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论兼并什利谢利堡200周年的纪念日（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27号，1902年1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К200—ЛЕТИЮ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ШЛИССЕЛЬБУРГА 论兼并什利谢利堡200周年的纪念日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27号，1902年11月1日 Zveza翻译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2.html 在10月11日，什利谢利堡变成了历史庆典的举办场所：各路名流显贵都在此欢度良宵，纪念两百年前彼得一世的赫赫武功——他夺下这颗“异常难啃的坚果”（这座城的瑞典原名叫Noteburg，也就是坚果之城），用“这场胜利”鼓舞他的臣民。从此，什利谢利堡既是“通向欧洲的窗口”，同时又是……最为重要的国家监狱。 道贺吧，庆祝吧，先生们——今天你们还掌控着局势，可谁又来为明天做担保呢？ 你们不是在监狱砖瓦的注视下泰然自若地摆下了酒宴吗？孤单的英雄们在对抗专制的战斗中牺牲，这里的石块浸透了他们悲情的故事。 对未卜前途的恐惧难道没让你们紧张不安吗？如果有所担心，那你们就应该看得到：被你们折磨过的自由义士感到大仇未报，他们化作阴影，直到今天仍然在什利谢利堡的城墙上徘徊。这些受苦受难的阴影高喊着复仇：无关个人，而是革命的复仇；不是处决一批大臣，而是要处决整个专制制度。 这“爱国”的盛典，这一堆“高尚”的坏蛋，这虚伪的演讲和欢呼，简直教人心中激起万丈怒火！——在这该死的小岛上，米纳科夫、梅什金、罗加切夫、施特罗姆贝格、乌里扬诺夫、格涅拉洛夫、奥希帕诺夫、安德烈尤什金和舍维廖夫惨遭处决；在乱岩的注视下，克里缅科用绳子上吊自尽，格拉切夫斯基用煤油自焚，索菲亚·金斯堡用剪刀自戕；在这堵高墙下，谢德林、尤瓦切夫、科纳舍维奇、波希托诺夫、伊格纳季·伊万诺夫、阿隆契克和季霍诺维奇在无穷无尽的黑夜里陷入癫狂，还有好几十人死于虚弱、坏血病和肺痨。 今天，你们尚且能在这什利谢利堡作威作福，那你们就继续爱国吧，狂饮作乐吧！ 文章中的人名注释： 米纳科夫（1854—1884）：民粹派革命者。他因政治不可靠而被圣彼得堡外科医学学院开除。回到家乡敖德萨后，他在那里的工人中领导了革命宣传工作。他于1879年2月9日被捕，被敖德萨地区军事法院判处12年苦役。随后，被延长至30年苦役。1883年，他从卡拉被调到彼得保罗要塞，1884年8月2日调到什利谢利堡。在此处，他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对令人无法忍受的什利谢利堡制度提出了抗议。8月24日，他打了狱医扎克维奇一耳光，随后"因为用行动侮辱上级"被带上军事法庭，1884年9月7日被判处死刑。9月21日，判决执行。 梅什金（1848—1885）：民粹派时期杰出的革命者。1875年，他成功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维留伊斯克解放出来。他被卷入“193人”案件，并在法庭上作了极为精彩的演讲。他被判处苦役，并关押在什利谢利堡。1885年，他因向看守扔盘子而被枪决。 罗加切夫（1856—1884）：炮兵中尉。他从1880年起加入民意党，成为其军事组织的活跃人物之一，同时在军官中开展宣传。1883年4月被捕；1884年9月，他在“14人”案件诉讼中被圣彼得堡地区军事法院判处死刑。1884年10月10日，他和施特罗姆贝格一起在什利谢利堡被绞死。 施特罗姆贝格（1854—1884）：民意党成员。他从海军学校毕业后，成为准尉生。他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谋划。由于被怀疑与民意党有关联，他遭到开除，1881年8月被行政流放到东西伯利亚。惩罚相对较轻的原因是当时政府对他参与暗杀一事一无所知；在杰加耶夫背叛之后，暗探局才获知此事。政府从上连斯克传唤施特罗姆贝格，把他列为“14人”案件的被告。法院判处施特罗姆贝格死刑，1884年10月10日，他在什利谢利堡被绞死。 亚·伊·乌里扬诺夫（1866—1887）：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兄长，策划暗杀亚历山大三世的发起人和总指挥。1883年，他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学生"同乡会"的创建工作。1886年11月13日，他领导了杜勃罗留波夫逝世25周年的示威活动；在那些公众反应迟钝的岁月里，这次示威活动是一件极其光明的事情。亚·伊·乌里扬诺夫是"民意党恐怖派"的组织者之一。在准备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过程中，乌里扬诺夫担下了所有最危险的事情。1887年3月1日，也就是刺杀当天，他被逮捕。在审判时，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声称在现在的条件下，反对专制的唯一途径就是恐怖。1887年5月8日，他在什利谢利堡被处决。 瓦西里·格涅拉洛夫（1867—1887）：顿河军区波将金村落的哥萨克人，圣彼得堡大学学生，是"民意党恐怖派"的活跃工作者之一。他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准备工作，在刺杀当天，他手持炸弹被当街拘捕。他于1887年5月8日被处决。 瓦西里·奥希帕诺夫：圣彼得堡大学学生，曾在托木斯克文法中学学习。参与刺杀亚历山大三世未遂事件。1887年3月1日，他手持炸弹被捕，在审判时，他拒绝作任何证言，经辩护人发言后才说："我只想对朝廷说，我既不请求也不想得到他的赦免。"他被判处死刑，5月8日在什利谢利堡被绞死。 帕霍姆·安德烈尤什金（1865—1887）：库班地区的农民。他先是在市立学校学习，然后进入文法中学学习。1886年，他考入圣彼得堡大学，不久就加入了"民意党恐怖派"。他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准备工作。3月1日，他在街头被捕，手中拿着一枚投掷物，他与其他14名参与者一起被带上法庭。5月8日，他被判处死刑，在什利谢利堡被绞死。 彼得·舍维廖夫（1863—1887）：出身于商人家庭。他毕业于哈尔科夫的文法中学。他在本地也上了大学，但很快就转到圣彼得堡。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组织，同时积极参加"民意党恐怖派"的工作，准备"第二次三月一日"（即刺杀亚历山大三世）。在审判中，他拒绝提供任何证词。与乌里扬诺夫和其他参与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人一起于1887年5月8日在什利谢利堡被绞死。 克里缅科（1856—1884）：民粹派革命者。他因行为不端被基辅大学开除。1880年6月，他因为参加基辅革命圈子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从那里逃出来后，他开始在民意党党内积极工作。他代表民意党执行委员会，与哈尔图林一起参与了谋杀敖德萨军事检察官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准备工作。他在圣彼得堡再次受审，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84年8月4日，他被带到了什利谢利堡。同年10月5日，他在通风扇上上吊自杀。 格拉切夫斯基（1849—1887）：民意党的活动家之一，教堂执事的儿子。曾在神学院学习。70年代初，他在铁路修配厂当过钳工。1875年，他因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而首次在莫斯科被捕。他成了“193人”审判的被告，被判处拘役3个月。他被驱逐出圣彼得堡，在铁路上工作。1878年，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1879年从那里逃亡。从此，他转入非法阵地，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他积极参加了3月1日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准备工作。1882年6月，他再次被捕。经枢密院特别机关的审判，他因"制造炸弹作为3月1日刺杀沙皇的武器"而被判处死刑，随后改为无期徒刑。1884年8月，他从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被转到什利谢利堡。1887年5月，由于再也无法忍受沉重的狱政，他打了狱医扎克维奇一耳光，这通常会被判处死刑，然而格拉切夫斯基却幸免于难，因为根据政府的说法，他患有精神病。同年10月26日，格拉切夫斯基用煤油自焚而死。格拉切夫斯基的自杀导致了什利谢利堡狱政的些许缓和。 索菲亚·金斯堡（1865—1891）：曾在瑞士学习医学。从80年代初开始加入革命圈子。1888年，她回到俄国，希望开始重建民意党的非法革命工作。1889年5月到达俄国后便被逮捕，1890年11月，经枢密院特别机关的审判，她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90年12月1日，她被押到什利谢利堡的"老监狱"，而她在那里没有呆多久：1891年11月7日，她用剪刀划破颈动脉，同日死亡。 尼·巴·谢德林：俄国革命者，曾两次被判死刑。曾是“重分黑土社”（Чёрныйпередел）的成员，1881年5月在"南俄工人联盟"案中受审，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在被押解前往伊尔库茨克的卡拉的路上，他因为"用行动侮辱"当地的官吏索洛维约夫，他又被判处死刑，不过这次也被改为无期徒刑。根据法院的命令，谢德林要被惩罚拴在手推车上，但等到卡拉的大规模逃跑和镇压开始后，这个命令才开始生效。后来谢德林被转到圣彼得堡的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那里，此时他仍然被锁在车上坐着。1884年，他被转移到什利谢利堡要塞。还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的时候，他就有精神失常的迹象，而到了什利谢利堡，这种迹象更是急剧恶化。精神病患者谢德林在什利谢利堡的悲剧性生活令人震惊，在他逗留什利谢利堡期间，即15年之中，欺凌和殴打一直没有停止。1896年，他从什利谢利堡转到喀山的精神病院，于1919年去世。 尤瓦切夫：民意党成员。他于1883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15年苦役。1884年10月，他从彼得保罗要塞被转移到什利谢利堡，在那里他很快就开始表现出忧郁和神秘主义的倾向。1886年8月底，他被流放到萨哈林岛定居，1897年才从那里返回俄罗斯（的欧洲地区）。 科纳舍维奇：因谋杀国家警察督察苏杰伊金被判处死刑，随后改为无期徒刑。他先是在彼得保罗要塞服刑，自1887年起在什利谢利堡服刑。他在这里服刑的十年期间陷入精神失常，并最终死去。 波希托诺夫（1857—1896）：民意党成员。1884年3月31日，由于杰加耶夫的背叛，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他请求宽大处理，此后法院在什利谢利堡将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在堡垒里服刑十年后，他陷入疯癫。1896年在尼古拉耶夫军医院去世。 伊格纳季·伊万诺夫（1859—1886）：军官之子，基辅大学学生。他是基辅革命恐怖主义圈子里的活跃成员。1880年2月，他被捕，同年7月被基辅地区军事法院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在卡拉和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服刑。在显现出精神错乱的迹象后，他被送往喀山精神病院。1884年秋，他以"康复者"的身份，从医院转到了什利谢利堡要塞。1886年2月21日，他在堡垒中去世。 阿隆契克（1859—1888）：民意党的积极参与者。他曾在克雷缅楚格实科学校和圣彼得堡交通工程师学院学习。多次参与恐怖行动。1881年3月，他在圣彼得堡被捕，根据"20人"案件的审判，被判处无期徒刑。起初，他被关押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据他的医生说，当时他已经有了精神失常的迹象。1884年8月，这名精神病人被转移到什利谢利堡。在这里，精神疾病与身体疾病一并发作：他的双腿瘫痪了。他四年来从未离开过牢房，卧病在床，无人照料。他于1888年4月2日去世。 季霍诺维奇（1855—1884）：陆军准尉，民意党成员。1882年8月17日，作为基辅监狱城堡的卫士长，他将民意党人伊万诺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1883年3月被捕，根据"14人"案件的审判，他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84年10月，他从彼得保罗要塞被转移到什利谢利堡，在那里他很快就患上了精神疾病，并多次试图自杀。1884年12月，季霍诺维奇死于肺痨。
反对派里的波布钦斯基们（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27号，1902年1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БОБЧИНСКИЕВОППОЗИЦИИ 反对派里的波布钦斯基们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火星报》27号，1902年11月1日 Zveza翻译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4.html 注：波布钦斯基和多布钦斯基为果戈里喜剧《钦差大臣》中的地主，他们误以为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是京城派来的钦差大臣，极尽谦恭之能事。 在《解放》[1]刊物（第9期）的信箱里，司徒卢威[2]先生写信向另一位先生抱怨“一些革命者对他有不可理喻的敌意”。 这暗示再明显不过了。但反过来说，我们也搞不懂司徒卢威先生为什么会“弄不明白”。我们一直都在说，而且也可以再说一次，那就是我们的“敌意”仅仅是针对他公民本性中为市侩的政客习气和政治上的庸俗充当保护伞的那一部分。假如司徒卢威先生能以诚实公民和民主派的面貌发声，我们随时都会欢迎他。 但司徒卢威先生选择了对自己政治面貌损伤最大、对自己倾心之事业危害最重的办法，他没胆量彻底地拒绝给地方自治局在政治上倡导的那种“Mäßigkeitsverein”（节制社会）充当笔杆子、没法坚定地选择那唯一可能的一条解放国家的道路——也就是革命的道路。 司徒卢威先生向往体量笨重的地方自治反对派，这还无可厚非。但当地方自治活动家们想要把个人的公民情感掩藏在部门间冲突的夹缝当中时，《解放》在地方自治圈子里越是权威，它的编辑就越有义务发表坚决的谴责之词。 司徒卢威先生与《莫斯科公报》展开了大力论战。后者嘲笑了苏扎县委员会，把那里的活动家比喻成多布钦斯基和波布钦斯基。司徒卢威先生大声反驳说：“你们说叶夫列依诺夫[3]是多布钦斯基，那圣上到底赐了他什么训诫？” 有人说，很多时候真理是由孩童揭示的。显然，有时候痴傻的坏蛋也能胜任这个工作。 《莫斯科公报》把叶夫列依诺夫先生比作多布钦斯基，这一点惊人地接近于事实。想加以确认的话，只需要看看这位“尊贵的地方自治活动家”给财政部长（即谢尔盖·维特）写的一封奴颜婢膝的信件就够了。 8月4日，维列卡车站，于等待火车期间。 尊敬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阁下！ 我曾对阁下说过，在内务部地方委员会造成的这种状况之下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为了证明这番话并非毫无根据，请允许我向您寄送《莫斯科公报》上有关奔萨省和萨拉托夫县委员会会议的裁剪报告。您可以从这份报告中看出，省长们不许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库尔斯克省委也是这副光景），而下面的各个县被这些落后分子领导着，整日都忙着想办法把农民关进监狱里。很明显，特别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产业的总体需求所知甚少，一项伟大而严肃的事业（如您设想的那样美好）可能会落得徒劳无功，或是收效甚微。内务部指责我，说我在县委员会上提了一些不属于政府职权范围的问题，但是有关农业产业的基本问题正是由特别会议和会议主席提出来的。如果这些人不代表那个政府，那他们到底是谁呢？而阁下难道不也和其他部长一样，是最高政府的代表吗？为什么您的要求对我们的约束力会不如我们不熟悉的、别人的愿望呢？显然，这里隐藏着一种隔阂，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同时，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外省恶劣的生存条件。一边是社会，它在过去和现在都遭到恐吓，人们道路以目；另一边是一群肆无忌惮的无政府分子，他们无所畏惧，甚至不怕上绞架；内务部则夹在中间来回乱窜，徒劳无功地和这九头的大蛇搏斗。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农民就和害怕那一小撮恶棍一样害怕内务部。这一切谋害、骚乱和屠杀让我们无法平静地劳作，甚至没法安稳生活。结果，我和我的县刚想如实回答政府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妨害了我们的生活，以及最重要的是，妨害了我们的职业，也就是农业——惊雷闪电就落到了那些胆敢说真话的人头上。 大胆向阁下寄送私人信件，还请阁下慷慨谅解，但我认为用事实证明我说过的话是我应尽的责任。 深深敬重您并真诚景仰您，您忠实的 А.В.叶夫列依诺夫 我们先把这位私有者对“肆无忌惮、无所畏惧、甚至不怕上绞架的无政府分子”露骨下流的恐惧放在一边。但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责任”与个人的“尊严”同奴颜婢膝、阿谀奉承混为一体，真是令人惊叹！动作麻利地躲到财政部这位“阁下”的背后，试图避开内务部那位“阁下”的雷霆震怒，这是何等的公民气概。各位难道没看见么，这位彼得·伊万诺维奇·多布钦斯基正谄媚地跟在他“深受敬重和万分景仰”的谢·尤·维特的马车旁，毕恭毕敬又急不可耐地向他报告：如果他，彼得·伊万诺维奇，在合法婚姻之外搞了点私生，那也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和婚姻中的一样”（译注：这是《钦差大臣》剧本中的情节）：确实，“阁下不也是最高政府的代表吗？”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您的子民，难道不是这样吗？ 哦，地方自治派简直是奴才行径，这种反对派就只会当乏走狗！……还要怎样的大灾祸和恶毒的责罚才能把地方自治自由派的腰杆给扳直，让他不再给“俄罗斯政府的代表”帮工，而是确信地为了国家解放而工作呢！ 原文注释： [1]《解放》是一份自由主义双周刊，由前社会民主党人、前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任编辑。在罢工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该刊物尖锐地抨击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为“极端主义”，指责它发动群众的自发运动，等等。1905年10月17日后，该刊物停刊。 1906年，托洛茨基同志对这本杂志作了如下的政治定性： 自由派报纸《解放》自1902年起在国外出版，先在斯图加特，之后在巴黎。《解放》是由社会民主主义队伍的叛逃者彼得·司徒卢威编辑的。《解放》在成立之初就以其极其温和的特点而闻名。它效法地方自治会议里地方自治派的纲领，作为贵族地方自治派和商人杜马的代表（见《解放》第1期）。这份非法报刊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流于表面、文学上平平无奇，而由于当时的俄国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可言，这份报纸在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官僚的圈子里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俄国革命事件的影响下，《解放》开始受到其左派成员的压力，有时还主张普选权。然而，编辑部的毫无原则使得《解放》的民主主义失去了一切意义：这份报刊每走一步都在自相矛盾，听到一点风声就开始在左右之间反复横跳。 《解放》的主要任务从众多矛盾之中凸显出来，其特点可以归结为：把民主知识分子团结在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派周围；通过这批民主知识分子使民众对地方自治派抱有信心，然后利用这些人的声誉与沙皇政府达成一致。《解放》害怕人民革命，不相信人民革命，并且一直站在反革命的一方。1905年1月9日前两天，《解放》刊物写道：“俄罗斯没有革命的人民。”在它的最后一期，即十月份的时候，《解放》抨击了在俄国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社会民主党大学集会。10月17日之后，《解放》的编辑部回到俄罗斯，在周刊《极地之星》工作，并成为了立宪民主党的极右翼，并与《新时代》竞相攻击革命者。《极地之星》刊物则和司徒卢威的《杜马日报》一样，因为缺乏读者而倒闭了。 [2]司徒卢威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领袖之一，其演变过程最为清晰地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阶段。在九十年代初，司徒卢威积极参与了反对民粹派的思想斗争。1894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批判笔记》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民粹派进行了批判。1898年时，司徒卢威还是社民党党员，他撰写了著名的《社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并预言：越往东边走，资产阶级就越卑鄙。一到两年之后，司徒卢威就以马克思主义和社民党批评者的姿态出现在各条战线上。他在政治经济学上批判劳动价值论，在社会学和哲学上批判唯物辩证法（特别是革命的“跃进”），在政治上批判《火星报》的立场。在1905年以前，司徒卢威是“激进”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地方自治派联盟的领袖，革命的爆发则把他更加推向右派了。在斯托雷平时期，司徒卢威从六月三日君主制和大资本的帝国主义欲望之下找到了思想基础，主张“科学与资本”的结合，诋毁俄国过往知识分子的革命历史。1917年革命则使他变成了彻底的反革命分子，十月革命后他在弗兰格尔政府里担任部长。他晚年在布拉格出版反动的神秘主义杂志《俄罗斯思想》。 列·达·托洛茨基于1909年对司徒卢威的描述如下： 司徒卢威的主要才华——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他天性带来的诅咒——就是他总是在“受命”行事。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思想权威，所以总是为正在得势的阶级服务，从他们那接一些意识形态的委托。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代表地方自治派写了一封高屋建瓴的“公开信”（1894年）——尽管他自己根本就不是地方自治派！这似乎是他包揽的第一个政治任务。而到了九十年代，地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出现，并且躁动起来。他们还非常年轻稚嫩，对马克思主义的钻研还做得很不好，但他们都愿意乖乖地排好队——司徒卢威则坐在桌后面，给他们撰写《宣言》（1898年）。在这份宣言里他讲道——无需惊讶，毕竟这不是他的真心话！——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注定是无足轻重。1901年，他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在《火星报》（第4期）上向地方自治派发出呼吁，以忠实于社民党报纸的语气写到了“工人队伍铁一样的步伐”。但自由派开始活动起来了，司徒卢威便在仅仅一年之后组织起了《解放》刊物，开始代表温和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派了。他不再倡导“铁一样的步伐”了，而是鼓吹一种“胆识”和“智慧”相结合的政治慢步…… 某个头脑简单的家伙问司徒卢威，他写的社会民主党宣言要归到他生平的哪一栏里，司徒卢威则向他解释说，他从来没赞同过他写的这《宣言》里的思想，只是“应要求”说了些马克思主义“教会”里占主导地位的偏见。为什么不呢？这头脑简单的人就这样把这些话刊登了出去…… ……我们几乎可以心平气和地描写司徒卢威，因为他已经完全过时了。他没有任何未来可言。 在那段时间，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在政治上还模糊不清，司徒卢威这个人的模糊性让他成为了——如他自己在高兴时所说的——一切新兴潮流的“登记员”。他戴上这些潮流的假面，模仿它们的路线，促进了其中真正政治人物的成形。这便是他的意义。但混沌时代已经结束了，基本的政治界限已经划定了，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它们抹消。无论如何疯狂地修复，历史进程都无法回到出发点，政治上的不定型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也没有谁再需要司徒卢威的服务了。他从历史那里“解脱”了，之后随便去什么地方都行。 他自己会有什么用呢？这重要吗？一旦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个人的命运就完全无所谓了。可以断定的有一件事：恩将仇报正等待着彼得·司徒卢威。他在科学哲学上的努力曾经被认为完全不以哲学为目的，现在已经完全被遗忘了。他不适合“大俄罗斯”式的实践。本质上，他在学说领域的无能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不留神，他就会活活沦为废物——或者说已经是个废物了。今后他只能用新版布罗克豪斯词典里加在自己头上的一长串政治头衔来安慰自己了：先是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是理想主义的自由派，再之后是反犹的斯拉夫派和大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就好像他是从荷尔施泰因家族出来的（译注：指头衔长度）。 [3]叶夫列依诺夫，生于1855年，帝国宫廷高级内侍，俄国贵族和地主的最突出代表之一。
“自由”关系里的“不自由”时刻（列夫·托洛茨基，1901年9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НЕЛИБЕРАЛЬНЫЙМОМЕНТ"ЛИБЕРАЛЬНЫХ"ОТНОШЕНИЙ “自由”关系里的“不自由”时刻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东方评论》194号，1901年9月2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1.html 四年之前，我在同一位南俄工厂主的妻子谈话时，提到了对离厂工人搜身的事情。我的谈话对象显得非常惊讶。 “真的搜了他们的身？到底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我解释道。“工人把双手举着，走到栅栏那里去。看守站在那里，用手掌在他身上摸来摸去，而且尤其着重检查他的口袋……所有工人都要过这道程序：不管是老是小，是昨天刚来还是已经在厂子里干了二十年。” 最后，这位可敬的夫人脸上露出了窘迫的神情。 “真奇怪，”她这样评价道，“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这就是工厂主妻子的态度。 如果上述的谈话发生在现在，我就能对这位可敬的夫人说，在魏列萨耶夫[1]所著的《万卡》（《全民杂志》第三期）这篇佳作里，就有描写对工人实行搜身的场面，虽然简短，却十分形象。 这件事之后，我还多次有机会观察到人们脸上极度惊奇而又义愤填膺的表情，他们第一次知道，那些清清白白、只是因为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去出卖劳动力的人们，会日复一日遭到这样粗暴的侵犯…… 工厂主尼·伊·普罗霍洛夫[2]在一封“给《俄罗斯公报》编辑部的信”中说，现在所有的俄罗斯工厂都对离厂工人进行“检查”（注意：他说的是检查，多么微妙！），而且“检查”都是按照“工厂监察机关批准的‘内部条例’”来实行的。 “很遗憾的是（说这种话是为了稍微体现一下人道精神），为了保护工厂财产，避免工人群体里那一部分靠不住的人进行非法侵占，这种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俄罗斯的居民们温顺恭俭，如果要对他们进行搜查，就得遵守一些公认的、虽然只是最起码的形式；而对于工厂的工人来说，这些法律所规定的简陋形式却也被工厂监察机关批准的、更加简陋的“内部条例”所取代了。 女士们，先生们，保护你的财产是你合法的权利。但难道威胁就仅仅来自于工厂里的工人吗？惯偷们以顾客的名义混进商店，以听众的名义混进剧场，以祷告的名义混进教堂，以洗浴的名义混进澡堂，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顾客、观众和信徒都拉过来搜身呢？最后，为什么不对所有居民都来次搜身呢？毕竟正是从这些沉默的羔羊里出了一些“靠不住的人”，要靠“非法侵占”来谋生呢。 注释： [1]维肯季·维肯季耶维奇·魏列萨耶夫（1867—1945），苏联作家、学者。作品大多描写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革命转折时期的思想情绪。魏列萨耶夫同时潜心文学研究，著有《普希金在生活中》和《果戈理在生活中》等研究作品。 [2]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普罗霍洛夫（1860—1915），著名商业家族成员，世袭荣誉公民，实业咨议（授予工商业巨头的荣誉称号）。
寻常的乡村（列夫·托洛茨基，1901年3月29日—9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ОБЫКНОВЕННОЕДЕРЕВЕНСКОЕ 寻常的乡村 列夫·托洛茨基1901年3月29日—9月26日 Zveza翻译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原载于《东方评论》70号，1901年3月29日。 第二部分原载于《东方评论》117号，1901年5月30日。 第三部分原载于《东方评论》173—176号，1901年8月4—9日。 第四部分原载于《东方评论》70号，1901年9月26日。 第一部分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87.html 第二部分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88.html 第三部分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89.html 第四部分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90.html 一 关于整个农村的一些未尽之言。关于“医疗”问题的通讯竞赛。问题重重的农村医疗里的痛点。救命的“小牢房”。 某种致命的危险威胁着当下的农村和它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长期占据着报刊杂志的栏目，把文学界的同僚们分裂成好多个党派，还时不时顽强地出现在大众群体的讨论之中……但这一切，用乌斯边斯基充满同情而又轻蔑的话来说，这些“破烂报纸”、这种“假仁假义”，不知怎的就和农村本身产生了骇人的脱节，就像一只巨大的风筝飞在天上，却只用一根很细很细的线拴着一样…… 城市也有它繁重的需求，但尽管它还远远做不到随时凭着自己的主动性“满足”自身需求，但也会发出论述、斥责，或者至少是表现出做这种事的倾向。而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却因为没文化、不敢发表意见和没有权利而被彻底剥夺了讨论切身事务的机会，所以城里人和城里的文化产物甚至没有征求他这个文盲的个人意见，就能够替他做决定……最后，受命来策划和敲定农村前途的是一个和农村，以及讨论农村需求的出版物都“没有半点干系的部门”。 大概是这么一幅景象：农村在经济上被富农窃夺，身体上则被梅毒和各种流行病蹂躏，最后在精神上还处在一种深深的愚昧之中；处境如此，缄默不言。 那些和“破烂报纸”以及各种“假仁假义”有牵连的人竭尽全力，试着用出版物这面镜子反映农村的苦涩现实，但是，只不过是反映……啊，要是花朵不受寒就好了，啊，要是“镜子”没有“框”就好了…… 最终，这个特别闭塞的部门几乎背对着出版物这面镜子，或者至少绝对不是面对着它，朝令夕改、夕令朝改，却没在这方面做出什么惊人的成就。 就拿乡村医生来举个例子。关于西伯利亚乡村医生的无助和缺乏保护已经写得很多很多很多了……这方面的记述好像成了某种角逐工具，或是通讯员之间的竞赛。一位通讯员写道：我们这个医疗区的长度是一百俄里，宽度则是八十俄里。另一个人打断他说：而我们这里长宽都是两百俄里，而且还没有路。不，你这算什么！——第三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这里简直是“测不完有多长，量不完有多宽”，还有，我们所有医务人员的思想方法都是一成不变，而那些从行政角度来说连自身生存都成问题的居民点却统统归到我们这个片区。 这些通讯稿出版发行、供人阅读之后，以社论和小品文的形式总结出来；“医护派”和“反医护派”之类的派别短暂地出现，随后又被抛在脑后。 土生土长的乡下农民不断因为“喉咙”、“肚子”或是其他各种法子死去，他们悄无声息、聚精会神地走完这段路，看来完全相信这种悲剧是命中注定。多少也偶尔有些知识分子站出来代表农村，他们绝不同意农民在这种既没有医疗救助又没有刊物帮忙呼救的情况下就此逝去。他们呼吁着，永无止境地喊叫着，抱怨着自发的惰性、上级的怠慢和医疗人员一成不变的思想。 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读者们住在城里，医疗救护方面有充分的保障，哪怕他们对农村抱着怎样的好感，也会不由自主地丧失和农村通讯员共感共情的能力，体会不到通讯员们大声疾呼、奔走呼吁、四处求救、不懈追寻，希望缩小医疗区范围、增加医护数量的心情。这种读者——要知道，通讯员多多少少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最好也不过是用一只眼睛瞟一下通讯员从安加拉河、伊利姆河还有库塔河岸边，以及其他那些像两滴水一样相似的地方所发出的呻吟…… 我还是要——verdammteSchuldundPflicht!（德语：这该死的责任！）——就这个农村医疗的问题，就这个迫切的难题里最为棘手的地方之一再说几句——那就是农村精神病人的问题。 为了不让议论流于泛泛空谈，我会给出两到三个具体的例子，它们都是最近三四年基廉斯克县第四区的实际情况。 一个农民带着自己的老婆——一个得了精神病的女人——来到本区的中心下伊利姆斯克。请问，该拿她怎么办呢？没办法把她安排进这个只有三张床位（整个医疗区）的诊疗室：实在没地方，况且也抽不出人看护她。把她送去伊尔库茨克吗？但这事必须同伊尔库茨克方面通信，对此就需要确定她确实患有特殊的精神疾病，如果不留院观察的话就没法判定这一点。留院观察有的时候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就必须至少是暂时把病人安排在下伊利姆斯克，但是又没地方安置她。因为要自担风险，本区的警官和农民主管都不敢送她去伊尔库茨克。乡里也拒绝给她一个除了诊疗室以外的别的什么能安置她的房间（因为没有）。最后，丈夫也不想带她回去了：他家里只有小孩，这就是说他必须要一个人一门心思地照顾这个需要长期精心看护的老婆，那应该会让他倾家荡产。 每个人其实都是对的。医生没把病人安排在诊疗室里是“对的”，因为没办法让她住进去。地方机关拒绝动用公款把病人送去伊尔库茨克是“对的”，因为地方机关没有那种权力。最后，丈夫不愿意带老婆回家也是“对的”，因为照料她必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贫如洗。丈夫最后还是因为那种“大道理”把老婆带回了家（显然他的“大道理”并不如何高贵！）——而故事的结局则是在幕后爆发的…… 人们带过来一个疯掉的农民，这人实在是没地方“放”了，因为整个村子都被他闹得鸡犬不宁。前述的故事又上演了一遍，但这次病人没有被带回去，而是被安排到……“小牢房”（拘留室）里去观察。就像在一些其他情况下一样，他们用这种地方充当下伊利姆斯克诊疗室的精神病房。在关押（！？）的第四天，可怜的病人死去了，终于用这种方式获得了解脱…… 我不再举更多例子了，因为它们的基本主题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 上面举的后一个例子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西伯利亚农村病弱救济领域发生的另一件事。尽管这件事和我提到的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但是它太“有意思”了，让我没法拒绝把它分享给读者们。在同一个西伯利亚村镇里有两个无地的孤苦老头，其中一个是被流放的“起义者”，有一条腿在西伯利亚参加环贝加尔铁路“起事”[1]的时候被打穿了；另外一个则是无家可归的士兵，他曾经在西伯利亚的军队服役，参加过对环贝加尔铁路的镇压。两个无家可归的残废老头最后在同一个乡的“小牢房”里找到了最后的归宿。在那里，这两个“敌人”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沉浸在回想之中，记起当年的那个故事：一方是镇压者，而另一方是被镇压者。“这种幻想像小说一样，真是让人印象深刻！”读者打断我说。不：这只不过是场无意识的，却又充满社会戏剧性的情节表演罢了！但与此同时，这个主题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还真是大有可为！ 总的来说：小牢房，是劝导醉鬼流氓重拾道德的地方！小牢房，充当着当地诊疗室的精神病房！小牢房，救济了无家可归的残废兵和伤残的流刑犯！总之，小牢房真是包治农村百害的灵丹妙药，这个地方、这种办法真是能解决农村生活里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二 再谈谈“医疗区”的医疗情况。区段医生会议能够带来什么改变？农夫依旧在殴打自己的老婆。“老爷”以身作则，一改当地风气。以Piadesideria（拉丁语：虔诚的愿望）作结。 我们对乡村医生的抱怨相当之常见，有时候是空穴来风，有时候则是无中生有。医生们则很少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至少在报刊上是这样），但与此同时也确实有一些要诉苦的事。 一个不久前才走出象牙塔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扔到偏僻的乡下或是泰加林深处去，那里没有什么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书，那里的居民对任何不用土办法治病的医术都一无所知，还抱着极大的敌意，那里手头能用的物资奇缺无比（药品、器械……），逼得人每时每刻都得昧着自己身为医生的良心去办事。 在那些划拨给我们的乡村医生（他们还肩负着法医的职责）的广阔医疗区上，他们自然而且必然地发展了一套极度简化的医疗办法。一切科学的“包袱”都在泰加林里、在往来于各个相隔甚远的定居点的匆匆旅行途中渐渐随风飘散了，留存下来的只有最基础的实践方法和知识。当然，这么一种极其糟糕的农村医疗“民主化”是由一个相当重要的状况助长起来的。 城里人对他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对医疗的要求。需求激增使得医生既需要做诊断又需要做预后，这种情况弄得医生必须“时刻警惕”，因为如果诊断出了错，预后就会跟着犯错，自然就有损医生的自尊、破坏他的名誉。 土生土长的农村病人——庄稼汉——要比城里的病人简单得多。他们和后者不同，对自己得了什么病几乎从来不感兴趣，只会很罕见地问问这病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就那样，听天由命吧”这种回答就能让他们心满意足…… 因此，在乡村当大夫的年轻医生不可避免地被“堕落”的危险包围着，既在医学理论领域落后，又跟不上实际医学应用的发展。缺少了外在刺激因素的激励，他们的精神中滋长出了一些怠慢，道德责任意识也渐渐变得迟钝和衰微了。 乡村医生所处的大环境——居民的贫困和不开化——显然不是靠什么局部手段就能加以改变的。但我认为，还是能够找到些办法来进行修正。 首先，区段医生会议可以作为这样一种修正手段。 显然无需多说的是，这种定期召开的会议对各方都会相当有利。与在专业科学领域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阅览论文、参加辩论——这一切都会使乡村医生在社会道德层面受益匪浅，帮助他在精神上焕然一新，可以说是“拉了他一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摆脱那些恶劣条件对他心态的打击，尽管这些影响让他——有时候简直是强迫他——根据第三方的话语来做诊断，让他不给病人做预后，而只是建议他们“指望上帝开恩”…… 除了这些没法做准确量化的普遍影响以外，会议还能带来许多局部的、相当实际的结果。当然，反对对农民这种“卓越的简化人”（多半如此）进行医疗简化的态度是完全理所应当的，但是乡村医生处在这种“简化”的环境中，能用的手段也非常“简化”，所以首先，医生本人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事实。他要在缺少合适药物的情况下尝试治病；没有必需的牙科器械也要绞尽脑汁把病人的牙齿拔下来，哪怕他用的办法在希波克拉底的时代都显得过时了——总而言之，就是想尽办法、牵强附会，试图把顽固的医学理论应用到更加顽固的农村环境中去。在会议之上，要求苛刻的医学理论和相当苦涩的农村医疗实践条件将会达成妥协，这种妥协大有裨益，不论情况如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对此加以赞同。这就是百般努力所能达成的最优解，并且会变成全体医生的共同财富。 在医疗区的不同城镇设立若干个医护站点；对医疗区本身进行更合理的划分；根据当地条件和特点，分析“固定”系统和“流动”系统的相对优势，选择最为有利的组合；更为合理地安排乡村的牛痘接种活动；根据各地条件采取可行的办法对抗流行病；采取更完善的措施保障药品供给——用以上这些手段来代替现在这些令人失望透顶的办法[2]。我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一切和很多其他问题都会在省级和县级的区段医生会议上得到最为妥善的安排和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伊尔库茨克省的其他医疗区，1901年的药品供给至今还没收到；过去几年里，有的时候是在第一季度收到，有的时候是第二季度，有的时候则是第三季度……走农村交通送来的药箱经常没去它们该去的地方，当一些人在目的地急切地等待它们时，它们却朝一个方向走了几百俄里又倒回来，然后再一次迷路。 税务督查官、农民主管、神甫、教区学校和贵族学校的老师都会抱团发展——而不知怎的，医生却只能单打独斗，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实践智慧。据我所知，至少在伊尔库茨克省的医生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种联合极其重要，可以说他们迫切需要共同讨论一些火烧眉毛的问题——也就是说，把一切都交给内行的主体去做。 假如能够呼吁一个明确的“内行主体”来帮助修复农村制度的某些特定“缺陷”（哪怕这个主体没有响应呼吁），那都还算是有点安慰。但农村的事实展现出许多令人沮丧的现象，就连最开明部门提出的开明倡议在它们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甚至连可以呼吁的人都没有。而在这一片阴沉的色彩上，农村妇女的命运仍然是最为晦暗的污点之一。我简直不忍提笔记述，因为这就是要一遍又一遍重复她们的悲惨——但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生活本身却也如此残酷而痛苦地重复着？！ 很久以前我们就熟读这样的诗句： 你，命运啊，俄罗斯女人的命运！ 大概总还不难找到。 还有： 谁要是不为你流泪， 他的胸中就没有心肝！ 我们背诵这些诗句，又把它们放进音乐里，但实际上，在熟悉的单词声音背后，伴随着早已家喻户晓的旋律，我们好像已经忘了该怎么去理解隐藏其中的内容。直到今天，那种不可避免的悲伤还充盈其中，没有丝毫变化。 一世纪一世纪过去——万物都渴望幸福， 世上的一切也已变易几度， 上帝唯独忘记一桩 没去改变农妇严酷的定数。[3] 迄今为止，这种家庭关系中的命运经常是靠……法医学才得以为人所知。以下是这本妇女受难名册上的半页节选[4]： 1.阿库林娜·О.左肩部分大片淤青；左肱骨在三分之一处折断；断片严重移位；臀部和大腿后侧皮肤有大片淤青。 2.玛利亚·В.头顶中央有皮肤创口，覆盖着血色的疤痕；后脑勺左侧微肿，大小约一个银卢布，伤口周围的头发沾满粘稠的血液。左臀部有大片淤伤。前额、右眉和稍往上的部位有淤伤，等等。 3.马尔法·П.左鬓有淤青，一直延伸到面部；左下眼睑和右上眼睑有淤青；面部沾满鲜血，上嘴唇有伤口，长度约1.5厘米，导致嘴唇整体严重肿胀；右肩胛骨有淤青，呈蓝紫色条纹；左臀部有相同特征的淤青（6-7条）；右臀部有大片淤青。精神状况压抑，在检查时昏厥。 这样的例子够多了，足以说明农夫下手有多么狠。绝对不要以为这些案件是因为形式特别残忍才被挑出来的——绝对不是。要说它们和其他数以百计的同类事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因为有些附带情况出现，使得它们得到了法医的检查……是的，农民还是在打他的老婆，像打仗那样狠狠地打，打得流血、打得残废…… 不过，难道就只有农民会打老婆吗？不，那些“体面人”照样会打，他们甚至是故意支持把这种文化植入到农民那黑暗的环境中去。以下是一个例子。直到今年三月为止，一位在当地非常有名的Б先生都住在伊格纳季耶瓦村（基廉斯克县，下伊利姆斯克乡）的商人乔尔内家里，他在那里经常对自己的妻子施以残酷的虐待（也许现在也还在虐待，但是换了个地方）。这事闹得众人皆知，惹得附近的居民议论纷纷，因为他经常在公共场合痛打妻子，就在街上，当着不少好事者的面。棍子、左轮手枪甚至是车辕，他把手边能用的任何东西都拿来当施暴的武器。去年一月，Б先生把他的妻子就这样光着脚撵出家门，让她站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导致Б女士冻坏了双腿。去年年底，Б先生在街上当着一大群农民和自家马车夫叶戈尔的面动手打妻子。Б女士抓着车辕拼命反击，同时大声喊道：“来人，救命啊！”但是没人敢上去救她，因为这实在太冒险了。一顿毒打之后，Б女士被叶戈尔捆住双手双脚（当然是按Б先生的吩咐），随后Б先生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在地上，再把她丢进储藏室的某个角落。Б女士最后勉强逃了出来，双手绑着、双脚松开一半，浑身血污、衣衫不整，她偷偷溜到农民尼古拉·К.的家里，在那里住了几天。 显而易见，这种“榜样”根本不能在农民群体中培养起对女性人格的尊重。实际上，如果孤立地看，家庭关系这个领域其实并不受外界的影响。它太复杂了，和农民生存条件的整个综合状态联系得太紧密太多样了，甚至连那些值得百般效仿的“榜样”也根本不足以做些什么。不，需要采取的是更为激进的措施…… 首先，要保证尊重他人的人格，就需要提高农民自己的自尊，唤醒他的个人尊严意识，使他不愿卑躬屈膝、不愿把帽子伸手端着（注：表示臣服），不仅要在各色官兵差役面前站直，还要在流放移民的老拳面前挺起胸膛。为此，农民需要不再受那些合法鞭刑（注：用树条抽打是帝俄时期的一种刑罚）的抽打，远离那些虽不合法但却真实存在的官差的拳脚。为此，就需要对农民法制进行全面改造，抹去其中为数不少的废除农奴制以前留下的痕迹。[5]为此，还有很多事要做…… 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就需要提高他们的物质水平，如果农民生活的法律氛围没有焕然一新，也没有广博的知识——无论是通识的还是专门针对农业的——流入农民生活的环境，这件事本身就是难以想象的。为此，不管是处理这件事还是其他任何事，都应该向社会和私人主体敞开大门，清扫一切阻碍它发展的障碍物。为此…… 至于逻辑链条接下来要怎么延伸，就交由读者自己去想象吧。 三 （1） 迟来的序言。平民学校。一位热爱人民的伟人想让它发挥怎样的作用？——可靠的写字和扎实的算术，这是对学校的最低要求。教区学校，以及一位莫斯科显贵对它的评论。一次短期海外游览。 尽管我已经背上向读者解释上面那个标题的义务，但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给我这些在将来还要以同一名称命名的文章写个简短而正式的序言也并非多此一举。确切点说，在未来的谈话中，我可能不得不把各种报刊出版物的形式种类都混在一起，这一点恳请各位读者不要抱怨：总括的、“指导性”的论断——它们通常是在各种社论的百般挑剔之下成型的——会以个别事实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将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则是通讯稿的任务；对农村各处生活的个人观察将会和权威的出版资料建立联系；最后，我甚至会放肆地采用“小说”的形式——不是指那种令我一筹莫展的艺术加工，而是一种记录式的文体。当赤裸裸的事实因为某种原因显得过于刻毒，容易伤到通讯员柔软心灵的时候，小说形式就能起到救场的作用。 最后说来，宽容大度的读者大概不会因为上面那些形式种类的混杂而受到什么损失——而热心捍卫报纸专栏的书呆子们则投身于那些指示明确的大作，就好像某个可笑的士官生，嘴里喊着“各回各位！”，按照句法规则把一群形态各异的标点符号赶回它们的位置，然后借着想象力把分散的“原则性”论点排在报刊军队的最前线，把赤裸裸的事实插进杂乱的通讯文稿中，又把虚构元素放进小品文所在的底栏里。但愿读者的总体观感在这种操作之后还能完好无损——而这一点正是必不可少的。 给各位打过预防针之后，我也卸下了一个包袱，现在就谈谈下一件事吧。 平民学校是什么？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农奴制改革后俄罗斯生活状况下的产物。 守旧的农业劳动和农奴制时期纯粹的自然经济成分创造不出对学校教育的需求：言传身教的人是“大地母亲”，在她严酷的原则之下培养出来的是优秀的庄稼汉。而学校教授的是书法习字、乘法表格、“上帝造的鸟儿”（译注：这是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一个意象）和圣经的《德训篇》，它在这种彻底固定下来的、完整而自我封闭的生活里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处。乌斯边斯基说： “伊万·叶尔莫拉耶维奇（一个真正的农夫，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自然经济的模式）对教与学的需求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平日里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知识，也不需要什么学习。除了他十一岁的儿子以外，他和他家人的生活已经被那些自然而然的知识填满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外部的指示和建议——总之就是不需要任何在这里、在本地、在自己的活计里获取不了的东西——甚至连半点需求的影子都看不见。”（作品集卷II，572页） “但是，黑麦田‘在本地、在自己的活计里’教给他们的、自给自足的宝贵知识在那个尚未成形却无可辩驳的‘祸害’面前显得像孩童一样无助，境遇十分悲惨。它发出呼啸，怒嚎着驶过铁轨，切开原始的南部草原，又蛮横地扎进阴郁的北方森林。这种难以理解的未知物体从最远方飞驰而来，把伊万·叶尔莫拉耶维奇给吓倒了。他开始觉得，某个遥远的地方生出了某种难对付的坏东西，必须要能应付它才行……然后在某个时刻，他说：‘不行，得教米舒特卡读书认字。必须这么干！’”（出处同上） 总之，学校应当是适应生活条件变化的一种手段。那么，应该怎样为平民学校打基础，才能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呢？乌斯边斯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甚至连许多非常“自由派”的人听到这些要求也会一阵头晕。 这位令人难忘的作家说： “鉴于人民中间现代关系的复杂性，学校应该直接、大胆而广泛地接触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我们当下人类思想所提出和触及的那些问题。”怎么会！——读者想必会惊呼出声——您是想让学校里的人谈论劳动和资本，想把这些该死的所谓社会问题摆到台面上、安排在学校教育里，让农家小孩都讨论无产阶级之类的东西吗？“为什么不呢？这难不成是什么禁果吗？……这种尝试不过是想向人民指出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任务，而且这些任务无论如何都要由这同一批人民来解决。对一切这种尝试都加以极其残酷的迫害到底有什么根据呢？”（作品集卷II，651页） 请读者不要抱怨这么长一段摘录，因为无可辩驳的是，它的要求非常广泛，充满大无畏精神，对具体情形的描述也显得鲜活而明确。 当然，乌斯边斯基就平民学校提出的要求至今也不能适应俄罗斯的社会条件，这一点不必多说。毫无疑问，我们只能“等待”学校这种提供公共教育的地方追赶上来，就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 但说起现在的农村学校，就算是在那些受到赞扬、推荐和编制在册的本职工作方面——也就是说教授简单的写字算术——其结果也是相当令人失望。而与此同时，简单的算术绝对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毛皮贩子或是面包商人手里，在目不识丁的农民面前，它简直是得出了神奇的结果。作者曾经在伊尔库茨克省一个偏远地方的乡村贸易办事处（用当地话生动地说就是：屠宰场）（译注：“宰”的对象当然是农民）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看到了太多难以言喻的、用算术黑魔法变出来的奇迹。不过这些奇迹就留到以后再谈吧。 用写字和算术武装农民显然并不意味着给他套上了铠甲，不一定能让拉祖瓦耶夫的阴险毒辣无功而返（译注：典故出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蒙雷波避难所》），但不管怎么说这能让农民手头有些办法对抗最为粗暴蛮横、在“原始积累”时期显得尤为典型的剥削——尽管这种办法微不足道，但总好过没有。就因为农民不会跟“屠宰场”验帐或是写不出控告书，而且还求助无门，引出了多少大麻烦——很多情况下这就是公开抢劫！……千真万确，“得教米舒特卡读书认字。必须这么干！” 在西伯利亚，谁来完成这个“教米舒特卡读书认字”的任务呢？主要来说是教区学校。在过去和现在，定期刊物都花了足够多的笔墨来描述这类学校，不过我认为引用一下某个人对教区学校的看法会非常有益：这个人绝不能被归类为“虚无主义者”，也就是专门诽谤教会教育的人——我说的这个人是谢·费·沙拉波夫[6]。这位作家用这么一段话来陈述自己对初等学校的观点： “初等学校归教区管理，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垄沟》，50页）沙拉波夫认为，“唯一一种健康可行的平民学校就是严格的教会学校，因为全体人民都是教徒，世代传承构成教区，也就是当地的小教会。”（49页） 写得清清楚楚，不是吗？ 不过事实证明，“这个美好而正确的想法真是给我们带来了苦果。学校……成了我们街谈巷议的话柄。除了一些最为极端的例子之外，它在优秀的人心里只能激起嫌恶。”还有：“众人皆知，神甫作为学校唯一的主宰者和负责人不对自己的教区负责，而是对一个外部的上级负责，他们把这项事业看成是上头强加下来的义务，把它当成沉重的累赘。”（49—50页） 然而，沙拉波夫先生并没有放弃那个“美好而正确，却带来苦果的想法”，而是想在复辟古俄罗斯教区的基础上整个改造我们的社会生活。到那时，在完美的教区构成的完美基础上会出现完美的牧师，完美的教会学校将会蓬勃发展。这一切显得过于乌托邦了，同我们亲身体会的、必然发生的社会演化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不必严肃地考虑这些美好的愿望。 而与此同时，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仍然摆在我们面前：实际的牧师在实际的教区构成的实际基础上工作，实际的教区学校在运转——唉！“它在优秀的人心里只能激起嫌恶”。 最近在不伦瑞克举行的社会福音大会（算起来是第12届）上，很多消息对我们这些在公共教育领域饱受神甫激进侵犯的人来说可谓是大有裨益：比如人们发现，尽管满心不乐意，新教的牧师们还是开始遵循路德提出的论纲，也就是学校归市政管理，而不由教会插手。汉诺威的牧师德里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即神职者不再同职业教师竞争，这就意味着“卸下了那些他无力也无权承担的重负”（《俄罗斯公报》，143号）。 我认为，这位可敬的德国牧师倒不必非得放下这个沉重的“负担”，因为现在德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德国的牧师们对此没有任何责任）已经替他极大程度地减轻了“负担”，也就是说最有洞见的牧师们已经不需要本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去主动拒绝干预学校事务了。 但是，如果哪个政论家天真地认为靠这样借鉴国外情况、靠逻辑论证就能说服牧师们，让他们觉得世俗学校优于教会学校，促使他们放下自己“无力也无权承担的”事情，那他真是错得不可原谅。比如在法国，反对宗教教育的不断斗争几乎持续了两个世纪，而即便如此，法国的教士们意识到自己在国内的反动势力中尚有基础，根本不会在“世俗”思想的打击下主动请降：他们会用牙齿、用蜷曲的手指保卫自己的修会。 不过，如果教士们没被世俗教育支持者的理论论据说服，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支持者们两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一切热情宣传都是无用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看现在的法国：法国社会的进步势力目前正在对天主教教士的专断侵占展开实际的立法斗争，而如果没有多年以来的反教权宣传，这种事情就根本无从设想。 抱歉，这次游览把我们带到了巴黎的议会里，离题有点太远了。下一部分我们就回到正题。 （2） 教区学校和扫盲学校。伊利姆地区一众学校的生活碎片。诸位“前人”如何普及宗教道德教育。 主教区学校会议的报告把扫盲学校和教区学校严格地区分开来：前者“通常不成组织，偶然地出现又偶然地消失”，后者则“有正规的组织”[7]。 这种区别在实践中并不经常能观察到。我手头判断教区学校到底有没有“正规组织”的材料可以提供一些伊利姆地区（基连斯克县第3管区）的事实，因而显得不无亮点。下面给出的数据尤其有益，即伊利姆地区大多数的教区学校并不是最近才建立起来的：比如，沙曼学校建立于1888年，克乌尔学校建立于1885年，图宾学校建立于1885年，科琴格学校建立于1886年，伊利姆（市立）学校则是1886年。也就是说，有充足的时间让这些学校进行“正规组织”。那么这些时间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呢？ 我们从伊利姆学校讲起。好些年以前（直到98年），有位常驻教师在学校里任职，因此学生人数相当多；但城市的头目们因为某些纯粹私人的原因把她给排挤走了，随后来任职的是一些教士，学生人数就开始不断减少。 一名教会辅祭短暂地在学校里任职，然后很快被调去了“俄罗斯”（译注：欧洲地区）。在他之后（99年的秋天），学校“暂时”交由教会的下级执事管理，而他们对教学活动根本一窍不通。 顺便一说，这种招数相当之常见：教区学校的教师队伍很不固定，这导致教师的“空位期”在总的教学时间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此期间，学校会被租给任何一个能让它在报告里显得不仅在运作、而且有“正规组织”的人去管理。 至于现在正在教书、把下级执事从教学负担里解放出来的这位辅祭，不管是出于在教士中间众所周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需要四处走动），还是因为私人因素[8]，都绝对称不上是位令人满意的教师。 （顺便一说，伊利姆斯克的市民们在去年决定申请在城里开办一所公立学校，而据我刚刚得知，这项请求已经获得批准：从1901—1902学年开始，一所公立学校将在伊利姆斯克开始招生办学。） 科琴格学校的情况也大抵相仿。直到1900年，在此工作的教师都完全算是合乎要求，当地居民对他也感到满意。然而，当地的神甫却对他感到不满——于是这位教师离开了教区学校，转而去勒拿河畔的公立学校教书了。他走之后，为了能填上报告里的项目栏，学校“暂时”交由神甫那年轻的儿子来管理，而他连神学学校的课程都还没上完。在1901年2月，终于有位工作还没着落的教师来到了学校（太久了！）。 而在短命的卡拉普昌学校曾有位下级执事“教过书”，当地农民大概像这样评价他的教学活动：“有些孩子去那上了两三年学，结果连字母也不认识……这老师更喜欢去和‘大奶牛’们风流快活，学校里很少能见着他……孩子们早起去上学，在那坐着等他来，而他有些日子甚至根本就不来学校……”当然，这位可怜的执事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比起那薪水微薄又不甚熟稔的教学工作更喜欢和他那些“母牛”和“美人”呆在一起，这种事当然无可指摘，——可是恕我直言，那“正规组织”的学校到底在哪里呢？ 这所学校于99年关停，而在涅翁又建起一座教区学校来代替它。此地之前有一所扫盲学校和一名执事教师，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一点就是从来没醒过酒。 涅翁教区学校的第一名教师是位当地的农民，他在好几个乡公所都“榜上有名”；他的不学无术和纵情酗酒甚至在伊利姆城都声名显赫；他去下伊利姆斯克村子领工资的时候，还跑去找当地居民要小费、讨酒喝。 1900年9月，从伊尔库茨克“送来”一位前一秒都还在学校读书的教师代替先前的农民。这位教师把主要的精力用来教学生们唱圣歌和其他的宗教赞美歌，所以当地农民迷惑地问道：“他是想把他们教成教会执事么？” 在1896—97学年的沙曼学校，教书的是个聋子执事；而到1900年为止，在克乌尔学校教课的都是神甫的老婆，她不仅疾病缠身，而且拖家带口——也就是说，根本谈不上好好工作。 以上就是这幅走马灯一般的画卷里最为稳定、存续时间最长的教区学校了。新学校的培植则显得极端困难。我在上文已经以卡拉普昌学校为例提到过这一点，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大约三年以前，谢斯塔科夫村开了一所教区学校，但是等到老师（如果我没记错，是位流放移民）走人以后，学校就不复存在了。在科切尔格村又开了所学校来代替它，但第一位老师刚从伊尔库茨克来到这里，环顾四周，便拔腿逃跑了，所以学校没有运作起来。 以下再列举一些罗曼诺夫扫盲学校的材料。过去几年间有个不学无术、而且从各方面来看都显得有伤风化的流放移民在这里教书。到95年，有个没修完学业的中等师范生被伊尔库茨克那边送过来代替他，这人整天酗酒无度，还说自己是夏波夫（译注：可能指企业家族夏波夫家的某位成员）的侄子；一位退休的监督司祭——同时也是教区学校的观察员——用惊讶的语气评价这位教师：“他们是从哪里搞来这种家伙的？……”之后来的是个辅祭（平平无奇，没什么特征）。代替他的是神甫П.，他的基础知识很不牢靠，学生连加法的奥秘都还没参透，他就已经开始教分数了。一个新的辅祭又代替了神甫，他不仅酗酒成瘾，还是个“白字先生”。而新的老师（从1900年9月开始）主要是用“日课经”来进行教学，这就比图宾学校的老师要安稳——那边的老师竟然把像托尔斯泰的识字课本这样的“煽动性”书籍拿给学生看，惹得神甫很不满意。 我很清楚，我所给出的这些材料远远称不上完备。但是，在主教区会议的报告里不止一次地重复着这样的说辞：教会教育不仅对学生有利，还能“通过学校向成年人和全教区居民的精神生活施加正面影响”，我认为，这些材料也足够把这种说辞打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了。其中一份报告说：“……教会学校不仅在其业已存续多年的地区赢得了居民稳固的好感，在其运作不久的区域亦是如此。”（《教区学校和扫盲学校，伊尔库茨克主教区，1896-97学年，79页》） 按照上文那位教区学校观察员的公允之词，既然神职人员算是教师队伍里最糟糕的害群之马，既然他们不仅不能为学生的思想道德生活提供指引，甚至连正常地教完规定节数的神学课（！）都做不到，那到头来，他们身上到底是怎么变出那种“正面影响”的？还是说，把人民的教育事业交付给一些粗通文墨的流放移民，墙上再挂上教区学校的幌子，这样就足够把新一代农民的精神生活引上正轨了？ 顺便一说，主教区的报告对那些“游荡流放者”之类的教师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极其不洁”。这种批评完全是白费力气——教学事业并没有因为这种纯洁主义发生丝毫变化，而且很多时候承担起“教区”教学任务的人恰恰是这些四处漂泊的流放者。 克拉斯诺雅罗夫村教区学校（在勒拿河）的生活片段相当震撼，它揭示了这些低劣教师的真面目，在权力不受监管的时候，他们究竟会用怎样骇人的手段对付孩子们。不过现在还没有必要讨论这件事情…… 四 “再一次，媒体开始热烈地讨论乡里的等级平等问题。” ——来自《东方评论》的社论 在俄罗斯政论思想的诸多特点之中，排在首位的是一种胆怯的顽强。俄罗斯媒体这种复杂的品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社会沿革植入其中的。数十年来，媒体不得不在根本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同一个问题，甚至都不能确定自己的命运究竟要如何。在这种凄凉的、有时还显得“尖锐”的活动中，我们的期刊出版社在达到最低限度的要求之前（可以指望这一点，就像近段时间“古典主义”的情况一样），正在把它这种胆怯的顽强彰显得淋漓尽致：它经受了警告和禁止零售出版的重重考验，吸取了鸽子的温顺和蛇的智慧，几十次抬起头来又马上缩回去，盛放之后又凋零，把像乘法表那样一清二楚的问题都弄得四散凌乱，不留下任何痕迹。正如您想的那样，做这种工作需要很大的毅力。 在期刊新闻界行使公共意志的诸多话题中，就有讨论乡（волость）里各等级平等的问题。 从逻辑上来说，当下农民自治所包含的严格的阶层要素是建立在农民同质性（也就是说农村社会的成员在经济上近似平等）这个幻象之上的。 近几十年来，自然经济关系的解体以及交换和货币对农民生活的强势入侵系统性地破坏了农民的经济同质性，一方面制造出了农村自己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催生出了农村无产阶级。由于社会成员不再从属于同一个经济阶级，把他们分隔成法律意义上的同一个封闭群体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也就是说，等级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raisond'etre）和农民自治的等级性。因此，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希望把乡从一个特权等级机关变成全体等级机关，进而又转变成一个去等级化的机关。 人们一再希望，农民的等级隔离能够“保护”村庄免受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著名强盗）的袭扰，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完全站不住脚。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多少认真观察过现在的乡村关系，都会毫不犹豫地赞同格·乌斯边斯基的断言：“这些盗匪是被故意‘收买’进农村村社的，以便能更加随心所欲地破坏它。” 但是，除了外来的“盗匪”——这只被农民那腐臭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所吸引的乌鸦——在乡镇里，在村社内部，扮演着同样社会角色的人也不在少数。上文引用的那位作家说：“尽管形式可能千变万化，但盗匪会一直存在，因为他们是村庄有机体普遍失调导致的恶果，如果说他们是花朵，那他们的根系就是深入土壤，深入人民生活条件的方方面面。” 当然，富农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算作“村社”的一份子。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很大一部分支出和捐税都被移交给了地方自治局，而在西伯利亚，这部分款项是由乡——显然，它代表的不过是村社的总和——来负责。对于富农来说，花钱“混进”村社就常常显得不那么有利可图。 此处我们要观察一下某个天真的，当然也是无果而终的尝试：村庄的集会试图强迫某位当地的富农（从法律上来说，他们并不属于当地的“村社”）缴纳一些众所周知的捐税或是履行村社的某项职责。 “阿尔乔米·菲利波维奇，你既占了那边的好处，又利用了我们这边的东西，”其中一个农民点出一个被召来参会的富农，“所以你该做些补偿，比如为村社服务。” “你没权利指使我，”阿尔乔米·菲利波维奇平静地回答，“我不归村社管。” “不归村社管的可没几样东西！“这位村社利益的捍卫者并没有平静下来：”你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才说这种话！……“ 阿尔乔米·菲利波维奇回答得很含糊：他为什么没在村社登记是另一回事，但既然他不归村社管，那就不能从他那拿走任何东西。他按照这个逻辑推理，所以认为自己是对的。 由此，农民的村社一方面向那些加入村社牟取利益的富农洞开大门，一方面又无力迫使村里没登记加入的富农（尽管能从他们那里榨出东西）履行相应的村社义务。也就是说，不管是加入村社还是留在村社之外，富农都是在“给自己捞好处”…… 我重复一下，“要不要强化乡的等级制度或者要不要把它非等级化”，国内的政论家们长期以来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当其中一些人，比如经历惨痛的列昂季耶夫，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被当成在为“凶恶国家体制”的利益着想——在它面前，农民（和其他任何社会群体一样）只不过被看成是种次要因素。这些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俄罗斯人民”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对他们说“衷心感谢”。 一些作家从出发点的角度来说和这些政论家毫不相干，但他们在农民自治问题的最终结论上却显得团结一致。下面我将从一批浩如烟海的旧杂志刊文中摘录一段。顺便一说，这个结论是由撰稿人“Р.М.”（83年）在一篇文章里得出的，讨论的是亚德林采夫关于西伯利亚的著作。 “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农民的生活规则排除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等级共同生活的任何可能性。”还有：“在自治问题上，把农民和地主、商人等级整合到同一个无等级的乡、同一个地方自治机构里面，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从后一个说法可以看出，作者在拿农民和地主、商人等级作比较的时候，不仅把它当成是个从法律上来说与外界隔绝的等级，而且还是个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所以，为了保护经济上同质（也许吧）的群众免受外部的地主和商人等级影响，他希望强化农民的等级制乡制度。 但这种比较不过是政治和经济畸形的结果。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畸形的起源是很容易理解的：确实，当时的农民在经济成分上大致是单一的，他们的分化是在交换经济关系的影响下才开始的。但是，要是说把农民看成一个单一群体的观念有其历史的解释，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支持这种观念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律的残余，农民中最多样化的成分被人为限制在一个封闭的等级内部。 农民的概念同农民实际的社会面貌显得不相协调，这种不协调不过是反映了农民在法律上的生活环境同他们实际的经济构成之间的另一种不协调。 我举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我正在某个西伯利亚的大村子里写着这些文字，这个例子正是我在这个村子里不得不观察到的许多例证之一。 首先看这边，我们面前的是（花钱“挤”进村社里来的）“农民”阿列克谢耶夫斯基。他有栋双层的大房子，两边还带侧屋，除了供他自家居住之外，每月还能让他进账50卢布；他在这房子的大院里开了商店，而且通常用这商店里卖的货物来抵付给别人的工钱。 然后看这边，谢尔盖·卡尔波夫，一个穷苦庄稼汉，勤劳肯干而且不喝酒，却变得彻底堕落了。他自己去了矿坑，他老婆很快也离开了村子——听人讲，是和某个古铜肤色、因为偷马被行政当局驱逐的茨冈人混日子去了。 在踏入艰苦不堪的矿坑生活之前，谢尔盖把他剩下的牛（其实就是最后一头）卖给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房子则以每年36卢布的价格租给了一个到这儿来当香肠商人的流放移民。 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总共买了有100头牛。宰杀这些牛以后，他显然不会让自己吃亏。他通过“经销商”同伊尔库茨克以及当地的商人办成了很多别的业务，而且广泛使用雇佣工人，不论来源是流放移民还是农民。众所周知，西伯利亚的富农对从监狱这所严酷的学校里走出来的人并没有什么成见——恰恰相反，在招募雇佣工人的时候，流放移民经常比农民还受欢迎，因为这些人被剥夺了一些权利，所以哪怕是被当成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他们也比其他人感恩得多；如果让他们去做些经过适当引导的工作（这类工作总是不缺）——比如警察——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现在请考虑一下：如果把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和卡尔波夫挪到城市里去，同时保留阿列克谢耶夫斯基用来挟制卡尔波夫和其他可怜人的那一整套复杂关系网，那么“他是在用哪一类社会关系处理事情”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就不言而喻了——那就是最为厚颜无耻的经济剥削，它有时候会以那么一种具体的面貌示人，也就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说的“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用商品偿付劳动）。由此，也就绝不会有人把这资本主义制度两极对立的代表合而为一。 而放到农村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这里，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和卡尔波夫一方面象征着宽裕的富农和尚未完全无产化的无产阶级，但另一方面来说，后者还有着“农民”的面貌，他们从属于同一套乡的等级制度，都作为“人民”（народ）出现——正如乌斯边斯基精辟的评论所说，“人民”这个词对许多人来说就是“某种近乎同质的集体，就像燕麦、干草或是鱼子……人民（此处完全是上面那种毫无根据的观念的翻版）就是某种思想单一的东西、某个群体，其中所有的微粒在各个方面都完全平等、思维一致，甚至连道德动机也是一样的”（“合而为一”了）。 不过假设一下，我们现在在用统计手段办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吗？还有什么比数字更神圣的？然而事实证明，哪怕是神圣的数字也不总是能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的调查表上列着很多问题，比如其中一些是这样：N村的农民过去一年买进母牛的价格总额是多少？卖出母牛的价格总额是多少？购买人力的价格总额是多少？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价格总额是多少？诸如此类。 我们统计出这个所求的买卖“总额”之后，再用农户数量除这个总额，就能得到一个非常令人欣慰乃至于十分壮观的结果：每个农民购买母牛和人力的平均价格和卖出它们的平均价格竟然是大致相等的。由此就自然而然有了这么种结论：农民卖出一头牛只是为了去买一头更合适的——毕竟数字说明，他不仅卖出，而且买入，同时价格还基本一样。还有：每个农民在农闲时间都会受雇，然后在农忙时间雇用别人，这两种行动的规模也大致相同，所以应当被看成是种复杂的劳动交换形式。这也就是说，农村诸事顺遂，既没有大富大贵（毕竟平均数把它给拉低了），也没有穷苦赤贫（平均数像饕餮一样把它也给生吞了），有的只是格·伊·乌斯边斯基那种尖刻讽刺的“合而为一” 这种天真的统计手法简直是刺痛双眼。设想一下，我们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城市居民身上（其实已经这么做过了）：我们计算了所有工厂主、商人和工人的收入数额，再用城市的家庭数量去除它，然后，把这个除得的平均数当真，就能得出结论：城市里也没有什么对立现象！平均来说，大家都过得并不奢华，但也没人要忍受贫困，这一点从平均收入就可以看出来。显然，这种结论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理论推测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生活关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工厂主、商人和工人不会把他们的收入放在一起进行互相分配，也就搞不成那种“合而为一”的实际平等。 如果说这种统计方法连应用到城市里都行不通的话，那哪里能保证它能用来解释现在的农村关系呢？当然没有什么保证，而且也不可能有。在农村里，母牛和人力的买卖总额的确是差不多的，看起来就像是达成了真正的平等，但事实上卡尔波夫卖掉的是他“仅剩”的牛，然后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把它买过来；与此同时，卡尔波夫是受雇的，而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是雇人的——唉！这完全就没有任何平等可言。 在农民自治当中，这种等级制度到底给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和卡尔波夫带来了什么？卡尔波夫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出卖劳动力（村子里像卡尔波夫这样的人不少），等级制度则像让鱼儿离开水一样，剥夺了对他来说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剥夺了他用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出卖劳动力的机会，把他彻底驱赶到阿列克谢耶夫斯基的掌控之下，让这位主人颐指气使、推行自己的意志（应该不用再谈他的意志有多苛刻了吧？）。 也许可以说，阿列克谢耶夫斯基花钱“混”进农民村社就是要将其瓦解，那么最符合卡尔波夫利益的就是从这个“村社”里赎身离开。村社的阿列克谢耶夫斯基们——这样的人实在是躲避不开——会给他套上经济的束缚，而乡里的法庭则会判他鞭刑……由此可见，卡尔波夫和他众多的赤贫弟兄们在农民等级制度之下只会得到痛苦和不幸。 注释： [1]指1866年的西伯利亚起义，约700名被派遣修建环贝加尔铁路的波兰流放犯人决定夺取俄军巡逻队的武器并向南逃亡。起义仅持续5天便被伊尔库茨克赶来的俄军部队镇压。 [2]在伊尔库茨克省的其他医疗区，1901年的药品供给至今还没收到；过去几年里，有的时候是在第一季度收到，有的时候是第二季度，有的时候则是第三季度……走农村交通送来的药箱经常没去它们该去的地方，当一些人在目的地急切地等待它们时，它们却朝一个方向走了几百俄里又倒回来，然后再一次迷路。 [3]三处诗歌分别出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在热火朝天的农忙时节》和《严寒，通红的鼻子》。 [4]以下案例均来自基廉斯克县。 [5]人们经常说西伯利亚对农奴制并不熟悉。这当然是事实，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许多从农奴制度的关系里抽取出来的法律决议在国库利益的驱使下又转移到了西伯利亚农民那里，并且存续至今。也就是说，既然农奴制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仅符合地主的利益，也符合国家的利益，那么可以说西伯利亚其实熟悉这种制度，而且还在忍受它的残余所带来的痛苦。 [6]谢·费·沙拉波夫，生于1855年，反动政论家，斯拉夫派。他于70年代末担任《新时代》报纸驻巴黎的通讯员，后来创办了杂志《俄罗斯事业》和《俄罗斯劳动》。除了极端反动的反犹小册子，他还出版了一些讨论农业的宣传册。 [7]例如，参见伊尔库茨克省1895-1896年的报告第5页。 [8]已故的教区观察员科佩洛夫把整个教士群体评为“最糟糕、最不称心的教师”，还特别把辅祭和诵经人批判为“智力发育不全的无能之徒”（1895-1896学年的“报告”，19页）
关于一个老问题（列夫·托洛茨基，1901年2月14—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一个老问题 ОБОДНОМСТАРОМВОПРОСЕ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东方评论》33—34号，1901年2月14—15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86.html 《来自女性运动领域的消息》——《神之世界》杂志把所有和女性解放运动有关的信息都放在这个专栏下面。他们在这里尽可能地试着把女性获得的每一个文凭、女性任职的每一个教研室都记录下来，当然，他们还仔细地关注着，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妇女联合会。这种联合会在当下并不少见，据这本杂志所说（1900年第6期），仅仅在德国，就有132个妇女协会共计约70000名会员参加了最近举行的全体大会。 其实，杂志希望把女性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波折介绍给读者，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上文提到的这个新闻栏的作者对他的报道对象显然缺少确定的社会观点，而且他细致得过了头，把运动的所有零碎片段都记在了自己的专栏里——连维也纳“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女性俱乐部也记录在内，它的活动工作都还没“弄明白”，而能在那里“用很合适的价格”买到冷饮这种事（1900年第7期）却记得一清二楚。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的机智评论：“想象一下……比如您对干公共治安这一行的人非常不满，然后您有两位熟人，一位是男士，一位是女士，和您有着类似的立场。而您很有可能对此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惊叹：啊，坏了！他被片警抓去了！——啊，好消息！她被片警抓去了！”（卷II，654页）这种零碎消息有什么好高兴的呢：“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女性俱乐部，女性律师，“价格很合适”的女性冷饮，好吧——那然后呢？ 希望他们不要怀疑我是不是对“女性解放”怀有否定态度。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犯这种过错，但是我（当然不止我自己）的看法同庸俗女性主义的区别在于——这么说吧——我对女性问题的看法要比许多女性平权捍卫者的观点深刻得多。 如果最终能够凿穿这堵把女性同男权世界分隔开的墙、在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下显得陈腐不堪的墙，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一旦这堵墙被打破，就可以说女性运动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旁人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关注它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成功。哪怕有公开敌对者的愤怒和虚假朋友的破坏，女性运动也会走它自己的路……其中，后一种人特别耐人寻味。法国的古尔茹（Гуржю）参议员可是出于对女性的友谊，才在参议院里站起来反对允许女性从事律师行业的提案。得了吧，先生们！他，古尔茹参议员，亲眼看到律师在“长时间的辩护发言”之后被“弄得精疲力竭”，看到他们必须要用一些紧急手段来避免自己得肺炎。啊！体弱的女士真正的使命是“凭借美貌、善良以及各种内心的品质和美德来统治世界”，她们真的能胜任这种工作吗？总而言之，mesdames（法语：女士们），请到卧室和厨房去吧！ 玛格丽特·迪朗（МаргаритаДюран）则在女权刊物上这样回击参议员的说法：“莎拉·伯恩哈特[2]（СараБернар）在演出《费德拉》、《哈姆雷特》和《年轻的鹰》之后也是一样疲惫，也很容易罹患肺炎，可参议院却不觉得要为她的遭遇感到伤心。”如果迪朗女士允许的话，我可以为这位可敬的空话参议员找些比莎拉·伯恩哈特尖刻得多的例子。——参议员先生，那位“以很合适的价格”帮您洗内衣的女工，想必在您的关怀之下，她已经不会因为过度劳累而有染上肺炎的危险了吧？而在工厂里为您做卷烟和雪茄的女工，想必也不会得肺痨吧？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奥达·奥尔贝格（ОдаОльберг）女士是一位比平常女权主义者高出一头的女作家，她在一篇相当机智的德语文章里所做的评论或许完全适用于这种先生。这位女作家写道：“有些人一谈到女性的要求，就摆出一副‘女性是想自我毁灭，还要毁灭全社会’的模样——这仅仅是因为‘追求平权的纯粹热情’。与此同时，他们觉得‘女性的权利要求逾越了她们的天性，和她们的性别特征相悖，只有我们的对手脑子里才会有这种东西……’难不成真的有这么多女性丧失了自卫的本能吗？” 还有的先生站在“女性同情者”的大旗下，实际上只是因为“擅长热辣接吻”的女人越来越难找而感到难过。他悲痛地想，假如在青楼头牌中间都遇不到一个绝妙的可人，能凭着直觉，用富有美感的体位和复杂而优雅的性欲超群出众，那上流人士简直是不值得再活在世上了。（比如莫拉索说的“Controquellichenonhannoechenonsanno”——意大利语：反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和一窍不通的人）这种先生恐怕未必值得回应。不过，我有些跑题了…… 总之，我重复一下，争取妇女平权的斗争已经做到了冲破坚冰，中等阶层的女性不再处于毫无出路的封闭之中，对哪怕是最“思想自由”的男性所抱有的胆怯和怀疑也已经消退。但是从这一刻起，妇女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ansichundfürsich”（德语：靠自己、为自己）的议题了：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承袭和附带了这个时代宏大的社会潮流。妇女问题，以及许多其他局部问题的未来同一个世界性大问题的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个大问题的名字早已司空见惯——那就是社会问题…… 这种联系和依赖在讨论女性解放运动的时候最容易被忽略。实际上，女性问题不仅不是什么独立的议题，甚至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实际上女性问题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现在的社会分化制造出多少个社会群体，就有多少种女性问题。所以当我们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哪怕听到最为矛盾的声音也完全不该感到惊讶。总的来说，统治阶级成员的意见——不管此人是男是女——和无产者意见之间的区别就和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差别一样大。这种区别并不那么取决于他们不同的道德和智力发展水平，而是和女性在每个社会群体里所处的地位更有关系。 一个阶级的女性用的绰绰有余的东西，对于另一个阶级的女性来说就只是个梦想。特权阶级的女性闲得发慌，幻想着同男性分担哪怕一部分社会工作；而与此同时，女工遭受的不幸和压迫（和糟糕的劳动制度有关）却比男工还沉重（霍布森《贫困的问题》《失业者问题》）。齐格勒说：“在社会的上层，女性的问题主要和家庭与教育有关，但在这里（在工厂劳动方面）女性的问题首先是工厂女工的物质状况。”（《十九世纪的思想与社会潮流》）在这里我认为，女性的要求和男性的要求在总体上是相当一致的，以至于几乎可以说不存在女性工人的问题。即使女工根据女性的身体条件提出一些男工没有的单独要求，这种细微的区别也会隐没在两性的众多共同利益之中。 对于女工来说，要求拥有和男性同等的高等教育权听起来像是辛辣的讽刺。为什么她还需要去争取一种她父亲、丈夫和兄弟都享有，却并不能真正使用的“权利”呢？难不成她就真的要大费周章地争取一线机会，变成一个女版的普列瓦科[3]（Плевако），然后去把马蒙托夫（Мамонтов）的官司打得尽善尽美吗？要知道，给整个资产阶级女性群体提供劳动机会尚且办不到，做这种事就意味着帮敌人磨刀。这种新生力量的繁荣或许会在一段时间里让资产阶级社会焕然一新。我们天才的讽刺作家就充分地评价了问题的这个方面。他说：“我相信，我就要在这里，也就是在有了权利的女人中间找个真正的依靠、真正的顶梁柱。我当然同意，男人中间也有很多顶梁柱，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难不成男人能做个真正的，也就是说激昂慷慨、热情满满的顶梁柱吗？不，他只会冷淡地看着这种事情，因为他知道自己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没人会质疑他当顶梁柱的权利。只有对那些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算不算顶梁柱的人来说这件事才特别重要，因此她熊熊燃烧、大声吹捧，表明自己建设生活的愿望！”（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金玉良言》） 得了解放的统治阶级女性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难怪那些维护“解放”的人，都在竭力证明这种解放根本不会破坏任何“基础”。确实是这样！…… 是的，有些空想家，比如巴黎展览大会上的那些人，把更多广阔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他们幻想，解放了的女性会在未来成为社会大对立之中的调解人，希望女性能够以自身独特的品质安抚劳资双方、调停冲突。但是，仅仅借用女性头脑和内心的特殊性质就想解决这个庞大的社会问题，这就和担心赋予女性“权利”就会动摇“基础”的想法一样“明智”。 除了乌托邦空想家之外，还有那些几乎不谈精神需求的“自由派”工厂主。霍布森说：“妇女在工业上的解放得到了当今自由主义观点的支持，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寻找廉价劳动力的企业主利用了。”也就是说，就是被那些常常想方设法给各阶级女性的解放设置障碍的人利用了。不言而喻的是，他们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而绝对不是竞争者。 请允许我做出结论： 我们当然不打算给统治阶级女性花哨的解放运动添乱，况且我们这些局外人也得不到那种权力；或许，我们甚至还会欢迎这种运动带来的发展进程，把它当作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标志。但要说认为这种运动和它的成功能够解决“那个关于人类理想、让人类永无宁日的问题”，又因为它的成功就开始“熊熊燃烧、大声吹捧”，“表明自己建设生活的愿望”——不，还是免了吧！…… 注释： [1]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著名的政论家、社会学家和批评家，杰出的民粹派理论家。 [2]莎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著名演员，在古典悲剧和现代戏剧方面都有极高造诣。曾在欧洲和美洲多次举行巡演。 [3]费·尼·普列瓦科（1843-1908），著名律师，他于1900年夏天担任企业主马蒙托夫的辩护人，并使法院判决他无罪。
托洛茨基：关于超人的哲学（1900年1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超人的哲学 列夫·托洛茨基（LéonTrotsky）译者：SabrinaYeung 1900年12月23日 校按：此文是托洛茨基21岁时发表的作品。过去一直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中译版是译自法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法译版，虽然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也有英译版，但是法文版是直接译自俄文原文，英译版则是再从法译版翻译过来，而且英译版本的翻译质量受到一些批评。为了忠于原文，所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义工直接找法文版翻译。文章里的人名或专有名词，尽量用中文世界里已有的译名，还没有的唯有直接用回法文译名。 这篇文章内容关于尼采，名为「AntideOto」，发表在伊尔库次克（Irkoutsk）《东方杂志》的第284、286、287、289期，刊登日期分别为1900年12月的22、24、25和30日。转载自列夫‧托洛茨基：Sotchiniénia，卷二十，《古老世界的文化》，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6年。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文学与革命》的几个版本里。 最近，我们的报章和杂志就「面对死亡」的议题，变得难以置信地令人敬重。有一些是我们不需要，也对之无甚期待的文学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从他们身上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教训：即使这些文学家需要一块遮丑布去掩藏自己的裸体时，他们也不愿意披上这块遮丑布。这就是为甚么，他们的赞美与批评，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分别的。他们已是行尸走肉，他们自己埋葬自己的尸体。 但我们想谈及的话题不是这些人，而是关于这些文学人的心态，我们可以期望他们面对文学和社会现象时，持有一种完全健康的心态，即使他们披上了死亡「调解人」这幅面纱。 最近在俄罗斯，G.A.Djanchiev[1]和索洛维约夫（V.S.Soloviov）[2]下葬了，而在欧洲，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3]和尼采下葬了。诚然，如果使用N.K.Mikhaïlovsky的句子3.1去「诋毁死者的名誉」，这确实是无礼的；但较之一些能从自己的敌人口中得到大量赞美的人，我们或者会更尊重一些制定了一套思想体系，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合的位置，符合自己的文学及社会特色的人。李卜克内西应该不太可能会满足于报章《莫斯科新闻》（MoskovskyeViédomosti）[4]或《新时代》（NovoiéVrémia）[5]的赞美，同理，尼采应该不会欣赏《前进》报（Vorwärts）[6]或《俄罗斯财富》（RousskoiéBogatstvo）[7]对他的赞美。我们联想起斯堪的纳维亚人Kiland[8]的说法──我们都很相信他的说法──对他来说，激进媒体的所有赞美为他带来的愉悦和满足，少于反动记者对他恶意的侮辱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 如果必须说死人的「好话」或者完全没有甚么话好说，在这个情况下，比较好的做法是观察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多于透过一大堆虚情假意、没有意思的赞美，令逝去之人的社会意义变得模糊。我们可以，同时也应该，对我们的社会敌人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如果他们是真诚的，或他们有各种个人美德，我们应该对他们的真诚和各种个人美德致敬。然而敌人仍是敌人，不论他真诚与否，在生还是过世，特别是一个死后仍可藉作品流传后世的作家。我们沉默，我们就犯了一种社会罪行，俄罗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说：「如果不激烈地反对，就是被动地支持。」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句话，即使在死亡的悲剧面前也不应该忘记。 尼采最近才过世，这些反思使我们要就尼采的哲学说几句话，特别是关于它思想里对社会的观念及判断，他的同情和厌恶的地方，他的社会批判和他认为的理想社会。 对很多人来说，尼采的个性和生平解释了他的哲学。作为一个特别的人，他不能被动地迁就一个把他置于病态的处境。他被逼离开公共生活、退隐，使他构思一个不仅令他有机会在这些环境生活下去的理论，更赋予了他生命一种意义。对痛苦的狂热导致他精神上的苦恼。「你们希望尽量取消痛苦，而我们，我们似乎希望把痛苦放大，把痛苦放大到它从来没有的强烈程度……对痛苦的狂热，对巨大痛苦的狂热，你们能否忽略这种狂热可以使人类升华，直至抵达最高的顶峰呢？[9]」 黎尔（AloïsRiehl）[10]说：「在这些字句里，我们听到一个病人的声音，他已把痛苦转化成一种意志教育的方法。」 但是对痛苦的狂热不过是尼采哲学体系的其中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富特色的部分，然而这部分却被我们哲学家里的评论家和注释家，轻率地放到首要位置。（如果允许我们冒犯尼采的著作，我们希望用「体系」这个尼采认为是庸俗的术语）尼采体系在社会层面的方针是，承认某些「被选中」的人可以自由地享受所有存在的好处的特权：这些被选中的、快乐的人，不仅被免除了生产性的工作，同时也被免除了「支配」的工作。「任凭你去相信和使用（Dienstbarkeit），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在他认为的理想社会中，为众多（denVielzuvielen）寻常之人所提供的命运。」在这些寻常的人之上，有组织者的阶级，有守卫法律的人、维护秩序的人、士兵等阶级。在上层的是国王，他有着「最高级的士兵、判官和守卫法律者」的形象。然而与「超人」相比，这些人只是提供辅助服务：他们受雇而进行粗鲁的支配任务，向广大的奴隶大众传递立法者的意图。最后，最高的等级是「主人」，有「价值的创造物」，「立法者」，「超人」。它启发了整个社会机构的活动。它在地上担当的角色，等同于基督教信仰中上帝在宇宙所担当的角色。 因此，领导「工作」不会落在最高级的存在身上，而只会落在那些在弱者之中比较高级的存在身上。关于那些「被选中的人」，那些「超人」，从所有社会及道德义务中解放出来，他们带来了一个充满历险、幸福和快乐的生命。尼采说：「从我生活那一刻开始，我只希望生命是张扬恣意的，它在我身上，或在我之外，皆尽可能地挥霍，皆尽可能地丰富。」 上述提及的对痛苦的狂热，当然是指身体的痛苦，「奴隶」的任何承诺皆不可以免除超人不患上这些身体上最常见的痛苦，而至于与社会失常相关的痛苦，超人当然应该从这些痛苦中完全地解放出来。对超人（再一次，这只是指那些正在形成的超人（imWerden））来说，如果他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那就是完善自己，包括小心避免那些我们称之为「怜悯」的东西。如果超人被怜悯、后悔、同情等情感所支配，那他就不再是超人了。根据古老的「价值图表」，怜悯是一种美德；但尼采认为怜悯是最大的试探，最可怕的危险。查拉图斯特拉认为是最恶劣的一宗罪，最令人惊恐的不幸就是怜悯。如果他同情那些不幸的人，如果他被忧伤的场景所感动，那么他的命运就被决定了：他被征服，他的名字应该从「主人」等级的名单上划去。查拉图斯特拉说：到处都听到那些宣讲死亡的声音，而地上则充满了那些必须要对之宣讲死亡的人──或者永生──他完全厚颜无耻地补充道，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没有分别的，只要它们尽快消失（dahinfahren）。 尼采在能够阐述他认为的正面理想之前，必须服从于社会规范的批评，这些社会规范支配着国家、法律，特别是道德的范畴。他认为「重估一切价值」这行为是有用的。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多么激进，没有底线的行为，也是一个多么勇敢的颠覆性思想！黎尔说，直到尼采，没有人分析过道德价值，没有人批评过道德原则。黎尔不是唯一一个如此说的人，但顺带一提，虽然有其它人同意他的看法，然而这不妨碍我们说他的意见是非常肤浅。人类不止一次感到有需要去检视自己的伦理道德，而很多思想家用比尼采用更激进、更深入的方式从事这件事。如果尼采的体系有一些东西是原创性的，那不会是指重新评估自己这一点，而是他最这个想法的根源：权力意志，它是「超人」的憧憬、渴求和欲望之基础；这是检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标准。但这一点是否有原创性，也令人怀疑。尼采自己写道，他研究那些在过去和现在也占支配位置的道德时，遇到两个基本的倾向：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主人道德就是成为「超人」的基础。道德的双重特征，其实是人类历史的进路，这不是尼采发现的。就如我们已提及过的查拉图斯特拉，他对数量庞大的平凡人所说的那句子：「任凭你们相信和使用」。高级等级的是「主人」、「价值创造者」。超人道德被创造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这些主人，只为了这些主人。真是新颖呀，不是吗？即使是农奴时代的地主，对这个道德主题也所知甚少，他们只知道有一些人是蓝血统，而另一些人不是[11]，而对那些蓝血统的人来说，必须要做的事就是严厉地惩罚那些没有蓝血统的人。因此，根据伟大的讽刺作家之言论，他们确切地知道「就一个贵族来说，他们从事商业，有一份职业，没有用小手巾擤鼻涕等，是不得体的，但他们不觉得在一个农村里经常玩卡牌，或者用年轻的Arichka去交换一只猎犬，是不体面的。他们不适应一个刮了胡子的农夫，不适应喝茶和穿皮靴，但他们就很适应差人从几俄里以外的地方，把MatrionaIvanovna的一封信送到AvdotiaVassilievna，而信的内容是MatrionaIvanovna对朋友祝愿一个愉快的节日，及向朋友说，感激上帝，让她过得很好。（Satiryvprose）11.1」 尼采其中一个最没有批判力的评论认为：「如果我们拿走他的思想体现在文字的矛盾和诗意形式，这些思想就会较第一眼看时少了很多新颖感。」（Lichtenberg,DiePhilosophieF.Nietzsche） 尼采的哲学看起来很新颖，但实际上它不是。某个程度上，它可以是创新的，就是当它独指向作者的复杂个性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他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可以有如此众多的信众；又如何解释，（根据黎尔的用语）「尼采的思想对很多人来说，已变成了信仰的文章。」我们只可以观察到，孕育了尼采哲学的土壤并没有甚么特别之处。然而有一大批人认为尼采的哲学不能对应于任何一个社会条件性质的环境。 在我们的文学里，我们已数次比较高尔基和尼采。骤眼看来，这个比较似乎很怪异，因为颂扬被侮辱者与被冒犯者这些社会最低层的人，与「超人」的使徒，两者之间有甚么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呢？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而将二人作比较这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无甚关连，然而事实不是如此。 高尔基笔下的英雄[12]，根据作家的意图，部分也根据作家的表现手法，他们不完全是被侮辱的和被冒犯的人，不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出他们是「超人」。很多人，甚至大部分人，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绝对不是由于他们在残酷的社会抗争里失败后所带来的后果。这个残酷的社会抗争令他们偏离了正确道路。不，这是他们所做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不去适应当代社会组织的狭隘，这个当代社会组织有自身的法律和自身的道德等，他们选择了「偏离」社会……这就是高尔基所说的。我们不评论其言论的责任：我们对这个议题仍然保持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已有既定社会群体身份的空想理论家，高尔基想不出其它。每一个透过物质和意识形态联系到一个特别群体的人，他不可以被视为一个由任何渣滓聚集而成的产物。他必须在他的群体中找到一种生存意义。透过生产体系的当代社会的分析，甚至是肤浅的分析，基本的社会阶层可以很容易找到如此一种意义，而这些社会阶层不可或缺的元素：如小资产阶层、无产阶级、「知识工作份子」……但这与高尔基想颂扬与致歉的群体不是同一回事。在社会之外生活，无论是在他自己的领土，自己支付自己的生活开支，但他仍会在有组织的社会里，寻找他较其它社会成员有更高级的意识这种存在的证明。这种社会框架，对它那些富有特别的、或多或少「超人类」的本质的成员来说，似乎太狭隘了。在此，我们看到一件与尼采透过他的笔反抗社会规范的同类型事件。[13] 尼采变成了一个空谈的理想家，代表着一个活生生的群体，这群体的人占用着社会资源，生活得像猎鹰一样，其生活条件比可怜的流氓无产阶级富裕：这里涉及的是高等性质的寄生无产阶级。这个群体在当代社会的形成，相当具异质及模糊性，因为资产阶级政权内部有众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把这种骑士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所有不一致成员，与一个大规模的商品消费连接起来的，是公然而同时也是不受惩罚（当然是指在一般情况下）的掠夺。我们必须指出，他们消费商品时，并没有用任何方法参与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和组织的过程。就如我们刚刚勾勒的类型所表现那样，我们可以引用佐拉小说《金钱》里的英雄人物：萨加尔（Saccar）。Stratz（差劣的）小说《最后一个选择》里的英雄人物，我们就找到一个最小的例子（这本书的翻译可以在《俄罗斯财富》杂志的结集中找到）：这篇小说是关于一个股票投机的伯爵。 但是差别只是数量的多寡，而不是性质上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当代文学里，这类人物非常多，我们不知道集中分析哪一个。 我们不应该从这一切推断出，尼采主义者就是一个金钱冒险家，一个做证券交易的猎鹰……事实上，靠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组织，资产阶级把它的个人主义扩张到自身阶级范围以外；我们可以说寄生无产阶级许多意识形态元素都是如此情况，他们的成员也不是有意识的尼采主义者：他们大部分甚至可能忽略了尼采的存在，因为目前为止，他们只关注他们在另一个范畴的精神活动；但另一方面，他们每一个亦都是尼采主义者，无论他们自己承认与否。 然而，指出若干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空谈理想家，多次阐述与尼采思想十分接近的观点，这不是多余的事，例如其中一名就是最出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英国权威人物斯宾塞（HerbertSpencer）[14]。我们在他身上找到对大众同样的蔑视，虽然他用更谦逊的言辞，但他同样赞扬抗争是进步的工具，同样反对对弱者施行救援，认为弱者沉沦是因为弱者自身的错误。资产阶级的百科全书编撰者宣称，与其支持自愿合作的基本法则，包括必须用从生产劳动得来的以金钱所支付的每项利益，他们（我们明白他们背后指的是甚么人）致力令所有人可以得到大量福利，尽管创造这些福利需要众多财力物力，但他们不去计较这些，如免费的图书馆、免费的博物馆等等，它们应该由社会开支去安排，令每一个人都可以享用，不去计较它的功积；因此，最有功积的经济应该由税务员掌控，用作为最没有功积，不会储蓄任何金钱的东西谋取若干便利。在此，联想起N.K.Mikhaïlovsky与斯宾塞之间的笔战，因为前者不希望我们为治疗悲惨与恶行的自然后果找药方；把这种诉求与查拉图斯特拉那已很著名的言论作比较：「地上充满了那些必须对之宣讲死亡的人」：不应该去帮助他们，应该推倒他们，让他们跌倒得更快。“Dasistgross,dasgehörtzurgrasse...”（真是高尚呀……） 但是，我们──非常正式地──不再比较斯宾塞和尼采的相似之处；斯宾塞完全不愿意除去资产阶级作为对「劳动」的支配工作，对他来说，高等阶级不是有着不受拘束的本能的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资本主义的政权，同时作为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体系，两者之间是唇齿相依的两个现象，而斯宾塞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不可以反对资产阶级的规范。如果他反对向弱者提供帮助，这正是因为他心里害怕这些弱者大量涌现，对社会秩序造成昂贵的代价，同时，会对他那由受到质疑的秩序所保护的平静的办公室造成影响。 这不是尼采的例子。他反对所有围绕在他身边的社会规范。所有没有文化修养的人的道德都令他感到厌烦。对他来说，中产阶级是一种劣等的存在，与无产阶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想法，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理性的个体。他们吃食时慢慢咀嚼，跟从制度，说着激动的句子，说教者的讲道，对苦工的神圣行动说感性的宣告。一个资产阶级的超人永远不会这样：他垄断、他夺取、他欺诈、他把甚么都吃得干干净净，他还会补充说：「没有意见。[15]」 「健康」的资产阶级只能用一个同样负面的态度去响应尼采的负面态度。例如我们知道那些思考尼采的人，其中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诺达乌（MaxNordau）[16]，其言论就浮夸多于深入，羡慕尼采到一个心胸狭窄的地步，没有吝啬地使用他那些生动的表达，他写道：「必须要有一个理论家，这是为了解决制度性的不洁，和拒绝巴那斯派文学和艺术天才，以及唯美主义者从罪恶、淫秽、信仰鬼神和颓废的人所赞美的疾病，以上种种的综合里，歌颂人性，也是为了创造易卜生笔下那种自由而完全的人」；而尼采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或者假装是第一个（Entartung）。诺达乌不再对尼采的信徒宽容：根据他自己的言论：「宣告一种原则，而根据这个原则，没有甚么是真实的，一切都被容许。这样的原则来自一个道德异化而有学问的人，它在那些因为缺乏道德，从而在自己当中滋长出对一种社会秩序有内在憎恨的人里找到巨大回响。在这个巨大的发现前，大城市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狂喜。」（同上注） 那些靠元首下台、国家领袖死亡、新闻敲诈、政治丑闻，或股票升降而获得财富的人，他们自然不可以期待他们会受有德行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理想家所鼓舞。在已引述过的、RudolfStratz的小说里，我们同样找到诺达乌对尼采的那种态度，就是道德高尚的英雄对犬儒主义的伯爵的态度（和他们的中间人，即作者，其态度也是如此，作者自己就是一个庸俗的人），这种态度明显地建基自「没有甚么是真实的，甚么都被容许」这个观念，把柏林人视为注定被搜刮的肥羊。道德高尚的柏林人对道德不高尚的伯爵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资产阶级社会曾发展出若干道德、司法等方面的符码，严禁他人违反。自从资产阶级剥削他人后，它就不喜欢被他人剥削。但是所有种类的超人（Uebermensch）透过在资产阶级证券里获取「剩余价值」，从而自肥，换言之，他们直接用资产阶级的支出来生活。情况一直这样运作下去，并未提及他们不可以把自己置于道德法律庇护之下。因此，他们应该创造符合他们生活模式的道德原则。直到最近，这个寄生无产阶级的高级类别没有任何普遍的意识形态，可以令他们有机会去证明其贪得无厌的勾当的「高级动机」。透过「健康」工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积、组织能力，从而证明「健康」工业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是合理的，没有这个阶级，社会生产就不能存在，这种证明，明显地与透过股票升降去获利的骑士阶层、财经冒险家、股票市场[17]的「超人」、政治和新闻的不法勒索者都不符合。简单来说，这群寄生的无产阶级紧紧地嫁接在资产阶级的机构里，他们用各种方法生活，一般来说都生活得不错，他们用社会的支出生活，但没有为社会带来甚么，他们也不符合「健康」工业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是合理的这个证明。这个群体的个人代表，认为自己知识上高于那些被搜刮的人（他们不做这个，又会做甚么呢？）他们自我满足于这种高级意识。但这个颇大的并且一直在增长的群体，考虑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优越性，他们需要一个理论让他们有权去敢于尝试这些事。它们等待它的使徒和从尼采处找到这号人物。因着他犬儒主义的真诚，伟大的天份，他在它面前出现了，并宣称主人的道德，所有东西都被允许，而它就颂扬尼采…… 尼采教导，一个高贵生物的生活，是一连串充满危险的、不停的冒险；高贵生物对幸福不感兴趣，只有从游戏中获得的兴奋才使他感兴趣。 身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处境里，一天站在财富的顶峰，再过一天便有被法庭审判的危险，这种有害的资产阶级社会渣滓应该在尼采的思想里，找到合适他们的论据：一种充满冒险的生活，比任何一个庸俗的人的思想如斯迈尔斯（SamuelSMILES）[18]之流更适合，后者宣讲一种谦逊价值，和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一丝不苛的态度，令整个存在变得平板（斯迈尔斯是正在开始发展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种渣滓还拒绝功利主义道德的议题，功利主义道德严格地建基自理性主义的原则，由英国「健康」大资产阶级的精神领袖，一丝不苛又诚实正直的边沁（Bentham）[19]提出（这些形容词当然是从商业的意义来理解）。 根据尼采的说法，当人类拒绝当前的价值等级制度，即基督教理想和民主后，才可以升华成为「超人」。资产阶级社会，至少表面上会尊重民主原则。而尼采，就我们所见，他把道德分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对民主一词，他口沫横飞地批评。他对民主充满了憎恨，因为民主死抱着平等主义不放，致力把人转化为一群可被鄙视的动物。 如果奴隶四处扩张它的道德，假如社会可鄙地致力于放缓生产工作，对超人来说是不好的。这就是为甚么，尼采在一封信里，用他特有的、高调的犬儒主义写说：普及他的教义，「大概像介绍一个巨大的风险，不是因为那些敢于跟从他的教义去作行动的人，而是因为他讲授这些教义时的受众…。」他又补充道：「我感到慰藉的地方是，没有很多人对我那些伟大而新颖的思想感兴趣」…从这个显示出来的危险，引出了道德的双重特征。为整个人类来说，他不只是必须跟从仅仅为主人而设的主人道德才可以生存下去；另一方面，我们相反地要求所有平凡的人，那些非超人，「可以严谨地完成公共任务」，顺从那些生来便享有高等生活的人；我们要求他们在有意识地完成义务，并于当中感到幸福，而这些义务则由社会上层存在的，少数的超人加诸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要那些「弱势阶级」在服务高等阶级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满足感，这不是一件特别新奇的事。 虽然这个卓越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成员，时常觉得自己操控着领导权，一般而言，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不会掌权，而权力因为一种社会误会而落入他们手中，他们的政府又会因各种大丑闻如巴拿马事件[20]、德雷福斯事件[21]和克里斯皮事件[22]等，而要下台。他们不会因为想要重新组织社会，而希望获得权力，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太负面，他们想获得权力，纯粹是因为想享受公共财富。因此在这一点，尼采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有利的回响，因为尼采免除了「超人」的领导工作。流氓无产阶级的负面心态，这种低等类别的寄生无产阶级相比喜爱尼采的人与尼采更为一致：完全拒绝社会，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不仅精神狭隘，它的物质组织也狭隘。尼采主义者一方面拒绝资产阶级社会司法和伦理的规范，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组织所创造的商品。尼采的「超人」不是用作扬弃人类走过一条漫长而困难的道路后所获得的知识、利益和新的力量。相反，整个世界观念（如果我们可以在此用这个词语），尼采主义者的整套哲学，是用作证明、合理化地享用商品，那些他们从来没有参与其中的，即使是官方地参与一下也没有的商品。 尼采希望每一个人，在被安排成为被挑选的一员之前响应这个问题：「你是否其中一个有权去脱离枷锁的人呢？」但是他自己没有提供答案，因为他不可以提供客观的标准去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正面的响应或反面的响应，就要视乎每一个人的意志和猎食天份了。 尼采哲学体系，就如他自己在其它地方，不止一次地提及有不少前后矛盾之处。这样就有几个例子：尼采拒绝当代道德，但主要针对几个道德面向（怜悯、慈善等），因为它们控制了我们面对那些数目太庞大的平凡人的态度。另一方面，「超人」因着与平凡人的相互关系，也没有从这些道德目标中完全解放出来。当尼采提及这些关系时，他不怕使用一些词语如好与坏，甚至尊重、承认等。 虽然他「重估一切价值」，这个道德革命份子仍看重很多上流社会的传统，并以自己是伯爵Nietzky的后代而自豪，但这一家族谱系是相当存疑的。这个著名的个人主义者对法国旧制度有一种最温和的同情，而在这种制度之中，个人只有极低的地位。贵族，更准确来说，社会同情的代表，在尼采身上，其所占的位置永远在个人之上，他认为贵族是预示抽象原则的人。 因为这些前后矛盾之处，我们对置于尼采主义的帷幕下，那些前后对立的社会元素不感到惊讶。一个忘记了亲族关系的冒险家可以完全忽略尼采对贵族传统的尊重，他只会在尼采身上寻找那些适合他的社会地位的东西。没有甚么是真实的，一切都被允许这句格言，比甚么都更符合他的生活习惯。通过发掘尼采作品，用这警句来发展思想的东西，我们可以构想出一种变质的理论，这个理论就像给法国巴拿马丑闻或Mamontov[23]的爱国史诗里的英雄人物，提供葡萄叶一样[24]。但在这群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的群体旁边，我们在尼采爱好者里找到完全不一样的历史教育的代表，一些从谱系追溯得更远的人。我们不是说Stratz小说里的伯爵这类人物，他们用骑士美德来交换股票消息。这些人已不再属于他们的秩序。他们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同时和任何一个平民一样，很少关注「贵族传统」。我们要说的是那些仍然依附在曾经把他们放在上流社会阶层的残骸上的人。被社会流动赶出去，他们有特别理由对当代的社会制度、民主趋势、法律及道德而感到不高兴。 用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25]作为例子，他是著名意大利诗人，他的出身及其信仰使他成为贵族。我们不知道他自称尼采主义者，用一个更普通的方式来说，他的思想里有哪些受到尼采影响。但这些对我们来说不甚重要。在这里重要的是，邓南遮那些超级贵族的思想，与尼采很多思想几乎一模一样。对贵族出身的邓南遮来说，他仇恨资产阶级是一件合符他的身份的事。他说：「在罗马，我看到最不知羞耻的亵渎，它们曾经令到神圣的东西失去光彩。就像一个扭曲的垃圾场，一群贪婪的低等人背叛了地方和街道……国王，战士的后代，提供了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他在一个平民意旨要求他去完成一些庸俗而沉闷的义务时，展示出的惊人耐性。」向诗人请教时，他对诗人说：「从此以后，我们的使命包括甚么呢？我们应否赞美普选呢？我们应否用渲染性的六音步诗句来加快王位的衰落，让共和政体快些来临，让人民快些掌权呢？一个理性的总结，我们可以说服那些怀疑的人，叫他们在群众里获得力量、权益、智慧和光明。」但这不是诗人的任务：「认住那些愚蠢的团体，他们希望统一所有人类的思想，令人类思想就如同工人用手中的锤子敲打钉子那样。当您在集会听到仿似大型动物的喧闹声，即人群的喧闹声时，您那抑制不住的笑，响亮得传到天上。」向过气贵族无能的、穷途末路的人说话，他写道：「等待、准备事件。对您来说，把人群变成服从的人群将不是难事。人群永远都是奴隶，因为他们天生需要用手拉紧锁链。您还记得人群只懂得惊怕吗？」 邓南遮完全与尼采一样，他认为重估一切价值是必须的，不管怎样，必须进行这个活动：「新的罗马西泽，注定是天生的支配者，他将用所有教义来毁灭或颠覆所有长时期以来被承认的价值。他将可以在未来建构和推行这个理想桥梁，通过此，优越物种最后可以超越一种灾难，就是仍明显地把优越物种从强烈地希望得到支配这种心态分隔开来的灾难。」这个新的罗马西泽将是一个「英俊、强壮、冷酷、热情」的贵族（邓南遮的引文是根据Oukraïnka在《生命》第七期，1900年发表的文章。）这种有残酷外表的生物，与尼采的超人十分相似，难以分辨，根据尼采的用语，残酷的贵族与猎食者，辨别他人和每一个事物对他的价值：那些对他来说有用或有害的事物，就是本身是好或坏的事物。 是时候总结了，再说下去，我们的研究就超出了我们预计。明显地，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对尼采──这个诗意哲学家同时也是哲学的诗人，对其奇妙的创作作详尽无遗的批评；以报纸的几份文章这种篇幅，作详尽无遗的批评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希望描述那些被证实可以滋长出尼采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不是作为一个包含若干作品和大部分作品可以用作者的个人特质来解释的哲学体系，而是作为一个引起特别注视的社会流派，因为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当前的流派。在我们看来，把文学和哲学高度的尼采主义带到纯粹世俗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似乎是同等重要的事，一个完全意识形态的态度，由同情或反感的主观互动这个条件而造成的态度，其目的就是为了道德及尼采的其它议题，这样不会带来好结果；M.Andréiévitch[26]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最近的例子，他在《生活》专栏里令我们看到歇斯底里的冲动。 当然，在尼采瀚如烟海的作品里，我们不会很困难找到几页文字，脱离它们的语境，然后用作阐述任何预设的议题，特别是尼采的作品已广泛地被阐释的背景下，尼采作品将十分有用，因为他的作品是含糊多于深入。这是例如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急于把尼采视为「他们一员」，但他们忘记了一个残忍而粗暴的拒绝：提倡主人道德的哲学家尽他所能，用所有粗暴的言语来推开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希望对读者来说，如此一种文学的、文本的态度，来对待这位最近逝世的德国思想家是无效的，尼采作品充满矛盾，而作品的警句经常前后矛盾，因而带来众多不同的诠释，尼采哲学正确的澄清，最本质的道路是分析那些令到这种复杂的哲学产生的社会基础。而本文就致力于从这角度出发去分析。这个社会基础已是腐败、危险而有毒。从这个结论出发：就让他们尽他们所想的邀请我们，充满信心地沉浸于尼采主义中，深深地吸着尼采作品里伟大的个人主义的空气；但我们不响应这些召唤，同时不怕被人指责为狭隘和排他主义，我们用怀疑的态度去反驳，就像福音书里的拿坦业（Nathanaël）一样：「拿撒勒还能出甚么好的东西来么？」 [1]G.A.DJANCHIEV（1851-1900），自由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和出版商，也是一本关于阿历山大二世任内改革历史的书的作家：《伟大改革的时代》（Izepokhivelikikhreform）。在自由主义的圈子里享用着巨大的权威。（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VladimirSergueïévitchSoloviov（1858-1900）。著名的哲学家、出版商和诗人，在社会及政治问题方面，他神秘而宗教性的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想相符。Soloviov的哲学成功地流传于革命之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圈子里，这个圈子醉心于神秘主义。（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3]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1826-1900）：德国工人阶层的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中一个创立人。李卜克内西透过参与1848年的革命运动开始他的政治活动。他有几年移民到英国生活，这几年间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多次来往，并成为他们的信徒，几年移民生活后，他于1862年回到德国，直到他过世前，他都是工人运动的首脑，即使在社会民主党成立之前，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1868年，他在莱比锡创立了《民主人民报》（DemokratischesVolksblatt）报纸，1878年报纸停刊。1890年，李卜克内西领导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以同样的名衔在柏林出版。1874年，李卜克内西当选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有几届停任，但直到死前都当选。李卜克内西属于社会民主左派的立场，并反对修正主义。（俄罗斯编辑的注释）。3.1NicolasK.MIKHAïLOVSKY（1842-1904），出版商、社会学家和评论家，他是民粹主义其中一位突出的理论家。他对80年代的年轻人有巨大影响。他是《国家年鉴》（OtietchestvennyeZapiski）的编辑成员，他出版了《甚么是进步》（ChtotakoïeProgress）、《英雄与群众》（GueroiiTolpa）、《达尔文理论和社会科学》（TeoriaDarvinaiobchtchestvennaiaNaouka）。从1892年开始，他主持《俄罗斯财富》杂志。人民意志（NarodnaïaVolia）的成员。在90年代，他引发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4]《莫斯科新闻》（MoskovskyeViédomosti）：反动派的报章，创刊于1756年。从1855至1860，1863至1887，由Katkov任主编。它和其它反动派报章不同，它更保守，出版时间更长。它的口号是：正统性、专制政体、国家主义。在1905年，在Gringmut的领导下，它成为君主主义党的机关报章，并对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和犹太人进行一系列的逼害运动，公开地呼吁集体屠杀。（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5]新时代》（NovoïéVrémia）：圣彼得堡日报，从1876年开始出版。它的主编及领导是Souvarine。报章的立场倾向保守。它甚有官方特征，总是推动一个激烈的运动，反对革命民主、工人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对「异族」的逼害，特别是对犹太人，就像是报章所有主要文章的总路线。官僚高层的机关刊物《新时代》在政治阵营上没有一个既定的、独特的立场，它的倾向时常随着首相人选的变更而改变。在1905年的革命里，这份刊物的立场是极右，要求用严厉的手段对付革命份子和罢工工人。（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6]《前进》（Vorwärts）：德国民主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在柏林出版。报章在1883年成立，以BerlinerVolksblatt为名。废除社会主义相关的法律后，1890年10月17日后就以现时的名字为名出版，主持人是威廉·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在莱比锡用同样的名字出版党报，在1878年停刊。而1914年战争开始以后，《前进》报就如社会民主党主流的媒体出版一样，站在一个社会爱国的立场。在主流与独立人士意见分裂的时刻，它仍站在主流那方。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它推行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激烈运动。（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7]《俄罗斯财富》（RousskoiéBogatstvo）：其中一份革命前最有影响力的杂志。1880年开始出版时，以这个名字为标题。1891年，它转手给《国家年鉴》的前合作人。1895年，Mikhaïlovsky变成了这份杂志的创作人，而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财富》就变成了民粹主义的机关刊物。从1916年开始，杂志以《俄罗斯年鉴》（RousskyéZapiski）之名出版。十月革命后就停止了出版。（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8]KILAND（1849-1888）：挪威作家，挪威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9]我们不提供参考，因为尼采出版的作品有8卷，仍未记那些补充的卷数，对只在报章上刊登的几篇文章来说，是一个太沉重的攻击。（托洛茨基的注释）。 [10]黎尔（AloïsRIEHL1844-1924），新康德主义的德国哲学家，也是以下这本书的作者：《哲学批判主义角度的形而上学和科学理论》（DerPhilosophieKritizismus）（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1]从字面上看，是指黑人和白人。11.1（散文的讽刺）M.E.SaltykovCHTCHÉDRINE：Sotchiniénia，圣彼得堡，1887年，第七卷，第318页。（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2]见上注：〈一般小说和三篇特别的小说〉。托洛茨基：Sotchiniénia。 [13]我们注意到两个提及过的作家，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对强人的尊重。高尔基会原谅一个无论行为上如何负面，但他却有一种真心表露自己内心想法的能力的人。高尔基多次描述这些行为，描述时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即使读者不完全同意这些行为，但读者都会因为这种能力而心动，同时会喜欢这种能力……如高尔基笔下的老Gordiéiev和其它英雄人物。（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4]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进化论的其中一位奠基人。他主要的作品有《合成哲学体系》。斯宾塞把事物分为可认识的和不可认识的两部分。根据他的说法，对知识的「基础原则」分析，会导致一个超出可认识的现象之外的结论，有一些东西是透过知识也无法理解的，因此，这部分就合理地构成了信仰的范畴（我们将不会知道原则，leprincipeignorabimus）。哲学作为我们科学知识最高层次的普遍，它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些支配所有现象的律则。如进化论，根据斯宾塞，全世界和世界的现象服从于这条律则。研究进化的特别形式，斯宾塞特别专注于生物、社会形式和心理生活的发展。在他的社会学议题里，斯宾塞在社会和生物之间大量使用模拟，透过这个，他构思了他的社会学体系。在社会政治范畴方面，他反对国家对个人生活作任何的干预，因为这一点，他反对社会主义。他捍卫个人自由，反对集体专政权力，就如他把知识和信仰作二元对立一样，清楚地表现出这位卓越思想家的资产阶级本质。（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5]在制度性地剥削农奴的中世纪领主，和封建社会的「超人」之间，中世纪的强盗贵族Raubritter宣称：「掠夺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最优秀的人都是掠夺他人的人。」这不是指超人吗？（托洛茨基的注释）。 [16]诺达乌（MaxNORDAU1849-1923），德国作家，其作品有吸引力，但肤浅。最出名的作品有《矛盾》（1885）、《退化》（1892-93）、《我们文明的常规谎言》（1883）。他下半生变成了其中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份子。（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7]文本原文是法语。 [18]斯迈尔斯（SamuelSMILES1812-1904）：英国作家和道德家。甚至是其作品名称，都在阐述他的道德思想和他那过于简单的哲学思想，他用大量从发明家和工业家的生活得到的，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来证明他的哲学。（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9]边沁（JérémieBENTHAM1746-1832）：著名的法学家和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者的奠基人，根据他的理论，道德原则对最大可能数量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善。出于此，边沁相信在政治上，那些响应这个原则的事物，只有民主，因为政府体制是建基于大部分人的意愿。君主专政制，绝对或有限度的专政，皆是由一小部分的人统治，是一个违反自然的专政制度。（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0]巴拿马：在建造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时，一家公司因领导时滥用权力而被检控、审查。而在审判过程中，揭发了更多丑闻的细节，涉及多位媒体上熟悉的首长、众议员和代表贪污渎职。巴拿马变成了一个所有大型社会和政治丑闻的代名词。（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1]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犹太裔军官AlfredDreyfus被指控叛国；他的审判是法国1890年代政治生活的中心。德雷福斯事件在1894年突然出现，构成事件的证据是一系列其后证明是伪造的文件，其后，事件由战争首长和国家重要军官有意识地操控假线索而造成。背后涉及的其实是某些支持君主专政的人为了攻击共和制而制造的一个借口。面对此事，掀起了一场支持德雷福斯的运动，集合了共和党圈子的成员，为首的是饶勒斯（JeanJaurès）和佐拉。最后，德雷福斯被证明为无罪。而德雷福斯的审判揭露了一些共和国最高层当权者的罪行、资产阶级传媒严重贪污渎职，和国会议员犯下的罪行等。（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2]克里斯皮（CRISPI1819-1901），意大利政治人物，从1891年至1896年，1893年至1896年间担任首长或总统。他的名字与意大利银行被揭发严重滥用的丑闻有关。（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3]我们忽略M.Plevako在他的辩护词中，是否有用尼采的思想，就像M.Garnier在他的陈述中曾引用歌德一样。如果Mamontov是俄罗斯版本的浮士德，他缺乏甚么才可以演绎莫斯科版「超人」一角呢？（托洛茨基的注释）。. [24]Mamontov的史诗：审判关于Moscou-Yaroslav-Arkhangelsk铁路公司管理层挪用资金、造假和其它滥用权力的事，审判在1900年7月23-31日莫斯科法庭进行。首席被告是SavvaIvanovitchMamontov，其中一个俄罗斯工业资产阶级的重要人物。在二十年间，Mamontov不断连任公司主席，同时又是Nevsky机动工厂的主要股东。Mamontov被指控为了自己利益而挪用超过一亿的卢布。所有指控皆成立。（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5]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1864-1938）。（译注：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和冒险家。他常被视为墨索里尼和一战后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先驱者。） [26]ANDRÉXÉVITCH：EugèneAndréiévitchSOLOVIOV（1866-1905）的假名，报章《生活》的文学评论家，他在《生活》发表文学评论和关于70-90年代社会运动的文章。
谈谈地方自治局（列夫·托洛茨基，1900年1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КОЕ-ЧТООЗЕМСТВЕ 谈谈地方自治局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东方评论》285号，1900年12月23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85.html 我们西伯利亚的读者和作者由于一个很自然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地方自治机关——通常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看待地方自治事务，虽然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却完全不切实际。不过我认为过不了多久，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得抛弃之前的态度：在西伯利亚设立地方自治机关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我想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举个例子，它就像已经确立的公开审判制度那样不可避免，因为社会需求的复杂化和精细化要求一种新的现代地方治理形式，由此才催生了地方自治机关。 日渐复杂的现实需要新的机构，而这种复杂性本身决定了机构不能是中央的，而是地方的，同时，它要在某个凭经验划定的范围内独立地行使职权……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地方自治不是政论家不足挂齿的臆想，而是现实“不容置疑的命令”；这就能说明，为什么要用这么一段话来回答某些政论家狡猾的质疑和诘问：诸位先生，我很难确定地方自治机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不过我毫不怀疑，它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阶段是个必须的机构，它会在全俄罗斯的生活中取得自己应得的地位。 地方自治局的工作已经有好些年份处于长期“衰退”之中，因此不光在我们西伯利亚这里，甚至在“俄罗斯”（注：指俄罗斯的欧洲地区），社会和媒体通常也只会在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时对地方自治事务和机构提起兴趣来，但是这种状况完全没有动摇我的信心。那个时候对地方自治局的兴趣达到了振幅的最高点，随后开始一路走低，直到它变成了平淡的谈资，只能写点或是读点味同嚼蜡的通讯稿，比如某个地方自治局要发展学校网，另一个要扩充医院设施。 如果我没弄错，地方自治机关刚建立时，引得社会对它万分瞩目的不是工作活动的简化，而是与此完全相反的现象。我讲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1880年底，内政部邀请地方自治会议就实行《1874年6月27日条例》[1]时“各省出现的变更若干决议条款的问题与想法”发表意见……尽管工作匆忙、向他们征求见解的范围也受了限制，许多地方自治会议还是就自治机关的问题向内政部反馈了大量真切而广泛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今天，在20世纪的边界之上，乍一看竟远比1880年末还要更难变成鲜活的现实。就拿地方自治局的一个基本特性来说——它的“非阶级性”……这种非阶级性相当有问题：地方自治会议里的农民代表权，甚至是所有非贵族的代表权都无足轻重，同时在许多地方，农民代表经常只是作为沉默的傀儡列席地方自治会议，被拿来应付地方自治会议“代表一切阶层”的原则，而不是受权协调和解决地方事务的“受偏爱之人”（излюбленныелюди），这种情况把代表权搞得更加复杂了。这里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比如在雅罗斯拉夫省，贵族成分的自治议员必须要有3000俄亩的土地和价值7000卢布的其他财产，包括自治会议向他征收的700卢布；由选民选举出来的非贵族自治议员则需要11000俄亩土地和价值457000卢布的其他财产，每年缴纳8000卢布；农民成分的自治议员必须要有25000俄亩土地，其他财产价值25000卢布，每年缴纳6000卢布。在诺夫哥罗德省，贵族成分的自治议员需要有3000卢布的收入额（由地方自治局估算），而非贵族的议员需要19000卢布，农民议员则需要43000卢布。[2]数据说明了一切，尽管这种财产标准，这种拿资产阶级基础和贵族等级基础作比较的财产门槛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而代表总数和每个级别的代表人数之比本来还能极大程度说明问题，但很遗憾我手头并没有这种数据。 因此必须承认，一部分（而且还不是最低劣的）俄罗斯定期刊物在记录地方自治捐税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显得相当片面，而且还成了今年的常态，尽管这种片面完全是因为目前局势的紧张。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莫斯科斯特拉斯诺伊大街(Страстнойбульвар)[3]那些动作麻利的家伙恬不知耻地挥动笔头，指责地方自治局铺张浪费乃至于挥霍无度，这分明是捏造出来的，根本没有尽心尽力地调查地方自治局的财政状况，手头也拿不出数据和事实。这种指责自然是来源于对地方自治机关所依赖的社会自治原则的固有仇恨。一位年长的自治议员说：“必须要亲身积极参与地方自治会议，才能明白现实生活铁一样的要求是怎么把那些最坚决呼吁财政节约的声音给打败的，又是怎么逼得最吝啬的议员增加预算的。我在地方自治局里做了十四年实事，在这期间，我们每年都是先在会议上听到有人讲必须要最为严格地实行节约，而到会议结束时，预算支出几乎总是得再涨一些。同实际生活和客观规律提出来的要求作斗争实在是很困难。其实，当亲眼看到人们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救护而死、大多数孩子依然目不识丁、道路还是破得没法行车走马等等这些现象时，你也很难不放弃厉行节约的打算。”（《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мысль)，1891年第9号，17页） 对上面的话只能完全同意。但是当这位议员说“依照任何等级权利平等的原则，地方自治局不可能实质性地减轻农民等级的地方自治捐税负担”（出处同上，18页）的时候，那就只能把两手一摊：难不成“任何等级权利平等的原则”和，比方说，累进所得税的原则有什么冲突吗？除此以外也不要忘了，和“任何等级权利平等的原则”相悖的是，除了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农民土地所承担的税负比私人土地和贵族土地多得多。总而言之，牺牲贫农的实际利益而换来一些理解起来过于绝对和抽象的“平等原则”（这难道不就是遮羞布吗？），这种事恐怕没有充分的根据。不过我也毫不怀疑，在这个问题里，以及在某些“形而上”的解释里占主导地位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法律原则，而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切身利益，它的代表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占的比例完全打破了平衡。本来应该这么做：用一种以政论家看来蠢得不可原谅的天真，要求在自治局里占优势的大地主们进行彻底的自我牺牲，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度或是其他的征税制度，只要它依靠这么一条简明的原则：谁收获更多，谁就付出更多。 如果要让地方自治局赞成上面那种地方募捐制度（我重复一下，这完全不会破坏“任何等级权利平等的原则”，它只有法律上的内容，而没有经济上的内容），就必须要让底层的贫苦大众按比例列席自治会议，代表自己的利益。 地方自治局必然会听到指责它滥征赋税的声音，对此，它的辩护人会援引各种观点来解释。这些观点可以用上文引用过的那位自治议员的话来概括：“作为地方自治的代表，自治议员同时也是地方自治税款的缴纳者，因此地方自治不加重税直接符合他们的利益，毕竟，顺便一说，每笔拨款都是靠他们的财产来分担的。”（出处同上，18页）但是，这种观点只对了一半：糟糕之处在于，那些地方自治捐税负担（不是独立的税种，而是作为国家和乡镇税收的补充）特别重的阶层在地方自治局里反而仅仅是象征性地列席。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经过上面的论述之后，结论应该已经水到渠成了：向人民群众的代表敞开地方自治会议厅的大门——这样才能够健康地纠正目前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状况。只有这样，地方自治的捐税制度才会变成真正的地方募捐，让那些指责地方自治局挥霍无度的声音变得和批评它搜刮民财或是蓄意损害财产的声音一样荒唐、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种指责是政论家的胡言乱语，让《莫斯科公报》那些神通广大的政论家也只能乖乖闭嘴。 注释： [1]《1874年6月27日条例》主要解决先前存在的村社调解员制度。条例规定废除村社调解员，由所谓“县农民事务机关”的常驻成员代替他的职务，实际上把整个农民管理工作包揽于一身。这个条例在自由派地方自治局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对。 [2]为了阅读方便，我把所有数字的最后三位都算成了整数。这些数字来源于《神之世界》杂志（МирБожий）。 [3]反动的《莫斯科公报》（Москов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编辑部就坐落于此。 《莫斯科公报》是一家极端反动的报纸，成立于1756年。1850年到1855年，以及1863年到1887年间，由卡特科夫（Катков）任编辑。与其他反动报纸相比，它更加坚决、更加彻底。它的口号是正教、专制和人民性。自1905年以来，在格林格穆特（Грингмут）的领导下，它成为君主派的官方机构，并系统地迫害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和犹太人，公开呼吁进行大屠杀。
国家机器里并不醒目但极其重要的螺丝钉（列夫·托洛茨基，1900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МАЛОЗАМЕТНЫЙ,НОВЕСЬМАВАЖНЫЙВИНТИКВ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МАШИНЕ 国家机器里并不醒目但极其重要的螺丝钉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东方评论》230号，1900年10月15日 译者：Zveza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84.html 从法律上来说，村社是俄罗斯国家体制中不可分割的元素，是一种社会的小细胞，尽管现在这个名称只有纯粹形式上的意义。毋庸置疑的是，目前的农民村社在结构上完全不是同一的，在整体机能上也能自给自足。而在它的法律形式外壳之内，分化过程已经发生了，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与之伴随的是村社细胞内部功能和关系的复杂化，以及这些细胞与各种社会机体之间越来越多的互动。这种互动反过来让村社内部的现实更加复杂化，实际上抹消了，并且还在继续抹消村社的边界；它表明一种趋势，即在城市和农村，都在不自觉地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特征对社会成分进行分类。 “……对当今农村最肤浅的看法,”乌斯边斯基，这位满怀激情的俄罗斯乡村艺术家和乡村利益的热烈捍卫者说,“也不会把全体农村居民和整个农村的观点和愿望看成是‘合而为一的’。以村社土地所有制来证明乡村利益的均一性，就像基于村社对彼得堡输水道的占有来进行论证一样，显得很不公正……（如果）我以水资源分配的一视同仁和切合实际为基础，认为成千上万住在各自寓所而同饮一江水的人们有着同一的目标、愿望和渴求，哪怕只有一定程度而已……（那么我这种看法也是犯了错。）” （格·伊·乌斯边斯基[1]，《合而为一的村社》） 尽管农村的现实情况极度复杂化了，但它的行政制度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乡公所仍然充当着乡一级单位的行政管理。农村现实提出来的新需求、新渴望和新任务都在旧的乡行政机构下得到回复、满足和解决，而这台旧机器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随着农村生活条件所提出的任务变得愈发复杂，它的许多重要方面都转而由地方自治局这个比“乡”更内行、更有力的机构接管了，并且，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会导致一切全国或是全州（省级和县级）的问题脱离乡的管辖范围，并将它们转交给政府和地方自治机构管理，而后者的权限还会进一步扩大。 但也是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里的地方自治局一部分和农村公署及乡公所平级，一部分比它们高——乡公所的管辖范围仍然过于宽泛、方面太多，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样这个机构的工作才能适应它的一切任务。 而在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西伯利亚，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并且极其重要的农业部门，也完全或是几乎没有触动“俄罗斯式”的乡制度，这里的情况又该怎么说呢？就拿流放移民和行政流放犯人，以及学校和道路方面的事项来举例吧…… 为了向读者略为说明乡公所的文牍业务涉及范围，我在此给出一份有点干巴巴的，但是也很有借鉴意义的“卷宗”和“事务”清单（当然，不是全部），这些东西是由乡里的文书官和他的助手们（1-4人）负责的。 户口名册（统计乡里的人口）； 农户清单（统计农户经营情况——财务清单、雇工人数，甚至是寄住人数……）； 统计赋税徭役摊派的册子（这是最为困难的财政统计，与它相对的就是财政政策！）； 记录移入下年度的结转金额（“乡”充当了金库，负责给本地段的医生、护士、助产士发放工资，以及给行政流放人员提供补助……）； 记录村社的款项（这是乡“财政部”的财务报表）； 记录契约和合同（乡公所在这种情况下充当了公证事务所，证明农民之间或是农民和其他阶层的人订立的契约）； 记录乡法庭的判决，包括：а)民事判决，б)情节轻微的犯罪； 记录农民的犯罪前科； 记录证件方面的收入和支出； 记录居民马匹的派遣情况； 记录粮食储量和财产保存的情况（指无人照管的财产，要么因为主人死后没有继承人、主人失踪或是去前线参战……；这里也包括保存在乡里的物证）； 记录失群的牲口情况； 记录商贸证明（尽管并非所有乡都有这一项）； 为年轻人应征加入现役部队，以及一级、二级民兵部队的情况登记； 为地方的预备役下层军官登记（以防征兵、调入民兵部队等情况导致空缺）； 记录暂时离开本乡的预备役下层军官； 记录从其他乡过来的预备役下层军官。 这些“记录卷宗”是在西伯利亚和每个“俄罗斯”的乡里都有的。而西伯利亚的乡里还要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卷宗，用来管理囚犯和被流放人士： 用于给划归本乡管辖的流放移民登记的册子（在有些乡里，他们的数量比农民还多）； 登记女性流放移民的册子（相较而言这个数字非常微不足道）； 税额登记册（流放移民们也要交税，税款汇入“移民资本”当中）； 记录被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 为被押解而来、在此中转的囚犯登记； 记录囚犯饮食补贴的收入和支出，这里也包括被押解的囚犯。 主要的“卷宗”就是这些。其实，恐怕任何一位经验丰富的乡文书官都能从我列出的清单里看出不少重大缺漏，不过我想上面列出来的这些已经足够了。然而，乡公所的业务范围还不止于这些“卷宗”：除了“卷宗”以外还有“事务”，那简直是数之不尽。 各位可以从这些“事务”里找到和修补道路、开办学校有关的事，找到和收获状况或是收获形式相关的事，找到监护人的有关事宜，等等等等。如果要把所有事项列举出来，那么，用福音派的话来说，整个世界都会装不下这本鸿篇巨著。难怪当我和一位熟识的乡文书官聊到他的职责时，他言简意赅地给自己的工作下了定义：“一句话说，就是无所不包”，而如果谈话者中有个新来的，文书官就会从眼镜盒里拿出一页从墙历上撕下来的皱巴巴的纸片，在它的背面，在历史事件纪念日的列表和午餐食谱中间，写着一个标题——我借用它来做这篇札记的标题，让它更加丰富多彩——“国家机器里并不醒目但极其重要的螺丝钉”，标题下写着：“哪个部门和乡文书官不沾关系？别说内政部门，几乎所有部门的官员都要围着乡公所转：军事部门——需要各种征兵名册，财政部门——以稽税员为代表，司法部门——以侦查员和警察署长为代表，教育部门——以学监为代表，宗教部门——以监督司祭为代表，农业部门——则需要统计数据。除了海事和外交，一切都要围绕着乡公所来提出要求和指示，而文书官必须对一切事项给出批复。” “它说得还是不对，”文书官补充道，同时把这珍贵的文件藏回了眼镜盒底。“我们同外交部门也有往来。有一次我们的水手在英国喝醉了，没赶上出发的轮船。然后领事把他送回了国，因此我们就和领事有了书信联络……而后备海员呢？要知道，是我们对他们进行入门训练，也就是说和海事部门也有关系。一句话说，就是无所不包！……” 因此，乡文书官一个人就结合了：财务员、统计员、农艺师、铁道工程师、建筑师、公证人、司法侦查员…… 显而易见的是，文书官的各种操劳都只是让事情看起来更漂亮而已。他“在试验的基础上”准确地确定收成数量，但实际上根本没做试验。他坐在乡公所的楼房里，编制了修缮道路、建设和维修桥梁的方案，然后基于自己这些方案向上报告工作成果，而实际上根本没人去补什么道路，也没人去搭桥修桥。在其他不少工作方面，乡文书官也根据需要，用类似的办法偷工减料。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半真半假的数目呈报给上级，这些数字经过处理之后变成了官方和地方自治局许多统计研究的基础，而这些统计研究又成了国内政论家们激烈论战的对象。 还要强调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乡公所的这些面子工作，或者说是充满文牍主义的办公，其实无可非难……“在如今的乡村生活中，”上文引用过的那位作家，格·伊·乌斯边斯基说过，“精准性是履行文案职务时最为明显的特征。”他用这么一句话描述了被乡公所的“特别紧急动员令”（1877年夏天）搞得乌烟瘴气，却又可以说一丝不苟的乱象，随后又说： “他们简直是完全不扯原因，也从来不问他们要赶到哪去和为什么要去。女人、母亲和未婚妻当然是哭哭啼啼，鞋匠彼得也舍不得就这样割舍自己的手艺、贱卖手头的工具；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心里闪现过哪怕是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要去哪？——反正是乡里下的命令。不过，为什么要去和要去哪，这些问题也没人回答——村长不会回答，乡长不会回答，文书官也不会回答。就没人会问，或者准确地说，他们已经不习惯发问和思考‘把这些只会发号施令却从来不讲道理的公文发来我们村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方面的生活难道真的有很大变化吗？…… 注释： [1]格·伊·乌斯边斯基生于1840年，是著名的民粹派小说家。到19世纪70年代，他主要描写城市小市民，比如工匠和小官吏的日常生活，之后转向描写农民的生活。他的民粹派作品清晰地展现了乡村是如何在货币经济的发展下一步步瓦解的。
托洛茨基简略年谱（双山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简略年谱 双山编 1879年10月26日生于乌克兰南部赫森省的雅诺甫加村。 1898年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1902年10月自西伯利亚逃脱抵达伦敦，参加列宁的「火星报」工作。 1905年选举为彼得格拉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领导革命，失败被捕。 1906年在狱中，完成对俄国革命的见解──不断革命论。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1907年1月在流放途中逃脱，旋出国，参加国际工人运动。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 1917年2月，俄国革命爆发，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即被推为彼得格拉苏维埃执委之一。 9月3日，被选为苏维埃主席。10月，实际组织武装起义，促成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成立，任外交人民委员长。 1918年3月1日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长（即陆军部长）兼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开始组织红军，并指挥红军与协约国入侵军队及白党军队作战。 1919年3月与列宁共同创立第三国际。 1923年季诺维也夫、卡米涅夫、斯大林三头结成私党，代表新兴官僚层的利益，进行篡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特别反对托洛茨基。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执政，合谋排挤托氏。 1925年1月被迫辞军事人民委员长职。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1926年10月13日免政治局委员职。 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屡次提议要中共退出国民党，及采取独立的工农革命政策，均遭斯大林控制下的第三国际拒绝，终至中共及工农群众在毫无戒备下遭国民党屠杀。 1927年12月18日被开除党籍。 1928年1月17日被放逐至中亚细亚阿拉木图。 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国，抵土耳其。 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在德国登台。第三国际不顾托洛茨基自1930年以来不断的警告，大大低估纳粹党的危险性，同时拒绝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对抗纳粹，结果使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毫无抵抗地被粉綷，并使法西斯势力横行十余年。 7月13日离土赴法，24日抵法。 1934年12月1日青年共产党员尼古拉也夫，在列宁格勒刺杀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开始准备一连串莫斯科审判，以托氏为主要清算对象，并向法国施加压力。 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9人被捕，后被判徒刑5－－10年不等，是为「莫斯科中心」案。 1935年6月18日被迫迁居挪威，不久又因苏联官方压力，被挪威当局监禁。 1936年2月（高尔基被史大林毒死。） 8月举行「托季联合中心」案审判。 25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杀，托氏被缺席判处死刑。 1937年1月布哈林、李可夫、赖可夫斯基等被捕。 1月9日托氏迁居墨西哥。 1月23日「反苏维埃托洛茨基中心」案审判拉狄克、毕亚大可夫等被告17人。托氏父子均列为主要被告。 30日毕亚大可夫等13人被处死刑，拉狄克徒刑十年。 （2月28日奥尔忠尼启则暴毙。） 6月11日红军将领杜哈契夫斯基等8人被捕，第2天枪决。 1938年2月16日托氏长子西道夫在巴黎被史大林特务所杀。 3月2─15日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被审判，旋被处死。 9月3日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正式成立。 1940年8月20日托氏为史大林派遣的凶手杰克逊暗杀。 （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 （1943年5月22日第三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1946年纽伦堡进行纳粹战犯审判。托氏遗妻娜塔利亚致电法庭，要求公布斯大林指控的托洛茨基勾结纳粹的任何文件，有苏联参加的法庭默不作答。）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 （1956年2月，联共二十次大会，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
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传记·回忆·评论 传记·回忆 托洛茨基简略年谱双山编 列夫·托洛茨基（﹝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回望革命家》系列，2020年6月10日） 托洛茨基与不断革命论（幻灯片）【本片PDF下载】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工农红军的总指挥（录自《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传记）（多伊彻）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肯内特·D·阿克曼（KennethD.Ackerman），2016 《托洛茨基流亡生涯》〔法〕让·范·埃热努尔（JeanvanHeijenoort），1978 托洛茨基流亡生涯.pdf 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政治生涯中鲜为人知的一页（塔·萨尔塔纳特，1991） 父与子（娜塔莉娅·谢多娃，刊载于《第四国际》第2卷第7期，1941年8月） 托洛茨基最后的子孙：采访埃斯特万·沃尔科夫（2017年12月17日） 评论·纪念 列昂·托洛茨基如何组织军队——在巨大的困难面前，他打造了一支无敌的军事力量（﹝美国﹞约翰·G·怀特，1941年8月） 在埃斯特万·沃尔科夫95岁生日和托洛茨基博物馆的在线庆祝活动上的致辞（﹝美﹞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1年3月） 《先知三部曲》第三版译者前言（施用勤，2022年8月14日）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译者前言（施用勤，2009年） 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评杜应国《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施用勤，2005年） 诡辩与第一手资料的对决——答杜应国先生（施用勤，2007年） 〔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列夫·托洛茨基——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老师（李福仁，1944年8月） 佐佐木力《托洛茨基与苏联的科学发展》（1998年2月23日）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923年） 记住列夫·托洛茨基！（〔美〕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67） 托洛茨基：世纪明灯（﹝法国﹞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2000） 托洛茨基（〔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924年4月19日） 流放的托洛茨基（〔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929年2月23日） 纪念列夫·托洛茨基遇刺79周年（〔美〕比尔·范奥肯，2019年8月21日）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红色拿破仑（刘易斯·布莱恩特，1923年） 越飞遗言——给托洛次基的信（1927年11月） 为了纪念这位老人（詹姆斯·坎农作于托洛茨基追悼会，1940年8月28日） 胜利的组织者（卡尔·拉狄克，1923年8月24日） 托洛茨基怎样预示苏联的解体（迈尔斯〔JimMiles〕，1994年11月） 流放中的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建立（〔美〕阿奇·格蒂，1986） 托洛茨基论工农联盟和强迫集体化问题（美）理查德B·戴RichardDay，1981年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脚下的安德烈·布勒东和列夫·托洛茨基——纪念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成立80周年（米歇尔·罗伊（MichaelLöwy），2018） 施用勤《富尔教授的谎言》（2016│2020） 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施用勤译审访谈录（沈文涛，2017年） 古巴“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相关文献 托洛茨基抵达哈瓦那（﹝墨西哥﹞帕布罗·奥本弗里（PabloOprinari），2019年5月30日） 当今古巴对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论（﹝西班牙﹞塞尔拉（HéctorPuenteSierra），2019年6月） “在古巴我们需要托洛茨基才能理解苏联发生的一切”——访谈“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组织者、古巴学者加西亚（2019年5月27日） 托洛茨基思想在古巴——采访2019年5月6~8日哈瓦那托洛茨基会议主办方（﹝加拿大﹞罗勃·莱昂斯（RobLyons），2019年6月4日） 坎农，沙赫特曼和早期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布莱恩·帕尔默在哈瓦那“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2019年5月19日） （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pdf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pdf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林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的聘请，那将是做得很对的。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如果您随时注意，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的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在实践中会熟悉全部机构，并且会不得不注意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收到的第一手的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市场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1]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些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候而已。当时问题是在于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这一点至少对我们来说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下述情况的的确确是事实：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梦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而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很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叫做杰·古耳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的钱财，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2]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3]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4]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的那本小册子［注：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5]。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了。首先必需出版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至于谈到党内争吵，反对派的先生们硬是把我拉了进去，使我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恩斯特先生对待我的行为，除非称之为幼稚，是无法形容的。[6]至于这个人有病，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写作，那我表示遗憾。但是这个人具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以致不把别人的话读成相反的意思，就连一行也读不下去，这样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力用于其他方面，而不能用于社会主义这个非幻想的方面。让他去写小说、剧本、文艺评论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他只会损害资产阶级教育，从而对我们有利。也许他那时会成熟起来，在我们的领域里也能有所作为。但是，应该说，这个反对派所表现出来的一大堆幼稚的胡说八道和绝对愚蠢的东西，是我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而这些极端自负、目空一切的无知青年竟然想规定党的策略！我仅从倍倍尔在维也纳《工人报》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通讯中[7]所了解到的东西，比从这些人的全部胡说八道中了解到的更多。而他们自以为，他们比这位如此惊人正确地了解情况、如此有说服力地简单描绘情况的头脑清楚的人更了不起！这都是些失败的美文学家，而即使是有成就的美文学家，也是令人厌恶的家伙。 如果《人民论坛》停刊，我感到很遗憾。在您主持编辑下看得很清楚：这个理论内容多于时事内容的周刊，已经能拿出一些东西来，而我也知道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撰稿人！但在《新时代》成为周刊以后，是否能和《新时代》同时坚持下去，看来确实是有问题的。无论如何，您本人将会很高兴摆脱编辑的一切甘苦，并且有时间从事纯新闻工作以外的其他事情。在今后一些日子里柏林还会有最近这次争吵的各种余波，而谁要是卷了进去，就会一事无成。 发表我那封信的片断没有坏处[8]，但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信是凭记忆写的，写得很快，又没有查对等等，因此总有一些考虑不周的说法会被我们在莱茵称之为小捣蛋鬼的那种人抓住的，天知道他会从中引出什么样的谬论。 十分感谢您预先祝贺我还有一个月才到的七十岁生日。我目前感到身体非常好，只是还必须保护眼睛，不能在煤气灯下写东西。但愿能继续如此。 我的信该结束了。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恩格斯指1842—1844年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实习经商。这几年在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第286、484页。 [2]拿破仑法典——这里指资产阶级法体系，即在拿破仑第一统治下于1804—1810年通过的五种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第383、488页。 [3]鉴于1890年9月16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恩斯特的文章，他歪曲恩格斯的意见，企图把恩格斯说成和“青年派”（见注353）持有一致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93—99页），其中附了他1890年6月5日给恩斯特的信的一部分。——第409、491页。 [4]指1688年政变。政变的结果，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并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为首的君主立宪制（从1689年起）。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把这次政变称之为“光荣革命”。——第489页。 [5]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承认神是世界的无个性的理性的始因，但否认神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不止一次地从唯理论立场出发，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行为。但是，自然神论者同时又与宗教妥协，主张为人民群众保留具有合理形式的宗教。——第489页。 [6]关于工作日那章，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4章标题为《所谓原始积累》。——第490页。 [7]大概是指1890年10月10日《工人报》第41期“在国外。德国”栏内的通讯，注明“10月7日于柏林”。——第492页。 [8]指1890年9月27日《柏林人民论坛》第39期发表了恩格斯1890年8月5日给施米特的信的一部分（见本卷第432页）。——第492页。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致约瑟夫·布洛赫 科尼斯堡 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3日的来信，我在福克斯顿时就转给我了，但是我在那里手头没有所提到的那本书［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所以不能答复您。[1]12日回来后，我又遇到一大堆刻不容缓的工作，所以到今天才来给您写几行。这就是我复信迟的原因，为此请您原谅。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您看《起源》第十九页[2]的描述，普那路亚家庭形成的过程是逐步逐步的，甚至在本世纪，夏威夷群岛王室家庭中还有兄弟和姐妹（同一母亲生的）结婚的。而在整个古代史时期，都可以遇到这种婚姻的例子，例如托勒密王朝还有这种情况。可是在这里，也是第二点，应当区别母亲方面或只是父亲方面的兄弟和姐妹。’αδελφós，’αδελφń［注：兄弟、姐妹。——编者注］这两个词是从δελφús即妈妈一词来的，因此原来的意思只是母亲方面的兄弟和姐妹。从母权制时期起还长期保留这样的概念：同一母亲的子女，虽然是不同父亲的，也比同一父亲但不同母亲的子女彼此更亲。普那路亚形式的家庭只排除前者之间的婚姻，而绝不排除后者之间的婚姻，因为根据相应的概念，后者甚至根本不算亲属（因为起作用的是母权制）。在古代看到的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据我所知，局限于夫妻双方或者是不同母亲生的，或者是不能确定但也不能排除他们是由不同母亲生的。因此，这些婚姻决不违反普那路亚的风俗。您还忽视了这一点：在普那路亚时期和希腊的一夫一妻制时期之间，发生了使情况大变的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飞跃。 瓦克斯穆特在他的《希腊古代》中写道，在英雄时代，希腊人 “很近的亲属（除了父母与子女）结成夫妻，并不引起任何反对”（第3卷第157页）。“和亲姐妹结婚，在克里特岛不认为是不道德的”（同上，第170页）。 后面的意见是根据斯特拉本（第10卷［注：斯特拉本《地理学》。——编者注］）得出的，只是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地方，因为原书没有分章。关于亲姐妹，在没有相反的证明时，我理解这里是指同父的姐妹。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来判定您的第一个主要论据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昨天（这段是9月22日写的）又发现一个决定性的地方，可以完全证实我上面所谈的，舍曼在他的《希腊的古代》（1885年柏林版第1卷第52页）中说： “可是，大家知道，异母所生的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在后来的希腊不算血亲婚配。” 但愿，我已经力求写得简短的那些极长的复合句，不致使您吓坏吧！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约瑟夫·布洛赫在1890年9月3日的信中向恩格斯提出如下两个问题：1.为什么甚至在血缘家庭绝迹之后，在希腊人那里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并没有成为非法的；2.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呢，还是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坚实基础，而其他关系本身也还是能发生作用的。——第459页。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9—50页。——第459页。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于伦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于伦敦）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的评论，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讨厌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流人中间反正已经退化为空话的问题本身。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非常强大，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反社会党人法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非常强大，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些成绩，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过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
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致保尔·恩斯特[1] 柏林 ［草稿］ 1890年6月5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很遗憾，我不能满足您的请求而给您写一封您可以用来反对巴尔先生的信。[2]这会使我卷入同他的公开争论，而我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因此，我给您写的东西只供您个人参考。 况且我完全不了解您所谓的北方妇女运动。我只看过易卜生的几出戏剧，因此根本不知道，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中追名逐利的妇女们有点歇斯底里地彻夜读书，这是否要由易卜生负什么责任。 可是，人们习惯于叫做妇女问题的范围很广，在一封信里要把它讲透彻或者哪怕是讲得少许令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决不会“采取”巴尔先生强加于他的“观点”。他不可能得出如此荒谬的东西。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一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处于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败的伟大运动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集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力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象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多年来处于停滞状况的运动毕竟开始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也是这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时，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把它们彻底研究一番的。 现在再回到我们开头谈的，即巴尔先生的问题，我必须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在德国，人们彼此相处非常庄重。看来，俏皮和幽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严格禁止，而沉闷却成了公民的义务。否则，您无疑会稍微细致地考察一下巴尔先生的失掉一切“历史发展”特点的“妇女”的。妇女的皮肤是历史的发展，因为它必定是白色或黑色、黄色、棕色或红色的，——因此，她不会有人类的皮肤。妇女的头发是历史的发展——是卷的或波纹的、弯的或直的；是黑色、红黄色或淡黄色的。因此，她也不可能有人类的头发。如果把她身上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同皮肤和头发一起统统去掉，“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原来的妇女”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干脆地说，这就是雌的类人猿。那就让巴尔先生把这个“容易感触到和看清楚的”雌类人猿，连同其一切“自然本能”抱进自己的被窝里去吧。 注释： [1]鉴于1890年9月16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恩斯特的文章，他歪曲恩格斯的意见，企图把恩格斯说成和“青年派”（见注353）持有一致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93—99页），其中附了他1890年6月5日给恩斯特的信的一部分。——第409、491页。 [2]保·恩斯特在1890年5月31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在他同海·巴尔的争论中予以援助，因为海·巴尔在1890年5月28日《现代生活自由论坛》（《FreieBühnefürmodernesLeben》杂志第17期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恩斯特《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文（载于1890年5月14日《自由论坛》第15期）的文章《妇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第409页。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伦敦 ［草稿］ [1888年4月初于伦敦] 亲爱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象我的朋友、您的译者艾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而对救世军[1]所作的处理上，这些人物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只要如实地叙述，就能使它变成新故事。 您的阿瑟·格兰特先生是一个杰作。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2]；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3]，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象伦敦东头［注：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 注释： [1]救世军是反动的宗教慈善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在英国创立，后来它的活动又扩展到其他国家（1880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才采用这个名称）。该组织利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其目的是使劳动群众离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救世军的传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表面上谴责富人的利己主义。——第40页。 [2]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第42、278页。 [3]恩格斯这里指的是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团体；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原来所在的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失去的幻想》和中篇小说《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绘了“在圣玛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歇尔·克雷田。巴尔扎克称他为“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第42、262页。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恩格斯（1895年3月6日）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期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期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期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期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四期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3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归社会。这些先生未必能说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森林及其他补贴在内的贫民救济吗？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手段正是我们所想要废除的。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inpartibus〔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胜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在在第三期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起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编入人数达数百万之众的军队，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预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争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军费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1874年为352000，1877年为493000。接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票，1887年为763000票，1890年为1427000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启程。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期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k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demoyendeduperiequ’ilaétéjusqu’icieninstrument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虽然甚至在防卫一个市区时——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时——也是必要的条件，但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是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设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斗争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经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和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预者、暴动者、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末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没有增长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速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霰弹发射的大炮，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都需要有特种子弹，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门适合的作战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他们也同样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向敌人要求，要敌人把军队排列成像在老弗里茨时代那样的阵式，或是排列成像在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里持着燧发枪。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好几次革命挖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干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情况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一致认定再不能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年轻的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经终的。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légaliténoustue——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疯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祖传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而这些推翻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竟在那里埋怨变革！QuistuleritGracchosdeseditionequerentes?〔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变革呢？ 可是让他们去通过他们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让他们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吧，让他们把全部刑法都变成橡胶式的东西吧，——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要给社会民主党以严重打击，他们就还得采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办法。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鲍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可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驱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regisvoluntassupremalex!〔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这里需要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经诉你们。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曾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活动过。这个变革党曾经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没有祖国的，它是国际性的；它蔓延于帝国各处，从高卢直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变革党，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占统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军礼时，属于变革党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请原谅，我该说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萨克森禁止了红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剥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502] （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提出了农民问题，感到非常惊奇。其实，他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鲁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靠自己经营为生的农民；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注：德文原文是wird《gelegt》。Bauernlegen〔驱逐农民〕是德国历史上放逐、剥夺农民的叫法。（弗·伊·列宁在他译的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上加的注。）］，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 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像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市民。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过安逸生活的农民，记起了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东西都已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止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以廉价的粮食充塞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进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他们是为自己利益奋斗的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已成长起来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了，更加广阔而深刻了，它们已变成了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社会党是以明确理解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而与其他政党不同，因此它早就揭露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掩盖在羊皮下边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不能心安理得地把注定灭亡的农民留在他们的伪保护者手中，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呢？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一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正如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着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某些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按地区而各不相同，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活家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使这种手工业有可能保持不然就会低得不能想像的低微工资，以保证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这一类型是最重要的，并且一般说来不仅对于西欧是如此。不，对于整个问题说来，重心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农民上面。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也如小手工业者一样，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资料这点上不同于现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所以，这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罕有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属于代役租和徭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是有三方面不同的。第一，法国革命已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主担负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他保证了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古老公社土地的权利。公社的土地一部分被他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用欺诈手段从他手中掠夺去了，从而现代的小农便丧失了不购买饲料而喂养耕畜的可能。而在经济方面，丧失公社土地使用权的意义，要比废除封建地租重大得多；无法喂养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地增长起来。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他们所获得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他的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所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作为交换物的生产品或作为互助的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以货币经济和大工业把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如果说公社土地是农民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那末工业副业则是第二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农民一个又一个地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愈来愈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他为了保持他那一小块危机四伏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愈加艰苦，他便愈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倾向于把那些对他说应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与这种成见作斗争呢？在不改变自己原来立场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提出些什么建议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予以重视，因为它是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503]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工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工资最低限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并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其款项用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佃农也在内）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5000法郎的土地，废除在土地转手时征的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Codecovil〔民法典〕第二一○二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订早已过时了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专门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佃农调解法庭正在明显地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农民合作社在莱茵河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特别损害就可实现的。我们说这一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决不是要责难它，——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越吃胃口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觉到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怎么可以帮助农民（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私有者农民来帮助）而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预防这种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财产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绪论以及今年9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要求本身。 绪论是这样开始的：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如果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那末，——至少在现代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estfatalementappeléàdisparaî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者分隔开来，就会使无产者化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现在游手好闲的私有者实行剥夺之后，占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大地产，那末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所有者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时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的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个“绪论”。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一论点之后，应该添上一段，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愈来愈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所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个人占有本来就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末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全然绝迹，起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获得一天安逸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二一○二条删掉，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现代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说得如此笼统的后面这点，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错误想法，仿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私有者，把满身债务的私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私有者。自然，社会主义是要设法使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消失的，但不是用这种方法。 无论如何，事情已弄到在纲领的绪论部分竟率直地宣称，仿佛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宣布社会主义的职责是在于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曾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绪论委托社会主义“保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断言这一所有制“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简单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者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所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小农的所有权。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时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站到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去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保护那些有时“剥削短工”——确实就是这样说的呀！——的法国佃农。这是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 既已踏上了斜坡路，那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滚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来见法国社会党人，请求他们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张罗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剥削男女长工方面加以保护，借口是说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收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方面的“剥削”，——那末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输入事项转交国家管理的建议）也派到他们那里去，借口说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并不像别人可能觉得的那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的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农民必须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栽种甜菜：他们得向一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得购买一定的种子，使用一定数量的严格规定的肥料，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无情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是很熟悉的。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率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一段以它现在这种极为笼统的提法，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词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被用来做出不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末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歪曲的解释。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同样没有人们可能想像的那种坏意思；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只是没有考虑到罢了；但是可惜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上了当；要是有人在字眼上挑他们的毛病，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新的补充。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词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取得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交给小农支配。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代之以对3000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的单一的累进税。” 许多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这一类的要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真正意义被理解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9000万英镑。其中有1350万至1400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7600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总合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9000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120英镑（3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1865—1875年是24000万英镑。假定现在每年是3亿英镑；9000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场合便会吞没全部积累的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作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大概自己也意识到，农民必得长久地等待这种税收改革，因此“暂且”（enattendant）向他们提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田；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有利的。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做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是颇得人心的，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给每个农民一年之内用一天以上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末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的法律制裁的。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在特别需要贷款时难于获得贷款。 “公费治疗并按成本供给药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应召预备役士兵在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减低肥料、农业机器和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绪论的后面，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希望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的。 二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觉得，他们在试图接近农民时，杠杆没有使对。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尽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们只有凭借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寻找根据，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诊断。如果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维护一种自己宣布为注定要灭亡的事物）；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共同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最后，或者对于小农只有很小的意义；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本身便改正了错误的引言，并把绪论中那些表面上令人生畏的响亮词句化为事实上极其无伤大体的措施。 老实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的教育和隔绝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支持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诺言，才能立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农变成自由的私有者，而对于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私有者即解除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就没有解放农民，而只是把他们灭亡的时间延缓了一下。 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希望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应有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经济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所奏的是些什么样的调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是完全从另一个方向寻找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末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 那末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原理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他们的国家里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得几乎完全是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就已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在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可能性去从事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各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决定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受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钱，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末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何处为止算是诚实，从何处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所给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我们这样做，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而经济发展是会使农民的头脑了解我们的话的。 然而，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者们在实质上是跟我抱有同样观点的。他们甚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是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的。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法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理事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504]南特纲领在措词上的矛盾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了解，他们的言论被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继承人分家，同时还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一系列过渡阶段。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在利益和观点上是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他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但是，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经营又到处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做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还存在真正的大农和中农，他们就非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支持小块土地农民想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谬的话，那末向大农和中农做这样的许诺就几乎是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希望把自己的地位永久保存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他们会看到就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的。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要准备在将来分享其他一切工人将有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更关心得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是决不能给的。要是这样，他们就只有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我们确切地知道如下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和海外廉价的粮食生产，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衰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去听天由命，而去同那些一定会对我们表示同情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绝实行强力的剥夺，不过我们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学到乖的。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阶级，因而我们的任务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在什么条件下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农场之转变为公有农场在这里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并且可以马上实行，比方说，就像在克虏伯先生或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一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使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看到合作的大规模农场的优越性，而且也许会使某些大农看到这些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愈来愈欠债，愈来愈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愈来愈拚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之作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他们握有在这里提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握有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厂和酿酒工厂握有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未握有整个的王国。他们都是散布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在争取经济和政治优势的斗争中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优越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止地日益扩大；只是法律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的半农奴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无限制地剥削农业工人的可能性，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在这些工人当中，只要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末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种野蛮劫掠成分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个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革命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把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比吸引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吸引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场所，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那末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近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 写于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0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注释： [502]“法德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它是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为“新时代”杂志撰写的。促使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言论，首先是他在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纲领的补充报告（见注500）。福尔马尔在说明他所建议的措施时，引述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仿佛那个纲领真是得到恩格斯赞同的。恩格斯对这种说法先已驳斥（见本卷第561—562页），但他认为有必要专门写篇文章来阐述在农民问题上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基本原则，有必要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以及在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加以批判。恩格斯的文章不仅是对德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的打击，而且是对国际机会主义的打击。在恩格斯的批评的影响下，在1895年举行的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之前的辩论中以及在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的立场，其中包括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受到了谴责。但是，后来由于第二国际各党机会主义倾向增长，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问题的观点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被土地问题上的各种庸俗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念所偷换。弗·伊·列宁坚决反对了这些观念，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恩格斯生前，“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曾转载于波兰杂志“黎明”1894年第12期，标题是：“农民问题”。1903年2月，弗·伊·列宁为了准备在巴黎社会科学俄文高等学校作土地问题的讲演，曾把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565—569页）译成俄文（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的手稿已公布，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册第295—300页）。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和某些个别的段落，本版基本上采用了列宁的译文。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一个俄文单行版本由格·瓦·普列汉诺夫校订并写序言，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第563页。 [503]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有了高涨，并且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纲领也包含了许多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与私有者情绪、甚至对它的富裕阶层的剥削意图作了某些让步。在党的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更加深了这些反映了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的错误。——第569页。 [504]恩格斯提到的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第583页。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1894年1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1894年11月12日） 据党的报刊报道，福尔马尔同志10月25日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中发言时，援引了在南特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500]的决议，说它们“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赞同”。据“前进报”11月10日报道，我们敌人的报刊也在传播这种说法。[501]因此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错误，显然，福尔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 根据我的记忆，关于南特纲领我只往法国寄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在代表大会以前为了回答一位法国同志［注：大概是保·拉法格。——编者注］的询问而写的，它的内容归纳起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干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丝毫不能反对的；但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 在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二封信中，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看法，即在社会党人范围内，我们的法国朋友在想要不仅永远保存小农私有者，而且永远保存剥削别人劳动的小佃农方面将是孤立的。 因此，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的话，那末我所说的就恰好是同福尔马尔所听说的相反的东西。 但是，既然我已被牵连进来，那末，看来除了把我的观点说得更明确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此我打算在“新时代”上登载一篇不长的文章，说明和论证我的观点［注：见本卷第563—587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1894年11月12日于伦敦 载于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268号和1894年11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第43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注释： [500]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来说，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党人的1893—1894年的所谓“恶毒法”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本卷刊载的“法德农民问题”。——第561页。 [501]恩格斯指1894年11月10日“前进报”第263号发表的“再论党代表大会”一文。这篇文章对利用福尔马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机会主义言论来诬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科伦人民报”（《KölnischeVolkszeitung》）进行了回击。——第561页。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和7月16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467] （1894年6月19和7月16日之间） 一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教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竟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468]，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早期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注：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469]止，情况一直都是这样。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都是这样或差不多这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终归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瑞日卡所领导的捷克塔博尔派[470]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才逐渐消失，到1830年后又再现于共产主义者工人身上。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在厄内斯特·勒南说：“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这句话之前很久，就求助于早期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任意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471]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一位过去国际的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创伤，至少在某一方面的创伤，能不绽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cotisationsnerentrentpas——捐款不来！好多六十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可讲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特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持另外的看法。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平易的唯理论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一个生于赫勒斯滂的帕里城、自称为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一生的历史。这位佩雷格林年轻的时候是在阿尔明尼亚以通奸开始其冒险活动的，他在犯罪地点当场被拿获，将按当地习俗被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又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而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472]：“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奇妙的教义。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以致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作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捉了起来，投进监狱……当他因此而身被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顾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一些基督徒则买通禁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甚至有基督教会的使者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事情关系到他们的教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在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以致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自以为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牺牲自己。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诡辩家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外在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手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给他以保护，保证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教会。”[473]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他大约从1840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474]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一个魁梧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胡涂蛋；不久他就死了。接着来的是他的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诱了过去。这位库尔曼给他们做过讲演，这些讲演于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曾表达出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苦难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切感到不安的东西……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康尔曼博士。他发表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为现实的精神王国的学说。”[475]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平常的故做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天真老实的魏特林派像那些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当做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而对之存有不可克服的疑心；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善做动人表情的装腔做势能手给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idest〔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财富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财富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瓦得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在运动正在争夺新地盘的边远地方，像这样的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如果说，各国工人政党里都要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物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476]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那末，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没有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会不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会找不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无论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或是最初的基督徒，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是无比的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二 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早期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曾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杜宾根学派[477]，广义来说，应该把戴维·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达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可能做的最高限度。它承认，所有四篇福音书都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大部分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作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杜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摈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478]。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给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那种所谓基督教是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凭自己一劳永逸地大体上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的奇谈，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479]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它——至少就其成为世界宗教时的状况而言——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做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做得太过分了。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五十年，丢开罗马史学家的与此不符的记述，并且一般地以很随意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只是到了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著作则只是在阿德里安、安敦尼和马可·奥里略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这里，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教会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如果说杜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那末，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此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它的写作时间的判定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出的；所以它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基督徒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早期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是所谓的约翰启示录；而且因为本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这一篇，现在已由于德国的批判而变得最易懂、最清楚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激动不安。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164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480]时的纪元250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十五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即使在专家圈子之外也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而尤甚得多的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一堆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明白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481]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居着首要地位。早期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来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482]曾在基督纪元二世纪时热心地从事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mathematici〔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483]——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一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蒙蔽读者是应该的。它们（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484]）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大都比这些作品的假想作者晚得多——写的，而且它们所预言的也主要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证实自己预言的效验的办法，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假如约翰启示录果真是它那假想的作者所作，那它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的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极其尊重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历史存在虽不完全可信但或然性仍很大的使徒约翰。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那末这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将最有力地证实，此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早期基督教。但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绝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祭司长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485]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不知道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赎了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早期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赎掉。这样一来，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恢复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这一篇里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篇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把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称做别的什么，而只是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每拿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但一会的人。” 谈到别迦摩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固然他们的犹太教对先前的犹太教而言是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先是144000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12000人，随后才是无数前来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69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这一点，还很少意识到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欢悦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它们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做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做斗争，这既是最早的基督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残酷至少不下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早期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1848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并且起码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 最初的基督徒也是分裂成无数的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别迦摩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每拿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属于撒但一会的人，别迦摩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不是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说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1869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486]一书中（第303—305、367—370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使徒书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而使徒行传和使徒书至少就其今本来说是比启示录起码要迟六十年才写成的著作，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是极可怀疑的，而且是彼此完全互相矛盾的。而有决定意义的是这样一点：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别迦摩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也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上的144000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属于早期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同时，把多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也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三十年代圣西门派的《réhabilitationdelaChair》〔“肉体复权”〕——德文译作《WiedereinsetzungdesFleisches》——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注：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不论在柏林或在自己的庄园里，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再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还不止这样的话，不知道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而且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从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置之一笑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做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热心家也可以把它们写得同样好。 三 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69年的经过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进入早期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哪样一些人呢？正像作为革命因素所应该的那样，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蓄奴各州的meanwhites〔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放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放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做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亲属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利普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诉讼程序、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缴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同样，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则宁可把死后的永生看做是一种不幸。可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而事实上只是靠着对彼岸世界里的报偿的希望，斯多葛—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之一。 但这种天堂乐园绝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残酷斗争才获得与打开的。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是很快就要到来的。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模板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出，至少是部分写出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那种虚假的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没有像他描写的那样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的仇敌，要给恨你们的人祝福”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健康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们，并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醡，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这样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正在进行斗争，而àlaguerrecommeàlaguerre〔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号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四十二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的一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关闭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之中，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一千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教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可怕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幸福快乐的。 就这一预言对当时事件的关系而给它做出解释，要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艾瓦德、吕克和费迪南德·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也为斐神学界所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不会久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并出自那七位之中，并且归于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作王，但已经医好了，而且将要回来，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第13章第7—18节）。 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究竟是谁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作第一，那末第二该是提比利乌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作王是从68年6月9日至69年1月15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暴动起来，而在其他行省，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 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69年4月15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谁呢？666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三百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做数字元来使用：ａ＝1；ｂ＝2；ｇ＝3；ｄ＝4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做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来表示密语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gematriah——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mathematici〔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666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岛斯在二世纪末在666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616，它至少出现在许多人还知道这个数字之谜的时候。[487]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费迪南德·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禄。数字的根据是（尼禄凯撒），即有犹太圣法经传和巴尔米拉铭文为证的希腊字ＮêronKaisar（尼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n（num）＝50；r（resch）＝200；w（waw）代替o＝6；n（nun）＝50；k（koph）＝100；s（samech）＝60；r（resch）＝200；合计＝666。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NeroCaesar做根据，那末去掉第二个nun＝50，我们就得出666－50＝616，即伊里奈岛斯的那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都为突然的动乱所笼罩。加尔巴自己就曾带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到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叫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僭望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之祸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转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尤其被这些消息所吓倒。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众多的归附者盘踞在佩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特诺斯（现在的特尔米亚）岛上，直到他——还在奥托时代——被杀死。这样，在尼禄对之进行了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开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再来，认为他的回转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信其来临可使殉道者欣然就死的千年王国“很快”就要到来，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岛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三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要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做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勃莱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1836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可怕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可怕的审判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虔诚的启示录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1836年，斐·贝纳里给666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gematriah〔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做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12000斯达第＝2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500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水的河从城中穿过，河两岸长着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根据勒南的看法，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488]第542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68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parceresubjectisacdebellaresuperbos〔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可怕的审判日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以赛亚书中的富有诗意的一处（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也同样是从神产生出来的——虽然地位较低。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做了赎罪的牺牲，为此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他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作他的特殊功勋，而不是被当作其内在本质必然产生出的一种东西。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做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489]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在流放[490]以后——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它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尔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九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491]第1册第227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和它的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教会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然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还完全不知道他是某种不同于犹太人的人。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000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并且用羔羊的血把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不知道。如果说在路德的译文中，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deipnêsô——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Ishallsupwith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68年或69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注：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连杜宾根学派还承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也都如布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晚出的作品”；以下与德文版同。——编者注］，或者最多也只是旧有无名作家的著述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学者才加以否认。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四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埃达”[492]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写于1894年6月19和7月16日之间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467]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著作之一，是恩格斯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问题多年研究的成果。据恩格斯自己说，从1841年起他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和“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7—13页）两篇文章里，已经部分地论述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本文是为“新时代”杂志写的，发表在该杂志1894年第1期和第2期上。这一著作当恩格斯在世时还用法文在1895年4月和5月“社会发展”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刊登过，是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是在1906年。“社会发展”（《LeDevenirsocial》）是一家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95年至1898年在巴黎出版。——第523页。 [468]安·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第108页（A．Menger．《DasRechtaufdenvollenArbeitsertragingeschichtlicherDarstellung》．Stuttgart，1886，S．108）。对该书的批判，见“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95—516页）。——第525页。 [469]恩格斯指的是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的领袖是伊斯兰教传教士穆罕默德·阿罕默德，他自称为“马赫迪”，即“救世主”。起义于1881年开始，1883—1884年获得卓越的胜利，几乎全部国土都从七十年代开始侵入苏丹的英国殖民军队手中解放了出来。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只是到了1899年，英国殖民军队利用这个国家由于不断打仗和发生部落纷争而造成的内部削弱，同时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才征服了苏丹。——第526页。 [470]塔博尔派是十五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捷克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他们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在塔博尔派中间，以宗教形式传播着确立财产平等的号召，他们并曾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塔博尔派，是击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捷克进行的五次十字军征讨的胡斯派军队的核心。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的叛卖行为——屡次反对塔博尔派并同外国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妥协来对付他们，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第526页。 [471]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巴黎版第1—8卷（E．Renan．《Histoiredesoriginesduchristianisme》．Vol．1-8，Paris，1863—1883）。——第527页。 [472]恩格斯从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话，并不符合于肖特的译文，而是符合于奥·鲍利译的这篇作品的德译文［见“琉善文集”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13卷第1618—1620和1622页（《Lucian’sWerke》．Bd．13，Stuttgart，1831，S．1618-1620und1622）］。——第527页。 [473]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和16章。——第528页。 [474]恩格斯指的是威廉·魏特林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支部。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讲述了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14—232页）。——第529页。 [475]格·库尔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年日内瓦版第Ⅷ、Ⅸ页（G．Kuhlmann．《DieNeueWeltoderdasReichdesGeistesaufErden．Verkündigung》．Genf，1845，Ｓ．ⅧｕｎｄⅨ）。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穿了库尔曼的“预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29—640页）。——第529页。 [476]“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个宗教派别是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第530页。 [477]杜宾根神学学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创立的一个研究并批判圣经的学派。这一派人批判新约诸书中的矛盾和历史谬误，但又力图把圣经里的某些说法作为符合历史的东西保留下来。可是这些从事研究的人无意中使圣经的威信受到破坏。——第531页。 [478]对新约的批判，见布·鲍威尔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批判”1840年不来梅版（《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sJohannes》．Bremen，1840），“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Bd．Ⅰ-Ⅱ，Leipzig，1841）；此书第3卷用“复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unddesJohannes》）的名称于1842年在不伦瑞克出版。在宗教史文献中把前三部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为复类福音作者。——第531页。 [479]斯多葛派哲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的，一直存在到公元六世纪。这个哲学派别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特别注意道德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问题用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加以解释。他们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532页。 [480]指康莫迪安的著作“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CarmenapologeticumadversusJudaeosetgentes》）——第533页。 [481]喀巴拉（希伯来语，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经文进行解释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词和数码赋予特殊的象征性含义。这种办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间，后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第533页。 [482]诺斯替教派——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一至二世纪时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的、犹太教的、各种多神教的以及唯心主义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意为“真知”）的神秘学说——通过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派的特点在于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斥诺斯替教为异端，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残酷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第534页。 [483]塔西佗“编年史”第12篇第52章和“历史”第2篇第62章。——第534页。 [484]西维拉占语集——据传为古代一游方“女预言家”（库马城的西维拉）所作，在古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过很大作用。——第534页。 [485]尼西亚宗教会议——第一次所谓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的信条（正统基督教会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从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可以看出，教会和国家紧密联合了起来，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第535页。 [486]E．Renan．《SaintPaul》．Paris，1869。此书为勒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著作（见注471）的第四卷。——第538页。 [487]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5卷第28—30章。——第547页。 [488]E．Renan．《L’Antechrist》．Paris，1873。此书为勒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著作（见注471）的第四卷。——第549页。 [489]曾德—阿维斯陀是十八至十九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正确的名称。阿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捷尔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元论观念。阿维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九世纪直到公元三至四世纪。——第550页。 [490]指公元前六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者叫做“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97年攻占耶路撒冷和公元前586年最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强制移居巴比伦。公元前六世纪三十年代，波斯皇帝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许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第550页。 [491]雅·菲·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册出版于1830年，第2册出版于1836年（J．Ph．Fallmerayer．《GeschichtederHalbinselMoreaw?hrenddesMittelalters》．StuttgartundTübingen；ErsterTheil-1830，ZweiterTheil—1836）。——第550页。 [492]埃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埃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编的古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埃达”）。“埃达”中关于多神教诸神和英雄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第552页。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443]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如果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为“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特卡乔夫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宣称自己在西欧面前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也为受到我的批评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辩护得如此激烈，仿佛我的批评是针对他本人似的。[444]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445]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研究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盛行于日耳曼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被强行消灭，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发现公社能使他在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446] 因此，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对俄国来说则已经解决。 盲目模仿赫尔岑的特卡乔夫，也把事情看得像赫尔岑那样简单。虽然在1875年他已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是他说，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天之骄子，那末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宣扬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天之骄子；据说不是西欧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斗争给旧的经济世界带来新生，不，它的这一新生将来自俄国农民的最深处。我的批评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比赫尔岑和特卡乔夫之流无比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由于俄国的文化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出来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些地方发现他有弱点，发现他的视野的局限性，那末我们只有对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得多而感到惊奇。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代社会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而在西方，个人已经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必要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我们看见，西方由于失去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5卷第16—19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注：在原文中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1885年日内瓦版）[447] 而在谈到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并在各户之间进行产品分配的乌拉尔哥萨克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使用机器耕田的时候，那末乌拉尔人到那时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百俄亩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131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土地共耕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土地共耕是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要知道我们这里也存在着兵营式共产主义），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塞尔的农户公社［Gehöferschaften］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现有的制度保存到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末，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本身，而是他们为之效劳的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的无法消除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财产掌握在农民公社手里。如果说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整个社会所有作为必要条件，那末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社所有制对于西方还只是行将建立的这种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不能作为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起点吗？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注：见本卷第504—506页。——编者注］里表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那样：“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克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公社和其他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同时又是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控制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一些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末原因不在于公社本身，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始祖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中还存在着的那种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社所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自然地或由于特别的决定而终止，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的观点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制度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克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日给普列汉诺夫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48]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入解体的俄国公社所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广泛地扩展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在给农民的份地比以前数量更少质量更坏的同时要农民担负支付赎金和更高捐税的负担，必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打开了大门，使那里生产的粮食能运到销售市场去；可是，沿着这些铁路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排挤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在此以前制造出类似的产品，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出售。历来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种关系在各地开始瓦解了，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于受富人奴役的地位。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不久曾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货币经济的浸入过程，在这里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体了。［注：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109—113页。[449]］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变为奴隶的债务人，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愈来愈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分用自己的签字来巩固俄国纸币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VestnikJevropy）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在“祖国纪事”（OtetschestvenyjaZapiski）上出来反对他。[450]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者，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VěstnikNarodnojVoli）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451]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强加给他的观点，仿佛他也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社所有制和急速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第一版附注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这一点。这一评语是这样的：“如果在欧洲大陆，这种……损害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如迄今以前一样同全国规模的黩武竞赛、国债竞赛、赋税竞赛、以及以优雅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竞赛等等手拉手地发展的话，——那末，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要在皮鞭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的帮助下来返老还童，正如半俄罗斯人但又是道地的莫斯科人赫尔岑如此认真地预言的那样（我们顺便指出，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页）[452]马克思接着说过[453]：“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尊敬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454]这位学者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说话的口气是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接着马克思还揭穿他的批评者所犯的一些错误；涉及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那末，我的批评者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谈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ispolnitel’nyjkomitet）的政府[455]。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十七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 因为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借助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甚至国内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而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出来，产生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根子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末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末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正是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正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冒失地投入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然会产生一些什么东西。而且也产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东西；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情况那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新的时期，即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一运动在这里采取了坚决进攻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自由。对农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认为从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我们已看到，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舞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战士虽然不过几百人，但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对于这些人，我们并不因为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天之骄子而去同他们争论。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义务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天之骄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愈来愈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迫使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维持宫廷的豪华生活，维持官僚，首先是维持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维持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国库的全部赤字了；于是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来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流通的不是黄金，而只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几种只征收黄金的关税，顺便指出，这种征收办法使这几种关税的税额提高百分之五十。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外国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期票，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用去换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去借新的外债，那末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样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这样就使政府拚命努力要在几年内把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到最高点。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下决心宣布国家破产。而这两种做法都将意味着俄国对外政策的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的意志。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吏们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不但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而且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即使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式的改变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这种情况下，进行改变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写于1894年1月上半月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443]《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注441）是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写的。恩格斯在论文集的序（见本卷第490—491页）里说到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为它写了详细的跋的原因。这篇跋的俄译文（连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劳动解放社”1894年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里，小册子由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印刷。这本小册子的译文是维拉·查苏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后译出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小册子写了序。后来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各种名称在俄国一再出版。——第494页。 [444]恩格斯指彼·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1874年‘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OffenerBriefanHerrnFriedrichEngels，VerfasserderArtikel《FlüchtlingsLiteratur》inNr．117und118des《Volksstaat》》，Jahrgang1874．Zürich，TypographiederTagwacht．1874）。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页。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答复特卡乔夫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9—609页和第610—623页）。——第494页。 [445]指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A．Haxthausen．《StudienüberinnernZustände，dasVolkslebenundinsbesonderedieläｎdlichenEinrichtungenRuβlands》．Th．Ⅰ—Ⅲ．Hannover-Berlin，1847—1852）。——第494页。 [446]亚·伊·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TheEnglishRepublic》）杂志编辑威·林顿的信是他在1854年1—2月写的，并且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林顿的杂志1854年第3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一段是从1885年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第9页转引来的，因此在本版中赫尔岑这封信的文字是照普列汉诺夫书中的那个样子。赫尔岑给林顿的信的全文，见亚·伊·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第497页。 [447]这里所引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5期。接下去引的他的另一篇文章“奥·啥克斯特豪森男爵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7期。两篇文章都收在1879年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5卷，以“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为总标题。在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16—17页上；后面紧接的第二段引文在第15页上。显然恩格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书上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因为这两段引文同该书一样。——第498页。 [4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6页。恩格斯在这里引“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时是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译文翻译回去的，因此原文中的引文同序言手稿中有关地方的德文稍有出入。——第503页。 [4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13—116页。——第504页。 [450]指载于1877年“欧洲通报”杂志第9册的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回答这篇文章而在1877年“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 “欧洲通报”（《ＢｅｃｍнｕｋＥβрｏｎы》）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家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从1866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8年以前该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是米·马·斯塔修列维奇。 “祖国纪事”（《ＯｍｅчｅｃｍβｅннｂｌｅЗａｎｕｃｋｕ》）是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年在彼得堡开始出版；1839年起成为当时最好的进步杂志之一。维·格·别林斯基参加杂志编辑部，亚·伊·赫尔岑等人为它撰稿。从1846年别林斯基退出编辑部后，“祖国纪事”的作用开始下降。从1863年杂志转到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手里以后，“祖国纪事”又走上新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间，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1877年）后，民粹派对该杂志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 “祖国纪事”不断受到书报检查的迫害并于1884年4月被沙皇政府封闭。——第504页。 [451]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是马克思在该杂志登载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后不久写的。这封信没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杂志第5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504页。 [452]K．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Ⅰ，Hamburg，1867，Ｓ．76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及其后各版里删去了这个附注。——第505页。 [453]以下是引自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的几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29和130页）。——第505页。 [4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7—18页。——第505页。 [455]显然是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党”（1876年秋至1879年秋）和“民意党”（1879年8月至1881年3月）的领导机关；后者曾宣布以恐怖手段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第506页。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1894年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1] （1894年1月26日） 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他们的胜利。他们既没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子改组国民生产。他们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益，反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够，他们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信用。 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就处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古老的压迫形式，它们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代遗留下来的（mezzadria〔对分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被牲口所排挤）；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曾发明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2] 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些地方已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呢？ 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小资产阶级，这些人目前还不是无产者，但却是未来的无产者。只有这个面临着经济破产并且已经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如果通过或多或少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那就只能是内阁的更换，卡瓦洛蒂这一帮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3]将会上台；如果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面对这些可能性，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党人［注：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社会党人”。——编者注］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4]——因此他们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成就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成就，他们只是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接受。因此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动看做是他们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者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马志尼主义者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和显著扩大活动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活动场所和活动自由更加扩大，至少对目前来说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形式。[5]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所以，当前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亲戚”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评，那么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他们积极合作的时刻可能会到来。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显然，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所代表的阶级的运动，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认为出动的时刻已经到来，那就让他们去发泄他们的激情吧。至于我们，我们受这些先生们的漂亮诺言欺骗的次数太多了，决不会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论是他们的阴谋，还是他们的声明，都不应该打动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任何一种真正的人民运动，那么，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绝。 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用不着人家来发号令，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突进的反对派。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子——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席位的错误。[6]。作为政府中的少数派，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由纯粹的共和主义者组成的多数派对工人阶级作出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同时，这些先生们加入政府就完全瘫痪了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来，而且有很大保留。至于我所强调的一般的策略，长期以来，我已经确信它的有效性；它从未丧失过这种有效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写于1894年1月26日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意大利文译本校对过 注释： [1]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库利绍娃和屠拉梯的请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1894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请恩格斯就当时意大利国内所酝酿的革命危机谈谈党的策略问题。这篇文章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上，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屠拉梯的译文有几处同恩格斯的手稿有出入。这篇文章还载于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7月12日第24号，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意大利的状况》。收在本版的恩格斯这封信，是根据用法文写的并发表在由费耳特里内利学院在米兰出版的1958年“年鉴”上的手稿译的。除了誊清稿以外，草稿也保存下来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在它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草稿。“社会民主党人”（《DerSozialdemokrat》）是一家德国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1894年至1895年在柏林出版。——第514页。 [2]恩格斯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9页）。——第514页。 [3]“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领袖是费·卡瓦洛蒂。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在许多场合都同社会主义者趋于一致。——第515页。 [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页和第502页。——第515页。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9—130页。——第516页。 [6]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阿尔伯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更不用说“民主主义者部长们”了）只是资产阶级政府可怜的装饰品而已。“改革报”（《LaRéforme》）是一家法国的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517页。
卡尔·肖莱马（1892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卡尔·肖莱马[322] 在曼彻斯特南面市公墓里今天垒起的一座新坟前哀悼的，不仅有各国科学界，而且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安息的大化学家，早在拉萨尔在德国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是个共产主义者了；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信念，直到逝世之前始终是德国社会党的积极的一员，并且按时缴纳党费。 卡尔·肖莱马于1834年9月30日生于达姆斯塔德；他在故乡念中学，然后在吉森和海得尔堡学化学。大学毕业之后，他于1858年移居英国，当时在那里，对出于李比希门下的有才能的化学家广开着飞黄腾达之门。但是，尽管他的年轻同行大部分都热中于搞工业，他却仍然忠实于科学；起初他给私人化学家安格斯·斯密斯当助手，后来给罗斯科当助手，罗斯科在这之前不久被聘为新成立的欧文斯学院[323]的化学教授。1861年，充当罗斯科私人助手的肖莱马，得到了欧文斯学院实验室的正式助手职位。 在六十年代，他完成了在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化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有机物成分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挑选了这些有机物中最单纯的作为研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的基础；这些最单纯的有机物原来仅由碳和氢构成，但是若用其他单纯的或复杂的物质置换其中一部分氢，它们就会变成具有各种不同性能的完全另外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脂肪烃，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几种含在石油里，从脂肪烃可以制取醇、脂肪酸、酯等等。我们现在关于脂肪烃所知道的一切，主要应该归功于肖莱马。他研究了已知的属于脂肪烃类的物质，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离，其中的许多种是由他第一次提纯的；另一些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而实际上还未为人所知的脂肪烃，也是他发现和制得的。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现代的科学的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以外，他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了所谓的理论化学，即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研究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学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也许，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学会这一点。 我是在六十年代初和肖莱马认识的（马克思和我很快就跟他成了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脂肪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 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需要从我们方面接受的只是对他早已理解的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后来，由于通过我们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他就经常怀着很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运动，特别是克服了起初的纯粹拉萨尔主义的阶段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我在1870年年底移居伦敦之后，我们之间频繁的通信照旧大部分谈的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 在这以前，尽管肖莱马已经有了公认的世界声誉，他仍留在曼彻斯特，地位很低微。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同了。1871年他被提名为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会员的候选人；而他——很难得地——马上就当选了；1874年欧文斯学院终于专门为他设立了有机化学的新教授职位，接着格拉斯哥大学选他为名誉博士。但是这些身外之荣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为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上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这些承认他的表现当作某种自然而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因此也就心地坦然。 他的假期，除了在德国度过以外，总是到伦敦马克思家里和我家里来度过。四年以前他还陪我去美洲进行过一次“远足”。[324]然而那时他的健康已有亏损。1890年我们还能到挪威和北角去，但是在1891年，我们一起旅行刚刚开始[325]，他的健康就显得不行了，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伦敦。从1892年2月起，他几乎已经不能迈出家门，从5月起便卧病在床；6月27日他因肺癌逝世。 这位科学家也曾身受过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六七年前，他由瑞士去达姆斯塔德。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只装有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箱子落到警察手里。除了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教授以外还有谁能偷运这种违禁品呢？要知道，按照警察的理解，化学家一定就是受过科学训练的走私贩。一句话，在他母亲和他兄弟家里进行了搜查；但教授当时在赫希斯特。马上去了电报；在那里也进行了搜查，但是却搜出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这就是一张英国护照。肖莱马在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之后，就入了英国国籍。警察在这张英国护照面前发软了：同英国发生外交纠纷毕竟得小心为上。整个案件就以在达姆斯塔德闹了一场大丑剧而告终，这使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至少又多得了500票。 我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忠实的朋友和党的同志的坟前献了花圈，花圈上系着红带，写着《FromtheExecutiveoftheSocial-DemocraticPartyofGermany》〔“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敬挽”〕。 1892年7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7月3日“前进报”第153号附刊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322]恩格斯为“前进报”写的悼文“卡尔·肖莱马”于1892年7月3日发表在该报上，它还载于1892年7月15日“工人报”第29号和保加利亚杂志“日子”（《День》）1892年第7册。——第363页。 [323]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一家高等学校，它是1851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翰·欧文斯在遗嘱中为它留下的资金创办的。——第363页。 [324]关于恩格斯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一事，见注225。——第365页。 [325]1890年7月1日至26日恩格斯同肖莱马到挪威和北角旅行。1891年7月底至8月恩格斯同肖莱马游威特岛，他们打算从那里去苏格兰和爱尔兰。但肖莱马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未能参加这次旅行；恩格斯同内侄女玛·艾·罗舍、秘书路·考茨基夫人于1891年9月作了这次旅行。——第365页。
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10月、1892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德国的社会主义[244] 下面是我应我们的巴黎朋友的请求用法文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一篇文章的译文。我认为，不论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我都有责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章。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应该让德国的人们知道，可以多么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讨论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必然不得不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是多么没有一切资产阶级党派——从保皇派到激进派——所大加炫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热。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说了他们些什么。 不言而喻，——而我再一次明确地声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说话。这样的权利只属于这个党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代表和受托人。况且我由于自己五十年的活动而在国际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不允许我作为这一或那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发表与其他党相对立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记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也不妨碍我为我们德国工人比所有其他工人先争得的那个地位而感到自豪。 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注：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的德译文中不是“同样地冒了生命的危险”，而是“都光荣地表现了他们的英雄气概”。——编者注］。 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1848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纯粹的共和派的机关报”。——编者注］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245]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而是“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编者注］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联系。 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言”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246]。接着，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愈来愈成为德国全体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派也不例外——的共同财富。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注：在德译文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拉萨尔派和他们的对手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甚至使用棍棒——正好发生在斗争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点，双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至斗争的手段都一致的时候。 而这又正好是在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议员［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编者注］面前，这种沿袭下来的相互敌视显得非常可笑。情况已经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于是在1875年进行了合并[247]。从那时起，以前相互敌视的兄弟就永远构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家庭。如果说当时还有把他们拆散的一点儿可能，那末承蒙俾斯麦在1878年颁布了把德国社会主义置于非法地位的声名狼藉的非常法，使得这种可能被防止了。迫害像锤击一样袭击着他们所有的人，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彻底锤炼成了一个统一而一致的整体。现在，社会民主党用一只手出版拉萨尔全集的正式版本[248]，同时用另一只手在过去的拉萨尔派的帮助下把自己纲领中的道地的拉萨尔主义的最后痕迹根除掉。 是否需要详细地阐述那些标志着德国党的道路的一切变故、厮杀、失败和胜利呢？当1866年普选权向党敞开了帝国国会的大门时，党有两个议员［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和数十万选民；现在它有35个议员和150万选民，即比任何一个党在1890年选举中拥有的选民都多，经过十一年的非法处境和戒严状态，它的队伍扩大了三倍，而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党。1867年时，资产阶级议员［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的议员”。——编者注］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党人同仁看做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物；而现在，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也不得不把这些同仁看做是那代表未来的力量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击溃了俾斯麦，并在十一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党如同滚滚洪流，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万第［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万第”，而是“农村地区”。——编者注］，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投给社会党人的票数： 1871年………1019271884年………549990 1874年………3516701887年………763128 1877年………4934471890年………1427298 自从上次选举以来，政府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主义：它迫害工会，镇压罢工，它甚至在目前物价昂贵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使穷人吃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上涨的关税。所以，我们能够预期在1895年选举中至少得到250万张选票；而到1900年这个数字能增加到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注：在德译文中“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中”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中的350万至400万。好一个我们资产者的愉快的“世纪末”啊！ 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1890年保守党人（两派合在一起）得了1377417张选票；民族自由党人得了177807张选票；进步党人（激进派）［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进步党人（激进派）”，而是“德国自由思想派”。——编者注］得了1159915张选票；天主教徒［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中央党”。——编者注］得了1342113张选票。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但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这里二十五岁才能成为选民，而二十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249]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哪？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250]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暴力能够扼杀一个在有限的地区进行活动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200万［注：在德译文中不是“200万”，而是“200万至300万”。——编者注］人的党。暴力的反革命［注：在德译文中不是“暴力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编者注］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 二 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在和平环境中继续进行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许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其结果会怎样呢？”——编者注］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器的、吹毛求疵的、同这个伟大民族的政府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并亚尔萨斯—洛林，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战役[251]后的第二天就能预见到今天的欧洲局势。在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的宣言中说：“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252] 毫无疑问，和这个德意志帝国相比，连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也代表革命，——诚然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总归是革命。但是一旦这个共和国屈从于沙皇俄国，情况就会改变。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侵入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是进步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由思想；如果有哪个法国将军侈谈德意志共和国，他就会被整个欧洲和美洲嗤笑。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而是“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编者注］，而允许俾斯麦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同东方野蛮对立的西方进步的代表。 但是，现在在官方德国的背后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在被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什列斯维希和亚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只要德国能自己当家作主，所有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不可能在亚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问题，这个问题将在瞬息之间得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整个无产阶级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亚尔萨斯—洛林的爱国志士就不能也等一等吗？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遭到洗劫，并且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吗？这样做合算吗？ 如果发生战争，那末，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战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军费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坏。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许多甚至在尔虞我诈的外交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间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为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由于前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公开的冲突。俄国则相反，它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只要维斯拉河上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语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末它就得把旧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什列斯维希割让给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远敌视的根源［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编者注］。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注：在德译文中在“无力”后面是：“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编者注］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工具，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呢？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它们三者来说都是敌人的政党。我们曾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握手言欢，我们也许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旦和卡普里维（或者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三十年来的不断努力［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努力”，而是“战斗”。——编者注］，以及它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转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直到最后一个人”。——编者注］不受任何侵犯。 但是，如果说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末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们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吗？应当不加抵抗就放弃已经争得的、他们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吗？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们必须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其所有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末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遗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法兰西共和国也许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旦、鲁维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来说，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来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1793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253]。1793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末，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1893年能够同1793年媲美。如果孔斯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等于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 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上的这篇文章就到此结束。这篇文章是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得晕头转向[254]，而在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的1814年战场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那个以大报刊和议会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讨好俄国而去干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致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说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争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接着俄国又在巴黎公债[255]上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据报道，4亿马克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银行家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债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不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格也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额降低了百分之几，——一句话，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16000万马克的债券，这样，公债就只推销了24000万马克，而不是4亿马克。其结果是俄国另一次已得意洋洋向世界宣扬出去的想发行公债的企图，——这次计达8亿马克，——也遭到了惨败。其结果还暴露出，法国资本没有一点儿“爱国主义”，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管它在报刊上耀武扬威。 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规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都没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见；就连神圣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木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这场社会革命的慢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绝望而服毒自杀的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分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自己，其中主要是靠损害国家和人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工厂主。后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到极限的保护关税，来真正地培育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能完全不要或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地带的产品，就产生了不断想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度。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 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决不相容的。这种关系在1861年垮台了。但是是通过什么方式垮台的啊！被作为榜样的是普鲁士从1810年到1851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的方法[256]；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击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鲁士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步。至于说到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来只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并且照例是农民世世代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则是最低限度的份地，而且大部分是贫瘠的荒芜土地。公社的森林和公社的牧场归地主所有；如果农民想使用它们，——而农民没有它们就活不了，——他必须付钱给地主。 为了使土地贵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贵族以国家债券的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领到了全部资本化了的赎金，而农民则必须在许多年内分期偿付这笔赎金。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贵族不久就把所得到的钱财大部分挥霍掉了，而农民则由于自己的处境应付不了过分增加了的货币支付，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抛到了货币经济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交纳不多的税以外，几乎用不着进行现金支付，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份地生活，必须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场以后，在整个冬季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而且他还必须交纳比以前更重的税，以及年度赎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还加上不久前兴起的大工业的竞争，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手工业的市场，而家庭手工业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情况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这些家庭手工业则完全受商人，即中间人、萨克森式的Verleger或英国式的Sweater摆布，农民手工业者也就因而变成了资本的直接奴隶。一句话，谁要是想知道最近三十年来俄国农民的遭遇，那他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第24章，第5节）[257]就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例，出色地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这个为工业资本建立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258]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规模本身就要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的生产条件的变革也要无比深刻。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涡，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末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 这就是当1891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庸人觉察到的那个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次危机是许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说使自己的官吏特别惯于盗窃的俄国政府了。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1861年后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秋天只有很少县份种上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些种上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毁了。农民的主要工具——耕畜，起初是自己感到饲料不够吃，后来则由于同样确定不移的原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离乡背井跑到城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一句话，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危机。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危险。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解体，促进农村高利贷者（kulaki）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占有者，使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若干年。现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于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于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着瞧吧。 主要部分写于1891年10月，德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写于1892年1月 载于1892年在利尔出版的“1892年工人党年鉴”（没有前言和结束语），并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9期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俄译文的主要部分译自“1892年工人党年鉴”，并根据“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校对过；俄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译自“新时代”杂志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244]“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在1891年10月13日和22日之间写的，它的初稿是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1891年9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刊登了有关该年鉴出版的广告，广告说，年鉴打算概要地评论1891年在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并说明恩格斯将写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1891年9月23日劳拉·拉法格受工人党领导的委托请恩格斯为年鉴写一篇文章，并且告诉他说，文章的题目已由茹·盖得和保·拉法格提出来。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这项请求使他有理由就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对爆发战争的危险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把文章寄给劳拉·拉法格，同时在1891年10月22日的信中要求把文章转交给党的领导，并把党的领导对文章的意见告诉他。从保·拉法格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文章受到称赞并且收入1891年12月初出版的年鉴。文章在年鉴上发表后不久，恩格斯为“新时代”杂志把它译成了德文，并且为它写了简短的前言，还写了结束语。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刊物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在1892年1月16日和2月1日的“社会评论”第2期和第3期上发表了从法文翻译的头两部分，编辑部给第一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给第二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和平”。1892年4月1日该杂志第7期转载了文章的结束语（译自德文，并稍加删节），标题是：“俄国的饥荒及其原因和意义”。同年出版了马尔提涅蒂译的该著作的意大利文单行本。“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从德文译成波兰文，发表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杂志“黎明”1892年2月13日和20日第33和34期上；又用罗马尼亚文发表在雅西出版的“社会评论”杂志1892年1月和2月第2和3期上（删去前言）。同年，该著作还用英文在美国发表。恩格斯这一著作的第一批俄译文于1892—1893年用胶版印刷出版；1906年该著作从德文译成俄文在彼得堡和基辅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工人党年鉴”（《AlmanachduPartiOuvrier》）是法国社会主义年鉴，于1892年至1894年和1896年在利尔出版，编辑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第285页。 [245]所谓“纯粹的”（或称三色的）共和派就是依靠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与它有联系的那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该报从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阿尔芒·马拉斯特。“劳动组织”（《Organisationdutravail》）是路易·勃朗的一本著作的名称，他在这本著作中叙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该书第一版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第288页。 [246]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该党是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后来就以“爱森纳赫派”这一名称闻名。代表大会见通过的纲领尽管有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但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出发点的。——第289页。 [247]关于哥达的合并，见注132。——第289页。 [248]恩格斯指的是1891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菲·拉萨尔全集的决议。——第290页。 [249]恩格斯引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话：“合法性害死我们”，这句话反映出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第292页。 [250]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一个法国近卫军军官在丰特努瓦战场上（1745年5月11日）说的话，这个军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6年）时期曾得到法国人的称赞。当与法军为敌的英国、荷兰、汉诺威联军走近法军的时候，这个军官高呼：“英国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第292页。 [251]关于色当战役，见注194。——第293页。 [252]恩格斯引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第294页。 [253]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1793年击退欧洲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联军的入侵。——第297页。 [254]指1891年7月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公开表示沙皇俄国和法国相互靠拢的场面。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的行动。这个协定是1893年法俄同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298页。 [255]指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12500万金卢布（5亿法郎）的利率三厘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12500万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由于1891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9600万卢布的公债。——第299页。 [256]关于十九世纪普鲁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伴随着为容克地主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的掠夺），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46—257页）。——第300页。 [2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55—759页。——第301页。 [258]恩格斯指的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沃邦的著作“王国什一税草案”（《Projetd’uneDixmeRoyale》）（1707年出版）和比·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法国详情”（《LeDétaildelaFrance》）（1695—1707年多次出版）。——第302页。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230] （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 现在这个草案[231]大大优于以前的纲领[232]。陈腐传统（无论是道地拉萨尔派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浓厚残渣，基本上已被清除；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因而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讨论。 草案分为三个部分：一、绪论部分，二、政治要求，三、保护工人权利的要求。 一绪论部分（十段） 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企图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罗里罗嗦、拖泥带水。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也是无妨的。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这样，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不要为了通俗而做太多的牺牲，不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比最简洁最扼要的纲领还难得多的东西，他们也理解了；而且，如果说非常法时期使得给新参加进来的群众以充分的教育这一工作难于进行，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不可能进行，那末现在，当我们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阅读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很快得到弥补的。 我想尝试把整个这一部分写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话，我预备随函附上，或者以后另寄。现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谈一下。 第一段。……“矿山、矿井、矿场”……“的分离”——，这里的三个词都是说一回事；其中两个应该删掉。我以为可以保留矿山［Bergwerke］，用这个最惯用的词来表达一切，因为在我国，即使它们是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区，也是这样称呼的。但我认为还要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第二段。我认为在这里要插进：“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样要插进：“……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或占据者）的依附”等等。 关于这些老爷们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个人财产”据为己有这一点，在第一段中已经说过了，只是因为一定要把“垄断者”这个词用进来，才在这里又重复一遍。不管用哪一个词，都不会使意思有任何增加。而在纲领中是多余的东西，会削弱纲领。 “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资料” ——这总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劳动资料。在蒸汽机出现以前，没有蒸汽机也行，但现在没有它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劳动资料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或者根据它们的构造，或者通过社会分工——是社会的劳动资料，因此这几个字就充分表达了目前存在的东西，而且表达得很正确，不致引起任何误解。 如果这段末尾是仿照国际章程的结论部分写的，那我认为不如完全照着它写，即：“社会贫困（这是第一）、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233]体质衰退已包含在社会贫困中，政治依附是一个事实，而政治的无权利不过是具有相对正确性的演说词句，这类东西是不应写进纲领中去的。 第三段。我认为头一句必须修改。 “在个人所有者的统治下。” 第一，下面接着谈的是一个经济事实，也就应当从经济上去加以说明。但“个人所有者的统治”这个说法则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所说的情况是由这一伙强盗的政治统治造成的。第二，属于这种个人所有者之列的，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写在这后面的“资产者”是指什么呢？它是第三类个人所有者吗？大土地占有者也是“资产者”吗？既然谈到了大土地占有者，那给我们德国整个肮脏腐败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动印记的强大的封建制度残余却可以不提吗？）。农民和小资产者也是“个人所有者”，至少今天还是；但是在整个纲领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因此在表述中应该使他们根本不包括在这里所说的个人所有者的范畴之内。 “劳动资料和被剥削者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财富”是由（1）劳动资料、（2）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财富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财富，并且用一个“和”字把两者连结起来，这是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的。 “……在资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 然而，上面所说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到哪里去了呢？如果这里只要举出资本家就够了，那末上面也只要提到资本家就够了。如果要详细谈，单单举出资本家是完全不够的。 “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 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我以为要将这一点写进去。 第四段。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 这种演说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悲哀，要是我，就不会这样说，而只会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结尾两句把同一件事说了两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个修改方案［注：见本卷第279页。——编者注］。 第五段。“原因”应该是“其原因”，这大概纯粹是笔误。 第六段。“矿山、矿井、矿场”，见上面关于第一段所谈的。“私人生产”，见上面所谈的。我认为应当这样说：“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创造出来，并且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我认为要像第一部分附件中所建议的［注：见本卷第280页。——编者注］那样写。 第八段。“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我认为，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不如用“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第九段。最后一句：“……放在……并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第十段。在“阶级统治”后面，少了“和阶级本身”几个字。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提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最后一句：“在它的斗争中……能够”，我看不如删去。“能够改善一般人民（究竟是谁？）的状况……”，这句话不明确，可以包括一切：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行会和工商业经营自由，农业贷款，交换银行，强制种痘和禁止种痘，嗜酒和禁酒，等等。这句话所要说的，前面的句子已经说过了，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说明，我们在要求整体时，也就是指它的各个部分；我认为这样会把印象冲淡。如果是想用这个句子来转到个别的要求上面去，那末大致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党力争一切足以使党接近于这个目标的要求”（“办法和设施”，因为重复，应该删掉）。或者，更好是直截了当地谈这里所牵涉的问题，即必须补上资产阶级所耽误了的工作；我就是按这个精神拟定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后一句［注：见本卷第280页。——编者注］。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为下一部分所作的评论，以及论证我在那里所作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二政治要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得到更多的为达到主要政治目标的种种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却决不能达到。德意志帝国宪法，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利来衡量，不过是1850年普鲁士宪法的抄本，而1850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东西，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利也没有，正如在宪制冲突时期所证明的，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为。[234]帝国国会的权利同普鲁士议院的权利完全一样，所以，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帝国国会称作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235]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难道应该重演曾经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发生的事情吗？当时有人把保护关税宣布为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的问题，因此各人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投票，而现在有许多人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中于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236]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可是这些微妙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知道，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而在意大利甚至到今天也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国家制度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状态必须结束。——只要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保留权利[237]依然存在，而例如绍林吉亚的地图仍然呈现出目前这样一副可怜景象，你就试试看去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吧！另一方面，普鲁士必须停止存在，必须分解为几个自治省，以使道地的普鲁士主义不再压在德国头上。小邦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鲁士主义就是德国现在正受其钳制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中的一方始终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辞和存在的理由。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前一点我们已经顺利克服，而且不会幼稚到又去采用它，第二点在我们这里就是联邦会议，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它，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的“联邦制国家”已经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给予它以必要的补充和改进。 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238]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 以上所说的一切，只有不多的东西是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类东西的，——从而同时强调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这两项我们归根到底不是非要不可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进行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纲领中去，并且至少间接地可以作为对不能正面说出的事情的暗示的： “省、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权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关于上面所谈到的几点，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求，我在这里比你们在当地较难于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能在党内加以讨论。 （1）“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及“选举和投票”之间的区别，我是不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那末无论如何也要说得更加明白些，或者在附于草案之后的说明中予以解释。 （2）“人民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这是针对什么而言呢？是针对所有的法律还是针对人民代议机关的决议呢？这是应当加以补充的。 （5）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创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 （6）关于“学校的世俗性”一条因此就失去意义了，它是属于前一段的。 （8）和（9）这里我希望你们注意这样一点：这两条要求对1．律师，2．医师，3．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家化，后面还要求对工人的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家化。是否能把这一切都付托给卡普里维先生呢？而这又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一点相一致呢？ （10）这里，我认为要这样说：“为了支付国家、专区和市镇的一切靠征税支付的开支，征收累进的……税。取消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间接税、关税等。”其他都是多余的、使印象冲淡的解释或论证。 三经济要求 关于第二点。结社权还需要防范国家的侵犯而予以保护，这在德国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厉害。 最后一句“为了调整”等等，应作为第四点加进去，并赋予相应的形式。关于这点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员会里各占一半，那我们就受了大骗。这样，在许多年里，多数总是会在企业主方面，为此只要工人中有一个是害群之马就够了。如果没有谈妥在争论的时候两半分开来表示意见，那末，有一个企业主委员会和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会要好得多。 最后，我请你们再用法国的纲领[239]来对照一下。在那个纲领里，正好是在第三部分，有些东西似乎谈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纲领[240]可惜因时间仓卒没有找到，它也有许多方面是很好的。 第一部分附件 （1）删去“矿井、矿场”，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2）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政治依附的基础。 （3）在这种剥削制度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的积累在剥削者——资本家、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等等。 （4）把“私人”（生产）删去。……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所有者阶级已经丧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 （5）“其”原因。 （6）……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7）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注：最后半句原来是：“不是依附于大剥削者，就是掉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就是说，不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附属品”。后来被划掉，用铅笔改成：“除了站到……别无其他选择”。——编者注］。 （8）……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等等。 （9）……放在……并从而把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10）……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注：“和阶级本身”这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末句删去）。但是，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妨碍着它为人类的……斗争。首先它必须为运动争得自由的场所，必须扫清大量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须完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过于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应该把其他文明国家里已经由资产阶级亲手实现了的各种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 写于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1901—1902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没有附件）；并用俄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230]“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著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是恩格斯为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范例，这篇著作是恩格斯在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写的。1891年6月18日，理·费舍以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随函寄给了恩格斯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直接促使他写了这一著作。从信里可以看出，这份主要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草案，曾经在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上讨论过，其中的一次会议决定把草案寄给恩格斯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从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给考茨基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接到草案后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批判。他打算对绪论部分提出自己的更加概括的表述，但是，由于受到提意见的日期的限制，只对有些条款写了草稿（见第一部分附件，本卷第279—280页）。恩格斯对草案中专门谈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按照他的说法，正是这一部分促使他痛击这种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驯、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恩格斯的批判意见，以及在这以前由于他的坚持才发表的卡·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见注131），对进一步讨论并制定纲领草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恩格斯的意见被考虑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党的执行委员会收到意见后不久在1891年7月4日“前进报”上公布的纲领草案来判断。草案的文字表明，考虑到恩格斯的批评而对草案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在绪论部分及经济要求那一部分。草案中专门谈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尽管恩格斯作了批判，但并没有作什么有意义的修改。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关于民主共和国、关于改造德国国家制度和为反对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残余而斗争的必要性等原理，都没有写进这一部分去。正式的纲领草案发表后，在各级党组织里和在“前进报”、“新时代”杂志上开始对它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不仅提出了个别的建议和修改，而且提出了新的纲领草案。“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就提出了它自己的由考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从恩格斯1891年9月28日给考茨基的信和9月29日给倍倍尔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的草案提出一系列批判性意见，但整个说来，他认为它比正式的草案较令人满意，并且对倍倍尔打算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支持这个草案表示赞同。为了审查提出来的各种草案和建议，成立了以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纲领委员会；委员会根据“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草案制定出最后的纲领草案；恩格斯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最初的纲领草案所提的一些意见也得到考虑。委员会草拟的纲领草案被提交到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恩格斯在1891年10月24日给左尔格的信里，谈到通过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成果时写道：“使我们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党的纲领清除了改良主义的拉萨尔派教条，更明确地表述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明确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此外，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作为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对最初的草案的批判意见可以认为是对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长期不发表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直到1901年它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编辑部在发表这篇著作时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恩格斯的手稿是在威·李卜克内西遗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弗·伊·列宁第一个把“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著中的若干地方译成俄文，并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加以引用。在准备把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收进本版时，考虑了列宁翻译的这些地方。这篇著作用俄文第一次发表于1930年“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第263页。 [231]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寄给恩格斯的并受到恩格斯的分析批判的纲领草案手抄稿，迄今尚未发现。下面引的是由执行委员会公布的、已经考虑过恩格斯的某些意见和建议的文本（1891年7月4日“前进报”第153号）。为了便于同恩格斯的批判意见相对照，把绪论部分各段的号数用方括号标了出来。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草案［第一段］工人同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手段——的分离和劳动资料转归一部分社会成员个人占有，导致社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劳动者和有产者。［第二段］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政治依附的基础。［第三段］在这种剥削制度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的积累在剥削者——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过剩的工人的大军越来越具有群众性，阶级对抗越来越尖锐，把现代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军事阵营并构成一切工业国的共同特征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第四段］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无计划性，产生了那些使工人状况更加恶化的越来越拖长的危机和生产的间歇，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所有者阶级已经丧失相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第五段］对这种日益不能容忍的状态通过消除其原因而予以结束，并力争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第六段］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力求实现把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手段——转变成公有财产，把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已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并且还将由它继续创造，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第七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九段］社会民主党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同那种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并从而把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的专为国库着想的国有化制度，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第八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七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为所有其余的阶级和政党都站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但却有它们的共同目的——保持和巩固现社会的基础。［第九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八段］工人阶级在一切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有着相同的利益；随着国际联系和为世界市场的生产的扩大，每个国家的工人的状况越来越同其他各国的工人的状况相依存，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一致参加解决的社会问题。基于这个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感觉到并宣称自己同所有其余的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第十段］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不分性别和出身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在这个解放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不仅是雇佣工人的代表，而且是全体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表，它坚持能够改善一般人民的状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切要求、办法和设施。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目前提出如下要求：1．凡年满二十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选举和投票的所有阶段，均可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规定选举和投票在星期日和假日举行。对选出的代表支给薪金。2．人民根据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直接参加立法。在帝国、各邦、各省和各市镇实行人民自治。税收每年提付表决，有拒绝纳税的权利。3．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问题。成立国际仲裁法庭。4．废除一切限制或取消自由发表意见和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5．取消一切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的国家经费的拨款。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的团体。6．学校的世俗性。公立国民学校实行义务就学。在一切公立教学机构中实行经费教育和经费供应教材教具。7．用时刻准备保卫国防的精神教育全体公民。用民兵代替常备军。8．免费的诉讼程序和免费给以司法上的帮助。由人民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9．医疗和医药免费。10．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税收支付的国家开支，征收级差累进的所得税、资本税和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以及使社会整体利益服从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的其他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的要求：1．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动保护法：（ａ）规定标准工作日，其长度最多为八小时。（ｂ）禁止使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工业劳动。（ｃ）禁止夜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为了公共福利等特点而需要夜工的工业部门不在此例。（ｄ）向每个工人提供每周一次其长度最少为三十六小时的不间断的休息。（ｅ）禁止用实物支付工资。2．由帝国劳动部门、各专区劳动局和劳动委员会对全部工业企业进行监督，并调整城乡劳动关系。3．使农业工人和仆人同工业工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废除奴仆规约。4．［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似乎是第二点］确保结社权。5．在工人参加保险机关的管理并具有决定性权力的情况下，把整个工人保险系统转归帝国经营。——第265页。 [232]指1875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著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里，对这一纲领的草案（该草案只作了不大的修改就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0页和第11—35页）。——第265页。 [233]恩格斯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页）。——第269页。 [234]由于修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完成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后于1848年12月5日钦定（恩赐）的宪法，在普鲁士通过了1850年宪法。因为一心要消灭这部整个说来十分反民主的宪法中残存的民主成果，国王在1849年4月解散了众议院，而在1849年5月30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以高额财产资格限制和居民各阶层选派议员不相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新议院的奴颜婢膝的多数，按照国王的提议通过了使1848年钦定宪法的反动原则加强了的新宪法。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院”），议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它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且只对国王负责。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叛国案件。1850年宪法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在普鲁士仍然有效。所谓的宪制冲突，是指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冲突。1860年2月，这个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资产阶级首肯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1862年3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组成了反革命的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10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1866年，当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础，是1867年4月17日批准的而后在1870年11月根据德国南部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而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1871年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和帝国首相所拥有的不依赖于帝国国会的特权非常广。该宪法保存了分立主义的残余，德国一些小邦的特权。——第272页。 [235]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两个很小的“主权”国家用一个名称联起来，这两个在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小国是：属于长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格莱茨和属于幼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盖拉·施莱茨·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第272页。 [236]恩格斯指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所作的、得到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的演说，凯泽尔在那次演说中为政府的1879年度保护关税率草案作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地斥责了在帝国国会里替为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利益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提案作辩护的凯泽尔的行为，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姑息放纵。曼彻斯特主义，见注105。——第274页。 [237]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在关于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1870年11月）中和在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4月）中被确定下来了。其中，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保留了特有的烧酒和啤酒税、独立管理邮电。此外，巴伐利亚还保留了管理它的军队和铁路方面的独立性。巴伐利亚、维尔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问题方面的特别的委员会。——第275页。 [238]指由于完成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1799年雾月18日（11月9日）政变而宣布自己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的专政。这一制度取代了1792年8月10日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国制度。1804年，在法国正式建立了帝国，拿破仑被宣布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尽管制度交替更换，但第一帝国的许多官僚机构却在法国继续保存下来，连在1870年9月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时也是如此。——第276页。 [239]恩格斯指在1880年11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的纲领。1880年5月，法国社会主义者领导人之一茹·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纲领草案。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给伯恩施坦的信里指出，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马克思口授给盖得的。恩格斯写道：“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某些增减。”马克思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纲领的实践部分（最低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5—636页。——第278页。 [240]恩格斯在这里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是在1888年巴塞罗纳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278页。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890年9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1890年9月7日） 附：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1890年9月6日左右） 签署人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勒斯顿“萨克森工人报”的现任编辑部。 ※※※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年8月31日第105号）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刚卸任的编辑部的这个声明对我来说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事。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问题，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今后愿意“希望”什么和“希望”多少都可以随它的便，只是我并不打算同它“一起”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末看到这种企图宣布我是支持这些老爷的阴谋的极端无耻行为之后，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刚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cequejesais，c’estquemoi，jenesuispas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受到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也不至于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关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老爷们已经亲身体验到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老爷乐意去滤出蠓虫，那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德国工人为了感激这一点就应当吞下骆驼。[1]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对待党的状况和党内存在的一些观点，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老爷们坚决接受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是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应该让他们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性自我检查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官衔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和1890年9月14日“柏林人民报”第214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柏林人民报”校对过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2]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该报105号（1890年8月31日）上发表的告别辞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那末这些大学生的主要机关报之一的前编辑部的这一极端无耻的行为则应该擦亮我的眼睛。前编辑部同我“一起希望”——结果好像我也同它一起希望——以奥艾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这样一些人为代表的那一派很快将拥有德国工人的少数，而以前编辑部为代表的“有原则的一派”则将拥有多数。这就是说，把前编辑部的希望简直是诬蔑性地硬加在我身上，因而我得为此向它追究个人责任。 我不曾有任何愿望要去参与大学生和文学家老爷们挑起的无谓纠纷。但是我曾坦率地向每一个希望知道我的意见的人谈了我的意见。如果爱闹纠纷的老爷们也希望公开地听我的意见，那就照这样办吧。 当这些老爷们开始大吵大嚷地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反对党团的时候，我曾惊奇地问自己：他们究竟希望什么呢？这一切是为的什么呢？据我所知，所有这些大吵大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有关庆祝五一节的争论问题上，党的执行委员会也许阐述自己的观点稍微迟了一点。但是执行委员会包括五个人，他们居住在四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商讨出一致的意见。然而，当执行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意见却是正确的、唯一符合局势的意见。汉堡事件完全证实了它的正确性。[3] 党团的或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在辩论时无疑是犯了错误。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会发生的，这要归罪于个人，而不能归罪于整个机构。党团在自己的章程草案中有某些地方违反了民主准则。但是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草案，党的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它，拒绝它，或者修改它。1871年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4]也同样违反过某些手续，巴枯宁主义者老爷们立即抓住这点，当作他们攻击总委员会的表面的借口。尽管如此，现在谁都知道，真正的民主是在总委员会这里，而不是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委员会那里，这些人为了使国际从属于自己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秘密阴谋机构。 在争论航运津贴时，当时的党团曾有一度不知所措，而企图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变成它自身束手无策的替罪羊，当时我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反对党团。[5]即使在现在我还是会这样做，如果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真正做了任何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的话。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注：手稿在这里中断。——编者注］ 写于1890年9月6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滤出蠓虫，吞下骆驼，是从圣经中借用来的一句英国谚语；意思是注意细枝末节，忽视了主要的东西。——第81页。 [2]恩格斯写“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是因为由反对派“青年派”的代表组成的该报编辑部企图宣布恩格斯支持它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路线的言论。该报的言论使该报编辑部在1890年8月底被撤换，编辑部在告别文章中试图蛊惑地说明它的下台似乎是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加强的结果，并企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放肆地利用恩格斯的威信。被激怒了的恩格斯决定公开驳斥“青年派”。这一篇答复“萨克森工人报”的文章恩格斯没有写完，它以草稿的形式保留下来。恩格斯写完的那篇答复文章（见本卷第80—82页）曾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柏林人民报”上；它在揭露“青年派”的立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的这篇答复文章还发表在1890年9月19日“工人报”第38号上。“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于1890年最后形成。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主要领导者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rArbeiter-Zeitung》）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日报，九十年代初是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从1890年至1908年在德勒斯顿出版。——第77页。 [3]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团就庆祝1890年五一节而写给德国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发表在1890年4月15日“柏林人民报”上。在呼吁书中党的领导答复了反对派“青年派”提出的关于在5月1日举行总罢工的要求。呼吁书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效的条件下，以及在1890年2月20日选举后形成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要求是危险的，因为当时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统治集团已经准备利用任何借口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它们很可能进行挑衅。呼吁书要求德国工人不要为这种挑衅提供借口，并且用和平的示威游行来庆祝5月1日。1890年5—7月在汉堡发生了建筑工人的罢工，他们要求规定九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工人在不利的时机发动的罢工失败了，但是企业主也被迫放弃自己关于工人不得参加工会组织的要求。——第78页。 [4]第一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是于1871年9月17—23日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的成员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会议工作的有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九次会议，都具有秘密的工作会议性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布，代表会议的决议于1871年11—12月公布。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论述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决定，这项决议的基本部分被收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在代表会议的一系列决议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打击了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它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战胜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78页。 [5]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筹备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虚伪借口下投票赞成航运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决议，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参加表决；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辩论的过程中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只一次企图把辩论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并企图迫使该报停止对他们的立场进行批评。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它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78页。
伦敦的5月4日（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恩格斯 伦敦的5月4日[98]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它还使我们能够证实各个国家里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他们都同意一点，即无产阶级的节日活动在欧洲大陆所有各国中，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而在奥地利的城市中，又以维也纳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因此，奥地利的，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在运动中就取得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就在几年以前，奥地利的运动几乎完全停顿，各德意志省和各斯拉夫省的工人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党派，把自己的力量都消耗在内部斗争上面；仅仅在三年以前，如果有人断定说，1890年5月1日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会向全世界做出如何庆祝无产阶级的阶级节日的示范，人们一定会报之以嘲笑。当我们必须对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法国仍然消耗着工人力量的那些内部纷争作出自己的判断时，是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的。谁能肯定说巴黎不能做到维也纳已经做到的事呢？ 可是在5月4日这一天，伦敦使维也纳黯然失色了。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890年5月4日，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熟悉一下5月4日以前的历史。 去年年初，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工人区——伦敦东头——开始逐渐行动起来。1889年4月1日成立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GasWorkers’andGeneralLabourers’Union），目前会员总数达十万人。这个工会同码头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很多工人冬季在煤气企业做工，夏季在码头做工），码头工人大罢工主要就是在它的积极协助下举行的，这次罢工使伦敦东部最底层工人也一改其消极状态。[99]目前，在这些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中间，工会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了，而他们那些迄今毫无生气的原有工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然而这新旧工联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旧工联所网罗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它们带有闭塞的性质，根本不接纳没有受过行会训练的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就自己促使非行会工人来同它们竞争；它们有钱，但是越有钱，它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患病职工补助会和丧葬基金会；它们保守，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躲避“可诅咒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会则接纳每一个同行；它们基本上是，而煤气工人的工会甚至纯粹是，为了进行罢工而组织的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它们的行列中虽然还不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但它们至少是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们的领袖。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已经在东头积极进行了许多年；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最近四年里，他们在几乎全部由工人组成的“激进俱乐部”[100]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最好的场所，他们坚持进行宣传，而且现在已经看出成绩很大。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期，艾威林夫人是三位负责分发津贴的妇女之一；海德门先生——特拉法加广场的逃兵[101]——却用诬蔑来答谢她们，说她们硬要罢工基金会为这项工作每星期付给她们每人三英镑。去年冬天也是在东头举行的银镇罢工，几乎完全是由艾威林夫人一人领导的[102]；在煤气工人委员会里，她代表她本人所创建的女工支部。 去年秋天，煤气工人在伦敦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伦敦南部，却因罢工失败而又被取消了[103]，这向他们充分证明，在伦敦北部，这个胜利果实也绝不是永远保了险的。这些工人坚决响应了艾威林夫人提出的根据巴黎代表大会决议在伦敦为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举行五一节活动的建议，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激进俱乐部以及东头的另外一些工联一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为此在海德公园组织一次大示威。在发现今年任何想在5月1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企图必遭失败以后，示威决定改在5月4日（星期日）这天举行。 为了尽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示威，中央委员会天真地对伦敦工联理事会也发出了邀请。这个组织是由伦敦各工联，而主要是“有技术的”工人的那些旧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自然，其中占大多数的目前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工联理事会看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发展大有非它所能控制之势。旧工联也赞成八小时工作日，但是不赞成由法律加以规定。他们对八小时工作日的理解是这样的：八小时的工作付给常规日工资，——每小时的工资照此折算，——但同时也允许每个人一天加班随便多少小时，条件是提高每个小时的加班费，譬如说，提高到相当于平时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工资的数目。因此，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把示威导向这样一个方向，即争取可以按照“自由”协议来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而不是争取以议会法案形式写成硬性条文的工作日。抱着这样的目的，工联理事会就同前面提到的那位海德门先生的社会民主联盟联合了起来，社会民主联盟是这样一个团体，它仍然以英国社会主义的唯一能救世的教会自居，它完全合乎逻辑地同法国的可能派[104]永远结成了联盟，派代表团参加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五一节活动是一种亵渎圣灵的罪过。对于这个组织说来，运动也已经不是它所能控制的了。但是加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边就意味着服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相反，如果工联理事会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如果节日活动不在5月1日而在5月4日举行，那就不是险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五一节活动了，那就可以去参加了。所以，尽管社会民主联盟的纲领中订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样一条，联盟还是满心欢喜地跟工联理事会勾结了起来。 于是，两个以这种古怪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新盟友就对中央委员会耍了这样一种狡猾手段，这种手段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大概会被认为不仅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但在欧美工人们看来，却无疑是极端卑鄙的。原来，在海德公园举行人民集会，其组织者应事先向公共工程部（BoardofWorks）提出申请，并报告具体细节，其中包括取得让用来做讲坛的四轮车在草地上通过的许可。此外还有一条规定是，一经有人申请在公园举行集会，即不得有第二个集会同日在公园举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提出这种申请。这两个为了对付中央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一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就申请5月4日在公园举行集会，并被批准设立七个讲坛，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委员会干的。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这样一来，在5月4日那一天公园由他们租定了，胜利毫无问题。理事会随后就召开了各工联代表的会议，也邀请了中央委员会派两位代表出席；中央委员会派去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艾威林夫人。工联理事会在他们面前以全局主持者自居。理事会宣布，只有工会才能参加示威和携带自己的旗帜，也就是说，不许社会主义的组织、政治俱乐部这样做；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民主联盟却能参加示威，这还是一个谜。理事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个事先拟好的决议草案，草案中恰恰把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条抽掉了；主张恢复这一条的提议既没有加以讨论，也没有提付表决。最后，理事会竟拒绝艾威林夫人以代表的身分参加会议，说什么她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尽管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自己已经足足有十五年的时间，连想也没想干干自己的本行。 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们对于他们这种狡猾手段很气愤。看来示威似乎已最终地落到只代表着伦敦工人中微不足道的少数的那两个组织的掌握之中了。而且看来对此似乎毫无别的办法，只好去抢夺工联理事会的讲坛了。煤气工人就曾表示要这样干。于是爱德华·艾威林就到公共工程部去，结果争取到破例批准中央委员会在公园也设立七个讲坛。靠欺骗手段利用示威来达到少数人目的的企图破产了；工联理事会变得和气起来，情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央委员会就组织示威一事进行商议。 必须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才能理解示威的性质和充分估计它的意义。由不久前投入运动的东头工人们倡议举行的示威，得到了如此普遍的响应，以致两个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互相敌视的程度并不下于它们共同对举行示威这一基本思想的敌视）也被迫联合起来，以便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宣扬劳资平等的保守的工联理事会，另一方面是在不会招致危险时总要大谈其社会革命的标榜激进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施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企图靠它们二者都深恶痛绝的示威来大捞一笔资本。由于这些缘故，5月4日的集会分成了两边。一边是眼光超不出雇佣劳动制度框子的保守的工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个软弱无力但又热中于权势的社会主义宗派；另一边是不久以前投入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对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105]听也不愿再听了，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并且要同他们自己选择的同盟军，而不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小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同盟军一道去争得这种解放。一边是以本身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行会习气的工联和依靠最坏的同盟军的狭隘宗派为代表的停滞状态；另一边是重新觉醒起来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气勃勃的自由的运动。即使眼力最差的人也会一下就看得出，在这次包含两面的集会上，哪一面生气勃勃，哪一面死气沉沉。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十万多人，个人加入进来的差不多也有十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同时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与此相反，在勾结起来的反动分子们的讲坛那边，一切都毫无生气；他们的队伍人数少得多，组织得很坏，一片混乱，而且大多数都来迟了，以致有几处在中央委员会那边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工联理事会那边有个别激进俱乐部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某些工联的头面人物参加，可是正是这些组织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整整四个分部的一般成员在内，却在中央委员会的行列里行进。虽然如此，工联理事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是在中央委员会这边。 许许多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离开时都已深信，充当伟大自由党的附属品和执票工具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经终于觉醒过来，投入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活动。1890年5月4日英国工人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它的漫长的冬眠——一方面是1836—1850年的宪章运动遭到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1848—1880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结果——终于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时有发生。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团体，但是没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动家和所谓党的领袖——其中有的甚至是纯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都是些没有士兵的指挥官。这差不多总是使我们想起1849年巴登运动[106]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上校一名、军官十一名、号兵和列兵各一名。而这些各色各样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还为了争夺对未来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而互相争吵，这种景象更是令人难以乐观。现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在奥地利那样停止下来。强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它将把士兵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给指挥官指出他们应守的岗位。谁不喜欢这样，可以走开。事情不能没有摩擦，然而事情终能做成。不久以后，比很多人预料的还要早一些，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军将同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成为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坚强有力的大军，大陆和美国的所有同志都将为它热烈欢呼。 写于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 载于1890年5月23日“工人报”第2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98]]“伦敦的5月4日”一文，是恩格斯在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为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写的。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组织根据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97）的决定举行了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群众示威和大会——在奥地利最有组织——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 伦敦的工人也有组织地举行了第一次五一节活动，他们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1890年5月4日——举行的，他们的行动使恩格斯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尽管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们和英国机会主义的社会党人海德门，企图对示威进行领导，把示威活动置于妥协性的口号之下，示威还是显示出，伦敦广大工人群众决心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斗争。追随改良主义者的只是一小部分属于所谓工人贵族的工人。绝大多数示威参加者——约有二十万人——都拥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示威的骨干是煤气企业和伦敦码头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在八十年代带头开始为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工联和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恩格斯出席了示威结束时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杰出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保·拉法格以及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等发表了演说。 “伦敦的5月4日”一文除载于“工人报”外，还在1890年5月29日“选民报”第85号刊登过。1890年5月31日“柏林人民报”第123号也发表过这篇文章，发表时删去了开头关于奥地利的五一节活动的那部分。——第69页。 [99]]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举行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三万，其他行业的工人三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者的团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以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数即增加一倍多。——第70页。 [100]]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却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71页。 [101]]指海德门在1887年11月13日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特拉法加广场示威当中的行径。大会以与会者同警察发生冲突而告终，有几百人受伤（3人致命），大会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在这次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变当中，海德门怯懦地躲避了起来。——第71页。 [102]]银镇罢工（银镇是东头的一个地方）——1889年9—12月，制造水底电缆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约有三千人。他们要求提高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加班工资、节日工资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积极参加了罢工的组织工作。她在罢工的过程中创建了青年女工联合会。罢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因为其他工联的工人没有给予支持，银镇工人遭到失败。——第71页。 [103]]恩格斯指的是1889年12月至1890年2月伦敦南部煤气公司的工人举行的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公司老板不遵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只录用煤气工人工会的会员等等。结果工人方面失败了，原因是其他的工联，特别是码头工人工会没有给予足够的积极支援，此外还由于1890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该公司所属的企业中被取消。——第71页。 [104]]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的原则是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第72页。 [105]]曼彻斯特主义，曼彻斯特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派别，反映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自由党的左翼。谈到旧工联的曼彻斯特主义，恩格斯是指它们的活动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这些工联的领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限于进行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要求在劳工保护法方面实行某些有利于工人的变更的经济斗争，借此诱使无产阶级离开工人运动的阶级目的。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传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阶级和平。——第74页。 [106]]指恩格斯参加过的1849年5月至7月间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关于这次起义，见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75页。
论反犹太主义（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1890年4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恩格斯 论反犹太主义 （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79] ……然而难道反犹太主义不是给您带来害处多好处少吗？这就是我要请您认真考虑的问题。反犹太主义，这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在英国这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谁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简直会被人耻笑，而在巴黎，德留蒙先生的著作（这比德国反犹太主义者的作品高明得无法比拟）也只是微不足道地和毫无影响地暂时耸动了一下听闻。况且，现在当他以市镇参议员候选人身分出现的时候，他本人也不能不表白，他要像反对犹太人的资本那样地反对基督徒的资本！不过要知道，即使德留蒙先生说出相反的意见，也还是有人读他的著作的。 在普鲁士，反犹太主义的传播者，是一些收入一万马克、支出两万马克，因而落到高利贷者手中的小贵族、容克地主；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随声附和反犹太主义者的，是一些因大资本的竞争而没落的小资产者：行会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如果说资本在消灭社会上这些反动透顶的阶级，那末它是在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在做一件好事——不管这资本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是行割礼的还是行洗礼的，反正都是一样；它在帮助落后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前进，促使他们最终达到现代发展水平，在这种发展水平下，先前的一切社会差别溶化成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一个巨大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地方，即在还不存在强有力的资本家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强有力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地方；只有在资本还薄弱得不能支配全国的生产，因而证券交易所是它的主要活动舞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还是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由中世纪保存下来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反犹太主义。 整个北美有一些很难用我们的可怜的马克、古尔登、或法郎来表现其财富的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同这些美国人比较起来，连路特希尔德家族也简直是叫化子。即使在英国这里，譬如说同韦斯明斯特公爵比较起来，路特希尔德也只能算是一个家财微薄的人。甚至在我们的莱茵河两岸，九十五年以前我们靠法国人的帮助曾从这里赶走了贵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而在这里又何尝有犹太人？ 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只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达。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彼此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资本愈强大，雇佣工人阶级也愈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愈接近灭亡。因此，我希望我们德意志人（我把维也纳人也算在里面）能够真正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绝不希望它停滞不前。 况且反犹太主义还歪曲事情的真相。它甚至不了解这些它所声嘶力竭反对的犹太人。否则它就应该知道，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有着成千上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正是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事件[80]，——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说成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手段呢？ 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得感谢犹太人。海涅和白尔尼不待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他为了效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目前正在维也纳坐牢）、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爱德华·伯恩施坦、我们最优秀的帝国国会议员之一保尔·辛格尔——所有这些人我都因为同他们建立了友谊而感到自豪，而他们全都是犹太人！“凉亭”[81]杂志甚至把我也算做犹太人，假使要我选择的话，我无论如何情愿做一个犹太人，而不愿做一个“贵族老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4月19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79]这封信是恩格斯给奥地利一个银行职员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后者在1890年3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在他所在的维也纳银行和信用机关官员俱乐部的成员当中，以及在一部分维也纳居民当中，反犹太主义以宣传反对犹太人的资本的形式传播很广。恩格斯给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反犹太主义”为题发表在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上。发表时附有编辑部的注：“大概不需要指出，我们刊载这封信是征得作者和收信人双方同意的。”收信人的姓名在发表时没有指出。恩格斯的信以同样的标题转载于1890年5月13日“柏林人民报”第109号和德国社会政治周刊“劳动权利”（《DasRechtaufArbeit》）1890年5月28日第315号。——第58页。 [80]恩格斯指伦敦犹太工人举行的下面几次罢工：1889年8—9月裁缝和毛皮制品工人的罢工，1889年11月面包师的罢工和1890年3—4月鞋匠的罢工。这几次罢工都以业主满足工人的要求而结束。裁缝、毛皮制品工人和面包师达到了规定以十小时工作日代替原先的十四至十六小时工作日的目的，鞋匠达到了以在作坊里劳动代替在家里劳动和业主同意实行劳动仲裁的目的。——第60页。 [81]“凉亭”（《DieGartenlaube》）是德国一家小资产阶级文学插图周刊，1853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第60页。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1888年） 1888年单行本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论他或我，都再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好像有点要复活的样子。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惹得人人都讨厌起来了。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成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190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上，现在这个版本是经过修订的单行本。 把这几页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距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191。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海涅192。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193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实现的。194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195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相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辨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现状相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196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是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成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使自己“外化”（即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哲学的认识是这样，历史的实践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约许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成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现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这些结构直到现在还引起他的渺小的敌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既然我们了解到（对获得这种了解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法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地，正是在1830年到1840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法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三十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诚派教徒和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197中实践的终极目标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末，在1842年的《莱茵报》198上青年黑格尔派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99成了头一个推动力。后来，布鲁诺·鲍威尔反对该书中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证明许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故事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神话发生的途径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问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最后，出现了施蒂纳，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好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200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像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彷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201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这样。这种崇拜，虽然不能加以辩护，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它是反对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纯粹思维”的专制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当作自己的出发点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这就是；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任务是怎样实现的。 但是这时，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来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集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形式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哲学也就是唯一正确的；只要人类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203，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间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书中，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用不必要的晦涩难解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死守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来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用心，很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决不是到处都不是避免的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了。作者愈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愈是把各种学派、特别是在今天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自称为哲学派别的那些学派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愈大。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势所必然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像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那种东西，不是像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须主张的那种东西，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204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十八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理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且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行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的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人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五十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末，使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该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态，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 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何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越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19页）“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理想的力量吗？”（第VIII页） 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必然地至多是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联系；然而连康德都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这决不是因为那里面也讲到过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理由施达克是会记得的。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见《现象学》）205 第二，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类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呢？ 第三，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206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庸人的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产生的偏见做了不可饶恕的让步，虽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通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讲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此饶了读者吧。 三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和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溶化在宗教中。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某一历史运动，只是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207（引自施达克的书第168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这些人类特性的虚幻反映）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实在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立法高度神圣化；这种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丝毫变化。在法国，在1793年到1798年这个期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感觉到需要用费尔巴哈的新宗教去代替它。 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们用宗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做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加在这个词上的意义，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得到的，而是按照语源所应该具有的。因此，为了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四十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他们也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说：因此，无神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费尔巴哈想根据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建立真正的宗教，这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很紧密的联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式上也出了一份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旧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不进行宣传，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况就发生了。仅仅在研究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而且，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同时，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堵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也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我们没有必要去把这一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使这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超过费尔巴哈多么远了。现在连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都不堪卒读了。 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这个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人的映象。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想象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的，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的确，在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有这样的命题：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208——“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209——“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210等等。 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些命题，这些命题仍旧是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是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 “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地带”211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212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程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甚至他的名言： “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213 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仍然是毫无结果的。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疼；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末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同样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准则推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瘠和空泛。 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费尔巴哈的道德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它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它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是说得很直截了当的：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 关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无条件地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的牺牲品呢？——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自从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并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以来，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是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须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关于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是否好一些呢？就连“萨多瓦的小学教师”214不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吗？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末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地是自愿到交易所里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时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陪了钱，那末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错了，而且，在我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我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架子来。在交易所里，只要爱不纯粹是一个温情的字眼，也是爱统治一切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完成和实际从事的事情。同时，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末我就执行了费尔巴哈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我还会成为富翁。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也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为的人去研究。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的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出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可怜的结局。 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四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215以后，就只从事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宝贝；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之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那里？）而且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用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法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法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做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即成事实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通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辨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辨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僻。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机？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胜利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217。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用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现在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已经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使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场里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次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被打碎。但是，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像是和这种看法符合的。就个别人说，他的行为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那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末，以前的一切时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来说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末，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不用说，在这里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使它适合于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像法兰西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的坏。 国家作为第一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加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屁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两个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描述，并要求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以便作出这种描述。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前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况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过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身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一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最初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一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种企图清楚地表现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教会为了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218它在二百五十年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合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219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220。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叛乱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下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溃；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囊括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221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222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陪尔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且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也只能是一些说明。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中提供；而在这里我敢肯定地说，在其他著作中这种证据已经提供得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辨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那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223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在这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台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衷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个别事实之间的巨大联系方面，在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方面所获得的决定性的成就，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的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注释： 191巴士底狱是十四至十八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十六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 192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1834年，它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1833年）的继续。海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 193恩格斯在这里套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1821年在柏林出版。 194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一部。逻辑》第147节；第142节附释（G.W.F.Hecyclopa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nimGrundrisse.ErsterTeil.DieLogik,147;142;Zusatz）.该书第一版于1817年在海得尔堡出版。 195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里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 196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G.W.F.HEGEL.《WissenschaftderLogik》.Nurnberg,1812-1816）。这部著作共分三册：（1）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年出版），（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年出版）；（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年出版）。 197《德国年鉴》（《DeutscheJahrbu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JahrbucherfurWissenschaftundKunst》〉的简称，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从1841年7月到1843年1月，杂志用上述名称出版；以前（1838-1841年）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JahrbucherfurdeutscheWissenschaftundKunst》〉名称出版；1841年6月以前，杂志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负责编辑，而从1841年7月起则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负责编辑。由于《哈雷年鉴》在普鲁士境内遭到停刊的威胁，编辑部从普鲁士的哈雷城迁往萨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即使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没有出版多久。1843年1月该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 198《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urPolitik,Handelund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引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 199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F.StrauB.《DasLebenJesu》.Bd.1-2,Tubingen,1835-1836）。 200指麦·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M.Stirner.《DerEinzigeundseinEigenthum》.Leipzig,1845） 201L.Feuerbach..《DasWesendesChristenthums》.Leipzig,1841 203指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发现的海王星。 204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费尔巴哈的箴言。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166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2卷第308页（K.Grun.《LudwigFeuerbachinseinemBriefwechselundNachlasssowieinseinerPhilosophischenCharakterentwicklung》.Bd.II,LeipzigundHeidelberg,1874,S.308） 205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G.W.F.Hegel.《PhanomenologiedesGeistes》）。该著作第一版于1807年在班堡和维尔茨堡出版。 206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 207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GrundsatzederPhilosophie.NovthwendigkeiteinerVeranderung》）,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1卷第407页。 208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驳躯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WiderdenDualismusvonLeibundSeele,FleischundGeist》）,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363页（《Ludwigfeuerbach'ssammtlicheWerke》.Bd.II,Leipzig,1846,S.363〉。 209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54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贫穷操纵并取消所有法律》（《NothmeistertalleGebtsieauf〉,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2卷第285-286页。 210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1卷第409页。 211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页。 212恩格斯在这里概括了黑格尔主要发表在下述著作中的思想：《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VorlesungenuberPhilosophiederReligion》.DritterTheil,II,3〉。后面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1832年在柏林出版。 213见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段》（《FragmentezurCharakteristikmeinesPhilosophischenCurriculumvitae》）,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411页。 214普军在萨多瓦一役获胜（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后，德国资产阶级政论中的流行用语，意思是说普鲁士的胜利似乎是由于普鲁士国民党教育制度的优越。这一用语源出《外国》杂志的编辑奥?佩舍耳，他在该杂志1866年7月17日第29期上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战争历史的教训》（《DieLehrenderjungstenKriegsgeschichte》）中用了这个用语。 215指大·弗·施特劳斯《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杜宾根和斯图加特版第1-2卷（《DiechristlicheGlaubenslehreinihrergeschtlichenEntwicklungundimKampfemitdermodernenWissenschaft》.Bd.I-II,Tubingen-Stuttgart,1840-1841;这部著作的第二部，根据它的主要内容，名为《基督教教理的物理内容（教义学）》（DermaterialeInbegriffderchristlichenGlaubenslehre(Dogmatik)）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1887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384] （1887年12月15日） 本书作者西吉兹蒙特·波克罕1825年3月29日生于格洛高。1844年他在柏林读完中学后，先在布勒斯劳、后又在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读大学。1847年为了服兵役，他不得不作为服役期三年的志愿兵参加了格洛高的炮兵，因为他太穷，担负不起服役期一年的花费。1848年革命爆发后，波克罕参加民主集会，因而被军事法庭侦讯，以逃往柏林而得免。在柏林，他起初没有遭到追捕，仍然在运动中积极活动，并且坚决参加了攻打军械库。[385]为此他将遭逮捕，又以逃亡而得免，这次他逃往瑞士。当司徒卢威于1848年9月间在瑞士组织志愿军向巴登黑林山脉进军时[386]，波克罕参加了进军并被俘，一直被囚到1849年5月巴登革命[387]释放囚人的时候。 波克罕去卡尔斯卢厄，以便作为一个兵士为革命出力。当约翰·菲力浦·贝克尔被任命为全部人民自卫团的指挥官时，他委托波克罕建立一个炮队，但政府最初给炮队发的只是些没有马匹的火炮。马匹一直没有领到，而六月六日运动[388]爆发了，较坚决的人想用这次运动迫使萎靡不振的、其中一部分人纯粹是叛徒的临时政府比较有力地行动起来。波克罕也和贝克尔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直接效果仅仅是：贝克尔以及他的全部志愿军和人民自卫团都被调出卡尔斯卢厄，派往尼喀河战场。波克罕和他的炮队无法跟着贝克尔走，他还没有领到拉炮的马匹。当他终于领到马匹时，——因为政府首脑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一心要甩开革命的炮队，——普鲁士军队已经占领了普法尔茨，所以波克罕炮队的第一个战役就是占领克尼林根桥附近的阵地，掩护普法尔茨的军队向巴登的领土转移。 波克罕的炮队同普法尔茨部队以及尚在卡尔斯卢厄地区驻扎的巴登部队一起，这时向北推进。6月21日，炮队投入布兰肯洛赫附近的战斗，并且光荣地参加了乌布施塔特战役（6月25日）。在为占领牟尔克河的阵地而改编军队时，波克罕和他的所有火炮都配属给奥博尔斯基师，并且在争夺库本海姆的战斗中卓著功勋。 革命军队向瑞士领土退却后，波克罕去日内瓦。在那里，他遇见了他的老首长和朋友约·菲·贝克尔，以及一些比较年青的战友，他们已经结成了一个在苦难的流亡生活中极尽欢乐之可能的集体。1849年秋天我路过日内瓦时，曾和他们度过几天欢乐的日子。由于卡尔·福格特先生的骇人谎言而得到一个最冤枉的身后恶名“硫磺帮”的，就是这个集体。[389] 但是，欢乐持续不久。1850年夏天，无情的联邦委员会的权力也压到无辜的“硫磺帮”身上来了，大多数欢乐的年青人必须离开瑞士，因为他们属于应予驱逐的那一类流亡者。波克罕去巴黎，以后又去斯特拉斯堡。但是在这里他也呆不下去。1851年2月，他被逮捕并被押送到加来，以便乘船送往英国。在三个月当中，他被人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个地方，多半是带着镣铐，先后经过二十五个监狱。但是，他每到一处，共和派事先就知道了，他们迎接这位被押送的囚人，给他送去丰盛的食物，款待和贿赂宪兵和官吏，尽可能安排下一步的行程。就是这样，他最后来到了英国。 的确，他在伦敦遇到了比在日内瓦或者甚至比在法国都严重得多的流亡困苦，但是在这里他也没有失掉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机智。他寻找任何一种工作，最初在利物浦的一家侨民企业里找到了事做，那里需要德籍职员做翻译，来应付大批离开了又一次幸运地被安抚下去的古老祖国的德国流亡者。同时，他还寻找别的事务关系，而且是这样顺利，竟然在克里木战争之初弄了一轮船各种各样的货物开到巴拉克拉瓦去，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分别卖给了军队指挥部和英国军官。他回来时净纯利15000英镑（30万马克）。但是，这一次成功却促使他进一步去作投机活动。他又联系上了一项为英国政府供货的合同。这时已经进行媾和谈判，所以政府就在合同里提出一个条件：如货到之日媾和的先决条件已被接受，政府可以拒绝收货。波克罕同意了这点。当他和他的轮船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和约已经签订了。轮船租的只是去程，轮船的船长这时由于可以得到大宗有利可图的返航载货，于是就要求马上卸货，可是波克罕在挤得满满的港口里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地方存放归他处理的货物，于是船长就把所有货物随便卸到了一处海岸上。波克罕就这样和他的那些枉费力气运来的箱子、货包和大木桶呆在那里，束手无策地看着当时从土耳其的各个角落和整个欧洲跑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各种恶棍把他的货物偷个精光。他回到英国后又成了一个像过去一样的穷人，15000英镑全丢了。但是他那种不可摧毁的机智的性格并没有丢失。他在投机活动上丢掉了金钱，但是却学会了在实业界办事和交往的本领。他还发现，他对酒类的质量有一种特别敏锐的鉴别力，并且成功地为波尔多的各家出口商号做代理人。 但同时他尽可能地参加政治运动。在卡尔斯卢厄和日内瓦，他认识了李卜克内西。由于福格特的丑剧，他同马克思建立了联系[390]，这也就是我和他再次会见的原因。波克罕虽然没有用一定的纲领来约束自己，却一直追随着最革命的党派。他的主要的政治活动，是同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即俄国专制制度作斗争。为了更好地观察俄国的旨在征服巴尔干国家和间接统治西欧的阴谋，他学会了俄文，并且研究俄国的报刊和流亡者的作品多年。同时，他还译出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我们俄国情况”[391]一书，书中抨击了由赫尔岑开其端（后来由巴枯宁所继承）并为西欧的俄国流亡者所效法的虚伪风气，即在西欧不是传播他们所熟知的俄国真相，而是散布合乎他们的民族的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口味的通常奇谈。他还在柏林的“未来报”[392]、“人民国家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写了很多论俄国的文章。 1876年夏天，他在去德国的路上于巴登魏勒尔得了中风症，整个左半身终身瘫痪。他不得不放下他的事业。几年以后，他的妻子死去。他由于患肺病而不得不搬到海斯丁斯去，到温和的海洋性气候的英国南海岸去。瘫痪也好，疾病也好，微薄的、不能经常得到保证的生活费用也好，都不能摧折他那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他的书信中总是洋溢着激奋的欢乐，他的笑声感染着同他见面的人。他爱好的读物是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885年12月16日，他患肺炎去世。 “极端爱国主义者”一文在对法战争结束后就在“人民国家报”上出现，此后不久又出单行本。这本书，对于官方的和资产阶级的德意志一向沉湎于超爱国主义的陶醉于胜利的情况来说，已成了一付非常有效的解毒剂。的确，最好不过的清醒剂莫过于回忆一下现在被捧到天上的普鲁士当年曾经在法国人的进犯之下，即在现在被蔑视为战败者的法国人的进犯之下被可耻地摧毁。而这付药剂也应该有特别大的效力，因为，关于十分糟糕的事实的叙述是从这样一本书中摘来的，在这本书中，一位普鲁士将军［注：爱德华·冯·赫夫内尔。——编者注］，而且还是高级军事学校的校长，根据普鲁士的官方文件描绘了这个可耻的时代；而且应该承认描绘得很客观：并不夸大[393]。一支大的军队，像任何其他的大的社会机体一样，在一次大失败以后最好是好好想一想，承认自己过去的过失。在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人就处于这种状态。另一次是在1850年之后，的确，他们那时没有遭到大的失败，但是在一系列小征伐——对丹麦和对南德的征伐——之后以及在1850年第一次大动员过程中，他们的军事上的十分衰败，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完全清楚的了；也是在那时，他们只有以华沙的和奥里缪茨的政治耻辱为代价才主动避免了真正的失败。[394]为了懂得如何改进，他们曾不得不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无情的批判。他们的军事学术界（其中曾出现了克劳塞维茨这样的第一流人物，但从那时起便无止境地降低了自己的水平）在这种必不可免的自我检查的情况下这时又重新振兴起来。这次自我检查的成果之一就是赫夫内尔的著作，波克罕的书即取材于此。 即使现在，仍然有必要经常使人回忆一下这个时代：傲慢和失败、国王无能的时代，迷恋于自己的两面手法的普鲁士外交官愚蠢奸诈的时代，贵族军官在极其懦怯的叛卖中仍然大言不惭的时代，完全背离人民的、建立在说谎和欺骗之上的国家制度总崩溃的时代。德国的庸人（也包括贵族和王公）现在有时比当时更为妄自尊大和沙文主义；外交行动显然更蛮横了，不过还保留着过去的两面手法；贵族军官人数的自然的增加和人为的增加已使他们又能占据先前那种在军队中的统治地位，国家也日益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变成一个大地主、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工业家的集团来剥削人民。当然，如果再走到战争的地步，普鲁士德意志的军队凭它在组织上是所有别的军队的榜样这一点来说，是会比它的敌人和它的盟友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但是，它再也得不到像在最近两次战争[395]时期那样的优势了。举例来说，那时由于特殊的幸运情势而形成的高级指挥的统一，以及下级指挥官的相应的绝对服从，都不见得会照样再一次出现。目前流行于土地贵族以及军人贵族——一直到皇帝的侍卫官——同交易所投机家之间的事务勾结关系，对于前线军队的供给很容易地会成为致命的东西。德意志会有它的盟友，但是一有机会，它就会抛弃盟友，而这些盟友也就会抛弃它。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会哭泣的。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于伦敦 载于1888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西·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 注释： [384]S．Borkhoim．《ZurErinnerungfürdiedeutschenMordspatrioten．1806—1807》．Hottingen-Zürich，1888．这本书是根据恩格斯的倡议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二十四分册出版的。“序言”的后半部分早在该书出版以前，就以“欧洲面临什么”为标题发表于1888年1月15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6页。 [385]1848年6月14日，因普鲁士国民议会背弃三月革命（关于这点，见弗·恩格斯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72—89页）而愤怒的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攻占了军械库，以便武装人民捍卫革命的成果并把革命推向前进。但是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及时赶到的援军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一起迅速地击退了人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396页。 [386]指1848年9月底在巴登发生的共和派起义；起义是由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发动的，9月21日从瑞士进入巴登地区。在巴登民主派的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几天以后，起义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逮捕，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第396页。 [387]见注355。——第396页。 [388]六月六日运动——见注356页。——第396页。 [389]“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一词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的团体的普通用语。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工资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福格特在1859年出版的一本反对马克思和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诬蔑性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歪曲了事实，称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年在日内瓦有一个玩笑地以“硫磺帮”为名的德国流亡者小集团（波克罕是它的一个成员），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里面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马克思在他的那本1860年写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里，给福格特以歼灭性的回击；同时他也驳斥了福格特关于“硫磺帮”的臆造。——第397页 [390]1860年2月，马克思请西·波克罕把关于日内瓦的“硫磺帮”的资料寄给他。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里，利用了波克罕2月12日的答复来揭露福格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6—409页）。——第399页。 [391]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小册子俄文版的标题是：“我们的家务事。就‘秩序在胜利’（“钟声”第3卷第233号）一文答赫尔岑先生”1867年斐维版。在波克罕的译本中，小册子的标题是：《UnsereRussischenAngelegenheiten．AntwortaufdenArtikeldesHerrnHerzen：《DieOrdnungherrscht！》（KolokolNr233）》．Leipzig，1871．德文版包括波克罕的序言和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小册子的本文，后者的标题是：《UnserehäuslichenAngelegenheiten》。——第399页。 [392]“未来报”（《DieZukunft》）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1868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399页。 [393]指爱·赫夫内尔“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战争。普鲁士军队简史，根据军事档案材料写成”1855年柏林第2版第1—4卷（E．Höpfner．《DerKriegvon1806und1807．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PreuβischenArmeenachdenQuellendesKriegs-Archivsbearbeitet》．2．Aufl．，Bd．Ⅰ-Ⅳ，Berlin，1855）一书。——第400页。 [394]谈到1850年对丹麦的征伐，恩格斯是指普鲁士因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而同丹麦战争时期对丹麦作战的最后阶段。在1848年革命时期，力求和德意志合并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居民发动了民族解放起义，反对丹麦统治。在德意志的舆论的压力下，普鲁士统治集团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的国家一道开始了虚张声势的对丹麦的战争；但是，他们每走一步都出卖革命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并且在1848年8月26日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协定的条款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一切民主成果都化为乌有。战争在1849年3月底又重新开始。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以普鲁士再一次的出卖行动而结束，即普鲁士在1850年7月2日同丹麦签订和约，让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用自己的力量继续战争。1850年7月，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被丹麦军队击溃，两公国仍属丹麦王国。关于1850年普鲁士对南德的征伐，恩格斯是指由于1848—1849年革命后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尖锐化，普军在1850年11月进入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库尔黑森）一事。1850年秋天，库尔黑森发生的革命行动给奥普提供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而且双方的每一方都企图以主要的德意志国家的身分去担当运动镇压者的角色。普鲁士政府看到奥地利—巴伐利亚军队进入库尔黑森，便在1850年11月初宣布动员，并且它自己也往那里派了军队。11月8日奥地利—巴伐利亚的先头部队和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在布隆采耳附近发生一次小战斗。在动员过程中暴露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和普军的装备陈旧，同时，在德国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也坚决反对，这就迫使普鲁士放弃了军事行动并向奥地利投降。早在普鲁士军队进入库尔黑森以前，在1850年10月华沙会议上，俄皇尼古拉一世就作为奥普之间的仲裁人出来反对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的企图。11月29日在奥里缪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城，奥普之间签订一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普鲁士必须放弃它的统一德意志的计划，并且加入为奥地利所恢复的德意志联邦，——第400页。 [395]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第401页。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 现在，让我们把我们的理论应用于今天的德国历史，应用于它的血和铁的暴力实践。从这里，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血和铁的政策暂时必然得到成功，为什么它最终必然破产。 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瓜分了并卖掉了欧洲，它的这种做法向全世界表明了君主们和国家要人们完全无能。各民族反对拿破仑的普遍战争，是各民族的遭拿破仑践踏的民族意识的反映。为了报答这一点，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国君们和外交家们更加无耻地践踏了这种民族意识。最小的王朝比最大的民族还受重视。德国和意大利又被分割为各个小邦，波兰第四次被瓜分，匈牙利仍然被奴役。甚至不能说，这样对待这些民族是不公道的，谁叫它们容许这样做，谁叫它们把俄国沙皇［注：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当做自己的解放者来欢迎呢？ 可是，这种情况是长不了的。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 因此，1848年革命的目的，到处（法国除外）都是既要满足自由要求又要满足民族要求。可是，在第一次冲击得胜的资产阶级的背后，到处都出现了威胁性的无产阶级形象；争得胜利的实际上是这一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驱入了刚被打败的敌人亦即君主、官僚、半封建和军事的反动派的怀抱，革命在1849年也就败在这些反动派手里。在匈牙利，情况并不是如此，但俄国人闯进了匈牙利，镇压了革命。俄国的沙皇［注：尼古拉一世。——译者注］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来到了华沙，在那里，他以欧洲仲裁人的身分进行裁判。他任命他的驯服工具——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为丹麦的王位继承者。他使普鲁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因为他不许普鲁士有一点点利用德国人的统一意愿的欲望，强迫它恢复联邦议会，强迫它屈服于奥地利。[2]这样，革命的全部结果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建立了外表上立宪但精神上依旧的政体；俄国的沙皇比以前更甚地统治着欧洲。 可是，事实上，革命已用它的巨大力量甚至使各个四分五裂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脱离了旧的传统的常规。资产阶级取得了一部分、即使是小小的一部分政治权力，而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政治成就都被它用在促进工业繁荣方面。幸运地度过了的“疯狂年”[3]清楚地向它证明：现在必须永远结束旧日的昏睡和懒散状态。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雨以及其他种种情况，世界市场的联系空前扩大了，商业空前繁荣起来；在这里，就是要抓紧时机，要保证自己得到应得的一份东西。从1830年、特别从1840年以来，在莱茵河地区、萨克森、西里西亚、柏林以及南部个别城市出现的大工业萌芽，现在已迅速地发展和扩充起来，农业地区的家庭工业散布得日益广泛，铁路建筑的速度加快了，而这时已达到巨大规模的移民，则造成了不需要任何津贴的德国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航运业。德国商人规模空前地在一切海外商埠站住了脚，他们在世界商业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并且慢慢地不仅推销英国的工业品，而且开始推销起德国的工业品来。 可是，德国的小邦割据状况及其形形色色的工商业立法，必然很快就变成了束缚这种猛烈增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商业的一种不堪忍受的桎梏。每走几里路，便出现不同的票据法，不同的工业活动条件，到处都会碰到各种不同的挑剔、官僚的和国库的刁难，甚至还常常碰到行会限制，使官方的特许证也无济于事！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户籍立法[4]和居留限制，使资本家无法把他们所支配的劳动力以足够的数量投到那些有矿石、有煤、有水力以及有其他有利的自然条件因而给工业企业提供了基础的地方去！无阻碍地大量利用本国劳动力的这种可能性，是工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可是，爱国的厂主从各处召集工人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警察当局和济贫所反对新移民定居。统一的全德国的公民权，全体帝国公民迁徙完全自由，统一的工商业立法——这些现在已不再是狂热的大学生们的爱国幻想，而是工业生存的必要条件了。 加之，在每一个邦和小邦里，都有各不相同的货币，各不相同的度量衡，往往在同一个邦里就有两三种度量衡。而在所有这些种类繁多的钱币和度量衡中，没有一种是得到世界市场承认的。因此，毫不奇怪：往来于世界市场或者被迫同进口商品竞争的商人和厂主们，除了使用自己的所有这许多钱币和度量衡以外，还必须使用外国的；棉线要按英磅来称，丝绸料子要按公尺来量，对外国要按英镑、美元和法郎来计算！在币制流通范围受到这种限制的情况下，怎样能产生大的信用机关呢？这里是古尔登纸币，那里是普鲁士塔勒，此外还有金塔勒，“新三分之二”塔勒，银行马克，流通马克，二十古尔登币制，二十四古尔登币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处在无限的行市计算和行市波动之中的。[5] 即使这一切最终都能克服，但是在所有这些摩擦中已花费了多少力量，消耗了多少金钱和时间啊！同时，在德国，人们最后也开始注意到：在今天，时间即金钱。 年轻的德国工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显一显身手，它只有通过输出才能壮大起来。为此，它在外国就必须享有国际法的保护。英、美、法三国的商人在国外甚至比在家里更能自由行动。他们的大使馆保护他们，必要时还有几艘军舰来保护他们。但是德国人呢？在近东，至少奥地利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指望自己的大使馆，在其他地方，大使馆对他们就没有多大帮助。可是，当一个普鲁士商人在国外向他的大使诉说遭到损害时，他几乎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你完全自作自受，你在这儿寻求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呢？”而小邦的臣民则到处都是完全没有权利的。德国商人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请求外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保护，或者很快就归化于新的祖国。［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维尔特”。——编者注］即使他们的大使想保护他们，但又有什么用呢？德国大使本身，在海外也是被人看做像擦皮鞋的人那样的。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统一的“祖国”的要求，是有一种强烈的物质背景的。这种要求已不再是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们在瓦特堡纪念大会[6]期间所表现的一种烟雾般模糊的冲动了，那时，“勇气和力量在德国人的心灵中燃烧”，那时，按照法国的调子唱着：这种要求“使青年们怀着剧烈的痛苦为祖国而战，为祖国牺牲”［注：这两处引文，都引自卡·欣克耳的诗“同盟之歌”。——编者注］，以求恢复想像中的中世纪的帝国庄严，然而这些怀着剧烈痛苦的青年一上年纪，就变成了极平常的、专制君主的忠实奴仆。同时，这种要求也已不再是律师们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汉巴赫大典[7]期间所发出的那种离地面近得多的统一呼声了，这些人自以为爱好自由和统一是为了自由和统一本身，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按照瑞士的方式把德国变成由各个州组成的共和国（这是他们中间最清醒的人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上述大学生们的霍亨施陶芬帝国[8]一样。不，这是从讲求实际的商人和工业家的直接的业务需要中冒出的渴望，他们渴望扫清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阻碍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全部小邦废物，他们渴望消除一切不必要的摩擦，因为要是德国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场，就先要在家里消除这种摩擦，而他们的所有竞争者都已避免了这种摩擦。德国的统一已成了经济上的必要。而现在要求统一的人都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他们是在商业中受的教育，并且是为了商业而受教育的，他们善于经营商业，并且善于讲价钱。他们知道：讨价必须很高，但让价也必须慷慨。他们歌唱“德国人的祖国”，其中也包括施梯里亚、提罗耳和“充满胜利和荣誉的奥地利强国”［注：引自恩·摩·阿伦特的诗“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他们并且歌唱： “从麦士到默麦尔， 从艾契河到贝耳特， 德国呀，至高无上的德国， 超过世界上的一切。”［注：引自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的诗“德国人之歌”。——编者注］ 可是，在现金交易中，他们甘愿同意给这一势将日益变得更辽阔的祖国[9]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25—30％。他们的统一计划已制订好了，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但是，德国的统一不光是德国的问题。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如果没有外国的非常明显的干涉，就不再能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注：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威斯特伐里亚和帖欣的和约”[10]。——编者注］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征服了西里西亚。[11]1803年，法国和俄国直接强迫按照帝国代表会议的总决议对神圣罗马帝国进行了改组。[12]后来，拿破仑根据自己的方便安排了德国。最后，在维也纳会议上［注：在手稿上，恩格斯在这一行上面亲笔写着：“德国—波兰”。——编者注］，主要是俄国，其次是英国和法国，又把德国分割成三十六个邦，共二百多块互相隔绝的大大小小土地，同时，德国的君主们，完全像在1802—1803年的累根斯堡帝国议会上一样[13]，真心一意地帮助这样做，从而使这种分割情况更加恶化。另外，德国有若干块土地还被割让给外国君主。这样一来，德国不仅变得软弱无力、孤立无援，在内部争斗中弄得精疲力尽，注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甚至工业上都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而且，更坏的是，法国和俄国由于已成的习惯，取得了分割德国的权利，正像法国和奥地利攫取了监视意大利、使它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权利一样。沙皇尼古拉在1850年由于享有这种所谓的权利，才极端蛮横地不许擅自对宪法做任何修改，强迫恢复联邦议会——德国虚弱无力的象征。 可见，争取德国的统一不仅要反对君主和其他内部敌人，而且也要反对外国。不然的话，就要依靠外国的帮助。而当时外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法国，路易·波拿巴曾利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农民的帮助下当上总统，并在军队的帮助下登上帝座。可是，一个新的、由军队制造出来的、在1815年法国版图内的拿破仑皇帝，则是一种死产了的徒劳的事情。这个再生的拿破仑帝国，意味着把法国扩张到莱茵河地区，实现法国沙文主义的传统梦想。但是，首先，占领莱茵河地区并不是路易·波拿巴力所能及的。在这方面的每一个尝试，结果都会使欧洲结成反法同盟。然而，提高法国威望和使军队得到新荣誉的时机到来了，这种时机是由一场几乎为全欧洲一致同意进行的反俄战争引起的，原来俄国曾经利用西欧的革命时期，悄悄地占据多瑙河各公国，并准备一场新的征服土耳其的战争。英国同法国结成了同盟，奥地利对二者表示友好，只有英勇的普鲁士去吻昨天还打着自己的俄国鞭子，并且继续保持亲俄的中立。可是，无论英国或者法国都不想使敌人遭到严重失败，因此，战争便以俄国遭受小小屈辱和俄法结成反奥同盟而告终。［注：克里木战争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错中错的大喜剧，在这个喜剧中，每换一场人们都会问：这一场谁将受骗？可是，这一喜剧是以无数的财富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在战争前夜，奥地利就进军多瑙河各公国；俄国人在奥地利人面前撤退。因此，在奥地利继续保持中立的时候，俄国在陆地边界上同土耳其作战就不可能了。但是，要使奥地利作为同盟国在这条边界上参加战争，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使战争成为真正的战争，以便恢复波兰，使俄国的西部边界永远东移。这样一来，普鲁士也就会被迫参加（俄国那时还正在通过普鲁士得到它的全部进口商品）；俄国不论在陆上或者海上都会受到封锁。很快就会失败。但是，这并非各同盟国的意图。相反，它们感到高兴的是，现在能免除一场真正的战争的一切危险。帕麦斯顿建议把战场转移到克里木去——这是俄国所希望的，——而路易-拿破仑就很乐意地同意这样做了。战争在克里木进行，可能始终是一场假装的战争，这样，所有主要的参加者都会感到满意。但是，尼古拉皇帝却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而忘记了，这个地方对于一场假装的战争是极其有利的，而对于一场真正的战争就非常不利。俄国在防御方面的长处——它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资源贫乏的广阔地区，——在俄国进行任何进攻战时都会变成对它本身不利的反面东西，而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克里木这一方面表现得如此明显。按理要成为入侵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竟成了俄国军队的坟墓，因为尼古拉以残忍而愚蠢的轻率态度把俄国的军团一个个赶往塞瓦斯托波尔，一直到仲冬还在赶。当最后一支仓促召募起来的、装备很差的、粮食供应可怜的军队损失了三分之二人员（整营整营的人倒毙在暴风雪中），残余部队无力把敌人驱逐出俄国土地的时候，傲慢而愚蠢的尼古拉就可悲地垮台了，他服毒自杀了。从此以后，战争又成了假装的战争，而且很快就缔结了和约。］ 克里木战争使法国成了欧洲的领导强国，而使冒险家路易-拿破仑成了当代的伟人，这当然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克里木战争并没有使法国的领土增多，因而使法国孕育着一场新战争，在这场新战争中，路易-拿破仑要完成他的真正使命——成为“帝国扩大者”［注：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帝国扩大者”（《MehrerdesReiches》）这一说法，这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的一部分。——编者注］。这场新战争早在前一次战争时期就已这样做了准备：允许撒丁加入西方列强的同盟，充当法兰西帝国的仆从国，特别是充当该帝国反对奥地利的前哨；其次，这场战争也是在缔结和约时路易-拿破仑同以惩罚奥地利为最大满足的俄国达成协议[14]所准备好的。 路易-拿破仑现在成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偶像。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851年12月2日“拯救了社会”，当时，他虽然借此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只是为了拯救它的社会统治。不仅是因为他表明了，普选制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变成压迫群众的工具；不仅是因为在他的统治下工业、商业、特别是投机事业和交易所欺骗勾当盛况空前。而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是同它骨肉相连的第一个“大政治家”。他像任何真正的资产者一样，也是暴发户。他曾“历尽千辛万苦”：在意大利是烧炭党人的密谋家，在瑞士是炮兵军官，在英国是负债累累的贵族流浪汉和特别警察[15]，可是，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是王位追求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以自己的冒险经历，以自己在一切国家里的道德败坏行为，使自己成了法国人的皇帝，并成为欧洲命运的主宰，就像典型的资产者——美国人通过一系列真正的和欺骗性的破产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一样。他做了皇帝之后，不仅使政治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和交易所欺骗勾当服务，而且完全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来推行政治本身，用“民族原则”[16]来进行投机。使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分割状态，对法国以往所执行的政策来说，曾经是法国的一种不可让予的基本权利；路易-拿破仑则立即着手零星售卖这种基本权利以换取所谓补偿。他愿意帮助意大利和德国消除分割状态，但是有一个条件：德国和意大利向民族统一方面每前进一步，都要割让领土给他做报酬。这样一来，不仅使法国沙文主义得到满足，不仅使帝国逐步向1801年的疆界[17]扩展，而且又使法国重新处于特别开明的、解放各民族的强国地位，使路易-拿破仑处于各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的地位。于是，整个开明的、为民族理想所振奋的资产阶级——因为它非常关心从世界市场上肃清一切阻碍商业的东西，——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这一解放世界的开明活动。 这种情况在意大利首先开始。［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奥尔西尼”。——编者注］在这里，从1849年起便是奥地利的无限统治，而当时奥地利是全欧洲的替罪羊。克里木战争的小得可怜的结果，人们不是归罪于只想进行一场假装的战争的西方强国的不坚决，而是归罪于奥地利的动摇态度，但这种动摇态度却是西方列强本身应负最大责任的。而俄国则由于奥地利人进军普鲁特河——这是报答俄国1849年在匈牙利的帮助的——而遭到过伤害（虽然正是这种进军拯救了俄国），所以很高兴奥地利遭到任何攻击。普鲁士已不再算数了，在巴黎和会上它就已受到了encanaille〔毫不客气的〕侮辱。因此，在俄国协助下准备好的解放意大利“一直到亚得利亚海”的战争，在1859年春天开始，到夏天就在明乔河地区结束了。奥地利没有被赶出意大利，意大利没有“一直解放到亚得利亚海”，也没有得到统一，撒丁的领土是扩大了，但是，法国占领了萨瓦和尼斯，从而达到了它在意大利那边的1801年的疆界。[18] 可是，意大利人是不以此为满足的。在意大利，当时纯粹的工场手工业还占统治地位，大工业还处于襁褓之中。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剥夺和无产阶级化；它在城市中还占有它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农村里，工业劳动是占有土地的小农或者佃农的副业。因此，资产阶级的毅力还没有受到它和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破坏。而因为意大利的分割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苛政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可是，在1859年，外来的统治除了在威尼斯以外都被推翻了，法俄两国已使奥地利不能再干涉意大利，已不再有人害怕这种干涉了。而意大利也出了一个有古代风的英雄——加里波第，他能够创造奇迹，并且已创造了奇迹。他率领千人志愿军，推翻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实际上统一了意大利，粉碎了波拿巴政策的人为罗网。意大利得到了自由，而且实际上得到了统一，——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路易-拿破仑施展了阴谋，而是由于进行了革命。 从意大利战争以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对任何人都不再是秘密了。战胜大拿破仑的人应受到惩罚，——但是，l'unaprèsl'autre——一个挨一个来。俄国和奥地利都已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接着就是普鲁士了。而普鲁士这时正遭到空前的鄙视；它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政策是胆怯的、可怜的，同它在1795年巴塞尔和约时期的政策一样。[19]由于实行“行动自由政策”[20]，它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它在欧洲完全陷于孤立；它的所有大小邻邦都喜欢看到普鲁士如何被粉碎这样一出戏；它的行动自由原来只是为了可以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而已。 的确，在185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到处，首先在莱茵河地区本身，人们普遍都相信：莱茵河左岸不可挽救地要落到法国手里。诚然，人们并不怎样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是都认为：这就同命中注定的厄运一样要来临的，同时——让我们尊重真实情况——人们也并不特别害怕。农民和小资产者，又想起了真正给他们带来了自由的法国人时代；在资产阶级中间，金融贵族，特别是科伦的金融贵族，已被深深地卷进巴黎的《CréditMobilier》[21]和其他波拿巴主义的空头公司的骗局，并且大声叫喊兼并。［注：当时，这是莱茵河地区的普遍情绪，这种情况，是马克思和我在当地屡次体验到的。顺便提一下，莱茵河左岸的工业家当时常问我：在实行法国的关税税率下，他们的工业将会怎么样。］ 但是，莱茵河左岸的丧失不仅会削弱普鲁士，而且也会削弱德国。而德国已比先前更加分裂了。由于普鲁士在意大利战争中采取中立，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比以往更加疏远了，小君主败类们以恐惧而又渴望的眼光注视着路易-拿破仑，把他看做是将来重新建立的莱茵联邦[22]的保护者——这就是官方德国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又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全民族的联合力量才能避免分裂的危险。 可是，怎样把全民族的力量联合起来呢？几乎全是烟雾般模糊的1848年的尝试都已遭到了失败，但正由于这种失败，才使某些烟雾消散，在这以后，就有三条道路摆在人们面前。 第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消除一切独立的邦而达到真正统一的道路，亦即实行公开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意大利刚刚达到了目的；萨瓦王朝参加了革命，因而获得了意大利的王冠。但是，这样一种勇敢行动，我们德国的萨瓦分子——霍亨索伦王朝，甚至它的最大胆的卡富尔分子——俾斯麦之流，都是完全没有能力采取的。一切事情都要由人民自己来做，——而在争夺莱茵河左岸的战争中，他们也会做好必须做的事情。普鲁士人不可避免地将渡莱茵河而退却，莱茵河要塞附近将进行持久的围攻战，随后德国南部的君主们无疑将实行叛变，——这一切就足以引起一个使整个王朝制度土崩瓦解的民族运动。这样一来，路易-拿破仑便会是首先插剑入鞘的人。第二帝国只能对反动的国家作战，它在这些国家面前是以法国革命的继承者、各民族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对付本身处在革命中的人民，它是软弱无力的；而且，胜利的德国革命还可能在推翻整个法兰西帝国方面起推动作用。这是最有利的情况；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即君主们成了运动的主宰的时候，莱茵河左岸就会暂时被割让给法国，君主们的积极或消极的背叛就会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并且会造成一种危急局面，使德国没有第二条出路，只有实行革命，赶走所有君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按照当时的情况，只有在路易-拿破仑发动为建立莱茵疆界的战争的情况下，才能踏上这条统一德国的道路。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发生——其原因，下面很快就会谈到。但民族统一的问题也随之不再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生死存亡问题，即在灭亡的威胁下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了。民族可以暂时等待一下。 第二条道路是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统一。1815年，奥地利自愿地保持了拿破仑战争强加于它的那种局面，即成为领土缩紧、领土集中的国家。它已不再要求先前从它那里分割出去的德国南部领土了；它只满足于把那些在地理上和战略上同保全下来的君主国核心有关联的新旧地区合并了过来。德意志的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分离的局面，由约瑟夫二世的保护关税政策开始造成，由弗兰茨一世在意大利的警察统治加剧，并由德意志帝国的解体[23]和莱茵联邦的建立而达到极点，这种局面，事实上在1815年以后仍然起着作用。梅特涅用一道真正的万里长城把自己的邦靠着德意志那边围起来。关税不放德意志的物质产品过去，书报检查则不放精神产品过去，无法形容的护照把戏使个人的交往减到最低限度。在邦内，实行一种甚至在德意志也是独一无二的横暴的专制制度，以防止任何即使是最微小的政治运动。因此，奥地利一直是同德意志的整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格格不入的。1848年，至少精神上的障壁大部分已经消除，但是，那一年的事件及其后果，并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部分接近；相反，奥地利日益以自己的独立的大国地位自傲。因此，虽然驻联邦要塞[24]的奥地利士兵受到欢迎，普鲁士士兵受到憎恨和讥笑，虽然奥地利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整个南部和西部仍然得人心和受尊敬，但是，除了德意志中小邦的一些君主以外，毕竟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过在奥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 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奥地利本身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尽管它仍悄悄地在做浪漫的帝国梦。奥地利的税界渐渐成了德意志内部唯一残存的障壁，因而显得更加突出。独立的大国政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意味着为了特殊的奥地利利益，从而为了意大利、匈牙利等等利益而牺牲德意志的利益。不论在革命前或者在革命后，奥地利都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而且也是唯一保全下来的、以信仰天主教为特色的大邦。三月以后的政府[25]越是力图恢复教士和耶稣会教徒的旧统治，它就越是不可能取得新教徒占三分之一、二的国家的霸权。最后，要在奥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只有毁灭普鲁士才有可能。但是，如果说这后一种情况本身对德意志并不意味着不幸，那末，不论奥地利毁灭普鲁士或者普鲁士毁灭奥地利，在俄国革命于最近的将来胜利以前（在胜利以后，这种毁灭就是多余的，因为到那时成了多余的奥地利本身必然会崩溃），毕竟是极端危险的。 简言之，德意志在奥地利保护下的统一是一种浪漫的梦想；当德意志的中小君主1863年为了宣布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为德意志皇帝而在法兰克福聚会时，就表明这是一种梦想。普鲁士国王干脆不参加，这出皇帝喜剧就可怜地化为泡影了。[26] 剩下的第三条道路是：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这条道路实际上已采取了，所以它把我们从思辨的领域又引到实际的“现实政策”[27]的那种坚实的、即使颇为肮脏的土地上来。 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鲁士便像对待波兰那样把德意志只看做有待征服的领土，从这里能割走多少就割走多少，但是不言而喻，必须同别人一道瓜分这种领土。同外国一道——首先同法国一道——瓜分德意志，是普鲁士从1740年以来的“德意志使命”。《Jevais，jecrois，jouervotrejeu；silesasmeviennent，nouspartagerons》（我想，我会帮您大忙的；如果我得到王牌，那我们就分享），——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在第一次出征时给法国大使的临别赠言。[28]由于普鲁士忠实于这一“德意志使命”，它在1795年缔结巴塞尔和约时出卖了德意志，它为了换取扩张自己领土的诺言而预先同意（1796年8月5日的条约）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并且确实也在俄法两国所强加的帝国代表会总决议中得到了出卖帝国的报酬。[29]1805年，一当拿破仑拿汉诺威来引诱它的时候（这个诱饵总是可以引它上钩），它就又做了一次出卖，这次是出卖了它的盟友俄国和奥地利；但是，它是这样陷到它所特有的愚蠢的狡猾之中，以致被卷进对拿破仑的战争，在耶拿城下遭到了应有的惩罚。[30]由于这次打击仍有余痛，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甚至在1813年和1814年的胜利以后还想放弃德国西部的全部前哨，只打算占有德国的东北部，像奥地利那样尽可能不过问德国的事情——这样做就会把整个德国西部变成受俄国或法国保护的一个新莱茵联邦。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国王事与愿违，被迫接受了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省，同时也就被迫接受了一种新的“德意志使命”。 兼并至此暂告结束（小片土地的购买除外）。国内旧的容克官僚制度又渐渐兴旺起来；在极端危急时刻许给人民的实施宪法的诺言坚决不予履行。但是，不管怎样，资产阶级在普鲁士也日益兴起，因为这时如果没有工商业，即便是目空一切的普鲁士邦也等于零。必须慢慢地、固执地、一点一滴地在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但另一方面，这类让步使普鲁士有理由指望，它的“德意志使命”将得到支持：当时普鲁士为了扫除楔入它的两半国土之间的外国税界，请求邻近的各个德意志邦建立统一的关税。这样就产生了关税同盟，它在1830年以前只不过是一种善良愿望（当时只有黑森—达姆斯塔德参加），但到后来，在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步加速的情况下，很快就使德意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在经济上归并于普鲁士。[31]不属于普鲁士的沿海各邦，一直到1848年以后仍然没有加入同盟。 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战胜了奥地利的势力，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一边来。除了萨克森，德意志任何一个邦的工业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工业水平；这不仅要归功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前提，而且要归功于比较大的关税地区和国内市场。同时，关税同盟愈扩大，加入这一国内市场的小邦愈多，这些邦的新兴资产者也就愈习惯于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前卫。而资产者怎么唱，教授们也就怎么和。在柏林，黑格尔分子从哲学上论证普鲁士负有领导德意志的使命，而在海得尔堡，施洛塞尔的学生们，特别是霍伊塞尔和盖尔温努斯，则从历史上证明这一点。这样做当然是预定：普鲁士将改变它的全部政治体制，将实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要求。［注：1842年，“莱茵报”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了普鲁士的霸权问题。1843年夏天，盖尔温努斯在奥斯坦德就对我说过：普鲁士必须领导德意志，但是，为此就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普鲁士必须实施宪法，必须实行出版自由，必须执行鲜明的对外政策。］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对普鲁士邦特别偏爱而产生的，并不像意大利资产者在皮蒙特公开站在民族运动和立宪运动前列以后就承认它是领导国家那样。不，这样做是不情愿的；资产者认为普鲁士的祸害最小，因为奥地利把他们排斥在它的市场之外，因为普鲁士同奥地利比起来，由于普鲁士在财政上吝啬，所以毕竟具有某种资产阶级的性质。有两种好制度使普鲁士优越于其他各个大邦：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教育制。它是在极端困难时期实行起这类制度的，而在比较好的日子里，它只满足于马虎地实行和有意地歪曲，而使它们失去在一定情况下所具有的危险性质。但在纸面上它们继续存在着，这样，普鲁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中的潜力有朝一日发挥到其他任何地方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资产阶级使自己适应了这两种制度；一年的志愿兵即资产阶级子弟的兵役义务，是在1840年左右通过行贿的办法，轻而易举地、相当廉价地免掉的，况且当时军队本身并不怎么重视从工商界征募来的后备军[32]军官。而由于施行义务教育的结果，在普鲁士无疑还留下相当多的具有一定基本知识的人，这对资产阶级是非常有用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这批人最后甚至不够用了。［注：甚至在“文化斗争”[33]时期，莱茵省的厂主也向我诉苦说，他们没有办法把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的工人任命为监工，因为这些工人缺乏足够的学校教育。在信仰天主教的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抱怨实行这两种制度开支大即征税多的呼声［注：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资产阶级中等学校”。——编者注］，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发出的；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却考虑到，大国付出费用虽然讨厌，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是关系到未来的大国地位的，这些费用将从增高了的利润中得到绰绰有余的补偿。 简言之，德国的资产者并没有对普鲁士的盛情抱任何幻想。如果说，从1840年以来，普鲁士霸权的思想在他们中间开始流行，那末，这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和在这样的限度内：普鲁士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展较快，因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德国资产阶级的前列；早就实施宪法的南方的罗泰克派和韦尔凯尔派被普鲁士北方的康普豪森派、汉泽曼派和米尔德派挤到后台，律师和教授们被商人和厂主们挤到后台。而且事实上，在1848年前几年，在普鲁士自由派中间，特别在莱茵河地区自由派中间，已能感觉到一种同南方的联邦自由派[34]迥然不同的革命气息。当时，出现了两首从十六世纪以来最优秀的政治性民歌：切希市长之歌和冯·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35]，它们的大不敬性质今天简直使一些老年人震惊，而这些人在1846年曾经快活地合唱： 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 像切希市长那样不幸， 他只不过差了两步， 未能击中这头肥猪！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不迅速改变。二月革命来到了，接着便是维也纳的三月时期和柏林的三月十八日革命。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严重的斗争就取得了胜利，它根本没有想到当斗争到来时进行严重的斗争。因为正是这个在不久前还向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献媚（特别在莱茵河地区）的资产阶级，现在突然发觉，它不仅养育了个别工人，而且养育了一个工人阶级，即一个虽然还半在睡梦之中、但已渐渐觉醒的、按其真正的本性来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同时，这个到处为资产阶级争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已经提出了——特别在法国——同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不相容的要求；1848年6月23日，巴黎第一次爆发了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可怕的斗争；经过四天的战斗以后，无产阶级失败了。从此以后，在整个欧洲，大批资产阶级都站到反动派一边去，同在工人帮助下刚刚被它推翻的专制官僚、封建主和教士联合起来，反对“社会的敌人”，即回过头来反对工人。 在普鲁士，这种情况以下述形式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抛弃了它自己选出的代表，以暗的或明的欣喜心情坐视政府在1848年11月驱散他们。从这时起在普鲁士当权十年之久的容克官僚内阁，虽然不得不以宪法的形式进行统治，但是却通过一系列烦琐的、甚至在普鲁士也是前所未闻的挑剔和压迫来进行报复，而受害最大的则是资产阶级。[36]但是，资产阶级悔罪认过，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百般踢打，把这看成是对它过去的革命贪欲的惩罚，它现在慢慢学会这样考虑，而后来它也这样宣布了：我们毕竟是狗啊！ 后来，摄政时期到来了。曼托伊费尔为了证明自己忠于王室，曾用密探包围王位继承者［注：威廉亲王，即后来的威廉一世皇帝。——编者注］，即现今的皇帝，就像现在普特卡默用密探包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一样。当王位继承者变成了摄政者以后，自然马上就把曼托伊费尔一脚踢开，“新纪元”[37]就开始了。这不过是换景而已。摄政王恩准资产者再度成为自由资产者。资产者满意地享用了这种恩准，但是他们却以为，现在他们已大权在握，普鲁士邦必须唯他们之命是听了。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御用报刊所说的“权威人物”的本意。军队的改组，不能不成为自由资产者付给“新纪元”的代价。政府这时只是要求把普遍兵役义务制实行到1816年左右曾经实行过的那种程度。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出发，这一点根本就无法反对，否则就不可容许地同他们自己所说的关于普鲁士的威望和德意志使命的词句相矛盾。但是，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法定服役期最长为两年作为赞同的条件。这一点，就其本身来说，完全是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是否能争得这种条件，国内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否愿意不惜任何牺牲把这种条件维护到底。政府坚持三年的服役期，议院则坚持两年；冲突爆发了。[38]而随着军事问题上的冲突，对外政策对国内政策来说又有了决定性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由于它在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中所采取的态度，已经弄得没有人瞧得起它。这种可怜政策部分地是由军队的恶劣状况造成的。由于早在1848年以前就已经是未经各等级同意不得征收新税或举办公债，但为此召集各等级的代表又非所愿，所以，军队所需要的钱一直不够，在这种无限吝啬的情况下，军队就完全衰败了。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就已根深蒂固的阅兵精神和制式教练精神，更使事情糟糕透顶。这支用阅兵精神教育出来的军队1848年在丹麦战场上曾经是多么无用，可以在瓦德西伯爵的著作中看到。1850年的动员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什么东西都缺，不缺的又多半不适用。[39]诚然，议院批准的钱帮了些忙；军队摆脱了陈规旧习；野战勤务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开始挤掉阅兵勤务。可是，军队的人数仍然同1820年左右一样，而其他所有大国，特别是法国（这时威胁也恰好是来自法国），都已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兵力。然而在普鲁士是普遍义务兵役制；每一个普鲁士人在纸面上都是士兵，但在人口由1050万（1817年）增长到1775万（1858年）的时候，军队的固定编制却不允许把三分之一以上能服兵役的人征集起来并加以训练。现在，政府要求把军队扩大到差不多完全同1817年以来的人口增长情况相适应。可是，正是自由派议员们，正是这些不断要求政府领导德国，要求它对外保持德国威望，恢复德国的国际威信的人，现在却吝啬得要命，讨价还价，要是不以两年服役期为基础就什么也不愿同意。那末，他们是否有力量去实现他们为此顽强坚持的意志呢？是否有人民，或者哪怕只有资产阶级，站在他们后面，愿意采取坚决行动呢？ 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欢呼他们对俾斯麦的口头斗争，但在实际上，它组织了一个虽然是不自觉、但其实却是反对普鲁士议院多数派政策的运动。丹麦对霍尔施坦宪法的干涉以及想用暴力使什列斯维希丹麦化的企图，引起了德国资产者的愤怒。[40]受大国鄙视，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但遭到小小的丹麦脚踢，却使他们大为恼火。民族联盟[41]建立了；恰好是小邦的资产阶级构成了它的力量。而民族联盟尽管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但首先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统一，尽可能是在自由主义的普鲁士领导下，不得已时，现在这样的普鲁士也行。最后，要清除德国人在世界市场上居于第二流人物的可怜地位，惩罚丹麦，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向各大国显一显威风，这就是民族联盟首先要求的。同时，由普鲁士领导的要求，现在已完全摆脱了直到1850年还免除不了的模糊和迷惘状态。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要求意味着把奥地利撵出德意志，实际上消灭小邦的主权，这两件事不经过内战、不经过瓜分德意志就不可能做到。但是，人们已不再害怕内战，而瓜分也不过是给奥地利的禁止性关税做个总结罢了。德国的工商业已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德国的布满世界市场的商行网已如此扩展和如此稠密，以致家里的小邦制度以及国外的无权和无保护状态已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而当德国资产阶级历来所掌握的一个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对柏林议员们实际上投不信任票的时候，这些议员们却还在为兵役期讨价还价！ 这就是俾斯麦准备积极干涉对外政策时的形势。 俾斯麦就是路易-拿破仑，是个从法国冒险主义的王位追求者变成了普鲁士土容克和德国大学学生会会员的路易-拿破仑。完全像路易－拿破仑一样，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换一换场合，真可以在纽约交易所里同万德比尔特家族和杰伊·古耳德家族较量一番，而他的私人事业也的确干得很不错。但是，同这种在实际生活方面发达的头脑相联系的，往往是一种相应的狭隘眼界，而在这方面，俾斯麦则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辈。后者在流浪时期毕竟亲自制订了一种“拿破仑观念”[42]——诚然，是按照他自己的尺寸做成的，——而俾斯麦，我们将会看到，却从来没有弄出一点点自己的政治观念来，而只是把别人的现式观念拼凑在一起。可是，这种狭隘性恰好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就根本干不出从特殊的普鲁士观点出发去设想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来；要是在他的这种极端普鲁士的世界观上面有一个小洞，透点阳光进来，那他就会对他的全部使命感到茫然，而他的荣誉就会到此结束。的确，当他按自己的方式执行了他的特殊的、外部强加于他的使命时，他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根本缺乏合理的观念，由于他无法理解他自己所创造的历史形势，他不得不进行怎样的跳跃。 如果说，路易-拿破仑由于他过去的经历，已习惯于在选择手段方面无所顾忌，那末，俾斯麦从普鲁士政策的历史中，特别从所谓大选帝侯［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政策的历史中，学会了更少顾虑地行事，从而他就能保持着一种自命高尚的想法：他在这一点上一直是忠实于祖国传统的。他那务实的敏感教导他，必要时应当收一收自己的容克贪欲；而一到看起来没有必要这样做时，这种贪欲就又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没落的象征。他的政治的方法便是大学学生会会员的方法；他把在大学生酒馆中借以逃出圈套的那种对喝啤酒惯例所做的滑稽的字面解释，在议院中毫不客气地应用于普鲁士宪法；他在外交上所实行的全部新花招，都是从大学学生会的学生那里抄袭来的。但是，如果说路易-拿破仑在紧要关头往往摇摆不定，譬如在1851年政变时，莫尔尼不得不积极地用暴力迫使他去完成业已开始的事业，又如在1870年战争前夜，他的犹豫不决毁坏了他的整个地位；那末，应当说，在俾斯麦身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从来没有失掉过意志的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变成了公开的野蛮举动。而他的成功的秘密首先就在这里。德国的所有统治阶级，不论是容克还是资产者，已经失掉了最后一点点毅力，在“有教养的”德国，缺乏意志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致在他们中间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就成了他们的最伟大人物和统治他们大家的暴君，在他面前，他们违背理智和良心，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情愿“跳过棍子”。当然，在“没有教养的”德国，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工人已经表明，他们有一种甚至俾斯麦的坚强意志也无法对付的意志。 在我们这位勃兰登堡的容克面前已展现了一种光辉前程，只要他有勇气和聪明去干就行了。难道路易-拿破仑不是由于驱散了资产阶级的议会、但增加了它的利润，因而成了它的偶像吗？而俾斯麦不是也同样有使资产者对假拿破仑深表钦佩的办事才干吗？像路易-拿破仑倾心于他的富尔德那样，俾斯麦不是也倾心于他的布莱希勒德吗？1864年在德国，在由于吝啬而想要缩短兵役期限的议院里的资产者议员同议院外的即民族联盟中的那些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民族功绩（为此就需要军队）的资产者之间，不是出现了矛盾吗？1851年在法国，在压制总统权力的众议院里的资产者同想要得到安定和强有力政府（不惜任何代价的安定）的议院外的资产者之间，不是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而路易-拿破仑不是通过驱散议会空谈家并保证资产者得到安定而解决了这一矛盾吗？德国的情况岂不是更有利于进行一次勇敢的打击吗？资产阶级不是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改组军队的计划，资产阶级本身不是强烈地要求有一位能实现它的计划、能把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能把各个小邦在普鲁士领导下联合起来的有魄力的普鲁士政治家吗？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一种不太客气的态度对待普鲁士宪法，不得不把议院内外的思想家撇在一边来奖赏他们的功劳，那末，不是也可以像路易·波拿巴那样依靠普选权吗？有什么东西能比实行普选权更民主呢？路易-拿破仑不是曾经证明，——只要处理得当，它就根本没有危险吗？如果资产阶级顽强起来，这种普选权岂不正好就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呼吁、向新兴社会运动卖弄风情的手段吗？ 俾斯麦着手干了。应当重复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应当使德国资产阶级明白实际的力量对比，应当用暴力粉碎它的自由主义的自我欺骗，但应当实现它的那种同普鲁士的愿望相吻合的民族要求。首先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成了采取行动的借口。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基础。1863年，俾斯麦在反对起义的波兰人[43]的斗争中，由于作了警察式的效劳，已把俄国沙皇［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拉拢过来；路易-拿破仑也被说服了，他可能用他那心爱的“民族原则”来为他对俾斯麦计划采取冷淡（甚至是暗中促进）的态度进行辩护；在英国，首相是帕麦斯顿，他把矮小的约翰·罗素勋爵安插进外交部做大臣，好让他在那里出丑。可见，奥地利是同普鲁士竞争德意志霸权的，正是在这种勾当中它最不甘心落在普鲁士后面，何况在1850年和1851年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曾经扮演过尼古拉皇帝的刽子手的角色，所作所为事实上比普鲁士还要卑鄙。[44]可见，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不管俾斯麦怎样仇恨奥地利，也不管奥地利怎样想在普鲁士身上泄愤，可是，在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七世逝世以后，二者还是只好共同——在俄法两国的默许下——来干涉丹麦。只要欧洲仍然保持中立，胜利预先就有了保证；情况也就这样发生了：两个公国被征服，根据和约被割让。[45] 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还抱有一个附带目的，就是把它从1850年起按新原则训练的并在1860年改组和加强的军队在敌人面前试验一番。这支军队出乎意料良好地显了身手，而且是在各种各样的战争环境中显身手的。针发枪远远胜于前装枪，并且士兵懂得正确地使用它，这一点，已经在日德兰的吕恩比战斗中得到了证明，在战斗中，配置在一道绿篱后面的80名普鲁士兵用连射把比自己多了两倍的丹麦人打得落花流水。同时，有机会发现了，奥地利人从意大利战争中和从法国人的战斗方法中只取得了下面一个教训：射击是根本不适用的，真正的士兵必须立即用刺刀冲刺敌人；于是就把这一点牢牢地记住了，因为再好不过的事情莫过于敌军在后装枪枪口前面采取这种战术。为了使奥地利人有机会尽快地在实际上体会这一点，和约规定把两个公国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纯粹暂时的局面，这种局面不能不使冲突接二连三发生，从而使俾斯麦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利用这类冲突中的一个来对奥地利进行严重打击。在实行传统的普鲁士政策——用冯·济贝耳先生的话说，是“毫无顾忌地彻底利用”有利形势——的情况下，以把德国人从丹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借口，把什列斯维希北部的大约二十万丹麦居民并入德国，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一无所得的人只是德意志各小邦和德国资产阶级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王位候补者——奥古斯滕堡公爵。 可见，俾斯麦在两个公国里是违背着德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而实现了它的意志的。他赶走了丹麦人，他向外国发出了挑战，而外国也没有动一动。可是，刚刚被解放的公国却被当做被征服的国家来看待，它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考虑，奥地利和普鲁士直截了当地暂时把它们瓜分了。普鲁士又成了一个大国，它不再是欧洲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愿望正在完全实现，但是，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道路。因此，普鲁士的军事冲突继续进行，甚至越来越不容易得到解决。俾斯麦演出的第二幕就要开场了。 ※※※ 丹麦战争已实现了一部分民族愿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获得了“解放”，列强使德国受辱于丹麦的华沙议定书和伦敦议定书[46]也被撕毁，抛在列强的脚下，列强也默不作声。奥地利和普鲁士又站在一起，两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且取得了胜利，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想到去侵犯德国领土了。路易-拿破仑对莱茵河地区的贪欲——这种贪欲迄今为止一直由于别的事情（意大利革命、波兰起义、丹麦纠纷，最后还有对墨西哥的远征[47]）而被搁置——已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因此，对于一个保守的普鲁士政治家来说，世界局势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合乎他的愿望的。但是，俾斯麦一直到1871年从来不是保守的，在这个时候特别不保守，而德国资产阶级也完全没有满足。 德国资产阶级仍旧处在那个尽人皆知的矛盾当中。一方面，它要求由自己，也就是说，由一个从自由主义议院多数派中选出的内阁独享政权；而这样一个内阁就得同国王所代表的旧制度进行十年的斗争，直到它的新权力最终被承认为止，而这就意味国内的十年虚弱。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求革命地改造德国，这种改造只有通过暴力、因而也只有通过真正的独裁才能实现。然而，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在每一个决定性时刻都一再证明：它根本没有必要的毅力去实现其中的一个要求，更不用说实现两个要求了。在政治上，只有两种决定性的力量：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军队和人民群众没有组织的自发的暴力。资产阶级在1848年就已不再向群众呼吁了；它害怕他们甚于害怕专制制度。可是，军队根本不是由它掌握的。掌握军队的自然是俾斯麦。 在仍然继续进行的宪法冲突中，俾斯麦极其坚决地同资产阶级的议会要求进行了斗争。但是，他却抱着实现它的民族要求的热烈愿望；要知道，这种要求是同普鲁士政策的最隐秘的内心愿望相吻合的。如果他现在再一次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去实现它的意志，如果他按照资产阶级所拟定的那个样子去实现德国统一，那末，冲突就会自行消除，而俾斯麦也必然会像他的原型——路易-拿破仑那样，变成资产者的偶像。 资产阶级给他指明了目的，路易-拿破仑则给他指明了达到目的的途径；俾斯麦所要做的，只是实现这种目的而已。 要使普鲁士来领导德意志，不仅应当用暴力把奥地利赶出德意志联邦，而且应当使德意志各个小邦屈服。德国人反对德国人这样一种“活泼快乐的战争”[48]，对普鲁士的政策来说，历来就是扩张领土的一种主要手段；任何一个雄赳赳的普鲁士人都是不怕这类事情的。第二种主要手段——同外国人结成同盟反对德国人——同样也不可能引起任何怀疑。多情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是时刻愿意效劳的。路易-拿破仑从来不否认普鲁士在德意志所负的使命是起皮蒙特的作用，他十分乐意同俾斯麦做交易。如果有可能，他是宁愿通过和平途径，即以补偿的形式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的。加之，他根本不需要一下子获得整个莱茵河左岸；如果为了普鲁士的每个新进展而把左岸一部分一部分地、一片一片地给他，那末，这就会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仍能达到目的。而在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心目中，莱茵河地区的一个平方德里就抵得上整个萨瓦和尼斯。于是，同路易-拿破仑的谈判就开始了，并且得到他准许扩张普鲁士并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为此，曾经要给他莱茵河地区的一片德意志领土，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分界线——美因河线”（见本卷第497页）。——编者注］在同果沃内谈判时，俾斯麦谈到了莱茵巴伐利亚和莱茵黑森。[49]诚然，他后来曾经否认了这一点。可是，一个外交家，特别是普鲁士的外交家，对于他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真理施加温和的暴力，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真理就是女人，也就是说，在容克的概念中，这种暴力对于她老实说是非常愉快的。路易-拿破仑不会那么愚蠢，要是普鲁士不答应给他报酬，他是不允许它扩张领土的；正像布莱希勒德不会无息贷款那样。可是，他对普鲁士人认识得很不够，最后他还是受骗了。总之，在把路易-拿破仑稳住以后，普鲁士就同意大利结成同盟，以“打击心脏”。 各国的庸人们对这一说法深感愤慨。这是完全不对的。Ãlaguerrecommeàlaguerre〔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这一说法只不过证明：俾斯麦是如实看待1866年的德国内战[50]的，就是说，把它看做革命；所以他决心用革命手段进行这场革命。而他也就这样干了。他对联邦议会的做法是革命的。他不服从这个联邦机关依据宪法做出的决定，反而责备它违背联邦条约，——这纯粹是一种遁辞，——他破坏了联邦，宣布了新宪法和一个在革命普选制基础上选出的帝国国会，最后还把联邦议会赶出法兰克福。[51]在上西里西亚，他组织了一个由革命将军克拉普卡和其他革命军官指挥的匈牙利军团，该军团的士兵是匈牙利的投诚分子和战俘，他们必须向他们自己的合法的大元帅开战。［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誓词”。——编者注］在征服了波希米亚以后，俾斯麦发布了一个“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52]，这个宣言的内容也是同正统主义传统尖锐矛盾的。在签订和约以后，他还为普鲁士夺得了三个合法君主——德意志联邦成员——和一个自由市[53]的全部属地，而且对君主（他们同普鲁士国王一样都是“受命于天的君主”）的这种驱逐，并没有使他的基督教的和正统主义的良心有任何不安。简言之，这是一场用革命手段实现的完全彻底的革命。当然，我们决不因此而责备他。相反，我们要责备他的是：他是不够革命的，他只是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命者，他开始整个革命时所采取的立场使他只能把革命实现一半；他一走上兼并的道路，就满足于四个可怜的小邦。 可是，现在小拿破仑从后面走了出来，要求给他报酬。在战争期间，他在莱茵河地区本来是能取得他想取得的一切东西的：因为无论整个领土或者要塞当时都处于无防御状态。他犹豫了起来，他期待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双方疲惫不堪，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迅速的打击：奥地利在八天之内就被打倒了。他首先要求得到俾斯麦对果沃内将军所说的那种可能的补偿——莱茵巴伐利亚和莱茵黑森（包括美因兹）。但是，即使俾斯麦愿意，他现在也不能这样做了。在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给他加上了新的义务。在普鲁士已经充当了保护德国的角色的时刻，它是不可能把打开莱茵河中部的钥匙——美因兹出卖给外国人的。俾斯麦以拒绝作为回答。路易-拿破仑愿意讲讲价钱；他只要求得到卢森堡、兰道、萨尔鲁伊和萨尔布吕肯采煤区。但是，俾斯麦现在连这一点也不能让步了，何况，这一次也对普鲁士领土提出了要求。谁叫路易-拿破仑不在适当时机，即在普鲁士人被牵制在波希米亚的时候自己去占领呢？总而言之，给法国的补偿成了一句空话。俾斯麦知道，这意味着以后同法国作战，但这一点正好是他求之不得的。 在签订和约时，普鲁士这一次并没有那么毫无顾忌地利用有利形势，像它过去在顺利时刻常干的那样。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萨克森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已被拉进新的北德意志联邦，因而得到了饶恕。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是应当得到宽待的，因为俾斯麦打算同它们签订秘密的攻守同盟。而奥地利——难道俾斯麦不是已经给它效了劳，把它同德国和意大利束缚在一起的传统羁绊斩断了吗？他不是已经第一次给奥地利造成了它梦寐以求的独立的大国地位了吗？当他在波希米亚战胜奥地利的时候，他实际上不是比奥地利本身更清楚地懂得什么东西对奥地利有好处吗？奥地利如果头脑健全，难道不是一定会明白，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在领土上唇齿相依，已经把普鲁士所统一的德国变成了它的必然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了吗？ 这样，普鲁士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自己头上罩上了宽宏大量的灵光，——因为它要抛香肠来引火腿。 在波希米亚战场上，被打垮的不仅有奥地利，而且还有德国资产阶级。俾斯麦向资产阶级证明了：他比它本身还知道得清楚，什么东西对它更有利。议院要使冲突继续下去已不能想像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奢望已经长期地被埋葬了，但是它的民族要求却一天天地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着。俾斯麦用使资产阶级本身感到惊奇的速度和准确性实现着它的民族纲领。所以，俾斯麦incorporevili——用它自己的污秽的身体——清楚地向它表明它是怎样委靡不振和没有毅力、怎样根本无能去实现自己的纲领以后，就对它表示宽宏大量，来到了现在实际上已被解除武装的议院，以便推卸在冲突时期违背宪法规定的责任。感激涕零的议院赞同了这种在目前已无害处的进步。[54] 然而，资产阶级仍然被提醒了：在凯尼格列茨城下[55]被打败的也有它。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是按照在宪法冲突中得到正确解释的普鲁士宪法的样子仿制出来的。拒绝纳税已被禁止。普鲁士国王不依靠议会的什么多数就任命了联邦首相和他的大臣。已经由冲突而确立了的军队对议会的独立地位，在帝国国会面前也保持了下来。但是，这一帝国国会的议员们自以为了不起，认为他们是通过普选制选出来的。同时，有两个社会主义者［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坐在他们中间，这也向他们提醒（虽然是用不愉快的方式提醒）这一事实。在议会成员中，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议员，无产阶级代表。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最初，这一切并没有什么意义。现在要做的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加强和利用新获得的国家统一（至少是北部的统一），并且用这种办法把德国南部的资产者也引诱到新的联邦中来。联邦宪法从各邦的主管范围内夺走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的立法部门，并把它们交给联邦去掌管：整个联邦领土内共同的公民权和迁徙自由，户籍权，以及工业、商业、关税、航行、铸币、度量衡、铁路、水路、邮电、特许证、银行、整个对外政策、领事馆、保护国外商业、卫生警察、刑法、诉讼程序等等方面的立法权。现在，这些问题的大部分，都通过立法的方式，一般按照自由主义的精神迅速地解决了。这样，小邦制度的最严重的赘瘤（这种赘瘤一方面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其严重地阻碍了普鲁士统治者的欲望），终于（终于！）破消除了。可是，这决不是什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像现在已变成了沙文主义者的资产者大吹大擂的那样，而只是对法国革命早在七十年以前就已做过、其他一切文明国家也早已实现的事情进行了非常非常不及时的和不完全的模仿。何须大事吹嘘，倒是应当感到惭愧：“有高度教养的”德国在这方面来得最迟。 在北德意志联邦存在的整个时期，俾斯麦在经济方面是很乐意迎合资产阶级的，甚至在讨论议会的权限问题时，他所显示的也不过是带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这是他的最风头的时期；有时甚至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真具有特殊的普鲁士狭隘性，他是不是真没有能力理解在世界历史中除了军队和以军队为基础的外交计谋以外还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 对奥地利和平孕育着对法国战争，俾斯麦不仅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希望这样。正是这场战争应当提供一种手段来建立德国资产阶级期望于他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注：早在对奥地利战争以前，德国某一个中等邦的大臣曾就俾斯麦的一套蛊惑性的德国政策提出询问，俾斯麦回答说：不管怎么说，他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把德意志联邦毁灭。——“怎么，您认为德国各中等邦到那时会袖手旁观吗？”——“你们德国各中等邦将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么一来，德国人将会怎样呢？”——“到那时，我把他们带到巴黎去，在那里把他们统一起来。”（这是上述大臣在对奥地利战争前夕在巴黎叙述的，在战争期间由“曼彻斯特卫报”[56]驻巴黎通讯员克罗弗德夫人在该报上发表。）］想把关税议会[57]逐步变成帝国国会，从而把南部各邦慢慢拉进北部联邦的企图，在德国南部议员们高喊反对扩张权限的呼声中遭到了破产。那些刚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邦政府的态度更为不利。只有拿出一个新的、明显的证据，证明普鲁士不仅比这些政府强大得多，而且强大到足以保护它们的地步，——也就是说，只有进行一场新的、全德性的战争，才能很快地使它们投降。加之，美因河分界线[58]，虽然是由俾斯麦和路易-拿破仑事先在暗中商定的，但在胜利以后，看起来却像是后者强加给普鲁士的；因此，同德国南部联合一起，就是侵犯了这一次正式承认法国人享有的分割德国的权利，就是战争的理由。 同时，路易-拿破仑不得不进行探索，看看是不是能在德国边境的某个地方找到一片土地，把它当做对萨多瓦的补偿。在组成北德意志联邦的时候，是没有把卢森堡包括在内的，因此，它现在成了一个同荷兰组成为君合国，一般来说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同时，卢森堡几乎同亚尔萨斯一样法国化，它十分倾向于法国，而不倾向于它所真正痛恨的普鲁士。 卢森堡是中世纪末期以来德国悲惨的政治状况会使德法边界地区发生什么变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尤其是因为，卢森堡在1866年以前一直在名义上属于德国，所以这个例子更显得突出。虽然它在1830年以前是由法国部分和德国部分各半组成的，但是德国部分也早已处在占优势的法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卢森堡王朝的德国皇帝[59]，按其语言和教养来说，都是法国人。从卢森堡被并入勃艮第领土（1440年）以来，它像其他尼德兰国家一样，同德国一直只保持着形式上的联系；1815年，接收它加入德意志联邦，也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什么变化。1830年以后，卢森堡的法国部分，还有德国部分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都归比利时所有。但是，卢森堡的残存的德国部分，一切东西仍然按照法国方式保存了下来：在法院里，在政府机构里，在议院里，一切手续都用法语来办理，所有公私文件、全部商业簿记都用法文来写，所有中等学校都用法语教学。有教养的人用的语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语——当然，这是一种在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压力下像呻吟和喘息一样的法语。总之，在卢森堡使用两种语言：莱茵法兰克民间方言和法语，而高地德意志语始终是一种外地语。驻扎在首都的普鲁士驻军，与其说使这一切改善了，不如说使这一切恶化了。这种情况对德国来说是够可耻的，然而这是事实。而卢森堡的这种自愿法国化，使亚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的类似过程也得到真实的说明。 荷兰国王［注：威廉三世。——编者注］，卢森堡的握有主权的公爵，恰好非常需要现款，于是就表示愿意把公国出卖给路易-拿破仑。卢森堡人是会无条件地同意把自己并入法国的，他们在1870年战争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便是证明。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普鲁士不可能提出什么不同意见，因为把卢森堡排除出德国的是它自己。它的军队是作为德意志联邦要塞的联邦驻军驻扎在卢森堡首都的；一旦卢森堡不再是联邦要塞，这支军队在那里就不再有任何驻扎的权利了。可是，它们为什么不回老家呢，俾斯麦为什么不能允许这种兼并呢？ 这只是因为：他陷入其中的那些矛盾，现在已暴露出来了。1866年以前，对普鲁士来说，德国只不过是一种供兼并的领土，必须同外国一道来瓜分它。1866年以后，对普鲁士来说，德国则成了受保护的领土，必须保卫它，以防止外国侵犯。诚然，德国的整片整片土地曾经为了普鲁士的利益而被排除在重新建立的所谓德国之外。但是现在，德意志民族对自己的领土所享有的权利，给普鲁士国王加上了这样一种义务：不让旧联邦的这几部分领土并入外国，要让它们将来能够加入新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这就是意大利被阻止在提罗耳边境[60]上的原因，这就是卢森堡现在不能转入路易-拿破仑之手的原因。真正革命的政府是能够公开宣布这一点的，可是，皇家普鲁士的革命者却做不到，因为他已经最终地把德国变成了一种梅特涅的“地理概念”[61]。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他是自己置身于违法的地位，他只有对国际法做一番他所心爱的那一套大学学生会会员酒馆式的解释才能脱身。 如果说，他没有为此而直截了当地受到嘲笑，那只是因为：路易-拿破仑在1867年春天还根本没有准备进行一场大战。在伦敦会议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普鲁士人撤出了卢森堡；这个要塞被毁掉，公国宣布中立。[62]战争又延缓了。 路易-拿破仑是不可能因此就安心的。他只有在莱茵河地区得到相应的补偿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普鲁士势力增强。他愿意以得到少许东西为满足，甚至还可以因此而做出某种让步，但他一无所得，他完全受骗了。可是，波拿巴帝国若要在法国存在，只有在法国边界逐步向莱茵河推进，法国仍然是——实际上的或者哪怕是想像中的——欧洲的仲裁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推进边界没有成功，仲裁人的地位已经受到威胁，波拿巴主义报刊大叫为萨多瓦报仇，因此，路易-拿破仑如果想保住他的王位，他就必须仍然忠实于他所扮演的角色，用暴力攫取他过去尽管帮了别人的忙，做好事，但并没有好好得到的东西。 因此，双方都既从外交上也从军事上积极准备进行战争。而这时又发生了下面一个外交事件： 西班牙在寻求一个王位候补者。3月间［注：1869年。——编者注］，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代提风闻霍亨索伦王朝的列奥波特亲王觊觎这一王位，他受巴黎委托对此事进行查询。副大臣冯·梯勒以名誉担保：普鲁士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贝内代提回到巴黎时打听到皇帝的意见是：“这种候补分明是反民族的，该国将不会同意，一定会加以防范的。” 附带说一下，路易-拿破仑在这里证明了：他的地位已经十分不稳。事实上，“为萨多瓦报仇”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普鲁士亲王在西班牙即位，因为由此必然会引起种种不愉快事情，普鲁士将卷入西班牙各党派的内部关系之中，甚至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微不足道的普鲁士舰队会遭到失败，在任何情况下普鲁士都会在欧洲面前陷入一种极端可笑的境地，可是，路易·波拿巴已经不能让自己演这一类戏了。他的威信已经大大低落，以致不得不受传统观点的支配，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个德意志君主登上西班牙王位，就会把法国置于受两面夹攻的境地，因而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这是一种从1830年以来就显得幼稚可笑的观点。 这样，贝内代提就去拜访俾斯麦，以便从他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并向他阐明法国的立场（1869年5月11日）。他从俾斯麦那里没有打听到什么特别确定的东西。可是，俾斯麦却从他那里打听到了想要知道的东西：提出列奥波特为候补者就意味着立即对法作战。这样一来，俾斯麦就有可能爱在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就在什么时候发动了。 果然，在1870年7月，列奥波特的候补地位又一次冒了出来，并且，不管路易-拿破仑怎样表示不愿意作战，还是立即引起了战争。路易－拿破仑不仅看到，他已陷入了别人的圈套。他也知道，问题已关系到他的帝位，他并不相信他的波拿巴主义硫磺帮[63]是诚实的，即使它曾向他保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直到护腿套的最后一个扣子；他更不相信它的军事和行政才能。但是，他自己的过去经历的逻辑结果驱使他走向灭亡，他的动摇适足以加速他的毁灭。 相反，俾斯麦不仅在军事上已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这一次他实际上有人民作为后盾，因为在双方进行种种外交欺骗之后，人民只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场不仅为了莱茵河地区，而且为了民族生存的战争。预备兵和后备军士兵——1813年以来第一次——又心甘情愿地斗志昂扬地云集于战旗之下。不管这种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也不管俾斯麦是否擅自把两千年民族遗产中的哪一部分许给了路易-拿破仑，都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要使外国永远知道：它不应当干预德国的内部事务，德国没有义务要用割让德国领土的办法支持摇摇欲坠的路易-拿破仑宝座。于是，在这种民族高潮面前，一切阶级差别都消失了，德国南部各个宫廷关于莱茵联邦的一切打算以及被逐君主的一切复辟企图，都化为乌有了。 双方都寻找同盟者。路易-拿破仑对奥地利和丹麦有把握，对意大利也颇有把握。俾斯麦得到俄国的支持。可是，奥地利像往常一样没有准备，在9月2日以前没有能够进行积极的干涉，——而在9月2日，路易-拿破仑已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加之，俄国已通知奥地利：一旦奥地利进攻普鲁士，它将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路易-拿破仑所实行的下面那种两面派政策得到了报应：他想掀起民族统一运动，但同时却想在这种民族统一面前保护教皇；他继续用军队占领罗马，现在这支军队他在本国很需要，然而，要是不使意大利承担尊重罗马和教皇主权的义务，就不可能把军队撤回；而这又会妨碍意大利来帮它的忙。最后，丹麦从俄国得到命令，叫它不要乱动。 可是，比起一切外交谈判来，对战争局部化更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德国的武装力量从施皮歇恩和维尔特到色当的迅速打击[64]。路易-拿破仑的军队每战必败，最后有四分之三的人成了德国的战俘。这并不怪士兵，他们作战是够勇敢的，而是怪领导人和政府当局。但是，如果有人像路易-拿破仑那样，在一帮坏蛋的协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在十八年当中只通过让这帮坏蛋去剥削法国的办法来维持这个帝国，让这一帮人高踞国家的一切决定性职位，而让他们的帮凶占据一切次要的地位，那末，要是他不愿意被人抛弃，就不应当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在不到五个星期里，多年来使欧洲庸人惊奇不已的整个帝国大厦崩溃了；9月4日的革命[65]只不过是清除瓦砾，而为了建立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发动战争的俾斯麦，却突然在一个好日子里扮演了法兰西共和国缔造者的角色。 按照俾斯麦自己的宣言，进行战争并不是反对法国人民，而是反对路易-拿破仑的。随着后者的垮台，进行战争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了。9月4日的政府也是这样想像的——在别的问题上决不是如此天真，——所以当俾斯麦现在突然露出了普鲁士容克的面目时，它就十分惊惶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普鲁士容克那样痛恨法国人。问题不仅在于：免税的容克曾经在遭受虐待时期大吃苦头，这种迫害是法国人在1806—1813年间加在容克头上的，是由他们自己的骄傲自大引起的；而且，更坏的是：不信神的法国人用无法无天的革命搅乱了人们的头脑，以致容克们昔日的权势甚至在旧普鲁士也大部分被葬送了；穷得可怜的容克们不得不为了残存的权势而一年又一年地进行顽强斗争，而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人已经沦为衣履不全的寄生贵族。为了这些，必须对法国进行报复，而由俾斯麦指挥的军队里的容克军官所关心的也就是这个。在普鲁士制定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单，根据这个单子在法国确定各城市和各省份应缴战争赔款的数额，——当然，是对法国所拥有的财富做了多得多的估计的。用一种示威式的毫不留情的方式来征用食物、粮秣、衣服、鞋靴，等等。阿尔登的一个市长，由于声明无法交出这类东西，竟不由分说地被打了二十五棍；这件事巴黎政府曾经公布了官方的证明。那些似乎专门学过1813年普鲁士“民军条例”[66]而完全按照这个条例行动的自由射手们一经拿获，即被残忍地就地枪决。关于把挂钟送回国来的故事也是真实的，“科伦日报”本身就曾经报道过。只是在普鲁士人看来，这种挂钟并不是偷来的，而是在巴黎附近的荒废别墅里找到的一种无主之物，是为了祖国的亲人而没收的。由此可见，俾斯麦指挥下的容克们所关心的是：尽管士兵和不少军官的所作所为无可责难，但是战争还是要保持特殊的普鲁士性质，并且硬要法国人也明白这一点；可是，法国人却让整个军队对容克的卑劣行为负责。 不过，就是这帮容克还是要对法国人民表示史无前例的敬意。当想要解围巴黎的一切尝试遭到失败，全部法军都被击退，布尔巴基向德国人的交通线实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也以失败告终的时候；当整个欧洲外交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让法国去听天由命的时候，挨饿的巴黎终于被迫投降了。[67]当容克们终于有可能胜利地进入不信神的人的巢穴，并对巴黎的造反分子彻底地进行报复——1814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和1815年威灵顿都没有让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了；现在他们可以痛痛快快地惩治一下革命的摇篮和故乡了。 巴黎投降了，它交出了两亿赔款；要塞交给了普鲁士人；城防军在胜利者面前放下了武器，交出了他们的野炮；巴黎要塞围墙的大炮都被拆除了；国家的所有一切反抗手段都接二连三地交出去了。但是，巴黎的真正保卫者——国民自卫军，武装的巴黎人民——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没有人敢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无论是枪支或者是大炮。［注：正是这些属于国民自卫军而不是属于国家因而没有交给普鲁士人的大炮，梯也尔在1871年3月18日下令要从巴黎人那儿偷过来，这就成了起义的导火线，由此产生了公社。］为了向全世界宣告胜利的德国军队在武装的巴黎人民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了脚步，胜利者没有进入巴黎，只满足于获准把爱丽舍园——一个公园！——占领了三天，而这个地方四周都受巴黎人的哨兵保护、监视和包围！没有一个德国兵走进巴黎市政厅，没有一个德国兵踏上林荫道，而得以进入路弗尔宫去赏鉴艺术珍品的几个人必须请求批准，否则便是违反投降条件。法国被击溃了，巴黎被饿倒了，可是，巴黎人民用自己的光荣的过去为自己争得了这样的尊敬：没有一个胜利者敢要求他们解除武装，没有一个胜利者胆敢搜查他们的家，胆敢用胜利游行来玷污这些街道——经历了多次革命的战场。仿佛是那位新出炉的德国皇帝［注：威廉一世。——编者注］在活着的巴黎革命者面前脱帽致敬，就像他的哥哥［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当年在死难的柏林三月战士[68]面前脱帽致敬那样，仿佛是整个德国军队都站在皇帝背后，举枪致敬。 可是，这也是俾斯麦不得不承担的唯一牺牲。他竟说什么在法国并没有能同他签订和约的政府，——这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不论在9月4日或者在1月28日都是一样，——他以此为借口纯粹按普鲁士方式彻底利用他的胜利，直到彻底打倒了法国以后才同意签订和约。在签订和约时，他又按照美好的旧普鲁士方式“毫无顾忌地利用有利形势”。不仅榨取了五十亿战争赔款这样一笔空前巨大的款子，而且还从法国手中夺走了两个省——亚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包括麦茨和斯特拉斯堡），把它们并入德国。[69]从这一兼并开始，俾斯麦第一次以独立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他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实现从外面强加于他的纲领，而是去实现他自己脑子活动的产物了；在这里他就犯了他的第一个大错误［注：以下直到“俾斯麦已达到目的”（见本卷第513页）以前的各段文字，由于缺少这几页手稿，这一部分是按照“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原文复制的（见1895—1896年“新时代”第1卷第25期第772—776页）。——编者注］。 亚尔萨斯是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法国基本上占领的。黎塞留这样做是背弃了亨利四世的下述坚定原则的： “让说西班牙语的地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语的地方归我。” 黎塞留所根据的，是莱茵的自然疆界、古高卢的历史疆界这一原则。这是一件蠢事；但是，囊括了洛林、比利时的法语区、甚至法兰斯孔太的德意志帝国，却无权指责法国兼并说德语的地方。如果说，路易十四1681年在和平时期曾经借助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亲法政党而占领了该市[70]，那末，普鲁士没有必要对此表示愤懑，它在1796年也曾经对帝国自由市纽伦堡同样施加暴力（虽然未能成功），而且根本没有，一个普鲁士政党要它这样做。［注：人们指责路易十四，说他曾在最和平期驱使他的“归并议会”[71]觊觎不属于他的德国地区。因此，即使出于最恶毒的嫉妒也不能对普鲁士人说什么了。情况恰好相反。普鲁士人在1795年直接破坏帝国宪法而同法国单独媾和[72]，并且把分界线后头各个同样背信弃义的小邻邦团结在自己周围，结成了第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在此之后，他们就利用了同奥地利结盟的不得不单独继续作战的德国南部帝国官员的窘境，企图在法兰克尼亚实行兼并。他们在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它们当时属于普鲁士）按照路易的样子建立了“归并议会”，对一系列邻邦提出了领土要求，相形之下，倒使路易的法律论据成了十分显然令人信服的。后来，当德国人被击退，而法国人进入法兰克尼亚的时候，以拯救者自命的普鲁士人就占领了纽伦堡周围地区，包括直到城墙的市郊在内，并且诱使心惊胆战的纽伦堡庸人签订了一项条约（1796年9月2日），在不许犹太人进入城内的条件下规定该市归普鲁士统治。但是，卡尔大公紧接着又转入进攻，于1796年9月3日和4日在维尔茨堡打败了法国人，于是普鲁士硬要纽伦堡人接受自己的德意志使命这样一种企图也就烟消云散了。］ 洛林是在1735年由奥地利根据维也纳和约出卖给法国的[73]，在1766年最终为法国占有。它在几世纪当中只是在名义上属于德意志帝国，它的历代公爵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法国人，而且几乎一直同法国结盟。 在法国革命以前，在佛日山脉中有许多小封君，他们在德国面前表示自己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帝国官员，而在法国面前则承认它对他们拥有主权；他们就从这种双重地位中得到好处，如果德意志帝国容忍这种情况，而不向邦君们追究责任，那末，当法国根据自己的主权保护这些地区的居民免遭被逐邦君侵犯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就不应当抱怨。 整个来说，这片德国领土在革命前几乎完全没有法国化。在内部交往中，德语仍然是学校用语和官厅用语，至少在亚尔萨斯如此。法国政府保护着这些德国省份，这些省份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破坏以后，现在，从十八世纪初期起，在自己的土地上再也看不到敌人了。由绵延不断的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不可能引诱亚尔萨斯人回到母亲的怀抱；他们至少能过着安宁与和平的日子，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因而居于领导地位的庸人们便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天定的道路。而且他们的命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须知，霍尔施坦人也是受外来的丹麦统治的。 但是法国革命发生了。亚尔萨斯和洛林从来不敢指望从德国手中得到的东西，由法国送给它们了。封建枷锁打碎了。从属的、服徭役的农民变成了自由人，他们在许多场合下成了自己的宅院和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城市望族的统治和行会特权消失了。贵族也被赶走了。而在小邦君和贵族的领土上，农民效法邻人，赶走了邦君、政府机关和贵族，并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法国公民。在法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参加革命的热情都不像说德语的地方那么高。所以，当德意志帝国向革命宣战的时候，当德国人不仅自己现在还服服贴贴地带着锁链，而且还让人利用自己来把旧的奴隶制重新强加于法国人，把刚被赶走的封建主重新强加于亚尔萨斯农民的时候，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就不再属于德意志民族了，他们学会了憎恨和鄙视德国人，在斯特拉斯堡写出了“马赛曲”，配上了谱，而且首先由亚尔萨斯人唱起来。德意志的法国人不管语言和过去经历如何，在几百个战场上，在为革命进行的斗争中，已经同本来的法国人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了。 大革命不是使敦克尔克的佛来米人、布列塔尼的克尔特人和科西嘉的意大利人发生了同样的奇迹吗？如果我们抱怨德国人也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末，我们岂不是忘记了使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的我们的全部历史吗？难道我们忘记了，整个莱茵河左岸即使只是消极地参加了革命，但是在1814年德国人再度攻入的时候仍然是亲法的，并且直到1848年革命使德国人在莱茵居民的心目中恢复名誉以前也一直是亲法的吗？难道我们忘记了，海涅的法国狂、甚至他的波拿巴主义也不过是莱茵河左岸人民普遍情绪的反映吗？ 1814年，联军在向前推进期间，正好在亚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遭到了最坚决的敌视，受到了人民本身最激烈的反抗；因为在这里人们感到有再度变成德国人的危险。而当时在那里人们还是几乎光说德语的。可是，当脱离法国的危险过去了的时候，当德国浪漫主义沙文主义者的兼并欲被打消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有必要在语言方面也更紧密地同法国融合在一起，从这时起，学校就像卢森堡人自愿实行过的那样法国化了。但这种转变过程毕竟是非常缓慢的；只有现在这一代资产阶级才真正法国化了，而农民和工人还是说德语的。这大致上同卢森堡的情况一样：除了一部分教会讲坛以外，书面德语已被法语排挤了，但德国的民间方言只是在语言交界处失去了地盘，而且，作为日常用语，它在这里比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应用得更为广泛。 这就是俾斯麦和普鲁士容克冒着危险要使之再度德国化的地方，他们是被那种看来同德国一切问题密不可分的沙文主义浪漫主义的复活支持着的。要想使“马赛曲”的故乡斯特拉斯堡德国化，就好像要想使加里波第的故乡尼斯法国化一样荒谬。但是在尼斯，路易-拿破仑至少还遵守了礼貌，他让兼并问题由投票来决定，——这一招成功了。撇开普鲁士人有充分理由厌恶这类革命措施不谈，——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某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要求归并于普鲁士的事情，——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正是这里的居民比本来的法国人本身更一心一德地留恋法国。因此就赤裸裸地用暴力割了出来。这是对法国革命的一种报复行动；被夺走的正是由于革命才同法国融合为一的土地之一。 从军事上来看，这种兼并肯定是有一定目的的。占领了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以后，德国就有了一道极其强固的防御线。只要比利时和瑞士保持中立，法国人就只能在麦茨和佛日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采取大规模进攻行动，此外，科布伦茨、麦茨、斯特拉斯堡、美因兹还能形成世界上最坚固、最巨大的四边形要塞区。但是，这种四边形要塞区，像奥地利在伦巴第的四边形要塞区[74]一样，也是一半处在敌人领土上，在那里充当镇压居民的基地的。而且，为了使四边形要塞区连成一气，就必须越出德语区，就必须兼并25万本来的法国人。 因此，战略上的巨大利益是唯一能够为兼并辩护的理由。可是，这种利益能不能比得上由此而遭到的损失呢？ 年轻的德意志帝国由于公开而率直地宣布粗野的暴力是自己的基本原则而使自己在道义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对于这种损失，这位普鲁士的容克是不加考虑的。相反，他要的是倔强的、用暴力加以镇压的臣民；他们是普鲁士威力日益增强的证据；实际上他也从来没有什么别的证据。但是，他却不能不考虑兼并的政治后果。而这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兼并在法律上生效以前，马克思就在国际的一个通告中就兼并一事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被兼并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仲裁人。[75]而且，在俾斯麦本人于1888年2月6日的帝国国会演说中向万能的沙皇——战争与和平的主宰诉苦，最终承认了这句话的真实[76]以前，社会民主党人也曾在帝国国会的讲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 的确，这是非常明显的。由于从法国手中夺走两个狂热爱国的省份，于是就把法国投入了任何一个能给它带来收复这两个省份的希望的人的怀抱，并且使它变成了自己的永久的敌人。不错，在这方面当之无愧地并且诚心诚意地代表德国庸人的俾斯麦，要求法国人不仅应当在国法上、而且应当在道义上放弃亚尔萨斯—洛林，甚至应当欢迎革命法国的这两个地区“重归故国”（尽管这两个地区根本不想这个故国）。然而，很遗憾，法国人并不这样做，正像德国人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在道义上不放弃莱茵河左岸一样，虽然这一地区当时根本不希望回到德国人那里去。只要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要求回到法国，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力图重新得到他们，将寻找而且必然寻找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而包括寻找盟友。而它用来对付德国的天然同盟者就是俄国。 如果大陆西部的这两个最大最强的民族因彼此敌视而相互抵消，如果再加上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而使它们相互斗争，那末，从中得利的只有当时行动更加自由的俄国，——而俄国的侵略野心越是有指望从法国得到无条件的支持，它就越少受到德国方面的阻挠。俾斯麦难道不是把法国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也就是使它不得不乞求同俄国结盟，只要俄国答应使失去的省份归还它，它就一定甘愿把君士坦丁堡让给俄国吗？如果说，虽然如此，和平仍然已经维持了十七年之久，那末，这难道不只是由于法国和俄国实行的后备军制度要提供足数受过训练的每年的兵员至少需要十六年，而德国在最近实行改革以后甚至需要二十五年吗？亚尔萨斯—洛林被兼并是在最近十七年中支配着整个欧洲政治的因素，这种兼并在目前不也是以战争威胁着我们这部分世界的全部危机的主要原因吗？消除这一事实，和平就有保证！ 那些说带有高地德意志语腔调的法语的亚尔萨斯资产者，混血种的纨袴子，一举一动比任何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还要法国化，他们瞧不起歌德，而醉心于拉辛，但终究摆脱不了自己出身于德国这样一种秘密的亏心事，正是这个原因才使他们以轻蔑的口吻妄谈德国的一切，以致从来不适于充当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调停人，——这些亚尔萨斯资产者诚然是些卑贱的家伙，不管他们是牟尔豪森的工厂主还是巴黎的记者。可是，使他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不正是最近三百年的德国历史吗？几乎所有侨外的德国人，特别是商人，不是在不久以前还都同亚尔萨斯人一样吗？他们否认自己出身于德国，他们以一种真正的自我折磨的精神冒充着异邦的、自己新祖国的国籍，同时，像亚尔萨斯人那样自愿地把自己置于至少是同样的可笑境地，而亚尔萨斯人毕竟多少是由外界情况使然的。例如在英国，从1815年到1840年迁移到那里去的全部德国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英国化了，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也几乎只说英语，直到今天，例如在曼彻斯特交易所里，还有不少老德国庸人在那儿跑来跑去，只要能把他们看成是地道的英国人，他们就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半财产。从1848年以来，在这方面才发生了变化，而从1870年起，当甚至预备役尉官也来到了英国，而且柏林把自己的部队派到那里去的时候，普鲁士的高傲自大就代替了以往的卑躬屈节，这在外国同样把我们弄得很可笑。 难道从1871年起，同德国合并就使亚尔萨斯人更高兴一些吗？恰好相反。他们被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而邻邦法国却是实行共和制度的。在他们那里实行了烦琐的、讨厌的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制度，而同这种制度比较起来，臭名远扬的法国行政长官的那种受法律严格调节的干涉制度还是可贵的。残存的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很快就取消了，固执的市政委员会也解散了，德国的官僚被任命为市长。相反地，对于“名流”，即完全法国化了的贵族和资产者，却百般奉迎，他们对即使不亲德、但是说德语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构成了还能试图与之和解的唯一因素——的压榨却受到了保护。而这样做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得到的是：1887年2月，当整个德国受到恐吓，并且俾斯麦的卡特尔多数派被送进了帝国国会[77]的时候，亚尔萨斯—洛林选举了清一色的极端亲法派，而抛弃了哪怕有一点点同情德国人的嫌疑的人。 如果说，现在亚尔萨斯人是这个样子，那末我们有权对此大发雷霆吗？绝对没有。他们厌恶兼并是一个历史事实，对这一事实应当加以解释，而不应当破口大骂。在这里我们应当问一下自己：德国要犯好多好大的历史罪过，才使亚尔萨斯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如果企图使亚尔萨斯人重新德国化已经过了十七年，他们还异口同声地向我们大声疾呼：请不要对我们这样做吧，那末，我们的新德意志帝国从外面看上去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是否有权设想，两次顺利的战争和俾斯麦的十七年独裁就足以消除三百年的可耻历史的全部后果呢？ 俾斯麦已达到目的。他的新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已在凡尔赛路易十四的豪华宫殿里公开宣布成立。[78]法国无力地倒在他的脚下；他本人不敢碰一下的倔强的巴黎，被梯也尔挑动进行了公社起义，后来被遣返归国的前帝国军队的士兵打垮了。所有欧洲庸人现在都赞扬俾斯麦，就像他们在五十年代赞扬他的原型路易·波拿巴一样。在俄国的帮助下，德国成了欧洲的第一个强国，而德国的全部权力都落到了独裁者俾斯麦手中。现在的问题是他能利用这种权力做些什么。如果说，他迄今为止虽然不是用资产阶级的手段、而是用波拿巴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的统一计划，那末现在，这个课题已大致完成了，现在应当制订自己的计划，应当表明他自己的头脑能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来。而这一点一定会在新帝国的内部建设中表现出来。 德国社会是由大地主、农民、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组成的；他们又分成三个主要阶级。 比较大的地产都集中在少数富豪（特别是在西里西亚）和大量中等地主手中，后者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鲁士各省最多。也正是这些普鲁士的容克，在整个这一阶级中或多或少地占着统治地位。他们通过管事来经营自己的大部分地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本身是农业主，此外，他们往往又是土豆酒厂和甜菜糖厂的老板。他们的地产只要有可能就作为长子继承的地产固定在家庭中。较小的儿子则参加军队或者担任国家文职，因此，这种占有土地的小贵族还拖带着一批更小的军官贵族和官吏贵族，这些人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从资产阶级的较高级军官和官吏中也产生出大批贵族。在这整个贵族族类的最底层，自然就形成了大量寄生贵族，即贵族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靠借债、赌博、耍赖、乞讨和充当政治间谍过日子。整个这一帮人构成了普鲁士的容克阶级，成了旧普鲁士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可是，这个容克阶级的占有土地的核心本身，是站得极其不稳固的。必须按照该等级的身分来生活，因而就使开支与日俱增；把年轻较小的儿子扶育到尉官和陪审官，给女儿陪嫁，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由于这些义务是其他一切考虑都必须让路的义务，因此，入不敷出以及订立票据，甚至典当，也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这整个容克阶级经常处于深渊的边缘；各种灾难，不管是战争、歉收或商业危机，都有使他们堕入深渊的危险；因此，一百多年来，他们只有依靠国家的各种帮助才免于灭亡，而且实际上只是由于有国家帮助才继续生存下去，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只靠人工维持的阶级是注定要灭亡的；任何国家帮助都不能使它长期生存下去。可是，这个阶级一消失，旧的普鲁士国家也就要消失了。 农民是政治上不怎么积极的因素。在他们本身是所有者的情况下，他们就日益遭到破产，这是由于被夺走了古老的公共马尔克或公共牧场（没有这种牧场，他们就无法喂养牲畜）的小农经济这样一种不利的生产条件造成的。在他们是佃农的情况下，他们的状况就更糟。小农生产主要以自然经济为前提，在货币经济下它是要灭亡的。因此，债务越来越多，他们大批被抵押债权人剥夺，不得不借助家庭手工业以求不致完全被赶出自己的一块土地。在政治方面，农民多半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反动的：在莱茵河地区，由于对普鲁士人怀有旧恨，他们是教皇至上派；在其他地区，他们是分立派，或者是新教的保守派。宗教感情仍然是这一阶级的社会利益或政治利益的表现。 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谈过了。自1848年起，它经历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德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了1847年商业危机以后由于当时海洋轮船航运业的创立、由于铁路的大规模扩建以及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而引起的巨大的工业发展。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渴望消除由小邦造成的交往阻塞状态，渴望在世界市场上同它的国外竞争者争得同等地位，才引起了俾斯麦的革命。这时，由于法国的数十亿金钱涌入德国，在资产阶级面前便展现了一个狂热地从事企业活动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它通过全德范围内的破产[79]第一次证明了：它是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它当时在经济上已经是居民中最强大的阶级；国家必须服从它的经济利益；1848年革命使国家具有了外表上的宪法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同样在政治上进行统治并扩大它的这种统治。尽管如此，它离实际的政治统治仍然很远。在同俾斯麦的冲突中，它并没有取得胜利；冲突是通过从上面实现德国革命的办法消除的，这就更清楚地向它表明了，行政权这时至多也只是非常间接地依附于它的，它既不能撤换大臣或任命大臣，也不能支配军队。而且，它在强有力的行政权面前是胆怯而又软弱的；但容克也是这个样子，并且资产阶级由于同革命的产业工人阶级有着直接的经济对立，所以它比起容克来还有更多的理由。可是不容置疑：它必然要在经济上逐步消灭容克阶级，在一切有产阶级中，它是唯一有前途的阶级。 组成小资产阶级的首先是中世纪手工业者的残余分子，这种人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德国要比西欧其他各国多得多；其次是没落的资产者；再其次是无产居民中上升为小商人的分子。随着大工业的扩展，整个小资产阶级的生存已丧失了最后的一点点稳定性；职业的改变和周期性的破产已成了常规。这个曾经构成德国庸人基本核心的、过去非常稳定的阶级，现在已不像先前那样满意、温顺、卑屈、虔诚和体面了，它已陷入了茫无前途、对上帝给它决定的命运感到不满的状态。手工业者的残余分子大叫大喊要恢复行会特权，其他人则有一部分已变成了温和的民主进步党人[80]，有一部分甚至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并且在有些地方直接参加了工人运动。 最后是工人。农业工人，至少德国东部的农业工人仍然处于半农奴状态，这些工人是不能算数的。相反，在城市工人中间，社会民主党已得到了迅速的进展，而且随着大工业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从而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极度尖锐而日益发展。即使社会民主党工人在一定时期内还分裂成两个相互斗争的党[81]，但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来，两个党之间的原则性对立几乎已完全消失了。正统拉萨尔主义及其想“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特殊要求，已渐渐消声匿迹，并已日益证明自己没有力量建立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核心。个别领导人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害，已由群众的健全嗅觉弥补了。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的联合，还受到差不多完全是个人问题的阻挠，而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实现的。但即使是在分裂时期，并且尽管是发生了分裂，运动还是足够强大的，因而使工业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并且麻痹了资产阶级对还不依赖它的政府所作的斗争。其实，德国资产阶级自1848年以来就已经不能摆脱赤色幽灵了。 这种阶级划分，就是议会和邦议会中党派划分的基础。大地主和一部分农民构成了保守党人[82]；工业资产阶级构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右翼——民族自由党[83]，而它的左翼——被削弱的民主党或所谓进步党，是由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工人支持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最后，工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政党——社会民主党，加入这个党的也有小资产者。 一个处于俾斯麦地位、并有俾斯麦的过去经历的人，如果对事态有一些了解，他就一定会对自己说：像当时那个样子的容克阶级是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阶级；在一切有产阶级中，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希望有前途（我们在这里且不谈工人阶级，我们并不想要求俾斯麦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他越是让他的新帝国逐步过渡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帝国的生存就越是有可靠的保证。我们决不会要求他去做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做的事情。立即过渡到使帝国国会拥有决定性权力（类似英国下院所拥有的那种权力）的议会制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甚至是不明智的；议会形式的俾斯麦独裁，对他本人来说，在最初肯定还是必须实行的；我们绝不责备他在最初保持了这种独裁；我们只问：应当利用独裁达到什么目的。可以不必怀疑的是：奠定一种同英国宪制相当的制度的基础，是唯一的一条有希望保证新帝国拥有巩固的基础和得到平静的内部发展的道路。他的容克阶级中大部分是无法挽救的了；让这一部分遭到面临的灭亡的命运之后，看来仍然有可能从其余一部分和新的分子中组成一个独立的大地主的阶级，这一阶级本身将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装饰品；而资产阶级甚至在拥有充分权力时也一定会使它在国家中享有代表职位，同时还一定会使它享有各种肥缺和很大的势力。如果向资产阶级做出了反正不能长期拒绝做出的政治让步（至少从有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应当如此判断），向它慢慢地、甚至一点一滴地做出这些让步，至少能把新帝国引上这样一条道路：使它可以赶上在政治上遥遥领先的西欧其他国家，最终摆脱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摆脱那种在官僚当中仍然很盛行的庸人传统，最主要的是使它可以在那些决不算年轻的缔造者们呜呼哀哉之前站得住脚。 况且，做到这一切根本不是怎么困难的。无论是容克或者是资产者，甚至连平平常常的毅力都没有。容克在最近六十年来已证明了这一点，在这六十年中，国家经常不顾这帮唐·吉诃德的反对而实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措施。从漫长的历史中也习惯于让步的资产阶级，在冲突以后余痛犹深；从此以后，俾斯麦的成就更挫败了它的反抗力量，而它由于害怕越来越有威胁性的工人运动，更是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实现了资产阶级民族愿望的人，在实现它的一般说来并不高的政治要求时，是不难保持合乎他心意的任何一种速度的。他只要认清目的就行了。 从有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是唯一合理的道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要建立牢固的资产阶级统治显然已经太晚了。在德国，大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在这样的时候形成的：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几乎与资产阶级同时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因而，这两个阶级的斗争早在资产阶级争得独占的或主要的政治权力以前就已开始了。可是，即使在德国实行平静的和巩固的资产阶级统治已经太晚，但在1870年，从一般有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向这种资产阶级统治迈进仍然是最好的政策。的确，只有这样做才能肃清继续盛行于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腐朽封建主义时代的大量残余；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成果逐步地移植到德国的土地上来，简言之，只有这样做才能剪掉德国的过长而又过时的辫子，才能有意识地、最终地把它引上现代发展的道路，才能使它的政治状况适应于它的工业状况。以后，一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终于发生，它至少会在正常的环境中进行，在这种环境中，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斗争是为了什么，而不像我们1848年在德国所看到的，是在一片混乱、模糊不清、利益混杂、茫然失措的状态中进行的。区别只在于：这一次将只有有产者感到茫然失措；工人阶级知道自己要求什么。 在1871年德国的形势下，像俾斯麦这样一个人实际上就不得不在各阶级之间采取一种随风转舵的政策了。这一点是无须责难他的。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政策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如果这种政策，不管采取的速度如何，但却是有意识地、坚定地走向建立最终的资产阶级统治，那末，在根据有产阶级立场而实行的政策一般所能做到的范围里说，它就是同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如果这种政策是走向保持旧普鲁士国家，走向使德国逐步普鲁士化，那末它就是反动的，是注定要遭到最后失败的。如果这种政策仅仅走向保持俾斯麦的统治，那末它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政策，其结局必然同任何波拿巴主义一样。 ※※※ 最近的任务就是帝国宪法。作为材料，一方面有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另一方面有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的条约。[84]俾斯麦制订帝国宪法时所要倚重的因素，一方面是在联邦会议中有代表的各个王朝[85]，另一方面是在帝国国会中有代表的人民。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已经给各王朝的要求设下了一定的范围。相反，人民却要求大大增加自己在政权中所占的一份。人民已经在战场上争得了不受外来干涉的独立和统一（在能谈到这一点的范围内）；正是人民首先要决定应当怎样利用这种独立，应当怎样具体地实现并利用这种统一。即使人民承认了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中的法制基础，那也丝毫不妨碍他们在新宪法中享有一份比在以往宪法中更大的权力。帝国国会是实际上体现了新“统一”的唯一机关。帝国国会说的话愈有分量，帝国宪法愈摆脱各邦宪法的牵制，新帝国就一定会团结得愈紧密，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普鲁士人就一定愈溶化于德国人。 对于每一个不光看到自己鼻子的人来说，这一点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但俾斯麦不这样想。相反地，他却利用战后盛行的爱国狂热来诱导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不仅不去扩大人民权利，甚至不去明确规定人民权利，要他们只限于在帝国宪法中简单地重复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中的法制基础。各个小党想在宪法中表现人民自由权的种种企图都遭到了拒绝，甚至天主教中央党提出要把普鲁士宪法的条文——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教会独立的条文——列入宪法的提议也遭到了拒绝。可见，普鲁士宪法尽管受到了双重、三重的限制，但比帝国宪法还是多一些自由主义的色彩。捐税不是每年进行表决，而是由“法律”一劳永逸地规定下来，因而，帝国国会就被剥夺了拒绝纳税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德国以外的立宪世界无法理解的普鲁士理论，就运用到德国来了，根据这一理论，人民代表只有权在纸面上否决支出，而政府却以现金的形式把收入装进腰包。可是，当帝国国会被这样剥夺了最好的权力手段，并被降到普鲁士议院——那个被1849年和1850年宪法修改[86]、曼托伊费尔作风、宪法冲突和萨多瓦所摧毁的普鲁士议院——的屈辱地位的时候，联邦会议基本上却享有旧联邦议会在形式上所占有的种种绝对权力，并且是实际上享有这种权力，因为它身上已解除了那些束缚联邦聚会的桎梏。联邦会议不仅在立法上同帝国国会一起拥有决定权，而且它也是最高的行政机关，因为它可以颁布实施帝国法律的细则，此外，它还可以对“实施帝国法律时所产生的缺点……”做出决定，即对在其他文明国家只有用新法律才可以纠正的缺点做出决定（第七条第三款，这一条看起来很像法律学中的诡辩）。 可见，俾斯麦并不是在代表民族统一的帝国国会中给自己寻找主要支柱，而是在代表分立主义分裂的联邦会议中给自己寻找主要支柱。虽然他也装扮成民族思想的代表者，但是并没有勇气真正站在民族或它的代表者的前列；民主应当为他服务，而不是他为民主服务；与其说他依靠人民，不如说他依靠幕后的阴谋，依靠那种巧妙使用外交手腕、依靠糖饼和鞭子在联邦会议中拼凑即使是不大听话的多数派。这里向我们暴露出来的短浅目光和卑劣观点，是完全同我们迄今所认识的这个人的性格相吻合的。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到奇怪：他的巨大成就竟没有使他哪怕暂时升高到超出他本人的水平。 但是，实际情况却使问题归结为：使全部帝国宪法具有一个唯一的稳固的轴心——一个帝国首相。联邦会议应当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这种地位使其他责任行政权成为不可能，可能的只有帝国首相的责任行政权，因而使帝国责任大臣无法存在。实际上，想通过任命责任内阁来调整帝国行政的任何企图，都被看成是破坏联邦会议权利的行为，都遭到了无法克服的反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宪法是“按照”俾斯麦的“身段剪裁”的。宪法是向实行他的个人统治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这种统治是通过平衡帝国国会中各政党的力量、平衡联邦会议中分立主义各邦的力量来实现的，——即在波拿巴主义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 不过，不能说，新的帝国宪法——除开向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所做的个别让步以外——是一个直接的退步。但这也就是对它所能说的最好评语了。资产阶级的经济需要基本上得到了满足，而它的政治要求——只要它还提出——却受到了像在宪法冲突时期的那种阻碍。 只要它还提出政治要求！实际上也不能否认，这类要求在民族自由党手中已缩小到十分可怜的程度，而且还在一天天缩小。这班老爷们不仅不去要求俾斯麦做到使他们便于同他合作，反而一有可能就力图迎合他，甚至没有可能或者不能容许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做。俾斯麦瞧不起他们，这一点没有一个人能归罪于他，——他的容克们难道就更好一些、更丈夫气一些（哪怕是一丝一毫）吗？ 另一个应当体现出帝国统一的领域——货币流通领域，已经用1873—1875年的货币法和银行法作了整顿。实行金本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实行得很缓慢和摇摆不定，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最后巩固下来。已采用的币制——以三分之一塔勒为一个十进位的单位，取名马克，作为这种币制的基础——是泽特贝尔在三十年代末提出的；实际上货币单位是二十金马克的金币。把它的价值稍微变换一下，就能使它或者同英国的金镑、或者同二十五个金法郎、或者同五个金美元完全等值，因而就同世界市场上三大币制之一发生了联系。大家都宁愿建立独特的币制，从而就给贸易和兑换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帝国国库券法和银行法，限制了各小邦和各小邦银行的证券投机活动，而且，由于这时发生了危机，这些法律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谨慎态度，这种态度是完全适合在这一领域内还缺乏经验的德国的。在这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整个说来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最后，还应当在司法方面实施协同一致的立法。德国各中等邦为反对把帝国权限也扩展到实质性的民法方面去所进行的反抗，已被克服了；但民法典仍然处在草拟的过程中，而刑法典、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商业法、破产条例以及审判制度已经统一地制订出来。消除各小邦形式上的和实质性的各种各样法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前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而新法律的主要功绩也就在于消除上述法规，——它们的内容的功绩倒是小得多。 英国法学家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法的历史，这种历史经历了中世纪，它拯救了很大一份古日耳曼人的自由，它不知警察国家为何物（这种国家在萌芽状态中就被十七世纪的两次革命扼杀了），它在两百年来公民自由的不断发展中达到了最高峰。法国法学家所依据的是大革命，这一革命在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和专制的警察专横以后，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在拿破仑颁布的它的经典法典中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而我们德国法学家所依据的历史基础是怎样的呢？无非是延长了数世纪之久的、被动的、大部分由外来打击所推动的、至今还没有完成的那种中世纪残余的瓦解过程；无非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封建容克和行会师傅像幽灵一样在徘徊，在寻找新的躯体；无非是这样一种法律秩序，这种秩序，即使君主们的秘密司法在1848年已被消灭，但警察专横还是一天天在它上面打开缺口。新帝国法典的编纂者，就是从一切坏学校中的这个最坏的学校毕业的，他们的大作也恰好与此相称。撇开纯司法方面不谈，政治自由在这类法典中是很受约束的。如果说，陪审员法庭[87]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拥有了参与压制工人阶级的手段，那末，国家则尽量利用限制陪审员法庭的办法使自己不致遭到资产阶级反对派复兴的危险。刑法典的政治条款往往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就好像这些条款是按照当前帝国法庭的身段剪裁的，而这种法庭又是按照这些条款的身段剪裁的一样。新的法典对普鲁士法来说是一个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像普鲁士法这样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在今天就连施特克尔也搞不出来了，即使给他行割礼他也搞不出来。可是，迄今一直实施法国法律的各省，却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褪了色的复制本和经典原本之间的区别。正是由于民族自由党背离了自己的纲领，所以才有可能使国家暴力靠牺牲公民自由这样加强起来，才有可能造成这第一个真正的退步。 还应当提一下帝国出版法。刑法典基本上已规定了与此有关的实质性法律。因此，给整个帝国做出划一的、形式上的规定，并且清除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的保证金和印花税，就成了这一法律的主要内容，同时，这也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步。 为了让普鲁士能再一次证明自己是模范国，于是就在那里实行了所谓自治。任务是要肃清可恶的封建主义残余，同时实际上尽可能使一切原封不动。县组织法〔Kreisordnung〕便是为此服务的。[88]容克老爷们的领地警察权已经成了一种时代错误。它作为一种封建特权在名义上是被废除了，但在实际上又由于建立了独立的领地区［Gutsbezirke］而恢复了，在这里，地主或者亲自担任拥有乡长［ländlicherGemeindevorsteher］权力的领地区长［Gutsvor-steher］，或者任命这种领地区长；此外，也是由于把区［Amtsbezirk］的全部警察权和警察裁判权都交给了区长［Amtsvorsteher］，这种区长在农村中自然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大地主，从而乡也处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单个人的封建特权被废除了，但是与这种特权相联系的无限权力却转到了整个阶级手里。通过类似的魔法，英国大地主变成了治安法官，变成了农村行政机关、警察机关和下级司法机关的主人，从而使自己在现代化的新称号下继续享有各种重要的、但用旧的封建形式已无法维持的权力地位。然而，这是英国“自治”和德国“自治”之间的唯一相似之处。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英国大臣敢于在议会中提议：被选出的乡镇官吏应当经过批准，在选举不适当的情况下由政府强制任命代替者，设置拥有普鲁士县长、专区政府〔Bezirksregierungen〕委员和总督那种权力的国家官吏，行使那种由县组织法规定的行政管理机关有干预乡镇、区和县的内部事务的权利，甚至提议采取在操英语和实施英国法律的国家闻所未闻的禁止诉诸法律保护的措施，像在县组织法的每一页上几乎都可以发现的那样。所以，县议会和省议会仍然按照旧的封建方式由三个等级——大地主、市和乡的代表组成，而在英国，甚至一个最保守的内阁也提出了一项法案，把各郡的全部管理权移交给了几乎按照普选制选出的机构。[89] 东部六个省的县组织法的议案（1871年）是第一个征兆，它表明，俾斯麦决不打算让普鲁士溶化于德国，相反地，他是想更加强东部这六个省，即旧普鲁士制度的巩固堡垒。容克们还是保留了一切重要的权力地位，不过把名称改变了一下，而德国的奴隶们，这些地区的农业工人——雇农和短工，却依然像过去一样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只准他们参加两种公共活动：当兵和在帝国国会选举时充当容克的一帮盲目投票者。俾斯麦这样做，给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帮的忙是无法形容的，是值得万分感谢的。 但是，对容克老爷们的蠢举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竟像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拳打脚踢地反对这一专门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继续保持他们的特权（只是稍使名称现代化一番而已）而制订的县组织法。普鲁士的贵族院，或者更确切些说，容克院，最初否决了这个几乎整整拖了一年的议案，而在用二十四名新“老爷”来“革新贵族院”以后才通过了该议案。在这里，普鲁士的容克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小气的、顽固的和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他们不能像英国大地主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形成一个能够在民族生活中起历史作用的独立大党的核心。因而，他们便证明了自己完全没有头脑；俾斯麦也只好向全世界表明，他们同样还完全没有性格。一种稍微巧妙的压力就把他们变成了sansphrase〔赤裸裸的〕俾斯麦党。“文化斗争”就是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实现了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计划，必然使一切以旧日的单独发展为凭借的反普鲁士分子联合成一个政党，以作为反击。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在教皇至上主义[90]中找到了一面共同的旗帜。由于常人理智（甚至是无数正统天主教徒的常人理智）对教皇永无谬误这一新教条的反抗，另一方面又由于教皇国被取消和教皇在罗马遭到所谓监禁[91]，就迫使天主教的一切勇于战斗的力量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还在战争期间，即1870年秋天，在普鲁士邦议会中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天主教中央党；它只有五十七个人进入1871年第一届德意志帝国国会，但每经一次选举都有所增加，最后超过了一百个人。它是由十分复杂的分子组成的。在普鲁士，它的主要力量是那些仍然把自己看做“出于无奈的普鲁士人”的莱茵小农，此外还有威斯特伐里亚的闵斯德主教管区和帕德波恩主教管区的天主教大地主和农民以及天主教的西里西亚人。它的第二支大队人马，是由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巴伐利亚人组成的。可是，中央党的力量，与其说在于天主教的宗教，不如说在于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目前要求统治德国的道地的普鲁士制度的反感。这种反感在天主教地区表现得特别强烈。同时，在那里还可以感到对现在被逐出德国的奥地利的同情。同这两种流行的情绪相适应，中央党采取了坚决的分立主义和联邦主义的立场。 中央党的这种基本上是反普鲁士的性质，很快就被帝国国会中其余小党团觉察出来了，这些小党团是由于地方性的原因——不是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出于民族性质和一般性质的原因——而反对普鲁士的。不仅信奉天主教的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甚至还有信奉新教的韦耳夫派[92]，都同中央党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即使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团从来没有弄清所谓教皇至上派的真正性质，但他们仍然表明了，他们对真正事态有一定了解，因为他们把中央党叫做“没有祖国”和“敌视帝国”的党……［注：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写于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第一次发表于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22—2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手稿中没有的部分是按杂志译的）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注释： [1]本著作是恩格斯打算写、但没有完成的题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小册子的一部分。原先，即在1886年底，恩格斯准备修改并单独出版“反杜林论”第二编中的三章，这三章所用的统一的标题是“暴力论”，目的是批评杜林的暴力论，并与此相对地阐明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还计划把该著作第一编中有关道德和法的两章——“永恒的真理”和“平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加以修改同上述三章编在一起。恩格斯本来打算把这本书叫做“论世界历史中的法和暴力”。后来，恩格斯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决定只出版一个小册子，内容包括上述三章和新加的第四章，这一章把前三章中所说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1848年到1888年的德国历史，从批判“俾斯麦的全部政策”的观点来分析这段历史。小册子的书名先定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的写作工作，恩格斯大约是在1887年底开始的，一直继续到1888年的最初几个月。可是，他因忙于其他工作，在1888年3月中断了这一工作，看来，他后来就没有再进行下去。恩格斯逝世以后，在他的文稿里，在一个标有“暴力论”字样的专门封套中，发现了“反杜林论”的上述三章、计划写的小册子的未完成的第四章手稿和该小册子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的全部提纲、这一章的没有写完的结尾部分的提纲，以及从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德国历史、特别是从康·布勒的“现代史。1815—1885”1888年柏林第2版第1—4卷（C．Bulle．《GeschichtederneuestenZeit．1815—1885》．2．Aufl．，BdⅠ-Ⅳ，Berlin，1888）中所作的年表摘要。未完成的一章的手稿、前言的草稿和一些准备材料，第一次由爱·伯恩施坦发表在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22—26期上，标题为“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的暴力和经济”。伯恩施坦为手稿付印所做的准备工作，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肆无忌惮地对待恩格斯遗稿的一个例子：伯恩施坦竟不是复制手稿，而是擅自把手稿分成若干篇，给每一篇都按上一个他自己臆想出来的小标题，编上注释号码，并在恩格斯的原文中添进自己的话。可能是由于伯恩施坦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草率态度，有一部分手稿（见本卷第506—513页）已经遗失。1896年，手稿译成法文发表在“社会发展”（《DevenirSocial》）杂志第6—9期上，一起发表的还有“反杜林论”的上述三章。1899年，恩格斯的著作以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单行本，它是完全从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德文转译的。这一著作的不完全的俄译文，于1898年发表在彼得堡的“科学评论”（《Научноеобозрение》）杂志第5期上。第一个同样不完全的俄文单行本，于1905年在基辅出版。在1923年于莫斯科出版的、题为“德意志帝国形成时期的暴力和经济”的版本中，除了第四章的手稿以外，还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曾刊载在“新时代”上的为写小册子而准备的材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1937年版第16卷第1部）中，恩格斯这一著作第一次不是按照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样子，而是按照手稿本身刊载，并从原文中消除了由伯恩施坦所加的一切东西（如分篇，加小标题等等）。并且使标题也按恩格斯的想法作了更改。为写该著作而作的准备材料和摘要，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上。在本版中，除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小册子的第四章手稿以外，还发表了为小册子写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整章的提纲和这一章的结尾部分的提纲，该提纲揭示了该著作中还没有完成的那一篇的内容。——第461页。 [2]关于1850年在华沙的谈判，关于当时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结局——见注394。关于联邦议会——见注232。——第464页。 [3]“疯狂年”（《dastolleJahr》）是德国一些反动作家和历史学家对1848年的称呼。这一用语是从作家路德维希·贝希施坦那里借用来的，他在1833年曾用这一名称出版了一部描写1509年爱尔福特骚动的小说。——第464页。 [4]户籍立法（Heimatgesetzgebung）规定了定居在某一地点的国家公民的权利，还规定了贫困家庭从所属乡镇得到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65页。 [5]普鲁士塔勒合1/14马克（重量单位）纯银；1750年，它在普鲁士被采用，十九世纪上半叶（直到1857年），它也在德国北部各邦以及其他一些邦被采用；普鲁士塔勒分为银格罗申、先令和分尼的情况，在德国各个邦里是各不相同的。金塔勒是自由市不来梅的货币单位，它与德国的其他所有币制不同，一直到1872年还保留金本位；大约等于3．32马克。“新三分之二”塔勒是通行于汉诺威、梅克伦堡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北部邦的一种银币，大约等于2．34马克。银行马克（MarkBanko）是汉堡银行用以计算批发商业的一种铸币，在很长时期内被用作国际计算单位。流通马克（MarkCourant）是一种流通铸币；从十七世纪起，就这样称呼票面额一直到0．5马克的银币，它是同金币、小辅币和纸币对立的。二十古尔登币制（Zwanzig-Guldenfuβ）是一种币制，按照这种币制，把一马克（重量单位）的纯银制造成20个古尔登或者13+（1/3）塔勒；1748年，奥地利采用了这种币制，巴伐利亚、萨克森选帝侯国、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许多邦很快也采用了这种币制；在奥地利，这种币制一直存在到1857年。二十四古尔登币制（Vierundzwanzig-Guldenfuβ）是一种币制，按照这种币制，把一马克（重量单位）的纯银制造成24个古尔登；从1776年起，通用于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德国南部其他各邦。——第466页。 [6]瓦特堡纪念大会是1817年10月18日为了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纪念大会的发起者是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一个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影响下产生的，拥护德国统一的德国大学生的组织。纪念大会成了反对派大学生反对梅特涅反动统治和拥护德国统一的示威游行。——第467页。 [7]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467页。 [8]指创立于962年的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在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1138—1254），它是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联盟，其领土包括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部分意大利以及东欧一些由德国封建主所占领的斯拉夫人地区。——第467页。 [9]在这里，恩格斯讽刺地套用了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的名诗“德国人的祖国”中的一个叠句，该诗写于1813年，它号召德国人把“只要是说德语的”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在阿伦特的诗中，这个叠句原来是这样的：“让祖国变得更辽阔”。——第468页。 [10]关于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见注278。帖欣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同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1779年5月24日在帖欣签订的和约，它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根据这一条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几部分领土，而萨克森则得到了金钱补偿。在签订条约时充当调停人的俄国，同法国一起又成了条约的保证者。——第468页。 [11]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1740—1748）占领了西里西亚，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欧洲许多封建国家，首先是普鲁士，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野心，这些领地是在查理六世皇帝死后，鉴于没有男嗣而留给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的。1740年12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属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法国和巴伐利亚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而在奥地利军队遭到几次失败以后，它们就公开同普鲁士联合起来。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有英国——法国在商业上的竞争者，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支持奥地利人的有撒丁、荷兰和俄国。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一战争中两次出卖了它的盟国，同奥地利单独媾和（1742年和1745年）；1742年，确认大部分西里西亚归普鲁士管辖，而在战争结束以后，则确认整个西里西亚都归普鲁士管辖。——第468页。 [12]见注238。——第468页。 [13]指累根斯堡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的最高机关——讨论和批准由法俄两国强加的关于解决德国莱茵河地区领土问题的决议（见注238）一事。——第468页。 [14]恩格斯指1859年3月3日（2月19日）俄法两国在巴黎签订对付奥地利的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以法国和撒丁为一方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一旦发生战争，俄国对法国应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法国答应提出关于修改1856年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中有关限制俄国黑海主权的条款的问题。可是，到后来，鉴于拿破仑第三不愿履行自己的诺言，又由于在其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而就使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冷淡了。——第470页。 [15]1848年4月10日，住在英国的路易·波拿巴参加了破坏宪章派示威游行的活动，他加入了特别警察部队即所谓特别警察的行列。——第471页。 [16]“民族原则”是第二帝国的当权派提出的，他们普遍地利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揭露，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6—587页）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471页。 [17]指吕内维尔和约所规定的法国疆域，该和约是法奥之间于1801年2月9日在第二次反法同盟军队失败以后签订的。和约确认由于反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同盟的战争结果而扩大的法国疆域，包括对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兼并；和约并且准许法国实际上统治1795—1798年建立的依附于它的巴达维亚、海尔维第、利古里亚和南阿尔卑斯等共和国。——第471页。 [18]法国和撒丁（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是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在战争宣言中，拿破仑第三蛊惑性地答应把它“一直解放到亚得利亚海”），通过对外冒险来掠夺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战争开始于1859年4月29日。在索尔费里诺发生决战（1859年6月24日），奥军遭到失败并退到明乔河，以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增长和不愿促使建立统一而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就于7月11日背着撒丁同奥地利在维拉弗兰卡城签订了初步和约。根据这一和约，威尼斯仍然归奥地利统治，伦巴第转到了法国手里，后来法国又把它转交给皮蒙特，以换取萨瓦和尼斯。维拉弗兰卡条约所规定的条件成了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署的最后和约的基础。——第472页。 [19]1795年巴塞尔和约是普鲁士在4月5日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的，因而普鲁士就在第一次反法同盟中出卖了自己的盟国。——第473页。 [20]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在1859年以此说明普鲁士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时期所执行的对外政策。按照当权派的官方解释，这一政策就在于：既不参与斗争的任何一方，也不宣布中立。——第473页。 [21]《CréditMobilier》，全名为《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1852年创办。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Mobilier》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CréditMobilier》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第473页。 [22]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1813年瓦解。——第474页。 [23]在拿破仑法国于1805年7月击溃了奥地利以后，在宣布同德意志帝国断绝关系的德意志各邦组成了莱茵联邦以后，1806年8月6日，早在这以前就接受了奥皇封号（帝号弗兰茨一世）的弗兰茨二世放弃了德意志帝国的王位，因而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德意志帝国便不复存在了。——第477页。 [24]指主要靠近法国边界的德意志联邦要塞；这些要塞的驻军由联邦中比较大的邦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组成。——第478页。 [25]指1848年11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成立的施瓦尔岑堡公爵的反动政府，这次革命的开端是1848年3月13日的维也纳人民起义。——第478页。 [26]根据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的倡议，1863年8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会议，讨论旨在由奥地利实际上操纵霸权的德意志联邦的改革草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拒不参加会议；一些次等的邦也不完全支持奥地利，因而会议毫无结果。——第479页。 [27]“现实政策”一词是用来说明俾斯麦政策的，那时的人认为他的政策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第479页。 [28]指弗里德里希二世同法国驻柏林的特派公使博沃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关于这次战争，见注469）爆发前的谈话。——第479页。 [29]1796年8月5日，普鲁士和法兰西共和国在柏林签订了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普鲁士国王为了换取许给的领土报酬，就同意法国保持由它的军队所占领的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这些领土先前主要属于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宗教公国。在通过唯拿破仑之命是听的所谓帝国代表会议（见注238）解决领土问题时，普鲁士于1803年得到了世俗化了的闵斯德主教管区以及德国西部的其他一些领地作为报酬。——第479页。 [30]普鲁士拒绝参加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王国）在1805年组成的第三次反拿破仑法国同盟，宣布自己中立；1805年11月，它在波茨坦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一旦它在法国和第三次同盟之间进行调停的尝试遭到拒绝，它就要出来反对拿破仑。可是1805年12月15日，普鲁士同法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它在莱茵河地区和其他地方作一些领土上的小让步，从而换得了汉诺威选帝侯国。在拿破仑战胜了第三次同盟，从而在德国西部和南部确立了霸权以后，普鲁士终于被迫于1806年9月站在第四次同盟（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一边参加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6年10月14日，在两个同时进行的会战中，即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消灭，普鲁士邦也被彻底摧毁。——第479页。 [31]见注420。——第480页。 [32]后备军是普鲁士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在平时，扣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在战时，第一类后备军（年龄从26岁到32岁的应征人员）用来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年龄从32岁到39岁的应征人员）则用来担任警备勤务。——第481页。 [33]“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反对天主教斗争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还在受普鲁士统治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增长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481页。 [34]恩格斯对自由派的讽称，这些人主张把德国变成像瑞士那样一个划分为自治州的联邦国家。——第482页。 [35]切希市长之歌是一首讥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讽刺性民歌，来源于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切希于1844年7月26日行刺未遂一事。冯·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是一首针对天主教士的讽刺性民歌；在民歌中，谈笑了似乎四十年代在特利尔出现的所谓“治病奇迹”的组织者的一套把戏。——第482页。 [36]指1848年11—12月的普鲁士政变和继之而来的反动时期。1848年11月1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反革命内阁取得了政权；1848年11月9日，国王下诏把普鲁士国民议会会议从柏林搬到一个偏僻小城勃兰登堡去；继续留在柏林开会的议会多数派，1848年11月15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驱散；政变的最后完成是1848年12月5日的解散议会，以及所谓钦定宪法的公布；根据宪法规定，实行两院制，并且承认国王不仅有权取消议院决议，而且有权修改宪法本身的各别条文。可是，在该宪法中还保留了若干民主成果，特别是普选制。1849年4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解散了根据钦定宪法选出的议院，并于1849年5月30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限制和居民各阶层选派议员不相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在新的众议院中奴颜婢膝的多数支持下，国王使议院通过了更加反动的宪法，从1850年1月31日起生效。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院”）。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叛国案件。1850年12月，曼托伊费尔内阁代替了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在前者执政时期，即一直到1858年11月为止，普鲁士在政治上始终是反动透顶的。——第483页。 [37]由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害了不治的精神病，他的弟弟威廉亲王最初（1857年）被任命为他的代理人，而从1858年10月起又被任命为摄政。摄政期一直继续到1861年1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死的时候，这时，摄政就变成了国王，帝号为威廉一世。1858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的。“新纪元”实际上给1862年9月上台执政的俾斯麦实行独裁作了准备。——第483页。 [38]1860年2月，普鲁士议会下院（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计划。但是政府不久设法从议院那里获准了“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这事实上意味着打算进行的改组开始实现。而到了1862年3月，当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并要求有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底，俾斯麦内阁组成。它在同年10月又解散了议会，并且着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过议会的批准就开支这笔款项。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这一所谓宪法冲突直到1866年才得到解决，在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就向俾斯麦投降了。——第484页。 [39]关于1848—1850年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和1850年的动员，见注394。——第484页。 [40]根据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和瑞典同丹麦代表一道签署的关于保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的规定，霍尔施坦公国仍然留在德意志联邦内，同时也归入丹麦；什列斯维希公国则归入丹麦王国，它保留若干特殊权利，但丹麦统治阶级并不尊重这些权利。它们继续企图使这两个公国完全听命于自己；1855年，颁布了一个适用于丹麦王国各部分的宪法，它也被用于这两个公国；只是由于德意志联邦议会施加压力，丹麦政府于1858年才同意霍尔施坦不受宪法约束，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该公国参与国家开支；但是什列斯维希仍然完全留在丹麦王国内。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并入丹麦。——第485页。 [41]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全德，奥地利除外。在奥普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以后，联盟于1867年11月11日自己宣布解散。——第485页。 [42]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观念”（Napoléon-LouisBonaparte．《Desidéesnapoléoniennes》．Paris，1839）一书。——第486页。 [43]1863年2月8日，在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根据俾斯麦的提议，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和普鲁士政府代表阿尔文斯累本在彼得堡签署了一项协定，规定两国军队对起义者采取协同行动，甚至规定军队有权越过国境。早在协定签署以前，普鲁士军队就封锁了边境，旨在不让起义者转入普鲁士境内。虽然协定没有被批准，但是协定的签订已大大地便利了沙皇政府对波兰起义的镇压。——第489页。 [44]恩格斯指在1848—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奥地利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当时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其他一些邦都站在两公国一边（见注394）。奥地利同欧洲其他强国一道支持丹麦君主国，在它们的压力下，普鲁士于1850年7月同丹麦签订了和约，此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就被粉碎了。根据奥地利的提议，1850—1851年冬天，奥军和普军被派往霍尔施坦，目的是加速解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的武装。——第489页。 [45]在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死以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64年1月16日向丹麦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它把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归并丹麦的1863年宪法废除。丹麦拒绝接受最后通牒，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到1864年7月，击溃了丹麦军队。法国和俄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对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按照1864年10月30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和约的规定，两个公国的领土，其中包括住有德国居民的各个部分，被宣布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共有，而在1866年的奥普战争以后，这些领土就完全归并于普鲁士了。——第489页。 [46]根据俄国和丹麦代表签署的1851年6月5日（5月24日）华沙议定书以及1852年5月8日伦敦议定书（见注498）的规定，确定了丹麦王位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国）不可分割的原则。——第491页。 [47]对墨西哥的远征是1862—1867年法国最初同英国和西班牙一起进行的武装干涉；它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占领墨西哥，利用它的领土作为自己站在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涉美国国内战争的跳板。虽然法军占领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1867年把军队撤出了墨西哥。法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对墨西哥的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第491页。 [48]“活泼快乐的战争”（《einfrischerfröhlicherKrieg》）这一用语，最初是由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利奥于1853年6月在“城乡人民小报”（《VolksblattfürStadtundLand》）第61号上使用的，在以后的年代中，军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也采用了这一用语。——第492页。 [49]指俾斯麦对1866年普奥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1866年3月初，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冯·德·哥尔茨同拿破仑第三谈判的结果，终于使法国皇帝声明：一旦普鲁士同奥地利进行战争，他将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将支持它在统一德国北部各邦中起领导作用的要求，条件是要给法国以一定的报酬。同时，俾斯麦还在柏林同意大利果沃内将军就意大利和普鲁士共同进行反奥战争一事举行了谈判。在同果沃内会谈时，俾斯麦估计拿破仑第三会知道会谈的内容，就表示：如果法国不阻挠成立普意反奥同盟，他将不反对把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德国领土转让给法国。同果沃内谈判于1866年4月8日结束，签署了一项普意之间关于攻守同盟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一旦战胜了奥地利，就把威尼斯转让给意大利。——第492页。 [50]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黑森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斯塔德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都站在奥地利一边；站在普鲁士一边的有：梅克伦堡、奥登堡和其他德国北部各邦，另外还有三个自由市。——第493页。 [51]1866年春天，奥地利向联邦议会控诉普鲁士破坏关于共同治理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协定；俾斯麦拒绝服从议会根据奥地利的提议而对普鲁士宣战的决议。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普军取得了胜利，联邦议会被迫从法兰克福迁往奥格斯堡，它于1866年8月24日在那里宣布停止活动。——第493页。 [52]“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刊登在1866年7月11日“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βischerStaats-Anzeiger》）第164号上。——第493页。 [53]普奥战争结束以后，1866年8月23日在布拉格签署了一项和约。关于普鲁士兼并三个王国和一个自由市，见注233。——第493页。 [54]1866年9月，普鲁士众议院以230票对75票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一项法案，旨在解脱政府对宪法冲突时期未经立法手续批准的经费开支所负的责任（见注496）——即所谓豁免责任法。因此，冲突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彻底投降。——第495页。 [55]指奥普战争的决战，决战于1866年7月3日发生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凯尼格列茨城（今名为赫腊德茨-克腊洛佛）。萨多瓦会战以奥军遭到严重失败告终。——第495页。 [56]“曼彻斯特卫报”（《TheManchester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是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497页。 [57]关税议会是关税同盟的领导机构，该同盟是在1866年战争和普鲁士于1867年7月8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条约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约规定，建立了这一机构。议会由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和德国南部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它本来只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俾斯麦却力图逐步扩大它的权限，把它扩展到其他政治问题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南德代表的顽强反抗。——第497页。 [58]美因河是北德意志联邦和德国南部各邦间的分界线。——第497页。 [59]卢森堡王朝的皇帝最初只占有一个小小的的伯国——卢森堡，从1308年起到1437年止数度占据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的帝位；同时，这一王朝还占有捷克王位（1310—1437）和匈牙利王位（1387—1437）。——第498页。 [60]根据1866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对奥地利和约，把威尼斯归还站在普鲁士一边参加普奥战争的意大利，但由于普鲁士的反对，意大利所提出的把原属于奥地利的南提罗耳和的里雅斯特转让给它的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第499页。 [61]梅特涅的“地理概念”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用于意大利（“意大利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一个用语，他在1847年8月6日给驻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的一个紧急通知中使用了它，后来，他还把它应用于德国。——第499页。 [62]伦敦会议是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法国、意大利、尼德兰和卢森堡的代表为讨论卢森堡问题从1876年5月7日至11日在英国外交大臣主持下举行的。按照5月11日签署的条约，卢森堡公国（公爵的封号像过去一样经常由尼德兰国王享有）被宣布为一个中立国，它的中立由缔约国来保证；普鲁士应立即从卢森堡要塞撤出自己的驻军，而拿破仑第三应放弃把卢森堡并入法国的要求。——第500页。 [63]见注389。——第501页。 [64]在1870年8月6日的施皮歇恩（洛林）和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败了几个法国军团。1870—1871年普法战争初期，普鲁士在这两场会战中得手，使它的司令部能实行进攻，在进攻的过程中，法国军队被驱散，后来又被包围和各个击破。关于色当会战，见注282。——第502页。 [65]在获悉法国军队在色当被击溃一事以后，1870年9月4日巴黎出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结果引起了第二帝国制度的崩溃和宣布共和国成立。可是，参加这个新组成的临时政府的，除了温和的共和派以外，还有君主派。这个以巴黎军事总督特罗胥为首的政府（它的实际鼓舞者是原先不担任政府正式职务的奥尔良君主派首领——反动分子梯也尔），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投降情绪和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心理，并走上了出卖民族和背叛性地勾结外敌的道路。——第503页。 [66]“民军条例”是普鲁士在1813年4月2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它规定了建立志愿军部队（“自由射手”），他们不穿军服，用游击战的方法在拿破仑军队的后方和翼侧行动。一切不属于军队的能作战的男性居民都要应征加入民军。关于普鲁士军队野蛮地对待法国的自由射手一事，见恩格斯的“战争短评”一组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76—180、214—218页）。——第504页。 [67]恩格斯指德国军队同布尔巴基指挥下的法国东方军团于1871年1月15—17日所进行的埃里库尔（在伯尔福附近）会战，东方军团进入佛日山脉东部地区，以便在那儿对围困巴黎的德国军队的主要交通线进行侧击。东方军团的进攻被德国人击败了，它不得不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它被紧逼到瑞士边界，被拘禁在瑞士境内。在实行这种退却期间，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于1871年1月28日同俾斯麦签署了关于停战和巴黎投降的议定书。——第504页。 [68]指普鲁士1848年三月事件中的下面一件事情：柏林3月18日人民起义胜利以后，起义者于3月19日早晨强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皇宫阳台，要他向阵亡的街垒战士的尸体脱帽致敬。——第505页。 [69]关于停战和巴黎投降的议定书在1871年1月28日签订以后，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军事行动就没有再起。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投降派统治集团于1871年2月26日匆忙地按照俾斯麦规定的条件签署了初步和约。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署了最后和约，确认由德国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支付五十亿法郎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延长了，——这是俾斯麦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的代价。——第506页。 [70]根据结束了全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规定，虽然亚尔萨斯成了法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斯特拉斯堡仍然留在德意志帝国版图内。按照路易十四于1681年9月30日发布的敕令，法国军队占领了属于亚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市。以菲尔施坦堡主教为首的斯特拉斯堡天主教派欢迎归并于法国，并促使对法国人采取不反抗行动。——第506页。 [71]“归并议会”是路易十四在1679—1680年建立的，其任务是从法律上和历史上来论证法国对邻国某些领土要求的合理性，此后即由法国军队进占这些领土。——第506页。 [72]见注477。——第506页。 [73]指奥地利和法国于1735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署的、结束了所谓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的初步和约；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和奥地利支持萨克森选帝侯（从1734年起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王位继承人，而法国则支持国王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根据和约的条件，路易十五放弃了让自己的岳父取得波兰王位的要求，并向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作了其他一系列让步，以便把洛林公国（在这以前统治该公国的洛林的弗兰茨·斯蒂凡得到托斯卡纳作为补偿）换给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而该公国应于他逝世以后转交给法兰西王室。初步和约的条件最后由1738年的维也纳和约固定下来。——第507页。 [74]指北意大利的要塞——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所组成的极其坚固的筑垒阵地。关于作为奥地利在北意大利进行统治的堡垒的这个四边形要塞区的作用，见恩格斯的著作“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和“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3—220、247—299页）。——第510页。 [75]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510页。 [76]在改组德国武装力量法案的讨论期间，俾斯麦在他的1888年2月6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中，坚持有必要加强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威力，实际上承认有可能产生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反德同盟，然后就百般赞扬亚历山大三世的对德政策，把这一政策同当时俄国报刊上进行的反德运动对立起来。——第510页。 [77]1886—1887年冬天，俾斯麦利用对法关系中的某些紧张局面和报刊上掀起的关于“战争威胁”的叫嚣，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大大扩充军队和批准今后七年军事预算的法案。大多数议员都拒绝通过俾斯麦所要求的七年预算，而只限于三年，于是帝国国会被解散。在1887年2月21日的选举中，表示支持俾斯麦的各个党派（保守党、“自由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得到了多数票，它们在这一基础上联合成所谓“卡特尔”。新的帝国国会批准了俾斯麦所要求的预算。——第513页。 [78]恩格斯指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国皇帝一事。——第513页。 [79]指1873年5月在德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以前，工业曾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同时还出现了狂热的创业活动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第515页。 [80]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第516页。 [81]指1863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和1869年在爱森纳赫举行了成立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工人阶级的全德政治性组织，但它是受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影响的，他们力图把工人运动导向改良主义道路，他们反对罢工斗争和组织工会，支持俾斯麦实行的从上面统一德国的政策，并企图同他达成协议。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建立的，是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该党曾加入第一国际。尽管它的纲领有一系列错误的论点，但整个说来它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基地上的，它在统—德国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还是实行革命无产阶级路线的，它揭露拉萨尔派首领的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德国工人有要求合并的愿望的影响下，同时由于拉萨尔派组织中的普通成员对自己首领的教条和策略感到失望，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党，这个党在1890年以前一直叫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就克服了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状态。可是，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统一党的纲领却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因而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判。在哥达种下的思想上的妥协，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分子进一步加强。——第517页。 [82]保守党是普鲁士容克、军阀、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君主专制集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人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派，他们耽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1866年起，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517页。 [83]见注231。——第517页。 [84]关于南德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是在1870年11月签订的。条约规定对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作若干修改，使加入联邦的各邦享有比较大的独立性。在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中，根据上述条约给予南德若干邦的特权得到了确认。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还保留了烧酒和啤酒的特别税以及管理邮电的特权；巴伐利亚除此以外还在管理自己军队和管理铁路方面保留了某种独立性。——第520页。 [85]根据北德意志联邦宪法的规定，联邦会议由参加联邦的所有德国各邦的政府所任命的代表组成。会议的职能是批准法律。——第520页。 [86]见注494。——第521页。 [87]陪审员法庭是德意志帝国的最低级的法庭，1848年革命以后在许多德意志邦内建立，自1871年以后则在整个德国建立。法庭当时由一个皇室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审员）组成，和革命前的陪审员不同，他们不仅确定被告的罪行，而且同法官一道规定惩罚的办法；执行陪审员职能，要求一定的年龄条件、定居期限以及相当数量的财产。陪审员法庭受理较轻的罪案。——第524页。 [88]是指1872年普鲁士的行政改革，按照这次改革，废除了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的世袭领地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了某些自治：在各乡镇设立选举产生的乡镇长、在县长下面设立按等级选举的县议会，等等。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国家机构和加强集权，以利于整个容克阶级。同时，容克地主们亲自或通过自己的傀儡占据了大部分选举产生的职位，实际上保持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第524页。 [89]指英国的地方行政改革，改革法案于1888年3月由索耳斯贝里政府（1886—1892）提出，于同年8月由议会通过。根据这一改革，郡长的职能转交给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征税和地方预算等等的郡参议会。凡享有议会选举权的一切人以及年满30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郡参议会的选举。保守党政府企图通过实行这一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转移广大阶层对用于军队、舰队和侵略性对外政策的费用日增的注意。——第525页。 [90]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它反对民族教会的独立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教皇至上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等等教条。——第526页。 [91]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王国军队开进了在这以前处于教皇权力之下的罗马。根据教皇国10月2日举行的投票（在投票时，绝大多数居民都赞成合并于意大利），意大利政府宣布把这一地区划归意大利王国版图。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国内的政治统一。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废除了。1871年通过的“保障法”把教皇的国家主权仅限于梵蒂冈和拉特兰宫以及城外府邸的范围以内。针对上述一切，教皇把夺取罗马的策划者革除出教会，拒绝承认“保障法”，并宣布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教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延续了多年之久的冲突，一直到1929年才得到正式解决。——第526页。 [92]指帝国国会中波兰人和亚尔萨斯人的议员小团体以及1866年以后在汉诺威形成的分立派，该派成员主张恢复以韦耳夫王朝为首的独立的汉诺威君主国，这个王朝在1866年汉诺威合并于普鲁士以前一直占据那里的王位。——第527页。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考茨基，1886年11月22日前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相关链接：考茨基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考茨基1886年11月22日前后 德语原文原载于1887年《新时代》杂志第5年卷第2期。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翻译。中译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是恩格斯和卡·考茨基为回击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门格尔在其著作《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中对马克思的攻击而写的。门格尔在书中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没有独创性”，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从英国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威·汤普森等人那里抄袭来的：此外，他还鼓吹和平改良的社会主义。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因此恩格斯决定在报刊上予以反击。由于恩格斯不便亲自出面反驳门格尔，于是决定以考茨基的名义撰写反驳门格尔的文章。 恩格斯最初计划自己撰写文章的一半以上，同时给考茨基提供材料帮助他撰写其他部分，但由于生病以及其他工作，恩格斯未能完成预定的计划。文章最后由考茨基在恩格斯指导下完成。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887年《新时代》第2期．发表时没有署名。文章后来被翻译成法文发表在1904年1月15日《社会主义运动》杂志（巴黎），并首次指出文章作者为恩格斯，同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考茨基为共同作者。190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新时代》内容索引（1883—1902）载明文章作者为恩格斯和考茨基。 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统一的欧洲世界，对内而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对外则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萨拉秦人而通过基督教建立起来了。由一群在经常变化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民族组成的西欧世界，是通过天主教联合起来的。这种神学上的联合不只是观念上的。它是实际存在的，不仅体现在这种联合的君主制中心即教皇身上，而且首先体现在按封建和等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教会中，教会在每个国家大约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它在封建组织内部拥有巨大的权势。拥有封建领地的教会是各国之间的真正的纽带，封建的教会组织利用宗教把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而且，僧侣又是唯一的受过教育的阶级。因此，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 但是，市民阶级的势力在封建制度内部发展起来了。一个新的阶级起来反抗大土地所有者。市民首先是而且仅仅是商品生产者和商人，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以狭小的范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自身消费为基础的，即一部分由生产者消费，一部分由征收贡赋的封建主消费。按封建制度的尺度剪裁的天主教世界观不能再满足这个新的阶级及其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了。但是，这个新的阶级仍然长期受到万能的神学的束缚，13世纪至17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状况的反复尝试。但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很久的。到17世纪时宗教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英国飘扬，过了不到50年，新的世界观就不带任何掩饰地在法国出现了，这就是法学世界观，它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典型的世界观。 它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准许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法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由于达到社会规模并且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交换——尤其是由于预付和信贷制度——造就了复杂的契约关系，从而要求只能由社会提供的普遍有效的规章亦即国家规定的法律准则，于是人们以为，这些法律准则不是从经济事实中产生的，而是由国家正式规定的。由于竞争——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这个新的上升的阶级反对封建主以及当时保护他们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像一切阶级斗争那样，应当是政治斗争，是争取占有国家的斗争，应当为了权利要求而进行，——就是这一事实，促进了法学世界观的确立。 但是资产阶级创造了自己的对立物——无产阶级，随之又引起了新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在资产阶级最终夺得政权之前就已爆发了。正如当时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一度按照传统抱有神学世界观一样，无产阶级起初也从敌人那里吸收了法学的思维方式，并从中寻找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法制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他们为自己奠立的“法制基础”和资产阶级的“法制基础”不同而已。一方面，就法律平等必须用社会平等做补充这一点而言，平等的要求是扩大了；另一方面、从亚当·斯密的论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劳动产品必须从劳动者手中分给地主和资本家共享——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种分配是不正义的，必须彻底废除，或者把它改变得有利于劳动者。但是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就已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法制基础”上，就绝不可能消除资产阶级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弊端。这就促使他们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领域，并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 以上两种见解，都不足以用来准确表达和全面概括工人阶级因其经济状况而产生的求解放的愿望。平等的要求也好，十足劳动收人的要求也好，当需要从法学上来具体表述它们的时候，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问题的实质，即生产方式的改造，则多少没有被触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放弃了政治斗争同时就是放弃了阶级斗争，也就是放弃了他们维护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唯一可能的活动方式，两种观点都脱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历史背景；双方都诉诸感情：一方诉诸正义感，另一方诉诸人性感。双方都给自己的要求披上虔诚愿望的外衣，却没有回答这些要求为什么恰恰应当在现在而不是在一千年以前或一千年以后实现。 工人阶级由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任何所有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而总是一代传一代地处于这种毫无财产的状态，他们是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法学幻影中充分表达自己生活状况的。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用他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斗争状况的世界观；和工人毫无财产相适应的只能是他们头脑中毫无幻想。而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目前正在全球传播。 不言而喻，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自由思考的工人和仍然受旧传统支配的工人之间进行。整个说来，维护旧世界观的是通常的政治家，他们提出的是惯常的论据。但是还有一种所谓的博学的法学家，他们把法学当成一种特有的职业。[1] 迄今为止，这班先生们都妄自尊大，不屑于研究工人运动的理论方面。因此，当终于有一位真正的法学教授安东·门格尔博士先生肯屈尊用“法哲学”的观点“从学理上详尽阐述”社会主义史[2]的时候，我们真应当感谢不尽。 事实上，社会主义者在此以前都误入歧途了。他们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 “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从关于国民经济和仁爱精神的无尽无休的议论中净化出来……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第111页）的时候，只有当一切“国民经济的装饰物”（第37页）都被抛弃的时候，才能着手解决“当代法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即对社会主义进行法学研究”。 然而，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涉及的恰好就是国民经济关系，首先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关于国民经济的议论显然不是可以简单地抛弃掉的纯粹“装饰物”。况且，经济学还是一门所谓的科学，而且比法哲学还要科学一些，因为它研究的是事实，而不像法哲学那样，单纯研究观念，但是对于职业法学家说来，这完全无所谓。经济研究在他看来跟仁爱主义空谈的价值一样。只要法律得胜，哪怕世界毁灭。[3] 其次，马克思的“国民经济的装饰物”——这是我们的法学家最厌恶的东西——不单纯是经济研究。它本质上是历史的。它表明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直到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发展进程，表明了旧有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灭亡，以及具有新的对立利益的新阶级的形成，这种对立的利益除了表现在其他方面外还表现在新的权利要求中。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法学家似乎也略有所知，因为他在第37页上发现，现代的“法哲学……实际上不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法律秩序的反映”，可以把它“称为资产阶级的法哲学”同它“并列在一起的，是以社会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无产的人民阶级的法哲学”。 然而，假定如此，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些拥有特殊的、与各自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法哲学的“资产者”和“无产的人民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法中来的呢，还是从经济发展中来的呢？马克思曾告诉我们说，各大社会阶级的法的观点都是由它们各自的阶级状况决定的。难道除此而外，他还说过别的什么吗？门格尔是怎样加入马克思主义者之列的呢？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疏忽，是这位严格的法学家言不由衷地道出的对新理论的力量的不自觉的承认，因此，我们仅仅把它记录下来。相反，当我们这位法学大师站在他自己的法制基础上的时候，他就流露出对经济史的蔑视。衰落的罗马帝国是他爱举的例子。 他告诉我们说：“生产资料从来没有像半个阿非利加行省都归六人所有的时期那样集中过……，劳动阶级的苦难从来没有像几乎每个生产劳动者都是奴隶的时期那样深重过。当时也不乏——尤其在教父们那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激烈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和现代最优秀的社会主义文献相媲美，然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来的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世纪的法律秩序。”（第108页） 这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 “当时在民族面前没有呈现出一幅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未来状况的图画”。 门格尔先生认为，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就已经存在了，缺少的只是对它的法学表述。因此封建主义便代替了社会主义，而唯物史观则被归结为荒谬绝伦！ 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法学家们如此巧妙地搞出的一套东西，不是封建法，而是罗马法，即商品生产者社会的法律。由于依照门格尔先生的假定，法学观念是历史的推动力，因此他在这里向罗马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他们不应提供当时罗马社会的法律体系，而应提供恰恰相反的东西，即“一幅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虚幻的社会状况的“图画”。这就是应用于罗马法的门格尔法哲学！而门格尔断言经济条件还从来没有像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对社会主义有利，这种说法简直太荒诞了。门格尔想驳倒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成功的保证在于生产本身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工农业中机器大生产的发展，生产日益社会化，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就要求消灭阶级差别并把私人企业的商品生产转化成直接为了社会而进行并且由社会来进行的生产。另一方面，现代生产方式造就了一个越来越有力量和越来越关心把这种发展变为现实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自由的劳动无产阶级。 现在把帝政时期的罗马的情况与此比较一下，当时的罗马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谈不上有什么大机器生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地产的集中，然而只有法学家才会把这种现象和大企业中的社会化劳动的发展等同起来。我们可以向门格尔先生举出三个关于地产的例子：有一个爱尔兰地主，他占有50000英亩土地，租给5000个租佃者以小生产的方式耕种，每户平均耕种10英亩；有一个苏格兰地主，他把50000英亩土地变成了狩猎场；有一个面积为10000英亩的美国大农场，那里的小麦是用大工业的方式来种植的，门格尔先生看过这三个例子后一定会说，前两例生产资料的集中是后一例的5倍。 帝政时期罗马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导致牧场的面积大大扩展，乡村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则导致地产被划分成许多小块租地，租给隶农耕种，即由依附小农进行小规模生产，这些依附小农就是后来的农奴的先驱，这种生产方式孕育着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尊敬的门格尔先生，除了别的种种原因而外，单是由于这一点，“中世纪的法律秩序”便取代了罗马世界，诚然，有时在个别行省也出现了大农业企业，但这不是靠自由劳动者进行的机器生产，而是使用奴隶，使用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往往是彼此言语不通的野蛮人来耕种的种植园。和奴隶相对立的是自由无产者，然而这不是劳动无产者，而是流氓无产者。今天，社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着无产者的劳动，他们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而罗马的流氓无产者则是寄生虫，他们对社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此，他们不是什么坚强的力量。 但是，在门格尔先生看来，生产方式和人民还从来没有像在帝政时期那样成熟到适于社会主义！由此可见，把经济的“装饰物”尽可能地抛到一边，会有多么大的好处。 至于教父们的事，我们还是留给他去管吧，因为他避而不谈，究竟在哪一点上他们“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批评，可以和现代最优秀的社会主义文献相媲美”。关于衰落的罗马社会的许多有趣的描述确实应归功于这些教父，但是，他们照例都没有对这个社会进行批评，他们只是满足于对它一味地进行谴责，而且使用的词句如此激烈，以致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最激烈的言辞，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愤怒的叱责和它们比较起来都显得太温和。门格尔先生指的是不是这种“长处”呢？ 门格尔在第2页上同样用我们刚刚指出的那种对待历史事实的轻蔑态度说，特权阶级获得自己的收入而并没有向社会作出个人回报。可见，统治阶级在其发展的上升阶段行使非常确定的社会职能，并恰恰因此而成为统治阶级这一事实，他是全然不知道的。社会主义者承认这些阶级拥有暂时的历史权利，而门格尔则在这里宣称它们占有剩余产品是盗窃。因此，当他在第122、123页上看到这些阶级正日益丧失捍卫它们获得这种收入的权利的力量时，他只能感到惊讶。至于这种力量就在于行使社会职能，它将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随着这些职能的消灭而消失，这对这位大思想家说来纯粹是一个谜。 够了。教授先生是力求用法哲学的观点来论述社会主义，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些简短的法律公式，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即人权的19世纪的新版。这种基本权利当然只有 “微小的实际效果”，但是作为“口号”，“在科学领域中也不无益处”（第5、6页）。 这样一来，我们已经降低到只有和口号打交道的地步了。先把一个强大运动的历史联系和历史内容取消，好给纯粹的“法哲学”清出地方，然后，又把这种法哲学归结为坦率说来实际上一钱不值的口号！这的确是费尽心机！ 教授先生这时发现，全部社会主义在法学上可以归结为三个这样的口号，即三项基本权利，这就是： （1）十足劳动收入权 （2）生存权， （3）劳动权。 劳动权只是临时性的要求，是“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马克思语）[4]。因此不必在这里谈论。而在从巴贝夫直到卡贝和蒲鲁东的整个法国革命社会主义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平等要求则被遗忘了。不过门格尔先生未必能从法学上来表述这个要求，尽管或者可能正因为这个要求是以上所提到的一切要求中最具有法学性质的东西。于是剩下的精华就只有1和2两个贫瘠的命题了，而且它们还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门格尔终于在第27页上发现了，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断言，任何社会主义体系都必须在这些命题中运动（第6页），然而很明显，把极不相同的国家和发展阶段的极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学说硬塞到这两个“口号”中去，必然会歪曲整个叙述。每一种学说都有其特点，这正是各种学说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但在这里这种特点不仅被当做无关紧要的东西撇置一旁，而且由于它偏离口号，和口号有矛盾，干脆被当做错误的东西而抛弃。这部著作研究的只是第一号基本权利，即十足劳动收入权。 劳动者的十足劳动收入权，即每一个劳动者对他的个人劳动收入的权利，只有蒲鲁东的学说这样明确地谈过。与之完全不同的，是要求生产资料和产品应当属于全体劳动者。这个要求是共产主义的，正如门格尔在第48页上所发现的，它超过了第一号要求，这个发现使他颇为狼狈。因此他不得不时而把共产主义者归入第二号要求，时而千方百计地将第一号基本权利生拉硬拽、颠来倒去，直到能把共产主义者纳入这一类。他在第7页上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这里假定，商品生产被消灭后，商品生产仍然继续存在。因此在门格尔先生看来，完全毫无疑问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生产交换价值，因而也将生产用来出卖的商品，劳动价格也将继续存在，因而劳动力也将和从前一样作为商品出卖。在此他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保持增长呢，还是应当“对劳动价格作出全新的规定”。 在他看来，后者对社会的震动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本身对社会的震动还要大！这种概念混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这位学者在第94页上谈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论，按照熟知的模式设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分配标准。在第56页上甚至声称，十足劳动收入完全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因为它至少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标准计算出来。最后，我们在第161、162页上读到，十足劳动收入是“自然的分配原则”，而且只有在一个存在公共财产但公共财产归个人使用的社会中，因而只有在一个今天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把它当做自己的最终目标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多么高明的基本权利！多么高明的工人阶级的法哲学家！ 这样一来，门格尔就轻易地完成了“批判地”阐述社会主义史的任务。我向你们传授三句意蕴深厚的金言[5]，即使它们在人们的口中没有辗转传诵，但对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所要完成的毕业考试来说，仍然完全够用了。就这样，来吧，圣西门，来吧，蒲鲁东，来吧，马克思，不管你们是谁，你们拥护第一号呢，还是第二号，或者是第三号呢？来吧，到我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来吧，凡是比床长的，我都当做国民经济的装饰物和仁爱精神的装饰物砍掉！ 这里重要的只是，要说明门格尔钦赐给社会主义的这三项基本权利最早是谁提出的：谁最先提出这三个公式中的一个，谁就是伟大人物。显然，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无法不犯可笑的错误，尽管看似参考了大量学术资料，例如，他认为，在圣西门主义者看来，oisifs意味着有产阶级，而travailleurs意味着劳动阶级（第67页），而且写进圣西门主义的著作的标题：《Lesoisifsetlestravailleurs.—Fermages,loyers,intétèrets,salaires》（《寄生虫和劳动者地租，租金，利息，工资》）[6]，在这个标题中不提利润，这已经应当使他醒悟了。在同一页上，门格尔本人引用了圣西门主义的机关报《地球报）上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其中把industriels即工厂主与oisifs相对立，把工厂主与学者和艺术家一起誉为人类的恩人：仅仅要求取消向oisifs即收取地租、房租、利息的食利者纳贡。利润在这个单子上又没有了。工厂主在圣西门主义体系中作为力量大待遇高的社会代理人而占据优越的地位，所以门格尔先生在从法哲学上对这一地位进行论述之前，应该稍微仔细地研究这一地位。 在第73页上，我们听说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7]中“诚然是相当隐晦地”预示了一种在保存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条件下“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教授先生在1886年还感到相当隐晦的东西，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看透了，证明它不过是一种陈腐的东西，并且预言了蒲鲁东在1849年所遭到的破产[8]。 然而已经够了。我们在此以前所说的一切，对于门格尔先生以及他的读者说来都是无关宏旨的，如果门格尔只写了第一号权利的历史，他的著作可能会无声无息地消逝。这个历史不过是该书的一个借口，该书的目的是要诋毁马克思。而人们之所以读它，只是因为它议论的是马克思。自从马克思的体系深入人心，批评家再也不能利用公众的无知以来，要批评马克思早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只剩下一个办法：为了诋毁马克思，把他的功绩归之于那些无人关注、已经退出舞台、政治上和学术上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驳倒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创立者以及这种世界观本身。门格尔先生所干的就是这种事情。要知道，只要不是一个空头教授，总应该搞出一点东西来。 问题很简单。 现今的社会制度赋予地主和资本家取得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最大的一部分——的“权利”。第一号基本权利说，这个权利是不公平的，全部劳动收入都应当属于劳动者。如果撇开第二号基本权利不谈，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因而，谁最先说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一部分劳动收入的现有权利是不公平的，谁就是伟大人物，谁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而葛德文、霍尔和汤普森就是这样的人物。门格尔抛掉所有无穷无尽的国民经济的装饰物以后，在马克思那里就只发现了法学残余， 也就是这种同样的见解。这样一来，马克思便剽窃了早先的英国人，尤其是汤普森，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秘而不宣自己观点的来源。证据俱在。我们丝毫无意于使固执己见的法学家明白，马克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提出过“十足劳动收入权”的要求，他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权利要求，连我们的法学家在责难马克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彻底论述十足劳动收入权”（第98页）的时候，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对法律权利（它始终只是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反映）的考察是完全次要的；相反，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的历史合理性的探讨古据首要地位。任何一个人，只要把历史看做一个有联系的，尽管常常被打乱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像在18世纪那样把它完全看做是愚蠢和残暴的杂乱堆积，就会首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感兴趣。马克思把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即历史合理性，看做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合理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合理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中，而门格尔试图把这些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拖上他的狭小的法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这无非证明他自己完全不能理解超出狭隘的法学眼界以外的事物。他用这种方式所表述的第一号基本权利在马克思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 但是从现在起才谈到主题！ 门格尔先生在汤普森那里发现了“剩余价值”即surplusvalue这个词。因此，毫无疑问，汤普森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者，马克思只是一个可怜的剽窃者： “从汤普森的这些论述中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后来在许多社会主义者那里，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那里见到的那种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第53页） 可见，汤普森无可争辩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杰出的创始人”（第49页）。但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从十足劳动收入中所做的扣除”。这个观点“绝非社会主义所独有，因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例如，亚当·斯密，所持的观点都与此相同。汤普森及其信徒的独到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把地租和资本利润看做是与工人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相矛盾的不公平的扣除”（第53、54页）。 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不在于发现经济事实——在门格尔看来，在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已经为此操劳了——，而仅仅在于宜布这个经济事实是不公平的。这就是门格尔先生的观点。如果社会主义者真的如此轻易地看待自己的任务，那他们早就可以休矣，而门格尔先生也就免得因自己的法哲学而丢脸了。但是谁如果把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归结为装在坎肩口袋里的法学口号，谁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 然而，从汤普森那里盗窃来的剩余价值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汤普森在他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第1章第15节中写道 “劳动者为了使用被称为资本的东西应当〈“ought”直译是“有义务”，因而是“依法应当”〉把自己劳动产品的多大部分付给被称为资本家的资本占有者？”资本家断言，“没有这个资本，没有机器，没有原料等等，劳动本身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因此劳动者为使用资本而付出代价是公平的”。 汤普森继续说道： “毫无疑问，劳动者如果不幸没有自己占有资本的话，应当为使用资本而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为了这种使用应当（ought）从他的劳动产品中扣除多少？”（1850年由佩尔整理出版的版本第128页） 这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十足劳动收入权”。相反，汤普森认为劳动者由于使用了出借给他的资本而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收入，是理所当然的。对他说来，问题只在于，多少呢？这里有“两个标准，劳动者的标准和资本家的标准”。劳动者的标准是什么呢？ “付出的数额要能补偿资本的损耗，如果全部资本都消耗了的话则要能补偿它的价值：此外，还包括付给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人（superintendent）的追加报酬，保证他们能够与真正从事（moreaetivelyemployed）生产劳动的劳动者有同等的享受。” 在汤普森看来，这就是劳动者的要求。谁在这里如果不能一下子“看出马克思的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谁就将在门格尔先生的法哲学考试中不及格而得不到任何怜悯。 然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哪里呢？亲爱的读者，请耐心一点，我们马上就来谈这个问题。 “资本家的标准是同一数量的劳动由于利用机器或其他资本而生产出来的追加价值：因此这全部剩余价值都将为资本家所得。因为他有超人的才智和技能——他依靠这些才智和技能积累了自己的资本，把它预付给劳动者，或者预付给他们使用。”（汤普森，第128页） 这一段逐字逐句的摘录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没有生产资料任何生产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生产资料被假定为资本形式，亦即归资本家所古有。这样一来，如果劳动者不“使用机器或其他资本”而进行生产，那他就是企图做不可能的事情，他自然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但是如果他使用资本来进行生产，那么他的全部产品就将是这里被称为剩余价值的那种东西。因此我们继续往下看。在第130页上，汤普森让同一个资本家说了下面这段话： “在机器发明以前，在作坊和工厂建立以前，那时劳动者单靠自己的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的量有多大呢？不管这个量的大小如何，他今后还是应当得到这个量……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全部剩余价值则应当作为报酬属于那些建造了房屋或机器的人，或者那些通过自愿交换而获得这些东西的人”，等等。 汤普森的资本家在这里只是说出了工厂主的通常的错觉，似乎借助机器等进行生产的劳动者每个劳动小时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在机器发明以前普通的手工劳动者每个劳动小时所创造的价值。产生这种幻想的原因是，这个资本家带着他或者可能还有几个别的资本家所独占的新发明的机器闯进在此以前属于手工劳动的部门而获取了一种特殊的“剩余价值”。这里手工业品的价格决定这一工业部门的全部产品的市场价格：而机器产品可能只耗费四分之一的劳动，因而给工厂主带来等于这个产品的成本价格的百分之三百的“剩余价值”。当然，新机器的普遍采用很快就结束了这样一种“剩余价值”；可是那时候资本家会看出，当机器产品决定市场价格，并且当这个价格逐渐降低到机器产品的实际价值的时候，手工业品的价格也同样在下降，并且会降低到它原来的价值以下，这样一来，机器劳动同手工劳动相比，仍然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汤普森在这里借他的资本家之口说出了这种极其常见的自我欺骗。但是汤普森本人是怎样不大赞同这种自我欺骗的，可以从他在前面紧挨着的第127页上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出来： “原料、房屋、工资——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给自身的价值增添任何东西：追加价值只是由劳动产生的。” 这里我们要请我们的读者原谅：即使仅仅为了门格尔先生的利益，我们也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汤普森的这个“追加价值”也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而是劳动附加于原料的全部价值，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和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总和。 只有现在，在了解了这些不可避免的“国民经济的装饰物”之后，我们才能充分评价门格尔先生的勇敢精神，他以这种勇敢精神在第53页上说： “按照汤普森的观点……资本家把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同他们由于使用机器和耗费其他资本而变得更有效率的劳动的实际收入之间的那种差别……看做是应当属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剩余价值（surplusvalue,additionalvalue）。” 这段话应当是对我们上面引用过的汤普森著作第128页上那个地方用德文所作的“自由”转述，但是汤普森的资本家所说的只是等量劳动（thesamequantityoflabour）在利用资本或不利用资本的条件下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差别，即等量的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差别。门格尔先生只能通过直接伪造汤普森的话而把“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偷运进来。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汤普森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不是汤普森的“剩余价值”或“追加价值”；这两种价值中的任何一种更不是门格尔先生的“剩余价值”：所有这三种价值中的任何一种尤其不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使门格尔先生感到难为情。他在第53页上继续写道： “因此，地租和资本利润不是别的，而是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由于他们法定的权力地位而从十足劳动收入中所作的不利于劳动者的扣除”——这个论点从它的全部内容来看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有了——然后他扬扬得意地大声宣布：“从汤普森的这些论述中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后来在许多社会主义者那里，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那里见到的那种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 换句话说：门格尔先生在汤普森那里发现了surplusvalue（以及additionalvalue）即“剩余价值”这个词，不过他只有通过直接篡改的手法，才能掩盖汤普森所说的surplusvalue或additionalvalue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这两种意义又都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剩余价值”这个词的意义完全不同。 这就是他的伟大发现的全部内容！这同他在序言中所做的冠冕堂皇的广告比较起来是多么可怜的结果： “我将在本书中证明，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较早的英国和法国的理论家那里借用来的，但他们没有指出他们这些观点的来源。” 在这句话之前所作的对比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可悲： “如果有人在亚当·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著作出版之后过了30年又‘发现了’分工的学说，或者，如果某个作家在今天想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成是自己的精神财产，那么他一定会被当成一个傻瓜或骗子。只有在几乎还完全缺乏历史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内，这样一种尝试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这里我们且不谈门格尔仍然相信亚当·斯密“发现了”分工，其实配第早在斯密之前80年就已经全面阐述过这一点。至于门格尔关于达尔文所说的话，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反过来了。伊奥尼亚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提出了人是从鱼变化而来的观点，众所周知，这也是现代坚持进化论学说的自然科学的观点。如果现在有人想出来声明说，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达尔文的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达尔文只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剽窃者，不过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观点的来源隐蔽起来罢了，那么他对待达尔文和阿那克西曼德的方式，恰恰就像门格尔先生实际上对待马克思和汤普森的方式一样。教授先生说得对：“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才有希望看到那种让“这样一种尝试有可能取得成效”的无知。 既然我们这位精通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大师如此重视“剩余价值”一词，而不管它的含义究竟如何，那么就应该向他揭示一个秘密：不仅李嘉图已经用过surplusproduce〔剩余产品〕一词（在论工资那一章中）[9]，而且，除了西斯蒙第使用的mieux-value〔剩余产品〕一词而外，plus-value这个用以表示商品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用语，从很久远的时代起就在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因此，门格尔所作出的关于汤普森发现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汤普森的资本家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一发现，对法哲学说来究竟有多大价值，看来也是很成问题的。 但是，门格尔先生对马克思还远远没有清算完毕，请听： “非常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引用英国社会主义的（其实就是汤普森的）这一基本著作已经有40年了。”（第50页） 马克思不但40年来对他的这个秘密的埃吉丽亚守口如瓶，他还要错误地引用它！并且不止是一次，40年来都是如此。这样做的不仅有马克思，而且还有恩格斯！一堆多么卑鄙的预谋！ 可怜的路约·布伦坦诺，你徒劳无功地在马克思那里寻找哪怕仅仅是一段错误的引文已经20年了，你在这场剿伐中不仅自讨苦吃，而且也使你的容易轻信的朋友，剑桥的塞德利·泰勒[10]遭到不幸，你上吊吧，路约，这不是你能发现得了的。而那种可怕的，40年来一直在顽强进行的，而且还是“非常明显的”伪造——这种伪造由于恩格斯同样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的合作，已经具有居心叵测的阴谋的性质——究竟何在呢？ “……错误地引用，把该书的初版年代写成1827年！” 而这本书在1824年就已经出版了！ “非常明显”，实际上——是对门格尔先生而言。然而这远远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一的——路约，注意！——唯一的伪造的引文，看来他们是靠经营伪造的引文为业的（甚至可能采用四处兜售的方式？）。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把霍吉斯金误写成霍普金斯，过了40年（40年好像是这两个居心不良的人命中注定的日期），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译本序言中又犯了同样的罪行。教授先生对一切刊误和笔误有这样敏锐的感觉，他没有在一家印刷厂当校对，这确实是人类的一大损失。然而，不，我们必须收回这句恭维话。门格尔先生也不适合当校对，因为他也有抄错因而也就引错的时候。他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英文标题上，而且发生在德文标题上。例如，他提到“这部著作”——即《哲学的贫困》——是“恩格斯的译文”。从这部著作的扉页上就可以看出，这不是恩格斯的译文。马克思提到霍普金斯的那个地方恩格斯在上述序言中是逐字援引的，也就是说，他有义务援引这个不确切的地方，如果他不想错误地引证马克思的话。[11]但是这两个人从来也不能让门格尔先生感到满意. 然而，关于我们的法哲学家如此津津乐道的细微末节已经谈得够多了。对于这个人和他这一类人说来，“非常明显”，他其实只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才知道所有这些文献——他所引证的英国作家，没有一个不是马克思已经引证过的，或许霍尔和举世闻名的人物，如雪莱的岳父葛德文除外——，他认为有必要显示一下他比马克思“40年前”，即1847年要多知道两三本书。口袋里装有马克思引用过的全部书目，又拥有英国博物馆的现有参考书和便利条件，在这方面除了发现汤普森的《分配》一书出版于1824年而不是1827年之外不能作出更重要的发现的人，实在用不着吹嘘在图书学上的博学多识。 对当代许多其他社会改革家说来是合适的，对门格尔先生说来也合适，那就是说大话而实际结果——如果确实有实际结果的话——微不足道。本来说要证明马克思是剽窃者，而证明的却是，“剩余价值”这个词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人使用了，虽然含义有所不同！门格尔先生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门格尔先生在序言中宣称，他认为 “对社会主义进行法学研究，是当代法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正确解决，将对通过和平改革来实现我们的法律秩序的不可避免的变更作出重大贡献。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的时候，务实的政治家才能认识到，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革现行法律秩序以利于苦难的人民大众”。 他想把社会主义作为法律体系加以阐述，以此来进行这个变革。 而对社会主义进行的这种法学研究究竟结果如何呢？在“结论”中说： “毫无疑问，制定一个完全以这些基本的法学观念（基本权利第一号和第二号）为主导的法律体系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第163页） 在序言中看来是“当代”最重要的任务的东西，在结尾却被推延到“遥远的将来”。 “〈现行法律秩序的〉必然变革，将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来实现，这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数世纪以来一直在对封建制度进行瓦解和破坏，直到最后只需一击，即可彻底消灭它。”（第164页） 说得很好，但是，如果社会的“历史发展”将引起必然的变革，那么还要法哲学干什么呢？在序言中说，正是法学家应该指明社会发展的途径；而现在要法学家来履行自己的诺言的时候，他却失掉了勇气，嘟嘟哝哝地说起能自动创造一切的历史发展来了。 “然而，我们的社会发展是朝着实现十足劳动收入权的方向前进呢，还是朝着实现劳动权的方向前进呢？” 门格尔先生声明说，他不知道。他现在十分轻蔑地放弃了他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可是，既然这些基本权利连一条狗也不能引诱过来，既然它们既不决定也不实现社会发展，而是相反，它们本身要由社会发展来决定和实现，那为什么要竭力把全部社会主义归结为基本权利呢？既然在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装饰物”剥掉以后，我们还是会知道，这些“装饰物”正是社会主义的实际内容，那么为什么要竭力剥掉它们呢？既然这全部研究完全没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只有通过对社会发展及其动因的研究才能认识，而不是通过把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才能认识，那么为什么到最后才告诉我们呢？ 门格尔先生的智慧归根到底就是声明，他无法断定社会发展将朝着哪个方向进行，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就是不应“人为地加剧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弊病”（第166页），并且他还建议实行自由贸易，避免继续发行国家和地方公债，以便继续维持这些弊病！ 这些建议是门格尔的如此大叫大嚷和自我吹嘘的法哲学的全部实际结果！遗憾的是，教授先生没有向我们透露一个秘密：现代的国家和市镇不发行“国家公债和地方公债”如何能办好自己的事务。如果他掌握这个秘密，那就最好不要保守这个秘密。这将会比他在“法哲学”方面的成就更快地给他铺平“向上”攀登大臣位置的道路。[12] 然而，不管这些东西在“有权势的人物”当中可能受到怎样的欢迎，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可以担保,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会把门格尔先生的全部基本权利奉还给他，或者放弃同他争夺他的这个“十足劳动收入权”的任何企图。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者拒绝提出一定的权利要求。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同任何政党那样，不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因此，每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都必须在纲领中用权利要求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要求。但是，每个阶级的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的改造进程中不断变化，在每个国家中，由于各自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这些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各个政党提出的权利要求，尽管最终目标完全一致，但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中并不完全相同。就像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那里可以看到的那样，它们是可变因素，并且有时重新修改。在进行这种修改时考虑到的是实际情况；不过，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党中还没有一个政党想到要从自己的纲领中造出一种新的法哲学来，就是在将来也不会想到要这样做。至少门格尔先生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这是他的小册子的唯一有用的方面。 注释（本文的注释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 [1]关于这一点参看弗·恩格斯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文章，载于《新时代》杂志第4年卷第206页：“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并要求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而达到这种系统化。”——引自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安东·门格尔博士《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科塔出版社版，X.171页。 [3]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的格言，原文是“Fiatjustitia,pereatmundus”。——编者注 [4]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65页，——编者注 [5]这句话是根据席勒的《信仰的金言》一诗中的诗句改写而成的。——编者注 [6]巴·普·安凡丹的这篇文章1831年3月7日匿名发表在《地球报》（巴黎）第66号——编者注 [7]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8]指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他打算借助这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即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第62页脚注中就以约·弗·布雷类似的失败例子警告过蒲鲁东。恩格斯在该书1885年斯图加特德文版中把蒲鲁东1849年交换银行的失败补充进了这一脚注中。 [9]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5章——编者注 [10]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捏造引文一事。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关于预算的演说中的一句话.即英国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8页）。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差不多全都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经过格莱斯顿后来亲自修改过的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布伦坦诺便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进行了反驳。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琳娜·马克思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恩格斯189年6月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以及1891年在《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一文中，都彻底地揭露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诽谤性言论。 [11]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1892年斯图加特版）前言中更正了马克思原书中关于威·汤普森一书出版时间和霍吉斯金名字的错误写法。恩格斯为该书德文第一版所写序言中相应的错误写法在收入德文第二版时也作了订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212页）。 [12]参看恩格斯1886年11月2日和24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在后一封信中恩格斯将安·门格尔斥为“一心想钻进司法部的庸俗的钻营之徒”。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6年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相关链接：威廉·李卜克内西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86年1月2日 译者籍维立 〔来源〕《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3辑 引言（原译后附记）： 新发现的恩格斯的这封信是他1886年1月2日写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在1886年1月20-23日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中提到：“李卜克内西最近简直像连珠炮似地给我来信，要求作出种种解释。我趁此机会把我对他那充满矛盾的言行的看法，善意地、简短地但是明确地告诉了他。”恩格斯的这封过去认为下落不明的信，于1983年7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莱比锡城被发现，并予以发表。 这封信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介绍了不久前病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德国民主主义者西·路·波克罕的生平事迹，以供李卜克内西为波克罕写传记之用。第二个内容，也是更为重要的内容，是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在党内斗争中所表现的弱点的批评帮助。 1884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党团中的右翼多数支持政府的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尖锐批评了他们的妥协主义立场，因而引起了机会主义集团和该报编辑部之间的冲突。这次长达半年之久的争论是关系到党的阶级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一场严肃的斗争。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以倍倍尔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李卜克内西在斗争中虽然每到关键时刻都能站在正确立场上，但他却常常企图通过“掩饰”来抹杀存在的原则分歧。他的这种调和主义立场受到了恩格斯的批评。恩格斯的这封信不仅为了帮助李卜克内西澄清问题，端正立场，而且也体现了恩格斯对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成长的关怀和帮助。 这封信是根据发表在1983年9月15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的原文译出的。 1886年1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波克罕的妻子大约在八年前去世，这对他来说并非不幸，她爱饮酒。他的儿子十九岁，在敦克尔克当店员。他本人起初在利物浦经商，克里木战争期间做了一次投机买卖，把一船各种各样的货物运往巴拉克拉瓦，一次就赚了一万五千英镑。但是，当他再次干这种事时，和约签订了，这笔钱全部赔光了。他成了葡萄酒商人。在伦敦他发现自己对波尔多酒有特别敏锐的鉴别力，成了波尔多某酒商的代理人，他在这里为这家商号打开了销路。但是他不够小心谨慎，后来想成为股东时，被赶走了，人们不再需要他。他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又开始同另一家商号干同样的蠢事，仍然得到同样的结果。于是，又不得不从头开始。接着又找到了两个好关系，一如既往地过着王子般的生活。在巴登魏勒尔得了中风症（十年前），左半身完全瘫痪。这时发现，他并没有钱，为了维持极为舒适的生活，向所有的朋友借过债。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人缘还是很好的，人们默默地承担了损失，他工作过的两个商号发给他养老金，使他能够生活下去。他的女仆（无疑同她打得火热）一直服侍到他去世。她在哈斯廷斯用家具布置了一所客房，旺季还可以得到相当一笔收入。去年他的最后一笔养老金也被取消，于是，我们同他这里的朋友（他欠所有这些朋友的债）商定，保证他重新得到一笔足够用的养老金。当他突然陷入极度不幸的时候，他对这种不幸是那样满不在乎，表现得是那样顽强。他没有怨言，始终很乐观，似乎丝毫也没有感到自己突然倒下了。我很少遇到这样富有活力的人。他为自己写传记，先是用英文，后又用德文，后者大概还没有全部完成。如果你能为这部稿子找到一个出版商，并能为他的男孩（他的工资七十英镑，因为他几乎受过王子所受的教育）弄到点钱，那你就做了一件好事。地址是：F·波克罕，法国敦克尔克布尔东公司转交。 你怀疑我听信了关于你的流言蜚语，这样你就想错了。唯一可能使你受到损害的好朋友，追问“是谁告诉你的”那个人——这个人到处打听“是谁告诉你的”——，就叫威廉·李卜克内西。他的流言蜚语就写在他的信中和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及其他一些德国报纸上。根据这一来源，多年来我有这样的认识：对所有那些在党的边缘上徘徊的“有教养的”分子，你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可爱的弱点，虽然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五只会对我们有害，你仍然企图争取他们。根据这一来源我还得知，去年你在党团中只看到个人的意见分歧，而现在你已经发现了“反动分子”。根据这一来源我还认识到，就是这个威·李卜克内西有时非常喜欢忘记写过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暂时不合他的口味。他指望别人也会好心地同样为他帮忙，可惜并不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对于你想结交有教养的分子和掩饰一切分歧的欲望，人们只好认可，而且也愿意这样做，因为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你不能要求人们不要去注意这些分歧。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可以感到放心，因为我知道而且一有机会就说，一旦争论双方进行决战，你就会站在正确的地方。 祝新年快乐！ 你的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译文原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3辑第1-2页 中译文根据1983年9月15日的《莱比锡人民报》译出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242] （1885年10月8日） 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但它从1836年起持续到了1852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在国外的散布，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展开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质上是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了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有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和1854年柏林版，上下两卷[243]。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书，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蓝本。 我在这里所能谈的只是一个梗概，这个梗概也只限于同盟本身；只能谈一谈为了解“揭露”［注：即“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编者注］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我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这一光辉青春时期的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 ※※※ 1836年，从德国流亡者于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联盟”中分出了最急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原先那个只剩下雅科布·费奈迭这类最不活动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完全消失了：当警察在1840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相反地，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具有巴贝夫主义[244]传统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做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在德国也决不是没有在适当时机准备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它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Sociétédessaisons〔四季社〕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1839年5月12日举行了起义；同盟各支部曾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败。[245] 德国人之中被捕的有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路易-菲力浦政府满足于把他们比较长期地监禁之后驱逐出境。[246]两人都到伦敦去了。沙佩尔出生在拿骚的魏耳堡；他在吉森的林学院学习时于1832年参加了格奥尔格·毕希纳组织的密谋活动，于1833年4月3日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警察岗哨的行动[247]，逃亡国外，并于1834年2月参加了马志尼向萨瓦的进军。[248]他身材魁伟，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从“蛊惑者”[249]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和他的理智是有距离的，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亨利希·鲍威尔生于法兰克尼亚，是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伙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 鲍威尔到达伦敦后，遇见了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的沙佩尔，他靠教授语文维持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恢复了同盟的各种中断了的联系，使伦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这里（或许更早些时候在巴黎）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伦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1843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平均共产主义［注：我把平均共产主义，如上所述理解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为依据的共产主义。］，我当时还用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与之对立，——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所留给我的良好印象。 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的自由便利了他们。早在1840年2月7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就已经成立，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250]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员的地方；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当时尚称为“秘所”。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是采用的。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了它们。在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会等团体。联系主要是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这些盟员在必要时也充任特使。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给了同盟很大帮助，这些政府把它们看不惯的工人——十有九个是同盟盟员——全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了特使。 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一个智慧非凡的人，但也像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本身的不稳定而垮台）和其他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于魏特林共产主义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上所说的话：“（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251]这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 在德国也有了许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暂的性质；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后（1846年底）才在柏林（门特耳）和马格德堡（贝克）发现了同盟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 在巴黎，1840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 同盟骨干是裁缝。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在巴黎，德语在裁缝业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1846年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个从德隆赫姆航海直达法国的挪威裁缝，在一年半内几乎没有学会一个法文字，而德语却学得很好。1847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两个主要是由裁缝组成的，有一个主要是由家具工人组成的。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同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一切民族的代表，这是斯堪的那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亚尔萨斯人。1847年，一个穿军服的英国近卫掷弹兵也成了常客。协会不久便命名为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在会员证上至少用二十种文字写着（虽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错误）“人人皆兄弟！”这句话。像公开的团体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狭义的：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员的民族成分复杂，在理论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经打下了。 通过流亡在伦敦的1839年5月12日的起义伙伴，同盟和法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急进派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波兰的官方流亡者，也和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说是盟友，毋宁说是敌人。英国的宪章派，由于他们的运动具有特殊的英国性质，被看做不革命的而抛到一边。同盟的伦敦领导者们只是后来通过我才同他们建立了联系。 此外，随着事变的发展，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仍然把巴黎看作革命策源地，当时也有充分理由这样看，但是已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人们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这些德国工人负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们拥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5月12日的经验表明，举行盲动的企图已经应该放弃。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把每个事变解释为风暴来临的预兆，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谋性的章程，那末，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见，他们的见解已经开始同那些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源于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说，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师傅。就是在规模很大的裁缝业中，在由于裁缝手工业变成了替大资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业而形成的今天所谓的服装业中的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这些手工业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刚刚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并且能够组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是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的。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和“正义”暂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正在形成。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252]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但是，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253]，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始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254]的编辑，我是该报的撰稿人。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党人（马克思是民主协会副主席），以及“改革报”[255]（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报道）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们同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们当然是知道的；1843年沙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里亚大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作为同盟特使出现，和一个疯子哈罗·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他创办了一家报纸［注：“人民论坛报”。——编者注］，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通告里反对了他，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256] 后来，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青的帮工裁缝，被自己的才能所震惊，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了。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卓越而受忌妒者追逐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在那里特别是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合不来。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预言家的使命。 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原始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贫苦罪人们的福音》[257]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尔勃莱希特这种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种诈取钱财的骗人预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258]，这种通过克利盖和有关著作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已经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了。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当时伦敦领导者中有两个人无疑促进了这种体会，他们在理论理解能力上大大超过上面所说的那些人。这两个人，是海尔布朗的细工画家卡尔·普芬德和绍林吉亚的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注：普芬德约在八年前死于伦敦。他具有一副精细独特的头脑，有诙谐、讥讽和舌辩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多年任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在参加协会总委员会的人当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如下老盟员：埃卡留斯、普芬德、列斯纳、罗赫纳、马克思和我。后来埃卡留斯完全献身于英国工会运动。］ 一句话，1847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确信我们的观点一般正确，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方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当时条件的适当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 至于说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的的组织，至于说这个组织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使在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对此我们是没有怀疑过的。而同盟就正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把比较靠近我们的人组成同盟的支部，而我则经常到巴黎的三个支部去。 1847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里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现在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说。[259]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已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体。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1847年12月8日最后通过。这个章程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书第一卷第239页附录十。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于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举行的。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遍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十七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二月革命爆发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刻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那里事实上已经完全处于戒严状态，德国人已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举行集会了。我们大家都已准备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决定解散自己，把它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并且授权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议（1848年3月3日）的五个人刚一分手，警察就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起来，并迫使他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国。 不久我们大家又在巴黎会面了。在这里拟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曾在整个德国传播，并且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260] 1．全德国宣布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3．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武装全体人民。 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 9．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 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者阶级支配。 14．限制继承权。 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 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少数人今后仍力图使之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 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当时在巴黎人们热中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解放自己的祖国。德国义勇军是由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领导的。由于一切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但立刻失掉工作，而且还在社会上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加入这种义勇军的人数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组织义勇军的办法来排除外国工人，于是决定给予他们l'étapedusoldat，即行军营舍和每日五十生丁的津贴，直到他们到达边境为止，在那里，经常被感动得流泪的外交部长、饶舌家拉马丁就有办法把他们出卖给有关政府。 我们十分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正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这一点是有拉马丁作保证的。由于维也纳和柏林的革命取得胜利，组织义勇军已经毫无意义；然而，儿戏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261]，在里面说服工人不要去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返回祖国，在那里为加强运动而进行活动。我们的老友弗洛孔当时任临时政府委员，为那些由我们派回国的工人争得了许给义勇军的同样的旅途便利。这样我们就送了三四百个工人回到德国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同盟盟员。 当时很容易预见到，在正在高涨的人民群众的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解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人自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开展小小的分散的运动。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条件是非常不同的，以致同盟要发指示也只能发出极为一般的指示；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是要好得多的。一句话，自从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消失时起，这样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对于刚刚使这个秘密同盟摆脱了最后一点密谋性残余的人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了。在有《新莱茵报》作为坚强中心的莱茵河一带，在拿骚，在莱茵黑森等等地方，到处都是由同盟盟员领导极端民主运动。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优势地位妨碍了这样做。在布勒斯劳，威廉·沃尔弗成效卓著地活动到1848年夏天；他并且在西里西亚获得了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委任状。最后，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850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1849年5月德勒斯顿的起义[262]，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1850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支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 随着1849年巴黎的六月十三日[263]，随着德国五月起义的失败和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1848年革命的整个伟大时期便结束了。但是，反动派的胜利这时还决不是最后的胜利。必须把分散的革命力量以及同盟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像1848年以前一样，形势使得无产阶级任何公开组织都不可能；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组织起来。 1849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成员重新聚集在伦敦；只缺少沙佩尔和莫尔。沙佩尔当时被监禁于维斯巴登，1850年春天被释后也到了伦敦。莫尔在完成了许多极危险的执行任务和进行宣传的出差以后——最后他在莱茵省普鲁士军队中为普法尔茨炮兵队召募骑乘炮手——加入了维利希部队的伯桑松工人连，在牟尔克河战役中在罗腾菲尔斯桥边头部中弹牺牲。但这时维利希在舞台上出现了。维利希是1845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深信自己命定要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并以这种预言家身分直接要求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维利希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 同盟就这样重新组织起来，发表了刊登在附录（九，第一号）中的1850年3月的《告同盟书》[264]，亨利希·鲍威尔作为特使被派到德国去。由马克思和我校审的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各次欧洲革命——1815年、1830年、1848—1852年、1870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十五年到十八年）中在德国无疑会作为使社会摆脱共产主义工人的救星而首先获得政权。因此，在那里所说的，有许多今天也还适用。亨利希·鲍威尔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这个矮小快活的皮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离开了工作，有些是独立进行工作的过去的盟员重新集合在一个积极的组织内，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同盟开始在各个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和体育团体中起着比1848年以前还要大得多的领导作用，所以在1850年6月印出的最近一期（三个月一期）告各支部书已经可以指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周游德国的波恩大学生叔尔茨（后来在美国作过部长）“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见附录九，第二号）[265]。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有意义的革命组织。 然而这个组织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活动，这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涨的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1850年期间愈来愈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经准备了1848年革命的1847年工业危机已经消除；一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每个长着眼睛来看事物，并且用它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1848年的革命风暴正在逐渐平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还十分巩固，并且，——这是反动派不知道的——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义愤和一切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碰得粉碎。”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1850年5月至10月国际述评”一文里这样写过（1850年汉堡版第5、6两期合刊第153页）。[266] 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做邪说，那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要的德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们不但为各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而全部问题不过是要用举借革命贷款的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的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个共和国。因此，像维利希这样一个人落入这种圈套，连怀有旧日革命热情的沙佩尔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数伦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也跟着他们滚入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制造者的阵营，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我们所坚持的沉着态度并不合乎这班人的口味；他们认为，应该开始制造革命；我们极为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做法。于是发生了分裂。关于以后的情况，可在《揭露》里读到。接着，诺特荣克首先被捕，后来又有豪普特在汉堡被捕，后者成了叛徒，竟泄露了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并且还必须在法庭审判时充当主要证人；他的亲戚不愿蒙受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去了，后来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于他有功，先被任命为普鲁士总领事，后又被任命为德国总领事。现在他又在欧洲了。［注：沙佩尔在六十年代末在伦敦去世。维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并且著有战功；他任准将时在默尔弗里斯博罗（田纳西州）战役中胸部受伤，但又治愈；约于十年前在美国去世。关于上面说过的其他人，我还要指出：亨利希·鲍威尔在澳大利亚失踪了，魏特林和艾韦贝克在美国去世。］ 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伦被告的名单列在下面：（1）彼·格·勒泽尔，雪茄烟制造工人；（2）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后来去世时是进步党邦议会议员；（3）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数年前在布勒斯劳去世，那时正作摄影师；（4）威·约·赖夫；（5）海尔曼·贝克尔博士，现任科伦市市长，上议院议员；（6）罗兰特·丹尼尔斯博士，医生，案件以后几年死于在狱中所得的肺病；（7）卡尔·奥托，化学家；（8）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目前在纽约当医生；（9）约·雅·克莱因博士，目前在科伦当医生并任市议员；（10）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但他当时已在伦敦；（11）约·路·埃尔哈特，店员；（1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裁缝，目前住在伦敦。经过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的公开审判，他们之中由陪审法庭按叛国罪判处六年徒刑的有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判处五年徒刑的有赖夫、奥托和贝克尔，判处三年徒刑的有列斯纳；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特宣告无罪。 从科伦案件时起就结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我们解散了我们的同盟；又几个月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267]也一命呜呼了。 ※※※ 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一个世代。那时，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工业不断急遽发展的大工业国了。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认识到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和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经济上的对立，因为那时这种对立本身还刚刚产生。现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迟一下德国无产阶级发展到完全理解它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的过程，也必须对整个德国无产阶级使用非常法了。那时，已理解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个人到二十人悄悄地举行集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的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何章程、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国了。俾斯麦在欧洲、在德国境外是公断人；而在国内，却如马克思还在1844年就已预见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两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同盟在1847年至1852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呓语，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了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10月8日于伦敦 载于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并载于1885年11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注释： [242]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是作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德文第三版的引言而写的，第一次载于1885年11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7和48号，并载于1885年11月下半月出版的小册子：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K．Marx.《EnthüllungenüberdenKommunisten-ProzesszuKoln．NeuerAbdruckmitEinleitungvonFriedrichEngelsundDokumenten》．Hottingen-Zürich，1885）。在这本书中，除了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外，还包括：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页），马克思给这本抨击性著作德文第二版写的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24—627页），以及中央委员会1850年3月和6月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和359—366页）。——第241页。 [243]Wermuth-Stieber．《Die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desneunzehntenJahrhunderts》．Berlin，ErsterTheil，1853，ZweiterTheiｌ．1854．该书的第一卷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卷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241页。 [244]巴贝夫主义是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流派之一，由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家格拉古·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创立。——第242页。 [245]SociétédesSaisons（四季社）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领导下于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谋性组织。1839年5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起义（革命工人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是由四季社筹划的；这次起义没有广大群众做依靠，被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击溃。——第242页。 [246]沙佩尔在1839年5月12日起义后立即被捕，经过七个月监禁后被逐出法国；鲍威尔仍在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1842年被逮捕，也被驱逐出境。——第242页。 [247]指德国民主主义者同维也纳会议后在德国建立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被称为法兰克福的袭击岗哨事件）；1833年4月3日，一群主要来自学生界的激进分子企图通过袭击德意志联邦中央机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在国内掀起变革，宣布成立全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准备得很差的发动被军队镇压了下去。——第242页。 [248]1834年2月，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组织了他在1831年创建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以及一群外国革命流亡者，从瑞士向属于撒丁王国（皮蒙特）的萨瓦进军，目的是在那里发动人民起义，以便统一意大利和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意大利共和国；进入萨瓦的部队被皮蒙特的军队击溃。——第242页。 [249]“蛊惑者”是德意志反动集团从1819年起对德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体操团体成员中间那些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反动当局对“蛊惑者”实行了迫害。——第243页。 [250]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协会。——第244页。 [251]恩格斯援引的是马克思写的一篇文章：“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3页）。“前进报”（《Vrowärts！》）是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国报纸，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直接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244页。 [252]“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247页。 [253]“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出版。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的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248页。 [254]“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始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乔·哈尼也是编辑之一。自1843年至1850年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第248页。 [255]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成分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惩治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改革报”（《La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248页。 [256]指“人民论坛报”（《DerVolks-Tribun》），它是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立的周报。于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出版。“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页。——第249页。 [257]W．Weitling．《DasEvangeliumeinesarmenSünders》．Bern，1845．——第250页。 [2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5—498页。——第250页。 [259]恩格斯援引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页）。——第251页。 [260]“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21日和29日之间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3月30日左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4月初发表在一系列民主报纸上。“要求”是作为指示性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1848年9月10日以前，“要求”在科伦印成了传单，并由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1848年10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措施纲领，这个纲领几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年11月和12月在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各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在莱比锡也摘要以单行本发表。恩格斯没有全部引用这个文件。——第253页。 [261]指德国工人俱乐部，它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提议于1848年3月8—9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第254页。 [262]1849年5月3—8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勒斯顿起义为捍卫帝国宪法的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一斗争是在1849年5—7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斗争以民主力量的失败告终。——第256页。 [263]1849年六月十三日——见注27。——第256页。 [264]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257页。 [265]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9—366页）。——第257页。 [266]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页）。“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4）的继续。该杂志在1850年3月到11月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258页。 [267]宗得崩德（特殊联盟）原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独自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方便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于1852年在科伦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第260页。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1884年2月中—3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12] （1884年2月中—3月初） 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的权利。除了同盟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同盟在本国大约有三十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个别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3] 而关于德国党，则特别指出：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等（《共产党宣言》第4章）[14]。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是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已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要是背离了这个策略纲领，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十年以后，它已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一切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巴黎的二月事变加速了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从而还改变了这个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了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胜利的。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移阵线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但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情况以及因此同样落后的阶级关系，立刻就发生作用了。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也没有争得这种地位的迫切要求；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它现在由于害怕工人竟不赞成这些权利。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也不是为的这个。 当我们到达科伦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党人，部分地也由共产党人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科伦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了；不过我们做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了编辑部。他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第二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过。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伦，而不是柏林。首先，科伦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15]领会了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知道它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懦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但是，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法，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河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这个法典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略费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了一年徒刑[16]，而在莱茵河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编辑部的制度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一家必须在一定时刻出版的大型日报，在任何别的制度下都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方针。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容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 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分为两个派别：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国变成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南德意志派，后者当时几乎完全是巴登人的派别。我们当时应该对这两派都进行斗争。不论是把德国普鲁士化，或者是把德国的小邦割据情况永远保存下去，都是同无产阶级利益相抵触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屑障碍除掉而扫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较一较量的战场。但是，建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同样也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制度、传统和王朝，正是德国革命应当打倒的唯一的国内劲敌；此外，普鲁士只有先把德国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才能统一德国。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只能是这样的。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通过对俄战争，而且只有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严、严肃或激烈的。我们的敌人全是卑鄙的，我们对他们都一律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君主国、权奸、贵族、“十字报”[17]——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来对待。但是，我们对那些由革命所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也没有采取较好的态度。第一号报纸就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来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懦怯决议毫无用处。[18]这篇文章的代价就是使我们失去了一半股东。法兰克福议会甚至不是一个辩论俱乐部；这里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辩论，而大多数场合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要用来鼓舞德国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 柏林议会就具有较大的意义了，它同一种实际力量相对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渺茫太空进行讨论和通过决议的。因此，它就受到了较大的注意。可是，我们对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尔采-德里奇、贝伦兹、埃尔斯纳、施泰因等的态度，也像对待法兰克福分子的态度一样尖锐；我们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犹豫不决、畏首畏尾和作细小打算的态度，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一点自然引起了刚刚制造出这些偶像供自己使用的民主派小资产者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正好证明我们打中了目标。 同样，我们也反对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错觉，仿佛革命已随着三月事变而告结束，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们看来，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地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自成一家，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我们大家希望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煞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就越顺从，越好说话。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对工人政党做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最后，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19]。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愚不可及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你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你们实际上的失败。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结果也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政府便把整个议会解散了；政府能够这样做，因为议会已失去人民的信任。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20]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 我们曾公开声明，我们所代表的派别，只有在德国现有的官方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开始为达到我们党的真正目的而斗争：那时我们将对这个最极端的政党持反对派态度。 但是，事变却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激昂的热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在自己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21] 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施加龌龊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高举着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很简单的：赞助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从2月24日[22]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整个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参加斗争。维也纳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不免延迟了俄国的进犯，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犯的必然性就越是肯定无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末，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了。 这一政策贯穿着俄军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的每一号报纸，而俄军的入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并决定了革命的失败。 在1849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期比一期更猛烈和热情。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论文）[23]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说，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地主是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他并且要求十亿塔勒的赔偿费。 与此同时，在4月间以一组社论的形式，发表了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作[24]，这一著作明确地指出了我们政策的社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4、5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八千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八枝步枪和二百五十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1849年5月18日，打击终于到来了。 德勒斯顿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伊塞隆的起义被包围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遍布军队，在彻底镇压普鲁士莱茵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们了。编辑部的一些人受到法庭迫害；另一些人作为非普鲁士人被依法驱逐。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政府有整个军团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伦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们说：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25] “新莱茵报”在它创办即将一周年时就这样停刊了。开始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已经说过，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是没有照付的，——而在9月已经差不多发行到五千份了。在科伦宣布戒严时，报纸曾一度被封；在10月中不得不一切重新从头开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六千订户，而当时“科伦日报”[26]，据该报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九千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遭到打击后，编辑部解散了。马克思到巴黎去了，当时那里正准备着1849年6月13日[27]到来的结局；威廉·沃尔弗这时已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占有他的席位——当时这个议会必须在被从上面解散或是投向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我则到了普法尔茨，作了维利希志愿部队中的副官[28]。 写于1884年2月中—3月初 载于1884年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12]“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是弗·恩格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第17页。 [1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页）；引文中的重点是恩格斯加的。——第18页。 [1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3页。——第18页。 [15]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仑法典，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下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即在拿破仑统治下于1804—1810年通过的五种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合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卷第347页）。——第20页。 [16]德国学生、民主主义者古·阿·施略费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曾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由于4月19日在该报第5号上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捍卫劳动群众的权利，他在1848年4月受审，并以教唆暴动的罪名被判处六个月要塞监禁。——第20页。 [17]“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PreuβischeZeitung》）的称呼，该报从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该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第22页。 [18]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4—18页）。——第22页。 [19]恩格斯指的是载于“新莱茵报”的许多篇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林国民议会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马克思之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和6卷）；这一批评也以概括的形式见之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94页）。——第23页。 [20]阿·布日尔“马拉，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A．Bou-geart．《Marat，l'AmiduPeuple》．T．Ⅰ-Ⅱ，Paris，1865）。“人民之友”（《L'AmiduPeuple》）是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让·保尔·马拉于1789年9月12日至1793年7月14日出版的报纸；该报于1789年9月16日至1792年9月21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报上有这样的题字：Marat，I'AmiduPeuple。——第23页。 [21]指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53—157页）。——第24页。 [22]1848年2月24日是法国路易-菲力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1848年旧历2月24日（3月7日），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后，向陆军大臣发布了在俄国实行部分动员的命令，准备对付欧洲的革命。——第24页。 [2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DieschlesischeMilliarde》）曾载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1886年，这些文章略经修改后，由恩格斯作序言（见本卷第277—289页），以单行本出版。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这本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中对这些文章做了详细的评述。——第24页。 [2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第25页。 [25]见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第301号所载、由编辑部署名的“致科伦工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19页）。——第25页。 [26]“科伦日报”（《Kölnische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之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26页。 [27]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山岳党的许多领袖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外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遭到逮捕和驱逐出境，或者被迫离开法国而流亡。——第26页。 [28]关于恩格斯作为维利希志愿队中的一员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一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26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 1884年第一版序言 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正如德国的职业经济学家多年来热心地抄袭《资本论》同时又顽强地抹煞它一样，英国“史前史”科学的代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也用了同样的办法。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2]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引用。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而他的著作也并非一日之功。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40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补充的。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在这里，摩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关于德意志人的章节——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义的赝品[3]。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最后，凡是没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作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 写于1884年3月底－5月26日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4年在苏黎世出版的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1卷第29－31页一书 1891年第四版序言2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版者[4]早就请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做这件事。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文本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将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5] 因此，我仔细地校阅了全文，并作了许多补充，我希望在这些补充中恰如其分地照顾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序言里，我将把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而在其他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中于效尤英国。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译成意大利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阅，1885年贝内文托版。后来译成罗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安·纳杰日杰译，载于1885年9月至1886年5月在雅西出版的《现代人》杂志。以后又译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格尔松·特里尔188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腊韦从德文本版译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 在60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详尽的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实际上就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诚然，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它们彼此并立而没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于说在古代历史的个别民族中间，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间，世系不是依照父亲而是依照母亲计算，因此，女系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间，某些相当大的集团(那时还没有被详细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而且这种习俗，在各大洲都可见到，——这种种事实诚然已经是众所周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甚至在爱·伯·泰勒所著的《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1865年版)一书[6]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看作“奇怪习俗”，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滑稽怪事相提并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从巴霍芬的《母权论》[7]的出版开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1)最初人们实行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淫游婚［Haterismus］”来表示；(2)这种关系排除了任何可以确切认知的父亲，因此，世系只能依照女系——依照母权制——计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见，高度的尊敬和威望上升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Gynaikokratie)；(4)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就是说，实际上侵犯了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暂时有限地献身于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从他极其勤奋地搜集来的无数段古代经典著作中，为这些论点找出了证据。由“淫游婚”到专偶婚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希腊人中间——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挤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内部；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日益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克丽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大亚格斯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为按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论中。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明确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8]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那个女凶手的丈夫，也是可以赎罪的，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她们的职务只是追究血缘亲属中间的谋杀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这时，阿波罗出来作奥列斯特的辩护人；于是雅典娜就把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雅典娜的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判刑的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战胜了依理逆司神，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的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最美好精彩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像当年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用父权制推翻母权制的奇迹。显然，这种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观点，归根结蒂必然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绝非始终值得的事情。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降低他开辟道路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性关系杂乱的毫无所知的原始状态的空谈，而证明古代经典著作向我们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希腊人及亚洲人那里，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必须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外人，以赎买实行个体婚的权利；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计算；女系的这种唯一有效性，在父亲的身分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此以后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现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湮没无闻。1865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貌似有理的推论。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么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找到足够的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1865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作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作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僵硬的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对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以至一切场合，那么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血缘亲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这毫不相干，因为这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有关系。他说，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男子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几个男子共有一个妻子，即一妻多夫制；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于是，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计算，这就是母权制。部落内部妇女缺少——这缺少虽然由一妻多夫制所缓和，但并未消除——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落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一妻多夫制既是起于同一原因——两性数目的不等，那么我们就应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亲方面来认知血缘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年版。《原始婚姻》第124页)4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没有理解这个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的更早的个别记载——这些正是麦克伦南的材料来源，莱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加尔人5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年版)，并且说，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还在1847年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1851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6中也证明了在这个民族集团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一点上，像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照女系计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throughfemales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依照女系计算，但亲属关系也依照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用语，就继续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麦克伦南的理论，虽然好像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来，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值得注意的是，<假装的>抢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系<应该说依照男系计算的世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突出，最明显”(第140页)。 而且，他又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据我们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并存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杀婴的习俗。”(第146页) 这两点都是事实，是和他的说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加混乱的假说来解释。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响应：在英国，麦克伦南被普遍认为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个领域的第一个权威。他那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虽然人们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任何不抱成见的通观这一研究领域、从而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进步都成为不可能。鉴于在英国，而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个事实，即他那纯粹理解错了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 而不久便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法装进他的理论的小巧框框中去的事实。麦克伦南只知道三种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个体婚制。但是一当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不发达的各民族中间，存在过一批男子共同占有一批女子的婚姻形式；而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870年版[9])则认定这种群婚(Communalmarriage)是历史的事实。 紧接着，在1871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那种特殊的亲属制度，乃是美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陆，虽然它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级是直接矛盾的。他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问题和表格，了解有关其他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情况，他从答案中发现：(1)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许多部落，并且以略有改变的形式，流行于非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2)这种制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岛屿上正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说明。(3)但是，在这些岛屿上，与这种婚姻形式并存而流行的亲属制度，则是一种只有用更为原始而如今业已消失的群婚形式才能说明的亲属制度。他把所搜集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同发表在他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版)[10]一书中，因而把争论转移到更无比广大的领域里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之相应的家庭形式，这就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追溯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如果这个方法能够通用，麦克伦南的精巧设计就要烟消云散了。 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1876年版)中起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他自己只根据假说完全人为地编造出一套家庭史，却要求拉伯克和摩尔根不仅要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提出证据，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苏格兰法庭上才会要求的那种不可争辩的确凿证据。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同一个人，却根据德意志人中的舅甥之间的密切关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0章)，根据凯撒关于布列吞人每10个或12个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记述，根据古代著作家关于野蛮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记述，毫不犹豫地作出结论说，所有这些民族都盛行过一妻多夫制!这就好像在听这样一位检察官讲话，他在起诉时可以信口开河，然而却要求辩护人每句话都要有最明确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他断言群婚是纯粹的想象，这样，他便比巴霍芬落后了许多。他认为，摩尔根所说的亲属制度，乃是纯粹的社交礼仪的规则，并拿印第安人把异族人、白种人也称呼为父亲或兄弟这一事实作为证明。这正如某人因为人们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也称为父亲和母亲，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会员和英国同业公会会员在庄严的集会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说父母、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总之，麦克伦南的辩护是极端软弱无力的。 不过他还有一点没有被攻破。他的全部体系所依据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不仅没有被动摇，而且甚至被公认为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们承认，麦克伦南试图给这个对立所作的解释是不够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举出的一些事实相矛盾。不过这一对立本身，即存在着两种相互排斥的独立自主的部落，其中一种是在本部落以内娶妻，而另一种则绝对禁止这样做，却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请参看例如日罗－特隆的《家庭的起源》(1874年版)，甚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82年第4版)[11]。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版)[12](本书即以这部著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推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发挥出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完全可能一度到处盛行，——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么包括了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满足于此。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帮助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式。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对于迄今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来说都是一个谜，如今可以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史前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确切些说，所窃取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肯公开承认，这一观点上的革命恰恰应该归功于摩尔根。在英国，人们对他的书尽可能保持沉默，而对他本人则只是以宽大地称赞他以前的成绩来敷衍一下；对他的叙述中的细节尽力吹毛求疵，而对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却顽强地闭口不提。《古代社会》的第一版已经脱销；在美国，这类书没有应有的销路；在英国，这本书看来是一贯受到压制；这本划时代的著作的唯一还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译本。 这种冷漠态度很难不令人想到是一种共同蓄意采取的沉默抵制行为，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那些公认的史前史学家的著作中充满了仅仅是出于客气而作的许多引证，以及其他对同行表示尊敬的证据，就更会使人这样想，——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对于英国的史前史学家极其难堪的是，他们尽管在热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赞扬，但是在整理与分析这种材料所必要的一般观点方面，一句话，在他们的思想方面，却求助于两个天才的外国人——巴霍芬和摩尔根呢？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还可以容忍，但是对一个美国人怎能容忍呢？在美国人面前，每个英国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可笑的例子。7何况麦克伦南可以说是官方任命的英国史前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史前史学界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规矩，只能以莫大的敬意谈论他那从杀婴经过一妻多夫制、抢劫婚姻到母权制家庭的人工编造的历史理论；对于绝对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的存在稍有怀疑，便被视为放肆的邪说；这样，把所有这些神圣教条打得粉碎的摩尔根，就是犯了某种渎圣罪。加之，摩尔根在打破这些教条时，又是用一经说出便立即人人明白的方式；因此，一直茫然彷徨于外婚制与内婚制之间的麦克伦南的崇拜者，现在简直要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大叫起来：我们怎么会这样愚蠢，自己没有老早把它发现出来呢! 如果说这些罪过还不足以使官方学派非把摩尔根冷漠地撇在一边不可，那么他还有一个实在太过分的地方，就是他不仅用类似傅立叶使用的方式对文明，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评，而且还用了卡尔·马克思才能说的话来谈论这一社会的未来的改造。所以，摩尔根就罪有应得，麦克伦南忿然地责难“他根本厌恶历史方法”[13]，而且日内瓦的教授日罗－特隆先生在1884年也重申了这一点。可是要知道，这位日罗－特隆先生在1874年(《家庭的起源》)还是束手无策地徘徊于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宫中，全仗摩尔根才被解救出来!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14年了，这14年间，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职业的史前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观点。结果，摩尔根有一些假说便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甚至可以说，越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将越来越获得大家的公认。[1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6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原文是德文 杂志第2卷第41期和1891年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家庭、私有第22卷第246－259页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史前各文化阶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大的时代，是跟生活来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8。 家庭的发展与此并行，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的划分没有提供这样显著的标志罢了。 1.蒙昧时代 1.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在这种原始状态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2.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我们把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算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各大洲，就是这种迁徙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就提供了新的食物，这就是在热灰或烧穴(地灶)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和块茎，以及随着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像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从未有过；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此后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处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上。 3.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如果把已经知道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摩尔根认为向野蛮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术开始)的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韧皮纤维做成的手工织物(没有织机)，用韧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已经使人能够用方木和木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进步，这些印第安人虽然已经使用弓和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2.野蛮时代 1.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同样可以使用。 在此以前，我们可以很一般地把发展过程看作适用于一定时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土坯(即用阳光晒干的砖)和石头开始。 我们先从西大陆说起，因为在这里，在被欧洲人征服以前，不论什么地方，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 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凡是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看到的都属于这种印第安人)，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园圃里种植玉蜀黍、可能还有南瓜、甜瓜及其他园圃植物的某种方法，这些东西构成他们食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住在木造的房子里，村落用木栅围起来。西北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的各部落，尚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他们既不知道制陶术，也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种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谓普韦布洛印第安人9，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鲁人，当他们被征服时，已经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住的房屋是用土坯或石头造成的，类似城堡，并且在人工灌溉的园圃内种植玉蜀黍和其他各种依所住地区和气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这些东西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他们甚至已经驯养了某几种动物：黑西哥人饲养火鸡及其他禽类，秘鲁人饲养羊驼。而且，他们还知道了金属的加工——唯有铁除外，因此他们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在这里似乎直到这一时期的晚期还不为人所知。牲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雅利安人中间，家畜的名称还是共通的；而栽培植物的名称却几乎完全不同。 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闪米特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奥克苏斯河及药杀水、顿河和第聂伯河的草原上。动物的驯养，最初大概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因此，后人便以为游牧民族是起源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根本不会是人类的摇篮，相反，对于人类的祖先蒙昧人，甚至对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人，都几乎是不适于居住的。反之，一旦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了游牧生活以后，就永远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沿河平原自愿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林区去了。甚至当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继续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时候，要不是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的和欧洲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们的牲畜，特别是在这里过冬，那他们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起初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种族的卓越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有利影响。的确，不得不几乎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上，食人之风正在逐渐消失，仅仅当作一种宗教活动或巫术(在这里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着。 3.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10时代的诺曼人[15]，都属于这个阶段。 首先，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铧的用牲畜拉的犁；有犁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野农业，从而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从而也能够清除森林使之变为耕地和牧场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不可能大规模进行。但这样一来，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内。而在田野农业产生以前，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50万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有过。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凯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11跟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 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二家庭 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间度过的，这种易洛魁人现在还居住在纽约州；他并且被一个易洛魁人部落(塞讷卡人部落)接纳入族。他发现，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们的实际的家庭关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在易洛魁人中间盛行的，是一种双方可以轻易解除的个体婚姻，摩尔根把它称为“对偶制家庭”。因此，这种夫妻的子女，是众所周知和大家公认的；对谁应该用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兄弟、姊妹等称呼，是不会有疑问的。但是，这些称呼的实际使用，却与此矛盾。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把自己亲生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他为父亲。他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则称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称他为舅父。反之，易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概都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她为母亲。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则称为自己的内侄和内侄女，她自己被称为他们的姑母。同样，兄弟的子女们互称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们也互称兄弟姊妹。而一个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则互称为表兄弟和表姊妹。这并不是一些空洞的名称，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和辈份的观点的表达；这种观点是一种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达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系。不仅如此，这种亲属制度不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德干的达罗毗荼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无变更地实行着。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和纽约州的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用来表达亲属关系的名称，即使现在，也还有200种以上不同的亲属关系是相同的。所以在印度的这些部落中间，正和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一样，从现行家庭形式中产生的亲属关系，也是同亲属制度相矛盾的。 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由于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种族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像例如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含糊过去。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说明终于找到了。在桑威奇(夏威夷)群岛上，本世纪上半叶还存在着一种家庭形式，这种家庭所产生的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姊妹、儿子和女儿、舅父和姑母、外甥和外甥女、内侄和内侄女，正好同美洲及古印度人的亲属制度所要求的一样。然而，好奇怪!夏威夷群岛上流行的亲属制度，又是同当地事实上存在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的。因为，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无例外地是兄弟姊妹；他们不仅被看作自己母亲及其姊妹或自己父亲及其兄弟的共同的子女，而且毫无区别地被看作自己双亲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的子女。由此可见，如果说美洲的亲属制度，是以在美洲已经不存在，而我们在夏威夷确实还找到的比较原始的家庭形式为前提，那么，另一方面，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向我们指出了一种更加原始的家庭形式，诚然，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现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加以证明，但是它一定是存在过的，否则，就不会产生相应的亲属制度。摩尔根说： “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同样，——马克思补充说，——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12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超过它了。不过，正像居维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骨胳的骨片，来确实地断定这种骨胳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里曾经生存过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 刚刚讲过的那些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现在所盛行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孩子有几个父亲和母亲。按照美洲的亲属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与它相适应的)，兄弟和姊妹不能成为同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反之，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以通常都是这种情形的家庭为前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系列家庭形式，这些家庭形式，同那些迄今习惯上认为唯一通行的形式正相矛盾。传统的观念只知道有个体婚制，以及和它并存的一夫多妻制，至多还有一妻多夫制，同时，正如满口道德的庸人所应当做的那样，还把实践偷偷地但毫不知耻地逾越官方社会所定的界限这一事实隐瞒起来。反之，原始历史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作大家共有的子女；这种状态本身，在最终分解为个体婚姻以前，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联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 摩尔根在这样考证过去的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多数同行一致，也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16]。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17]，——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决没有追溯到杂乱性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追溯到晚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的化石，即在落后的蒙昧人中间，我们未必可以找到它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了。巴霍芬的功绩，就在于他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作为考察的中心。[18]近年来，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已成时髦了。人们想使人类免去这一“耻辱”。在这里，人们不仅以缺乏任何直接的证据为口实，而且还特别引用其他动物界的例子；从其他动物界里，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年版)搜集了许多事实，表明完全杂乱的性关系即使在这里也应该属于低级发展阶段。但是，我从这一切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它们对于人类及其原始生活条件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脊椎动物长期的成对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说明，例如在鸟类中，是由于雌鸟在孵卵期间需要扶助；在鸟类中存在的忠实的专偶制的例子，对于人类丝毫不能有所证明，因为人类并非起源于鸟类。如果严格的专偶制是各种美德的最高峰，那么优胜的棕叶就应当属于绦虫了，因为绦虫在其50－200个关节或体节的每一节中都有完备的雌雄性器官，终生都在每个体节中自行交合。而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哺乳动物，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切形式——杂交、类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个体婚制；所缺乏的只是多夫制，这一点只有人类才能做得出来。甚至我们的近亲——猿猴类，在雌雄的配合上也显露了种种可能的差别；如果再缩小范围，仅仅考察一下四种类人猿，那么在这里勒土尔诺只能说，它们有时是专偶制，有时是多偶制，而从日罗－特隆的著作来看，索绪尔则断言它们是专偶制。13最近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1891年伦敦版)关于类人猿是专偶制的断语，也远不能作为证据。总之，现有的材料都是这样一种性质，以致诚实的勒土尔诺承认： “不过，在哺乳动物中，智力发展的程度和性关系的形式之间，根本没有严格的关系。”[19]而埃斯皮纳斯(《论动物的社会》1877年版)则率直地说： “群是我们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大概是由家庭构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在对抗之中，它们是以反比例发展的。” 从上述情况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关于类人猿的家庭集团及其他共居生活集团还几乎没有丝毫确定的知识；现有的材料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甚至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蒙昧人类族系的一切材料，也是十分矛盾，十分需要严格考证和精选的；而观察猿猴社会，比观察人类社会，还要困难得多。因此，凡根据这样绝对不可靠的报告而作的任何结论，我们都必须加以屏弃。 反之，上面所引的埃斯皮纳斯的命题却给了我们一个较好的论据。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埃斯皮纳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忌妒是怎样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 “在家庭紧密结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群差不多是自动地形成的……为了使群能够组成，家庭的纽结必然要放松，个体必然要重新自由。因此，我们在鸟类中才极少见到有组织的群……反之，我们在哺乳动物中之所以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组织的社会，正因为个体在这里没有被家庭所吞没……所以，群的集体感在其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说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发展起来，那么这只是由于它把遭受了彻底变化的家庭容纳于自身之中才能发生；这并不排除，这些家庭正是由于这一点以后才有可能在无限优越的环境中重新组成。”(埃斯皮纳斯《论动物的社会》；转引自日罗－特隆《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年版第518－520页) 由此可见，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有某种价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忌妒，既联结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忌妒，作为共居生活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最多不过是，其进一步的发展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正在努力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一种没有武器的动物，即使互相隔绝，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马克根据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情况那样，也是能够以不多的数量生存下去的。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用现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根本无法解释向人类的状态过渡；这种类人猿给我们的印象，勿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轨的旁系。只此一点，就足以驳倒由它们的家庭形式类推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的任何论调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忌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较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忌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动物所没有的。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复杂的条件，以致必然使我们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蒂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这样，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就使我们恰好回到这些引证本来要使我们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上去了。 那么，杂乱的性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规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忌妒所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溃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忌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血亲婚配的观念，也是如此。不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经是夫妇，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今日在许多民族中也还是允许的。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版第1卷)证明，白令海峡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亚克岛上的人、英属北美内地的提纳人，都有这种关系；勒土尔诺也提出了关于印第安赤北韦人、智利的库库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岛的克伦人的同样事实的报告；至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关于帕提亚人、波斯人、西叙亚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必说了。在血亲婚配尚未发明之前(这的确是一种发明，而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发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所引起的憎恶，并不大于其他不同辈的人们之间的性关系；而后者即使今日在最市侩气的国家里也还在发生，而且并不引起多大的惊骇；甚至年逾60的老“姑娘”，如果她们十分富有的话，有时也可以嫁给一个30来岁的青年男子。不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最原始的家庭形式上抛弃那种与它们连在一起的血亲婚配的观念，——这种观念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是跟它们直接冲突的，——那么我们就得出一种只能叫作杂乱的性关系的形式了。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一片混乱。短时期的成对配偶决不是不可能的，正如在群婚制中，当时的多数情况也是成对配偶那样。所以，如果说韦斯特马克(他是最近的一个否认这种原始状态的人)把两性在生孩子以前一切成对同居状态，都叫作婚姻，那么就应该说，这种婚姻完全可以在杂乱的性关系状态下发生，而它跟杂交状态，即不存在习俗规定的对性关系的限制的那种状态不相矛盾。当然，韦斯特马尔克是从如下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 “杂交状态包含着对个人爱好的压抑”，因而“卖淫是这种状态的最真实的形式”[20]。 而我却以为，只要还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便永远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我们在研究群婚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 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1.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份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子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的这一阶段上，也自然而然地包括相互的性关系。[21]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甚至在历史所记载的最粗野的民族中间，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证实的例子来。不过，这种家庭一定是存在过的，如今还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通行的，夏威夷的亲属制度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它所表现的血缘亲属等级只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之下才能产生；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一家庭形式作为必然的最初阶段决定着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 2.普那路亚家庭。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那么，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22]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以后逐渐成为惯例(在夏威夷群岛上，在本世纪尚有例外)，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一进步可以作为 “自然选择原则在发生作用的最好说明”[23]。 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当作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 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户经济(它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后期)，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这种规模虽然依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当确定的。不过，认为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不妥的观念一旦发生，这种观念就一定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这种新的家庭公社这时并不必然同家庭群体相一致)。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公社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摩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家庭的形式，便经过这样或类似的途径而由血缘家庭产生出来了。按照夏威夷的习俗，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即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或更远一些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兄弟，他们也不再必须是兄弟了，而是互称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即所谓associé。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也互称普那路亚。这是古典形式的一种家庭结构；这种形式后来又有一系列变种，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被排除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 这种家庭形式十分精确地向我们提供了美洲的制度所表现的亲属等级。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子女，他们全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但是我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现在都是我母亲的内侄和内侄女，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现在都是我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们全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因为，固然我母亲的姊妹的丈夫们依然是我母亲的丈夫们，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妻子们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妻子们——即使事实上不总是如此，在道理上却是如此——，但由于社会禁止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结果就使迄今不加区别地被作为兄弟姊妹来对待的兄弟姊妹的子女划分为两类：有一些人像过去一样，相互之间依然是(血统较远的)兄弟姊妹，另一些人即一方面兄弟的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的子女，再也不能是兄弟姊妹，再也不能有共同的双亲了——无论是共同的父亲，共同的母亲，或是共同的父母；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发生了分为外甥和外甥女、内侄和内侄女、表兄弟和表姊妹这一类别的必要，而这一类别在从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恐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在以某种个体婚为基础的任何家庭形式下，看来都是极其荒诞的事情，现在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和自然的根据。只要美洲的亲属制度流行过，普那路亚家庭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24]至少也应该同样存在过。 如果虔诚的传教士，像美洲早先的西班牙修道士一样，在这种反基督教的关系中，除去简单的“丑事”[25]外能够看一看更多的东西，那么，大概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可以找到这种已被证明确实存在于夏威夷群岛上的家庭形式。如果说，凯撒在谈到当时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布列吞人时曾告诉我们说，他们“每10个或12个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19，那么，这最好解释为群婚[26]。野蛮时代的母亲不会有10个至12个这样年龄的儿子，以致可以有共同的妻子们；而跟普那路亚家庭相适应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却能提供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的一切血统近的和远的从(表)兄弟都是他的兄弟。所谓“父母和子女”，大概是凯撒弄错了；在这个制度下，固然还没有绝对排除父亲和儿子或母亲和女儿属于同一婚姻集团的可能性，但是却不许父亲和女儿或母亲和儿子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内。同样，这种群婚形式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27]，最容易说明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著作家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共妻情况的报告。这也可以说明沃森和凯(《印度的居民》20)所叙述的关于奥德(在恒河以北)的蒂库尔人的情况，即： “他们共同地<即在性关系上>生活在大公社中，差不多毫无区别，要是他们之间有二人被视为夫妻，那么，这种关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诚然，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也可以成为产生氏族的出发点21；澳大利亚人有氏族，但他们还没有普那路亚家庭，而只有比较粗陋的群婚形式[28]。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作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伟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作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从普那路亚家庭中取它的两个典型集团之一，即由一列同胞姊妹和血统较远的姊妹(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或更远等级的姊妹)连同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血统较远的兄弟(按照我们的前提，他们不是她们的丈夫)所组成的典型集团来看，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群人，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员。她们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女始祖；由于世系出自同一个女始祖，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但是，这些姊妹的丈夫们，再也不能是她们的兄弟，从而不能是出自这个女始祖的，因而也不包括在血缘亲属集团即后来的氏族以内了；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属于这个集团，因为只有唯一确知的母方世系才具有决定的作用。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关系的禁规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设施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族区别开来了。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过，我们既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人和一切文明民族中，几乎毫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29]当摩尔根写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关于群婚的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仅略略知道一点那种组织为级别的澳大利亚人的群婚，此外摩尔根早在1871年发表了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30]。普那路亚家庭，一方面，给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亲属制度提供了完备的说明，而这一制度曾经是摩尔根的全部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引出母权制氏族的现成的出发点；最后，它乃是远比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摩尔根把这个形式看作必然先于对偶婚存在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且认定它在较早的时期普遍流行，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那时以来，我们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现在我们知道，摩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不过，他仍然很幸运，在他的普那路亚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从这种群婚形式向更高形式的过渡，最容易得到说明。 使我们的关于群婚的知识大大丰富起来的，是英国传教士洛里默·法伊森，他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典型地区——澳大利亚，对群婚作了多年的研究。22他在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的澳大利亚黑人中发现了最低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整个部落分为两个级别：克洛基和库米德。每个级别内部都严格禁止性关系；反之，一级别的每个男子生来就是另一级别的每个女子的丈夫，而后者生来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集团相互结婚，即级别和级别结婚。而且应当指出，这里除了两个外婚制级别的划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也没有因年龄差别或某种特殊血缘亲属关系设下什么条件。对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说来，库米德的每个女子都是他的当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儿，既是库米德女性所生，根据母权制也是库米德，所以，她生来就是每个克洛基男人的妻子，从而也是自己父亲的妻子。至少，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级别组织对于这一点是没有悬为禁规的。所以，或者是在这种组织发生的那个时期，虽然已有限制近亲婚配的朦胧意向，但是人们还不把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看作怎样特别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级别制度就是从杂乱的性关系的状态中直接产生的；或者是在级别发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业已为习俗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状态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经存在过血缘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缘家庭的第一步。后面这一种情况，比较可信。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父母和子女间的婚姻关系的例子，还没有人提到过；而比较晚一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权制氏族，通常也默然以禁止这种关系为前提，把这种禁规看作一种在氏族产生时就已存在的事情。 两个级别的制度，除了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以外，在更靠东部的达令河流域和东北部的昆士兰也有，所以，这个制度流行颇广。它只排除母方兄弟姊妹间、母方兄弟的子女间、母方姊妹的子女间的结婚，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级别的；反之，姊妹的子女和兄弟的子女却能相互结婚。进一步阻止近亲婚配的办法，可以在新南威尔士达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人中间看到，在那里，两个最初的级别分裂成四个，而这四个级别之中每一级别又都跟其他一定的级别整体结婚。最初的两个级别生来就互为夫妻；根据母亲属于第一或第二级别，她的子女就属于第三或第四级别；这后两个同样互相结婚的级别，其子女又加入第一和第二级别。这样，一代总是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下一代则属于第三和第四级别，第三代又重新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根据这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不得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这一特别而复杂的制度，由于母权制氏族嫁接上来——肯定是在较后的时期——而更加复杂。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研讨这个了。这样，我们看到，阻止近亲婚配的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是自发地摸索着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 群婚在澳大利亚还是一种级别婚，它是往往分布于全大陆的整个一级别的男子和同样广布的一级别的女子的群众性夫妻关系，——这种群婚，如果加以详细的观察，并不完全像习惯于娼妓制度的庸人幻想所想象的那样可怕。相反地，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仅仅猜测到有这种群婚存在，而不久以前又对它争论起来。在皮相的观察者看来，它是一种不牢固的个体婚制，而在某些地方则是与偶尔的通奸并行的多妻制。只有像法伊森和豪伊特那样，花费许多年工夫，才能在这些使普通的欧洲人对于其实践反倒更感到亲切的婚姻关系中发现一种调节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一个外地的澳大利亚黑人在离开本乡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说着他所不懂的语言的人们中间，往往依然可以在一个个住宿地，在一个个部落里，找到毫无反抗和怨恨地委身于他的女子，而根据这种规则有着几个妻子的男人，也要让出一个妻子给自己的客人去过夜。在欧洲人视为不道德和无规则的地方，事实上都盛行着一种严格的规则。这些女子属于客人的通婚级别，因而她们生来就是他的妻子；把双方结合起来的那个道德规则，同时又用剥夺权利的惩罚方法，禁止相互所属的通婚级别以外的任何性关系。甚至在抢劫妇女(这是经常的，某些地方还是通例)的地方，也很慎重地遵守级别的规则。 顺便提一下，抢劫妇女的现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迹象：当一个青年男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的时候，他们便轮流同她发生性关系；但是在此以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动抢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反之，要是被劫来的女子背夫潜逃，而被另一个男子捕获，那么她就成为后者的妻子，前者就丧失了他的特权。这样，与普遍继续存在的群婚并行，并且在它的范围以内，就形成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即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以及与此并行的多妻制，于是在这里群婚也开始消亡，问题只在于：在欧洲人的影响下，首先消失的是什么——是群婚制还是奉行群婚制的澳大利亚黑人。 像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无论如何，乃是群婚的一种十分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前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后者则已经是以有了比较牢固的共产制公社的居民点为前提，并且直接导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种婚姻形式之间，我们无疑还会发现某些中间阶段；在这里，目下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一个刚刚敞开而尚未有人进入的研究领域。 3.对偶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31]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中间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32]看作一种杂乱的共妻，有时又把它看作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级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事情更加向前发展了。例如我们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点到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其数多至几百种。由于婚姻禁规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解除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23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见，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其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越来越远的亲属，最后甚至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结果，只剩下一对暂时松散地结合的配偶，即一旦解体整个婚姻就终止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字面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现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但是苏格兰的学究麦克伦南，却把这些迹象，这些单纯的求妻方法，说成是“抢劫婚姻”和“买卖婚姻”，虚构为两种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中间，缔结婚姻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们商量)，而是他们的母亲的事情。这样，订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全不相识的人，只是到婚期临近时，才告诉他们业已订婚。在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礼物给新娘的同氏族亲属(即新娘的母方亲属，而不是她的父亲和父亲的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代价。婚姻可以根据夫妇任何一方的意原而角除，但是在许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社会舆论；在夫妇不和时，双方的氏族亲属便出面调解，只有在调解无效时，才实行离婚，此时子女仍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重新结婚的自由。 这种对偶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希望有自己的家户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户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户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伟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种地位到了对偶婚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过多年伟教士的阿瑟·莱特作证明。他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招来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是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不可有反抗的企图；他无法在这栋房子里住下去，他非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不可；或者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到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势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24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发现妇女占统治地位，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妇女都担负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说的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比我们欧洲人常常对妇女怀着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作真正的贵妇人(lady，frowa，Frau＝女主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要弄清现在美洲的群婚[33]是否已完全被对偶婚所排除的问题，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还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西北部民族、特别是南美的各民族。关于后者，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性关系不受限制的事例，使人很难设想在这里旧时的群婚已经完全克服。[34]无论如何，群婚的遗迹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北美的至少40个部落中，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一俟达到婚龄的一切妹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而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据班克罗夫特说，则有一些节日，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不加区别地发生性关系。25这显然是指一些氏族，它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们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35]这种习俗在澳大利亚仍然盛行着。有些民族中，还有这种情形，即男性长者、酋长和巫师，利用共妻制来为自己服务，自己独占大多数妇女；但是，他们在一定节日和民众大集会时，必须重新实行以前的共妻制，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轻的男子们寻乐。韦斯特马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第28－29页，举了许多例子，表明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札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中，在某些非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26，即在一个短时期内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关系。奇怪的是，韦斯特马尔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并不是他所否认的群婚的残余，而是原始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交尾期的残余。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被巴霍芬说成是对违反古代神戒的赎罪，即妇女用以赎买贞操权利的赎罪，事实上不过是对一种赎身办法的神秘化的说法，妇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从旧时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这种赎身，是一种有限制的献身：巴比伦的女子每年须有一次在米莉塔庙里献身；其他前亚细亚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庙去住好几年，让她们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允许她们结婚；穿上宗教外衣的类似的风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恒河之间的所有亚洲民族中间都是共同的。为赎身而作出的赎罪牺牲，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越来越轻，正如巴霍芬已经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这种牺牲，让位于一次的供奉；从前是妇人的淫游婚，现在是姑娘的淫游婚；从前是在结婚后进行，现在是在结婚前进行；从前是不加选择地献身于任何人，现在是只献身于某些人了。”(《母权论》第XIX页) 在其他民族中，没有这种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有色雷斯人、克尔特人等，在现代则有印度的许多土著居民、马来亚各民族、太平洋岛屿的居民，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姑娘在出嫁以前，都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特别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处都是如此，只要稍稍深入到该大陆内地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阿加西斯(《巴西旅行记》1868年波士顿－纽约版第266页)曾经谈到一个印第安人世系的富有家庭。当他被介绍同这一家的女儿认识时，他问到她的父亲，意思是指她母亲的丈夫，一个正在参加对巴拉圭战争的军官，但是母亲含笑回答道：tempai，éfilhadafortuna——她没有父亲，她是一个偶然生的孩子。 “印第安妇女或混血种妇女，总是这样毫不害羞或者说毫无自责之意地谈到她们的非婚生子女；这远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形才是例外。孩子们……往往只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照顾和责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们对于父亲却毫无所知；看来妇女也从来没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对他应当有什么要求。” 在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在群婚制中却是一种通例。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的一个；在巴利阿里群岛和在非洲的奥及娄人中，在古时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亚的巴里人中，现在也还是如此。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尽管新浪漫主义者竭力掩饰这一事实，但这种初夜权至今还作为群婚的残余，存在于阿拉斯加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班克罗夫特《土著民族》第1卷第81页)、墨西哥北部的塔胡人(同上，第584页)及其他民族中；在整个中世纪，它至少存在于原为克尔特人的各个国家中，例如在阿拉贡；在这些地方，它是直接由群婚传下来的。在卡斯蒂利亚，农民虽然从来没有成为农奴，但在阿拉贡却盛行过极丑恶的农奴制，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决为止27。在这个文件中说： “兹决定并宣告，上述领主……亦不得在农民娶妻时与其妻同睡第一夜，或在婚礼之夜，新娘躺在床上以后，跨越该床及该女子，作为自己统治的标志；上述领主亦不得违反农民的女儿或儿子的意志去差使他们，无论偿付报酬与否。”(转引自祖根海姆《农奴制度》1861年彼得堡版第355页上的加泰罗尼亚语原文。)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说的“淫游婚”或“污泥生殖”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越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森林原始生活的素朴性质，就必然越使妇女感到屈辱和压抑；妇女也就必然越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的权利，取得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步决不可能由男子首创，这至少是因为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专偶制——自然，这种专偶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有些地方刚刚到达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这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专偶制之于文明时代一样。要使对偶制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专偶制，需要有别的原因，这种原因与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不同。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益缩小婚姻共同体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么，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我们现在撇开美洲这个对偶制家庭的典型地区不谈吧。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我们作出结论说，在美洲曾经发展起更高级的家庭形式，或者在美洲被发现和被征服以前，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曾经存在过牢固的专偶制。而旧大陆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旧大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直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天天都要重新获得食物。现在，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地区和恒河地区，以及当时水草更丰茂的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草原的雅利安人，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已经有了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这些财产，只须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越来越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获取食物的方法，现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猎在从前曾经是必需的，如今也成了一种奢侈。 但是，这种新的财富归谁所有呢？最初无疑是归氏族所有。然而，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很难说，亚伯拉罕族长被所谓摩西一经的作者看作畜群的占有者，究竟是由于他作为家庭公社首领所拥有的权利，还是由于他作为实际上世袭的氏族酋长的身分。只有一点没有疑问，那就是我们不应该把他设想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其次，没有疑问的是，在成文史的最初期，我们就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家庭首领的特殊财产[36]，完全同野蛮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同金属器具、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隶一样。 因为这时奴隶制度也已经发明了。对于低级阶段的野蛮人来说，奴隶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战败敌人的办法，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们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杀死或者被当作兄弟编入胜利者的部落；妇女则作为妻子，或者把她们同她们的尚存的子女一起收养入族。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力还不能提供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盈余。由于采用牲畜繁殖、金属加工、纺织以及最后田野耕作，情况就改变了。正如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交换价值[37]而可以购买一样，劳动力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特别是在畜群完全转归家庭所有[38]以后。家庭并不像牲畜那样迅速繁殖。现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看管牲畜；为此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何况这些敌人像牲畜一样，也是可以继续繁殖的。 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家庭[39]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对偶婚给家庭添加了一个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它又确立了确实的生身的父亲，而且这个生身的父亲，大概比今天的许多“父亲”还要确实一些。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在离婚时，他就随身带走这些劳动工具，而妻子则保留有她的家庭用具。所以，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即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即奴隶的所有者。但是根据同一社会的习惯，他的子女却不能继承他的财产，因为关于继承问题有如下的情形。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习惯，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早先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财物不多，在实践上大概总是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亲的姊妹的后代所有。他自己的子女则被剥夺了继承权。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巴霍芬所搜集的关于母权制的许多遗迹的材料可以充分证明；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容易地完成的，可以从许许多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来；在那里，部分地由于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从森林移居大草原)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文明和传教士的道德上的影响，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发生，现在还在进行。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八个部落中，有六个是实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继承制的，只有两个还按女系。在肖尼人、迈阿密人和德拉韦人各部落中，已经形成一种习俗，即用属于父亲氏族的一个氏族人名来给子女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入父亲的氏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决疑法!于是就寻找一个缝隙，当实际利益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时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马克思语)28因此，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混乱，这种混乱只有通过向父权制的过渡才能消除，而且确实这样部分地被消除了。“这看来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语)29至于研究比较法的法学家们对这一过渡在旧大陆的各文化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说法，——当然几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说而已，——见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40]。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 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不是多妻制(关于这一点后边再讲)，而是 “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整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以内照管畜群”30。 这种家庭的根本之处在于，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人的家庭。Familia这个词，起初并不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由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组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familia，idestpatrimonium(即遗产)，就是通过遗嘱遗留的。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因此，这一用语不会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这种家庭制度是在采用田野耕作和奴隶制合法化以后，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腊人分离以后发生的。”31 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专偶婚的过渡。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41] 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史的领域，从而也进入比较法学能给我们以很大帮助的领域了。而比较法学在这里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进步。我们感谢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第60－100页)，他向我们证明了，今天我们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还可以见到的那种称为扎德鲁加32(大意为大家庭)和Bratstvo(兄弟社)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以及在东方各民族中所见到的那种形式有所改变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一个由群婚中产生的母权制家庭和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之间的过渡阶段。至少对于旧大陆各文化民族说来，对于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说来，这一点看来已经得到证明了。 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是这种家庭公社现存的最好的例子。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公社处于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财务，并对财务和对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他是选举产生的，完全不一定是最年长者。妇女和她们的工作受主妇领导，主妇通常是家长的妻子。在为姑娘择婿时，主妇也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即全体成年男女社员的会议。家长向这个会议作报告；会议通过各项重大决议，对公社成员进行审判，对比较重要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作出决定。 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前，才证明了在俄国也还继续存在着这种大家庭公社33；现在大家都承认，这种家庭公社，像农村公社一样在俄国的民间习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它们出现在俄罗斯最古的法典——即雅罗斯拉夫的《真理》34中，其名称(vervj)和达尔马提亚法典35中所用的相同；它们在波兰和捷克的史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根据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的意见，德意志人的经济单位起初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而是由几代人或者说几个个体家庭所构成的、并且往往还包括许多非自由人的“家庭公社”。罗马的家庭也被归在这种类型以内，因此，家长的绝对权力，其他家庭成员对家长的无权地位，近来是受到很大怀疑的。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中，据说也存在过类似的家庭公社；在法国的尼韦奈，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这种家庭公社还以parcOnneries为名称保存着；而在弗朗什孔泰，它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鲁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见到巨大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很高的、直达屋顶的大厅，四周是卧室，由六级至八级的梯子登入，在这里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 在印度，实行共同耕作的家庭公社，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奈阿尔科斯就已经提到过36，它今天也还存在于原来那些地方，即旁遮普和该国的整个西北部。在高加索，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就可以证明这种家庭公社的存在。在阿尔及利亚，它还存在于卡比尔人中间。甚至在美洲，据说它也曾经存在过；苏里塔所记述的古墨西哥的“calpullis”37，人们就想把它看作是家庭公社；而库诺(1890年《外国》杂志第42－44期)38十分清楚地证明，在秘鲁被征服时，存在过一种马尔克制度(而且很奇怪，这种马尔克［Mark］叫作marca)，实行定期的重新分配耕地，从而实行个体耕作。 无论如何，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对于它在旧大陆各文化民族和其他若干民族中，在母权制家庭和个体家庭之间所起的重要的过渡作用，已不能有所怀疑了。在以后的阐述中，我们还要说到柯瓦列夫斯基所作的进一步的结论，即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也是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从中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 谈到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应当指出，至少在俄国，大家都知道，家长对于公社的年轻妇女，特别是对他的儿媳常常滥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们作为后房；俄罗斯民歌对于这点的描述很有说服力。 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专偶制以前，我们再就多妻制和多夫制说几句话。这两种婚姻形式，只能算是例外，可以说是历史的奢侈品，除非它们在某一个国家内同时并存，但是大家知道这是没有的事。因此，由于被排除在多妻制以外的男子并不能从因多夫制而成为多余的妇女那里求得安慰，而且男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论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上升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并且限于个别占据特殊地位的人物。在闪米特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多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其余的人都以一人一妻为满足。现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专偶制的生活。印度－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于它起源于群婚[42]这个肯定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在实践上，多夫制的容让性看来要比伊斯兰教徒的富于忌妒的后房制度大得多。例如至少在印度的纳伊尔人中间，虽然每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妻子，但是他们每人同时还可以和别的三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第四个……妻子。奇怪的是，麦克伦南在叙述这种婚姻俱乐部时(其成员可以同时加入几个俱乐部)，竟没有发现俱乐部婚姻这个新类别。不过，这种婚姻俱乐部的制度，决不是真正的多夫制；恰好相反，正如日罗－特隆已经指出的，这只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化了的形式；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着多夫制的生活。[43] 4.专偶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专偶制家庭和对偶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赶走他的妻子。对婚姻不忠的权利，这时至少仍然有习俗保证丈夫享有(拿破仑法典明确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44])；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利也行使得越来越广泛；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想加以恢复时，她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新的家庭形式的全部严酷性，我们在希腊人那里可以看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早的时期，那时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39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被贬低了。[45]只要读一下《奥德赛》，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是怎样打断他母亲的话并要求她缄默。[46]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择其中的最美丽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亚特》都是以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这样一个女奴隶的纠纷为中心的。荷马的史诗每提到一个重要的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帐篷和枕席的被俘的姑娘。这些姑娘也被带回胜利者的故乡和家里去同居，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亚加米农对珈桑德拉就是这样做的[47]；同这些女奴隶所生的儿子可以得到父亲遗产的一小部分，并被认为是自由民；特夫克尔就是铁拉孟的这样一个非婚生的儿子，他可以按父名给自己取名字。对于正式的妻子，则要她容忍这一切，同时还要她自己严格保持贞操和对丈夫的忠诚。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比文明时代的妇女较受尊敬，但是归根结蒂，她对于男子说来仍不过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亲、他的最高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他可以随意纳这些女奴隶为妾，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正是奴隶制与专偶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专偶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这种性质它到现在还保存着。 谈到较后时期的希腊人，应该把多立斯人同伊奥尼亚人区别开来。前者以斯巴达为典范，他们的婚姻关系在许多方面甚至比荷马本人所描写的婚姻关系还要古老。在斯巴达，是一种由国家根据当地的观点而改变了的对偶婚制，这种对偶婚制在有些方面还像群婚。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国王阿拿克散德里德(约公元前650年)在一个不育的妻子以外又娶了一个，有着两个家；大约在同一时期，国王阿里斯东除了有两个不育的妻子以外还娶了第三个，而把前两妻中的一个退了。另一方面，几个兄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妻子；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朋友的妻子，就可以和那个朋友共同享有她；并且认为，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一个按照俾斯麦的口吻所说的壮健的“种马”去支配，即使这个家伙本人并不属于公民之列，也是合乎体统的事情。在普卢塔克的作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一个斯巴达妇女，叫一个向她求爱的情人去找她的丈夫商量；因此，按照舍曼的看法，可以认为在习俗上甚至存在着更大的自由。40所以，真正的通奸，妻背夫不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另一方面，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时代，还不知有家务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黑劳士则另外居住在庄园里，因此，斯巴达人41占有他们妻子的机会比较少。在这些条件下，斯巴达的妇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人尊敬得多的地位。斯巴达的妇女和少数优秀的雅典淫游女，是受古人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举世无双的希腊妇女。 我们看到，在以雅典人为代表的伊奥尼亚人中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姑娘们只学习纺织缝纫，至多也不过学一点读写而已。她们差不多是被幽禁起来，只能同别的妇女有所交往。妇女所住的房间是在家中的单独一部分，在楼上或者在后屋中，男子，特别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内，如果有男子来到家里，妇女就躲到那里去。妇女没有女奴隶作伴就不能离家外出；她们在家里实际上受着监视；阿里斯托芬曾经提到摩罗西狗，说人们饲养它们是为了吓走奸夫[48]，而且，至少在亚洲各城市，还用阉人来监视妇女，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在希俄斯岛上就制造这种阉人出售，据瓦克斯穆特说，并不是只卖给野蛮人42。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被称为oikure－ma[49]，即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这个词是一个中性名词)；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丈夫从事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而妻子不许参加；此外，丈夫还常常有女奴隶供他支配，而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希腊妇女那超群出众的品性，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上的审美教养而高出于古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达妇女由于性格刚烈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但是，要成为妇人，必须先成为淫游女，这是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判决。 这种雅典家庭随着时间的进展，成了一种范例，不仅其余的伊奥尼亚人，而且本土和殖民地的所有希腊人都逐渐按照这种范例来建立他们的家庭关系。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希腊妇女仍然常常可以找到欺瞒自己丈夫的机会。那些似乎耻于表示任何对自己妻子的爱情的丈夫，就同淫游女纵情取乐；但对妇女的侮辱，却在男子身上得到了报复并侮辱了男子本身，直到他们堕落到玩弄男童的丑恶地步，并且用加尼米德的神话使他们的神同他们自己一样都受到侮辱为止。 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作的考察，专偶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50]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并且应当能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其实，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谓婚姻义务。[51] 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43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 旧时性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或者甚至个体婚的胜利而消失。 “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的最初期……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消失在新型的淫游制中，这种新型的淫游制伴随着人类直到进入文明时代，就像一个阴影笼罩在家庭上面。”[52] 摩尔根所说的淫游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了。[53]这种淫游制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牺牲。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亚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庙的庙奴44，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女，即所谓Bajaderen(葡萄牙语bailadeira——舞女一词的讹误)，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在其他一些民族中，这种淫游制起源于允许姑娘们在结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残余，只不过这种残余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传到今天的。随着财产差别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补充，也出现了与女奴隶的强制献身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由此可见，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一样：一方面是专偶制，另方面则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淫游制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的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淫游制，在口头上是受到诅咒的。但是实际上，这种诅咒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剥夺权利，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无条件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但是，在专偶制内部第二种对立也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同靠淫游制来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冷落的妻子。[54]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没有对立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对立的这一面。尽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这样，直到他们的妻子教训了他们，使他们醒悟为止。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淫游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制度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自父亲，像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拿破仑法典》第312条规定： “L′enfantconcupendantlemariageapourpèrelemari”——凡在结婚以后怀胎的婴儿，以丈夫为父。 这便是个体婚制3000年的最后结果。 这样，在个体家庭中，在仍然忠实于它的历史起源和使得由于丈夫的独占统治而出现的男女之间的冲突明白显露出来的场合，我们就看到了自文明时代开始分裂为阶级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着、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图。自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个体婚制的如下一些场合，即夫妻生活确实是按照这整个制度的最初性质的规则来进行而妻子反抗丈夫统治的场合。至于说并不是一切婚姻都是这样进行的，这一点没有人比德国庸人知道得更清楚了，他不知道怎样维护他在家中的统治，正如他不知道怎样维护他在国家的统治一样，所以，他的妻子有充分权利操起不配由他掌握的权柄。但是他却自以为，他比他的同样不幸的、比他本人更常遇到恶劣得多的境遇的法国难友要优越得多。 不过，个体家庭决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具有像希腊人中间所有的那种古典的粗野形式。罗马人作为世界的未来征服者，具有虽不如希腊人细致但比他们远大的见识，在罗马人中间，妇女是比较自由和受尊敬的。罗马的男子认为，妻子的贞操已经由于他对妻子有生杀之权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此外，这里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在个体婚制发展方面的最大进步，无疑是随着德意志人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的，因为在德意志人中间，大概由于他们贫穷的缘故，专偶制看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从对偶制中完全发展起来。我们是根据塔西佗所提到的如下三种情况而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一，尽管十分尊重婚姻，——“他们以一个妻子为满足，妇女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来的环境中”[55]，——但是在他们的显要人物和部落首长中间却实行多妻制，同我们在实行对偶婚的美洲人中间看到的情况类似。第二，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在他们那里可能只是在前此不久的时候才完成的，因为母亲的兄弟——按照母权制是最近的男性的同氏族亲属——在他们那里仍然被认为是比自己的父亲更亲近的亲属，这一点也是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常常说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第三，在德意志人中间，妇女很受尊敬并且对公共事务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同专偶制所特有的男子统治是直接对立的。差不多在这一切方面，德意志人都与斯巴达人相一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斯巴达人中间，对偶婚也还没有完全被放弃。[56]因此，在这方面，一个崭新的要素也随着德意志人的出现而获得了世界的统治。在各民族混合的过程中，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专偶制，使男子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使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有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从而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专偶制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与它相反——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专偶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 但是，这个进步无疑是由这样的情况引起的，即德意志人还生活在对偶制家庭中，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把适应于对偶制家庭的妇女地位嫁接到专偶制上来；这一进步决不是由于德意志人的什么传奇性的、道德上纯洁得神奇的天性所引起的，这种天性只不过是：对偶制实际上并不像专偶制那样在明显的道德对立中前进的。恰好相反，德意志人在其迁徒时期，特别是在向东南方，即黑海沿岸草原游牧民族区迁徙时期，在道德上堕落得很厉害，除骑马术以外，他们还从这些游牧民族那里染上了丑恶的反常情的恶习，阿米亚努斯关于泰发耳人，普罗科皮阿斯关于海鲁莱人的叙述就是明显的证明。45 不过，如果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家庭形式中，专偶制是现代的性爱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唯一形式，那么这并不是说，现代的性爱作为夫妇相互的爱完全或主要是在这一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在男子统治下的牢固的个体婚制的整个本质，是排斥这一点的。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和对偶婚以来的做法相同，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亦即作为热恋，作为每个人(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作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特性)，而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旺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所歌颂的也正是这个。Albas，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是普罗旺斯爱情诗46的精华。它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门外站着侍卫，一见晨曦(alba)初上，便通知骑士，使他能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接着是叙述离别的情景，这是歌词的最高潮。北部法兰西人和老实的德意志人，也学到了这种诗体和与它相适应的骑士爱的方式，而我们的老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也以这种挑逗性的主题留下了三首美妙的破晓歌，我觉得这些诗歌比他的三篇很长的英雄诗更好。 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其结果自然是专偶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淫游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相反，在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一定程度的爱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为了体面，也始终以此为前提，这一点符合新教伪善的精神。在这里，丈夫实行淫游婚并不那么厉害，而妻子的通奸也比较不那么常见。不过，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又大多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专偶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作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缔结婚姻的方法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57]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两种场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德国小说的枯燥之于法国资产者，正如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之于德国的庸人一样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是，最近，自从“柏林成为世界都市”以来，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的淫游和通奸了。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58]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 “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算作一个美德。”47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成为而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专偶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律，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它是要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同他的妻子的关系就没有效力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从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专偶制出现以来就蔓延开来的对妻子的野蛮粗暴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甚至在双方都保持最热烈的爱情和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的家庭了。所以，专偶制的经常伴侣——淫游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重新取得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59]诚然，我们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越来越失去申诉不平的任何根据。现代各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越来越承认，第一，为了使婚姻有效，它必须是一种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第二，在结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那么妇女就有了她们所能希望的一切了。 这种纯法律的论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资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抚无产者的论据完全一样。劳动契约据说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规定双方平等，这个契约就算是自愿缔结。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此方或彼方没有明白表示放弃，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放弃掉，这又是与法律无关。 在婚姻问题上，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让人把他们出于自愿一事正式记录在案，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发生了什么事，这种自愿是怎样造成的，关于这些，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之不问。但是，最简单的法制比较，在这里也会向法学家们表明，这种自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律保证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应得部分，因而不能剥夺他们继承权的各国，——在德国，在采用法国法制的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子女的婚事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采用英国法制的各国，法律并不要求结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这些国家，父母对自己的财产也有完全的遗赠自由，他们可以任意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很明显，尽管如此，甚至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和美国，在有财产可继承的阶级中间，结婚的自由在事实上丝毫也不比在法国和德国更多些。 男女婚后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行业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论述证明，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妇女越来越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是，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变化越大，越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越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来说，长期的未婚夫状态，十中有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专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像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经济基础一样，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专偶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专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专偶制根本不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专偶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么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完全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那么，会不会由于这个原因，就足以逐渐产生更随便的性关系，从而也逐渐产生对处女的荣誉和女性的羞耻都更加马虎的社会舆论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专偶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专偶制与它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专偶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形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情性等等，都曾引起异性对于发生性关系的热望；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所谓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在整个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为当事人缔结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库斯曾歌颂其爱情的喜悦和痛苦的那些牧人，朗格的达夫尼斯和赫洛娅，全都是不参与国家事务，不参与自由民活动的奴隶。而除去奴隶以外，我们所遇到的爱情纠纷只是灭亡中的古代世界解体的产物，而且是与同样也处在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与淫游女，即异地妇女或被释女奴隶发生的纠纷：在雅典是从它灭亡的前夜开始，在罗马是在帝政时代。如果说在自由民男女之间确实发生过爱情纠纷，那只是就婚后通奸而言的。所以，对于那位古代的古典爱情诗人老阿那克里翁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性爱竟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致被爱者的性别对于他来说也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 现代的性爱，同古代人的单纯的性要求，同厄洛斯［情欲］，是根本不同的。第一，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从这方面说，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的厄洛斯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人们不仅要问：它是婚姻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自然，在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实践中，这个新的标准，并不比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境遇更好——人们对它视若无睹。不过，它的境遇也并非更坏；它和其他道德标准一样——在理论上，在字面上，也是被承认的。而更高的要求目前它就不能提了。 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的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前进的地方接着向前走的，它以通奸的方式接着前进。我们已经叙述过那创造了破晓歌的骑士爱。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这段路程骑士们将永远走不到尽头。甚至我们由轻浮的罗曼语族各民族进而考察有德行的德意志人时，在《尼贝龙根之歌》中也可以发现，克里姆希耳德虽然暗中钟情于齐格弗里特，并不亚于齐格弗里特对她的钟情，但是当贡特尔宣布已把她许配给一个骑士(他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时，她却简单地回答道： “您不必问我；您要我怎样，我总是照办；老爷，您要我嫁给谁，我就乐意和他订婚。”[60]她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她的爱情在这里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贡特尔向布龙希耳德求婚，埃策耳向克里姆希耳德求婚，他们一次也不曾见过她们；同样，在《古德龙》48中，爱尔兰的齐格班特向挪威的乌黛求婚，黑盖林格的黑特耳向爱尔兰的希尔达求婚，以及莫尔兰的齐格弗里特、诺曼的哈尔特木特和西兰的黑尔维希向古德龙求婚，都是如此；而这里第一次出现古德龙自愿嫁给黑尔维希。按照通例，年轻王公的未婚妻都是由父母选择的，要是后者还活着的话；否则他就同大诸侯们商议，自行选择，大诸侯们的意见在一切场合总是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对于骑士或男爵，像对于王公一样，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爱情怎能对婚姻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呢？ 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市民，也是如此。单是保护着他的那些特权，带有各种限制的行会规约，在法律上把他或者同别的行会、或者同本行会的同事、或者同他的帮工和学徒分开的种种人为的界限，就大大缩小了他寻求适当的妻子的范围。至于这些女子当中谁是最适当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体系下，决定这个问题的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家庭的利益。 因此，直到中世纪末期，在绝大多数场合，婚姻的缔结仍然和最初一样，不是由当事人决定的事情。起初，人们一出世就已经结了婚——同整个一群异性结了婚。在较后的各种群婚形式中，大概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状态，只是群的范围逐渐缩小罢了。在对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亲给自己的子女说定婚事；在这里关于新的亲戚关系的考虑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新的亲戚关系应该使年轻夫妇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当父权制和专偶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故事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从地理发现的时代起，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而准备取得世界统治的时候它所遇到的状况。人们应该认为，这种结婚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非常合适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世界历史的讽刺神秘莫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结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它把一切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它用买卖、“自由”契约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历史的法。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49，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61]。 然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人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工作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但是这同迄今为止的订立婚约的实践怎么能协调起来呢？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解，婚姻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就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问题作出规定。虽然这种契约那时在形式上是自愿缔结的；没有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就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人人都非常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实际上是谁在订立婚约。然而，在缔结别的契约时要求真正自由的决定，那么在订立婚约时为什么不要求这种自由呢？难道两个将要被撮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支配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难道性爱不是由于骑士而成为时髦，对比骑士的通奸之爱，难道夫妇之爱不是性爱的正确的资产阶级形式吗？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难道相爱者彼此结婚而不是同任何别人结婚不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吗？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吗？既然自由的、个人审定的权利已经无礼地侵入教会和宗教的领域，它怎么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身体、精神、财产、幸福和不幸这种无法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 这些问题，在社会的一切旧有的联系正在松弛，而一切因袭的观念正在动摇的时候，是必然要提出来的。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十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们赶紧去占据其余的七个四分之一。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样崩溃了。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内心的眼睛前面，都展开了无比广大的视野。在为印度的财富、墨西哥和波托西的金矿银矿所引诱的青年男子看来，尊长们的赞许以及世代相传的荣耀的行会特权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资产阶级的漫游骑士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浪漫故事和爱情幻想，但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而且归根到底是抱着资产阶级的目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现存制度最受动摇的新教国家里，都越来越承认在婚姻方面也有缔结契约的自由，并用上述方式来实现这一自由。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再也没有比认为不以夫妻相互性爱和真正自由的协议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总之，恋爱婚姻被宣布为人权，并且不仅是droitdel′homme[62]，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妇女的权利。 但是，这种人权有一点是与其他一切所谓人权不同的。当后者实际上只限于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而对于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则直接或间接地被削减了的时候，历史的讽刺又经受了考验。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像我们所已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今日只是在妇女身上无例外地得到实现，——那么，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我们已经看到，巴霍芬认为由群婚向个体婚的过渡这一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妇女，是多么的正确；只有由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进步才是男子的功劳；在历史上，后一进步实质上是使妇女地位恶化，而便利了男子的不忠实。因此，只要那种迫使妇女容忍男子的这些通常的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一旦消失，那么由此而达到的妇女的平等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来判断，与其说会促进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大的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专偶制。 但是，专偶制完全肯定地将要失掉的东西就是，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专偶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经济状况和专偶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这种不可解除性现在就已经遭到千万次的破坏了。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只是要使人们免于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潭才好。 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我们已经把他丢开很远了。对于在文明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考察，是超出了他的著作的范围的。所以，他只是非常简单地论述了一下专偶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他也认为专偶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并不认为已经达到了。不过，他说： “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它正如迄今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然专偶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进一步完善，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如果专偶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也无法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50 三易洛魁人的氏族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摩尔根的另一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据亲属制度恢复原始家庭形式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摩尔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质上是与希腊人的genea［氏族］、罗马人的gentes［氏族］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原始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就现有资料而言)。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原始时代——国家产生以前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个发现在人们一旦知道它之后显得十分简单，但是，摩尔根只是最近才做到这一点的；在他于1871年出版的前一部著作中，他还没有看透这个秘密，而这个秘密一揭开之后，就使一向那样自信的英国原始史学家们一时[63]沉默了下去。 摩尔根普遍用以表示这种血族团体的拉丁语gens［氏族］一词，像同意义的希腊语genos一词一样，来源于共同雅利安语的字根gan(德语为kan，因为在德语中，通例是用k代替雅利安语的g)，gan的意思是“生育”。Gens，genos，梵语的dschanas，哥特语(依照上面所说的通例)的kuni，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的kyn，英语的kin，中古高地德意志语的，都同样表示血族、世系。不过拉丁语的gens和希腊语的genos，都是专用以表示这样的一种血族团体，这种团体自夸有共同的世系(这里指的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男始祖)，并且借某种社会的和宗教的制度而组成一个特殊的公社。但是这种血族团体的起源与本性，我们的一切历史编纂学家迄今为止却一直弄不清楚。 我们在前面，在研究普那路亚家庭时，已经看到原始形式的氏族是怎样构成的。凡由于普那路亚婚姻，并且依照这种婚姻中必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而构成一个确定的女始祖即氏族创立者的公认后代的人，都是这种氏族的成员，这样就组成了氏族。由于在这种家庭形式下父系血统不能确定，所以只承认女系。又由于兄弟不得娶自己的姊妹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妇女结婚，所以，根据母权制，同这些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便列在氏族以外。这样，留在血族团体内部的只有各代女儿的子孙；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一候这种血缘亲属集团构成一个与同一部落内其他类似集团相对来说的特殊集团，它又是什么样子呢？ 摩尔根举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别是塞讷卡部落的氏族，作为这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这个部落内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1)狼，(2)熊，(3)龟，(4)海狸，(5)鹿，(6)鹬，(7)苍鹭，(8)鹰。每个氏族内都盛行以下的习俗： 1.氏族选举一个酋长(平时的首脑)和一个酋帅(军事领袖)。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世袭，一旦出缺，必须立刻重新补上；军事领袖，也可以从氏族以外的人中选出并且有时可以暂缺。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别一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须经其余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被隆重地，就是说由全易洛魁联盟的联合议事会委任。这样做的意义，在后面就可以看出来。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此外，由于他的职位，他也是塞讷卡部落议事会以及全体易洛魁人联盟的议事会的成员。酋帅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号施令。 2.氏族可以任意罢免酋长和酋帅。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定的。被罢免的人，此后便像其他人一样成为普通战士，成为私人。此外，部落议事会也可以甚至违反氏族的意志而罢免酋长。 3.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否定表现，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包括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族。摩尔根由于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就第一次揭示了氏族的本质。从前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报告，把构成氏族制度的各种集团，糊里糊涂地、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统称为部落、克兰51、萨姆52等等，而且往往说，在这种集团内部禁止通婚，这证明以前人们对于氏族是多么不了解。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麦克伦南先生就在这个混乱中得以充当拿破仑，用最后的判决建立了这样的秩序：一切部落分为部落内部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和许可通婚的(内婚制的)两种。他这样把问题更加彻底混淆以后，便埋头于最深沉的研究中，去探讨在他的两个无聊乏味的类别中，究竟哪一种较古：是外婚还是内婚。自从发现了那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其成员间不能通婚的氏族之后，这种荒谬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言而喻，在我们见到易洛魁人时他们所处的那种发展阶段，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是被严格遵守着的。 4.死者的财产转归其余的同氏族人所有，它必须留在氏族中。因为易洛魁人所能遗留的东西为数很少，所以他的遗产就由他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分享；男子死时，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亲的兄弟分享；妇女死时，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而不是由她的兄弟分享。根据同一理由，夫妇不能彼此继承，子女也不得继承父亲。 5.同氏族人必须互相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做到这一点；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假使一个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么被害者的全氏族就有义务实行血族复仇。起初是试行调解；行凶者的氏族议事会开会，大抵用道歉与赠送厚礼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的议事会提议和平了结事件。如果提议被接受，事情就算解决了。否则，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个或几个复仇者，他们的义务就是去追寻行凶者，把他杀死。如果这样做了，行凶者的氏族也没有诉怨的权利，事情就算了结了。 6.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几套人名，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人名，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人名一开始就自行带来氏族的权利。 7.氏族可以接纳外人入族，并用这个办法吸收他们为整个部落的成员。这样，未杀死的俘虏，由于被一个氏族接纳入族，就成为塞讷卡部落的成员，从而获得了氏族和部落的一切权利。接纳外人入族的事情，是根据氏族的个别成员的提议而实行的：男子可以提议接纳外人为兄弟或姊妹；女子可以提议接纳外人为自己的孩子；为了确认这种接纳，必须举行入族仪式。个别因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氏族，常常由于大批接纳别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重新兴旺起来。在易洛魁人中间，入族仪式在部落议事会的公共集会上举行，实际上已经变为一种宗教仪式。 8.印第安人的氏族有无专有的宗教祭祀，很难确定；不过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多少都是和氏族联系在一起的。在易洛魁人的六个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期间，各个氏族的酋长和酋帅，由于他们的职位，都被列在“信仰守护人”以内，而执行祭司的职能。 9.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纽约州境内四周都为白种人包围的易洛魁人，他们的墓地现在已经绝迹了，但从前是存在过的。在其他印第安人那里，这种墓地还保存着；例如，和易洛魁人有近亲关系的吐斯卡罗腊人，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在墓地上，每一氏族都独成一排，所以，总是把母亲而不是把父亲和孩子埋在一排。而在易洛魁人中间，死者的全氏族都要参加葬仪，营造坟墓，致悼词等等。 10.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这种议事会选举、罢免酋长和酋帅，以及其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出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罪献礼(杀人赔偿金)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入氏族。总之，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 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 “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53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按照母权制组成为氏族。仅在某几个部落如达科塔人的部落，氏族已然衰落；在另外几个部落中间，如在奥季布瓦，奥马哈等部落中间，氏族已经是按照父权制组成了。 在许多有五六个以上氏族的印第安人部落中间，我们遇到，每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联合成一个特殊的集团，摩尔根按照它的极相似的希腊式样忠实地把印第安语的名称译过来，把这种集团叫作Phratrie(胞族)。例如，塞讷卡部落有两个胞族；第一个胞族包括1－4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包括5－8四个氏族。更详细的研究表明，这种胞族大抵是当初由部落分裂成的最初的氏族；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氏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这些氏族如今也作为单个的氏族而存在；而包括一切女儿氏族的最初的氏族，则作为胞族继续存在。在塞讷卡人和大多数其他印第安人中间，一个胞族内的各氏族被认为是兄弟氏族，而别个胞族的各氏族则被认为是它们的从兄弟氏族，——这种称呼，在美洲亲属制度中，像我们在前边所看到的，都具有极其真实而明确的意义。塞讷卡人起初在胞族内也不能通婚，但是这种习俗久已废除了，如今只限于氏族。塞讷卡部落有一种传说，“熊”和“鹿”两个氏族是最初的氏族，其他氏族都是从这两个氏族分化出来的。这个新组织扎下根以后，便根据需要而改变；要是某一胞族的一些氏族灭亡了，那么为均衡起见，有时就从别的胞族中拨几个氏族去补充它。因此，我们在不同的部落中间，可以看到名称相同的氏族以不同的方式集结在各胞族中。 易洛魁人的胞族的职能，部分地是社会性质的，部分地是宗教性质的。(1)胞族间互相赛球竞技；每一胞族派出自己的优秀球员，其余的人按胞族旁立观看，并以本胞族球员的获胜打赌。(2)在部落议事会上，每个胞族的酋长和军事领袖坐在一起，两个胞族彼此相对，每个发言者都面对各胞族的代表讲话，把他们当作特别的团体。(3)如果部落内发生杀人事件，而行凶者与被害者不属于同一个胞族时，被害者的氏族往往诉诸自己的兄弟氏族；于是这些氏族就举行胞族议事会，把对方胞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使对方胞族也召集自己的议事会，以谋求事件的解决。因此，在这里，胞族又以最初的氏族的资格出现，并且比它派生的较微弱的单个氏族更有获胜的希望。(4)在重要人物死亡时，对方胞族办理安葬和丧礼，而死者胞族的成员则以死者的近亲服丧人资格参与葬仪。酋长死时，对方胞族将出缺一事通知易洛魁人的联盟议事会。(5)在选举酋长时，胞族议事会也出面参预。兄弟氏族对选举的确认，被认为是一种当然的事情；但另一个胞族的氏族则可能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胞族的议事会即召开会议；如果议事会认为异议是正当的，选举就算无效。(6)从前，易洛魁人有一些特殊的宗教神秘仪式，白种人把它称为巫术集会。这种神秘仪式在塞讷卡人那里，是由两个宗教团体举行的；新会员入会时还举行正式的入会的仪式；两个胞族中各有一个这样的团体。(7)在征服时期[64]，住在特拉斯卡拉四个区的四个lineages(血族)，如果是——而这差不多是肯定的——四个胞族的话，那么这证明，像希腊人的胞族以及德意志人的类似的血族团体一样，这种胞族也都有军事单位的意义；这四个血族在作战时各成一队，各穿自己的制服，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首领。 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则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则往往没有胞族这种中间环节。那么，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么特征呢？ 1.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相当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宽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这也跟丹麦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丹麦语为jarnved，limesDani－cus)、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萨克森森林和branibor(斯拉夫语，意即“防卫林”，勃兰登堡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相同。由这种不确定的疆界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疆界的不确定，多半仅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时候，才会在实际上感到不方便。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发生，而不是有意选择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自己使用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上的总称“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 2.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用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实质上范围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2000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26000人，这是在合众国说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3.有隆重委任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军事领袖的权利。 4.有罢免他们的权利，甚至可以违反他们氏族的愿望而罢免他们。由于这些酋长和军事领袖都是部落议事会的成员，部落对待他们有这种权利是当然的。凡已经组成部落联盟而且一切部落都有代表参加联盟议事会的地方，上述权利便转归联盟议事会了。 5.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 “印第安人，是按照野蛮人方式信仰宗教的人民。”54他们的神话迄今还远没有得到考证性的研究；他们已经给自己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赋予人的形象，但是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自然崇拜与自然力崇拜。各部落各有其定期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特别是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祀的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落各自庆祝自己的节日。 6.有管理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它是由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领袖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随时都可以罢免的；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其余的部落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按照通例，每个出席的人都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妇女也可以通过她们所选出的演说人陈述自己的意见。在易洛魁人中间，最后的决定需要一致通过，跟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公社在作出某些决定时一样。部落议事会特别负有调整同其他部落的关系的责任；它接待和派遣使者，宣战及媾和。要是发生战争，大多由志愿者去作战。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反对这种敌人的军事行动，大多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组织；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刻出动。部落的领土若被侵犯，其防卫也大多由志愿者来担任。这种队伍的出发和归来，总要举行公共的典礼。这种出征并不需要得到部落议事会的同意，没有人去征求这种同意，也没有人给予这种同意。这正和塔西佗所记述的德意志人扈从队的私人出征一样[65]，不过德意志人的扈从队伍，已具有比较常备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在平时也有组织，在战时团结其他志愿兵的强固核心了。这种武装队伍的人数一般不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也是由不大的战斗力量来进行的。假如有几支这样的扈从队为了一次大规模战事而联合起来时，其中每支队伍只服从它自己的首领；作战计划的统一，好歹由这些首领的议事会来保证。据阿米亚努斯·马尔采利努斯的记载，4世纪阿勒曼尼人在上莱茵的作战方法，就是如此。 7.在有些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首领，但他的权力很小。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这是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方面多半都没有结果；这种官员，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由最高军事首长发展来的。 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区。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在合众国，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便可以见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大概是很大的达科塔族系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经过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纽约州，并分成了五个部落：塞讷卡，卡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们以捕鱼、打猎及原始园艺为生；住在大多用栅栏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们的人数从未超过两万；五个部落中有几个氏族是共同的；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的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接壤的、为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他们不久以前才征服来的，所以这些部落惯于团结起来对付被他们驱逐的部落，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至迟到15世纪初，就发展成为一种正式的“永世联盟”，这种联盟，一经意识到它的新的实力，便立刻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1675年前后，当它达到了极盛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广大土地，把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纳贡。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因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9和秘鲁人除外)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联盟的基本特点如下： 1.五个血缘亲属部落以完全平等和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的独立为基础，结成永世联盟。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称为父亲部落，互为兄弟部落；其余两个称为儿子部落，也互为兄弟部落。有三个氏族——最老的——在五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另外有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这些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员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 2.联盟的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50个地位和威信平等的酋长组成；这个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 3.这50个酋长，在联盟成立时，被分配在各部落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立的新的公职。当出缺时，有关的氏族便重新进行选举，同时有关的氏族也可以随时罢免他们；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 4.联盟的这些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 5.联盟议事会的一切决议，须经全体一致通过。 6.表决是按部落举行的，这样，每个部落以及每个部落内的议事会全体成员，都必须一致赞成，决议才算有效。 7.五个部落议事会中每一个都可以召集联盟议事会，但联盟议事会本身不得自行召集。 8.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个易洛魁人都可以发言；但只有议事会才能作决定。 9.联盟没有一长制首长，即没有主掌执行权的首脑。 10.但联盟有两个具有平等职能和平等权力的最高军事首长(类似斯巴达人的两“王”，罗马的两执政官)。 易洛魁人在其中生活了四百余年、而且直至今日还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我依据摩尔根，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可能研究还不知有国家的一个社会的组织情况。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所以毛勒凭其正确的直觉，确认德意志的马尔克制度是一种纯粹社会的制度，虽然它以后大部分成了国家的基础，但在本质上它是和国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是公共权力逐渐从马尔克、乡村、农户、城市等最初的组织中产生，和与之并行产生的情形。55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出，一个原来统一的氏族集团怎样逐渐散布于辽阔的大陆；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民族，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失去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内部，单个的氏族怎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作为胞族保存下来，但是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部落中仍然是氏族的名称。一般说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许多部落没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氏族作为社会单位出现以后，氏族、胞族和部落这整个社会组织就怎样以几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因为是天然性)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来。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层次的血缘亲属关系，每个都是闭关自守，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但是又互相补充。归它们管辖的事情，包括低级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公共事务。所以，我们凡遇见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为社会单位时，我们也就可以去寻找类似前面所讲的那种部落组织；凡有充足资料的地方，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我们不仅能找出这种组织，而且也会确信，即使在没有资料作为依据的地方，只要与美洲社会制度作一比较，也有助于我们解决最困难的疑难和哑谜。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洛魁人在1651年左右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56的时候，他们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的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例证。祖鲁卡菲尔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57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服兵役，也不知道什么是操练。英国人诉苦说，卡菲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他们的最小的一条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如钢，像鞭条一样。”——一位英国的画家这样说。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要是我们把他们的状况和现代绝大多数文明人的状况作一比较，那么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无产者和小农同古代自由的氏族成员之间，差距是巨大的。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它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部落联盟的建立就已经标志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图也表明了这一点。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缓和一些。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展，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使人感到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差别，他们都仍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66]。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四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组织起来了。胞族可能是没有的，在多立斯人中间就是这样；部落联盟也不是到处都有成立的必要，但无论如何氏族是基本的单位。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所以，希腊人的氏族也绝不再是易洛魁人的那种古老的氏族了，群婚[67]的痕迹正开始显著地消失。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正在产生的私有制就这样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由于在实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权利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不仅容许少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也规定要这样做。 根据格罗特的《希腊史》58，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上的： 1.共同的宗教祭把和祭司为把奉一定的神所拥有的特权。这种神被假想为氏族的男始祖，并用独特的名称作这种地位的标志。 2.共同的墓地(参看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59)。 3.相互继承权。 4.在受到侵害时提供帮助、保护和支援的相互义务。 5.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在氏族内部通婚的相互权利和义务。 6.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共同财产，有自己的一位Archon(酋长)和一位司库。 此后，几个氏族结合为一个比较不那么密切的胞族；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共同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以及在胞族成员被杀害时进行追究的权利。一个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举行的祭祀，由一个从贵族(Eupa－triden)中间选出的Phylobasileus(部落酋长)主持。 格罗特所说的，就是这样。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透过希腊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60要是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那就看得更加清楚。 希腊的氏族还具有以下这几个特征： 7.按照父权制计算世系。 8.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但女继承人例外。这一例外及其确立成为规定，就证明旧时的规则仍然有效。这也是从下述普遍通行的原则中产生的，即妇女出嫁后，就不再参加本氏族的宗教仪式，而改行她丈夫的氏族的宗教仪式，注籍于她丈夫的胞族。根据这一点以及狄凯阿尔科斯的著名的一段话看来61，可知外婚乃是规则，而贝克尔在《哈里克尔》一书中径直认为，无论什么人都不得在本氏族内部通婚。62 9.接纳外人入族的权利；这是用家庭接纳的办法来实现的，不过要有公开的仪式，而且只限于例外情形。 10.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我们知道，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酋长；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这一职务是在一定的家庭里世袭的。在野蛮时代结束以前，不大可能有严格的[68]世袭制，因为这种世袭制是同富人和穷人在氏族内部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秩序不相容的。 不仅格罗特，而且尼布尔、蒙森以及迄今为止的其他一切古典古代历史编纂学家，都没有解决氏族问题。不论他们多么正确地叙述了氏族的许多特征，但是他们总是把氏族看作家庭集团，因此便不能理解氏族的本性和起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国家在公法上也不承认家庭，到今日为止，家庭不过存在于私法上而已。然而我们的全部历史编纂学直至现在都是从以下一个荒诞的，尤其在18世纪已成为不可侵犯的假定出发的：未必早于文明时代的专偶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围绕它而逐渐萌发起来的核心。 马克思补充说：“格罗特先生应当进一步注意到，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63摩尔根爱引用格罗特的话，因为后者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和十分受人信任的证人。格罗特又说到，每个雅典氏族都有一个从它的假想的男始祖传给他们的名称；在梭伦时代以前，死者的财产一律由同氏族人继承，在梭伦时代以后，死者如无遗言，其财产亦由同氏族人继承；遇有杀害事件，首先是被害者的亲属有权利和义务向法庭控告犯罪者，其次是同氏族人，最后是同胞族人：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最古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划分成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64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马克思语)65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既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种祖先纯粹是神话人物，他们便根本没有可能解释氏族是怎样从许多彼此相邻的、起初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单是为了解释氏族的存在，他们还是非这样做不可。这样他们便陷入了说空话的圈子，不能超出这样一个论题：族系的确是一种虚构，但氏族是一个现实，因之，格罗特终于说(括弧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 “我们只是偶而听到这种族系，因为仅仅在一定的、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公开把它提出来。可是，比较卑微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仪式(这真奇怪，格罗特先生!)，有一个共同的超人的男始祖和族系，像比较有名的氏族那样(格罗特先生，这在比较卑微的氏族那里真十分奇怪呵!)；根本的结构和观念的基础(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直白地说是肉欲的!)在一切氏族中都是相同的。”66 马克思把摩尔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如下：“与原始形态的氏族——希腊人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有过这种形态的氏族——相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保存了全体氏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的知识。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物。随着专偶制家庭的产生，这种事物就湮没无闻了。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族系，相形之下，个体家庭的族系便显得没有意义。氏族名称的作用就在于使具有这种名称的人不忘他们有共同世系的事实；但是氏族的族系已经十分久远，以致氏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了。氏族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接纳外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更改的证据。反之，像格罗特[69]和尼布尔所作的那样，把氏族变为纯粹虚构和幻想的产物，从而事实上否定氏族成员之间的任何亲属关系，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蛰居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联系(尤其是专偶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即幻想的族系创造了现实的氏族!”67 胞族，像在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还能表明所有这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男始祖。比如，据格罗特说： “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共同的神为其男始祖。”68 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作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帮助胞族，部落帮助部落。69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究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在较早的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节日，而且，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自然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再次，胞族有一个胞族长(phratriarchos)，据德·库朗日说，它还有全体大会，通过必须执行的决定，拥有法庭和行政机关。70甚至以后的轻视氏族的国家，也给胞族保留下了若干公共的行政性的职能。 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细密的集团划分，是以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干涉自然形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原因何在，希腊历史都没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拥挤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有主要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大多数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1.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狄奥尼修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议事会正是这样由贵族(kratistoi)组成的71。议事会对于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就谈到过忒拜议事会曾作了一个对当时局势有决定意义的决议，即为伊托克利斯举行荣誉葬礼，而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则扔出去让狗吃掉。72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2.人民大会(agora［阿哥腊］)。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Umstand］(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事务；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埃斯库罗斯的《求援女》)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权力，因为，正如舍曼所说(《希腊的古代》)， “当谈到一件须要人民协助来办的事情的时候，荷马并未向我们指出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们来这样做的手段”73。 原来，当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有可能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形成的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的或者巴赛勒斯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 3.军事首长(Basileus［巴赛勒斯］)。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道：“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共和党人美国佬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但很公正地说到油滑的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时代》一书74： ‘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酋长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还给他们加上绅士的资格，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认：总的说来，我们发现在他们那里似乎有长子继承的习惯或法律，而且规定得很充分但是并不是明确到了极点’75。” 看来，格莱斯顿先生本人也会觉得，带有这种保留条件的长子继承制，也已经充分地等于没有，尽管并不是明确到了极点地等于没有。 我们已经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是怎样继承的。一切职位多半都是在氏族内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族范围内继承的。出缺时，最亲近的同氏族男亲属——兄弟，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屏弃他。因此，如果说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么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很有可能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证明不经过人民选举就实行合法继承。这里所说的情况，在易洛魁人和希腊人那里，就是氏族内部特殊的贵族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腊人那里，除此之外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制的最初萌芽。因此，这种推想说明，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正像罗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定是或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的公认的机关——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的。 在《伊利亚特》里，勇士的统领亚加米农，并不是作为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而出现的。当希腊人中间发生内讧时，奥德赛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指明了他的这一地位：多头指挥是不好的，应该由一个人做统帅等等(此外还有一节人人爱诵的关于权杖的诗，但这是后人加的)。69“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既不让亚加米农也不让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而是让‘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人身不自由的人，例如牧猪人优玛士等人，也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70]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basileia［巴赛勒亚］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语)76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把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予的。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巴赛勒斯由于职位的关系大概也是议事会的成员。可见，用来翻译Basileus一词，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Kuning)是由而来的，即氏族酋长的意思。不过，古希腊文的basileus跟现代意义的一词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basileia很确定地叫作，即由氏族产生的意思，并说basileia有明确规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权限。77亚里士多德也说，英雄时代的basileia是对自由人的统率，巴赛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78；可见，巴赛勒斯并未握有后来的意义上的统治权力。[71]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五雅典国家的产生 国家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同时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初始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所要补充的，多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还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Volksrecht］；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的第一步。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Eupatriden即贵族、Geomoren即农民和Demiurgen即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没有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权利上的差别。[72]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悄悄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一职已经废除；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专偶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么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民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转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们可以说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象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能起作用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的歉收，他们的河流湖泊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生活资料，尽管有时少，有时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联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产品有那么一天被用来反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效果的控制。 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春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开了一系列其他的次要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那个时候肯定就已经远远超过自由的雅典人的数量；氏族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于赚钱而定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公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操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十二个；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594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2500年来私有财产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 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而做到的，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地产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一下。然后又对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议事会规定由400人组成，每一部落为100人；因此在这里，部落依然是基础。不过这是新的国家组织从旧制度中接受下来的唯一方面。至于其他方面，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500、300及150袋谷物(1袋约等于41公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一切公职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公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都要在这里报告自己的工作；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得到更新；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此外，四个阶级都是新的军队组织的基础。前两个阶级提供骑兵，第三阶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阶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服务，大概还领薪饷。 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然而，按照财产来规定政治权利，并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办法。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家制度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许多国家，而且恰好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暂时的作用；从亚里斯泰迪兹的时候起，一切公职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79 其后80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形成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而另一方面，也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接纳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被保护的外来的移民。80 这时，帮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公元前509年)最终把他们推翻，但与之同时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81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曾经用诺克拉里试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 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区域，即所谓德莫，分别实行自治。居住在每个德莫内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库、以及审理轻微案件的30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也有自己的神庙及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侍奉他们的祭司。德莫的最高权力，属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说得对，这是实行自治的美洲市镇区的一种原型。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借以开始的单位，正好和现代国家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借以完结的单位相同。 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作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出一个菲拉尔赫[73]即部落长，指挥骑兵；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挥步兵；一个将军，统率在部落境内征召的全体军人。其次，它提供5艘配有船员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50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 结果组成了雅典国家，它是由10个部落所选出的500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 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纳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释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挤而不再过问公事；它们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社团。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传统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很久，只是逐渐才消亡下去。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国家设施中可以看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所以18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就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policées)[74]。这样，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或者如德国南部和瑞士所说的。[75]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让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工作。这仍是旧的氏族观念。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手工工场，在大房间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效；或者就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82，——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六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从罗马建城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由许多拉丁氏族(传说有100个)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不久又加入了一个萨伯力安部落，据说也有100个氏族；最后加入的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分子构成的第三个部落，传说它也有100个氏族。初看起来，这全部故事表明，在这里除了氏族以外，很少再有自然形成的东西，连氏族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在故土上继续存在的母亲氏族的分支。各个部落都带有人为构成的痕迹，但它们大部分都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分子构成的，并且不是按照人为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的已经长成的部落的样子构成的；同时仍不排除三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的核心都是一个真正的老部落。中间环节——胞族，是由10个氏族组成的，叫作库里亚；因此，共有30个库里亚。 人们公认，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 罗马的氏族，至少在该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的制度： 1.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财产仍保留在氏族以内。在罗马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因为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系后裔已经没有继承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即十二铜表法83，首先是子女作为直系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没有子女，则由父方宗亲(男系亲属)继承；倘若连父方宗亲也没有，则由同氏族人继承。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内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财富的增加和专偶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只限于父方宗亲，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十二铜表法上的顺序是相反的。 2.拥有共同的墓地。克劳狄名门氏族，在由雷吉尔城迁到罗马时，得到了一块土地，此外还在城内得到了一块共同墓地。还在奥古斯都时代，死在条顿堡林山的瓦鲁斯的首级运到罗马后84，即埋在氏族坟地；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专用的坟地。[76]3.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氏族祭典是众所周知的。 4.氏族内部不得通婚。这在罗马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成文法，但一直是一种习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罗马人夫妇中，没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继承权也证实了这一规则。妇女出嫁后就丧失了她的父方宗亲的权利，而退出自己的氏族；不论她或她的子女都不能继承她的父亲或父亲的兄弟，因为不然的话，父亲的氏族就会失掉一部分财产。这一惯例只有在女子不能和同氏族人结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5.共同的地产。这在原始时代，从部落土地开始实行分配的时候起，始终是存在的。在各拉丁部落中间，我们看到，土地一部分为部落占有，一部分为氏族占有，一部分为家户占有，那时这种家户未必是[77]个体家庭。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了个人，每人大约一公顷(两罗马亩)。但是后来我们也还看到氏族掌握的地产，至于那为共和国全部内政史所围绕的国有土地，就更不必说了。 6.同氏族人有互相保护和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一点，成文史仅有片断的记载；罗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为这样一种超乎一切的力量，以致防御侵害的权利就转到了它的手里。当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捕时，他的氏族的全体成员，包括他的私敌在内，都穿上丧服。85在第二次布匿战争86时，各氏族都联合起来，赎回他们的被俘的同氏族人；元老院则禁止它们这样做。 7.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这种权利一直保持到帝政时代；被释奴隶可以采用他们从前的主人的氏族名称，但不能获得氏族的权利。 8.接纳外人入族的权利。其办法是接纳到某一家庭中(像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这同时也就是接纳入族。 9.关于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但是，由于在罗马存在的最初时期，从选举产生的王起，自上而下一切官职都是选举或任命的，同时，库里亚的祭司也是由库里亚选举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氏族酋长(principes)也定然如此，虽然氏族酋长从氏族内同一家庭选出的办法可能已成为规则。 这就是罗马氏族的职能。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易洛魁人”87。 今天[78]就连最著名的历史编纂学家们在内，关于罗马氏族制度的概念还是怎样的一片混乱，仅举一例就可以看出。在蒙森关于共和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氏族名称的论文(《罗马研究》1864年柏林版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话： “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员以外，——被接纳入族和受保护的人包括在内，但奴隶当然除外，——血族的名称也给予妇女……部落<蒙森在这里如此翻译gens一词>是……一个从共同的——真实的或推测的或甚至虚构的——世系中产生的，由共同的节日、墓地和继承权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一切有人身自由的个人，因而也包括妇女，都可以而且必须算在该共同体内。但是，确定已婚妇女的血族名称却成了一种困难。当妇女只能同自己血族的成员结婚时，这一困难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可以证明的是，在长时期内，妇女和血族以外的人结婚比同血族以内的人结婚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gentisenuptio)到6世纪时，还被当作赏给个人的特权……但是，凡是实行这种外婚制的地方，妇女在上古时代是转入夫方部落的。毫无疑问，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妇女完全加入夫方的法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脱离她自己的公社。谁不知道出嫁的妇女就丧失了在本氏族内继承遗产或将自己的遗产传给本氏族成员的权利，而加入自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们的所有同氏族人的继承团体呢？假使她被她的丈夫接纳而加入他的家庭，那么她怎能和他的血族不相干呢？”(第9－11页) 可见，蒙森断言，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因而，罗马的氏族是内婚制，不是外婚制。这种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经历相矛盾的观点，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以李维著作中引起很多争论的唯一的一段话(第39卷第19章)[79]为依据的，这段话说，元老院于罗马城建立568年即公元前186年，曾作出如下的决议： utiFeceniaeHispalaedatio，deminutio，gentisenuptio，tutorisoptioitemessetquasieivirtestamentodedisset；utiqueeiingenuonubereliceret，neuquideiquieamduxisset，obidfraudiignominiaeveesset，——费策妮娅·希斯帕拉应有处理她的财产、减少她的财产、在氏族以外结婚、给自己选定保护人的权利，如同她的<已故的>丈夫曾用遗嘱把这个权利授予她一样；她可以和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结婚，不能认为娶她为妻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耻的事情。 毫无疑问，在这里，一个被释女奴隶费策妮娅获得了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同样无疑的是，丈夫也有权用遗嘱的方式允许妻子在他死后有权在氏族以外结婚。但是在哪一个氏族以外呢？ 如果像蒙森所推测的那样，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她在结婚以后也仍然留在该氏族以内。不过，第一，正是这个关于氏族内婚的断言，尚待证明。第二，如果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男子自然也应当如此，否则他就会找不到妻子。这样一来，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遗嘱把一项他自己也没有并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权利传给他的妻子了；这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是荒谬的。蒙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又推测道： “为了在血族以外结婚，在法律上，大概不仅需要得到掌权者的同意，而且需要得到全体氏族成员的同意。”(第10页注) 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其次，它跟那个决议的明确语意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给予她的；元老院给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给予她的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给予她的乃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绝对权利，以便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受到损害；元老院甚至责成现在的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遭到任何烦恼。这样，蒙森的推测便全然不能成立了。 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而她本人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个决议，她的丈夫就有权允许他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是说，他有权处理他所不属于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用不着多说的。 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上对于这类场合所容许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老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继承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如果一定要造成例外，那么除了把这份财产遗留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试问谁还有资格授权她这样做呢？在他把一部分财产遗留给她，而同时允许她通过结婚或当作结婚的结果而把这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别的氏族的瞬间，这份财产还是属于他的；因而，他实际上只是处置他自己的财产。至于这个妇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的关系，那么，正是他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结婚，使她加入了这个氏族；因此，同样自然的是，也正是他可以授权她通过第二次结婚而退出这个氏族。总之，只要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实行内婚制的奇怪观念，而同摩尔根一起承认它最初是实行外婚制的氏族，那么问题就很简单而不言自明了。 还有最后一种推测，这种推测也有它的拥护者，而且它的拥护者似乎最多。根据这个推测，那个决议只是说： “被释奴婢(libertae)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egenteenubere<在氏族以外结婚>，也不得作出任何由于丧失家庭权利而使被释奴婢脱离氏族团体的行为。”(朗格《罗马的古代》1856年柏林版第1卷第195页，那里谈到我们从李维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话时，引用了胡施克的话88) 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那个决议对于完全自由的罗马妇女的地位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证明；更谈不上她们应在氏族内部结婚的义务了。 Enuptiogentis［在氏族以外结婚］一语，只出现在上面那个决议中，在全部罗马文献中再没有遇见过；enubere——与外人结婚——一语只遇见三次，也是在李维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无关。那种虚幻的、认为罗马妇女只能在本氏族内部结婚的看法，其来源仅仅是那个决议。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那个决议或者只是与被释女奴隶所受的特殊限制有关，那么它对于完全自由的妇女(ingenuae)就什么都没有证明；或者它也适用于完全自由的妇女，那么它倒证明妇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外结婚，而结婚以后便转入夫方的氏族，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 在罗马建城差不多300年后，氏族联系还这样牢固，以致一个名门氏族，即法比氏族，经元老院许可，竟以自己的力量征伐了邻近的维爱城。据说有306个法比人出征，尽为伏兵所杀；唯一剩下的一个男孩，延续了这个氏族。 我们已经说过，10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胞族在这里叫作库里亚，它有着比希腊胞族更重要的社会职能。每一个库里亚都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圣物和祭司；全体祭司构成罗马祭司团之一。10个库里亚构成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像其余的拉丁部落一样，最初大概有一个选举产生的酋长——军事首长兼最高祭司。所有三个部落合在一起，构成罗马人民，即populusromanus。 这样，只有身为氏族成员，并且通过自己的氏族而为库里亚成员和部落成员的人，才能属于罗马人民。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正像尼布尔最先正确地看到的那样，是由300个氏族的酋长组成的89；正因为如此，他们作为氏族的长老被称为patres，即父老，而他们全体则构成元老院(长老议事会，由senex——老者一词而来)。氏族酋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进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种企求就变成实际的权利，这一点在关于罗慕洛赐给第一批元老及其子孙以贵族身分和特权的传说中得到了反映。元老院像雅典议事会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有决定权，在比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新法律方面有权预先讨论。这些新法律，最后由叫作comitiacuriata(库里亚大会)的人民大会通过。来参加大会的人民按库里亚分组，而在每个库里亚内大概又按氏族分组；在通过决议时30个库里亚各有一票表决权。库里亚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一切高级公职人员，包括勒克斯(所谓王)在内，宣战(但由元老院媾和)，并以最高法院资格，在一切事关判处罗马公民死刑的场合，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作最后的决定。最后，与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并列的，还有勒克斯，他完全相当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但决不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90几乎是专制的王。[80]他同样也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他决没有民政方面的权力，换句话说，决没有处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除非这些权力来自军事首长的惩戒权或法庭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袭的；相反地，他大概是由其前任推荐，先由库里亚大会选出，然后在第二次大会上被隆重委任。他也是可以罢免的，高傲的塔克文的命运，便是证明。 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政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下。尽管库里亚和部落可能一部分是人为的组织，但它们都是按照它们所由发生并且从四面包围着它们的那种真正的、自然产生的社会的模型造成的。尽管自然成长的罗马贵族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尽管担任勒克斯的人力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最初的根本性质，而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个最初的根本性质。 这时，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上的人口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居民。所有这些新的国民(关于被保护民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都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populusromanus即本来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人身自由的人，可以占有地产，必须纳税和服兵役。可是他们不能担任任何官职；既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也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有土地的分配。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权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并有武装，于是就成了一种同这时根本禁止增加外人的旧的populus相对抗的可怕力量了。加以土地看来几乎是平均分配于populus和平民之间的，而商业和工业的财富，虽然还不十分发达，可能也主要是在平民手中。 由于全部传说的罗马原始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暗又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史料典籍著作家们的唯理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的尝试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因而，关于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动因，都不可能说出什么确定的意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的原因在于平民和populus之间的斗争。 据说是由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这位勒克斯依照希腊的榜样特别是梭伦的榜样制定的新制度，设立了新的人民大会；能参加或不得参加这个大会的，不分populus和平民，都依是否服兵役而定。凡是应服兵役的男子，都按其财产分为六个阶级。前五个阶级中每个阶级的最低财产额为：一、10万阿司；二、75000阿司；三、5万阿司；四、25000阿司；五、11000阿司；据杜罗·德·拉·马尔计算，这些数目大约相当于14000、10500、7000、3600和1540马克91。第六阶级为无产者，是由那些没有什么财产、不服兵役和不纳税的人构成的。在新的百人团人民大会(comitiacenturiata)上，公民以军队方式按连队来编组，每队100人，称百人团，每个百人团有1票表决权。但是，第一阶级出80个百人团，第二阶级出22个，第三阶级出20个，第四阶级出22个，第五阶级出30个，而第六阶级，为了体面起见，也准出1个。此外，还有从最富裕的公民中征集的骑士所组成的18个百人团；一共有193个百人团；多数票为97票。但骑士和第一阶级合在一起就有98票，即占多数；只要他们意见一致，就可以不征询其余阶级的意见，决议也就有效了。 以前库里亚大会的一切政治权利(除了若干名义上的权利以外)，现在都归这个新的百人团大会了；这样一来，库里亚和构成它们的各氏族，像在雅典一样，就降为纯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团体，并且作为这样的团体还苟延残喘了很久，而库里亚大会不久就完全消失了。为了把三个旧的血族部落也从国家中排除出去，便设立了四个地区部落，每个地区部落居住罗马城的四分之一，并享有一系列的政治权利。 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炸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 只是在那僭取了真正王权的最后一个勒克斯，即高傲的塔克文被驱逐以后，在两个拥有同等职权(像在易洛魁人那里那样)的军事首长(执政官)代替了一个勒克斯以后，这个新制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演变，这里包括，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溶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逐渐吞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打开了门户。 七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92的氏族93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间以比较纯粹或比较模糊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度，或者亚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81]这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氏族的时候，那一位曾经费了莫大气力去误解氏族问题的麦克伦南，就已经证实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克人、切尔克斯人、萨莫耶特人[82]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民族——华拉耳人、马加尔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83]不久以前，马·柯瓦列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萧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其他高加索部落的氏族。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存在，作若干简短的记述。 克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们看到了仍然充满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炸毁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在苏格兰，在上世纪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 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纪94，即至迟于11世纪所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然这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残余；每个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行分配。从它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这种农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1869年作的95)——未必能直接证实这一点。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在11世纪时，克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专偶制所代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之后才不能解除，或者更确切些说，才不能终止。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那时便要分家：由妻子来分，丈夫取他的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规则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须把妻子的嫁妆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中间那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结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新夫的婚床，也要顺从前夫的要求。而如果已经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他们也是夫和妻。在结婚以前，少女的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与此有关的规定，具有非常轻佻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道德完全不符。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他这样做的三种情况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 “对于同一过错，或者要求赎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84]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不受损失的理由，范围非常广：只要丈夫口有臭气就够了。为赎回初夜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赎金(gobrmerch，中世纪的marcheta这个名称、法语的marquette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如果我们补充下面几点：在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操持也要给以赔偿；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观行的婚姻形式就显得严格了，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的民族来说，在11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爱尔兰氏族(即sept［塞普特］；部落称为clainne，即克兰51)不仅由古代法典，而且还由17世纪被派到那里去把克兰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所证实并作过记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存在，首领(英国法学家称之为caputcognationis［宗族长］)便把全部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应该是依照在德国通行的规则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属于所谓rundale［朗得尔］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种村田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被英国征服者所掠夺的先前属于氏族公有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是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Gewanne”［“大块”］，如摩泽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大块中都有一份；沼地和牧场共同使用。就在50年前，有时还重新分配土地，有些时候每年都重新分配。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界图，看去极似摩泽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德地区的一个德意志人农家公社的地界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factions”［“帮”］中。爱尔兰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派，它们是建立在看起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为英国人所完全不理解的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进行心爱的盛大殴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族的人为的复活，是氏族灭亡后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流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继续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30年代，莫纳亨郡的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氏族或克兰。[85] 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1745年起义被镇压而灭亡的。97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个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样一个环节，则是没有疑问的。在瓦尔特·司各脱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说，这种克兰， “就组织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典型，也是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员的突出例证……从他们的结世仇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成员对于酋长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我们都看到了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世系是按照父权制计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内，而妇女的子女则转到他们父亲的克兰里去”[86]。 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有下述事实为证：据贝达说，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87]甚至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中间还以初夜权的形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纪，那时，只要是初夜权没有赎回，克兰的首领或国王，便可以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每个新娘行使这个权利。[88] 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徒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纪，才有可能占据了多瑙河、莱茵河、维斯瓦河和北方诸海之间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正处在大迁徙中，而苏维汇人只是到凯撒时代才稳定地定居下来。凯撒谈到苏维汇人时明确地说过：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gentibuscogna－tionibusque)分开居住的98；而在gensJulia［尤利氏族］的一个罗马人的口中，gentibus这个名词有着不容误解的确定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人；甚至在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他们似乎还按氏族[89]定居。从《阿勒曼尼亚法典》99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们是按血族(genealogiae)分开居住的。这里使用的genealogia一词，与后来的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不久以前，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见解，说这些ge－nealogiae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100所以关于fara也可以这样说，这个词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里——自然也在哥特部落和赫米奥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里——的含义和《阿勒曼尼法典》上的genealogia一词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大体一致。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古代语言研究文献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古高地德意志语的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称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哥特语的qvino，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kona，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看到fǎra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fisan，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faran，意即乘车[90]、迁徙，用来表示当然只由亲属构成的迁徒队伍的一个固定的分队。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s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b，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sippia，sippa，都是亲属[91]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仅有复数的sifjar即亲属一词；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101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 “这群人中的男子，谁是你的父亲……或你是哪一血族的？” 要是德意志语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称，那么这恐怕就是哥特语的kuni了；这不仅因为它和亲属语中相应的说法一致，而且因为最初表示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的kuning(［王］)一词就是从kuni这个字演变来的。sibja(亲属)这个词似乎无须加以考虑；至少，sifjar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不仅表示血缘亲属，而且也表示姻亲亲属，即包括至少两个氏族的成员；因此，sif这个词本身不可能是表示氏族的用语。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骑兵队和楔形步兵纵队的战斗队形，也是按氏族的组织来编的；如果塔西佗说的是按家庭和亲属关系[92]，那么这种不明确的用语的来由是，在塔西佗时代氏族在罗马早已不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了。 有决定意义的是塔西佗的这一段话，那里说：母亲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作自己的儿子；有些人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所以当要求人质的时候，那个将受到约束的人的姊妹的儿子被认为是比他自己的儿子还要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照母权制组织起来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的活生生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被当作德意志人特有的一种东西。[93]某一个这样的氏族，其成员假如把自己的儿子当作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么这位父亲就责任自负。但是假如成为牺牲品的是姊妹的儿子，那么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男孩子或少年的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罪责；这个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使我们在德意志人那里没有发现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迹，那么有上面这一段话也就够了。[94] 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关于诸神的晚景和世界的毁灭的(《女预言者的预言》)103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此后又过了大约800年。在这个《女预言者的预言》中，——如现在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104，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 “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 姊妹的儿女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了。” Systrungr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的罪还要大。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systrungar一词；要是不用这个词，而用(兄弟姊妹的子女)或syskinasynir(兄弟姊妹的儿子们)，那么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对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 此外，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95]德意志人中间，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父亲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实，是和刚刚所说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同时也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制在当时还是多么新近。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见到母权制的遗迹。那时，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农奴中间，似乎仍然不大信赖父系血统；所以，当封建领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奴的时候，例如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凯泽斯劳滕，就要求有六个最近的血缘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身分(毛勒《城市制度》第1卷第381页[96])。 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缔结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沦为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激励他们的战斗士气；他们认为妇女体现着某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听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珀河畔布鲁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妲，就曾经是推动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中，齐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部统治。105在家里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动，看来仍须由众成年男子来承担。 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专偶制的对偶制。这还不是严格的专偶制，因为还允许显要人物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操，一般说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克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也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的不可破坏。他举出只有妻子通奸，才是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漏洞，而且过分明显地用来给放荡的罗马人作美德的镜子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的美德骑士，那么，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恪守道德准则的最后痕迹消失得比德语还要快得多。只消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点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硬给德意志人加上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整个民族中都没有盛行过的节欲行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得多。 从氏族制度中产生了把父亲或亲属的仇敌关系像友谊关系一样继承下来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为杀人或伤人赎罪的赔偿金。这种赔偿金在上一代还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经证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这种赔偿金，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关于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第21章)，与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几乎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经最终分配了耕地以及与此有关的那几段文字应如何解释，像这种热烈而无休止的争论，如今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自从证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据凯撒证明[97]，在苏维汇人当中就是如此，——继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以来；自从确定耕地的这种定期重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必再费一词了。如果从凯撒到塔西佗的150年间，德意志人从凯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维汇人的共同耕作(他说，他们完全没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个体耕作，那么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而且没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那个阶段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读到他说得很简洁的话：他们每年更换(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地。[98]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个耕作和土地占有阶段。[99]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作更改。在此期间，问题已转到另外一个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经证明(见前引书，第44页[100])，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是流行很广。在这以后，问题已经不再像毛勒和瓦茨争论的那样——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而是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无疑问，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但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人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出来。 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作为共同的马尔克来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个地带，而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抛荒。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是很多的，因之，任何争夺地产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过多，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后正在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种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水域则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看来已经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较之迄今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推测，能更好地诠释典籍，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CodexLaureshamensis106，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家庭公社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但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森林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显要人物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101](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克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钱币很少使用，数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钱币。他们不制造金银饰品，也不重视这些。铁是很少见的，看来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差不多全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冶炼。鲁恩文字(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文字)仅仅用作暗语文字，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方便，因而其独立的金属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无疑发展起了这样的工业。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武器——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和2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一起——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即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向文明的罗马帝国迁徙，使这种土生土长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亚速海沿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个作坊，因而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到处都有氏族酋长(principes)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这种人民大会，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上，至少在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氏族才有，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酋长(principes)和军事头领(duces)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举出来的；向父权制的过渡，例如在希腊和罗马，促进了选举制逐渐变为世袭制，从而促进了每个氏族形成一个贵族家庭。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或在它以后不久便衰落了。军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不问世系如何。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发挥作用；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大会由王或部落酋长主持；决定由人民来做：怨声表示反对，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民族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酋长为主席的全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酋长可能只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拘何时何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经有了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被释奴隶一般处于低微地位，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这样一些宠儿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现在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奴隶，起初在宫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忠诚，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例如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马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曾发展出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酋长议事会和已在图谋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典型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八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莱茵河左岸的乌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共为18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10万人[102]，这已经大大超过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2万人，但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较确切的民族试着划分一下，那么每一个这样的民族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1万平方公里，或182平方地理里。但是，罗马人的GermaniaMagna［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瓦河为止，占有依整数计共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10万人，那么整个大日耳曼尼亚的人口总数，应达500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就今日的情况来说——1平方公里10人，或1平方地理里550人——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统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等等，——它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大系统[103]，而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做过雇佣兵的德意志人，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100万人，那么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600万了。 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铸币来判断，是属于3世纪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300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大系统(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奥南人)，沿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谓法兰克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则是印格伏南人的事情。到5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在这一文明的棺木旁边了。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的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出炉的罗马公民身分并没有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欠缺的表现。新民族［neueNationen］的要素是到处都具备的；各行省的拉丁方言差别越来越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neue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自己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消灭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 社会状况同样也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统治的目的已经放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事业；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做到了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部分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场，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一部分为了满足主人的奢侈生活，一部分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主人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经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1/6，或者仅仅1/9，他们与其说是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是交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能和自由民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看作完全有效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作简单的同居(contubernium)。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富人的家庭奴隶和供他们显示豪华的奴隶，在社会上还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分，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结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释奴隶的人数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的人数，破产的自由民(类似美国从前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典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同流合污达数世纪之久，以后也从来没有阻止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止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买卖奴隶，也没有阻止过后世买卖黑奴。[104]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他们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侵害，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护；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4世纪的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也就是神圣的教会所心领神会的，并且在9和10世纪竭力仿效以扩张神的国家即教会地产的诡计。诚然，在那个时候，即公元475年左右，马赛的主教萨尔维安还对这种掠夺表示愤慨，并且说，罗马官吏和大地主的压迫已经如此严重，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罗马统治之下。[105]关于那时父母常常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的事情，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2/3在自己人当中分配。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仍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归全体人民占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占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成了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场始终没有分配而留作共同使用；这种使用，以及被分配下去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越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越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越是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它起源于各成员的亲属关系的痕迹往往还是很显著的。可见，至少在保存着马尔克公社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氏族制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制度，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纽带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么，这是血缘纽带的各种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内由于征服而同样发生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普遍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组织管理起来。但是，它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都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种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非常迅速。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 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大的林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赠送或赏赐给他的扈从队。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军事扈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扈从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补入了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开的人，而且还由于也补入了奴隶、农奴和被释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宫廷，他就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儿。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赠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邑108的形式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去世时为止。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 不仅如此，由于王国幅员广阔，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的手段来管理了；氏族酋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也已经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越来越变成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新贵的会议。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即法兰克人的主体，正如以前共和制末期的罗马农民一样，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贫困衰败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该地的核心的农民，到9世纪之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召募的自由农民的卫国军，现在已经由新贵的仆从所组成的军队代替。在这些仆从中，还有一些依附农民，他们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主人，而更早一点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的后裔。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相应的贵人跋扈(在这种贵人之中还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图把自己的职位变成世袭的郡守109)，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查理大帝死后50年，法兰克王国便毫无反抗地匍匐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400年前罗马帝国匍匐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 不仅对外软弱无能，而且内部的社会秩序(不如说是社会无秩序)，差不多也是一样。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他们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去乞求新贵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经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变化的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也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过不了几代，他们大多数已经都是农奴了。自由的农民等级灭亡得多么迅速，这从伊尔米农所编的圣日尔曼－德－普雷修道院(当时在巴黎附近，现在巴黎市内)的地产登记册110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个修道院的地产散布四周，面积极为广大，还在查理大帝在世的时候，就住有2788户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兰克人。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黎特，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保护人让农民把自己那块土地交归他所有，然后仅仅是再将这块土地交回农民终身使用，这个曾被萨尔维安宣布为背神行为的习俗，如今到处被教会施加在农民身上了。现在日益盛行的徭役，其原型既是罗马的安加利111，即为国家所服的强制劳役，又是德意志马尔克公社成员为修桥、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的工役。这样一来，居民的主体在过了400年以后好像完全又回到起初的状况去了。 然而，这不过证明两点：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化和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400年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居民阶级。在罗马帝国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的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把它恢复起来。这是由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决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大庄园经济或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规模经营嫁接在这种社会上面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帝用著名皇室田庄所作的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庞大实验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是对修道院说来才获益甚丰；但是修道院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正常的社会团体；它们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绩，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不永远是一个例外。 但在这400年间，毕竟是继续前进了。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末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却已经不同了。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破产的、贫穷的、轻视劳动为奴隶贱事的自由民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奄奄一息的罗马世界的“无益的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9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文明的沉沦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前辈来说曾经是古典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则是新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400年看起来多么没有成果，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mod－，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行的分化和改组。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解体过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112)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106]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无恙地经受了不到200年后的十字军远征的大流血。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神秘的魔法，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族系，并且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自由意识，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是罗马人所丧失的一切品质，而仅仅这些品质就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新的国家，培养出新的民族——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他们的氏族制度的果实，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德意志人改革了专偶制的古代形式，缓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给了妇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那么，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们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的最严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即一个抵抗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无论在古典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这样现成，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果不是他们的纯粹野蛮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使之成为唯一的形式，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强调指出的11：，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fournitauxcultivateursdesmoyensd’affranchissementcollectifetProgressif[107])，因此之故，这种形式大大胜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形成了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典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徒之前已经达到并努力开拓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 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现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所以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 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氏族制度已经完全形成。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两个[108]；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是在个别情况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状态完全适应的。它无非是这种社会状态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从没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较稠密，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109]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所以，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 但是，人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雌水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还有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又有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都发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无可置疑的遗迹；在这种作坊中发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大概是靠全体和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仍然是一种例外的事件。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酋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110]的时候，个人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起货币作用了。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 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在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111]交给个人使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没有更多的权利。 在这一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件。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金和银已开始用于首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已比铜和青铜高。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首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交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享用，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却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随着男子在家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认，并且永久化了。但是这样一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抗了。 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还软。所以，石制武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仅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101中，而且在1066年的黑斯廷斯会战中114都还使用石斧。但是，进步现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间断地、更加迅速地进行着。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不作加工按重量交换罢了。 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过渡平行地发生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狄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继续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115，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经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畜群具有相当规模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存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进一步又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于是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而自己因此就成为一个居民的最有用的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不过，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年轻的商人阶级还丝毫没有预感到它未来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个阶级正在形成并且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而这就够了。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有了它呢？商人。对货币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他尽心竭力地叫人们知道，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他在实践上证明，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身面前，其他一切财富形式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以后货币的权力再也没有像在它的这个青年时代那样，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横暴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人投在高利贷债权人的脚下，——这两种立法都是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都只有经济上的强制。 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这时还出现了表现为地产的财富。各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他们最近首先力求实现的，正是要摆脱氏族公社索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他们已成为桎梏了。这种桎梏他们是摆脱了，但是不久他们也失去了新的土地所有权。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不折不扣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但是，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纽带。这意味着什么，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作了说明。土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权刚一确立，抵押就被发明出来了(见关于雅典的一章)。像淫游和卖淫紧紧跟着专偶制而来一样，如今抵押也紧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而来了。你们曾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那么好了，现在你们得到它了——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乔治·唐丹![112]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只要从一开始就恰巧不是旧的部落显贵，便把部落显贵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民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113]，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对着没有它的参与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在一起，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公民中间居住着。直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共同事务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勉强能够安排。除了氏族团体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还千方百计在破坏它。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城市的对立于乡村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构；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构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同时，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外氏族公社的居民，他们在国内已经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像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被逐渐接纳到血缘亲属的血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种封闭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抗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前面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贵族制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融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的，氏族制度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从而社会的经济基础依然如故，所以，氏族制度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血族和城市望族的血族中，甚至在农民的血族中，例如在迪特马申[114]，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117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9万雅典公民，对于365000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屡见不鲜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国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破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那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也是这样。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越增长，股份公司越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越容易实现。除了美国以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甚至一本正经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成绩。不过，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国以外，新的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很难说普选制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 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插进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作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认识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相当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115]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116]；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117]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 写于1884年3月底－5月26日 1884年以单行本形式在苏黎世出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第32—203页 注释： [1]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77年版。该书在美国刊印，在伦敦极难买到。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 [2]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28－571页。——编者注 [3]爱·奥·弗里曼《比较政治》1873年伦敦版。——编者注 [4]约·狄茨。——编者注 [5]在《新时代》3刊载的文本里，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这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经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出版界来说仍然是非常罕见的”。——编者注 [6]爱·伯·泰勒《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年伦敦版。——编者注 [7]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8]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编者注 [9]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年伦敦版。——编者注 [10]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顿版。——编者注 [11]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82年伦敦版。——编者注 [12]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编者注 [13]约·弗·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76年伦敦版第333页。——编者注 [14]我于1888年9月从纽约返欧途中，遇到一位罗切斯特选区的前国会议员，他认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分住在罗切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兄弟是个上校，曾在华盛顿国防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介绍，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加以关注，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期间，也曾多次帮过摩尔根的忙。 [15]在1884年版中不是“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而是“凯撒时代的德意志人(或者是我们更爱说的，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编者注 [16]以下直到“血缘家庭……”(本卷第33页)那一段以前的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增补的。1884年版中是：“这种原始状态的发现，是巴霍芬的第一个伟大功绩。从这种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以下几种家庭形式。”——编者注 [17]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18]巴霍芬把这种原始状态叫作淫游婚，从而表明，他是多么不了解他所发现的，或者正确些说，他所猜到的东西。希腊人使用淫游婚这个名词，是表示未婚男子或过个体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的女子的性关系；这种淫游婚，总是以一定的婚姻形式的存在为前提，在这个婚姻形式之外发生这种性关系；并且包含着至少是一种可能性的卖淫。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过，我和摩尔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巴霍芬的极端重要的发现，到处都被他的幻想——即认为历史上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起源于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而不是起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弄得神秘化了，令人难以置信。 [19]沙·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年巴黎版第41页。——编者注 [20]爱·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1891年伦敦－纽约版第70－71页。——编者注 [21]恩格斯在1884年版上加了一个注：“马克思在1882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14中，以最强烈的措辞，批评瓦格纳的《尼贝龙根》歌词中比比皆是的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曲解。歌词中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15瓦格纳的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现代方式，用一些血亲婚配的事情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补加的注文：“瓦格纳的一位法国友人和崇拜者，不同意这个注，说在瓦格纳所根据的《老艾达》中，在《厄革斯德列克》中，洛基就曾指责弗莱雅说：‘在诸神面前，你拥抱自己的哥哥。’可见，兄弟姊妹婚姻在那时候已经被唾弃。不过，《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对古代神话的信仰已经完全丧失的那一时代的表现；这是纯粹琉善式的对神的讽刺。要是作为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洛基在这里对弗莱雅作了这样的指责，那么这倒是反驳了瓦格纳。而且，在后边数行诗中，洛基对尼奥德尔说：‘你同你的妹妹生了一个(这样的)儿子’16。尼奥德尔本不是亚萨神，而是瓦那神，所以他在《英格林加传说》中说，兄弟姊妹婚姻，在瓦那国是很普通的，但在亚萨神中间并不如此。17这大概是表明，瓦那神是比亚萨神更古的神。无论如何，尼奥德尔是作为同亚萨神一样的神生活在亚萨神中间的，因此，《厄革斯德列克》勿宁说是证明，在挪威的关于诸神的传说产生的时代，至少诸神之间的兄弟姊妹婚姻尚未引起任何憎恶。要是想为瓦格纳辩护，引用《艾达》倒不如引用歌德，歌德在关于神和舞妓的叙事诗中，说到妇女在寺院献身的宗教义务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过于把这种风俗习惯比作现代的卖淫了”。——编者注 [22]“大概”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23]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25页。——编者注 [24]“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25]巴霍芬认为是他发现的不加区别的性关系，即他所谓的“污泥生殖”(Sumpfzeugung)的遗迹，这些遗迹是来自群婚制，现在关于这一点再不容怀疑了。“如果巴霍芬认为这种普那路亚婚姻是‘非法的’，那么，那一时代的人也许要认为今日从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之间结婚，近的和远的，大多数都是血亲婚配，正如亲兄弟和亲姊妹之间结婚一样。”(马克思语)18 [26]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27]在1884年版中不是“这种群婚形式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而是“这种家庭形式”。——编者注 [28]在1884年版中不是“而只有比较粗陋的群婚形式”，而是“他们的组织具有十分个别的性质，我们就不要管它了”。——编者注 [29]以下直到“对偶制家庭”(本卷第43页)那一段以前的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30]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顿版。——编者注 [31]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32]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33]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34]“使人很难设想……”这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35]以下直到“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本卷第50页)以前，在1884年版中是如下一句话：“旧大陆的这一类遗迹是众所周知的，例如，腓尼基姑娘在阿斯塔尔塔节在寺庙中献身的风俗；甚至中世纪的初夜权，也是大概由克尔特氏族(克兰)传下来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尽管德国的新浪漫派竭力掩饰这个事实，初夜权却极其确凿地存在过。”——编者注 [36]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37]在1884年版中不是“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交换价值”，而是“以前众多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价值”。——编者注 [38]在1884年版中不是“家庭所有”，而是“私人所有”。——编者注 [39]“家庭”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40]在“(马克思语)”以后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41]以下直到“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本卷第57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42]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43]最后一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44]1804年拿破仑统治时期通过的民法典第230条。——编者注 [45]在1884年版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处于半囚禁的隔绝状态，以便保证子女确实出自父亲”。自此以下直到“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本卷第62页)以前的几大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以代替1884年版中的如下一段话：“相反，男人却以被俘的女奴隶、他的战时共享帐篷的女伴来寻欢作乐。古典时期的情况未必更好。从贝克尔《查里克利斯》一书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查阅到希腊人如何对待妇女的情形。她们虽说不是被幽禁，但也是与世隔绝的，她们成了自己丈夫最高等的婢女，只能同主要是其他的婢女来往。姑娘们则干脆被幽禁起来；妇女们只有由女奴作伴才能离家外出。如有男子来访，妇女就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去”。——编者注 [46]荷马《奥德赛》第1首歌。——编者注 [47]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亚加米农》。——编者注 [48]阿里斯托芬《费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编者注 [49]欧里庇得斯《奥列斯特》。——编者注 [50]在1884年版中这句话是：“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社会条件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编者注 [51]最后一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52]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504页。——编者注 [53]以下直到“淫游制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54]这句话和前一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55]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8－19章。——编者注 [56]后半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57]在1884年版中是：“德国的和瑞典的”。——编者注 [58]以下直到“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59]以下直到“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本卷第81页)以前的文字，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60]《尼贝龙根之歌》第10首歌。——编者注 [61]见本选集第1卷第272－277页。——编者注 [62]“droitdel′homme”既有“人的权利”的意思，也有“男子的权利”的意思。——编者注 [63]“一时”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64]指1519－1521年西班牙侵略者征服墨西哥的时期。——编者注 [65]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编者注 [66]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编者注 [67]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68]“严格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69]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不是格罗特，而是格罗特经常引用其著作的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学者坡吕克斯。——编者注 [70]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接着还有一句为恩格斯所省略的话：“奥德赛用来称呼亚加米农的‘科伊腊诺斯’这个词和‘巴赛勒斯’这个词一样，也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编者注 [71]就像希腊的巴赛勒斯一样，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长也被误解为近代的王公。摩尔根最先对于西班牙人的起初是出于误会和夸张，后来简直是说谎的报告作了历史的考证，并证明，墨西哥人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但他们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社会制度在根据被曲解了的报告来推论的范围内说，相当于以下的情形：这是一个包括三个部落的联盟，它征服了其他几个部落并使之纳贡；它由联盟议事会和联盟军事首长来管理，西班牙人就是把这个联盟军事首长变成了“皇帝”。 [72]在1884年版中这句话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因为其余两个阶级并未获得任何特殊的权利”。——编者注 [73]来源于古希腊文的“菲拉”(部落)一词。——编者注 [74]法文“police”(警察)的形容词“policé”意为“文明的”。——编者注 [75]方言，意即宪兵。——编者注 [76]“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专用的坟地”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77]在1884年版中不是“未必是”，而是“并不必定是”。——编者注 [78]从本段开始到“在罗马建城差不多300年后”(本卷第125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79]梯·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编者注 [80]拉丁语的rex［勒克斯］，相当于克尔特一爱尔兰语的righ(部落长)和哥特语的reiks［勒克斯］。哥特语的这个词，像德语的本义(与英语的first，丹麦语的相同，意即“第一”)一样，也是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的意思，这从哥特人在4世纪时对于后世的王即全体人民的军事首长已有特别名称即thiudans［狄乌丹斯］一事中已可以看出来。在乌尔菲拉所翻译的圣经中，阿尔塔薛西斯和希律从来不叫作reiks［勒克斯］，而是叫作thiudans［狄乌丹斯］，提比利乌斯皇帝的国家从来不叫做reiki，而叫作thiudinassus。在哥特的thi－udans(这个词我们不大确切地译为“王”)的名字Thiudareiks即德语的Theodorich［狄奥多里希］亦称Dietrich［迪特里希］中，两个名称合而为一了。 [81]以下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82]涅涅茨人的旧称。——编者注 [83]约·弗·麦克伦南《原始婚姻》1865年爱丁堡版。——编者注 [84]《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卷第93页。——编者注 [85]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在爱尔兰度过的那几天中96，我重新鲜明地意识到那里的乡村居民还是多么厉害地生活在氏族时代的观念中。土地所有者在他的佃户农民的眼中还俨然是一种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首领；农民以租金的形式向他纳贡，但认为在困难时也应得到他的帮助。同样，一切比较富裕的人，也被认为当自己的比较贫苦的邻居有急需时，有责任接济他们，这种帮助并不是施舍，而是比较富有的克兰成员或克兰首领理所当然地应给予比较贫苦的克兰成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抱怨无法使爱尔兰农民接受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财产概念，绝不能灌输到爱尔兰人头脑中去。当具有这种素朴氏族观念的爱尔兰人突然流落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城市，置身于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全然不同的居民中时，他们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会多么容易迷惑惶乱，失去一切依托并且往往大批地道德沦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编者注 [86]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357－358页。编者注 [87]贝达《盎格鲁教会史》第1册第1章。——编者注 [88]在1884年版中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还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这种权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经常可以见到——在俄国人当中也流行过；到10世纪时被奥丽珈女大公废除。”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略去。第二段话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尼韦奈和弗朗什孔泰，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还存在着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的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相似的由农奴家庭组成的共产制家户，这也是从前氏族组织的残余。这种共产制家户还没有完全消亡，例如在鲁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造型别致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大厅，四周是卧室，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修改后补入第二章(见本卷第56－57页)。——编者注 [89]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本卷第136页)以前的段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增补的；在1884年版中原是如下一段话：“……还按氏族居住。在公元8世纪的《阿勒曼尼法典》中genealogia一词完全与马尔克公社一词同义。这样我们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并且恰恰又是苏维汇人，在这里是按血族即gentes分居的，每个氏族都分有确定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的氏族称为fara，而《勃艮第法典》中所使用的氏族成员(faramanni)一词，同时也指勃艮第人，这是针对着罗马居民说的，后者自然不包括在勃艮第氏族内。因而在勃艮第人那里，土地的分配也是按照氏族进行的。日耳曼法学家们一百年来为之绞尽脑汁的faramanni问题，这样就可解决。在德意志人中并不是到处都把氏族称为fara，尽管我们在一个哥特系的民族和另一个赫米奥南(高地德意志)系的民族那里可以发现这个名称。在德语中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字根是很多的，这些字根同样使用在我们可以推断是和氏族有关的词语中。”——编者注 [90]德语是fahren。——编者注 [91]德语是Sippe。——编者注 [92]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编者注 [93]起源于母权制时代并在许多民族中间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只是在英雄时代的神话中希腊人才具有。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34章)说，梅里格尔杀死了铁斯特士的儿子们，也就是自己母亲阿耳泰娅的兄弟们。阿耳泰娅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罪行，她诅咒凶手——她自己的儿子，并祈求他死。“据说，诸神听从了她的愿望，结束了梅里格尔的生命。”又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44章)说，海格立斯率领下的亚尔古船英雄在色雷斯登陆，他们在那里发现，菲尼士受他新妻子的教唆，残酷虐待被他遗弃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奥帕特腊所生的两个儿子。但在亚尔古船英雄中间，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奥帕特腊的兄弟们，也就是被虐待者的母亲的兄弟们。他们立刻保护他们的两个外甥，释放他们并杀死看守者。102 [94]以下直到本页“此外，在塔西佗时代”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95]“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96]毛勒《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年埃朗根版。——编者注 [97]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编者注 [98]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6章。——编者注 [99]以下直到“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本卷第142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00]见本卷第55－57页。——编者注 [101]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集)第18卷第17章。——编者注 [102]这里所推测的数字，在狄奥多鲁斯关于高卢的克尔特人的一段文字中可以得到证实。他说：“在高卢住着人口不等的许多民族，其中最大者，人口约为20万人，最小者约为5万人。”(DiodorusSiculus，V，25.)因而，平均起来是125000人；由于各个高卢民族发展程度较高，应该把他们的人口设想得比德意志人多一些。 [103]普林尼《博物志》第4卷第14章。——编者注 [104]据克雷莫纳的主教利乌特普朗德说，10世纪在凡尔登，也就是说，在神圣德意志帝国，制造阉人成了一个主要的行业，因为把这些阉人输入西班牙，供摩尔人的后宫使用，可获厚利。107 [105]萨尔维安《论神的统治》第5册第8章。——编者注 [106]以下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07]给土地耕种者提供了一个获得集体和逐渐解放的手段。——编者注 [108]“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09]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夏洛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人部落中，还有700人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的家户经济。在努特卡人那里，整个部落都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生活。 [110]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111]“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12]莫里哀《乔治·唐丹》第1幕第9场。——编者注 [113]雅典奴隶的人数见前第117页。在科林斯城全盛时代，奴隶的人数达46万人，在埃吉纳达47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隶的人数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 [114]对于氏族的本质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个历史编纂学家是尼布尔，这应归功于他熟悉迪特马申116的血族。但是他的错误也是直接由此而来的。 [115]在1884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116]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118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时代”，遗嘱制确切些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代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出罗马的法的规定，从而得出了上述的完全非历史的论断。这在该书中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结论，认为在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学家，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 [117]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在我只想说明，傅立叶已经把专偶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作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lesfamillesincohérentes)是一种经济单位。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883年3月17日） 附录：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1883年3月17日）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229]，《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载于1883年3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弗·恩格斯 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 （1883年3月17日） 就在15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聚集在这座坟墓周围，当时，这里将是一位高贵的崇高的妇女最后安息的地方。今天，我们又要掘开这座坟墓，把她丈夫的遗体放在里面。 卡尔·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规律，几乎只要略加说明就能保证它得到承认。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造成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及其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巨大阶级划分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这个社会形成和成长起来，暂时大致还没有衰亡下去；由于这一规律，这个社会最终必将像所有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一样灭亡。看到这些成果，特别沉痛地感到，正当他的工作高度展开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他，不管他做了多么多的工作，他还留下了更多没有完成的工作。 尽管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没有完全陷进科学。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 因为，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革命者。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爱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积极的战士。他这部分活动的最杰出的成就是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他从1864年到1872年一直被公认为该协会的领袖。从表面迹象来看，这个协会已不再存在；但是欧美一切文明国家工人同盟的兄弟联系永久地确立了，并且没有任何表面的形式上的同盟联系，它也会一直继续存在下去。 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但是他对诬蔑几乎并不在意。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忍受诬蔑，这个人就是他，在他死的时候，他可以骄傲地看到，在西伯利亚矿井、在欧洲和美洲的工厂里，他有千百万追随者；他看到，他的经济理论已被全世界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无可争辩的基础，他还有许多敌人，但是个人的敌人恐怕连一个也没有［注：在“正义报”（1883年3月20日）上，这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讲话”的法译文，末尾还有下面一段话：“马克思在私生活方面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现在我无法来说明，也用不着说明，因为你们所有到这里来向他最后告别的人，都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永别了，马克思！你的事业和你的英名将永垂不朽。”——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17日 载于1883年3月20日“正义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正义报”校对过 注释： [229]“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的报纸，该报于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开始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375页。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882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 4月13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曾经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被人遗忘，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们，其中也有勒南，剽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默然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们简单谈谈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和鲍威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2]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批判新约[3]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肯定了一般现象，却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而好大喜功的君士坦丁竟认为接受这种妄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关系[4]，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从1849年起竭力反对这样做。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5]，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当做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那就可以说明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成问题，这样，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是：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的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凯撒和自己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扬，他凯撒·奥古斯都圣者（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6]！ 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最后一块石头：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最后一块石头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葛—斐洛学说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根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最后一块石头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葛派砌上的。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而烦琐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流传。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而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及半犹太人的混合和交往中唯理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注：艾瓦德已经证明[7]，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标点的手稿中，在雅赫维（Jahweh）这个名字的不发音的辅音底下，写上了代替它发音的阿特乃（Adonai）一字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读成耶和华（Jehovah）。可见，这个字不是某位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语法错误，因为这在希伯来语中简直是不可能的。］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唯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修改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并且一经创立，能够博取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信奉。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初期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8]，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相反地，幻觉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行传已经写成。这里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葛派哲学，即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行传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在同逐渐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教基督徒和多神教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 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末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烦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因为它们和罗马法制不相符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民族达一、二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民族中间，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被征服后的战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京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见佩特罗尼乌斯[9]）、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没有财产的自由人，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特别从提比利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它很像后来的德国雇佣兵，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人，在罗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他们也许还同公社所有制有联系），或者如在高卢则是大地主的债务奴仆。这一阶级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注：按照法耳梅赖耶尔[10]的研究，直到九世纪，迈纳（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宙斯供奉牺牲。］。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自由，而斯巴达克的失败，也证明他们不可能解放自己，可是其中大部分原是自由人或自由人的后裔。所以在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当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很多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加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葛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叩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非常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他们那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末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马，只损害了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主义（我简直想说伏尔泰主义）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也做到了，其办法是罗马帝国的奴役，是用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来代替以自由而自豪的战士。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下流肉体上的享乐中寻求解脱——至少那些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人是如此，可是这只是极少数人。除此以外，就只好俯首贴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葛学派，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是哲学，而哲学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籍。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正如当时甚至直到十七世纪能够获得群众的所有事物一样。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放任的，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及其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分。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Meaculpa〔罪在我〕。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赎罪这一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末，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出人类罪孽的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基督教就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多神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恩格斯写于1882年4月下半月 载于1882年5月4日和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0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注释： [1]恩格斯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是1882年4月下半月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布·鲍威尔的逝世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鲍威尔关于新约全书和基督教的著作，当时不仅有助于摧毁正统教义的基础，而且有助于摧毁自由主义的新教的杜宾根学派的结论。所以尽管这些著作的作者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肯定了这些著作。恩格斯在本文中提出的思想，在他以后的著作“启示录”（1883）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327页。 [2]恩格斯在这里把“雅利安人”一词，用为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名称。这一用语是根据十九世纪中叶流行的对这些民族过去在种族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持有的不正确的看法提出的，现在已经陈旧了。在现代资产阶级著作中，“雅利安人”一词是指印欧语系伊朗和印度分支的各民族而言。——第327页。 [3]对于新约的批评见布·鲍威尔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1840年不来梅版（《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sJohannes》．Bremen，1840）、“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Ｂｄ．Ⅰ—Ⅱ，Ｌｅｉｐｚｉｇ，1841）及该书第三卷“复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1842年不伦瑞克版（《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unddesJohannes》．Braunsch-weig，1842）。——第327页。 [4]克·哥·维耳克“第一个福音书编述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注释批判研究”1838年德勒斯顿和莱比锡版（Ch．G．Wilke．《DerUrevangelistoderexegetischkritischeUntersuchungüberdas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βderdreierstenEvangelien》．DresdenundLeipzig，1838）。——第328页。 [5]大·施特劳斯在下列著作中表述了他的理论：“经过批判整理的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asLebenJesu，kritischbearbeitet》．Bd．Ⅰ-Ⅱ，Tübingen，1835—1836）。——第328页。 [6]恩格斯指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见文集“罗曼采罗”），这是一个年轻的浪荡鬼，是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里扮演阿波罗的歌手。——第329页。 [7]格·艾瓦德“基督以前的以色列民族史”1852年哥丁根第2版第4卷第222—224页（H．Ewald．《GeschichtedesVolkesIsraelbisChristus》．2．Ausg．，Bd．4，Göttingen，1852，S．222—224）。——第330页。 [8]指圣经之一“约翰启示录”。——第330页。 [9]指佩特罗尼乌斯的“蔬蒂里孔”。这部著作描写一个发了财的被释放的奴隶特里马希昂所举行的宴会。——第331页。 [10]雅·菲·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施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册第227页（J．Ph．Fallmerayer．《GeschichtederHalbinselMoreawährenddesMittelalters》．Th．Ⅰ，Stuttg-artundTübingen，1830，S．227）。——第332页。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881年8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 （1881年8月初） 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bourgeoisie【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有过改变，农奴代替了奴隶，后来本身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自由。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可见，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定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那么现在，这三个阶级各自的存在的必要性如何呢？ 土地贵族在英格兰至少在经济上是无用的，而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由于其本身的灭绝居民的倾向，它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祸害了。把人民驱往大洋彼岸或让他们饿死，以羊或鹿来代替他们，这就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地主们可以自夸的全部功德。只要美国蔬菜和肉类的竞争稍微再加强一些，英格兰的土地贵族也会这样做，至少那些能够这样做的人，即在城市里有大地产作为后盾的人将这样做。至于其余的人，美国食品的竞争将会很快地替我们清除掉。这样清除掉很好，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不管在上院或下院，都纯粹是国家的祸害。 但是，资本家中等阶级，这个建立了不列颠殖民帝国、树立了不列颠自由的开明自由主义阶级怎样呢？这个实行了1831年议会改革[2]、废除了谷物法并且减低了一种又一种捐税的阶级怎样呢？这个创建了而且仍然指挥着英国的大工厂、大商船队和日益扩大的铁路网的阶级怎样呢？肯定无疑，这个阶级至少同它指挥并领导着不断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样必要的。 资本主义中等阶级的确是履行了如下的经济职能：创立现代蒸汽工业和蒸汽交通的体系，打破一切延缓或妨碍这个体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没有疑问，只要资本家中等阶级还执行着这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但是，现在它还是那样吗？它还在继续履行它作为造福于全社会的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和扩大者的重要职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先看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电报是在政府手里。铁路和大部分远洋轮船的所有者都不是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是股份公司，公司的业务则是由领工资的雇员，由实际上处于工资较高的高级工人地位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愈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愈少，则对企业就愈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虚应故事的监督，事实上，是留给企业所有者的唯一职能。由此，我们看到，这些大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兑换成现款而已。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的职员，可资本家还是以股息的形式继续把这些社会职能的报酬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已经不执行这些职能了。 倒是还有一个职能留给由于上述大企业的规模太大而被迫从业务管理中「引退」的资本家。这个职能就是拿着他们的股票到交易所去投机。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那些「引退了的」或者实际上被取代了的资本家们，便到这个财神庙里赌个痛快。他们到那里是存心去捞钱，却伪装说去挣钱。而且他们还要说，一切财产的来源都是劳动和俭省。说劳动和俭省是财产的来源也许还可以，但决不能说是财产的结果。强行封闭小赌场，而在同时，我们资本家社会却不能没有一个输赢以几百万、几百万计的巨大赌场作为它的真正中心，这是何等的虚伪啊！在这里，这种「引退了的」握有股票的资本家的存在，确实不仅变得多余，而且成了一个十足的祸害。 铁路和轮船运输业中的真实情况，也日益成为一切大工商企业中愈来愈真实的情况了。「开公司」——把大的私人企业改成有限公司——是近十多年来的流行现象。从伦敦城的曼彻斯特大货栈起，到威尔士和北英格兰的铁工厂和煤矿以及兰开夏郡的工厂，全都已经或正在变成公司。在奥尔德姆全城，差不多已经没有一个棉纺织厂留在私人手里了，而且连零售商人也日益为「合作商店」所代替，不过，其中大多数也只是名义上的合作商店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另外再谈。由此可见，由于资本家的生产体系本身的发展，资本家也完全和手织机工人一样被代替了。不过有一点不一样：手织机工人注定要慢慢饿死，而被取代的资本家却注定要慢慢撑死。但有一点他们一般说来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因此，结果就是：我们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愈来愈趋于集中，趋于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来管理的大企业。只要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什么「企业主的眼光」，什么这种眼光所创造的奇迹，就立刻变成纯粹的胡说。想象一下伦敦和西北铁路的「企业主的眼光」吧！但是企业主不能做的事情，工人、公司中领工资的职员却能做而且做得很成功。 因此，资本家再也不能把他所要求取得的利润说成是「进行监督的工资」了，因为他什么也没有监督。当资本家的辩护人向我们耳中大灌此种站不住脚的辞令时，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的前一号周报里，我们已经试图说明：资本家阶级也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他们一方面扩大生产，以致周期地以产品充斥一切市场，而另一方面，又愈来愈无力抵御外国的竞争。由此我们看到，不单单是我们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就能够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愈来愈成为一种祸害了。 我们再一次向他们说：「走开！让工人阶级来干一干吧！」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34—537页 ◆注释 [1]本文写于1881年8月初，作为社论发表在1881年8月6日《劳动旗帜报》第14号上。 [2]指1831年由英国下院通过，并于1832年6月由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因此取消了一批所谓的「腐败的选区」，设立了不少新的选区，主要是以前没有选举权的新兴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和设菲尔德，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因为获得选举权的仅仅是那些缴纳高额所得税的有产者。
恩格斯：工人政党（1881年7月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工人政党[1] 恩格斯（1881年7月中） 朋友们和同情者们向我们不知提出过多少次这样的警告：“要远远躲开政党政治啊！”就目前英国的政党政治来说，他们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工人组织，既不能有辉格党性质，也不能有托利党性质；既不是有保守党性质，也不能有自由党性质，甚至也不能有真正政党意义上的激进派性质。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激进派[2]，都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在地主、资本家和零售商中占优势的各式各样的意见。如果他们真的来当工人阶级的代表，那他们肯定无疑当的是歪曲代表。工人阶级有其本身的利益，既有社会的也有政治的。他们怎样维护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东西，这从工联的和缩短工作日运动的历史中已经可以看到。但是，他们的政治利益，却几乎完全交给了托利党人、辉格党人和激进派这些上层阶级的人物。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好像是甘愿充当“伟大的自由党”的尾巴。 这种政治地位，是和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不相称的。在其它国家，工人要活跃得多。在德国，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存在十多年了，它在国会中占有10个席位，它的成长吓得俾斯麦采取了臭名昭彰的镇压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另一栏里谈到。但是，不管俾斯麦怎样，这个工人政党在稳步前进。就在上星期，它在曼海姆市议会选举中取得了16席，在萨克森议会选举中取得了1席。在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也都效仿德国人的榜样。在这些国家里，都有工人政党，虽然这些国家过高的选民资格使它们目前还没有可能把自己的成员派到立法机关去。在法国，工人党的组织工作目前正在全面展开。在最近的选举中，它已经在几个市镇议会里取得了多数，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无疑地将在众议院取得几个席位。甚至在美国，虽然从工人阶级转变成农场主、商人或者资本家还比较容易，工人也认为需要把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工人到处都在为取得政治权力、为取得本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权而斗争，到处都是这样，只有大不列颠例外。 然而，在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地感到，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但是在英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那么，就让英国工人阶级自己准备去担负它所面临的任务，去统治这个大帝国吧，让他们了解必然要落到他们肩上的责任吧。要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王国各大城市中拥有的实际多数，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按照目前的户主选举法，要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到圣斯提芬[3]去是很容易的，那里确实非常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只要有这样一个数目的工人参加议会，就不可能让爱尔兰土地法案像目前这样愈来愈变成爱尔兰土地笑话[4]，也就是说变成爱尔兰地主补偿法案；重新分配议席、切实惩治贿赂、像英国以外任何国家那样由国库负担选举费用——对诸如此类的要求，要加以抗拒也就办不到了。 此外，在英国只有工人的政党才可能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其它阶级的开明人士（那样的人在那些阶级里不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么多）可以加入这个党，在表明自己的真诚以后，甚至可以在议会里代表这个党。这在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德国，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埸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但是，任何民主的政党，无论在英国或在其它任何国家，除非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了。 这在英国甚至比在外国更符合实际情况。自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党即宪章派瓦解以来，激进派的欺骗不幸是够多的了。是的，宪章派瓦解了，而且什么也没有干成。果真如此吗？在人民宪章的六点中，有两点，即秘密投票和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律了。第三点即普选权，在户主选举法的形式下至少是已经接近实现了；第四点即平等的选区，显然即将见诸实现，因为这是现政府答应的一项改革。所以，宪章运动瓦解的结果却足足实现了宪章派纲领的一半。如果说，仅仅对于工人阶级过去的一个政治组织的回忆，就能导致这些一些政治改革，而且除此以外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改革，那么，一旦真的有了一个以四五十个议会代表为后盾的工人政党，结果又将如何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得由自己来照管自己的世界里。但是英国工人阶级却让地主、资本家、零售商等阶级及其尾巴——律师、新闻记者等等来照管它的利益。难怪有利于工人的改革进行得这样缓慢、这样可怜地一点点地实现。英国工人只要愿意，他们就能以主人的身分去实现他们的处境所要求的每一项改革，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那么，何不努力干起来呢？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20—523页 ◆注释 [1]本文写于1881年7月中作为社论发表在1881年7月23日《劳动旗帜报》第12号。 [2]激进派在历史上指主张以激烈手段推翻封建主义集专制政体的派别，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左翼。在19世纪的英国，激进派曾被用来泛指一切支持议会改革的人。 [3]暗指英国议会下院。圣斯提芬是威思敏斯特宫里的一个小教堂，1547－1834年曾是下院开会的场所。 [4]英文「bill」（法案）和「bull」（自相矛盾，荒唐可笑）的发音相近。
工联（1881年5月20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工联 （1881年5月20日左右） 一 在本报上一号，我们考察了工联的活动，只谈到它怎样在同雇主作斗争中促使工资经济规律的实现。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因为它有极重要的意义，整个工人阶级都应当彻底了解它。 我们认为，目前英国每一个工人不用解释都懂得，不论个别资本家或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想尽量减少工资。大卫·李嘉图曾经无可反驳地证明，劳动产品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家的利润。既然，在每个个别场合下这种劳动净产品的量是一定的，那就很明显，如果不减少叫做工资的那一部分，叫做利润的那一部分就不会增加。否认资本家想减少工资，就等于说资本家不想增加自己的利润。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暂时增加利润，但它们并不改变一般规律，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谈了。 既然工资额是由一个特殊的和十分确定的社会经济规律支配的，资本家怎么能够减少工资呢？工资的经济规律是存在的，而且是推翻不了的。但是，我们看到，它是有伸缩性的，这种伸缩性表现为两种形式。在某一个行业中，工资水平或者可以直接降低，使该行业的工人逐渐习惯于更低的生活水平，或者可以间接降低，即增加每天的劳动时间（或同一时间内的劳动强度）而不增加工资。 每个个别资本家对减少自己工人工资以增加自己利润的利己心，由于同一行业中资本家的相互竞争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每人都竭力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些，而为了不牺牲自己的利润，他就得竭力减少工资。这样一来，为了每个资本家的利益而对工资额施加的压力，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增加了十倍。以前不过是利润多少的问题，现在却成为必要的事情了。 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这种经常不断的压力，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手段的。所以，在那些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中，工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工作时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个过程缓慢地然而是确实地在发展着。繁荣时期有时会打断这个过程，后来，营业不景气的时期又更加加速这个过程。工人们逐渐习惯于愈来愈低的生活水平。工作日的长度愈来愈接近可能的最高限度，而工资愈来愈接近绝对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个数目，工人就绝对不可能生活和延续他的后代了。 大约在本世纪初，曾经暂时出现过例外的情形。蒸汽和机器的迅速增加跟不上增加得更快的对蒸汽和机器产品的需求。在这些行业中的工资，除去习艺所卖给工业家的儿童的工资以外，通常都是高的。那些不可缺少的熟练手工工人的工资非常高，当时一个染匠、工匠、剪绒工、手摇纺纱机工人通常的收入，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同时，在那些工人被机器所排挤的行业中，工人却要慢慢饿死。但是新发明的机器渐渐又排挤了那些工资优厚的工人，人们发明了制造机器的机器，而且数量很多，使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供应不仅跟上而且超过了需求。1815年普遍和约的缔结，恢复了经常的贸易，十年一次从繁荣、生产过剩到商业恐慌的循环开始了。工人从过去的繁荣时期保留下来的、或者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甚至还增加了的利益，现在在商业不景气和恐慌的时期都被剥夺了。很快，英国的工业生产者就屈服于这条一般规律：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资经常趋于绝对的最低限度。 这时，1824年取得合法地位的工联也登上了舞台，这是非常适时的。资本家是一向有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正式的公会、章程、专职人员等等。他们和工人相比人数很少，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经常的社交和商业往来——这就代替了一切。只有在后来，某一产业部门占据了整个地区，例如棉纺织业占据了郎卡郡，资本家的正式的同业公会才有必要。相反，工人一开始就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明确规定的章程，并把全权交给它的专职人员和委员会。1824年的法令使这些组织有了合法地位。从那时起，工人在英国成了一种力量。他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彼此隔绝的孤立无援的群众了。除了联合和共同行动所产生的力量以外，并且很快又增添了相当充足的财力——我们的法国兄弟们意味深长地把它叫做“抵抗基金”。现在形势完全改变了。对于资本家来说，任意减低工资和增加工作时间成了一件冒险的事情了。 因此，资本家阶级当时激烈地反对工联。这个阶级一向认为他们长期以来压榨工人阶级的做法是既得的权利和合法的特权。现在，要制止他们这样做了。难怪他们要大叫大嚷，认为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受到的损害，至少和现在爱尔兰的大地主一样[174]。 六十年的斗争经验使资本家多少学乖了一些。工联现在已经成了公认的机构，它作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的作用，被认为同工厂法作为工作时间的调节者的作用完全一样。不仅如此，郎卡郡的棉纺厂主们最近甚至模仿起工人来了，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怎样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组织罢工，而且组织得不比任何工联差，甚至还要好。 这样，工联活动的结果是：工资规律违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实现，任何组织完善的行业的工人，都能获得至少接近于他们被雇主雇佣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在国家法令的帮助下，工作时间至少不过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于使劳动力过早地耗尽。但是，这是工联在目前的组织情形下能够希望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些也只有经常地斗争、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达到。而且十年至少有一次的营业波动，可以一下子把已经争取到的一切破坏，于是斗争又得重新开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工人阶级还是照旧，还是我们的先辈宪章派直言不讳的雇佣奴隶阶级。难道这一切努力、自我牺牲和苦难的最后结局应该是这样的吗？难道这将永远是不列颠工人的最高目的吗？还是英国工人阶级最后应当努力突破这个恶性循环，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运动中找出路呢？ 下一星期我们将考察工联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者的作用。 二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就工联在帮助调节工资额并保证工人在和资本作斗争时至少有一些抵抗手段方面，考察了它的作用。但是我们的论题不只限于这一方面。 我们谈到了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不管资本的辩护士怎样加以否认，这种斗争确实是存在的。只要减少工资仍旧是增加利润的最可靠、最简便的方法，而且，只要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仍旧存在，这个斗争也将存在。工联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如果成立工联不是为了反对资本的侵害，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掩饰事实是没有用的。任何甜言蜜语都遮不住一个丑恶的事实，即当前的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一方面是拥有雇佣劳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料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后一个阶级的劳动产品必须在两个阶级中间分配，而为了这种分配经常进行斗争。每个阶级都想尽量多分到一些。在这个斗争中，最奇怪的是，工人阶级尽管只是争取得到自己产品的一部分，却经常被指责为简直是在掠夺资本家！ 但是，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等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就是这样，工人阶级同上述这些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是这样。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所以，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多年来激烈地甚至采用暴力为了会给它这种政治权力的人民宪章[175]而斗争。它失败了，但是斗争给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时起，它就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休战。 目前，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随着纯政治的、或宪章派的组织的瓦解，工联组织日益壮大起来，到现在，它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其他国家的任何工人组织都不能相比的程度。有几个大工联包括100万到200万工人，得到较小的或地方的工联的支持。它们代表着一种力量，统治阶级的任何政府，不论辉格党或托利党的政府，都必须加以重视。 这些强有力的组织，按照它在这个国家里产生和发展时形成的传统，直到现在还把自己的活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参加调节工资、工作时间以及要求废除公开敌视工人的法律这种职能上。如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它们这样做所获得的效果，完全和它们能够希望的一样。但是它们得到的比这还多，因为统治阶级对它们的力量比它们自己了解得更清楚，自愿地向它们作了更多的让步。迪斯累里的户主选举法[176]至少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获得了选举权。如果他没有预料到这些新选民将表示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再听命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客，那他会提出这样的法案吗？如果工人没有在管理他们的规模巨大的工联组织方面证明他们有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的能力，那他能使这项法案通过吗？ 这项措施为工人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前途。它使工人阶级在伦敦和所有的工业城市中取得多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用新的武器去同资本斗争，即把本阶级的人派到议会里去。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工联忘记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责任。这个新武器在它们手里已经有十年多了，但是它们几乎从来也没有拔出鞘来用过它。它们不应当忘记，如果它们不能真正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列，它们就不能保持它们现在所占的地位。英国工人阶级有力量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参加议会，却还是永远满足于让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办事员如律师、编辑等等来代表它，这是违背常理的事情。 不仅如此，有许多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意识到，它有一个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意识到当前这个专门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使它置身于毫无出路的恶性循环，意识到祸根不是工资低，而是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一旦这种认识在工人阶级中普遍地传播开来，工联的地位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变。它们将不再享有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组织的特权。同各行业联合会并列或在它们之上，一定会产生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所以，有组织的工联必须好好地考虑下述两点：第一，英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在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第二，工人阶级也很快就会了解，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工人在议会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以及为了准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必须要有组织，但不是个别行业的组织，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件事做得愈快愈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是一天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5月20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5月28日和6月4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4号和第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74]这里指的是在爱尔兰占有土地的大地主的不满，这种不满的产生是由于格莱斯顿政府试图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他们对租佃者的专横行为，从而使爱尔兰农民脱离在爱尔兰已经展开的革命斗争。1881年的土地法案限制了大地主从租地上赶走租佃者的权利，如果后者按时缴纳租金；租金额15年不变。虽然1881年的法令使大地主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把土地卖给国家，而且规定的租金仍然非常高，但是英国的土地占有主仍然阻挠法令的通过，力图在爱尔兰保持不受限制的统治。——第282页。 [175]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的1849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284页。 [176]这里指的是1867年英国保守党人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选举改革。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选举改革运动。根据新的法律，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在郡里，租佃者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12英镑以上的租金，而在城市里，所有的房主和房屋租赁者，以及在该地居住满一年并缴纳房租10英镑以上的住户，都有选举权。1867年改革的结果，英国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人也取得了选举权。——第285页。
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1881年5月15或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雇佣劳动制度 恩格斯（1881年5月15或16日） *本文是恩格斯为《劳动旗帜报》撰写的11篇文章中的一篇。恩格斯写作的时间为1881年5月15或16日，作为社论发表在1881年5月21日《劳动旗帜报》第3号上。 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我们考察了“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个历来为人所推崇的口号，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一天最公平的工资必然等于对工人的产品的最不公平的分配，这种产品大部分进了资本家的口袋，工人只好满足于仅够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繁衍其后代的那一部分。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是目前社会经济组织的规律，它比英国所有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加在一起，包括大法官法庭[1]在内，还更有力量。只要社会还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一方是资本家，全部生产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的垄断者，另一方是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只要这种社会组织存在，工资规律就依然是万能的，并且每天要重新锻造锁链，把工人变成他自己所生产但却被资本家所垄断的产品的奴隶。 英国工联已经同这一规律斗争了将近60年——而结果怎样呢？它有没有把工人阶级从资本——工人阶级亲手生产的产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呢？它有没有使哪怕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上升到高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们在生产中需要的原料、工具和机器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呢？大家很清楚，它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也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 我们决不是说，工联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没有用处了。相反，工联在英国，正如在其它任何工业国一样，都是工人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所必需的。平均工资额等于在某一国家内按照该国一般的生活标准足以使工人一代一代维持下去的生活必需品的金额。对于不同阶层的工人来说，这种生活标准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工联在保持一定的工资额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力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在伦敦东头2有许多行业，劳动的繁重程度和所要求的熟练程度同瓦工及其下手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挣的工资还不到后者的一半。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使一部分工人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标准作为衡量他们的工资的尺度，而另一部分工人由于没有组织、没有力量，不但必须忍受雇主的不可避免的侵夺，而且还要忍受雇主的任意的侵夺，他们的生活标准逐渐降低，他们学会了怎样靠愈来愈少的工资生活，于是他们的工资就自然而然地降低到他们自己学会了将就的那个水平。 可见，工资规律并没有画出一条定而不移的线。它在一定限度内并不是毫无伸缩性的。在任何时期（严重的萧条时期除外），每一行业都有一个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资额可以因斗争双方的斗争结果而变动。工资在一切场合，都是通过讨价还价确定的，而在讨价还价中，谁能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谁就最有机会得到比应得的多。如果单独一个工人试图去和资本家讨价还价，那他很容易失败，只好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工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工人中间募集基金，使他们在必要时能够同他们的雇主对抗，因而能够作为一支力量去同这些雇主进行谈判，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他们才有可能得到那一点点按目前社会经济制度可称为公平工作之公平工资的微薄收入。 工资规律并没有被工联的斗争推翻。相反，它是通过这些斗争而实现的。如果没有工联的抵抗手段，工人甚至连按照雇佣劳动制度规则应得的也得不到。资本家只是由于害怕他眼前的工联，才会不得已而付出他的工人的劳动力的全部市场价值。这需要证据吗？请看看付给大工联会员的工资，再看看伦敦东头这个贫困的死水坑中的无数小行业所付的工资吧。 所以，工联攻击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制度。但是，造成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低下的，并不是工资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阶级除非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否则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92—494页 注释 [1]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合下同其他最高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是根据所谓“正义法”进行的。——第277页。
坎农，沙赫特曼和早期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布莱恩·帕尔默在哈瓦那“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2019年5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OnCannon,ShacthmannandearlyUSTrotskyism: BryanPalmer'stalktotheHavanaconferenceonLeonTrotsky 坎农，沙赫特曼和早期美国托洛茨基主义： 布莱恩·帕尔默在哈瓦那“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加拿大﹞布莱恩·帕尔默（BryanPalmer） 杨吉姆译、季耶校 图片：马克斯·沙赫特曼（左）和詹姆斯·P·坎农（右）。 下面是（2019年）5月6日至8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加拿大历史学家布莱恩·帕尔默的演讲笔记。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第三国际成立100周年而开的，主题是“列夫·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帕尔默撰寫的坎农传记系列《詹姆斯·P·坎农：1890-1974美国的革命连续性和阶级斗争政治》（JamesP.Cannon:RevolutionaryContinuityandClass-StrugglePoliticsintheUnitedStates,1890–1974）的第二卷《詹姆斯·P·坎农与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出现，1928-1938》（JamesP.CannonandtheEmergenceofTrotskyismintheUnitedStates,1928-1938）将于2019年底由布里尔学术出版社（Brill）出版，之后不久将由干草市场图书公司（HaymarketBooks）以平装本出版。 在哈瓦那托洛茨基会议上的讲话 1．感谢弗兰克（FrankGarcíaHernández）、墨西哥托洛茨基博物馆（TrotskyMuseumofMexico）以及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其它赞助者和组织者。感谢所有在场者的到来，大家分享想法、差异、观点，并允许我们所有人——每个人都献身于继承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遗产——来表达我们与古巴革命的团结，并维护这个努力反对美帝国主义且受到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威胁的社会的成就。 2．在我的演讲中，我将尽力运用布尔什维克的纪律，这与其它节目所标榜的有所不同。我不会谈论北美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话题太宽泛了。我要讲的是美国托洛茨基运动的两位非常重要的领导人，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和詹姆斯·P·坎农（JamesP.Cannon）[2]，以及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兴起。这些必要的简要评论可以被称为《关于坎农和沙赫特曼的论文：美国托洛茨基主义，1928-1938》（ThesesonCannon&Shachtman:UnitedStatesTrotskyism,1928-1938）。这让人回忆起早期的一系列论文，其中一篇宣称，‘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3．首先，我要逆传统而行。有关沙赫特曼的论述实际上比坎农的更多，而且在标准叙述中他更讨人喜欢。沙赫特曼常被视为美国革命社会主义移民的代表人物，他通常被描述为世界主义者、掌握多国语言者、老练之人、国际主义者，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和译者。 4．坎农是土生土长的英语母语革命家的代表，人们认为他更加狭隘，对国际问题不感兴趣，而且他把革命政治翻译到美国语境中时有些呆板和机械。 5．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两位人物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地描绘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走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竞争和冲突的，他们的实际贡献也不同于通常对沙赫特曼之先进性和优越性的神化描述。 6．事实上，坎农是共产党内部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他在1919-1921年帮助建立了共产党。1928年，沙赫特曼与马丁·阿伯恩（MartinAbern）[3]、艾伯特·格洛策尔（AlbertGlotzer）[4]、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Spector）[5]以及其他人都是坎农手下的年轻新兵，他们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拥护托洛茨基主义，最终被逐出了共产党。 7．但从这些人和坎农的搭档罗丝·卡斯纳（RoseKarsner）[6]组成美国托洛茨基运动（AmericanTrotskyistmovement）和美国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的那一刻起，坎农和沙赫特曼就发生了冲突。 8．在大萧条早期的艰难岁月里，沙赫特曼领导了对坎农的个人攻击，谴责坎农的懒惰和理论先进性的缺乏，以及他对国际问题的无知，因为这些问题与努力建立托洛茨基运动有关。沙赫特曼和艾伯特·格洛策尔精通欧洲多国语言，他们在30年代初在欧洲与托洛茨基会面。坎农没有这样做，他不得不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多次书面交流和挑战，以确定托洛茨基不会像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那样对待他运动中的美国部分。 9．这加速了沙赫特曼、格洛策尔、斯佩克特和坎农之间几乎弗洛伊德式的裂痕。坎农是一位父亲式的人物，现在似乎被一群要求在领导层占据一席之地的年轻人取代了。公众对坎农的谴责是恶毒的，在沙赫特曼和他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网中，绝口不提坎农作为运动中的高层人物要养活三个孩子，并面临艰难的物质和个人环境。罗丝·卡斯纳所遭受的痛苦只能被理解为个人的崩溃，而被开除党籍只是使情况恶化了。 10．如果对坎农的批评（其确有一定基础）是完全正确和公正的，那它将是毁灭性的。实际上，它不正确或不公正。最终，对坎农组织管理方式的个人攻击与政治错误和涣散的组织活动混为了一体，而后两者正是托洛茨基认为沙赫特曼所有的。托洛茨基批评沙赫特曼用“亲密关系”而非政治原则在欧洲组织政治联盟，因为怕弄乱了一些人的羽翼而未能坚持基本的组织任务，以及因个人关系而迁就和掩饰政治上的倒退活动。 11．在托洛茨基对坎农的理解中，他首先是美国运动中更加稳定的政治存在，是顽强、经验丰富且可信任的革命者，虽然仍有些缺陷，而沙赫特曼变幻无常，太专注于文学或新闻性质的问题，无法坚持革命原则指导下必然要十分稳定的政治。 12．坎农与沙赫特曼在1930-1933年间的个人和政治隔阂是相当难看和恶劣的，但在1933-1934年间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13．坎农和沙赫特曼走到一起有三个原因:1）1933年纽约旅馆的罢工使坎农和沙赫特曼走得更近，尤其是坎农在公众煽动中再度发挥了作用，不过最终以两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B·J·菲尔德（B·J·Field）[7]对罢工的机会主义和失败领导告终;2）两人都参与了由坎农的盟友邓恩兄弟（Dunnebrothers）[8]和卡尔·斯科格隆（CarlSkoglund）[9]领导的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而罢工大获成功;3）反对德国法西斯发展的反法西斯运动和做好战争准备的必要性，尽管在这条道路上仍有派系斗争。然而，反法西斯斗争最终导致托洛茨基、坎农和沙赫特曼得出结论，是时候把托洛茨基主义从仅仅是共产国际的反对者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革命组织和一个新的第四国际。 14．这导致了坎农和沙赫特曼与美国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中的马斯特主义者（Musteite）的联合，坎农认为工人党是“法国转向”（FrenchTurn）[10]的变体，实际上的美版“法国转向”——即托洛茨基主义者加入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11]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坎农和沙赫特曼一起反对胡戈·奥尔勒（HugoOehler）[12]的反对派，而沙赫特曼似乎已经和他的年轻盟友格洛策尔（Glotzer）、阿伯恩（Abern）[13]和斯佩克特（Spector）分道扬镳，这些人仍对坎农和他领导的美国托洛茨基运动怀有深深的个人怨恨。 15．但在进入社会党的时候，坎农和沙赫特曼再次针锋相对。沙赫特曼认为，对社会主义党的加入应该是长期的，托洛茨基派最终会接管该组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与党内左翼进行谈判，他们被称为党内的战士（Militants），后来又被称为（Clarityites）[14]。 16．受托洛茨基支持的坎农方向完全不同。沙赫特曼和托洛茨基运动全体纽约领导层，包括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15]、坎农的长期支持者阿恩·斯瓦贝克（ArneSwabeck）[16]、格洛策尔（Glotzer）、斯佩克特（Spector）、青年领袖乔·卡特（JoeCarter），以及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阿伯恩（Abern），则都满足于与所谓的纽约社会党党内的战士派进行无休止的谈判。 17．坎农选择了不同的路线。他周游全国，在各地建立社会党，特别是在他定居的加州。根据社会主义党的说法，在那里他非常危险地几乎接管了社会主义党。与社会党左翼激进分子格伦·特林布尔（GlenTrimble）一道，坎农创办了一份煽动性的报纸，《工人行动》（LaborAction）。他与一个海员工会的名义领袖哈里·伦登伯格（HarryLundenberg）建立了关系，并通过长达99天的罢工成功地协助了一场大规模的海员斗争，使西海岸港口陷入瘫痪，并使激进的直接行动的海员与哈里·布里奇斯（HarryBridges）/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海岸工会的投降主义情绪对立起来。坎农赢得了俄亥俄州的地方激进分子，比如经验丰富的马斯特主义者特德·塞兰德（TedSelender），并巩固了他与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革命领导层的持续关系，后者现在都是社会党的核心人物。他通过运动成功使汤姆·穆尼（TomMooney）[17]和其他政治犯获释。虽然他和沙赫特曼关于在社会主义党中要做什么这件事上意见相左，但他们通过组建杜威委员会（DeweyCommission）[18]来保卫托洛斯基活动上进行了合作，其中沙赫特曼和纽约的托洛茨基主义同志，比如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19]，无疑发挥了卓越的作用。 18．在所有事件之中，坎农都在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党的等级制度，不管他们是右翼还是表面上的左倾。这一点在他对人民阵线的批评中尤为明显，他批评人民阵线纵容并唆使对在西班牙作战的革命力量进行血腥袭击。 19．所有这一切都让社会党领导层感到尴尬，他们对坎农和托洛茨基派的反对变得越来越激烈。正如坎农和托洛茨基所预料的，社会党最终在1937年驱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沙赫特曼和伯纳姆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这一点。 20．但随着驱逐事件的发生，数以百计的新成员被托洛茨基主义所吸引，这为193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托洛茨基随后转向坎农，以便首先为在那年夏天建立第四国际奠定基础。是的，沙赫特曼将主持在法国举行的实际会议，第四国际组织就是在那里成立的，但是托洛茨基明确要求坎农与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中积怨已深、分裂的英国部分会面，以将他们塑造成一个整体，并争取C·L·R·詹姆斯（CLRJames）。[20]沙赫特曼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在这些国际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但托洛茨基信任的是坎农。 21．在1938年的这个时候，沙赫特曼和坎农一致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只有伯纳姆和卡特（Carter）持不同意见。几个月后，另一个派系分裂开始形成，沙赫特曼宣布放弃俄罗斯不管它有多么斯大林主义的堕落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的观点。事实将证明，这将是一次滑坡。随着他退出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他将在1939-1940年间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关于苏联性质的分歧上与坎农彻底决裂。 22．相比之下，坎农被证明是一股持续不断的红色的延续性力量，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syndicalism）到1921年共产党成立，从1928年脱离斯大林主义到193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皆是如此。此后，无论他犯了什么错误，代表革命国际主义的都是坎农而不是沙赫特曼。 23．在当前情况下必要的革命左派重组中，我们将需要和依靠多样化的人才。沙赫特曼为革命的托洛茨基左派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也有很多负面影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对沙赫特曼是多么友善，而对坎农又是多么严酷。坎农经常被贬为一个理论思维有限、对官僚主义有季诺维也夫式嗜好的人。然而，在美国的托洛茨基运动中，是坎农建立并维持了一个革命组织，并坚持其纲领原则的人，而这些事业绝不是狭隘的。在一个重组后革命左派中，我们需要坎农的决心，他的原则，他对阶级斗争政治的坚定坚持，以及他对朋党政治（cliquepolitics）和朋党联合的拒绝，而这常常可悲地活跃在沙赫特曼身上。 24．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不能捍卫原有阵地的人永远无法征服新的阵地。”坎农坚持了这样的革命决心，既坚持旧有纲领原则，又吸取了革命实践的新的经验教训。 2019年5月19日 原文链接：http://links.org.au/node/5408 [1]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校订者按：本文注释均采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各志愿者撰写的名词解释，谨此致谢。 [2]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atrick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SP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IWW）。十月革命后接受了共产主义，并于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开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并因此在1928年10月底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于1929年5月领导创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CLA，国际左翼反对派美国支部），1938年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和第四国际，并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 [3]马丁·阿伯恩（MartinAbern,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美共中央委员会成员，1928年与坎农，沙赫特曼一起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而遭开除；后与坎农一道创立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沙赫特曼的少数派。——译者 [4]艾伯特·格洛策尔（AlbertGlotzer，1908—1999），早年加入美共青年团，担任共产党芝加哥地区的领导职务，二十年代任青年团全国执委。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遭到开除。1929-34年，任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1931年与妻子前往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与托氏共同生活了几周。在1939-40年美国社工党的内部斗争中，格洛策尔支持沙赫特曼，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1972年社会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格洛策尔担任其全国委员会成员直至去世。 [5]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Spector，1898—1968），原籍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曾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PartyofCanada），后参与创建加拿大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Canada），1928年起追随托洛茨基主义，1932年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加拿大支部。1936年迁居纽约，在那里领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大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报告，1939年脱党。 [6]罗丝·卡斯纳（RoseKarsner）（1890-1968）坎农的妻子与伴侣，出身于罗马尼亚，1908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美国共产党开除，她是美国托洛茨基的第一批领导者，与坎农一样，终其一生，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7]B·J·菲尔德（B·J·Field），1931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其纽约支部成员；1932年因违反党纪被开除；1933年又重新回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在1934年的纽约旅馆工人大罢工起了突出作用，但因为背叛工人的行径遭到开除；后组织了争取革命工人党同盟（LeagueforaRevolutionaryWorkersParty），宣称为工人代言，该组织在二战中瓦解。 [8]文森特·邓恩（VincentRDunne）（1889-1970）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长期领导人。他是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核心领导人。1941年作为18个卡车司机和社工党的领导人之一分子在明尼阿波利斯遭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被捕入狱。他在明尼苏达的社工党内活动直至去世；格兰特·邓恩（GrantDunne，1894-1941），活跃在明尼阿波利斯托派组织和工人运动中的邓恩三兄弟之一，在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后来担任卡车司机工会544分会的组织者；与其它29人一起受到政府指控，但由于健康原因，在受审前自杀身亡；迈尔斯·邓恩（MilesDunne，1896-1958），与他的哥哥们格兰特和文森特一道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之一；544分会的主席；在明尼阿波利斯审讯中受到指控，随后被无罪释放。 [9]卡尔·斯科格隆（CarlSkoglund）（1884-1960）瑞典裔美国革命者，生于瑞典达尔斯兰，1911年赴美，初期在IWW内，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党开除，帮助坎农创立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0年代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运动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坎农等人一道因反对战争而遭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被捕入狱。直至逝世，他一直处于美国政府的驱逐出境的威胁之下。 [10]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德国工人阶级在毫无抵抗的情况遭到惨败，德国工人运动从此一蹶不振。翌年在德国事变的影响下，法国右翼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对政权跃跃欲试，图谋推翻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2月的图谋夺权引致了工人大罢工；托洛茨基提出了“国际形势的关键在法国”。德国的惨败使得法国社会党组织内的中派主义和左翼力量加强。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打算成立统一阵线，而法国社会党组织松散，容许思想流派的存在，也允许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基于这种情况，托洛茨基首次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法国支部应解散，全体加入法国社会党，这样能避免遭到孤立，同时又能够更有效地帮助社会党内的左翼分子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这种“打入”策略被称之为“法国转向”。 [11]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1884—1968），1928-1948年六度任美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1934年是社会党内中派“战士派”的领导人。 [12]爱德华·胡戈·奥勒尔（EdwardHugoOehler，1903—1983），曾任美国共产党的堪萨斯地区组织者，1930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35年因反对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而退党，另建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WorkersLeague，RWL）。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统工党。1937年彻底与托洛茨基决裂。二战爆发后逐渐泯没无闻。 [13]马丁·阿伯恩（MartinAbern，1898–1949），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8年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参与组建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US）。1940年在派系斗争中与沙赫特曼一起被开除出社会主义工人党。 [14]战士，即社会党内的“战士派”，为中派倾向，由诺曼·托马斯领导，在1934年的社会党大会上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地位。 [15]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1905年11月22日——1987年7月28日），1933年参与创立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1934年支持把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UnitedStates），1935年与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托派被开除出社会党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不久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就因路线分歧，于1940年5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期间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工作，战后积极投身反共活动。 [16]阿恩·斯瓦贝克ArneSwabeck(1890-1986)，丹麦移民，他是坎农的长期亲密合作者，曾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1960年代成为毛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毛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因违反纪律于1967年被社工党开除。 [17]汤姆·穆尼（TomMooney,1882-1942）美国政治活动家及劳工领袖，美国社会党人。1916年因“旧金山战备日炸弹爆炸事件”和沃伦·比林斯被捕。本被判处绞刑。但因全国声势浩大的声援保卫运动使得统治阶级震惊而让步，被判处22年监禁，于1939年释放。 [18]约翰·杜威委员会是对莫斯科审判中提出的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委员会。杜威（1859—1852）任委员会主席。他是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委员会在莫斯科对案件作了审理（1937年4月10日至17日），将调查结果刊载在《我无罪》一书中。此外，还在《列夫·托洛茨基案件》一书中公布了审理速记。 [19]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1905-1992）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属于1930年代转向共产主义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在1929年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激进化，转向共产主义，1933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莫斯科审判时期，担任美国保托委员会的全国主席，帮助组织了杜威委员会。在1939年-1940年的斗争中，支持多数派。他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着有一系列的哲学著作，内容涉及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分析美国实验主义。——译者 [20]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LionelRobertJames，1901年1月4日——1989年5月31日），历史学家、作家。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三十年代中期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积极参加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和美国支部的活动，1940年随沙赫特曼派退出美国支部，1947年重新参加美国支部，1951年再次退出。六十年代初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托洛茨基思想在古巴——采访2019年5月6~8日哈瓦那托洛茨基会议主办方（﹝加拿大﹞罗勃·莱昂斯（RobLyons），2019年6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托洛茨基思想在古巴 采访2019年5月6~8日哈瓦那托洛茨基会议主办方 ﹝加拿大﹞罗勃·莱昂斯（RobLyons）42A译、继轲校 2019年5月6~8日，考察伟大的乌克兰革命家、俄国革命领导人列昂·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也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列昂·托洛茨基）生平和思想的国际学术会议于古巴哈瓦那举行。会议由胡安·马里内洛文化中心（JuanMarineloCulturalCenter）与古巴哲学研究所（CubanInstituteofPhilosophy）共同组织，在老哈瓦那的贝尼托·胡亚雷斯之家（CasaBenitoJuarezinOldHavana）举行。 会议由墨西哥城的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馆（TrotskyHouseandMuseum）、墨西哥的卡洛斯马克思出版社（EditionsCarlosMarx）、墨西哥城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列昂·托洛茨基思想研究、调查和出版中心（CenterfortheStudyInvestigationandPublicationoftheThoughtsofLeonTrotsky）赞助。 考虑到古巴共产党领导层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曾经的敌意，会议的地点是令人惊讶的。会议主办方的开场白包括向1960年代末被政府无理监禁的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致歉。 对托洛茨基以及他的思想的态度转变，在个人证词和与会议背后所倡导事物相关的政治演变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弗兰克·加西亚·费尔南德斯（FrankGarciaHernandez，FG）是一名社会学教师和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古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 进行采访的是出席了会议的常驻哥斯达黎加的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Canada）国际团结协调员罗勃·莱昂斯（RobLyons，简称RL）。 RL：首先我想说的是，这次会议在革命左派中引起了很多评论，特别是在美洲，因为古巴政府以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很反感。是什么促使你和你的合作伙伴逆流而上？当然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在你看来，古巴政治先锋及其党员是否对托洛茨基的思想持更开放的态度？ FG：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采访。 我向所有在读这篇文章的同志们致以革命的问候。 我在10岁时第一次读到托洛茨基的名字，是一本未在古巴出版的关于世界上的旗帜与奖章的书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它们，甚至今天我也收集旗子。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性的简短历史回顾。苏联在这本书出版时还存在，我在书中读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了十月革命。 我叔叔从小就教我马克思主义。我的家人都是革命者，从前的“七·二六运动”成员。但他是共产主义者：一个勇敢的斗士，我非常尊敬和钦佩的老人民社会党人（PouplarSocialistParty，PSP）[1]。正如你所理解的，他对托洛茨基没有好感。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关于十月革命的苏联儿童文学，当然，没有提到托洛茨基。我问我叔叔，旗子书里提到的那个人是谁。他告诉我：“一个叛徒”。我没有质疑它。1958年，我的叔叔仅因为传播共产主义印刷品的行为，几乎被巴蒂斯塔警察折磨致死。 之后，我继续崇拜斯大林。他打败了法西斯，虽然在古巴没有很多关于他的议论，但也没有说他的坏话。然而，人们可以阅读苏联的著作，例如《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TheBolshevikPartyStruggleAgainstTrotskyism）。我对斯大林的崇拜——反倒因我叔叔只批评他的个人崇拜而加深了——还夹杂着我对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小集团的排斥，这些小集团不仅摧毁了苏联，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斯大林。这让我把托洛茨基主义和“新思维改革”（perestroika）联系起来，我的反应是，我觉得自己像个斯大林主义者。 所以，我就这样来到哈瓦那大学。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些拉丁美洲学生，他们都是各自的共产党的成员，并且托洛茨基也没有好感，尽管许多人并不崇拜斯大林。后来，多亏了一位哥伦比亚朋友——阿尔瓦罗·雅克梅·博阿达（ÁlvaroJácomeBoada）——我发现了革命牧师卡米洛·托雷斯（CamiloTorres）的身影，后来又发现了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和民众教育。 我的个人图书馆里有一本托洛茨基的书《被背叛的革命》（TheRevolutionBetrayed）。这要感谢在1998年2月遇到的我现在的朋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成员们，他们每年2月来来往往，与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ublishinghouse）一起参加哈瓦那国际书展（InternationalBookFairofHavana）。正如一个1998年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我的房间里有一张斯大林的照片——我直到2012年才读到《被背叛的革命》，也就是那时我在理论上彻底放弃了斯大林主义。探路者出版社紧跟着赠送我托洛茨基和詹姆斯·P·坎农的著作——《保卫马克思主义》（IndefenseofMarxism）、《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HistoryofAmericanTrotskyism）等等——我对托洛茨基的兴趣与日俱增。当时，我读了一本古巴历史学家安娜·开罗（AnaCairo）的书，书中提到，1933年9月12日，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古巴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BolshevikLeninistParty，PBL）。在另一本书中，这一次是由古巴学者胡里奥·塞萨尔·古奇（JulioCésarGuanche）写的，他仍然在谈论胡安·雷蒙·布雷亚（JuanRamónBreá）和桑塔利奥·朱科（SandalioJunco），他们都是PBL的创始人。开罗和古奇都坚称这部分内容几乎无人知道，并呼吁继续进行拉斐尔·索莱尔（RafaelSoler）于1997年开始的关于PBL的研究。2012年10月，我进入胡安·马里内洛古巴文化研究所（JuanMarinelloCubanCulturalResearchInstitute），开始了一项至今仍未完成的长期调研。 2016年11月，我决定在圣克拉拉的拉斯维拉斯中央大学教授一门关于列昂·托洛茨基的生活和工作的研究生课程。虽然我出生和生活在哈瓦那，但我和圣克拉拉的关系很好。这门课受到了学生们，尤其是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我意识到托洛茨基在古巴是马克思主义非常必要的和缺失的一部分，这是我在教授那些课程时确认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向我的同事兼朋友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埃雷迪亚（FernandoMartínezHeredia）[2]建议，由胡安·马里内洛古巴文化研究所发起号召，组织一个关于被遗忘的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活动。但他提议在2017年11月开始。他想趁着伟大的十月革命的一百周年。 不幸的是，马丁内斯·埃雷迪亚于2017年6月去世。我继续我的关于古巴托洛茨基主义历史研究的硕士论文。我在2018年4月完成了硕士学位，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决定为这个最终确定在2019年5月8日的活动做准备，以纪念共产主义国际100周年、古巴革命60周年以及纪念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Guiteras）[3]和桑塔利奥·朱科，他们都是在5月8日被杀害，不过并不是同一年。 如你所见，这次活动就是这样一个产物。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它也是一个人的理论—思想演变的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古巴，这一活动是不可能出现的，像马丁内斯·埃雷迪亚（MartínezHeredia）、德西德里奥·纳瓦罗（DesiderioNavarro）、豪尔赫·福涅特（JorgeFornet）这样的古巴知识分子通过马克思主义批判开启了一条已在一定程度上封闭的通往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多亏了菲德尔司令，古巴社会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这是现在让托洛茨基不在一个真空中存在的牢固文化基础，并且同样地，因此古巴有着对异端的、批判性的和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倾向。但我也认为并非是出于要宣传什么，这个活动是由一个非常个人的动机引起的，我知道它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谁也不会预料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也认为，在这次活动本身之后，更重要的是，随着这本收集回忆的书的出版，托洛茨基的形象将被祛魅，而我们将看到古巴的大学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前后变化。 把托洛茨基带到古巴的想法和与他相关的研究将会出现。这主要感谢古巴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我在开幕式上第一个要感谢的，因为是工人们发起了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也有我的叔叔，那个老人民社会党人。 RL：大多数时候，对我来说这次会议的亮点是议程中涉及的主题的广度，以及它们背后的研究的总体质量。不幸的是，由于议程紧凑，与会者详细讨论这些想法和新研究的能力有限。你能否解释一下在组织会议时遇到的一些障碍，以及你得到了哪些体制和政治上的支持？我知道成功地实现这一项目是个非同寻常的任务。 FG：这次活动如果有4天时间的话会更好。每桌小组都会有广泛的辩论，但这其中是需要翻译的，而正是这一点会损失时间，这是主要的缺陷。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古巴的人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不允许我们举行一次持续四天的活动。我甚至没有向和我一起的工作人员提出这个建议，非常感谢罗德里戈·埃斯比纳（RodrigoEspina）、埃琳娜·索卡拉斯（ElenaSocarras）、乔治娜·阿方索（GeorginaAlfonso）、米格尔·埃尔南德斯（MiguelHernandez）、怀尔德·佩雷斯·瓦罗那（WilderPérezVarona）、约汉卡·莱昂（YohankaLeón）。三天是一个壮举。经济是一个主要原因，胡安·马里内洛研究所为此必须寻求哲学研究所的支持，哲学研究所也是主要组织机构，因为事实上它比马里内洛研究所有着更多相关主题的研究。在最后，这个活动的建议被成功通过了。 除了贝尼托·胡亚雷斯之家外，一开始参与的还有三家古巴机构，如果算上青年制片人展览（YoungFilmmakersExhibition）是四家，它慷慨地提供了放映有关托洛茨基的纪录片《世界上最危险的人》（TheWorld’sMostDangerousMan）的场地。如果没有他们的好意，就不会有这次活动了。 其间确实是有些误会。主要是某些工作人员对托洛茨基的否定倾向。当苏联解体时，在古巴，我们都知道斯大林是个可恶的人物，同今天所知的一样，但没有人能从托洛茨基身上抹去叛徒的污名。 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对古巴革命的极端批判，我认为这经常由教条主义和对古巴现实的无知造成的，如果我们把第一点和第二点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反应是正常的。有些人对我提到的那些组织感到不安，它们试图来到古巴建立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但这是不可能的，在古巴没人对此感兴趣。 但是这次活动，由于其严格的学术性质和那些来人对他们身处的国家所表现出的极大尊重，避免了某些毫无根据的怀疑发生。 RL：在会前会上我们讨论了未来类似的会议的组织，我说这是古巴革命产生出的吸引力，正如西利亚·哈特（CeliaHart）所说，它能够将由意志坚强的人组成的一群斗士聚集在在一个房间里。我认为这是对革命理念的力量的证明，就像你们与你们的伙伴互相支持一样，它能够激励更多集会。你对未来这类学术聚会有什么计划和想法？你认为古巴国内外那些有志激进分子和学者是否有动力举办类似的会议？我们的读者能够如何帮助我们迎接第二次活动的挑战？ FG：5月1日，星期三，在哈瓦那旧城阿吉亚尔街（AguiarStreet）301号，巴西研究人员应邀参加这次活动。丹尼尔·佩尔塞吉（DanielPerseguim），以及他的伙伴卡丽娜·昆塔尼哈·费雷拉（KarinaQuintanilhaFerreira）和埃德森·奥利维拉（EdsonOliveira）在活动开始之前的五天一直在这里，第一次协调会议就是为筹备第二次列昂·托洛茨基国际学术活动而举行的。在第二个星期天，5月5日，是卡尔·马克思的生日，我们在维达多区（ElVedado）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地点在美国研究员亚历克斯·斯坦纳（AlexSteiner）的单位。这个想法是由巴西研究人员，前面提到的丹尼尔·佩尔塞吉和摩根娜·罗马奥（MorganaRomao）、马西奥·卢埃拉（MarcioLueira）在同时分别提出的。当然，根据我的朋友丹尼尔·佩尔塞吉，他好像是一个重要的巴西学者团体的负责人，告诉我了他们的提议，说这个活动应该在2020年10月在圣保罗举行。 正在采取初步措施以获得必要的资金。这一次，虽然不会有古巴及其革命的任何吸引力，但似乎毫无疑问地，会有更多的公众和展览想要参与。这可能是在这次活动中出现的最好的想法之一。 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他第一次告诉我时，我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仅此而已。然后他安排了日期和时间。这是在劳动节的一个完整的下午，很有象征意味，出现在这次活动当中的嘉宾，除了我先前提到过的，还有布莱恩·帕尔默（BryanPalmer），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克拉拉·菲格雷多（ClaraFigueiredo），巴西建筑师和摄影师加布里埃尔·科根（GabrielKogan）和古巴学生莉丝贝·莫亚·冈萨雷斯（LisbethMoyaGonzález）和爱德华多·埃斯珀西多（EduardoExpósito）。在古巴，我被迫设置了一个限额：40名古巴人和40名外国人。我们没法接受更多的人，尽管只是来自公众就有192人报名。 我试着优先考虑那些带来研究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4到5个解说小组的原因：想法是知识会影响古巴公众。在场的人可以作证，这个房间只能容纳80人。 现在他们能帮助举办第二次活动的最好方法是获得一些机构为这些活动提供的资金，一旦官方声明发布，每个人都能在传播上给我们很多帮助。为此，为了接收信息，我们使用电子邮件，可以联系“encuentrotrotsky@gmail.com”。另外，我提供我自己的邮箱“frankcuba1959@gmail.com”。 2020年8月，借着墨西哥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馆即将举办的纪念活动，我们将召开一次国际协调会议。在此之前，则会通过Skype或Hangout来进行。 RL：北美帝国主义已经加大了对古巴的压力，并且在宣称支配其“庭院”方面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这是门罗主义的又一次复兴。自革命和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FairPlayforCubaCpmmittees）成立以来，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建立革命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始终站在保卫革命的最前沿。我认为一长串与会者的声明证明了这一事实。 你认为未来的会议在帮助重新恢复运动的团结方面能发挥其政治作用吗？在你看来，在组织这次会议的复杂性，团结的必要性和在古巴需要分析和巩固的政治动力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模式？ FG：活动的最后一天下午，当一切似乎都结束了，加拿大同志罗伯·里昂（RobLyon）举起他的左手，开始唱《国际歌》。一时间看起来没有人赞同这个主意，但马上，最后一位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胡安·莱昂·费拉拉（JuanLeónFerrara）接上了，然后我们都跟着做。 在这个热闹的房间里，可以听到用伊朗语、印度语、土耳其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法语、葡萄牙语演唱的《国际歌》声：我们度过了有共产国际（COMINTERN）成员感觉的几分钟。 这是最好的团结网络可以从这个活动中产生的最佳案例。可以看到这美好的场面会发生的，它超越了理论和政治分歧。只要不以暴力解决分歧，我们就能取得共同的胜利。这就是纯粹的辩证法。 在此基础上，必须为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古巴年轻人建立一个支持网络，尽管他们在古巴有很好的参考书目，但他们想要并且需要更多。 我们古巴人不需要托洛茨基主义党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托洛茨基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但他并不在理论上胜于葛兰西，也没有超过领导革命的菲德尔。 他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一样，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确实需要越来越多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感到羞愧，因为我不知道赫尔穆特·达莫（HelmutDahmer）、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是谁，我不知道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Marxism）学派的“九月小组”（SeptemberGroup）、约翰·埃尔斯特（JohnElster）、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OlinWright），杰拉德·艾伦·科恩（GerardAllanCohen）。现在，感谢布伦纳的到来，尽管我不能坐下来与他交谈片刻，只有话语穿过走廊，存在于世的伟大知识分子是怎样的被浪费的这件事让我深感痛心——就像发生在赫尔穆特·达莫（HelmutDahmer）身上的一样。 现在，多亏了布伦纳，我们得知了诸如《商人与革命》（MercaderesandRevolucion）、《马克思导论》（AnIntroductiontoMarx）、《阶级》（Classes）、《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TheTheoryofKarlMarx’sHistory：ADefense）这些书名。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书的存在，几乎没有听说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由于这次活动，我们已经与埃里克·图森特和迈克尔·洛伊（MichaelLöwy）重新建立了必要的联系，我们正在与塔里克·阿里（TariqAli）建立联系。我们正在尝试接触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感谢这次活动，未能出现在古巴的伟大理论家艾利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亲自联系了我们，感谢研究员赫克托·普恩特·西耶拉（HectorPuenteSierra），他被邀请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活动唤起了在场古巴学生对托洛茨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兴趣。在哈瓦那，有一位新闻学学生莉斯贝·莫亚·冈萨雷斯，在圣克拉拉她的境况很有利于托洛茨基作品的传播；除了优秀的年轻同志、语言学的学生、优秀的演说者尤尼埃尔·梅纳·贝纳维德斯（YunierMenaBenavides），还有维德·吉尔（VerdeGil）和安娜·伊莎贝尔（AnaIsabel）这两位朋友。 他们想要新书。我想请你们在Facebook上找找他们，把没有数字化的著作寄给他们。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古巴共产主义论坛（CubanCommunistForum）的学习小组。它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圈子，因为他们想要阅读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皮埃尔·勃鲁埃（PierreBroué）、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以及我其它提到的所有理论家。马克思和列宁还不够，更不用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了。 这就是我呼吁建立团结网络的主要理由：送书。 RL：我从与会者的反应中了解到，除了一些技术问题外，会议从学术，以及坦率地说，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成功的。现在压力和兴奋已经消退了一点，你的分析是什么？你和你的合作者达到了你们的期望了吗？关于会议后的一些评论和问题，你有什么信息想传达吗？ FG：我想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是，（接触）古巴公众尚未成功。我们缺乏宣传，没有恰当的做广告的时间。但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至少在场的学生被活动的火花点燃了。现在在圣克拉拉，他们要求我每周带几份《被背叛的革命》的复印本。我们还有一些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研究中心（KarlMarxSocialistStudiesCenter）的同志们带来的复印本。我们也把很多书带到了学术机构，例如由列昂·托洛茨基相关研究、调查和出版中心（CenterforStudies,ResearchandPublicationsLeonTrotsky）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名作《拉丁美洲文集》（LatinAmericanWritings），或是也许是由研究拉丁美洲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最棒的研究员加布里埃尔·加西亚（GabrielGarcía）所作的《托洛茨基在历史中的镜像》（TrotskyintheMirrorofHistory）。第二届列昂·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的想法就此诞生了，在一定程度上者是个意外。到目前为止，我只收到了祝贺，但我知道还有许多错误，许多不协调的动作。我向那些因此而感到困扰的人道歉。希望下次聚会会更好。我希望来客能了解古巴。 永远记住，最好的帮助是从所有的不理解和误解中保护自己。正如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SilvioRodríguez）在一首优美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朋友是保护你的人”。 2019年6月4日 原载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网（SocialistActionCanada） 原文题目：Trotsky’sIdeasinCuba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action.ca/2019/06/04/trotskys-ideas-in-cuba-interview-with-the-organizer-of-the-trotsky-conference-in-havana-may-6-8-2019/ [1]人民社会党（PouplarSocialistParty，PSP）：1925年成立的共产党采用的缩写词，归属于共产国际。不要与现在的古巴共产党混淆了，古巴共产党于1965年由“七·二六运动”、“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和上述的人民社会党合并而成。 [2]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埃雷迪亚（FernandoMartínezHeredia）：古巴知识分子。他于60年代创办并指导了哈瓦那大学哲学系的《批判思维》（CriticalThinking）杂志。他由此传播了反对苏联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这本杂志上发布了迈克尔·洛伊（MichaelLöwy）和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等人的作品。它直接支持了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90年代，他创立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学会（AntonioGramsciChair）。从2011年到2017年6月去世，他一直担任胡安·马里内洛古巴文化研究所所长。 [3]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Guiteras）：上世纪30年代的古巴革命社会主义领导人。他反对马查多将军（GeneralMachado）的独裁统治并将其推翻，以及参与了1933年9月政府的建立。他担任过总理，时任总统是改革派拉蒙·格劳·圣·马丁（RamónGrauSanMartín）。他在一场政变中被军队首领推翻，转而从政治反对派回到了武装路线。1938年5月8日，他与委内瑞拉国际主义战士卡洛斯·阿蓬特（CarlosAponte）一同在战斗中牺牲。
“在古巴我们需要托洛茨基才能理解苏联发生的一切”——访谈“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组织者、古巴学者加西亚（2019年5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在古巴我们需要托洛茨基才能理解苏联发生的一切” ——访谈“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组织者、古巴学者加西亚薛定谔猫译吕杨鹏校 2019年5月6日至8日，“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FirstInternationalAcademicEventonLeonTrotsky）在古巴哈瓦那举行。来自墨西哥城“列昂·托洛茨基学术、研究和出版中心”（CenterofStudies,Research,andPublications，简稿CEIP）的巴勃罗·奥普里纳里（PabloOprinari）采访了大会组织者弗兰克·加西亚（FrankGarcíaHernández）。 你对古巴举办的托洛茨基学术活动的评价是什么？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活动。我知道，如果我们在巴西或墨西哥举行这个活动——这两个国家可能是第二届和第三届的举办地——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尽管我们由于古巴的各种经济问题而没有太多财力，但是我们以高水平的主持人实现了非常高的国际参与度，比如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苏西·魏斯曼（SuziWeissman）和埃里克·图桑（EricToussaint），包括您也在内。还有那些来自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研究中心（KarlMarxCenterforSocialistStudies）、托洛茨基博物馆（CasaLeónTrotskyMuseum）的朋友。来自巴西三所最重要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已经抵达。那些因其政治组织存在传统争议而在其它时间没能会面的参与者和学者们也来了，因为古巴是属于所有人的。 托洛茨基、古巴当前的国家形势，这两个话题引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自印度、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阿根廷、加拿大、西班牙、美国、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巴西的人们。来自哥伦比亚和巴基斯坦的学者迈克尔·洛威（MichaelLowy）和塔里克·阿里（TariqAli）也想出席，但最终无法参加。还有至少其它十位嘉宾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会。活动实际上应该持续四天，但这却是不可能的，返回的行程也无法安排。我们的交通状况非常糟糕，因此无法接待外国观众。这一点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们劝一些朋友不要来，这绝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更不是由于个人恩怨。要是我们全部接受公开管道收到的192个参会申请，我们的会议根本应付不了；实际上，你看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这个活动我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没有多少古巴公众，我认为这是由于管理不善，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这会让人误以为古巴人无意了解托洛茨基。另外，时间仓促造成第一天的会议准备不足。 但对我来说，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这个活动依然是一个全面的进步。哲学研究所承诺出版本次会议的文集；要不是这个为托洛茨基而存在的研究所，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感谢会议举办地——贝尼托华雷斯之家（CasaBenitoJuárez）的经理。我们还要感谢古巴的胡安·马里内略文化研究中心（JuanMarinelloCubanInstituteofCulturalResearch），该研究中心预计也会参与会议文集的出版工作。 如果文集成功出版，这将是古巴第一次有一本书专门写托洛茨基，和围绕他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托洛茨基的文字上一次在书籍中出现，还要追溯到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激进分子于六十年代发布的出版物，这些激进分子属于第四国际波萨达斯特（theFourthInternationalPosadista，由第四国际拉美分支负责人波萨达斯Posadista（1912-1981）在1962年建立）。那本书并未在全国发行，因为它遭到当局的封禁。 托洛茨基的其它文章或材料出版了吗？ 在古巴，只有下列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没有遭到审查的情况下发表：1960年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GuillermoCabrera）在《革命》（LunesdeRevolución）报的文化副刊“革命星期一”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七二六运动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对《俄国革命史》的简短引用。 在2014—2015年，《列宁的最后斗争》（Lenin’sLastStruggle）在古巴出版，这是列宁的著作和信件的汇编，最初由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ublishing）出版，后来将其权利转让给社会科学出版社；这里面出现了一些托洛茨基给列宁的信。在我2016年11月开设关于列昂·托洛茨基的研究生课程——这个课程在古巴是首次，并且对学生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差不多两年后即2018年1月红军成立一百周年时，圣克拉拉文化杂志（SantaClaraculturalmagazine）发表了托洛茨基关于建立红军的讲话的节录。 因此，会议文集的出版将是一个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托洛茨基作为一种政治禁忌在古巴成为历史。托洛茨基在古巴的遭遇与秘鲁作家赫克托·贝贾（HéctorBéjar）所描述的情形相似：“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但却没人告诉我们托洛茨基是无罪的。”（贝贾曾于1966年获美洲之家论文奖CasadelasAméricasEssayPrize） 古巴的情形与秘鲁相似：在苏联解体后，我们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却没有人指出托洛茨基是清白的。这就是这次活动的意义。在古巴可以开始说，以前关于托洛茨基的说法没有一个是正确的。而在学生们使用的历史书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托洛茨基。也许大学生认识他，但是高中生很难了解他。 毫无疑问，古巴作家帕杜拉（Padura）的作品《爱狗之人》（TheManWhoLovedDogs）引起了人们对托洛茨基的关注，但是并没有合适的书籍帮助他们做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朋友兼同志桑特玛利亚（CeliaMaríaHartSantamaría）无法在古巴传播托洛茨基的思想。这种情况使她最终成为“塔顶的狙击手”。没人注意到她，没人能发现她，却都为她精准犀利的批判所折服。 请谈谈会议的进展及收到的回馈吧！ 会议的学术水平很高，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此向所有出席会议的朋友致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同北美著名电影人林迪·劳布（LindyLaub）的合作。林迪在1999年参加过哈瓦那拉美电影节（FestivaldelNuevoCineLatinoamericano）。她和她的制片人苏兹·魏斯曼（同时也是这次会议的讲者）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部名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TheMostDangerousManintheWorld）的纪录片。该片虽然还未制作完成，但在短短42分钟中已包含了许多从未发布过的珍贵影像。电影是在青年导演展厅（YoungDirectorsExhibition）内的一个小房间里放映的。遗憾的是，现场的古巴人比较少，但这部电影在古巴的放映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意义。 托洛茨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古巴许多学生团体都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学生们从古巴圣地亚哥、从圣克拉拉、从马坦萨斯等地方赶来参加这次会议，有些人甚至连路费都负担不起。今天，在圣克拉拉和哈瓦那，学生们在认真研读您和其它与会者带来的书籍数据，但他们目前只有两部书可以看。为此我请求大家本着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将更多的书籍、杂志和资料捐助给他们。 其中一部书是《托洛茨基拉美著作集》（EscritosLatinoamericanos）。作为古巴历史学家，该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托洛茨基对当时古巴政治局势、特别是古巴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析文章。对我正在编写的古巴托洛茨基主义历史来说，这部分资料更是意义非凡。本周五，《托洛茨基拉美著作集》和另一本由加布里埃尔·加西亚·伊格拉斯（GabrielGarcíaHigueras）撰写的《历史镜子中的托洛茨基》（Trotskyenelespejodelahistoria）将被正式捐赠给美洲之家图书馆。著名的知识分子如科塔萨尔（Cortázar）、贝内代蒂（Benedetti）、加莱亚诺（Galeano）都在这个图书馆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时至今日，美洲之家依然是这片大陆上的一个思想汇聚之地，图书馆里经常有许多哈瓦那的知识分子。同样在这周五，《托洛茨基拉美著作集》还会捐给哲学历史学院图书馆和哈瓦那大学中心图书馆。 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是一次关于托洛茨基本人及他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的学术会议，而不是在倡议什么国际托派大联合。应当视托洛茨基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将他的理论同葛兰西、罗莎·卢森堡、列宁、马克思、马里亚特吉（Mariátegui）的理论相结合。不论是古巴的年轻人、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或是那些使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现实的人们，都普遍接受这种看法。一些官僚总想给我们戴上“托派”的帽子，对此我要声明，虽然我大体上认同托洛茨基主义，但也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有所保留。不要忘记，“托派”这个词最早是斯大林发明用来抹黑左翼反对派的，为了让人们相信反对派不是列宁主义者，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反革命分子。 我们怀念托洛茨基。我们需要托洛茨基来理解苏联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指称，以及切·格瓦拉或菲德尔·卡斯特罗，出于不同原因都无法对发生的事情作出系统的解释。托洛茨基自1936年以来就一直勇于这样做，勇于开展一项我们所不了解的社会学分析，而我们古巴人对此非常感兴趣。 2019年5月27日 原文题目：“InCubaweneededTrotskytounderstandwhathappenedintheSovietUnion”–InterviewwithFrankGarcía 原文链接：https://www.leftvoice.org/in-cuba-we-needed-trotsky-to-understand-what-happened-in-the-soviet-union-interview-with-frank-garcia
当今古巴对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论（﹝西班牙﹞塞尔拉（HéctorPuenteSierra），2019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当今古巴对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论 ﹝西班牙﹞塞尔拉（HéctorPuenteSierra）王鹂摘译、吕杨鹏校 1 今年（2019年）5月，100多人参加了在古巴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讨论列昂·托洛茨基的思想，并对那种钦定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塞尔拉（HéctorPuenteSierra）作了报告。 2019年5月，首届列昂·托洛茨基国际会议（LeonTrotskyInternationalconference）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勇敢的组织者值得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承认。正是有了这一代新人，有了古巴和世界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塞尔拉（HéctorPuenteSierra）出席了在哈瓦那举行的列昂·托洛茨基国际会议。他对会议的组织者弗兰克·加西亚（FrankGarcíaHernández）谈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塞尔拉：2019年在古巴举行的这次会议有什么政治意义? 加西亚：这一事件不是当前情况的直接后果。从2012年至2016年，有一段对古巴历史和现实的批评更加宽容的开放时期。 然而，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的胜利，以及与美国谈判的突然结束，让这种批评再次遭到限制——因此列昂·托洛茨基（LeonTrotsky）这样的人物也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2016年12月，我在圣克拉拉市（SantaClara）的拉斯维拉斯中央大学（LasVillasCentralUniversity）开设了一门关于托洛茨基的研究生课程，对上课的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门课程让学生读到了《被背叛的革命》，甚至在俄国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有个学生还发表了托洛茨基在建立红军时的一段讲话。 在圣克拉拉市，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的成员对托洛茨基产生了兴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们开始将托洛茨基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不了解托洛茨基意味着对苏联解体的理解不足。那些试图从斯大林身上找到崩溃根源的分析人士，缺乏清晰表述这一点的意识形态工具。 不仅托洛茨基缺位了，而且还有一长串从阅读他的作品中受益的理论家——例如，古巴人读不到英国杂志《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Castoriadis）、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尼科斯·普兰萨斯（NicosPoulantzas）、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Zizek）、塔里克·阿里（TariqAli）和埃里克·图桑（ÉricToussaint）等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不为人知。 在组织会议的过程中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当介绍会上的一些发言者——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苏西·魏斯曼（SuziWeissman）、埃里克·图桑——时，我从国外人民的反应中看出他们都是重要的思想家，而我对他们的理论工作一无所知。 塞尔拉：你已经解释了从2016年开始，批评的空间怎样开始缩小。古巴各机构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如何? 加西亚：整体来说是被动的。多亏有古巴学术和文化协会，这次活动才得以举行——墨西哥贝尼托·华雷斯故居（MexicanCasaBenitoJuarez）主办了这次会议，哲学研究所组织了这次会议，墨西哥城的胡安·马里内洛文化研究小组（culturalresearchgroupJuanMarinello）和墨西哥城的托洛茨基博物馆（TrotskyMuseuminMexicoCity）支持了这次会议。资源和资金都是最低限度的，也没有做广告。 塞尔拉：古巴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持什么态度? 加西亚：我们所处的是在古巴共产党监督下资产阶级复兴的时代。资产阶级的发展仍是高度受限的——其掌握的生产资料主要限于服务业：餐馆、租房、出租车、旅馆、合作社。但是，至少在哈瓦那，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更大的影响——更高的消费和对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排斥。这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新资产阶级的出现需要新的理论家。你不仅需要超越马克思和列宁，而且要超越托洛茨基，因为他也无法回答21世纪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这次会议是对这一批判思想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参加会议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很多组织，但它们之间可以以一种互相尊重的方式进行辩论。这使他们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左派并不是狂热的会在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中自我毁灭的教派——而是为我们理解世界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多亏了这次活动，古巴的年轻人认识了托洛茨基和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也认识了托尼·克利夫（TonyCliff）、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id）和迈克尔·罗伊（MichaelLöwy），他们可以帮助古巴人填补理论理解上的空白。 塞尔拉：你将60年前发生在古巴的革命描述为一场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然而，你对这个国家目前的进程持批评态度。古巴共产党将把古巴带到哪里? 加西亚：我对私有财产在我们社会中被同化的方式持批评态度。 当然，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没有财产的世界，就像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没有国王和国家的世界一样。但在全球范围内，古巴的私有财产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国家有比出售披萨和糖果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我不是批评私人财产的存在，而是批评缺乏对它的控制——通过价格控制和对财富积累的限制。缺乏控制将导致不平等加剧。 从这一新阶层的思想影响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把这些成功的资本家看作是勤奋的人，认为他们是通过努力达到他们现在的地位的，值得钦佩，而国家开始被看作是个人成功的障碍。 塞尔拉：你对这次会议有什么评价? 加西亚：会议最主要的不足是古巴学生和普通古巴公众出席人数太少。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没有产生它本可以产生的直接影响。 但你可以看到，它确实对少数参加会议的学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一代人在老年卡斯特罗的背景下长大，没有经历过20世纪末的历史。 会议结束后会把提交的论文汇编在一起出版一本书，这将使学生和研究人员不仅能够接触托洛茨基，而且能够接触到一系列涉及他们所不了解主题的作者。 会议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它吸引了来自不同组织和不同倾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辩论。我们收到了192份参会申请和51份国外论文。这引发了未来几年在圣保罗、巴西或墨西哥城再次举办这类会议的讨论。 有3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建立了重要的联系。我们现在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呼吁他们把他们的出版物、杂志和书籍寄给我们。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缺乏阅读材料仅仅是因为古巴出版商对托洛茨基缺乏兴趣——美国的禁运是更为现实的原因。我们可以在网上浏览亚马逊，但是我们不能在网上购物。即使我们能，我们的工资也负担不起。如果出于团结，人们把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送到古巴，例如托洛茨基、维克托·塞尔日以及20世纪和21世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其影响将是巨大的。 2 Ana,Lisbeth,Yunier和Verde是古巴学生，他们参加了上个月（2019年5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首届列昂·托洛茨基国际会议（LeonTrotskyInternationalconference）。他们和塞尔拉（HéctorPuenteSierra）谈论托洛茨基主义对他们的意义。 塞尔拉：是什么促使一个年轻的古巴共产主义者参加关于里昂·托洛茨基的会议? Verde：这是一个了解托洛茨基的好机会，他在学术界从未被提及。他的一生，他的不断革命论，他的艺术和文化作品以及他对苏联官僚主义的批判。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我很好奇其他传统如何理解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在做什么来推动社会主义转型。 在古巴，政治教育已经跌到了难以想象的低谷，有很多蛊惑人心的东西。对政治感兴趣的年轻人如果想了解自己的现实，了解周围的世界，只能靠自己...你必须去寻找新的空间。学术界是教条和不加批判的——你必须与惰性作斗争，怀疑媒体，与其他地方参与政治的人保持联系。 塞尔拉：是否有年轻人辩论和政治发展的空间?古巴共青团（UJC）能成为批判思想的载体吗? Yunier：总的来说，UJC的讨论是由官方政策所框定的，并不深入。年轻人的观点很少被考虑进去。自上向下的结构最终总会发挥作用。 Lisbeth：政府为社区、大学、文化团体以及超越制度范围的杂志的辩论作出了一些安排。但在参与政治辩论时，由于对发表意见的后果漠不关心和恐惧，明显缺乏参与。大多数古巴年轻人不关注政治，他们是疏远的，没有意识形态的。 Ana：当人们讨论马克思的思想时，是在手册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今天，年轻的古巴人专注于深化激发革命的原则。我们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理解方式的改变——尽管我们这一代人被指责为修正主义，但仍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塞尔拉：今天，古巴的私人财富和财产更加稳固。古巴共产党的执政方向是什么? Lisbeth：古巴正在步入中国和越南的后尘。在哈瓦那，资本主义正在扩张，我们这些来自其他城市的人感到其具有非常迅猛的发展势头。今年（2019）通过的新宪法根本不应该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利。它已经在实践中存在，但现在被载入法律。 Verde：古巴无疑正在发生变化。在经济、金融和商业封锁下，古巴必须适应和纠正各种情况，以便生存。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我觉得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远离社会主义理想，通过新的资本主义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塞尔拉：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能为你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什么? Verde:：托洛茨基主义对促进我国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重要的是，他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贡献。 Lisbeth：托洛茨基给了我们一个我们所缺乏的视角。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异端”马克思主义在年轻人中有很大的吸引力。托洛茨基有一个我们需要的强大而灵活的理论，我们需要他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不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而且要指出前进的道路。 Yunier：现行的政策本应是彻底反资本主义的，变革的，民主的，然而已经被官僚机构篡夺了，社会主义失败了——托洛茨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警告过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并处于在生产者控制之下的社会主义。 3 古巴老人胡安·德莱昂·费雷拉·拉米雷斯（JuandeLeónFerreraRamírez，照片左一）向本文作者塞尔拉（HéctorPuenteSierra）讲述了他在古巴作为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活，以及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1959年革命之前、革命期间和革命后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塞尔拉：胡安，你也被称为“最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你什么时候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 胡安：这件事溯及了我的家庭。我父亲是古巴托洛茨基派的领军人物，我母亲也参与其中。 我父亲开始时在古巴东南部城市圣地亚哥卖报纸，组织了记者工会。在那里，他遇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并被他们的观点所说服。然后他开始在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工作。我的父母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斗争——包括1933年推翻马沙多（Machado）政府的罢工。这次罢工是托洛茨基主义活动人士与民族主义领导人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Guiteras,1906-1935）合作组织的——而共产党则要求工人们呆在家里。 过了那个时期，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与共产党决裂，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PartidoBolcheviqueLeninista）。后来改组为革命工人党（PartidoObreroRevolucionario），差不多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桑塔利奥·荣科（SandalioJunco）被斯大林主义者谋杀时成立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是一贯的。托洛茨基称斯大林为革命的掘墓人。阻止世界革命——这就是共产党所做的。 塞尔拉：你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马沙多和后来的巴蒂斯塔（Batista）统治下遭到的镇压有什么看法？共产党的作用是什么？ 胡安：马沙多镇压了参加罢工的共产党基层，但没有镇压他们的领导人。后来，为了取悦政权，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人民党（PartidoSocialistaPopular）。在巴蒂斯塔的统治下，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未停止过战斗，而斯大林主义者维护了他的统治，在他的政府中有两名代表。 塞尔拉：1959年革命推翻巴蒂斯塔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情况如何？工人阶级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起什么作用？ 胡安：当菲德尔·卡斯特罗1956年回到古巴开始进行游击战时，我们支持他，并参与了武装斗争。 但是，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内部的激进情绪，革命就不会成功。正是这种情绪鼓励菲德尔在1953年对蒙卡达军营（Moncada）的袭击失败后继续战斗。1958年，卡斯特罗在7月26日（26JulyMovement）发动了一场名为“大罢工”的运动，部分是由现场的托洛茨基主义武装分子组织的（而共产党人再次要求工人们去上班）。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很多领域都很强大，很有影响力，比如关塔那摩的铁路工人。 巴蒂斯塔逃离古巴后，正当右翼组织反革命时，菲德尔再次呼吁举行大罢工——整个古巴陷入停顿，反革命被击败。是工人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塞尔拉：你和切·格瓦拉的关系如何？ 胡安：革命后，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格瓦拉提交了一份文件，呼吁成立技术顾问委员会——我们提交了一份文件，主张成立工人和农民委员会。我们开始和格瓦拉发生冲突。 有一天，我碰到他，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大谈特谈官僚机构。他不明白我们的意思。他不是斯大林林主义者，但却深受其影响。我们常常在糖料丰收时和他讨论这件事，并把我们的报纸送给他。 塞尔拉：在那些年里，古巴的进程是如何继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做了什么？ 胡安：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主张工人民兵组织、工会从国家中独立出来，主张将大公司国有化并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不可撤销选举。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斯大林主义者攻击我们，称我们为挑衅者。 有一天，共产党的报纸头版说，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我们提议国有化。 但是，当资本家和美帝国主义试图发动反革命时，菲德尔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们所有的财产国有化。在六个月内，他关闭了我们的印刷机——我们无法在国家控制的新公司里出版。 格瓦拉来了，说政府没有下令关闭我们的报社，这是一个官僚的错误——当然，他在撒谎，但这表明他对我们抱有同情。 无论如何，他没有发号施令，是党作出的决定，最终由菲德尔定夺。到那时，菲德尔已经深陷于官僚机构之中，而且与苏联关系密切——这种关系的高潮是卡斯特罗同意向（谋杀列昂·托洛茨基的）拉蒙·梅尔卡德（RamónMercader,1913-1978）提供庇护，后者在古巴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总是说，官僚主义是古巴革命的障碍——任何革命进程都可能面临的最重要障碍之一。 从那时起托洛茨基派就不能再保持独立活动——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意味着在危地马拉等地托洛茨基派也被驱逐出游击队运动。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有这种力量，我们不能出版或组织，但我们保持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方向，并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议。 在1973年，他们把我们都关进监狱，最终粉碎了我们。他们指责我们进行反革命活动，批评菲德尔，说苏联是一个腐败的官僚机构，工人阶级没有权力。他们要求对我判处9年监禁，对我父亲判处14年监禁，对其他同志判处类似的刑期。领导同志们，包括我爸爸，都已经很老了，他们的一切都被夺走了。 塞尔拉：你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 胡安：在监狱里，我们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我们和所有憎恨革命的人一起坐牢。当他们问我们为什么被派到那里时，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这让人吃惊，但也立即使我们成为了一些人的敌人。不久我们就发现有人打算杀了我们。我们和监狱官员谈过，因为我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他认为我们是代表政府渗透进去监视其他囚犯的反情报人员！他停止了谋害我们的企图，并从那一刻起，他让我们负责管理囚犯。 我们利用这个职位为犯人赢得了物质上的优势和更多的闲暇时间等等，我们争得了囚犯们的尊重。我们还为囚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晚上，自愿参加。我们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然后是列宁的《国家和革命》。第一天晚上，房间里挤满了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做了一件所有军队的改造计划从未实现的事情。 塞尔拉：当你得知国际托洛茨基会议将在哈瓦那举行时，你有什么感觉？ 胡安：我的父亲1976年去世，他告诉我：“我相信我们的想法会成功，官僚机构会屈服。”他们终于屈服了。 有两件事导致了这个结果：第一，古巴国内局势危急；第二，国际形势的变化。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帝国主义屡遭失败。他们没能阻止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发生的事情。这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另一方面，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并没有深化社会主义进程。 但全球资本主义尚未从2008年危机中复苏，危机正在加剧。看看阿尔及利亚，看看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今天的古巴人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看电视和使用互联网。 古巴未来的关键在于工人的权力——而官僚机构无法做到这一点。官僚主义可以屈服于古巴民众和国外事件的压力，但它永远不会改革它本身，把权力交给工人阶级。托洛茨基主义可以为古巴工人阶级和青年提供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视角。 但我们不能煽动——你可以谈论“政治权力”、“自由”，但出于战术上的原因，你不能说出任何名字。这意味着我们依赖于国外的事件，依赖于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地区革命的发展。 有人说苏联的解体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没有苏联官僚机构的垮台，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许多斗争。它在其他地方唤醒了反对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称之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的斗争。 由于这些原因，当人们说我是“最后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时，我笑着告诉他们说错了——我是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原载英国《社会主义评论》月刊（SocialistReview）2019年6月号。 原文题目：DebatingcriticalMarxisminCubatoday 原文链接：http://socialistreview.org.uk/447/debating-critical-marxism-cuba-today
托洛茨基抵达哈瓦那（﹝墨西哥﹞帕布罗·奥本弗里（PabloOprinari），2019年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托洛茨基抵达哈瓦那 ﹝墨西哥﹞帕布罗·奥本弗里（PabloOprinari）宴之傲译 列昂·托洛茨基学术，研究和出版中心（CEIP〔CenterofStudies,Research,andPublications〕LeonTrotsky）的帕布罗·奥本弗里报道了在古巴举行的旨在讨论俄国革命者的思想的一次会议。 2019年年5月6日至8日，首届关于列昂·托洛茨基的国际学术研究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这次会议由古巴哲学研究所（InstituteofPhilosophy）赞助，并由胡安·马里诺研究所（JuanMarinelloInstitute）的青年研究员弗兰克·加西亚（FrankGarcía）组织。 这次活动汇集了40名国际参与者。其中包括知名专家如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苏珊·魏斯曼（SusanWeissma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和埃里克·图森特（EricToussaint），以及研究人员、电影制片人、教授和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本国的政治活动。 墨西哥列昂·托洛茨基纪念馆（MuseoCasaLeónTrotsky）的执行董事加布里埃拉·佩雷斯·诺列加（GabrielaPérezNoriega）带来了一次关于这位俄国革命者的摄影展。托洛茨基的孙儿埃斯特万·沃尔科夫（EstebanVolkov）通过视频向与会者表示致意。 由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TrotskyistFraction-FourthInternational）创建的，来自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列昂·托洛茨基学术，研究和出版中心（CEIP）的成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土耳其、墨西哥、巴西、秘鲁和其它国家的与会者们在活动期间组成了不同的小组并交流他们的想法。 这次会议致力于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对俄国工人国家的阐述，托洛茨基与其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沃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的关系，以及他在哲学和艺术领域的作品及其影响。 关于拉丁美洲、古巴和墨西哥的讨论占了很大篇幅，特别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演讲内容涉及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在不同国家的影响，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所被塑造的形象，以及他去世前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不同经历。 我们不打算详尽无遗地列出所讨论的所有议题，但这三天的会议内容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使考虑到许多发言者由于时间的原因不得不减少他们的发言。 电影制作人林迪·劳布（LindyLaub）的纪录片《世界上最危险的人》（TheMostDangerousManinTheWorld）的预映十分精彩，苏珊·魏斯曼担任了该片的历史顾问。它是基于对娜杰日达·越飞（NadezhdaJoffe）、詹姆斯·坎农（JamesCannon）、皮埃尔·弗朗克（PierreFrank）、范妮·亚诺维奇（FannyYanovich）、让·范·海耶诺特（JeanVanHeijenoort）、哈罗德·罗宾斯（HaroldRobins）、C.L.R.詹姆斯（C.L.R.James）、埃斯特万·沃尔科夫以及其它认识托洛茨基的人的采访。这次活动中，首次播放了关于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流亡生活的30分钟预映。劳布说，这部纪录片将涵盖他在俄罗斯的最后几年，以及他流亡的各个时期。 会议同时还介绍了几部关于托洛茨基的作品。这在古巴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些书在那里找不到。这些书包括秘鲁研究员加布里埃尔·加西亚·伊格拉斯（GabrielGarcíaHigueras）的《历史镜子中的托洛茨基》（Trotskyenelespejodelahistoria），以及托洛茨基本人的《拉丁美洲著作集》（Escritoslatinoamericanos）和《被背叛的革命》（Larevolucintraicionada）。 历史的伪造 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及其成功，归功于弗兰克·加西亚（FrankGarcia）、莉丝贝斯·莫亚（LisbethMoya）以及其它一些年轻的古巴研究人员的辛勤工作。他们为了更好地了解原苏联发生的事情，对恢复托洛茨基思想的本来面目有着极大的兴趣。 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古巴，按照苏联官僚主义的路线，托洛茨基这个人物的形象遭到污蔑，并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被抹去。 因此，讨论托洛茨基的思想，并为此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显然意义重大。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红军的创始人依然遭受历史伪证的攻击，就更是如此，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和Netflix制作的电视连续剧《托洛茨基》。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会议面临着古巴当局设置的许多官僚障碍。这些措施包括没收列夫·托洛茨基纪念馆寄来的书籍，完全缺乏机构的支持与宣传。后一个问题意味着来自古巴的与会者很少，那些设法参加会议的人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特别是来自内陆地区的一些人。 古巴的“拉丁美洲著作集” 列昂·托洛茨基基金会捐赠的托洛茨基的作品《拉丁美洲著作集》，是我们与托洛茨基纪念馆合作出版的《西班牙语作品集》的第四卷。 这次捐赠显然很有意义。这本汇编包括了评论文章、信件和访谈，以及1938年至1940年托洛茨基所支持的杂志《克莱夫——马克思主义论坛报》（Clave—TribunaMarxista）上的选段，其中他分析了那个时代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主要政治现象。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了独特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对工会的控制、根据拉丁美洲的现实情况而发展出的不断革命论以及美国的统治在该地区的崛起。 在帝国主义对委内瑞拉、古巴和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发动新攻势的背景下，考虑到今天所谓进步政府（粉红潮）[1]的遭遇，托洛茨基对他所处时代的事件的思考在今天同样重要、及时而有效。 托洛茨基基金会除了出版这本书外，还共同赞助了这次活动。我们对弗兰克·加西亚在开幕式上对我们的致谢表示由衷感激。 列昂·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革命，列宁死后，托洛茨基领导了反对堕落的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对理解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至关重要。 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分析了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物质基础，并提出面对一党制政权，重建苏联民主的必要性，以及给予一切拥护革命的政党以充分的权利。 同时，作为第四国际创始人的托洛茨基的思想，对于探讨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的争论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当然包括古巴革命的未来，这是今天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工人以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利益的所在。 2019年5月30日 原载左翼之声网（www.leftvoice.org），英文题目为TrotskyArrivesinHavana。2019年5月14日以西班牙语首次发表于《墨西哥左派日报》（LaIzquierdaDiarioMéxico）。 [1]PinkTide：这一概念由拉瑞·罗特提出，形容拉美的选举潮流，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们并不是纯粹的鲜红色左派，而是更加温和的粉红左派——译者注
施用勤《富尔教授的谎言》（2016│20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富尔教授的谎言 施用勤 缘起 前几天（2016年10月20日）应一些年轻朋友之邀，去东四一家民营书社听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格鲁弗·富尔（GroverFurr）教授讲托洛茨基，题目是《托洛茨基面面观》。 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经不住朋友的再三邀请。早在去年10月，富尔教授在人大讲座时，朋友就曾请我去驳斥他，但我当时正和几位师兄一起在四川旅游。再者，我不习惯用手机，给我发来的短信我是在事后才看到的。 之前，朋友给我送来过这位教授的一些文章，我也草草翻过，觉得他的水平不高，立论极不严谨，不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更像是一个超级斯大林粉，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 我不想去还有一个原因，毕竟安排的是这位教授的讲座，人家又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是美国教授。美国教授的头衔在中国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我不可能在他的讲座中充分表达我的观点，与他唇枪舌剑地对着干。我一旦说得多了，或说得过于尖锐，就会被主持人或听众阻止。当然，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能喧宾夺主嘛。 虽然讲座场所比较简陋，面积不大，主室的条案两边坐了20来个人，就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讲座主办方还是做足了准备工作，把富尔教授的讲座内容翻译、打印出来，发给听众。但讲稿的题目与通知的不同，成了《托洛茨基——1920年代的争论，1930年代的谎言》。 多年来，我一直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研究与他相关的联共（布）党史，所以对富尔教授的讲座涉及的内容熟悉，几分钟就把它浏览了一遍。但留给我的印象仍像以前一样：水平不高，立论随意，没有一项他说的托洛茨基的谎言是能够站住脚的。 讲座主持人是北大教授，看来与富尔教授十分熟悉。他首先对富尔教授做了简单的介绍：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左翼，一直进行俄国革命史的研究，揭露各类对革命、对斯大林的歪曲诽谤，或是揭穿那些反对他的人的谎言。他已经撰写并出版了《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此书的中译本和俄译本也分别在中国和俄国出版，据说在俄国的销售还不错。主持人还说，因教授的左派观点，他的很多著作在美国很难出版，为此深感惋惜。他强调说，富尔教授精通20多国语言，他对托洛茨基谎言的揭示是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得出的。他对富尔教授为揭示真理不辞劳苦的精神大加赞扬，说教授今天下午两点抵达首都机场，马不停蹄地去了一所大学，之后只有20分钟的用餐时间，就来这里给大家讲座。听了这番介绍，所有在场的人都为教授热烈鼓掌。最后他说，今天的讲座先由富尔教授演讲，然后大家提问题。 格雷弗·弗（GroverFurr）《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为了表示我还有我的朋友不赞同富尔教授的观点，我说：“在座的都是对讲座题目感兴趣甚至是有研究的人，而且观点各不相同，说提问不合适，讨论更恰当。” 在富尔教授宣读完他的讲稿之后，开始讨论。我率先发言：“富尔教授说的是托洛茨基的谎言。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这个人物有大量不同的说法，判断他的言论是真话还是谎言，取决于你占有的资料，还取决于你的立场、观点和利益。要澄清历史、证伪、揭穿谎言，需要依据靠得住的史料和文献，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造成新的伪造和谎言。教授讲稿中对‘列宁遗嘱’的看法，说它是托洛茨基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伙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伪造的结论，依据的是推测和流言，是站不住脚的。” 富尔教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了一通他不是对托洛茨基做好坏判断，只是揭示托洛茨基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而他说托洛茨基伙同克鲁普斯卡娅伪造遗嘱，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并非一定如此，等等。 我本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穷追猛打，这时书社主人出面制止我。我知道在这种场合是争论不出什么来的，于是承诺不再发言。 富尔教授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为斯大林招魂，传播别人和他本人对苏共历史和早期领袖人物托洛茨基制造的谎言。他在美国没有市场，在中国倒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原因并不难理解。在美国，有关联共（布）党史、党内斗争，各种不同观点、立场的著作、史料都早已公开出版，所以读者对相关问题的了解相对比较全面，虽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但要他们相信富尔教授的谎言和他借助谎言重塑的斯大林偶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在中国，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被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中共虽然承认他犯了错误——肃反扩大化，但毛泽东亲自定调，功过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当年中共的反修斗争中，捍卫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对他的批判，是斗争的重要部分。在文化革命初期，更提出要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自比为斯大林了。那时虽然也出版了一些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书，但量很少，还都是内部读物，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即使对关于斯大林的宣传有怀疑的人，也无法进行相关的研究，一是没有资料，二是不允许。我认识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因与几个同学一起研究托洛茨基而遭受牢狱之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出版了一些揭露斯大林的真实面貌以及联共（布）党史真相的书。遗憾的是，这一过程始于1980年代的布哈林热。因布哈林是捍卫新经济政策，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化，反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又被说成是旨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农业生产开始的，所以布哈林热持续升温。殊不知，在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布哈林是政治局中与斯大林合作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一起捍卫所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起炮制“一国社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政策，反对1923年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后来的季托联合反对派，并在这一斗争过程中肆意践踏、破坏党内民主，在这场使列宁的生机勃勃的党退化为斯大林个人专制工具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他自己也沦为反对派，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我曾写过：“从全盘肯定斯大林到否定斯大林肯定布哈林，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位移。肯定布哈林鼓吹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肯定1928年以前的斯大林，只不过是把1923-1927年联共（布）中央多数派推行的经济政策的冠名权非常不公平地给了布哈林，而把斯大林甩到了一边，正如当年斯大林曾把这个破产的经济政策的罪责全都推给布哈林，把自己择干净一样不合理。这个位移不仅无助于澄清那一段历史，反而使它变得更加混乱。因为它再一次肯定了当年多数派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而不是反对列宁主义的，并再次用列宁的声望来加冕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毫无共同之处的错误的经济政策。更严重的是，它硬把那个早已破产的经济模式说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经济模式，必然会使今天处在革命运动低谷中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绝望。”[1]但这个过程延续了十多年，它对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斯大林官僚对它的损害和背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此期间，在中国宣传和出版有关布哈林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合法化。但在1996年，我译的《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一书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时，曾受到安全部、公安部、中联部和新闻出版署四个部委的调查，虽然对出版社、责编和我本人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但也足以表明，在那时，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非法的。其实这时，中国知识界已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告别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很多人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对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体制正确与否、斯大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各派的是与非等，都不再感兴趣。1999年，我参与翻译并对全书进行统校的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虽然也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一些报刊上也刊登了一些写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对此三部曲的评论，但只是一些微澜，根本热不起来。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我译的托洛茨基的三本重要著作——《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2008年）、《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2010年）、《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2012年），反应更微。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读者失去了深入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机会。而我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绝不单纯是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正名、讨回公道，更是要通过他让国人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革命家。前几年逝世的俄国历史学家瓦季姆·罗高文倾其一生最后15年，撰写了7卷本的著作《是否曾有另一种选择》，说托洛茨基的道路是完全不同于斯大林道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缺了这一步，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仍然迷信斯大林，对他和当年的反对派领袖的看法，仍停留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内。富尔教授制造或搜集的对托洛茨基的新旧谎言，不难在这些人中找到共鸣。所以有单位请他前来，安排他演讲，也有出版社为他出书，兜售他的谎言，而且还是十分低劣的谎言。 这一情况使我愤怒，同时也使我感到有责任揭穿富尔教授的谎言，驱散富尔教授粉饰假革命家、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语）斯大林，诬蔑真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迷雾，让有志革命的人看清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富尔教授讲座中的谎言有两类，一类比较具体，一类比较泛泛。如“列宁遗嘱”等，是非常具体的；如说什么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一切事情都说了谎，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所以不得不搞暗杀、破坏、同德国、日本勾结，都是泛泛的。对于第一类问题，我将举具体例子来反驳，对于第二类问题，我也只能勾勒粗线条，否则，写两本书也不够。 列宁遗嘱和其他 1.所谓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紧张关系 这些问题都是具体的，我先从富尔教授说的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紧张关系说起。 富尔教授依据史蒂芬·科特金的著作提供的资料来证明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紧张关系。 教授宣称，他揭示托洛茨基的谎言根据的都是第一手权威资料。然而他在揭示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紧张关系，依据的却是这个科特金提供的资料。 我承认自己孤陋寡闻，在阅读富尔教授的讲稿前，我对这个科特金一无所知。因为在我阅读过的相关权威著作或文献的作者中，并没有科特金这个名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科特金是1959年出生的美国苏联学者。1959年出生的美国学者怎么能提供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的一手资料呢？他不可能直接听到或看到当年的情况，他的书能够作为第一手资料，只有一种可能，即他所写的东西是他从尘封的故纸堆里翻出来的。 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科特金是这么说的：“1921年夏，列宁及其他同志曾经谋图将托洛茨基调到乌克兰，但托洛茨基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之后，列宁让步了。” 科特金的说法显然出自政治局对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的信的答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的说法是来自一手资料。但他并没有引用这份文件原文，因而不能说科特金的说法就是一手资料，所以富尔教授在此引用的科特金的说法，顶多只能是二手资料。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太过苛求。不过，如果教授不宣称他的资料都来自一手资料的话，我也就不说这话了。不管怎样，这能证明教授用的是科特金的一手资料，而不是他自己编的。仅此而已！另外，如果这位科特金真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撰写的真是能够恢复历史真相的著作的话，富尔教授引用他提供的资料也无可厚非。但情况并非如此。 下面我引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它出版的标题是《关于俄共（布）20年代的党内争论》，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5、6、7、10、12期和1991年第3期上。译文刊登在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内部读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和1999年第一辑上。这一组资料主要是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第一封信），政治局多数派对这封信的答复，托洛茨基对答复的反驳（第二封信），政治局多数对反驳的反驳，以及此信在俄共内部引起的反响。 研究历史，必须利用资料，从中得出的结论，必须要有史料的支撑。当然，史料本身在权威性、可信度上也千差万别。我在此引用的史料，不是某个研究者的观点，而是当年争论双方的原件，而且注明了出处：每一份文件都标明它出自中央党务档案馆第某全宗，第某目录，第几卷宗，第多少页。还标明它是以什么形式保存的。如托洛茨基1923年10月23日的答复，就有“用打字机打印的速记稿保存在苏共中央档案馆内”的字样。凡此种种，保障了笔者所引文件是权威的一手资料，而且出版单位也为文件的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当年政治局中的多数在这他们的答复中是这么说的： 正是列宁同志于1921年底在政治局主持通过了派托洛茨基同志以粮食人民委员部特派员的身份去乌克兰的决定，这一决定后来被取消了，但这正是由托洛茨基同志不断向中央大多数人发难这一令人难以容忍的举动引起的。[2] 然而要判断争论双方的是非对错，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双方各说了些什么，才有可能，仅引用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的指责，起码是不完整的。我认为至少还应该让读者看到托洛茨基是怎么答复的。 政治局委员的“答复”……认为需要提一下列宁同志1921年提出的派我到乌克兰担任“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建议，这不是令人吃惊吗？然而对事实的叙述有误，且带有某种倾向性。1921年秋，列宁同志担心乌克兰人在征收粮食税方面不会表现出足够的热情（那个时期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建议派我去（不是代表粮食人民委员部，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施加适当的“压力”。最初三、四年我曾有过多次这样的出差，所有这些出差同政治局内部的分歧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从上次对乌克兰的访问中得到一个印象，乌克兰的同志自己会把要办的事情办好，就认为这一次出差没有必要……列宁的建议被通过了。当时我建议，为了避免造成关系混乱，只临时（比如4-6周）任命我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这条建议被采纳了（自然其他职务并不解除）。但第二天，列宁同志在获悉来自哈尔科夫的令人比较放心的消息后到军事委员会找我，建议取消原来的决定。[3] 原编者对托洛茨基的反驳做了下面的注解： 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现有文件，此事看来是这样的：在1921年7月1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列宁提出的任命托洛茨基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的建议，建议被通过了。但由于托洛茨基的抗议，政治局同意在俄共（布）中央全会召开前不执行这个决定。1921年8月9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取消了政治局的决定，并通过决定说：“鉴于国际局势的尖锐化，托洛茨基同志的精力将更多地放在军事工作上。”[4] 这件事的三家之言，已罗列在此。前二者的说法，截然不同。政治局多数把列宁建议派托洛茨基去乌克兰的事说成是“托洛茨基不断向中央大多数人发难”的结果。托洛茨基首先纠正多数派的不确切的说法，说他“不是代表粮食人民委员部，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这一说法应该是准确的。鉴于他的身份，他去乌克兰肯定是代表中央委员会。他的临时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的建议，也采纳了。第三方的说法（注释）是，“列宁提出任命托洛茨基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这与托洛茨基的说法相吻合，是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而不是“以粮食人民委员部特派员的身份去乌克兰”。并明确指出，是俄共（布）中央全会取消了政治局的决定。决定中的“鉴于国际形势的尖锐化，托洛茨基同志的精力将更多地放在军事工作上”一句，毋宁说是表明中央认为它是需要托洛茨基的，派他去乌克兰是为了让他去解决粮食收购问题，而不是摆脱他的借口。即使注释无法证明托洛茨基的说法，是列宁亲自建议取消原来的决定，也绝对证明不了多数派的说法，即“这是列宁同志想通过把托洛茨基同志调往乌克兰，一劳永逸地改善政治局气氛的尝试。”[5] 在对政治局委员对托洛茨基第一封信的答复的多处注释中，都指出多数派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歪曲、捏造事实，几乎成了这封答复风格。难怪大名列在其中，当时已是五人小组[6]成员，因在彼得堡而未参预“答复”写作的布哈林都看不下去了，他于１０月２０日给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往书记处发了一封电报：“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并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对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布哈林。”[7] 布哈林说的报纸小品文的味道，形式不严谨，有懈可击，应该也包括上面这件事。 两相比较，其中哪个更全面，更客观，读者自有公论。当然，我也不是说科特金就是有意扯谎。作为一个美国苏联学者，他获得这些资料比我们中国人要方便得多，科特金是有意屏蔽还是没有看到客观完整的相关资料，笔者不得而知。但他的结论至少是偏听偏信的结果，他仍是在传播当年多数派编造的谎言，这点是毫无疑义的。 科特金在讲述乌克兰一事之前，先做了这样的铺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坐下学习英文，却突然突兀地停下开始批评政治局不良的组织形式——这直接导致列宁失去了他的冷静。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据说托洛茨基宣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列宁）就是“小流氓”，使得列宁的脸色变得煞白。 他的叙述仍是取自政治局多数委员对托洛茨基的信的答复，但不是对后者的第一封信，而是对第二封信的答复。托洛茨基骂列宁“小流氓”（更确切的译法应是“无赖”）的说法出自列宁的妹妹。 答复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应该有人对政治局过去是而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精神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工作承担罪责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该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一连数月的时间里，托洛茨基同志出席政治局会议（当时还是列宁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总是带着一本厚厚的英语辞典，并且几乎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都在学习英语以表示对会议的抗议，只是暂时停下来，尖酸刻薄地插上几句如政治局工作杂乱无章一类的话。以托洛茨基同志为一方，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列宁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竟不止一次地发生激烈的争论和严重的分歧。[8] 答复中的这段话，是为了给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谎言找依据。再者就是要震慑对方：我们是多数，在这些事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讲事实真相，根本没用。 在这份答复中以及在其他地方，类似的歪曲和谎言还很多。由于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和斯大林的胜利，这些谎言就变成了真理，托洛茨基的驳斥和复原真相，反倒无人问津。相信谎言的人也形形色色，但现在还相信它们的人，大概不少是由于对当年党内斗争的起因和性质不大了解。 由于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所以在革命胜利后，他的肖像和列宁的肖像在苏俄各处并排悬挂。再加上他创建并指挥的红军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并在国民经济恢复中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苏共党内的二号人物。这引起苏共高层中的一些觊觎列宁继承人的位置的人的不满。尤其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时，就暗中结为三驾马车，旨在排挤托洛茨基。在他们看到所谓的列宁“遗嘱”后，他们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还不断扩展他们的小集团，从三驾马车到5人小组（三驾马车加上布哈林、李可夫），从5人小组到7人小组（5人小组加上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和监察人民委员）。政治局星期四开会，他们提前在星期二开秘密会议，以便协调立场，统一口径。可悲的是，他们心里明白，即使这样，他们仍无力与托洛茨基抗衡，必须把因病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列宁拉进他们的行列，还要贬低和抹杀托洛茨基对革命的贡献。而要做到这点，必须靠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答复》中说什么列宁让托洛茨基去乌克兰，是为了摆脱后者的说法，就是他们为制造列宁与托洛茨基不合或托洛茨基一贯反对列宁而编造的谎言之一。科特金至少是这些谎言的上当者和传播者。越往后，谎言的编造就越荒唐、越离奇。致使托洛茨基后来写了本书，书名就是《斯大林伪造学派》，用文件和史料来揭穿他们的歪曲和伪造。可惜看过这本书的中国人不多。 不过，即使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会议上学英语的事是真的，也不能使他们的歪曲和谎言变成事实。因为形成这两个伟大政治家之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根本不是科特金所说的这些东西。 我认为，决定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托洛茨基对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建设的历史贡献，还有他在当时党内斗争中的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在二月革命后，两人分别在大洋两岸——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美国——得出在俄国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然而，列宁的观点在准备在苏维埃中扮演反对派角色的布尔什维克上层中遭到抵制，是托洛茨基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立场。在列宁躲避通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夺取政权甚至泄漏起义日期，斯大林消极怠工的情况下，是托洛茨基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国内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想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刚刚获得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他们接管的国家又是被沙皇的腐朽统治和连年战争消耗殆尽的国家。在这危若累卵、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担负起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长达两年半的内战烽火中，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以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在战火中组建了红军，并率领这支队伍南征北战，先后粉碎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科尔尼洛夫、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英法两国支持的白卫军，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战尚未结束，他在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一年前，就向中央提交了废止战时共产主义，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集制的建议。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它将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建设。但经济建设的命脉——铁路运输——却濒临彻底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起了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在一年内恢复了铁路运输的生机，创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在列宁晚年进行的两场重大的斗争——对外贸易垄断制和民族问题——中，托洛茨基是病中的列宁在高层中唯一可以依赖的人。 对托洛茨基的杰出贡献和能力，列宁不止一次地发出由衷的赞叹。十月革命前，当托洛茨基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对，提出抵制预备国会[9]的口号时，躲避通缉的列宁称赞说：“好样的，托洛茨基同志！”对托洛茨基在加入布尔什维克后的表现，他用“自从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没有比他再好的布尔什维克了”来概括。对托洛茨基对十月革命的贡献，列宁充分肯定，革命后的第二天，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由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托洛茨基表示反对时，他说：“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脑，是它夺取了政权。”[10]对托洛茨基在组建红军和内战中的作用，他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他曾对高尔基说：“请您告诉我，谁能在一年内组建起一支几乎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还赢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就有一切！奇迹将会发生。”列宁对托洛茨基如此之高的评价甚至令高尔基感到惊讶，他对列宁说：“您的这个评价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11]列宁答复说：“是啊，是啊，我知道！在我和他的关系上，人们扯了许多谎。对我和托洛茨基的谎言好像格外多。”托洛茨基在内战中起用旧军事专家，引起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不满，列宁也曾对此表示过疑虑。但在和托洛茨基交谈后，他在一次讲话中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不久前，当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说我们军事部门里有几万名旧军官时，我就得出了一个具体概念：利用我们的敌人的秘密何在……如何用原来是资本家对付我们的砖块来建设共产主义。”在他晚年进行的两场斗争中，他对托洛茨基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赞赏，在他的最后信件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在此就不重复了。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他们在这些事关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观点、立场的一致形成的，他对后者的信任，主要是由后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贡献及忠诚决定的。因此在所有关键时刻，列宁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他。两人之间这样的关系怎么会被在双方激烈争论中的过激言辞和个人性格特点而破坏呢？ 当然，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人，个人的性格脾性、个人恩怨也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被这些东西主宰的话，他们还能成为伟人吗？ 衡量历史人物必须用相应的历史尺度。脱离重大历史事件来评价伟人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根本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的。对他们之间的龃龉和彼此言语冒犯津津乐道，并由此来断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矮化了伟人，也暴露出这些矮化者本人的不高的情趣。 看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不仅在当时是谎言的对象，而且在后来的党内斗争直到今天，一直是谎言的对象。如果列宁的在天之灵有知，他一定会更加强调“在我和他的关系上，人们扯了许多谎”，并表现出更大的愤慨。 但富尔教授采用科特金的说法，并把它放在自己文章的最前面，是有其用意的：旨在以此表明列宁甚至都不愿意与托洛茨基一起工作，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更加亲密，为他的下一个结论——列宁遗嘱是伪造的——作铺垫。但如上所示，科特金的说法不客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谎言只能够支撑谎言，而不能恢复历史真相，更不能靠一个人的谎言去揭示另一个人的谎言。富尔教授这么做，只能是徒劳一场。 2、列宁遗嘱 富尔教授宣称：“我们发现，所谓的‘列宁遗嘱’可以确定并非他本人写的，因此，这份遗嘱也许并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说可以确定“列宁遗嘱”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所有相关材料都说：列宁中风第二次发作后，他失去了书写能力，后来的著作都是他口授的。但由此推断“遗嘱”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 而使教授得出这个结论的，是莫斯科州立大学的历史学者瓦连廷·萨哈罗夫的相关研究。他说，萨哈罗夫的研究，依据的是1990年代苏共首次公开的档案，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长达700多页的论文，专著由莫斯科州立大学出版。教授认为，萨哈罗夫的研究非常全面和详细，无法全面介绍，结论概括如下：所谓“列宁遗嘱”主要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炮制的，帮助她的是列宁的秘书，尤其是首席秘书马莉娅·沃洛季切娃和利迪娅·福季耶娃。这里并没有现存的原始文档是来自列宁本人。（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事实上最开始连标题都没有），它们的真实性从未得到过证实。…… 首先来分析一下萨哈罗夫说这份文件并没有“遗嘱”的标题的说法。列宁本来写的就不是遗嘱，而是他希望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解决的紧迫问题，他一度还希望他能亲自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中，一般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章被放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它的标题是《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对这封信的注释中说，这是病中的列宁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在１月23日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在括弧中也明确地标出了它是对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所以，“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云云，不仅不能给萨哈罗夫加分，还能让人产生他对这段历史了解有限的印象。他说的没有标题，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列宁全集》的目录中，凡是标题前面标有星号的，都表明标题是编者加的。如果以没有标题来认定文章是别人伪造的话，那《列宁全集》中的伪造就太多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个标题确实是编者加的，因为前面有星号。但编者用这个标题是有根据的。列宁的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在1922年12月23日的日志中是这么记的：“８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去住所。口授了４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12]由此可见，这个标题完全符合列宁的本意。 把明明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这些文件说成遗嘱，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里面肯定会有不少幕后交易，而文件矛头所指的对象，同时又是列宁治疗的中央监护人的斯大林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读者不难想象。 富尔教授由此推断——实际上也是萨哈罗夫的推断：文件的第一段声明据说是列宁于1922年12月22日做出的，第二段据说是于1923年1月4日做出的。但是没有记录显示列宁的秘书记录了这两段口述。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除了列宁的秘书们，列宁的妻子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也显然与两份文件的制作和延迟发表有关联。托洛茨基也许也参与其中。实际上，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可能一起通过伪造文件的方式来攻击斯大林。 我在网上查了查，萨哈罗夫否定“列宁遗嘱”的真实性的著作《列宁的政治遗嘱——历史事实还是政治虚构》现在很热，多家网站转载。他否定遗嘱的真实性，从否定列宁1922年12月21日对克鲁普斯卡娅口授致托洛茨基的信——祝贺在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上的胜利的信——开始，认为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伪造的，从而进一步否定遗嘱的真实性，推断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伙同列宁的秘书和托洛茨基合谋搞的，旨在阻止斯大林上台。 当前在俄国，否定列宁遗嘱的真实性，说它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合谋的产物的说法有很多。在此仅举两种。一种说克鲁普斯卡娅年轻时漂亮、有魅力，托洛茨基在伦敦时，两人成了情人，几乎导致她与列宁离婚。克鲁普斯卡娅帮助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出于以前的旧情。还有种说法说托洛茨基是主宰世界政治数百年的共济会的成员，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是由于共济会大佬的支持和资助，而克鲁普斯卡娅之所以帮助他，因为她也是该会的成员。 与上述两种离奇的说法相比，萨哈罗夫的研究还真是挺历史的。因为除了上述这封信，萨哈罗夫还研究了列宁值班秘书日志，指出日志不全，缺了1922年12月24-29日的记录，而且杂乱无章。并对照了列宁值班医生日志，发现秘书日志关于列宁口述的记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医生记录的病人的身体情况根本就不允许他口述。 他还以一定的篇幅描述了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由于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关系不好，所以她不希望他上台，因此她要帮助托洛茨基，打击斯大林。但这不是列宁的意愿，所以她就只能求助于伪造。于是，一个伪造列宁遗嘱的完整的证据链就形成了。 笔者没有条件像他一样去俄国核实他所说的一切，也无意这样做。我在此只想说，即使上述一切都是真的，他的结论仍只能说是推断。因为萨哈罗夫指出的种种可疑现象，完全可以做相反的推断。如值班秘书日志的阙如，不少研究者就认为这是斯大林所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以中央对列宁的医疗监护人的身份，严密地控制了列宁的秘书，列宁最后口述的文件，虽然他一再强调保密，但都被他的秘书在第一时间交给了斯大林。 我在此只想问一个问题：莫非斯大林他们没发现《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关键几天的缺失，莫非他们没有把它和《值班医生日志》加以对比并从中得出“列宁遗嘱”是伪造的结论。为什么这些问题要在几十年后由萨哈罗夫来发现呢？斯大林对列宁晚年的言行是如此关注，他怎么会忽略这两份重要的文献呢？怎么会发现不了萨哈罗夫发现的问题呢？而最希望发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人，莫过于斯大林了。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不是没有发现，却对此闭口不谈，那结论只有一个，即这些缺失和混乱的出现，是和他有直接关系的。 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的多数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他怎么会容忍这份对他极为不利的伪造的遗嘱呢？不当时就揭穿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的真实性在当时是不能否认的，于是只能在次要环节上做文章，什么“娘们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在难以忍受和令人无比沮丧的病情所带来的压力下写出的”来间接否认它们的真实性。 另外，历史人物在历史环境中行动，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他们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行事。拿“列宁遗嘱”来说，当时帮列宁记录“遗嘱”的秘书们还在，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还在，克鲁普斯卡娅还在。显然，知道此事的人还要更多些。所以对此事不是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的。另外，当时的许多人对列宁、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了解，当然比后来人更清楚，当年的当事人显然比几十年后的萨哈罗夫更清楚地知道，说病中的列宁会受制于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他口授的文件是他夫人伪造的，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斯大林就是对遗嘱再恨，再想否定遗嘱，他也只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小型领导人会议上以他特有的风格，说列宁的信是处在“娘们”（即克鲁普斯卡娅和两个秘书）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但不敢说是“娘们”伪造的。并在必须搞清楚列宁的真实意愿的借口下，决定把信封存起来。[13]富尔教授引用的皮达可夫对列宁最后信件的看法，也只说它们是在列宁承受着难以忍受和令人无比沮丧的病情所带来的压力下写出来的。[14]皮达可夫在说此话时，已向斯大林投降，在当时事关重大的“遗嘱”问题上，他当然要按照多数派的口径说。 不过，他们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成就了萨哈罗夫，让他有机会根据对《值班秘书日志》和《值班医生日志》的研究，写出700多页的博士论文，得出骇人听闻的结论：“列宁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伙同托洛茨基伪造的。 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与这些文件利益攸关的、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没有人否定过它们的存在，也没有人否认过它们的真实性。 1923年6月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的建议进行讨论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托洛茨基：“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它的正式理由的话。如果传达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评苏汉诺夫》）时（在传达的情况下）是否应有区别。” 加米涅夫：“不能公布，这是没有发表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文章的素材和内容仅是个人鉴定。” 季诺维也夫：“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也认为，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是否要公布的事我没有问，因为我那时认为（现在仍然这么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可以提这个问题。在传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区别的。只有这份记录（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是稍晚转交给我的——在几天前。” 斯大林：“我认为没有必要刊印，况且也没有得到伊里奇的刊印的批准。” 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们知道。不是公布。没人能从大范围的公布中知道任何东西。” A·索尔茨：“弗·伊·的这些意见不是面对广大读者的，而是中央委员会，因此用这么多的篇幅做个人评价。与那篇论合作社的文章毫无共同之处。” 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15] 上引文件是一份绝密文件，标题是《政治局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对季诺维也夫公布“列宁遗嘱”建议的意见汇总》，记录者是斯洛瓦廷斯卡娅，时间是1923年6月初。而季诺维也夫的相关建议是6月2日提出的。 这里需要说一下，这份文件用了“遗嘱”两字，虽然列宁当时尚未离世。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遗嘱，但由于列宁已经失去行动和语言能力，他的这些文件已不能由他亲自处置，他在这些文件中表达的愿望也不能由他亲自来实现，所以用了遗嘱二字。 这份文件的日期，证明富尔教授“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的断言是错误的。 我引这份文件有两个目的。一是证明文件中提到的几个人最迟在1923年6月初就知道所谓“列宁遗嘱”的内容了。二是想请读者注意，在当时，除托洛茨基外，都只是反对公布“列宁遗嘱”，但没有一个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斯大林承认“遗嘱”存在，并用它来打击政敌，还有多次。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为反对派后，他用了其中对这两人的界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后来，在布哈林沦为反对派后，他又用了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鉴定：“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927年10月，在同反对派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声明：“列宁‘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16] 至于为了防止“遗嘱”扩散，对宣读过程做的种种限制，媒体也都有介绍，而且证据确凿。 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还有一段他为自己的粗暴辩解的名言：“我对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只说斯大林粗暴，但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7] 上述文件和斯大林本人的文章证明，当时联共（布）高层都知道“遗嘱”的存在。可斯大林和多数派在公开场合仍竭力否认它的存在。如果说上面列举的那份文件教授看不到的话，斯大林文章中的相关说法他是应该也能够看得到的。这正是以揭谎言为己任的富尔教授揭穿斯大林在列宁“遗嘱”问题上制造谎言，证明自己客观公正立场的好机会。但他不仅不这么做，却以托洛茨基在1925年曾撰文否认美国同情者伊斯特曼在其著作《列宁死后》中公布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和他后来流放时又再度承认“遗嘱”的真实性，来揭露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不一，出尔反尔，连对他曾引证过的科特金称托洛茨基否定伊斯特曼著作引用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的文章是斯大林口述的说法，他也反对。这一切只能表明富尔教授揭露谎言是有倾向性的，他的谎言揭露本身就是谎言，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从哪个角度来判断“列宁遗嘱”的真伪。列宁是否口授了“遗嘱”，主要应该根据他的政治活动来判断，而不是《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它与《值班医生日志》，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缔造者、领导人。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直在为生存而斗争：与德国人进行的和平谈判、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外国武装干涉、内战、苏波战争，内战结束后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无暇进行全面的政体建设和党的制度建设，当时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权宜之计，是应急性的，如战时共产主义，余粮征收制，任命制、禁止党内派别活动。这些措施压制了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为官僚主义的滋生和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措施既是形势的产物，也是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的产物，因此，即便在环境好转（内战结束，经济恢复工作初见成效）后也不能马上废除它们。开始时，列宁并不为这些事情感到担心，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和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上，希望欧洲革命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体制问题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困难。但这一希望破灭了，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解决革命政权的建设问题。 早在1920年，列宁就觉察到官僚主义对革命和革命政权的威胁，成立工农检察院的初衷就是让它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与官僚主义作斗争。1922年列宁对官僚主义的泛滥更加关注，他不断地指出官僚主义的危险，并考虑采取新的反官僚主义的措施。他忧虑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政权偏离了革命的方向，“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它要去的方向”；[18]并指出危险来自官僚主义：“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不是他们（共产党员——引者注）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19]在有关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列宁想通过对工作制度的彻底改革把这些部门从“滥发文件、乱下指示”的官僚主义积习中解脱出来。[20]这时，列宁认为当时的苏维埃机关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消灭官僚主义的方法是加强党对苏维埃机关的监督和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进行改革。 但是，他建议的措施未能产生希望的效果。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令1922年10月大病初愈、恢复工作后的列宁震惊不已。在他的晚年，在中央又发生了两场严重的斗争：对外贸易垄断制和民族问题。前者事关苏维埃俄国的生存，[21]后者事关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在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奥尔忠尼启泽的行为中，看到了与无产阶级革命格格不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因列宁身体不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反反复复进行了一年多，中央委员会甚至还通过了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最后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以他们共同的名义在全会上讲话，才使中央放弃了它以前通过的决议。而民族问题，则由于列宁因病失去理政能力而不了了之，为后来苏联时期的民族冲突和后来的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列宁当时正值一个政治家的盛年，如果不是身患重病——中风，他还有时间来通过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他的患病——尤其在中风复发后——使所有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他感到来日无多，认为他必须在他生前解决它们，至少为它们的解决奠定基础，否则，他创建的党和国家会就偏离革命方向，会发生可怕的蜕变，背离革命的初衷。完成这个任务，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所献身的事业对他的要求。于是就有了这份“遗嘱”。这是一个革命领袖，在面对死亡之际，为了党的前途和革命的命运，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的折磨，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再次完成的惊人壮举——为保障革命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接班人。 显然，在列宁的心中，接班人的问题是首位的。把俄国革命航船的舵轮交给他身边的战友中的哪一个，才能保证它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呢？他反复衡量“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在他身后能够主宰党和国家的，定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也很到位，充分表现出领袖人物的知人善任。“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22] 在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在当时，斯大林确实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但因为他在理论上的短板，没有人把他看成领袖人物，更没有人认为他会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在列宁第一次患病时已经与斯大林一起结为“三驾马车”的另两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没把他当成领袖，而是他们排挤托洛茨基的助手。列宁在信中把斯大林放到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位置，充分表明列宁对身边战友的洞察力，他预言的党的分裂，也让他不幸而言中。政治领袖的知人善任、高瞻远瞩，难道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能伪造的吗？ 列宁对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的评述，至此打住。这表明，在列宁的心目中，他身后能够成为党的领袖的，只有这两个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党政要人，他只说他们“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十月的事”指的是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反对夺取政权并在报纸上泄漏起义日期的事，并说此事不是偶然的，是提醒党注意，他们在日后的关键时刻，还有动摇、犯错误的可能。又是一语成谶。他们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不顾列宁的叮嘱，为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拒不执行列宁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嘱托，还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疯狂破坏党内民主，成了苏共退化堕落的千古罪人，最后本人也沦为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十分可悲。后来，当季诺维也夫也沦为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成季托联盟后，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党内斗争中反对托洛茨基的错误，比他在十月时犯的错误更加严重。 斯大林的杰出，在于他掌握的无限的权力，使列宁忧虑的是，他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在他身后，在专政和无人能够控制和监督他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后果？另外，列宁还指出了斯大林掌握的无限权力的根源——他的总书记的职务。如果说斯大林的杰出是由于他掌握的权力和他的职位的话，托洛茨基则不同，是由于他的杰出的才能，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让列宁担心的是：他们的这两种特点会导致党的分裂。 列宁12月24日的口授表达了他对党在他身后的分裂的担忧，但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直到1923年1月4日的续中，才说出了他的最后决定。在这10天时间内，他一定回顾了斯大林在革命和革命后的表现：在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反对继续革命，主张布尔什维克充当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并在他主持的《真理报》上阻止列宁的《远方来信》和后来的《四月提纲》的发表；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无故缺席中央委员会决定发动起义的会议，致使列宁在当天晚上，当起义已经开始后，还在他藏身处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敦促他们立即起义；在内战期间，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为染指军权，他在部队中拉帮结派，支持受他指使的伏罗西洛夫等拒不执行司令部的命令，严重干扰了战略战术的落实，致使中央不得不把他从前线召回；在苏波战争中，他为了争功，擅自命令他所辖的部队进攻利沃夫，而使进攻华沙的主力部队侧翼暴露，使得攻取华沙的战斗功败垂成；在建立联盟工作中他表现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列宁对他更加失望。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斯大林手中掌握的、而又不能永远谨慎地使用的“无限的权力”和他的粗暴及“不忠”[23]是今后党的分裂的隐患，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在他的心目中，托洛茨基是接班的更加合适的人选：“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24] 可惜当时身居高位的人，被自己的野心迷住了眼睛，置列宁的忠告于不顾，一心排挤托洛茨基，死保斯大林，使他不仅保留住他的总书记职务，而且最终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独裁者。让列宁的担忧不幸成为现实，他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他身后多次分裂，它的精华几乎被杀光，而且从一个生机勃勃的革命党退化为斯大林的独裁工具。 斯大林日后表现出的滥用权力、残暴、不忠诚，不知比列宁当年所说的要放大多少倍，而且早已成为确凿的、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至今仍有人为他涂脂抹粉，甚至不惜诋毁对此做出准确评价和预言的列宁。 “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 看了这个标题，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对不上的。我怀疑是译文出了问题。我看了原文——“PermanentRevolution”versus“SocialisminOneCountry”，确实是“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而且还明确地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教授把当年党内斗争中两场理论争论“versus”在了一起，再次证明了教授的对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的理论之争缺乏起码的了解。如果教授稍稍看看当年争论双方的第一手资料，再下点功夫搞清他们争论的是什么，就不会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了。 更可笑的是，富尔教授直接从这个不搭界的versus中得出了结论：“在我看来，托洛茨基是被自己的谎言所强迫，不得不串通谋杀，并且在苏联内部搞蓄意破坏，同德国与日本合作，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 由于理论破产和拒绝承认理论错误，被迫铤而走险，走上谋杀、破坏、与德、日军国主义合作颠覆苏联。把理论错误和密谋颠覆活动结合起来，确实是富尔教授的一大发现。但是，如果“不断革命论”对不上“一国社会主义论”呢？富尔教授的努力岂不白费了？他指控的托洛茨基的“串通谋杀，并且在苏联内部搞蓄意破坏，同德国与日本合作”就不存在了？ 在此笔者不得不给富尔教授补补课，简单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每个新理论的提出，都是针对旧理论，要解决旧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在1905年革命前，于1904年底问世的，所对的是“俄国革命三阶段论”。该理论是他对即将爆发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它将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它并不复杂，可简单地概述如下：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它没有能力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俄国无产阶级身上；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不可能让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上，必然会使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论证了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还取决于许多主观因素。他以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例，证明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并明确地说，俄国革命将会创造条件，让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取得政权。这一理论打破了当时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从而也打破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一致认可的革命三阶段理论，即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据此，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到遥远的未来。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论证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远景，而是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没有不断革命论，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后来俄共把国际共运的工作重心向落后国家革命的转移，也就不会有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以及上世纪50、60年代波澜壮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了桥梁和助产士的作用。 不过在这一理论于1904年底问世时，却遭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一致攻击。不仅如此，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胜利，但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和逝世后，这个理论被当权的多数派说成是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甚至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向斯大林投降时，也都从批判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更加让人觉得这个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邪恶学说。 首先来看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目前国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革命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布尔什维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这是误读。二月革命并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是推翻了沙俄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土地革命。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临时政府能够完成土地革命，结束战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土地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由布尔什维克完成的，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最终完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夺取政权，也绝不能在后来的内战中取胜，因为它不可能在那场战争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完满的验证，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间隔，它们交织在一起，交错在同一个阶段中。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论不断革命的小册子多次出版，还译成各国文字一版再版。在列宁病重前，没有人对这个理论进行过批评。党内斗争开始后，政治局中的多数为了把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核心，煞费苦心地把他和列宁对立起来，开始把他的“不断革命论”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支柱。他们根据列宁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不断革命的批评——说它不顾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批评它的激进，不顾现实，超越阶段。也就是说，他们是根据革命的阶段论来反对不断革命论的。 所以，“不断革命论”versus的，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而是阶段论。因为“不断革命论”论证的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形式，是在1904年底提出的，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哪里谈得上什么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呢？所以它不可能是针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而“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如果非要说二者有联系，只能在这一点上，即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来，二者之间就有了因果关系，而不是versus了。当然，这是个不恰当的比喻。 托洛茨基最初认为不断革命论只适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所以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当多数派把这个理论当作攻击的靶子时，托洛茨基为了化解矛盾，曾表示可以把它放进革命历史博物馆。但在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再次得到检验后，托洛茨基改变了他的看法，认为它是对所有落后国家都适用的理论。因此，当反对派领袖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准备投降，也发起对不断革命论的批判时，托洛茨基为捍卫这个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对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设想，它的对错应该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由另一个理论“阶段论”来定它的正确与否，更不是与它没有关系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客观地说，它已得到十月革命和后来的中国革命的验证。在中国是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验证。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因当政的斯大林、布哈林恪守阶段论，拱手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并让无产阶级在运动中为资产阶级作苦力，不允许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运动，致使革命半途而废。后来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不断革命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土地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才完成的，此后革命继续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 一国社会主义之争 “一国社会主义”versus的不是“不断革命论”，上面已经说清楚了，它实际上versus的是“世界革命论”。 富尔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建设证明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中国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富尔教授的说法，根本没有触及当年“一国社会主义”之争的核心。“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其实是争论双方都没有异议的。俄国革命已经爆发，但它并没有引发世界革命，甚至是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因此，它只能在一个国家内进行建设。由于革命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破除了私有制，对生产资料和土地实行了国有化，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布哈林在1924年底炮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能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违背了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的传统，引起了轩然大波。它首先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批评，从而导致多数派的第一次分裂和季托联合反对派的诞生。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不是不断革命论者，而且还是该理论的主要批评者。这也证明了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不是“不断革命论”。 同样，“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也有其针对性。它针对的是什么理论呢？可以用斯大林本人在争论中说过的话来回答：“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黑体是我加的——施）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25]请注意，不是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引用斯大林本人在1924年说过的话来反驳他：“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指建成社会主义——施），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26] 上述两段斯大林本人的话中的第一段证明，“一国社会主义论”强调的是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引的斯大林的第二段话，是斯大林在成为“一国社会主义论”者之前，即他还是一个世界革命论者时说的，引文中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表明“一国社会主义论”针对的是世界革命。而且，世界革命对的不是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即建成社会主义。 在澄清了这两个理论后，还有必要再分析富尔教授对托洛茨基在“一国社会主义论”上的前后矛盾的指控，还有他对列宁后来赞成这个理论的断言吗？ 看来，富尔教授太着急了，没弄清两个理论谁versus谁，没弄清“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本身是怎么回事，也没弄清两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就匆匆下了结论： “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证明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中国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他有这个资格吗？ 退一步说，即使“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是在一个国家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就能证明“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逻辑何在？莫非“不断革命论”反对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证明的也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性，而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真实性，社会主义胜利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富尔教授还要据他用这种方式得出的托洛茨基的理论错误，来推导后者颠覆苏维埃政权、搞破坏、暗杀，与德日法西斯合作的原因：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是党内斗争的失败者 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涉及到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不只是“不断革命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理论之争。斯大林为什么要搞大清洗，是因为他在所有政策方针都是错误的、失败的，他拒不承认他的错误和失败，所以他只能借助谎言、暴力、杀戮来维持他的独裁。 说斯大林是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斯大林是党内斗争的胜利者，他打败了所有对手，掌握了党政大权。怎么能说他是失败者呢？ 政治斗争的胜利和失败，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二是方针政策、立场观点。权力上的胜负和方针政策立场观点的对错不总是统一的。需要民主，就是让党或群众有选择自己的领袖和决策者的机会，使错误能得到及时纠正。如果二者之间背离持续下去，越来越大，必然会导致深刻的危机。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就是这方面的最好的例子。 1.破产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推行一年后，就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几乎原始的农业恢复较快，一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0%，而工业则严重滞后，只恢复到战前的25%，这还仅就轻工业而言，重工业就更差了。由此产生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托洛茨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通过加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主动提出承担领导工业化的重任。多数派面对列宁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威胁，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要求。但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他们怕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领袖的光环上再加上工业复兴的领导人的功绩，因此拒不让托洛茨基推行他已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经济方针，还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超级工业化者，不重视农民，掠夺农民，甚至还扣上了破坏工农联盟的大帽子，把他们开除出党，关进监狱或流放。他们怡然自得地推行他们自诩为稳健的面向农村的经济政策，使俄国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仅在1923-1926年间，就发生了三四次商品（工业）荒，并最终导致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严重的危机使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联盟破裂，斯大林放弃了他们共同推行的所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接过了反对派的经济政策：加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和反富农的方针，并把它们推向极端。虽然斯大林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拒不承认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失败，让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成为替罪羊，剽窃反对派的经济政策，却不能不让有头脑的人对这个180度的转变有自己的看法。当部分反对派领袖看到斯大林实施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向他投降，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时，一批批原来斯大林的支持者被发配到流放地。他们是有思想的真诚的革命者，过去相信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诬蔑，认为反对派提倡的经济政策会给苏联的工农业带来灾难。当前的现实使他们产生怀疑：如果我们过去是正确的，那么今天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今天是正确的，那我们过去就是错误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我们把那些坚持正确经济政策的人开除出党，把他们关进监狱、流放，是否太卑鄙了。经济政策上的180度转弯，怎么能不让人产生怀疑？被流放的是表现出怀疑态度的人，把怀疑隐藏在心头的人要更多。 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说他推行的是左右摇摆的政策，而且不论是从右向左的摇摆，还是从左向右的摇摆，都是在前一种政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实施的。斯大林在经济政策上的180度转弯，是他此前推行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破产的证明。 2.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政策 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斯大林布哈林中国政策的失败。过去，中共为尊者讳，让陈独秀作了替罪羊。 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命运，与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路线、政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两派在国民党的阶级定性上、谁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的问题上、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的问题上以及在大革命中是否应该建立苏维埃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权派认为国民党是四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的联盟，反对派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政党。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当然是它的领导者，因而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只能是配角，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遵守它的纪律。反对派则认为，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而它的先锋队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反对派认为在大革命高潮时应该组建作为统一战线领导机构的苏维埃，斯大林派则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夜才能建立苏维埃。 我把双方的分歧归结为三个方面：不断革命阶段论，常规社会力学VS革命社会力学，宁汉合流后的中国革命是处于高潮不是低潮？是斯大林在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的失败。 斯大林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国家统一和农民得到土地，它的领导应该是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胜利之前，共产党不能独立，无产阶级不能觊觎运动的领导权，它只能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当苦力。 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直接涉及到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所以它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断革命论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提出了革命中最核心的问题——领导权的问题，能够准确地判断各政党的阶级性，准确地预言斗争进程。如早在1927年3月22日刚刚得知国民革命军开进上海，托洛茨基就敏锐地提出了“国民政府的领土越大，国民党就越具有执政党的性质，它就变成资产阶级的党。”[27]相反，阶段论者以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残余来抹杀阶级冲突，一厢情愿地希望外来压迫会使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说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政党，闭眼不看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 下面是斯大林对蒋介石的军队的看法： 中国的革命军队（即蒋介石的军队——施）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极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自版自由、结社自由。 蒋介石的军队是工农军队。它给全体人民、特别是工人带来自由。[28] 他认为，保障革命的成功需要的是： 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动力。[29] 斯大林对国民党的界定是： 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某种革命议会，其中有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 由于抓不住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主要矛盾，他根本没有能力预见历史进程，他的判断屡次被事件所否定。 在四一二政变的20天前，托洛茨基就发现了危险，并敲起了警钟：“……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就越大，在今天政策下等待我们的危险就越大。……在这个概念下，我们不是变成历史的阶级力量，而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某种非阶级的观察。这样在第一次转折中可耻地跌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占领上海就是这样的转折关头。”。[30]为了让当时的联合反对派的领袖同意为纠正错误的中国革命政策而斗争，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我认为，应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再次对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不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而是把它变成派别诬陷，这样的危险当然存在。但当事情确实关系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时，还能沉默吗？”在1927年3月31日致政治局的信中，托洛茨基就指出：“看来，在中国革命区域中，中国波拿巴主义的危险相当严重。”[31]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前，斯大林反对拉狄克提出的粉碎右派国民党，开除右派的革命口号，说这样的革命口号会葬送中国革命。理由是： 在我们是多数，右派听我们的话时，为什么要开除右派。[32] 他坚持要充分利用右派： 一匹衰弱的老马只要还有用，农民就需要它。他不会把它赶走。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当右派对我们不再有用，我们就会把它开除。现在，我们需要右派。他们是些能干的人，他们还指挥着军队，领导它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他只能率领它反对帝国主义分子。 除此之外，右派分子还与张作霖的将军们有联系，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士气低落，无须打击就能让他们彻底转到革命一边来。而且他们还与富商有联系，可以从他们那里筹款。在彻底地利用完他们之后，就把他们扔掉，像榨干的柠檬一样。[33] 话音未落，这只尚未被榨干的柠檬就把上海革命工人和共产党员淹没在血泊中。 在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为了给自己开脱，对它轻描淡写： 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今后还将更多。认为一场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革命能够在没有这类事情的情况下进展，是可笑的。[34] 四·一二的残酷屠杀未能使他放弃原来的政策，他命令中国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更加紧密地合作： 蒋介石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这意味着，进行坚决的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武汉国民党，将实际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机构。 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5] 在上海政变后，1927年4月16日，托洛茨基致函政治局，对这种论点进行批驳： ……如果认为不仅是右的，还有中左的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首脑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甚至进行到一半，它必将与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如果明白这点，那时就应该及时地准备取代这个领导，现在就更加需要这样做。 取代不意味着简单地用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其结果可能是——同样是汤，就是更稀点。问题不是用人物来解决的。取代意味着筹备革命政府，它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依附于工人、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士兵群众的。[36] 在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8次全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地预言了武汉政府必将走上镇压工农的道路： 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像汪精卫之流的左派国民党的领导人不可避免地会欺骗你们，如果你们不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而是追随武汉上层的话。土地革命是严肃的事。在困难条件下，汪精卫的政策将是十倍地与蒋介石联合，反对工农。[37] 针对当权者认为蒋介石的政变只是插曲，今后的斗争将在分裂的国民党的两个部分之间展开的观点，托洛茨基驳斥说，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国家政权的阶级转移，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新阶段。他再次强调，在这个阶段中，必须彻底改变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盟，必须建立苏维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对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专门做了决议：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会会议上要求，立即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双重政权，立即采取推翻左派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这个表面上（！）极左（！！），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要求不是别的，就是重蹈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段的托洛茨基旧立场的覆辙。[38] “重蹈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段的托洛茨基旧立场的覆辙”，指的就是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也再次证明斯大林在中国推行的政策依据的是阶段论，同时也证明“不断革命论”对的不是“一国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 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政府的反共，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冲破了斯大林、布哈林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机械的阶段论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却成功地束缚住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手脚，把他们送到了国民党的屠刀下。 在马日事变、宁汉合流后，斯大林命令中共搞武装起义，一是他左右摇摆的规律在起作用，右倾的错误要用左倾来弥补，以致错上加错。更为恶劣的是，他为了自己的声誉和脸面，拒不承认他的政策葬送了中国革命，硬说上海和武汉的失败只是插曲，中国革命不仅没有退潮，而且是在进一步高涨，已经进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阶段。他荒唐地把广州起义的日子定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天，为这次代表大会献礼，更可笑的是，他幻想这次胜利能彻底洗涮以往失败的耻辱。当然，这样的冒险是不可能成功的。广州起义非但没有“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还添加了最新的一次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两相对比，谁对谁错还不清楚吗？而且还是在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 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反对派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再三要求把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犹豫不决。在１０月２３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再次强硬地提出他的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人以疯狂的行动来掩盖自己的内心矛盾。在托洛茨基讲话时，他们用书籍、玻璃杯向他砸去，他的讲话多次被疯狂喊叫声打断。托洛茨基不为所动，继续读他的讲话。由于不能使他沉默，与会者甚至在他还在讲话时就纷纷离席。最后，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剥夺反对派对官方提纲发表反提纲的权利和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动议。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的胜利是多么狼狈。 在这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共产党见证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三次失误，以及这些失误导致的三次失败。“受国民党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的青年……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到四一二大屠杀，和“左派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密切合作”的结果不是革命的胜利，而且武汉左派国民党政府的分共和宁汉合流。之后中共的两次武装起义和在广州建立苏维埃，并没有迎来中国的十月，而是失败。这会使它的党员得出什么结论？ 然而，这次在国内外双重失败的打击促使下的向左转的灾难并不只限于中国，还有此后给苏联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冒险的工业化、全面集体化、消灭富农，以及在1930年代初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推行的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39]，它是导致希特勒上台的直接原因，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在本文中，笔者只打算谈谈“第三时期”理论问题。 “第三时期”理论和希特勒上台 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托洛茨基就明确地预言希特勒一旦上台，将给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剖析纳粹的性质，结合德国形势的变化指出阻止纳粹夺权的斗争策略，并且指出，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下，德国将会出现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之间的决战，其结局将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乌合之众。他认为纳粹的崛起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改良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已经无力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危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阻止法西斯按它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而只有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也就是说，这场斗争胜负的关键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以及它们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因而，他的斗争从批判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宣布的“第三时期”理论开始。 其实，“第三时期”的提法，首先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内容完全相反。他认为，第二时期中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稳定，在第三时期中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固有性质，世界革命无限期地后延。就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接过了这个名词，赋予它截然相反的内容。 更糟糕的是，这种出于转变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成了新策略的基础，共产国际领袖据此制定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执行贯彻的策略任务：一是要进行总罢工，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后者是“第三时期”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策略结论。莫洛托夫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革命组织与改良主义者的组织之间联合的策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相对于前两个任务来说，第三个任务更加有害。因为前两个任务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完成的，总罢工是一个国家中政治、经济形势、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生存状况和情绪的产物，不是说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占领街道也不是说占领就能占领的，它是总罢工的产物，没有总罢工的胜利形势，仅仅凭共产国际官僚的一纸命令，工人群众是无法占领街道的。贯彻这些策略任务的共产国际西欧局在号召欧洲工人阶级进行总罢工未果，五一示威游行和8月1日示威游行（即占领街道）都遭到失败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拒绝与改良主义组织联合的任务，只凭主机愿望就可以执行。在这三条策略指示中，世界各国共产党惟一贯彻到底的就是这第三条，直到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开始推行人民阵线策略为止。 莫洛托夫在宣布“我们已经双脚迈进了第三时期”时，还蛮横地说，“只有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双脚跨入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革命事件的时期中”。[40]要知道，无论是联共（布）党内，还是受它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各支部，谁也不愿意当“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 这里需要提一下，虽然第三时期理论由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公开宣布，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重大的理论和战略策略方针的转变，只有斯大林能做主。他所以暂时把“第三时期”理论的著作权让给莫洛托夫，是因为他接受了经验的教训，为自己留了一手。他还记得他刚刚宣布蒋介石听指挥，应该利用他，话音未落，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如果这次对革命形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呢？还是躲在莫洛托夫身后好，错了的话，和自己无关，不会影响自己的声誉，说对了的话，谅莫洛托夫也不敢和自己争该理论的著作权。斯大林确实汲取了经验教训，变聪明了，可惜仅限于此。 如今60-70岁的人还能记得，在描述当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小群人在街头突然聚集起来，喊几句口号，撒几把传单；警察吹响了哨子，军警特务就赶来抓人。笔者小时候就在影片《我的儿子欧阳立安》中看到过这样的镜头，当时心中当然充满了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现在回过头来，才知道这完全是中共执行斯大林“第三时期”理论的产物，为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者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之中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与在德国推行“第三时期”策略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三时期”理论刚一出笼，托洛茨基就在他个人创办的《反对派通报》上结合奥地利危机，撰写《奥地利危机与共产主义》一文，批评这个荒谬的理论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战术。针对“第三时期”理论将社会民主党混同于法西斯的结论，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下层毕竟是由无产阶级本能推动的，而法西斯下层则是得到小资产阶级和奥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阶级属性分子的无出路的滋养，并预见一旦法西斯获胜，不仅会消灭为数不多的奥地利共产党，还将粉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和基地。他根据奥地利的具体情况，阐明奥地利危机不是共产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冲突。[41]他对被“第三时期”理论称为最主要敌人的“社会法西斯”加以剖析，他说，倒霉的理论家制造这个概念的根据如果是“社会民主党准备借助武装力量反对工人，保卫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的话，那么阶级社会就是一部法西斯史”；“在世界上有多少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多少种法西斯”。那么，这个界定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进一步指出：“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征，而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的政党，……它反对所有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它最激烈地反对的正是社会民主党。”[42]他进而预言：“不难预见，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混为一谈，会产生把正在与法西斯发生更严肃的冲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理想化的危险。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点。”[43]并辛辣地指出：“用喊声、尖叫、激进的词句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应该停止把发展的实际进程驱入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廉价公式中。”[44]这里，“廉价公式”指的就是“第三时期理论”。 1930年1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第8期的全部版面用于刊登托洛茨基的长文《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此文是托洛茨基全面批判这个错误理论与策略的第一篇文章。因莫洛托夫认为法国革命形势已经开始高涨，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法国的现实为例，逐条驳斥了“第三时期”理论对形势的判断。托洛茨基还在文中批评了法国斯大林分子对经济形势和“群众激进化”的判断，他批评瓦萨尔的论据——“如果剥削日甚一日，怎么能否定群众的激进化呢？”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则是剥削压迫越重，反抗越激烈——说：“如果群众真的已经激进化，资本家怎么能日甚一日地加重剥削呢？”[45]他还分析了经济涨落与革命的关系，指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极左分子害怕经济高涨，因为他们“不是从矛盾的现实过程中得出革命的前景，而是从错误的公式中”。 台尔曼领导下的德国共产党是如何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呢？他们始终遵循“第三时期”理论，始终推行“不与任何改良主义政党结盟”的政策规定，一直“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甚至不惜为此与真正的法西斯结盟。 危机的来临而不是所谓的第三时期来临，使德共在1930年9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获胜，它从上一次的300万张选票增加到450万张。台尔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纳粹的增幅要大得多，它从80多万张增加到650万张。台尔曼为共产党增加的150万张选票沾沾自喜，无视纳粹选票的更加迅猛的增长。他以为这是第三时期理论许诺的革命胜利的征兆。德共机关报《红旗报》在选举结束后第二天的社论中写道：“昨天对希特勒先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在大选中的所谓胜利仅仅是它末日的开始。”几个星期后，这家报纸又说：“9月14日是纳粹运动在德国的顶点，继之而来的只能是退潮。”[46]在1931年4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台尔曼重申这一观点：“纳粹分子在9月14日的大选中获得轰动一时的胜利之后，他们在德国的党徒开始想入非非。然而，我们却不允许自己被工人阶级、至少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中业已出现的惊慌情绪搞得迷失方向。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9月14日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继之而来的不会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坏的日子。我们对这个党的发展所做的评价已经被事件所证实……法西斯分子已经没有笑的理由了。”[47]台尔曼的声明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同和祝贺。 由于事关重大，托洛茨基立即对这次选举做出了反应。他于9月26日写下了他对这次大选的评论——《共产国际的转向和德国局势》。考虑到他此时流亡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那时的信息传递远没有今天快捷，他的反应确实可以说是同步反应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增加的100多万张选票与纳粹增加的几乎600万张选票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所谓的“群众的激进化”不是对革命有利，而是对反革命有利。台尔曼之所以认为纳粹在大选胜利之后就会走下坡路，是因为他认为纳粹的兴起是遥远的1923年危机和继之而来的社会震荡的反响。托洛茨基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纳粹抬头不是过去危机的余波，它正在为未来的社会危机积聚力量。“纳粹居然在社会革命时期的前夜而不是在它的终点占据如此有利的进攻阵地，这一事实的根源是共产主义的软弱，而非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托洛茨基对大选的结论是：“尽管共产党在议会中得胜，无产阶级革命……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这次失败或许是致命的。”[48]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他更加坚决地主张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立即译成多种语言，出了单行本，并立即招致德共领袖的抨击。 德共的《红旗报》称托洛茨基是“惊慌失措的人”、“冒险家”和“布吕宁的代理人”，指责他妄图迫使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捍卫资产阶级民主，迫使共产党“忘记如不先战胜社会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49]明岑贝格在驳斥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写道：“托洛茨基建议……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对于德国工人和共产党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像实施这样一个罪恶的建议那样有害，它会推动法西斯事业。提出如此联合……只会有利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此外，它的作用……显然是法西斯主义的。”[50]甚至在1932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台尔曼仍宣称：“托洛茨基在其论述如何粉碎纳粹的小册子中仅仅提供了一个答案：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据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是能使德国工人阶级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或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或是德国工人阶级沉沦10到20年。这是一个彻底破产了的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理论，而且这还是托洛茨基最近几年来在其反革命宣传活动中所创造的最糟糕、最危险、最罪恶的理论。”[51]台尔曼信心十足地说，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大选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52] 对此，托洛茨基反驳说：“最关键的历史时刻之一即将来临之时，共产国际……有犯下重要的致命错误的危险，它可能将作为革命因素的共产国际从政治版图上抹去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只有瞎子和胆小鬼看不到这点。只有诽谤者和雇用记者才会指责我们与反革命结盟。……应该振聋发聩地对进步工人说：继冒险和大吹大擂的“第三时期”之后，将是惊慌失措和投降的第四时期。”[53]这一可怕的灾难被托洛茨基不幸而言中。 1931年7月21日，德共中央委员会秉承莫斯科的旨意改变初衷，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民主和社会两方面做让步，否则它就参加纳粹倡议的旨在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全民公决。为了使自己的全民公决有别于纳粹的褐色全民公决，德共把它称为“红色”全民公决。在最后通牒遭到布劳恩政府的拒绝后，台尔曼便率领德共投入了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 对德共这一荒谬的行动，托洛茨基于8月25日就做出批评，撰写了一篇标题为《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的文章。托洛茨基用“国家共产主义”一词，是讽刺德共在民族主义和爱国狂热上与纳粹进行市场叫卖式的竞争。纳粹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文章指责德共的这一行动与纳粹实际上结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它是否是“红色”，主要取决于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对无产阶级有利，接替布劳恩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不管法西斯分子是否与共产党员一起投票，从共产党掌握政权开始，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取代布劳恩政府的是希特勒－胡根伯格政府，那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就纯属冒险，使共产党在群众眼中成了纳粹的帮凶。针对德国共产党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上台铺平道路，所以不能保卫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他驳斥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铺平道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缩短这条道路；如果法西斯企图推翻布劳恩政府的话，我们将与他们血战到底。但我们保卫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而是无产阶级的精华，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织、工人刊物。因为这是我们争取大多数工人追随我们夺取政权的基础，如果听任法西斯将它们摧毁，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就无从谈起。他还批评了德共用“人民革命”取代无产阶级革命：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应该用自己的武器，而不是用法西斯的武器；用人民革命的口号来取代无产阶级革命口号，是“从法西斯的政治调色版上借用颜料，力求在爱国主义的拍卖上压倒后者。这不是有原则的阶级政策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手段。”[54]他还进一步指出德共强调“民族解放”，把人民革命作为“民族解放”的工具的错误。他说，无产阶级对欧洲大陆震荡的答复应该是欧洲苏维埃联邦，而不是“打倒《凡尔赛和约》”的口号；因为无产阶级政策不是由德国在欧洲的屈辱地位决定的，而是由分裂的、软弱无力的德国无产阶级在德国社会中的屈辱地位决定的。[55] 虽然对德共的愚蠢至极的作法十分愤怒，但作为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托洛茨基的批评仍是建设性的。他耐心地教德共领袖如何正确判断形势，把握革命时机，对此来说，仅有经济和社会前提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前提，即能保证胜利或使胜利成为可能的力量对比，然后通过战略战术、勇敢果断把可能的变成现实的，但无论什么样的战略战术都不能把不可能的变成现实。所以德共中央委员会不应该泛泛地说什么危机深化，而是必须确切地指出在当前时刻的力量对比。如果台尔曼能够这样看问题，他会得出党现在还过于软弱，不宜加速追求革命结局。追求这个目的的是法西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会支持它，因为它们害怕无产阶级甚于法西斯。纳粹想借助全民公决来打破极不稳定的国家平衡，迫使资产阶级支持他们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因而在这点上帮助法西斯分子，对共产党来说是极大的愚蠢。[56]如果法西斯主动出击的话，在今天的情况下，就会把更多的劳动群众推到我们一边来。共产党应该明确地对广大工人说明：今天的政府是我们的敌人，但由于它是靠你们的信任投票产生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与你们联盟而不是与法西斯联盟来推翻它。在法西斯发起推翻政府的暴动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将与他们战斗，但不是为了保卫这个政府，而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组织和工人刊物。我们准备与你们一起保卫所有工人组织免遭法西斯分子的攻击，同样我们要求你们，在我们的组织机构受到威胁时，一定来援助我们。[57] 早在台尔曼跟随莫斯科进入第三时期时，就认为德国是在社会法西斯的统治之下。1929年10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震动了魏玛共和国，造成600万工人失业。1930年3月，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被迫辞职，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议会，任命享利希·布吕宁为总理。为了应对危机，布吕宁采取了紧缩政策，缩减社会保险经费，大量减裁国家职工，降低工资。这些措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强烈的不满。“德国已经生活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希特勒未见得会使饥饿总理布吕宁统治下的现状变得更坏”之类的断言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德共的《红旗报》上，并得到《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给予的权威支持。[58]当巴本取缔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时，德共称其为法西斯政变。一个法西斯政权接替另一个法西斯政权，甚至还要通过政变。这样频繁地喊叫狼来了，麻痹了自己的队伍和社会对真正的法西斯的警惕性。纳粹就是在这样麻痹和丧失警惕的情况下不战而胜的。 托洛茨基认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布吕宁以及巴本-施莱希尔的波拿巴主义的政府，都是最后决战的序曲，是过渡阶段。他对布吕宁政府和后来的巴本政府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定义：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企图依靠军队和警察统治而凌驾于两个营垒之上的政权。后来，他又进一步区分布吕宁和巴本政权的性质，称前者为准波拿巴主义的。托洛茨基定性的依据是，在议会制度下，资产阶级靠与工人阶级达成广泛的妥协来维持其统治，这种妥协以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和工会存在为先决条件。从布吕宁政权开始，虽然劳资双方的广泛妥协已经结束，但它无力消灭工人运动，因为它依靠的仅仅是官僚机构，根本无力镇压和消灭工人组织。“如果法西斯真的掌握了政权的话，这无疑意味着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有它的真正的政治破产。在乌合之众的匪帮那里遭到可耻的失败，为此，数百万之众的德国无产阶级是永远不会饶恕共产国际和它的德国支部的。”[59]托洛茨基把布吕宁和巴本政权比喻为放在金字塔顶端的球，是不可能稳定的，它不是滚向左边——无产阶级，就是滚向右边——法西斯。因为这两个政权不是出现在两大营垒殊死搏斗之后，而是在其尚未开始之时。他对把布吕宁政权混同于希特勒政权的德共领袖批评说：“那些一口咬定说他们看不到布吕宁与希特勒的区别何在的智者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的组织的存在与已被消灭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貌似激进的言词背后隐藏着无可救药的消极性。……他们说什么布吕宁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我们回答说，你们错了！你们错得可耻，因为你们害怕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你们被摆在你们面前的巨大难题给吓住了。在战斗尚未开始你们就投降了。……布吕宁政权是过渡性的……不是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就是过渡到工人阶级的胜利……两个阵营才刚刚开始为殊死的战斗做准备。你们如果把布吕宁和希特勒混为一谈，你们就是把战斗前夜的局势和失败以后的条件混为一谈，就是事先自认失败。你们实质上是在号召人们不战而降。……我们应当向革命工人表明，共产党仍然掌握着解决当前局势的钥匙，而斯大林官僚集团却想用这把钥匙关闭通向革命行动的大门。”[60]托洛茨基断定巴本政权的寿命不会超过100天，他认为，巴本政府之所以给人以力量的假象，是因为工人从事战斗的准备不足。这个政府甚至比布吕宁政权更软弱，支持它的只有普鲁士官僚体制中最腐朽的部分。 从未认真考虑过与真正的法西斯做斗争，也从未清醒地认识德国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形势的性质的台尔曼，在失败尚未来临之前，还是满口豪言壮语，他说，他相信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选举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61]当纳粹进一步强大，希特勒上台几乎已是大势所趋。德共从认为希特勒在1930年大选就开始走下坡路的轻率乐观转到消极地听任这个趋势成为现实。台尔曼居然轻率地说，一旦希特勒夺取政权，工人就会把他消灭。另一位共产党领袖雷梅尔也宣称：“希特勒即使掌权，也很快就会垮台，到那时，胜利将属于我们。” 对此，托洛茨基尖刻地嘲讽说，共产党为希特勒准备了政权的陷阱，“总攻应该在希特勒取代布吕宁之前开始，应当在工人组织被取缔之前开始。……说什么希特勒一旦掌权便会被工人消灭，这是无耻谰言。他们这样说是为希特勒掌权清理道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允许法西斯掌权，如果它竟至做出如此盲目消极的举动，那么就没有任何根据假定同一工人阶级会在一瞬间摆脱恹恹欲睡的状态而将法西斯一举推翻。……‘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雷梅尔在国会夸口说，‘我们并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意味着明天的胜利将属于希特勒而非雷梅尔。……‘我们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不是彻头彻尾胆怯的表示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制止希特勒夺权。而且比这更糟的是：我们、官僚主义者们，业已退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不敢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下与希特勒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怕’。你们不怕什么呀？与希特勒斗争！噢，不……他们不怕希特勒取胜，不怕拒绝战斗，不怕承认自己胆怯。可耻之至！”[62] 托洛茨基始终认为，“战胜法西斯是可能的，不是在他们上台之后，不是在他们统治5年、10年或20年之后，而是在现在，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最近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对此深信不疑。”[63]托洛茨基一再提醒，与法西斯的最后决战在即，德共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在虽然已经被削弱、但（不幸）仍很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存在的情况下，胜利地回击进攻的法西斯？对这个问题，德共中央委员会的答案是否定的。换言之，台尔曼认为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64] 托洛茨基曾多次预言，希特勒不经过内战是不可能上台的。因为对无产阶级、它的组织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包括在内）来说，这是性命攸关之事：“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你们有数百万之众。……一旦法西斯掌权，它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一样碾过你们的头颅和脊梁。只有毫不留情的斗争才能挽救你们，只有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结成战斗同盟，才能取得胜利。”但是，他最不愿意相信和看到的事，尽一切努力让德共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 即使是在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德共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共同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虽然与希特勒上台前相比，更加不利，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面对死敌，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即与法西斯分子展开内战。托洛茨基建议的正是这条道路。他说：“希特勒掌权对工人阶级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这次失败还不是最终的和无可挽回的。当敌人刚刚开始上升之时本可以把他粉碎，而今天他占据了整整一系列重要岗位。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优势，但决战尚未开始。”只要希特勒还没有独立控制整个国家，他的地位就不稳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还有机会进行反击。何况此前托洛茨基还提醒过苏共领袖：“一旦纳粹上台，就应该对红军进行总动员，这应该成为一条公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应不惜一切地把纳粹政权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哪怕是动用红军的力量，把德国的内战国际化。当然，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了共产国际和德共的又一轮谩骂：“冒险家”、“妄图挑起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等等。 上面已经说过，斯大林通过中国革命学聪明了。这一次，他不再公开对德国形势作判断，也不公然对德共做战略战术指导。但德共对当年德国形势充满“第三时期”理论精神的判断，它对自己胜利的乐观和对法西斯失败的预言，以及种种愚蠢的战略战术，即使没得到斯大林的耳提面命，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首肯，所以不难从德共领袖的宣言和言论中看到斯大林的德国政策的痕迹。虽然这次战场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移到了先进的德国，而且战略指导方针也从极右的党内联合改为极左的“第三时期”，“不能与任何改良主义政党联合”，“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结果仍是共产党的彻底失败，只不过是后果更加严重，德国工人运动被彻底摧毁，纳粹上台，使人类遭受二战的浩劫。 虽然斯大林支持台尔曼推行的政策、战略战术的直接证据并不多，但他支持“社会法西斯”这一切断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之路并导致希特勒上台的理论，证据还是足够多的。 早在1928年10月16日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讲话中，他就说：“既然一部分共产党员否认竞选中‘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适当性（法国），或反对共产党单独提出候选人（英国），或不愿强调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问题（德国），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力图使共产主义迁就社会民主主义。”[65]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的决议中，称社会民主党是“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国家中特殊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在校对全会文件时，对这句话做了下述补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建议要格外注意加强反对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斗争，它通过散布关于这一翼对社会民主党各级领导机构政策的对抗的幻想，来阻止社会民主党的瓦解过程，而实际上它竭尽全力地支持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66] 1929年6月，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函斯大林，称“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喊叫”是荒谬的胡说八道，并警告说，若把政策建立在类似错误的方针上，“意味着葬送共产国际”。一年后，契切林被解除了职务，并免除了他的一切政治活动。[67]在此应该强调一下，契切林是布尔什维克的资深外交家，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二任外交人民委员。只有斯大林能够解除他的职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1次全会（1931年3-4月）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界定为“不断地向法西斯主义演变的过程”，并称社会民主党为“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化的积极因素”。[68]在曼努伊尔斯基在第11次全会上的报告提纲草案上，斯大林加上了下面几句话：“揭露社会民主党，揭露第二国际，把工人群众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孤立、战胜社会民主党是各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解脱资本主义锁链的成功斗争。”[69] 甚至在1933年，在希特勒上台后，斯大林仍不肯放弃破产了的“社会法西斯”公式。1933年春，他在校对德共中央委员F·赫凯尔特的文章《在德国发生了什么》时，在作者的“社会民主党转到了法西斯一边”的话上，加了一句：“这就是3年来，共产党员一直称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原因。”[70] 历史早已雄辩地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共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迷失了斗争方向，并最终失败，斯大林难辞其咎。 纵观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取胜，他靠的是手中掌握的无限的权力，靠的是拉帮结派，靠的是用组织纪律和镇压工具来进行思想观点的斗争。这再一次证明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评价的准确。然而要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夺取革命的胜利，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品质。斯大林的专权弄柄、阴谋诡计，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这里需要的是领袖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十月革命能够取胜，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能够牢牢地把握革命方向，对形势发展的科学准确的判断，明确敌友，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了然于心，并据此来制定和调整战略战术。 然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所不具备的。他没有能力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科学的判断和预见，他对形势的判断是出于他的经验主义的转向的需要，如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就是出于他要放弃导致国内经济严重危机的极右经济政策和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右倾政策的需要，而不是对世界形势的客观总结。他没有能力区分敌友，在中国革命中，他依靠的是“听话的将军”和左派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他把对让他丢尽脸的国民党的仇恨发泄到社会民主党，甚至是它的左派的头上，于是制造出社会法西斯的概念，从而把可以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结为盟友的社会民主党视为法西斯，还要求德共集中火力打击它。在这样的统帅的指挥下，斗争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他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实际承认了他的失败，即在德国无产阶级彻底失败的灾难的推动下，来了个180度转弯，从极左的“第三时期”转向极右的“人民阵线”。中国读者所熟知的王明在抗战时期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际上无非是“人民阵线”的中国版。在苏联政府的大力鼓吹和支持下，在德国纳粹政权的威胁下，“人民阵线”也热闹了一阵，在法国、西班牙甚至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但这个“人民阵线”不仅没有赢得革命的成功，甚至都未曾有效地阻止法西斯的胜利。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季托联合反对派、布哈林反对派先后失败、被消灭后，联共（布）党内关系继续紧张，甚至酝酿出大清洗的悲剧，与斯大林内政、外交上的失败——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和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我看过的一些俄国这方面的研究者，如《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罗伊·梅德维杰夫，《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的作者瓦·罗高文都没有把斯大林在这两场革命中的失败与大清洗联系起来。这些失败极大地降低了斯大林的威望，使党内中高层一些有思想的人看到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对党内的不正常现象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称职领袖，他不能领导党和国家走向胜利，他们感到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必须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 1933年1月，审理了尼·博·埃斯蒙特、B.H.托尔马乔夫和亚·彼·斯米尔洛夫“地下派别集团”案。这三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其实他们的主要罪过是他们曾在他们的支持者中谈过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71] 但在中高层的领导人中，有这种认识和考虑这个问题的绝不仅仅只有这几个人，对这三个人的清洗并未能震慑高层对斯大林的不满。已经出现了对斯大林的严重的信任危机，对他的个人权力造成了威胁。斯大林明白，为了维持他的统治，必须加大镇压的力度。1934年基洛夫遇刺，正好为他提供了清洗的借口，他充分地利用了基洛夫的死，展开了对新老反对派、所有他的真正的反对者和假想敌都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在1930年代的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告虽然都是当年的反对派领袖，宣传也是针对他们的。其实这些人并不是清洗的真正对象。当年的反对派领袖当时不是在流放、监禁中，就是处在格别乌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更主要的是他们早已被搞臭了，用我们习惯的说法，是死老虎，他们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审判和消灭他们，一是为了掩盖大清洗的真实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但实际针对是的当时仍掌握军政大权的人，他们才是对斯大林的真正威胁，是他真正要消灭的人。 我在这里不想反驳富尔教授对托洛茨基暗杀基洛夫的诬陷，因为早在当年，斯大林就给托洛茨基强加了许多大得多的罪名。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荒唐指控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答复，我一声令下，工人、技术人员就破坏生产，铁路员工就让列车出轨，军人、官员就阴谋政变、暗杀，那么，为什么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是斯大林，而我却被流放了呢？ 我要再次强调，托洛茨基是当年斗争的胜利者——思想政策的胜利者，在许多文章中，他在重提他过去说过或写过的话时，总爱说他至今没有觉得有对它们做任何修改的必要。无论是他对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预见，还是他对外国革命形势的预判，都能迅速得到事实的验证，并能立即做出最佳应对方案。他坚信他靠这些杰出的才能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不屑于为争权夺利而耍些卑鄙的手腕（这也证实了列宁对他“过于自信”的评价），更不要说与德日法西斯勾结，在苏联搞政变了。再者，如果他真是想夺权的话，在1923年，他手握兵权，又有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嘱，而且军队像一个人一样地拥护他，他发动一场军事政变，逮捕斯大林等反对他的人，不是易如反掌吗？ *** 从上面关于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争、中国革命和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战术分歧的叙述，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非但不是失败者，而且是胜利者。尤其是在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如果不是斯大林和追随“第三时期”理论和它的策略的德国共产党顽冥不灵，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建议不仅不接受，还极尽嘲笑谩骂之能事，不仅人类完全有可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而且整个人类历史都将重写。《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贡献，超过了他在十月革命中的贡献，并不夸张。富尔的什么托洛茨基拒绝承认他的所有理论立场都是错误的，所以不得不搞暗杀、破坏、同德国、日本勾结，纯属无耻谰言。托洛茨基作为一个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领袖，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纳粹党上台前还是在它上台后，都是它的不可调和的死敌，怎么会和它勾结呢？除了当年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相关诽谤和造谣外，富尔教授能拿出什么证据呢？ 纳粹未经战斗就获得政权，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不仅不对这个重大事件进行反思和检讨，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德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极其愤怒，说连法西斯的雷霆都不能唤醒的组织是无可救药的，因此放弃了以前一直主张的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是共产国际和它的各支部的派别，旨在对它们进行革命改造的立场，宣布建立新党和新国际——第四国际。这是事实。但建立新党和新国际不仅是为了推翻斯大林化的各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推翻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统治，更是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他把他的全部努力和才智都投入了这一伟大的事业中，而这个事业本身就排除了与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勾结”的可能性。根本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托洛茨基在被驱逐出国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泄对斯大林的仇恨。托洛茨基曾说，报复不是政治家应有的品格。他不仅不是为推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不择手段与帝国主义勾结，而且他一直要求在战争爆发，即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时，第四国际各支部要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反复论证苏联仍是工人国家。这些都可以得到他在最后一次流亡中的无数的文章和书信的证明。他的这个立场怎么与法西斯德国勾结相容呢？ 倒是斯大林本人，在战争爆发前与希特勒德国进行秘密谈判，于1939年8月23日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附有秘密协议。在秘密协议中，双方确定了各自在波罗的海、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势力范围。协定规定，一旦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土上发生领土或政治变动时，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为前苏联势力范围，立陶宛为德国势力范围；在波兰，苏德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作为双方势力范围分界线；德国承认前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利益。条约签署一个星期后，德国于9月1日发起对波兰的进攻，苏联军队于同月17日入侵波兰。占领波兰之后，两国军队还举行了联合阅兵。该条约助长了纳粹气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斯大林把当时他的所有反对者都打成希特勒的代理人，把他们关进监狱或枪毙。但真正帮助希特勒发动战争，也导致苏联陷入战争浩劫的，就是这个斯大林。不算直接导致希特勒上台的斯大林愚蠢的“第三时期”理论及其荒诞的策略，就这个条约就足以把斯大林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这个条约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莫非这个条约还不能揭露斯大林指控别人为希特勒的代理人的谎言吗？奇怪的是，以揭露谎言为职业的富尔教授为什么对这个条约和斯大林的谎言只字不提呢？为什么至今还在重复斯大林当年的谎言呢？ 关于这个条约还想多说几句。现在有不少人因这个条约和苏德瓜分波兰而说斯大林和希特勒共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说法还真是高抬斯大林了。斯大林签署这个条约的初衷，是想躲避战争，面对西方政客“祸水东引”的策略，为自保而打出的一张牌。希特勒是胜利的法西斯的领袖，他利用经济危机使他领导的一个小党在几年时间成了国会第一大党，并坐上了总理的宝座；他使德国摆脱了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它的屈辱地位，收回了莱茵河流域，重新武装了德国；他妄图称霸世界，有他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人种学的依据。斯大林没有领袖的雄才大略，他是靠拉帮结派、耍手腕纂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斗争中全是败绩，他的理论是“一国社会主义”，据此他让世界各国共产党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保驾，他只想维护他的权力，他没有用武力征服世界的魄力，更没有这个能力。利用苏德条约，趁德国进攻波兰的机会摄取部分波兰领土的捡便宜的事，他肯定会干。但他在国际舞台上也只能取得这样的胜利。 *** 综观上面富尔教授所揭露的托洛茨基的谎言，依据的根本就不是严肃的一手资料，而是科特金、萨哈罗夫之类的非历史研究所提供的浅薄的结论，有些干脆是在重复当年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的造谣诬陷。 苏联解体、国际共运的衰落，并不像国内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背叛的结果。根子在斯大林，他破坏党内民主，对苏共的残酷清洗，不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需要、无产阶级的需要，而是出于维护他个人专权的需要，而且他还使这一切制度化，形成了斯大林体制。今天的国际共运的低迷，证明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富尔之流为斯大林主义招魂，为他涂脂抹粉，旨在让共产主义运动万劫不复。有志革命的人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2016年11月21日 2020年2月14日修定 施用勤，生于1949年，在内蒙呼盟插队自学俄语。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译审。译有《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版）、《先知三部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版）、《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版）等。 [1]《误读的历史，破产的经济政策》，《视界》第14辑第20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80页。 [3]同上，第197-198页。 [4]同上，第213页。 [5]同上，第209页。 [6]五人小组是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再加上布哈林和李可夫。 [7]同上，第18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208页。 [9]预备国会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存在于1917年10月3日至11月7日。预备国会是立宪会议召开前俄罗斯各政党的“代表机关”，由民主会议产生只拥有咨议职能。十月革命后，预备国会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 [10]《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296页，国际出版公司1996年版。 [11]这段引文是高尔基的《忆列宁》第一版中的。笔者手头没这本书的中译本，也没有俄文本。根据网上的一篇文章译出。后来，此书再版时，高尔基本了适应多数派反托斗争的需要，把这段话改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了我的惊讶。‘对，我知道有人在我和他的关系上扯了谎。但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沉默了一会儿，他不愉快地补充说：‘可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和我们同路，可不是我们的人。虚荣。在他身上有某种从拉萨尔那儿来的不好的东西……’” [1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463页。 [13]引自托洛茨基的《列宁遗嘱》。 [14]尤·皮达可夫曾是1923年的反对派成员，1928年向斯大林投降。他的话应该是他在投降后说的，重复的是当初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说法。 [15]《苏联的共产党反对派——1923-1927》第56页，CHALIDZEPUBLICATINS1988年版。 [16]《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7]同上，第151-153页。 [18]《列宁全集》第43卷第85页。 [19]同上，第94页。 [20]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387-395页。 [21]对列宁当时主张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并与主张放松垄断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之间的斗争，有些学者表示不能判断二者之间的对错。大概这些人是受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但他们忘了，当时苏维埃俄国所处的环境与8、90年代的中国不一样，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想和苏俄做生意，而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22]《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 [23]列宁原文中的“болеелоялен”被译为“较为谦恭”，лояльный一词在俄文中有两个词义，一为忠诚，另一个为谦恭，中译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个词译为“谦恭”。列宁当时已经清楚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事，更了解斯大林为攫取权力不择手段，在他生病期间在民族问题上对他搞封锁和欺骗，所以这个词译为“忠诚”更加准确。 [24]《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0页。 [25]《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 [26]同上，第6卷第94页。 [27]《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8]《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5页。 [29]同上，第333页。 [30]《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11-12页， [31]同上，第16页。 [32]此句引自武约·武约维奇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24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在这次讲话中，他引用的斯大林的话根据的是他对后者1927年4月6日（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前）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的准确记录。 [33]同上。 [34]同上。 [35]《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204页。 [36]《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35页。 [37]同上，第97页。 [38]同上，第381页。 [39]“第三时期”理论将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进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1924，为革命高潮期，第二时期从1924-1927，为革命低潮期，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是世界革命总爆发的前夜。 [40]《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3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1]同上，第1-11页。 [42]同上，第8页。 [43]《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9页。 [44]同上。 [45]同上，第22页。 [46]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0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47]同上，第101页。 [48]《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53页。 [49]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110页。 [50]同上。 [51]同上。 [52]同上，第111页。 [53]《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86页。 [54]同上，第70页。 [55]同上，第71-72页。 [56]参见同上。 [57]参见同上，第76-77页。 [58]参见同上，第137页。 [59]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27，стр.17. [60]《流亡的先知》第140页。 [61]《流亡的先知》第146页。 [62]同上，第142页。 [63]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27，стр.18. [64]同上。 [65]《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4页， [66]《共产国际文件》第880页，转引自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2卷第308页。 [67]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2卷第308-309页。 [68]《共产国际文件》第957页，转引自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309页。 [69]《历史问题》1989年第9期第7页，转引自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2卷第309页。 [70]《政治评论》1989年第1期第83页，转引自瓦·罗高文：《是否曾有过另一种选择》第2卷第320页。。 [71]参见罗伊·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62-363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托洛茨基论工农联盟和强迫集体化问题（（美）理查德B·戴，1981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托洛茨基论工农联盟和强迫集体化问题（美）理查德B·戴作者：理查德·戴（RichardDay），多伦多大学埃林德尔学院政治经济系。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4期第37-46页。林勋健、荆路摘译自英《评论》CRITIQUE杂志第13期（1981年），张中民校。在二十年代的辩论中，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从来没有严肃地考虑过用强力实行集体化的可能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承认，这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他声称：“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的是斯大林同志更大的远见，是他在系统阐述各项新任务方面的巨大胆略，是他在实施新任务过程中的坚定性，是他对新时代和各阶级力量之间相互关系最深刻的理解。”[1]当1927—28年间冬季，开始向富农发动初次进攻的时候，托洛茨基确信中间派成员，只不过是以“左的锯齿形”方式从事着派别活动。托洛茨基认为向富农进攻没有长远意义，从而不予考虑。一年之后，全盘集体化开展起来了，即使到这时，托洛茨基还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策上不会具有长远意义的变化。认为“消灭富农阶级”的提法是个荒唐的口号。因为苏维埃俄国没有所需要的农业机械来巩固土地的合并并进行集体耕作。他预料这种极左路线至多是增加那种继续受富农控制的“假集体农庄”。根据托洛茨基的判断，苏联农业体制上的改革，必然以社会主义工业的巨大发展为先决条件。与此同时，党的责任在于通过在新经济政策所许可的范围内，增加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来维持“联合”也即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早在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就提出过取消新经济政策，而用始终一贯的经济计划来代替这种政策的愿望。然而，要超越新经济政策，首先要创造城市居民发展工业的前提条件。所以，研究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农业的主张，首先要从一个清楚的陈述开始，其大意是说反对派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整顿农业，而是避免工农联盟的即将崩溃。党内不同的领导人对谷物征集工作中日益增长的危机所持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工农联盟及其所存在的问题的理解。布哈林认为，出售余粮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农庄的崩溃和它们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所有制所替代。战前，大农庄担负着谷物销售的20%以上，富农承担了50%，其余部分则由中、小农承担。无疑，个体农户在数量上增加50%左右是造成农产品从用于销售转向用于维持生计的重要原因。在布哈林看来，恢复战前谷物销售方式的途径，似乎就是要给予富农以更多的机会来租得土地、雇佣劳动力和扩大生产规模。斯大林同意布哈林关于土地占有形式是首要问题的见解，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谷物销售量是有限的，因为农民比革命前吃得多了。从地主奴役下获得解放的小农和中农，“他们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的机会”。[2]正是对问题根源的这种一致看法，使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都在寻找解决改革土地占有权的方案。布哈林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设想产品的增长。斯大林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依靠产量的增长和对于农村生活水平的抑制。根据托洛茨基自己对农业的估计，他同斯大林有个共同的看法，即土地占有权的改变，已经影响了收益的再分配，免除了农民对许多税款和租金的支付，而在战前，这些支付迫使农民到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谷物[3]。象布哈林那样，托洛茨基也认为“地主所有制的消灭”是市场上剩余农产品减少的因索之一。但是与斯大林、布哈林两人不同，托洛茨基认为，与“商品荒”，也即与为刺激农民生产商品农产物所需向他们提供的消费品的短缺相比，土地占有权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商品荒是由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和早先施加给农民的财政重负的消失引起的。到1925一26年度，农业总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工业总产量（包括普查数字和小型工业数字）已达到战前的90%。然而，由于对自己的产品拥有更大控制权的农民现在不太愿意销售他们的产品。这种工农业生产同时逼近战前水平的状况并没有保证对农业提供足够的刺激。虽然这些情况看来好象有利于农业贸易条件的变化，但在事实上，价格的剪刀差一也即工农业产品之间价格指数的关系对农民不利。这种发展最初是由于工业的缓慢恢复，后来是由于在新建设和重工业方面加快进行大规模投资所引起的。在城市里，政府的直接干涉控制了日用品的价格，从而，剌激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购买力。在农村，其结果是工业品严重缺乏，工业品市场价格惊人的增长以及官方限定的批发价格和市场零售价格之间的显著差距，这种差距构成了私商们的利润。农民有更大的能力可以拒绝将他们的产品提供市场，加之鼓励农民销售农产品的东西的减少——这两方面的因素最终导致了1927—28年的“粮食危机”。毫无疑问，布哈林是知道价格剪刀差的含意的，而且，他尽力使官方用降低生产成本和加速工业资金流通的办法来压低工业品的价格。他希望扩大零售商品的合作经营会缩减私商的活动，以使农民受惠于较低的零售价格。他没有预料到的是，1925年后重工业投资的迅猛增长，造成了农村工业品的短缺和工农联盟的破裂。原则上，布哈林反对这样的投资，而宁愿更加有效地利用工业资金。因此，他被托洛茨基和“反对派”视为社会主义工业的反对者。反过来，布哈林则把一些反对派成员所提议的用提高批发价格去为发展工业提供资金的作法视为掠夺农民的诀窍。在这篇文章巾，我的目的是要阐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实际上寻求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维护工农联盟。布哈林误解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把他的观点视为是“超工业主义的”，并且是对农民的一种威胁。托洛茨基同样批评布哈林的观点，布哈林一方面赞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含有工业自给自足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反对工业方面的新投资。布哈林无法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论，加之他的农业“合作化计划”，使托洛茨基把他的观点看作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基础经济学的新民粹派作家的观点。托洛茨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理解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农业被看作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在这种关系中，有无产阶级和贫农、中农的联合，又有工农两种劳动者同富农的对立。要超越工业和农业两方面的矛盾，就需要农业的工业化。托洛茨基在1927年写道：“农业的工业化意味着消除城乡之间、从而消除工农之间现存的这种基本矛盾：至于他们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文化水平，随着他们之间的界限的消除，就必然更加接近。一个机械化耕作构成了计划经济中平等的一部分、城市已吸收了乡村的优点（广阔、葱翠）、而乡村也充满着城市的优点（铺设有公路、有电灯和上下水道）的社会，也即在这种社会中城乡对立已经消除，农民和工人在单一生产过程中已成为创造着相等的价值，享受着同等权利的劳动者，这样的社会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4]托洛茨基一贯强调生产的物质基础是阶级关系的首要决定因素。他认为，直至农村生产的物质基础被改造以前，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布哈林却想用恢复两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商品流通，用鼓励小型农村工业（例如粮食加工业）来克服城乡矛盾。1925年，当他极力主张农民自己富裕起来的时候，他是希望通过这样做能够避免进一步的分化。他认为合作社组织会使农民阶层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贸易和金融的途径“长入”社会主义。在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合作社会成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间环节”。根据合作化计划，甚至也没有把富农的合作社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威胁。如果富农积累了资本，他们就把自己的存款存入苏维埃的金融机构里，或是用来购买新设备。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财源可以被转用来为贫农和中农的合作化提供资金；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资金就会有助于扩大工业品市场和加速资本的流通。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农业制度都会使富农的欲望被利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布哈林好象盲目崇拜一种组织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内容。社会主义农业，不是靠组织上的、信用上的和国家行政上的措施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机械化、拖拉机化和电气化创造出来的[5]单纯把原始形式的农业组织在合作社的体制内既不能改变现存的阶级划分，也不能改变产生各阶级的客观原因，这就是说国家工业无力提供更加先进的设备。布哈林认为一般合作社就包含着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他就好象是想要恢复民粹派所幻想的一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农村公社，这种公社尚未被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分裂出来。据此种种，托洛茨基断定布哈林是“富农”倾向和“苏联民粹主义”的首创者[6]。根据同样理由，托洛茨基怀疑尤里·拉林和其他一些人所采取的“极左”立场，这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提出了贫农的集体化和向私人资本的总进攻。过去的经验表明，公社往往忽视劳动分工，力求自给自足，并以耗尽它们自己的资本而告失败[7]。由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最落后的耕作方法之间的极端矛盾，贫农的合作社是注定要失败的。充其量这些合作社只是一种组织上的“实验室”或为未来准备的一种模型。但是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为未来作准备的主要工作是更带有根本性的：它包括发展为农业的工业化向农村提供技术基础的工业”[8]。托洛茨基相信农业改革仅是个远景，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于价格的剪刀差和商品荒所造成的困境这样一个更迫切的问题上。1925年秋天，工业日用品零售价格比农产品价格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两个指数是根据1913年的价格推箅出来的）。诺姆·贾斯尼详细论述道:“1926年10月，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纺织品零售价比1913年的价格高出127%（…在私人贸易中，纺织品价格比战前高出225%）。而农产品的生产者所得到的价格只超过战前价格的20%。因此，就纺织品而言，乌克兰农民所承受的“剪刀差”超过200%”[9]。由于这些不平衡的价格，谷物播种面积的恢复比整个农业生产的恢复更慢。截至1926—27年，农业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六，但甚至在农业区，平均每人口粮消费额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部分原因是缺少耕畜。然而，阻碍谷物生产的主要障碍，还在于剪刀差。如贾斯尼所说:“在它的晚期，恢复的关键性障碍…是农业和非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商品生产……很难补偿成本”。[10]整个1925年，托洛茨基再三警告说，除非农村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农民自己将以走私的形式与外资结成自己的联盟。为了测定外国货物所造成的压力，托洛茨基提出建立一套比较系数，这类比较系数可根据价格和质量把苏联的生产效率与外国进行比较，而后，这些系数将作为制定进口计划和新投资的指导。为了加速运转和降低成本，国内生产要进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的改革。同时，他极力主张对于那些系数最令人失望的场合，必须进行商品干预。廉价的外国商品将在苏联市场上销售，所得利润被用来资助相应的国内商品的零售价格[11]。商品干预的提出，是打算为剪刀差问题提供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托洛茨基的长远目标在于利用由此而供应到市场上的粮食，以便为进口新的工业设备提供资金。和斯大林关于苏联自给自足的观点形成对照，托洛茨基提出通过吸收世界市场的“储备”来稳定工农联盟。在下面这段论述中他概括了缩小剪刀差、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展同国际贸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经济体系已经变成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已构成了交换系列中的新环节。用农民的粮食交换外国的黄金。用黄金交换机器、设备和城乡生活必需品。用黄金和粮食出口换来的纺织机械为纺织工业提供新的设备，从而降低了运往农村的纺织品的价格。循环变得十分复杂，但基础仍然是相同的，这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某种经济关系[12]。托洛茨基十分关心向农民提供充分的刺激，这一点促使他同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分道扬镳。由于迷恋于“合作化计划”，布哈林怀疑“超工业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从农村“殖民地”收取苛刻的“贡税”来积累工业的资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决主张在依靠对损害农业的国内贸易条件的严格控制而建立起来的贸易垄断的保护屏障后面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这证实布哈林的疑虑。托洛茨基尽管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共同的信念，但是他并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价格问题上的武断看法，或他对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的见解。[13]托洛茨基坚信，世界分工和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成分的稳定上升的表现。活劳动力为不断增长的固定资本所取代，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业只有通过增加供应世界市场的销售量才能维持竞争力。现代工业对固定资本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做到自给自足或者否认贸易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在一个更为狭窄范围内考虑工业化问題的。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如我们所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发展往往导致资本有机成分的增长，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越来越重要。发展消费品的生产并降低其价格的可能性，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更大发展来实现……”[14]如果给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推理某种或多或少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假定，那末它就可能不会遭到驳斥。1928年，斯大林承认了这一事实，他把价格剪刀差比为“贡税”。托洛茨基企图用节省有限的资金而利用世界市场上可以得到的基本设备来避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造成的困境。对于重工业对国家有限的财力的需求加以限制的关切很明显地存在于托洛茨基在1925年最初几个月所写的著作中。1925年1月，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接受中央委员会交给的一项主要任务，即增加冶金工业的产量，以迎接新的基本建设。这是第一个得到党的领导人明确支持的发展重工业的计划。托洛茨基的另一个伙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热烈欢迎捷尔任斯基的提议。托洛茨基立即表明了他个人的担忧。他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如下：［1925］5月，从高加索回来时，我发现了一种投机的典型情景。所有的托拉斯都遵循着基本投资的路线。工业银行的经营不断扩大。6月，我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和皮达可夫，警告说，这种狂热肯定要导致财政和工业危机。不论捷尔任斯基还是皮达可夫都不理解这一点，反而指责我（特别是皮达可夫）妨碍了工业化。我向他们表明，有了正确的政策，整个物质基础可能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现有的物质基础下，要借助虚构的贷款来推动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人们大概还能回想起，1925年9月，一场伴随着工人失业等等的严重危机发生了[15]。托洛茨基给捷尔任斯基一共写了三封信，每一次都强调和他在对布哈林的“合作化计划”的批评中所表明的同样的论点：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用“组织的、信用的和国家行政的方法”来保证。[16]三年以后，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由于涉及了酝酿时期的问题和“未来的砖头”、会使人联想起托洛茨基关于“虚构的贷款”的说法。在驳斥社会主义具有在一个国家中自给自足的含意时，托洛茨基认为，苏俄对国外工业设备供应者的依赖实际上已经体现在她现有的工厂中[17]。为了获得廉价的外国设备，他至少一度甚至考虑到要扩大富农的农业。1925年6月他断言，过早妨碍当时正以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着的农村生产力将是一种“反对的政策”[18]。在另一场合下，他声称，假如国家工业无阻挡地继续发展，对富农的让步不会造成“经济的突然袭击”或“向资本主义急转”的威胁[19]。他补充说:“可能有这样的时期，由于对自己的经济力量充满信心，并且希望加快发展速度，国家有意识地允许暂时提高以资本主义农庄为形式的私人农业企业的比重……[20]”1925年11月，他把富农的积极性和贫农公社的自鸣得意作了比较，并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放宽租种土地和雇佣农工的限制的决定[21]。他提议，在富农问题上的这种赌注，应该作为“纯粹的权宜之计”来对待[22]。在季诺维也夫一度攻击布哈林“堕落”、“退却”和助长“国家资本主义”时，托洛茨基避免同这些列宁格勒人站在一起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按照E·H·卡尔的说法，到1926年1月，“富农已经表明自己是局势的主人”[23]。在前一年，农业税已经减轻。由于“虚构的贷款”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重新引起了对卢布的不信任；只要有可能，农民交税都用现金，而不愿出卖粮食。在一个大丰收之后到来的是粮食的短缺和粮价的上涨。出口计划也被迫中止。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要求党的领袖们重新考虑轻重缓急的时候了。在1926年1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他把工农联盟称作“伸展在城乡之间的一条环状的布带。一条布的传动带——这就是工农联盟”[24]。正当纺识品的联盟必须逐渐为拖拉机的联盟所补充的时候，城乡之间的这条传动带已经被毁掉了。在收获季节，送往乡村的纺织品的数量已证明不够充足[25]。1926年4月，当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时，他提出了一个以到1931年克服商品荒为目标的五年计划；附加的累进农业税；有选择地提高批发价同降低零售价的努力结合起来；1926—27年的商品干预；扩大对工业的资金赞助[26]。在同一次会议上，加米涅夫认为当时的工业落后于农业。观点上的这种一致性为联合反对派的形成铺平了道路。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很紧张，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工业品价格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和托洛茨基的其他几个伙伴的意见是，应该提高批发价格以便取得一部分属于耐普曼的利润。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建议：提高城市的批发价有可能把较多部分产品转移到农村。农村的零售价已经象市场上所能承受的一样高。而且批发价的提高会难以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托洛茨基赞同这个观点，但对它的可能造成的后果很谨慎。他担心零售标准的任何提高可能加强对贸易垄断的压力并使危机恶化。最后，他认为工业品的价格只有通过更新固定资本和发展生产才有可能降低。根据斯米尔诺夫的说法，季诺维也夫曾经向托洛茨基施加压力，要他放弃提高批发价的建议[27]。1927年初，托洛茨基服从了，这招致了斯米尔诺夫和民主集中派分子的挫折和联合反对派最初的破裂。党的领导的政策加深了这些紧张关系。“经济的统治”，即一个控制工资增长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猛烈的运动已经取得了（或看来好象取得了）降低零售价的结果。实际上，情况变得更加复杂。1926年秋天，零售价格有一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农民需求的减少。一部分过剩的购买力已经被税收的增加所吸收；粮食价格（或者农村收入）被一个更加有秩序的征收运动所削减。这样，贫农被迫延缓购买商品，而那些收入较高的阶层却变得更有选择余地。托拉斯有意避免生产那些价格受到最严格控制的商品。因为这些在正常情况下是农村所急需的商品，生产情况以反常的形式适应于“经济的统治”：最急需的商品相对来说变得更稀少，而其他一些商品的存货实际上已开始增多[28]。表面情况如此容易使人误解，以致一些观察家断定商品荒大概已被一个新的“销售危机”所代替。来自市场的令人误解的信号预示着反对派的不详的政治前景。1927年党的领导人恢复依靠加强行政压力降低零售价的运动。同时，增加的资金被引向重工业，在这里，这些资金不能对解决商品荒的问题作出直接的贡献。1926—1927年度，重工业（第一部类）得到工业投资的71%，它的产量增长了26.8%。轻工业（第二部类）的产量增长了14.9%[29]。由于城市的收入继续增长，控制零售价格的结果实际上增加了城市的实际需求，并使流向农村的商品受到了进一步的阻碍。亚历克·诺维引用了一位苏联作家的话，后者是如此描写形势的:城市离工业品的产地较近，农村离得较远。因而城市似乎得到了比以供求平衡时的价格所得到的更多的工业品。低价政策不仅没有降低农村的价格，相反，它以提高乡村的价格为代价，降低了城市的价格，并且这种升降的幅度是很大的[30]。在这整个时期中，反对派的领袖们认为，农民，特别是贫农，是党的政策的受害者。除了需要对付商品荒以外，他们的注意力还都集中在借助于“阶级信贷制度”促进“阶级的合作社”上。他们坚决主张，被指定用于农业的有限的财力的绝大部分应该给予贫农和中农而不应该给予富农。富农经常利用国家的贷款组织假机器协会和假合作社[31]。在批判“合作社计划”时，他们强调，布哈林的方针仅仅有助于促进阶级的分化[32]。在带来了“粮食危机”的1927年的收获季节，正是布哈林自己发现应该宣布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当时即将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把这个宣布看作一种空洞的姿态：“今天是‘发财吧’，明天是‘非富农化’一一对布哈林来说，这样的事情是简单的。拿起笔来一一他就这样写了。从他那里，人们不可能期望得到更好的东西。但是富农并不喜欢这种向后转，他们还要自己的发言权”[33]。当斯大林釆用了“西伯利亚方法”对危机作出反应时，由于确信阶级力量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托洛茨基就完全冷不防地遭到打击。虽然回到内战状态确实带来了粮食，但是，考虑粮食危机是否可能避免和怎么样避免的问题是有价值的。事实使人们进行猜测，如果托洛茨基的建议早在1925—1926年就被采纳的话，联盟和强迫集体化的最后崩溃可能不至于发生。毫无疑问，党的领导的主要错误在于，在商品荒期间把过多的资金投到重工业上去。这种全神贯注于工业的自给自足的政策是斯大林造成的，它包括在这个国家中以比从国外进口平均高两倍的代价生产以前从未生产过的设备。E·H·卡尔和R·W戴维斯曾经描写过它的后果：个体农民由于一点也不想花费，便发展了把财物贮藏起来这种农民的传统癖好。不论为了应付未来的意外事故而贮藏，还是为了囤积居奇，粮食是财富的一种最稳定最方便的形式。大量的财产存在于个人手里，这意味着，这些占有者只有在包括以可以接受的价格供应充分的消费品这样一些条件之下才能交出粮食，而这些条件同不断增加重工业投资是不相容的[34]。托洛茨基的建议是，至少把花费在资金集中的项目上的部分资金用来为苏联工业的各部门购买外国设备。二十年代苏联的建设费用，相对战前的价格，甚至比生产费用还高。苏联政府仍然加紧建设象第聂伯河发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克利福格和库斯内次冶金厂、以及斯维尔德洛夫蒸汽机厂这样的大工程——每一处都把进口资本货物控制在最低限度。到1928—29年度，高达1/3的工业投资被用于新工厂的建设而不是现有工厂的维修，即使第一部类的新投资往往只有在经过三至五年的妊娠期之后才导致新的生产。以这种方式固定的资源（资金)越多，1925—26年度以后要恢复任何一点灵活性就越加困难。1927—1928年，当危机达到灾难性程度时，少数苏联官员最后认识到把资源转到第二部类的必要性。这已经为时太晚了。1928年来，在反对布哈林和“右倾危险”运动即将开始时，避免不了的现实情况被默默地认识到了。分配到第二部类的投资比例又一次被降低。同时，在列宁格勒采取了食品配给制。的确，由于1929—30年大萧条的突然到来，采纳托洛茨基的方法可能要导致困难。当国际贸易的条件转变为对农产品生产者极为不利时，要保持一种高度的进口依赖需要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同样，难以想象，苏联经济由此造成的混乱能与由强制集体化所引起的混乱相比拟。而且，当这些困难显现出来时，轻工业可能早已发展到了可以维持内部动态平衡的点，这包括朝国内扩展重工业逐步过渡。1925—26年计划建设的纺织厂到1928—29年可能会已经建成并进行生产，那时，托洛茨基开始了他的流亡岁月。正是在流亡时期，以1928年11月所写的题为《什么是工农联盟》的文章为开端，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农业政策进行了最后的评价。在这里他写道：“甚至真正建立起来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联盟也不体现为未来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只体现为‘喘息’时期也即直到战争或直到在其他国家中发生革命为止的一段时期中一个孤立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一种特有的稳定关系的基础。对我们来说，无产阶级在几个主要国家的胜利意味着将根据更卓有成效的国际分工对经济基础进行新的重建，这种国际分工本身就能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种真正的基础。[35]”他推论说，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工农联盟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布哈林以他的阶级斗争越来越缓和的观点引起了混乱。“甚至理论的分析也应该表明，互相斗争同时又互相提供支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共存，必然不时地导致非常激烈的危机。”由于为社会和谐观念，“理论上的烦琐哲学”和“实践上的目光短浅”所错误引导，布哈林在1926—27年曾经催促采取行政措施降低价格，这导致了“粮食危机”。在这些危机可能被平息之前，缩小剪刀差并且首先恢复战前贸易条件，最后恢复普遍存在于世界市场上的贸易条件是必要的。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价格剪刀差的存在会永远向农民提醒，社会主义工业没有能证明自己比资本主义优越。因而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民要区分民主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者，前者给他们以土地，后者却希望把它夺走。直到这种二分法从农民的心中抹去为止，反革命的危险将可能滋生和发展。到托洛茨基写下这些思想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把保护剪刀差作为一种政策的目标而予以接受。1930年春，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把对于剪刀差的担忧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偏见”而加以摒弃。托洛茨基在《反对派的公告》中作出了回答，他预言，斯大林的极左的官僚主义冒险，将以惊慌和退却而告终。根据集体农庄的收入将按照真正的合作社的方式进行分配——这就是，按照每个农民生产力的份额进行分配的假设——托洛茨基断定，富农将必然重新出现在集体农庄内部。整个社会阶级只能为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所消灭，而不能为行政方法所消灭。想从木犁和富农的马匹创造出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其可能性并不比把几条小船加在一起造出一艘轮船的可能性更大[36]。全面实行集体化会破坏刺激因素并导致“土地的全面荒芜。[37]”托洛茨基在解释布哈林的话时写道：“没有未来的拖拉机要建设今天的集体农庄是不可能的。[38]”社会主义的新大西岛的反动乌托邦已经产生了“全盘集体化”；现在必须抛弃“闭关自守的经济理想”并制订出一个新的不同的计划，包括“同世界市场的最大可能的相互影响。”[39]正当托洛茨基在从绝境中探索出路的时候，斯大林向1933年二月召开的集体农庄突击手会议许诺，苏联政策的目标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实际上，集体农庄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即将使它遭受了惊人的损失。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过这个时期。他讲述了一列装着死尸开进基辅的火车。“它在从波尔塔瓦到基辅的一路上都在收集尸体。”估计有五百万到一千万人死于这次饥荒，但是，在苏联报刊上却看不到这次灾难的消息。尼基塔·赫鲁晓夫评论说，可怕的是没有人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最近向那些突击手保证，“由于有了集体农庄，两千多万的农业人口，两千多万的贫农已经从贫困和倾家荡产中被拯救出来，已经从富农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并且获得了物质保证。[40]”这个简单的述评表明，在托洛茨基论述苏联农业的所有著作中普遍存在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把他的观点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的观点区分了开来。他争辩说，经济的发展总是由客观现实所抑制，而不可能主观地加以摆布的。经济计划的目的是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而不是离开这些规律）进行预报。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计划者必须试图改变生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曾经表明，每种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特的结合。托洛茨基比他的主要敌手，不论斯大林还是布哈林更加坚定地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不能在同另一个隔绝的情况下发生变化。[1]引自阿列克塞•诺夫《苏联经济史》（伦敦，1969年）第220页。[2]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54年）第251页。[3]列•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伦敦，1926年）第333页。[4]托洛茨基，《著作选》，第21卷，第436页。[5]《消息报》，1925年6月2日。[6]《托洛茨基档案》，T2975号。[7]《消息报》，1925年11月28日。参看《真理报》，1925年12月5日和《其理报》，1925年12月17日。[8]《真理报》，1925年12月17日。参看《走向社会主义》，第46页。[9]诺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斯坦福，1949年），第209页。[10]同上，第203页。[11]参看我的《列昂•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的政治》（剑桥，1973年），第138—139页。[12]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第44一45页。[13]参看我的《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左翼反对派不安的联合》，见《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第10卷第1—2号（1977年春季一夏季）第81—84页及其他多处。[1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伦敦，1965年）第186—187页。[15]托洛茨基，《著作，1928—1940》（巴黎，1955年）第186页。[16]同上，第6页。[17]《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18]《真理报》，1925年7月29日。[19]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第26—27页。[20]同上，第41页。参看《真理报》，1925年11月7日。[21]《消息报》，1925年11月28日。[22]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第26页。[23]E•H•卡尔，《一国社会主义1924—1926》，第1卷（伦敦，1964年）第295页。[24]《真理报》，1926年1月29日。[25]同上。[26]《托洛茨基档案》，T-2983号。[27]同上，T-931号。[28]同上，T-939号。[29]E•H•卡尔和W•戴维斯，《计划经济的基础》，第1卷（伦敦，1969年）第291—292页。[30]诺夫，前引书，第140页。[31]贾斯尼，前引书，第269页。[32]《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参看《左翼反对派的政纲》（伦敦，1963年）第29—30页和其他多处。[33]《托洛茨基档案》，T-3100号。[34]卡尔和戴维斯，前引书，第244页。[35]《托洛茨基档案》，T一3148号。[36]《反对派公报》，第9期（1930年），第3页。[37]同上，第31期（1932年）第6页。[38]同上，第11期（1930年）第7页。[39]同上，第10期（1930年），第6页。[40]斯大林，前引书，第568页。
流放中的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建立（〔美〕阿奇·格蒂，198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流放中的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建立 〔美〕阿奇·格蒂（1986）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7年第2期第248-265页。译自英国《苏联研究》1986年第1期第24—35页。（刘庸安译） 1933年，列甫·托洛茨基由于决定不再忠于第三国际并成立第四国际，与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上正式决裂了。这种决裂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尽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1927年就把他开除出党并在1929年把他驱逐出苏联，但对托洛茨基来说，到当时为止他却从来没有同党或共产国际正式决裂。从他被流放时起到1933年的决裂，亲托洛茨基的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曾企图在那些正式属于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内外进行活动，以便能按照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方向影响它们的政策，而托洛茨基也一直不愿意组织或支持不属于共产国际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党。他一直坚持认为他是忠于共产国际的，并表示过他愿意保卫苏维埃国家和那个反对内外阶级敌人的布尔什维克独断政权。 四年来他忠于那个把他流放的党，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为苏维埃政府所面临的危险感到忧虑。托洛茨基认为这一时期的斯大林政权不是一个右派的或“热月党人”的反革命政权，而是一个“摇摆于”左右之间的中派政治派别。不过，他认为并且担心斯大林领导集团的左右摇摆和无能恐怕会产生一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真正的政治上的右派（富农、资产阶级分子、白匪，甚至军事独裁者）会乘机发动一场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觉得有责任支持斯大林中派主义者，甚至保护他们免受那些能够推翻苏维埃国家的右派的攻击。因此他坚持认为，如果他选用“推翻斯大林”的口号，或组织一个新的政党，那就会在一种危机时刻分裂布尔什维克党人”。[1] 在研究一些政治行为者和理论家时，总是难于把主观和客观分开。一个政治家难道会把一项特殊的政策或立场当成个人主观动机或客观分析的结果吗？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家的论述总是把个人的野心强调成政治或理论表现的一种决定因素。但关于托洛茨基的传记或学术著作却很少对他的知识分子的正直提出疑问或询问关于隐藏在他的理论和政治立场背后的个人动机的关键问题。自从伊萨克·多伊彻的那本开创性的传记问世以后，托洛茨基一直是“被驱逐的先知”，一位根据他的客观理论观点决定——经常是灾难性地——他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而不是根据他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决定他的客观理论观点的悲剧式的英雄。[2] 特别是托洛茨基1933年成立第四国际的决定一直被解释成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形势的一种客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分析有密切关系的事。但是托洛茨基的私人文件和活动表明，他对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评价的变化至少部分归结为他的策略立场和同伙的希望的变化，而不是他的策略立场和同伙的希望的变化归结为他对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评价的变化。托洛茨基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政治分析家，人们不应该为发现他的私人政治活动在流放期间还能继续进行，或象大多数政治家一样，他的这些活动还能影响他公开的理论表现而感到惊讶。 组成独立的政治组织，不再忠于共产国际，这使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成了一个独立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的党员，并把他和他的同伙完全置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圈子之外。这样一种情况使他永远失去了重回莫斯科党的领导层的机会。后来人们认识到，对托洛茨基来说，抱有这样一种希望似乎是天真和愚蠢的，但1929—1932年的那些捉摸不定的动荡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会使很多事情带有可能性。实际上，托洛茨基的确是相信和希望自己能够重返莫斯科领导层，并为这一希望不倦地奋斗。他重返莫斯科的希望的最后破灭与他成立第四国际的决定正好是吻合的。 使用过托洛茨基的那些公开著作的作家们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希特勒对德国共产党的镇压和1933年2—3月的工人运动导致了托洛茨基最终对自己先是对德国共产党，然后是对共产国际和它的成员党的忠诚提出了疑问。托洛茨基对德国共产党和它的共产国际的主子们没有同德国社会党人组成阻止希特勒的胜利的“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十分不满。3月，他写了一连串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号召成立一个全新的德国共产党，而不是复兴德国共产党。[3]托洛茨基以“G·古罗夫”的假名暗示，这个决定是勉强作出的：“正象一名医生不能离开还有一口气的病人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只要党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改造它。不过，它可能是一名把自己拴在一具死尸上的罪犯”。[4] 尽管托洛茨基当时批准在德国建立一个反共产国际的党，但他还是没有背弃第三国际或苏联共产党，并且不同意在除了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成立新的共产党。在回答是否要抛弃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产国际这一问题时，“G·古罗夫”轻蔑地答道：“我认为，作出一种肯定的回答是不正确的……”然后他提出，德国的灾难可以作为震动其他对改造共产国际的政策怀有兴趣的共产党的一种实际教训。“对苏联来说，问题还没解决，在那里提出第二党的口号是不对的……它不是建立第四国际的问题，而是拯救第三国际的问题。”[5]1933年4月9日，托洛茨基又强调，“我们不与第三国际决裂”。在回答关于在德国同共产国际决裂而在其他国家不同其决裂是否符合逻辑这一问题时，托洛茨基把这个问题轻蔑地说成是一个“书呆子式”的问题。“不过，如果斯大林官僚集团要把苏联引向毁灭……那就必须建立第四国际”。[6] 尽管在后来的四个月中，托洛茨基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德国共产党，但他不愿意把他背弃德国共产党的作法扩大到苏联或其他共产党中去。直到7月中旬，他才最后宣布一个人不能“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方案”，而且宣布改造共产国际的希望已经破灭。在一篇题为“必须重建共产党和国际”的文章中，他写道，苏联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政党，而仅仅是“由一个不受控制的官僚集团把持的统治机构”。因此，不存在一个要与其决裂的政党。[7]五天以后，他写道，“布尔什维克党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放弃改造苏联共产党的口号的时候了”。[8] 托洛茨基当时担心自己会被人们看成一个反苏维埃的反革命，因此他仍不愿意号召在苏联进行一场革命。在他看来，苏维埃俄国当时仍然是一个……“不需要一场革命也能获得新生”的工人国家。[9]直到1933年10月他才断言：“正常的‘符合宪法的’办法决不会扫除那个统治集团。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迫使官僚集团把权力交到无产阶级手中”。（着重号为托洛茨基所加）由于对这一观点的含义仍顾虑重重，他争辩道，这种暴力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装暴动，而是通过它消除一种有害的痈疽”。他不赞成“国内战争的手段，而赞成带有一种纠正性的手段”。[10] 托洛茨基在10月号召使用暴力反对苏联党的统治在实质上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他只是对自己7月的那些背弃布尔什维克党和否认其存在的关键说法叙述得更详细了。[11]如果改造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斯大林集团拒绝放弃权力，那么7月的那种观点已经暗含着通过暴力扫除它的意思了。托洛茨基7月背弃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同时号召成立第四国际成了他流放期间的政治活动的重要转折点。 在8月中旬的那些关于德国的文章以后，为什么托洛茨基过了四个月才得出他那明确的、符合逻辑的观点，并与共产国际决裂呢？赞美托洛茨基的传记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发现了“这种不合逻辑的”拖延，但他仅仅作了这样的解释：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托洛茨基新的冒险的逻辑逐渐占了上风”。多伊彻把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奇怪的犹豫不决归结为他对共产国际的长期忠诚和他对俄国反革命的优虑。[12]即使这些因素和1929—1932年这一阶段有关，但是根据它们所作出的解释也不能完全说明与德国共产党决裂到背弃其莫斯科共产国际决策人之间的这不合逻辑的四个月的空隙。在3月德国共产党的灾难之后，是右派的危险还是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减少到了如此戏剧性的程度呢？ 托洛茨基自己预先考虑过拖延的问题。4月他曾写道，如果斯大林集团不把苏联引向毁灭，那么第四国际就不是必要的了。既然他从来没有断言斯大林在3月到7月有什么行动比过去更能把苏联引向毁灭，那么这种拖延和建立第四国际就都需要加以说明。实际上，1933年7月27日，托洛茨基承认，从逻辑上说，同共产国际决裂应该发生在4月。他解释说，第一，他自己和他的“德国同志”在新党问题上的分歧引起了“左翼反对派”内部的不和，因此使彻底决裂拖延了。托洛茨基不得不说服他的那些主张决裂的德国追随者。第二，他宣称，3月到7月期间，他一直在等着看共产国际各党和领导是否“觉醒”，并断然改变他们的政策。[13] 由于托洛茨基偶然的优柔寡断，很难估计这些因素中哪些是重要的。和托洛茨基通过信的托派分子确实反对过建立新党的想法，尽管托洛茨基不重视他们，以致事先没和他们商量，尽管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不愿意同小看他的那些小的欧洲左翼组织决裂的想法。[14]另一种解释即托洛茨基四个月来一直等着共产国际很快地承认它的路线错误，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共产国际抱乐观态度，他比任何人都可以更无情地证明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的失败。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恐怕不会那么天真或无知，以致期待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听到一句认错的话，或从其成员党那里得到一种独立的、大胆的政策。因此，对改造共产国际的绝望似乎不能说明为什么在当时号召建立第四国际。 然而托洛茨基的那些典型的富有争论性的、武断的和自我辩解的著作使很多学者接受了他的关于建立第四国际的决定的说法，而很少问及他的拖延的问题。既然公开的和存档的文件披露了托洛茨基三十年代办报活动以外的生活，那么问题就不只是研究他旧有的著作或心理偏好了。除了他对共产国际的那些公开的评论之外，他一直企图在苏联组织非法的反对派组织，并为他合法地重返共产国际而同莫斯科谈判。 在德国1933年大灾难以前很久，托洛茨基就曾企图和在苏联的追随者保持联系。1929年以后，他曾同他的那些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或中亚的拥护者们通过信。[15]他曾企图把他的《反对派公报，偷偷运进苏联，并通过他的儿子列甫·谢多夫（当时住在拍林）同回苏联或从苏联出来旅行的旅游者和苏联官员保持联系。很明显，秘密警察检查并扣留了他写到苏联的信，因此他改用了名信片，因为他认为名信片不会受到认真的检查。[16] 在莫斯科进行审判时，托洛茨基否认从1929年被流放以来他与那些被告联系过。但现在很清楚，1932年他曾给以前的主要反对派成员卡尔·拉狄克、格·索柯里尼柯夫、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反对派成员写过秘密私人信件。虽然这些信的内容还不得而知，但似乎有理由认为它们与一种说服收信人重归反对派的企图有关。[17]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了托洛茨基在1932年底与在苏联的拥护者之间的另一些秘密联系。10月的某个时候，原托派分子、当时的苏联官员E·S·哥尔茨曼在柏林会见了谢多夫，并交给他一份老托派分子伊万·斯米尔诺夫和苏联国内其他一些左翼反对派成员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联盟而提出的建议。计划中的联盟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罗明纳兹集团的成员以及其他人。谢多夫给托洛茨基写信，传达了这份建议，托洛茨基同意了。“我认为成立联盟的建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托洛茨基写道，“但是，这是一个联盟的问题，而不是合并的问题”。“这个联盟将如何出现：目前主要还是通过相互交流情报。我们的同盟者将不断使我们了解到涉及到苏联的问题，而我们也会不断使他们了解到涉及到共产国际的问题”。[18]在他看来，这个联盟应排斥那些投降和公开认错的人：“我们将无情地和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情绪。[19]哥尔茨曼把这些意见传达给了在苏联的那些人，他们希望右翼反对派也参加这一联盟，并认为这一联盟的成立应延迟到右翼反对派肯定参加的时候。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一建议：“我不同意那些‘同盟者’关于必须等待右派加入这一联盟的意见……”托洛茨基对他认为是右翼反对派表现出的消极情绪极不耐烦。“人们应该通过秘密活动而不是通过沉默来反抗镇压”。[20]后来，谢多夫回信说，那个联盟已经成立了。“它包括季诺维也夫分子、斯捷恩-罗明纳兹集团和托洛茨基分子（老‘托洛茨基’分子）”，[21]“萨法罗夫-塔尔哈诺夫集团还没有正式参加——他们持一种非常极端的立场，他们不久会参加。”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在苏联被警察逮捕了。当时伊万·斯米尔诺夫和他周围的那些人（包括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已经“意外地”被捕了。好象他们当中的一个内奸根据另外一件事告发了他们。此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由于知道反对派的柳亭纲领却没有向当局报告而被捕。这些事件当然阻碍了这个联盟的形成，但谢多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确信警察在斯米尔诺夫那里没有发现什么文件或“托洛茨基分子的文字材料”，尽管“逮捕‘一些旗手’是一个大的打击，但下层工作人员是安全的”。[22] 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试图直接和他的“下层工作人员”接触。在哥本哈根短暂停留期间，他把一封信交给了一个名叫亨利·威克斯的英国支持者，他将把信带给在俄国的反对派成员。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不大清楚你是否熟悉我的字体。如果不熟悉，你可能会找熟悉我的字体的人”。然后托洛茨基要求忠实的反对派成员行动起来：“在这个时候同情左翼反对派的同志们有责任摆脱自己的消极状态，同时当然应该保持警惕”。（着重号为托洛茨基所加）。接着他写出了可以在柏林、布拉格和伊斯坦布尔进行秘密接触的人的名字及其地址，对托洛茨基来说，他可以和这些人建立联系；最后他写道：“我确信，党发现自己所处的危险形势将促使每一个同志投身于左翼反对派积极准备的这场革命中去”。[23] 显然，1932年，一个统一的左翼反对派联盟成立了。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这一联盟的存在只是为了联系和交换情报，但是从某些迹象来看，好象托洛茨基没有象莫斯科在四年后所指控的那样，为这个联盟想出什么“恐怖性”的任务。还有理由认为，在这个联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以后（通过解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和其他人的职务），这个组织就主要包括下层的、不太重要的反对派成员了：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但不是季诺维也夫本人。最后，托洛茨基好象试图与那些`同盟者”保持直接联系。很难推断1932年联盟的规模和力量，并且人们也不知道它会如何对当时的政权构成威胁。尽管如此，一些事件表明，托派分子和斯大林分子对这个联盟都很重视。 除了这个联盟以外，托洛茨基在这几个月中一直实行另一种策略。1932年秋天，他曾给他的儿子谢多夫写信说，为了不疏远斯大林政权内的潜在的支持者，从策略上说，愿意“同执政的政权合作”是很重要的。[24]托洛茨基作出了“合作”的最后尝试，他宽宏大量地表示愿意重返莫斯科领导层。 托洛茨基以“G·古罗夫”的假名发表了同德国共产党决裂的文章三天后，他郑重表示愿意在某些条件下重回政治局。3月15日，他在送交政治局的一封显然是秘密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托洛茨基写这封信是因为他感到，经济灾难正在危及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现在为了重建党和维护权力需要各派的支持和参加。他说：“我认为，尽力唤起目前领导着苏维埃国家的那些人的责任感是我的责任。你们比我更了解情祝。如果这个国家的内部发展仍按目前的进程继续下去，那么灾难是不可避免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反对派公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曾分析过政治局。他把希特勒当时在德国的胜利看成共产国际的政策破产的证据，并断言，象这样的灾难必然会导致“对领导人失去信任”。“怎么办？”为了重新建立起信任，现在需要的是“党的组织的新生”，而左翼反对派愿意合作。有些人可能会说，托洛茨基想的只是左翼反对派通向权力的道路，他只是为了重返领导层内部才表示愿意合作。但是托洛茨基答道，问题不是这一派或那一派的权力问题（！）而是工人国家的生存和多年的国际革命问题。他说：“只有历史上所产生的派别之间的公开的和真诚的合作，彻底把各种派别变成党内的各种倾向，并最终使它们和党融为一体，才能在具体的条件下恢复对领导人的信任，使党获得新生。”然后托洛茨基保证，重新回到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不会迫害任何一名过去曾反对过它的党员。 在谈到反对派重新回到党内所必需的条件以后，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建议。在谈到左翼反对派的纲领时，他坚持认为：“放弃这一纲领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就把这一纲领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和党并为之辩解的问题，而不是就提出把它付诸实现的方法问题达成一项初步协议，以防止出现冲突和分裂。”[25] 因此，托洛茨基提出，应该允许左翼反对派作为党内的一种“倾向”回到党的领导层中来，并坚持认为，他的这一派别不应公开放弃自己批评的权利和自己的纲领。但是，他为在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内暂时停止鼓吹这一纲领留了一条后路。托洛茨基愿意重新进入党的领导层，他不是一般地改变自己的主张，而是建议为了党的团结，他可以不进行批评。这是一个新的建议。从前他曾要求给党内反对派以不受限制的自由批评的权利，但现在他使反对派的批评建立在一个即将被制订出来的“协议”的条件上。这种与托洛茨基过去的条件和要求相矛盾的态度揭示了那封信的秘密。[26]这封信不象托洛茨基以前给苏联领导人其他的公开信，他从没有把它发表出来。[27]他在信的末尾通知政治局，他们收到的是这份文件的唯一复本。这会使政治局“自由地选择开始讨论的方式”。 8月12日的文章“德国共产党或新党？”和3月15日的密信是有关系的。第一，托洛茨基可能已经想到他关于在德国建立一个新党的号召将给莫斯科领导人造成一种压力，他们可能会让托洛茨基回来，而不是面对共产国际的分裂。第二，给政治局的密信也有助于说明他为什么用假名写3月12日的那篇文章。在对他3月15日的建议作出答复之前，托洛茨基还没有决心建立第四国际，所以使用假名可以使他后来否认自己已经与共产国际各党决裂。如果莫斯科对于他重返领导层的愿望作出有利于他的反应，那么这种“可否认性”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在莫斯科领导的地位的恢复与同德国共产党决裂的号召就会不一致，因此有必要不承认“G·古罗夫”这个名字。 托洛茨基迟迟未与共产国际的其他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决裂可以得到这样的部分解释。8月后，在他本人没有公开卷入第四国际以前，他一直等着莫斯科对他那封密信的答复。托洛茨基推迟与共产国际的决裂是等着共产国际承认它的错误并改造自己，以便使他自己的选择留有余地。 一个半月以后，托洛茨基对于收到政治局的答复绝望了。1933年5月10日，他就3月的那封信给政治局发了一份措词激烈的密电，他给这份密电起名为“说明”。[28]这份短暂的说明首先谈到，政治局只是用沉默来回答他。他再一次强调了布尔什维克政权所面临的危险，并直截了当地警告说，由于斯大林派别所犯的错误，这个政权将会垮台。然后，他威胁地警告政治局，他现在可以随便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下层官员中进行宣传了。“我们将把这一文件（3月的那封信加上5月的这份说明）发给那些担任要职的工作人员，我们相信在那些受蒙蔽的人、专业人员和谨小慎微的人当中，是有一些能够发现事实真象的诚实的革命者的……我们呼吁这些诚实的革命者和我们进行联系。只要找就能找到”。 5月10日的说明标志着托洛茨基“合法地”重返莫斯科领导层的企图的最后破灭。德国的灾难、政府愚蠢的经济政策以及斯大林最终拒绝与自己进行谈判使托洛茨基确信，与斯大林派别的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他7月15日的文章“必须重建共产党和国际”仍然是在两个月以后发表的。为什么他又继续推迟他与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彻底决裂呢？ 犹豫不决当然是答案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的答案很可能是，托洛茨基感到1932年的联盟仍然提供了不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由于知道柳亭纲领已经在1932年10月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托洛茨基在1932年10月19日的一篇关于他们被开除的文章中对这两位领导人采取了一种总的来说是宽仁的、同情的和妥协的态度。（他们毕竟是那个短命的联盟的成员。）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他们被开除出党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会把他们推到他的阵营中。[29] 1933年5月，托洛茨基对那个联盟的活力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距托洛茨基对那封密信补写5月“说明”还不到十天，他就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经向斯大林投降了，承认了他们的罪恶，重新保证忠于斯大林集团。他们同反对派的离异激怒了托洛茨基。在5月23日的一篇文章中他把这两个人描绘成卑鄙的、可悲的和卑躬屈膝的人。[30]7月6日，他再一次责骂了他们，并用强烈的措词谴责他们的投降行为。[31]那个联盟的领导人（如果不是下层工作人员的话）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时托洛茨基的这两种非公开的策略都彻底失败了。政治局没有理睬他重返莫斯科的愿望，而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认罪已经使1932年的联盟破裂了。托洛茨基想使自己的选择留有余地的希望破灭了。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他不再寄希望于重返莫斯科了。在他发表激烈抨击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九天后，7月15日，他写了一篇与正统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决裂的决定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已不再“沉迷于自己的方案”了。一个月以前托洛茨基还企图重新加入的党“已经不再存在了”，当然更谈不上改造了。好象托洛茨基把改造党和他重返党的领导层看作是一回事。 托洛茨基在流放中的生活绝不仅仅局限于创立理论和发表文章。研究一下第四国际的成立，人们可以看到他的党派活动影响到了他的理论主张的性质及时间的选择。实际上，在托洛茨基与共产国际决裂，从而使其孤立的决定中，他的秘密政治策略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秘密策略不仅是作出决定的因素，而且也许是比他自己公开的说明更能解释为什么拖了四个月后才与莫斯科决裂的重要原因。 似乎有理由进一步认为，对于主张镇压反对派的那些持强硬路线的莫斯科政治家的碾碎机来说，托洛茨基的这些活动是被碾碎的稻谷。他的这些活动只能为在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人提供政治炮弹。托洛茨基给苏联国内支持者写密信、他组织1932年的联盟、他成立第四国际、他号召以暴力推翻党的领导、他不断地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特别是反对统一战线政策），所有这些在后来都使那些持强硬路线的人容易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阴谋重返共产国际、组织反叛和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反对共产党的诡计多端的和“无耻的”阴谋者。 回顾1933年以来的苏联历史，托洛茨基的那些活动和文章表面上好象是无意义的和不恰当的。实际上，在他的行动和文章中还是有些不可忽视的热情的。在他被流放的那些年以后，他还在写，好象他仍是那个领导层中的一员。在批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我们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还远远没有掌握计划规律的方法。我们只是正在完成第一个粗糙的设想，而且完成得很不好，我们还远远没有看清前面的道路。”[32] 从事后的判断来看，他组织秘密联盟的企图和重返莫斯科的愿望似乎是可悲的。在多伊彻和其他人之后，亚历克·诺夫讲道：“他的追随者少得可怜，他的那些动人的言辞——尽管有时说了一些武断的话——在政治上是不起作用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33]但是事后的判断总是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表明政治命运的变化有多么快。在1916年底，列宁和他周围的那些被放逐国外的人肯定没有把握成为俄罗斯帝国统治者的候选人，但是战争、社会冲突和政治上的瘫痪很快改变了这种形势。与法西斯战争威胁绞在一起的三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动乱提供了相似变化的可能性。对他们双方来说，斯大林的垮台和托洛茨基的重返似乎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斯大林分子似乎非常认真地看待这种可能性，并从未放松过他们对托洛茨基和托派的压力。斯大林的报刊一直把托派骂成是“反革命的先锋”。托洛茨基发往苏联的邮件被扣留了，斯大林的特务也混入了他的随从人员队伍。[34]秘密警察官员雅柯夫·布留姆金仅仅由于在国外会见了托洛茨基就被处决了。[35]后来在1936年，1932年的联盟成了莫斯科审判和在随之而来的叶若夫恐怖中残杀托派分子的主要证据。[36]在西班牙内战中，处境艰难的西班牙和俄国共产党人不辞辛劳地去逮捕和处决托派分子。苏联政府不断向挪威、比利时、法国和墨西哥施加压力，以便使它们拒绝向托洛茨基提供流亡避难所和行动基地。 最后，在1940年随着战争的出现，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这样斯大林就可以保证历史不会重演。在随后而来的任何危机中，再也不会有一个才气横溢的被流放的革命者象列宁在1917年那样乘着一辆闷罐车回国了。 [1]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流放通信）10428号和4777号表明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讨论过这些问题。 [2]绝大多数写流放中的托洛茨基的作家一直把精力集中在他的著作上。而不是集中在他的政治活动上。见亚历克·诺夫：“关于托洛茨基和1929—1931年期间的‘左翼反对派’的笔记”，载《苏联研究》第29卷第4期（1977年10月）第576—589页，理查德·B·戴：“列甫·托洛茨基论‘结合’和强制集体化问题”，载《评论》1981年第13期第55—68页，沃伦·勒纳：“‘被囚禁的狮子’；托洛茨基在流放中的著作”，载《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第10卷（1977年）第193—203页，萨米尔·卡索：“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公报》”，同上，第184—197页；西格弗里德·巴恩：“托洛茨基论斯大林的俄国”，载《综览》第41期（1962年）第27—42页。这方面的例外包括琼·范·希吉努尔特：《和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在一起》（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8年版）和多伊彻：《被驱逐的先知》（纽约1963年版）。 [3]“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载《反对派公报》第34期（1933年3月14日）第7—11页；“德国共产党还是新党？”同上，（1933年3月29日）第12—13页；“德国共产党的覆灭和反对派的任务”，同上，（1933年4月9日）第13—17页；“德国共产党或新党？（1）”，《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纽约2072年版第137—139页（此文发表的日期是1933年3月12日，和上面引用的“德国共产党还是新党？”不是同一篇文章）。 [4]“德国共产党或新党？（1）”，《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第137页。 [5]“德国共产党或新党？（1）”，《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第138页。 [6]《反对派公报》第34期第15页。 [7]“必须重建共产党和国际”，载《反对派公报》第36—37期（1933年7月15日）第21页。 [8]“不应再与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洛佐夫斯基及其同伙留在同一个国际之内”，载《反对派公报》第36—37期（1933年7月20日）第24页。 [9]《反对派公报》第36—37期第24页。 [10]“苏维埃国家的阶级特征”，载《反对派公报》第36—37期（1933年10月1日）第36—37页。在莫斯科清洗审判中，维辛斯基审判员曾引用这篇文章中的话作为托洛茨基主张用暴力推翻苏维埃政府的证据。 [11]《列甫·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者认为，10月1日的文章在托洛茨基的思想中是一种质的发展。见《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第10页。但琼·范·希吉努尔特正确地指出，“确切地说，改造党的希望是在6月抛弃的”。（“第四国际是如何产生的”，约瑟夫·汉森编《列甫·托洛茨基其人和他的事业》纽约1963年版第62页。） [12]多伊彻：《被驱逐的先知》第205—207页。 [13]“争取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第26—27页（1933年7月27日）。 [14]见“德国反对建立一个新党的决定”，《列甫·托洛茨基文集：补遗（1929—1933）》纽约1979年版第218—219页（1933年3月19日），“我们必须有一项关于德国的决定”，同上第223—225页（1933年4月3日）。 [15]谢多夫的通讯录上有一些在苏联流放的托派分子的地址。另见《托洛茨基档案》15741号。《托洛茨基档案》中的流放通信部分有几封这类的信。 [16]见托洛茨基在杜威委员会中对这些困难的联系的描述，《列甫·托洛茨基案》纽约1937年版第128—132，261—266，271—273页。这本书是1957年以约翰·杜威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的记录，这个委员会调查了在1933—1937年莫斯科审判中对托洛茨基的指控。托洛茨基自愿参加了调查。 [17]《托洛茨基档案》15821号。实际上，不象托洛茨基所有其他的信件（甚至包括一些最敏感的信件），《托洛茨基档案》中没有这些信。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从档案中把它们拿出去了。档案中只保留了一些邮件的收据。1日37年审判托洛茨基时，卡尔·拉狄克作证说：他曾收到托洛茨基的一封包括“搞恐怖活动的指示”这方面内容的信，但我们不知道这封信的证据是否确凿。 [18]《托洛茨基档案》13095号和10107号。另见皮埃尔·布鲁斯：“托洛茨基和1932年的反对派联盟”，载《列甫·托洛茨基手册》第5期（1980年1—3月），第5—37页提供了这个联盟的背景。 [19]托洛茨基一直激烈地反对那些向斯大林投降的人或改变自己反对派立场的人。他把这些人的名字都给勾掉了。 [20]《托洛茨基档案》13095号。亚历克·诺夫证明，尽管当时有些分歧，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计划的批评同布哈林和右派的批评是相似的（诺夫：“关于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笔记”，载《苏联研究》第29卷第4期第576—584页）。实际上，托洛茨基勇敢地保护‘结合’和农村市场关系，他批评极左的反富农运动，他赞成根据“真正的潜力”安排计划，所有这些和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书中的责难是相似的。可以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载《反对派公报》第20期第1—15页，“苏维埃经济的危机”，载《反对泥公报》第31期第2—13页。（另一种观点认为，托洛茨基在20—30年代的批评是前后一致的，见戴：“托洛茨基论‘结合’问题”，载《评论》1981年第13期。）由于托洛茨基的批评和布哈林的批评明显相似，托洛茨基急于强调左翼反对派同右派是不一致的。1932年他写道，虽然“同右派的实际分歧几乎看不出来……但是把双方混在一起，抹杀它们的区别是不能容忍的”（《列甫·托洛茨基文集：补遗（1929—1933年）》第174页）。在给他儿子的一封关于1932年联盟的密信中，他警告谢多夫不要“输给右派”（《托洛茨基档案》13095号）。尽管托洛茨基作出了努力，但莫斯科持强硬路线的人仍然把他描述成一个玩弄阴谋的“无耻的”机会主义分子，而且在莫斯科进行审判时，谴责了“左翼—右翼”阴谋分子。 [21]《托洛茨基档案》13095号（原始文件中删了字）。不久以后，托洛茨基又私下写道：“就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非法组织来说，只是为它的改组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年）》第34页。 [22]《托洛茨基档案》4782号。 [23]《托洛茨基档案》8114号。另见《托洛茨基案》第274—275页。《列甫·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者宣称这封信是为了帮助恢复威克斯在伦敦的俄国托派分子中间的威信，《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年）》纽约1973年版第328页。但是这份档案上有一个记号，它表明信是打算发往苏联的。 [24]《托洛茨基档案》10248号和T—3485号。 [25]莫斯科持强硬路线的那些人肯定注意到了托洛茨基的这个建议，并认为，托洛茨基“一伙”在重新承认了党之后仍然保留他们自己的纲领，这是违反列宁1921年那条禁止党内派别和派别纲领的著名原则的（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 [26]托洛茨基没有透露他向莫斯科提出的建议，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批评……有一种不同的特征，即双方对这种批评都有思想准备，而且要在某一种组织机构内进行”。（“必须实行真正的党内妥协”，《反对派公报》第34期第31页〈1931年3月30日〉）。这些难以理解的话可能公开发表了，以便使他的追随者对莫斯科可能接受托洛茨基关于反对派有条件地，有限制地进行批评的建议有所准备。 [27]比如比较为人所知的“公开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3423号。 [28]《托洛茨基档案》T—3522号。在7月号的《反对派公报》的最后一页上，托洛茨基含糊地提到了3月15日给政治局的那封信。当时托洛茨基既没有提到他暂时不提出反对派纲领的愿望，也没有提到他的5月“说明”，他有些含糊地宣称，3月的那封信只是重复了他长期以来要求“在保证我们有维护自己观点的权利的条件下”回到布尔什维克党内来的愿望。见“读者来信”，《反对派公报》第35期第22页。 [29]“斯大林玩弄的手段”，载《反对派公报》第31期第13—18页（1932年10月19日）。 [30]“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载《反对派公报》第35期第23—24页（1933年5月23日）。 [31]“季诺维也夫论党的政权”，《列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年）》第285页（1933年7月6日）。 [32]“苏维埃经济的危机”，载《反对派公报》第31期第3—13页（1932年10月22日）。 [33]诺夫：《关于托洛茨基的笔记》第589页。 [34]范·希吉努尔特（《和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在一起》第93—102页）认为，谢多夫的亲密助手马克·兹勃罗夫斯基（别名为“埃蒂恩”）是斯大林的一个特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叛逃者亚历山大·奥罗夫在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也告发了兹勃罗夫斯基，并提供了详细的情报。见美国国会国内安全管理条例调查委员会：《亚历山大·奥罗夫的证词》（华盛顿，1962年）。《托洛茨基档案》15765号是一份关于怀疑在托洛茨基的随从人员中有斯大林特务的材料。 [35]见里克斯·温斯伯利：“雅柯布·布留姆金在俄国，1892—1929”，载《现代历史》第27卷第11期（1977年）第712—718页，多伊彻《被驱逐的先知》第84—85页。 [36]见阿奇·格蒂：《大清洗的起源：对苏联共产党的再思考（1933—1938年）》（纽约1985年版）。第5章讨论了1932年的联盟是如何影响1936年苏联党内政治的。
托洛茨基怎样预示苏联的解体（迈尔斯〔JimMiles〕，1994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托洛茨基怎样预示苏联的解体 HowTrotskyforetoldthecollapseoftheSovietUnion 迈尔斯（JimMiles） 【1994年11月10—1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一个名为“托洛茨基遗产、历史及时代意义”的国际科学大会。本文是提交给大会的英文论文之一。该次大会设立了“托洛茨基遗产研究委员会”（CommitteefortheStudyofLeonTrotsky’sLegacy）。本文作者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 “人们绝对不应该把时间因素摒除在政治计算之外。假如你确认资本主义在欧洲会继续存在多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而苏联因此被迫要在经济政策上向资本主义作出调整，那么，问题就会自行解决了。”（托洛茨基在1922年的演讲，载于《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二卷第254页） “只有当驱除波拿帕特主义是出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行动的时候，斯大林主义政治政体无可避免的崩溃才会导致苏维埃民主的建立。至于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的崩溃，替代斯大林主义的，只会是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的《工人国家，特尔米多和波拿帕特主义》第182—183页） 托洛茨基早在六十年前作出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提出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要么会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胜利；要么就是历史性的失败。评估这场失败所包含的丰富的理论教训，其迫切性浓缩为以下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一支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的核心保存下来，拥有托洛茨基的（理论）方法的水准，对物质现实作出分析。工人阶级面对的中心问题，是国家问题。 由于群众的士气低落，以及革命马克思主义另类出路的阙如，苏联崩溃的结果是一个公开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政府得到的巩固。这个政府借助堕落工人国家资产阶级化的官僚机器，完成了对国家计划的破坏，并且勇往直前，把国营工业推向私有化（盗窃）。迈向“市场经济”的计划，虽然由戈尔巴乔夫政权开始，不过，他那畏缩的斯大林主义政府仍是裹足不前，没有完成措施。从叶利钦及复辟派官僚的观点来看，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有必要把戈尔巴乔夫的政权推翻。 托洛茨基清晰地看到苏维埃工人国家的生存所系，不在于国家计划，而在于无产阶级群众革命意识的生存。一如他在差不多六十年前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已经指出，官僚“对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不提出什么主观的保证了。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被背叛的革命》春燕出版社中译本第219页） 由西德在1990年吞并东德开始发生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令到全世界大部份左派陷入危机，心灰意冷。不过，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眼前的变动，实在应该不足为奇。早在崩溃实际发生前的五十年，托洛茨基已经就下列情况作出勾划：假如西欧和北美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及时地把苏维埃工人国家从政治和孤立中拯救出来，工人国家无可避免地将要崩溃；对导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崩溃的经济和政治的动力，托洛茨基作出了描绘。 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 托洛茨基对苏维埃国家的堕落的分析，深植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发展出来的有关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深刻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展出一套理论，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在消费品的分配问题上，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律无可避免地会继续运行。从资产阶级经济规律无可避免地会继续运行这一点上，列宁推断出，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之间，资产阶级国家会继续存在。托洛茨基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政治堕落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及运用列宁的深刻见解，引伸出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的理论，适用于所有工人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财产的限度之内，工人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在有需要保护物资和服务上的不平等分配的限度之内，是资产阶级的。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部份必须“消亡”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假如不出现这种情况，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复辟。 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义官僚视作波拿帕特主义（即摇摆在工人与帝国主义之间谋取平衡），政治上是反革命，因此是苏维埃工人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倾向最极致的表现。斯大林主义统治（假如没有被工人推翻）最后保证会给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即国有化工业带来毁灭。 托洛茨基认为，在堕落工人国家里的两种倾向之间，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只能够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得出胜负结果和获得解决。要么起码要在主要的帝国主义中心及时得到社会主义胜利，从而能够再接再厉向社会主义发展推进；否则，资本主义会通过军事干预或世界市场的压力（世界帝国主义更高度的劳动生产力），令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所以，与资产阶级思想贩子的论断正好相反，所谓“共产主义的崩溃”，正是惊人地应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的科学效力和继续适用性。 资本主义复辟对政治革命 托洛茨基不只是消极地观察俄国革命的堕落。从1923年到1933年，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首先提出政治改革、工业化及民主规划经济的纲领，作为对官僚的抗争及恢复工人阶级的元气。当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1933年在毫无阻力下获得成功，同时，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又没有因此而对其采取的消极因素的宗派主义作出重新评价——正是这种消极的宗派主义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中最有组织的工人失败了——托洛茨基看到了有需要由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反革命的苏联官僚，以让工人在其国家中重握政治权力，藉此恢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政治革命不同于社会革命，后者在推翻原有统治阶级的国家及财产方式后，代之以新统治阶级的国家及财产形式；而政治革命推翻的只是官僚政府，至于工人国家原有的财产形式会仍然保留。 可是，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七十年后的今天，正在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发生的是一场社会反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为俄罗斯及东欧当前订定的一套过渡纲领，首先就是要负起保卫剩余下来的国营工业的任务，反对私有化。这套纲领要兼而解释及推广下列观点，即，工人阶级需要赢得直接的政治权力，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以及重新把经济计划纳入体制之内，以防止社会进一步崩溃和被资本主义完全半殖民地型式化。 俄罗斯和东欧经济上未巩固的资本主义 东欧和前苏联从1989年开始的斯大林主义政府的倒台，导致了工人国家的政治崩溃，仅由资本主义政府替换了斯大林主义政府。一度运用国家权力并借助不完善乃至是反动的手段来看守及保卫无产阶级国有财产的官僚政权，现在由立足在旧有斯大林主义官僚废墟之上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政权而代之。新的政权运用国家权力剥夺工人的国有财产，以此来巩固统治权力。 这些变态工人国家及堕落工人国家的崩溃，表示著这些国家的双重性在政治方面的矛盾已经有了最终结果，结果是对资本主义有利。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和关厂，前计划经济（国有的国营工业）只剩残余。这些国家一日不能够解决这些残余和市场之间不健全的经济矛盾，这些国家一日仍然是经济上不曾巩固的资本主义。新俄罗斯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由积极地进行著把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的残余加以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政府所统治著。 劳动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 冷战加剧了苏维埃集团的崩溃；在冷战时期，虽然苏联在科技方面间歇性地取得惊人成就，然而，苏联的劳动生产力只是维持在约美国的四成。苏联因此被迫运用其国家生产总值25%在国防方面；相较而言，美国只用去其国家生产总值的7%。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给这种状况作出如下总结： “历史若推究到最初的基础上，也不过是为了节省工作时间之一种长期的斗争而已。我们之所以拥护社会主义，并不仅仅因为它要废除剥削，还因为它要保证社会能节省时间，比资本主义所能保证的更高些。假使这个条件不能实现，而只是消除剥削，那便如戏剧性的插话一般，是没有前途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73页） 托洛茨基明白到苏联的命运，是和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至于“斯大林主义不是别的，而只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第60页）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崩溃，并且由叶利钦公开进行资本主义的政府所取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二个阶段，其间的过渡早已为托洛茨基所预见： “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苏联会得到成功，新政府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仍是要立基在国有经济之上的。然则，经济和国家发生的这一种短暂冲突，到底表示著什么？它表示著革命或反革命。一个阶级压倒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标志著经济的重建按照胜利者一方的利益进行。”（《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之《既非工人也非资产阶级国家？》第63-64页） 托洛茨基在1936年早已用令人吃惊的明确性，预告了由一个公开地进行资本主义的政府取代了斯大林主义政府，对苏维埃经济会意味什么： “如果苏维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计划经济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国有财产的废除。而托拉斯与其下工厂之强制的联系，也就要破产。那些成就较大的工业，就要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会一变而为股份公司，或者会采取某种过渡的财产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参加分取公司的利润。集体农场也要同时解体，而且更容易得多。现在的官僚专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伴著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8-219页） 不过，资本主义政府的巩固不仅意味到计划经济的灭亡，同时也意味到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灭亡：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无可避免的倒台，将会给苏联是否仍是个工人国家的性质，立即打上问号。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就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苏联是否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将起而取代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政权的政治属性来决定。”（《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第181-182页） 这些以及随后的摘引，将会揭露出一个事实，即与广为传播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对国家的一般性观念和特殊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是一直保持著深刻的政治性，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社会经济简化论者。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认为，只要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仍然保卫著计划经济，即使它是使用反动手段来进行，则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在接著来的摘引文可以看到，我们必须紧记，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有国家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专政。这个社会专政，可以是由比较民主的政府管治，也可以是由专政的政府管治。正是由于俄国的工人阶级经过近七十年的斯大林主义反动政府的统治，已经变得冷漠和非政治化，因此，在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倒台的同一时候，结果也成为了这个堕落工人国家在政治上的倒台。 这里谨希望有关于托洛茨基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反革命的先知式洞悉力，在接著来的评论中，可以在革命社会主义者之间引发起更多的研究和讨论。这里对托洛茨基著作的大量援引，其作用正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述的相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这样普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给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的真正教诲恢复生气。为了这个原故，就有必要大量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的著作。” 工人国家双重性质的根源：资产阶级分配和无产阶级生产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解，其不可少的，是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进行研究。就是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对工人国家含有双重性质的观念首次作出了提示，而后由列宁对这个观念加以阐明及发展。到了托洛茨基那里，又由他对这个观念作了最高度的运用，并且传给了子孙后代，给予我们一个工具，用以分析当前我们目睹的前苏联经历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特定阶段。托洛茨基开始时小心地指出，在过渡向共产主义的全部工人国家，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双重性质。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有关“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这一节中写道： “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如美国建立起来，也不能即刻供给每个人到‘各取所需’的程度，因之还要被迫去鼓励每个人尽可能的多多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鼓励的责任，自然落在国家的肩上，而在国家方面，也不能采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按照劳动来支付的方法，虽然加以种种修正和改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于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阶级的法律，……在共产主义社会初期，还是避免不了的，此时，社会还在经过长久的劳苦、从资本主义社会蜕化出来的那种形式。法律永远不能高过于经济的结构，以及由此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 “列宁在解释这几句重要的话时，加上几句说：‘在分配消费品上，采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必然要有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因为法律若没有一个机关强迫人们遵守它的条规，那便毫无用处。’他又说：‘共产主义之下，不仅资产阶级的法律，还要残存一个相当的时期，并且一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国家，也要残存一个时期！’这种极有意义的结论，已被现在御用的理论家完全忘记了，它对于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上，却有决定的意义，或者更确切的说，对于此种了解的第一步，有很大的帮助。只要以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己任的国家，一天还要被迫以强暴手段来保卫不平等，即保卫少数人的物质特权，那它就一天还是‘资本主义式’的国家，纵然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不是恭维，也不是责骂：它只是以事物的真名称此事物而已。”（《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50-51页） 资产阶级官僚治理的工人国家 托洛茨基清楚地论断，当权的苏维埃是资产阶级的性质： “对于只有一副固定方式不变的脑袋而言，谓工人国家的官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论断，一定被看成是不可理喻的，而且还不只此，它还是完全愚昧的。然而，像化学物质般纯粹的国家，一般来说，在过去从来不曾存在过，而且也不会存在。半封建的普鲁斯君主制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大部份任务，但它是以其方式去执行；即，是用封建的方式，而不是雅各宾派的方式。纵然在今天日本的身上，从其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和统治层的半封建性质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属性。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妨碍我们识别一个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不同……” 官僚层的这一资产阶级性质，不是意外产生的结果，而是与经济持续需要的强制力即国家的存在本身紧密相连。 “然而，工人国家并不能够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一个新社会。马克思曾经写过，在工人国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里，资产阶级分配的法则还是会继续保留……人们必须认真估量这个思想的份量，以及将之推论到底。工人国家本身之所以必须作为一个国家，恰恰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分配法则仍然起著作用。” 由于这个原故，所以不单只斯大林主义官僚是资产阶级性的，乃至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革命官僚，也一样有著资产阶级成份。 “这就是说，纵使在工人国家下最革命的官僚，其中也会有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器官。当然，这种资产阶级似的程度以及发展的总趋势，担负著决定性的意义。假如工人国家失掉了其官僚化的过程，并且反而逐渐退位，那么，这种发展就表示著它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反之，要是官僚愈来愈强大，享有权势、特权，并且固步自封，那意思就是说，工人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倾向于藉著蚕食社会主义者而得以壮大。换句话说，即是工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自有的内在矛盾，从第一天开始就在成长，而不是如‘法则’所要求的减少。”（托洛茨基《既非工人也非资产阶级国家？》第66-67页） 工人国家资产阶级性的一面日益壮大，对计划经济的意义是什么？有关这个问题，早在1933年已经作出具体刻划： “‘官僚’通过恣意挥霍国民收入，打乱经济的基本体例……延误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增长……官僚主义更进步的肆意发展，势必导致经济及文化无可避免地停止增长，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令整个社会颠沛沉沦。这样来，将要结束的不仅是官僚的控制权。取代工人国家会是‘社会官僚’，而会是资本主义关系。”（《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第115页。） 官僚层的双重功能和苏维埃工人阶级的双重性质 苏维埃官僚的功能诚然不会纯粹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具备双重性，既是无产阶级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它的双重性，体现在矛盾重重、左摇右摆的外交及内政上，在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一如托洛茨基所言，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无产阶级统治的器官（国家）成为帝国主义施予压力（外交、军队、外贸、思想和习俗）的器官。从历史的范畴来看，这是一场在全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官僚层只不过是这场斗争的输送机制。” “作为斗争的输送机制，官僚一时倾向于无产阶级一边反对帝国主义，一时又倾向于帝国主义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以此或彼此来提高其本身的权力。……” “与此同时，官僚无情地利用其作为匮乏的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角色，用以守卫其自身的利益及权力。无产阶级统治的这一面，具备了删剪、阻挠及扭曲的属性。” 这种情况表示到，不仅苏维埃的官僚有著双重性质；苏维埃的工人阶级也同样兼有双重性质： “人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在落后及孤立的国家统治的无产阶级，仍然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压迫的根源，来自世界帝国主义；而压迫的机制，则是官僚。” “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不是一种，而是多类型构成的一种），并不意味著从理论上和政治上给苏维埃官僚开脱。恰恰相反，正是从官僚的反无产阶级政治，及工人国家的需要这两者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暴露了官僚的主动性质。只有循这种态度来提出问题，我们对斯大林主义集团的罪行的暴露，才会取得全部动力。保卫苏联，不仅意味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高斗争，同时还意味著给推翻波拿帕特主义的官僚层作准备。”（托洛茨基：《既非工人也非资产阶级国家？》第70-71页。加重点是原文所有） 在同一篇文章内，托洛茨基把波拿帕特主义的斯大林的作用，和工会官僚层领袖的作用并列对照。托洛茨基取来美国劳工联会的领袖威廉·格林，作出比较： “斯大林的作用，一如格林其人，具有双重性质。斯大林为官僚服务因而也是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然而，他不能在服务官僚的同时不去保卫官僚的社会基础；官僚正是藉著剥削这社会基础来为其利益服务的。是在这个限度内，斯大林保卫国有财产，免使其受到帝国主义及来自官僚层自身那些不耐烦及贪得无厌的官僚们的进攻。然而，斯大林用以保卫的方法，却为苏维埃社会的普遍毁灭铺路。”（托洛茨基：《既非工人也非资产阶级国家？》第65） 苏联最后一个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同样标示著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双重功能的垮台。 资产阶级波拿帕特主义对苏维埃波拿帕特主义 托洛茨基大量引用1789-99年法国大革命的事件，作历史类比，用以理解1917年俄国革命的堕落，并且给未来投射出一幅可能的蓝图，作为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指引。从1793年春天到1794年7月为止，法国大革命处在激进的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领导的平民时期；到了7月，激进的雅各宾派被推翻。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年历上，七月名作“特尔米多”。所谓“特尔米多派”（热月党人），即指继续推翻罗伯斯庇尔和激进的雅各宾派后，自1794年到1799年执政的保守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个力量往后又被拿破仑所推翻。在拿破仑统治下，经历了执政府时期（1800-1803）和第一帝国时期（1803-15）。 托洛茨基概述了法国和俄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相类似性，同时亦著重指出两个革命之间具体的历史差异；这些差异，来自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国家官僚集团各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按照托洛茨基的界定，波拿帕特主义是： “是这样一个政权，其享有经济控制权的阶级，具有运用民主方法管治所需的素质，然而，为了保存其占有物，它不得不容忍压在头上的一顶‘救世者’皇冠，即忍受军队和警察机器不受约束地发施号令。这种局面，发生于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时期。波拿帕特主义之目的，就是于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时期。波拿帕特主义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大冲突爆发。”（《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的，〈再论波拿帕特主义〉第206-207页） “从我们感兴趣的观点而言，源于雅各宾派和苏维埃的这两种不同的波拿巴特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两者立足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差异。对前者来说，主要问题是要巩固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通过清除首要的及政治的机关。而对后者来说，则是通过粉碎其国际纲领、领导党和苏维埃，以此来达到巩固工农革命的目的……”（《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工人国家、特尔米多和波拿帕特主义〉第181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分别通过波拿帕特政权来巩固其社会基础；他们两者的不同，亦给这两个国家及政府立居其上的经济发展，在日后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经历过深刻的民主革命之后——这个革命把农民从奴制解放出来，并且给予农民土地——封建反革命一般来说再不可行。被推翻的君主制，有可能重建其权力，置身在中世纪幽灵的包围之间；然而，它已经无力重建封建主义经济。资产阶级关系一经从封建主义的桎梏解放出来，它就会自行发展。没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挡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它只能够自掘坟墓——它在先前已经创造了自身的掘坟人。”（引文同上） 托洛茨基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作了有益的对比。前者的生产关系，依靠被剥削群众的消极性；至于后者，无产阶级仍在实验摸索其生产关系，为了达到社会主义及防范反革命，要求无产阶级自觉地计划生产及自我组织起来。 “这一切都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的发展背道而弛。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把生产力从私人所有制的桎梏解放出来，同时亦把生产力置于其创造的国家直接指导之下。而至于资产阶级国家，它在革命之后把自身自限于警察的角色，放手任由市场按照本身的规律发展。工人国家直接负起经济学家和组织者的角色。政治政权从一手转到另一手的替换，对市场经济只会构成间接和表面的影响。相反来说，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府替换一个工人政府，就势必会导致从一开始便把有计划的发展取消，乃至在随后恢复私有财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鲜明对照，在于社会主义不是自由任意地，而却是自觉地建立起来的。迈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家权力不可或分；这个国家权力是渴求社会主义的，或者是缩压对社会主义的渴求的。社会主义只当在到达一个十分高的发展阶级，才会是不可逆转的；即是，只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人们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国家已经全部消亡，融解到社会中去。但是，所有这些的出现，仍是在遥远的未来。在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会随着工人国家的升降而浮沉。只当经过在构成资产阶级的规律（‘无政府式的’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差异间试尽一切的摇摆之后，才有可能理解各种限制——相近似的例子如法国大革命，就是不能跨过这些限制。”（同上）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热月党人的衰微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两者有许多类似性；相形之下，拿破仑及斯大林的波拿帕特主义倒台，其两者之间就有著决定性的不同。这不同，对苏维埃工人国家的未来，会是决定性的。 “农民革命，以及依附在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很容易就能够和拿破仑政权取得和解；甚至路易十八治下，他们也可以得到保存。而无产阶级革命，在现行斯大林的政权下，早已是危机四伏，它将无法承受身右倾的再进一步发展。”（同上，第180页） 由此而知道，工人国家的政府替换，对社会和经济，以及工人国家守卫著的国有计划经济，会造成怎样的震动，对此托洛茨基是一目了然的： “政治的反革命，纵使要回复到俄国革命发生前的罗曼诺夫皇朝去，也不能够重建土地的所有制。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集团要掌政权的话，就足以令社会主义建设烟消云散。”（同上，第180页）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必然倒台 托洛茨基认为，以斯大林主义政府为表现的官僚，是个危机深重的政权，不能长久存在，必然要倒台的；促使官僚倒台的，或者是工人的政治革命，或者是资产阶级反革命： “波拿帕特主义，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不能够长时间自我维持的；一种势力，当其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摇摆不定，最后一定会向著这边或那边滑落。然而，却恰好是在这一点上，已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的类同体已走到它的尽头。拿破仑的倒台，诚然不会不触动到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法国社会金字塔的最本质方面，仍是继续保留著资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必然的倒台，却会令苏联作为工人国家的性质，立即成为疑问。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够在没有社会主义权力下做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未来起而代替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政治政体是什么所决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移除才能够令苏维埃制度重得新生；而要做到这点，端赖无产阶级能够再一次动员围绕在它周围的城市和乡村的贫苦大众。”（同上，第181——182页） 悬在工人国家的社会金字塔上摇摆不定六十七年的管涌“势力”，从人一生的时间长度来看，或许是没完没了地漫长；然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段时间可说是相当的短促。再者，一如托洛茨基在前面指出，一个资产阶级管涌“势力”的倒台，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及其经济（社会金字塔）乃至其阶级结构，可以不造成很大影响；然而，若由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取代工人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府，却可以令致工人国家及其计划经济崩溃： “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政体必然倒台而导致苏维埃民主的建立，只能够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即是，只当这是无产阶级移除撵走波拿帕特主义的自觉行动。至于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取代斯大林主义的只会是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反革命。”（同上，第182、183页）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1990年德国统一后重新兴起了新纳粹，前南斯拉夫进行著“种族清洗”的种族歼灭战，叶利钦政府甚至对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不断企图阻挠，而在俄罗斯境内，如法西斯煽动家日里诺夫斯基之流，亦同时在冒昇。从此可见，托洛茨基作出的预见和分析，有著一般适用性，并且仍然有效。在写完了《工人国家，特尔米多和波拿帕特主义》的数个星期后，托洛茨基写了另一篇文章，回应指责他运用“波拿帕主义”这个名词的批评。他指出： “在列宁时代，苏维埃的波拿帕特主义是一个可能性；在斯大林的时代，这变成了一个现实。”（《再论波拿帕特主义》，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第208页） 换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托洛茨基的时代，苏维埃波拿帕特的仍然是一个可能性；在叶利钦的时代，则成为了现实。历代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政权，经过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到了叶利钦那里，由资本主义的波拿帕特主义所取代。 劳动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 托洛茨基为何相信，只是一个政府的更换便足以推翻工人国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与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所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从经济上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开始的。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劳动生产力，比诸在其周围的半封建世界远为优越。因此，在法国，反革命复辟在推翻拿破仑之后，仍然要在生产方面保留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以此来维持与别国的竞争力；那些其他国家，包括有由拿破仑从上而下透过军队征服的国家。 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从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开始的恰恰相反，革命是从经济上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势力俄国开始的。这个差异，意味到俄国不同于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二十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被拥有更高生产力的帝国主义强国重重包围。斯大林假设可以依靠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用自给自足来提高生产力而达致超过帝国主义的水平。托洛茨基则保卫布尔雪维克的观点，认为革命只当扩展到帝国主义的中心，才可能有生存希望。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把苏维埃生产的矛盾总结如下： “十月革命本身乃是从高度的世界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中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矛盾，即是低度的一国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中间的矛盾。”…… “革命所造成的法律和政治水准，对于落后经济发生一种进步的作用，但他方面：这些水准本身也受这种落后性下拽势力之影响。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生活愈长久，则社会结构也就堕落得愈深。延长的孤立，不可避免地，将不会归结于一国共产主义，而是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复辟。”（《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60—261页） 世界劳动的分工及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在1922年共产国际就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的演说中，提出了下列问题：新经济政策下对市场、自由贸易、厂房间的竟争、租借期及各种优惠的政策，会把初生的苏维埃国家带往何处去？是朝向资本主义，还是朝向社会主义？在列举了无产阶级仍然保留国家权力、垄断外贸及土和工厂国家所有制这些反资本主义的主要武器之后，托洛茨基提出了主要的问题：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和基本的问题，我们仍完全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决定了一个社会政权的生存可行性。这个问题，就是经济的生产力；不是个别工人的生产力，而是一个经济政体的生产力问题。人类历史所包含的全部历程就归结在这一点上，即是，能保证有更高度劳动生产力的政权会取代较低度生产力的政权。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从古老的封建社会脱颖而出，取而代之，只由于在资本的统治下，人类的劳动更富有生产力。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完全和肯定地战胜资本主义，主要是也只唯有是由于它能够保证每个劳动力的人类个体可以生产出远远多得多的产品数量。”（《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二卷，第246页） 托洛茨基没有在社会主义未来的抽象评断前停下步来，他再进一步对当前的具体现实作了审视： “我们是否已经可以说，我们的国营企业，已经较诸在资本主义政体下取得了更高的生产力？不，我们仍未到这地步。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他们的资本主义工作得更要好些，比我们的生产力要好得多，不仅如此——他们在（俄国）革命以前已经做得比我们好了——甚至我们自己，在革命以前就已经做是比我们现在要好了。”（同上，第246页） 托洛茨基并不是要鞭挞工人进行斯塔哈诺夫式的更长时间劳动，做得列多、更快。他是要指出，一个工人国家从其他革命及世界市场中孤立出来所面临技术和组织上的限制。托洛茨基不只一次回到这个问题： “两个不可和解的敌对的社会体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斗争，其结果，最后分析起来，将取决于这两个体制相对的劳动生产力。而这点，在市场的条件下，又由本国的和世界的价格关系所决定……我们不能从资本主义的围困中逃脱开来，缩回到一国闭关自守的经济之中。正由于是闭关自守，这个经济会被迫沿著极之缓慢的步伐前进，而结果，招致的不会是更弱、而反会是强大得多的压力；这种压力，不只来自资本主义的军队海军（即‘军事介入’），而更主要是来自资本主义的低价商品。”（《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6—27年文集》第334页。） 因而，托洛茨基能够准确地估计到，俄国在一致废除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后： “就会意味著，苏联经济会加速地转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并且，经济和政治方面会日益屈从于世界资本。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只能够短时间地苟延残喘，寿命不是以年计，而只是以月计的。俄国恢复对外资本的依赖，意味到她再一次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各势力的分解，重新滑进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军事狂澜中去——她的前景，将同中国的模式一样，分崩瓦解。”（同上，第499页）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总结如下： “历史若推究到最初的基础上，也不过是为了节省时间之一种长期的斗争而已。我们之所以拥护社会主义，并不仅仅因为它要废除剥削，还因为它要保证社会节省时间，比资本主义所能保证的更高些。假使这个条件不能实现，而只是消除剥削，那便如戏剧性的插话一般是没有前途的。”（《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页） 正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够在一个孤立国家（或多个落后国家）里做到这点，工人国家便因而崩溃。托洛茨基在1922年曾经特意指出，从历史上来说，资本主义不是仅从一个单一国家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世界层面的： “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文化丰盛富庶，它也是一样平稳从革命冒升出来的；这个革命，并且更是十分有破坏的。历史的客观任务，在于为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创造条件，而在最后分析起来，这个客观任务已由资产阶级革命解决了；或说得更准确地，已由一连串的革命解决了。”（《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247页） 欧洲、北美洲和日本及数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给数个国家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扩张，从而在全世界层面开创了劳动分工的局面。其中的分工，尤以工业生产者和原始资源的生产者的对立为主，就这一点，托洛茨基特别针对那些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认为，可以从必需的分工中独立开来。托洛茨基指出： “社会主义经济依靠著世界经济的这个见解，在今天被共产国际视为是‘反革命’的见解。社会主义不能够依靠著资本主义！他们是这样说。这些不肖之徒孙们是这样乖巧，乃至于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是栖息于全世界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这种劳动分工，在社会主义里得到最高度的表现。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里建设经济，不论这事本身有多么重要，它仍然是局部的、有限和矛盾重重的；它不会能够抵达一个和谐社会的至高点……”（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401页） 托洛茨基甚至预见到，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中取得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它迈向社会主义发展： “现实上，苏联经济在当前的增长，仍然是沿著反弹性的程序曲折地行进。在强化工人国家的情况下，经济的成就，绝对不会自动地走上开创一个和谐社会的路途。恰好相反，它们在更高级的层次上，为孤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自有的矛盾，作出了催使其激化的准备……全世界的劳动分工跨过国界，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头上，并且鞭策督导后者的下一步道路。”（同上，第418页） 社会主义立足在对资本主义的征服之上，同时，也一如后者，即只有在世界层面上决定性地压倒以前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起码要在数个帝国主义的中心，而并非只是在数个落后国家中（“如戏剧性的插话一般”）取得胜利，才可以确保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权利，承继资本主义。 “工人国家的正确方针，不是要退减速到只是在一国内建设经济。革命倘若没有沿著无产阶级的漩涡扫荡至国际范畴时，它就必然会在一国的框架之内，开始和官僚的漩涡立约。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没有成为欧洲及全世界的规模，就一定会走向自身的崩溃。”（《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02页） 这是不断革命论的ABC。 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已获得解决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里指出： “两个相反的倾向，现在正从苏维埃政制的深处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正在日趋衰落，而苏联则在发展生产力，从这方面看来，它是在准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为了上层的利益，正在把资产阶级的分配规准加紧实行到极度，这又在准备著复辟。这种财产形式与分配规准之间的矛盾，是不能无限制的发展下去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规准用这种或那种形式伸展到生产工具上面来，或者是分配规准改变了，去适应社会主义的财产制度。”（《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3页） 只要资产阶级的分配模式内在的资产阶级倾向一天“仍未从分配的层面转移到生产的层面，仍不曾摧毁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则这个国家仍然是个工人国家。”（《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67页） 然而，我们目击著东欧自1989年及前苏联自1991年以后所发生的，正好是把矛盾转移到生产层面的结果。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计划被废除了。在俄罗斯，国有工厂倒退回市场竞争去，须借助卢布大幅膨胀才能够保持元气，仅仅能够和供应商作以货易货的交换。比起戈尔巴乔夫时代，生产更形一泻千里，已临深渊。大量国有工厂给成批地倾销，透过股票形式给予公众及工人，而后者们又立即把股票出让，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大量股票集中在投机家手上的情况，在捷克共和国已经发生了好几年；而在俄罗斯，财政部是方兴未艾。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再次地重复强调，对防止工人国家经济基础的大引爆，时间的因素起著作用。（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管治势力不可能永远保持平衡）： “无产阶级倘若能够及时地驱逐苏维埃官僚，那么，在胜利之后，它仍然可以找到国有化的生产手段，以及计划经济的基本元素。”（同上，第69页） 托洛茨基在1938年再次复述这个观点： “……在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还是在推翻这个同一的特尔米多官僚。它的统治多延续一天，则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的基础便多一天腐蚀，并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过渡纲领》中译本第47、48页。） 托洛茨基把政治革命的得以成功和在帝国主义中心重新发生世界革命这个条件联结起来：“苏维埃国家要进行贯彻到底的改革，其基本的条件，就是成功地扩展世界革命。”（《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8—119页） 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二阶段 托洛茨基视官僚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阶级的工具”，是给帝国主义在工人国家发生作用的“输送机制”。因此，他相信保卫苏联在“意味着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高斗争，同时，也为推翻波拿帕特主义官僚作出了准备。”（《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71页） 在1940年一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在旁引之间，就布尔雪维克对这个问题及官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作出了以下总结： “列宁重申，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资产阶级）在俄国复辟是无可避免的。他没有弄错：斯大林主义官僚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第66页） 托洛茨基有一段时期确认1924年的苏联“是苏维埃特尔米多的开始……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第一阶段，目的在于打击工人国家的社会根基。”（《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第173—174页） 从1924年到1991年，是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的第一个阶段。而现在，我们处在俄国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二个阶段；即是，工人国家被迫去保卫资产阶级的分配准规之同时，又须要保卫无产阶级生产的财产形式——这个古老的政治矛盾，现在已经由官僚解决，完全地倒向有利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边。官僚内在固有的资产阶级性质，在1991年容许了这种过渡在相对和平的状况下发生。无产阶级方面，经过了数十年来的斯大林主义而意志消沉，亦消极地默许了这个过渡。“一俟资产阶级国家把其余的国有财产全部国营化或关闭，让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得到巩固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三及最后阶段就会全部完成。”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托洛茨基相信复辟不会“民主地”完成。工人如果无法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倒台就会让位给法西斯资本主义。 官僚是否已成为统治阶级？ 托洛茨基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界定为阶级关系的力量对比： “各种阶级，要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区分，并且首先要它们对生产工具的关系来决定。土地的国有，工业生产工具及运输与汇兑之国有，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构成苏联社会结构的基础。由于这些无产阶级建立的关系，说苏联的性质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些基本上是我们承认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6页） 托洛茨基尽管从一个简单的定义开始，但他却没有因而简单地把工人国家缩小成等同于国有化经济： “苏维埃官僚已经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冶权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会的胜利品。但是它既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的国家里把政治权力都夺在它自己手中，这事实就创造了官僚与全国财富之间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假使这些尚属全新的关系固定下来，假使这已变成规范并且合法化了，那么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抗拒，长久下去，它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所获得的一切社会胜利品完全消灭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7页） 不过，托洛茨基继续写道： “官僚们也还没有为他们的统治造成特殊财产形态社会支柱。他们还不得不保障国有财产，看作他们的权力与收入之来源。他们的活动，在这方面说来，仍然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同上） 1989年发生於东欧，及1991年发生於前苏联的，恰好就是这种变化，即是，官僚已经不再“不保障国有财产”甚至也不再是一种迟钝的“无产阶级的武器”。相反，官僚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双管齐下地把工厂和社会服务私有化或干脆关闭，从而自己巩固一种新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政府现在正在运用国家权力，进一步缔造、巩固这个由一批旧有的特权官僚和过去的黑市贩子所组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 国家与经济 在革命或反革命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领导着国家的政府所施行的政治行动纲领。它所看守及保卫的财产关系，是什么形态？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军事的、司法的或意识形态的），是为了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而行使。在革命或反革命的埋藏，用以界定一个国家的社会的内容，即其阶级性质，端视政府在当时积极为经济上的财产关系实施的政治纲领；不论这个纲领是要保存还是推翻这个财产关系的。正因此，解释了为何在阶级和平的时期： “权力集中在官僚的手中，及甚至生产力发展的倒退，这两者中起来，仍然不足以改变社会及其国家的阶级性质。只有在革命或反革命力量侵犯到财产关系的时候，才可以改变国家的性质。”（《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63页） 是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财产关系？侵犯又得以怎样进行？只有通过国家的军事力量、政府施行的政治纲领。一如托洛茨基在下面解释的： “然则，在历史上，难道不曾见过经济和国家之间有阶级冲突的事故吗？是见过的！（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第三等级’夺得政权之后，社会在随后的数年间，仍然是封建的。在苏维埃统治的最初岁月，无产阶级立足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上发号施令。在农业的领域，无产阶级专政在许多年间（在相当程度上，在现时仍然如此），是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作的。设若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苏联得以成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新政府亦要立基在国有经济之上。那么，经济和国家之间这种暂时性的冲突，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革命和反革命。一个阶级胜出另一个阶级，标志著胜利者将按照其利益来重建经济”。（同上，第63—64页） 因此，托洛茨基在下文中再一次强调，国家的阶级性质，“由其与生产资料中的财产形式的关系所决定”。（同上，第65页）。 请注意，托洛茨基不是说，国家的阶级性质由财产形式本身所决定。 早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已有先见，描划出官僚的倒台对工人国家的国有经济会有什么意义。这个过程，我们正在目击发生在叶利钦政府身上： “如果苏维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计划经济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国有财产之废除。而托拉斯与其下工厂之强制的联系，也就要破裂。那些成就较大的企业，就要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会一变而为股份公司，或者会采取某种过渡的财产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参加分取公司的利润。集体农场也要同时解体，而且更容易得多。现在的官僚专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伴著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8—219页。） 有好一批官僚的确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经由现存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的一面，及通过在政治上瓦解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一面，在政治上已经得到巩固。尽管新的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通过拥有前国营企业的股份，取得了日益壮大的经济基础，它在经济上还不曾得到完全巩固。许多左派把苏维埃工业零散化变成的股份，看成只是纸上文章，然而，托洛茨基却不作如是观： “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从云端降下来的，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嘱权又是与财产权不可分享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辣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必须做一个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们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那就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21页。） 叶利钦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为何不用粉碎国家机器 我们已经提到过，堕落的苏维埃工人国家里的官僚，和封建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官僚一样，是由其所处身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的非常条件所“资产阶级化的”。正由于这个理由，叶利钦的反革命，并不需要对工人国家的国家机器作猛烈清洗。一如托洛茨基的估计，倘若：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维埃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当中、行政长官当中、技术家当中、经理当中、党部书记以及在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的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地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正常所要清除的人，一定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工具上恢复私有财产……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大概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法国（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这些法团即是可能的未来业主），亦即在苏维埃工业中的首长与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主以及外国的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文第220—221页） 工人国家还留有什么？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中心观点，是革命斗争的分阶段性。前面已经论到，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义官僚视为“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当反革命把革命的“影片”开倒车之时，托洛茨基给革命的坡道在不同阶段所订的区分，可以成为有用的指引。两位美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罗·勒布朗及戴安·菲利（PaulLeBlancandDianneFeeley）在1983年指出，托洛茨基： “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阶段做出重要的区分：在第一个阶段，简单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阶段，则称为社会主义专政…第一阶段开始于工人（在农民的支持下）建立了统治。第二个阶段，发生于当那同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广泛实施社会主义政策。”（《重建革命政党》，第四国际派倾向一九九零年出版，RebuildingtheRevolutionaryPartyEditedbyPaulLeBlanc,Publishedbythe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第47—48页） 即是，随著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取了国家权力及予以巩固，夺取经济权力及巩固此权力会立即紧接而来。在今日，我们看到差不多依样葫芦的进程。官僚利用国家权力，不仅像过去一样，用来保卫资产阶级分配的规准，尤其甚者，它并用之来把无产阶级的国有经济私有化，因此而解决了工人国家的政治矛盾。换言之，复辟派的官僚已经在政治上推翻了堕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亦已著手对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专政进行肢解，将之夷为残垣败瓦，退减至只余国有工厂。这些尚不曾给私有化的国有工厂，在工厂层面组成一个残余的堕落的社会主义专政——尽管这个专政并没有政府。倘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浪潮兴起，它将植根在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残余上，和工人一起保卫这些工厂，反对倒闭和私营化。 需要进行一次新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托洛茨基在1939年，为下一次俄国革命的阶级性质的问题，作出了如下设定：要是苏联“已经完全停止作为一个工人国家，所需要的，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社会革命。”（《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19页） 面对着俄国反革命的重重开展，基本的任务，仍旧和托洛茨基在六十一年前已经勾划出来的一样，即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新的革命。然而，这一次由社会主义革命来创造一个新的工人国家，而不是用政治革命来改良业已推翻的工人国家。可是，纵使是政治革命，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个任务，是必定地和不言而喻地，只有经由革命政党才可以解决。”（《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7页） 建立这样的党，务须有两件事： 第一件：俄国无产阶级在保卫自身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进攻的新斗争中，重新恢复阶级觉悟。第二，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要缓慢及有耐心地凝成一个核心，一如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另一条路，是资本主义统治通过法西斯群众运动的胜利而得到巩固；这场群众运动的基础，是上百万计的行乞贫民和失业者。这另一条路，会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三及最终阶段相接。因此，现行的资产阶级波拿帕特主义的叶利钦政府，只是一条桥梁，或是通向未来法西斯专政，或是未来的工人民主。 俄国的堕落工人国家及东欧的变态工人国家的倒台，诚然是代表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吸收其中教训，并为在二十一世纪必将到来的新战斗作出准备。 一如托洛茨基在被暗杀之前一文所写： “我们首要的政治准则，不是在此或彼的方面转变财产形式，尽管这方面本身十分重要。而是，要改变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组织，俾令提高他们的能量，以保卫以取得的既得战利品，并且去争取新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页） 为了建立一个有能力去领导及教育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能够确认真理，并且能给予科学的解释。 （史丹摘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BIDOM), 1994年12月号及1995年1月号）
胜利的组织者（卡尔·拉狄克，1923年8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拉狄克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胜利的组织者 卡尔·拉狄克（1923年8月24日） 红军五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此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了成千上万篇纪念红军建立的文章。但是我以为，所有这些文章都把建立红军这件事过于狭窄地局限在我党发展的范围内。在建军节之际，可以而且应该来弥补这一缺点，谈一谈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这一伟大事业中的作用。 历史为党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尽管在我们的国家机器中还有许多缺点，尽管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党的以往的全部历史在心理上为它从事建立新经济和新国家机器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历史甚至为我们从事外交工作做好了准备。无须赘言，世界政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同孟什维克的无休止的会议上制定出我们的一套外交技术的，而契切林同志在这场旧式的战争中学会了起草外交照会的工作。不过——啊，真奇怪！——，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学习管理。我们的国家机器还吱吱扭扭地在运转。我们这里情况比较好的是红军的工作。它的创始人，它的意志中心是以列·达·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德国军队的创始人老毛奇常常担心外文家的毛笔会损害士兵们的马刀。全世界的军事家，尽管其中有些是出类拔萃的著作家，往往把剑同笔对立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可以把笔锻成剑。托洛茨基是世界社会主义优秀著作家之一，而他的著述才能并没有妨碍他成为第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的第一个领袖，第一个组织者。革命把自己的优秀政论家的笔锻成了剑。 为要解决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危险而使党和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任务，科学社会主义文献给托洛茨基提供的东西并不多。如果翻阅一下战前的全部社会主义文献，那么除了恩格斯的几篇并不出名的文章和梅林论莱辛这部卓越著作中谈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事的几章以外，在社会主义世界文库中只有四部军事题材的作品：奥古斯特·倍倍尔论民警的小册子、加斯顿·莫赫上尉论民警的书、舒尔采的两卷本战争史、饶勒斯关于在法国宣传民警思想的书。除了舒尔采和饶勒斯的书还具有巨大价值以外，在恩格斯逝世后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出现的一切军事题材的著述只不过是一些浮皮潦草的作品。甚至舒尔采和饶勒斯的著作也不可能回答俄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 舒尔采的书提供了战略形式和军事组织在几个世纪过程中发展的图式。它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战争，直到拿破仑时代为止。饶勒斯的书颇具胆识，才华洋溢，谙熟军事组织问题，但它的主要缺点是：这位改良主义的杰出代表指望把资本主义的军队变成为民族保卫的工具，使其摆脱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的职能。因此，他不可能理解军国主义发展的倾向，而在战争问题上，在军队问题上将民主思想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我不了解托洛茨基同志在战前对军事理论问题作过多少研究。我想，促使他卓越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动因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是在巴尔干战争时期作为记者观察这场世界大战演习时得到的。或许是在法国战争期间，当他为《基辅思想报》撰写杰出的战争述评时，深化了自己对战争机制、军队机制的理解。根据这项工作可以看出，他对军队的灵魂理解得何等出色。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托洛茨基看到的不仅是军队的外部装备——大炮、器械——，他看到的是掌握战争工具的活动，是战场上活动的队列。托洛茨基是广泛地分析了国际衰落的原因的第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在国际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刻，托洛茨基没有丧失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心，相反地，他深深相信，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胜利试图在穿着士兵大衣的无产者身上培育出一些品质——正是这些品质可以很快反过来去反对资产阶级，并且不仅成为革命的基础，而且成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克伦斯基发动七月进攻的时候，托洛茨基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就是他对军队的阶级结构、对军队的灵魂有着深切理解的最杰出的文献之一。托洛茨基在这次演说中预言进攻将会破产，他之所以作这样的预言不是根据关于前线军事装备状况的情报，而是根据对部队的政治状况的分析。他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你们要求政府重新审查作战的目的。你们这样说就等于对军队说，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要求付出闻所未闻的牺牲而所要达到的旧目的不符合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的利益。但你们没有做到重新审查目的这一点。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来取代沙皇和祖国，而你们却要求军队为了子虚乌有的东西去投入艰难的战斗，流下自己的鲜血。没有目的是无法进行战斗的。而你们的冒险必将以失败告终。”托洛茨基作为红军组织者的全部伟大的奥秘就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上。 所有伟大的军事著作家都特别强调战争道义因素的巨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克劳塞维茨的不朽著作有一半是讲这个问题的。而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取得全部胜利的基础就在于，托洛茨基善于把战争道义因素的意义这门科学运用到实践中去。当旧的沙皇军队已经灭亡时，克伦斯基政府的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曾建议释放所有年纪较大的士兵，精减后方机构，招募年轻新兵入伍。我们刚执掌政权时，战壕里空无一人，我们当中许多人也曾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是这些人太富于幻想了。溃散的沙皇军队是不可能招募新生力量的。这两股浪潮是互相割裂、互相冲击的。旧的军队应当死亡；新的军队只能在笼罩着苏维埃俄国的恐慌的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极欲争取革命胜利果实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1918年4月，在波德沃依斯基的办公室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前沙皇军官，他们在我们取得胜利后没有离开部队，为的是跟我们的同志们和一些军事代表们一起共同制定建军的计划，当时托洛茨基（我记得，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一场面）好几天一直默默地倾听着他们的计划。这些人是不理解他们眼前发生的事变的。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按老方式来回答如何建立军队的问题。他们不理解军队所赖以建立的人力资源上发生的变化。托洛茨基听了所有意见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建立志愿军。军事家们都一言不发，他们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想法。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军事著作家之一的鲍利索夫老头子多次地向参加《军事问题》编辑部的我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证明：这种做法将是毫无结果的，军队只能建立在义务制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在铁的纪律的基础上。他不理解，志愿部队乃是打进地下的桩子，在它的四周将垒起砖墙；而只有当人民群众正视死亡的危险时，才有可能在军事的旗帜下召唤工农群众入伍。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志愿军一定能拯救俄国，并把它看作是建立新型军队所必要的机构。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显示了托洛茨基的组织天才和胆略，那么在他大胆地利用军事专家来建军的思想方面，他的组织天才和胆略就显得更加光辉了。每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懂得，要建立新的经济机关，我们毕竟需要旧的资本主义的组织者。1918年4月，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思想。在成熟的党的人士当中，这个思想没有引起任何争议。但是，依靠旧制度的军官来建立象军队这样的强制工具、保卫共和国的工具，这个思想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许多同志问道：怎么可以武装刚刚被解除武装的自卫军官呢？我记得在《共产主义者》这个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里发生了一场争论，在关于利用旧军官的问题上几乎发生了分裂。为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求得明确的解决，我不得不提出退出编辑部的问题。要知道，这个机关刊物的编辑部包括了许多最有学问的党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诸如布哈林、奥新斯基、洛莫夫、沃·雅科夫列夫。而从在粉碎沙皇军队过程中，即在战争期间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军事组织中出身的广大军事实践家阶层当中，不信任的情绪就更加强烈了。只有托洛茨基对我们社会力量的那种强烈信心，即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从军事专家那里掌握科学并且不让他们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革命警惕性一定能够战胜旧军官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只有这种强烈的信心才能克服我们军事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并使他们学会利用军官力量。为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就必须使领导这支军队的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他不仅能够取得党的充分信任，而且能够使被迫为我们事业服务的敌人服从他的钢铁般意志。托洛茨基同志凭借自己的毅力不仅善于使以往的军官服从自己，他还取得更大的成就。他还博得了优秀专家们的信任，并使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为坚定不移的拥护者。早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我就目睹了托洛茨基的这种胜绩之一。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跟我们在一起的军事家们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拘谨的。他们被迫扮演专家的角色，以为他们参与的是一出为了掩饰布尔什维克同德国政府早就达成的交易的喜剧。由于托洛茨基同志为了俄国革命的原则展开了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斗争，由于在会议大厅中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位俄国无产阶级的光荣代表在道义上和思想上的胜利，由于这场伟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戏剧的发展进程，军事专家们对我们的不信任情绪日益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已故的上将、旧军队的第一流军官之一阿尔特法帖尔开始不是出于担心，而是出于良心来帮助苏维埃俄国，他走到我房间里来，简短地对我说：“我到这里来是出于不得已。我曾经对你们不信任。现在我要帮助你们并尽我自己的职责，以往我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深信我这是在为祖国服务。” 托洛茨基的最大的胜绩之一就在于，他善于使那些从敌人营垒中不得已而转到我们这里来的人相信苏维埃政府是为俄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府。显然，在国内战线上的这一伟大胜利，对敌人的这种道义上的胜利，不仅是托洛茨基的博得大家尊敬的钢铁般毅力的结果，不仅是这位受革命意志的安排而去领导军队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和政论家善于为自己得深刻的道义力量、伟大的精神声誉和军事权威的结果；为要取得这一胜利还需要我们军队的成千上万同志们的自我牺牲精神，需要我们队伍的铁的纪律，需要我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始终不渝精神；为此还需要群众创造的奇迹，他们昨天从战场上逃跑，今天则在更加艰苦得多的条件下重新回到战场上去保卫祖国。这种群众性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全党都在为创造这些因素而工作，但是它在受党委托领导军事工作的托洛茨基身上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可以说是最彻底的表现。在这里，俄国革命是通过自己的这位伟大代表的大脑、神经系统、心脏而进行的。当我们开始经受第一次武装考验——同捷克斯洛伐克人作战——时，党及其领袖列·达·托洛茨基表明，拉萨尔早就教导的政治运动的原则完全可以运用到武装斗争，运用到以钢铁为论据的斗争中去。我们在战场上集中了自己的一切物质力量和道义力量。全党都理解这种必要性。但是，这种必要性又在托洛茨基的钢铁般的机体上得到了最高表现。1920年3月，在我们打败邓尼金以后，托洛茨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为了打败白卫分子，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短短一句话说明，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意志空前地集中起来了。需要有一个成为召唤人们去斗争的精神化身的人，需要有一个完全使自己服从于这一斗争的必要性而成为召唤人们战斗的警钟，成为要求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伟大的流血的必要性的意志体现者。只有象托洛茨基对士兵们那样讲话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的旗手。最好地说明战略家、军事组织者同政治家的这种结合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托洛茨基在整个这项艰苦的工作中表现出足够的敏锐性来理解杰米扬·别德内依或者艺术家莫尔关于战争意义的话。我们的军队是农民的军队，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和工人阶级的代表对这支农民军队的领导是由以托洛茨基及其一起工作的同志们为代表的党来实现的，首先是以下列方式实现的：托洛茨基通过整个党的机构使得这支由于战争而疲惫的农民军队产生深刻的信念，相信它在为自己的利益而作战。 托洛茨基和全党一起为建立红军而工作。没有党，他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没有他，建立红军并取得胜利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如果说我们的党是以善于建立伟大军队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载入史册，那么俄国革命的这一光辉篇页将永远同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劳动和事业将成为准备为争取全世界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后代所爱戴和学习的对象。 译自《真理报》1923年8月24日 （谷松译）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4年第1期
为了纪念这位老人（詹姆斯·坎农，1940年8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为了纪念这位老人 Tothememoryoftheoldman 1940年8月28日 詹姆斯·坎农作于列夫·托洛茨基的追悼会 纽约外交宾馆 首次发表于1940年9月7日的《社会主义呼声报》 河狸先生译 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有意识的一生——从他18岁那年首次参与俄国城市尼古拉耶夫的工人运动起，一直到42年之后他死于墨西哥城——都在不遗余力地为一个中心思想工作和斗争。他为工人阶级和世界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代表着通过社会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托洛茨基同志看来，这一社会解放运动要想成功，需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来领导。 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有意识的一生中，他从没有偏离过他的理想。他从没质疑过他的理想，从没停止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在托洛茨基临去世时，他为我们——继承他衣钵之人留下了遗言或者说是临终嘱托，在之中他宣告了他对自己一生理想的信心：“告诉我们的朋友，我确信第四国际终将胜利——前进吧！” 整个世界都知道他所做的工作和他的遗嘱。全世界的出版社都用电报把他的遗嘱通告给全球人民，而几百万人民已然知晓。在今夜所有同我们一样悲痛的人们心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或问题：在托洛茨基同志去世之后，由他开创和推动的运动能否继续下去？他的后人能否团结一致，能否执行他的遗嘱、实现第四国际的胜利从而解放被压迫的人民？ 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的答案。至于那些预测托洛茨基去世后他的运动将会失败的敌人和那些害怕运动失败的意志力虚弱的朋友们，我们只能说他们不了解托洛茨基——不了解他是什么人，他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他身后留下了什么。从没有哪个人像托洛茨基同志那样给后人留下如此丰富的遗产；他就像一位富有远见的父亲对他的家族那样，把留给进步人民的思想遗产托付于第四国际。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他的思想——它将引领人类为自由未来而斗争。托洛茨基浩瀚的思想是我们前进的路线和旗帜，指引着我们在这复杂的时代行动，也给予我们坚信这一事业之正确与必胜的信念。 托洛茨基自己坚信这思想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思想的创立者也许被杀害了，但是思想一旦被传播出去，就可以脱离作者自我维系。如果思想是正确的，就可以破除一切障碍生存下去——这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哲学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对此他向我们解释过多次。他曾写道：“不是党制定计划（思想），而是计划造就了党。”在给我的私信中，他曾写过：“我们是在世界上最正确最强有力的思想的指导下工作，同时也面临力量不足和缺乏具体实行方式的困难。但是从长期来看，正确的思想总会取得胜利并为自己找到必要的具体方法和力量。” 托洛茨基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继承者，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当一种思想为大众所接受之后，就会成为物质的力量”。托洛茨基同志坚信这一点，从而未曾怀疑过他的事业将在他去世后继续发展；从而在他临去世之际，能宣告自己对自己思想的承载者——第四国际未来的胜利信心十足。那些对此抱有疑问的人并不了解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相信，他自己最大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他有形的一生，不在于他永载史册的伟大功绩——虽然其广博和宏大使一切历史英雄黯然失色；而在于他被暗杀后留给后人的遗产。托洛茨基知道，他早已注定了将被暗杀，他在和时间赛跑，以留下尽可能多的成果给我们，并通过我们将其传播给全人类。在他被流放的这十一年来，他像苦工一样埋首于书桌写作。我们都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地辛苦工作，如何会有这样充沛的能量，如何会具有如此的坚忍和自律，这些只有天才才能做到。他分秒必争地写作，强大而丰富的思想由笔尖流泻而出，保存成可以永久流传的形式给我们，也给我们的后继之人。 正如完整的马克思一样，完整的托洛茨基存在于他所著的书中、所写就的文章和信件中。托洛茨基浩繁的通信中包含了他的一些最精妙的思想和深藏于心的个人感情，这些信件必须要收集并发表出去。一旦这个工作完成了，一旦他的信件与他的书籍、小册子和文章一同发表了，我们以及所有为解放全人类而并肩斗争的人，都仍将获得我们的老人的帮助。 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杀害无数同志的斯大林毁掉了经历十月革命的整整一代人，他早已打算好要暗杀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也知道，暗杀迟早会成功。这就是托洛茨基为什么这样争分夺秒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如此急切地把他所思考的一切都写下来，永远保存在纸上，以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再毁灭这思想。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和老人的一位忠实的秘书共进晚餐——这个年轻的同志协助托洛茨基同志工作很长时间，非常了解他被流放后那几年的个人生活。我强烈要求他尽快写本回忆录：“我们必须把关于托洛茨基的一切所知都写下来。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我们是围绕着这位当今最伟大的人物工作。现在的几百万人民和子孙后代都渴望知道关于他、关于他的思想、他的目标和他的个人生活的所有信息。” 这位年轻的同志答道：“我只能写自己观察到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个人品质、工作方法、人性光辉和慷慨大度。但是我无法写出关于他的思想的新东西了——因为他早已写下来了。他要说的和所想的一切都已经呈现在纸上了。他好像要穷竭自己的所有思想，把一切都挖掘出来献给这个世界。我记得，吃晚饭时我们经常会就某些话题自由讨论，这位老人会说出些新的观点。然后，几乎所有这些‘晚餐讨论’的结果都会在他其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呈现出来。” 他们并不是仅仅用最后的一击谋杀托洛茨基的——并不是仅仅通过那个斯大林的代理者用冰镐从背后砸向托洛茨基的头颅来谋杀他的。这只是最后一击。他们一步一步摧垮托洛茨基，暗杀了他许多次。他们杀了他的七位秘书；他们杀了他的四个孩子；他们杀了和他一起革命的老同志。他们杀了这些人，就是在逐步击垮托洛茨基。 但是托洛茨基同志还是顶着这些疾风骤雨屹立不倒，辛勤工作。他逐渐衰老，身体也虚弱了，但是只要他还有时间，他就坚持着扛过这些道德上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打击，完成留给全人类的遗嘱。托洛茨基把所有的思想、观点和从过去经验中汲取的教训都集合起来，为我们保留下文字形式宝藏——这不是能为虫啃锈蚀所毁坏的。 托洛茨基和其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行动派和过渡时期政治领袖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的力量都是个人性质的，都是无法传播给他人的；他们的影响力与其生命一同消亡。只消回顾一下我们同时代和上一代的伟人：克里蒙梭，兴登堡，威尔森，西奥多·罗斯福，布莱恩（Clemenceau,Hindenburg,Wilson,TheodoreRoosevelt,Bryan）。这些人有大量的追随者，有许多人依赖着他们。但是他们现在都去世了，生前的影响力也都消失了——除了纪念碑和葬礼颂词之外什么都不剩，除了他们的人格魅力之外没有独特的东西留下。这些领袖是机会主义者，是一时的领袖；在他们的肉体化为尘土、人格魅力只存于记忆中之后，没有留下思想能指引和鼓舞人们前进。 而托洛茨基不是这样的。他与这些人都不同。当然他也是个伟大的行动派领袖。他投身于人类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中，但是，和那些机会主义者和昙花一现的领导不同，他的成就是被崇高的理想激励着，而时至今日这理想仍熠熠生辉。托洛茨基不仅领导了一场革命，他记录了这段历史，并阐释了适用于一切革命的基本规律；并在其著作《俄国革命史》中（他对这本书评价很高）给出了发动新革命的指导，或者说是如何将十月革命扩展到全世界的指导。 托洛茨基，这个思想的伟人，本身就是更伟大的人——马克思的继承者。托洛茨基并不是那些他阐述的最基本的思想的原创者，他也从没声称自己是原创者——他的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就打好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与列宁共事中所学习到的。托洛茨基的天才源于他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完美融合，他掌握了他们的方法，并基于当代的条件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进而将之熟练运用于当代无产阶级斗争中。要想理解托洛茨基，就必须了解他是马克思思想的忠诚继承者；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了四十二年！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撇开其它所有事情，领导第四国际打了一场政治和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保卫战。他的最后一篇文章，留在书桌上还未修改定稿；在文中，他批判了当代的修正主义和怀疑主义，保卫了马克思主义。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托洛茨基的力量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你们想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力量的具体例子吗？只要看看这个：当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时，托洛茨基只有四岁，而列宁只有十四岁，都不可能认识马克思，也不会知道关于马克思的事情。但是这二位都因马克思而成为了伟大的历史人物，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在全世界广为流传。马克思的思想有自身的生命力，它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人生划定了轨道，和他们同在并指导他们一步一步完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思想也会如此。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它影响我们——托洛茨基思想的继承者，在他去世后继续工作的人；它将指引更多的后继者的人生，即使他们都还不知道托洛茨基是谁；一些注定成为最伟大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还在学校无忧无虑，但他们将受到托洛茨基思想的熏陶，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熏陶一样。 确实，我们在美国的运动在托洛茨基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和成长，但托洛茨基本人并不在此，甚至在早期都没有任何交流。1928年，当我们在美国开始为托洛茨基思想斗争的时候，他本人正处于流放期，被囚禁于阿拉木图。我们并没有联系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们甚至没有他的作品的结集。我们只有一份当时的文件——他写的《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但这就够了。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正确的道路，以高度的自信开始了我们的斗争，毫不含糊地与错误思想决裂，建立了全国性组织的框架，并创立了每周发行报纸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出版社。我们的运动从开始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现在仍然坚定地前行，因为这是建立在托洛茨基的思想之上的。几乎在一年之后，我们才与这位老人直接联系上。 世界上其它的第四国际支部也是一样的。只有很少几个同志曾见过托洛茨基，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同志们都知道他。从中国到太平洋彼岸的智利、阿根廷和巴西，从澳大利亚到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从美国、加拿大到印度支那和南非，那里的同志从没见过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的思想将他们紧紧团结在这一统一而坚定的运动周围。因此，托洛茨基同志的去世绝不会成为志同道合者团结一致的障碍，这一点毫无疑问。 托洛茨基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他将永远和其他三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肩而立。甚至有可能，事实上非常可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托洛茨基这个名字最能唤起内心的温暖和真诚的感激——因为托洛茨基和这么多敌人缠斗了这么久，如此诚挚地又如此英勇地斗争，并且毫无私心不遗余力。 当人类为自己争取到自由之后，将会对这段血腥暴力又充满社会变革的疯狂时代充满好奇——这个时代记录着一个社会制度死亡的剧痛和新制度诞生的痛楚。他们透过史书的镜头回望往昔，看见当时的被压迫人民在黑暗中盲目而迷惑地摸索解放之路，他们将会以毫不掩饰的热爱提及这位天才的名字——他的智慧给我们光明，他伟大的心灵给我们勇气。 我们的时代有那么多伟人，有那么多公众人物在极其麻烦而艰难的时刻给人们指导，但只有托洛茨基一人给我们解释，只有他在黑暗中为我们点燃灯烛；唯有他的思想解开了这个时代的谜题和复杂局势，也正是他的思想，震慑了所有敌人，他们无法与之为敌，无法反驳他的答案。托洛茨基的敌人用以毁灭他的手段残酷至极，这只说明他们在隐藏的自己的恐惧——他们被托洛茨基的思想震慑了！但是托洛茨基最丰富的思想成果仍然留存于世，没有人能再抓住它们，更不可能毁灭它们。 我们并不想故意弱化托洛茨基去世给我们、我们的运动以及整个世界造成的打击，相反，他的离去是最可怕的灾难。我们的损失不可估量，无法弥补；我们永远失去了活生生的托洛茨基能给予我们的激励和忠告。而苏联人民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但是，斯大林奸党要花费十一年，追出莫斯科，并且耗尽精力密谋数载，最终才摧毁了托洛茨基——这正是托洛茨基在苏联人民心目中地位的最有力佐证。苏联人民不相信那些谎言，他们正在等待托洛茨基的归来，而他说过的话仍在苏联回响，关于他的记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就在托洛茨基同志去世前几天，《俄罗斯公报》的编辑收到了来自里加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拉脱维亚并入苏联之前寄出的，信中简要说明他们已经看到了托洛茨基的《给苏联工人的公开信》，并说这封信鼓舞他们打起精神，给他们指明了道路。信中说，他们已经一字一句地记住托洛茨基带给他们的信息，并且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将这信息口口相传下去。我们确信托洛茨基的文字将比斯大林的血腥政权活得更久；当苏联人民争取解放的时候，托洛茨基留下的信息将会是他们的旗帜。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谁杀害了托洛茨基同志，所有人都知道，托洛茨基在临死时指控斯大林和其秘密打手谋杀了他。暗杀者事先准备好的声明最终证明了秘密警察是幕后凶手，因为他不过是在重复莫斯科审判时的谎言，不过是依照愚蠢的政治思维试图掩盖栽赃陷害的实质——但已经太晚了，全世界人民都早已看透这些伎俩。他们之所以要谋杀托洛茨基，是出于世界对他们的反应，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也出于叛徒对革命者的憎恨和报复心。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Macaulay）指出，任何时代的变节者都表现出对被背叛者的极度憎恨。斯大林和他的叛徒团对能够提醒他们自己过去的人咬牙切齿——托洛茨基正是伟大革命的代表，他令这些人不断想起自己抛弃和背叛了的事业，因此他们恨透了他。叛徒们怨恨他的伟大，怨恨他拥有而他们完全不沾边的一切人类优秀品质。于是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从世界上抹去。 下面的演讲部分将会令人非常痛苦，它是存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想法。当我们听说暗杀成功的时候，我敢说所有人都自问：难道我们没法救下托洛茨基同志吗？如果我们更努力一些，如果我们为他多做些事情——难道我们救不了他吗？亲爱的同志们，请大家不要自责了。托洛茨基同志多年之前就已经被判了死刑，是注定逃脱不了的。革命叛徒知道革命存在于托洛茨基身上，他与革命传统和希望同在。于是那个强大政府的一切资源都被调用起来，被斯大林的仇恨和报复心所驱动，全部用来暗杀托洛茨基——这个两手空空同志无几的人。而他所有的同伴也都被谋杀了，他的七个忠诚秘书死于非命，他的四个孩子也未能幸免。但是，即使叛徒们早在托洛茨基被逐出俄国时就宣告了他的死亡，我们把他多留在我们身边十一年！这十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多产的时期；在这些年中，他完全成熟了，而后全心全意投入写作，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的成果凝结成文字形式，从而得以永久保存。 那些叛徒守着愚钝的警察思维，完全无法理解托洛茨基已经把自己最宝贵的部分留给我们了。甚至他的死亡都无法结束他们的惶恐，因为托洛茨基已经把他们最想消灭的东西——关于革命的记忆和革命的希望——留下了。 如果你自责或责怪我们没能保护好托洛茨基，以至于最后他被暗杀机器击倒，我们要提醒你记住一点：要保护任何人免遭暗杀都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沙皇和其他统治者调用全国的警察力量来保护他们，也无法躲过那些装备简陋的恐怖主义小团体的袭击。这种状况在革命前的俄国多次发生。而对于托洛茨基，情况完全相反：暗杀者掌握一切资源。那个巨大的国家机器转变成了谋杀机器，冲着那一个人和少数忠诚的后继者开火。所以如果他们最终暗杀成功，我们也只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尽一切努力阻止或拖延那一刻的到来？是的，我们尽力了。我们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们无可指摘。 5月24号的袭击之后的几周中，我们再次把保卫托洛茨基同志的问题提上了领导委员会的议程中。每位同志都同意，保卫托洛茨基——我们的天才、我们的同志以及我们的帮助者和导师的生命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因为他对于全世界人民和子孙后代来说无比重要。我们党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墨西哥看望他，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托洛茨基。在那里，我们和他商量过后，决定加强他的警卫力量。我们在美国筹资数千美元，用以加强他住处的防卫力量；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党员和同情者慷慨解囊，也做出了不小的牺牲。 因此，虽然谋杀最终还是发生了，但是那些捐款帮助或亲自保卫过托洛茨基的人，即使是只起了一点点作用，都不应该后悔自责，因为他们曾经保卫和帮助过这位老人。 当托洛茨基同志被击倒的时候，我正从明尼阿波利斯返回。这是一个特殊的旅程，我去那里是为了安排新同志（尤其是优秀同志）去科约阿坎加强警备力量。回家的路上，我坐在火车上觉得心满意足，因为这趟旅行的目的达成了，我们有新力量来保卫托洛茨基了。 然后，当火车经过宾夕法尼亚的时候，大约凌晨四点，有人拿给我最新的报纸，上面说暗杀者突破防卫，将一把冰镐砸入托洛茨基同志的大脑。这就是那糟糕的一天的开始，那天是我们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天，在那一天，我们一小时一小时地焦急等待着，而这位老人正在徒劳地与死神做最后的斗争。但即使如此，当我们最后从长途电话中听说最悲痛的消息——“老人去世了”——之时，我们也没有只顾悲伤而停住脚步。我们立刻投入工作，保卫他的革命记录并执行他的遗嘱。我们加倍地努力，因为我们这才清晰地认识到，必须立刻开始做这些事；我们再也不能依靠老人了。现在完成了什么，我们必须投入工作——这是我们从今以后工作必须具备的精神。 世界资本主义掌权者本能地了解托洛茨基意味着什么。他是被压迫者的朋友，革命的领导者，是他们所憎恨和恐惧的一切的化身！他们甚至在托洛茨基去世的时候还谩骂不休，他们的报纸对他泼脏水。在全世界陷入反动统治的时期，托洛茨基在哪里都是被驱逐者；除了墨西哥共和国之外，所有国家的大门都对他紧闭着。而托洛茨基被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清清楚楚地反驳了斯大林对他的愚蠢的污蔑——说他背叛了革命，说他与工人阶级为敌。他们无法使资本主义世界相信这一点，从来也没有。 各路资本家甚至恐惧和憎恨托洛茨基的遗体！我们伟大的民主社会当然对许多政治流亡者敞开大门。各式各样的反动分子、背叛并抛弃人民的“民主”恶棍、君主甚至法西斯主义者都受到纽约港的欢迎；可它偏偏连托洛茨基——被压迫者的朋友——的遗体都拒之门外！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我们要把悲痛种在心底，等到适当的时候再痛快地报复。 罗斯福和赫尔（Hull）领导下的伟大而强有力的民主不允许我们把托洛茨基的遗体带到这里来举行葬礼，但他还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他今晚正在这个大厅——他不仅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同时（尤其是今晚），他也作为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一代最伟大的人属于我们，最伟大的思想、最坚强而忠诚的灵魂属于我们。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这个社会选择那些流氓无赖、坑蒙拐骗者、自私自利者、骗子和压迫人民的人。在这个腐朽的阶级社会中，从上至下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既非可怜的伪君子又非可耻的懦夫的，反之，他们把毫不重要的个人私事和个人成败放在首位。这些可怜虫！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一点诚实和激励；亦无人能点燃青年心中的火种。而我们的老人做得好得多；他完全是不同的材质做成的；相较于那些道德侏儒，他是个巨人。 托洛茨基同志把建立在人类团结之上的社会新秩序作为未来的目标，而他不仅为之奋斗，他自己每天的生活也是根据更高贵更有尊严的标准安排的。那些人不允许任何国家接纳托洛茨基作为自己的公民，但是，事实上他比这进步多了。在托洛茨基的想法和行为上，他已经是人类共产主义未来的公民了。人们关于托洛茨基这个人、这个同志的记忆比黄金宝石更为贵重，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这样伟大的一个人就生活在我们之间。我们都被这个阶级社会的铁网攫住，罩在我们身上的是不平等、矛盾、守旧、错误的价值观和谎言；这样的社会毒害腐化一切，我们都被其矮化扭曲且弄得盲目了；我们难以看到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人类的关系将会是怎样的，而人类的品格又会是怎样的。 托洛茨基同志为我们生动地预见了这些。在他身上，在他作为一个人的品格上，我们得以窥见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关于托洛茨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同志的记忆正是我们信念的保证——我们确信人类的精神和为人类团结的奋斗是不可战胜的。在这个糟糕的时代，许多事情终将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资本主义和它的英雄们将淡去，斯大林、希特勒、罗斯福和丘吉尔连同他们代表的谎言、不公和虚伪都将在血与火中灰飞烟灭；但是，托洛茨基同志代表的共产主义精神却将永存。 命运使我们这些资质平平的人成为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继承者。我们现在成为他的后人，肩负着执行他遗言的使命。而托洛茨基对我们亦有信心，他最后向我们保证，我们是正确的而且终将胜利。我们要对自己和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思想、传统和记忆充满信心。 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上的存在、我们的理解和我们对未来的信念。我们并不孤独，世界各地都还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永远记住——我们并不孤独。托洛茨基指导着三十多个国家的托派党的领导，他们从骨子里坚信他们将赢得胜利，他们毫不犹疑。我们也不应该犹豫踟蹰。“我坚信第四国际终将胜利！”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是说。所以我们坚信。 托洛茨基从不怀疑，若是以他的思想为武器，我们将领导世界被压迫群体走出战争的血腥混乱中，走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我们也应该对此坚信不疑——这就是我们的誓言，此时此地，就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坟墓边。 同时就在他的坟墓边，我们还将起誓：我们将永远铭记托洛茨基的临终嘱托——我们将保护和珍惜陪伴他走过斗争和彷徨岁月的战友妻子。“请照顾她，”托洛茨基说，“她和我在一起许多年了。”是的，我们将照顾她，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将好好照顾娜塔莉。 现在，对我们伟大的同志和导师——同时也是我们最光辉的烈士的告别行将结束。我们不想否认重压于我们内心的悲痛。但是悲痛不会将我们击倒，也不会摧毁我们的意志；这悲痛是被愤怒仇恨和决心所锻造。为了使老人的战斗继续下去，我们要将其化为斗争的能量。让我们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告别配得上自己的继承者身份，让我们像托洛茨基军队的优秀战士那样向他告别吧。不要蜷缩在软弱和绝望中，而要挺直身体擦干眼泪，捏紧拳头站起来。让我们唱起斗争和胜利之歌，唱起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将成就未来人类的国际党充满信心的歌曲吧！
越飞遗言——给托洛次基的信（1927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托洛茨基 越飞遗言——给托洛次基的信 （1927年11月。李言译） 编者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十月革命十周年过后的第十天，阿道夫·A·越飞（AdolfA．Joffe）被发觉以手枪自杀，死于床上。床头有一封给托洛次基的信。越飞原是一个医生。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参加革命工作，积极地参加了俄国一九O五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流放。十月革命前，他协助托洛次基在维也纳主办《真理报》，因意图将报刊偷运进俄国而被捕，再被流放。 十月革命时，越飞是两个直接负责武装暴动的委员会——布尔雪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德格拉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他曾被列宁委任当最重要的外交工作，率领第一个代表团在布列斯特与德举行谈判；一九一九年，德国革命爆发他出任苏联驻德大使；一九二O年战争后，又被派与波兰签署和约；一九二三年，被派来中国，与孙中山发表了一篇联合声明。其后又出任驻日本大使。 一九二三年，苏联国内的官僚主义开始生长。越飞，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人性的完善而工作，而斗争”，毫不犹疑地参加了托洛次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反对斯大林、卡明尼夫、齐诺维也夫一系的官僚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 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等已完全掌握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这班官僚深切地明白，托洛次基和左派反对派的存在，是对它们的威胁，必须将左派反对派排挤出党外。 越飞一方面患重病，一方面又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迫害。他为了抗议，为了将他的一生都奉献于革命，奉献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就以死来抗议。他不得不以自杀来作最后的战斗武器。 在死前，越飞给托洛次基写了一封信，以他亲身的经历，道出了斯大林官僚如何迫害左派反对派。最重要的越飞意图引证列宁亲口对他说过的话，指出一九〇五年后，托洛次基与列宁关于俄国革命前途的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工农民主专政”，也就是关于著名的“不断革命”论的争论中，列宁后来承认错的是自己，对的是托洛次基。 直到今天，斯大林派的不肖门徒们，自然是不愿意坦白承认这一点的。 遗言里面，越飞责托洛次基“过高估计妥协和让步底价值”。“列宁遗嘱”也指出这个弱点：“太被事情纯粹的行政方面所吸引”。 我们相信，托洛次基在他生命的后期，已克服了这些“弱点”。他在建立第四国际的过程中，绝不妥协地保卫国际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直至他死前一年，一九三九年，托氏还为了保卫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对“堕落工人国家”的立场，进行了全面的斗争。 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是越飞自杀逝世的四十七周年。我们刊出了它的遗言，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纪念他；另一方面是希望那些愿意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年青一代，能瞭解到这个将生命为人性的完善而工作而斗争的革命者，他坚强不屈的斗志，他对正确的观念和对工人阶级必获解放的无比信心。 越飞，应该是青年一代的典范。 给里昂·托洛次基 亲爱的里昂·大卫度维奇： 我整整一生都在思索着，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应该明白到应在那一个适当的时刻离去，像艺员离开舞台一样。同时早一点离去总比迟一点好些。 三十多年之前，我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认为人的生命只有在它的整个历程里面，能够为一些无限的事业服务，才算有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人性是无限的，而其它事物是有限的。因此，为其它事物工作便没有意义。尽管人性亦一定有一个自身以外的目标，但那个目标只会在十分遥远的未来才出现。对于我们，人性仍然是一个绝对的无限。就是在这个，亦只有在这个信念里，我时常体会到生命的意义。现在，晃眼回顾我的过去，有二十七年是在我们党的行列中渡过的，我看来应有权利说：在我全部的自觉生命里，都是忠于这个信念的。我依循着这样的生命意义而活着：为了人性的完善而工作、而斗争。我想，我有权利说，我生命中没有一天是无意义的。 但现在，我的生命失去意义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了。因此，我感到我应该放弃它、终结它。 现在，我们党的领袖们按照他们不给工作与反对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总政策，好多年来，他们已没有给我政治工作或苏维埃工作。就是在这些工作的范围内和特点中，才容许我底才能发挥完尽。去年，如你所知的，由于我是一个反对派，政治局完全把我排斥于一切政治工作之外。 我底健康越来越坏。大约在九月二十日，我不明白是什么理因，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召唤我去接受专家的检验；他们严重地通知我，我的健康状况比我预料的为更坏；我一定不能在莫斯科多浪费一天，或者延迟一小时接受治疗；要立即出国和进入一间适当的疗养院。 对于我直接的询问：“我在国外能有多少复元的机会，可不可以在俄国接受治疗，而不放弃我的工作？”医生和助手、中央委员会的主管医生、亚波苏夫同志、另一个共产主义者医生、以及克里姆林宫医院院长，全部都简单地回答说：我国的疗养院没有方法能帮助我，我一定要依靠西方的治疗。他们加以指出，如果我遵从他们的指示，他们相信我可以工作更长一段时期。 差不多两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尽管是由它主动提出诊断），并没有安排我出国，或者让我在国内接受治疗。相反克里姆林宫的药房，以前时常按照着指示发给我药物，已被禁止再这样做。事实上，我被夺取了免费药品援助，那是我一度经常得到的。我迫不得已在市内药房买一些药品。好像在那时候，当权的集团就开始以“打击反对派底肚子”的政策，来对付反对派。 当我仍然安好，足以进行工作的时候，对于这些事情，我很少留意到。但我的健康日坏，我的妻子接触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以及私人地接触森玛士荷医生，他经常会公开地为实现他的公式——保留老卫士——走上了极端。事情无论如何是永久地被拖延着了。我妻所能得到的，就是一份医务会的决议摘要。在这摘要中，我的慢性病被列举出来，而医务会强调送我出国，到一所像发特兰弟教授所开设的疗养院里，留一段时期，最长不超过一年。 九天之前，我确定是需要卧床了。由于我的慢性病的恶化和出现（它是时常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特别最恐怖的是我那根深蒂固的多发性神经炎病再次发作，强迫我忍受一种绝对不能忍受的痛苦，甚至令我行动不得。已经有九天了，我没有受到任何治疗，我出国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医生来看我。大卫达哥教授和列云尼医生被召来我床边，指示了一些琐事，但明显地不会对我有任何改善；然后，他们承认“没有什么可作了”，而出国是十分迫切的。列云尼医生告诉我妻，我出国的事情被拖延着，因为医务委员会显然以为我妻子希望和我一同前去，而“这会太化费”了。我妻回答说，尽管我的状况很值得忧虑，但她确定我不坚持自己或任何人倍伴我出国。于是，列云尼医生向我们保证，在这情况下，事情会很快弄妥。列云尼医生今天再向我说医生们没有办法可施，唯一的办法是立即起程出国治疗。然后，黄昏时，中央委员会的医生，布天卢甘同志，通知我妻，中央委员会医务委员会决定不送我出国，但留在俄国内治疗。理由是专家们主张，短暂逗留国外没有用处，要长时期治疗，而中央委员会只能给我最多付一千元，再多些是不可能的。 最近，我从国外接到一个提议，保证以二万元作为我底回忆录的版权费。但（考虑到回忆录是要受政治检查的）和明白到在我们国内革命和党底历史是怎样地被伪造，而我并不考虑对这些伪造帮一臂之力。政治局的整个检查包括不容许对一个人和他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无论那人是在那一个阵营中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还是那些正感觉到拥有那种尊严去检查他人的人。最后，除了拿到那个我曾为它献身二十七年革命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它以为可以用一笔少于一千元的数目来估价我的生命和健康——的钱外，我看不到任何其它途径可以获得治疗。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结束这段生命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我知道，党的一般意见是反对自杀的；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了解我的处境的人会因此而责备我。如果我的身段健康，我应该以我的力量来反对党内形成的形势。但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忍受党默默地接受将你从它的行列中排挤出去。虽然我绝对相信，一个危机始终会来临，迫使党把那些沾污它的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死是一项抗议，反对那些令党对这些耻辱作不出任何反应的人。 如果能容许把一些大事情与小事情比较的话，我会认为你和齐诺维也夫之被排挤，这件无比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定无可避免地会在我们革命内展开一个特尔米多时期（注）。而在我于党内作了负责职务二十七年革命工作后，我已经走到了一种情势，除了射一颗子弹进脑袋外，已没有其余工作可做了。这两件事实说明了同一的事情——我们党内现政权的实况。可能这两件事实，一件小的和一件大的，连在一起会震醒党，和令它停止走向特尔米多反动。 亲爱的里昂·大卫度维奇，十多年的共同工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希望私人的友谊使我有权利，在离别的时刻，告诉你我所认为你底弱点之所在。 我从不怀疑，你所指示底道路的正确性。你也知道，有二十多年，从“不断革命”开始，我就和你在一起。但我时常感到，你缺少列宁的不屈不找和不妥协性。如果需要，列宁会单独从事他认为正确的任务。他确信将来会赢得多数，会被承认为正确。自从一九〇五年开始，你在政治上时常都是正确的，我亦曾经告诉过你，我亲耳听到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时，正确的不是他，而是你。在死之前，一个人无需撒谎，我现在再一次告诉你这一点。 但你时常放弃你的正确立场，为了求得妥协和让步，你过高估计它们的价值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你常常都是正确的，现在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正确。总有一天，党会明白这一点的，而历史也会被迫承认它。 进一步说，假使有人离开你，你决不要害怕，尤其是当大多数人还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快走向你的时候。你是正确的，但你的真理底胜利的保证有赖于坚强的不妥协性、严谨的坚决态度、拒绝任何一次的妥协。这些正是真理取胜的秘决。 我时常都希望告诉你这些，在这个要说再见的时刻，我终于说出来了。 我祝福你底力量和勇气，像你时常表扬的那些人一样；以及，一场快速的胜利。我拥抱你，再会。 你的 A·越飞 再：我是在十五至十六日之间的晚上写这封信的。在十六日玛丽·米埃露芙娜去医务委员会，坚持要送我出国，只有一两个月也好。他们回复说：专家们的意见认为出国一段短时期是绝对无效的。他们告诉她：医务委员会已经决定立即送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如此，一个为了我的健康的短暂旅行，他们也拒绝了，虽然全部医生都同意在俄国治疗是无效的，而且对我没有丝毫好处。 再见了，亲爱的里昂·大卫度维奇，坚强点，你需要如此，同时也要有活力，不要为我而生怨恨。 （注：特尔米多，又译热月，是一种历史类比，源于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后，公安委员会主席罗伯斯比尔于一七九四年一月被杀，从此革命转趋低潮。这个词的意思是群众在革命中的政治果实已被篡夺，但革命的社会变革仍然保留着——译者）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红色拿破仑（刘易斯·布莱恩特，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LeonTrotsky:SovietWarLord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红色拿破仑 刘易斯·布莱恩特1923年 老炸疯译李将敬思校订 译自《莫斯科之镜》（MirrorsOfMoscow，1923年著） 作者刘易斯·布莱恩特（LouiseBryant，1885·12·5-1936·1·6）其丈夫正是约翰·里德，那位参加了十月革命的美国人。 苏俄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夫·托洛茨基，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史无前例的人物。他不应被人拿来与他人作比较，而应该拿他人来与他作比较。 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是整个红色革命时期诞生的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俄国革命的唯一优秀的组织者。除了列宁，没有任何人能够盖过他在革命史上所发出的闪耀光芒，历史将会永远记住这二位伟大的革命家。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好比是一对互补数，列宁代表着思想，而托洛茨基代表着行动。如果不是受列宁的影响，托洛茨基的天才想法可能早已在他自己的狂热中燃烧殆尽。 同样的，即使列宁的计划再怎么周全，如果没有一支比军队更好的工人军队，计划再怎么周全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因为军队只知道破坏，而工人军队不仅知道如何破坏，还知道如何建设。 三年前（华沙战役），列宁任命托洛茨基为运输人民委员会主席并继续兼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全国调查一番后，发现交通设施普遍遭到了破坏，而铁路工人也和他之前见过的红军士兵一样士气低落。在看到这些情况后，托洛茨基立即动员他所有的力量去恢复交通的秩序，即使是一列火车延误了也必须得有正当合理的理由，尽管这个理由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事实上，此时的苏俄境内并没有多少人会去真正关心这些火车的到站和离站情况，而且只有横贯西伯利亚的那条铁路是当时苏俄境内唯一运行完好的铁路。只有托洛茨基在接任工作后是开始为各种问题争吵的：工人的懒惰、资源的不足等等，这些都让托洛茨基感到心烦。他的态度使铁路工人为之大惊，铁路工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腐败、懒惰和冷漠即便在政府管制下也会一直存在，但这一切都在托洛茨基来后改变了，托洛茨基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懒惰的员工们抓了起来，监禁他们甚至是以死刑相要挟，虽然结果是工会对此非常激动，并声明要进行一场大罢工。最后列宁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将托洛茨基免去了运输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向工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向他们道歉。托洛茨基则安静地接受了他的处罚，显示了他真正优秀的品格，如果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是负责交通这一方面的，那么无数的饥民就可能可以得到拯救了。 托洛茨基无法忍受俄罗斯人的懒惰，并对俄罗斯人漠视卫生条件而感到愤怒，他对所有与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很严格并且要求他们保持整洁。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桩有趣的丑闻发生在了莫斯科。当时的莫斯科正在开一场国际会议，托洛茨基指示一名红军医生去检查外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并需要他报告酒店的卫生是否正常，而这位医生，只是到酒店楼下的钢琴，用弹钢琴来消磨他的时间而不是去检查这个酒店是否干净。代表们到达酒店后的第一个晚上，被虫子扰得宿夜难眠。托洛茨基听说这一事情后非常恼火，他把医生抓了起来并且宣布要枪毙他，而代表们则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请求托洛茨基饶了医生一命，尽管托洛茨基不可能会杀了这名医生。但他的威胁却使人联想到了彼得沙皇，那个发觉有必要射杀一批贵族使他的官员们好好听他的话的暴君。 托洛茨基研究过法国大革命，也在法国住了约两年时间，他热爱法国，尽管此时的法国对苏俄抱有深深的敌意。他工作的部分同志也正是在巴黎认识的法国人，这些人跟他一起来到俄国，和他一起工作。托洛茨基从来不会忘记他的朋友，他拥有维护友谊永恒不变的能力。通常来说，俄罗斯人的人际关系是多变的，但托洛茨基却是他们当中最值得信赖的一个。 托洛茨基作为一名演说家，他常使人想起法国的那些革命演说家，虽然俄国人的语速会更慢，但却更具有逻辑性。托洛茨基用他自己惊人的力量和言论鼓动他的听众。不过有时这些言论会惹怒列宁；也正因此列宁曾经在公共场合下称托洛茨基是一个“惯于言辞的人“，尽管此时的列宁并没有想过这个骄傲自满的中年人日后会成为他的得力干将。 托洛茨基在美国时是一家俄罗斯人办的报纸的一位编辑，他显然抓住了美国人对即时新闻的迷之热情。在莫斯科，他是最容易接受采访的官员也是令人最满意的官员，他不像大多数政委对新闻界保持沉默和不信任。我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上说明了我正在写一个关于红军的故事，想要一些素材。信到达后，我很快就得到了一大袋抄本，里面装着我从未听说过的红军杂志和报纸、各种手册、统计资料和地图，甚至还有一张可以参加各种学校的讲座的许可。 政治文化部门是红军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这个部门每天都要报告红军战士的士气以及他们和人民能否和平相处。这个部门还开设阅读、写作、基础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课程；这些活动甚至在战争的日子里都还在进行。 红军战士还被教育过要参与体育活动，他们一直在学习像橄榄球一样的游戏。在一次第三国际代表大会上，俄国代表队击败了来参加这次大会的外国代表团，战士们为此都很高兴。 战士们也被教育要去参观美术院和剧院。艺术展览和讲座也在战士的俱乐部中展开。战士们经常在这里写出自己的戏剧然后去表演这些戏剧，这些戏剧大部分是关于革命的，毫无疑问，这些戏剧日后会成为民族爱国的史诗戏剧。 没有人知道托洛茨基是否还有机会按照他的想法去改造军队，但这是他的抱负。列宁的观点是，这是一个只有当人们为了苏俄的利益并且愿意服从这个计划的时候才能成功的实验。列宁指出，如果人们不愿意，他们的工作将永远也不可能奏效。托洛茨基则回答“但在这方面，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有优势，我们可以尝试任何我们想实行的计划，如果不行，无非就是改变一下主意。”托洛茨基曾经说过：“俄国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六年的战争和革命摧毁了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现在必须先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紧急任务上。例如，乌拉尔矿区需要五万名熟练的工人，二十万名半熟练的工人还有二十万名劳动者。我们应当把他们送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当然这将会与中央委员会和交通委员会协商后进行。” 对于常备军，托洛茨基的想法是“精兵简政”。苏俄现在正在重新划分地区。新的地区将会根据其经济性质进行排序，每个地区都将是一个师的总部，其任务不仅是动员人民为军队，而且为人民工作。 “边境上的军队要经常性换班。每个人应当在边境执勤三到四个月，之后再回家去从事其他工作。就这样，队伍里的男性战士都要被训练，并清楚自己在队伍中的职位。” 在波兰进攻前，由群众组织起来的劳动大军已经被分散至各地，他们得到了军队和工会的批准，或许再过半年这支队伍将会再次派上用场。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是一件有趣的差事。我举个例子，在六个星期内工人大队在坎河上建了一座巨大的钢桥，但这座桥被波兰人的军队炸毁了。这些工人便转移阵地，修复了亚姆堡的铁路，他们为此砍下成千上万的木材。如果这帮波兰人没有进攻，这些连着铁路的城市或许在今年冬天之前就已经有了粮食和木材的供应。 人们可以对托洛茨基进行各种猜测。而他是这样的人：如果他在一个伟大的计划中被赋予全部权力，奇迹将由他亲手造出，但如果他被繁琐的劳资纠纷和嫉妒所阻碍，那么他将会彻底失败。我一直相信，如果他对于金融感兴趣而非革命，他现在会是全联盟内最厉害的银行家。而如果他站在盟军的立场对这场战争感兴趣的话，那么他将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战争英雄。 托洛茨基生于1877（实际上是1878年，他的父母为了让他去上学靠关系减了一年）。他是一个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儿子，来自伊丽莎白格勒附近的赫尔松县（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指正，伊丽莎白格勒是当时乌克兰一个州的改名，之后被改名为基洛夫格勒）。1898年政府查获“南俄工人同盟”的案件，托洛茨基被控告，并被判处流放至西伯利亚四年。他在伊尔库茨克市定居下来，后来逃跑了。1905年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由于活动的失败，他再一次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并再一次逃脱。从那以后，他先后在维也纳、巴黎定居，后来又到了美国。革命开始后（二月革命）他回到了俄国。托洛茨基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年轻貌美，热衷于革命活动。和列宁一样，他也为自己的妻子感到骄傲。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托洛茨基这一名字可能永远不会在历史上留下辉名。如果不是列宁机缘巧合地把组建军队的任务交给他，他的努力可能将会漫无目的地白费掉。但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很难在一群乌合之众中建立起一支强大军队的，如果他做到了，那么他必将垂名青史。而除了当时危急的情况，还有各种有利的因素也在帮助他完成这一伟业。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军官们，托洛茨基是无法组织这支队伍的，这些军官为了拯救祖国而愿意暂时放弃自己的意见。或许有一天，布鲁西洛夫将军会被所有学生所熟知，他曾在俄国被干预和封锁期间对俄国各阶层建议道：“当一艘船在茫茫海洋中遇到危险时，这不是因不同的原则而去争吵的时候，也不是为我们船可能已经驶入一个危险海域而寻求各种原因的时候，但是，这是我们有责任去立即动用我们所有的思想和力量来拯救这艘船的时候，使其免遭毁灭，并将其带回港口，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今年夏天（1922年夏），我又见到了托洛茨基，问他在削减军队这一方面又做了些什么。当然，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工人军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托洛茨基告诉我，陆军已经从530万削减到80万，同时还有海军。至于更大规模的裁军，托洛茨基告诉我，那纯粹是做梦。 托洛茨基说：“我们随时准备裁减我们的军队，甚至可以在离我们最近的邻国和最远的邻国接受撤军计划时彻底放弃军队。在一月时，我们提出裁军建议，而欧洲各国却拒绝了这个建议。而后来我们也向我们的邻国提出了这一建议，其结果也是拒绝让我们裁军。不过只要美国在这方面愿意采取主动权。”他耸耸肩，微笑着说，“那么我们将会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bryant/works/1923-mom/trotsky.htm
纪念列夫·托洛茨基遇刺79周年（〔美〕比尔·范奥肯，2019年8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Onthe79thanniversaryoftheassassinationofLeonTrotsky 纪念列夫·托洛茨基遇刺79周年 比尔·范奥肯〔BillVanAuken〕2019年8月21日 先知在1917译 作者比尔·范奥肯（BillVanAuken），出生于1950年，是一位政治家和活动家，曾为社会主义平等党总统和副总统提名人，曾参加2004、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为《纽约时报》的全职记者，现居住在纽约市。原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网站（TheWorldSocialistWebSite）。 79年前的这一天，同弗拉基米尔·列宁共同领导了俄国革命的红军之父、第四国际的创始人——列夫·托洛茨基，死于前一天被斯大林主义的暗杀者所造成的重伤。 这个世纪的罪行是GPU所组织的大规模国际阴谋行动的产物，GPU是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秘密警察，该阴谋包括将特工渗透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的家中，以协助GPU的刺客拉蒙·梅尔卡德尔执行血腥的任务。 这次暗杀是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响的顶峰，就在一年前，斯大林同意与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使德国纳粹政权得以放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苏联流放，面对着他所谓“没有签证的星球”，墨西哥是当时唯一一个为他提供庇护的国家。暗杀他的凶手们已经谋杀了他许多亲密的合作者，包括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他的政治秘书欧文·沃尔夫和第四国际的秘书鲁道夫·克莱门特。 而在苏联本身，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在1936-1938年进行了莫斯科审判，旨在消灭所有的政治反对派。其主要的目标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革命文化在俄国和国际上发展的产物）被屠杀，这相当于一场政治灭绝。正如托洛茨基在1937年所写的一样： 从那时起，斯大林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被“整条血河”隔离开了！ 然而，斯大林有理由担心，随着战争的爆发并由此在苏联和国际上引发的危机，托洛茨基可能会被工人阶级的新高潮举起，并对执政的官僚发起革命性的挑战。 正如维克多·塞尔日在1937年所写的那样：“除了仇恨和恐惧之外，对这些正在摧毁政权结构的疯狂禁令没有其他解释……替补队员被射杀只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只有老人还活着……只要老人还活着，得意洋洋的官僚制度就没有保障。” 尽管斯大林主义的暗杀者能够将冰镐插入这位伟大的革命者的头颅以结束他的生命，但如果斯大林的目标是消灭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上的运动的话，那么这次行动已被证明是一次可耻悲惨的失败。 托洛茨基于1938年创立的第四国际，不仅比斯大林和他的暗杀者活得更久，而且比整个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都活得更久。在托洛茨基被暗杀半个世纪后，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和苏联都破产了。 托洛茨基曾警告说，除非工人阶级发动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否则苏联的官僚主义将摧毁苏联，恢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分析家们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视为世界政治的永久固定的体系，假左派和修正主义者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奉为“政治革命”的发起者。托洛茨基的分析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而第四国际运动是唯一预见到这一发展并在政治上为之做好准备的运动！ 至于那些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内统治并背叛工人阶级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它们已经分崩离析了。这证实了托洛茨基在1938年的预测： “冲向人类的重大事件不会让这些过时的组织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他与斯大林主义进行的不懈斗争中，托洛茨基为21世纪革命战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斗争奠定了纲领和政治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他更能贴近当今世界形势和国际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所面临的任务。 托洛茨基反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和第三国际的堕落而进行的斗争，是基于一种广泛的全球视野和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国际进程的理解。 斯大林将被后人所铭记和憎恨的所有可怕的罪行，都是为了捍卫苏联官僚体制对国际社会主义观点的否定以及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拥护。苏联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发展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概念，反映出官僚机构对其掌握民族和国家权力以及特权的认同。 这一倒退的理论证明了世界革命必须从属于保守的官僚机构的利益，托洛茨基预见到了这一政策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影响。官僚们遭受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并最终导致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 从1923年的左翼反对派开始，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动就建立在指导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 这一理论的出发点不是根据俄国国内落后的经济条件和现存的阶级力量关系，而是出于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工人阶级发展的条件下，他确立了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有关的民主任务只能由工人阶级来完成。俄国工人阶级将被迫夺取政权，采取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但是这场革命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框架内，才能找到一条摆脱因俄国的落后所强加的限制的道路。 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就是在这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政治表现就是1938年9月第四国际的成立！ 十年前，他在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评论中阐述了这一战略的构想，他在文中写道：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即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能仅仅或主要从自己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纲领。这个论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也完全适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已经永远为（只在一国框架内考虑问题）的社会主义纲领敲了丧钟……在目前这个时代，在比过去大得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只能从整个世界的方向中找到自己本民族的方向，而不能加以颠倒。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主要区别正在于此。”（译者注：参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5年12月第1版） 托洛茨基坚持只有在分析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基础上才能制定革命战略，这使他成为一个完全跨时代的政治人物。在前所未有的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制度发生日益尖锐的冲突，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战略和国际组织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 托洛茨基将毫无困难地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被他在世时就存在的一切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所困扰，并面临着全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复兴。世界各地的统治精英们正转向右翼，支持和教唆法西斯和极右翼势力的出现，而广大的劳动人民正转向左翼。而且，就像托洛茨基遇刺前的那些年一样，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大国正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为全球战争做准备。 列夫·托洛茨基在创建第四国际时的基本观点是，这是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时代，工人阶级面临的最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革命的领导阶层。这个观点保留了它全部力量和紧迫性。这一观点是托洛茨基在20世纪上半叶动荡不安的事件中进行的斗争的延续，而今天则体现在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和全世界社会主义平等党所正在进行的斗争中。 针对那些推动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从法西斯和极右翼，到自由主义者和假左派，ICFI提出了以阶级观念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略。 在列夫·托洛茨基遇刺79年后，ICFI为捍卫和发展他毕生致力的世界社会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与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发展相交叉。在这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不仅要向托洛茨基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巨大斗争致敬。而且我们党通过介入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来纪念他，以建设托洛茨基所设想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政党！
流放的托洛茨基（〔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929年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相关链接：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THEEXILEOFTROTSKY 流放的托洛茨基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Mariátegui）1929年2月23日 老炸疯翻译、李将敬思校订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了。这是令国际革命舆论所不能接受的事。革命乐观主义从未设想过这种可能性——这场革命可能会像法国那样结束，将曾经的革命英雄陷于不幸的处境。正常来说，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拥有100多万激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会在没有辩论或冲突（被动没有）的情况下达成一致的意见来完成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任务。 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苏联政治中起着正向的作用。如果有人想定义的话，这一观点代表那正面临着泛滥而又难以驾驭的俄国客观实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城市和工业意识的集中体现。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和作为一种新文明兴起的先驱性，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全力坚持他们的观点。如果没有警惕性的批评—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保持活力的最好证明—苏联政府很可能会陷入形式主义和机械的官僚主义。 但是直到今天，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斯大林的掌权能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最大客观能力来看，并没有多少事实能证明托洛茨基主义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纲领的核心部分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关键内容。但是，在估计对那些可能阴谋反对苏联政策的人时，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都没有赞同托洛茨基和支持托洛茨基的人的绝大部分理念。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主义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同样没有多少现实性。在调整工农业政策、反对官僚主义与新经济政策的斗争中，托洛茨基主义在大部分地方都带有激进主义的色彩，它还没有被总结为具体而实际的公式。因此在这一方面，斯大林和大多数人——除去他们负责行政方面这一事实——更能给人一种看似脚踏实地的构想。 俄国革命，就像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一样，是沿着它靠自己扫清的道路前进的，而至今尚未有一日安宁。这是英雄和杰出的人们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只有通过最伟大和最强大的创造力才能够实现这场革命。也正因此，布尔什维克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和平而又完全一致的党派。列宁直到去世前不久才开始进行他创造性的领导，但即使有这位非凡领袖的巨大和独特的权威，党内的辩论也从未停过。列宁用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权威；后来，他凭借自己思想的优越和敏锐而保持了这一优势。他的观点一直占据上风是因为它们最贴合现实。然而很多时候，这些观点也会击败原来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观点。 列宁的逝世，造成了一个极具权威的领袖位置的空缺，在任何一个纪律和组织性都不如俄罗斯共产党的政党中，这都将经历一段深刻的斗争时期。托洛茨基因其个性鲜明在他的同志中出类拔萃，但他不仅与列宁主义团队缺乏稳固和长期的联系，在革命前也和大多数党员的关系都很不友好。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在1917年之前几乎一直是一个人行动。他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甚至还不止一次与列宁激烈地争吵。革命时的列宁是明智而慷慨地接受了与托洛茨基的合作，而托洛茨基本人——正如关于他这位革命领袖的大量著作所证明的那样——是毫无保留地、也毫无嫉妒地尊敬这位最鼓舞人心的、以最迷人的革命意识将革命理论所奉献的权威理论家。但是，纵使列宁与托洛茨基间的距离可以消除，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隔阂却不可能消除，托洛茨基无法指望得到全党的完全信任，尽管他作为人民委员的表现曾得到一致的赞赏。现在，党的机器是掌握在列宁主义旧卫队的成员手中的，他们总是觉得自己与托洛茨基有点疏远和格格不入，而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他也不可能完全加入他们，与他们成为一个集团。此外，托洛茨基似乎并没有列宁那样拥有政治家的非凡才能。他不知道怎样拉拢人从而形成一个集团，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管理一个政党。在1905——1917年初这一期间，他的立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等距，这不仅使他与列宁的革命队伍分隔开来，更使他不习惯于一个党的领导人的实践。 当反动势力威胁革命的力量的动员还在继续时，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就可以暂时因战争的紧迫性而保证起来。然而一旦当稳定和正常化的工作开始后，党内的分歧也必然就会表现出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这样杰出的人物，党内反对派的意见或许将会变得温和一点，如果是这样，那么暴力分裂就不会出现。但反对派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采取了一种起义军式的好战口吻，对此，大多数人和中央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此外，托洛茨基一直是一个世界公民。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说他忽视农民。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持有一种国际主义。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短暂稳定的著名论述是对那个时代最敏锐的批评之一。但正是这种革命的国际主义使得他在世界舞台上享有如此威望的同时也使他暂时丧失了在俄罗斯政治实践中的权力。俄国革命现在处在一个全国组织的时期。目前，这不是在国际上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国土分布在两块大陆但还没有变成地理和历史单位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 所以，这也毫不奇怪，在现在这个阶段，代表俄国革命的反而是那些更深刻地感受到其民族特性和问题的人。 而斯大林，一个纯粹的斯拉夫人，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属于一个一直扎根在俄国土地的革命队伍，而托洛茨基、拉狄克和拉科夫斯基则属于在流放中度过余生的队伍。他们曾是国际流亡革命者的学徒，并给俄国革命带来了国际主义的语言和眼界。然而就现在的问题来说，苏联现在更需要那些更直接、更纯粹的俄国人。 俄国革命正处于一个必要的谨慎时期。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主义团队没有太多的联系，在国家成就的舞台上是一个多余的人物。在人们的想象中，他是注定要以拿破仑的精力和威严率领红军的，在整个欧洲成功地传播社会主义福音的，而很难想象他在平常时期仅仅只是担任委员会主席这一谦虚的角色——这得有多无聊，然而，新经济政策却又促使他回到了好战的辩论家的位置。 译自MichaelPearlman的英译本。原文网址：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iateg/works/1929-tro.htm 相关文献：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红色角落：秘鲁早期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1894-1930）（﹝苏格兰﹞迈克.冈萨雷斯（MikeGonzalez），2019年9月24日） ·托洛茨基（〔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924年4月19日）
托洛茨基（〔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924年4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相关链接：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TROTSKY 托洛茨基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Mariátegui）1924年4月19日 老炸疯翻译、李将敬思校订 托洛茨基不仅是一位领导人，还是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批评家。当然，没有一位革命领导人能够被认为是全能的，他们的原貌总是存在于幻想中的。例如，列宁，他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能够辨别和理解现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历史事件的意义，但是列宁的研究只涉及到政治和经济的领域。换个角度说，托洛茨基不仅对政治，他对哲学革命以及艺术革命的影响也是深感兴趣的。 托洛茨基与那些宣布无产阶级艺术的时代已经到来的作家们和艺术家们曾经争论到：革命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艺术？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摇摇头，“文化，”他写道，“并不是幸福的第一阶段，而是其最终结果。”现在的无产阶级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打败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投入到解决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教育问题中。因此无产阶级政权还只是处于新生阶段，她还处于成长的时期。 而现在，无产阶级艺术还远不是出现的时候，在托洛茨基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生命力以及其价值的最高代表。因此无产阶级艺术也不会只是描述革命斗争的情节，而是描述由革命、革命的产物和革命的成果所创造的新生活。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讨论新艺术的问题。艺术就像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正在经历一段杂草丛生的时期。“当革命对于艺术家来说不再是灾难的代名词，那么它的艺术形象将会开始变好。”新艺术将由一群带有新思想的人类创造。正在消亡的现实和正在诞生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将会持续许多年。这将会是持久的斗争与不安。只有当这些斗争过去了，当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并得到保障时,无产阶级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才会存在。这种未来的艺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些设想。按照他的想法，未来的艺术可能是“与悲剧、怀疑、以及其他形式的灵感枯竭所不可调和的”“它将充满创造性的信念、有着对未来充满无限信心的”。 这绝不是什么武断的观点。当代文学所包含的绝望、虚无、病态，在不同程度上是一个疲惫、衰败、颓废的社会的外在表现。就像青年们总是乐观的、积极的和开朗的；而老年人们则是多疑的、消极的和爱争吵的。因此，一个年轻社会的的哲学和艺术与一个老年社会的哲学与艺术有着截然不同的基调。 托洛茨基的思考也探索这条道路的其他猜想与解释。资产阶级的文化和脑力工作主要是着力于发展生产技术和完善生产机制上的，而科学则主要应用于推进完全的机械化。然而统治阶级的利益却又不利于生产的合理化。功利主义是悬在当今人类头上的达利克摩斯之剑。现在这个时代的想法是盈利和储蓄。积累财富似乎是人类生活的最大目的。与资产阶级人士所设想的不一样，实际上，革命的秩序，将使习俗合理化和人性化。它将解决资产阶级政权因其结构和功能所造成的问题。它将使妇女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确保儿童的社会教育，并使婚姻从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被批判为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1]，从这个角度来看，却是那些被资本主义的组织和方法所粉碎的精神和道德价值的复苏与重生。在物质野心和利益追求在资本主义时代占据了统治地位后，无产阶级时代的性质和制度在资产阶级提倡过的伦理利益与理想中建立了起来。 托洛茨基的辩证法让我们对西方和人类的未来产生了乐观的看法。斯宾格勒曾宣布西方将会全面衰落。根据托洛茨基的理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是文明进程的一个阶段。那么斯宾格勒宣扬的这场衰落危机就只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黄昏。这种文化，这个衰老的、令人厌恶的社会正在死亡；而一种新的文化、新社会正在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冒出萌芽。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正在崛起，其根基将比他的前任更广，更具有活力，它还将更新并增加人类的精神和道德能量。而人类的进步被划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古代（奴隶制度）；中世纪（奴役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制度）。“三、五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标志着一个过渡时期。”托洛茨基说道。 这个把理论阐述得如此巧妙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人，难道就是那个发表长篇演说检阅红军的人吗？或许有些人只熟悉军事上的托洛茨基——因为他是许多肖像画和漫画的主角——乘着装甲列车四处奔走、用拿破仑式的入侵威胁资本主义欧洲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然而这个托洛茨基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形象几乎完全是新闻界捏造出来的。真正的托洛茨基，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展示的那样。一本著作给人的印象远比一件制服更加准确、真实。尤其是一任大元帅，不能如此人道而又饱含情感地进行哲学思考。你能想象福熙、鲁登道夫、道格拉斯·黑格具有托洛茨基的精神面貌吗？ 关于对托洛茨基“好战、拿起刺刀的拿破仑”的污蔑，要从这位苏俄著名革命家的其他方面说起：他对红军的指挥。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托洛茨基最初在外交事务上占有主要地位。但在布列斯特的最后谈判中，他失去了这个位置。托洛茨基希望俄国能以托尔斯泰式的态度来反对德国军国主义：他拒绝强加的和平，他认为在敌人面前不应该毫无防备。而列宁更倾向于与德国妥协，他更懂得军事该如何为政治服务。最后，托洛茨基被调到战时军需部门，并接受组织红军的任务。在这项任务中，托洛茨基展现出了他作为组织者和实干家的能力。俄国沙皇的旧军队解散了，沙皇的专制独裁也因为革命灭亡了。但是苏俄人缺乏重建国家的手段，战争物资近乎没有。一些军官和总参谋部因其反动性质而无法任用。托洛茨基曾试图利用盟军军事任务的技术援助，利用协约国重新获得用来对付德国的援助。但是盟军却不这么想，他们只想要削弱并瓦解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最终托洛茨基只找到一位肯帮助他们的合作者：法国大使馆的雅克·萨杜尔上尉（曾参加过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共产党，并在战后加入苏俄直到1956年去世），这位上尉最终在理想和人民的召唤下加入了革命。最终，苏俄不得不将协约国的外交官和军事人员驱逐出境。而托洛茨基则克服了重重困难并最终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保卫住了革命的成果，抵御了来自所有国内外敌人的攻击。这支军队在最初时只有20万人，但是在苏俄最危险的时期人数却高达500万。 红军，和托洛茨基一样，都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和保卫革命的军队，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因此，红军排斥任何好战的帝国主义情绪。它的组织、结构和纪律都是革命性的。或许当一位将军在写一篇有关罗曼·罗兰的文章时，红军士兵们就已经开始引用托尔斯泰的作品或者在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了。 译自MichaelPearlman的英译本。原文网址：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iateg/works/1924-tro.htm [1]在西方，唯物主义也是享乐主义的代名词。──校订者。 相关文献：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流放的托洛茨基（〔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929年2月23日） ·红色角落：秘鲁早期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1894-1930）（﹝苏格兰﹞迈克.冈萨雷斯（MikeGonzalez），2019年9月24日）
托洛茨基：世纪明灯（﹝法国﹞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十月评论杂志社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丹尼尔·本赛德相关链接：托洛茨基->【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Trotsky,aguidinglightofthecentury 托洛茨基：世纪明灯 ﹝法国﹞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十月评论杂志社译 原文为法文，发表于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周报《红色》（Rouge），以纪念托洛茨基逝世60周年。本文译自《国际观点》英译版。 为什么要策动这次暗杀？撇开斯大林的反常个性不谈，我们要从托洛茨基最后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墨西哥时期说起，在那个时期，他主要在希望崩溃的阶段发动了三次伟大的斗争。 首先，他要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1917年10月的初始阶段与斯大林热月政变之间划清界线。为此，他一旦抵达墨西哥后（1937年1月），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期间，专门组织了由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主持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整整五百页档案，拆解了伪造与政治吞并的机制。第二，理解新战争的步骤，在这个阶段，沙文主义将加剧和激化阶级问题。最后，第三场斗争与之前斗争相联系，是为了建立新国际――1938年宣布成立，但至少在五年前，从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胜利后就已经策划了――他认为新国际不是纯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聚会，而是工具，直面当下的任务。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不可替代”。 失败时代 托洛茨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发生的事件相提并论，其预言是错误的。错误在于工人运动所处的情况非常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积累了许多因素；但关键的无疑是1930年代苏联的官僚反革命，污染了整个工人运动及其最革命的成份。当时存在着误解，许多法国共产党人面对德苏协约感到疑惑就是最佳例子。但也有重大失败，如纳粹主义在德国和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连连取胜，西班牙内战失败，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被粉碎。社会、道德甚至身体层面的挫败交互积累，我们难以想象。但你永远不能认为一切都已事先决定。 托洛茨基的一个重大错误是想象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斯大林主义的垮台，正如1870年的法德战争意味着法国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死刑一样。我们身处1945年，正当斯大林主义全胜时代，但同时显现其矛盾。在瓦西里·格罗斯曼（VassiliGrossman）的《生活与命运》（LifeandFate）一书中，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内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通过斗争，我们眼见社会觉醒，甚至有些方面摆脱官僚的控制。我们能够设想激活十月革命的活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20年仅仅短暂间隔。但是，格罗斯曼在书中所说的，接下来是不可阻挡的。斯大林获胜而被拯救了！我们不要求胜利者对自己负责。这就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大问题。 理论上的影响是重要的。在对官僚极权主义的批判中，如果托洛茨基非常了解警察暴力的作用，那么他就低估了民众共识，连系着斯大林主义政权所产生的甚至是以高昂的代价产生的如法老般的动力。这是被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然而，在战后，各方都有具体的责任。在世界划分的框架内――著名的斯大林-丘吉尔会议，他们用蓝笔划分了欧洲――出现了重要的社会或革命前的浪潮，如在法国，但在意大利和希腊更是如此。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到叛国，说到社会运动从属于机制的利益。这并不自动意味着革命的胜利，而是意味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动力与政治文化，截然不同。这就有了其它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回想起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MauriceThorez）那句著名的“你必须知道如何结束罢工”，或者意大利共产党攻击陶里亚蒂（Togliatti）时的态度。但最糟糕和最悲惨莫过于西班牙革命失败，抵抗运动与希腊革命的缴械投降。然后，斯大林对巴尔干联邦项目的投票，仍然是巴尔干地区民族问题唯一政治解决方案。 必要的与可能的 总而言之，托洛茨基的悲剧性命运说明了必要与可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应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与眼前的可能性之间。我们在阅读马克思的书信时已经可以发现这一点。托洛茨基在理论和策略上的贡献相当巨大，特别是早在1905年就从俄国开始，对社会的综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分析，或者对当前帝国主义模式的认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反革命这一当时闻所未闻、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分析，尽管存在不足，却是不可替代的。从这一点来看，托洛茨基乃指路明灯。这并不意味奉他为虔诚或独尊的指标。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乃传递工人运动及其交织的战略辩论的多重记忆。但在此景况与险要的段落中，托洛茨基给予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2000年
记住列夫·托洛茨基！（〔美〕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6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RememberLeonTrotsky! 记住列夫·托洛茨基！ 〔美〕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67 译者：先知在1917 马克斯·沙赫特曼（1904–1971），美国人。20世纪30年代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后跟托洛茨基在苏联性质问题上决裂，被美国社工党和第四国际开除后，退出了托派运动。20世纪50年代以后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正是在对抗莫斯科审判的斗争中，许多激进的美国知识分子学会并理解了当今共产主义的情形和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与托洛茨基派结盟，一些人甚至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 但在他们当中，尽管没有人能长期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在他们的余生都留存着这种信念。在这暴风雨般的时期，其他人也正是如此的。一些人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期间里获得了这种信念。另一些人是在几年后被血腥镇压的匈牙利革命之后才获得它的。 如果有一个人是这种洞察力的主要来源，这种理解力的主要来源，这种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极权主义的腐蚀破坏中净化出来的主要来源，那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据我所知，没有一场运动能像托派运动那样，在思想、指导和灵感方面如此依赖于一位领袖。无论怎样评判，这些都是事实。 他可能在许多方面犯了错误，正好比他所做的那样--我相信，他所犯下的错误比今天的托派们所承认的那些还要多。他的一言一行并没有全部经受过时间无情的考验。但无论批评人士对他的评价有多么严厉，客观和公正都会使人们被迫承认他所具有的天赋。 他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在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情况下，他创建并领导了红色军队，并常常身为红军的战地指挥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政治是他的从容驾驭的家园。他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演说家，当然也是革命运动中最伟大的演说家。他那如同强健的肌肉般优雅的文学天赋，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无论他们从属哪个派系。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纯洁性和整体性都是无可超越的，他在逆境中不屈不挠，他一生在逆境中占的比例很大，他在胜利中也毫不动摇。 早在这一过程开始时，正当革命的解放希望变成现实的新暴政时，他便站在反对堕落衰退的立场上，也没有过问这样做是否受到欢迎或是不受欢迎的，也没有确定是否可以保证胜利，他从不考虑自己的命运。 面对极权主义的崛起，他坚定不移的捍卫自己的立场，从不让步，也不低下脖子，他敞开面罩，用他丰富的知识分子军械库中的武器进行战斗。 即使在他所有的战友都倒下或向敌人投降之后，即使在他被流放到三个大陆之后，他也没有对他所选择的战斗动摇，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被一记重击敲开了头骨。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中的政治世界里，这样的人物并不多。因此，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和他的奋斗开拓了整整一代人中的许多最优秀的人的思想，升华了他们的心灵，无论老少。 托洛茨基主义者并没有像共产主义者在一段时间内的那样，在三十年代或在之后成功地成为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 虽然托洛茨基主义没有创立一个政党，但却创立了一个政治学派。许多人从中学到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和理想。 在这所学校学习、工作、奋斗，有很多东西要学。在未来的岁月里，许多人也许发现其中的一些东西不得不被抛弃，但尽管如此，其中的许多东西仍被证明是有益的和持久的，它依旧存在。 要使那些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并在三十年代中为之奋斗过的人表达不满或遗憾是不容易的。霍姆斯大法官曾写道:"一个人应该参与他的激情并付出行动，尽管有可能会被认为没有存活过。"我们这些活过了30岁的人都会由衷地赞同这些漂亮的词语。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当时是多么的真实。如果我补充一句，它们在60年代同样适用，那你一定会理解我的。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shachtma/1967/xx/trotsky.html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ЛЕВДАВИДОВИЧТРОЦКИЙ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Zveza翻译 参考阅读：列夫·托洛茨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934年1月1日） 〔说明〕本文确切写作时间不详。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剪影》（Силуэты）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本文。1965年，苏联再版此书时，删掉了本文。 原文链接：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politica/lunachar/lunaa014.htm 托洛茨基有点突然地出现在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并且立刻就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据我所知，他和我一样，还坐在中学的长椅上听课的时候就开始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他被流放的时候好像还不到18岁。 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比我生平第一次参加革命事件要晚得多，因为托洛茨基比我小了五六岁。他好像逃脱了流放，无论如何，我们第一次谈起他是在他出席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也就是在那次会上发生了分裂。显然，托洛茨基的口才、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相当了得的文化水平和自信的举止打动了海外的听众。有一则也许不真实但很典型的轶闻是这么说的：薇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一向是个感情热烈的人，她在见过托洛茨基之后当着普列汉诺夫的面感叹道“这个年轻人毫无疑问是个天才”，而普列汉诺夫离开会场的时候对某个人这么说：“我永远不会原谅托洛茨基做的这件事。”确实，普列汉诺夫一直以来都很讨厌托洛茨基，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善良的薇·伊·查苏利奇认定托洛茨基是个天才，而是因为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非常活跃、直接攻击了他，而且对他的看法很不恭敬。当时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自己在社会民主党这些人中间有着绝对不可侵犯的威严，哪怕是和论战无关的人走近他的时候也要脱帽致意，所以托洛茨基这种生硬的态度肯定会激怒他。那个时候，托洛茨基身上可能还充盈着青少年的激情和血气。其实，大家觉得他还年轻，所以并没有很严肃地对待他，但所有人都完全承认他有着杰出的演说才能，当然也感觉到他不是只雏鸡，而是只成长中的小鹰。 我结识他的时间相对比较晚，是在1905年的一月事件以后。他当时来到日内瓦——我不记得是从哪里来的了，那场流血灾难让我们召开了一场大型集会，而他要在会上和我一起发言。托洛茨基当时表现得异常雅致又相当漂亮，和我们其他人显得完全不同。他这种雅致，尤其是他同任何人讲话时都带着的那种漫不经心、高高在上的态度，让我感觉很不愉快。我非常不怀好意地看着这位公子哥，看着他翘起二郎腿，用铅笔写下在会上即席致辞的大纲。但托洛茨基讲得非常好。他还在一次国际集会上发了言，那次是我平生第一次用法语发言，也是他第一次用德语发言；外语给我们两个都造成了障碍，但我们还是勉勉强强撑过了这个麻烦。我记得之后我们被任命去某个委员会——我来自布尔什维克，他则是孟什维克——去分配一些公用款项。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说话的语气冷淡又傲慢。我在第一次革命发生之后回到了俄罗斯，而在那之前就没有再见到过他。革命期间我也不怎么能遇见他：他不仅同我们保持距离，也同孟什维克保持距离。他主要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工作，和帕尔乌斯一起组织了某个单独的团体，出版了一份非常大胆的报纸，这份报编排得很好，而且版面不大，相当便宜。我记得有人在列宁面前这么说： “赫鲁斯塔廖夫[1]这颗星星已经落山了，现在苏维埃里的大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的脸色似乎阴沉了一下，然后说：“算了，托洛茨基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杰出的宣传才赢得这个位置的。” 那个时候，托洛茨基在一众孟什维克当中同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同孟什维克为了达成一致进行过相当漫长的谈判，不过我不记得他有没有参加过哪怕一次这种会议。到斯德哥尔摩大会[2]召开的时候，他已经被逮捕了。 他被捕的时候已经在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相当生动，举止富有英雄气概，这就让他更受欢迎了。我不得不说，1905年到1906年间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当中，托洛茨基无疑是大显身手了，尽管他年纪轻轻，却准备得最为充分、最没有某种侨民狭隘观念带来的印记，而我之前就说过，那个时候就连列宁也被这种狭隘影响着。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意识到“广泛的国家斗争究竟是什么”。在知名度这方面，他在这场革命当中是收获最大的；列宁和马尔托夫事实上都是颗粒无收。普列汉诺夫则因为表现出半立宪民主派的倾向而损失惨重。自此以后，托洛茨基就走在了最前列。 托洛茨基第二次侨居海外是住在维也纳，所以我和他见面的次数不多。 我谈到过他在斯图加特的时候扮演的角色：他在会上保持低调，而且建议我们也这样做，因为他觉得我们都被打退了，没有办法给大会留下深刻印象。 之后，托洛茨基对和解路线和党内团结的想法着了迷。为此他多次在全体会议上来回奔走，还把他的《真理报》[3]和团体统统投入到“把党统一起来”这项完全没有希望的工作当中。 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成功就是把取消派清除出党、又几乎把“前进派”除名的那次全会[4]，那次他虽然破绽百出、手法很不牢靠，但还是设法在一段时间之内把列宁一派和马尔托夫一派缝合在了一起。顺便一说，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派加米涅夫同志（补充一句，也就是托洛茨基的妹夫）来对托洛茨基进行各方面监督，但两人的关系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结果加米涅夫很快就回了巴黎。我紧接着要说的是，托洛茨基不仅很不善于组织党派，甚至连一个小团体都运作不好。他从来没有过任何直接的支持者，他在党内虽说令人尊敬，但那只是因为他个人的人格。他根本无法融入孟什维克的内部，这一点深深激怒了他们，让孟什维克一方把他当作是某个无政府主义预备队里的人；而完全向布尔什维克一边靠拢这种事当时也根本谈不上。托洛茨基好像更接近马尔托夫一派，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 托洛茨基相当专横，而且他不会对别人表示哪怕一点亲热和关心——我不知道他是不能还是不愿意这么做——他缺少始终围绕着列宁的那种魅力，所以陷入了有点孤独的处境。想一想，哪怕是他为数不多的友人（我当然说的是政治领域的友人）也变成了他的仇敌。比如，他的首席副官谢姆科夫斯基[5]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几乎是他最青睐的学生斯科别列夫[6]。 托洛茨基似乎并不适合在政治团体里做工作，但是在历史事件的汪洋大海当中，这种私人的组织就完全不重要了，因此托洛茨基积极的一面凸显出来。 我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和托洛茨基拉近了关系。当我到会场的时候，托洛茨基不知为什么认为必须要在《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一篇文章，并且在文中不加区别地批评整个俄国代表团、宣称这个代表团除了侨民群体以外实际上代表不了任何人。这个想法同时激怒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而普列汉诺夫一直都对托洛茨基恨之入骨，所以就借此机会把局面变得像是在批斗和审判他。我觉得这并不公平，所以相当坚决地为托洛茨基辩护。普列汉诺夫的计划完全破产了，而我大体上为此出了一份力（和梁赞诺夫[7]一起）……因为上面这件事，同时可能也有单纯偶然的因素，在大会期间我们开始经常和托洛茨基见面：我们一起休息，谈了很多话题（主要是政治），最后各自散去的时候关系相当不错。 哥本哈根大会之后不久，我们在博洛尼亚组织了第二期党校，并邀请托洛茨基来我们这里主持新闻工作的实践活动，以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要负责讲授“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实践”这门课程，好像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课。托洛茨基欣然同意了，随后在博洛尼亚呆了接近一个月。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一直追求自己的路线，并且试图把持有激进左翼观点的学生们推向中间的、和解的观点——而他自己却认为这些观点非常左派；他玩的这种政治把戏完全没有成功，但是他才华横溢的讲座还是很受学生喜爱，总之，在整个逗留期间，托洛茨基相当惬意，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对我们极为忠诚，也给自己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事实证明，他是我们这第二期党校当中最厉害的工作者之一。 我和托洛茨基的上一次会面甚至持续得更长久，关系也更密切。这件事要追溯到1915年的巴黎。我之前写过，托洛茨基加入了《我们的话》（Нашеслово）[8]的编辑部，当然，这当中也并非没闹过不愉快：有些人被他的加入吓到了——他们害怕这样一位强势的人物会把报纸据为己有；不过，这些事情还是在幕后发生的。托洛茨基对马尔托夫的态度要突出的多。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在国际主义的新基础上把从列宁到马尔托夫的整条战线完全统一起来。我用最为有力的方式倡导这种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下面这个口号的发起人：打倒护国派，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团结万岁！托洛茨基完全赞成这个口号，因为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而且它似乎也证明：他先前的整个方针是正确的。 托洛茨基和我们布尔什维克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大的分歧；和孟什维克一边的进展则不太顺利：他千方百计地劝说马尔托夫，希望他和护国派断绝联系。编辑部的会议变成了马拉松式的辩论，而马尔托夫在这期间表现出了惊人的灵活乃至于诡辩式的狡猾，避免直接回答“要不要和护国派决裂”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有时候则会非常愤怒地攻击他。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的关系几乎是完全破裂了，不过，顺便一说，托洛茨基还是认为他很有政治头脑，也一直非常尊重他。与此同时，我们左翼国际主义者和马尔托夫一派也彻底决裂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托洛茨基找到了许多政治上的共同点，甚至也许可以说我们彼此是最为接近的。我代表他，以及和他一起代表其他编辑，进行了所有的谈话：我们经常和他一起在各种学生侨民的会议上发言，一起编排各种传单——简单来说，我们形成了最为密切的联盟。这条线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友好关系从那时起就一直持续下来。然而，我必须补充声明一点，我当然会对这样的亲密关系感到自豪，不过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关系都完全来源于我们相同的政治立场和托洛茨基动人而广博的才华。 至于说托洛茨基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那就恰恰相反，我完全没有办法同他打好关系：他对艺术的态度很冷淡，觉得哲学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他有点回避世界观方面的广泛问题，因此，很多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东西根本不会引起他的共鸣。我们谈话的主题几乎完全是政治，时至今日也是如此。 我一直认为托洛茨基是个大人物。谁又能怀疑这一点呢？在我眼里，他在巴黎的时候已经迅猛成长，变成了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而之后他还在继续发展。我不知道这种发展是因为我对他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意识到他在历史赋予我们的广阔天地里更能大展拳脚，还是说革命的考验和挑战让他真正地成长起来，练出了更为有力的翅膀。 191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已经是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了，但我还是必须要说，托洛茨基展现出了极大的胆识，夺得了惊人的成功，一些同他关系密切的人甚至倾向于把他当作俄国革命真正的领袖。比如，已故的摩·索·乌里茨基就非常尊敬托洛茨基，他对我，好像还有曼努伊尔斯基[9]，说过这样一段话：“伟大的革命来了，我的感觉是，不管列宁多么聪明，他在托洛茨基的天分面前都显得苍白。”事实证明这种评价是错误的，这不是因为乌里茨基夸大了托洛茨基的才能和力量，而是说列宁在国家大事方面的才干当时还没有充分显现。列宁抵达俄国并雷鸣电闪般地取得了第一次成功，但是在这之后一直到七月之前，他确实显得有点逊色，不经常发言，不怎么写作，主要是在掌管布尔什维克阵营内部的组织工作；而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正在彼得格勒的集会上慷慨陈词。 托洛茨基的雄辩才能和笔头功夫是他主要的外在天赋。我认为托洛茨基几乎可以算是当代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在我这一生当中，所有排得上号的社会主义代言人在议会或者群众当中做的演讲我都听过，资产阶级政界好多著名演说家的讲话我也听过，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饶勒斯以外（至于倍倍尔，我听他演讲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我很难把任何一个人同托洛茨基相提并论。 他的外表让人印象深刻，手势奔放而优美，演讲的节奏非常有力，嗓音响亮而且完全不会疲倦，用语相当流畅连贯，句子饱含文学气息，带有丰富的意象、辛辣的讽刺、高昂的热情，他的逻辑极其独到，又像钢铁一样坚固而清楚——这些都是托洛茨基演讲的长处。他的讲话可以相当简练、一针见血，也可以口若悬河、漫谈政治——而像后者这类气势磅礴的演讲我到目前为止只在饶勒斯那里听过。我见过有一次，托洛茨基面对一片寂静的听众讲了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大家就这样站着，像着了魔一样听他讲这宏篇巨著一样的政治论述。托洛茨基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讲的东西我都很熟悉了，并且每个宣传者肯定都需要在新的群众面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想法，但每次提出同一个观点的时候，托洛茨基都能采用新的形式。我不知道托洛茨基现在身为一个大国的军事部长还需不需要说很多话——他需要组织工作，需要不知疲倦地去各处广阔的前线考察，这些事很有可能让他无暇发表演说——但尽管如此，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宣传者。他的文章和书籍则可以说是他演讲的凝固形态——他在演讲当中表现出文学素养，在文学创作当中表现出演讲的气势。 因此很明显，托洛茨基作为政论家也是相当杰出的，尽管直接听他讲话所带来的那种魅力会不可避免地消失在字里行间。 至于说让托洛茨基当领导人时的内部结构，我上面已经讲过：就算是在小规模的党组织内，他也显得笨拙而悲惨——组织虽然规模小，但是它在之后有重大的影响，因为正是有像列宁、切尔诺夫[10]、马尔托夫这样的人在地下做了工作，才给了各个党派机会，让它们有能力争夺俄罗斯乃至于全世界的领导权。总之，我不知道托洛茨基能不能当好一个组织者。在我看来，他在军事部长这个位置上应该更多地发挥他的宣传能力和政治头脑，而不是真的去做组织工作。而且，他各方面极其明确的性格让他没法把这种工作做好。 托洛茨基是个尖刻的人，他不考虑别人的意见，喜欢发号施令。我想象得到他这一点会引起多少摩擦和冲突，并且实际上也确实经常听说这样的事，哪怕到现在也是如此。假如他的个性更好相处，这些麻烦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但是，托洛茨基不止有极高的演讲天分，他在苏维埃里进行政治活动时也有同样的水准。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思想来照亮他的发言，哪怕是最熟练的演说家也会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漂亮的辞藻会显得空洞无物。使徒保罗所说的那种爱对于一个演说家或许并不那么必要，因为他也可以让自己充满仇恨；但思想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伟大的演说家必然也是个伟大的政治家。由于托洛茨基主要进行政治演说，所以他的发言里面必然体现的是政治思想。 在我看来，托洛茨基比列宁要正统得多，尽管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观点很奇怪；在他们看来，托洛茨基走的政治道路似乎有点曲折，他过去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一直试图找到中间的道路，然后才让自己这条溪流汇入了布尔什维克的大河。但实际上，托洛茨基可以说一直一字不差地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列宁是政治思想领域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经常能提出全新的口号，把我们所有人惊得目瞪口呆；在我们看来，这些口号简直是在胡闹，但它们之后却带来了最为丰硕的成果。托洛茨基的特征并不是这种思想上的大胆：他信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做的所有结论都来源于此，并且根据特定情况进行运用；他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半社会主义的时候表现得极其勇敢，可一旦要做任何创新，他就力有未逮了。 同时，列宁比他要机会主义得多——我指的是这个词最深刻的含义。这里又很奇怪：托洛茨基才是那个在孟什维克阵营里的人吧，他才是和那些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混在一起吧？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方面表现出的优柔寡断罢了。我说的不是这种机会主义，而是一种对现实情况的感受，它有时候会迫使列宁改变自己的策略；同时，它也是一种极其敏锐的嗅觉，列宁能注意到时代提出的要求，这就促使他同时做好两手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差一些，他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开辟自己的革命道路。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伟大俄国革命的这两位领袖之间有一场著名的争论，从中就能够体现出二人的上述特点。 人们通常会说，托洛茨基功名心很重。当然，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记得托洛茨基在切尔诺夫接受部长职位的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贪图权势，真是下贱——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部长位置就把他的历史地位扔到一边去了。”我认为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全部观点。他身上没有半点虚荣，完全不看重任何头衔，也不关心表面的权势；他极其重视的是他的历史作用，而在这方面他确实是野心勃勃。或许从这一点来看，他还是有很正常的功名心态。 同样，列宁也完全不看重权势，对此他甚至比托洛茨基还要轻视得多；我想列宁从来就没有打量过自己，从来没照过历史这面镜子，甚至从来都没想过后代会怎么评价他——他只是在做自己的事业。他做这项事业的时候很专断，这不是因为他被甜蜜的权力迷住了，而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能容忍任何人破坏他的工作。他的专断来源于极大的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或许也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接纳对手的观点（这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很有用处）。 对他来说，争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言语讨论，而是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也可以说是不同种类的人之间的冲突。对他来说，争论始终就是斗争，只要情况有利，它就能变成真正的战斗。当这种变化真的要发生的时候，列宁已经准备好迎接它了。 和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很明显经常审视自己。他极其关注自己的历史作用，并且准备着，不惜做出任何个人层面的牺牲，其中当然也包括最为艰难的一项——那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样就能在全人类心目中留下“悲剧的革命领袖”这样一份荣耀。在专断这方面他的性格和列宁一样，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列宁那种几乎无懈可击的直觉，犯的错误更多一些，而且他容易生气、性格暴躁，所以他显然会被这种激情所蒙蔽，哪怕只是暂时的。而列宁很稳重，总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他大概从来不会被气愤冲昏头脑。 然而，我们不能说俄国革命的第二位伟大领袖在所有方面都不如他的同事。托洛茨基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这一点无可争议：他更加璀璨夺目、他的形象更加突出、他的活动更加敏捷。如果是要在人民委员会担任主席，运筹帷幄、领导世界革命，那么没有比列宁更合适的人选了，但他肯定应付不了托洛茨基肩负的巨大任务。托洛茨基就像雷霆闪电，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发表热烈的演说，像雄壮的军号一样宣布命令。他就像一个电击器，不断地刺激各处软肋，让斗志松懈的军队振作起来。在这个方面，没有人可以取代托洛茨基的地位。 真正的伟大革命发生时，伟大的人民总是能为每一个角色找到合适的演员。而我们革命的崇高标志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自己的内部提拔这么多杰出的人才，或是从其他党派借用这么多优秀的成分，把他们安排到最适合的国家职能上去，让他们在党的躯干上生根发芽。 和各自的角色融合得最多最好的人，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位强者中的最强者。 注释： [1]赫鲁斯塔廖夫，本名格奥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诺萨里（1877—1919），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在1905年10月至11月间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第一任主席。他被捕后被判在西伯利亚终身监禁，并于1907年逃往国外。他在侨民群体中先后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无党派者、工团主义支持者和寻神说的宣传者。他笃信护国主义，于1915年回到俄国，并因为当初从流放定居地出逃而被判苦役。二月革命期间获释出狱，并于1918年领导了所谓的佩列亚斯拉夫共和国，反对布尔什维克。1919年佩列亚斯拉夫革命委员会通过决议将他枪决。——译注 [2]指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25日（公历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译注 [3]这里指的是托洛茨基从1908年10月到1912年4月出版的《真理：工人报》（Правда:Рабочаягазета）。它最初在日内瓦和利沃夫出版，是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随后改在维也纳出版。它于1910年短暂地成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央委员会成员加米涅夫加入编辑部）。——译注 [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译注 [5]谢苗·尤里耶维奇·谢姆科夫斯基（1882-1937），本姓勃朗施坦，是托洛茨基的表弟。苏联哲学学者。他于1901年起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成为孟什维克，曾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08年起曾在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工作，1918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孟什维克国际派，并在1920年与孟什维克决裂。此后在哈尔科夫大学担任教授，直到30年代中期被捕并枪决。——译注 [6]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科别列夫（1885-1938），俄国和苏联政治家，孟什维克。曾任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副主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6月）和临时政府的劳动部长。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特许经营委员会和无线电委员会等机构任职。他曾在维也纳高等技术学校就读，期间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并在维也纳的《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直到1912年毕业回国。——译注 [7]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870—1938），俄罗斯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档案保管员、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建立者。一战之前他居住在维也纳，曾在维也纳的《真理报》编辑部工作，并和托洛茨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个人友谊。——译注 [8]《我们的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俄语日报，政治倾向为社会主义，虽然出版时间比较短，但影响遍及欧洲。出版时间开始于1915年1月29日，停刊于1916年9月15日。——译注 [9]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1883—1959），乌克兰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共产国际活动家。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等职。1917年8月以前属于“区联派”，后随区联派回归布尔什维克。——译注 [10]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1873—1952），社会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1917年二月革命后，切尔诺夫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农业部长，主张立即进行土地改革，之后又担任立宪会议主席。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后他在萨马拉领导温和派的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之后流亡欧洲和美国。——译注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工农红军的总指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 ——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工农红军的总指挥 （1879—1940） 1879年10月26日生于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县扬诺夫卡村，9岁前住在父亲的不大的庄园里，父亲是赫尔松的移民。托洛茨基9岁时进敖德萨实科中学，在此校读到七年级，然后转学尼古拉耶夫，在此地完成中学教育。托洛茨基在回忆童年和学校生活时说，他对艺术很感兴趣，用彩色铅笔画画，被认为是未来的画家。但是后来并没有在这方面表现出任何天赋。在实科中学时对绘画甚至感到是一种负担，虽然一般说来是用功的；非常热衷于写作，梦想将来当一个作家。当然还写诗，把克雷洛夫的寓言译成乌克兰文，同二年级生和三年级生一起出版杂志。凡该干的都干了。由于反对法语教师瑞士人贝尔纳德而被从二年级开除（短期）（Г.乌斯廷诺夫：《列·达·托洛茨基》，第31页）。五年级时由于反对俄罗斯文学教师的新的抗议行动而几乎被开除，但最后仅限于关禁闭和给操行打三分了结。中学毕业后，托洛茨基打算当数学系的旁听生。这时期开始了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转到尼古拉耶夫后，托洛茨基进入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圈中，但最初他认为自己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这个青年人很快就同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建立了联系。托洛茨基关于此事回忆说：“我很感到惊奇，我们这人数不多的青年人小组这么容易获得尼古拉耶夫工人的信任，这是一些有相当文化的、有思想的人，老一代受各种形式的教派的影响，而年轻一代则受无神论的影响。关于组织‘南俄工人协会’，我在国外‘工人事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作了介绍。1897年尼古拉耶夫组织共有250名工人，在当时说来这是相当多的了。我在尼古拉耶夫工人中间以李沃夫的名字著称。我们进行小组学习，在森林举行规模不大的群众集会，印刷宣言和报纸。群众在政治上极为无知。实际上当时我一本革命著作也没读过。甚至《共产党宣言》也是头一次读到，在小组里边读边讲。”（同上，第32页）托洛茨基所说的组织也扩大到敖德萨，由他担任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小组之间的联络人。小组的活动很快为当局所发觉，组织中处理奸细和叛徒。托洛茨基说：“我们每天都在等待逮捕，由于在尼古拉耶夫人们都是用本名叫我们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逮捕落到我们组织头上，逃避逮捕是‘不妥当的’。1898年1月28日，我在一个地主的庄园里被捕，我是从父亲的庄子路过此地，在给地主当园丁的弗兰茨·弗兰茨维奇·施维哥夫斯基家逗留时被捕的。”（同上，第33页）这位施维哥夫斯基是尼古拉耶夫革命青年的中心。被捕后不断地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在尼古拉耶夫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转到赫尔松监狱，然后又转到敖德萨监狱，关了两年左右。在这里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四年，判决后在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和亚历山大罗夫的流放犯羁押监狱呆了几个月。托洛茨基在监狱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此写道：“对我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探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篇文章。读了此书之后我转向别尔托夫和《资本论》了。”（同上，第34页）在流放期间，托洛茨基开始了写作活动。他说：“在第一次流放期间我走上了所谓写作道路。起先是写通讯，后来转为伊尔库茨克《东方评论》写文章。那时的署名是安蒂德·奥托，这个笔名我后来在俄国合法报刊上使用了很久。”（同上，第34页）托洛茨基在伊尔库茨克省的乌斯其一库特村呆了约两年，于1902年8月取道伊尔库茨克逃往萨马拉，用的是名为托洛茨基的假护照，这个名字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他的化名（他的原姓是勃朗施坦）。托洛茨基介绍说：“我自己把这个名字填在我拿到的空白护照上，我用敖德萨监狱长的名字给自己取名。”（同上，第34页）在逃出流放地的路上，托洛茨基同在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和在萨马拉的《火星报》组织中央小组建立了联系。托洛茨基在完成该小组给予的在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的任务之后，越过奥地利边境直奔维也纳，在这里结识了维克多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从这里动身去伦敦——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的所在地，该报由住在伦敦的列宁、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领导，由住在大陆的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参加编辑。托洛茨基回忆说：“我在1902年秋到达伦敦，那应是在10月的一个清晨。我用打手势的办法雇了一辆马车，按照写在纸条上的地址把我送到了预定的地点。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住所。”（托洛茨基：《论列宁》，1924年版，第10页） 列宁对新生进行了“全部课程的”详尽“考试”，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之间争论的态度特别感兴趣。托洛茨基说:“我告诉他，我们在莫斯科监狱，后来又在流放地读过伯恩施坦的书和考茨基的答复。我们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谁都没有表示赞成伯恩施坦。认为考茨基是正确的，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当时国际上的理论斗争同我国政治组织上的争论联系起来，甚至连想都未想过。”（同上，第12页）“这次谈话也提到了我今后的工作，当然只是笼统地谈了谈”，托洛茨基回忆说：“我想首先看一下已出版的书报，然后打算秘密回俄。最后决定我必须先‘熟悉一下环境’。”（同上，第12页）“我生活中短暂的伦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着手贪婪地阅读以前出版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我也就是在这时开始为《火星报》撰稿的。”（同上，第13页）“在伦敦期间和以后在日内瓦，我同査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见面要比同列宁见面经常得多。在伦敦我们住在一栋住宅里，而在日内瓦，又经常在同一些饭馆吃午饭和晚饭，所以同马尔托夫和査苏利奇一天要见好几次面。可是除了正式会议，同有家室的列宁的每次会见就像是个小小的事件了。”（同上，第16页）“编辑部成员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系，我是逐渐地好不容易才弄清楚的。我是把《火星报》看作一个整体的，在那些月份里，我根本没有想在《火星报》和它的编辑部里寻找各种不同的倾向、色彩、影响等等，甚至对这种念头都从内心里感到厌恶。”（同上，第18页）在《火星报》从事编辑工作期间，托洛茨基开始去布鲁塞尔、列日和巴黎向俄国侨民作报告。由于编辑部迁往日内瓦，托洛茨基也随同迁去。在这里，他会见了《火星报》的其他著名活动家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但是从最初起，他同普列汉诺夫间的那种冷淡而多礼的关系在以后也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地，托洛茨基亲切地回忆起阿克雪里罗得的家庭，指出在这一家庭中笼罩着一种纯朴和真诚的同志之情的气氛。出国后，托洛茨基作为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代表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党章问题争论中党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或反对派），托洛茨基加入“少数”派，支持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允许所有在党组织领导下工作的人入党的主张，反对列宁为建立“严格的”组织而力求把党员限制在积极参加组织本身的那些人的范围之内的建议。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继续为已转入孟什维克之手的《火星报》撰稿，并加入在同布尔什维克斗争而立即成立的孟什维克中心；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还参与制定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可归结为从上层直至基层组织到处成立同布尔什维克对抗的孟什维克集团，在必要时创办自己的孟什维克报刊等等。然而，1904年，托洛茨基脱离了孟什维克，因为在同自由派政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问题上同他们发生了分歧。在这些年代，他的政治观点表现于“不断革命论”，他和帕尔乌斯一起在一些小册子和文章中坚持这一理论。托洛茨基这样说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对革命内部力量和革命前景的估计，作者在那个时期没有附和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派别中任何一方的意见。他那时所支持的立场可以概述如下：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其首要任务的革命开始以后，会很快引起强大的阶级冲突，并且只有当政权转到唯一能领导被压迫群众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才能赢得最后胜利。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它不仅不愿而且也决不能把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那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连同它的国家界限将被抛弃，俄国工人阶级的暂时的政治统治也将发展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总结与展望》1919年莫斯科版，第4页） 1月9日以后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先在基辅，后在彼得堡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印刷厂提供文章资料。1905年，他参加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被捕后当选为其主席（主席团由三人组成：托洛茨基、兹雷季也夫、斯维尔奇科夫）。此时他同帕尔乌斯一起出版《俄罗斯日报》，并积极参与《开端报》的工作。1905年12月，托洛茨基同彼得堡苏维埃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1906年10月，彼得堡法院判处各主要被告人剥夺一切权利和流放。托洛茨基是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奥勃多尔斯克，但在到达指定地点以前即从别列佐沃逃脱。在1907年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领导“中派”集团，既不属布尔什维克，也不属孟什维克。但是在代表大会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即在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托洛茨基接近列宁的观点。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定居维也纳，同在俄国的同志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保持密切联系。巴尔干战争期间，托洛茨基作为记者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后又赴罗马尼亚，同巴尔干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908年，托洛茨基和阿·越飞一道出版《真理报》。《真理报》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组织“斯皮尔卡”的报纸，在利沃夫出版。后《真理报》迁往维也纳，1908年托洛茨基成为该报领导后，在维也纳组织了一个孟什维克著作家集团，这些人持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的特有的观点，即推行“非派别路线”而实际上支持孟什维克的观点。列·波·加米涅夫促使托洛茨基坚决转向布尔什维克的尝试未能奏效，虽然加米涅夫甚至取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以布尔什维克代表身份参加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这种做法没得到任何结果，加米涅夫被从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召回。1909年，托洛茨基已经明确地坚决倒向孟什维克。这一时期党内生活中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由反动引起的走出地下状态和取消党的秘密组织的要求问题。孟什维克的右翼持这一主张。“左派布尔什维克”、“召回派一最后通牒派”集团则持同“取消派”相反的另一极端。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核心进行了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托洛茨基主张敌对的两派必须和解。1912年9月布尔什维克在克拉科夫召开会议。在俄国从事活动的秘密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研究了这些革命组织的革命经验和实践，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革命的策略。为同布尔什维克策略和早在1912年1月就已筹备克拉科夫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对抗，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取消派成立了筹备全俄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参加组委会的有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取消派、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拉脱维亚孟什维克、前进派分子（布尔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8月召开了代表会议，但是尽管集团的领导人（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和唐恩）竭尽全力想把全党召集到一块来，仍未能得逞：首先，当时同取消派作斗争的普列汉诺夫拒绝出席会议，其次，前进派（布尔什维克取消派）退出。没有布尔什维克秘密组织的代表与会，与会的秘密组织代表波利亚科夫原来是个奸细。代表会议显然是个取消派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会议，这一点即使从下列情况也可以看出：提出全权杜马的口号取代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用修改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土地立法取代没收全部土地的要求，等等。“八月联盟”创办的《光线报》取消主义严重又毫无原则，甚至使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诺·饶尔丹尼亚也退出报纸和联盟，1914年布尔什维克一被选进拉脱维亚党中央，拉脱维亚人也退出了，托洛茨基本人也宣布退出。1914年，托洛茨基创办了一家新杂志《斗争》，该杂志贯彻维也纳《真理报》的支持孟什维克的“非派别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宣战后，托洛茨基不得不于8月3日（新历）离开维也纳。他到了苏黎世，在这里出版了小册子《战争与国际》，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1914年他作为《基辅思想报》记者赴巴黎。与此同时，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日报《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我们的言论报》于1915年1月底出版。在马尔托夫退出《我们的言论报》后，托洛茨基成了报纸的主要领导人，特别说明问题的是，正是在这时候，用托洛茨基本人的话来说，在三点上托洛茨基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这三点涉及失败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当前俄国革命的性质。”布尔什维克是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则用争取和平的斗争来对抗失败主义，托洛茨基提出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取代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1915年9月，托洛茨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6年9月底，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由于他拒绝自愿离开法国国境，要求提出明确的指控，所以由两名巡警把他押送到西班牙边境。他在马德里被捕，三天后建议他赴美国。1917年1月中旬（新历），他全家到达纽约。俄国革命一爆发，托洛茨基即动身去欧洲（新历3月底）。英国军警当局根据俄国外交保安密探的黑名单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扣押了他和五名乘客（俄国侨民）。在加拿大关了一个月，根据临时政府的要求获释，并在旧历5月初回到彼得格勒。在那里，托洛茨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联合组织（“区联派”）。托洛茨基这样说明该组织的立场：“这一组织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它对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我认为，过去把我们同布尔什维克分开的原则性分歧已经消除，因此我坚决主张必须尽快联合……”“我们的政治行动路线同布尔什维克完全一致。我个人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主张全部政权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列·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1册，第193页）1917年7月，托洛茨基正式转向布尔什维克。然而，托洛茨基转向布尔什维克是带有某种动摇的。托洛茨基本人承认，转向布尔什维克的动因似乎是布尔什维克非布尔什维主义化了。托洛茨基公开宣称，他不能把自己叫做布尔什维克。 托洛茨基积极参加了十月政变的准备工作；七月事变后被捕，在狱中关了约两个月。1917年9月23日，他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0月在组织武装起义的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十月政变后，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赴布列斯特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然而拒绝签订和约。以后托洛茨基任交通人民委员和陆海军人民委员，最后，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内期间托洛茨基参加过几次全俄争论：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关于工会，关于“党的机关”，等。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简单说就是“不战不和”，实质上恶化了“左派”的立场。 工会问题上的分歧可归结为，托洛茨基把军事共产主义方法搬用于经济关系领域，坚持工会组织国家化、使之同国家机关结合，从而通过军事共产主义方法的整刷使之官僚主义化的思想。列宁在关于这次争论的小册子中非常清楚明确地把托洛茨基的路线确定为有自己的政纲、有自己的中心等等的派别路线。1923年，托洛茨基参加了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指责党中央实行压制，党的领导机关蜕化为党的官僚机构，要求争论和派别自由。同似乎已蜕化的老近卫军对立，托洛茨基提出依靠青年、依靠党内年轻干部的方针。除了实行压制和党的机会主义蜕化的批评，反对派还提出牺牲农民的所谓社会主义积累的经济纲领。 反对派提出用吃掉和消灭小农经济的思想取代列宁主义路线——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结合。 1924年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文集，收有他本人写的序言《十月的教训》。在这篇序言里修改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革命观。不断革命的假说，即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他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力量估计不足，成了反对派政纲的基础。 从这一不正确的基本原理引申出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原理：关于东西方工会组织的作用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关于党的作用和任务、关于党的机关及其领导机关、关于民主等等。这最终导致成立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二党，该党进行反对联共（布）中央的斗争，举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游行。对此，党只能把托洛茨基及党的队伍中的整个反对派开除出党。 弗·涅夫斯基撰写 郑异凡译 托洛茨基续志 这篇传记写到国内战争为止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所写的各种经历基本上是依据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的。不过传记本身显然未经本人审定。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间也同列宁发生过意见分歧，如布列斯特和约、工会问题，但分歧和争论并没有影响他同列宁的关系。列宁卧病期间，在一些重大问题如成立苏联（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维护外贸垄断制、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等问题上，托洛茨基几乎是列宁的唯一依靠。1923年秋托洛茨基和多数派就“新方针”展开争论，1924年托洛茨基为他的《托洛茨基文集》撰写的前言《十月的教训》中揭露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1917年的某些错误，引发新的争论。争论以1925年1月中央全会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职务结束。托洛茨基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租让总委员会主席。1926年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组成“托季联盟”，反对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1926年10月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0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14日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阿拉木图，1929年2月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 托洛茨基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挪威，最后定居墨西哥。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从事写作，著有《“不断革命”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俄国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伪造学派》、《斯大林评传》等，出版《反对派公报》。在组织方面，他建立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活动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的三次大公审，都把托洛茨基列在第一被告的地位。1940年8月20日，苏联特工在托洛茨基的寓所用冰斧袭击了他，经抢救无效于22日去世。他在遗嘱中写道：“我始终是一个革命者。我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不妥协的无神论者而死去。”
恩格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1881年5月1日或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1] 恩格斯（1881年5月1日或2日） 这句话是最近50年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在1824年臭名昭彰的结社法[2]废除以后工联兴起的时期，这个口号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在英国工人走在欧洲工人阶级前列的光荣的宪章运动时期，这个口号起的作用更大。但是时代在前进，有许多50年前甚至30年前曾经是人们所想望的和必要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和完全不适用了。这个历来为人所推崇的老口号是不是也在此列呢？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可是什么叫一天公平的工资，什么叫一天公平的工作呢？它们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凭借道德或法和衡平法的科学[3]，也不能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可能远不是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门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这种与物质有关的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那么，政治经济学把什么叫做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那不过是雇主和雇工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工资额和一个工作日的长度和强度。既然是这样决定的，那么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天公平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保证劳动者按照他所处地位和所在国家的生活标准获得必要的生活数据，以保持他的工作能力和繁衍其后代所需要的金额。由于营业的好坏，实际工资额可能有时高于这个数额，有时低于这个数额；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数额应当是一切变动的平均数。 一天公平的工作，是消耗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力、但不损害他在第二天和以后完成同等数量工作的能力那样一种工作日长度和实际工作的强度。 因此，这种交易可以这样来描述：工人把他一天的全部劳动力给资本家，也就是，在不致使这种交易无法重复进行下去的条件下，工人能给多少就得给多少。他换来的正好是使他每天能够重复这种交易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更多。在交易性质所允许的限度内，工人付出的要尽可能多，资本家付出的要尽可能少。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 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的说法，工资和工作日是由竞争决定的，那么，似乎公平所要求的，应该是在双方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同工人谈妥，他能够等待得起，可以靠他的资本生活。工人就不能这样。他只能靠工资生活；因此，必须在他能够得到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 但是这还是小事。新行业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器，从而把愈来愈多的“人手”[4]从工作岗位上排挤出去。而排挤的速度，比国内的工厂吸收和雇用这些被排挤的“人手”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被排挤的“人手”，形成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供资本家利用。如果营业不好，他们就会挨饿、行乞、偷盗或者进习艺所[5]。如果营业好，他们可以随时被用来扩大生产。除非这支后备军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都找到工作（这只有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才办得到），否则这支后备军的竞争总是会把工资压低，而且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加强资本家在与劳动者的斗争中的力量。在与资本家的竞争中，劳动者不仅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还要拖着钉在脚上的铁球。但是，根据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公平的。 然而我们要问，资本家用来支付这笔极其公平的工资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资本中来的。但是资本并不产生价值。除土地以外，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资本本身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产品而已。所以劳动者的工资是由劳动支付的，工人的报酬是从他自己的产品中支付的。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劳动者的工资应该相当于他的劳动产品。但是按照政治经济学，这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工人劳动的产品落到了资本家手里，工人从中得到的仅仅是生活必需品。所以竞争这种异常“公平”的比赛，其结果就是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者手里，并变成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关于一天公平的工作也可以讲很多，它的公平同工资的公平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一点需要留到以后去谈。从上面所说的来看已经很清楚，这个老口号是过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公平真正决定着支配当今社会的规律，这种公平完全是一边倒的，是倒向资本一边的。因此，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 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 归工人自己所有！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88—491页 ◆注释 [1]1881年5月，恩格斯应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创报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成为该报的撰稿人，他先后为该报撰写的11篇文章，均作为社论在该报发表，发表时未署名。本文即是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写作的时间是1881年5月1日或2日，作为社论刊登在1881年5月7日《劳动旗帜》第1号上。 恩格斯之所以同意为该报撰稿是因为他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一部份人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积极性，他希望自己的文章有助于引导英国工人运动冲出仅仅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狭隘经济斗争的范围，而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并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由于英国工联的影响，报纸推行的机会主义方针，恩格斯不得不于1881年8月停止了撰稿。恩格斯曾在1881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他停止撰稿的直接原因。 [2]1799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工人非法结社的法令。法令禁止工人成立任何组织，举行集会或进行以联合会为目的的任何活动。1824年6月议会宣布将该法令废除。1825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结社法，允许建立工会组织，但对其活动严加限制。例如，仅仅是进行争取工人加入工会和参加罢工的鼓动，就被认为是“强迫”和“暴力”，并按刑事罪论处。 [3]衡平法是英国法律传统中与普通法相对而言的一种法律。英文原文是“equity”。过去在英国，涉诉臣民如得不到普通法院的公平审理，最后可向国王提出申诉，由王室顾问、大法官根据“公平原则”加以处理。15世纪前后逐渐形成所谓衡平法，并建立了衡平法院，亦即大法官法庭。1873－1875年，英国实行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大法官法庭与高等法院合并，依据衡平法审理案件。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继承权、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带有专门性的问题。 [4]英文原文为“hands”，直译是“手”，这里指劳动力、工人。 [5]习艺所是依据1834年英国通过的新的济贫法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案规定，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所提供的唯一救济，就是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5月4—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1880年5月4—5日) 马克思写的1880年法文版前言354 这第一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内容是早先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355上的三篇文章，它们译自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356［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216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报的撰稿人357。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协会219，这个协会同佛兰德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221。应正义者同盟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最初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从法国逃亡以后所创立的团体。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220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团体还必须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①］。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358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代表。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222的编辑，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在科隆创办的，于1849年6月由于普鲁士发生政变而被查禁。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以后，作为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战役359(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伦敦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226撰稿，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该文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重新出版并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成为《人民国家报》127和《前进报》360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193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通信联系。 他为《前进报》撰写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欧根·杜林先生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回答。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写于1880年5月4－5日前后 原文是法文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 后面这篇论文是由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1880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1882年刚刚在日内瓦由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361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出现许多外来语这一点可能引起疑虑。但是拉萨尔在他的演说和宣传性文章中已经根本不避讳使用外来语，而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提出抱怨。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来语。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那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我没有加上所谓解释性的翻译。这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大部分是通用的科学技术用语，如果能翻译出来，那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用语的含义；它解释不清楚，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相反，在内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工人，比对“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么实际上我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冯·艾内恩先生、枢密顾问亨利希·冯·济贝耳先生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遏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确凿无误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以及因而可以理解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唐·吉诃德手执长矛同风车搏斗，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乔·潘萨去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362 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10000册，而且这是在现今已寿终正寝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说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4年日内瓦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版。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有点过于简略；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处关于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36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1892年英文版导言364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本大书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非公聘教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当然，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辈，首先选中了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的身上。 这件事发生时，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合并178，因而不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全力以赴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很快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独立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件事虽然不太困难，显然也很麻烦。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有一种非常严肃的Grū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随你怎么说都行。当我们每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炼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历来就是为了最后引到这个新发现的绝妙理论上来。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部八开本的巨著365，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分量，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其实，就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我所要应付的就是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366，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我承担这个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曾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360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 EugenDǖhrings’sUmwalzung der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现在是法国众议院里尔市的议员)的要求，我曾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这篇附录收入这个译本，是因为人们对所有条顿部落都同样有过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知道得更少。我让这篇附录仍保持原状，就是说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庞大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部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①］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的；后来，公社范围扩大，共同经营已日益不便，就出现了公社土地的分割367。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368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也是为了交换；也就是说，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人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工场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推动的机器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运转。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颇大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注意一下英国“体面人物”［①］的偏见，那么我们的处境也许更加糟糕。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也许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17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问过自己：‘物质是不是不能思维’？ 为了实现这种奇迹，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也就是说，让神学来宣讲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369。唯名论，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②］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及其同素体370，德谟克利特及其原子，是他常常引证的权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运动，它不仅表现为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冲动、生机、紧张，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①］[‘痛苦’]。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孕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诗意的诱惑力，以迷人的笑靥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充满着神学中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片面。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带有憎恨人类的倾向。它既然要战胜对手，即憎恨人类的、没有肉体的唯灵论，并且要在后者自身的范围内战胜，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性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坚决认为：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一些失去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同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名称甚至还可以冠以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以为除了我们通过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与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无限的’这个词，如果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就毫无意义了。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的，所以，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毫无所知了。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激情是一种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冲动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的基本原则：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中对此作了论证。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一些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也同样铲除了还保护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一排神学篱笆。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371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①］。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现在英国人对他这样赞许他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高兴，那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光荣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学派的前辈，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历次战争中尽管败于德国人和英国人，但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却使18世纪成为一个以法国为主角的世纪，这甚至比圆满结束那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还要早；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这些身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还总想移植哩。 这是无可否认的。在本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间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一些地质学家，例如巴克兰和曼特尔也歪曲他们的科学上的事实，唯恐过分有悖于创世记的神话；要想找到敢于凭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问题的人，就必须去寻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时所谓的“无知群氓”即工人，特别是去寻访那些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372给英国这个岛国的闭塞状态敲响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尚和观念方面逐渐变得国际化了；这种变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国的某些风尚和习惯能在大陆上传播，就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传播那样。总之，随着色拉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大陆上对宗教问题的怀疑论也必然传了进来，以致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尚未像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作“头等货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过了“救世军”373。我时常这样想：许多人对这种越来越不信仰宗教的现象痛心疾首，咒骂谴责，可是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德国制造”的商标，而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而且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200年前已经比今天敢冲敢闯的后代子孙走得更远，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兰开夏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又说，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某个最高存在物。这种说法在拿破仑那个时代也许还有点意思，那时拉普拉斯对拿破仑的关于这位伟大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①］为何只字不提造物主这个问题，曾骄傲地回答：“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如今，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关于宇宙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说，在整个现存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最高存在物，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且我以为，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又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然后他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也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们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已。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们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②］。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到此时为止，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我们一旦发现失误，总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肤浅的，或者是与其他知觉的结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们把这叫作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行动只限于正确地形成的和正确运用的知觉所规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违背现实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这时就说：我们可能正确地感知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感觉过程或思维过程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处于我们认识的彼岸。对于这一点，黑格尔早就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这一事实，你也就完全掌握这一事物，掌握康德的那个著名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还可以补充一句：在康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残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们已知的为数很少的各个事物的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已经接二连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作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必借助有机过程，就能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制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宣称：只要知道某种物体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准确地认识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不会有这种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制造人造蛋白。我们一旦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就制造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只要作出这些形式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了，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如今所谓的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创造出来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他立刻就会让你闭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认可能有唯灵论，但是他不想具体地知道是否有唯灵论。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并没有什么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功能；我们只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是一些不变的规律，等等。所以，当他是一个科学家的时候，当他还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他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我也不能把这本小书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人将会嘲笑我，不可知论者也将厉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①］不致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如果我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也是有益的，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宽容一些。我已经说过：大约在四五十年以前，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间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现在我就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间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间阶级［①］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间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在尽管发生各种内部战争的条件下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个击败，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间阶级的兴起，科学也迅速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 以上只谈到新兴的中间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的两点原因，但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历次斗争，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是一些大学和城市商人率先振臂一呼，那么热烈响应的必然是而且确实是广大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搏斗。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终于引发了三次大决战。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374这两次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就不详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各地诸侯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创立了一种新的信条，一种适合专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刚刚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降为农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他的宿命论的学说，从宗教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各种情况。决定成败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经营活动，而是全凭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恩赐；在经济变革时期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时旧的商业渠道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发现，甚至最神圣的经济信条即金银的价值也开始动摇和崩溃了。加尔文的教会体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难道还能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已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发现加尔文教就是现成的战斗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间阶级，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可是农民这个阶级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反而免不了破产。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绝迹了。如果没有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资产阶级决不会单独把斗争进行到底，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就像法国在1793年和德国在1848年那样。显然，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①］。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①］称为“大叛乱”的这段辉煌时期，以及随后的几次战斗，以自由党历史家誉为“光荣革命”375的相当微末的事件而告结束了。 新的起点是新兴的中间阶级［②］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在当时和现在均被称为贵族，其实早已开始变成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376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17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很强大，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当然，在细节问题上也会有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间阶级的经济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①］学说，不仅震撼了中间阶级的宗教情感，还自称是一种只适合世上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完全不同于缺乏教养的群众以及资产阶级所感到尽善尽美的宗教。它随同霍布斯起而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呼吁专制君主制镇压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377，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因此，唯物主义遭受中间阶级仇视，既是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是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所以，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间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学派378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379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380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几乎完满地反映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这种运用实在巧妙，甚至法国的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所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在改革财产法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英国的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适应它所表达的事物的情况，正像英语的拼法适应英语读音的情况一模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的是伦敦，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正是英国的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华，即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制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 还是再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们要打击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胃口。不仅是由于它采用了“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它想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资产者怎么能没有本国的贵族呢？因为是贵族教他们像贵族那样待人接物，替他们开创新风气，为他们提供陆军军官以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以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当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因妥协而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间阶级，他们同情革命381，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一旦失去宗教信仰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越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国家，越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间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资产阶级赢得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等人，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更快。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越来越被工厂主推向后台。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步作了修改以后，也不再适合这次妥协的参与者们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有所改变；1830年的资产阶级，与前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大不相同。政治权力仍然留在贵族的手中，并被他们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这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第一次通过了改革法案382，使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谷物法废除了，这又永远确立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也是资产阶级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以后它取得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工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383。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工人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384，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385。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声势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英国资产者以前就认为必须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感觉会变得多么强烈啊!他们毫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他们不满足于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乔纳森大哥”386，从美国输入了基督复活派387，引来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们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作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助长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对抗因素，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掌政权，至少不能长期独掌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完全掌握政权，也只有很短的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参与统治那个王国，更多的部分，则因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但为时不过三年；资产阶级的无能，使第二帝国得以产生。只有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才执掌政权20年以上；可是已经显露鲜明的衰落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连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即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未独掌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要职。富裕的中间阶级何以如此恭顺，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篇公开演说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说中敦劝布拉德福德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前程学习法语，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出入于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曾感到多么羞怯!的确，当时的英国中间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夹杂着精明生意经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领。［①］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间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间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已经胜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顿、那些布莱特、那些福斯特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20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388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英国的资产阶级迄今还痛切地自惭社会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钱豢养一个装饰门面的有闲等级，好在一切庄严的场合去体面地代表民族；当资产阶级中间一旦有人被准许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权集团时，便引以为无上光荣。 这样，工商业的中间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全部逐出政权，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这只是被归功于自由贸易，其实更多地应归功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又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党了，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那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不可遏止；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时机，在城市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①］，并且重新划分选区。随后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再次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389这一切措施显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现在，至少在150－200个选区中，工人阶级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间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那么，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时所谓的“优秀人物”即中间阶级。的确，大约在15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谦恭有礼，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时温顺克己，这使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132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安慰，他们正苦于本国的工人不可救药地倾向于共产主义和革命。 但是英国的中间阶级——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更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政权。在宪章运动的年代，他们对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会有什么作为已经有所领教了。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联合王国的法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在学校董事会中，牧师就占优势；于是，资产阶级不断自我增税，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从崇礼派390直到“救世军”。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终于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在选择夺取统治权的手段时，有极充分的理由毫不考虑是否合法。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少年公子，感到晕船时，把他为了在甲板上装腔作势而叼在嘴里的雪茄烟悄悄地吐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义和仪式，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也举行这种仪式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吃素，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听新教的冗长布道。他们已经因唯物主义而遭殃。“Die ReligionmussdemVolkerhalten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使社会不致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对他们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才!这个我早在200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执迷，还是大陆资产者的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挡不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重新开始活动了。无疑地，他们还拘泥于各种传统。首先是资产者的传统，例如，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并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最初尝试独立行动时所因袭下来的传统，例如，凡是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都被许多旧工联关在门外；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这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391工人阶级在前进，如同英国的种种事情一样，迈出的是缓慢而适度的步伐，有时踌躇不定，有时作一些没有多大效果的尝试，在前进中有时过分小心地猜疑“社会主义”这个词，却又逐渐吸收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现在它已经唤醒了伦敦东头的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么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以后照例是永不会丢失的。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么，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运动的进展在最近25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进着。如果德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活力和毅力，那么，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400年前，德国曾是欧洲中间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又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①］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拉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252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它缠在一起：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25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254，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326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①］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③］，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罗伯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④］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除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一场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一点已经弄清，我们不再花费时间去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去宣扬自己的清醒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30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大众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利用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借承办军需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有了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么，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活动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的受托人，但是对工人据说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特别是银行家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完全适应法国刚刚产生大工业以及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那个时代。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laplusnombreuseetlapluspauvre)的命运。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 “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①］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327如果说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328在1815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329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30但是，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16 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暖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①］；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①］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②］。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③］，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 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①］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包括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在内，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致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 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331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332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333，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136，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不会引起反感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圆圆的石子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二 在此期间，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255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就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较，或者说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256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①］。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麻烦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合理的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亡的那一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亡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适用；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联结起来，消失在关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研究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永恒不变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257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实现了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看来，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258，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①］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么，照此看来，现代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么，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怎样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①］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形成的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种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会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不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作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人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作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按社会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①］。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辅助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几亩土地，不得已时单靠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会条例是要使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社会联系的唯一继续存在的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各个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①］，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业，就把那里的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334。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无宁说是沿螺线行进，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①］)，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②］。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职能的正常前提的剥夺［③］；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①］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léthorique［多血性危机］，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所有这几次危机的实质。［①］在危机中，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崩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①］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336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但是，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①］。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没有触及交换形式。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不允许产品进行流通，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写于1880年1月—3月上半月 注释： 第687 页［①］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版本中，此处有如下补充：“文章经作者校阅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作了一些补充。”——编者注 第688 页［①］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作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第691 页［①］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编者注 第697 页［①］扎德鲁加(Zadruga)是古代南部斯拉夫人、克尔特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编者注 第698 页［①］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体面人物”的后面加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 第698 页［②］在德译文中不是“经院哲学家”，而是“唯物主义者”。——编者注 第699 页［①］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而在德译文中此注被删去：“‘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字；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编者注 第700 页［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页。 第702 页［①］指比·西·拉普拉斯《论天体力学》1799－1825年巴黎版第1－5卷。——编者注 第702 页［②］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第704 页［①］在德译文中，“体面人物”后面加有“用德语来说叫作庸人。”——编者注 第705 页［①］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直至以“新的起点是……的妥协”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708页)，恩格斯将英文用语“middleclass”(“中间阶级”)、“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Burgerthum”；后面，恩格斯又把这些用语译为“Bourgeoisie”，后两个德文用语都指的是资产阶级。——编者注 第707 页［①］在德译文中不是“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而是“超出自己的目的”。——编者注 第708 页［①］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 第708 页［②］在德译文中这里以及后面几处，恩格斯将英文用语“middleclass”(“中间阶级”)和“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Bourgeoisie”(“资产阶级”)。——编者注 第709 页［①］在德译文中，在“新的”的后面加有“无神论的”。——编者注 第714 页［①］民族沙文主义的狂妄自大，即使在商业上，也是会坏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尊严的，当他们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英国，使他们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还引以自傲。他们根本没有觉察，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因此而控制了英国很大一部分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们也没有看到，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40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时，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10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便询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们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顾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英国式的那一套。 第715 页［①］在德译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内中的文字是“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编者注 第719 页［①］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有如下一段话：“正义思想、正义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现在创立了宪法，今后一切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u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因此，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到处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正是现在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正是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害社会秩序的颠覆学说吗？ 第723 页［①］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者注 第723 页［②］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编者注 第723 页［③］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第723 页［④］苏格兰拉纳克附近的一个棉纺织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镇。——编者注 第726 页［①］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编者注 第727 页［①］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傅立叶全集》1843 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 页。——编者注 第728 页［①］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编者注 第728 页［②］《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编者注 第728 页［③］参看《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第730 页［①］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致全体“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呈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女王的责任顾问”的备忘录》。 第734 页［①］《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 第741 页［①］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第742 页［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7－553页。——编者注 第744 页［①］这里无须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还是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746 页［①］参看恩格斯《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 页。——编者注 第748 页［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 第748 页［②］《资本论》第1卷第13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77和534页。——编者注 第748 页［③］同上，第506－507页。——编者注 第749 页［①］见本选集第2卷第259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第750 页［①］参看《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第752 页［①］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335、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第757 页［①］有几个数字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扩张力有个大体的概念。根据吉芬的最新统计337，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1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1700亿马克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统计，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500 万马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CHM电子书下载】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附录来自《全集》第20、22卷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弗·恩格斯 Ø（一） Ø（二） Ø（三） 【附录】 ·1880年法文版导言（马克思） ·1882年德文本初版序言（恩格斯）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恩格斯） ·1892年英文版导言（恩格斯） ·对《反杜林论》正文的补充和修改（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1—3月上半月 载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3、4和5期，并于1880年在巴黎出版法文单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译出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1880年2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109] （1880年2月底） 一、关税率 在讨论那个把德国社会党人置于非法地位的臭名远扬的法律时，俾斯麦先生说，要粉碎社会主义，仅仅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不可争辩地存在的社会混乱现象，保证工作的秩序，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他答应要提出为社会谋福利的这种“积极”措施的建议[110]。他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领导本国事务17年的人，有权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行。这很像一个人说，只要他吃了17年马铃薯，他就精通农学了。 不管怎样，俾斯麦先生这一次履行了诺言。他赐给了德国两大“社会措施”，而且还不止这些。 其中第一项措施是以关税率保证德国工业独霸国内市场。 在1848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没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势；蒸汽、机器很少见。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怯懦于1848年和1849年在政治舞台上遭受可耻的失败以后，就热心地去办大工业，从中求得安慰。德国很快就改变了面貌。1849年以后没有到过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王国、西里西亚矿山、柏林和沿海城市的人，在1864年就认不出这些地方了。蒸汽和机器到处被采用。大工厂代替了大部分小作坊。轮船先是在沿海航行中，后来又在横渡大西洋的通商中，逐渐排挤了帆船。铁路增多了；在建筑工地、煤矿和铁矿上，到处都非常活跃，这是迟缓的德国人曾经认为自己做不到的。同英国的、甚至法国的大工业发展情况相比，这一切还不算特别突出，但是毕竟有了开端。而且在做这一切事情时，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没有津贴或出口奖励金，而当时的关税率，同其他大陆国家比较起来，完全可以看做是自由贸易的税率。 顺便指出，这个工业运动也没有避免它在一切地方引起的那些社会后果。在此以前，德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在中世纪保持下来的那些条件下混日子。一般说来，他们曾经还有某些机会变成小资产者、独立的工匠、几台手工织机的占有者等等。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工人变成了大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因而也就开始组成一个固定的阶级，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谁说无产阶级，谁就是说社会主义。同时，工人在1848年街垒战中争得的自由还残存着一些。由于这两种情况，在1848年以前只限于秘密宣传和只有人数极少的秘密组织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就能公开活动和深入群众了。于是从1863年起，拉萨尔恢复了社会主义鼓动工作。 后来就是1870年的战争，1871年的和约和几十亿赔款。如果说法国绝没有因为偿付了这些赔款而破产，那末德国却由于得到了这些赔款而差一点毁灭。暴发户的政府毫不吝惜地在全帝国（这个帝国本身也是暴发户）乱花赔款，这几十亿就落到了大金融家的手中，他们急忙通过交易所从中取得利益。在柏林，CréditMobilier[111]的好日子又重现了。人们滥设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银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表面上叫做工业企业而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的事业。所谓对贸易、交通线、消费资料等等的社会需要，无非是用来掩饰交易所强盗把手头的几十亿投入周转的不可遏止的需要而已。其实，巴黎还在贝列拉利富尔德之流的黄金时代就已见过这一切了；这也就是这些交易所赌棍在柏林以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等等名字重新出现。 1867年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和纽约常常发生的事情，1873年很快地就在柏林发生了：过度的投机活动最终造成了普遍的崩溃。成百家公司破产了。维持下来的那些公司的股票卖不出去。这是彻底的全线崩溃。但是，为了能够进行投机，就必须制造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建造工厂和铁路等等，以它们的股票作为投机的对象。到了崩溃的时候才发现，作为进行这些活动的借口的社会需要，已经大大超过了限度。在4年中修建的铁路、工厂、矿场等等，比在工业正常发展时期25年中修建的还要多。 除了铁路（关于铁路下面还要谈），主要是在制铁工业中进行投机活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甚至建立了几个胜过克列索的企业。不幸，在危机的时刻发现，这样大规模的生产没有消费者。一批巨大的工业公司处于破产的边缘。作为善良的德国爱国者，公司的董事们就请求政府帮助：他们请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便为自己保证国内市场，免受英国铁的竞争。但是，既然要求对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对其他工业部门以及农业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在整个德国，人们热烈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这就使俾斯麦先生有可能实行一种旨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关税率。这一在1879年夏季取得法律效力的税率就是现行的税率。 但是，不管德国工业过去的情况如何，它一直都是在自由竞争的广阔天地里发展的。由于德国工业比英法工业出现得晚，它就不得不限于去填补它的先行者留给它的那些不大的空白点，即提供大批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生产小量经常变化的产品，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不要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这是官方意见的真正反映，欧洲科学界著名人士、德国政府的正式专员勒洛先生，对1876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展出的德国产品的见解[112]就是这样。 这种工业只有在国内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能在中立市场上维持下去。如果要使德国的织物、金属制品、机器在国外经得住竞争，那就必须使这些产品的一切原料如棉炒、亚麻或丝、未经加工的铁、金属丝能够用同外国竞争者购买它们相等的低价购买。所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继续输出织物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冒险实行自由贸易，让这个工业去利用进口原料。或者是依靠关税来保护德国的金属生产和纺织业，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不可能再输出以纱和未经加工的金属为原料的商品了。 俾斯麦先生用他的著名的税率保护纺织工业和冶金业，从而消灭了德国历来具有的向国外销售德国织物、金属制品、针、机器的最后机会。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有剩余农产品出口的德国，目前却不得不进口外国农产品以补不足。如果俾斯麦先生禁止本国工业生产出口商品，那末将用什么来支付进口上述商品以及其他商品（对这些商品的需要是世界上任何税率都取消不了的）所需的费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俾斯麦先生的天才同他的交易所朋友和顾问们的天才结合起来。请看是这样做的。 拿铁来说。投机和狂热生产的时期赏给了德国两个企业（多特蒙特联合公司和劳拉冶金工厂），每个企业都能单独生产足够全国中等水平的需要的产品。此外在埃森还有克虏伯的规模巨大的企业，在波洪也有规模差不多的企业和无数较小的企业。因此铁的产量超过全国需要量至少两倍或三倍。可以说，这种情况绝对要求实行最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把这么多的过剩产品销售出去。可以这样说，有关人士的意见却不是这样。因为值得重视的、统治着其他企业的企业总共不过一打，所以就形成了美国人所说的瑞恩，即为了保持国内价格和调节输出而成立的联盟。 在通过投标订购它们工厂的钢轨或其他产品时，委员会就依次指定一个成员来接受订货，并规定该厂接受订货的价格。其他合伙人则提出较高的价格，这种价格也是预先规定的。这样一来，任何竞争都停止了，出现了绝对的垄断。在出口方面也这样做。为了保证完成这个计划，瑞恩的每一个成员都交给委员会一张125000法郎的凭票即付的票据，一旦开票人违背自己的义务，这张票据便会投入流通和要求支付。这样一来，从德国消费者那里敲诈来的垄断价格，使这些工厂能够在国外以甚至英国人也拒绝出售的那种价格推销自己的剩余产品，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德国的市侩（其实他们也是活该如此）。就这样，由于实行了保护关税，德国的出口事业又重新成为可能了，虽然在普通公众看来这种关税似乎是要断送出口事业的。 还用举例吗？去年有一家意大利铁路公司（我们能够叫出它的名称）需要三四万吨（每吨1000公斤）钢轨。经过长期商谈以后，一家英国工厂承包了1万吨；其余部分由多特蒙特联合公司以英国所拒绝的价格接受了下来。有人问一位英国竞争者为什么不提出比德国企业更优惠的条件，他回答说：世界上谁能经得起破产者的竞争呢？ 苏格兰打算在爱丁堡附近的海湾上建造一座铁路桥。这座桥需要1万吨贝氏钢。谁接受了最低的价格，谁击败了他所有的竞争者，而且这都是在大规模的炼铁工业的祖国英国？——是一个德国人，是在很多方面受俾斯麦庇护的“枪炮大王”、埃森的克虏伯先生。 铁的情况就是这样。不用说，这个美妙的制度只能把这些制造阴谋的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破产推迟几年而已。一旦其他生产部门也仿效它们，它们就会使本国破产，而不是使外国竞争者破产。这好像是生活在疯人国里。但是上述一切事实都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报纸上引来的。在保护德国工业的名义下组织破坏这个工业——一些德国社会党人老早就一再地说，俾斯麦先生好像得到了报酬似地为社会主义效劳，他们不是说得很对吗？ 二、国有铁路 从1869年到1873年，柏林的投机活动大肆泛滥的时候，两个有时敌对有时联合的企业，即贴现公司和布莱希勒德银行，分掌了交易所的统治权。这就是所谓柏林的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投机活动的对象首先是铁路，而这两家银行就想间接地成为大多数现有的和还在建设的大铁路线的主人。只要购买和掌握每条铁路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就能在它们的董事会中取得优势；而以这些股票作保证又可获得借款去购买新的股票，如此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简单地重复一个小小的巧妙勾当，这种勾当起初给贝列拉兄弟带来了令人目眩的成就，而最终，大家知道，却是CréditMobilier的破产。柏林的贝列拉之流起初也得到了这样的成就。 1873年发生危机。我国这两家银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们积压着大批铁路股票，但再也不能从中抽回被这些股票吞掉的几百万了。控制铁路公司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改变方针，想把股票卖给国家。把全部铁路集中在帝国政府手中这一方案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国家的公共福利，而是为了拯救两家没有支付能力的银行。 实现这个方案不是太困难的。使相当多的国会议员对新的公司“发生兴趣”，这样就完全支配了民族自由党和温和保守党，即大多数。帝国的大官们、普鲁士的大臣们曾经参与了这些公司赖以成立的诡计。要知道，布莱希勒德是一个银行家，也是俾斯麦先生的金融事务方面的经纪人。因此，钱是够多的。 同时，为了补偿向帝国出售铁路时所费的力气，必须提高股票价格。为此，于1873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局长是一个有名的投机者，他立刻把德国所有铁路的运费提高了20％，这样就能增加纯收入，从而也使股票价格大约提高35％。这是这位先生所采取的唯一措施，只是为了这一点他才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无怪乎他不久就推掉了这个职务。 首先，这个方案迷住了俾斯麦。但是那些小王国却反对这个方案，联邦会议断然拒绝了这个方案。因此又改变方针：决定由普鲁士先购买所有的普鲁士铁路，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些铁路转让给帝国。 而帝国政府还有一个迫使它想购买铁路的秘密动机。这个动机是同法国的几十亿相联系的。 在这几十亿中留下了很大一个数目来建立三项“帝国基金”：一项用来修建帝国国会大厦，第二项用于要塞，最后，第三项用于最近三次战争中的残废者。三项基金共为92600万法郎。 在这三项基金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奇怪的一项是残废者基金。这项基金是预定要自行取消的。这就是说，随着这些残废者中间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基金本身，无论是资本或资本的收入，也就要消灭。这种自行消耗的基金，可以重说一次，是只有疯子才会想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发明这种基金的是贴现公司的那些投机者，——而且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难怪要花几乎一年的时间才说服政府接受这一主张。 但是我们的交易所赌棍们觉得基金的自行消灭还不够快。不仅如此，他们认为也需要赋予其他两项基金这种自行消灭的优点。办法很简单。在法律还没有确定这些基金所要投入的证券的性质以前，一个属于普鲁士政府管辖的商业企业奉命购买相当的有价证券。这一企业去找贴现公司，公司就为三项帝国基金出售了3亿法郎的铁路股票，这些股票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都是当时卖不出去的。 在这些股票中有马格德堡—哈耳伯施塔特铁路（以及与该铁路联合的各线）的股票12000万，这条铁路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它预期要保证骗子们得到大量的利润，但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让股东们得到丝毫的收入。如果我们注意到下述事实，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事实就是，董事会发行了1600万股票来抵补建造三条铁路支线的开支，但是，这些支线的修建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这笔钱已经不知去向了。而残废者基金却以握有相当多的这种并不存在的铁路的股票而感到骄傲。 由普鲁士政府购买这几条铁路线，立刻就会使帝国购买这些铁路的股票合法化，并会使这些股票具有某些实际价值。这就是这件事情对帝国政府的好处。无怪乎这里谈到的购买这条铁路的交易，是普鲁士政府提出并为两院批准的首批交易之一。 国家付给股东们的价格，大大高于甚至好的铁路线的实际价值。购买这些铁路的决定为人们知道以后它们的股票不断上涨，而且特别是出售的条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两条大铁路线的股票在1878年12月是按103和108的行情出售的，后来这两条线被国家买下了。现在它们的股票的市价分别为148和158。正因为这样，在出售的时候，股东们很难隐藏自己的高兴心情。 不言而喻，这一次涨价首先给那些获悉政府的秘密意图的柏林大交易所经纪人带来了好处。在1879年春天还是相当沉闷的交易所重新活跃起来了。投机者在最后放弃自己的宝贵的股票以前，利用它们又掀起一次投机热潮。 人们看到：德意志帝国和当年法兰西帝国同样地处于交易所的影响之下。正是交易所经纪人准备各种方案——对他们填满腰包有利的方案，政府则必须加以实行。但是德国还有一个为波拿巴帝国所缺少的长处：当帝国政府受到各小邦君主反对的时候，它便变成普鲁士政府，这个政府当然不会遭到它的两院的反对，因为两院就是交易所的真正的分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国际总委员会在1870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不是就说过：俾斯麦先生，您推翻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只是为了在本国恢复这一制度！[113]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2月底 载于1880年3月3日和24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7号和第1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注释： [109]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写于1880年2月底，在“平等报”（《éｇａｌｉｔé》）上分两号发表。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1877年莱比锡出版的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PolitischeGründerunddieCorruptioninDeutschland》．Leipzig，1877）一书中的事实。“平等报”（《L’égalité》）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于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号），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应当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只在1886年出过一号。每一专刊都有它的副标题。——第191页。 [110]指俾斯麦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报告”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会议，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70、125页（《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Deut-schen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Ⅰ．Session1878，Bd．Ⅰ，Berlin，1878，S．70，125）。——第191页。 [111]Crédit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1852年。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Mobilier同第二帝国的政界人士有密切的关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仿效法国的CréditMobilier建立了类似的机关。马克思专门写了几篇文章来分析CréditMobilier的活动和评价股份联合公司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页）。——第193页。 [112]指勒洛在他的1877年不伦瑞克出版的“费拉得尔菲亚来信”（《BriefeausPhiladelphia》．Braunschweig，1877）一书中的见解。——第194页。 [113]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285—294页）。——第200页。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1879年3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 3月21日于伦敦 德国社会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所得到的结果证明，要想封住社会党人的嘴巴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相反，反社会党人法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结果。它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 德国工人作了极大努力和重大牺牲，才取得了他们享有的这点起码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这是连续不断的斗争，但是归根到底，胜利总是属于工人的。他们能够组织起来，每一次国会选举，工人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我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的革命。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怎么办的。 几年以来，我都要求欧洲的社会党人注意俄国的状况，在俄国，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正在成熟。在那里，政府和秘密团体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达到了再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地步。运动好像眼看就要爆发了。在那里，政府的走狗干着难于置信的暴行。对付这些嗜血的野兽，只要可能，就必须用火药和子弹来自卫。俄国的政治性谋杀就是聪明、勇敢和有自尊心的人们用来自卫和对付前所未闻的专制制度走狗的唯一手段。 军队、甚至宫廷人士中间出现大规模的阴谋活动，全国舆论由于战后外交失败而感到屈辱，国库空虚，信用紊乱，银行家不得到国民议会的保证就拒绝贷款，最后，还有贫困。这就是俄国的总结。 弗·恩格斯写于1879年3月21日 载于1879年3月30日“人民报”第12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恩格斯，1878年2月中—3月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72] 一 去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事件，是欧洲工人阶级收获很大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组织和发展工人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度受到小小的但活动积极的宗派[73]威胁的统一，实际上已经恢复。工人阶级运动日益走上目前政治的首要地位，而各种政治事件，不管它们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这是胜利日益临近的可靠征兆。 1877年一开始，就取得了一次胜利，这是工人曾经获得的多次最重大胜利中的一次胜利。1月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国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1874年，工人候选人获得了40万票；1877年获得了60多万票。10名工人候选人在1月10日当选，还有24人在两周后举行的补选中进行选举。在这24人中，实际当选的只是少数，因为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在帝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阶级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这个事实并没有失去它的重大意义，在下次1880年的选举中，所有这些选区无疑都会转到工人阶级手中。柏林、德勒斯顿、萨克森的整个整个的工厂区和佐林根都争取到了。在汉堡、布勒斯劳、纽伦堡、莱比锡、不伦瑞克，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及在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莱茵的工厂区，所有其他政党的联盟仅以简单的多数勉强地战胜了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迅速发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国内其他一切的力量，无论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今后都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次选举造成了惊人的影响。资产阶级真正感到惊惶失措，尤其是因为资产阶级报刊过去经常把事情说成是，似乎社会民主党现在已不起任何作用。工人阶级为自己本身的胜利所鼓舞，更加振奋地在一切适宜的战场上继续战斗；而其他国家的工人，正如我们就要谈到的，不仅把德国人的胜利当做自己本身的胜利来庆祝，而且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作出了许多新的努力，使他们在争取劳动解放的竞赛中不致落后。 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政府的迫害、罚款、更经常的是监禁，纷纷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早就不得不作好在狱中度过大半生的精神准备。虽然判刑多半是短期的，从两星期到三个月不等，但是，长期的监禁也决不是罕见的事。例如，为了保护萨尔布吕肯的重要工矿区免受社会民主主义毒素的传染，不久以前给两名鼓动者判处两年半徒刑，罪名都是胆敢进入这个禁地。帝国有伸缩性的法律可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提供许多理由，而在缺少这些理由的地方，法官多半都很乐意牵强附会地援引那种可以用来定罪的条文。 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 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取得的成绩，促使他们也到其他选举中去碰碰运气。这样，他们使工人在帝国的两个较小的邦的议会选举时当选了，他们还进入了相当多的市政府；在萨克森的工厂区，许多城市已由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机构领导。由于在这次选举中的选举权是有限的，也就不用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每争取到一个席位，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它们今后必须重视工人。 但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定期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在这里，也应当跨出俾斯麦“帝国”的疆界，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活动决不仅限于此。到1877年12月31日，用德文出版的为工人政党服务的定期报刊，总共不下75种。其中在德意志帝国出版的有62种（包括15个工会的15种报刊），在瑞士有3种，在奥地利有3种，在匈牙利有1种，在美国有6种；共75种，比用其他各种文字出版的工人报刊加在一起还要多。 色当会战[74]以后，1870年9月，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选民说，战争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1877年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同时还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当德国资产阶级堕落到极其拜占庭式地逢迎“常胜的威廉”，把手足捆起来向俾斯麦投降，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前程的时候，工人阶级却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了镇压他们而想出来的措施，反而使得工人阶级的运动加快和加强了。 二 德国选举在国内的影响是十分大的，然而，它在国外的影响还要巨大得多。首先，这种影响恢复了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一致，这种一致近六年来由于一个不大的但活动非常积极的宗派的狂妄企图而遭到了破坏。 我们那些考察过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读者都会记得，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紧接着就在伟大的工人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造成了公开分裂，后来更造成了瓦解。造成分歧的祸首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不择任何手段，力图在他们只占区区少数的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主要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而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首先在瑞士生了根，以后便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有一个时期的确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在“国际”内部，他们得到了比利时人的某种支持，比利时人也主张放弃政治活动，虽然是出于别的动机。分裂以后，巴枯宁派保持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组织，并且举行代表大会，而在各次大会上，老是那同样的二十来个妄图代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人，以欧洲工人阶级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信条。但是，1874年的德国选举以及德国运动由于它的最积极的活动家有九人参加国会而得到的巨大利益，就已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怀疑的因素。在西班牙，在政治事件的进程中，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消失了，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在瑞士，主张进行政治斗争的并且是同德国人携手一起工作的那一派日益壮大，并且很快就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比例是300∶1。在意大利，作了一次实现“社会革命”的幼稚尝试（1874年在博洛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举动中无论是在智谋方面或勇敢方面，都表现得不好。在此以后，真正的工人分子开始寻求比较合理的斗争方法。在比利时，由于领导者采取放弃政治活动的政策，工人阶级失去了进行实际活动的任何地盘，因而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实际上，当德国人的政治活动使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在那些以放弃政治活动为当前口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对那种没有任何结果的运动厌烦起来；他们的组织被忘却了，他们的报刊一个个地消失了。这种对比不可能不引起这些工人当中的那部分头脑比较清楚的工人的注意。意大利和比利时一样，爆发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和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的反抗，人们开始问自己和别人，为什么他们恰恰要放弃运用那些结果证明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而去迎合愚蠢的教条主义。这就是当德国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从而打消了各种怀疑，克服了一切动摇时的情况。在这种顽强的事实面前，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的。意大利和比利时都赞成进行政治活动。剩下的那些拥护放弃政治活动的意大利人，由于绝望而企图在那不勒斯附近再举行一次起义[75]；三十来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社会革命”，但是警察很快就来照顾他们。他们所争得的，不过是他们本身在意大利的宗派运动完全破产而已。这样，妄图领导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又回复到它原来的萌芽状态，回复到瑞士汝拉山区的二百来人，在那里的僻静的山区避难所里，继续反对世界上其余地方的战无不胜的邪说，而保持他们现在已故的皇帝巴枯宁所建树的真正正统信仰。而去年9月在比利时根特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他们自己召集的）的时候，他们面对着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伟大组织的代表，在会上成了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次大会在坚决拒绝他们可笑的学说和狂妄的要求，并肯定它所拒绝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宗派以后，最后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样经过四年内部斗争以后，欧洲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完全恢复了，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所宣布的政策，已完全被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基础已经重新恢复，欧洲各国工人又可以在这种基础上一起坚决地行动，相互支援，这种支援就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注：本文的英文原文此处脱漏一两行。——编者注］他们禁止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这类国际的联盟。政府就可以不再为此感到不安了。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大大发展，以致于这类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本身还成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的组织而继续存在于强大得多的统一团结的联盟之中，存在于行动和政策的一致之中，这种一致现在鼓舞着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且是欧洲工人阶级本身的极大成就。在不同国家的工人当中，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要求树立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和学理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妄想了，而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它最初是由国际确定的，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因为它是从各地的斗争中、运动的需要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 三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同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史有关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基本事实。但是，必须再谈一点。 西班牙在1868年和1872年间，运动发展得很迅速，当时国际可以夸耀在那里有3万名以上缴纳会费的会员。但是，这一切多半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际情况；多半是国内政局不稳定所引起的一时情绪激昂的结果，而不是觉悟真正提高的结果。西班牙国际在卷入1873年联邦共和起义以后，就同起义一起被绞杀了。有一个时期，它以秘密团体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个团体的核心无疑一直保存到今天。然而，既然这个团体除了派过三个代表出席根特代表大会以外，从来没有显示出丝毫生机，我们也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这三个代表所能代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程度，就跟从前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代表英国人民[76]差不多。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当某种政治上的震荡使西班牙的工人可能重新起积极作用的时候，新的斗争马上就会开始，但不是由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而是由有觉悟、有毅力的工人的不大的组织来进行。这些工人在1872年依然忠于国际[77]，现在正在等待时机，而没有去搞密谋。 在葡萄牙，运动始终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传染，并且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在合理的基础上发展。葡萄牙工人有数量很多的国际支部和工会。他们在1877年1月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代表大会，并且开始出版一个出色的周报“抗议报”[78]。但是，他们也受到针对他们而制定的那些限制出版自由、结社和公开集会权利的法律的束缚。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斗争，并且现在正在波尔图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将使他们能够向世界表明，葡萄牙的工人阶级正在对伟大的全世界争取劳动解放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意大利工人的活动也大大受到资产阶级立法的限制。借口镇压盗匪活动和分布广泛的秘密盗匪组织而制定的一系列特别法律，赋予政府以极大的、无限制的权力，无限制地用来对付工人协会；工人协会中杰出的成员同匪徒一样地受到警察的监视，不经审判、侦讯就被放逐。然而，运动在向前发展，它具有生命力的最好标志，就是它的重心从罗曼尼亚一些受人景仰的但死气沉沉的城市转移到北方生气勃勃的工业城市和工厂城市，这个转变保证了真正的工人分子取得对一小撮混入运动的、过去掌握着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优势。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经常被政府查封和解散，但又以新的名称出现。无产阶级的出版物虽然其中许多报刊因出版者受到迫害、罚款和判刑而办不长久，但在每次失败后又重新恢复起来，而且尽管有种种障碍，还是有一些报纸办得比较久。其中有几个刊物，多半是短期出版的，还在信奉“无政府主义”学说，但是这个派别放弃了任何领导运动的妄图，并且同马志尼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逐渐地消失了。而这两个集团失去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真正的和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所赢得的每一寸土地。 在比利时，工人阶级活动的重心也转移了，因而活动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75年以前，这个重心是在国内讲法语的地区，其中包括一半讲法语、一半讲佛来米语的布鲁塞尔。在这段期间，运动受到蒲鲁东学说的强烈影响，这种学说也规定不干预政治，特别是不参加选举。因此，只举行了一些通常被军队的血腥干预镇压下去的罢工，以及经常重复老一套的空话的群众大会。工人对此感到厌烦，于是整个运动就渐渐停息了。但是，从1875年起，国内佛来米语地区的工厂城市参加了斗争，它们以较大的热情，并像后来很快就证明的那样，以新的精神进行斗争。在比利时，没有限制妇女或儿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因而根特及其郊区的工厂选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迫像奴隶一样每天在纱厂劳动15小时以上。蒲鲁东主义空论家认为这类小事情不值得忙于虚无缥缈的革命主义的人去注意，他们的反抗没有成功，并且逐渐被克服了。在法律上保护工厂童工的要求，成了比利时工人阶级纲领中的一项，而同时，一向把政治活动当做禁忌的那种魔法咒语也不灵了。事情由于德国人的例子而告完成，现在比利时的工人，同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工人一样，正在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并同它们相对立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目的，是通过当前条件所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动来求得工人的解放。 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工人，即讲德语的那部分，几年前联合成为“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到1876年年底拥有5000多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除它以外，还有另一个组织，即格留特利联盟，它最初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为了向工农传播激进主义而建立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到这个分布很广的联合会，最后控制了它。1877年，这两个团体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几乎等于合并，目的是组织瑞士工人政党；它们采取了十分有力的行动，使新的瑞士工厂法在全民投票中通过了，在所有现行的工厂法中，这个工厂法对工人最为有利。现在它们组织了警惕的监督，以保证这个工厂法很好地执行，而不管厂主有多么强烈的不满。“无政府主义者”抱着超革命观点，当然疯狂地反对这全部活动，说这是真正背叛了他们所谓的“革命”。但是，既然他们充其量不过二百来人，而且在这里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所以，他们出来反对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瑞士工人党的纲领同德国的几乎是一致的，甚至是过分地一致，把后者的某些不完备的和糊涂的论点也包括进去了。但是，如果在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正确的，纲领的措词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丹麦工人约在1870年参加斗争，起初很快就取得了成就。他们同小自耕农的政党结成同盟，在小自耕农中间顺利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取得的政治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以这个农民政党为核心的“联合左派”在议会中保持了好几年的多数。但是，运动的这种迅速发展，多半是表面现象，而没有实在的基础。有一天，竟发现两个领袖把向工人募集的党的经费私自花光以后失踪了。这件事出丑到了极点，使丹麦的运动至今还没有消除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绪。但是，不管怎样，虽然丹麦工人政党现在的行动比过去审慎，然而，有一切理由认为，它所失去的那种短暂的和虚假的对群众的控制，定会逐步被更实际的和更持久的影响所代替。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政治自由，只要涉及出版、集会和结社时，在这里也就降到了同伪宪制的君主制相适应的最低水平。法典具有空前的伸缩性，因此，甚至在胆怯地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设法给人定罪。然而运动在这里也和各地一样，正在不可遏制地发展。基本的中心是波希米亚的工厂区、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工人的报纸用德文、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出版。继匈牙利之后，运动也在塞尔维亚展开，战前这里有一家塞尔维亚文的周报[79]；但是战争刚一爆发，该报就干脆被封闭了。 可见，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复了，而同时，在各国工人之间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经常的和定期的联系正在建立起来。1864年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人们，在先是反对外部敌人、后来又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年代里，一直高举着它的旗帜，直到在较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性而不是由于内部纷争，造成了分裂和表面上的退却为止。现在这些人可以骄傲地高呼：“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完全达到了自己的伟大目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其压迫者而斗争！” 四 我们的读者一定已经发觉，前三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欧洲最重要国家之一的法国。现在来谈谈是什么原因。在以前谈到过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活动（虽然它实质上是政治活动），同总的政治，即所谓官方政治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国家中的政治力量。它只是可望成为政治力量。如果说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国家的正式政党——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或激进派不得不重视它，这只是因为从它的迅速发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政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得相当的强大，足以使人感觉到它的影响。但是，法国的情况不同。得到外省大城市工人支持的巴黎工人，自大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国家中的一种力量。几乎九十年来，他们都是进步的战斗大军。在法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危机中，他们都走上街头，用一切可以武装的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筑起街垒，投入战斗。他们的胜利或失败决定了法国以后多年的命运。从1789年到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是由巴黎工人的斗争决定的；正是他们在1848年赢得了共和国，而同时他们却误以为这个共和国就意味着劳动解放，在当年的六月失败中，他们得到了严酷的教训；他们在街垒中反抗路易－拿破仑1851年的coupd’état〔政变〕，结果再次失败；1870年9月，他们铲除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连碰也不敢碰的没落帝国。1871年3月，梯也尔企图夺去他们用来保卫巴黎免受外国进犯的武器，使得他们被迫进行巴黎公社革命和长期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他们遭到血腥的镇压。 可见，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将近一百年来，不仅在本国历史上的每次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还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锋，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过那种比较闭关自守的生活，而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工人目前实际上还是在这种生活范围内活动。像法国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同它过去的历史有联系的，而且是由这种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它的历史，同它得到公认的决定性战斗力量一样，是同国家总的政治发展分不开的。因此，不考察法国整个的政治，我们便无法评述法国工人阶级的活动。 不论法国工人阶级进行它本身的斗争也罢，进行自由派的、激进派的或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罢，——在它每遭受一次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而又长久。譬如，在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的失败以后，接着就是波拿巴帝国的18年统治，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必然的结果是：当1870年9月革命到来的时候，除了推举那些在帝国时期曾是议会中的正式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以外，工人推举不出任何别的人来，而这些人当然把工人和国家出卖了。在公社被镇压之后，许多年内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的工人阶级所直接关心的，仅仅是使这种长期的反动统治不再出现，而同时也就不必再去进行下面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争取本身的直接解放，而仅仅是为了争取那种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去准备进行彻底解放斗争的制度。目前法国有四大政治党派：三个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各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和一个共和派。不管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登上王位，他无论如何也只能得到人民中间区区少数的支持，因而就只能依靠武力了。因此，任何君主制的复辟必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而这正是工人阶级应当力求避免的。另一方面，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少使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以便创办工人报刊，在集会上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保存了共和国，工人阶级就不必在将来专门为了赢得共和国而再进行斗争了。 因此，下面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法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本能的政治觉悟：当去年5月16日所有这三个保皇派集团联合起来进行大阴谋，向共和国宣战的时候，工人们万众一心，立即宣布支持共和国是他们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毫无疑问，他们在这里是跟着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激进派走的。但是，既没有报刊和集会，又没有俱乐部和政治同盟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去充当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又能怎样呢？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独立，工人阶级如果不去支持那有义务保证全体人民因而也保证工人得到建立独立组织的自由的唯一政党，它又能做什么呢？有些人硬说，在上次选举中，工人本来应当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即使在工人有希望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哪里又有在他们本阶级内相当闻名、能够得到必要支持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呢？公社失败以后，政府特别操心的，是把每个即使因进行个人鼓动而在巴黎他的本区内闻名的工人都当做起义的参加者而加以逮捕。这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共和派在上次十一月的选举中的胜利是重大的。而在随后举行的省、市镇选举和补选中取得了更加重大的胜利。保皇派的阴谋本来也许会破坏这一切；但是，军队十分明确的立场使阴谋家不能有所作为。这不仅因为在军官中，特别在下级军官中有许多共和派，而且还因为士兵群众拒绝反对共和国，后一种情况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改组军队的第一个结果——改组军队废除了雇人顶替的做法，而把军队变成了各个阶级的年轻人的真正代表[80]。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用武力镇压阴谋，因为它已经自行破产了。而这一点也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工人阶级在1871年的血腥屠杀以后还过于虚弱，并且在没有完全恢复自己的力量以前，丝毫也不愿再次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中，滥用自己的主要财富，滥用自己的战斗力，或者卷入一系列的激烈冲突之中。 但是共和派的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次胜利表明，1870年以来，农村居民前进了一大步。巴黎工人阶级以前所取得的每次胜利，都由于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阶级的反动精神而很快就化为乌有。本世纪初以来，法国农民是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巴黎工人1848年2月建立的第二共和国，被当年12月农民投给路易－拿破仑的600万张选票废除了。但是，1870年的普鲁士入侵，动摇了农民对帝国的信念，而上次的十一月选举表明，农村居民群众成为拥护共和主义的了。这一转变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说明，从此以后，任何君主复辟在法国都是毫无希望的。它还说明，城市工人同农村农民的联盟正在接近。大革命造成的小自耕农，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土地已经抵押给高利贷者；他们的收成要拿去付利息和诉讼费；公证人、辩护士、法警、拍卖官吏是经常出现在他们门口的威胁。他们的处境和工人的处境一样地坏，生活几乎是同样地没有保障。如果说，这些农民现在正在离开波拿巴主义而转向共和国，那他们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把改善境况的希望寄托于路易－拿破仑经常向他们许诺但从不付诸实现的帝国奇迹上面了。梯也尔对“农民皇帝”具有的神秘拯救力的信念，被第二帝国粗暴地破坏了。魔法已经失灵。法国农民终于有了充分的觉悟，要去寻找长期贫困的真正原因和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了。而既然他们已开始思考，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同那个丝毫不希望农民处在目前这种悲惨境地的唯一阶级，即同城市工人阶级结成联盟。 可见，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在这种基础上，他们还可以同以前敌视他们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将来的胜利由以前那种巴黎对法国的暂时胜利，变为巴黎和外省大城市的工人所领导的法国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最后胜利。 五 剩下要考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俄国。不能说俄国有过什么值得提起的工人运动。但是，俄国所处的内外条件非常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实行了农奴解放，使极大多数俄国人民由束缚在土地上的、必须为他们的地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农奴，变成了自由的自耕农。这一转变显然早就是必要的，而它的实行却无论是对从前的地主或从前的农奴都没有好处。农民公社得到了份地，这些份地今后应当归公社所有，而地主则因为把土地让给农民，部分地也因放弃在此以前属于他们的占有农民劳动的权利而应该得到赎金。由于农民显然找不到钱来付给地主，于是国家就来干预这件事情。一部分赎金的抵偿办法是把农民在此以前独自耕种的土地转交一部分给地主；其余部分的赎金则以政府的债券支付，债券先由国家垫付，而农民则应当每年一次地分期连利偿还。大多数地主都把这些债券卖光以后把钱花完了；这样一来，地主现在不仅比过去穷，而且还找不到雇工来耕种他们的领地，因为农民的确不肯去为他们工作而让自己的田地荒芜。至于说到农民，他们的份地不仅数量比从前少了，而且往往少到在俄国的条件下不足以养家活口的地步。这些份地多半是领地中最坏的土地，是沼泽地或其他不适于耕种的土地，而过去属于农民的和由于他们的劳动而改良了的好地，却转归了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处境也比以前大大恶化了；但是除此以外，他们每年还必须向政府支付国家贷给他们作赎金的债款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另外，向他们征收的赋税也在年年增加。其次，在解放以前，农民拥有公社对地主土地的某些权利：放牧自己的牲畜的权利，砍伐林木用于建筑和其他目的的权利等等。新的办法蓄意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利；如果他们想重新享有这些权利，就得再同他们从前的地主讲讲价钱。 因此，当改革使得大多数地主比以前更加负债累累的时候，农民也被弄到既不能死又不能活的地步。欧洲自由派的报刊所极力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令，只不过是为将来的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政府也尽了一切可能来加速这个革命。贪污之风渗透到官场各方面，并使任何可以设想的善良意图都失去作用，这种传统的贪污风气像往常一样可恶地保存了下来。而当土耳其战争爆发的时候，贪污之风在每个公共机关简直是盛极一时。在克里木战争快结束时就已混乱不堪的帝国财政，这时处于愈来愈悲惨的境地。借款一笔又一笔地签订，结果，除了签订新的借款以外，就没有别的钱来支付旧债的利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几年，旧的皇帝专制制度稍微缓和了一些；出版得到了较多的自由，建立了陪审法庭，而由贵族、城市资产者和农民按照规定选出的代议机关，准许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地方和省的管理。甚至对波兰人也开始在政治上轻佻地献媚。但是，舆论对政府的善良意愿估计错了。报刊变得太直率。陪审员也开始真正替那些政府甚至想不用任何罪证就加以判罪的政治犯辩护。地方和省的会议［注：即县和省的地方自治会议。——编者注］一致声称：政府用它的解放法令破坏了农村，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人们甚至传说要召开国民议会，认为这是结束几乎不堪忍受的混乱状态的唯一方法。此外，波兰人再也不愿让人用诺言来款待他们，他们举行了规模十分巨大的起义[81]，以致于只有拿出帝国的一切力量和俄国军官的全部凶残，才能把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于是政府又向后转了。残酷的镇压重新提上日程。报刊的嘴被堵住；政治犯被转交给为此目的而挑选出来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地方和省的会议不再理睬。但是已经晚了。由于一度表现出恐惧的样子，政府丧失了威信。对它的巩固和它有能力彻底摧毁国内任何反抗的信心已经消失。未来舆论的萌芽已经出现。现在已经不可能使这些力量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听从政府指使了。讨论社会问题，虽然是私下地讨论，但已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成为习惯。况且，政府尽管力图回到尼古拉统治时期的肆无忌惮的专制制度，但在欧洲面前，毕竟还是企图表面上保持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自由主义。结果是一连串的动摇和犹豫：今天作出让步，明天又收回，然后又循环反复，半准许，半收回——政策时时在变化，结果每个人都看清了这个政府的内部软弱，看清了它缺乏远见和意志，而政府如果没有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办法，那它就一文不值了。人们早已知道，政府做不出什么好事，人们只是由于害怕才服从它；政府现在表明，它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它至少也像人民害怕它一样地害怕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府，人们一天天地愈来愈瞧不起，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对俄国政府来说，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摆在任何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人民反抗的政府面前的道路——那就是对外战争。于是决定发动对外战争，他们向欧洲说，这次打仗是要把基督徒从土耳其人长期横行霸道之下拯救出来，而对俄国人民则说，进行战争为的是使同族的斯拉夫兄弟挣脱土耳其的羁绊，回到神圣俄罗斯帝国的怀抱。 经过好多个月的不光彩的失败以后，现在才把土耳其的抵抗同样不光彩地镇压下去，——这部分地是靠背叛，部分地是靠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而使这次战争结束了。但是，俄国人夺得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土地，这本身不过是全欧战争的序幕。或者是在即将召开的欧洲会议（如果这次会议真的召开）上，俄国不得不从现在夺得的地盘上大大退却，以致巨大的牺牲和微不足道的成果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一定会使人民的不满发展成极其猛烈的革命爆发；或者是俄国要在欧战中保卫它新夺得的地盘。一个力量已经消耗一半以上的国家，如果不向人民作重大的让步，它的政府是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不管这种战争的最终结局如何。而在上述形势之下，这样的让步就意味着革命的开始。俄国政府即使能够使这个革命推迟一两年爆发，也无力避免这个革命。但是，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庞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军事强国的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鲁士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普鲁士一直受俄国庇护并且只是依靠俄国而存在的。它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现在的俄国政府在它们中间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它还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 弗·恩格斯写于1878年2月中—3月中 载于1878年3月3、10、17、24和31日“劳动旗帜”（纽约）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 注释： [72]本文是恩格斯为美国周刊“劳动旗帜”（《TheLaborStandard》）写的。“劳动旗帜”是流亡美国的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麦克唐奈于1876—1900年出版的。1931年，本文用德文在“社会”杂志（《DieGe-sellschaft》Jahrg．8，Bd．Ⅱ）发表，用俄文在“阶级斗争”杂志第6—7期上发表。——第135页。 [73]指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活动。——第137页。 [74]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最大战役之一，这次战役是在1870年9月1—2日进行的，以德军胜利和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军投降而告结束。法军在色当附近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第139页。 [75]指无政府主义者1877年占领意大利贝内万托省的小城列亭诺的那次发动；这次发动很快被警察镇压下去了。——第142页。 [76]讽刺话，是根据这样一个传说：有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向下院提出控诉书，头一句话是：“我们，英国的人民。”——第145页。 [77]指新马德里联合会，它是因“解放报”（《LaEmancipacion》）揭露了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解放报”编辑委员于1872年7月8日组成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组织工作和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立西班牙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曾为它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第145页。 [78]“抗议报”（《OProtesto》）是葡萄牙社会主义周报，从1875年起开始在里斯本出版。——第146页。 [79]指1875年10月起在斯梅德雷伏（塞尔维亚）出版的民主派报纸“民意报”。——第149页。 [80]根据1872年的法律，法国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第153页。 [81]指1863—1864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第157页。
威廉·沃尔弗（恩格斯，1876年6—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威廉·沃尔弗[33]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大约是1846年4月底的事情。当时马克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的一个郊区，我们正好一起在写一本书[34]，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位德国来的先生想同我们谈话。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但很健壮的人；他的面容说明他既善良而又沉着坚定；一付德国东部农民的样子，穿着一身德国东部小城市市民的衣服。这就是威廉·沃尔弗。他由于违反出版法而被追缉，幸而没有关进普鲁士的监狱。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交结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学校里受到良好培养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强烈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刻，经过多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对敌、对友、对己都同样严格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 一 威廉·沃尔弗于1809年6月21日诞生在西里西亚弗兰肯施坦附近的塔尔瑙。他的父亲是一个世袭依附农民，同时兼营一家“法院科尔奇马”（即小饭店，波兰语叫做科尔奇马——karczma，乡村法院在这里进行审判），即使这样，他还得和妻子儿女一起为老爷服徭役。所以，威廉从小就不仅知道东普鲁士农奴的悲苦命运，而且还有切身的体验。然而，他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威廉谈起他的母亲来，总是特别亲切，他的母亲受过比周围的人更高的教育。她激发和培养了威廉对封建主老爷无耻剥削和虐待农民的愤恨。这种愤恨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汹涌澎湃地激荡，这在接触到他终于能把这种愤恨公开表现出来的那一段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农民孩子很快就显露出他的才能和好学的精神。得把他送进中学去念书才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多少障碍啊！经济上的困难就不用说了，还有老爷及其管事的阻拦，然而没有他们又是什么也办不了的。固然，世袭依附关系于1810年就在口头上废除了，可是封建的苛捐杂税、徭役、领主裁判所和领地上的警察权仍然照旧保留下来，而世袭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同这些一起继续存在。老爷和他的管事们宁肯把农民的孩子培养成猪倌，也不愿让他们成为大学生。但是，一切障碍都克服了。沃尔弗进了施魏德尼茨的中学，后来又进了布勒斯劳的大学。在这两个学校的时候，他都不得不靠做私人教师来谋取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费。在大学的时候，他特别喜爱古典语文课，但他决不是旧学派的那种读死书的语文学者。他对希腊和罗马的伟大诗人和散文作家有透彻的了解，他们的作品成了他终生喜爱的读物。 当联邦议会[35]和奥地利、普鲁士的政府重新恢复在二十年代曾经沉寂下去的对蛊惑者[36]的迫害时，沃尔弗快要大学毕业了。由于参加大学生协会，他在1834年被捕；有好多年，他从一个监狱被提到另一个监狱受审，最后判了罪。为什么判罪呢？我认为他任何时候都不认为值得谈这一点。不管怎样，他被关进了季尔别尔堡要塞。在那里，他遇见了难友们，其中有弗里茨·罗伊特。——沃尔弗在逝世前几个月曾读到罗伊特的“狱中生活”一书。当他知道作者就是自己的老难友时，立即通过出版社[37]给他写了一封信。罗伊特立即回了一封很亲切的长信。这封信现在摆在我面前，它证明，至少在1864年1月12日，这位老蛊惑者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恭顺的表示悔过的罪人。 他写道：“我关在这里已经整整30年了，我的头发已经变白，然而我还是期待着终究会强有力地表现出人民意志的真正的革命，但是有什么用呢？……要是普鲁士人民至少能够拒绝纳税，那就好了，因为这是摆脱俾斯麦这伙人和气死老国王的唯一办法。” 在季尔别尔堡，沃尔弗同囚禁在要塞的蛊惑者们一起经受了无数的患难，也分享了小小的欢乐，这些在弗里茨·罗伊特的这本书中有非常生动和十分幽默的描写。在潮湿的囚室和严厉的寒冬中差可慰借的是，看守古老的拷问室的是所谓卫戍部队的一些年老的残废人，这些人并不那么严厉，看到烧酒或者几文酒钱常常就不能自持。1839年，沃尔弗终于因健康十分恶化而得到赦免。 他到了布勒斯劳，打算在那里靠教书维持生活。可是他作这种打算并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而主人就是普鲁士政府。他的大学学业由于被捕而中断了，因此，他没有学完规定的三年课程，更没有参加考试。而在普鲁士中国，只有按照规定学完全部课程的人，才能加入学者公会。其他任何人，哪怕就像沃尔弗那样在古典语文学方面精通业务的人，也只能被拒于公会之外，并被剥夺正式运用自己知识的权利。唯一的希望就是做私人教师来维持生活。但是这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当沃尔弗去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要是普鲁士没有波兰人，这位蛊惑者就只好饿死，或者重返故乡去服徭役了。一个波兹南地主留他做家庭教师；他在这个地主家里度过了几年，每提起这几年，他总是感到特别满意。 回到布勒斯劳以后，经过长期的磨难，他终于得到极可尊敬的王国政府的许可做私人教师，现在，他至少可以维持俭朴的生活了。这位朴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同时，他又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参加反对现存压迫的斗争。他不得不只限于公布官吏、庄园主和厂主们横行霸道的一些事实，可是，就是这样做，也常常遇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在当时刚刚建立的处理书报检查案件的高等法庭里，再也没有比布勒斯劳的教师沃尔弗更顽固、更经常光临的主顾了。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愚弄书报检查机关。在多数书报检查官都很愚蠢的情况下，这样做对于稍微知道一点书报检查官的弱点的人，是并不那么困难的。例如，他在西里西亚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首流行的悔罪者的“歌词”，使得笃信宗教的人极为难堪。这首歌词是他在当时有些地方还在使用的旧赞美诗集中发现的，歌词如下： “我的确是一头畜生， 我真是一个卑贱的罪人。 我全身浸透了罪过， 就像浸透大葱味的俄国人。 主耶稣呀，请您抓住我这狗的耳朵， 扔给我一根仁慈的骨头， 把我这有罪的蠢驴 扔到您那仁慈的天国。” 这首歌像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德国，使得不信神的人捧腹大笑，“虔诚的人”［注：即虔诚主义者。——编者注］恼怒异常。书报检查官受到严厉的申斥，而政府从此又警惕地注意私人教师沃尔弗，注意这个在要塞里监禁了五年也没有制服的不安分的狂妄分子。 要想再次找寻对他起诉的借口，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因为旧普鲁士的法律就像精心安排的一套陷坑、陷阱、圈套和罗网，布满全国，这些东西，连忠顺的臣民也并不总是能够逃避，而不忠顺的人就更容易掉进去了。 1845年底或1846年初，给沃尔弗加上了违反出版法的罪名，但违法的情节十分轻微，所以现在我们谁也想不起这件案子的确切情况[38]。然而迫害十分严重，以致对普鲁士的监狱和要塞感到厌倦的沃尔弗，躲避了被捕的危险而前往梅克伦堡［注：根据维尔穆特—施梯伯的著作（“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第2册第141页）[39]，沃尔弗于1846年因“违犯出版法”，被布勒斯劳高等地方法庭判处在要塞中监禁三个月。（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注）］。他在梅克伦堡的朋友那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并且一直住到在汉堡安排好可以顺利前往伦敦为止。在伦敦，他第一次加入了社会团体，即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他在那里没住多久，很快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到了布鲁塞尔。 二 在布鲁塞尔，他很快就在那里办的一个通讯社找到了工作，这个通讯社是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把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消息加以编辑后供给德国各报纸的。当“德意志—布鲁塞尔报”[40]由我们党掌握的时候，沃尔弗也给这个报写稿。在我们当时创办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41]里，沃尔弗很快就成了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做时事评论。这些评论每次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对德国的统治者和臣民的渺小和卑鄙，进行了特别强烈的抨击。这些政治评论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题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发表这种评论，而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 二月革命爆发了，立刻在布鲁塞尔引起反响。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市民自卫团和宪兵队占据的市政厅前面的大集市广场上。广场四周的许多啤酒店和烧酒店挤满了人。人们高喊：《VivelaRepublique！》〔“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政府表面上十分平静，然而它却在外省征集预备兵和休假人员。它私下通知比利时最著名的共和派若特兰先生：如果人民要国王退位，国王准备退位，若特兰要是愿意，可以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后来，若特兰果真听到列奥波特国王说，他自己在心里就是一个共和派，如果比利时想成为共和国，他是永远也不会加以阻拦的。他只是希望一切都能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流血；此外，他还希望领到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这个消息秘密地迅速传开，使人们安静了下来，连起义也不打算举行了。可是，当后备队刚一调集起来，大部分军队刚一集结在布鲁塞尔周围（一个小国只要三四天就行了），国王退位的传说立即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宪兵队拔出马刀，突然冲向聚集在集市广场上的人群，而且还乱捕人。正在安安静静地走回家去的沃尔弗，也是最先遭到毒打和逮捕的一个。他被拖进市政厅，在那里又遭到狂怒和醉熏熏的市民近卫队的殴打。在被捕几天以后，他被押送出境，来到法国。 他在巴黎没有住多久。柏林的三月革命、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筹备，促使他首先前往西里西亚，争取激进派分子在竞选中获胜。他想在我们一开始办报纸的时候，无论是在科伦办还是在柏林办，就从西里西亚到我们这里来。由于他受到普遍的爱戴，还由于他的演说通俗而有力，因此，特别是在乡村选区，他使得那些没有他就毫无成功希望的激进派候选人当选了。 这时候，“新莱茵报”从6月1日起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主编。不久，沃尔弗也来科伦担任编辑部里的职务。他那孜孜不倦的勤恳态度，他那一贯的过分认真的负责态度对他颇为不利，因为编辑部里尽是些年轻人，他们往往因此多给自己腾出个把钟头的空闲时间，相信“鲁普斯［注：鲁普斯——是对威·沃尔弗的戏称（Wolf——狼，拉丁语——lupus）。——编者注］一定会设法使报纸出版的”。在这方面我也不是没有过错。因此，在报纸出版初期，沃尔弗多半忙于日常工作而很少写指导性论文。然而，他很快就找到办法，把这项工作也变成了独立的活动。在标题为“国内新闻”的时事纪要栏里，他收集了德意志各小邦的消息，并以无可比拟的幽默描绘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那种闭塞、不开化的狭隘和庸俗。同时，他每星期都到民主协会[42]去做时事评论，因而在这里，也很快就成了最受人爱戴和最有影响的演讲人之一。 资产阶级在巴黎六月战斗之后愈来愈愚蠢胆怯，使反动派得以重新聚集力量。在维也纳、柏林和慕尼黑等地的宫廷权奸同高贵的帝国摄政王［注：约翰大公。——编者注］狼狈为奸，幕后则是俄国外交在拉线，指挥这班傀儡们跳动。于是在1848年9月，这些老爷们行动的时刻到了。在俄国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下（这些压力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关怀），第一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的结果是在马尔摩签订了一个可耻的停战协定[43]。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卑躬屈膝到如此地步，竟批准了这个协定，从而公开地、毫不含糊地背弃了革命。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就是对这一点的回答；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柏林发生了制宪协商议会[44]同国王之间的冲突。8月9日，这个会议在极其温和的、甚至是怯懦的决议中，请求政府采取某种措施，使反动军官的无耻行为不再表现得那样公开和蛮横。9月，制宪协商议会要求执行这个决议，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任命以一个将军为首的公开反动的普富尔内阁（9月19日），而臭名远扬的弗兰格尔则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军队总司令。这是两个极明显的暗示：柏林的协商派要不悔罪，就只有等着解散了。群众普遍愤激起来。科伦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并派定了安全委员会。政府决定在科伦进行第一次打击。因此，在9月25日的早晨，许多民主党人被捕，其中有现任科伦市长，即当时人人皆知的“红色贝克尔”。群情更加激愤。下午又在原来的集市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大会由沃尔弗主持，周围站着市民自卫团，他们并不敌视民主运动，而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市民自卫团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人民。突然，人们冲进市场，喊着：“普鲁士人来了！”当时约瑟夫·莫尔——他也是早晨被捕的，但人民把他救了出来——正好在发表演说，他喊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见了普鲁士人就四散逃跑吗？”人们回答说：“不！不！”——“那我们就必须筑起街垒！”于是大家立即动手。科伦街垒事件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整个运动是一场虚惊引起的，没有遇到抵抗，没有武装（市民自卫团很谨慎小心地各自回家了），一点也没有流血，什么也没有发生就结束了。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科伦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解除武装，“新莱茵报”停刊，编辑们被迫出境。 三 科伦的戒严没有继续多久，10月4日就告解除。11日，“新莱茵报”又出版了。沃尔弗来到普法尔茨的杜尔克海姆，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他。同编辑部其他一些人一样，他也是因为谋叛等等的案件而被追缉。可是我们的沃尔弗在普法尔茨呆了不久就忍不住了，在葡萄收完以后，又突然来到下制帽坊衔17号的编辑部。他就近找了一个住处，不用上街，穿过院子就可以到编辑部。但是，这种坐牢式的生活，他很快就厌倦了。几乎每天晚上，天一黑他就穿上长大衣、戴上长沿帽，借口买烟出去了。他以为别人认不出他，虽然他那很特别的矮壮身材和坚定的步子很引人注目。但是不管怎样，谁也没有出卖他。他这样地度过了几个月，而这时候，对我们所有其余的人的追缉，都一一取消了。最后，在1849年3月1日，有人通知我们说，一切危险都已过去，于是沃尔弗去找侦查员，侦查员也说，整个案件是根据警察局的夸大的报告提出的，已经完全取消了。 这时候，柏林议会在12月初被解散了，开始了曼托伊费尔反动时期。新政府的最初措施之一，是使东普鲁士的封建主对他们占有农民无偿劳动的这种有争议的权利感到放心。三月事件以后，东普鲁士农民到处停止服徭役，有些地区，甚至迫使老爷立下字据，放弃占有这种劳动的权利。所以，只要把这种实际情况用法律肯定下来，长期受盘剥的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会成为自由人了。然而，自从1789年8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赋役以来，已经过了整整59年，而柏林议会仍然不敢采取同类步骤。赎免徭役的条件是松了一些。可是，规定无偿废除的只是一些最无耻、最令人愤懑的封建权利。而在这个法案没有最后通过之前，议会就被解散了，曼托伊费尔先生声称，政府不接受这样的法案作为法律。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徭役农民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必须影响他们，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处境。而沃尔弗则是做这一工作的最适合的人。这不仅因为按出身来说，他是农奴的儿子，幼年服过徭役；也不仅因为他保持着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培养起来的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憎恨；而且因为没有谁像他那样清楚地了解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细节，特别是在西里西亚这样一个有一整套不同的封建奴役形式的地区［注：在1886年版中接下去是：“沃尔弗就这样开始了反封建主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中达到了顶峰，下面我还要来谈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正是这个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没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处处都不去保卫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他们背后带有威胁性地兴起了。巴黎工人在2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愿，尤其是他们在1848年6月的四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资产者看来，甚至早已在瑞士取得了法律效力的普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命。像往常一样怯懦的德国资产者为了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私人的利益，拯救自己的资本，而牺牲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最好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而不要让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获得胜利，不要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方式赢得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使得反动势力全线胜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惊慌叫声。 所以，在资产阶级放弃战场的地方，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莱茵报’上同封建制度展开了斗争。但是他进行斗争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没有，他是以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资产阶级见了这些充满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们和政府一样地感到惊慌。” 这一章的结尾以及从第四章到第九章的“5月19日，‘新莱茵报’……被封闭了。”这句话（见本卷第99页）为止的各章节（除第四章的两句结束语以外，见本卷第78页），在1886年版中被删去。——编者注］。 沃尔弗在1848年12月19日的报上写了一篇评论上述内阁声明的文章，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12月29日又登了第二篇更激烈的文章，抨击钦定的“西里西亚地主和农民关系临时调节法令”。 沃尔弗说，这个法令 “是号召邦君、贵族、伯爵、男爵等老爷们在法律的掩护下赶紧对农村居民进行‘临时的’抢劫和掠夺，以便在这种油水多的年头之后，可以较容易地度过清苦的年头。在3月以前，西里西亚是庄园主老爷们的乐土。1821年颁布的徭役赎免法，把封建容克们安排得如此地舒适，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赎免的规定和实行，无论何时何地都对享有特权的人有利而使农村居民破产，因而西里西亚的容克们从农民手里得到了至少8000万的现金、耕地和地租。而赎金的支付是没有止境的。由此产生了对可恶的1848年革命的愤恨。农民拒绝继续像驯服的牛马一样给自己的老爷当家奴，拒绝继续支付这种不堪忍受的代役租、利息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因此，地主的钱柜变得可怕地空虚”。 柏林议会担负起了调整这些关系的工作。 “拖延是危险的。这一点波茨坦的权奸懂得，他们也善于不惜用农民的血汗来填满自己的腰包。什么议会不议会，去它的吧！我们觉得怎样有利，就怎样修改法律！——结果正是这样。在‘国家通报’上出现了一道有关西里西亚的法令，这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布满陷坑等等的圈套，农村居民只要一陷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 接着，沃尔弗指出，这个法令实质上是恢复了3月以前的状况，并且在最后这样写道： “但是，这难道会有帮助吗？老爷们需要的是钱。冬天快到了，他们就要举行冬季舞会、化装舞会，还有那令人神往的赌博等等。娱乐用的钱过去一向是由农民提供的，今后还要由农民来提供。容克们想至少再组织一次愉快的狂欢节，并且尽可能地利用专制制度十一月的胜利。他们带着一种挑衅的心情赶紧跳舞作乐，是做得对的，因为贵族们的极美好的纵情狂饮，可能很快就被可怕的加里西亚场面[45]所打断。” 1月20日刊登了沃尔弗针对同一目的而写的一篇新文章。反动派强迫在科尔贝克附近的涅辛的一个村长克伦格耳同一些短工一起联名询问国王陛下是否真的打算分配土地，并把土地分给无地的人。 沃尔弗说：“涅辛的短工们听到这种打算，吓得要命，连觉也睡不着，这是可想而知的。怎么，国王想分配土地吗？我们这些短工耕种我们老爷的土地那样兴高采烈，每天挣得5个银格罗申，而现在却要不再当短工，而去耕种归自己所有的土地吗？我们的老爷有八九十处领地，总共只有几十万摩尔根的土地，他们难道还要给我们几摩尔根的土地吗？不，我们的短工们一想到这种可怕的灾难，就全身发抖。只要他们还没有确信，实际上没有谁使他们遭受这种暗无天日的灾难，那些威胁着他们的几摩尔根的土地离他们还远得很，仍然为老爷所有，他们是片刻也不能安心的。” 四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初次交锋。1849年年初，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原先产生的提案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赞同。这个提案要求索回政府在1825年赠给流亡回国的贵族作为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失去的田产的补偿的那10亿法郎，并把这笔钱用来为劳动群众谋福利。3月16日，“新莱茵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论，第二天沃尔弗就写了“普鲁士的十亿”一文。 “骑士施纳普汉斯基［注：绰号“施纳普汉斯基”〔《Schnapphanski》〕是来自《Schnapphahn》一词，即“强盗”，“贪脏者”，“骗子”。——编者注］〈利希诺夫斯基〉［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是死了。但在我国，强盗还多得很。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的容克同普鲁士的其他容克联合了起来。他们穿上了德行高尚的资产者的圣衣，自称为‘各阶级居民财产保护联盟’——当然，是指封建主的财产……他们的打算无非是，除了别的省以外，还要从莱茵省掠夺约2000万塔勒，来塞进自己的腰包。计划倒不坏。东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冯·塔敦－特利格拉弗，容克冯·阿尔宁和冯·曼托伊费尔同几千个土容克一起用莱茵省的钱来偿付自己的债务，莱茵省的居民得到这些容克赐给的这种荣誉，应当感到特别荣幸。” 的确，有一个冯·毕洛夫－库梅洛夫老爷，当时被人叫做毕洛夫－库梅尔富尔［注：俏皮话：库梅洛夫（《Cummerow》）是姓，库梅尔富尔（《Kummervoll》）是“发愁的”。——编者注］，他想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被上述的容克联盟，即沃尔弗所谓的“容克议会”通过了，并作为请愿书送给政府和议院——这是一个调整普鲁士土地税的计划。一方面，占有土地的农民、特别是西部各省的，抱怨他们缴纳的土地税太重；另一方面，东部各省的大地主贵族根本不缴土地税，虽然1810年10月27日颁布的法令已经规定他们要同所有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缴纳这种税。容克议会找到了一个消除这两种灾祸的办法。我们来听听沃尔弗是怎样说的。 “容克们想‘作出牺牲，以便消除目前普遍的不满’。他们是这样说的。谁会料到他们竟是如此地慷慨呢！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牺牲呢？他们建议用大致的估计硬性确定每块土地的收入，然后在全国规定同这种收入成正比的土地税。这种高尚行为并不怎么高尚，因为他们现在打算做的不过是38年来他们依照法律应该做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往下谈吧。他们要求过去一直在违法逃税的容克和贵族领地占有者……也许是补缴税款吧？——根本不是！由于他们从此开恩纳税，他们就应当得到‘一笔相当的款子作为补偿’，即要求得到相当于今后应纳税款25倍的数额，作为补偿。‘而那些过去一直被不公正地索取了过高的土地税的人所应该做的……不是收回多缴的款子，而相反地是，为了赎取免缴更多税款的权利’，必须一次付清18倍到20倍（根据不同情况）的税款。‘现在，东部各省的农民，而且除此之外，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就要缴纳更重的税了。这样一来，旧普鲁士农民和莱茵省居民现在还要为此付出一大笔钱。而东部各省贵族领地占有者至今却什么也没有缴纳，或者只缴纳了为数很少的土地税……因而，莱茵省居民和农民必须缴纳的钱，就该他们得到了。’” 接着他对1848年各省缴纳的土地税和土地面积做了概述，并由此得出结论： “莱茵省平均每平方英里所缴纳的土地税比普鲁士、波兹南和波美拉尼亚约高4倍，比勃兰登堡高3倍。” 诚然，那里的土壤好一些，但是， “按最低的计算，莱茵省现在要缴纳的土地税比按平均计算它所应该缴纳的，几乎多了100万塔勒。根据容克议会提出的法案，莱茵省居民却因此要受罚，再要缴纳1800—2200万塔勒的现金，装进东部各省容克的腰包！而国家在这里不过是充当银行家而已。这就是土贵族容克老爷们所准备付出的巨大牺牲，这就是他们对财产的保护。每个扒手都是这样保护财产的…… 莱茵省的居民，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同威斯特伐里亚和西里西亚的农民一样，应该同时想一想：他们究竟到哪里去弄到钱来付给容克。现在要拿出1亿塔勒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当法国农民向贵族索取10亿法郎的时候，普鲁士的贵族却向农民索取5亿法郎！ 万岁！柏林三月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对普鲁士容克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要给以更有力的回击。“新莱茵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进攻中得到了这种力量。于是沃尔弗从1849年3月22日起发表了一组文章，题为“西里西亚的十亿”，文中计算了，自从开始赎免徭役以来，光是西里西亚的贵族就从农民那里非法地得到了多少收入，即得到了多少现款、财物和地产。“新莱茵报”刊登过许多令人激愤的文章，而像3月22日和4月25日之间所发表的8篇文章那样受人欢迎的，为数并不多。在西里西亚和东部其他各省订报的份数迅速增加；人们要求买个别几天的报纸，而最后，由于其他省没有莱茵省法律作为例外加以保障的那种出版自由，在高贵的地方法下面，要重印又根本办不到，因此，决定在西里西亚秘密地把这8天的报纸全部翻印出来，版面尽可能接近原版，并散发几千份，——这样做，编辑部自然是最不会有异议的。 五 在1849年3月22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就是这样开始对西里西亚的容克进攻的： “当宫廷容克和土容克的议院刚一组成〈1849年2月26日根据钦定的宪法和选举法召开〉，立即提出了一个有关调整即赎免封建赋役的草案。高贵的老爷们忙了起来。他们想在会议闭幕之前就向农村居民大肆敲诈一番，以便储存一笔巨款，留到艰难的日子使用，并在他们本人出国以前，就先把这笔款子汇到国外。 他们在柏林三月‘误会’及其直接后果发生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十分惊慌，无法形容地恐惧，因此，他们现在就竭力从心爱的农村臣民的腰包中索取他们所倍觉可爱的定心丸。 对于过去一直是封建贵族和工业贵族的金窖的西里西亚，特别应该再次好好掠夺一番，使西里西亚地主骑士的荣耀得到加强和巩固，今后能继续闪烁光芒。 去年12月钦定的暂行赎免法颁布之后，我们就立即指出［注：见“新世界”第30期［本卷第74页。——编者注］。］，这个法令只是为庄园主老爷的利益着想的，而所谓小百姓，则在仲裁法庭成立的时候，就被交给有权势的人任意宰割了。尽管如此，高贵的骑士们还是对这个法令不满意。他们所要求的是一个对骑士们的腰包更为惬意的法令。 1848年3、4月间，西里西亚的许多地位显赫的老爷向农民立下字据，写明放弃一切从前的农奴制的赋役。为了使自己的城堡免于焚毁，使自己本人不致成为城堡中某株菩提树或庭院里某棵杨树的特殊装饰品，于是他们大笔一挥就放弃了他们的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幸而纸上是随便怎么写都可以的。 后来，革命没有前进，反而陷入市侩行为和安然等待的泥潭，老爷们便把放弃权利的字据拿了出来，但不是为了履行，而是把它们提交给刑事法庭，在进行审讯时作为无知农民暴动的物证。” 沃尔弗在这里叙述了：官僚怎样在总督品德尔的领导下和在流动队的协助下强迫农民履行原先的赋役；农民怎样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柏林协商议会上面；而协商派先生们不是首先去宣布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赋役，却把时间白白浪费在调查那些美妙的封建赋役的性质和起源等等上面，等到反动势力大大加强，它就在议会还没来得及通过任何废除封建赋役的决定以前，把整个议会解散了；后来又怎样赏赐了一个新的赎免法，但是连这个反动透顶的法令也没有使老爷们满意，他们现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可是骑士老爷们却不问问主人，就在那里随意摆布，而这个主人—— “西里西亚的农民，并不是有三四胡菲以上的土地的农民资产者，而是大批的小农、给地主种菜的和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以及‘住在老爷家中的人’，他们至今一直是大土地占有主的真正的牛马；而且按照后者的计划，他们今后也还应该是牛马，虽然形式稍有不同。 在1848年，这些群众对于无偿废除封建重担本来会感到满意的……经过1848年最后几个月和1849年已过去的几个月的沉痛经验之后，这些所谓‘小百姓’的西里西亚农民，就愈来愈经常地重新产生这样一个念头：占有贵族领地的老爷们不应该用狡猾地想出来的赎免法使自己获得新的财富，而按道理，应该至少交出他们利用先前的赎免法大量掠夺去的那部分财富……现在在农村，人们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近三十年来，强盗骑士老爷们从农民那里窃去的钱究竟有多少。” 计算这个数目并不像法国那样简单，在法国，向全国榨取了10亿法郎即约3亿塔勒的巨款作为补偿，因此，“法国农民就知道，他们应该收回的是多少本息”。而在普鲁士，剥削是年复一年地进行的，至今只有各个农民自己知道，他和他的村庄付了多少钱。 “于是立即对全省作了统计，这才知道农村居民部分地以土地、部分地以现金和地租付给老爷们作为赎金的钱，在8000万塔勒以上。此外还要加上至今尚未获得解放的农民每年的赋役。最近三十年来这笔款至少也有16000万塔勒；加上上面那个数目，共约24000万塔勒。 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些数字的农民，看到了亮光。在这些亮光的照耀下，封建集团……惊慌起来了。封建主侵吞了从农民腰包里勒索来的24000万，‘我们的24000万我们一有可能就应该收回’，——这就是从此以后在西里西亚农民头脑里经常盘旋的念头，这就是已经在几千个农村里公开提出的要求。 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这个事实：既然一定要谈到对封建赋役的补偿，那末，农民遭到骑士的掠夺，也应该得到补偿，——这一信念就是‘收获’，它很快就会开花结果。这种信念是任何的钦赐诡计也排除不了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将使这种信念实际实现，那时候，西里西亚的农民想必会制定出这样一个‘补偿法’：不仅使被夺去的一大笔款子，而且使‘通常的收入’都回到人民的腰包。” 容克老爷们是根据什么“权利”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这在1849年3月25日报上刊载的第二篇文章中得到了说明。 “这些强盗骑士的‘权利’是怎样得来的，不仅中世纪的每一页历史、而且直到最近时期的每一年，都最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这一点。后来，中世纪骑士的剑同法学家和官僚奸党的鹅毛笔杆就结合得再好也没有了。他们的‘权利’，即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是利用骗子的方法从暴力中制造出来的。拿上一世纪的例子来说吧。八十年代在西里西亚，根据贵族的要求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制定土地清册，也就是规定庄园主和农民双方的义务……由贵族和他们的代理人组成的委员会工作得很出色……是为了贵族的利益。然而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远远没有能够到处都建立所谓‘认可了的’〈农民承认了的〉土地清册。凡是做到这一点的地方都不过是靠使用暴力或欺骗……在这些字据中，有的在开头坦白地提到，农民不愿画押（当时只有很少人会写字），所以一部分是用威胁，一部分是直接使用武力来强迫他们在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极为不利的字据上签字。根据这些‘正当获得的权利’，骑士老爷们在最近三十年间，在西里西亚把从农民等级的血汗里榨取来的24000万塔勒的巨款装进了自己祖传的钱柜。” 六 沃尔弗从贵族对农民的直接剥削转到叙述各种形式的间接剥削。在间接剥削方面，国家的协助起了主要的作用。 首先是土地税，在1849年，西里西亚还是按照1749年确定的土地清册征税。列在这个清册中的贵族土地的摩尔根数，一开始就被缩小了，而农民的则一开始就被夸大了。每一摩尔根草地或耕地的收入定为1塔勒，土地税则据此征收。森林和牧场是免税的。从那时起，贵族砍光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森林，耕种大面积的荒地。而税款却仍旧根据1749年的土地清册上耕地的摩尔根数缴纳！因此，在双方税额不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荒地开垦的农民就负担了极其沉重的税款，vulgo〔简单地说〕，就是受骗了。不仅如此， “很大一部分骑士，即拥有最大的和收益最多的领地的那一部分骑士，以自己是作为世袭陪臣贵族而‘正当获得的权利’为借口，至今未缴分文的土地税。 据我们计算，近三十年来，骑士老爷们单是土地税一项，少缴或根本没有缴纳的，就约有4000万塔勒（而这还是真正客气的计算），因此，加上直接从西里西亚农民的腰包里抢去的那24000万，总共就是28000万。”（1849年3月25日“新莱茵报”） 接着谈到等级税。沃尔弗从一般农民当中随便挑出的一个西里西亚的农民，他 “有8摩尔根的中等土地，每年要向‘仁慈的’老爷缴纳大量的贡赋，每年要给老爷提供繁重的徭役，每月还要缴纳7银格罗申8分尼的等级税，全年总计为3塔勒。同这个农民对比的，是占有极广阔的土地、占有森林和草地、铁工厂、锌矿和煤矿等等的老爷，例如，头号抱怨派[46]、亲俄派、疯狂地仇视民主派的第二议院议员伦纳德伯爵。这个人每年有24万塔勒的收入。他每年缴纳最高等级税144塔勒。同拥有8摩尔根的农民相比，他每年本来至少应该缴纳7000塔勒的等级税，20年就应该缴纳14万塔勒。这就是说，这20年他少缴了137120塔勒”。 沃尔弗把这位伦纳德伯爵缴纳的等级税同一个雇农和一个女园丁所缴纳的税款作了比较。这个雇农每年的工钱为10塔勒，纳税0.5塔勒，即他的纯收入的5％，这个女仆每年工钱为6塔勒，也要缴纳0.5塔勒，即她的纯收入的81/3％，作为等级税。因此，这二十年里，高贵的伯爵同雇农相比，少缴了237210塔勒的等级税，而同女雇农相比，甚至少缴了397120塔勒。 “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艾希霍恩—拉登堡以及基督教德意志的其他的一伙人的慈父般的意旨，国民学校应该只限于〈请与1848年初以前的艾希霍恩圣旨相对照〉教读、写和最基本的算术。因此，还是准许乡下人学算术四则的。但是，要教农民学这些算法、特别是教减法，也就是教怎样减和扣，这根本不需要国民学校。至少在西里西亚，上帝赐福的强盗骑士从农民身上和从农民周围减去了那么多的东西，使得农民现在一旦有了好机会，就能够很出色地对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运用这种减法。” 沃尔弗还举了西里西亚贵族在减扣方面的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熟荒地。 “凡是在上世纪农村业主〈即农民〉因战争、瘟疫、火灾和其他灾难而死亡了的地方，领主老爷马上就在那里出现，把灾区耕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当做‘熟荒地’而算成自己的领地。可是，土地税、房屋税以及其他的重担子，你们这些老爷们当然是避免承担的。这些税今后还是要由整个公社或者由新的占有者来支付，而新的占有者往往只得到原来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要在得到地契的同时，负担起原来的各种捐税和赋役。你们对公社草地和公社耕地也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上述原因使农村在不同程度上荒无人烟的时候，你们就是如此。这两种情况，你们都利用来使自己的领地尽量扩大。而公社和农民就应该毫不减轻地承担起公社的、学校的、教会的、区的以及其他的赋役，好像公社和农民没有受到丝毫损失似的……我们也要用你们量我们的尺子来量你们——农民一定会这样回答你们的。 你们由于疯狂地渴求补偿而花了眼，碰上了人民要求补偿的真正的黄蜂窝。如果这些被激怒到了极点的黄蜂有朝一日飞了出来，那末，除了一定的补偿以外，还有相当大的损害［注：俏皮话：《Entschädigung》——“补偿”；《Beschädigung》——“损害”。——编者注］会很容易地落到你们头上！”（3月27日“新莱茵报”） 沃尔弗在接着发表的一篇文章（3月29日）中描述了封建赋役的赎免程序。全省的这项工作由著名的总委员会领导，王国的地方专员和他们的助手、王国的土地丈量员和登记员都归这些委员会管辖。当庄园主或农民提出的赎免封建赋役的申请书刚一到达，这些官员就立即在乡村出现，而老爷们马上就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城堡里来，慷慨地款待他们和对他们做工作。 “做工作往往是早就进行的了。由于骑士老爷们在用香槟酒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是不会吝惜香槟酒的，所以，领主们的殷勤努力大都是有成效的。” 是的，间或也会遇到廉洁的官员，但是非常罕见，而且这对农民也没有什么帮助。 “即使地方专员严格遵守法律字句，然而只要是，比如说，领地占有者或其代理人把土地丈量员拉过去了，那也对农民没有什么好处。当地方专员、土地丈量员和领主老爷像通常那样亲密无间，农民就更加倒霉，而骑士们则可以称心如意了。 王国专员带着旧普鲁士官场善于为自己成员包揽的一切大权，出现在被召集在法院科尔奇马的农民中间。他正确地提醒农民说，他是‘以国王的名义’到这里来同他们交涉的。 ‘以国王的名义！’农民一听到这句话，眼前立刻出现了各种阴森森的面孔：宪兵、执行官、领主的法官、县长等等。要知道，正是他们压迫他，榨取他的全部脂膏，而一直都是‘以国王的名义！’以国王的名义！这句话他听起来就是棍子或监狱，就是赋税、什一税、徭役和特别捐。要知道，这一切他也是为了国王的名义而不得不支付的。如果专员的这样一段开场白不大有效，如果公社或个别农民在某一点上坚持不同意地主和专员的计划，这个专员就变成奥林帕斯山的雷公，对这群受惊的农民来一千次神圣的诅咒，然后又比较温和地补充说：要是你们再这样愚蠢地拖下去，那就记住我的话：你们还得为此大大破费！对农民的钱包来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暗示，多半都解决了问题：现在很容易使赋役和义务适合庄园主的愿望了。” 接着就着手丈量土地，这时候，被收买的土地丈量员就为了庄园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为了估计收入、评定土质等等，请了区长来作鉴定人，而这些人所做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有利于庄园主的。办妥了这一切并在除去作为废除封建赋役的补偿而划归老爷的那部分土地以后，最后确定了留给农民的土地的摩尔根数，于是，骑士老爷们就和地方专员一起，在只要能办得到的地方，就竭力把小百姓的耕地换到最坏的地方。好地并入老爷的土地，而老爷们的那部分在多雨的年头常常涝的耕地则换给了农民。此外，土地丈量员还在最后丈量的时候就把农民的一部分耕地窃去了。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无力自卫的：谁要提出诉讼，谁就照例会因此而破产，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事情最后是，由总委员会起草和签署一切契约或证书，以及……计算费用的总数，而农民的真正的灾难也就从此开始了。 “这些计算除了用厚颜无耻这几个字以外，没有别的词可以说明。农民可以提出抗议，可以捶胸顿足，但一切都是枉然。他的钱包的情况如何，别人是根本不考虑的：国库先拿走了自己的那部分印花税，剩下的作为总委员会、地方专员等的薪俸。这帮官僚都过着阔绰作乐的生活。当了地方专员的穷小子，利用强盗骑士们的胡作非为，很快也一跃而进入贵族领地占有者之列。至于在总委员会里，事情的决定权操纵在贵族手里，就不用多说了。否则，骑士老爷们的事情是不会如此美妙的。” 按照旧普鲁士的好习惯，这些总委员会的一切开支账目是从来不公布的，因此，人民甚至还不知道，1848年以前实行的封建赋役赎免，究竟使他们花了多少钱。但是，每个公社和每个农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们是怎样“破费”的。 “例如，有一个小村庄，全村农民共有不到30摩尔根的土地，却不得不付出约137塔勒，作为契约费；在另一个村庄，一个拥有7摩尔根耕地的土地占有者，要付出不下29塔勒的费用……给强盗骑士们的补偿原来是这么一道精美的菜，这道加上了一些基督教德意志调料的菜，今后还会端到地位显赫的高贵的老爷们的餐桌上来。味道可真不错！——西里西亚的强盗骑士们一面这样说，一面微笑地摸摸自己的胡须，嘴里啧啧地品味，就像土容克惯常做的那样。” 这是沃尔弗在27年以前写的，描写的事件发生在1820—1848年，但是现在读起来，觉得这是在描写1861年以后俄国的农奴是怎样变成所谓自由农民的。相似极了。两种情况都是处处为了老爷们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同样的欺骗。俄国的赎买在一切官方的和自由派的论述中，被描绘成是对农民的莫大恩赐，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与此相同，官方的和民族主义的奴颜婢膝的历史也把旧普鲁士对农民的敲诈勒索描绘成有世界意义的解放事件，连原来作为这一切赎免的原因的法国大革命，在它面前也要退居次要地位！ 七 西里西亚贵族的罪恶还是没有列举完呢。沃尔弗在4月5日的“新莱茵报”上叙述了：普鲁士实行手工业自由怎样给强盗骑士们提供了掠夺农村居民的新的机会。 “在有行会约束的时候，农村手工业者或业主为了自己的手工业或作坊，每年向庄园主老爷缴纳通常都很高的税款。但同时，他享有这样的特权：庄园主不准别人从事手工业，以保护他不受竞争，此外，庄园主还得给他工作做。特别是磨坊主、酿酒厂老板、肉商、铁匠、面包师、小酒店老板或客栈老板、小贩等等的情况，更是这样。” 在实行手工业自由的时候，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者的保护就不存在了，他们到处都遇到竞争者。尽管这样，庄园主还是继续征收原来的捐税，借口说这不是同手工业有关，而是同土地有关；而法院也偏袒贵族的利益，在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承认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不仅如此。老爷们自己也逐渐办起水力磨坊和风力磨坊，以后还办起蒸汽磨坊，因而自己对先前拥有特权的磨坊主造成了不可抗拒的竞争；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若无其事地迫使他继续为从前的专营权照旧纳税，他们借口说，这收的是地租，或者是庄园主在修排水沟等方面做了某些细微的改良所应得的补偿费。沃尔弗举了一个有两盘磨的水力磨坊为例，这个磨坊没有任何耕地，可是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40塔勒，而庄园主还开了一个磨坊同它竞争，因而，那个磨坊的磨坊主一个接着一个都破产了。这对庄园主就更好了，因为这时磨坊主就不得不出卖磨坊，而在每次易主时，老爷都要从出售额中获得10％的过户税［Laude-mien］！——风力磨坊也完全一样，它只拥有它所在的那一块地，而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53塔勒。铁匠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得不缴纳或赎免先前的专营税，尽管不仅专营本身已经取消，而且就是这个征税的庄园主也有了自己的打铁坊，像同其他的手工业者和业主竞争那样，同他们竞争；尽管这样，这种税仍然是通过赎免才取消，或者就是继续支付下去，可是庄园主的相应的义务，即保护不受竞争的义务，早就不履行了。 到目前为止，只是考察了封建贵族对有产的农村居民，包括有两胡菲以上土地的农民、直到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自由村民和有房无地的放牧者［Auenhäusler］等等所采取的各种剥削形式；所有这些人不管叫做什么，他们至少有一所小茅屋，而且多半都有一个小菜园。剩下的是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他们没有为老爷服务，既没有一所小屋子也没有一寸土地。 “这就是那个房客［Inlieger］、住户［Zuhauseinwohner］的阶级，一句话，就是孤身无家的人［Inwohner］的阶级，他们一年支付4—8塔勒向农民、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租一间多半是狗窝似的小屋。这些人有的是出让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Auszügler］，即把田产转交给亲属或者出卖给别人，自己留下一份‘养老地’［《Ausgedinge》］，或者一点不留、隐居到那里的小茅屋里的人；而大多数是贫苦的短工、农村手工业者、织布工、矿工等等。” 怎么对付他们呢？领主审判权应该为此提供借口，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制度，只是现在由于通过了专区法才予以废除，这种制度给予庄园主以审讯自己从前的臣民的权利。在这种审判权制度下，老爷把自己的某个被告监禁后，应该负担其生活费和侦讯费。而这个老爷则得到领主裁判所收入的一切捐税。如果被捕的是农民，则老爷仍然向他收这些费用，使他在迫不得已时出卖房屋和田产。有些被捕者没有任何财产，庄园主为了补偿为他们花去的费用，每年向这个阶级中归他审判的一切人征收保护金，美其名曰“司法管辖费”。 沃尔弗说道（4月12日“新莱茵报”）：“在老爷们当中，有些人一年收1塔勒就满意了，另一些人征收1.5塔勒，而还有一些人则蛮横无礼到要求这部分农村无产阶级一年付2塔勒。拿农村工人的这些血汗钱在首都和休养地大吃大喝，嫖赌作乐，那就更惬意了。 在怎样也榨取不出现金的地方，老爷或他的管事把保护金变成了6、10、12个无偿的服役日〈房客必须无偿地为老爷做满这些日子的工〉。最好付现钱！如果房客付不起，那通常就是派执行吏去找他，拿走他最后的几件破衣烂杉，最后的一张床、桌子和椅子。只有少数的老爷没有采取这种野蛮手段，没有要求收保护金，但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地攫取的权利，而只是出于他们自己传统的温和态度，不愿意行使这种所谓的权利。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房客年复一年地遭到无耻的掠夺，而肥了庄园主的腰包。例如，一个贫穷的织布工，一方面受厂主的剥削，另一方面，每天赚3—4银格罗申的工资，除去向国家缴纳1/2塔勒的等级税，除去缴纳学校的、教会的、公社的各种费以外，还得向老爷缴纳1—2塔勒的保护金，这些钱真该叫做血汗钱。矿工和其他一切无地的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房客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只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当他为贫困、穷苦和残酷手段弄到偷窃或犯了别的罪而不得不服刑的时候，他可以带着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去进监牢或感化院：他和他所属的那个房客阶级早就把相当于监狱费一百倍的钱装进了庄园主的腰包……一个房客缴了30年保护金（以平均每年11/3塔勒计算）而没有坐过监牢，那就是向庄园主的腰包缴了40塔勒的现款，单利和复利还不算在内。老爷就用这笔款子去支付向地方自治机关〈贵族领地占有者的信用组织〉借的1000多塔勒资本的利息。 这些强盗老爷借保护金之名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有利的财源，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农村里，房客和房主一样多，而且往往比房主还要多。记得有一个最小的强盗骑士，拥有3块领地，每年向住在他的3个村里的房客榨取240塔勒的保护金，而用这笔钱支付地方自治机关的6000塔勒资本〈以他的领地作抵押借的〉的利息…… 天真的人在看了这一切以后，也许会想，骑士老爷事实上不是已经从他们的由于预收而装得满满的腰包里”“支付了一些诉讼费吗？这种天真的想法简直是在污辱骑士的投机行为。我们都知道二十年代和晚一些时候的许多情况，当时骑士的蛮横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不仅向房客征收保护金，而且还迫使自己钟爱的农村臣民支付当时用的诉讼费和监狱费，有时付1/3，有时1/2，而在某些村里甚至达2/3。” 八 在4月14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转而论述狩猎权，这种权利在1848年已经无偿地废除了；容克老爷们当时大叫大嚷要求把它恢复或者用“补偿损失”的办法来赎买。 “由于野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打死一个贱骨头农民比打死一只兔子、一只沙鸡或者这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物还要简单。打猎的时候带上从钟爱的农村臣民中挑选出来的驱兽者，并不怎么感到难为情；如果某个驱兽者被打伤了或者被一枪打死了，那末，至多进行一下调查就完了。除此以外，我们知道这个光辉灿烂的封建时期有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就是高贵的骑士为了获得真正骑士的快乐，把霰弹打进某个驱兽者的脚里或屁股里。骑士老爷们除了真正打猎以外，还狂热地爱好这样取乐。关于这一点，我们始终记得有这么一位男爵老爷，他看见一个妇女不顾他的禁止，在老爷的已经收过的耕地里拾麦穗，就朝她的大腿上打了一枪，后来在那一伙上流的强盗骑士们的餐桌上，他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得意心情叙述自己的英雄业迹……然而，钟爱的农村臣民却有幸在老爷进行大规模打猎时履行驱兽者的职责。每一个业主，即每一个耕地占有者和每一个租房屋住的人都接到一道命令：‘明天拂晓’派一个驱兽者出去多少多少天，帮助老爷进行大规模的打猎。在10月和11月寒冷潮湿的日子里，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往往是光着脚、饿着肚子的农村居民，在骑士老爷旁边急急地跑着的时候，骑士老爷想必乐得心都跳了。猎袋上挂着一条教训猎狗和驱兽者的鞭子。而鞭子挨得最多的是驱兽者……有一些骑士繁殖了大量的野鸡……妇女或者女仆由于不小心或者不灵敏，在割草时太接近野鸡窝而惊动了母野鸡，那就要倒霉了……我们自己在童年时，曾亲眼见过一个农妇因为犯了这种罪过，被一个年轻的强盗骑士最残酷、最野蛮地凌辱而弄残废了，可是这件事谁也没有啃声。他们都是些穷人，要进行控告，即提出诉讼，是需要钱的，而且还要对法庭有点信任，——但这在大多数西里西亚农民中是少有的或者根本就没有。 农民虽然愤怒得咬牙切齿，也只好眼看着骑士老爷带上自己的猎手或者不带猎手，或者只有猎手，践踏和毁坏他用血汗灌溉的田地，眼看着他们毫不怜惜任何的幼苗，不管是高的还是矮的，密的还是稀的。他们带了自己的猎手和猎狗在田地里纵横奔驰。如果农民敢于反对，那末，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答之以轻蔑的一笑；最坏的情况怎样呢，——农民经常在身体遭到毒打时体验到了。上帝赐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兔子吃掉了农民菜园里的白菜，而农民种树是为了兔子能在冬季充饥……但是所有这种祸害同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培育的贵重野兽和非贵重野兽……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较起来，那真是微不足道的。野猪、鹿和驼鹿常常在一夜之间就把农民这些‘小百姓’全年要靠它吃、靠它缴纳各种捐税的庄稼拱掉、吞食、踩坏。不错，受害者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个别的人和整个公社都曾经试图这样做。凡是根据亲身经验对旧普鲁士的官僚、法官和诉讼程序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想像得出这些诉讼案的结果……在经过了无穷尽的函件和传讯以后，如果命运垂青，几年以后，这个农民收到一份宣判贵族官司打输了的判决书，但是在好好地研究了这种判决和全盘地计算了以后，他发现是受了更大的欺骗……三十年来，耕地遭到野猪、鹿和驼鹿一年比一年厉害地肆意糟蹋的村庄，在1000个以上。我们知道有许多决不算大的村庄，单是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野兽年复一年地使它们遭受的损失就达200—300塔勒。” 既然现在贵族要求对这种打猎权的取消进行补偿，沃尔弗就反过来提出了另一种要求： “野兽造成的全部损失，上帝赐福的驼鹿、鹿、野猪以及骑士老爷自己30年来使我们的田地遭受的一切毁坏，必须全部赔偿；说一个整数，这就是： 至少赔偿2000万塔勒！” 这组文章的结尾（载1849年4月25日“新莱茵报”）是一篇谈这个省的波兰部分，即上西里西亚的文章，上西里西亚在1847年秋遭到了非常可怕的饥荒，正像那次使爱尔兰变得荒无人烟的饥荒一样。上西里西亚也和爱尔兰一样，突然发生了斑疹伤寒传染病，像鼠疫一样到处流传。第二年冬天，它又在这里爆发，虽然既没有歉收，没有遭水淹，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灾害。这是什么原因呢？沃尔弗回答道： “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土地占有主、国库（国家）和死手［注：即僧侣。——编者注］手里。只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在农民手里，而庄园主的徭役、捐税以及国家、教会、学校、区和公社的税收都最不可思议地和最无耻地重重压在这些土地上，而和农民相比，老爷向国家缴纳的最多也不过是一点区区小数……到了交租的日子，如果农民不想自愿地缴租，那就靠皮鞭去向农民收租。资本和信贷的缺少、强盗骑士、国家和教会的捐税和赋役的繁多，逼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的魔掌，在他的桎梏下无力地挣扎、死去。 在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及其强盗骑士侮辱和奴役上西里西亚农民的长时期内，农民把烧酒看做是他唯一的慰借和支持，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食物。必须给老爷以应有的赞扬：他们把这种物品从自己的酿酒厂里拿出来，愈来愈便宜地、极其充分地供应给农民……在波兰农民的土房子里，斑疹伤寒已成了常客，人已失去人的样子，而同这些房子列在一起的上西里西亚的豪绅显贵们的富丽堂皇的宫廷、城堡和其他产业就显得更加瑰丽了……一方面是财富不可思议地迅速的积累，‘老爷们’每年的巨额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日益贫困。 农村工人的工资极其低微：男人5—6银格罗申、妇女2．5—3银格罗申就应当算是高工资了。贫困逼得许多人不得不为4个、2个甚至更少的银格罗申而工作。食物几乎只是马铃薯和烧酒。如果工人哪怕就只有这两种食物，但只要数量足够，那末，上西里西亚也至少能避免饿死和斑疹伤寒。但是，由于马铃薯遭到病害，这种主要的食品愈来愈贵，得到它也愈来愈困难，而工资不仅没有提高，甚至还降低了，——人们都去吃他们在田野和森林里采集的野草，吃杂草和树根，用偷来的干草煮汤喝，吃兽尸。他们愈来愈没有气力。烧酒贵了，而且……比以前更坏了。所谓‘小酒馆老板’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为了获得向老百姓卖酒的权利，向老爷缴纳大量租金。为了增加烧酒的度数，小酒馆老板从前就已经习惯于在掺了适量水的烧酒里加进各种混合物，矾油在这里起了主要的作用。这种有毒的混合物传播得一年比一年广，随着马铃薯的遭到病害而达到极点。农民的胃被干草和杂草做的汤、被生树根弄得很弱，已经不能消化这种药剂。如果再注意一下坏的衣着，肮脏而有害健康的住房，冬天的寒冷，不是没有工做、就是没有力气做工，——那就不难设想，这些挨饿的生活条件使得伤寒非常迅速地传播，就像在爱尔兰一样。‘人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这就说明了一切。国家和强盗骑士不断地剥削他们，榨取了他们的全部脂膏，以致他们的贫困状况稍有恶化就必定造成死亡……强盗骑士、官僚阶级和上帝赐福的普鲁士王国的整个当权集团，办妥了事情，得到了薪俸，分享了奖赏，而下面受饥饿和伤寒折磨的老百姓却开始成百成百地像牲口一样死去，而且不断地死去。 业主，即有房子，而且还多少有一点土地的人的情况也并不比短工好。他们的主要食物也是马铃薯和烧酒。为了向庄园主、国家等等缴纳赋税，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生产的东西……而且还不得不履行家奴的义务〈为老爷〉，在那里忍受老爷或他的管事的野蛮的鞭笞；一面干活、挨饿、挨打，而一面看到和忍受强盗骑士的奢侈和骄横、官僚阶级的呵叱，——这就是大部分波兰居民过去和现在的命运…… 老爷的家奴、雇农和女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从必须服劳役的农村臣民和所谓的雇工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鞭子在这里也是骑士福音的全部…… 强盗骑士为所欲为。任命他们中间的人当县长；他们执行领地的和地区的警察的职务，整个官僚制度都是为他们而工作。而且，波兰的农民遇到的并不是德意志的官吏（这也许是太仁慈了），而是旧普鲁士的官吏及其普鲁士的语言和地方法。忍受着各方面的剥削、侮辱、嘲笑、毒打和被戴上镣铐的上西里西亚农民，最终必然会达到他们现在已经达到的境地。饿死和鼠疫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在这种真正基督教德意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最后果实。谁还有能力偷的就偷。这是爱尔兰型的上西里西亚真正表示自己对基督教德意志强盗骑士的反抗的唯一形式。下一步就是求乞；瘦弱不堪的人们成群地从这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再下一步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既没有力气和能力去偷窃，也没有力气和能力去请求施舍的人。瘟疫的死神特别喜欢拜访他们的烂草铺的床。这就是百年来上帝赐福的君主政体同强盗骑士和官僚一起进行的活动的结果。” 和先前一样，沃尔弗要求骑士对农民赔偿，要求无偿地废除一切徭役和货币租税，最后要求分上西里西亚豪绅显贵们的大地产。只要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还存在，这当然办不到，因而，“上西里西亚的居民也将和过去一样，大批地死于饥饿和斑疹伤寒”，而这也的确是如此，直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巨大高涨才使得这个地区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才愈来愈多地使文明的、但是更沉重的现代资产阶级剥削代替了粗暴的封建剥削。 九 我们有意从“西里西亚的十亿”中摘录大量的引文，这不仅是因为它最清楚地表现了沃尔弗的性格，而且还因为这里正确地描述了1848年以前除了莱茵省以外的整个普鲁士，——梅克伦堡、汉诺威和其他一些小邦以及整个奥地利的农村的情况。在已经实行了赎免的地方，农民还是没有分得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半数和甚至三分之二（看在什么地方）的农村居民来说，对庄园主的封建赋役还继续存在，并且，只要1848年的风暴和在这以后的时期的工业发展没有或多或少地切实把这些中世纪的残余也消灭以前，是很少有希望加快赎免的速度的。我们所以说“或多或少”，是因为在梅克伦堡，封建主义还是毫不减弱地存在着，同时在北德意志的其他落后地区，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还没有实行赎免的地方。1849年，在普鲁士无偿地废除了保护金和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封建捐税；其他的赋役废除得比先前迅速，因为贵族经过1848年的教训，再加上愈来愈难于从固执的农民那里得到会带来利益的劳动，现在自己也坚持要赎免。最后，随着专区法的实行，庄园主的领主审判权也就终结，从而普鲁士至少是在形式上消灭了封建主义。 但仅仅是在形式上而已。在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地方，仍保存着大土地占有主的半封建统治地位，甚至在其他一切经济中存在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不过这种统治地位的形式改变罢了。在爱尔兰，是另一种形式，那里是小租佃者耕种土地，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又是一种形式，那里拥有资本的租佃者雇佣工人耕种大片的租地。在北德意志，特别是在它的东部，占优势的贵族经济，也是属于这后一种形式。大田庄很少用大租佃者的资金，而大部分是用占有者的资金，利用家奴和短工来经营。家奴的地位是由1810年普鲁士颁布的奴仆规约规定的。这个规约对封建关系适应得如此地好，公开允许老爷对奴仆采取“不重的暴力行为”，然而却公开禁止奴仆对老爷的虐待（除了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情况以外）进行任何的暴力反抗，违者处以刑罚（“奴仆总规约”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短工部分地是通过契约、部分地是通过盛行的实物报酬制度（住房也包括在内）实际上处在对庄园主依附的地位，这种依附丝毫也不下于奴仆对庄园主的依附；像沃尔弗描述的西里西亚的那种对农村工人和家奴的宗法式的态度，打嘴巴、棒打鞭抽，至今仍然盛行于易北河以东。可惜，普通老百姓的反抗情绪愈来愈强烈，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表现出不愿再继续领受这种慈父般的感化。 由于德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那里的居民群众靠农业生活，住在农村，所以工人党的最重要的、然而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向农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状况。为此要作的第一步，是亲自去研究农村工人的这些利益和状况。党内的同志们，在情况许可这样做的条件下，如果把沃尔弗的描述同现在的情况进行比较，考虑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描述农村工人现在的状况，那末，对事业是会大有帮助的。除了真正的雇农以外，小农也同样不应该忽视。1848年以后封建赋役赎免的情况怎样？现在农民是否也像过去一样地受骗？读了“西里西亚的十亿”以后，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严肃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党的刊物上公布收集到的材料，这对工人事业来说，比刊登无论多少谈论未来社会组织的详细情节的文章，更加有帮助。 沃尔弗的文章的结尾还使人想到另一个问题。1849年以后，上西里西亚成了德国工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种工业，和整个西里西亚的工业一样，主要是在农村，在大的乡村或新兴的城市，远离大城市中心。如果任务是要在农村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末，西里西亚，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就是最合适的据点。但是，至少上西里西亚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来说，看来还仍然是一块处女地。语言不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那里已经很习惯于用德语，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会说波兰话。 现在再来谈我们的沃尔弗。5月19日，“新莱茵报”在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号以后被封闭了。除了还没有结束的23件关于出版的案子以外，普鲁士警察局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理由来控告每一个编辑，以致他们全体都立刻离开了科伦和普鲁士。我们大多数人到了法兰克福，那里看来正在准备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匈牙利人的胜利引起了俄国军队的入侵；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在帝国宪法问题上的冲突，在各地引起了起义，其中德勒斯顿、伊塞隆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还在继续发展。沃尔弗的衣袋里装着一张布勒斯劳的旧委任状，委任他接替臭名昭彰的历史伪造者施滕策尔；人们仅仅是在接受“煽动者”[47]沃尔弗作为接替人的条件下，才把“抱怨派”施滕策尔弄进议会的。施滕策尔也和所有善良的普鲁士人一样，当然服从普鲁士政府从法兰克福把他召回的命令。沃尔弗接替了他的位置。 法兰克福议会由于自己的迟钝和愚蠢而失去了在德国曾一度成为最强有力的议会的地位，而落到了极端软弱无力的境地，这种软弱无力在这时候，各邦政府、甚至连它自己任命的帝国政府以及它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它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集结了自己武装力量的政府和要求帝国宪法的起义人民之间。只要议会和南德意志运动的领袖有勇气和决心，一切都还可以挽救。只要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法兰克福保护议会，那就行了。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就会立刻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那就有把握期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军队参加运动，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参加运动；中德意志的小邦也就会卷入事件；普鲁士就会自顾不暇，而俄国面对着德国这样强大的运动，也会不得不把后来在匈牙利顺利地进行活动的军队调一部分回波兰。这样一来，匈牙利就有可能在法兰克福得救，另一方面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面临着德国胜利地发展的革命，在巴黎天天期待的爆发，结果就不会像1849年6月13日那样，是激进派市侩不战而败。 时机是极其有利的。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进行保卫的建议，是我们大家［注：“我们大家”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编者注］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要军队甚至不经号召就开进法兰克福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我［注：“马克思和我”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编者注］在曼海姆提出的。但是，无论是巴登的领袖，或者是法兰克福议员，都是既没有勇气和毅力，也没有才智和主动精神。 十 议会不去采取行动，而又决定说话，仿佛它在此以前还说得不太多似的，而这一次——是通过“告德国人民书”说的。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两个草案，其中多数派的草案是由乌朗特起草的。两个草案都写得苍白无力、没有生气和软弱不堪，不过反映了议会本身的无能、胆怯和良心有亏。5月26日提交讨论的两个草案，使我们的沃尔弗有理由彻底地向议员先生们讲出自己的意见。这次发言的速记记录如下： 沃尔弗（代表布勒斯劳）： “先生们！我报名发言，反对由多数派起草的、在这里宣读的告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完全不符合目前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无力，只适于作为一篇文章，登在写这种宣言的党的日报上，而不能作为告德国人民书。由于刚才还宣读了另一个宣言，所以我顺便指出一下，我对这个宣言反对得更强烈，至于为什么原因，我认为在这里不需要多谈。（大厅中央有人喊道：为什么不？）我只讲多数派的宣言；事实上，它写得如此的温和，甚至连布斯先生也不大会表示反对，这当然说明宣言写得很糟糕。不，先生们，如果你们毕竟还想对人民有一点影响的话，那末，你们不应该像在宣言中那样去同他们讲话；你们应该讲的不是什么合法性、合法的根据等等，而是非法性——就像各邦政府那样地讲，就像俄国人那样地讲，而所谓俄国人我指的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骚动和笑声）所有这些人我统称之为俄国人。（非常活跃）是的，先生们，在这个议会里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应该对他们说：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持合法的观点。这就是暴力的观点，顺便你们应当说清楚，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以武力、以组织得很好的战斗队伍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一定需要发表宣言的话，那就应该发表这样的宣言：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喊声：遵守秩序！楼座上响起欢动的掌声）对所有的大臣也是一样！（骚动又起）噢，你们别打断我；他是人民的主要叛徒。” 主席雷：“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越出了和违反了一切可以允许的界限。他不能在这个议会面前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的叛徒，因此，我应该叫他遵守秩序。” 沃尔弗：“我自己也接受遵守秩序的呼吁，同时我宣布，我是想违反秩序的，我宣布，他和他的大臣们都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遵守秩序，真粗鲁！） 主席：“我只好停止您发言。” 沃尔弗：“好，我抗议；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说出人民所想的东西。我反对用这种精神写的任何宣言。” 这几句话就像雷鸣一样响彻了受惊的议会。在这些老爷们面前清楚而公开地叙述实际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的叛卖活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它是在每一个出席会议者的面前进行的；但是谁也不敢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而现在来了这么一位不客气的矮小的西里西亚人，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纸房子似的虚礼全部推翻了！甚至连“极左派”也都立即表示坚决抗议这种不可原谅的破坏一切议会礼节的行为，这种由于直截了当地说明真相而造成的破坏行为；它通过自己的可尊敬的代表——卡尔·福格特先生之口表示了这一点（关于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1870年公布的路易－拿破仑付给自己的代理人的款项的账单[48]证明了这一点）。福格特先生用下面那种既是可怜地惊慌失措的、又是无耻地虚假的［注：俏皮话：《verlegnen》——“惊慌失措的”，《verlognen》——“虚假的”。——编者注］抗议，充实了争论的内容。 “先生们，我起来发言是为了维护从诗人的心灵流入这个宣言中的明彻的清流，而反对那种为了挡住它的去路而向它投去或〈！〉扔去〈！〉的可鄙的脏物，我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这些话，反对那些在最近这个运动中堆积起来的、使那里的一切有淹没和染污危险的垃圾。是的，先生们！这就是一些垃圾和脏物，有人用这种办法〈！〉把这些东西向着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扔去，这类的事情〈！〉居然能够发生，我表示极大的愤怒。” 既然沃尔弗根本没有谈乌朗特起草的宣言，而只是认为它的内容太软弱无力，那末，福格特自己的愤怒，自己的“脏物”和自己的“垃圾”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就完全不得而知了。不过，这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一方面是回想起“新莱茵报”始终对福格特式的虚伪的伙伴采取了无情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痛恨正是这个沃尔弗的发言使这些虚伪的伙伴不能继续耍这种虚伪的把戏。福格特先生在不得不对真正的革命和反动加以选择的时候，表示拥护后者，拥护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拥护“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遗憾的是，反动派对于福格特先生什么也不想知道。 就在当天，沃尔弗通过济克马林根的代表维尔特向福格特先生提出了决斗的挑战，而福格特先生拒绝决斗，沃尔弗就威胁说要揍他。虽然论体格，福格特先生同沃尔弗比起来，简直是个巨人，但他还是逃到他的姐妹那里去求保护，没有她在一起，他哪儿也不露面。沃尔弗放过了这个胆小的饶舌者。 大家知道，在这次争吵以后没有几天，议会自己也确认沃尔弗的话是正确的，由于害怕自己的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政府，而逃到斯图加特去了。 十一 我们快要结束了。在斯图加特，就是在维尔腾堡军队解散国民议会的时候，沃尔弗也仍然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后来他到了巴登，最后，同其他流亡者一起到了瑞士。他选了苏黎世住下来，在那里，又立即开始做私人教师，但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有文化的流亡者，他当然就遇到了很厉害的竞争。尽管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困苦的处境，沃尔弗还是想呆在瑞士。但是，情况愈来愈清楚：俯首听命于欧洲反动派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要逐渐地把所有的流亡者，像沃尔弗所说的那样，“撵”出瑞士。对于极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迁居美国，而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这样。如果流亡者到大洋彼岸去了，那就可以摆脱他们而得到安宁。 沃尔弗也常想到迁居美国，许多已经住在那里的朋友都请他到那里去。当他也被“撵”得忍受不了时，已一半打定了主意，于1851年6月来到伦敦，在这里，我们把他留了一个时候。私人教师中间的竞争在这里也很厉害。虽然沃尔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勉强糊口。同他往常在困苦的时候一样，他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朋友知道自己的情况。然而到1853年底，他不得不欠下大约37英镑（750马克）的债，这使他很苦恼；同年夏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1853年6月21日，我不得不在极度distress（贫困）之中度过自己的生日。” 在曼彻斯特的一位德国医生，也是一个流亡者，还在布勒斯劳时就同沃尔弗结识的，要不是他在曼彻斯特依靠自己的关系为沃尔弗找到了一定数量的私人教课，使他至少可以在那里生活下去，那末，到美国去的打算这次就要付诸实现了。1854年1月初，他就搬到曼彻斯特去了[49]。起初当然是相当困难。但毕竟生活有了保障，而后来，沃尔弗由于自己非常善于对待孩子并且赢得他们的爱戴，他可以指望，只要他在当地的德国人中为大家所知道了，他的活动范围就会逐渐扩大。而结果正是这样。过了几年，由于他要求不高，他对他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满意；学生们崇敬他；他为人直爽、忠于职守、和蔼可亲，所以无论老少，无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敬爱他。由于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的，因而在政治上多少是敌对的分子接触；虽然他从来丝毫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气质、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很少同他们发生冲突，并且结果都能保持自己的荣誉。当时我们大家都同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隔断了。反动的法律堵住了我们的嘴，日常的报刊绝口不提我们，出版者对于我们偶尔提出的请求连赐予拒绝都很勉强。看来，波拿巴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年内，沃尔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一的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赞赏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本能地准确的判断，这是不奇怪的。 沃尔弗是如何地认真负责——我只举一个例子。他给自己的一个学生出了一道一本教科书上的算术题。他把答数同所谓习题解答上的答数对了一下，说学生算得不对。但是，当这个孩子把这道题重算了许多次，得出来的还是同样的答数时，沃尔弗自己核对了一下答数，相信孩子是正确的，而习题解答上印错了。沃尔弗立即坐下来把书上所有的习题重做了一遍，以便检查习题解答中是否还有这样的错误：“这种情况我不应该再发生！” 就是因为这样认真负责，他还没有活到55岁就去世了。1864年春，由于劳累过度，他犯了严重的头痛病，渐渐地引起了几乎是彻夜不眠的失眠症！这时候，他的医生正好不在；找别的医生他又不愿意。不管怎样请求，要他把课停止一些时候或加以限制，都没有用；他已经着手的事情，他就要把它做完。直到他绝对不能工作时，他才间或缺课。但是已经晚了。脑溢血引起的头痛病愈来愈厉害，失眠愈来愈经常。脑血管发生破裂，脑溢血复发以后，就在1864年5月9日去世了。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6—11月 载于1876年7月1、8、22和29日，9月30日，10月7、14、21和28日，11月4和25日“新世界”杂志第27、28、30、31、40、41、42、43、44、45和47各期以及“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威廉·沃尔弗著，并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1886年哥丁根—苏黎世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世界”杂志，并根据“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校对过 注释： [33]“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是弗·恩格斯于1876年6—11月间为威·李卜克内西主编的“新世界”杂志而写的。这篇著作是关于极有名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威·沃尔弗的传略。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献给他作为纪念。马克思曾经打算亲自来写沃尔弗的传记。他为沃尔弗传记所写的初稿保存下来了（第一次发表在1959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4期第105页）。但是，马克思的打算没有实现，因为他当时没有掌握有关沃尔弗早期生活的某些他所需要的资料。除了传记材料而外，恩格斯还对沃尔弗为“新莱茵报”所写的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作了叙述。威·沃尔弗的以“西里西亚的十亿”为题的文章在1849年3月和4月间刊载在报纸上。发表沃尔弗的这些文章，是“新莱茵报”为了吸引德国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而实行的措施之一。在这些文章中，沃尔弗根据确凿事实和统计材料对农民受剥削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描绘，并要求把地主以赎金形式从农民那里盗走的10亿法郎归还农民。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在读者中间受到了极大欢迎，西里西亚农民协会曾将登载这几篇文章的那几号报纸翻印一万份，免费散发给农民。在1886年，恩格斯把他的“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作为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DieSchlesischeMilliarde》．Abdruckausder《NeuenRheinischenZeitung》März-April1849．MitEinleitungvonFriedrichEngels．Hottingen-Zürich，1886）一书的导言的一部分刊印出来；导言的第二部分是他重新写成的那篇“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恩格斯为这一版作了许多重要补充，同时删去了叙述沃尔弗文章内容的几章。——第61页。 [34]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第63页。 [35]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一种工具。——第65页。 [36]“蛊惑者”是德意志主要各邦大臣于1819年举行的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的决议对德国知识分子中间那些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在三十年代对“蛊惑者”实行迫害，因为当时在法国1830年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加强了。——第65页。 [37]弗·罗伊特“狱中生活”载于“罗伊特文集”莱比锡和维也纳版第4卷（F．Reuter．《UtmineFestungstid》．In：《ReutersWerke》，Bd．4，LeipzigundWien）。恩格斯所提到的威·沃尔弗于1863年12月30日给弗·罗伊特的那封信，第一次发表在“历史科学问题杂志”1957年第6册第1244—1245页（《ZeitschriftfürGeschicht-swissenschaft》，Heft6，1957，S．1244—1245）上。——第65页。 [38]弗·沃尔弗本人在1863年12月30日给弗·罗伊特的信中写道：由于他的一篇文章手稿落到普鲁士的警察手中，这篇手稿便成了对他提出违反出版法的起诉理由。——第67页。 [39]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1854年柏林版第2册（《Die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desneunzehntenJahrhunderts》．Berlin，ErsterTheil1853，ZweiterTheil1854）。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67页。 [40]“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68页。 [41]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居住在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公开的联合在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员，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停止了。——第68页。 [42]科伦民主协会于1848年4月成立；它的成员除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协会，目的是影响加入该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坚决行动。马克思积极参加协会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莱茵报”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在民主协会会议上通过了揭露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谴责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立场不坚定的决议。1849年4月，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采取实际行动着手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后，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组织联系，并退出了民主协会。——第70页。 [43]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雄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这个停战协定的决定，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后来由于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的援助，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1849年春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70页。 [44]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就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第70页。 [45]沃尔弗指的是1846年2—3月间在加里西亚爆发的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当时在克拉科夫恰好爆发了民族解放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使加里西亚的起义农民和准备援助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发生冲突。农民起义由解除小贵族起义队伍的武装开始，后来形成大规模地捣毁地主庄园的行动。奥地利政府平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以后，又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75页。 [46]“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第84页。 [47]“煽动者”（Wühler）是1848—1849年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对民主共和派的称呼。——第99页。 [48]恩格斯指的是一本在一出版物中发表的笔记，这出版物是：“皇室文件和通信”1870—1871年巴黎版第1—2卷（《Papiersetcorrespon-dancedelafamilleimpériale》．TomeⅠ-Ⅱ，Paris，1870—1871），第2卷第161页。——第102页。 [49]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可里看出，沃尔弗在1853年9月已经搬到曼彻斯特去了。——第105页。
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1]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2]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注：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3]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呢？“人民国家报”[4]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5]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1到5和1到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6]。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7]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1869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1870年至1871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8]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9]一篇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10]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11]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12]。在人们的想像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写于1875年3月18—28日 第一次载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第2卷（1911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2卷译出 注释： [1]这是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它同卡·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1875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指导性信件）中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191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倍倍尔“我的一生”一书的第2卷中（《AusmeinemLeben》，Teil2，Stuttgart，1911）。——第3页。 [2]指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第4页。 [3]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4页。 [4]“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由威·李卜克内西掌握。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4页。 [5]“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ZeitungundHandelsblatt》）的简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1856年至1943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4页。 [6]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1．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4页。 [7]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5页。 [8]斐·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页（F．Las-salle．《Arbeiterlesebuch》，FrankfurtamMain，1863，S．5）。拉萨尔在这一页上援引了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这是他在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OffnesAntwortschreibenandasCen-tral-ComitézurBerufungeinesAllgemeinenDeutschenArbeitercongresseszuLeipzig》．Zürich，1863，S．15—16）上的提法。——第6页。 [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76—784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03—978页〕。——第6页。 [10]恩格斯指的是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DerLassalle’scheVorschlag》．Braunschweig，1873）。——第6页。 [11]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461—504页）。——第7页。 [12]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的话，该书第一卷于1873年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纲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Wochenblatt》）是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见注4）。——第8页。
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425] （1874年5月—1875年4月） Ø一波兰宣言 Ø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Ø三 Ø四 Ø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一波兰宣言[426]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左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西蒂去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一切战略规则作了部署，——可是，所有这些劳力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左夫斯基，没有响过一声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劳力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5英镑，督察员每人2英镑（合100马克和40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427]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伦敦期间流传得很广。除“雷诺新闻”[428]外，伦敦所有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因为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皇这位冒充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末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支柱。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它每一次都使较强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第一个军事强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非常讨厌地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在任何时候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第一个保卫者。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毫无阻碍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的在十六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之所以能在艺术方面和科学方面蓬勃发展，工商业和财富之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的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两百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走狗才被解除了武装。很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波果丁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从内部蛀蚀俄国的蛆虫，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我们将用一个特别的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说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联合起来。现在正受奥地利压迫的所有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429]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计划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同意。其实，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一般说来我将活着的话，那末我希望而且应当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阐述波兰是如何实际实现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经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以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在维斯拉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的旧秩序由此而被消除；经过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于把革命引进到东北欧的结果而站了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争得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争得的东西。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损失，依靠自己的爱国主义，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进卫士，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自己所承担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关怀责成它承担的义务。” 但是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430]都做了阐述。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为波兰各地代表所确认的1845年宣言，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原理。——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做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是由于沙皇的专制和权谋的过错，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这个问题早在1861年2月19日沙皇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解决，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确定了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经常图谋之一的遮盖物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以及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了，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以便谈几点关于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的重要性的意见。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如何地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如何地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仍然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1779年俄国已经根据帖欣和约要求并得到了［注：“并得到了”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431]。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索伦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更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1853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是违背己愿跟着俄国走的，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准备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像巴黎六月战斗之于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其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他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并且不让他的德国藩臣出来为他们辩护，而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只是因为这样，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人，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的国家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像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注：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432]中已经谈到。］，——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的军队。 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主要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带有贵族派头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们在1846年和1863年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在波兹南［注：在1894年版上不是“波兹南”，而是“波兰”。——编者注］进行文化斗争并且仿佛是为了亵渎教皇而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语[433]，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愈来愈接近俄国，以便即使在它的统治下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并在国际的行列中进行斗争。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波兰的恢复是必要的，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己来说尤其是必要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一旦俄国失去波兰，俄国国内的运动就会壮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的地步。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但是，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崩溃下去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了，而对于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434]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每一个集团都责难其余的集团把事情搞糟了，骂它们有背叛行为和犯了各种各样不可饶恕的罪过。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后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而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所以互相间的责难愈积愈多，最后总是闹到普遍的内讧。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通达事理的人，只要一有通过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争吵的可能，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特别是在伦敦的（因为伦敦设有被全体法国流亡者看做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流亡者的诽谤运动，所以有一个时期，他们还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宁派。接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而且连一篇宣言之类的像样东西也提不出来；可是，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Communeux》〔“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己的纲领公诸于世。[435]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三十三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通常在搞密谋时发生的情况：那些对永远的克制和马上就要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取消密谋，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察局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能够“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有去做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无可救药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三十三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三十三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可是，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来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它们当做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诸君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们卷入了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最声名狼籍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爸爸”，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可怜的模仿。[436]为了回答他们的道义的谴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注：海涅“宗教辩论”。——编者注］ 我们的三十三位布鲁土斯认为，正是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同这样的对手吵闹！ 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馑，特别是经过了1871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一个长久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见解。 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个大危机，这时似乎由于灾难深重而陷入绝境并注定要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它对于那些硬要在他们所说的那种革命起义毫无成功希望的时候成为“实干家”的人说来，是必不可少的信仰的象征。 这是老一套。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来到了”。 同时，这三十三个人亲自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2）共产主义者，（3）革命者。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巴枯宁主义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稀奇。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一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注：“绝大多数”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 “让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这个过去灾难的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灾难的原因〈不存在的神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神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遭到禁止。” 而这个要求——parordredumufti〔遵照穆夫提的吩咐〕［注：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编者注］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认识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这样做丝毫没有保证这些命令的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 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叫做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那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把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说成是，国际不接受这五个人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437]现在连三十三人委员会也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了，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资产阶级撕下了以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神秘面纱：在这归根到底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用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 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主义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等等。[438] 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的高度降到实践的领域，这三十三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注：“并始终不懈地追求”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最后，我们这三十三个人是“革命家”。 至于说到大言不惭，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在这方面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但是怎么样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enbloc〔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给人民的敌人所处的死刑负自己的一分责任〈应该计算被枪决的人数〉，我们要求对那些为了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放的火负自己的一分责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要求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月的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是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是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妄想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一本正经地做了各种荒唐的事，尽管所有这些让卡尔（或爱德华？）［注：“（或爱德华？）”是影射爱德华·瓦扬。这几个字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删去了。——编者注］这个孩子装出吓人的样子的企图简直滑稽可笑，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做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做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情况看做良好的预兆。 三 在伦敦有一种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Vpe-red》）。[439]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做是真正的革命的吃人生番、并宣布对任何东西表示尊敬都是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提名道姓的虚套，而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每一个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 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为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而发急是愚蠢的。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做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出丑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末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工人运动达到了极其高度的发展。 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通过种种阴谋诡计、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却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丧尽天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证明开除是正当的。 《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做牺牲品供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了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以反对站在联邦主义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的，因而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440] 为了向履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定的人证明，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报》上登载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的一篇小品文[441]，这篇小品文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内部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以便和所谓的集中主义者相对立，似乎作者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下面将表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像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定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了下述结论的，即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就会以别的方式使自己本身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稍许称快一下的，如果我们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的话。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做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岛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此一味眷恋于男性；如果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际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朋友彼得可以随便吓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还远没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 如果《前进》仍然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胡言，那末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也就很难说了。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是他有意撒谎。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之后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为了更好地评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也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方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敢企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服从自己的私人目的的俄国人，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把自己的功绩局限于俄国范围，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需要专门来围攻他们。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这件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只有直截了当地制止他们。 不过，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事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诈行径的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 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 “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高兴。我们的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流放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442]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加《前进》杂志；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顺便说一句，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顺便说一句，后者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写作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等的（同编辑平等）权利和义务”。 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诚然还没有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稚气，在这里立即暴露出来了。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不像这样粗野。朋友彼得也是“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无益。深受委曲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且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朋友彼得开火，他称后者为“庸俗哲学家”。 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揭露朋友彼得，认为他的罪行就是准备人民进行革命，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拥护者，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承认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也夫这位“当代青年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准备好进行革命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们西欧，只要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朋友彼得认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在迷堂中打转的议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阴阜那样的诱惑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02页中，“阴阜那样的诱惑力”改为“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上传者注］于是他这个俄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60页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语连篇的书翰[443]。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以及其他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大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我们这个罪孽深重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一般辞句的九霄云外进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揭露自己的敌人，当然就不能回答敌人的揭露。这种“悲惨现象”是以多么“沉重”的心情发生的呢，——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很清楚地知道，全部俄国流亡者文献包括的都是互相指责的小册子，关于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真诚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的论战，——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间的争吵的文献，使读者也感到厌烦了，它对革命斗争事业没有任何意义，最多不过是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应当写这些篇章，应当用自己的手为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烦恼，敌人称快……之所以应当，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末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是否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钉子，然后才了解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严酷的了。他还没有做完（他充分意识到这样做的罪过）他责备我们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带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给《新自由报》写下一篇小品文提供新材料。 “或者”，——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二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骗，他们的信任被滥用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二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接着写道： “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活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性质……他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一切手段对斗争都适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是这种适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像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贪婪和不劳而享乐的旧欲望……他们准备剥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一心要把他们变成自己计划的工具来使用；他们在口头上准备捍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但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密独裁制度，使他们的信徒养成最驯服的、盲目听从的习惯，好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联合，一个由那些在事实上经常否定他们口头上宣扬的东西的人组成的团体就能完成社会革命似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简直像是从《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这本书当做是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责的那个人，理由是它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特殊’现象的。” 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是百思不解的东西，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意见：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运动中最肮脏的方面，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关于俄国的事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懂得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不是那样稀有的现象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值得大力学习的。俄国人应当听从不可避免的国际命运的支配，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将要当着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为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最后，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 四[444]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117和118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周旋，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按作者不朽创作的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他认为有必要和这类对手打交道。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表了一封“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445]。这封信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特卡乔夫先生应当知道这一点）各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结成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从最坏的角度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呼”，——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做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要妄自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和其他恭维话从自己身上转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说来——即使把时代的一切区别和周围环境中的重大差别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三十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而外，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宣言：“我们，英国人民，声明”等等［注：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像以前一样与此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做“我”。 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拳脚，彼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但是主意？［注：俏皮话：《Schläge》——“打击”，“拳脚”；《Rathschläge》——“主意”。——编者注］劳驾请提出证据。 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像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明这点，我就给他10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 据说，我曾断言他“愚蠢”——他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话——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的引文。 此外，还据说，我“讽刺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没有趣味的人，而且在某些地方确实也就是这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巴枯宁主义者那样没有趣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同警察、检察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性质；我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自己的力量来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在另一个地方也以同样的精神说道，像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违反“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当他们可以偷偷地干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批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的眼中来损害作者自以为自己在代表着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末这个情况本身也绝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由于并没有把特卡乔夫先生当做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 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下列方法转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列举证明他的性格不成熟的更多的证据了。下面这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将能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末《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养成用正确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告： “我无法控制自己，而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慨……学习吧！求得知识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等待！学习，改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教育上？”（第14页）“知识——这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页）[446]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对单纯的学习号召都表示愤慨，既然他宣布一切知识对革命者说来都是多余的，况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一点点任何知识的痕迹，那末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己给自己提供了不成熟的证据，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这点而已。但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提供了这种证据的人，在我们看来顶多只能达到中学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能达到了这种最高的程度，绝不是骂他，而是给了他甚至可以说过多的荣誉。 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的话就是这一点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在迷堂中打转的（这也是正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究竟哪儿有骂人的话呢？我把他比做小卡尔·米斯尼克，而这个人在德国是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作家之一，所以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单单是学习二字就已引起他的狂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这两行诗： “他自己获得了 自己的全部愚昧无知”［注：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 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骂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构成了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的题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假定是正确的，那末当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 “尽管如此，但是我仍热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你们会指出，如果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那末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呢？——在你们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我和我的志同道合的人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丝毫也不矛盾。我们深信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别的人也赞同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谋合的人愈多，我们就愈会感到自己有力，我们就愈容易实际解决这个任务。”[447] 这简直太好了！这听起来多么亲切，多么通情达理，多么善良崇高，多么令人信服。这听起来完全好像说，特卡乔夫先生写自己的小册子仅仅是为了证明文字宣传的益处，而我这个没有耐性的黄口孺子却回答他说：文字宣传去它的吧，起义的时候已经到了！——那末，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杂志宣传（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杂志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对一般文字宣传的评价就是这样高。然而，特别是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时，当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必须加以验证，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来对待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辑声明道： “您的哲学战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从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448] 你们看，我们愈深入地研究特卡乔夫先生对文字宣传的观点，我们就愈加陷入绝境，愈加不能理解，他想要什么。事实上他究竟想要什么呢？我们接着听下去。 “难道你们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实行起义；他和一个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潮流本身向他指示时刻，他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认为人民随时都准备好了进行革命（第10页）……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1页）……正因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是现在就干，就是很久以后才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第16页）……任何受尽专横暴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都是革命者；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17页）……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34页）……现在哪有功夫长期集训，哪有功夫永无止境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会怎么干就怎么干。”（第39页） 这在我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我建议小卡尔·米斯尼克：既然已经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准备好了，既然你无论如何不愿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问题是这样摆着的：不是现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末，最亲爱的小卡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话，归根到底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解放了这个灾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 他连想都没有想这一点。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写道，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要知道，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进行文字宣传，而这个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恬不知耻地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 等待！搞文字宣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把我们和革命分开来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14页）现在不是进行文字宣传的时候，现在需要搞革命——不是现在就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我们还要去搞文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人就叫做彼得·特卡乔夫！ 我说这些关于立即起义的、现在他羞于承认的大话是“幼稚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些大话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国农民宣言中的一个地方。特卡乔夫先生在宣言中对社会革命完成后的制度做了如下的描绘： “庄稼汉也就会过起快活日子来，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数也数不清。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有出名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整天整夜地放在那里吃。他一个劲儿地吃呀唱呀——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活干多少是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干任何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449] 一个编得出这类宣言的人，对于我仅仅把他叫做年轻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居然还要愤愤不平！ 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说：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你们同样也惩罚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从而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450] 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刚刚还在强调从西方传入俄国的文字宣传的重要性吗？况且，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的道路是不可能完全被切断的，不管特卡乔夫先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不久前在俄国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中，大多数被捕者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大学生，而是工人。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末在他还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的密谋，即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夸为“活动家”（dejateli）的人不去搞以瞒哄和欺骗自己同志为基础的可耻的密谋，不去搞像涅恰也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当代青年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不去搞像被顺利揭穿从而被消灭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声调大声合唱：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些关于在各地广泛进行的阴谋的骗人鬼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它除了掩盖对于各国政府采取无所革命作为的举动以及在革命党内为了追求虚荣而搞的阴谋诡计之外，什么也掩盖不了。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他们说，这是“冒失行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生活着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却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最拙劣的作品。在上述著作中他还被描绘得太清白了。我们仅仅摘录了“革命问答”第十八条，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们的龌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叙述，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面确实有许多东西可以讲，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这样做。 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罪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这副面孔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相称的）对我进行的一切斥责，都是以这样一些论断为根据的，这些论断他不仅知道是虚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的私人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 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451] 特卡乔夫先生顺便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452]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也就不是无产者，而是私有者”——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所要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力量……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在你们那里国家完全不是虚幻的力量，它的双脚都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态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现在”。 我们既不去谈论那种混乱的观点，即仿佛经济利益为了自身的体现而需要有它们本身创造的国家，也不去谈论那个大胆的断语，即仿佛俄国的“社会形态〈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内的〉本身的存在就是有赖于国家的存在”，也不去谈论那个矛盾的断语，即仿佛这个国家和似乎是它创造的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10500万俄亩土地，贵族（为了简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1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15000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3300俄亩。可见，农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保证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缴纳19500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族则只缴纳1300万！贵族的土地平均比农民的肥沃一倍，因为在购买徭役后接着进行分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去交给贵族的，不仅有较多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注：波兰是一个例外，波兰政府想摧毁敌视它的贵族阶级，并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去。（这是《人民国家报》发表正文时的附注；在1875年和1894年版中都删掉了。）］。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最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不能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先由国家替他们垫出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步向国家清偿。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销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土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缴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由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缴纳土地税，缴付赎金和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以外，自从成立地方行政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缴纳全部捐税。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故意为高利贷者造成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愈来愈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但是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有时也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商品支付制度是非常发达的。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受饥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官地，当土地不用施肥还能得到很好的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就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贫瘠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商品支付制度，那末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毫厘不爽的爱尔兰式的middlemen〔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对于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他们进行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那里近十年来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了空前迅速发展和深受最近这次危机打击的大资产阶级，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有势力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对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和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不顾这一切，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开始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一种赘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早从赫尔岑年代起，许多俄国人就硬说它具有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游猎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实质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实质，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萨阿米族、聂聂茨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见到。［注：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SbornikmaterialowobArteljachvRossiji》）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分册。］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代日耳曼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注：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接着删去了：“交易所——也是那样的劳动组合”。——编者注］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头目（starosta意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 （1）是为了暂时性的企业而建立的，企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 （3）是为了经常性的企业，即真正的工业企业而建立的。 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像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末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作为雇佣工人完全受企业主雇用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工业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钱给他们糊口，而且又极卑鄙地发展了商品支付制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Flerovsky．《PolozenierabocagoklassavRossiji》1869年圣彼得堡版）。[453]）。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自己雇用该团体以外的人做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成立了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四十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挖土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假如这一次要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那也还是远远办不到的。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用人工培植起来的德国〈！〉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末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独立地有利地经营大工业企业（如郎卡郡的纺织工业企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那它一同大工业发生冲突就必然要遭到灭亡。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做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威斯特伐里亚故乡还能找到不少的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应该是确切知道这种残余的。[454]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往后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是多么广阔〉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完善’社会的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种原则想把私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它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去，很清楚，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是较有教养的。”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实，曾被英国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例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455]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мир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мир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是同这些条件“毫不相干”的！——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社土地，以便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是在各个家长之间定期重新分配，并且每个人都为自己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各社员间在财富上很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说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他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15页上说道： “一个高利贷者〈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 给公社所有制以最严重打击的仍然是赎买徭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给农民的土地勉强够维持生活，而往往是根本不够维持生活。并且森林也转归地主了；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他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了。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使他一家能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谋生。［注：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WZacholustiiwStolice》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温和保守分子写的。］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注：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易。他说，俄国人民用“教派……抗税……匪帮〈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得到对人民事业有利的结局。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不能想像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而“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了。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连·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vysok，Car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购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末请问：一个早已满了12岁的人关于革命的进程是否应该持有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绝顶幼稚的见解呢？大家只要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那里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巩固密切的联系。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了3000个兵士，在14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写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注：见本卷第521—540页。——编者注］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像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愈来愈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一切信任。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愈来愈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了，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继续扩展开来，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还未触动的最后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奥地利的战争进行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5月—1875年4月 载于1874年6月17日和26日，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第五部分于1875年以单行本：弗·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二和五部分载于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第一、二和五部分曾根据1894年版本校对过 注释： [425]《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旨在分析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新趋势的文章，是恩格斯在1874—1875年间断断续续地写成的。这些文章每写成一部分就随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本来也就是专为该报而写的。1894年恩格斯把《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全部俄译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第1版第15卷上。——第569页。 [426]《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是恩格斯在1874年5月至6月初写的，发表在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斯“1871—1875年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4—41页。——第571页。 [427]《AddressofthePolishRefugeestotheEnglishPeople》，London，May3，1874．下面援引这一文件的第2—5页。——第571页。 [428]“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WeeklyNewspaper》）是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是接近宪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的，从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现在是合作运动的机关报。——第571页。 [429]米·彼·波果丁“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见集。1831—1867”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页。——第573页。 [430]1836年12月4日波兰民主协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号召人民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争取把农民的份地交归农民所有。克拉科夫革命政府在1845年底起草并于1846年2月22日发表的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和把土地交给农民。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发表的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它是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纲领。——第574页。 [431]帖欣和约是普奥之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于1779年签订的。作为这个和约的发起人的俄国起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而在和约缔结时则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国各邦的事务的权利。——第575页。 [432]“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576页。 [433]恩格斯讥讽地把使波茲南的波兰居民普鲁士化的政策称为在波兹南进行的文化斗争。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第577页。 [434]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发表在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斯“1871—1875年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41—48页。——第579页。 [435]指的是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1874年6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为“致公社社员”（《AuxCommuneux》）的小册子。——第580页。 [436]“度申爸爸”（《LePèreDuchesne》）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90年至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关于韦梅希的报纸，见注第84。——第582页。 [437]指的是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的一群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瓦扬、库尔奈等人），他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见注246）。——第584页。 [43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8—469页。——第585页。 [439]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即《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是他在1874年7月底至9月间写的，并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上。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前进！”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彼·拉甫罗夫谈论国际的文章。“前进！不定期评论”（《Вnереб!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обозрние》）是彼·拉·拉甫罗夫于1873年至1877年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它反映革命民粹派右翼的观点。该杂志对西欧工人运动和国际的活动给予很大的注意。1875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了一种同一方针的报纸，名称也叫“前进！”。——第588页。 [440]这段话摘自拉甫罗夫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874年苏黎世版第2卷（第二出版年）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第589页。 [441]《新自由报》（《NeueFreiePresse》）是奥地利自由派报纸，1864年至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恩格斯所提到的卡·塔勒的那篇小品文载于1878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报》第3284和3285号。——第590页。 [442]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信”于1874年4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第593页。 [443]指的是彼·拉·拉甫罗夫的匿名出版的论战性著作，标题是“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年伦敦版。往下恩格斯引用教书第3、17和44—45页。——第595页。 [444]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36和37号上。这篇文章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写的。马克思读过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见注445）之后，把它转交给了恩格斯，并在书皮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甚至连巴枯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因此他臆造出各式各样不存在的争论点来。”——第599页。 [445]彼·特卡乔夫“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P．Tkatschoff．《OffenerBriefanHerrnFriedrichEngelsVerfasserderArtikel《Flüchtlings-Litera-tur》inNr．117und118des《Volksstaat》》．Jahrgang1874．Zürich，TypographiederTagwacht．1874）。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页。——第599页。 [446]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第603页。 [447]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9—10页（P．Tkatschoff．《OffenerBriefanHerrnFriedrichEngels》．S．9—10）。——第605页。 [448]恩格斯在这里和以下几处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第605页。 [449]引文摘自彼·拉·拉甫罗夫的小册子“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年伦敦版第47页。——第607页。 [450]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7页。——第608页。 [451]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发表在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上，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SozialesausRuβland》）为题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5年5月恩格斯给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见本卷第641—644页）。恩格斯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最早是由维·查苏利奇译成俄文的，名称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1894年日内瓦版；此后，这一著作便以各种名称在俄国再版。——第610页。 [452]这里和以下几处恩格斯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610页。 [453]弗列罗夫斯基的书1869年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就读完了。马克思在1870年3月24日致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们的信中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63—464页）。稍后恩格斯也读了这本书。——第616页。 [454]恩格斯是指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的考察”（《StudienüberdieinnernZust?nde，dasVolkslebenundinsbesonerediel?ndlichenEinrich-tungenRuβlands》），1847年至1852年在汉诺威和柏林分三部出版。——第617页。 [455]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derMarkenverfassunginDeutschland》．Erlangen，1856），“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Fronh?fe，derBauernh?feundderHo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1-4，Erlangen，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derDor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Ⅱ，Erlangen，1865—1866）。——第618页。
英国的选举（1874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英国的选举 1874年2月22日于伦敦 英国议会的选举已经结束。才能出众的格莱斯顿不能再靠66票的多数统治下去了，他突然解散了议会，在8—14天之内进行了一次选举，而结果……反对他的却多了五十多票。这个1867年选举改革后的第二届议会，秘密投票选举出来的第一届议会，使保守派获得了稳固的多数。[389]可是，把保守党分子派到议会中去的，正是那些大工业城市和工厂区，而那里占居民多数的无疑是工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这是格莱斯顿企图通过选举来实行政变的结果。选举是在议会解散后非常短促的期限内进行的，以致某些城市用来考虑的时间只不过是五天，大部分城市不到八天，爱尔兰、苏格兰和农村选区最多也不过十四天。格莱斯顿企图愚弄选民，但是英国的政变并没有成功，而企图愚弄别人的人却反而害了自己。结果，大批原来是袖手旁观和动摇不定的群众也都投票反对格莱斯顿了。 其次，格莱斯顿的统治方法粗暴地破坏了约翰牛的固有习惯。约翰牛的目光非常短浅，不是把自己的政府看做自己的主人和统治者，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必预先通知就可以随时解雇的唯一的仆人。某一个执政的政党，有时可以由于纯粹实际的原因允许它的政府在税收和财政措施方面有效地表现出一些突然的温和姿态，但是，要在重要的立法措施方面得到类似的许可却只能是例外。但是，格莱斯顿却把玩弄这些立法把戏当做家常便饭。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大部分都使他自己的党像他的政敌一样感到突然；这些措施对于自由党是一种正式的从上面强加于他们的东西，因为自由党如果不投票赞成这些措施，他们马上就会使敌对政党掌握政权。这些措施中有许多（例如爱尔兰教会法案和爱尔兰土地法案[390]）虽然内容贫乏，但曾使得许多稳健保守的老辉格党人感到惊恐，而迫使自由党接受这些措施所用的手段却引起了整个党的反感。但是，格莱斯顿并不因此罢休。他还废除了出售军职的制度，这件事他毫无必要地向王室求救而不向议会求救[391]，这也使他自己的党丢了脸。此外他还和一帮令人厌恶的庸人混在一起，这些人的唯一才干就是善于不必要地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憎恨。其中最突出的是内政大臣普鲁斯和伦敦市政府实际上的头子艾尔顿。普鲁斯以对待工人议员粗暴和态度傲慢出名；而艾尔顿完全是按普鲁士的方式管理伦敦，——例如他企图禁止人民在公园集会——，然而，因为这套方式在这里行不通（爱尔兰人确实不顾禁令，当着艾尔顿先生的面在海德公园里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注：见本卷第210—212页。——编者注］），所以这就使政府遭到一系列的小失败，并且威望日益降低。 最后，秘密投票使得许多先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人能够无顾虑地投票反对他们的剥削者，反对他们正当地认为是代表工业巨头的政党——自由党。甚至在那些大多数大工业巨头为了赶时髦而转到保守党营垒去的地方，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自由党不是代表大工业的利益来与大地产和上层金融界抗衡，那末它在英国就什么也不代表。 上届议会的一般智力水平在中庸以下。其主要成员一方面是乡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子弟，另一方面是银行家、铁路公司经理、啤酒商人、工厂主和其他暴发户；其中也有一些政治活动家、律师和教授。这些“智力的代表者”很大一部分在这次选举中都落选了，因而这一届议会与上一届议会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专门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和有钱人的议会。然而它比上一届议会多了两个新的因素：即议会里有了两个工人［注：亚·麦克唐纳和托·伯特。——编者注］和将近五十个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者。 至于说到工人，首先必须确认，自从五十年代宪章派政党崩溃以来，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加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除了已做的其他让步外，还打算逐项满足宪章派纲领（即人民宪章）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人民宪章六点中，秘密投票和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两点已经成为法律；第三点即普选权也差不多实现了；完全没有实现的是后面三点：每年改选一次，发给议员薪金和最重要的一点——划分居民人数相等的选区。 工人由于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分散独立的组织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的，所以近来他们几乎是专门作为“伟大的自由党”的极左翼在活动，既然他们扮演的是这种角色，伟大的自由党自然要在每次选举中愚弄他们。但是选举改革法案[392]一通过，工人的政治地位就马上改变了。在一切大城市里，他们现在都成了选民的多数，而在英国，无论是政府或议员候选人都喜欢向选民讨好。从此，工联和工人政治团体的主席和书记们，还有其他被认为在工人中有影响的著名工人演说家们，转瞬之间都成了重要人物。于是，议会议员、贵族和其他出名的恶棍就开始来拜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愿望和需求表示意外的关切，并同“工人领袖们”讨论他们过去曾高傲地嘲笑过，认为提法本身就是可耻的那些问题；这些人甚至还出钱和组织募捐来救济工人。因此，“工人领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自己应该进入议会；他们的贵族朋友对这一点一般表示同情，但是自然，这只是为了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尽可能地阻碍工人的选举。这样，事情也就停止不前了。 当然，谁也不会因为“工人领袖们”想进入议会而责备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简捷的途径，就是马上着手组织一个具有明确纲领的新的强大的工人政党。对他们来说，人民宪章就是他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政治纲领。但是，“宪章派”——因为宪章派是明显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名称本身很惹资产阶级厌恶，于是“工人领袖们”便不是去继承宪章派的光荣传统，而宁愿和他们的贵族朋友们进行谈判，并且显出一副“绅士气派”，而这在英国就意味着按照资产阶级方式行事。旧的选举法曾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工人追随激进的资产阶级，如果当改革法案已经使工人至少可以选出60个议会议员候选人时，再强迫他们扮演这种角色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这是一个转折点。“工人领袖们”为了进入议会，首先要求助于资产阶级的选票和金钱，其次才求助于工人自己的选票。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的候选人，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了。他们不是依靠那个应该重新建立的工人政党，而是依靠资产阶级的“伟大的自由党”。他们组织了在选举中互相保护的协会——工人代表同盟[393]，这个同盟的少得可怜的经费主要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但是还不限于此。激进资产者十分机灵，他们了解到工人被选入议会是越来越不可避免了；因此，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可能当选的工人候选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尽可能地推迟他们真正当选的时刻。他们让伦敦的一位百万富翁赛米尔·摩里先生来办这件事，他不惜花费几千英镑，以便一方面在这个伪工人总参谋部中扮演总司令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借此取得工人之友的名声，使别人因为他欺骗了这些工人而感激他。大约一年以前，当解散议会的可能日益增加的时候，摩里曾在伦敦的一家小酒店里召集他的忠实奴仆们开会。他的忠实奴仆如波特尔之流、豪威耳之流、奥哲尔之流、黑尔斯之流、莫特斯赫德之流、克里默之流、埃卡留斯之流和其他等人都出席了这个会，这帮人中没有一个不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拿资产阶级的薪俸，替“伟大的自由党”宣传，或者至少为此出力效劳。在摩里的主持下，这一帮人拟订了一个连任何资产者都会在下面签名的“工人纲领”，这个纲领被当做了强大运动的基础，它应该使工人更紧密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且像这些先生们所梦想的那样，应该把这个纲领的“缔造者们”选进议会。在这些缔造者们贪婪的幻想中，还闪现着摩里的许多五英镑的钞票，这些钞票在宣传过程中必定会落到他们的口袋里去。但是，这个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惨遭失败。摩里锁上了他的保险柜，缔造者们也就重新退出了舞台。 四个星期以前，格莱斯顿突然解散了议会。常任的“工人领袖们”松了一口气：或者他们当选，或者他们又将成为报酬优厚的“伟大的自由党”的巡回宣传员了。但是，事与愿违：选举的日期是如此之近，以致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受了欺骗。不错，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以候选人的身分进行活动的，但是，由于在英国每个候选人要获得被选举权就得缴纳200英镑（合1240塔勒）的选举费，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人曾经为这个目的组织起来，因而他们之中只有那些从资产阶级那里拿到这笔钱的人才能被提为真正的候选人，也就是说，这些人进行活动是得到资产阶级上级的同意的。而资产阶级使所有的工人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受惨败，就算尽了他们的责任。 只有两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两个都是煤矿工人。这个工业部门被很好地组织在三个工联之中，它们拥有相当多的经费，在某些选区里可以希望得到选民中的绝对的多数，而且自选举改革以来，它们就有计划地争取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议会。这三个工联的书记在这次选举中都被提为候选人；一个是哈利戴，他在威尔士没有得到什么成功；另外两个是斯泰福的麦克唐纳和莫尔珀思的伯特，他们当选为议员。伯特在他那个选区以外名声不大；麦克唐纳在上次讨论矿业法[394]时是煤矿工人的代表，他出卖了他的委托者，赞同在这个法案上再加上一节，这一节是如此明显地有利于资本家，以致连政府都不敢把它列入自己的法案。 但是不管怎样，冰层总是被击破了，在欧洲最时髦的辩论俱乐部中，在自命为欧洲第一流绅士的人们当中，出现了两个工人。 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至少还有50个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者。1867年芬尼亚起义失败，芬尼亚社（爱尔兰共和派）的军事领导人一个个地不是被捕入狱，就是逃往美洲，从那时起，剩下的芬尼亚社密谋参加者很快就失去了任何作用。暴力起义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国在国外重新陷入严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一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已经在地方自治即“自己来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帜下开始了。当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伦敦英国议会把一切纯粹有关爱尔兰问题的立法权转交给都柏林的专门的爱尔兰议会；至于纯粹爱尔兰问题应该如何理解，则始终狡黠地不加说明。这个起初为英国报刊所嘲笑的运动具有很大的力量，以致爱尔兰各个不同色彩的党派的议员：保守党和自由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运动领袖巴特本人就是新教徒）都被迫参加了这个运动，甚至一个代表高尔威的道地英国人也参加了。在1848年事件后的普遍反动势力的打击下，奥康奈尔所领导的取消英爱合并的运动[395]差不多是和宪章运动同时停止的（奥康奈尔本人死于1847年）；自奥康奈尔开始活动以来，议会中又一次重新出现了一个团结的爱尔兰政党，这个政党出现时的环境使它难以再像奥康奈尔那样不断地和自由党妥协，也使它难以恢复奥康奈尔死后个别成员把自己零售给自由党政府的那种时髦风气。 可见，现在有两种推动英国政治发展的力量加入了议会：一种是工人，另一种是以一个团结的民族政党出现的爱尔兰人。虽然这两种力量不一定会在这个议会中起重大的作用（工人是一定不会的），但1874年的选举仍然无疑是在英国的政治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2月22日 载于1874年3月4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389]9]格莱斯顿由于指望在下院建立自由党的稳固的多数，便在1874年2月17日宣布他的内阁辞职，并解散了议会。下院重新选举的结果是350名保守党人，244名自由党人和58名爱尔兰议员当选。2月21日组成了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政府。秘密投票法（BallotAct）是1872年7月18日由议会通过的。——第541页。 [390]0]爱尔兰土地法案（LandBill）是格莱斯顿借口帮助爱尔兰租佃者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并在1870年8月被通过。附有各种保留和限制的土地法实质上是保全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法案为他们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而只是规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给予一定的补偿并规定了这方面的法律程序。大地主们尽力抵制这一法案的实施，并用各种借口进行破坏。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爱尔兰大农场经济的积聚和爱尔兰小租佃者的破产。爱尔兰教会法案（IrishChurchBill）也是格莱斯顿提出并在1869年7月通过的。根据这个法律，英国教会在爱尔兰与国家分离，并同天主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它仍然是剥削爱尔兰农民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第542页。 [391]1]指1871年通过的军队改组法，该法案的条款之一是禁止出售军官官衔证书。这一条在议会内引起了哄闹，事后格莱斯顿靠了国王的敕令才废除了出售军官官衔证书的制度。——第542页。 [392]2]指的是1867年在英国进行的第二次选举改革，这次改革使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得到选举权。——第544页。 [393]3]工人代表同盟（LabourRepresentationLeague）创立于1869年。工联领袖们也加入了同盟，他们力图保证把“工人”选入下院，竟不惜和自由党勾结在一起。同盟的活动在1880年以后就停止了。——第545页。 [394]4]指1872年的“矿业管理法”（《TheMinesRegulationAct》）。——第546页。 [395]5]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在取消英爱合并的口号下出现的合并取消派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使得英国殖民统治更加巩固。四十年代初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领导协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及其他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让步的一种手段。四十年代末，由于1848年爱尔兰革命起义的失败和随着反动派在英国和爱尔兰得势，合并取消派协会瓦解了。——第547页。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1873年9—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378] （1873年9—10月） 一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报告［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73年伦敦版。德文版的标题是《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加的注。）］（见载于《人民国家报》第87号及以下各号上的“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一文[379]）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他们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无产阶级运动为他们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同时，这些目中无人的空谈家在西班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实际革命活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关于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关于消灭一切权威，特别是国家权威、关于立即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等等极端革命的词句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因为除了报纸上关于西班牙事件的报道以外，我们还掌握有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提交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 大家知道，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员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们走。当1873年2月间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力求参预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像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政府决定实行制宪议会的选举；国际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巴枯宁派的首领们完全张皇失措了。继续在政治上不采取行动，已经日益变得更加可笑和不可能了；工人们想要“看到行动”。然而，同盟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宣传，不应参加任何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等于承认万恶之源的国家，因此参加任何选举都是一种该判死刑的罪过。他们怎样摆脱了这种困境，我们从上面提到的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 “这些人抛弃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践踏了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内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厚颜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们描绘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统治之名而行自己争夺权力之实的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自命为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糟糕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不是努力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相反地，他们厌恶这种思想，——而是卖劲帮助一个由冒险家、野心家、钻营之徒组成的并自称为不妥协派（unversöhnliche）共和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派别取得政权。 在制宪议会大选前夕，巴塞罗纳、亚尔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要求说明，在议会斗争以及在其他一切斗争中，工人应该遵循什么政策。为此目的，举行了两次大会：一次在巴塞罗纳，一次在亚尔科。在两次大会上，同盟分子都极力反对明确规定一条国际〈notabene〔请注意〕：他们的国际〉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于是决定，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会员可以由自己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派，——因为他们要实行臭名昭彰的自治！实行这种荒谬学说的结果如何呢？——国际的基本会员群众，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没有纲领，没有旗帜，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参加了选举，结果使得当选的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只有两三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但他们根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从来没有挺身捍卫我们阶级的利益，而总是心安理得地投票赞成议会多数提出的一切反动提案。” 这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放弃政治”的结局。在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就预先知道，他们至多只能把几个代表选进议会，而根本不可能获得议会的多数，那时候，在某些地方还可以使工人相信，在选举期间待在家里，根本不攻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受其压迫的国家，而去攻击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自卫的抽象的国家，一般的国家，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其实，这是胆小如鼠的人乔装为革命者的绝妙手法；至于西班牙同盟分子的首领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这一类人，上述关于同盟的小册子做了详细的证明。 但是，一当事件本身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放弃政治就成为一种显然的荒谬行为，而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政治则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西班牙的情况正是这样。亚马多的退位，使激进保皇党人[380]失去了政权，并且使他们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重新执政；阿尔丰斯派[381]当时更没有这种可能；卡洛斯派则和以往一样，宁愿进行内战，而不愿参加竞选[382]。所有这些党派都按照西班牙的惯例放弃参加选举；参加选举的只有分裂为两派的联邦共和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由于国际的名称当时在西班牙工人中间还有巨大的吸引力，由于当时在西班牙至少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国际支部的良好的组织，因此毫无疑问，在卡塔卢尼亚工厂区，在瓦伦西亚，在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等地，由国际提出和支持的任何候选人都会取得光辉的胜利，并且必定能够在议会中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足以在每次表决时左右两派共和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结局的少数派。工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感觉到，发挥他们的当时还有雄厚力量的组织的作用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巴枯宁学派的首领先生们长期以来一直宣传无条件放弃政治的福音，因而不能立即改变方针；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条可怜的出路：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不参加选举，但是国际会员每个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投票。这个政治破产的声明的后果是：工人像在这种情形下所常见的那样，投票选举了伪装为最激进的人——不妥协派，从而对自己选出来的人以后所采取的步骤担负了一定的责任，并被卷入他们的行动。 二 同盟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在他们的狡黠的选举政策使他们所处的可笑地位上坚持下去，否则他们至今所保持的对西班牙国际的统治就会完结。他们必须有所行动，即使仅仅为了装装样子。总罢工便是他们的出路。 在巴枯宁主义的纲领中，总罢工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有朝一日，某个国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都停止工作，这样最多经过一个月，就可以迫使有产阶级或者低头认罪，或者向工人进攻，那时工人就获得自卫的权利，乘机推翻整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从1848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闯的，不过这匹马原来是英国种。1837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1839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月”——即在全国范围停止工作（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79页[383]），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1842年7月竟试图实现它。在1873年9月1日召开的同盟分子的日内瓦代表大会[384]，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会上大家都承认，为此就必须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这就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同盟的内幕的人，都不会怀疑，关于采用这种有效手段的建议是由瑞士中心提出的。不管怎样，西班牙首领们把这看做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有所行动而又不致直接卷入“政治”中去，于是便欣然以赴了。他们到处宣传总罢工的奇迹般的功效，准备在巴塞罗纳和亚尔科开始举行总罢工。 可是，政治状况日益接近危机。联邦共和主义者里面的老牌高谈阔论家卡斯特拉尔及其同伙被高涨得超过他们想像的运动所吓倒；他们不得不把政权让给力图同不妥协派达成协议的皮－伊－马尔加耳。皮是官方共和主义者中间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唯一了解共和国必须依靠工人的人物。他立即提出了能够马上付诸实行的社会性的措施的纲领，这些措施不仅会给工人带来直接的利益，而且结果会促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从而至少会给社会革命以一个最初的推动。但是，国际的巴枯宁派会员对于只要是“国家”采取的措施，甚至最革命的措施都一概加以拒绝，他们宁可支持不妥协派中间最狂妄的骗子，而决不支持一个部长。皮同不妥协派的谈判迁延不决；不妥协派渐渐表现不耐烦，他们中间最急躁的人物在安达鲁西亚举行了自治州的起义。这时，同盟的首领们如果不愿做不妥协派资产者的尾巴，就得采取行动。于是就下令开始总罢工。 当时在巴塞罗纳张贴了这样一张布告： “工人们！政府利用军队来镇压我们的劳动弟兄，但却忽视反卡洛斯派的战争，我们举行总罢工来表示我们的无比愤怒，”云云。 巴塞罗纳是西班牙最大的工业城市，它的历史上关于街垒战的记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城市都多，可是，同盟的首领们却号召巴塞罗纳的工人们不要用他们掌握的武器，而是……实行总罢工，即采取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资产者，但不触及他们的共同代表——国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在无所行动的和平时期，巴塞罗纳的工人还肯听一听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这类驯顺人物的激烈言辞；但是，当行动的时刻一经到来，当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先是宣布了他们的著名的选举纲领，继而竭力宣传保持安静，最后又不号召拿起武器，而宣布总罢工的时候，工人们便开始毫不客气地鄙视他们。最软弱的不妥协派终究比最积极的同盟分子表现了更大的毅力。同盟及受它愚弄的国际支部丧失了一切影响，而当这些先生们宣布实行总罢工，说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政府瘫痪的时候，工人们干脆对他们嗤之以鼻。但是，这个伪国际的活动终究弄得巴塞罗纳没有参加自治州的起义；而唯有巴塞罗纳这个城市参加了运动才能够给在这个运动中到处都起显著作用的工人以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他们有了最终掌握整个运动的希望。此外，巴塞罗纳加入这个运动，胜利就差不多有了保证。可是巴塞罗纳却毫无动静；巴塞罗纳的工人看清了不妥协派的面目，又受了同盟分子的欺骗，于是无所行动，从而使马德里政府获得了最后胜利。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同盟分子阿勒里尼和布鲁所（关于他们的详情见关于同盟的报告［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在他们的《革命团结报》[385]上声称： “革命运动像闪电般迅速地在整个半岛上扩展……在巴塞罗纳尚无动静，但是在广场上，在公共的地方，革命却在不断进行！” 不过，这是同盟分子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不停地擂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断”站在一个“地方”不动。 与此同时，总罢工在亚尔科已被提上了日程。亚尔科是一个新兴的工厂城市，现在约有三万居民。仅仅一年以前，国际才以巴枯宁主义的形式在这里出现，并且非常迅速地扩展开来。这个城市的工人在此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运动，因此，他们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一概加以欢迎，正像在德国的落后地方一再发生的情形一样，在那些地方，全德工人联合会突然间就获得了许多新的信徒。因此，亚尔科被选为巴枯宁主义者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正是这个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 7月7日，一个工人会议决定宣布总罢工。第二天就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市长，要求他在24小时内召集工厂主并把工人的要求交给他们。市长阿耳博尔斯是个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他扣留工人，从阿利康特调来军队，并建议工厂主不要让步，叫他们深居简出。他本人将忠于职守。在同工厂主商谈之后，——这里我们根据同盟分子联合会委员会1873年7月14日的正式报告[386]，——这位最初向工人答应保持中立的人，这时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他“侮辱和诬蔑工人，站到工厂主方面，从而取消了罢工者的权利和自由，激起他们进行斗争”。一个市长的虔诚祝愿怎么能够取消罢工者的权利和自由，这点无论如何是没有交代清楚的。不管怎么样，受同盟领导的工人当时通过一个委员会向市政当局宣布，如果它不打算遵守在罢工期间保持中立的诺言，那末为了避免冲突起见，它最好卸职。委员会的代表们未被接见，而当他们离开市政厅时，警察便向和平地站在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如同盟的报告所说，斗争就此开始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了据说是长达“20小时”的战斗。一边是工人，据《革命团结报》说有5000人，另一边是市政厅里的32个宪兵和市场上四五幢房屋中的几个武装人员；这几幢房屋——按照普鲁士的先例——被人民烧毁了。最后，宪兵弹尽，被迫投降。 同盟分子委员会的报告上说：“市长阿耳博尔斯伪装投降，然后又胆怯地命令杀死那些轻信他的诺言而进入市政厅的人们，如果他不是这样欺骗人民，我们也不会为这样多的死难者而哀悼；如果这位市长自己不用手枪抵近射击逮捕他的人，他是不会被义愤的居民打死的。” 这次斗争中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呢？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计算出伤亡的人数〈人民方面〉，但我们可以说，伤亡不下10人。攻击者的伤亡则不下15人。” 这是同盟经受的第一次巷战。5000人对32名宪兵和几个武装的资产者进行了20小时的战斗，在敌人弹尽之后才打败了他们，自己总共损失了10个人。看来同盟是硬要自己的信徒相信福斯泰夫的箴言：“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不用说，资产阶级报纸关于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关于漫无目标地烧毁工厂、关于大批枪杀宪兵、关于把人们浇上汽油烧死的种种报道纯粹是捏造。胜利的工人，甚至当领导他们的是以“彻底消灭！”为座右铭的同盟分子的时候，他们对待战败了的敌人也经常是过分宽大的，而敌人因此就把自己在胜利时从来不忘记制造的可耻罪行强加在工人身上。 总之，取得了胜利。 《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亚尔科，我们的朋友5000人成了局势的支配者。” 这些“支配者”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局势”的呢？ 关于这一点，不管是同盟的报告还是同盟的报刊都没有告诉我们片言只字；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一般报纸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知道，在亚尔科马上成立了一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即革命政府。固然，同盟分子也曾于1872年9月15日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在亚尔科开会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还竭力想使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也赞成这项决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根据某些消息还有该委员会的书记弗朗西斯科·托马斯，都是这个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亚尔科物质福利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它为了实现“工人的立即完全解放”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呢？委员会禁止所有男子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却允许妇女离开，只要她们……持有身分证！反对权威的人竟然又采用了身分证！至于其他方面，则是极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和没有毅力。 与此同时，韦拉德将军带领军队从阿利康特逼近。政府一心想毫不声张地扑灭各省的地方性起义。而亚尔科的“局势的支配者”则一心想摆脱他们所处的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局势。因此，议员塞尔维腊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自己担任的调停人的任务。物质福利委员会交卸了自己的职权，7月12日，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了城，为此而向物质福利委员会许下的唯一诺言是……大赦。同盟的“局势的支配者”又一次平安无事地摆脱了窘境。亚尔科的冒险也就这样结束了。 同盟的报告告诉我们，在加油斯附近的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 “市长封闭了国际的会所，并且由于他威胁和不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激起了工人的愤怒。被选出的委员会要求部长遵守法律和开放擅自封闭的国际会所。皮先生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实际上却拒绝执行。工人们明白政府存心要有计划地使他们的协会成为非法；他们免去了地方当局的所有代表的职务，并委派新的人员来代替他们，新任代表重新开放了协会的会所”。 “在桑卢卡尔……人民是局势的支配者！”——《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这里，同盟分子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可是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权。他们把时间浪费在空洞辩论和纸面决议上；而帕维亚将军在攻下了塞维尔和加迪斯之后，于8月5日派遣了索里阿旅的几个连队前往桑卢卡尔，遇到的是——毫无抵抗。 这就是同盟在没有任何竞争者与其对抗的地方所建树的英雄功绩。 三 紧接着亚尔科巷战之后，不妥协派又在安达鲁西亚实行起义。皮－伊－马尔加耳当时仍然掌握着政权，他一直同这一派的首领们进行谈判，期望由他们来组阁；既然谈判还在进行，那为什么要发动起义呢？这种仓卒行动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不妥协派先生们力求首先尽快地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以便掌握政权和占据各个自治州将要重新设立的许多政府职位。马德里议会把分裂西班牙一事拖延得太久了；所以必须自己动手，到处宣布成立自治州。国际（巴枯宁派的）从选举以来就和不妥协派厮混在一起，它以前的行动使人相信可以得到它的协助：它不是刚刚用暴力占领了亚尔科，因而同政府进行了公开战斗吗？况且，巴枯宁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直宣传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进行。而现在有了一个机会，至少是在各个城市里，可以自下而上地来实现著名的自治原则了！其结果只能是：受巴枯宁主义影响的工人落入了圈套，为不妥协派去火中取栗，为此而从自己的同盟者那里得到的奖赏照例是脚踢和枪弹。 巴枯宁派的“国际”的会员在这整个运动中采取了什么立场呢？他们促使运动具有联邦主义的分散性质，他们尽可能地实现了自己的无政府的理想。同一些巴枯宁主义者，几个月以前在哥多瓦还宣布，成立革命政府是对工人的背叛和欺骗，现在他们却参加了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的革命政府，但是到处都占少数，所以不妥协派能够为所欲为。不妥协派掌握着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而用华丽的辞句和极其荒唐和毫无意义的所谓社会改革的纸上空洞计划来敷衍工人。当巴枯宁主义者的首领们要求真正的让步时，便遭到轻蔑的拒绝。领导这个运动的不妥协派在回答英国报纸记者的问题时首先声明，他们同这些所谓的“国际会员”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对这些人不负任何责任，并且声称他们把国际会员的首领们以及巴黎公社的全部流亡者置于最严密的警察监视之下。最后，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塞维尔，不妥协派在对政府军队作战时，还向他们的巴枯宁同盟者开枪。［注：《人民国家报》（1873年11月2日第106号）把下面三段文字误排在第三节末尾。恩格斯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时，将这三段移到本段后面。——编者注］ 结果，几天之内整个安达鲁西亚都落入了武装的不妥协派手中。塞维尔、马拉加、格拉纳达、加迪斯等地几乎毫无抵抗地被他们占领。每个城市都宣布自己是自治州并成立了革命政府委员会（洪达）。木尔西亚、卡塔黑纳、瓦伦西亚也跟着这样做了。萨拉芒卡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但性质比较平和。这样，西班牙的大多数大城市都被起义者掌握；只有首都马德里这个差不多从来不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奢华城市和巴塞罗纳是例外。如果巴塞罗纳行动起来，最后胜利几乎是有保证的，同时也会保证给运动中的工人以有力的支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妥协派在巴塞罗纳力量很弱，而当时在那里还有很大影响的巴枯宁派的“国际”会员却以总罢工为借口来回避起义。因此巴塞罗纳这一次没有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哪怕就像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起义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被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早已组织成义勇大队；他们的纪律固然松弛，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队的残部更坏。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宪兵（guardiasciviles），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任务首先在于阻止宪兵的集中，而这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地开到野外去作战。这种作法是不会有很大危险的，因为政府能用以对付义勇大队的军队也和这些义勇大队本身一样，是纪律松弛的。要想取得胜利，就只有这样，别的方法是没有的。 但是没有这样做。不妥协派以及他们的巴枯宁派的仆从们的联邦主义恰恰就在于，让每一个城市独自行动，并宣布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和其他城市共同行动，而是和它们分开，从而排除了发动总攻势的任何可能性。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1849年德国五月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即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387]，——在这里被宣布为最高革命智谋的原则。巴枯宁可以心满意足了。早在1870年9月（在《给一个法国人的信》[388]中）他就声明，通过革命战争把普鲁士人赶出法国的唯一手段在于，消灭一切集中的领导，让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独自去进行战争。只要用解放了的革命热情去对抗有统一指挥的普鲁士军队，胜利就有了保证。最后，在法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自由放任的情况下，毛奇的个人智慧当然就会消失。法国人当时不愿意了解这一点；但是在西班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在下面还会看到的，巴枯宁却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同时，这次没有任何口实而仓卒发动的起义使得皮－伊－马尔加耳不能同不妥协派继续谈判。他被迫辞职；卡斯特拉尔之流的纯粹共和党人就代之而掌握了政权，这些人是毫不掩饰的资产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扑灭他们以前利用过而现在只成为他们的障碍的工人运动。他们拼凑了两个师，一师由帕维亚将军率领去进攻安达鲁西亚，另一师由康波斯率领去进攻瓦伦西亚和卡塔黑纳。这些军队的核心是由西班牙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宪兵组成的，他们都是纪律尚未涣散的老兵。正像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时一样，在这里宪兵也应当压住士气沮丧的基干部队的阵脚，并到处带领进攻的纵队冲锋；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尽其所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除了宪兵以外，还把一些混合基干团拨给了这两个师，因此这两个师大约各有3000人。这就是政府能够用来反对起义者的全部兵力。 帕维亚将军在7月20日前后进军。24日，里波耳指挥的宪兵和基干部队占领了哥多瓦。29日，帕维亚进攻严密设防的塞维尔，30日或31日（根据电文难以确定日期）便攻占了该城。他留了一支游动队在这里平定郊区，自己则向加迪斯进发。加迪斯的保卫者只是在通往该城的接近路上设防据守，而且防御也很薄弱，后来在8月4日，未作任何抵抗就被解除了武装。在以后几天内，帕维亚又解除了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圣罗克、塔里法、阿耳黑西腊斯及其他许多早就宣布自己为自治州的小城镇的武装，同样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与此同时，帕维亚派军队去进攻马拉加和格拉纳达。马拉加在8月3日，格拉纳达在8日均不战而降。因此到了8月10日，即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整个安达鲁西亚便几乎被兵不血刃地征服了。 7月26日，马丁涅斯·康波斯开始对瓦伦西亚发动攻势。这里的起义是由工人发动的。当国际的西班牙组织发生分裂时，真正的国际的会员在瓦伦西亚占优势，于是新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迁到了这个城市。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久，当革命战斗行将来临时，瓦伦西亚的巴枯宁派工人不相信巴塞罗纳的首领们在极端革命词句掩盖下的逃避斗争的行为，他们向真正的国际的会员们建议在所有地方性的运动中采取共同行动。当自治州运动勃起时，工人和国际会员便利用了不妥协派，立即发动起义，赶走了政府军。瓦伦西亚洪达的成员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英国报纸记者的报道可以看出，在洪达中和在瓦伦西亚义勇大队中一样，工人占绝对优势。这些记者怀着敬意来谈论瓦伦西亚的起义者，这种态度是他们对不妥协派占优势的其他起义者从未表示过的。他们赞扬瓦伦西亚人纪律严明，赞扬城内秩序井然，并预言将有长期的抵抗和顽强的斗争。他们没有说错。不设防的瓦伦西亚城对康波斯师的进攻从7月26日一直抵抗到8月8日，就是说比整个安达鲁西亚还要抵抗得长久一些。 在木尔西亚省，省城木尔西亚未作抵抗就被占领；在攻陷瓦伦西亚后，康波斯便向卡塔黑纳进军。卡塔黑纳是西班牙最强大的要塞之一，在陆地这一边，在瞰制城市的制高点上，有连绵不断的围墙和突出的堡垒做壁障。3000政府军没有任何攻城炮，只凭自己的轻型野炮当然无力对付堡垒的重炮，于是只好限于从陆地上包围城市；但是当卡塔黑纳人利用从港内夺得的海军舰队控制海面时，这种包围是意义不大的。当瓦伦西亚与安达鲁西亚在进行斗争时，卡塔黑纳的起义者正自顾不暇。直到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在他们自己的金钱和食物也快要耗尽时，他们才开始想起外面世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做了一次向马德里推进的尝试，而马德里距他们至少有60德里，比瓦伦西亚和格拉纳达离他们的距离要远一倍以上！这次出征在离卡塔黑纳不远的地方就遭到悲惨的结局。包围使得从陆路出击成为完全不可能；所以他们就依靠舰队来出击。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出击啊！依靠卡塔黑纳的军舰在刚刚被征服的沿海城市中重新发动起义是根本谈不到的。所以，卡塔黑纳自治州的舰队只限于用炮击来恫吓从瓦伦西亚到马拉加一带的其他的（按照卡塔黑纳人的理论来说也是独立的）沿海城市，扬言如果这些城市不把粮食和硬币军款送上船，就对它们进行炮击，实际上也的确进行了炮击。当这些城市作为自治州向政府作战时，卡塔黑纳所持的原则是：“人各为己”。当它们失败以后，则宣布了另一个原则：“大家都来保卫卡塔黑纳！”卡塔黑纳的不妥协派及其巴枯宁主义同谋者就是这样理解各自治州的联邦主义的。 为了加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队伍，卡塔黑纳政府释放了1800名被囚在该城监狱中的罪犯——西班牙穷凶极恶的强盗和杀人犯。从关于同盟的报告中所做的揭露可以看出，这项革命措施毫无疑问是巴枯宁主义者给卡塔黑纳政府出的主意。报告说明，巴枯宁怎样幻想“放纵一切恶欲”，他把俄国的强盗奉为一切真正革命者的楷模。对俄国人是合理的，对西班牙人也是公平的。卡塔黑纳政府放纵了1800名被严加看守的匪徒的“恶欲”，从而使自己军队的纪律败坏到了极点，它当然完全是按照巴枯宁的精神行事的。西班牙政府不去彻底摧毁自己的要塞工事，而等待卡塔黑纳城由于它的保卫者内部瓦解而陷落，它是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政策。 四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报告关于这整个运动是怎样说的。 “预定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瓦伦西亚召开的代表大会，除了讨论其他问题外，将要决定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对2月11日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西班牙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应当采取的立场。但是，差不多所有起义省份里的国际会员都热烈参加了这次遭到如此悲惨失败的糊里糊涂的〈descabellada原意是：散乱的〉自治州起义，这不仅分散了大多数国际会员而使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瘫痪，而且也几乎完全瓦解了各地方联合会，而更坏的是，它使这些联合会的成员受到种种仇恨和迫害，而这些仇恨和迫害是任何一次非常糟糕地开始而又遭到失败的人民起义常有的后果…… 当自治州起义爆发，当洪达即各自治州的政府组成时，那些曾经激烈反对政治权力，指责我们有权威主义的人〈巴枯宁主义者〉却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些自治州的政府。在塞维尔、加迪斯、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格拉纳达及瓦伦西亚等大城市，许多自称为反权威主义者的国际会员却参加了各自治州的洪达，他们除了主张省或自治州的自治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纲领。这一点已经为这些洪达公布的宣言及其他文件正式证实了，在这些文件上都署有这个‘国际’的知名会员的大名。 理论与实践之间、宣传与行动之间的这种惊人的矛盾，如果能对我们的协会稍有裨益，能使我们在组织力量方面稍有进步，能使我们向主要目的——工人阶级的解放——稍微接近一点，那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结果情况恰恰相反，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缺少主要的条件——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有效合作，其实只要用国际的名义来行动，这种合作是很容易争取到的。各地方联合会之间缺少协调一致；运动听由个人或地方自行支配，没有任何领导（不算秘密同盟能强使运动接受的那种领导，我们感到羞耻的是，这个同盟居然还统治着国际的西班牙组织），除了我们的天然敌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纲领以外，没有任何纲领。就这样，自治州起义几乎毫无抵抗就被极其可耻地镇压下去了，可是，它在复灭的时候也连带葬送了国际在西班牙的威信和组织。不管发生了什么胡作非为的事情、罪行或暴行，共和党人现在都把它推在国际会员身上；我们甚至还有关于下述情况的可靠材料：在塞维尔，当战斗进行的时候，不妥协派向自己的同盟者、国际〈巴枯宁派的〉会员开枪射击。反动派狡猾地利用了我们的愚蠢，唆使共和党人来迫害我们，并在持冷淡态度的广大群众面前诬蔑我们；反动派在萨加斯塔时期没有做到的事，现在显然可以做到了：在西班牙广大工人群众中损害国际的名誉。在巴塞罗纳，许多工人支部脱离了国际，对《联盟》报〈巴枯宁派的主要机关报〉的先生们及其无法解释的行为表示坚决抗议。在赫雷斯、圣玛丽亚港及其他地方，各联合会决定解散。在洛哈（格拉纳达省），居民赶走了一些住在当地的国际会员。在人们还享有最大自由的马德里，旧的〈巴枯宁派的〉联合会毫无生气，而我们的联合会为了避免代人受过又被迫无所行动和保持沉默。在北部的城市中，由于卡洛斯派的战争日益激烈，我们毫无活动的可能。最后，在瓦伦西亚，经过十五天斗争之后，政府获得了胜利，来不及逃走的国际会员被迫隐藏起来，而联合会委员会则完全瓦解了。” 这就是马德里的报告所报道的情况。不难看出，它和前面的历史概述毫无出入。 我们全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 1．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 2．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以最怯懦、最虚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者是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罗纳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 3．所谓的［注：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所谓的”，而是“大吹大擂的”。——编者注］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 4．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复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像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起新的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 5．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9—10月 载于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 1874年以单行本在莱比锡出版。 转载于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4年版本译的，并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注释： [378]《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刊载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西班牙1873年夏爆发的事件之后立即写成的。这些事件是1868年至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所利用的实际材料是来自当时的报刊以及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文件，首先是新马德里联合会向1873年9月8—1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在报上发表后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莱比锡版（《DieBakunistenanderArbeit．DenkschriftüberdenletztenAufstandinSpanien》．Leipzig）。《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于1894年被收进《前进报》出版社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的论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Internationalesausdem《Volksstaat》（1871—75）》），当时恩格斯为这个著作写了简短的“前言”，并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的第一个俄译本是经弗·伊·列宁校订并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在日内瓦和1906年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出版的。——第521页。 [379]1873年9月19、21、24和26日《人民国家报》第87、88、89、和90号上以“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为题发表了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是用德文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简述。恩格斯在1894年出版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引用的话不是从上述德文简述中，而是从1874年出版的完整的德译本中摘录下来的。——第521页。 [380]指的是立宪保皇党人，他们支持欧洲列强安置在西班牙王位上的傀儡亚马多国王。——第523页。 [381]阿尔丰斯派是与西班牙大地主、僧侣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反动集团有联系的一个派别，它支持波旁王朝的西班牙王位追求者，这个王位追求者于1874年被宣布为国王，称阿尔丰斯十二世。——第523页。 [382]卡洛斯派是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支持国王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在1833年至1840年发动了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1855年唐·卡洛斯死后，卡洛斯派支持他的孙子小唐·卡洛斯为继承人。1872年，在政治危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卡洛斯派的活动活跃起来了，并酿成了直到1876年才结束的新的国内战争。——第523页。 [38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9页。在1894年出版这个著作时，恩格斯把这里引用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版改为1892年出版的第二版，即德文版。——第525页。 [384]指1873年9月1—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大会。——第525页。 [385]《革命团结报》（《Solidaritérévolutionnaire》）是无政府主义的周报，1873年6—9月在巴塞罗纳用法文出版。该报是法国南部革命社会主义宣传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委员会是阿勒里尼和布鲁斯为了在法国和公社流亡者中间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建立的。——第527页。 [386]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后领导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在1873年8月24日“国际报”上。——第528页。 [387]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127—235页）。——第533页。 [388]恩格斯指的是1870年在纽沙特尔匿名出版的巴枯宁的小册子：“就当前的危机给一个法国人的信”（《Lettresàunfrançaissurlacriseactuelle》）。——第533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1873年-1883年,1885-188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恩格斯（1873年-1883年,1885-1886年） 这部著作决不是由于“内心冲动”而产生的，正好相反，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会替我证明：他曾经费了多少力气才说服我来批判地阐明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一旦决心这样做，就只有把这种被当作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提出来的理论，同这一体系联系起来研究，并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此外就别无选择了。因此，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一些别的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陆续发表在莱比锡的《前进报》上，而在这里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对一个不管如何自吹自擂但仍旧极不足道的体系作问题本身所要求的如此详细的批判，这可以由两种情况来加以说明。一方面，它使我在不同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今具有普遍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虽然我丝毫没有想到用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仍然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所考察的材料极其多样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哲学体系，特别是自然哲学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无数新体系，就更不必说了。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有责任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买主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每个人什么都能写，而“科学自由”正是在于人们有权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东西，并且以此冒充唯一严格的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经济学历史科学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品一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270。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的胡说；只有实际的社会民主运动才很少被这种高超的胡说所迷惑，这又是我们工人阶级的非常健康的本性的一个证据。目前在我国，除了自然科学，其余的一切差不多都害了这种病症。 当耐格里在他向自然科学家慕尼黑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说中讲到人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能具有全知的性质时271，他显然还不知道杜林先生的贡献。这些贡献使我也跟着他进入一系列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我最多只能以业余爱好者的资格进行活动。这特别是指自然科学各个部门而言，在这些部门中直到现在还常常认为，一个“门外汉”企图发表意见总是不太虚心的事情。但是微耳和先生在慕尼黑发表的、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叙述的意见，给我增加了几分勇气，他说：每个自然科学家在他自己的专业之外也不过是一个半通272，不客气地说是一个门外汉。正如这样一个专家敢于让自己和必须让自己常常侵犯邻近的领域一样，正如他在这里在用语的笨拙和小小的不确切方面会被有关的专家所谅解一样，我也擅自引用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来作为我的一般理论观点的例证，并且敢于期待同样的谅解à。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这里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如果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个半通，那末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领域中，在直到现在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事实上也同样是半通。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á。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象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第二，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但是在这里常常很明显地表现出对哲学史的不熟悉。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以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热之唯动说曾经以新的例证支持能量守恒原理，并把这一原理重新置于最前列，这肯定是它的巨大成果；但是，如果物理学家先生们记得笛卡儿早就提出了这一原理，那末它还能作为某种绝对新的东西出现吗？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又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必然地重新出现在最前列。但是它甚至被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处理得何等肤浅呵！例如，凯库勒（《化学的目的和成就》）说，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漠克利特，并且断定，道尔顿最先承认在质上不同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最先认为这些元素原子具有不同的、为不同的元素所持有的重量。273可是我们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344和61节）那里就可以读到：伊壁鸠鲁已经认为各种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各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各不相同à,就是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 1848年在德国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引起了完全的变革。由于民族热衷于实际，一方面开创了大工业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开始了德国自然科学此后所经历的、由巡回传教士和漫画人物福格特、毕希纳等等揭幕的巨大跃进，于是民族坚决地摒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的风沙中迷失了道路的德国古典哲学。柏林的老年黑格尔派也实在应该得到这种遭遇。但是，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正当自然过程的辨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沉溺于旧的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各式各样的折中主义互相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而且全都是形而上学的。从古典哲学的残余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种新康德主义，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是那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即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留的那一部分。最终的结果是现在盛行的理论思维的纷扰和混乱。 我们很难拿到一本理论自然科学书籍而不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自然科学家自己感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辨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 这种复归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到达。它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家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而自然地实现，这些发现是再也不会让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的。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多余的阻碍需要克服。这个过程大部分已经在进行，特别是在生物学中。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地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辨证哲学，那末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在这些形态中，有两种对近代自然科学特别能收到效果。 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里辨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还没有被这样一些迷人的障碍274所困扰，这些障碍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而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些障碍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睐愈为自己开拓道路。有些自然科学家一方面把希腊哲学的残渣，例如原子论，当作永恒真理，另一方面却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希腊人，理由是他们没有经验自然科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是愈来愈少了。现在唯一希望的是这种见解迈步前进，达到对希腊哲学的真正的认识。 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已经开了一个头，因为除上述的新康德主义外，回到康德又成为时髦的事情。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创造者以来（没有这两个假说以前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产生的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康德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又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由于这个错误的出发点和柏林黑格尔派不可救药的堕落而在很大程度上颇有道理的对“自然哲学”的反动，极尽了放任的能事，而且堕落成了纯粹的漫骂；；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在其理论需要方面被目前流行的折中主义形而上学如此显著地置于无依无靠的境地。从此以后，就有可能在自然科学家面前重新提起黑格尔的名字，而不致于在他们中间引起杜林先生闹得如此滑稽可笑的舞蹈病。 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在这里问题决不在于保卫黑格尔的出发点：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这一点已经被费尔巴哈摈弃了。我们大家都同意：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à；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同样，也谈不上要保存柏林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黑格尔体系的独断的内容。随着唯心主义出发点的没落，在这个出发点上构成的体系，从而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没落了。但是在这里必须记住：自然科学的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就它对黑格尔的正确理解而言，它反对的目标只有两点，即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 把这一切除开之后，还剩下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275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辨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德国的现代经济学派只有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他一点东西（常常抄错了），才可以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如在他的体系的其他一切部门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但是，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我们说，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276 但是，在自然科学本身中，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理论，在这些理论中真实的关系被颠倒了，映象被当作了原形，因而必须把这些理论同样地倒过来。这样的理论常常在一个长时期中占统治地位。当热在差不多两个世纪内都被看作特殊的神秘的物质，而不是被看作普通物质的运动形式时，热学的情况就是这样，热之唯动说才完成了这个倒过来的工作。然而被热素说所统治的物理学却发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热学定律，在这里，特别是[让巴约]傅立叶和萨迪卡诺277为正确的见解开拓了道路，而这种正确的见解本身不过是把它的前驱所发现的定律倒过来，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而已à。同样，在化学中，燃素学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学同热之唯动说的关系，燃素说同拉瓦锡理论的关系一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导言 恩格斯（1873年-1883年,1885-1886年） 现代自然科学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地消失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当市民和贵族还在互相格斗时，德国农民战争却预言式地提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中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象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的orbisterrarum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度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德意志诸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255。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都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同现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256。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相互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 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最初一个时期中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部门中必须完全从头作起。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物体的和天体的力学，和它同时并且为它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这里有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定了；主要由笛卡儿制定了解析几何，由耐普尔制定了对数，由莱布尼茨，也许还由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刚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最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甚至离这种初步的完成还很远。液体和气体的力学只是在这个时期末才得到更高的研究?。如果把光学当作例外，那么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在当时还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而光学得到例外的进步是由于天文学的实际需要。化学刚刚借燃素学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257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因此古生物学还完全不能存在。最后，在生物学领域内，人们主要还是从事于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仅是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材料，而且还有解剖学和本来意义上的生理学的材料。至于各种生命形式的相互比较，它们的地理分布和他们的气候等等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则还几乎谈不到。在这里，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达到了一种近似的完成。 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末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次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继续不断地旋转下去，或者无论如何也旋转到一切事物消灭为止。恒星永远固定不动地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凭着“万有引力”而互相保持这种位置。地球亘古以来或者从它被创造的那天起（不管那一种情形）就毫无改变地总是原来的样子，现在的“五大洲”始终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的山岭、河谷和河流，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而这些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只有通过人手才发生变化或移植，植物和动物的种，一产生便永远确定下来，相同的东西总是产生相同的东西，而当林耐承认往往由杂交可能产生新种的时候，这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了。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始时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站在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 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作物质的本质的特性，那末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常常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安排的合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我把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也算入这个时期，因为除了上面所述说的，再没有其他的自然科学材料可以供他们支配。康德的划时代的著作对于他们依然是一个秘密，而拉普拉斯在他们以后很久才出现。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陈腐的自然观，虽然由于科学的进步而被弄得百孔千疮，但是它仍然统治了十九世纪的整个上半叶à,并且一直到现在，一切学校里主要还是讲授它á。 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不象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259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种厌恶，那末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直到许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舍尔才充实了他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逐渐受人重视。进一步的发现使它最后获得了胜利；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恒星的固有的运动，宇宙空间中存在着有阻抗的媒质这一事实得到证实，通过光谱分析证明了宇宙物质的化学上的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炽热星云团的存在à。 但是，如果这个刚刚萌芽的观点——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存着并消失着——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末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否会这样快地意识到，变化着的地球竟担负着不变的有机体这样一个矛盾，那倒是可以怀疑的。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指出咯相继形成起来和逐一重叠起来的地层，并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死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骼，以及已经不在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必须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是时间上的历史。这种承认最初是相当勉强的。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是创造劳动代替了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 赖尔的理论，比它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更加和有机物种不变这个假设不能相容。地球表面和一切生活条件的渐次改变，直接导致有机体的渐次改变和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异性。但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赖尔本人有好多年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的学生们就更没有看到。这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分工来说明，它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它夺去全面观察问题的能力。 这时物理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结果，由三个不同的人几乎同时在自然科学这一部门中的划时代的一年，即1842年总结出来。迈尔在海尔布朗，焦耳在曼彻斯特，都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热的机械当量的去顶确定，使这个结果成为无可置疑的。同时，格罗夫260——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一个律师——仅仅由于整理了物理学上已经达到的各种结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即所谓物理学上的不变的“种”，就变为各种不同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这么多的物理力的存在的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达到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指出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结论。 从拉瓦锡以后，化学的惊人迅速的发展从另一方面向旧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它就证明了化学定律对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 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有了特别是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地进行的科学旅行和科学探险，有了生活在当地的专家对世界各大洲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确的考察，此外还有了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这一切积聚了大量的材料，使得应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而且同时成为必要?。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确定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对各种不同的有机体按照他们同类的器官来加以相互比较，不仅就它们的成熟状态，而且就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来加以比较。这种研究进行得愈是深刻和精确，那种固定不变的有机界的僵硬系统就愈是一触即溃。不仅动物和植物的个别的种日益无可挽救地相互融合起来，而且出现了象文昌鱼和南美肺鱼这样的动物261，这种动物嘲笑了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最后，人们遇见了甚至不能说它们是属于植物界还是属于动物界的有机体。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进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值得注意的是：和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差不多同时，卡—弗—沃尔弗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263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264。差不多同时还确定了：早以证明为一切有机体的最后构成部分的原生质和细胞。现在发展是独立生存着的最低级的有机形式。因此，不仅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并且过去和机体种源说相对立的最根本的困难之一也被排除了。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善了：一切僵硬的东西融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种运动着。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265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的确，这种循环在实验上的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比起已经确立了的东西是无足轻重的，并且一年一年地弥补起来了。如果我们想到科学的最主要的部门——超出行星范围的天文学、化学、地质学——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一百年，生物学的比较方法还不足五十年，而差不多一切生物发展的基本形式，即细胞被发现还不到四十年，那末这种证明在细节上怎么能够没有缺陷呢à！ 从旋转的、炽热的气团中（它们的运动规律，也许得在我们通过若干世纪的观察弄清了恒星的固有的运动以后才能揭示），由于收缩和冷却，发展出了以银河最外端的星环为界限的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和太阳系。这一发展显然不是到处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在我们的星系中，黑暗的、不仅仅是行星的星体，即熄灭了的太阳的存在，愈来愈迫使天文学予以承认（梅特勒）；另一方面（依据赛奇），一部分气状星云，作为还没有形成的太阳，属于我们的星系，这并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另一些星云，如梅特勒所主张的，是很远的独立的宇宙岛，这种宇宙岛的相对发展阶段要用分光镜才能确定266。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还没有人超过的方式详细地证明了，一个太阳系任何从一个独立的气团中发展起来；以后的科学愈来愈证实了他的观点。 在这样形成的各个天体——太阳以及行星和卫星上面，最初是我们称为热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占优势。在今天太阳还具有的那样一种温度下，是谈不上元素的化学化学物的；对太阳的进一步观察，将表明热在这种场合下在多大的程度上转变为电和磁；在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不过是从热和重量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在现在是差不多已经确定了。 单个的天体愈小，便冷却得愈快。首先冷却的是卫星、小行星和流星，正如我们的月球早以死灭了一样。行星冷得较慢，而最慢的是中心天体。 随着进一步的冷却，互相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相互作用就出现得愈来愈多，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亲和力开始起作用，以前在化学上没有分别的元素现在在化学上互相分别开来，获得了化学的性质，相互化合起来。这些化合物随着温度的下降（这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种元素，而且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元素的每一种化合物），随着一部分气态物质由于温度下降先变成液态，然后又变成固态，随着这样造成的新条件，而不断地变化。当行星有了一层硬壳而且在它的表面上有了积水的时候，行星固有的热就比中心天体发送给它的热越来越减少。它的大气层变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下的气象现象的活动场所，它的表面成为地质变化的活动场所，在这些地质变化中，大气层的雨雪所起的淤积作用，比起从炽热流动的地心出来的慢慢减弱的作用愈来愈占优势。 最后，如果温度降温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高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末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下，有生命的原生物便形成了。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而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根本不能确定蛋白质的化学式，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化学上不同的蛋白体究竟有多少，而且只是在大约十年前才知道，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功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造成了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定形的蛋白质能够由于核和膜的形成而产生第一个细胞。但是，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形成的基础也产生了；正如我们可以根据对古生物学的记录所作的全部类推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在这些原生生物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267传到了现在；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的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作到这点，首先和主要地是由于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的蒸汽机，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起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那末上述情形是不能不如此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们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产生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生产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的相形见绌。 但是，“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268。也许会经过多少亿年，也许会有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无情地会逐渐到来这样的时期，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不再能溶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愈来愈多地聚集在赤道周围，但是最后就是在那里也不再能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逐渐消失；而地球，一个象月球一样的死寂的冻结了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愈来愈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它上面。其他的行星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有的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迟些；代替安排得和谐的、光明的、温暖的太阳系的，只是一个冷的、死了的球体在宇宙空间里循着自己的孤寂的道路行走着。我们的太阳系所遭受的命运，我们的宇宙岛的其他一切星系或早或迟地都要遭遇到，其他一切无数的宇宙岛的星系都要遭遇到；还有这样的星系，它们发出来的光，即使地球上还有人的眼睛去接受它，也永远达不到地球，连这样的星系也都要遭遇到这种命运。 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完成了自己的生命行程并且遭遇到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怎样呢？是不是太阳的残骸将永远作为残骸在无限的空间里继续运转，而一切以前曾无限多样地分化了的自然力，都将永远地变成吸引这样一种运动形式呢？ 如赛奇问道（第810页）：“或者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力量，能使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并使它再获得新的生命呢？我们不知道。” 当然，我们是不会象知道或物质的吸引的增加和减少取决于距离的平方那样知道这样一点的。理论自然科学把自己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现在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不能前进一步；但是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不能继续存在。但是物质的运动，不仅是粗造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而且还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和意识。有人说，物质在其无限存在的整个时期只有唯一的一次，而且是在一个和它的永恒性比较起来只是无限短的时间内，有可能分化自己的运动，从而开展这个运动的全部丰富内容，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只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就是主张物质是会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一种物质，如果它的纯粹机械的位置移动虽然也带有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热、电、化学作用、生命的可能性，但它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这些条件，那末这样的物质就丧失了运动；一种运动，如果它失去了使自己转变为它所应当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能力，那末即使它还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就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点使肯定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宇宙岛的物质把如此大量的运动——研究是何种运动，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转化成了热，以致（依据梅特勒）从这当中可能发展出至少包括了两千万个星的种种太阳系，而这些太阳系的逐渐灭亡同样是肯定的。这个转化是怎样进行的呢？至于我们的太阳系的将来的caputmortuumà是否总是重新变成新的太阳系的原料，我们和赛奇神圃一样，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在我们这里或者是必须求助于造物主，或者是不得不做出下面这个结论：形成我们宇宙岛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本来具有的，从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被物质再生产出来，即使是在千万年后多少偶然地、但是以那种也为偶然性所固有的必然性再生产出来。 这种转化的可能性是愈来愈被承认了。现在人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天体的最终命运是互相坠落于其上，而且人们甚至计算出这种碰撞所一定产生的热量。天文学所告知我们的新星的突然闪现以及已知的旧星的同样突然增加光亮，最容易从这种碰撞得到说明。同时，不仅我们的行星群围绕着太阳运动，我们的太阳在我们的宇宙岛内运动，而且我们的整个宇宙岛也在宇宙空间中运动，和其余的宇宙岛处于暂时的相对平衡中，因为甚至自由浮动的物体的相对平衡，也只能存在于相互制约的运动的情形之下；此外，还有一些人假定，宇宙空间中的温度不是到处都一样的。最后，我们知道，除了无限小的部分，我们宇宙岛的无数太阳的热消失在空间里，甚至不能把宇宙空间的温度提高摄氏一度的百万分之一。所有这大量的热变成了什么呢？它是不是永远消失在使宇宙空间温暖起来的尝试中，它是不是实际上不再存在而只在理论上存在于下列事实中：宇宙空间的温度增加了以十个或更多个零开始的小数一度？这个假定否定了运动的不灭；它承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天体的连续不断的相互坠落于其上，一切现存的机械运动都变为热，而且这种热将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尽管“力不灭”，一切运动还是会停下来（在这里可以附带看出，用以代替运动不灭的力不灭这个用语是多么错误）。于是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自然科学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的星云的主要困难便消失了。 此外，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就是德莱柏的反理论的美国人脑子也不得不承认了à。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只有在我们的地球年代不足以作为量度单位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它的轨道，在这个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意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生物的生命的时间，正如生命和自我意识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空间一样，是非常狭小短促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但是，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百万个太阳和地球产生和灭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上造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有无数的有机物一定产生和灭亡，然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在一个短时间内找到适于生活的条件，然后又残酷地被消灭，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消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3年-1883年,1885-188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1873年-1883年,1885-1886年）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叫作第三纪的地球发展阶段的某个还不能确切肯定的时期，据推测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达尔文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它们满身是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 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现在还活着的一切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向前移动。但是它们只是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并且非常不灵便。它们自然的走法是半直立的姿势，而且需要用手来帮助。大多数的类人猿是以捏成拳头的手的指节骨支撑在地上，两脚蜷起，使身体穿过长臂之间前进，就象跛子撑着两根拐杖行走一样。一般讲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间观察到从四肢行走到两脚行走的一切过度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两脚行走。 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例，而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那末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在猿类中，手和脚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是有不同用途的。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拿住食物，就象比较低级的哺乳动物用前掌所作的那样。有些猿类用手在树林中筑巢，或者象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它们在被捉住以后用手做出许多简单的模仿人的动作。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在两种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转变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使自己的手适应于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最低级的野蛮人，甚至那种可以认为已向更加近似兽类的状态倒退而同时身体也退化了的野蛮人，也总还是远远高出于这种过渡期间的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但是手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首先是由于达尔文所称的生长相关律。依据这一规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虽然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例如，一切具有无细胞核的红血球并以两个骨节（颞骨）来联结后脑骨和第一节脊椎骨的动物，无例外地都有乳腺来哺养幼子。同样地，哺乳动物中的偶蹄通常是和那用来反刍的复杂的胃囊相联系的。身体某一部分的形态的改变，总是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态的改变，虽然我们还不能解释这种联系。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聋的。人手的逐渐灵巧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脚适应于直立行走的发展，由于这种相关律，无疑地也要反过来作用于机体的其他部分。但是这种作用现在还研究得太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般的叙述。 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其余机体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现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已经向一定的方向专门发展得太厉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是具有最讨厌的声音的鹦鹉说得最好。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是什么了。它一连几小时唠唠叨叨地反复说它那几句话，的确是出于它十分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往来。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的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得到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末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象柏林沿街叫卖蔬菜的女人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的话。它在乞求好吃的东西时，情况也是这样。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钟?。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地区而进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动物的数目最多只能和往常一样。但是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中的食物。狼不象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动物的这种“滥用资源”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来的物种，那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种滥用资源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力都比其他一切猿类高得多的一种猿类那里，这种滥用资源必然造成的结果，是食料植物的数目愈来愈增大，食料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愈来愈加多，总之，就是食物愈来愈复杂，因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而这些材料就是这种猿转变成人的化学条件。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的即与植物生活相适应的过程的时间，因此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正如既吃肉也吃植物的习惯，使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仆一样，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即使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有一个时期曾因吃肉而吃起人来（柏林人的祖先，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十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但是在今天这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口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类食物更加丰富起来，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新的更经常的食物来源，除此以外还提供给了就养分来说至少和肉相等的象牛乳及乳制品一类的新的食物。这样，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一件一件地详细地谈它们的间接的影响，未免离题太远了，虽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些影响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正如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其他的动物，虽然也习惯于各种气候，但不是独立自主地，而只是跟着人学会这样做的，例如家畜和寄生虫就是这样。从原来居住的总是一样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后，就产生了新的需要：需要有住房和衣服来抵御寒冷和潮湿，需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愈来愈远了。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何况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他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样。我们也看到：由动物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他们起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独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海伦岛，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吃光了，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带来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地方。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把全世界的动植物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再也不能认出它们本来的面目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那演化成为谷类的野生植物。我们那些彼此如此不同的狗，或者我们那些种类繁多的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的，始终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相反地，凡是有原生质和有生命的蛋白质存在和起反应，即完成某种即使是由外面的一定的刺激所引起的极简单运动的地方，这种有计划的行动，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什么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获食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在某一方面也表现出是有计划的。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它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森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我们已经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对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有两百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却因此制造出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人逐渐灭种的主要工具。后来，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应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的土地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来对付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的灾祸。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的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这完全适应于这样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的理论表现就是这种社会科学。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和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炭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循环的过程展示了这种对立，德国在“崩溃”中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奏；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的丧失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中；而[......]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恩格斯（1873年） 第一部分 第一编 第三章 ［观念是现实的反映］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第三章，第３７—４０页 ［物质世界和思维规律］ 两类经验：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黑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末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正如同解析几何的演算必定与几何作图相符一样，尽管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几乎从来没有，或者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 再则，外部世界或者是自然界，或者是社会。 第三章，第３７—４０页；第四章，第４５—４８页；第十章，第１０５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世界和思维规律是思维的唯一内容。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玄想，这种玄想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迄今为止都有过的，因为它们对于自然界方面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而对于历史方面的二者关系是不清楚的，它们不理解任何思维对历史的物质条件的依赖性。杜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玄想家，而他所以能够掩饰他是玄想家，只是因为他把那些命题表达得如此一般而空洞，以致它们看起来是公理式的、平凡的，但从它们中不能作出任何结论，只能加进任意的解释。关于唯一的存在的原则也是如此。世界的统一性和彼岸世界的荒谬性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必须是先验地、根据思维公理加以证明的。由此产生了荒谬。可是没有这样的颠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哲学。 第三章，第３９—４１页 ［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 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 第三章，第４０—４４页 ［数学演算和纯逻辑演算］ 从事计算的悟性——计算机！——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数学演算适合于物质的证明，适合于检验，因为它们是建立在物质直观（尽管是抽象的）的基础上的；而纯逻辑演算只适合于推理证明，因此没有数学演算所具有的实证的可靠性——而且其中许多还是错误的！求积分的机器。参看安得鲁斯的演说，《自然界》，１８７６年９月７日。 模式＝死板公式。 第三章，第４０—４４页；第四章，第４５—４８页 ［现实和抽象］ 关于包罗万象的存在的唯一性这个命题，罗马教皇和伊斯兰教总教长也会承认，因为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无谬说和宗教；杜林用这个命题并不能证明整个存在的独一无二的物质性，正如同他不能从任何数学公理中构造出三角形、球形，或者推论出毕达哥拉斯定理一样。这二者都需要有现实的前提，研究这些前提才能得到那些结果。确信在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单独地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活动方式，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研究的结果。几何学的结果不外是各种线、面、体或它们的组合的自然特性，这些组合大部分早在有人类以前就已在自然界中出现了（放射虫、昆虫、结晶体等等）。 第六章，第６５页及以下各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单纯是物质的特性。现在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个别天体上的较小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的分子振动，电压，磁极化，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一直到它的最高产物思维，——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任何平衡或者只是相对的静止，或者甚至是平衡中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绝对的静止只是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无论运动本身，或者它的任何一种形式，例如机械力，都不能同物质分开，都不能把它们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异物同物质对立起来，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七章，第７６—７８页 ［自然选择］ 杜林应当对自然选择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他的无意识的目的和手段说提供最好的例证。达尔文研究自然选择，即缓慢变异借以实现的形式，而杜林要求达尔文也应当指出变异的原因，对这种原因杜林先生同样是一无所知的。无论科学取得怎样的成就，杜林先生总是会说还有不足之处，因而总有抱怨的足够理由。 第七章 ［关于达尔文］ 极为谦逊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前辈比起那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大吹大擂的杜林，是微不足道的…… 第七章，第７７—７８页；第八章，第８６—８７页 杜林主义。达尔文主义，第１１５页。 杜林认为，植物的适应是物理的力或者化学的因素的结合，因此不是适应。如果“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那能够得到最大量日光的途径”，那末它也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这些途径和方式因植物的种类和属性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在每种植物那里，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帮助植物——植物与这些“化学的和物理的等等”毕竟是不同的——通过在过去长期发展中已成为它所特有的途径来获得它所必需的日光。这种日光象一种刺激作用于植物的细胞，并且正是使这些力和因素在细胞中起反应，即发生运动。因为这个过程是发生在有机体的细胞结构中，而且采取刺激和反应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样见于人脑的神经媒介中，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采用了适应这一个术语。如果适应一定要通过意识的媒介，那末意识和适应在哪儿开始，又在哪儿终止呢？是在原虫、食虫植物、海绵、珊瑚、初级神经那里吗？如果杜林能把界限划出来，他一定会使旧式的自然科学家喜出望外。凡是有活的原生质的地方，都有原生质的刺激和原生质的反应。因为原生质在缓慢变化的刺激的影响下，同样在发生变化，否则它就会毁灭，所以适应这个术语，对于一切有机体来说，必然是同样适用的。 第七章，第７７页及以下各页 ［适应和遗传］ 在海克尔看来，在物种发展方面，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是肯定的或保存物种的方面。相反地，杜林在第１２２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成的妙论）。最容易不过的做法是，碰到所有这类对立，把它们颠倒过来，并且证明：适应正是由于形式的改变而保存下本质的东西即器官本身，而遗传则由于两个始终不同的个体的结合不断引起变异，变异的积累并不排斥物种的变换。遗传甚至也把适应的结果传下去！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 第八章，第８７—９１页 杜林，第１４１页。 生命。最近二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无数次地说过，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重要的现象；而在这里，这句话又一再地被推崇为生命的定义。但是这既不准确，又不详尽。我们发现，即使没有生命存在，也有新陈代谢，例如：在那些简单的化学过程中，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其中有某一确定的物体体现这一过程（例子见罗斯科的著作第１０２页；硫酸的制造）；在内渗和外渗现象中（透过已死的有机的膜，甚至无机的膜？）；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及其媒介物中。因此，据称构成生命的新陈代谢，本身首先需要加以进一步规定。尽管有种种深刻的论证、精辟的见解、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且还经常在问：什么是生命？ 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在所谓的定义中对最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质所作的简短解释，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只要不要求它表达比它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它也无能为害。因此，让我们试给生命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在这上面曾经有许多人费尽心血但没有成功（见尼科尔森）。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通过摄食和排泄而不断更新……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导出所有其他的最简单的生命机能：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表现在养料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原虫）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的可塑的蛋白质是怎样发展为细胞，从而发展为组织的，这一点必须先通过观察才能认识，而这种研究已经不属于给生命下个简单通俗的定义了。（杜林在第141页上还谈到整个的中间世界，因为没有管道循环系统，没有“胚胎形态”，就不能有真正的生命。这一段很妙。） 第十章，第１０６—１１３页 杜林—经济学—两个男人 只要是谈到道德，杜林就能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一涉及到经济学，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柏林大学生，前者熟悉各种行业，后者除了一张中学毕业文凭和现实哲学，再加上根本没有在击剑馆受过锻炼的双臂，别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到平等呢？这个美国人生产一切，那个大学生只是这里帮帮，那里帮帮，而分配是依照每个人的贡献来进行的；不久，这个美国人就具有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居民（由于人口增殖或移民）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因此，整个现代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其他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两个男人中产生出来，而且没有一个人需要动武。 第十章，第１１２—１１８页 杜林主义 平等——正义。——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自发的公社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在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中也是如此。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公民和被保护民等等——的平等，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不仅是发疯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的萌芽在基督教中始终一贯地受到迫害。——在基督教中，最初是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极的平等，以及更狭隘意义上的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过来的上帝的孩子们的平等。这两种看法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宗教所起的作用中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种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教徒和非教徒、正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则成为最主要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联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伸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加发挥。 因此，为了得出“平等＝正义”这个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全部历史，而这只有在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做到。但是，平等的命题是说不应该存在任何特权，因而它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它宣布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糟糕的。由于它缺少积极的内容，也由于它一概否定过去的一切，所以它既适合于由１７８９—１７９６年的大革命来提倡，也适合于以后的那些制造体系的凡夫俗子。但是，如果想把平等＝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因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就是说摆脱不了旧社会本身。 这就已经使得它们不能成为永恒的正义和真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不多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会认识到：侈谈平等和权利，如同今天侈谈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是可笑的；对旧的不平等和旧的实在法的对立，甚至对新的暂行法的对立，都要从现实生活中消失；谁如果坚持要人丝毫不差地给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两份以资嘲笑。甚至杜林也会认为这是“可以预见的”，那末，平等和正义，除了在历史回忆的废物库里可以找到以外，哪儿还有呢？由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今天对于鼓动是很有用的，所以它们绝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平等的内容须待阐明。——限于权利等等。） 此外，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这一点只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一被消除，抽象平等的观点也会立时被消除。随着合理的平等的建立，抽象平等本身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现在之所以要求平等，那是由于预见到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平等要求自然而然来到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化。但是，永恒的道德必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关于平等，甚至杜林也没有想起提出这样的主张；相反地，他还容许暂时性的压制，这样也就承认平等不是永恒真理，而是历史的产物和一定的历史状况的特征。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末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正因为这样，杜林先生最后又不得不把武装的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暴力从后门引进来。 可见，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十八世纪的思想的传播。因此，如果说这两个著名的男人今天置身于平等的基础上，那末，这正是因为他们被想象为十九世纪的“有教养的”人，而且这对于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现实的人过去和现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 第九章，第１０１—１０４页；第十章，第１１２—１１８页 ［观念对社会关系的依存］ 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这也同样适用于法的观念，因而也适用于政治（如果合适的话，这一点应当在《哲学》编中加以论述，《暴力论》仍放在《政治经济学》编中）。 第十一章，第１２５—１２７页 （并参看第三编第五章，第３４１—３４３页） 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 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社会是由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以及那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第十二章，第１３１—１３４页 （并参看《引论》，第２４—２７页） 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具有对立，那末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 第十三章 ［否定的否定］ 所有印度日耳曼民族都是从公有制开始的。几乎在所有这些民族那里，公有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被废除，被否定，被私有制、封建所有制等等其他形式所代替。对这种否定进行否定，重新建立处于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公有制，这是社会革命的任务。又如：古希腊罗马哲学最初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从这种唯物主义中，产生了唯心主义、唯灵论，即唯物主义的否定，它先是采取灵魂和肉体对立的形式，后来采取灵魂不死说和一神教的形式。这种唯灵论通过基督教普遍地传播开来。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 不言而喻，这些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正如上述关于—α×—α等等的例子所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思维着的头脑中有自己的反映，并且在那里得到再现；而且最高级的辩证的问题正是借助这种方法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种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之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在这里（历史上是部分地，思维中是完全地），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这种没有结果的否定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由外部硬加进去的意见。由于从这种否定中不能得出任何结果，所以作这种否定的人就必然与世界不和，必然要放肆地非难现存的和以往的一切，非难整个历史发展。古希腊人虽然作出了一些成就，但是他们不知道光谱分析、化学、微分、蒸汽机、公路、电报和铁路。对这些下等人的成果还有什么可多谈的。一切都是坏的——只要这类否定论者是悲观主义者的话——，但至高无上的、完美无缺的我们自己除外，这样，我们的悲观主义又转变成为我们的乐观主义。这样，我们自己造成了否定的否定！ 甚至卢梭关于历史的看法：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坏——建立更高阶段上的平等，也是否定的否定。 唯心主义——唯心的观点等等，是杜林经常宣扬的。当我们从现存的关系中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时，当我们理解和研究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消极因素中的积极方面时——甚至最庸俗的进步党人，甚至唯心主义者拉斯克尔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在这样做——，杜林就把这称之为“唯心主义”，并且因而就自认为有权利去设计未来的规划，其中甚至把学校计划都纳入在内，这是个幻想的规划，因为它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他忽略了：他这样做也进行了否定的否定。 第十三章，第１４９—１５１页 否定的否定和矛盾 黑格尔说，正数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 “微分可以当作真正的零①来看待和对待，但是这些零相互处于由当前的问题的情况所决定的关系之中。”波绪说，这在数学上不是荒谬。 0/0可以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值，如果它是由分子和分母同时消失而得出来的话。0:0＝A:B也是如此，因此，在这里0/0=A:B是随着Ａ和Ｂ的值的变化而变化的（第９５页的例子）。那末，零可以和零相比，就是说，它们不仅可以具有值，而且甚至于可以具有不同的、能够用数字表示出来的值，这不是“矛盾”吗？1:2＝1:2；1-1:2-2＝1:2；0:0＝1:2。 杜林本人说，那种求无限小总和的运算——通称为积分——是数学中最高的运算等等。这种计算是如何进行的呢？我有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变数，即一些在变化时彼此间呈现一定的关系的数。例如，就算是两个，即Y和ｙ，并且要去解一个用普通的数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ｘ和ｙ有函数关系。我把ｘ和ｙ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ｘ和ｙ当作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怎样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ｘ和ｙ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外，什么都没有剩下，所以dx/dy＝0/0，但是0/0是x/y的关系的表现。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消失的确定的时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能妨碍我们。因此，我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否定了ｘ和ｙ，但是我不是在毫不考虑它们的情况下否定它们，而是以适合问题的方式否定它们。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ｘ和ｙ，而是ｘ和ｙ的否定，即ｄｘ和ｄｙ。我象通常那样运算这些公式，把ｄｘ和ｄｙ就当作它们好象是实数一样，而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以实数ｘ和ｙ代替ｄｘ和ｄｙ，这样一来，我并不是又回到了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二编 第二章 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成为使自由民丧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矛盾是通过另外的比较强盛的公社对衰落的公社进行暴力的奴役（例如马其顿以及后来的罗马对希腊的奴役）而解决的；只要这些比较强盛的公社本身也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那这里发生的就仅仅是中心的转移和这一过程在较高阶段上的重复，直到（罗马）最后被一个用另外一种生产形式代替了奴隶制的民族征服为止。但是，不管奴隶制是通过强制还是自愿地废除的，以前的生产方式还是死亡了；例如在美洲，移民者的小土地经济代替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也是毁于奴隶制的，关于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早就谈到：同奴隶的交往使得市民道德败坏——更不用说奴隶使市民失去劳动能力了。（家奴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入家庭（例如内宅的女奴）。） 第三章 杜林的应该加以斥责的历史，是由暴力统治的。现实的、向前发展的［历史运动，是］由保存着的物质成就［统治的］。 第三章 暴力，即陆军，是用什么来维持的呢？用金钱。就是说，立即又取决于生产。比较一下雅典的海军和政治（［公元前］３８０—３４０年）。对同盟国采取的暴力，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去进行长期的和有效的战争而失败。英国的通过新型大工业创造出来的补助金打败了拿破仑。第三章［党和军事训练］在研究生存斗争以及杜林反对斗争和武器的声明时，应该强调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必须懂得斗争：革命有朝一日或许就降临到它的面前；但不是反对目前的军事官僚国家，这在政治上或许就象巴贝夫企图从督政府立即跳到共产主义那样，是荒谬的，甚至还更加荒谬，因为督政府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府。而是反对接替目前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本身所制定的法律，党可能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因此，普遍义务兵役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为了学会斗争，它应该为一切人所利用，但特别是应该为这样一些人所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足以使他们在当一年自愿兵的时间内学会作为一名军官所必需的军事训练。第四章关于“暴力”暴力也起着革命的作用，并且是在一切决定性的“关键”时期，如在向共同社会过渡时，但是即使在这时它也只是作为反对外来的反动敌人的自卫——这一点已被承认。而马克思所论述的十六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变革，也有其革命的方面：它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１７８９年的法国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暴力，８月４日仅仅认可了农民的暴力行动，并且以没收贵族和教会的财产作为补充。 日耳曼人进行暴力征服，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农村居支配地位而不是（象在古代那样）城市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总是伴随着——正由于后面这个原因——奴隶制向痛苦少些的农奴制或依附农制的转变（在古代，伴随大庄园制的是耕地向牧场的转变）。 第四章 ［暴力，公有制，经济和政治］ 当印度日耳曼人迁徙到欧洲时，他们用暴力赶走了原始居民，并且在公社占有制下耕种土地。在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那里，后面这种情形还可以历史地加以证明，而在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甚至克尔特人（ｒｕｎｄａｌｅ〔朗得尔〕）那里，这种情形现在还存在着，甚至是以直接的（俄国）或者间接的（爱尔兰）依附农制的形式出现。当拉普人和巴斯克人被驱逐出去以后，暴力遂即停止了。在公社内部居支配地位的是平等原则或自愿承认的特权。在从公有制中产生出单个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制的地方，公社成员之间的这种区分，直到十六世纪，纯粹是自发地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逐渐地实现的，而公有制的残余也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当时还谈不上暴力，它只是在反对这些残余时（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在德国主要是十九世纪）才使用起来。爱尔兰是特殊情况。在印度和俄国，这种公有制在极为不同的暴力征服和专制制度下安然地继续存在下来，并且成为它们的基础。俄国是生产关系决定政治暴力关系的一个证明。直到十七世纪末，俄国农民还没有受到什么压迫，享有迁徙自由，几乎不受依附关系的束缚。罗曼诺夫一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随着彼得大帝的即位，俄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发展，它当时只能输出农产品。这样就引起了对农民的压榨，为输出而进行的压榨，随着输出的增长而增长，直到叶卡特林娜二世把这种压榨推进到极点，并且制订了法律。而这种法律允许地主加紧榨取农民，结果压迫也就愈来愈厉害。 第四章 如果说暴力是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原因，那末，什么是暴力的原因呢？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和别人的劳动力。暴力可以改变产品的消费，但是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它不能使徭役劳动转变成为雇佣劳动，除非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徭役形式已成为生产的桎梏。 第四章 迄今为止是暴力——从现在起是共同社会。纯粹善良的愿望，“正义”的要求。但是，托b莫尔早在三百五十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始终没有实现。为什么现在就应该实现呢？杜林没有回答。事实上，大工业把这个要求，不是作为正义的要求，而是作为生产的必要性提出来了，而这改变了一切。 第三编 第一章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 不平等的因素：“因为人本能地就是平等的敌人。”（第５９页） “这种人们称之为文明制度的欺诈机构，”（第８１页） “人们应该避免象在我们这里所常见的那样使她们〈妇女〉局限于哲学所指定给她们的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局限于仆从的角色，这种哲学硬说，妇女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刷锅洗碗和缝衣补裤。”（第１４１页） “上帝给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规定一定量的吸引力，这个量仅仅相当于社会上的人能够化费在劳动上的时间的四分之一。”因此，其余的时间应该归农业、畜牧业、烹调、产业大军。（第１５２页） “温情的道德——贸易的善良而纯洁的朋友”（第１６１页），道德的批判（第１６２页及以下各页）。 在今天的社会里，“在文明化了的机构中”，充满了“行动的两面性，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对立”；这是“个人对群众所进行的一场普遍的斗争。而我们的政治科学还敢于谈论行动的一致性！”（第１７２页） “因为现代人不知道关于例外或者过渡的理论，即关于杂种的理论，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到处碰壁。”（“杂种”的例子：“榅桲，油桃，鳗鱼，蝙蝠等等”）（第１９１页） 第二部分 ［杜林断言，“人们的联合借以建立的意志活动，本身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关于历史的发展，只字未提。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一切都是心理学，而且，遗憾得很，心理学还远远“落后”于政治。 ［针对杜林关于奴隶制、雇佣奴隶制和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是“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的论述，恩格斯写道：］ 总是以为：在经济学中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所有的改变和歪曲都是由于可恶的政治而造成的。 总之，在全部暴力论中，正确的仅有：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因此，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这样一种平庸之见：从人们摆脱了最野蛮的状态时起，国家就到处存在，而这一点早在杜林以前就众所周知了。——但是，国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如果我说——譬如——东方专制制度、古代共和国、马其顿君主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那末，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用那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说明。这样就会发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古代共和国基于也从事农业的城市，罗马帝国基于大庄园，封建制度基于乡村对城市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的），如此等等。 ［恩格斯引用了杜林的下述言论： “经济的自然规律，极其严格地说来，只有通过下列办法才能获得：我们要在思想上铲除掉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特别是与雇佣奴隶制相连系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作用，并且谨防把后者看成人的不变本性〈！〉的需要……” 针对杜林的这些议论，恩格斯作了如下评述：］ 总之，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对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进行抽象，才能发现，这些规律至今从来没有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好一个人（从猿到歌德）的不变本性！ 杜林打算用这种“暴力”论来说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自古以来，到处都是遭受暴力的人居多数，而采用暴力的人居少数。这本身就已经证明：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那样简单地通过政治途径所能排除掉的。 杜林对地租、利润、利息、工资未作解释，而只是说，是暴力如此造成的。可是暴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说。 暴力造成占有，占有造成经济权力。因此暴力＝权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积累）中证明：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全部狡诈，而且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 当杜林把政治行动看成历史的最后的决定力量并且把这一点冒充为新东西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往所有历史学家所说的话，在他们看来，社会形式也仅仅是由政治形式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所决定的。 这太好了！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学，都认为经济规律——就他们所理解的——是“自然规律”，并且断言，它们的作用被国家、被“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歪曲了！ 此外，这一整套理论只不过是企图根据凯里的学说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学本身是和谐的，国家用它的干涉败坏了一切。 永恒的正义是对暴力的补充，见于第２８２页。 ［对杜林在批判斯密、李嘉图和凯里时所阐发的观点，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论述：“似乎在一个鲁滨逊的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最抽象的生产，在岛上的两个孤独的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分配，甚至可以想象出从主奴之间的完全平等起到完全对立止的所有中间阶段……”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面这句话：“但是，最终真正对分配学说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只有通过严肃的社会的〈！〉考察才能得到……” 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先是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把这些关系同它们所由产生的并且只有以其为依据才有意义的历史基础分开，再把它们转移到两个人——鲁滨逊和星期五——身上，当然，在那里它们完全是任意地出现的。在它们被这样归结为纯粹的暴力之后，又被转移到现实的历史中去，并以此证明：这里的一切也都仅仅基于暴力。至于暴力必须应用于某种物质基质，而且正是需要阐明这种基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杜林则不管不问。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一段：“所有国民经济体系所共有的传统观点认为：分配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被设想为成品总和的产量有关……相反地，更加深刻的论证应当注重这样一种分配，这种分配是同经济的或有经济效力的权利本身有关的，而不是仅仅同这些权利的日常的和积累着的结果有关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的］引论和暴力［论那一章。］ 总之，研究日常生产的分配是不够的。 地租以地产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工资以没有财产的工人，即只有劳动力的人为前提。因此应该研究一下，这一切从何而来。马克思——由于这个问题属于他的任务——在论述资本和没有财产的劳动力的第一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对现代土地所有制的起源的研究同对地租的研究有关，因而属于第二卷的研究范围。杜林的研究和历史论证只限于一个词：暴力！在这里已是毫不掩饰的险恶用心。杜林如何说明大土地所有制，见“财富和价值”，这移至此处较好。 总之，暴力创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等等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存条件。但是谁创造暴力？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石制的、青铜制的、铁制的武器、盔甲、骑术、火药以及大工业通过后装的线膛枪和火炮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这些枪炮都是只有大工业用其等速工作的并且生产几乎绝对同样的产品的机器才能制造出的产品。编成和编制，战略和战术，又取决于装备。战术还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耶拿会战的计划和成就在当前公路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铁路！因而，正是暴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这一点甚至耶恩斯上尉都清楚地看到了（《科伦日报》，《马基雅弗利……》）。 同时，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横队，由训练很差的士兵排成的但有散兵掩护的纵队（耶拿反对威灵顿），最后，普遍分列成散兵线和跃进代替慢步。 ［根据杜林的说法，“灵巧的手或脑应被看成属于社会的一种生产资料，看成一部机器，而机器的产品是属于社会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但是机器并不增加价值，而灵巧的手却增加价值！因此，至于谈到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则已遭到禁止，虽然它依然应该发生作用。 ［针对杜林关于“整个共同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的观念，恩格斯指出：］ 这样一来，马上使用了唯心主义的尺度。不是生产本身，而是法。 ［关于杜林的“经济公社”和其中通行的分工、分配、交换的制度和货币制度，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评述：］ 因此，还有由社会给个别工人发解雇金。 因此，还有货币的贮藏、高利贷、信贷以及直到货币危机和货币不足的一切后果。货币炸毁经济公社，正象它目前就要炸毁俄国公社，而且一旦成为各个社员间进行交换的媒介时也要炸毁家庭公社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述说法：“因而任何形式的真正劳动，都是健全组织的社会自然规律”，同时用括弧附加了一句：“（照此说法，所有以往的组织都是不健全的）……” 恩格斯就杜林的这段话指出：］ 这里，劳动或者被理解为经济的、物质生产的劳动，这样，这种语句就是无稽之谈，并且同以往的全部历史不相适合。或者劳动是被比较一般地理解的，即被理解为某个时期所需要的或适用的各种活动、施政、诉讼、军事训练，这样，这种语句又成为一种非常高傲的平庸之谈并且和经济学毫不相干。但是把这一堆陈词滥调美其名曰“自然规律”，企图以此叫社会主义者敬服它，这可真有点恬不知耻。 ［就杜林关于掠夺和财富的联系的议论，恩格斯指出：］ 全部方法都在这里。首先从生产的观点去理解每一种经济关系，而不管所有的历史规定。因此，只能讲出最空泛的话，如果杜林想超出这种状况，那末他就不得不考察各个时代的一定历史关系，就是说，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生产的范围而陷入混乱。其次，从分配的观点去理解同一经济关系，也就是把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过程归结为暴力这个词，接着便对暴力的恶果大发其火。这会导致什么，我们在考察自然规律时将会看到。 ［杜林断言，对于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奴隶制”或“农奴制”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１，世界历史从大土地所有制开始！大片土地的耕作与大土地所有者的耕作是一回事！被大庄园主改变为牧场的意大利土地，以前是一片荒芜！北美合众国如此巨大地扩展，不是靠自由农，而是靠奴隶、农奴等等！ 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大片土地的耕作”应该＝大片土地的开垦，但马上又被解释为＝大规模的耕作＝大土地所有制！而在这种意义上，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发现：如果某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多于他及其家庭所能耕种的，那末，他不用别人的劳动就不能耕种全部土地！要知道，使用依附农的耕作，不是大片土地而是小块土地的耕作，而且这种耕作终归要比依附农制悠久（俄国、斯拉夫人的马尔克里的佛来米人、荷兰人和弗里西安人移民区，见朗格塔耳）；原初的自由农被变成依附农，而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是在形式上自愿地成为依附农的。 ［杜林断言，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自然障碍的大小，这种障碍阻挠着需求的满足，并且“迫使它或大或小地消耗经济力量〈！〉”，对此恩格斯指出：］ 克服阻力——这个从数学力学中搬过来的范畴，在经济学中就成了荒谬的东西。我纺线、织布、漂白和印染棉布，现在意味着：我克服棉花对被纺的阻力，纱线对被织的阻力，织物对被漂白和被印染的阻力。我制造蒸气机，意味着：我克服铁对它被变为蒸汽机的阻力。我用夸大其词的迂回说法来表达一件事，结果只不过是歪曲而已。但是——我却可以因此导入分配价值，在分配价值中似乎也有一种阻力需要克服。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杜林说：“分配价值纯粹地而且唯一地仅仅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对非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支配权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这些〈非生产出来的！〉东西本身是用具有真正的生产价值的劳作或物品换来的。”针对这段话恩格斯指出：］ 什么是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呢？是用现代方法耕作的土地吗？或者它应该指那些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真正的生产价值”是同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对立的。下一句话表明：这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不是被生产出来的自然物，同“无偿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了。 ［杜林断言：人类的所有设施和事实是被严格地决定的，但是它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绝不“象外表的天生畸形那样是实际不变的”。对此恩格斯指出：］总之，这是自然规律，并且始终是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全部无计划和无联系的生产中，经济规律都是作为人们无力驾驭的客观规律，就是说，以自然规律的·形·式，同人们相对立的，关于这点，只字未提。 ［杜林的“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是：“经济资料即天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是由于发明和发现而提高的，而且这一点是完全不管分配如何而实现的，尽管如此，分配本身仍能经历或引起重大的改变，但是它不决定主要结果的特征〈！〉”。针对这点恩格斯说：］ 结尾这句话：“而且……”，对规律没有补充任何新东西，因为，如果规律是真实的，那末，分配就不可能对它作任何改变，这样，也就没有必要说：这一规律对于任何分配形式都是正确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自然规律了。所以要补充上结尾这句话，只不过是因为杜林总还不好意思把这整个光秃秃的规律如此光秃秃地、平淡地提出来。此外，这个补充也是荒谬的，因为分配既然仍能引起重大的改变，那末就不可能“完全不管”它。因此，我们勾掉这个补充，就得到一个纯粹而又简单的规律——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但是这还不够平淡。我们又被教导说：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继续作了一些摘录。］ ［杜林断言：经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总和，“而仅仅取决于知识和一般的技术操作方法”，而且根据杜林的意见，如果“把自然意义上的资本理解为生产的工具”，这一点“就立即显露出来”。对此，恩格斯写道：］ 停放在尼罗河上的赫迪夫的蒸汽犁，废置在库棚里的俄国贵族的脱谷机等等，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蒸汽等等也是有其历史前提的，诚然，这些前提比较容易创造，但总得要创造出来。这样一来杜林把那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使这一“观念同我们的被置于最重要地位的规律一致了”（第７１页），而他却以此而感到无比骄傲。经济学家们在这一规律上毕竟还考虑出某种真实的意义，而杜林则把它归结为最肤浅的平庸之见。 ［针对杜林关于分工的自然规律的表述：“职业的划分和活动的区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恩格斯指出：］ 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它只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即使在这里专业分工也已经由于使个人畸形发展和僵化而成为生产的障碍，但是，将来这种分工会完全消失。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今天这种专业分工在杜林看来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对共同社会来说也是有效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原文是德文
恩格斯：论权威（1872-187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论权威* 恩格斯（1872-1873年）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得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作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现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的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 [1] 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与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止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两者必居其一。或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写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 载于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原文是意大利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1—344页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的。比尼亚米向恩格斯提出这个请求最早是在1872年7月。1872年11月3日，比尼亚米通知说，他已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但由于比尼亚米被捕，文章丢失了。1873年3月恩格斯寄给比尼亚米的《论权威》一文，比尼亚米在1873年12月予以发表。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1872年期间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恩格斯这篇论文和马克思为那本文集而写的论文《政治冷淡主义》，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 《人民报》（《LaPlebe》）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七十年代初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的报纸，1872年至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刊登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 [1]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第三歌第三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恩格斯：辩证法[A]、[B]两部分札记（187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辩证法[A]、[B]两部分札记 恩格斯（1873年） (A)辩证法的一般问题。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辨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在磁那里开始了两极性，它在那里是在同一物体中显现出来的；在电那里，它就把自己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带有相反的电荷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必须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同时还表明了象“正”和“负”这样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发展形式。我们可以把遗传看作正的保存遗传特征的方面，把适应看作负的不断破坏遗传特征的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适应是从事创造的、主动的、正的活动，遗传是进行抗拒的、被动的、负的活动。但是，正象在历史中进步是现存事物的否定一样，在这里——就纯粹实践的理由来考虑——也是把适应看作负的活动较好。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急的时代中表现得特别显著。在这种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出，总是和一切时代玩弄政治的庸人所愿作的完全不同。甚至1848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1849年也突然地、意料不到地和违反自己意愿地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倒退到形式更尖锐的旧的反动去呢，还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也许甚至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作为德国自由主义花朵的曼托伊费尔反动统治。同样，1851年法国资产者也走到了他们确实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是皇帝和禁卫军的滑稽可笑的模仿画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 Hardandfastlines〔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细颚龙和始祖鸟之间只缺少几个中间环节，而有牙齿的鸟喙在两半球上都出现了。“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在低等动物中，个体的概念简直不能严格地确立。不仅在这一动物是个体还是群体的问题上是如此，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在什么地方一个个体终止而另一个个体（“褓母虫体”）开始这一问题上也是如此。——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比！”，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量到质的转化=“机械的”世界观，量的变化改变着质。这是绅士们从来没有嗅到的！ 悟性的逻辑范畴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自身两极化，在对立中运动一样，思想也是如此。正如在电、磁等等情形下，不可固执一面，而且也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想固执一面一样，在思想情形下也是如此。 “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全书》第1部第111节，附释）：“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例如，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每一个对自己说来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部分整体已经是在有机界中愈来愈不够的范畴。种子的萌芽——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如果这样看，那便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全书》第1部第268页） 简单的和复合的：这些也已经在有机界中失去了意义的范畴是不适用的。无论骨、血、软骨、肌肉、纤维质等等的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能造成一个动物（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56页）402有机体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复合的，不管它是怎样复杂的。 同一性——抽象的，α=α；反过来说，α不能同时等于α又不等于α——在有机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这是由于吸收和排泄各种物质，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无休止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这些分子变化形成生命，而其总的结果则一目了然地出现于各个生命阶段——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生理学愈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愈加重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愈加重要，而旧的、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物看作只和它自己同一的东西、看作常住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便过时了。虽然如此，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还是继续存在。但是，就是在无机界中，抽象的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物体都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经常在改变它，在修改它的同一性。只是在数学——一种研究思想事物（虽然它们是现实的摹写）的抽象的科学——中，才有抽象的同一性及其与差异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在不断地被扬弃（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35页）。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是必须和主语不同的。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语中或是在述语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黑格尔，第6卷第231页）。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断的变化，即抽象的、和自身的同一的被扬弃，在所谓无机界中也是存在的。地质学就是这种不断变化的历史。在地面上是机械的变化（冲蚀，严寒）、化学的变化（风化），在地球内部是机械的变化（压力）、热（火山的热）、化学的变化（水、酸、胶合物），以及大规模的变动——地面凸起、地震等等。今天的片岩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粘土；白垩土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松散的极微小的甲壳；石灰石更是这样，根据某些人的意见，石灰石完全是从有机物产生的；沙石根本不同于海中的松散的沙；海中的沙又产生于被磨碎的花岗石等等；至于煤，就更不必说了。 旧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α=α。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久不变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命题在每个场合下都被自然科学一点一点地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中它还继续存在着，而旧事物的拥护者仍旧用它来抵抗新事物：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但是最近自然科学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见前面）。——抽象的同一性，象形而上学的一切范畴一样，对日常应用来说是足够的，在这里所考察的只是很小的范围或很短的时间；它所能适用的范围差不多在每一个场合下都是不相同的，并且是由对象的性质来决定的；在行星系统中，那里可以采用椭圆为基本形式来作寻常的天文学计算而不至于造成实践上的错误，它的适用范围就比在几个星期内完成变态的昆虫那里宽广的多（还可以举其他的例子，例如要以几千年为尺度来计算的物种变化。）但是，对综合的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任何一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够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已经在实践中被排除，但是在理论中，它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而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它们互相作用，由于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 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 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叫：在电学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末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此外，地磁的北极所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把它叫做北极，这是一点妨碍也没有的。 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不管把哪方面当作正，把哪方面当作负，都是一样的，不仅在解析几何中是如此，在物理学中更是如此（见克劳胥斯，第87页及以下各页）。 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地，如果把一条蚯蚓切断，那末它在正极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在另一端形成新的负极，即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这时变成了正极，即变成了口，而在带伤的一端形成了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是正的转变成负的。 两极化。在雅·格林看来，下列论点是确定不移的：德国方言不是高地德意志语，就是低地德意志语。在这里，法兰克方言在他看来是完全消失了。因为卡罗林王朝末期的法兰克文字是高地德意志语（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确实已波及法兰克的东南区），所以按照他的看法，法兰克语在一些地方已经溶化在古高地德意志语中，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溶化在法兰西语中。这样仍然绝对不能说明古萨利克语区的尼德兰语从何而来。只是在格林死后法兰克语才重新被发现：萨利克语革新成尼德兰方言，里普利安语革新成中莱茵和下莱茵的方言，这些方言部分地在不同的程度上转变为高地德国意志语，部分地则依然是低地德意志语，所以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恩格斯在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恩格斯在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恩格斯公民。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无论工人愿意与否，都迫使他们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大家都承认这一点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诩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是承认现状。
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1869年2月17日和21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270] 随便拿一份这里的工资条例，例如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工资条例，它都可以向我们表明厄尔士山区煤矿工人的一般状况。成年矿工的每周工资，从2塔勒到3塔勒12银格罗申6分尼；少年矿工则从1塔勒10银格罗申到1塔勒20银格罗申。矿工平均每周工资约为2塔勒20银格罗申。遇有必要，工人必须从事计件劳动。而在制定工资条例时已注意到使计件工资不能显著地超过通常的日工资。每一个工人要放弃契约所规定的工作，必须在前一个月，并且要在每月1日预先报告。因此，他如果拒绝按照规定的条件从事计件劳动，他仍要被迫继续工作至少4星期至8星期。在这种情形下，空谈什么根据双方协议调整计件工资，空谈什么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契约，那实在令人可笑！ 工资分两次支付：每月22日预支一部分；下月8日支付上月工资的余额。这样，资本家就把应该付给自己工人的工资平均拖欠了整整三个星期——这是雇主得到的一笔强迫借款，由于借钱可以不付利息，这对雇主就更加惬意。 工人换班通常是每12小时一次。上面所说的周工资是按六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计算的。在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中，包括两小时（两个半小时和1个整小时）的吃饭时间，或者叫做休息时间。遇有紧急工作，每8小时换班一次（就是说，每个工人在48小时内上班3次），中间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有时甚至每6小时换班一次。在后一场合，“没有规定任何休息时间”。 上面所说的，已经显示出这些矿工状况的一幅阴暗图景。但是要清楚地了解他们所处的真正农奴般的地位，还需要仔细考察一下矿工协会的章程。我们拿下列几家煤矿所实行的章程作例子：Ⅰ.著名的实力雄厚的申堡公爵的煤矿；Ⅱ.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煤矿；Ⅲ.下维尔施尼茨—基尔希堡公司的煤矿；Ⅳ.鲁高联合公司的煤矿。 矿工协会的收入包括下列两项：（1）工人缴纳的入会费和会费、罚金和无人领取的工资等等；（2）资本家缴纳的款项。工人缴纳的为其工资的3％或4％，雇主缴纳的，各矿不同：在Ⅰ矿，每月为每一个缴纳会费的矿工缴7银格罗申6分尼；在Ⅱ矿，每卖煤1塞费尔［注：1塞费尔＝1/8吨。——编者注］，缴1分尼；在Ⅲ矿，在矿工协会储金会成立时缴500塔勒作为第一次缴款，以后缴款与工人一样；在Ⅳ矿，与Ⅱ矿相同，不过每一家参加联合公司的公司需缴100塔勒的创办费。 难道这里资本和劳动之间极其友爱和谐的景象不使我们大吃一惊吗？谁还敢胡说什么劳资利益对立呢？然而，正如德国伟大思想家汉泽曼所说的： “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271] 因而，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工人究竟是用怎样的代价来换得这些“高贵矿主”的宽宏大量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资本家先生们只有在一种场合（Ⅲ矿）缴款与工人相同，而在其余各种场合都比工人少得多。可是他们却由此要求对协会的储金享有下列所有权： 在Ⅰ矿，协会储金的所有权不属于矿工协会会员，因此，他们除了按照章程规定可以在一定场合下领取补助外，不得对储金会有更多要求，尤其不能要求解散储金会和分配其现款，即使在某一企业停工时亦不许可。 “如果申堡公爵在埃耳斯尼茨的煤矿全部停工”，在清偿了现有的债务以后，“余款的支配权归公爵——矿主。” 在Ⅱ矿，“如果下维尔施尼茨煤矿公司停办，矿工协会的储金会应同时宣告结束……所余现金的支配权归经理部。” 矿工协会会员对协会的储金没有任何所有权。 在Ⅲ矿，与Ⅱ矿相同。 在Ⅳ矿，“协会的储金被认为是现有的和将来继续加入的全体会员的一种不可让渡的财产……只有在参加联合公司的所有煤矿完全停办，因而矿工协会亦将随之解散的意外情况下”——在这种意外情况下，也许可以期望工人们将能分到一些剩余的现金了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停办的联合公司的经理们将向王国地方行政官署提出自己的建议。只有后者可以决定这些款项的命运。” 换句话说，工人向协会储金会缴纳了大部分储金，而资本家则把这种储金的所有权攫为己有。看来，似乎是资本家赠送礼品给他们的工人。实际上是工人被迫将礼品奉送给他们的资本家。跟所有权一起，对储金的管理权自然也落到资本家手中了。 储金会理事会的主席是煤矿经理。他是储金会的主管人，他有权处理一切疑难问题，规定罚金数目等等。在他下面，有一个矿工协会秘书，这个秘书同时兼任出纳员。这个人或者是由资本家任命，或者是由工人选举产生，如是选举产生便需由资本家批准。再下面是理事会的普通理事。这些理事通常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但在Ⅲ矿，资本家可指定三个这样的理事。“理事会”究竟是做什么的，这可以从章程的条文看出来：“它每年至少要开会一次”。实际上是主席支配一切，理事们只不过是给他当助手。 这位主席先生，也就是煤矿经理，在所有其他方面也是一位强有力的主人。他可以缩短工人的试用期限，发给特别补助金，甚至可以开除他认为不顺眼的工人（在Ⅲ矿），而且他随时可以向资本家先生申诉，后者对矿工协会一切事务所做的决定都是最后的决定。所以，申堡公爵和股份公司的经理们，可以修改矿工协会的章程，增加工人的会费，减少病人津贴和抚恤金的数额，设立各种新的障碍和手续来阻挠向储金会申请补助——简单地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工人的金钱，只是有一个保留条件，那就是要得到政府当局的批准，而这个政府当局，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是去了解工人的处境和需要的意愿。在Ⅲ矿，经理们甚至有权将任何一个被他们向法院告发、而法院宣判无罪的工人驱逐出矿工协会！ 矿工们到底为了些什么福利，竟然让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样盲目地听凭他人蛮横地支配呢？我们看一看吧！ （1）工人在患病时可以得到医疗，每周还可领到补助金：在Ⅰ矿为其工资的1/3；在Ⅲ矿为其工资的1/2；在Ⅱ矿和Ⅳ矿亦为工资的1/2，如果疾病是由工作中的不幸事故引起的，则相应为工资的2/3和3/4。（2）残废者可以得到抚恤金，数目多少依工龄而定，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向协会储金会缴纳会费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从最后所得工资的1/20到1/2。（3）在会员死亡时，死者的妻子可以得到丈夫应得的抚恤金的1/5到1/3作为补助金，他的幼儿幼女每周可以得到少许周济。（4）家属死亡时可以得到丧葬补助金。 制定了这些章程的圣明的公爵和开明的资本家们，以及那个批准章程的慈父般的政府，应当答复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矿工每周平均得到22/3塔勒的全部工资，尚不免过半饥半饱的生活，那末，他们依靠相当于这一工资的1/20的抚恤金，譬如说，每周4银格罗申，又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章程对于资本的利益照顾得无微不至，这在处理矿井的不幸事故上表现得十分明显。除开Ⅱ矿与Ⅳ矿，在其他各矿，即使疾病或死亡是由于“执行任务”时发生不幸事故引起的，也不发给任何特别的补助金。如果由于矿井中发生不幸事故而成为残废，无论哪一个章程也都没有规定要增加抚恤金。原因很简单。这一项会大大增加储金会的支出，并且会很快让那些最近视的人也能看得出资本家先生的礼品的实质。 萨克森资本家钦定的章程跟路易·波拿巴钦定的宪法不同之点在于，后者还有待于最后加冕，而前者已经十分完备，所有章程都有这样一项共同的条文： “每一个离职的工人不论是自愿离职还是被迫离职，那他同时也就脱离了矿工协会，并且失去了他对协会储金会以及他向储金会交纳的现金的一切权利。” 因此，一个人，即使他在某一煤矿工作了三十年，并向协会储金会按期缴纳了会费，只要资本家任意把他解雇，那他就失去了用如此昂贵的代价所换得的领取抚恤金的一切权利！这一条文将雇佣工人变成了农奴，把他束缚在一个地方，使他备受虐待。如果他不喜欢受人家拳打脚踢，如果他反对把他的工资降低到饥饿的水平，如果他拒绝缴纳任意决定的罚款，如果他敢于要求公家检验尺码和磅秤，那他都会照例得到同样的回答：滚你的蛋吧，不过你向储金会缴纳的会费和所享有的权利可不会跟你走！ 对于处于如此卑贱的地位的人，如果还期待他们表现出堂堂大丈夫的独立气概和自尊心，那似乎是一件怪事。可是，这些矿工却光荣地站在德意志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行列里。因此，他们的雇主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了，尽管目前的矿工协会这个组织是他们的巨大支柱。矿工协会章程当中一个最新的，也是最卑鄙的章程（1862年Ⅲ矿制定的章程），对于罢工和结社规定了如下骇人听闻的附带条件： “每一个矿工协会的会员，对于依据工资条例给他规定的工资，应当永远满意，任何时候都不得参加集体行动，要求提高工资，更不用说煽动自己的同伴这样做。” 为什么下维尔施尼茨—基尔希堡煤矿股份公司的莱喀古士立法者们Ｂ.克吕格尔、Ｆ.Ｗ.施瓦姆克鲁格和Ｆ.Ｗ.李希特尔诸先生不索性规定，从现在起，每一个煤炭购买者“应当永远满意于”他们钦定的煤炭价格呢？这的确是冯·罗霍夫先生的“有限的臣民智慧”所难以理解的了。[272] 由于在矿工中间进行鼓动的结果，不久以前公布了一个旨在把所有萨克森煤矿矿工协会联合起来的临时章程草案（1869年茨威考版）。它是在J.G.丁特尔先生主持下的一个工人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1）把所有协会联合成一个总联合会；（2）会员只要在德国居住并缴纳会费，就保有自己的权利；（3）全体成年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它选举执行委员会，等等；（4）雇主向协会储金会缴纳的款项应为工人缴纳的半数。 这个草案并不代表最觉悟的萨克森矿工的观点。它倒不如说是想在资本家的许可下进行改良的那一部分人的主张。草案还含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的确，以为一向对矿工协会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会把自己的权力让给民主的工人全体大会，而同时还要缴纳款项，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呵！ 最糟糕的正是在于资本家一般都缴纳款项。只要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就无法从他们那里夺回对储金会和矿工协会的支配权。矿工协会要成为真正的工人团体，它就应当依靠纯粹是由工人缴纳的会费。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成为保护各个工人不受各个雇主的任意摆布的工会。资本家缴纳的款项只能提供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大可怀疑的好处，工人却因而被资本家抛入农奴般的境地，这是不是合算呢？萨克森矿工要永远记住：资本家向协会储金会缴纳多少钱，他们就会在工资上省下同样多的以至更多的钱。这样一种联合会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那就是，它们能够使供求规律完全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停止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它们能够使资本家对单个的工人具有异乎寻常的权力，从而就能把工资降低到通常的平均水平以下。 但是，工人是不是要把现有的储金——当然是在既得权利得到满足之后——奉送给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法律手续才能解决。虽然这些章程得到了王国官厅的批准，但是章程中的一些条文却严重违反了民事契约法的一般通用的原则。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把工人的金钱与资本家的金钱分开，却是矿工协会进行任何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萨克森煤矿矿主向协会储金会缴纳款项，这说明他们无意之中承认：资本对于雇佣工人在工作时遭到造成残废或死亡的一切不幸事故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工人们不应当像现在所发生的情形那样，让这种责任成为扩大资本的专横权力的一种借口，而应当争取把这种责任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下来。 弗·恩格斯写于1869年2月17日和21日之间 载于1869年3月20日“民主周报”第12号附刊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德文“民主周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注释： [270]“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根据鲁高、下维尔施尼茨和埃耳斯尼茨等地的萨克森矿工寄来的材料写成的。萨克森矿工们向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声明他们愿意加入国际。1869年2月23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篇由恩格斯用英文写成的报告。委员会决定发表报告原文和它的德译文。在1869年2月27日“蜂房报”第385号上的一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曾经扼要地叙述了这篇报告的内容。马克思曾请求其他的一些英国报纸如“泰晤士报”、“每日新闻”和“晨星报”刊登这篇文件，但这些报纸都拒绝了。1869年3月初，马克思亲自将恩格斯这篇手稿译成德文并在1869年3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1869年3月20日“民主周报”第12号、1869年3月20日和21日“未来报”第67号和第68号上发表；报告的英文原稿没有保存下来。——第385页。 [271]引自汉泽曼于1847年6月8日在第一届联合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见“第一届普鲁士议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第55页（《PreußensErsterReichstag》.Th.7，Berlin，1847，S.55）。——第386页。 [272]暗指普鲁士内务大臣罗霍夫于1838年1月15日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话，后者对把七位持有反对派情绪的教授驱逐出汉诺威议会一事表示不满。罗霍夫写道：“尽忠的臣民对自己的国王和国君应当俯首听命，而不该依据自己有限的智慧来企图干预国家元首的事务。”——第390页。
波斯和中国（弗·恩格斯，1857年5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183] 1857年5月22日于伦敦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了[184]。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被弄到绝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 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185]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轮流试图建立一支波斯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由于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所具有的嫉妒、阴险、愚昧、贪婪和腐败，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和战斗能力。它的一切功劳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尔克明尼亚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些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的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核心或预备队。当时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部队通常只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战斗队形向敌人摆威风来欺骗敌人。最后，终于爆发了波斯同英国的战争。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由新召募的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60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炮兵，并按照一切规定列成了方队，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攻击，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近卫军或者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支印度正规骑兵在他们自己军队中所得的评价如何，只要看诺兰上尉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书[186]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印度的正规骑兵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举不出一个能说明正规骑兵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600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一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英军作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腊附近，波斯正规军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一当炮台被压制，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300名步兵和50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粮食、火炮都送给了侵略者（要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是不可能的）。 但是并不能根据这点就指责波斯人是怯懦的民族，也不能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民族学欧洲式的战术。1806—1812年[187]和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无论在设防的城市中或山区省份里，对俄军进行主要抵抗的都是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只要在战场上一露面，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一听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纳乌特人[188]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那附近的峡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不过，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土耳其的正规军却在从沃耳特尼察和切塔特到卡尔斯和印古耳河的各次会战中都击败了俄军[189]。 问题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划分、装备和教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制度引用于落后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军队的操典，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操典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欧洲式的教练规则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幸无常习气等方面的最顽强的抵抗。只要士兵在检阅时步法整齐，会操各种转法，能够在展开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末土耳其苏丹或波斯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能应付一切事变。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形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很多背教者[190]和欧洲军官，那末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就不能有任何作为。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民族在这方面简直太无能为力了，他们不能不把领导炮兵的事务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无论在土耳其或者波斯，炮兵都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所有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有英国部队和强大舰队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愈严重，这种挫折给予波斯人的益处也愈大。正如土耳其人已经看到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会看到：欧洲式的服装和检阅式的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而经过二十年以后，波斯人可能也会令人肃然起敬，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与他们作战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变换队形的部队，而是亚洲人数众多的非正规队伍。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侵入敌国，侵入到什么地方为止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怯行为，那末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proarisetfocis〔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绪似乎还只限于未参加大起义[191]的南方几省。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危险。同时，如果这种狂热情绪遍及内地各省的人民，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英国人能把广州城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的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将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南京以北唯一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可是从什么地方调集军队，来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队的作战基地，来克服途中的每个障碍，来用部队保证和海岸一带的交通以及用比较雄厚的兵力逼近这个与伦敦一样大并离登陆地点100英里远的城市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 新的英中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使人简直不能预料它将有什么样的转变。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使得英军除了或许向某一个不重要的地点（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点）作一些进攻而外，将完全无所行动。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直到现在，广州似乎是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以及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但是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乌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5月20日左右 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注释： [183]在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里，本文的标题是“中国—波斯（之战）”。——第228页。 [184]这里讲的是1856—1857年英国对波斯的战争（见注74）和1856—1858年的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这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代表同广州中国当局发生冲突（见注100）。在中国的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到1858年6月，以掠夺性的天津条约告终。——第228页。 [185]1828—1829年俄土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由欧洲教官进行过部分改编的、武器精良的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苏姆拉、瓦尔那等地附近）的未受充分训练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但是，1829年6月11日（俄历5月30日）的胜利进攻把土耳其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土耳其同意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第228页。 [186]路·爱·诺兰“骑兵之历史与战术”（L.E.Nolan.《Cavalry；itsHistoryandTactics》）。该书在1851年出第一版。——第229页。 [187]1806—1812年俄土战争的导火线是法国利用土耳其违反过去俄土条约的某些条款而挑起的俄土冲突。在几年之中交战双方各有胜败。1811年米·伊·库图佐夫被任命为多瑙河军团总司令。在此以后，战局发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俄土两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第229页。 [188]阿尔纳乌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230页。 [189]1853年11月4日（俄历10月23日），俄军由于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无方，在沃耳特尼察（多瑙河左岸的一个村庄）为土耳其人战败。1854年1月6日（俄历1853年12月25日）在切塔特村的一场血战中，俄军把土军赶至卡拉法特，而自己也蒙受了很大损失。在长久围困土耳其要塞卡尔斯的时期（1855年6—11月），俄军于9月29日（俄历17日）对要塞进行了突袭。这次突袭由于围攻者力量不足以及被围者事先得知准备突袭的消息，结果没有成功。要塞的守军到11月24日（俄历12日）才向俄军投降。1855年11月6日（俄历10月25日），俄军在印古耳河一战中遇到了优势的土耳其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失，撤出了明格列里亚。——第230页。 [190]土耳其称苏丹治下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臣民为“背教者”。——第230页。 [191]指太平军起义（见注72）。——第233页。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恩格斯，1852年2月—4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一 自去年12月2日以来，大走红运的、肆无忌惮的赌徒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引起了只有外国政治、至少是欧洲政治所能激起的全部兴趣。“他在打什么主意？他准备打仗吗？和谁打？他打算侵入英国吗？”在所有议论欧洲事态的场合都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是的，的确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意外地登上伟大共和国的执政首脑的宝座的名气不大的冒险家，一夜之间就占领了首都最重要的据点，像清除垃圾似的清除了议会，两天之内就把首都的起义镇压下去，两个星期就平息了地方上的骚乱，经过徒有其名的选举迫使全体人民接受他的统治，并立即制定了一个使他能够独揽国家大权的宪法。自从灭亡了的罗马帝国的御用军军团把帝国拿到市场上拍卖给出价最高者的那个时候起，还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蒙受过这样的耻辱。所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从“泰晤士报”到“每周快讯”[110]，从12月份起就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表露它们对这个军事独裁者、毁灭本国自由的叛徒、摧残出版事业的刽子手等等的义愤。 然而，在给路易-拿破仑以罪有应得的最大的鄙视的同时，我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机关报[111]不应该加入这个骂街式的合唱。这个合唱队的参加者——交易商的报刊、棉纺大王的报刊、土地贵族的报刊——在进行不堪入耳的谩骂方面互不相让，力图超过对方。而对这些绅士们不妨提醒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有充分理由叫嚷的，因为路易-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的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这并不是说，路易-拿破仑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阶级，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他所想要的一切。问题是，去年12月的时候，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因为1848年6月的大失败之后，在资产阶级议会统治的三年半期间，凡是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抢走了。的确，在12月2日前夕，工人阶级手里还留下什么可抢的东西呢！选举权吗？——1850年的五月选举法已经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这项权利。集会权吗？——这项权利很久之前就已经被社会上的“可靠的”和“善良的”阶级所垄断了。出版自由吗？——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报刊已经被淹没在起义者即伟大的六月战斗的参加者的血泊之中，此后这个报刊的影子虽然还残存过一个时期，但是在国民议会后来的每一次会议都重新加以修改和完善的禁口律[112]的压迫下，它早已消失了。他们的武器吗？——已经利用一切借口把所有的工人从国民自卫军中清除出去，从而使武器只掌握在社会上的富裕阶级的手里。 可见，到不久前的coupd’état〔政变〕时，工人阶级在政治权利方面可失去的东西已经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了。而另一方面，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时却拥有全部政治权力。报刊、集会权、携带武器权、选举权、议会都属于它们。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土地占有者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经过三十年的斗争之后，终于在共和国的政体中找到了中立的场地。对这个阶级来说，在几小时之内就被抢走所有这一切，而且政治地位立即被降得非常低，就像他们过去对付工人那样，这的确是很痛苦的。这就是英国“有声望的”报刊所以对路易-拿破仑的卑鄙的违法行为勃然大怒的原因。当同样的来自执政当局或是来自议会的卑鄙行为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些行为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可是，一当这样的政策扩展到“上等人”头上，扩展到“民族智慧之精华”的头上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自由的卫道者都大嚷大叫地出来维护“原则”了。 总之，12月2日的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路易-拿破仑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12月4日的战斗中，他曾经向军队下令主要向“衣着阔绰的先生们”开枪。这场出色的巷战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只对关闭的窗户和没有武器的资产者放了几排枪，巴黎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企图就完全被制止了。 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人阶级手中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直接的政治权利，但是这次事情对工人阶级决不是毫无利害关系的。首先，它失去了1852年5月可能得到的一次大好机会：那时，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将同时任满，那时，它将在1848年6月之后第一次可以指望得到一个广阔的斗争场所。其次，既然它力图获得政治统治权，它就不能允许在没有它以最高仲裁人——强使互相斗争的双方把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来接受的仲裁人——的资格来干预双方之间的纠纷的情况下用暴力改变政权。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向两种互相敌对的力量表明，在战场上还有第三种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暂时被排除出官方的和议会的竞争舞台，但它仍然时刻准备着，一旦活动场所转到它的范围内——转到街头，它就会立即出场。但是，不要忘记，即使在这种场合，无产阶级党仍然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假如无产阶级党起来反对篡位者，那它实质上岂不是为恢复那个已经表明是它的死敌的议会及其专政效劳？而假如无产阶级党立即宣布它是革命政府的支持者，那岂不会吓坏资产阶级——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地方上已经发生，——以致于促使它同路易-拿破仑和军队结成同盟？此外，还应当记得，革命工人阶级当中的基本力量和精华，有的已经在六月起义中被残杀，有的则在六月事件之后在数不清的种种借口下被流放或者被关进监狱。最后，还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 现在，在英国人们都说，法国人变成了老太婆，否则他们不会忍受这样的待遇。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目前是应该得到这样漂亮的绰号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在他们的见解和行为方面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更容易受胜利的影响的。一当这个国家中的事变的进程具有一定的方向，他们就会毫不抗拒地遵循着这个方向走去，一直到在这条道路上达到极限为止。1848年六月的失败使法国并且通过法国使整个大陆具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方向。现在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不过是近三年来反革命势力的一连串胜利的顶峰。可以预料，一旦法国站到斜坡上，它就会往下滚，一直滚到底为止。它离底究竟还有多远，这还很难说，但是，它是在非常迅速地向它接近，这是每个人都看得清的。而假如法国过去的历史不被法国人民未来的行动所推翻的话，那末我们就能有把握地预料，愈向下滚，它的后果就愈会出人意料和令人吃惊。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从前一个民族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只要几年就能轻易地完成。旧帝国维持了十四年；而这个以最拙劣的形式恢复起来的艺术品，如果它能够维持十四个月，那就算是帝国雄鹰的大幸了。以后会怎样呢？ 二 乍看起来，好像现在路易-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统治着法国，好像除了他本人的权力之外，唯一的权力就是那些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的宫廷阴谋家（他们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宠爱和垄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的权力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场最近四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像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自假拿破仑神圣降临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工人或métayers〔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本家和工人。 法国各个阶级的情况是：二月革命永远地推翻了大银行家和交易所商人的政权；在他们垮台之后，城市居民中其余的每个阶级都有过一个出头的时期：首先是第一次革命骚动时期的工人阶级，其次是赖德律-洛兰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再其次是卡芬雅克时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是前国民议会时期的联合的保皇派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牢固地掌握住在它手中存在一时的政权。而后来当正统保皇派或土地贵族同奥尔良保皇派或金融贵族之间重新发生分裂的时候，政权看来又要不可避免地从他们手中滑落，而再一次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了。当时，本来是可以指望工人阶级这一次会好好地利用政权的。但是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阶级，说它强大并非因为它的成员拥有大量的个人财产，而是因为它的人数众多以及它本身的需求。这个阶级就是负债累累的小农。它至少占法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三。像所有农村居民一样，这个阶级行动迟钝，而且也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他们抱住自己的旧传统不放，不相信一切来自城市的党派的使徒所宣传的深奥道理；他们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回想起皇帝在位时他们没有负债而且生活还比较富裕，因此他们就通过普选权把执政的权力交给了皇帝的侄子。社会民主党的积极鼓动，更重要的是路易-拿破仑的措施在农民当中引起的失望情绪，促使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转到红党的队伍中来了。但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仍然固执旧的传统，他们断言，如果说路易-拿破仑还没有表现出他就是人们所期待于他的那个救世主，那是由于国民议会的罪过，是由于它捆住了他的手脚。这个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身居高位的上流社会的大骗子，而在自己周围又环绕着一群上流社会的大骗子的路易-拿破仑，除了大部分农民之外，还得到一部分最堕落最腐化的城市居民的拥护。他把这些为数众多的分子组成了一个领取津贴的组织，名字叫做十二月十日会。就这样，依靠农民（在选举的时候），依靠一群被利用来专门摇旗呐喊的败类，依靠一支随时准备推翻由议会清谈家组成的政府的军队，同时装出一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达者的姿态，——通过这一切，他就能够安详地等待时机，趁资产阶级议会内讧的机会行动起来，对那些经过四年的流血斗争之后全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权的阶级实行比较绝对的统治。他在去年12月2日就是这样行动起来的。 所以，路易-拿破仑的统治并没有结束阶级之间的战争。他的统治只是使那种有时表明了这个或那个阶级夺取或保住政权的企图的流血冲突暂时停止。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动一次可望取得胜利的新的战斗。阶级之间存在着分裂这件事本身，暂时帮助了拿破仑实现他的计划。他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为此而高兴吗？的确，能够希望无产者去为曾经是他们的死敌的国民议会而战吗？但是，路易-拿破仑的篡位行为同时也威胁着各个阶级的共同战场和工人阶级的最后一个有利的阵地——共和国；而一当工人起来保卫共和国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为了打击整个社会的敌人——工人阶级——而同刚刚把他们排挤走的人联合起来。在巴黎和在地方上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军队也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相互斗争和相互敌对的阶级；而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就利用对帝国有好感的千百万农民的投票，依靠官方一手包办的选举，建立起一个好像是近乎符合整个法国的愿望的路易-拿破仑的统治。 但是，即使是在目前，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仍然是路易-拿破仑的每一个重要措施的背景，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 三 我们再说一遍：路易-拿破仑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最近四年来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的战争，使这些阶级精疲力竭，削弱了每个阶级的战斗力；而他所以能取得政权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只能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至少暂时是如此），即通过竞争、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和平斗争的手段进行，——在英国，一百年来各个阶级就是利用这些手段互相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希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镇压和制止一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零散爆发起来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只会破坏新形式的斗争的发展，延迟为新的决战积蓄力量的过程。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能重新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和具有充分的自信，能够出来公开为自己要求对法国的专政呢？这当然谁也无法断定。但是由于现今事变的迅速发展，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这样，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在街头重新爆发的时间，就可能比根据双方相对的或绝对的力量所能预料的要早得多。因为，如果法国的革命政党即工人阶级政党一定要等待1848年2月时的力量对比重新出现，那末它势必要在上十年的时间中俯首听命，安分守己，——当然它不会这样做。同时，像路易-拿破仑政府这样的政府，也必然（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不止一次地看到）把自己和法国引向最终必须用巨大的革命爆发来加以解决的那种困难境地。我们不谈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是其他可能发生或不能发生的事件；我们只想谈谈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之必将到来，就像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这就是商业和工业的普遍震动。1846年和1847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十之八九，1853年全世界的工业和商业将经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的震动，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长久地处于混乱状态[113]。有谁能够预料由路易-拿破仑驾驶的大船十分牢固，足以抵挡得住必将爆发的风暴呢？ 但我们还是就拿这只低能的雄鹰在他胜利的日子里所处的状况来谈吧。支持他的是军队、僧侣和农民。反对他的意图的是资产阶级（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革命的工人。在他成为政府的首脑以后，他不仅必须立即保持住那些帮他取得政权的集团，而且要把那些过去一直反对他的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或者至少也要尽可能让这些人安于新的秩序。至于军队、僧侣、政府官吏以及很久以来他就已经纠集在自己周围的那帮追名逐利的阴谋家，所需要的只是直接贿赂、现金以及公开抢劫国家的财产。我们已经看到路易-拿破仑如何敏捷地支付现金，或是把他的朋友们安插到最能使他们暴富起来的肥缺。就拿戴莫尔尼来说吧：他在上任的时候还是个满身债务的穷光蛋，而过了四个星期之后他已经十分得意了，他不仅还清了债，而且还大大捞了一把，其数目甚至连贝尔格莱夫广场[114]一带的人也都认为相当可观！但是对待农民，对待大土地所有者，对待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对待银行家、工业家、船主、商人、小资产者，以及对待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工人问题，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迫所有的人沉默，但是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对立依然如故，——尽管能够宣扬这个不愉快的事实的报刊、议会和会议讲坛都已经不存在；因此，政府要做任何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事，都必然触犯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路易-拿破仑做任何事，到处都会遇到“谁来付款？”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而被推翻的政府的数目，比所有其他问题——民军问题、改革问题等等——加起来还要多。尽管路易-拿破仑强制他的前任路易-菲力浦支付了这笔款项的很大一部分[115]，但是剩下要支付的还有很多。 以后我们还要考察法国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状况，弄清楚现政府是否有办法改进这种状况。同时，我们还要考察这个政府为此目的做了什么尝试，以及将来大概还会做些什么尝试，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到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就能对那个目前正在尽力玷污拿破仑的名字的人的现状和命运作出正确的结论。 弗·恩格斯写于1852年2月—4月初 载于1852年2月21日、3月27日和4月10日“寄语人民”第43、48和5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寄语人民” 注释： [110]“每周快讯”（《TheWeeklyDispatch》）是英国的一家报纸，1801年至1928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244页。 [111]指1851—1852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的周刊“寄语人民”（《NotestothePople》），它的主编是厄·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到1852年4月间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245页。 [112]指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通过的（1848年8月9—11日，1849年7月27日，1850年7月）一系列有关出版物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出版报刊要缴纳很高的押金，对书报征收印花税，并且规定对攻击“所有制原则和家族权利”，以及“煽动内战”的出版物要严加惩处。这些法律实际上是取消了法国的出版和言论自由。恩格斯把这些法律叫作“禁口律”，以此来和181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六项反动法令作类比，这些法令取消了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和出版、集会自由。——第245页。 [113]在1853年底和1854年，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尖锐的危机现象。市场商品滞销现象（首先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使英国纺织业和制铁业生产缩减。在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同样，美国的工业也遭受到严重的困难。——第255页。 [114]贝尔格莱夫广场是伦敦西头上流社会人士居住区的一个邸园，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住宅都集中这一带。——第255页。 [115]指1852年1月22日路易·波拿巴颁布的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命令。——第256页。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CHM电子书下载】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个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的观点。1851年8月初，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查理·德纳要求马克思为该报写稿，这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当时忙于经济研究工作，于是他请求恩格斯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的资料，此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且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同时，这些文章在寄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署名是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个著作是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没有重新出版过。这本著作的英文单行本第一版是在1896年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出版的；同年出版了该书的德文译本；1900年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该书法文版出版。1899年在柏林出版了该书前三章的俄文译本，从英文翻译的本书俄文版全文第一次是在1900年于伦敦出版的，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本书在俄国曾多次出版，后来，本书又多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以俄文再版。这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没有标题；在1896年的英文版中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给它们加上了标题，本版中仍旧保留了这些标题。——第3页。 载于1851年10月25日和28日，11月6、7、12日和28日， 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日和19日，4月9、17日和24日， 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日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Germany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8月—1852年9月 一革命前夕的德国 二普鲁士邦 三德国其它各邦 四奥地利 五维也纳起义 六柏林起义 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八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25] 九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十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十一维也纳起义 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十三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十五普鲁士的胜利 十六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十七起义 十八小资产阶级 十九起义的终结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307] 我认为，1852年巴黎任何革命取得胜利，都必然会立即引起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 这个战争将完全不同于1792—1794年的战争，那个时代的事件决不能与之相比。 一 国民公会在军事上粉碎联军所造成的奇迹，比较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就显得大为减色；拿破仑对于国民公会的14个集团军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许多场合是有理由的。拿破仑常说，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自身的失策，这无疑是对的。甚至在圣海伦岛上，他仍然认为卡诺是庸才。 1792年8月，9万普奥军队侵入法国。普鲁士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原想直捣巴黎，但不伦瑞克公爵和奥地利的将军们却不同意。于是指挥便不统一了；前进运动忽慢忽快，计划经常改变。在越过了阿尔艮高地的小道后，杜木里埃在瓦尔米和圣门乌尔德遮断了敌军的道路。联军本来可以绕过他，让他安然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也许不得不尾随联军之后向巴黎推进，而且只要联军行动稍微正确，他甚至从后方也不会使联军遭受危险。同时，联军也可以不冒任何危险就把他打垮，这并不费力，因为联军的数量多，而且如法国人自己也承认的，质量又好。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而只是在瓦尔米进行滑稽的炮轰，当在此地战斗时，甚至在以纵队冲锋之际，联军将军们还三番五次改变战术：时而由坚决的变成软弱的，时而又由软弱的变成坚决的。两次冲锋，无论就军队的数量来看，或是就力量和毅力来看，都是很可怜的，这不是士兵的过错，而是由于指挥的不坚决。这与其说是冲锋，倒不如说是佯攻。全线的坚决猛攻，无疑地会使法国义勇军和士气沮丧的现役步兵团陷于复没。在战斗以后，联军又犹豫不决停在原地，一直到疫病开始在兵士中蔓延起来为止。 热马普之役[308]，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大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分兵把口、拉长阵线（由奥斯坦德到麦士河）的方法。但在第二年春天他自己由于幻想夺取荷兰却犯了同一错误，而奥军则集中兵力进攻。结果便造成涅尔文登的会战[309]和比利时的丧失。在涅尔文登之役，特别是在这次战役的较小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法国义勇军——这些不在杜木里埃亲身指挥之下而被如此称赞的英雄们——打起仗来决不比1849年南德的“人民自卫团”更好些。 不久杜木里埃叛变，万第暴动，军队溃散，士气沮丧。如果13万奥军和英军坚决地向巴黎挺进，革命也许会被镇压下去：巴黎也许会被夺取。正象一年以前一样，他们如果不是作了那样的蠢事，就会攻下巴黎了。但是可敬的联军首脑们不这样做，他们却围攻要塞，并竭尽全力，不惜战略上的巨大损失，而墨守成规地一点一滴去争取区区的小利，在这上面他们整整费去了6个月的时间。 在拉斐德叛变之后，法军还有近12万人。1792年，义勇军大约有6万人。在1793年3月又征集了30万人。这样一来，在8月间宣布征兵制〔levéeenmasse〕以前，法国军队至少应有30万—35万人。征兵制的实行应使这个数字增加约70万人。如果把一切可能的淘汰数字除去，法国人在1794年初，约能出兵75万人去抵抗联军，即是说，远多于联军开去进攻法国的人数。 1793年从4月到10月，法军到处挨打，但这些打击，由于联军拖延的战术，没有取得决定的战果。从10月起，战斗互有胜负，到冬季战争中止；1794年春，根据征兵制征集的军队开赴前线，全部加入战斗；结果，5月在所有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最后于6月在弗略吕斯的胜利[310]决定了革命的命运。 因此，国民公会及其以前的8月10日的内阁[311]，是有足够时间作军事准备的。但是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3月，一点事情也没有做；义勇军几乎未被重视。1793年3月才征集了30万人；自此时起至第二年3月，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和充分的自由来进行军事准备，而在基伦特党人倾复后的10个月内，革命的政党完全有行动的自由。在拥有2500万人口——其中包括能持武器的正常名额100万兵士——的国家中，只要有一年的时间，建立一支75万（人口的3％）人的作战军队去抵抗外敌，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不管这件事在当时是如何地新奇。 所有国内的起义，除了万第以外，我认为在军事上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了里昂和土伦起义以外，其余的都仅在6个星期内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扑灭了。里昂是被按征兵制征集的新兵夺回的，而土伦则是因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的错误而收复的。 在1794年与联军作战的75万人之中，至少有君主政体下的老兵10万人和其他兵士15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义勇军，一部分则是由第一次30万人的征集中召来的，他们有的已连战18个月，有的12个月，这些人对于战争已经习惯。此外，在50万新兵中至少有一半参加过1793年9、10、11月的会战，至于刚参军的，在开赴前线作战之前也应当受过3个月以上的训练。拿破仑在他论西班牙远征的著作中，曾计算过训练随营学校（écoledebataillon）所需的时间是三四个星期。如果不把下级和中级军官计算在内（当时联军一般地说在这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末1794年的法国军队绝不是一群纷扰的、粗野的、“为共和国牺牲”的思想所鼓舞的志愿兵，而是无疑地与敌军相等的averyfairarmy〔一支优良的军队〕，因为他们当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组训，而联军又采用了一种特有的不求战果的战法，这种方法只能使久经锻炼而主要适宜于进攻的军队军心涣散，而使年轻的、只限于防御的敌人军队受到训练和锻炼。毫无疑问，1794年法国将军们虽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比敌方将军们却高明得多；但是如果除开国民公会议员们自己作了些蠢事的某些特殊情形以外，断头台则保证了指挥的统一和动作的协调。LenobleSaint-Justenfitplusieurs〔尊贵的圣茹斯特就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关于众兵战术的几点说明： （1）众兵战术的未定形的概念最初是由热马普胜利的机动而产生的，这个机动与其说是出于自觉的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本能。法军的低劣状态是产生这种概念的基础，他们需要数量上的优势，以使自己多少感觉到自己的兵力有把握；数量用来弥补纪律的不足。卡诺在制定这种战术方面并没有起过显著的作用。 （2）众兵战术还完全没有制定，——例如在1794年土哥英[312]和弗略吕斯战役中这种战术并没有采用（当时法军和卡诺本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一直到1796年拿破仑在他6天的皮蒙特远征中，成功地endétail〔各个〕歼灭了优势的敌人兵力以后，才给人们启示了这种战术的思想，而在这以前，人们曾使用了这种战术，但并不懂得它。 （3）谈到卡诺本身，那末这个家伙愈来愈使我怀疑；我自己显然不能对他作最后的判断，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给将军们的紧急信件。但就已有的材料来判断，他主要的功劳似乎只是在于他的前任者帕希和布朔特的极端的愚昧无知和碌碌无能，以及公安委员会中其他一切人员对军事的一窍不通。这真是所谓：Danslero-yaumedesaveugles，leborgneestroi〔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卡诺是老工兵军官，曾在北军中任国民公会的代表。他知道，要塞、军队需要什么样的物资，法国人缺少什么。除此以外，他自然也明白象法国这样的国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动员军事资源；但是因为在革命的征兵的制度下，在即使不如此也会有许多东西白白浪费掉的条件下，只要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动员资源，这些资源或多或少的浪费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不必认为卡诺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才能说明他所获得的成就。有人说众兵战术确实是卡诺poursapart〔本人〕发明的，这特别使我怀疑，因为他所作的1793—1794年的最广泛的计划，恰恰是建筑在相反的作战方法之上的；他不但没有集中，反而分散使用了法国军队，他对付敌人侧翼所采用的作战方式，使敌人反而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卡诺后来的事业也不完全与他天才的荣誉相称，例如，他在执政内阁等时期的崇高的德行，他所指挥的有名的安特卫普保卫战（一般地说，要塞的防卫正是使平凡的、墨守成规的、但赋有一定坚持性的军官出名的一种差事；况且1814年安特卫普的围攻，并没有继续到3个月）；最后，当1815年联军以120万人的集中的大军完全按照另外一种作战方法来与拿破仑周旋时，他那强使拿破仑采用1793年方法的企图，以及总的来说他那庸俗的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卡诺有天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正直的人能够象他那样在热月、果月、雾月等政变[313]之后居然还站得住脚。 Summasummarum〔总而言之〕，国民公会能够得救的唯一原因是联军的兵力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它得救的原因是和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在七年战争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1809年威灵顿在西班牙也以同样的原因得了救，虽然那里法军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比所有的敌军强大2倍以上，只是因为拿破仑不在西班牙，法军元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倾轧，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瘫痪状态。 二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1793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出色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1813年便已集中完毕。1812年俄国战役使俄国在大陆战争上成为整个神圣同盟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基本的核心，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只是在以后才集结在这个核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队的主帅。但是自1848年后，神圣同盟便已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之上了。1849—1851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对俄国的关系犹如莱茵联邦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这是一种纯粹的附庸关系。尼古拉——idest〔即〕帕斯凯维奇——是神圣同盟encasdeguerre〔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罗迭是entempsdepaix〔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其次，至于谈到现代的军事学术，那末拿破仑已经使之十分完善。在下述的某种情况到来之前，将帅们，在情况允许下，除了仿效拿破仑的前例以外，便没有什么别的可作了。但现代的军事学术已普及于全世界。在普鲁士，每个少尉还在应贵族士官考试之前就已经背熟这门科学，至少背熟其中可以死记的那一部分。至于奥军，那末他们在匈牙利战争中认清了并在以后撤换了他们那些糊涂的、特殊奥地利式的将军们——所有的文迪施格雷茨派、韦尔登派、圭茨派，以及其他老朽。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进行的两次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已不是在新莱茵报时期写文章，也就不必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非常之好，第二次简直是杰作。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谁的帮助，是无关重要的；只要明白这个老头子有bonsens〔非常清晰的头脑〕能吸取别人天才的思想就够了。如果不是由于意大利将军们可恶的指挥、他们经常的动摇、他们之间的不统一、查理·阿尔伯特的阴谋和敌对营垒内反动贵族和僧侣的援助，使拉德茨基的任务更容易完成，那末1848年在培斯克拉、曼都亚、列纳哥和维罗那4个要塞之间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是在四边形的四周都有很好的掩护）以及拉德茨基在这个起义的国家中间于未得援助之前对这个阵地所进行的防御，可以说是军事学术上的范例。同样也不应当忘记：他驻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中，因此他一点都不必忧虑他的军队的给养。 1849年战争对奥地利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皮蒙特人不以集中的兵力在诺瓦拉和摩尔塔拉（这条阵线约3德里长）附近切断到都灵的道路（这原是上策），或者从这条线上用两三个纵队去进攻米兰，他们却占领了由塞斯塔到比森萨的阵地；这条阵线长达20德里，而皮蒙特军的人数为7万人，就是说每一德里只有3500人。同时从一翼到另一翼的距离足有三四日的行程。这是对于米兰的一个可怜的分进合击，而且他们的兵力到处都是不够的。在拉德茨基看出了意军采取的是1792年奥军旧的作战方法之后，他便象拿破仑以前那样和他们作战。皮蒙特军的阵线被波河截为两段，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拉德茨基就在波河附近冲破阵线，打入一个6万人的楔子，由此就把南面的两个师与北面的3个师切断；然后迅速地以他的全部兵力进攻北面的3个师（差不多集中有35000人），把他们追逐到阿尔卑斯山，而使皮蒙特军的两个军彼此隔断，同时也与都灵隔断。这个在3天内结束战争的、几乎完全是抄袭拿破仑1809年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机动[314]（拿破仑式机动中最天才的一个）无论如何证明了：奥军已不再墨守他们的旧习，象检阅式那样“缓步前进”[315]。在这次机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恰恰就是运动的迅速。贵族和拉莫里诺的叛变，使奥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特别因为这个叛变供给了奥军以意军部署和计划的确实情报。萨伏依雅旅在诺瓦拉不作战而进行抢掠的那种可耻行为也有同样的意义。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皮蒙特军的不合理部署和拉德茨基的巧妙机动已足以说明取胜的原因。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情形下都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最后，俄国人因其军队的性质而不得不遵循非常接近于现代的军事体系。他们军队的主要部分，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在决战中，在大的战斗中，俄军从来都是以大兵群作战的。苏沃洛夫还在进攻伊斯迈拉和奥查可夫时便已明白了这个必要性。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来进行机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人数多、不灵活，所以它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核心、主要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民族军队［注：指法国、意大利军队。——译者注］的行动稍为迟钝些。俄军在1813和1814年出色地完成了这种作用，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一次会战部署中俄国军队不采取密集的纵队，这种纵队在纵深和密度方面都大大超过其他一切军队。 1812年以后，我们几乎不能把法军看做是拿破仑传统的优先的继承者。这些传统或多或少已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在帝国的最后几年内，这些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拿破仑的体系，只要它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相适合，便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在这里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时代的平均化的影响；旧的民族的特点在军队里也正在消失：法国军队、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于英国军队，现在都成为或多或少同样适应于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不过这绝不是说，它们在其他方面，如在白刃战等等方面没有各种不同的特点。但在一切欧洲（大的）军队中只有半野蛮的俄国军队能运用特有的战略和战术，因为只有它还没有成熟到采用充分发展了的现代的作战体系。 至于法国人，那末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规模的战争，甚至失去了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的线索。这种强盗式的战争对纪律所起的坏影响是否能为那些使军队习惯于战争的优点所补偿；这个战争是否能使人们习惯于征战的生活，或者恰恰相反地因过度疲劳而耗尽他们的精力；最后，这个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coupd’oeil〔判断力〕；——这些都还有待于证明。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是变坏了。它已不会运用密集队形的突击（这才是骑兵力量之所在），而习惯于散乱行动的方式，但是在这种方式中，哥萨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将军们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丢了丑，而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6月战斗中出了名；但所有这些还决不是grandesépreuves〔大的考验〕。 因此，总的说来，机会，在战略和战术的优势的意义上说，对联军和革命至少是相同的。 三 但是，使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得到统治的新的革命，是否会和第一次革命一样，创造出新的兵器和新的作战体系，而现在的拿破仑的体系与之相比就如同七年战争时代的体系与第一次革命时代的体系相比是同样过时和同样无用的呢？ 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我现在就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军事体系来作例子。现代军事体系的两个枢纽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工具的大量使用和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运动性是庞大人数的必然结果。现代的军队不能象七年战争时期的小部队那样几个月内只在约20德里的地区上来回运动。他们不能把一切必要数量的粮食都携带在野战仓库中。他们不得不象成群的蝗虫那样扰害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在骑兵所能及的范围内四面八方去征发粮秣，而且当一切都吃尽的时候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仓库贮藏只要能供应意外的需要就够了。这些仓库时常告罄而又重新加以充实，它们必须跟随军队迅速转移，所以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备有充分的存粮以供应军队一个月左右的需要。因此，现代的军事体系不可能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很稀少的国家内长期采用。这就是法军在西班牙慢慢崩溃而在俄国迅速崩溃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因法军的侵略而解体，他们的国家被弄得枯竭不堪。但俄国却不能长期采用它所特有的不灵活的以大兵群作战的军事体系，甚至在波兰也不成。在它本国的领土内，只要没有铁路，这个体系便完全不能应用。如果俄国不得不在第聂伯河或者德维纳河进行防御战，那末这个国家就会土崩瓦解了。 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是和兵士的一定的文化水平相联系的，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这里是指下列各点而言，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大为发展；每个兵士要有较大的积极性；兵士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有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兵士的知识、coupd’oeil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些都要求士官和兵士具有比在老弗里茨军队里所曾有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但是，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在群众中没有这样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一方面能够训练和机械地教练不加选择而征集的50—60万人，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发展或者保持这些人在小规模战争中所需的这种coupd’oeil。野蛮人由于本性是具有这种强盗式的coupd’oeil的。例如哥萨克就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适合于执行正规的军事勤务，正如同农奴出身的俄国步兵不适合于真正的散兵战一样。 作为现代军事体系的前提的这个普遍的平均的文化水平，只是最先进的国家的士兵才有：例如在英国，那里的兵士虽然都是最粗野的农民出身，可是也进过城市里的文明的学校；在法国，那里的军队是由解放了的小农和城市游民（remplaçants［注：——由希望解除兵役义务的有产阶级的代表雇来代他们当兵的。——编者注］）组成的；在德国北部，那里的封建制度或者已被完全消灭，或者多多少少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形式，所以在那里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名额由城市补充；最后，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这样的文化水平，甚至在从封建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也是有的。除了英国以外，到处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军队的基础，而且小农在地位上愈接近于自由的私有者，则军队就愈适合于现代的军事体系。 但是不仅是单个兵士的运动性，而且军队本身的运动性也以适应于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水平为前提。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封建制度的反映；仅仅载运军官财物的行李车辆本身就阻碍了一切运动。军队和整个生活一样是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的。君主专制中正在兴起官僚制度在军用物资管理方面，固然提供了一些办法，但同时它和hautefinance〔大金融家〕的勾结却造成了engros〔无穷的〕弊端。如果说官僚制度曾给军事以某种利益的话，那末它所固有的形式主义和守旧精神给军队造成的弊害却加倍地大了。老弗里茨这个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俄国直到今天还吃着这些缺点的亏。到处被掠夺和被撞骗的俄国军队却真正地挨饿，兵士在行军中象苍蝇似的一群群死去。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供给它的军队以比较充足的粮食，因此才能希望他们有充分的运动性。 如此看来，运动性在各方面都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特质。但是运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而且甚至常常可以代替后者（譬如1796年拿破仑的皮蒙特之战）。 但是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 尽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募兵制、普鲁士的后备兵制、瑞士的民军制、法国的征兵制）各不相同，但近60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自由小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民族战争中，被召入伍的都没有超过全体人口7％，而参战的大约只有5％。在法国，如1793年秋人口为2500万，那末根据这个计算，全部应有兵士175万人，其中作战军队应为125万人。后者当时在边境，在土伦和万第（这里把交战双方的人数都计算在内），所以说125万人是确实存在的。在普鲁士，目下人口约有1600万人，其7％和5％应各为112万人和80万人。但普鲁士兵力的总和，连现役军和后备军合计在内，也很难达到60万人。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民族甚至5％已经是够多的了。 Ehbien〔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如果说法国和普鲁士能够比较容易地武装5％的人口，而在紧急时甚至7％，那末奥地利即使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5％，而俄国则3％也不易办到。就奥地利说，如其人口为3500万，那末5％便应为175万人。在1849年，奥地利竭尽全力也只动员了约55万人。匈牙利人——其兵力在科苏特［注：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为民族独立运动之倡导者，1849年曾建立匈牙利政府，宣布脱离奥地利帝国，但自俄军侵入后即失败而逃至美国。——译者注］文告中加多了一倍——大概有35万人。如果我们再加上不是逃避了征集、便是在皮蒙特军队中作战的50万伦巴第人，那末我们便得总数95万人，也就是说不到全体人口的2⅔％。同时，处于特殊条件之下的克罗地亚边境各省至少尚能征调自己人口的15％。俄国，根据最低的计算，有人口7200万人，按5％计算，应征集军队360万人。但是，它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150万人；在这个数目当中，在它本土内，它最多能有100万人的现役军队。换句话说，它的兵力的总和从未超过2 1/12％，而现役军队则从未超过17/18％或1.39％。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幅员广阔而人口稀少，交通工具缺乏，国民生产低微。 进攻工具的大量出现和运动性一样，也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的现代的比例，是与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不一致的。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Celaestclair〔这是很明显的〕。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预言：这个新的作战方法的物质基础将是什么。 但是，行将到来的革命最初采用的作战方法距真正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将要采用的方法还很远，就正如同现在尚未定形而且部分地还作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距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还很远是一样的，因为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切阶级矛盾。 在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全部社会化〔vollständigeKonzentrierung〕的前提是：第一，英国参加这个过程；第二，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少增加一倍。新的作战方法也正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改革不能视为奇迹；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如象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同样，也正如象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而恰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铁路和电报现在已给了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在欧洲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更庞大的军队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的人口不是2500万而是3600万的话，那末这个数量的5％就不是125万，而是180万人。在上述两种比例中，文明国家的实力与野蛮国家的相比是相对地增高了。只有前者才有繁密的铁路网，他们的人口譬如比俄国的人口增加要快一倍。所以说，所有这一切论点都证明：西欧对俄国的臣服愈来可能性愈少，至于长期臣服，那就简直不可能了。 但是，随阶级的消灭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的力量并不在于：一个民族应动员的5％将随人口的增多而成为一个愈来愈大的数字，而是在于：可服兵役的人数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到16％，即是说由成年的男性人口（由18岁到30岁或者甚至到40岁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2/3。但是如果说俄国不在它的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它的生产上实行全部的改革，就不能把它的军事力量由2％到3％提高到5％，那末德国和法国不改革其生产而使之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样不能把它们所拥有的军队由5％增加到12％。只有由于利用机器等，每一个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一倍，才能使一倍以上的劳动力从生产中解放出来，而这也只能维持一个短的时期；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它5％的人口长期服兵役。 如果具备适当的条件，如果国民生产能充分提高和集中，如果阶级消灭，——这是绝对必要的（普鲁士一年的志愿兵[316]，只要他不是后备军的士官或军官，由于他的贵族的社会地位，与农民和工匠来比，从来都不是好的兵士），那末可能征集的限度将完全由能持武器的人口的数量来决定；也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可在最短时间内武装15—20％的人口，并使12—15％的人口加入作战军队。但这样庞大的人数又以更大的运动性为前提，而且这种运动性要比现代军队的运动性高得多。如无完备的铁路网，这样庞大的人数便无法集中，无法供给粮食和弹药，无法由一地转运至他地。而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因为在这样庞大的人数之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在这里就要有分工了。战略行动，——各军队集团行动的协调——应当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线路来指挥；至于战术行动的指挥则由各别的将军来实施。显而易见，在这样条件之下，战争可能而且应当在一个比拿破仑时代所需要的更短促的时间内结束。由于大量的耗费，是需要这样的，而由于这样庞大的人数所施行的任何一次突击必然将有决定的意义，而是必然要这样作的。 因此，按其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兵士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散兵线上以及在战场上的战术运动性也将达到更高的程度。在力量、技巧和机智方面，这些兵士一定会超过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兵士。不过可惜，所有这一切只有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到那时由于无势均力敌的敌人，这样人数众多的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对所有这一切也还缺少基本的前提；尤其是1852年。 现在法国无产阶级所占的人口的百分比，与1789年相比恐怕还没有增加一倍。无产阶级当时——至少在1792和1794年间——的思想准备和intension〔紧张的情况〕都不亚于在最近期间。但那时已经看出，在与残酷的内部骚动相伴而生的革命战争的时期内，无产阶级大部必然要用来担负对内的任务。同样的情形现在也将要发生，并且恐怕还要比以前更多地发生，因为立即发生内战的机会，随着联军的前进，而逐渐增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派出较少的一部分人到作战军队里去。补充后者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城市的下层分子和农民。换句话说，革命将被迫采用在我们时代一般作战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战争。 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在作战军队占人口4—5％的条件下找出新的办法和发明利用这些力量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法。正如同纺织机的生产率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说如不创造与旧的手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增加3倍一样，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在图伦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上发生了革命，由刺刀代替了戈矛以及燧石枪代替了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当时作战方法的范围内第一个改造并改良了旧式的战术而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 Summasummarum．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军事天才存在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ceserontalorslesgrosbataillonsquil’emporteront〔多兵之旅必获胜〕。 四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两方面究竟能将多少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去，同时又怎样运用它们。 （1）俄国俄国军队在平时名义上是由110万兵士组成，但实际上大约只有75万兵士。自1848年后，俄国政府就竭力使战时编制的实数达150万人。尼古拉和帕斯凯维奇尽可能到处亲自检查编制的情形。所以应当承认，俄国现在至少已使它的军队达到平时编制110万人的满额；从这个数目中最高限度应当除去： 高加索守军……………………………………100000人 俄国本部守军…………………………………150000人 波兰各省守军…………………………………150000人 病员、特种勤务部队等………………………150000人 ———————————————————————— 总计…………………………550000人 因此，只剩下55万人可以用于国外的军事行动。这比俄国在1813年实际派遣到国外的多不了许多。 （2）普鲁士如第一和第二级后备军、超级后备军以及一切可能征集的人员被召入伍时，战时至少可以由65万人组成一支很好的军队。但目下政府至多仅能动员55万人。我们现在就拿50万作为计算的基础。从这个数目中还必须除去守备队等，其数量略多于第二级后备军（15万人）；超级后备军和下年度定额兵员的渐次召集——这是尼古拉所关心的，以及俄国军队继续不断的过境，保证普鲁士有充分的预备队以防国内的起义。除此而外，普鲁士军队病员的百分比将会较小，因为他们是在本国集中，他们到莱茵的路程比俄国军队为短。但是，如同对待俄国军队一样，我去其一半，而认为只有另外一半，即25万人可以自由调动。 （3）奥地利服役的和休假的兵士——但后者是可以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迅速归队的——至少有60万人。这里，我照样去其一半，因为对于帝国2/3的版图来说，随奥地利军队之后行进的俄国军队，在奥地利新的预备队未编成之前，至少可以当作国内的预备队，镇压起义的策源地。因此，可以自由调动对敌作战的只剩下30万人。 （4）德意志联邦因为这些小邦都在莱茵附近，同时一切联盟的军队都要通过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差不多完全不需要本国的警备部队去对付地方居民；不但如此，经过联军与法国斗争的最初胜利之后，预备队将由北到南遍布德国全境。所以德意志联邦最低限度可出12万人。 （5）意大利政府、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的军队，我暂以8万人来计算。 这样，按上述的计算，联军的总数为130万人，他们或者现在正服兵役，或者可以立即征召入伍。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故意加以缩减的。我对病员作了很大的扣除，因此仅仅由恢复健康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即可编成一支35万人的第二批军队，开到法国的边境附近。但是这第二批军队的数量一定还要大得多，因为目下没有一个政府会这样愚蠢，以致在战争开始，作战军队出动后，不立即尽量多地征集新兵，而紧接着第一批军队之后开出。 如果按照下列计划行动，第一批军队（130万人）大约可在两月内全部集中起来。普军和奥军能够将上述的定员于两月之中完全动员起来，这一点在去年11月动员之后是用不着怀疑的；至于说到俄国军队，那末他们的3个最后的集中地点首先是柏林、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和克拉科夫或维也纳（见下文）。每天以5德里［注：1德里或1地理里等于7公里420公尺。——编者注］计算，由彼得格勒到柏林差不多有45日的行程，由柏林到莱茵有16日的行程，总共61日的行程。由莫斯科到布勒斯劳有48日的行程，由布勒斯劳到美因兹有20日的行程，总共68日的行程。由基辅到维也纳有40日的行程，由维也纳到巴塞尔有22日的行程，总共62日的行程。如果再加上俄国军队特别是在上述的强行军之下所绝对必需的休息日，那末显而易见：就是驻防于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基辅的军队也只需3个月的工夫就完全能够到达莱茵；而且假定军队完全是徒步行进，不乘火车和马车。但这两种运输工具在德国几乎到处可以使用，而在俄国和波兰至少部分地区可以使用；这两种工具的使用一定会使军队的运输缩短15—20天。但俄国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集结在波兰各省，而且因为政治情况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所以将有更多的武装力量派到那里。这样，俄军运动的出发地点将不是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基辅，而是里加、维也纳、明斯克、杜布诺和卡麦涅茨，因此距离就大约缩短60德里，即是说减少12日的行军和4日的休息。同时，相当大的一部分步兵——特别是驻屯在较远的营地的——可以在休息日（每隔3天）至少乘车移动5英里；这样，对于这一部分军队，休息日也可以计算在行军的日数里。至于炮兵器材、弹药和粮食，在这样条件之下则可自由地利用铁路运输。炮兵的马匹和炮手可以行军队形前进或乘车，所以无论如何要比以前的方法更加迅速地到达目的地。 从上述的一切，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革命爆发后两个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联军以下列序列集中到莱茵： 第一批军队 1．在莱茵和皮蒙特的第一线： 普军、奥军等………………………………………………………750000 俄军…………………………………………………………………300000 2．第二线： 相隔10日行程的预备队——俄军…………………………………250000 ———————————————————————————— 总计………………………………1300000 （如上所述） 第二批军队 1．联军次要成员的预备队，正在集中的普军、奥军等…………200000 2．在途中的相隔20日行程的俄军预备队…………………………150000 ———————————————————————————— 两批军队总计………………………………………………1650000 }1050000 }350000 实际上，在现代的条件之下，只要五、六个星期便可把30万俄军调动到莱茵，而在同一时间，普军、奥军和次要联盟国军队亦可将上述的兵员开到莱茵；但是考虑到任何联军都可能发生的意外的障碍，我就算它整整两个月。联军在拿破仑于易北河战役后登陆时的部署，就他们进入法国的便利这点上说，很难象目下这样有利；不但如此，当拿破仑与英军和普军在滑铁卢大战的时候，俄军已到达莱茵。 现在要问法国有什么样的人力后备可抵御联军呢？ （1）现役部队约45万人，其中5万人在阿尔及利亚，不能调出；在其余40万人当中还应除去病员、最低数量的要塞守备队以及在国内不稳的地点驻屯的少数部队；因此可以调用的至多有25万人。 （2）目下的“红党”惯用的方法——重新征召服役期满的兵士入伍——作为强迫手段至多对于6个年龄，也就是对于由27岁到32岁的成年人是有效的。每一种年龄必须在征召时出8万人。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该地气候所受的损失，12年内的普通死亡率，不适合于服兵役者的淘汰，侨民以及在行政机构本来就已濒于崩溃的时候以某种方法避免归队的人，——所有这些使这6个年龄的以前的新兵归队的总数由48万至多减少到30万人。在这个数目中，还应当除去补充要塞守备队的15万人，这15万人主要是靠比较年长的并且大多是已婚者来补充的。这样，只要采取稍好的办法，剩下的15万人是很容易在两个月内动员起来的。 （3）有人民自卫团、志愿军、义勇军，levéeenmasse〔实行征兵制〕，还有一切属于这种二等炮灰的人。在这一类人中，除了还需征集的约一万多的gardesmobiles〔别动队〕之外，没有一个人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市民自卫团兵士更善于使用兵器。固然，法国人学会这行要快些，但是两个月仍然是很短的期间。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4个星期之内从随营学校毕业，那只是因为他有最优良的干部；可是最近的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现役干部本身的解体。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国的革命者，是最相信传统的人，他们无疑将首先高喊：Levéeenmasse〔实行征兵制〕！Deuxmillionsd’hommesauxfrontières〔200万兵士到国境上去〕！如果联军将重复1792-1793anno〔年〕那样的大错，如果有充分的时间来逐步训练200万人，当然，有200万兵士是件漂亮的事。可是这是谈不上的。相反的，在两个月内还会有100万准备作战的敌兵出现在国境上，因此问题将在于如何对抗这百万大军而有取胜的机会。 如果法国人重新盲目地抄袭1793年的传统，那末他们又将以200万人来作实验，而这就是说，他们好大喜功，以致由于时间短促其真正的结果将等于零。在没有干部的条件下8个星期内训练和编成150万人，实际上就是无谓地消耗一切人力和资源，就是使军队甚至得不到一个适用的营。 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能干的陆军部长，稍微熟悉革命战争和迅速编组军队的方法，同时如果在他的道路上没有因不学无术和追求名望而产生的那些愚蠢的障碍，那末这又当别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可能范围内掌握住自己，才能有所作为。那样，他必须大体上遵从下列的计划。 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乡村中的农民自卫军（只要后者是可靠的）；（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 要塞由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来守卫。从军队中只可拨出最必要的一部分部队来担任这个任务。至于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麦次、里尔、发隆西纳等最重要的要塞兼大城市的防卫，除了它们原有的自卫军和近郊的若干农民队伍以外，再有少数现役部队就够了。由失业工人组成而不担任国内勤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自卫军，应当集中在教练营地，由不适宜于野战勤务的老军官和士官来担任教练，以补充作战军队中的伤亡。这个营地可以建立在奥尔良附近，这样它也可以用来威胁正统派的区域。 法国境内现役部队的数量必须增加两倍，就是说，它应由40万人增加到110万人。要达到这个数量，可用以下的方法。应当把每一营变为一团，同时必然要提升军官和士官的职务，这将大大促使他们尊重革命，其功效将不亚于断头台和军事法庭。在这种情形之下，干部必然将增加，但应当尽可能逐渐增加。必须把军官尽量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在不可能用魔法于两个月内造就新的军官的条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法国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中还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因而在稍加提升和陆军部有力领导之下，在战争胜利的机会存在的条件之下，再加上对叛徒和逃兵的几个示范的处罚，这类军官在最初时期即完全可以利用。军事学校的学生以及Pontsetchaussées〔交通部〕的职员可以充当出色的炮兵军官和工兵军官；并且经过几次会战之后便会在下级军官中出现军事天才（这在法军中是极其常见的），他们只要经过一次战斗，便能够指挥步兵连。至于兵士，那末他们是由下列必要数量的人员组成的： 现役部队…………………………………400000 新征的后备兵……………………………300000 留待召集和训练的有50万人，总计120万人，如果去掉10万病员，则为110万人。在这个名额中可以用于作战的有： 正规兵……………………………………250000 后备兵……………………………………150000 新募兵……………………………………400000 ————————————————————— 总计………………………………………800000 将来会证明：用这样一个军队可作些什么。在两个月内训练40万到50万新募兵以补充现役军队并把他们与正规军的兵士和归队的老兵补充到同一个团和同一个营里，只要lelendemaindelarévolution〔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立即着手工作，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人员都是来加强步兵和炮兵的，因为在两个月之内可以训练成步兵甚至训练成能初步操纵大炮的炮手，但绝不能训练成骑兵。所以骑兵数量的增长将是不会很大的。 整个这一动员计划是以必须有一位精明的陆军部长作前提的，他要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局势，擅长战略、战术，熟知各种兵器的使用法，同时还要具有充分的精力、机敏和decisiveness〔决心〕。另外还需要那些和他在政府同事的笨伯们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但是，法国的“红”党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相反的，一切的机会都说明我们将要看到一幅平常的图画，也就是要找到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作为一个bondémocrate〔很好的民主主义者〕，自认为而且被人认为可以担任任何职务，他企图仿效卡诺，颁布征兵的法令，坚决地破坏一切；他的进取心将很快地消失，那时他就把一切事业委之于旧制度的平庸官吏的常规旧习，让敌军迫近巴黎城下。但为了对付欧洲的联军，在我们的时代，帕希、布朔特以及甚至卡诺已经是不够了，而应当有相当于拿破仑这样的人，不然他们所遇到的得是些特别愚蠢的敌人或者他们得特别走运。 不应当忘记，当我们作上述的联军兵力的计算时，我们一直注意到以最低的数字来估计军队总数而以最高的数字来估计一切的扣除；这样一来，只要指挥稍微令人满意一点，敌人军队的数量就会比我们所指出的为多，而集中这些军队所需的时间则比我们所指出的为少。但是对于法国，我的假定都是根据相反的原则：即是我以最大限度来推算法国人所能支配的时间，以最高数字来推算他们所能编成的兵员，并作了最低限度的扣除；因此，在革命支配之下的军队的总额被我用尽可能大的数字加以估计。换句话说，假使不把意外的情况以及联军方面犯大错误的可能性估计在内，所有这些推算将描绘出一幅对革命非常有利的局势的图景。 同时在上述的假定中，我是从革命和敌军的侵犯不会立即在国内引起内战的这一点出发的。在目前，即是说在法国最后一次内战以后的60年，我们不能确定地说，热狂的正统派除了昙花一现的暴动以外还能作出什么。但是显而易见，随着联军的前进，象1793年里昂和土伦的那样起义的机会，将会增长，一切在政治上被击败的阶级和政党暂时联合的机会也将会增长。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也还可以设想一种对革命最有利的机会，即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能够胜利地解除暴乱的各县和各阶级的武装。 对于革命有利的机会也许由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可能的起义而出现，关于这些机会，我们下面来叙述。 五 现在我们来谈谈军事行动本身。 假如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按在巴黎，而等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划一个圆的话，那末这个圆在南部将在庞－迭－博富阿森附近与格勒诺布尔和莎姆伯里之间的法国边境相交，再沿边境向北经过日内瓦、汝拉山脉、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哈格瑙，然后沿莱茵河一直到达河口，只在个别地方离开该河，但是也不超过两天的行程。如果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境的话，那末在这个边境的全长上，从它不再以阿尔卑斯山为屏障的这个地点起一直到北海止，巴黎大约与这一边境的任何一点都是等距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的军事体系也许完全和地理条件相适应。在这一假定之下，由莎姆伯里到鹿特丹便成为一条正弧线，在这条弧线上，唯一暴露的法国边境的各点，同时是最接近于其首都的各点，距巴黎便相等了，其距离大约为70德里，或者14日的行程。同时这个边境又可为广阔的河流所掩护。主张莱茵河是法国天然国境的实际的军事根据便在这里。 但是莱茵河的这个同样特殊的地形，又使它成为一切向巴黎分进合击作战的出发点，因为要使几支军队能够同时到达巴黎并同时由各方面威胁它，这些军队必须从与巴黎等距离的各个地点同时出动。虽然分进合击的行动，在集中的地点位于敌军的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与敌军的作战根据地相符的条件下是非常危险的，但一切反革命的联军对法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带有分进合击的性质。其理由如下：（1）夺取巴黎即等于夺取整个法国；（2）边境上位于法军行动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点，都不能使之暴露，因为不然，法军便可向敌军后方派遣军队而在他们的本国内发动起义；（3）任何联军所必须征调来进攻法国的军队，需要许多作战线来保证供应。 必须以两个集团军来保卫的这段边境，是由莎姆伯里到鹿特丹。西班牙边境暂时可不必注意。由瓦尔河到伊泽尔河的意大利边境有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同时又沿着逐渐离开巴黎的这一方向向前伸展，形成上述圆周的切线。这个边境只有在下列的场合之下才须注意：（1）萨伏依雅阿尔卑斯山设堡的隘口，特别是塞尼山隘落于法军之手时；（2）意图在沿岸进行牵制战时，但对于这个一定要有特别的理由；（3）法国军队在其他一切方向都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之后，想仿效1796年拿破仑的先例，在这里转为进攻时。在一切其他可能的情况下，这一段边境是不值得注意的。 这样看来，积极的军事行动，无论对于联军或者对于法国都仅限于由莎姆伯里或者伊泽尔河到北海的这条线和位于该线和巴黎之间的那部分领土上。而且正是法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就地形构成来讲，好象专为防御而设，同时在这里山脉和河流的分布从军事观点来看是最有利的。 由罗尼河到摩塞尔河，边境为漫长的、只有在很少的几个地方才能勉强通过的一条山脉——汝拉山——所掩护；佛日山与之相接，其延长线又有霍赫瓦尔特山和伊达瓦尔特山；这两个山脉与边境平行延伸，此外，佛日山又为莱茵河所掩护。在摩塞尔河和麦士河之间，通巴黎的道路为阿尔登所遮断，在麦士河的彼岸又为阿尔艮所遮断。暴露的只剩下由松布尔到海的这一区域，但是在那里军队愈前进，危险就愈大，因为如果强大的法军稍稍采取巧妙的战法时，他们就有由比利时截断而被驱下海去的危险。不仅如此，由罗尼河到北海的全线布满要塞，其中有些要塞如斯特拉斯堡控制着整整的几省。 由汝拉山与佛日山连接点向西南沿奥佛尼蜿蜒着一条山脉，它形成北海及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向南流的是索恩河，而彼此平行向北流的则有摩塞尔河、麦士河、马尔纳河、塞纳河和云纳河。在上述的每两条河流之间，以及在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又蜿蜒着许多绵亘的山脉形成支脉，这些河流彼此分隔开并为很少的几条道路所切断。固然，整个山区大部分都适于各兵种通行，但却是很贫瘠的。大的军队不能在那里支持很长的时期。 如果敌人的军队通过这个山区，甚或通过位于麦士河流域和塞纳河流域之间的同样贫瘠的山地，香槟，那末他们就进入塞纳河流域。这里正充分说明了巴黎的位置在军事上的显著的优点。 塞纳河流域由其发源地直到瓦斯河口是由许多弧形的河流构成的，这些河流都朝向西北，差不多彼此平行着，如云纳河、塞纳河、马尔纳河、瓦斯河和埃斯尼河；这些河流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流向同一方向的支流。所有这些弧形的河谷都在彼此相去不远的距离内会合，而巴黎则位于这些会合点的中央。由地中海和些耳德河之间的一切陆地边界到巴黎去的主要道路都沿这些河谷延伸，而汇合于巴黎附近。因此保卫巴黎的军队常常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并且比进犯的军队更容易地由一个受威胁地点调动到另一地点，因为两同心圆中内圆有较短之周界。辉煌地发挥这个优点，也就是沿内圆周界不懈地移动，曾使拿破仑在他1814年著名的战争中能以少数兵员牵制联军全部兵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月之久。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4月 第一次载于1914年12月4、11日“新时代”第9、10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注释： [307]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4月写的，本来没有打算发表，恩格斯在1851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答应写一篇文章，“从军事观点来详细阐述”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前景，并且答应写好后寄给马克思，这篇文章就是为实现这个约言而写的。手稿在恩格斯死后才于1914年首次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DieNeueZeit》）上。当时，手稿上的日期被弄错了，而所加的标题“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也与内容不太符合。这篇手稿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时仍沿用了这个标题：本版的标题经过校正，已和手稿内容相吻合。——第546页。 [308]在1792年11月6日热马普（比利时）战役中，法国军队在杜木里埃的指挥下大胜奥军。——第549页。 [309]在杜木里埃指挥下的法国军队于1793年3月18日和奥地利元帅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在涅尔文登（比利时）交战时遭受失败。——第549页。 [310]法国军队在1794年6月26日弗略吕斯（比利时）战役中，击溃了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这一胜利使法国革命军能够进入比利时国境，占领比利时领土。——第550页。 [311]指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组成的吉伦特派内阁。——第550页。 [312]在1794年5月18日土哥英（法国）战役中，莫罗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战胜了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第552页。 [313]热月9日（1794年7月27—28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卡诺积极参加了这一政变的准备工作。 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是指资产阶级政府即执政内阁在拿破仑·波拿巴支持下所进行的国家政变，政变目的是防止建立君主政体。卡诺由于接近保皇主义阴谋分子而处于危险地位，于是逃出法国。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是指拿破仑·波拿巴发动的国家政变，政变的结果是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卡诺虽然有时也怯弱地表现了反对拿破仑的立场，但他是赞成国家政变的。——第553页。 [314]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战役是1809年奥法战争时，拿破仑军队和奥地利军队1809年4月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5日战役的两个阶段。累根斯堡战役以奥军的失败和撤退而告终。——第555页。 [315]引自1813—1815年德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第555页。 [316]根据普鲁士的法律，凡受过适当教育，拥有足够的钱财来购买军服、武器和支付自己伙食费用的青年人，均可成为服役一年的志愿兵。期满后，他们可以有权要求升为预备军或后备军的军官。——第563页。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序言来自《全集》第16、18卷 德国农民战争 弗·恩格斯 ·第二版序言（恩格斯） ·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恩格斯） Ø（一） Ø（二） Ø（三） Ø（四） Ø（五） Ø（六） Ø（七）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夏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1875年版，该版原文并根据“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原文和1870年版校对过
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恩格斯，1850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 英国的工人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而且他们的失败是在他们最料想不到的方面。英国4个最高法庭之一的财务法庭几个礼拜以前宣读的判决书，实际上废除了1847年颁布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中的主要东西。 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英国阶级矛盾发展的特殊形式，因此值得仔细加以研究。 大家都知道，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就开始了厂主对工人阶级的前所未闻的、毫无限制的和肆无忌惮的剥削。新机器使成年男人的劳动成为多余的；看管机器所需要的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更适合这个工作，同时比男人的工资少。于是工业剥削立即殃及工人的整个家庭，把他们监禁在工厂里；妇女和儿童只要还没有累倒，就必须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不得休息。在日益需要儿童的情况下，习艺所里穷人的孩子就成了十足的交易对象。他们从4岁起，甚至从3岁起，就成批地以签订学徒契约的形式卖给出价最高的厂主。从前对儿童和妇女进行了无耻的和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对自己的牺牲者是从不放松的，一直到吸尽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尽他们肌肉和血管的最后一点力气，才肯罢休；英国老一代的工人对于这种剥削至今还记忆犹新；许多人都还记得那弯曲的脊背或残废的四肢，都还记得健康坏得根本无法恢复的身体。最坏的美国种植场里的奴隶的命运比起当时英国工人的命运也还是幸福的。 国家很早就已经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制止蔑视文明社会一切要求的厂主们进行毫无限制的肆无忌惮的剥削。但是，这些第一次规定的立法限制是极端不够的，并且很快就无人实行了。只有经过了半个世纪，在建立大工业以后，当蓬勃的工业发展有了固定的途径时，只有在1833年，才可能实行一项有积极作用的法律，这一法律至少总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早在这一世纪之初，在一些慈善家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政党，提出的要求是从立法上限制工厂每日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这个政党于20年代在萨德勒的领导下，他死后在艾释黎勋爵和理·奥斯特勒领导下进行了宣传工作，并且把宣传工作一直进行到确实施行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时候为止，它逐渐除了工人以外也把贵族和一切仇视厂主的资产阶级派别都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面。工人和英国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最反动的分子这样联合起来，使得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宣传完全脱离了革命的工人宣传。诚然，宪章派是一致赞同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他们是基本群众，在一切讨论10小时工作制的会议上都同声响应；他们把自己的报纸交归10小时工作制委员会管辖；但是没有一个宪章派分子正式跟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10小时工作制拥护者一道来行动，没有出席曼彻斯特的10小时工作制委员会（Short-Time-Committee）的会议。这个委员会完全是由工厂的工人和监工组成的。但是，加入这个委员会的工人都是些被笨重不堪的劳动折磨和摧残得十分严重的、默不作声的、畏敬上帝和温顺驯服的人，他们对于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感到虔诚的畏惧，对于国王和宗教表现了应有的尊敬；他们对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他们只善于奴颜婢膝地崇拜贵族，因为至少贵族还降低身分来关心他们的疾苦。拥护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这些人的工人保守主义还反映了工人最初对工业进步所持的反对立场：他们力图恢复旧日的宗法状态，甚至行动最激烈的时候也不过是破坏机器。10小时工作制派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首脑们的反动性，并不亚于这些工人。他们都是些温情的托利党人，大多数是空想思想家，他们非常怀念已被消灭了的宗法式的隐蔽剥削，非常怀念随着这种剥削而来的对宗教的笃信，对家园的依恋，对美德的尊尚，对生活的圈限，怀念那种固定不变的世袭相传的制度。这些眼光短浅的人一看到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就头昏脑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灵为新的象魔术一般突然增长起来的生产力所激怒，因为这种生产力不几年就从地球上扫除了以前社会中被认为是最受尊敬、最不可侵犯和最重要的阶级，而换上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其利益、感情、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和英国旧社会制度极为矛盾的阶级。这些善心的思想家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从道德、人道和同情心的角度来反对赖以完成这个社会改造过程的残酷无情，而提出正在消亡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宁静、安逸和善良作为社会的理想，以与之相对抗。 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引起社会注意的时期，社会上一切自身利益受到产业革命损害、生存受到这一革命威胁的派别都和上述这种人联合起来了。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船主、商人、土地贵族、西印度的大地主、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这样的时期中都日益在10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宣传者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10小时工作制法案给这些反动的阶级和派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它虽然大大阻碍了厂主的财富、势力以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但是，使工人得到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甚至单纯是身体上的利益。它使工人的身体免于过早的衰弱。但是，它没有给工人提供什么东西，可以使工人在反动的同盟者心目中成为危险的人物，因为它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权利也没有改变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的社会地位。相反的，10小时工作制的宣传经常使工人受他们的有产阶级同盟者的影响，甚至有时受他们领导，而自从实行改革法案和产生宪章派的宣传以来，他们越来越想摆脱这种领导。只是直接与工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人，联合不直接剥削他们、也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贵族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派别，特别是在产业革命的初期，乃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联盟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使之掺杂了很大的反动成分，只有现在这种反动成分才逐渐消失；这种联盟大大地加强了反动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即加强了例如手工织工的地位，这种工人的生产部门仍是手工工场时期的部门，因此自然感到工业进步是一种威胁。 在1847年一切旧的议会政党都已瓦解了，而新的政党又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混乱时期里，终于通过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这对于工人来说是很幸运的。这个法案经过了一系列的紊乱投票才被通过，投票的结果显然是偶然的，在投票的时候，除了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和热烈拥护保护关税论的土地所有者两方面以外，没有一个政党的投票是一致的和一贯的。通过法案是贵族、部分皮尔分子和部分辉格党人针对工厂主所设的诡计，为的是对工厂主在废除谷物法方面所获得的巨大胜利进行报复。 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仅使工人满足了身体上必需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不致由于厂主的疯狂剥削而损害了健康，另外它还使工人不与温情的空想家为伍，不与英国一切反动阶级合作。自从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成为高谈阔论的主要内容以后，奥斯特勒这种人鼓吹宗法的空谈，艾释黎勋爵这种人保证同情别人的动人言词再也找不到听众了。工人运动只是到现在才完全集中力量来走改造整个现存社会的第一步，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这个问题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即工人不久以前的同盟者，作为工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反对工人。 由于产业革命，英国赖以夺取和统治世界市场的工业，成了英国生产上起决定作用的部门。英国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它的工业的盛衰，随工业的变动而变动。由于工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工业资产者即厂主就成了英国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工业家在政治上占居统治地位，一切阻碍大工业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遭到消灭，就成为必然的了。工业资产阶级便行动起来了。从1830年到现在的英国历史是工业资产阶级接连战胜联合起来的反动敌人的历史。 正当法国七月革命使金融贵族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英国在这以后不久，于1832年所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却使金融贵族垮台下野了。银行、国家债权人和证券投机商，总之，借给贵族巨额款项的金融商人到那时候在选举垄断的五光十色的掩护下几乎单独地统治了英国。大工业和世界贸易越向前发展，他们的统治尽管作了一些让步，仍然越来越变得无法忍受。资产阶级其余的派别和英国无产阶级以及爱尔兰农民结成同盟，把金融资产阶级推翻了。人民以革命进行威胁，资产阶级大量的向银行兑换它所发行的银行券，使得银行濒于破产。金融贵族及时地作了让步，它的让步使英国避免了本身的二月革命。 改革法案使国内所有的有产阶级，直到最小的店铺老板都能参加政权。资产阶级的各派因此而获得了法律根据，借以能够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表现自己的权力。在法国，资产阶级各派从1848年六月胜利时起在共和国里互相进行的斗争，在英国从改革法案通过时起也在议会里进行了。不言而喻，这两个国家的条件完全不同，而产生的后果也完全不同。 工业资产阶级既然利用改革法案取得了进行议会斗争的场所，就不能不取得接二连三的胜利。它通过限制挂名领高薪的职位[152]，使依附于金融资本家的贵族受到损失，以1833年的济贫法[153]使穷人受到损失，以降低税率和实行所得税使金融贵族和土地所有者丧失不纳税的自由。随着工业家取得胜利，他们的附庸增多了。大大小小的贸易都开始向他们缴纳贡税。伦敦和利物浦都拜倒在自由贸易即工业家的救世主的脚下。但是随着他们取得胜利，他们的需求和野心也增长了。 现代的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排挤，迫使现代的大工业非这样不可。在这里，任何停滞都只是破产的开始。但是，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由于工业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增加生产力比扩大市场要迅速得多，于是便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期间，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过剩，经济机体中的流通便突然停止；在多余的产品没有找到新出路以前，工业和商业几乎完全陷于停顿。英国是这种危机的策源地，这种危机的麻痹性的影响必然会波及世界市场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角落，在各处都使大部分的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遭受破产。这种危机非常清楚地向英国社会的各部分人表明了它们对厂主的依存关系，要避免这种危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依靠夺取新市场，或者依靠加剧剥削旧市场来扩大销路。如果把1842年以武力在中国开辟了以往顽强地闭关自守的市场这种为数不多的特殊场合撇开不谈，那末，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业的途径来开辟新市场和加剧剥削旧有市场，就是说要降低价格和减少生产费用。不过，要减少生产费用就只有采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减少利润或者降低工资。而采用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并不能避免危机，因为这样就会使生产增加，从而需要新的市场。降低利润在危机时期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这时即使折本出售也都愿意。工资也是如此，同时工资还和利润一样，为不以厂主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规律所左右。工资毕竟是生产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经常降低工资是扩大市场和避免危机的唯一办法。但是，只有工人的生活资料价格便宜了，工资才能降低。英国工人的生活资料由于采取了谷物、英国殖民地产品等等的保护关税以及间接税而价格一直高昂。 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工业家们不断地大力普遍宣传贸易自由，特别是废除谷物税。这一点可以说明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的原委，即为什么从1842年起每一次商业和工业的危机都给他们带来新的胜利。废除谷物税使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食糖等等的差别税使殖民地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航运法[154]使船主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当时他们宣传限制国家开支，降低税收以及给予最可靠的那一部分工人以选举权。他们希望使新的同盟者参加议会，以便更快地取得直接的政治统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统治，他们才能清除已经失去任何意义但却花费很大的英国国家机器上的传统附属品，如贵族、教会、挂名领高薪的职务、半封建的法学界等。现在在不久的将来即将产生的新的商业危机，根据各方面情况看来，将会和大陆上极为重大的新冲突同时爆发，毫无疑问，这次危机至少会使英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上述的进步。 但是，在工业资产阶级这样不断大获全胜的时候，反动派却用10小时工作制法案把它束缚起来了。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既不是繁荣时期，也不是危机时期，而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即工业受生产过剩的影响还非常严重，以致能够动用的只是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因此工厂主自己也不让整天工作。只是在10小时工作制法案限制了厂主间的竞争的时候，它才被接受。但是这样的时候很快就为新的繁荣时期所代替。空虚的市场需要重新输送商品；投机倒把又重新猖獗，因而需求倍增；工厂主来不及制造产品。现在10小时工作制法案已经变成了他们无法忍受的束缚，因为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充分的独立性和可能性来无限制地支配一切工业资源。如果不让工业家在短暂的繁荣时期尽一切力量进行剥削，最近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下场不知将会怎样？10小时工作制法案必将取消。如果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议会里废除它，也需要尽量不去实行它。 10小时工作制法案限制18岁以下的少年和女工每日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因为妇女、少年和儿童占工厂工人的大部分，其必然后果就是所有的工厂每天都只能工作10小时。但是，当繁荣时期工厂主需要增加劳动时间的时候，他们总会找到出路的。象过去那样，在问题关系到工作时间限制更大的14岁以下的儿童的时候，他们开始多雇佣一些妇女和少年来帮忙和轮换。这样，他们可以使自己的工厂和成年工人每天工作13、14、15小时，但是适用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工人却每天工作仍不超出10小时。这就有些违背了法律的条文，尤其是违背了法律的整个精神和立法者的意图。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了控告，由于治安法官之间不一致，他们的判决也是分歧的。越是繁荣，工业家就越大张旗鼓地反对10小时工作制法案以及工厂视察员的干涉。内政大臣乔·格雷先生命令视察员对轮班制（relay或shiftsystem）采取容许的态度。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以法律为根据，而不理会这个命令。最后，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件告到财务法庭，而法庭的主张却有利于工厂主。这种判决实际上就是废除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工厂主又成了自己工厂的全权主人。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开工2小时、3小时或者6小时，而在急剧发展的时期则开工13小时到15小时，工厂视察员再也无权过问此事。 既然保护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主要是反动派，既然10小时工作制法案完全是反动阶级通过议会来批准的，那末现在我们就知道，根据法案被通过的方式，它完全是反动的措施。英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和工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有关的。一切阻碍这种发展的制度都要限制社会的发展或者采用外在力量来调节社会发展，并控制这种发展，——这些制度都是反动的，无能为力的，并将为这种发展所消灭。轻而易举地就制胜了古老英国的整个宗法社会，制胜了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当然不会使自己受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拑制。艾释黎勋爵及其伙伴想通过准确的解释来恢复已失去效力的法案的一切企图，是不会有结果的，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得到昙花一现的表面的成果。 不过，10小时工作制法案对工人来说仍然还是必要的，是工人生理上所必需的。没有10小时工作制法案，英国整个年轻一代的工人的身体就会垮了。但是，现在工人所要求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萨德勒、奥斯特勒和艾释黎所宣传的以及1847年反动的同盟所通过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两者有很大区别。由于法案不能长久存在，由于法案轻而易举地就被取消（只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就取消了，甚至不需要议会的废除法令），根据过去自己的反革命同盟者后来的一些言论，工人们了解到，和反动派联合是不值得的。他们了解到，采取某些无足轻重的措施来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们了解到，工业资产阶级现在仍然是唯一能够在目前领导运动的阶级，要阻碍他们完成这个进步的使命是徒劳无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人尽管一刻也不能平息对工业家的公然痛恨，但是，现在他们却非常情愿支持工业家宣传彻底实行贸易自由、财政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活动，而不愿再让慈善的骗局把自己诱到联合起来的反动派的旗帜之下。他们感觉到，只有工业家将来起完作用的时候，他们的时机才会到来，因此正确的本能告诉他们，要加速必然使工业家获得政权从而为他们复灭准备好条件的发展过程。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他们协助工业家建立统治也就是协助他们切齿痛恨的直接敌人建立政权，他们只有推翻工业家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废除再一次生动地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要恢复这个法案的效力，只有在普选权的统治下才有意义，而普选权在工业无产者占2/3的英国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治统治和一切与此密切相联的社会制度的各种革命变革。正因为如此，工人现在所力争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财务法庭才宣布无效的那个法案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不是个别的麻痹工业发展的意图，这是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逐渐消灭以往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这已经不是反革命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 10小时工作制法案最初由厂主擅自作主而后通过财务法庭事实上加以废除，这首先就促使繁荣时期缩短，危机加速到来。但是，加速危机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加速英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最近目标——工业无产阶级推翻工业资产阶级。工业家们扩大市场和消灭危机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科布顿提议的缩减国家开支的办法，不是纯粹的辉格党人特有的瞎吹，就是等于一次真正的革命，哪怕它只能起暂时缓和的作用。即使缩减国家开支将通过最广泛的革命方式来实行（就英国工业家能够成为革命者而言），那末又怎样能防止下一次的危机呢？英国工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发展力量比他们的销售市场的发展力量要大得多，显然，英国工业家正迅速地走近这样的时期，即他们的非常手段将会用尽，现在还处于一次危机和下一次危机之间的繁荣时期在过分增长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将完全消失，危机和危机之间只有短时期的半停滞状态的微弱的工业活动；那时，如果这样反常的状态没有治疗自己的方法，如果工业的发展不同时唤醒唯一能领导社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那末工业、商业和整个当前社会一方面由于没有得到运用的有生力量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十分匮乏而必然遭到毁灭。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事情的正常进程，这种进程必然产生于整个英国当前社会的状况。大陆上的冲突和英国发生的革命变革能把这个正常的进程缩短多少，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 那末10小时工作制法案该怎样办呢？ 自从为了充分扩大现代工业的一切资源甚至世界市场也仍嫌太小的时候起，自从现代工业为了使它的力量重新获得充分的活动场所而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起，限制工作时间已经不是反动的措施，不是工业发展的障碍了。相反的，这种限制会自然而然地规定下来。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大工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而随着工业的集中，与竞争相联系的、使现在劳动时间的调整和工业的进步发生冲突的一切关系也将会消灭。因此，解决10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也象解决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为基础的一切问题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3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注释： [152]指19世纪30—40年代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所颁布的一系列的法令，其目的在于反对买卖官职和授予贵族家族的代表以挂名领高薪的职位。——第281页。 [153]济贫法于1833年在英国议会中进行过讨论，1834年在议会中通过。这个法令的内容见注17。——第281页。 [154]航运法（Navigationlaws）是1833年和以后的数年中通过的，它禁止英国商品用外国船只运输；这些法令于1849年废除。——第282页。
红色角落：秘鲁早期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1894-1930）（﹝苏格兰﹞迈克.冈萨雷斯（MikeGonzalez），2019年9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红色角落：秘鲁早期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1894-1930） ﹝苏格兰﹞迈克.冈萨雷斯（MikeGonzalez）毛琛译、madaohiki校 迈克·冈萨雷斯发表了他2019年8月发行的新书《红色角落：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Intheredcorner:theMarxismofJoseCarlosMariátegui）的概要，讲述了这位塑造了秘鲁早期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平和政见。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eCarlosMariátegui）1894年生于秘鲁的莫克瓜（Mariátegui）市，十几岁时是一名激进分子，二十多岁时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自1923年从意大利回国后便成了一名“忠诚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时，他还剩下不到八年的生命，而他作为一名思想家和活动家所做出的的贡献却熠熠生辉。 他塑造了秘鲁早期的工人运动，为左翼运动发展创办了平台，根据拉丁美洲的现实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名革命家，他质疑资产阶级领导下渐变式的改良主义和共产国际将十月革命作为唯一模式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运动的教条主义。 在两个系统之间，两个思想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旁观者，也不是在寻求第三条道路……尽管社会主义诞生于欧洲，但它是世界性的运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马里亚特吉1930年逝世于利马，享年仅36岁。他深深影响了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然而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他被遗忘和忽视，他的思想也被曲解。 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末叶，拉丁美洲受到新自由主义最猛烈的冲击。跨国公司挖山毁林，将土地用于大豆种植和养牛业，全新的工业水坝迫使数百万人失去土地蜷缩在大城市周围的贫民窟。在社会政策中所取得的东西被一扫而空，工会被破坏，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随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基层运动席卷各地，爆发了“粉红潮（thepinktide）”[1]。这些活动一方面动员了社会当中最贫苦、最边缘化的群体，包括原住民和城市贫民，另一方面也赢得了新一代诉求妇女地位和生态意识的学生们的支持。在厄瓜多尔，由于大量原住民的抗议，三个政府垮台。在玻利维亚，水和天然气战争标志着新世纪的到来，他们赢得了对妄图控制该国自然资源的跨国公司的胜利。在委内瑞拉，2002年一场颠覆查韦斯政府的政变也被群众运动挫败。 这些运动催生了许多新的民主组织，并将资本主义全球化视作敌人，但是其政治核心思想却存在空白。他们宣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个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Forums）的口号从2001年开始将这些运动群体团结在一起，但是这个口号并不明确。东欧的“社会主义”社会变成由积累和利润的驱动的暴政，与资本主义世界并无二致。现在许多声称代表“社会主义”的群体却和新自由主义勾结在一起，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 马里亚特吉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以上是他被重新发现时的情况。 马里亚特吉幼年经历过一场重病，尔后15岁进入利马的报纸《新闻报》（LaPrensa）做印刷助工，一年内发表了多篇文章报道了利马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他还属于前卫艺术家的圈子。1918年（一说1919年，待查——译注），他创办了《理性报》（LaRazón）明确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第二年年初，工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马里亚特吉和他的报纸是这些罢工的热烈拥护者 1919年1月的大罢工要求8小时工作制和控制生活必需品价格。秘鲁当时的工业主要是是棉纺织业，这些棉纺织业主要分布于利马及其周边。但是第一世界国家需求的下降，带来了失业和食物价格的激增。无政府主义者组建新的工会，在赢得诉求以后，他们在街上将马里亚特吉高高举起。但新总统奥古斯托-莱古亚（AugustoLeguia）对变革和现代化的承诺是短暂的，他承诺的改革从未兑现。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驱逐马里亚特吉，迫使他政治流亡欧洲三年。但事情并不是莱古亚所期望的那样，这个年轻的激进分子在欧洲受启蒙了。 在欧洲接受启蒙 1920年马里亚特吉到达意大利时，新的秩序正在酝酿。过去，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都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会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1917年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在工人们的集体行动下取得了胜利，这昭示了剧烈变革的可能性。诞生于革命的俄罗斯苏维埃，是一种新的由人民掌握权力的机构，它是这个新世界的体现，是一种新的民主。在意大利都灵的汽车工厂，一开始工人委员会还只是一个罢工组织，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之际，它已经成为一个直接挑战资产阶级的人民权力机构。在他的寄给利马报纸的文章《意大利的来信》（LettersfromItaly）中，马里亚特吉描述了欧洲激烈的政治辩论和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威胁与可能性。 十月革命过后，围绕压迫、文化扮演的角色和工人经验的多样性产生了丰富而极具创意的辩论。正在意大利的马里亚特吉参与到了这场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的大辩论之中，并且结识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2]。虽然马里亚特吉去世太早以至于没能见证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但是其中有些思想马里亚特吉似乎早有预料。 1923年，马里亚特吉回到了秘鲁，受邀于秘鲁人民大学（People’sUniversityinLima）做了一系列关于世界危机的演讲，这些演讲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而他也正是在欧洲期间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马里亚特吉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谁是秘鲁革命的主体？”在他的时评《5月1日和统一战线》（ThefirstofMayandtheUnitedfront）给出了他的答案，文章中他论述了在工人阶级刚刚出现的地方应当如何进行革命运动。欧洲的经验既至关重要也鼓舞人心，但是对于不同的环境，不能生搬硬套。在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3]中，他首次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论述了秘鲁的现状。这使得包括中央谷地铜矿的矿工和美国公司雇用的石油工人接受了工会并加强了工会的力量。但是秘鲁65%的人口都是生活在安第斯山区的高地，处于半封建制度下。社会主义的事业不能忽视他们与凶残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这些地主也是依附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 同时他也描述了秘鲁的资产阶级。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就是控制秘鲁经济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他们没有民族独立和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想法。所以民族解放的任务落在了工人、农民和土著群体的联合阵线肩上。这个联合阵线将会而且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并选择有共同目标和共同敌人的盟友。他在1923年的演讲清晰地展现了这些观点。 正如他所写和论证的那样，革命无法提前预知和计划。他们往往是阶级斗争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受到中心行动者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影响。在一个60%人口都是土著的国家，他们的斗争经验和传统一定会深深影响着革命的面貌。 建立联合阵线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秘鲁原住民群体和其余部分之间的交流和理解都十分微弱。虽然在时间上不谋而合，但城市工人和矿工的第一次工会斗争，是没有联系的。1926年以后，马里亚特吉创办了期刊《阿毛塔》（Amauta），为建立工会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关键贡献。它汇集了欧洲和美洲革命运动的著作，并与其他流派如Apra（曾经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和辩论。通过这些辩论，马里亚特吉赢得了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支持，使他们没有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份刊物成为原住民发声的平台，并且提供和分析有关原住民斗争的新闻。 斯大林主义 到1928年，他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出版的时候，马里亚特吉进行了截肢并只能在轮椅上活动，但他的精力从未衰减。他各方面的文章多达20卷，他在利马家中的日常聚会将运动中不同背景群体的人团结起来。 共产国际曾经为革命者们提供了一个辩论的平台，托洛茨基也曾在这里主张“联合阵线”，但是共产国际现在已经变成了斯大林控制下的苏维埃政权的工具。斯大林定义的策略被作为一个通用的方法强加于所有运动中。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才能被接纳到世界革命中。 在斯大林的控制下，这些条件进一步变成为必须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就是异见人士的下场。 到1928年，对于接受那些条件并组建共产党，马里亚特吉感到压力巨大。他已经建立了秘鲁社会党，并起草了秘鲁工人代表大会的首份章程和宣言。他对社会主义的热忱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也是他写作的思想源泉。但是这不是斯大林狭隘的宗派主义，而更接近于葛兰西和科尔施富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4]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认为此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决定性的“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已经面对了最终的危机，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任何怀疑这个真理的人都会受到谴责。这会导致运动中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群体的分离，在秘鲁工人阶级和土著群体之间制造隔阂，破坏马里亚特吉设想的革命基础。 通过对土著群体历史的研究，马里亚特吉发现了印加文化中存在着强大的集体传统，这体现在土地共有的理念，以及名为阿伊鲁的社会组织。[5] 他所发现的、引起巨大争议的共同点，就是他所说的"神话"——在每一种流行文化中，都有指向不同的预期未来的文化表达。这让他重新定义了“安第斯的社会主义”（Andeansocialism），这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倒退，而是这些共同点的证据，这些共同带你可以将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中的各部分团结在一起。 1930年，马里亚特吉临终之际，他拒绝向斯大林主义屈服，不愿意组建会导致运动分裂的共产党，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对他进行了谴责，称这场运动为“民粹主义”运动——这是对所有异议者和异端分子的侮辱。然而，他的思想经久不衰，对未来的一代人来说，他的思想是有意义的，马里亚特吉的著作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传统，以及对革命的期待产生了共鸣，这也正是马里亚特吉所期待和努力建设的革命。他的思想和以往一样具有目的性，可以帮助建立新的革命运动，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读也有助于建立新的革命运动。 2019年9月24日 迈克·冈萨雷斯（MikeGonzalez）是一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曾任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Glasgow）西语系拉美研究教授。 原载爱尔兰左翼网站Rebel 原文题目：IntheRedCorner 原文链接：http://www.rebelnews.ie/2019/09/24/3880/ [1]粉红潮这一概念由拉瑞·罗特（LarryRohter）首次提出，他在报道2004年乌拉圭总统大选时形容该国候选人塔巴勒·巴斯克斯并不是纯粹的鲜红色左派，而是更加温和的粉红左派。现在普遍认为，粉红潮开始的标志应当往前推到1998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当选总统。其后，2003年卢拉在巴西上台，2004年阿根廷基什内尔夫妇连续执政，2006年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主政等等，形成了一股拉美国家左派上台执政的潮流。然而，随着2010年经济危机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下跌，2013年查韦斯的去世，腐败低效现象的普遍出现，粉红潮开始露出退潮的迹象。英国《经济学人》将2015年定义为粉红潮退潮之年，判断的依据就是阿根廷右派总统马克里的当选与委内瑞拉风雨飘摇的政局。2017年在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贪污被判9年监禁，以及之后博索纳罗的上台使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注解来源：http://www.axnews.cn/mobile/Detail.aspx?Id=50044——译注。 [2]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他的文艺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他批判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与时代、人民，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批评的任务，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对许多古典作家和20世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了分析和论述。葛兰西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译注。 [3]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jose-carlos-mariategui-1928/index.htm [4]科尔施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起，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科尔施（KarlKorsch1886—1961）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5]“阿伊鲁”（ayllu）是印加文化中以松散的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阿伊鲁”拥有土地；每年轮流有人主持有关作物轮种及土地分配等事宜，机会均等。每个家庭按所需耕作一块土地。公地的收入则归中央政府和地方神祠。——译注。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Mariátegui（1928） 白凤森译，汤柏生校 商务印书馆，1987年7月第1版 感谢吕杨鹏录入及校对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拉希拉（西班牙语：JoséCarlosMariáteguiLaChira；1894年6月14日－1930年4月16日），秘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作家，拉丁美洲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 1894年，他出生于利马。1919年－1923年，他旅居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写了许多政论文章。1923年回国后，他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秘鲁本国实际相结合的主张，积极参加反对莱吉亚独裁统治的斗争。1924年，他因患恶性肿瘤被截去下肢，仍坚持工作和写作。1925年，他创办革命刊物《阿毛塔》，并出版第一部著作《当代舞台》文集，还加入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1928年10月7日，他创建秘鲁社会党（1930年改称秘鲁共产党），任总书记；12月，他发表了《阐述秘鲁现状的七篇论文》，该书被视为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作品。1929年，他发表著作《捍卫马克思主义》。同年，他创建了秘鲁总工会。1930年，他在利马逝世。 他的理论观点被称为马里亚特吉思想，其主要内容在《阐述秘鲁现状的七篇论文》中得到阐述，其核心思想是解决印第安人和土地问题，反对拉丁美洲大庄园封建制。 中译本序言 译者的话 前言 经济演变概况 一、殖民地经济 二、共和国的经济基础 三、鸟粪与硝石时期 四、目前我国经济的性质 五、农村经济与封建大庄园制 印第安人问题 ·问题的重新提出 ·简要的历史回顾 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与印第安人问题 ·殖民主义——封建主义 ·殖民统治时期的政策：灭绝人口和奴隶制 ·西班牙殖民者 ·殖民统治制度下的“村社” ·独立革命与土地所有制 ·共和国的土地政策 ·大地产与政府 ·共和国时期的“村社” ·“村社”与大庄园 ·劳动制度·奴隶制与雇工制 ·我国沿海农业的“殖民主义” ·几点结论 公共教育进程 ·殖民地遗产及法国和美国的影响 ·大学改革 ↘意识形态与要求 ↘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大学教育 ↘利马大学 ↘改革与反改革 ·对立的意识形态 宗教因素 一、塔万廷苏约帝国的宗教 二、天主教的征服 三、独立与教会 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 一、基本观点 二、地方主义与酋长制 三、共和国的地方 四、中央集权的地方分权 五、新式地方主义 六、首都问题 对文学的审理 附录：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的各个阶段（玛丽亚·维塞著） 红色角落：秘鲁早期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1894-1930）（﹝苏格兰﹞迈克.冈萨雷斯（MikeGonzalez），2019年9月24日）
10小时工作制问题（恩格斯，1850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10小时工作制问题[147] 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答复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即所谓“曼彻斯特学派”[148]的论据时，往往仅限于愤慨地揭露他们学说的不道德和卑鄙自私的性质。如果每当有人冷酷地对工人说，他们永世注定充当机器，充当主人可以随便用来争取资本的更大光荣和资本的更快积累的物品，每当有人对他们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们国家的强盛”和工人阶级本身的继续存在，而身受傲慢的爱金如命的厂主老爷阶级的凌辱、压抑、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工人对此却毫不气愤，那末，这些工人就完全命该如此了。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膺的感情，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但是，支持工人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在公开的争论中对付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派即使在心平气和的充分争论中，即使在自鸣得意的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会很容易被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驳得体无完肤。 至于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厚颜无耻地论断说，现代社会的存在取决于他们今后是否还能靠工人的血汗来积累财富，那末，我们只要略加评论就够了。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牧师、哲学家、律师和国家活动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而现在却完全相反，自由贸易论者蛮横地说：“你们工人是奴隶，并将永远做奴隶，因为只有你们当奴隶，我们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幸福，因为你们不做奴隶，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不能继续统治。”于是，压迫的秘密现在终于大白于天下；现在幸亏有自由贸易论者，人民才终于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地位；现在问题终于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因此，我们认为公开的敌人比虚伪的朋友好，蛮横的自由贸易论者比伪善的贵族慈善家好，教友派信徒布莱特比艾释黎勋爵好。 10小时工作制法案经过在议会里，各次选举运动里，报刊上，工业区的每一个工厂和作坊中历时40年的残酷的长期斗争，已经通过了。一方面有人描绘了极为悲惨的情景：谈到儿童发育受到阻碍，他们被折磨得难以生存，谈到离开了厨房和幼儿的妇女的情况，谈到整代的人在为不治之疾所折磨，谈到无数的人牺牲了生命，谈到在整个国家人们的幸福都已破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本来就已非常富有的一小撮人发财致富。这里没有丝毫的捏造，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铁的事实。尽管如此，但是谁也没有决心要消灭这种丑恶的制度；而只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种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冷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家，即靠这个制度发财的人所雇佣的奴仆，他们用一系列的象比例计算那样无可辩驳的正确推论来证明，在“国家毁灭”的恐怖下，现行制度必须保持不变。 应当承认，工厂工人的维护者完全没有本领驳倒经济学家的论据，甚至很少下决心和他们进行争论。这是因为在现存社会制度下，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无数的人都被迫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都象对方所引用的事实一样，是无可辩驳的。是的，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英国及其各阶级的人民完全离不开本国工业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在现存制度下完全离不开毫无限制的买卖自由，离不开从国家的各种资源中吸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的确，在现存的制度下，保证现在帝国赖以生存的这种工业繁荣的唯一办法就是开支一年年少而生产一年年多。可是，怎样才能开支少而生产多呢？为此必须首先使生产工具〔theinstrumentofproduction〕即机器和工人今年比上一年工作得更多；第二，必须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来代替以前所采用的生产方法，即用完善的机器来代替人；第三，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降低他们的生活费用（谷物的自由贸易等等）或干脆把他们的工资降到最低的水平。可见，不管怎样，总是工人吃亏；可见，只有以英国工人的死亡作为代价才能挽救英国！这就是技术成就、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外竞争给英国造成的状况和必然结果。 可见10小时工作制法案，从它本身和它的最终目的来看，毫无疑问是个骗人的步骤，是不适用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它本身包含着自己毁灭的根苗[149]。这个法案一方面没有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没有促进它的发展。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是使这个制度迅速发展到顶点，发展到统治阶级的一切资源都消耗殆尽，于是使统治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使社会革命无法避免，而是竭力强使社会回到早已让位给现存制度的既往阶段。只要观察一下不顾自由贸易论者的反对而使议会通过了这个法案的那些政党，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是不是工人阶级掀起风潮，用自己的威胁行动争得这个法律的呢？不是，当然不是。如果是这样，工人早就争取到宪章了[150]。而且来自工人当中的领导缩短工作日运动的那些人决不是可怕的革命者。这大部分是忠实于教会和国王的温和的和可尊敬的人物。他们对于宪章运动敬而远之，而对于一种温情的保守主义却心向往之。他们从来没有使任何一个政府感到畏惧。施行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是自由贸易的反动敌人，是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殖民地各公司和航运公司的代表，即贵族和本身害怕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同盟。他们施行这个法律是不是出于一种对人民的同情？根本不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靠掠夺人民过活的。虽然他们比较不那么露骨，更加温情些，但是丝毫也不比厂主强。他们不愿意被厂主排挤掉，所以出于对厂主的憎恨而施行了这个法律，以便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且阻止厂主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通过不是证明工人阶级有力量，而只是证明厂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获得他所想获得的东西。 从那时起，厂主实际上保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通过议会达到了在谷物贸易和海运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目的。土地所有者和航运公司的利益由于厂主这颗新起的明星而遭到牺牲。厂主的势力越强大，就越对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束缚感到头痛。他们开始公开地破坏这个法案：他们恢复了轮班制，迫使内政部颁发指令，让工厂视察员毫不追究这种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由于对他们的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某些讨厌的视察员的批评意见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于是他们把问题提到财务法庭，而财务法庭仅仅以一纸判决就完全废除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151]。 由于厂主力量的成长，40年宣传的成果这样一日之间便被毁掉了，厂主为了达到这点只要短时间的“繁荣”和“需求的增长”就够了；英国的法官证明说，他们和牧师、律师、国家活动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不管它是土地贵族阶级，是金融贵族阶级或是厂主贵族阶级）雇佣的奴仆。 这是不是说，我们反对10小时工作制法案，我们主张保存这种靠榨取妇女和儿童的血汗和脂膏而发财致富的可恶制度呢？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们不但毫不反对，甚至我们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一天，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劳动，将采取远比10小时工作制法案，甚至比8小时工作制法案更彻底得多的措施。但是，我们以为，1847年所实行的那个法案，并不是工人实行的，而是他们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上的反动阶级）所实行的，由于继这个法案之后并没有任何进一步措施来彻底破坏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法案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 尽管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存在，但是，工人阶级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得到了利益。工人们不应当为厂主暂时的欢喜而惶然不安，最终工人将会感到欣喜，而工厂主将会感到悲痛。原因如下： 第一，这些多年以来为宣传10小时工作制法案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但是也并没白费。参与这种宣传工作，使得工人得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以前强过百倍。工人阶级从前是互不相识和没有任何共同联系的单个人的总和；现在它已经成了强而有力的意识到自己力量的统一整体〔body〕，这个整体已被认为是“第四等级”，而且很快就会占第一把交椅。 第二，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工人现在应当懂得，在他们还没有获得使工人可能在下院占多数的普选权之先，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永远不会有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发生效力会给民主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 第三，1847年的法律实际上被废除，会使厂主沾染严重的生产过剩寒热病，以致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现存制度的一切资料和资源都将耗尽，使革命无法避免，这次革命将使无产者很快就取得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使社会得到比1793年和1848年的革命时期更为彻底的改造。我们已经看到，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工业资本家的统治是密切联系着的，而这种统治又和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不断扩大生产是分不开的。但是，这样扩大生产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不可能摆脱现有市场的限制。当扩大生产超出了现有市场的限制的时候，就会产生危机，引起破产和贫困。曾经有过不少这样的危机，以往由于开辟了新市场（1842年开辟的中国市场）或者更好地掌握旧市场以及通过降低生产费用（例如通过实行谷物自由贸易）都安然渡过了。但是，这也是有限的。新市场现在已经再无法开辟，而要进一步降低工资也只有一个办法，即实行激进的金融改革和通过取消国债来减少税收。如果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走这条路，或者如果这种暂时办法在一定的时候也将用尽，那末生产过剩就会置他们于死地。其实很明显，在需要不断扩大生产的制度下，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厂主的统治就会寿终正寝。再以后的情况将是怎样的呢？自由贸易论者说，将是“普遍破产和紊乱”。我们肯定说，将是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英国工人们！即使13小时工作制的“夹子”重新为你们、你们的妻子和孩子设下，你们也不必悲观失望。不管这杯酒多么苦，都得饮下去。你们越快地经历这件事就越好。你们可以相信，你们那些傲慢的厂主虽然取得了他们称之为对你们的“胜利”的东西，但是他却为自己掘好了坟墓。10小时工作制法案实际上被废除，这是一个大大加速你们解放时刻到来的事件。你们的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弟兄们永远不会满足于10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他们一直都竭力争取彻底摆脱资本的暴虐无道的压迫。如果在技术、生产熟练程度和人数方面，你们有更多得多的可能得到自己的解放和为你们大家生产足够数量的财富，当然，你们是不会满足一些小恩小惠的。这样你们不要再要求实行“劳动保护措施”，而应当勇敢地立即开始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从而使你们有可能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劳动。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2月中旬 载于1850年3月“民主评论”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民主评论”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注释： [147]弗·恩格斯专门为英国读者写的“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宪章派革命的一翼及其领袖如乔·哈尼和厄·琼斯等建立了紧密联系的一个证明。乔·哈尼从1849年6月到1850年9月在伦敦发行了“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TheDemo-craticReviewofBritishandForeignPolitics，HistoryandLiterature》）月刊。在这个杂志上，除了刊载恩格斯这篇文章以外，还刊登了节译的卡·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从1850年7月1日起哈尼还发行了“红色共和党人报”（《TheRedRepubli-can》），在这上面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这个刊物于1850年11月停止出版。从12月起，哈尼开始发行新的周刊“人民之友”（《FriendofthePeople》），一直出到1851年夏天，恩格斯曾答应为这个周刊写一系列的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章。但是，不久哈尼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的时候采取了暧昧的立场，他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断绝了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保持同厄·琼斯的联系，让一些自己的最亲近的拥护者参加琼斯创办的“寄语人民”（《NotesttohePeople》）周刊的工作，帮助他们写作（如格·埃卡留斯，康·施拉姆，威·皮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支持宪章派的报刊的时候，力求发扬40年代革命的宪章运动的传统，向英国工人的群众性运动灌输革命的理论。——第269页。 [148]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40至50年代自由贸易论者组织了一个英国自由党左翼的单独的政治集团。——第269页。 [14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较晚的一些著作中对10小时工作制法令作了更为详尽的评介（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第271页。 [150]指人民宪章，这个宪章是1838年宪章派提出的，它包含了实行普选权和创造一系列条件保证工人确实拥有普选权的要求，如议会每年改选一次，议员领薪金，秘密投票，平均分配选区以及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第272页。 [151]财务法庭于1850年2月曾宣判被控告破坏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厂主无罪。这个决定事实上等于取消该法案，因此引起工人的反对；于是1850年8月5日议会颁布了新法令，规定女工和童工每日劳动10个半小时和每天劳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财务法庭（CourtofExchequer）是英国最老的法庭之一，起初主要担负财政职能，在19世纪执行了英国最高司法机关的职责。——第273页。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一本论述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史的著作。当恩格斯同遭受失败的起义军的最后一批战士一起到达瑞士后，很快就开始撰写这本书。马克思于1849年8月上半月从巴黎就写信给恩格斯谈到此事，根据他的意见，恩格斯决定把他的书写成一本抨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小册子。他最初打算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这本著作，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雅·沙贝利茨和约·魏德迈的协助下找到了出版商。然而由于马克思已采取措施出版自己的杂志，恩格斯便放弃了原先的打算。显然，在瑞士恩格斯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搜集材料上；10月里，由于他迁居英国（马克思已在那里），而暂时停止了这个工作。在伦敦，他又继续写这本书，该书的头两章——“莱茵普鲁士”和“卡尔斯卢厄”刊载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上。全书于1850年2月写成。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作者在世时没有再版过。该书德文本，由弗·梅林于1902年第一次转载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Aus demliterarischenNachlassvonK．Marx，F．EngelsundF．Lassalle》）汇集第3卷内。——第127页。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TheCampaignfortheGermanImperialConstitution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8月—1850年2月 ·导言 ·一莱茵普鲁士 ·二卡尔斯卢厄 ·三普法尔茨 ·四为共和国捐躯！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8月底—1850年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法兰克福起义（恩格斯，1848年9月19—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法兰克福起义 一 科伦9月19日，晚上7点钟。德国和丹麦的休战引起了狂风暴雨。法兰克福爆发了流血的起义。德国的荣誉被国民议会出卖给可耻下台的普鲁士内阁，但是法兰克福、欧芬巴赫、哈瑙的工人以及这些城市郊区的农民却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这种荣誉。 斗争的结局还未见分晓。到昨天晚上为止，士兵们的战绩看来并不大。除了策伊尔街以及其他几条街和广场以外，大炮在法兰克福很难使用，而骑兵几乎完全无用武之地。从这方面来说，时机对人民是有利的。因攻占军械库而武装起来的哈瑙居民赶去支援。很多郊区村庄的农民也都赶去支援。到昨天晚上为止，士兵大约有一万人，并装备有少量的大炮。夜里前去支援的农民一定非常多，而能够调遣去的士兵则非常少，因为临近郊区的军队全都调去了。奥顿瓦尔德、拿骚和库尔黑森等地的农民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从那里继续调遣军队已经不可能；交通线可能已被切断。只要起义者能坚持住今天这一天，那末整个奥顿瓦尔德、拿骚、库尔黑森和莱茵黑森就会武装起来，富尔德、科布伦茨、曼海姆和阿沙芬堡之间的全体居民也会武装起来，那时军队的力量就不足以镇压起义了。而谁能担保美因兹、曼海姆、玛尔堡、加塞尔、维斯巴登平安无事呢？在这些城市里，由于所谓的“帝国军队”的残酷暴行，人们对暴兵恨入骨髓。谁能担保莱茵河畔的农民不会行动起来呢？他们能够很容易地阻止从水路调动军队。 虽然如此，但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些勇敢的起义者的胜利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法兰克福这个城市太小，而过分强大的军队和法兰克福市侩们对反革命的那种人所共知的同情占的优势太大了，以致我们不能抱过高的希望。 但是，即使起义者被打败，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革命会变得愈益蛮横无耻，它会宣布戒严，取消出版自由，封闭俱乐部和禁止人民集会，从而会使我们处于奴隶地位，但这是不会长久的。高卢雄鸡的叫声会宣布解放的时刻，会宣布报仇的时刻。 二 科伦9月20日。法兰克福的消息开始渐渐证实我们昨天的忧虑。看来下面的消息是可靠的：起义者已被从法兰克福击退，只是在萨克森豪森他们仍在坚持，他们在那里大概构筑有强大的防御工事。法兰克福宣布戒严；凡是手拿武器的人或者反抗“帝国政权”的人，都要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因此，目前圣保罗教堂的先生们的处境，就象他们的巴黎同伙一样。在充分安静和戒严状态中，他们能把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减少到“最低限度”。 通往美因兹的铁路有许多地方被切断了，所以邮件来得很晚，或者完全停邮了。 看来，炮兵决定了较宽阔的街道上的战局，并为军队迂迴到街垒战士背后去打开了一条道路。法兰克福的市侩们殷勤热心地向士兵们打开自己的家门，从而给他们创造了进行巷战的一切有利条件，同时用铁路迅速运来的军队的力量超过了缓慢地步行前去支援的农民，这一切决定了以后的战局。 但是，即使在法兰克福的斗争已经停止，这也并不意味着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了。怒不可遏的农民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即使他们不能驱散国民议会，他们也可以清除自己家乡的许多需要清除的东西。农民在猛攻圣保罗教堂未遂后，会转而袭击6—8座小官邸和成百块贵族的领地；从今年春天开始的农民战争，在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使农民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前，是不会结束的。 为什么“秩序”在欧洲各地能经常取得这种胜利，但是从那不勒斯、布拉格、巴黎到米兰、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革命党派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同样的失败呢？ 这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知道，目前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和过去一切革命根本不同，而且它的意义也远比过去一切革命重大。因为不管是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不管是在柏林还是在法兰克福，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米兰，进行这种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了实行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的最近结果甚至会使所有殷实的和投机的资产者都心惊胆寒。 近5个月来究竟在世界上哪一个革命中心没有在街垒上飘扬起红旗——被兄弟般的情谊联合在一起的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标志？ 在法兰克福，反对容克地主和资产者的联合议会的斗争也是在红旗下面进行的。 正因为当前爆发的每一次起义都直接地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间接地威胁着它的社会地位，所以都遭到了失败。大多数手无寸铁的人民，不仅要反对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有组织的官僚军事国家的力量，而且还要反对武装的资产阶级本身。社会上其他一切组织完善的和武装齐全的阶级都起来反对没有组织的和武装很差的人民。因此，人民直到现在都遭受失败，而且在他们的敌人没有因进行战争或发生内部分裂而受到削弱以前，或者在他们没有被某种重大事件推动去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使敌人士气沮丧以前，还要继续遭受失败。 在法国，这种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中。 因此，我们不应当因为霰弹在最近4个月中到处战胜了街垒而灰心失望。相反地，我们的敌人的每一个胜利，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失败。胜利使得他们分裂，胜利所巩固的不是胜利了的、从2月和3月起就变得保守的那个党派的统治，而是在2月和3月中被推翻的那个党派的统治。巴黎的六月胜利只是在最初建立了小资产阶级的、纯粹的共和党人的统治。不到3个月功夫，大资产阶级、立宪派就威胁要推翻卡芬雅克，威胁要把“纯粹的共和党人”投入“红色共和党人”的怀抱里去。在法兰克福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胜利将不是有利于中间派两翼的那些正直的人，而是有利于右派；资产阶级一定会战胜那些代表军阀、官僚和容克地主的国家的先生们，可是不久以后它就会尝到自己这种胜利的苦果的滋味。 随你的便吧！我们那时将等待巴黎吹起欧洲解放的号角。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9月19—20日 载于1848年9月20和21日“新莱茵报”第107号的附页和第10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注：这几篇连载文章的第一篇没有标题，因为它是在“新莱茵报”的附页上发表的，附页中没有所刊载的文章的篇名。——第485页。
斯维尔德洛夫，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苏维埃政权的大管家，有非凡组织才能的领导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斯维尔德洛夫，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 ——苏维埃政权的大管家，有非凡组织才能的领导人 （1885—1919） 1885年5月生于下诺夫哥罗德一个小市民家里，父亲是当雕刻匠的小手工业者，开一家小印刷作坊，这作坊只有一个窗户，朝着该城的主要大街——波克洛夫卡。斯维尔德洛夫从小就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非常好动，坐不住，喜欢淘气，可与此同时，既聪明伶俐又勤学好问。他常提出各种问题把大人难住。 虽然家庭负担很重，经济困难，但父亲还是尽量让孩子们受到教育。1896年4月30日，根据本人的请求，斯维尔德洛夫被接纳进入中学。他在中学学习了整整四年，这期间家里的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了。同时，在学校里，他和教师的关系又完全搞僵了，斯维尔德洛夫坚决反对学校的因循守旧习气和枯燥无味的繁文缛节。他开始不好好上学，常常旷课，成绩下降了，操行的分数也悄悄地降到了三分。所有这一切使他今后在中学继续学习成为不适宜的了。1900年8月，他带着上完了五年级的肄业证书离幵学校。但这并没有终止这位少年在文化方面的进步，相反地，此后他的求知欲更强了。他开始读很多书，随着视野的扩展，他愈发对周围的生活感到愤懑，反抗现政府的情绪日益增长。他开始收到违禁的书籍，他的政治觉悟成熟得很早，一个愿望发展和增强了，这就是要把一切力量贡献给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在中学时，有三个人点燃了斯维尔德洛夫革命激情的星星之火。这就是他的大哥、高尔基的义子季诺维，当时《下诺夫哥罗德报》的编辑德罗贝什一德罗贝舍夫斯基和社会民主党人维·叶·拉扎烈夫，此人后来成了奸细。这些最初的思想影响变成了现实。离开中学后，斯维尔德洛夫开始在卡纳维诺的一家药房当学徒。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工人群众。在卡纳维诺附近有工人人数众多的木材企业。斯维尔德洛夫与他们建立了联系。他常常在晚上去工人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工作。通过卡纳维诺的工人，他与索尔莫沃的工人也建立了联系。他父亲工场里的工人师傅接受了他的影响，依靠他们，他可以为地下组织印刷一切必要的表格和证件。斯维尔德洛夫父亲的住宅当时已成了党的工作人员的秘密联络点和存放秘密文件甚至武器的仓库。这个被戏称“瑞士共和国”的住宅，向下诺夫哥罗德的许多地下小组提供传单。 1901年，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的建立，城里的地下工作大大活跃起来。斯维尔德洛夫的青年时期就是在沸腾的革命生活中、在蓬勃的工人运动中度过的。他成长起来了，17岁时，他就参加了1902年4月22日给大学生留里科夫送葬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被警察驱散了，多数参加者被抓到宪兵队审查。斯维尔德洛夫藏了起来，但几天后当他回家时立即被捕并被关押了14天，因为他被控“在给留里科夫送葬时有越轨行为和不服从警察”。于是他由散发传单转到积极参加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出狱时，由于不可能找到工作，他只好去萨拉托夫找他大姐，然而警察的迫害很快又迫使他回到了下诺夫哥罗德，此后，他全力投入了索尔莫沃工厂的地下工作，因为那里的党的队伍在经过多次逮捕之后已经垮了，需要立即整顿组织。 1903年春，新的逮捕开始了。斯维尔德洛夫加紧活动，为组织地下印刷所筹措经费，并在很长的时间里向在工厂里进行工作的鼓动员提供传单和各种宣传小册子。1903年4月14日，斯维尔德洛夫的住宅遭到了仔细的搜査，发现了一些传单、非法的小册子和书籍。斯维尔德洛夫的案子交宪兵处理。1903年10月-11月，工人杀死了奸细皮亚特尼茨基之后，他被怀疑参加了这次谋杀而被置于警察公开监视之下。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生分裂之后，斯维尔德洛夫立即采取了强硬的路线，他是首先提出要在该城建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人之一。他具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优秀品质，当时就在工人群众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得到党内的老同志阿·伊·李可夫、尼·亚·谢马什柯、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以及其他当时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工作的同志的亲切支持。所有这些同志都对这位年轻却已大展宏才的职业党员，对他的才华、毅力和卓越的组织能力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根据北方委员会组织的决定，斯维尔德洛夫转移到了科斯特罗马，在那里他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长时期没有为警察所注意，1905年2月15日，他转移到了喀山，担任喀山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秋天，当大学开学的时候，他成了大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演说者之一。在喀山的这段不短的时间里，警察一次也没有侦察到这个好吵闹的“小家伙”（斯维尔德洛夫的外号）的踪迹。 1905年9月末，他转移到了叶卡捷琳堡，在那里他的工作就是把乌拉尔地区党的所有大组织联合在乌拉尔局的周围。在“安德列同志”这个化名下，斯维尔德洛夫很快成了乌拉尔工人敬爱的领袖。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十二月起义之前到达莫斯科，并多次在“水族馆”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在去坦默福斯参加党代表会议之后，他又来到乌拉尔任党中央的全权代表。他在彼尔姆进行深入的工作，因为那儿的党组织完全被破坏了。通过仔细挑选工作人员和进行长时期的宣传工作，他把彼尔姆的党组织的水平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在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用“米哈雷奇”这个化名进行工作。在扩大了的组织里渐渐钻进了密探，内奸也开始活动起来，逮捕又开始了。1906年6月10日，他与他的妻子奥列加·诺夫哥罗德釆娃一起被捕。秋天他从彼尔姆监狱转到韦尔霍土利耶的监禁所，这里的制度极为严厉，直到1907年9月才对彼尔姆组织的成员进行审判。斯维尔德洛夫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在此之前的监禁时间不计算在内。在狱中，斯维尔德洛夫勤奋学习科学，努力充实自己。1909年获释后，他去莫斯科重新组建多次失败后涣散了的党的队伍。到莫斯科不久，他又被捕，并被发配去纳雷姆流放三年。激烈的本性使他难以忍受这种被迫的和长期的无所作为，于是他逃跑了，1910年夏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进行繁忙的工作，以便树立党的坚强的思想路线和建立党的委员会。当时必须在极其紧张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组织被密探和内奸网所包围。1910年11月14日，斯维尔德洛夫又被捕，并在拘留所里关押到1911年5月，才被发配去纳雷姆四年。虽然此后几次逃跑均未成功，但并未摧毁斯维尔德洛夫的坚强意志。宪兵非常小心谨慎，把他押解到一个最遥远的流放地——马克西姆金·雅尔，进行更加严厉的监视，这才迫使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时期。由于没有暖和的衣服，得了感冒，病了很长时间，此后才把他送回纳雷姆。经过稍稍治疗和休养之后，他又逃跑，但未成功。他所划的船沿着激流行进，走过几俄里之后就翻了。斯维尔德洛夫在冰冷的水里泡了几个小时，后来被渔民救起，穿着湿衣被宪兵押送回流放地。随后，妻子和孩子来到了纳雷姆，这才使宪兵放心了一些时候。但就在他们来后不久，斯维尔德洛夫又勇敢地出逃，这次顺利地成功了。 1912年秋，他来到了彼得堡，当即被遴选进由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在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中开展活动。同时，他进行了纠正《真理报》的路线的工作，在他的影响下，《真理报》变成了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 1913年2月，斯维尔德洛夫被内奸马林诺夫斯基出卖，被捕后立即被关进“十字监狱”。三个月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土鲁汉斯克边疆区。他和斯大林被送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库列伊卡。斯维尔德洛夫从库列伊卡村转到了谢利瓦尼哈村，在那里他努力学习，充实自己。他与拥有自由的同志们经常通信，保持联系，所以他了解中心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战争迁延时日，革命日益逼近了。被白雪覆盖的广阔无垠的大地把土鲁汉斯克同那些工人阶级重大事件活动的地方隔绝开来。2月到来了。关于革命开始爆发的消息使得那些被流放的人无比欢快，斯维尔德洛夫是首先力求离开流放地的人之一，他力求尽快地接近革命，接近工作，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劳动和心血。他骑马沿着叶尼塞河走了约2000俄里，才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那里呆了几天，就继续前进去彼得格勒。 在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上，他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他肩负着团结布尔什维克队伍和准备进行十月革命的重任。十月革命带来了工农政权的胜利，斯维尔德洛夫当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最初的一些法令是在他直接参加下拟定的，年轻政府的一些最初的步骤是在他的领导下推进的。作为主席，他主持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建设苏维埃共和国最困难的年代，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但就在此时期，在赴乌克兰奥廖尔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之后，他得了感冒，回莫斯科后只病了几天就逝世了。1919年3月16日，劳动人民的这位还很年轻的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列宁在纪念斯维尔德洛夫的演说中说：“一年多来，我们能够肩负起落在少数忠心耿耿的革命家身上的力不胜任的重担，领导核心能够如此坚定、如此迅速、如此齐心地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完全是由于非凡的天才组织家雅柯夫·米哈依洛维奇担任了最主要的职务。只有他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各个领导人员有深刻的了解，只有他在多年的斗争中具有实践家的惊人的敏感、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绝对的威信，靠了这种威信，雅柯夫·米哈依洛维奇一个人就领导了要许多人才能领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最大的工作部门。”“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天才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如果把‘代替’了解为能够找一个具备同样能力的同志的话……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去，循着他的方向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Г.斯维尔德洛夫撰写 姜鸿霄译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他就没有十月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相关链接：列宁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没有他就没有十月革命 （1870—1924） 1870年4月23日（俄历10日）生于辛比尔斯克。其父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出身于阿斯特拉罕城的一个小市民家庭，七岁丧父，由哥哥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抚养成人。他的哥哥酷爱学习，然而未能如愿：在父亲死后就去工作，以便养活全家。他决定让弟弟得到他自己未能得到的一切：送弟弟上了中学，后来又上了大学。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后来对孩子们谈起哥哥时，总是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认识到每个人都必须受教育，为此必须努力学习，对科学抱着几乎是虔诚的态度——这一切是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毕生的特点，而且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了感染。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在艰苦的条件下受到教育，很早就开始读书，以便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不要成为哥哥的累赘。他一生的特点是，有严格的责任感，对工作一丝不苟。他一贯这样要求自己和别人，当然首先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起初，他亲自指导了几个大孩子的学习，要求他们一定要完成作业，还培养了他们的劳动习惯。同时，他总是担心儿子弗拉基米尔难以养成劳动习惯，因为无论什么，弗拉基米尔一学就会，所以他特别注意培养弗拉基米尔的劳动能力。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在对自己的评价方面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所完成的重大的开创性的工作，只不过是应当做的一点小事而已。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反对“溢美”，这样一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学校里经常受到的赞扬，在家里得到了有益的修正。在教育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父亲个人的榜样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在教育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因素是：父亲不是像当时绝大多数职员那样的官吏，而是一位思想工作者，他不惜花费劳动和气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当他外岀工作时，孩子们常常几个星期见不到他，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事业是高尚的，为了事业要能牺牲一切。他常常给孩子们讲一些生动的故事：关于他事业中的建设性成就，关于在农村兴办的一些新学校，以及因此需要向上（同当权人物和地主）下（同人民的愚昧和偏见）进行斗争——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中。特别使孩子们不能忘怀的是，每当农民大会决定创办一所新学校，或者对现有的那所学校表示满意时，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高兴的心情。他的大女儿的第一个自觉的志愿，就是当乡村女教师。 用当时的话来说，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按其信仰，是一位和平的民粹主义者。他担任辛比尔斯克国民教育视察员之后，就着手组织新的、艰巨的事业。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涅克拉索夫。他在年轻时曾抄录过涅克拉索夫的某些禁诗，并且让他的大儿子在幼年时代就了解那些具有宏伟主题的诗篇，如《叶辽慕什卡之歌》、《大门前的沉思》。在乡间的田野和森林里散步的时候，他常常给孩子们哼唱他读大学时的一些被禁止的歌曲。正如他的一些学生的回忆录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很敏锐的教育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是一位医生的女儿。这位医生是当时的一位先进的人物、大理想家，但不善于逢迎谄媚和积攒钱财，因而很不得志。列宁母亲的青年时代是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她在身体方面受到的培养几乎是斯巴达式的。她渴望学习，但她一生都感到遗憾的是，她仅能受到家庭教育。她长于外语和音乐，读的书很多。她有天赋的优秀的教育家的资质，全心全意地培养子女。她以没有偏见和精力充沛而著称。由于家庭收入菲薄而又人口众多，她整天忙个不停。在她后来历经的许多经验中充分显示出了她坚强的性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来非常尊敬和热爱自己的母亲，对她的毅力和意志十分钦佩（参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 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庭教育条件是非常好的。他是在一个和睦的、有思想的家庭里，在一种勤奋的气氛中长大的。除了父母的影响之外，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给了他很大的而且是很好的影响。这是一个可爱的哥哥，一个可供效仿的榜样。由于亚历山大·伊里奇从小就善于思考，意志坚强、坚忍不拔、刚直公正，总之，道德品质高尚，同时还有很强的劳动能力，所以，效仿他，这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在哥哥去彼得堡之前以及后来在暑假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和哥哥同住一间房或者住在隔壁，他看得到哥哥对什么感兴趣，读些什么书。在最后的两个夏天，亚历山大·伊里奇带回了一些经济学、史学和社会学的书籍，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亲爱的哥哥的死去，当然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他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除了哥哥和书籍之外，当时在辛比尔斯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没有受到其他的直接的革命影响。由费·伊·克伦斯基（后来的临时政府首脑的父亲）所主持的那所中学，与一切爱好自由的思潮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学习的年代（1879-1887）属于那样一个时期：学校受到严格监督，稍微有点自由思想的教师都被无情地赶走了，留下来的，除了卑躬屈膝之徒，就是庸庸碌碌之辈，他们对当时的制度或多或少抱迁就应付的态度，而且都钳口结舌。 因此，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只能通过同学们之间的交往培养出来。根据几个同班同学的回忆，弗拉基米尔在同学们的交往当中，理所当然地充当“第一提琴手”，而他自己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此时期，他并没有受到外人——如受监视的被流放者或一些可疑人物的革命影响。有些传记作者说他受到了这样的影响，那是不对的。 每逢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同家里的人一起到喀山省的科库什基诺村去。他母亲在这个村子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她和当地的农民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个偏僻的俄国农村的生活和心理。他在那里听到人们埋怨土地少；听到父亲和母亲表示遗憾，科库什基诺的农民尽管非常信任他的外祖父，但还是认为赠给份地比交租子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887年中学毕业，获得金质奖章。对于是否发给他奖章，校方曾经犹豫过，因为过去学校由于发给他的哥哥这个后来的国家要犯以金质奖章和优秀毕业证书而受到申诉。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历年的学习成绩和毕业考试的成绩都非常出色，所以当时的学校也不能不给他应得的奖赏。 中学毕业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申请升入喀山大学法律系。虽然当局没有直接禁止他升入首都的大学，但警察局长告诉他的母亲：他最好申请上本省的大学，而且最好跟母亲一起生活。校长克伦斯基很欣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拉丁文和文学的成绩，有意让他进喀山大学语言研究所或历史文学系，所以对他的选择感到很失望。但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肯定地对法律和政治经济科学发生了兴趣，此外，他也不想当教师，而且他知道，将来当局不会让他从事教师的职业。所以，他选择了比较自由的律师职业。 大学的影响，可以说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因为入学三个月之后，他就被迫离开了大学。那年秋天，学生的“骚动”席卷了各大学。大学生反对一个新的规章制度，反对对他们加紧实行赤裸裸的警察监视，反对开除许多被警察认为是“不可靠”的大学生。这是在1887年3月1日的谋杀案件之后对大学生的镇压，因为那一案件的参加者几乎全是大学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向具有强烈的自由思想，对于一切侮辱人格的事非常敏感，反应十分强烈，对已有的秩序抱批判的态度，当时，由于亲爱的哥哥被处死，他对政府尤为反感。另一方面，尽管他在大学里还未能结识要好的朋友，但是，由于他是被处死的亚历山大·伊里奇的弟弟，所以大学生，主要是革命的大学生都对他这个一年级同学刮目相看。因此，副学监就告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原来受到怀疑的一些大学生为伍，而且似乎跟他们“窃窃私语”。同时不应当忽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警察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对许多其他的大学生监视得更紧。 不管怎样，有人曾经转告他的母亲说，那个学监受到一伙被激怒了的青年的攻击，他断言，他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前列，紧握着拳头。结果，第二天晚上，他和其他40人都被逮捕，送到了警察所。阿多拉茨基转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押送他的警官的一段对话。 “小伙子，造反有什么好处？你不是向一堵石墙上撞吗?”警官对他说。 “是的，但这是一堵朽墙，一撞就会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 后来，所有的被捕者都被由喀山流放到故乡去了。但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没有什么人留在故乡，所以，当局同意把他流放到离喀山40俄里的科库什基诺村。当时，本文作者他的姐姐安娜由于1887年3月1日案件正住在那里，受到公开监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村子里住到1888年秋天。他在这里读了很多书。在他住的那个厢房里有他已故的伯父——一个博览群书的人——的一个书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了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书籍，在旧杂志上汇集的一些有价值的文章。此外，他常常去打猎，到附近的一些地方去散步，当然就有许多机会观察农民的生活。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触不到什么亲友，只有一些表兄弟姐妹于暑假中到科库什基诺来，但这些亲戚都不是搞社会活动的人，都很平淡无奇，因而对他的进步不可能有什么帮助。1888年秋，当局允许他回喀山，在那里，他度过了1888—1889年的那一整个冬天，找到了一些老朋友，又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新朋友之一就是女民意党人切特维尔戈娃，他对她非常同情。总的说来，他对老的民意党人向来非常尊敬（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回忆录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他决不拒绝继承他们的“遗产”。 这个冬天，他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信仰。他开始努力研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加入了一个青年小组，青年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参加小组活动，在其中交换读书的心得，形成自己的信仰。在这个小组中并没有一个比较有威信的领导人：青年们完全是自动地寻求自己的道路。当时喀山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主要组织者是尼·叶·费多谢也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过他，但没有见过他。他们两人是后来在通信和交换文章当中认识的。他们年龄相仿，在年轻的时代可以说大体上声望相当，所以很难说谁对谁有影响。 从1889年春天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同家里人一起转到了萨马拉省的阿拉卡也夫卡村，同年秋天，就到了萨马拉。他一生中在萨马拉的时间有四年多。他一心一意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中，他读完了俄文和一些外文版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主要著作。他在他所组织的萨马拉的青年小组中介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主要著作。那些青年都比他年轻，还未定型，读的书也较少，所以，在他们当中，他算是理论家和权威。总而言之，当时，特别是在外省，社会民主主义仅仅是在形成中的革命的潮流，而且，其代表人物通常都是青年人。在这个时期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结识了（于1891年或1892年）一个已经形成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伊·斯克沃尔佐夫，当时他路过那里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伊里奇对于结交了这个朋友感到很高兴，后来，他怀着满意的心情叙述过同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不过他同时强调指出，斯克沃尔佐夫只是在理论上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他永远也成不了革命家。 当时萨马拉具有革命情绪的人当中，有些是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现在他们受到监视——当然，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民粹派或民意党人。我们一家同他们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恩·多尔戈夫以及利万诺夫夫妇接触最多。前者是多尔古申案件的参加者，后者是地地道道的、非常正直而富于理想的民意党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同他们谈话。他虽然同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从他们那里吸取革命的经验，可以说通过他们的故事研究我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因为在我们省里非法的书籍非常之少。可是，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他们以及同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他更加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学会了更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的对手之一就是在萨马拉度过了一年受监视生活的瓦·瓦·沃多沃佐夫。他的听众中的一些颇有派头的人，常常被这位青年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很不礼貌的行为搞得很生气，但往往向他屈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同当时住在萨马拉、而且受到监视的玛·彼·雅斯涅娃（哥卢别娃）谈话。雅斯涅娃是俄国雅各宾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影响下成了社会民主党人。 在萨马拉的这些年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除了形成自己的革命世界观之外，在学习普通的科学方面也有进展。当局不允许他回大学复学。他请求出国学习也遭到拒绝。最后，在他被开除三年之后，即于1890年，经过他母亲的努力，当局才允许他以校外生的资格参加考试。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专心致志地学习，在一年半之内完全独立地准备好了这次考试——于1891年春季和秋季分两次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考试。他考得非常好，没有落后于未曾离开学校的同班同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彼得堡参加考试时，见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从其中之一好像叫作亚维英的工业学院教师那里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带回萨马拉——而且还有《新时代》杂志和《争取社会立法和统计》周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获得文凭之后，登记担任哈尔金律师的助手。哈尔金是当时萨尔拉一个自由主义团体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很聪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尊重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办了几次案子。那是一些小案子，不需要花多少时间进行准备，他很不在意。登记为律师，这就使他有了一个职业，将来可以维持生活。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俄国的现实，为进行革命工作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即萨马拉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出了最早的一些著作，如论述波斯特尼柯夫所著《南俄农民经济》一书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过了30年之后，不久前才发表出来），以及批判民粹派作家尤沙柯夫、卡雷舍夫等人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发展成了他的第一部巨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在这部著作中奠定了自己的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1893年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彼得堡，在那里，他登记担任沃尔肯施泰因律师的助手。这给他提供了一个地位，而且使他能够挣钱。不过，在彼得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有几次接受委托办案，充当辩护人。在那里，他同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克拉辛、拉德琴柯以及工业学院的学生斯塔尔柯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查波罗热茨等人的小组建立了联系。此外，他还结识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司徒卢威和波特列索夫。由于米海伊洛夫斯基在合法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了他一个答复，这就是《什么是人民之友》的第一篇。这一著作首先打字由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大学生小组胶印。后来，列宁对司徒卢威的一本著作进行了批判。 这一批判的著作题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用“土林”这个笔名发表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中，这个文集还收集了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其他文章。不过这本文集被书报检查机关销毁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列宁的文章。文集只留下了寥寥几本。列宁虽然赞同司徒卢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但坚决反对当时在他的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倾向。 由此可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在彼得堡度过的两年多时间（1893年9月至1895年12月），同民粹主义进行了斗争，同时又形成了自己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写了《人民之友》、《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进行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他同一些工人（舍尔古诺夫、巴布什金等）建立了联系。他常常出去参加工人小组的活动；他既写一般政治性的传单（如五一节），也应个别工厂的某些要求写传单。 在这个时期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出国，并且结识了“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整个这个社，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很大的影响。他在俄国时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主要著作，很尊敬他，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亲自同该社的人见面，这就巩固了他同该社全体成员的联系，而且，正如他从国外回来以后自己承认的那样，这次见面使他获益匪浅。同时，他也谈到，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都发现，在署名土林的那篇文章中，在对社会其他阶级的态度这个问题的提法上有某种狭隘性；他们两人都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登上政治舞台时，在自己的形成时期，不能只限于批评各个党派；它如果想要成为最先进的政党，那就不应忽视任何一种反对派的运动，因为它们都在唤醒各个阶级和集团，参加社会生活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承认这一观点是对的。毫无疑问，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谈话，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帮助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使他迅速地登上了革命斗争的广阔舞台——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还鼓励他出版一份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政治性的机关报。这个名叫《工人报》的秘密报纸的第一期，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筹备和编好，其中主要的文章都是他写的。但在1895年12月9日的逮捕中，所有的材料都被抄走了。这次逮捕几乎把整个小组搞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也被逮捕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度过的一年零两个月当中并没有停止工作。第一，他利用彼得堡的各图书馆和藏书所，为他打算写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收集了材料。第二，他并没有放弃秘密工作。他用密码和化学药品书写的办法同外界保持定期联系，他还用这种办法写了传单、小册子和一个附有说明的党纲草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897年2月出狱之后，警察局让他和他的同志在彼得堡停留三天，“以便处理私人的事务”。他会见了当时在那里进行工作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且发表了言论，坚决反对运动中出现的“经济主义”倾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允许自己去流放地——不要人押解。于是他就避开一切监视，经由当时新建的西伯利亚铁路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他被指定流放到那里的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村子里度过了三年流放生活。一年以后，他的未婚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自己的母亲一道到他那里去了。她是以打算结婚的理由被允许离开自己的流放地乌发省而去舒申斯克村的。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同一个村里的只有两个波兰工人，但是，在米努辛斯克县的其他村子里还有一些同志，在节日和婚礼时，可以同他们见面。同所有在流放中的同志们的通信一直非常活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定期同俄国和国外的中心通信。这种通信主要是通过我进行的：既用普通的方式，也用密写的方法。我给他订了一些杂志，尽可能地寄给他各种新书目录；我还把他向国外定购的许多书籍带给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地根据自己在监狱中收集的材料，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此外，还在存在时间不久的一些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刊物上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被他收进了《经济评论集》中。这两本书都委托我进行了校订，于1899年出版。 此外，他还同克鲁普斯卡娅一道从英文翻译了维伯夫妇的《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写了一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在国外出版，还写了一些文章和讲稿供流放的同志们阅读。 在舒申斯克村，他还起草了反对库斯柯娃和普罗柯波维奇在国内发表的所谓《信条》的抗议书，即《十七个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书》，其简略的名称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反信条》。在这个抗议书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分析和严厉地批判了所谓“经济派”最有代表性的信条声明。 1900年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流放地回来，他在莫斯科拜访了亲人之后，便到普斯可夫，他选择了那里作为自己的居留地（当时不允许流放过的人在有大学和大工业的城市居住）。当时，从流放地回来的亚·波特列索夫、勒柏辛斯基、策杰尔包姆（马尔托夫）也到那里去了；柳·尼·拉德琴柯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原来已经在那里生活。必须把在各个城市分别进行工作的各小组统一为一个党，但当时由于逮捕频仍而难以做到。1898年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被逮捕了。原来打算于1900年由南方人（主要是由出版《南方工人报》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可是，1900年春，这个团体也被破获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形成了一个想法：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办法不是召开工作人员的代表大会，因为在当时条件下，那种做法花的代价太大，而是要在警察管不着的地方，在国外创办一家报纸。按照他比喻的说法，这家报纸应该成为“建筑架”，党就围绕着它而建立起来。他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普斯可夫会议上阐述过自己的这一想法。会议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思想，他、波特烈索夫和马尔托夫要出国去。他们三人开始张罗出国的护照。当时警察局发放出国护照是很随便的，因为经验证明，人们——特别是作家和科学工作者——都想往国外跑，从进行革命工作的观点来看，他们就变得比较无害了。 但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马尔托夫在由普斯可夫秘密去彼得堡的途中被捕，这个计划差点告吹。不过这个案子仅仅以他们被关押三个星期就了结了，随后他们就被释放，而未受到追究。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赶快出国。他根据母亲为他求得的许可去看望了母亲和住在乌发的我。当时，他的妻子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应在那里度过最后一年接受公开监视的时期。当然，在乌发和萨马拉期间，他会见了当地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阐明了自己的计划。 一到国外，他就决定与“劳动解放社”一起出版《火星报》，这个名称出自一首纪念十二月党人的诗中的警句：“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当时在国外的另一个出版团体即《工人事业》杂志没有被邀请参加，因为它倾向“经济主义”。为了不受流亡者众多的日内瓦的支配而离得远一点，决定在慕尼黑出版这家新的报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波特列索夫、维·査苏利奇都到那里去了。后来，马尔托夫也从俄国到那里去了。除了《火星报》之外，还决定出版一个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曙光》杂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满腔热忱地进行这项工作。由于工作人员不够，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他都做：通信、译密电码、安排交通、同俄国以及在国外的侨民进行联系等。至1903年夏，即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之时，《火星报》在两年半当中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和阻挠，但已在俄国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了。它对于工人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以及变经济罢工为政治罢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还有助于把各地的党委统一起来，组织起来。《火星报》，尤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怎么办？》，都坚决主张必须建立一个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它对于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事业起了促进的作用。各地多数党的委员会都赞成《火星报》的观点，所以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它就被宣布为中央机关报。 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会的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发生了分裂——“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首的多数派，对于谁可以成为党员这一点，主张下一个革命的、明确的定义，并且主张比较切实地组织《火星报》的编辑部。《火星报》原来的编辑当中，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外，只有普列汉诺夫一人发言支持多数派。但是，不久之后，普列汉诺夫在拒绝参加编辑部的马尔托夫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当选的旧编辑部其他成员的影响下，也退出了编辑部。只剩下列宁一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工作下去，就辞去了编辑的职务。结果普列汉诺夫把编辑部里所有的其他的人都弄回去，《火星报》就落入孟什维克的手中。此时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了对党进行领导的岗位，但是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情况，因为俄国国内的多数组织和大多数工人都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他们要求有自己的机关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认为有此必要，所以，在他离开《火星报》大约一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出版《前进报》。《前进报》也同俄国各地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始派职业革命家到各地去，号召采取更革命的工作方法，准备实行革命起义。 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移居日内瓦。1902年，在慕尼黑由于警方监视得紧，编辑部只好由那里迁到伦敦，接着，又转移到日内瓦。在这些年中，列宁的生活非常艰苦，党的经费不足，他只用其中很少一点点，有时靠著作弄点额外收入。繁重的工作和紧张的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例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当他由伦敦去日内瓦时，他就得过一次叫作“圣火”的神经方面的疾病。夏天，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或者是在编辑部内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之后，他总设法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到海边或山区去，而且总是要挑选一个比较清静的偏僻地方，找一个最简单、最廉价的旅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都爱好大自然，善于在大自然中休息。 这时，尤其是从1905年1月起，革命的浪潮高涨起来了。这种情况使侨民们，特别是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方面更加紧张地、热情地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则非常渴望返回俄国。1905年夏末的一件事情表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特有的远见卓识。当时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大概是对我的埋怨——我埋怨收到从国外寄来书刊有困难，经常晚了——的答复。他在信中说：“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在彼得堡办一个报纸，它的编辑部设在涅瓦大街。”当时，我对这句话就如同对某种完全不可置信的事情一样，置之一笑。可是，在大约三个月之后，《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牌子真的在涅瓦大街上挂出来了。 我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发表了一个宣言，允许把许多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且允许许多侨民回国。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就回来了。但是，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回国后马上遇到了问题：他以自己的身份证在一个熟人家租到的房间里只住了一夜，就肯定无疑地被人盯上了，于是他就不断地更换住所，并且使用别人的身份证。他还用别人的姓名发表演说，他在帕宁娜家里的一篇著名的演说就是用卡尔波夫这个名字发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破了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种种幻想，例如他们对1905年10月的成果的信心以及对运动的和平进展的希望。他尖锐地批判了所谓布里根（咨询）杜马，提出了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他一再指出：必须团结队伍，准备进行坚决的战斗，举行武装起义。1905—1906年之冬，他曾两次去莫斯科，一次是在12月起义之前，另一次是在起义之后。他纠正对第一届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当时有一些布尔什维克忽视、轻视苏维埃，因为苏维埃中的多数人持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列宁理解了这个真正由群众选举的机构的意义。他预见到了它将来的作用。 当可以认为革命的浪潮正在兴起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主张推动革命的浪潮，主张实行最革命的策略。例如，他宣布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口号；他甚至宣称必须进行游击斗争，主张搞所谓的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当运动已走向低潮时，他就坚决改变战线，主张一定要参加国家杜马，利用它的讲坛，因为当时人民宣传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已一个接着一个被剥夺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一家接一家地被封闭了：《浪潮报》、《前进报》、《回声报》相继代替了《新生活报》。布尔什维克党力求尽可能地利用合法的出版物。当时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其中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等。 不过宣传的规模必须日益缩小，必须逐渐转入地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迫迁往芬兰的库沃卡拉，从那里不时去彼得堡，不过更多的是别人到他那里去要手稿或商量问题。经过一系列小型的磋商之后，1905年在坦默福斯召开了党代表会议，1906年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即所谓统一代表大会，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党的两部分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席了，而上次的代表大会，即1905年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没有参加。然而，统一的尝试毫无结果。 1907年，第二届杜马解散之后，反动势力日益猖獗，那年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芬兰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得到警告，说有要逮捕他的命令。为防不测他就经亚波和斯德哥尔摩再次去日内瓦。 这第二次流亡，除1905—1906年间有过短暂的闲暇之外，比第一次更加艰苦。消沉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席卷了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和青年，也深入到了工人当中。广泛的社会兴趣被代之以个人的兴趣、性别问题、神秘主义倾向和宗教探求的哲学。与此同时，悲观失望的情绪还以一种更加愚蠢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青年——社会生活最敏感的晴雨表——当中出现了自杀的流行病。在党内（在孟什维克中），出现了所谓的“取消主义”，即鼓吹把一切都集中在合法的框框之内，取消党的秘密工作。当然，所有这些偏向都在流亡者当中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情绪是非常沉闷的。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丧失勇气，他还一直鼓舞人们的勇气。他指出了1905年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他说，应当准备下一次的革命高潮。正如过去他利用流放进行了学术工作一样，现在，他把第二次流亡这段最冷冷清清的时间用于研究他过去一直没有时间研究的哲学，写出了自己的哲学著作，即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它是用来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它从这一观点对国外的和俄国的一切哲学理论——其中包括新康德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部分是在这个基础上，部分是在政治分歧的基础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前进派”或“召回派”之间发生了分裂。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召回派”，是因为他们主张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证明：在不能指望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的时候，就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其中包括杜马讲坛和合法报刊。1911年，我曾经有机会同他谈到一件事情：在某些省的秘密小组中工作的一些同志，对于曾设法在萨拉托夫出版过一个短暂时期的合法小报抱不信任的态度，当时他坚决谴责他们不愿意支持这家小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是这个反动时期快要终结的时候，他好像对我说过：“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次革命。” 1911年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巴黎郊外的龙寿姆成立了一个党校，并且给来自俄国的工人讲过许多次课。1912年，他被选进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群众中正在聚积力量。1912年4月，枪杀工人的勒那事件把这些力量召唤出来了。首先，尽管困难重重，合法的工人报刊发展起来了。工人的日报即《真理报》在彼得堡这一专制政权的中心开始出版了，要把它封死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已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必须把力量集中在这条战线上，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从近来居住的巴黎迁往靠近俄国的地方，迁到了克拉科夫。快车从那里到彼得堡只要12小时，文章可以及时送出去，第二天就可以收到报纸。比较容易安排同秘密工作人员、杜马（当时是第四届杜马）代表的会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他们写演说稿，比较容易领导俄国的秘密工作。这样，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给地下报刊——当时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写文章，不过他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当时刚刚对工人报刊打开的窗户：除了《真理报》之外，他给日报《明星报》、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思想》杂志、《启蒙》杂志写文章。 可是已经到来的欧洲战争把一切都搅乱了。所有的工人报刊都被封闭了。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都被逮捕，交付法庭审判，并且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坐了大约三个星期的监牢。他虽然安危未卜，却跟平常一样精神饱满，这使得处于同样地位的某些知识分子非常吃惊。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他被释放到了瑞典。在当时席卷各国党的爱国主义狂热当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号召不要离开国际。他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在每一个国家中都要反对本国的政府。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讲过：在这一斗争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孤单，他多么痛苦地感觉到，周围的人们对他丝毫也不理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草拟了一份关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如何对待战争的提纲。这个提纲被转寄到俄国以后，在被捕的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身上搜查出来，就成了控告他们的主要罪证。提纲十分明确地宣告：每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都首先应当同本国政府作斗争，战争的最好结局就是使沙皇政府这个最反动政府遭到失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就这个题目在瑞士作过一些报告，他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思想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上，列宁是左派国际主义者的代表。当时在国外，他们处于少数地位。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具有爱国主义情绪。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必须在人们几乎普遍无知的厚厚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在战争时期，同俄国进行联系以及往那里寄送书籍都很困难。许多工作人员都被送上前线去了。在俄国，爱国主义的狂热甚嚣尘上，“失败主义”的思想仅仅为布尔什维克或倾向于他们的人所接受。这是一个艰苦的流亡时期，同俄国隔绝开来是令人感到痛苦的。 1916年，列宁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1917年的革命爆发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想方设法返回俄国。但当时这是很不容易实现的。托洛茨基打算取道英国回国，被英国当局拘留了。在考虑了种种比较难以实现的方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乘“铅封”车厢取道德国回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当时利用了乘“铅封”车厢一事，大肆宣扬说：列宁等人是叛徒，在战争时期曾经同与我们敌对的德国政府达成了协议。其实，协议只不过是：这些人将取道德国，但绝对不与该国的任何人见面或交谈。为此就选择了“铅封”车厢的形式。 在回国途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他会不会被米留柯夫政府逮捕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他甚至几乎深信，一定会被逮捕。然而，他却平安地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同样平安地通过芬兰，一直到达了俄国的边境，到达了白岛车站，有几位党内同志在那里迎接他，他们于旧历4月2日晚上到了彼得堡。在这里，在白岛车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召集各区的工人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铁甲车上向同志们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号召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当天晚上，在各个组织的代表们的会议上，他也阐述了这个意思。他生性讨厌各种空话、欢呼和鼓掌，所以立即把话题转入实际的事情，转入明天的最近任务。他痛斥了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可耻行径，并且说服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坚决同这种行径划清界线，改名为共产党。他指出：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还没有给工人和农民以任何东西；立宪民主党人的以及后来有一半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临时政府，不可能提供任何东西，应当推翻。他在当时的《真理报》上以及一些小册子中坚决表明了这个意思。7月间，共产党所不赞成的进行起义的第一次尝试，是不成功的。许多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被临时政府逮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肯定要被逮捕，因此，他就和季诺维也夫一起隐藏起来。 正如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的那样，当时只有工人才有力量把人藏起来，所以他们两人起先藏在彼得堡工人的住宅里，后来藏到谢斯特罗列茨克，最后藏在芬兰。他不得不使用地下生活的各种形式，如化装、戴假发、使用别人的证件。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所，在火车上打扮成司炉，躲藏在窝棚里。就是从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注视着党的生活，写了一些文章和致党中央的信件。《国家与革命》一书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写作、后来完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布尔什维克对工人的影响日益增长（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选举尤其使人对此深信不疑），而临时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则越来越摇摇欲坠，所以开始主张再也不要犹豫不决了，必须举行起义，推翻临时政府。他的一些亲密的同志不赞成采取这一坚决的路线，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发生动摇。 在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弗拉基米尔秘密地回到了彼得堡，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起义决定于旧历10月25日举行。当天晚上，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宣告：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临时政府被推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表了讲话，宣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它的头两个法令，即关于停止战争的法令以及把地主和私人占有的一切土地无偿地交给劳动者使用的法令。资产阶级专政被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了。 新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几乎整个知识界和所有的苏维埃职员都宣布抵制它。不要其他政党和派别合作而组织政府，这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引起了意见分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反对任何合作，他坚决相信群众，相信无产阶级自己能够管理国家，相信它在实践中、工作中会极其迅速地成长起来并且学会进行管理。 这个政府完全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他们富有革命的经验，但完全没有建设国家的经验。所以，巨大的工作和责任就落到了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领导新政府的列宁的肩上。他必须亲自指导一切领域中的工作：从军事工作起，一直到粮食或教育工作为止。国际资产阶级所资助和支持的国内战争，国内的暴动以及由这些动乱和在此之前的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饥荒和经济破坏，——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紧张地付出巨大的精力，因为他领导着政府，是它的首脑和主要杠杆。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米歇尔逊工厂（现在改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时，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在工厂的院子里对他进行暗杀，这使得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卡普兰给他造成的重伤，差点夺去了他的生命。 1918年，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而且是在党中央一部分人进行激烈反对的情况下，我们同德国签订了所谓布列斯特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我们同意割让许多城市和领土，支付大宗赔款。这个条约的确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列宁看到，农民不愿意进行战争；此外，他认为，德国的革命会迅速到来，那时一切最可耻的和平条件就都会成为废纸。结果，实际情形正是这样：德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的最苛刻的条件。 强大的、富有战斗力的红军建立起来了，它在国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从白卫分子手中解放出来的一些地方，如乌克兰、西伯利亚、克里木、格鲁吉亚在保留自治区的权利的基础上，开始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它后来发展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但是，居民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即农民被连年的战争和严格的军事共产主义弄得精疲力竭，他们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有比较正常的条件，以便能够摆脱经常的饥饿状态，能够着手恢复经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在这一方面改变政策的迫切必要性，于是以粮食税代替了粮食征收制，给农民留下余粮，促使他们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他实行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的自由贸易，让农民和广大居民阶层有可能独立谋求国家还不可能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他证明说：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推迟的情况下，必须实行这个转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得不使自己的经济同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相协调。 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主张发展国营企业，实行电气化，因为只有电气化才能使我们的落后国家赶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他还坚决主张发展合作社。他一再指出：在等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必须把全部大工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而逐步地、慢慢地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他说，这样一来，我们虽然一方面对私人资本实行让步，但同时将对它实行进攻，直到在其他国家中爆发了革命以及我国的巨大的生产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更加坚决地重新向共产主义迈进为止。 极其繁重的工作影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他开始头痛和失眠。起先医生认为只是一般的疲劳过度，建议进行长时间的休息。但是，苏联生存的条件（它要求政府进行紧张的工作）以及列宁本人的性格和对自己、对担负的责任的严格要求，都使他无法进行长时间的休息。他时时刻刻都关心国家的一切事务，他不善于完全甩手不管去休息一下；他自己也埋怨说：在散步时老是考虑问题。于是病情加重了。1922年5月25日，他第一次中风。经过充分的休息和精心治疗之后，到那年秋天他能够起床了，并且从10月起恢复工作。尽管同过去相比，工作量已大大减少，列宁只坚持了两个月左右。11月底，他又病倒了。在到1923年3月为止的这几个月当中，他还听取简单的工作汇报，并且向秘书口授了最后几篇文章，即关于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一些，但要好些》、《论合作社》、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文章等。 1923年3月，他第二次中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尽管经过医生的努力，夏天列宁的体力有所恢复，但说话的能力始终没有恢复——直到1924年1月24日下午6时50分逝世为止。死神的来临几乎是突然的。没有任何预兆表明他会逝世得这么快。解剖发现他的脑动脉已完全损坏，而一般的动脉硬化只达到中等程度。 他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安放在红场上的陵墓里。 （本人审定的传记） 安·乌里杨诺娃一叶利札发娃[1]撰写 姜鸿霄译 [1]安娜·伊里尼奇嫌·乌里杨诺娃一叶利札罗（1864—1935）——列宁的姐姐。1918—1921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曾参与组织党史委员会和列宁研究院。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10月出版 主编：郑异凡译者：郑异凡、蔡恺民、姜鸿霄等 本书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出版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中挑选出56人，将这56人的传记汇编成书。作者根据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对其进行了补充，也写出了各位传主的后来活动和遭遇。这些传记不是记叙生活琐事，而是把个人经历同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革命事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此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历史的生动的宝贵资料。 插图 前言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他就没有十月革命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工农红军的总指挥 斯维尔德洛夫，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苏维埃政权的大管家，有非凡组织才能的领导人 季诺维也夫，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武装起义的反对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加米涅夫，列夫·波里索维奇——武装起义的反对者，却主持了部署起义的中央会议 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党的最宝贵的最大的理论家 安德烈也夫，安德烈·安德烈也维奇——没有显著政绩的政坛常青树 安东诺夫-奧弗申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武装起义和攻取冬宫的领导人之一 奥尔忠尼启则，格里哥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斯大林的密友，却以死抗争他的大规模镇压 波德沃伊斯基，尼古拉·伊里奇——武装起义和攻取冬宫的领导人之一 波格丹诺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原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布勃诺夫，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最早的党史作家之一 德宾科，巴维尔·叶菲莫维奇——“革命的骑士”，率水兵驱散了立宪会议 德罗布尼斯，雅柯夫·纳马莫维奇——多次险遭枪决的革命斗士，最后却死于斯大林的枪下 伏龙芝，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英年早逝的军事家 伏罗希洛夫，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红骑兵的创建者之一，“军事反对派”的首领 基洛夫，谢尔盖·米朗诺维奇——他的遇刺引发大规模镇压的狂潮 加里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列宁称之为“全俄大家长” 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契卡的创始人，红色恐怖的实施者 卡莫（帖尔-彼得罗相，谢苗·阿尔沙科维奇）——装疯卖傻九死一生的传奇革命斗士 卡尤罗夫，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他始终是基层党员，哪个战场有困难列宁就派他去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工人反对派”的首领，红色政权的第一位女大使 柯秀尔，斯坦尼斯拉夫·维肯蒂也维奇——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克拉辛，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杰出的工程师，新经济政策的卫士 克列斯廷斯基，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他领导的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早在1917年6月就掌握了政权 克鲁普斯卡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列宁的夫人和亲密助手 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红色笔杆子，中山大学校长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真正的国际革命战士，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拉斯科尔尼科夫，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红海军的领导人，1938年公然抗命拒绝回国 雷斯涅尔，拉丽莎·米哈伊洛夫娜——里海舰队美女政委，活跃的女作家 李可夫，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苏联第二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布哈林右倾集团”的主要成员 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红色外交家 卢那察尔斯基，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苏维埃政权的文化班头，文艺理论家、作家、剧作家、翻译家 洛佐夫斯基，亚历山大——红色国际工会创始人之一 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乌克兰领导人之一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第三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 穆拉洛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乌克兰共产党的创建者，被列宁誉为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中央委员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共产主义ABC》的作者之一 契切林，格奥尔基·瓦西里也维奇——出色、认真、聪明而懂行的外交家 丘巴尔，弗拉斯·雅柯夫列维奇——乌克兰早期党政领导人 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工人赤卫队的创建者，其回忆录是研究十月革命的重要资料 斯克雷普尼克，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著述甚丰的乌克兰领导人.因受民族主义指控自杀身亡 斯米尔加，伊万·帖尼索维奇——先后从事军事和经济工作，因支持托洛茨基遭镇压 斯米尔诺夫，伊万·尼基托维奇——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30年代密谋组织反斯大林联盟 斯塔索娃，叶列娜·德米特里也夫娜——多年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的女革命家 索柯里尼柯夫，格里哥里·雅柯夫列维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苏俄代表团团长，其财政和币制改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成功的改革 索斯诺夫斯基，列夫·谢苗诺维奇——乌拉尔地区的革命领导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 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常胜将军 托姆斯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红色工会国际”创建者和领导人，“布哈林右倾集团”的主要成员 沃洛达尔斯基，弗——最早遇刺身亡的苏俄领导人 马里茨基，米哈伊尔·索洛蒙诺维奇——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与列宁同日遇刺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俄共（布）中央早期书记处书记，左翼反对派领袖之一 叶努基泽，阿韦尔·萨弗罗诺维奇——长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因反对审判和处决季诺维也夫等人而招致杀身之祸 越飞，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孙文越飞宣言》的签署者 感谢韩达、小狼录入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中 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538] 《引论》第一章 ［注：这里标明的《反杜林论》的章次、本卷页码以及方括弧里的说明，都是编者加的。——译者注］ 第19页 ［“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5页〕 第19页 ［“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在这句话后面加了如下的附注：］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Ｎûｓ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复学说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5—206页〕 第20页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6页〕 第20页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6页〕 第20—21页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7页〕 第21页 ［“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7页〕 第21页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7页〕 第22页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7页〕 第23页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在这段话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9页〕 第23页 ［“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在这一句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0页〕 第25页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园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2页〕 第27页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3页〕 第29—30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对这两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和修改：］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5—226页〕 第三编第一章 第281—282页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5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8页〕 第282页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9页〕 第282—283页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9页〕 第283页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一切人都应当劳动’。”——在这段话之前加了一段话：］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三十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部分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classelaplusnombreuseetlapluspauvre》）的命运。[54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0—211页〕 第283—284页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2页〕 第285页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3页〕 第286页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4页〕 第287页 ［在引自欧文著作的第三段引文的结尾加了如下的附注：］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6页〕 第三编第二章 第294页 ［“但是，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0页〕 第297页 ［“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对其中的“马尔克”一词加了如下的附注：］ 见书末的附录［注：附录是指恩格斯的著作《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译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4页〕 第302页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修改和补充：］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四十八个大工厂合并以后就转到了一个唯一的、统一领导的、拥有一亿两千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8—239页〕 第303页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9页〕 第302—303页 ［在提到“股份公司”的三个地方，加上了“托拉斯”或“和托拉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0页〕。 第306页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3页〕 第308页 ［在本章最后一段的前面，补充了如下的概述：］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ａ）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ｂ）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ｃ）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ｄ）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5—247页〕 注释： [538]恩格斯在把《反杜林论》的三章改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时，对原文作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改。恩格斯认为这些补充中有一部分必须在《反杜林论》再版时列入该书（见本卷第12页）。下面所引的这些补充，是恩格斯在准备小册子的德文第1版（1882年）和德文增订第4版（1891年）时所作，但恩格斯本人并没有把这些补充列入他生前所出的《反杜林论》各版。——第696页。 [539]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198页（Th．Carlyle．《PastandPresent》．London，1843，p．198）。文中所提到的卡莱尔的言论，恩格斯在他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35页）。——第703页。 [540]圣西门关于社会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的思想，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NouveauChristianisme》）中表现得最明显。该书第一版于1825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第705页。 上一篇回目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序言[210] 我曾经预料，这一著作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一万册，而且这是在已经升天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证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在原文中这一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1884年日内瓦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版。[211]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的确太少；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的地方关于当时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21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载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注释： [210]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页）德文第四版写的，该版于1891年在柏林由“前进报”社出版。这部著作在1880年首先用法文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Revuesocialiste》）杂志上，德文第一版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于1883年3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扉页上标的日期是：1882年）。恩格斯在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表示相信这部著作的内容对德国工人读者来说困难是不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6页）。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仍由该报社于1883年出版。第四版是在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后一版。所有这四个德文版本，都以附录形式刊载了恩格斯的“马尔克”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第244页。 [211]所列举的各种版本为：《Ⅰlsocialismoutopicoeilsocialismoscientifico》，Benevento，1883；《Развитиенаучногосоциализма》，Женева，1884；《SocialismensUdviklingfraUtopitilVidenskab》，Ｋфbenhavm，1885；《Socialismoutópicoysocialismocientífico》，Madrid，1886；《Deontwikkelingvanhetsocialismevanutopietotwetenschap》，Gravenhage，1886。——第244页。 [212]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它以“反杜林论”中相应各章的文字为基础）的补充，另行刊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反杜林论’的资料”部分。关于圣西门的补充见第20卷第669—670页；关于托拉斯的补充见第20卷第672—673页。——第245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286]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副教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自然，他与他的前辈发生了冲突；首先，他将满腹怒气发泄在马克思身上。 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实现了合并[287]，因而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能力运用这全部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虽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显然也是够麻烦的。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具有一种极其笨拙的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不管你叫它什么都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便首先一定要设法把它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从来都只是为了最后导致这个新发现的卓绝的理论。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整的全套“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288]——三部八开本的巨著，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份量的、被动员起来向一切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攻、特别是向马克思进攻的三路论证大军——事实上，这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这些就是我所要对付的。我不得不涉及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289]，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的争论中阐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连贯的形式）马克思和我对这许多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使我把这个从其他方面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担负起来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是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290]，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现在法国众议院中利尔市的议员保尔·拉法格的请求，我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了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并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291]。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292]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293]。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册子已经用十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其他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若干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基本知识而写的。当这个党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已经有完成的希望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需要着手进行的时候，这就显得尤其必要了。这个附录之所以收入英译本中，是因为考虑到一切日耳曼部落所共有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更不为人所知。这篇附录仍旧保持了原状，我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曾经有包括几代人的庞大的宗法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这些土地；后来，当公社范围扩大，太不便于共同经营的时候，便出现了分割公社土地的现象。[294]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subjudice〔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295]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经济发展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即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出资雇用那些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作者并把产品的卖价超出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作者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企业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发动的机器来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动作［注：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这篇导言从开头到“调整机器的动作”为止的几段被删去。——编者注］。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相当大的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到英国“体面人物”［注：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的偏见，那末事情将会比现在更坏。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十七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英国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296]。唯名论，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和他的同素体[297]，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在他看来，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注：《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字；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恩格斯在英文版上加的注，在德文版上未加。——编者注］］〔“痛苦”〕［注：在德译文中，在〔“痛苦”〕一词后面，又从“神圣家族”中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编者注］。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它的诗的绚丽色彩，它变成了数学家的抽象的经验［注：在德译文中又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编者注］；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禁锢自己的肉体而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智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霍布斯，作为培根的继承者，这样推论道：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末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丧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除了通过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一样，都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到的，那末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既有开始也有结束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就是我们称为善的东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298]中提供了这种论证。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299]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页。[300]］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英国人现在对马克思给予他们祖先的赞扬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那真是遗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尽管十八世纪时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一切战争中都被德国人和英国人所战胜，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这甚至发生在卓绝的法国革命之前；而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都还在试图移植于我们自己的环境。 无可否认，大约在本世纪中叶，每个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都感到惊奇的，是那种他在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在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像巴克兰德和曼特耳那样的地质学家也歪曲自己科学中的事实，以避免同创世纪的神话有太多的冲突；而为了要找到在宗教问题上敢于运用自己的智力的人，就必须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去，到当时所谓的“肮脏人群”中去，到工人中去，特别是到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中去。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301]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总之，随着橄榄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和传播，大陆在宗教问题上的怀疑论也致命地传播开了，而且事情达到这样的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没有像英国国教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在体面这一点上，却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要比“救世军”[302]的地位高。我不禁想道：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对不信教思想的进展感到十分痛心并加以诅咒的人，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madeinGermany〔德国造〕的商标，而肯定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质，如果知道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两百年前所走的比今天后代子孙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注：在德译文中“（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一语被删掉。——编者注］“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它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说法也许在拿破仑那个时代有点价值，那时拉普拉斯对拿破仑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303]一书中对造物主连提也没有提到，——曾经骄傲地这样回答：《Jen’avaispasbesoindecettehypothèse》〔“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在今天，在我们关于宇宙发展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立足的余地；如果人们说，有一个被排斥于整个现存世界之外的最高存在物，那末这样说本身就有矛盾，而且在我看来，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关于这些，他是一点也不能确实知道的），而只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看起来，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InAnfangwardieTat》〔“起初是行动”〕。［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注：在德译文中“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一语被删掉。——编者注］。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我们可能正确地知觉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维的过程来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是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很早以前就已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那末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而当你的感官使你知道了这一事实的时候，你就完全掌握了这一事物，即康德的著名的不可认识的《Dingansich》〔“自在之物”〕。对此，可以补充的是：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经被科学的巨大进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而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学会了不依靠有机过程的帮助，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逐一地把有机物构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声称：无论什么物体，只要知道它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构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远地不知道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我们在几个世纪以后还不能达到这种认识，并以这种认识制造出人造蛋白。如果我们达到了这点，我们同时就制造出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都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生存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在做了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保留之后，就立刻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那样说话和行动，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用现在的说法，能，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可是，如果你试图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那末他立刻就会要你闭口。如果说他inabstracto〔抽象地〕承认唯灵论的可能性，那末他inconcreto〔具体地〕一点也不愿意知道这种可能性。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来说，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是不存在的；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职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物质世界是受不变的规律支配的，如此等等。所以，就他是一个讲科学的人来说，就他知道一些事情来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自己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我也不能把这本小册子中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人将会取笑我，不可知论者将会气愤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那末，即使英国的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用德文来说叫做庸人”。——编者注］也不致于感到太震惊吧。 如果我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庸人的体面”。——编者注］也是有利的，那末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谅解一些。我提到过这样的事实：约在四五十年前，住在英国的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外国人都为他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而感到惊奇。现在我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注：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直至以“新的出发点是……的妥协”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350页），恩格斯的用语《middleclass》〔“中等阶级”〕、《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市民阶级”（《Bürgerthum》；以后，这些用语又被恩格斯译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编者注］是欧洲的革命因素。它在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内已经赢得了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地复兴了；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新进行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而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现在科学起来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这一反叛。 上面所说的，虽然只就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这方面提到了两点，但已经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大学和城市商人领先发出了呼声，那末一定会在而且确实已经在农村人民群众即农民中得到强有力的响应，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进行斗争。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注：在德译文中不是“长期”，而是“伟大”。——编者注］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304]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能阐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地方诸侯和中央政权［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中央政权”，而是“皇室中央政权”。——编者注］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变成了农奴。 但是，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时候，当印度和美洲已经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最神圣的经济信条——金银的价值——也已经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诸侯”，而是“德国小诸侯”。——编者注］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而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自耕农”，而是“中农（yeomanry）”。——编者注］。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起义”，而是“革命”。——编者注］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必然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注：在德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yeomanry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而查理一世才被推上断头台”。——译者注］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而是“自己的目的”。——编者注］。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新的出发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称为“大叛乱”的辉煌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斗争，是以自由党历史家称为“光荣革命”[305]的一件比较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结束的。 新的出发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注：在德译文中这里以及后面几个地方，《middleclass》〔“中等阶级”〕这个用语，也同《bourgeoisie》一样，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虽然被称为贵族（就像现在这样），其实早已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306]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而且立即着手增加地租，办法是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慷慨地胡乱处理教会土地，造成了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十七世纪继续不断地发生的大量没收大采邑分赠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情形，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取得利益；而且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俸禄和官职”，而是：“官职、闲差、厚禄”。——编者注］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在细节问题上或许发生过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从这个时候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微末的但却是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是有共同利益的。商人或工厂主本人，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直到不久以前还说的那样，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自己是信教的，他的宗教曾经是他用来战胜国王和贵族的旗帜；不久他就发现这同一个宗教可以用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已经参加镇压“下层等级”、从事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而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注：在德译文中在“新的”的后面补充有：“无神论的”。——编者注］学说，不仅震动了中等阶级的宗教情感，而且还宣布自己是仅仅适合于世界上的学者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而跟适合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大大不同。它同霍布斯一起，作为至高无上的王权的保卫者登上了舞台，并且号召君主专制制度镇压这个puerrobustussedmalitiosus〔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307]。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可见，唯物主义之所以被中等阶级仇视，既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于是，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主要骨干。 这时候，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了法国，它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学派[308]的一个支脉，并且和这个学派汇合了。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呈现出来了。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说，竟给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309]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Codecivil[310]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差不多完满地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英国的法律仍然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之符合于它所表达的事物，正像英文的拼法符合于英文的读音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vousécrivezLondresetvousprononcezConstantionopole〔你们写下伦敦，而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也只有这个英国法律把大陆上那些在君主专制时期已经丧失而到现在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完全恢复起来的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即古代日耳曼自由中的精华部分，保存了几个世纪，并且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 还是回过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向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的胃口。这不仅仅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这次革命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走向极端。英国资产者如果没有本国的贵族教他像贵族一样待人接物，替他开创新风气，给他提供陆军军官去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去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那他怎么能行呢？诚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从妥协中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这次革命[311]，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这样，如果说唯物主义成了法国革命的信条，那末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加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宗教。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的宗教本能一旦失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愈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的国家，愈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愈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愈是固执地坚守它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尽可以彼此不同，但是它们全都是明显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以及其他等人，开始了产业革命，这一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快得多。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愈来愈被工厂主推到后台去了。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经过一些逐步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修改以后，也不再适合这个妥协的参与者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改变了；1830年的资产阶级，同前一世纪的资产阶级是大不相同的。仍然留在贵族手中并且被贵族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的政治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于是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首先，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通过了改革法案[312]。这使资产阶级在议会里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是谷物法的废除，这永远确定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这也是它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它后来取得的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但是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对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而随着人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这一力量早在1824年就表现了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313]。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并且为了同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314]相对抗，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工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要求的吓人声势，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制下去了，可是用了多少代价啊！如果说，英国资产者先前已经确信有必要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那末，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一定会如何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必要性呢？他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把成千上万的金钱花在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方面；他不满足于他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琼生大哥”，从美国输入了基督复活派[315]，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还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宣传，把穷人当做上帝的选民看待，用宗教方式反对资本主义，从而使早期基督教的阶级对抗的因素得到滋长，这对于目前在这上面花现钱的富翁来说，总有一天会带来麻烦的。 看来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时期地——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自掌握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也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完全掌握了政权。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是极小一部分资产阶级统治着王国，而大得多的一部分，则被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了国家，但只有三年之久；资产阶级的无能，带来了第二帝国。只是在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掌握了政权达二十年以上；而它已经显露出衰落的鲜明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从来没有过封建制度而且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即使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富裕的中等阶级对此表示的温顺态度，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次公开演说以前，我是一直不能理解的。福斯特先生在那次演说中劝告布莱得弗德的青年学习法语，以此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并且援引自己的经验说，当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而必须出入于那种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他是感到多么难堪！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他们没有办法不把政府的那些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条件，而不是加上了商业干练气味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心。［注：即使在商业上，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的自大态度也是足以坏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体面的，而且当他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到英国，使他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便颇为自傲了。他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这样一来就控制了英国对外贸易（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则变得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也没有觉察到，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四十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的时候，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十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去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顾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去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与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的英国式的需要、习惯和爱好。］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取得了胜利的人物，科布顿们、布莱特们、福斯特们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二十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316]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直到今天，英国的资产阶级还深深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用自己的和人民的金钱去豢养一个供装饰用的有闲等级，要它在一切庄严的场合体面地代表民族；而且当他们自己中间有人被认为有资格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就的高等特权集团里去的时候，他们便认为是无上的光荣。 这样，工商业中等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从政权中完全赶走，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便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以为这只是由于自由贸易，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重新迫使工人阶级处于依附自由党的地位，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一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成为不可遏制的了；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的时机，在城市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注：在德国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补充有：“（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编者注］，并且重新划分了选区。随着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并且又重新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317]这一切措施大大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使工人阶级至少在150个到200个选区中现在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等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那末，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去看待当时所谓的“优越者”即中等阶级。的确，大约在十五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的恭敬，以及他们在为自己要求权利时所表现的克己的谦逊，大可排解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318]的经济学家们由于他们本国工人的不可救药的共产主义倾向和革命倾向而产生的烦恼。 但是英国的中等阶级——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了政权。他们在宪章运动的年代里领教过人民这个puerrobustussedmalitiosus〔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的作为。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了联合王国的法律之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学校董事会中就让牧师占据优势；于是，资产阶级日益增加自我捐税，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而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宗教蛊惑方式”。——编者注］，从崇礼派[319]直到“救世军”。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的体面庸人”。——编者注］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待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根据相当充分的理由，他们在选择取得统治的手段时，丝毫不在乎这种手段是否合法。这个puerrobustus〔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malitiosus〔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丢掉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年轻人感到晕船晕得厉害的时候把他在船上装模作样抽着玩的雪茄烟悄悄地丢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条和仪式，甚至在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行起这些仪式来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进maigre〔素食〕，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就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耐心地听完新教的冗长的布道。他们已经吃了唯物主义的苦头。《DieReligionmussdemVolkerhalten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拯救社会于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手段。对他们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才！这个我早在两百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愚钝，或是大陆资产者的postfestum〔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不能阻止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inertiae〔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开始重新动起来了。毫无疑义，他们还被各种传统束缚着。有资产阶级的传统，例如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和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们最初摸索着从事独立行动的努力中继承下来的传统，例如，把一切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排斥于许多旧工联之外；这就等于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在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320]。如同英国的一切事情一样，工人阶级用缓慢而适度的步伐前进着，前进中有时踌躇不定，有时做一些没有效果的尝试；它在前进中有时对“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表示过分的不信任，同时却逐渐地吸收着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并且一批接着一批地把工人吸引进来。现在它已经把伦敦东头的没有技术的工人从沉睡中唤醒了，我们全都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了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末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英国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末，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大大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的工人运动在最近二十五年所获得的进展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前进着。如果说，德国的中等阶级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坚韧和毅力，那末，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四百年前，德国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由作者译成德文摘要发表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英文本1958年版译出，并参考了德译文和俄译文 注释： [286]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页）的英文版写的。英文版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译者是爱·艾威林，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把他在1882年写的“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一文作为附录收在这一版中。恩格斯在1892年6月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在7月间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于1892年第1期和第2期，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编辑部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删去了前面的七段，并在脚注中说，这几段文字的内容在德国是尽人皆知的，不会引起德国读者的兴趣。导言的个别部分曾以“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三次会战”、“工人政党”为标题，用法文发表于1892年12月4、11和25日，1893年1月1和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15、116、118、119和120号。导言还曾用保加利亚文发表于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删去前面八段）。这篇导言的俄译文第一次于1926年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表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第334页。 [287]关于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见注132。——第334页。 [288]指以下这几部著作：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E．Dühring．《CursusderPhilosophiealsstrengwissenschaftlicherWeltanschauungundLebensgestaltung》．Leipzig，1875），欧·杜林“国门—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E．Dühring．《CursusderNationalundSocialökonomieeinschliesslichderHauptpunktederFinanzpolitik》．2．Aufl．，Leipzig，1876），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E．Dühring．《KritischeGeschichtederNationalökonomieunddesSocialismus》．2．Aufl．，Berlin，1875）。——第337页。 [289]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第337页。 [290]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1—338页）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以及1877年7—12月和1878年5—7月的该报附刊。第一版单行本于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1876年党的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该报从1876年10月1日起在莱比锡出版，用以代替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拉萨尔派的机关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Sozialdemokrat》）；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第337页。 [291]F．Engels．《Socialismeutopiqueetsocialismescientifique》．Paris，1880．这本小册子是恩格斯根据“反杜林论”中“导言”的第一章和第三篇的第一、二两章，并对它们做了一系列增补和一些修改而编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1883年德文第一版所用的书名。——第337页。 [292]F．Engels．《Socyjalizmutopijnyanaukowy》．Genève，Redakcyi《Przedswitu》，1882．关于西班牙文版，见注211。——第337页。 [293]F．Engels．《Socialismutopicsisocialismstiintific》．Bucuresti，1891．关于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德文版、意大利文版、俄文版、丹麦文版和荷兰文版，见注210和注211。——第337页。 [294]恩格斯指的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Tableaudesoriginesetdel’évolutiondelafamilleetdelaproprieté》．Stockholm，1890）和“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Первобытноеправо，выпускⅠ，Род》．Ｍ．，1886）。——第338页。 [295]关于“资本论”英文版，见注272。——第338页。 [296]唯名论者代表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它们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的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第339页。 [297]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同素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同素体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第339页。 [298]约·洛克“人类悟性论”（J．Locke．《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第一版于1690年在伦敦出版。——第341页。 [299]自然神论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评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第341页。 [300]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引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3—165页）。——第341页。 [301]指1851年5—10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第342页。 [302]“救世军”是反动的宗教慈善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在英国创立，后来它的活动又扩展到其他国家（1880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才采用这个名称）。该组织利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其目的是使劳动群众离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救世军的某些传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表面上谴责富人的利己主义。——第343页。 [303]指比·西·拉普拉斯的著作“论天体力学”（《Traitédemécaniquecéleste》），第一版于1799—1825年在巴黎出版，共五卷。——第343页。 [304]1522—1523年的德国贵族起义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作了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第348页。 [305]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1688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350页。 [306]红白蔷薇战争（1455—1485年）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族和郎卡斯特族之间的战争。约克族的纹章上饰有白色蔷薇，郎卡斯特族的纹章上饰有鲜红色蔷薇。站在约克族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族的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结果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的统治，实行了专制政体。——第350页。 [307]语出霍布斯“论公民”（《DeCive》）一书序言，该书于1642年在巴黎写成，最初流传的是手抄本，1647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刊印。——第352页。 [308]笛卡儿学派的哲学是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拉丁文为Cartesius）的继承者的学说，他们从他的哲学中做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第352页。 [309]恩格斯指的是1789年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1791年的法国宪法中包括了这篇宣言；根据它起草的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被置于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国的第一个共和宪法的前面。——第352页。 [310]Codecivil（民法典）是1804—1810年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制订的（因此民法典又通称为拿破仑法典）、系统地阐明资产阶级法权的五部法典之一。恩格斯把1804年通过的民法典称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11页）。——第353页。 [311]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联合在伦敦革命协会中的、主要是联合在伦敦通讯协会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讯协会中的法国革命拥护者（在协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讯协会都受到英国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的迫害。——第354页。 [312]见注276。——第355页。 [313]1824年英国议会在工人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了一项废除禁止工人结社（工联）的法令。1825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亦称工人联合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禁止工联的决定，但是严格限制工联的活动。例如仅仅宣传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就被看做“强制”和“暴力”，而受到刑事处分。——第355页。 [314]人民宪章——见注274。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于1838年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所创立。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见注266），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谷物法废除以后，同盟即不存在。——第355页。 [315]琼生大哥（BrotherJonathan）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1775—1783年）英国人给北美人起的绰号。基督复活派是新教教会中的一个流派，十八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英国，流行于北美。它的信徒力图通过宗教说教和组织新的信仰者的团体来巩固和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第356页。 [316]指1867年得比—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实行的议会改革（见注277）。——第357页。 [317]关于英国实行秘密投票和1884年议会改革，见法277。——第358页。 [318]见注135。——第359页。 [319]崇礼派（更流行的名称是皮由茲教派）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它的信徒号召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崇礼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第359页。 [320]恩格斯指的是路·布伦坦诺论述英国工联的著作和言论（见注184）。在这些著作和言论中，布伦坦诺竭力称赞英国的工联主义，说它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典范，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工人阶级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并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按照布伦坦诺和其他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说法，组织得很好的工会可以使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党成为多余的。恩格斯在“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这部著作（本卷第107—213页）中揭露了这种说法的虚伪性质和阶级内容。——第360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来自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的三章。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1880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206]。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207]。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208]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粹科学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国字这一点可以引起怀疑。但是拉萨尔已经根本不在他的演说和宣传小册子中避免使用外国字，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诉苦。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国字。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国字。对于必要的外国字，我没有附上所谓解释性的译文。这些必要的外国字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上通用的术语，它们如果可以翻译，那就不是必要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术语的意义；它不能说明，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内容却刚刚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人，较之“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末我实际上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先生冯·艾内恩、枢密顾问先生亨利希·冯·济贝耳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抑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如果唐·吉诃德挺着长矛同风车搏斗，那末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科·判扎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注：“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需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需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209]）。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师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82年哥丁根—苏黎世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注释： [206]F．Engels．《Socialismeutopiqueetsocialismescientifique》．Paris，1880．——第345页。 [207]Fr．Engels．《Socyjalizmutopijnyanaukowy》．Genève，1882．——第345页。 [208]“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zialdemokra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时期出版的一种周报，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反对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在自己的篇幅中贯彻党的无产阶级的路线。——第345页。 [20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5—498页。——第347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155] 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几页早先曾作为三篇论文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56]上，它们是从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157]中抽出来译成法文的［注：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导言的正文中还做了如下的补充：“它们经作者校阅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做了一些补充。”——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首先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报的撰稿人[158]。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国工人共产主义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佛来米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应正义者同盟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不得不从法国逃出以后所创立的组织。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组织的普通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同盟还必需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一切文字［注：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做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工人的代表人物。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在科伦创办的，于1849年5月被普鲁士政府禁止。恩格斯参加爱北斐特起义以后，作为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完成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进军[159]（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伦敦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出版并连续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做了“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联系。 他寄给“前进报”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杜林先生关于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驳斥。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党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5月4—5日左右 载于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1880年版本校对过 注释： [155]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是马克思在1880年5月4—5日左右写的。在小册子中导言是由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拉法格署名的。在新近发现的手稿中发现有马克思给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导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导言是作为附录刊印的。——第259页。 [156]“社会主义评论”（《LaRevuesocialiste》）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可能派的倍·马隆创办的月刊。先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物，后来是激进派和合作派的刊物；1880年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出版，从1885年至1914年在巴黎出版。在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259页。 [157]弗·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259页。 [158]“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菲·奥康瑙尔，在四十年代乔·哈尼也做过该报的主编。从1843年至1850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一些论文和短评。“新道德世界和理性的报纸”（《TheNewMoralWorld：andGazetteoftheRationalSociety》）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1846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260页。 [159]这一时期的事件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260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生产关系，并加了一个脚注：“在‘反杜林论’中是：生产力。”——译者注］，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编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140]。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而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没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成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注：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当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生产费用，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注：见书末的附录。［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他的著作“马尔克”。见本卷第351—369页。——编者注］］，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141]。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69页。——编者注］］），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142]。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省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劳动力的最严重的浪费和对劳动机能的正常前提的掠夺[143]；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144]。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和深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lé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145]。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甚至资本家也由于资本的猛烈集中而感觉到这一事实，因为在危机期间这种集中是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御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铁路，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硷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以后就转到了一个唯一的、统一领导的、拥有12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注：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现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146]、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御现代生产力，那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暴风雨时雷鸣闪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为人服务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迄今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147]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注：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扩张力。根据吉芬的计算[148]，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1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1700亿马克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149]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500万马克。］。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已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和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1—3月上半月 载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3、4和5期，并于1880年在巴黎出版法文单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译出 注释： [14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22—515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71—620页〕。——第230页。 [141]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在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第234页。 [142]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45页和第498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29—530页和第595—596页〕）。——第236页。 [14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73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63—564页〕。——第236页。 [1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0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13页〕。——第236页。 [145]“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Ⅵ，Paris，1845，p．393—394）。——第237页。 [146]Seehandlung（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方面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39页。 [147]“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第四节和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本卷第30—35页和第3—10页）。另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4节和第四章第3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82—388页和第426—429页）。——第242页。 [148]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宣读的，发表在1878年3月号伦敦“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oftheStatisticalSociety》）上。——第244页。 [149]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78年2月21—22日在柏林举行。——第245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