作。但是正因为这项工作具有纯技术的特点，所以不必向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提出特殊的政治要求，这项纯技术性工作本身并不会使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得到发展和加强。因此必须开辟党生活的另一领域，在这里印刷工作者、分发者、图书馆员和组织员互相来往，他们并不是作为党的技术部门的局部工人，而是作为党的政治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互相接触的。在我们的组织工作的实践过程中，这一准则到处都被人们忽视了，而党的工作内容被理解成为仅仅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各种不同的技术职能的总和。
这种紊乱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党，当然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在内，都在党的活动舞台的后台完成印刷、散发、粘贴等工作，但在我们党内，这些工作占最首要的地位，占去党的绝大部分人力和物力，因而使人们对这些工作高度重视，发挥了最大的创造性，付出了大量艰苦劳动。我们不断地同警察的压制进行斗争，它在几小时内就把我们用几个月的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毁坏掉；我们不断地同我们的低劣的非法的印刷工艺进行斗争，这种工艺在我们的石器时代借助于蒸气和电气开辟了沙漠绿洲——在上述这些不知疲倦的斗争中，政治工作的纯技术性的前提条件开始僭夺党的政治任务的整个领域。毫无疑问，在这些部门紧张工作的有思考能力的人，愿意促使分工成为革命的（正统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这就是下述情况的物质的先决条件：用组织技术的任务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的任务，用同政治警察的隐蔽的周旋这个问题来代替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问题。
在这里需要附带多说几句：新的“政治派”倾向是在同老的“经济派”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派”倾向在组织上表现为所谓的“手工业方式”。一次突如其来的“开窍”可以影响手工业者的思想，他们对自己的空白（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无论在组织上或其他任何方面）痛感羞耻，在这样一些手工业者的思想意识里，分工就是一种救命的、解放的原则，在他们心目中，光辉灿烂的理想境地就是工场手工业，而不是大工厂（在论争的文章中提到过的那种大工厂）。这是因为大工厂是以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前提的，这种高度技术使劳动分工的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是建立在“手工业方式”的技术基础上的，是把劳动分工看成为理论崇拜的对象的。
“……每个小轮子修整得越好，从事共同事业的做零碎工作的人数越多，我们的网也就会越密，而不可避免的破获在我们的总的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越小。”［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76—377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在这几行字里，同一身兼备手工业所有技能的原始“手工业者”相对立的是工场手工业的真正的“做零碎工作的人”（局部工人），同复杂机器的“小轮子”相对立的是完整的个人。在这个组织系统里，昨天的手工业者的缺陷——无知、缺乏首创精神和政治上的原始性——变成了一种长处，因为“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7页。——编者注］
“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编者注］
列宁在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就在头脑深处埋下了这样的想法，即知识分子害怕大工厂，他们“反对中央领导下的分工”的嚎叫只是暴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把马克思的下一段话同列宁的这一想法对照一下。
“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中央’），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5页。括号内的“中央”两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然而，我们担心，我们的对话伙伴（我们在这一节的开头已经不理睬他了，他与其说以意识清晰而出名，无宁说以顽固不化而出名）将会从这一节引出如下的坚信不疑的结论，即“少数派”反对分工，赞成复活“手工业方式”。但是，我们却真正想引导读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到：分工尽管有那么多益处，却仍旧是一项纯技术的原则，换言之，谁不是在技术工作和党的生活中间划等号，那么谁就不可能把分工视为党组织的基本原则，相反他必须得出结论：党的生活就是减掉“分工”后所剩下的东西。
既然经济力量的需要迫使我们不得不依靠我们所能掌握的可怜的技术，在我们工作的一定领域，采取一种纯粹工场手工业式的分工，那么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到：第一、尽最大力量限制这一技术领域；第二、不要把熟练和最熟练的局部工人即修整得很好的“小轮子”的理想从技术领域搬到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工作领域来，在后一领域里，我们的模范并不是那些“为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规矩地、迅速地和唯命是从地“在一个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手足活动”的“零星细小”的人物，在这一领域里我们的模范应当是完整的政治的个人，即党的成员——他们对党的生活的所有问题都很敏感，他们在一切“中央”面前都能坚持自己的意志，为此不惜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采取抵制的办法！
“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很对的，但是难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多数派”的读者也许要这样提问。他在十分钟前还相信，“少数派”是拒绝的；“难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这毕竟是不言自明的啊！”
这一回答更加令人不解，因为站在对立面的双方所有党员，从下到上，从特维尔委员会［注：参见《火星报》第66号上的该委员会的决议。——托洛茨基注］到列宁同志［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0页及以后各页。——编者注］，都不断地重复这一回答。我们说的是这样一种绝对的必要性，即绝对必须造就党的成员、自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不是造就单纯的技术熟练的“局部工人”，然而，人们回答我们说：“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对谁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呢？这种“自明之理”又在何处得以实现呢？“这”在我们党的工作内容里是不言自明的吗？换言之，造就政治方面善于思考的党员同志是党的工作绝对必要的构成要素吗？或者，在列宁的所谓组织计划中这项任务是“不言自明的”吗？或者，对每个社会民主党员来说，这项任务归根到底仅仅在主观概念上是“不言自明的”吗？后一种看法无疑是对的，尤其是当安祥地沉睡着的“自明之理”，一旦被谴责和控告的雹子惊醒的时候，更是如此。但这还不够，绝对必要的是：正是这项“完全不言自明的”任务必须成为明确意识到的目的，并且在党的工作中切切实实地被执行。迄今，这一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微乎其微。更有甚者，目前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组织拜物教驱使许多同志直接反抗任何一种正确提出这项“如此完全不言自明的”任务的尝试。这是不言自明的。
把分工的技术原则提高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从这一思想中有意无意地产生出最终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即意识同实行的分离、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同技术职能的分离（只有依靠技术职能才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更精确地说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意识的中央而出现，而在这个中央下面有着严守纪律的、执行技术职务的人。
列宁用如下的经典的公式表示这一组织的理想：
“但是……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事情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的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坚强的、由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组成的组织。”［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9页。——编者注］
在这一方面，列宁同志从来没有想到给自己提出这样一项“如此完全不言自明的”任务，即让每一个局部工人参与整个党的政治工作，借以补偿分工的拙劣的方面——相反，他把“担负”零碎工的“人”同中央领导人物对立起来，而由于领导人物具备他们个人独有的自觉、洞察力、创造性、耐性和坚定性，他们就给所有“零星细小的人物”灌输这样的信念：共同事业需要这样的“零星细小的人物”。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我们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场呢？
请比较一下：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我们再加：我们自己的‘手工业者’，他们本身执行他们原始的‘经济’工作的一切职能〕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党〕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中央’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作为被集中起来的职能〕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那封《给一个同志的信》中所阐明的理想的、几乎以几何学的尺度制定出来的计划，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斗士、这些未来的“职业革命家”应当怎样地被培养出来。革命的积极分子、印刷工作者、担任职务的党员，……“教皇、将军、妇女、群众、禽鸟和蜜蜂——所有这一切组成一个强大的合作社”［注：摘自赫尔岑给巴枯宁的一封信。——托洛茨基注］，是按照由社会民主党的职业革命家所制定的计划组成的。然而，哪里有后备力量可以用来补充这些短命的斗士阶层呢？手工业学徒几乎都可以变成师傅；但是局部工人几乎没有机会成为手工业工场的场主。人们自问：今天的“局部工人”借以上升为政治活动家阶级的桥梁在哪里？有了政治活动家的身分，局部工人不仅可以执行零碎的职责，不仅必须“相信”，职业革命家的眼睛是盯着他们的行为的；不，不限于此，他们还能够在政治形势中独自地掌握方向，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发挥首创精神。
在一系列的委员会里，普遍采用了举行所谓的“辩论会”的办法，在这些集会上，会计、分发员和印刷工人不是以他们的职业身分出现，而是以讨论党务和一般政治问题的党的成员的身分出现。当然，这仅仅是对发育不良的部分补偿（在我们这种野蛮情况下实行劳动分工势必产生这种发育不良），而人们正是从这个观点指出“辩论会”内容贫乏和有局限性。但是，只有在这样的“辩论会”中开始培养党的成员，在目前的工作状况下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辩论会才能搭上一个十分狭窄的桥梁，使这些“零星细小的人物”通过它可以上升到“一”这一特殊阶层（这里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零”，他们只是错误地为这些“一”奔跑）。而到时会怎样呢？列宁同志在他的“计划”中以令人羡慕的彻底性把这些“辩论会”处理掉了——“辩论会”不适应秘密活动的要求，并且破坏计划的统一和协调。这是对的，那么辩论会究竟有何用处呢？人们可以用一种更为廉价得多的手段获得“辩论会”应当得到的结果。这只需要：
“应当使一切参加工作的人和每一个小组有权把自己的决定、愿望和要求反映给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即使不成立‘辩论会’这种不灵便不秘密的组织，同样也能召开一切党工作者的完整的会议。”［注：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09—210页。——编者注］
列宁以何等蔑视的态度谈到这些“手工业方式的”委员会、工人小组和学生小组。这些组织都是由“没有专门经验”的成员组成的，都是不去“获得专门经验”而是忙于开“无休止的包罗一切”的会议的。［注：参见上书第218页。——编者注］只有中央才有资格考虑和讨论“一切问题”，而所有的分组、小组和个别代办员考虑问题，则必须与他们的专业相吻合；他们讨论问题，也必须与他们的地位和分工相适应。党的意识要集中起来，剩下的只是把局部工人的零碎的经验变成中央的财产（“反映”给中央）——这样，所有局部工人的实践就丰富起来了，局部工人会得到意识到自己使命的中央的培养。
把这一模式作为信条接受下来的实际工作者，最后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周围只存在着相信中央的“零星细小的人物”时，社会民主党人从何而来？党的杰出的战士谢韦里亚宁同志的信（载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主编时的《火星报》第五十一号）表明：许多实际工作者得出了何等不可置信的、实在是悲剧性的结论。信中写道：
“各位看见吗？现在那些老练的有才干的同志常常放弃委员会的工作，转而承担专门职务。这是一种可恶的症候！必须成立一个特殊组织，专门来完成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训练。当委员会的工作领域不包含对革命的学校说来是主要的那些要点之后，这个特殊组织将归属于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力量的分配权理应由中央委员会掌握，绝对必需把委员会的战斗性工作同新组织从事的准备工作尽可能彻底地分开。”［注：载于（火星报》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第51号。——托洛茨基注］
事情就是这样摆着的。没有人做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所有的人都退回去，干零碎的职务，而在党的工作不允许“完全不言自明地”去完成培养积极的和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一任务之后，剩下的只有在党的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直接由中央委员会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教育机构。社会民主党在它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没有教育和培植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必须在这以外造就社会民主党人。战斗性工作同准备工作分离开来了，说得更准确些，革命的行为同社会主义的行为分裂开来了。人们还需要以更加浓厚的色彩来描绘工场手工业式的组织理想的破产吗？
“民主主义”
各委员会同我们老的、相当笨拙的、近乎民主的组织存在形式进行了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使集中制获得了彻底的自我解放，使它摆脱了各委员会所属人员的任何约束。委员会的三个或五个委员是“工人的社会机体的统一和意志”的化身，他们做决定，他们“制造”党内的新方针，他们把“经济主义”存档，他们使“集中制”发生作用，他们承认或否认《火星报》，总之一句话，他们执行着整个党内政策。在他们下面是局部工人，这些人编纂宣言、收集经费、散发小册子（当然，如果制定方针的委员会能够供应他们小册子的话）。在近三、四年来尖锐的党内意见分歧中，许多委员会里发生了一系列性质类似我们十八世纪宫廷革命的政变。在上面，在很高的上面某处，某人把某人赶到某地，某人取代某人、压倒某人，某人号召干某件事，最后，委员会的警卫了望台上出现了一面旗帜，旗上写着：“正统性、集中制、政治斗争……”。
在委员会“承认”《火星报》是自己的领导机关报或是后来又“拒绝”给它这一称号之前，委员会有责任使这一决议在所有隶属于委员会的由“局部工人”组成的小组中得到通过（不仅仅是形式上“塞了下去”，而是真正灌输到分发者、出纳员、组织员、辅导员、鼓动员和所有其他的“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的意识中去）。但是我们怀疑哪怕只有一个委员会曾经履行了这一职责：一个如此复杂的“民主的”过程已被或将被一个单一的“集中的”命令所取代。但是如果这些隶属于委员会的小组表示反对并且不同意根据Parordredumoufti［注：法语：穆夫提的吩咐，意即上面的命令。——编者注］承认新“方针”呢？那就解散这些小组，而这一地方的整个工人运动随之消失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我引一段话为例，看看一个参加过前一时期的斗争的人在他的一封给国外的信中怎样描写《火星报》精神上的胜利。
“1902年11月6日——本地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一份表示和《火星报》完全一致并承认它是理想的党的机关报的决议在委员会宣读了。委员会承认这一决议，不过有一点小的保留，它谴责尖刻的笔战。最后决议被撤回了，在这以后提案才未加补充而得到通过。于是几乎丝毫不差地重演彼得堡发生过的情况：对此不满的人挑动那些特别有野心的分子反对‘专制的知识分子’，由此证明（原文如此！！！），鼓动和教育直至现在恰恰几乎完全是由这批不满分子掌握的，因此他们的影响毕竟是十分强大的。现在斗争已白热化。老的鼓动员几乎必须全部离开（到哪里去？！？），合适的补充人员很少，因此我们很不轻松（当然不！！！），但是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一个月之后，这位无畏的战士又写道：
“1902年12月4日——这里的情况如下：《工人事业》杂志[6]的拥护者显然以双倍的注意力对付我们。11月24日，星期天，委员会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委员会[7]的建议并保证尽一切可能给予支持。但是第二天，五个家伙——《工人事业》杂志的拥护者——利用了若干同志缺席的机会在委员会内发动公开的政变。他们提议，把缺席者从委员名单上除名并给《火星报》写信［注：《支持人民还是反对人民？》，载于《火星报》1904年1月15日第55号。——编者注］，不许它刊登已经寄出的承认它是党的机关报的文件。您大约已经知道这一消息，但是大家委托我通知您，您无论如何一定要登出这一文件。它将是和这里的笨人进行彻底清算的信号。
对大家说来，全部事件发生得相当突然，虽然以前已经发现，他们已成功地使许多工人——包括极有影响的人——产生思想混乱。
目前面临一场激战。不管怎样，这里愈来愈多的人相信这一看法，即事态最终将导致分裂。最近证明（！！！），地方工作主要是由‘经济派’进行的，事实上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到处，这里以及彼得堡，听说还有哈尔科夫都遇到挫折。”［注：出处不详。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人们看出，不能把这位积极的同志看成是跟在群众后面慢吞吞地走的人，或者看成是拜倒在群众自发性面前的尾巴主义者。他不当尾巴，但是可惜他后面也没有尾巴跟着！他在空无一人的地方打手势。这位同志固然肯定是超出一般水平——他后来在戒严状态[8]的实践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使形成这一整个时期特征的做法发展到荒谬的、漫画式的地步，正如我们从那些信上所看到的那样，“的确是到处：这里以及彼得堡，听说还有哈尔科夫”，都发生了这种情况。这个特征就是“职业革命家”摆脱了对那―阶级的觉悟分子的一切义务，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庸俗习气”！）而且是政治上的义务（“尾巴主义”），而从政治上为那一阶级服务是我们生存的目的。随着各委员会在集中制的“原则”中找到支持，它们也就不再需要依靠工人了。
人们注意到：新方针已经制定了，已经“狂热地”宣布第四个时期开始了[9]，《火星报》已经当了领导，这时突然“大家都相当吃惊”地看到，鼓动和宣传“几乎全部”是由对《火星报》不满的分子进行的；没有人可以代替这些分子；这些人挑动特别“有野心的”和——出人意外的怪事——最有影响的工人反对《火星报》。从这件事得出这一教训：如果“笨人”妨碍你的行动自由，要搞高级政治是确实很费劲的。［注：遵循这一原则的敖德萨委员会在一个声明中提出这个口号：“俄国人民的解放者（原文如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万岁！”这是一件怪事！
敖德萨委员会已经公开地把人民的解放只能是人民自己的事这一不重要的思想当成尾巴主义的残余扔到一边。人民的“解放者”、敖德萨委员会万岁！它已经把敖德萨工人从自己解放自己这一任务中解放出来了。有一个所谓的“人民英雄”许诺说将由军国主义的组织为人民带来自由；人们只是要问，敖德萨委员会的口号在哪一点上比这一谎言好些或者坏些。——托洛茨基注］
但是，用各种形式（从最野蛮的到完全具有议会活动能力的形式）实现代理思想——为无产阶级代理——的方法，那时在《火星报》整个时期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遇到过来自“火星派分子”的自我批评。用什么来解释这个事实呢？
从前面的叙述中，读者已经找到了解释。为无产阶级、为它的原则、为它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任务是由《火星报》的全部工作来承担的，也就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进行的。
在“火星派分子”的意识中为政治代替积累心理学因素，这一工作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说明。但是同样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工作是有局限性的，它在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总的发展中只是一个次要过程。而无产阶级普遍的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过程在比我们这里更高的一个阶段上也会表现出它自己的各种内在倾向：自己的各种思维方式、自己的各种策略方法、自己的各种独特的口号和自己的独特气质。每一个局部过程都努力超越它的性质给它规定的界限，并且把它的策略、它的思想、它的口号加给由这一局部过程创造出来的总的历史运动。手段违背目的，形式违背内容。
我们早从上文看到过这些“代替”方法的典范，而我们刚才引用的好战的“火星派分子”的那些信又为“党内”政治领域的代替方法提供了例证。这些方法是一整个时期的普遍现象。它们的这种或那种、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掌握零零散散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允许慢吞吞的方式，就不允许和“笨人”没完没了地纠缠，换句话说，要动员无产者来支持阶级政策的口号，其速度远远比不上革命知识分子围绕着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原则团结起来的速度。但是，如果人们借口维护运动的原则纯洁性和“正统性”的利益，而把代替方法的缺点强加于运动，那么这就是破坏整个运动的基础，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使党防止任何一种意外。但是，“笨人”（无产者）会在决定性的时刻抛弃我们，使“大家都相当吃惊”，这一悲剧性的意外恐怕是确定无疑的。为了避免一个如此肯定的悲剧性的前景，绝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组织上加强我们和工人阶级觉悟分子的联系。我们的每一个原则性决定必须是他们的决定。
《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严厉地谴责“经济派”努力把地方组织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委员会的决议只有经过所有的小组通过之后才能生效”［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51－352页。——编者注］。我们绝不拥护由委员会举行全民投票这一合法主义清规，问题不在于“民主的”职能，但是委员会必须考虑到，它的决议只有表达出所有从属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有觉悟的意志才能“生效”。一定要不动摇地力求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为了这种或那种“民主的”偏见，而是为了党的巩固和活力。
我们在这里不去详细谈论怎样达到这个目的这一问题的技术性方面，我们介绍读者去看切列万宁同志写的小册子《组织问题》，我们认为，它的主要内容不在于这个或那个“组织计划”，不在于效能很有限的委员会的“自治”原则，而恰恰在于那一简单的、几乎是浅显的、但在我们看来已被过分坚决地“清算掉”的思想，即通过加强领导组织同技术机构的“做零星细小工作”的人员之间的极其紧密的集体思想纽带来取得发展的思想。像在别的地方已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必须“从党的基础那里，也就是在积极主动的无产者当中去寻找党的稳定性的保证，而不是从无产者的组织领导那里去寻找这一保证，那些领导认为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认为革命对无产者来说是无法预见到的，他们能够用他们的翅膀出其不意地把革命扫掉”。［注：托洛茨基《我们的“军事”讨伐》，载于（火星报》1904年3月15日第61号。——编者注］
“难道这是简而言之吗？尽管‘少数派’不拒绝‘分工’，但是他们把分工看作祸害，他们想用另一种更坏的祸害来纠正它。‘少数派’干脆回到‘民主主义’，虽然是一种隐蔽的民主主义，‘少数派’要求委员会决议由从属于委员会的小组通过，他们使‘职业革命家’从属于运动的觉悟不高的分子，用这种方式削弱委员会工作的首创精神和锐气，这样就打开了通向‘经济主义’、工联主义、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大门，最终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民主投降！”［注：用讽刺方式编述的列宁的话，原文开头没有引号。——编者注］
我承认，我是有些怀着憎恶之情来重复这种夸大不实之词的，但是必须习惯这一点！面对当前这个严酷的时期，如果列宁同志在他下一部“大作”（也许已经写好了）里给自己出一个题目，要证明“少数派”在向讲坛社会主义[10]发展，那么我们决不会吃惊。你们以为难证明吗？一点不难！
“‘少数派’难道不是嚎叫”（请原谅，我稍微用一会儿可敬的列宁同志的笤帚！），“不是日夜嚎叫，说我列宁宣布的分工原则使他们畸形化，使他们变成小螺丝钉和小轮子［注：“……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进一步，退两步》第147页（《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编者）。——托洛茨基注］，说我设计的体系剥夺了革命家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这些特点是那些可怜的、被我从中央位子上赶走的知识分子们所不可缺少的）吗？可怜的家伙！很明显，他们读过德国教授施穆勒的东西，这位教授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和不幸的‘少数派’的候选人一样痛切地抱怨分工，说分工‘一再不断分裂人、把一种思想和内容都空虚的专门活动——没有思想的、枯燥无味的专门活动——强加于许多人（应读为：“党员们”——按马尔托夫同志的机会主义的说法），使人在思想、理智和肉体上都枯竭憔悴，等等，等等。没完没了地发展你们的原则吧，‘少数派’先生们，你们将很快投入施穆勒先生的怀抱！”［注：以讽刺方式编述的列宁的活。——编者注］
可惜的是列宁同志还没有足够的思想上随机应变的本领，否则他会利用同时代人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文献写出更多的惊人的文章！
我们当然不会不回敬列宁同志。让我们翻开他最近发表的小册子的随便哪一页，例如第一五九页！这里谈到“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并在括号中说：“实践总是（注意）走在理论前面的。”［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0页。括号内的“注意”两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总是？我们不顾这是加着重号的字而开始大叫起来，真的是总是吗，列宁同志？我们倒是认为，理论是过去几个世纪的普遍经验的总和，它也能够预见明天的、甚至整整几十年后的实践。但是按照列宁同志的“理论”（人们不得不相信这一理论是反映他自己的“实践”的），理论总是（总是？？）实践的尾巴，跟在实践背后蹒跚而行。这难道不明明白白是从理论上为“尾巴主义”作假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这样来开始并不那么糟糕吗？
纪律和集中制
“党的纪律”，这是“多数派”的火气十足的口号之一。早在这个问题从地下冒出来之前，我们这些“少数派”的成员就有足够的机会听到关于纪律的种种议论，非常遗憾的是，对于人类来说，所有这些议论都已一去不复返了；也有例外，那就是，人们还会在乌拉尔的原始森林里，或者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丛莽中，遇见一个高尚的，但却在灭绝的、具有特殊品质的“顽强的雅各宾派”种族，也就是像太阳光线般纯粹的雅各宾派的种族。但是使人心涣散的批判和怀疑的幽灵最后还是会光顾他们，不过雅各宾派会勇敢地同这个幽灵作斗争，努力把它从乌拉尔逐回西方，从而拯救由接近我的西伯利亚联盟［注：作者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西伯利亚联盟的代表。人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写了这几句话之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都表明自己远远落在敖德萨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后面，而后者所达到的愤怒的程度，证明了他们那一“派别”的临终痛苦。
现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同志们已把他们的全部愤怒从针对“少数派”转向针对“多数派”本身的妥协思潮。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最近作出的痛斥中央委员会的“妥协主义”的决议使我们生动地回忆起一位严厉的雅各宾派分子在雅各宾俱乐部里说的话：“我谴责人民代表们，因为在人们只应当用斧头和长矛来对待叛逆者的时候，他们却和叛逆者称兄道弟。”——托洛茨基注］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亚洲。当然，所有这些努力将由历史来作出判断，但是英勇的乌拉尔人始终如一的胆量仍然赢得了尊敬。由于他们的这种特点，为我们写历史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使他们不被人遗忘，定会给他们的“宣言”写上几页，这宣言是大胆而恰如其分地表述了“多数派”的立场的；下面我们还必须研究纯粹列宁主义者的这一“信条”。现在我们且只看看“宣言”的某些直接与“纪律”问题有关的考虑。
乌拉尔［注：列宁同志在他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多次重复这一思想，对各委员会即承担全部理论工作的党组织的原则性决议进行的批评，就是在理论上“行乞”。关于同盟在党内的地位的讨论有多大价值，这一问题由这些委员会的各个代表投票表决，再根据表决作出图表，当然算是运用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了。我们一直试图去理解，但是不能理解，怎么委员会的一个代表的意见竟会比委员会本身的意见更为重要，
关于真正的科学方法还有一些情况：列宁的“图表”列出四十四票，其中“少数派”二十票，“多数派”二十四票。后面这二十四票中已有三票转向“少数派”，第四票甚至转向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阿克雪里罗得之流，而是巴枯宁之流。我们迫切要求列宁同志，在继续制定他的图表之前作出这些绝对必要的更正。——托洛茨基注］的三个委员会的“代表们”说：
“只有一个全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才能够预见（？）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才能够充当群众的领导，各地方委员会完全受它支配。各委员会和每个委员能享有很广泛的充分权力；但是这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加以规定。相反，在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和有益的时候，它有权解散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个其他组织，它可以剥夺任何一个党员的权利。否则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就不能合理地组织起来。”［注：《乌法、中部乌拉尔和彼尔姆委员会对中央机关报来信的答复》，载于《火星报》1904年4月1日（13日）第63号副刊，着重号是我加的。——托洛茨基注］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实际上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单个的和完全独立的委员会，整个党的生活是以它们为中心而组织和发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彻底改变了党的面貌。通过举手或者投票表决这样简单的做法，结果表明，党内已经存在一个“集中制的组织”，“各地方委员会完全受它支配”。显然，“集中制”不应理解为复杂的组织政策上或组织技术上的任务，而仅仅是人们常常引述的“手工业方式”的对立面，人们授予中央委员会以解散一切妨碍它的组织的权利，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回避实际的任务，即在集体工作的过程中，在全体党员中间发展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责任感。因此要实现这一“集中制”理想，就必须有这样的条件，即一切实在的、还没有由于任何事情和任何人而受到纪律制裁的分子不能反抗中央委员会解散他们的组织的企图。按照乌拉尔的同志们的意见，“否则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就不能合理地组织起来”。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真的能够这样地组织起来吗？回答只能是：不，不能这样！
事实就是如此！这个文件的作者无疑设想，唯有“经济派”、“机会主义者”以及——用他们十分笼统的提法来说——居民中的其他阶级的代表才会妨碍由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工作。我们甚至承认，彼此敌对的派别永远是这样给对方划定阶级的。但是人们将在哪里找到一个如此愚蠢的派别，哪怕它是“机会主义的”派别，会听任别人“解散”它，“剥夺”它的派别成员的“权利”，而不首先进行它有能力进行的一切反抗呢？一个哪怕只需要最低程度的严肃对待的、重要的派别（无论如何不值得同微不足道的、不需要严肃对待的派别作斗争）在面临要么“按照纪律而默默地自行解散”，要么“无视任何纪律，为生存而斗争”这两种抉择时，毫无疑问将选择第二条道路，这难道当真是那么难以理解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当纪律允许人们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人们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才接受纪律的）而斗争的时候，纪律才有重要意义。但是当一个派别面对着自己的“权利”要被“剥夺”的前景时，也就是说，为施加思想影响而斗争的可能性要被剥夺时，对于这一派来说，它的生存问题就从一个权利问题变成一个权力问题。
反对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形势的特点和尖锐程度，或者分裂党，把对于他们自己的原则的实际纪律看得比形式上的纪律的“原则”更为重要；或者他们继续留在党内，企图依靠他们的影响，把党的纪律这一桎梏的约束降到最低限度，以保证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和反对被认为起阻挠作用的趋势的自由。只要他们有意识地摆脱党的缰绳的束缚（为了他们所理解的党的利益），只要他们的影响容许他们这样做，那么对方靠经常重复纪律这个字眼来控制他们的任何企图都会是可怜的幻想。没有比在决定性关头求救于这类符咒的政治“领袖”的形象更加可鄙的了。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上述这种做法。如果纪律一方面表现为强制性的义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威胁，这种状况在党内当然不能认为是正常的，相反，这表明了党内的深刻危机。不过人们毕竟不能“通过喊叫来打退”一次危机，尽管有人准备喊破嗓子。
那么怎么办？需要超出正在瓦解的纪律的范围，查明运动的真正需要和必然性，这些需要和必然性是大家共同的，以它们为中心，人们可以使党的最宝贵、最有威望的分子团结起来。随着这些力量都聚集在运动的生气勃勃的口号的周围，双方给党的统一造成的创伤就将平复，人们不会再谈论纪律，因此人们不会再破坏纪律。谁试图从这一着眼点去分析两个争吵的派别的工作，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是哪一派在导致真正的团结。
如果在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少数派”不得不破坏“多数派”认为是纪律的东西，那么结论只能是，这种妨碍运动的现实利益的纪律是要瓦解的！历史本身不容争辩地得出这个结论。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相反，历史不会死守这一唯心主义原则的基础：让世界灭亡吧，纪律万岁！历史作为辩证唯物论的大师，在党内冲突中最后总是承认胜利的一方是正确的，因为胜利最后总是属于对革命事业的任务能够更好地、更广泛地和更深入地理解的那一方。因此我们满怀信心展望未来。但是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我们的主张集中制的形而上学者和神秘论者的队伍中，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同盟的冲突是一个错误，是一件蠢事，是一次过失，或者至少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他们的导师［注：指列宁。——编者注］那一方面的轻率行为。但是这一轻率行为无论如何不应当由那个除了“剥夺权利”和“解散”以外就不懂得其他“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方法的组织负责！这件事本来是从前提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结论，却被描述成偶尔的过失，个别人的轻举妄动，这样一来，人类思维的惰性就有权利继续坚定地相信这些“前提”了。无论就整体还是就细节来看，某些思想体系的瓦解通常是经过这样的途径的。首先崩溃的是直接受到实践打击的结论。意识排除这些合乎逻辑地得出的、但实际上是荒谬的结论，并且依靠诡辩从荒谬的前提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这种诡辩方法本身已经是衰落的标志。思想纠缠在自我矛盾之中，终于不能自拔。我们的“多数派”的思想正处于结论同前提相斗争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认为不能排除这一情况：甚至乌拉尔的同志们（前面引用过他们的话）现在也愿意承认，对联盟的十字军讨伐是一次令人遗憾的“误会”，尽管在他们看来，确实是“否则人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合理地组织起来”。
上面我们说过，没有比暗示性地重复“纪律”这个字眼、企图把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推到敌人方面去的“领袖”的形象更加可鄙的了。列宁显然感到他的处境窘迫，试图“在哲学上”给他的符咒建筑基墙。我们看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意志薄弱的、神经不稳定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害怕严格的纪律。“……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参看［注：最好不要去“参看”，因为人们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自然找不到相同的话。——托洛茨基注］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编者注］从这个故事得出的教训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正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那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0页。——编者注］
按照列宁（他自从写了小册子《怎么办？》以来几乎连一双鞋子还没穿坏）的新哲学就是说，经过“工厂学校”的无产阶级就足以给一直在党内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以政治纪律方面的教训！每—个不是把党看成一个大“工厂”、反而觉得这样的设想“凶恶可怕”的人，每一个不相信机器有直接的政治教育力量的人，按这个新哲学的说法，“一下子就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天生就不能把工厂的消极方面（“建筑在饿死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它的积极方面（“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6页，——编者注］）区别开来。
我们不怕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我们首先主张，促使无产阶级采取集体的、步调一致的斗争方法的条件，不是在工厂里，而在于无产阶级的一般的社会生存条件；我们还认为，在这些客观条件和一项政治行动的自觉纪律之间，要经过一条进行斗争、犯错误和吸取教训的漫长道路——我们的无产者只能在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好的或坏的）指导下进政治生活的学校，而不是进“工厂学校”；我们认为，由于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发挥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因此不管工厂已经怎样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中训练了他们，他们还没有能力去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给以纪律方面的教训，这一情况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是不幸的，对于追求“独裁”的先生们来说则是幸运的。我们丝毫不害怕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还要进一步宣布我们完全拥护这一思想：“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兵营式的，不是自觉的政治上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4页。着重号和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列宁把俄国无产阶级的纪律当作一个实在的量而乞灵于它，但是用他自己下的定义来说，实际上他是把一个政治问题同一个“哲学”问题混为一谈了。“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最终创造了政治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治纪律性的物质条件，就像资本主义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一样。但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视同仁是没有理由的，同样，把无产阶级的工厂纪律和革命的政治纪律完全等同起来，也会是荒谬的。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也正是在于，它鼓动无产阶级反对那种以物质运动的节拍来代替人类思维劳动的纪律，它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军队来反对这种僵死的和令人呆笨的纪律，这支军队是依靠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的共同性而脚挨着脚、肩并着肩地结合在―起的。俄国无产者还没有具备这种纪律，工厂和机器自发地赋与他们的这种特性比给他们造成的职业病要少得多。
我们的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正如党不能把工厂当作榜样一样。可怜的实际工作者同志，他表达了这种思想并且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那个吓人字眼（工厂）一下子就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6页。——编者注］可怜的列宁同志！命运竟把他置于这样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也“没有料到”，实际工作者同志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无产者，他进过工厂这个有益的学校……
列宁的追随者到处都向俄国无产阶级隐瞒党内危机问题，而这同一个俄国无产阶级明天却必需在列宁同志的叱责下给予“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以严厉的教训……
读了这几行可恶的、无纪律的煽动性文字的人一定会多么愤怒啊！人们昨天还对无产阶级说它会“自发地趋向工联主义”，今天就已经号召这同一个无产阶级在政治纪律方面去教训人了。教训谁呢？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在昨天的模式中还承担着把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的觉悟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使命！昨天无产阶级还在尘土中爬行，今天它已经被抬到出人意料的高度！昨天知识分子还是政治觉悟的体现者，今天工厂纪律的藤鞭已经向他们抽来了！
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确，要比列宁更加厉害地用讥讽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最优秀的精神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求巨大理论义务的科学研究方法，不是的，——如果需要擦脚，它就是一块破抹布；如果他想在它面前显示自己的伟大，它就是一块白色亚麻布；如果他必须表现自己的党性，它就是一根可以折叠的测量杆。
“少数派”反对集中制，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起来反对集中制，因此“少数派”是机会主义的……！这种三段论法——甚至从形式方面说也是错误的——构成列宁最近一本书［注：指《进一步，退两步》。——编者注］的好斗的主题思想，如果人们撇开这本书中一大堆粗暴地、不正当地根据一套间接证明的方法而编造出来的控诉词来看它的话。列宁以千变万化的方式重复他的三段论法，力图通过集中制的手势暗示性地影响读者。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反对集中制——海涅在柏林反对集中制——饶勒斯在巴黎反对集中制；海涅和饶勒斯是机会主义者，因此阿克雪里罗得是同“机会主义者”为伍的——很清楚，他也是“机会主义者”，而比这还要清楚的是：“少数派”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考茨基在柏林拥护集中制——有一个瓦西里耶夫，中央委员，以集中制的名义解散了同盟；列宁同志曾经是这场为维护集中制的荣誉而进行的战役的伟大导师，因此……等等，等等。
在列宁用这种“乌拉尔的”方式“解散”了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后（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就这一问题给我们提供图表！），他就认为他已经给了他的听众以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了：通过败坏对方名誉的三段论法而造成的错觉。
我们认为，列宁对他的追随者的评价比他们应得的要坏。我们相信，甚至列宁同志最谦卑的追随者也会想到这一问题：目前在全世界起来反对集中制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代表人物，他们在社会政治世界观的领域里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也就是主张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对于这一情况应当如何解释呢？
他们在认真考虑了这样提出的问题之后会回答说，假如人们认为组织上的集中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强大武器（毫无疑问，它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武器），那么，就可以理解海涅和饶勒斯怎么会把集中制当作一种被他们认为是敌对的组织体系而同它发生冲突了。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组织上的集中制是伴随一个派别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而来的，这个派别把运动的整体利益置于局部利益之上，而且竭力保证后者对前者的监督。集中制是党对其各个部分实行政治监督的组织形式。机会主义不是在争取运动的总的目的即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其全部历史规模而言）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争取工团主义的、市政的、地方选举权的局部和一时的目的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集中制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机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或纲领策略立场相敌对的。不过，甚至列宁同志也不会断然宣称（虽然他的勇气十足），“少数派”的纲领策略观点是机会主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怎么会反对集中制呢？反对什么样的集中制呢？考茨基、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同志都是海涅和饶勒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怎么会采取反对列宁同志的“集中制”的立场呢？那种本来是追求音响效果的三段论法，即使重复一千次，当然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考茨基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组织观点（反对集中制、反对纪律、反对“紧密结合的多数派”）是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怕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心理相联系的。这一分析是中肯的，有价值的，只需要补充一点：考茨基还说，欧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本能地”倾向于改良主义和纲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注：例如，请参看卡·考茨基的《社会革命》（卡尔波夫译自德文，尼·列宁校订，日内瓦1903年版），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同盟出版，第42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注］。在知识分子的组织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之间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内在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两者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社会生存条件所决定的同一种集团心理。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或者与此同一类型的）心理发展，以时间和地点条件为转移，是能够容纳不同的而且有时绝不相似的政治图案的。
对我们现在的情况必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们是同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还是同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在以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一方而以俄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另一方的组织观点之间进行类比，却不考虑前者与后者隔着一条资产阶级革命的“卢比孔河”[11]，那就陷入了最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的肤浅的类比，与唯物主义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这些或那些组织观点决不代表知识分子本身的世界观的基本的和必然的特有因素，这些观点绝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来自（当然要经过复杂的途径）对变化不定的政治形势变化不定地作出反应的政治心理。今天的明智的“雅各宾派分子”就他的政治心理即他的思想方法来说，是可以同昨天的明智的改良主义者相一致的。取得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民主保证这一点把雅各宾派分子同改良主义者分开了。
因此，如果同样的社会心理性格所产生的光谱会对立到如此程度，那么，在这里还提到组织问题这一局部的领域，有什么意思呢！知识分子可以主张联邦制或者主张集中制，可以转向自治制或者专制制，转向民主制或者专政，却丝毫也不会改变他的本性或他的政治利益的性质。
列宁同志本来是很容易避免机械的类比的，只要他注意到如下的想法就行了：根据他自己下的定义（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注］。就算情况是这样；但是，列宁打算自比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雅各宾派分子，而典型的雅各宾派分子也正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愿列宁在在谈到法国大革命和略加改变而谈到我们的民意党的时候不否认这一点。列宁十分赞叹的雅各宾派的“集中制”和“纪律”，不是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受过工厂的纪律训练的无产阶级那里搬用来的，而是他们“从他们本身”直接地发展出来的。因此，正是新的“中等阶级”的社会成员已经和正在以民主派的形象，放射出彩虹般的种种异彩，从无政府主义到米勒兰主义[12]应有尽有。知识分子的性格正是这样的富有可塑性和弹性，要一劳永逸地把他们关进安排好的图表的牢笼是不行的！
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奉行雅各宾主义并加入用炸药或者用人民起义“计划”武装起来的密谋的集中制的组织，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奉行改良主义而磨钝阶级斗争的锋利的刀刃，这都是由同样的特点（这是应当牢记在心的）造成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不过说到辩证法，那是对列宁同志无可奈何的。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对待严格的刑法条款一样：他首先找出“合适”的条款，然后一头扎进起诉状的材料中去，并寻找形式上符合刑法条款的推定罪证。
说到辩证法，那是对列宁同志毫无办法的。他知道得很清楚，“机会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它的本性，不只是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361页。着重号和惊叹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连我们的大胆的论战者也下不了决心把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全面地塞进机会主义者的范畴（从明白直率这一点来讲这是多么令人跃跃欲试！），因此他给他们造出一个称号：“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概念的运用在这里失去了任何政治内容，它变成了吓唬小孩的“魔鬼”。
把辩证法降低成诡辩术，破坏马克思主义精神大厦的全部有生气的思想，把社会历史的“典型”变成用来衡量尘世罪孽的不可改变的、超社会的标准，这些就是为进行对“少数派”的斗争而付出的代价！“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由三分之二的成员进行补选，却没有提出有理的抗议，——这一问题上的吉伦特主义［注：指党领导层中关于补选问题的辩论。——编者注］！中央委员会是否有权决定同盟行政机关所在地这一问题上的饶勒斯主义！——还能比这更加厉害吗？可列宁同志还有更厉害的呢！
革命方法（“起义”和“暴动”）曾经完全被看成是小组习气；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必须由纪律来统治；破坏无产阶级的党的纪律的分子的行动本身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在列宁同志就这个题目写出一整部书来之后，在他通过一百五十多页的篇幅虽然没有顺利地用全部哲学说服读者，但是毕竟顺利地把读者弄得头昏脑胀之后，突然，他一板一眼地用下面这种晦涩的箴言把读者打得目瞪口呆：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本是一件好事情。革命派实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也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实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不妙了。”［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2页。——编者注］
对于列宁同志的所有崇拜者来说，在这里设身处地去考虑一下他的“论据”，会是很有用的：“少数派”受不了党的纪律。正是从这一点（注意：正是从这一点！）暴露了“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和“饶勒斯主义”。因此“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别。这是顺定理，现在接下去是逆定理：由于“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别，因此“少数派”的起义是一件很坏的事。如果“多数派”能够起来反叛，那会是另一回事，而“多数派”的革命立场是由于这一立场受到机会主义的“少数派”的反对而得到证明的。象顺定理所指出的，“少数派”本身之所以是机会主义的，是因为他们破坏纪律。从两条定理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在两个方向上都可以任意行动。这就是要证明的。
列宁怎么能够在这里决定用不多几句话对他的整本小册子踢一脚呢，解答这一问题不用费多少脑子。情况要求这样！我们的总司令的军队在减少下去，“纪律”又大有用自己的反面来对付他的势头。不过既然列宁为了同“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作对比，而描述了（用他引用的考茨基著作中的话来说）“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理想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毫无怨言地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既然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注：我们相信，被列宁同志写上这几个字的那张纸会在他的笔下感到害臊。——托洛茨基注］，而且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注：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17页。托洛茨基的引文与列宁的引文有出入。——编者注］；既然列宁同志具有一个守纪律的党员（这种党员不怕处于少数地位）的这一切极可宝贵的品质；所以他认为还必须及时给自己的著作“装配”支持党的分裂的哲学辩护词，而党的分裂是他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残部而搞起来的。他做这些事的轻率态度只不过从反面证明他对于自己思想上的同志非常轻视。
如果别人反对我，那是很坏的。如果我抬高自己，那是好的。
这就是从一本冗长无味的、用长长的引文、“国际”的类比、精心编造的图表和其他精神麻醉的小手段装配起来的书得出的简短而令人愉快的格言。
几点结论
（信件摘编）
一
1904年3月……
昨天是鼓动员（十一个人）和一个组织员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一般地介绍一下组织计划，特别是介绍一下我们的组织计划。这个组织员在解释这一组织计划之前，说了一些关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话。他本人属于“多数派”，并且承认由列宁同志提出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原文如此！！！）组织计划。这个组织者说:“少数派指责‘多数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你们会看到，这是毫无根据的指责。‘少数派’根本提不出它自己的计划来对抗列宁的计划。”此外他说，在“少数派”中有“国外联合会”[13]的残余、“民主主义”的残余。当列宁在《给一个同志的信》和《怎么办？》中提出组织计划的时候，人们对组织计划问题漠不关心，这位组织员对这种态度感到遗憾；他同时还提到，托洛茨基和查苏利奇已经同意（？！）《信》中的那个计划；最后他开始讲述这一计划：
“一个小组不是组织，甚至还不是一个组织的胚细胞。胚细胞是工厂委员会（至今哪里都还不存在这种委员会）。这样的细胞是绝对必要的。在我们这里，完全不报道工厂和企业中的生活，而那种生活是提供丰富事实材料的。简短地说，鼓动员们没有立脚点。
回过来讲一讲工厂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起组织员作用的工人，此外委员会里还有五、六个在组织上是优秀的和有影响的人（但是人们由于工作缺乏连续性还未能发现这样的人）。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是：传播书刊，设立储金会，开设讲座，搜集情报，散发传单。”［注：引文出处不详。——编者注］
他详细地说明了怎样组织小组去分发传单，到现在为止，这一工作还没有管理好，其次说明了怎样组织鼓动集会和学习小组。工厂委员会的委员是：一个组织员、一个技术员、一个会计、一个图书馆员和一个通讯员。这一城市分七个区，此外还要加上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区组织由这个区组织员和区辅导员、区图书馆员、区通讯员、区会计各一人组成。而地方委员会则由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关于这个组织人们以前一点也没有讲到）、一个技术员、一个负责的辅导员、一个组织员、一个编辑和一个秘书组成。（匆匆忙忙，说得很乱，请原谅。我没有时间；如果有必要，我将详细告诉你。）
报告者详细地讲解了整个工作的技术，说明为了保密和有效必须怎样组织。关于所有这些小组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它们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没有讲什么；他只是说明了表面形式。
最后，报告者提出在这个计划中是否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问题；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都倾向于认为不存在这类危险。
关于意见分歧，辅导员们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没有文献。现在为他们设立了一个阅览室，摆出最近几期《解放》杂志[14]、《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册（？！）和巴甫洛维奇的小册子。
不久前开了二十五个人的会议，他们是在技术领域工作和学习的。也把这个组织计划告诉了他们。在这以前，根本没有同他们开过会，人们说：“为什么同你们开会？研究你们的医学吧。”
紧紧地握手［注：信是摘要，着重号是我加的。——托洛茨基注］……
答复
1904年3月……
亲爱的朋友：您的上一封信特别有趣，引起了种种想法和考虑，以致有一个问题使我作难：不知道应当从何说起。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这件无可辩驳的事实：不仅是某地的有组织的工人，不仅是辅导员，而且连委员会的委员，至今都还没有弄清楚使党分裂的那些意见分歧的意义。目前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一种说法，“集中制的思想（！）必须成为我们工作的基础”（巴统委员会的决议似乎就是如此，可参看）。在明格列里亚委员会和在彼得堡委员会也好，在里加委员会和在赤塔委员会也好，人们到处都在谈论集中制。而且人们认为，集中制应当是指中央委员会;如果有了一个中央委员会，那就是说，也就存在集中制了。但是像某地的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由于既缺乏文献又不关心，对于党的中央机关报要做到什么，同盟想望什么，五六个同中央机关报团结一致的俄国委员会想望什么，它是无法设想的，而这一事实却没有使某地的同志们认为，在我们这里根本没有集中制；可见集中制所指的——人们毕竟至少必须懂得这一点——不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或委员会，而是比这远为重大的某种东西：首先，一切党员积极参加全党的生活就是它的先决条件。当然，我说的是‘“欧洲式的”集中制，不是亚洲式的专制的“集中制”。后者不仅不以这样一种参加为先决条件，甚至排除它。人们向你们展示的组织“计划”，“本身”也许是很不错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实际上这个计划已经存在两年，按照列宁的《给一个同志的信》而“生活”（按字面的意义！）的整个一代形成了，看来集中制是会繁荣昌盛起来的。但是事实上，某地的委员会（不是波尔塔瓦委员会或乌法委员会）在碰到这些显然已使最有影响的党的工作者分裂一年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轻蔑地耸了耸肩膀就走开了。难道这不是意味着，某地的委员会无非是一个完全象三年前一样毫无起色的微不足道的手工业者团体吗？这些手工业者如您信中所说无法胜任百分之一的地方工作，而且像那时一样，对全党的问题完全抱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甚至明显地表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有什么差别呢？它表现在哪里？这表现在：人们使革命行话的某些术语重新活跃起来，干净利落地发誓要搞集中制；把一切希望从“自发增加任务”转移到“集中制的思想”上，或者转移到由随便哪一个人在随便什么时候所实行的组织计划上（如果瓦解组织的人不加阻挠的话），于是“森林和山便开始跳起舞来”。有什么差别呢？它表现在哪里？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疑是以一切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为先决条件的，为此，首先必须了解情况。在你们那里，至今只有代表大会记录第一册（是谁和为什么把记录分作两“册”？）和巴甫洛维奇的小册子，既没有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也没有马尔托夫的小册子或《火星报》。成了党的工作的基础的“集中制思想”的良好结果究竟在哪里？有了中央委员会决不等于有了集中制，即使按照这个词的最狭隘的技术方面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这难道不清楚吗？而且某地的委员会本来不应当向你们这些辅导员解释、这样一个组织计划（这个计划已由三代或四代的委员会中的“集中派”引起了三代或四代辅导员中的“集中派”的注意，当然并没有因此使党的财富有任何增加），也不应当三番五次地重复那种对意见分歧问题一点也没有说明的工作，你们的委员会本来应当对下面一点加以论述并仔细地考察：它自己是怎样产生的，它变成了什么，它拥有什么；这难道不清楚吗？如果这样做了，它就会看到，在一切神速的变态和变化中，它只保持了唯一的一个特性，即古老的手工业习气的残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事情的关键真的在于一个组织“计划”吗？虽然已经把“集中制的思想”塞进所有人的头脑里，甚至在一些人的头上干脆露出了列宁的《给一个同志的信》的一角，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难道我们不是经常地踏步不前吗？党的停滞的原因是否比在哪一个地方必须有多少会计、簿记员和“集中制思想”的其他体现者这一问题更深刻呢？
一旦这个委员会开始按这一方向（而且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方向）去思考，它就不会有兴趣像你们的“上司”那样去问“少数派”：“你们拒绝列宁的计划，但是你们拿来代替它的计划在哪里？”因为这个委员会将懂得，“少数派”不是拒绝把某一个自满自足的计划当作救治手段，而是拒绝打算搞出这样一个自满自足计划的那种计划本身。
他们在他们从前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很少举行辅导员会议，因为所有的人都躲在自己的角落里，每一个人都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秘密工作束缚着大家的手脚。但是现在召开了一次这样稀有的会议，出场的是一位领导同志。他对你们说，“少数派”（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不了解少数派的）表现出“民主主义”的残余，根据这一理由他向你们这些辅导员解释了组织“计划”。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从这一计划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位同志对你们的教育工作给了哪些指示呢？他通过什么使你们的意识充实起来呢？你们在散会以后是否着手使这一计划变为现实呢？怎样，用什么方式？从哪一点开始？要不难道是，这一工作是由其他随便哪一个人完成的，例如，由可以把这一计划的一切秘密告诉你们的那一位组织员来完成的吗？这位同志是否也向你们说过，他想怎样着手使他的计划变为现实？难道他想解散一切现有的集团和小组，并且按照集中制建筑术的全部规则在打扫干净的场地上由特别挑选出来的分子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吗？或者难道他想逐步取消已经成立的组织的那些残缺不全的机构吗？通过什么道路？他打算从何开始呢？对于你们这些辅导员来说，对组织工作的参与必须表现在哪里呢？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清楚，这位同志关于这些“小事”没有说一句话，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你们的对话便是白白消耗时间。
“一个小组不是组织，甚至还不是一个组织的胚细胞。胚细胞是工厂委员会，至今哪里都还不存在这种委员会。”这一计划妙极了，连官僚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但是，一方面这一计划固然是自在地存在着，另一方面某地的社会民主党却也独立自在地存在着，对于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你们的组织员难道真正没有费神去考虑一下吗？你们的组织这样糟，以致宣言成灾，比“民主主义”时期还要糟；专门为某市制定的，由某市委员会提出的和被某市的同志们，不分“年老的”和“年青的”，直到细枝末节都认真地研究过的那一计划，仍然哺育着某市“集中派”完全无私的激情，虽然在这两年的集中制的柏拉图主义之后列宁“计划”的胚细胞即工厂委员会还是哪儿都不存在。但是，按照“计划”仅仅处于最后的、不显著地位的学习小组，却同计划相违背而占据了全部中心地位，而且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唯一的“胚细胞”，只有在那里你们的组织员才有可能去解释他的那些组织计划。
当你们这些辅导员在你们小组的这次会议以后回到你们所领导的小组去的时候，你们将同工人进行讨论，题目也许是：工厂委员会遍及全城的那一天将会到来；每一个工厂委员会包括一个组织员、一个技术员、一个会计和一个通讯员；工厂委员会之上将设立区委员会，它们常常包括一个区组织员、一个区辅导员、一个区图书馆员、一个区会计和一个区通讯员；在区委员会之上将设立地方委员会和作为一切委员会之委员会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那时将命令所有的地方委员会遵守纪律，而地方委员会将命令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将命令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将命令工人遵守纪律。于是整个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文件斗争就会爆发;只要“瓦解组织的人”不加干扰，这一斗争就会爆发！
在这里我又深思起来，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这个组织员向你们解释他的“计划”？我试图从心理学上向他解释他的行为；我想起了“最初的”小组学习的时代：当时一个辅导员给自己提出一个目标，要向帕尔或马克苏埃尔工厂的工人讲述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他从宇宙学讲起。他成功地说明了人是从猿变来的。他翻来复去讲了文明史以后，偶尔也讲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在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愚昧的无产者变为具有成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这种可敬的空谈的骑术已经过时了并且永远被遗忘了，但是正如已经表明的，它以最荒唐的漫画形式重新表现了出来。
我们党在“手工业方式”破产时期成长起来的党员，产生了一个异常贫乏的想法，这就是集中制的思想必须成为我们的工作的基础。对世界结构作唯物主义解释的思想让位给了按集中制制订“计划”的思想，向组员解释他在神的宏观世界中的地位这一包罗万象的、但是教条主义的任务让位给了向组织的成员解释他在列宁的微观世界中的地位这一没有生气的官僚主义任务。
早期的教育的一个目标是在小组内解决帕尔或马克苏埃尔的一个工人怎样准确地说明他自己的地位这一问题，尽管达到这一目标的情况很少，但他毕竟了解到人类经历过一个一妻多夫的时期；所有这一切对理解现状和过去的状况都是有益的和正确的知识。但是，某地的以一百三十个工人会计、一百三十个簿记员、一百三十个通讯员为基础的世界结构，事实上是列宁同志在作一次官僚主义的阐释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绝对不存在的。而且如果你们向某地的这个工人说明他在这一世界结构中的地位，那么，你们就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某种“往往是不存在的、从来是不存在的东西”。亲爱的朋友，“少数派”对我们党内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责难“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难道不清楚吗？
紧紧地握手……
二
1903年［注：刊误，应为1904年。——编者注］7月……
尊敬的朋友：
现在是详细地探讨组织问题的时候吗？伟大的事件在缓慢地出现，而革命的到来会比我们敢于期望的要快得多。我们正在讨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与委员会工作直接有关的那个三分之一……如果群众坚决地上街闹革命，那么，我们会懂得这是革命到来了吗？群众将看到与此有关的必要的口号吗？而军队呢？一次街头斗争的结局实际上要取决于军队的态度；我们是否做了某些工作使它同革命群众更加接近呢？革命是“像黑夜里的小偷那样”到来的，现在真正是我们为这一革命作准备的刻不容缓的时候了。根据我的观点，我们必须准备革命在夏末开始，并使每一次“拖延”都有利于我们的党……是时候了，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答复
1904年8月……
尊敬的朋友：我同意您的这些意见，革命可能比我们设想的要临近得多；我们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开展集中和分散的政治鼓动工作，并且绝对必须把当前的战斗口号交给尽可能广泛的群众，使他们可以带着这些口号上街，而现在不是费力去制定组织问题细节的时候。但是，如果您提出这些想法来非难“少数派”所进行的工作，那我是不同意您的；即使您不直接这样说，但人们只能这样来理解您的意思。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像黑夜里的小偷”那样到来，为了使它不致在熄灯以后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绝对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清醒。但遗憾的是，从政治上看来我们党是睡着的；它在沉睡中看到一些组织上的幻影，有时这种幻影变成沉重的恶梦。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力气，唤醒党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它在政治上的睡眠就会变成政治上的死亡。
如来您说：人们必须为革命作准备，全党的意见将同您是一致的，但四分之三将这样理解您的意思，似乎您说的是组织技术方面的准备。里加委员会将说：“建立一个严格集中制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是绝对必要的。”其他十个委员会同样会发表某些类似的意见。对它们来说，为革命作准备，已经不是发布命令和提出口号以及确定为“起义”发出“号召”的日期和时刻，但无论如何毕竟是一种内部的组织建设，或者还不如说必须称之为一种“瓦解组织”的建设，因为它是从破坏已经存在的组织形式开始的。但是，在当前的刻不容缓、时不再来的决定性时刻，任务在于，吸收一切现有的有组织分子，使他们联合起来进行系统的集中而不是分裂的工作。这一工作的目的是通过适当的策略方法使群众保持适当的张力，这种张力必须愈来愈高，直到最后迸发出来，——不管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暂时的反动时期，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迸发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的任务总的说来是在政治策略方面。我们这些所谓的“少数派”没有提出单独的组织任务，我们认为，最紧迫的组织任务会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自行解决。在这一特殊的意义上，我们确实表现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只是人们必须考虑到，针对我们的机会主义而提出的组织上的严格主义，无非是政治上糊涂的另一种表现。
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说过的话：只要多数同志的思想像捕鼠机中的耗子一样在一俄寸见方的组织章程的鸡毛蒜皮中挣扎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那么就不可能提出实际的政治任务。从原则上看来，“少数派”的“论战”工作同“详细地”推敲“组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破坏组织拜物教，为政治策略问题清理场地。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革命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整个命运，就取决于政治策略问题是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解决。对于聪明人，这样说就足够了！
我们必须立刻展开的这一战役的出发点当然只能是战争，我们在这一战役中要依靠我们这里存在的一切个人的和有组织的力量。战争向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清楚的，即和平与自由！提出这一口号，不仅表明了我们对战争的原则立场，而且表明了我们打算直接达到的目标。我们不是简单地为了和平的利益而示威游行，我们实际上希望在“结束”独裁统治的同时也使战争结束。我们对于这一点必须抱有希望，而且这一点必须在我们的鼓动的内容和调子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我们还根本没有学会向群众提出战斗的口号。同我们的政治思想的形式主义相适应的不是切实有效的口号，而是某些千篇一律的提法，这些提法是随时随地都适用的，因为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眼里它们也往往只具有修辞的意义。
里加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声明提出如下口号：“我们对独裁者集团企图煽起我们身上的兽性并把它指向我们的日本兄弟的一切尝试的答复，应当是号召：打倒资产阶级！消灭战争！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兄弟般的团结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很清楚，这里提出的不是一个积极的战斗口号，人们不能把为了回答“独裁者集团的”冒险政策而发出的“打倒资产阶级”的号召看作是口号。目前的战争的命运在这里是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说过：“我们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反对工人阶级。我们现在不能避免战争，但是我们强烈地抗议这一不必要的、破坏性的、冒险的战争！”［注：声明中为斜体。——托洛茨基注］
这样一种观点会大大败坏我们的革命立场的声誉。我们必须考虑到，沙皇制度的命运现在是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如果明确地认为我们进入了独裁统治彻底崩溃的时期，那么，就必须由此得出这样的策略结论，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战争，我们必须要求立即结束战争。
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任何一个声明、任何一次鼓动讲话都是以这样的口号开始和结束的；人们绝对必须考察战争的全部后果，并使群众都看到这些后果。必须把简单的、明确的和尽可能简短的声明传遍整个俄国，而且在每一个确定的鼓动阶段所有这些声明都必须口径一致。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号召所有的人去实现这一口号！“你们要将这个号召传播到每个工场、每个乡村、每个茅屋里去！让城市工人把他们较高的见解和教养灌输到农村工人那里去。你们要随时随地无休止地争论、讨论……你们的呼声越是得到千百万倍的响应，这种声音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变得不可抗拒。”［注：《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42页。——编者注］
人们绝对必须在失业者中根据这一号召开展最艰苦的工作。让那种只给人民带来不幸、失业和死亡的战争结束吧。在一定阶段上，鼓动必然具有复杂的性质，因为人们把统治阶级的社会机构对待战争的态度当作鼓动的主题。工人必须要求地方自治局、杜马、大学、科学团体和报刊发表有重大影响的意见反对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这些机构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要求如何反应。
由国家救济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以及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人！必须在适当的时刻竭尽全力地提出第二个口号。在这一基础上，鼓动才能导致无产阶级特别是失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为了战争的需要而掠夺人民的财产。
反对战争的运动愈深入和广泛，这里的处于两面夹攻之中的独裁统治遇到的困难就愈大。“立宪会议万岁！”这个口号，必须响遍整个俄国，它为摆脱困难指出了根本的出路。这一口号同上面提到的两个口号结合起来，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立宪会议既要结束战争，也要清算罗曼诺夫王朝的全部家业。
地方自治局、杜马和大学的代表的“呼吁书”不应当使我们感到出乎意外，大吃一惊。这样的呼吁容易引起很多同志的忧虑，忧虑人们行动得太晚（对什么来说太晚了？对号召起义吗？）。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立宪”改革毕竟遏止不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相反，它会成为这一运动的前奏。杜尔哥的改革就迎来了法国大革命。
我们必须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权的口号来对抗杜马和地方自治局“自上而下”的呼吁！我在上面已经谈了一些，这就是，为了使群众支持这一口号，我们必须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通过一切其他口号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他们同地方自治局和杜马这样的以等级和财产为标准而建立的社会机构对立起来。企图预先确定提出这一或那一口号的次序，或者预先确定用那些形式来支持这些口号，当然是荒唐的。我只能为我们面临的革命工作提出一个标准的样式。但是，不管我们的策略方法怎样改变，也不管这些策略方法会以什么样的综合形式出现，这一策略的方法本身必须保持不变，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在政治行动中对抗独裁统治和统治阶级的一切社会机构，特别是对抗像杜马和地方自治局这样的不久也许被“号召”来决定俄国自由命运的社会机构。
在进行这一错综复杂的革命前的战役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想—想拉萨尔在1863年向德国工人讲过的原则：
“取得实际成就的全部艺术在于：任何时候都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在最重要的一点上——而不要左顾右盼。你们不要左顾右盼，对一切不意味着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或者同它没有联系，不能促使它实现的事情都要置若罔闻！”［注：参见《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43页。——编者注］
不管革命使我们处于运动的哪一个阶段，统一在一定的政治口号周围的无产阶级总会在革命中作出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本身又将极大地推进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一。因此，围绕着基本的革命口号把无产阶级动员起来，是我们为临近的决定性事件作直接准备的内容。即使由于历史的意志这些事件要无限期地推迟下去，那么我们的努力也不致有一丝一毫付之东流。这些努力将完整地列入我们伟大的历史任务即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任务。
目前，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准备工作；而这一准备工作我是了解的，并且看到了它的全部复杂性、艰苦性和巨大性。更明白一点说：任何其他的准备工作必须是这一准备工作的补充。我站在这里，我就不能说别的。每一个有觉悟的“少数派”拥护者最后也将这样说。人们尽管可以由于他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是不会认输的。即使在十字架上，他一定会准备喊叫：“你们这些盲人！你们赶着蚊子，你们却看不到骆驼！”……
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不是雅各宾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而是雅各宾派分子或者社会民主党人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注］
这一公式一定会使我党的列宁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一切占领合法化；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公式中，隐藏着关于党章的倒霉的第一条和关于所有策略问题的意见分歧的根源。我们无论如何一定得详细谈谈它。
列宁在刚才引用的公式中，不仅仅是为了玩弄词句，而是完全有意识地和严肃地在谈论“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但是他的解释并不包含异端邪说，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当然，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相联系的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在列宁的定义中，雅各宾派分子这个词也可以用自由主义者、民粹派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门诺派分子[15]来代替——什么正好合适，就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因为，正是在雅各宾派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门诺派分子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发生联系的那一时刻，他们就不再是雅各宾派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和门诺派分子，倒不如说是变成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了。
如果列宁打算用他的定义来表达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毫无内容的思想：社会民主党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人们就得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思想：一个雅各宾派分子尽管他一般来说在政治思想和方法上，尤其在组织观点上依然故我，但是只要他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发生了“联系”，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只要历史把他托付给革命的无产阶级，他就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当列宁在理论上阐述他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定义时，他答复了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对于列宁本人和他的追随者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比对我们党来说更为重要。
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中，人们常常求助于山岳派[16]和吉伦特派[17]的比拟。当然，这种比拟在这里不仅没有制造出雅各宾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一致性，而且甚至没有制造出二者之间任何内在的相似之处。
谁不是用词句和表面的比拟来思考，而是以生动的概念来思考，谁就自然会理解，社会民主党距离雅各宾主义至少同它距离改良主义一样遥远。罗伯斯比尔距离倍倍尔至少同饶勒斯距离倍倍尔一样遥远。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成为雅各宾派分子呢？在思想上吗？教义上吗？政治斗争的方法上吗？党内政治的方法上吗？冠冕堂皇的演说的方式上吗？
雅各宾主义不是超越社会的“革命的”范畴，不是的，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解放的紧张的历史时代里，雅各宾主义是革命精力高涨的顶峰，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它的内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而是在它受排挤和压迫的过程中——在理论上通过诉诸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公民的权利，在实践上通过断头台而能够达到的激进主义的极限。为了使雅各宾主义能够保持权力，历史必须停顿下来，因为每一个向前的运动，都必然会使积极或消极地支持过雅各宾派的各种不同的分子互相对立，并以这种方式，在内部摩擦的过程中削弱革命的意志，而在革命意志方面，山岳派是站在最前列的。雅各宾派分子没有相信也不可能相信：他们的真理会一天天地越来越赢得人心；事实却说明正好相反：阴谋家、伪善者、“特权分子”和“调和主义者”从各种缝隙里，从各个地方爬出来了。昨天，他们还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真正的雅各宾派分子，而今天，人们看到了动摇的态度。雅各宾派分子和所有其他人之间不仅是原则性的而且是私人的隔阂每减少一点，都意味着解放出对他们的瓦解组织工作的离心力。通过“戒严状态”使革命发动达到最高点的那一时刻永远维持下去，并且通过断头台的钢刀来确定分界线——这种政治策略是由政治上自我维持的本能决定的。
雅各宾派分子是空想主义者；他们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理性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他们要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共和国，他们要在阶级剥削的范围内建立理性和道德的共和国。他们的斗争方法来源于他们革命的空想主义。他们站在一种巨大矛盾的刀刃上，他们求助于断头台的刀刃。
雅各宾派分子是最纯粹的唯心主义者。像他们之前和之后的所有唯心主义者一样，他们承认“普遍道德的原则”是“首要的”；他们相信“真理”这一思想的绝对力量。他们认为，为了给这一真理建立基座而屠杀一些人作为牺牲，并不是过分昂贵的代价。同他们所宣布的普遍道德原则相背离的一切，都是邪恶和虚假的产物。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在著名的热月8日演讲（这是他最后几次伟大的演讲之一：）中说道：“我认识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注：1794年7月26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雅各宾派的结社。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历史文件汇编》，弗·奥拉尔编，1897年巴黎版第6卷第254页。——编者注］对活着的人的绝对怀疑是和对形而上学思想的绝对信仰相适应的；怀疑不可避免地是为“真理”服务的方法，也是“真正爱国者”最高的公民义务。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解成一种控制着意见和观念冲突的社会的机械作用，因此并不存在这样的历史的前景和这样的确实性：“意见和观念”领域的某些对立不可避免地要加深，而另一些对立则相反，当被革命解放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发展起来时，它们必定会相应地逐步缓和。
为了使雅各宾主义能够更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历史必须停顿下来。但是它并没有停下来；所以只好残酷地开展反对自然力的斗争直到精疲力尽为止，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每一种停顿，最微小的让步都意味着死亡。
罗伯斯比尔热月8日在国民公会和当天晚上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的演说是在多么没有出路的历史悲剧中进行的：
“在我们所处的道路的终点之前停下来，就意味着完结，”这个已经站在深渊边缘的独裁者说道：“而我们很可耻地退却了。你们下令惩处几个罪犯即我们一切非正义行为的罪魁祸首；他们却敢于反对民族的正义——于是人们为他们牺牲了祖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那么就让我们等待正在不受惩罚地进行着的阴谋可能引起的一切灾难吧……你们只要暂时把革命的缰绳放松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暴乱的专制主义将怎样抓住它，阴谋的头头将怎样推翻沮丧的国民政府。一个内战和穷困的时代将使我们的祖国糜烂，而我们将走向灭亡，这是因为，我们不想掌握人类历史中那一注定要为自由奠定基础的时刻。我们把祖国委弃给一个灾难的时代，人民在纪念我们的同时将诅咒我们，而这一纪念对于人类来说本来应当是很宝贵的。”［注：《雅各宾派的结社》第6卷第278页。——编者注］
在这个历史的命运之路和社会民主党这个具有最乐观前景的党的命运之路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对立；未来保证社会民主党的“真理”的追随者将会增多，因为这一真理不是突然的革命的“自白”，而只是无产阶级的日益扩大和日益加深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确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然要成长，而且也确信党内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必然要取得胜利。第一个确信的根据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推动无产阶级自发地在政治上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二个确信的根据是：这种组织起来的客观趋势和策略任务，在革命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表现得最好、最完整和最深刻。
我们能够把党在形式上的界限规定得宽一些或窄一些，“软”—些或“硬”一些——这取决于一系列客观的原因，取决于政治敏感，取决于对政治效果的种种考虑。但不管我们将以多大的半径来划定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党却将无可怀疑地始终描绘出一系列无产阶级的同心圆，从中心向外围，人数逐渐增加，觉悟逐渐降低。最觉悟的也就是最革命的分子在我们党内将“始终处于少数”。如果我们同这种状况“妥协”——而我们是在同它妥协——那么这一点只能用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命运”的信赖来解释，换句话说，也就是相信他们必然“获得”对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来说“最合适的”革命思想。我们信赖的是，被马克思主义照耀的阶级实践将提高觉悟较低的分子的觉悟，并使那些昨天还完全没有觉悟的分子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照耀。我们和雅各宾派分子之间的深刻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怀着革命的信念，面对各种社会原动力——也就是说面对着未来。雅各宾派分子却合乎逻辑地充满了阴沉的怀疑。同一种原动力引起雅各宾派的分化和瓦解，却产生了促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且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倾向，
两个世界，两种教义，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隔着一道鸿沟。
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雅各宾派分子呢？他们是空想主义者，我们想成为客观倾向的代表；他们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是唯理论者，我们是辩证论者。他们相信一种超阶级的真理的疗效，在这种真理面前所有的人都得俯首听命；我们只相信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他们自相矛盾的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引起他们政治上的怀疑态度和无情的猜忌；我们的理论上的唯物主义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历史的“意志”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们的方法是对最轻微的背离也要砍头，我们的方法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扬弃意见分歧。他们砍掉人的脑袋，我们用阶级觉悟来充实人的头脑。
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雅各宾派分子呢？
的确，他们是不妥协的，而我们也是不妥协的；雅各宾派分子知道一种可怕的政治罪名，它以调和主义这个词来表达。我们知道机会主义的罪名。不过我们的“不妥协”具有另一种性质。我们在我们和机会主义之间打进了一个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手段的楔子，阶级斗争的每一次原则性的打击都使这个楔子越来越深入。我们以这种方式“清洗自己”，摆脱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者不是从我们这边跑到别的阶级的政治阵营中去，就是服从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革命的、完全不是机会主义的逻辑。每一次这样的“清洗”都使我们强大起来，并且往往直接地扩大我们的队伍。
雅各宾派分子在自己和调和主义之间放置了断头台的钢刀。阶级运动的逻辑是反对他们的，而他们企图扼杀这个逻辑。愚蠢这个九头蛇的头的数目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为真理和道德的思想而献身的头颅却一天比一天少下去；雅各宾派分子以使自己削弱的办法来“清洗自己”。断头台只是政治自杀的机械工具，而自杀本身却是他们绝望的历史地位（私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的宣告者、阶级剥削范围内的普遍道德的预言者的地位）的极其不幸的后果。
某一个不著名的雅各宾派分子在1792年10月说过：“为了弄干净被大火烧伤的机体，大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拯救身体，人们必须把四肢切掉。只要我们有坏的领袖，我们就会被引向歧路。但是有朝一日当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雅各宾派分子时，他们将成为我们的领袖，我们将同丹东和罗伯斯比尔联合起来拯救这个国家。”［注：《雅各宾派的结社》1892年巴黎版第4卷第372页。——编者注］
但是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当丹东和很多别的“真正的雅各宾派分子”被当作大火烧伤的四肢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另一个雅各宾派分子在同一个俱乐部又重新以几乎同样的话谈到了“清洗”。
“如果我们清洗自己，那是因为要取得清洗法国的权利；我们不容许任何异物留在共和国里，自由的敌人一定会发抖，因为棒槌已经举起来了，国民公会将使他们很快地滚开。我们的敌人不像人们想使我们相信的那么多；人们会很快把他们公布于众，他们将出现在断头台上。有人说，我们要消灭国民公会，不对，国民公会将不受侵犯地存在下去；但是我们要把这棵大树上的枯枝砍掉。我们贯彻的高尚措施有点像疾风，疾风刮走了虫子咬过的果实，把好的留在树上；那些留下来的果实我们可以在以后采摘，它们会又熟又甜，它们将使共和国获得生命力。如果树枝尽管很多却被虫咬得乱七八糟，这有什么用处呢？不如少留一些，只要它们新鲜，没有毛病，那就要好得多。”［注：《雅各宾派的结社》1892年巴黎版第6卷第47页。——编者注］
两个世界，两种教义，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隔着一道鸿沟。
毫无疑问，如果在一个革命法庭上控告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就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另一方面，同样无可怀疑的是：每一次要把雅各宾主义的方法用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中去的尝试，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最纯粹的机会主义，也就是为了获得想象出来的暂时的兴旺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这就意味着，用一些渺小的手段去冒充崇高的历史性冲突。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自己的发展中、也只有从自己的发展中吸取力量）面前，断头台和消费合作社都同样无足轻重，雅各宾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都一样是机会主义的。
当然，如果您试图把雅各宾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策略方法搬用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领域，那么您得到的只会是雅各宾主义的一个可笑的漫画像，却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不是雅各宾主义，当然也不是雅各宾主义的漫画像。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相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最终会（人们一定得这样希望）脱离无产阶级的组织。但只要他同这个组织保持形式上的联系，只要他同时保持着对无组织的无产阶级基本力量和未来时代怀疑猜忌的那种雅各宾主义心理状态，他就根本不可能对他所属的那个党的发展过程作出评价。“我只认识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好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这种觉悟是高是低，这是完全无所谓的）今天是以其有利的一面倾向于我的“计划”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和偶然的局面需要确定下来。坏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今天背离了我的计划的这些或那些细节。人们必须教育他们吗？不——压迫、削弱、消灭和排除。不是按照动力学，而是按照静力学来理解党。用作衡量党内各种分子的标准的，不是他们在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中的作用问题，而是他们目前对待这个或者那个“计划”的态度。因而得出了这样的令人惊异的结果：在列宁看来，扮演我们党的“落后”派的是“劳动解放社”[18]、《火星报》编辑部、国外同盟[19]、组织委员会，而“进步”派是由一批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还没有分化的群众组成的。人们不得不希望从这些新来的人中间将来会产生一些极其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当然将会被我们的党在漫长的、艰难的道路上碾得粉碎。
“我只认识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这个政治格言已经铭记在马克西米利安·列宁的心中，而且我们要补充说，这个格言粗略地概括了旧《火星报》的策略智慧。
毫无疑问，怀疑和猜忌是《火星报》同事们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是在那些通过各种“偏向”表现出反无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中间工作的。如果说，总的说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把没有组织的基本力量组织起来，同时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联合起来，那么旧《火星报》的工作则是同没有组织的基本力量进行斗争，同时排斥知识分子，不让他们参加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瓦解活动。任务不仅仅在于启发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而且也在于从理论上威胁他们。对那些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正统观念”是很接近鼓舞过雅各宾派分子的那种绝对真理的。正统的真理能事先看到一切，甚至看到补缺选举的问题。谁驳斥这一点，就必须被开除，谁怀疑这一点，就接近于要被开除，谁提出问题，就是准备怀疑了。
列宁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他特有的方式对他关于党的发展的“雅各宾派”观点作了经典式的表述。他，列宁，知道绝对的组织方面的“真理”，他有“计划”并且在努力使计划实现。如果他，列宁，没有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阴谋、诡计和陷阱的包围，如果不是大家似乎都密谋反对他和他的“计划”，那么党就会进入繁荣的状态。反对他的不仅有老的敌人，而且也有些“火星派分子同《火星报》作斗争，使《火星报》遭到种种困难，阻碍《火星报》的活动”［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1页。——编者注］。哪怕他们是直接地公开地进行斗争也好！“不，他们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悄悄地、秘密地进行活动”［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1页。——编者注］……“总的印象（不只是对组织委员会全部工作的印象，而且也包括对代表大会本身的印象）是：我们一直同阴谋诡计作斗争。”［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6页，括号内的文字和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列宁得出了这样理直气壮的结论：“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工作，必须清除一切捣乱分子，使他们处于不能损害党的地位［注：我们提醒读者，“使之无能为害”这一公式在雅各宾派的日常生活中是常常用来对付共和国的“内部敌人”的。——托洛茨基注］。”［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66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换句话说，为了党的利益，建立一个“戒严状态”的政权是绝对必要的。用罗马的术语来说，领导这个政权的应该是一个dictatorseditionissedandaeetreigerundaecausa［注：拉丁语：平定叛乱和处理必要事务的独裁者。——编者注］。但是恐怖的政权在一开头就表明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平定叛乱的独裁者既不能使“瓦解组织者”服从他的权威，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党的大门，或者是用纪律的害人的圈套把他们束缚起来。“落后分子”是什么也不怕的，相反，他们却毫不含糊地占领一个又一个阵地。而我们垂头丧气的罗伯斯比尔却只有重复他怀着无意识的诚挚之情去模仿的那个人所说的那些悲观主义的话！
“阴谋经常战胜真理，正义成了谎言，极卑劣的感情和最可笑的恐惧占据了人类神圣利益在心灵中的位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活着是为了什么？……”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将长久地不能理解他们失败的原因，正如他们不理解这种思想一样:人们不仅不可能给整个社会，而且也不可能给个别的党规定它发展的道路。人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历史条件推论出这样的道路，并通过孜孜不倦的批判工作来扫清它。政治上的唯理论者——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很多，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还没有能做到积累策略上的智慧，并由于一连串的失望而指责领导人的意见——唯理论者和形而上学者认为：只要“代表”全党“反映”发展，以官方权力的鞭子装备自己，就足以在这以后由他们这一伙来推动发展，而发展也就会继续进行下去了。但是，一旦具备了繁荣的一切条件，就会出现预计不到的障碍和反抗。“阴谋”和“圈套”的时期就会开始；有一些人不理解，并且会问“为什么”，也有一些人坚持他们认为是最好的道路，或者是指出这条道路。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看出第一种人的不理解，第二种人的坚持，于是寻求能够使党的进步运动的工作便于进行的策略方法。政治上的形而上学者在区别这两种类型方面天生是无能的；他不分析，不分门别类，不说明细节，也不解释，不提出“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而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想象看到一个反动的一帮在阻碍他去领导党。我们的雅各宾派分子通过思想上这种唯理论的逻辑越来越跟党的发展的历史逻辑相背离，而经过他的意识的反映，党的发展成了恶意的对手、瓦解组织的人、党内的冒险家和阴谋家成长的危险过程；而最终，这个可怜的“领导人”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党是“怀着恶意陷害”他的。发展水平不同的个性、各种世界观上的差别以及不相同的性格等等的总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党自身的物质的形体，最后成了这个可怜的“领导人”自身的根据唯理论先验地臆造出来的发展的障碍。列宁失败的秘密就在这里，他的狭隘的怀疑态度的原因也在这里。
列宁这种恶意的、道德上令人厌恶的怀疑态度，是对雅各宾主义的悲剧性偏狭态度的拙劣模仿，正像人们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它代表了旧《火星报》的策略遗产，同时又是这种策略的蜕化的结果。这些方法和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却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消灭，因为不然的话，它们就有使我们党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理论上彻底崩溃的危险。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非常具有特征的事实：我们党反动的一派的领袖，列宁同志，为了维护经过歪曲的雅各宾主义的策略方法，在心理上不得不给社会民主党下个定义，这个定义无非是对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一次理论上的谋害。是的，是一次理论上的谋害，它的危险性绝对不下于某一位伯恩施坦的批判性观点。
事实上，伯恩施坦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采取了什么样的理论上的行动呢？他主要是致力于抹杀它们的鲜明的阶级界限；他致力于把它们变成通过一个内在的逻辑纽带互相结合的两种超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饶勒斯和他的忠实朋友米勒兰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的同样是这种行动。回忆下列情形是无用的：谋求一个部长席位的非常实际的投机行为是同这种理论方面的夸夸其谈的空论相适应的，或者是（如果人们进一步理解这种关系的话），把无产阶级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附庸的实践，是同把社会主义当作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中产生出来的逻辑附庸这一观点相适应的。
同样的工作——到目前为止限于在理论的领域——在我们这里是由一度信奉过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批评家”进行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通过唯心主义哲学的炼狱促使社会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学说。布尔加柯夫先生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理想必然是来源于哲学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注：《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从1896年到1903年）1903年圣彼得堡版第VI页。…………托洛茨基注］但是，自由主义的政治遗言和誓愿充当了绝对的、也就是不受阶级分析影响的唯心主义原则。别尔嘉也夫是这样解释的：“自由主义根据它的理想提出了发展个性、实现天然权利、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目标。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只是展示了顺理成章地贯彻这些永恒原则的种种新的方式。”［注：《从哲学唯心主义看伦理问题》（见《唯心主义问题（论文集）》1902年莫斯科版第91一136页）第118页。着重号号是我加的。——托洛茨基注］《解放》杂志（人们始终必须从这本杂志中寻找我们这里繁荣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天书的政治释文）最终以如下的强有力论点强调了唯心主义在理论上的占领：“决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分割开来或者简直彼此对立起来，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和不可分离的。”［注：《论农业问题》，载于《解放》杂志第9期（总第33期）（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托洛茨基注］
资产阶级民主想把无产阶级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的这种政治倾向，要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不是表现为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和集体主义的世界，资产阶级的世界和无产阶级的世界）的原则，而是表现为两种抽象的制度，其中的一个（自由主义）包含着另一个（社会主义），正象整体包含着局部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如像代数的公式包含着它的各项算术的值一样。从这种观点看来，资产阶级的阶级躯体的肌肉的粗暴“活动”完全消失了，社会现实的清晰轮廓在意识形态的影子戏的范围内消失了。毫无疑问：伯恩施坦、饶勒斯和米勒兰也好，明天在自由俄国的别尔嘉也夫、布尔加柯夫诸位先生、也许还有司徒卢威先生也好，都会欣然同意以这样的公式来下定义：“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组织有联系的自由党人（或者民主党人）。”
面对着这样一个公式，列宁同志将会说什么呢？他会说：这个公式在逻辑上是没有意义的，它在政治上表达了一种无可怀疑的倾向：要给无产阶级蒙上一种异己的、与它的阶级利益敌对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政治心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同一个列宁同志做了些什么呢？他试图一丝不差地完成与伯恩施坦、饶勒斯和我们的“唯心主义者”所做的同样的工作，只是有一个区别：根据他的革命的地位，他用自由主义的极端革命的新芽也就是雅各宾主义来代替自由主义，而雅各宾主义却是自由主义的肉中之肉，血中之血。列宁同志用大胆的斜体字宣称：“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就必须也承认另外一个公式，即《解放》杂志的公式，当然是在人们用自由主义的左翼即雅各宾主义代替这一公式中的自由主义以后；这一来公式就成了这样：“决不能把雅各宾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互相分割开来或者简直彼此对立起来，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不仅是就它们的“基本理想”来说，而且也是就革命策略的方法和它们的政治心理的内容来说都是如此；于是剩下要做的就是总结了：雅各宾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变种，社会民主主义是雅各宾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变种。
如果列宁不想从由他提出的唯一的原则性的、无畏的原则性的“口号”“退两步”的话，那么他就不得不从他的定义出发“进一步”，如果他接受由此而得出的全部结论，他就必须向党内的同志送上拜访的名片。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列宁同志！
要不您就像马克思主义中产生的自由派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建立一座桥梁那样，在革命资产阶级的（雅各宾主义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之间建成您的理论上的桥梁，要不您就放弃促使您去搞这样一种理论上的谋害的实践。
要么是雅各宾主义，要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要么从您在您同“少数派”的斗争中真正采取过的唯一的原则立场上退回来，要么从您在反对少数派时似乎捍卫过的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上退回来。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列宁同志！
我们听到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声音：“难道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不是给了我国自由派一个文坛上的领袖［注：指司徒卢威。——编者注］吗，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出一个领袖给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呢？”［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页。——编者注］
那又怎么样呢？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只能是雅各宾派分子。他在严厉的“独裁”、铁的“纪律”、“号召起义”等响亮口号下召集了他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会是庞大的和强有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所起的有局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派的）作用之间的妥协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意识形态上的外壳，当然不是用它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内容，而是用它的形式的框框，这种框框是如此支离破碎，以致人们可以把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同雅各宾主义结合起来，得到一种“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
按照列宁的论断，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我们党内正统（就是这么写着的！）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革命资产阶级的，也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倾向”。［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页，括号内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丝毫不能证明，既不能证明“经济派”（他是第一个起来反对他们的）也不能证明我们雅各宾主义的科长们（他在政治上描述了他们的特点，并从而在同盟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中揭露了他们）有某些倾向。阿克雪里罗得“丝毫不能证明”，他描绘不出像样的图表，他综合不出歪曲的罪证，因此他“丝毫不能证明”。他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他阐述了一种在党内出现的倾向。要做第一项工作，必须是一个敏捷的统计学家和一个马马虎虎的律师，要做第二项工作，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敏锐的政治家。另外一些人则关心“文件方面的”证明。关于这些对于列宁说来如此重要的证明，在我们的宫廷雅各宾派分子、国家雅各宾派分子和真正的国家雅各宾派分子的党内实践中是多而又多的，在我们的各个委员会的决议中是很多的，而著名的乌拉尔《宣言》是首屈一指的。所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手工业方式的”谋害，由列宁“自己”在他的小册子［注：指《进一步，退两步》。——编者注］里加以“集中”以后，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的顶点就是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雅各宾派分子的不朽“公式”！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啊，生活的逻辑多么有力！它“把一粒沙子放在路上，过分聪明的人就一个跟头跌倒在地”。在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某个组织计划中，曾经抚育了这个党的团体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而这个“微不足道的”事实竟成了一场巨大的党内斗争的根源。人们不得不对自己说：这个组织计划显然有一个错误，产生这个计划的思想显然有某种本质上的缺陷。“计划”的作者把同社会民主党精神格格不入的方法运用到党内政治中来，他认为，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不得不“扩大”社会民主党人的概念，把它同雅各宾派分子这一概念结合起来。生活显示出它的有力的逻辑，迫使无足轻重的、不彻底的和折中主义的人们无论如何达到合乎逻辑的结局，——愈快愈好。
当列宁在炮制他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雅各宾派分子的“公式”时，他在乌拉尔的志同道合者制定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公式”。主观上乌拉尔的雅各宾派分子同列宁一样依然想留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但是政治生活中有很多震动和冲击，足以迫使他们“扩大”这个范围，或者当这个范围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时完全脱离它。这种情况迟早总要发生。
乌拉尔宣言说：“1871年巴黎公社遭到了失败，真正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公社中存在各种不同流派，它们往往代表互相对立和互相矛盾的利益。每一流派都往自己方面拉。结果是争论很多，行动很少。因此应当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说，必须使无产阶级对于保持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作好准备，无产阶级自己也必须为此作好准备（！！！）。使无产阶级为专政作好准备是一项重大的组织（！）任务，其他一切必须服从这一任务。这种准备也包括创造有利于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的精神状态，说明这种组织的全部意义。有人可能反驳说，独裁者（！！！）过去和现在都是自行出现的。但是，过去并不总是这样的，而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这种情况不应当自发地、机会主义地出现。
这里必须把最高程度的自觉同绝对的服从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必然引起另一方面（对绝对必然性的了解就是意志自由）。”
在我们俄国，面对着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组织问题，即严格集中的、秘密的、能够前进并实行自己任务的党的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任务同最终任务是一致的”。
这就是三个委员会（乌法委员会、中部乌拉尔委员会和彼尔姆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哲学。这个哲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论点：
1．使无产阶级为专政作好准备是一项组织任务，这项任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准备保持一个以一个独裁者为首的强大组织。
2．必须绝对自觉地为这个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而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独裁者的出现作好准备。
3．拒绝这个纲领就是机会主义。
不管怎样，这一文件的作者有勇气公开声明，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就是说，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将不是把社会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具有主动精神的工人阶级，而是统治无产阶级并通过它统治社会的“坚强有力的组织”。
为了使工人阶级为取得政治统治作好准备，必须发展和培养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并使他们养成对革命的全体执行人员经常地积极地进行监督的习惯。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雅各宾派分子”，即政治代替制度的勇敢代表的观点，使工人阶级为取得国家统治作好准备这一巨大的社会政治任务却被建立一个权力机构这一组织策略任务所代替。
第一种提法的重点是，在吸引无产阶级愈来愈广泛的阶层参加积极的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用种种方法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改造。第二种提法归结为在“坚强有力的组织”范围内选择严守纪律的执行者，为了省事起见，这种选择是仅仅通过机械地排除不合适的人、通过“解散”和“排除右派”来进行的。
我们重说一遍，乌拉尔的同志们在用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对阶级的有组织统治代替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点上是始终一贯的。然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性，而是雅各宾派分子的一贯性，或者把它“翻译成”社会主义的语言，是布朗基主义者[20]的一贯性，当然带有乌拉尔文化的天然色彩。
我们因此指责乌拉尔的同志犯了布朗基主义[21]的错误。说到这里，我们就想起，伯恩施坦恰恰指责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犯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这似乎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说明应当把乌拉尔人看作是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把我们看作是伯恩施坦主义者［注：这一章的大部分是在列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发表之前写的。事实表明，我们没有弄错。不出所料，列宁对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这种指责反驳说:“……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名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6—477页。——编者）。阿克雪里罗得“附和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了对他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罪名（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页——编者）。——托洛茨基注］。
因此，我们认为，引证恩格斯的意见是极为有益的，恩格斯认为，布朗基主义者对于自己在发生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扮演什么角色是这样设想的：
“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编者注］
大家知道，布朗甚主义者并没有按照他们学说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行动，而是按照执政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行动。公社没有号召无产阶级“自觉”服从专政（按照我们的乌拉尔辩证法学家的见解，工人阶级的“自由意志”必须表现为这样的服从），它一开头就懂得：
“……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编者注］
从这两段引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并不一定是伯恩施坦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们补充一句，有的人可以是彻头彻尾的反伯恩施坦主义者，而同时却距离马克思主义十万八千里。普列汉诺夫有一次写道，我们的“经济派”同米哈伊洛夫斯基、克里文柯和其他人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漫画相似，就像一滴水同另一滴水相似一样。我们的主张集中制的代替派同俄国“经济主义”理论家和欧洲伯恩施坦主义者为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所描绘的漫画相似，也像一滴水同另一滴水相似一样。要了解革命社会主义策略的全部秘密，凡是机会主义者用负号的地方，用正号去代替，凡是机会主义者用正号的地方，用负号去代替，这是决不够的。
反对机会主义者的人决不意味着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点在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得清清楚楚。在我们俄国盛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在社会主义的其他问题上一样，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观点，只存在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或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这是不正确的。还存在第三种观点：机会主义的布朗基主义观点。我们的“正统派”决不怀疑和害怕这种异端，但是这种异端同我们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比伯恩施坦主义同我们的关系密切将多。
改良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是由民主主义知识界带到无产阶级阶级运动中来的特殊成分决定的。当他们还呼吸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醉人气息时，他们热衷于通过密谋方式夺取政权，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传统逐步成为历史陈迹，他们就愈来愈倾向于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雅各宾主义的机会主义是同目前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心理相适应的，正像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同目前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相适应一样。
对于欧洲社会主义来说，雅各宾主义倾向是一种已经过时的观点，一种早已结束的发展阶段。在那里，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过是修正主义者和伯恩施坦主义者口中吓唬人的东西。我们这里则相反，修正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开始明确地变为“正统派”口中和笔下用来吓唬人的东西，而这些“正统派”是公开倾向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
因此，如果在我们已经历过的革命准备时期，出于我国普遍的落后，我们对雅各宾主义比对改良主义更加容易接受，那么，对于我们俄国革命者来说，骄傲地以此夸口，那是荒谬的。无论是雅各宾主义还是改良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都同样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任务是多么巨大（不是指组织密谋活动方面的任务，而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将提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任务），换言之，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装饰我们形式主义“正统性”的党内斗争的一句空话，而是通过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日益发展和日益加剧的社会斗争而得到的一个生动概念，那么，我们就不会同乌拉尔人一起作出愚蠢的结论，说什么公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它没有独裁者，或者指责公社“争论很多，行动很少”，或者事后向它推荐通过“解散”和“排除右派”来消除“好斗者”，即策划阴谋的人、瓦解组织的人和恶意反对公社的人。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竞争，通过长久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几十个、几百个新的、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问题时，这些派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为了加快这一过程和使它简单化而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因为，当无产阶级能够对社会实行专政时，就不会再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这是非常清楚的。
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无疑会把许多政治残废包括到自己的行列中去，在它的行装里会带着许多思想包袱。在专政时代，工人阶级将绝对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意识摆脱错误理论和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并且把政治空谈家和抱着陈腐观点的人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正像它在今天绝对必须这样做一样。但是，不能通过把经过精心挑选的、拥有“解散”和降级的权力的一批人，或者更恰当地说，把这样的一个人置于群众之上，来代替这一复杂的工作。
马克思用几句话描绘了公社中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内部敌人”。但马克思知道，不能通过从上面颁布一个法令来摆脱这些人。马克思写道：“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页。——编者注］只有通过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从而使无产阶级愈来愈少地被这一个或另一个“领袖”的这一种或另一种错误和错误估计所支配，才能摆脱他们。［注：《火星报》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看法，它写道：“在德国，指挥棒问题也随着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而直接相应地丧失其意义。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虽然是极慢地、却是不断地在实现自己的事业。”
乌拉尔的同志们对此回答说：“《火星报》把这样一个纯粹机会主义的（！！！）观点看作是党在组织上成熟的一个明确目标。”这就是说，把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缓慢地、但不断地提高看作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和它的党成熟的唯一“明确标志”，就不多不少地意味着陷入“纯粹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注］
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两天就对它作了意义重大的评价。马克思想必没有料到，那些自称他的学生的人在三十三年之后会重复当时学理主义的雅各宾主义对于公社所抱的偏见。
公社恰恰表明，一切主张密谋的学理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逻辑是多么愚蠢，多么束手无策。它恰恰表明，能够在非冒险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基础上存在的，只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一个把赞成凌驾于阶级之上的坚强有力组织的“精神状态”移植到自己身上的阶级。
先生们，必须懂得，整个一个阶级的发展是不断地、但缓慢地实现的，除了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外，我们的政治的前进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基础。人们必须永远放弃用政治代替来“加速”的种种方法。谁不接受这一点，谁企图不是在阶级基础上，而是在组织密谋活动的上层中去寻找其他的保证，他现在就可以离开我们。因为“缓慢的但不断的”无产阶级发展的逻辑明天反正要把他赶走。赶到哪里去？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改良主义者那里？这一点谁能预言呢？
对此我们并不怀疑。有人说，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同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又把组织问题同及时准备一个独裁者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乌拉尔的纯粹地方性的蠢事。我们要问，为什么这种蠢事的出现如此“合乎规律”？它怎么会如此精确地证实了少数派著作中所作的预言？
难道不是在乌拉尔的文件出现以前很久，西伯利亚代表团[22]就已经写道，根据“戒严状态”的逻辑，社会民主党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意味着某一个人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还写道：也许列宁不知道，在乌拉尔社会民主主义的“布朗基主义”[23]体制中，中心的角色是为谁安排的？也许他对于这样歪曲社会民主党并且把这种歪曲上升为理论的做法提出了抗议？没有，他沉默着。不仅如此，他对这个问题的沉默是意味深长的，这使大家觉得，似乎他陶醉在预感之中，并且在内心里美化自己。
不对，乌拉尔宣言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而是威胁着我们党的严重危险的征兆。我们应当在政治上向我们乌拉尔的同志们深深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大多数志同道合者所突出表现的抽象的怯懦，作出了甚至使并不胆怯的人感到不寒而栗的结论。
他们将离开我们。我说的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上述观点已经或多或少是一个完全形成的世界观，而不再是一种普通的发育过程中的疾病，他们将离开我们，因为这种形式上的革命性，这种组织形式上的革命性，而不是政治内容上的革命性，本身就包含着使它不可避免地迅速衰退的因素。
即使我们党在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可以建立那一种理想的大厦（这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它会使这个大厦经得起专制统治瓦解时期给我们带来的一切考验，但是，在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民族上升时代，如果由于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而陶醉的俄国资本主义暂时能够使无产阶级离开尖锐的政治斗争，使他们走上阻力较小的道路，即工团主义组织和经济组织的道路，那么，“坚强有力的组织”将像一幅不能被风鼓起的帆一样死气沉沉地悬挂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之上。
于是，所有那些把指靠“阶级觉悟缓慢的但不断的提高”看作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的人，所有那些在思想上对于这一或那一组织“计划”的官僚逻辑比对于阶级运动的历史逻辑更加重视的人将突然惊惶失措，而政治失望的浪潮将不可避免地使许许多多这种迷信组织形式的人脱离我们的队伍。要知道，这种失望所损害的将不仅是组织形式，不仅是集中制思想，而且是作为革命世界观基础的集中制思想。
对于他们的政治觉悟来说，组织拜物教的垮台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垮台，意味着“正统派”的垮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全部马克思主义是具体表现为一些原始的组织条文的。不仅如此，这也将意味着对于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信念的破灭，因为无产阶级不愿意被人引向专政，虽然人们已向它指出了通向专政的如此明确和直接的路线。
由于感到失望，他们将离开我们，一些人走向改良主义，另一些人走向无政府主义。如果结果我们发现他们处于两条政治道路的交叉点上，我们将提醒他们想起这一预言。
写于1904年8月。译自《论革命组织》（哈尔特姆特，梅林厄尔编译）1970年汉堡德文版第7―11、75―134页。 |
政治通信（列夫·托洛茨基，1904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61号，1904年3月5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9.html
（两种人群）
上面已经命令不要搞爱国主义游行了。负责监测爱国主义情绪水平的警方记录员已经敲响了警钟，他们担心“爱国主义”有转向其反面的危险——近年来的生活已经不止一次地给他们带来了这样“辩证法式”的惊喜！——所以他们就下令让这“冲动”停下来。而且很明显，这道命令下得相当及时……
沿途被动加入的广大示威群众拥有大规模连结而形成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保证这群人不出意外。人群的“爱国主义”呼喊就好像是从胸中吐出一口浊气，因为一切原因而充斥的感情纷纷在这叫喊当中倾泻而出。假如有人把另一个有力的口号抛给他们，他们也会响应和支持它。我们已经能听到一种还不甚明了，但毫无疑问并不爱国的喊声：“全社会，联合起来！”（在塔甘罗格）……其他战斗性的呼喊也被创造出来，获得了响应……危险增长起来了。
至于示威者里更“积极”更活跃的另一个部分（基辅的一位通讯员这么描写这一部分人：“所有卑鄙无耻的东西都从他们的栖身之处里爬出来了！”），他们则是自愿行动，直接弄得连警察都出来“呼吁他们保持秩序”。
这一伙人感觉到有机会放开手脚做事，便陷入了狂热：他们拦住马车夫，拖住过路人，逼得好多人四散而逃。那些人平日里不得不脱下帽子低三下四地行礼，现在总算有机会对着所有人大喊“把帽子摘掉”了。他们追上了一些人，用棍子打掉无辜人们头上的帽子，连女性也不能幸免。然后帽子常常就随着这群人一起消失了。他们喝完酒，趁着兴头闯进私人的房间，逼着房主做爱国主义测验题。他们冲进餐馆和旅店大吃大喝，而且还不付钱。莫斯科的一位通讯员报道说，他们经常顺手把餐馆的银汤勺带走，这显然是把它当成了爱国时刻的纪念品。他们在演出的时候钻进剧院，强迫乐团演奏《上帝保佑沙皇》并且让大家跟着唱，出门的时候手里则抓着别人的东西。基辅的一位通讯员写道，索洛夫佐夫剧院有七十台观剧用的望远镜消失了……安稳过日子的公民们则抱怨说：“手提包和钱包都不见了……”
这一切实在是过于可耻了——上面要求爱国者们回归他们平常的工作……市长或者省长挥了挥手，刚刚才召唤出来的爱国潮流就暂时停歇了，但它在这个“雄壮”的过程中已经带走了许多汤勺、望远镜、钱包……
是啊，如此广泛的构思，如此庄严的推崇，如此热闹的安排——那么欣喜，那么激情，那么愿意献出生命和财产——结果却让刑事犯罪的纪要内容变得更丰富了。
警察这群花言巧语的强盗操着爱国主义的腔调，而最先响应他们的公民则准备把手伸向银汤勺——这自然是因为日本封锁了亚瑟港——这件事并不是巧合。这不是巧合，而是社会向沙皇制度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明确而坚决的答复：社会能推举什么志愿者来积极地承担爱国主义的职责？别有用心的人召集起来的人群里，沙文主义的口号到底能激起什么感情和本能？
这自然不由得让人想把它同另一群人做个比较，沙皇制度每时每刻、每周每月都在试图从我们的影响力范围内把这群人夺过去，拿一些仇视人类的响亮口号刺激他们的思想、点燃他们的情绪——这是另一群完全不同的人——是去年南俄事件中的人群，具体地说，顿河党委带领他们脱离了拳脚争斗的野蛮境况，用革命和自由的火热口号激发了他们。这个充满崇高精神的群体让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振奋起来，它自身也好像抬高了整整一个头。伊丽莎白格勒的一位通讯员写道：“看着他们的时候真是令人惊奇！队列整齐，昂首挺胸，他们无可阻挡！”（《火星报》46号）这群人这样安抚惊慌失措的敖德萨居民：“别害怕，别害怕，基希讷乌的事情不会在你们身上重演，我们想要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们中间不分犹太人或者俄罗斯人，大家都是工人……”（45号）在特维尔参加“反爱国主义”游行的人们说：“我们不打砸店铺，我们是在争取自由。”（见同一号的通讯）
宽容而高尚，革命团结那看不见的线把群众连结起来，成千上万人组成的群体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他们不允许自己做出任何暴行。“他们连一颗苹果都没碰坏！”商业街上惊奇的居民这样感叹道。
没有人喝醉，因为这群人在这样的日子里不会喝酒。他们不凌辱女性，因为这群人在这样的日子里不会做这种事。一位活动参与者写道：“就感觉生活过得有十倍于以往那么充实，一切都很轻松，目标相当明确而且也很接近，心中充满无尽的勇气和忘我精神！……”
基辅、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和巴库的这些示威者——现在还只是示威者——在精神上同那些革命的“人民”联系在了一起，那些在街垒上死去的人民……从1789年以来[1]，他们已经好多次在欧洲各个国家的街垒上牺牲了……
在那些重大的日子，那群人，普通的、愚昧的、做着买卖的、被折磨的和受压迫的那群人，抛下锤子、离开货摊，拿起步枪、走向街垒——街上的空气变得清新了，粗野而恶劣的本能也和无趣的琐事一道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激动的震颤使人美好、使人高尚，它笼罩了整个社会，连最下层的贫民窟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革命的浪潮升得越高，侵犯“道德”和“财产”的平常“犯罪”数量就越少……革命的旋风席卷欧洲时，警方的显贵们一直密切关注着犯罪情况的晴雨表。到1848年三月中旬[2]，普鲁士的部长看到了一个危险的征兆，那就是侵犯财产的犯罪数量减少了……他没有弄错：3月18日时，普鲁士的专制主义便“在上帝的恩典下”淹没在183具尸体的鲜血当中。柏林的街垒战斗发生一个月之后，警察头目公开宣布说，“副工长和工人们的行为完全值得所有人的感谢”。没人用棍子打落过路人的帽子，女性可以安全地上街，柏林的餐馆老板也不用担心自家的银汤勺被拿走……
这就是“革命的暴力”带来的道德影响！大学讲坛上的反动临时工不止一次试图诋毁革命，他们说这种现象是在凭着它的历史意义蔑视他们那些毫不值钱的歪理，比如什么“和平繁荣”、“全面成功”……顺便，这群学究还断言说，183名被杀害的人当中有一些是3月18日不久之前刚从柏林监狱里放出来的“刑事犯”——这种断言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但是就算如此又怎么样呢！卑鄙无能的伪造者，他们不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越是努力污损街垒大军里的个体，就越是在抬高革命本身不断复兴的力量……可悲的庸人，他们不明白，按他们的打算，他们的断言应该是要对革命进行诽谤，但它本身却有着客观的寓意。这种寓意很明显，那就是：看吧，这些人在“和平繁荣”的时候只能隐藏在犯罪的缝隙里、栖居在罪恶的贫民窟里，在反动势力猖狂放肆的时候只能侮辱路人、闯进剧院、把别人的口袋抢劫一空——到了今天，革命的火舌冲出地面的时候，却光荣地牺牲在了街垒之上！……
柏林的街垒战斗过了整整23年后，1871年3月18日，革命再次显示了它奇妙的力量。巴黎这座暂时休眠的老火山，再次喷出了革命的熔岩……无产阶级的公社把第二帝国的各种反动败类、百般丑态、骄傲和力量统统扔到一边——而巴黎，这座国际的巴比伦，它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狂欢宴饮的景象消失了，无论阶层高低，醉酒淫荡的行为也停止了。没有一起夜间抢劫案，也几乎没有一起盗窃案。1848年的二月革命以来，巴黎的街道第一次变得安全，哪怕街上连一个警察都没有。停尸房也空了——没有人自杀，也没有无法识别的神秘尸体。
一位公社社员说：“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谋杀、抢劫或者针对个人的暴力事件；看来是警察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派朋友都带去了凡尔赛。”
然后呢？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军队得了胜利，罪恶和犯罪同他们一起淹没了巴黎的街头。盗窃案和警察一起回来了。一小时之前无产阶级公社的红旗还在骄傲地飘扬，现在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三色旗已经在这同一个地方耀武扬威了，而荒淫和暴力一看到这副景象，就开始自由地呼吸。
革命的理想主义被“复仇”的理想主义取代了。战争，被当成“上帝构建的秩序一环”，被战争屠夫毛奇[3]看成是“勇气和无私、忠于职守和自我牺牲”的学校，一切反动力量数十年如一日地鼓吹战争，让它充盈在法国的政治气氛当中——于是在这种气氛当中产生了巴拿马案件，又产生了德雷福斯案件[4]……
一边是“连一颗苹果都没动”的罢工抗议群众，一边是强闯民宅、把手无寸铁的女性的帽子统统打落的爱国人群，这种对比推动着人们的记忆，让他们回想起这些巨大的相似之处。这种小事与大事之间的联系不只是来自外部，因为正是历史的意志每日每刻都在让我们从小事走向大事。把基辅、罗斯托夫、巴库和特维尔的罢工人群全部包括在内的历史潮流越来越接近那座悬崖，一旦越过了它，强大的水流就会变成革命的瀑布……
……就让警察的反动走狗们紧紧盯着犯罪登记册吧，尽管街头的激动情绪让警察没法照规章进行监管，但在政治生活的中心，犯罪数量会变得越来越少，几乎趋近于零——当他们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时候，那就绝对不会出错，他们就可以对自己说：“革命要来了！”
注释：
[1]指法国大革命。——《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1848年，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席卷了中欧的大部分地区：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这场革命为未来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法国的1848年革命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的革命，但它最终失败了。——《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毛奇（1800—1891）是普鲁士的将领、陆军元帅和普鲁士总参谋长，普鲁士军队的杰出战略家和组织者。他是普鲁士军事界最优秀的代表之一，支持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各邦。他参加了1864年的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及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写了大量关于军事事务的文章。——《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德雷福斯案是19世纪90年代法国政治当中最为重要的事件。表面上这起案件是诬陷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一名犹太人）在进行间谍活动，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切反动分子和君主主义者攻击共和国的借口，就算在此案当中反动派也使用假文件进行操纵。所有左派和支持共和的圈子都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在他们的努力下德雷福斯终于得以平反。——《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政治通信（列夫·托洛茨基，1904年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60号，1904年2月25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8.html
（爱国主义罗斯的画面。城市的作用。反动力量的有利地位。维尔日伯洛沃[1]站这边或者站对面的自由主义口号。自由主义实际上在逃避职责。）
“俄罗斯团结一致……”走在最前面的是拿着诏书的沙皇，他的头衔长得拖到地上，连走路都绊脚，跟在他身后的则是毫无秩序又热情四溢的俄罗斯“人民”——整个出动，整群牲口……彼得堡的贵族和哈尔科夫的大学生，塔甘罗格的军事会议和罗斯托夫的工匠，新布赫塔的居民和布良斯克的中学生，神圣宗教会议和奇斯托波尔的旧礼仪派信徒——所有人都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保卫俄罗斯。
从上到下，每个人都被一种爱国的兄弟情谊团结在一起。学生与军官们握手，将军亲吻学生们，按《莫斯科公报》的说法就是，“叛徒和败类已经四散而逃”，“保守派”、“自由派”和“反动派”齐声颂唱《上帝保佑沙皇》，基希讷乌的犹太村社同苏沃林、约瑟福维奇和克鲁舍万[2]比拼谁更拥有基督教的宽恕包容、谁对君主更加忠诚，建造铁甲舰的官营工厂管理层在爱国传单里把工人叫做“同志”，沙皇则把被他送去做炮灰的士兵尊称为“弟兄”……苏兹达尔那里爱国的呆子和报社的骗子就描绘了这么一幅画面。这幅画面里有很多艺术“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完全没用透视法。我希望为了画面里出现的一些元素把透视法还原出来。
但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个很有教益的情况：画面当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底色就是城市。
我们“农民”和“农村”的那一部分俄罗斯，它的政治生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但农民和农村却几乎完全被遗忘了。地方自治局的领导们发表一些爱国的献词，然后从“委托”给他们的农村居民身上榨取钱财“捐赠”，这种事几乎没引起任何注意，然而两三百名学生发出的爱国尖叫却在全俄罗斯，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不管是对反动派还是革命派的斯塔罗杜姆[3]来说，城市和乡村谁相对来说在政治上更为重要这一点已经显著而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反动派的组织手腕和革命之手是在同一片地方摸索，而沙皇大军里匆忙招募来的干部必然不是来自于未经开垦的“庄稼汉”阶层，而是来自于城市居民当中在政治上已经激动起来的群众。在即将到来的“审判日”当中，俄罗斯的命运将由城市来决定。
反动派早就进行了好多次更为隐秘的尝试，希望以此控制群众，并且在他们的组成部分——大学生、工人、城市资产阶级——当中建立起固定的基层组织，作为进一步行动的据点。这些活动为他们的爱国主义动员运动的技巧做好了预备……从这方面来说，比起莫斯科2月19日的君主制庆祝活动或者反犹屠杀的实践经验，爱国主义的游行并没增添什么新鲜的内容。
而最近事件里新出现的、而且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反动派摆出了一副高尚的姿态。
好战的沙文主义是今日的反动派尚且可以为己所用的少数几种政治理念之一。爱国主义的幻想离日常生活的冲击最为遥远，和其他的反动幻想相比，它最后一个被自发的批评所侵蚀，在群众意识当中保存的时间也最长……在战争的要求下，爱国主义的口号被放上了议事日程，反动思想也开始兴风作浪了。
那些学生在学潮期间只知道蜷缩在墙边，现在却要“打倒那些高谈阔论妨碍办事的人”，那些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议员有胆量把学校和医院搞得一团糟，现在大多支持搞内部投票选举，那些小市民、商人、学生和恐犹记者在去年的反犹狂欢之后受到了公众的唾弃和蔑视，现在发现自己又被抬到了宽广的街头，被推到了政治事件的最中心。他们给街头提出口号，他们带头唱国歌的第一句，威严地把剧院的乐队召到街上来，他们带头，他们是领袖，他们是主角……
那自由主义呢？
大事件把它撞翻在地了。它习惯了小打小闹，当反动的敌人在地方自治局里公然扮丑角（在特维尔）或者上街杀人放火（在基希讷乌）的时候，它只敢用合法但没什么作用的大话来对付它们。但是到现在，昨天还杀人放火的暴徒被事件的浪潮抬高到了有利的位置，成了民族爱国“热情”的代言人——自由主义就吹响了撤退的号角。
反动的力量体现在，它的口号——虽然相当笼统——此时对战争这个重大的民族事件做出了回应。而自由主义在自家的军械库里找不到一件同等强力、价值相当的武器。
它也不可能找得到。唯一能和反动口号对抗的口号就是：打倒战争和它的罪魁祸首——专制制度！但这个口号又是革命性的。
自由主义起初试图在审查制度的掩护下保持强制中立（审查制度在很多情况下正是自由主义坚不可摧的盔甲！）但是在左右两方的高压之下，自由主义并没有坚持这个立场。然后，它决定（当然，并没有私下串通）敞开胸怀接受反动一边提出的口号。“自由界”的人士明白——而且也很容易明白——爱国主义流氓们激起的运动是对自由主义最恶毒、最有力、最无可阻挡的迫害，但他们只犹豫了片刻就冲上前去，嘴里奔放地高喊道：“抓小偷！”然后……就淹没在主流当中了。他们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背叛了自由主义。
当然，与此同时，他们还自欺欺人，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武器同敌人作战。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们把反动派的口号“从外部”变成“社会的”、而且是“人民的”口号，他们就能清除这些口号当中的危害，剥夺它们原先的，也就是反动的意义，甚至有可能因为缺乏别的口号而把它们拉拢过来为自由主义服务。
不止有维尔日伯洛沃“站这边”的自由主义，还有斯图加特“站对立面”的自由主义[4]，它已经发酵成了新的事件。司徒卢威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偏向左边，但他也被袭来的浪潮打落马下了。他又一次——就像上次同斯拉夫派耍花招那样——试着给出一个“正因为模棱两可而具有价值”的口号，不会在嘈杂的沙文主义大合唱里发出尖锐而不和谐的音符。
司徒卢威先生建议说，要发出致敬“自由”（是政治自由吗？）的呼声，同时应该这么喊：“军队万岁！”还有“俄罗斯万岁！”
哪支军队？是雅罗斯拉夫尔那支“法纳戈里亚小伙”[5]的军队吗，是在兹拉托乌斯特杀人[6]的军队吗，是践踏波兰的那支军队吗，是在高加索保证沙皇能侵吞强占的那支军队吗？还是说，他脑海里想的那支军队摆脱了军营里的愚蠢状况，把步枪交给革命的街头运动？但司徒卢威先生要是是这么想的，要是他真的相信，那么在喊“军队万岁”之前，就必须要有“革命万岁”这个口号。否则司徒卢威先生看起来就太像是个耶稣会士了，因为他在发假誓的时候一气呵成，心里完全不需要默念。
“俄罗斯万岁！”哪个俄罗斯？是那个踩着靴子踏在芬兰胸口上的俄罗斯吗，是那个用刺刀把波兰拉扯到自己这边的俄罗斯吗，是那个贪婪地把手伸向满洲和朝鲜的俄罗斯吗？是那个历史上就掠夺成性的俄罗斯吗？还是说这里说的是未来那个承认每个民族之自决权的俄罗斯？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应该投机利用这虚伪的爱国主义，因为它只知道一个东西，那就是用铁与血团结起来的俄罗斯。必须要有（如果没有，就去弄到手）政治上的正直和勇气，提出另外一个口号：“民族自决的自由万岁！”
但是，不——“在目前的困难时刻，其他更为尖锐、更有战斗性的口号并不合适（！），因此也不可取（！）。”（《解放》传单的第2页）
“在目前的时刻”，专制制度可是自己把自己的命运这个问题推上了街头——战斗性的口号竟然不合适！
斯图加特的自由派向军事沙文主义献媚（“军队万岁！”因为“军队就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向国家爱国主义献媚（“俄罗斯万岁！”），它想借此把爱国主义的水流引向自由主义的磨坊，好让水磨动起来。可它没注意到，这磨坊里根本没有水磨……因为这是座风力磨坊！……而爱国主义的水流就这样飞驰而过，冲进了反动派的磨坊……
至于为什么——这就太清楚、太明显了。因为军队不是像非法的自由主义所想的那样，是“武装起来的人民”，而是人民当中被有意训练起来的部分，被武装起来对抗人民；因为在现在的国际军事力量竞赛当中，其中一个赌注并不是国家的荣誉——合法的自由主义是这么说的——而是国家之耻的荣誉，也就是专制制度的荣誉；因为战争损害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正是俄罗斯这些反对国家的机关的利益，也就是专制制度的利益——那么，哪怕把向俄罗斯和军队致敬的口号转移到了自由派机关报的版面上，它们也依然保持着它们反动的本质，为黑暗势力的动员服务，只专注于完成一个使命，那就是腐蚀全社会的政治良知。
官方的自由界（杜马、地方自治局、媒体……）欢欣鼓舞，对“我们”的胜利很有信心——因为“我们”强大而富有——但他们其实清楚地知道，我们弱小而贫穷。他们在撒谎，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撒谎，他们也不会不明白，不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会按这些优点来评价他们。他们公开对日本发出爱国主义的诅咒，这是自由界又一次在撒谎，而且是厚颜无耻地撒谎，因为他们暗地里希望“我们”的军队战败，而且——我们之后就会看到——他们不能不这么希望，因为这正是他们目前一切政治盘算的基础所在。
真是深刻的教训！……自由主义之前一段时间试着靠形而上学和宗教高峰上的圣火振作起来，看起来就像是等着某个关键时刻，然后就从那高处跳下来，埋头钻进政治背叛的泥潭。那个时候《解放》教导说，“节制适度要求我们这么做。”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节制适度的要求——那就是政治上的厚颜无耻。
自由主义虽然模仿着它右边邻居的反动嚎叫，但并没有让右边的邻居变得多么信任它、尊重它，而且它还没能力支持它左边邻居的革命口号，打落了左边邻居对它的最后一丝信心。自由主义简直是在整个关键时期自己把自己扔出了局。当然，它还会再次出现——要么是在新的暂时的反动时期，也就是说，万一我们所经历的这股政治热潮没找到宣泄的出口又厌倦了内部工作，因此又一次瓦解成了分散的政治摩擦；要么就是在最后做总结的时刻……而自由主义顶着一副忠君爱国的虚伪面孔，努力演着一出“亲善和解”的精神戏剧，为专制制度分忧解难，它做的这些事就是在使劲地加速这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但就算从赤裸裸的“做总结”来看，自由主义也是在无情地偷窃自己的未来。
一年半以前，安东·斯塔里茨基（《解放》第7号）向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建议说，“不要急着去考虑自己的优先地位”。现在他可以投入加倍的精力，把这条建议再说一遍。正是“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时刻”，感觉很不好过的反而是敌人——当然，敌人说的是专制制度，而不是日本——明确而大胆的政治考量应该能迫使自由派付出更多力量，作为反对派去施加压力，提出“更加尖锐”和“更有战斗性”的口号，并且无论如何都不急于考虑自己是不是处在优先地位上……但是他们不会就这么等着——他们也没有等待的自由：他们会被自己阶级的重力不可抗拒地拽下坡去，而革命动荡的浪潮正从他们背后加紧赶上来。
他们会忍不住，而这就会证明，自由主义还没来得及成形就已经腐朽了。目光短浅、蠢笨愚钝，它的命运会和德国的自由主义一样，毕竟它身上也有后者的主要特征。
这些特征如下所述。
“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迟钝、畏缩、缓慢，以致当它以威逼的气势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抗的那一刻，它发现无产阶级以及市民等级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集团也以威逼的气势同它自己形成了对抗。……它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而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经从属于旧社会了……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的使命……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7]这就是1848年前后的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而我国历史的“独特”精神并没发现任何对这些特征做增补的必要。应该根据这些特征，弄清楚现代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行为方式。他们眼里的前景是什么样子？政治生活当中，它每一天都在推动专制制度，让它沿着自己的道路越走越远，在群众中聚积起不满情绪，从而让矛盾更加尖锐，让“和平革新”的可能性变得愈发渺茫，并且以牺牲这种可能性为代价，增加了革命的历史机会——同时，还把重心从资产阶级反对派转移到了革命群众那边，其中为首的就是城市无产阶级。由此就有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迷信，它急切地渴求着有某个第三者出来干预——不管它是意外事件还是机缘巧合……
※※※
然后战争就来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像欢迎弥赛亚一样欢迎它。战争必须要承担起反对派没有力量完成的那个任务，它不可能拒绝的那个任务。怎么完成呢？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来自外部，也就是重演一遍塞瓦斯托波尔的事件，来一次巨大的溃败。军事“威力”的垮台会让政府的所有人员，乃至于政权本身名誉扫地。由此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必须对政府进行革新，而革新的唯一办法就是向“社会”发出请求。
也不排除有可能走另一条更“有计划”的路。只有失去了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说，使国家的一切力量和手段都陷入了最为紧张的状态，专制制度才会彻底走向毁灭。然而，如果抛开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把政府同社会结合起来的共同利益有多大就决定了这种紧张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多少。专制制度从后者那里夺走了一切可以夺走的东西，甚至还要再多拿，而在被英日帝国主义的铁拳打破自己罪恶的脑袋之前，它可以试着拓宽交往范围，让政府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更多交集，也就是说，把政府事业的这个或那个部分交给各个统治阶级来控制，这样他们会觉得有利可图，而支持政府事业这个整体的成功。用自由派的公文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号召全国的地方自治力量参与政府工作”。不用多说，这种“号召”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对业已破产的国家经济进行大力清算，而只是要引入一些调整。但或许还有一点也无需再解释，那就是这个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不敢越雷池半步。它不仅没有试着把冒险盲动的君主政府同整个社会切割开来，反而做出一副毫无志气的悲情样子，嘴里说着“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成功，“我们”爱好和平，还有“我们”的敌人背信弃义。资产阶级的本能悄悄提醒反对派，让它绝不要去打击那些名叫“民族名誉”、“民族光荣”、“民族事业”的偶像崇拜，它们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关，为后者充当历史的保护神——不仅是农奴专制主义，哪怕是最自由的民主国家也会这么做。这些民族主义的幻想从学校教材的书页中、从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从演讲台前、从资产阶级的报刊里传进了人民的意识，这样一来，当财政机器以殖民政策的名义，用军国主义的嘴脸搜刮民脂的时候，统治阶级就还能够在人民当中保持住必要的精神平衡。今天，资产阶级自由派揣着虚伪的敬意停在民族主义神话的圣像面前，流露出一副犹豫的表情，不敢往这口它还要不止一次地取水解渴的井里吐痰。“俄罗斯万岁！”“军队万岁！”
是的，面对着爱国主义的狂欢，反对派不仅暴露了它对警察的恐惧，而且服从了阶级本能传给它的模糊声音。但阶级利益自觉的声音要求它立刻积极地参与社会力量的政治划分。这种矛盾不可调和——它根植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当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瓦解到哪种程度决定了解决矛盾的具体出路，而在现在的情况下，这个程度已经高到连自由主义都必须要逃避职责了……暂且是这样。它恐惧革命的力量，所以为后者让出了位置。
注释：
[1]维尔日伯洛沃，1917年后称维尔巴利斯，是立陶宛的城市，毗邻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本文写作时，该城隶属于苏瓦乌基省的弗拉季斯拉沃夫县。——中译者注
[2]帕·亚·克鲁舍万（1860—1909）是比萨拉比亚的活动家和极端的反动分子。他从1882年开始进行文学活动，1897年起在基希讷乌出版报纸《比萨拉比亚人》，疯狂的反犹主义是它的特色。他是基希讷乌大屠杀的组织者。克鲁舍万这个名字象征着最黑暗、最肆无忌惮的反动。1903年末，他出版了一份短命的报纸《旗帜》。他在基希讷乌选区当选为第2届国家杜马议员。
约瑟福维奇是基辅版的克鲁舍万，俄罗斯人民联盟的地方主席。——《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斯塔罗杜姆是丹·伊·冯维辛的著名喜剧《纨绔少年》中的角色，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开明贵族。——中译者注
[4]司徒卢威任编辑的《解放》报刊每两周在斯图加特发行一刊。——中译者注
[5]“法纳戈里亚小伙”：1895年4月初，位于雅罗斯拉夫尔的科尔津金棉纺厂因为工资降低而举行了罢工。4月17日，警察逮捕了15名主要的“煽动者”。行政当局立刻召集了警察和驻守城市的法纳戈里亚团第6连和第7连。在工人和士兵的冲突中，长官命令向人群开枪，导致数名工人被杀和受伤。许多工人受到审判，被判处长期监禁。法纳戈里亚团的指挥官库拉金收到了尼古拉本人发来的感谢信，信中沙皇指出了“法纳戈里亚小伙们的坚定与沉着”。——《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这里指的是1903年5月6日，沙皇专制制度在兹拉托乌斯特进行的血腥屠杀（中译者注：见前文《地下报刊里的祖巴托夫分子》的注释）。——《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7]引文的出处是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中译者注 |
政治通信（列夫·托洛茨基，1904年2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59号，1904年2月10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7.html
（新“中间阶层”。彼得堡杜马的选举。“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资格。谁来做最后的发言？）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马上就要写完它历史的最后几页了。他们的成长、发展和地位的巩固正在让他们全面退化。他们从一个带有迷人浪漫色彩的独特“结社”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当中平平无奇的“中间阶层”。之所以叫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站在地位最极端的两个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旧的小市民阶层很相似，但同时又和它有着深刻的区别——无论是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是一种新形态的中间阶层。旧的小市民阶层代表着经济上的因循守旧和政治上的粗陋浅薄，资本主义齿轮的每一次振动都把它打得粉身碎骨。守旧、无知、政治迷信——它完全是个过去时代的东西了……它完全有理由这么对新的“中间阶层”说话：“我给你让出了位置，是时候让我腐朽，而让你绽放了……”新的民主吸收了我们亲爱的老“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被大生产的发展打倒，反而同它一起蓬勃发展起来。甚至可以说，这个发展中的群体总的来看不过就是具体地回应了大生产的技术、行政和“意识形态”要求，以及和大生产共同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提出的要求。他们靠出售自己的“智力”为生。因此，和旧时的小市民阶层不同，他们具有专业的智慧、专业的主动精神，他们灵活、敏捷、不害怕新鲜词汇、不逃避对社会裂痕的改革，相反，他们总是在政治的阳光下挤作一团……
知识分子民主的成长是由他们日益增长的道德独立性（独立于“人民”）和政治自信心造成的。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提出自己的口号，培养独立的政治哲学思想形式（当然，并不避讳抄袭）。他们给自己挑了一个还没那么败坏的名字：最近他们提议自称为“公民民主”，以便和资产阶级民主作区分[1]。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没有哪一个事实没放在自家报刊上谈过，或者至少这样争取过。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坚定、自信。无产阶级迈入政治利益的领域时，才跨第一步就遇上了资产阶级民主，而它争取阶级自决的斗争哪怕不是四分之三，也起码有一半因素是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打着监管旗号的蓄意侵犯——一些无能的社会主义者还在希望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会纯洁无暇地把自己带向社会主义，只有这种人才有不理解这一点的特权。我们援引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要求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在幻想国度里团团转。“（对那些已知现象）搞一些巧妙的解释完全没有必要……这就是在耍阴谋诡计，弄出一些我们这里根本不存在（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说它要在政变的时候从无产阶级那里夺走它即将到手的领导权。《俄罗斯公报》写的‘啊，真不幸！’之类的评论……离上面那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还差得很远。”（《革命俄罗斯》，第2号，132页）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就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主观上，它不得不进行自我否定，但同时在客观上，它每日每刻都在自我肯定。
彼得堡杜马的最近一次选举按照新的处理办法举行，它把首都里信奉自由民主、租住在昂贵住宅里的温和上层带入了竞选活动中。[2]我们的报纸这样写道：“彼得堡体面人、名流和大众知识分子中的各色精英同酒馆掌柜、承包商和木材商人发生了冲突。最后的赢家是后者，因为‘知识分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然后发现——‘他们缺乏坚实的组织，党派的纪律性也不够’。”（《圣彼得堡公报》）但选举带来的教训并没有消失无踪。选举期间的一片紧张忙碌当中——在他们周围、在会议上、在新闻界里，首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在为组织和党派纪律性积累要素。而一家彼得堡的报纸则像这样有理有据地安慰败选的租户说：“这个阶段还得当学徒。我们希望，以后会有几个优秀的‘学徒’脱颖而出，能够成为师傅……”那我们就希望吧！……
某份温和自由派、只带点小聪明的省级报刊用这么一段话来描述彼得堡选举的社会意义：
“从大租户们的物质保障条件，以及由此可知的生活水平来看，他们同房东以及商人没有任何区别。基于此（？），他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纠纷。但另一方面，彼得堡大租户的范畴几乎包括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所有色调。这种情况使得因物质利益的共同性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发生了分裂，使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发生了分裂——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当然可以！要敢想敢说，老兄！）换句话说，彼得堡的选举又一次证明，把居民教条地分成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审查制度显然让报纸没法说出无产阶级这个词）在现在的俄罗斯找不到任何依据，它证明，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东西把俄罗斯社会分为两半，那就是文化程度、智力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水平高低……”
“因此，我们国家实际上并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党。我们在地方自治局、市杜马和文学界的所有自由主义者都坚持虽然温和但是纯粹的民主政策，因为他们捍卫的是纯粹的人民利益：他们关心地方自治的发展、关心学校、关心人民的医疗……我们的整个进步运动……都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因此究其本质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除了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进步的政治纲领。”
我必须向读者们道歉：引文结尾这段不是从自由派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而是来自于“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革命俄罗斯》，第1号，236页）。然而，正如各位所见，这个结尾和开头显得非常协调。但还是别拿这比较去恐吓我们受着审查的可怜同事了：它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想着“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说“社会革命党”想着资产阶级的事。
“俄罗斯的各色知识分子”和房东、商人以及工厂主有着同样的物质水平。因此，“他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纠纷”。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却和资本家们相反，“依靠工人阶级的利益”，提出了“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自由派报纸完全同意《革命俄罗斯》提出的“主义”，认为“社会政治中的纠纷”不过是由“物质保障”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但实际上它是由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决定的。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直接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知识分子并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靠出售自己的“智力”为生，并不直接剥削无产阶级。因此，相比起提高剩余价值率，他们更乐意提高自己在国民收入总量当中的份额，而这个份额会随着“地方自治、学校和人民医疗的发展”而增长，总之就是人民文化水平越高，份额就会越高——这一点建立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对整个资产阶级都适用。因此，知识分子的活动必然包括一些“纯粹的人民利益”，但这种办法并不具有丝毫“社会主义的性质”，只有以社会革命的名义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阶级政党的活动才有这种属性。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听说过“俄罗斯的各色知识分子”在彼得堡杜马里或者周围地方做过这类工作。
我重申一遍。上述群体政治面貌的差异不是由物质保障的水平决定的，而是由这些群体所履行的社会职能的性质决定的。资本家，包括地主和房东，需要缴纳一定的财产税，所以总是倾向于在一切社会和国家机构当中设立财产的资格门槛。相反，总的说来，知识分子始终反对“不公正”的财产门槛，他们青睐的是受教育程度的门槛。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3]在他的《代议制政府》里提出，“只有开明的少数才能满足或是纠正民主多数的愿望”。为了进行这种“纠正”，密尔容许了复数票制度[4]，但他并不愿意把它建立在财产门槛的基础上，因为“这个标准在日常的斗争当中非常不完善，”密尔痛苦地抱怨说，“机遇起的作用比功绩大得多，而且很难用教育保证一个人有相对应的社会地位。”因此，“给一个人多张选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人思想的优越性。”而我补充一下：只是不要忘记，这种“个人思想的优越性”（教育）正是统治阶级的垄断。
作为给“个人思想优越性”的贡品，我们那“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制度一直提倡教育程度的资格，用它来反对杜马里肮脏的暴发户和地方自治局里粗野的贵族。看来，教育程度资格当中的“进步”思想就在于此了。但从另一面看，它也是在反对平等的普选权，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到政治活动的边界之外。这就是它深刻的反动一面，使得我们的党不得不认为，“教育程度资格”正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诡计”，它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渴望着在“政变时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领导权”，因而造就了这些阴谋……
说到地方自治局里研究过的降低选举资格条件的问题，我们的文艺界又出了个“好”主意，也就是“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资格”，而支持它的声音也喊得越来频繁了。上述资格的主要要求是：年满25周岁，在本地区居住满三年，以及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对于萨拉托夫省的各县来说（城市除外），这一标准意味着增加286名选民：地方自治局供职人员152人，经济工作者77人，其他领域57人。而在地方自治局的人员当中，医生有59名，兽医有26名，保险代理人10名，以及教师57名。这些人就是“在我国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骨干力量。但他们自己是否渴望发挥政治作用呢？毫无疑问，是的。就在这个萨拉托夫省，官方询问了所有的医生、兽医和保险代理人，他们是否愿意为投票权支付其工资额的1%到2%。在接受询问的102人中，有99人表示完全同意[5]。“公民”民主的公民成熟度在这里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而哪怕是像《俄罗斯公报》这样的报刊，又怎么看待“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原则呢？抱着炽热的好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公报》写的“啊，真不幸”这样的评论给自己定下的直接任务就是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领导权呢？不，我不这么认为——目前还只有《革命俄罗斯》写的“啊，真勇敢”这类评语在有意识地争取这个目标。至于广泛意义上“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合法民主，它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政治形式：它定居下来了，它也接受过教育，而这就意味着“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资格。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仅并不“社会主义”，连他们身上纯粹民主主义的性质也特别值得怀疑。这些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极端情况下只有“精神上”（文学方面）——同社会自治机关有联系，在阶层和财产方面同享有特权的地方自治局有联系，还和杜马有一部分联系。地方自治局夸耀说自己是俄罗斯的天命之主，而在自治局精英们的边界以外就是消极的平民（демос）、被看管的人民。以地方自治局为中心，以这样或那样的“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资格”为半径，画一个选举的圆——这就是目前为止我国公民民主和民主主义所能触及的最大范围。
“指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搞民主主义可能看起来像是一种病态的政治怀疑的产物。但我们确实是太习惯于相信知识分子了，觉得他们对人民怀着有些模糊、但还是最为高尚的感情。而我们的这帮老熟人竟然能不让人民拥有政治权利？对此，我们回答说：“他们在污蔑！”在历史当中，永远也不应该指望善良的老熟人。因为他们高尚的感情可能会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冲突，然后他们就会背叛——当然，是“迫不得已”，也许还会“眼含热泪”——但还是会背叛……
这种背叛在心理和政治时机上的准备完全独立于知识分子本人的意愿。我在上文已经部分地概述了这个过程的机制。知识分子提出自己的原则，即教育程度资格（或是把财产资格的水平降低），以此反对杜马和地方自治局里的主宰者。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点显现了他们对人民的爱，因为他们正是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要求选举权。他们逐步实现社会自决的过程当中，这种资格门槛对他们来说成了一种自然的规范——自然，尤其是因为这给两条相互对立的战线上的斗争提供了支撑基础：今天对抗反动的资产阶级，明天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他们的意图。当然，这并没有排除激进人士从知识分子当中进一步分离出来的可能性。
必须要记住，总的来看民主制度所处的政治发展条件比无产阶级要有利得多：合法报刊的庞大文学机器为它效劳；我国自治机关和合法集会的一切实践都以某些形式锻炼和巩固了它的社会本能，并且在它中间发展了相当明确的政治思维技能——这不仅是说那些已经敲开了市杜马大门的上层知识分子，也是在说广泛的“边缘”知识分子群体，是他们组成了一切选举活动的宣传机器，为反对情绪的“显露”充当斥候。
因此，在消灭目前的这个国家政权的时候，民主制度将会有能力发表明确而相当有力的话语，这一点不足为奇。
“打倒专制制度！”在我们影响之下革命起来的无产阶级会这样在街垒上讲话。“还有，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资格万岁！”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会这样齐声附和，并且着手召开立宪会议。在这场决定性的“对话”当中，最后的发言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必须如此，既然我们倡导先锋队理念的发言并非是在可悲地嘲弄我们自己力量的弱小……这最后一句发言会是这样：“普遍、平等、不记名和直接的选举权万岁！”
注释：
[1]参见《俄罗斯公报》上И先生（约洛斯）从柏林发回的通讯，他是个为伯恩施坦服务的自由派，也是个聪慧而才华横溢的报刊伪造者，专攻德国的政治生活。——作者注
[2]彼得堡的这伙人当中，官僚是个极其重要，同时又最没有文化、进取心和自由精神的部分。——作者注
[3]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是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密尔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仔细地阐述了地租理论，提出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所有收入征收高额税款。密尔的学说对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等人有很大影响。密尔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和圣西门的强烈影响，在他的所有作品当中都将经济问题同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密尔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基础》，它带有彻底的折衷主义色彩。——《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一类选民每人有一张选票，另一类选民则有两票及以上。例如比利时就实行这种制度。——作者注
[5]有三个人反对，但他们并不是被工资税吓退了，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作者注 |
锡安主义的瓦解和它可能的继承人（列夫·托洛茨基，1904年1月1日，《火星报》第5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РАЗЛОЖЕНИЕСИОНИЗМАИЕГОВОЗМОЖНЫЕПРЕЕМНИКИ
锡安主义的瓦解和它可能的继承人[1]
列夫·托洛茨基1904年1月1日，《火星报》第56期
Zveza翻译
上一次锡安主义[2]大会是无能的表现。人们从世界各处聚到一起，就为了大声宣布：“我们一步也没能往前迈进。我们的力量已经用尽了。我们已经耗光了对我们工作方式的全部声望与信任。我们看到前路一片虚无。苏丹对赫茨尔先生[3]表示过亲切（可谁见过这事？），也许他还会再亲切一次——可然后呢？”
是啊，然后怎么样呢？必须要找到答案。思维的方法拒绝了真正的答案，绝望的心理让人想出一种假象——一种可悲的、无人继承的假象。赫茨尔先生建议去敲一敲非洲那边的门，而这就涉及到英国领土的问题——所以当然，赫茨尔要自己负责去和张伯伦或者爱德华七世[4]联络。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全世界王公面前为“他的”民族说情了。这恬不知耻的投机客仍然在巴塞尔大会上收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大会上这群“犹太民族”的代表里竟找不出一只手，要愤怒地鞭挞这讨厌的家伙……只有在某个时刻，锡安山的幻想家所发出的歇斯底里的痛哭才响彻整个会议厅：赫茨尔应许过巴勒斯坦——结果却没把它带来。
然而，这位“领袖”并没有放弃巴勒斯坦。他的非洲远征只是一次军事（或者确切地说，是商业）佯攻。赫茨尔先生用以下的“形象比喻”阐释了他的政治计划，以此为自己辩护，抵挡可怜骑士们——也就是“纯粹的”锡安主义者——发起的攻击。大会之后，他在《世界报》（DieWelt）[5]上写道：“我们假设一下，我想把自己的房子买下来，哪怕它曾经为我父亲所有，后来转给了别人——我也没有让自己完全任凭现在这位房主摆布。或许我可以直接向他提建议（赫茨尔先生去找苏丹），但如果他不愿意，如果他仍然固执己见（正如我们所知，苏丹殷勤好客，但是“固执己见”），那我甚至可以在某个时候说：这事我不做了。我会选座附近的房子，甚至是在某条遥远街道上的房子（暗示的是非洲），并且就此认真协商……等等。”“领袖”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个“等等”，然后就不做声了。各位是否意识到，这是个多么邪恶阴险的计划？假装要在一条远处街道上买下一个祖国，假装在一边“认真协商”来麻痹苏丹的警惕性，然后……然后把巴勒斯坦从他那里夺过来，献给犹太民族。只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不安：如果赫茨尔先生的文章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呈报给苏丹看，那会怎么样？毕竟他也能猜得到，在“等等”这个词的背后有怎样险恶的陷阱在等待着他。
正如各位所见，这种“圆滑”的无耻和狡诈走不下去了。但锡安主义的生命也没法靠类似的粗劣寓言来进一步维持。
锡安主义已经穷尽了它极其贫乏的内容，并且，我重复一遍，巴塞尔大会是它瓦解和无能的表现。赫茨尔先生还可以风光一段时间，继续去这个或者那个地方打听“祖国”的价钱；几十个阴谋家和几百个呆子还能支持他的冒险，但是锡安主义这种运动已经被下了判决，被剥夺所有权利——拥有未来的权利。这就和正午的太阳一样清楚。
崩得出版的小册子《第六届巴塞尔锡安主义大会》的作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锡安主义的清算已经开始了。”这毫无疑问。但是它的客户会归谁所有呢？换句话说：那些靠它吃饭的社会成分会如何分配？作者说：“在它（锡安主义）之下的是一些阶层非常现实的利益，只要这些利益存在，这场运动就不会不留下继承人就消失……会有新的敌人，会有新的斗争。”那谁会成为这个继承人？当然，锡安主义的瓦解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分裂这个社会各阶层的联合体，也就是分裂这个“党”。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制中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锡安主义左派会有怎样的命运。
前锡安主义的左派，他们对锡安主义感到失望，因而也失去信心，不再相信走后门的秘密“政治”能帮助他们走出埃及[6]，走出栅栏区[7]；专制警察镇压的皮靴把他们逼成了反对派；政府在基希讷乌和戈梅利事件[8]里的做法让他们不得不用非法手段自卫——他们必然会被推向革命的行列。从我们党里脱离出去的崩得目前所持的民族立场会促进这个过程。虽然我刚才引用的那位作者出于某种原因一定要把他们当作“未来的敌人”，但崩得的大军会由这些人来做补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可以变成好朋友。而且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化敌为友更好了。只剩下一个问题：面对失去一切希望的锡安主义者，崩得能顺利地吸收他们当中的民主派吗？恐怕我不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
人们多次指出，民族主义倾向已经从锡安主义的资产阶级集团渗透进了崩得。但这种断言可能看起来很荒谬：崩得的政论家难道没揭露锡安主义的反动性质吗？崩得难道没有同这股潮流展开激烈的斗争吗？崩得这个名字难道不会让善良的锡安主义者勃然大怒吗？这些都完全正确。但问题在于，正是这种反对锡安主义的斗争所包含的内在逻辑将民族主义内容注入了崩得的政治鼓动。政治斗争往往同时也是政治竞争，在这种竞争当中，人们能从敌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崩得身处民族自觉加强的氛围当中，前有专制制度，后有锡安主义，它必须坚决主张只有它才代表犹太群众真正的民族利益。一旦持这种立场，它就无法在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我们党在1898年之后的悲惨命运也笼罩在崩得自己的头上。崩得在组织上受到孤立，这就把成员们的革命力量赶进了一个狭小的蓄水池，并且无情地压缩了领袖们的政治视野——这显然会持续很久。
“社会运动中参加的人数越少，其规模也越小，则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合乎规律的现象也就越少，而偶然现象和个别现象就越占优势。”（考茨基《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只能限于政治的，也就是国家的范围以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普遍和合乎规律”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原则才会构成运动的基础。崩得的活动范围并不带有国家的特点，而是有民族的特征。“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组织”——到第一届代表大会时，这一条款已经没有政治意义，而只有技术意义了（广义上来说）。崩得之前是党的一个组织，它适应于在大多数居民讲犹太语言的地方进行工作。由于自身的分裂，党经常只是一个庄严的假象，因此，在它的“纵容”之下，“偶然”和“个别”比“普遍”和“规律”更有优势，组织的、技术的事实把自己当成了民族的、政治的“理论”。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崩得召开了它的第五次代表大会[9]，会上提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新论点：“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活动不受任何地区范围的限制，并且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加入党。”这就是个别和普遍在崩得内部的争论所得出的结果。如果说以前，崩得至少在构想上是社会民主党在犹太无产阶级当中的代表，那现在它已经变成了犹太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利益代表。还不仅如此。“如果在某个地区，除从属于党的其他组织以外，崩得也在进行活动，那么只有在后者也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够代表这一地区的整个无产阶级发言。”一切都变了：阶级观点要服从于民族观点，党要受崩得的监督，普遍要由个别来领导。
崩得的退党是这五年来演变的最后时刻和最终结果。而对崩得本身来说，完全“正式”分离的这个事实必然会成为它进一步向民族主义发展的出发点。这里说“必然”，因为哪怕崩得的领导人有良好的愿望，他们的民族和政治立场所带来的邪恶意志也笼罩在头上。崩得的退党与锡安主义遭遇致命危机，这两件事恰好同时发生，仿佛是一个历史的“预兆”。崩得从“普遍”和“规律”当中解放出来，而向“个别”敞开了大门。客观地说，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它现在最适合于把犹太无产阶级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引向“革命的、民主的民族主义”。当然，崩得领袖的主观意识当中对社会民主主义还有足够的“情感”，还能对抗这种偏离，但事实的逻辑比思维的惰性更加有力。今天崩得的领导人还敢于挑战那些结论，但明天接替他们的人会主动得出那些结论。崩得从民族视角构建它现在的立场，因此，那些思想不受社会民主主义传统限制的成分能够方便地加入崩得的队伍。他们会进来——而且已经在路上了——并且专横地把那些他们觉得是“教条主义者”的人撤职。当然，崩得会把社会主义的辞藻长期保留下去，就和波兰社会党[10]至今所做的事情一样。但是，这一点也不会阻碍它，反而会帮助它像现在的波兰社会党那样，相当成功地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能，也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吸收到革命民主制的民族主义利益当中。是的，崩得的政论家说得没错：锡安主义“不会不留下继承人就消失”，但这个继承人可能正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3.html
[1]最近一名锡安主义的俄罗斯学生试图谋杀马克斯·诺尔道，这又让人想起秋季召开的巴塞尔大会上曾爆发的锡安主义内讧。——作者注
中译者补注：马克斯·西蒙·诺尔道（1849—1923）是一名锡安主义领袖、医生、作家和社会评论家，是锡安主义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在多次锡安大会上担任过主席或副主席。
[2]锡安主义是犹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旨在于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锡安主义者的第一次大会于1897年8月29日在巴塞尔开幕，它首次将那个时候分散的巴勒斯坦派（译注：支持在巴勒斯坦建国的派别）联合了起来。这场大会第一次制定出了锡安主义的纲领，其主要目标确定如下：
“锡安主义旨在于巴勒斯坦建立一处受到公共及法律保证的犹太人民家园。为达到这一目的，大会认为以下方式将有所助益：
1.鼓励犹太农、工、商从业人员于巴勒斯坦定居。
2.根据各国法律，建立由当地性或一般性团体组成的全犹太人联盟。
3.强化犹太感受及认知。
4.为达成锡安主义目标所需，获得各个政府援助之准备步骤。”
第二次巴塞尔大会于1898年8月举行，会上决定成立一个犹太殖民银行，以资助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到巴勒斯坦。1899年8月召开的第三次巴塞尔大会提出了如何获得巴勒斯坦殖民权的问题。殖民权要从土耳其苏丹那里获取，因为巴勒斯坦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布需要在犹太人民群众中发展和加强民族感情，并将各国犹太人中的文化工作作为锡安主义活动的重点。在第四次大会之前，侨居犹太人中的所有工作都被认为不符合锡安主义的要求。一切都要服从于唯一的锡安思想。在第六届巴塞尔大会上（1903年），锡安主义的领袖赫茨尔对殖民巴勒斯坦的可能性感到失望，并建议用东非的乌干达取代巴勒斯坦。这一提议遭到了巴勒斯坦派的强烈反对，并使得大会分裂为两个阵营。
乌干达问题被提交给一个特别选出的委员会讨论，而委员会在第七次大会上（1905年）表达了反对态度。长期斗争之后，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严格遵守第一届大会上提出的巴塞尔方案，认定巴勒斯坦是唯一适合建立犹太国家的领土。锡安主义的内部瓦解在第六次大会上表露得相当明显，此后也一直没有停止。
锡安主义在俄国的犹太群众当中一度非常普及，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商人、手工业者等中间。十月革命一举解决了民族问题，使得锡安主义在俄国失去了全部的影响力。
在英国的庇护下，一部分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资产阶级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独立国家”。——《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是锡安主义公认的领袖。年轻时，他从事文学工作。德雷福斯事件和日益高涨的反犹运动引起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1896年，他出版了《犹太国》一书，他在书中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是恢复犹太群众正常生活状况的唯一途径。出版该书之后不久，赫茨尔与先前就存在的巴勒斯坦派学生团体建立了联系，并于1898年在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从制度上创立了锡安主义。自此，赫茨尔为他的锡安主义理想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运动。他拜访了欧洲主要政府的领导人，并与他们就将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一事进行谈判。他也多次去找土耳其苏丹，希望能得到租让权，对巴勒斯坦进行殖民。他在这些谈判当中失败了，因此放弃了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想法，并试图用乌干达来取代它。然而，在第六届锡安主义大会上，乌干达的殖民项目激起了巴勒斯坦派的强烈反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赫茨尔开始意识到大规模移居犹太人和人为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是一项乌托邦工程。在他的领导下，锡安主义将重点转移到了发展和巩固犹太民族的狭隘民族感情上。——《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是英帝国主义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到1885年为止，他是激进党的成员，同时也是其领导人之一。1880年到1885年，他在格莱斯顿的自由党内阁当中担任商业大臣。自由党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和保护主义，一派支持自由贸易，此时张伯伦站在了前者一方。1885年，由于在“地方自治”（HomeRule，即允许爱尔兰拥有自己的议会和广泛的地方自治权）问题上同格莱斯顿意见相左，他退出了内阁和激进党。不久之后他成为自由统一党（大资本的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之一，为英帝国主义的政策代言。到90年代末，张伯伦被任命为殖民地大臣，直到1905年都担任这项职务。这一任命标志着英国踏上了积极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张伯伦是帝国主义扩张的热情支持者，也是英国最终走上帝国主义政策道路后的第一位殖民地大臣，因此他获得了一个合适的绰号：英帝国主义之父。
爱德华七世是英国国王，于1901年登基，1910年去世。——《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5]《世界报》是锡安主义者的中央机关报，在柏林用德文出版。——《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指犹太人被奴役和离开埃及的传说故事，其中上帝向以色列人许诺了“一块奶与蜜的土地”。——译注
[7]栅栏区（Чертаоседлости）是沙俄西部的一个区域，是沙俄允许并仅允许犹太人永久居住的地方。地理位置上，它西接普鲁士和奥地利，占沙俄欧洲部分约20%的领土，对应今天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拉脱维亚、乌克兰等地区。——译注
[8]1903年，这两地都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屠杀犹太人事件。同年，其他发生反犹骚乱的地区还有斯米拉、费奥多西亚和梅利托波尔。——译注
[9]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6月举行。大会完全消除了崩得队伍中最为明显的经济主义残余和社会革命党式的恐怖倾向，但又特别热烈地讨论了民族性质的问题。会上，要求崩得完全自治并成为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呼声占了主导地位。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而鉴于该决议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此全文转载：
§1.崩得在党内的地位由以下几点决定：
§2.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其活动不受任何地区范围的限制，并且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加入党。
§3.崩得自行选举中央委员会、海外委员会和党代会的代表。参加党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代表方式应基于同样的原则。
§4.崩得的纲领应被视作全党的纲领。
§5.崩得有自己的代表大会，以此解决一切专门与犹太无产阶级相关的问题，同时也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海外委员会。
§6.崩得可以自由处置自身组织的事务。
§7.除犹太语言的作品以外，崩得亦有权不受阻碍地出版其他语言的作品。
§8.党的代表大会有权废除崩得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
§9.在必要情况下，党的中央委员会有权与崩得的各个单独部分建立关系，但必须有崩得中央委员会一同参与。
§10.以上列出的全部条款是基本的纲领，只有在党的各部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修改、增补或废除。
注意：地方组织和区组织在这方面并不被承认为党的独立部分。
崩得的要求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否决。崩得退出了党，以一个独立于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继续存在。——《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0]波兰社会党（PPS）成立于1892年。尽管当时的波兰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但它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团体组成。波兰社会党纲领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核心是为波兰的民族独立而斗争；党宣称，实现这种独立是波兰工人运动最迫切的目标。这种社会爱国主义口号受到了罗莎·卢森堡最为强烈的反对，她论证说，领土独立并非革命斗争成功必须的实际条件。1906年，“左翼”（Lewica）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并于1918年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波兰共产党。
分裂之后，社会党的基本核心逐渐蜕化成一个沙文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目前，波兰社会党是波兰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撑，它正在狂暴地反对波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政治通信（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55号，1903年12月15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6.html
（革命的学校。“统一的保守思想”。地方的“秩序党”支队在干活。）
革命的学校是一所广大而智慧的学校，因为它首先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学校。
马克思说：“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
从公民日常生活的虚与委蛇之下，从教会的神秘主义之下，从精心编织的法律仪式、官家虚伪的谎言和报刊对人民的虚情假意之下，社会生活真正的推动力凸显出来，暴露在昭昭天日之下。
政治思想正在具体化，政治诉求也开始定形……
革命的少数派却拥有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这要怎么解释呢？梅谢尔斯基公爵的机关刊物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得到一个明确到惊人的回答。第一个原因在于“少数派的组织”。第二个原因在于，“它革命宣传的每个行动都是广泛的革命运动和统一的革命纲领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意在反对国体的一切形式，同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革命。”
革命大军不断成长、团结，这股力量逼迫反动党派本身不得不进行政治自决。《公民》则操着贵族和警察的腔调，推导出了一个还说不清好坏、但毫无疑问是政治性的结论，它指出：“保守思想家们试图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滋长的时候，需要让这种尝试发源于一个统一的保守思想，让它囊括国体的一切形式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要有一套反对革命基本思想的完整行动纲领，使它涵盖所有那些贻害无穷的行动，只有这样，这种尝试才会有权威。”
这杂志精力满满的呼吁喊了一号又一号：“是时候着手组织一个跨阶层的秩序党了，用它来保卫国家，免受来自各个阶层强盗的趁火打劫。”（第69号）“把中央和每个省份里坚信秩序的追随者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吧，去找到他们，然后以他们为主干建立秩序人士的大本营和地方支队吧。”（77号）
11月9日，在特维尔县地方自治大会的一次会议上，议员斯托尔帕科夫（三等文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斯托尔帕科夫，交通部委员会委员，如《莫斯科公报》所推崇的那样，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有着严格的君主制和正教观念”；六十年代的时候是个“相当热心的革命者”，后来如《解放报》介绍的那样，成了贪污犯克里沃申[2]的帮凶。）提议把本县的地方自治学校改为教区学校，并把地方自治局的教育事务转移给神职人员负责。这个提案得到了大会主席、县首席贵族特鲁布尼科夫的“大力”支持。大会以17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了这位“心怀正教观念的三等文官、克里沃申的帮凶”的提案。这还不算完，大会决定建立三个医疗站，并把它们委托给连队的军医士，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委托给医生。同时还取消了地方自治局里的农学家这个职位。
《公民》解释说，“以斯托尔帕科夫先生为代表的善良俄罗斯人就是这样对待俄罗斯人民的，”“来自人民的议员们无一例外地”支持他们，议员们明白，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俄罗斯人民就会“变成野兽和敌基督，而这两者就是同一种东西。”（93号）
“善良的俄罗斯人”同“来自人民的议员”组成的这个联盟——不过就是野蛮的地主同首席富农们的联盟，后者又是被这同一批野蛮地主，也就是被地方自治领袖和县里首席贵族专门安插进来的——这个联盟的任务就是建立“秩序人士的地方支队”，由一个“统一的保守思想”来领导它，对抗“革命的基本思想”。
但是，每一个谦逊地服务于居民文化需求的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在自身周围聚集起反对政府的人士，所以秩序党必须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不断对那些必需的基本文化机构发起进攻，比如统计学、学校、医学……生活的步伐越是革命，革命思想越是广泛地吸引乡村的文化工作者——教师、医生和农学家，“秩序支队”反对“来自各个阶层的强盗”的斗争就会愈发转变成丛林蛮族对抗文化的斗争，“涵盖了所有那些贻害无穷的行动”——改变的不仅仅是斗争的实质，它的形式也会变得越来越野蛮。这场斗争的政治教育越是内涵丰富，就越是令人无法抗拒。密切关注它的一切表现，揭露它为革命带来的教训——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大职责。
不过除开别的理由，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代表者，哪怕是为了这种文化能够继续发展，社会民主党在这场斗争中也必须坚守自我，坚持做革命阶级的政党。因为只有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政党，它才能发挥革命的全部能量，如果要成就国家的伟大事业，这一点就必不可少；而与此同时，只要谈论的问题还是政治生产而不是政治分配，这项事业的次要参与者，资产阶级自由派，就会显得相当敷衍消极。
注释：
[1]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且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为英文报纸撰稿，所以他于1851年8月14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资料，并经常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经马克思看过。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用罗马数字标明篇序。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编者注
[2]阿·康·克里沃申是1892年至1895年的交通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的首席贵族。他因为操纵选举和一系列欺骗勾当而臭名昭著。担任部长时，他被人揭发向国家铁路提供自家庄园的木材，并因此被解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政治通信（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1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53号，1903年11月25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5.html
（庞巴杜尔和谋反。没有什么罗斯了，罗斯正在毁灭。“权力下放”。改革前的庞巴杜尔，改革后的庞巴杜尔，未来的庞巴杜尔。）
“集权正在让俄罗斯窒息。”——连费坚卡·克罗季科夫[1]都知道麻烦的根源在哪里，他都知道必须“权力下放”，也就是把庞巴杜尔[2]从法律的监管下彻底解放出来。当然，庞巴杜尔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受过约束，总是知道时代和法律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他现在感受到一种确凿无疑的需要，那就是动作的规模要极其庞大，攫取的时候要精力充沛，进攻的时候要迅捷如风。因为敌人不知疲倦。谋反活动有着无数的分支，并且不时发起进攻，扼住长官的咽喉。前任“统治者”不得不下力气根除自由派的“塞尼奇卡之毒”[3]，毕竟它已经在税务局或是地方自治会议里找到了庇护所——“统治者”甚至还时不时地对着农民搞十字军圣战，逼得他们跪下来报告说：“我们这真没什么能拿的啦！真的没地方能抠出油水啦！”而在当时，要求全面的、无条件的权力下放实际上不过是任性的庞巴杜尔搞的一场淫乱秀。精力充沛的庞巴杜尔是个“心怀雷霆”的人，那个时候缺少对手带给他的困扰比法律带来的麻烦还多，如果各位记得，当时“庞巴杜尔的斗争”甚至还试着把撒旦给召唤出来——唉！当然是徒劳的。[4]现在要和他比试力量的话，根本不需要这么神奇的事情了。首先，“塞尼奇卡之毒”的作用范围大大扩张了。然后重要得多的是，曾经跪在地上诉苦说“没地方能抠出油水”的农民已经退居二线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工人，他既不下跪，也不脱帽致敬，不仅说自己身上没有油水可捞，还否认他们有权从自己身上“捞油水”，不承认庞巴杜尔有这种权利，不承认庞巴杜尔创造的这种秩序本身。
连农民心里也越来越怀疑了。农民整个世界观的核心就是“没了这东西就不行”，现在它正四面漏风、摇摇欲坠。农民开始学坏了。
在《圣彼得堡公报》上刊登的文章里，萨拉托夫信正教的自由派地主怀着相当痛苦的心情关注着这个过程。“没有什么罗斯了，罗斯正在毁灭！无论是服装、歌曲、谈话还是生活兴趣——根本不像是俄罗斯人的性格、俄罗斯人宽广的灵魂……厌恶土地、被城市吸引、对生活永不满足（地主先生指出，这一点从各方面来说都相当危险）……这就是人民的思想！”出去当兵不仅没把农民教育好，反而把腐化堕落带进了乡村。“回乡的士兵是最不讲纪律的社会成员，不尊重任何人，对什么事都不满意，还有最重要的是，根本不去教堂了。”这萨拉托夫的民意党人抱怨说，“之后就是工厂的生活，道德完全被忽视了；然后还有贫穷，以及一部分移民运动的因素，也触及了核心——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没有什么罗斯了，罗斯正在毁灭！
最近，利夫内地方自治局的领导叶皮凡诺夫也抱怨了“道德遭到忽视”的农民生活，他提议建立一个“维护人民宗教与道德的慈善救济机关”。“农村居民每分每秒都在脱离他们应有的生活方式……”外出打短工、“宗教道德操行失控”——这一切彻底“糟蹋”了农村的青年。地方自治局的这位加图[5]预言说，“农民的这种生活不会有好结果，会在不远的将来形成大规模的农民无产阶级。”
是，不管是外出打短工还是城市里“被忽视”的生活，甚至是去当兵，这一切都让神圣的“半社会主义”村社，让这个亚洲式专制国家的伟大支柱分化瓦解了，让它自发地、致命地堕落了——釜底抽薪般地夺去了沙皇制度的基础……不管是利夫内地方自治局那位愁苦议员筹划的“维护人民宗教与道德的慈善救济机关”，还是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为了挽救局面提出的“公用扇车”议案，都阻止不了这个过程。每分每秒，农业居民都在脱离“他们应有的生活方式”。
工人会反抗，农民也会反抗。
这种困境之下，庞巴杜尔不得不像上帝的雷霆一样盘踞在“委托给他的省份”上空。其实，哪怕有规章条例和文牍处理程序的监督，他也真有可能久违地把撒旦召唤出来比试一番，但是眼下这些敌人的斗争形式无穷无尽，进攻的时候不知疲倦，数量又多到杀之不绝，真要和他们面对面拼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时候法律瘫痪了，文牍处理程序也碍手碍脚，只有权力下放这个“问题”，也就是庞巴杜尔的刚愎自用跳了出来，要坚决地发布命令。
梅谢尔斯基公爵最近写道：“在我看来，现在特别需要的是，省长们首先应该放下他们那些公文往来，完全投入到各省的实地管理里去……省长给上级和下级交递的公文对那些处在他统治之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如果省长在本省内的二三十个地方突然现身，亲自查看和检验一切，那就能让本省的工作在两三年之内都相当顺利，因为公文里的谎言会销声匿迹。”打倒繁文缛节！雷霆手腕的庞巴杜尔万岁！
不久之前（九月），枢密院解释说，如果省长认为地方自治会议提出的任何一项申请“不合适”，那么他必须把这项申请交由省内负责地方自治事务的机关讨论。梅谢尔斯基公爵这位罗兰[6]像发狂了一样保卫他那雷霆手腕的庞巴杜尔，他立马把这种解释看作是反对派对省长的权威图谋不轨。“在政府，以及具体地说，内务部的培育下”，他变得十分高尚——用他政论家的手指威吓枢密院，说他们是陷在法律的规定里出不来了。能同时在二十个地方现身的庞巴杜尔占据着这政府的中心位置，结果，枢密院那套最无害的烦琐法律议论“在政府看来”也成了很不方便又格格不入的东西！
我们受人奴役的报刊曾经怀着奴才般的欢腾和最自由派的意图引用过普勒韦先生去年在“周年庆”上的讲话，他是这么说的：“要强化地方政权的管理，就必须简化它的运作程序，以此更好地保护居民的利益和便利。”
对于《公民》杂志来说，没有什么法律能让它羞耻，所以它在内务部的政论乐团里充当着第一小提琴手，用这么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来给强化地方政权和“简化”其运作的想法做注解。在N城，当局预料到了一场街头风潮。省长下了一道密令，让下面不声不响地去买几车白桦树条（公爵愉快地开玩笑说，“不声不响是为了避免抬高树条的价格”）。每辆大车上都写着醒目的标注：“树条”。运树条的马车夫经过城镇时，就对好奇的人们说，这是为某某广场、某某时刻准备的。不用说，示威顿时就无影无踪了。《公民》由此总结出这么一个纲领性的寓意：“如果每个人都这么看政权的代表：‘他真的敢鞭打我们’，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服从当局，并且得享安宁；完全不会有什么动乱……”可见，“简化”省长办事的程序也就意味着为“政权的代表”创造一个敢于“大胆办事”的环境。然后任务就能完成了。
为了创造这个条件，把省长变成完全不受约束而且愈发大胆的行政实验者，上面成立了这个委员会，而我们的合法报刊还毫无意识地把它叫做“权力下放委员会”，这尤其带来一种深刻的幽默感。
一些目前为止还是由一位或者多位部长“定夺”，甚至是要由“君主”本人“赐鉴”的事务，将被移交给各省省长直接管辖。其中包括农民份地的征用，核准各类科学、慈善和经济团体的章程，开设图书馆，允许会议举办、开办展览等等事务，连安排离婚案也包括在内。
省长权力的扩大不仅要以牺牲中央机关为代价，还要牺牲掉地方机关里“不相干的部门”。省长对地方自治的监护正在加强——比如说，省长现在有权决定地方自治局和城镇预算的分配。此外，根据《新时代》的报道，上面还计划让省长监督法院的运作，以及中学、专科学院和大学的教育系统。
再也没地方可以深入了。省长已经控制了大学的科学、给司法机关指导方向，还要安排离婚案件。
《公民》发问说：“在部门自主的偏见行为之下，省份里还能有秩序吗？”然后它又勇敢地回答：“显然不能。”
这个回答并不像那些聪明、但还不够智慧的自由派媒体所想的那样，只是个简单的“谬论”——它所代表的东西要多得多：它是专制制度的命运在当下强加给它的一道口令。
今天的专制制度完全没有能力在任何一个固定持久的准则基础上站稳脚跟——哪怕这准则就是昨天为了保卫专制制度才制定的。自发的、险恶的现实生活纠缠着一切，它同两个为专制制度服务的部门迎头相撞，显现出了它自己和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这种生活把官僚部门的自主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偏见。
专制制度必将因此而覆灭。因为，哪怕是完全没听说过立宪主义纲领的居民、只在礼拜天对政治感兴趣的居民，总之就是那些不可计数的普通居民——不管他多么平凡、多么温和——他必然是坚定地想要活下去。他有自己固有的需求，而且希望满足它们。只有公民关系保有一些最低限度的稳定，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他需要警察来维护安定，需要铁路来四处移动，需要学校来接受教育，需要法庭来主持正义。而专制制度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也必须用一些稳定的规范来保证他能拥有这些东西——否则不可计数的群众就会开始骚动。部门自主和一点微小的自治权就是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为了维持专制地位而提出的改革。但是，“部门自主”让省里官僚机构的结构过于缺乏弹性，所以，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越来越难以保卫“省内的秩序”了。至于自治权，就像梅谢尔斯基早就解释过的那样，不过是在为俄罗斯培养未来的米拉波[7]，把贵族教育成“彻头彻尾的无套裤汉”。而摆在沙皇制度眼前的任务——生存的任务——就是把一切规范都取消掉，连最低限度的自由也不放过，让居民连自然地打手势都做不到——然后让雷霆手腕的省长来替代这些“偏见”，任何事都约束不了他，他也不会在部门和部门之间撞上任何阻碍，他颁布法律，创立法庭，鼓励科学又推广艺术，同时在二十个地方现身——总的来说就是以“秩序”的名义破坏古往今来各个领域的法律……
政府又转回到了“省长就是省份的主人”这么一个观点上。但省长已经不是那个童贞的庞巴杜尔了，不再是“过去好时光里的慈父”了——不，他的角色被改革后所带来的收获变得更加“复杂”了。他手头有地方自治局，有它下属的学校、农学家、医院和反对政府的米拉波。他还有一堆工厂，里面充斥着罢工和示威。
过去的省长作为国君的代表，事事都要亲力亲为。但没有什么生存压力催促他，而且他总是能和彼得堡当局联络。斯韦什尼科夫代表说：“改革之前省份当局的普遍特征是，它只是在执行法律和上级政府的指示，而无权自主行动、自己负责。”改革之后的省长权力被显著削减，他没办法再挤进“部门”里去了。他只是内务部下属的官员（起码一开始的计划是这样），一系列机构（法院、地方自治局……）和他的意志并列，运作的时候享有或多或少的自主权。接下来就是“不休不眠的省长”梅谢尔斯基公爵，也就是不远的将来的那类省长。他又要负责代表最高权力，不仅要监视，而且要介入；不仅要介入，而且要废除、灌输，总之就是要束缚和裁决。
但生存在疯狂地催促着他。他没时间再去联络彼得堡那边动作迟缓的官僚实验室了。众所周知，现在有必要“让省长首先放弃公文往来”，省长需要自由、自主、权力下放。而上面把这一切都给了他。
省长在这个委托给他的省份里成了完全的主宰，他甚至可以支配军队——至少内战的时候可以。还有就是赋予省长铸币权，并且允许这个职位世袭（这是十六世纪法国省长们所追求的东西）——这样一来，由六十九个“专制政体”和“独裁体制”[8]构成的制度就大功告成了。
彼得堡疯狂的集权体制结果弄出了一堆波斯总督式的行政官员；专制而独裁的沙皇把自己的权力完全让渡给部长们，部长们自己又把权力出租给一帮庞巴杜尔——这种政治体制难道不荒谬吗？但是，表面上的“不合逻辑”之下隐藏着我们社会政治发展的一条客观逻辑。正如斯拉夫派所说，最近以来“官僚对沙皇权力的窃取行为”完全合乎规律，它是由一个垂死政权的内在倾向引起的。
在我已经引用过的那段讲话里，普勒韦先生还讲道：“人民力量的巨大增长，是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它让行政活动越来越复杂，向它提出越来越新的要求，并且把对改进管理方法的关注放进了事项列表。”换句话说——专制制度不得不借助那些它作为专制体制所特有的国家法律武器，来指导和规范这个正愈发转变得彻底否定专制制度的社会生活。
彼得堡竭尽全力，想把解答俄罗斯生活一切秘密——不论大还是小——的钥匙留在内务部的办公桌上，但“人民力量的巨大增长”战胜了它。事实证明，这项任务不可能办得成。面对着全俄罗斯的浪潮，面对着从边疆涌向中央的诉状、请求、质询和告发，面对着对当局决议的汹涌回应，集权的理想已经显得很不受欢迎了。专制制度的官僚集权仅仅是为小规模的治国任务和尚未分化的政治生活设计的，现在它已经到了垂死时分。官僚集权当中生出了一种两难困境：要么搞集权，但它的基础却是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治——从乡一级单位到全民的地方自治会议都是如此；要么搞官僚制度，但它的基础却是国营的“手工业”，由专制的力量控制着零售业——从普勒韦先生到县里的警察都是如此。有关的各方则对这个困境反应不一。官僚们说：“要分权给庞巴杜尔！”人民则回答说：“要打倒专制制度！”
革命将会作出裁决。
注释：
[1]费坚卡·克罗季科夫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中的一位主人公。他年纪轻轻不务正业，是迪索餐厅的常客，却突然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管理才华，不知不觉就在纳沃兹内城（意为“粪肥”）当上了庞巴杜尔（总督）。他端着红酒杯谈笑的时候，无意间说漏了嘴，用一句尖锐有力的话总结了他的管理智慧：“过度集权会毁了俄罗斯，必须要权力下放，也就是把庞巴杜尔们解放出来，加强他们的权力；最高行政机关太沉醉于细枝末节的事情了，这些琐事让它分心，没法关注主要的任务，也就是国内的政策。”脱口说出这些话之后，众人纷纷觉得他“参透了宇宙奥秘”。——《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庞巴杜尔一词的来源请参见前文《工厂检查处和分权的庞巴杜尔作风》。可以简单理解为昏聩而刚愎的高官。——中译者注
[3]《塞尼奇卡之毒》这篇文章来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塞尼奇卡·戈尔巴乔夫斯基过来拜访他的亲戚，结果他的自由思想让他的姑妈和正上贵族女子中学的表妹大为尴尬。亲戚们把塞尼奇卡对周围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叫做“塞尼奇卡之毒”。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把塞尼奇卡比作虚无主义者，说他不得不去承担这个世界的所有罪孽。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火灾、洪水还是干旱，‘正统的人’会把这一切统统归咎于虚无主义者的恶意影响，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从他身上‘剜下一块肉’。”——《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塞尼奇卡之毒”也就是指对现有秩序、对改革后俄罗斯社会关系的批评态度。
[4]召唤撒旦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原著中的情节。——中译者注
[5]老加图（前234—前149）是古罗马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候在军队服役，后来被选为监察官。他持续打击奢侈品的使用，坚决对抗社会风气的腐化，所以也被叫做“风俗监察官”。加图被看作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罗兰是中世纪时的法国民族英雄，在778年自西班牙远征中返回时死去。罗兰这个名字成了无畏和勇敢骑士的代名词，几百年来法国人在不断创作赞颂罗兰的歌曲，并且在翻译成外文之后流行于整个西欧。——《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7]米拉波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中译者注
[8]当时俄罗斯帝国共有六十九个省份。——中译者注 |
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1903年9月13—20日之间）
鉴于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急剧改变《火星报》原有的策略，把报纸的思想教育作用和思想组织作用置于新编辑部的法定权力控制之下这样一种倾向，这个倾向很明显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占了上风；
鉴于这种倾向体现在成立按一定方式组成的委员会上，这个委员会只是《火星报》新编辑部行政权力的传送装置和它监督中央委员会的工具，因而把中央委员会贬低到只起单纯的服务性的技术机构的作用；
鉴于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要把党分裂为闭塞的、片面配备人选的中央组织和广大分散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这两个方面，从而败坏统一战斗、严格集中的党的思想，——
我们认为，为了保持和发展我们党的统一，必须同上述畸形集中的倾向进行坚决的原则斗争，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好党的舆论准备。
另外鉴于经常的思想斗争采用党内通常用的手段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表现在显然人为地配备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以及总委员会的人选上的“戒严”倾向表面上的胜利只不过是意味着尽可能地完全取消党内思想斗争，而代之以行政措施。
鉴于这样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像代表大会上所形成的那样，是适应于严格执行“戒严”策略，同代表大会以前起领导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实行新方针的著作力量和实践力量决裂是采用这一策略的开始，而用逐出、开除和贬谪的手段取代较为复杂但唯一有益的系统地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施以感化的工作只是这一方针的直接运用。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用有组织的力量进行实际的组织上的斗争，我们采取的措施不致使我们置身党外，也不致使党本身和党的中央机构的思想受到损害，但却能使我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从而保证党有可能自由地从事思想上和组织上教育党的工作。
一、为了达到我们确定的目的，应当采取一切办法扩大我们的影响范围和促使我们的观点灌输到党员的意识中去，同时又不致使我们置身于党外。
二、鉴于决定在代表大会破坏组织的倾向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地方委员会软弱和它们的党员觉悟不高，我们应当担负地方的组织工作，并通过地方组织去影响党的中央机构，以便对它们进行改造。
三、在中央的人选未作上述变更以前，在地方工作的反对派拒绝在中央委员会担任职务，因为只有这种变更才能保证中央有工作能力和使这一机构发展成为党的真正领袖的能力。[删去：在这方面的起码保证是接纳两名反对派参加中央委员会。]
①
四、因对代表大会工作进行批评而作的宣传应当给自己提出如下实际任务：（1）各委员会要对“戒严”政策和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机关报根据这一政策的精神采取的实际步骤表示反对态度；（2）同党中央旨在压制个别党员和组织的行动或意见自由以及在党组织中加强[家庭式的]小圈子作风的各种倾向作斗争；（3）揭露代表大会建立的党的机构缺乏工作能力[和无独立性]，因为这种情况将在它们的政策中表现出来；地方委员会要施加压力以便迫使改变这些机构的人选。
五、对现在这样的中央机关报，反对派采取抵制态度，拒绝任何撰稿工作，拒绝[积极地]协助提供材料等等。
附：进行抵制并不排斥利用中央机关报这一正式的党的机构来刊登决议、给编辑部的信、反驳文章等等，也不排斥履行党员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寄送地方出版的小报、报告等等的义务。
六、只有在《火星报》旧编辑部仍由原班人员工作或者在中央委员会使《火星报》旧编辑部有可能作为单独的团体在党的报刊方面完成那些现在《火星报》编辑部无力完成或从“戒严”政策的观点出发拒绝完成的任务之后，对中央机关报的抵制才能停止。
七、由《火星报》旧编辑[和撰稿人]组成著作家团体，请求中央委员会准许它独立出版一切有关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问题的小册子和小报。该团体提出的自己的特殊任务应是：（1）成立著作家中心，在未争得党的中央机构[增补：或改变现状]以前，[拟]在党内集结“反对派分子”，（2）宣传使“反对派”同“多数派”分手的策略思想和组织思想并在书刊上同“严苛”和“戒严”倾向进行斗争，（3）通过相应的出版机构或通过帮助委员会组织出版事宜来为地方组织的鼓动工作需要服务。
八、如果中央不准成立这样的团体，出路是：（1）自行组成著作家团体，附属于某地方委员会，（2）自己把自己的著作送到某些委员会以便在地方出版，（3）不用党的招牌出版自己的著作。
九、如果中央机构对自己的权利作任意的和明显非法的解释，使我们——违反我们的意志——在党内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反对派则公开反对中央机构的策略，拒绝服从非法的决定和继续自己的工作[增补：并诉诸下届代表大会]。
①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会议在讨论决议时所作的修改，以下同。——编者注
写于1903年9月13—20日之间。译自《列宁文集》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6卷第246—249页。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3年7—8月）
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
（7月22日[8月4日]）
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在这里对《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纲领草案发表了最原则性的意见。但是，对于前者的发言大家已经指出，他的总的气魄与最后的结论完全不相称。用谢德林的话来说，他扬言要搞大屠杀，结果却吃了只小黄雀。阿基莫夫同志的气魄也很大，但是，很遗憾，与纲领草案毫无联系。阿基莫夫同志只在一项条文上非常明确地在原则上反对现在讨论的草案，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他说草案的错误在于它非法地把重点从日常斗争转向革命专政，从阶级转向党。……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讨论的草案包含的最低纲领，不亚于——按改革总数来看——其它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为改革而斗争的时候，就在实行其主要改革——准备实现革命专政的无产阶级头脑中的改革。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因素，因为改革本身不是无产阶级自由的政治创造活动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它只有在社会革命的威胁之下才能实现。阿基莫夫同志试图使现在讨论的草案接近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的立场。他的责备可以百倍地奉还给他。正是社会革命党人“把重点”从他们称为“幻想的跳跃”的社会革命“转向”被他们看作是“逐步升入”社会主义王国的日常斗争。我可以举出有关引文给阿基莫夫同志看。无产阶级专政象雅各布宾派的行为那样吓住了他。他忘了只有当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两者的对立使他如此不安——最接近于等同的时候，这种专政才是可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工作者“夺取政权”，而是构成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阿基莫夫同志否认专政，从而陷入了通常的社会改良主义。
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
（8月1日[14日]）
我想向阿基莫夫解释一下。在“人民”专制下，专政的是资产阶级。只有当社会主义者获得多数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才会到来。
讨论党章问题时的发言
（8月2日[15日]）
当普列汉诺夫同志建议投票赞同列宁同志的条文，把它当作反对机会主义的可靠手段时，我深为惊奇。我不知道，居然可以创造出一种反对机会主义的规章符咒。我认为，机会主义是由更为复杂的原因造成的。
①
最后，我不知道，机会主义者本质上是必定不会有组织的。我知道饶勒斯派的党是有组织的机会主义。我没有忘记我们经济派的组织。不，我认为争论的原则要小得多。既然某某人承认我们的纲领，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加入我们的组织呢？——普列汉诺夫同志问道并接着回答说：显然是因为有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对它应当进行斗争。可是，反对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条文完全打到另一个目标上去了，问题就在这里。不管怎样已是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更容易自行列入党员名单。中学生联合会、红十字会组织，特别是大学学生会比任何广泛的(lose
②
)工人组织要经久得多。学生会能存在好多年，而广泛的工人组织却受罢工、危机、工人群众流动的影响，每天都在遭到破坏。这样，列宁同志的规定就使知识分子与工人处在不平等的条件之下。这一规定的作者断言，它使我们能够随时了解，我们能把哪些力量投入战斗。但是我担心，当列宁同志在紧要关头翻阅自己的名单时，他会在其中找到大学学生会和聚集在红十字会里的社会民主党的漂亮小姐们，……我决不赋予章程以神秘的含义，也不认为它将把我们工作的重心转到大学学生会和红十字会的小姐方面去。不，我们工作的范围当然仍旧是无产阶级。但是，如果法律规定必须符合实际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予以否决。再说一次，它没有打中目标。它的作者，特别是它的辩护者普列汉诺夫同志想把这个条文变成对付“知识”界那些在政治上蜕化并在腐化别人的人物的绞索，即对付自称社会民主党人、把青年聚集起来出卖给彼得·司徒卢威的人物的绞索。同志们，请相信，任何能成为套住这些先生的绞索的条文，我会第一个去抓住它，我会第一个使劲勒紧它。但是，难道这些先生不会加入某种广泛的(lose)党组织？难道他们不会自己去建立这种或那种组织？你们说，中央委员会不会承认它。为什么？显然，不是由于组织本身的性质，而是由于加入组织的人的性质。这就是说中央会了解作为政治人物的某某和某某。这样他们就不可怕了。这样就可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除掉。但是，我说，限制那些站在党纲的立场上并在党组织领导下单独为党效劳的知识分子的权利，这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中央委员会应当对住在奔萨城的每一个这样单个的社会民主党人回答说：“在行使你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权利以前，你必须同萨马拉和卡卢加的这类单个人物建立联系。因为现在想出了一条消除你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条文。”
[1]这句话有不同的记录，现将这次代表大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这段记录的有关发言摘译如下：
“普列汉诺夫（主席）：我这里记下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是：‘机会主义是由无产阶级发展的客观条件造成的。’我希望记录中漏掉的这句话能保留。托洛茨基：我否认在我的发言中有这样的话。我说的是：‘据我看来，机会主义是由比章程的某种条文更为深刻的原因所决定的。不，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的相对发展水平、由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及其它的复杂原因所引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89页）——编者注
[2]德语：松散的。——编者注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5—136页，第225页，第274—275页。 |
工厂检查处和分权的庞巴杜尔作风（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ФАБРИЧНАЯИНСПЕКЦИЯИДЕ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АЯПОМПАДУРИЯ
工厂检查处和分权的庞巴杜尔作风[1]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43号，1903年7月1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4.html
今年5月30日，尼古拉二世在新文件上写下了“批准”二字，给我们这“颓废派”政府本来就狼狈不堪的面目再次增添了光彩。
这份文件的名字是《行省长官管辖工厂检查官时的程序与职责范围，以及对工厂检查处内部组织的一些调整》。
其中的本质在于，省长们完全成了工厂检查处的主宰者，这就把独立运作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灭了——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把工厂检查处完全移交给内务部管辖（这事已经在报刊上提了不止一次）也很难再给这个部门的“诏令”增添什么力量。的确，工厂检查制度表面上还是财政部的一部分，但是“地方的工厂检查官是在省长（市长、警察总监）的领导下工作的”。工厂检查官的职务委派本身也是在省长的同意下进行的。省长还有权（译注：权利）要求工厂检查官就检查相关的事宜作定期和紧急报告，以及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如果工厂检查官做出的决定与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利益相矛盾，省长有权（译注：权力）在将此事告知财政部后将其撤销”。这再清楚不过了，工厂检查官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又变回了省长大人手下担着特殊差事（看管工厂）的官僚。
根据法律规定，成立于1882年、意在监督童工相关法律执行情况的工厂检查处直接隶属于贸易和工厂局（财政部），这是众所周知的。
1886年，工厂检查处的问题被列入了讨论议程，有人希望拓宽其职权范围，对“工厂主和工人间关系的法纪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帝国议会在全体会议上审议相应的法律草案时，还顺便讨论了检查处是否要直接隶属于行省领导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制度内恐怕很难尝试如此根本性的变化。检查处成立四年以来的成功运作证明，中央部门对它的直接领导完全没有动摇行省长官的影响力，而且在许多方面都保障了童工法的顺利实施，与政府意见达成了协调。”
当时的条件，顺便还包括工厂检查处狭窄的职权范围，在1886年时还相对地“保障了法律的顺利实施，与政府意见达成协调”，但是到1903年，它们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两个年份之间的时期构成了俄罗斯工人运动的历史，于是，“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利益现在开始要求那些17年前以它们的名义拒绝过的东西——也就是要求工厂检查官完全服从于省长的权力。
新的“半立法行为”和“俄罗斯第四阶层的思想”之间有着毋庸置疑的联系。可能只有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才能注意不到这种联系，因为他们在专制制度的“社会政策”当中只看得到“国家的智慧见解”和“国家的胡说八道”交替出现，看不见立法的屏幕后面正在斗争着的社会阶级力量，而正是它们在屏幕上投下了自己或正或反的影子。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设立工厂检查处这个事实本身曾是一个“革命”的举措：它实际上终结了伪善的呼吁和用棍棒马鞭维持的陈腐制度，让我们工厂关系中的环境不再由这些东西构成。作为“各方达成友好协议”的常设机构，工厂检查处意味着官方承认这些“各方”之间经常、乃至于长期的争执是一种正常现象。对于“贫乏”的工人而言，有可能去合适的主管等级那里寻求解决某些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而且确实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个推动力，让他们站在“第四阶层的思想”那边胆怯地进行一些还不成形的思考。
而这又正是工厂检查处的罪行所在。它有罪，它罪过滔天，因为它站在交叉点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敌对的利益之间徘徊。不论检查处为了秩序（也就是专制政体）做多少工作、不论它多么努力地削弱社会矛盾，无产者的阶级倾向也会始终保留自己的内在逻辑：完全的革命思想、毫不妥协地敌视专制制度，以及时刻准备着让政府的工厂检查处成为自身发展的起点。
对我们来说，政府的新法令首先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它再次表明，任何不直接同保卫“社会安定”挂钩，也就是不在内务部管辖范围里的政府机构都可以并且最终会成为引起政治风潮的催化剂。
专制制度的利益同社会进步的利益水火不容，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这种关系无数种表现当中的其中一种。专制制度的任务是为了“秩序和安定”，让社会生活服从于内务部。我们社会生活的任务则是为了“破坏社会的秩序”，用上手头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会竭力把每一个无权“拖而不放”[2]的机构撕裂开来，让它成为犯人。很多时候它只是不由自主、毫无意识，但它仍然要为这样那样的社会“动乱”背上罪责。
一位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如果他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和奉献精神，就会不可避免地从人民健康的利益出发，对专制制度的一切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作为“国内政策”的结果之一（鞭打又是这政策的方法之一），长期营养不良和严重的饥饿导致了居民身体的致命退化。地方自治局的医生要么变成警察在医疗事务上的爪牙，要么就得成为反对派的一员。地方自治局的农学家也会不可避免地和政府的掠夺性措施发生冲突：这些措施给一切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农学尝试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农学家不得不承认，只要最反文化的制度——专制制度还能继续得以保存，他的文化努力就会是徒劳无功。
工厂检查处这个机构没有维护，也不可能维护俄罗斯工人阶级的需要，这一点显然不必多说；但既然它的职责就是监督工业生活是否正常运行，那么它的机关就必然地和警察权力的代理人发生了比较频繁的冲突。工业需要的是劳动能力强，而且文化水平尽可能高的无产阶级，专制制度则希望它的臣民畏缩胆怯，越愚昧越好。这就为不可避免的摩擦打下了基础，也预示着立法行为将要在服从、约束和调和的指导精神下进行。
正如我们所见，各个机关之间的关系失调产生了对上面这类办法的需求，而引起这种失调的是社会进程的自发趋势，它渴望把一切不直接从属于警察部门的政府机构撕裂开来，再赋予它们一些文化目的。它这么明显地渴望蓄意作恶，这一事实本身就来源于社会发展和警察部门之间的互不认同。而机构失调和互不认同的最后结果是，专制制度必须进一步地让所有的关键职能和与之相关的机构屈从于专制制度的中枢神经系统，也就是内务部。这种屈从让专制制度的监管更加不能容忍社会的发展，从而又迫使专制制度更加固执地要求社会发展屈服于自己的监管。
但是，由于利益冲突正在日益复杂，那种预知一切的中央集权警察监管在技术上已经越来越难以实现了。这就迫使专制制度紧紧依靠着一种思想，它被谢德林[3]称作“分权的庞巴杜尔作风”。沙皇在最近的诏书中谈到过“可靠的地方政府，对朕负责的地方政府”，他的“御笔”就公开宣告了这种思想。
改革以前的专制制度由尼古拉一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比他早些的保罗一世则把它变得荒谬绝伦，但此时的专制还不知道日后的这些矛盾。它觉得自己有权利，也有能力用直接的警察手段解决一切问题，能用蓝袖边[4]擦干所有的眼泪。在保罗一世时期，它把臣民的头发和胡须修剪成官府想要的样子，还为他们编纂了一本口语词典；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它又去关心民谣有没有足够的诗意。检查机关不仅要负责理发剃须、预告危险，还要负责“促进发展”。
随着尼古拉一世体制的破产，政府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做了广泛的尝试，希望把纯粹的警察职能同文化职能分离开，并将后者委托给社会自治机构、其他社会力量（地方自治局、杜马、扫盲委员会等等）或是专门的部门和政府官僚（比如工厂检查官）。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警察式的规范，文化机构的活动不能逾越界限。立法者希望借此就能充分地“保证”专制的原则“不受侵犯”[5]。但生活常常会故意在这些“规范”里塞满“片面”的内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对饥民的私人救济、地方自治局的食物工作与教育工作——他们认为，这一切看起来都只是文化工作中微不足道的分支，却受了历史“智慧”的“狡猾”诱骗，在政治上已经完全“不可靠”了。在他们看来，甚至连地方自治局医院里的洗脸池都沾了点雅各宾派的样子。结果，连文化机构里最微小的“自治”也会引得警察不断来讨伐整个地方自治局，尤其是自治局里的“第三方”（医生、统计人员、农学家等），讨伐那些没事先得到省长首肯就自己行动的私人慈善家，讨伐一系列文化和慈善团体。这讨伐的手段可真是有英雄气概——关停食堂，还有废除统计核算！
地方自治局的农学家要受县警察的监督。大学的学术活动没有脱离警方检查的控制。地方自治局和杜马成了省长和市长办公室的附属品。最后，工厂检查官也开始由省长监管。连工厂检查官也不能幸免，他们本来和全国的警察就只有细微的差别，比起工人的宿舍，他们离工厂主的书房和宪兵的办公室要近，近得多——他们还可以做些违反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决定！……
宪兵和警察机构这种草木皆兵的状况已经不受它自己的控制了，关于工长的立法草案[6]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心态——至于这项草案，我会在它真正变成法律条文的时候（如果真的能通过的话？）再回来进行讨论，现在我只提一下草案的这么一个主要特点。尽管由工人选举工长无非就是按照工厂管理层定好的规矩办事，还要忍着工厂检查处的纠缠不休——它本身现在又被省长密切控制着——草案里还是写上了这么一句预防性的“注解”：“如果行省当局根据收到的信息判定当选为工长的工人不能满足其任命（？）要求，那么当局有权解除他的工长职务，直到他选举的任期结束。”由此可见，哪怕是是在这里，在法律草案里，警察也在和生活进行一对一的决斗，而生活一方已经充分证明，它有能力把专制制度召唤出来保护自己的部门和机关统统策反，转而去对付专制制度自己。
消息灵通的《新时代》对5月30日的“圣旨”做了很有借鉴意义的评论。报刊认为，新法令代表了“当今时代非常典型的主导思想”，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确实必须承认的是，目前的状况中有些“棘手的方面”：财政部的官僚依赖于内务部的官僚，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僚间的“摩擦”。不过报刊又写道，“我们有理由期待，之后的省长会不止代表一个部门，而是代表整个最高权力。”每个省都会变成或多或少带点自治权的庞巴杜尔之家，而省长的铁腕管理着它，并且直接对“朕”负责，也就是说对内务部负责。
这样一来，省长用他专权的手腕包揽了一切“权柄”，用他坚定的脚步跨过了一切法律，顺便再为了“社会秩序”的最高利益取消掉工厂检查处的决定——而这同一个省长又受了中央的暗示，要他再次为了“社会秩序”的最高目标而适时对犹太人展开屠杀——歇斯底里、大吵大嚷的专制实践就这样写下了它的最终意见。
但是，尽管专制的实践确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地狱，这种试图遏止社会自发力量的做法同狄更斯笔下那位试图用刷子挡住海潮的女主人公有很多共同之处……
哦！我们当然知道，穷凶极恶的俄罗斯政权手里拿的武器可比一把简陋的地板刷要恐怖得多。哦！我们当然记得，俄罗斯专制制度用的那把“刷子”无所不清，上面装着锋利的铁锯齿——政府每做一次新实验，它就会扎进肉里，扎进俄罗斯人民活生生的躯体里……但我们同时也知道，哪怕宪兵和警察的刷子再庞大，它也无法挡住澎湃的革命浪潮——这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有力保证！
注释：
[1]《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描写了农奴制废除后一群出身贵族的地主官僚。他们常常在彼得堡的饭店里厮混，大多不学无术，而且狂妄无耻。他们表面上高喊改革，一旦大权在握，便抛去伪装，露出贪婪的本质。
[2]“拖而不放”出自格·伊·乌斯边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1868）。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岗亭警察梅姆列佐夫，他的职责就是“拖而不放”。“拖”是要经常把人们拖到他们最不想去的地方，“不放”则是不放他们去那些他们想去得要命的地方。这个词象征着警察的肆意妄为和独断专行。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政论界是很流行的表达。
[3]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著名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尖锐地讽刺了同时代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作风。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讽刺作家，谢德林特别突出地描绘了俄罗斯各个省份的日常生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最主要的作品有：《波谢洪尼耶遗风》《戈洛夫廖夫老爷们》《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等。
[4]沙俄时期的警察制服大多有蓝色的袖口。
[5]就在最近，圣彼得堡的工厂检查官在呈报给工业局局长的秘密报告中用这么一段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描述了圣彼得堡市长的“政治”观点：“法律必须根据每个组织的目的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界定，并注意公文处理要完全公开透明；在他看来，工作当中绝不能容许哪一个行政部门取得领导地位，尤其是警察部门，因为它所固有的特殊条件总是会让它的活动引起公众的谮言，这对它来说往往是无妄之灾。”
[6]报纸上说，这项法案已经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了。
1903年6月10日，帝国议会批准了《工长法案》。财政部提出这一法案主要是为了安抚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根据该法案，工长将在企业主和工人的谈判中充当调停人。这份草案里充满了警察式的意见，它只允许工人选举那些行政部门预先就确定好的人选。如果选举出的工长由于任何原因让企业主感到不舒服，后者有权在任何时候解雇他。省一级的当局也同样有权解雇政治上不可靠的工长。《工长法案》的实际实施完全取决于企业主是否心存善意。显然这项法律完全没有实际力量，因为工厂主希望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根本不愿意采用它。而另一方面，工人也抵制这项“给工厂当看门狗”的法案。 |
地下报刊里的祖巴托夫分子（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ЗУБАТОВЦЫВПОДПОЛЬНОЙПЕЧАТИ
地下报刊里的祖巴托夫分子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43号，1903年7月1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3.html
假如有人向尼古拉一世预言说，他曾孙的政府会用这种办法来保卫俄罗斯国家的基础，那这位不屈不挠的曾祖父肯定会在塞瓦斯托波尔大溃败[1]之前就气得服毒自尽了。说这种话可是有理有据的！
尼古拉一世的政府不允许作家们像奴才一样卑躬屈膝地吹捧长官的智慧：国家政权不需要臣民来赞成它。而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则用人民的钱财养了一大群报纸贩和发言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说这个政权聪明绝顶，不停地夸耀，直到他们的笔头都写钝，直到他们的声音都喊哑……
尼古拉一世的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和权威禁止廉价书籍和报纸出版，让人民群众没有印刷品可读。用乌瓦罗夫伯爵[2]的话来说，这些书和报纸能够“引起群众的运动”。
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则被迫向工人们论证“工人运动”的不可避免。怎么论证呢？用一些意图反对社会主义的非法创作。我手头就有一份这样的作品，它是用一台雷明顿打字机印刷出来的。出版地点没有标明，但是——从其中的内容来看——离暗探局不太远。上面的签名是“有觉悟的工人团体”。这到底是简单的伪造，还是说祖巴托夫工厂里的“有觉悟工人”——这些人的名字会记录在俄罗斯工人运动的历史书上，章节标题则是“关于叛徒”——确实参与了创作，这两者难道不是都一样吗？
捍卫专制制度、反对革命批评的地下报刊始终深刻地标志着俄罗斯国家“基础”的内部已经彻底腐朽了……
警察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随着工人阶级的出现，工人运动也随之诞生。“作为新生阶级的斗争，它是自然产生的，是生活方式本身的结果，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它不可避免，也无法遏止。”
但是要怎么斗争呢？有渐进的道路，也有革命的道路，有“按计划上升”的办法，也有“不切实际地跃进”的办法。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眼中，革命的跃进早就已经名声败坏了。比如，法国的工人进行了革命，“他们让整个巴黎都洒满了自己的鲜血，让他们的家庭孤苦伶仃，让政府陷入毁灭……然后……然后权力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狂暴’工人的侵犯——它刚靠这些工人的血取得了权力——立马颁布法律规定，如果人群不在第一时间按要求散开，武装力量就要向他们开火。老百姓意识到了革命派的欺骗行径，但是为时已晚。”
当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可不会为法国的资产阶级辩护，他们从前用步枪驱散工人，连现在有时候也这么干。但各位又怎么看待祖巴托夫组织里这位“理论家”巧言惑众的无耻行径呢？他把责任推卸给欧洲资产阶级的嗜血自私，却完全忘了东布罗瓦[3]、季霍列茨克[4]火车站、基希讷乌[5]、兹拉托乌斯特[6]，忘了俄罗斯专制制度这一切地狱般的行径——而它们甚至在欧洲的资产阶级中间都激起了恐惧！
所以，革命的道路不属于工人阶级。它需要和政府以及“舆论”建立联盟。假如我们看待一切的方式不是通过地下报刊的书页（读者们别忘了，这可是一本地下报刊自己说的话！），不是通过那些自封导师的革命派的眼睛，那我们就能明白，政府自己正向着我们迎面走来；我们就能知道，一些大城市里走上渐进运动道路的工人已经得到允许，能够建立自己的工会、拥有自己的代表，等等等等。
只是很可惜，这位作者忘了补充几点，那就是这些“工会”是由奸细领导的，而独立的工人“代表”会被立刻逮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工人“工会”这个问题本身是政府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压力之下才提出来的。
同“舆论”结盟！作者又没说明，他讲的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舆论——我们已经知道，资产阶级并不介意用枪声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还是无产阶级的舆论——作者想必也知道，无产阶级正在越来越坚决地追随那些“自封导师的革命派”。
我们这位作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真是糟糕透顶了。“至于财富的分配，”他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知道，房屋是各不相同的，不同地方的土地也有区别，很多东西（比如汽车，是不是？）完全“不够所有人用”。这怎么能分割呢？“这样的分配会造成大量的暴力和痛苦，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平等：更有能力、更勤劳、更机灵的人会脱颖而出，依靠其他的人快速致富，而从结果来说，财富不过是从一些人那里‘转移’到了另一些人那里。”
唉呀，祖巴托夫先生，您真该找个更合适的理论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已经四处散布了，谁还不知道社会主义并不是说要分配土地和工厂，不知道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才会对着土地的“平均”分配发愁呢？社会民主党要求把一切生产资料改为公有财产，这种转换摧毁商品经济，从而一劳永逸地终结“一部分人靠着另一部分人发财”的状况。不，不，在暗探局里任职可完全不足以把社会主义“撕”成碎片！……
这份警察的秘密作品最后用这么一些话作结：“弟兄们，不要相信不劳而获，不要认为撤换政府就能突然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这是卑鄙的欺骗，那些人只是想用这种手段诱惑我们，利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有能力对付这种花言巧语。我们不厌其烦地向群众复述，撤换政府还远不能“突然”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我们不厌其烦地重申，对我们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无产阶级继续为社会主义争取革命斗争的自由。我们不厌其烦地工作，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以便在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能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使它不受自由主义审查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蓄意侵占。顺便一说，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在反对祖巴托夫的蛊惑时必须严格地把自己同那些倾向资产阶级民主宣传的革命者区分开，同那些对群众说“全部的秘诀”就在于“让沙皇上清单”、只要推翻专制制度就能为罗斯带来“和平”与“平等”的革命者划清界限。（参见“农业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革命党”的“流行”著作）
是的，祖巴托夫手下的菜鸟们正在以“纯粹的俄罗斯精神”勤奋地发展工人运动。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现在是时候总结一下他们工作的某些成果了。这只能以小册子的形式才能全面彻底地完成，所以我们借此机会请生活在祖巴托夫的“创作”领域之下的同志们向我们提供一切文件和情报，只要它们能够描述我们“国内政治”当中这个真正难以预料的时期。
在这自由的空气里，专制制度没给我们的革命报刊留下任何位置。结果怎么样呢？它自己就被迫向我们靠拢，走到地下的秘密工作里来了……欢迎光临，请进……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展开“公平较量”呢——用笔墨对抗笔墨！
注释：
[1]塞瓦斯托波尔的溃败结束了1853-1856年的战争。塞瓦斯托波尔的水域集中了俄罗斯的整支黑海舰队，这早就吸引了英法联军的注意力。1854年8月底，英法联合舰队在叶夫帕托里亚周边地区登陆。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数次击退了联军的进攻。敌军在塞瓦斯托波尔郊外过冬之后，于1855年8月再次发动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塞瓦斯托波尔被占领，俄罗斯黑海舰队被完全摧毁了。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深深影响了整个俄罗斯，这场军事灾难提出了十分尖锐的问题，即有必要对国家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革在所谓的“解放改革”时代（60年代）得到了部分执行。
[2]谢·谢·乌瓦罗夫，俄罗斯贵族，1833-1849年任俄国国民教育大臣。1832年提出了“正教、专制、人民性”的三原则，为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官方人民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3]东布罗瓦盆地是历史上的地理区域，指代今日小波兰省的西部产煤区。这一地区有较为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是1905年革命中波兰地区的革命中心之一。
东布罗瓦：抗议1905年1月9日枪击事件的浪潮传遍了整个俄罗斯，波兰也受到了波及。东布罗瓦的矿业区（离从前的俄德边境不远）爆发了大型事件，煤矿工人于1月底开始罢工，很快就占领了铁路、银行、学校等地。在社会民主党“推翻专制制度、为民主的共和国和立宪会议而战”的口号下，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和人民会议。惊慌失措的当地资产阶级逃出革命区，去了国外避难。军队在几天之后抵达，对工人展开了残酷的屠杀：有40人被杀，70人受伤。
[4]季霍列茨克：1902年11月，季霍列茨克车站爆发了罢工。11月15日，季霍列茨克的铁路工匠举行罢工，16日，哥萨克抵达现场。17日，资方召集工人去开会，希望他们回去工作，但工人们拒绝了。在支队长马拉马的命令下，哥萨克们拔出军刀、抽出马鞭冲进人群，用马蹄践踏工人、左右砍杀。人群四散逃跑，他们又用齐射对付逃走的人。随后就是对季霍列茨克车站大肆掠夺。《火星报》通讯员说：“哥萨克像野兽一样横冲直撞，冲进工人的房子，把所有人痛打一顿：孩子、妇女和老人都不能幸免。”屠杀的结果是，有十多人被杀，几十人受伤。
[5]基希讷乌：1903年4月6日和7日，基希讷乌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其特点是极其残暴、受害者众多。多达100人被杀，约400人受伤，1500间商店房屋遭到打砸抢。和发生在戈梅利以及其他城市的屠杀一样，基希讷乌屠杀由沙皇政府组织，并且有明确的目的：把工人日益高涨的革命义愤转移到民族矛盾的方向，这对专制制度来说更加安全。
4月6日之前的两周里，基希讷乌已经开始做屠杀的准备工作了：当地的恐犹报纸《比萨拉比亚人》密集地发布了鼓动屠杀的宣传，呼吁“殴打犹太人”的传单散布整个城市，一些警察公然谈论即将发生的屠杀行为。乞丐们事先得到允许，可以在警察的明显支持下不受惩罚地抢劫和谋杀犹太人。市政府没有进行干预，而是等着内务部长普勒韦的答复，直到一天之后他才命令停止屠杀。
[6]兹拉托乌斯特：1903年3月10日，乌法省兹拉托乌斯特市，官营工厂的工人们收到了新的工资计算簿，其中对规则进行了修改，引入了对损坏工具、机器和机床的罚金，以及针对上班迟到的大额罚款。工人们拒绝接受这些计算簿，并举行了罢工。3月12日，乌法省长博格丹诺维奇带着军队来到兹拉托乌斯特，命令工人选举代表进行谈判。当天派出的代表在12日到13日的夜间被逮捕。第二天，约有6000名愤怒的群众要求释放被捕者，军队却向人群展开了两轮齐射，结果造成69人死亡，约200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
再论答丢夫们（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6月1日，《火星报》第4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ЕЩЕОТАРТЮФАХ
再论答丢夫们[1]
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6月1日，《火星报》第41期
Zveza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8.html
也许，答丢夫这个称呼是太夸大了——不过，如果做点补充：五短身材、平庸无能版本的答丢夫，这样大概就是正确的。因为，答丢夫这个老天主教徒在伪善方面天赋异禀，他在道德上的无耻并非软弱无能。而他们，《革命俄罗斯》那群可敬的政论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们反对论战——意思就是，当有人揭穿他们的骗局、歪曲，发现他们在推广资产阶级谎言，这时他们便保留不作回应的权利……
他们反对论战，认为这会扰乱兄弟般的队伍，引起“轻率放荡、荒谬空谈和内部分裂”，而这符合普勒韦先生的利益，会损害那统一的、神圣的、伟大的（很多的、一大堆的形容词）目标……简而言之——就是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侦察队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划下一道清楚的界限……他们的阶级本能激发出贪婪，促使他们去抓住每一个佝偻扭曲的点子，只要它（在他们看来）能够破坏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分量。他们用自己志得意满、雄姿英发的怀疑论对抗社会民主党的“教条”，用自己革命性的“短暂瞬间”对抗社会民主党“毫无战斗性”的策略……
“短暂瞬间”……罗斯托夫那一群人的冒险小故事虽然简短，但是很有意思，不知你们是否还记得？他们可是“被现在通常称作‘社会革命党’的观点和行动方法所吸引了”。（《革命俄罗斯》第15号，《关于罗斯托夫事件》）
《革命俄罗斯》讲述的这个故事发出戏谑的声音，和罗斯托夫事件的庄严和弦交织在一起，真是奔放又快活！“形成了一个小组……试图独立地参与……这个尝试很短暂……”
唉，这可不是最后一次！在第23号机关报上，《革命俄罗斯》的基辅通讯员向我们讲述了又一个转瞬即逝的悲惨故事——当然，它也“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
基辅报道的目的是损害我们党的基辅委员会的声誉，而且它的编排方法对人心内部的隐秘动机有着深刻的认识。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冷酷地进攻社会民主党组织，让读者大为震撼——不是这样，它先引着读者走过长长的山门，在他面前展现灿烂的可能性，到了最后，等到“心理准备”都做好了，才对读者发动决定性的打击。
第一封基辅来信以鲜明而大胆的笔触描绘了“社会革命党在我们的工人中间进行活动”。“自开春以来，我们的委员会每周都组织两到三次群众集会，小的集会有20到30人，大的则有100到150人。”“讨论的主题则是有必要组织示威。”第二封信描绘了基希讷乌事件留下的印象。对事件做的叙述完全是莎士比亚式的用意，接下来它被一封来自“基辅监狱政治犯”的信件——致“自由的同志们”给打断了。这封信呼吁众人展开勇敢而坚决的斗争。然后又开始叙事。“早在2月19日之前，社会革命党基辅委员会就已经组织了一系列群众集会，会上讨论了在2月19日举行武装示威的议题。”结果，尽管“我们的委员会”在一系列集会上进行了鼓动，而且不是简单的集会，是群众集会；尽管赞成示威，而且不是简单的示威，是武装示威——可2月19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为什么？要知道，这是因为没能“同其他组织团结一致，这对成功来说不可或缺”。记住这句话。
因为“其他组织”不作为，“工人们简直是等得疲惫不堪，也没等来直接的斗争。”哪怕是消极无为的社民党委员会也不再坚持了：“考虑到这种情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已经发出呼吁，要求在4月20日举行示威。”那社会革命党人呢？他们当然在事件之前就已经开炮了。“至于我们的委员会，它决定不仅要安排（原文如此）一次示威，还要组织一次重大的反击来回应警察和哥萨克的暴行，以此赋予它鲜明的革命性质。”此时还走在山门中间的读者感到喜出望外、心脏狂跳：终于，社民党的委员会从昏睡中醒了过来，决定在4月20日安排示威，最重要的是，社革党也决定在4月20日“安排”示威，而且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风暴要来了！
“在工人的革命力量面前，温和谨慎的动摇分子沉寂下来。我们决定在星期五（4月18日）散发我们的五一宣言，在星期六分发宣传画，呼吁大家在4月20日举行示威。”
“到现在，基辅的全体居民都极其惊惶不安。担忧写在每个人的脸上，空气中弥漫着大事的气息。”这一切大概都是在等待社会革命党的“宣传画”。风暴要来了！
唉！最后一封信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弥漫着的大事”被取消了。被谁取消的？答案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辅委员会，那只专横的手。它担心发生大屠杀，所以通过特别通知推迟了示威活动。[2]
那社会革命党人呢？他们则没有这些顾虑。他们认为，取消示威就是“向普勒韦先生的威胁低头”。他们具备“工人的情绪——这就能很好地保证示威活动具有鲜明的反政府色彩”，他们背后有一系列的群众集会（开春以来每周两到三次），他们把这次示威指定为“重大的反击”，他们准备好了“宣传画”，他们让基辅的空气中弥漫着大事的气息……一切都好了——已经万事俱备了。但是，社民党的委员会取消了示威活动——结果社会革命党的“宣传画”（当然是有着“鲜明的革命性质”）就没派上用场。通讯员叙述说：“尽管这个决定非常困难，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放弃示威的安排。”诸位！你们想“独立参与”，可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番有力的通讯更能证明你们的软弱无能？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番深刻的通讯更能展现你们的“转瞬即逝”？
你们断定，“构成示威力量的广大普通工人很少注意到派系分歧，而且对此理解得也不是特别清楚。”你们断定，“工人们简直是等得疲惫不堪，也没等来直接的斗争。”
你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说，我们的委员会迟疑不定、温和节制，阻碍着重大事件的发生——那你们必然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些怀着革命情绪的群众，很少注意到“派系”分歧的群众，为什么他们不跟着你们走，你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革命主动精神的勇敢代表，那他们为什么不跟随你们？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们除了“鲜明的革命性质”就一无所有了：和无产阶级没有联系，没有影响力，也不了解群众运动的任务……痉挛抽风式的革命精神就是你们的能力极限了。
在基希讷乌事件的强烈印象之下，在警察散布的无数丑恶谣言之下，基辅在坐等一场大屠杀，并且把时间安排在示威的时候。当局准备以平息犹太人大屠杀为借口，残酷地镇压示威者。〔注：见基辅委员会的传单《为什么要取消4月20日的示威活动？》——作者注〕它为这场屠杀做足了一切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上街，就是让敌人能在自己创造的优势条件下开战。避免这场战斗并不意味着承认战败，而是保留选择的权利，选择更加有利的时机。把事先准备的大屠杀变成一场政治示威当然是伟大的胜利，但让敌人有机会把事先准备的示威变成犹太人大屠杀，这就是痛苦的失败。在这种异常不利的条件下，革命组织的责任和策略是等到斗争激烈的时刻再行动——当然，条件是它把示威看作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手段，而不是发泄抽风式的革命情绪的出口。
你们努力挂着一副“民主”的面貌，对社会民主党摆出宽厚温情的脸孔，唯独把《火星报》排除在外，就好像它在所有人眼里都是异类怪胎。可你们的宽厚温情正越来越多地变成懊恼和不耐：因为社会民主党正在大力捍卫自己的阶级性质，反对你们“超越派系”的觊觎。
《革命俄罗斯》的基辅通讯员表示，他“完全不信任”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因为这些人把《火星报》组织领导人的那套做派带到了俄罗斯。（第23号）
敖德萨的通讯员在同一号报纸上把《火星报》的道德面貌同“独立派”[3]的道德面貌做了比较（这显然是为了消除“派系间的分歧”），最后，《革命俄罗斯》的编辑们自己又“借机”从地下告诉读者说，他们的侧边口袋里还有一份抗议书，是各个派系的革命者站出来反对《火星报》的策略……
可怕，太可怕了！以弗所熊熊燃烧，大马士革一片火海，三头的地狱犬发出低吼[4]：基辅的通讯员发出低吼，敖德萨的通讯员发出低吼，爱惜手足的编辑们一齐发出低吼。
而我们的地狱犬虽然用这三位一体的吠叫把堆积起来的情绪一股脑倾泻了出来，但它“内部四分五裂，对外也不再做声”——等到两周之后（新一号报纸发表的时候），它又会开口发言，也许是像革命的答丢夫那样讲话，说在意识形态方面轻率放荡多么有害，手足相惜的太平生活多么有利。然后，会有一些善良的人洒下热泪……
[1]答丢夫（Tartuffe）是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莫里哀在这部喜剧中展现了一个伪君子的形象，在虔诚、美德和基督教温顺的幌子下，隐藏着最令人厌恶的贪婪、卑劣和虚伪。答丢夫的名字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他以上帝的名义，不断说“上帝可以作证”，却做下了各种卑鄙行径。——《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以下是这份宣言的摘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什么要取消4月20日的示威活动？
早在复活节前，社会民主党基辅委员会就决定在4月20日的国际劳动节﹝《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这指的是5月1日的庆祝活动。5月1日在旧历中是4月18日星期五，示威活动改期在4月20日星期日举行。﹞举行反政府示威。与此同时，俄国政府知道许多城市正在准备示威，它已经在策划令人作呕的企图，通过屠杀犹太人来转移人民积累的怨恨，让他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这就是1881年普勒韦担任警察署署长时的所作所为，也是他现在成为部长之后的行径。现在，政府甚至不耻于公开宣布声援杀人的暴徒，还在基希讷乌安排神甫“祝福”，为暴徒们“无辜受伤”的家属募捐。
我们这个政府突然表现出的同情心不可能有第二种理解。很难不怀疑它的慈悲和怜悯：难道它照顾过罢工者和示威者饥肠辘辘的家庭么？难道它没有毫不犹豫地把工人打发去他们的“住处”，让他们忍饥挨饿么？难道在兹拉托乌斯特、季霍列茨卡亚和巴统，它没有冷血地杀害那些养家糊口的工人么？！……
对于它罪恶政策造成的结果，也就是在基希讷乌爆发的兽行，政府甚至都不感到震惊。基辅当局急于利用基希讷乌事件造成的恐慌情绪，千方百计煽动荒谬的谣言、加剧恐慌，从而为大屠杀做准备，并且故意要把屠杀时间安排在示威的日子里。警察特别热衷于散布荒谬的谣言：他们对一些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宣言邀请工人扛着红旗来示威，并且殴打犹太人；又对另一些人说相反的话——“犹太佬”（社会主义者和大学生）要造反了，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他们似乎不太关心其中的逻辑联系，但所有由警察发起的谣言都有一个目的：让人们相信星期天会发生犹太人大屠杀，而且这不会是坏事……
他们在码头和赫雷夏蒂克大街散发小册子，其中尽是针对犹太人的不实之词，而且散发册子的宗教和教育界人士还大声呼喊：“除掉犹太佬的手段！”
当局的这一切行径都是怀着以下的考量，希望有机会：
1.以平息犹太人大屠杀为借口，残酷镇压示威者。
2.用这场镇压来掩盖基希讷乌当局行径给公众留下的令人作呕的形象。
3.给社会民主党留下阴影，并通过组织屠杀来破坏我们的五月庆祝活动。
我们没有踏进这个为我们准备的陷阱，而是取消了示威活动，以此阻止当局达成它的目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
1903年4月27日
——编者注
[3]指犹太独立工人党的成员，它是20世纪初活跃在俄罗斯帝国西部的一个组织。它由暗探局和祖巴托夫发起，是使工人运动合法化政策的一部分。它试图将劳工运动限制在经济和文化问题上，而不触及政治问题。——译注
[4]诗句出自苏马罗科夫的短诗《荒诞的颂歌II》（ОдавздорнаяII）。——译注 |
“社会化”、“合作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通俗读物（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3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КООПЕРАЦИЯ"ИПОПУЛЯР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社会化”、“合作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通俗读物
列夫·托洛茨基
1903年3月15日，《火星报》第36期
Zveza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7.html
在所谓“社会革命党”的突出特点当中有这么几条：“社会化”、“合作社”和大量的通俗读物。虽然这些品质各不相同，但我们在简讯的标题当中还是把它们归为一类，因为，首先，我们想对社会革命党的通俗读物给出简要的定性评价，毕竟迄今为止对这些读物的“评价”只有区区几千份印刷；其次，《革命俄罗斯》上那些“纲领性”的要点应当是要确保“社会革命党”有权维持自身的独特存在，而它们却被一堆胡乱摘选的引文团团围住了，我们也可以顺便看看，这些要点是以什么形式传达给农民的。
我们认为，做这项并不吸引人的工作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警告在俄罗斯活动的同志们。适合在农民当中流通的社会民主党读物数量不足，这可能会促使一些做实践工作的同志去读社会革命党的通俗读物。这后者的质量，说得客气点，叫引人深思。向农民传播这种东西有时就等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会在下文证明这一点。而现在，我们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民”读物的一个典型特点：它时常显得不成体统，这表明它对读者的人格缺乏尊重。《革命俄罗斯》滔滔不绝，说它从生理上厌恶“庸俗下流的资产阶级报刊手段”，并且对着社会主义的圣坛发誓，要“在思想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展现出能够缔造新形式的建设性力量”（第11号）。但这显然是为体面先生们准备的。而在给人民的读物当中，旨在创造“新形式”的“建设性力量”却仅仅表现为不堪入耳的辱骂，这种粗野和政治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斗胆这样认为：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前已经……在规矩体面这个领域显示过一次（而且只有一次）自己的权力，但它会不得不再次从昏睡中醒过来，以有失体面为名禁止本党的一些读物[1]。出于“不可抗的因素”，我们不会在此进行引用[2]。
现在，我们从形式转到内容。
1902年的小册子《沙皇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由“农业社会主义联盟”出版，它的纲领规定它隶属于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并且与该党有联盟关系）对当代社会关系的分析是这样总结的：“总之，沙皇手里有两股庞大的力量用来对付劳动人民：第一，由官吏、士兵、警察和宪兵组成的大军；第二，大地主、大资本家-工业家，也就是有钱人。现在众所周知，这两股力量也是两个亲兄弟，或者说是沙皇专制的两只手，它们相互勾结、官官相护。只要一切领导都由沙皇任命而不是由人民选举，也就是说，只要罗斯大地上还有沙皇专制，劳动人民的这种痛苦就不会结束。”
“必须要迫使沙皇召集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参加全国会议，无论他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就这样吧，沙皇应该听从他们，没有他们的同意就不要发号施令……只有这样，罗斯才能得享和平，也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会有更多的平等和公正。”（第33页）
太简单了！有一个沙皇。沙皇有两只手。一只手是地主、工业家和有钱人（资本主义？），另一只手则是宪兵队。只要“拴住沙皇和他的大臣们，让他们做工作报告”（第41页），“劳动人民的痛苦”就会消失，罗斯大地就能迎来期盼的和平。“全部的秘诀都在于此！”农业社会主义联盟就这样告诉农民。（第41页）
太简单了！但与此同时……也太勇敢了！不过，农民联盟[3]早就说过：“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里，勇气是唯一可取的品质！”（《革命俄罗斯》第8号）
在《告全体俄罗斯农民——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的宣言》（1902年）这本小册子当中，这种社会哲学又得到了发展：“单个的地主和富人只不过是小熊崽子，赤手空拳就能把他们统统抓走，但是首先得战胜大熊，也就是沙皇和他的政府。必须要做好准备，必须要积攒力量，拿着火枪和猎矛搞一场大围剿，这样才能把熊杀掉，然后就能在熊窝里肆意妄为了。”（第11和12页）这同一本小册子又说，“社会革命党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这地上寻得真理。”（第15页）。这个目标非常非常值得表扬。但是，那些自己就说假话的人并不适合执行这个任务。
农民联盟建议的斗争手段非常多样：“让牲畜践踏庄稼、盗伐树木、搞些不明原因的火灾，以及其他各种手段都能派上用场……”（第32页）除此之外，“村社始终可以……用自己的公共储蓄、公用播种机和类似的东西来挫败放高利贷的富农……”（第22页）一方面是“不明原因”的火灾，另一方面则是公用播种机。如果我们没搞错的话，这个就叫做“广泛性”。
顺便一说，我们对农民联盟的家谱一无所知；不过，由“俄国社会革命联盟”于1899年发表的《人民权利保卫协会章程》中所规定建立的组织大概是它的组成部分。还有，在这份相当有教益的文件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所有成员都要宣誓（原文如此）或者庄严承诺，虔诚地忠于协会。”
宣誓、盗伐树木、给沙皇做核算、公用播种机，还有“促进平均”的不明原因火灾……“社会革命党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这地上寻得真理”！
他们太急于达到自己的崇高目标了，所以经常会左脚踩右脚。比如，为了避免“毫无根据的纸上谈兵”（像《火星报》这样的），他们拒绝设立某种最低纲领。只要专制制度还没有被摧毁，“对我们来说就还为时过早，不应该更加细致地阐明我们为国家所做的积极工作在未来是什么性质。”（《革命俄罗斯》第15号）这套说法是给纯洁的读者准备的。而对待“工人阶级”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就在通俗小册子里提出了详细的方案，而没等到“为国家做的积极工作”（在资产阶级宪政国家里！）这种呼吁。
农民联盟的两本小册子《俄罗斯国家的不公正制度》（第30页）和《告全体俄罗斯农民》（第28页）当中提出了两个纲领（逐点），它们非常相像，因为它们都把最低要求同最终目标混为一谈了。这样“毫无根据的纸上谈兵”应当是为“社会革命党”的“国家工作”奠定了基础，而详细地去研究它的成果就太浪费精力了。不过在这两个纲领之中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它相当令人惊奇。
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最低纲领中，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要求土地的社会化，二是渴望（‘关键点’）发展农业劳动协会或者合作社”（《革命俄罗斯》第14号）。
但是，如果我们再看看专门针对农民的小册子和“纲领”，在这些读物里哪怕打着灯也找不着什么合作社，而社会化则是以最出乎意料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俄罗斯国家的不公正制度》这本小册子提的纲领……的确，里面说了这样的话（第1点）：土地应该“成为公共财产”，但是同时又指出，“在完成这件事之前，必须把闲置土地或者出租给佃农私人的土地无偿增划给农民，有多少需求就划多少。”
为了理解无偿增划土地的“纲领性”意义，我们需要拿其中的第3点来说明，它是这样讲的：工厂和制造厂应属于“全体劳动人民”，并且补充道，“在实现这一点以前”，必须通过工厂立法来改善工人的状况。
可见，土地的社会化就等同于工厂的社会化，被归为最终目标之一；而在最低纲领当中，和工厂立法并列的则是……无偿增划土地。就是说，鲁金先生[4]，你们是在用你们的“增划土地”，而不是社会化，来反对我们的“归还划走的土地”[5]，对吧？不然的话，你们怎么不用你们提的工厂社会化来反对我们要求的8小时工作制呢？
《告全体俄罗斯农民》这本册子里提出的纲领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纲领第10条要求雇佣工人“受到单独法律的保护，免受雇主的专横压迫……”而第11条：“让租用地主土地（也就是说，还有地主的土地？）的佃农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以及租金只能从净收入中收取……”第12条：“最终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所有土地、工厂、铁路和矿山从个别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全体人民手中。”最后这一点要求听起来像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样的话，农业最低纲领里面就只剩下对租约进行监督这一条了。我们的纲领草案当中也有这条要求，和它并列的则是追求同一个目标的“归还划走的土地”。由此可见，与我们的“归还土地”相对应的既不是社会化也不是增划土地，而完全是……一片虚无。
工作做得太出色了！我们的纲领草案就像是“空中楼阁”，社会化和合作社被连根拔起，脱离了农民的生活。但社会革命党向农民普及“纲领”的时候，合作社要么完全不见踪影，要么就是和社会化一起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呢？鲁金先生四处开火，然而却绵软无力、毫不致命，他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放弃“片面的公式，不要期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无产化实现社会化”，因为有一条更直接的路：自下而上，通过合作社来实现。那么，似乎是必须要毫不迟疑地向“全体俄罗斯农民”指出这条道路；而实际上，农民联盟却向农民精心隐瞒了农业最低纲领当中“最典型”的这两个要点。这样一来，社会革命党不也会走向“自上而下的社会化”这种“片面的公式”么？——不过，它当然不是通过“无产化”来实现这一点，而是要用那颇有声望的战斗组织来夺取政权……还是说，它可能是在推迟它最低纲领当中“最典型”的要点，等到某些人号召它去做“积极的国家工作”再拿出来？鲁金先生，解释一下这个疑惑吧！
[1]这些读物的例子可以参见苏辛斯基在《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Дело）第2号上的叙述，或者伊万·沃尔内的小册子《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Заверу,царяиотечество）。——作者注
[2]社会革命党人的通俗读物主要针对农民读者，可以说是最下流的庸俗化范例，并且打着精神食粮的幌子呈现给“人民”。作者在评论文章中已经对这些读物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我们只引用一句话，来证明这种读物的形式和它所采取的“风格”。伊万·沃尔内的小册子《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人民革命丛书第10号）中写道：“吞了农民的面包，还骑在他头上拉屎”（53页），这样的表述甚至应该说已经是最合乎规范的了。遗憾的是，出于“不可抗的因素”，我们不能引用其他更“色彩鲜明”的表达。
米·苏辛斯基的《在农民家里》（Умужиков）（来自个人回忆）这篇叙述也是如此。（《人民事业》，城市和农村工人丛书，第2号，1902年9月）——《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成立于1902年。联盟由各个地方委员会组成，并向社会革命党的地方委员会派遣代表。该联盟主要在伏尔加河地区和小俄罗斯工作，主要活动中心集中在萨拉托夫、坦波夫、奔萨、沃罗涅日和切尔尼戈夫。联盟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和宣言：《告全体革命社会主义工作者》、《告全体俄罗斯农民》、《俄罗斯国家的不公正结构》。它再版了一本在从前很受欢迎的著名宣传手册《巧妙的圈套》。小册子《告全体革命社会主义工作者》中也阐述了联盟的纲领。有关农民的部分，纲领这样写道：
“对于农民群体，我们把土地的社会化放在首位，也就是要把土地所有权转让给整个村社并由劳动者使用，其次是要在农民中发展一切形式的村社联合和经济合作社，使得农民逐步从资本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并为即将到来的集体农业生产做准备。”
这个联盟对农民运动的影响不大。1904年，联盟解散。——《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见《俄罗斯革命通报》（ВестникРус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第3号上他写的文章《论农民的问题》。——作者注
﹝译者补注﹞：《俄罗斯革命通报》是社会革命党的杂志，由一群老民粹派创立。1901—1905年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共4号。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切尔诺夫、戈茨等社会革命党领袖都曾积极撰稿，他们的文章概述了社会革命党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土地问题和恐怖等问题的看法。杂志积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工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在一些问题上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
[5]划走土地（Отрезки）：在1861年农民改革期间，为支持地主而强行划走分配给农民的份地。根据改革的“规定”，如果农民拥有的土地多于新制定的分配标准，或者将份地分配给农民之后地主的土地变少，地主有权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从农民手中夺取所谓的“剩余”土地，并利用农民缺少土地的情况将划走的土地出租给佃户，令他们做工偿债。半个世纪以来，农民坚持要求归还划走的土地，但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译注 |
他们是怎么“调和”的（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3月1日，《火星报》第3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КАКОНИ"ПРИМИРЯЮТ"
他们是怎么“调和”的
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3月1日，《火星报》第35期
Zveza翻译
嘴上说着“和平、和平”，却不带来和平，这样的人会遭殃；把苦的说成甜的、把甜的说成苦的，这样的人也会遭殃。
《革命俄罗斯》第17号的社论宣布说，我们写的《受照顾的大学生》这篇简讯（在第31期）“很不妥当”。为什么？因为我们力图把“离散和分裂这样肤浅的把戏”教给大学生们。这个指责的历史就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久远！《革命俄罗斯》说，“大学生中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认为，基于某种全体大学生的事业建立一个广泛的大学生组织，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然后它困惑地问道：“难道全体大学生的组织真的能阻碍革命组织的发展吗？”真的，“全体大学生的组织”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带去“分裂、离散和混乱”，带去瘟疫、饥荒和其他一切灾祸，要用这些东西来把它“消灭”？……敖德萨的大学生用理智反驳了我们破坏组织的狂热行为，他们宣称说：“整个大学生群体在争取政治自由的基础上同时与两党（社民党和社革党）接近，因为他们认为两党都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主要力量。”
说得很好。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否认过大学生有权因“全体大学生的事业”组织起来？我们是这样写的：“大学生群体本身，也就是学潮、游行和政治决议的集体发起人，有它自己的面貌，而不取决于组成其中的这派或者那派学生的观点。这种面貌是民主的。”但是，如果说大学生群体获得了这种面貌，如果说他们成为了俄国社会政治革命化的动因，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从大学的高墙之外传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息。革命大学生对工人的向往是近年来很有教益的一个事实。1902年的全体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正确地反映了这种倾向，因为它表示希望学生委员会与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委员会进行往来[1]。
革命的大学生们绝不能忘记《宣言》当中的这段原话：“大会确认了大学生和工人最近的联合行动，它全心全意地欢迎这个现象，并且希望学生青年和无产阶级之间更加团结。他们正步调一致地走在要求政治自由的道路上，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一步。大会认为，在大学生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适当的。如果要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在我们运动中的作用和参与程度，他们就是必不可少的。大会认为，以下的举措适合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常设的组织委员会，并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进行联络，同时大会提议由地方委员会向上述设想的组织提供协助。”
我们说这项决议是合理的政治行动，因为一旦大学生踏上“为政治自由而斗争的土地”，他们就不能不向革命的党寻求支持，这个党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在斗争，之后也会在他们身前继续斗争；一旦他们涉足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域，他们就不能不向一个依靠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党寻求指导。或许社会革命党人会说，这种政治支持和思想指导是可以自己表演的？说得好！但就算这么说也并没有回避掉选择的问题，不是吗？况且也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记住，“革命的党”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没有这么一个党，有的只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可以在争取政治自由的基础上同时与两党“接近”，但是不可能同时和两党建立某种组织关系，因为这两个党本身并没有组织联系。可以对此感到遗憾，可以对此进行指责，但是绝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不要忘记，无论多么简单的政治联盟，都会给双方带来某些政治义务。我们会说，假若大学生代表大会的措辞不那么夸大，那么它提出长期“往来”方面的问题和政治联盟方面的问题就是相当正确的。从这里开始，大会就必须讨论一个问题：结盟——和谁结盟？而政治理性则使得它走向社会民主党一边。《革命俄罗斯》抱怨说，以前的大学生代表大会都没有做过这种划清界限的举动。以前的大会……同行们，前几届大会可是在你们党诞生之前召开的。那个时候没有做选择的必要，因为没有做选择的可能性。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的党，只有社会民主党这一个党。
不，我们完全不是什么开膛手杰克，要把所有“独立的、不依附我们的”团体都屠杀掉；我们不会把基于“全体大学生的事业”，也就是“反对专制政权的解放斗争”的组织给吞噬掉。我们只是认为，必须要寻找话语组合背后的概念组合。
“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毫无疑问，如果要把这项任务称作“全体大学生的事业”，就必须要有很多保留条件。各个联合会议满足学生互助的需要时，它们并没有跨过大学的门槛；要求“废除临时条例”或者“恢复1863年的章程[2]”变成组织起来的大学生的口号时，这场运动依然是纯粹的“学院派”运动。但是，镇压行动完成了它的教育职责。对大学生来说，俄国的兵役学校成了俄国革命的军事学校。去年年初，这场运动就成了革命政治土壤上的可靠支柱。从这一刻起，它不再是全体大学生的运动了，而是一场泛民主主义运动。但它之所以不再是全体大学生的运动，是因为它踏入更广泛民主斗争舞台的行动牵涉到了反对派大学生内部的分裂：“学院派”退出集会以示抗议，因为会上通过了革命的政治决议。那我们要问问《革命俄罗斯》上那位严厉却不公正的检举人：他怎么评价这次分裂？分裂的两方当中，哪一方发挥了进步的作用？是以“大学生的事业”为名，要求大学生不要转向政治领域、不要背叛“团结工作这项艰难的事业”这一方吗？还是肤浅地沾染上“离散和分裂这样的把戏”的另一方呢？我们担心这个问题会让我们这位批评家陷入矛盾，甚至在他渴望调和的纯洁心灵里引起“分裂”……
我们继续往下讲。基辅联合会议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1902年决议的基础上——况且它也不可能停留，因为革命工作的内在逻辑推动着它。大学生群体提出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后，接下来直面的任务就是革命的策略。此时，战斗组织已经顺利诞生了，大学生们必须解决系统实施恐怖活动的问题。基辅联合会议对恐怖活动说了“是”[3]。这样一来，它就是对社会民主党说了“不”。这是它的自由。但它这样做难道不是把“派系间”的分歧带进了“全体大学生的事业”里吗？它能做到不把分歧带进去吗？这对所谓“团结友爱的工作”难道没有损害吗？还是说，它靠着玩弄权术的天真宣言，说“大学生群体不能偏向于任何一方”，这样就能消除损害了？……
而《革命俄罗斯》保护着这些大学生不受分裂分子的侵害，可它自己有没有向他们解释一下恐怖主义倾向的各种危害，以及这类倾向导致的分裂、离散和混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恐怖并不是“全体大学生的事业”。没有，它没解释。相反，它认为大学生们“以英雄卡尔波维奇[4]为代表，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嗅觉”。这句半神秘主义、半象征含义的话里自然没有任何内容，但它的目的当然是要鼓励大学生进一步体现自己的“政治嗅觉”。据我们所知，恐怖手段并不是有助于实现广泛“调和”的革命策略要点。《革命俄罗斯》也并不觉得恐怖主义的“嗅觉”能变成“跨派系”的品质。
它当然不这么觉得——尽管如此，它还是表示，希望“大学生中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会努力奋斗……让大学生群体全力以赴地支持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中的一切表现——无论是工人游行，还是像卡尔波维奇或者巴尔马肖夫那样的恐怖活动，等等。”此外，我们还听到这同一份《革命俄罗斯》说，“工人游行”可能会打击士气，暂时应该用“像卡尔波维奇或者巴尔马肖夫那样的恐怖活动”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则并不是这样。那么，受照顾的大学生们，“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的大学生们，该如何是好呢？……
是的，《革命俄罗斯》的读者们，现在是时候该破译它那并不高明的密码了，是时候该读懂“社会革命党机关报”上所谓的“调和”了。是时候该认识到，那些同无产阶级世界观展开全盘激烈斗争的人，他们滔滔不绝讲述的“调和”和“联合”是多么的空洞、多么的虚伪！
他们四处奔走，竭力散播怀疑——赤裸裸地怀疑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法——同时又用着深刻庄重、不容置疑的措辞，说什么“自主培养的信念”比“可以随便扣的派别帽子”更重要，还有“革命组织”（而不是像《火星报》这样的）能够欢迎团结的大学生运动的发展，用诸如此类的话术掩盖他们的“批判”工作。对于这种陈词滥调，我们只能不解地耸耸肩膀，并且惊讶地问道：面对这样舞文弄墨的酸腐之气，有识之士怎么可能会不窒息呢？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5.html
[1]我们希望《革命俄罗斯》也能同意我们的看法，也就是：它到目前为止——当然，是因为一些无法被它的意愿左右的情况——都没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农业社会主义联盟的小册子《沙皇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就指出，“城市的工厂工人已经在与社会主义者联合……并且同他们一起组建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党”，而“更准确”的说法则是社会民主党——不过，这里当然只能看出一个意思，那就是它希望不要加深“派系间”的分歧。——作者注
[2]1863年的章程：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自由主义改革也影响到了大学生活。1863年出台的新章程给予教授们广泛的自主权，让大学摆脱了督学的监管。所有经济、行政和学术工作都交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同时委员会还负责任命学生审判会的成员。不过，章程虽然赋予教授自主权，却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大学生群体。
废除临时条例：在1889年的大型学潮之后，沙皇政府颁布了“临时条例”。根据条例，被发现参与任何团体示威的所有大学生都将充军。1901年1月11日，基辅大学发生小规模骚乱后，183名学生被逮捕并送往军队。此事在全俄罗斯引发了高涨的愤怒情绪。1901年3月4日，圣彼得堡发生了一次学生和工人抗议的浩大示威，并以警察的残酷镇压告终。2月和3月期间，数以千计的示威浪潮席卷了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和其他城市，要求释放这183名学生、废除“临时条例”、恢复1863年的大学章程和大学的完全自治。
1884年，随着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而发起进攻的反动力量废除了大学的章程；1889年，又引入了“临时条例”（见上）来加以取代。恢复1863年的章程是1900—1903年期间大学生们的共同要求。——《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见联合会议11月3日的宣告。文中叙述说，“社会革命党承认，恐怖是和其他斗争手段并列的办法，同时还决定从本党之中分出一个‘战斗组织’，由它负责消灭政府中危害最大的代表。”……就和《革命俄罗斯》的社论上写的完全一样！但令人好奇的是，社论说，上一届大学生代表大会寻求与社会民主党接近，而它犯的错误在于，“大会被一批有某种方向的得势之人鼓动了”（第17号）。基辅联合会议不也犯了一样的错误吗？《革命俄罗斯》的公正意见会非常有助于澄清这个有趣的问题。——作者注
[4]卡尔波维奇（1875—1917）曾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1898年，他转入尤里耶夫大学（译注：今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因为共同领导学潮而被开除出校。1901年2月14日，卡尔波维奇枪杀了国民教育部长博戈列波夫，并被判处20年苦役。1901年4月30日起，他被囚禁在什利谢利堡。1906年1月30日，他被转运前往西伯利亚，并于途中脱逃前往国外。二月革命后，他在返回俄国的路上溺水身亡。——《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冯·普勒韦先生的新运动——就内务部的周年纪念施政演说所做的评论（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НОВЫЙПОХОДГ.ФОН-ПЛЕВЕ
冯·普勒韦先生的新运动
（就内务部的周年纪念施政演说所做的评论）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4号，1903年2月15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7.html
这位老刽子手几乎是用《俄罗斯公报》那些自由派的文体谈起了即将到来的“改革”。要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按1861年制定的农民地位法案所遗赠给我们的榜样”进行重大的“农民变革”了。
普勒韦过分谦虚地说道：“如果我们认为内务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这些问题，那这就是一种轻率的自负；我们部门只是想为这个储藏着一切创造性精神力量的国家宝库尽一份绵薄之力。”这项工作“会吸收农民事务领域最优秀的专家来参与”。
会“吸收”！对于当下这个时代来说，这真是再贴切不过的词！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不正让人想起了布纳科夫[1]、马尔丁诺夫[2]、谢尔宾纳[3]、诺维科夫[4]和其他的先生们么，他们就因为为“储藏着一切创造性精神力量的国家宝库”贡献了“绵薄之力”，被内务部（的国家警察司）“吸收”了去，受刑法典那些严厉条款的制裁！
不过，俄罗斯的公众人物有着惊人的天赋……需要反动时显得恬不知耻，转到自由一面时又完全不记旧仇了。普勒韦先生的“御座”演讲简洁有力，这让俄罗斯那些靠国家政事这样的话题维生的报刊展现出了无穷无尽的机智和敏锐，纷纷开始解读起部长的承诺来。自由派用自由派的想法去解读，反动派则用反动派的思维去看待。《新时代》深受感动地说道：“老天爷！这能给烦闷的人们多么大的希望啊，哪怕它就像梦一样虚幻！”
但是，让我们凑近点看这希望吧。一位年迈的作家，康·费·戈洛温[5]，对国家与彼得堡的主管人之间的“团结”作了这样的想象：
省内的首席贵族和地方自治会议推选的代表，这两方将人数均等地组成一个“大约130人的定额，完全足以为三个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门，即内务部、财政部和农业部建立咨议机构”。这就意味着体系的顺利完成。而“在地方，在各省之内，要建立起混合成分的机关，使得民选人员和行政指派人员能够协同行动”——主管席位则由省长先生们担任。
这个致力于联合的计划正是洛里斯—梅利科夫[6]“宪法”的翻版（众所周知，它自命为宪法正是为了使专制制度不受宪法的限制），这个政治骗局的侥幸果实在苏沃林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西格玛先生[7]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多一些友爱，对“阶层制在国家层面的意义”多一些信心——分裂的俄罗斯就会团结起来，邪恶将被善良所取代，“民众会本能地亲近他们的国君，专制思想将在国内焕发新的光彩。”
“光荣的牧群”里又传出另一个声音——当然，别觉得“专家”就真的能教给部长先生们什么东西。哪能呢！……不过每个人都有个无法抑制的需求，那就是看看他自己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成效。结果，“连官僚们也不能免俗”。于是，官僚的特性和全人类的通性相结合，似乎就有了“召集130名‘专家’来为三个部门的宝座服务”的点子。
这个拙劣的“政策”意图很明显：还有些顽固的社会力量，那就让我们试着制服他们吧——沙皇的铁腕可从不缺少镇压手段。他们还不顺从？那我们就试着在政治上收买他们。把祖巴托夫送去工人那里，把万诺夫斯基[8]送去大学生那里，把普勒韦送去地方自治派那里。我们会把地方自治的领袖“吸收”到部长办公室的深处，如果必要的话，再为他们的“咨议”劳动付些报酬，用官衔腐蚀他们的公民良知，用勋章哄骗他们反对派的荣誉……昨天还顽固反抗的地方自治派就会变成“责任部门”的走狗。结果，权力就这样同“国家的创造性力量”达成了生气勃勃的统一。
当然，这个计划不过是普勒韦先生偷盗社会财富的一次尝试，但这尝试的手法可拙劣得很，因为这伊凡雷帝式的“削藩”只没收了极小一部分贵族土地（如果真的有没收的话）[9]——俄罗斯专制制度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无底深渊绝不会消失。
注释：
[1]布纳科夫（1837—1904）是有名的教师。他在沃罗涅日的军事中学里教书，他还在此地创办了一所私立小学，很快获得了模范小学的美誉。1872年起，他领导了全俄教师代表大会。后来，他又主持沃罗涅日省的公共教师培训班。1902年，他成为县和省一级的地方自治议员，并被选入持反对派观点的"沃罗涅日省农业需求委员会"。由于参加该委员会，普勒韦剥夺了他从事教育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将他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州，由警察公开监督。——《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谢·维·马尔丁诺夫是政治家和医生。1882年，他因参加民意党而在彼得堡被捕。审前拘留3年后，他被行政流放到叶尼塞省5年。在这一刑期结束后，他的流放时间先是延长了两年，然后又延长了一年。1893年，他从西伯利亚归来，住在沃罗涅日，并在地方自治局当医生。由于马尔丁诺夫参加"沃罗涅日省农业需求委员会"，并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必须召开代表大会的著名报告，他立即被逮捕，并根据普勒韦的命令被行政驱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3年。——《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费·安·谢尔宾纳是著名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和统计学家。自1884年起他担任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的负责人。他撰写了统计、农民经济、农村预算等方面的文章和小册子。由于参加了持反对派观点的"沃罗涅日省农业需求委员会"，他于1903年被沃罗涅日省行政驱逐出境。他是来自库班省的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在杜马中，他加入了民粹社会主义者的派系，在这个党的右翼占有一席之地。——《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诺维科夫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领袖。他的职业生涯从担任地方自治领导人开始，90年代曾在农业部任职，1902—1904年任巴库市长。他积极参加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运动，因此招致政府的大量迫害。——《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5]康·费·戈洛温（1843—1903）是偏向保守的小说家，他用"奥尔洛夫斯基"的笔名在反动的《俄罗斯通报者》上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故事。后来他开始在《俄罗斯评论》和《欧洲信使》上发表文章，另外他还写了一些批评文章。1903年，他的作品全集十二卷发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洛里斯—梅利科夫宪法是由伯爵米·塔·洛里斯—梅利科夫（1825—1888）将军构思的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僚，希望用自由主义的施舍来安抚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1880年冬宫爆炸案之后，洛里斯—梅利科夫处于官僚阶级的最高层，他被任命为最高行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以打击暴行，并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洛里斯—梅利科夫以自由主义者著称，但逮捕、流放、镇压并没有停止，刺客姆拉德茨基在试图刺杀之后的24小时就被军事法庭处决。革命活动的暂时停顿给人的印象是，洛里斯—梅利科夫成功地应对了他的任务，于是他很快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在这一立场上，洛里斯—梅利科夫对自由派舆论做出了一些让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审查压力，并准备了一些进一步的措施，如减少赎买费、帮助农民购买土地、为安置提供便利条件、实行一些非常有限的自治、建立一个由省地方自治局选出的代表，即由大、中地主代表组成的咨议机构。这些计划后来被称为"洛里斯—梅利科夫宪法"，然而，这一宪法只停留在纸面上。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后，最凶恶的反动时代开启了，被反动界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洛里斯—梅利科夫很快被解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7]西格玛（谢·尼·瑟罗米亚特尼科夫的化名）是一名反动记者。从1888年起，他在《周报》撰稿，从1891年到1893年，他在那里负责对外国生活的评论。1893年他加入苏沃林的《新时代》报，成为该报最热心的雇员之一，并在该报上发表具有极端爱国主义特点的故事和讽刺文章。——《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8]万诺夫斯基（1822—1904）是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陆军大臣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教育大臣。他毕业于士官武备学校；自1868年起，他指挥一个步兵师并参加了俄土战争。1878年，他指挥一个东方支队，同年获将领副官衔。亚历山大三世登基后不久，万诺夫斯基出任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在职期间对军队实行最严格的纪律，是极端反动的支持者。万诺夫斯基领导下的所有军事中学都被改造成军团，减少了后备军士官生的优待，在高加索和谢米列奇耶省引入征兵制，鼓励军官之间决斗。1898年，万诺夫斯基被解除陆军大臣职务，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委员。1899年，他被派去调查学生暴动的原因。教育部长博戈列波夫被杀后，万诺夫斯基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在新岗位上，这位勇敢的将军从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动派变成了一个自由派：他试图软化博戈列波夫在学校强加的军营制度；他释放了向士兵投降的学生，允许召开学生课程会议，使班长制度、食堂和互助储蓄合法化。然而，这些善意的措施都被相当约束性的限制所包围，使得学生们拒绝承认这些措施。在高等教育的"改革"领域一无所获后，万诺夫斯基将自己的活动转向了中学。但在这里，除了废除文法中学里的希腊语学习外，他也是一事无成。1902年，内务部长西皮亚金遇刺后，万诺夫斯基辞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9]特辖制是伊凡雷帝为摧毁封建大贵族和领主的封建割据势力、巩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在1565至1572年期间实行的非常制度，期间特辖区内的王公和领主被遣走，他们的世袭领地被分配给特辖军和中小贵族。这里是将普勒韦的“改革”比喻为（拙劣的）特辖制。——中译者注 |
在龌龊和荒芜的世界中（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ВМИРЕМЕРЗОСТИИЗАПУСТЕНИЯ
在龌龊和荒芜的世界中
（来源于我们的社会生活）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4号，1903年2月15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2.html
1月14日，彼得堡的高等法院开始审理前喀琅施塔得警察局长沙夫罗夫中校的案件。
我不会详尽地描述这桩重案，而是让各位读者去读俄罗斯的“合法”媒体报刊，那边已经详细描写了沙夫罗夫受审的细节。我只会专注于前警察局长案子里特别意味深长的方面，以及受审查的媒体就算想写也写不出来的一些结论。
好多年以来，沙夫罗夫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警察局里任职。他的品行相当不堪，以至于警察总监都把他叫做“莫斯科警官队伍里的头号受贿犯”（这么说来，其他那些警官不过是没有他那么明目张胆而已）。沙夫罗夫因为贿赂被彼得堡警察局开除，结果他手下负责办事的伙计奥格尼奥夫不仅没让主人满意，还挨了一顿打，被赶回了老家。履历上这点小小的“意外障碍”并没影响沙夫罗夫在1896年就任喀琅施塔得警察局长。当喀琅施塔得的长官质问沙夫罗夫的情况时，彼得堡市政府的答复是：“他当时是因为家庭原因才退职的。”在喀琅施塔得，沙夫罗夫得以尽情施展上帝赐予他的一切才华。他从容不迫地管理国库的宝箱，就像在管理自己的钱包。警官们害怕被他开除，只得给他进贡大笔的捐税；给消防队职员的奖金也流进了沙夫罗夫的口袋。市民们随便做点什么都会被罚款，而罚金则被警察局长吸进了肚皮。然而，他却对妓院关照有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像父亲宠爱孩子一样关心青楼的事情。当然，警察局长的温柔可不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情感，老鸨们很清楚该怎么感谢沙夫罗夫“父亲”般的态度，以及他对不间断供应酒精饮料、夜间营业和频繁发生刑事“纠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根据一位目击者机智的观察，喀琅施塔得的居民在警察局长还在世的时候就给他立了块纪念碑，还把一座在局长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妓院命名为“沙夫罗夫之家”……
居民们为什么就只是看着呢？为什么不去控告呢？确实有人控告过，但是要想指控官员的话只能向他的“领导”报告，而不能去法院申诉。领导则是雷打不动地在申诉信上写下“不予照准”。他的统治进行到第四年的时候，检察院才进行了一次秘密调查，证实了所有投诉的真实性。看来，想必现在沙夫罗夫是要上被告席了吧？完全不是这样。必须要从沙夫罗夫的上级，也就是喀琅施塔得的军事长官那里收到指示，才能开始走预审的诉讼程序。然而长官认为对沙夫罗夫提起的公诉“没有充分的依据”——而且更绝妙的是——“不过是来源于思想不端之人的告发”。长官总算还是对这些指控做了行政（也就是警察的，而非司法的）“调查”，结果是沙夫罗夫比白鸽还干净。这案子本来可能会像我们国家的大多数案件一样就这么结束了，但高等法院的检察官并不满足，而是去找了当权的枢密院。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位检察官迈出了这一步（很有可能只是和那位长官关系不好），但这终究还是把沙夫罗夫送上了被告席。
哪怕是上了法庭，互相包庇窝藏的行为也没有停止。海军中将卡兹纳科夫作为证人在自己家里接受了讯问，他以自己的名义，以及根据彼得堡前市长冯·瓦尔对沙夫罗夫的口头描述，极力为被告做担保。
“沙夫罗夫不是警察‘大家庭’里的败类。不，他充其量只是‘平等群体里打头的那个’。”[1]沙夫罗夫的前上司差不多就是用这种话评价这位马失前蹄的喀琅施塔得警察局长的！
注释：
[1]80年代中期的时候，另一位喀琅施塔得警长戈洛瓦乔夫的诉讼案也曾引起过轰动，他因为一系列罪行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其中和妓院生意串通也是他罪名当中醒目的一条。
而所有的这些沙夫罗夫们都团结在一个全能的团体之中，为了收受贿赂、为了享有侮辱普通居民而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而相互担保。现在这类“清洗”警察局的尝试相当频繁，却丝毫不能改变这个部门的“光荣”传统。一个正直的人只要进了警察队伍，他要么自甘堕落，要么只能辞职走人，这个“团体”本身比起进入其中的组成人员要更加强大。挽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赋予每位公民在法庭上起诉任何官员的权利，而无需向其上级投诉”。（《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草案》，《火星报》21号） |
高尚取代纲领，焦虑取代策略（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2月1日，《火星报》第3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БЛАГОРОДСТВО,ВМЕСТОПРОГРАММЫ,ИНЕРВНОСТЬ,ВМЕСТОТАКТИКИ
高尚取代纲领，焦虑取代策略
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2月1日，《火星报》第33期
Zveza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6.html
本报对罗斯托夫的事件[1]进行了政治评估，其中这样写道：“不过，社会革命党可能会以不同的角度描写这次事件，并且，想必在他们看来，假如那六名在罗斯托夫被杀的同志是为了刺杀某个警察败类而死的，那一定会‘更死得其所’。”对于这些话，《革命俄罗斯》试着用怒火中烧的高尚情感来点燃读者：“很难想象，运动刚刚被粉碎、被镇压，死去战士的坟墓刚刚堆好，他们洒下的鲜血都还没有干透，两派革命者竟然就争执起来，开始辩论他们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同志以哪种形式死去。假如可能的话，这种亵渎和侮辱（我太高尚了！）的争论会证明，被宗派主义蒙蔽双眼的人们能够把这些珍贵的鲜血、这些神圣的牺牲、这些严肃和极度悲惨的事件遗忘到什么地步……这真是颠倒黑白，对革命者的认识真是令人惊叹！”（15号）
刚刚堆好的坟墓……鲜血……亵渎和侮辱……尸体……牺牲……宗派蒙蔽……而在这一切之上的，则是高贵的、“超越派系”的思想劈下的耀眼闪电。虔诚的读者们蒙在鼓里，被震得双耳欲聋，结果问题本身则顺利地偷梁换柱了。
然而，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在《革命俄罗斯》第12号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未来的非武装示威未必能起到同样的激励和振奋效果……它们有时还会产生‘打击士气的作用’，这样的风险不断增长。”《革命俄罗斯》进一步论述说，“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进行群众性的武装反抗，无论‘反对采取果断行动的人’如何反对，恐怖活动都会继续存在。”当然，恐怖是需要牺牲的。“但请看，仅仅在巴统工人示威期间就有约30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被打死。奥布霍夫工厂罢工期间的和平示威也以流血奋战而告终。”现在是时候了，不要再“只做一块铁砧了，忍受锤子的敲打不是你的使命”，是时候对打击群众的行径做出回应了……方法则是用左轮手枪射击（据我们所知，它并不总是能命中目标）。
在罗斯托夫爆发的真正的革命事件，它的逻辑就像吹纸牌屋一样吹倒了《革命俄罗斯》那脆弱的恐怖主义逻辑。顺便一说，罗斯托夫事件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在它的映照下，恐怖主义活动必然会得到不含浪漫色彩的真实评价……我们建议我们的反对者，也就是支持“采取果断行动”的人们，把第12号刊物上提出的意见应用到具体事实当中去，然后再决定这个问题：现在，在罗斯托夫进行武装示威仍然不能实现，此时让六位死去的同志在六次恐怖行动当中献出生命，这样做对事业是不是更好。“倘若死去，握着武器死去会更好，这死亡也要让敌人付出沉重代价。”（《革命俄罗斯》）
而回应我们的则是一连串滔滔不绝的高尚话语，教人难以抗拒。当然了，先生们，你们很高尚；你们当然比“锱铢必较的派系斗争”要高贵，但难不成这能剥夺我们期待的权利吗？“该怎么回应政府的暴行？”（这是本文引用的《革命俄罗斯》第12号上那篇文章的标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期待是，罗斯托夫事件这个伟大的直观教训能够开导你们，让你们明白真正革命性的答案——是该为群众性的反抗做准备，还是用个别人的反抗来把革命符号化？你们认为，“罗斯托夫事件太过复杂，不能把它选作同其他派系算账的借口。”这种陈腐的狡辩搪塞是什么意思？罗斯托夫事件很复杂，罗斯托夫事件很重要——需要去理解它，需要去评价它。但是评价取决于阶级观点，理解则取决于学说和主义。这里就是在评价这复杂而重要的事件，而要和革命冒进思想“算账”，和表面坚持原则、实际上背弃原则的观点“算账”的话，还有哪里比得上这里呢？
你们不喜欢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评价？有鉴于你们自身的“民主”本性，这一点可以理解。那么，请把你们的评价告诉我们吧，把我们的评价给驳倒；这会是一场有益的观点交锋。但是，这种把脑袋埋进沙子的“统一”，这种用“派系”一词见风使舵的行为，这种希望用铺天盖地的漂亮话掩盖纲领和办法上根本差异的想法——这种“策略”除了把事情搞得愈发混乱，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况且，尽管有着“超越派别”的美德，但对于罗斯托夫事件，你们自己也忍不住参与了这“亵渎的争论”。你们没有忍住，这是件好事。你们希望把自己的策略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对立起来，所以在这同一篇文章当中提出了极其有启发性的东西。你们这样说道：“在罗斯托夫形成了一个小组，它试图独立地参与罢工，并且发表了一份宣言，签名是‘一群社会革命党人’。无论这种尝试多么短暂，但它还是揭示了所有向往……社会革命党潮流的人和团体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那就是——他们的愿望不是走在形势后面，而是要推动形势发展，要求勇敢的革命主动精神”，等等。
形成了一个小组……试图参与……但是这个尝试很短暂。这确实是个相当“典型的特点”！在不断地做工作、让群众革命化的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形单影只。但是，一旦它把社会的温度提升起来，给革命性的“短暂瞬间”创造出条件，社会革命党人的团体就出现了，而且还试着“独立地参与”。社会革命党政论家做的这个鉴定确实是非常好，它充满了深刻的意义。在短短的几句话当中，它就用自掘坟墓式的清楚发言揭示了整个社会革命党的产生所带来的历史“意义”。
若干年以来，社会民主党都背负着各种来自所谓进步社会的雷鸣般的嘲笑和讥讽，形单影只地刨松社会土壤，把革命思想引入工人街区。陈腐学究、教条主义者、狂热分子、宿命论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大堆这样的绰号伴随着俄罗斯的“信徒们”。昔日的领袖和先知们编造了这些绰号，而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党的先生们在精神上和他们是同源的。然后呢？近年来我们看到的各种反对派和革命斗争都是主要革命进程——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当中的衍生或者反映。社会民主党借助它号召学生上街；农民阶级，他们的起义当中存在着政治思想的萌芽，又从革命化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那里领会了这些思想；党还复活了那可怜的地方自治局反对派，最后送了它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前社会主义者做它的领袖[2]。最后还有：社会革命党本身的存在就应该归功于社会民主党——这可不是什么悖论。
社会革命党人从革命学说当中解放出来，因而被剥夺了阶级力量，他们没有能力独立地发挥革命作用。他们的本性赋予他们的唯一权力就是“短暂的尝试”和“独立地参与”一些并非由他们引发、所做的工作也和他们无关的事件。他们想的是一把全押，把庄家的钱统统赢走。对于一群缺乏原则、在政治方面十分焦虑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愿望是非常自然的。今天，在罗斯托夫事件之后，他们说必须要知道武器在哪里、部队的驻地在哪里，以便“利用罢工夺取城市”，而明天，夺取城市的尝试失败之后，他们就会呼吁我们（“暂时”）用恐怖活动当作练习。一把全押！这就叫“要求勇敢的革命主动精神”，这就叫“他们的愿望不是走在形势后面，而是要推动形势发展”！你们是在向谁要求“革命主动精神”？展示一下吧！你们推动了什么形势的发展？我们可不知道有这种事情！你们的整个革命精神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另一面。你们所有的策略都极其缺乏革命主动精神，是在软弱无力、奴颜婢膝地向革命时刻献媚……
[1]1902年11月，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工厂工人举行了罢工。20世纪初，该市约有3万名工人，其中一半受雇于弗拉季高加索铁路主要车间（2600人）、阿斯莫洛夫烟草厂（2200人）和阿克赛犁厂等大型企业。11月2日，铁路车间锅炉工段的工人因管理层在计算工资时故意出错而举行了罢工。11月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顿河委员会发布公告，呼吁铁路车间的所有工人进行罢工，并提出了罢工者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每天工作9小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以及解雇最受厌恶的工头。11月6日和7日，罢工蔓延到整个城市，并开始具有政治性质。11月11日，警察和哥萨克对群众集会上的罢工者动用武力，6人被杀，17人受伤。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群众集会又持续了两个星期。为了表示声援，季霍列茨卡亚车站和新罗西斯克、矿水城、弗拉季高加索和戈梅利等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官方逮捕了最活跃的罢工者并将他们驱逐出城市，最终迫使其他罢工者返回工作岗位。11月26日，罢工结束。同一天，顿河委员会发表了《致全俄公民》的宣言。
对于罗斯托夫工人因罢工而产生的政治行动，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个阶级站出来反对所有其他阶级，反对沙皇政府。”约有30个与《火星报》有联系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团体通过印发传单对罗斯托夫罢工做出了回应。罢工在俄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西欧同样引起了反应。——译注
[2]指彼得·司徒卢威。——译注 |
周年庆上的奴才行为（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3号，1903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ЮБИЛЕЙНОЕХОЛОПСТВО
周年庆上的奴才行为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3号，1903年2月1日
Zveza翻译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9.html
敖德萨市的市长向科学院院长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1]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
“各家报刊的代表、文学家资助协会和科学爱好者协会同400名排字工人一道，祝贺定期刊物出版两百周年，并回忆阁下为教育和文学事业所做的不懈努力（！）。他们一齐（！！）向阁下致敬，请求您接受他们由衷的祝愿，希望祖国的文学能经久不衰，饱含力量与荣耀（！！！）。”
“祖国文学的荣耀”——正是这康斯坦丁大公听从了侦缉队的判断，把马·高尔基[2]从科学院里赶了出去，而敖德萨的文学家们却和排字工“一齐致敬”，向着这个强暴了“教育和文学”的人卑躬屈膝。这算是什么东西？是敖德萨市长伪造了这“同心同德”的假象？还是敖德萨的新闻人士在政治上彻底败坏了？
注释：
[1]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大公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禁卫团的指挥官、追求“爱与纯粹之美”的诗人。1900年，他成为军事学校的校长，同时也是文学艺术类的荣誉院士。曾担任科学院院长。在诗歌方面，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崇拜费特和迈科夫，也是“为艺术而艺术”流派的代表。作为一个诗人，他缺乏显著的天赋，其诗歌也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马·高尔基（本名阿·马·佩什科夫），作家。他曾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用他的关系和财富帮助社会民主党。在1909年之前，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最为密切。1909年，由于他对“前进派”（впередовцы）和“造神主义情绪”（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коенастроение）的同情，他与列宁分道扬镳。战争期间，高尔基出版了一份温和的国际主义杂志《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这是俄国唯一的反护国主义机关报。二月革命后，他与一些左翼社会民主党政论家和文学家（苏汉诺夫、阿维洛夫、巴扎罗夫、捷斯尼茨基等）一起创办了国际主义报纸《新生活》，该报纸成为社会民主党内一个特殊潮流的统一中心，即所谓的“新生活派”。十月革命越临近，高尔基的报纸和布尔什维克道路之间的分歧就越明显。《新生活》和高尔基本人都以毫不掩饰的悲观态度看待十月革命，预言革命会很快失败，并满足于“组成一个涵盖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主义党的联合政府”这样的建议。在十月之后的头几周和几个月里，高尔基以“不合时宜的想法”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对群众创造力的不信任以及对底层人民不开化的恐惧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反苏维埃的庸人哲学。以及，高尔基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报刊辩护，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性，需要不同政党之间的自由竞争。
1919年，高尔基（不幸的是，时间不长）与他之前的偏见决裂，转而热情和真诚地捍卫苏维埃政权。近年来，高尔基再次向右转，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22年的审判中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的讲话。目前，高尔基旅居国外。
将高尔基排除出科学院一事是这样发生的：1902年2月底，高尔基从科学院获得了“科学院文学艺术荣誉院士”的称号。然而，3月10日的《政府通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вестник）报道说：“鉴于出现了俄罗斯语言文学和艺术联席会议所不了解的情况，根据《刑法诉讼条例》第1035条提请调查，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佩什科夫（笔名高尔基）的名誉院士选举被宣布无效”。
因为在政治上不可靠而拒绝确认这位广受尊敬的大作家为院士，这引起了广泛的愤慨。名誉院士契诃夫和科罗连科为抗议对高尔基的排斥，在报刊上宣布他们放弃自己的院士称号。——《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在芬兰问题上进行爱国主义告发的报刊（列夫·托洛茨基，《火星报》33号，1903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ПЕЧАТЬ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ДОНОСАОФИНЛЯНДИИ
在芬兰问题上进行爱国主义告发的报刊
列夫·托洛茨基《火星报》33号，1903年2月1日
Zveza翻译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01.html
列昂季耶夫，“大名鼎鼎”的卡特科夫[1]身边的“著名”亲信，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不该再给告发这个词安上贬义了。”这句话不单纯是个无耻的恶作剧，它非常恰当地为我们的反动报刊的政治纲领做了概述。《莫斯科公报》、《光明》、《公民报》和《新时代》，他们用上了手头所有的报纸业务，试图向普通居民灌输这种可耻的想法，即适时的告发是身为人和公民自然而然的职责。
我们在最新一号的《新时代》上读到其中一篇文章：“芬兰政治的地平线仍然被乌云笼罩……表面上四周一片平静，但当地谋反者的地下工作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瑞典党[2]的特务已经遍布整个地区，还在加倍努力地进行煽动。非法集会还在继续……芬兰现在事实上没有法院，因为这些玩弄权术的法官不为法律献身，而是乱党的奴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进行煽动的头目仍然逍遥法外，但如果用上一些赋予给边区首脑的行政权能，那么对付他们就不会花太长时间。”（9648号）这算什么？到底是篇报刊文章，还是说不小心把警察局特务的秘密报告给印刷上去了？而这个时候，连我们那些“用和平方式进行‘煽动’的地方自治领袖”都在“行政权能”的帮助下被一扫而空了，以及，现在整个国家都苦于同这套他们试图在芬兰也确立起来的制度作斗争……圣彼得堡的报纸则公开为专制制度的特务办事，给他们在拒绝顺从的芬兰进行的侦缉工作添砖加瓦。而俄罗斯的知识界却找不到任何办法去把这淫荡畜牲的嘴给堵上！
可耻，可耻，真是可耻！！！
《莫斯科公报》支持把俄罗斯的法院引入芬兰，取代当地“姑息纵容”的法院，它写道：“……芬兰人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以俄罗斯君王之名义办事的俄罗斯法院那样，能对俄罗斯的亲切、俄罗斯的正义和俄罗斯的宽宏大量有如此密切的了解！”正是这样！……对芬兰人而言，最近的政治进程可以说是极好地说明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无情的生活！它用微妙的狡诈，把那反动的热情转变成了一出革命的讽刺剧。
注释：
[1]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是著名的反动派。在青年时期，他参加了斯坦凯维奇的圈子，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巴枯宁和别林斯基。1840年，他离开俄罗斯，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他逐渐从一个理想主义的反对派转变为一个非常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这导致他与巴枯宁和别林斯基的关系急剧破裂。返回俄罗斯后的几年里，他一直在莫斯科大学讲授哲学。随后，他成为《莫斯科公报》的编辑。从1856年起，他编辑了《俄罗斯通报者》杂志，他在那里先是采取了温和自由主义的立场，然后越来越转向反动。在1863年残酷平定波兰起义期间，卡特科夫完全为沙皇政府的政策辩护。从那时起，他抛弃了他以前的“自由主义”的最后残余，成为一个公开的反动分子。他领导了与“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试图取悦政府和“高层圈子”。
在80年代，卡特科夫与波别多诺斯采夫一起，代表了最为无情的贵族反动。直到他去世前，他一直在编辑《莫斯科公报》，而在他的领导下，《公报》成为了极端保守主义的机关报。——《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瑞典人党（Шведоманы）是芬兰的一个土地贵族和金融及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名称本身就表明了它与瑞典或瑞典化元素的关系。瑞典人党坚持保留由瑞典人带来的旧芬兰宪法，其中确保了土地贵族的控制地位，反对中等资产阶级的觊觎。瑞典人党越是坚持保留过时的宪法，就越是对沙皇政府忠诚。在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瑞典贵族总是通过其忠诚的行为努力获得一些有利于芬兰自治的让步。但是，当尼古拉二世时期的沙皇政府走上了对芬兰进行俄罗斯化的道路、“自上而下”送来帮助的希望最终粉碎时，瑞典人党转到了合法反对派的阵营。自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中心，芬兰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对派分子都围绕着他们。瑞典人党同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也建立了联系。在1904年，他们与青年芬兰党一起成立了一个联合党，即“立宪派联盟”。这个党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它越来越转向右翼，并在1907年再次分裂为瑞典人党和芬兰人党。暂时加入他们的温和小资产阶级分子——青年瑞典人——很快脱离了瑞典人党，而由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组成的瑞典人党的老核心成为了新的“瑞典人民党”的形成起点。——《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对唯心主义思想光谱的评论（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3号，1903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АЯГАММА
对唯心主义思想光谱的评论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3号，1903年2月1日
Zveza翻译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8.html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很快就会淹没在唯心主义的浪潮下。3月1日起，一份名为《黎明》的日报将会在彼得堡开始发行，这名字显然是为了与斯图加特出版的那份《黎明》报刊相对抗。它的编辑将会是亚尔蒙京[1]，也就是《唯心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这份报纸的公告说，它的目标是“将真理与良善的思想带入知识界中”。这高尚的目标最后落在了坚实的掌控之下。
缅希科夫[2]先生，《给邻人的信》的作者，也没有放下他的唯心主义武器。他从苏沃林先生那里领薪水，而苏沃林先生又受雇于财政部，甚至可以说，还依赖着其他人和其他部门……
明斯基先生[3]、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4]、罗扎诺夫先生[5]、别尔措夫先生[6]，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一旦情况需要，便会为上帝效劳，推行真理与良善的思想。
通过布尔加科夫[7]的基督神智学，这一辈杰出人物同撰写《唯心主义问题》[8]的群英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有十二个人，每个人都多少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名人。
批判性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督教唯心主义，新时代的唯心主义……哪一种更值得尊敬呢？
然而，我更愿意认为，这些并不是不同的类型，而只是不同的程度。可怜的别尔嘉耶夫[9]先生像那穿靴子的猫一样，快步走向沃伦斯基[10]、明斯基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11]。“寻求灵魂”的不同阶段就像一幅全景图一样，在读者面前飞速闪现。谁又知道明天会是什么呢？
在这样的跃进之后，就能愉快地在西格玛先生和他的同事缅希科夫先生那相当完备的唯心主义里寻得心神的安宁了。既没有任何顾虑，也不需要什么希望，一切都清清楚楚。
西格玛先生抱怨说：“那些狭隘的唯物主义者声称‘人是在特定的生命酵母上发酵的化学物的组合’，他们讲这些就是想说没有上帝，没有什么高于人的东西，唯有人所渴望的东西才是必要的。要是说人就是上帝，那他就没有可以祈祷和忏悔的对象，也没有受难的目标了。人的愿望会代替法律，人的思考会代替普世的理性，混乱会代替秩序，分歧会代替和谐。”西格玛先生深深思考着，停在了两架“思想阶梯”面前：“要么是实在的科学、思维发展、把人的智慧神化、陷入混乱；要么是灵魂的协调发展、良知的自由、集体一致和生活和谐”（父权制的抢劫？）。
显然，西格玛先生回想着布尔加科夫先生“不要马克思，而要退回到圣尼古拉”的呼吁（不要“有局限性的西方科学”，而要“基督的神智学”），而正确地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唯灵论者当下的尝试不过是要把实在的科学同宗教思想的抽象结论调和在一起。”虔心笃信经文的唯心论者继续写道：“以圣安东尼的训诫为例，这位四世纪的隐士试图将埃及的渔夫和孩童神化，把他们教导成神一般的人[12]……隐士教导说，理解上帝的方法就是仁慈。仁慈的人不能领受财富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意志，哪怕是赏了他黄金万两（别尔嘉耶夫先生附和道：‘不能为了世间任何财富，更不能为了权势和生活的成功……’）。因为尘世俗物如同大梦一场，财富也只是无名无籍、转瞬即逝的幻影。”
缅希科夫先生为他的同僚做了补充：“唯一使人民受教益的东西便是宗教；向蒙昧的群众严肃地宣扬我们温和的宗教，能够使人的灵魂拥有最高贵的面貌。”
通过“温和的宗教”，向那些“蒙昧的群众”一劳永逸地灌输“财富无名无籍、转瞬即逝”这样的观念，让他们觉得压迫和剥削这些“尘世俗物”都是大梦一场，要是真能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现在我们再看看已故的列昂季耶夫[13]，那位国家警察局里的唯心主义者吧，他简洁明确地说：“宗教是一种伟大的学说……用铁腕约束人民群众的时候，它相当实用和可靠。”
这就是唯心主义思想光谱的全貌了。
“把你的脏手拿开！”别尔嘉耶夫先生号叫着*，他注意到，在这唯心主义的“殿堂”里，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并不洁净的社会……而世界的神灵从殿堂高处注视着困惑的别尔嘉耶夫先生那渺小的身影，露出了讽刺的笑容……
*参见他写的书籍。
注释：
[1]亚尔蒙京是黑色百人团的政论家，《黎明》的编辑。——《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米·奥·缅希科夫，生于1859年，是一位政论家。在他80年代的职业生涯早期，他为《周报》杂志撰稿，在那里他写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文章，主要涉及道德问题。在90年代，缅希科夫转投《新时代》之后，他的语气变得尖锐反动。他的文章中不断伴随着对民主制度和非俄族人的攻击，而他以前的人文主义则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尼·明斯基（本名尼·马·维连金），生于1855年，诗人、神秘主义哲学家。他的第一首诗是以"公民"为主题撰写的。1890年，他发表了一篇哲学论文《在良心的光辉下》，提出了米恩主义（Meontology，希腊语意为“不存在”）的“哲学理论”，其中的核心论点是，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空无”、“非生命的真理”、“不存在和无法理解的”。1900年，他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和罗扎诺夫一起成立了"宗教与哲学协会"。明斯基是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先驱之一。1905年，明斯基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亲近革命和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是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新生活》的名义编辑。革命失败后，明斯基采取了反动的立场，现在生活在国外。——《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生于1866年，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政论家。90年代时，他倾向于极端的神秘主义。他与吉皮乌斯、罗扎诺夫、明斯基等人一起在圣彼得堡创办了“宗教与哲学会议”，并为会议的文学刊物《新道路》做编辑。同时，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立宪民主派报社合作。1912年，他与狂热反动分子亚历山大·苏沃林之间相当友好的通信往来被公之于众。目前，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国外，是苏维埃政权最顽固的“意识形态”敌人之一。——《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5]瓦·瓦·罗扎诺夫，生于1856年，俄罗斯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撰写了许多关于教会、宗教、婚姻、文学之类的文章和书籍。罗扎诺夫的政治观点是彻底的保守主义。他的主要作品有《宗教与文化》、《在悬而未决的模糊世界》、《俄罗斯的家庭问题》等。他是《新时代》的定期撰稿人。——《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彼·彼·别尔措夫，生于1868年，诗人，出版商，编辑与记者，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7]谢·尼·布尔加科夫是反动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从唯心主义到神秘主义的演变。他曾是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编外副教授和莫斯科技术学院的教授，属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从马克思主义到为唯心主义》一书。从1906年起，他离开了哲学唯心主义的土壤而采取了宗教神秘主义的观点，起初他自称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后来他加入立宪民主党，并被选为第二届杜马的代表。他参加了著名反动文集《里程碑》（Вехи）的汇编。十月革命后，他穿上了神甫的长袍，现在作为一个激进的反动分子和蒙昧主义者居住在白俄移民的中心之一。
[8]《唯心主义问题》是20世纪初12位俄罗斯哲学家的文集。1902年5月由莫斯科心理学会出版，发行量为3000份。——译者注
[9]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唯心主义哲学家。在90年代前半期，他几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滑落到了“神秘主义的新基督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伪集体主义，从颓废的浪漫个人主义到了神秘主义新基督教式的同心同德”）。别尔嘉耶夫现在在国外与其他白俄教授一起居住。
[10]沃伦斯基是作家阿·列·弗莱克塞的笔名，其作品涉及哲学和美学问题。他发表了许多批评文章，反对俄罗斯进步社会思想的泰斗们——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在哲学领域，沃伦斯基敦促人们回归唯心主义和宗教。沃伦斯基在《上升》（Восход）和《北方通报》（СеверныйВестник）中撰稿，他是这两份报纸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而在这之后他又去了《圣彼得堡公报》、斯托雷平的《俄罗斯报》、《新闻》和其他一些半反动报刊，长期以来对进步阵营的作家穷追不舍。
[11]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文章里骄傲地宣称，自从他的书问世以来，他已经“前进了很远”——向着“形而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走了一大步。——作者注
[12]这和别尔嘉耶夫先生的说辞一模一样，他教导我们，一个人“了解神的形象、努力与神性近似的权利（作者用了斜体字）不能为了世间任何财富、不能为了幸福和满足而出让……更不能为了权势和生活的成功。”（《唯心主义问题》，136页）——作者注
[13]帕·米·列昂季耶夫（1822-1874），记者、语文学家。他从属于围绕《俄罗斯通信者》、《莫斯科公报》和卡特科夫形成的那个圈子。自1847年起，他在莫斯科大学担任罗马文学教授，并撰写关于古典语言学和希腊历史的文章。自从《俄罗斯通信者》创立以来，他就是这份报刊的积极合作者。自1865年起，他是反动的《莫斯科公报》的共同出版人，他在那里写了许多文章，主要内容是关于教学系统的改革。在这一领域，列昂季耶夫认为由教育部长德·安·托尔斯泰刚刚推行的古代经典研究能够使人从“唯物主义的瘟疫”中得到救赎。1868年，“尼古拉皇太子纪念中学”成立，他担任校长直到去世。——《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受照顾的大学生（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1月1日，《火星报》第3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托洛茨基
ОПЕКАЕМОЕСТУДЕНЧЕСТВО
受照顾的大学生
列夫·托洛茨基1903年1月1日，《火星报》第31期
Zveza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4.html
众所周知，1902年的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1]认为，大学生组织委员会“应该和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进行联络”。而现在，基辅同乡会和组织联合会议、基辅理工学院组织委员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2]，反对大会的决议。出于某种原因，公开信的作者们给这抗议加上了一层圆滑的伪装，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侵犯了大会的职权范围”，只是对全俄大学生大会宣言的一个段落提出了“更宽泛的解释”。《公开信》的作者说：“大学生群体本身既不能完全依附社会革命党，也不能完全依附社会民主党。大学生群体本身是这两个政党和其他革命组织与团体招募成员的来源。由此，大学生群体不能偏向于这个或者那个革命派别。”我们不能同意《公开信》作者的论据。大会在提议大学生组织委员会与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建立关系时，当然没有要求革命学生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纲领。相应的决议所考虑的是与党接近，但并不是入党。“大学生群体本身”，也就是学潮、游行和政治决议的集体发起人，有它自己的面貌，而不取决于组成其中的这派或者那派学生的观点。这种面貌是民主的。基于“大学生群体本身”（当然，只有大会可以代表它发言而并不侵犯个别革命学生的信念）的革命民主要求，它同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盟是可能的、可取的。有鉴于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之间存在所谓的“派系”斗争（实际上要深刻得多），民主派大学生群体面临的任务是做出明智的政治选择，而由于是社会民主党通过其地方委员会在工人运动当中发挥主导作用，所以大会的决议在政治上是合理的。
但是，生活是以另一种形式抛出了问题。大学生当中最优秀的部分已经不再坚持今年2月“决议”的纯粹政治立场了，他们表现得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一方。我们只能是欢迎这股潮流，而如果它会引发分裂——那我们就欢迎分裂！对“分裂”的迷信式恐惧，哪怕这分裂实质上是深刻的进步——这种情绪我们就留给社会革命党吧，这样它就适得其所了。
《革命俄罗斯》（第13号）忠实地执行它的“社会革命党”办法，也就是把真正的矛盾埋进“空谈统一”这座陵墓——这次也是如此，它没有深入探讨问题，而是用合乎美德的笼统观点敷衍应付，坚持不懈地阿谀奉承、调和争端……
该报“高兴地”（当然了！）刊载了基辅有组织的大学生团体的“公开信”，并且表示，它相信“其他城市的大学生会完全同意基辅学生的观点，也就是不该把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危害甚大的派系斗争引入到大学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革命俄罗斯》说的大学生不仅是革命民主主义的青年，还有参加革命社会主义（不是简单的民主主义）斗争的队伍。这群大学生面对的事实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存在“派系”斗争，而《革命俄罗斯》究竟能推荐他们做些什么呢？“为了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要建立一些社会革命党学生和社会民主党学生的“联合组织”，哪怕这两个党已经存在而且在互相斗争，是这样吗？还是说，应该事先就放弃深入思考派别分歧的意义，进而也放弃社会主义工作，因为后者要以选择政党为前提，因此也会造成分裂，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调和政策“危害甚大”，是这样吗？总之就是要倒退，对吧？但是二月“决议”里说的那个大学生的纯粹“政治”斗争也导致学术派和政治派分道扬镳……而在这些“政治家”当中，除了支持民主主义的大多数以外，还可能有些学生在“温和的父亲”的影响下倾向于司徒卢威先生那套限制资格的自由主义。为了避免分裂，我们是不是也要从政治活动里退回来？
诚然，《革命俄罗斯》出于某些原因只谈了分裂对“革命社会主义”大学生们的危害。但是，它还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已经深刻、而且还在不断加深的分歧叫做“派系”斗争，因此在部分有识学生看来，“其中一个‘派系’（什么派系？）认为另一个‘派系’的冒进策略危害了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个事实就失去了一切意义，难道这样就够了吗？社会革命党的先生们，现在只怕是应该丢开“话说半截”这种不中用的战术，丢开这些“痛心疾首”的措辞，丢开这套……鸵鸟一样的圆滑手腕了！
而联合会议的成员，当然不能要求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于他们，我们则会这么说：
在政治领域，好的争吵往往比坏的和平更加有利。政治联盟依赖的是显而易见的利益共同点，而不是靠掩盖斗争任务和方法上的矛盾。
11月3日，也就是《公开信》发表三周之后，基辅联合会议发布了一篇纪念巴尔马肖夫[3]的宣言，它证明联合会议倾向于社会革命党一边。这个事实就让人对《公开信》本身产生了反思。它不是在对大学生代表大会的决议做更宽泛的“解释”（这“调和”的诡辩真是幼稚！），而是在断然抗议大会的意图，反对把大学生的斗争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强扭的瓜可不甜！——我们可以对基辅联合会议说这种轻飘飘的话，但是不该用沙龙式的空谈掩盖自己真正支持和厌恶的东西，而是要用政治语言讨论“大学生群体不能偏向于这个或者那个革命派别”这个观点。不能？他们必须这么做！当然，除非他们愿意一直呆在革命发展学校的预备班里……
社会民主党只能如此希望——学院青年应该严肃对待革命理论的问题，而不是像现在时兴的这样，把它当成骗子而不屑一顾。了解社会主义思想领域的人无疑就会相信，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性理论，也可以说一些革命的漂亮话，在情况最为理想的时候还可以产生革命情绪，但是不可能创造出科学的革命思想。学院青年可以通过那些批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大家”的例子来确证这一点，他们速度飞快，轻易就走过了貌似很长的一段路：从社会主义到温和善良的自由主义（司徒卢威先生），或者乃至于从社会主义到基督的神智学（布尔加科夫先生）。可以断言的是，一些革命团体内的某种理论“虚无主义”将会因为毫无原则和底线而无可争辩地让团体本身名声败坏，就和发狂的“批判家”们一样——他们就因为机会主义和反动思想而声誉扫地了。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曾将进步社会思想从民粹运动的残余当中解放出来，而今后就和当时一样，在思想斗争当中焕然一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将会再次独占学院有识青年的头脑。
一个“学者”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就意味着他要承担起严肃的理论义务。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学就懂的东西，它需要深入了解、深入研究。此外，有些貌似“批判”的行为企图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当中夹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非批判要素并借此来腐化学说，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对任何这类举动都采取严格的批判态度。在净化、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的工作中，革命的学者无论何时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革命的无产阶级无论何时都会对他们说：“欢迎你们！”
注释：
[1]
于1902年3月初在基辅举行的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我们在此引用其中的一段话：
在全面审议当前的情况之后，大会得出以下结论：
（1）学生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大会希望通过这个论点表达以下观点：学生运动在俄罗斯目前的社会制度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实现大学自治的行动将与政府扼杀一切自决愿望的意图背道而驰。因此，争取学生权利的斗争必然是反对政府的斗争。对这种提法表示反对是不明智的，并且迟早会被生活的浪潮冲走。只要民众代表不能保证个人自由（君主制之下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学生运动就会继续下去。
（2）之所以必须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大会遗憾地意识到，并非全体大学生群众都能充分认识到革命有一种决定成败的必然性。大会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在大学生群体中展开宣传，以此弄清这个问题。大会确认了大学生和工人最近的联合行动，它全心全意地欢迎这个现象，并且希望学生青年和无产阶级之间更加团结。他们正步调一致地走在要求政治自由的道路上，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一步。大会认为，在大学生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适当的。如果要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在我们运动中的作用和参与程度，他们就是必不可少的。大会认为，以下的举措适合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常设的组织委员会，并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进行联络，同时大会提议由地方委员会向上述设想的组织提供协助。关于运动策略的问题，大会保留了使用各种形式的罢工和妨碍的可能性，同时提出，游行示威手段可以最为有效地引起公众对事件异常的关注。此外，大会还提议全体大学生组织探索新的抗议形式。考虑到统一行动是成功的保证，大会希望建立一个全体大学生的秘书处（中央局），以便于在各个组织之间正确建立关系。大会认为，可以由中央局出版一份机关报。出于同样的目的，定期召开俄罗斯学生组织的代表大会也是合适的。秘书处有权召开大会，并规定时间与地点。大会在完成工作的同时，认为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履行了对大学生群体的责任。它不希望空口保证说胜利轻而易举，以此哄骗学生。它不希望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行动的最终目标是政治自由，这个问题前途未卜，但我们正以坚定而可靠的步伐向它迈进。诚然，我们的路上遍布牺牲，之后可能还要再失去很多东西；将来的运动还会不止一次地爆发又熄灭，但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镇压生活本身创造出来的抗议活动。我们应当从这种意识当中汲取新的力量。大会希望同志们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而失去信心，团结起来、正确地组织起来，勇敢地起来反对专制政权的压迫。（《火星报》第18号，1902年3月10日）——《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以下是《致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联合会议和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中最重要的段落：
1902年的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再次清晰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必要，由此忠实地表达了组织起来的大学生群体的观点，因此无疑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大会宣言第2条的措辞当中说到“在大学生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犯了某种狭隘的错误，可能会引起一些原则上和实践中的误解。这是因为，大学生群体本身既不能完全依附社会革命党，也不能完全依附社会民主党。大学生群体本身是这两个政党和其他革命组织与团体招募成员的来源。由此，大学生群体不能偏向于这个或者那个革命派别。同时，大会还认为，大学生组织委员会“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委员会保持联系”是合适的，由此得出的观点不能不把整个大学生群体分割开来，因为大学生之中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以外，还有社会革命党的成员，有乌克兰革命党、波兰社会党以及犹太崩得等组织的成员。在我们看来，正在追求统一这个目标的组织委员会不能采取这种立场，因为我们担心这会在大学生中间造成分裂，让大学生群体分成与我们革命运动的不同派别相对应的单独团体。
有鉴于此，基辅联合会议和基辅理工学院组织委员会一致决定，对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宣言的第2条提出更宽泛的解释：大学生群体对在俄国活动的所有革命组织表示支持，并且充分意识到，必须在学生青年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思想，同时认为联合会议和组织委员会最好与当地现有政党的地方委员会建立联系，而不考虑派别差异（既是为了最好地安排计划好的宣传，也是为了其他目标）。
基辅同乡会和组织联合会议、基辅理工学院组织委员会。
《革命俄罗斯》第13号，1902年11月。
11月12日，基辅。——《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巴尔马肖夫（1881—1902）是一名学生，也是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成员，曾经参加过克里米亚社会民主中央联盟的工作。1902年4月2日，他在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授意下刺杀了内务大臣西皮亚金。他于当天被捕，并于4月26日被判处死刑。1902年5月3日，他在什利谢利堡被绞死。
为此，社会革命党杂志《革命俄罗斯》（1902年12月，第14号）上刊载了一篇来自基辅的通讯，其中这样说道：
联合会议为这一天发表了一篇措辞优美的大篇幅宣言：《纪念斯·瓦·巴尔马肖夫，5月3日—11月3日》。宣言简要介绍了民意党恐怖斗争的产生，描述了西皮亚金死去前俄罗斯的政治形势，最后这样说道：“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坚决。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不进行坚决而顽强的斗争，不与俄国沙皇制度决一死战，生活就是不可能的。革命界的一部分人越来越坚决地表达想法，认为必须要对政府展开恐怖斗争。社会革命党承认恐怖斗争是各种手段当中的一种，并决定将自身的一部分分离出去，成立“战斗组织”（社会革命党），由它负责政府当中最为有害的成员。很明显，“战斗组织”首先选中了西皮亚金。近年来，整个俄罗斯的生活是一纸纯粹的起诉书，它针对的便是这蠢笨残忍的宠臣。于是，杀死西皮亚金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的同志，一位“战斗组织”的成员身上。所有人都知道，斯捷潘是多么大胆、多么英勇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在行动当中、在等待死亡的一个月里、在审判和处决时的举止令他的刽子手们都感到惊讶……
……冰冷漠然的人，甚至连他们的灵魂当中也会因为这种牺牲而激起对英雄的崇拜、对暴君的憎恨，而对我们这些自觉的战士来说，他的伟岸形象会永远受到最炽烈地热爱和最深沉地景仰。他英年早逝，不知葬于何处，但他的坟墓上依然回响着我们心中火热的悲泣。听到了好多义愤填膺的咒骂，说出了好多终身不渝的誓言，要出现好多为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而斗争的新战士。——《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彼得堡的祖巴托夫组织（列·托洛茨基，1902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ЗУБАТОВЩИНАВПЕТЕРБУРГЕ
彼得堡的祖巴托夫组织
列·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30号，1902年12月15日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6.html
政府“到民间去”的步伐还在继续。众所周知，以它的一些代理人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已经对行政恐怖感到失望，不再把它当作挽救反革命斗争的唯一办法了，并且决定——不是不再用恐怖手段，而是和恐怖手段双管齐下——有计划地进行腐蚀劳动群众的工作。
彼得堡的《光明》报[1]同警察的修罗地狱有着密切联系，该报刊登了这样的报告：
最近，在首都工人的倡议下（В·И·皮库诺夫、С·А·戈尔什科夫、И·С·索科洛夫、С·Е·乌斯秋扎诺夫、Д·В·斯塔罗日洛夫、Г·Н·索洛多夫尼科夫、А·И·叶戈罗夫、Е·Ф·帕霍莫夫、С·С·谢苗诺夫、А·И·库兹明和Н·А·奥金佐夫），这样一种思想在当地工厂工人中传播开来：通过发展阶层首创性和互助精神，就可以对工作环境中的生存条件做出非常重大的改善。
11月10日，在首都行政部门的首肯下，此事的发起人在芬兰大街的维堡旅店与一些工人进行了私下讨论，11月13日他们向任职圣彼得堡市长的高级宫廷侍从埃·瓦·弗里什先生请愿，希望能与同志们举行会议。弗里什关心工人们的要求并且表示赞许，他向工人们保证，将给予最大限度的合作以便圆满解决他们的请愿。市长的接待和良好的开端给了工人们很大的鼓舞，他们前往内务部警察司，以确认内务部对他们心中设想的态度。国家顾问、司长阿·亚·洛普欣也欢迎他们，愿意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因此，在11月17日星期日，工人们在维堡旅店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21日上午10时30分，工人们有幸获得内务部长的接见，部长听取了工人们对允许他们以同志身份召开会议一事的感谢，并鼓励他们按计划的方向努力工作。
《光明》则向读者保证说，“工人们所进行之事业的进程，以及以纯粹俄国之精神对工人问题进行的全面讨论，将会在本报版面上占据最广阔的位置。”
众所周知，所谓“纯粹俄国之精神”是由警察司颁发的特许证，它包括三个构成部分：警察专制、警察正教和警察的人民性。这份报道只字未提彼得堡宗教界（“正教”）在警察暴力（“专制”）和彼得堡无产阶级的“阶层首创性和互助精神”（“人民性”？）这动人的和解中起到过什么作用。自然，在工人群众当前的情绪下，以及甚至在统治阶层眼里，教士都显得过于落后和妥协，没法向工人街区伸出“社会和平”的橄榄枝，而祖巴托夫的特务在这里要合适得多。他们不会让工人们谦恭顺从，而是把“阶层首创性和互助精神”教给他们。会有几个叛徒和傻蛋（见上面的名单）附和这些特务，然后用“纯粹俄国之精神”解决工人问题就会一帆风顺了。在圣彼得堡，就像以前在莫斯科一样，会召开些“合法”的工人会议，而祖巴托夫的特务一边要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另一边则会追捕那些不用“纯粹俄国之精神”表达观点的工人，在合法集会上开始的争论将会以关押在暗探局里的革命工人作结。因此，上述的这些皮库诺夫、戈尔什科夫和索科洛夫们将会和他们的莫斯科同僚一样，在祖巴托夫手下担当挑拨离间的特务。而那些没把灵魂出卖给他，只是因为轻率无知才倒向他那边的人也必须意识到，自愿去当奸细（译注：若按中文互联网用语来理解，“自干五”一词最为恰当）并没比拿钱办事更高尚，反而只会显得蠢笨得多。
那些久经考验的工人阶级之“友”，比如彼得堡市长和警察司司长，对这龌龊的事业给予了“关怀的态度”并且“随时准备好援助”，我们在彼得堡的同志当然会密切关注它的发展。如果能让工人们正确地、广泛地了解这些警察把戏的原因、目的和过程，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破坏了它们哪怕是暂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盲动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步入了黄昏时分，以至于有时候敌人也很容易被当成朋友。
我们还不清楚，祖巴托夫在彼得堡有没有找到些愿意同他合作的教授来和平解决工会同警察间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没有——这不是因为彼得堡教授团体的政治道德水准比莫斯科的要高，而是因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党已经从舆论上把这类“合作”打上了“可耻的政治背叛”这样的烙印。
不过，万一彼得堡的警察暗探局确实在彼得堡的“科学界暗探局”那里找到了帮手的话，我希望革命的学生们能够用简洁有力的形式给他们的教授好好上一堂公民道德的基础课。
注释：
[1]《光明》是一份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报刊，同暗探局有着密切联系。自1882年起开始出版，因为廉价而广为传播。——《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附件三我们的意见分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附件三我们的意见分歧
——1905年，反动和革命的前途[1]
1854年，拉萨尔在世界极端反动时期给马克思的信中写到：“至于现今的消沉无法靠理论来克服，在这一点上你完全正确。我甚至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任何时候都没有单靠理论战胜过消沉。也就是说，靠理论克服这种消沉虽然产生过信徒和宗派或不成功的实际运动，但从未引起过现实的世界运动或普遍的群众性的思想运动。群众只有受实际事态的沸腾力量的吸引，才在实际和精神两方面同时投身于运动的洪流。”
机会主义不理解这一点。如果说，机会主义的主要心理特点是不善于等待，这可能是奇谈怪论。但确实是如此。同盟的和敌对的社会力量由于它们的相互对抗和影响，在政治上造成一种死寂的状态；经济发展的分子活动在加剧矛盾的同时，不仅不打破政治平衡，相反，却暂时加强了这种平衡，似乎使之永世长存了。此时，机会主义由于不耐烦而苦恼，在自己的周围寻找“新的”途经和手段，以便立即实现那个历史还不能使之实现的东西。它被一片埋怨自身力量不够和不可靠的声音弄得苦恼不堪并开始寻找“盟友”。它迫不及待地扑向自由主义的粪堆。恳求它，呼吁它，为它发明了专门的行动公式。但后者只是向它发出政治腐烂的臭气作为回答。于是，机会主义开始从粪堆里啄出几颗民主的珍珠。它需要盟友。它东奔西跑，在十字街头抓住了他们的后襟。它向“自己人”呼吁，劝导他们对潜在的盟友采取十分客气的态度。“掌握分寸，多掌握分寸，尽可能多掌握分寸！”它患了一种特殊的疾病，对自由主义的谨慎癖，分寸狂。于是，它在狂乱中给自己的政党带来侮辱与创伤。
机会主义想要弄清那些尚未成熟的关系。它想立即“成功”。当反对派盟友帮不了忙时，它就跑到政府那里去劝说、请求、威胁……最后它在政府中给自己找到一个职位（内阁主义[2]），但这无非证明，不仅“靠理论的途经”，而且靠行政，都是无法超越历史的。
机会主义不善于等待。正因为这样，它总觉得大事变出乎它的意料。这些事件突然袭击它，打倒它，使它像木片一样在漩涡中打转，然后冲走它，叫它一会儿撞在这个岸边，一会儿又撞在那个岸边……它企图抗拒，但徒劳无益。这时，它便听天由命了，装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挥动手臂，表示在游泳——而喊得比谁都响……一旦飓风疾驰而过，它便爬到岸上，厌恶地抖抖身子，诉说头痛骨酸，并在浑身不舒服的状态中不惜对革命的“幻想家”使用严厉的字眼……
一
莫斯科的不无名气的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不久前出版的《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在11月和12月（1905）获得胜利的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策略。”（第200页）孟什维克策略的半官方哲学家马尔丁诺夫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3]上，也提到“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幻想理论……这个理论在我们十月的日子里，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时期，取得了短暂的胜利”（第4－5号第17页）。造成月份上的不同的说法的原因只是马尔丁诺夫把日历搞错了，他把苏维埃的“十月的日子”理解为10月、11月和12月的日子：众所周知，哲学家在提及重大的历史时期时，很容易把月份弄错。然而作为“幻想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切列万宁回答说：“是打算把俄国从半野蛮状态直接引上社会主义的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显然轻率的观点。”（第177页）切列万宁用几页的篇幅毫不费力地揭露了这种打算的轻率。什么是俄国无产阶级？充其量就是27.6％的人口。但是，应当从革命的算盘上去掉农业工人，因为他们愚昧和落后；去掉仆人和短工，因为他们分散。这就剩下320万人的工商业无产阶级。“总之，总人口的5％—11％，这就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打算用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且他们还天真地以为他们实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第179页）切列万宁的胜利是毋庸置疑地。糟糕的只是他效法那些报纸上的骗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来描绘自己的论敌，这些人尽量把不断革命这个魔鬼描绘得面目狰狞。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提出问题：能否把俄国“直接引上社会主义”。这样提问要有十分特殊构造的头脑才行。
我们问的是俄国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俄国正在进行的革命的阶级进程（Динамика）。
这些设问足以表明，应该如何书写处于革命后不舒服状态中的机会主义者的历史。但是，更有意思的问题也许是他们是怎样制造历史的。可惜，我们对切列万宁在这方面的情况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革命事变中的作用。但是关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的观点（也许还有活动），我们手头是有文据可查的。他们之中有人写道：“你们问，我们在立宪会议上将要求什么？我们明确而肯定地回答：我们要求的将不是‘社会化’，而是社会主义；不是平均适用土地，而是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诚然，“庸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反驳说，我们这里“在最近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然而，作者得意洋洋地驳倒了他们的意见并断言：“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目前敢于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只有这一个党会引导群众取得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谁写的？是著名的孟什维克。不错，我们听马尔丁诺夫说过，在“十月的日子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后来也是他告诉我们：“孟什维克发出了警告的声音，他们没有那么快地（？）冲昏头脑，他们有时顶住自发势力，继续顽强地（顽强地！）恪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誓言。”（《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4－5号第16页）毫无疑问，无论怎样赞扬这种勇敢精神都不为过。但是……但是上面援引的那篇把不断革命思想庸俗化的文章毕竟是孟什维克写的（见《开端报》第7号和第11号社论）。这个被革命严重地冲昏了头脑的孟什维克也许是“不可靠的”、“不地道的”孟什维克？啊，不！这是孟什维克的彼得，是它的基石。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
在这里，机会主义政治生理学演绎得像教科书那样。如果在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如此丧失其前提的人现在凶狠地反对不知悔改的人的“轻率”和反对……革命本身的疯狂，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二
社会民主党诞生于革命之中，并阔步走向革命。它在所谓和平发展时代的全部策略归根到底是积蓄力量，这些力量只有在公开的革命斗争时期才充分发挥作用。“正常的”、“和平的”时代，是统治阶级强迫无产阶级接受它的法律和它的政治抵抗形式（法庭，受监视的政治集会，议会制度）的时代。革命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为其政治愤懑找到了一种其革命本性得以充分表现的形式（集会自由，新闻自由，总罢工，起义……）的时代。“但是在革命目标好像快要实现的革命狂热（！）中，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是很难开辟道路的……”（切列万宁，第209页）。“革命狂热”妨碍了社会民主党策略的运用。革命狂热，这是多么美妙的术语啊！全部问题原来在于，“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要求同立宪民主党“暂时统一力量”，而革命的疯狂行为妨碍了这一救命的行动……
我们的三位经典作家，警惕地站在瞭望台上（一位较年轻的在柏林，两位最强有力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伦敦），全神贯注地环视着政治地平线，指出每一个可以证明革命迫近的现象。当你重读这些经典作家的书信，从字里行间听到像外喷射的革命熔岩的滚滚轰鸣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憎恨严酷的历史辩证法。因为，它为了自己转瞬即逝的目的，使那些理论上、心理上平庸的说教者也搞起马克思主义来了，而这些人却把自己策略上的“理智”同革命狂热对立起来！
拉萨尔1859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在革命中群众的本能通常比知识分子的明智正确得多……正是由于群众素来缺乏教育，他们才不致碰上明智的做法的暗礁……”拉萨尔接着说，“归根到底，只有依靠群众和他们充满激情的自我牺牲才能进行革命。但正是由于群众‘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所以他们完全不了解可能主义。同时，因为任何不发达的头脑只承认极端，只知道“是”和“否”，而不知道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所以他们只对极端、整体和直接的东西感兴趣。这最后必定造成一种情况：在那些（明智的、聪明的）革命的统计员面前本应是跟随自己的朋友，而不应是上当受骗的敌人，但最后却相反，在他们面前只有敌人而根本没有拥护其原则的人。因此，似乎是最高的理智实际上却是最无理智。”
拉萨尔有充分的权利把无教养的群众的革命本能同革命统计员的“明智的、聪明的”策略对立起来。对他来说，朴素的本能当然不是最后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有的，这就是“完全认识历史规律和各民族的人民运动”。他作出结论说：“只有现实的英明才能自然超越现实的明智并凌驾于它之上。”在拉萨尔那里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薄纱的现实的英明，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它不是把自己的“理智的策略”同群众的实际运动对立起来，而是使运动定形、净化，并综合运动。正因为革命从社会的基本面上揭去了神秘的外罩并使阶级同阶级在广阔的国家舞台上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觉得自己在革命中如鱼得水。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或者更糟糕，那个本身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革命狂热”并有意识地一直等待这种状态消逝，即等待群众的革命精力消耗殆尽或将来被机械地镇压下去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三
普列汉诺夫头一个以可悲的勇气把革命事变看作是一系列的错误。他在20年内不倦地捍卫唯物辩证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事说教的教条主义和唯理论的空想主义，而在以后的实际革命政治中却成了真正的教条主义者——空想主义者。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一个生动形象的经典反面教材。你们不要指望能在他革命时代的所有作品中找到最主要的东西，如阶级关系的内在结构和群众革命发展的内部逻辑。普列汉诺夫用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异曲同工的空洞的三段论式来代替了这些东西，其大前提是：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结论说：对立宪民主党人应当讲究分寸。在事变这部巨著的页边既没有写下理论分析，也没有写下革命政策，而是些惹人厌烦的专事说教的注释。这种批评的最高成就是寓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形而上学者，那么，我们在1905年底的策略就会全然不同了。十分奇怪的是，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在25年中宣传了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却仅仅促进了革命的“形而上学者”的政党的建立，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而上学者”又怎么能够把工人群众引上邪路，并居然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处于唱独角戏的说教者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普列汉诺夫没有掌握在革命行动中践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秘密，或者“形而上学者”在革命条件下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有某种不容置辩的优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推行普列汉诺夫的策略，事情也丝毫不会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反正会被非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形而上学者”排挤掉。普列汉诺夫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不可避免的抉择。但是切列万宁这个普列汉诺夫式的专事说教的诚实的桑科[4]抓住了牛的犄角，或者更接近塞万提斯的说法，抓住了驴的耳朵，并勇敢的宣布：在革命狂热的条件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是无立足之地的！
切列万宁不得不作出这一结论，因为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被他的老实小心翼翼地回避的人物：完整论述革命的进程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当普列汉诺夫明智地仅限于对个别步骤和个别现象作游击战式的批评而不顾事态的内部发展时，切列万宁扪心自问：历史如果按照“真正的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发展，会呈现出怎样的形式呢？他在小册子《革命中的无产阶级》（1907年莫斯科版）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用短浅的目光写出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勇敢的文献。但是，当他纠正了一切错误并按“孟什维克”的方式来安排全部事件，使得这些事件不断地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时候，他扪心自问：为什么历史仍然误入歧途？于是他用《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这本小册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又一次可贵地证明：目光短浅的坚定不移的勇敢甚至也能够揭示一点真理，虽然不能经常……从头开始。
切列万宁说：“革命一败涂地，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无产阶级的某种错误是根本不行的。”他认为：“很明显，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某种更深刻的原因。”（第174页）大资产阶级重新同沙皇制度和贵族结成联盟，在革命的命运中起了致命的作用。在这些力量沆瀣一气并形成一个反革命整体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起了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过去，现在可以说，这也是它的不可避免的作用”（第175页，黑体都是我用的）。在头一本小册子中，他跟着普列汉诺夫，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布朗基主义。现在他的诚实的短浅目光起来反对这一点了，于是他说：“让我们设想一下，无产阶级（如果）一直处于真正的孟什维克领导之下，并且（如果）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动[5]，那时，无产阶级的策略就会有所改善，但它的基本诉求不会改变，而这些诉求必然导致它的失败。”（第176页）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够把孟什维克的自我限制用到自己身上的。它在展开阶级斗争时，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阵营去。策略上的错误只“加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可悲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可悲的作用”是由它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决定的。结论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向那些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患了自由主义呆小病的一切责难彻底投降。然而在这个可耻的政治结论中却反映出了一点点历史真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是不行的，这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思想上的毛病，而是由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深刻分化。俄国无产阶级处于他那轮廓分明的社会形态之下，处于他那种觉悟水平上，只有在他自身利益的旗帜下才能释放自己的革命能量。但是，对他的利益，甚至对眼前利益所抱的激进主义，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向右转。
切列万宁懂得这一点。但是他说，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很好。但是，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社会民主党还能作什么呢？打算用诸如普列汉诺夫的代数公式（ФормулаalaПлеханов）去蒙骗资产阶级吗？束手坐待无产阶级遭受不可避免的惨败吗？或者相反，承认想同资产阶级长期合作是徒劳的，从而去挖掘无产阶级的全部阶级力量，激起农民群众的极大的社会兴趣，向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军队呼吁，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这上面，在这条道路上寻求胜利？胜利是否可能，第一，这无法预言，而第二，不管胜利的可能性是大是小，这无论如何是革命政党能走的唯一道路，除非它认为立即自杀比失败的一种可能性要好。
切列万宁只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时才探索到的这个革命的内部逻辑，早在决定性的革命事件开始之前，被他斥责为“轻率”的人就已经看清楚了。
我们在1905年7月写道：“现在对资产阶级的主动性和决心可能抱的希望比1848年更小了。一方面障碍大得多，另一方面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分化也严重得多。民族和世界资产阶级的共同缄默抵制，给多灾多难的解放过程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他们力图不让它超出有产者同旧制度的代表达成契约的范围，为的是镇压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主义策略确实只有在同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发展。对这一点应当看得十分清楚。不是虚假的民族‘统一’反对民族敌人（沙皇制度），而是深刻发展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道路就是这样……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能够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但只有阶级斗争能够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无产阶级虽然顶着压力克服了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但在一定时刻，当事变完全按部就班地展开的时候，仍旧会像碰到直接的障碍那样，碰到这种保守性。能够战胜这一障碍的阶级，将来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从而也一定能承担起领导的作用，——如果总的说来俄国会涅槃重生为民主国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会出现‘第四等级’的统治。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会像当时资产阶级那样依靠农民和小市民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领导农村，把它吸引到运动中来，使它关心自己的各项计划的成就。但是，领导者必然依旧是无产阶级本身。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联合专政’，这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活动当然不会限于一国的范围。它将立即被自身状况的逻辑抛向国际舞台。”[6]
四
党的各个不同派别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它们都指望大获全胜，即通过革命夺得国家政权。切列万宁现在用算盘大致算了一下革命的力量和反动的力量，在进行结算时得出一个结论：“革命的任何成就都会包含着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萌芽。”（第198页）他用什么资料来计算的呢？罢工的盛行，农民骚动的性质和形式，三届杜马选举的数字。因此，斗争的进程和结局，他不是直接从经济关系中得出的，而是从革命斗争的形式和插曲中得出的。使他得出俄国革命注定毫无希望的结论的，不是经济特征，也不是对各阶级的统计，而是对这些阶级的现实斗争，对它们的冲突，对使它们力量的公开配合的研究。当然，切列万宁的“研究”是拙劣的。但是，即使为了让切列万宁能够着手进行拙劣的研究，必须有席卷全国的罢工，爆发起义，庄稼汉捣毁几个省，最后，进行国家杜马选举。不然怎么办呢？怎样都不行，比方说，任何波斯的切列万宁不可能把沙皇制度（受国内事态的影响而巩固）同英国自由党政府的联盟将对波斯革命必然产生的作用预先告诉自己的同胞。如果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预言家，并且他打算根据自己的推算阻止人民群众参加最终会导致他们失败的一系列起义，那么波斯的革命者最好是劝这位聪明人暂时呆在疯人院里。[7]
革命在切列万宁结算它的借方和贷方之前就在俄国开展起来了。对我们来说，革命是一个我们必须在上面表演的现成的舞台。我们没有创造事变，但我们应当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它们。既然我们参加了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指望取得胜利。但是，革命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作为革命政党，我们的任务是向群众揭示夺取国家政权的必要性。
五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整个说来一向是不明确的。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都说“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双方都是纯形式主义地把这理解为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然后应当开始一个在民主环境下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时代。不过，“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是革命的社会力量掌握沙皇制度和国家政权。是哪些社会力量呢？孟什维克回答说：资产阶级民主派。布尔什维克回答说：无产阶级和农民。
但是，孟什维克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什么呢？这不是某种实际存在的和可以感触到的社会力量的名称，这是新闻记者用演绎法和类推法创造出来的超历史的范畴。因为革命应当进行“到底”，因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在法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是民主派革命者——雅各宾派，所以俄国革命只能把政权交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他们毫不动摇地规定了革命的代数公式，然后竭力赋予世上不存在的算术意义。他们指责别人夸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自己却对“协会联合会”[8]和立宪民主党寄予无限的希望……马尔托夫满怀希望地欢迎“人民社会党人”[9]，马尔丁诺夫则抱住库尔斯克的国民教师的大腿。孟什维克懂得，在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居民、动力、知识、社会生活和政治经验日益集中在城市，在那里农民无法领导革命。历史不能把解放资产阶级民族的任务托付给庄稼汉。农民由于分散，政治上落后，特别是因为受到深刻的内部矛盾的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只能从背后沉重打击一下旧制度：一方面通过引起混乱和惊惶的农村的自发起义，另一方面，通过把不满情绪传给军队。但是，在资本主义城市里，在新历史的发源地，应当有一个坚定的政党，它依靠城市的革命群众并善于利用农民起义和军队的不满情绪，无情地打击敌人，把敌人从一切阵地上赶出去，然后夺取国家政权。孟什维克找不到这样的政党，所以他们的抽象的“把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变成了仍相当（quandmeme）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当中最彻底的人士下结论说，对孟什维主义的异样的策略来说革命气候是太无情了。
孟什维主义的矛盾是历史本身的矛盾的曲折的反映。历史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革命化任务，却事先在全世界范围内用大工业的铁扫帚扫除了作为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与“民粹派”相反，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不承认我们的“独特性”，以至于会在原则上把俄国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等同起来。这离最荒谬的结论只有一步之遥。
当唐恩[10]仿效马尔丁诺夫，抱怨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是“我们的最大的不幸”的时候，我们只能同情地耸耸肩。这些人真的懂得他们为什么而悲伤吗？让我们设法对他们讲清楚这一点：他们伤心的原因是，大资本占领了国际经济的地盘；它不容许在俄国形成有力的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中的突出作用已转到现代无产阶级身上。孟什维克不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派软弱的社会原因同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的源泉。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软化革命的基本因素。我们且不说，从国际社会民主党这个世界社会主义变革的政党的角度来看，这种思想是多么可怜。对我来说，我们革命的条件像现有的这个样子就足够了。哭诉不能使第三等级起死回生。只能得出结论：只有农民群众服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六
布尔什维克说，完全正确！我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同舟共济，共同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1]第2期上说，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2]。其活动的内容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使经济和政治关系民主化。列宁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和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之间规定了原则性的区别。他觉得这种逻辑上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推论完全能解决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人阶级统治之间的物质层面的矛盾。他说，我们如果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会遭到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既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执政，确认其专政具有“民主主义性质”，那么一切都得救了。从1904年起，列宁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正确一些。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因此政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会是个极大的不幸。孟什维克是这样说的。列宁回答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进行的只是民主革命，这也许是对的。换句话说，在列宁看来，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条件的矛盾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并且由于理论上认识到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这种自我限制是必然会出现的。列宁把客观矛盾转到无产阶级的认识中去，用一种不是来源于宗教信仰而是来源于“科学”公式的阶级禁欲主义来解决它。只要清楚地想象一下这种设计，就足以了解它那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性质了。
在另一个地方我已详尽地指出[13]，在“民主专政”的第二天这种准马克思主义的禁欲主义牧歌（quasi）就会烟消云散。无产阶级无论在何种理论标志下执掌政权，它不能不马上即第一天就面临失业问题。在这一点上，解释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专政之间的区别未必能帮他多大的忙。执政的无产阶级必须立即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共工程等等）由国家开支来保障失业者的生活。这种做法本身立刻会引起强大的经济斗争高潮及一整段罢工的历史：这一切在1905年年底已经初现端倪了。而资本家将会以当时回答8小时工作日的要求那样来回答它：关闭工厂。他们在大门锁上一把大锁，并对自己说：“我们的财产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已经规定，现在无产阶级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民主专政。”面对着关闭的工厂，工人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它必须打开工厂，并由国家开支来回复生产。但是这难道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吗？当然是！你们难道能提出别的道路吗？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你们描绘的是无限制的工人专政。其实，这里讲的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好吧，就把这种反驳也考虑在内。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是如何违背其理论家们的善良意愿，在实践中消除那种本应把他限制在民主专政范围内的逻辑界限的。现在有人建议用合作的庄稼汉给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加上一个客观的反社会主义的“保证”。如果想以此说明，和社会民主党共同执政的农民政党不会允许用国家开支负担失业者和罢工者，也不会允许打开资本家关闭的工厂供国家生产，那么这就是说，就在第一天，即远在完成“联盟”任务之前，我们就会看到无产阶级与革命政府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以农民政党制服工人告终，也可能是以前者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而结束。这两种情况都和联合“民主”专政很少有共同之处。全部不幸在于，布尔什维克只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革命胜利的时刻：此后斗争就暂时消融于“民主”合作之中。而只有在最终建立共和制之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以纯粹的形式重新进行，——这一次是在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形式下进行了。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种抽象概念出发，认定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直到自由资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而布尔什维克则从“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这种同样空洞抽象的概念出发，认定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束缚自我。不错，两者之间在这一问题有着天壤之别：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14]。当然，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经常谈论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前者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后者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改变下列事实，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被阶级斗争的后果吓倒，而想用自己形而上学的建制来使斗争严守秩序。
七
革命胜利后，只能让那些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兵的政党来执掌政权。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能用“只是民主专政”的天真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出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革命政权面临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如果要解决这些任务，就会在一定阶段上与国家的经济落后状况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工人政府一开始就面临下列任务：联合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揭开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去实行革命的进攻的政策，并且打算转向有限的、只有民族的和民主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将会毫不迟延地向它表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政权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平上去。
[1]本文载于波兰《社会民主党评论》（Przegladsocial-demokratyczny）杂志。当时是俄国极端反动的时期，是工人运动几乎死一般的暂时沉寂和孟什维克叛变性的抛弃革命及其方法的时期。
本文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在关于革命的性质和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问题上的正式立场，也提出了批评。
对孟什维主义的批评至今还有它的意义；俄国孟什维主义对它在1903－1905年时期，也就是实际形成的时期所犯的致命的错误，现在正自食其果；世界孟什维主义现在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
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批评，现在只具有历史意义。过去的分歧早已消除了。（Uni：并未！参见第14条注解。）
在本书第一版中，这一章有一些空白，因为当时我们手头既无完整的俄文手稿，又无登载该文的波兰杂志。在本版中，空白已按波兰文本补齐。——作者注
[2]内阁主义又称米勒兰主义，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中译者注
[3]《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1911年在日内瓦、巴黎出版。——中译者注
[4]桑科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是吉诃德的仆从。——中译者注
[5]请注意这种思想方法：不是孟什维克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事。而最好是这么说：假定历史按切列万宁的方式发展……——作者注
[6]拉萨尔《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的序言》，铁锤出版社版。某些说法有意含糊其词，这是因为该文是为“立宪前”时期的合法出版物写的，即1905年7月写的。——作者注
[7]正如任何事后诸葛亮也不能因为最终会导致霍梅尼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反对波斯人民走上反对沙阿的革命道路，或者也不能因为苏联将来会成为堕落工人国家而反对俄国工人阶级进行十月革命一样。——Uni
[8]“协会联合会”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于1905年5月在14个协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大会要求在普选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1906年底解散。——中译者注
[9]“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的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提出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中译者注
[10]“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的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提出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中译者注
[11]《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是在罗莎·卢森堡参与下出版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杂志。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中译者注
[12]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6页。——中译者注
[13]《我们的革命》，第249－259页。——作者注
[14]对本版的附注。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在1917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不是没有内部斗争地）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作者注（Uni：然而，这种危险性还是在俄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被老“布尔什维克们”打列宁主义牌——详见《不断革命论》第五章，以及在别的“民主专制”上打马列牌地彻底发生了。） |
附件二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附件二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论孟什维克的俄国革命理论
（A.Tscherewanin.DasProletariatunddierussischeRevolution.Stuttgart,1908.VerlagDietz）
每一个善良的欧洲人（不单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俄国是个出乎意外的国家。原因很简单，当你不知道原因时，总是觉得结果是出乎意外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旅行家们曾说过，在俄国，大街要靠一堆堆篝火来御寒。二十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当然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却都认为俄国的气候严寒，致使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发展不起来。而相反地，有一位法国小说家，不知是欧仁·苏[1]，还是大仲马，硬要自己的主人公在俄国酸果蔓的阴影（sousl'ombred'unekljukwa）下喝茶。当然，每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现在知道，围着茶炊坐在酸果蔓下面几乎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但是，俄国革命天翻地覆，出乎意料地迫使很多西方社会主义者改变了对俄国的看法——俄国的气候原本需要人们在街头生火御寒，现在竟能让北极的低矮植被变为热带的高大的猴面包树。正因为如此，在沙皇制度武力镇压了第一次革命浪潮之后，很多人便急忙从酸果蔓的阴影下面转到了悲观失望的阴影之下。
所幸，在俄国革命的冲击下，西方社会主义者迫切需要弄清俄国社会真相。而我很难决定哪种事物更有价值——是这种思想上的兴趣还是第三届国家杜马？须知第三届国家杜马同样是革命的赠礼。它至少像一条死狗由于落潮而被遗弃在浅滩上，可以说是大海的“赠礼”一样。
在此，必须向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致以诚挚的谢意。为顺应革命的诉求，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三本著作[2]。但是必须说，它们的价值显然参差不齐。马斯洛夫[3]的书对俄国土地关系作了颇有价值的研究。这本著作的科学价值之大，使人不仅可以原谅作者这部著作形式上的极端不完善，而且甚至还可以原谅他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进行的荒谬绝伦的修改。帕日特诺夫[4]的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独立的学术著作。它虽然提供了相当多的说明俄国工人状况的材料，其中有工厂、矿山、住宅、医院方面的材料，也有一些工会方面的材料，但是没有国家的社会机体方面的材料。作者也没有给自己提出后者的任务。因此，他的著作并不有助于理解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
不久前出版的切列万宁小册子的德译本想阐明这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
一
切列万宁的出发点是阐明革命的普遍原因。他认为革命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抗拒的需要与国家和法律的农奴制形式之间冲突的产物。他写道：“经济发展的铁律最终导致所有的居民阶层，除了封建贵族以外，都不得不与政府敌对。”（第10页）
在这个反对派力量和革命力量的集团里，“无产阶级无疑起了核心作用”（同上）。但是它本身只有加入整个反对派才具有意义。无产阶级在为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争取解放的共同斗争的历史范围内，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是因为得到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支持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反之，无产阶级每当因为自己的行动欠温和（也可以说，因历史地过早行动）使自己与资产阶级民主派隔离起来，就会遭到失败并阻碍革命的发展。这就是切列万宁的历史观的实质[5]。他在自己的这本小册子里满篇都在不厌其烦地同夸大革命力量和过高估计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进行斗争。
他分析了1905年1月9日的大惨案，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写到：1月9日工人们到冬宫去不是请求，而是要求，他这样说是不正确的。”（第27页）他指责党组织过高估计了1905年2月彼得堡无产阶级在施德洛夫斯基参议员的委员会问题上表现出的成熟性，当时当选的群众代表要求公开的法律保障，而由于没有得到这样的保障，他们就退了出来；工人们因为自己的代表被捕，举行了罢工。他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十月大罢工，同时如此表述自己的结论：“我们已经弄清了十月罢工的参加者以及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完全肯定，无产阶级不是单独地，也不是全靠自己的力量沉重地（也许是致命地）打击了专制制度。”（第56页）10月17日宣言颁布之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渴望回到安定的局面。因此，无产阶级发动革命起义乃是“疯狂之举”。本来应该让无产阶级专注于杜马选举。切列万宁对一些人进行了攻击，因为这些人指出，目前杜马只有口头承诺，至于选举的方式和时间，以及是否进行普遍选举，还不得而知。他援引了我在颁布宣言那天写的文章说：“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刚刚获得的胜利被完全不正确地贬低了。宣言一发表，他们就立即写道：‘虽然有了宪法，但专制制度还没垮掉。我们有了一切，但我们一无所有。’”
形势越来越糟。无产阶级非但不支持提出在杜马选举中实行普选权要求的乡绅大会，反而突然同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宣布决裂，去迎合新的“可疑的同盟者”：农民和军队。以革命方式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以十一月罢工作来回应波兰的戒严。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这条道路导致十二月份不可挽回的败局。而这种败局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以后的错误，就为第一届杜马的破产和以后反革命的得势做好铺垫。
切列万宁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德译者为了缓和一下切列万宁的指责和揭发的劲头，真是煞费了苦心。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切列万宁的著作也仍然更像是一份关于无产阶级反对“现实的、正确的策略”的革命罪行的起诉书，而不像是真实描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切列万宁以形式主义的演绎代替了对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一旦胜利，无产阶级就应当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协助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它应当协助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策略不相容的；无产阶级的实际策略，势必引导它去为争取国家政权而斗争，因而是错误的。
这种华而不实的逻辑结构（在经院哲学家那里被称作“连锁法”），忽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力量及其阶级结构这个主要问题。我们知道，胜利了的无套裤汉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统治做好了准备。这个经典案例，发生在城市居民主要由手工业—商业市民组成、并受雅各宾派领导的时代。目前俄国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是工业无产阶级。仅凭这一类比，我们可以考虑到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历史形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革命是否会因此而不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呢？又是又不是。这不取决于形式上的定义，而取决于形势的继续发展。如果各个资产阶级的联盟（包括被无产阶级解放的农民的联盟）抛弃了无产阶级，那么革命将保持其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并善于不择手段地取得政治领导权，以打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么俄国革命就能够揭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关于俄国革命将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自然只能给以相对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单纯规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等于根本没有谈其内部发展的形式，而且这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使自己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把它看作是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的追求者。
二
首先，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政治派别是什么呢？当人们谈到这个名称时，心里总是把在革命过程中的自由派同人民群众，即首先同农民等同起来。但在实际中（问题的根子也就在这里）这两者并不等同，而且也不可能等同。
立宪民主党近两年来在自由派圈子里居领导地位，这个党是在1905年由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和“解放社”合并而成的。乡绅的自由主义一方面表现了大农业主不满政府骇人听闻的工业保护关税政策，另一方面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土地占有者的反对派立场，因为俄国土地关系中的野蛮状态妨碍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解放社联合了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位处“体面的”社会地位，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也不愿走上革命道路。这之中许多的先生都上过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预科学校。地方自治派这个反对派身上总是带有怯懦虚弱的印记，而当至尊的贵胄在1894年把它的政治愿望叫做“无意义的幻想”时，他只是道出了痛苦的真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享有特权并在物质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依赖于国家庇护的大资本或自由派的注册地产，也无力发展成多少有点威力的政治反对派。因此，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立宪民主党结合了地方自治工作者（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和各方面都软弱无力的有学位的知识分子。1905年底，地主被农村的骚动吓坏了，急剧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旧制度，这充分暴露了农业自由派的真面目。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含泪离开地主的庄园（在这里他们实质上只是个养子），到他历史的故乡，即到城市中去寻找归宿。如果总结一下三次选举运动，那就可以看出，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那里有选举资格的居民都是立宪民主党的支柱。然而，俄国的自由派却未能摆脱无足轻重的状态，只要看看他们那可怜的举止，情况也就清楚了。为什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过火行为，而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和欧洲革命的动力，其核心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商人和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小资产阶级完全衰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扼杀了西方的手工业民主派，并且不让它在东方形成。
欧洲资本在俄国碰到了农村家庭手工业者，它不让他们脱离农民而变成手工业者，就立即用工厂来摧残他们。在这里，它把我们旧的古老城市，其中包括莫斯科这个“大村庄”，变成了最新工业的集中点。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手工业时期，没有行会的传统和偏见，一瞬间就成了大量集中的阶级。在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大的和最大的资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去了中小资本的立足点。没有可能把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同1848年的柏林或者维也纳相比，更不用说同1789年的巴黎相比。而1789年的巴黎，还不能设想铁路、电报并把拥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场看作最大企业。但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工业就其集中的程度而言，不仅能同欧洲国家相媲美，而且远远地把它们抛到了后边。下面这个小统计表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德意志帝国1895年统计数据[6]
奥地利1902年统计[7]
俄国1902年统计[8]
人数状况企业数工人数
企业数工人数企业数
工人数
51—100018,6982,595,336
6,334993,000
6,3341,202,800
≥1000255448,731
115179,876
4581,155,000
50名工人以下的企业我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在俄国对这类企业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但是这两行数字表明，从生产集中的角度看，俄国的工业大大地超过了奥地利。虽然大中企业（51—1000名工人）的总数碰巧完全一样（6334个），但是俄国大型企业（1000名工人以上）的数量却比奥地利多3倍。如果我们不仅把落后的奥地利，而且把像德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拿来比较，结果也是一样。德国255个大型企业工人人数略少于50万人；俄国458个大型企业的工人人数为100多万人。把俄国各种类型的工商业企业带来的利润加以对比，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利润额企业数利润总额（百万卢布）
1000—2000卢布37,000—44.5%
56—8.6%
＞50000卢布1,400—1.7%
291—45.0%
换句话说，在全部企业中近一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还不到总利润的1/10，可是全部剩余价值几乎有一半都落到了1/60的企业手中。
这几个小小的数字足以雄辩地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过晚。这个特点使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这两极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化。无论是在社会经济中，在城市居民的成分中，还是在革命斗争的经济中，工人的地位，相当于在西欧相应的时代从行会和同业公会中出来的手工业—商业民主派所处的那种地位。我们没有那种曾与年轻的、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壮实的小市民阶层。
不错，在政治方面，小资产阶级不管在哪里始终是极不定形的，但是在它最顺利的历史时期它曾展现过巨大的政治积极性。而在俄国，姗姗来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悬在阶级矛盾的深渊之上，身受地主的传统和教授偏见的束缚，诞生于社会主义的诅咒声之中，根本不敢想着去影响工人，无法越过无产阶级并在同地主利益的斗争中去掌握农民。这样，这个不幸的、断了脊梁的民主派变成了立宪民主党。甚至，即便不醉心于民族自豪感，也可以做出如下论断：俄国自由派的短促的命运就其暴露出来的内在劣根性和极端迟钝来说，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没有一次旧的革命像迄今为止的俄国革命那样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群众的精力，却提供了微小的客观成果。我们无论从哪种观点看待事变，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和革命的“无所成就”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联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绝不会使我们得出悲观的结论。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只不过是暂时反映了其深刻的社会性质。我们的革命就其直接的、它所引起的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由于工商业居民的激烈的阶级分化，没有一个能把自己的社会威望和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结合起来的、率领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被压迫的工农群众若要独立行事，就应当在无情的冲突和惨重的失败的严酷教训中，为了自己的胜利而创造政治前提和组织前提。他们别无选择。
三
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手工业民主派的工业职能的同时，也夺取了它的任务，其中包括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夺取的是它的任务，而不是它的方法和手段。
官方社会组织的整个编制：中小学、大学、市政局、报刊、剧院，都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服务的。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优势：甚至我们患佝偻病的自由派在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如通过决议、请愿和竞选的时候，就自动组织起来并掌握现成的机构。除了生产过程本身赋予无产阶级的那种联系之外，无产阶级没有从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任何文化—政治遗产。它不得不在这个基础上在革命战斗的硝烟中创建政治组织。它出色地克服了这种困难。它的革命力量高度集中的时期——1905年年底，同时也是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出色的阶级组织的时期。然而，这只是任务的一小部分，工人不仅应当战胜自己的无组织性，而且应当战胜自己敌人的有组织的力量。
总罢工是无产阶级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俄国无产阶级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还是使国家政权的集中化机器和国家大量高度集中的生产力依赖于自己。这就使它的罢工有了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1905年10月专制制度不得不举手投降。但是很快就清楚了，总罢工仅仅只是提出了革命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革命的问题。
革命首先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而罢工，就像分析所提示的和事变所表明的那样，是对现政权施加压力的一种革命手段。顺便说说，从来不越出钦赐宪法一步的立宪民主党自由派，正是因此而赞成把总罢工当作一种斗争手段，诚然，只有事后的一刹那间，无产阶级认识到罢工的局限性，感到必然也有必要越出它的界限。
由于城市领导农村、工业领导农业，并且新型的俄国工业没有有力而壮实的小资产阶级（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来说，工人只不过是辅助部队），所以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力并面临着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经院哲学家们只是通过刊印马克思的书的那张纸看待世界，然后就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们可以引用随便多少“原文”来证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不适时”。而现实的俄国工人阶级，在纯阶级组织的领导下在1905年年底投入了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而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充当了这一方和另一方的决斗副手。此时的无产阶级随着自己的全部革命发展碰到了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军队两者的对峙已经不可避免了。对峙的结局取决于军队的行动，而军队的行动则取决于它的成分。
工人在国内的政治作用比他们的数量要大得多。事变证明了这一点，以后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体现了这点。工人还把自己的阶级优越性（技术训练，文化修养，团结行动的能力）带到兵营里去。
在军队的一切革命运动中，工兵部队中技术熟练的士兵或炮兵发挥主要作用。他们的故乡是城市，是工厂区。在舰队起义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轮机小队。无产者即使占全体舰员的少数，倘若掌握了机器——装甲舰的心脏，也就掌握了全体舰员。但是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军队，自然表现出农民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军队会自然而然地克服庄稼汉的生产分散性，而把它的主要缺陷——政治上的消极性，变为自己的主要优点。无产阶级在1905年的一系列斗争中，有时忽视农村的消极性，有时又依靠它的自发的不满情绪。但是，当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成为当前现实的要务时，穿军装的庄稼汉——俄国步兵的中坚力量，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1905年12月俄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更实际的因素：农民军队的人数。
四
通过这个简要的分析，我们大可不必详细谈论切列万宁的起诉书的个别论点。切列万宁没有透过个别步骤、声明以及策略“错误”，从无产阶级的社会联系和它在革命中的发展去认识无产阶级本身。如果他拒绝1月9日工人上街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这一毫无疑义的思想，那么这是因为事变的外表掩盖了实质。如果说他那样尽心地强调知识分子在十月罢工中的重大作用，那么他这样做丝毫也没有降低下列事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才使左翼民主派从地方自治派的尾巴变成了革命的暂时的辅助部队，强迫他们接受了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即总罢工，并使他们依附于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代表苏维埃。
在切列万宁看来，宣言颁布之后，无产阶级应集中精力搞杜马选举。但是要知道当时不存在任何选举。选举的日期和性质谁也不知道。而且一般地说，是否进行选举也没有任何保证。
在10月，在颁布宣言的同时，我们遭到了全俄性的大摧残。怎么能令人相信不会用第二次大摧残来代替杜马呢？在这种情况下，以自己的进攻冲决了旧警察堤坝的无产阶级能干些什么呢？只能干它实际上已干了的那些事。当然，它夺取了新的阵地：摧毁了书报检查机关，创办了革命的报刊，夺取了集会自由，保护居民免受那些穿礼服的和衣衫褴褛的流氓无赖的迫害，建立了战斗的工会，团结在自己的阶级代表机关的周围，同革命的农民和军队建立了联系，他竭力在这些地方掘壕固守。当自由派那帮人嘟哝着什么军队应当置身于“政治之外”时，社会民主党却在军营里进行不倦的鼓动工作。它做得对不对呢？
虽然地方自治派十一月代表大会（事后切列万宁建议支持它）一听到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风声就急急忙忙地向右转，只是在获悉起义已经被镇压之后神经才重新镇定下来，代表苏维埃却正好相反，热情洋溢地向起义者表示敬意。它做得对不对呢？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并且到哪儿去寻求胜利的保证：是在地方自治派、自由派的安心中呢，还是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军队的联欢之中呢？
自然，由工人展开的没收土地的纲领把地主推向右转。然而它却把农民推向左转。自然，强有力的经济斗争把资本家抛进了维护秩序的阵营。然而它却唤起了倍受折磨和愚昧无知的工人投身于政治生活。自然，军队中的鼓动加速了同政府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究竟该怎么办呢？是把在自由的蜜月里帮助了蹂躏者并枪杀了工人民兵的士兵置于特雷波夫的绝对指挥之下吗？切列万宁自己也感到，除了已经做过的以外，不能再做什么了。
他在结束他的分析时说：“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并立即补充说：“即使假定说，当时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策略。那也无关大局，并且丝毫也改变不了最终的客观结论——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第92页）切列万宁创立他的策略就像斯宾诺莎创立伦理学一样，用的是几何学的方法。他自己也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运用他的策略的，这自然也就说明，为什么有他那样想法的人在革命中无所建树。然而，对于缺点只在于不能运用的这种“现实的”策略能说些什么呢？对于它，我们可以借路德的话来说：“神学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不应当只是按照理性的法则去思索关于神的事情……
任何技艺，不管是为家庭生活服务的还是为世俗事务服务的，如果变成一种思辨方式并且不能付诸实践，这就表明它是不可救药的和毫无用处的（istverlorenundtaugtnichts）。”
[1]欧仁·苏（EugèneSue，1804年1月26日—1857年8月3日），原名玛丽—若瑟夫·苏（Marie-JosephSue），法国作家。——中译者注
[2]彼得·马斯洛夫《俄国农业问题》、帕日特洛夫《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切列万宁《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作者注
[3]彼得·巴甫洛维奇·马斯洛夫（ПётрПавловичМаслов，1867年7月15日—1946年6月4日），苏联农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887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8年以后是取消派。1910年在卡普里学校讲课。1913年回国。一战中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工作。十月革命后回到西伯利亚，参加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工作，后辞职，退出政治活动。在大学任教。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1年被驱逐出莫斯科。1946年逝世。——中译者注
[4]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帕日特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АлексеевичПажитнов，1879年3月13日—1964年8月2日），苏联经济学家。1898年起参加学生运动。后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运动。1908年起先后在圣彼得堡和哈尔科夫市杜马工作。1917—1923年任彼得格勒合作研究所所长。1931年起先后在供应人民委员会、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轻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6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64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5]费·唐恩不久前在《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里也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是他在立论的勇气上，至少在对待过去的事情上，是赶不上切列万宁的。——作者注
[6]《德意志帝国的手工业和商业》第42页。——作者注
[7]《奥地利统计手册》1907年维也纳版第229页。——作者注
[8]波列查耶夫《俄国工人人数和成员统计》圣彼得堡版第46页和以后各页。——作者注 |
附件一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附件一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1]
（公历1907年5月25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选）
同志们都知道，我同那种在前一个时期作为我们党的正式哲学的关于我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分歧。
孟什维克同志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观点是异常复杂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他们指责那种关于俄国革命进程的简单化概念。但是，尽管它极端地不成形（这种不成形是复杂的一种形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成形，孟什维克的观点正在变成一种甚至连米留可夫先生也能理解的非常简单的图式。在不久以前问世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后记中，这位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至于狭义上的左派团体，即社会主义和革命团体，要同他们搞到一起将是更加困难的。但就是在这里，即使没有一定的正面的理由，也还是有一些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接近的很有力的反面理由。他们的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批判并破坏我们的威信；单是为了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存在和活动。我们知道，不仅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政变，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变，这是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的政变……世界上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准备去占据该民主派的位置，而如果国家把他们大量地派到杜马去，那当然不是为了在目前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是为了亲手实现预备性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样一来，让我们扮演议会主义者的角色，比起他们因担任这个角色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来说，对他们要有利得多。”
你们看到，米留可夫立即把我们引到了问题的核心。这段引文包含了孟什维克关于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社会民主党人相互关系的观点的全部基本内容。“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政变，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变”——这是第一。资产阶级政变“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这是第二。社会民主党不能亲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它起的纯粹是反对派的作用：“批判和破坏威信”——这是第三。最后，第四，要使社会主义者有可能继续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和活动”。
如果没有“我们”呢？如果没有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那就只好把它臆造出来。孟什维主义得出的正是这个结论。它用自己的想象来创造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性和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应当为自己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些阶层或阶级？
大资产阶级谈不上是革命的力量，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某些里昂工业家甚至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而这次革命却是最广义的民族革命。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中等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然而这个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呢？
雅各宾派依靠从手工业行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民主派。小工匠、帮工和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小市民组成了革命的无套裤汉大军，即领导政党山岳派的支柱。正是这个经过长期的行会手工业历史学校的密集的城市居民群众，承担了革命政变的全部重担。革命的客观后果是建立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正常”条件。但是历史过程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条件是由平民、街头民主派和无套裤汉创造的。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社会清除了旧的垃圾，然后资产阶级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专政，取得了统治。
我问你们（唉，这可已经不止一次了）：在存在着无产阶级这个反对派的情况下，哪一个社会阶级能够把我们这里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扶植起来，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有可能完成巨大的工作？这是中心问题，而我再次向孟什维克们提出这个问题。
不错，我们有大量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少数派出身的同志知道得不比我差，农民不管如何革命，也不能起独立的、尤其是政治领导的作用。农民无疑可以变成为革命服务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庄稼人的政党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政变，能够以自己的主动精神把国家的生产力从古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他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城市是现代社会的领导者，也只有它才有能力起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作用。而我们的有能力领导全民族的城市民主派在什么地方呢？
马尔丁诺夫[2]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着放大镜来寻找它了。他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彼得堡的律师和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他和他的所有“志同道合者”一样，只是不愿意看到，在俄国革命中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十八世纪末手工业半无产阶级民主派无套裤汉曾占据的地盘。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项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不是从手工业中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我们城市的经济史根本不知道行会时期。我们的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逼迫下产生的。它占据的实际上是原始处女地，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的反抗。境外资本通过国债的渠道和私人创业的孔道流入我国。它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支工业无产阶级大军，不让手工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城市中的主要力量是处于极高社会类型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一事实必须作为我们全部革命策略结论的基础。
如果少数派出身的那些同志相信革命能够胜利，或者哪怕仅仅承认有这种胜利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否认，除了无产阶级，我们这里就已经没有革命政权的历史竞争者了。正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领导了革命的民族一样，无产阶级这个我们唯一的城市革命民主派，必须在农民群众中找到支柱并掌握政权，——一旦革命取得胜利。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还不是社会主义专政。我现在不去谈无产阶级政府以后的前途。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如同雅各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会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扫清地盘。我只想肯定一点：如果我们这里的革命运动像普列汉诺夫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了胜利，那么革命的胜利在我们这里只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要么根本不可能胜利。
我完全有决心坚持这个结论。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社会矛盾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后者，无产阶级本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就必须得出结论：我们的革命是注定根本不能胜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自然结局必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妥协。这是决不能否认其可能性的一种结局。但是很清楚，这是由于革命内部软弱而造成的革命失败道路上的结局。
实际上，孟什维克的整个分析——最主要的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同农民可能有的关系的评价——必然使他们走上革命悲观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顽强地要离开这条道路，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加强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就是由此而来的。对于他们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革命政权的天然竞争者。马尔丁诺夫同志从这个观点出发创立了一整套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哲学。要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平静的时期是右倾的，而当革命趋于高涨时则向左转了。因此，他们对革命的未来保有竞争权。然而，我必须断定，马尔丁诺夫描绘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是带有偏见的、迎合某种道德的历史。马尔丁诺夫提醒我们说，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人曾经签名表示同情罢工工人。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但是在这种空洞的同情之下掩盖着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在街头恐怖面前表现出来的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革命运动刚一发展起来，立宪民主党人就被完全清扫出政治舞台了。米留可夫在我已经引证过的那本小册子里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这种被清扫的原因：“当10月17日以后在俄国第一次出现自由政治集会的时候，其情绪自然是左的……甚至像立宪民主党这样一个在当时刚成立几个月并准备进行议会斗争的政党，在1905年的最后几个月要发表讲话完全不可能的。现在责备党在那时没有通过举行群众大会来抗议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和‘布朗基[3]主义’旧病的那些人，根本不懂得或不记得参加群众大会的民主派大众当时的情绪。”（《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1、92页。）[4]你们看，米留可夫先生对我真是过誉了，把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引文的有趣之点并不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确定一点：在10月和11月间立宪民主党人唯一可以进行的工作，就是同革命的“幻想”即实际上同群众的革命运动进行斗争……而如果说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一工作，则只是因为害怕人民集会上的民主派大众。而这是在他们党度成立蜜月的时候！而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刻！
马尔丁诺夫同志回忆了立宪民主党人向罢工工人表示的无关痛痒的敬意。但是，作为一个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他忘了提一提立宪民主党人领导的11月乡绅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他们参加人民运动的问题吗？没有，它商讨了同维特内阁妥协的问题。当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代表大会立即坚决地右倾了——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只是当米留可夫先生说了“谢天谢地，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这番话以后，立宪民主党的地方自治派才重新走上立宪的轨道。你们可以看到，对马尔丁诺夫的总提纲要作极大的限制才行。
其次的一个情况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所作所为。不用说，这是自由派政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但是怎样来解释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兴旺景象呢？我们对抵制策略的评价可以不同。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毫无疑问的一点应当是，恰恰是这种策略人为地因而也是暂时地把民主派的广大阶层推到了立宪民主党人一边，把许多激进分子推入立宪民主党代表团的怀抱，从而把立宪民主党变成了“全国”反对派的机关；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一特殊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维堡宣言的发表，这也就是那个马尔丁诺夫援引过的宣言。但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就已迫使立宪民主党人采取他们所固有的同“革命幻想”进行斗争的立场了。立宪民主党的历史编纂学家阿列克塞·斯米尔诺夫先生是这样描绘在立宪民主党人最有影响的城市里的选举运动的：“在城市选民中没有拥护政府的人……因此会上斗争的中心就转到另—方面——人民自由党和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争论。”（《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0页）
第一届选举中反对派的混乱，在第二届选举中让位于按革命民主主义路线的分化。立宪民主党人动员自己的选民反对民主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口号。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基础变得更狭小和更缺乏民主性了。而这已经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瞬息的情况了。它标志着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真正严重的分裂。米留可夫对第二届选举的这种结果看得非常清楚。这位立宪民主党领袖指出第一届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拥有多数——“也许是因为没有竞争者”，——而在第二届选举中他们丧失了这个多数，然后他说：“然而现在我们在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我们，他们表示拥护我们的策略，反对革命的策略。”（《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286页）
少数派出身的同志不能不希望这样明确地评价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是否认为，往后事情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立宪民主党人会把民主派重新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并变得革命一些？你们是否认为，情况恰好相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民主派彻底脱离自由派并把后者抛入反动阵营？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策略难道不是正在导致这一点吗？难道你们自己的策略，你们在杜马的言行，你们在报刊和集会上的揭露不正在导致这一点吗？你们相信立宪民主党人还会振作和崛起有什么根据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不，是根据你们的图式！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但除了立宪民主党人以外一无所获。于是你们就靠他们发扬惊人的乐观主义精抻，你们替他们乔装打扮，你们想使他们起一种他们不想起、不能起、将来也不会起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提出来的根本问题——我已多次提过了——，我没有听到回答。你们缺乏革命的预见。你们的政策缺乏远大的前景。
因此，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可以用代表大会应当永志不忘的随机应变几个字来表示。无产阶级不是为争取影响人民群众而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他们不是用把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报信人和领袖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监督自己的策略步骤，——他们实行随机应变的政策。他们在原则上正在失去为了长远的胜利成果而不顾暂时利益的可能性，——他们凭经验掂斤估两，他们施展其随机应变的商业－政治巧计。普列汉诺夫同志问：“我为什么要对金发女人比对黑发女人更喜欢呢？”那么我得承认，既然说的是金发女人和黑发女人，这无疑属于德国人所说的私事（德语词，Privatsache）的范围，即由个人自由处理的范围。我想，甚至以在原则性问题上铁面无情著称的阿列克辛斯基同志也不会要求代表大会在这一方面确立“思想的统一”，以作为行动统一的前提。（掌声）[5]
[1]根据《托洛茨基言论（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174页校对。——中译者注
[2]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Самойлович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Самуилович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中译者注
[3]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中译者注
[4]这里在原文上和第十四章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中译者注
[5]摘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全文。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出版，1909年，295页。——《托洛茨基言论》译者注 |
第二十二章总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二十二章总结
苏维埃的历史就是五十个日日夜夜的历史。苏维埃的成立大会于10月13日举行。12月3日，苏维埃的会议被政府军中止了。
数十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而在11月中下旬，代表人数就增长到了562人，其中包括6名女性。他们代表了147家工厂、34个车间和16个职业工会。代表中的绝大多数是金属工人，有351人。他们在苏维埃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纺织业派出了57名代表，印刷业和纸业派出了32名代表，贸易业职工12名代表，而从办公室和药剂行业则出席了7名代表。苏维埃的“内阁”是执行委员会，成立于10月17日，其中有31人参与：22个代表和9名政党代表（其中6名是从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来的，3名是从社会革命党来的）
这个机构的实质是什么？苏维埃何以能在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历史上、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苏维埃组织了劳动群众组织，领导了政治罢工和示威，武装了工人，在黑帮的屠刀下保护了居民。但是其他的革命组织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不是这些因素使苏维埃获得了那集中在他们手中的影响力。苏维埃的影响力秘密在于，它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直接掌控的实际机关成长起来的，而且这个机关在事件中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政权而斗争。互为反面的工人阶级和反动势力都称呼苏维埃为“无产阶级政府”，这恰恰反映了苏维埃实际上是革命政府的胚胎的事实。苏维埃的权力只要得到工人地区革命力量的保证，就能得到实施；只要军事政治君主仍手握大权，苏维埃就依然为政权而斗争。
在苏维埃之前，我们可以发现产业工人之中存在一些革命组织，它们绝大多数由社会民主党领导。但是，那些组织都是无产阶级之中的组织。他们的直接目的是为影响群众而斗争。而苏维埃则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旨在为革命的政权而斗争。
苏维埃成为了全国所有革命力量的焦点，所以它并没有在革命民主自发里中消解；它在过去和未来一直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有组织的表达。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它采用的方法是由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性质自然决定的：它在生产中的角色，它的数量，它的社会同质性。不仅如此，苏维埃还把其作为所有革命力量的首领的、为政权进行的斗争，与其对工人群众的阶级自主行动的全面领导连结了起来；它不仅协助专业工会组织，还甚至干预了个别工人与其雇主之间的冲突。正是因为苏维埃这一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民主政府，站在了自己那整个阶级的全部利益的交汇点上，才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面的决定性影响。这个政党，现在一下子有了机会，来实现其在马克思主义学校中获取的巨大优势，而且这个党由于能够在巨大的“混沌”之中辨明自己的政治道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非党的正式组织——苏维埃转变为自己影响力的有组织的工具。
苏维埃的主要斗争方法是政治总罢工。这种罢工的革命力量在于它可以在资本的头顶上行动，使国家政权去组织化。它造成的“无政府状态”越大、越全面，就越接近于胜利。但只有当无政府状态不是由无政府主义的手段造成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一点。通过同时停工，使生产机构和政权中枢一起瘫痪，使全国各地互相隔离，造成普遍动摇不定的这个阶级，其本身必须要有足够的组织性，以便使其不成为自己造成的无政府状态的第一个牺牲者。罢工越是能让政府真空化，罢工组织则越是不得不去承担政府职能。总罢工的条件，其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方法的条件，同样也是使工人代表苏维埃具有巨大意义的条件。
苏维埃通过罢工的压力，实现了出版自由。它组织了街道巡逻队以保证市民的安全。它在一定程度上接管了邮政、电报和铁路。它以权威的姿态介入了劳资经济冲突。它作出尝试以直接的革命压力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它发动罢工起义，使专制国家的活动瘫痪，把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带入了城市劳动居民的生活之中。
1月9日以后，革命表明了它已经掌握了工人群众的意识。6月14日，通过波将金号的起义，革命表明了自己可以转变为一种物质力量。在十月罢工中，它表明了自己可以瓦解敌人，瘫痪其意志，并使其完全屈服。最后，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创建工人苏维埃组织，革命表明了自己善于缔造政权。革命的政权只能依靠积极的革命力量。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事实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迄今为止，除了无产阶级之外，没有一个社会阶级显示出自己能够并且准备好成为革命政权的支柱。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无产阶级与君主制的街头交往（Уличноеобщение）；而革命的第一个重要胜利，是由无产阶级的纯粹阶级武器——政治罢工取得的；最后，无产阶级代表机构就作为革命政权机关的雏形诞生了。在苏维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新历史的基础——第一次出现了民主权力。苏维埃，是群众对自己个别部分施加的有组织的权力。这是真正的、不未经伪造的民主，没有上下两院，没有专业的官僚，选民在任何时候可以撤换自己的代表。苏维埃通过其成员，通过工人选出来的代表，直接领导整个无产阶级及其个别团体的所有社会表现，组织其行动，并赋予其口号和旗帜。
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彼得堡的“自力更生”居民有约82万人，其中包括43.3万工人和仆人。也就是说，在首都，无产阶级已经达到了人口的53%。如果我们把其中的非自力更生分子包含在内的话，由于无产阶级家庭人口不多，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小的数字——50.8%。无论如何，无产阶级都占彼得堡人口的一半。
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不是首都全部半百万无产阶级人口的官方代表——它在组织上集结了20万人。其中，工厂工人占主要部分。尽管它的政治影响力（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扩展到了更广大的范围，但无产阶级中非常重要的那几层（建筑工人、仆人、杂工、马车夫）却较少甚至完全没有被争取过来。然而，毫无疑问，苏维埃表达了整个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尽管在工厂里也有存在所谓的“黑色百人团”分子，他们的人数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减少的。苏维埃的政治统治地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群众中只有朋友，没有敌人。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那些有特权的奴仆们——对这些官僚机构的高级奴才、大臣的仆夫、股票交易员和名妓来说，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就是一种职业病。
在彼得堡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之中，苏维埃的朋友比敌人多得多。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承认苏维埃的政治领导地位，并热忱地支持它迈出的每一步。有文凭的、做官的知识分子，除了那些在办公桌前变得无可救药的大腹便便那部分人以外，都站在苏维埃一边——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苏维埃积极支持邮政—电报罢工，吸引了下层公务员的同情与注意。城市中所有被压迫的、一贫如洗的、诚实的、有生命力的人都自觉地或本能地被吸引到了苏维埃。
反对它的都是些什么货色？资本主义掠夺的代表人，趁着价格上涨搞投机的股票交易商，被罢工“毁”掉的承包商、贩子和出口商，金银供应商，彼得堡杜马安身立命的那帮房东，高级官僚，依赖着国家预算的交际花，肩上点缀着星星的人，高薪公务员，秘密警察——所有这些贪婪的、愚蠢的、放荡的、注定灭亡的人就是苏维埃的反对者。
在苏维埃的大军与敌人之间，存在着一群政治上不确定、犹豫不决或不可靠的分子。小市民中最落后的群体，还没被卷入政治，还没来得及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还没来得及明确自己对苏维埃的态度。这些手工业老板惊恐万分。在他们心中，小资产阶级对罢工的厌恶和对美好未来的模糊期望在相互抗衡着。
来自知识圈不安分的职业政治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激进记者、充满怀疑论的民主人士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劲儿地对苏维埃指指点点，历数苏维埃的错误，并试图让所有人明白：只要他们骑在这个机构的头上，无产阶级就可以永远幸福了。这些先生们的辩解展现了他们的无能。
总之，苏维埃实际上或潜在地成为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机构。如果它那些在首都居民中的敌人没有得到尚存专制的支持，那么这些敌人就不会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尚存的专制，支撑在庄稼人军队中最落后的分子之上。苏维埃的弱点并非特例。这种弱点存在于任何纯粹城市革命当中。
这五十天是革命力量最为强大的五十天。苏维埃是革命为政权而斗争的机构。苏维埃的阶级性是由城市人口的尖锐阶级分化和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政治矛盾决定的，而这一点，即使是在与专制作斗争的历史限定框架下也是如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十月罢工以后便有意识地踩下革命的刹车；而小市民又被证明过于微不足道，无法发挥独立作用；无产阶级在城市革命中拥有无可置疑的领导权，它的阶级组织就是它夺取政权的机关。
随着政府士气的逐渐减弱，苏维埃的力量也越来越大。非无产阶级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同情它，因为旧的国家政权相比之下显得更加无助、更加迷茫。
大规模政治罢工是苏维埃手中的主要武器。苏维埃因为在无产阶级中的所有团体里建立起了直接的革命联系，并以整个工人阶级的权威与力量支持所有企业的工人，所以才有可能中止国家经济生活。尽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насредств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仍掌握在资本家和政府手中，尽管国家政权仍掌握在官僚机构的手中，但国民生产与通信的实际运行（至少就中断国家经济和生活的正常运行而言）掌握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正是由于这种在实践中被证明了可以瘫痪经济并将无政府状态引入国家生活的能力，所以才成为了苏维埃。鉴于这些条件，在苏维埃与旧政府之间找到一条和解的路就成了最不可能的乌托邦。然而，我们如果把一切对苏维埃战术的批评的真实内容展示出来，可以认为它们都是从下面这个奇妙的想法出发的：十月以后，苏维埃应该避免一切进攻行动，而应该集中精力，在已从专制手中赢得的土壤上组织群众。
但是，十月胜利的实质是什么？
毋庸置疑，十月运动导致专制主义在“原则上”否定了自己。但它还并没有真正输掉这场战斗，而只是回避了战斗。它没有认真尝试用它的农村军队来对付造反的、罢工的城镇。自然，它不是看在人性的份上才没有展开攻击，而只不过是大受挫败，失去镇定罢了。官僚机构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在等待机会，在罢工已经开始减弱的时候取得了优势，并发表了十月十七日宣言——“原则上地”弃绝了专制主义。但整个政权的物质组织——官僚等级制度、警察、法院、军队都仍然是君主制神圣而不可分割的财产。在这样的条件下，苏维埃的策略可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它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只要有能力）在生产性无产阶级的支撑下，剥夺专制主义运用其政权的物质机器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苏维埃的活动意味着“无政府状态”的组织化。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意味着这一“无政府状态”的巩固。长期的共存是不可能的。未来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十月半胜利的物质内核。
苏维埃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要对冲突的不可避免视而不见吗？让人相信它是在为宪政制度而组织群众吗？谁会相信呢？当然，既不是专制，也不是工人阶级。
两次杜马的例子后来告诉我们，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外表的正确性——这一忠诚的空洞形式是多么无用。为了预料到专制国家那“宪政”的虚伪策略，苏维埃不得不“用一种别的发面团来制成自己”，但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就像两次杜马的结局一样——破产。
苏维埃别无退路，只能承认：它没法避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冲突，并且除了准备起义以外，已经没有别的策略了。
苏维埃，除了巩固和发展那些可以让自己瘫痪掉国家生活、增强自己力量的长处以外，还能做什么准备工作呢？然而，苏维埃巩固和发展这些长处的自然努力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冲突的到来。
苏维埃越来越注重扩大它对军队和农民的影响。11月，苏维埃呼吁工人积极表达他们与以喀琅施塔得水手为代表的觉醒军队兄弟般的团结。不这么做，就等于拒绝增强苏维埃的力量；而这么做，就是迎面向冲突前进。
也许，还有第三条出路呢？也许，苏维埃可以与自由派一起，向当局那些所谓的“政治家”进行呼吁？也许它可以而且应该在民权与君主特权之间划出一条停战线？但是，谁能保证君主制就会严格遵守停战线呢？谁会在中间当起说和人——哪怕只是一时之间的和呢？自由派？苏维埃的一个代表团在10月18日与维特伯爵会面的时候提议，军队可以撤离首都，以其作为和解的标志。大臣回答道：“没水没电也比没有军队强。”很明显，政府并没有打算解除武装。那苏维埃还能怎么做呢？它要么退出，把事情交给调解机构——也就是未来的国家杜马，而这正是自由派真正想要的；要么准备武装起来，以便捍卫十月的一切成果，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发动进一步的攻势。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调解机构变成了新的革命冲突的舞台。因此，前两届杜马发挥的客观作用，只是为了证实无产阶级据以构建其战术的政治预测的正确性。但我们不需要看得那么远。我们可以问：是什么可以并且应该保证这种“调解机构”（它的命运也不允许它成功调解任何人）的存在？仍然是那个君主制的政治思想？还是它的庄严义务？还是维特伯爵的诚实话语？还是那些在彼得宫城后阶访问的乡绅？又或者是门德尔松的警告声？再或是所谓“事物的自然进程”——自由派把历史所有强加给自己的主动性、智慧和力量上的任务都堆在其肩上的那个“自然进程”？
但是，如果12月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造成其失败的原因难道不在于苏维埃的成分吗？有人说，苏维埃的根本缺陷在于其阶级性质。为了成为“国民”（Национальный）革命的机关，苏维埃应该扩大它的范围，使居民所有阶层的代表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巩固苏维埃的权威，并增加其力量。事实果真如此吗？
（被告人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阿夫克森齐耶夫[1]，后来的著名民主反革命活动者）
苏维埃的力量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角色决定的。苏维埃的任务不是把自己建设成议会的模仿品，不是组织不同社会群体的平等的利益代表，而是统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苏维埃手中的主要武器是政治罢工——这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方法，是雇佣劳动阶级的特有方法。苏维埃阶级成分的同一性消除了苏维埃内部的摩擦，赋予它发挥其革命主动性的能力。
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用来扩大苏维埃的组成范围？它可以邀请几个自由派工会的代表；这样一来，苏维埃就会因为吸收了二十来个知识分子而变得更加丰富。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将与工会联盟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成正比——也就是说，会变得无限小。
但是还有哪些社会团体可以派代表出席苏维埃？乡绅大会？贸易—工业组织？
乡绅大会于11月在莫斯科召开，讨论了与维特内阁进行联系的问题，但却丝毫不曾想与工人苏维埃进行联系。
在这大会的会议期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爆发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立即使乡绅右转了，因此，米留可夫先生不得不安抚他们，说什么“感谢上帝”，“起义已经被镇压了”。在这些反革命先生们和向起义者致敬并支持起义者的工人代表之间，会有什么样的革命合作形式呢？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自由主义有一个半真半假的信条——要求军队不干预政治。与此正相反的是，苏维埃竭尽全力地想把军队引向革命政治。还是说，苏维埃也许应该无限信任沙皇的宣言，以至于拱手把军队让给特雷波夫？如果回答“不是”，那么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在与自由派合作的基础上，有什么纲领是可以想象的吗？这些先生们除了能给苏维埃的行动带来系统性的反对、无休止的辩论和内部士气低落以外，还能有什么贡献吗？他们除了建议和指示以外（我们光读一下自由派的报刊就能得到这些东西了），还能给我们什么吗？也许，真正的“政治思想”确实是受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支配的；但是，苏维埃可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论战和互相教训的俱乐部。它必须是并且仍然是一个斗争机关。
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代表能给苏维埃的力量增添些什么呢？他们怎样才能丰富苏维埃的斗争方法呢？只要回忆一下他们在10月、11月和12月起到的作用，只要回忆一下这些人对解散自己的杜马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就足以理解为什么苏维埃可以，也应该保持阶级组织——也就是斗争组织的性质。资产阶级代表可以增加苏维埃人数，但却绝对无法增强其力量。
同样的，我们也拒绝那些纯粹理性主义的、不合历史的指责——它们认为苏维埃不可调和的阶级策略把资产阶级赶回了秩序的营帐。劳动者的罢工，显示出自己是革命的强大武器，也让工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本身就足以使处于反对派立场的资本把国家秩序和资本主义剥削持续性的口号置于所有自由主义口号之上了。
企业主们下定了决心，要让“光荣的”（他们真是这么叫的）十月罢工变成最后一次罢工——然后就组建了反革命的十月十七日同盟。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他们每个人都能有充分的机会在自己的工厂里，发觉到革命的政治成果与巩固工人反对资本的立场是相辅相成的。某些政治人士还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的主要罪责就是造成了反动派的最终分裂，并把资本变成了反革命力量。这些批评者想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动力交给历史支配，而不接受阶级斗争的后果。不言而喻，单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必然会引起企业主的激烈反应。但是，如果以为这场运动不存在，资本家与证券资本的维特当局就不会沆瀣一气，那是非常愚蠢的。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将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首，并持续威胁“秩序”——这就完全足以使资本和当局媾和了。
诚然，革命在第一阶段表现为自发的零星火花之时，受到了自由派的容忍。他们清楚地看到，革命运动动摇了专制的基础，并迫使专制与统治阶级达成了立宪协议。他们容忍了罢工和示威，对革命者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对革命者的批评也仅限于“温和而谨慎”的范围内。到10月17日以后，当立宪协议的条件被写好，似乎只剩下付诸实施的时候，革命的进一步工作显然破坏了自由派和当局签订这种“合同”的可能性。通过十月罢工团结起来、并在内部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其自身存在的事实都从那时起使自由派回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上。自由主义者抱着这样的念头：“黑鬼”（Негр）[2]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现在该乖乖地回到自己的车床边上了。苏维埃正相反，认为主要斗争还在前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十二月来源于十月，就像结论源于前提。12月冲突的结果并不是由孤立的战术错误来解释的。这只能由一项决定性事实来解释，那就是反动派的力学力量大于革命。无产阶级在十二月—一月起义中战败不是由于其战术错误，而是因为一个更真实的数量大小——农民军队刺刀数量之多。
不错，自由派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火力不足都可以用跑步速度来弥补——它认为在决定时刻撤退是真正勇敢、成熟、深思熟虑并行之有效的战术。这种自由派的逃兵哲学给某些社会民主党本身的文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后知后觉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在12月的失败是由于它的力量不足，那它的错误不正是在于，在自身力量不足以胜利的时候，却接受了战斗？让我们这样说吧：如果只有稳操胜券才能进行斗争，那么整个世界就太平了。预先计算力量不可能在现实中把革命冲突的结果确定下来。如果可以的话，阶级斗争早就被阶级记账本给替代了。某些专业工会的记账员不久之前还为此做白日梦呢。但事实证明，即使最完善的会计制度，也不能拿账本中的数据来说服资本家，而基于数字的论证最终还是要通过罢工的论证进行支持。而且，不管事先的这些计算多么精确，每次罢工都会引起一系列新的物质和精神事实，而这些事实都是无法预见的，并且最终会决定斗争的结果。现在请您在心底里把这种工会和其精确计算方式抛到脑后，开始想象：罢工已经扩展到了全国，并赋予其一个巨大的政治目标；把无产阶级和国家政权当作直接敌人摆在对立的两面；用现实的、潜在的或者想象的盟友来包围这两者；再加上双方会无情争夺的冷淡人口阶层；再加上那革命羽翼只有在事件之中才会展开的军队；再加上夸大的希望和夸大的恐惧——两者都是非常真实的事件因素；再加上证券交易所的阵痛和国际关系的所有复杂影响——然后您就得到了一个革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党——甚至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主观意志，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革命中，有一点比在战争中更重要：战斗的每分每秒与其说是由任何一方的计算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敌对双方各自形势决定的。不错，在战争中，军队由于机械性的纪律，有时可以不战而退[3]；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也一样会问自己：撤退战术是否会减弱我方的士气？避免今天的战斗是否其实是为今后更加灾难性的战斗准备了条件？在这一点上，库罗帕特金[4]将军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在发展中的革命里，有计划的撤退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党在进攻时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不代表它能在进攻中随意地带离群众。不仅仅是党会带领群众，而且群众也会反过来拉着党向前进。这会发生在任何革命中，无论革命组织多么强劲有力。在这种条件下，不战而退意味着党在敌人的炮火下抛弃群众。当然，占据着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可能会拒绝接受反动派在12月的挑战（按照库罗帕特金的表达方式，就是“撤回到先前准备好的位置”），回到地下状态。但是，这样做只会给政府以可乘之机。在没有遭到任何普遍抵抗的情况下，政府会粉碎公开和半公开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是党自己参与了建立的）。这将会是社会民主党为其令人怀疑的特权付出的代价：这种特权以为，党能够置身于革命之外袖手旁观，滔滔不绝地进行说教，指责革命的错误，并制定出无懈可击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唯一缺点就在于，它们在被制定出来时，为时已晚，沦为废纸。不难想象，这将如何有助于巩固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呵！
没有人可以断言社会民主党人加速了冲突。正好相反，在10月22日，正是由于他们的主动倡议，彼得堡代表苏维埃取消了葬礼性示威，以便不首先尝试利用“新制度”的混乱与摇摆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和组织工作，来避免引发冲突。当政府过于急切地试图进攻全国，并因此尝试在波兰宣布戒严令的时候，苏维埃保持了纯粹防御性的策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将十一月罢工引向公开冲突，而是相反，把罢工变成了抗议活动，并满足于这一活动对军队和波兰工人产生的巨大道德影响。
但是，如果说党因为意识到需要在组织上做好准备，就在10月和11月回避了战斗的话，那么在12月，这点也就不再适用了。这当然不是说党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而是因为政府那边也别无选择地通过摧毁十月和十一月建立的所有革命组织来开启了战斗。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作出决定再次拒绝战斗，即使它甚至能够从公开的决斗场上带离革命群众，也只是在更不利的条件下为直面起义——完全失去同情的报刊和所有群众组织；沉浸在撤退后不可避免的低落的士气之中。
马克思[5]说过：“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卡尔·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三章）
在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著名导言中，他在对立分析军队阶级成分的演变产生的新的胜利的可能性和与起义的军事技术困难（军队的快速铁路运输、现代大炮的破坏力、现代城镇的宽阔街道）时，为严重误解留下了隐患。一方面，恩格斯非常片面地评价了现代技术在革命起义中的意义；另一方面，他认为没有必要或者不方便解释一点，那就是只有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发生直接对抗的时候，军队的阶级成分演变才会具有政治意义。
现在来稍微讲一下这个问题的两面性。[6]革命的去中心性质使部队必须不断地转移。恩格斯说，由于有了铁路，卫戍部队可以在24小时内增加一倍以上。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群众起义不可避免地会以铁路的罢工为前提。政府在能够开始转移其武装力量之前，必须先在与罢工人员的无情战斗中夺取铁路线和车辆，组织交通，恢复被破坏的铁轨和被炸毁的桥梁。最好的步枪和最锋利的刺刀都不足以完成这一切；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即使在这一方面取得最低限度的成功，至少也需要远远超过24小时的时间。此外，在着手转移其武装力量之前，政府必须了解国内的局势。电报对信息的加速作用甚至超过了铁路对运输的加速作用，但是，即便是在这里，起义也会以邮政—电报的罢工作为前提，并且也会制造这种罢工。如果起义不能把邮政—电报职员拉到自己的一边来（这一事实将证明革命运动的软弱！），它还有推倒电报杆、剪断电线的能力。虽然这一点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但革命的主要力量绝不在于一个机械运转的组织，它的损失远远小于政府。毫无疑问，铁路也好，电报也罢，都是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手中的强大武器。但它们都是双刃剑。而且，如果说社会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依赖于无产阶级的持续劳动，那么，这种依赖性在铁路和邮政—电报事业方面就最能集中体现出来。一旦铁轨和电线拒绝继续工作，政府机器就会被分割成独立的部分，而在这些部分之间就不会有任何运输或通讯手段——甚至连最原始的方法也没有了。既然如此，在当局成功地使一个地方军区的部队数量“翻番”之前，事件可以走得很远。
除此之外，起义还使政府面临着军事物资运输的任务。我们已经知道总罢工在这方面造成的困难了；但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军事物资会被起义者缴获的危险。这一危险越现实，就越能说明革命的去中心性，越能说明被卷入革命的群众之多。我们已经看到过，莫斯科火车站的工人们扣押了正在运往某个遥远展区的武器。类似的行动发生在了许多地方：在库班地区，起义哥萨克拦截了一批步枪的运输队；革命士兵把弹药交给了起义者，等等
当然，一言以蔽之，起义者对政府军的纯粹军事胜利都是不可能的。后者在体力上必然更具优势，而问题始终围绕在士兵的情绪和行为周围。如果街垒两边的大军之间没有阶级上的亲缘关系，以今天的军事技术来看，的确不可能实现革命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如果以为军队可以以某种和平、一致的方式“站到人民一边”，那将是一种最危险的幻想。统治阶级在面对自己生死的问题时，绝不会因为有关军队阶级构成的理论考虑而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阵地。军队的政治情绪是所有革命的巨大未知数，只有在士兵和人民之间的冲突进程中才能得到确定。军队转入革命营帐是一个道德过程；但它不能仅仅通过道德手段来实现。不同的潮流和情绪在军队中交织在一起：只有少数人是有意识的革命者，而大部分人则在摇摆，等待着来自外部的推动力。只有当这个多数人开始相信人民胜利的可能性时，它才能够放下武器，或者甚至把刺刀指向反动派。但这种信念并不是光靠鼓动就能产生的。只有当士兵们确信人民已经走上街头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不是为了示威反对当局，而是为了推翻政府），他们才有可能在心理上“倒戈到人民一边”。因此，起义在实质上与其说是反对军队的斗争，不如说是争取军队的斗争。起义越是顽强、深远和成功，士兵的情绪就越有可能（实际上不可避免）发生根本变化。就像我们在莫斯科看到的那样，在革命罢工基础上的游击战本身不可能导致胜利。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士兵情绪，并且在第一次重大胜利——也就是一部分驻军加入了起义以后，游击战就可以转变为群众性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之中，一部分军队在武装和非武装的居民支持下，将与另一部分军队作战，而这部分军队将发现自己正处于普遍仇恨的包围之下。我们在黑海舰队、喀琅施塔得、西伯利亚、库班地区、斯维亚堡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当军队的阶级和道德—政治异质性导致士兵站到人民一边去之前，首先必须意味着军队内部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斗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现代的军国主义武器——步枪、机枪、要塞炮和装甲舰——不仅政府手里有这类武器，而且也有这类武器在为革命服务。
在1905年1月9日彼得堡血腥星期日得到的经验基础上，某位英国记者阿诺德·怀特[7]先生得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结论：如果路易十六手上有几门马克沁枪供他使用，那么法国大革命完全不会发生了。认为革命的历史机遇可以用步枪的口径来衡量——这是多么可悲的迷信啊！俄国革命再度表明，并不是步枪、火炮和战舰支配人，归根结底，是人支配着它们。
12月11日，维特—杜尔诺沃内阁（那时应该叫做杜尔诺沃—维特内阁更为贴切）公布了一项选举法。在“‘陆战’海军上将”杜巴索夫在普列斯尼亚的街道上恢复圣安德烈旗的荣誉之时，政府急忙开辟了一条合法途径，以便在有产者的社会与君主制、官僚制之间实现和解。从那一刻起，争夺权力的斗争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是革命的，但却在宪政的幌子下继续发展。
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以人民的领袖自居。由于除城镇无产阶级以外的人民群众仍然处于混乱的反对情绪中，同时也由于选举受到了极左政党的抵制，立宪民主党人发现自己主宰了杜马的局势。他们“代表”了整个国家：自由派地主、自由派商人、律师、医生、公务员、店主、店员，甚至还有一部分农民。虽然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权仍像以前一样掌握在地主、教授和律师手中，但是，在农村的利益和需求压力下，所有其他问题都退居次要地位，使该党左转了。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杜马的解散和《维堡宣言》的发布，它们给自由派闲人带来了许多不眠之夜。
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人数较少，但正如米留可夫承认的那样，他们现在的优势就在于他们不仅得到了不满的普通人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与左边割席的选民的支持——换句话说，他们更自觉地把票投到了反革命的一边去。虽然地主和大资本代表中的主要部分已经跨入了积极反动派的营帐，但城市小市民、商业无产阶级和普通知识分子现在都投票给左派政党了。一部分地主和城市人口的中间阶层则投给立宪民主党。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则站在他们的更左边。
立宪民主党人对政府的征兵计划投了赞成票，并承诺也对预算投赞成票。他们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同意国家发起新的举债计划，以弥补国家赤字，并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专制政府的旧债。戈洛文，这个坐在议长席位上的可悲人物，体现了自由派的所有无力与渺小，在杜马解散以后，表达了如此的思想——即政府应该把立宪民主党的行为看作是自己对反对派的胜利。他说得很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杜马的解散没有任何基础，但它却还是被解散了。这证明了一点：存在一种比自由派的政治论点更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即是革命的内在逻辑。
在立宪民主党人主导的杜马与内阁的斗争中，政府越来越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了。它认为这个伪议会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历史挑战，而是一个必须被无害化的政治对手。政府的对手和权力的追求者就好像是那一小撮律师，而对这一小撮律师来说，政治就像是在高等法院提出诉状一样。他们的政治口才在法律的三段论法和伪古典主义用语之间摇摆不定。在关于战地军事法庭的辩论中，两党面对面地交上了火。莫斯科律师马克拉科夫[8]——一个自由派眼中的“未来新人”，对战地军事法庭进行了司法上的控诉，同时也对整个政府政策进行了毁灭性的法律批评。
斯托雷平[9]回答道：“但战地军事法庭本来也不是一个司法机构，它们是斗争的武器。您想证明这一武器是不合乎法律的吗？那么它就是合乎目的的。法律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当国家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无视法律，利用其权力的物质武器！”
这一回答不仅包含了国家政变的哲学，同时也包含了人民起义的哲学，让自由派陷入尴尬的境地。这是前所未闻的坦诚！——自由派政论家如此喊道，然后第一千零一次再度发誓：权利高于权力。
然而，他们的整个政策都是为了让政府相信与这一发誓相反的事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退缩。为了避免杜马被解散，他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权利，从而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权力比权利更加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诱惑，继续使用其权力武器，直到最后一刻。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了——作为革命的继承者，十月十七日联盟代表的保守民族自由主义者出现了。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认为自己是革命任务的继承者，那么十月党人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绥靖政策实际上的继承者了。无论立宪民主党人如何对十月党人自我吹捧，后者都从立宪民主党人自己的经历中得出了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不能从革命中获得支持，那就必须从斯托雷平的宪政主义中获得支持。
第三届杜马向沙皇政府提供了456535名新兵，尽管直到现在为止，库罗帕特金和施特塞尔[10]的机关作出的所有整个改革也只限于新肩章、新袖章和新军帽。它批准了内务部的预算，而这个内务部把全国70%的地区交给了把紧急状态法当绞刑架用的暴君，以便在剩下30%的地区根据“正常”法律执行绞刑。它接受了政府著名的1906年11月9日的命令的所有基本规定，而这是根据第87条发布的。这第87条的任务就是要从农民中抽出一层坚实的有产者，而把其余所有的群众都留给自然选择（生物学意义上的这个词）处理。与征用地主土地为农民用相反，反动派这次是征用村社农民的土地为富农所用。第三届杜马的一个极端反动分子说过：“在十一月九日法罐子里装的易爆气体足以炸毁整个俄罗斯。”
由于贵族和官僚（他们再次成为局势的无限主宰）不可调和的态度，资产阶级政党被逼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他们正在寻找摆脱其目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方法，而方法正在帝国主义那里。他们在外交事务中寻求对其国内失败的补偿——远东的阿穆尔铁路，波斯和巴尔干。所谓的“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动，使彼得堡和莫斯科所有的爱国主义破喇叭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而立宪民主党——这个过去在所有资本主义政党中声称最反对旧秩序的党，现在却站在了好战的“新斯拉夫主义”前头——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找到完成革命未竟事业的方法。这使得他们事实上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任何想法，也就相当于是放弃了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稳定国内市场的任何希望，而把希望转到了外国市场那里去了。为了在这一方向上获得成功，他们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而自由派发现自己不得不积极支持沙皇专制，毕竟它才是政权的真正掌握者。米留可夫那种具有反对派色彩的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装饰品，用来掩盖第三届杜马核心中那专制官僚、野蛮地主和寄生资本主义令人反感的混合物。
这一切可能会产生最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对马海峡和奉天平原上葬送了自己力量声誉的那同一个政府，遭受了其冒险主义政策可怕后果的同一个政府，现在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受到了“民族”代表的爱国主义信任。它毫不费力地获得了50万新兵和5亿新军事开支，还得到了杜马对其在远东新冒险的支持。不仅如此，从左从右，从黑色百人团到立宪民主党，所有人都在指责它，指责它的外交政策不够积极。因此，事物的所有逻辑促使政府走上了为恢复其世界地位而战斗的危险道路。谁知道呢？也许，在专制制度的命运最终在彼得堡和华沙的街道上不可逆转地被决定之前，它会先在阿穆尔河畔或黑海沿岸再次受到考验。
[1]尼古拉·季米特洛维奇·阿夫克森齐耶夫（НиколайДмитриевичАвксентьев，1878年11月16日—1943年3月4日），生于奔萨一个公务员家庭。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05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07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05年革命中曾当选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逃往国外。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全俄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于1917年7月—9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1917年10月7日（公历10月20日）—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任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委员会（临时议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白军被粉碎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此处的英译文为“TheMoorhasdonehiswork,theMoormaygo”，来自席勒的《DieVerschwörungdesFiescozuGenua》，德语原文为“DerMohrhatseineArbeitgetan,derMohrkanngehen”。此处托洛茨基在翻译回俄语版的时候并未续用摩尔人的典故，而是直接使用了黑鬼（Nigger）一词的音译。无论是托洛茨基主观如此更改也好，还是并未有这种意图也罢，这里都讽刺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他们虽然在法律意义否定了黑奴制度，但却用“现代化的奴隶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未曾实际改变的种族地位来给黑人套上新的枷锁。——佐仓绫奈、Uni注
[3]原文直译为“有时可以在不发生任何交战的情况下带领整个部队撤离战场”。——中译者注
[4]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Куропаткин，1848年3月29日—1925年1月16日），1864年入伍。1875年参加了浩罕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0—1898年任里海军区司令。1898—1904年任陆军部长。日俄战争期间任满洲军司令。一战期间在西线作战。二月革命后被解职并逮捕。十月革命后获释并退休。——中译者注
[5]实际上这是恩格斯用马克思的名字写的。——原注
[6]不过这里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中只想到了德国的事务，而我们的这里的描述是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个不太具有说服力的注解纯粹是出于审查原因而在德文本中加入的。——列夫·托洛茨基）
[7]阿诺德·亨利·怀特（ArnoldHenryWhite，1848年2月1日—1925年2月5日），英国记者、反犹太主义活动家。——中译者注
[8]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克拉科夫（Васил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Маклаков，1869年5月10日—1957年7月5日），俄国自由派律师和外交官。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10年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参与了贝利斯案件。1916年参与暗杀拉斯普京。二月革命后任俄国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支持白军。此后长期流亡法国。二战爆发后支持苏联，一度被纳粹监禁。1957年死于瑞士。——中译者注
[9]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ПётрАркадьевичСтолыпин，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1902—1903年任格拉德沃州州长。1903—1906年任萨拉托夫省省长。1906—1911年任俄罗斯帝国首相兼内务大臣。在任期间大肆镇压革命活动，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同时又开展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1911年9月5日在基辅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10]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塞尔（Анато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Стессель，1848年7月10日—1915年1月31日），1866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900—1901年期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3—1904年任旅顺港要塞司令。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不战而降。1906年被捕。1908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十年监禁。1909年获特赦。1915年死于文尼察。——中译者注 |
第二十一章十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二十一章十二月
12月4日，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同意了《财政宣言》。而在12月6日，在莫斯科军区大骚乱的直接压力下，拥有10万工人作为基础的苏维埃决定与革命政党站在一起，宣布在第二天即12月7日起进行政治总罢工，并努力将其转变为武装暴动。12月5—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29条铁路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同意苏维埃的决议。邮政—电报代表大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定。
在彼得堡，罢工于8日开始，次日达到顶点，在12日开始消退。它远不如十一月罢工那样齐心协力，参与的工人不到三分之二。这种犹豫不决可以被解释为：彼得堡工人已经清楚意识到，这并非一场罢工示威，而是生死攸关的斗争。1月9日在群众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面对规模庞大、以禁卫团为骨干的卫戍部队，彼得堡工人没法主动发起革命起义；他们的任务，正如十月罢工表明的那样，是趁全国其他地区起义动摇专制主义的时候，给它以最后一击。各省的重大胜利是彼得堡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基本心理前提。但是，这样的胜利没有到来，退缩代替了犹豫不决。
除了彼得堡的消极态度以外，尼古拉耶夫铁路（彼得堡—莫斯科）的继续运行也致命地影响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在首都普遍占主导地位的观望情绪影响了铁路工会的彼得堡委员会。与此同时，政府紧盯着这条动脉，利用这一耽搁，出动军队占领了这条铁路。部分车间坚持罢工，但电报已经落入了当局手里，而线路则由铁道营直接管理。罢工的工人已经多次尝试阻止交通，但都徒劳无获。12月16日，特维尔工人破坏了部分铁轨，以阻止军队从彼得堡向莫斯科进发。但这已经太晚了：谢苗洛夫禁卫团已经过去了。然而，总的来说，铁路罢工的开展是非常团结的。大多数线路到10号之前就已经开始罢工；其余线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在宣布罢工开始的同时，铁路工会的会议宣布：“我们承诺比政府更快地将部队从满洲送回家……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将粮食送到饥饿的农民手里，并补给铁路线上的同志。”这里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遇到了类似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正是尚有思考能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想想其意义的：在瘫痪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总罢工将极其重要的国家职能转交给自己的组织。而且，必须承认，铁路工会总的来说做得非常好。尽管许多地方附近就有政府军，但运送储备物资、纠察队员和革命组织成员的火车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和准确率运行着。许多车站是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员管理。铁路建筑物上飘扬着红旗。第一个罢工的城市是莫斯科。第二天，彼得堡、明斯克、塔甘罗格开始了罢工。紧接着，在大城市中——第十日梯弗里斯[1]，第十一日维尔纽斯，第十二日哈尔科夫、基辅、西诺夫哥罗德，第十三日敖德萨、里加，第十四日罗兹，第十五日华沙。总共33个城镇参与了罢工，与此相比的十月则是有39个城镇。
12月运动的中心是在莫斯科。
12月初，莫斯科军区的一部分团就已经开始了骚动。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作出了种种的努力来防止各种孤立的爆发，但骚动仍然仿佛像决口的河水。工人当中出现了高声呼吁：“必须帮助士兵，不能贻误战机。”守卫工厂的卫兵也完全受到了工人的影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这讲的：“你们一起义，我们也就跟着起义，并打开军火库！”12月4日，部队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而这个苏维埃也向工人苏维埃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从其它城镇也传来了模糊但持续的谣言，说军队将加入工人的行动。这就是莫斯科罢工开始时的气氛。
第一天大约有10万人停止了工作。两名司机试图将火车开出车站，其中一个被杀。城里零零散散的地方发生了小冲突。一队民众纠察队抢光了武器店。从这一天起，在莫斯科街头设立的普通警察岗哨消失了。警察只成群成群地出现。第二天，罢工人数增加到了15万。莫斯科的罢工变得具有普遍性，并蔓延到了郊区的工厂。到处都是大规模集会。在远东列车的终点站，人群解除了刚从满洲回来的军官的武装。从一辆铁路货车上，工人取走了几十包子弹。后来，他们又从其它车厢上取走了武器。
12月8日，也就是罢工的第二天，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决定：“当部队出现的时候，就设法与士兵交谈，用同志式的语言影响他们……暂时避免公开冲突，并只有在部队做出挑战性行为的时候才进行武装抵抗。”大家都明白，军队将一锤定音。关于军区情绪的最微小的鼓舞人心的传言也在口耳相传。一直以来，革命群众都在与莫斯科当局为争取军队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
例如：一些印刷工人听说一队步兵在《马赛曲》的旋律中沿街行进，便代表去迎接。但为时已晚。军事长官用哥萨克兵和龙骑兵团团包围了这些兴奋的士兵，把他们赶回了军营，然后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就在同一天，一名警官指挥的500名哥萨克接到了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哥萨克拒绝服从，与群众交谈。随后，在一名军士的命令下，他们调转马头，在群众的友好呼喊声中慢慢离开。
上万工人的示威撞见了哥萨克。发生了普遍的慌乱。人群中出现两名女工，带着红旗，扑向哥萨克。她们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宁死也不交出旗帜！”哥萨克被吓着了。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人群感受到了哥萨克的动摇，向他们施压道：“哥萨克，我们手无寸铁，难道你们会向我们开枪吗？”哥萨克回答道：“你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就也不向你们开哩。”吃惊而狂怒的军官发疯地骂人。但是晚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人群的愤怒呐喊声之中。有人作了简短的演讲。人群在欢呼声中将演讲者抬起来。没几分钟，哥萨克肩头扛着枪，调转马头，飞奔而去。
军队团团包围，对手无寸铁的人群进行的了大屠杀，于是人民的集会结束了。在这之后，城镇弥漫着更加紧张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挤上街。谣言四起，不曾断绝。每分每秒都与死神擦肩而过。所有人的脸上显露着幸福的激动，但也掺杂着不安的情绪。高尔基那时在莫斯科，写道：“许多人认为，街垒是革命者开始建造的；这对革命者来说，当然是至上的荣幸，但却是完全不公平的——街垒一开始的建造者，正是普通人，非党的人，事件的要点也在于此。第一批街垒在特维尔街[2]上，是在欢声笑语中轻而易举地建成的；而在这个快乐的工作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参与——从有声望的、穿着昂贵大衣的老爷，再到女厨子和看院人；而这些人不久以前还是当局的‘坚固支柱’。龙骑兵向街垒齐射，死伤若干人——愤怒的哀嚎、齐声的呐喊在空中回荡，一切都改变了。在齐射过后，普通人放弃了原先的轻松心态，开始认真地建造街垒，希望在杜巴索夫[3]及其龙骑兵的枪口之下用它来保卫自己的生命。”
工人纠察队（Дружинник），也就是革命组织的军事化武装分队，变得更加活跃了。他们系统性地解除了遇到的每一名警察的武装。就在这里，“举起手来”的要求第一次开始实践，目的是为了确保突袭者的安全。谁不举起手，他们就杀死谁。他们不碰士兵一根手指头，以防疏远他们。有那么一次集会甚至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凡是没有指挥者的命令就开火的人，将会被处决。工人在工厂和车间旁鼓动士兵。但到了第三天，罢工开始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例如，一群龙骑兵在因罢工而陷入黑暗的广场上驱散了一个晚间集会。“兄弟们，别碰我们，我们是一路人！”士兵从旁边经过离开。但过了一刻钟后，他们以更大的人数返回，并向人群发起了攻击。黑暗，恐慌，呐喊，咒骂；一部分人群在一个有轨电车亭里寻找掩护。龙骑兵要求对方投降。遭到了拒绝。他们齐射了几次，打死了一名小学生，打伤了几个人。要么是良心的驱使，要么是害怕报复，龙骑兵飞奔而去。“杀人犯！”人群站在第一批受害者旁边，愤怒地握紧了拳头。“杀人犯！”刹那间，血迹斑斑的亭子化为火海。“杀人犯！”人群为发泄自己的情绪寻找出气筒。在黑暗中，在危险中，他们前进，遇到障碍，继续进逼。枪声再次响起。“杀人犯！”人群开始筑起街垒。他们从未干过这种工作，因此工作进行得很笨拙，且没有条理……在同一片黑暗中，三四十人齐声合唱“你们已英勇牺牲”……又有齐射，又有死伤。相邻的院子变成了急救站，住在附近的居民充当看护士，守在门口。
随着军事行动的开始，社会民主党战斗组织在整个莫斯科张贴了一张呼吁书，其中向起义者给出了下列技术指示：
“1．首要原则：不要成群行动。以三人或四人的小队伍行动，不能过多。但是要尽可能增加这种小组的数量，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学会快速突击和快速消失。警察在试图调动一百个哥萨克的队伍向上千的人群开火。你们需要让那一百个哥萨克面对的敌手变成一两个零星的射手。打一百个人比打一个人更加容易，特别是如果这个人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开火，然后又消失，来无影去无踪。
2．除此之外，同志们，不要占领坚固的位置。军队总是会夺回它们，或者干脆用炮火来摧毁它们。让我们的堡垒，变成前后都有入口的院子，以及所有容易射击并容易撤离的地方。即使他们占领了这样的地方，也会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而自己却损失惨重。”
革命者的战术是由形势本身迅速决定的。与此相反的是，政府军在整整五天的时间里，完全地暴露出自己对对手战术的不确定性，并表现出了嗜血的野蛮性、迷茫和混乱的混合状态。
（斯维尔奇科夫，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身着囚服照）
接下来是一场战斗的例子。有24名射手，组成了一个最勇敢的格鲁吉亚战斗队。三三两两地公开前进。人群提醒他们，有16个龙骑兵和其军官正在朝他们的方向前进。战斗队停下来列队，拿起毛瑟枪，准备进行战斗。骑兵部队一出现，战斗队就进行了齐射。军官受了伤，马匹也受了伤，前蹄腾起。骑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无法还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战斗队打了近百发子弹。龙骑兵留下了几个死伤者，被战斗队打得仓皇逃窜。人群敦促道：“现在就快走吧，他们把大炮拉过来了。”确实，大炮很快就出场了。第一轮齐射在人群中造成了数十人死伤，而他们却从未想过会遭受炮击。而在这时，格鲁吉亚人已经在另一个地方对军队展开了另一轮射击……战斗队几乎无懈可击，因为他们披上了普遍同情的铠甲。
下面还有一个例子。一个由13人组成的纠察队占据了一栋大楼，他们在500—600名士兵的枪林弹雨中坚守了4个小时，总共也就有3把步枪和2门机枪。在用光弹药并给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他们毫发无伤地撤退了。而士兵们用炮火摧毁了几个街区，烧毁了一些木质房屋，杀死了一些惊恐的居民……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赶走一些革命者……
街垒没有得到防御。这些街垒只是阻碍了部队的——特别是龙骑兵的行动。在街垒区，房屋在火炮的范围之外。部队只有在向整条街开火以后，才会“占领”街垒，以确保它们后面没有任何人。当士兵一离开街垒后，它就被恢复了。杜巴索夫的炮兵是从12月10日开始系统性射击的。步枪和机枪不知疲倦，扫射一条又一条街道。牺牲者不是按个位数记的，而是以数十人计算。愤怒不安的人群跑来跑去，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士兵们不是向单个革命者开火，而是向名为莫斯科的模糊敌人开火——往它那住着老人和小孩的房屋，它那手无寸铁的街头人群开火……“杀人犯！胆小鬼！你们就是这样来恢复自己在满洲的荣耀的！”
在第一次炮击后，街垒的建设工作变得热火朝天。规模更大了，方法也更加大胆了。人群推倒大水果摊，推倒报刊亭，拆掉商店的招牌，砸碎生铁栏杆，拆掉有轨电车的架空电线。
反动报纸报道说，“他们无视了警方所有门都应该上锁的命令，把许多的房门都拆掉了铰链，用来修建街垒！”到12月11日，整个城市的主要地区都已经被街垒网给覆盖了。整条街都被包裹在有刺铁丝网中。
杜巴索夫宣布，只要遇到成群结队“超过三人以上”，都会进行开火。但龙骑兵也会向落单的人开火。首先他们会进行搜查；如果找不到任何武器，就会放走，然后朝他们背后放枪。他们甚至还会朝看杜巴索夫的公告看呆的人开火。只要有从窗户里有一枪被打出（不少是有奸细开的），房屋就会立即遭受炮火打击。一滩滩的血迹和带着头发的脑浆粘在商店的招牌上面，显示出子弹的路径。许多房屋都被打出了洞。在一栋被毁坏的建筑外（起义者的可怕公关），有一个装着人肉的盘子，上面写道：“请为受害者捐款！”
两三天后，莫斯科军区的情绪就变得明显不利于起义了。从骚乱之初，军事当局就在军营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们把后备部队、志愿兵和那些不可靠的人免职，并为剩下的人提供了更好的伙食。一开始，只有最可靠的部队被用于镇压。而那些比较可疑的团，其最有政治意识的成员都被留在了军营里。杜巴索夫在第二阶段才把他们派上战场。起初，这些部队不情愿也没有信心。但是，一颗随机的子弹，或者军官在他们的饥饿与疲惫的基础上进行的教唆，可以促使他们采取可怕的、过度残忍的行为。杜巴索夫通过大量的官存伏特加加强了这些影响。龙骑兵从头到尾一直是半醉的。
然而，游击作战既让他们无能狂怒，也让他们疲惫不堪。居民的普遍敌意让部队士气低落。12月13—14日是危机的日子。疲惫不堪的部队拒绝与他们看不见的、被夸大了的敌人作战。在这些天里，发生了几起军官自杀的事件……
杜巴索夫向彼得堡告知，在莫斯科军区的15000人中，只有5000人可以投入行动，因为剩下的都不可靠；然后还要求了增援。他被告知，彼得堡军区一部分被派到了波罗的海地区，一部分不可靠，而剩下的人他们自己需要用。多亏了从参谋部偷来的文件，这些通信在城镇上广为人知，成为了勇气与希望的有力注脚。但杜巴索夫还是达到了目的。他要求直接与皇村通电话，并宣称自己不能保证“专制制度固若金汤”。命令立即下达，谢苗诺夫禁卫团被派往莫斯科。
12月15日，局势突然变化。谢苗诺夫团到来的希望很快给莫斯科反动团体贴了一剂狗皮膏药。俄罗斯人民联盟从贫民窟里召集来的武装“民兵”出现在街头。政府的活跃力量因临近的城市调来的军队而扩大了。纠察队员筋疲力尽。普通人已经受够了恐惧与不确定感。工人群众的士气开始减退，胜利的希望消失了。商店、办公室、银行、交易所重新开放。街道上的交通开始活跃。报纸开始出版。所有人都觉得，街垒下的生活已经结束了。城里大部分地区的枪声也都平息了。12月16日，随着彼得堡和华沙部队的到来，杜巴索夫已经完全成为了局势的主人。他转守为攻，完全清除了市中心的街垒。苏维埃和党认识到了局势的无望，在这一天作出了12月19日结束罢工的决定。
在整个起义期间，普雷斯尼亚区，也就是莫斯科的蒙马特区，一直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12月10日，当市中心的枪声已经响起的时候，普雷斯尼亚区依然平静。那里的集会按照自己的作息行动，但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了。他们渴望采取行动，并包围住代表。最后，在下午4点，他们收到了从市中心来的命令：建造街垒。普列斯尼亚区开始热闹起来了。在这里，没有出现市中心的那种混乱现象。工人们组织了10人小组，选出了小组长，用铁锹、铁棍和斧子武装自己——就像普通的市政工人一样，有条不紊地走到了街上。没有人无所事事。妇女把雪橇、木柴和大门搬到街上。工人们锯砍电报杆和灯柱。整个普列斯尼亚区响起了斧头的声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森林在伐木。
普列斯尼亚被军队切断了与城市的联系，被街垒网络牢牢地覆盖着。它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营地。到处都是纠察队员在执勤；晚上，武装哨兵在街垒之间踱步，向路人索要密码。最有热情的是女工姑娘们。她们热爱侦查行动，询问警察，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有用的信息。在普列斯尼亚有多少武装纠察队员？大约200人，不可能比这更多了。大约有80只步枪或毛瑟枪供他们使用。活跃力量尽管数量如此稀少，但与军队仍不断发生冲突。士兵被解除武装，反抗的人被杀死。工人们恢复了被破坏的街垒。纠察队员严格遵守游击战术：它们两三人一组，从房屋、木材仓库、空车厢向哥萨克和炮兵射击，然后快速转移，再次向士兵倾泻子弹……12月12日，纠察队员从龙骑兵手里缴获了一门炮。他们围在炮边转了一刻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一支龙骑兵和哥萨克组成的大部队夺回了炮，解决了他们的困惑。
12月13日晚，普列斯尼亚的纠察队俘虏了6名炮兵，并把他们带到了一家工厂。他们被安排在公共餐桌上吃饭。在吃饭期间，有人发表了政治性质的讲话。士兵们带着同情心，专心致志地听着。晚饭后，他们在没有搜查和解除武装的状况下被放了回去——工人不想激怒他们。
12月15日晚，纠察队在街上逮捕了国安单位的领导沃伊洛什尼科夫，搜查了他的公寓，没收了重点监视名单，并缴获了600卢布的国库资金。他被当场判处死刑，在普罗霍罗夫工厂的院子里被枪毙。他平静地听完判决，勇敢地迎接了死亡——死得比活着更高贵。
16日，对普列斯尼亚的炮击尝试开始了。纠察队员以强大的火力回应，迫使炮兵退却。但就在同一天，人们知道了杜巴索夫获得了来自彼得堡和华沙的援军，士气开始下跌。织工开始向乡下逃亡。道路上到处都是背着白色背囊步行的难民。
16日晚，普列斯尼亚被政府军包围在一个铁圈之中。17日早上六点后不久，这些部队就开始了无情的炮击。炮声每分钟多达7次。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中途只有一个小时的喘息时间。许多工厂和住房被毁，陷入火海。炮击是从两边进行的。普列斯尼亚被火与烟雾包围，变成了地狱。房屋与街垒化为火海，妇女和儿童在黑色烟雾中飞奔，空气中弥漫着射击的轰鸣声和劈啪声。火光四射，像白天一样照亮了深夜，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纠察队直到中午12点前都成功抵抗了步兵，但敌人的连续火力迫使他们停止了战斗行动。从这时起，只有一小群纠察队员主动地、冒着风险带着武器留了下来。
到了18日上午，普列斯尼亚的街垒被清除了。“和平的”居民被允许离开普列斯尼亚，部队甚至大意到没去搜身就放走了人。纠察队员是第一批离开的人，其中有一部分甚至还带着武器。后来，士兵横行霸道、大开杀戒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纠察队员留在普列斯尼亚了。
谢苗诺夫“安抚”部队被派去铁路执行任务，得到了命令：“不要进行逮捕，要毫不留情地行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遭到抵抗。没有人对他们开一枪，但他们却在铁路沿线上杀了将近150人，没有调查也不经审判。受伤的人被从医疗车厢上拖下来，然后被彻底打死。尸体躺在周围，画面惨不忍睹。被彼得堡禁卫军射杀的人中有一位司机乌赫托姆斯基，他在机枪的扫射下，用火车头使工人战斗队逃过了追捕。在被枪毙之前，他平静而自豪地对刽子手留下了遗言：“所有人都得救了，你们追不上他们了。”
莫斯科的起义持续了9天，从12月9日到12月17日。莫斯科起义的战斗人员到底有多少？小到不足为提。有700—800人参加了党的战斗队——其中有500名社会民主党人，250—300名社会革命党人；将近500个配备枪支的铁路工人在车站和沿线行动，将近400名来自印刷工人和店员的志愿射手组成了辅助部队。志愿射手组成的小组出现了不少。说到他们，不得不提到四位从黑山来的志愿者。他们是出色的射手，无所畏惧，不知疲惫，成群结队行动，只杀警察和军官。他们中的两人被杀，第三个人受伤，第四个人的温切斯特步枪被毁。这第四个人获得了新的步枪，然后又一个人开始了自己的危险狩猎。每天早上他会获得50发子弹，但他抱怨太少。他陷入了迷茫，为他失去的同志哭泣，为他们的牺牲进行可怕的报复。
那么，数量如此之少的纠察队员，是怎么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和成千上万的卫戍部队战斗的呢？这个革命谜题的答案正是人民群众的情绪。整个城市的街道、房屋、栅栏和大门都加入了反对政府士兵的密谋。百万居民在游击队员和正规军之间形成了一道血肉城墙。纠察队员只有几百人，但街垒的建设与维护是由群众进行的。广大群众以积极的同情氛围拱卫着积极革命者，并尽可能地挫败了政府的计划。这数十万产生同情的分子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并且首要就是工人。除了出卖灵魂的街头虫豸以外，只有最上层的资本家站在政府一边。莫斯科市杜马在起义前两个月还在骄傲地展示自己的激进主义，现在却坚决地站到了杜巴索夫的背后。不只是十月党人古契科夫，而且还有未来的第二届杜马主席戈洛文[4]，加入了总督的议事会。
莫斯科起义的牺牲者有多少？确切数字不详，而且永远也无法确定。47家诊所和医院提供的数字显示，有885名伤者和174名死者被记录在案。但那些被杀的人却很少被送到医院；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的尸体躺在了警察局那里，然后被秘密地运走。在那段时间里，有454人被埋进了公墓。但是，有更多的尸体被列车运出了城。如果我们推测说莫斯科起义死伤人数各1000人，那么差距也不会太大。有86名儿童被杀，其中还包括未断奶的婴儿。如果我们还记得，那1848年三月在柏林发生的，对普鲁士绝对主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打击的起义，死亡人数只有183人的话，莫斯科的数字就会更加显眼……政府从未宣布过任何一方的确切损失数字。一份官方报告说只有“几十名士兵被杀或受伤。”但实际上，却应该有几百人。代价不算太高，因为危在旦夕的是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心脏”。
如果我们抛开边界地区（高加索和波罗的海）不计的话，那么对12月的浪潮来说，没有地方能比莫斯科还涨得更高了。不过，街垒、与军队交火、火炮射击也出现在以下城市：哈尔科夫、亚历山德罗夫、下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特维尔……
当各地的起义被破坏以后，围剿队的时代就开始了。就像这一官方名字表明的那样，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敌人，而是报复战败者。在比莫斯科还要早两周爆发起义的波罗的海地区，围剿队被分成了许多小分队，来执行波罗的海的男爵（这是一个由俄国官僚机构最野蛮肮脏的代表组成的种姓）们的嗜血指示。拉脱维亚的工人和农民被枪杀、绞死、鞭打致死、被棍子打，被赶上了绞刑架，在沙皇国歌的旋律中被处决。在两个月里，波罗的海各省有749人遭到处决，100多个农场被烧毁，许多人被用鞭子打死。
就这样，蒙上帝之恩，专制主义垂死挣扎。从1905年1月9日到1906年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根据近似但肯定不夸张的数字，沙皇政府杀死了近14000人，处决了1000多人，打伤了20000多人（其中有许多因伤重而死），而被逮捕、流放和监禁的人就有70000个。这个代价并不过分，因为下的赌注，是沙皇专制的存亡。
[1]今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中译者注
[2]莫斯科的一条主干路，正对红场，从市中心直走通向特维尔，因此命名。——中译者注
[3]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杜巴索夫（ФёдорВасильевичДуба́сов，1845年6月21日—1912年6月1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3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2—1897年任驻柏林大使馆海军特工。1893年晋升为海军上将军衔。1897—1898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01—1905年任海军技术委员会主席。1905—1906年任莫斯科总督，在任期间镇压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1907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06—1912年任国务院议员。1912年逝世。——中译者注
[4]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文（Фёдо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Головин，1868年1月2日—1937年12月10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6年起担任莫斯科地方自治局议员。1904年加入解放社。1904—1907年任莫斯科地方自治局局长。1905年参与创立立宪民主党。1907年任第二届国家杜马主席，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主管艺术领域工作。十月革命后曾在全俄援助饥荒委员会工作。此后多次被捕。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中译者注 |
第二十章苏维埃最后的时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二十章苏维埃最后的时日
苏维埃，是做不到在赫鲁斯塔廖夫被捕以后离开公开舞台的——作为工人阶级自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它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活动的公开性质。解散自己的组织，就意味着故意向敌人敞开要塞的大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过去的那条路——直面冲突。在11月26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社会革命党代表（切尔诺夫[1]“本人”）提议发表一项声明，内容是苏维埃将以恐怖袭击来回应政府的每一项镇压措施。我们站出来反对了这个提议：在军事行动开始前的这一短暂时期里，苏维埃必须尽可能地与其它城镇，以及农民联盟、铁路工会、邮电联盟和军队建立密切的联系（早在十一月中旬我们就已经派出了两名代表，一名前往南部，而另一名前往伏尔加河流域）；与此同时，对个别大臣们进行的恐怖袭击将无疑耗尽执行委员会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我们提出将以下决议提交给苏维埃的下一次会议：“11月26日，沙皇政府俘虏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同志。苏维埃将选出临时主席团，并继续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有三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的候选人：执行委员会报告人亚诺夫斯基（Яновский）（本书作者正是以亚诺夫斯基为名在苏维埃进行活动的），现金管理员维坚斯基（斯维尔奇科夫[2]）和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代表兹里德涅夫。
苏维埃的大会在第二天举行，而且一如既往地公开举行。有302名代表出席。大会上弥漫着紧张的氛围，许多苏维埃成员希望立即直接回应内阁的游击式突袭。但经过短暂的讨论后，会议一致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并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候选人中选出了主席团成员。
（赫鲁斯塔廖夫，苏维埃主席）
出席会议的农民联盟最高委员会主席报告了11月联盟大会上作出的许多决定：不给政府提供兵源，不缴税，并从国家银行和储蓄所提取存款。执行委员会早在11月23日的时候通过了决议，建议工人“因政府即将破产”仅接受以黄金为形式的薪水，并从储蓄所提取自己的存款。因此，大会作出了决定，合并这些财政抵制措施，并以苏维埃、农业联盟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名义在向人民发表的宣言中发布这些决定。
之后还会不会有无产阶级议会的大会？这一点还没法确定。大会决定，在苏维埃无法召开的情况下，其职能将会移交给扩大了的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在12月3日遭遇逮捕行动后，其权力在这一决定的基础上被转交给了第二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手中。
随后，大会上宣读了来自芬兰各营有觉悟士兵、波兰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全俄农民联盟的热烈问候。来自革命农民的代表承诺在决定性的时刻给予兄弟般的支持。在代表和来宾难以形容的热情中，在雷鸣般不断的掌声和呼喊声中，农民联盟的代表和苏维埃主席互相握手。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最后离开的是值班警察，他们一如既往地遵循市行政长官的命令守在入口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从侧面体现这一情况的性质：正是在同一天晚上，一个小警察官根据同一个市行政长官的指示，阻止了以米留可夫为首的资产阶级选民进行的合法的、和平的大会……
大多数彼得堡工厂都支持苏维埃的决议。莫斯科和萨马拉苏维埃、铁路和邮政—电报工会以及许多地方组织通过的决议也对彼得堡的决议表示同情。甚至工会联盟中央局也同意了苏维埃的决定，并向“全国的有生分子”呼吁，要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政治罢工和“与人民自由的敌人进行的最后的武装战斗”作准备。
但是，自由派和激进派资产阶级在10月对无产阶级的同情现在已经冷却了。局势变得越来越尖锐，而被自己的不作为激怒的自由派，对苏维埃发出了阴森的牢骚。街上的一般人对政治知之甚少，对苏维埃采取了半善意、半顺从的态度。当他们害怕在旅途中发生铁路罢工时，他就会顺路去苏维埃的办公室了解情况。在这里，他同样也在邮政—电报罢工期间将自己的电报交出去，而如果办公室认为电报足够重要，他们就会把它发出去。例如，一位B枢密官的遗孀，在多次拜访各部委无果后，最终来到苏维埃，以使自己能够就一项重要的家庭事务发出电报。苏维埃的书面命令可以使普通人不必遵守法律。一个雕刻工房只有在收到苏维埃的书面“许可”后，才同意为非法的邮政—电报工会制作印章。北方银行将一张过期的支票记在了苏维埃的账上。海军部的印刷厂就是否应该罢工而向苏维埃征询意见。个人、官员甚至政府都在危险的时刻寻求苏维埃的保护。当利夫兰（Лифляндский）省[3]宣布戒严时，彼得堡居民中的拉脱维亚人请求苏维埃就沙皇专制的最新暴虐“说点自己的话”。11月30日，卫生保健员联盟联系上了苏维埃。红十字会通过虚假的承诺诱使他们参加了战争，然后将他们放回国，但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回报。对苏维埃进行的逮捕中断了它就这件事与红十字会最高理事会的积极书信往来。苏维埃所在地总是挤满了所有可能出现类型的请愿者请求人、替人请求者、申诉人和蒙冤的人，而他们主要是工人、庸人、店员、农民、士兵、水兵……有些人对苏维埃的力量和方法抱有绝对的幻想。有一位参加过俄土战争的盲人老兵，身上挂满了十字架和奖章，抱怨了自己的悲苦贫困，请求苏维埃“给一号人物（Самый）施压”（也就是给沙皇施压）……申请书和申诉书从全国的偏远地区寄来。波兰一个省的一位县民在十一月罢工之后向苏维埃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波尔塔瓦省的一位老哥萨克向苏维埃抱怨雷普宁[4]亲王的不公正行为。他是一位办事员，在亲王底下被剥削了28年，然后无辜被解雇。这位老人请求苏维埃给雷普宁亲王施压。装有这份新奇的申诉书的信封地址栏上只写着“彼得堡，工人公署”，但却被革命的邮政准确无误地送达。来自明斯克省一个土方工程劳动组合的信使代表向苏维埃询问：某个地主想要以某种股票的方式以低价偿还3000卢布的债务。被派来的人问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即想入股，但也害怕：我们听说你们的政府要我们工人只接受真金白银的现钞。”调查得出，此地主的股票几乎毫无价值……苏维埃的消息在其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开始传到农村。来自农民的请求越来越多。切尔尼戈夫省的农民希望与当地的社会主义组织取得联系，莫吉廖夫省的农民则派出请愿代表，带着几个村庄的判决书，承诺与城市工人和苏维埃共同行动……
一个巨大的活动领域在苏维埃面前展开。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政治生荒地，等待着革命的深耕细作。但时不待人。反动派正在疯狂地设下圈套，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打击。执行委员会十分狂热地在巨量的日常工作之间将苏维埃于11月27日的决议付诸行动。它发布了一份致士兵的呼吁书（见《十一月罢工》一章），并在与革命政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批准了帕尔乌斯[5]提交的宣言的“财政”文本。12月2日，该宣言发表在了彼得堡的八家报纸，其中四家是社会主义报纸，四家是自由派报纸。以下是这份历史性文件的文本。
宣言
政府濒临破产。它让国家满目疮痍、尸横遍野。农民饱受苦难和饥饿的折磨，已经筋疲力尽，负担不起苛捐杂税。政府用人民的血汗钱给地主发放贷款。现在，它已经无法摆脱地主抵押的庄园了。工厂和车间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工作。贸易普遍停滞。政府把通过向外国借贷获得的资金用于建造铁路、舰队和要塞，并储备武器。现在，外国资金来源已经干涸——国家订单消失了。商人、供应商、承包商、工厂主习惯了用国库的钱来充实自己的钱包，发现自己没有了暴利，正在关闭自己的办公室和工厂。破产接二连三地发生。银行纷纷倒闭。所有的贸易往来都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政府与革命的斗争持续不断地制造浪潮。再也没有人能够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
外国资本正在回国。“纯俄罗斯”的资本也在向外国银行渗透。富人正在出售他们的财产，逃往国外。强盗正在从这个国家滚蛋，并带走了人民的财富。
政府把所有的国家收入都花在了陆军和海军上。不兴教育，不修道路。尽管如此，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继续供养部队。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的军队在全国各地不断起义。
铁路在经济上衰败了，大量的铁路被政府毁灭一空。想要恢复铁路的经济，则必须要往里面投资上亿卢布。
政府陆续盗走了储蓄所的资金，并将存款发放给私人银行和工业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完全空心的。它利用小储蓄者的资本来玩股票交易，使这些资本每天都在承受风险。
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与现有的政府债务和贸易周转要求相比，毫无价值。如果每一笔交易都要使用金币，那么这一储备就会化为乌有。
趁着国家财政不受监管，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借远远超过国家支付能力的贷款。它用这些新贷款来支付旧贷款的利息。
政府年复一年地发布虚假的收入和支出预算书，两者的数据少于实际情况。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抢劫，以便使预算书显示盈余而不是年年赤字。官员们可以毫无节制地窃取国库，而国库即使没有这些窃取也已经耗尽了。
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立宪会议，才能阻止这种财政上的破坏。它将严密调查国家财政情况，并制定出详细、清晰、准确并经过认证的国家收入支出（预算）平衡表。
由于担心人民的控制会向全世界揭露政府的在财政上毫无支付能力的事实，它迫使自己不断地推迟召集人民代表。
专制不仅造成了国家的财政破产，也造成了其军事破产。人民代表面临的任务，就只有尽快整理出债务表了。
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贪婪活动，迫使人民战斗到死。数十万公民在这场斗争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工业、贸易和通信方式的基础悉数被毁。
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政府，剥夺他最后的力量。必须切断其最后的生存来源：财政收入。这不仅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解放是必要的，对国家财政的整顿也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决定：
拒绝向国库支付土地赎买款项以及其他所有款项。在所有的交易、支付工资和薪金时，要求使用黄金支付，在金额少于5卢布的情况下，要求使用足重的硬通货。
从储蓄所和国家银行中提取存款，要求以黄金来进行所有支付。
专制统治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信任，也没有得到过人民授予的权力。
目前，政府在自己国家疆域内的行为，就好像它在统治被征服的国家一样。
因此，我们决定，不允许为沙皇政府在明确地、公开地给全体人民带来战争时签订的贷款还债。
工人代表苏维埃
全俄农民联盟最高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及组织委员会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当然，这个宣言本身既不能推翻沙皇专制，也不能扭转其财务状况。只有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半年后通过其《维堡宣言》才试图创造这样的奇迹——该宣言呼吁民众“按照英国模式”和平地拒绝缴税。苏维埃的财政宣言只不过是十二月起义的一个序曲。在罢工和街垒战的精神激励下，它在全国找到了强大的回声。前三年，储蓄所在12月的存款比取款多400万卢布，而在1905年的12月，取款就比付款多出了9000万卢布——宣言在仅仅一个月里就从政府的储备金里拿走了9400万卢布！当起义被沙皇匪帮镇压后，储蓄所才再次恢复了其平衡……
※※※
在11月的最后十天里，基辅及基辅县，利夫兰、切尔尼戈夫、萨拉托夫、奔萨和辛比尔斯克省（农潮的主要舞台）都宣布了戒严令。
11月24日，在实行“临时”出版条例的第一天，总督和市行政长官的权力被急剧扩大了。
11月28日，波罗的海地区“临时”总督的职位被设立。11月29日，地方长官被授权在铁路或邮政—电报发生罢工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在其所在的省份宣布非常状态。
12月1日，尼古拉在皇村接见了一个由受惊地主、僧侣和城镇屠杀者匆忙组成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要求无情地惩罚革命凶犯，并同时惩罚那些放任事态、无所作为的达官显贵；他们还不满足于对维特的这种暗示，解释道：“请通过专制吩咐，召回你君主意志的某些执行者。”
尼古拉回答这帮肮脏的农奴商人和雇佣恶棍道：“我肯定接受你们的要求，因为我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真正的俄罗斯男儿，自古以来就为我和祖国奉献的俄罗斯男儿。”在中央发出的信号下，各省行政部门，以农民和小市民的名义向彼得堡的沙皇发出了大量的感谢信。据我们所知，“俄罗斯人民联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它第一批的巨额补贴款，组织了一些集会，分发宣扬屠杀的爱国书籍。
12月2日，印有苏维埃财政宣言的八家报纸被没收并停止出版。同一天，新的苦役条例发布，规定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职员罢工或组建工会都是违法的，最高可判处4年有期徒刑。革命报纸在12月2日公布了它缴获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是沃罗涅日总督根据杜尔诺沃的秘密通令下达的，上面写道：“绝密……立即查明所有反政府和农民运动的头目，并将它们关押在当地监狱，以等待内务大臣的进一步指示进行处理。”政府发布了其第一份威胁性公告：极端政党旨在破坏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向政府宣战，诋毁他们的对手，阻止社会享受新制度带来的好处；他们挑起罢工，以便把工人变成革命的原材料。“工人的流血（政府干的！）无法使他们（革命者！）产生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如果普通的手段被证明对这些现象无济于事，那么“无疑有必要采取完全特殊的措施。”
特权阶层和受惊有产者的等级利益，官僚的报复性愤怒，被收买者的同意、被愚弄者的沉痛仇恨——所有这些混在一起，形成了一团令人作呕的、血腥肮脏的反动土块。皇村发放黄金，杜尔诺沃的部下编织了一个地下阴谋的铰链，雇佣的杀手磨好了他们的匕首……
而革命的增长势头则是不可阻挡的。新的力量在不断地加入它的主力军——产业无产阶级。在城镇，参加集会的有看院人、看门人、厨师、家政、家庭仆人、地板打蜡工、服务员、澡堂服务员和洗衣女工。出人意料的人物出现在大会和报刊办公室里：“觉悟的”哥萨克列兵，车站宪兵，城镇警察、警察所长，甚至连忏悔过后的密探都来了。社会地震不断地从一些隐秘不为人知的深处抛出一层又一层人，而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是没人记得住的。小官员、监狱看守、军队文书一个接着一个地在革命报纸的所在地等着发言。
十一月罢工对军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一股军人集会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军营里充满了造反的精神。在这里，不满情绪通常是以士兵的直接需要为根基产生的，然后迅速发展，并呈现出政治色彩。从11月20日开始，彼得堡（在水兵中）、基辅、叶卡捷琳诺达尔（Екатеринодар）[6]、伊丽莎白波尔（Елизаветполь）[7]、普罗斯库洛夫（Проскуров）[8]、库尔斯克和沃姆扎（Ломжа）[9]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士兵骚乱。在华沙，禁卫军要求释放他们被逮捕的军官。各方传来的消息表明，起义的热情已经笼罩在整个满洲的俄国军队上空了。11月28日，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的一场集会上，有奖金4000名卫戍部队士兵参加。在一位士官的主持下，集会决定赞同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在许多城镇，士兵在集会上与工人交心。12月2日和3日，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开始了骚乱。在一些甚至连哥萨克都有参加的集会上，人群奏着马赛曲在大街上游行，有一些团强行将军官赶出了岗位……最后，就像城市这口大锅在革命环境下沸腾一样，各省也在熊熊燃烧着农村起义的火焰。11月底到12月初，农业混乱蔓延到许多县：在莫斯科附近的中心地区，沿着伏尔加河，沿着顿河，在波兰王国——这些地区不断地有农民在罢工，在捣毁国有酒铺，在庄园纵火，没收财产和土地。整个科夫诺省都处于立陶宛农民起义的控制之下。从利夫兰也传来了一个又一个警报。地主纷纷逃离自己的庄园，省行政人员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只要对当时的俄罗斯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就足够使人明白，12月的冲突是多么的不可避免。某些后知后觉的聪明人（普列汉诺夫）说：“应该回避斗争的。”这说的，仿佛只是一盘棋，而不是数以百万计的元素进行的运动！
《新时代报》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继续精神饱满地行动，并以纯粹斯巴达式的语言印刷自己的指示，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而维特伯爵的政府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它更喜欢用多愁善感的姑娘那冗长乏味的语言。”12月3日，维特政府同样也用了一种“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的语言——它用从各军种抽调的部队团团包围了自由经济协会的大楼，并逮捕了苏维埃。
执行委员会在下午4点召开会议。当日的安排已经被报纸的没收、针对罢工的苦役条例和杜尔诺沃的阴谋电报提前确定好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以党的名义提交了建议：接受专制主义的挑战、立即与全国所有革命组织进行联系、制定开展政治总罢工的日期、动员所有力量和预备队，并在土地运动和士兵骚动的支持下，直面决定性的收场……
铁路工会的代表确信，12月6日召开的铁路代表大会无疑将决定支持罢工。
邮政—电报工会的代表发言支持该党的提议，并希望总行动将会给正在消退的邮政—电报罢工注入新的活力。辩论被一则消息打断了：苏维埃今天将面临逮捕。半小时后，消息被确认了。在这个时候，有上下两排窗户的大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代表、政党代表、记者和客人。正在二楼开会的执行委员决定派几个执行委员离开现场，以便在逮捕发生的时候保持连续性。[10]但是，晚了！这栋房子已经被伊兹梅洛夫斯基禁卫团的士兵、哥萨克骑兵、警察和宪兵包围了……脚步声、马刺的叮当声武器碰撞的咯咯声充满了整座房子。从楼下的大厅里传来了愤怒的抗议声浪。主席打开二楼的窗户，弯腰向下面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进行抵抗！我们预先宣布，在这里开枪的只有奸细或警察……”几分钟后，士兵们爬上了二楼，并在执行委员会的房间门口摆开了架势。
主席（向警官）说道：“我命令你们关上门且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
士兵们留在了过道里，但没有把门关上。
主席：“会议继续。谁想发言？”
办事员（Конторщик）工会代表：“今天，政府通过自己的野蛮欺压行径，巩固了支持总罢工的理由。政府已经预定了总罢工……无产阶级新的、决定性的行动结果取决于军队。让他们出来保卫祖国吧！”（军官急忙关上了门，发言者提了提嗓门。）“工人兄弟般的呼唤、苦难国家的声音会透过紧闭的大门传到士兵那里！……”
门开了，一个宪兵大尉脸色苍白得像死了一样爬了进来（他害怕子弹），后面跟着两打[11]警察，他们站到了代表的椅子后面。
主席：“我宣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结束。”
楼下传来金属敲击的巨响，响得很整齐，仿佛有十几个铁匠在铁砧钱工作——这是代表在砸碎自己的勃朗宁手枪，以免它落入警察手中。
一场搜查开始了。每个人都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经过搜查、做好笔录并标好号码的人被半醉的士兵押走。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落入了皇村阴谋家的手中。
[1]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中译者注
[2]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斯维尔奇科夫（ДмитрийФёдоровичСверчков，1882年？月？日—1938年4月21日），苏联作家。1899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途中逃走，随即转向孟什维克。1908—190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0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3]包括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一部分。——中译者注
[4]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雷普宁亲王（Князь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Репни́н，1834年4月8日—1918年？月？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54年入伍，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1862年因病退役。1880年起任国务委员。1909—1917年任国务院议员。1918年去世。——中译者注
[5]亚历山大·洛夫维奇·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ЛьвовичПарвус），本名伊兹赖尔·拉扎列维奇·盖尔方德（ИзраильЛазаревич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6]现克拉斯（红）诺达尔。——中译者注
[7]现阿塞拜疆占贾。——中译者注
[8]现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中译者注
[9]位于现波兰。——中译者注
[10]也就是说，在其他成员遭到逮捕的情况下，离开会场的执行委员可以继续执行委员会的活动。——中译者注
[11]一打约合12个。——中译者注 |
第十九章在反革命的门槛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九章在反革命的门槛旁
精明的保守派托克维尔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事件每天都越来越坚决地向维特伯爵证明这句话。革命坚决地、无情地反对着他。自由主义反对派不敢公开支持他。宫廷里的奸党都在反对他。政府机构在他手里摇摇欲坠。最后，他自己也在反对他——他对事件一无所知，没有计划，依靠阴谋而不是行动方案。在他无助地瞎忙活时，反动派和革命派正在互相逼近。
1905年11月，根据维特的指示，一份主旨为“与特雷波夫帮斗争”的秘密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一些事实，甚至是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提取出来的一些事实，正在清楚的表明：在宣言发表后的几天里，社会和人民对政府提出的严重指控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根据的——存在一些政府高官成立的政党，以‘有组织地打击极端分子’；政府组织了爱国主义的示威，而其他示威者则被驱散；和平的示威者遭到了枪击，人们在警察和军队的眼皮子底下遭到殴打，一个省级地方自治委员会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烧毁；没人敢碰一下屠杀者，但敢于在屠杀之中自我保护的人却遭到枪击；带有大城市政权最高代表签字的官方公告有意或无意（？）地煽动人群使用暴力，而当混乱发生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进行镇压。所有这些事实都在俄国各地持续了3—4天，它们在居民当中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完全冲洗掉了十月十七日宣言给人们带来的愉快感想。
居民因此坚信，所有这些出乎意料地在同时席卷全俄罗斯的大屠杀，都是由同一只手挑起并指挥的，而且这只手具有很大的权力。不幸的是，居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么想。”
当库尔兰总督发来电报，支持两万人会议提出的取消戒严令的上诉状，并表示“戒严令与新形势不相容”的观点时，特雷波夫自信地发回了以下文字：“关于10月20日发来的电报。不同意您关于‘戒严令与新形势不相符’的结论。”维特，在其下属的出色解释，——即“戒严令并不违背十月十七日宣言”面前，忍气吞声。他甚至还试图说服一个工人代表团：“他根本就不是人们说的那种衣冠禽兽。”
我一字没改。不错，特雷波夫在普遍愤慨的压力下，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但是，接替他担任内务大臣的杜尔诺沃，也好不到哪里去。此外，同一个特雷波夫被任命为宫廷警备长，这让他保留了对事物进程的影响力。省级官僚机构对他的依赖远超于对维特的依赖。
之前引用过的同一份备忘录写道：“极端政党获得了力量，因为在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每一个行动时，他们太频繁地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如果群众在宣言被公开发表后，立即看到政府确确实实地决定走宣言中概述的新道路，而且也确确实实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的话，那这些政党就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威望。不幸的是，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极端党派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一次重要性难以估量的机会，使自己以正确估计了政府承诺的意义为荣。”11月，正如备忘录所示，维特开始理解这一点了。但他不曾有过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理解的可能性。根据他的指示写给沙皇的备忘录仍然是“未得到采用”的。[1]
维特无助地使劲挣扎，此后只能被反革命拖着走。
早在11月6日的时候，莫斯科就举行了一次乡绅大会，以便确定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政府的态度。情绪摇摆不定，但无疑是偏右的。诚然，也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声音。有人说：“官僚机构没有能力进行创造性的行动，只能进行破坏”；有人说，任何创造性的力量都应该从“产生了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强大工人运动”中寻找；有人说，“我们不希望恩惠性的宪法，而只想要从人民的手中接过它。”对伪古典主义风格有着不可抗拒的喜爱的罗季切夫大声高呼：“要么实行普遍直接选举权，要么就没有杜马！”但是，就在这同一次大会上，也有人说：“农业骚乱、罢工——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恐惧；吓到了资本，吓坏了富人。他们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跑国外去了。”地主清醒而又高亢的声音响起了：“总督辖地的机构作为打击农业骚乱的手段受到嘲弄，但谁能提出一个更符合宪法的手段来打击它们？”“与其让斗争尖锐化，不如接受任何妥协……”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古契科夫喊道：“现在是叫停的时候了，我们只是亲手在为一场会将我们所有人吞噬的大火上浇油。”
塞瓦斯托波尔舰队起义的早期消息，使乡绅的反对勇气受到了力不胜任的考验。一位自由派乡绅中间的睿智长者（Нестор），彼得鲁肯维奇[2]先生宣称道：“我们现在拥有的不是革命，而是无政府状态。”在塞瓦斯托波尔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立即与维特内阁达成协议的倾向占了上风。米留可夫试图阻止大会采取任何可能的妥协性措施。他安慰乡绅道：“塞瓦斯托波尔的暴乱正在结束，主要的叛变者已经被逮捕了，任何担心似乎都是为时尚早的。”徒劳无益！大会决定向维特派出一个代表团，递交了一份用反对派—民主主义的措辞表达有条件信任的决议。与此同时，大臣会议在自由派右翼的几个“社会活动家”参与下，正在讨论国家杜马的选举制度。这些所谓的“社会活动家”赞成普遍选举权，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必要性。维特试图证明逐渐完善布雷金的天才制度的好处。他们没取得任何结果，而从11月21日起，大臣会议在没有“社会活动家”的帮助下继续进行。11月22日，由彼得鲁肯维奇、穆罗姆耶夫[3]和科科什金[4]几位先生组成的乡绅代表团将地方自治派的照会提交给维特伯爵。他们7天都没有得到答复，耻辱地回到了莫斯科。伯爵的回复紧随其后，是以一种达官显贵、高级官僚的口吻写出来的。大臣会议的首要任务是执行最高意志；任何超出十月十七日宣言范围的将被取消；动乱使得不可能放弃宣言中的限制性条款；至于那些不愿意支持政府的社会团体，政府唯一关心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作为对乡绅大会的制衡，11月24日，图拉省乡绅代表团，由于其软弱无力，以及无疑因此导致的对乡绅和杜马情绪的偏离，被带到了皇村。代表团的团长博布林斯基[5]在一次具有拜占庭式奴性的讲话中说道：“我们不要求特别多的权利，因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要求沙皇的政权强大而有效……皇上，您不能偏听偏信，而只能从您合法召开的国家杜马中了解人民的需求。我们恳请您不要拖延它的召开时间。人民习惯了8月6日进行选举的法令……”
事件就像约定好的一样，正在加速把有产阶级送进秩序的营帐。早在11月中旬，邮政—电报罢工出乎意料地自行爆发了。这是邮政部门的觉醒奴隶对杜尔诺沃“禁止官员组建工会”通令的回应。邮政—电报工会给维特伯爵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取消杜尔诺沃的通令，并恢复因参加工会而被解雇的官员的职务。11月15日，邮政—电报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召集了73名代表，一致决定向所有线路发出以下电报：“未收到维特的答复。开始罢工吧。”紧张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西伯利亚在最后通牒中指出的时限还没过，就已经开始了罢工。第二天，罢工在广大进步官员团体的掌声下，占领了整个俄罗斯。维特明智地对各种各样的代表团解释说，政府“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自由派开始担心起邮政通信中断对“文化”造成的损害，开始皱着眉头研究比较“德国和法国职业协会自由的限度”……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没有丝毫的犹豫。而且，邮政—电报罢工虽然并不是在其倡议下爆发的，但在彼得堡也得到了苏维埃的积极支持。苏维埃从钱箱里给罢工者发放了2000卢布。执行委员会派人到他们的会议上发言，印刷他们的呼吁书，并组织纠察队对付工贼。很难评估这个策略对“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它使邮政官员开始同情无产阶级。在罢工一开始，邮政—电报代表大会就向苏维埃派了五名代表……
邮政通讯的中断即使没有伤害文化，但也必定极大地损害了贸易。商人和股票经纪人在罢工委员会和部委之间来回奔走，一会儿恳求官员们结束罢工，一会儿又要求对罢工者采取镇压措施。由于他们的腰包不断受到新的影响，资产阶级日趋反动。与此相伴，皇村阴谋家反动的无礼行为以小时计在不断增加。如果还有什么能抑制反动的冲击，那就只剩下对革命不可避免的回应的恐惧了。接下来提到的事变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中亚库什卡要塞的军事法庭对一些铁路职员进行了判决，由于这个判决的关系，事变爆发了。事实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因此将在这里用几句话来讲述它们。
11月23日，在邮政—电报罢工的最高潮，彼得堡铁路枢纽委员会收到了一份来自库什卡的电报。电报中说，要塞司令工程师索科洛夫和其他几名服务人员因被指控进行革命鼓动而被送上战地军事法庭，并被处以死刑，而判决必须在11月23日午夜执行。罢工中的电报网络在几个小时内就将所有铁路枢纽联系起来了。铁路大军要求向政府发出紧急最后通牒。然后，最后通牒被发出了。在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的同意下，铁路代表大会告诉内阁：如果晚上八点以前死刑判决没有被撤销，所有铁路交通将被中止。
在笔者的记忆中，还生动地保留着那次难忘的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经过。会议在等待政府答复的同时，也制定了行动的计划。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看着时钟上的指针。各条铁路的代表相继前来，报告越来越多的铁路相继发出电报表示支持最后通牒。很明显，如果政府不让步，那么一场绝望的斗争将会开始……然后呢？在8点05分（沙皇为了挽回面子，只推迟了300秒），交通大臣通过加急电报通知铁路委员会，表示它将停止执行该判决。第二天，内阁自己在一份政府公告中公开表示投降。在这份公告中，提到政府收到了“废除判决的请求（！），请求中表示假如不予实现，就打算（！）宣布罢工”。政府没有收到当地军事当局的任何消息，因为“可能是由于国有电报在罢工”。无论如何，“在收到这份电报宣言后”，陆军大臣立即发出命令，责成“暂停执行判决，如果判决的确成立，那就推迟到查清事件真相”。官方公告没有提到，陆军大臣不得不通过铁路工会发送他的命令，因为政府自己的电报正在罢工，无法使用。
然而，这场漂亮的胜利是革命的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以后，革命只看到了失败。很明显，一场针对革命的无情攻击正在准备之中。早在11月14日，农民联盟的官员就在莫斯科被捕，而理由则是政府颁布了加强安全措施的法令。大约在同一时间，皇村也决定了要逮捕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但是，行政当局推迟了自己这一决定的执行。它还并没有感到完全的信息，它还在试探逮捕的基础，并犹豫不决。皇村阴谋的反对者是司法大臣。他作证指出，代表苏维埃不能被视为秘密结社，因为它的行动是绝对公开的，公布了自己的会议，在报纸上刊登了自己的报告，甚至与行政人员进行了接触。消息灵通的媒体在总结司法大臣观点的时候写道：“政府和行政部门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旨在推翻现存制度的活动；后者甚至经常派出巡逻队到苏维埃的会议现场上维持秩序；彼得堡市行政长官甚至亲自接待了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6]，知道他是谁，以什么身份出现——所有这些都使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有充分根据认为自己的活动与政府遵循的政策毫无抵触，因此也不算犯罪。”
但是，司法大臣终究还是找到了克服其法律上顾虑的方法——然后，11月26日，赫鲁斯塔廖夫就在执行委员会所在地被捕了。
关于这次逮捕的意义，我要稍微说下。在10月14日的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根据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的提议，年轻的律师格奥尔基·诺萨尔（后来以赫鲁斯塔廖夫的名字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被当选为主席。直到他被捕的那天，他都还在当着主席，而且苏维埃实际活动的所有组织线索都集中在他手中。在几个星期内——一方面是街头的激进报刊，一方面是反动的警察报刊，都围绕着这个人物创造了一个历史传奇。就像在早些时候，他们把1月9日看成是格奥尔基·加邦充满热情的谋划与巧惑人心的才能的结果一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在他们看来也是格奥尔基·诺萨尔巨手上的一枚柔弱的棋子。后面的一个错误，要比前面的一个更加不可饶恕、荒唐。尽管赫鲁斯塔廖夫作为主席做的工作在内容上比加邦的冒险主义活动无疑要丰富得不可估量，但苏维埃主席对事件的进程和最终结果施加的个人影响，要比警察部门的造反牧师获得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不是赫鲁斯塔廖夫的错，而是革命的功劳。从一月到十月，革命迫使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型的政治学校进行学习。在工人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英雄”与“群氓”[7]的概念已不再适用。领袖的人格溶解在组织之中；同时，联合起来的群众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政治人格。
赫鲁斯塔廖夫作为一个实际上机智、精明能干的人，一个精力充沛、高水平的主席，尽管只是一个平庸的演说家，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历史和明确政治面貌的易冲动的人物，是为自己在1905年年底要扮演的角色而生的。工人群众虽然有革命情绪和强烈的阶级感官，但总的来说，大部分都没有政党上的明确性。我们上述关于苏维埃本身讲过的话，在这里也都可以放在赫鲁斯塔廖夫身上。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党的人（Партийныелюди），而党的人的候选资格会在苏维埃成立之初就给它带来摩擦。此外，由于赫鲁斯塔廖夫存在政治上的不明确性，这使得苏维埃与非无产阶级的大众（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ймир）更容易地建立关系，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组织的关系——苏维埃从这些组织获得了大量的物质援助。社会民主党把主席职位委托给一个非党的人士，是指望对苏维埃施加政治控制。他们没有指望错。仅仅过了三到四个星期，他们的影响力和力量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一点尤其可以通过赫鲁斯塔廖夫公开宣布加入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事实来判断。
政府希望通过逮捕赫鲁斯塔廖夫达到什么目的？它是不是以为，通过消除苏维埃的主席，就能摧毁该组织？当然，这太愚蠢了——甚至对杜尔诺沃来说也是愚蠢的。然而，我们很难对这一行为的动机做出准确回答，因为，那些在皇村聚集起来讨论革命前途的反动阴谋家，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而只能采取宪兵式的措施。无论如何，主席在这种条件下被捕，在使这种主席产生的条件下被捕，对苏维埃而言具有巨大的征兆性意义。以下几点，对于任何一个在前一天还在怀疑的人来说，都在主席被逮捕的那一天之内清楚明了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再退却了；决定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冲突与我们的时间间隔，不是几个月或者几周，而是几天。
[1]这份有趣的备忘录被印在了题为《俄国反革命史资料》（圣彼得堡，1908）的文集中（当然，这本文集被没收了）。——原注
[2]伊万·伊里奇·彼得鲁肯维奇（ИванИльичПетрункевич，1844年1月4日—1928年6月14日），俄国律师。1868年起担任切尔尼戈夫地方自治局议员。1878年因鼓吹改革而被捕。1879年被流放到科斯特罗马。1887年移居特维尔。1890年当选为特维尔地方自治局议员。1903年移居克里米亚，同年参加了解放社。1904年反对日俄战争。1905年创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年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签署了《维堡宣言》。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1909—191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经希腊流亡法国。1921年流亡瑞士。1924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28年死于布拉格。——中译者注
[3]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穆罗姆采夫（СергейАндреевичМуромцев，1850年10月5日—1910年10月17日），俄国律师、社会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1899年任莫斯科律师协会主席。1881—1885年、1888—1908年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05年创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年任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杜马被解散后签署了《维堡宣言》。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1910年去世。——中译者注
[4]费奥多尔·费奥多洛维奇·科科什金（ФёдорФёдоровичКокошкин，1871年7月14日—1918年1月7日），生于卢布林一个贵族家庭，189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07年成为教授。1905年参与创立立宪民主党。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并担任杜马副主席。二月革命后出任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主席、立宪会议选举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8月担任临时政府审计长。十月革命后被捕，1918年与盛加略夫一同被处决。——中译者注
[5]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布林斯基伯爵（граф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еевичБобринский，1868年1月9日—1927年11月9日（或11日）），俄国君主派政客。出身于政治世家。1892—1897年任博戈罗季茨克区地方自治局议员。1895—1898年任博戈罗季茨克区地方自治委员会主席。1897—1904年任图拉地方自治局议员。1905年参加俄罗斯人民同盟。1906—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14—1915年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1917年期间在杜马领导进步党党团。1916—1917年任国家杜马主席助理。十月革命后参加了白军。内战结束后流亡法国，继续参加流亡君主派的活动。1927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6]格奥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ГеоргийСтепановичХрусталёв-Носарь，1877—1919），早年即参与学生运动，1903年加入基辅同盟。1905年10月当选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1月被捕。1906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孟什维克。1910年退党，转向工团主义。一战中持护国主义立场，并回国。1915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被拒绝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8年支持彼得留拉。1919年煽动对抗布尔什维克，被下令逮捕并处决。——中译者注
[7]这正是民粹党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标题（Геройитолпа）。原文又长又臭，这里大概我引用一下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来大概刻画一下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思想：“那时甚至连多数先进的活动家都认为，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即英雄，才是进步的动力，没有个性的、愚昧的人民群众，即群氓，是跟着他们走的……群众只能效法英雄，并且要由英雄来带领。群氓只是盲从的……”当然，这样一种本该只在资产阶级阵营的《乌合之众》中出现的反动世界观，至今还非常盛行。斯大林通过利用这篇文章，以及对历史的各种篡改，成功地树立了一个“不喜个人英雄式崇拜”的英雄形象；“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尊托洛茨基为“先知”，然后为其头上施加“受害者”的光环，拜倒在冰镐状的“圣物”之下，把他的文字当成《圣经》来处理，就像庸人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断章取义一样；而上面提到的赫鲁斯塔廖夫，后来脱了党，在1917年的时候竟跑去要求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承认他第一届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最后在1919年，他因为反革命行径被枪毙了，和托洛茨基相比，高下立判；最后，更不用说，现在的大多数左翼，即使谁也不尊，其思想大概也是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相通的。——Uni
〔中译者补注1〕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年11月15日—1904年1月28日），俄国社会学家、批评家、文学评论家。早年支持民意党，积极参加民粹派活动。后期鼓吹“英雄”和“群氓”理论，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曾严厉批判其错误观点，又肯定其对解放运动的历史功绩。 |
第十八章赤色舰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八章赤色舰队
那个在官僚机构服务的大爬虫老苏沃林在11月末写道：“革命给人非凡的热情，并获得了众多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忠实的狂热追随者。反对革命的斗争之所以如此艰难，正是因为在它那面有众多的热情、勇气、真诚的雄辩和热烈的兴奋。敌人越强大，它就越坚决、越勇敢，而每一次的胜利都会为它吸引来一窝蜂的崇拜者。谁不知道这一点，谁不知道革命的吸引力就像一个美丽、热情的女人张开双臂，用发热的嘴唇热切地吻你，谁就没有年轻过。”
造反精神席卷了俄罗斯大地。无数人的心中正在发生着一个巨大的、神秘的过程——恐惧的束缚被打破；个性几乎无暇认识自己，并溶解在了群众中，而群众本身也被溶解在激情之中了。在摆脱了继承下来的恐惧和想象的阻碍后，群众不想也不能看到它的现实阻碍。这是它的弱点，也是它的力量。它就像被风暴掀起的浪潮一样，向前迅速奔涌。每天都有一层新的人站起来，并产生新的机遇。仿佛有人在用一把大勺子搅动社会这口大锅，直至锅底。当自由派官员在裁剪并布雷金杜马尚未披上的袍子时，这个国家片刻不得安宁。工人的罢工，无止境的集会，街头的游行，乡间的庄园破坏行动，警察和看门人的罢工……最后则是水手和士兵的骚动和起义。一切都瓦解了，一切都混乱了。然而，与此同时，在这种混乱之中，出现了对新秩序的需求，而这种秩序的要素也开始结晶。规则地重复举行的集会自身就引入了组织的原则。集会分离出了代表团，而代表团又发展成为代表机构。但是，正如自发的愤怒赶超了政治意识的工作一样，对行动的需求也将疯狂的、组织上的创造力远远抛在了后头。
革命——任何革命的弱点就在这里，但它的力量也在这里。任何想在革命中发挥影响力的人就必须掌握革命的全部内容。某些深沉的战术家以为革命可以像芦笋一样，可以将其可食用的部分与不可食用的部分武断地剥开，这样的人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说教者。由于没有任何革命事件为他们“理性”的战术应用创造了“理性”条件，这种人命中注定要被留在所有事件之外，落后于所有事件。最后，他们除了重复费加罗的话以外，什么也没能留下：“哎，我们不会再有下一场可以让你们有理由忘记第一场缺点的演出了……”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阐述，甚至不是要列举1905年发生的所有事件。我们只是笼统地勾画了革命的进展的轮廓（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而且，从整个国家来看，是在彼得堡的范围内进行的勾勒。但是，即便是在我们选择的框架内，我们也没法忽视，那在十月罢工和十二月街垒战之间发生的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事起义。它始于11月11日，而11月17日的时候，海军中将丘赫宁[1]就已经向沙皇作出了报告：“军事风暴已减弱，而革命风暴则还在刮。”
波将金号（Потёмкин）的传统在塞瓦斯托波尔并未消逝。丘赫宁残酷地对待了红色战舰的水兵[2]们：4人被枪决，2人被绞死，几十人被送去做苦役，最后，连波将金号本身都被改名为潘捷列伊蒙号（Пантелеймон）了。但他并没能向任何人灌输恐怖，而只是成功地加剧了舰队内部的造反情绪罢了。十月罢工开启了一个巨型街头集会的阶段，而在这个集会中，水手和士兵不仅是持续的参与者，而且也是发言人。一个水手军乐队在革命示威的前头演奏了《马赛曲》。总之，“士气低落”完全占据了上风。一项禁止军人参加民众集会的命令，导致了特别军人集会在陆海军军营的大院中的举行。军官们不敢对此表示抗议，而军营的大门也日夜为我们党的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的代表敞开。他们不得不与水兵的不耐烦不断地作斗争，他们被要求采取“行动”。变成苦役船的普鲁特号（Прут）在附近巡航，时刻提醒着人们，就在不远处，六月起义的牺牲者仍在为他们参与了波将金号的事业而受折磨。波将金号的新船员宣布，他们已经准备好把战舰开到巴统，以便支援高加索起义。最新造好的巡洋舰奥恰科夫号（Очаков）也在一旁做好了战斗准备。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坚持采取观望的策略：建立水手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将其和工人组织密切联系起来，并举行舰队起义以支援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政治罢工。水兵的革命组织接受了这个计划。但是，事件则超越了它。
大会越来越频繁，其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大会被移到了将水手营房和布列斯特步兵团营房分隔开来的一个广场上举行。由于军人不被允许参加工人的集会，所以工人就成批地参加了士兵的集会。上万人被聚集了起来。联合行动的想法在一片欣喜若狂中被接受。先进的连队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军队长官决定采取措施。军官们试图在集会上发表“爱国”演说，却只获得了很遗憾的结果。深谙辩论艺术的水兵们让他们的上司羞愧地逃走了。然后，禁止一切集会的决定就下来了。11月11日，一个战斗连被部署在海军营房的门口。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3]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对海军营房喊道：“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军营；如果有人不服从命令，格杀勿论。”刚接到这个命令的连的一位水兵彼得洛夫走向前去，在大家的注视下给步枪上了膛，第一枪杀死了布列斯特团的斯坦因[4]中校，第二枪打伤了皮萨耶夫斯基。一位军官立即下令：“逮捕他。”所有人都停在原地不动。彼得罗夫把他的步枪扔到了一边。“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快把我带走吧。”彼得罗夫被逮捕了。水兵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要求释放他，并表示愿意为他做担保人。激动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一位军官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向彼得罗夫询问：“彼得罗夫，你刚才那是意外走火吗？”
“意外？离列，上膛，瞄准。你管这叫‘意外’？”
“但你的队友要求释放你……”
然后彼得罗夫被释放了。水兵们迫不及待地立即投入行动。所有值班军官都被逮捕、解除武装并被锁在了办公室里。最后，水兵们受到一位社会民主党演说者的影响，决定等待明天早上进行的代表会议。大约有40名水手代表连夜开会。他们决定释放军官，但不再允许他们进入军营。他们还决定，继续履行那些他们认为有必要的那些职责。他们还决定派一个带军乐团的游行队伍，前往步兵的军营，以便吸引士兵参加运动。早上，一个工人代表团前来协商。几小时后，整个港口都进入了停顿状态；铁路也停止了运行。事件临近。一封半官方的电报提到：“海军营房内保持着模范般的秩序。水手们的行为表现都很端正。没有人酗酒。”所有的水兵被分成了没有武器的连。只有一个留下来保卫营房免受突然袭击的连装备了武器。彼得罗夫被选为这个连的指挥官。
一部分水兵在两位社会民主党演说者的带领下，去了附近布列斯特团的军营。士兵的情绪远没有那么坚定。只有当水兵施压的情况下，士兵们才决定解除军官的武装并把他们驱逐出军营。参加过奉天会战的军官没有任何抵抗就交出了自己的军刀和左轮手枪，并说道：“我们没有武器了，请你们别碰我们”，然后恭顺地穿过了下层士兵的队伍。但士兵们从一开始就是动摇的。在他们的坚持下，几名值班军官被留在了营房里。这对后来的事件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士兵们开始列队，以便和水兵们一起穿过小镇，走向比亚维斯托克团的营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警惕地注视着，以防“非军人”（вольный）混入队列，只让他们单独走。在准备工作最紧张的时刻，要塞指挥官涅普留耶夫[5]和师长谢杰利尼科夫（Седельников）将军一起乘坐自己的马车来到了营房。指挥官被要求拆除从早上开始就安放在伊斯托里切斯基大道（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бульвар）的机枪。涅普留耶夫回答说，这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事物，应该去找丘赫宁。于是，他就被要求作出保证：作为要塞指挥官，他不会使用这些机枪。这位将军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拒绝了要求。于是便决定解除他的武装，并将其逮捕。他拒绝交出武器，而士兵们则没有下定决心使用武力。最后，几个水兵不得不跳上马车，把将军带到自己的海军营房那里去。在那里，将军被立即无言地（sansphrases）解除了武装，并被关进了办公室里。之后，他们终究还是被释放了。
士兵们在军乐队的演奏下走出了营房。水兵们严格地按照行进顺序走出了军营。大批的工人已经在广场上等着了。多么美好的时刻啊！相遇进行的很热烈。大家握手、拥抱。空气中弥漫着兄弟般的寒暄。到处都是相互支持到底的庄严承诺。重新整队后，游行队伍在充分的秩序下向城市的另一面进发——那里有比亚维斯托克团的营房。士兵和水手打着圣乔治旗，而工人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半官方社报道说：“示威者以模范的秩序列队通过城市，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团，队列打着红旗。”他们经过了设有机枪的伊斯托里切斯基大道。水兵呼吁机枪连撤走机枪——而机枪连也这么做了。但是，之后，机枪又出现了。半官方社报道说：“比亚维斯托克团的武装连在其军官在场的情况下，撤掉了岗哨，并允许示威者通过。”在比亚维斯托克团的营房旁，举行了一场巨大的集会。然而，他们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士兵摇摆不定——一部分宣布了与水兵的团结，另一部分仅仅只是保证了不开枪。最后，军官甚至成功地将比亚维斯托克团带离了营房。游行队伍则直到傍晚才回到了海军营房。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旗帜被打在了波将金号上。罗斯季斯拉夫号（Ростислав）则打出了回答信号：“我看到你了。”其他军舰没有回应。水手中的反动部分抗议说，革命的旗子比圣安德烈旗还要高。红旗不得不被取下来。形势仍不明朗。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被关押在判前羁押所单人牢房内的托洛茨基。辩护人叶利谢耶夫摄影。）
在海军军营办公室里，一个由来自不同兵种（其中包括七艘军舰）的水手和士兵代表、以及受到邀请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几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不断地开会。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被选为常设主席。所有的消息在这里汇合，所有的决定从这里发出。在这里，水手和士兵的特殊要求也被制定了出来，这些要求也与一般政治要求结合了起来。对广大群众来说，这些纯粹兵营式的要求占据了首位。委员会最担心的是弹药的短缺。步枪的数量是够的，但是子弹却很少。从波将金号事件起，弹药储备都是秘密存放的。一位积极参与事件的人写道：“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一点，那就是我们缺少一个精通军事事务的领导人。”
代表委员会充满能量地坚持要求队伍应该解除其军官的武装，并把他们从军舰和营房带走。这是一项必要措施。那些留在军营里的布列斯特团军官完全瓦解了士兵。他们积极进行反对水兵、“非军人”和“犹太佬”（Жид）的鼓动，并在士兵中间施加了酒精的影响。晚上，在军官的带领下，士兵无耻地跑到了营地里——不是通过由革命战斗连把守的大门，而是通过被凿坏的围墙。第二天早上，他们再次回到了营房，但已经不再积极参与斗争了。布列斯特团的踌躇不决不可能不反作用于水兵营房内的情绪。然而，在第二天，胜利的太阳再度升起：工兵与起义汇合了。他们带着武器，整齐划一地来到了水兵营房。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在军营里驻扎了下来。情绪变得高涨且坚定。各方的代表都出现了：要塞炮兵、比亚维斯托克团以及边防军都承诺“不开火”。长官不再依靠当地的团，而是开始从周围各城——辛菲罗波尔、敖德萨、费奥多西亚抽调部队。人们在新来的部队中进行了积极且成功的革命鼓动。委员会与海军舰艇的通信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因为水手们不明白信号。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收到了来自奥恰科夫号巡洋舰、波将金号装甲舰、以及自由号（Вольный）和珍贵号（Заветный）扫雷驱逐舰以及后来其他几艘鱼雷艇完全团结的宣言。其他的舰船摇摆不定，也只是答应“不开火”。13日，一名海军军官带着一份电报来到了营房：沙皇要求哗变者在24小时内放下武器。这位军官受到嘲笑，被赶到门外。为了保护城镇免遭受可能的大屠杀，水手们组成了巡逻队。这一措施立即安抚了居民，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水兵们自己守着酒类商店，防止有人酗酒。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城镇内充满了楷模般的秩序。
11月3日晚是事件发展的决定性时刻：代表委员会邀请了在十月集会期间获得了巨大声望的退役海军中尉施密特[6]担任军事指挥。他勇敢地接受了邀请，并从那天起成为了运动的领袖。第二天晚上，施密特在奥恰科夫号巡洋舰住了下来，并一直在那上面待到了最后一刻。他在奥恰科夫号上升起了将旗，并发出了信号“施密特现在指挥舰队”，希望以此来吸引整个分舰队参与起义。然后，他把自己的巡洋舰开向普鲁特号，以便释放上面的“波将金人”。他们没有遇到反抗。奥恰科夫号把苦役水手到上了自己的船舷，带着他们在整个分舰队周围航行。每艘船上都传来了“乌拉”的欢呼声。其中一些船——包括波将金号和罗斯季斯拉夫号——升起了红旗；只不过红旗在后者旗杆上只挂了几分钟。
在接管起义的领导权后，施密特通过以下声明宣布了他的行动方针：
“致市长先生：
我今天向皇上发出了以下电报：
光荣的黑海舰队神圣地保卫自己对人民的忠诚，要求您，皇上，请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并停止听从您的部长们。
舰队指挥官
公民施密特”
彼得堡发来了电报命令：镇压起义。丘赫宁被后来声名狼藉的梅勒—扎科梅利斯基[7]取代了。城市和要塞进入特别戒严状态，所有街道都被军队占领了。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起义者指望军队能够拒绝开火，以及分舰队中的其余船只能够加入。其中几艘船的军官已经被实际上逮捕了，并被安置在奥恰科夫上听从施密特的命令。顺便一提，他们希望这一措施能够防止旗舰不受敌方的打击。大量的群众在岸上等待着宣布分舰队加入起义的礼炮。但这一期望落空了。“安抚者”并没让奥恰科夫号完成它第二次在分舰队周围的巡航，还开火了。人们一开始以为第一声炮响是礼炮，但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惊恐地逃离了码头。炮弹从四面八方袭来——从船上，从要塞和野战炮，从伊斯托里切斯基大道的机枪。第一轮炮击摧毁了奥恰科夫号上的电机。仅仅过了六炮，奥恰科夫号就不得不停止射击，打起了白旗。尽管如此，对巡洋舰的射击仍在继续，直到船上起火才停止。波将金号的命运更加糟糕。这里的水手没有时间把撞针和炮闩上好，所以在被射击的时候完全无能为力。波将金号一枪未发就升起了白旗。岸上的水兵营地坚持的时间最长，直到弹尽才投降。红旗在造反军营里飘到了最后。军营最终在早上六点左右被政府军占领。
当射击引起的首次恐惧过去后，部分人群回到了港口。我们之前已经引用过的那个起义参与人写道：“我们眼前的景象很可怕。几艘鱼雷艇和小艇立即被交叉火力击沉了。很快，奥恰科夫号着火了。漂浮在水面上的逃生水兵呼救。炮火继续向他们所在的水中射击。前去救援的小舟也遭到了射击。游到了军队站着的岸边的水兵被当场枪毙。那些游到了同情人群所在的岸上的人获救了。”施密特试图装扮成水手逃跑，但被抓获了。
“平息”刽子手的血腥工作到凌晨三点前完成了。之后，他们必须把自己转变成“法院”刽子手。
胜利者报告说：“超过2000人被俘虏或逮捕……被革命者逮捕的19名军官和平民已被释放；缴获了4面旗帜，钱箱和大量国家财产；还缴获了子弹、武器装备以及12挺机枪。”丘赫宁中将给皇村发去了电报：“军事风暴已减弱，而革命风暴则还在刮。”
与喀琅施塔得的造反相比，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在那里，一场自发的爆燃以野蛮的屠杀告终；而在这里，发生的是一场按照计划发展的、有意识地寻求秩序和统一行动的起义。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开端报》（Начало）[8]在塞瓦斯托波尔事件的高峰期写道：“在起义的城市里，流氓和抢劫犯销声匿迹，简单的盗窃案件发生数量降低了。原因很简单，身着路海军的贪官污吏已经被从这个幸福的城市赶走了。公民们，你们是不是想知道，什么是武装的民众支撑下的民主？那么请看看塞瓦斯托波尔吧。请看看共和制的萨瓦斯托波尔，它的唯一政权是由选举产生的、负责任的政权……”
而这个革命的塞瓦斯托波尔只坚持了四五天，在弹尽粮绝之前就投降了。战略错误？领导人的犹豫不决？这两点都不能否认。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由更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
这次的起义是由水手领导的。他们的军事活动性质要求他们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使他们比陆军士兵更加自力更生。普通水兵和封闭高种姓——海军军官之间的对立，要比陆军步兵和他们的平民指挥员之间的对立更加深刻。最后，海军肩负着的最新战争耻辱，摧毁了水兵对他们那些贪婪、懦弱的上尉和将军们的所有尊重。
正如我们看到的，工兵最坚决地加入了水兵。他们带着武器出现，住在了海军营房里。在我国陆军的所有革命运动中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实：冲锋陷阵的是工兵、地雷工兵、炮兵。总之，不是愚昧无知的文盲，而是熟练的、文化水平较高的、受过技术训练的士兵。与这种知识层面的差距相符合的是社会的差距——绝大多数步兵是从年轻的农民中招募的，而工程部队和火炮部队则主要是从产业工人中招募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布列斯特团和比亚维斯托克团在整场起义中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他们是被决定赶走所有军官的。起初，他们加入了水兵，然后落荒而逃。他们承诺不开火，最后却完全屈服于自己长官的影响，可耻地向海军营房开了火。后来，我们在西伯利亚铁路和芬兰堡（Свеаборгскаякрепость）中农民出身的步兵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革命不可靠性。
但受过技术训练的人——也就是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是只在陆军中发挥了作用。是谁领导了“造反”的水手们？是谁在战舰上升起了红旗？是技术水兵，轮机班。这些穿着水手服的产业工人，在船员中只占据少数，但却占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控制着战舰的心脏——轮机。
武装部队中的无产阶级少数和农民多数之间中的摩擦在我们所有的军事起义中都有发生，而它使军事起义变得软弱无力并瘫痪。工人带着他们的阶级优势来到了军营，比如文化修养、技术本领、果断，还有协调行动的能力。农民则带来了自己的压倒性数量。军队通过普遍征兵，以机械的方式克服了庄稼人的不协调性，而它的主要政治缺陷——被动性，则被转化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优势。即使农民组成的团因为其营房内的直接需要而被卷入了革命运动，他们也总是倾向于采取观望的策略，而在敌人哪怕第一次采取决定性进攻的时候，他们就会扔下“造反者”，并再度将自己置于纪律的桎梏下。由其可见，军事起义的应选方法是坚决进攻——不停的进攻，否则就会造成动摇和混乱。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革命的进攻策略也会遇到其最大的阻碍，即庄稼人士兵那落后的、不信任的消极态度。
这种矛盾，不久之后就在对12月起义的镇压中充分地显现了出来，而这场起义也是俄国革命第一章的结尾。
[1]格里戈里·巴甫洛维奇·丘赫宁（ГригорийПавловичЧухнин，1848年？月？日—1906年6月28日），俄罗斯帝国海军少将。1858年入伍。1904—1906年任黑海舰队司令。1906年6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2]接下来为贴近原文，海军战斗员会被翻译为水手或水兵（Матросс），陆军战斗员会被翻译成士兵（Солдат）。——中译者注
[3]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皮萨列夫斯基（СергейПетровичПисаревский，1848年7月12日—1908年11月8日），1869年进入俄罗斯帝国海军服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905—1906年任黑海舰队参谋长。1905年11月塞瓦斯托波尔起义期间被打伤。1906年以海军中将军衔退役。——中译者注
[4]奥古斯丁·阿夫古斯蒂诺维奇·斯坦因（АвгустинАвгустиновичШтейн，1875年？月？日—1905年11月12日），1894年入伍。1905年任比亚韦斯托克第50团训练队队长，11月12日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中被击毙。——中译者注
[5]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涅普留耶夫（ВладимирСтепановичНеплюев，1847年2月15日—？），1868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903—1905年任奥恰洛夫要塞司令。1905—1907年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司令。1907—1908年任科夫诺要塞司令。1908年以上将军衔退休。——中译者注
[6]彼得·彼得洛维奇·施密特（ПётрПетровичШмидт，1867年2月17日—1906年3月6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年入伍。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期间同崩得建立联系，同年11月领导了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1906年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7]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梅勒—扎科梅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Меллер-Закомельский，1884年11月1日—1928年4月1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2年入伍。1863年参与镇压了波兰起义。1873年参加希瓦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俄土战争。1898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05年镇压了塞瓦斯托波尔起义。1906年镇压了赤塔工人武装起义。1906年担任波罗的海地区临时总督。1909—1911年任国务院议员。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勒令退役。1918年流亡法国。1928年死于尼斯。——中译者注
[8]这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中译者注 |
第十七章庄稼人的造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七章庄稼人的造反
这场革命的决定性事件都发生在城镇里。但是，农村并没有默不做声。它开始喧闹地、笨拙地、磕磕绊绊地骚动起来，仿佛刚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来一样；但是即便如此，这场运动在一开始把统治阶级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场革命的决定性事件都发生在城镇里。但是，农村并没有默不做声。它开始喧闹地、笨拙地、磕磕绊绊地骚动起来，仿佛刚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来一样；但是即便如此，这场运动在一开始把统治阶级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在革命前的最后两三年里，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极度恶化了。“争执”不断涌现，一会在这里，一会在那里。从1905年春天开始，农村的浪潮就以一种威胁性的方式高涨起来，在全国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粗略地说来，农民的“革命”有三个主要的集中地：（1）北部，其特点是加工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2）东南部，那里土地相对丰富；（3）中部，那里原本就土地贫乏，因工业的悲惨状况而雪上加霜。反过来，农民运动也同样发展成了四种主要的斗争类型：接管地主的土地，并赶走地主，破坏他们的庄园——这是为了扩大农民自己的土地使用情况；没收面包、家畜、干草并采伐森林，以立即满足饥饿村庄的需要；罢工—抵制运动，旨在降低地租，或者增加工资；最后一种是拒绝提供新兵、拒绝交纳赋税或支付欠款。这些形式的斗争以不同的组合方式，遍布全国，适应每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农民运动最激烈的地方是在不幸的中部，在这里，破坏的毁灭性就像龙卷风一般。在南方进行的，主要是罢工和抵制地主经济。最后，则是运动最弱的北方，砍伐森林是那里最常见的形式。凡是经济上的不满开始与政治上的激进相结合的地方，农民都拒绝承认行政当局并抗税。不过所有的农民运动都是在十月罢工以后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质的。
让我们仔细看看庄稼人是怎样进行自己的革命吧。
在萨马拉省，这种混乱蔓延到了四个县。起初，农民来到了个人所有的大庄园，除了家畜的饲料以外，什么也不拿走；然后，对每个农场的家畜数量进行精确统计，留下了喂养牛需要的饲料，然后剩下的全部用自己的大车拉走。农民们安静地行动，没有暴力，试图达成协议，以免“造成任何不愉快”。他们向主人解释说，现在是新时代，人们必须以新的、更公平的方式生活：谁拥有多的东西，就应该跟没有这种东西的人分享……然后，成群结队的“全权代表”就会出现在存放了大量地主家余粮的火车站。他们会确定这些面包的主人，并宣布根据“大众”的决定，带走粮食。“你们说‘带走’是什么意思，兄弟们？”站长开始抗议，“我会被追究责任的……可怜可怜我吧……”令人恐惧的“剥夺者”随后同意说：“那倒是，我们不想欺负你……但是问题在于，火车站比较近，而我们不想大老远跑去农庄，太远了……但是没有办法，看来我们只有去找‘他本人’，直接从他的谷仓里拿了……”储存在车站内的食物保持不动；而大庄园里的粮食则会被公平分配。但很快，关于“新时代”的争论开始对地主失去了作用：他鼓起勇气来，试图赶走农民。然后，善良的农民就会顽强地站起来——连颗石子也没有给人留下……
在赫尔松省，大批的农民从一个庄园移动到另一个庄园，以便取走“被分配”的财产。并没有发生暴力或杀戮，因为受惊的地主和他们的管事的人在一听到农民的要求后，就打开所有的门闩和百叶窗逃走了。就在这同一个省，发生了一场为降低地租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价格由农民协会自己在“公正”的基础上确定。仅仅从贝久科夫修道院，就有15000俄亩的地皮被无偿拿走，理由是“僧侣应该向上帝祈祷，而不是为了利益买卖地皮”。
然而，最激烈的事件发生在1905年底的萨拉托夫省。在被卷入运动的村庄里，没有一个被动的农民。所有人都站起来了。地主和他们的家人被赶出了庄园，所有可动的财产都被分掉了，牛被牵走，雇农和家仆结算了工资，最后，房子上被放了一只铁公鸡[1]。武装分队带着这些农民“纵队”进行了袭击。村里的县警和卫兵很少，而且，在某些地方，他们还被这些分队逮捕了。地主的建筑物被放火烧毁，以便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返回自己的土地。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在大庄园被完全摧毁以后，农民就会写一份判决书，说明从第二年春天起，土地将会转到“公众”手里。在农庄办公室、国有酒类商店以及卖酒人那里缴获的钱财将会立即成为公有财产。地方农民委员会或兄弟会负责分配被收缴的物品。这些洗劫几乎从不受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个别关系约束：反动地主的被毁，自由派的也会被毁。政治上的细微差别被等级仇恨的浪潮冲走了……自由派乡绅的住宅被夷为平地，古老的乡间别墅及其宝贵的书藏和画廊都被烧掉了，不留任何痕迹。在与某些县里，残存的地主庄园用手指头都能数出来。这场庄稼人的十字军征战的图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一位记者写道：“它开始了，天空被火光照亮了一整夜。这是一幅可怕的画面。早晨，你们能看到长长的三套车队伍，上面坐满了从庄园里逃出来的人。而当夜幕降临时，地平线就像是戴上了一条用火做成的项链。有些夜晚，你们甚至能数出多达16束火光……地主仓皇而逃，恐慌沿着他们的路途四处蔓延。”
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就已经有2000多个地主的庄园被破坏和烧毁，其中仅萨拉托夫省就有272个。根据官方数据，其中损失最严重的10个省，地主的损失达到了2900万卢布——其中光萨拉托夫这一个省就将近1000万了。
如果说阶级斗争的进程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转移的结论是普遍正确的，那么这一真理就三倍适用于农民身上。萨拉托夫的庄稼人当然有充分有力的理由（在他自己的家园、打谷场和村子的范围内的理由）把一捆点燃的稻草扔到贵族的屋顶上。然而，如果完全忽视政治鼓动的影响，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农民起义进行的很混乱，但在它之中已经包含了实现普遍政治化的尝试。这些尝试是由各党派进行的。在这个1905年，即使是自由派乡绅也在试图给农民带来反对派的启蒙教育。在一些地方自治委员会机构中，引入了半官方的农民代表，提出并讨论了一般性质的问题。与此相比，地方自治会里的雇员要比这些有土地的自由派激进的多，比方说——统计员、教师、农艺师、女医师。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属于社会民主党人或者社会革命党人；大多数则是无党派的激进分子，而对他们来说，土地私有制绝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在1905年前的若干年里，社会主义政党通过地方自治会的雇员在农民中间组织了革命小团体，并传播了非法的文献。1905年，政治鼓动达到了群众化的程度，并不再处于地下状态。2月18日发布的荒唐命令在这一事态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命令规定了类似于请愿权的某种权利。鼓动家们利用了这一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利用了该命令在地方当局中造成的混乱，组织了乡村大会，鼓励农民通过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并实行人民代表制的决议。在许多地方，签署了这种协议的农民把自己看作是“农民联盟”的成员，并从自己的行列中选出了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在许多情况下都完全把合法农村政权排挤到了一边。例如，在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居民中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哥萨克的集镇（Станица）里聚集了600—700人。一位鼓动员如此写道：“真是个奇怪的聚会，桌子后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哥萨克首领（атаман）。到处都站着或坐着带马刀或者不带马刀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在自己的会议和集会中，见得多了，他们总是作为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壮丽尾声而出现。当他们慢慢地燃起心中对地主和官员的熊熊怒火之时，那景象真是令人感到奇怪。站在队列里的哥萨克和站在犁旁的哥萨克之间的区别是多么不可思议啊！”鼓动员受到了热烈欢迎，一队队哥萨克骑着马在几十俄里之外迎接他们，并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不被警察发现。但在许多的偏远地区，农民对自己的角色只有一个混乱的概念。许多庄稼人在决议上签完名字后会说：“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为我们张罗了土地。”
8月，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举行。来自22个省的100多名代表在一个远离公路的大型谷仓内举行了为期两天天的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首次形成了成立“全俄农民联盟”（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КрестьянскийСоюз）的想法，而该联盟将联合许多党与非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
十月十七日宣言为农村的政治鼓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甚至连海登[2]伯爵（现已去世），一个及其温和的普斯科夫乡绅，也开始组织各乡的集会，以解释“新制度”。起初，农民们兴趣不大，但最终，他们被唤醒了，并决定把话语变成行动。作为开始，他们决定“罢工”掉一个森林[3]。那个自由派伯爵瞪大了眼睛。因此，拥有土地的自由派在试图根据沙皇的宣言建立等级和谐的过程中烧掉了自己的手指，但革命的知识分子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个别省份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政治鼓动变得热火朝天，革命文献堆积如山，农民联盟的力量和规模都在增长。在偏远的维亚特卡省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召集了200人。当地陆军营里的三个连也派出了代表，表达自己的同情并承诺给予支持。当地的工人代表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当局大吃一惊，给这些在乡镇和城镇毫无阻碍地组织起来的集会提供了许可。集会在所有的省里都连续举行了两个星期。大会关于停止缴税的决议得到了积极的贯彻……尽管形式多种多样，农民运动还是在整个国家都产生了大规模的现象。在边境附近，它立刻就呈现出了明确的革命性质。立陶宛农民根据2000名代表参加的维尔纽斯大会通过的决议，用革命手段取代了村里的书记（писарь）、乡长和国民小学的老师，赶走了宪兵、地方自治官员并设立了选举法院和乡执行委员会……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农民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形式……
11月6日，农民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而且是公开地举行了。出席会议的有来自27个省的187个代表，其中有105名是由乡和村授予了全权的，而其余的则是由省和县委员会和联盟的地方小组认可的代表。代表中包括145位农民，而剩下的则是靠近农民的知识分子，有男女人民教师，地方自治会雇员，医生等。从民俗学的意义上来讲，这是革命最有趣的一次大会了。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鲜明生动的形象，比如省里的自然成才者，“自己思考悟出道路”的革命者，具有热情气质和更热情希望但思想相当混乱的乡村政治家。这里就有几张由大会的一位与会者画的轮廓草图：“安东·谢尔巴克，苏梅省的一位‘老爹’，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留着短小的胡子，眼睛炯炯有神，就像是从列宾[4]的《扎波罗热人》的画布里走出来的哥萨克一样。但是，他自称是来自两个半球的农场主，在美国待了二十年，与他的俄罗斯家人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农场……来自沃罗涅日省的代表米列茨基神父提交了五份乡里的‘判决书’。在一次演讲中，他将耶稣基督描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基督如果今天在这里，就会站在我们这边……’两名身穿印花布女短衫、毛织头巾和羊皮鞋子的农妇——作为同一个沃罗涅日省的村庄妇女代表出席了会议……别列列申[5]上尉作为同样的沃罗涅日省的工匠代表出席了会议。他穿着军装，拿着马刀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厅里甚至有人喊道：‘打倒警察！’然后，这名军官起身，在普遍的掌声中讲道：‘我是别列列申上尉，沃罗涅日省的代表，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信念，从来公开行动，因此我穿着我的制服前来……’”
讨论的中心是策略问题。一些代表赞成和平的斗争手段：集会、“判决”、“和地平”抵制当局、建立革命自治政府、“和平地”接管地主土地、“和平地”拒缴税并拒送新兵。另一些人，特别是来自萨拉托夫省的人，呼吁进行武装斗争，呼吁立即支持任何起义——无论它们在哪里爆发。最后，会议通过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决议指出：“只有将所有的土地转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才能结束人民因土地贫乏而产生的苦难。条件则是，土地只能由那些和他们的家人或集体一起合作耕种的人使用。”公正土地制度的建立被委托给了立宪会议，而立宪会议将在最民主的基础上“不晚于（！）明年二月”召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农民联盟将与他们的兄弟——工人，城镇、工厂、车间、铁路以及其他工会，以及其他所有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组织达成协议……在人民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联盟将诉诸农业（！）总罢工，也就是说，它将拒绝为所有类型的农场所有人进行劳动，并以此来关停这些农场。至于总罢工的组织问题，将通过与工人阶级的协议来决定。”在进一步决定了停止饮酒以后，大会在决议的最后声明：“根据从俄国各个角落得到的消息，如果人民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麻烦，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普遍的农民起义，因为农民的忍耐宛若杯中之水，已经溢出来了。”尽管这项决议中的某些段落很幼稚，但是，它还是表明了进步农民正在采取革命的路线。没收地主土地的幽灵已在政府和贵族的眼前升起了，展现了这个庄稼人议会会议里的所有残酷现实。反动派用力地敲响了警钟——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11月3日，也就是代表大会召开的几天前，政府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逐步取消被分配土地的赎买费，并扩大农业银行的资金规模。宣言表示，希望政府与杜马结盟，以便成功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在不损害任何其他土地所有者的情况下。”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似乎并不符合这些希望。但是，“我们心目中那亲爱的农民”在各地的实际做法却更不令人满意。不止是破坏和焚烧，还有“和平地”对私人大地产的接管，以及单方面确定工资和地租的行为，使地主对政府猛烈地施压。要求派遣军队的要求从各地传来。政府振作了起来，意识到多愁善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时候“做事”了。
农民代表大会在11月12日闭幕了，而14日的时候，“联盟”莫斯科办公室的人员就被逮捕了。两三个星期后，内务大臣在答复有关农潮的询问时，作出了以下指示，我们在这里逐字逐句转载：“应立即用武力剿灭暴动者。如果他们胆敢反抗，应烧毁其住所。在这一分钟里就必须得一劳永逸地根除任何‘自治’。目前，逮捕是达不到目的的，审判上百上千人是做不到的。部队必须充分理解上述指示。——彼得·杜尔诺沃”这种吃人的命令开启了反革命地狱式狂欢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首先在城镇发展，然后才蔓延到农村。
[1]就是被放火烧掉的意思。——中译者注
[2]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海登伯爵（ГрафПёт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Гейден，1840年10月29日—1907年6月1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世纪60年代参与了自由主义改革运动。1889年起担任普斯科夫地方自治局议员。1890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895—1905年任帝国自由经济协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Вольно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общество,И.В.Э.О.）主席。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解散后表态支持，同年6月12日另行组建和平革新党（Партиямирногообновления），并于1906—1907年任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07年死于莫斯科。——中译者注
[3]在农民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罢工”成了“革命”的同义词。“罢工”意味着采取任何一种革命行动。“给县警察局局长来次罢工”指的是逮捕或者杀掉这个官。但是，这词的这种奇怪用法，证明了工人巨大的革命影响力和斗争方法。——原注
[4]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ИльяЕфимовичРепин，1844年8月5日—1930年9月29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
[5]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别列列申（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Перелешин，1856年9月4日—1910年4月3日），1878年入伍。1889年以海军二级上尉军衔退役。19世纪90年代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901年起进入科斯特罗马地方自治局工作。1904年加入解放社。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并担任立宪民主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委员。1906年任国务委员。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解散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
第十六章“八小时工作制和火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六章“八小时工作制和火枪！”
在这场战斗中，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帮助它。这次斗争的重点不是出版自由，也不是制服暴徒的横行霸道，甚至也不涉及普选权。工人要保证自己的肌肉、神经和大脑能够得到保护。他决定为自己赢回一部分生命。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也不想再等下去。在革命事件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从中瞥见了更高的生命形式。他仿佛为精神生活重生了。他所有的感官都像乐器上的琴弦一样绷紧了。他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无边无际的、光辉灿烂的世界……为描写工人群众革命重生的图画的诗人，是不是很快就要出现了呢？
在十月罢工将烟雾缭绕的工厂变成了革命言论的殿堂后，在一场让最疲惫的心都充满骄傲的胜利后，工人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机器的诅咒控制之中。凌晨，他在灰色黎明中，半睡半醒地跳进工业地狱；而在深夜，他在令人厌烦的机器吹响哨声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黑暗、可恨的洞里。周围都有明亮的灯光——那么近，又那么远——那是他自己点燃的。社会主义报刊、政治会议、党内斗争——这是一场利益和激情的巨大而美丽的盛宴。出路何在？在八小时工作制上。这是纲领中的纲领，也是遗训中的遗训。只有八小时工作制才能立即解放工人阶级的力量，用于当时的革命政治。彼得堡的无产者们，拿起武器吧！残酷的斗争之书打开了新的篇章。
还在大罢工进行的时候，代表们就经常说，在复工时，群众绝不会同意旧有的工作条件。10月26日，彼得堡某区的代表们决定在不过问苏维埃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手段在自己的工厂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27日，代表们的建议在几次工人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在亚历山德罗夫机械厂，为了避免带来压力，这个议题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的。结果是：1688票赞成，14票反对。几个主要的金属加工厂从28日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同一时间，彼得堡的另一端，也爆发了一场同样的运动。10月29日，运动的发起人向苏维埃报告说，八小时工作制已经通过“接管的方式”在三个大型工厂实行了。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没有迟疑的余地。难道不是接管给了我们集会和出版自由？难道不是革命的主动性才给我们带来了立宪宣言吗？难道对我们来说，资本的特权比君主的特权要更加神圣吗？怀疑者的胆怯声音被淹没在普遍的热情浪潮中。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它要求所有工厂和车间都自发主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决定是在几乎没有任何讨论的情况下通过的，仿佛它就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一步。苏维埃给了彼得堡工人24小时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这个时间对工人来说完全足够了。一位来自金属厂的代表，我的朋友涅姆佐夫[1]写道：“苏维埃的提议得到了我厂工人的热烈响应。在十月我们为整个国家的要求斗争，而现在我们提出了自己无产阶级的要求，这将清楚地向我们的资产阶级老板们表明：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自己的阶级要求。经过讨论，工厂委员会（车间的代表会议，在其中起代表作用的是苏维埃的代表）一致决定从11月1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制。同一天，代表们向全部车间宣读了工厂委员会的决定……他们建议工人带着食物去工作，这样就不用像往常一样在午饭时间休息了。11月1日，工人们照常在早上6:45到达了工厂。12点的时候，午饭哨吹响了；这让许多工人讲起了笑话，他们只决定休息30分钟吃午饭，而不是规定的1小时45分钟。下午3：30，工厂全体人员停止了工作，整整工作了八个小时。”
（被告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涅姆佐夫，工人—布尔什维克）
我们在第五期《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读到了这样的文字：“10月31日，星期一，我们地区的所有工厂工人，按照苏维埃的决定，在完成了8个小时的工作后，离开车间，走到街上，打着红色旗帜，唱着《马赛曲》。在路上，示威者‘扫荡’了几家仍在继续工作的小企业。”其他地区也凭借着同样的革命决心贯彻了苏维埃的决定。11月1日，运动蔓延到几乎所有的金属厂和巨型纺织厂。什利谢利堡的工人给苏维埃打电话，问道：“从今天起，我们应该工作多少个小时？”这场运动在不可抗拒的一致意见下发展。但是，为期五天的十一月罢工在一开始就像楔子一样切入了这个运动。局势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府内的反动派正在拼命地站起来，并非没有成功。资本家正在维特的保护下充满能量地联合起来进行反击。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对罢工感到“厌倦”。他们只渴望安稳与宁静。
到十一月罢工以前，资本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工人自行减少工作时间的行动：有的威胁要立即关闭工厂，另外一些则只是从工资中扣除相应的金额。在一些工厂和车间，管理层做出了让步，同意将工作日缩短到9.5小时，甚至9个小时。有些人，比如印刷工人工会就接受了这样的提议。企业家的情绪普遍不稳定。到十一月罢工结束的时候，统一起来的资本成功恢复了自己的元气，并采取了寸步不让的立场：八小时工作制将不实施；如果工人坚持下去，将会有一次普遍的关厂行动。政府通过率先关闭国有工厂，为企业家扫清了道路。工人的会议越来越普遍地受到武装力量的驱散，以打击工人的士气。局势每天都在恶化。一些私有工厂也紧随国营工厂关闭了。数以万计的工人被赶到了街上，无产阶级被逼上了绝路。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工人群众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不想听到关于在旧条件下恢复工作的话。11月6日，苏维埃通过了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取消了要求的普遍性质，并呼吁人们只在那些有成功希望的企业单位里继续进行斗争。这个解决方案显然不令人满意：它没有明确地亮出自己的口号，有可能将运动分解成一系列不相干的斗争。与此同时，形势继续恶化。在代表们的坚持下，国营工厂重新开放，在旧的条件下继续进行工作时，另有13个新的工厂和车间的大门被私营企业家关闭了。19000人出现在街上。对重新开放工厂的关切，哪怕建立在旧的条件之上，也越来越往后推迟了占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议题。此时需要采取更坚决的措施，而11月12日，苏维埃决定鸣金收兵。这是工人议会中所有会议里面最具戏剧性的一场了。出现了分歧。两个先进的金属厂坚持要继续斗争。他们得到了几个纺织厂、玻璃厂和烟草厂的支持。普梯洛夫厂则坚决反对。麦克斯韦工厂的一位中年织布女工起身发言。她有着一张精致的、开放的脸。虽然已经是深秋，但她穿着一件退了色的印花布大衣。她的手因为兴奋而颤抖，紧张地寻找自己的衣领。她有着响亮、鼓舞人心、令人难以忘怀的声音，对普梯洛夫厂的代表们说：“你们让你们的妻子习惯了睡在柔软的床上，吃甜美的食物，这就是你们害怕拿不到工资的原因。但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准备好了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死。我们已准备好斗争到底。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时至今日——30个月过去了，这个充满希望、绝望和激情的声音仍在我耳边回响。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责备，一个不可战胜的号召。穿着褪色花布衣的英雄般的同志，你现在在哪里？啊，没有人可以让你习惯甜美的食物和柔软的床……
响亮的声音戛然而止……出现了片刻痛苦的沉默。然后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因资本主义枷锁下的重压聚集而起来的代表们，在那一刻超越了他们对自己日子的忧虑。他们是在为自己在未来战胜血腥厄运而鼓掌。
经过四个小时的讨论后，苏维埃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退却的决议。决议指出，统一资本与政府的联盟已经把彼得堡的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彼得堡工人不能在脱离全国工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苏维埃作出决议：“由于这个原因，工人代表苏维埃认为，有必要暂时停止使用立即、普遍接管的方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撤退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许多工人倾向于选择麦克斯韦的织布女工指出的路线。一家大工厂的工人决定继续为九个半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他们给苏维埃写信说：“其他工厂和车间的工人同志们，请原谅我们这么做，但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忍受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逐渐衰竭了。我们将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滴血……”
※※※
当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开始时，资本主义报刊当然会大声喊叫，说苏维埃要毁掉祖国的工业。自由民主派报刊，在这一时期对其左派主子战战兢兢，一言不发，保持缄默。只有在12月革命失败，使它摆脱束缚的时候，它才开始把反对派对苏维埃的所有指控都翻译成自己那自由主义的黑话。为八小时工作制进行的斗争是他们后来最强烈谴责的行动。但是，应该强调的是，用接管的方法（也就是在没有事先与雇主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事实上的停工）来缩短工作日的想法，即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苏维埃中间诞生的。在1905年这罢工的一年里，已经进行过不止一次类似的尝试了。这样的尝试也不总是以失败告终的。在政治动机高于经济动机的国营工厂里，工人就是通过这种行动争取到了九小时工作制。然而，仅在彼得堡，仅经过24小时就通过革命手段实行正常工作制的想法，可能会显得完全不可思议。比如，在某个团结的工会组织里，某个受人尊敬的现金保管员可能会认为这彻头彻尾的疯狂行为。的确，从“合理的”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个疯狂的行为。但是，在革命“疯狂”的条件下，这种行为有自己的“合理性”。当然，只在彼得堡这一个地方实行正常工作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苏维埃相信，彼得堡的尝试会使整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站起来。当然，八小时工作制只有在国家政权的配合下才能被建立起来。但无产阶级恰恰就是在那时，把自己置于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斗争之下。如果它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那么，八小时工作制就不过只是“天方夜谭的实验”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如果它没能赢得胜利，当然，这也就是它最严重的“罪过”所在。
即便如此，我们也认为，苏维埃采取的行动，不仅是它可以采取的，也是它应该采取的。实际上，它没有选择。如果在“现实的”权宜之计下它对群众喊了一声“退后！”，那么群众根本就不会服从它。斗争还是会爆发，但会缺乏领导；罢工还是会出现，但会是孤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会导致士气的完全低落。不过，苏维埃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任务。它的领导分子决不指望运动会立即获得全面成功；但他们把强大的自发运动看作成一个事实，并决定使它化为一个雄伟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运动中都未曾见到过的示威，以支持八小时工作制。这场运动的实际果实——在一些企业中被大大减少的工作时间，很快又被雇主们加了回去。但是，它的政治结果却在群众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从此以后，八小时工作制的想法即使是在工人阶级最落后的一层中也得到了普及，而这却是多年来的费力宣传达不到的结果。同时，这一主张也与政治民主的基本口号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遇到了倚仗着国家政权的资本的有组织抵抗后，工人群众再次回到了革命政变、起义的必然性以及武装的必要性这些议题上。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员在苏维埃中为退却的决议进行了辩护，用以下的话总结了这次运动：“我们可能并没有为群众夺得八小时工作制，但是我们肯定为八小时工作制夺得了群众。从现在起，每个彼得堡工人的心中都会响起这样的战吼：八小时工作制和——火枪！”
[1]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涅姆佐夫（НиколайМихайловичНемцов，1879年4月28日—1937年11月26日），出身于一个枪械工人家庭。1899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移居彼得堡，并当选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被捕并被终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二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3月5日至4月5日任秋明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图拉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坦波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俄共（布）坦波夫委员会主席。1921年1—2月任俄共（布）坦波夫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2年任司法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期间支持左翼反对派。1922—1930年期间历任最高革命法庭司法委员会副主席、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苏联最高法院成员、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执行委员会书记等。1930—1932年任莫斯科地区法院院长。1932—1937年期间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主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书记兼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公开反对大清洗，同年10月10日被捕，11月26日遇害。1955年平反。 |
第十五章十一月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五章十一月罢工
十月内阁在无数的水下暗礁中摸索着一个又一个危险。往哪走呢？它自己也不清楚。
10月26日和27日，喀琅施塔得——一个距彼得堡只有步枪射程三倍远的地方，发生了武装起义。士兵中具有政治意识的部分试图阻止群众，但自发的愤怒还是爆发了。由于无法阻止运动，军队中最优秀的分子走在了它前面。但是，他们没能成功预防当局挑起的一些流氓屠杀。在这些屠杀中，起最主要作用的是著名的“显圣者喀琅施塔得约翰”（чудотворецИоанна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最黑暗无知的水手。28号，喀琅施塔得宣布戒严，不幸的起义被镇压了。最优秀的士兵与水兵受到了处决的威胁。
在喀琅施塔得要塞被攻占的那天，政府向全国发出了强烈的警告，在整个波兰实行戒严——这是宣言内阁成立后在第十一天时给彼得宫城佞臣丢下的第一块大骨头。维特伯爵承担了走下这一步的全部责任：他在一份政府通告中，诽谤说波兰人妄图分裂祖国（！），并警告他们不要逾越雷池一步，“这不是第一次了”。第二天，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特雷波夫的俘虏，他不得不鸣金收兵。他承认，鉴于“波兰人过于敏感”，政府与其说是考虑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如说是预测其可能的发展后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戒严令是宪法对波兰人民政治性情的赞美。
10月29日，切尔尼戈夫省、萨拉托夫省和坦波夫省的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潮，宣布了戒严。看起来，坦波夫的庄稼人也“过于敏感”了。
自由派圈子的牙齿开始因恐惧而打颤。尽管他们对维特嗤之以鼻，但还是打自心底相信他。但现在，杜尔诺沃自信地从维特背后走了出来。杜尔诺沃拥有足够的才智，以便把加富尔[1]的箴言“任何傻瓜都可以在围困状态下执政”[2]改编成一种理论，供自己管理时参考。
工人的革命本能告诉自己：允许反革命公开进攻而不教训它，就是鼓励它更加放肆。10月29日、30日和11月1日，彼得堡的大多数工厂都举行了群众集会，要求苏维埃采取严厉的抗议措施。
在11月1日的一次拥挤而骚动的会议上，经过热烈的讨论，苏维埃的大多数成员通过了下述决定：
“政府继续踏着尸体前进。它正在召开军事法庭，审判那些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人民的自由的喀琅施塔得陆海军士兵。它把戒严令的绳索套在了受压迫的波兰的脖子上。”
“工人代表苏维埃呼吁彼得堡的革命无产阶级，采用已经受考验证明其力量的政治总罢工，以及群众总集会的形式，表达与喀琅施塔得革命士兵和波兰革命无产阶级兄弟般的团结。”
“明天，11月2日，中午12点，彼得堡工人将以下述口号停止工作：打倒军事法庭！打倒死刑！打倒笼罩在波兰和整个俄罗斯的戒严令！”
这一呼吁的成功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尽管距离十月罢工的停止还不到两个星期，但彼得堡的工人还是团结一致地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到11月2日12点以前，往苏维埃派了代表的所有大型工厂和车间都举行了罢工。迄今为止还未参与政治斗争的中小型工业场所也加入了罢工，选出了代表，并把他们都派到了苏维埃。彼得堡铁路枢纽的地区委员会也通过了苏维埃的决定，并且，除了芬兰铁路以外，其他所有线路都停止了运营。参与十一月罢工的绝对人数不仅超过了一月的，同时也超过了十月的人数。邮政与电报部门、马车夫、有轨马车和大多数店员没有参与罢工。只有《政府公报》、《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公报》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仍在出版——前两份是在士兵保护下印刷的，而最后一份则是在工人战斗队的保护下出版的。
（在波罗的海边疆区。路上的射击。）
维特伯爵完全没有料到。两周前他还以为，既然手握权柄，那他要做的只有领导、鼓励、约束、威胁、管理……十一月罢工，这一无产阶级对政府之虚伪的愤怒抗议，把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打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没有什么比他希望安抚无产阶级的那封电报更能说明他对革命事件含义的无知，面对这些事件时的幼稚困惑，以及他的刚愎自用。以下是未经删改的内容：
“工人兄弟们，回去工作吧，停止动乱吧，想想你们的老婆孩子。不要听信那些愚蠢的建议。皇上作出批示，要我们特别关注工人的问题。为此，当今皇上下令成立了商务和工业部，它将负责在工人与企业之间建立公正的关系。给我们以时间——但凡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能给你们办好。请听从一个对你们有好感而又希望你们过得好的人的建议吧。维特伯爵。”
这封无耻的电报，笑里藏刀，收敛了懦弱的仇恨，试图摆出友好屈尊的姿态，在11月3日的苏维埃会议上被收到并公开，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随即，我们提出的答复在热切的一致下被通过，并在第二天的《消息报》上被发表。以下是它的内容：
“工人代表苏维埃，听完了维特伯爵给他的‘工人兄弟’的电报，首先要表达自己的惊讶：沙皇的宠儿竟不拘礼节，允许自己称呼彼得堡工人为自己的‘兄弟’。无产者和维特伯爵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家庭亲属关系。
关于问题的实质，苏维埃宣布：
1．维特伯爵呼吁我们为自己的老婆孩子着想。作为回答，工人代表苏维埃呼吁所有工人计算一下，自维特掌权之日起，工人的队伍中增加了多少孤儿寡母。
2．维特伯爵提请我们注意皇上对工人的关怀。工人代表苏维埃提醒彼得堡无产阶级，回忆起1月9日那个流血星期日。
3．维特伯爵想要我们给他‘时间’，并承诺为工人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工人代表苏维埃知道，维特已经找到了时间，以便把波兰交给军事刽子手。而且，工人代表苏维埃毫不怀疑维特伯爵会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便扼杀革命的无产阶级。
4．维特伯爵自称对我们有好感，并且希望我们过得好。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它不需要沙皇宠儿的恩惠。它要求一个建立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权基础上的人民政府。”
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称，伯爵收到他那些罢工的“兄弟们”给他的回信后，几近窒息。
11月5日，彼得堡的电报社报告说：“鉴于各省正在散布（！）将对参与喀琅施塔得骚乱的下层官兵进行军事法庭审判并处决的谣言，我们被授权声明，所有这些谣言都是为时过早（？）且没有根据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与者没有也不将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个明确的宣言，除了意味着政府在罢工面前屈服以外，没有别的意思。当然，在彼得堡抗议的无产阶级暂时中断了首都的贸易—工业生活的时候，对“各省的谣言”的无稽之谈，当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在波兰问题上，政府甚至更早开始作出让步，宣布一旦那里的“兴奋平息”，就打算在波兰王国的各省解除戒严。[3]
11月5日晚，执行委员会认为心理学上的高潮时刻已经到来，向苏维埃提交了结束罢工的决议。作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描述，我们这里引用执行委员会报告人的讲话：
“刚刚公布了一份政府电报。电文指出，喀琅施塔得水手将不由战地军事法庭审判，而是被送交地区军事法庭。
这封电报不过是沙皇政府软弱的表现，不过是我们力量的表现。我们可以再一次祝贺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取得了道德上的巨大胜利。但是，让我们直说吧：即使这封政府电报没有出现，我们还是应该呼吁彼得堡的工人停止罢工。今天的这封电报表明，整个俄罗斯的政治示威正在减弱。我们这场真正的罢工具有示威的性质。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判断其成败。我们的直接目的，是向觉醒的军队表明，工人阶级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工人将不会默默地看着他们被欺负。难道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每个诚实的士兵的心吸引到我们一侧来吗？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有人能够断言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吗？罢工的结束能够被视为我们的失败吗？难道我们没有向整个俄国证明：伟大的十月斗争结束还没几天，在工人们还没来得及洗去他们的血迹，愈合自己的伤口时，群众的纪律性仍然强大，以至于苏维埃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罢工。请看吧！这次罢工甚至连最落后的工厂都参与进来了——它们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罢工；而现在，在苏维埃，和我们一起开会的，就有从那些工厂里来的代表。军队中的先进分子组织了抗议集会，他们以这种方式参加了我们的示威。这还不算成功吗？这还不算出色的结果吗？同志们，我们已经干了我们该干的。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再度向我们的力量致敬。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决议的消息，一经放出，就使我们的离岸汇率大幅下跌。因此，我们每一个行动——无论是对维特伯爵的答复，还是对整个政府作出的回应，都对专制主义造成了决定性的打击。
一部分同志要求罢工持续下去，直到陪审团参与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的审判，以及当局解除波兰的戒严令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直到现政府垮台，因为为了对付我们的罢工，沙皇专制会调动一切力量。同志们，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行动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那么，我们当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将愤慨深藏胸中，并拒绝进行抗议示威。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战术，完全不是基于这种模式。我们的行动——是一系列连续的战斗。它们是为了瓦解敌人，赢得新朋友的同情。对我们来说，有谁的同情能比军队的同情更宝贵的吗？请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在讨论是否继续罢工的问题时，我们实质上是在讨论：是保留罢工的示威性质，还是把它变成一场决战，或者说，把它继续下去，直到完全胜利或失败。我们即不害怕鏖战，亦不害怕失败。我们的失败，只不过是通往成功的台阶罢了。我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的敌人证明过这一点了。但是，对于每一场战斗，我们都会寻求最有力的条件。事件是为我们工作的，强迫它往前走对我们没有好处。我问问你们，推迟决定性的冲突，对谁有利？是有利于我们，还是有利于政府？当然是我们，同志们！因为明天我们会更强大，而后天还会比明天更强大。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最近才拥有了举行上千人集会、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并通过我们的革命报刊向全国所有居民讲话的条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和组织行动。我们必须延长群众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间，而且是尽可能的延长；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两个月，以便届时作为一支可能更紧密结合的、更有组织度的大军进行行动。当然，对政府来说，在现在，也就是我们还没准备好进行最后的斗争时，对我们开枪更方便。有些同志，就和取消葬礼性示威那天一样，抱着同样的疑问：如果我们今天打了退堂鼓，以后还能再度唤醒群众吗？群众难道不会再度入睡吗？对此，我得反问：难道现制度能够创造条件，让群众安然入睡吗？难道我们真的需要担心未来不会发生能够唤醒他们的事件吗？请相信我，会有很多这样的事件的——沙皇专制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也请不要忘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选举运动，必须通过它使整个革命无产阶级站立起来。谁知道这场选举运动会不会以无产阶级把现有政权炸上天告终？让我们保持冷静，让我们不要预测起事件来。我们应该给予革命无产阶级更多的信任。难道他们在1月9日以后就睡着了吗？施德洛夫斯基的委员会之后呢？黑海事件之后呢？不，革命的浪潮正在稳步上升；它打翻并淹没整个专制制度的时刻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一场决定性的、无情的斗争正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罢工，让我们对其巨大的道德胜利感到满意，让我们竭尽全力去创造并巩固我们最需要的事物：组织、组织和组织。我们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每天都能收到这一方面的最新成果。
铁路工人、邮政—电报官员正在组织起来。他们将用铁轨和电报导线，把我国所有的革命策源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他们将使我们能够在时机到来之时，在24小时之内就能够让整个俄国站起来。我们必须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以最高的纪律与组织面对它。开始工作吧，同志们！
我们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工人的战斗组织，并武装他们。请你们在每个工厂里选出十人组成一个十人战斗小组（十人队），选出百人组成一个百人战斗小组（百人队），并在这一百个人中设立一个指挥官。请你们将这些支部的纪律发展到极高的程度，以便在每个必要的时刻整个工厂都能在第一声召唤下开始行动。记住，在决定性行动时，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不信任我们，并敌视我们。民主派知识分子也在摇摆不定。工会联盟在第一次罢工中欣然加入我们，但对第二次罢工的同情心则要少很多。他们中的一个成员在几天前告诉我：‘你们的罢工正在使自己的公众反对自己。你们难道真的期望孤军奋战就能战胜敌人吗？’我提醒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瞬间，当时国民公会颁布作出了这样的决议：‘法兰西人民不会在其自己的领土上与敌人签署任何条约。’国民公会中的一名代表喊道：‘难道你们和胜利签订了条约？’他得到的回答则是：‘不，我们已经与死亡缔结了条约。’
同志们，当自由派资产阶级仿佛为自己的背叛行为感到骄傲，询问我们‘你们是否打算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难道你们和胜利签订了条约？’时，我们就应该把答案扔在他们脸上：‘不，我们已经与死亡缔结了条约。’”
苏维埃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在11月7日星期一中午12时取消罢工式示威的决定。印有苏维埃决议的启示被分发到各工厂和车间，并在全市张贴。在指定的时间里，罢工以它开始时的那种团结一致结束了。它持续了120个小时，比波兰的戒严状态少了三倍时间。
当然，十一月罢工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解开了几十名水兵脖子上的绞索——在一场会吞噬数万人的革命中，几条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样，意义也不在于它迫使政府匆忙停止了对波兰的戒严——对一个长期受苦受难的国家，哪怕再延长一个月的紧急法又有什么区别呢？十一月的罢工是向整个国家发布的警报呼喊。谁知道，假如波兰的实验成功以后，无产阶级并没有表明它“活着，精力充沛，并准备好以牙还牙”[4]的话，一场野蛮的反动狂欢节会不会在全国展开？这场革命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完全团结，与1848年奥地利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彼得堡无产阶级以革命本身的名义，不能也不敢将自己的波兰兄弟毫无抗议地交到不耐烦的反动派手中。而且，尽管它关心自己的未来，他不能也不敢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临近保持沉默。11月的罢工，是无产阶级跨过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头向军营内的囚犯发出的团结呼声。而这一呼声被听见了。
《泰晤士报》（TheTimes）的记者在报道十一月罢工的时候，引用了一段禁卫军上校的话：“不幸的是，不能否认，工人对喀琅施塔得造反者的干预对我们的士兵产生了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这“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就是十一月罢工的主要意义。它一击就震醒了军队中的一大圈人，并在短短几天内导致了彼得堡卫戍部队营房中的一些集会。在执行委员会，甚至在苏维埃本身的会议里，不只是个别士兵，而且还有士兵代表，发表讲话，要求帮助；与士兵的革命联络获得了巩固，传单得到了广泛的散布。
在那些日子里，军队中的兴奋情绪甚至上升到了其贵族领导层那里去。在十一月罢工期间，笔者作为“工人的发言人”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这在当时是第一无二的。在此值得讲一下这件事。
我带着X.男爵夫人[5]的邀请卡，在晚上9点来到了彼得堡最豪华的别墅之一。看门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那些日子里下定决心对任何事情都司空见惯的人。他脱下我的大衣并把它挂在长长的一排军官大衣中间。仆人等着我的名片。呜呼！一个黑户能有什么名片呢？为了让他摆脱困窘，我把女主人给我的邀请卡递给了他。来到大厅的首先是一个学生，然后是一个激进的编外副教授——《坚固》（Солидный）杂志的编辑，最后是男爵夫人本人。显然，他们以为“工人的发言人”会是什么更厉害的角色。我报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热情地邀请我进去。掀开门帘，我看到里面有六七十个人。在过道的一侧的一排椅子上，坐着三四十名军官，还包括一些优雅的禁卫兵；而在另一侧的则是一群女士。在前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群穿着黑色礼服的政论家和激进的律师。一位不知名字的老先生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担任主席。我在他旁边看到了罗季切夫[6]——立宪民主党未来的“代言人”。他讲了关于在波兰实行戒严的问题，以及自由派圈子和军队中的有思想的部分对波兰问题应负的义务。讲话沉闷而无力，思想短视而萎靡。最后的掌声也非常萎靡。之后发表讲话的，是昨天的“斯图加特流亡者”彼得·司徒卢威，他是得益于十月罢工才可以回国的，并且利用了这个机会立即占据了乡绅自由派中极右翼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发起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暴力运动。他是一个蹩脚得无可救药的演讲者，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试图证明军队应该站在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基础上，保护这个宣言不受来自左和右的攻击。这种保守的毒舌在一个前社会民主党人的嘴里听上去特别奇怪。我听完这个人的演讲时，就想起七年前这个人曾写道：“欧洲越往东，资产阶级在政治关系上就越弱小，越胆小，越卑鄙”，之后，他自己拄着德国修正主义的拐杖，跑进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营帐，以便亲身证明他历史上那句概括的真理性……在司徒卢威之后，激进政论家普罗科波维奇谈到了喀琅施塔得起义，然后是一位失宠的教授——他正在犹豫到底是选择自由主义，还是选择社会民主主义——他什么都谈，又跟什么都没说似的；然后是一位著名的律师（索科洛夫[7]），他请军官们不要阻止军营中的鼓动。发言变得越来越坚决，气氛变得越来越热烈，轮到我讲话时，我指出，工人没有武器，和他们一起的自由也没有武装，国家军火库的钥匙在军官们手中。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些钥匙必须交给人民——它们理应属于人民。这是我第一次，可能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讲话了……
无产阶级对士兵施加的“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导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在一个禁卫军团中进行了逮捕；一些水兵从彼得堡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各方士兵都在问苏维埃该怎么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发表了一份名为《告士兵书》的宣言，以下是它的内容：
工人代表苏维埃答复士兵们：
陆海军的士兵兄弟们！
你们经常向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寻求建议和支持。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士兵遭到逮捕时，你们向我们寻求帮助；当军事电子技术学校的学员被逮捕的时候，你们向我们寻求帮助；当舰队船员从彼得堡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的时候，他们寻求我们的保护。
许多团都向我们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士兵兄弟们，你们是对的。除了劳动人民以外，没有人可以保护你们。除非工人为你们站出来，否则你们就没有救了。被诅咒的军营会掐死你们。
工人总是站在诚实的士兵一边。在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工人与水手们同战斗，共存亡。政府成立了一个战地军事法庭来审判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和士兵，而在那一刻，彼得堡的工人立即在各地举行了罢工。
他们愿意挨饿，但不愿意在士兵被虐待时袖手旁观。
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全体彼得堡工人的名义告诉你们，士兵们：
你们的麻烦就是我们的麻烦；你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而我们的胜利将是你们的胜利。只有人民和军队的联合努力，才能打破这些枷锁。
如何解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人？如何解救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清除沙皇的监狱和军事法庭。我们没法单枪匹马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人放出来，也没法独立拯救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人。我们必须以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强攻，把专制与独裁从我们的祖国脸上扫除。
谁能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
只有劳动人民和他们在武装部队中的兄弟们。
士兵兄弟们！觉醒吧！起来吧！到我们这里来吧！诚实勇敢的士兵们，和组建自己的工会吧！
唤醒睡着的人吧！拉一把落后的人吧！与工人达成协议吧！与工人代表苏维埃建立联系吧！
前进，为了真理，为了人民，为了自由，为了我们的妻子和儿女！
工人代表苏维埃向你们伸出了兄弟般的手。
这个宣言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后时日通过并发表的。
[1]卡米洛·保罗·菲利波·朱利奥·本索，加富尔、切拉伦戈与伊索拉贝拉伯爵（CamilloPaoloFilippoGiulioBenso,contediCavour,diCellarengoediIsolabella，1810年8月10日—1861年6月6日），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统一运动“三杰”之一。出身于贵族家庭。1832—1849年任格林扎内·加富尔（GrinzaneCavour）市长。1848—1961年任撒丁王国议会议员。1850—1852年任撒丁王国农业和商业大臣，1851—1852年兼任财政大臣。1852—1859年、1860－1861年任撒丁王国首相，期间领导了统一战争。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后担任首相，同年6月6日逝世。——中译者注
[2]此句名言原文为：“Tuttisoncapacidigovernareconlostatod'assedio.”——中译者注
[3]戒严是由11月12日的命令解除的。——原注
[4]苏维埃决议中的原话。——原注
[5]现在可以提到这个人的人名了：依克斯库尔·冯·希尔德布兰德。——原注
[6]费奥多尔·伊兹马伊洛维奇·罗季切夫（ФёдорИзмайловичРодичев，1854年2月9日—1933年2月28日），1876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同年参加了塞土战争。1878年起任特维尔地方自治局法官。1903年加入解放社。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于次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自居为“进步派”，曾将绞刑架比喻为“斯托雷平的领带”。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工作，反对芬兰独立，主张继续战争。十月革命后逃往俄罗斯南部，同邓尼金合作。1919年流亡塞尔维亚，企图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军团”武装反对苏维埃政权。1920年任波兰志愿军代表，随后流亡法国，在立宪民主党巴黎派活动。后退休，流亡瑞士，1933年死于洛桑。——中译者注
[7]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КонстантинНиколаевичСоколов，1882年？月？日—1927年3月20日），俄国律师，立宪民主党人。内战期间曾同邓尼金合作，后流亡保加利亚，在索非亚大学任教。1927年死于保加利亚。——中译者注 |
第十四章反对派与革命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四章反对派与革命派
于是，宣言非但没有恢复秩序，反倒帮助揭开了俄国社会两极之间的全部矛盾——煽动大屠杀的贵族—官僚反动派和革命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在最初的几天里，或者更确切地说，甚至是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宣言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反对派中最温和分子的情绪。但这也只是“似乎”。10月18日，其中一个最强大的资本组织，即所谓的“钢铁工厂主咨询办公室”给维特伯爵写了封信：“我们必须直言不讳：俄罗斯只相信事实；她的血和她的贫穷不再允许她相信话语。”在提出全面大赦的要求时，咨询办公室“特别高兴地注意到”，革命群众的暴力表现极其有限——他们行动的纪律性是前所未闻的。根据该办公室自己的声明，它并不是普选权“在理论上”的支持者。但这一办公室确信，“工人阶级已经有力地彰显了其政治意识及其政党纪律，必须吸纳其参与人民自治。”心胸多么宽广！但是，唉！转瞬即逝。如果我们要说这纯粹是一种装饰性的政策，那还是太蠢了。毫无疑问，幻想元素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资本仍抱着某种希望，即广泛的政治改革将会立即使工业的飞轮畅通无阻地转动起来。这里就解释了一个事实：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对十月罢工本身采取了友好的中立态度。几乎没有关闭工厂的情况。莫斯科地区的金属工厂主决定拒绝哥萨克人的服务。但对斗争的政治目标表示同情的最普遍的方式还是在整个十月罢工期间支付工资：在等待工业在“法治社会”下开花结果的同时，他们也把这笔开支记在了“特殊生产成本”一栏。但是，在支付这些工人罢工日的工资时，资本也很清楚直白地说过：这是最后一次了！工人身上体现出的行动力量使他们意识到了保持警惕的必要性。资本最美好的愿望仍没有实现：群众运动并没有在宣言公布后平静下来；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力量、独立性和社会革命性质越来越清楚的展现在世人面前了。就像当制糖业的种植园主受到没收土地的威胁时那样，整个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会被迫在工人面前一步步地退却：提高工资，缩短工时。
除了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外（这种恐惧在1905年的最后两个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还有一些更狭隘但同样尖锐的利益，促使资本立即与政府结盟。首先是对金钱平凡而又不可抗拒的需求，而企业家们虎视眈眈并展开攻击的对象，就是国家银行。这一机构承当了专制“经济警察”的液压机，而维特在其主宰财务的十年中一直是这液压机的大师傅。对巨型企业来说，是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取决于银行的运作，并辅以部长的观点和同情心。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不合规章的贷款、梦幻般的票据贴现、经济政策领域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所有这些都为资本重生为反对派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但是，银行在战争、革命和危机的三重影响下将其业务减少到最低限度时，许多资本家发现自己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之中。他们不再关心一般的政治观点——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需要钱。他们在10月18日到19日的凌晨两点对维特伯爵说：“我们不相信话语，给我们事实。”维特伯爵于是就把手伸进了国家银行的钱箱里，给了他们“事实”……大量的事实。核算本里的数字疯狂上升——1905年11月和12月到1.385亿卢布，而去年同期才8310万卢布。对私人银行的借贷增加得更为迅猛。1904年才3900万卢布，1905年12月1日就已经达到1.482亿卢布了。其他所有业务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增长。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维特政府适当考虑了资本主义辛迪加提出来的口号——“俄国的血液和贫穷”，其结果就是“十月十七日联盟”的成立。这个党的诞生，与其说是源于政治恩惠，不如说是源于一次普通的金钱贿赂。工人代表苏维埃，从一开始，就遇见了一个坚决的、有意识的敌人，那就是在自己“专业”或者政治的联盟中组织起来的企业家。
但是如果我们说十月党人至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明确的反革命立场，那么，在那些日子中最可悲的政治角色则是由知识分子—小市民激进主义者的政党扮演的。在这六个月后，这个党在塔夫利宫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非同寻常虚假的古典主义悲情表演。我们在这里说的就是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十月罢工的高峰期举行的。只有不到一半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余的人都被铁路罢工堵在了路上。10月14日，新党定下了自己对事件的基调：“鉴于我们完全同意提出的要求，我党认为有责任宣布自己与罢工运动的完全团结。我党断然（断然！）拒绝通过与政权代表进行谈判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想法。我党将采取一切行动以防止冲突，但事先声明：如果失败了，我们的同情和支持站在人民一边。”三天后，沙皇签署了立宪宣言。革命政党终于摆脱了地下状态的诅咒，还没有来得及擦去额头上的血迹和汗水的时候，就一头扎进了人民群众，向他们发出呼吁，团结他们进行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民的心脏被革命的铁锤重新锻造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民主党人——这些穿着燕尾服的政治家，法庭上的发言人，乡绅会议上的政论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消极地等待着宪法之水开始流淌。宣言有了，但还没有议会。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议会，也不知道它会怎么到来，更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到来。他们不信任政府，更不信任革命。他们的秘密梦想就是把革命从自身拯救出来，但无计可施。他们不敢参加人民的会议。他们的报刊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也无人问津。因此，在俄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立宪民主党人发现自己是局外人。一年后，米留可夫完全承认了这一事实，并为自己的政党辩解——不是辩解自己没有把力量放在革命的天平上，而是辩解自己没能试图阻止革命。他在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时候写道：“即使是像立宪民主党这样的政党的行动，在1905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些指责我党在当时没有举行集会抗议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的人……只是单纯不理解，或者忘记了参加集会的民主派公众的情绪。”这就是“人民”政党的自我辩护：它不敢走向人民，因为害怕人民会被它的丑恶嘴脸吓跑！
工会联盟在这一期间则起到了更值得尊敬的作用。十月罢工的普遍化有激进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他们通过组织罢工委员会并向其派出自己的代表，阻止了那些不处于工人直接影响下的机构的活动。这样一来，地方自治会、市议会、银行、办公室、法院、学校甚至参议院的工作都被停止了。知识分子的左翼向工人代表苏维埃提供的财政支援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如果是论它在一切领域中的公开活动的话，那俄国和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对它巨大作用的描述就显得很荒谬了。工会联盟负责革命的补给，充其量只是一个辅助的战斗单位。它自己也从未声称过自己处于领导地位。
事实上它能做到这一点吗？它最初的组成单位，一直到现在，都是被历史剪掉了翅膀的受教育的庸人。革命唤醒了他们，把他们放到了原先高不可攀的位置。革命让其没有了报纸，熄灭了公寓里的电灯，在黑暗的墙上用火书写下了新的、模糊不清但伟大的落款。他想信，但不敢信。他想向上飞，但飞不起来。也许，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他的灵魂大戏，那最佳的观察时机不是在他写激进决议的时候，而是在他坐在自己的茶桌前的那一刻。
※※※
罢工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去了认识的一家人那里做客，这个家庭生活在小市民激进主义的正常城市氛围中。在餐厅的墙上高挂着的，是我们党刚刚印在大纸上的纲领：它是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在罢工后出版的第一期中的附件。整个家庭都洋溢着兴奋的气氛。
“嗯，嗯……不坏嘛。”
“这是啥？”
“您说呢？是你们的纲领啊！请您读一下这上面写了什么。”
“我已经读过不止一次了。”
“不，这不够！……这里每个字母清楚明晰地写着，‘本党把推翻沙皇专制作为其当前的政治任务……’您明白吗？推翻！‘……以民主共和国取而代之’……共——和——国！您晓得不？”
“我觉得我是晓得了。”
“但这是合法印刷的，是在警察眼皮底下发售的，您可以在冬宫旁边用5分钱[1]买到一份！消灭沙皇专制——‘零售价5戈比’！怎样？！”
“那您喜欢它吗？”
“哎呀，‘喜欢’……我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呢？指的是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彼得宫城闻着这新报纸的油墨香味呢。现在再让我来问问您：他们会喜欢这样吗？”
“我怀疑！”
一家之主（paterfamilias）是所有人之中最激动的一个。两三周前他还带着从青年时代就浸泡在民粹党人偏见的激进小市民习气来憎恨社会民主主义，今天他就用一种全新的感觉——崇拜和恐惧的混合物，来替代这种仇恨了。
“今早我们在帝国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处那也读到了这同一份纲领——那也收到了这份报纸……您应该瞧瞧那些先生们！主任把他的两个副手和我一起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锁上门，把这纲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老实跟你讲吧，当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您怎么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主任这么问了我一句。”
“然后我回问了一句：‘不，您怎么看，谢苗·彼得洛维奇？’”
“‘你们知道吗，’他说，‘我哑口无言。难道，不正是在不久之前，报纸上连批评个小警官的字眼都不能出现吗？而今天他们居然就能公开地对我大俄国当今皇上（ЕгоВеличествоГосударьИмператор）说：滚出去！这群人一点也不讲礼数……一点也不……说话口无遮拦……’其中一个副手开口道：‘语气确实有点重，要是稍微轻点就好了……’而谢苗·彼得洛维奇透过眼镜框看着他：‘毕竟这对你来说不是周日的小品文，而是最值得尊敬的党纲……’您知道这群公共图书馆的先生们，他们是怎么结束对话的嘛？他们问，‘那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呢？’您觉得这怎么样？”
“非常喜欢。”
“唔……那到底怎么才能成为你们那个党的党员呢？”主人有点犹豫不决地问道。
“没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的了。最重要的是，你要认可这个纲领。然后你就加入当地的组织，定期交党费。毕竟你喜欢这个纲领嘛。”
“妈的，的确，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您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不过请您不要像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报纸的编辑一样回答我这个问题，要绝对坦诚……当然，离民主共和国还远着呢，但是宪法不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吗？”
“不，在我看来，共和国要比您认为的近得多，宪法才是远得多。”
“那我们他妈的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难道这不是宪法吗？”
“不，这只不过是戒严的序幕。”
“啥玩意？扯淡。这只不过是您报纸式的行话罢了。您自己都不信。天方夜谭！”
“不，这是最纯粹的现实主义罢了。革命的力量和勇气都在增长。您看，工厂和车间，还有大街，在发生什么……最后，看看您挂在墙上的那张纸吧。两星期前您还不可能会这么做。那现在让我问您刚才您问我的这个问题：他们在彼得宫城，怎么看这件事？毕竟，他们还活着，也想活下去。他们手头上还有军队。您是不是希望他们能够不战而降？不，首先，在离开之前，他们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投入到行动中去，直到最后一把刺刀。”
“那宣言呢？那大赦呢？难道它们就不是事实了？”
“宣言仅仅意味着暂时休战，只不过是一声喘息。那大赦呢？……从您家的窗户，还可以看到彼得保罗要塞的尖顶：它仍然坚固地矗立着。克雷斯蒂监狱[2]是这样，保卫部[3]也是这样……您怀疑我的坦诚，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么我现在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个人完全有资格接受大赦，但是我不急于恢复合法身份。到收场以前，我都会以这个假护照继续生活。宣言既没有改变我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改变我的策略。”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你们应该采取更谨慎的政策？”
“举个例子？”
“比如不要谈论有关推翻专制制度的内容。”
“您的意思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使用更礼貌的语言形式，彼得宫城就会同意建立共和国并没收土地？”
“唔……我觉得您在夸大其词……”
“我们将拭目以待……先失陪了，我要去参加苏维埃的会议。入党的事情怎么说？您只要说一声，我们就能马上给你做登记。”
“感谢，感谢……有的是时间……局势太不确定了……我们之后再谈谈……祝您好运！”
[1]1卢布合100戈比，戈比在我国相当于分。——中译者注
[2]克雷斯蒂监狱（Кресты，意为“十字”）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所监狱，位于市中心以东涅瓦河畔的复活滨河路，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大道，包括两座十字形建筑（因此得名）和东正教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监狱有960间牢房，最初为1150名囚犯设计。在建造一个现代化的监狱设施（也以十字架的形式）之后，计划关闭。——中译者注
[3]即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中译者注 |
第十三章书报检查的风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三章书报检查的风暴
彼得堡苏维埃发动了一场辉煌的运动来捍卫出版自由。这场运动组织良好，政治上完美并取得了胜利。它在这场斗争中的忠实同志是一个崭新但团结的行业—政治组织——印刷工人工会（Союзрабочихпечатногодела）。
一位工人发言者在十月罢工前的一次工会大型会议上说道：“我们需要新闻自由，因为它不仅是一项政治权益，同时也是一项经济要求。摆脱了审查制度虎钳的文学将使印刷业及其相关的所有分支行业的工业繁荣兴盛。”从那一刻起，印刷工人就开始了系统性对抗审查规章的运动。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在整个1905年，合法的印刷厂就已经开始印刷非法出版物了。但这项工作秘而不宣、规模较小且谨小慎微。从10月起，大量排字工人被吸引到出版非法印刷品的工作中去了。印刷厂内的阴谋手段几乎完全消失了。同时，工人对出版商也在施加更多的压力。排字工人坚持不顾审查条件出版报纸，并威胁说，如果不能这么做，就拒绝继续工作。10月13日举行了一次定期刊物出版社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新时代报》的爬虫们和最激进的分子并肩而坐。这一彼得堡新闻界的诺亚方舟决定“不与政府接触以要求出版自由，而是不经许可地直接实现这种自由。”这份决议是多么鲜明地体现出公民的勇气啊！幸运的是，总罢工庇护了这些出版商，在受到考验前就保卫住了他们的勇气。接下来救驾的则是“宪法”。政治蒙难的殉道地，在“与新内阁达成协议”的诱人前景面前，不过昙花一现罢了。
十月十七日宣言对出版自由保持了沉默。然而，维特伯爵向自由派代表解释说——这种沉默是一种同意的信号，宣称的言论自由也会延伸到出版方面。但是，首相补充说，在颁布关于出版的新法律以前，审查制度仍然有效。呜呼，他错了：事实证明，他那种宪法下的审查就和他本人一样无力。它的命运，不是由出版商决定的，而是由工人决定的。
10月19日，苏维埃表示：“沙皇的宣言宣布了俄国的‘言论’自由，但最高出版事务局仍然存在，检查员的铅笔仍然在发挥作用……出版言论自由仍需要由工人来争取。代表苏维埃决定，只有那些编辑无视审查委员会，拒绝将自己的报纸交给审查机构检查，像代表苏维埃出版自己的报纸那样出版的刊物才可以出版。因此，排字工人以及其他参与报纸出版的印刷工作的工人同志，只有在编辑宣布‘准备落实出版自由’时才会继续工作。到那之前，报社工人将继续罢工，而代表苏维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使罢工同志领取到他们的工资。不接受本决议的报纸将被没收充公并销毁，并且印刷机也会被捣毁；而不接受代表苏维埃决议的工人将被排斥。”
这一决议的范围在几天后被扩展到所有的杂志、小册子和书籍出版物，变成了新的出版法。印刷业的罢工连同总罢工一起持续到了10月21日。印刷工人工会作出决定：即使是要印刷《立宪宣言》，也不给它开小灶。这一决定得到了严格遵守。宣言只能出现在由士兵负责印刷的《政府公报》上。除此之外，只有反动的《光明报》（Свет）偷偷地背着自己的排字工人出版了沙皇10月17日的‘地下传单’”。《光明报》因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他们的印刷厂被工厂工人捣毁了。
这不是离1月的冬宫朝觐才过了仅仅9个月吗？难道这群人恳求沙皇给予他们新闻自由的景象，不是前一年冬天发生的事情吗？不，我们的旧历法在说谎！革命有自己的历法，几个月对它来说是几十年，而几年对它来说则是几个世纪。
沙皇的宣言，在两万名工人中，找不到半双忠诚的手，来把自己印刷出来。与此相对的，是写有有关宣言的消息和对其的评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传单，在10月18日就已经有大量被散发了出去。与此相对的还有苏维埃《信息报》的第二期，也在同一天被散发到了每一个街角。
罢工之后，所有的报社都做出了声明：从今往后，他们将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进行出版活动。然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对于这项措施的真正发起人只字未提。只有《新时代报》通过斯托雷平[1]（未来首相的兄弟）的笔，战战兢兢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说什么自己完全准备在新闻自由的祭坛上做出牺牲，但苏维埃找到了他们，要求了他们，强迫了他们——摧毁了他们“自我牺牲，舍己为人”的喜悦感。除此之外，还有某位巴什马科夫[2]，《人民之声报》（НародногоГолоса）的编辑和一家法语外事报纸《圣彼得堡日报》（JournaldeSt.-Petersbourg）没有表现出其应有的自由主义式准备——幸福微笑地面对安灵弥撒（bonnemineamauvaisjeu）的准备。巴什马科夫从内阁取得许可：不需要向审查机关递交其校样，也不需要提交成品报纸。《人民之声报》还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以下愤慨的声明：
这位警察式法制的守护骑士写道：“尽管我坚信，法律，哪怕是恶法，也应该被遵守，只要它还没被合法权力废除，就应该被遵守，但是，我还是在胁迫下犯法了——我不得已在规避审查的情况下发布了这期的报纸，尽管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我衷心抗议我所受到的胁迫，并且，我宣布，只要有些许的可能性，我就会遵守法律。因为，我认为，在目前的动荡时期，把我的名字和那群罢工者相提并论，是一种耻辱。——亚历山大·巴什马科夫”
这段话，几乎最为完美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官方法制和革命法律之间的实际相互关系。公平起见，我们认为应该补充一点，即巴什马科夫先生在行为上要优于半十月党人（Полуоктябристского）的《言语报》（Слово）——后者正式地从工人代表苏维埃那里得到了“不将自己的报纸送交审查”的书面许可。这些人在敢于蔑视旧政权的权威之前，需要得到新主人的许可。
印刷工人工会一直保持着警惕。今天，它制止了一个出版商的图谋——他试图通过与一个无所事事的审查办公室建立关系来规避苏维埃的决议；明天，它又伸手阻止了一个利用闲置的印刷机煽动大屠杀的计划。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与煽动屠杀的出版物进行的斗争，始于一份订单的没收——订单要求印刷10万份由“一群工人”签署的、呼吁起义反对“新沙皇”（即社会民主党人）的传单。在这份煽动屠杀传单的原稿上，有奥尔洛夫—达维多夫[3]伯爵和穆辛娜—普希金娜女伯爵的签名。排字工人向执行委员会请求指示，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停止印刷机，销毁铅板，没收任何成品副本。而执行委员会则把高贵流氓的宣言和自己的评论一起刊印在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上。
执行委员会和印刷工人工会采取的一般原则是：如果不直接包含呼吁暴力和屠杀的语句，就不阻止出版印刷。在排字工人的努力下，所有煽动屠杀的出版物都被赶出了私人印刷厂。因此，现在只有在警察部门和宪兵局里，在大门和百叶窗紧闭的情况下，血腥的呼吁才能从那些很久以前从革命者手里没收的手摇印刷机里印刷出来。
一般说来，反动报刊的出版是完全不受阻碍的。不错，在最初的几天里，确实有少量例外情况发生。我们知道，在彼得堡，曾有排字工人尝试给反动文章加上注解，还有几次是对反革命的拙劣狂妄举动进行了抗议。在莫斯科，排字工人拒绝印刷那时出现的十月党人集团的纲领。
未来的“十月十七日联盟”领导人古契科夫在一次乡绅大会上抱怨道：“这就是你们的新闻自由！这就只是旧制度翻了个儿。能做的就只有这个制度用过的方法：把印刷材料送到国外，或者开办地下印刷厂。”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自由式法利赛人的愤慨是个无底洞……在他们那看来，排字工人不必对他们自己排好的文章负责。但在那个特殊时期，政治热情已经如此紧张，以至于工人在自己的专业工作的时候，也丝毫不曾有一刻在自己的意识中失去革命责任感。一部分反动出版社的排字工人走的更远：他们不惜放弃自己的工作，自愿陷入贫困。当然，他们拒绝为反动派或自由派对本阶级的诽谤排字，一点也不算违反“出版自由”。最糟也只不过算是违约。
但是，“自由雇佣”这一残酷的形而上学是多么深深浸透了资本，迫使工人从事最令人厌恶的工作（建造监狱和铁甲舰，锻造脚镣，印刷充满资产阶级谎言的纸张），以至于它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种出于道德动机拒绝工作的行为说成是对人身“劳动自由”权或者“新闻自由”权的侵犯。
※※※
10月22日，俄罗斯的报纸第一次从世世代代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对蜂拥而至的新旧资产阶级报纸来说，畅所欲言的能力不是一种福报，而是一种诅咒。要么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无话可说；要么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他们可以或应该对新读者说的那些话语；要么还可能是因为审查制度的崩溃还是在他们内心里留下了自我审查的习惯和作为他者的审查员[4]。社会主义报刊那清晰而有力的声音，在这一兄弟会上泛滥的那政治上的笨口拙舌之间，——它们要么被穿上了最高政治智慧的长袍，要么就被用粗糙的激进主义铃铛装饰了起来——立即脱颖而出。
社会民主主义的《开端报》（Начало）[5]如此宣称：“我们的报纸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俄国无产阶级以其无私的斗争为我们开启了言论自由的大门——我们自由的言论将为俄国无产阶级服务。”我们这些俄国社会主义的时评员，多年以来一直像鼹鼠一样过着革命的地下生活，知道开放的蓝天、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言论对我们的价值。我们人少、弱小、分散且缺乏经验，就像小孩一样，对抗可怕的末日野兽。我们，仅以对国际社会主义福音的无限信仰为武器，来对抗用国际军国主义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们躲在“合法”社会的犄角旮旯里，向专制宣战。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字。如果要计算我们的党为每个革命单词而坐牢和流放的小时数，会得到一个很可怕的数字……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倾注了精气神和心血的统计数字！
在这条布满陷阱漫长道路上，在非法作家与非法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法的中介：排字工人、运输工人、推销员……这是一条多么艰辛而又危险的链条啊！只要走错一步，就会使所有人都功亏一篑……有多少印刷厂，在开始工作之前就被充公了；有多少文献，在到达读者手中之前就在宪兵局的院子里被烧毁了；有多少劳动被浪费，多少力量被瘫痪，多少人的生活被打破！
我们可怜的秘密胶印机，我们自制的手工秘密印刷机，就是我们与政府官方谎言和被许可的自由派的旋转印刷机相抗衡的武器。这不就像用石器时代的武器来对抗克虏伯的大炮吗？他们曾经嘲笑过我们。而现在，在十月的时日里，石器时代的斧头赢了。革命的言论出现在了公开场合，为自己力量感到惊讶和陶醉。
革命报刊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彼得堡出版了两份大型社会民主主义报纸。两者都在诞生的第一天就拥有超过5万名订户。还有一份较为便宜的报纸，其发行量在开头的两三周内就上升到了10万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同时，在短时间内各自创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报纸的各省对首都的革命出版物的需求也很大，并且不断增加。
出版条件，和其他所有政治条件一样，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一切都取决于是反动派与革命派在这一地区的力量状况。在首都，审查制度实际上不复存在。在外省，审查制度虽然继续存在，但受首都报纸语气的影响，变得非常宽松。警察对与革命报刊的斗争缺乏任何统一的思想。没收个别出版物的命令被发出，但得不到认真落实。“被没收”的社会民主主义报刊公开出售——不仅在工人区，甚至还在涅瓦大街上。各省像得到天赐甘露一样吸收着来自首都的报刊。买报纸的人在火车站排起了长队，等待着邮政列车的到来。卖报人几乎被撕成了碎片。某个人会打开新的一期《俄罗斯报》（Русскаягазета）开始大声朗读其头版文章。火车站会人满为患，变成一个喧闹的礼堂。这种情况重复了第二天，第三天，于是之后就变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但有时，甚至不少见到警察的完全被动性被肆无忌惮的暴力取代。宪兵队的军士会在彼得堡的“煽动性”报刊还没来得及离开车厢的时候，就将其没收，并成捆销毁。讽刺杂志为警察的狂热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目标。反对它们的活动是由内务大臣杜尔诺沃领头的——他后来提议恢复对出版物图画的初步审查制度。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援引亚历山大三世曾经做过的权威性描述：漫画家们总是把内务大臣的愚蠢脑袋安在一只猪身上……然而，杜尔诺沃并不孤独。他有着沙皇所有的御前侍卫、高级宫廷侍从、皇室侍从长、猎骑兵军官、御马监带着复仇的愤恨陪着他。
这个匪帮也最终成功地篡改了出版法——就是那部内阁决定“从现在起，一直到国家杜马通过，用于实现出版自由”的法。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成功地约束了那归功于彼得堡无产阶级已实际赢来的出版自由。11月24日的暂行办法将出版界重新置于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规定任何煽动罢工或示威的行为、侮辱部队的行为、传播有关政府活动的虚假信息，以及任何传谣行为，都将受到惩罚。在俄国，各种各样的“暂行办法”通常是最持久的立法形式。出版方面的暂行办法也是如此。在国家杜马召开之前颁布的这些暂行办法受到了普遍的抵制，并且像维特的整个内阁一样，一直半悬在空中不得落地。但是，反革命在12月的胜利却为维特《出版法》的实施扫清了障碍。暂行办法开始生效，并伴随着一个补充条款：一方面，“美化犯罪”也会受到惩罚；另一方面，总督和市行政长官获得了自由裁量权。这些恶毒的办法经历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考验，无疑，也将安全地度过第三届……
在争取出版自由的历史方面，我们还得讲讲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消息报》是如何出版的。这些革命公报的出版史，无疑构成了俄国无产阶级争取言论自由这一章节中有趣的一页。
※※※
在“立宪”前出版的第一期，无论在报的容量上，还是在印刷量上，都不大。它是由一家私人印刷厂为赚钱而秘密印刷的。第二期是在10月18日印刷的。[6]一群志愿者被派到了激进的《祖国之子报》（СынаОтечества）的印刷厂——这个厂稍后落入了社会革命党人手里。管理层犹豫不决。当时的情况还很动荡，谁也说不清印刷革命出版物会有什么后果。
“那你得先逮捕我们。”管理层中有人这样警告道。
“你们被逮捕了。”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以武器的力量。”另一个志愿者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一边补充说。
“你们被逮捕了！所有人都被逮捕了！”编辑室和印刷厂里响起了这样的话语声。
“所有人都可以被放进去，但都不准出来！”
“你们的电话呢？去拿电话来！”命令被下达了。
工作开始了，印刷厂里不断出现新面孔。这些人是职员，其中包括有排字工人。排字工人被邀请到车间去，并开始了排字工作，职员们则被要求撰写短文。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社会利益报》（ОбщественнаяПольза）的印刷厂被占领了。入口被封，岗哨进驻。
定型工头走进了定型车间。字型在被敲打，炉子被点燃。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
“谁在这里发号施令？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刚进来的人如此喊道，并试图扑灭炉子。他被制止了，并被威胁关进储物室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向他解释道，这里正在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第三期。
“你们干嘛不早点说呢……至于吗？……我时刻准备着呢……”岗位上出现了一双有经验的手，并开展工作。
“你们打算怎么印刷？我们不都停电了吗？”被逮捕的管理人员问道。
“你们是从哪个发电站取电的？半小时后就会来电。”
管理人员说出了发电站的名字，但却心存疑虑。几天来，他一直试图恢复电力供应，哪怕只是为了公寓里的照明，但都徒劳无功。因为，被海员取代了罢工工人的发电站，只向国家机构供应电力。
正好半小时后，灯亮了，机器也可以开始运转了。管理人员的脸上出现了带有尊敬的诧异。片刻之后，被派往发电站的工人带着负责军官的字条回来了。“应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已恢复对大亚切斯基街（БольшаяПодъяческаяулица）39号的电力供应，供《社会利益报》的印刷厂使用。”跟着的是一个签名。
在和谐甚至是愉快的气氛中，突击队员和“被捕者”一起印刷了大量第三期的副本。
最终，《消息报》的印刷地点被警察发现了。他们出现在印刷厂，但为时已晚：《消息报》已经被带走了，活字盘也被打乱了。直到11月3日至4日的第二次罢工期间，警察才成功地捕捉到了《消息报》“飞行队”的行动。这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Жизнь）的印刷厂，而那里的工作已经连续开展两天了。在得到拒绝开门的回复后，警察破门而入。斯曼诺夫斯基[7]写道，“在一个步兵连的保护下，警察手持左轮手枪闯入印刷厂，但他们自己也被印刷工人在刺刀出现时平静地继续工作的和平场面弄得很尴尬。”
（亚·斯曼诺夫斯基，《苏维埃消息报》夺取大印刷厂行动的组织者）
“我们都是奉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命令来的，”工人们宣称道，“我们要求警察撤离，否则我们无法保证印刷厂财产的安全。”
在与警察谈判的时候，在警察收集原稿与校样并把它们封在桌子和构图框上时，被捕的工人并没有浪费时间——他们立即开始在士兵和警察中进行鼓动工作：悄悄地小声向他们宣读苏维埃对士兵的号召，并分发《消息报》在他们手上。然后，排字工人被登记名字并被释放。印刷厂的门被封住，入口处有警察驻守。但是，哈！第二天到达的调查单位什么也没找到。门是锁着的，封条还是完整的，但既没有排好的字版，也没有样稿和原稿。所有东西都被转移到了《证券交易所公报》的印刷厂——那里正在毫无阻碍地印刷着《消息报》第六期。
11月6日晚，这类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发生了——《新时代报》的巨型印刷厂被占领了。第二天，这家有影响力的报纸的爬行动物，用两篇文章报道了这起事件，其中一篇的标题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官方报纸是怎样被印刷出来的》。
以下是“受害者”眼中看到的故事：
“晚上六点左右，三个年轻人出现在了印刷厂……经理恰好也在这时进来了。经理得知了来访者们的身份，并邀请他们进入印刷厂的办公室。
‘让所有人都出去，’三个人中的一个开口道，‘我们必须和您单独谈谈。’
‘你们有三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经理说，‘我宁愿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和你们讲话。’
‘我们请求您让大家在隔壁房间等候，我们只有几句话要跟您说。’
经理同意了。来访者于是开始向他解释，他们是奉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前来的：他们要接管《新时代报》的印刷厂，以便在那里印刷第七期《消息报》。
‘我没法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经理说，‘这地方不是我的，我必须征求我主人的意见。’
‘您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如果需要的话，把您的主人叫过来。’代表们回答。
‘我可以在电话里传达你们的提议。’
‘不，您能做的，只有请他来这里。’
‘好吧……’”
经理在两位代表的陪同下，走到了电话机前，把（小）苏沃林[8]请过来。那边拒绝了，说自己不舒服，并让编辑部的成员戈尔德施泰因代替他来。后者相当准确地描述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只不过强调了几点，以便显示自己作为公民的勇气。他讲述道：“当我前往印刷厂时，煤气灯已经不亮了，街道上几乎一片漆黑。我注意到有几号人在印刷厂大楼旁边和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大门外的人行道上，有那么八到十个人。院子里，在围墙门旁，还站着三四个人。一个工头接待了我，并把我带到了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印刷厂的经理和三个不认识年轻人——显然是工人了。当我进去的时候，他们站了起来。
‘先生们，你们想说什么？’我问道。
其中一位年轻人默不做声地给我递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指示，要求在《新时代报》的和印刷厂印刷下一期《消息报》。命令被写在了一张碎纸上，并被盖上了某种好似印章样的记号。
‘轮到你们印刷厂了。’其中一位使者对我如此说道。
‘什么叫做轮到我们了？’我问道。
‘我们已经在《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祖国之子报》、《证券交易所公报》那出版过了，而现在轮到您这了……您必须代表苏沃林向我们保证：在我们完成工作之前，您不会举报我们。’
‘我不能代表苏沃林，也不打算以自己的名誉担保。’
‘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让您离开这里了。’
‘我想走就能走。警告你们，我是有武器的……’
‘我们和您一样有武器，甚至更好。’代表们一边掏出左轮手枪，一边说道。
‘请打电话给看门人和工头。’代表们跟经理说道。
他带有疑问地瞟了我一眼。我摊了摊手。看门人被叫来了。他们要求他脱下短皮大衣。我们都被逮捕了。一分钟后，我听到人群从楼梯走上来的脚步声。办公室门口和前厅里都站着人。
‘接管’就这么发生了。
三个代表进进出出，表现得极为活跃……
我对其中一位代表说道：‘恕我冒昧问一下，您打算用哪台机器？’
‘那台旋转式的。’
‘万一您弄坏了它呢？’
‘我们有一流的师傅。’
‘那上哪去找纸张？’
‘就用您的。’
‘这不就是明摆着的抢劫嘛！’
‘这也没办法啊……’”
最后，戈尔德施泰因先生屈服了。他答应保持沉默，并被允许离开。他叙述道：“我下楼了。门口一片漆黑。大门边上有一个拿着左轮手枪的‘无产者’，穿着从看门人那里拿来的短皮大衣，正在值班。另一个人划了一根火柴，而第三个人把钥匙插进锁里。咔嚓一声，大门打开，我走了出去……”
“那个夜晚宁静地过去了。印刷厂经理被告知，只要他能保证不说什么，他就可以走。但是他拒绝离开。无产者也让他留了下来……排字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手稿的到来更是缓慢。最新的印刷材料还没有来。当经理提出加快工作速度的提议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着急，能成的。’直到早上五点，看上去很有经验的拼板工人和校对员出现了……”
“排版工作是在早上六点完成的。然后他们开始敲打字模，为铅板上色。由于罢工，没有煤气来给炉子点火，以便加热铅板。两名工人被派到了某个地方，煤气就通了。所有的商店都被禁止营业了，但整个晚上都能毫无困难地获得食物。商店为无产者开放。早上七点，无产阶级的官方报纸开始印刷。工作是在旋转式机器进行的，进行得很顺利。印刷工作一直持续到早上11点。这时，印刷厂被清空，一捆捆印刷好的报纸被抬到马车上送走。这些马车的数量充足，来自各地……警察第二天知道了这件事后，瞪大了眼睛……”
工作结束一小时后，一支庞大的警察勤务班在步兵连、哥萨克连和看门人的陪同下，冲进了印刷工人工会的房舍，准备没收第七期《消息报》。警察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警察被告知，他们不会自愿交出现有的副本（35000份中的153份）。许多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再听到警察闯入它们的工会建筑后，立即停止了才刚刚在十一月罢工后恢复的工作，以等待进一步发展。警察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在场的人转过身去，警察偷走《消息报》，而执法记录将会把没收写成是由武力进行的。但这一妥协被愤然拒绝。警察没有冒险使用武力，并在完全的战斗队形中撤退，未能拿走任何一份《消息报》的副本。
在接管《新时代报》的印刷厂后，市行政长官通知警察局：今后在自己辖区内倘若发生类似接管事件，那么辖区警官将受到严厉处罚。执行委员会给出的答复时，只在总罢工时出版的《消息报》，今后在必要情况下将以同样的方式印刷。而事实上，在十二月罢工期间，第二届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届成员被逮捕以后的那个）又出版了四期《消息报》。
《新时代报》中关于对印刷厂的突袭的详细报道产生了非常出人意料的结果。各省的革命者也运用了这种模式。从此，为出版革命文献而接管印刷厂的做法在整个俄国变得很普遍……然而，在使用“接管”（Захват）这个词的时候，应该说有相当的保留。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那些管理层只知道逃避责任，并因此表示完全准备好被逮捕的左翼报纸的印刷厂。但即使是关于《新时代报》最振聋发聩的情节，如果没有全体人员消极或者积极的同情，也是不可能实现接管的。一旦接管的带头人宣布了“包围状态”，从而免除了印刷厂人员的责任，被围困者和围困者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被捕”的排字工人非常乐意设置革命的原稿，师傅站在自己的机器旁，而经理则鼓励自己的人和外人都加快工作。当然，成功不是靠任何提前精心准备的接管计划，当然也不是靠物理上的武力，而是靠那种普遍同情的革命气氛。没有这种气氛，苏维埃的任何活动都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乍一看，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苏维埃选择夜袭这种危险的方法来出版自己的报纸。社会民主主义的报刊在这期间是完全公开的。它的语气和《消息报》比起来差距不大。它公布了苏维埃的决议，并且完整地报道了它的会议。不错，《消息报》几乎只在大罢工期间，其他报刊保持沉默的时间出现。但是，苏维埃难道不能让合法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破格不参加罢工，从而使自己不必突击资产阶级报刊的印刷厂吗？但是，它没有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孤立的，那么就没办法得出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把苏维埃当作一个整体，从它的起源和它的所有策略来看，把它当作是最高革命权利在最紧张时刻的有组织的化身，那么当它不能也不想适应自己的敌人时，当它不顾一切前进，英勇地扩大自己的领土并扫除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时，一切就显而易见了。在总罢工期间，当所有的生活都完全停止时，旧政权以不间断印刷自己的《政府公报》为荣，并且这还是在士兵的保护下进行的。与此针锋相对，苏维埃使用自己的工人战斗队，确保了革命机关报的出版。
[1]亚历山大·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АлександрАркадьевичСтолыпин，1863年？月？日—1925年11月23日），俄国记者、诗人、作家，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的弟弟。1902年起担任《彼得堡新闻报》编辑。1904—1917年任《新时代报》编辑。1905年加入十月党。十月革命后流亡南斯拉夫。1925年死于贝尔格莱德。
[2]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什马科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ашмаков，1859年1月6日—1943年8月1日），俄国律师，泛斯拉夫主义者。1881年毕业于新罗西斯克大学。189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04—1905年任内务部官方外交刊物《圣彼得堡日报》（JournaldeSt.Pétersbourg）编辑。1905年革命期间，鼓吹血腥镇压革命。1906年加入俄罗斯议会。1906—1913年任《政府公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вестник）主编。十月革命后同邓尼金合作。1919年经土耳其流亡塞尔维亚。1924年流亡法国，继续参与流亡君主派活动。1943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3]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奥尔洛夫·达维多夫（АлексейАнатольевичОрлов-Давыдов，1871年12月13日—1935年1月1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6年进入首相府工作。1907年加入进步党。1909年加入共济会。1912—1913年、1913—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支持克伦斯基，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4]原文直译为“审查制度的崩溃在他们心中留下不可侵犯的内部审查员，和环顾四周对统治的谨慎。”——中译者注
[5]《开端报》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05年11—12月在彼得堡出版。——中译者注
[6]后续的所有情节，都是根据苏维埃“飞行印刷厂”的主要组织者斯曼诺夫斯基（Симановский）的笔记《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是如何出版的》进行描述的。——原注
[7]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曼诺夫斯基（АлексейАлексеевичСимановский，1862年？月？日—1926年5月20日），俄国革命家。12岁时成为纺纱工，后来成为车工。1905年革命期间在科斯特罗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科斯特苏维埃成员，同年被捕入狱。1917年二月革命后领导科斯特罗马金属工会，十月革命后当选为科斯特罗马市执行委员会成员。1926年5月20日去世。——中译者注
[8]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苏沃林（МихаилАлексеевичСуворин，1860年12月18日—1936年8月17日，“小苏沃林”），俄国作家、记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苏沃林的长子。1903年起担任报刊《新时代》主编，持反犹主义立场。十月革命后逃离彼得格勒，同邓尼金合作。1920年经保加利亚流亡南斯拉夫。1936年死于贝尔格莱德。——中译者注 |
第十二章沙皇军队在干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二章沙皇军队在干活
苏维埃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结束了罢工。殒命婴儿的哭声、母亲疯狂的咒骂声、老人垂死的喘息和绝望的强烈哀嚎响彻了整个国家的云霄。俄罗斯的上百座城镇都化作了地狱。烟雾笼罩不见天日，烈火吞噬整个街道——吞噬了街道的房屋和人。这就是旧秩序对其受到的轻视的报复。
它在每一条小巷、每一座贫民窟到处招募它的战斗长枪方阵（Фаланга）[1]。这里有小店主和衣衫褴褛者，小酒馆老板和他们的常客，看门人和警察间谍，职业小偷和业余强盗，小工匠和青楼护卫，饥饿愚昧的庄稼人和被工厂机器声震聋的农村移民。凶恶的赤贫、无光的黑暗以及堕落的腐败使他们听命于特权阶层的私利和达官显贵的无政府状态。
这些人在日俄战争初期的所谓“爱国”示威活动中获得了第一次大规模街头行动的经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们的基本道具为人所知：皇帝的标准像，伏特加瓶子，还有三色旗。从那时起，社会渣滓的有计划组织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如果说参加屠杀的群众（如果这里的“群众”一词合适的话）或多或少仍是杂乱无章的，那么相对而言，可以说核心人物始终是有纪律的，并按照军事化的方法组织起来。它从上面接收口头号令并向下传，决定每次屠杀行动的时间和规模。警察局的一名所长曾经说过：“你可以任意地安排大屠杀，想杀10个就杀10个；想杀1万，你就可以去杀1万。”[2]
每个人都提前知道了即将发生的大屠杀：大屠杀的宣言被分发，嗜血的文章出现官方的《省公报》上，有时甚至还会用特版开始。敖德萨的市行政长官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挑衅性传单。而当一切都似乎准备就绪的时候，就出现了由一群自称“专家”的巡回演员。他们在物质的群众中散布谣言：犹太人正打算给正教徒降下灾难，社会主义者玷污了神圣的圣像，大学生撕毁了沙皇的画像。在没有大学的地方，这一流言的对象就被改编成自由派地方自治会，甚至还有高中。最疯狂的消息在电报线上到处传播，有时还盖上了官方的印章。与此同时，技术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特别关注人员和房屋名单被拟定了出来，总体战略计划被制定了，指定数量的饥饿暴徒被召集起来了。指定的这天里，教堂举行了特别的祈祷会。主教发表了庄严的演说。一支爱国的队伍开始出发——神职人员走在了最前面，端着从警察局那里取来的沙皇标准像，举着大量的国旗。一个军乐队在不停地演奏。游行队伍的两侧和后面则是警察。总督向游行队伍行举手礼，警察局长当众亲吻了著名的黑色百人团成员。队伍经过的教堂敲响了他们的钟声。“脱帽！”外地来的“教官”和身着便衣的当地警察分散在人群中，而他们之中不少人还没有来的及换掉制服裤子。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刺激人群，催促他们继续前进，让人的意识里充满一种一切都被允许的感觉，并寻找公开行动的借口。开始时是窗户被砸烂，零散的路人被打，然后闯进酒馆，喝得酩酊大醉。军乐团不停地演奏《上帝，保佑沙皇》——大屠杀的战歌。如果找不到什么借口，他们就会选择去制造一个：有人爬上阁楼，在那里向人群开枪——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空包弹。武装到牙齿的警用左轮保卫着人群，以确保他们的狂怒不会被恐惧麻痹。他们对挑衅者的枪声做出回应，对先前选定的公寓窗户打一排子弹。一些商店被一扫而光，抢来的布匹和丝绸被铺在了爱国队伍的脚下。如果他们遇到了任何自我防卫措施，正规军就会前来救援。他们用两三发子弹击倒反抗者，或者不让他们进入步枪的射程，使其无力化。在士兵巡逻队的前后保护下，哥萨克连的侦察下，警察和职业挑衅者的领导下，雇佣兵的帮助下，志愿者的轻松获利下，这帮匪徒在街上横冲直撞，就着血腥味喝伏特加[3]……无业游民进行着统治。在一个小时前，他还只是个战战兢兢的奴隶，遭受警察和饥饿的困扰，现在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君了。他被允许为所欲为，无所不可为，掌握着财产和荣誉，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可以把一个老妇人和一架大钢琴从三楼扔出去，可以往婴儿的头上扔椅子，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一个小女孩，可以把一根钉子钉进一个活人的身体里……他摧毁了整个家庭；他把煤油倒在房子上，然后纵火；如果有人胆敢逃跑，他就会用棍子将其打死。一群畜生冲进亚美尼亚人的残废收容所，用刀砍老人、病人、妇女和儿童……他不需要停下这些酷刑……这些都是由酒精和愤怒弄得发狂的大脑臆想出来的……他不需要停下来！他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敢做……“上帝保佑沙皇！”这里有位见过死亡面孔的青年瞬间白发。这里有位十岁的男孩为其父母残缺不全的尸体发狂。这里有位军医经历了旅顺港围攻的所有恐怖，但却无法忍受敖德萨几个小时的大屠杀，陷入了永夜的疯狂。“上帝保佑沙皇！……”血迹斑斑、浑身焦黑、发狂的受害者仍然在噩梦般的惊慌之中寻求着救赎的机会。有些人穿上了死去之人的血衣，躺在尸体堆里，在那里呆了两三天……其他人则跪倒在军官、警察和恶棍面前，向他们伸出手臂，在尘土之中匍匐，亲吻他们的军靴，乞求怜悯。回答他们的只有带着酒味的笑声。“你们想要自由，这就是给你们的自由。”在这句话中包含了屠杀政策的全部地狱式道德……流氓们呛在血泊中争先恐后地向前冲锋。他什么都能做，他什么都敢做——他在统治一切。“白色沙皇”允许他做一切事情——白色沙皇万岁！[4]他也没有说错。除了全俄罗斯的独裁者以外，也的确没有其他人充当这个半官方的屠杀—强盗团伙的最高保护者了。这个团伙可以在官方官僚机构中进进出出，可以把一百多个主要的行政官僚称为自己人，而其总部就在宫廷贵族之中。尼古拉·罗曼诺夫头脑迟钝又胆小怕事，微不足道又有无限权威，全部偏见相当于一个爱斯基摩人，他的皇室血统被几代人的缺陷所害。他像他的许多同业者一样，浑身浸透了肮脏的淫欲和冷漠的残酷。1月9日开始的革命，撕下他身上的每一件神圣面纱，最终腐蚀了他。他满足于呆在暗处，利用特雷波夫作为他的特务代理人处理屠杀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5]现在他炫耀起他和这群肆无忌惮的酒馆混蛋和下流囚犯们的关系了。他把“党外君主”的愚蠢虚构踩在脚下了，与众所周知的暴徒交换了友好的电报，为这些被所有人鄙视的爱国者提供听众，并在俄罗斯人民联盟（СоюзаРусскогоНарода）的要求下，毫无例外地赦免了那些被他自己的法庭判处刑罚的杀人犯和强盗。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比这位君主的行为更能够嘲弄君主制的庄严神秘。任何国家的法院都不得不依据他的行为判处他强制劳动，只要法院能承认他精神足够健全！……
在这十月的黑色酒神节（вакханалия）面前，连圣巴多罗买之夜[6]都相形见绌。100个城镇中有3500—4000人被杀，多达10000人残疾。物质损失如果不是高达数亿卢布，也至少数倍于农潮给地主带来的损失……这样，旧秩序就为自己的耻辱报了仇！
工人在这些破坏性事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0月底，北美工会联合会主席给维特伯爵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强烈呼吁俄国工人采取立场坚决反对屠杀——这场对他们刚刚赢得的自由构成威胁的大屠杀。“我不仅代表300万已经阻止起来的工人，也代表全合众国的所有工人，请求您，伯爵，将这封电报转给您的同胞——我们的工人兄弟。”这个维特伯爵最近才在美国冒充真正的民主人士，宣称“笔比剑更有力”，现在就发现自己内心已经足够寡廉鲜耻，以便让他把这封信悄悄地藏在办公桌里的一个秘密抽屉里。直到11月，苏维埃才辗转知道了它的存在。然而，以俄国工人的名誉，他们不必等待来自大洋彼岸朋友的警告，就能积极介入血腥事件。在一些城镇里，他们组织了武装战斗队，对恶棍进行了积极、在某些地方是英勇的抵抗；而在部队表现得或多或少中立的地方，工人民兵轻而易举就制止了流氓暴行。
涅米罗维奇—但钦科[7]——一个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非常遥远的老作家，在那些日子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这些噩梦的一旁，在这个濒临死亡的怪物的沃普尔吉斯之夜[8]里——请看看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毅力惊人有条不紊，并且纪律严明。他们没有用抢劫和谋杀来玷污自己——正相反，他们到处帮助公众，而且不消说，他们比警察、哥萨克和宪兵更好地保护公众免受嗜血该隐的破坏性妄想的影响。哪里有流氓开始作恶，哪里就出现工人武装战斗队。这支第一次进入历史舞台的崭新力量，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表现得非常平静，在自由和善良的理想胜利时表现得很温和，像一支真正的军队一样有组织、服从上级，知道自己的胜利就是所有人的胜利，人类为这些胜利而生活，思考和欢呼，战斗和受苦。
※※※
彼得堡没有发生大屠杀。但是它的公开准备工作却在全力进行。首都的犹太人一直惶恐不安。18日之后，每天都有学生、工人鼓动员和犹太人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受到殴打。不同的帮派大喊大叫，吹着口哨，不仅在郊区，而且还在涅瓦区，使用链锤、芬兰刀和短马鞭进行攻击。苏维埃代表的生命几近受到威胁，他们不失时机地用左轮手枪来武装自己。警察探员敦促商人和店员攻击计划于10月23日举行的葬礼队伍……如果黑色百人团不得不满足于游击行动，那也不是他们的错。
工人为保卫他们的城市做了积极的准备。某些工厂承诺，只要电话一打进来，不管有任何威胁，都要整个上街去。武器店无视警察设下的所有交易限制，疯狂地交易勃朗宁手枪。但是左轮手枪价格昂贵，广大的群众买不起：革命党和苏维埃很难成功武装他们的工人战斗队。与此同时，关于大屠杀的谣言也越来越泛滥。所有能够获得钢铁的工厂和工房都开始自发地制造冷兵器。几千把锤子正在锻造匕首、枪矛、钢丝鞭和铁指套。晚上，在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又一个的代表登上讲台，把他们的武器高高举过头顶，传达他们对选出他们的人的庄严承诺——一旦屠杀发生，就一定立即扑灭。这样的一次展示就足以让蹂躏者的所有主动性瘫痪了。但工人们并未就此罢休。在涅瓦哨所外的工厂区，他们组织了一支真正的民兵队伍，定期进行夜间值班。他们还确保了革命报社建筑的安全问题。在那些记者写作、排字员派字时口袋里都得装着左轮手枪的紧张时日里，这是一切都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免受黑色百人团的侵害，就自动等于武装起来反对沙皇政权。政府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它发出了战斗警报。11月8日，《政府公报》向公众通报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即工人最近开始用左轮手枪、猎枪、匕首、刀和矛来武装自己。政府的通报继续写道，“根据现有的资料，武装起来的工人达到了6000人，还成立了所谓的‘自卫队’（самооборона）和民兵，人数约为300人；他们在夜间以保安为借口，10人一组在街上行走；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保护革命者免遭警察或军队逮捕。”
在彼得堡，一场针对民兵的正规武装攻击开始了。战斗队被驱散，武器被没收。但那时，大屠杀的危险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大的危险。政府在给他们的非正规军放假，并把自己的正规部队——哥萨克团和禁卫团——投入行动。它正在为全线作战作准备。
[1]这一词语日后也可以解作“长枪党”。有趣的是，黑色百人团可以算是没有法西斯意识形态时的原法西斯了——它将国家社会化，以群众运动对抗群众运动。——Uni
[2]这一事实是由前内务部副大臣乌鲁索夫亲王在第一届杜马上讲述的。——原注
〔中译者补注1〕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乌鲁索夫（СергейДмитриевичУрусов，1862年3月19日—1937年9月5日），18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90—1892年任卡卢加地方自治委员会主席。1902—1903年任坦波夫副省长。1903—1904年任比萨拉比亚总督。1904—1905年任特维尔总督。1905年5月15日至11月6日任内务部副大臣。1906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并参加了民主改革党（Партия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реформ）。杜马被解散后签署了《维堡宣言》。1908年被捕入狱，获释后参加了共济会。1915—1916年任全俄西南阵线城市联盟委员会主席。二月革命后参加了立宪民主党，并于1917年3—6月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副部长。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多次被捕。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因“战术中心”案被捕，但很快获释。1921—1925年期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5—1929年期间在国家银行工作。1933年在国有农场人民委员会工作。晚年在苏联作家协会图书馆工作。1937年逝世。
[3]“在许多情况下，警察亲自指挥流氓人群破坏和抢劫犹太人的房屋、公寓和商店，为流氓配备用砍下的树木制成的棍棒，也亲自参与破坏财产、抢劫、谋杀，并亲自控制人群的行动。”（参议员库兹明斯基关于敖德萨大屠杀的上奏文）市行政长官内德加特承认，“参与屠杀和抢劫的流氓人群热情地迎接他，喊着乌拉。”当地的部队指挥官考尔巴斯男爵向警官发表了讲话，开头是这样的：“让我们用他们的黑话来称呼事物。让我们承认，我们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同情这场大屠杀！”——原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考尔巴斯男爵（Барон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аульбарс，1844年5月23日—1925年1月25日（或1929年？月？日）），俄国地理学家。出身于一个瑞典裔贵族家庭。1861年入伍。1863年参与镇压了波兰起义。1872—1873年任驻喀什使馆馆长。1873年参加了希瓦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82—1883年任保加利亚公国国防大臣兼大臣会议主席。1900—1901年期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1904年任敖德萨军区副司令。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历任满洲第3军、第2军司令。1904年1—10月、1905—1909年任敖德萨军区司令，在任期间于1905年月在敖德萨制造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1909—1917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在西南阵线指挥陆军航空队作战。十月革命后逃回敖德萨。1918年参加白军。1919年流亡土耳其，随后流亡到保加利亚和法国。1925年（或1929年）死于巴黎。
[4]“在其中一次这样的游行中，三色旗被抬在前面，沙皇的标准像紧跟其后，而画像的正后方是一个银盘和装有赃物的麻袋。”（参议员图劳乌的奏文）——原注
〔中译者补注1〕叶夫根尼·费多洛维奇·图劳乌（ЕвгенийФёдоровичТурау，1847年3月4日—1914年4月29日），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869年毕业于新罗西斯克大学，同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司法部工作。1872—1875年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区法院助理检察官。1881—1887年任华沙法院助理检察官。1888—1900年任华沙法院检察官。1900—1906年任参议员。1906—1914年任国务院委员，在任期间曾于1907—1910年任人事委员会副主席，1910—1911年、1912—1913年任立法机构委员会副主席。1912年起任代理枢密院议员。1914年去世。
[5]“根据广泛的意见，特雷波夫向皇上报告事务状况……并影响政策路线……特雷波夫将军在被任命为宫廷警备司令时，曾要求并获得了用于特务开支的特别资金拨款……”（罗普奇恩参议员的信）——原注
[6]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法语：MassacredelaSaint-Barthélemy），又称圣巴托罗缪之夜、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发生于1572年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由宫廷内部针对新教结盟宗新教徒（又称雨格诺派、胡格诺派，属于法国加尔文归正主义）领袖的刺杀行动引发，之后发生天主教徒针对结盟宗新教徒的暴动。传统上认为此事件是由查理九世的母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煽动。屠杀发生于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新教徒亨利·波旁（未来的亨利四世）婚礼的五天之后。这场婚姻导致了绝大部分众多最有权势、最富有的结盟宗人物在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巴黎聚集，成为了天主教徒将其集体清洗的契机。——中译者注
[7]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但钦科（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eнко，1845年1月5日—1936年9月18日），俄国作家、旅行家。出身于行伍家庭。曾在俄土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担任战地记者。1906年加入共济会。1921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死于布拉格。——中译者注
[8]沃普尔吉斯之夜，全称圣沃普尔吉斯之夜（德语：SanktWalpurgisnacht），又译瓦尔普吉斯之夜等，是广泛流行于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一个传统的春季庆祝活动，也是纪念圣徒沃尔普加的一个基督教节日，举办于每年的4月30日晚至5月1日。庆祝活动通常是篝火晚会以及舞蹈演出。——中译者注 |
第十一章“自由”的最初几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一章“自由”的最初几天
在宣言发布那天，苏维埃就非常直截了当地表达对它的态度。无产阶级代表提出了下列要求：大赦、解除各级警察的职务、从城市撤军并建立人民民兵。在《消息报》的一篇头版文章中评论这一决定时，我们写道：“就这样，我们获得了一部宪法。我们获得了集会自由，但是集会被军队包围了。我们获得了言论自由，但审查制度依旧固若金汤。我们获得了学术自由，但大学却依旧被军队占领。我们人身不受侵犯了，但监狱里却挤满了囚犯。我们获得了维特，但特雷波夫还在位置上。我们获得了宪法，但专制制度依然存在。我们什么都有了，却什么都没得到。”他们想要岁月静好？那么他们就得不到岁月静好。“无产阶级制造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无产阶级不想要警察流氓特雷波夫，不想要自由派的经纪人维特；即不想要狼嘴，也不想要狐尾。他不想要宪法羊皮纸包裹着的鞭子。”苏维埃下定决心：继续总罢工！
工人群众出奇一致地执行了这项决议。工厂的烟囱停止了呼吸，见证了宪政幻觉未能在工人区扩散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10月18日之后，罢工失去了它的直接斗争性。它变成了一场巨型的不信任示威。但在首都之前参与斗争的各省，现在都已经复工了。莫斯科的罢工在10月19日结束。彼得堡苏维埃决定在10月[1]21日中午12时结束罢工。它是最后一个离场的，组织起了一场令人吃惊的展示，展示出了无产阶级的纪律：在同一时间使数十万工人回到了他们的车床前。
甚至在十月罢工结束之前，苏维埃就能够在一个星期内检验它的巨大影响力：在无数的群众要求下，它把自己处于群众的领导地位，并和他们一起在彼得堡的街道上游行。
18日下午4点，数十万群众聚集在喀山大教堂旁。口号是大赦。他们想向监狱前进，于是便要求领袖，并向工人代表开会的位置出发。下午六点，苏维埃选出了三名代表来领导示威游行。他们出现在二楼的窗台前，头上和胳膊上都系着白色的布带。人海的巨浪在下面汹涌澎湃。红色的旗帜在他们头上挥舞，就像革命的风帆一样。巨大的呼声欢迎了被选中的三人。苏维埃的全体成员都走下了楼，进入了人群中。“发言人！”几十只手臂向议长伸去；一瞬间，他的脚就搭在了某人的肩上。“大赦！向监狱！”革命的颂歌，呐喊……在喀山广场和亚历山大洛夫公园人头攒动：在这里，1月9日受害者的灵魂加入了游行队伍。群众唱起了《永恒的记忆》和《你们已光荣牺牲》（Выжертвоюпали）。波别多诺斯采夫的门前飘扬着红旗。口哨声与咒骂声响起。老秃鹫听到了吗？……让他毫无畏惧地看向窗外：这个时候没人会碰他。让他用那苍老而有罪的眼睛注视着革命人民——彼得堡街道的主人。前进，前进！
再过两三条街，人群就到了预审羁押所外。人们得到消息，说那里有军队在把守。示威的领导人决定出发去侦查。同时，一个来自工程师联盟的代表团（后来发现是自封的）宣布大赦令已经被签署了。所有的监禁场所都已经被军队占领了，而且，根据“联盟”得到的“可靠的消息”，如果人群接近监狱，那么特雷波夫就可以解放双手，因此，流血事件就不可避免了。经过短暂的协商，领导人驱散了人群。示威者承诺，如果法令没有公布，他们将会在苏维埃的召唤下再次聚集起来，向监狱进军……
争取大赦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展开。10月18日，在莫斯科，数千名人群迫使总督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他们的名单被交至罢工委员会的代表[2]，由他们来监督释放的执行。同一天，辛菲罗波尔的人群砸开了监狱大门，用马车送走了政治犯。在敖德萨和列威利，示威者的坚持致使囚犯被释放了。在巴库，释放囚犯的尝试导致了人群与军队的冲突，造成了3人死亡，18人受伤。在萨拉托夫，文达瓦，塔什干，波尔塔瓦，科夫诺……到处都有走向监狱的示威游行。“大赦！”——不仅是铺路石，就连彼得堡城市杜马也在回响着这一呼声。
“喏，上帝保佑！我祝贺你们，先生们！”维特放下电话，走向三个工人。这三个工人是苏维埃的代表。“沙皇已经签署了大赦令。”
“大赦是完全的还是部分的，伯爵？”
“大赦是以应有的慎重态度进行的，尽管如此，它还是足够广泛的。”
10月22日，政府终于公布了沙皇“关于释放在宣言发布前的国事犯”的法令。这是一份可悲的、吝啬的和唯利是图的文件，它对“仁慈”进行了分级，是由特雷波夫代表国家体制、维特代表了自由主义的那个政权的真正产物。
（1905年10月31日的集会，圣彼得堡帝国大学。）
但是有一类“国事犯”，是这项法令没有也不可能影响到的。他们就是那些受严刑拷打，被砍杀，受绞刑，被刺刀刺穿，被子弹射中而为人民的事业牺牲的人。在十月示威的期间，当革命群众在彼得堡血迹斑斑的广场上虔诚地纪念1月9日的牺牲者时，宪政时代的第一批受害者尚有余温的尸体已经躺在了警察的停尸房里。革命无法将生命还给自己新的殉难者；它决定在10月23日举行全民葬礼式示威。有人提议应该事先通知政府，并援引了一些先例：在一个案例中，应苏维埃代表的要求，维特伯爵安排释放了两名被捕的街头集会领袖；而在另一个案例中，他命令开放国有的波罗的海工厂——这座工厂因十月罢工关闭。尽管社会民主党的官方代表作出了警告，苏维埃还是决定派出一个特别代表团通知维特伯爵：苏维埃将承担示威期间维持秩序的责任，并要求军队和警察撤离。
维特伯爵很忙，而他刚刚才拒绝接待两位将军，但是却毫无怨言地接待了苏维埃的代表团。游行？他个人一点也不反对：“这样的游行在西方是允许的。”但是，这件事并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苏维埃应该向德米特里·费多尔维奇·特雷波夫交涉，因为城市在他的护卫之下。
“我们不能向特雷波夫交涉：我们没有被授权这样做。”
“真遗憾。你们本来可以自己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人们说的那种衣冠禽兽。”
“那出名的‘不留子弹’的命令怎么说呢，伯爵？”
“哦，那只是一句气话……”
维特给特雷波夫打了通电话，恭敬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最好不流血”，并等待决定。特雷波夫傲慢地把他打发到了市行政长官那里去。伯爵匆匆忙忙地给后者写了几句话，然后把信交给了代表团。
“我们会接受你的信，伯爵，但是我们保留行动的自由。我们不确定会不会需要用到它。”
“当然了，当然了。我完全不反对这点。”[3]
这就是十月生活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维特伯爵向革命工人祝贺了大赦令的签署。维特伯爵希望一切都能“像欧洲一样”不流血。他不确定是否能成功赶走特雷波夫，顺便，再试试把无产阶级和特雷波夫调和起来。他——政权的最高代表，通过工人代表团作为中间人，乞求市行政长官，使宪法置于其保护之下。“怯弱，诡计，愚蠢”——这就是立宪内阁的座右铭。
可是，特雷波夫照直走。他宣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当一部分人准备拿起武器进行反对另一部分人的举动时，为了示威者自己的利益，任何的政治示威都不能被允许”，并邀请示威的组织者“断了自己的念头……因为警政当局可能会被迫采取严厉的措施，可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些言论就像划过的马刀或者步枪的射击那样尖锐而清晰。通过警察局武装城市恶棍，放他们去对示威者放肆，制造混乱，然后利用这群架的场面，命令警察和军队进行干预，像龙卷风一样席卷整座城市，留下遍地鲜血、满目疮痍和咬牙切齿的痛恨。这就是那个被加冕的低能儿托付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警察恶棍雷打不动的纲领。在那一刻，当局的天平开始摇摆起来。是维特，还是特雷波夫？是扩大宪政试验，还是将其淹没在血泊之中？在新政策的蜜月期，几十个城市将成为血腥事件的舞台，而引线则在特雷波夫的手上。但是门德尔松和罗斯柴尔德是支持宪法的：证券交易所的法则，就像摩西的律法一样，禁止食用新鲜血液。维特的力量就在这里。特雷波夫的官方地位开始动摇，而彼得堡是他的最后赌注。
这是一个责任重大、意义深远的时刻。代表苏维埃没有兴趣，也不希望支持维特——只要几天它就会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但它更不愿意支持特雷波夫。选择上街，等于是加入了他的计划。当然，政治形势并不仅限于证券交易所和警察刑讯室。超越维特和特雷波夫的计划，是有可能的。还可以有意识地迎合冲突，以便拜托他们两个。这就是苏维埃政策的总方向：睁着眼睛走向不可回避的冲突。不过，它也并没有觉得自己应该加快冲突的到来。越晚越好。在十月罢工的极度紧张状态已经开始松懈并屈服于心理上的暂时满足和暂时疲劳时，如果把决定性的斗争安排在与追悼式示威同时进行，那么就意味着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笔者（有必要提及这一事实，因为事后他经常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指责）提出了取消葬礼性示威的提案。在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的苏维埃紧急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辩论，这一提案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了通过。以下是其文本：
“工人代表苏维埃打算在10月23日星期日为当局恶棍的受害者举行隆重的葬礼。但是彼得堡工人的和平意图使垂死制度的所有血债累累的代表人物都站了起来。特雷波夫将军是踩在1月9日的尸体上获得晋升的，在革命面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今天，他向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抛出了最后的挑战书。特雷波夫在他的声明中无理地暗示，他打算用警察武装的‘黑色百人团’来对付和平的游行，然后在安抚的幌子下，再度让彼得堡的街道充满血腥。鉴于这一恶毒阴险的计划，代表苏维埃指出：彼得堡无产阶级将不会在特雷波夫选定的日子里，而是在无产阶级本身足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有利时机，向沙皇政府发起最后的斗争。为此，代表苏维埃决定：用各处庄严的、向牺牲者致敬的集会来代替总的葬礼活动，以此记住我们死去的斗士们——他们用他们的死亡，嘱咐我们千百倍地努力进行自我武装的事业，并以此尽早将特雷波夫和整个警察匪帮扔进君主制残余的垃圾桶。”
[1]原文为11月，应该为笔误。——中译者注
[2]这一委员会后来很快就成为了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原注
[3]《在维特伯爵那里》是代表团成员兹里德涅夫在1906年的集体著作《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史》中写的一篇纪实文章。执行委员会在听了代表团的报告后，决定“指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把信退回给大臣委员会的代表。”——原注 |
第十章维特内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十章维特内阁
10月17日，几个世纪以来，血债累累、万恶不赦的沙皇政府向工人群众的罢工抗议投降了。任何复辟的努力都无法从历史上抹去这一事实。沙皇专制主义的神圣皇冠上永远印着无产者靴子的印记。
在内外战争中，沙皇投降的预兆是维特伯爵。维特，在世袭贵族组成的上层官僚的包围下作为一个平头百姓（Плебей-parvenu）平步青云，像他的同僚们一样，不受任何一般思想、政治和道德原则的影响。维特比他们还更有优势——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平头百姓，他不受宫廷、贵族或马背传统的约束。这一事实帮助他发展成为了“理想类型”的官僚，不仅不受民族、宗教、良心和荣誉的影响，而且还不受等级偏见的影响。同样的事实使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需求更加敏感。在猎骑兵的世袭低能儿之伍中，他的政治天才就此显现。
维特伯爵的宪政生涯完全建立在革命之上。十年来，他一直是不受专制控制的簿记员和出纳员。他在1902年，被他的对手普列韦贬到了革命前的部长委员会主席这一无权职位。在普列韦被恐怖分子的炸弹“免职”后，维特在热心记者的帮助下以俄罗斯之救世主的身份自居，并非没有成功。人们曾意味深长地说，他支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一切自由化道路。面对东方的失败，他敏锐地摇了摇头。在1月9日到来的前夕，他告诉惊恐万状的自由派：“你们也明白，权力不在我手上。”就这样，恐怖分子的袭击、日本人的胜利和革命事件为他扫清了道路。他，签署完了由世界证券交易所及其政治代理人支配的条约，从朴茨茅斯凯旋而归。[1]任何人都可能认为，不是大山元帅，而是他维特在东亚大获全胜。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注意力都聚焦于这个天选之人。巴黎《晨报》（Matin）在其头版展示了一张吸墨纸——维特曾用它来涂抹他在朴茨茅斯的签名。自此，一切都引起了舆论界闲人的兴趣：他高大的身板，甚至还有他不成形的裤子和半塌的鼻子。他与威廉皇帝的会面进一步地给他作为最高级别政治家的光环增添了光彩。另一方面，他与移民司徒卢威的秘密会谈证明了他在驯服谋反自由派的成功。银行家们很兴奋：这是一个能确保利息能被按时支付的人。回到俄国后，维特踌躇满志，恢复了他无权无势的职位，并在其委员会中发表了自由主义的讲话，很明显，他在押宝“动乱”，称罢工铁路工人的代表团为“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力量。”他的算盘没有打错：十月罢工把他抬到了立宪俄国专制大臣的位置上。
在他纲领性的《上奏文》中，维特敲出了他最具自由主义的音符。该奏文试图超越宫廷奴才和国库官吏的观点，并达到了政治归纳的高度。奏文意识到，席卷全国的“动乱”并不仅仅是煽动教唆的结果，而是由于俄罗斯有思想的“公众”和其生活的外在形式之间的平衡收到了干扰。但是，我们如果暂时忘记了撰写奏文那一环境的平均脑力，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政治家”的纲领，那么就会因其思想上的苍白无力、形式上的懦弱逃避和语言上官吏式的不协调而震惊。公共自由的生命是以一种模糊不清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这种形式的模糊性是由其限制性解释的能量造成的。在鼓起勇气采取立宪改革的举措时，维特并没有念出“宪法”这个词。他希望落实它，而不引人注目，因为它仍然需要不想听到它名字的那些人的支持。但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段风平浪静的时期。他宣称，尽管逮捕、扣押和枪决仍在旧法的基础上进行，但今后将“本着”十月十七日宣言的“精神”来进行。他以其骗子般简单幼稚的头脑，希望革命能立即跪在他的自由主义面前，就像前一天专制主义在革命面前投降一样。他犯了个大错。
如果说维特的上台是十月罢工胜利的结果，或者说是其胜利的不彻底性造成的结果，那么同样的条件也使他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完全的无望境地。事实证明，革命的力量不足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从其自身的组织要素中建造一个新的。军队还是被同一个人掌握着。所有旧的被精挑细选以满足专制需求的行政人员，从省长到县警，仍然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同样，在新的法律颁布前，所有的旧法律也仍然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专制制度作为一个物质事实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它甚至作为一个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因为“独裁者”（Самодержецъ）这个词并没有从沙皇的头衔上摘下来。不错，当局被命令按照十月十七日宣言的“精神”来实施专制制度的法律。但这就像告诉法斯塔夫[2]要“本着”贞洁的精神过他的放荡生活一样。结果就是俄国的60个总督辖地的地方专制者们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要么跟在革命示威后面，向红旗敬礼；要么就模仿哈斯勒，坚持认为臣民应该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因为他们代表着神圣的皇上；要么允许社会民主党人领着部队去宣誓，要么就公开组织反革命的屠杀。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处于支配地位。不存在任何立法机构，甚至不知道何时、如何建立这种机构。
对议会是否会召开的疑虑增加了。在所有这些混乱中，维特伯爵一直在努力欺骗彼得宫城和革命，最成功的，也许还是欺骗他自己。他无休止地接见激进派和反动派的代表，对两者同样客气，在西方记者面前语无伦次地制定计划，每天写政府通令，含泪告诫高中生不要参加反政府示威，并提议学校所有班级（Класс）和社会所有阶级（Класс）打起精神，重新回到正确的工作岗位上——简而言之，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也在忘我地工作。他们学会了重视“社会力量”的支持，在各地号召成立屠杀组织，并无视官方的官僚等级制度，将自己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机构，并在内阁中安插了自己人——杜尔诺沃。这个俄国官僚机构最肮脏的标本，这个连令人难忘的亚历山大三世本人都不得不提高嗓门喊道“扔走这个猪猡”赶走的窃国官员杜尔诺沃，又重新被从垃圾桶里捡了起来，以内务大臣的身份为“自由派”首相提供制衡。维特接受了这种合作——即使对他来说这样是一种耻辱——而且，目前，这种合作将他自己贬到了与官僚机构的实际做法分毫误差的虚伪，贬低了十月十七日宣言。在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厌烦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书法字帖后，维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国社会缺乏基本的政治思想、道德力量和社会本能。他开始相信自己的破产，并预见到血腥的报复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报复政策是为新秩序的建立做的“准备”。但他不认为自己注定要执行这样的政策，认为自己缺乏“必要的能力”，并承诺将自己的位置让给另一个人。即便是在这件事上，他也做了个骗子。在整个12月和1月期间，他一直担任着无权无势的首相职位，受到所有人的鄙视；而杜尔诺沃，这个局势的主人，则卷起袖子加油干，继续担任反革命屠夫，完成自己血腥的工作。
[1]值得一提的是，在日俄战争前，维特就反对和日本开战。——中译者注
[2]约翰·法斯塔夫爵士（SirJohnFalstaff）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首次提到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嗜酒成性又好斗的士兵，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是非常自负的一个人，而在《亨利四世》的演绎里则显得有些忧郁。他的名字法斯塔夫已成了体型臃肿的牛皮大王和老饕的同义词。——中译者注 |
第九章十月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九章十月十八日
10月18日令人摸不着头脑。彼得堡的大街上人群摩肩接踵，乱糟糟地走来走去。人们被赋予了宪法。接下来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在那动荡的几天里，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借宿，这个朋友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1]。18日早晨，他手上拿着《政府公报》来找我。他充满智慧气息的脸上露出了真诚快乐的笑容，与他那习惯性的怀疑主义格格不入。
“宪法宣言出来了！”
“这不可能！”
“请读一下来听听。”
我们开始朗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面对“动乱”时慈父式的悲哀，然后是对“人民的悲哀就是我们的悲哀”的担保言论，最后，以对一切自由、杜马立法权和扩大选举法的坚决承诺而结束。
我们默默地交换了眼神。用言语是很难表达宣言引起的矛盾思想和情感的。集会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管……当然，这些只是说说而已。但这不是自由派决议中的文字，而是沙皇宣言中的文字。尼古拉·罗曼诺夫，大屠杀制造者捷列马克·特雷波夫的“尊贵”庇护人——竟就是这些文字的作者！而这一奇迹是由总罢工创造出来的。十一年前，当自由派呈交一份卑微的请愿书，希望在专制君主与人民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时，加冕的容克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扯起他们的耳朵，对这种“无意义的梦想”嗤之以鼻。这就是他的原话！而现在他垂手而立，站在罢工的无产阶级面前。
“你怎么看？”我询问了我朋友的意见。
“他们害怕了，蠢货们！”这是我得到的回答。
那是在我们自己的同类之中一句经典的短语。我们接着读了维特的上奏文，上面印着沙皇的按语：“原则上准了。”
“您说得对，”我说道，“蠢货们的确害怕了。”
五分钟后，我出了趟门。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学生，气喘吁吁，手里拿着帽子。他是党的一个同志[2]，认出了我。
“昨晚部队在技术学院开火了……说是有人从里面向他们扔了炸弹……显然是个挑衅……就在刚才，一支巡逻队用军刀驱散了在泛巴尔干大街举行的小型会议。发言人塔尔列[3]教授被军刀砍成重伤，人们说他已经死了……
“这样啊，一个不坏的开始。”
“人群到处游荡，在等着发言者呢。我正在去参加党的鼓动者会议的路上。您怎么看，我们应该谈些什么？大赦在现在是主要话题吗？”
“即使没有我们，也会有人关于大赦说上两句的。请您要求军队从彼得堡撤出。方圆25俄里内不能有一个士兵。”
这位学生继续跑，在空中挥舞着帽子。一支骑兵巡逻队从街上经过。特雷波夫还在马鞍上。学院的枪击事件是他对这份宣言的评论。这个好伙计不失时机地摧毁了人们可能会产生的任何立宪幻想。
我经过了技术学院，那里的门仍然是锁着的，由士兵看守着。特雷波夫“不留子弹”的旧承诺仍然挂在墙上。有人在旁边贴上了沙皇的宣言。一小群人挤在人行道上。
“到大学去！那里会有演讲。”有人如此说道。
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在沉默中快速行走。人群每分每秒都在增加。没有喜悦之情，而是不确定感和不安感……倒是没有看到更多的巡逻队。孤立的警士胆怯地避开人群。街上挂着三色旗。
“啊哈，恶棍夹着尾巴逃走了……”人群中的一个工人大声说道。
这句话引起了同感的笑声。人们的情绪明显高涨了。一个男孩从大门上抢过一面三色旗和旗杆，撕下白蓝条纹，将“国旗”的红色部分高高举起。数十人以他为榜样。几分钟后，人群已经成为了红旗的海洋。白色和蓝色的条布碎片到处都是，人群用脚践踏着它们……我们穿过了一座桥，来到了瓦西里岛。码头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无数的群众不耐烦地涌入其中。每个人都试图挤到演讲者要发言的阳台上。大学的窗户和尖顶上到处点缀着红色的旗帜。我好不容易才挤进了建筑物里。我的发言顺序排到了不记得是第三名还是第四名。我站到阳台上，眼前浮现了非常特别的景象。街道上人山人海。学生们的蓝帽和红旗点缀了十几万人群。现场一片寂静，每个人都想聆听这场演说。
“公民们！在我们向统治匪帮的胸口上打了一记重拳后，我们获得了自由的承诺。我们获得了选举权和立法权的承诺。这是谁承诺的？是尼古拉二世。出于良心发现？还是抱着一颗洁白无暇的心？我们都没法替他下结论。他的统治是从祝贺其辉煌的法纳哥里团的士兵谋杀了雅罗斯拉夫工人开始的——踩着一具又一具尸体，他来到了1月9日那个血腥的星期日。我们正是迫使了这位在王座上不知疲倦的刽子手给我们以自由的承诺。多么伟大的胜利啊！但是不要急着庆祝胜利，因为胜利还没有完成。难道支付的承诺和真金白银是一回事吗？难道自由的承诺和自由本身是一回事吗？如果你们当中有谁相信沙皇的承诺，就请大声说出来——我们很乐意见到这位奇人。看看周围，公民们：难道今天和昨天相比有了什么变化吗？难道监狱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吗？难道彼得保罗要塞已经不再主宰这个城市了？难道你们没听见从它那可恶的墙后面传来的埋怨声与痛骂声吗？难道我们的兄弟们已经从偏远的西伯利亚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大赦！大赦！大赦！”下面的人群喊道。
“……如果政府是真诚地决定与人民和解，那么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大赦。但是，公民们，难道，只有大赦——就没了？今天他们可以放走几百名政治斗士，第二天他们就能把另外上千名抓起来。难道在关于自由的宣言边上，贴着的不是‘不惜子弹’的命令吗？难道昨天晚上他们没有在技术学院开枪吗？难道今天早上他们没有对和平聆听演讲的人使用了刺刀？难道刽子手特雷波夫已经不是彼得堡的主人了吗？”
“打倒特雷波夫！”传来了回应的喊声。
“……打倒特雷波夫！但难道只有他一个吗？难道官僚机构的后备军里就没有人可以把他换下来了吗？特雷波夫倚仗着军队的，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沾满1月9日鲜血的禁卫军是他的靠山和力量。他下令对你们不留活口，不留子弹[4]。我们不能，不想也不应该生活在枪口之下。公民们！我们要求：军队滚出彼得堡！在首都25俄里的范围内不应该留下任何一个士兵。自由的公民将自己来维持治安（порядок）。人民将把每个人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打倒（Долой）军队，把他们赶出出彼得堡！”
“……公民们！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必须手持利剑，为自己的自由站岗。至于沙皇的宣言——请看吧，不过就是一张废纸罢了。你们看，它在我的手里变成了一团废纸。今天他们能把它发布出去，明天他们就会把它拿走，把它撕成碎片，就像我现在在你们面前撕毁了这张‘纸面的自由’一样！……”
还有其他两三个发言者发言了。他们最后都呼吁下午4点在涅瓦大街集合，并从那里向监狱游行，要求大赦。
[1]亚·亚·李肯斯，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院的一名高级医生。——原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李肯斯（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Литкенс，1863年3月26日—1941年7月5日），苏联治疗师、双语学家。1905年起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基炮兵学校担任医生，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伏罗希洛夫的私人医生。1922年起在红场开办私人诊所。1929年开办医院便于理疗。1938年被授予红星勋章。1940—1941年任国防人民委员会医院副院长。1941年在莫斯科逝世。
[2]А.А.李肯斯，上述医生的小儿子，青年布尔什维克，在受到大惊吓的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原注
[3]叶夫根尼·维克多罗维奇·塔尔列（ЕвгенийВикторовичТарле，1874年11月8日—1955年1月5日），苏联历史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度支持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进入彼得堡大学任教。1905年革命期间曾被宪兵殴打致重伤。1909—1910年期间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工作。二月革命后进入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工作，参与调查沙皇政权罪行。1918年以后相继在彼得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任教。192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因被指控为“工业党”成员而被捕，并开除出苏联科学院。1931年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37年平反，并恢复苏联科学院院士身份。卫国战争时期前往喀山国立大学任教。1955年在莫斯科逝世。
[4]原文直译为“他命令不要留下一颗用于射向你们胸膛和头颅的子弹”。——中译者注 |
第八章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产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八章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产生
1905年的10月、11月和12月是革命的最高潮。它以莫斯科排字工人的小规模罢工开始，以政府血洗了俄罗斯沙皇的古老首都结束。但除了闭幕的时刻，即莫斯科起义以外，莫斯科在这一时期的事件中并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圣彼得堡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不能与巴黎在18世纪革命中的作用相提并论。法国一方面在经济上具有原始性（特别是通讯手段的原始性），而在另一方面，法国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权的——这使得法国革命能够在巴黎城墙以内进行。这和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多少大型产业中心，就创造了多少独立的革命策源地。这些产业中心是独立的，但也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尽管国家具有中央集权的特点，而铁路和电报使得革命分散化了，但是它们又使革命的所有分散行动统一起来。如果从这一个结果来看我们就说彼得堡的声音具有最主要的意义，那么这并不意味着革命集中在涅瓦大街又或者是冬宫外，而只是在说它的斗争口号和斗争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有力的革命的回应。彼得堡采用的组织类型，以及彼得堡报刊的口吻，立即成为各省的典范。地方各省的事件，除了舰队与要塞的起义以外，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
因此，如果我们有权利把涅瓦河畔的首府看作是1905年底所有事件的中心的话，那么，就可以将工人代表苏维埃视为彼得堡本身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苏维埃直到今天为止都是人们见过最伟大的工人组织；这不仅是因为彼得堡苏维埃给莫斯科、敖德萨和其他一些城市树立了榜样；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纯粹以阶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的组织。苏维埃是一切事件的轴心，事件的每一条线索都交汇于它，每一次行动的号召都来自于它。
那么，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什么？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出现，是对事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客观需求的回应——需求呼唤这样一种组织：既具权威，而又无传统，一下就能卷进多达几十万人的分散群众，而又几乎没有任何组织的依靠；团结无产阶级内部的革命潮流，能够主动和自动地控制自己；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在24小时内从石头里蹦出来。在地下把几百名彼得堡工人结实地焊接在一起，并在思想上与几千名彼得堡工人相连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善于向群众传递自己的口号；但是，它却无力和几十万人群建立起活生生的组织上的联系——它一直都在群众眼光之外的秘密实验室里从事主要工作，仅仅这一点就让它如此无力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也有同样的地下工作者职业病，并且病情还因为其软弱无力和不稳定性而不断加重。社会民主党中两个同样强大的派别之间的倾轧，以及这两个派别与社会革命党的斗争，使得另外建立一个非党的组织变得绝对必要。[1]这样的组织为了能在诞生的第一天就在群众的心目中树立权威，就必须以最广泛的代表性为基础。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不言自明。由于生产过程是联结无产阶级群众的唯一纽带，而这一无产阶级群众在组织上还相当缺乏经验，因此，只能使选派代表的制度与工厂和车间联系在一起。[2]施德洛夫斯基[3]参议员的委员会就提供了一个组织上先例。
10月10日，在最大规模的罢工临近的时刻，彼得堡的两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其中一个抓住了主动权，建立革命工人自治。13日晚，后来的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在技术学院的建筑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超过三四十人。会议决定立即号召首都无产阶级举行政治总罢工并选举代表。“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会议上起草的呼吁书上写道，“将诉诸世界工人运动最后的、最强大的武器——总罢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俄国将发生决定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将决定工人阶级今后许多年的命运，我们必须在我们共同的苏维埃的团结下，做好充分准备应对这些事件。”
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得到一致通过的——而且，况且，这里并没有对总罢工及其方法、目的和可能性开展任何原则性的辩论。尽管不久之后，正是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德国党的行列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一事实没有必要用民族心理的差异来解释；相反，这意味着我们俄罗斯人总是病态地倾向于在战术问题上自作聪明并作细节上的预测。原因就在于这一时代的革命性质。苏维埃从诞生那刻起，直到它灭亡的那一刻，一直处在革命自发力的强大压力下，而这一自发力以毫不客气的方式超越了政治意识的工作。
工人代表的每一步都是事先注定的，而他的战术则是显而易见的。斗争的方法不必讨论——几乎没有时间来制定这些方法……十月罢工满怀信心地接近了自己的顶峰。金属工人和印刷工人冲锋在首。他们是第一批参加战斗的人，并在10月13日的时候明确无误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
※※※
“我们宣布举行政治罢工，”革命的堡垒奥布霍夫厂如此表示道，“并将为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而战斗到最后一刻，以便在俄国引进（Введение）民主共和国。”
发电站的工人喊出了同样的口号：“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一道，将为自己的诉求战斗到最后一刻，并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展示我们拿起武器为人民解放作斗争的战斗准备。”
印刷工人在10月14日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时，更加坚决地制定了当下的任务：
“我们认识到了仅仅作消极斗争和怠工是不够的，因此我们通过决议：把罢工工人阶级的军队转变为革命的军队，也就是说，立即组织工人战斗队。让这些工人战斗队负责武装剩余的工人群众，最好是通过突袭枪店，并尽可能地没收警察与军队的武器。”这项决议并不曾流于空话。印刷工人的工人战斗队异常成功地夺取了城市最大的印刷厂，以便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йСоветаРабочихДепутатов）并在组织邮政—电报罢工方面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0月15日，大多数纺织厂仍在工作。为了吸引非罢工工人参与罢工，苏维埃制定了一整套方案——从口头呼吁到强行胁迫。但是，极端的方法并没有派上用场。在传单召唤没有效果的地方，只要有一群罢工者出现在现场——有时只需要几个人——工人就会立马停止工作。
“当我经过佩克利耶（Пеклие）工厂时，”一位代表向苏维埃作报告：“我看到它还在运转。我打了个电话，表明了自己是工人苏维埃的代表。‘你想干什么？’工厂经理说道。我说：‘我以苏维埃的名义要求你们的工厂立即关闭。’‘好的，我们将在下午三点停工。’”
到10月16日，所有的纺织厂都开始了罢工。除了市中心以外，贸易都停止了。在工人区，所有的店铺都关闭了。苏维埃通过扩大罢工，巩固并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每一座进行罢工的工厂都选出了一名代表，并为他准备了证明文件（грамота），以便将他派去苏维埃。参加第二次会议的已经有来自40个大工厂的代表，2个车间和3个职业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店员工会和办事员工会。在这次于技术学院的物理教室举行的会议上，这几句话的作者第一次参加了会议。
这是在10月14日——一面是罢工，另一面是政府的分裂——坚定地走向危机时刻。那天是特雷波夫下达著名命令的日子：“不放空炮，不留子弹。”而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5日，这同一个特雷波夫认识到，“人民对会议的需要已经成熟了”，便禁止了高等教育机构围墙内的集会，并承诺拨出三座市政建筑供会议使用。我们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里这样写道：“这24小时以来的变化真大啊：我们昨天还不够成熟而只能吃子弹，今天就已经成熟到可以开人民会议了。双手沾满鲜血的恶棍是对的：在这些伟大斗争的日子里，人民正日渐成熟。”
尽管有禁令，但在14日晚，高等教育机构还是人满为患。到处都是集会。我们对当局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聚集起来，宣布特雷波夫将军为我们彼得堡革命人民准备的圈套对我们来说太窄了。我们声明，我们将继续在大学、工厂、街道以及其他所有我们认为必要的地方进行集会。”在技术学院的礼堂，我们讨论了要求市杜马武装工人民兵的必要性，并从那里进入了物理教室。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前一天成立的代表苏维埃。有100名工人代表和革命政党成员坐在阶梯室的长凳上。主席和秘书们被安排在演讲台后坐下。会议与其说是一个议会（парламент），不如说像是一个军事委员会（военныйсовет）。连篇的废话（这是代表机构的症结）丝毫不见踪影。讨论的问题——扩大罢工和向杜马提交要求——都具有纯粹实际的性质，而且讨论进行得认真求实、简短有力并充满活力。人们感到分秒必争。主席坚决制止了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夸夸其谈，并得到了整个会议的严肃赞同。一个特别代表团奉命向城市杜马提出以下要求：
1．立即采取措施，规范数千数万名工人群众的粮食供应；
2．拨出房舍以供会议使用。
3．应该立即停止向警察、宪兵等机关提供粮食、房舍和资金。
4．发放资金武装为自由而战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鉴于杜马是由官僚和房东们组成的，表达这种激进的要求纯粹是一种煽动性的步骤。不言而喻，苏维埃在这一方面不抱有任何幻想。它既没有期望，也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结果。
10月16日，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故、逮捕的尝试等危险以后（请允许我们提醒一下，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立宪宣言发表之前），彼得堡市杜马以“个人会面”的形式受到了接见。在开始讨论以前，在议员不遗余力的支持下，杜马决定，倘若工人代表遭到逮捕，就会将市长派到市行政长官那里去，以声明：议员将会把代表的逮捕看作是对杜马的侮辱。在这之后，代表们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代表团的发言人拉丁同志（已故的克努尼扬茨[4]）是这样总结他的讲话的：
“俄国正在进行的政变是一场资产阶级政变，有产阶级也有利益在里面。先生们，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应该推动这场革命尽快完成。如果你们有任何的远见卓识，如果你们广泛地了解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阶级的事物，那么就应该全力以赴帮助人民，以让他们最迅速地战胜专制主义。我们不需要从你们这里得到同情的决议，也不需要你们对我们的要求给予柏拉图式的支持。我们要求你们用一系列实际行动来表达你们的合作。”
“‘多亏’我们畸形的选举制度，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的财产被掌握在几千名有产者手中。工人代表苏维埃有权要求——它有权要求，而非请求，因为它代表着这个首都城市的几十万工人、居民，而你们只代表少数选民。——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把这个城市的财产供它的全体居民使用，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既然如今最重要的社会任务是与专制主义做斗争，而我们为了完成这场斗争需要会议场所，那么，就向我们开放我们的市政大楼吧！”
“我们需要资金以继续罢工——因此，为罢工拨出市政资金，而不是用于支持警察和宪兵！”
“我们需要武器以获得并保卫自由——因此，为组织无产阶级民兵拨出资金！”
代表团在一部分议员的保护下离开了会议厅。杜马拒绝了苏维埃的所有主要诉求，并表示了对警察的信任——对警察作为秩序之守护天使（охранительницапорядка）的信任。
※※※
随着十月罢工的发展，苏维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民关注的政治焦点。它的重要性不是每日，而是每小时地增长。工业无产阶级是首先团结在它周围的第一批人。铁路工会出来与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10月14日开始与罢工汇合的工会联盟，几乎从其一开始就认为自己不得不置于苏维埃的保护关系（Протекторат）下。众多的罢工委员会——工程师、律师以及政府官员的罢工委员会根据苏维埃的决定来调整自己的行动。通过把零散的组织划归到自己控制下，苏维埃把革命团结到了自己周围。
政府队伍的分裂也在同一时间不断加剧。
特雷波夫横冲直撞，扣下了板机。10月12日，他逼宫尼古拉，让他把自己安排在全彼得堡卫戍部队头子的位置上。14日，他就已经下达了不留子弹的命令。他把首都分为四个军区，每个军区都由一个将军做头子。他以总督的身份威胁所有食品商：倘若关闭商店，就以24小时内驱逐出城伺候。16日，他拔除了所有位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城池”，并让部队占领了它们。在没有正式宣布戒严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实施了戒严。骑在马背上的巡逻队在街上制造恐怖。部队无处不在——在政府机构，在公共建筑，在私人住宅的院子里。在连帝国芭蕾舞团的艺术家都参加了罢工的时候，特雷波夫则坚持在空荡荡的剧院内塞满了士兵。他笑眯眯地摩拳擦掌，期待着一场畅快淋漓的战斗。
（十月的时日——被关闭的大学。）
但是他的小算盘打错了。反对他的官僚派系赢得了胜利。他们希望与历史做一个狡猾的交易。维特正是为此目的而被召来的。
10月17日，特雷波夫的手下驱散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会议。但是苏维埃又找到了开会的办法，并决定以加倍的精力继续罢工，建议工人在复工以前不交房租，也不支付购买货物赊的账，并号召房东和店主不要向工人催账。10月17日这一天，《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一期发行。
也就是在同一天，沙皇签署了立宪宣言。
[1]译者手上的原书（俄罗斯国家出版历史图书馆）在“在地下把几百名……变得绝对必要”的部分上打下了疑似删除的标记，请各位读者予以注意。就译者本人看来，与主张错误理论的派别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与错误理论作斗争的人是否就真的也没有犯错？历史以一种相当鸡贼的方式向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1917年，列宁颠覆了布尔什维克的秩序，托洛茨基也就颠覆了自己的派系调和主张。——Uni
[2]每500名工人派（посылать）出一个代表。小型工业企业为组成选举小组而汇合在一起。那些年轻的工会也可以获得（委派）代表权。但是，也有必要指出，数字标准并未被严格遵循——有的时候100—200名工人就能派出一个代表，有时甚至更少。——原注
〔中译者补注1〕为了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选举”进行区别，这里特地根据原文用词重新斟酌了中文翻译。英译本此处直接使用了选（elect）。
[3]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施德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Шидловский，1843年11月26日—1907年3月14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5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国务院工作。1879年历任助理国务卿和代理国务委员。1885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892年起任参议员。1895—1907年任国务院国务秘书，在任期间于1905年领导了“希德洛夫斯基委员会”。1907年去世。
[4]博格丹·米尔扎赞诺维奇·克努尼扬茨（БогданМирзаджановичКнунянц，1878年11月26日—1911年5月14日），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1年被流放到巴库，随即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和高加索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创立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组织。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在莫斯科被捕。1905年获释，并担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被捕并被判处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7年越狱，流亡国外。后回国，在巴库开展地下活动。1910年再次被捕。1911年在狱中病逝。——中译者注 |
第七章十月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七章十月罢工
——所以你认为革命正在路上？
——在路上！
（1905年5月5日的《新时代报》）
——这不是来了嘛！
（1905年10月14日的《新时代报》）
一
完全自由的人民集会在大学的围墙内举行着，特雷波夫匪徒却在大街上横行霸道。这，就是在1905年革命政治发展期中，那秋天的几个月份里，最令人吃惊的悖论之一。某位年老无知的格拉佐夫[1]将军，不知道为什么竟发现自己担任了教育大臣的职务，他创造了——令他自己也很吃惊的——这些言论自由的避难所。自由派教授抗议说：大学是科学的地盘，在学术中没有街头的位置。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2]亲王死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着这一真理。但几个星期以来，大学的大门仍然大开着。“人民”挤满了走廊，教室和大厅。工人们直接从工厂走进大学。当局惊慌失措。只要工人还在家里或者大街上逗留，当局就可以压制、逮捕、踩踏并射杀他们。但是只要工人一越过大学的门槛，他们就立刻变得不可侵犯了。因此，当局得到了一个客观的教训：宪政法律比起专制法律优势何在。
9月30日，第一次自由的人民集会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基辅大学举行。官方电报社对聚集在弗拉基米尔大学礼堂的听众感到惊恐。报告中提到，除了学生以外，人群中还饱含大量的“男女无关人员、中学生、来自城镇私立学校的青少年、工人、各式各样的地痞流氓和衣衫褴褛者”。
革命的话语已不再潜伏于地下，而是走进并挤满了大学的大厅、教师、走廊和庭院。群众贪婪地吸收着这些朴素而又美丽的革命口号。在官僚机构中的蠢货和反动报刊中的骗子们看来，这群无组织、随随便便的人群，就像“各式各样的地痞流氓”一样，但他们却表现出了甚至连资产阶级记者都感到惊奇的道德纪律和政治敏感性。
一位专栏作家在《罗斯》（Русь）中写道：“你知道在大学里的集会最让我吃惊的是什么吗？是非凡的、模范的秩序。大厅里刚宣布中场休息，我就到走廊上散步去了。大学的走廊颇像一整条街。走廊边上的讲堂里都坐满了人，里面正在开独立的部会。走廊本身就挤满了人，人群在来回走动。其他人则坐在窗台、长椅或柜子上面。他们抽烟。他们低声交谈。人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参加一个招待会，只不过这场招待会比一般常见的那种要更严肃一些。然而，这就是人民——真正的人民，他们的手因辛勤的体力劳动变得粗糙，他们具备那种在封闭、不健康的场所中过日子的人特有的肤色。他们都有雪亮的眼睛，深深地镶嵌在自己的眼眶里……对于这些不高、瘦弱、营养不良的人来说，对于这些从工厂或厂房、从冶炼钢铁或者铸造铁器，高温和烟雾令人窒息的车间来到这里的人来说，大学就像一座庙宇，高大、宽敞、白得耀眼。在这里被提出来的每一句话中，都有着祈祷的声音……他们刚被唤醒的求知欲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任何一种（？）理论。”
不，这群受到启发的人并没有吸收一切理论。那些声称在极端政党和群众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团结的反动青年曾试图向这一人群大放厥词，但他们不敢。他们紧紧地坐在自己的反动地洞里，等待着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对过去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但是也不只有他们，甚至连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演说家也没能向这个一望无际、变化无常的听众发表意见。在这里，是革命的演说家在叱咤风云。在这里，是社会民主党人化作不可分割、至关重要的政治纽带，把人民的原子团结起来。在这里，他们把群众伟大的社会激情翻译成了革命口号的完美语言。离开大学的那群人，已经不再是当初进入大学的那群人了……这样的集会每天都在举行。工人们的情绪越发高涨，但党没有发出任何号召。群众的行动预计会在相当晚的时候开始——恰逢一月九日的纪念日，和本该在1月10日就召开的国家杜马正式召开之日。铁路工人工会威胁要拒绝让布雷金的杜马代表进入彼得堡。但是，事态的发展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迅速。
二
9月19日，莫斯科西廷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提出了缩短工作日、提高每1000字母的计件费，且计件费内不能包括标点符号的要求。这个小事件引发了全俄罗斯的政治罢工——罢工的原因是标点符号，终点是打倒专制主义。
警察局在自己的通示中控告说，西廷的罢工被一个当局钦定的非法协会——“莫斯科印刷和石印工人联盟”利用了。到24日晚，罢工已经蔓延到50家印刷厂。25日，在一场市行政长官（Градоначальник）允许的会议上，索赔方案被制定了出来。这个方案被市行政长官解释为“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独断专行”，并且，这位警察暴君以“工人的个人‘独立性’受到了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蛊惑”为名，试图用他那笨拙的拳头来镇压印刷工人的罢工。
但是，因标点符号而引起的这场罢工，已经成功蔓延到其他产业了。莫斯科的面包师罢工了，而且罢工得非常顽强，以至于顿河哥萨克第一团的两个连，不得不以其舍己忘身的勇敢以及其特有的充满荣誉的武器，来猛攻菲利波夫的面包店。10月1日，一封电报从莫斯科方面发出，说工厂和车间里的罢工已经开始平息。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喘口气罢了。
10月2日，彼得堡的印刷业排字工人决定通过三天的罢工来表示其与莫斯科同志的团结。从莫斯科来的电报里提到，莫斯科的工厂“继续罢工”。街头事件没有发生：大雨是法律和秩序最可靠的盟友。
将在十月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铁路部门发出了第一个警告。9月30日，政治风波开始在莫斯科—库尔斯克以及莫斯科—喀山两条铁路的机修厂里发酵。这两条铁路已经准备好在10月1日开始运动。他们被铁路工会挡下来了。工会根据2月、4月以及7月各条线路罢工的经验，准备在国家杜马召开的同时举行一次全铁路总罢工；目前它反对零散的行动。但是，这场风波依旧没有停止。在之前的9月20日，在彼得堡就召开了官方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以讨论养老基金的问题。这次会议自发地扩大了它的职权范围，并且在整个铁路界的掌声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政治代表大会。各方对大会的问候纷至沓来。风波加剧了。立即举行全铁路总罢工的想法在莫斯科地区得到支持。
10月3日，我们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话信息，大意是讲工厂和车间的罢工正在逐渐减少。在车间罢工了的莫斯科—布列斯特铁路上，明显可以看到支持复工的运动。
罢工还没有下定决心。它还在思索和犹豫。
来自印刷、机修、细木、烟草等行业的工人代表组成的会议通过了成立莫斯科全体工人总委员会（苏维埃，совет）的决定。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似乎一切都在走向平静。里加的罢工结束了。10月4日和5日，莫斯科有许多印刷厂复工了。报纸出现了。就在一天后，萨拉托夫版也在终端一周后出现了：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即将到来的事件。
10月5日，在彼得堡的大学里的集会上，一项决议通过了——要求在指定日期前停止“因同情”而开始的罢工。从10月6日开始，彼得堡的排字工人在为期三天的罢工声援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同一天，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已经宣布了关于什利谢利大街的秩序完全恢复以及被莫斯科的新闻打断的全面复工的消息。7日，涅瓦造船厂的一半工人复工了。除了奥布霍夫厂宣布政治罢工持续到10月10日以外，涅夫斯基门外的所有工厂都在运转。
平常的日子似乎要回来了——日常生活当然回来了，只不过是革命的日常生活。看起来，好像是罢工做了几次无组织的尝试，放弃了它们，然后离开了……但这只是“看起来”。
三
事实上，罢工马力十足，准备就绪。它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工作——以便立即接管铁路。
受各条线路，特别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线路上普遍存在的紧张情绪的影响，铁路工人工会中央办公室决定宣布总罢工。他们在这样做决定的时候，只想到了试探性地动员各地的战斗力量；战斗本身还是计划到1月份开始。
决定性的一天在10月7日。“心脏的痉挛已经开始了，”《新时代报》如此写道，“莫斯科的铁路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莫斯科俨然化作孤岛。[3]焦急的电报在电报线上飞奔，一个追赶另一个——下新城（Нижний）[4]，阿尔扎马斯（Арзамас）[5]，卡希拉（Кашира）[6]，梁赞（Рязань）[7]，韦尼奥夫（Венев）[8]，都在抱怨铁路停摆。”
10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进入罢工状态。下新城的罗莫丹诺夫支线罢工。第二天，罢工蔓延到莫斯科—雅罗斯拉夫（Ярославь）线、莫斯科—下城[9]线和莫斯科—库尔斯克线。但其他枢纽地带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10月8日，彼得堡铁路枢纽的职工会议通过了决定，积极着手组织全俄铁路工会（这是在4月的莫斯科代表大会上被首次提出来的），以便随后向政府提交最后通牒，并通过整个铁路网的罢工来支持自己的要求。然而在这里，罢工也被无限期地推迟到了将来。
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以及莫斯科—布列斯特等线路于10月9日罢工。罢工控制住了局势，并感到自己已经稳稳扎根，推翻了一切对它有敌意的、抑制的、拖沓的决定。
10月9日，在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彼得堡紧急会议上，制定了铁路罢工的口号，并立即用电报将它们传达到各条线路。它们是：八小时工作日、公民自由、大赦和立宪会议。
罢工开始信心满满地接管这个国家。它不再犹豫和彷徨。罢工参与者的自信心与他们的人数同步增长。革命的阶级要求比职业的经济要求更早地提出。罢工无视了地方和行业的界限，开始感到自己是一场革命——因此也获得了空前的胆量。
罢工沿着铁轨向前冲去，威严地封锁了经过的所有地方。它通过铁路电报的电线宣布了自己的到来。“罢工吧！”——罢工对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命令道。10月9日，报纸向全俄罗斯通报了一则公告，提到喀山铁路上一位叫别德诺夫的电工被捕。他们还希望通过没收一捆传单来阻止罢工。一群蠢货！工潮仍然向前进发……
它遵循着一个雄伟的计划——停止整个国家的工业和商业生活——，它没有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在电报机拒绝为它服务的地方，它用武力斩断了电线，或推倒了电线杆。它使发电站陷入了停顿，而如果这样做太难的话——它就破坏电缆并使火车站陷入黑暗。在遇到顽强抵抗阻碍其计划的地方，它毫不犹豫地破坏线路，毁坏信号，推翻机车，在线路上设置障碍或将铁路车厢放置在桥梁上。它渗透到起降机上，并阻止绞车工作。无论它在哪里看到了货运列车，都会使其停止运行，而客运列车通常会开到最近的枢纽站或其目的地。
罢工只会为了自己的目的，才允许自己打破雷打不动的誓言。它需要革命的新闻公报时，就会让印刷厂开工；它需要发出罢工指令时，就会启用电报；当车上有罢工者的代表时，它就会放行列车。
一切都不能幸免：它关闭了工厂，药房，杂货店，法院。
它的注意力会时不时地疲惫，警惕性也时常松懈，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有时，零散的列车会冲过罢工的障碍，——然后，罢工就会出发去追赶列车。这零散的列车就像逃亡的罪犯，在黑暗和空旷的车站里奔跑，接不到任何电报通知，与恐惧和未知相伴前行。但是，最终，工潮最终会追赶上列车，停下机车，赶走司机并放掉蒸汽。
它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它呼吁，说服，恳求；它跪下来乞求——这是一位女演说家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做的事情；它威胁，恐吓，投掷石块，最后，它还扣下了勃朗宁枪的扳机。它不惜一切代价想达成自己的目的。它压上了太多赌注：父亲的血，儿女的面包，还有自己力量的名誉。整个阶级都服从它；而当这个阶级中被敌对力量腐蚀的一小部分人，挡在它的路上时，罢工粗暴地把障碍物踢到一边——这难道很奇怪吗？
（1905年10月）
四
这个国家的运动神经正在逐渐死亡。经济肌体越来越麻木。斯摩棱斯克，基尔萨诺夫，图拉，卢科亚诺夫无助地抱怨铁路的完全罢工。笨拙的铁路营无能为力，因为所有的线路和站点都在反对他们。10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几乎所有线路都闲置了，包括远至特维尔的尼古拉耶夫铁路[10]——莫斯科就此彻底迷失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中心。以莫斯科为枢纽的最后一条铁路——萨维奥洛沃铁路在16日开始了罢工。
10日晚，罢工的铁路员工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开会，决心继续罢工，直到其所有要求被满足。
铁路罢工从中心出发，跨过高山，越过平原，迈向边境。梁赞—乌拉尔线在8日罢工，波列斯基铁路的布良斯克线和斯摩棱斯克—丹科夫线在9日罢工；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铁路和叶卡捷琳娜铁路（Екатерининскаяж.д.）[11]以及以哈尔科夫为中心的所有铁路则在10日罢工。各地的食品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到了11日，莫斯科已经开始抱怨牛奶短缺。
当天，铁路罢工进一步蔓延。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12]铁路交通开始停顿。然后是奥廖尔枢纽。西南铁路最大的车站——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克列缅丘格铁路的卡扎京、博祖利和敖德萨也开始了罢工。全天只有三辆列车到达了萨拉托夫，而这三辆列车里除了罢工者选出的代表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乘客。电报报道说，这些代表的列车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铁路罢工无情地蔓延，一条线接着一条线，一列接着一列都被卷入进这场罢工。10月11日，库尔兰省[13]总督发布了一项紧急法令，规定停止铁路上的工作可以判处三个月的监禁。对这一挑战的回复马上就出现了。到了12日，莫斯科到克雷兹堡[14]之间已经没有列车运行，这条铁路线处于罢工状态，文达瓦[15]没有列车到达。15日的时候，文达瓦的起重机和商业铁路机构也停止了运作。
10月11日至12日夜间，维斯瓦河畔地区[16]所有支线的交通都已经停止了。早上，前往彼得堡的列车并没有从华沙开出。就在同一天，也就是12日，罢工包围了彼得堡。革命的本能促使罢工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首先唤起各省工人的情绪，然后利用成千上万封惊恐的电报淹没彼得堡，从而制造“心理时刻”，恐吓中央政府，然后才亲临现场，以便打出最后一击。12日上午，以彼得堡为枢纽的所有铁路完全一致地停工。只有一条芬兰线在还在运行，等待整个芬兰的革命动员——这条线路只持续运行了4天，即在16号就停止了。10月13日，十月罢工蔓延到了列威利[17]、利巴瓦[18]、里加和布列斯特。彼尔姆站停止了工作。塔什干铁路的一部分停止运行。14日，布列斯特枢纽，外高加索铁路和中亚铁路的阿什哈巴德和新布哈拉站先后开始了罢工。同日，工潮开始席卷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赤塔和伊尔库斯克开始，由东向西移动，于17日到达车里雅宾斯克和库尔干。巴库站于15日罢工，敖德萨于17日罢工。
这种运动神经的麻痹伴随着感觉神经的麻痹——11日，哈尔科夫的电报信息中断，13日车里雅宾斯克和伊尔库斯克中断，14日莫斯科中断，15日则是彼得堡中断。
由于铁路罢工，邮政系统被迫拒绝所有城市的通信收件。
在莫斯科的老公路上，人们一度看到了马拉的三套车。
不仅全俄罗斯和波兰的所有铁路，还有弗拉季高加索、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铁路都处于停顿状态。整个铁路大军——75万人，都在罢工。
五
面包、商品、肉类、蔬菜、鱼类等交易所开始发出忧虑的公报。食品价格，特别是肉类价格迅速上涨。金融交易所在颤抖——革命一直是其死敌。他们一旦面对面，交易所就失魂落魄。它冲向电报机，可电报机保持着敌意的沉默。邮局也同样拒绝服务。交易所敲开了国家银行的大门，却被告知，银行不能保证在固定的日期内完成转账。铁路和工业的股票就像一群受惊的鸟儿一样离开了栖息地，飞走了——只不过不是向上飞，而是向下飞。在证券交易所投机的阴暗王国里充斥着惊慌失措和咬牙切齿。货币流通受阻，各省的付款停止流入两京。以现金方式结算的企业停止了付款。拒付期票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发票人，保证人，付款人和收款人烦躁，辗转反侧并要求违反为他们的用途而制定的法律（Закон），因为她（она）——罢工和革命——违反了经济运转的所有如同法律一般的准则（Закон）。
但是罢工并不将自己限于铁路。她要变成总罢工。
在放掉了机车里的蒸汽，熄灭了车站里的灯光后，她和铁路工人的人群一起进城，占领了有轨电车；让马车的马停下来并让乘客们不得不下马；关闭商店、餐厅、咖啡馆和酒馆，并自信地靠近工厂的大门。里面已经有人在等待她了。警报哨声响起，工作停止，街上的人潮立马增加。她继续向前走，并已经举起了红色的旗帜。旗帜上面写道，说她想要立宪会议和共和国，她要为社会主义而战。她路过了一家反动派报纸的编辑部，满怀仇恨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受污染的意识形态之源。如果有一块石头碰巧在手，她就会把它扔到窗户上。自由派报刊自以为是在“为人民服务”，派代表接近她，发誓为这可怕的时日带来“和解”并恳求她的宽恕。她丝毫不理睬这些请求。排字字盘被关上，排字工人冲上街来。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了……罢工统治了一切。
10月10日，莫斯科、哈尔科夫和列威利开始举行政治总罢工。11号——斯摩棱斯克、科兹洛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罗兹[19]。12号——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萨马拉、萨拉托夫和波尔塔瓦。13号——彼得堡、奥尔沙[20]、明斯克、克列缅丘格和辛菲罗波尔[21]。14号——戈梅利[18a]、卡利什[17a]、顿河河畔罗斯托夫、第比利斯[22]和伊尔库斯克。15号——维尔纽斯[23]、敖德萨和巴统[24]。16号——奥伦堡。17号——尤里耶夫、维捷布斯克[18b]和托木斯克。里加、利巴瓦、华沙、普沃茨克[17b]、比亚韦斯托克[17c]、考纳斯[25]、陶格夫匹尔斯[26]、普斯科夫、波尔塔瓦[27]、尼古拉耶夫、马里乌波尔[25a]、喀山、琴斯托霍瓦[17d]和兹拉托乌斯特等地都发生了罢工。各处的工业都崩溃了，许多地方的商业生活也完全停顿了。教育机关被关闭了。知识分子的“工会”也加入了无产阶级罢工的行列。在许多地方，陪审团拒绝开庭，律师拒绝辩护，医生拒绝看病。调解法官关闭了它们的暗箱。
六
罢工组织了巨大的集会。群众的紧张情绪和当局的失望情绪同时增长，相互交织。街道和广场上到处都是骑兵和徒步巡逻队。哥萨克人挑拨罢工以求反击：他们向人群冲锋，抽打着鞭子，用马刀劈砍，从角落毫无预警地开枪。
然后，罢工在任何其可以表明的地方表明了一点：它绝不仅仅进行观望的停工，绝不仅仅进行在胸前画十字祈祷的消极抗议。它保卫自己，并在这种保卫之中转入进攻。
在南方的一些城镇里，罢工竖起了街垒，夺取了武器店以武装自己，并进行了抵抗——如果抵抗不是胜利的，那也至少是英勇的。
10月10日，在哈尔科夫的一次集会后，人群夺取了武器店。11日，工人和学生在大学附近设置了街垒。电报杆被拆掉，横铺在街道上；在上面堆着的，有铁门，百叶窗，格栅，包装箱，木板，原木；所有这些东西都被用电报线捆起来了。有些街垒被建在了石基上；从人行道上挖出来的重石板被堆在了原木上。到下午一点，10个街垒就按照这种简洁而又优雅的建筑风格建好了。大学的窗户和过道也被设置好了障碍物。“在大学所在的区域”，被宣布处于戒严状态……该地区的权力被托付给某位无疑是英勇的毛（Мау）中将。但是，总督选择了讲和。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体面的投降条件被制定了出来。一支民兵（милиция）被组织了起来，并受到了公民的热烈欢迎。民兵恢复了治安（Порядок）。但是，彼得堡要求武力粉碎这种治安。民兵几乎是刚一成功出现就被驱散了，城市又变成了骑马或步行的流氓的天下。
10月11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哥萨克人背信弃义地向和平人群开枪以后，街道上第一次出现了街垒。它们一共有六个。最大的那个被矗立在布良斯克广场上。马车，铁轨，电线杆，以及几十种小物件——正如维克多·雨果说的，革命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向旧秩序的头颅投掷——都被用来建造街垒。街垒的骨架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土，两边挖了沟，沟前竖起了铁丝网。从早上开始，每个街垒都驻有几百人。军队的第一次攻击没能奏效；直到下午3点30分，士兵才夺取了第一个街垒。在他们进攻的过程中，有人从屋顶上接连投下两枚炸弹；士兵中也有死伤。傍晚时分，部队夺取了所有街垒。12日，镇上再现死寂。军队在擦拭自己的步枪，而革命在安葬自己的牺牲者。
10月16日是敖德萨设置街垒的日子。从早上开始，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街和黎塞留街，有轨电车被掀翻，商店的招牌被取下，树木被砍伐，街边的长椅被集中到一堆。四个由有刺铁丝网组成的街垒和整条街一样宽，拱卫着它。这些街垒在战斗后被士兵们清走，并在清洁工的帮助下撕裂。
罢工者和士兵之间的街头冲突，以及设置街垒的尝试在许多其他城镇都有发生。但总的来说，10月的时日仍然是一次政治罢工，是一场革命的演习，是一次对所有战斗力量的同时检阅，但无论如何，都还不算是一次武装起义。
七
然而，专制主义却让步了。笼罩着全国的可怕紧张局势，从各省传来的压倒性数量的惊慌失措的报告，未来局势的完全不明朗——所有这些都在当局的行列中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慌。他们对军队没有完全的、无条件的信任：集会上出现了士兵；在集会上发言的军官声称，三分之一的军队“和人民站在一起”。此外，铁路罢工在军事镇压面前摆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最后，还有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它明白它在面对的是一场革命，并宣布它不打算再容忍这样的事态。它要求建立秩序和宪法保障。
专制主义处于彻底的混乱，开始作出让步。一份宣言被发表了（10月17日）。维特伯爵当上了首相，而且——如果他能否认的话，就让他否认吧——这要感谢革命罢工的胜利，或者更确切的说：要感谢这个胜利的不彻底性。从10月17日夜里开始到18日，人们打着红色的旗帜在大街上游行，要求大赦，在一月大屠杀的发生地高唱《永恒的记忆》[28]，并在波别多诺斯采夫[29]和其《新时代报》办公室的窗户前高喊“天杀的（анафема）”……18日上午，宪制时代的第一批血型清场事件开始了。
敌人没有被扼杀。他们只是在出人意料的力量面前一时撤退了。十月罢工表明，革命现在能够使整个俄罗斯的城市化地带同时站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当权反动派在对十月的力量考验作出反应时，他们一方面发表了10月17日的宣言，另一方面又动员其的所有战斗部队参加其黑色恐怖的事业，这表现出他们对这一事实的正确认识。[30]
八
十年前[31]，普列汉诺夫在伦敦社会主义大会上说，俄国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否则就根本不会取得胜利。
1905年1月7日，司徒卢威写道：“俄国不存在革命的人民这种事物。”
10月17日，专制政府为革命的第一次严肃胜利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个胜利是由无产阶级取得的。那时的普列汉诺夫是对的：革命运动作为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
诚然，十月革命的发生，不仅有资产阶级的物质帮助，而且还有自由职业者罢工的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形势。工程师、律师、医生的罢工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意义。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劳动者总罢工的政治意义。因此，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不容置辩的无限领导权（гегемония）。自由职业者在1月9日以后采取了彼得堡工人提出的基本民主口号，在10月份甚至也采用了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方法：罢工。知识分子中最革命的那一翼，早已把罢工式的斗争从工厂带到了大学——伴随着整个自由派教授集体的庄严抗议。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进一步发展，使罢工蔓延到了法院、药房、地方自治管理局和城市杜马。
十月的罢工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表现，同时也是农业国中城镇领导权的表现。
被民粹运动神化的土地旧势力，已经让位给资本主义城镇的专制（деспотия）了。
城镇左右着局势。它吞噬巨大的财富，它用铁轨把村庄连接在一起——它沿着这些铁轨把所有生活领域中最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力量矿藏都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它都控制着整个国家。反动派徒劳地计算着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并自我安慰说“俄国仍然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现代城镇的政治作用不能够用居民的数量来衡量，更不能用其经济作用来衡量。面对罢工的城镇，农村的沉默下反动派的退缩就是城镇专政（диктатура）的最好证明。
十月的时日表明，革命的领导权属于城镇，而在城镇里则属于无产阶级。但同时也公开暴露了自觉革命的城镇与自发兴奋的农村在政治上的隔绝性（отрезанность）。
十月的时日在实践中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军队站在谁的一边？他们表明，俄罗斯之自由的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革命的十月时日导致了反动派的十月狂欢。黑恶势力利用了革命的低潮时机并发动了血腥的攻击。这次攻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罢工—革命放下了手中的锤子，却还没有拿起剑。十月的时日用一个可怕的力量向革命表明：革命需要武装。
把农村组织起来，把它和自己绑定；与军队建立密切的联系；武装自己——这些都是十月斗争和十月胜利教给无产阶级伟大而又简单的结论。[32]
革命正是建立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之上的。
※※※
在我们写于自由主义“春天”时期的纲要《到1月9日以前》中，我们试图描绘出革命关系未来发展的路线。我们尽力强调了[33]群众的政治罢工是俄国革命的必然方法。某些诚挚的政治家（应该补充说，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指责我们试图为革命开好处方。这些批评者向我们解释说，罢工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特有的方法，是不能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起到我们“强加给它”的作用的。事件的发展已经违背了许多深邃的思想家列好的死板公式，早已使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答复这些可敬的批评家[34]了。与1月9日爆发的悲剧共享同一基础的彼得堡总罢工，是在我们的纲要还没付印的时候发生的：显然，我们的“处方”是从革命的实际发展中简单地剽窃写成的。
1905年2月，在彼得堡“流血星期日”直接挑起的混乱、不相配合的罢工此起彼伏时，我们写道：
“1月9日以后，革命已不知停止。它已经不再满足于唤起一批又一批人投身于地下秘密工作；它现在正在公开并紧急地在自己的战斗连、团、营和师中进行点名。它的军队的主力是无产阶级，而这就导致革命把罢工作为它进行这种点名的手段。”
“一行接着一行，一个工厂接着另一个工厂，一座城接着另一座城，人们把工作丢到一旁。铁路人员充当了罢工的雷管，而铁路线是罢工‘疫情’的传播媒介。被提出来的经济诉求几乎一下子就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但是，无论是罢工的开始，还是其结束，都并不完全取决于诉求的性质和它们得到满足的形式。罢工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济斗争被建立在成型的要求之上；正相反，诉求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必须有罢工。工人必须向自己，向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最后向全部人民展现出自己积累的力量，自己的阶级反应能力，自己的战斗准备情况。以上这些全部都要接受革命的总检阅。罢工者自己和支持他们的人、同情他们的人、害怕他们的人和憎恨他们的人都意识到或者朦胧地感觉到，这一场罢工风暴，从一个地方席卷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又飞起来，向前猛冲去。它不仅仅是为自己出现，而是革命的意志把它派到了这片土地上。”
我们并没有搞错。十月大罢工正是根植于九个月的罢工运动准备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对于本质上幼稚的自由派来说，十月罢工就像一月九日那样出人意料。这些事件并没有在他们预设的历史路线图上出现过；它们像楔子一样切入其中，而自由主义思想则后知后觉地接受了这些事件。不仅如此。如果说到十月罢工前，自由派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乡绅上，从而轻视了总罢工的想法，那么可以说到10月17日之后，同样的自由派，以其左翼为代表，把希望寄托在罢工的胜利事实上，从而拒绝了其他所有形式的革命斗争。
“这次和平的罢工，”普罗科波维奇[35]先生在《权利》上写道，“所涉及的受害者人数比一月运动要少得多，最终使政变（переворот）发生了，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国体（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строй）的革命。”
“历史，”他继续说，“在剥夺无产阶级其中一个争取人民权利的手段——即街头起义和街垒的同时，也给了它一个更为有用的手段，即政治总罢工。[36]”
上述引文表明了，在“激进主义”的普罗科波维奇们还在寄厚望于乡绅反对派的时候，我们给作为俄国革命的必然方法——群众性政治罢工赋予了怎样巨大的意义。但是我们绝不就此认为，总罢工取消或者替代了原先的革命方法。它只是修改和补充了这些方法。同样，无论我们如何高度评价十月罢工的意义，我们也完全不能承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国体”。恰恰相反，所有后来的政治发展都只能用国家体制停滞不前来解释。不仅如此，罢工也不可能实现政变（переворот）。作为一场政治罢工，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把死敌们面对面放在了一起。
铁路和电报的罢工无可争议地把极端的无组织状态引入了政府机关。而且，这种无组织状态存在得越久，罢工也就持续得越久。但是，长期的罢工会瓦解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并必然削弱工人自身的力量。归根结底，罢工不可能不告一段落。但是，只要第一台机车又开始冒出蒸汽，第一台莫尔斯电报机又开始咔咔作响，被保持住的权力就能把所有断掉的杠杆都换掉，一般说来，还能对国家机器老旧不再适用的部件进行更新。
在斗争中，削弱敌人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是罢工完成的工作。同时，罢工还能同时使革命的军队站立起来。但是，这两者本身都不能制造政变（переворот）。
权力还是要从旧的持有人手中夺过来，并转交给革命。这是一项根本任务。总罢工只是为它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但完全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本身。
旧的国家政权依靠其物质力量，尤其是军队。军队阻碍了真正的，而非纸面上的“政变”。在革命的某一时刻，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士兵是站在他们的同情心一方，还是刺刀？这不是一个可以借助调查表来回答的问题。关于现代城镇的街道宽度和笔直程度，又或者是最新型武器样品的特点等等——调查表可以在这些方面提出许多有用的、适当的意见。但是，这些技术上的考虑都不能取代关于革命接管国家政权的问题。必须克服军队的落后保守。革命，是通过把人民群众与军队对立起来，来克服这种问题的。总罢工为这种对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种严酷的方法，但历史别无抉择。
[1]弗拉基米尔·加夫里洛维奇·格拉佐夫（ВладимирГавриловичГлазов，1848年9月12日—1920年？月？日），早年进入俄军服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1—1893年任第一救生团团长。1893—1895年任莫斯科救生团团长。1895—1899年任近卫军参谋长。1899—1901年任芬兰军区参谋长。1904—1905年任公共教育大臣。1909—1918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退役。——中译者注
[2]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СергейНиколаевичТрубецкой，1862年8月4日—1905年10月12日），俄国宗教哲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88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00—1905年期间出版《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1902年起担任国务委员。1904年起鼓吹政治改革。1905年6月带领一个自由派代表团拜见尼古拉二世，同年10月12日病逝。——中译者注
[3]原文直译为:“莫斯科被与全国隔离了。”——中译者注
[4]即下诺夫哥罗德，距莫斯科约410公里，在东边。——中译者注
[5]在今下诺夫哥罗德州，距莫斯科约400公里。——中译者注
[6]在今莫斯科州，莫斯科以南约110公里。——中译者注
[7]在今梁赞州，莫斯科东南方向约190公里。——中译者注
[8]在今图拉州，莫斯科以南约160公里。——中译者注
[9]即下诺夫哥罗德（下新城）在俄语中的另一种拼法（Нижегородский）。——中译者注
[10]即莫斯科—圣彼得堡铁路。——中译者注
[11]这是一条横穿南乌克兰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东南地区的铁路。——中译者注
[12]位于今车里雅宾斯克州。——中译者注
[13]在今拉脱维亚西部。——中译者注
[14]今拉脱维亚克鲁斯特皮尔斯自治市。——中译者注
[15]今拉脱维亚文茨皮尔斯市。——中译者注
[16]在今波兰。——中译者注
[17][17a][17b][17c][17d]今爱沙尼亚塔林。——中译者注
[18][18a][18b]今拉脱维亚利耶帕亚。——中译者注
[19]在今波兰。——中译者注
[20]在今白俄罗斯。——中译者注
[21]在今克里米亚共和国。——中译者注
[22]今格鲁吉亚首都。——中译者注
[23]今立陶宛首都。——中译者注
[24]在今格鲁吉亚。——中译者注
[25][25a]在今立陶宛。——中译者注
[26]在今拉脱维亚。——中译者注
[27]在今乌克兰。——中译者注
[28]《Вечнаяпамять》，一首东正教圣歌。——中译者注
[29]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КонстантинПетрович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年11月30日—1907年10月23日），俄国保守派政治家、作家、律师、翻译家、历史学家。1860—1865年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授。1861—1865年期间为亚历山大二世的长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教授民法。1865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死后，又为亚历山大三世教授法学。60年代协助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司法改革。1865—1868年任司法部咨询委员。1868—1907年任参议员。1872—1907年任国务院委员。1880—1905年任圣公会首席检察官。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担任其首席顾问，并于1881年4月29日起草了《帝国宣言》，期间推行教区教育改革，并为尼古拉二世教授法学。1905年因反对发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而被解职。1907年死于彼得堡。
[30]原文直译为“当权反动派评估了这些力量”。——中译者注
[31]原文是在1905年写成的。——原注
[32]而且，谨记了这一结论的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在未来的那个十月里取得了政权。——Uni
[33]原文直译为“以最大的能量提出”。——中译者注
[34]这里指的是文人—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唐恩以及其他一些人。——原注
[35]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罗科波维奇（Серг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Прокопо́вич，1871年？月？日—1955年4月4日），俄国经济学家。早年参加民粹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转向经济派。1904年加入解放社。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8年起在大学任教。一战期间任莫斯科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长、食品部长。十月革命后被捕，获释后发起成立救国和革命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不久再次被捕，但很快获释。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21年再次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相继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1955年在日内瓦病逝。——中译者注
[36]摘自《权利》1905年第41期。——原注 |
第六章一月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六章一月九日
射击兵头子
尊贵的君王，
我们无法控制住人群——
他们强冲进来，大声叫嚷：
“我们想给鲍里斯行个礼，
想见一见沙皇鲍里斯。”
鲍里斯
大门开敞：
没有什么能够
阻断俄罗斯臣民和沙皇。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沙皇鲍里斯》）[1]
一
“皇上（Государь）！我们这些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以及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的父母，来到您这里，向您寻求正义（Правда）和保护。我们饥寒交迫，深受压迫，扛千钧之劳力，忍辱负重。我们不被承认为人，我们被当作奴隶——必须默默屈从于自己命运的奴隶。我们也忍过，但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却是越来越多的贫困、不公和无知。专制与人治横行霸道，令我们窒息。我们的力气已丧失殆尽，皇上！我们的忍耐已趋于极限；对我们来说，可怕的时刻已经到来。与其继续忍受那本就令人不堪的折磨，不如尽早去死。”
彼得堡工人的著名请愿书（Петиция），正是从这样的庄严音符下起头的——在这庄严的音符中，无产阶级的威胁意味压倒了忠诚臣民的哀吟。它描绘了人民遭受到的所有压迫与侮辱；它列举了一切：从工厂寒冷刺骨的穿堂风，到政治上的不公。它要求大赦、公共自由、政教分离、八小时工作制、公平的工资以及还地于民。但是，它把通过普遍与平等选举召开立宪会议作为首要任务。
“看吧，皇上，”请愿书的结尾写道，“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要诉求，我们把它们带到了你（Ты）[2]面前。命令并宣誓使其得到满足——而你将使俄罗斯伟大而光荣，并让你的名字流芳百世。但是，如果你闷不做声，对我们的哀求置之不理——我们就死在这里，死在你这宫殿前的这个广场上。我们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做。留给我们的只有两条道路——要么走向自由和幸福的康庄大道，要么走向黄泉不归路。皇上，给我们指明一条路——我们就会走下去，哪怕是走向死亡。让我们为受苦的俄罗斯而从容赴死吧！我们将无怨无悔地做出这样的牺牲，因为我们心甘情愿。”
然后他们就牺牲了。
工人的请愿书不仅用政治民主的精辟口号替代了自由主义决议中的含糊措辞，而且也通过要求罢工自由和八小时工作制来使这些口号充满了阶级内容。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纸面上的文字，而在于铁的事实。请愿书只是行动的先导，而这一行动使工人群众在理想君主制的幽灵下团结起来，以便立刻使无产阶级和现实的君主制变得势不两立。
事件的进程对所有人来说都记忆犹新。它只持续了短短的几天，并以一种引人注目的计划性展开。1月3日，普梯洛夫工厂[3]爆发了罢工。到1月7日时，罢工人数达到了14万。罢工的高潮发生在1月10日。13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复工。总之，在一开始，这是一场由偶然原因引发的经济罢工。罢工蔓延开来，吸引了数万名工人参加。因此，它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波（событие）。罢工是由“工厂工人协会”组织的，这一协会具有警察背景。激进派的宴会政治已穷途末路，急于星火。他们不满罢工的纯经济性质，于是就把他们的领袖加邦[4]向前推。而这位加邦走到了政治列车的站台上，并在工人群众中发现了不满、愤怒与革命能量的无底洞，而这一无底洞使得自由主义鼓舞者的小盘算无以落地。社会民主党人走到了前排。起初他们遭到了敌视，但很快就适应了他们的听众，并掌握了后者。他们的口号被群众接受，并被牢牢钉在（закрепляться）了请愿书上。
政府停摆了。原因何在？是奸诈的挑拨吗？抑或是可悲的张皇失措？两者都是。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那类官僚已经愚蠢地陷入了慌张。特雷波夫[5]一伙急于给“春天”画上休止符，并因此有意识地希望大屠杀发生，以便让事件按照他个人的逻辑结束。电报被允许完全自由地向整个世界发送有关一月罢工所有阶段的信息。连巴黎的门房，都提前三天就已经知晓了东方的彼得堡将在1月9日星期日下午2点发生革命。而俄国政府丝毫就不打算避免血腥清场。
工人“协会”的十一个部门接连不断地开会。他们起草了请愿书，讨论了向皇宫行进的计划。加邦在一个又一个部门进进出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者变得声嘶力竭，筋疲力尽地倒下了。警察袖手旁观，压根就没出过场。
按照约定，前往皇宫的游行是和平的，没有歌声，没有横幅，也没有演讲。人们穿着他们的主日服装。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他们托着圣像，举着神幡。请愿者在各处都遇到了军队。请愿者请求放行，哭泣，试图绕过和冲破障碍物。士兵们终日开枪。死者数以百计，伤者数以千计。死伤数据是不可能被精确统计出来的，因为警察在晚上将死者秘密地运走并掩埋。[6]
在1月9日的午夜，格奥尔基·加邦写道：
“我以牧师的身份诅咒那些杀害了无辜兄弟及其妻儿的士兵和军官，诅咒一切压迫人民的人。我祝福那些帮助人民争取自由的士兵。我赦免他们对叛徒沙皇的军事誓言。这个叛徒沙皇下令屠戮无辜的人。”……
历史利用加邦的荒诞计划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加邦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下用自己的圣人权威来核验历史的革命结论。
在1月11日的大臣委员会会议中，当时还没有掌权的维特伯爵提议讨论1月9日发生的事件和“今后防止类似事件（Событие）再次发生”的措施。维特的提议被拒绝，因为其“不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没有列入本次会议的议程。”大臣委员会错过了俄国革命的开端，因为俄国革命并没有写在他们的会议议程上。
（1月9日，士兵在等待。）
二
当然，1月9日的历史事件采取的形式是任何人都无法提前预料到的。历史如此出人意料地将一位牧师连续数日置于工人群众的头顶，而这位牧师将自己的人格、观点及其牧师地位强加给了这一事件。这些事件的形式一叶障目，掩盖了其实质内容。但一月九日的内在意义远远超出了冬宫游行的象征意义。加邦的袈裟只是道具。主角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从罢工开始，团结起来，提出政治诉求，走上街头，引发全体人民的极大的同情心，与军队发生了冲突，拉开了俄国革命的序幕。加邦并没有创造出彼得堡工人的革命力量，而只是出乎自己意料地把后者释放了出来。这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后来又成为了中等宗教学校的学生（Семинарист），神学院院士，监狱牧师，最后成为了工人中间的鼓动员。这位鼓动员很明显受到了警察的恩惠，突然间就发现自己站在了十万人的头上。官方身份、袈裟、还不够觉醒的群众的本能兴奋以及事件神话般的快速进展，所有这一切使加邦变成了一个“领袖”。
作为一个以冒险主义为心理基础的幻想家，从南方来的带有一点狡猾血性汉子[7]，以及在社会问题方面不学无术的人，加邦几乎不能引导事件，也不能预见事件。事件把他抛在了身后。
自由派圈子长期一直认为，1月9日事件的所有秘密都体现在加邦的人格之中。他们把加邦和社会民主党人对立起来，就仿佛这位牧师是个知道如何控制群众这一秘密的政治领袖，而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群宗派教条主义者一样。[8]他们这么以为，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如果加邦没有遇到几千名受过社会主义学校教育[9]的觉悟工人的话，1905年的1月9日就不会载入史册。[10]这些觉悟工人立即就在加邦身边围成了一个铁环，使其无以挣脱。但他没有试过挣脱。他被自己的成功催眠了，任由自己被浪潮卷走。
但是假如我们在“血腥星期日”之后的某一天，就让加邦充当政治舞台上的配角，那么我们无疑是在高估了他的人格。他头顶愤怒牧师的光环，嘴里叨念牧师的诅咒，远远看去，就好像是来自圣经的人物。似乎强大的革命激情，已经在这位彼得堡中转监狱的牧师胸中被唤醒了。然后呢？当火焰熄灭的时候，加邦在所有人看来都完全是一个政治和道德上的无名小卒。他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面前的装腔作势，在国外写的既粗糙又幼稚的可怜的“革命”文章，以及回到俄国后与政府保持的阴谋关系，维特伯爵用于收买的银子，与保守派报社成员自命不凡的荒唐谈话，喋喋不休与热爱吹牛的性格，以及最后招致其结局的可悲背叛……所有这一切终于摧毁了人们对1月9日之加邦的任何幻想。我们不禁想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11]的远见之言——他在收到宣布加邦离开俄国的第一封电报时说道：“很可惜……如果他像出现时那样神秘地从现场消失，那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会更光彩。一个美丽的浪漫传说会留下来，讲述这位打开俄国革命闸门的神父……对有些人来说，”阿德勒带有他特有的微妙讽刺语气补充道：“烈士的角色会比党的同志的角色更适合他们……”
三
“俄国现时还不存在革命的人民这种事物。”彼得·司徒卢威[12]在自己的国外机关报《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中写到。他是在1905年1月7日写下它的，而两天后恰恰就是禁卫团镇压彼得堡工人示威。
“俄国不存在革命的人民这种事物”俄国自由派借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之嘴说出了这句话。自由派成功地在三个月的宴会期里说服了自己，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这一声明还没来得及传回俄国，电报线就把俄国革命爆发的好消息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们一直在等着它，从未怀疑过它。多年来，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学说”推导出来的结论，而这一学说曾受到遍布在整个政治光谱上的各种无名小卒嘲笑。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相反，他们相信乡绅请愿书的力量，相信维特，相信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相信炸药罐……就没有一种政治上的偏见是他们不相信的东西；而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信念则是他们认为唯一属于偏见的东西。
不只是司徒卢威，而且还有他最近加入的那个“有教养的圈子”也被吓了一跳。他们惊恐而无力地瞪大眼睛，透过窗户亲眼观看这场历史大剧。知识分子对这场事件的干预实在是可怜而又微不足道。一个由几位文学家和教授组成的代表团拜访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和维特伯爵，“希望”如自由派报刊解释的那样，“以一种能够避免使用武力的方式来阐明问题。”局势排山倒海[13]，而这一小撮民主派认为，只要到两个大臣的前厅参观一下，就足以避免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斯维亚托波尔克拒绝接待代表团，维特无奈地打了个手势。然后，警察仿佛得到了莎士比亚的许可，在最伟大的悲剧中引入了闹剧的元素——他们宣布这个可悲的代表团为“临时政府”，并把他们送进彼得保罗要塞关起来。然而，一月的时日，在知识分子那模糊无定形如薄雾一般的政治意识中，划出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知识分子暂时把以下两种事物归入了档案：我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以及他们对政府人物的成功交替抱持的信念。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愚昧统治对这种自由主义来说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时代。12月12日的改革指示就是它最成熟的果实。但是1月9日扫走了“春天”，取而代之的是军事独裁，并赋予了特雷波夫以无限的权力——自由派反对派才刚刚从莫斯科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把这位被遗忘的将军撤下来。同时，在自由派圈子里，民主派和合法反对派之间日益泾渭分明。工人的行动巩固了激进分子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正如早前的乡绅大会为机会主义分子提供了一张王牌一样。政治自由的问题，在反对派左翼的意识中第一次拥有了具体的形式，比如斗争问题，力量的优势，还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冲击力。革命的无产阶级对他们来说，在昨天还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虚构”，今天就已经被看作为一个强大的现实。
“现在——在一月血腥的时日过去以后，”有影响的自由派周刊《权利》写道，“是不是对俄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行怀疑的时刻？很显然，这个问题，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时刻，已经得到解决了——不是由我们解决的，而是由那些工人解决的。他们在那值得纪念的一月的日子里，在那些血腥的事件中，把自己的姓名写在了俄国社会运动的神圣书籍上。”在司徒卢威的文章和上述几句话之间只隔了一个星期——然而，在它们之间，却隔着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
四
1月9日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之政治意识的转折点。
在革命开始之前的几年里，令资本非常不满的是，俄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完整的由政府煽动运动的学派（即所谓的祖巴托夫学派[14]）。它的目的是激起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经济冲突，从而转移他们与国家的冲突[15]。但现在，在流血星期日发生以后，工业生活的正常进程已经完全中断了。生产只是在动乱时刻的间隙里，在零星的时间里完成。军事供货的巨额油水并没有流向处于危机状态的工业，而是流向了一小撮享有特权的强盗—垄断者那里去了，于是，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调和资本与日益累进的内部无政府状态了。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转入了反对派方面。股票交易所协会，工业代表大会，所谓的“招商局”[16]——也就是伪装起来的辛迪加组织[17]——以及其他的资本组织，昨天在政治上还是新手，现在却发泄着对专制警察国家的不信任情绪，并开始说起自由主义的语言了。城市商人向我们表明了在反对派的事业中，他们不会屈服于“开明的”地主。杜马不仅加入了地方自治会的行列，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把自己放在了他们的前面；而作为商人组织的莫斯科杜马也在此时进入了前排。
各资本部门之间为争夺财政部的恩惠和赏金而进行的斗争，在普遍要求恢复公共和国家秩序的情况下暂时消退了。在原先的优惠与补贴这种简单观念占据的位置上，或者与这些观念并列，开始出现了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有扩大内需[18]这样更为复杂的观念。在这些思想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在各种企业家组织的所有的请愿书、备忘录和决议中，都出现了对安抚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强烈关切。资本对警察镇压的灵丹妙药表示失望——它就像一根鞭子，一头抽打着工人的活体，而另一头捶打着实业家的口袋；于是它得出了一个庄严的结论：资本主义剥削的和平进程需要一个自由的制度。“吾儿，亦有汝焉？”（Иты,Брут）[19]——反动的报刊如此嚎叫起来，因为他们看到莫斯科那些旧礼仪派教徒—商人们（купцы-старообрядцы）——这个古老传统的保卫者——竟举起手支持立宪的“纲领”。但是，这样的嚎叫还没有使纺织业的布鲁图停下脚步。他不得不勾画出自己的政治抛物线，以便在年底无产阶级运动到达顶点的时候，再回去寻求那神圣、唯一而又不可分割的警鞭的保护。
五
但是，一月大屠杀最深刻、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对全俄国无产阶级的影响。巨大的罢工浪潮横跨欧亚[20]，席卷了全国，使整个国家的躯体都为之震颤。据粗略计算，罢工波及122个城镇和地方，顿涅茨克盆地的几个矿井和10条铁路。无产阶级群众的热情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了。罢工吸引了近百万人参与。没有任何计划，有时甚至都没有提出任何诉求，时停时起，只服从于团结的本能——罢工正是如此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两个月。
在1905年2月罢工风暴的高潮时，我们写道：“1月9日以后，革命已不知停止。它已经不再满足于唤起一批又一批人投身于地下秘密工作；它现在正在公开并紧急地在自己的战斗连、团、营和师中进行点名。它的军队的主力是无产阶级，而这就导致革命把罢工作为它进行这种点名的手段。”
“一行接着一行，一个工厂接着另一个工厂，一座城接着另一座城，人们把工作丢到一旁。铁路人员充当了罢工的雷管，而铁路线是罢工‘疫情’的传播媒介。[21]被提出来的经济诉求几乎一下子就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但是，无论是罢工的开始，还是其结束，都并不完全取决于诉求的性质和它们得到满足的形式。罢工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济斗争被建立在成型的要求之上；正相反，诉求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必须有罢工。工人必须向自己，向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最后向全部人民展现出自己积累的力量，自己的阶级反应能力，自己的战斗准备情况。以上这些全部都要接受革命的总检阅。罢工者自己和支持他们的人、同情他们的人、害怕他们的人和憎恨他们的人都意识到或者朦胧地感觉到，这一场罢工风暴，从一个地方席卷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又飞起来，向前猛冲去。它不仅仅是为自己出现，而是革命的意志把它派到了这片土地上。在罢工的行动区，即整个国家的上空，笼罩着某种可怕、凶恶并充满果敢的东西。”
“1月9日以后，革命已不知停止。革命不顾军事秘密，公开地、喧闹地嘲弄单调的日子[22]并驱散它对我们的催眠，将我们引向了革命的最高潮。”
[1]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1883年1月10日—1945年2月23日），苏联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908年起开始发表作品。一战期间任战地记者。支持二月革命，但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起先后流亡土耳其和法国。1923年回国。1936—1938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代主席。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5年逝世。——中译者注
[2]值得注意的正是这里：他们没有使用俄语中“您”（Вы）的尊称，这的确说明了托洛茨基之前提到的——在请愿书中，威胁的语气占上风。——中译者注
[3]普梯洛夫工厂（Путиловскийзавод），即现基洛夫工厂（Кировскийзавод），成立于1801年，正如同前面的章节提到的一样，该厂并不是由私人企业家自发建立的，而是由政府统一领导的工业化的产物。其最初只是一个为俄国陆军生产炮弹的钢铁铸造厂，1812年之后工厂开始逐渐扩大业务。1824年，该厂遭遇洪水，在此后四十余年里一蹶不振；最终在1868年，俄罗斯企业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普梯洛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Путилов）从政府手中买下了该工厂，并将其改名为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生产铁轨、机车、炮弹、战舰大型炮塔、涡轮、其他大型金属机械。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期间，该厂的工人冲在了革命的第一线。俄国内战期间，工厂工人们组成了25个赤卫队单位参加了作战。值得注意的是，该厂在1905年革命前已经是相对来讲福利较好、培训制度完善的工厂，有自己的医院、餐厅、图书馆、公园，甚至还有自己的剧场；有自己行之有效的职业培训制度，培养了层出不穷的专业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中译者注
[4]格奥尔基·阿波罗诺维奇·加邦（ГеоргийАполлоновичГапон，1870年2月5日—1906年3月28日），1893年起担任神父。1902年接受祖巴托夫邀请建立合法工人组织。1904年发起成立“圣彼得堡工厂工人会议”，并发起请愿活动。1905年1月发动罢工，1月9日带领群众队伍赴冬宫请愿，遭到血腥镇压，被迫流亡瑞士。在瑞士期间支持社会革命党，并试图促成社会革命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合作，共同反对沙皇专制。1905年5月加入社会革命党，但不久即退党，流亡英国，转向无政府主义。1905年9月发起成立“全俄工人大会”，逐渐与社会革命党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裂。1905年11月回国，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重新试图回到安全局，但被拒绝，3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中译者注
[5]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特雷波夫（ДмитрийФёдоровичТрепов，1855年12月2日—1906年9月2日），俄军少将。1896—1905年任莫斯科警察局长，期间执行祖巴托夫政策，渗透工人运动。1905年1—11月任彼得堡总督，期间大力镇压群众运动。1905年5—10月兼任内务部副部长。1905年10月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6]相同的场景在1962年6月1日至3日的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运动中也可以看见：同样是经济斗争（抗议涨价和要求撤换厂长），同样是开了枪，同样是秘密掩埋尸体（而且还被埋进了别人的坟墓里以便掩盖真相），可见，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在堕落的工人国家，官僚还是官僚，军警也还是军警。当然，今日十分之九自由十分之九民主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联邦也毫不例外。——Uni
[7]加邦来自波尔塔瓦省，在今乌克兰东北部，也就是整个沙皇俄国的西南部分。——中译者注
[8]请读者注意，这里指的当然是1917年以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Uni
[9]这里泛指工人运动的洗礼。——Uni
[10]原文直译为“1月9日就不会发生”——中译者注
[11]维克多·阿德勒（Victor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12]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БернгардовичСтруве，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中译者注
[13]原文直译为“一座山在向另一座山移动”。——中译者注
[14]即“Зубатовщина”。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祖巴托夫（СергейВасильевичЗубатов，1864年6月7日—1917年3月15日）是一名警官，1896年至1902年任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莫斯科局局长，1902年至1903年任俄罗斯内务部警察厅官员。任内，他出面在莫斯科、明斯克等地建立在警察监护下的社会主义组织，如1901年5月在莫斯科首先建立了“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它们在工人中宣称沙皇自愿满足工人的经济要求，甚至鼓动和策划工人举行拥护沙皇的示威游行；当工人发动罢工时，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组织就要厂主向工人让步，答应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经济要求；它们还向工人极力介绍和宣扬改良主义思潮，以此钝化工人的革命斗志。这种做法被称作“警察社会主义”。1903年，革命工人纷纷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祖巴托夫的警察社会主义组织被迫解散，警察社会主义宣告破产。1917年俄国革命时自杀。——中译者注
[15]这里的黑体是中译者加的。——Uni
[16]原文直译为“协商局”，这里采用意译。——中译者注
[17]辛迪加（法语：Syndicat）是指由多个实体自我建立的组织型态，属于低级垄断形式，虽然不会垄断整个市场，但会造成局部垄断与规模经济。它是通过少数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间相互签订协议而产生的。所有这些加入了辛迪加的企业，都由辛迪加总部统一处理销售与采购事宜。它是一种自我组织的团体，由个人、公司或实体组成，以处理某些特定的业务、追求或促进共同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集团的目的是扩大利润。这个单词在法语中，同时也是工人组成的工会的意思，但在此处不属于此例。——中译者注
[18]原文直译为单纯的“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国内市场”。——中译者注
[19]这是一句拉丁语名言，“Ettu,Brute?”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凯撒临死前对刺杀自己的养子布鲁图说的最后一句话。它被广泛运用于表达最亲近之人背叛的场景。——中译者注
[20]原文直译为“从这头到那头”。——中译者注
[21]翻译到这里，我想起一位友人曾经和我的谈话：“在资产阶级眼中，我们与新冠病毒无异，我们也乐意它像病毒那样传播。”在此祝愿未来的工人运动能有比新冠病毒更高的传播系数。——Uni
[22]原文直译为“墨守成规的生活”。接下来我会经常把“时日”（дни)和“生活”（жизнь）的贬义形式翻译成“日子”，并偶尔把“秩序”和“治安”(порядок)分开翻译，以区别原词汇在政治语境上的不同之处——中译者注 |
第五章“春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五章“春天”
一
现已故的德拉戈米罗夫将军[1]曾在一封关于内务大臣西皮亚金[2]的私人信中写道：“他还能有什么内务政策？他只不过是一个猎骑兵军官，一个蠢货。”这一描述太正确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其中外强中干的军人式粗暴。西皮亚金走了，上来的是普列韦[3]，然后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然后是布雷金[4]、维特—杜尔诺沃[5]……他们和西皮亚金之间的区别就就在于他们其中一些人没当过猎骑兵军官，而另外一些人自作聪明。但是他们之中的所有人，接二连三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留下的只有上层的疑惑和恐惧以及下层的痛恨和藐视。脑袋进水的猎骑兵军官或者专业密探；内心仁慈但头脑愚笨的绅士又或者是没有良心和荣誉感的股票经纪人——他们接二连三、旗帜鲜明地打算制止“动乱”（Смута），恢复丢光颜面的政权威信，维护国家的基础；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打开了革命的水闸，自己也被它的潮流冲走了。“动乱”仿佛是按照某个雄伟的计划发展起来的，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的阵地，粉碎每一个阻挡在它面前的障碍；而在这种伟大努力的背景下，玩弄权力的小人凭借着这种努力的内在节奏，以“不自觉的天才”的身份粉墨登场：他们发号施令，大举新债，向工人开枪，洗劫农民。结果，他们使他们本要捍卫的政府权力深陷泥沼而无法自拔。
这帮人在办公室和官僚部门阴谋的氛围中长大，而他们在这种氛围中学会了傲慢无知与赤裸裸的背信弃义；他们对当代历史的进程或意义、群众运动或革命规律一无所知；他们带着两三种可悲的“纲领性思想”，给远在巴黎的股票经纪人作参考；这帮人试图把十八世纪宠臣的方法与西方议会“政治家”的风度结合起来——恕我直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做只会愈来越难。[6]他们用谄媚的语气和来自欧洲的证券交易所的西方记者聊天，在他们面前卖弄自己的“计划”、“预测”、“纲领”，每个人都情不自禁表达了他们的希望：他们终于能成功地解决他们的前辈们白费气力却没能解决的问题啦！只要赶在其他事情发生之前制止“动乱”就行啦！他们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导致的结局却都是一样的：发布命令将子弹射向“动乱”的胸膛。但是，他们被“动乱”的不死之躯吓坏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以可耻的崩溃告终。而如果恐怖分子的子弹没有把他们从悲惨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活下来，亲眼见证“动乱”以其特有的才智，将其计划和预测的一切铸成自己的胜利。
西皮亚金倒在了左轮手枪的枪口下。普列韦被炸弹撕成碎渣。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1月9日[7]变成了一具政治上的尸体。布雷金仿佛是一块破布，被十月罢工扔了出去。维特伯爵被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弄得筋疲力尽，在他自己创建的国家杜马的门槛上跌跌撞撞，昔日的光彩不复存在。
在反对派的某些圈子里，特别是在自由派地主和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人们向来把模糊的希望、期望和计划同大臣的更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对于自由派报纸的宣传和立宪派地主的政策来说，究竟是站在警察中的老战狼普列韦一旁，还是站在“信任部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一旁，这些选择并非无关紧要。当然，普列韦和他的继任者一样，都对人民的“动乱”束手无策，但他对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和农村阴谋家的王国来说却是个可怕的祸害。他厌恶革命，就像一个昏聩腐朽的警方密探看到哪都像有炸弹一样；他用血红的眼睛追寻着“动乱”的身影——但只是徒劳无获！……于是，他就在教授、地方自治工作者（земец）、记者上为自己的无能狂怒找到了替罪羊；他假装在他们当中找到了革命的公开“煽动者”。他把自由派报刊逼到了最屈辱的境地。他将那些记者看作乌合之众（encanaille）：不仅流放他们，关押他们，而且还像对待小孩儿那样在他们面前摇手指。在他面前，那些根据维特的倡议组织的农业委员会的成员不再是“可敬的”的乡绅[8]，而是狂暴的学生。他得到了他想要的：自由派圈子在他的面前瑟瑟发抖，向他表达无能的仇恨。许多自由派法利赛人[9]从来都不知疲倦地抨击“左派暴力”和“右派暴力”，在7月15日发生炸弹袭击之后，竟像看到了弥赛亚[10]那样对此表示欢迎。
普列韦吓得自由派魂飞魄散，但对“动乱”来说，谁坐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差。[11]群众运动因其必要性而忽略了“允许”与“禁止”之间的界限——这些小幅的界限变化，对群众运动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12]
二
反动的官方文宣[13]作家如果不是竭力想把普列韦摄政时期描绘成一个歌舞升平[14]的时期，那至少也打算描绘成普遍安定团结的日子。但事实上，这位沙皇的宠臣甚至无力建立起警察治下的平静。他刚一上台，还没等他参观最高级的修道院[15]以体现其东正教皈依者的狂热，就被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省的农民运动逼着南下了。在此之后，小规模的农民骚乱也从未停止过。1902年11月著名的罗斯托夫罢工和1903年7月整个南方工业地区奋勇斗争的时光，预示着无产阶级未来的全部行动。街头示威从未消失过。农业需求委员会的辩论与决议拉开了接下来农民运动的序幕。大学早在普列韦上台之前就已经成为激烈政治动荡的策源地——在他统治时期也是如此。1904年在彼得堡召开的两次大会——技术和医疗领域的大会[16]——为民主派知识分子发挥了前哨罢工的作用。因此，社会之“春”的序幕发生在普列韦统治期间。疯狂的报复、监禁、审讯、入室搜查和流放引发了恐怖主义，却甚至连自由派圈子的动员能力都无法完全瘫痪。
普列韦统治的最后六个月恰逢日俄战争伊始。“动乱”平静了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潜伏起来了。维也纳记者胡戈·甘茨[17]写了一本名为《灾难之前》（VorderKatastrophe）的书，其中就描绘了战争头几个月里官僚圈子和自由派上层圈子的情绪。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是近乎绝望的张皇失措。“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出路何在？没人知道——无论是退休的达官显贵，还是那些出名的自由派律师，抑或是著名的自由派记者，都不知道。“社会疲软无力。人民的革命运动是令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人民即便真的动起来了，也不会去反对现政权，而只是对着有钱的老爷们无能狂怒。”那么，救赎的希望何在？财政上的破产和军事上的失败。雨果·汉斯在彼得堡度过了战争的头三个月，向我们指证道[18]：在温和的自由派与许多保守派中，流行着一种共同的祈祷方式：“上帝，请让我们被打败吧！”（Gott,hilfunsdamitwirgeschlagenwarden.）当然，这并不妨碍自由派圈子模仿官方的爱国主义口吻。在连篇累牍的讲话里，地方自治会和杜马接连宣誓效忠沙皇，毫无例外；他们还承诺，为了沙皇和俄国的荣誉与力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当然清楚自己用不着这么做！跟在自治会和杜马后面的是由一群可耻的教授组成的队伍。他们接二连三地对宣战发表了祝词，里面充斥着经院哲学式的华丽词藻和拜占庭式愚蠢内容的混合物。这不是疏忽或者误解。这种策略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和解！因此，他们努力让与专制主义的和解情感戏剧变得更轻松一些。他们组织起来不是为了打倒专制，而是为了服务于专制；不是为了打倒政府，而是为了诱惑政府；如果要争取它的感激和信任，就得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人。这种策略就和俄国的自由主义一样古老，并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点也不长记性，一点也没赢得几分尊重！[19]从战争一开始，自由主义反对派就竭尽所能地破坏局势。但是事件的革命逻辑是无法被停止的。[20]旅顺舰队全灭，马卡洛夫[21]上将玉碎，战火蔓延到内陆——鸭绿江，金州，大石桥，瓦房店，辽阳，沙河——所有这些不同的名字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专制制度的屈辱失败。政府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政府内部中的士气低落，使得他们在国内事务中不再团结一致和坚定不移。犹豫、妥协、绥靖变得不可避免。普列韦的死为风向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借口。
三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前宪兵队头子，被指定建立政府的“春天”[22]。为什么呢？让他自己来解释这项任命，是最为合适不过的了。
这位政客的政治个性在外国记者对他关于其纲领的采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亲王殿下，”《巴黎回声报》（EchodeParis）的记者问道，“请问您对近些日子里流行在公众中的意见，即‘俄国需要对公众负责的大臣’，是怎么看的呢？”
亲王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所有这些所谓的责任，不过是人为捏造、装潢门面罢了。”
“那么，亲王殿下，您如何看待宗教自由？”
“我坚决反对宗教迫害，但对此有所保留……”
“您是否真的会倾向于给予犹太人更多的自由？”
“幸福的结果可以通过善良的手段来实现。”
“总而言之，大臣阁下，您是否会认为自己站在进步的一方？”
他给出的回复如下：大臣打算“使他的行动与真正且广泛的进步精神相一致，至少，是在不违背现有秩序的情况下。”这里的转达一字不差！
但是就连亲王本人也没打算郑重其事地对待自己的纲领。诚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委托给我们照顾的民众谋取福利”，但他对美国记者汤姆逊坦言，其实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有什么用。
“如果说，”大臣说道，“我已经有了什么明确的纲领，那是错的。土地问题？是的，是的。我们已经就有关问题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但到目前为止，我也只是通过报纸来了解这个问题。”
亲王安抚彼得宫城[23]，安慰自由派，并向外国记者作出保证——这证明了他心地足够善良，但却无可奈何地暴露出了他缺乏政治家的天赋。
而这个挂着宪兵穗带的无助绅士的形象，无论是在尼古拉二世的脑子里，还是在自由派的想象中，都是被看作是命定之人，命中注定要解开那束缚我们伟大国家百余年的枷锁！
四
似乎每个人都满怀热情地接受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反动的《公民报》（Гражданин）的编辑梅舍尔斯基[24]亲王写道，“俄国正派人士[25]这个巨大的家庭”迎来了欢庆的日子，因为终于有“一位理想的正派人士”被任命为大臣了。“一个独立的人是思想高尚的人[26]”，年迈的苏沃林[27]写道，“而我们非常需要高尚的人。”乌赫托姆斯基[28]亲王在《彼得堡公报》上提请大家注意，新任大臣是“一位来自可以通过莫诺马赫追溯到留里克的古老王室家庭的后裔”。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FreiePresse）满意地指出，亲王具有以下突出品质：“人道”、“公正”、“客观并同情启蒙”。《证券交易所公报》提醒我们，亲王只有47岁，因此，他还不至于浑身浸透了官僚主义的陈规陋习。
这些诗句和散文的发表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睡着了”，而特别宪兵队的前指挥官将以一种自由派的姿态将我们从睡梦中唤醒，并为“人民与当局的和解”指明了道路。当读到这些言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20倍大气压的愚蠢气体在空气中飘荡！
只有极右派设法在这场“自由主义的狂欢节”中保存了理智。《莫斯科公报》无情地提醒亲王，说他不仅接管了普列韦的职位，也在接管他手上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地下印刷厂、各种公共组织、学校、报刊和大街上拿着炸弹的内部敌人已经开始抬起头来，准备攻击我们内部的旅顺港，这也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完全错误的理论来迷惑社会和统治集团里的某些人士。这个错误理论大概是说，人们必须铲除俄罗斯国家最稳固的基础——它的沙皇专制，它的东正教教会和人民的民族自觉性。[29]”
斯维亚托波尔克打算走一条中间路线：专制，但因法律而不再僵硬；官僚，但依赖公众的支持。《新时代报》（НовоеВремя）因为亲王的掌权而支持亲王，半官方地为自己揽来了充当政治皮条客的任务。这显然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大臣的仁慈并未能在尼古拉的佞臣中间得到回应，于是，他就胆怯地尝试在乡绅之中寻找支持——这就是他拟议召开农村参议会（управа）代表大会的目的。《新时代报》建议乡绅从左翼施加谨慎的压力。但是社会上的兴奋和媒体的高调口吻搞得人们更加担忧大会的结果了。10月30日的《新时代报》便决定性地改变了自己的基调。“无论大会成员的大成的决定多么有趣，多么具有启发性，人们都不应忘记，由于大会的成分和其邀请方式，官方圈子很正确地只把它看作是一个私人会议——它的决定只具有学术意义，而它只承担精神上的义务。”
最后，本应为这位“进步”大臣提供支持基础的乡绅大会，却被这位大臣禁止了，最后只能在私人公寓里半合法地举行。
五
1904年11月6日至8日，100名具有名望的地方自治工作者以70票对30票的多数通过了决议，提出了公共自由、人身不可侵犯和人民代表参与立法的要求，只不过，他们没有提到一个“神圣的”单词：宪法。
欧洲自由派报刊对这一巧妙的省略表示了敬意，他们认为自由派找到了一种方法，既能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又能避免使用可能会令斯维亚托波尔克无法接受的字眼。
这个看法完全正确地解释乡绅宣言玩的含蓄把戏。乡绅们在制定其要求时只想到了他们必须与之达成协议的政府，而没有想到他们也许可以呼吁的人民群众。
他们规定了政治妥协交易的各种要点，却没有放入任何政治鼓动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忠于自己而已。
“公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现在该轮到政府了！”新闻界以一种混杂着挑战与顺从的语气大声疾呼。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政府接下了这份“挑战书”，并立即向自由派杂志《权利》（Право）发出了警报——因为是它发出了上面引用过的那种顺从的呼吁。报纸被禁止刊登或讨论有关乡绅大会决议的内容。切尔尼戈夫[30]地方自治会发表的一份温和的请愿书被宣布为“无理取闹的”。当局的春天即将结束；自由主义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乡绅大会是“有教养的公众”反对情绪的出气口。诚然，大会成员并未包含所有的地方自治会代表，但它确实包含了市议会的代表和许多“权威”人士（他们的守旧思想本身就使它们的观点具有份量和意义）；诚然，这次会议没有得到官僚机构的合法化，但它确实是在官僚机构知情的情况召开的。因此，如果说那些饱受屈辱因而变得极度胆怯的知识分子，由于这场大会的决议，现在相信了他们那内心最深处的立宪愿望——那令其彻夜不眠的秘密夙愿——已经半合法了，也不足为奇。在这种情况下，饱受屈辱的自由派圈子从未感到如此精神抖擞，哪怕这只是黄粱一梦。这是因为，它的诉求根植于在法律[31]的土壤。一个宴会、决议、宣言、抗议、备忘录和请愿书的季节开始了。各类团体和集会以专业需要、地方事项、周年庆典的形式开始，又都以立宪诉求的措辞结束。这些立宪诉求都出现在了今后著名的乡绅大会“十一条”决议案。民主派们急匆匆地在乡绅领袖周围建立起合唱团，以便强调决议的重要性，并增加它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自由派圈子当下的整个政治任务都被简化为“站在地方自治会背后给政府施加压力”。起初，这些决议看起来依靠自身就能像怀特海德设计的地雷那样，炸掉官僚机构。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那些写下这份决议的人，以及被这些决议反对着的人，都开始习惯它们了。新闻界的喉舌被“国内信心部”抓得越来越紧，充满了无的放矢的愤怒……与此同时，反对派也开始变得四分五裂。越来越多不安、态度生硬、不耐烦的激进人士在各种宴会上站出来发言——一会是个知识分子，一会是名工人，他们严厉地揭穿乡绅，要求知识界喊出更加清晰有力的口号，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人们试图让这些人冷静下来[32]，安抚他们，奉承他们，斥责他们，堵上他们的嘴，讨好他们，欺骗他们——最后，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是，这些不胜其烦的人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把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推向了革命道路。
当在物质上或思想上与自由主义有联系的“公众”的右翼试图证明乡绅大会宣言的温和与忠诚，并在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身上呼唤政治家的理性时，激进知识分子（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加入了11月的运动，旨在引导它脱离其可怜的路线，打算为它注入更强的战斗性，并将其与城市工人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这引起了两次街头示威：一次是11月28日，在彼得堡；一次是12月5日到6日，在莫斯科。这些激进的“儿女”的示威，是自由派“父亲”提出的口号的直接结果和必然结果：一旦决定了要求立宪，就必须下定决心投入斗争。但是这些“父亲”们丝毫不打算接受这种政治思想一贯性。相反，他们立刻就感怕，害怕过分的仓促和冲动破坏了那脆弱的蜘蛛网——信任。“父亲”并不支持“儿女”，他们把“儿女”五花大绑扭送给了自由派亲王的哥萨克和骑马宪兵。
但是，学生也没有得到工人方面的支持。这其实就清楚地表明了1904年11月至12月那些“宴会运动”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是多么的有限；只有无产阶级的“贵族”成分参加了这一运动。而那些“真正的工人”——他们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敌对恐惧与好奇的混合情绪——在这些宴会上只能说有个位数或十位数。那些发生在群众自身意识中的深刻的内在过程，当然不会根据革命学生草率发表的演说行事。[33]于是，归根结底，青年学生们只能孤军奋战。
然而，在战争导致的长期政治休战之后，在军事失利导致国内形势尖锐化之后，这些在两都[34]发生的游行示威便具有了敏感的政治性质，被迅速地由电报向全世界报道。这些游行示威作为一种征兆，在政府的心中留下了比自由派报刊的所有明智告诫还要深刻的印象……政府振作起来，并急于展示其勇气。
六
这场立宪运动，以在科尔萨科夫[35]的雅致寓所举行的几十名乡绅的会议为开端，以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警察局逮捕监禁了几十名学生结束。政府对这场运动作了两方面的回应：以改革为目的的“指示”（указ）和警察式的“通报”（сообщение）。1904年12月12日的这一指示，正是这场“春天信任”政策能保留下来的最好结果，它使维护帝国不可动摇的基本法律成为了推进任何改革的必要条件。总而言之，这项指示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在外国记者面前展现的良善的愿望和谨慎的保留。这足以为其明码标价了。指示发布的两天后，政府发布了通报，而这份通报在政治上的清晰度比起之前的指示来讲高的无可比拟。它给11月的乡绅大会定了性，将其视作后来那些“与俄国人民格格不入”的运动的主要根源，并提醒了杜马和乡绅大会：讨论11月的决议是违法行为。政府还进一步声称，其合法职责在于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和平；为此，当局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取缔一切反政府性质的集会。如果说亲王和平改革的努力无所建树的话，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出人意料地完成了更具一般性的任务——事实上，这也是历史让他在适当的时候担任政府首脑的原因：完成摧毁普通人的政治幻想与偏见的任务。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时代在大张旗鼓的和解号角声中开始，又在哥萨克人皮鞭的呼啸声中结束。这个时代让所有那些有多少有点政治意识的民众愈发仇恨专制主义，让这种仇恨情绪加深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治利益的身影更加明晰，不满情绪更加深刻，也变得更具原则性。昨天思想觉悟并不高的人，今天却已经狂热地投入到政治分析的工作中去了。所有的邪恶与专制现象背后的本源都被迅速地归结出来了。现在谁也不怕革命口号了。正相反！口号一呼百应，变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谚语。社会意识就如同海绵吸收水分，吸收了每一个反对或谴责专制主义的词汇。专制主义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做事了。[36]它每迈出的笨拙的一步，都会成为它接下来的绊脚石。它的献媚只换回了嘲笑。它的恐吓激起了仇恨。诚然，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的内阁确实向新闻界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但新闻界的利益诉求显然比最高新闻事务局的容忍程度增长得更快。所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被恩赐的半自由刺激着人们，其程度不亚于完全的奴役。在革命的年代，妥协退让的命运大多如此；它们不能满足任何人，而只能激起更坚定明确的诉求。在报刊、集会和代表大会上，人们提出了更多的坚定明确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又反过来激怒了当局，使当局很快就失去了信任，并诉诸镇压手段。集会和大会被关闭，新闻界遭到重拳出击，示威游行被无情地驱散。最后，也许是为了帮助普通市民更清楚地理解12月12日指示的真正意义，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在12月31日发出通令（циркуляр），宣布将对之前的指示中的农民相关内容进行检讨，而检讨过程将以普列韦的方案为基础。这是政府在1904年的最后一次行动。开启1905年的事件，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出了一条致命的边境线。它们用血线终结了“春天”，终结了政治意识的童年期。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和他的仁慈，他的计划，他的信心还有他的通令……所有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德拉戈米罗夫（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Драгомиров，1830年11月20日—1905年10月28日），俄国军事理论家。1843年入伍。1869—1873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89—1897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897—1903年任基辅、沃伦和波多利斯克总督。1903—1905年任国务院委员。1905年拒绝出任远东俄军总司令，同年10月28日去世。——中译者注
[2]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西皮亚金（ДмитрийСергеевичСипягин，1853年3月8日—1902年4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88—1891年任库尔兰省长。1891—1893年任莫斯科省长。1893—1894年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1894—1899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899—1902年任内务大臣，在任期间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02年被一名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3]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冯·普列韦（Вячеслав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фонПлеве，1846年4月20日—1904年7月2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随后开始担任检察官。1879—1881年任彼得堡法院检察官。1881—1885年任俄罗斯帝国警察局长，期间兼任国务委员，参与镇压了民意党的活动，并开始在革命组织中安插特务。1883年起担任枢密院议员。1884年起担任参议员。1885—1994年任内务部副大臣。1894—1902年任国务卿兼国务院编纂部主任。1899年升为实际枢密院议员。1899—1902年代理芬兰大公国国务卿。1902—1904年任内务大臣兼宪兵团团长。1904年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4]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布雷金（АлександрГригорьевичБулыгин，1851年8月18日—1919年9月5日），生于梁赞省一个地主家庭，1871年毕业于帝国法学院，随后进入司法部工作。1905年1月20日出任内务大臣，并于同年8月19日宣布召开国家杜马，但由于工农群众的强烈抗议，布里根于同年10月17日下台。1919年被梁赞省契卡处决。——中译者注
[5]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Дурново，1842年11月23日—1915年9月11日），1860年入伍，服役于海军。1872年退役，随后担任检察官。1883—1884年任俄罗斯帝国警察局副局长。1884—1893年任警察局长。1893年起任参议员。1903—1905年任邮电大臣。1905年起担任国务院议员。1905年革命期间指使黑色百人团破坏革命。1906—1915年任枢密院议员，期间反对同德国开战。1915年在彼得堡逝世。——中译者注
[6]原文直译为“时间越久，就越难。”——中译者注
[7]即公历1月22日，流血星期日。本书如无特别说明，正文全部采用俄历（儒略历），注解全部采用公历。——中译者注
[8]即“地方自治工作者”。下同。——中译者注
[9]法利赛人在圣经中是伪善者的代表，这里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当然，这类人到现在还不少。——Un
[10]基督教术语，指受上帝指派，拯救世人的救世主。——中译者注
[11]原文直译为“对‘动乱’来说，他不会比其他人更好，也不会比其他人更坏。”——中译者注
[12]原文直译为“既然如此，这些界限窄一点或者宽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中译者注
[13]原文直译为“官方的反动的歌功颂德者们”——中译者注
[14]原文直译为“全民幸福”。——中译者注
[15]原文直译为“拉夫拉修道院”，拉夫拉是东正教中最高级别的男修道院。——中译者注
[16]原文直译为“技术和皮罗戈夫的大会”，其中，皮罗戈夫是俄国历史上一位医学家的名字。——中译者注
[17]胡戈·马库斯·甘茨（HugoMarkusGanz，1862年4月24日—1922年1月2日），德国记者。早年在《法兰克福日报》工作，后移居维也纳。1904年居住在彼得堡，撰写了《灾难之前》（VorderKatastrophe）一书，描述了日俄战争前的俄国局势。后移居瑞士，在《新苏黎世报》工作。
[18]原文直译为“他报告说”。——中译者注
[19]原文直译为“在这么多年里它没有变得更明智，也没有变得更有尊严。”——中译者注
[20]原文直译为：“在这么多年里它没有变得更明智，也没有变得更有尊严。”——中译者注
[21]斯捷潘·奥西波维奇·马卡洛夫（СтепанОсиповичМакаров，1849年1月8日—1904年4月13日），俄国海军上将，海洋学家、极地探险家。1865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4—1895年任地中海中队司令。1899—1904年任喀琅施塔得省长兼舰队司令。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战死。
[22]这个获得了极大知名度的名字，是《新时代报》（НовогоВремени）的编辑苏沃林给“当局与人民和解的时代”起的。——原注
[23]即彼得霍夫宫，设计者是彼得大帝，作为夏宫使用，有时被称为“俄罗斯的凡尔赛宫”。——中译者注
[24]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梅舍尔斯基（ВладимирПетровичМещерский，1839年1月26日—1914年7月23日），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57—1872年期间服役于陆军。1872年创办极右翼杂志《公民》（Гражданин）。1873年起担任国务委员，多次鼓吹“结束”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改革措施。长期为保守派、自由派和革命派所不齿。1914年病死。——中译者注
[25]原文即可作“上流社会”用，也可作“正派人”用，这里选用后者，英译版同样做了此种处理。——中译者注
[26]原文直译为“独立是高尚的亲戚”。——中译者注
[27]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Алексе́йСерге́евичСуво́рин，1834年9月23日—1912年8月24日，“老苏沃林”），俄国作家、记者、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早年同契诃夫密切联系，积极参与自由主义运动，多次被捕。1876年收购报刊《新时代》（НовоеВремя），逐渐转向君主派。1901年发起成立君主派组织“俄罗斯议会”（РусскоеСобрание）。晚年潜心研究戏剧。1912年病逝。——中译者注
[28]埃斯珀·埃斯佩罗维奇·乌赫托姆斯基亲王（КнязьЭсперЭсперовичУхтомский，1861年9月7日—1921年11月26日），旧译邬多穆斯契（晚清译法），俄国外交官、诗人、翻译家、东方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年毕业于彼得堡历史语言学院。1886—1890年期间在俄罗斯帝国外交部工作。1890—1891年期间陪同尼古拉皇太子（即尼古拉二世）赴东方考察。1896—1910年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期间兼任满洲铁路董事会主席。1896—1917年2月期间出版《彼得堡公报》，支持君主制，但反对保守主义。十月革命后从事翻译工作。1920—1921年期间在俄罗斯博物馆工作。1921年病逝。——中译者注
[29]这三点就是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Серге́йСемёновичУва́ров）提出来的三位一体理论。——中译者注
[30]位于今乌克兰。——中译者注
[31]这里的着重号是中译者自行添加的。——中译者注
[32]原文直译为“向这些人挥手”。——中译者注
[33]而历史则向我们证明了，这种草率的演说不仅不会使群众的意识按照其期望（如果我们假设他们真的有这种期望的话）发展，还会把部分工人推得离革命的可能越来越远。——Uni
[34]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中译者注
[35]伊万·阿西格克里托维奇·科尔萨科夫（ИванАссигкритовичКорсаков，1850年？月？日—1912年3月24日），俄国律师。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早年即参与自由主义运动。1879年当选为莫斯科地方自治局议员。20世纪初先后参加了“解放社”和“地方自治组织—立宪主义者联盟”。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在党内是右翼。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1912年去世。——中译者注
[36]原文直译为“对专制主义来说这些都不是应该被放过的。”——中译者注 |
第四章俄国革命的动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四章俄国革命的动力[1]
我国在欧洲占540万平方公里，在亚洲占1750万平方公里，人口1.5亿。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存在着所有时代的人类文化：从北方森林中吃生鱼、向园木祈祷的原始野蛮状态，直到资本主义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那里，社会主义的工人意识到自己应当积极参加世界政治，并密切注视巴尔干的事态或德国国会的辩论。我国有欧洲最集中的工业，它建立在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基础之上。我国有世界上最巨大的国家机器，它利用技术进步的一切成就来阻碍本国历史的进步。在前面几章中，我们曾试图抛开一切细节，总体勾勒出俄国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轮廓。在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社会各阶级不断成长并相互斗争。在最紧张的斗争时期，革命使我们看清了这些阶级的具体状况。但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直接起作用的是有意识地成立的团体：政党、联盟、军队、官僚集团、报刊在其头上的部长、领袖、蛊惑家和刽子手。阶级是一下子看不出来的，它们通常处在幕后。但是，这不妨碍政党、它们的领袖、部长及其刽子手仅仅充当阶级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好是坏，对事态的进程和结局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部长仅仅是“客观的国家理性”的临时工，这无论如何都不是说在他们的颅骨下就不必有脑髄，——他们常常忘了这点。同样，从另一方面说，阶级斗争的逻辑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利用自己的主观逻辑。谁不善于在经济必然性的范围内找到发挥首创精神、毅力、才能和英雄主义的广阔天地，谁就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秘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掌握整个政治过程——这里指的是革命——我们就应当善于在政党和纲领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下，在某些人的狡诈和凶残背后，在另一些人的勇敢和理想主义背后，揭示扎根于生产关系的深处、开花于意识形态上层领域的社会各阶级的真面目。
现代城市
资本主义各阶级的性质是同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着的。的确，俄国的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状况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一致。除了仅仅在形式上不包括在市内的城郊厂区以外，还有农村中的几十个相当大的工业中心。大体上说，企业总数的57%和工人总数的58%不在城市。然而，资本主义城市仍是新社会的最充分的体现者。
现代城市化的俄国，是近几十年来的产物。在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内，俄国城市人口为32.8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3%。1812年，城市居民共160万人，仍然只占4.4%。在19世纪中叶，城市共有350万居民，即占7.8%。最后，根据1897年的统计，城市人口已经有1630万，约占总人口的13%。自1885年至1897年，城市人口增长了33.8%；而农村人口只增长了12.7%。个别城市增长得更快。莫斯科的人口在最近35年内从60.4万人增至135.9万人，也就是增长了123%。敖德萨、罗斯托夫、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巴库等南方城市的增长速度比这还要高。
19世纪下半叶，在城市数量和规模增大的同时，城市的经济作用和内部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彻底变化。
为把全部加工工业集中到城内，欧洲行会手工业城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斗争取得了胜利；而旧的俄国城市则相反，它同亚洲专制国家的城市一样，几乎完全不履行生产职能。这是一些军事行政点、军事要塞和某些情况下的商业中心，它们享受一切现成的东西。它们的居民是由那些靠官饷维持生活的官吏、商人以及到城里来寻找庇护所的农夫组成的。甚至莫斯科这个旧俄的最大城市，也不过是同沙皇的庄园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村庄。
手工业在城市里无足轻重，因为据我们所知，那时的加工工业以手工业的形式分散在农村。400万手工业者（1897年的统计数字）的前辈履行了欧洲城市手工业的生产职能，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完全没有参与建立手工工场和工厂的过程。手工工场和工厂出现了以后，使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无产者，并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其余的手工业者。
俄国工业没有经过中世纪手工业时期，俄国城市也没有第三等级在行会、公会、公社和市政局中的逐渐发展。欧洲资本在几十年内建立了俄国工业，而俄国工业则建立了无产阶级履行基本生产职能的现代城市。
大资产阶级
这样，大资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但是，外国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所起的巨大作用对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但是，交易所贵族在欧洲国家掌握着领导权，并毫不费力地把沙皇政府变成自己的金融附庸。他们不能也不想加入俄国国内资产阶级反对派，因为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都不能像沙皇当局那样保证他们有如此高额的利息。但是，不仅外国金融资本，而且外国工业资本一方面开发俄国的自然资源和剥削俄国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在俄国以外，即在法国、英国或比利时的议会中实现自己的政治力量。
但是，本国资本不能领导全国性的反沙皇的斗争，因为它很快同人民群众，即同它直接剥削的无产阶级和通过国家掠夺的农民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情形尤其适用于重工业。后者现在到处依赖国家的设施，主要依赖军国主义。说真的，它固然对“强硬的民事法制”感兴趣，但更需要集中的国家政权这个财富的伟大布施者。冶金业企业主在自己的工厂里碰到的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和最积极的部分。这部分的工人阶级，每逢沙皇制度风雨飘摇，就趁机向资本进攻。
纺织工业相对来说不那么依赖国家。除此以外，它直接影响到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如果要提高购买力，就必须推进广泛的土地改革。因此，1905年，纺织业的莫斯科养活了反专制官僚制度的反对派。这个派别比冶金业的彼得堡的反对派要激烈得多，甚至有力得多。莫斯科市杜马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好意观望正在高涨的浪潮。但是，革命一旦在这个反对派面前展示出自己的全部社会内容，同时把纺织工人推向冶金工人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反对派就更坚决并“更有原则地”转向坚强的国家政权方面去了。同反革命地产结合的反革命资本，将莫斯科商人、第三届国家杜马多数派首领古契柯夫[2]视作自己的领袖。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欧洲资本扼杀了萌芽状态中的俄国手工业，从而也就铲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是否可以把现在的彼得堡或莫斯科与1848年的柏林或维也纳，尤其是与1789年的巴黎相提并论呢？而1789年的巴黎，还不能设想铁路、电报并把拥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场看作最大企业。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那种经历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自治和政治斗争的磨练，然后和年轻的、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壮实的小市民阶层。代替它的是谁呢？“新的中等阶层”，职业知识分子：律师、记者、医生、工程师、教授、教师。在社会生产中失去独立作用的、人数不多的、经济上不独立的这个阶层，正确地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不断寻求可以依靠的壮实的社会阶级。事情妙不可言！他们起先不是在资本家那里，而是在土地占有者那里找到了这座靠山。
领导头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是1905年由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3]和解放社[4]合并而成的。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的不满捣乱，一方面表现了大农业主对政府的骇人听闻的工业保护关税政策的不满，另一方面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土地占有者的反对派立场，因为俄国土地关系中的野蛮状态妨碍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解放社联合了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位处“体面的”社会地位，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也不愿走上革命道路。地方自治派这个反对派身上总是带有怯懦虚弱的印记，而当至尊的贵胄在1894年把它的政治愿望叫做“无意义的幻想”时，他只是道出了痛苦的真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享有特权并在物质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依赖于国家庇护的大资本或自由派的注册地产，也无力发展成多少有点威力的政治反对派。
因此，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立宪民主党结合了地方自治派（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和各方面都软弱无力的有学位的知识分子。1905年底，地主被农村的骚动吓坏了，急剧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旧制度，这充分暴露了农业自由派的真面目。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含泪离开地主的庄园（在这里他们实质上只是个养子），到他历史的故乡，即到城市中去寻找归宿。但是，他们除了自己以外，在这里找到了什么呢？保守的大资本、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及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
也就是这种对抗在小生产还具有意义的一切部门彻底粉碎了小生产。手工业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的环境中发展的，因而和工厂无产阶级没有多少差别。受大工业和工人运动排挤的俄国手工业工人是个愚昧的、半饥饿的、凶狠的阶级，它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充当黑色百人团的示威和大屠杀的打手。
结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片社会主义的诅咒声中诞生了，无可挽回地迟到了，悬浮在阶级矛盾的深渊之上。他们肩负地主的传统的重压，深受教授偏见的束缚，缺乏主动精神，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对明天毫无信心。
无产阶级
某些世界性的因素，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没有身躯的（非常糊涂的）头脑，也促使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发挥杰出的作用。但是，首先，无产阶级的数量有多大？
1897年的极不完全的数字为我们提供了下列答案：
工人数量
1．工矿、交通、建筑和商业企业3,322,000
2．农林渔猎2,725,000
3．临时工和学徒1,195,000
4．仆人、搬运工和门卫2,132,000
总计（不分性别）9,272,000
1897年，无产阶级连同家属占总人口的27.6%，即稍微超过1/4。在这些群众中，各阶层的政治积极性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而革命的领导作用几乎只属于第一类工人（见上表）。但是，用俄国无产阶级的相对数量的大小来衡量它在革命中的实际的和可能的作用，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是说，没有看到纯数字背后的社会关系。
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由它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国家最强大的生产资料是直接依赖于工人的。330万劳动力（第一类）所生产的不下于每年国民收入的一半！情况表明，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这个唯一能把广阔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整体的铁路，是无产阶级手中无比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阵地。在这里还应该加上邮政和电报事业，它们虽不是那么直接，然而却非常现实地依赖于无产阶级。
农民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而无产阶级却大量地被动员到工厂和工厂中心来了。无产阶级构成了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都很重要的每一城市的居民的核心，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所具有的一切优势：生产力和资金的集中，居民中最积极的分子同最巨大的文化财富相结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优势。它的阶级自觉已经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俄国无产阶级从诞生以来，就面对着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和高度集中的资本的力量。行会传统和手工业偏见丝毫不能支配它的意识。它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道路。
因此，手工业，一般小生产的微不足道和俄国大工业的极其发达在政治上使无产阶级民主派排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生产作用外，工人阶级还夺取了它过去的政治作用及其领导农民群众的历史抱负。在农民阶层从贵族—国库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时代中，工人阶级会实现后者。
按照历史的观点，土地问题是检验城市各政党立场的政治试金石。
贵族和地产
立宪民主党（或者前立宪民主党人）关于按“公平的”估价强行割让大、中地产的纲领，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是通过“立法的创造性工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但是，实际上，自由派通过立法的途径尝试剥夺大地产，却导致政府剥夺选举权和发动六三政变（coupd'État）（1907年）。立宪民主党人把消灭土地贵族看作纯金融业务，并煞费苦心地让地主接受自己的“公平估价”。但是，贵族却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它立即以自己绝对正确的本能理解到，这里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出售5000万俄亩——哪怕是按高价出售——而是要取消它作为统治等级的整个社会作用，因此，它断然拒绝拿自己来拍卖。在第一届杜马期间，萨尔蒂科夫伯爵对地主高喊道：“愿你们的座右铭和你们的口号是：决不让出我们的一寸土地，我们原野上的一粒沙子，我们草地上的一棵草，我们森林中的一根树枝！”这不是旷野的呼声，不，革命年代正好是俄国贵族等级集中和政治上巩固的时期。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最黑暗的反动时期，贵族也算是一个等级，虽然是第一等级。专制制度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独立性，丝毫不放松对贵族进行警察监督，甚至给贵族的等级私利的嘴巴戴上自己监督的嘴套。现在贵族是名副其实的发号施令的等级：它迫使省长随着自己的笛声翩翩起舞，恐吓大臣并公开撤换他们，给政府下最后通牒并使之实行。贵族的口号是：寸土诚可贵，特权价亦高。若临变革境，二者绝不抛！
在年收入超过1000卢布的6万名地主手中，集中了约7500万俄亩土地，这些土地按市场价格为560亿卢布，每年为土地所有者带来4.5亿以上的纯收入。贵族得到这笔收入的2/3以上。官僚制度同地产是密切联系着的。每年几乎3万名收入在1000卢布以上的官吏的薪水，来自2亿卢布的地产收入。在这些中上层官吏中，恰好又是贵族占了明显的优势。最后，正是这些贵族独吞了地方自治机关和与此有关的收入。
如果在革命前，“自由派”地主在“文明的”地方自治工作的基础上被提拔上去，在足足半数的地方自治局里担任领导，那么，革命的年代使这方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结果站在前列的是毫不留情的地主反动势力的代表。在萌芽时期，权力无限的贵族联合会就会压制政府的一系列尝试。这些尝试，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益，使地方自治局“民主化”或减轻农民身上的等级桎梏。
面对这些事实，作立法协议的基础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毫无希望的空想，如果立宪民主党人自己悄悄地放弃了它，那也毫不奇怪。
社会民主党主要在“公平估价”方面批评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这样做是正确的。仅就财政方面来说，赎买凡是每年能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1000卢布以上的一切地产，会在我们90亿国债上又增加一笔50—60亿的可观数目；这就是说，单利息一项每年大体上就要吞噬7.5亿。但有决定性意义的不在于问题的财政方面，而是政治方面。
所谓的1861年解放改革条件规定的过高的农民土地赎金额实际上是为赎买农奴而给予地主的补偿（数额约为2.5亿，即占赎金总额的25%）。在这种情况下，靠“公平估价”确实消灭了贵族的巨大的历史权利和特权，而贵族也能够适应半解放的改革并顺从这种改革。当时，贵族表现了一种正确的本能，就像现在它坚决拒绝以等级自杀来结束自己一样——即使是按“公平估价”。寸土诚可贵，特权价亦高。若临变革境，二者绝不抛！在这一旗帜下，贵族最终掌握了受到革命动摇的政府机关，并表明，将以统治阶级在生死关头的浑身解数和凶猛劲头来进行战斗。
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指望着同这个等级在议会上达成君子协议，而只能靠群众的革命进攻。
农民和城镇
俄国社会政治野蛮状态的症结在农村，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农村才能产生一个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症结的阶级。农民分散在欧俄五百万平方俄里的广大土地上（在五十万居民点中），过去一直没有培养出任何团结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习惯。在1905—1906年农民骚动时期，造反的农民的任务是把地主从本村、本乡，最后从本县赶出去。当地的贵族则有现成的集中的国家机构来反对农民的革命。农民只有通过同时举行的和坚决的起义才能战胜它。但是，它由于自己生存的各种条件，无力实现这一点。地方性呆小病是农民起义的历史紧箍咒。如果要摆脱这个紧箍咒，农民起义必须不再是纯粹的农民的起义，并同新的社会阶级的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
早在16世纪头25年德国农民革命时期，尽管当时德国城市在经济上力量薄弱，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农民就已自然而然地处于城市政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农民就其客观利益来说是社会革命的力量，但政治上是一盘散沙的和软弱无力的，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因此，它因地而异，或者使城市里的市民反对党占优势，或者使平民革命党占优势。这个能够保证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后的、唯一的力量，虽然依靠当时社会最激进的阶级，依靠现代无产阶级的胚胎，但本身完全缺乏全国性的联系和对革命目标的明确认识。由于国家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和国家割据，这两点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骚动的农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合作的任务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农民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了……
经过三个多世纪，1848年革命中重现了上述的相互关系。自由派资产阶级不仅不想发动农民并把它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极为害怕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正是因为农民运动首先巩固和加强了那些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本身的城市平民激进派的地位。另一方面，后者仍然没有克服自己社会政治上的不定型状态和分散性，因此没有能力抛开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农民群众。1848年的革命遭到了失败。
但是，比这再早六十年，在法国，正是靠农民和城市平民，即那个时代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流氓无产者的合作，革命任务才得以胜利实现。这种“合作”采取了国民公会专政的形式，即城市对农村、巴黎对外省和无套裤汉[5]对巴黎专政的形式。
在现代俄国的条件下，工业人口对农业人口的社会优势，比起旧的欧洲革命时代来，大得无法比拟。同时，在目前俄国城市中，轮廓清晰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取代了杂乱的平民的地位。但有一点没有改变：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必须率领着城市中最革命的群众，并且不会因为敬畏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害怕动摇封建所有制，在革命时期能像过去一样依靠农民。现在，只有社会民主党是这样的政党。
俄国革命的性质
俄国革命就其直接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力求把资产阶级社会从专制制度和封建所有制的束缚和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因而就其方法而言它是无产阶级的。许多书呆子都无法领会这种矛盾，试图用数学统计的推算，或用形式主义的历史类比来决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的领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实际上在革命高涨的各个时期处于先锋地位的无产阶级，这些书呆子却企图裹在他们自己的轻率的理论襁褓之中。对他们来说，某一资本主义民族的历史只是在多少有点偏离的情况下重复另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没有看到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吞没在其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国家，并且结合当地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形成了一种社会混合物。不能用死板的历史公式、而只能借助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来决定这种社会混合物的性质。
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在若干个世纪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形式及其代表者——强大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的殖民地，欧洲资本把现成的铁轨、枕木、钉子和瞭望车厢装在准备好的装甲舰上运给那里的殖民当局，然后用步枪和刺刀使土著居民脱离他们的原始状态，把他们驱赶到资本主义文明中去。英国同现代殖民地之间虽然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但在历史发展方面没有任何类似之处。
新的俄国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这是因为它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受到了欧洲资本的资本主义洗礼，欧洲资本这时已达到其最集中和抽象化的形式——金融资本。欧洲资本自身过去的历史同俄国过去的历史毫无联系。欧洲资本为了使自身能在自己的故乡达到现代交易所的高峰，应当：
1、跑出手工业城市的狭窄的大街小巷（它曾经学习爬行和行走的地方）；
2、在同宗教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发展科学技术；
3、把整个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通过反对封建的和王朝的特权的起义来夺取政权；
4、为自己清扫广阔的舞台，断送它自己所由产生的独立小生产，以便后来脱离民族的脐带，离开父辈的遗骸，拋开政治的偏见，摆脱种族的好感，不顾地理的间隔——野心勃勃地在地球上空翱翔。今天用鸦片毒害已被它弄得破了产的中国手工业者，明天用俄国水域上的新装甲舰发财致富，后天搜取非洲南部的金刚钻矿床。
但是，当英国或法国资本这一许多世纪的历史凝结物在顿涅茨克矿区的草原上出现时，它完全不能施展它不断积蓄的社会力量、关系和热情。它不能在新的地区重复它已完成的发展过程，而要从它在故乡所达到的水平上开始。它把机器运过大海和海关，便立即不经任何中间阶段，把无产阶级群众集中在机器周围，它还把凝结在它身上的老一代资产阶级的革命能量倾注到无产阶级身上。
在法国历史上的英雄时期，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尚未暴露出自己地位的矛盾，历史把领导争取事物的新秩序的斗争任务交给它，这个斗争不仅反对法国的陈旧制度，而且也反对全欧洲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各个派别，彻底地认识了自己并成了民族的领袖，它把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给他们口号并授以战斗策略。民主派用政治意识形态把民族联合起来。人民——小市民、农民和工人——选送资产者为自己的议员，公社给他们的委托书是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救世主任务的资产阶级的语言写出来的。在革命时期，虽然暴露了阶级对抗，但是革命斗争的势不可挡的惯性不断地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抛离政治轨道。每个阶层在把自己的能量转移给随后一个阶层之前是不会离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继续以愈来愈尖锐和愈来愈坚决的手段为自己的目标而斗争。当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脱离运动中的民族核心并同路易十六结成联盟的时候，旨在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要求，便采取普选权和共和国这一逻辑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制形式。
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次民族革命。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制度争取统治地位、政权和完全胜利的世界性斗争，也在这里，在民族范围内得到了典型表现。
在1848年，资产阶级已不能起类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能承担起以革命的方式清除妨碍它统治的社会制度的责任。它的任务是（这一点它也看得很清楚）使旧制度增添一点必要的保证，不是保证自己的政治统治，而是保证同旧势力共同掌权。它不仅不带领群众冲击旧秩序，反而依靠旧制度，反击向推动它前进的群众。它的意识背离它取得统治的客观条件。民主设施在它的心目中不是它的斗争目标，而是对它的安宁的威胁。革命不可能由它来进行，而只能是反对它的。因此，在1848年，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一个能在不顾资产阶级和违抗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领导运动的阶级，需要一个不仅能逼迫资产阶级前进，而且能在紧要关头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僵尸从自己的道路上抛开的阶级。
无论是小市民还是农民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小市民阶层不仅敌视过去，而且敌视未来。它仍然受到中世纪的关系的束缚，但已经不能抗拒“自由”工业；它仍然给城市留下自己的印记，但已让位于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它浸透了成见，被事变隆隆声震得惘然若失，它既剥削人又受人剥削，既贪婪又毫无办法，穷乡僻壤的小市民阶层是不能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
农民在更大程度上缺乏独立主动精神。农民分散，被排除在作为和文化神经中枢的城市之外，他们迟钝，视野只限于寨墙，对城市所想到的一切漠不关心，他们不可能起领导作用。他们一旦解除了压在肩上的封建义务的负担便立即心满意足，对曾经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城市忘恩负义：解放了的农民变成了“秩序”的狂热拥护者。
知识分子民主派缺乏阶级力量，它一会儿充当它的老大哥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尾巴，一会儿在紧要关头又离开它，从而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它自己给没有成熟的矛盾搞得混乱不堪，并把这种混乱带到各处。
无产阶级太弱，缺乏组织、经验和知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足以使消灭旧的封建关系成为必然的地步，但还不足以使工人阶级这个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已严重到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大胆担任民族领导人的角色，但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承担这一任务。
奥地利极其显著和悲剧性地佐证了革命时期这种未最终完成的政治关系。
维也纳的无产阶级在1848年表现了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和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赴汤蹈火。推动他们的只是一种模糊的阶级本能。他们缺乏对斗争目标的总的概念，摸索着从一个口号转向另一个口号。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令人惊奇地转到了大学生手中，这个唯一的民主集团由于其积极性而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事态有很大的影响。大学生虽然能够在街垒中英勇战斗，并且能够真心实意同工人交朋友，但是，即便是在革命斗争中践行街头“专政”，他们完全不能领导革命的总进程。当整个工人的维也纳在大学生的号召下于5月26日起来抵制解除“大学生军团”武装的时候，当首都居民事实上控制了城市的时候，当国王逃亡并失去作用的时候，当最后几支军队在人民的压力下撤出首都的时候，当奥地利的行政权因此成为一份无人继承的财产的时候，却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起来执掌政柄。自由资产阶级有意识地拒绝享用这种以强盗的办法取得的政权。它一味梦想从无人照管的维也纳跑到提罗耳去的皇帝再回来。工人有足够的勇气打败反动派，但在组织上和觉悟上都还不足以接管政权。没有能力执举政权的无产阶级无法推动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完成这一历史功绩，后者像往常一样在最紧要的时刻躲开了。总而言之，出现过一种形势，对于这种形势，一位同时代人说得对：“维也纳实际上建立过共和国，但不幸的是，没有人见到它……”拉萨尔[6]从1848—1849年的事件中吸取了如下不容置疑的教训：“欧洲的任何斗争都不会成功，除非它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斗争，任何斗争，如果社会问题在其中只是个模糊不清的因素并处在次要的地位，如果表面上是在民族复兴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旗帜下进行，它就再也不会成功了。”
历史安排在1905年开始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第一次在自己的旗帜下为自己的目标而付诸行动。同时也毫无疑问，没有一次旧的革命像迄今为止的俄国革命那样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群众的精力，而提供了如此微小的积极成果。我们远不是想要预言在最近数周或数月事态将如何发展。但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沿着拉萨尔在1849年提出的那条道路才可能取得胜利。从阶级斗争回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团结是办不到的。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只不过是暂时反映了其深刻的社会性质。在这个没有革命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事物的内部进程推动无产阶级去领导农民并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由于庄稼汉政治上的迟钝而失败了。这些庄稼汉在自己的村子里搞垮地主老爷，以便占有其土地，但一旦穿上士兵的上衣，却又去向工人开枪。一切革命事件都可以看成一系列无情的具体教训，通过这些教训，历史使农民深刻意识到其地方性的土地要求同国家政权这一中心问题的联系。在严酷的冲突和惨重的失败的历史学校中锻造了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去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积蓄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Rhodus,hicsalta!）[7]（《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中译者根据俄文原版和英译版，对《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同名章节进行了校订。——中译者注
[2]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是俄国自由派地主的非法政治团体，于1903年11月成立。同盟的主要宗旨是在有限的立宪制基础上同沙皇政府进行勾结。1905年7月同“解放社”共同成立了立宪民主党组织委员会，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同盟即不再存在。——中译者注
[4]“解放社”是1904年彼·司徒卢威在国外成立的自由保皇派组织。“解放社”拥护君主立宪，渴望同沙皇政府勾结，用假“民主主义”来掩饰其反对革命的斗争。“解放派”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中译者注
[5]无套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革命人民大众的最流行的称呼。——中译者注
[6]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中译者注
[7]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Rhodus，hicsalta！——转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中译者注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607页。——《托洛茨基言论》编者注 |
第三章俄国的农民阶级和土地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三章俄国的农民阶级和土地问题
根据（远不够准确的）计算，俄国每年从采矿业和加工业中获得的经济收入为60—70亿卢布，而在其中，将近15亿卢布，也就是它的五分之一，都被国家吸收走了。这样说来，俄国的贫困程度是欧洲国家的3—4倍。正如我们看到的，从事产业活动的人数在所有人口中只是极少数。而且，这些从事工业活动的个体生产力还非常低。这就是工业的现实——年产值与雇佣人数不成正比；但农业生产力仍处于一个无可比拟的低水平。尽管它已经占去了全国61%的劳动力，其总收入却只有28亿卢布，也就是说，不足国民总收入的一半。
俄国的农业条件（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农业），在本质上，是由1861年所谓“解放改革”的性质决定的。这项改革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但在进行过程中却完全被贵族的私利安排了[1]。庄稼人不仅在土地分配上受到了欺骗，而且还深受税收枷锁的束缚之下。
下面的这个表格列出了农奴制改革清算土地时，三大类农民分配到的土地情况。
农民类型人数得到的土地面积
每人平均获得
（1860年数据）（单位：俄亩）
（单位：俄亩）
地主的农民1,190,700037,758,000
3.17
国家农民10,347,00069,712,000
6.74
个体农户870,0004,260,000
4.9
总计23,124,000111,730,000
4.83（平均）
如果我们假设这样一个经济条件，即国有农民得到的土地（每人6.7俄亩[2]）占去一个农民家庭的所有劳动力的话——这与事实大致相符，那么我们必然能得出一个结论：地主曾经拥有的农奴和独立农民比这一标准少分了大约4400万俄亩的土地。在农奴制下，农民为自身需求而耕种的那些土地，只发挥了它能承载的劳动力的一半——因为他们每周有三天必须为地主工作。然而，在这些被分配出去的本已不足的土地中，足足约有2%的良田被地主收割走了（全国各地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农业人口过剩——这一农奴制的基本条件，随着贵族对农民土地的强取豪夺而更加严重了。
在改革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土地所有权发生了相当大的调整，价值达7.5亿卢布的土地从贵族手中转入商人和农民资产阶级手中。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并没有因为这个客观事实得到任何好处。
在1905年，俄国欧洲部分的五十个省的土地分配情况如下表（单位：百万俄亩）：
获分土地总计112
原国家农奴66.3
原地主的农奴38.4
私有土地总计101.7
公司和合伙经营15.7
（11.4属于后者）
个体所有
（按规模分类）20俄亩3.2
（2.3归农民所有）
20—50俄亩3.3
50俄亩79.4
王室和独立土地145
（其中包括约4—6的自由的非森林适耕土地）
属于教堂、修道院和市政机构等的土地8.8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上面的两个表格中的数据，土地改革后，每个男性农民平均获得4.83俄亩的土地。而在45年后的1905年，哪怕把新获得的土地算在内，平均每个人也只剩下3.1俄亩的土地了。换句话说，农民拥有的土地总面积减少了36%。
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只吸收了农民人口年增长量的1/3；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心地区的农民人口；最后，农民银行的活动，使中农和富农在1882年至1905年期间获得了730万俄亩的土地——所有这些因素证明，无法抵消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也无法提前防止土地贫困的加剧。
据粗略计算，在俄国，约有500万成年男子找不到符合自己劳动能力的职业。在这500万“多余的人”中，绝大部分属于黑土农民，只有少数是职业流浪者、乞丐等人。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用在了没有他们也同样可以充分耕耘的土地上，使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30%。并且，他们由于被整体吸收进农民群众中，通过让广大的农民群众赤贫化避免了自身的无产阶级化。
从理论上讲，加强农业可能是一个出路。但农民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知识、主动权、不受监护的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而这些条件在专制俄国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不过，物质力量的匮乏，一直都是改善我国农业的主要阻碍，这点到现在也是如此。而农民经济危机的这一面，就像他们缺地的事实一样，可以追溯到1861年的改革。
对农民而言，那点微薄的土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必须向地主支付赎买金。国家充当中介，赎买他们以前在农奴制下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要出钱赎买自己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的面积，由于改革的缘故进一步减少。赎买土地的费用是由与地主沆瀣一气的政府人员确定的——他们把8.67亿卢布的债务压在了农民身上，而非6.48亿卢布。这是一个基于资本化后的利润率得出来的数字。因此，农民除了花钱赎回土地以外，实际上还必须向地主额外支付2.19亿卢布，来作为他们从农奴制解放的代价。除此之外，他们因为没有土地，还不得不负担起敲诈性的地租和沙皇财政机构的畸形工作。举个例子，农民要为被分配到的每亩土地交1.56卢布的直接土地税，而私有土地的直接土地税则是23戈比（0.23卢布）。因此，国家预算的重负几乎就全压在了农民的身上。国家吞噬了农民在耕作过程中获得的绝大部分利润，但却几乎没有回报农村，不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或发展其生产力。政府于1902年组织的地方农业经济委员会确定了一项事实，即在农业家庭净利润中，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占了50%—100%，有时甚至更多。这一方面积累了一堆无望解决的欠款，一方面又导致农业活动停滞甚至恶化。今天，在俄国中心的广大地区，技术和作物都和1000年前一样。在英国，每公顷土地平均能生产2690升小麦，在德国是1700升，而到了俄罗斯就只有670升了。除此之外，还应该补充一点：农民土地上的庄稼数量比地主土地低46%，而且这种差别越大，一年的收成也就越差。我们的农民甚至早已忘记了如何梦想着储备面包以度过灾年。由于新的商品—金融关系和财政义务，他被迫把自己所有的自然储备和经济盈余都转化为抓得见摸得着的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去缴纳各种税收和租金。围绕着现金展开的狂热竞赛，迫使农民不断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土地，剥夺了土地的肥力和合理的畜牧能力。每一次歉收，都是大地对受过的虐待的报复，灭顶之灾降临在没有任何储备的村庄。
但是，即便是在所谓“正常”的年份里，农民群众也没法摆脱他们的半饥饿状态。下述的农民预算，应该镌刻在欧洲银行家以及沙皇制度的每一个债权人的金色额头上：农民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每年在食品上的开支是19.5卢布，住宿3.8卢布，衣着5.5卢布，在其他物质需要上的开支是1.4卢布，而在精神和智力需要上的开支则是2.5卢布！一位熟练的美国工人的直接和间接开支，合起来相当于俄国两个六口之家的开支之和。然而，为了支付这个任何国有道德家都没法斥责为浪费的开支，农民每年从农业少获得10亿卢布的收入。家庭工匠手工业给乡村带来的利润约为2亿卢布。把这两个数字一合计，我们就得到：农民农业每年的总赤字为8.5亿卢布——这正是国家财政组织每年从农民阶级手中抢走的数额。
在我们对农民农业的描述中，到这里为止还没提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而实际上，这些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以农民运动的形式（见《庄稼人的造反》一章）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欧洲部分的50个省，然后去掉北部森林地带，那么，从农民农业和一般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其余地区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1.工业地带。包括北边的彼得堡省和南边的莫斯科省。彼得堡和莫斯科统治着这一北方资本主义地区，其特点是工厂（特别是纺织业工厂）、家庭工匠手工业、亚麻种植和商业农业（特别是蔬菜栽培业）。和其他所有工业国家一样，这一地区种植的粮食不能满足其需要，不得不从南方进口。
2.毗邻黑海和伏尔加河下游的东南地区，“俄属美洲”[3]。这个地区几乎不存在农奴制，而相对于俄罗斯的中央地带来说，它相当于殖民地。所谓的“小麦工厂”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将粮食输送到北方的工业地区并出口西部的外国。这种工厂在草原自由地带迅速兴起，并吸引了大量移民。于此并行的，是劳动力向加工业的转移，“重”工业的兴盛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在这一地区，农民群体的内部分化极其严重。农夫站在天平的一端，而农业无产者则站在天平的另一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农业无产者都是来自黑土省份的移民。
3.在旧的北方工业区和新的南方工业区之间，有一片广阔的黑土地——“俄属印度”。它的人口即使是在农奴制时也相对密集，而且全部从事农业。但是，1861年的改革使其土地面积减少了24%——农民可分配的土地中最好、最赖以生存的部分被转给了地主。地价迅速上涨，地主们从事着纯粹的寄生经济，一部分用农民账目上的土地耕种，一部分则把土地租给农民，而农民则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奴隶制般的租金条件的束缚。数十万农民离开这个地区，到北方的工业区或南方去，致使这些地区的劳动条件恶化。黑土地带既没有大规模的工业，也没有资本主义农业。在这里，农业资本家没法与贫苦的佃农竞争，蒸汽犁在与庄稼人的生理弹性进行斗争时失败了。庄稼人不仅支付了他们“资本”的全部利润，还支付了他们大部分的工资——他们以面粉与木屑或磨碎的树皮混合的食物为生。在某些地方，农民的贫困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连一块观音土[4]里有臭虫或蟑螂，都能被当成是相对富裕的有力标志。有这样一个事实：农村医生申加列夫（如今是第三届杜马的自由派代表）调查发现，在沃罗涅日省，无地农民家里根本遇不到臭虫，而在村里其他类别的人口中，家中的臭虫数量基本与其“财富”成正比。蟑螂，似乎看上去没怎么沾染贵族习气，但它对舒适度的要求显然也比沃罗涅日的贫民高：由于普遍的饥饿和寒冷，9.3%的农民家庭中没有发现蟑螂。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农业技术仅是空谈罢了。农民的牲畜，包括劳动用的牲畜，都要被卖掉以支付租金和税收，否则就要被吃掉。但是，一个地方生产力不发展，也就不可能会发生社会分化。在黑土上的公社，贫富均等。与北方和南方相比，农民的阶层分化还停留在表面上。在阶级差别还在孕育的时候，贫困化的农民和寄生贵族之间已经产生了尖锐的阶级对立。
当然，上述的这三个地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地理界限。因为国家是统一的，关税壁垒不存在，已不可能形成任何独立经济肌体。在19世纪80年代，农业半自给自足关系在黑土地区中部地带的12个省份中占主导地位，也普遍存在于黑土地带以外的5个省份。而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农业关系在9个黑土省份和10个非黑土省份占主导地位。剩下的7个省里，这两种制度旗鼓相当。
佃农和资本主义农业之间的斗争过去不曾间断，至今仍不停息。这种斗争虽不流血，但也产生了无数的受害者。资本主义农业远没有能力获得胜利。农民陷入被分配到的土地的鼠笼里，被剥夺了兼职挣钱的手段，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被迫不惜一切代价租下地主的土地。他不仅放弃了一切利润，把自己的需求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还卖掉了自己的农业库存，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自己本就很低的技术水平。面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这些致命的“优势”，大资本是无能为力的：地主对合理的耕作方法不屑一顾，把自己的土地切割成细小的部分，以便出租给农民。地租和地价的提高，使中央地区人口剩余，同时降低了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这样一来，不仅仅农业，就连其他生产部门，引进机械和现代技术都无利可图。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深刻的经济衰败已经相当深远地扩展到了南部地区。在那里，地租一边增长，农民劳动力的数量一边逐渐减少。农业的危机和农民逐步的贫困化，进一步削弱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而工业资本主义不得不主要为国内市场运作。由于重工业是靠国家明令来维持的，因此农民的逐步贫困化已经威胁到了重工业——它破坏了国家预算的基础。
这些条件本身就足以说明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俄国政治生活的轴心的原因了。全国所有的反对党和革命党都已经受到了土地问题之利刃的残酷伤害：在1905年12月，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都是如此。今天，第三届杜马就像车轮里的松鼠一样，在土地问题上乱窜。罪恶的沙皇制度也有可能吊死在同一棵歪脖子树上[5]。
贵族—官僚国家即使有最好的意图，也无力在一个止痛药早已失去意义的领域进行改革。考虑到国内有500万剩余劳动力，国家现在可以支配的600—700万俄亩良田完全不够用。但是，国家只能把这些土地卖给农民，并且是以他们从地主手里买地时的价格来卖。这也就是说，即使这几百万俄亩土地像1861年那样完全迅速地转到农民手里，每一个庄稼人的卢布也不会在经济中找到其生产性的用武之地，而是落入贵族和政府的无底口袋。
农民不可能从贫困和饥饿的地狱一步跃入集约化和合理化农业的天堂；如果要尽可能实现这一跃，农民必须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立即得到足够的土地，以便运用自身的劳动能力。把一切大、中土地转到农民手中，是任何深刻的土地改革的首要基本前提。与地主手中的只是充当向农民勒索高利贷和租金的手段的几千万俄亩土地相比，用于进行比较合理的大规模农业生产的1840块土地扩展到700多万俄亩的事实几乎不值一提。然而，把这些私有土地卖给农民几乎引起不了什么波澜：庄稼人之前以租金形式支付的钱，现在就得以购买价格的形式支付。只剩下没收土地一途了。
但是不难看出，即使没收大片土地也不能挽救农民。农业的总利润达28亿卢布，其中23亿来自农民和农业劳动者，约4.5亿来自地主。我们已经提到过，农民每年的赤字能有8.5亿卢布。由此可见，即使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产生的所有收入也丝毫不能填补这一赤字大洞。
那些反对征用地主土地的人，往往也用这种计算为基础进行论证。但是他们忽视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从现在拥有土地的闲人们手里收来的土地上，可以发展技术水平很高的自由农业经济，使土地的总收入成倍增长。但是在俄国，只有在完全清算沙皇专制及其财政、官僚主义的监护、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以及欠欧洲证券交易所的债务后，才可以设想这种美国式的农业。解决农业问题的完整方案如下：剥夺贵族，清算沙皇专制，实行民主。
我国农业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可以摆脱目前的停滞状态。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且刺激他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工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并吸收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人口。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为农业问题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因为在资本主义秩序下找不到解决办法。但是，无论如何，在即将到来的解决办法来临之前，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来清算专制和封建主义。
俄国的土地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沉重负担——它是革命政党的助手，同时也是它的最大挑战；它是自由主义的绊脚石，也是反革命的必死证（mementomori）。
[1]原文直译为“改革的方向被重新安排至贵族的私利了。”——中译者注
[2]1俄亩约合1.09公顷。——中译者注
[3]与下面的“俄属印度”一样，均为昵称，并非实际存在的行政单位。——中译者注
[4]原文直译为“伊兹巴”，似乎这种（可能是食物？）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彻底消失了。——中译者注
[5]原文直译为“沙皇制度也有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撞破自己的罪恶头颅”。——中译者注 |
第二章俄国的资本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二章俄国的资本主义
在国家的巧取豪夺之下，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并没有为剩余的积累、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留有余地。手工业既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没有集中在大城市，而是仍然分散在全国的乡村居民手中。正是由于手工业的分散性质，家庭工匠（Кустарь）不能像欧洲城镇中的手工业者那样按订单生产，而是靠偶然的销售机会生活。商贩（Купец）或旅行者（Гость）在分散的生产者与分散的消费者之间充当中介人。这样一来，人烟稀少与贫穷落后以及由此造成的城镇的碎片化，使得商业资本在旧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1]国民经济组织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即便是这种商业资本，也依然是分散的，创造不出任何大的商业中心。
最终，既不是农村的工匠，甚至也不是富商，而是国家自身感到有必要建立大工业。瑞典人逼迫彼得建立自己的海军和新式军队。但是在使自己的军队组织更加复杂化后，彼得的国家不得不直接依赖于汉萨同盟、荷兰和英国的工厂。因此，建立“祖国”自己的制造业，以服务于陆军和海军——这就成了国防的重要任务了。在彼得一世之前，从未有人建议过进行工厂生产。而在他去世的时候，俄国已经有233家大规模的官办或者私营企业：矿山、军械厂、呢厂、亚麻布厂还有帆布厂，等等。这些新式工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来自国家财政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商业资本。除此之外，新的工业部门经常与欧洲资本同时被引进俄国，而这些资本会在若干年内享有相应的特权。
在西欧，商业资本在建立大生产的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那里的制造业，是在手工业的腐尸上成长起来的，而以前自给自足的手工业者转变成了雇佣产业工人。而在莫斯科，从西方引进的制造业根本无法招募自由的手工业者，因此也就不得不利用农奴的劳动力了。
所以，18世纪的俄国工厂从一开始就没有遇到来自城市手工业的任何竞争。农村家庭工匠可不是它的对手：他们服务于大众消费者的需求，而被从头到脚管制的俄国工厂则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高等人[2]。
19世纪上半叶，纺织业打破了农奴劳动和国家管制的怪圈。植根于雇佣劳动的工厂当然是尼古拉俄国的社会关系的死敌。为此，农奴主贵族完全接受了自由贸易主义（Фритрэдерский）。尼古拉基于同情心也完全站在这一边。但是，尽管如此，包含财政利益在内的国家需求还是迫使他采取了禁止性税收和对工厂主进行财政补贴的政策。在对英国机器的禁运解除以后，俄国的纺织业就全然按照英国模式建成了。在40—50年代左右，德国人克诺普[3]从英国一枚钉子不剩地迁移了122家纺纱厂。在纺织领域，曾经有一句谚语：“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神父；哪里有工厂，哪里就有克诺普。”（гдецерковь-тампоп,гдефабрика-тамКнопп）由于纺织业是为市场服务的，所以，哪怕农奴制还没被废除，它就已经顶着熟练和自由工人的不足，让俄罗斯的纱锭产量位居世界第五。但是其他的工业部门，尤其是炼铁业（железоделательная），在彼得死后几乎停滞不前。这种停滞的主要原因是奴隶劳动阻碍了新技术的应用。如果说廉价的印花布是为满足农奴自身的需求而纺织出来的，那么钢铁就得供给发达的工业、城市、铁路和轮船。然而上述的这些事物不可能以农奴制为基础。农奴制的存续也阻碍了农业本身的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农业越来越为外国市场服务。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废除农奴制势在必行。但谁来落实这项政策呢？贵族根本对此置若罔闻。资产阶级力量尚弱，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来落实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也完全不能与德国农民战争或是法国札克雷（GrandeJacquerie）暴动相比——它们只是星星之火，也没法在城市里找到领导者。它们本身又太弱了，没法摧毁地主的势力。所以，此时只有国家才能一锤定音了。沙皇专制必须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残酷的军事失败，然后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在1861年通过半解放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
这标志着国内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就在于：“自由”劳动力的迅速聚集、铁路网的疯狂扩张、港口的设立、欧洲资本和工业技术源源不断的流入、更加唾手可得的低息贷款、股份制有限公司数量的增长、金本位货币的引入、凶猛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国债的爆炸式增长。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1881—1894），俄罗斯民族自成一体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从革命阴谋家的藏身处（民粹党人）到沙皇陛下的枢密院（官方的所谓“民族性”）的整个俄国社会意识。这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关系中发生无情革命的时代。欧洲资本通过建立大工业，将俄国庄稼汉无产阶级化，自动地破坏了“亚细亚—莫斯科”自成一体的深厚基础。
铁路是国家工业化的有力杠杆。不过主动建设铁路的权利当然在国家手里。俄国的第一条铁路是1851年开通的莫斯科—彼得堡铁路。[4]在克里米亚的“灾难”发生以后，政府将铁路的建设权让渡给了私人企业。但是，国家仍然像一个不知疲惫的守护天使，紧紧地跟在铁路企业家之后：它帮助企业家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资金，保证资本的利润，并让股东享尽优惠和福利。在农奴制改革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俄国建成了7000俄里[5]的铁路；第二个十年修建了12000俄里；第三个十年修建了6000俄里；而在第四个十年，光是俄国的欧洲部分就已经修建了超过20000俄里的铁路，而在整个帝国内则修建了将近30000俄里。
在80年代，特别是在90年代，当维特[6]——专制—警察资本主义思想的先驱上台时，铁路就又重新集中到了财政部门[7]手中。就像在发展信贷的过程中，维特看到了财政部长手中把握着“引导民族工业指哪打哪”的武器一样——他的那颗官僚脑袋告诉他，国有铁道是“控制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他是个股票经纪人和政治白痴，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聚集革命的力量，磨练革命的武器。到1894年，俄国的铁路总长度达到31800俄里，而其中有17000俄里的国营铁路。在革命的1905年里，有667000名铁路人员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俄国政府的关税政策结合了贪婪的财政政策与盲目的保护主义。它几乎彻底把欧洲商品彻底隔离在外。西方资本被剥夺了向俄国倾销其产品的可能性，于是他们便以其最无懈可击、最具吸引力的伪装形式——货币的姿态跨过了他们的东方边境。俄国金融市场上的任何活动都是由国外的新借款协议决定的。同时，欧洲企业家直接控制了俄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欧洲的金融资本张开血盆大口，吸收俄国国家预算的最大最好那一份，然后再以工业资本的形式将其中一部分返还给俄国。这就使它能够借助沙皇的财政制度当中介人，不光耗尽俄国庄稼人的生产力，而且直接利用俄国无产阶级的劳动能力。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特别是在1897年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后，流入俄国的境外工业资本就不下15亿卢布。而到1892年为止的40年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资本只增加了9.19亿卢布，但仅在随后的十年里，它就又增加了21亿卢布。
通过下述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的“黄金洪流”对俄国工业有着怎样的意义：1890年我国的所有工厂的生产总值为15亿卢布，而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25—30亿了。与此同时，工厂和车间工人的数量在这一时期也从140万增长到了240万人。
如果说俄国经济就像其政治一样，是在欧洲的直接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压力）下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影响的形式和深度，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不断变化的。在西方手工业—作坊制造业生产时期，俄国借用了西方的技术员、建筑师、工匠以及各种熟练工。而当工厂代替这些作坊制造业时，机械就成了模仿和进口的主要对象。最后，当农奴制为了国家需要而被废除，让位于所谓的“自由”劳动时，俄国为工业资本的直接影响打开了方便之大门，而国家贷款则为此扫清了道路。
编年史告诉我们，在9世纪时，我们从海对面召唤了瓦良格人来帮忙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是瑞典人，他们教会了我们欧洲的战争艺术。随后，托马斯和克诺普教会了我们纺织业。英国人休斯[8]为我们带来了冶金工业，诺贝尔和罗斯柴尔德把外高加索变成了石油的喷泉。也就是在那时，维京人中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门德尔松把俄国带入了证券交易所的领域。
虽然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还只是被限制在进口欧洲师傅和机器，甚至只到借债以用于生产目的的程度，但归根结底，这就是一个让俄国民族工业的机体消化并吸收欧洲生产的各种元素的问题。但是，当自由的境外资本在追求高额利益的竞赛中，在向中国长城一样的关税保护下，扑向俄国领土时，把俄国的全部经济都灌输进欧洲产业资本主义的机体就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在最近的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程序。
在俄罗斯现有工业企业中，只有15%是在1861年前成立的；从1861年到1880年，诞生了23.5%的企业；而从1881年到1900年，诞生了超过61%的企业。在其中，仅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就产生了40%的现有企业。
在1767年，俄国冶炼了1000万普特[9]生铁。而到了1866年（请读者注意，这都已经是一百年后了！），这个产量翻了一倍，达到了1900万普特。1896年的产量已经达到了9800万普特，而1904年都1.8亿普特了。此外，虽然在1890年的时候，南方的生铁冶炼量只占全部的1/5，但仅仅过了十年，那儿的冶炼量已经占全国的一半了。高加索的石油工业也是以这样的速率增长的。60年代，石油产量还不到100万普特；而到了1870年，就已经能生产出2150万普特的石油了。到80年代中期，境外资本进入了这个领域，占据了从巴库到巴图姆的外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并开展了面向世界市场的业务。石油产量到1890年就已经上升到2.429亿普特，而1896年的时候就又上升到4.299亿普特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南部地区的铁路、煤矿和石油工业发展突飞猛进，以至于国家的经济重心很快地就转移到了这里，而此时这里的工业才只有二十到三十年的历史。这里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美国特色。在短短的几年里，法国—比利时的资本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草原各省的面貌，使其遍布了在西欧几乎无人知晓的巨大企业。达成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欧美的技术和俄国的国家预算。南方的所有冶金厂，从肉眼可见之处到细微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从美国订购漂洋过海而来的！是政府的订单保证了它们能活过投产的最初几年。乌拉尔地区的族长—半农奴秩序（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полу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ийпорядок）以及“民族资本”仍然非常落后，直到最近，英国资本才开始铲除这里的野蛮自足性。
俄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条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俄国工业还相对年轻，但无论是小规模还是中等规模的生产都无足轻重。在俄国，大工厂生产并不是以任何“自然”或有机的方式从手工业和制造业逐渐发展起来的。因为，手工业本身就没能从家庭工匠中发展起来，甚至在它能够诞生之前，就注定要在经济上被境外资本和境外技术扼杀。棉纺厂没有必要与手工业进行任何斗争；相反，正是棉纺厂自身催生了农村的家庭制棉手工业。同样，南方的炼铁业和高加索的石油业也没有吞噬任何小企业；相反，小企业被它们召唤了出来，以充实一系列辅助性和服务性的经济部门。
由于我国的工业统计状况很差，因此，我们完全没法用准确的数据来说明俄国小生产与大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的这一表格只能反应大致的真实情况，因为前两类工厂，也就是工人数不足50人的企业的数量是根据极其不完整的材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根据偶然得到的材料得出的。
采矿与工业企业的工人数企业数
工人数（千人）工人数占的百分比
≤1017,43665
2.5
10—4910,586236.5
9.2
50—992,551175.2
6.8
100—4992,779608
23.8
500—999556381.1
14.9
≥10004531,097
42.8
总数34,361
2,562.8
100
比较俄国不同类别的工商业企业所获的利润，就能生动地说明同样的问题：
单个企业利润企业数量/占比
该类别企业利润总额
（按百万卢布计）/占比
1000到2000卢布37,000/44.5%
56/8.6%
大于50000卢布1,400/1.7%
201/45.0%
换句话说，将近一半（44.5%）的企业得到的利润加一起也占不到全部利润的十分之一（8.6%），而六十分之一的企业（1.7%）得到的利润却有剩余部分将近一半（45%）。此外，毫无疑问的是，表中列出的大企业利润被大大低估了。为了表明俄罗斯工业异常的集中程度，我们在下面的表格中转载了德国和比利时的可比数据（不包括采矿企业）。
尽管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上面的第一个表格包含的数据不够完整，但它已经能使我们得出以下无可争议的结论：（1）在同质分类中，俄国企业平均雇佣的工人人数比德国企业的这一数字还要多得多；（2）在俄国，大型（51—1000名工人）和特大型（1000名工人以上）企业集中了大量的工人，使得它们在俄国企业中的占比比德国的同质企业在德国的占比高得多。而在最后一组中，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相对的，而且具有绝对属性。第二个表格对俄国和比利时进行了比较，它可以更加直观地得出同样的结论。
我们将会进一步看到俄国工业的这一高度集中的特性，对俄国革命进程以及整体政治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巨大影响。
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种性质同样重要的情况：这种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只涉及到人口的少数，而大多数农民则在等级奴役与极端贫困织成的网下继续挣扎。这一事实又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限定了狭小的范围。
表一：德国和俄国的比较
工厂人数德国（1895年统计数据）
俄国（1902年统计数据）
企业数工人数
（千人）工人数占比平均工人数
企业数工人数
（千人）工人数占比平均工人数
6—50191,1012,454.3
44%1314,189
234.512.5%16.5
51—100018,6982,595.5
46%1394,722
918.549.0%195.0
≥1000296562.6
10%1,900302
710.238.5%2,351.0
总计210,0955,612.4
100%19,213
1,863.2100%
表二：比利时和俄国的比较
工厂人数比利时（1896年统计数据）
俄国（同上）
企业数工人数
（千人）工人数占比平均工人数
企业数工人数
（千人）工人数占比平均工人数
5—4913,000162
28.3%12.514,189
234.512.6%16.5
50—4991,446250
43.7%170.04,289
628.933.8%146.3
≥500184160
28.0%869.0726
999.853.6%1,377.0
总计14,650572
100%19,213
1,863.2100%
而接下来的表格，将会分别列出俄国与美国的按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区分的产业活动人口：
俄国（1897年统计数据）
美国（1900年统计数据）
人数（千人）占比
人数（千人）占比
第一产业从业者[10]18,65360.8%
10,45035.9%
第二产业从业者[11]12,04039.2%
18,62364.1%
总计30,693
100%
29,073100%
在俄国的1.28亿人口中，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3060万）比美国2900万多不了多少（他们只有7600万人口）。这是国家经济的普遍落后导致的农业人口大大超过非农业人口（60.8%与39.2%）的结果。而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
在1900年，美国的工厂和大型制造企业生产了价值250亿卢布的商品，而俄国的相应数字却只有它的10%—25亿卢布。这同时也证明了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同年，一些国家的煤炭开采量如下——俄国10亿普特，法国10亿普特，德国50亿普特，英国130亿普特。而铁产量的数字则为：俄国每个工人1.4普特，法国每个工人4.3普特，德国和英国则分别为9普特和13.5普特。门捷列夫[12]说：“然而，我们可以向全世界供应我们的极其廉价的生铁、熟铁和钢。我们的石油、煤炭以及其他土地里的财富几乎都没有被开发。”但是，如果国内市场没有扩大，居民的购买力没有提高，或者说，如果农民群众的经济没有改善，那么不可想象工业能发展到与这种财富相对应的程度。
此处，土地问题对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决定性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1]这里指的是彼得一世迁都至圣彼得堡之前的俄罗斯。——中译者注
[2]原文直译为“上层阶级”。——中译者注
[3]约翰·路德维希·克诺普（JohannLudwigKnoop，1821年5月15日—1894年8月14日），德国棉花贸易商，曾在俄国开办了多家纺织厂，是19世纪最成功的资本家之一。——中译者注
[4]事实上，书中提到的这条铁路是俄罗斯的第二条铁路，第一条铁路是皇村（现普希金）到巴甫洛夫斯克的皇村铁路，于1837年通车。但本线路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只是为输送度假的贵族而设。——中译者注
[5]1俄里约等于1.0668公里。——中译者注
[6]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俄语：СергейЮльевичВитте，1849年6月29日—1915年3月13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曾任俄罗斯帝国交通大臣（1892年）、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892年—1903年）、俄罗斯帝国大臣委员会主席（宰相职务，1903年—1905年）和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首相职务，1905年—1906年）。——中译者注
[7]原文直译为“国库”。——中译者注
[8]约翰·休斯（JohnHughes，1815年6月25日—1889年6月17日），英国煤矿资本家。1869年赴俄国购买土地，用于建造冶金厂，参与创建了顿涅茨克市。1889年死于圣彼得堡。——中译者注
[9]1普特合16.38公斤。——中译者注
[10]这里的第一产业从业者是指农林产业以及其余类似产业。——中译者注
[11]这里的第二产业从业者是指采矿与矿加工、商业、运输、“自由”职业者和仆人。——中译者注
[12]帕维尔·巴甫洛维奇·门捷列夫（ПавелПавловичМенделеев，1863年12月31日—1951年7月2日），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885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国务院工作。1887—1889年任参议院刑事上诉司司长。1889—1894年任司法部第一司司长。1900年起任国务委员。1904—1909年任大臣会议办公厅主任。1909年以枢密院议员的头衔退休。1909—1917年任特维尔和图拉省地方自治局议员。1915年起任国务院委员。十月革命后逃往乌克兰。1918年参加“俄罗斯国家统一委员会”（Совет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объединенияРоссии）。1919年流亡英国。1920年流亡法国。1920—1921年任俄罗斯主要难民委员会书记。1921—1931年任俄罗斯地方自治局援助海外俄罗斯公民委员会书记。1926—1939年任俄罗斯贵族联盟副主席。1939—1949年任俄罗斯贵族联盟主席，1949年起改任名誉主席。1951年死于法国。 |
第一章俄国的社会发展与沙皇制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一章俄国的社会发展与沙皇制度
我们的革命[1]破除了关于俄国“独特性”的迷思。这场革命向我们证明，俄国的历史发展没有特殊规律。但同时，俄国革命也极具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造成的结果，又在我们面前开辟了全新的历史前景。
“俄国和西欧之间是否存在‘质’或者‘量’的区别？”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如此形而上学的问题。但是，俄国社会发展具有缓慢性和原始性——这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俄罗斯国家在本质上并不比欧洲国家年轻多少：俄罗斯的国家生活是从公元862年开始的。然而，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稀少的人口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的速度，这就耽误了我国社会结晶的进程，使我国的整个历史都打上了极端落后的烙印。
很难想象，俄国国家在封闭的条件下将会何去何从——这种封闭的条件是受内部趋势影响的。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说，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俄国的社会现实[2]，长期面临着西欧发达地区社会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压力，并且时间过得越久，这种压力就越大。在相对较弱的国际贸易条件下，国家间的军事关系起决定作用。欧洲的社会影响首先体现在军事技术的形式。
俄罗斯国家建立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被迫与建立在更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组织发生正面冲突。这里可以存在两种可能性：俄罗斯国家要么像金帐汗国败于莫斯科沙皇国那样，在与这些国家组织斗争的过程中倒下；要么在外部的压力下，消耗掉民族的所有养分，以便超越自身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对前一种可能性来说，俄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太过发达了[3]。国家并没有崩溃，相反，它开始成长，但其代价却是国家的经济力量——巨大的压力被施加在它们的头上。
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适用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只不过，不同之处就在于，当其他国家为存亡而互相斗争时，凭借的是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它们国家体制的发展就不会遇到这种强大的、在经济上无法忍受的外部压力。
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人[4]进行的战争加强了这种压力。不过，当然，与英法百年战争带给法国的压力相比，这还算轻的了[5]。并不是鞑靼人使俄国人不得不装备火枪，组建正规步兵团；并不是鞑靼人使俄国人在晚些时候不得不创建骑兵和步兵部队。真正的压力来自立陶宛、波兰和瑞典。为了战胜那些装备更精良的敌人，俄国政府不得不在自家购置工业和技术、雇佣军事专家，为国家工作的假币制造工匠和火药师傅、进口和筑垒技术有关的课本、引入领航学校和工厂，并“进口”二等文官和三等文官。如果说军事教官和三等文官还可以从国外“进口”，那么物质要素就只能不惜代价地从国内获取了。
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史就像是由一系列的英雄尝试所组成的锁链，这些尝试旨在为军事组织的继续存在提供必要的手段。整个政府机构就是为了国库的利益而不断重建的。它的职能就是榨取人民积累的每一份劳动，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
政府在搜刮民脂民膏的时候毫不留情：政府任意地向农民摊派苛捐杂税，而这些重税都是居民无法忍受的。政府在农村建立了公社集体负责制（круговаяпорукаобщина）。政府借助“恳求”与威胁，“劝告”与勒索的手段，从商贩和修道院那里巧取豪夺。农民弃耕而逃，商人纷纷移民。十七世纪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俄国的人口日益减少。当时，在150万卢布之巨的国家预算中有将近85%被用作了军费。十八世纪初，彼得[6]面临着严重的外患，不得不以新的模式重组步兵并创建海军舰队。十八世纪的下半叶，俄国的国家预算已经达到了1600万到2000万之巨，其中有60—70%被用在了陆军和海军上。即使到了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这个比重也没能低于50%。到了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使得沙皇的专制统治不得不与在经济上更加发达有力的欧洲敌手——英国和法国交战。交战的结果表明，俄国必须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重整军队。出于财政和军事上的需求，沙皇政府才在1861年实现了农民的半解放。
但国内的物质要素当然是不够的。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候，政府就已经能够向外举债。在这之后，欧洲的交易所就越来越成为沙皇制度的财政来源。西欧的资金市场正是从那时起就聚集起了庞大的资本，对俄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国家组织的强劲成长在这时已不仅表现在贪得无厌的间接税，同时也体现为疯狂发行国债。在1898年至1908年的这10年里，国债的发行数已经增长了19%。而且到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国债的总额已经有将近90亿卢布。俄罗斯专制政府机构对罗斯柴尔德和门德尔松家族的依赖程度，在这样的事实里可见一斑：偿付给这两个家族的利息，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1908年的政府预算中，如果把对陆军与海军的投入、付清国债利息造成的损失以及结束（日俄）战争的费用加在一起，就会得到1018000000卢布（十亿零一千八百万）这个数字，而这足足占了国家预算全额的40.5%。
由于面临着西欧的这种压力，专制国家吸收了过多的过剩产品。也就是说，专制国家以牺牲当时正在形成的特权阶级（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йкласс）的利益为代价，限制住了这些阶级本就缓慢的发展。但这还不是全部。国家夺走了庄稼人的基本必需品，断了他们的活路，并趁机把他从还没来得及安居的土地上赶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人口和生产力的增长。因此，由于国家吸收了过多的过剩产品[7]，本就缓慢的等级分化（сословная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过程就被限制住了；由于国家夺走了相当一部分的必需品，它也就那摧毁了唯一支撑着它的落后生产基础。
但是，这个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和统治，自身也需要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看吧，这就是为什么它在破坏这种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在用国家秩序的手段来为这种组织拔苗助长。并且，它也像所有的国家一样，努力地让等级分化的进程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社会的力量让天平以比西欧历史更为严重地向国家权力倾斜。国家和上层社会集团之间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进行的那种服务交换，体现在权利与义务，还有特权与重负的分配上。俄国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在这种交换中可以获得的利益，要比他们在西欧中世纪的同行要少得多。然而，如果像米留可夫[8]在他的《俄国文化史纲》[9]里那样，说什么在西方是“等级缔造了国家政权”，而在俄国是“国家政权创造了等级”，那就未免有些耸人听闻了。
等级不可能通过立法或是行政手段建立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借助国家权力成为一个成熟的特权等级之前，它必须先在经济上拥有自己所有的社会优势。等级不可能通过提前编制好的官秩表（табельорангах）[10]或者荣誉军团（Légiond'honneur）[11]章程来人工制造。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沙皇专制在与俄国特权等级的关系中，比起从等级制度森严君主制成长起来的欧洲专制，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立性。
当资产阶级站在第三等级的肩膀上，变得足够强大，足以制衡社会的封建力量时，绝对主义政体的力量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在这种情况下，特权阶级与有产阶级相互斗争，相互平衡，保证了国家组织的最大独立性。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L'état,c'estmoi.）普鲁士的绝对君主制在黑格尔看来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是国家理念现实化的产物。
沙皇专制在努力建立自己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时，并不需要和特权等级的野心做多少斗争，却需要对付野蛮、贫穷以及整个国家各部分经济生活互相隔离的状态。俄国自成一体的官僚专制组织并不像它的西方同类国家那样，创造了经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平衡，而是使得俄国的这种阶级在社会上柔弱，在政治上渺小。从这方面来讲，俄国沙皇专制制度（Царизм）处于欧洲绝对主义制度（Абсолютизм）与亚洲专制制度（Деспотизм）的居中点上，但它可能离后者要更接近一些。[12]
但是，当半亚细亚的社会条件使沙皇制度变成一个专制（Самодержавный）组织时，欧洲的技术和资本却用欧洲大国才有的一切手段来武装这一组织。这也可能促使沙皇专制介入欧洲的一切政治关系。沙皇专制的重拳在欧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到达巴黎，复辟了波旁王朝，而自己则变成了神圣同盟的思想化身。而在1848年，尼古拉一世获得了镇压欧洲革命用的巨额贷款，并派俄国士兵镇压起义的马扎尔人。欧洲资产阶级寄望于沙皇军队，希望他们能在今后的某个场合再度充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掘墓人，就像他们曾经为欧洲专制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己服务一样。
但是历史的发展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绝对主义含辛茹苦地培育资本主义，却最终被后者击败了。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的经济只能有限地影响俄国。俄国国民经济的自然性（也就是说，自成一体性）保护了自己，使其不受更高级生产方式的影响。我们的等级结构，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即使是在其终结的时候也未能充分发展。但是，当资本主义关系在欧洲终于取得主导地位时，当金融资本成为新式经济的领头羊时，当绝对主义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从而与欧洲资本主义同流合污时，情况就彻底改变了。
那些不再理解国家政权对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批判”社会主义者，应该至少去研究一下俄国专制制度非系统和野蛮活动的历史，以便认识到国家政权在总体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时，在纯经济领域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沙皇制度变成推动俄国经济关系资本化的历史工具，其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当我们日渐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开始觉得需要西方的政治体制时，专制制度就已经在欧洲技术和资本的帮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银行家、铁路和酒铺的垄断所有者。这一点上得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的支持。这种机构根本不适合用来调节新的关系，但却能以充沛的精力，有条不紊地完成镇压的任务。电报征服了国家的广阔疆域，使行政当局的行动充满了信心，快速并整齐划一。而铁路则使军队可以短时间内从欧洲的布列斯特要塞开到亚洲的黑龙江边[13]。而欧洲的政府在革命以前根本就不知铁路、电报为何物。专制制度掌握的军队是庞大的——虽然它没能顺利经受住日俄战争的严峻考验，但显然足以去对付“内乱”和维护统治了。无论是昔日的法国当局，还是1848年的欧洲政府，都没有能与现今的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事物。
专制制度的财政和军事力量，不仅压迫并蒙蔽了欧洲资产阶级，同时也遏制着俄国的自由主义，使其不再有信心借助公开的武力斗争来挑战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军事和财政力量，似乎让俄国革命沦为空谈……
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正好完全相反。
一个国家越是中央集权，越是独立于统治阶级，就会越快地转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自足组织。这样的组织的军事—财政力量越强大，它的生存斗争就会持续的越久，越成功。一个总预算为二十亿卢布，举了八十亿卢布的债，手下还有百万武装士兵的中央集权国家，总是能在它不能继续顺应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时，仍然苟活很久。这里的需要还包括军事安全的需要，而它当初正是为了这种需要而创立的。
因此，专制主义的行政、军事还有财政力量能够使它不顾与社会发展脚步的对立而继续存在，而这不仅没有排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就像自由派认为的那样），而且正相反，它使得革命成为唯一可能的出路。此外，专制主义日益强大的力量不断加深它与推动新的经济发展的人民群众的鸿沟，这一事实提前保证了日后的革命将带有极其激进的性质[14]。
在自由派以最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进行自我暗示的时候，在革命民粹主义者以幻想和奇迹为食的时候，只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并预测了这种发展的一般形式[15]。这一点足以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昂首挺胸了。
[1]这里说的是1905年的革命和它给俄国的社会和国家生活带来的改变：政党的组建，杜马政府，公开的政治斗争等等。——原注
[2]原文直译为“社会生活”，这里采用英译本的译法。——中译者注
[3]原文直译为：“俄国的国民经济已经不再原始到可以采用前一种解决方法。”——中译者注
[4]诺盖人（Ногай）是生活在北高加索地区的突厥人，其中多半都在俄罗斯联邦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达吉斯坦共和国。——中译者注
[5]原文直译为：“不过，当然，并不会超过英法百年战争给法国带来的压力。”——中译者注
[6]这里指彼得一世。——中译者注
[7]原文直译为“过剩产品中的不成比例的很大一部分”，下同。——中译者注
[8]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Николаевич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9]原文这里并未直接引用书名。原书名直译过来，应该是《关于俄国文化史的论文集》，这里采用通行的译法。——中译者注
[10]官秩表是俄罗斯帝国军队、政府和宫廷中职位和级别的清单，由彼得大帝于1722年实行，以限制贵族对政治的影响，使得有才能的人可以得到提拔并获得爵位。在官秩表中，每一个对应的等级（Класс）都有相应的文官官衔、军官军衔和贵族官衔（部分缺位），共14个等级。贵族官衔由于二月革命事实上已经被消灭，而文官官衔则在1917年11月25日（公历），被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消灭等级制和文官制度的法令》废除；而军衔官秩表则随着革命向整个俄国扩散而逐步废除。1935年9月22日，苏联恢复了军衔制度；1943年，苏联恢复了检察官与侦查人员的衔级制度；而在如今的俄罗斯联邦，连公务员的等级制度也已经以新的形态卷土重来。——Uni
[11]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勋位勋章，以表彰对法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军人和其他各界人士。这一勋章系统总共有六个等级，是由拿破仑在1906年创立的。——中译者注
[12]正因为如此，“Царизм”和“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一词会使用在中文语境上与亚洲专制更为接近的“沙皇专制”一词进行翻译。而接下来提到的所有“绝对主义”，指的都是欧洲绝对制度（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君主制），但有时“绝对主义”一词也会用于表示俄国体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主义”会被翻译为专制主义或专制制度。——中译者注
[13]原文直译为“……从国家的这头开到那一头。”——中译者注
[14]这里的着重号是中译者添加的。——Uni
[15]甚至是像门捷列夫教授这样的反动官僚，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在谈到产业发展的时候，他提到：“社会主义者在这之中看到了一些东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看透了它们，但是他们走入了歧途，因为他们太坚持自己的教条，建议使用暴力，鼓励暴民的动物本能，使他们追求政变与权力。”——原注 |
德文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德文第二版序言[1]
德文的第一版早已从商店中消失。在此期间，德国和俄罗斯的人们越来越对1905年革命感兴趣。这是因为这场革命运动已进入内部批评、精神和组织上准备以及加深基础的阶段了。革命者若认真对待所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和他们的成长任务，则有必要更加全面地研究过去。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前一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直接关乎今天的任务和困难。所以，许多同志希望看到我关于1905年的新书。
列夫·托洛茨基
莫斯科，1922年3月18日
[1]德文第二版序言除了最后一段以外，其他部分内容与俄文第一版序言内容基本相同。故译者在此只列出最后一段的译文。——中译者注 |
德文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德文版序言
对俄国革命做出详尽的评估，还为时尚早；各种社会关系仍不够明晰；革命持续推进，不断迸发出新的因素。匆匆一瞥，不能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非为历史学工作而作。这本书代表着一位见证者与参与者。作者对事件仍有清晰印象的时候，提笔撰写了这本书，并且试图用作者的派别观点来阐述事实——作者在政治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学术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综上所述，作者已经试图去为读者清晰地描绘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场革命，已经到达其高潮，同时也在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的活动中，导出了一个悲剧性的结论。作者如果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任务。
本书的引言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济基础，内容涵盖了沙皇专制、俄国资本主义、农业结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阶级：地主贵族、农民、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并且，引言还介绍了阶级与阶级、阶级与国家之前的关系。这些“引言”的内容，旨在运用数据来向读者展现各种社会力量的状况，进而向他们展现出革命的动态。
这本书无法保证事实材料的完整性。我们本来也不打算运用整体的视角，详尽地描绘国家的革命状况。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去罗列一些事实。这些事实也许可供参考，但可能既无法阐释事件的内在逻辑，也展现不了呈现在生活中的形式。我们另寻他路，也就是去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革命精髓的事件和制度。并且，我们将这些事件放在了彼得堡——我们叙述的中心。我们之所以要选择这个北方的都市，只是因为革命自身由中心地带扩散到了黑海岸边（红色舰队）、农村地区（农民暴动）和莫斯科（12月）。
这样就限定了空间范围，我们也不得不同时限定时间范围。
我们已经将最主要的篇幅留给了1905年的最后3个月——10月、11月和12月——俄国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以全俄总罢工开始，以莫斯科的镇压而结束。
对于事前的准备时期，我们已经从其中抽取了两个时间段，以利于站在整体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的进程。我们首先讨论一下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蜜月，也就是短暂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亲王“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人都把“信任”挂在嘴边，政府的公告和自由派的社论都像是用混着苯胺和糖浆的墨水写出来的。其次，我们讨论了1月9日，也就是骇人听闻的恐怖的流血星期日。在这一天，原本洋溢着的互信氛围，突然在卫兵的枪声中烟消云散，被无产阶级群众的怒火粉碎地一干二净。自由化之春的喜剧落下帷幕。革命的悲剧开始了。
从1月到10月，我们经历了几乎完全沉默的8个月。这个时期尽管很有意思，但仍然没有出现任何本质上的新事物。10月罢工几乎就是1月冬宫游行的直接结果，就像12月起义是10月罢工的结果一样。
历史部分的最后一章总结了革命的一年的事件，分析了革命斗争的方法，并且描绘了未来三年的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一章的基本结论可以这样表达：革命死了，革命万岁！[2]
讲述10月罢工的那一章从1905年11月开始写起。这一章写于大罢工的最后的时刻。这一时刻逼得统治集团走投无路，逼着尼古拉二世颤抖着双手签署了10月17日诏书。此时，这一章被分成两期发表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开端》[3]上。现在，这一章几乎原封不动地再次发表出来。因为，它能用我们目标的实现程度来展现出罢工的普遍图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文风还体现了它出版时的政治性文本的特点。
本书的第二部分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讲述了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遭受的审判以及作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逃离流放地的事情。然而，两部分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不仅是因为1905年末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位于革命的最中心，而且，综上所述，是因为集体逮捕标志着反革命的开始。全国的革命组织都陆续受到反革命的侵害。胜利者们凭借着残暴的意志和嗜血的复仇情绪，系统性地、一步步地彻底消灭伟大运动的痕迹。并且，他们越是感受不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的可鄙的报复方式就越是血腥。1906年，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受到了审判，其成员最高被判处剥夺公民权和被无限期流放西伯利亚。直到1909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才受到审判，但结局格外不同：数十名抗议者被判处从事苦役，32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8人被实际执行。
革命在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和暂时的胜利后，走到了瓦解的阶段：逮捕、流亡、尝试逃脱和流落到世界各地。本书的两部分之间的关系，能够体现这一点。
作序至此，我们谨向扎鲁德纳亚·卡沃斯[4]女士表示谢意。扎鲁德纳亚·卡沃斯女士是彼得堡的著名画家，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被庭审期间，用画笔和羽毛笔为我们作画。
维也纳，1909年10月
[1]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князьПётрДмитриевич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1857年8月30日—1914年5月2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74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并担任亚历山大二世的副官。1895—1897年任奔萨总督。1897—1900年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总督。1902—1904年任维伦斯基、科文斯基和格罗德诺总督。1904—1905年任内务大臣。1905年1月9日“血腥星期日”后，于1月10日辞职。此后脱离政治活动。
[2]此处为法语“Larévolutionestmorte,vivelarévolution!”——中译者注
[3]《开端》杂志（《Начал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9年1—6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由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编辑。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人曾为它撰稿。——中译者注
[4]叶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扎鲁德纳亚—卡沃斯（ЕкатеринаСергеевнаЗарудная-Ковас，1861年6月27日—1917年11月29日），俄国图画艺术家。1887年毕业于圣彼得堡艺术学院。1906年曾同罗莎·卢森堡秘密会面，并为受到审判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作画。1917年逝世。——中译者注 |
俄文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俄文第二版序言
这本书和俄文第一版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1）作者在（1907年）伦敦党代会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按那时的说法）与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关系的演讲；（2）在俄国的历史发展特点的主题上回答波克罗夫斯基[1]。
列夫·托洛茨基
1922年7月10日
[1]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波克罗夫斯基曾著有《俄国历史概要》（商务印书馆在1994年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此书受到列宁的喜爱（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50卷第39—40页）。——中译者注 |
俄文第一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俄文第一版序言
1905年发生的事件有力地为1917年革命剧揭开了序幕。在若干年反动派得意洋洋地占上风的时间里，1905年本身作为一场完整的俄国革命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它业已丧失了这种自主性，但是其历史意义却丝毫不减。1905年的革命焰苗直接在日俄战争的战火中茁壮成长起来，就像1917年的革命之花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果一样。因此，从起源和发展来看，过往那场序幕中存在过的所有元素都包含在了我们现在见证着并参与着的这场历史大戏之中。不过，在那场序幕中，这些元素都被压缩了，还并不是完全展开的模样。1905年斗争舞台上出场的每一部分力量，而今被1917年的事件投射回来的光芒照亮，变得比当年更明亮清晰。当时（1905年）我们所称呼的红色十月，在12年间成长为了又一个十月——无比强大、真正胜利的十月。
在1905年，我们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即使是在这场革命的序幕中，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用认识历史进程的科学方法论武装自己了。这使得我们能够用理论来理解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历史的物质发展进程中被覆盖了一层朦胧的面纱。1903年7月发生在俄国南部的那场大罢工，给予了我们充分的材料，以便让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便是将无产阶级的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1月9日发生的事件，生动有力地证实了这一预测，并对革命政权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从那时起，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在阶级动态问题就变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迫切需要解答的设问。在笔者看来，正是1905年的1月9日到10月罢工的这段间隔期，体现了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也就是被笔者概括起来并称之为“不断革命论”的那套理论。这一令人费解的名称表达了这一思想：尽管俄国革命本身直接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但它不会也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除非让无产阶级掌握权力，否则革命将无法完成它面临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而无产阶级一旦入场，他们就绝不可能容忍革命继续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架之下。正好相反，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它取得控制的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不会把自己限制在砸烂封建所有制的任务里，而会一并完成砸烂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不仅会与所有的资产阶级团体发生敌对冲突，还会与协助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在落后国家发生的工人政权与大多数农民人口之间产生的矛盾，只有在国际的意义上，也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才能得到解决。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限制框架，会因为历史必要性而爆炸；而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爆破他们头上的民族—国家框架，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有意识地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章。
即便事隔12年，这一判断也被完全地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上位而结束。工人阶级必须在这场革命中取得政权。如果我们说在1905年，无产阶级力量尚且弱小以至于不能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那么事实上它在六三沙皇制[1]眼皮底下的地下斗争中就已经发展壮大，而并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时期才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得益于1905年斗争过的老一辈的经验，无产阶级终于在1917年走上了权力舞台。年轻工人们如果要掌握这一经验，则必须熟知1905年的历史。
※※※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附录中，我决定放入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是关于切列万宁[2]的书的）在考茨基的《新时代》（NeueZeit）[3]杂志上于1908年刊出过的文章；而另一篇，则是专门叙述了“不断革命论”，并对当时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对这个问题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进行了论战。这另一篇文章（我觉得应该是在1909年）在波兰的党刊上刊出过，而这份党刊的指导思想则来源于罗莎·卢森堡和列奥·约基希斯[4]。在我看来，这些文章不仅能帮助读者将自己置身于那紧随第一场革命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列中进行的那场思想斗争，还能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最急切的那些问题。1917年10月的这场夺权，绝不是小市民所倾向认为的某种即兴之举；胜利的工人阶级将各种工厂国有化的举措也绝不是什么工人政权的“错误”。他们说这种错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工人政权没有及时听取孟什维克的警告。这些问题讨论了十五年才在原则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个时代，围绕俄国革命性质的争辩已经远远超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范围，而它已经吸引了世界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注意。孟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已经在切列万宁的书中得到了最认真的阐述——也就是说，最坏[5]最坦诚的阐述。它一出现就得到了德国机会主义分子的追捧。在考茨基的建议下，我在《新时代》[6]上评价了切列万宁的这本书。当时的他就和现已过世的梅林一样，是支持“不断革命论”的。而现在，考茨基已经倒退到孟什维克那儿去了。他想把自己的过去贬低到自己现在的水平。但是，这种在不纯的理论动机驱使下进行的篡改，终敌不过印刷文件的铁证。考茨基在他科学和写作活动较早——且更好——的时期写下来的一字一句（比如他对波兰社会主义者利尤斯尼亚的答复，他对俄国和美国工人的研究，以及他对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调查问卷的答复等等），是而且仍然是对孟什维主义毫不留情的进攻，是而且仍然是对布尔什维克最新的革命策略的彻底平反。而在今天，以考茨基为首的那群蠢人和叛徒，却在指责同样的事物为“冒险主义”、“妖言惑众”和“巴枯宁主义”。
附录里的第三篇文章则是《为政权而斗争》。这篇文章于1915年被发表在巴黎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上，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在第一次革命中初具轮廓的政治关系必须在第二次革命中彻底展现出来。
这本书，正如它所描述的那场运动一样，并未能够以必要的清晰程度给形式民主的相关问题下结论。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即使是十余年后的1917年，我们的党也没能完全弄清楚这一问题。但是，这种棱模两可和一致性意见的缺乏却并没有影响到原则性的问题。无论是在1917年还是1905年，我们离民主的玄想都丝毫沾不上边；我们并不幻想革命的道路会彻底落实民主原则，而是清楚地明白：革命是一场阶级战争。而在这场阶级战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会为了暂时的需要而不得不利用民主的口号和制度。在当时，我们直接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从某种“民主式的”统计机会中得来的，而是从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推断出来的。彼得堡工人在1905年就已经称呼自己的苏维埃为“无产阶级政府”。这个称呼很快就变得时髦了起来，并且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纲领。并且，在那时，我们针对沙皇制度提出了发达的政治民主纲领（比如普选权，共和制，民兵等等）——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政治民主是工人阶级发展的重要阶段——但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在某些情况下，工人阶级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停留几十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很有可能使群众哪怕是在政治民主制度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从政治民主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政权（1917年3—10月）彻底地损害了民主，而这个民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按照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稳固模式来进行塑造。但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紧靠在无产阶级政变[7]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虽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字样，但是，我们仍然在形式上支持民主的口号，还不能给群众（甚至是我们自己）明确回答以下问题：如果形式民主这幅车轮上的齿轮无法与苏维埃制度的齿轮耦合，将会发生什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以及在那很久之后——也就是在克伦斯基[8]统治时期，我们任务的实质就已经包含了“工人阶级实际地掌握政权”这一项了。在这个过程中，形式上、法律上的部分退居其次——当我们还在面临着物质障碍的时候，我们就根本没有花心思去解决形式上的矛盾。
驱散立宪会议革命地且粗暴地实现了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也许也可以通过推迟或筹备选举的方式达成。但是正是这种对法律程序漫不经心的态度使得革命政权面临的问题尖锐了起来；反过来，无产阶级武装驱散立宪会议的行为，又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民主与专政之间关系的问题。归根结底，无产阶级国际在这里同时收获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宝藏。
※※※
简而言之，本书的来历大致如下所述：它作于1908—1909年的维也纳，是为在德累斯顿以德语出版而写的。德文版收录了1907年出版的俄语书目《我们的革命》中的其中几章。但是，我对那些内容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调整，以便适应非俄国读者的需要。该书的主要部分是专门为德文版而写的。现在，我不得不重新构思该书的文本，一部分是根据尚存的某些俄文手稿，另一部分则是从德语重新翻译过来。在后一项任务中，我得到了鲁梅尔同志的协助——他以极其认真和谨慎的态度完成了他的工作。我已经对全文进行了校对。我希望，读者不会受到无数谬误，错字，扭曲或是错印的困扰，而上述错误如今经常出现在我们出版物当中。
列夫·托洛茨基
1922年1月12日于莫斯科
[1]这里指“六三政变”体制。六三政变即指1907年6月3日俄国沙皇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国会），并逮捕、流放其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至此宣告结束。——中译者注
[2]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切列万宁（ФедорАндреевичЧереванин，1869年11月？日—1938年3月8日），189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年革命失败后逐渐倾向于取消主义。一战期间在全俄消费合作社工作。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鼓吹“护国主义”。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部分措施，但也反对白军。1922年起长期被流放。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1931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5年被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3]《新时代》（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83年至1923年间出版的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刊物，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中译者注
[4]列奥·约吉希斯（Leo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列昂·蒂什卡（LeonTyszka），也曾用过格罗索夫斯基（Grosovsky）、约翰内斯·克拉夫特（JohannesKraft）、奥托·恩格尔曼（OttoEngelmann）、克伦巴格尔（Krumbagel）等化名，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中译者注
[5]原文直译为“最扁平的”，这里采用了英译本的译法。——中译者注
[6]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Erdmann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中译者注
[7]执政初期（到列宁逝世，以至于到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并不在“政变”一词上避嫌，因此按照原文进行翻译。在这个语境下政变的确是革命的同义词。而我们也并不应当抱着刻板印象去看待“革命”、“政变”还有“起义”等概念，因为这样的一种看待方式往往对于贯彻政治唯物主义——即忠于现实——是有危害的。——Uni
[8]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
反对不法政府的合法反对派（列夫·托洛茨基，1902年1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ЗАКОННАЯОППОЗИЦИЯБЕЗЗАКОННОМУ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反对不法政府的合法反对派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29号，1902年12月1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5.html
外国报纸报道说，冯·普勒韦[1]已经对各县农业委员会的宽大仁慈感到厌烦了，他建议省长们应该遏制地方自治局的过激思想，不要让省里委员会的讨论超出“对施肥方法的比较评价”这样的界限。从部长宝座上高高抛下呲声并不是什么意外。这些委员会本应该对得起“宝座高处的宝贵信任”，但它们“辜负”了，所以被要求保持沉默。这一切都合乎逻辑。
实际上，从县委员会的头一场会议就能明显地看出，它们在做的并不是“不辜负上头的信任”，而是地方自治局对官僚主义政治专制的审判。不过——这一点正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其中一个诡异之处——被告同时又是会议主席，他有权随时休庭。我们的被告当然行使了这项权利。
有些报纸反映了部长办公厅传出来的“意见”，阅读一下它们对委员会的态度会获益匪浅。《公民》[2]宣称委员会是“反对派胡扯的温床”，《莫斯科公报》多年来并没有丧失敏锐的目光，它在委员会中间只找到寥寥数个没跌进“自吹自擂和姑息纵容的泥潭”的正人君子。但委员会也在俄罗斯新闻界找到了个有力的靠山——老前辈阿·谢·苏沃林[3]。诚然，《新时代》也承认说，确实可以指责大部分委员会，说它们的“某种狂热过于宽泛地覆盖了每个问题”，但是——反对派？可敬的奴才困惑地问道——在哪？反对谁？这只不过是“地方活动家被委以重任，所以才如此工作”，而没有委托他们去当反对派，也就是说根本谈不上这一点。当然，并非没有过“胡扯”，也有不讲策略的情况，比如“对特别会议规定的程序表示不满”，还有姑息纵容和自吹自擂。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人注意到这些活动家的空谈”。该报指出，“他们用绝妙的委婉和政治分寸讨论了，比方说，莫斯科地方自治局代表预备会议上的问题。任何有可能引起哪怕最轻微指责（说自治工作者在向特别会议强求什么东西）的条目都被立刻排除在决议之外了。”真是委婉、恭敬又殷勤的自治工作者！真是善良又宽厚的奴才！
《新时代》的观点把自治工作者们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认为他们受了梅谢尔斯基[4]和格林格穆特[5]的压迫，如果要简练地表达这些观点，可以这么写：先生们，自由主义的工作者们并不是在使坏，而是因为他们的忠心多到溢出了。就算稍微闹得过头，他们也只是在“受命行事”。再说，也必须时不时的给这些久疏考验的人们来点政治锻炼。没有什么好怕的：毕竟我们都清楚得很，这里并不会冒出什么过错。
我并没有夸大其词。9560号文件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彼得堡的办公厅越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忽略掉自己的工作，那些不害怕这种前景，反而尽职尽责的勤劳者该受的尊敬就越多。”而省内相当一部分自由派报社也以令人赞叹的天真——虽然这种天真转变成了自负和蛮横——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因此人们觉得，地方自治的工作者们自己早就知道他们的辩论和决议实际上完全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他们“不害怕这种前景”，而是庄重地练习这有着独特意义的公民体操。是这个样子吗，我仁慈的阁下们？
而我则宁愿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我情愿相信，他们地方自治局的反对派，这些“仁慈的阁下”不会容许自己被这些合法报刊里不务正业的自由派评论家哄得团团转，这些人靠着向他们颁发成熟公民的证书，给他们的无能一点慰藉。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向“彼得堡的办公厅”提要求，让他们反对派的声音得到关注和尊重。
在县委员会上，他们拼命缩成一团，给自己那些违法的反对派愿望套上警察合法性的外衣，向自己的立宪要求里添上抽象到空洞的形式，最后的成果是，《新时代》在他们的决议里没发现丁点“反对派”的意思，有的只是那值得赞颂的一片忠心。如果冯·普勒韦和维特先生[6]也没“发现”他们伪装起来的反对派身份，又该怎么办呢？他们能不能在自己心里找到——他们必须要找到！——足够的决心，用清晰的政治发言向专制政府的代理人宣布“他们是何方神圣”呢？
他们打算在省委会上坚持什么策略？他们会不会乖乖地听命于省长先生们？他们会不会同“毫无意义的幻想”告别——这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而开始对施肥方法做些清醒的评估呢？他们能不能重新证明自己对得起“宝座高处的宝贵信任”，再顺便证明一下自己理应得到那位在“内外政策”方面资历深厚的老鸨（译注：指苏沃林）的鼓励和庇护呢？
或者说，他们终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一群小学生了？他们敢于把精确制定出来的政治纲领带到省委和自治局会议的讨论中去吗？省长叫停会议之后，他们能不能重新召开会议，由他们选举出来而非指派到他们头上的人领导，也不怕证明自己是否对得起历史高处的宝贵信任呢？
如果不是沃罗涅日县委英勇的政治举动[7]至今仍然无人能比，如果不是《解放》在反映自治局圈子里的主流观点时像奴才一样畏手畏脚，让反对派的策略依赖于冯·普勒韦和维特先生（在自治局看来，他扮演了俄罗斯的内克尔[8]这样一个角色）之间的冲突（见《解放》第10号），那说不定还能给出个肯定的答案。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俄罗斯的自由要从自治局的反对派那里诞生的话，那它永远也不可能得见天日。不过幸运的是，它还有对可靠得多的“爹妈”：其一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其二是正在吞噬自身的俄罗斯专制制度的内在逻辑。
是谁从“我们生活这可悲的状况”里获利了呢？某位政论家发问道。然后有人勇敢地回答说：“唉呀！得利的只有俄罗斯专制制度、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自由的表面朋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它用尽一切借口，随着正当的、日常的社会生活的不断削弱而成比例地壮大起来，它借口说要反制自由主义过火的一面，要减少社会和个人的主动性（真是好“借口”！），要应对经济危机，它不断成长，越来越多地把人民生活的一切自由职能揽入囊中。”
这段话的出处不是沙拉波夫先生的外国小册子，也不是斯塔霍维奇先生[9]的最新演讲，《解放》的立宪派那里也找不出这些语句。都不是！它来自《公民》的编辑部——术师菲利普[10]的竞争者，不知疲倦的句号公爵（译注：这是梅谢尔斯基的绰号，指他给改革画上了休止符），七波耶会议[11]这一国家遗产的无私捍卫者（公家出钱打的广告不算数），竟然在渴求自由……我的读者，这一天很快就会降临在神圣的罗斯大地上。因为，假如今天，梅谢尔斯基公爵这只反动午夜里的老公鸡走了调，吐出一些不那么“立宪派”的音符，那谁又说得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而就在昨天，《公民》就以守旧的姿态站了出来，威胁农业委员会这个“反对派胡扯”的温床！就在昨天，梅谢尔斯基公爵就做了个爱国主义的噩梦，说有个“有学问的自由派商人”把俄罗斯国体的问题讲得庸俗不堪。那么今天……
你是怎么了，公爵？你的政论是出了笔误（lapsus）？是在时代精神面前听天由命了？是官家不再出钱打广告了？
还是说你这只老硕鼠也注意到了俄罗斯专制制度这艘船上无法补救的漏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最好快点，再抓紧点，因为明天说不定就来不及了……
但《公民》的编辑部不仅自己变成了反对官僚集权的“自由”保护者，还把亚历山大三世变成了自由的秘密崇拜者。原来，这位“伟大的加特契纳隐士”——愿人间为难他！——只是梦想着把俄罗斯从“官僚主义和集权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原来有时候你的政治同伙会藏身在这种地方！
那些心里已经暗自给自己加冕了的立宪主义者想道：“专制政体是多亏了它那些表面朋友——官僚体制和集权制度——它那无所不包的浪潮才能自下而上席卷一切，把一切自由都消灭在萌芽之中。那自上而下的温和浪潮会不会更好呢，用它为每一个硕果累累的思想、每一件生命攸关的工作带来自由不是会更好吗？”
确实，——用这种贵贱通婚的形式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专制主义不是会更好吗？这不就像是用抄着《大宪章》[12]的羊皮纸裹起来的马鞭吗？
我不会在这里仔细研究梅谢尔斯基公爵的“自由”在他那套时评黑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他说的是斯拉夫派那种甜得腻人的“自由”吧？来自于各种“文牍的”，或者说法律的担保，还有负责执行担保的、“以温和的浪潮自上而下地”进行灌输的开明专制意志？换句话说，或许这不过是……没了政治自由的自由？这个问题很含混，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为了专制制度的利益，所以（对于公爵来说，这当然有因果关系！）人民、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都要为社会的首创精神让路。我们的民粹自由派和斯拉夫自由派评论家好几十年来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这个依赖于公民首创性的专制调子，而他们的尽心竭力可真是自我毁灭！专制制度不是别的，而正是无所不包、专横发令的官僚制度，这不是对于它的误读，而是由于其内在的政治意义。我们这些自由派的傻公子们没有用那一个个社会事实去证明这无可置疑的真理，反而否认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利益之间的冲突，不断腐化社会的思想。有些人是先天考虑不周才这么做，还有些人是希望用两三个机灵的三段论“哄骗”住专制制度。但不管是前者的政治愚钝还是后者的政治狡诈都构成了我们政论思想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没有任何“不可抗力”能在这里充当借口。不要再用“热爱自由的专制制度和立宪主义的鞭子”这种假象污染大众的知觉了，而是要从陈腐国体的意识形态感受之下把大众的知觉拯救出来、清洁干净——这才是唯一一个值得让政治人物去做的任务。
必须要说的是，专制制度在梅谢尔斯基公爵那里到了自我否定的地步，在祖巴托夫[13]和冯·普勒韦、奥博连斯基[14]和瓦尔[15]那里变得自我吞噬，它自己就简化了我们的任务。我们唯一必须要做的，就是我们自己不要顺着统治集团的心情见风使舵，改变反对派的计划和革命运动从而拖延胜利到来的时刻。而我相信，社会民主党将会忠于它自己。
在这种曲折前行的紧张政治环境中，在这种管理者“孤军奋战”、反对派动荡不定、革命者手足无措的混乱中，在各种潮流和情绪的混沌中（它们的短命让它们没法变成引领性的方向），只有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党才有幸能够意识到自己政治立场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专制制度的寻衅之徒那些小把戏也很难把它扔进祖巴托夫的掌心（就像专制制度跳起了卡玛林舞当作嘲弄）和政治恐怖的赌局之中，而在这些阴险背叛的把戏和疯癫狂暴的迫害下，它也会一以贯之地做出回应，那就是扩大和深化它的革命工作。许多政治方针都会更替，许多出现了又消失的“政党”都声称要改进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策略，但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些方针和政党都只是觉醒的无产阶级伟大斗争之中的小插曲。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社会性质充满革命性，而绝不是因为受了迫害；它永远在引起变革、又变革自身；在每一次政治交锋中都忠于自己的阶级性，在政治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上，它始终步履沉重，却坚定不移。
注释：
[1]冯·普勒韦（1846—1904）早年在司法部工作。70年代时，他在圣彼得堡法院的工作与当时的反革命运动密切相关，他曾多次亲自向亚历山大二世报告政治犯罪案件。1881年，在镇压人民抵抗运动期间，普勒韦被任命为国家警察局局长，是国务秘书卡哈诺夫所成立的国家保护委员会的成员。1884年，普勒韦成为参议员和内务部副部长。1896年，他获得国务秘书衔，1899年被任命为芬兰国务秘书大臣。
西皮亚金遇刺后（1902年4月4日），普勒韦被任命为内务部长，成为尼古拉的头号心腹。作为侦查和挑拨的专家、俄国第一次犹太人大屠杀的组织者，普勒韦一度在警察"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赞助下，祖巴托夫组织（为破坏革命工人运动而建立的伪工人组织）蓬勃发展。在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斗争中，他证明了自己是极端措施的坚定支持者。打击各种形式的"谋反"是他活动的主要内容。他平定了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动乱，对莫斯科、维亚特卡、库尔斯克等省的地方自治局机构进行了行政审计，关闭了沃罗涅日地方的县农业产业需求委员会。在基希讷乌大屠杀期间，他明显对暴徒进行了赞助。他还是日俄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和发起者之一，认为日俄战争是分散群众对国内事务注意力的一种手段。
1904年7月5日，普勒韦被社会革命党人萨佐诺夫投进马车的炸弹炸死。这次刺杀是由社会革命党的激进派组织的，普勒韦亲自从警察局派遣到社会革命党组织的著名内奸阿泽夫工程师也有密切参与。普勒韦的活动不仅引起了革命界的仇恨，而且激起了自由派"社会"的显著敌意。——《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公民》：自1872年起出版的周刊，从1887年起改为日刊，1898年又改为周刊。1872年起的责任编辑是格拉多夫斯基，之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茨凯维奇，最后是梅谢尔斯基公爵。1893年起菲利佩乌斯成为责任编辑。该报一开始的纲领是比较温和的保守主义，后来逐渐采取了越来越果断的反动立场，成为19世纪80—90年代贵族反动的文艺支柱。1905年及以后，该报每天都长篇累牍地对革命民主进行系统性的骚扰。该报公开声明自己代表贵族的意向，为黑色百人团进行无耻的大肆宣传。——《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阿·谢·苏沃林是著名的反动记者。苏沃林在从事政论活动之初与自由派报刊合作，攻击反动报刊，甚至因此受过警察的镇压。1876年，他开始出版《新时代》报，自此从半自由主义者变成了黑色百人团分子。苏沃林在政府慷慨资助的《新时代》版面上频繁地骚扰犹太人、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弗·彼·梅谢尔斯基（1839—1914）是著名的反动派、黑色百人团分子。他年轻时是一名警察的诉讼代理人，后来在彼得堡当了县法官。60年代，他写了几部小说，并与《莫斯科公报》、《俄罗斯通报者》和其他反动刊物合作。1872年，他开始出版君主主义倾向的《公民》报。之后他也是该报的编辑。后来，他创办了《友爱的话》报纸。40年来，他在他的报纸上不断宣扬"专制、正教、人民性"的思想，对任何革命思想的表现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对尼古拉产生了影响，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维特在回忆录中对梅谢尔斯基作了如下定性：
“梅谢尔斯基公爵——《公民》的编辑出版人——几十年来都靠政府的大量补贴过活，并认为领取这种补贴是他不可剥夺的权利。他寡廉鲜耻，只要有所需求或是有利可图，都会卑躬屈膝，而对于那些他不需要的人又马上举止倨傲。公爵性情阴鸷，他曾说自己"坚信"如今除了立宪就没有其他出路了，然后在10月17日，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他就开始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现在又开始老调重弹。幸好他得到了报酬。”（《回忆录》，第459页）。
[5]格林格穆特（1851—1907）是著名的反动派，曾任《莫斯科公报》编辑。格林格穆特在1880年就开始为反动的《莫斯科公报》工作。从1896年到去世，格林格穆特一直是这份报纸不可替代的编辑出版人。在1905年革命期间，格林格穆特在《莫斯科公报》的版面上不断呼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坚决反对革命运动。他不单单局限于文学活动，个人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莫斯科黑色百人团组织的创建，并且有充分根据地认定他是莫斯科大屠杀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谢·尤·维特伯爵，生于1849年，是亚历山大三世统治后期和尼古拉二世时代的政治家。在众多的平庸者，甚至是单纯的无知者中，他为两届政府的国内政治定下基调，无疑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的名字与专制政府的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他的目的是通过加强铁路建设、解决货币流通和国内保护主义制度来发展和巩固俄国的资本主义。维特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一个毋庸置疑的功绩（1892—1903年任财政部长时）是他在1897年进行的货币改革，在俄国确立了直到1914年战前都相当稳固的金本位制度，金币取代了以前的纸币，为外国资本输入俄国创造了先决条件。作为外交官，维特在日俄战争可耻战败之后的和会上表现突出，为此他获得了伯爵的称号。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维特作为总理，为专制制度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维特两面讨好：一方面，他发表10月17日宣言，宣称"自由"，与俄国社会的自由派眉来眼去，而另一方面则在内阁同僚杜尔诺沃的帮助下准备了用武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然而，维特没能按黑色百人团封建贵族的意思充当沙皇制度惟命是从的工具。1906年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前，维特遭到辞退，从此在沙皇政治中不再有任何作为。——《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7]1902年8月26日沃罗涅日县委会的会议上，布纳科夫和马尔丁诺夫作了报告。第一位发言者在演讲时宣称：“不言而喻的是，俄罗斯生活的普遍停滞不能不引起人民的贫困、人民道德的堕落和许多其他的可悲现象，其中就有农业产业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只思考和谈论一些局部的手段，比如设立农业指导员、合作社、试验田，加固护坡之类，与其说是有益，不如说是徒劳甚至有害的，因为它只会把我们的目光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吸走……我们应该思考和谈论的不是指导员和试验田，而是俄罗斯生活的整个结构的彻底改变。”布纳科夫坚持政治自由的必要性，认为农业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在同一场会议上，马尔丁诺夫宣读了一份文书，他强烈建议将农业问题与国家和政治的重要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他在文书中说：“有必要向政府表明，我们迫切需要将农业产业的需求问题同与之密不可分的国家法律和经济改革的重大问题交托给一个合法的、全俄罗斯的、各个阶层的代表机构，还需要相应制度以依法保障参加该机构的当选人享有讨论国家问题所必需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在这些报告之后，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沃罗涅日的地方自治自由派的政治言论只限于此，然而沙皇政府仍然加快了镇压的步伐。内务部副部长季诺维耶夫亲自前往沃罗涅日调查此事，出席委员会会议的所有成员——阿里索夫、布纳科夫、马尔丁诺夫、捷贾科夫、申加廖夫、科柳比亚金、佩雷利申等人遭到审判，并在警察监视下流放或迁移到其他城市。该案主犯马尔丁诺夫和布纳科夫被流放3年，第一次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第二次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州。——《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8]内克尔（1732—1804）是法国的政治家。作为一名银行家，他在金融界高层崭露头角，于1776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在这个位置上，他试图通过大量贷款来改善法国的财政状况，但这些措施毫无成效。1781年，他公开发表了一份预算案，说明赤字的主要来源是王室的无边挥霍。预算案的公布招致了特权阶层、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愤慨，1781年5月，他不得不辞职。然而，在1783年，财政困难又迫使政府邀请内克尔继续管理财政。内克尔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来年要召开三级会议，并且第三等级的席位要占多数。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王室就对自己的让步悔恨不已并坚决转为右派，起用一些毫不妥协的反动派进行组阁。7月11日，内克尔收到了辞退信，命令他立即离开巴黎。但7月12日至14日的起义以攻占巴士底狱而告终，这再次迫使国王召他入部。内克尔不断地在部门的利益和革命第三等级的要求之间摇摆不定，很快就失去了人气，并于1790年辞职。——《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9]米·亚·斯塔霍维奇（生于1861年），前自由主义者，1905年转为极右派。1892年至1895年是叶列茨地方的首席贵族，1895年起任奥廖尔省省长。在那个专制制度最反动的时期，斯塔霍维奇在西皮亚金、普勒韦等人眼里是个革命者。1900年他在传教士大会上的讲话几乎导致他从首席贵族中降级，因为在1902年参加地方自治会议，他受到了"圣上"的训诫。1904年，他在《权利》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尖刻文章，讲述警察和宪兵在奥廖尔殴打一名无辜的穆斯林撒尔塔人。因为这篇文章，《权利》第2期被收缴，这篇文章出现在国外报刊《解放》第44期上。日益高涨的社会运动浪潮迫使斯塔霍维奇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昔日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头号保守的贵族。在省自治会议上，斯塔霍维奇是那些坚持认为国家杜马只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在省内会议上，他发言反对在政治权利上实现男女平等。斯塔霍维奇是10月17日联盟的组织者之一。他从奥廖尔州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在第一届杜马人数并不多的右翼中占有重要地位。1906年6月14日，斯塔霍维奇与盖登、李沃夫一起成立了"和平复兴"这一杜马派别，同时继续留在"10月17日联盟"之中。当年7月10日，这些人以"和平复兴"党的名义发出呼吁，表示完全服从沙皇的意志，反对维堡宣言。1907年初，斯塔霍维奇从奥廖尔州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任芬兰总督；十月革命中，他显然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0]尼泽尔·安特姆·菲利普（1849—1905）是一位通灵术师、马丁派教徒和占卜师，在拉斯普京取而代之之前，他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顾问。——中译者注
[11]七波耶会议是1610年7月17日废黜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并在同年晚些时候邀请波兰人进入莫斯科的俄罗斯贵族集团。——中译者注
[12]《大宪章》是英国国王约翰在1215年迫于不满他的贵族和教会势力的压力而签署的法律。《大宪章》宣布了限制王权、建立议会、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原则。——《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3]祖巴托夫是莫斯科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他的"职业生涯"是从一个普通的煽动者和间谍开始的。他是第一个尝试在俄国推行警察社会主义的人，因此有了"祖巴托夫组织"这样的术语。祖巴托夫组织是伴随着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出现而出现的，早在90年代末，专制统治者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工人的注意力从革命者的鼓动中转移出来，把工人运动从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转移到警察社会主义的轨道上。1902年2月，祖巴托夫在莫斯科组织了"机械工人互助会"。1902—1903年间，祖巴托夫的组织在许多城市都有出现。警察把工人组织到这些和平的"开明"社团中，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参加罢工的需要。因此，祖巴托夫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参加了1903年的敖德萨罢工。但是不久后，祖巴托夫的活动开始引起上层对发动群众运动的严重担心，政府赶紧解散了祖巴托夫组织并驱散了他们的领导人，从而结束了他们的活动。祖巴托夫本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4]奥博连斯基公爵是辛比尔斯克的首席贵族，后来转任赫尔松和哈尔科夫。1902年春，他镇压了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的农民动乱，使整个乡村都受到无情的惩罚。根据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命令，社革党人卡楚拉尝试对他进行了暗杀。1904年，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被暗杀后，奥博连斯基接替了他的位置，继续用他前任的方法平定该地区。1905年的革命使芬兰得以从他的"活动"中解放出来。——《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5]维·威·冯·瓦尔年轻时曾在波兰当过军官，1863—1864年参与平定了波兰起义，后被调到内务部，先后担任雅罗斯拉夫尔省副省长和省长，随后又去哈尔科夫、维捷布斯克、波多利斯克、沃伦和库尔斯克省当省长。1892年至1895年，冯·瓦尔担任圣彼得堡总督，在这个位置上，他因与圣彼得堡革命工人和学生的斗争而"名声大噪"。1901年，他被任命为维尔诺省省长，他以暴君的凶残手段治理该省，其中包括鞭打政治犯等行为。这种措施引起了极端的愤怒，崩得成员鞋匠莱克特曾试图暗杀冯·瓦尔。1902年，冯·瓦尔是内务部副部长，负责领导单独的宪兵队，广泛采取挑拨和奸细行动。——《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
斯拉夫主义的骗子（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28号，1902年1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ШУЛЕРА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
斯拉夫主义的骗子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28号，1902年11月15日
Zveza翻译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3.html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的嗅觉足够敏锐，那么你应当已经发现，我们周围存在着一股可疑的“泛斯拉夫”政治潮流……
俄罗斯的居民啊，又一次有人试图打开官方斯拉夫主义的安全阀，想要借此给你过剩的公民情感减压。又一次，和二十五年前一样，爱国主义的新闻承包人们从自家档案室里取出那些一时弃置、以备将来调用的资料，从中提取出“斯拉夫人皆兄弟”的思想，然后大张旗鼓地把这些思想刊载出去……
不久前，希普卡山口战役[1]的周年庆祝活动在保加利亚举行。那些免予检查的出版物的编辑们收到一份通令，希望出席这些庆祝活动的俄罗斯新闻界代表乃至于所有俄罗斯国民“不要发言或是祝酒”，因为“只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副将伊格纳季耶夫[2]公民被授予了”这种权利……而按照《新时代》（"НовоеВремя"）报纸言之凿凿的说法，这位伊格纳季耶夫却仅仅是以私人身份前往保加利亚的。
在周年庆典上，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一直维持着那种煽动者的外交艺术，每时每刻都准备好要出卖那些被他花言巧语吸引过来的人。现在，《圣彼得堡公报》（"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这家报社有很多良好的意图，却很缺乏政治意义——的文章说：“有些观点觉得希普卡山口举行的庆典就能推动马其顿走上起义之路，这多多少少显得有些奇怪。”奇怪——就只是“多多少少”这种程度吗？是不是也可以说，虽然只是“多多少少”，但也还是会明确地让人觉得怪异呢？这也就是我们的意见。诚然，这位煽动伯爵的观点认为，有利于解放马其顿的“心理时机”还没有到来，但他又马上指出，“俄罗斯是斯拉夫民族的精神与物质后盾”——雄心壮志依然没有逝去，俄罗斯依然能够发起一场“像1877-78年战争那样的十字军圣战”。这位垄断者舌绽莲花，说着一些模棱两可的伪善辞令，“让每个俄罗斯人都买他的帐”（这是《新时代》报纸的说法，而这里的俄罗斯人正是指那些收到7784号通令，被要求“放弃”发言的人）。扮演完挑拨者的角色之后，伊格纳季耶夫公民又专门用一封电文对“马其顿起义中的枉死之人”表达了“遗憾之情”：显然，急不可耐的保加利亚人完全把“心理时机”抛在了脑后。（译注：这里指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巴尔干事务上的新闻大师们又表现得怎么样呢？
我们先把《圣彼得堡公报》空谈泛斯拉夫主义的废话扔在一边，因为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这家保守自由派报纸根本没有任何自控能力。《证券交易报》（"БиржевыеВедомости"）凭着一股“敏锐的嗅觉”尝试和《新时代》搞竞争，他们在短短数日之内就明显地改换了巴尔干相关文章的语调。昨天他们还尖锐地评价说马其顿起义是一次不合时宜的盲动，今天就改口说了这么一番话：“要说对土耳其实施侵略计划的想法，我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但是也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如此痛苦地回荡着马其顿基督徒的呐喊和呻吟。奥斯曼帝国的政策顽固地拒绝考虑俄罗斯对兄弟教友自然而然的同情，这对奥斯曼来说永远是极其致命的。”
对这个问题，《新时代》则狡猾地做了评价：“显然，毫无疑问，每个有良知的俄罗斯人都诚心诚意地希求和平……但谁又能不承认呢，希普卡的纪念碑使我们身体里那种不屈不挠的决心焕然一新、愈发坚定，使我们永远忠于先辈的遗训和其中的内容，使我们支持和继续那些我们为之光荣受难和牺牲的事业。”
读者朋友，这看起来像不像是上头有人在命令这对伶牙俐齿的新闻兄弟造出一个“心理时机”来？不过，这个“时机”会起什么作用呢？是有利于马其顿的解放事业吗？还是说这是在利用“斯拉夫”的情感，来加强专制官僚的地位呢？这个问题显然只有一个答案。
因此，无论马其顿起义在我们之中引起多么大的同情，我们对俄罗斯社会上一切要求对它进行积极支持的运动都不能不持有否定的态度，因为俄罗斯社会已经被剥夺了可以执行集体意志的手段。任何民族运动只要脱离了空谈阶段，就不可避免地会经过沙皇政府的脏手，这个政府对待自己人民的态度就像土耳其人对待非穆斯林那样。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所实行的土耳其制度一直也是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统治的最强基础。”（德拉戈马诺夫，《土耳其人的内在与外在》）
“土耳其人把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关在棺材里用刑，在他们的家里虐待他们，强奸他们的妻女姐妹，掠夺他们的财产……这还有多久才是个头？”《圣彼得堡公报》愤怒地发问道。
可先生们，到国内来的库尔德人照着土耳其人的计划在你们悲惨的祖国做了同样的事，为什么你们却一声不吭呢？我们的监狱难道比土耳其的要好吗？我们的监狱难道就没有在精神上（最近也开始在肉体上）折磨囚犯吗？我们被派去镇压波尔塔瓦地区的士兵难道没有强奸农民的妻女吗？他们难道没去掠夺财产吗？那你们为什么不号召一下，对这些沙皇治下的伊斯兰异教徒来一场“十字军圣战”呢？
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竟然敢厚颜无耻地对招待他的保加利亚官方代表说：“搞好你们的内部事务，你们就会赢得俄罗斯的好感。”我的读者，这番放肆到吓人的话，可是在1902年说出来的——正是那个俄罗斯政府还在用吊死发表不信任言论的本国公民、拿着手枪与工人当街开战、把学生扔进西伯利亚大牢和鞭打农民之类的方式“搞好内部事务”的1902年。
这个政府甚至还冒充成解放者四处炫耀！俄罗斯的各大报纸也为这些政治骗子创造了有利的“心理时机”，用马其顿人的鲜血炒作国内的政治。
那些起义的保加利亚人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用俄罗斯的马鞭取代土耳其的弯刀。他们能够理解我们对待他们事业的态度，正如同我们完全能理解聪切夫将军的话：“起义会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但新的复仇者还会站起来，那个时候，解放的马其顿人就可以说，他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也做到了——毕竟援助往往会附带极其沉重的代价……”
所以说，自由的捍卫者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让统治集团和它在新闻界的喽啰们无功而返，用我们社会革命的反对力量把他们斯拉夫主义的招摇撞骗彻底抛开。
原文附注：
1.《新时代》是圣彼得堡的一份日报，从1876年开始出版。它的编辑和出版人是苏沃林。该报从创刊之初就采取了极其保守的立场。作为本质上的半官方刊物，《新时代》狂热地反对革命民主、工人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对"异族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攻击贯穿了该报所有的主要文章。作为一家官僚至上的刊物，《新时代》的政治立场并不是特别稳定，经常会因为内阁里的人事变动而改变方向。在1905年革命中，它采取了极其反动的立场，要求对革命者和罢工工人采取果断措施。
下面我们刊载一段托洛茨基同志描述的《新时代》的特点（他在1906年为一本计划中的宣传册写的，但没有写完）：
《新时代》是一份文学的、政治的和卖身投靠的报纸，它由苏沃林出版，已有40年历史。众所周知，该报曾无数次地改变"方向"，但这些改变的范围总是非常狭小——完全是在不同机关部门的斗争范围内反复转向。《新时代》在德里亚诺夫任教育部长的时期支持古典主义，在万诺夫斯基时期又反对古典主义；在普列夫时期百依百顺，在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时期又要求"信任"。尽管变化无常，《新时代》却可以说是一家文坛恶棍的刊物。它仇视民主、仇视激进知识分子、仇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仇视革命农民，这在很多文章中都有表现，而且是用疯狗狂吠的语气写出来的。恐犹症在《新时代》的所有转变之中历久弥新，因为剥夺犹太人权利会列在每一个专制大臣的方案清单上。
苏沃林的报纸用昂贵的价格接收国家公告，并有铁路站亭供他支配。同时，他也从部长的办公室收取信息。
《新时代》还支持作为财政部长的维特，唾沫横飞地捍卫酒业改革，支持远东的战争政策、为日俄战争辩护，赞扬军事天才库罗帕特金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隐瞒真相、撒谎、欺瞒。
在80和90年代，《新时代》是得胜恶棍和当时杜马掌控者的官方刊物，但那个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新世纪之初，《新时代》和它的主人公——恶棍们——被一种愤慨和蔑视的气氛所包围，这种气氛每天都在不断凝结。1905年10月17日至18日的夜里，在涅夫斯基大街偶然地聚起了一群人，在《新时代》编辑部的窗前高喊“下地狱吧！”
“你下地狱吧!该死的犹大！”这就是年轻的民主俄罗斯把耻辱的报业匪帮帮主送进坟墓时的呐喊"。
2.《圣彼得堡公报》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最古老的报纸之一。该报创办于1728年，曾有一段时间由罗蒙诺索夫主编。多年来，该报作为半官方刊物都显得平平无奇。自60年代以来由瓦·费·科尔施任编辑之后，该报得到了显著的复兴。此后，该报成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刊物，多次受到迫害和查禁。随后，该报又向右转，并采取了极其温和的立场，后来又转为绝对反动至今。
3.《证券交易报》是一份自1880年起在圣彼得堡出版的报纸。自1893年起，它以晚报形式出版。1905年时，它是立宪民主党的刊物。1905年末，《证券交易报》与许多其他报纸一起被沙皇政府暂时封禁，原因是它刊登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财政宣言。在反动时代，这家报纸转向了出卖工人阶级的新闻阵营。
4.聪切夫（Цончев）将军是1902-1903年马其顿人反土耳其起义的领导人。早在1879年的柏林和会上，土耳其就承诺会在土耳其的欧洲地区实行特殊的行政制度。《柏林条约》第23条规定：“土耳其帝国政府将成立特别委员会，其中将以最广泛的方式接纳本地元素，并将为每个地区制定这些新条例的细则。”这段话并没有得到实际执行，土耳其人仍然和从前一样治理他们的欧洲地区。忍无可忍的马其顿保加利亚人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斯特鲁马河左右岸组织了两个营地，由聪切夫将军统一领导。起义被人数占优的土耳其军队残酷镇压了，到1903年底，有着200万居民的马其顿已经变成一堆冒烟的废墟。
注释：
[1]第十次俄土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俄保联军在此共同抵抗土耳其军的进攻。
[2]尼·巴·伊格纳季耶夫，俄国伯爵，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他受泛斯拉夫主义影响，希望解放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斯拉夫人，力主塞尔维亚自治，从而引起塞尔维亚对土耳其的战争（1876—1877），促成保加利亚1776年进行反土耳其的叛乱，并引发了第十次俄土战争。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