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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二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现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136]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的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137]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38]。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有最惊人的遭遇。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现象，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另一种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现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自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的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139]。 这种现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在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通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是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136]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LeneveudeRameau》）是1762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由歌德译成德文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实际上是1823年）巴黎出版的“狄德罗轶文集”（《OeuvresinéditesdeDide-rot》）一书中。——第219页。 [137]科学发展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期，这个名称是由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得到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第220页。 [138]“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第221页。 [139]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他在1755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论述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的尝试”（《All-gemeineNaturgeschichteundTheoriedesHimmels，oderVersuchvonderVerfassungunddemmechanischenUrsprungedesganzenWeltgebäudesnachNewtonischenGrundsätzenabgehandelt》．KönigsbergundLeipzig，1755）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国四年［1796］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Expositiondusystêmedumonde》．T．Ⅰ-Ⅱ，Paris，l'anⅣdelaRépubliqueFrançaise［1796］）中得到了阐述。在作者拉普拉斯生前编好而在死后出版的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是在该书的最后一个，即第七个注释中加以阐述的。——第223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14] 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注：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115]）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复学说吗？］，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116]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11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118]，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现在，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就发现新制度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119]，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减弱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120]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121]。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期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30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期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laplusnombreuseetlapluspauvre》）的命运。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122]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说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123]。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124]。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125]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26]。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迄今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127]。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的”[128]。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129]，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时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500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到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但是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仅仅半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股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注：摘自“头脑中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130]。］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只应当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来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131]。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132]。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巨大的工会联合会[133]。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134]；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135]，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理论和各学派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注释： [11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弗·恩格斯于1877—1878年写成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这一著作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同年出版。这一法文版本成了波兰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基础。1883年，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页上标的是1882年）。这本小册子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经从德文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并且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著作在恩格斯生前的最后一次德文版（第4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这一小册子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有所不同，并且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第201页。 [115]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9卷（G．W．F．Hegel．《PhilosophiederGeschichte》，Werke，2．Aufl．，Bd．Ⅸ，Berlin，1840）。——第206页。 [116]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自然状态。消灭这种自然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这个理论在卢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surl'origineetlesfondemensdel'inégalitéparmileshommes》．Amsterdam，1755）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Ducontractsocial；ou，Principesdudroitpolitique》．Amsterdam，1762）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第206页。 [117]恩格斯指“真正平均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的办法来实现这种思想。——第207页。 [118]恩格斯首先指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托·莫尔“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太阳城”（1623年出版）。——第207页。 [119]恐怖时代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恐怖。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它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208页。 [120]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第209页。 [121]“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d'unhabitantdeGe-nèveàses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第一部著作；1802年写于日内瓦，1803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恩格斯用的版本是：Ｇ．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摘录”1857年巴黎版（G．Hubbard．《Saint-Simon．Savieetsestravaux．SuividefragmentsdespluscélèbresécritsdeSaint-Simon》．Paris，1857）。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门的个别著作的日期有不确切的地方。傅立叶的第一部大作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desquatremouvementsetdesdestinéesgénéra-les》），写于十九世纪头几年，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考虑到书报检查，在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莱比锡）。新拉纳克（NewLanark）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一个小镇。——第209页。 [122]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这部著作中的第二封信。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43页和第135页上。——第212页。 [123]恩格斯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H．Saint-Simon．《L'industrie，ouDiscussionspolitiques，moralesetphilosophiques，dansL'intérêtdetousleshommeslivrésàdestravauxutilesetindépendans》．T．Ⅱ，Paris，1817）。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55—157页上。——第212页。 [124]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laréorganisationdelasociétéeuropéenne，oudelanécessitéetdesmoyensderassemblerlespeuplesdel'éuropeenunseulcorpspoliti-que，enconservantàchacunsonindépendancenationale》）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surlesmesuresàprendrecontrelacoalitionde1815》）；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1814年10月，第二本在1815年。在雨巴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149—154页，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则刊在第68—76页。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于1814年3月31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仑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1815年3月20日他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第212页。 [125]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第212页。 [126]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发挥，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Ⅰ，Paris，1841，p．195—196）。——第213页。 [127]参看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Ch．Fourier．《Théoriedel'unitéuniverselle》，vol．ⅠetⅣ；Oeuvrescomplètes，t．Ⅱ，Paris，1843，p．78-79ett．Ⅴ，Paris，1841，p．213—214）。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Ch．Fourier．《LeNouveauMondeindustrieletsociétaire，ouInventionduprocédéd'industrieattrayanteetnaturelledistribuéeensériespassionnées》；Oeuvrescomplètes，t．Ⅵ，Paris，1845，p．27—46，390）。该书的第一版于1829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Ⅰ，Paris，1841，p．202。——第213页。 [128]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Ⅵ，Paris，1845，p．35．——第213页。 [129]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Ⅰ，Paris，1841，p．50etsuiv．——第213页。 [130]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Ｒ．Ｏｗｅｎ．《TheRevolutionintheMindandPracticeoftheHumanRace；or，theComingChangefromIrrationalitytoRationality》．London，1849）。——第216页。 [131]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R．Owen．《Reportoftheproceedingsattheseveralpublicmeetings，heldinDublin…onthe18thMarch，12thApril，19thApriland3rdMay》．Dublin，1823）。——第216页。 [132]1815年1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厂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18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第217页。 [133]1833年10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第217页。 [134]指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立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Equ-itableLabourExchangeBazaars）；第一个这样的市场是罗伯特·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的，存在到1834年年中。——第217页。 [135]蒲鲁东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做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他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于1849年1月31日在巴黎成立。银行存在了两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纸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了，并于4月初宣告关闭。——第217页。 回目录下一篇
“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恩格斯，1848年7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 科伦7月31日。 “在英国，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在法国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一点憎恨呢？只是对于曾经利用谷物垄断向工业课取不公平的繁重捐税的贵族一度有过这样的憎恨。在英国，资产者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是靠自己的勤劳起家的；在法国，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资产者则是垄断、特权的产物。” 这种伟大的、学术性的、热爱真理的名言出现在沃尔弗斯先生给消息一向很灵通的“科伦日报”写的社论中。 真奇怪！在英国，存在有人数非常众多、非常集中和非常典型的无产阶级，它的队伍每隔五六年就要遭受一次由经济危机的毁灭性的灾难以及饥饿和伤寒所造成的浩劫，——这个无产阶级有半生时间是工业中多余的人，无法谋生；在英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穷人，而每3个穷人中就有一个被关在穷人的巴士底狱中[165]；在英国，每年花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的钱几乎等于普鲁士国家的全部支出；在英国，赤贫现象被公开说成是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财富的必要因素。虽然如此，在英国，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资产阶级的一点憎恨呢？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广大无产阶级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都没有达到象英国那种程度；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极端贫困和巨大财富之间的这种显著的对比。虽然如此，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资产阶级的一点憎恨呢？ 当然，在1825年以前还是秘密的、但从1825年起就已公开的工人联合，并不是为了反对某一个厂主的临时性的联合，而是反对整批厂主的永久性的联合，是许多劳动部门、许多城市的联合，最后是全英国境内无数工人的联合，所有这一切联合以及它们所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无止境的斗争，它们所举行的引起了各种暴行、报复性破坏、纵火、武装攻击和杀害等等的罢工，——所有这一切都不外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爱的证明！ 已经延续了80年之久的工人反对厂主的整个战争，从破坏机器开始，经过联合，经过对个人以及对厂主的财产和少数忠于厂主的工人的个别攻击，经过各种大小规模的发动，经过1839和1842年的起义，发展成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自觉的阶级斗争，——宪章派即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政党的这种反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国家权力的整个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象巴黎的六月战斗那样，引起极其可怕的流血冲突，可是它的顽强性、群众性以及斗争的范围都要比六月战斗大得多，——这种社会性的内战，对于“科伦日报”和它的沃尔弗斯来说，当然不过是英国无产阶级对于统治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爱的一种证明。 不久以前，大家不是热衷于把英国描绘成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典型国家，并且在同英国的所谓“不自然的状况”比较下，竭力赞扬拥有资产者国王、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和始终非常勇敢地为资产阶级而战的善良工人的法国吗！不久以前，“科伦日报”不是每天都在重弹这个旧调，并且在英国的阶级斗争中找到了预告德国要提防保护关税制度和在这种制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那种“不自然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工业的理由吗！可是六月的日子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科伦日报”被六月的战斗吓糊涂了，于是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几百万宪章主义者同巴黎的4万叛乱者比较起来，反而变成微不足道的了。 法国成了憎恨资产阶级的典型国家，并且根据“科伦日报”现在的断言，法国从1830年起就已成了这样的国家。怪事！英国的鼓动家在整个无产阶级的赞同下10年来孜孜不倦地在大会上、小册子里和报纸上唤起对资产阶级的最强烈的憎恨的时候，法国工人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则经常鼓吹同资产阶级调和，当时它们所根据的恰巧是：在法国，阶级矛盾还远不象英国那样尖锐！而恰好那些人（“科伦日报”听到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名字就毛骨悚然）——路易·勃朗、卡贝、科西迪耶尔、赖德律-洛兰，在许多年当中，在二月革命以前和以后一直在鼓吹同资产阶级和平，而且他们多半是delameilleurefoidumonde〔非常真诚地〕去做这件事情的。“科伦日报”不妨翻阅一下上述各人的全部大作，不妨浏览一下“改革报”、“人民报”[166]，甚至不妨浏览一下“同盟月刊”、“人民的蜂房”、“博爱月刊”[167]这样一些最近几年来的工人报纸，——不然只要读一下两部人所共知的著作，读一下路易·勃朗的全部“十年历史”（特别是末尾）和他的两卷“革命史”也就够了。 可是，“科伦日报”并不满足于仅仅断言英国根本不存在“对于在法国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在英国也同样有，我们的消息非常灵通的同行，请参看一下两年来的“北极星报”）的那些人的憎恨，它还解释为什么正好应当是这样，而不是另一种样子。 皮尔废除了垄断并确立了自由贸易，因而使英国资产阶级免受这种憎恨： “在英国，资产者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垄断，在法国，资产者则是垄断的产物。”“皮尔的措施就是使英国不致遭到极其可怕的革命的措施。” 皮尔消灭了贵族的垄断，从而使资产阶级不致遭到无产阶级的带有威胁性的憎恨——，这就是“科伦日报”的奇怪的逻辑！ “英国人民，我们说：英国人民日益深信，只有实行自由贸易才能指望解决同他们当前的一切痛苦和忧虑有关的迫切问题，——而人们最近却力图在血泊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不要忘记：自由贸易的思想最初是从英国人民中产生的。” 英国人民！但是“英国人民”从1839年以来就在所有的集会上和刊物中同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作斗争；在反谷物法同盟[168]最兴盛的时期，英国人民迫使他们秘密集会，迫使他们规定持有特殊的入场券才能进入自己集会的会场；英国人民以极其辛辣的讽刺把自由贸易论者的所作所为同他们的花言巧语加以对照，把资产者同自由贸易论者完全看作一丘之貉！英国人民有时甚至不得不利用贵族、垄断者的暂时支持去反对资产阶级，例如在10小时工作日[169]问题上就是这样。应当把这个非常善于从公开会议的讲台上赶走自由贸易论者的人民，把这个“英国人民”描绘成自由贸易思想的鼓吹者吗？“科伦日报”幼稚无知到什么地步，它在自己的空谈中不仅随着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大资本家重复他们的幻想，而且轻易地相信他们故意散播的谎话！ “资产者在英国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垄断！”可是在法国却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工人来说，资产者从来就是垄断者，因为可怜的农民要给垄断者付60％的犁铁税，因为垄断者在出卖煤炭时进行重利盘剥，他们让法国的所有葡萄酒酿造者活活饿死，他们在把一切东西出卖给酿造者时总要贵20、40、50％……” 可敬的“科伦日报”所知道的“垄断”，只不过是关税的垄断，也就是在外表上仅仅压迫工人但实际上却困死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从保护关税政策中得不到好处的企业主的那种垄断。“科伦日报”除了从亚当·斯密到科布顿这些自由贸易论者老爷们所攻击的那种垄断，即地方性的由法律规定的垄断以外，别的什么垄断也不知道。 可是，资本的垄断，即不依靠立法和时常不顾立法而存在的垄断，对“科伦日报”的老爷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直接而无情地压迫工人，并且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正是这种垄断！这种垄断正是产生现代阶级矛盾的特殊的现代的垄断，而解决这些矛盾是19世纪的特殊任务！ 但是，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小垄断消失得愈快，这种资本的垄断就愈益强大有力、无所不包和带有威胁性。 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垄断”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的资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资本垄断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要是消灭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垄断”，这些国家在吞并一切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前，就会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那时，英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就会象英国资产者现在压迫英国无产者那样，来压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是，因此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 所有这些最起码的常识现在已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了，因为这样作只会使人见怪，——只有“科伦日报”的博学多才的老爷们是例外。 这些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们认为自由贸易是使法国避免工人和资产者之间的毁灭性战争的唯一手段。 实际上把本国的资产阶级也降低到无产阶级的水平，——这就是只有“科伦日报”才配采取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31日 载于1848年8月1日“新莱茵报”第6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注释： [165]1834年通过的英国济贫法规定，只准用一种方式救济穷人——把穷人收容到被人民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的实行监狱苦役制的习艺所中。——第332页。 [166]“1841年人民报”（《LePopulairede1841）是宣传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机关报；1841年至1852年在巴黎出版；1849年以前由埃·卡贝主编。——第334页。 [167]“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出版的通报”（《L’Union．Bulletindesouvriersrédigéetpubliépareux-mêmes》）是1843年12月至1846年9月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月刊，由从圣西门学派分化出来的一个工人团体出版。“人民的蜂房”（《LaRuchepopulaire》）是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有联系的工人月刊；1839年12月至1849年12月在巴黎出版。“1845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LaFraternitéde1845．Organeducommunisme》）是巴贝夫派的一工人月刊；1845年1月至1848年2月在巴黎出版。——第334页。 [168]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它反对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的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1846年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而告结束。——第335页。 [169]争取用立法手段把工作日限定为10小时的斗争，在英国早在18世纪末就已开始了；而从19世纪30年代初以来就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因为土地贵族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力图利用这个受人欢迎的口号，所以他们在国会中维护10小时工作日法案。关于童工和女工的10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在1847年6月8日由国会通过的。——第335页。
巴黎的革命（恩格斯，1848年2月25—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巴黎的革命 1848年的情况很顺利。抱着一套套宪法的西西里革命刚刚一闪而过，巴黎就发生了胜利的起义。 反对派代表公开宣称要以勇敢的游行示威来捍卫集会权，以防基佐、杜沙特尔和阿贝尔对它的侵犯。 一切准备均已就绪。餐厅已布置好，正待客人赴宴。当行动时刻到来时，忽然间，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左派胆小鬼，和往常一样，怯懦地退却了。 宴会停止了。但是巴黎人民是不甘心退却的，因为他们受了众议院吹牛大王的刺激，对这些庸人的怯懦心理极为愤慨，并对持久的普遍失业现象表示不满。 星期二［注：即1848年2月22日。——编者注］晌午时分，所有巴黎居民都拥到街头去了。群众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人民冲向基佐的官邸，军队都几乎保护不了，窗户玻璃被打得粉碎。 群众同时又向奥迪隆·巴罗家拥去，大声呼喊：“打倒巴罗！”他家的窗户玻璃也同样被打得粉碎。巴罗先生，即这位吓破胆的肇事罪魁，就要求政府……派遣警卫队保护！ 军队站在一旁，并没有加以干涉。只有市近卫军开了枪，并且行为异常残暴。市近卫军主要是从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即半德意志人中招募来的，每人每天的薪金是三个半法郎；他们的身材高大而且喂得很肥壮。市近卫军是当时所有军队中最卑鄙无耻的军队，他们比宪兵还坏，比旧日的瑞士近卫军还坏；一旦人民获得胜利，这支军队就得倒霉。 傍晚时分，人民起而反抗。他们建筑街垒，攻下前哨防御工事并纵火烧毁。在巴士底广场上一个警察密探被杀死。武器铺也被捣毁。 五点钟时，国民自卫军接到了总攻击的信号。但是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人，而且这些人还高喊“打倒基佐！”的口号。 入夜，一切都重新平静下来。最后一些街垒被占领了，骚动似乎已告结束。 但是星期三的早晨，起义又重新爆发。蒙马特尔街以东巴黎市中心的一大块地区都筑起了街垒；从十一点钟起，军队就不敢向那儿接近。国民自卫军聚集了大批兵力，但只不过是为了迫使士兵放弃向人民进攻，以便宣布：“打倒基佐，改革万岁！” 按照热拉尔元帅制定的防御计划[249]，巴黎的5万名士兵也投入了战斗，于是他们就占领了全部战略据点。可是这些据点太多了，使得所有军队只能招架不能还手。除市近卫军外，几乎没有一支军队采取过攻势。热拉尔的宏大计划原来对起义倒有莫大好处；它使军队瘫痪，使这些本来就处于被动的军队更加陷于被动。彼此隔绝的堡垒反而对政府不利。而那些堡垒里又必须留卫戍部队，这就拖住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不能进入战斗。谁也没有想到轰击，甚至连这些炮垒是否存在都根本记不得了。在大城市的群众起义面前，一切防御计划都毫无用处，那是自不待言的！ 晌午时分国民自卫军队伍里对内阁不满的怨声极为强烈，以致许多校官在土伊勒里宫发出通告说，如是内阁仍然执掌政权，他们就不能担保自己军队的行动。 下午二时，年老的路易－菲力浦不得不把基佐免职，另组新阁。这一消息刚一宣布，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就欢天喜地，四散回家，装起彩灯以示庆祝。 但是建筑街垒、冒着枪林弹雨同市近卫军进行斗争的人民，即工人，决不是为了摩莱先生和比约先生[250]而战的。他们还是继续斗争。当意大利大街正兴高彩烈欢喜若狂的时候，圣阿瓦街和朗比多街上却子弹横飞。斗争持续到深夜，直至星期四的早晨还没有停止。巴黎四周所有铁道全被破坏，就证明工人是普遍地参加了这一斗争的。 资产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他们推翻了基佐，并结束了大交易所经纪人的独占统治。但在目前的第二场斗争中，已经不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同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相对峙：目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相对峙了。 ※※※ 刚刚传来的消息说，人民已经获得胜利，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老实说，我们并没有料想到巴黎的无产阶级会达到如此辉煌的成就。 临时政府中有三个委员是属于激进民主派的，激进民主派的机关报是“改革报”。有一个委员是工人［注：即阿尔伯。——编者注］，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其余的委员是拉马丁、杜邦·德·累尔和“国民权”的两个活动家[251]。 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他们推动了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都将一一感到这一点，因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就是全欧洲民主派的胜利。 我们的时代，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在土伊勒里宫和皇家之宫燃起的火焰，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要崩溃，被推翻。 应该相信，德国一定会步法国的后尘。德国现在如果不从屈辱中振作起来，将来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要是德意志人还有毅力、尊严和勇气，那末过不了四个星期，我们也会高呼： “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2月25—26日 载于1848年2月2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5年“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 注释： [249]指热拉尔元帅所制定并于1840年通过的计划，该计划规定了政府军队在巴黎起义时的布置和行动。——第546页。 [250]1848年2月23日基佐政府倒台以后，奥尔良王朝的支持者曾企图由以摩莱伯爵为首的温和君主主义者奥尔良分子（梯也尔、比约等）组织内阁。但由于巴黎的人民起义获得胜利，这一维护奥尔良君主政体的企图就破灭了。——第547页。 [251]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资产阶级共和派（拉马丁、杜邦·德·累尔、克莱米约、阿拉戈、马利和恩格斯提到的两位“国民报”的活动家——马拉斯特和加尔涅－帕热斯）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阿尔伯（本姓马丁）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装饰品而已。——第548页。
三个新宪法（恩格斯，1848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三个新宪法 说实在的，我们关于资产阶级即将获得胜利的预言［注：见本卷第505—515页。——编者注］应验得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还要快。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三个君主专制国家（丹麦、那不勒斯和撒丁）都变成了立宪国家。 在意大利，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教皇领地、托斯卡纳、撒丁，一个接着一个站到了这一运动的最前列；一个国家推动着另一个国家前进，一个进步的举动每次都引起了某种新的进步举动。意大利的关税同盟[242]是组织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步骤，意大利资产阶级坚决地领导了民族运动，它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愈来愈尖锐了。资产阶级几乎获得了君主专制时代可能获得的一切；代议制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然而意大利资产者的困难也正是在于使立宪制度获得胜利。君主们并不欢迎这些制度，资产者也不能过分地威胁他们，以免重新把他们推向奥地利的怀抱。参加关税同盟的意大利人如果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地突然得到西西里岛起义的支援的话，那就还得等待一个很长的时期。巴勒摩的人民表现了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赶跑了城里的国王军队［注：巴勒摩的20万居民战胜了13000士兵，巴黎的100万居民在七月革命时期战胜了七八千士兵。——编者注］。阿布卢齐、亚浦利亚和卡拉布利亚再度进行了起义的尝试，就在那不勒斯城里进行了战斗的准备。嗜血成性的斐迪南四面楚歌，依靠奥地利军队的希望也破灭了，他成了意大利君主中第一个被迫同意颁布宪法和允许出版完全自由的人。这一消息传到了热那亚和都灵；两个城市都要求撒丁不落在那不勒斯的后面。查理－阿尔伯特被深深地拖入了运动，以致后退不得，又加上缺少对付奥地利的军事准备费用，就被迫在都灵人和热那亚人的非常强硬的要求面前让步，也同意了颁布宪法。毫无疑问，托斯卡纳一定会跟上来，就连庇护九世也得做新的让步。 在巴勒摩街头，意大利资产阶级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它胜利了，接着应该做的就是：全面地利用这一胜利，保卫胜利的成果免遭奥地利的侵犯。 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这一胜利对奥地利来说是一个新的失败。老梅特涅想必是暴跳如雷了！他早就预料到那不勒斯会发生革命，曾多次坚决要求教皇和托斯卡纳允许他的军队通过，可是却仍然不得不让他的潘都尔兵［注：以残暴著名的从前的匈牙利步兵。——译者注］和克罗亚特兵［注：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和骠骑兵建立以前匈牙利轻骑兵的称号。——译者注］滞留于波河北岸。那不勒斯接二连三地派来了信使；斐迪南、科克勒和德尔·卡烈托不断向他求援，而梅特涅，这个曾在1823年和1831年作为一个万能的统治者统治过意大利的英雄今天却无能为力了。他只能静静地眼看他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最忠诚的同盟者被粉碎、遭污辱，眼看革命把整个那不勒斯放到不利于奥地利的天平盘上去。而他的15万士兵却停留在波河北岸！但是英国并没有睡觉，奥地利人跨过波河就会成为他们占领威尼斯和轰炸的里雅斯特的信号，因此残暴的梅特涅匪帮只好手执武器，踏步不前，眼巴巴地看着那不勒斯从自己的手中溜走。 在意大利发生这一切事变的时期，英国的举止是非常体面的。其他的列强（无论是法国或俄国）都千方百计地援助梅特涅，只有英国站在意大利运动方面。英国资产阶级非常希望奥意的保护关税协定瓦解，而反过来促使在意大利建立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反奥关税同盟。这也就是英国支持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原因，而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发展，目前也需要自由贸易，因而也就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同时奥地利正在武装自己。这种军备扩展使它的财政彻底破产了。奥地利没有经费，只好向路特希尔德借债；路特希尔德声明，他不希望战争，因而不能资助战争。既然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可能进来干预，还有哪一个银行家会借钱给腐朽透顶的奥地利君主国来从事战争呢？因此，梅特涅再要指靠资产阶级已经是不可能了。俄国皇帝几年前靠乌拉尔和阿尔泰矿山以及谷物贸易也成了大资本家，这位白色沙皇帮助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500万银卢布，看来已经完全变成一切没落的君主专制国家的路特希尔德了。现在，梅特涅就向他求救。听说沙皇尼古拉答应给7500万，当然是以俄国利息和可靠的保证为条件。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如果沙皇除了本国的花费之外，还要抵偿普鲁士和奥地利王朝的费用，如果他的钱要浪费在无益的反对意大利的军备上，那末他的财富很快就会耗尽。 奥地利敢不敢发动战争呢？我们认为未必敢。它的财政破产了，匈牙利在激烈的骚动中，波希米亚也不可靠。而在战场上，在伦巴第，地下到处都会冒出游击队来。但是梅特涅最害怕的是英国。目前帕麦斯顿勋爵是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立场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这次他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在欧洲的另一端，在丹麦，国王［注：克里斯提安八世。——编者注］已奄奄一息。他的儿子［注：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愚蠢的快活的酒鬼立刻召集名士、等级代表委员会来开会，讨论公国［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编者注］和丹麦的统一宪法。为了让德国人到处出丑，公国就应当声明不愿接受这个宪法，因为这个宪法会使它们脱离自己的大德意志祖国！[243] 这件事的确可笑。公国的居民要比丹麦的居民少得多，却仍然得到同等数量的代表席位。他们的语言无论在会议上或是在记录里，确实是到处都同样有权使用。简言之，丹麦人对德国人做了一切可能做的让步，而德国人却固执地不愿放弃庸俗的民族自负心。德国人在民族利益和进步利益相符合的场合，从来也不坚持民族立场；可是在民族的和进步的相对立的时候，他们却总是坚持民族立场的。在应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场合，他们扮演起世界主义者的角色；而在没有必要直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时候，他们却又坚守民族的立场到荒唐的地步。他们在各方面都成为人的笑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公国的居民都是能干的人，并且他们在自己的发展方面超过了丹麦人，那末他们在等级院里就会获得对丹麦人的优势，因而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或者他们，德国笨汉们不论在工业和政治的发展方面都落后于丹麦，那末早就应该让丹麦人拖着他们走了。强壮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向4000万德国人求援以反对丹麦人，并且拒绝走上战场，其实在那里他们所要遇到的战斗条件是和自己的敌人所处的战斗条件完全相同的，这真是荒谬绝伦的事情；他们向德意志联邦的警察求援以反对宪法，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正如那不勒斯的宪法对于奥地利来说是一个打击一样，丹麦的宪法对于普鲁士来说也是一个打击，虽然丹麦的宪法本身只不过是2月3日的一次没有成功的普鲁士宪法试验的反应而已。普鲁士政府除了已有的许多困难之外又增加了一项困难，这就是和一个新的立宪国家毗邻；可是却失去了一个忠诚的藩臣和同盟者。 因此，意大利和丹麦都列入了立宪国家的行列，而德国却落在后面。各族人民都在前进；最小的和最弱的民族总是能够在欧洲的事变中找到便利的时机，不顾强大而反动的邻邦的意志而在本国实施一连串现代化的制度。只有4000万德国人原封未动。固然他们已不再沉睡，但是却仍然在说空话，玩弄毫无意义的政客伎俩，而不去进行实际工作。 但是如果德意志各邦政府还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这种害怕行动的心理上，那它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德国人将最后出动，因为他们的革命将完全不同于西西里岛的革命。德国的资产者和小市民非常清楚，在他们的背后站着日益壮大的无产者，无产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会提出完全不是这些资产者和小市民所希望的要求。因此，德国的资产者和小市民才表现出胆怯、犹豫和动摇；他们害怕冲突的程度并不亚于政府。 德国革命的意义比那不勒斯革命的意义重要得多。在那不勒斯互相对抗的只有奥地利和英国；在德国革命中将是整个西方对抗整个东方。那不勒斯的革命只要争得激进的资产阶级制度就算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德国的革命在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实际上却只是刚刚开始。 因此，德国人首先必定会在其他一切民族的面前把自己的名声弄得一败涂地，他们必定会比今天更加成为全欧洲的笑柄，必须迫使他们起来革命。到那时候他们就会真正站起来，不过那不是胆怯的德国庸人们，而是德国的工人；他们将起来彻底结束肮脏的和摇摇欲坠的德国当局的统治，而通过激进的革命来恢复德国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2月中旬 载于1848年2月2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42]指1847年11月由撒丁国王、教皇和托斯卡纳公爵所缔结的关于召集意大利各邦代表会议来建立关税同盟的协定。建立意大利关税同盟的草案是和意大利大资产阶级想以教皇或萨伏依王朝为首的君主同盟形式“从上面”来统一意大利的意愿相符合的。但是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变的进程和1849年反革命的胜利，使这些计划成为泡影。——第528页。 [243]1848年革命前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的德国居民反对为丹麦和公国制订的统一宪法（宪法草案公布于1848年2月28日）的运动，就其本身的目的而言是分离主义的运动，并没有超出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范围。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在德国北部再建立一个小的德意志邦作为反动的普鲁士的仆从国。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形势改变了。在德国革命事变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了革命的解放的性质。争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脱离丹麦的斗争成了德国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全国范围内民族统一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的支持。——第531页。
1847年的运动（恩格斯，1848年1月20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恩格斯 弗·恩格斯 1847年的运动 1847年无疑是我们历年来最动荡的一年。普鲁士颁布了宪法和实现了联合省议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出乎意料地迅速活跃起来，普遍武装起来反对奥地利；瑞士发生了内战；英国产生了带有鲜明激进色彩的新议会；法国产生了争吵和举行了支持改革的宴会；在美洲，合众国征服了墨西哥；这就是近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系列大变动和事件。 1830年是最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法国的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而在英国来说，则是工业资产阶级即厂主已经战胜非工业资产阶级，即食利者。比利时和瑞士的一部分也步其后尘，资产阶级在这里也获得了胜利[222]。波兰起义了，意大利在梅特涅的压迫下辗转呻吟，德国到处发生了骚动。所有国家都准备进行一场大搏斗。 但是1830年以后一切都后退了。波兰垮台，罗曼内起义的人们东奔西散[223]，德国的运动被镇压。法国资产阶级粉碎了本国的共和主义者，出卖了本来由于它自己的唆使而发动起义的其他国家的自由派。英国自由党内阁则毫无作为。最后，到了1840年反动势力的气焰已非常嚣张。波兰、意大利、德国在政治上死气沉沉，在普鲁士，“柏林政治周刊”高踞王座[224]，在汉诺威废除了达尔曼先生的高明的宪法[225]；1834年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226]充分发挥了力量。在瑞士保守派和耶稣会教徒获得胜利，在比利时天主教徒掌握了政权，在法国基佐获得了胜利，在英国辉格党的政府在皮尔日益增长的威力的压力下作最后挣扎，宪章派在1839年一败涂地后重新改组的打算落了空。反动派处处胜利而一切进步党派完全崩溃。历史运动停止了，看来这就是1830年大搏斗的最终结果。 但是，正象1830年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顶峰一样，1840年是反动势力的顶峰。从1840年起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又重新开始了。这些运动往往遭到失败，但却逐渐争得越来越多的阵地。在英国宪章派又重新组织起来，而且空前地强大有力；皮尔不得不屡次背叛自己的党，宣布废除谷物法而使本党受到致命的打击，最后不得不下台。在瑞士激进派获得成功；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自由派的要求一年比一年更为强烈。在比利时自由派也在1847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只有法国在1846年的选举中反动的内阁获得了空前的多数，意大利直到庇护九世（1846年底他作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改革尝试）即位时止，仍旧是死气沉沉。 于是，1847年来到了，这一年几乎给各国的进步党派带来了一连串的胜利。即使在这些党派遭到失败的地方，失败也比立刻胜利更为有利。 1847年没有决定任何事情，但是却使各党各派彼此尖锐而鲜明地对立起来了；这一年没有彻底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却提出了一切必须马上加以解决的问题。 1847年最大的事件和变化是发生在普鲁士、意大利和瑞士。 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终于不得不颁布宪法。桑苏西宫［注：桑苏西宫（Sanssouci）在波茨坦，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座行宫。——译者注］中绝后的唐·吉诃德经过长期搏斗和痛苦以后生产了宪法，按他的意思，这一宪法应该保证封建的、宗法的、专制的、官僚的、僧侣的反动势力永远胜利。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坚强，能够把这个宪法也变成反对他和社会上一切反动阶级的武器。资产阶级在普鲁士也象在别的地方一样，首先拒绝借钱给国王，这使国王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拒绝借钱以后，最初可以说，普鲁士根本没有国王；普鲁士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而不自觉。幸而出现了1500万的俄国贷款；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又重新成了国王，议会中的胆战心惊的资产者便立刻屈服；革命的风暴消失了。普鲁士资产阶级暂时遭到了失败。但它仍旧前进了一大步，它争得了集会场所，向国王显示了力量，并使全国动荡。普鲁士的统治权应该属于谁，应该属于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官僚、僧侣的联盟呢，还是应该属于资产阶级？不是前者，即是后者，这一问题现在必须解决了。过去在联合省议会中，双方还有协商的可能，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他们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此外，各个委员会（柏林宪政制造者的倒霉发明）[227]正在召开。这些委员会无疑地会把原来就纠缠不清的法律问题搞得更乱，使得谁也无法彻底弄清。它们会把问题变成一团只有快刀才能斩断的乱麻；它们必须完成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准备工作。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静待这一普鲁士革命的开始。到1849年，不管国王愿不愿意，必须重新召开联合省议会。我们给予国王陛下的期限只到这时，不能再多。那时，他必须把王笏和著名的“万世的”王位[228]让给本国的基督教的和犹太的资产者。 因此，1847年是普鲁士资产者在政治方面最顺利的一年，尽管他们遭到暂时的失败。德国其余各邦的资产者和小市民也看出这一点，并对普鲁士资产者深表同情。他们知道，普鲁士资产者的胜利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 在意大利我们亲眼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全欧洲最反动的人、中世纪顽固思想的代表——罗马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首领。运动转瞬间具有了巨大的规模，迫使托斯卡纳的奥地利大公［注：托斯卡纳的公爵列奥波特二世。——编者注］和撒丁的叛徒查理－阿尔伯特也参加了运动，动摇了那不勒斯斐迪南的王座；运动的浪潮席卷了伦巴第，冲击到了提罗耳和施梯里亚的阿尔卑斯山区。 当前意大利的运动和1807年到1812年普鲁士的运动性质是相同的。就象当时的普鲁士一样，问题在于以下的两方面：对外的独立和内部的改革。目前要求的还不是宪法，而只是行政改革；暂时避免和政府发生任何严重冲突，以便在占优势的国外势力面前保持最大的统一。但这究竟是些什么改革呢？这些改革对谁有利呢？首先是对资产阶级有利。出版受到优待，官僚制度被迫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例如撒丁的改革，罗马咨询会议[229]和重新改组内阁）；资产者在地方行政机关中获得更大的势力，贵族和官僚的专横受到限制；资产阶级获得了市民自卫军这样的武装力量。到目前为止，一切改革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而且只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同拿破仑时期普鲁士的改革相比。那时候的改革也带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很多方面还更前进了一步，例如：那时的行政当局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贵族和官僚的专横受到抑制，城市实行自治，后备军建立起来，徭役也已经废除。现在的意大利和那时的普鲁士一样，由于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增长，特别是由于工商业对于全体人民生活的作用日益加强，资产阶级成了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主要阶级。 因此，意大利的运动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切醉心于改革的阶级（从王公贵族到皮费拉利和拉察罗尼[230]）暂时都以资产者身份出现，而目前教皇还扮演着意大利第一个资产者的角色。但是这些阶级一旦永远摆脱奥地利的束缚，就会大失所望。当资产者战胜外部敌人时，资产者就会在自己家里把绵羊跟山羊分开。于是公爵和伯爵就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奥地利，但为时已晚了，那时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的工人会知道，他们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 最后谈谈瑞士。瑞士在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期中第一次在欧洲各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瑞士第一次敢于坚决行动，第一次鼓足勇气不作为彼此各不相关的二十二个州的混合物出现，而是作为联邦共和国出现。瑞士非常坚决地消除了内战，保证了中央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瑞士中央集权了。事实上已经实现的中央集权将在不久以后的盟约改革中取得合法化。 我们仍旧要问：战争的结果，同盟的改革以及分离派同盟各州的改组究竟对谁有利呢？显然是对胜利的政党有利，对1830年到1834年在某些州占得上风的党派如自由派和激进派有利，也就是对资产者和农民有利。由于七月革命，从前帝王城市的贵族统治已经被推翻了。凡是后来实际上恢复贵族统治的地方，如伯尔尼和日内瓦，1846年都爆发了革命。凡是贵族统治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地方，如城市巴塞尔［注：城市巴塞尔是瑞士的一个州名。——译者注］，在那一年这种统治也剧烈地动摇了。在瑞士封建贵族是不多的，而在他们还存在的地方，他们的主要力量是依靠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牧民的同盟来维持的。这是资产者最后的、最顽强的、最凶狠的死敌。他们是自由主义各州的反动分子的支柱，在耶稣会教徒和虔诚派教徒的帮助下，他们用反动的阴谋密网缠住了整个瑞士（例如在瓦得州）。他们破坏了资产阶级在瑞士议会中的一切计划。他们妨碍了彻底摧毁从前帝国城市中的市侩贵族统治。 瑞士资产者的这些最后的敌人于1847年被彻底粉碎了。 瑞士资产者早就几乎在所有各州的工商业中有相当大的活动自由。行会还原封未动地保存着，但它们对资产阶级的发展没有多大妨碍。内部税关则几乎全都没有了。凡是资产阶级得到某种程度发展的地方，政权就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资产阶级在某些州有极大发展并获得支持，但是它恰恰缺少最主要的东西——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和庸俗气味是在彼此隔绝的各省和在某些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而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则要求有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它需要的是一个大瑞士，而不是二十二个小州。各州的独立这一最适合于旧瑞士的政治形式成了资产者沉重的枷锁。资产者需要中央政权，而且中央政权还应当有足够的力量使各州的立法趋于一致，并依靠其巨大影响，消除各州在国家机构和法律上的区别。这种政权应该消除封建的、宗法的和庸俗的立法残余，并积极保卫瑞士资产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利益。 资产阶级得到了这样的中央政权。 难道农民没有参与摧毁分离派同盟吗？当然是参加了的。至于农民，现在他们对资产者仍将扮演他们长期对小市民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将仍然是供资产者剥削的工具，替他们打仗，给他们纺纱织布，为他们补充无产阶级的队伍。那末农民还要作什么呢？农民和资产者一样是私有者，现在几乎在各方面都同资产者有共同的利益。他们所能实行的一切政治措施给资产者带来的利益比给他们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多。但是和资产者比较起来，农民是软弱的，因为资产者富裕得多，并且手里掌握着当代一切政权的杠杆——工业。农民跟随资产者还可以得到许多东西，要是反对资产者，便什么也得不到。 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关于这点暂且不提。 驱逐耶稣会教徒及其信徒，驱逐资产阶级的这些有组织的敌人，普遍实施世俗的教育以代替宗教教育，把大部分教会财产转归国家，这些都是首先对资产者有利，这是自不待言的事。 因而1847年三个最著名的运动彼此有共同之点，就是这些运动首先主要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进步的党派到处都是资产者的党派。 事实上，这些运动的特征是：正是那些在1830年落后的国家去年却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来达到1830年的水平，即取得资产阶级的胜利。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1847年是资产阶级最光辉的年份。 我们再往下谈。 在英国出现了新议会，根据教友派信徒约翰·布莱特的说法，新议会是以往召开过的一切议会中最道地的资产阶级议会。约翰·布莱特本人是所有英国人中最道地的资产者，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最理想的权威。但是资产者约翰·布莱特却不是统治法国的资产者，不是口出不逊大肆攻击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资产者。约翰·布莱特所说的资产者就是厂主。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从1688年起就已经掌握政权，但为了使自己易于夺得统治权，他们把有名无实的政权留给依附他们的债务人——贵族。由此可见当时英国的斗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某些派别——食利者和厂主之间的斗争，不过厂主还可以把这一斗争说成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要时说成贵族和人民之间的斗争。厂主决不希望给贵族保留统治的假象，因为那些勋爵、从男爵、乡绅没有欠他们一分一文。相反地他们非常希望消灭这种假象，因为随着这种假象的消灭，食利者将失去最后的据点。这一任务将由目前的资产者或厂主的议会来完成。这个议会将使带有封建外表的古老英国变成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起来的较现代化的国家，它将使英国宪法接近法国式的或比利时式的宪法。这个议会将使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资产阶级就会更前进一步，因为资产阶级内部的进步会扩大和加强他们的统治。 法国似乎是唯一的例外。1830年整个大资产阶级获得的政权一年年越来越限于最富有的大资产者的统治，限于食利者和股票投机分子的统治。他们使大多数大资产者服从他们的利益。以部分厂主和船主为首的少数变得越来越不足道了。现在这少数人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中小资产者联合了起来，在支持改革的宴会上隆重地宣布了这一同盟。这少数人已经不相信有一天能靠现在的选民上台执政。因此经过长期动摇后，他们决定允许比他们地位低的资产者，例如律师、医生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参加政权，认为这是最没有危险的一伙人。诚然，这少数人还远不能执行他们的诺言。 因此，我们看到在英国几乎已经结束了的资产阶级内部斗争，现在即将降临法国，所不同的只是，在法国，情势和往常一样总带有更明显更革命的性质。这样坚决地分为两个营垒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进步。 在比利时资产阶级在1847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天主教的内阁被迫辞职，这里直到现在仍然是自由资产者在执政。 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231]。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在长期的内战中弄得四分五裂，因而丧失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成为英国工业方面的附属国，可是现在它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于其自身发展利益的。合众国因兼并加利福尼亚而获得太平洋的统治权，这是符合整个美洲发展的利益的。但我们仍旧要问，首先从战争中获利的是谁呢？只有资产阶级。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得到了新的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将得到新的资本，即培植出新的资产者并使现有的资产者大发其财，因为现代所获得的全部资本总是都落到资产阶级手中去的。而渴望从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峡运河[232]中获利的不是美国船主又是谁呢？从太平洋的统治中获利的不是这些船主又是谁呢？将来以工业品供应被征服的土地上新出现的消费者的不是美国厂主又是谁呢？ 因此，在美洲资产者也有了巨大的成绩；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所以反对战争，那只是证明他们怕在某些方面为这些成绩所付的代价太高。 甚至在极不开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有了成绩。在俄国，工业一日千里地发展，甚至贵族也逐渐变成资产者。在俄国和波兰，农奴制已受到限制，这意味看贵族的削弱和自由农民阶级的出现，前者有利于资产者，后者则为资产阶级到处所需要。迫害犹太人，这是定居的基督教市民深为称意的事，因为行商使他们的生意遭到损失。在匈牙利封建主逐渐变成谷物、羊毛及牲畜的批发商，他们在议会中的发言带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土耳其、埃及、突尼斯、波斯和其他一些未开化的国家，这一切辉煌的“文明”成绩不是给未来资产阶级的繁荣准备条件又是什么呢？在这些国家里正实现着预言家的话：“为主开路……打开大门，敞开世界之门，好让光荣的皇帝进来！”谁是光荣的皇帝呢？就是资产者。 凡是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资产阶级到处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它昂首阔步，傲慢地向敌人挑战。资产阶级期待着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它的希望不会落空。资产阶级准备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划分全世界，并且在地球的大部分区域内作到了这一点。 我们并非资产阶级的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这次我们很希望他们胜利。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对似乎微不足道的少数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们可以一笑置之。我们一点也不反对资产阶级到处实现他们的愿望。 不仅如此，当我们看到资产者在几乎处处都是得心应手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俨然不可一世、得意忘形的样子，我们不禁要报以冷笑。这些先生真的以为，他们是在替自己干。他们鼠目寸光，以为他们一胜利世界就会最后改变面貌。可是很明显，他们到处都只是为我们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开辟道路，他们充其量只能提心吊胆地享几年福，然后，很快也会被打倒。资产者的背后到处都有无产阶级，他们有时同意资产者的愿望及资产者的部分幻想，象在意大利和瑞士那样；有时保持沉默、行动谨慎，却逐步地准备推翻资产者，象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有时他们公开起义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象在英国和美国那样。 但我们还可以作得更多。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直截了当地告诉资产者，可以向他们摊牌，让资产者事先知道，他们的努力只会使我们获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停止对君主专制和贵族僧侣的斗争。他们必然是要末取得胜利，要末立刻灭亡。 在德国他们很快就会来向我们求援。 那末，资产者大人先生们，勇敢地继续你们的战斗吧！现在我们需要你们，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你们的统治。你们应该替我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中世纪残余和君主专制。你们应该消灭宗法制，实行中央集权，把比较贫穷的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者——我们的新战士。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厂和商业联系为我们建立解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为了奖励这一点，你们可以获得短期政权。你们可以支配法律，作威作福。你们可以在王宫中欢宴，娶艳丽的公主为妻，可是别忘了“刽子手就站在门前”[233]。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月20日左右 载于1848年1月23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注释： [222]指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1830年秋），这次革命使比利时脱离了尼德兰王国，并在比利时建立了以科布尔克王朝为首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以后，瑞士自由主义改革运动也加强了。在许多州中自由派和激进派用自由主义精神修改了地方宪法。——第505页。 [223]1831年2月在摩地纳、罗曼内（教皇领地东北部）和巴马，发生了起义，这是由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统一意大利、驱逐外国人的口号下发动的。这次起义为奥地利军队及意大利各邦政府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所镇压。——第505页。 [224]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politisches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报纸，1831年到1841年间出版；该报受到王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第505页。 [225]1833年在汉诺威实施的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影响下制定的宪法。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达尔曼积极参加了制定宪法的工作。1837年汉诺威国王依靠反动的地主集团废除了宪法，1840年实行了新法律，使代议机关的权利缩小到最低限度。——第506页。 [226]德意志各邦大臣参加的维也纳会议，在奥国首相梅特涅和普鲁士当权人物的倡议下于1834年召开，会议的目的是采取措施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和民主运动。会议决定在具有代议机关的德意志各邦内限制代议机关的权利，加强书报检查，对各大学实行更严格的监督，并迫害参加反对派学生组织的分子。——第506页。 [227]指省议会代表组成的所谓联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为讨论新刑法草案而于1848年1月召开的。普鲁士政府召开这些委员会，是企图用准备改革的幌子来缓和日益激昂的舆论。委员会的活动因三月初在德国展开的革命发动而中断。——第507页。 [228]指1847年4月11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联合省议会的开幕词中的声明，他说，他是“万世的王位的继承人，也应该把万世的王位传给自己的继承者。”——第507页。 [229]罗马咨询会议或罗马国家参议院，是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在1847年底成立的咨议机构。由自由派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第508页。 [230]皮费拉利（因意大利的吹奏乐器“皮费罗”而得名）是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坡地带的牧民。拉察罗尼是那不勒斯王国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鄙称；拉察罗尼不止一次被保皇派反动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第509页。 [231]指1846年至1848年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于美国的使用奴隶的种植场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领土的侵略野心所挑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几乎掠夺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包括整个得克萨斯、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地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的几年内详细地研究了美国对墨西哥和美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侵略史。1861年马克思在“北美内战”一文中把美国统治阶级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政策称作侵略政策，这种政策的真正目的是夺取新地盘来扩大奴隶制和奴隶主的统治权。——第513页。 [232]美利坚合众国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峡的运河以连接太平洋和墨西哥湾的计划，企图控制中美的商业干道和市场。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家认为还是投资于化费较少的墨西哥铁路建设较为合算，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第513页。 [233]摘自海涅的诗歌“骑士奥拉夫”。——第515页。
法国的改革运动（恩格斯，1847年11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法国的改革运动 在最近一次的两院会议上，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揭发了无数的行贿丑闻，以为这样就会把政府推翻，可是政府仍然熬过了这场风险；臭名远扬的那225位议员［注：支持基佐政府的众议院多数派议员。——编者注］表示“满意”，相信内阁是清白的，这时似乎已经天下太平。而到快要闭会的时候，议会反对派又象会议开始的时候一样，陷入了有气无力、茫然若失的状态。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尽管路特希尔德先生、富尔德先生、菲尔希隆先生之流满意了，可是人民并不满意，就连资产阶级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满意。大部分法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能不看到，现在的选民越来越变成一小撮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铁路股票投机家、大工业家、地主和矿主的恭顺仆从了，而政府所唯一关心的也正是这一小撮人的利益。他们懂得，如果不扩大选民范围，他们就根本没有希望恢复他们1830年以来在两院中日益失去的席位。他们知道，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对他们说来是危险的尝试，然而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眼看着金融贵族——巴黎交易所巨头——既收买政府又收买两院，眼看着自己的利益遭到公开的践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末就得忍气吞声，坐待掌握统治权的金融大王的鲸吞蚕食而走向破产，要末就得大胆地争取议会改革。他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所以，大约四个月以前，反对派的各色各样人物联合起来组织了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运动。他们决定举行一次公开的宴会，这次宴会是7月间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的。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人物参加，所以这次集会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但是表现得最积极的民主派显然占了优势。他们提出了一项要求作为他们参加宴会的条件，即不为国王的健康干杯，而为人民的主权干杯。委员会知道得很清楚，在法国的这个最民主的城市里，没有民主派参加它是搞不起一个象样的示威运动的，于是不得不表示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也曾经刊登过有关这次宴会的详细报道[181]。这次宴会从各个角度看来——无论是在人数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是巴黎民主派实力的一次无比有力的炫示。 “辩论日报”没有放过机会就这次宴会的事情拚命叫嚣。 “怎么？没有为国王干杯？而且免去为国王干杯这个项目并不是由于粗心大意，也不是由于不懂礼仪——不，免去这个项目是一部分发起人作为他们参加宴会的条件而提出的要求！看，那位头脑冷静的、安分守己的杜韦尔瑞·德·奥兰先生和那位卫道者——拥护君主主义的奥迪隆·巴罗先生竟和什么样的一群好货为伍！天啊！这不光是共和主义，这纯粹是闹革命，是宣传动武，是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哼！先生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认得你们，——我们见过你们的血腥罪行的样本，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的斗争目标是什么。先生们，五十年前你们这一伙人曾自称为雅各宾俱乐部！” 第二天，“国民报”引用了路易－菲力浦1790年和1791年的私人日记中许许多多的话来回答这家极端温和的报纸的狂吼怒骂。那位当年的“公民小埃加里泰”每天的日记开头写的都是：“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讲了几句话，博得热烈的掌声”，“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被分配去看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反对派的中央委员会号召自己的同情者在地方上也照首都这样做，到处举行这类支持改革的宴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几乎在法国的各个地方都举行了许许多多的支持改革的宴会。然而并不是各个地方的各派拥护改革的人都能够同样团结一致。在许多较小的城市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势力相当大，他们还能够坚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从而把民主派排斥在门外。在其他一些地方，自由派想把干杯的形式变个样子以便蒙混过去，即变成“为立宪国王和人民主权干杯”。因为这仍旧不能使民主派满意，自由派便又出了一个花招，把“立宪国王”改成“立宪体制”，“立宪体制”当然暗中把王权包括进去了。目前在地方的自由派中间争论着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在这一点上也让步，不再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变相的方法勉强保留为国王健康干杯这个项目，还是公开地和民主派分道扬镳（如果这样，民主派就会单独举行宴会来和他们竞争）？因为民主派坚持最初达成协议的条件，要求根本不要把国王牵扯在宴会这件事内；虽然“国民报”派曾一度有些动摇，可是“改革报”派却坚守着共和主义立场。在所有的大城市里，自由派都被迫让步，至于说在比较次要的地区到底做到了为国王的健康干杯，那是因为这些宴会花钱很多，人民自然无法参加。“改革报”就巴尔勒杜克举行宴会一事写道： “谁要是以为这样的示威活动表明了法国的舆论状况，那他无疑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些示威活动是资产阶级一手包办的，人民则完全被排斥在门外。如果这个运动局限于巴尔勒杜克宴会那样的范围内，那它将会象一切资产阶级运动一样地烟消云散，例如自由贸易运动在讲过几句空话以后很快就消亡了。” 继巴黎宴会以后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宴会是9月初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这次宴会带有相当浓厚的民主派色彩，而且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工人提议为劳动组织干杯；劳动组织这个名词在法国是表示英国全国职工联合会所争取实现的东西，那就是通过把工业的、农业的以及其他的企业组织起来的道路，使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项组织任务或是由联合起来的工人们自己执行，或是在一个民主政府下由全国人民来执行。 随后举行的是巴尔勒杜克的宴会，这是一次资产阶级的示威，终席的时候由市长提议为立宪国王（自然是非常赞成立宪的国王！）的健康干杯；此外还有科尔马、里姆斯和莫市的宴会，在所有这些宴会上优势完全在资产阶级方面，他们在这些二等城市中总是能够自行其是的。 可是圣冈丹的宴会又多少带有民主派的色彩了；而9月底在奥尔良举行的宴会则是十足道地的民主派集会。宴会上曾为工人阶级干杯，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宴会了。巴黎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民主主义者马利先生在响应这个提议时讲了话。他开始是这样讲的： “让我们为工人，为那些一向被轻视、被遗忘的人们，为那些永远忠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在保卫祖国免受外国掠夺者侵犯或保卫我们的制度免遭国内敌人破坏的斗争中随时准备为祖国而死的人们干杯！为那些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带来了七月的日子的人们，为那些行动时威风凛凛，胜利时慷慨大方，具有非凡的勇敢、诚挚和大公无私的品质的人们干杯！” 他的祝词的结束语是“自由，平等，友爱！”能说明问题的是，奥尔良的宴会是我们所能证实的唯一为工人设有席位的宴会。 库洛米耶、梅仑和康纳的宴会又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集会。“左翼中心”的人物们，即“立宪主义者报”[182]和“世纪报”的那些资产阶级自由派，津津有味地听着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之流贩卖改良的小贩子们讲话。在康纳，民主派公开地反对示威运动，因为这里的发起人坚持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在罗亚尔河畔的拉沙里岱的宴会上，也是由同样的狭隘精神占统治地位的。 与此相反，沙特尔的改革派的宴会又完全是民主派的集会。这里不是为国王干杯，而是为建立在最广泛的基础上的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为波兰和意大利，为劳动组织干杯。 本星期内，在利尔、瓦朗西恩、阿温，以及在诺尔省全省都将举行这种宴会。可以预期，至少利尔和瓦朗西恩的宴会民主派将占绝对优势。法国南部、里昂和西部也都在筹备着示威活动。争取改革的运动正方兴未艾。 从这篇报道你们可以看出下面一些情况：1847年的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自由派和民主派互相斗争的特点；在一切比较次要的地区自由派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在所有的大城市里，在巴黎、斯特拉斯堡、奥尔良、沙特尔，甚至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圣冈丹，却是民主派的势力大；自由派极力争取民主派的支持，他们采取支吾搪塞的办法或者作出让步，而民主派则无论在哪里都丝毫没有放弃过他们同意给予支持的条件；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民主派参加宴会，他们总是能够坚持自己的做法。因此，到头来整个运动毕竟变得有利于民主派，因为凡是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公众注意的宴会都清一色地带有民主派色彩。 改革运动得到了在9月间开会的省议会的支持，这些省议会全部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科多尔、芬尼斯特尔、埃恩、摩塞尔、上莱茵、瓦瑟、佛日、诺尔等省份的省议会都或多或少地要求较为广泛的改革，当然没有一个省议会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范围。 你们也许要问，那末是要求改革些什么呢？不同的改革方案很多，有多少种自由派和激进派，就有多少种方案。这些要求之中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把选举权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所谓“饱学之士”〔capacities〕，或者象你们在英国所谓的知识界［注：英文原文为《thelearnedprofessions》，指神学界、医学界和法学界。——译者注］，即使不缴纳200法郎的直接税（在目前，只有缴纳200法郎直接税的人才能成为选民）也享有选举权。此外，自由派还有一些多多少少和激进派的建议相吻合的建议，即： （1）扩大不得兼任的范围，也就是宣布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人不得同时充任议员。目前在众议院有150多个受制于政府的官员，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被解职，因此他们完全要看内阁的眼色行事。 （2）扩大某些选区；其中有的选区里选民还不到150人，以致这些选民完全受制于政府，因为政府影响着他们地方上的和私人的利益。 （3）一个省所有议员的选举应该由全省选民集中在省会一次进行。这个办法预计可以或多或少地把地方利益包容在全省的共同利益之中，从而使政府的舞弊手段和压力起不了作用。 其次是建议降低各级选举的选举资格。这些建议中间最激进的一个是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小企业主的机关报“国民报”所提出来的，它主张扩大选举权，把选举权给予每一个属于国民自卫军的人。这项措施将会使整个手工业者和店主阶级获得投票的权利，把选举权扩大到象英国改革法案那样大的范围。然而这项措施的后果对法国却严重得多。在这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受大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非常厉害，所以只要一获得选举权，他们就不得不立刻采取直接侵犯金融大王的措施。我在几个月以前寄给你们的那篇文章里已经说过，小资产阶级将会一步深一步地卷入这个运动，甚至要和他们自己的意志相违背；他们将必须有所抉择：或是放弃已经取得的阵地，或是公开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是迟早要导致共和国的［注：见本卷第206页。——编者注］。小资产阶级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这一点。这个阶级大部分都拥护普选权，“国民报”派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们提出前面讲过的措施，只是把它看做改革道路上的前奏。然而在巴黎所有的日报当中，只有一家报纸除普选权而外什么也不能使它满足，它不是把“共和国”这个词简单地了解为到头来仍使工人阶级象今天一样受穷的政治改革，而是把它理解为社会改革，并且是毫不含糊的社会改革。这家报纸就是“改革报”。 我们不应该认为改革运动就是法国今天所进行的全部运动。远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宴会，不论是自由派的还是民主派的，都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奥尔良的宴会是唯一的一次有工人参加的宴会。在进行这些宴会运动的同时，工人运动也在不声不响地、秘密地、一步一步地进展着，要不仔细观察，就几乎看不见它。但是现在它正在空前地活跃着。这个情况政府是很了解的。所有那些资产阶级的宴会政府都准许举行，但是当9月间巴黎印刷工人请求准许举行一向是每年一次并且毫无政治性的例行宴会时，却遭到了拒绝。政府非常怕工人，连丝毫的自由也不敢让他们享有。它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人民完全放弃了任何闹事和起义的打算。政府盼望人民闹事，而且正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挑动闹事。警察们投掷出装有煽动暴乱的传单的小炸弹，炸弹爆炸以后传单就满街乱飞。圣奥诺莱街工厂事件就被用来当作口实向人民进行最野蛮的进攻，以便激怒他们起来闹事和动武[183]。连续两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几万人聚集在街头；他们受到最卑劣的待遇；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以武力回答武力，但是他们忍耐住了，没有让政府从他们那里找到颁布箝制言论自由的新法律的借口。想想看吧，他们对当时的首要任务该有怎样的领悟，该有怎样一致的认识啊！巴黎的人民要拿出多么大的耐性才能忍受这样卑劣的待遇而不进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巴黎工人所表现的这种坚忍的精神就证明他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进步！要知道，巴黎工人在跑上街头的时候，很少不把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打得粉碎，他们把起义看成家常便饭而且干起革命来就象上酒馆喝酒一样地高兴。可是，如果你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民的革命热情已开始减退，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这里的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深地感到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是远比第一次更为彻底、更为激烈的革命。然而他们从1830年的经验中懂得，单靠武装斗争是不够的；在击溃敌人以后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的胜利，这些措施不仅要摧毁资本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摧毁它的社会力量，不仅要保证工人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保证他们的社会福利。因此，他们非常沉着地等待时机，但同时又认真地从事于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他们知道只有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为一切人的幸福生活打下巩固的基础。路易·勃朗所著“劳动组织”[184]一书，只一两个月就在巴黎工厂工人中间销售了6000册，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以前已经出过5版了。工人们还读了其他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他们组成10—20人的小组，一起讨论这些书籍里面所阐述的各种方略。关于革命，他们却谈得不多，因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问题；一旦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他们会立刻出现在大街和广场上，挖断马路，把公共马车、运货的和载客的马车都放倒横在街上，把每一条通路堵死，把每一条小巷变成一座堡垒，并且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直向土伊勒里宫前进。到那时，恐怕出席改革宴会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大部分都要躲在自己家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或者象枯树叶一样在人民的狂风暴雨中四散飘落。到那时，奥迪隆·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及其他叱咜风云的自由派人物的末日就要到了；到那时，人民将要严厉地判决他们，正象他们自己今天严厉地判决保守的政府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初 载于1847年11月20日“北极星报”第526号， 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4期 注释： [181]关于在红宫里举行的宴会的报道载于1847年7月17日“北极星报”第508号。——第395页。 [182]“立宪主义者报”（《Le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年到1870年每日在巴黎出版；40年代它是奥尔良派中温和的一派的机关报；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12月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98页。 [183]恩格斯所描写的巴黎事件发生在1847年8月底和9月上半月；起因是圣奥诺莱街的皮鞋工厂的工人由于厂主企图克扣一个工人的工资而和厂主发生冲突。——第401页。 [184]L．Blanc．《Organisationdutravail》，该书第一版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第402页。
宪章派为1847年选举而举行的宴会（恩格斯，1847年1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宪章派为1847年选举而举行的宴会[165] 在前天的信中，我曾经为宪章派和他们的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辩护，反击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对他们的攻击［注：见本卷第375—377页。——编者注］。今天我以极其满意的心情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证实我就两党的性质所发表的意见。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法国民主派应该同情哪一方面，是同情宪章派呢，还是同情资产阶级激进派：前者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想法；后者连人民宪章、普选权等字眼也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只声明拥护完全选举权[166]。 前一个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宴会来庆祝民主舆论在最近几次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当时曾经邀请了十八个激进派代表，但因为这次宴会是宪章派发起的，所以除了奥康瑙尔以外，这些先生都没有出席。显然，激进派的这种举动使我们有可能预言，他们将如何忠于他们在最近几次选举时所作的诺言。 没有他们出席也行，何况他们还派了一位可敬的代表埃普斯博士出席宴会了。这是一个懦怯的舍本逐末的改良主义者，他对世界上的任何人，除了那些赞成我们的观点的积极而坚毅的人们以外，都很温和；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据他自己说，他热望给人民自由，但不希望人民不通过他的帮助而解放自己。总之，这是一个可敬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信徒。 埃普斯博士提议首先为人民的主权干杯，但是他整篇演说中的冰冷的语调不止一次地引起了全扬（场）的不满，虽然他也讲了几句比较热情的话。 他说：“我不认为人民的主权可以用革命的手段争得。法国人斗争了三天，却被骗走了国家的主权。我也不认为人民的主权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演说争得。讲得少些的人倒做得多些。我不喜欢那些吵闹不休的人；高谈阔论是做不出大事来的。” 向宪章派发出的这些含沙射影的攻击引起许多人的指责。确实也不可能有别的反应，特别当埃普斯博士补充了下面这段话以后： “人们在工人面前诽谤资产阶级，好象唯一能为工人取得政治权利的阶级并不是资产阶级。（叫声：“不是！不是！”）不是？难道资产者不是选民？难道不是只有选民才能给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以选举权？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当他可能成为资产者的时候却不成为资产者呢？啊，如果工人愿意戒酒，戒烟，那末他们就会有钱进行政治宣传，因而也就会有力量来促进他们的解放……。” 这就是反对奥康瑙尔和宪章派的那些先生们的演说词！ 在埃普斯先生之后起来发言的人慷慨激昂地狠狠地驳斥了激进派博士的奇谈怪论，全场不止一次地响起掌声。 宪章派协会[167]执行委员会委员麦克格雷斯先生提醒大家：人民不应该相信资产阶级，人民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果人民恳求别人把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再施舍给他们，那是有损他们的尊严的。 琼斯先生提醒全场：资产阶级是从来不顾人民的。他说，现在资产阶级看到了民主派的成就，所以极力利用他们去推翻土地贵族，打算一达到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目的就立即反过来消灭民主派。 奥康瑙尔先生更直截了当地驳斥埃普斯先生，向他提出问题：使国家担负了无力担负的巨额债务的不是资产阶级又是谁？剥夺了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不是资产阶级又是谁？今晚拒绝了人民邀请的不是那十七位可敬的资产者（民主派轻率地投了他们的票）又是谁？不，不，资本永远都不会成为劳动的代表！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建立一致的感情和利益，那比猛虎和羔羊媾和还难！ “北极星报”的编辑哈尼先生最后提议，“为我们的弟兄，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为他们在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中所努力获得的成功干杯！”他说，全世界的国王、贵族，神甫、资本家都联合起来了，愿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也会这样！现在民主势力到处都在迅速发展。在法国，拥护选举改革的宴会一个接着一个地举行，运动的规模非常巨大，结果必然是良好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指望群众会从运动中得到益处，而法国人所争得的改革也会比我们在1831年争得的[168]更进一步。 在整个主权尚未完全归于民族的时候，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在1793年宪法的原则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不可能有民族的主权。 接着哈尼先生叙述了民主派在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成就。最后，他宣布他将非常坚决地清除埃普斯先生所发挥的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奇谈怪论。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1日 载于1847年11月6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注释： [165]指1847年10月25日在伦敦为庆祝宪章派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及几个激进派活动家当选议会议员而举行的宴会。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378页。 [166]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们曾要求实行所谓的完全选举权，完全选举权这个概念十分含糊，可作各种解释。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出这个要求，是企图使工人脱离为实现宪章派的社会纲领和政治纲领而进行的斗争，并使工人运动处于他们的影响之下。——第378页。 [167]1840年7月建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会员曾达4万名之多。协会的活动表明协会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领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后，协会趋于衰落，至50年代完全停止活动。——第379页。 [168]指1831年英国下院通过、1832年6月上院终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争取改革的斗争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80页。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1] 恩格斯（1847年10月）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条件下的这种穷人、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一样。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的又便宜又好。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于是资本家很快就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衣料生产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和金属品制造业等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于是，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操作，这种操作利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所有这些工业部门都像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个跟著一个全都受到了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业部门同时也就全都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除了原来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也渐渐受到工厂制度的支配，因为这里的大资本家也在通过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大作坊，不断挤掉小师傅。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劳动部门都照工厂方式进行经营了，在所有劳动部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几乎都被工业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工人原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现在已经几乎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须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个阶级叫作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者的？ 答：劳动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它的价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像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额。但是，因为买卖有时清淡有时兴旺，工人的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来，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费用，同样，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体现得就越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工业革命前，有过什么样的劳动阶级？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直到今天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他们还是这种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他们还是这种农奴。此外，在中世纪，直到工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著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渐渐出现了受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单个的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与主人利害攸关，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单个的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财产，他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作物，不被看作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即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份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份收益。农奴是交出，无产者是得到。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16至18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工场手工业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农村，和地主或雇主维持著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而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朝。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势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摧毁了行会师傅的势力。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什么也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势力以后，也就消灭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它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做到这一点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立宪君主制的形式。在这种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这些资产者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者政府。 第三，工业革命到处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者越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加，所以无产阶级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时，工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随著工业革命的发展，随著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著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工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因此，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复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创造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必须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在现今的基础上进行经营，就只能通过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来维持，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完全放弃大工业本身(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 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 (1)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 (2)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私有制本身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工场手工业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工场手工业便产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要看生产的发展阶段。在依赖农业的中世纪，是领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是工场手工业主和工场手工业工人；在19世纪是大工厂主和无产者。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私有制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越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也许还需要第二次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这些作为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金融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著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著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著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第二十个问题：最终废除私有制将产生什么结果？ 答：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还必须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过剩将是新的进步的条件和刺激，它将实现这种进步，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因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现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难以利用现有改良成果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现在这种分工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为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阶级，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民族？ ——保留原案。[2]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宗教 ——保留原案。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答：所谓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并且每天还在消灭。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今社会的弊病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和宗法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弊病。他们的所有建议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并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 (1)他们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他们企图恢复贵族、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今社会的各种弊病，但至少会带来同样多的其他弊病，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展现通过共产主义组织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景； (3)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那时他们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 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现今社会必然产生的弊病，使他们为这个社会的存在担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为此，一些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今社会的基础，从而保存现今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问题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这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 答：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坚持的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越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越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就越多。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民主主义小资产者或所谓激进派在极大程度上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全国土地改革派。 在瑞士是激进派，虽然他们本身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能够打交道的唯一政党，其中瓦特州和日内瓦州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是应当注意，不要跟著资产者自我欺骗，不要听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的胜利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所采取的党的政策，将和在资产阶级现在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10月底—11月 1914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发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230-247页输入) [1]弗·恩格斯的著作“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草案。关于以问答方式拟定纲领的问题，早在正义者同盟进行改组和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6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就进行过讨论。1847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沙佩尔、鲍威尔、莫尔）把“共产主义问答”分发给同盟的各个区部和支部。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痕迹的文件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意，同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在巴黎拟走的“修正”草案也不能使他们满意。10月22日，在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区部委员会的会议上，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赫斯的草案，使它遭到否决。恩格斯受委托起草新的草案。这个草案就是很快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原理”仅仅看成是纲领的初稿，他在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谈到应当以“共产主义宣言”的形式来起草纲领的想法，而抛弃那陈旧的问答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上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大会委托他们以宣言的形式拟定纲领。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运用了“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一系列的原理。——第357页。 [2]在手稿中，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以及下面一个即第二十三个问题的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等字样。显然，这是说答案应当仍维持原案，即仍照已失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初步草案之一中业已拟定的答案。——第372页。
英国的雇主和工人（恩格斯，1847年10月26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英国的雇主和工人 致“工场”杂志的工人编辑[140] 诸位先生！ 刚才我读了贵刊10月号上一篇题为“英国的雇主和工人”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新闻报”的报道谈到了8月29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所谓的郎卡郡棉纺织业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成了“新闻报”用来证明英国的劳动和资本十分和谐的证据。 先生们，你们对法国资产阶级报纸引自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报道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一点做得好极了。应该承认，这篇报道是很确切的，当时通过的决议正是“新闻报”所引证的那个。报道中只有很小的一个地方说得不够确切，但正是这个不够确切的小地方包含了问题的全部本质：“新闻报”所说的大会不是工人的大会，而是工头的大会。 先生们，我在郎卡郡的中心，而且是在工人中间住过两年。我既看见过他们的群众大会，也看见过他们的人数不多的委员会会议。我了解他们的领袖和演说家，因而敢肯定地向你们说，比郎卡郡的这些棉纺织业工人更忠于民主原则的人，比他们更有决心打碎折磨着他们的剥削者资本家的枷锁的人，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无法找到的。我亲眼看到过工人们在开会的时候把几十个厂主从会议厅的台上哄下来，他们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高高举起的拳头使聚集在台上的资本家们吓得发抖。请问，难道现在这些工人会因雇主们俯允采取缩短劳动时间的办法，而不采取降低工资的办法，就对雇主们感恩不已吗？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吧。难道缩短劳动时间对工人来说不是等于降低工资吗？显然是等于降低工资；无论采取那一种方法，工人的境况同样是越来越坏。因此工人对雇主采取第一种办法而不采取第二种办法来减少工人的收入，并没有任何理由要加以感谢。可是先生们，如果你们翻一翻8月底的英国报纸，那末你们就会深信，棉纺织业厂主宁可采取缩短劳动时间的办法，而不采取降低工资的办法，是有许多原因的。当时原棉的价格上涨了；报道那次大会情况的同一号伦敦“地球报”也做了这样的报道：利物浦的投机商准备操纵棉纺织业市场，以便人为地抬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曼彻斯特的厂主们怎么办呢？他们派自己的工头出席大会，叫他们通过象“新闻报”向你们报道的那样的决议。这是厂主们在投机商力图抬高棉花价格时所采用的尽人皆知的老办法。它是对投机商的警告，警告他们不要企图过分抬高价格，否则厂主们将减少对原料的需求，而这就必然会使价格下降。因此，使“新闻报”欢欣若狂和热烈赞赏的那次大会只是工头们的一次集会，这种集会在英国是谁也迷惑不了的。 只有厂主的机关报“曼彻斯特卫报”收到这份决议，其他报纸都是转载该报的，仅仅指出这一点，你们就更可以相信这次大会是资本家一手操纵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北极星报”也引用了这一决议，但是在引用的时候加了一个足以向工人揭露它的按语，即指出它是从这家资本家的报纸引来的。 此致…… 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10月26日左右 载于1847年11月“工场”杂志第2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工场”杂志 注释： [140]“工场”（《L'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319页。
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恩格斯，1847年10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136] 弗·恩格斯 目前笼罩着英国的商业危机，其尖锐程度确实超过以前一切危机。无论1837年的萧条或1842年的萧条都没有目前这样普遍的性质。英国所有的工业部门在发展的鼎盛时期，突然瘫痪下来了。到处呈现着萧条，到处都是被抛弃在街头的工人。这种情况当然使工人非常激动，他们在商业繁荣的时候受尽厂主们的残酷剥削，而现在又被大批解雇，落到听任命运摆布的地步。这就是怀有不满情绪的工人所组织的集会迅速增加的原因。宪章派工人的机关报“北极星报”用了七栏多的篇幅报道上周内举行的集会，而通知在本周内举行集会的布告又满满占了三栏。这家报纸还报道了一个叫约翰·诺克斯的工人出版的小册子[137]，作者直截了当地公开攻击了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权。 他说：“英国的土地是人民的财产，而我们的贵族却用暴力或欺诈手段把它从人民手里夺走。必须承认人民对财产有绝对的所有权，必须宣布地租是全民的财产并用来满足共同的利益。可能会有人对我说，这是革命的言论。是不是革命的言论，那是无关紧要的；既然人民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那末他们就只好试用非法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宪章派展开了异常有力的活动是毫不足怪的。他们的领袖，著名的菲格斯·奥康瑙尔不久前宣称，他准备在最近期间到苏格兰去，以便在那边的各个城市里召开大会，并发动群众在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全民请愿书上签名；这份请愿书是准备递交议会的最近一次会议的。奥康瑙尔还说，在议会开会以前，宪章派将增出一份“民主主义者”日报[138]。 读者大概还记得，在最近的选举中，“北极星报”的主编哈尼先生已被梯维尔顿区选作宪章派的议员候选人；这个区也把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选进议会。但是当帕麦斯顿勋爵要求投票表决[139]时，在举手表决初选中获胜的哈尼先生就放弃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同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梯维尔顿区的居民对该区的一小群议会选举人是何等反感。当市政委员会中有一个缺额时，等级比议会选民繁复得多的地方机构选民就让提哈尼先生当候选人的劳克利弗先生补了缺。应该补充的一点，是宪章派正在全国范围内准备迎接11月初的全国市政选举。 现在来谈谈英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郎卡郡，在那里工业萧条的苦难比别的任何地方都更为深重。郎卡郡的情况极为紧张，那里大部分工厂已经完全停工，而在那些还继续生产的工厂中，工人在一星期内至多也只能工作两三天。不仅如此，极重要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埃士顿的工厂主已经向工人宣布：一星期后将降低他们的工资10％。这一使工人极为紧张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区。几天以后，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全郡工人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见厂主，以便促使他们收回成命，取消降低工资的威胁。如果代表团得不到任何结果，郎卡郡棉纺织企业的全体工人将宣布罢工。这次罢工和北明翰冶金工人和矿工的已经开始的罢工联合起来，很快就会达到象1842年爆发的最后一次总罢工那样可怕的规模。对政府说来，这次罢工很可能更为可怕。 同时，饥饿的爱尔兰又痛苦地抽搐着。习艺所已挤满了乞丐，破了产的所有者再不愿缴纳济贫捐，饥饿的人们往往成千地集合在一起抢劫农场主的谷仓和畜圈，甚至抢劫不久前他们还极其敬畏的天主教神甫的谷食和畜圈。 今冬，爱尔兰人看来决不愿再象去年那样默默地饿死了。从爱尔兰进入英国的移民每天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据以往的统计，每年平均有5万爱尔兰人移入英国，而今年到英国去的则已经超过22万人。9月份每天有345人进入英国，而10月份每天就达511人。这样，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日趋激烈，如果这次危机所引起的激动强烈到使政府必须同意实行极重要的改革，那是毫不足怪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10月23日 载于1847年10月26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36]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316页。 [137]约·诺克斯“贵族的土地占有权”1847年伦敦版。（J．Noakes．《TheRightoftheAristocracyoftheSoil》．London，1847）——第316页。 [138]出版宪章派日报“民主主义者”（《Democrat》）的计划后来并没有实现。——第317页。 [139]只有极少数享有选举权的人才能参加投票表决（见本卷注8）。——第317页。
弗·恩格斯的遗稿。从巴黎到伯尔尼（1847年6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从巴黎到伯尔尼[277] 一 塞纳河和罗亚尔河 LabelleFrance！〔美丽的法国！〕的确，法国人有一个美丽的国家，他们有权以此自豪。 不论在财富方面，也不论在条件优越和物产丰富方面，在各个方面，欧洲有哪一个国家能同法国相比呢？ 西班牙吗？可是由于荒芜或自然条件的关系，它有2/3的面积是炎热的多石的荒野，而半岛上濒临大西洋的一部分地区——葡萄牙，并不是它的领土。 意大利吗？可是自从世界贸易的航路通过海洋以来，自从轮船横渡地中海以来，意大利就被遗忘了。 英国吗？但是在英国，80年来除了商业和工业、煤烟和畜牧业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英国的天气阴暗得可怕，并且不出产葡萄酒。 而德国呢？德国的北方是一片多砂的平原，一道花岗岩的墙壁——阿尔卑斯山脉把德国和欧洲南部隔开；这是一个不出产葡萄酒的国家，这是一个出产啤酒、烧酒和黑面包的国家，这是一个河流淤塞、革命规模狭小的国家！ 法国可就好得多了！法国三面临海，境内有5条大河朝着3个方向奔流；北方的气候同德国和比利时差不多，南方的气候和意大利差不多；北方出产小麦，南方出产玉蜀黍和稻米，北方出产油菜，南方出产橄榄树；北方出产亚麻，南方出产丝绸，而且几乎到处都出产葡萄酒。 什么样的葡萄酒呵！从波尔多酒到勃艮第酒，从勃艮第酒到圣若尔日烈酒、律内尔酒和南方的弗朗亭南酒，从南方的弗朗亭南酒到起泡沫的香槟酒，有多少种类呵！从普提-马康酒或沙布利酒到沙姆彼尔田酒、法托-拉罗兹酒、索帖尔涅酒，到卢西利昂酒和起泡沫的阿伊酒，有多少种白的和红的葡萄酒呵！妙不可言的是：喝了其中的每一种酒都会产生一种别致的醉意，喝了几瓶酒以后就能使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跳轻佻的四人舞到唱“马赛曲”，从跳康康舞的狂热到革命热情的激发，最后，喝了一瓶香槟酒，又能鼓起人间最愉快的狂欢节的情绪！ 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这个城市的居民和任何地方的人民不同，他们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结合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象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善于象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阿基比阿德，又体现了勒奥尼达斯；这个城市就象路易·勃朗所说的那样，它真的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 当你在城市的某一高处，或者在蒙马特尔，或者在圣克鲁平台上眺望巴黎的时候，当你沿着城市的四周漫步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法国懂得巴黎对于它有什么意义，所以法国曾不遗余力地细心抚育巴黎。就象一个宫女静静地躺在闪闪发光的青铜长沙发上一样，这个骄傲的城市安闲地屹立在蜿蜒曲折的塞纳河河谷中沐着阳光、栽着葡萄的丘陵上。在凡尔赛的两条铁路上从车窗下望，可以看到村落和小城市星罗棋布的一片翠绿的河谷，世界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美丽的景色呢？象修伦、圣克鲁、色佛尔、蒙莫兰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乡村和城市，环境是那么引人入胜，建筑是那么精致优美，布置是那么别具风味，世界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美丽的地方呢？随便走到哪一个关卡，随便沿着哪一条道路信步走去，到处都可以看到那样美丽的环境，那样别具风味地利用每一个地方，那样优美和精致。而这颗城市中的珍珠，是自己给自己创造了这样一个绝美的托盘的。 但是，当然，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巴黎。只有当你看到了这一美丽国家的惊人的财富时，你才懂得这个光辉灿烂、宏伟壮丽的无与伦比的巴黎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你从北方来，如果你乘火车奔驰过弗朗德里亚和阿尔图阿平原，奔驰过既无森林又无葡萄园的皮卡尔第山地，你当然感觉不到这一点。在那里，你只看见一片稻田和草地，只是因为还有低洼的河谷和灌木成林的远山，才不觉得单调；当你在庞图阿兹附近进入快要呼吸到巴黎的空气的区域时，你才开始有一点觉察到“美丽的法国”本身。当你乘车通过富饶的洛林河谷，越过满布葡萄园的白垔质的香槟山坡，沿着美丽的马尔纳河谷向首都进发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地了解巴黎。当你乘车通过诺曼底，在从卢昂到巴黎这一条路上看到火车时而沿着蜿蜒曲折的塞纳河前进，时而穿过塞纳河奔驰的时候，你就更清楚地认识巴黎了。在塞纳河上，一直到塞纳河口，都散发出巴黎的大气；这里的村庄、城市和山冈，都使人联想到巴黎的郊区，不过你愈接近法国中部，这一切就愈显得美丽、繁华和优雅。但是，只有当我沿着罗亚尔河岸行走，并从那里越过丛山进入遍地葡萄园的勃艮第山谷时，我才完全了解到怎么会有巴黎。 我知道巴黎是在它受君主政体统治的最后两年，当时资产阶级还在尽情地欣赏它的全部权力，工商业还能勉强维持，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青年还有足够的金钱去行乐和狂饮，甚至一部分工人的生活也还有保障，他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参加一般的娱乐。我又一次看到巴黎是在3月和4月，在它暂时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的时候，当时工人们不加考虑地相信共和国，满不在乎地下了决心，表示“甘愿贫困3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注：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他们白天吃干面包和马铃薯，晚上在大街上种植自由树［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时，巴黎工人为了纪念获得自由，在大街上种植白杨树。——译者注］、放烟火和兴高采烈地唱“马赛曲”，而资产者则成天躲在家里，企图用五颜六色的灯盏来平息人民的怒火。在10月里，我又来到了巴黎，但是，我向黑克尔发誓，我决不是自愿来的！从那时到现在，巴黎经历了5月15日和6月25日，经历了空前残酷的斗争，曾经血流成海，有15000人死亡。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的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了。“马赛曲”和《Chantdudépartt》〔“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只有资产者还在低吟《Mourirpourlapatrie》〔“为祖国牺牲”〕[278]。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在戒严的学校中，鲁莽的共和国很快就变得循规蹈矩、千依百顺、考虑周到和举止稳重（sageetmodérée）了。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大街上只有资产者和警察密探；舞场和戏院空无一人；街头的流浪儿穿上了别动队的制服，每天为了30个苏为正直的共和国卖命，而且他们愈是愚蠢，就愈受到资产阶级的赞扬，——总之，这又是1847年的巴黎，不过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没有火焰，没有工人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满情绪的因素罢了。巴黎已经死了，而这个美丽的死人愈是美丽，就愈显得可怕。 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久留。我必须走开，不管到哪里去都行。于是我先动身上瑞士去。因为我身边的钱不多，所以只好步行。并且我也不愿意选择最短的路程，因为我心里是不想轻易离开法国的。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动身了，一直信步往南走去。我一走出巴黎近郊，就在村落之间迷路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最后，我踏上了通往里昂的大道。我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并且时常走到路边，在山坡上漫步。从山上眺望，只见塞纳河的上游和下游，在通往巴黎和枫丹白露的那个方向，有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在那遥远的地方，河流蜿蜒地流过宽阔的山谷；河的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山冈上葡萄林成荫，而在更远的地方，在地平面上，有一片蓝色的群山，群山后面有马尔纳河流过。 但是，我不想直接上勃艮第去，我想先沿着罗亚尔河岸走。第二天我才离开了这条大道，越过群山，向奥尔良城进发。当然，我又在村落之间迷了路，因为我的响导不过是太阳和与世隔绝的弄不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的农民。我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一夜（从农民们的方言中，我怎么也不能弄清楚这个村子的名字），它离巴黎有15法里路，位于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分水岭上。 组成这一分水岭的是从东南向西北伸展的宽阔的山脉。山的两麓被无数的山谷割开，山谷两旁溪流交叉纵横。在上面，在微风拂拂的山顶上，只有麦子、荞麦、紫苜蓿和蔬菜，而在斜坡上，则到处都是葡萄树。在东面，很多石灰质的石块几乎布满了斜坡，这种石块英国的地质学家叫做bolderstones〔圆巨石〕。这种圆巨石在丘陵起伏的地带常有发现，它们是在第二和第三纪层形成的。在这些大块的青色的圆巨石之间长满了翠绿的灌木和小树，同遍布山谷的草地和对面满山坡的葡萄树相辉映，看起来非常调和。 我慢慢地走进一条狭窄的河谷，顺着河谷走了一段路程。最后，我走上了大路，遇见了行人，从他们那里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据说：我已离奥尔良到巴黎途中的马舍尔布不远了。奥尔良位于我的旅途的西边，距离太远；我的最近的目的地是涅维尔，因此，我翻过附近的一座山，又一直往南走。山上出现了一片迷人的景色：树木成林的群山之间有一座美丽的小城——马舍尔布，山坡上村落星罗棋布，在上面，在一个山顶上，则有一个沙多勃利昂皇宫。而使我感到更高兴的是：在对面，在狭谷的那一边，有一条一直通向南方的省道。 原来，法国有三种道路。一种是国道，过去称为皇道，现在叫做民道，这是一些联接各个重要城市的美丽而宽阔的公路。这些民道在巴黎近郊不仅是公路，而且是真正华丽的大路，是宏伟的榆树林荫道，有60多英尺宽，中间是铺砌过的。但是离巴黎愈远，路的作用愈小，道路也就愈坏：路面愈来愈窄，两旁的树木也愈来愈少。有些地方竟坏到这样的程度：一连下了两个钟头不大不小的雨就几乎无法通行。第二类是省道，即二级交通线，它们是由省的经费来维持的。它们比民道狭窄、简陋。最后，第三类是大的村道（cheminsdegrandecommunication），它们是靠县的经费来维持的，这些路既狭窄又简陋，不过有的地方比起较宽的公路来还要好些。 我穿过田野，一直向着我的省道走去，并且非常高兴，深信它是笔直通向南方的。沿途很少看到村庄和宿店。走了好几个钟头，我才到了一个大农庄，在这里，人们非常乐意地请我吃东西，为此，我给主人的孩子们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脸谱，并且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卡芬雅克将军，这是路易-拿破仑，这是阿尔芒·马拉斯特，这是赖德律-洛兰等等，都是很象很象的。农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些漫画，衷心地感谢我，并且立即把这些逼真的画象挂在墙上。同时，我还从这些可爱的人们那里打听到，我现在是在从马舍尔布到罗亚尔河畔的沙多卢的路上，离沙多卢大约只有12法里路了。 我继续往前走，经过了普尤伊左和另一个小城市（它的名字我忘记了），夜晚，才到达比利堡，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美丽的城市，我在这里过了一夜。道路通过高地，这里有许多地方长满了葡萄树，但这条路是相当单调的。 第二天早晨，我再走了5里路就到了沙法多卢，从那里又沿着罗亚尔河，沿着从奥尔良到涅维尔的一条民道走去。 在绿色的罗亚尔河岸上， 诱人的扁桃花正在怒放， 我感受到了相爱的魔力， 从此就爱上了那个地方[279]—— 有些富于幻想的德国青年和温情脉脉的德国少女这样用海尔敏娜·冯·谢奇的软绵绵的词句和卡尔·马利阿·冯·韦伯的动人心弦的调子来歌唱。但是，谁学习20年代德勒斯顿的时尚，在罗亚尔河岸上寻找扁桃树和甜蜜的、温存的、热情的浪漫性格，谁就给自己造成一种可怕的幻想，这种幻想是只有德国世袭的第三代女学者才能产生的。 在从沙多卢经过勒-博尔德到达姆比埃尔的路上，就几乎看不到这一条浪漫的罗亚尔河了。这条路在离河两三里路远的丘陵中穿过，从这里远远地望去，只能偶而看到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的罗亚尔河水。这个地方盛产葡萄酒、谷物、水果，而临河一带，则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这个没有树林的河谷，周围尽是波浪形的丘陵，看起来总觉得相当单调。 在道路中间，在几家农舍附近，我碰见了一个由4个男人、3个女人和几个小孩子组成的商队，他们赶着3辆满载货物的驴车。这些人就在路边一大堆篝火旁做午饭吃。我在这里停了一下：我没有弄错，他们说的是德国话，而且是非常粗野的德国南部高原的方言。我和他们谈起话来；他们在法国中部听到了祖国的语言，简直喜出望外。可是，看来他们是斯特拉斯堡近郊的亚尔萨斯人，他们每年夏天都象现在这样，到法国内地去靠编制篮筐谋生。我问他们能否以此为生，他们这样回答：“当然，要买一切东西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多半是靠布施的。”从一辆小小的车子里，又有一个老头儿慢慢地爬了出来，在车子里，他有一张实实在在的床。这一群人俨然象茨冈人，他们穿着布施来的衣服，这些衣服没有一件是适合别人穿的。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表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情，滔滔不绝地向我叙述自己的流浪生活。就在这里，在这场兴致勃勃的交谈中，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这是一个蓝眼睛的温和的人）几乎要互相揪住火红色的蓬乱的头发打起架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由于什么样的力量，德国的善良和德国的诚恳竟能透过茨冈人的生活方式和茨冈人的服装；我向他们告别，动身继续前进，有一个茨冈人陪我走了一段路，他本来是在午饭前骑着骨瘦如柴的小驴闲逛的。 晚上，我到了达姆比埃尔，这是离罗亚尔河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大约有三四百名巴黎工人（这是以前国家工厂的剩余工人）在这里按照政府的命令修筑防洪坝。在他们中间有各行各业的工人：首饰匠，屠夫，鞋匠，木匠，直到巴黎街头捡破烂的人。在我过夜的一家宿店里，我碰见了大约20个这样的工人。其中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屠夫，他已担任监工的职位，他喜形于色地谈起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按照各人所做的工作，每天能赚30至100个苏；即使技巧不太高明，要赚40至60个苏也并不困难。他想马上把我编在他的小组内，并且向我肯定地说，我很快就会习惯于这项工作，从下星期起，每天一定能赚50个苏；说我可以好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而那里的工作至少还能维持6个月之久。为了使生活多样化，我并不反对在一两个月内放下笔杆，拿起铁铲。但是我身边什么证件也没有，可能会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巴黎工人完全保持着他们的传统的欢乐。他们每天在谈笑风生中工作10小时，在玩乐中消磨休息时间，晚上则“发展”乡下姑娘作为消遣。由于在小村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般说来，他们的意志是十分消沉的。他们对本阶级的利益，对与工人息息相关的日常政治问题却漠不关心。看来，他们连报纸也不看。他们对政治的全部兴趣，仅仅限于互相起各种各样的绰号：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笨汉叫做科西迪耶尔，另一个坏工人和酒徒叫做基佐，等等。由于工作紧张，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主要由于同巴黎隔绝，被迫生活在法国的穷乡僻壤，他们的眼界就大大地缩小了。他们几乎已经农民化了，可是他们在那里总共才住了两个月。 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奇恩，这样，我终于来到了罗亚尔河河谷。奇恩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城内有蜿蜒曲折的街道，有美丽的河岸街，有横跨罗亚尔河的大桥，这里的河面几乎同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因河一样宽。一般说来，这条河很浅，而且砂滩很多。 从奇恩到布里阿尔的道路沿着河谷伸展，离罗亚尔河约有1/4哩远。这条路通向东南，这一带地方渐渐带有南方的风味。道路两旁的榆树、榕树、洋槐和栗树连绵不断，构成了一条林荫道。绿油油的草地，收割后长满了非常繁茂的紫苜蓿的肥沃的田野，以及周围的一排排白杨树，散布在河谷的底部。在罗亚尔河的那一边，在明亮的远处，可以看见一系列山岗；在河的这一边，在路的近旁，又有一连串葡萄树成荫的小丘。在这一带地方，罗亚尔河的河谷根本不象平常所说的那样惊人的美丽或具有浪漫的气息，但是它使人产生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所有这些丰富的植物说明了气候的温和，因为植物的繁茂应该归功于温和的气候。甚至在德国最富饶的地方，我所看到过的植物也都不能同奇恩和布里阿尔途中的植物相比拟。 在和罗亚尔河分手之前，我还要谈一下我所经过的那些地方的居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巴黎乘车至多走四五小时就可以到达的那些村庄，不可能提供关于法国其他地区的村庄的概念。这些村庄的配置，房子的建筑方式，居民的风俗习惯，受他们赖以生存的伟大首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只是在离开巴黎10法里路的地方，在远远的山岗上，才出现地地道道的村庄，才能看到地地道道的农舍。这一带地方一直到罗亚尔河，甚至到勃艮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农民们力求把自己家里的人口掩蔽起来，使它不暴露在道路面前。在山岗上，每一个农家的院子都用石墙围着，穿过大门进入院子，在院子里才能找到进屋子的门，因为这道门几乎总是开在后面的。这些地方大部分农民都有牛有马，农舍都相当大；可是在罗亚尔河畔，种蔬菜很普遍，在这里，连富裕的农民也根本没有牲畜，即使有也很少，因为在这里，饲养牲畜是比较大的地主或土地承租人所独占的一种特殊副业，这里的农舍愈来愈小，常常小得令人感到惊奇：在里面怎么能容纳一家人以及全部家具和储藏物。但是在这里，进屋子的门也是背向道路开的，村子里几乎只有小酒馆和小铺子的门才是朝着道路开的。 这一带地方的农民虽然贫穷，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生活过得相当好。至少在山谷里，酒几乎总是土产，质量既好，价钱又便宜（今年一瓶酒值两个到三个苏），除了最高的山顶以外，到处都生产面包，好的小麦面包。此外，还出产美味的干酪和很好的水果，大家知道，在法国各地，这是同面包一块儿吃的。同所有的乡下居民一样，他们很少吃肉，可是他们喝很多牛奶，喝各种蔬菜汤，而且通常都吃质量很好的素食。同德国北部的农民甚至相当富裕的农民比较起来，法国塞纳河和罗亚包河之间的农民的生活至少要好两倍。 这些农民是善良的、好客的、愉快的人，他们对外来的人很殷勤，很关切，虽然他们操着令人讨厌的patois〔方言〕，但他们毕竟是非常真实的彬彬有礼的法国人。虽然他们对于他们的父亲们从贵族和牧师手中夺过来的一小块土地有着非常强烈的私有感，但是他们还保存着某些宗法式的美德，那些离大路很远的村子里的农民尤其是这样。 然而农民总归是农民，农民的生活条件时时刻刻影响着农民。尽管法国农民具有个人美德，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莱茵河东部的农民好些，但是他们还是和德国农民一样，他们在文明世界中还是野蛮人。 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人口变化的偏僻的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们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传，始终如此；他们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们的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说来，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的。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在中世纪，在17世纪和18世纪，农民运动随着市民运动而产生，但是它经常提出一些反动的要求，它并没有给农民本身带来重大的结果，而只是支持了城市的解放斗争。 在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农民们只是当他们的显然可以感觉得到的迫切的个人利益要求他们进行革命的时候，他们才起来革命：只是当他们过去在封建关系下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保证的时候，当这种封建关系还没有永远被消灭、外国军队还没有撤离他们的国土的时候，他们才起来革命。一旦达到了目的，他们就贪得无厌地、疯狂暴戾地回过头来反对他们所不了解的大城市的运动，特别是反对巴黎的运动。公安委员会的无数公告，国民公会的无数法令，首先是关于规定商品最高价格和处理投机分子的法令，别动队和流动断头台，都是用来对付这些顽固不化的农民的。然而，恐怖统治驱逐了外国军队，平息了内战，使农民得到的好处比任何阶级都要大。 当拿破仑推翻了执政内阁的资产阶级统治，恢复了秩序，巩固了农民土地占有的新条件并在自己的Codecivil〔民法典〕中加以肯定，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驱逐出法国国境的时候，农民就欣喜若狂地归附于他，成了他的主要支柱。要知道，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了一块法国土地以来，LaFrance〔法国〕对他们就有了重大的意义。他们只知道外国人是蹂躏他们的国土、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的侵略军。这也就说明了法国农民为什么具有无限的民族感，说明了他们对《l'étranger》〔“外国人”〕为什么怀着无比的仇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1814和1815年热情地参加了战争。 1815年，当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当被驱逐的贵族又要求获得他们在革命中失去的领地的时候，农民看到这是对他们的全部革命成果的威胁。因此，他们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刻骨仇恨，而当七月革命又一次保证他们占有土地，并把三色旗交还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欢天喜地了。 但是在七月革命以后，农民又不再关心国家的一般利益了。他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已经不再受到威胁了，那面使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们保持胜利达25年之久的旗帜又在他们村子的自治局屋顶上迎风飘扬了。 可是，象过去一样，农民在这一次也很少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资产者立即开始拚命榨取自己的农村同盟者。土地分割和分散的后果、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民土地抵押权的扩大，在复辟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1830年以后，这些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但是，大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在农民看来不过是他们和他们的债权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并没有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这种愈来愈带有普遍性、愈来愈成为常规的私人关系，已渐渐发展成为大资本家阶级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这种情况和封建义务完全不同，封建义务的起源早已被遗忘了，封建义务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它已不再是对服役的报酬，它早就变成了一方面的重负。至于抵押借款，这就是农民——或者他的父亲——借到了一笔5法郎硬币的债，而借据和抵押账簿一有机会就使他想到他担负义务的原因。农民应该支付的利息，甚至他们对高利贷者的一切新的繁重的支付，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义务，这种义务以同样的方式损害着所有债务人的利益。压迫是在完全现代化的、合乎时代精神的形式下进行的，而农民则按照仅仅保证他们占有土地的那些法权原则受到榨取，遭到破产。他们自己的Codecivil〔民法典〕，他们现代的圣经，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鞭子。在抵押高利贷中，农民不可能看出阶级关系，他们不可能要求消灭这种关系，因为这样就会破坏他们自己的土地占有的基础，高利贷的压迫不是使他们卷入运动，而是把他们完全弄糊涂了。他们认为只有减少捐税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今年2月里第一次发生了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民对这一点简直莫名其妙。如果说共和国对他们还有某种意义，那末，这不过是减少捐税，有时也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民族荣誉感，是进行侵略战争以及把国界推到莱茵河边去。但是在推翻路易-菲力浦的第二天，巴黎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工商业的停滞状态影响到了农村，在丰年本来就不值钱的农产品更加跌价，并且卖不出去，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地发出了狂暴的呼声，扬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偶而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cesontlespartageux〔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就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我曾经和法国各地的成百个农民谈过话，他们对巴黎，特别是对巴黎工人都切齿痛恨。“但愿这个万恶的巴黎明天就全部毁灭！”——这还是最温和的愿望。当然，农民本来就看不起城里人，由于今年的事件，这种蔑视的心理就更加厉害了，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农民和农村必须拯救法国；农村生产一切，城市吃的是我们的面包，穿的是我们的亚麻和我们的羊毛织成的衣服，我们必须恢复应有的秩序，我们农民必须把事情承当起来，——这就是经常从农民的模糊的语言中多少明确地、多少有意识地发出来的叠句。 可是他们想怎样拯救法国，想用什么办法把事情承当起来呢？办法就是选举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的承担者是一个渺小的、爱虚荣的、糊涂的傻瓜）做共和国的总统！所有同我谈过话的农民对路易-拿破仑的热情，竟和他们对巴黎的仇恨一样强烈。这两种狂热，以及对整个欧洲的动荡局面感到毫无意识和毫无理性的困惑，这就是法国农民的全部政治。可是要知道，法国农民拥有600多万张选票，占法国全部选票的2/3以上。 诚然，临时政府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革命联系起来；它主要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把土地税增高了45生丁，因而就犯了不可原谅的和无法补救的错误。但是，即使它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他们也还是要脱离革命的。现在农民对1848年革命所抱的态度，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偶然的失策——采取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它的根源是小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法国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要求以前，首先必须平息普遍的农民战争——即使取消了一切抵押借款，也只能使这种战争的爆发延缓一个短短的时期。 只是因为在两星期中几乎同清一色的农民，同各个地方的农民打交道；只是因为有机会在各外碰到了同样的情形：感觉迟钝，目光短浅，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毫不了解，对政治盲目无知，对本村以外的一切东西妄下判断，用农民关系的尺度去衡量复杂的历史关系，——总之，只是因为恰好在1848年认识了法国农民，我才感觉到这种根深蒂固的迟钝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令人抑郁不安。 [280] 二 勃艮第 布里阿尔是一个古老的小城市，位于沟通塞纳河和罗亚尔河的一条运河的河口。在这里我打听了前面的路程，发现到瑞士去经过奥克萨里比经过涅维尔要方便。于是我就离开了罗亚尔河，翻山到勃艮第去。 罗亚尔河河谷的一片富饶景象逐渐地但是相当缓慢地消失了。地势的上升是不知不觉的，只是在离开布里阿尔五六英里路远的地方，在圣索维尔和圣法尔若附近，才出现一片满是森林的利于经营畜牧业的山地。绵亘于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山脉，在这里已经很高了，一般说来，在云纳河省的整个西部，出是相当多的。 离土锡不远，在离开奥克萨里6法里路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了特殊的、纯朴而拉长音调的勃艮第方言——这种方言在这里和在勃艮第本地还算是相当亲切悦耳的，但是在弗兰契康帖的高地上，发音就变得难懂，笨拙，几乎带有教训的口吻。这好象纯朴的奥地利方言渐渐变成了粗野的巴伐利亚南部方言一样。勃艮第方言特别不象一般的法语，它的重音总是放在标准法语主要重音之前的那个音节上；它把短长格的法语变成了长短律的法语，因而也就大大改变了有教养的法国人在说话时善于表现出来的那种优美的抑扬顿挫的音调。可是，我再说一遍，在勃艮第本地，发音还是相当亲切的，而美丽的姑娘讲起话来甚至是迷人的：Mais，mafoi，mon-sieurjevousdemandeûnpeu……〔呀，先生，你，怎么能……〕 如果允许加以比较的话，一般说来，勃艮第人就是法国的奥地利人。纯朴，忠厚，非常轻信，在习惯的生活圈子里具有天生的聪明，对这一圈子以外的一切充满了天真可笑的想法，在不习惯的情况下显得笨拙可笑，而心情始终是无比愉快的，——这几乎是所有这些善良的人的特点。和蔼可亲、忠厚善良的勃艮第农民在政治上一无所知，对路易-拿破仑非常崇拜，比起其他地方的农民来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勃艮第人身上的德国血液成分无疑要比离德国西部较远的法国人更多。他们的头发和脸色比较明亮，身材有点高大，特别是妇女；明察秋毫的智慧和敏锐准确的思想已经大大地减色，可是他们却具有更加天真的幽默，有时也有一点多愁善感。但是，法国人的愉快情绪在极大程度上还占优势，而在无忧无虑的轻佻方面，勃艮第人是不落人后的。 在云纳河省西部的多山地带，主要经营畜牧业。但法国人是不善于经营畜牧业的，勃艮第的牛羊是很瘦小的。除了畜牧业以外，还花很多时间来经营农业，到处都吃很好的小麦面包。 这一带地方的农舍也更象德国的农舍；屋子比较宽敞，住宅、谷仓和畜栏都在一座房子里；不过这一带地方的门通常也都开在道路侧面，或者是背向道路开的。 在通向奥克萨里的长长的斜坡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勃艮第的葡萄园，大部分葡萄都还没有搞掉，1848年的葡萄是空前丰产的。在有些葡萄藤上，葡萄累累，几乎连叶子都看不到了。 奥克萨里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地面坎坷不平，从内部看起来并不美丽，在云纳河畔有一条美丽的河岸街，还有几条初具规模的大街，在法国，每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有这样的大街。在平时，这个小城市大概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云纳河省的省长大概很少拿出钱来举办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必须给当地知名人士举办的义务舞会和晚会。但是现在奥克萨里很热闹，这是一年一度的热闹。社会民主党在土鲁斯举行宴会时，整个房间都用红色装饰起来，人民代表唐茹瓦先生在国民议会上曾经对这一点大发雷霆；如果这位可敬的唐茹瓦先生同我一道到奥克萨里来，他一定会吓得害神经病。在这里，不是一个房间，而是整个城市都用红色装饰起来了。什么样的红色呵！非常鲜明的血红色染红了房子的墙壁和楼梯，染红了男人和女人的衬衣；深红色的巨流甚至充满了排水渠，并且染红了马路；一些满脸胡子、面目凶恶的人提着大桶在街上走过，桶里装着触目惊心的起红泡的混浊液体。看来，红色共和国在使用一切恐怖手段来进行统治，看来，断头台、蒸汽断头台在不停地进行活动，“辩论日报”描写得那样可怕的buveursdesang〔杀人魔王〕在这里明目张胆地举行残忍不堪的痛饮会。但是奥克萨里的红色共和国是完全无罪的——这是勃艮第的采集葡萄的红色共和国，在这里津津有味地吞食这个红色共和国的最名贵产品的杀人魔王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正直的共和党人先生们，那些巴黎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而可敬的唐茹瓦先生虽然满怀善意，在这方面却充满了红色的贪欲。 在这个红色共和国中，要有满口袋的钱该多好呵！1848年葡萄空前大丰收，连装葡萄酒的桶子都不够。此外，质量也非常好——比1846年的葡萄酒还要好，也许甚至比1834年的葡萄酒还要好！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按照低得出奇的价格购买1847年的剩余葡萄酒——只花2个法郎就可以买到140公升一桶的好葡萄酒；载着空桶子的大市一辆接一辆地来到每一家大门口，但是桶子还是不够。我亲眼看到奥克萨里的一个葡萄酒商人把满满好几桶质量很好的1847年的陈葡萄酒倒在街上，以便腾出桶子来装新的葡萄酒，当然，这种新的葡萄酒会给他带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投机机会。有人对我说，这个葡萄酒商人在几星期内就这样倒掉了将近40大桶（fûts）葡萄酒。 我在奥克萨里喝了几瓶陈的和新的葡萄酒，就渡过云纳河，向右岸的群山走去。公路是顺着河谷前进的，但是我却沿着一条比较短的旧路翻过山去。天上多云，天色阴暗，我自己也感到很累，因此就在附近的一个离奥克萨里几公里路的村子里过夜。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出来，我就动身了。这一天的太阳特别美丽。道路通过一片葡萄园，越过一个相当高的山岭。我在上山时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山上的美丽如画的景色已经给了我报酬。在我的眼前是一片一直通往云纳河的岗峦起伏的斜坡，再下去是绿色的云纳河河谷，河谷里绿草如茵，白杨环绕，无数村落和农舍散布其间，在后面则是灰色石头的奥克萨里，它靠着对岸峭然壁立的山岩；到处是村落，到处都看到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而耀眼的灼热的阳光（它的光芒只是在远处才被秋天的柔和的薄雾所挡住）倾泻到这个大锅里去，在这里，8月的太阳在煮最名贵的葡萄酒。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法国的这种说不上特别美丽的风景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当然，并不是某一个细小的部分，而是全部景色的总和，才使它显得这样丰满，而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看到的。莱茵河畔和摩塞尔河畔的悬崖峭壁比法国美丽得多，瑞士的各种景色的对照比法国雄伟壮丽，意大利的风景的色彩比法国鲜明，可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全部景色的总和都没有法国这样和谐。我怀着异常满意的心情，把目光从铺满了繁茂的绿草的广阔的河谷转向长满了同样繁茂的葡萄树的群山，转向淹没在果树丛中的无数村落和城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一小块光秃秃的土地，看不到一个不惹人喜爱的不悦目的地方，看不到一块没有长着植物的粗糙的岩石。到处都是繁茂的植物，到处都是一片发出秋天的青铜色的美丽而鲜艳的绿色，这一切都沐着阳光，而10月中旬的阳光还很强烈，足以晒熟葡萄藤上的每一颗葡萄。 我向前走了一小段路，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新的同样美丽的景色。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在一个比较窄的盆地里，是圣勃里，这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也只靠酿造葡萄酒为生。在这里，风景的细微末节也象前面的地方一样，不过规模较小。下面，在河谷中，小城市的周围有牧场和花园，在四周，在盆地的斜坡上种着葡萄树，只有北边，才有翻耕过的或者收割后长满了绿色的紫苜蓿的田野和草地。下面，在圣勃里的街道上，也象在奥克萨里一样，行人熙熙攘攘，到处都摆着桶子和压榨机，居民们到处都在欢天喜地地忙着压榨葡萄，把葡萄汁吸到桶子里去，或者提着装满葡萄汁的大桶在街上走。这里也有市场，在比较宽阔的街道上停着农民的大车，车上装着蔬菜、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农民们戴着白色的尖帽，农妇们围着马德拉斯布做的头巾，说说笑笑，吵吵嚷嚷，在葡萄酒酿造者中间挤来济去；在小小的圣勃里居然也有这样热闹的场面，使人觉得好象置身在大城市中一样。 在圣勃里的那一边，道路又缓慢地通到山上去了。但是我特别高兴地登上了这个山。在这里，人们还在忙着采集葡萄，而在勃艮第，采集葡萄甚至比在莱茵地区还要快乐得多。一路上我尽碰见一群群非常快乐的人们、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丽的姑娘；在这一带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只要步行3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好处。任何一个法国的城市妇女都会这样唱： 如果我敢在美丽方面， 同乡下姑娘比较， 我就戴上一顶 缀有玫瑰色或天蓝色带子的草帽[281]。 恰恰相反，她们很清楚地知道，她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由于有钱，她们才能够保持清洁和衣着称身。她们知道，农村姑娘即使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里承受下来法国人不喜欢而德国人却引以自豪的宽大的骨胳，但是由于在日晒雨淋下进行累人的田间操作，由于不容易保持清洁，由于无钱修饰自己，由于穿着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极不称身、极不雅致的衣服，在多数场合下，竟变成了走起路来象鸭子、打扮得鲜艳夺目的、笨拙可笑的稻草人。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德国的同胞更喜欢农家姑娘，这也许是对的。我们尊敬健壮的女养畜人的那种龙骑兵式的步伐，特别是她们的拳头；我们给予围在她们结实的腰部的那些翠绿和火红的方格纹衣服以应有的评价；我们尊重那些从她们的颈子一直拖到脚跟的无可非议的平面，它使她们从后面看上去就象一块发着五颜六色的花布的木板！可是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希望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同样值得尊敬的那一部分德国同胞能够原谅我，因为面孔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很光亮、身材长得很匀称的圣勃里和威尔曼顿的勃艮第女人给我的印象，要比我在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遇见的那些母水牛给我的印象更加舒适；这些母水牛生来肮脏，毛发蓬乱，身体发胖，当人们在她们面前卷纸烟时，她们就瞪着两眼，当人们用地道的法国话向她们问路时，她们就叫着跑开去。 因此，人们会相信我：我在上山时花了更多的时间躺在草地上吃葡萄，唱葡萄酒，同种葡萄的人和他们的姑娘们谈笑；而我登上这一座不很高的山所花的时间，可以用来登上布罗肯山山峰，甚至登上少妇山。况且，每天都能把葡萄吃得饱饱的，因而在每一个葡萄园里都能找到适当的借口同这些老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男女们交往。可是凡事都有尽头，这座山也不例外。当我顺着对面的斜坡走下去，进入引人入胜的克尤腊河——云纳河的小支流——河谷，一直向环境比圣勃里还更美丽的小城市威尔曼顿走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但是，过了威尔曼顿，自然界的美很快就消失了。较高的佛锡昂山脉渐渐地迎面而来，这是塞纳河、罗尼河和罗亚尔河诸流域的分水岭。从威尔曼顿上山，走了好几个钟头的路程，并且通过了一块长长的贫瘠的高地，高地上裸麦、燕麦和荞麦多少已代替了小麦［注：手稿就此中断。——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0月底——11月 最初发表于“新时代”杂志1898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77]弗·恩格斯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是按照手稿译出的，手稿没有写完。在恩格斯写这篇随笔以前，曾发生下列事件：1848年9月26日，在科伦曾实行戒严，并下令逮捕“新莱茵报”的几个编辑，其中也有恩格斯（见本卷第600页）。恩格斯流亡到比利时，但是布鲁塞尔的警察当局把他逮捕了，并在10月4日把他驱逐出比利时。10月5日，恩格斯到达巴黎，在那里逗留了几天，就步行到瑞士。经过日内瓦和洛桑，约于11月9日到达伯尔尼，在那里暂时住了下来。恩格斯在日内瓦开始写旅途随笔，在手稿中，最初的标题是“从巴黎到日内瓦”。从附在手稿上的路线图中的人种名称的记载和漫画可以推测到：恩格斯中断随笔的写作工作，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的请求，开始写“匈牙利的斗争”这篇文章。——第549页。 [278]“进军曲”（《Chantdudépart》）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后来受到法国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为祖国牺牲”（《Mourirpourlapatrie》）是法国爱国歌曲中的叠句，在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很受欢迎。——第552页。 [279]韦伯的歌剧“欧里安特”，海尔敏娜·冯·谢奇作词；第一幕第二场。——第555页。 [280]“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手稿上附有两张恩格斯亲笔画的关于他所经过的路线的草图。这两张草图画的是恩格斯从奥克萨里（法国）到勒-洛克尔（瑞士）的行程的一部分。在第一张草图上有如下的符号（尖括弧是恩格斯的删除号，方括弧是手稿中不大准确的地方的符号）：（1）从奥克萨里到沙龙的行程及其记号：《奥克萨里——圣勃里——威尔曼顿——庞特-奥-阿鲁耶特——柳西-勒-布阿——阿瓦伦——〈卢弗勒〉——索耳尧〈向第戎的方向〉——尚波〔尚波，在手稿中是尚托〕——卢弗勒——向第戎的方向——阿尔涅-勒-杜克——沙托（长长的村庄）——在这里我去过邮局——煤矿——旅店饭馆——美丽的河谷，葡萄酒——同上——珊安伊——沙龙》。（2）从博佛尔到日内瓦的行程及其记号：《博佛尔——奥尔热列——厄恩——穆阿兰——庞-杜-利臧〔庞-杜-利臧，在手稿中是庞-迪松〕——圣克劳第——拉缪尔〔拉缪尔，在手稿中是拉默尔〕——米茹——热克斯——费尔涅——萨科涅——日内瓦》。此外，在这一张草图上还有几张插图，其中有穿匈牙利制服的骑士的形象。在这里能区别出人种名称的记载： 在第二张草图上有如下的符号： （1）从奥克萨里到日内瓦的行程及其记号： 《奥克萨里——圣勃里——威尔曼顿——庞特-奥-阿鲁耶特——柳西-勒-布阿——阿瓦伦——〈卢弗勒〉——索耳尧——阿尔涅-勒-杜克——长长的村庄——伊弗里——拉坎什——珊安伊——沙龙——圣马尔谢耳——鲁安——博佛尔——奥尔热列——厄恩——穆阿兰——两座山——庞-杜-利臧〔庞-杜-利臧，在手稿中是庞-迪松〕——圣克劳第——拉缪尔〔拉缪尔，在手稿中是拉默尔〕——米茹——热克斯——日内瓦》。 （2）从穆阿兰到圣克劳第的行程及其记号： 《穆阿兰——磨粉厂——庞-杜-利臧〔庞-杜-利臧，在手稿中是庞-迪松〕——圣克劳第》。 （3）从日内瓦到勒-洛克尔及其记号： 《日内瓦——贝尔维宫——科彼——尼翁——罗耳——奥邦——莫尔日——科索涅——拉-萨腊——奥尔勃——伊韦尔登——圣克卢阿——弗廖尔耶——特腊韦尔——勒-庞——勒-洛克尔》。——见第564页和565页之间的插图。 [281]恩格斯改写的歌德的“宣战”一诗中的一节。——第570页。
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恩格斯，1847年6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 英国的戏院应该把“扬恶学校”[75]这个剧目从节目单上勾掉了，因为事实上最大的扬恶学校已经出现在巴黎的众议院。最近四、五个星期内那里发生的和宣扬出来的丑事之多，真是议会辩论记录上前所未见的。你们记得，邓科布先生曾经提议在你们光荣的下院的门前刻上这样一句题词：“在此四壁之内，进行着最卑鄙龌龊的勾当。”现在有人足以和你们的那一群资产阶级立法者相媲美了。这里人们的所做所为会使英国的那一伙恶棍自愧不如。古老的英国的脸面得到了保全：德·日拉丹先生赶过了罗巴克先生，杜沙特尔先生打破了詹姆斯·格莱安先生的记录。 我不打算在这里把最近几个星期内所揭发出的丑事全部列举出来。我决不谈那好几十件已交付法庭审理的行贿案，决不谈那位企图用不无妙处的手段把高等骗子的一套做法带到土伊勒里宫去的侍从武官圭丹先生。我也不想向读者详细地讲述那位前陆军大臣、法国贵族居比耶尔将军的丑事，这位将军曾托辞必须向内阁行贿才能取得开业许可而骗取了一个矿业公司的40张股票，他泰然自若地把这些股票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目前他正为这件事在贵族院受审。我不讲这些事情，我只从众议院的两三次会议里选择几个典型的事例，你们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想见一般了。 众议院议员，“新闻报”编辑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无论在众议院里还是在他的报纸上都支持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最近一个时期他变成了内阁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可是不久以前他还是这个内阁的支持者。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有魄力的人，可是却毫无原则。从他初出茅庐的时候起，他就不顾羞耻地采取各种手段谋取显赫的社会地位。就是这位先生曾强迫“国民报”的著名编辑阿尔芒·加莱尔和他决斗，结果加莱尔被他用枪打死，他因而给自己铲除了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象这样一个拥有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的人物，政府当然很有必要取得他的支持，但是德·日拉丹先生的支持卖得（他的支持向来是出卖的）可不便宜。德·日拉丹先生和内阁进行交易已不止一次，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使双方心满意足。同时德·日拉丹先生总是准备着随风转舵的。由于预料到可能和基佐内阁决裂，他就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或通过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和代理人，尽量地搜集各种肮脏的交易、贿赂、舞弊等等的情报。他从这次会议上各党派之间进行的辩论看出，基佐和杜沙特尔倒台的时刻已经不远了。他是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威胁政府，如果政府一意孤行的话，他将把满腔的怒火全部对它发泄出来。基佐先生用极为轻蔑的词句拒绝和这个新的党派达成任何妥协。这个党退出了多数派，并开始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来和它为难。在众议院辩论财政以及其他问题的时候，揭发出来的丑事太多了，以致基佐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把几位同僚推下台去。可是补缺的人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一个党派感到满意，内阁与其说巩固了倒不如说削弱了。后来就发生了居比耶尔事件，这件事使多数派的人们也都对是否还能够替基佐先生保住位置发生了某些怀疑。这时候，德·日拉丹先生看出内阁已彻底瓦解，毫无力量，他终于认为该把自己那个装满丑事秘闻的潘多拉的盒子[76]拿出来了，通过揭发那些甚至会动摇众议院之“腹”[77]对内阁的信任的丑事，彻底击溃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内阁。 首先，他指控内阁曾以8万法郎的价钱出卖过一个贵族封号，但是收了钱以后却没有履行诺言！贵族院认为“新闻报”上讲的这些话侮辱了自己，请求众议院准许把德·日拉丹先生交付贵族院法庭审判。这一请求在众议院引起了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德·日拉丹先生完全坚持自己所提出的指控，他说他掌握了证据，但拒绝提出人名，因为据他自己讲，他不愿意当告密人。可是他说他已经在私人谈话中向基佐先生三次提起此事，而基佐先生哪一次也没有加以否认，又说有一次他向杜沙特尔先生谈起此事，杜沙特尔先生回答道：“这是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后我提出了反对；这是基佐先生干的。”杜沙特尔先生对这一切矢口否认。德·日拉丹先生说道：“那末我来向各位证明，兜揽这种生意是政府的家常便饭。”于是他宣读了亚历山大·德·日拉丹将军（据我所知，他是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的父亲，后者是这位将军的私生子）给国王的一封信。德·日拉丹将军在这封信里向国王表示，他感谢赏赐给他的贵族封号，但同时又说，基佐先生后来向他提出了一个受封的条件，要他（德·日拉丹将军）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制止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的反对政府的行为，他（德·日拉丹将军）不同意干这种交易，因此他谢绝这个贵族封号。杜沙特尔先生说道：“噢！要是全部问题只在于这一点的话，那我要告诉各位，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自己曾向我们表示，如果我们给他一个贵族封号的话，他就停止反对政府。但是我们拒绝了他。”Hincillaelacrimae！〔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至于那封信里所讲的事情，杜沙特尔先生却一字不提。于是众议院议决，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应受贵族院法庭审判。审判举行了。德·日拉丹先生仍旧坚持自己对政府的指控，但是他说，既然卖出的贵族封号未经授予，他所指责的只可能是政府而不可能是贵族院。于是贵族院法庭宣告他无罪。后来日拉丹先生又揭发一件丑事。去年曾有人筹办一个叫做“时代”的大型报纸，该报的任务是支持政府，把一切反对派的报纸都排挤掉，代替索价过高的德·日拉丹先生的“新闻报”来支持政府。这个计谋彻底破产了，德·日拉丹先生本人从中捣鬼也是原因之一。象这种捣鬼的事情没有一件少得了他。被指控对报界实行贿买的杜沙特尔先生，声称政府从未资助过任何报纸。德·日拉丹先生在反驳的时候指出了一件无人不知的事实，即“时代”的编辑们曾屡次向杜沙特尔先生求乞，最后杜沙特尔先生对他们说：“黄金白银我可没有，不过我有什么给你们什么就是了”，——他给了他们一项在巴黎开设第三家歌剧院的特权，“时代”的“贵人们”把这项特权卖了10万法郎，其中6万用来贴补该报，下余的4万则不知去向。杜沙特尔先生又是矢口否认；可是这的确是一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 此外，德·日拉丹先生又讲了几件类似的事情，但上面举出的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了。 昨天，德·日拉丹先生在众议院又起来讲话，他宣读了几封信，这些信件证明，杜沙特尔先生命令公家出资把关于上述赐予贵族封号一事的辩论印成文件，分发给全国各市政委员会；可是在这份内阁报告里，日拉丹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发言转述得都不正确，相反地，这两个人的发言都被窜改了，使人感觉德·日拉丹先生是一个可笑的诽谤者，而杜沙特尔先生却象一位十足的正人君子。至于事件的本身，德·日拉丹先生仍旧坚持自己所讲的一切，并且挑战式地向政府提议，要末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来推翻他的指控，要末就以诽谤的罪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他说，在这两种场合下，他必须讲出有关人的名字以及事情的全部细节，这样他既可以证实他的指控又不致落到一个小探子的地位。这些话在众议院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杜沙特尔先生一概否认，德·日拉丹先生坚持到底；杜沙特尔先生再否认，德·日拉丹先生再坚持；两个人就在众议院的各个“合唱团”彼此攻讦的喊声中这样翻来复去地争吵不休。其他反对派的议员也向政府挑衅，要求把这件事或是交给一个议会委员会去调查或是交付法庭审理。最后，杜沙特尔先生说： “如果委托议会去调查，先生们，那就等于首先肯定众议院的多数对政府的廉洁有所怀疑；因此，一旦调查委员会成立，在同一天我们就得让位给别人；如果各位有所怀疑，就请坦白地说明，我们立刻就辞职。” 德·日拉丹先生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此事交付法庭审理了。我随时准备受审。只要你们敢这样做，就把我送交陪审法庭好了。” 司法大臣阿贝尔反驳道：“不，我们不这样做，因为众议院的多数将会公断。” 奥迪隆·巴罗先生说：“可是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在我们的权限以内，这是法庭的事。既然德·日拉丹先生在他的报纸上诽谤了政府，为什么你们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呢？” “我们不愿意这样做！” “很好，可是这里还对其他一些买卖贵族封号的人提出了明明白白的控告，为什么不把他们交付审判呢？至于‘时代'和开设歌剧院的特权这件事情，如果象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没有参与其事，那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参与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的人们交付法庭审判呢？这里明明白白地提出了控告，甚至已经有部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系列的罪行；为什么皇家检察官不象自己职责所要求的那样，对被控犯有这些罪行的人提起公诉呢？” 阿贝尔先生回答道：“我们不提起公诉，因为控告的性质和提出控告的那些人的名声使皇家法律工作人员无法认为这些控告是真实的。” 这些话时时被抱怨、叫喊、敲桌子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嘈杂声所打断。众议院举行的这一次从根本上震撼了基佐内阁的无与伦比的会议，最后以投票表决结束，投票结果证明：虽然多数对内阁的信任可能动摇了，但是他们的投票制度却没有动摇！ “众议院在听取了内阁的解释以后，认为满意，现在转入本日的议程！” 你们觉得怎样？认为哪一个好一些呢？是内阁还是多数？是法国众议院还是你们自己的下院？杜沙特尔先生好还是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好？我敢说你们会感到难以抉择。可是他们之间有一点是不同的。英国资产阶级到目前为止还必须和贵族做斗争。因为英国贵族虽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但是还没有完全被挤掉。英国贵族一向可以在资产阶级本身某些派系中找到一定的支持，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这种分裂，贵族才得免于彻底灭亡。在目前，国家债权人、银行家、有固定收益的人以及相当大一部分船主都支持贵族对工业家进行斗争。整个废除谷物法的运动就是证明。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中先进的部分（我指的是工业家）还能够实行一些加速贵族瓦解的进步的政治措施，工业家甚至将不得不这样做；他们必须扩大自己的市场，要扩大市场就必须减低价格。可是要减低价格就必须先降低生产费用，而这主要地又要依靠降低工资才能办到。要降低工资，再可靠没有的办法就是减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减低税额。就是这样一根逻辑的链条牵着英国的工业家们，使他们必须把国教会消灭掉，必须削减或“公平地调整”国债。只要他们一旦发觉（也势必会发觉）世界市场已不能经常不断地吸收他们的产品，他们就非实行这两项措施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不可。可见，英国资产阶级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还必须推翻贵族和享有特权的僧侣；他们将不得不实行一系列只有他们才能胜任的进步措施。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情况就不同了。法国既没有世袭贵族也没有土地贵族。革命已经把他们一扫而光。这里也没有享有特权的教会或是国教会；相反地，新教的僧侣们和天主教僧侣们全都从政府那里领取薪俸，二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在法国，工业家不可能和国家债权人、银行家以及船主进行什么重大的斗争，因为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中，国家债权人和银行家（他们同时还是铁路、矿业以及其他公司的主要股东）无疑是最强有力的，而且自1830年以来，政权就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中只有很短的几次间隔。工业家在国外市场上被外国的竞争压倒，在国内市场上又毫无把握，他们没有可能强大到能够顺利地对银行家、国家债权人进行斗争。相反地，他们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他们的政党从前在众议院占半数而现在只不过占三分之一。从以上可以看出，统治的资产阶级，不论是整个这一阶级还是其中的哪一部分，根本不能做出什么“进步”；可以看出，1830年革命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既已取得完全的统治，这个统治阶级就只有逐渐地走向灭亡。它也正是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没有向前进，它不得不倒退了，它限制出版自由，取消集会结社的自由，颁布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以便压制工人。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所揭发的丑闻十分明显地证明，在法国，统治的资产阶级已经彻底地老朽“无用”了。 事实上大资产阶级现在处境很尴尬。它好容易才找到基佐和杜沙特尔替它执政。它支持他们执政七年，每次选举都保证他们获得更有力的多数选票。现在众议院里所有的反对派都毫无力量，基佐和杜沙特尔的全盛时代似乎已经开始，可是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内阁中竟暴露出这样多见不得人的事，以致无法再继续执政，即使众议院全体一致支持它也不行了。毫无疑问，基佐和杜沙特尔以及他们的同僚在最近的将来就会辞职；他们可能在内阁里再勉强坐上几个星期，但是他们的末日已经很近很近了。他们下台以后谁上台呢？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可以重复路易十五的话了：“我去后，管它洪水泛滥，国破家亡，天翻地复！”梯也尔不能获得多数。摩莱老朽无用；他将会遇到重重困难，他要想获得多数的支持，也必须去干那些丑恶的勾当，因此他的下场也会象基佐一样。主要的困难就在这里。今天的选民永远会选出象目前在众议院开会的那样的多数；今天的多数永远需要一个象基佐和杜沙特尔之流所组成的内阁，也就是无所不为的内阁；而任何这样的内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都不会站住脚的。现今的制度就是在这样一个圈子里面转来转去转不出来。但是象这样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冲出这个圈子，实行选举改革；可是选举改革意味着准许小企业主参加投票，而这对法国说来就是“末日的开始”。路特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都非常清楚：让小资产阶级也成为选民不意味着别的，正意味着《LARéPUBLIQUE！》〔“共和国！”〕 1847年6月26日于巴黎 本文是弗·恩格斯写的 载于1847年7月3日“北极星报”第506号，并在标题下 附有编者注：“本报驻法国首都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第4期 注释： [75]“扬恶学校”（《TheSchoolforScandal》）是理·谢里敦所写的一个五幕喜剧。——第199页。 [76]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装着各种各样祸害的盒子并把祸害散布出来。——第201页。 [77]指法国众议院里面支持基佐政府的反动多数。——第201页。
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恩格斯，1847年6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相关链接：六月革命（马克思，1848年6月28日） 六月革命 （巴黎起义的经过[106]） 一 六月革命事件的全貌渐渐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了。得到的消息比较全面了，这就有可能分清事实与谣传和谎言。起义的性质愈来愈明显了。愈能抓住六月中这4天所发生的事件的内在联系，就愈感到起义规模的巨大以及起义者的英雄气概、组织迅速和同心同德是令人惊异的。 工人军事行动的计划据说是由拉斯拜尔的朋友、前军官盖尔索济制订的，其内容如下。 起义者应当以4个纵队向市政厅分进合击。 第一纵队以蒙马特尔、拉-沙佩尔、拉-维勒特等郊区为作战根据地，由包松涅尔、罗什舒阿尔、圣丹尼、拉-维勒特等关卡向南挺进，占领林荫路，通过蒙托尔海伊街、圣丹尼街和圣马丁街接近市政厅。 第二纵队以几乎全是工人居住的、由圣马丁运河掩护的坦普尔郊区和圣安东郊区为根据地，沿坦普尔街和圣安东街、沿塞纳河北岸各沿河街道以及沿这两个市区间一切平行的街道向市政厅前进。 第三纵队以圣马索郊区为根据地，沿圣维克多街以及沿塞纳河南岸各沿河街道直抵锡特岛。 第四纵队以圣雅克郊区和医科学校区为根据地，沿圣雅克街前进，也到达锡特岛。两个纵队会合后，沿塞纳河右岸前进，从后方和侧翼包围市政厅。 可见，计划规定以纯粹是工人居住的那部分市区为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市区呈半圆形，包括巴黎的整个东半部，并向东扩展。预计首先把巴黎东部的敌人彻底肃清，然后沿塞纳河两岸向西部及其中心——推勒里宫和国民议会前进。 这些纵队由许多游击队支援，这些游击队在纵队的翼侧和纵队之间独立行动，构筑街垒，占领小街并保持纵队间的联系。作战根据地都设有坚固的工事，并按照一切兵法规则建成为强大的堡垒，以备撤退时使用。在克洛-圣拉查尔，在圣安东郊区和市区以及在圣雅克郊区，都构筑有这样的工事。 如果说这个计划有缺点，那就是在作战的初期完全没有注意到巴黎的西部。这里，沿圣奥诺勒街的两侧，在中央商场和国民宫附近，有一些对起义行动非常有利的市区，那里的街道非常狭窄弯曲，住的主要是工人。在那里安置起义的第五个据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这里一方面可以切断市政厅的交通，另一方面可以在这个突出的据点附近箝制大量的部队。起义的成功在于是否能尽快地突入巴黎的中心区，保证夺取市政厅。我们不知道盖尔索济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个区域组织起义的行动。但是很清楚，如果起义者一开始不能把同推勒里宫毗连的这个巴黎的中心区拿下，任何一次起义都是不会成功的。只要回想一下拉马克将军出殡时的起义[107]就够了，当时起义者也曾成功地一直挺进到蒙托尔海伊街，但后来被击退了。 起义者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他们立即在自己的占区，即工人的巴黎和资产阶级的巴黎之间构筑了两道主要的工事：圣丹尼门街垒和锡特街垒。他们被驱逐出第一道工事，但是却成功地守住了第二道工事。第一天，6月23日仅仅是序幕。起义者的计划，在今天早晨发生了最初的前哨战以后，就完全清楚了（“新莱茵报”一开始就完全正确地了解到这一点，见“新莱茵报”第26号的号外［注：见本卷第131—134页。——编者注］）。横断第一纵队作战线的圣马丁林荫路成了激战的场所，在那里，部分地由于地形条件的关系，“秩序的”维护者取得了胜利。 通向锡特岛的各个要冲在右面被占领普朗什-米布雷街的游击队防守着，在左面被占领并加强锡特岛南面3座桥梁的第三和第四纵队防守着。在那里也展开了激战。“秩序的”维护者终于占领了圣米歇尔桥，一直挺进到圣雅克街。他们聊以自慰地希望起义在傍晚就会被镇压下去。 如果说起义者的计划已经很清楚了，那末“秩序的”维护者的计划就更可以这样说了。他们的计划最初无非是用一切手段镇压起义。他们用炮弹和霰弹向起义者宣告了这个意图。 但是政府以为它是在对付一群普通的、行动根本没有计划的叛乱者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傍晚肃清了主要的街道以后，就宣称叛乱已被平定，于是他们只用极少数的部队占领已经拿下的市区。 起义者成功地利用了这个疏忽，经过6月23日的前哨战后，就开始了决战。令人吃惊的是：工人竟那样迅速地掌握了军事行动的计划，那样有计划地互相支援，那样巧妙地利用极为复杂的地形条件。这是因为工人在国家工厂的时候就被很好地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编成连队，因此只要把他们的企业组织运用到军事行动中来，就能立即形成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要不是这样，上述情况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6月24日早晨，不仅完全收复了失去的地区，而且还占领了新的地区。虽然到坦普尔林荫路为止的林荫路这一线仍然被政府军队所占领，从而切断了第一纵队往市中心去的交通，但是第二纵队却由圣安东市区远远地向前挺进，几乎包围了市政厅。第二纵队把它的总部设在距市政厅300步远的圣约尔维教堂里，并攻占了圣马利教堂及其邻近的街道；它一直前进到市政厅后面很远的地方，同占领锡特岛的各个纵队一起几乎把市政厅的交通完全切断了。只有一条要冲还可以通行，那就是塞纳河右岸的沿河街。在南面，重新占领了整个圣雅克郊区，恢复了和锡特岛的联系，派去了援军，并安排好了往右岸去的渡口。 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巴黎的革命中心市政厅已经危在旦夕，如果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就一定会陷落。 二 惊慌失措的国民议会任命卡芬雅克为独裁者。卡芬雅克自从在阿尔及利亚作战以来就惯于实行“坚决的”镇压，他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办。 立即有10个营沿着宽广的科·德·赖科尔街向市政厅前进。他们截断了坚守锡特岛的起义者同右岸的联系，保证了市政厅的安全，甚至使得有可能进攻市政厅四周的街垒。 普朗什-米布雷街以及和它相连的圣马丁街被政府军队占领，由骑兵扼守着。对面通往锡特岛的诺特丹桥被重炮弹所摧毁，于是卡芬雅克直接向锡特岛前进，以便在那里实行“坚决的”镇压。起义者的主要据点，“丽人”服装店起先被炮弹破坏，后来又为燃烧弹所焚毁；在炮击之下，锡特街也被攻占；通往左岸的3座桥梁被攻下，左岸的起义者被猛攻击退。同时，位于格列夫广场和各沿河街道上的14个营也解除了市政厅的包围，圣约尔维教堂也由起义者的指挥所变成了孤立的前哨阵地。 圣雅克街不仅遭到锡特岛方面的炮击，而且也遭到左岸的侧击。达梅姆将军沿卢森堡花园向索尔邦纳突进，攻占了拉丁区，接着派自己的纵队去攻取潘庭。潘庭广场变成了森严的堡垒。虽然圣雅克街早已被占领，但是那里的“秩序的”维护者在难以攻克的堡垒面前仍然束手无策。炮兵射击和白刃冲锋都毫无效果。直到最后，四面受敌的1500个工人由于精疲力尽，粮尽弹绝，并受到资产阶级要焚毁全区的威胁，才被迫投降。同时，经过长时间的、英勇的防御以后，莫别尔广场落到了“秩序的”维护者的手中，从自己最坚固的阵地上被击退的起义者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整个塞纳河左岸。 同时，在塞纳河右岸各林荫路上，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阵地也被利用起来，以便朝两个方向行动。拉摩里西尔指挥着这些部队，下令用重炮和猛烈的冲锋肃清圣丹尼郊区和圣马丁郊区的各街道、坦普尔林荫路和半条坦普尔街。傍晚，拉摩里西尔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他切断了第一纵队，并在克洛-圣拉查尔对第一纵队进行了半包围；他迫使第二纵队后退，自己则沿着各林荫路前进，楔入第二纵队。 卡芬雅克是怎样获得这些胜利的呢？ 第一，由于他拥有强大的优势兵力，可以调动来对付起义者。24日，他不仅有2万巴黎卫戍部队、2万到25000别动队和6万到8万国民自卫军，而且有巴黎四郊和几个较远城市的国民自卫军（两三万人），此外还有从邻近的驻防军中紧急召来的两三万人。24日早晨，他手里的军队已远远超过10万人，到晚上；人数又增加了一半。而起义者至多只有四五万人！ 第二，由于他采用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在这以前，在巴黎街道上用大炮轰击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即1795年葡月，拿破仑用霰弹驱散了圣奥诺勒街上的起义者[108]。但是，对街垒和房屋从来没有使用过炮兵，更没有使用过榴弹和燃烧弹。人民没有防备这一手；他们对于这种武器束手无策，而采取唯一的对付方法——纵火，他们又于心不忍。到现在为止，人民对于在巴黎街道上使用这种阿尔及利亚式的作战方法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向后退却，而一退却就预示了他们的失败。 25日，卡芬雅克用更大的兵力展开进攻。起义者手中只剩下一个区域——圣安东郊区和坦普尔郊区；此外，他们还留有两个前哨阵地——克洛-圣拉查尔和到达米埃特桥为止的那部分圣安东市区。 卡芬雅克又得到了拥有强大炮兵纵列的两三万援军，他命令首先向起义者的孤立前哨，特别是克洛-圣拉查尔进攻。起义者固守在这里，就象固守着要塞一样。经过12小时的炮兵轰击和手榴弹投掷，拉摩里西尔终于把起义者赶出阵地并占领了克洛-圣拉查尔；但这只是在他能够从罗什舒阿尔和包松涅尔街进行侧击以后，只是在第一天用40门大炮，第二天用更多的大炮击毁了街垒以后，才作到的。 他的纵队的另一部分通过圣马丁郊区向坦普尔郊区进攻，但没有取得很大的胜利；第三部分沿林荫路往下朝巴士底狱广场挺进，但是也没有前进多远，因为那里有许多非常坚固的街垒，这些街垒只是在猛烈的炮击下作了长时间的抵抗以后才投降的。在那里，房屋遭到极严重的破坏。 由市政厅进攻的杜维维耶纵队以不断的炮火把起义者愈赶愈远。圣约尔维教堂被攻占，圣安东街靠市政厅那一大段也被占领了；沿着沿河街和与它平行的街道进攻的几个纵队夺取了达米埃特桥，圣安东市区的起义者就是通过这座桥梁同圣路易岛和锡特岛的起义者进行联系的。圣安东市区受到侧翼包抄，于是起义者只能向郊区退却，他们也这样做了，他们一面退却，一面同沿着沿河街挺进到圣马丁运河河口并从这里沿运河向布尔顿林荫路进攻的纵队进行激战。少数被切断后路的起义者被打死，极少数人被俘。 这一次战斗的结果，圣安东市区和巴士底狱广场被占领了。傍晚，拉摩里西尔纵队完全占领了博马舍林荫路，在巴士底狱广场同杜维维耶的军队会合。 占领达米埃特桥使杜维维耶能够把起义者从圣路易岛和前鲁维叶岛赶走。他大刀阔斧地使用了在阿尔及利亚使用过的野蛮手段，才达到了这个目的。重炮的轰击使一些市区也象现在的圣路易岛一样，变成了一片焦土。但是谁管这个呢？起义者已经击退了或击毙了，“秩序的”维护者在洒满鲜血的废墟上庆贺胜利。 在塞纳河左岸，还有一个据点没有被攻下。在圣马丁运河以东联结圣安东郊区和塞纳河左岸的奥斯特尔利茨桥上筑有坚固的街垒，而左岸桥梁与瓦留贝尔广场相连接的地方，在植物园前面，筑有强大的桥头堡。这个桥头堡，也就是潘庭和莫别尔广场陷落后起义者在左岸的最后一座堡垒，经过激烈的抵抗后被攻占。 这样一来，在第二天，即26日，起义者手中只留下他们最后的堡垒——圣安东郊区以及坦普尔郊区的一部分地方了。这两个郊区不太适合于进行巷战；那里的街道太宽而且几乎是笔直的，炮兵行动起来很方便。在西面，有圣马丁运河很好地掩护他们，而在北面则相反，他们是毫无掩护的。在北面有五六条宽广而笔直的街道直通圣安东郊区的中心。 主要工事构筑在巴士底狱广场和全区的主要街道——福布尔-圣安东街上。那里的街垒筑得非常坚固，有些是用马路上的大石板筑成的，有些是用圆木筑成的。它们形成凹角，一方面是为了减弱炮弹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延长防御正面，以便能进行交叉射击。房屋的防火壁被凿穿了，这样，许多房屋就可以互相沟通，起义者就能够根据需要，或者向敌军开火，或者隐蔽在街垒后面。各个桥梁和沿运河的街道，以及和运河平行的街道，也都筑有坚固的工事。简单地说，还被起义者占领着的两个郊区很象是真正的要塞，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政府军队都必须用战斗来夺取。 26日早晨，战斗重新开始。但是，卡芬雅克不大愿意把他的军队投入这个街垒网中。他用炮击进行威胁。他调来了臼炮和榴弹炮。谈判开始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卡芬雅克下令在附近的房屋下面挖掘坑道，但是由于时间短促，由于街垒的一面有运河掩护，这个工作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他又命令凿穿已夺取的房屋的防火壁，与毗连的房屋建立内部交通。 谈判中断，战斗又起。卡芬雅克命令佩罗将军由坦普尔郊区进攻，拉摩里西尔将军由巴士底狱广场进攻。从这两个地点对街垒展开了猛烈的炮击。佩罗前进得相当迅速，占领了坦普尔郊区的其余部分，而在某些地点甚至楔入了圣安东郊区。拉摩里西尔前进得比较缓慢。尽管郊区的前排房屋被他的榴弹焚毁了，但第一道街垒在他的炮火下仍然屹立不动。他再一次举行谈判。手里拿着表，等待着他以炮火夷平巴黎最稠密的住宅区的得意时刻。最后，一部分起义者投降了，而另一部分起义者由于受到侧击，经过短促的战斗后也退出了城市。 六月的街垒战就此结束了。虽然在城外还有步枪声，但已没有任何意义了。逃出的起义者向四郊溃散，一一被骑兵俘获。 我们所以要对这一斗争作纯军事的叙述，是为了告诉我们的读者：巴黎工人作战多么英勇，多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军事素养。4万工人同4倍于自己的敌人鏖战了4天，而且差一点就要获得胜利。如果稍微再加一把劲，他们也许就可以在巴黎中心区巩固起来，夺取市政厅，成立临时政府，靠占领的市区的居民和别动队（当时只要推动一下；就会使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来补充人员，使自己的人数增加一倍。 德国各家报纸断言，这是红色共和国和三色共和国之间的一场决战，是工人和资产者之间的一场决战。我们认为，这场战斗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它只能导致胜利者的内部分裂。其次，即使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整个事变的过程也证明：在不久的将来，工人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果说4万巴黎工人在同4倍于自己的敌人的斗争中能够取得这样大的结果，那末全巴黎的工人群众齐心协力地一致行动起来，将会有多大的成就呵！ 盖尔索济被俘，也许现在已被枪毙。资产者能够枪毙他，但是不能从他那里夺取这样的荣誉：他是巷战的最初的组织者。他们能够枪毙他，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在将来的一切巷战中采用他的战斗方法。他们能够枪毙他，但是不能阻碍他以第一个街垒战指挥者而名垂史册。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30日到7月1日 载于1848年7月1日和2日“新莱茵报”第31号和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注释： [106]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和马克思的一篇文章（见本卷第153—157页）以同一名称发表在“新莱茵报”上；本文的小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167页。 [107]指1832年6月5—6日的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团体，其中包括“人民之友”社；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非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第168页。 [108]指1795年葡月12—13日（公历10月3—4日）拿破仑镇压巴黎的保皇派起义。——第172页。
十九起义的终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九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勒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高级机关，由于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由于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的软弱和背叛性的怠惰，由于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的纷纷起义而陷于惊慌失措的状态。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采取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转变，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对他们的真正力量和势力所作的一场好梦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得到各自政府的示意，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政权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议会。慌乱一团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把议员的职务扔掉了。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八九百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一百五十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一百人。但是甚至这个法定人数也很难达到，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该做什么是十分明显的了。他们只有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这样他们自己也就能立刻得到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使一切军事行动停止，如果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这是预先就可以看得到的），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在最初各邦政府对斗争缺乏准备、还处在犹豫不决状态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末议会可以不失时机地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这一切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立刻坚决地实行，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希望。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行动。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他们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不幸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剩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整整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迴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希望，甚至一切光荣地失败的希望。他们进行了一些纯粹表面上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有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对他们毫不理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联合起来的阁员发布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注：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的威廉·沃尔弗，“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宣称，如果他们严肃对待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应该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会绅士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而其来势之猛，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当然按理也应该如此，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39]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要求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末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所以不能不使那班多情善感的人感到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怯于行动，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应该做的。每一句像闪电一样照亮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当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虽然他们提出了种种决议、申诉、质问和宣言），他们就很快退却了，但不是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维尔腾堡邦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德国各邦政府。议会的这些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兵连，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条出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怀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的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维尔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公开而积极地参加各邻邦的起义。但力气是白费了。国民议会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维尔腾堡政府的摆布了。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维尔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的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去到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是无用的东西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对一切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发给护照。它不断发表宣言，派委员到维尔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地予以积极支持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文，是这些委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埃尔斯［注：波兰称作：奥列斯尼察。——编者注］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写了六位委员征募资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到达指定的地点，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深谋远虑的见解。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以后，却得出结论说，仍然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其次他提议由可靠人员组成驿站式的机构以传达消息，并建立谍报机构以侦查维尔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搬到“外交部门”即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衰败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脑汁的时候，十万个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整个事情解决了。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创造物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对德国的确曾有过革命这一事实的第一次法律确认；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的日子。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农村居民（它的大多数刚刚从封建制度的黑暗中觉醒过来）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奇迹，但是却给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挣来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它国家都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公开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的利益的民主派，遭到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现它在德国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它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懦；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已经由于这种行为而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事态，坚决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自卫团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远见。他们比自由派更加盲目，更热中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想，更易受欺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零度以下了。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兰西“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来谈[40]。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注释： [39]1848年5月18日到1849年5月3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了全德国民议会的会议。——第112页。 [40]“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发表。在1896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中都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见本卷第449—456页）一文载入作为最后一篇，而这一篇文章并不属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第115页。 上一篇回目录
十八小资产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八小资产阶级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在5月最初几天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勒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城市工人。一部分最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是在冲突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的青年，大多数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例如大学生，这些“知识的代表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就首先丢掉他们的旗帜，除非他们由于被授予官衔而留下来，但是对于这种职务，他们当然很少具备必要的才能。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他们也会参加其它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他们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或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决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1848年资产阶级所做过的）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statusquo〔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它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一部分是由于捐税过重，一部分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举行起义的其它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之间左右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雇农通常是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小农民私有者则倾向于和小资产阶级携手。 这个小资产阶级（它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了），可以被认为是1849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运动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德国的大城市，所以小资产阶级（它在中小城市里经常是占优势的）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阶级的人，因此，从它们活动的范围就正可以判断，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也不能做。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一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不得不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危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作为他们的战斗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不是就一定会把他们赶下台来并根本改变他们的政策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了；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取得胜利的小小的希望，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勒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勒斯顿的小资产阶级，“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注：乌克兰称作：木卡切沃。——编者注］监牢里。由于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这次起义被粉碎了。 在莱茵普鲁士，只发生了一些不大的搏斗。因为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大批的军队一集中，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兵士、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使南德得到了时间来组织运动。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赞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落在小资产阶级手里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在巴登（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叛逆行为。他们坐在阁员的安乐椅里深感内咎。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它分散行动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使它软弱无力，从而摧毁这个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祖国”，因而让布伦坦诺这样一些比较圆滑的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至于军事方面，过去还从没有见到过比巴登总指挥济格尔（他过去是正规军的中尉）所指挥的更粗率、更蠢笨的战斗行动。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巨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这样对抗着四倍于他们的敌人。梅洛斯拉夫斯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在瓦格霍伊泽尔作了虽未胜利但很光荣的一战，进行了一次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便辞职了。由于起义军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次战争中，也像在所有其它起义战争中一样，革命军队虽然在很多场合表现得英勇顽强，但同时也有许多次表现了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它让敌人看到，四倍的兵力还是不足以把它击溃，十万正规军与两万起义者接触时，他们在军事上不能不对这两万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就像他们面对的是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一样。 起义在5月爆发；1849年7月中旬它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德国农民战争（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而且暂时还使压迫倍增。然而从长远看来，使农民阶级处境更加恶化的还不能说是起义被镇压下去这件事。凡是贵族，诸侯，僧侣们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东西，在战前就都已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是和现代无产者相同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的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产了，大量依附农沦为农奴，整片的公社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饱经祸乱，流浪四方，或变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祸乱成为当时的家常便饭，农民阶级痛苦已深，而捐税还在增加，使他们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以后各次宗教战争以及连绵不断毁灭生命财产的三十年战争使农民遭受灾难之惨重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把用于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劳动力消灭了，同时又有许多城市被破坏了，因此，农民、贫民和破产市民都长期陷入最艰苦的爱尔兰的贫困境地。 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不是卖给外国，就是被熔化了，他们的储备物资都耗尽了。在各处都是他们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却是最集中地针对着他们。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见众怒所指的高级僧侣处境困难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使教产还俗以利农民成为通俗的想法，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使教产还俗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而在新教各邦中，高级僧侣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就是僧侣诸侯们的权势也已受到侵害，世俗诸侯们很善于在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所以我们曾看到富尔德修道院长如何从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情况。所以肯普腾城竟强迫诸侯修道院长将他在此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此城了。 贵族也大受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很多最体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诸侯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能为力已是完全注定了；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意义而沦为诸侯的臣属。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巩固起来；市民阶级反对派受挫，很久不能重振。旧有的城市贵族的成规惯例继续维持下去，在各方面都阻碍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拖到法国革命时期。诸侯们还认为市民或平民党派在斗争中是在城市包庇之下才取得暂时的成就的，所以城市要对此事负责任。从前已经属于诸侯领土的城市，于是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城市特权被剥夺，在诸侯们奴役之下听凭勒索（如弗兰肯豪森，阿伦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等），帝国直辖市被并入诸侯领土（例如缪尔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邻的诸侯的托管，许多法兰克尼亚的帝国直辖市就是如此。 在这些情形之下，归根结底从农民战争取得好处的只有诸侯。本文一开头即已谈到德国农工商业的发展很差，使德国人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区的中央集权化，因而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代表这种局部的中央集权势力的诸侯，形成了从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任何变动中都必能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这样低，而同时各省区的情况又这样不同，致使世俗诸侯邦之外，还有独立自主的僧侣辖区，城市共和国以及独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存在；虽然这种发展很缓慢很拖沓，但是是趋向于省区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是说，要使其余的帝国等级从属于诸侯统治之下。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能够有所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们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城市这些竞争者都削弱了而得到相对的利益，他们还由于靠牺牲所有其他等级拿到spoliaopima〔主要战利品〕而得到绝对的利益。教产是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还俗了；一部分半破落或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降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的金钱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的城市特权，他们要在财政措施上为所欲为就更加有余地了。 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见到德国是处于怎样的分崩离析状态之下，不仅分成无数独立而几乎完全互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民族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中都分裂为各种复杂的等级与等级集团。诸侯和僧侣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全是一些利害即或不相冲突也是彼此悬殊的等级。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见到，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终于经过困难而不完满地，而且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又很不一律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还是一反条件所许的民族发展之道而行，都是各行其是地去搞运动，因而不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和所有其他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终于不得不一齐垮台。济金根暴动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全部驯顺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中也是没有共同行动，而是互相为难。我们也已经见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支离破碎，因而使革命运动遭致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狭隘性和省区狭隘性如何毁坏了整个运动；市民、农民、平民都如何不能采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如何在每一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役中都被官军各个击破，而官军人数不过是全部起义群众的1/10——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某些农军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恰巧成了背叛共同事业的行动，而历次农军的联合都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共同的敌人交锋时吃了败仗才来联合，这些情形最鲜明地说明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么程度。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他们自己之间又不一条心，因而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如果德国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末欧洲就更加分崩离析。1848年的革命不是德国地方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窄狭范围之内，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窄狭范围之内。可以说，曾为此次革命舞台的这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恰恰起作用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觉又无心无意的原料，要在现在全世界都参加的这一次运动的进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这一次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之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结果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从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象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上一篇回目录
德国农民战争（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六 正当士瓦本爆发第一批运动的时候，托马斯·闵采尔又赶回图林根，并且自2月底或3月初起即定居于帝国自由市缪尔豪森，此城是他的党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成了整个运动的牵线人；他深知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暴发风暴，他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此地本身群情已经激昂万分了；不仅流行的革命的宗教政治理论，而且还有被压迫农民物质上的缺乏，也都把邻近各邦，黑森，萨克森和哈茨地区的总起义的条件准备成熟了。尤其是在缪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群众都已被争取到极端的闵采尔路线这一边来，并且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凭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去和作威作福的名门望族较量高低的时机赶快到来。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忍耐一下；然而在此领导运动的他的学生普法伊费尔，却已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能按兵不动，而于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缪尔豪森就已发生革命了。原有的城市贵族议会被推翻了，政权转入新选出来的“永久议会”手中，永久议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251]。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自己的党要求于他的事，又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束缚住了，这些理论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于是他就不可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在现代我们还经历过同样的事例；我们只须回想一下无产阶级代表们[252]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所处的地位即可了然，他们本身虽然还只代表着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谁根据二月政府的经验——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253]——还能贪图官方地位，就必然或者是格外地愚蠢，或者至多是口头上的极端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缪尔豪森永久议会首脑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的执政者还要冒险得多。他的理想是他本人才开始隐隐约约想到的；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才刚在形成中，距离发展齐全而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但是他还受着他一向宣说的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教义的约束：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一切财产公有，一切人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官厅都应废除，都是已经宣告了的。可是在实际上缪尔豪森仍然还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市，拥有几分民主化的政体，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控制之下的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社会都谈虎色变；所谓推翻现社会，事实上从未超出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的范围。 闵采尔本人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理论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他的天才想法在拥护他的群众的单纯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个鸿沟就越不能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以他自己也少有的热忱来组织并扩大运动；他向各方面发出书信，派遣心腹使节。他在书信和宣教中流露出一股革命的狂热，这股狂热与自己早期的写作相较也很令人惊讶。闵采尔所写的革命小册子中青年天真的风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也再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者；他不断煽动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他激发最狂野的热情，并且只用旧约预言者吐露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猛烈的语调来说话了。从闵采尔此时努力以求的作风中就可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了。 缪尔豪森的榜样以及闵采尔的鼓动都迅速传播远方。在图林根，在艾希斯费尔德，在哈茨，在萨克森公爵领地，在黑森与富尔德，在上法兰克尼亚，在福格特兰德，农民到处起义，集结成农军并焚毁城堡寺院。闵采尔一般被公认为整个运动的领袖，而缪尔豪森仍然是运动的中心。此时在爱尔福特有一个纯市民的运动获得胜利，在此占统治地位的党派仍然继续对农民采取摇摆不定的观望态度。 在图林根诸侯们对农民开始时是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和在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形一样。直到4月底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凑成功一支军队——这个黑森邦伯就是菲力浦邦伯，新教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史籍对于他的虔敬上帝盛加赞扬，而我们对于他对农民的无耻行为却要略赘数语。菲力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断然行动，平定了他的领土的绝大部分，然后募集新兵，侵入直到此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德修道院长境内。他于5月3日击败富尔德农军于弗劳恩堡，平定全境，并即乘此机会不仅脱离修道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德修道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当然是留待以后使这些教会领地还俗。然后他就攻取爱森纳赫和朗根萨尔查，并即与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取起义大本营缪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兵力约8000人，有大炮数尊。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军在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武装很坏，纪律很差，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种领导人物都极缺乏。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然而诸侯们认为在此也适用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得胜利的策略：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但后来就在停战期限还未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 闵采尔率领着他的人马驻守在今天仍称为什利亚赫特堡［注：即战斗山。——编者注］的这座山上，以车垒[254]为掩护。农军中锐气消沉的情况已经愈益严重了。诸侯们发出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交献，则农军将被赦罪。闵采尔叫众人围成一个圆圈，并叫大家讨论诸侯们的要求。一个骑士和一个僧侣表示赞成投降；闵采尔立刻将两人带到圆圈中间，当场斩首。坚决革命的人们欢呼赞成这一当机立断的恐怖行动，这一行动使农军又略为镇定一些；但若不是发现诸侯雇佣兵在包围全山之后不顾停战协议而以密集队形攻上山来的话，那末农军最后还是会绝大部分不战而逃的。农军在车辆后面迅速展开阵势，但是炮弹和枪弹已向半无防御而又不惯作战的农民射击，雇佣兵已进抵车垒前面了。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车辆阵线就被突破，农民的大炮被夺，农民被击溃了。他们狂奔乱窜地逃跑，结果就更加容易落入包围部队和骑兵的手中，这些部队杀得他们横尸遍野，血流成河。8000农民中有5000人以上被杀；其余逃往弗兰肯豪森城中，而诸侯的骑兵也和他们同时进城。此城失守。闵采尔头部负伤，在一间房子里被发现而就擒。5月25日，缪尔豪森也投降了！一直留守此城的普法伊费尔逃走了，但在爱森纳赫地区被擒。 闵采尔在诸侯面前被严刑拷问，然后斩首。他以生平的大无畏精神从容就义。他被害时至多不过28岁。普法伊费尔也被斩首，此外还有其他无数的人也被斩首。在富尔德，那位“博爱的”黑森的菲力浦，开始制造血案；他和萨克森诸侯下令用剑杀死造反的人，在爱森纳赫杀死24人，在朗根萨尔查杀死41人，弗兰肯豪森战役以后杀死300人，在缪尔豪森杀死100人以上，在盖马尔附近杀死26人，在丘恩格达附近杀死50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杀死12人，在莱比锡杀死8人，至于只被打成残废的，受刑更轻的，以及城镇村庄被洗动被焚毁的事，就不必提了。 缪尔豪森丧失了帝国自由市主权而被并入萨克森领土，正如富尔德修道院辖区被并入黑森邦伯领地一样。 诸侯们率军穿行图林根森林，此时从比尔德豪森营寨开来的法兰克尼亚农民已经在此和图林根农民会合，并焚毁了许多城堡。双方会战于梅宁根城下；农民被击败，即向城中撤退。此城突然闭门不纳他们，并要从背后进攻他们。农军因盟友的倒戈而惊惶失措，于是向诸侯投降，并且还在谈判过程中就已溃散了。比尔德豪森阵营早已解散；因此这支农军溃散以后，萨克森，黑森，图林根，上法兰克尼亚的暴动队伍的最后残余就被消灭了。 亚尔萨斯的起义比莱茵河右岸的起义爆发得晚一些。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的农民快到4月中才揭竿而起，他们起来之后，上亚尔萨斯和宗德郜农民就跟着起来。4月18日，一支下亚尔萨斯农军洗劫了阿尔多夫寺院；另外几支农军在艾伯斯海姆和巴尔附近以及在维勒河谷和乌比斯河谷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军很快就集中建来组成了下亚尔萨斯农民大军，并开始攻占城池以及破坏寺院。各地每3个男人就要征一人编入农军。这支农军的十二条款较之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军的要激进得多[255]。 下亚尔萨斯农军的一路人马于5月初集中在圣伊波利特附近，企图夺取此城而没有成功，但于5月10日取得贝尔肯，13日取得拉波茨魏勒尔，14日取得赖辛维尔。这些城市都是在各城市民同意之下取得的。此时第二路人马由艾拉兹姆·格尔伯率领出发奇袭斯特拉斯堡，但并没有成功，于是这路人马转向佛日山进发，破坏了毛尔闵斯泰尔寺院并围攻萨比林，此城于5月13日向农军投降。他们由此地向洛林边境进发，并在毗连边境的这一部分公爵领地上引起骚乱，同时他们就在山区各关隘布防。在萨尔河畔的哈尔比茨海姆附近和纽堡附近都有庞大的营寨建立起来；在萨尔格闵德附近有4000洛林德国农民布防；最后还有两支农军先头部队掩护前线和右翼，一支是佛日山的柯尔本农军在施图采尔布朗附近，一支是克勒堡农军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则延伸到上亚尔萨斯农军所在地。 上亚尔萨斯农军从4月20日开始行动，已于5月10日迫使祖尔茨，12日迫使格布魏勒，15日迫使曾海姆及附近地区与农民结盟。奥地利政府和周围的帝国直辖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力量太弱，不能对他们进行顽强的抵抗，更不消说向他们进攻了。因此除极少数城市而外，整个亚尔萨斯到5月中旬都落入起义者手中。 但是要来压制大逆不道的亚尔萨斯农民的官军已经迫近了。这些官军是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在这里使贵族统治复辟了。洛林的安东公爵早在5月6日就率领一支3万人的军队出发了，这支军队里有法国贵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蒙特，伦巴第，希腊，阿尔巴尼亚援军。5月16日，他在卢普施坦附近和4000农民接触，不费气力就把农民打败，17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领的萨比林向他投降。可是还在洛林官军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协议就被撕毁了；处于无防御状态的农民被雇佣兵袭击，绝大部分被杀。其余的下亚尔萨斯农军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亚尔萨斯农军进击。上亚尔萨斯农军曾经拒绝开到萨比林支援下亚尔萨斯农军，此时就在舍尔维勒附近遭到洛林官军全军猛击。他们抵抗得非常勇敢，但因敌人拥有无比优势——30000对7000——而许多骑士又倒戈了，特别是赖辛魏耶尔守城官的倒戈，所以他们虽然拚死抵抗，仍归无效。上亚尔萨斯农军被彻底击败而溃散了。于是公爵以习用的残酷手段平定了亚尔萨斯全境。只有宗德郜未蒙公爵光顾，得免于难。奥地利政府于是声言要把公爵请到国内来，威胁本国农民于6月初缔结恩集斯海姆协定。但是奥地利政府自己立即又破坏了这个协定并把运动的宣教者和领袖成批地绞杀。农民们于是重新起义，这次起义到宗德郜农民加入奥芬堡协定时（9月18日）才告结束。 现在只剩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带的农民战争还须报道。这些地带以及毗邻的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都是自从恢复staraprawa〔旧权利〕运动以来始终处于反对政府和贵族的地位，也是改革教义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横征暴敛促使起义爆发。 萨尔茨堡城在农民和矿工支持之下，自从1522年以来就因本城的城市特权以及宗教争端的关系而和大主教结怨了。1524年底，大主教以募得的雇佣兵袭击此城，用城堡的大炮威吓此城并追究异教宣教者。同时他还征课新的苛税，因此激怒全体居民达于极点。1525年春，全境农民和矿工与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起义和图林根起义同时突然起事，组成农军，以普拉斯勒和魏特莫泽尔为首领，解放了此城，并围攻萨尔茨堡城堡。他们和西德农民一样结成一个基督教同盟，并把他们的要求编成条款，而在这里是十四条[256]。 在施梯里亚，上奥地利，克伦地亚和克莱纳，新的非法的捐税，关税和告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最切身的利益，农民也于1525年春起义。农民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在哥伊斯附近打败starapra-wa运动的征服者老将军迪特里希施坦。虽然政府故弄玄虚，居然招安了一部分起义者，可是大伙仍然保持团结，并和萨尔茨堡农民联成一气，因而整个萨尔茨堡地区以及上奥地利，施梯里亚，克伦地亚，克莱纳等地的绝大部分都在农民和矿工的掌握中。 在提罗耳，改革教义同样深入人心。闵采尔的密使在此地曾经进行活动，其成效甚至比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其他各地更多。斐迪南大公在此地区也迫害新教义的宣教者，并也以新的专横的财政措施侵犯居民权利。结果也和其他各地一样，起义也在1525年春爆发。起义者的最高首领是闵采尔派，名盖斯迈尔，他是全部农民首领中唯一具有军事天才的人。起义者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严厉惩治劣僧，尤其在南部，在艾契［注：意大利称作：阿迪杰。——编者注］地区是如此。弗拉尔堡农民也起义并参加了阿尔郜农军。 大公从各方面受到压力，于是接二连三地对造反人民让步，这些造反人民就是不久以前他还要用烧杀虏掠的手段加以消灭的呢。他决定召开各世袭领地的省议会，并在议会开会前这个时期和农民缔结停战协定。在这期间他就集结力量，以求越快越好地能以另外一套语言来对付这些“罪恶多端的人们”。 这个停战协定自然没有被遵守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的钱财耗尽了，他开始在公爵封土内进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队和马札尔族部队又肆意对居民进行无耻的蹂躏。于是施梯里亚人民又起义了，他们在7月2日到3日的夜间袭击迪特里希施坦将军于施拉明格，把所有不说德语的人都杀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3日晨，农民们开了一次陪审法庭，并且从俘虏中提出40个捷克贵族和克罗地亚贵族来判处死刑。他们都立即被斩首了。这件事起了作用；大公立刻答应了5个公爵封地（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施梯里亚，克伦地亚，克莱纳）内各等级的一切要求。 在提罗耳，省议会的要求也获允准，因而北部就平定了。然而南部人民坚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省议会的软弱决议，仍然没有放下武器。在12月里，大公才在这里用武力恢复了秩序。他毫不犹豫地将落入他手中的许多暴乱煽动者和领袖处死了。 8月初，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率领1万巴伐利亚兵向萨尔茨堡开来。这支强大兵力以及农民间出现不和的情况，迫使萨尔茨堡起义者与大主教缔结协定，协定在9月1日订立，也已被大公接受。然而这两个诸侯在此期间加强军力到足够的程度，登时破坏协定，因而又迫使萨尔茨堡农民重新起义。起义农民支持过了冬季；盖斯迈尔在春季里来到他们这里，并即对从各方面迫近的官军展开辉煌的战斗。在1526年五六两月里，他在一系列的漂亮仗里接二连三地把巴伐利亚军，奥地利军，士瓦本联盟军和萨尔茨堡大主教雇佣兵都打败了并且迫使各敌军长久不能汇合。在这期间盖斯迈尔还找到机会去围攻拉德施塔特。最后由于被优势敌军从各方面包围起来，他不得不退却，杀出重围，率领残部由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中穿过到达威尼斯境内。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成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农民领袖进行新密谋的据点；他活动了一年之久，想把这两国卷入对奥战争中，如果成功，那他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农民起义。可是正在洽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竟死于刺客之手。只要盖斯迈尔还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就不得安枕。他们收买了一个匪徒，这个匪徒竟于1527年使这位危险的造反人物脱离人世了。 注释： [251]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断定闵采尔在缪尔豪森的“永久议会”中并没有担任正式的职务，但是他出席了这个议会的会议，指导了它的工作，所以他实际上领导了这个新的革命政府。——第468页。 [252]恩格斯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亚历山大·马丁），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1848年2月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见本卷第17—37页）。——第469页。 [253]帝国摄政——见注72。——第469页。 [254]车垒是以车辆构成的防御工事，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曾广为采用。——第472页。 [255]亚尔萨斯农民的十二条款不仅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民的“十二条款”（废除农奴制，归还被贵族夺去的公共土地等等）更强烈地表达了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在许多点上还超过了这个纲领。它们还反对高利贷（如关于废除高利的条款等），要求不仅取消小什一税，而且取消大什一税，宣布当地人民有权撤换那些引起了人民不满的人们的职务，任用新人。——第473页。 [2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中，第256条注释内容实为《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一文的说明。此缺——上传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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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农民战争（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五 自从路德对天主教会等级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发动起来的时刻起，没有一年农民不起来照样重提自己的要求。从1518到1523年在黑森林和士瓦本北部，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接踵而起。自从1524年春天以后，这些起义都带有系统性了。这一年4月马赫塔尔修道院的农民拒绝徭役和贡赋；5月圣布拉济延农民拒绝履行农奴义务；6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茵海姆农民宣告不愿缴纳什一税以及其他赋税；7月和8月图尔郜农民起义，但是一则由于苏黎世人的调停，再则由于瑞士当局处决了很多人，进行残酷镇压，起义又被平息下去。最后在伯爵领地施图林根爆发了一次更为坚决的起义，这次起义简直就可算作农民战争的开始。 施图林根农民突然拒绝向伯爵缴纳贡赋，集合成强大队伍并在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下于1524年8月24日开往瓦尔茨胡特。他们在此和市民联合创立了一个新教兄弟会。这些市民所以很愿意促成此种联合，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反对奥地利边区政府[239]对他们的牧师巴尔塔扎尔·胡布马伊埃进行宗教迫害，此人乃是托马斯·闵采尔的友人兼弟子。这个同盟组织规定每星期要收3个克里泽的盟捐，就当时币值论是巨大的数目，还派遣密使到亚尔萨斯，摩塞尔，整个莱茵河上游以及法兰克尼亚去到处吸收农民入盟，宣告同盟的目标是要消除封建统治，破坏所有城堡寺院，消灭除皇帝一人而外的一切统治者。盟旗是德意志三色旗。 起义迅速蔓延今巴登北部全境。士瓦本北部贵族恐慌万状，他们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意大利正与法国弗朗斯瓦一世作战。他们无计可施，只好借谈判迁延时日，一面筹款招兵，以待力量充足时即以“烧杀掳掠”[240]来惩戒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时起，那种周密策划的反复行为，那种背信食言，阴谋诡计，就已开始了。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法也是他们对付散漫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德国西南部的诸侯，贵族和帝国城市结成的士瓦本联盟出面斡旋，但却没有对农民保证作任何真正的让步。农民还继续行动。从9月30日到10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穿过黑森林到达乌拉赫和福特万根，把他的队伍扩增至3500人，并以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距施图林根不远）布防。贵族可以调动的不过1700人，而这1700人还是四分五裂的。贵族被迫进行停战谈判，果然在埃瓦廷根营地达成停战协议。贵族答应与农民订立善意的条约，或者直接由双方订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订立；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审查所有的申诉。贵族军队和农民都解散了。 农民一致协议定出十六条款，准备要求施托卡赫法院同意。这些条款都很温和。他们要求废止狩猎权和徭役制，要求取消沉重的赋税和一般的领主特权，要求保障免遭任意逮捕，保障不受法庭的不公平的任意审判的侵害——此外就不再要求什么了。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贵族又要求他们继续履行全部在争议中的义务，直到法院作出决定。农民当然拒绝这个要求，并要这些领主到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斗争重新开始。农民又集合起来，诸侯和贵族也集中了他们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布莱斯部之外深入到维尔腾堡地区。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就是农民战争中的阿尔巴［注：阿尔巴是尼德兰属西班牙时西班牙派来压迫尼德兰人民的统治者。——译者注］，他统率的军队监视农民，袭击个别增援队伍，但不敢进攻主力。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和农民首领进行谈判并且还零星地达成了一些协议。 12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农民对法庭全由贵族组成提出抗议，而他们所得到的回答是，宣读了一份皇帝的诏书[241]。审理拖延时日，而贵族，诸侯，士瓦本联盟当局都在这期间休整备战。此时斐迪南大公除统治着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土外还统治着维尔腾堡、巴登黑森林和亚尔萨斯南部，他下令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造反的农民。他下令要对农民加以拘捕，严刑拷打，定杀无赦，用尽一切方法消灭他们，要把农民的家业烧毁，要把农民的妻小逐出本地。由此可见诸侯和贵族是如何实行停战，而他们所了解的善意的调停和审查农民的申诉究竟是什么了。斐迪南大公从奥格斯堡富豪威尔塞家族借来款项，急速地整顿军备；士瓦本联盟还规定要分3期募齐捐款和兵员。 以上这些起义恰恰发生在托马斯·闵采尔在南方高原地区[242]逗留的5个月期间。关于他对运动的爆发和进程曾有影响这一点，固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这种影响间接地完全可以证实。农民中较坚决的革命家多半都是他的弟子，都拥护他的理想。当时的人都认定“十二条款”和高原地区农民的“书简”〔Artikelbrief〕都出自闵采尔之手，其实至少十二条款肯定不是闵采尔制订的。闵采尔在回图林根的途中还发出一个坚决革命的文告给起义的农民[243]。 这时自从1519年起就被逐出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公爵也想借农民之助实现他的夺回本邦疆土的阴谋。他自被逐以来就力图利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确是事实。从1520到1524年间在黑森林和维尔腾堡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中都有他的名字搅在里面，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威尔城堡出发直接向维尔腾堡攻击了。不过他只是被农民们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影响，更谈不到取得农民的信任。 这个冬季就这样过去了，两方中没有一方能够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诸侯老爷们不敢轻举妄动，农民起义却正扩大影响。1525年1月，多瑙河，莱茵河，雷赫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2月，风暴就爆发了。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的黑森林－赫郜农军和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一道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他劳而无功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时候（1525年2—3月），2月9日，农民就在乌尔姆城附近的里德起义了。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树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利希·施米特领导。这支农军有10000—12000人。 2月25日在舒森，由于谣传军队正开来对付也在此地出现的不满分子，上阿尔郜农军就在此集结起来了，共有7000人之多。肯普腾人民在整个冬季都与他们的大主教争执不休，也于2月26日集结起来加入他们的队伍。梅明根和考夫拜伦两城有条件地参加了运动；可是城市在这个斗争中所持的暧昧态度，在此已经暴露出来。3月7日12梅明根条款在梅明根被全部上阿尔郜农民接受了。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郜农民的通知后由艾特尔·汉斯领导在波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地扩大了。指挥部在伯马廷根。 在下阿尔郜，在奥克先豪森和谢伦堡地区，在策伊尔和瓦尔德堡地区，在特鲁赫泽斯领地，农民也起义了，而且早在3月初就发动了。这支下阿尔部农军有7000人之众，驻在乌尔察赫附近。 这4支农军都接受了梅明根条款，这个梅明根条款比赫郜农军的条款还要温和得多，而且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度的各点上也表现得显然缺乏果断。农民有时也有的一点果断，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当他们对敌人的手法有了一些领会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与这些农军同时，在多瑙河建立起第六支农军。农民从乌尔姆直到多瑙维特的整片地区，从伊勒，罗特，比伯尔几条河谷来到莱普海姆，并在此建立了营寨。15个地方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来了，从117个地方派来了增援部队。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是乌尔利希·雪恩，他的讲道牧师是莱普海姆牧师雅科布·韦埃。 所以在3月初，士瓦本北部6处营寨约有3万至4万起义农民武装起来了。这些农军的品质是很复杂的。革命派——闵采尔派——在各军中都只占少数。这一派人数虽少，可是在各处都形成农民阵营的核心和骨干。农民希望以威胁态度去迫使贵族让步；只要贵族对农民保证让步，农民群众总是愿意和贵族达成协议。再则当事情旷日持久而诸侯军队又迫近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恋战，而那些手中还有些东西怕受损失的农民大半就跑回家去了。此外还有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败坏纪律，败坏农民士气，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此已足已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各处都只取守势，各营寨都士气低沉，说明这些农军即使撇开他们战术的缺陷和良将稀少两点不论也绝对不是诸侯军队的敌手。 还在农军进行集结期间，乌尔利希公爵就带着募集的军队和一些赫郜农民从霍恩特威尔向维尔腾堡袭击。如果农民此时从另一方面进攻瓦尔德堡的特鲁赫泽斯·冯的军队的话，士瓦本联盟就完了。但是由于农军只取守势，特鲁赫泽斯竟能立即和巴尔特林根农军，阿尔郜农军以及湖军协议停战，进行谈判并订期于Judica〔鸠迪加〕礼拜日（4月2日）[244]这一天解决此次事件。在这期间他就能够进击乌尔利希公爵，占领斯图加特，并迫使乌尔利希公爵于3月17日就已重行撤离维尔腾堡。然后他回师直指农民，但是在他自己的军队中的雇佣兵竟抗命拒绝进击农民。特鲁赫泽斯对哗变士兵加以安抚，稳定了军心，于是将军队开往乌尔姆，在乌尔姆搜集新的支援力量。他派了一支监视部队留守在特克河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士瓦本联盟终于抽出手来并纠集了它的第一批各方分摊的兵员，于是抛弃假面具，宣称它“决心依靠武器和上帝的帮助来对付农民们的无法无天的举动”[245]。 在这期间农民们严格遵守停战协议。他们为Judica礼拜日的谈判拟定了他们的要求，即有名的“十二条款”。他们要求由公众来选举和罢免僧侣，废止小什一税，并将大什一税[246]除了支付传教士俸给之外其余数目都用于公共事业，废除农奴制、渔猎特权与死亡税，限制过分的徭役、赋税与地租，归还强占公众及个人的林地、牧场与特权，消除司法及行政工作中任意妄为现象。由此可见在各农军中温和妥协派还大占优势。革命派以前在“书简”中早已提出纲领。这封致全体农民的公开书简要求全体农民加入“基督教同盟与兄弟会”，要求他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这大概是办不到的”，或者通过暴力来取消一切负担。书简还用“世俗的斥革”来威胁所有拒绝加入的人，这就是说，谁拒绝加入就和谁断绝社交，断绝他和同盟成员的一切来往。所有的宫城、寺院和教堂都须同样要按照世俗的斥革的要求来处理，除非贵族、僧侣和修道士们自动离开这些地方，和其他的人们一样迁住普通房屋并且还加入基督教同盟。这项激烈的宣言显然是在1525年春起义之前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而“世俗的斥革”仅意味着压迫者和叛徒应该处死，城堡应焚毁，寺院教堂没收，其所藏财宝均须换成现金。 然而在农民还未及把十二条款提交指定的仲裁法官之前，他们已听到士瓦本联盟毁约而且军队已经迫近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阿尔郜人，巴尔特林根人和湖军农民在盖斯伯伦召开了一次大会。4支农军混合起来，改编成4个纵队；还决议没收僧侣财产，变卖他们的财宝以充军费，焚毁他们的城堡。于是“书简”也和正式的十二条款一起成了他们指导战斗的准则，而约定要来缔结和约的Judica礼拜日却成了总起义的日期。 各处群情日益激昂，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地方性冲突继续不断的发生，6个月来在黑森林的暴动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区和雷赫河地区的消息，这一切就足够说明何以在德国2/3地区农民暴动会迅速地接二连三地发生。同时，所有各处的暴动同时发生这一事实就证明领导运动的人们就是通过再洗礼派以及其他密使来组织运动的那些人们。在维尔腾堡地区，在尼喀河下游，在奥顿瓦尔德，在下法兰克尼亚和中法兰克尼亚都是在3月后半月就已爆发骚乱了；而各处都是在事前就已指定4月2日这个Judica礼拜日为总暴动的日子，各处都已在4月的第一星期里实行决定性的出击，实行群众起义。阿尔郜农民，赫郜农民，湖军农民也于4月1日用敲警钟和群众大会的办法把所有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召集入营，并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展开敌对行动。 在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6个中心，在4月的最初几天里各处都爆发起义。在诺德林根城附近这时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城里的革命党派以安东·福尔奈尔为首领借农民之助而取得上风，福尔奈尔被任命为市长，还使这个城市参加了农民的行动。在安斯巴赫地区农民从4月1日至7日到处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去。在洛腾堡地区农民从3月22日起就已拿起武器；洛腾堡城里名门望族的统治于3月27日被斯蒂凡·冯·门钦根所领导的小市民和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赋税恰恰是这个城的主要财源，所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和暧昧的。在维尔茨堡教会[247]辖区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4月初普遍都暴动起来了；在班堡主教辖区内，总暴动在5天之内就迫使主教屈服了。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也集结成强大的比尔德豪森农民阵营。 在奥顿瓦尔德，风暴在3月26日就已爆发，这里的革命派首领是文德尔·希普勒和格奥尔格·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贵族，曾任霍根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伦堡的旅店主。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尔河。从洛腾堡郊外营寨来的2000人也加入了。在各处援军都到齐以后，就由格奥尔格·梅茨勒统领全军于4月4日向雅格斯特河畔的雪恩塔尔寺院进军，尼喀河谷的农民也到此地来加入他的队伍。尼喀河谷农民是由海尔布朗附近的伯肯根的旅店主叶克来恩·罗尔巴赫领导的，他们于Judica礼拜日在弗莱恩、藏特海姆等地宣告暴动。同时，文德尔·希普勒率领一批党羽袭取艾林根，并把四周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在雪恩塔尔，有两支农民纵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正向各城堡及寺院组织攻击行动，这两支农民纵队合并组成华美军。华美军约8000人兵力，有炮和3000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弗洛里安·盖尔也加入华美军并且组成黑军，这是一支主要是从洛腾堡和艾林根地方团练中征集来的人组成的精锐部队。 维尔腾堡官方派驻尼喀苏尔姆的长官，路德维希·冯·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开始了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进击。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以及刚刚来到的莱普海姆农军败北、雅科布·韦埃被杀、特鲁赫泽斯的残暴等消息，使农民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避走魏茵斯堡，即在此地遭受攻击。城堡遭到弗洛里安·盖尔猛攻，此城经苦战之后被攻下，路德维希伯爵与许多骑士一起被俘。第二天是4月17日，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和农军中最坚决的一些人一道审讯这些俘虏，并判处其中14人，叫黑尔芬施太因排在前头，驱赶他们从刺杀着的梭镖行列中走过。这种最侮辱的死法就是黑尔芬施太因过去对待俘虏们用的办法。魏茵斯堡被占领以及叶克来恩在黑尔芬施太因身上所施的恐怖报复手段都对贵族们起了作用。勒文斯坦伯爵们参加了农民联盟；霍根洛埃的伯爵们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也立刻把要他们供应的大炮和火药送来。 首领们商量是否要拥圭茨·冯·贝利辛根为领袖，“因为他可能把贵族们拉到他们这一边来”。这个建议获得赞同；而弗洛里安·盖尔在农民和首领们的这种情绪中看出反动的萌芽，于是带着他的黑军脱离华美军，自奔前程，最初是流动在尼喀河流域，后来又流动在维尔茨堡地区，到处捣毁城堡和僧侣巢穴。 于是剩下的农军就首先向海尔布朗进发。在这个强大而自由的帝国城市里，和几乎所有的城市的情形一样，和名门望族对峙的是市民的反对派和革命的反对派。这个革命的反对派和农民有秘密谅解，他们在一次骚乱过程中于4月17日就已打开城门迎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农民领袖们带领他们的人占领了此城；此城被吸收入兄弟会，并提供了1200盾现款，还提供了一队志愿军。只有僧侣们和条顿骑士团[248]的产业遭到洗劫。22日，农民们留下少数留守部队之后又撤走了。海尔布朗被指定为各地农军联系中心，事实上各地农军也派来代表，商量共同行动和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和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与市民反对派结成联盟的名门望族此时又在城里占居上风，他们对任何坚决的步骤都加以阻挠，只等待着诸侯军队的到来，以便最后明目张胆地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顿瓦尔德进发。4月24日，圭茨·冯·贝利辛根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在此以前没有几天他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帝侯，后来又来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此时他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并即任华美白军（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相对而言）总指挥职。可是他同时是农民的俘虏，农民们不放心地监视着他，并且限定他要按照首领们的意见行事，不许他作任何未得首领们同意的事。圭茨和梅茨勒带着农民群众通过布欣开往阿莫巴赫，他们在此从4月30日停留到5月5日并掀起整个美因兹地区的叛乱。贵族们到处都被迫参加暴动并因此而保全了他们的城堡；只有寺院都被焚烧洗劫了。农军士气显然低落了；最有魄力的人们都和弗洛里安·盖尔或者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一道走了。罗尔巴赫在占领海尔布朗以后也走掉了，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伯爵，所以无法再在一支想和贵族妥协的农军中呆下去。急欲和贵族谅解这件事本身就已是士气沮丧的标志。于是文德尔·希普勒提出一个很适当的改组农军方案：录用每天都有来应募的雇佣兵，取消以往每月征召新兵遣散旧兵的办法而经常保持这些多少受过训练而又武装起来了的兵员。可是全军大会把这两点建议都否决了；农民们已经傲慢起来了，而且把整个战争看作一种聚众劫掠的勾当，既然如此，雇佣兵的竞争对他们就很不合适，而且他们只要把口袋装满以后，就毫无阻拦地自行回家。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演变到这样的地步：海尔布朗顾问汉斯·柏林要求农军的首领和顾问们同意“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甚至十二条款的仅有的一些尖锐词句也被删除，改成农民恭顺请愿的口吻。这一次这件事情连农民们都受不了；农民们大哗，拒绝同意这个“陈情书”，并且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此期间维尔茨堡地区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4月初农民暴动刚起来的时候，主教就退守维尔茨堡附近设防的弗劳恩堡并驰书各方求援无效，终于被迫暂时屈服。5月2日召开了一个也有农民代表出席的省议会。但在任何结果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查获一些信件，这些信件证卖了主教的叛逆活动。省议会立即散会，造反的市民农民和主教的部队之间又开始敌对行动。主教本人于5月5日逃往海得尔堡；次日弗洛里安·盖尔和黑军就已来到维尔茨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法兰克尼亚陶伯尔河农军，这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洛腾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组成的。5月7日圭茨·冯·贝利辛根也率领华美白军来到，并开始围攻弗劳恩堡。 在林普尔格地区以及在厄尔万根和哈尔一带，早在3月底4月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军，即盖尔多夫农军或称普通华美军。这支农军来势凶猛，把这整片地区都卷入暴乱之中，把许多寺院和城堡都烧毁，霍亨施陶芬城堡也在其列，还强迫所有的农民跟着走，强迫所有的贵族，甚至连林普尔格的酒保们，都加入基督教兄弟会。5月初这支农军向维尔腾堡进击，但被劝诱撤退。德意志小国林立的割据状态在当时也和1848年一样，很少给各邦的革命者共同行动的余地。被限制在一小块领土上的盖尔多夫农军，在这块土地上战胜了一切反抗之后，必然要自趋瓦解。他们和格缪德城达成协议，并只留下500武装农民就自行解散了。 在普法尔茨，4月下旬就在莱茵河两岸都有农军建立起来。他们破坏了许多宫城和寺院，并于5月1日占领哈特高地的纽施塔特，在此以前一天，渡河而来的布鲁赫莱茵农民已经迫使斯拜尔城缔结协定。冯·哈贝伦元帅仅有少数选帝侯部队，无法对付农民，5月10日，选帝侯不得不和造反的农民缔结协定，他在协定中向农民保证要开一次省议会来祛除农民的各种负担。 在维尔腾堡，起义很早就在个别地区爆发了。在乌拉赫阿尔卑斯出区，农民们早在2月间就已结成同盟来反对僧侣和领主，3月底，勃劳贝伦农民，乌拉赫农民，闵辛根农民，巴林根农民，罗森斐尔德农民，都起义了。盖尔多夫农军在戈宾根附近，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在布拉肯海姆附近，被击败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在普富林根附近，都侵入维尔腾堡境内并掀起农村人民的骚乱。在其他地方也爆发了严重的骚乱。普富林根在4月6日就已不得不向农民投降。奥地利大公的政府狼狈不堪。这个政府根本没有钱，军队也很少。各城市各城堡处境极劣，既无守军，又无军火。甚至阿斯贝尔山也几乎毫无防御。 政府企图征集各城市的后备军来对付农民，结果倒使它自己陷于一时手足无措之境。4月16日波特瓦征集的后备军拒绝开拔，不去斯图加特，却走上波特瓦［注：亦即格罗斯－波特瓦。——编者注］附近的弗伦施坦山，他们在此形成一个市民农民阵营的核心，而且发展迅速。同一天，查伯尔郜的暴动也爆发了；毛尔布朗寺院被洗劫，许多寺院和城堡都被夷为平地。许多增援队伍从邻近的布鲁赫莱茵赶来入伙。 弗伦施坦山上农军首领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担任。费尔巴哈尔是波特瓦市政官，是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富于妥协性，是出于不得已才跟农民走的。在此期间他仍然还是很温和，他阻止对各城堡实行“书简条款”，他处处谋求农民和温和派市民之间的融洽一致。他阻止维尔腾堡农民和华美白军联合，后来还劝说盖尔多夫农军退出维尔腾堡。由于他倾向于市民，他曾于4月19日被撤换，但是在第二天就已重新被任命为首领。少了他，就不行。甚至在4月22日叶克来恩·罗包巴赫带着200名坚定的弟兄来加入维尔腾堡农民队伍的时候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让费尔巴哈尔留任下去，由他自己来严格监视他的行动。 4月18日政府试图和弗伦施坦山上的农民们进行谈判。农民坚持政府必须接受十二条款，而政府的全权代表们自然不能同意这个要求。于是农军开始行动。20日农军抵劳芬，并在此地最后拒绝了政府代表的提议。22日，农军有6000人之众进抵比梯海姆，并威胁着斯图加特。此城政府官员大半逃走，由一个市民委员会来主持行政。在此城的公民中，也和其他各城市一样，存在着名门望族、市民反对派、革命平民三派。后面的两派于4月25日向农民打开城门，斯图加特立即被占领。此时维尔腾堡暴动农民已自称为华美基督教农军，这支华美基督教农军的组织工作就是在斯图加特城完成的；薪饷，战利品分配以及给养等等也定出了固定的规章。脱伊斯·格尔伯领着一队斯图加特军来加入了农军。 4月29日，费尔巴哈尔率领整支农军去抵挡在朔恩多夫附近侵入维尔腾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军，把这整片地区吸收入盟，因而就劝说盖尔多夫农军撤退了。费尔巴哈尔就是这样防止了他自己农军中由罗尔巴赫领导的革命分子和毫无顾忌的盖尔多夫农军会合，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地位而危及他自己。他在接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以后，就从朔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鲁赫泽斯，并于5月1日驻扎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以上把德国境内第一批农军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描述过了。在我们细述其他各批农军情况（图林根与黑森，亚尔萨斯，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我们不可不先报道特鲁赫泽斯进军消灭这第一批起义农民的情况，特鲁赫泽斯在这个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军作战，后来就得到许多诸侯和城市的支持。 我们曾叙述到特鲁赫泽斯到达乌尔姆附近的情况。他于3月末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留下一支监视部队由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挥以后，即转往乌尔姆。特鲁赫泽斯的军团在招集了到乌尔姆来集中的联盟增援部队以后才将近1万人之众，其中有7200名步兵，这是唯一的一支堪称有力向农民进攻的军队。各增援部队汇集乌尔姆进行得很迟缓，一部分原因是在骚乱各邦中征募困难，一部分原因是各地政府缺少金钱，而且还因为各地需有少数部队防守要塞和城堡，所以极难调动。至于不属于士瓦本联盟的诸侯和城市所能调用的部队是如何地少，我们早已见到。所以一切都视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率领的联盟军队所能取得的成就而定。 在此期间，巴尔特林根农军已开始在里德周围地区捣毁城堡和寺院，特鲁赫泽斯首先就转来攻击巴尔特林根农军。农民们在联盟军队迫近时即后退，被迫绕道逃出沼泽地带，渡过多瑙河，奔往士瓦本阿尔巴的森林中。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军队主要力量的骑兵和大炮对农民们无可奈何，特鲁赫泽斯就不再追他们了。他进击莱普海姆农军。莱普海姆农军有5000人在莱普海姆附近，有4000人在敏迭尔河谷，有6000人在伊勒提森附近，他们正掀起全区暴动，破坏寺院城堡，准备以所有3支队伍进取乌尔姆。看来此时在这些农民中间已有点士气沮丧，因而这支农军作战也没有什么把握了；这应归咎于雅科布·韦埃从一开始就力求和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但是特鲁赫泽斯这时已有足够的军力为后盾，所以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于4月4日在莱普海姆附近进攻农军主力并完全击溃了它。雅科布·韦埃和乌尔利希·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领袖被俘斩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经过在附近地带几番追击之后，全区都被征服了。 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因为要求进行洗劫和发放额外粮饷而哗变，这件事再一次地打断特鲁赫泽斯的军事行动，一直到4月10日为止。然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巴尔特林根农军，这支农军在这期间正侵入他的领地瓦尔德堡，采尔和沃尔菲格并围攻他的各处城堡。特鲁赫泽斯在此也发现农民中间是分裂的，他就在4月11日和12日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完全击溃了。农军残部由僧侣弗洛里安率领向湖军方面撤退。于是特鲁赫泽斯又转而进击湖军。在这期间，湖军不仅多次出击，而且已使布霍恩（弗里德里希斯哈芬）和沃尔马廷根两城加入兄弟会，并于13日在萨勒姆寺院召开大军事会议，决议迎击特鲁赫泽斯。各处立即响起警钟，在伯马廷根营寨集合起来的有1万人，还有被击败的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加入了。4月15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一战得胜，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孤注一掷，宁愿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郜农军和赫郜农军也迫近时，谈判之心更切。于是他于4月17日在魏茵加腾与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个表面看来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们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鲁赫泽斯更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郜农军代表都接受了这个协定，然后开往维尔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计把他从必不可免的灭亡中挽救出来。假若他不是善于愚弄软弱、狭隘而又绝大部分已经士气消沉了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首领们的话，那末他和他的小小的军队就已被围困在兵力合计至少为25000—30000人的4支队伍中而且势必被消灭。但是他的敌人是狭隘的，这是农军群众中总不可免的情形。因而使他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须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逃脱了敌人的打击。湖军农民信守协定，竟至于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同盟者赫郜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郜农军也被他们的首领们指使加入这个背叛行动中，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这一行动，可是特鲁赫泽斯在此期间却逃出险境了。 赫郜农军虽然没有参加魏茵加腾协定，可是却做了一件具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褊狭性的事，把整个农民战争都断送了。当特鲁赫泽斯和他们谈判一无成就而向维尔腾堡开拔以后，他们尾随着他并继续留守在他的侧翼，可是他们竟不去和维尔腾堡华美基督教农军一致行动，其理由是因为维尔腾堡农民和尼喀河谷农民也曾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离开他们的家乡很远之后，他们就泰然地撤退并向夫赖堡开去。 我们曾经叙述到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率领的维尔腾堡农民驻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而由特鲁赫泽斯留在此处交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挥的监视部队则撤到乌拉赫去了。费尔巴哈尔在一度企图攻取乌拉赫没有成功之后即转往纽廷根，并向邻近所有暴动农军求援，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果然从维尔腾堡平原地区以及从葛伊都有可观的增援部队来到。特别是有两支强大的农军开拔前来了，这两支农军是由葛伊农军以撤退到维尔腾堡西部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为核心集结起来，并从整个尼喀河谷和纳哥尔德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勃林根和利奥堡都掀起暴动，他们于5月5日在纽廷根和费尔巴哈尔会师。特鲁赫泽斯在伯勃林根附近和这些联合起来的农军接触。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大炮和他们的阵地都使特鲁赫泽斯震惊；特鲁赫泽斯立即用其惯技开始谈判并和农军们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当农民们的警惕性刚一受到麻痹的时候，他就于5月12日还在停战协定期间袭击农民，迫使农民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农民们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一直到最后由于市民阶级的叛变，伯勃林根落入特鲁赫泽斯之手为止。农军左翼因此失却根据地而陷入包围之中。于是胜败之局决定了。没有严格纪律的农民们陷入混乱状态中，随即狂奔逃命；所余未被联盟的骑兵杀戮或俘虏的人也丢掉武器逃回老家去了。华美基督教农军完全瓦解了，整个维尔腾堡的暴动也随之而完全被平息了。脱伊斯·格尔伯逃往埃斯林根，费尔巴哈尔逃往瑞士，叶克来恩·罗尔巴赫被俘，并被解至涅卡尔加塔赫，特鲁赫泽斯在此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满木柴，把他活活地用慢火烧死，特鲁赫泽斯本人和他的骑士们在旁宴饮取乐，欣赏这种贵族的活剧。 特鲁赫泽斯从涅卡尔加塔赫侵入克莱赫郜以支援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军事行动。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此期间集结了部队，在接到特鲁赫泽斯获胜的消息后立即对农民毁约而于5月23日袭击布鲁赫莱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后攻下并烧毁了马尔施，洗劫了许多村子并占领了布鲁赫萨尔。特鲁赫泽斯同时还袭击艾宾根并俘获当地运动的领袖安东·埃森胡特，选帝侯立即把埃森胡特和其他12位农民领袖一起处死。布鲁赫莱茵和克莱赫郜于是被平定，还被勒索了将近4万盾。特鲁赫泽斯的军队经历以上各战役之后减为6000人，选帝侯的军队是6500人，这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向奥顿瓦尔德前进。 伯勃林根失败的消息使得恐慌心情到处在起义者之间散布开来。陷于农民高压之下的各个帝国自由市忽然又都轻松起来。海尔布朗是第一个采取步骤和士瓦本联盟妥协的帝国自由市。海尔布朗有农民办公室，各农军代表正在这里商讨以全体起义农民名义向皇帝和帝国提出的建议。这些商谈本来是要达成一个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的建议案，在这些商谈过程中再度表明没有一个等级已经发展成熟到足以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革新整个德国局面，连农民等级也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事情摆得很清楚：要达到上述目的，不得不争取贵族，尤其是不得不争取市民等级。文德尔·希普勒因此就把商谈的领导权拿到他手中去了。文德尔·希普勒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中间是最正确地认识到现状的。他不是一个象闵采尔一样的有远见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象梅茨勒或罗尔巴赫一样的农民代表人物。他的多方面的经验，他在实践中得到的对于各个等级相互间的地位的知识，都使得他不会只代表卷入运动的等级中的一个等级来反对其他等级。闵采尔是当时处于现存一切正式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而文德尔·希普勒可以说是全民族的一切进步势力的中间状态的代表人物，恰恰和闵采尔预测到共产主义的情形一样，文德尔·希普勒预测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他所主张的一些原则，他所提出的一些要求，虽然都不是立刻可以实现的，但是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却是封建社会的当前解体状态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结果；而农民们一旦决心来为整个帝国制定法律草案的时候，那末除了同意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而外别无他法。所以农民们所要求的中央集权制就在海尔布朗采取了一种更为确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农民们对中央集权制的想法有天渊之别。例如，这种中央集权制在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在废除帝国境内关税等方面规定得更仔细些，简言之就是在符合城市市民的利益远比符合农民的利益为多的各种要求上规定得更仔细些。所以对贵族作了许多让步，这些让步十分近乎近代的赎买办法，其最终目的是要转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总而言之，农民的要求一经概括到一个“帝国改革”方案中去以后，这些要求即使不是以市民阶级的当前要求为依归，也必然是从属于市民阶级的最终利益。 正当这个帝国改革方案还在海尔布朗进行辩论的时候，“十二条款陈情书”的作者汉斯·柏林已离城迎接特鲁赫泽斯，以名门望族和市民阶级的名义谈判本城投降问题。城里反动派的阴谋活动支持了这一叛逆行动，文德尔·希普勒不得不和农民们一起逃走。他去到魏茵斯堡，企图在此招集维尔腾堡农军残部和少数有战斗准备的盖尔多夫农军。但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特鲁赫泽斯又迫近了，他又不得不离开此地而去维尔茨堡发动华美白军。联盟部队和选帝侯部队此时征服了整个尼喀河地区，迫使农民们重新宣誓效忠，焚毁了许多村镇，凡曾逃跑而被他们俘获的农民都被刺杀或绞死。为了报复黑尔芬施太因被杀之仇，魏茵斯堡被焚毁无遗。 在维尔茨堡近郊联合起来的农军这时包围了弗劳恩堡，并于5月15日，在还没有攻破缺口之前就向堡垒进行勇猛的冲锋，这次冲锋失败了。在战壕里留下了400名最优秀的人员，或死或伤，多半属于弗洛里安·盖尔军中的人。两天以后，即17日，文德尔·希普勒来到并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提议只留4000人在弗劳恩堡，而将全部约2万人之众的强大主力部队就在特鲁赫泽斯的眼前开到雅格斯特河畔的克劳特海姆立下营寨，所有的增援部队就可以集中到这里来。这个计划是卓越的；只有依靠团结群众和人数众多才能希望打败此时已有1万3000人之众的诸侯军队。然而农民中军心涣散和士无斗志的情形已经过于严重，已没有进行任何坚决果敢的军事行动的可能。圭茨·冯·贝利辛根在此以后不久就公开变成叛徒，他可能对阻碍农军的行动出过不少力气，因而希普勒的计划就从未实现。计划没有实现，而各农军倒象往常一样陷入分裂状态了。直到5月23日华美白军在法兰克尼亚农民答允尽速接应之后才行动起来。26日，驻在维尔茨堡的安斯巴赫各旗军队在接到侯爵［注：统治安斯巴赫和巴莱特各侯国的勃兰登堡卡季米尔。——编者注］已对农民开始敌对行动的消息以后都被调回来了。围城军残部和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一起在离维尔茨堡不远的海丁斯斐尔德严阵以待。 华美白军于5月24日来到克劳特海姆，很少准备战斗的姿态。许多人在此地听说他们的村子在此期间已经投效特鲁赫泽斯了，就以此为口实而回家去了。农军更向尼喀苏尔姆开去并于5月28日和特鲁赫泽斯谈判。同时派出驿使到法兰克尼亚，亚尔萨斯和黑森林－赫郜农军处要求火速驰援。圭茨·冯·贝利辛根从尼喀苏尔姆开回艾林根。农军天天都要散失一些人；圭茨·冯·贝利辛根也在行军中途不见了；他轻骑回家了，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特利希·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和特鲁赫泽斯谈过了。在艾林根附近，由于误传出敌人迫近的消息，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突然恐慌万状！农军秩序大乱，纷纷走散，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费了大力才纠集约2000人再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间，法兰克尼亚征集的5000人的农军开来了，可是由于圭茨显然为叛卖目的而安排的从侧面通过勒文施坦到艾林根的行军计划，这支农军和华美军并没有相遇，就开到尼喀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几旗华美白军占领着的小城正被特鲁赫泽斯围攻。法兰克尼亚农军于夜间到达并已看见联盟营寨的火光，但是它的领袖们没有胆量，不敢袭击，而且退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们就在这里见到华美白军残部。尼喀苏尔姆既无人解围，就于29日向联盟军投降了，特鲁赫泽斯立即处决了13个农民，然后追逐农军，一路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在尼喀河，柯赫尔河，雅格斯特河整个河谷中，凡是特鲁赫泽斯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瓦砾，树上挂着农民尸体。 联盟军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与被特鲁赫泽斯从侧翼压迫向陶伯尔河畔的科尼斯霍芬撤退的农民相遇。农民们有8000人和32门炮，他们就在此地严阵以待。特鲁赫泽斯靠丘陵和森林的掩护而偷偷地迫近他们，派遣几路人马包抄过来，于6月2日以优势兵力向他们猛烈袭击，结果农民们尽管对各路人马都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一直到深夜还是完全被击溃了。和历次的情形一样，这次也主要是由“制农民死命”的联盟的骑兵来消灭造反军的，这支骑兵在农民们已遭到枪炮火力的进攻而大为震动之后再追击他们，把他们完全击溃，然后一个个地杀死了他们。究竟特鲁赫泽斯用他的骑兵进行了怎样一种战争，在农民军中的300个科尼斯霍芬市民的命运可作证明。这300个市民在战斗中间被杀得只剩15人，而这15人中有4人后来还被斩首了。 特鲁赫泽斯压伏了奥顿瓦尔德、尼喀河谷和下法兰克尼亚农民之后，他还进行扫荡，焚毁所有村庄，处死无数农民，平定了全境，然后开往维尔茨堡。他在中途获悉第二支法兰克尼亚农军由弗洛里安·盖尔和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率领正停留在祖尔茨多夫附近，他立即向这支农军进击。 弗洛里安·盖尔自从猛攻弗劳恩堡未成以来主要是从事于和诸侯及各城市，特别是和洛腾堡城及卡季米尔·冯·安斯巴赫侯爵谈判他们加入农民兄弟会的事，谈判突然被科尼斯霍芬失败的消息打断。弗洛里安·盖尔的农军就和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率领的安斯巴赫农军合而为一。这支农军是新近才建立起来的。卡季米尔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伦方式在他的境内制止农民暴动，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任何外地农军，只要不吸收安斯巴赫臣民参加，他就对他们完全保持中立。他总设法把农民的怨恨引向教产方面去，然后企图在一旦教产还俗时从中渔利。同时他不断准备武装，伺机而动。伯勃林根之战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对他境内的造反农民进行战斗，劫掠焚毁了许多村庄，绞杀了许多农民。然而农民迅速集结起来，并在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指挥之下于5月29日在温茨海姆附近打败了他。当农民还正向他追击的时候，受重压的奥顿瓦尔德农民求援的消息来到，农民立即向海丁斯斐尔德开去并从此地和弗洛里安·盖尔一起又开往维尔茨堡（6月2日）。农民在此地很久未得到奥顿瓦尔德方面的消息，就留下5000人，而以4000人尾随其余农军开去——其余的人都走散了。他们听信了讹传的科尼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正很放心，不料就在祖尔茨多夫附近遭特鲁赫泽斯的袭击，结果大败。特鲁赫泽斯的人马照例惨杀农民，血流成河。弗洛里安·盖尔纠集他的黑军残部600人杀出重围开往英果尔施塔特镇。200人占领了教堂及公墓，400人占领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军追击而来，一支1200人的马队攻占此镇并放火焚烧教堂；未被烧死的农民，又被杀死。然后普法尔茨军把城堡的残破墙垣打出缺口，企图一鼓而下。两度被掩蔽在一堵内墙后面的农民击退，官军把这第二堵墙也击垮了，然后进行第三次冲锋，终于达到目的。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而和最后的两百人一起逃脱了。但他逃匿之处在第二天（降灵节星期一）就已被发现；普法尔茨军包围了他藏匿所在的森林，把这支农军杀光了。在这两天之中只俘虏17人。弗洛里安·盖尔和很少的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围，转投盖尔多夫农军，这支农军这时又集结了7000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发现，由于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传来，这支农军又大半走散了。他还力图纠合离散的农民于森林中，可是在6月9日就在哈尔附近遭官军袭击，在战斗中身亡。 特鲁赫泽斯早在科尼斯霍芬战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给弗劳恩堡被围者，此时他就向维尔茨堡进军。市政当局已和他暗中串通，所以联盟军队于6月7日就把此城连同驻扎在内的5000农民一起包围起来，并于次晨不费一兵一弹就开进市政当局自行打开的各城门。由于维尔茨堡“名门望族”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就被解除武装，所有的领袖都被俘。特鲁赫泽斯立即将81人斩首。于是法兰克尼亚各色诸侯接踵来到维尔茨堡，有维尔茨堡主教，有班堡主教，有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这些贵人们分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堡主教一起进军，主教此时立刻撕毁他和他的农民订立的协议，把他的领地交付联军群氓蹂躏，烧杀虏掠，无所不为。卡季米尔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土。泰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侯爵在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的纽斯塔特斩了18个人，在马克特－毕格尔斩了43个造反的人。他由此地开往洛腾堡，此时洛腾堡的名门望族已实行反革命并把斯蒂凡·冯·门钦根逮捕起来了。洛腾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是这样地暧昧，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任何援助，他们狭隘自私成性，坚持压制农村手工业以照顾城市行会，只是极不乐意地放弃了城市从农民的封建负担里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侯爵斩了他们16人，当然首先是斩门钦根。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方式巡视他的境内，到处焚烧劫掠，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256个造反的人，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斩了13个维尔茨堡市民以庆祝其大功告成。 在美因兹地区，斯特拉斯堡主教，威廉总督未遇抵抗即恢复了秩序。他只处决了4个人。莱茵郜本来也曾骚动，可是大家早都各自回家了，而弗罗文·冯·胡登（乌尔利希的堂弟）还要补剿一番，杀了12个乱党领袖，于是莱茵郜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历相当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当局的退让，后来是靠征集的军队压制住了。在莱茵普法尔茨，自从选帝侯毁约以后又有约8000农民集结起来再来焚烧寺院和城堡；但是特利尔大主教取得冯·哈贝伦元帅的支援，于5月23日已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他们。惨案不一而足（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82人被杀），7月7日魏森堡被占领，此地的起义就告结束。 此时在所有的农军中只剩下两支未被征服：赫郜－黑森林农军与阿尔郜农军。斐迪南大公已经用这两支农军来进行阴谋诡计。和卡季米尔侯爵以及其他诸侯利用起义来吞并教会领地和诸侯领地的情形一样，斐迪南大公极力利用起义来扩大奥地利王室的势力。他已和阿尔郜农军首领瓦尔特·巴赫并和黑郜农军首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谈判过，要求他俩指使农民宣告加入奥地利方面；两个首领虽然都是买得通的，可是他俩在农军中也不能为所欲为，只能做到阿尔郜农军和斐迪南大公协议停战并对奥地利保守中立，如此而已。 赫郜农军从维尔腾堡地区撤退途中破坏了一批城堡并从巴登侯爵境内取得一些援军。他们于5月13日向夫赖堡进军，于18日开始轰击此城，23日此城投降，他们高举旗帜开入城内。他们由此地向施托卡赫和拉多夫策尔开去并与两城守军长处进行小规模战争，但无战果。两城以及贵族和邻近各城都根据魏茵加腾条约乞援于湖军农民，而湖军中以前曾造过反的农民竟有5000人之众起来反击自己的盟友。这些农民的地方狭隘性竟强烈到如此地步。只有600人拒绝战斗，要加入赫郜农军而被杀害。然而赫郜农军也被买通了的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诱使放弃围攻，汉斯·弥勒随即逃走，而农军也大半溃散。残部借希尔青根隘道深沟高垒以自卫，7月16日，在此被抽调前来的官军击败并被消灭了。瑞士数城出面为赫郜农军斡旋缔成和约，然而和约终未能使汉斯·弥勒免于杀身之祸。汉斯·弥勒虽有背叛农民之功，仍在劳芬堡被捕斩首。在布莱斯郜，夫赖堡也于此时（7月17日）背弃了与农民的同盟，而且派军队来对付农民；然而由于诸侯军力微弱，在此也于9月18日缔成奥芬堡条约[249]，宗德郜亦参加在内。黑森林的8个集团和克勒特郜农民都还没有解除武装，此时为冯·祖尔茨伯爵的苛政所逼，再次起义，于10月间被击溃。11月13日，黑森林农民被逼订立条约[250]，12月6日，莱茵河上游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瓦尔茨胡特城陷落。 阿尔郜农军自从特鲁赫泽斯撤军以来又向各寺院城堡进击并对联盟军队的蹂躏进行猛烈的报复。他们遇着的官军为数不多，这些军队只能进行零星小规模的袭击，决不能深入森林追击他们。6月，在一向还相当中立的梅明根城爆发了反对名门望族的运动。这次运动只是偶然碰上几支联盟部队临近，并且及时赶来支援这些城市贵族，才被压制下去了。平民运动的传教士和领袖沙佩勒尔逃往圣加伦。此时农民开抵城郊，正欲轰击城垣，适接特鲁赫泽斯从维尔茨堡发来的消息。6月27日，农民分两路取道巴本豪森和奥伯君茨堡迎击特鲁赫泽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图把农民争取到奥地利王室一边来。他根据他和农民缔结的停战协定，要求特鲁赫泽斯不要再向农民挺进。可是士瓦本联盟命令特鲁赫泽斯进攻农民，只是不许放火滥烧；然而特鲁赫泽斯心中有数，尽管他很有可能把这些从波登湖到美因河接二连三暴行惯了的雇佣兵控制住不许放火，但是他决不放弃他的这种首要的而且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手段。农民以伊勒河路易巴斯［注：今称洛伊巴斯。——编者注］河为掩护设防，有2万3000人之众。特鲁赫泽斯面对农民阵线布阵，有1万1000人。两军阵地都很坚强。马队在当前地势上不能起作用。如果说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在组织、军需供应和纪律方面优于农民，那末阿尔郜农军却有大量作过战的士兵和有经验的军官，并且有很多优良大炮。7月19日联盟军开始炮轰，20日双方继续炮战，都无战果。21日，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率领3000雇佣兵来加入特鲁赫泽斯的队伍。弗龙兹堡认识农军中许多在远征意大利时曾为他的部下的军官，他就和他们联系商谈。在军事手段无济于事之时，倒戈阴谋奏效了。瓦尔特·巴赫，许多旧军官和炮手都卖身求荣。他们故意让农民的全部弹药储藏毁于炮火，并劝说农军作迂回运动。但是农军刚一离开原来的强固阵地，马上陷入埋伏中，这是特鲁赫泽斯和巴赫及其他叛徒串谋预设的埋伏。农军的指挥者就是这些叛徒，他们此时托词进行侦察离开了队伍，并已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军更加无法抵御。两路农军全被击溃，第三路农军是由路易巴斯来的克诺普夫率领，还能秩序井然地撤退。这路农军在肯普腾附近的柯伦堡山重振旗鼓，却被特鲁赫泽斯包围起来了。特鲁赫泽斯在此也不敢进攻他们；他切断农军的给养线，并即放火焚烧周围约200个村庄，这样来瓦解农民的士气。饥饿和眼见家室被焚的景象，终于迫使农民降服了（7月25日）。立即被处死者有20人以上。路易巴斯的克诺普夫是这路农军的唯一领袖，他不竖降旗，逃往布勒琴士；但他在此被捕，经过长期监禁之后，被处绞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于是结束了。 注释： [239]奥地利边区政府是指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直属藩臣分散在士瓦本北部和黑森林地区的统治机关。——第441页。 [240]当贵族已经聚集起反革命力量的时候，士瓦本联盟的讨伐军的统帅特鲁赫泽斯向1525年2月15日赫郜起义的农民发出的最后通牒中的一句话，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42页。 [241]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贵的”阶层的代表担任。——第443页。 [242]南方高原地区按字面讲是高原地区。在这里是指上巴登，即与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16世纪时，这个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巴登侯爵，其他部分则属于奥地利的布莱斯郜或是由较小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管辖。——第443页。 [243]指的是1525年初在纽伦堡出版的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为说明激愤是否正当以及在和政权的关系方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件事，致高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许多地区所有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农民的会议的文告。它是根据上帝的圣书，在编写和阐述时曾得到南方高原地区的同僚们的完全同意”（《AndieVersammlungge-meinerPawerschaft，soinHochtentscherNationundvielandererOrt，mitempörungundiffruhrentstanden，obihrempörungbillicheroderunbillichergestaltgeschehn，undwassiederOberkeitschuldigodernichtschuldigseind，gegründetausderheilgöttlichenGeschrift，vonOberlendi-schenMitbrüderngutermahnungausgangenundbeschri-ben》）。威·齐美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闵采尔。——第443页。 [244]鸠迪加礼拜日（是从judex——法官一字而来，直译为“审判的星期日”）是四旬斋的第五个星期日。——第446页。 [245]这个决议是1525年3月当士瓦本联盟的代表还在和起义者进行谈判的时候在乌尔姆的联合政权会议上通过的。在乌尔姆档案中有一个文件记载有这个决议。齐美尔曼引用了这个文件（见Zimmermann，Th．2，Stuttgart，1842，S．111—112）。——第446页。 [246]大什一税和小什一税是有利于天主教会的两种不同的税。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1/10。通常是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第446页。 [247]维尔茨堡教会是管理维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该会主持人维尔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第448页。 [248]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来治理。13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而取得的东普鲁士由骑士团进行统治。东普鲁士就成了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1237年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了起来。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就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领地。——第450页。[249]奥芬堡条约是1525年9月18日布莱斯郜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条例，而政府应当赦免普通的运动的参加者的罪刑，只处以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则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当起义者刚放下武器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不利于农民的条约奥地利政府和地方封建主们也马上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并且大批地屠杀了起义者。——第466页。 [249]奥芬堡条约是1525年9月18日布莱斯郜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条例，而政府应当赦免普通的运动的参加者的罪刑，只处以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则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当起义者刚放下武器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不利于农民的条约奥地利政府和地方封建主们也马上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并且大批地屠杀了起义者。——第466页。 [250]根据1525年11月13日与奥地利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的条件，黑森林农民必须再一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过的徭役，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是瓦尔茨胡特城的保卫者又支持了好几个星期，只是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第466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附录：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的各个阶段（玛丽亚·维塞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附录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的各个阶段 玛丽亚·维塞著 本附录根据秘鲁“人类时代”出版社1945年版本译出 作者的话 一、何塞·卡洛斯的童年 二、十七岁当记者 三、最初的焦虑 四、欧洲岁月 五、重返祖国 六、祓灾的圣水 七、《阿毛塔》 八、《劳动》 九、《当代舞台》与《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 十、未完成的交响曲 十一、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 十二、一生的曲折道路 作者的话 本书不是一部小说体的传记。它完全依据事实。在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一生中，没有传奇式的东西。本书笔者也不想用臆造的事件和轶事来歪曲那从中产生了这位美洲“年轻而伟大的‘阿毛塔’”*的朴实而英勇的事实真相，虽然那种事件和轶事或许能引起读者的好奇，然而那就会象在一个人毫无虚构的一生的和谐乐曲中，发出几个不合调的音响。 *阿毛塔（amauta），克丘亚语，指古印加帝国的智者和导师，下文提到马里亚特吉创办宣传新思想杂志，以此命名。他本人也被人尊称为“阿毛塔”。——译注 我没有把马里亚特吉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同他作家和思想传播者的事业割裂开来；我更着重于他的人生道路，而不只是他知识分子的一面。我认为，对于他个人的了解可以增加对于这位思想家的了解。这两种了解犹如两条走向同一个点的线，最后汇合、连结在一起，形成一条线。 在这篇简短、概略的叙述中，我是按照我所见到和记忆的情况来介绍马里亚特吉的。我不想成为传记作家。我只是把我所知道的他极不完整的情况讲出来。但愿我的这些资料和记载能对撰写一本深刻反映他本质的书有所裨益，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这位杰出人物是需要这样一本书来加以介绍的。 玛丽亚·维塞 一、何塞·卡洛斯的童年 那还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皮肤黝黑，长着一对似乎在探询的大眼晴，头发平直，剪得很短。 他穿的是三件一套的白色“海员服”——这大概是他最好的衣服，可能是摄影师让他摆出一副非常严肃、非常安静的样子。 从照片上看，他身材瘦弱，体格单薄——一条腿发育不健全，但是，在这张天真、温柔的儿童脸上，闪烁着多少智慧的光芒啊！那双眼晴总是在注视，在询问，在探求！ 那套白色的衣服非常整洁，这是贫穷的母亲们在节日时才给孩子穿得那么干净利落——那件平常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不是过分肥大，就是过于瘦小，因为马里亚特吉长得很快——，只有那条领带才显出这孩子是穿着讲究的节日服装。 摆好这照相的姿势并拍摄完毕以后——在本世纪初那些年代，摄影师还不会现在1945年这套快速摄影技术——，这个孩子也不会跑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嬉戏。他不能跑，也不太淘气；他的一个膝盖给撞击过一次，这几乎使他从小就成了残废。 妈妈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名叫马托斯博士。这位医生竭尽全力拯救年幼的何塞·卡洛斯，使他不致成为残废。但是那条腿终于关节硬化，肌肉萎缩，不能活动，孩子落下了终身残疾。另一位医生——法国外科医生拉雷博士，大概也想参与治愈这个孩子。在“疗养院”——由法国慈善机关在利马开办的医疗所，何塞·卡洛斯一动不动地在病床上呆了好几个月。他受的折磨是从很早时候，从七岁开始的。他从七岁起就尝到了氯仿*的味道、医院病房里冰冷的白墙、医生双手令人痛苦的触诊；就尝到了不能走动、孤独和肃静的味道。他学会了从妈妈的脸色上观察自己病情的发展，从妈妈的话音里猜测自己疾病的变化。妈妈因为要工作，不能经常去看他。孩子整整好几小时独自一人在病床上度过，期待着、忍受着，学会了沉默和忍受病痛。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氯仿发出的令人恶心的臭味。一天，医生准备给他作外科手术——手术刀已经不知多少次切进了他那可怜的膝盖，他要求不要麻醉。他象一个不怕疼痛的成人一样，在手术台上勇敢地伸直了腿，当时他才只有九岁。 *氯仿：又称哥罗仿，医药上用作麻醉剂。——译者 但是，虽然这孩子不能象其他孩子一样嬉戏打闹，相反他却能从书本中找到愉快和乐趣。他能得到的书不多，因为书籍很贵，而他妈妈很穷。由于他聪颖敏慧，在他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书中，他很快把读过的书吸收，他理解并反复琢磨这些书。人文学世界为他敞开了宽广、亲切、友好的大门，这个经常上医院的病儿在书籍中找到了自己最持久、最忠诚的伴侣。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5年6月14日生于利马。那是彼罗拉革命的年代。父亲唐弗朗西斯科·马里亚特吉是最高财政法庭的职员。从父系上说，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是秘鲁历史上一位名人的后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马里亚特吉是秘鲁第一届立宪大会的秘书、政府官员、记者和作家。 母亲唐娜阿玛莉亚·拉奇拉出生于瓦乔区一个家庭。她是印欧混血种人，长着一对乌黑的眼睛，鹰钩鼻子，脸色青黄，她把秘鲁沿海印欧混血种人这种独特的面容传给了她的儿子何塞·卡洛斯。何塞·卡洛斯再次体现了曾经居住在秘鲁沿海地区的古老民族那种办事精细、思想敏锐、和蔼可亲的特点。马里亚特吉是巴斯克人的姓氏，所以巴斯克民族的毅力、意志和韧性，与昌凯谷地居民的精细、敏锐和灵巧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既精细又坚强的精神面貌。 尽管有人曾指责他是“欧化分子”，但他却是一位最彻底的秘鲁人。从父系上说，他是我国独立初期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后代；从母系上说，是先于印加人的一个民族的后代，关于印加民族的起源，流传着迷人的神话和传说。何塞·卡洛斯象秘鲁最早的散文家加西拉索一样是印欧混血种人，在他身上，征服者的血和古代秘鲁原始居民的血融合在一起。 他家还有三个兄弟姐妹：胡利奥·塞萨尔、吉列米娜和阿曼达。阿曼达幼年夭折。儿女们尚在孩童时，父亲调到北方工作，孩子们再也没有见到他。母亲只得独自一人教养子女。由于何塞·卡洛斯体弱多病，母亲有亲戚住在瓦乔，那座小村镇的气候有益健康，有欢笑的果园和为人们物质生活提供丰富资源的田野，于是他们就移居那里。何塞·卡洛斯进了小学，就在这所学校里他的膝盖给撞击了一下，大家说这就是他的病因。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回到利马，以便给他进行更有效的治疗。 马里亚特吉一家相当穷苦，几乎不得温饱。父亲音讯杳然。母亲为抚养子女而奋斗，俯伏在缝纫机上缝制衣裳，黄昏时分出门去给顾客送活。何塞·卡洛斯有时负责为晚饭煮巧克力饮料。当然，干这些家务，他并不是完全熟练，有时甚至把饮料弄洒，被滚热的水烫着。这是一个没有仆人照顾的穷孩子的悲剧。 唐娜阿玛莉亚付不起儿女们上中学的学费。何塞·卡洛斯刚满十四岁就开始干活，以帮助家用。 这个肤色黝黑、身体羸弱、行路不便、目光热烈而略带忧伤的少年能干什么呢？这个看来如此瘦弱、体力极差，但却洋溢着巨大精神力量的孩子能干什么呢？报馆，印刷厂——那里的机器把思想传播到城里的大街小巷；车间里日夜灯火通明，工人们用被油墨弄脏的双手排印出报纸的各栏和各版。这个名叫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十四岁的孩子，就要到那里去，到印刷厂去工作，去面向生活，自立成人，去学习记者的职业。 他进了唐阿尔维托·乌略亚领导的《新闻报》报社，当了一名学徒工*。 *原文为“alcanza-rejones”，如下文所述，其具体工作是取送稿件和清样。——译注 二、十七岁当记者 在十四岁这样的年龄，一般人还是一个娇宠的孩子，上中学读书，过着安逸舒适、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马里亚特吉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已经象大人一样，在《新闻报》工作了。工作锻炼了他的神经，发展了他十分明快、敏锐的智力，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价值。对何塞·卡洛斯来说，印刷厂就是学校，那里虽然没有教师，却逐渐培养了他的人格，发展了他的思维能力。 他的工作是卑微的。他把作家或记者的原稿送到车间，到家里去找他们，让他们把要登在报上的文章交给他。有时他也校清样。 他得走遍整个利马城，这对他有病的腿来说真是艰难的行程。他有时坐电车，这时他就看书，有什么就看什么。看书依然是他最大的乐趣。他曾经讲过，还在孩提时，他在学校里写过爱国和宗教的歌和诗。有一天，他这个既无名气、又无后台的少年，壮起胆子写了一则消息，照报界的行话说是“简讯”。但他没有在这“简讯”上签名。他既害怕又害羞。他对自己还没有信心。他没有署名，就这样把它寄给他工作的那家报纸的编辑部。过几天，他看到自己写的消息登在《新闻报》版面上时，真是感到意外——喜出望外。报纸没有把他写的东西退回，没有把他曾亲切地倾注了一点自己心灵的那张稿纸丢进字纸篓，他已经可以称为“记者”了。 道路已为这个少年打开，他就以非凡的才能、坚定不移的决心走这条路，将他敏捷的才思和透辟的观察力献给新闻事业，因为他善于迅速又出色地分析现状和总结事件。 这位定将成为一位美洲伟大人物的人，他的少年时期是美好的、高尚的。因此，他虽然无依无靠，生活贫苦，默默无闻，埋没在一家报馆的车间里，臂下夹着稿件和书本跑遍全城，身体虚弱瘦小，但是，他那闪现着意志和智慧的眼光里含着一种幻想。这段少年生活没有什么特殊事件。一个贫穷无依、没有名气、体弱多病、衣着简朴、夹着印刷清样走街串巷的孩子算得了什么呢？只是有一天，这个少年写了一条消息，他挣钱糊口的那家报纸发表了他的作品，仅此而已。但是就在这段勤奋努力、忧虑不安、饱尝了痛苦和斗争的少年生活中，已经萌发出了英雄主义和精神上的高昂意气！命运之神已经选定了年少的何塞·卡洛斯，而且总有一天，美洲将在自己的痛苦，在自己的悲剧中承认他是她的心声最忠贞不贰的代言人。 后来他在《新闻报》当了三年编辑。唐阿尔维托·乌略亚很器重他；乌略亚已经品定了这个最初在车间里当学徒工的年轻人的智力状况。马里亚特吉则在政治简讯和评论中、在新闻报道中显露了自己的才华。人们谈起他时，总有这样一句话：“你是说小瘸子马里亚特吉么？他聪明极了。”因此，“小瘸子”的聪明便在利马赢得了声望。众所周知，他是利马报界一位最能观察入微和最现代的编辑。 为《新闻报》撰稿的，有机敏、不修边幅、富有艺术感、绰号叫“奇诺人”的费利克斯·德尔巴列；才华横溢、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塞萨尔·法尔孔；艺术家阿夫拉姆·巴尔德洛马尔，为了让凡夫俗子惊讶、愚顽之辈恼火，他自称天才，谈论自己的裁缝师傅*，吻自己的手——这双手后来写出了《卡梅洛骑士》那些洋溢着抒情芳香的篇章。 *当时的贵族都由自己专门的服装店制作衣服，以高级裁缝师傅来夸耀自己。——译注 在团结大街——这是利马商业最为繁华、行人最多的街道——一家兼售糖果的咖啡馆里，这几位作家一起聚会，后来他们在“科洛尼达派”的旗号下联合起来，共同讨论文艺问题。这家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咖啡馆名叫“音乐宫”。店门和橱窗上镶着宽大的玻璃，店里有一支“维也纳女郎”交响乐队。她们是几位奥地利金发女郎，演奏本国的华尔兹等乐曲，为品茶时助雅兴。巴尔德洛马尔从其中一位“维也纳女郎”，就是演奏大提琴的那位女郎身上获得灵感，写了一篇颇有诗意的怀乡纪事文，题为《演奏大提琴的女郎》。 堂倌给巴尔德洛马尔、法尔孔、费利克斯·德尔巴列和马里亚特吉聊天的桌上送来白酒，但何塞·卡洛斯滴酒不沾。他只喝矿泉水。他陶醉于一种“苏打水”或一种“姜汁酒”其味醇厚的泡沫。巴尔德洛马尔衣冠楚楚，黑色宽边的夹鼻眼镜，精心剪裁的上衣，高级绸料的领带。他用有点尖利的嗓音说马里亚特吉，这里给身子又轻又瘦的蜻蜓起的外号叫吮吸针管，马里亚特吉在谈到巴尔德洛马尔这个戏言时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当时象他一样精神颓废，就鼓动他要求恢复蜻蜓那高尚而受到损害的特权。” 这个小团体冒险办了一份杂志，名叫《科洛尼达》。这是一份面向少数人的杂志，它的生命只是昙花一现。《科洛尼达》在某一期上发表了马里亚特吉的三首十四行诗，他当时用的笔名是“胡安·克罗尼克乌尔”。这几首十四行诗，编入了马里亚特吉当时正在筹划出版的一部诗集：《忧伤》。哪位作家在十九岁时不曾想从事诗歌创作呢？特别是当他象马里亚特吉一样，在自己心灵里感到对美的渴求和对幻想的激情时会不那样想呢？《忧伤》一书始终未能出版，因为马里亚特吉已为社会问题而忧心忡忡。 何塞·卡洛斯正象他自称的那样，既是现代派又是颓废派。然而，他却在总督统治时代中寻找题材，写了一出喜剧：《戴面罩的女人》。尽管文笔华丽——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戴面罩的女人》没有为公众所欢迎。他与巴尔德洛马尔合写的《女元帅》也没有为公众所欢迎，只在1916年上演过一次。《女元帅》的事件取材于唐娜弗朗西斯卡·苏维亚加·德加马拉*的生平，关于我国历史上这位如此有趣的人物，巴尔德洛马尔早就写过一篇优美的传记体随笔。但是在那年月，人们对这种把秘鲁题材搬上舞台的尝试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只赞赏外国的东西，欧洲的东西。那时，巴尔德洛马尔刚刚在文学方面开创秘鲁化运动。这位伟大的作家通过他的《卡梅洛骑士》这篇短篇小说，把故土的芬芳带进了我国的文学。后来，秘鲁化运动在文学、诗歌、绘画方面蓬勃开展，终于彻底取代了外国的东西、异国情调的东西。 *为秘鲁元帅阿古斯丁·加马拉妻子，参与其夫政治、军事事务，故有“女元帅”之称。——译注 “胡安·克罗尼克乌尔”写作的题材极为多样：政治和赛马（他喜欢跑马场那绿草如茵的场地，英姿飒爽的马匹，女人轻柔细薄的衣衫，敏捷刚健的骑士，骏马跑向终点的冲刺），文学和造型艺术。他爱上了一个美貌的姑娘——可见他对形态美颇为敏感，因为这姑娘是学绘画的。他写了几首几乎是抒情式的赞美诗献给她。他凭着一片至诚的爱慕，差一点儿把她称作大艺术家。 他也曾有过宗教的热情，他到座落在引人入胜的阿拉梅达街的“赤脚僧修道院”——那是虔诚信徒的简陋的隐居所——去躬身静思。这件事发生在1916年。关于这段孤独静思的日子，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这首诗表现了马里亚特吉十九岁*时的一种精神状态，我把它抄录在下面。他永远是个虔诚的信徒，但后来，他的虔诚信仰和宗教信念是从社会主义学说中吸取营养的。这个感情炽热、容易激动、充满自信、待人诚恳的人必然是虔诚的信徒。上帝从来也没有离开他，但他已不再到修道院密室的孤独恬静中去寻找上帝，而是从人类的痛苦，从人世的烦恼中去寻找上帝。 *马里亚特吉生于1895年，至1916年应为21岁。——译注 隐居到“赤脚僧修道院”后，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写的十四行诗是： 赞禁欲的密室 慈悲的密室，你珍藏着祈铸书的幽香， 你四壁神秘的石灰墙洁白无瑕， 一位伟大的隐居者在你这里， 追悔思过，洗刷弥天的罪行。 祈祷书躺在粗陋的案上， 弥撒书的字里行间在呼唤亡灵： 帕多尔城的圣安东尼奥已精疲力尽， 幻梦中依稀见到复活节的羔羊*。 受难基督为忘恩负义的叛道者痛哭， 基督望着眼窝空洞的骷髅， 黑夜里空洞中似乎发出令人不安的目光。 在田野的私语窃窃和祈祷的喃喃声中， 独有十字架上的圣约翰话语铿锵， 对着忧郁而平静的心灵把话讲。 *指带有灵光庙的羊的图象，象征基督。——译注 他给市文学和通讯报道比赛寄去一篇纪事文，《奇迹之神朝圣记》*。这是一篇文笔绚丽的文章，与巴尔德洛马尔的散文《兀鹫的心理学》一起获奖。看来评判组的成员都是情趣高尚的人。 *奇迹之神（elSenordelosMilagros）是利马的守护神。——译注 在那些日子，有个舞蹈家到了利马，她是瑞士人，却用俄国人姓名，叫诺尔卡·鲁斯卡娅。她年轻美貌，有点舞蹈演员的灵感，但远没有安东尼娅·梅尔塞*或安娜·巴甫洛娃**那样的舞蹈设计才能。她演出了几场独舞会，引起了利马文艺界人士的赞赏、兴趣和好感。于是，几个受了颓废文学毒害的青年——其中包括马里亚特吉——便设想，要是看着诺尔卡在黑夜中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在墓地跳舞，那该多么激动人心！ *安东尼娅·梅尔塞（1888—1936），阿根廷女舞蹈演员。——译注 **安娜·巴甫洛娃（1885—1931），俄国著名舞蹈家。——译注 诺尔卡·鲁斯卡娅很喜欢年轻文人们这一异想。于是一天晚上，他们倾巢出动，到“贤哲祠”墓地去实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但毫无恶意的怪念头。在这死人城中，诺尔卡·鲁斯卡娅身披白纱，翩翩起舞，与此同时，小提琴手卡塞雷斯奏起肖邦那首撕裂肝肠的乐曲，发出如泣如诉的琴声。 观看这一场面的有巴尔德洛马尔、费利克斯，德尔巴列、法尔孔、马里亚特吉和一位政府官员——就是他批准在这个时刻进入墓地的。 这种令人捉摸不定的趣味、别出心裁的想法的结局是：舞蹈演员和她的伴奏者遭监禁，议会中提出质询，并在全城引起轩然大波。城市居民把这一戏剧性的，但并非是堕落的、玩世不恭的事件，看作是严重的亵渎神圣，是对死神威严的冒犯……虽然，演出这场舞蹈的演员的意图完全是可尊敬的，尤其它是……文学性。 在马里亚特吉的一生中，这件小事一定会作为那些文学上追求修饰派的熏陶，和欧洲现代派诗人影响的青年一代的一段插曲而永远牢记。 三、最初的焦虑 可是马里亚特吉，这位在散文、评论、报道和杂文中表现出他思想活跃、头脑清醒的记者，开始怀有社会主义的激情。他这位焦虑不安的青年已不满足于撰写观察敏锐的评论，文笔优雅的报道，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杂文；不满足于创作才气横溢的诗篇和精雕细刻的剧本。他懂得，除了完成一个文笔精细、观察深刻的记者的工作以外，还有其他事情要作；他懂得，整个人类都为伟大的革新潮流所震动，而他，以优雅的文笔撰写一篇赛马报道，或以讥讽的笔触嘲笑某个土生白人政客的胡安·克罗尼克乌尔，必须投身到震撼世界的力量中去。 他和塞萨尔·法尔孔、鲁伊斯·布拉沃、路易斯·乌略亚加入了带有左倾色彩的日报《时代报》的编辑部。这时，他最初工作的《新闻报》已转向右倾。马里亚特吉必须抛掉那种略带病态、过分雕琢的各种颜色的文学灰尘的影响，他的笔要象千锤百炼的钢刀一样。那是一支犀利、有力、严谨的笔。他在《时代报》负责编辑“呼声”版。在这一版上，他尖锐辛辣、不拘形式地评论政治现状，经常为日报撰写社论。但他的雄心和理想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有一份杂志，在这杂志上他可以捍卫他刚刚认识的学说，并毫不隐讳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还是这群青年作家冒险出版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就是《我们的时代》。正如马里亚特吉所说，这是一份为广大群众而不是为“音乐宫”而办的刊物。现在已不是创作优美的文学和为艺术作品的主题作评注。《我们的时代》受到阿拉基斯坦领导的杂志《西班牙》的启发，其宗旨是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传播新学说。第一期于1918年6月22日出版。在《我们的时代》上写稿的有塞萨尔·法尔孔、塞萨尔·乌加特、费利克斯·德尔巴列、巴尔德洛马尔、佩尔西·希伯森、塞萨尔·A·罗德里格斯、塞萨尔·巴列霍和马里亚特吉。根据编辑部声明，马里亚特吉将不再用“胡安·克罗尼克乌尔”署名。该声明说：“我们的笔友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已彻底拋弃以其为人熟知的笔名胡安·克罗尼克乌尔，并决定请求上帝和广大读者宽宥他用此笔名所犯下的许许多多罪过”。 在《我们的时代》第一期上，还登载了一篇题为《恶劣的倾向：军队的责任和政府的责任》的文章，署名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马里亚特吉在那篇文章中说：“国家应关心自己的国防。但应在与自己经济资源相适应的范围内这样做……实际上在军事努力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比秘鲁政府更加节俭和谨慎。……因为我们这里需要的是劳动政策，而不是军备政策。需要的是劳动政策，也需要教育政策。希望我们的国土得到开发，我们的文盲得以扫除，那时我们就会有金钱和兵士来保卫秘鲁国土”。 这篇文章的语调不可能再温和、再严肃，再清楚明确了。但是，一小撮军官被《恶劣的倾向：军队的责任和政府的责任》一文中阐明的思想所激怒，气势汹汹地攻击这位年轻的作家。他们全然不顾他羸弱的身体，对他又骂又打。打了他两次：一次在街头，一次在出版《我们的时代》的《时代报》印刷厂。一个身高力大的军官带头对“小瘸子”进行袭击。袭击后，又提出决斗。马里亚特吉不会使枪弄棒，但他同意决斗，并在一天早晨到即将举行决斗的场地去了。教父们只得进行干预，以免发生人命案件，倘若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进行决斗，一定会出人命。马里亚特吉英勇地经受了这场卑怯的袭击：皮鞭抽打，拳打脚踢。他是在根本不懂怎样拿枪舞剑的情况下决定上决斗场的，这使全城充满义愤，一致声讨袭击作家的凶手。群情如此激愤，对此事件的谴责如此强烈，以致陆军部长被迫辞职。 自由思想和智力终于战胜了武力。遭到军人毒打、惩罚和污辱的马里亚特吉是一个象征，他代表着与暴力和野蛮相抗衡的文明、精神和镇静。 他身材瘦小，拄着拐杖，双目炯炯，面容苍白，激起所有人的敬佩，甚至迫使对手也要尊重他。在他那羸弱的身躯里，燃烧着一股必将照亮美洲的火焰。 《我们的时代》只出了两期。第二期出版后，由于缺乏经济上的资助而被迫停刊。但马里亚特古和法尔孔——这次得到了温贝托·德尔阿吉拉的资助——又一次试图进行既浪漫又危险的冒险事业：出一份左倾方针的报纸……但是还没有能够确保报纸生存的资本。 这几位先进作家租了属于大主教的一座印刷厂：鱼市大街上的印刷厂，1919年《理性报》便问世了。 当时共和国总统是唐何塞，帕尔多，他过去曾出任过一次总统。此人才疏学浅，思想保守，又缺乏远见，但执政温和，关心公共教育（秘鲁的财经学校就是靠他兴办起来的），掌管财政金融正直廉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企业和投机活动有隙可乘，国内一部分人大发横财。但工人境遇悲惨痛苦。工厂、作坊和农村的劳动人民收入微薄，仅能使自己和家人勉强维持生活。帕尔多总统的文官主义政府不关心无产阶级的状况，也没有认识到欧洲在大战以后，新的思潮震撼着周围环境。秘鲁的工人们开始感到了这种动荡不定的形势。当时，他们还没有象后来在马里亚特吉的号召和影响下那样组织起来，结成团体，但在他们的队伍里已出现了反抗的萌芽。在1919年那场运动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大学生都没有领导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领导者和领袖是工人：古塔拉、丰肯和巴尔瓦。运动是从伟大的劳动者的核心发端、开始和爆发的。工人仅仅要求自己最起码的权利：降低物价、提高工资。无产阶级把马里亚特吉、法尔孔和德尔阿吉拉创办的报纸看作是提出自己要求、表达自己思想的代言人。那就是工人出身的福斯托·波萨达在《理性报》上编辑的劳动者专栏。 总罢工于1919年5月开始，历时近八天。鉴于市内一切活动都已停止，政府颁布军事法，成立城市警备队。帕尔多总统将权力移交给参谋长、陆军上校佩德罗·巴勃罗·马丁内斯。 许多同志被捕入狱。食品商店遭到抢劫，城市居民惊恐万分。 马里亚特吉在《理性报》编辑部里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工作。他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他们只求能够得到温饱。 帕尔多被总统候选人唐奥古斯托·B·莱吉亚*发动的政变推翻，于7月4日下台。7月8日，释放了工人领袖，为庆祝他们获释而举行的游行向《理性报》报社进发。三千多名劳动者参加游行，他们想对《理性报》给予他们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亲切地欢呼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名字，要求他讲话。于是他这样说：“人民第二次来访坚定了《理性报》作者的勇气，因为《理性报》是一份为人民所有、为人民而办的报纸；本报的作者是为高尚的事业服务的；‘煽动者’的罪名使巴尔瓦和古塔拉感到荣幸，因为他们的功绩在于他们最先唤起了人民的觉悟，并为人民揭示了原来不知道的新天地；《理性报》将永远用崇高的思想和对正义的深厚的爱来激励自己的行动。” *莱吉亚发动政变，于7月4日占据国家宫并放逐帕尔多，从此开始了他十一年（1919一1930）对秘鲁的统治。——译注 马里亚特吉在1919年7月8日向利马工人发表了这样一篇讲话，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就是这样，他用充满激情的话语签署了把他和他的弟兄——无产者和劳动者——团结在一起的誓约。 圣马科斯大学的改革运动，也在《理性报》上得到了热情的反响。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是“反大学派”，但是，他对生气勃勃的、追求崇高的智力目标的现代化大学应是什么样子，有着深刻的见解，他积极参加对过时的、僵化的圣马科斯大学改革的运动。 但是，《理性报》用自己的文章支持渴望圣马科斯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的工人和学生，开始使周围惶恐起来。大主教让法尔孔和马里亚特吉正在那里战斗的报纸搬出他的印刷厂。必须寻找其他印刷厂来出版报纸。当时有一家保守派报纸，想把自己的机器提供给马里亚特吉和法尔孔印刷《理性报》。这几位作家没有接受这家阴险狡猾的报馆的建议，因为它居心叵测，想把这几位青年记者拉到他们的队伍里去。于是内政部下了一道命令，勒令《理性报》停刊。 全国希望新总统唐奥古斯托·B·莱吉亚在施政方法和秘鲁的政治生活方面进行彻底改革。由于唐何塞·帕尔多下台，文官主义党已遭受沉重打击，现在莱吉亚正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反文官主义思想。 此后莱吉亚搞了一次改选连任活动，执政达十一年之久。他谨慎从事，搞掉了他认为对自己的政策有危险的人物。他不太用监禁的办法，而是更多地用流放的办法，给流放者一笔生活费，以维持其在流放地的生活。 可能他在马里亚特吉身上看到，会有一种反对他的暴政的力量。他预感到，这个青年作家是将来革新秘鲁的学说和思想的播种者。 于是，莱吉亚提出让这位作家去欧洲旅行，因为他认为，这位作家的笔对他的统治方法和政策是一个危险。 马里亚特吉同意作这次旅行。他做错了吗？这是在大好时机面前背弃他自己的思想吗？不，马里亚特吉需要到欧洲去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了解旧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到古老文明的源泉去汲取纯洁的艺术之水。如果不是莱吉亚政府为他提供机会，他永远也不可能出国。马里亚特吉同意了。他的一些朋友和伙伴严厉批评他。他们议论纷纷，说他“从莱吉亚那里拿到了钱”。一天下午，他在法尔孔（他也要在同样条件下去旅行）陪同下到《纪事报》去辞行，遭到在场一些人的冷遇。 当马里亚特吉被莱吉亚政府送往欧洲时（这是变相的流放，他的离去是刚刚上台的政府所需要的），他并没有背弃自己的思想。他去的目的是为了坚定自己的思想信念，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他到另外一些地方去，那里人民的悲剧更甚于自己祖国的悲剧。欧洲在吸引他，在召唤他，将来再把他作为丰硕的佳果送还秘鲁，送还美洲。是莱吉亚派他去的吗？莱吉亚不过是一个工具，是转动他的命运之轮的一只零件。在欧洲，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将把全世界的思想和渴望的脉搏收集起来，带回自己的祖国。 四、欧洲岁月 马里亚特吉在欧洲度过了丰硕的四年，学习、观察和接近战后最感兴趣的人物和事物。思考和工作丰富了他的文化修养，坚定了他的信念。 马里亚特吉有一次写道：“我们怀着不自觉的逃避现实的愿望，毫无保留地把整个身心，直至最后一颗细胞，都献给欧洲，献给她的生命和她的悲剧。我们终于发现了我们自己的悲剧，即秘鲁的悲剧，西班牙美洲的悲剧，对我们来说，欧洲之行使我们对美洲有了最好、最了不起的认识。” 所以在欧洲，马里亚特吉不是——根本不可能是——多少有点猎奇心理的旅游者，走马观花地涉足剧场、娱乐场所和名胜古迹，以寻求表面情感的满足。 这位作家完全彻底地沉浸在欧洲的悲剧之中，并与它水乳交融。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从这个悲剧中发现了自己国家的悲剧，欧洲的经历使他更加美洲化，并使他理解了自己祖国的意义。 他是拉丁系人，又深深为法国的魅力所吸引，所以他一到欧洲就去了巴黎。他住在艺术家和学生区，他们把这位肤色黝黑、目光充满幻想和笑容略显忧伤的青年看作他们当中的一员。马里亚特吉和巴比塞*进行接触，《火线》一书的作者的理想主义更加燃起了对信仰的热情。社会主义激情完全征服了这位秘鲁青年作家的心。法国这个国家不仅仅有大资产阶级、有轻易可得、令人惬意的娱乐，有甜蜜的生活气息。在法国，人们懂得为思想自由而献身。早在1789年就从法国发出了一个唤醒人类的伟大宣誓，使人类知道了自己的权利。 *亨利·巴比塞（1874—1935），法国小说家，1919年发表长篇小说《光明》，把共产主义思想传入法国。同年创立国际进步作家组织“光明社”，主编《光明》杂志。《火线》是其著名作品。作者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壕中写成了这部小说，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译注 在巴黎，马里亚特吉出席了众议院的会议；议会的辩论和法国的政治生活引起了他极大兴趣。但是，美的情趣也在召唤马里亚特吉，而他内心本来就怀有巨大的艺术敏感性，所以，“卢夫宫”*、“罗丹**博物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后来他去听音乐会，并且在由雅克·科波***宣传鼓动的“老哥伦比埃剧院”，领略先锋派戏剧和舞台艺术的新的表现形式。 *卢夫宫，也译作罗浮宫，巴黎古代王宫，今为艺术博物馆。——译注 **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法国雕刻家，生于巴黎，代表作有《接吻》、《卡勒的市民》和《地狱之门》等。——译注 ***雅克·科波（1879—1949），法国作家、戏剧导演。1913年创建“老哥伦比埃剧院”。——译注 在巴黎呆了几个月后，马里亚特吉前往意大利。由于巴黎气候潮湿，他的身体受到了损害；他动身到曾用自己的文化哺育了原始社会时期的欧洲的那个国土上去，为自己虚弱的身体寻找太阳、阳光和湛蓝的天空。他在意大利既找到了阳光和蓝天，也找到了赋予他生活以甘甜、热情和欢乐的爱情。在此之前，何塞·卡洛斯略微有点忧郁善感，所以他的诗集就应题名为《忧伤》，但在意大利，欢乐渗透并占有了他的心灵。他在佛罗伦萨找到了爱情，她出生在锡耶纳*，这是乔托**和热诚的使徒圣卡泰琳娜***生活的械市。她叫安娜，但是他用秘鲁国内使用的亲暱的爱称叫她“阿尼塔”。过几年回到袓国后，他献给她一篇抒情散文——那是一首纯洁、美丽的诗篇，概括了他的爱情的全部历史： *锡耶纳，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文化古城。——译注 **乔托·迪·本多内（1267—1337），意大利画家，但丁的朋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先驱者。——译注 ***圣卡泰琳娜（1340—1380），意大利修女。以严格的禁欲和慈善而受人尊重，后封为圣徒。——译注 你给予我的生命 “我在你那如同波提切利*所画的《春天》中的十五世纪的肉体中再生。我在所有女人中间选择你，因为我觉得你最为与众不同。你是我命中注定的伴侣。你是上帝的旨意。犹如一艘小小的海盗船，不知所终地寻觅最僻諍的港湾去停泊。我是处于死亡的边缘；你是生命的起源。在十五世纪纯朴的绘画中，我就对你有了预感。在认识你之前，我就在一幅原始图画上开始爱上了你。你那古代的健美和风韵，等待着我那苍白、瘦弱的南美人的忧伤。你那锡耶纳乡村姑娘的姿色给了我生平中第一次欢乐。得到了你，在拉丁的天空下，使我振奋，使我的心灵萦绕无穷的欢乐。 *桑德罗·菲利佩皮·波提切利（1444—1510），人称莱德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主要作品有《春天》、《维纳斯的诞生》等。——译注 由于你，在我流血牺牲的道路上升起了三颗明星*。但是你已略显憔悴，略显苍白，失去了托斯卡纳妇女昔日的姿色，我感到，你所失去的生命就是你给予我的生命”。 *原文为“Portimiensangrentadocaminotienetresauroras”，直译为“我那染上血迹的道路有了三道曙光。”——译注 她叫他的时候，把何塞·卡洛斯组成的名字加以简化，只叫他何塞。在那座充满艺术品和传统的和谐的城市里，在那座开放着红百合花的城市里，开始了他们的初恋阶段，她接受他的爱，就爱他原来的模样；苍白、羸弱、拄着拐杖。她家里人不认识他，思量着这个外国人是谁。（安娜家里为她设计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宏图大愿，希望看到她嫁给一个地主，嫁给一个在某农学院受过教育的庄园主老爷）可是，当阿尼塔家的朋友贝内德托·克罗齐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南美人表现出最诚挚的敬意时，当这位在本国政坛上起着显著作用，在欧洲美学运动中具有非凡意义的著名意大利作家，在基亚贝（阿尼塔父母的姓）一家的家中，愉快地与何塞·卡洛斯交谈和讨论时，一切忧虑统统化为乌有，一切猜疑也都烟消云散了。 一天，他们走出屋门，到佛罗伦萨的田野去散步，阿尼塔对自己的未婚夫说：“何塞，你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这儿有专家，能治好你的腿。” 马里亚特吉似乎接受了未婚妻的建议。可是，光阴荏苒，这位作家还是没有下决心去看医生。他向阿尼塔坦白承认，他鼓不起勇气再请外科大夫治疗。他在童年时就已饱尝疾病、手术和住院的痛苦。他宁愿就这样下去，走路困难点，但上帝保佑，还是让他安静点吧！即使他几乎残废，她也接受他的爱……而她，用她十七岁芳龄的一片真情、幻想和热情爱着他，用她“锡耶纳姑娘”的心灵爱着他，就是这副模样她也爱他，并且把自己整个生命都献给他。 他们幸福地藏身在弗拉斯卡蒂*的罗马田野上一座小房子里。他们以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为食，吟诵沃尔特·惠特曼**的诗篇：他们在弗拉斯卡蒂的小屋里度过了情意缠绵的几个月，但他们不得不去罗马，因为一个孩子即将出生，阿尼塔必须住院，马里亚特吉的第一个男孩在罗马出世。马里亚特吉出于对波提切利的挚爱，给他取名“桑德罗”。当时正在罗马美术学院学习的雕塑家奥卡尼亚，洗礼时作了孩子的教父。 *弗拉斯卡蒂，意大利城市，靠近罗马，以产优质葡萄酒著名。——译注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主要诗集有《草叶集》。——译注 但是，即使在为爱情的时刻所陶醉时，马里亚特吉也没有停止思考、学习和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社会激情。 意大利象所有欧洲国家一样，挣扎在战后的危机中。马里亚特吉目睹了法西斯的出现，目睹了罗马年轻人边走边唱《青年曲》*的情景，但他的信仰没有削弱，没有动摇；在看到意大利面对法西斯初露苗头而怀抱幻想、迟疑不决或茫然若失时，他的信仰反而更加坚定。 *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歌曲。——译注 在热那亚和戛纳，他参加了辩论重大国际问题的座谈会。他的欧洲之行到德国和奥地利为止。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两年半。他热爱自己妻子的祖国，热爱自己儿子出生的国家；看到古代拉丁文明的遗迹，看到意大利古代人织的布匹，看到罗马的清泉和花园，他悠然神往，心情激动。威尼斯就象对所有来访的伟大人物一样，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返回秘鲁的时刻到了；在此之前，马里亚特吉一定得接触一下德国，接触一下我们所有人都曾向往和热爱，而今横遭纳粹暴政蹂躏和束缚的、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 1914年战争和凡尔赛和约后，德国似乎已经没有力量了。谁也没有料想到，那个被解除武装和分割的国家，正在考虑准备第二次大战，因为据德国看来，这场战争会使它统治全世界。马里亚特吉携带妻儿于1922年到了战败的德国，在那些日子里，剧院和咖啡馆里高唱《国际歌》，工人俱乐部和工会里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像。这种种迹象使马里亚特吉的社会主义信仰得到振奋和快慰。他相信会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的前景，但是如果他活到今天，他这个信念一定会大失所望。纳粹主义已压倒了马里亚特吉所了解的德国的良知和思想。 这位作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到俄国去亲身体验俄国新生后的光景。在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下，那个国家正处在变动之中，带着家眷到那里去是很困难的。他们还是到了维也纳，并了解了一下布达佩斯。 后来，在返回秘鲁前夕，他与塞萨尔·法尔孔在科隆相遇。马里亚特吉说那场莱茵河畔悲剧的吸引力，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能够抵制住的那场悲剧和冒险行动的吸引力，把我们带到埃森，铁路工人的罢工使我们在那里滞留了几天。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历史上紧张、动荡的几天”。 1923年初，在柏林的腓特烈车站，马里亚特吉告别了他在祖国最初斗争时的朋友和战友法尔孔。秘鲁正在等待着这位在欧洲发现了“西班牙美洲的悲剧”的作家。 五、重返祖国 1923年一天下午，我在“交响乐团”的大厅里遇见了马里亚特吉，那里正举行意大利绘画展览。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这位作家还没有脱掉深色的长大衣。那是他从欧洲归来后我第一次见到他，只见他精神奕奕，热情奋发。他是来给那次意大利现代画家画展作介绍的——顺便说一句，这次画展不太成功。我们简短地聊了一会儿。马里亚特吉得去接待要求解说和评论的参观者。但他还是有时间告诉我，他有了个儿子，名叫桑德罗，住在利马老区一所房子里。 自从这次短暂的邂逅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团结大街一家书店里再次见到了马里亚特吉。我们评论了一本什么书。他告诉我，他第二个儿子希格弗里多已经出生了，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敬慕瓦格纳*。我同意去看看阿尼塔和他的孩子，但我的诺言未能立即实现。后来在华盛顿街那座房子里，我见到了阿尼塔和他的孩子们。在家里，马里亚特吉坐在他那把残疾人用的椅子里。由于情深意笃，志趣相投，和对他个人的尊敬，我经常到他家去。他的一生是英勇沉静、真挚诚恳、埋头献身精神的典范。 *这里系指希格弗里多·瓦格纳，德国大音乐家黑尔姆·理査·瓦格纳之子。——译注 马里亚特吉回到秘鲁时，没有变成目空一切、卖弄才学、看着自己国土上事物茫然不解的欧化人。在欧洲度过四年之后回来时，他的心灵向秘鲁的激情敞开，他的才智机敏地捕捉着祖国问题的脉搏。他给轻浮懒散、无所事事的利马带回了自己坚定的信念，深切感人的关心，质朴无华的热情话语和自己的工作意志。他了解国家存在着各种可能性，而成就一番事业，唤起人们的忧国忧民之心，在仍然荒芜的土地的沟畦里撒播种子的希望又在鼓舞着他。 播种者，我看马里亚特吉就是这样的人，在阴郁、荒凉的沿海平原，在安第斯山迷人的、田园诗般的谷地，在东部纵横交错的森林里撒播种子。疾病威胁着他，他从未受过命运的爱抚，而后来死神却在他风华正茂时夺去了他的生命，但是这位伟大人物的精力何等旺盛！多么旺盛的精力，多么质朴、感人的欢乐！他多么渴望了解生活和艺术的各个方面！他的智慧博大精微，他的心灵高尚慷慨，他关心的问题多种多样，所以他全身心地献给了秘鲁，在那里，人民的困境深重悲惨，艺术的传统丰富多彩。如果不是身有残疾，他一定会遍访整个国家，深入到山地的矿区，走遍沿海庄园肮脏的工棚，甚至会到广阔而荒凉的林区；他会怀着孜孜不倦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悲剧的心情，踏遍整个秘鲁国土。 回国之后，马里亚特吉的事业是怎样开始的呢？还是让我引用他在一篇自传体短文中所说的话吧： “1923年我回到秘鲁后，在我写的一些报道、在大学生联合会和人民大学的演讲以及一些文章中，我介绍了欧洲的情况，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我国的现实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研究秘鲁现实；他用多么炽烈的热情，多么顽强的意志，多么巨大的工作能力，多么高尚的精神境界来从事这项事业呀！因为这是他生活的一个目的。 在库斯科举行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决议创立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马里亚特吉在这所大学所作的讲演和发表的作品，其特点是阐述明晰，结构严谨。马里亚特吉不是那种土生白人即兴式的演说家，他们口若悬河的议论全靠美丽的形象和隐晦的譬喻来装璜门面；而马里亚特吉的讲话遵循一个计划，一种方法，一个系统；他讲演时的确是慷慨激昂的，但是却象数学一样精确，而且以有力的论据为基础。 通过决议创办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以后，阿亚·德拉托雷编写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号召学生和知识分子给这些类似于大学的学习中心讲课。那时，马里亚特吉刚从欧洲归来，阿亚·德拉托雷请他给予合作。开始讲课前，马里亚特吉先到课堂旁听几天，因为他想跟工人们进行接触，让他们对自己有更亲切的了解。 他第一次讲演的题目是《世界危机与无产阶级》。他用激动而亲如兄弟的语调对听讲的人说： “我的报告主要是讲给秘鲁无产阶级这支先锋队听的。没有任何人比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更加需要研究世界危机了。我不是企图到一所自由大学的这座自由讲坛上，来向这些先进分子讲授这场世界危机的历史，而是我个人和他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同志们，我不是在这座讲坛上讲授世界危机的历史，而是和你们一起研究这历史的”。 马里亚特吉的学问博大精深，又从欧洲带回丰富的知识，但他既谦虚又朴实。他把自己置于学生的地位，紧紧地站在听他讲演，期望从他那里得到智慧、找到方向和道路的工人一边。他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教授。他从没有上过什么大学或学院。只是有一次，他到圣马科斯大学去听一位修道院教士讲拉丁文，因为我们西班牙语优美的母系语言吸引着他，但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反大学派”的性格。 所以他到人民大学的工人中间去“和他们一起探讨”，而不是去教他们。 在人民大学向工人传播知识的还有其他一些青年人，他们是恩里克·科尔内霍·科斯特、卡洛斯·曼努埃尔·科克斯、阿尔弗雷多·埃雷拉、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哈科沃·赫维茨、福斯托·波萨达。这些理想主义者和狂热分子或许还没有非常清楚地确定要走的道路。他们正在为“社会正义”而斗争，但他们的纲领还不具体，还不明确。后来，马里亚特吉给冈萨雷斯·普拉达大学进行的工作指出了明确有力的方向。他的每一堂课都指出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但是，人民大学的生命并不长。“五月二十三日事件”*的结局是一名学生和一名工人被杀，阿亚·德拉托雷被监禁和流放。事件发生后，警察对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进行监视。一天，特务们借口学校是煽动和颠覆中心，突然闯到师生们聚会的地方。师生们被抓到警察局，在那里呆了两天。马里亚特吉也是被捕者之一。在警察局里，一个军官竟敢出言不逊，侮辱被捕的人，马里亚特吉正气凛然，终于压倒了那军官的骄横无礼。 *1923年5月23日，企图在利马举行一次全城的宗教祭神仪式，这一想法遭到学生和工人最有力的拒绝。——原注 所以在马里亚特吉此后的岁月中，警方一直监视和跟踪他。 克莱门特·帕尔马*领导的《万象》（“Variedades”）周刊，要求马里亚特吉撰稿。《万象》周刊的编辑是些审稿标准很宽的人，对这位青年作者的左派立场不太介意。而帕尔马领导的周刊的政治色彩也不会搞乱马里亚特吉的思想。他不搞蝇营狗苟的政治，也不搞散布流言蜚语的小动作；他的思想光辉照射到更加广阔的天地，达到更高的格调。 *克莱门特·帕尔马（1872—1940），秘鲁作家，《秘鲁传说》的作者里卡多·帕尔马之子。——译注 是宣传他的信念、他的思想和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吗？这里必须再一次把马里亚特吉比作是为未来的收获而撒种的播种者。 一方面报章杂志上为独裁者大唱赞歌，为他的部长敬献鲜花，为莱吉亚政权的“丰功伟绩”大肆宣扬；另一方面却震响着一个崇高的、真诚的、纯洁的声音，这声音表达了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理想。 马里亚特吉在《万象》周刊上创办了“世界舞台的形象与侧面”专栏。对独裁者莱吉亚及其追随者的褒扬吹捧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泯灭，而马里亚特吉的号召将永远活在秘鲁的心中。 六、祓灾的圣水 人人都得用痛苦之水洗濯。毎个人的一生都需经过某种考验，从而得到锻炼，变得纯洁无瑕。 天使用烧红的木炭擦净以赛亚*的嘴唇，使他更有资格呼唤上帝的名字。这天使就是使人生纯浩无瑕的活生生的象征。 *以赛亚：《圣经》中人物，希伯来的大预言家。——译注 马里亚特吉从小就倍受疾病的折磨，1924年再次接受了这位用火炭烧去渣滓、揩净污垢的天使的拜访。他又一次在自己的肉体上感受到了疾病带来的巨大痛苦。 “马里亚特吉病了，病得很重”。他的朋友们用颤抖、悲痛的声音传告。是的，他旧病复发了，小时候，这场疾病几乎使他残废，现在因为跌了一跤，病魔重新发作，实际上是伤腿发生感染。现在正是充分发挥他的智慧的时候，正是秘鲁迫切期待着他施展他的天才、学识、工作意志和组织才能的时候，而他却由于脑力劳动过度，利马气候的影响，以及一位理想主义作家由于在生活上饱经困苦而弄得十分虚弱的身体，再次遭到疾病的袭击。 我们这些他的朋友都很难过，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病情发展的消息。高烧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马里亚特吉赖以走路的那条好腿上出现了肿瘤。病人能够顶住感染突然发作吗？ 一天早晨八点，作家的病情十分严重，大夫们立即会诊。医生加斯塔涅塔提出自己的意见：必须马上给病人截肢。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不能浪费时间。否则，马里亚特吉就会死去。 何塞·卡洛斯的母亲唐娜阿玛莉亚·德马里亚特吉当时正在医院，她反对截肢。她不愿看见自己的儿子身体虚弱，截去大腿，没有力量去面对生活（她相信会这样的）。此外，唐娜阿玛莉亚是个古板的天主教徒，她关心的是宗教上的问题，宁愿让神甫给她的儿子做忏悔，也不愿进行外科手术。 但阿尼塔对这件事却另有看法。她深深地爱她的伴侣，了解何塞·卡洛斯那羸弱的身体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截肢，身残，瘫痪吗？只要他的智力和精神完好无损、生气勃勃、光辉灿烂、强大旺盛，这又算得了什么！她应该鼓励他，帮助他，支持他，让他即将开始走的那条崎岖艰难的道路能够平坦一些。把他送到手术台去吧，把他的腿锯掉吧，但是要让何塞·卡洛斯活着！这是九点钟发生的事情。到十二点，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已从马里亚特吉的身体上截去了病腿——手术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时间紧迫，马里亚特吉几乎已失去知觉，唐娜阿玛莉亚和阿尼塔在“意大利医院”一间病房的床边等着。老太太哭哭啼啼，几乎昏厥；年轻的阿尼塔镇定自若，精神饱满，充满自信。她知道，何塞·卡洛斯不应该死，因为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手术后过了几天。这时阿尼塔已离开医院，照顾正在生病的小儿子希格弗里多去了。马里亚特吉由一位朋友陪着，他掀起自己床上的毯子。他一点也不觉得腿疼，只觉得困倦欲睡。他好奇地想知道那条腿怎么样了。霎时间马里亚特吉心中出现了一阵极大灰心丧气的情绪——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看见自己腿被锯断，想到自己余生会变成残废，他大失所望，用力揪自己的头发，痛哭得实在令人伤心、同情。 人们很怏叫来阿尼塔，她看见他正在痛哭，而且神经很紧张。马里亚特吉看见她，马上抓住她的手。接触到那双可爱的手，看到他温柔文雅的爱人，望着她那明亮的眼睛，和那依然保持着“锡耶纳乡村姑娘的姿色”的秀丽面孔，他的痛苦逐渐减弱，心中恢复了平静，嘴里也停止了呻吟。医生走进病房让他服镇静剂，却看到一派亲切、安详的情景。马里亚特吉的双手握在自己妻子手里，苍白憔悴的脸平静地偎依在枕头上。 马里亚特吉再也没有叫过苦。他以坚强的毅力承受了命运的安排，他坐在自己的轮椅上，树立了英勇、朴实的乐观精神的榜样。这种无形无声的乐观精神发自他的内心，战胜了无情的病魔在身体上造成的痛苦。 马里亚特吉及其亲属的经济状况实在困难，手术、治疗、养病（养病本身倒不成问题，但却是漫长的、痛苦的），这些费用怎么付呢？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怎么照料呢？于是，秘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间发起了一场崇高的、友爱的支援运动。包括各种思想的作家，各种倾向的艺术家，以及学生和工人，在自己战友的困难时刻，都对他提供了自己的帮助。这样，马里亚特吉才能离开利马去养病。他在米拉弗洛雷斯呆了一段时间，那里温和的海风增强了他的体质。然后他到了乔西卡，这座座落在安第斯山脚下的村镇的气候，使他彻底恢复了健康。 与此同时，我们这些他的朋友正在利马等着他。华盛顿街家里已经为他安置好了那把残废人用的椅子。 最后阶段即将开始，这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中建树最多的阶段。 七、《阿毛塔》 华盛顿街五百四十四号的房子宽敞、明亮。阳光充足地照进内院，孩子们就在那里玩耍，马里亚特吉习惯在那里呆上一会儿，晒一晒中午温暖的阳光。 华盛顿街是一条没有喧闹声的街道，几米之外有一座公园。在窗子朝街的房间里，放着几个摆满书籍的大书架，这些书说明主人的爱好是严肃的、非常现代的；还放着一张罩着红色套子的长沙发和几把舒适的大靠椅；墙上挂着当代艺术家的绘画和版画；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许多报纸和杂志。 马里亚特吉就在这个房间工作。他的工作有计划，有条理，循序渐进，什么事都不是临时凑合，他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思考探索精神和求知渴望与日俱增。 每天都有诗人、艺术家、作家、学生和工人去拜访他，希望聆听他的谈话，听取他的想法。 下午五点后，客人开始陆续到来。马里亚特吉穿得朴素整洁——白衬衫外罩着一件毛线衣，领带上的领结有点艺术家豪放不羁的风度，灰裤子，一绺黑发垂在额上，坐在他的轮椅上和他们热烈地交谈。 围在马里亚特吉周围的有埃古林、乌戈·佩斯塞、何塞·萨沃加尔、欧亨尼奥·加洛、波萨达、胡利奥·德尔普拉多*、埃内斯托·雷伊纳、马丁·亚当和纳瓦罗等。阿尼塔有时进来呆一会儿，用音乐般悦耳的意大利口音说上两、三句话，然后就离开，因为孩子要她照料，家务要她操持。 *疑为豪尔赫·德尔普拉多（1911一），现任秘鲁的共产党（团结）总书记之误。——译注 阿尼塔持家克勤克俭，把她丈夫的房间变成了一个亲切、温暖、井井有条的小天地。多亏阿尼塔，马里亚特吉的家中从没有感到有缺吃少穿的家庭那种烦恼气氛。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但她以巧妇的奇才异能，使一分钱当几分钱花。 安德烈斯·A·阿兰布鲁是个拥护莱吉亚政权的记者，但却是个颇有才华的人。他领导的《世界》周刊，也和《万象》周刊一样，请马里亚特吉撰稿，而且答应他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资产阶级杂志要求马克思主义作家写文章。这样，马里亚特吉就又有了一个新的讲坛来发出自己的召唤。但是他渴望——这也是他当了作家后早年就有的渴望——出版一份自己的杂志，一份在秘鲁完整地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杂志。 他坐在自己的椅子里为这份杂志筹划和拟定方案——这是他长期以来的理想，现在由于他积极、顽强的努力和他的智慧，这一理想即将实现，杂志的名字后来定为《阿毛塔》。马里亚特吉早先曾想把它定名为《光明》或《先锋》，但根据画家何塞·萨沃加尔的参谋和建议，绐它取了个非常秘鲁化的名字：《阿毛塔》。“阿毛塔”一词的意思是古代秘鲁的学者、导师和伟大的教士。 但是，没有钱怎么能出版一份四十多页、附有许多插图的半月刊呢？他弟弟胡利奥·塞萨尔确实开着一家印刷厂，给他提供许多方便。但工人的工资、纸张和出版杂志所需要的其他材料都得付钱。马里亚特吉毫不动摇，投入了这场担风险的工作。他可以欠债，可以承担一些即使不是无法实现也是很难实现的义务，但《阿毛塔》必须出刊。 对马里亚特吉这位记者来说，办杂志这个行业没有什么神秘的，他就着手在书房里为杂志拟方针，作预算，约稿件。桌上堆满了稿件和稿纸。文章、诗歌、小品、素描、配图短文等等源源而来。“米内尔瓦”印刷厂的工人也开始排印稿件。 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清样都要经过这位作家的双手。他修长的手紧握着铅笔，修改文稿，校正版面，这些稿件和版样是由一个男孩子送到华盛顿街来的（马里亚特吉十四岁时，也象这个孩子一样干过送、取清样的活计）。 马里亚特吉身边有几位朋友，帮他工作，和他一起评论已经初具规模的杂志。他们工作时，偶尔听到孩子们在院里嬉闹的声音。偶尔有客人来问：“杂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版？” 1926年9月的一天，《阿毛塔》第一期出版了。封面上赫然刊印着萨沃加尔画的一个印第安人高昂的头像，这就是塔万廷苏约帝国的那位学者和导师。在第一期的社论或介绍中，马里亚特吉明确地规定了杂志的方向。这篇介绍可使人们了解鼓舞《阿毛塔》办下去的宗旨和精神，现将全文转录如下。 介绍《阿毛塔》 “本刊在知识界不代表一个小集团，而是代表一场运动，一种精神。一段时间以来，在秘鲁就感到一股日益强劲、日益明确的革新潮流。人们把进行这场革新的人叫先进分子、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等。但历史还没有给他们最后命名。他们之间有某些形式上的不同，有某些心理上的差别。但所有这些有志之士都把使他们接近和一致的方面置于他们的分歧之上，这就是他们都立志要在一个新世界中建立一个新秘鲁。他们中间意志最坚定分子的才智和协调合作正在逐渐发展。这场思想和精神的运动正在逐步成为有组织的机体。由于《阿毛塔》的发刊，这场运动进入了一个最后形成的阶段。 《阿毛塔》经历了一个认真的酝酿过程。它并不是仅仅由于我一个人的决定而突然诞生的。我从欧洲回来时，就有创办一份杂志的想法。但是由于一些个人的痛苦波折，我未能如愿以偿。但这段时光并没有虚度。我的努力已和其他与我的想法和感情相同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努力结合在一起。若在两年前出版，这份杂志会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而现在它是一场运动和一代人之言。 我们《阿毛塔》的作者打算取得的第一个结果，是使我们彼此更好地协调一致和相互了解。办这份刊物的工作将使我们更加团结。与此同时，它将吸引其他优秀分子，并驱除现在对先进思想献媚，而一旦要求他们做点牺牲，立刻就会拋弃先进思想的某些动摇分子和消极分子。《阿毛塔》将对先进分子（包括积极分子和同情分子）进行筛选清理，直至分清良莠。它必将造成或加速这种分化和集中现象。 无需公开宣布，《阿毛塔》不是一座向各种思潮开放的自由论坛。我们这些本刊的创办者，不承认不可知论的文化和艺术。我们感到自己是一支进行战斗和论战的力量。对于那种容忍各种思想的、通常是虚伪的观点，我们决不做任何让步。我们认为思想有好有坏。我在我所著的《当代舞台》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是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现在我可以说本刊也是这样，它拒绝刊登一切违背它的思想以及一切不表达任何思想的东西。 要介绍《阿毛塔》，任何庄严堂皇的词句都是多余的。我要在本刊中废止玩弄词藻。我以为，一切纲领都毫无用处。秘鲁是个到处是招牌和标签的国家。我们还是做点有内容，或者说有意义的事情吧。另外，《阿毛塔》不需要什么纲领，它只需要一个宗旨，一个目标。 某些人可能很关心这个刊名。这可能是由于我们中的某些人把招牌看得过于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就本刊而言，不要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这个词。这刊名只是表明我们与印加民族的血缘关系，只是反映我们对印加思想的崇敬。从特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本刊的出版，‘阿毛塔’一词有了新的含义。我们将对这个词进行再创造。 本刊的目的是用理论和科学观点来提出、阐明和认识秘鲁的问题。但我们将永远在世界总的形势中来考察秘鲁。我们将研究所有伟大的革新运动，包括政治的、哲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人类的一切问题都是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本刊将把秘鲁的新人首先和美洲其他各国人民，然后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联系起来。 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此时此刻，一份历史性的刊物已在秘鲁的国土上诞生，如果有人没有看到这一事实，那他的观察力就未免太迟钝了。” 马里亚特吉正象自己有一次曾宣布的，是一个“供认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中故步自封。他的心灵时刻准备接受各种艺术激情，他把《阿毛塔》的版面向诗歌、文学作品和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放。他请何塞·萨沃加尔领导刊物的艺术版，《阿毛塔》上转载美洲和欧洲现代画家的油画、版画和素描，以及教堂、历史古迹、古代秘鲁陶器的照片。所以，《阿毛塔》有显著的特点，很高的艺术水平。 《阿毛塔》上发表许多人的诗篇，如埃古林（他的抒情诗感情纯正，文笔细腻，受到马里亚特吉最热烈的称赞）、卡洛斯·奥肯多·德阿马特、马丁·亚当、胡安·何塞·洛拉、加马列尔·丘拉塔、玛格达·波塔尔、塞萨尔·阿尔弗雷多·米罗·克萨达、哈维尔·阿夫里尔——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而已。以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为中心，开展了一场丰富、有意义的诗歌运动。他是充满幻想和抒情情感的这一代人的鼓舞者、引路人和领航员。十五年后，人们把这种诗歌现象称为“阿毛塔运动”。 在《阿毛塔》杂志上，社会主义信念发出它激荡着希望的歌声，这歌声传到车间、田野、工厂和矿山，唤起人们对事物的关心，回答人们提出的许多问题。 《阿毛塔》……马里亚特吉把整个身心都扑在《阿毛塔》上。他撰写文章，修改清样，安排编辑素材，监督寄到各省和国外的邮件的包装工作。 杂志的预算即使不亏，也是勉强平衡。《阿毛塔》不是一家商业性企业，而是一项精神的事业。于是，就求助于朋友们的慷慨捐赠，组织了十五天的“支持《阿毛塔》”活动。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领导的刊物的基调和倾向，开始引起了莱吉亚政权的恐惧。这份杂志封面上印着一个印第安人，里边登满了现代诗歌和奇怪的散文，维护土著人和无产阶级，引用马克思、卢那察尔斯基、巴比塞以及罗曼·罗兰的话，却不愿歌颂秘鲁的国家总统和他的合作者，这到底是份什么样的刊物？《阿毛塔》已出了九期，但是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政府里有人想，是迫使它沉默的时候了。 政府里有些人非常善于制造和罗织“阴谋”。于是编造了所谓共产主义“阴谋”的谎言，说马里亚特吉和许多作家都牵连在内。出于《阿毛塔》的总编辑身体状况很坏，没有把他关进监狱，而送进了圣巴托洛梅军人医院，那里是专送被控策划阴谋的有病的军人的。 马里亚特吉在医院里呆了六天。在此之前，警察搜査了他的藏书，没收了许多他们认为是颠覆性的书籍——这是一次滑稽可笑的，又是粗暴的事件。派到马里亚特吉家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一个名叫贝尔加拉的人。在马里亚特吉严峻的目光下，贝尔加拉开始搜查藏书。可笑的事情就是在这时发生的。这个警察稽查头目对精装书籍——正是马克思、列宁的书——恭而敬之，因为他认为，精装书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有一个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不是精装的弗洛伊德*的著作。贝尔加拉断然宣布：“这些书没有精裝封面，是有害书籍，是颠覆性的。该带走。” *西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以弗洛伊德学说闻名于世。——译注 四十名公民，包括作家、知识分子和工人，被带到圣洛伦索岛*，其中有豪尔赫·巴萨德雷**，其他人被流放。杂志停刊，“米内尔瓦”印刷厂的车间关闭了一个星期。施展了一系列阴谋诡计，专门为了取缔《阿毛塔》。禁闭六天之后，把马里亚特吉放回家去，同时却通知他，警察将继续不断地监视他。 *圣洛伦索岛，利马以西太平洋中的岛屿。——译注 **豪尔赫·巴萨德雷（1903—1980），秘鲁著名历史学家、作家。著述甚多，最著名的是他的十六卷巨著《秘鲁共和国历史》。曾两度出任教育部长，并任过美洲国家组织文化事务处处长。1976年获社会科学方面的国家文化奖。1979年1月30日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的秘鲁太阳大十字勋章。——译注 马里亚特吉在写给《新闻报》的信中，对于控告他搞阴谋表示抗议。他在信中说，“革命这个字有其另外的词义和另外的含义”。 革命，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认为，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是一场人的精神和觉悟的震动，而不是土生白人为了夺取权力和政府中的肥缺而策划的“阴谋”。 取缔《阿毛塔》一事使美洲舆论为之震惊。《阿毛塔》在美洲已经赢得了作为自由、革新和生动活泼、富有朝气的思想的代言人的地位。《阿毛塔》代表着渴望加入当代世界的进军的新秘鲁。几个月之后，莱吉亚政权不得不允许这份杂志重新出刊。莱吉亚不想触怒美洲的知识分子，这是他的策略，他不喜欢暴君式独裁者这个外号。他这个统治者的眼光仅仅局限于举债告贷、建造兵营、修筑公路和在政府宫里举行宴会。在他这样的眼光看来，一个又穷又残的作家的幻想能有多大意义？莱吉亚曾提出，让马里亚特吉领导一份报纸，报酬优厚，但马里亚特吉拒绝了。 这位为自己掌握百万钱财、把国家拖入毁灭性的冒险事业而踌躇满志的独裁者认为：马里亚特吉那样做是多么缺乏实用观点和商业精神呀！让那份以印第安人为封面，登载稀奇古怪的理论的杂志重新出版吧……！随时都可以再把它封闭……把它的总编辑关进圣巴托洛梅军人医院！ 《阿毛塔》于1927年8月重新出版。马里亚特吉在重新开始总编工作时写道：“这不是死而复活。《阿毛塔》不可能死亡。在秘鲁国内国外，它从来没有象沉默的这几个月活得这么好。我们感觉到了，西班牙美洲最优秀的人物都在保卫它。” 同一期上还宣布，成立“阿毛塔出版社”，出版社部分地分担了马里亚特吉所担负的刊物出版的经济责任。出版社的活动没有得到全面开展，确实没有取得多大成绩，《阿毛塔》的财政状况依然不稳定。 马里亚特吉一方面在《阿毛塔》工作，一方面兼任“米内尔瓦出版社”的总编辑。在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精明、有效的领导下，“米内尔瓦出版社”出版了路易斯·巴尔卡塞尔的《安第斯山的风暴》，马里亚诺·伊维里科的《崭新的时代》，马里亚特吉本人的《当代舞台》，以及何塞·马利亚·埃古林的《诗集》。 为了进一步对这位伟大、深刻的秘鲁诗人表示敬意，为了更广泛地传播他柔情洋溢、妙趣横生的作品，《阿毛塔》第二十一期是他的专辑。这期封面上，画着一个梦幻中的姑娘提着一盏古色古香的灯，邀请读者随着埃古林的诗歌联想翩翩。 在华盛顿街那座房子里，我曾多次看到这位杰出的抒情派诗人与何塞·卡洛斯促膝谈心。在这位严格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这位写过《形象之歌》的幻想家之间，有着极密切的相似之处：他们对美的强烈爱好。 八、《劳动》 马里亚特吉虽然受到警察的监视，受到疾病的威胁，但他并没有丧失勇气。他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在出版《阿毛塔》的同时，又出版了一份完全为维护无产阶级并为他们谋利益，为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而办的刊物，而他自己不就是一个从小就在车间进行繁重的劳动并为糊口而挣扎的工人吗？《阿毛塔》除了其理论方针以外，是一份侧重于艺术和文学的月刊。马里亚特吉领导的这份命名为《劳动》的新刊物，则是秘鲁无产阶级的期刊。《劳动》的第一期在1928年11月出版。 马里亚特吉不是那种采取加入无产阶级队伍这种时髦态度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极其真诚，工人的痛苦和不幸就是他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劳动》杂志深入人心，因为它是为人民而写，在工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马里亚特吉这位作家，这位在《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洞察最深刻、最活生生的秘鲁现实的思想家，被劳动者看作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最亲密的同志，最可靠、最坚定的引路人和导师。1929年1月14日，莫洛科查的无产阶级寄给他一封信，对于《劳动》开展的维护他们利益的斗争表示感谢和支持。这一文献比任何其他评论文章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马里亚特吉的热情，他的理论的纯洁性，以及他的号召如何强烈地深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但莱吉亚政权的忧虑和恐惧也日益加剧。它认为《劳动》半月刊确实很危险。《阿毛塔》这份艺术、文学、辩论和理论性的月刊之所以未遭政府禁止，是因为在莱吉亚看来，它所从事的是神圣但却无用、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但《劳动》却是战斗的呐喊，发出提高警惕、进行自卫的呼声，对它必须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于是封闭了杂志，禁止总编辑出版这份为工人而办的半月刊。杂志遭禁后，警察随即到了马里亚特吉家里。他们搜査马里亚特吉的文件和书信。任何人不得进入华盛顿街这座房子，进入者一律逮捕。马里亚特吉丟失了珍贵的手稿和私人文件，因为警察特务的贪婪没有止境。这群匪徒洗劫了马里亚特吉的家，甚至对他的妻室孩子也毫无顾忌。 就《劳动》杂志被禁一事，马里亚特吉向当时的内政部长本哈明·瓦曼·德洛斯埃洛斯提交了一份抗议照会。但对于政府不喜欢的作家的照会，部长们通常是不予答复的。马里亚特吉在照会中所使用的字眼对这位身为政府部长的官员该多么陌生！ 对于只喜欢听一小撮无耻文人大唱溢美之词的政府官员来说，“学说、意识形态、酋长制、大庄园主”这些字眼，他懂得是什么意思呢？ 马里亚特吉还致函记者协会主席，抗议侵犯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既然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取缔一份维护无产阶级的刊物，这位“主席同志”又能怎么样呢？ 与此同时，莫洛科查矿区的工人们成立了“莫洛科查工人和职员联合会”，并迫使公司接受了一份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请愿书。 《劳动》只出了十期，而迫害的阴影又一次降临到《阿毛塔》头上。马里亚特吉知道，这份杂志——这是他心里最喜欢的一项事业——也即将被取缔，于是他想跟自己的战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整个美洲都熟悉和称赞，并已发行到巴黎、莫斯科和罗马的《阿毛塔》，以后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马里亚特吉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这座世界主义的大都市，向这位在自己的祖国不受赏识反遭迫害和威胁的作家敞开了它的心扉。 *从下文第十节中可知，马里亚特吉的阿根廷之行没有实现就逝世了。——译注 九、《当代舞台》与《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 《当代舞台》一书于1925年出版，从而开始了“米内尔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在该书的头几页，作者有这样的话：“我是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这本书是我这一代人的精神和感受的忠实文献，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义。” 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这就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明确的思想立场。他与其说是位作家，不如说是震撼人类的新学说的信徒、虔诚的信仰者和信奉者。他不想奉献出一部文学作品，而是想为人们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提供一部满怀赤诚之心的文件。 但这位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徒、虔诚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也是一位论证有力、文笔严谨、行文简洁的作家，笔触明快清晰，犹如泉水般清澈见底，精通语言，运用自如。他是靠自学而成的，没有什么大学或学院的文凭和证书可以炫耀，他在生活和痛苦这座学校里锻炼成长。他的文风生动、纯正、明晰，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没有一个空洞的修饰词，没有一个雕琢堆砌的语句。他深入事物的内里进行概括和总结，毫不含糊地阐明自己的思想。在秘鲁，也许没有第二个作家具有比他更高的分析概括力和更精辟鲜明的表达力。这里可以引用巴萨德雷的话，他在《秘鲁：问题与可能》一书中对马里亚特吉有这样的定评：“他的风格象工程师一样精确，象医生一样洁净。” 马里亚特吉曾提醒读者说，《当代舞台》是在《万象》和《世界》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集子。马里亚特吉深刻领会了社会主义学说，又有在欧洲的丰富经历，在《当代舞台》一书中分析了由于1914年的战争而在欧洲出现的问题。他对墨索里尼及法西斯的萌芽，对于把阜姆城*还给自己祖国的杰出的艺术家邓南遮，对有远见的政治家威尔逊**，对主张妥协、调和与改良的政治家劳合·乔治***，进行尖说、机敏的评论。他研究了俄国革命的思想和史实，用准确的线条描绘了在苏联成就了教育事业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形象。马里亚特吉用预言家的口吻指出：“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学校和卢那察尔斯基大学里正在孕育着未来。” *今南斯拉夫里耶卡。——译注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于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注 ***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4），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历任贸易大臣和财政大臣，1916—1922年任首相。——译注 “光明社”和亨利·巴比塞的思想给了马里亚特吉以启示，使他写出了那本书中最精辟的篇章之一。阿那托尔·法朗士*，马克西姆·高尔基、乔治·戈罗兹（GeorgeGrozs）以刚健的形象映现在《当代舞台》的银幕上。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1908―1914年先后写出的《企鹅岛》、《诸神渴了》等小说讽刺资产阶级文明。1921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东方也没有能够逃过我们时代激情的关注，通过甘地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马里亚特吉在其作品的篇章中特别突出了东方。这里我来援引作者的话吧：“在此多事之秋，似乎东方灵魂中的某些东西移到了西方，而西方灵魂中的某些东西也移到了东方。” 《当代舞台》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所写的关于欧洲的书，它把我们带到充满悲剧，又洋溢着渴望革新旧世界的那种气氛和环境中去；而《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则是表达他对秘鲁的热爱的书。 马里亚特吉在《七篇论文》的“前言”中说：“我在夜不成寐时，有过许多写作计划，但我知道，我将只能实现紧迫而重要的使命要我完成的那些计划。” 他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心目中，写作活动不是一种机械行动、或表现业务技能的行动，而是“把他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他的思想中”。 一股爱国激情推动他研究本国的问题。这个象欧洲一样不幸和悲惨的问题，占去他许多时间，甚至迫使他彻夜工作。他对秘鲁现实的各个方面进行“判断”——这是他自己喜欢用的字眼。他说，他作出的判断都饱含着他的感情、他的热情和他的理想。他是一位热情、英勇、善战的作家；他不畏暴力，不怕攻击，但他始终保持一种克制、冷静的态度。他不作夸夸其谈，不善婉约抒情，也不滥用比喻和象征。他宣布他的志愿就是参与创立秘鲁的社会主义。 1928年，《七篇论文》第一版问世。这本书激起人们的兴趣和赞扬，也引起争议，挑起辩论和论战。由于《七篇论文》的作者不是什么院士和教授，有人否认他的权威性，甚至有人轻蔑地说他是个“记者”。* *是的，马里亚特吉是记者。但是这位记者精神上的高尚品德，比那位斥责《七篇论文》的作者的记者身份、抱着陈腐观点的学究要高得多。——原注 在新秘鲁，在已经感到反抗气息的美洲，阅读《七篇论文》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 《七篇论文》是宣言书，是一本热情炽烈的书，一本具有坚实思想基础的书。虽然马里亚特亩被贬斥为“记者”，但他勤奋好学，他总是以资料、统计数字为依据，广采各家之言，并查阅原著，在这一点上他比起任何号称博览群书的博士毫不逊色。《七篇论文》为全面了解秘鲁作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 这个非常有趣但被那些掌握了领导权的统治者遗弃的国家问题成堆，弊病成山。马里亚特吉以明察秋毫的洞察力，观察本国的现实、问题和弊病。他提出的见解是建设性的，给人以希望，指出光明的前途。他揭露缺点、错误和弊病，但总是怀着火热的、高尚的胸怀。他为印第安人提出土地要求。土地问题是和印第安人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印第安人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被专制和暴政欺压了几个世纪。尽管马里亚特吉被某些人指责为“欧化分子”，但他对印第安人怀有真诚、深厚的爱。这种爱，不是那些把秘鲁古老民族的代表看作是启发他们写作长、短篇小说或吟诗作赋的题材的骚人墨客的同情，而是发自他灵魂最深处的崇敬之情。他所写的关于印第安人问题的文章，是社会学家、思想家和革命者的作品。他提出的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秘鲁式的主张，是以经济办法和方案为基础的。马里亚特吉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并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吸取养料。 在《对文学的审理》这篇论文中，他把埃古林、巴列霍和巴尔德洛马尔列为秘鲁诗歌和文学的代表人物。尽管马里亚特吉深切了解巴尔德洛马尔，目睹了他天才和个性的发展过程，但他承认，“对于巴尔德洛马尔的艺术”，他没有找到“什么中肯、确切而明白的定论”。但即使在他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人们仍可看到巴尔德洛马尔精神最确切的意义，以及他的忧伤情感、他的怀乡幽思和他的精湛艺术的各个方面。巴列霍则是代表“一个血统、一个种族的诗人”。 “在我国文学史上，何塞·马利亚·埃古林代表着纯粹的诗歌”。 “梅尔加代表着秘鲁文学的开创阶段，而不象里瓦·阿圭罗所说的是一个奇怪的阶段”。（见《对文学的审理》） 应该看到，马里亚特吉在《对文学的审理》一文中发表的其他见解，由于过分宽容，反而削弱了他这些见解的力量。 （这里我想指出，在作者去世后出版的《七篇论文》的第二版中，略去了《对文学的审理》这篇文章。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版本，使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残缺不全。这个版本是由“印刷和出版公司”搞的。）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是关心秘鲁问题的人阅读最广、请教最多、评价最高的著作之一。它拨动了美洲所有自由之士的心弦。 十、未完成的交响曲 那是1928年的一天。人们正在纪念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在《阿毛塔》办公室里，马里亚特吉、埃古林和我正在谈论这位正当青春焕发之年去世的伟大的音乐家。 何塞·卡洛斯说：“舒伯特是浪漫的维也纳的音乐家。他的浪漫曲是富于音乐感和善于抒情的奥地利灵魂的表现。应该在他祖国田野上的小客栈里纪念他，在钢琴伴奏下对着一群朋友即席演唱他那轻快的、柔情横溢的歌曲。尽管音乐形式在发展，但这些歌曲却由于感情真挚、激动人心而永远流传着。” 埃古林说：“他的《小夜曲》象豪尔赫·伊萨克斯的《玛丽亚》*一样，是一首纯洁、不朽的田园诗。” *豪尔赫·伊萨克斯（1837—1895），哥伦比亚作家，他的小说《玛利亚》是拉美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译注 我问：“那么《未完成的交响曲》呢？这部作品他没有写完，音乐会上只演奏两个乐章，你觉得这部作品怎么样？” 马里亚特吉停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在艺术上，没有一部作品是没有完的。你看，这首交响曲就只有两个乐章组成，然而它的美感和它的感伤基调已经拨动了一切情感，因为作曲家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艺术才能倾注在这首虽然没有完成的乐曲中了……” 出现一片沉默。马里亚特吉接着说： “应该在《阿毛塔》上发一篇关于舒伯特的短文。” 多少年以后，马里亚特吉的这些话还在我的脑海中回响：“在艺术上，没有一部作品是没有完成的。” 他在三十五岁风华正茂之年就结束了的一生，就是那首《未完成的交响曲》，但决不是不完整的交响曲。 马里亚特吉完成了硕果累累的事业，完成了前景非凡而又以现实为依据的事业。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纯洁无瑕的一生，他面对痛苦安之若素的态度，以及他坚定不移的信念都说明了这一点；他又是一个正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和人类问题的现实主义者。 在《未完成的交响曲》中，或许会有他的生命和事业的一点痕迹。他只谱写了两个乐章，但是他就用这两个乐章筑起了一种觉悟和一种理想的大厦。 马里亚特吉正等待着萨穆埃尔·戈鲁斯伯格*的答复，以便到阿根廷去旅行，后者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这位作家及其家属安排住处。在圣地亚哥，路易斯·阿尔维托·桑切斯已安排好由《七篇论文》的作者在那里发表四次讲演的一轮讲座会。无论是在智利还是在阿根廷，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期待着这位使者、思想传播者和秘鲁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到来。 *萨穆埃尔·戈鲁斯伯格（1898—）阿根廷作家，笔名文森特·埃斯皮诺萨。——译注 但是1930年3月初，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表面上已经治愈的旧病，更加猛烈地再次侵扰他那羸弱的身体。必须把马里亚特吉送进医院。克萨达博士和其他几位医生给病人医治。已经发排的《阿毛塔》没有中断。杂志第二十八期发表了总编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文学上的民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稳定》。第二十九期登载了马里亚特吉的详细病情，此外由“阿毛塔出版社”每天发表一份公告，报道这位杰出作家的健康状况。 我们所有敬仰和爱戴马里亚特吉的人，感到多么大的痛苦啊！但同时，我们并没有失去希望。 在这位作家已经作过一次截肢的身体上，手术刀再次切开了疼痛的肉体。在输血和注射血清时，那逐渐离去的生命终于停止了。克萨达、卡尔瓦略、比利亚兰、恩西纳斯、佩斯塞和罗埃等著名医生在一起会诊，以便集中他们的经验，战胜感染。病情略有好转，这种好转在严重病症中几乎总是最后阶段的先兆，但它却激起了我们多么巨大的希望！何塞·卡洛斯不能死，也不应该死。我们的感情不忍失去他。马里亚特吉有一次说过：“我的生命是一支必定要到达目标的箭。”但是现在，射程已经走完，箭已经射中了他的目标。 这支交响乐的两种节奏，和谐、感伤、痛苦同时又平缓、充满希望地回响着。 在“比利亚兰诊所”的一张病床上，这位秘鲁年轻而伟大的“阿毛塔”已经奄奄一息。马里亚特吉已是属于他后世人类的人，几位艺术家正在画下他临终抽搐的面容，雕塑家奥卡尼亚正准备石膏，为他印制死后的面部模型。 4月16日清晨。此前整个夜间，马里亚特吉在呻吟和临终喘息中一再重复呼唤着一个名字：“阿尼塔”。阿尼塔在胡利奥·塞萨尔·马里亚特吉，托马斯·埃斯卡哈迪略（当时还是医学系学生）和波萨达的陪同下，双手握着自己垂危伴侣的手。这时马里亚特吉的神志还稍稍有点清醒，他用已经发僵的舌头，结结巴巴地请他的兄弟照看自己年幼的孩子。他用令人肠断心碎的语调，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阿尼塔，永别了。” 早晨八点，在最后一声急促的呻吟之后，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4月17日，在华盛顿街那座房子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安息在他的棺木中。人们川流不息地在作家的遗体前鱼贯而过。有仰慕者、亲属、朋友，也有一般相识的人，但大家的感情一样的深切悲痛。突然，一声呜咽打破了寂静，长久不息。这是一位再也控制不住悲痛的女同志发出的，她一边啜泣，一边不连贯地呼喊着：“同志，同志，永别了……” 阿尼塔没有哭。她的哀痛不是用泪水来表达。她默默地呆在一个角落，倾听着人们对她诉说那些表达真挚感情的话语。她有时站起来，照料一下家务。没有女仆替她料理家庭琐事，使她能够安静地忍受这场痛苦。这位无产阶级作家的伴侣，即使在忍受痛苦的时刻，也得操劳干活。她脸上已失去了昔日“乡村姑娘的姿色”；她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韶华都献给了何塞·卡洛斯。 工人们轮流为这位亡友守灵。当安放马里亚特吉遗体的棺木从房中抬出来时，工人们不让用灵车运送，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抬着安睡的战友，从华盛顿街走到陵墓所在的马拉维利亚斯街。大家默默地、悲恸地步行到墓地，向马里亚特吉表示自己的深情和哀思。 是哀思吗？是的，这是深切、普遍、无限的哀思。但这种哀思是用一首伟大的歌曲表达出来的：在盛殓着那可怜、羸弱的躯体的棺材前面，劳动者的战歌——《国际歌》的歌声响彻云霄，无产阶级的红旗在空中飘舞。 电车上，乘客们静默五分钟，这是因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遗体在这里经过。 十一、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 1930年4月17日，在殖民地遗迹依然到处可见的利马街头，人群摩肩接踵，他们高唱雄壮的无产阶级歌曲，组成盛大的送丧队伍。这座总督城灰蒙蒙的天空中红旗招展，首都漫长的街道上革命歌声激扬，这是劳动人民在深深悼念这位“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 《七篇论文》的作者高度忠于社会主义。马里亚特吉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曾说，他唯一从来没有抛弃过的东西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从社会主义找到了解决人类问题的办法和答案，为了在秘鲁培养社会主义的觉悟，他进行了多么艰巨的工作！他用热情、明确的语言在工会和人民大学发表讲话；在自己家里，他不顾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从事联合各单位无产阶级的工作。因此，由于他创建组织的惊人意志，终于在秘鲁建立了总工会；由于他坚定的信念和笃诚的信仰，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把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具有阶级觉悟和明确方针的党。 在1927年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上，他以多么炽烈的热情，多么崇高的情感向无产阶级发出号召！他号召的言语具有多么巨大的精神感染力！他说：“在结束我的讲活之前，我想对你们说，必须使先进的无产阶级不仅具有历史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还要具有进行创造和实干的英雄志气。只有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和争取幸福的愿望是不够的……” “无产阶级如果除了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几分钱工资以外没有别的理想，那它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伟大的历史性事业。因此，既要高于只求吃饱肚皮这种庸俗的实利主义，也要高于消极的、破坏性的和虚无主义的感情和利益……” 怀着这种崇高感情和理想主义对无产阶级讲话的这位伟大人物，本来可以享受报酬优厚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舒适生活。莱吉亚总统——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曾经提出让他去领导一家报纸。但他宁愿过清贫的生活，因为他的信念促使他投入社会革命。他的信念就是那些伟大的卫道者，和那些为了一个理想而献身的伟大的建设者的信念。如果他不致力于社会革命家的活动，他的身体本来不会垮得这么快。我不知多少次听他的伴侣说过：“要是何塞能到山区去……！山区的气候和阳光会治好他的病的……” 但是，既然他这位脑力劳动者的任务要求他留在气候有害健康并散发着潮气的城市里，他又怎么能到山区去呢？他必须呆在利马，而利马却慢慢地毁灭了他。 马里亚特吉认为，社会革命应该以赋予无产阶级以阶级觉悟和组织性来进行。因此他同阿普拉党*发生了分歧。他曾和阿亚·德拉托雷一起创建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出于过去的友情和战友关系，他们二人曾经团结一致。但当他了解到阿普拉党的纲领时，那种关系终于破裂，深深的鸿沟使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德拉托雷分道扬镳。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马里亚特吉认为，无产阶级在解放人类事业中的作用，应该摈弃庸俗政治追求的蝇头微利和土生白人的方法。而考迪罗主义**同马里亚特吉一丝不苟、没有个人野心的品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秘鲁无产阶级在组成政党前，应该鼓励“历史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实干的英雄志气”。 *秘鲁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1924年由阿亚·德拉托雷在西班牙创建，原名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现称人民党，缩写为APRA，故又称阿普拉党。——译注 **考迪罗系西班牙文caudillo的音译，意为首领，拉美政治术语。原指割据一方的军事头目，后引伸为军事独裁者。有时也用来称呼掌握军事力量的独裁政客和向追随者播扬个人崇拜观念的政党领袖，上述统治方式和作风则称为考迪罗主义。——译注 恰好在他去世前两年——1928年4月16日，马里亚特吉给阿普拉党墨西哥支部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不同意把阿普拉从联盟改为政党。这封信是一份珍贵的文件，它反映了马里亚特吉的思想立场，并指明了——按他的话说——无产阶级应该走的道路；而且不要忘记，这条道路是以最纯正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下面我引用几段信的原文： “……我阅读了设在阿班凯的秘鲁民族主义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号声明。读后我深感惆怅，因为第一，作为一篇政治作品，它属于旧制度中那种最可憎恶的竞选宣传品；第二，它表现了把一场运动——它确实是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运动——建立在欺骗和谎言基础之上的倾向。如果由一群不负责任的人扮演这个角色，我对他们的蛊惑宣传会毫不介意，因为我知道，任何政治运动中，多少有点蛊惑宣传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这份文件是由一个根本不存在，但天真的人们却以为是已经存在的真实的中央委员会署名的。难道我们应该用土生白人的蛊惑宣传那种粗俗不堪的语言对全国人民讲话吗？那里一次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这个字。声明通篇是喧嚣热闹而又空洞无物的老一套的高谈阔论……” “……我反对任何模棱两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只要我们自己不把它弄糟，那么由于它历史的合理性，由于参加者的聪明才智和忘我精神，由于其学说的伟大和崇高，它必将使我国最优秀的儿女觉悟起来。但这样一场运动却可悲地堕落成一场十分庸俗的竞选宣传鼓动，这样作我也反对。在我病魔缠身、忍受痛苦和进行斗争的这些岁月，我始终从对青年一代的乐观中吸取力量，这一代青年唾弃旧的政治，因为他们唾弃‘土生白人的方法’、考迪罗式的高谈阔论和连篇累牍的空话大话。当我在维护自己思想上的原则时，就是在维护我的根本原则。我对灰心丧气情绪决不苟同。我所经受的痛苦大大加重着我的病势，使我忧虑万分。我不想以伤感来打动你们，但我不能对你们隐瞒，我是怀着忧愤、焦虑和失望心情给你们写信的……” 对于这样一封崇高的、热情跃然于纸上的信，阿亚·德拉托雷竟以轻蔑的口吻，抱着讽刺挖苦的目的回答说： “……你的狂热症又复发了……我看得出来，你的信染上了狂热性蛊惑宣传和荒唐可悲的感伤主义……我希望你冷静下来……这对你的健康很必要。不要堕入左倾或革命文人的左倾思想（我把这称作‘左撇子主义’）中去……你对我们说，你是怀着忧愤写那封信的。你不知道我对此多么遗憾，但从来信的开头几行我就猜出是这样的……” 阿亚指责马里亚特吉是“欧化主义”——这是一派陈词烂调，毫无根据的指责。他说：“你是满脑子的欧化主义……还是立足于现实吧，设法不要用革命的欧洲而是用革命的美洲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吧。” 对于这位阿普拉党的考迪罗如此无理的言论，应该用马里亚特吉自己声明中的原话来回答：“我们确实不想让社会主义在美洲生搬硬套。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英雄的创造。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现实，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一代人的庄严使命。” 创造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这就是这位被斥责为“欧化分子”的伟大人物的事业。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的，因为他的信仰促使他倾向社会主义学说，但社会主义在美洲决不应该“生搬硬套”。当乌戈·佩斯塞和胡利奥·波尔托卡雷罗作为刚成立的秘鲁社会党*的代表，前往蒙得维的亚参加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成立代表大会时，他们带去了马里亚特吉的一篇论文：《拉丁美洲的民族问题》。这是因为这位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培育起来的作家强烈、热切、真诚地关注着西班牙美洲的问题。他首先着眼和热爱的是秘鲁，其次才是欧洲。 *秘鲁社会党，1928年由马里亚特吉等人创建，1930年改名为秘鲁共产党。——译注 十二、一生的曲折道路 马里亚特吉在他一生的三十五个年头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出身贫穷，从小病痛给他留下创伤，一生都在同疾病搏斗，他那意志的战线从没有被冲破，他心中的火焰从没有熄灭，而是旺盛、猛烈地燃烧着。 他的少年时代——他的天才和思考探索精神在这个时代就已初露锋芒——受到十九世纪初文学毒素的毒害。他在颓废派诗人和雕琢派作家的杯中饮了一点鸩毒。但是，他心中沉积的人性使他清除了那些毒素；对于社会问题的思索使他摆脱了颓废派的病态。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欧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当他重返祖国时，他的性格得到了加强，他的精神得到了锻炼，他的道德观得到了提高，他一生意气风发、坚定紧张的曲折道路已初步规划好，从而直接达到他的目的地。 即使他肢体伤残，身体羸弱，几乎被疾病折磨得形销骨瘦地坐在自己的轮椅里时，他的乐观精神也给人以鼓舞，和他谈话可以提高人的精神。他那双乌黑、探询的眼睛闪烁着火一样灼热的光芒，他不时发出亲切、爽朗的笑声。 马里亚特吉这位没有教室、没有文凭的老师，身边总有许多渴望聆听他那思想丰富的谈话的学生和希望与他交流思想的教师。他对青年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人曾想请这位自学者进圣马科斯大学任教，因为他的学识不是那种虫蛀的大厚本和羊皮精装本上的冷漠学问，而是一泓活生生、热腾腾的精神喷泉。 如果他偶尔上街漫步——他有时喜欢到海滩上度过下午，他所到之处，都有人向他表示热爱和尊敬之情。马里亚特吉！马里亚特吉！他的名字意味着智慧、纯洁和诚意。 马里亚特吉！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和个人感情，他庄重严肃，羞于渲染，在谈到自己时寥寥数语、朴实无华；他为人一丝不苟，而且象那些不尚空谈的高风亮节的人物一样谦逊克己。为他这样的人撰写文章，不应该用华而不实的形容词，高亢艳丽和耸人听闻的修饰词。 为了与他庄重严肃、质朴无华、一丝不苟的特点相称，我们应该采取明确、冷静和严肃的态度。他那思想家、知识分子和忠诚战士的人格，不需要夸大冗长的句子和火热的词汇。在我们怀念这位如此伟大又如此谦虚的人物的园地周围，可能会长出一些杂草，那就让我们剪除干净！ 马里亚特吉为人谦虚，就象迄今为止的先驱者、思想的播种者和学说的传播者一样。他谦逊又慷慨；他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却从不要求什么。他既不沽名钓誉，也不要求金钱和嘉奖。 他一生倍尝烦恼痛苦，他的烦恼痛苦又使他再生、革新和热爱。 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些阴郁和痛苦的时刻，应该而且必须记住象马里亚特吉一样善于负起责任并完成其使命的伟大人物的号召，并倾听他们的呼声。 当我们的信念发生动摇，我们的希望有所减弱时，让我们看看他——这位美洲年轻而伟大的“阿毛塔”吧！ 1944—1945年于利马米拉弗洛雷斯区
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 ·一、基本观点 ·二、地方主义与酋长制 ·三、共和国的地方 ·四、中央集权的地方分权 ·五、新式地方主义 ·六、首都问题 一、基本观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地方主义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呢？在某些省份尤其是南方各省，地方主义情绪的存在是极为明显的。但地方主义者的愿望是不明确、不定型的；没有具体地表现为断然强烈的要求。在秘鲁，地方主义没有形成一场运动、一种思潮或一个纲领，只不过是一种烦恼和不满情绪的模糊表现而已。 这种状况可以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中得到解释，从我国的历史进程中得到解释。我们认为，地方主义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我们已不能用十九世纪雅各宾派或激进派的意识形态来认识和研究这个问题。 我认为，以下各点陈述可以引导我们对地方主义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联邦派与中央集权派之间的论战，如同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论战一样，是一场过时的、不合时代潮流的论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斗争正从纯政治领域转到社会和经济领域。新的一代所关注的不是我国制度中形式的东西，即行政机构；而是实质的东西，即经济结构。 第二，联邦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出现不是人民的要求，更确切地说，是酋长统治制及其拥护者的要求。土著群众没有提出这种要求。然而主张联邦的新信徒超不出原来殖民地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第三，中央集权制依靠的是地方上的权贵政治和酋长统治制，不过他们也不时地准备自认或自命为是拥护联邦制的。联邦主义潮流则从在中央政权面前失宠的那些权贵或酋长中收罗信徒。 第四，我国政治组织的弊病之一确实是它的中央集权制。但解决的办法不存在于带有封建根子和封建精神的联邦制之中。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组织需要全面修正和改造。 第五，在秘鲁，难以确定和划分历史上存在的各个地区。省份的划分沿袭了总督辖区制时代人为的行政单位，因此，这些省份并不是真正从秘鲁的人民和历史中产生的传统和现实。 联邦派的思想并不表明它在我国历史上有真正深厚的根基。共和国最初五十年中，唯一的思想冲突、唯一的学说之争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并没有感到首都与地方的对立，而只是“委托监护主”或大庄园主这些殖民地封建制和贵族的后裔，与城市中印欧混血种平民这些独立运动中自由派的夸夸其谈的继承者之间的对立。这场斗争当然影响到行政制度。万卡约省的保守宪法取消了省议会，反映了保守派对自治（英文，self-government）思想的立场。但是，无论对当时的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来说，行政上的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都不居于争论的首位。后来，过去的“委托监护主”和贵族以及一些靠国家合同、同国家做生意而发财致富的商人变成了资本家阶级，并承认自由派的思想比贵族的思想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和需要，这时，地方分权才在两个政治派别的双方都有了或多或少是空头的支持者。无论保守派或自由派，或则宣称较赞成地方分权，或则宣称反对地方分权。确实，在这个新时期中，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即使不用这两个名称，也都不符合各自的阶级感情。（在这个奇怪的时期，有钱人变得有些象自由派，相反广大群众倒变得有些保守。） 但是无论如何，事实却是文官派的首领曼努埃尔·帕尔多*制定了地方分权的政策，并于1873年建立了省议会；若干年后，民主党首领尼古拉斯·德彼罗拉——他是一位具有保守派思想和精神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虽然表面上他那鼓动家和蛊惑者的特性显出他是个自由派——在该党的“原则声明”中写进或接受了这种论点：“我国种族、语言、气候和土地上的差异，以及我国居民中心之间相距遥远，当然要求建立联邦形式以满足我国今天和明天的需要；但必须在这种制度在与我们相似的国家的经验和秘鲁的特性提出的条件下来建立”。[1] *曼努埃尔·帕尔多（1834—1878），秘鲁政治家。1871年建文官党。1872年任总统。1878年被刺身亡。————译注 1895年后，反对中央集权的声明越来越多。奥古斯托·杜兰德*的自由党宣布拥护联邦形式。激进党不遗余力地攻击和批评中央集权制。甚至突然奇妙地出现了一个联邦党。于是，只有1873年倾向于实行地方分权政策的文官党人支持中央集权制了。 *奥古斯托·杜兰德（1871—），秘鲁政界人士。1901年领导成立自由党。————译注 但这一切都是理论上的设想。实际上，各党都不急于废除中央集权制。真正的联邦分子不仅人数甚少，而且分散于不同的党派中，对舆论没有实际影响。他们不代表民众的愿望。彼罗拉和民主党已统治数年。杜兰徳及其朋友曾一度与民主党人分享了政权中的显要职位。那时，无论民主党人还是自由党人都不关心制度问题，也无意改革宪法。 自从脆弱的联邦党垮台和冈萨雷斯·普拉达的激进党自动解散以后，自由党继续举着联邦制的旗帜。杜兰德意识到，联邦制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民主党内通过一份柏拉图式的、温和的书面声明，已显示出它的枯竭无力——可有助于自由党在各州加强自己的势力，以便把敌视中央政权的人拉入党内。在何塞·帕尔多*执政期间，或者说为了反对该届政府，杜兰德发表了一篇联邦制宣言。但他后来的政策十分清楚地表明，虽然自由党表示信仰联邦制，但他打着联邦制思想的旗号只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帕尔多第二次执政期间，自由派进入内阁并成为议会的多数。无论是作为部长还是作为议员，自由派都没有表现出任何重新为联邦制战斗的意图。 *何塞·帕尔多（1864—1947），秘鲁政界人士。曼努埃尔之子，两任总统（1904—1908，1915—1919）。————译注 比林古尔斯特*——或许他的信念比其他利用这一纲领的政治家更为强烈——也希望实行地方分权。不能象对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一样指责他掌权时忘记了地方分权这一原则，因为他的执政试验太短促了，但是客观、公正地说，也不能不指出，比林古尔斯特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敌人当上总统，并没有给反对中央集权运动带来任何好处。 *吉列尔莫·恩里克·比林古尔斯特（1851—1915），秘鲁政界人士。曾任副总统（1895—1899）、总统（1912—1914）。————译注 乍看起来，有些人可能认为，对秘鲁各政党对中央集权制的态度这一简短的回顾证明，特别是从民主党的原则声明起到杜兰德博士的联邦派的宣言那天止，秘鲁确实有过一股明确的联邦派思潮。但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现象。这一回顾真正证明的是，联邦制思想既没有引起激烈、公开的反对，也没有得到奋力、热情的支持。它只是一条既无意义又无实效的口号或原则，其本身无非是某一场运动或某一个党派的纲领。 这绝不是承认和推荐官僚式的中央集权制。但这表明，秘鲁南方广为传播的地方主义至今还没有具体表现为积极、强烈的联邦派主张。 二、地方主义与酋长制 所有注视我国历史进程的敏锐的观察家，不论其个人的观点如何，必然都感觉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秘鲁思想界目前不仅关心政治（“政治”一词在这里的含义是指“旧式的政治”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而且特别关心社会和经济。当代秘鲁人对“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关心，远远胜过对“权威的原则”、“民众主权”、“普选权”、“智慧的主权”以及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所争论的其他问题的关心。这倒不是因为前几代人的政治思想方法较为抽象、较富有哲理、较具普遍性……；也不是因为当代人的政治思想方法与前者不同，或相反地较为现实、较为秘鲁化……，虽然事实上确是如此。这是因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论战，从双方来说都基于自己一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无产阶级缺少自己的权利要求和思想意识。自由派和保守派从自己优越、独特的阶级地位出发来看待印第安人。即使他们不是竭力回避或无视印第安人问题，也坚持要把它缩小为一个慈善或人道问题。在这个时代，由于产生了表达民众（他们正在逐步具有阶级觉悟和阶级精神）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思想意识，便出现了与印第安人命运休戚相关的民族思潮或民族倾向。这种思潮认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是革新或重建秘鲁的纲领的基础。印第安人问题，已不再象自由派与保守派论战时期那样是一个附属的或次要的问题，而已经成为首要的问题。 由此发生了这样的事，它与表面的和自封的民族主义者所设想和暗示的相反，它表明：在现在这一代人的意识中制定的纲领，比过去仅仅按照贵族的感情和迷信或雅各宾派的观点和方案制定的纲领，更加千倍地具有民族性……。认为印第安人问题是次要问题的这种见解，既非常具有人情又非常具有民族性，既非常理想又非常现实。这种见解已经深入我们时代的精神之中，它的国内支持者的态度与它的国外评论者的看法相吻合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以欧亨尼奥·德奥斯*为例吧。这位西班牙教授——在秘鲁，把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混为一谈的人对他的思想极为敬重，甚至敬重得五体投地——在玻利维亚一百周年纪念时写道：“特别在某些美洲国家，我相信我十分清楚地看到，按照正确的治国之道（segúnlaleydelBuenServicio）独立的正当理由应该是什么，而实际又是什么；工作、任务、事业、使命实际是什么，而又应该是什么。例如在贵国，我相信我是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如同在秘鲁、墨西哥一样，玻利维亚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普遍性的问题。玻利维亚有印第安人问题，即印第安人在文明面前的处境问题。如何对待这个种族呢？众所周知，历来有过两种对立的方法。撒克逊的方法是使它倒退、造成大量死亡、慢慢地灭绝它。与此相反，西班牙的方法则设法接近它、拯救它、与它通婚。现在我不想说应该用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但必须明白无误地指出的是，必须采用其中的一种方法。简单地回避问题，容忍印第安人和白人居民一起存在和繁殖,而不关心他们的处境，甚至自私地、贪婪地、残酷地利用这种处境，让他们做卑微低贱的苦工和家奴，采取这样一种方针在道义上是不能容忍的。”[2] *欧亨尼奥·德奥斯（1882—1954），西班牙作家、政论家。————译注 在印第安人问题上，欧亨尼奥·德奥斯把西班牙方法那种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撒克逊方法那种斩尽杀绝的残酷意志对立起来，我觉得这里不是反驳这种观点的适当场合。（欧亨尼奥·德奥斯可能认为，拉斯卡萨斯神父那种高尚精神代表西班牙的方法，而完全渗透着不仅敌视印第安人、甚至敌视印欧混血种人的偏见的征服时期和总督辖区制时期的政策并不代表西班牙的方法。）我只想从欧亨尼奥·德奥斯的见解中指出一个最新的证据，以证明我国这出历史剧的天才主角和聪明观众对时代使命的解释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承认关于“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论争比关于统治机构和国家结构的论争居于优先地位，那就绝不能不从必须彻底地、有机地解决前两个问题的观点出发来考虑地方主义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行政的地方分权问题。凡不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地方分权，根本就不值得讨论。 那么，地方分权作为单纯的政治和行政改革，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在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道路上取得任何进展。相反，只是为了给地方和各省较广泛的自治权而实行的地方分权，将会扩大酋长统治的权力，而不利于根据土著人群众的利益解决问题。若要确信这一点，只需问一问是哪个家族、哪个阶层、哪个阶级反对解救印第安人就行了。答案只有一个，而且是斩钉截铁的一个：就是酋长制、封建制和权贵政治制。因此，酋长和权贵的地方政府自治权越大，就会更加反对和破坏土著人任何实际的权利要求，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不应该有什么幻想。城里的团体和廉洁的阶层永远也不会在地方政府中压倒酋长统治。一个多世纪的经验足以使人明白，应该遵循什么准则才能使秘鲁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行一种民主制，这种民主制至少在表面上会确保实现“民众的主权”这一雅各宾派的原则。总之，农村民众、土著人村社仍将被排斥于选举及其结果之外。因此，尽管只是因为缺席者永远无理（法文，“Lesabsentsonttonjourtort”），由“选举”（但农村民众和土著村社并没有参加投票）产生的机构和政权永远不可能、也不会为他们申张正义。谁会天真地相信，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范围内，各地方会受“普选”的约束？ 无论是曼努埃尔·帕尔多总统的“省议会”制，还是杜兰德及主张联邦制的其他人的宣言中所鼓吹的联邦共和国，都只代表了而且也只能代表酋长制的愿望。在实施过程中，“省议会”一定会把中央政权拥有的一部分职权转交给各省的权贵。而联邦共和国大概也会起同样的作用并取得同样的效果。 各地方和各州都谴责中央集权制及其方法和机构，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揭露把共和国的行政管理集中在首都这种组织方式，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们被一种虚幻的美景所迷惑，相信地方分权足以解决它们的实质问题，那就绝对错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共和国中的酋长制，是首都在各地方和各州的同盟者和代理人。中央政权的一切缺点、一切弊病，酋长制都有关系、都有责任。因此，如果地方分权只是为了把地方的行政管理和地方政权直接置于酋长们的控制之下，那么这种用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的作法就提不出、也不会确保任何医治深重弊端的办法。 路易斯·E·巴尔卡塞尔竭力要说明“没有印加王的印加帝国的存在”。这项研究工作比对旧式政治的过时题目的研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个题目也证实了这种论断：当今时代所关心的不是肤浅和单纯的政治，而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巴尔卡塞尔的努力切中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这个要害。他不是在酋长制而是在“艾柳”制中寻求解决办法。 三、共和国的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地方主义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地区的定义。我觉得，我国老式的地方主义者从来没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这样作，正表明他们立论的抽象或肤浅。任何一个聪明的地方主义者，都不会希望由我国的政治组织形式来划分地区，即“省”（“departamento”）就是“地区”（“región”）。省是一个政治术语，不代表一种现实，更不代表一个经济和历史单位。省尤其是一种只适应中央集权制的某种需要或职权准则的惯例。我设想不出有什么只抽象地谴责中央集权制，而不具体地提出自己特殊的分区方法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必然表现为联邦主义。总之，它明确地体现在地方分权的一种具体方案中。只满足于各省自治的地方主义，不是名副其实的地方主义。正如赫里欧在他的《信仰》一书中专门论述行政改革的一章中所说，“地方主义在省和市镇之上设立一种新的机构：地区”。[3] 但这种机构只是作为政治和行政机构来说才是新的。地区不是从国家的政治章程中产生的。它的渊源更为复杂。一般地说，地区的起源比国家本身的起源更为古老。为了从国家得到一点自治权，这正需要有地区的存在。在法国，没有人能够否认普罗旺斯、阿尔萨斯—洛林、布列塔尼等地有权自认和自称为地区。更不用说国家的统一不太巩固的西班牙，也不用说国家的统一不太悠久的意大利了。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区在传统、性格、人甚至语言上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自然地理情况，秘鲁分为三个地区：沿海、山地和高山。（在秘鲁，唯一界线分明的是大自然。）这种划分不仅是自然界的，它影响到我国整个的社会和经济现实。高山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还没有什么意义。可以说，高山，或确切地说山林，是秘鲁国家的一块殖民地领地。但沿海和山地倒的确是土地和居民都不相同甚至迥异的两个地区。[4]山地是属于土著居民的；沿海是属于西班牙人或印欧混血种人的（既然“土著居民”和“西班牙人”这两个词在这里含义非常广泛，那就随便人们怎样称呼吧）。在关于巴尔卡塞尔的一本书的一篇文章中，我曾写过一段话，我在这里重新引述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秘鲁历史和秘鲁人的两重性，表现为在沿海形成的历史形态与残存在山地、深深扎根于大自然的土著人感情之间的冲突。当前的秘鲁是一种沿海结构。当前的秘鲁，特性是在沿海低地上形成的。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土生白人都不知道征服安第斯山。在安第斯山，过去的西班牙人始终只是开拓者或传教士。现在的土生白人也是如此，乃至安第斯山的环境把征服者扼杀在山中，并逐渐创造出了土著居民。”[5] 土著种族及其语言被西班牙种族及其语言从沿海地区赶走后，就孤僻地逃避到山地。于是，一种地区特性——如果不是民族特性的话——所具有的全部因素便在山地融合了：作为西班牙及征服的继承人的沿海的秘鲁，从利马统治着山区的秘鲁；但是在人口和精神上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消化山区。秘鲁的统一尚待努力实现；这不是在一个由好几个古代小国或自由城邦组成的统一国家的范围内实行联合和共处的问题。秘鲁的统一要深刻得多，因为这里不是要解决多重性的地方或地区传统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双重的种族、语言和感情的问题。这种双重性是由于一个外来种族对土著人的秘鲁的侵略和征服造成的，而这个外来种族又没有能够融合、消化和消灭土著种族。 在地方主义感情更为浓厚的城市和地区，地方主义感情不只是单纯表现为一部分酋长统治者的不满情绪。这种地方主义感情明显地，虽然不自觉地，是由沿海和山区的对立形成的。当地方主义用首都与各省之间不止一次的冲突来对抗这些动力时，就揭示了沿海和西班牙人的秘鲁与山地和土著人的秘鲁之间的冲突。 但即使这样给地方性或者确切地说给地方下了定义，在具体考察地方分权方面仍然是毫无进展。相反却失掉了这个目标，而去追求一个更大的目标。从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山区和沿海是两个地区；但从政治和行政的角度来看就不可能是这样。安第斯山之间的距离，比山地和沿海之间的距离还要大。秘鲁经济的自发运动正在为沟通安第斯山而努力。它要求优先修筑横向公路，然后修筑纵向公路。山区生产中心的发展取决于出海口。任何积极的地方分权纲领，都必须主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和方向来制定。地方分权的历史目的不是为了分裂，相反是为了统一。实行地方分权不是为了分离和分裂各地区，而是为了在和谐的而不是强制的共处中确保和完善各地区的统一。地方主义并不意味着分离主义。 因此，从以上几点说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秘鲁的地方主义及其所提要求的性质之所以不明确和模糊，恰恰是没有明确划分地区造成的。 我认为，最有力地支持和维护这个论断的是这一事实：南方，确切地说就是库斯科、阿雷基帕、普诺和阿普里马克各省的地方主义感情，比任何地方都更加真挚、更加深厚。这几个省是我国划分得最明确、组织得最和谐的地区。这几省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依然保持着一种古老的统一：印加文明时代遗留下来的统一。在南方，“地区”牢固地建立在历史的磐石上。安第斯山就是它的城郭屏障。 南方基本上是山地。在南方，海岸愈益变窄。那是一块极小的狭长地带。沿海地区的和印欧混血人的秘鲁没有能在这一地带站住脚跟。安第斯山伸向大海，把沿海地区变成一条狭长的飞檐。因此，城市没有建在沿海，而是建在山地。南方沿海地带只有港口和小海湾。尽管经历了征服、总督辖区和共和国几个时期，但南方即使不是保持了土著特点，也还是保持了山地风貌。 往北，海岸逐渐宽阔，在经济和人口上都居统治地位。特鲁希略、奇克拉约和皮乌拉是具有西班牙精神和情调的城市。这几座城市与利马之间，交通便利，来往频繁。但最使它们与首都接近的还是传统和感情上的一致。 一张秘鲁地图比任何含糊或抽象的理论都更能说明秘鲁的地方主义。 中央集权制把全国领土分为若干省；但有时也采纳或使用一种更为通常的划分方法，就是把各省归并成北、中、南三个大区。圣克鲁斯*的玻利维亚—秘鲁邦联曾把秘鲁分成两半。实际上，这种划分法并不比中央集权的共和国的划分法更为专横和更为牵强。在北区、中区和南区这三个框框下，把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省或州凑在一起，这样就把“地区”这个词用得太俗气了。 *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1792—1865），玻利维亚军人、政治家。曾任秘鲁代总统（1826—1827）、玻利维亚总统（1829—1836）,1836年发起成立秘鲁—玻利维亚邦联，自任邦联保护者，邦联于1839年初解体。————译注 但国家和党派从来都没有能够用其他方式确定秘鲁的各个地区。民主党——关于该党理论上的联邦主义我已谈过了——把它的联邦制的原则运用到它的党内制度中，中央委员会下设北、中、南三个地区委员会。（关于这个党的联邦主义，可以说是应用于内部的联邦主义。）1919年的宪法改革设立了大区议会，批准了这种地区划分。 但这种划分方法与划分各省的方法一样，典型地、完全地符合中央集权的标准，是中央集权制的主张或理论。地方主义者的地方主义，如果不是建立在大都会思想方法的特殊前提和观点上，他们就不能采用上述划分的方法。地方分权的所有尝试恰恰都犯了这种独特的毛病。 四、中央集权的地方分权 共和国历史上试验过的各种地方分权形式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们代表着完全是中央集权的观念和方案。各政党和首领们曾多次机会主义地同意地方分权的理论。但当他们试图应用这种理论时，都没有、也不可能超出中央集权的实践以外来行事。 这种中央集权制的趋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地方主义的愿望没有表达民众的要求，而只是表达封建主义的感情，所以没有形成具体的纲领，没有提出明确的地方分权方法。酋长们只关心扩大自己的封建势力。地方主义不能制定自己的方案，充其量也只能叨咕几句“联邦”这个词。所以，地方分权的方案是首都的典型之作。 在理论方面，首都从来没有十分热情、十分雄辩地维护中央集权制；但在实践方面，它却善于而且已经能够保持自己的特权完整无损。它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对行政地方分权的主张作些让步。但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寻求的种种方案，却总是按中央集权制的标准和利益的模式浇铸成的。 按1873年市政法试行建立的省议会，可以算是地方分权的第一次切实的试验。（圣克鲁斯的邦联制试验时间太短，不在此次研究之列。这不仅因为它只是昙花一现，更因为它带有超国家观念的性质，这种超国家观念是由一位其理想基本上是把秘鲁和玻利维亚合并在一起的政治活动家提出来的。） 1873年的省议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表现了它中央集权制的精神。这种新机构的模式是从法国，也就是从那个不顾一切地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找来的。 我国的立法者，企图把第三共和国宪法中的一种制度作为地方分权的改革办法应用于秘鲁，而这种制度十分明显地死死抱着参议会和帝国的中央集权原则。 1873年的改革是中央集权主义的地方分权的典型方案。它并不意味着满足地方感情的某些必要的要求。毋宁说，省议会妨碍或阻止了任何系统的地方主义的实施，因为省议会加强了把共和国划分为省，即划分为适应中央集权政体的需要的区域这种人为的政治划分。 卡洛斯·孔查在他关于地方政权制的论文中，企图说明“照抄1871年的法国法律来组织这些机构不符合当代的政治文化”。[6]这是关于一项文官主义的改革的典型的文官主义见解。省议会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们根本不符合秘鲁的历史现实。它们是要把中央政权的一部分职责、初等和中等教育、司法、宪兵局和宪警转让给地区的酋长制。但地区的酋长制除去根本不能胜任以外，实际上对于承担这些职责也没有多大兴趣。再说，这套制度的运转和机构过于复杂。省议会简直就是一种由各省的选举团体选出、并由省政府当局组成的小型议会。那些大权贵们自然把这种议会看成是一部杂乱无章的机器。他们的利益要求一种在组织上和管理上较为简便的机构。另一方面，公共教育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这些讨厌的负担最好还是推给中央政权吧。所以，省议会既不是以与政治权术无缘的人氏、特别是农民群众为基础，也不是以封建贵族及其追随者为基础。这种组织完全是人为的。 1879年的战争造成了取消这种试验。但省议会早已经失败了。实际上，在它们存在的短短几年中就已经证明它们不可能完成其使命。当战争结束、感到必须改组行政机构时，就再也没有考虑1873年的法律。 但是，创立了省洪达（junta）的1886年法律还是因循了原来的方针。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集权制形式上对于表面的地方分权的关心大大减少。由地区长官（prefecto）担任主席，洪达一直执政到1893年。总的来说，洪达是完全服从中央政权的权威的。 这种表面的地方分权的真正意图，不是建立一种各省行政自治的逐步过渡的制度。国家建立洪达，不是为了满足地区的愿望。它的企图是缩小或取消中央政权在分配教育和交通事业方面的资金的职责。一切行政管理仍继续严格地集中于中央。除去可称为自己解决贫困问题这种独立性以外，中央不承认各省有任何其他的行政独立。各省必须在不给中央造成任何麻烦的情况下，接受某些专横机构同意它们开办的学校，和授权它们建筑或整修的道路。省洪达的目的只是为了各省分配教育和公共工程的预算而已。 省洪达衰落和废除的过程向我们证明，省洪达的真正意义不过如此。随着国家财政从1879年战争的后果中恢复过来，中央政权开始重新担负起交给省洪达的那些职责。政府把公共教育完全抓在自己手里。随着共和国总预算的增长，中央政权的权力也扩大了。与国库的财政收入相比，各省的收入开始显得微不足道，这种不平衡的结果使中央集权制得到了加强。过去委托省洪达暂时代行的职权，现在又由中央政权取而代之，省洪达就此逐渐衰弱。当洪达只剩下一点检查省政当局活动的次要职权，和省的行政管理中一点官僚职责时，它们就被取消了。 1919年的宪法改革，至少在表面上不能不满足一下地方主义的感情。它最重要的地方分权措施即市政自治，至今尚未实行。市政自治的原则已经写入国家宪法。但在地方政权的机构和结构上，一切都是原封未动，相反倒后退了。市政当局由政府任命。 相反，却要立刻试验地区议会制。北、中、南这几个区的议会，好象是全国议会的一群小闺女，但在同一个时期、同一种选举气氛中孕育，于同一天、从同一个母体中诞生的。它们的使命就是进行附加的和装饰性的立法工作。现在，就连它们的炮制者大概也相信它们是毫无用处的了。六年的经验足以对它们作出判断：说到底，这只是地方分权的一种改头换面的荒谬行径。 实际上，不需要这种证明也可以知道它们有什么实效。地方主义所要求的地方分权不是立法上的分权，而是行政管理上的分权。不能设想有什么没有相应的执行机构的代表会议或地方议会。增加立法机构并不是地方分权。 地方议会甚至没有能够消除全国议会中问题拥塞的现象。两院中仍在就地方上一些琐碎问题进行辩论。 总之，问题依然存在，毫无触动。 五、新式地方主义 我已考察了老式地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现在我就提出我的关于地方分权的观点，并具体说明依我之见这个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向新一代人提出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地方上的酋长制与中央集权的政策已经逐步达成的一致或妥协。在这种一致正在形成或成熟的时候，酋长制可以表现出或多或少的联邦主义思想和反中央集权思想。但自从酋长制成为中央集权制最好的工具和最有效的代理人起，它就放弃了任何使其首都的盟友不高兴的要求。 应该宣告：统治阶级中的中央集权派与联邦派之间过去的那种对立已经消除，这种对立，正如我在我的论文中强调指出过的，从来没有达到怎么了不起的程度。现在，理论上的对立已化为实践上的谅解。只有在中央政权面前失宠的那些酋长还表现出倾向于某种地方主义的态度，而且即使这种态度，只要他们的政治命运一旦有所改善，他们当然也是要决心放弃的。 首先，统治形式的问题已不存在。我们正处在经济极为明显地控制和吞没政治的时代。世界各国已不是单纯地讨论和修正行政管理机构，而主要地是讨论和修正国家的经济基础。 西班牙封建制的残余在我国继续存在，而且在山区比在共和国其他地区更为根深蒂固，更为强大有力。在我国前进的过程中，最令人头痛又最为急迫的需要，就是消除作为殖民地残余的封建制。解放和拯救印第安人，这就是秘鲁革新的纲领和目标。新一代人希望秘鲁建立在它天然的人种基础上。他们感到有责任创建一种更加秘鲁式的、更有乡土气息的秩序。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个纲领的当然敌人是征服的继承人、殖民地的后裔，即那些酋长们。关于这一点决不会有任何差错。 所以，对源于封建感情和利益，因而其根本目的是加强酋长制权力的这种地方主义，必须坚决唾弃、彻底拒绝。 秘鲁必须在酋长和印第安人之间作出抉择。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抉择面前，一切关于政权结构的问题都退居到第二位。新一代人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秘鲁必须反对酋长，选择印第安人。 由于那些思想和事实日益强烈地迫使我们面临这种不可避免的抉择，地方主义开始发生分歧，并分裂成动力和方向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确切地说，开始形成一种新式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不是对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单纯抗议，它是山区意识和安第斯山感情的一种表现。新地方主义者首先是土著主义者。不能把他们与老式的反中央集权分子混为一谈。巴尔卡塞尔感到，在薄薄的殖民地地层下，印加社会的根子仍然完好无损。 他们的事业是库斯科的事业，是安第斯山的事业，是克丘亚人的事业，而不是地区的事业。这项事业从土著情感和土著传统中汲取营养。 这些地方主义者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和首都的新一代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说什么首都和地区之间的对立，而是两种精神状态、两种思想体系的冲突。一种正在衰落，一种正在兴起，而两者都既在山区又在沿海、既在外省又在城市传播和表现出来。 青年人中那些顽固地重弹老一代人那种空洞的联邦制老调的人，他们走错了道路。新一代人应在社会正义的坚实基础上建立秘鲁的统一。 只要同意这些原则，承认这些目的，由地方主义者或中央集权主义者的自私心理产生的一切可能的实质性分歧，就都会被抛弃和排除。对中央集权制的谴责和对酋长制的谴责就会结合起来。这两方面的谴责就会具有同样的希望，追求同样的理想。 省市自治、自治、行政管理的地方分权，这些东西本身不能讨价还价和争来争去。但从进行全面和彻底革新的观点来看，必须考虑和估价它们与社会问题的关系。 任何加强酋长统治而有害于印第安人的改革，尽管它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地方主义感情，但都不能认为是善意的、公正的改革。在先锋队的革命纲领上居于首位的印第安人事业的实质性要求，高于争取地方分权和自治的任何形式上的胜利。 六、首都问题 地方主义者的反中央集权主义，曾多次表现为反利马主义。但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它没有超出冠冕堂皇的抗议的范围。它没有打算认真地据理对首都进行控告，尽管有的是理由可以提出并用文件证明这种控告。 这无疑是一项超出酋长制的地方主义的目的和动机的任务。新地方主义可以而且应该承担这项任务。在新地方主义进入其使命的这个有益阶段的时候，我认为提出首都这个问题，以完成我要说明“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这个老问题的尝试是有用处的。从我国的历史和地理来看，利马的权威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应该搞清楚的问题。依我看来，利马的支配地位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象人们从思想堕性出发所设想的那么坚实。这种支配地位适应我国历史发展的某个时代、某个时期。它赖以维持的根据是会衰老过时的。 利马近年来的发展盛况，使得我们印象派的利马人对首都不久的将来作出了异想天开的乐观预见。怀有淡淡一点令人惬意的怀疑主义的利马人，远不象外表上那么不轻信。新的市区、柏油马路、以七、八十公里时速奔驰的汽车，这些很容易地就使利马人相信，利马正迅速地走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里约热内卢的道路。 这些预见都是根据市区发展的外表现象作出的。只看到新市区成倍增加。肯定地认为，按利马都市化运动的速度看来，不久它就将与米拉弗洛雷斯和马格达莱纳连成一片。“都市化”运动确实已在图纸上规划了一个至少有一百万居民的都市的面积。 但是都市化运动本身并没有证明任何事情。由于没有最新的人口普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利马从1920年至今的人口增长数字。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利马的居民为228,740人。[7]近八年的增长率不得而知。但现有资料表明，出生的增长数和移民的增长数都不太多。因此十分明显，利马面积的扩大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两个过程、两个终点不相吻合。都市化进程只顾自己向前发展。 利马人对首都不久的将来所抱的乐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信念：首都将继续长期享有中央集权制政体的优势，而这种政体可以确保利马拥有作为政权、享乐、风尚等等中心的特权。但一个都市的发展不是一个政治和行政特权的问题，更正确地说是一个经济特权的问题。 因此需要研究的是，秘鲁经济的有机发展是否可以确保利马起到必要的作用，使其未来成为人们所预言，或者正确地说人们所卜测的那个样子。 我们大致地考察一下都市的发展规律，并看看这些规律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利马吧。 都市的基本因素有三个，即自然或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就利马而言，这三个因素中唯一保持着其全部效力的是第三个因素。 吕西安·罗米厄在研究法国城市的发展时写道：“中等城市管理当地的变革，而大城市的结构却意味着具有全国或国际意义的联系或交流，因为它们的命运取决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活动网。所以它们的命运超出了行政范围，有时还超出了国界，因为它们追求的是普遍的交流运动。”[8] 那么在秘鲁呢，这些具有全国和国际意义的联系和交流却不是集中在首都。利马在地理上不是秘鲁经济的中心，尤其不是秘鲁贸易流通的集散地。 塞萨尔·法尔孔在一家意大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精神首都”（意大利文，“lacapitaldelcsprit”）的文章，对这个题目提出了天才的看法。法尔孔指出，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所以得到惊人的发展，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和地理原因。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农业和畜牧业的出口港和市场。阿根廷贸易的所有重要渠道都在此汇合。[9]相反，利马只能成为秘鲁产品的一个集散地。北部和南部的产品必须从秘鲁漫长海岸线上的不同港口输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明显事实。卡亚俄港现在和将来都将长期居海关统计的首位。但是毫无疑问，卡亚俄土地及资源开发的增加将不是表现为主要有利于卡亚俄港本身，而必将造成沿海其他几个港口的发展。塔拉拉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就其吞吐量而言，塔拉拉在短短几年间就已成为共和国的第二大港。[10]石油工业的直接收益与首都全然无关。这一工业的出口或进口根本不用首都及其港口作转运站。山区或沿海将兴起的其他工业也将出现同样的情况，得到相同的结果。 随便翻开任何一国的地图（只要其首都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大都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首都总是该国铁路和公路的中心枢纽，是其所有大干线的会合点和联接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方面，一个大首都总是具有铁路总站的特点。铁路交通图比任何其他地图都更清楚地表明首都的轴心和中心作用。 显然，政治特权部分地决定着一个国家组成这样的铁路网。但集中的首要因素并不因此就不是经济因素。所有生产中心都自发地、必然地趋向于与首都这个最大的车站、最大的市场相沟通。经济因素与地理因素是一致的。首都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由于一系列造成它的支配地位的情况形成的。但是如果一个地方基本上不具备完成这一使命的地理条件，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造成其支配地位的情况发生。 只有政治因素是不够的。据说，如果没有教皇这个职位，罗马早在中世纪就死亡了。这种说法可能是非常正确的。对这种假设姑且不去争论吧。但无论如何，罗马享有恭奉教皇陛下这种荣誉和恩宠，应当归功于它的历史和它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首都的作用，这也是确实的。第三罗马帝国（TerzaRoma）的历史恰恰告诉我们，只有政治特权是不够的。尽管罗马有教廷所在地梵蒂冈和政府所在地奎里纳尔宫*的吸引力，但它并没有能够象米兰那样迅速繁荣起来。（认为罗马的未来会复兴「拉丁文，Risorgimento」的乐观主义精神，相反却遭到了埃米尔·左拉的小说给我们描述的那种失败，为建设一个不朽的市区而大力兴办的都市化和建设工程，在苦心经营时即告毁灭。这种努力为时过早。）意大利北部的经济发展巩固了米兰的优势，米兰的发展显而易见是由于它在工商业的意大利的流通体系中的作用。 *罗马七山之一，原为教皇的宫殿所在地，1871年改为意大利皇宫，后为意大利政府所在地。————译注 所有现代大首都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深深扎根于传统的复杂而又自然的过程。相反，利马的形成却有点人为的味道。利马是由一个征服者、一个外国人建成的*，最初只是来自远方的一位指挥官的营帐。利马在与其他城市的斗争和竞争中，并没有赢得它作为首都的称号。作为一个贵族统治时代的产儿，利马生来就带着贵族的称号。从命名时起它就叫“诸王之城”。它是征服的产儿。它不是土著人、本国人建立的；而是殖民者、或者说是征服者建立的。后来，总督辖区制把它当作南美洲西班牙政权的所在地。最后，独立革命这场土生白人和西班牙人、而不是土著居民的运动，宣布它为共和国的首都。有一件事曾暂时威胁到它的支配地位，那就是秘鲁—玻利维亚邦联。但是，这个国家在恢复了对安第斯山和山区的统治后，出自本能和下意识地要进行重建塔万廷苏约帝国的试验，把其中心设得过于向南。除去其他原因外，这个国家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而崩溃了。后来，利马利用其政治权力批准了自己作为首都的特权。 *利马城于1535年由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建立，初称“诸王之城”。1821年前一直是秘鲁总督辖区的首府。————译注 这一时期，不仅是胡宁省的矿产资源，更正确地说特别是利马的利益促使铺设了中央铁路。秘鲁作为征服的产儿，需要从征服者的祖居出发，从总督辖区和共和国的所在地出发，去完成攀登安第斯山的事业。后来，铁路越过安第斯山以后，又想到达山脉，同时还幻想有一条连接伊基托斯和利马的铁路。1895年的总统——几年以前，他曾把对联邦制的信仰写入了他的原则声明——在同意修建皮奇斯路线时，想到的无疑是利马而不是东部。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上，他是以典型的中央集权制的感情来行事的。 利马至今应把中央铁路看作是它经济力量的最大源泉之一。由于有了这条铁路，经卡亚俄港出口的胡宁省的矿产，直到不久前还是我国主要的矿产出口。现在北部的石油超过了它的出口。但这决不是说中部的矿业生产下降了。此外，瓦努科省、阿亚库乔省、万卡维利卡省和昌查马约山的产品也经中央铁路南运。首都的经济活动大部分依靠这条深入内地的铁路线。通往帕奇特亚的铁路，通往阿亚库乔和库斯科的铁路，总之，国家铁路规划的整个设计，都是要把这条路线变成我国交通体系的一条主干线。 但这条路线的未来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众所周知，中央铁路是在一段最险峻的地方爬上安第斯山的。运行成本极高，运费昂贵。因此，计划修筑的从瓦乔到奥荣的铁路，在某种程度上必将成为这条路线的一个竞争者。这条新线可能使瓦乔成为一个第一流的港口，很大一部分中部地区的产品将由这条新线出海。 但无论如何，一条深入内地的铁路，即使不是主线，也足以保证利马在我国交通体系中占绝对统治地位。 即使中央集权制长期存在下去，将来仍然不能使利马成为公路和铁路网的中心。我国的领土和大自然就行使了否决权。开发山区和高山的资源，要求有好几条深入内地的铁路线，就是说，为我国产品在沿海提供好几条出口的铁路线。在沿海地区，海上交通不会立即使人感到需要大的纵向铁路线。纵向铁路线将是在安第斯山脉之间。象利马这样一座沿海城市，不可能成为必然要寻求较为便宜和方便的出海口的那种复杂的交通网的中心站。 ※※※ 工业是建成现代化都市的首要因素之一。伦敦、纽约、柏林、巴黎之所以异常发达，首先是由于它们有工业。工业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特殊现象。一座大都市基本上是一个市场，一座工厂。工业首先造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然后造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如许多经济学家觉察到的，在当代，工业不是在追赶消费，而是先于消费并超过了消费。工业不仅满足需求，有时还得创造需求、发现需求。现在工业主义显得是万能的。虽然人类由于对机械和技艺有些厌倦而时常或多或少想要回到大自然去，但还没有任何迹象预示机器和制造业的衰落。新生的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心——俄国，正在发奋努力以发展自己的工业。列宁的理想是国家的电气化。总之，无论是在一种文明日趋衰落的地方，还是在另一种文明方兴未艾的地方，工业都始终保持着它的勃勃生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不可能臆想出一种不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文明。有人预言都市会衰落，但没有任何人预言工业会衰落。 对工业主义的威力，任何人不表异议。如果利马有成为大型工业中心的必要条件，则对它变成大都市的能力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但情况恰恰是，利马发展工业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这不仅因为一般说来这种可能性在秘鲁就是有限的（长期以来秘鲁还不得不甘心于充当原料生产国的角色），而且另一方面，还因为大型工业中心的形成也有其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有一半就是形成大都市的那些规律。工业在首都得到发展，除去其他原因外，还因为首都是一个国家流通体系的中心。首都之所以是工厂，是因为它同时也是市场。无论是对工业的集中还是对商业的集中来说，集中的公路和铁路网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从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秘鲁自然地理情况的反中央集权性质达到了何种程度。 造成一个城市的工业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靠近某些原料的产地。这条规律对重工业、对钢铁工业尤其起作用。大型冶金工厂总是建在为它提供矿石的矿山附近。煤矿和铁矿的分布决定了西方经济地理的现状。 在世界电气化的今天，造成一个地方的工业吸引力的第三个原因是邻近大型水力能源。在建立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方面，“白煤”可以象黑煤一样创造奇迹。 几乎无需作任何努力进行调查就可以知道，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利马不利。利马周围的土地作为工业基地来说是贫瘠的。 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建立在自然因素——原料、水利资源——基础上的工业可能性，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有巨大的意义。由于地理位置、人力资源和技术教育等方面的缺欠，秘鲁不能幻想在短期内成为制造业国家。在很多年内，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只能是一个原料和食品等的出口国。此外就目前来说，它那从属于西方工业大国的贸易和金融利益的殖民地经济国的地位，与重要的工业企业的兴起也是背道而驰的。 即使到今天，也还看不出秘鲁萌芽状态的制造工业的活动有集中在利马的趋势。例如纺织业就相当分散。利马拥有大部分工厂，但各省的产量比重很高。此外正如现在所能看到的，毛织品制造业或许在牧区才有较大的发展可能，因为牧区由于生活费用较低，可以使用廉价的土著居民劳动力。 金融、银行是现代大都市的另一个因素。近来，维也纳的新经验说明了这种因素在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意义。战后，由于奥匈帝国瓦解，维也纳陷入了极度贫困。它不再是一个强大国家的中心，而成为一个小国的首都。维也纳的工商业好象是流血过多、患了贫血症，进入了一个极端虚弱的时期。作为娱乐和奢侈生活的中心，维也纳同样急剧衰落了。旅游者都看到了它那气息奄奄的样子。但是在这场危机中，恰恰是维也纳作为金融市场的地位才使它免于更加彻底的衰落。中欧的巴尔干化损害了维也纳的工商业，但却使它在金融方面得到了好处。由于维也纳在欧洲地理上所处的位置，它自然能够起到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作用。国际银行家们成了奥地利经济破产的暴发户（法文，profiteurs）。已经萧条和破产的夜总会和咖啡馆变成了银行和交易所的办公室。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一个大金融市场首先必须是许多国际交通线的枢纽。 ※※※ 政治首都和经济首都并不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我已谈到过在民主—自由的意大利的历史上米兰和罗马之间的对立。美国用一种办法避免了这个问题的发生。这种办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但也是这个共和国的联邦结构所特有的。作为政治和行政首都的华盛顿，完全超脱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之间的任何对立和竞争之外。 正如欧洲和美洲本身的历史所表明的，首都的命运取决于重大的政治变动。一种政治秩序从来不可能在一个敌视它的精神的地方确立。彼得大帝的欧化政策把俄国宫廷从莫斯科迁到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则觉得在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更为安全可靠，这也许是因为它预感到了自己在东方的作用，虽然它的思想是西方的。 在秘鲁，由于西班牙的征服，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失去了它的特权。[11]利马是殖民地时期的首都。它也是独立时期的首都，尽管独立的呼声首先是从塔克纳、库斯科和特鲁希略发出的。利马今天是首都，但明天还是首都吗？从大胆的、深谋远虑的预见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不算是个不适当的问题。至于答案，那大概要看在秘鲁的社会和政治改造中，是农村的土著群众还是沿海的工业无产阶级占优势了。总之，利马的未来，与利马的使命，也就是说，与利马的意志是分不开的。 注释 [1]《民主党的原则声明》（“DeclaraciondePriacipiosdelPartidoDemocrata”）利马，1897年，第14页。 [2]欧亨尼奥·德奥斯庆祝玻利维亚独立一百周年的贺信，载《美洲文集》（CartadeEugeniod'OrsconmotivodelCentenariodelaIndependenciadeBolivia，en“RepertorioAmericaro”）。 [3]赫里欧：《信仰》（Herriot，“Creer”），第二卷，第191页。 [4]米格利纳·阿科斯塔对我说，高山在秘鲁经济中的价值不能用近年的统计资料来衡量。这几年正适危机时期，即例外时期。现在，高山的出口在秘鲁贸易统计数字中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但直到战前的时期内却占有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地位。洛雷托省的现状是经受过一场社会大动荡的地区的状况。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估价洛雷托省的经济意义时，不能只看它的现在。直到几年前，高山的生产在我国经济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个时期，高山开始享有“黄金宝地”（ElDorado）的声望，那就是橡胶作为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巨大财富而问世的时期。大约二十年前，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在《当代秘鲁》一书中写道，橡胶是未来的巨大财富。所有人都抱有这种幻想。但实际上，这场橡胶红运是由于某些偶然情况出现的，那是一种意外的、没有把握的红运。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在我们对一种传染性的轻率怀疑论十分厌倦时，就轻易地沉溺于一种邦葛罗斯式的乐观主义了（邦葛罗斯为伏尔泰《老实人》中人物，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趋于至善。——译注）。平心而论，橡胶不能算是我国国土上一种较为独特和独有的物产资源。洛雷托省的危机，不是它的工业上一次多少带有暂时性的危机。米格利纳·阿科斯塔清楚地知道，高山的工业活动刚刚处于萌芽状态。橡胶这种财富是一种森林资源的临时性财富，另一方面，橡胶的开采是由于橡胶区——它不是被开发而是被破坏——靠近交通线。因此，洛雷托省过去的经济情況丝毫没有向我们表明，它可以从实质上证明我的说法无效。我是这样写的：高山在经济上还没有意义。当然，我首先必须从现状中去寻找这种意义。而且我还应该希望，它的意义可以与山地和沿海的意义相媲美或相称。一个人的判断总是相对的。关于高山的社会学意义，我可能还要借助于这个比较的观点。在秘鲁社会中，我清楚地看到两种基本成分、两种重要力量。这并不是说其他一切我都看不到。这只是说明其他一切——我不否认它们的现实存在——都是次要的。但我不愿满足于这种解释。我愿意用最公正的态度来考虑米格利纳·阿科斯塔的见解。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人们对高山的社会学所知甚少。沿海的秘鲁人和山地的秘鲁人一样，不了解高山的秘鲁人。在高山中，或更确切地说在原来的洛雷托省，居住着具有独特习惯和传统的人，这些习惯和传统与沿海和山区人的习惯和传统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在我国的社会学和我国历史上，洛雷托省有着不可置疑的独特性。它的生物层是不同的，它的社会进化是以不同方式完成的。在这一点上，不能不同意阿科斯塔·卡德纳斯博士的意见，因为毫无疑问，她以一篇全面研究洛雷托省社会学的论文对阐明秘鲁的现实作出了贡献。关于地方主义问题的辩论结果，不能不把洛雷托省看作一个地区。（必须明确，这里指的是洛雷托省，不是“高山”地带。）洛雷托省的地方主义，是一种不止一次地用造反方式维护自己权利要求的地方主义。因此虽说它未能成为什么理论，相反却善于实干。无疑，这种情况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5]见《世界》杂志，1925年9月，《关于印加人的生活》(“DelaVidaInkaica”，“Mundial”，setiembrede1925）。 [6]卡洛斯·孔査：《地方政权制》（CarlosConche，“ElRegimenLocal”），第135页。 [7]《秘鲁统计摘要》1926年（“ExtractoEstadisticodelPeru”de1926），第2页。 [8]吕西安·罗米厄：《我们时代的剖析》，第50页。 [9]见《拉丁美洲的意大利生活》，1925年（“LeVied'Italiadeli'AmericaLatina”，1925）。 [10]据《秘鲁统计摘要》，1926年经塔拉拉港进口的货物上升为2,453,719秘鲁磅，出口上升为6,171,983秘鲁磅，仅次于卡亚俄，居第二位。 [11]阿亚·德拉托雷在他所著《争取拉丁美洲的解放》一书第91和92页中，把墨西哥的殖民地命运与秘鲁的殖民地命运进行了对比和比较。他写道：“在墨西哥，各民族已经融合，新首都就建在古代首都的地方。墨西哥城和墨西哥的所有大城市都建在国家内地，建在高山，建在顶部为火山的高原上。热带气候的沿海地区与大海相通。墨西哥的征服者与印第安人打成一片，在山区腹地与印第安人通婚，造就了一个种族。虽然从这个字的严格意义来说，它根本不是一个种族，但从习俗一致、彻底混血的趋势和国家气氛没有突然中断的连续性来说，它是一个种族。秘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山区的和土著人的秘鲁，即真正的秘鲁，留在西安第斯山的背后。库斯科、卡哈马卡等这些秘鲁的古老城市被置于次要地位。新的西班牙人的城市建在了终年无雨、气温不变、我们欢乐温顺的首都那种安达露西亚式的逸乐气氛得以发展的热带气候的沿海地区。”这些观点——一般来说，反利马派的抱怨和表示从来没有达到这些观点的高度——是由一个特鲁希略城，即一个“新的西班牙人的城市”的子孙提出来的（阿亚·德拉托雷生于特鲁希略。——译注），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义。他认为，他所痛斥的许多现象就是由这些城市的优势地位造成的。目前回顾的这种和其他迹象值得提出来，以供那些指责山区拒不接受革命和复兴精神的人深思。
四为共和国捐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四为共和国捐躯！ “为了德意志共和国的繁荣， 必须把那36个王座推翻； 弟兄们，无情地将它们摧毁， 勇敢地挺起我们的胸膛，迎向子弹！ 为共和国捐躯， 这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命运，这是我们所选定的目的！” 当我乘车到纽施塔特去打听维利希的大本营当时驻扎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在列车上听到志愿兵们都唱这首歌。 这样看来，为共和国捐躯，这就是，或者至少必须是今后我所选定的目的了。我对于这个新的目的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些年轻的、漂亮的、英俊的志愿兵小伙子的面孔。从他们的相貌上看不出在目前为共和国捐躯是他们选定的目的。 我从纽施塔特出发，乘坐一辆征用的农民的载货车，到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的欧芬巴赫去，因为维利希还在那里。刚过艾登科本就碰上了农民按维利希的命令所设置的第一批岗哨；以后在每个村庄的进出口以及所有的交叉路口，都有这样的岗哨，没有起义政权的证明文件任何人都不能通过。显然已经接近有军事行动的地点。我在半夜才到达欧芬巴赫，并立刻作了维利希的副官。 当天（6月13日）维利希的一支不大的队伍打了一次漂亮的仗。在前几天，维利希曾得到一营巴登人民自卫团即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的支援，因而充实了自己的志愿队；他从这个营里抽调50名左右的人开往盖尔曼尔斯海姆，让他们先到贝尔海姆。在他们的后面，在克尼特尔斯海姆还驻有志愿队的一个连，以及一些用大镰刀武装起来的士兵。一营巴伐利亚人带着两门大炮和一个轻骑兵连突然出击。巴登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逃之夭夭；其中只有一个人被3个骑马的宪兵赶上了，他拚命地进行了自卫，直到最后被军刀砍得遍体鳞伤，才跌倒在地上，被进攻的人杀害了。当逃兵到了克尼特尔斯海姆的时候，驻守在这里的连长（这个连一共不到50人，其中有些人只有大镰刀）便出来迎击巴伐利亚人。他巧妙地把自己的人分做几组，坚决地以散兵线向前推进，结果兵力超过10倍的巴伐利亚人，经过两小时的战斗，被迫退到了巴登人所放弃的乡村；最后，维利希部队派来了一些援兵，又把巴伐利亚人赶出了这个乡村。巴伐利亚人大约伤亡了20人，退到了盖尔曼尔斯海姆。遗憾的是，我不能指出这个勇敢的有才干的青年军官的名字，因为他现在的处境可能还不安全。在他的连里只有5个人受伤，伤情都不严重。这5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法国的志愿兵，他还没来得及射击，前臂就受了伤。尽管如此，他还是打完了自己的16发子弹，当时他由于受伤自己不能装子弹，他就让一个拿大镰刀的士兵替他装，以便尽可能射击敌人。第二天，我们曾到贝尔海姆去视察战场和筹划新的作战布署。巴伐利亚人曾向我们的射手猛烈发射圆炮弹和霰弹，但是只不过把树枝打了下来，铺满了整个的道路，只不过打中了连长旁边的一棵树。 那天，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都到齐了，准备最后在贝尔海姆一带驻扎下来。这个营又体面，装备又好；特别是它的军官们，尖尖的胡须，黝黑的面庞，一个个威风凛凛、生龙活虎，看来简直是一群头脑开化的吃人生番。幸好他们并不那样可怕，这一点我们慢慢就会相信。 我听说几乎没有什么弹药，大多数的战士每人只剩下五六发子弹，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20发，现有的弹药甚至填不满参加昨天战斗的战士们的空子弹带，这些使我感到很惊奇。我当时就自告奋勇到凯则尔斯劳顿去弄些军火来，于是当天晚上就出发了。 农民的载货车走得很慢，其次，在各次停歇的时候又必需再去征用车辆、道路又不熟悉等等诸如此类的困难也耽搁了些时间；等我到达迈卡麦尔（距纽施塔特差不多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在这里，我遇上了从皮尔马森斯来的人民自卫团的一个支队，押着4门大炮，送往洪堡。这4门大炮在凯则尔斯劳顿已被认为是遗失了的。这个支队穿过茨魏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经过非常难走的山路走到这里，才终于踏上了平原。我们这些来自皮尔马森斯的战士们冲破了重重难关，经过了夜行军，喝足了葡萄酒，因而心理上很紧张，总觉得好象敌人紧紧在后面追赶着，其实，普鲁士的先生们一点也没有急于追踪他们。 过了几个小时（这天是6月15日）我到了纽施塔特。全体居民都走上了街头，其中包括士兵和志愿兵（在普法尔茨，穿着便服的人民自卫团战士都一律称作志愿兵）。运货车、大炮、马匹堵塞了所有通往城里的街道。一句话，我落入了全体撤退的人马稠密的普法尔茨军队中间。临时政府、施奈德将军、总参谋部、各个办公厅全都在这里。凯则尔斯劳顿连同它的水果蔬菜商场、“顿奈斯堡”餐馆、啤酒店——“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被放弃了，目前纽施塔特这个地方成了普法尔茨混乱状态的中心，这种混乱状态只是在现在打起仗来的时候，才达到了顶点。于是，我就探听明白了全部情况，尽量地搜集火药、铅块和现成的子弹，——难道这些一仗没打就溃不成军的军队还会需要军火吗？——然后经过无数次的奔波，最后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才找到了一辆大车，当晚押着所获得的军火，在几个人护送之下启程而回。 在动身之前，我探望了施奈德先生，问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转达给维利希。这个老馋鬼交给我几道毫无意义的命令，还郑重其事地说道：“看，我们现在丝毫不差地象科苏特那样行动。” 普法尔茨起义者之所以最后竟丝毫不差地象科苏特那样行动，原因如下。在“起义”的全盛时期，即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普法尔茨约有5000—6000名使用各式枪枝的战士，还有1000—1500名使用大镰刀的战士。所有这5000—6000战士首先是来自志愿队（维利希领导下的和莱茵－黑森地区的志愿队），其次来自所谓的人民自卫团。每一个区都任命了一名军事委员，负责组织一个营。每一个营的核心和教练员都是从各该区部队中转向起义方面来的士兵。如果是在作战的情况下，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经常不断的军事训练，那末把常备队同新招收的战士混在一起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取得非常良好的效果，但是在这里却坏了事。由于武装不足，这些营没有组织成功；无所事事的士兵把军纪、军容一概置诸脑后，大部分人都开了小差。到后来在一些区里算是组成了几个营，在另一些区里则只有几个武装的小队。以大镰刀做武器的战士是根本没有用的。他们总是妨碍着别人，在任何真正的战斗中都根本无法使用；他们一部分被留下作为所属营的临时附属部队等候为他们弄得武器，一部分则编为一支特别部队由一位不太精明的泰恩上尉指挥。公民泰恩是最道地不过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毕斯托；这位公民在英雄布伦克尔率领下从兰都附近逃跑时被自己的刀鞘绊了一下子，就把刀鞘折断了，后来却激愤地发誓说“一颗24磅的燃烧弹把它给炸成两半了”；这位独一无二的毕斯托在此以前曾被任用来平定反动势力占领下的村庄。他对执行这项任务十分热心，以致农民们虽然对于他和他的队伍极其尊敬，可是只要他只身落到他们手里，每次都得挨一顿痛打。据说，每当执行这样任务回来以后，他手下的战士们都把自己的大镰刀打碎了，而他本人在到达凯则尔斯劳顿后则以福斯泰夫[100]的神气大谈自己和农民厮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因为靠这样的队伍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于是梅洛斯拉夫斯基（他是6月10日才来到巴登军大本营的）就命令普法尔茨的队伍向莱茵河边打边撤，尽可能占领曼海姆那里的莱茵河渡口，如不可能，就在斯拜尔或克尼林根转到莱茵河右岸，然后从巴登方面守住莱茵河的渡口。在命令发出的同时，有消息说，普鲁士人从萨尔布鲁根侵入普法尔茨，开了几枪以后，就迫使布置在边境上的为数不多的我军战士朝凯则尔斯劳顿方向败退。同时，一切多少有组织的部队朝凯则尔斯劳顿和纽施塔特方向集结；人心开始异常慌乱起来，一大部分新兵逃跑了。一个来自1848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志愿队的青年军官拉科夫率领着30名士兵去搜罗逃兵，用了两天两夜的工夫，弄到了1400人；他把这些人组成一个“凯则尔斯劳顿营”，这个营在战事结束以前是一直由他指挥的。 从战略方面讲，普法尔茨的地势很简单，就连普鲁士人也不致在那里出任何差错。莱茵河畔有一道河谷，有步行4—5小时的路程那样宽，任何天然障碍物都没有。普鲁士人畅行无阻地走了3天，从克罗茨纳赫和伏尔姆斯到了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在多山的普法尔茨高地上有一条自萨尔格闵德至美因兹的“帝国公路”通过，这条公路大半段不是在山坡上就是在宽广的河谷旁。这里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因而一支人数少、战术差的军队连一点点可以据守的地方都找不到。最后，紧靠着普鲁士边境线，在洪堡那里从“帝国公路”分出一条修筑得很好的道路，一段沿着河谷，一段顺着佛日山的山坡，经茨魏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直通兰都。固然在这条路上天然屏障多一些，但是如果军队人数少、没有大炮，就无法把这条路封锁住，特别是当一支敌军有可能利用平原的地势把通向兰都和比尔查伯伦的退路切断的时候。 由于这些原因，普鲁士人的进犯非常顺利。头一下子是从萨尔布鲁根打向洪堡；有一支纵队从洪堡直抵凯则尔斯劳顿，另有一支纵队经皮尔马森斯打到兰都。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支队伍开始向莱茵河谷进犯。这支军队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首次遭到了驻扎该地的莱茵－黑森队伍的猛烈抵抗。美因兹的步枪手们尽管有不小的伤亡，但他们还是以极顽强的精神坚守皇家花园。到最后，因为被敌人抄了后路，他们才撤退。其中有17个人作了普鲁士人的俘虏。他们就被“英勇的军队”的喝醉了酒的英雄们绑到树上，立即枪杀了。这一卑鄙的行为就是普鲁士人对普法尔茨的“短促的但是光荣的讨伐”的开始。 这样，普鲁士人就完全占领了普法尔茨的北半部，而恢复了他们的两个主力纵队之间的联系。他们现在只要沿平原向前推进，解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围，就有可能占领普法尔茨的其余部分，并把还可能坚守在山里的队伍一网打尽。 在普法尔茨，有将近3万普鲁士人，他们拥有大量的骑兵和炮兵。在普鲁士亲王和希尔什菲尔德率领最精锐的队伍向前进犯的平原地带，在他们和纽施塔特之间，仅仅有一些已经涣散了的、无力抵抗的人民自卫团的队伍和几支莱茵－黑森队伍。他们只要向斯拜尔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迅速推进，所有集中在，更确切些说所有乱聚在纽施塔特和兰都的4000—5000普法尔茨起义军就会被击溃、驱散、赶跑或俘虏。然而，普鲁士先生们虽然在枪杀手无寸铁的俘虏时那样机敏，但在战斗中却极端优柔寡断，在追击敌军时松懈无比。 普鲁士人及其他的帝国军队所遇到的敌军人数比他们少，常常一共才只有他们的1/5，最多也不会超过1/3，组织性又很差，而且在有些地方是由一些平庸无能的人指挥的，可是在这样的敌军面前普鲁士人和那些帝国军队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萎糜不振；如果我在描述这次讨伐的全部过程时还必须多次指出他们这种萎糜不振的表现，那显然我决不是想把这种状况说成是由于普鲁士人有些太胆小而产生的，更不是——读者大概已经看出——把我们的军队幻想为异常英勇的军队。同样，我也并不象一些反动派那样，想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什么普鲁士人心肠宽厚，或是他们怕俘虏得太多而感到累赘。普鲁士的文武官僚，在战胜弱小的敌人时总要大事庆贺，以向手无寸铁的人残酷地进行报复为乐事，他们早就因这种行径而扬名于世了。他们在巴登、在普法尔茨就是这样干的，有下列事实为证：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许多人被枪杀，在卡尔斯卢厄的养雉场里许多人夜间被枪杀，在所有各个战场上杀死负伤和放下武器的敌军的事件数不胜数，为数不多的俘虏也遭到残害，夫赖堡、拉施塔特的战地军事法庭把许多人判处死刑，最后，拉施塔特的犯人被拷打、得不到饭吃、被关在又潮湿、又拥挤、又不透气的牢房里，再加上这一切所引起的伤寒病，结果被慢慢地、秘密地、更其残酷地杀害了。普鲁士人作战行动松懈当然是由于怯懦，就是说，是由于指挥官们怯懦。且不谈我们的普鲁士英雄们在用兵和练兵方面的迟慢、怯懦的迂腐气，这种迂腐气本身就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行动果敢、当机立断，且不谈他们的繁琐的军规，这些军规的制定就是为了间接地防止过去那些可耻的失败的——这都暂且不谈，我们要谈的是：如果普鲁士人对手下的士兵信任的话，难道他们能够采用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无聊的、对他们说来是丢人的作战方法吗？全部问题正在于此。将军先生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1/3是不听话的后备团，这些团只要起义军打一次胜仗，就会转到那边去；将军先生们也知道，这样很快就会使一半常备军以及全体炮兵，都要背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霍亨索伦王朝和它的“万世的王位”[101]要落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一点人人都会看得很清楚。 因为要更换车辆和护送人员，所以我要在迈卡麦尔等到16日早晨，在这里，一清早从纽施塔特开出的军队已经又赶上了我。昨天还在讲进攻斯拜尔，现在看来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军队直奔克尼林根桥。我在15个来自皮尔马森斯的半野蛮的农民（他们都是生于普法尔茨深山密林中的人）的护送之下由此动身。当已经快到达欧芬巴赫的时候，我听说维利希率领着自己的队伍开向位于兰都西北的一个小市镇弗兰克维勒去了。于是，我就翻回头，走了将近半天的工夫，到了弗兰克维勒。在那里，我不但找到了维利希，而且也找到了普法尔茨军队的全体先头部队，他们为了避免通过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这段路而选择了兰都以西的一条路。临时政府及其官员们、总参谋部以及一大批对于两方面都依附的游手好闲的民主主义者，都驻在一所旅馆里。施奈德将军正在吃早饭。所有的人都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在旅馆里，临时政府的委员们、指挥官们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跑来跑去，在大街上士兵们也是东跑西跑。后来，军队的主力：布伦克尔先生、特罗钦斯基先生、石特拉塞尔先生以及所有其他各位先生骑着战马率领着自己的勇士们也陆续来到。情况更混乱了。好容易才慢慢地派出几支队伍朝茵普弗林根和坎德尔方向前进。 从表面上看不出这支军队是在退却。混乱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是常见的现象；虽然年轻的战士们现在已经开始对不习惯的行军感到厌倦，可是他们还是照旧在小酒馆饮酒取乐、喧哗吵闹、声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普鲁士人消灭掉。尽管对胜利抱着这样的信心，但是，只需一个骑兵团配备上几门马拉的大炮，就足以能够把这一伙快乐逍遥的人们赶得四处奔逃，把“莱茵－普法尔茨自由军队”赶跑。这只要当机立断，再加上一些勇气就能做到，可是在普鲁士军中既谈不到当机立断，也谈不到什么勇敢的精神。 次日早晨我们出发了。退却的队伍的主力开向克尼林根桥，而维利希则率领所部和德雷埃尔营开进山区去打普鲁士人。我们的一个约由兰都的50名运动员组成的连队一直开到几个最高的山上，开到约翰尼斯克雷茨。席梅尔普芬尼希和他的队伍还屯扎在皮尔马森斯到兰都的那条路上。当时应该把普鲁士人挡住，并且在辛特尔－维登塔尔切断他们到比尔查伯伦和劳特尔的去路。 在这时候，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放弃了辛特尔－维登塔尔，退守林塔尔和安维勒尔。这里有一个转弯，恰好在这个地方，克渭希河谷两岸群山形成一个狭谷，在这个狭谷的后面就是林塔尔村。这个狭谷有一支特殊的野战警备队守着。夜间，这支警备队的巡逻队告诉我们，敌军向他们开火了：一清早，来自茨魏布吕肯的前民政委员魏斯和年轻的莱茵省人麦·约·贝克尔带来消息说普鲁士人逼近了，要求派巡逻队去进行侦查。可是因为没有去侦查，狭谷两面的高地没有占领，于是魏斯和贝克尔就决定自己去进行侦查。当敌人逼近的消息愈益频繁地传来的时候，席梅尔普芬尼希手下的战士们开始在狭谷口构筑堡垒；维利希前来巡视了阵地，他下令占领高地，命令把毫无用处的堡垒拆除。然后他又急忙地赶回安维勒尔去率领自己的队伍。 当我们穿过林塔尔的时候，我们初次听到了枪声。我们急速地穿过了村子，看到了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战士们在公路上列开队伍，大多数人用的是大镰刀，只是少数人用枪；有些人已经投入战斗。普鲁士人边射击边向高地进攻；席梅尔普芬尼希就睁着眼白白地让他们占领了他自己应该去占领的阵地。我们的队里还没有落一颗枪弹；所有枪弹都高高地从我们头上飞了过去。当枪弹嗖嗖地从手使大镰刀的战士们头上飞过的时候，整个队形就乱了起来，四处喊声大作。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从这支队伍旁边通了过去，他们几乎把道路都堵住了，使得秩序大乱，加之手里使的是大镰刀，什么也不能干。连、排长等也和士兵一样毫无办法、惊慌失措。我们的步枪手被派去夺取高地，一部分在左边，一部分在右边。此外，又派两个连去增援左方的步枪手并包抄普鲁士人。主力纵队仍留在山谷内。一些步枪手占领了转角地方堡垒废墟后面的阵地，向站在百步以外的普鲁士队伍开枪射击。我带了几名士兵跑到了左边的山上。 我们刚刚登上荆棘丛生的山坡，面前就是一片广阔的原野；普鲁士步枪手从对面树林边用他们的锥形枪弹向我们射击。我又调上来几名志愿兵，他们无可奈何地而且有些畏缩地爬上了山坡，我把他们尽可能地安置在隐蔽之处，开始观察地形。当被派到左方去包抄的队伍还没有到达普鲁士人侧翼的时候，我无法带着一队兵通过宽达200—250步的毫无掩蔽的地带；我们最多也只能原地不动，因为本来掩蔽得就已经很差了。可是普鲁士人尽管有枪有尖头子弹，而他们的枪法却非常糟糕。我们几乎毫无掩蔽地在最猛烈的火力之下呆了半个多小时，而高明的敌军步枪手却只打中一枝枪的枪身，打穿了一个人的衣襟。 我必须最后弄清楚，维利希驻在哪里。我的战士们答应坚守阵地，于是我就折回爬下山坡。下面一切都秩序井然。普鲁士人的主力部队由于遭到大道上以及大道右方我军步枪手的猛烈射击，被迫稍稍后退。忽然，从左方，从我站过的那里，我们那几名志愿兵丢开了自己的阵地不管，慌忙地跑开了。原来，在极左翼的那几个连（由于很多人掉队而人数减少了）认为通过前面小树林的那条路太长了，于是在一位在贝尔海姆打了胜仗的上尉指挥下，径直穿过战场。他们遇到了猛烈的射击；上尉和很多士兵倒下了，其他的人没有了指挥官，因而在敌人的优势下屈服了。现在普鲁士人赶到了前面，绕到我军的右侧，从上面向我军战士猛烈射击，这样就迫使我军战士向后退却了。很快整个的山全都落于普鲁士人之手。他们从山上猛烈向我们射击；我们已经无法可想，于是开始撤退。道路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和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堵塞了，他们行军的行列是按照绝妙的巴登传统，每个横排不是4—6人，而是半个步兵排即12—15人，所以把公路从左到右整个排满了。我们的人只得通过泥泞的草地向着村子前进。我同几名步枪手则留下来掩护撤退。 这一仗所以打输，一方面是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违反维利希的命令而没有占领高地，而我们手下能打仗的队伍人数极少，无法从普鲁士人手中夺回这些地方，另一方面是由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战士和德雷埃尔那一营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再一方面是由于被派去包抄普鲁士人的那个上尉性情很急躁，以致几乎丢了性命，使我们的左翼暴露无遗。然而，我们遭到这次失败还是幸运的事情，不然我们在辛特尔－维登塔尔可能遭到四面包围，因为当时普鲁士人的一个纵队已经在向比尔查伯伦进发中，兰都之围已解。 在撤退的时候，我们折损的人比战斗时还多。我们的队伍在行进中秩序混乱无比，人声嘈杂，普鲁士人的枪弹不时飞入我们的拥挤的队伍。我们约有15个人受了伤，席梅尔普芬尼希也在内，他在战斗一开始就打伤了膝盖。普鲁士人这次追赶我们也是很松懈的，很快就停止了射击。只有山坡上的几个步枪手继续追赶我们。在安维勒尔，即距离战斗地点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向阿尔贝斯维勒进发。我们所最急需的已经弄到手了：3000盾的强制公债，这笔钱是在安维勒尔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后来普鲁士人把这叫做掠夺钱财。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也认定我军的曼托伊费尔上尉（同柏林的可尊敬的曼托伊费尔是一家人，前普鲁士下级军官，后来投诚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已在林塔尔一战被打死。其实曼托伊费尔先生不但没有被打死，而且从那以后，甚至还在苏黎世的运动会上得过锦标。 在阿尔贝斯维勒，我们增加了两门来自巴登的大炮，还有梅洛斯拉夫斯基派来的援军的一部分。我们打算利用这一批力量再一次在这些地方摆开阵地；但我们得到情报：普鲁士人已经到了兰都，因此我们只好径向兰根坎德尔进发。 在阿尔贝斯维勒，谢天谢地，我们摆脱了和我们一起走的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由于没有了指挥官，已经开始有些溃散，自行奔赴坎德尔［注：即兰根坎德尔。——编者注］。这支队伍还时常把走不动的或因其他原因掉队的战士留在各个小饭店里。德雷埃尔的那个营在阿尔贝斯维勒发生了骚动。维利希和我就去问那些战士们他们要干什么。大家都默不作声。后来，一个年纪很老的志愿兵喊道：“他们要赶我们去送死！”一个连一仗都没打，在撤退时只有两名最多不过3名轻伤员的队伍里，喊出这样一句话，听来非常滑稽可笑。维利希命令这个战士走出来，交出武器。这个带几分醉意的白胡子老头执行了命令，哭哭啼啼地讲了一大堆话，主要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简直使人感到啼笑皆非。这时在这些非常善良但纪律很坏的战士们中间发生了普遍的不满。因此，维利希就下令全连立即离开，他说，他已经听够了废话和怨言，一分钟也不愿再指挥这样的士兵。这一连人没有多加分辩，向右一转就走了。5分钟以后这个营其余的人随着那一连去了，维利希并拨给了他们两门大炮。他们是不愿意被“赶去送死”，不愿意遵守纪律的！我们倒情愿让他们离开。 我们转到右面山上，向茵普弗林根那边前进。不久我们就挨近了普鲁士人；我们的人和他们互相对放了几枪。整个晚上不时发出枪声。我在最先遇到的村子里耽搁了一下，以便差人去给我们由兰都的运动员组成的连队下达指示。我不知道他们收到我的指示没有，但他们平安地转移到了法国，从法国又转移到巴登。由于这样耽搁了一下，我掉了队，只好一个人走向坎德尔。在路上有几队掉队的士兵游荡着，所有的小饭店都容纳不下了。看起来，一切喜象全都悲惨地失掉了。军官没有士兵，士兵没有军官，这是一群各个队伍中掉队的形形色色的志愿兵，有的地下走，有的乘着马车，全都急急忙忙地奔赴坎德尔。普鲁士人根本不想认真地追击他们。茵普弗林根距兰都只有一小时的路程。维尔特（在克尼林根桥的前面）距盖尔曼尔斯海姆则有4—5小时的路程，可是普鲁士人并没有立即派军队到这两个据点中的任何一处去，其实他们如果派出军队，在这边可以拦截掉队者，在那边可以拦截全军。普鲁士亲王获取的荣誉的方法真是与众不同！ 在坎德尔，我遇到了维利希，可是没看到他的军队，他的军队都在前面，驻扎在城外。军队虽然没看到，却看到了临时政府、总参谋部和那一大群游手好闲的人。这里和昨天弗兰克维勒的情形一样，到处都挤满了军队，不过这里的秩序更坏，情况更混乱。每一分钟都有军官跑来寻找自己的队伍，也有士兵跑来寻找自己的指挥官，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情况已经到了全盘瓦解的程度。 次日早晨，即6月18日，全体都列队通过维尔特，过了克尼林根桥。虽然有很多兵士四散回家了，但剩下的军队，加上从巴登来的援军，总共还有5000—6000人。他们昂首阔步地开过维尔特，样子满象刚刚夺取了这个村子，大步向前迎接新的胜利。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行动和科苏特一样。只有一个巴登的常备营还保持着军纪，他们路过小饭店时能够不留下几名士兵在那里。最后来到的是我们的队伍。我们留下来担任掩护，直到可以把桥拆掉为止；当一切完毕的时候，我们转移到了巴登，协助拆桥工作。 巴登政府，为了宽恕6月6日胆敢反对共和主义者[102]的那些卡尔斯卢厄的强悍的小市民，于是就把军队扎在近郊。而我们则坚决要求把我们的队伍驻扎在卡尔斯卢厄；我们需要大大地整顿一番，设法添置各种军装用品，此外，我们认为在卡尔斯卢厄完全应该驻有一支可靠的革命队伍。但是布伦坦诺先生早已想到我们了。他派我们到达克斯兰顿去，这个村子距卡尔斯卢厄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一些人告诉我们那里简直是黄金国。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里是全区最反动的窝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费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一些稻草；全队有一半人得睡光地板。家家户户也都是愁眉苦脸的。我们迅速地做出了决定。布伦坦诺先生收到了我们的警告：如果我们得不到好一些的驻地，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即6月19日将到卡尔斯卢厄去。这样说就这样做了。清晨9点钟，我们动身出发。我们离开村子还没有走到手枪射程那么远，就遇到布伦坦诺先生带着一名参谋走来了。布伦坦诺先生极尽恭维奉承之能事，用尽花言巧语，企图使我们远离卡尔斯卢厄。说什么这个城里已经住了5000人；较富有的人家都逃走了，中等人家里住的人已经过多了，他们的负担已经过重了；他不会让维利希的英勇的、为人所绝口赞扬的队伍安置在条件很坏的地方，如此等等。但是不管他怎么说也没有用。维利希要求把逃跑的贵族领主们的空闲宅第拨给我们几个。布伦坦诺不愿这样做，于是我们就动身到卡尔斯卢厄去宿营了。 在卡尔斯卢厄，我们为本连使用大镰刀的战士弄到了武器，还弄到了一些大衣呢料。我们设法尽快地把服装靴鞋修补一下。我们的队伍又新加入了一些人，有几个是我在爱北斐特起义时认识的工人，此外还有金克尔和齐赫林斯基。金克尔是参加伯桑松工人连当步枪手的，齐赫林斯基是德勒斯顿起义军总司令的副官，在起义军撤退时，他指挥过掩护部队。他参加了学生连当步枪手。 我们一方面补充装备，一方面也没有忘记战术训练。我们紧张地进行了演习，我们驻扎在这里的第二天，就演习从皇家广场袭击卡尔斯卢厄。小市民们对这些次演习普遍地大为恼怒。这就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事情的危险性。 最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征用大公宅内的那批一直被做为圣物牢牢地保藏着的武器。当我们正准备为我们从那里拿到的20支枪定制弹筒帽的时候，我们得到情报说，普鲁士人在盖尔曼尔斯海姆过了莱茵河，现在驻屯在格拉本和布鲁赫萨尔。 我们立即（这是在6月20日晚上）出动，并携带两门普法尔茨军的大炮。当我们到达布兰肯洛赫（从卡尔斯卢厄朝布鲁赫萨尔方向步行一个半小时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克雷门特先生和他的一营人，听说普鲁士人放出的岗哨距布兰肯洛赫约一小时的路程。在我们的士兵们背着枪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维利希提议立即向普鲁士人进攻。但克雷门特先生宣称他的军队缺少经验，不能在夜间出击。因此，我们决定：我们立刻向卡尔斯多尔夫进发，拂晓前向普鲁士人发动进攻并努力突破他们的阵地。如果成功，我们想就到布鲁赫萨尔去，并且尽可能打入这个城市。这时克雷门特先生就在天明取道弗里德里希斯塔尔出击，支援我们的左翼。 将近半夜时分，我们启程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还是相当冒险的。我们的力量只有不足700人和两门大炮。我们的战士比其余的普法尔茨军队更有训练、更可靠，他们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我们用这样一支力量所要打击的敌人兵团，无论如何都比我们更有训练，他们的下级指挥官比我们的下级指挥官经验丰富得多，我们有些连长只在市民自卫团里呆过几天；敌人兵团的人数我们知道得不确切，但至少不下于4000人。可是我们的队伍曾经受过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的战斗的考验，而我们这次出征在人数对比上又根本不能指望更有利些。 我们派了10名大学生先行百步担任前哨。接着就是第一队，队前面有6名巴登龙骑兵，这6名龙骑兵是分配给我们执行联络任务的。第一队后面是3个连队。再后面一些，是大炮和其余的3个连队。整个队伍由步枪手殿后。有这样一道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开枪，行进时要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要一发现敌人就以刺刀迎击。 不大的工夫，我们就远远看到了普鲁士人岗哨上的灯光。我们一直走到施培克，没受到袭击。主力部队停了下来，只有先头部队继续前进。忽然枪声四起；在村口的路上，稻草燃着了，火光耀眼，警钟急鸣。我们的步枪手从左右两侧包抄村庄，队伍开进了村里。村子里也燃起了篝火；我们走到每一个角落都提防着敌人的射击。但是四面寂静无声，只是在市议会大厅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岗哨，放哨的都是农民。普鲁士的岗哨已经撤走。 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普鲁士的先生们，尽管自己的兵力占着巨大的优势，可是他们不把他们那套迂腐的警戒条例执行到繁琐不堪的程度，是不会感到安全的。他们这个边哨的位置和大本营相距有整整一小时的路程。假如我们也象这样用放哨的任务来折磨我们的不习惯于战争劳苦的战士们，那我们就要有无数的人被累垮。我们深信普鲁士人是胆小鬼，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畏惧比我们对他们的畏惧更为厉害。情况也确是这样。我们的岗哨，我们的宿营地，直到抵达瑞士边界以前没有遭到一次袭击。 不管怎样，普鲁士人现在受到了警告。是不是我们应该回去了呢？我们不准备这样做，我们继续前进。 在纽特哈尔特又响起了警钟；但是这一次既没有信号火也没有枪声。我们的队伍靠拢了一下，通过这里的村庄，踏上山路，直奔卡尔斯多尔夫。这时我们的先头部队距我们只有30步远。刚刚上了山，我们的先头部队就发现对面有一个普鲁士哨兵向他们喊话。我听到“什么人？”这句话后，就跑向前去。我的一个战友说“他完了，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了。”可是向前这一跑却使我免遭惨祸。 事情是这样，就在这一刹那，敌人的哨兵开火了，我们的先头部队不是把他用刺刀刺倒，而也开了火。在行军中和我并行的龙骑兵胆小成性，立刻拨转马头向队伍里面猛冲，撞倒了好几个人，把前面的几排（可能是4个也可能是6个）完全冲乱，然后飞奔而去。就在这时候，左右两边敌人的马哨开始向我们射击，在万分慌乱之际，我军有几个糊涂虫竟向自己队伍的主力开火，而别的糊涂虫也跟着他们干起来。转眼之间，前面的一半队伍散了，兵士们有的到处乱窜，有的四处逃跑，也有的在大路上乱成一团。伤员、背包、帽子、枪枝被杂乱地丢弃在嫩绿的稞麦田里。这还不算，四面俱是粗野混乱的喊叫声、枪声和子弹的呼啸声。嘈杂的声音刚刚平息了一些，我就听见我们停放在后面很远地方的大炮被急急忙忙地拉跑了。这两门大炮给我们后半截队伍带来的灾害和龙骑兵给我们前半截队伍带来的灾害完全一样。 尽管我这时由于看到我们的士兵都被吓得象小孩子一样心惊胆怕而感到很气恼，可是我觉得普鲁士人非常可怜，他们虽然预先得知我们来临的消息，但是却放了几枪就停了火，也是慌慌张张地退走了。我们的前哨仍旧停在原来的位置，并没有遭到任何袭击。只要一个骑兵连或一阵密集的射击就足以能够把我们赶得狼狈而逃。 维利希离开前哨队伍急忙驰赴本队。伯桑松连最先重新整队，其余的受了些申斥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连。天已破晓了。我们受到的损失是6人负伤，其中一名是我们的一个参谋官，他就是当我跑向前哨一分钟以后在我刚刚离开的地方被龙骑兵的战马撞伤的。此外，有几个人显然是被我们自己人的枪弹打伤的。为了不让普鲁士人得到一件哪怕是最没用处的战利品，我们把所有被丢掉的装备品都仔细地收拣了起来，然后慢慢向纽特哈尔特折回。在最先遇到的几幢房屋后面埋伏下步枪手，他们就以房屋做为掩护体。可是普鲁士人并没有来，齐赫林斯基又去侦察了一次，发现他们仍旧呆在山后面，他们从山后对他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 给我们解运大炮的几个普法尔茨农民已经押着一门大炮穿过了村子，另一门翻倒在地上。赶车人把套索割断，拉了5匹马逃跑了。我们只好把炮扶起来，只用一匹辕马拉着它继续前行。 在到达施培克的时候，我们听到右方，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那边有越来越厉害的互相射击的声音。克雷门特先生终于开始了进攻，但是比约定的时间迟了一小时。我提议我们从侧面进攻来支援他，以补救错过的时机。维利希也有同样的意见，他命令我们顺着第一条拐向右边的路前进。我们队伍的一部分转到了那边，这时从克雷门特那里来了一名传令官报告说克雷门特已经撤退。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向布兰肯洛赫。不久我们遇到了从总参谋部来的博伊斯特先生，他看到我们完整无恙而且队伍整整齐齐表示很奇怪。逃到卡尔斯卢厄的可恶的龙骑兵，到处乱讲，说什么维利希战死了，所有的军官都阵亡了，队伍四处逃窜，全被消灭了。说什么敌人对我们使用了霰弹和“燃烧弹”。 在到达布兰肯洛赫以前，我们遇见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军队，最后还有施奈德先生和他的参谋部。这个老奸巨滑的骗子大概整夜都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他竟还有脸向我们大叫道：“你们上哪里去，诸位先生？敌人在那边！”我们自然也同样回敬了他一句，从他旁边经过，到了布兰肯洛赫我们想了一些办法来略事休息和用餐。两小时以后施奈德先生带着他的军队转回来了，自然他也没有看到敌人，回来后就坐下来吃早饭。 现在施奈德所统率的人，连来自卡尔斯卢厄一带的援军算在一起，约有8000—9000人，其中有3个巴登的常备营和两个巴登的炮兵连。共有大炮约25门。由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命令有些不明确，更重要是由于施奈德先生庸碌透顶，所以普法尔茨的军队还全部停留在卡尔斯卢厄一带，而普鲁士人却已经在盖尔曼尔斯海姆的桥头堡掩护之下过了莱茵河。梅洛斯拉夫斯基下过一道通令（见他写的巴登战役的报告[103]）：从普法尔茨撤退以后，要守住从斯拜尔到克尼林根的莱茵河渡口，还下过一道特别命令：掩护卡尔斯卢厄，并以克尼林根桥做为全军的集合点。施奈德先生则理解为：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以前，他应该继续留在卡尔斯卢厄和克尼林根。假如他按照梅洛斯拉夫斯基通令的意图派一支配备有炮兵的精锐队伍去打盖尔曼尔斯海姆的桥头堡，那就不会这样荒唐地命令姆尼夫斯基少校带着450名新兵，连大炮也没有，就去夺回桥头堡；3万普鲁士人也就不会畅行无阻地渡过莱茵河；我们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联系就不会中断；普法尔茨的军队也就会及时地赶到瓦格霍伊泽尔战场。然而普法尔茨的军队却不是这样做的，它在瓦格霍伊泽尔激战那一天，即6月21日，慌乱地奔跑于弗里德里希斯塔尔、魏茵加腾，布鲁赫萨尔等地之间，不知道敌军在哪里，东跑西跑地白白浪费时间。 我们被命令到右侧去，经魏茵加腾沿山坡推进。我们就在6月21日这一天中午从布兰根洛赫出发了，离开魏茵加腾的时间约在傍晚5点钟。普法尔茨军队终于开始感到不安了，他们发觉敌军实力是占优势的，到当时为止，至少可以说到那一仗以前他们一向所表现那副惹人注目的目空一切、满不在乎的神气不见了。从这时起，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人民自卫团，后来渐渐地常备军也和他们一样，到处都好象看见了普鲁士人似的，在他们中间每天都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样的虚惊，因此常常引起全面的混乱，常常造成极端滑稽可笑的场面。过了魏茵加腾，刚登上一个高岗，就有巡逻队和农民向我们跑来，大叫道：“这里有普鲁士人！”我们的队伍就排成战斗队形冲上前去。我折回城里去发警报，因此我丢掉了自己的队伍。自然，这一阵惊慌混乱后来证明是毫无道理的：普鲁士人已经离这里向瓦格霍伊泽尔去了，维利希还在同一天晚上就进入了布鲁赫萨尔。 我在奥贝格罗姆巴赫同奥斯渥特先生和他的普法尔茨营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同他们一起向布鲁赫萨尔进发。离城不远，迎面跑来了几辆马车，上面坐着掉队的兵士，他们大叫“这里有普鲁士人！”全营立刻骚动起来，好容易才使他们听命继续前进。自然这次又是谎报；在布鲁赫萨尔，找到了维利希和普法尔茨军前卫残存的队伍；其余各队陆续来到，而普鲁士人连影子也没有。除军队和指挥官以外，德斯特尔先生、前普法尔茨临时政府、还有戈克（他从布伦坦诺的独裁专政开始建立的时候起可以说差不多是专门跟着军队帮办民政事宜的），都在这里。军队的给养情况很坏，秩序非常混乱。只有大本营里的那些人们象往常一样生活得舒舒服服。 我又从卡尔斯卢厄的现存弹药中领到了相当数量的子弹，当晚开拔，和我们一同开拔的还有全体前卫部队。他们到乌布施塔特扎了营，我们则向右转，到翁特略威斯海姆去在山地上掩护队伍的侧翼。 从外表看来，现在我们是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我们又新增加了两支援军。一支是兰根坎德尔的营，这个营的战士正从自己的诞生城市逃向克尼林根桥，营里的《beauxrestes》〔“剩下来的宝贝”〕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些人里面有一名上尉、一名中尉、一名旗手、一名司务长、一名下士和两名士兵。另一支是举着红旗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这支队伍约有60人，这些人简直象生番一样，在征用物品方面已不止一次地立下了英雄的功绩。此外，我们又配备了4门巴登的大炮和一营巴登人民自卫团，这个营叫做什么克尼尔、克纽尔还是克尼里姆营（名字究竟怎样叫已无法确定）。克尼里姆营真不愧是克尼里姆先生指挥下的营，而克尼里姆先生也称得起是这个营的指挥官。这些顽固死硬的人们都是糟糕透了的空谈家和懦夫，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有一种为人所唾弃的“热情”驱使着他们立下了最伟大的英勇功绩。 6月23日早晨，维利希收到在乌布施塔特指挥着普法尔茨前卫部队的安内克写来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敌人迫近，我军已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退。维利希接到这个奇怪的消息非常吃惊，立刻骑马赶到那里，训勉安内克及其手下的军官要在乌布施塔特展开战斗并亲自视察了阵地，指出架设大炮的位置。然后他赶了回来，命令我们的战士们进行战斗准备。当我们正在调动队伍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从布鲁赫萨尔来的由泰霍夫签署的下列命令：我军主力部队正向海得尔堡进发以便今天就能赶到明戈尔斯海姆，我们应同时取道奥登海姆开赴瓦尔丹格洛赫在那里过夜并等待主力部队胜利的消息和有关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命令。 司徒卢威先生在任意编造的“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第311—317页[104]上有一篇关于6月20—26日普法尔茨军队作战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是为无能的施奈德进行辩护，而且不确切和歪曲事实的地方非常之多。从以上所述，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1）说施奈德“在到了布鲁赫萨尔（6月22日）几小时后就得到了瓦格霍伊泽尔的作战情况及其结果的情报”，是不正确的；（2）可见，说“因此他改变了计划，撤消原定向明戈尔斯海姆进军的计划”，说22日他就已经“决定同他那一师的主力部队留在布鲁赫萨尔”，也是错误的（前面谈到的泰霍夫的手令写于22日夜）；（3）说“预定在23日早晨进行大规模的侦察”是错误的；事实上，是预定把队伍开赴明戈尔斯海姆；（4）司徒卢威硬说什么“所有各个队伍都接到命令一听到枪声时就朝枪声的方向前进”；（5）还说什么“右翼的队伍（维利希）以未听到枪声来解释自己在乌布施塔特战役中的退却”，——我们下面将会看出，这一切全都是拙劣的谎言。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在奥登海姆准备用早饭。拨给我们担任联络工作的几名巴伐利亚的轻骑兵驰向左方，绕着村子，侦察有无敌军。普鲁士骑兵已经到过这个村子，在当地征集了一批草料，准备迟一些再来取。我们没收了这些草料，开始为我们没有解散的队伍分发葡萄酒和粮食，正在这时候，一个轻骑兵飞奔而来叫道：“这里有普鲁士人！”一刹那间，位置离我们不远的克尼里姆那一营人乱了起来，变成了一群疯子，到处乱跑，吵闹喊叫，怨天骂地，而少校先生由于控制不住他的受了惊的战马，只好把自己的队伍让老天爷去管。维利希乘马来到，恢复了秩序，我们才继续前进。而普鲁士人自然是根本没有发现。 在奥登海姆后面的高地上，我们听到了从乌布施塔特那边传来的轰轰炮声。炮声很快地听得更清楚了。有经验的人已经能够从炮声中辨别射出的是普通炮弹还是霰弹。我们开会研究了一下是继续照原方向前进还是沿炮声的方向前进。既然我们有明确的命令，而炮声听来又是来自明戈尔斯海姆那边，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前进，于是我们就决定向危险性更大的方向——向瓦尔丹格洛赫前进。万一普法尔茨军队在乌布施塔特打了败仗，我们差不多就要被封锁在山里，处境将非常危险。 司徒卢威先生说什么乌布施塔特之战“假如侧翼部队能及时发动进攻，本来是能够取得辉煌战果的”（第314页）。可是炮声持续连一个小时都不到，而我们赶到马特菲尔德和乌布施塔特之间的战场则需要两个至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战斗结束后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那里。司徒卢威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在距欧芬巴赫不远的地方，我们停歇了一下。当我们的队伍饮水用餐的时候，维利希发出了几份紧急文件。克尼里姆营在欧芬巴赫发现了一个象是市属酒窖的地方，他们把它没收了，把整桶整桶的酒搬出来，一小时的工夫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早晨对于普鲁士人的一场虚惊所引起的满腹懊恼，乌布施塔特那边传来的炮声，这些英雄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自己军官的不信任心理——这一切在酒的刺激下，突然地变成为公开的暴乱。他们要求立即全军转回去，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无休止地穿山越岭。这自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擅自地掉回头去走掉了。生番似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也跟他们去了。我们任他们离去，然后便向瓦尔丹格洛赫进发了。 这里是一个很深的凹地，在这里过夜无论如何是不安全的。因此我们就停息下来，打探周围地区的地势及敌军分布情况。这时，农民中间流传着一个不太明确的消息，好象尼喀军已撤退。还传说什么一支不小的巴伐利亚军队取道辛斯海姆和艾宾根在向布列顿推进，什么梅洛斯拉夫斯基本人已隐姓埋名极为秘密地经过这里，在辛斯海姆曾险些被捕。炮兵骚动了起来，连我们的大学生也抱怨起来。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炮兵遣回，然后向希尔斯巴赫进发。在希尔斯巴赫我们知道了48小时以前尼喀军撤退的详细情况，知道了巴伐利亚人驻在辛斯海姆，距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据判断，他们有7000人，但后来知道实际上达1万人之多。我们的人数至多不过700。我们的兵士们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因此，我们把他们安置在仓库的库房里（象往常一样想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布置下很强的班哨，然后就去安歇了。当我们在第二天即24日的早晨动身的时候我们已清清楚楚地听见巴伐利亚军队开近的声音，我们走后最多有一刻钟的工夫，巴伐利亚人就到了希尔斯巴赫。 两昼夜以前，即6月22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曾在辛斯海姆过夜，而当我们到达希尔斯巴赫的时候，他早带着他的队伍到了布列顿。贝克尔率领后卫部队也走过了辛斯海姆。因此，他不可能如司徒卢威先生在第308页所说的那样，23日那天在辛斯海姆过夜，因为在晚上8点钟，也许还会更早一些，那里就有了巴伐利亚人，他们在头天晚上还同梅洛斯拉夫斯基打了不大的一仗。梅洛斯拉夫斯基从瓦格霍伊泽尔撤出而取道海得尔堡奔赴布列顿的行动，被这次行动的参加者认为是最危险的一着。6月20日至24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所指挥的军事行动：在海得尔堡迅速地集结队伍打击普鲁士人，瓦格霍伊泽尔一仗打败后迅速撤退，这一切当然都是他在巴登的全部活动的最光荣的一页；但是这种战术碰到了这样懈怠的敌人，危险性并不怎么大，在24小时后我们率领着一支不大的队伍竟能顺利地从希尔斯巴赫全部撤退就说明了这一点。甚至我们还畅行无阻地通过了弗列辛根狭谷（梅洛斯拉夫斯基曾预料23日在那里要受到攻击），然后向毕希克前进。我们打算在那里停下来，以便在必要时掩护梅洛斯拉夫斯基在布列顿扎下的营盘，使他不致于第一个受到打击。 在我们途经艾宾根、采森豪森和弗列辛根的时候，到处都被人投以惊异的眼光，因为尼喀军的全部队伍，包括后卫，都早已从这里开过去了。当我们到达毕希克的时候，号兵吹起了军号，居民们着了慌，他们以为是普鲁士人来了。正在为梅洛斯拉夫斯基军营征集军粮的布列顿市民自卫团的队伍，把我们当成了普鲁士人，慌乱起来，直到我们拐了弯，他们看到我们穿的是便服，才放了心。我们马上征用了他们准备好的食品，刚刚吃完就得到消息：梅洛斯拉夫斯基率领所部从布列顿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赶紧奔赴布列顿。 我们在布列顿住了一夜，由市民自卫团布置岗哨守卫。我们征用了一批运货车，以便在次日早晨把全体队伍运往埃特林根。我们再没有其他的办法重新同主力部队汇合，因为布鲁赫萨尔在24日就被普鲁士人占领了，如果那条经迪德尔斯海姆通向杜尔拉赫的道路被敌人占领（我们后来知道确是被占领了），我们就无法打仗了。 在布列顿，大学生推选了几名代表来见我们，声称他们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无尽无休地行军，请求放他们走掉。我们当然答复说，在面临着敌人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准走的；如果他们要想开小差，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于是，几乎有半连人走掉了。其余的则一个一个地不断开小差，很快就只剩下一些步枪手了。在整个行军过程中，这些大学生一般地都象是些永不满足和胆小如鼠的贵公子，他们总是要求知道全部作战计划，腿上擦破了一点他们就要叫苦，如果行军时不能让他们过得完全和假日游览一样地舒适满意，他们就会怨声载道。在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只有几个人例外，这几个人表现了真正的革命品质和勇敢非凡的精神。 敌人在我们离开半小时以后进入了布列顿，这是我们后来听说的。我们到达了埃特林根，在埃特林根，科尔文－维尔兹比茨基先生建议我们开往杜尔拉赫，贝克尔奉命在该地牵制住敌人，直到卡尔斯卢厄撤退完毕为止。维利希派了一名轻骑兵给贝克尔送了一封信去，问他能否再坚持一些时候。一刻钟以后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在路上遇到了贝克尔的队伍，他们已经全部撤退了。因此我们就开往全军汇合地点拉施塔特。 到拉施塔特去的路上的景象混乱无比。大批的各色各样的队伍，有的列队前进，有的混杂在一处休息。我们费了很大劲才在酷热的烈日之下、在一片混乱之中把我们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在拉施塔特城堡前的斜堤上面屯驻着普法尔茨军队和巴登军几个营的军营。普法尔茨军队兵员的数目大大减少了。还在乌布施塔特战役以前，齐茨先生和班贝尔格先生就在卡尔斯卢厄召集了最精锐的队伍——莱茵－黑森队伍。这两位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斗士向这支队伍宣布什么一切都完了。敌军力量的优势太大了，现在完好无恙地回家还有可能，他们——议会空谈家齐茨和英雄人物班贝尔格——不忍心让大家无辜地流血或遭受其他的横祸，因此他们宣布这支军队解散。莱茵－黑森军队的战士们听了这种可耻的提议自然非常愤怒，他们气得想把这两个叛徒抓起来枪毙。德斯特尔和普法尔茨政府也下令通缉他们。但是这两位可敬的公民已经躲起来了。在以后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勇敢的齐茨已经平安无事地从巴塞尔来袖手旁观了。1848年9月齐茨先生曾经“号召坚决的行动”[105]，1849年5月他又是鼓动农民起义的最积极的议会吹牛家之一，可是在这两次，他都是在起义当中最先置人民于不顾的人中间名列前茅。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最先逃跑的人中间就有齐茨先生，而他的步枪手却进行了决战，牺牲在枪弹之下。 莱茵－黑森的队伍本来已经和其他队伍一样，由于兵士开小差而大大削弱，由于巴登的撤退而士气不振，而现在一下子垮得丝毫也振作不起来了。一部分战士四散回家了，另一部分经过改编，一直战斗到底。其余的普法尔茨军队驻扎在拉施塔特的时候，听说7月5日以前回家的都将被赦免，因而军心涣散。一半以上的人员都跑掉了，各个营人数都减少到一连人的样子，下级军官大都离散，剩下来的不足1200人的队伍差不多是无济于事了。至于我们这一支队伍，虽然决没有泄气，但是由于损失、生病、大学生开小差，也有所削弱，剩下来的只有500人多一点。 当晚，我们在库本海姆宿营，这里已经驻有别的队伍。第二天早晨，我同维利希到拉施塔特去，在那里又遇到了莫尔。 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了的那些多少算是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承担了战争全部重担、战死沙场的千千万万的工人，那些活活瘐死在拉施塔特牢房中的人们，以及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唯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的人们——关于这些人谁也没有提起过。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和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可能把工人当作一种易燃物看待，把他们当作鼓动和剥削的对象，或者拿他们来做炮灰。我们的“民主派”愚蠢极了，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气息，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他们也是仇视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这些品质是：自尊心非常强，决不肯对他们阿谀逢迎；眼光非常远大，决不肯被这些“民主派”先生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的运动的时候工人阶级总是拿起武器奔向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品质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但是，如果所谓的民主派不想对这样工人的品质做出正确的估价，那末，无产阶级的党则有责任来表扬这些工人的功绩。科伦的约瑟夫·莫尔就是这些工人之中最优秀的一个。 莫尔的职业是钟表匠。很多年以前他离开了德国，参加过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团体。1840年他参加了成立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106]。二月革命以后他回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一起担负起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07]。1848年科伦九月事件[108]后曾流亡伦敦，不久又改名换姓回到德国，在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别人都不敢去执行的危险任务他都一力承担起来。在凯则尔斯劳顿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鲁士去进行工作的任务，他所要执行的任务一旦被发觉马上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在第二次执行完这样的任务以后，他顺利地闯过了所有敌军的驻地，一直来到拉施塔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了我们这支队伍，加入了伯桑松工人连。过了3天他就阵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 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队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无论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 第二天，即27日，我们的队伍深入山地，朝罗腾菲尔斯的方向往前转移了一些。军队所划分的各种战斗单位，各单位负责的地区，逐渐地确定了下来。我们属于右翼第一师，指挥是托梅上校，他就是那位在麦凯斯海姆要把梅洛斯拉夫斯基逮捕起来的那位先生[109]，但是却儿戏似地让他仍旧留任这个职位。从27日起，这一师归梅尔济来指挥。济格尔提议由维利希任普法尔茨军队的司令官，维利希予以谢绝，而担负了师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师的分布线是从格恩斯巴赫、从维尔腾堡的边界线到罗腾菲尔斯的那一边。左方紧靠着集结在库本海姆周围的奥博尔斯基师。前哨部队进驻界口和祖尔茨巴赫、米歇尔巴赫、文克尔。给养起初不好，不能按时发下，27日以后有所改善。我们这一师的全部人马是：巴登军的几个常备营、普法尔茨军队中留下来的由布伦克尔率领的一部分人、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个至一个半炮兵连。普法尔茨军队在格恩斯巴赫及其附近驻防，常备军和我们的队伍在罗腾菲尔斯及其附近。大本营设在罗腾菲尔斯对面，埃利莎贝顿魁尔的一座旅馆里。 28日，我们——师参谋部人员、我们队伍的参谋部人员、还有莫尔、金克尔以及其他的志愿队人员——在这座旅馆里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忽然得到情报说我驻米歇尔巴赫的前卫部队遭到普鲁士人的攻击。虽然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敌人的意图只不过是进行侦察，但我们还是立即出动了。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曾被普鲁士人暂时夺去的位于峡谷中的米歇尔巴赫村已经夺回。双方隔着峡谷从两面的山坡射击了一阵，白白浪费了许多弹药。我只看到一个人被打死，一个人被打伤。当常备军在从距离600—800步远的地方盲目地发射自己的子弹的时候，我队战士则按照维利希的命令十分坦然地把枪枝放在一起，在虚构的敌军身边，在虚构的火网之下休息。只有步枪手走下林木丛生的斜坡，在常备营的一部分战士支援下，把对面山坡上的普鲁士人赶跑了。我们的一个步枪手用他那枝简直象是手提式大炮的大枪向敌人射击，在差不多相距900步远的地方把一个普鲁士军官打下马来，这个军官手下的全连人马立即折回，逃入林中。落到我们手中的有几个被打死打伤的普鲁士人，还有两名俘虏。 第二天，全线总攻击开始了。这一次普鲁士先生们使得我们连午饭都来不及吃。我们得到的消息说第一次进攻是在毕什维尔，即奥博尔斯基师同我师驻防区交界处发动的。维利希极力主张我们的队伍尽可能留驻在罗腾菲尔斯作为后备，因为无论如何要防备在相反的方向，即在格恩斯巴赫方面受到敌人的主攻。但是梅尔济反对这样做，他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常常是在一个营遭到了进攻的时候，其余各营不立即全体出动予以支援，这个营就会发生哗变，全体都会逃跑。于是，我们就向毕什维尔前进了。 维利希和我率领一连步枪手沿牟尔克河右岸，向毕什维尔进发。在距离罗腾菲尔斯有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和敌人遭遇了。步枪手分成散兵线散开，维利希则纵马折回，督促落在后面不远的一支队伍赶上前线。我们的步枪手在果木树葡萄架的掩护之下同敌人对持了一段时间，敌军火力非常强大，我们的战士亦猛烈地予以还击。但是后来有一支强大的敌军纵队沿大路冲向前来增援他们的步枪手，这时我军左翼的步枪手后退了，无论怎样也无法说服他们守住阵地。右翼则向山地前进，然后同我们的队伍汇合了。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步枪手简直毫无办法，于是我干脆丢开他们不管，向山上插有我们队伍的旗帜的地方奔去。有一个连落后了，连长本来是一个裁缝，可以算得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把他的战士并入了其余的队伍，这时遇到了维利希。他刚刚命令伯桑松营布成散兵线，在后面又把所有其余的队伍（包括派往山地去掩护右翼的那个连）布成两条战线的阵势。 我们的散兵线遭到了猛烈火力的射击。我们面临着的敌军是普鲁士步枪手。他们有步枪，有尖头子弹，而我们的工人只能用旧式火枪来对付他们。然而，他们在我们右翼的步枪手的参加下、支援下，工人们坚决地转入进攻，结果距离拉近了，特别是右翼，这样很快就抵消了武器不好的弱点，普鲁士人被打退了。两条战线的阵势几乎紧接在散兵线的后面一直保持没动。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左方牟尔克河谷里运来了两门巴登的大炮，用这两门大炮向停在路上的普鲁士步兵和炮兵开了火。 激战进行了约一个小时，射击的火力异常猛烈，普鲁士人节节后退；我们的步枪手已经打到毕什维尔，这时普鲁士人得到了增援，派了几个营向前挺进。我们的散兵线后退了；第一战线排枪齐发，第二战线略向左方转入谷地后也开了火。但普鲁士人以密集的队形全线发动进攻。掩护我军左翼的两门巴登大炮已向后撤退，在右翼方面，普鲁士人已经下了山，于是我军被迫撤退。 我们刚刚撤出了敌人的交叉火力点，就在山坡上占据了新的阵地。先前，我们的阵地是面向莱茵平原，面向毕什维尔和尼德尔维尔，而现在则是面向奥贝尔维尔方面的普鲁士人所控制的山地。现在，那些常备营也终于来到火线上，我们队伍中的两个连再次被调到前面布成散兵线，常备营就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 我们的伤亡很重。我们少了约30人，其中包括金克尔和莫尔，而四散逃走的步枪手还不算在内。金克尔和莫尔率领着本连的右翼和若干名步枪手向前走得太远了。步枪手的指挥官，来自莱茵普鲁士特罗涅肯的埃梅尔曼（他是森林守护队长，他去打普鲁士人就象是去猎兔一样）把步枪手们带到一个地方，从那里射击普鲁士炮兵辎重队，迫使它急忙退却。可是正在这时候，从谷地冲出了一连普鲁士人，向我们开火射击。金克尔倒下了，头部负了伤，只好抬着他，一直到他能重新自己走路时为止；可是他们很快就落在交叉火力的射击之下，必须想办法脱身。金克尔不能随着大家走了，他跑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里被普鲁士人抓住痛打了一顿。莫尔的腹部中了一枪也被俘了，很快就因伤重而死。齐赫林斯基也负了伤，被跳弹打中颈部，但他仍然留在队伍里面。 当主力部队原地不动，而维利希驰赴战场的另外一端的时候，我急忙向牟尔克河上位于罗腾菲尔斯低凹地区的那座桥跑去，那座桥算是一个汇合点。我是想得到来自格恩斯巴赫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到那座桥，就看见陷入火海的格恩斯巴赫的上空烟雾腾腾，到了桥上我听说这里的人已听到格恩斯巴赫方面轰隆炮声。后来我又到桥那边去了几次，格恩斯巴赫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糟糕；在桥旁边集聚的巴登常备军一次比一次多，这些军队刚一上火线就失魂丧胆了。最后，我听说敌人已经到了加根瑙。现在马上应该朝此方向迎击敌人。维利希带着队伍过了牟尔克河，去占领罗腾菲尔斯对面的阵地，他还带了恰好落到他手里的4门大炮。我去找我们那两个成散兵线前进的连，这时他们已经向前走很远了。我到处都迎面碰到常备队，大部分都没有军官。其中一支队伍由一个医官率领着，他趁此机会向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您想必认识我，我叫诺伊豪斯，是图林根运动的领导人！”这些非常可爱的人到处都把普鲁士人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因为四处都看不到敌人便回来了。我没有找到我们那两个连（他们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取道罗腾菲尔斯折回），于是又奔向桥那边去了。在那里我遇到了梅尔济和他的参谋部、军队。我请求他至少拨给我两三个连去支援维利希。得到的答复是：“把全师带走都可以，只要您有办法对付这帮人。”这些士兵曾到处击败敌人，停歇下来一共才只有5个钟头，而这时他们却躺在青草地上，组织溃散，士气低落，毫无用处；敌人在格恩斯巴赫对他们进行包抄的消息对他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我继续向前走。我遇到的那个从米歇尔巴赫回来的连也根本不中用了。当我重新回到原来大本营中我们的队伍的时候，忽然从加根瑙跑来了大批普法尔茨难民，还有毕斯托－秦恩带着他那一帮现在已配备上火枪的乌合之众。维利希到处侦察了好久，选定了一个既能控制牟尔克河河谷又能同时相当有利地进行步枪射击的炮兵阵地，可是炮兵们却拉着大炮飞驰而过，连长也无法阻住他们。他们于是又到桥上梅尔济那里。就在这个时候，维利希把梅尔济写的一封信拿给我看，信里说一切都完了，他将向奥斯那边撤退。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和他们一样，立即向山地前进，当时的时间大约7点钟。 格恩斯巴赫的情况是这样：波伊克尔所率领的帝国军队（前一天已被我方巡逻队在维尔腾堡界内的海勒纳尔伯发现）和布防在边境上的维尔腾堡军队一起，在29日午后进攻格恩斯巴赫。他们先对我方前哨人员用了一个背信弃义的援兵之计，高喊不要开枪，说他们是自家弟兄，可是等到相距8—10步远的时候他们一齐开火，于是使得我军哨兵不得不撤退。然后他们就用榴弹轰击格恩斯巴赫，并纵火烧城。当大火已经烧到根本无法救的时候，济格尔先生（梅洛斯拉夫斯基派他到那里去要不惜一切牺牲保住阵地）亲自下令给布伦克尔先生及其部下边战边撤。在布伦克尔先生的一个副官当着他（济格尔先生）和维利希的面讲述这件莫名其妙的怪事的时候，济格尔先生正象他在伯尔尼一样，并不否认这一事实。由于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边战”（！）边放弃牟尔克河上的全部军事部署的中心据点，——战斗自然是全线失败，而且巴登军的最后一个阵地也丢了。 普鲁士人虽然在拉施塔特打了胜仗，但是也并不十分光采。我军只13000人，大部分都士气低落，而且除少数例外，指挥都不好；敌人的军队加上打到格恩斯巴赫的帝国军队，一共至少有6万人。虽然在力量对比上他们占了这样大的优势，可是他们却一次也不敢认真地进行正面攻击，而是采用懦夫的背信弃义的手段，破坏了我们不能进入的维尔腾堡领土的中立。如果不是格恩斯巴赫留守的人少得那样奇怪，如果不是济格尔先生下了前面所提到的那道令人难忘的命令，那末尽管普鲁士人使用了那样背信弃义的手段，他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至少在最初不会有什么好处），最后仍然必须进行正面攻击。毫无疑问，我们的阵地决不能说是难以攻破的，再过一天也一定会被夺去；然而这样的胜利会使普鲁士人付出更多得无比的牺牲，而且会大大破坏他们的军事声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选择了破坏维尔腾堡中立的办法，而维尔腾堡也竟然毫不动声色地任其破坏。 我们这支不超过450人的队伍穿过山地向奥斯那边撤退。这里道路上挤满彻底瓦解了的军队、马车、大炮等等；一切都极为混乱。我们继续前进，在金茨海姆停下来休息了一下。第二天早晨在过了毕尔以后，我们招收了一批逃亡者，并在奥贝拉赫恩过了一夜。最后一仗是在这一天打的。德意志－波兰军团，另外还有贝克尔师的几支队伍一起在奥斯击退了帝国军队并从他们手中夺得一门榴弹炮（梅克伦堡的），这门炮后来顺利地运到了瑞士。 军队是完全瓦解了。梅洛斯拉夫斯基和其他的波兰人都辞去指挥的职务；奥博尔斯基上校于6月29日晚上，还在战场上就放弃了自己的职守。可是这种暂时的瓦解本身还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普法尔茨军队彻底溃散已经有三四次了，而且每次又都tantbienquemal〔马马虎虎〕地重新组织起来。现在还有两个办法可以尝试一下，那就是尽可能慢些撤退，在所有不得不留给敌人的地方征集兵员以补充队伍，并迅速地把上巴登的夫赖堡和多瑙埃申根征集来的兵员集中起来。这样，他们还能够在短期内多少整顿一下秩序和军纪，在夫赖堡前面的凯则尔什图尔或者在多瑙埃申根做最后一次拚死的但是光荣的战斗。然而不论政治领导者还是军事领导者，都比兵士们更加泄气。他们对军队以及整个运动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直撤退下去，被打得落花流水，束手无策，垂头丧气。 在格恩斯巴赫一仗之后，所有的人都耽心被敌人从维尔腾堡方面包抄，这就使得普遍士气低落的情况更为严重。维利希的队伍带了两门山炮——发给我们的大炮除这两门以外都在经过卡培尔以前就丢下了——沿卡培尔河谷向山地进发，以便从维尔腾堡边界来进行掩护。我们行军经过黑森林的时候，一次也没有遇上敌人，简直是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7月1日经阿列尔海里根到达奥本瑙，2日通过洪茨科普夫山峰到达沃尔法赫。7月3日我们在这里得到消息说政府现在夫赖堡，而且连这个城市也打算放弃。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奔赴该地。我们想要使临时政府的委员先生们和当时在济格尔这位英雄人物领导之下的最高司令部不要一仗也不打就把夫赖堡双手送给敌人。我们从沃尔法赫动身得迟了一些，深夜才到达瓦尔德基尔希。我们在这里听说夫赖堡已经放弃了，政府和大本营的驻地已转移到多瑙埃申根。这时我们又接到了一道直接下达的命令，要我们占领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在那里构筑工事，并把我们的参谋部设在福特万根。因此我们只得折回布莱巴赫去。 济格尔先生现在把自己的军队驻扎在黑森林山脊的那一边。防线的布置是：从寥拉赫起，经托德瑙和福特万根，朝施拉姆堡的方向，伸延到维尔腾堡的边界。左翼有梅尔济和布伦克尔，沿着莱茵河谷向寥拉赫前进；其次有曾做过推销员的多尔先生，他以黑克尔军的将军的身分被任命为师长，驻守霍伦塔尔地区；再其次是我们的队伍，分布在福特万根和西蒙斯瓦尔德河谷；最后，在右翼方面，贝克尔的队伍驻在圣格奥尔根和特利堡。济格尔先生率领着一支后备军驻扎在山脊那边的多瑙埃申根。这时的战斗力量虽然常常有人逃跑大大削弱，并且没有新兵来补充，但是还有约9000人和40门大炮。 从大本营，从夫赖堡、乌塔赫河畔的纽施塔特和多瑙埃申根来的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充满着决一死战、视死如归的精神。的确，大家都估计敌人会从维尔腾堡出动取道罗特威尔和菲林根，再次袭击我军的背后；但是大家有极大的决心把敌人打垮，不论情况如何也要守住黑森林山地，正如有一道命令中所说的，“对敌人的一切动静都几乎不予理睬”。这就是说，济格尔先生想好了办法使自己能够在4小时内从多瑙埃申根堂而皇之地自瑞士境内撤退，然后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在沙福豪森坐视我们被包围在山地里的人的命运如何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造成了一个多么令人开心的结局。 4日，我们带着两个连（160人）到了福特万根，我们部队的其余的人应当占据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和居顿巴赫、圣梅尔根的山路。在圣梅尔根，我们曾和多尔先生的队伍为邻，在雪恩瓦尔德和贝克尔的队伍为邻。所有的山路都构筑了工事。5日，我们驻在福特万根。6日，从贝克尔那里传来消息说普鲁士人攻打菲林根[110]；同时他要我们在费伦巴赫袭击敌人以支援济格尔的行动。贝克尔还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主力队伍在特利堡构筑了很牢固的防御工事，他本人等到济格尔一拿下菲林根，马上就到特利堡去。 要我们去进攻根本不可想象。我们这支不满450人的队伍负有守住3平方英里地面的任务，所以连一个人也抽不出来。我们必须驻留原地，并且这样通知了贝克尔。随后不久，大本营来了一项紧急命令，派维利希立即奔赴多瑙埃申根，担任指挥全部炮兵的任务。当我们准备好正要动身的时候，有一队人民自卫团开到了福特万根，后面还有炮兵和人民自卫团的其他几个营。原来是贝克尔率领自己的队伍到了。据说，他的战士们个个思变。我向一位朋友，“少校”参谋奈林格尔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原来他，奈林格尔在指挥特利堡的阵地的时候，刚刚下了构筑工事的命令，军官们就交给他一份由全体军官签名的声明，声明中说军心已变，如不立刻下令拔营，那他们军官就要带着自己的队伍一起离开。我一看签名，原来又是那勇敢的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奈林格尔没别的办法，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贝克尔，然后就来到了福特万根。贝克尔立即动身来追赶他们，所以他和他的全部人马才来到了福特万根，而那些胆小如鼠的军官和士兵早在这里饱尝了我们志愿兵的冷嘲热骂。这些人弄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到晚上贝克尔终于把他带回到他们原来的阵地。 我们这时也开往多瑙埃申根，随后去的还有伯桑松连。普鲁士人蜂涌而至，直奔大路而来。菲林根被他们占领了。可是，我们一路上并没有发生战事，晚上10点钟的时候，伯桑松连也来到了。在多瑙埃申根我遇到了德斯特尔，听他说，司徒卢威先生在夫赖堡的制宪议会[111]上要求立即迁往瑞士，因为一切都完了；英雄布伦克尔采纳了这个提议，今天早晨他们已经路过巴塞尔转移到瑞士境内去了。这两个消息完全得到了证实。英雄布伦克尔的确在7月6日到巴塞尔去了，尽管他恰恰是距离敌人最远的人。他迟走了一些时候，这段时间不多也不少，恰恰够用来特别征集一批物资，为此他和济格尔先生，后来和瑞士当局发生了纠纷。英雄司徒卢威先生，在6月29日还向人民宣称布伦坦诺先生以及每一个想同敌人进行谈判的人都是叛徒，谁知3天以后，在7月2日他却大大泄气，以至厚颜无耻地在巴登制宪议会上提出如下的建议： “为了使上巴登的居民不象下巴登居民那样遭受战争灾祸，为了不再牺牲宝贵的鲜血，由于必须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应当把巴登议会的代表们和革命的全体参加者的7月10日以前的薪饷发给他们，再给以适当数量的路费，然后全体人员连同现金、储备物资、武器等等一并撤入瑞士境内！” 勇敢的司徒卢威这个高明的建议是在7月2日提出的，而这时候我们正停留在沃尔法赫、在黑森林山地，那里距夫赖堡是10小时的路程，距瑞士则是20小时的路程！司徒卢威先生真是够天真的，他自己在所著“历史”一书第237页上还描述了这回事，而且还非常自鸣得意。采纳这一建议只能有一个结果，即普鲁士人将尽全力进逼我们，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也就是说要抢夺我们的现金、武器和储备物资，因为执行了上述决定，这样来大力追击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其次，我们的军队马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散去，整队整队的人马都会自行转赴瑞士，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处境也将最坏；我们驻留在巴登境内是到12日为止，而我们的军饷却发到17日。 济格尔先生不去想办法把菲林根从敌人手中夺回，而却首先决定在多瑙埃申根的后面，许芬根附近占领一块阵地，等待敌人。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又决定转移到接近瑞士边境的施图林根。我们赶紧派人骑马到福特万根给我们的队伍和贝克尔的队伍去送信。这两支队伍也都是要取道纽施塔特和邦多尔夫到施图林根去的。维利希到纽施塔特去迎接队伍，我则留在伯桑松连里。我们是在里德贝林根过的夜，第二天，即7月7日午后到达施图林根。8日，济格尔先生检阅了一下自己的已经散失了一半的军队，并下令不再乘行，以后要行军（到边界线！），说完，他就走了。他留给我们半个炮兵连和一道下给维利希的命令。 这个时候，从福特万根传来了全面退却的消息，首先传到贝克尔那里，然后传到我们的驻扎在前面的几个连。我们的队伍先在福特万根集合，在纽施塔特遇上了维利希。贝克尔的驻地比起我们前面的队伍来距福特万根近一些，和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他却迟一些时候才到达那里。他在路上遇上了一些堡垒，阻碍了他的前进。后来瑞士报纸上说这些堡垒是我们的队伍构筑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队伍只是在黑森林山脊的另外一边的道路上构筑了工事，根本没有在特利堡至福特万根这条路上构筑工事，这条路我们甚至没有去占领。此外，我们的志愿兵只是在贝克尔的前卫部队进入福特万根的时候才离开这个城镇。 在多瑙埃申根决定，全军剩余的部队在乌塔赫河那边埃金根和丁根之间集合，在那里等待敌人的临近。在这个地方，我们把队伍的两翼扎在瑞士的边境，凭着我们的力量不弱的炮兵，还能够来一次最后决战。甚至也许由于普鲁士人侵入瑞士领土而把瑞士也卷入战争。但是维利希来到以后，我们读了勇敢的济格尔的命令真是万分惊奇，他的命令里有这样的话：“主力部队开赴丁根和瓦尔茨胡特，并在那里占据坚固的阵地（！！）。请你设法尽可能坚守阵地（施图林根和埃金根的阵地），守得越久越好。”可是丁根和瓦尔茨胡特的“坚固的阵地”背有莱茵河，前有敌人容易达到的高地！这只能意味着我军打算过泽金根桥转移到瑞士去。可是济格尔这位英雄在谈到司徒卢威的这个建议时不是说过，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他济格尔就第一个起来反抗吗？ 我们紧靠乌塔赫河岸占据了阵地，并把队伍分布在埃金根和我们参谋部所在地乌推辛根之间。我们在这里接到了济格尔先生的一份更加奥妙的文件： “命令。丁根大本营。1849年7月8日。送埃金根维利希上校。由于沙福豪森州现在已经对我采取敌对态度，所以我已经没有可能占据我们商量好的那个阵地。你队的行动当适应这一形势，开赴格利森、劳赫林根和丁根。我明天将由此动身，可能到瓦尔茨胡特去，也可能到阿尔伯河去（即到泽金根去）……总司令济格尔。” 这太过分了。当晚，维利希和我驰赴丁根，“总军需官”施林凯对我们说了实话，实际上是要到泽金根去。到了那里再渡过莱茵河。济格尔起初还拚命地拿出“总司令”的身分来压人，但对于维利希没有起什么作用。最后维利希到底迫使济格尔下令返回，开向格利森。向泽金根进军的借口是必须同多尔会师，说什么多尔也在向那里行进，还说什么那里有坚固的阵地。这个阵地分明就是1800年莫罗在他发动的战役刚一开始时所占的阵地，而这块地方只是具有这样一个缺点，即它的正面完全不是敌人向我军推进的方向。至于高贵的多尔，他急忙表示自己不用济格尔先生的帮助，也能转移到瑞士去。 在苏黎世州和沙福豪森州之间有一小块巴登的领土，这块地方有埃什泰顿和罗特什泰顿两个居民点，四面都在瑞士领土包围之中，只是在巴尔特斯韦尔那里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应当在这里占据最后的阵地。巴尔特斯韦尔后面道路两旁的高地对我们说来是个很好的炮兵阵地，在我们的大炮万一不得不转入瑞士领土的时候，我们的步兵还足够用来掩护它们。经商议的结果，我们留在这里以便摸清普鲁士人是想进攻我们还是想围困我们。主力部队（贝克尔也汇合了进来）就在这里扎了营。维利希选定了炮兵阵地（后来，我们发现选定的炮兵阵地变成了停炮场）。我们自己担任后卫，慢慢地跟着全军前进。9日晚上开向埃尔秦根，10日开向里德尔恩。这一天在军营里开了一个军事大会。只有维利希一个人主张守下去，济格尔、贝克尔等人都主张退入瑞士境内。当时有瑞士特派员在场，好象是库尔茨，他宣称，如果再打仗的话，瑞士将拒绝提供避难所。在表决时，维利希和两三个军官占少数。我们的队伍除他一人以外谁也没有出席。 当维利希还在军营里的时候，拨给我们的那半个炮兵连接到了撤走的命令，没有通知任何人就离开了。除了我们的队伍以外，所有其他各部队也奉命到军营里去。夜里，我同维利希再次驰赴罗特什泰顿大本营。当我们在拂晓往回赶的时候，在路上遇到全军人马撤离驻地，极为混乱地涌向边界。就在11日当天清晨，济格尔先生就率部转入瑞士境内，到达拉夫茨，贝克尔先生率部到达雷瑙。我们把我们的队伍集合了起来，先到了军营，然后到埃什泰顿。在埃什泰顿，将近中午的时候，收到济格尔从埃格里绍派传令官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已经平安地到达瑞士，军官们仍旧保留他们的军刀，我们应尽快地到那里去。原来他只有到了中立国境才想起我们来！ 我们取道罗特什泰顿直抵边界，仍在德国的领土上安营露宿，而12日早晨把枪枝卸下了子弹，作为最后一批巴登－普法尔茨军进入瑞士境内。就在同一天，和我们同时，另外一支驻守康斯坦茨的队伍放弃了这个城市。一个星期以后，拉施塔特由于有人叛变而陷落，整个德国，直到边陲之地，都又暂时地落入反革命之手。 ※※※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本身的不彻底性和内部的缺陷。从1848年六月革命失败的时候起，对于欧洲大陆上的文明国家说来，问题已经是要末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来统治，要末由二月革命以前的统治阶级来统治。中间的出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在德国，资产阶级看来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在同人民的斗争中间，它之所以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完全是因为它又向贵族和官僚让了步。帝国宪法表明，和德意志思想体系连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一个不可实现的、目的是要延缓决战日期的妥协。这个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认真对待运动的人并不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认真对待帝国宪法的人却不认真对待运动。 虽然如此，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它结束了无休止的妥协的企图。在这次运动失败以后，取得胜利的只可能要末是以立宪主义稍加粉饰的封建官僚君主制，要末是真正的革命。而革命现在在德国只有当无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建立起来的时候才能结束。 其次，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德国的那些阶级矛盾表现得还不很尖锐的地方，大大地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巴登尤其如此。如我们所看到的，巴登在起义以前几乎没有阶级斗争。因此，小资产阶级名正言顺地统辖着所有其他反对派阶级；因此，居民显得万众一心；因此，巴登人，也象维也纳人一样，迅速地从反对变为反叛，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动起义，甚至不怕和正规军队打野战。但是起义刚刚一爆发，阶级就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小资产阶级从工人、农民中分离出来了。以布伦坦诺先生为代表的小资产者的臭名从此万世远扬。小资产者是被普鲁士军阀的统治逼得走投无路才厌恶目前的压迫制度而追求任何其他的制度，甚至工人建立的制度也可以；在最近的运动中他们将比在过去所有各次运动中更积极得多；但是，谢天谢地，他们永远也不能再象布伦坦诺专政时期那样占有独立的和统治的地位。工人和农民在目前军阀统治之下受的苦难并不比小资产阶级轻，上一次起义的经验对他们说来并没有白废。他们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所以他们将设法在最近的起义中使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让小资产阶级抓去。虽然任何起义的经验也代替不了阶级的发展（这种发展只有在大工业长期存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但是巴登通过自己的上一次起义以及起义所取得的成果，却进入了德国的那些在未来的革命中占有头等重要地位的省份之列。 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唯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是在于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却遭到了失败。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可以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使它最后遭到失败。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愚蠢的、粗鄙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在下一次革命风暴中，凡是只能把曾任黑克尔军队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军官算作自己唯一的功绩的人，完全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去。无论对指挥官还是对士兵都应该这样办。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人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详细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唯一能够借以自慰的是在人数上6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只有1/6。 然而，这幕喜剧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却得到了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也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卢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 注释： [100]毕斯托——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二流子、吹牛家和撒谎者。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吹牛家、胆小鬼。——第194页。 [101]这句话是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7年4月11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开会时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摘引来的。——第197页。 [102]见注83。——第203页。 [103]指1849年伯林版“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Rap-portsduGénéralMieroslawskisurlacampagnedeBade》．Berne，1849）。——第209页。 [104]G．Struve．《GeschichtederdreiVolkserhebungeninBaden》．Bern，1849．——第212页。 [105]弗·齐茨在1848年9月17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数众多的人民大会上，对法兰克福议会的消极怠工、对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所持的卖国政策提出抗议，他反对把任何贺词寄给国会并宣称“坚决行动的”时刻现在已经来临。——第217页。 [106]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成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中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同宗派主义冒险集团的少数委员（维利希、沙佩尔）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委员的一边（见本卷第484页），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许多战友退出了协会。自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20世纪有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这个协会。——第218页。 [107]科伦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13日在科伦创立的。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他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下，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他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奉行抵制间接选举全德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政策，反对支持民主派候选人，煽动性地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到1848年8月，联合会已有7000会员。哥特沙克被捕后，7月6日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一直到1848年9月，此后由于有被捕的危险，被迫侨居国外。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从1849年2月起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2月25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首要任务。1849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伦工人联合会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第218页。 [108]1848年9月25日科伦当局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伦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打算煽起一场风潮后，再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科伦工人，没有受到煽动的影响，没有进行过早的起义。9月26日科伦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新莱茵报”及其他民主派报纸暂停出版。恩格斯和其他许多撰稿人被迫侨居国外。——第218页。 [109]当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退却时，1849年6月23日在一支部队中发生了哗变。士兵们在自己的指挥官托梅领导下，曾企图逮捕梅洛斯拉夫斯基和济格尔并把他们出卖给普鲁士军队。——第219页。 [110]参看约·菲·贝克尔和克·埃塞伦“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第430—433页（Joh．Phil．BeckerundChr．Essellen．《GeschichtedersüddeutschenMai-RevolutiondesJahres1849》．Genf，1849，S．430—433）。——第227页。 [111]在夫赖堡的巴登制宪议会是1849年6月底从卡尔斯卢厄迁来的。——第228页。 上一篇回目录
对文学的审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对文学的审理 一、一方的证词 二、殖民地时期的文学 三、殖民主义残余 四、里卡多·帕尔马·利马与殖民地 五、冈萨雷斯·普拉达 六、梅尔加 七、阿维拉多·加马拉 八、乔·卡诺 九、里瓦·阿圭罗及其影响·“未来主义”一代 十、“科洛尼达”派与巴尔德洛马尔 十一、我国的“独立文人” 十二、埃古林 十三、阿尔维托·伊达尔戈 十四、塞萨尔·巴列霍 十五、阿尔维托·纪廉 十六、玛格达·波塔尔 十七、目前的各种流派·土著主义 十八、阿尔西德斯·斯佩鲁辛 十九、权作小结 一、一方的证词 “Proceso”一词，在这里用的是它法律上的词义。*我丝毫没有参与编写秘鲁文学史的意图。我只打算给一场我认为是公开的审判提出我的证词。我认为在这场审理中，迄今为止听到的几乎仅仅是辩护词，现在是也该听听指控词的时候了。毋庸讳言，我的证词是一方的证词。任何评论家，任何证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着某项使命。与人们可能廉价地猜疑的相反，我的意愿是肯定的，我的性格是建设性的，而且没有比单纯反对或破坏传统的波希米亚艺术家更令我反感的了；但是对于过去，我的使命似乎是投票反对。我不逃避去完成这项使命，也不为其片面性自我辩白。皮埃罗·果贝蒂——我感到与之最为意气相投的人之一——在他一篇最令人折服的论文中写道：“真正的现实主义崇拜创造成果的力量，而不是赞美先验地从思维上观察到的结果。现实主义者知道，历史是一种改良主义，但也知道，改良式的进程决不归结于深知奥秘的人的权谋手腕，而是某些人通过完全肯定对立的要求，以革命者进行活动时的产物。”[1] *本篇论文题为“ElProcesodelaLiteratura”，“proceso”一词一般意思是过程、进程，法律用语意为诉讼、（法律）手续，据作者立意译为审理。——译注 我的评论不会是不偏不倚或不可知论的，如果真正的评论可能是这样的话，但我根本不相信这样的事。一切评论都服从于哲学家、政治家或道德家的先入之见。克罗齐*已清楚地说明，儒勒·勒麦特**那种自认为没有任何哲学含义的印象主义或享乐主义评论，并不比圣柏夫***的评论更多地摆脱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哲学的影响。[2]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文艺评论家。——译注 **儒勒·勒麦特（1854—1914），法国作家、戏剧评论家。——译注 ***圣柏夫（1804—1869），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译注 人的精神是不可分的；而我也不为这种注定的不可避免性而苦恼，恰恰相反，我承认这种不可避免性是达到全面性和连贯性的需要。我毫无顾忌地宣布，我把我的全部政治热情和政治主张都倾注于文学评注之中，尽管由于政治这个词在日常用语中已经名誉扫地和蜕化变质，但我应该补充说明，在我心目中，政治就是哲学和宗教。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从超美学的观点来看待文学或艺术现象，而是在我的意识的深处，我的美学观和我的道德观、政治观及宗教观是合而为一的，而且在它仍然是严格的美学观时，它不能独立地或个别地发挥作用。 里瓦·阿圭罗是用明显的“文官主义”标准评判文学的。他的关于《独立时期秘鲁文学的特点》的论文，[3]处处都不仅明显地充斥着种族的政治观点，而且甚至充满了种族的感情。它既是一部文学史的著作，又是一部维护政治权利的著作。 他那些基本的评论论点是从殖民地“委托监护主”的种族精神中产生的。这些论点几乎必然都归结为西班牙主义、殖民主义和贵族主义。里瓦·阿圭罗只是在用文学创作规律的研究者、院士和学者的准则来评判文学时，才放弃他的政治和社会偏见；因此这种放弃只是表面上的，因为毋庸置疑，他的精神在经院式的和保守的轨道上才能更加有条不紊地活动。里瓦·阿圭罗把他关于独立的缔造者们所犯的所谓宁要共和国、不要君主制的错误的违反历史的看法，和对反对寡头的传统党派（一些有原则的党派）的猛烈抨击，塞进他对文学的评论之中（因为他害怕这些看法和抨击会引起派别斗争和社会对抗）。而他在这样作时，是不太隐讳他的评论的政治背景的。但里瓦·阿圭罗不能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评注的政治阴谋，因为第一，只是在他的作品写出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才学会避免使用许多明显而又无用的隐晦手法；第二，他那个阶级——“委托监护主”贵族——的优势地位，恰恰是在形式上采纳了另一个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制度。而且尽管这个贵族阶级内心拥护君主制、西班牙和传统，却又需要把它的反动感情，与共和制和资本主义政治的实践及对于民主资产阶级的宪法的尊重模棱两可地调和起来。 “文官主义”在秘鲁知识界生活中享有绝对权威的时代结束以后，里瓦·阿圭罗所确定的价值标尺，连同他所有主要的和非主要的作品，都转入了修正阶段。[4]至于我呢，我要用我公开的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偏颇，与他隐晦的“文官主义”的或殖民主义的片面性相抗衡。我不认为我具备仲裁者的克制和公允：我公开宣布我反对派的热情和战斗精神。仲裁和调解，是在历史上、而且是在双方用大量的又各走极端的论证互相辩驳的条件下进行的。 二、殖民地时期的文学 语言是所有文学共同的原料。西班牙文学与意大利文学和法国文学一样，都是从用这些语言写成的最初歌谣和故事开始的。只是从产生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的流传久远的真正艺术作品时起，才分别出现西班牙文学、意大利文学和法国文学。拉丁语系的这几种语言的分野还没有最后形成，长期被认为是民间语言的这几种语言都是从拉丁语派生出来的。但从历史上看，这些拉丁语国家的民族文学是与民族语言一起诞生的，因为民族语言是确定一种文学一般分界线的首要成分。 在西方历史上，各种民族文学的繁荣是与民族思想在政治上的确立同时出现的。它是这样一场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通过新教改革和文艺复兴，造成了自由革命和资本主义秩序的思想因素和精神因素。由于出现了民族主义潮流——其表现之一就是各种文学的民族个性化，中世纪时期由拉丁语和罗马教皇保持的欧洲文化的统一性被打破了。因此，文学史书中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有着最纯粹的政治背景、而同艺术的美学观毫无关系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德国施莱格尔*的作品中得到最有力的说明，因为他深刻地革新了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堪称名著的《意大利文学史》——关于这部文学史，布吕纳介**热情赞扬道：“这是一部我引证不烦、而在法国一读就厌的意大利文学史”——的作者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认为，十九世纪文艺评论的特点，是“现代评论家极为重视民族性，正是因此施莱格尔兄弟赞扬具有西班牙民族精神的卡尔德隆，而贬低没有意大利民族精神的梅塔斯塔齐奥***”。[5] *奥古斯特·威尔赫姆·冯·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其弟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1772—1829），也是文学评论家、作家。——译注 **裴迪南·布吕纳介（1849—1906），法国文学评论家。——译注 ***佩德罗·梅塔斯塔齐奥（1698—1782），意大利剧作家。——译注 在秘鲁，民族文学正如民族特性本身一样，具有不可否认的西班牙的分支关系。它是用西班牙语书写、思考和感觉的文学，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在语言的色彩甚至在句法和韵律方面，土著的影响依然相当明显和强烈。土著文明没有形成文字，因此严格说来没有形成文学，或者说，它还停留在古代诗歌、神话和舞蹈戏剧表演的阶段。克丘亚语的文字和语法，就其起源来说是西班牙的产物，而且直到《土库伊帕克·穆纳什坎》（“TucuipacMunashcan”）的青年作者伊诺森西奥·马马尼出现以前，克丘亚语的作品都出自象“生痣者”*这样一些通晓两种语言的文人[6]。大体上美洲化了的西班牙语是这个民族的文学语言和思维工具，但其民族特性尚未最后形成。 *“生痣者”（ElLunarejo）是秘鲁诗人、剧作家胡安·德埃斯皮诺萨·梅德拉诺（1632—1688）的绰号，出身印第安人，用西班牙和克丘亚两种语言写作。后文提到《为贡戈拉辩护》为其所作。——译注 在文学史的编纂工作中，民族文学的概念既不空泛，但也不十分具体。它并不表达一种可以衡量、共同一致的现实。作为整个一类来说，它只是基本上抓住了事物的动态。（民族本身就是一种抽象，一种譬喻，一种神话，它们不符合一件科学上可以确定的永恒的和确切的现实。）德桑克蒂斯在强调希伯来文学的特殊性时指出：“完全的民族文学确实是一种空想。它必定要以象人们所说的中国这样一个全然闭关自守的国家为条件（虽然今天英国人也打进了中国）。今天所谓东方主义的那种想象，那种风格，丝毫不是东方所特有的，确切地说它是从北方，从所有粗俗的、原始的文学来的。希腊诗歌有亚洲诗歌的影响，拉丁诗歌有希腊诗歌的影响，意大利诗歌有希腊和拉丁诗歌的影响”。[7] 至今尚未解决的秘鲁这种克丘亚语—西班牙语的两重性问题，使得秘鲁民族文学成了一种特殊情况，而这种情况是不能用对没有经历过征服时期而产生和发展的、完整的民族文学那种有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我国的情况不同于那些不存在这种两重性、或者虽已存在但无伤大雅的美洲国家的情況。例如，阿根廷文学的特性，与民族特性的明确定型是严格一致的。 秘鲁文学的第一阶段不可能摆脱它的起源给它注定的命运，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人的文学不是秘鲁文学，那是西班牙文学。这当然不是因为它是用西班牙文写成的，而是由于它是用西班牙的精神和感情构思而成的。作为评论家，崇拜总督辖区文学的先驱者加尔维斯*承认，“除去加西拉索和卡维埃德斯**以外（前者对自然有亲身感受；后者在辛辣的讽刺方面独具一格，而且在描写国家生活的某些方面、在揭露土生白人的丑恶行径上，可以而且应该看作是塞古拉***、帕尔多****、帕尔马*****和帕斯·索尔丹******的年代久远的先辈），殖民地时期只产生了一些西班牙文学、特别是贡戈拉文学的奴颜卑膝的、低劣的模仿者，他们只吸收了这种文学的繁冗夸饰和缺点弊病，而对于周围环境则既不理解也无感受”。[8] *何塞·加尔维斯（1885—1957），秘鲁作家、诗人。曾任副总统。著有诗集《在月下》及文学评论多部。——译注 **胡安·德尔巴列-卡维埃德斯（1652？—1697？），秘鲁诗人，散文作家。以讽刺诗见长。——译注 ***曼努埃尔·阿斯森西奥·塞古拉（1805—1871），秘鲁诗人、剧作家。——译注 ****费利佩·帕尔多-阿利亚加（1806—1869），秘鲁作家、诗人。——译注 *****里卡多·帕尔马（1833—1919），秘鲁作家，著有《秘鲁传说》。——译注 ******佩德罗·帕斯·索尔丹（1839—1895），秘鲁作家。——译注 这两位例外人物是无可争辩的，而前者又大大胜于后者。特别是加西拉索，他是殖民地时期文学的佼佼者。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加西拉索身上携起手来，但加西拉索更多地是印加人而较少地属于征服者，更多地是克丘亚人而较少地属于西班牙人。他也是一种特殊情况。这正是他的个性和伟大之所在。 加西拉索产生于征服者和土著人这两个种族的第一次拥抱，第一次多产的结合。如果我们把“秘鲁特性”理解为由西班牙的征服和殖民造成的社会结构的话，那么从历史上看加西拉索是第一个“秘鲁人”。他以他的名字和作品占据了秘鲁文学的整整一个时期。他是第一个秘鲁人，但又不失为西班牙人。他的作品具有历史—美学的特点，属于西班牙史诗。这作品与西班牙最伟大的英雄业绩——美洲的发现和征服——是不可分割的。 秘鲁文学，从其渊源、甚至从其初期作品的种类和涉及的事物来看，是殖民地文学、西班牙文学。一切正常发展的文学的幼年时期都是抒情诗。[9]如同所有的口头文学一样，土著人的口头文学也遵循着这条规律。西班牙的征服把一种已经相当发达的文学，连同西班牙语一起移植到秘鲁。这种文学在殖民地时期继续走它自己的道路。西班牙人带来了一种已从史诗向小说发展的、相当成熟的叙事体。小说是以新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为开端的文学阶段的特点。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社会里个人的历史；从这个观点来看，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发现小说的没落时，并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小说作为现实主义的艺术，无疑将在无产阶级社会中复兴；但在目前，无产阶级的叙事文学，作为革命业绩的表现形式，却更多地象是史诗，而较少地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征服时期在欧洲正在衰落的中世纪的史诗，在这里找到了复兴的因素和兴奋剂。征服者可能对征服有史诗般的感受并用史诗来表现它。加西拉索的作品无疑介乎于史诗和历史之间。德桑克蒂斯非常正确地指出，史诗属于奇迹时代。[10]在加西拉索之后，殖民地时期再也没有创作出一部有特色的史诗般的作品，这最有力地证明殖民地时期的文学是平庸低劣、不可救药的。殖民地时期文人所写的题材，一般都是西班牙文人的那些题材，而且既然是这类题材的重复和继续，又由于相距遥远，便总是迁延很久才表现出来。殖民地时期的书目，几乎清一色地罗列一些显然是表现作者的腐儒主义、繁琐哲学和陈腐的古典主义的书名。这些作品即使不是抄袭剽窃，也是东拼西凑、人云亦云。最具个人特色的确实是卡维埃德斯，他表现了利马人追求诙谐、揶揄格调的情趣。“生痣者”尽管出身于土著人血统，却只是以一个贡戈拉派作家见长，就是说，他采取了一种典型的旧式文学的态度，这种文学在复兴时代结束之后，发展成了巴罗克主义和绮丽文体。从这种观点来看，《为贡戈拉辩护》属于西班牙文学的笵畴。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译注 三、殖民主义残余 我国的文学并没有从共和国成立之日就不再是西班牙文学。多年来我国文学依然是西班牙文学，有时是宗主国古典主义的过时的应声虫，有时是宗主国浪漫主义的过时的应声虫。总之在长时期内，即使不称之为西班牙文学，也应称之为殖民地文学。 由于秘鲁文学有其特殊性，所以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代、中世纪、现代，及民间诗歌和文学诗歌等这些老框框，不适用于对它的研究。我不打算按照封建或贵族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种马克思主义分类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了不致加深我的论断是根据政治的或阶级的框框形成的这种印象，或者说，为了使我的论断更加符合于，艺术评论和艺术史的分类系统，我可以用一种体系来形成我的论断，但这只是一种说明和分类的方法，决不是一种对作品和作者的分析先下结论和授意指导的理论。 有一种关于一个国家的文学的正常进程的现代文学理论（不是社会学理论），它把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殖民地时期、世界主义时期和民族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从文学上说一个国家只是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庸。在第二个时期，它同时吸收多种外国文学的成分。第三个时期，它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感情达到相当和谐的表现。这种文学理论仅仅预见到这个程度。但目前我们也不需要范围更广的分类系统了。 在秘鲁文学中，殖民地时期有非常明确、非常清楚的表现。在这个时期，我国的文学是殖民地文学，这不仅因为它依附和隶属于西班牙，而且尤其因为它从属于殖民地时期的精神和物质残余。唐费利佩·帕尔多——加尔维斯武断地认为他是开创文学上的秘鲁风格的先驱之一——唾弃共和国及其组织，这不是单纯地出于贵族感情，确切地说是出于西班牙佬的感情。他的讽刺作品的所有灵感——姑且不论其十分平庸无奇，都来自他那郡守*或委托监护主的不快心境，因为一场革命已使他与印欧混血种人和土著居民处于同等地位，即使实际上还不是，但至少在理论上已是这样。他的嘲讽的一切根源都在于他的家族本能。帕尔多-阿利亚加的格调，不是一个感到自己是秘鲁人的人的格调，而是在西班牙为了其武将文官的后代而征服的国家里，感到自己是西班牙人这样一种人的格调。 *郡守是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印第安人居住地区设置的行政官员。——译注 就是这种精神几乎是我国全部文学，甚至是“科洛尼达”*这一代文人的特点，虽然程度有所减弱，但造成的后果是相同的。“科洛尼达”这一代文人对过去及其价值观念采取反对崇拜偶像的态度，而把冈萨雷斯·普拉达尊为自己的导师，把埃古林奉为自己的先驱，就是说，崇敬这两位最不受西班牙主义影响的文学家。 *“科格尼达”派，见本文第十节。——译注 是什么东西使我国文学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保持着对殖民地时期的深切眷念呢？这确实不仅是由于文学家们个人的崇古思想，而且还另有其他原因。要找到这个原因，必须到一个比评论家的眼光通常所看到的更为复杂的领域中去进行探索。 一个国家的文学是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德文，substractum）中吸取养分，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一个由总督辖区的委托监护主和检审官的后代所统治的国家里，没有什么比他们阳台下唱的小夜曲更为理所当然的了。封建家族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就建立在总督辖区制的名望之上。自认为是征服时期继承者的共和国的庸俗文人，只能为光耀总督辖区制的祖业而卖力。只有气质超群的人——在所有国家和各种环境中，他们永远是未来事物的先驱——才能摆脱这种必然的历史不幸，而大庄园主阶级的维护者们是无法作到这一点的。 我国的殖民地和殖民主义文学之所以软弱无力、作品贫乏、颓唐萎靡，其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根基。正如威尔逊*所说，生命来自于土壤。艺术必须从一种传统、一部历史和一国人民的精华中吸取营养。但在秘鲁，文学不是产生于土著人的传说、土著人的历史和土著人民。它诞生于输入的西班牙文学，然后又在对西班牙文学的模仿中生活成长。一条病态的脐带把它和宗主国连结在一起。 *据判断指爱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文学评论家。——译注 因此，殖民地时期我们几乎只有教士和检审官们的巴罗克风格和绮丽文体；共和国时期我们只有这些检审官和教士的曾孙们蹩脚地抄袭的浪漫主义和行吟诗体。 殖民地时期文学虽然偶尔简单地提及印加帝国及其历史事件，但对印加的历史却一直视同陌路。它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想再现印加的历史。为它撰写历史的里瓦·阿圭罗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这种无能，里瓦·阿圭罗非但不研究、不谴责，反而迫不及待地为其辩护，心悦诚服地同意宗主国一位作家的看法。他写道：“按照一位著名评论家（梅嫩德斯-佩拉约*）十分确切的看法，我们对印加帝国的事件感兴趣，就象今天的西班牙人可能对图尔德特人和萨尔佩特人**的故事和传说感兴趣一样。”他在同一篇论文的结论中说：“为了使文学美洲化而追溯到征服以前的时期，并且企图给克丘亚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给土著居民的思想和感情赋予诗情画意的生命，我认为这种方法是最狭隘的和最没有意义的。这不应称之为美洲主义，而应称之为异国主义。梅嫩德斯—佩拉约、鲁维奥和胡安·巴莱拉已经说过这一点；那些文明或半文明已经死亡、已经消亡，没有办法再恢复它们的传统，因为它们没有留下文学。对于我们这些西班牙种族的土生白人来说，那是些外国的、异乡的文明，我们和它们没有任何联系。对于印欧混血人和有教养的印第安人来说，那也是些外国的、异乡的文明，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已经把他们彻底欧化了。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还停留在加西拉索·德拉维加那种状况。”按照里瓦·阿圭罗的看法——这是一个征服事业的子孙、一个殖民事业的后代的典型看法，因为对他来说，西班牙王室的腐儒们的见解就是信条，“十六世纪西班牙的远征和征服时期的种种冒险提供了丰富得多的素材。”[11] *马塞利诺·梅嫩德斯—佩拉约（1856—1912），西班牙作家、文学评论家。——译注 **图尔德特人（Turdetanos）和萨尔佩特人（Sarpetanos）指西班牙瓜达尔基维尔河下游的古代居民。——译注 虽然共和国已经进入成年，但我国的文学家还认为秘鲁只是西班牙的一块殖民地。他们驯化了的想象力，不仅在模式而且在题材上，还是跟着西班牙亦步亦趋。路易斯·本哈明·西斯内罗斯*所作的《祭吊阿方索十二世驾崩的挽歌》就是一例，但尽管如此，在粗俗的、没有个性的浪漫派队伍中，他还算是最有自由派思想和十九世纪派思想的人物之一。 *路·本·西斯内罗斯（1837—1904），秘鲁诗人、剧作家。——译注 秘鲁的骚人墨客几乎从来没有感到与人民有什么联系。他们不可能、也没有想要表现建立一个完整的秘鲁、一个新秘鲁的艰辛工作。在印加帝国与殖民地之间，他们选择了殖民地。对他们来说，新秘鲁是扑朔迷离的。确实明显存在过的只有印加帝国和殖民地。西班牙的征服横亘于咿呀学语的秘鲁文学、印加帝国和印第安人之间，使它们分割开来，互不联系。 西班牙毁灭了印加文明，建立起一个不要印第安人和压迫印第安人的新国家，土著民族沦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秘鲁文学随着它不再是西班牙文学，必然成为土生白人文学、沿海地区文学。秘鲁并未因此而出现欣欣向荣的文学。侵略者与土著人的杂交，没有在秘鲁造就出基本上单一的人种。大量的非洲血统又与伊比利亚和克丘亚血统相混合。后来中国劳工的输入又给这种混血加进了一点亚洲血统。因此，不是有一种、而是有好几种土生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另一方面，如此不同的种族成分的融合是在一片温和、宁静的低地上进行的。在这块土地上，优柔寡断、无所用心的天性不可能给有这种社会学经历的产物打上强烈个性的印记。 我国民族成分的不同性和混杂性必然影响到我国的文学进程。例如，秘鲁文学的诞生就不可能同阿根廷文学的诞生一样。在这个南方共和国，欧洲人和土著居民的混血产生了高乔人。外国征服者的种族和土著种族久远而牢固地融合成了高乔人。因此阿根廷文学——在伊比利亚美洲各国的文学中它也许是最具特色的——渗透着高乔人的情感。最优秀的阿根廷文学家从民众阶层中选取他们的题材和人物。桑托斯·维加、马丁·菲耶罗*以及雏鸡阿纳斯塔西奥这些人物，都是首先生活于民间创作，而后才产生于艺术创作之中。即使今天，当阿根廷文学向全世界最现代的、最不同的影响开放的时候，它也没有摈弃它的高乔精神，而是大大加强了这种精神。新一代中最过激的诗人，都宣称自己是高乔人马丁·菲耶罗及其豪侠的民歌手家族的后代。最具西方情调和现代特色的文学家之一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经常采用民间韵律。 *马丁·菲耶罗是阿根廷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创作的高乔诗歌《马丁·菲耶罗》中的人物。——译注 **豪·路·博尔赫斯（1899—），阿根廷著名作家。——译注 相反，独立后秘鲁的文学家都是利斯塔*和埃莫西利亚斯的门徒，他们几乎总是看不起人民。唯一能够吸引和迷住他们那外省破落贵族宫廷的和怯弱的幻想的，是西班牙的东西和总督辖区的东西。但西班牙相距遥远，总督辖区已成过去（虽然征服者们建立的封建制依然存在），因此这些人的全部文学给人这样的印象：那是一种没有根基、娇弱无力、不是植根于今天的文学。那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外国侨民”、残存的去国怀乡者的文学。 *阿尔维托·利斯塔（1775—1848），西班牙教士、诗人、作家。——译注 在软弱无力、意气消沉的学士们的这种虚弱贫乏的理论中，为数不多的有生气的文学家是多少表现了人民的那些人。在所有无视活生生的、真实的秘鲁的作品中，秘鲁文学是一堆西班牙文学的腻人的难于消化的大杂烩。土著人的哀叹、桑巴舞的步法便是这种既无翅膀、又无主心骨的文学最热烈、最逼真的象征。在《秘鲁传说》的情节中，难道不会立即发现那狡黠、说谎的利马中产阶级的线索吗？这正是《传说》作者的散文的一种生命力。经院学士们鄙视的梅尔加*必将比阿尔陶斯**、帕尔多和萨拉维里***更加流传久远，因为在他的亚拉维****中，人民将会依稀看到他们真正感人的传统和他们真正的文学往昔。 *马里亚诺·梅尔加（1791—1815），秘鲁诗人，曾参加印第安人起义，兵败被杀，详见本文第六节。——译注 **克莱门特·阿尔陶斯（1835—1881），秘鲁诗人。——译注 ***卡洛斯·奥古斯托·萨拉维里（1831—1890），秘鲁诗人、剧作家。——译注 ****亚拉维（yaravi），秘鲁等一些南美国家印第安人的忧伤民歌。——译注 四、里卡多·帕尔马·利马与殖民地 殖民主义，即对总督辖区的怀念之情，企图吞没唐里卡多·帕尔马的形象。伤感文人和咬文嚼字文人的这种奴颜卑膝、软弱无力的文学，自诩为与《秘鲁传说》属于同一类型。“未来主义”一代人*——我不止一次地称他们为我国各代人中最复旧的一代，在这场独占帕尔马的荣誉的活动中用尽了他们巧言善辩的才能。这是他们唯一卓有成效的活动阵地。帕尔马正式成了殖民主义的最高代表。 *见本文第九节。 但是，如果对帕尔马的作品认真思考一番，把它与秘鲁的政治和社会进程、与殖民主义那类作品的特色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种吞没手法何等狡诈、又是何等陈旧。把帕尔马的作品归入殖民主义文学，这不仅是对它的贬低，而且是对它的歪曲。不能把《秘鲁传说》与一种对殖民地时期及其历史事件大唱赞歌、极力辩护的文学等量齐观，这种文学在风格上和精神上完全是封建家族在学术界的追随者特有的典型的文学。 供认不讳的保守派唐费利佩·帕尔多和唐何塞·安东尼奥·德拉瓦列*以怀念和虔诚的心情为殖民地时期召魂。而里卡多·帕尔马却是用戏谑的现实手法和不敬、嘲讽的幻想来再现殖民地时期的状况。帕尔马的描写是尖刻、生动的，而创作在总督阳台下吟唱、如此取悦于旧制度（法文，ancienregime）的人们的小夜曲的那些散文家和诗人的描写是虔诚、狂热的。两者本质上毫无相似之处，心理上也毫无亲缘关系。 *何·安·拉瓦列（1833—1893），秘鲁作家、史学家。——译注 两者截然不同的命运基本上是由于质的不同，但也是由于精神不同。质从来就是精神。拉瓦列和其他殖民主义作家冗长拖沓的学院式作品已经死亡，因为它们不能成为人民的作品。帕尔马的作品依然流传，首先因为它能够而且善于成为人民的作品。 《秘鲁传说》的精神不容神秘化。这种精神在整个这部著作中都是非常明显的。里瓦·阿圭罗在他关于独立时期秘鲁文学的特点的论文中，按照他的同类人（拉丁文，gens）和他那个阶级的利益把这种精神列入殖民主义，但他也承认帕尔马“属于与殖民地时期作家那种矫揉造作决裂的一代人”，“是自由派文学家和共和国的儿子”。可以感到，里瓦·阿圭罗对帕尔马这种无礼和异端精神深为不满。 里瓦·阿圭罗企图否认自己有这种感情，但他无法避免这种感情在他的演讲中不止一处明显地流露出来。他说，帕尔马“在谈到教会、耶稣会教士和贵族时，他自己觉得好笑，也使读者觉得可笑”。他又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句说，“那是一种不伤害人的很有礼貌的微笑”。他说，不会由他来指责帕尔马的伏尔泰思想。但他在结尾时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感情：“帕尔马的讽刺无论多么善意、多么温和，有时也会毁灭历史的同情心。我们看到，他对于昔日忧虑的问题非常超脱。由于他脱离了那些荒唐事，他便不理解它们；一片无动于衷、冷漠无情的阴云把事物和作者隔开了。”[12] 这位秘鲁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把对帕尔马的赞扬和对殖民地时期的辩护紧密地揉合在一起了。既然他如此明确地承认把帕尔马与帕尔多和拉瓦列区分开来的那种感情上的根本分歧，那他怎么又会为自己炮制并坚持一种错误的分类法，实际上又把他们混同起来、归为一类呢？这很容易解释。就其根源来说，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帕尔马与冈萨雷斯·普拉达之间的个人分歧造成的，后来又由于“帕尔马派”与“普拉达派”之间精神上的对立而有所发展。阿亚·德拉托雷在写给拉普拉塔的杂志《弓箭手》的一封关于《秘鲁水星报》的信中，提出一个正确的看法：“在进行讽刺的帕尔马与进行鞭笞的普拉达之间，那些过去时代的和受到双重斥责的家族的后代，是宁愿要扎针而不愿挨鞭子的。”[13]就是这位阿亚，对于《秘鲁传说》的历史和政治意义有一段明确的、而且我认为是及时的和天才的论述。他写道：“从个人来讲，我认为帕尔马是传说派作家，但不是传统主义者。我认为帕尔马是把笔触深入到过去，然后笔锋一转，又嘲笑过去。殖民地时期甚至共和国时期的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没有逃过帕尔马的诙谐批评中讥讽、挖苦、总是有点荒唐但又往往切中要害的攻击。众所周知，天主教教士把帕尔马的文学视若仇寇，修道士和修女被他的《秘鲁传说》吓得惊恐万状。但是由于一种希奇古怪的原因，帕尔马却受到一群（法文，troupe）显要人物、知识分子、天主教徒、名门子弟和敬慕者的包围、谄媚和歪曲。”[14] 一位从未从事过文学评论的作家对《秘鲁传说》的意义和思想倾向作出这番精辟的阐述，这毫不奇怪，也毫无反常之处。要想深刻阐明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神，仅有文学上的渊博知识是不够的，更起作用的是政治敏感性和历史洞察力。职业评论家是就文学而论文学，觉察不到文学与政治、经济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其结果是他们的研究触及不到文学现象的本质和要害。所以他们不能正确说明文学的起源及其潜在意识中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一部考虑到秘鲁文学的社会和政治根源的秘鲁文学史，必将废止今天只有一部分先锋队予以抨击的这种陈陈相因现象。那时就会看到，帕尔马与冈萨雷斯·普拉达之间不象至今所看到的那么相距遥远。[15]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帕尔马的《秘鲁传说》具有民主倾向。帕尔马的表现手法是“尤抱琵琶半遮面”。他的讥讽是笑容可掬地咬噬着总督制的特权和贵族的特权。他表现了土生白人平民的喁喁不满。《秘鲁传说》的讽刺刺戮得不太深，抨击得也不太重；但正因如此，它才与柔弱、多情、温和的平民那种幽默感合拍。利马不可能创造出别的文学。《秘鲁传说》极尽了它的一切可能，有时还超出了可能的范围。 如果独立革命在秘鲁是由比较坚强的资产阶级进行的，那么共和国的文学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新的统治阶级既会在它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业中表现出来，也会在它的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的语言、风格和态度上表现出来。但在秘鲁，共和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新的领导阶级的出现。 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大陆，并不是几乎只冲击到秘鲁。秘鲁的自由派、雅各宾派和革命派只是极少数人。最精华和最勇敢的力量在战斗中、在斗争的低潮中就已消耗殆尽。共和国是建立在参加革命的军队上，因此我们经历了一个动荡激烈的军人代理执政时期。由于革命的阶级在这个时期没有获得成功，保守阶级自然东山再起。独立革命期间在爱国派与保王派之间摇摆不定、态度暧昧的“委托监护主”和地主，公开担当起了领导共和国的责任。殖民地和君主制时期的贵族，在形式上变成了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制度表面上适应了这场革命创建的组织机构，但却使革命浸透了殖民地精神。 这个阶级勉强地披上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外衣，但在心中却还怀念着失去的总督辖区制。 土生白人平民或者说利马平民缺乏组织性和独创性。某个新生考迪罗娓娓动听的言辞，往往可以使他们震惊激奋。但震惊激奋一阵之后，他们重又陷入懒洋洋的昏睡之中。他们的一切忡忡忧心和全部反抗精神，就成了说说笑话、发发牢骚和写写讽刺诗。而恰恰就是这些东西在《秘鲁传说》讽刺挖苦的散文中得到了文学上的表现。 帕尔马完全属于中产阶级，而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情况不允许这个阶级变成资产阶级。如同这个复杂的阶级、未来的阶级一样，帕尔马对腐朽、反动的贵族怀有潜在的仇恨。《秘鲁传说》中的讽刺，经常用它锐利的牙齿咬啮共和国的人。但是，与费利佩·帕尔多-阿利亚加的反动讽刺相反，他不攻击共和国本身。帕尔马如同利马平民一样，为彼罗拉反对寡头统治的演说所折服。特别是他一贯忠于独立时期的自由派思想。 殖民主义和文官主义通过里瓦·阿圭罗以及它们知识界的喉舌把帕尔马算入自己一伙，这不仅因为这种作法对他们的政治没有任何危险，而且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那伙文人平庸低劣、无可救药。这个阶级的评论家们非常清楚，无论他们怎样拼命吹捧唐费利佩·帕尔多或唐何塞·安东尼奥·德拉瓦列，都是无济于事。文官主义文学只产生了寥寥几篇干瘪乏味的古典主义习作品，或几篇平淡庸俗的浪漫主义试制品。因此不管有没有权利，它都要把帕尔马垄断起来，借以炫耀某种真正的威望。 但我应该指出，不仅是殖民主义应对这种错误负责。正如我在前面一文中指出的，“冈萨雷斯普拉达思潮”也有一份责任。在费德里科·莫雷的一篇《关于秘鲁文学的论文》中，我看到对于《秘鲁传说》的作者有这样一段评价：“里卡多·帕尔马这个殖民主义的代表、代言人和哨兵，是个编写轶事的人，是个生动讲述档案卡片里的趣闻的评话家。他是面向皇家语言学院而写作的，为了讲述梳着卷发、翘着嘴唇的侯爵夫人们的风流韵事，他喜欢用黄金时代的西班牙语。”[16] 莫雷的意思是说，帕尔马将只会留下“粗俗的嘲笑”。 有些人认为，这种意见只表达了莫雷的一种明显的恶意，大家都承认他在对人的好恶方面没有什么一贯性可言，但没有人否认他在恶意攻讦方面却是始终一贯的。但有两点理由应该重视他的恶意：第一，他是冈萨雷斯·普拉达的学生，这个称号使他具有特殊的好战性；第二，包含上面几句话的这篇论文是严肃的。 在这篇论文中，莫雷作了一番认真的努力，企图阐明我国民族文学的精神。他的基本观点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但也值得认真探讨。莫雷是从同意一切深刻的批判这一原则出发的。他写道，“文学只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状况的表现”。总之，他关于帕尔马的评价是属于这样一篇论著，他所支持的看法和论点使这篇论著具有突出的价值；而不是属于茶余饭后那种宣传性的、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这就迫使人们既要重视这种评价，又要纠正其中的错误。但在这样作的时候，应该对莫雷的论文的基本点加以说明和评论。 这篇论文是在寻找秘鲁文学的种族因素和乡土根源。论文研究了它的风格色调和基本方面，但却忽略了它的细微差别和次要情况。他所用的是宣传员的、而不是评论家的手法。这给他的思想赋予了某些生气和力量，但却减弱了它们的灵活性。关于秘鲁文学，他给我们描绘的形象过于静止。 但是，虽然他的结论并非一贯正确，但这些结论所依据的观点却是真实的。莫雷感觉到了秘鲁的两重性。他认为，在秘鲁“要么是殖民地，要么是印加帝国”。我曾多次写道，秘鲁这个征服的产儿是一种沿海结构，因此在印加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冲突的发生和发展问题上，我不能不宣布我同意莫雷的看法。我几乎和莫雷一样认为，这种冲突、这种对立“现在而且将来许多年中都是秘鲁生活中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关键”。 秘鲁的两重性当然要在文学上反映和表现出来。莫雷写道：“秘鲁在文学上理所当然显得是分裂的。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安第斯山区人是农村人，而利马人是城市人。由此就产生两种文学。对于那些受利马影响的人来说，一切都带有伊比利亚非洲的特点，即一切都是浪漫的、色情的。对于我们这些受库斯科影响的人来说，生活中最美丽、最深刻的部分是在高山和谷地中进行的，一切都带有无法解释的主观性和引人入胜的意义。利马人长于色彩，而山区人善于音乐。对于殖民地时期的后代来说，爱情是一个故事情节；而对于衰落了的种族的子孙来说，爱情则是传达命运之声的一曲合唱。” 但是，莫雷如此热情地予以说明，并用来反对利马或殖民地文学的这种山区文学，只是现在才开始真正地、有效地成其为文学。它几乎没有历史，没有传统。共和国的两位大文豪帕尔马和冈萨雷斯·普拉达都是利马人。我极为敬重阿维拉多·加马拉，这在下文中即可看出*；但我觉得莫雷可能对他评价过高了，虽然在他的论文的一段话中他同意这一点：“遗憾的是，加马拉不是人们需要的完美而全面、纯朴而光辉的艺术家和白璧无瑕的文学家。” *见本文第七节。——译注 莫雷本人承认，“安第斯山地区或印加主义还没有一位最优秀的作家，能够把印加人的愿望、品格和活动加以综合和凝炼，写成光辉灿烂的篇章”。因此他的证词支持并肯定了这样一个论点：直到帕尔马和冈萨雷斯·普拉达以前的秘鲁文学是殖民地文学，是西班牙文学。莫雷用来与秘鲁文学进行比较的山区文学，在帕尔马和冈萨雷斯·普拉达以前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模式。是利马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了外省，甚至更糟的是外省一直都向利马寻求它的模式。外省的地方主义派和激进派的论战文章都是从冈萨雷斯·普拉达那里派生出来的，对于他的文风，甚至连他的学生莫雷都公正地指责他的文字过于雕琢。 莫雷认为加马拉是整个秘鲁的代表性人物。据他的看法，加马拉开创了我国文学的新篇章。但依我的看法，新篇章是从冈萨雷斯·普拉达开始的，因为他标志着从纯西班牙风格向表现形式尚属初期、但其后果有决定意义的欧洲风格的过渡。 被莫雷错误地称为“殖民主义的代表、代言人和哨兵”的里卡多·帕尔马，尽管他有他的局限性，但他也是在我们心中开始形成和确立的整个秘鲁的代表、代言人和哨兵。帕尔马表现了一个拥护共和制的利马的土生白人思想、印欧混血种人和中产阶级。既然这个利马是向彼罗拉（他在气质和作风上更象阿雷基帕人，而不象利马人）欢呼的那个利马，那么它在当代也就是修正自己的传统，放弃自己的殖民地遗产，谴责和抨击自己的中央集权，支持印第安人的权利要求，和向外省的叛逆者伸出双手的利马。 莫雷只看到一个利马，即保守的、怠惰的、轻浮的、殖民地的利马。他说：“没有任何思想或感情问题在利马引起过反响。无论是文学上的现代主义还是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音乐上的象征还是绘画上表现主义的活力，都没有使这座宁静城市的儿女们有什么思虑。贪图享乐是埋葬思虑的坟墓，但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在建立了第一个工业中心的利马，已经第一次说出或响亮地发出了铿锵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对自己的国家有点惊慌失措的莫雷大概不知道这一点，但可能有所直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不少人认为有理由让莫雷知道先锋队的要求，而先锋队的这种要求无论在利马还是在库斯科，在特鲁希略还是哈乌哈，都代表着一种新的民族精神。 声讨殖民主义，声讨利马主义——如果莫雷愿意这样称呼的话——的檄文是从利马发出的。我们这些首都人与路易斯·阿尔维托·桑切斯*所称的“佩里乔利主义”公开对立，正在以一种恰恰使桑切斯感到惊恐和忧虑的热情和严厉态度对首都进行审理。[17] *路·阿·桑切斯（1900—）秘鲁作家、文学评论家。阿普拉党领导人。——译注 在利马，我们这几个早已从巴尔德洛马尔*输入的邓南遮**的唯美主义，前进到《西班牙》杂志采取的社会化批评主义的作家，于十年前创办了《我们的时代》，以便无保留地、而且与任何团体和任何考迪罗都不妥协地揭露旧政治应负的罪责。[18]在利马，作为新精神的代言人的某些大学生于五年前创办了人民大学，并把冈萨雷斯·普拉达的名字写在他们的旗帜之上。 *阿夫拉姆·巴尔德洛马尔（1883—1919），秘鲁作家、诗人。详见本文第十节。——译注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译注 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说，有一好一坏两个美洲。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利马。利马的根基不是本乡本土的过去。利马是征服的产儿。但是，自从它在思想和精神上不再仅仅是西班牙的利马，而有点成为世界性的利马那时起，自从它对时代的思想和激情表现敏感那时起，利马就不再仅仅是殖民主义和西班牙主义的大本营和中心地了。新的秘鲁精神是有待创立的东西。它的历史基础必须是土著的。将它的中心建立在安第斯山的岩石上，或许比之建立在沿海的枯土上更为牢固。不过，致力革新的利马、怀有志向的利马不是、也不愿对这项创建工作漠不关心。 五、冈萨雷斯·普拉达 在我国文学中，冈萨雷斯·普拉达是从殖民地时期向世界性时期过渡的先驱。本图拉·加西亚·卡尔德隆*称他是我国文学家中“最没有秘鲁特点的”。但我们已经看到，在冈萨雷斯·普拉达以前，这种文学上的秘鲁特点还不是秘鲁的特点，而只是殖民地的特点。这位《自由的篇章》的作者是一位具有西方精神和欧洲文化的作家。但是在秘鲁特点尚未定型、尚未明确的时候，怎么能认为他是表现这种特点的文学家中最没有秘鲁特点的人呢？因为他最没有西班牙特点吗？因为他没有殖民地特点吗？这些理由未免似是而非。正是由于他的文学作品最没有西班牙特点，没有殖民地特点，它才宣告了创建秘鲁文学的可能性。这就是摆脱宗主国，说到底就是与总督辖区制决裂。 *本·加西亚·卡尔德隆（1884—1959）秘鲁作家、外交官。著有小说及文学评论。——译注 从历史和精神上看，这位冷若冰霜、信仰异教的高蹈派诗人和希腊文学语言学家，远比我国文学进程中先于或后于他的所有的（绝对是所有的）西班牙文学的狂热诗人更具有秘鲁特点。这一代人可能没有人会感到，这位好发脾气、怀念旧日的利斯塔的学生比那些反对崇拜偶像、抨击过去的宣传家和批判者更具有秘鲁特点，而上面提到的本图拉·加西亚·卡尔德隆和其他出于同一门第、继承同一种遗产的诗人就属于后面这种宣传家和批判者。 冈萨雷斯·普拉达没有表现这个国家，没有阐明它的问题，没有为后来的一代人留下一份纲领。但无论如何，他代表了一个瞬间——秘鲁意识上第一次清醒的瞬间。费德里科·莫雷称他为新秘鲁、全秘鲁的先驱，但普拉达在这方面更高于先驱。在《自由的篇章》这部书中，透过字斟句酌、辞藻华丽的警句，可以看到新的民族精神的萌芽。1888年，冈萨雷斯·普拉达在波利特阿马剧院*的著名演说中说：“居住在太平洋与安第斯山之间狭长地带的土生白人和外国人群并不组成真正的秘鲁；真正的秘鲁是由散居在安第斯山东侧的印第安人群组成的。”[19] *当时利马一家戏院，今无存。——译注 虽然冈萨雷斯·普拉达不善于用质朴无华的语言对民众讲话，但他从不鄙视民众。相反，他一贯要求恢复民众被埋没的光荣。他告诫追随他的那些文学家们，要防止上流社会文学那种空洞无物和枯燥无味。在“雅典娜社团”讨论会上，他提醒他们说：“柏拉图说，在语言方面，人民是杰出的大师。语言是在人民的源泉中，而不是在语法家的僵死规则和学究们的史前发掘中获得生机和得到锤炼的。新鲜的语言、生动的词句和大胆的句法结构，是从平民百姓的歌谣、谚语和俗语中涌现的。人民群众改造语言，就象纤毛虫改造大地一样。”他在同一篇讲演的另一处又说：“真正的诗人犹如生于高山之巅的大树，通过枝桠——想象力——耸入云霄，通过根须——感情——连接大地。”他在关于语言的笔记中，用另外一些词句明确地肯定了同样的思想：“杰作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是由于通俗易懂，因此它们不是特定的少数人的财产，而是所有具有普通常识的人们的财产。荷马和塞万提斯是民主的天才：小孩子都能读懂他们的作品。那些自封为贵族派的天才，那些人民群众高不可攀的天才，他们是用费解的形式来掩盖空洞的内容。”“如果赫洛多托*象格拉西安**那样写作，如果品达罗斯***象贡戈拉****那样歌唱，那么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还会有人倾听他们并为他们鼓掌吗？十六和十八世纪人类灵魂的伟大鼓动家们就是这样，伏尔泰及其象呼吸运动一样自然，象精馏美酒一样晶莹的散文就更是这样。”[20] *赫洛多托（前484—425），希腊史学家。——译注 **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莫拉莱斯（1601—1658），西班牙作家，概念主义派代表。——译注 ***品达罗斯（约前518—前442或438），希腊合唱琴歌的职业诗人。长于写作竞技胜利者颂。——译注 ****路易斯·德贡戈拉—阿尔戈特（1561—1627），西班牙诗人、散文家。夸饰主义（也称贡戈拉主义）代表人物。——译注 同时，冈萨雷斯·普拉达还谴责了殖民主义。在“雅典娜社团”讨论会上，在指出亦步亦趋、暮气沉沉地模仿西班牙文学所造成的后果以后，他公开主张与这种关系决裂。“让我们丢掉幼儿学步的小车，到别的文学中去寻求新的成分和新的动力。让我们拋弃日薄西山的君主制国家的精神，接受本世纪的自由和民主精神。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西班牙语作家，研究他们的杰作并丰富他们那悦耳的语言；但我们要永远牢记，对我们来说，智力上对西班牙的依附就意味着幼年期的必然延长。”[21] 在冈萨雷斯·普拉达的作品中，我国文学开始了与其他国家文学的接触。冈萨雷斯·普拉达尤其代表着法国影响。但总的说来，他的功绩在于为后来传入各种外国影响打开了突破口。他的诗歌甚至散文都表现出与意大利文学有密切联系，他的散文多次抨击文学院和一味追求语言纯正的人，而且标新立异地喜欢用新词汇和法语词汇。他的诗句在別国文学中寻求新的格式和异国节律。 他的才智使他清楚地觉察到了思想上的保守主义与文学上的学院主义之间那种隐蔽的、但并非不可知的联系。因此，他把对保守主义的进击与对学院主义的声讨结合起来。既然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上歌颂总督辖区制的小夜曲与政治和经济上封建阶级的统治之间有着内在联系，那么冈萨雷斯·普拉达在这方面的思想就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光辉。 正如冈萨雷斯·普拉达指出，任何文学态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一种政治感情和一种政治利益。文学不是独立于历史的其他范畴之外的。例如，把冈萨雷斯·普拉达说成是“我国文学家中最没有秘鲁特点的文学家”这种观点，表面上它是一种纯文学的观点，但谁能否认它的政治背景呢？否认他个人的秘鲁特点，不过是否认他的声讨在秘鲁的意义的一种方式而已，这是抹煞或贬低他的叛逆精神的意义的一种巧妙伪装的方式。今天，就是这种对异国情调的责难正被用来反对先进的思想。 普拉达故去后，有人用这种手段败坏他的威望和他的榜样而未能得逞，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了策略。这些人对他恶意吹捧，企图歪曲和贬低他的形象。自称是普拉达的继承者和学生这种时髦风气有增无已。冈萨雷斯·普拉达的形象经历了成为官方和学院形象的危险。幸运的是新的一代及时奋起，反击了这种图谋。 青年们把冈萨雷斯·普拉达作品中偶然和暂时的东西，同其中一贯和永恒的东西区别开来。他们懂得，在普拉达身上表现出永恒价值的东西不是他的文字，而是他的精神。虚假的冈萨雷斯·普拉达分子再现他的文字，而真正的冈萨雷斯·普拉达分子再现他的精神。 ※※※ 对冈萨雷斯·普拉达的研究工作，属于编纂我国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的范畴，而不是属于编纂我国政治史和政治评论的范畴。冈萨雷斯·普拉达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他的作品在政治上的深远意义胜于文学上的深远意义，但这一事实并不否定和悖于前面的首要事实，即他的作品本身首先是文学作品，其次才是政治作品。 大家都指出，冈萨雷斯·普拉达没有行动，只有言论。但确定冈萨雷斯·普拉达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才是政治家的，并不是这种情况，而是他的言论本身。 言论可以是纲领，是学说。但无论在《自由的篇章》中还是在《战斗的时刻》中，我们都找不到严格意义的学说和纲领。在演讲以及组成这两本书的论文中，冈萨雷斯·普拉达不是试图用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语言来阐明秘鲁的现实，只是想用文学家的语言予以反映。他不是把自己的思想具体化为建议和概念，而是用具有极大宣传力和修辞水平、但没有什么实际和科学价值的词句来描绘他的思想。例如，“秘鲁是一座峰顶为一片宽地的高山”；“秘鲁是一个有病的肌体，手指触到那儿，那儿就流脓”。冈萨雷斯·普拉达最为人们传诵的语句，表明他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活动家。那是控诉者、而不是实干家的话语。 从根源上讲，激进运动本身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而不是政治现象出现的。“全国联盟”或激进党的雏形就称为“文学社”。*这个文学社团根据时代的要求而成了政治团体。秘鲁的发展进程需要的不是文学家，而是政治家。文学是装饰品，而不是每天需要的面包。冈萨雷斯·普拉达周围的文学家，模糊然而迫切地感到了我们这个残破贫穷的国家的切身需要。冈萨雷斯·普拉达在他1888年关于奥林匹斯神的演讲中说：“文学社这个诗人和幻想家的和平社团，有变成战斗和宣传中心的趋势。文学上激进主义的动力从何而来呢？横扫欧洲各国首都的阵阵飓风吹到了这里，共和制和不信神的法国的呼声在这里引起了反响。这里有一代青年正在公开地进行斗争，以求断然扼杀那注定要死亡、但又不合时宜地苟延残喘的事物。总之，他们是急不可耐地要排除障碍，开辟道路，以便把红旗插上被折毁的民族文学的城楼上的青年一代。”[22] *冈萨雷斯·普拉达1887年担任“文学社”主席，1891年在其基础上组成新政党“全国联盟”（UnionNacional）。——译注 冈萨雷斯·普拉达没有抗拒历史的推动，这种推动促使他从高蹈派诗入宁静的思考转向严酷的政治斗争。但他没有能够为他的队伍制定行动计划。他那自由放任的、无政府主义的和孤僻的精神，不适于领导一项大规模的集体事业。 在研究激进运动时，有人说冈萨雷斯·普拉达没有领导者、考迪罗和军人的气质。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该补充一点，即冈萨雷斯·普拉达的气质基本上是文学家的气质。如果冈萨雷斯·普拉达不是生在一个迫切需要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进行重建和树立道德准则的国家——因为在这个国家里，纯粹的艺术事业是不可能有成果的，那么他永远也不会产生组织政党的想法。 他的文化与他的气质理所当然是一致的。这是一种主要是文学的和哲学的文化。读读他的演说和文章，可以发现冈萨雷斯·普拉达缺乏对经济和政治的专门研究。他的警句、诅咒和格言明显地出自文学家之手，出自文学的灵感。人们经常会发现，在他那文字优美、精雕细刻的散文中插入一个中肯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观点。这我已经引用过个別例子。但从整体来看，他的作品始终是文学家作品的风格和结构。 冈萨雷斯·普拉达充满了他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精神，所以他赞美科学的价值。但这种态度是他那个时代的现代文学所特有的。科学、理性和进步是十九世纪的神话。冈萨雷斯·普拉达通过自由派和百科全书派的道路达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所以他狂热地采纳这些神话。甚至在他的诗句中，我们也可看到他的理性主义的强烈表现。 “向卑怯的感情开战！ 神圣地崇拜理性！” 冈萨雷斯·普拉达只是说出了另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他宣扬了现实主义。他一面谴贪狂热的、夸夸其谈的空洞词藻，一面恳求他的同时人把脚根牢牢地踏在实地上，踏在实物上。他说：“既然我们牢记着大自然之外只有虚幻的象征、神话的遐想和形而上学的虚构，那么还是让我们结束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地方上千年的徘徊，回到现实的怀抱吧。登上高山之巅，我们就会变得轻飘，变成气体，还是让我们成为固体吧！宁为钢铁不作浮云！”[23] 但冈萨雷斯·普拉达本人从来没有成为现实主义者。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他对自己思想上的大胆和自由从不加以限制，所以他把创建秘鲁社会主义的事业留给了别人。激进党失败后，他信仰了克鲁泡特金那套遥远的、抽象的乌托邦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分子的论战中，他支持巴枯宁分子。他的气质在这件事情上的反映，同在他与现实的所有冲突中的反映一样，是符合他的文学感觉和贵族感情的。 激进运动甚至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套对秘鲁现实进行基本研究的论文，更没有留下一套关于秘鲁问题的主张，这是由于冈萨雷斯·普拉达的精神和文化属于文学倾向造成的。激进党的纲领——虽然它不是由冈萨雷斯·普拉达制定的——只是“一个文学社团”的政治散文习作。我们已经看到，同“全国联盟”一样，激进党在事实上也不过如此而已。 ※※※ 冈萨雷斯·普拉达的思想虽然隶属于当时所有伟大的神话，但并非一律是实证主义的。冈萨雷斯·普拉达胸中燃烧着十八世纪理性主义者的火焰。他的理性是炽烈的。他的理性是革命的。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代表一种驯化性主义。它们表现了执政以后已变得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情绪和利益。冈萨雷斯·普拉达的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不满足于资产阶级理性和科学得出的平庸苍白的结论。冈萨雷斯·普拉达身上依然完整地保存着雅各宾派的大胆气魄。 哈维尔·普拉多、加西亚·卡尔德隆和里瓦·阿圭罗传播一种保守的实证主义。冈萨雷斯·普拉达教导一种革命的实证主义。那几位文官主义思想家完全从他们的阶级感情出发，让我们拜倒在泰恩的权威之下；而这位激进派思想家一直要求自己的思想超过并且不同于下面各种思想：这种思想在法国与政治上反动的运动同时存在并完全一致，在我国为维护有文化的寡头集团效劳。 尽管冈萨雷斯·普拉达信仰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但他几乎从来没有陷入夸大的理智论。他的艺术感情和他追求正义的强烈愿望使他避免了这种危险。在这位高蹈派诗人的内心深处，是一个对精神的力量从不绝望的浪漫主义者。 他对勒南*这个“克服不掉怀疑”的人（法文，elque“nedepassepasledoute”）发表过许多尖锐的意见，其中一条向我们证明，冈萨雷斯·普拉达非常清楚地觉察到言过其实的批判主义的危险。“勒南的一切缺点都是由言过其实的批判精神造成的。他害怕搞错，又有自认为精神脆弱、缺乏激情的怪癖，这两种东西多次使他言不由衷地肯定一切，或者有保留地否定一切，就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甚至自相矛盾，因为他常常说出一种看法，但接着又用一个‘但是’来维护相反的看法，所以他不太受人民的欢迎，因为群众只是理解和追随用象米拉博**那样的语言，或者用象拿破仑那样的行动来大胆甚至粗暴地肯定的那些人。” *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史学家。——译注 **维克托·里凯·米拉博（1715—1789），法国经济学家。——译注 冈萨雷斯·普拉达总是喜欢肯定，而不喜欢否定和怀疑。他的思想是大胆的、无畏的、冒进的。他害怕犹豫不定。他的精神深刻地感受到“克服怀疑”那种令人苦恼的必要性。“对现实悲观，对理想乐现”，巴斯孔塞洛斯的这个公式也可作为冈萨雷斯·普拉达的公式。他的话语常常是悲观的，但从不是怀疑主义的。 马里亚诺·伊维里科·罗德里格斯在一篇论述冈萨雷斯·普拉达的思想意识的论文中（这是他《崭新的时代》一书中的一篇），用下面这段话对《自由的篇章》的作者这位思想家作了很好的说明：“由于他适应他那个时代的精神，他对科学劳动的功效抱有坚定的信念。他相信存在着不可更改的和永恒的普遍规律，但狭隘的幸福观和斯宾诺莎实行过的对宇宙需要的听天由命，不是来自于唯科学主义和宿命论。相反，他那不满现实、追求自由的个性克服了他的思想造成的必然后果，培养了对行动的崇拜，感到了斗争的渴望，传播了对自由和生活的肯定。在普拉达无政府主义的呼声中，显然有丰富的尼采思想的一点影子。在普拉达和尼采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对现实的宿命论观点与内心自由动机的胜利推动这二者之间的那种矛盾。”[24] 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理由，虽然我们感到与冈萨雷斯·普拉达的许多想法相距遥远，但我们并不感到与他的精神相距遥远。例如，冈萨雷斯·普拉达在向我们宣传反宗教时就搞错了。对于宗教和其他一些事情，我们今天比他那个时代要知道得多得多。我们知道，革命总是宗教的。“宗教”这个词有了新的价值，新的意义。它除了指宗教礼仪或教会以外，还有其他用处。苏维埃在它们的宣传标语上写着：“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这没有多大关系。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宗教的。仍然引起误解的是这个词原来的含义。冈萨雷斯·普拉译预言一切信仰都将衰亡，但他没有觉察到他本人就在宣扬一种信仰，就在宣布自己信奉一种信仰。这位理性主义者身上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激情。这位稍微有点异教论的无神论者身上，最令人尊敬的是他精神上的苦行主义。他的无神论是宗教的，在它显得最为热切、最为绝对的时刻尤其是如此。冈萨雷斯·普拉达有点象罗曼·罗兰塑造的那些世俗的苦行主义者。应该在他正义的信条、在他爱的学说中，而不应该在《战斗的时刻》的几篇文章中那种有点庸俗的反教会思想中，去寻找真正的冈萨雷斯·普拉达。 《自由的篇章》和《战斗的时刻》中的思想，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是陈腐的思想。但冈萨雷斯·普拉达身上根本的和永恒的东西，不取决于他的观点和他的警句是否依然有效。这些观点甚至不是他的作品所特有的。正如伊维里科指出，冈萨雷斯·普拉达所特有的东西并不表现为一套死板的观念——这些观念是一种精神状态一时的象征，而在于某种感情，在于整个人物个性中某种坚忍不拔的决心，这种感情和决心是通过作品美妙的艺术内容与对努力和斗争的极力赞美表现出来的”。[25] 我已说过，冈萨雷斯·普拉达作品中永恒的东西是他的精神。我们新一代人特别把冈萨雷斯·普拉达作为严格的精神榜样加以钦佩和敬重。我们特别敬重和钦佩那种思想上的正直精神和那种高尚、坚强的反抗精神。 此外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认为，如果冈萨雷斯·普拉达在秘鲁新一代人中看不到为超过他的作品所必需的那种意志和魄力，那他就不会把他们看作是他的作品的学生和继承者。他就会用鄙夷的目光看待庸庸碌碌地重复他的词句的那些人。他就可能喜爱能够把他身上只能是思想的东西变为行动的那些青年；他只会在善于说出真正新鲜的、真正现实的言论的那些人身上才感到自己得到复活和新生。 关于冈萨雷斯·普拉达，应该用他在《自由的篇章》中评价维吉尔（Vigil）的话来评价他：“很少有如此纯洁、如此丰满、如此堪称楷模的人生。今天，可以指谪他的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可以指谪他的书陈旧过时和不够充分，总之，可以倾覆由他的才智建造起来的整个大厦；但有一件东西将无懈可击地巍然屹立，那就是他这个‘人’。” 六、梅尔加 殖民地时期，秘鲁文学就其最主要的发展情况和最主要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利马现象。尽管就总体而言也有外省的代表，但这没有多大意义。模式、风格和路线都是首都的。这是因为文学是一种城市的产物。都市的吸引力对各国文学的发展进程都有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秘鲁，利马没有受到具有类似权力的其他城市的竞争，极度中央集权制保证了它的统治地位。 由于利马这种绝对独霸的过错，我国文学没有能够从土著的精华中吸取营养。利马先是西班牙人的首都，后是土生白人的首都，所以它的文学就带有这种标记。 在我国文学史的这一时期，土著人的感情并非完全没有得到表现。第一个杰出地表现这种感情的是马里亚诺·梅尔加。利马评论界有点看不起他，认为他太俗气，不太高雅。除去有点象街头闾巷语言的句法，他还在他的诗句中使用平民百姓的语言，这使评论界感到不快。实际上是评论界根本不喜欢这类作品本身。一位只留下“亚拉维”的诗人是不会得到他们的欢心的。利马评论界对于潘多*的随便一首令人厌烦的颂歌却要看重得多。 *据判断系指何塞·马利亚·潘多（1767—1840），秘鲁作家、外交官。随玻利瓦尔多年，为其写过颂歌类作品。——译注 反过来，艺术上我并不过高评价梅尔加。我认为他处于当时秘鲁文学的开创阶段。我的看法与相对标准是分不开的。 梅尔加是浪漫人物，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如此。那时浪漫主义还没有正式传入我国文坛。因此，梅尔加身上的浪漫主义不象后来在其他人身上那样是一种模仿的行为，而是一种自发的感情冲动。这是他艺术敏感性的一点证明。有人说，他所以在文学上享有声誉，部分原因是他死得英勇。但这种评价掩饰不住使他们作出这种评价的那种轻蔑反感情绪。死亡造就了英雄，也毁灭了艺术家。梅尔加死时非常年轻。虽然对一位突然早夭的艺术家可能走的道路作任何假设总是有点冒昧，但如果设想梅尔加一旦成熟，就会创作出更加摆脱古典式的堆砌词藻和矫揉造作，因而更具本国气息、更加纯正的艺术，这也并非过分。与宗主国的决裂就会在他的精神上产生特别的后果，无沦如何是不同于它在利马这样一个如此西班牙化、如此殖民地化的城市的文人的精神上产生的后果的。马里亚诺·梅尔加就会走他自己浪漫主义激情的创作道路，从而得到越来越有乡土气息、越来越有土著特点的灵感。 那些为他使用语言和塑造形象粗俗而痛心的人，是从贵族和学院派的偏见出发的。在所有国家的文学中，用民众语言写出一首具有永恒激情的诗歌的艺术家的价值，比用学院语言写出一部精雕细刻文集的艺术家要高出千倍。另一方面，正如卡洛斯·奥克塔维奥·本赫*在一篇关于阿根廷文学的论文中指出，民间诗歌总是先于艺术家的诗歌出现的。梅尔加的几首“亚拉维”只是民间诗歌的片断。但正由于是民间诗歌，它们就赢得了不朽的意义。 *卡·奥·本赫（1875—1918），阿根廷作家、评论家。——译注 这些作品在其朴实的形象中有时有一种牧人的纯朴性，这种纯朴性表现出它土著的情节和乡土气的环境。东方诗歌的特点是比喻中粗俗的泛神论思想。而梅尔加，就其原始的、农民的想象来说，他非常象印第安人。 最后，梅尔加这位浪漫人物满腔热忱地投身于革命。在他身上，革命并不是百科全书派的自由主义；根本上是炽热的爱国主义。如同普马卡瓦一样，梅尔加的革命激情是从我们自己的血液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吸取养料的。 在里瓦·阿圭罗看来，写“亚拉维”的诗人只是“秘鲁文学中一个新奇的时刻”。那就让我们来纠正他的看法，我们说，他是秘鲁文学中第一个秘鲁的时刻。 七、阿维拉多·加马拉* *阿维拉多·加马拉（1857—1924），秘鲁小说家、剧作家。生于山区瓦马丘科。绰号“赖子文人”（“ElTunanie”）。——译注 阿维拉多·加马拉至今在任何文学选集中还没有占据一席之地。评论界轻蔑地把他的作品列为二等货色，降到为他们宫廷趣味不屑一顾的地位。甚至在克里奥尔派*中也不承认他的重要作用。一谈到克里奥尔派，总是首先提到唐费利佩·帕尔多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殖民主义者。 *克里奥尔派（Criollismo）即土生白人派，要求描写殖民地本土题材。——译注 然而，加马拉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家之一。在我国本质上是首都派的文学中，他是最纯洁地描写和表现外省的作家。他的散文使人想起土著的风格。里卡多·帕尔马是利马的土生白人，而这位“赖子文人”是山地的土生白人，印第安人的根子还活在他欢乐的艺术中。 就印第安人方面说，这位“赖子文人”具有顽强耐苦的天性，对于身后之事采取泛神论满不在乎的态度，有着农村和善的心灵，善良的农民心理以及现实主义的和有节制的想象力。就土生白人方面说，他有妙趣横生的语言，诙谐的笑声，尖锐和辛辣的见解和冒险而欢乐的精神。他出生于一个山村，同化于首都和沿海，但并没有丟掉和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其感情和基调来说，他的作品是处在模仿和起步阶段的半个世纪中最纯正的秘鲁作品。 从其精神上说，他的作品也是这样。加马拉从青年时代起就加入了先锋队的行列。他怀着真诚的革命爱国主义参加了激进派的反对活动。在激进派其他头面人物身上仅仅是一种精神和文学态度的东西，在这位“赖子文人”身上却是一种勃发的感情，一种内心的冲动。加马拉在其肉体和精神上都对委托监护主贵族及其腐败无知的追随者们深恶痛绝。他始终明白，这些人不代表秘鲁；而秘鲁是另一回事。这种感情使他对文官主义及其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表现保持着警惕。同时他坚定的本能使他不抱“民主的”幻想。这位“赖子文人”对彼罗拉的看法也没有错，他觉察到了1895年那届政府真正的历史意义。他清楚地看到，那不是一场民主革命，而是一次文官主义的复辟。虽然他至死对冈萨雷斯·普拉达保持着最热烈的崇拜（他把冈萨雷斯·普拉达那些修辞讲究的抨击用民众语言表达出来），但他还是怀念更有现实性和建设性的精神。他的历史直觉感到，秘鲁需要有一个阿尔维迪*，需要有一个萨米恩托。特别是在生前最后几年，他认识到，理性主义的和主张革新的政策应当牢固地立足于现实和历史。 *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维迪（1810—1884），阿根廷著名多学科学者、作家。——译注 他的作品不是一位单纯的讽刺风俗作家的作品。在他对人物和风俗的热闹描绘中，十分明显地有一种高尚的、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主义。正是这一点使加马拉远远居于塞古拉之上。这位“赖子文人”的作品有一种理想，而塞古拉的作品没有任何理想。 另一方面，“赖子文人”的克里奥尔风格比塞古拉的克里奥尔风格更加完整、更加深刻。他对事物和人物的描绘更加逼真、更加生动。加马拉的作品中有许多极其敏锐的观察，有许多塑造成功的形象，所以它们在外省流传最广、读者最多，这决不是偶然的。“赖子文人”是我国文学界的潘乔·菲耶罗*。他是人民的天才，是一位直觉能力敏锐和文风自然优雅的作家。 *潘乔·菲耶罗（1803—1879），秘鲁风俗主义画家。——译注 由于他是独立革命精神的继承者，他必然感到与征服和殖民地精神的继承者截然不同和根本对立。因此，文学院和文学会社的权威对他的作品不予承认、不予批准。（“赖子文人”大概与鲁文·达里奥*有同样想法：“上帝呀，让我们摆脱文学院吧！”）人们由于他的句法而鄙视他，由于他的书法拼写而鄙视他，但首先是由于他的精神而鄙视他。 *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著名现代主义大师，对西班牙语诗歌影响很大。——译注 生活本身愉快地嘲笑了评论界的保留态度和吹毛求疵，使加马拉的作品流传下来；而对官方承认其声誉和优点的那些作品，它却拒绝使之流传。评论界几乎不提及加马拉，只有人民还怀念他。但这一点足以使他的作品在我国文学中实实在在地占有官方不屑给予它的那种地位。 加马拉的作品是一集零散的素描和草图。它没有一篇中心作品，不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是他的缺点。但这个缺点不完全是由于这位艺术家的素质造成的，也是由于他所代表的那种文学尚处于初生阶段造成的。 “赖子文人”想用街头巷尾的语言来创造艺术。他的意图并没有错。开创各国文学的经典作家就是通过这条道路而成为不朽的。 八、乔卡诺 我认为，何塞·桑托斯·乔卡诺属于我国文学的殖民地时期。他那夸张的诗歌完全脱胎于西班牙。一篇咬文嚼字的评论介绍说，他的诗歌表达了土著人的灵魂。但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概念，一种词藻华丽的杜撰。根据这种既愚蠢又虚伪的逻辑推论，乔卡诺是一位文字丰富绚烂的作家，因此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作家。一种根本不能体会什么是土生土长东西的评论，几乎把这位写《美洲魂》的诗人本质上是美洲风格和热带风格的整个信条，都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 在殖民主义处于绝对优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信条可能是不容置疑的。现在，反对传统观念的一代人，抱着怀疑态度对这个信条进行了一番仔细的分析。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肯定是文字丰富绚烂的吗？ 一位机敏的、在这件事情上丝毫无意进行辩论的评论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恰恰是在研究了西班牙美洲文学文字丰富绚丽这个题目后指出，这种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一定是热带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产生于温带气候，甚至略带秋意气候的城市。恩里克斯·乌雷尼亚非常尖锐而又中肯地指出：“在美洲，我们依然尊重夸张的手法，而欧洲却曾禁止我们这样做；正如浪漫派所说，至今我们还有三、四位铿锵激越的诗人。难道这不是把本来是维克多·雨果或是拜伦、埃斯普隆塞达*、金塔纳**的影响说成是热带影响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认为，所谓美洲文学天然文字丰富绚烂的理论是一种虚假的理论。这种文学不象表面上那么文字丰富绚烂。那是把空话连篇当作了文字丰富绚烂。而且“如果空话连篇，那是因为文化知识贫乏和缺少训练，而不是因为我们特有的文字丰富绚烂”。[26]空话连篇的情况不能归咎于地理和环境。 *何塞·德·埃斯普隆塞达（1803—1842），西班牙诗人。——译注 **曼努埃尔·何塞·金塔纳（1772—1857），西班牙诗人。——译注 要研究乔卡诺的情况，我们必须首先把他放在秘鲁这个环境里。而在秘鲁，土生土长的东西就是土著人的东西，也就是印加的东西。 土著人的东西，印加的东西，基本上是朴实的。印第安人的艺术与乔卡诺的艺术是对立的，矛盾的。印第安人是用严肃的综合方法和原始质朴的风格来描绘和表现事物的。 没有人企图在乔卡诺的诗歌中找到安第斯山的激情。称他的诗歌为土生土长诗歌的评论，只是想象它寄托着“山乐”即山林的激情。里瓦·阿圭罗就是同意这种看法的一个人。但是，那些在对“山岳”毫无认识时，就急急忙忙要在乔卡诺浮华的诗歌中全面发现或承认这种激情的文学家，不过是逐字逐句地照搬乔卡诺的一种设想而已。他们只是重复乔卡诺的话，因为很早以来他就自封为“土生土长的野蛮美洲的歌手”了。 “山岳”不仅仅文字丰富绚烂。实质上，它代表着乔卡诺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许多其他事物。在它那宏伟壮观的景色面前，在它那秀丽的风光面前，乔卡诺的态度是一个善于辞藻的旁观者的态度。只此而已，并无其他。他的一切想象都是外来人和外国人的一种幻想。听不到一个山林中人的声音，充其量也只听到一个认为已经掌握并表达了“山岳”的、想象丰富、感情炽热的外来人的声音。 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山岳”只是作为大自然，作为景色，作为场景而存在的。它还没有创造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无论如何，乔卡诺没有从它的精华中吸取营养。从他的血统、他的思想方法和他所受的教育来说，写出《美洲魂》的这位诗人是一个沿海人。他出生于一个西班牙人家庭。他在精神和智力上的培养是在利马完成的。他的夸张方法——归根到底，这种方法是他艺术上或美学上的土著风格和美洲风格的唯一证据——完全来自于西班牙。 西班牙文学中有乔卡诺写作技巧的先例和他修辞的模式。大家都承认，他的写作方法中有金塔纳的影响，他的精神中有埃斯普隆塞达的影响。乔卡诺自称属于拜伦派和雨果派。但从他的艺术中所看到的最直接的影响，始终是西班牙诗人的影响。他的浪漫主义的自我中心习气是迪亚斯·米隆*的，是那种也具有高傲狂妄特点的人的。到达他浪漫主义门口的现代主义和颓废主义则是鲁文·达里奥的。 *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隆（1853—1928），西班牙诗人。——译注 这些特点决定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乔卡诺真正属于哪个艺术流派。尽管现代流派接二连三地冲击了他的艺术，但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本质。乔卡诺在自己的作品中依然保持着西班牙浪漫主义及其夸夸其谈的残余那种格调和气质。另一方面，他的精神流派的归属和他的艺术流派的归属是一致的。这位“土生土长的野蛮美洲的歌手”是属于征服者血统的。他本人在自己的诗歌中，感受到并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虽然他的诗歌也不是没有以文学和言词表示对印加人的敬佩，但却洋溢着对征服时期的英雄和总督辖区时期的达官贵人的热爱。 ※※※ 乔卡诺不属于首都的财阀集团。这一事实使他不同于专搞殖民主义的文学家，例如，不能把他和里瓦·阿圭罗相提并论。从他的精神上看，与其说他是征服的后裔，不如说他是总督辖区的后裔。（从社会和经济上说，征服和总督辖区是同一现象的两个阶段，但从精神上说不是同一范畴。征服是一项英勇的冒险事业，而总督辖区是一项官僚的事业。正如布莱斯·桑德拉*所说，征服者属于强有力的冒险家种族，而总督和检审官则是软弱的贵族和平庸的院士。） *布莱斯·桑德拉（1887—1901），法国作家。生于瑞士，又被认为是瑞士法语作家。——译注 乔卡诺诗歌的最初变化是浪漫主义性质的。《神圣的愤怒》的歌手表现为埃斯普隆塞达的门徒，这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在他身上感到一点拜伦的浪漫主义，这也并非是无缘无故的。青年时期，乔卡诺的态度是反抗的态度。这种反抗有时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另一些时候又带有社会反抗的色彩，但并没有具体表现出来。这种反抗最终表现为对当时的军人政府进行狂热和大胆的口头攻击，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文学姿态。 后来乔卡诺在政治上加入了彼罗拉派。他的革命性满足于1895年的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军人统治，在唐尼古拉斯·德彼罗拉临时治理的名义下复辟了文官主义的统治。稍后，乔卡诺被拉进了财阀集团在知识界的追随者的行列。他脱离了彼罗拉及其虚伪的民主，但并没有接近冈萨雷斯·普拉达，而是把哈维尔·普拉多-乌加特切*奉为他那一代人的思想家。 *哈维尔·普拉多-乌加特切（1871—1921），秘鲁思想家、大学教授。文官主义党中代表少壮派的思想家。——译注 一个文学家的政治道路并非就是他的艺术道路，但几乎总是他的精神道路。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知道的，文学又深深地渗透了政治，甚至在看来离政治影响最遥远、与政治影响最无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严格说来，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不是乔卡诺的艺术范畴，而是他的精神派别，他的思想立场。 他的精神派别和他的思想立场，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不够明白。因此我们必须到他的散文中去寻找，因为他的散文除去比他的诗歌更加直言不讳以外，从本质上讲并不与他的诗歌相矛盾，也没有为他的诗歌所冲淡。 乔卡诺的诗歌首先使我们看到一种极端利己的个人主义情况，这种情况在浪漫派中是司空见惯的，而且几乎正是他们的特点。乔卡诺全部的无政府主义就是这种个人主义。 近年来，这位诗人对此有所收敛、有所限制。他绝对没有放弃他感觉上的个人主义，但确实放弃了他大部分哲学上的个人主义。对自我的崇拜已和对上等阶级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诗人自称为个人主义者，但不自称为自由派。他的个人主义变成了一种“上等阶级的个人主义”。那是一种不爱自由的个人主义，几乎蔑视自由的个人主义。相反，他所崇拜的上等阶级不是圣灵创造的那个永恒的上等阶级，而是在目前变幻不定的前景下由强权、传统和金钱所造就的那个脆弱的上等阶级。 诗人同样还克制了他精神上的原始冲动。他的艺术由于其极端地、虽然是卖弄词藻地热爱大自然，因而充分地表现出一种有点异教色彩的泛神论，而在他的艺术形象中产生了一点泛灵论的这种泛神论，就是在他身上反映了一个“土生土长的野蛮美洲”的唯一标志。（印第安人是泛神论者、泛灵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但是乔卡诺却不声不响地拋弃了泛神论。对于等级原则的信仰重新把他引向了罗马教廷。从意识形态上说，罗马在历史上是反动派的堡垒。到罗马山和罗马教堂朝圣以寻求基督福音的人都是失望而归；但那些满足于在那里寻求法西斯主义和宗教——罗马意义上的权威和上等阶级——的人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找到了他们的真理。《美洲魂》的诗作者就属于后面这些朝圣者。从来不信基督的他最后信仰了天主教。这位精疲力尽的浪漫主义者，皈依天主教的异教徒，在传统和秩序的圈栏里找到了庇护所，相信有一天可以永远离开这里去夺取未来。 九、里瓦·阿圭罗及其影响·“未来主义”一代 “未来主义”一代——人们反其义给这一代起了这样一个绰号——标志着殖民主义和文官主义在秘鲁思想界和文学界复辟的时代。 由于激进派进行了十五年的宣传，殖民地继承者感情上和思想上的权威受到了危害和破坏。经过了与独立革命后一个时期相似的军事考迪罗统治时期后，庄园主阶级恢复了他们的政治统治，但没有恢复他们的思想统治。激进派在失败——人民感到，富豪集团应对这次失败负责——造成的精神上的反作用的影响下，找到了适于传播他们革命词藻的气氛。革命词藻的传播尤其唤起了外省的反抗。先进思想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共和国。 文官主义老朽和衰弱的知识界元老不可能有效地对抗激进的一代。复辟只能由一批青年人来实现。文官主义指望着大学。所以提供这支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就落到大学的头上。但是，他们的人的活动，必须不满足于仅仅是大学的活动。他们的使命应该是全面地重新征服思想和感情。他们理所当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恢复在文学界失去的地盘。文学可以达到大学所不能及的地方。当时，仅仅一位人民的作家，即冈萨雷斯·普拉达的学生、那位“赖子文人”的作品，比之大学所有作家的作品流传得还要广泛得多，也更加为人理解。 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助于这场复辟。文官主义的政治统治坚如磐石。1895年彼罗拉开创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实质上是一种文官主义的秩序。许多在我国战后动乱时期被吸引到激进派阵营的自由职业者和文学家，现在又被推进了文官主义阵营。激进的一代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冈萨雷斯·普拉达隐退于一种冷漠的苦行主义，与他分散各地的学生相隔绝。所以“未来主义”一代几乎没有遇到反抗。 在党派斗争中分裂的“文官主义派”和“民主派”，在他们的领导层中又互相渗透并混合在一起。因此，“未来主义”一代的诞生受到首都所有大报的欢迎，《商报》和《新闻报》为“新一代”提供方便。这一代人显示出注定要实现1895年的联合仅仅开了头的文官主义分子和民主党分子的和解。“未来主义”一代的领袖和首领里瓦·阿圭罗——文官主义和富豪的传统，与对民主派的“哈利发”*几乎是赤子般的崇敬，这二者在他身上调和在一起——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倾向。在他那篇关于《独立时期的秘鲁文学》的论文中，他攻击激进派说：“有原则的党不仅不会带来好处，反而只会造成不可救药的弊病。在目前的制度中，各党之间的分歧不算太大，它们的裂痕也不算太深。它们没有什么困难地联合在一起，它们经常合作。精明的统治者不用费多大劲就可以从一切有用人才的合作中获益。” *哈利发原义为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君主的称号。这里借用此词，泛指国家统治者。——译注 对于有原则的党的抵制，正表现了里瓦·阿圭罗这一代人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思想。他们的这种努力，明确无声地表现出他们要确保和巩固一种阶级统治的企图。从根本上说，否认原则，否认思想，否认统治国家的权利，就意味着把这种权利留给一个家族；就是宣扬“正派人”和“有文化的阶级”的统治。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里瓦·阿圭罗与哈维尔·普拉多和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是严格一致的。这是因为普拉多和卡尔德隆就代表这种复辟。他们的思想体系就具有这样的基本特点。这实质上是一种保守的实证主义。一些或多或少是理想主义的和进步的空话掩盖着传统的思想倾向。正如我已指出的，里瓦·阿圭罗、普拉多和加西亚·卡尔德隆在尊崇泰恩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为了更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他的派别关系，里瓦·阿圭罗在多次引述的他那篇论文中——这篇论文无疑是“未来主义”一代的第一篇政治和文学宣言——向我们透露，他信仰布吕纳介。 里瓦·阿圭罗是通过修正对文学的估价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而他这种修正完全适应于一种复辟的目的。他美化和赞颂殖民地时期，从中寻求民族特性的根源。他过高地评价殖民主义文学，极力赞美它那些平庸的作家。他轻蔑地对待马里亚诺·梅尔加的浪漫主义。他非难冈萨雷斯·普拉达作品中最健康、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即他的反抗精神。 同时，“未来主义”一代显得书生气、学院气和夸夸其谈。他们从现代主义中只吸收了他们可以用来谴责浪漫派要求的那些因素。 他们最典型、最独特的活动之一，是组织了相应的西班牙语语言学院。他们最突出的艺术努力之一，是使散文和诗歌又回到西班牙去。 外号称为“未来主义”一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的复古主义。他们的文学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把过去理想化。里瓦·阿圭罗在他的论文中强烈要求恢复传统人物和传统事物的特权。 但对这一代来说，这个过去既不太遥远、也不太接近。它有着明确的界限，那就是总督辖区制时期。它的一切钟爱，它的全部柔情，都倾注于这个时期。里瓦·阿圭罗在这方面的思想是明白无误的。他认为，秘鲁是从征服时期中诞生的，它的童年是殖民地时期。I 从这个时期起，秘鲁文学的殖民主义特点愈益突出。出现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至今尚未结束，路易斯·阿尔维托·桑切斯名之为“佩里乔利主义”。 利马主义和复古主义这两种感情，在“佩里乔利主义”这种现象中合为一体——就这种现象的起源、而不是就其后果而言。这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央集权主义和保守主义。因为里瓦·阿圭罗这一代人的复古主义，不是一种单纯文学灵感的浪漫派态度。这一代是传统派，但不是浪漫派，他们的文学多少带有一点“现代主义”的色彩，但却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反动。浪漫主义以过去和未来的名义激烈地谴责现在。里瓦·阿圭罗及其同一代人却相反，他们接受现在，尽管为了统治和领导现在，他们也求助于过去这个亡灵。他们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特点，是实证主义的保守思想和机会主义的传统思想。 当然，这只是这种现象的总基调，因为在这种现象中总还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同的细微差别。例如从个别人来说，何塞·加尔维斯就不在我刚刚所下的定义之内。他的复古主义具有浪漫派的背景。阿亚称他为“唯一真诚的帕尔马派”，无疑这指的是他的复古主义的文学和感情特性。这种区别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但却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加尔维斯——他的诗歌脱胎于乔卡诺的诗歌，有时不太明显地、有时又相形逊色地重复乔卡诺的用词——与浪漫派有内在联系。所以，他的复古主义不象他那一代的核心人物的复古主义那样是在时间方面，而是一种全面的复古主义。他热恋总督辖区，但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对那个时期的崇拜。在他看来，“任何过去的时代都是好的”。人们可以看到，他的复古主义更在空间方面。他所怀念的主题几乎总是利马。但我觉得这也是加尔维斯身上一个浪漫派的特点。 另一方面，加尔维斯有时也偏离里瓦·阿圭罗的学说。他的关于真正的民族文学的可能性的见解，在“未来主义”现象中是异端邪说。关于文学中的美洲风格，加尔维斯表示同意他那一代和他的党派的领袖的论点，尽管有不少保留和让步。他不相信那种认为不可能在诗歌上复活古老的美洲文明的论断。他写道：“不管那种文明已经泯灭了多久，不管西班牙的影响多么深远，但那种素材本身并没有消失；即使再西班牙化，我们也不是道道地地的西班牙人，也不会感到与那个种族有什么联系，虽然它那光辉灿烂的传统很值得我们回忆，它那壮观而神秘的遗迹使我们折服并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恰恰由于我们的人种如此混杂，我们的历史渊源如此难以寻找，所以我们的文化并不象看上去那么深远。对我们来说，已经湮没的那些时代的文学素材其数量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这些素材是最重要的；当“亚拉维”情歌颤抖的乐曲还在使我们的心灵收缩，它那奇特而痛苦的激情震撼着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印加帝国的孕育过程中，在土著与西班牙这两个种族的斗争中，应该有某种酵素。另外，我们的历史不能仅仅从西班牙征服美洲算起，而且，无论我们从印第安人那里接受的遗产多么空泛，但我们总还具有那个被征服的种族的某些东西。这个明显衰落的种族在我国的山区里横遭排斥和虐待，从而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既然它在我们的生活中痛苦地搏动，为什么不能在充满异族轰动的历史事件、而对我们来说却是异域的、离奇的我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呢？”[27]不过，加尔维斯对民族文学所下的定义是不确切的。他说：“这是把心灵转向我们周围事物的喧闹地跳动的问题”。但紧接着他把这些事物的要素归结为“历史、传统和自然”。这里，完全再现了复古主义者的面貌。他认为，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文学首先应该从历史、神话和传统，即从过去中吸取营养。现在也是历史。但是当加尔维斯选择我国文学的源泉时，大概并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认为历史只是过去。加尔维斯没有说明，民族文学应该完全表现秘鲁，他不要求它具有真正创造性的职能。他否认它有成为人民的文学的权利。他在与“赖子文人”辩论时提出，艺术家“应该鄙视街巷熟语为他提供的方便，因为这种熟语对风俗小品来说常常是妙不可言的，但对于应该具有贵族的优雅的艺术形式来说，却是相距遥遥”。[28] 另一方面，“未来主义”一代的思想就是里瓦·阿圭罗的思想。在这场论战和其他论战中，加尔维斯所投的反对票，或确切说他投的白票，只有个别的意义。与此同时，“未来主义”一代却把加尔维斯的复古主义和浪漫主义完全用在总督府阳台下演唱的小夜曲上，而这种小夜曲的目的，就是从政治上复活一种为维护殖民地继承者的统治所必需的神话。 封建家族除了殖民地传统的头衔外，没有别的封号。没有什么能比传统主义的文学流派更适应它的利益了。在殖民主义文学的内容中，有的只是一个“家族”的强烈冲动的紧迫命令和专横要求。 凡是对“未来主义”的起源根本上是政治性的这一点抱有怀疑的人，都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由律师、作家和文学家组成的这批人并不是满足于仅仅成为一场运动，在它达到成年之际，它还曾经想组成一个政党。 十、“科洛尼达”派与巴尔德洛马尔 “科洛尼达”派是一种反叛行动，它的矛头指向学院派以及它的专制作风，它的咬文嚼宇，它的保守派情趣，它那十九世纪式的殷勤和它的杞人忧天。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的话，那就夸大了它的重要意义。“科洛尼达”派的成员们实际上是要求真诚坦率和自然主义。由于这个运动过分庞杂和混乱，所以它未能凝聚成一种倾向，也没有能具体形成为一种公式，而且在它那反对偶像崇拜的叫喊声中和崇尚时髦的极度兴奋中耗尽了自己的精力。 巴尔德洛马尔用他一份短命的杂志的名字为这场运动命了名。因为“科洛尼达”派不是一个团体，不是一种文艺聚会，也不是一种艺术流派；而是一场运动，一种态度，一种精神状态。有好几位作家奉行“科洛尼达主义”，但却不是巴尔德洛马尔那一伙的人。“科洛尼达主义”没有明确的范围。它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文学现象，它从没有想形成为一种固定的形式。它没有给其追随者们硬性规定一种真正的美学方向。“科洛尼达主义”不是一种主张，也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自我崇拜的、个人主义的、朦胧地反对崇拜偶像和模糊地拥护革新的感情，“科洛尼达”派甚至也不是由一群气质相近的人所组成的；它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代人。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作家，与巴尔德洛马尔、莫雷和希伯森等人一起加入了它的队伍。“科洛尼达”派的成员们只有在反对一切学院式的观点上是一致的。他们反对学院式的价值观念、学院式的声望和气质。连结他们的纽带是一种不满情绪，而不是一种定见。但是在他们共处于同一场运动中时，却保存了某些共同的精神特点。他们偏爱一种颓废的、上层社会的、贵族的、有点病态的风格。巴尔德洛马尔从欧洲带来了邓南遮主义的萌芽，于是便在我国这种追求逸乐的、咬文嚼宇的、中世纪的气氛中传播开来。 “科洛尼达”派成员们的勇敢好斗精神、不公正的作法甚至荒唐离奇的行为是有其意义的。他们起到了革新的作用，震撼了我国文学。他们揭露我国文学只不过是最蹩脚的西班牙文学的一个平庸的片断。他们为我国文学提出了崭新的、更好的范例和方向。他们抨击我国文学中的物神和偶像。他们开始了一场被一些作家称之为“重新估价我国的文学价值”的工作。“科洛尼达”派是一股消极的、破坏性的、好斗的力量；是一些反对由过时的、官方的和“矫饰的”（法文，“pompier”）艺术来垄断民族声誉的文学家们在精神上的表态。 另一方面，“科洛尼达”派的成员们并不是一贯不公正的。他们对我国文学中一切异端的、非正统的和孤立的人物统统抱有好感。他们为冈萨雷斯·普拉达唱赞歌，并围着他转。在“科洛尼达”派中，可以发现《自由的篇章》和《异国篇》作者影响的某些痕迹；也可看到“科洛尼达”派成员们从冈萨雷斯·普拉达那里学来了他们最不需要学习的东西。他们喜爱冈萨雷斯·普拉达身上的贵族气派、高蹈派和个人主义；然而却忽略了冈萨雷斯·普拉达身上鼓动家和革命者的东西。莫雷把冈萨雷斯·普拉达说成是“生于桑博人*之国的希腊人”。此外，“科洛尼达”派对遭到当时评论界和公众的平庸嗜好所鄙视和贬低的埃古林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黑人与土著人的混血人。——译注 “科洛尼达”派活动的时间很短，经过几场唇枪舌战之后就一蹶不振了。此后，“科洛尼达”派的成员们便各奔东西，这场运动也就此告终。虽然它的某些回声仍在缭绕，它的某些沉渣仍在搅动着不止一个青年的性格，但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作为精神表现，“科洛尼达”派是不合时代的。产生“科洛尼达”运动的那种革新欲望，不可能因一点颓废主义和一点异国情调而满足。“科洛尼达”派并未公开明确地宣布解散，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派别，而是一种权宜的立场，一种偶发的态度。 “科洛尼达”派否认和无视政治。它的知识分子特权论和它的个人主义使它脱离民众，不了解生活中的激情。“科洛尼达”派的成员没有政治方针，缺乏政治敏感性，他们认为政治是资产阶级、官僚和无聊者的活动。《科洛尼达》杂志是为“音乐宫”和“团结大街”*而写作的。费德里科·莫雷是个热衷于谋反和宣传的人。但他的政治观点是反民主的、反社会的和保守的。莫雷幻想有一个由优秀的作家，几乎幻想有一个由优秀的艺术家统治的制度。他无视和忽视社会现实，厌恶平民和民众的骚乱。 *团结大街（elgirondelaUnion）是利马一条繁华大街。“音乐宫”为一咖啡馆的名字。——译注 但是，“科洛尼达”运动的实验结束之后，参加过这场实验的作家，特别是那些最年轻的作家开始对新的政治思潮产生了兴趣。促使他们转变信仰的根源，应该到乌纳穆诺、阿拉基斯坦、阿洛马尔和《西班牙》这份杂志*上其他一些作家的政治文学的威望中去寻找；到威尔逊鼓吹新自由的、雄辩的、大学教授式的说教中去寻找；到维克托·M·毛尔图亚的思想启发中去寻找，他对我国几位知识分子在确定社会主义方向上的影响至今还几乎无人知晓。这种新的思想态度也是通过一份杂志表现出来的，刊名叫《我们的时代》，它的寿命比《科洛尼达》更加短暂。在这份面向大众而不是为“音乐宫”而创办的杂志上撰稿的，有费利克斯·德尔巴列、塞萨尔·法尔孔、塞萨尔·乌加特、巴尔德洛马尔、佩尔西·希伯森、塞萨尔·A·罗德里格斯、塞萨尔·巴列霍和我。这是一个甚至在组织结构上也不同于《科洛尼达》的团体。其成员有毛尔图亚的一个学生、一个未来的大学教授，即乌加特，和一位工人鼓动家，即德尔巴索。在这个政治色彩浓于文学色彩的运动中，巴尔德洛马尔已不再担任首领的角色了。他追随着一些比他年轻，也不如他闻名的作家，自己则退居第二线活动。 *路易斯·阿拉基斯坦（1885—1959），西班牙作家、政治家，参加社会党。1916年创办《西班牙》杂志。加夫列尔·阿洛马尔（1873—1941），西班牙政论作家、诗人。——译注 但是，巴尔德洛马尔倒是取得了进步。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几乎总是极为敏感的。对于舒适、恬静和逸乐生活的陶醉使他没有能够成为鼓动家；但是，正如奥斯卡·王尔德*一样，巴尔德洛马尔本来是有时能爱上社会主义的。巴尔德洛马尔不是关在象牙之塔里的人。他不否认他那比林古尔斯特分子的蛊惑家和骚动者的过去。他为他历史上曾有那一段轶事而引为得意。贵族意识淡薄的巴尔德洛马尔深为穷人和平民所吸引。对于这一点，他写的几篇仍然残留着文官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可资证明。巴尔德洛马尔为瓦乌拉几所学校的孩子们写出了圣马丁赞词。在他作为流动演说家活动期间，他在北方几个城市对工人听众发表了一篇赞美劳动的演讲。我记得在我们最后几次交谈中，他饶有兴味并颇为尊敬地听了我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早几次空泛议论。在这个极度关键成熟和紧张的时刻，死神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诗人。著有童话故事《快乐王子》、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等。——译注 对于巴尔德洛马尔的艺术，我不知道有什么中肯、确切而明白的定论。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因为评论界还没有形成一种意见。巴尔德洛马尔去世时年仅三十岁，那时他本人也还未遇机缘，没有定型。他那零散杂乱、观点变化不定，甚至有点缺乏连贯性的作品，只包含着死神迫使他中途辍笔的作品的素材。巴尔德洛马尔未能充分表现出他那果敢刚毅和感情奔放的个性。尽管如此，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绝妙的篇章。 他的个性不仅影响到一代作家的思想态度，而且在我国文学中开始了一种新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巴尔德洛马尔把多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流派，因此也就把世界主义的成分从国外介绍到了我国文学；同时他也为克里奥尔主义和印加主义所吸引。他在日常的和平凡的事物中寻找他的创作题材。他在一个渔村里再次体验了他的童年生活。他虽缺少经验，但却具有远见卓识，他发现了我国土著人历史的渊源。 构成巴尔德洛马尔艺术的一个基本成分是他的幽默感。巴尔德洛马尔的自我崇拜，大都是以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几乎凡是读者认为严肃认真的事情，巴尔德洛马尔都以玩笑的口吻讲述，他这样说是“为了使资产阶级感到惊讶”（法文，“pourepaterlesbourgeois”）。如果资产阶级跟他一起嘲笑他那妄自尊大的“样子”的话，巴尔德洛马尔就不会坚持使用这种方式了。巴尔德洛马尔赋予他的作品以一种优美的、轻快的、典雅的、直到当时在我们中间还是崭新的幽默感。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他写的那些“最高级的对话”经常充满最优雅的讥言俏语。这些散文本来还可以雕琢得更加精细，更加优美动人，更加经久隽永一些，但巴尔德洛马尔却几乎没有时间加以润饰。因为那是一种即席而作的供报纸刊登的散文。[29] 任何幽默也不象巴尔德洛马尔的幽默这样没有尖酸刻薄、没有辛辣恶毒之感。巴尔德洛马尔讽刺人时，总是怀着同情的心理。他带着善意的微笑观察事物。巴尔德洛马尔最喜欢的具有伤感情调的讽刺作品之一，写的是乡村药店的店员埃瓦利斯托，他好似一株受着病害折磨的、不幸的柳树的孪生兄弟。在这篇皮兰德罗*风格的小说的语气中，可以感到巴尔德洛马尔对于他不幸的、苍白的、多病的人物的亲热之情。 *路易吉·皮兰德罗（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怪诞式剧作家。——译注 巴尔德洛马尔有时似乎陷于悲观失望的状态。但这只是他情绪上的一时沮丧和短暂消沉，由于巴尔德洛马尔过于信仰泛神论，过分耽于声色之乐，所以他不会成为悲观论者。他与邓南遮都相信，“生活是美好的，值得尽情地享受一番”。在他乡村题材的故事和描绘的景色中，就可以看出他精神上的这种特点。巴尔德洛马尔一刻不停地寻求幸福和欢乐。他能够享受欢乐的次数并不多，但就在这为数很少的几次中，他充分地、完全地、极度亢奋地进行了享受。 在他的《我忏悔》这首诗中（这首诗也许是我国文学中最高尚、最纯洁、最优美的艳情诗歌），巴尔德洛马尔达到了希腊酒神式的赞颂的顶点。由于爱情的激动而万分难受的诗人，认为大自然和宇宙不应对他的爱情无动于衷，漠然置之。他的爱情不是利己的，他需要感到那爱情是在宇宙欢乐的包围之中。下面就是《我忏悔》这首诗歌中绝妙的音符。 我的爱情将振奋世界 当您的眼睛向我投以爱的一瞥时， 那一天我该怎么办？ 我的心灵将使世界充满欢乐， 大自然将随着我的心跳而振颤； 天空、大海、树木、景物…… 万物都将吉祥幸福； 我的爱情将把无比艳丽的色彩 洒向悲伤的天地万物之间； 百鸟欢歌、莺啼燕啭， 树冠把歌谣弹唱； 我心灵的欢乐将泻入墓地 我爱情的清新微风将吹拂死者的心田。 可能会受苦吗？ 谁说生活悲伤？ 谁说生活凄楚？ 谁在哀叹？……谁在受苦？……谁在啼哭？ 《我忏悔》是一个为爱情和幸福而欣喜若狂的恋人的天真而热情奔放的心曲。在恋人面前，诗人“象纤弱的灯芯草似地颤抖”。诗人怀着恋人们所具有的纯洁信念说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的热情。他心目中恋人的形象，是一个前拉斐尔*式的形象，只有那些观赏过伯恩·琼斯**的报喜天使那幅油画的人才能预感到她。在有关爱情的诗歌中，我们还没有一位诗人达到这种完全抒情的境界。在上面引录的诗句中，有点贝多芬的《快板》的味道。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学家。——译注 **伯恩·琼斯（1833—1898），英国画家、雕刻家。——译注 尽管他写出了《下落不明的兄弟》，尽管他写出了《我忏悔》以及其他一些诗篇，人们却拒绝给他以诗人的称号，相反却把这样的称号给了象唐费利佩·帕尔多这样的人。在陈腐的评论界专断而平庸的分类法中，根本没有巴尔德洛马尔的位置。这样的评论界对巴尔德洛马尔及其作品能讲出什么呢？这位杰出的抒情诗人气质上最微妙的音符和最高尚的色彩，不是凭一般的定义所能把握得住的。如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巴尔德洛马尔是一个到处流浪、漂泊不定、从不安闲的人。他“非常现代化、勇敢大胆而且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在他的幽默感和抒情诗中，有时可以发现先锋派现代文学的特征和色彩。 在我国文学中，巴尔德洛马尔还不是一个革新者，因为颓废主义对他仍有不少影响。他把黄昏也列入那些“无穷无尽的不可言喻的事物当中”，这些事物与信仰、大海、死神在他阐述印加传说的产生时都曾运用过。从青年时代起，他的艺术就打上了邓南遮的标记。意大利罗马帝国的衰亡，哈尼库罗山*令人陶醉的黄昏，秋天里的收摘葡萄，滨海和湖沼的两栖城市威尼斯，这些都在巴尔德洛马尔心中激起了他在《焦点》这首诗中所表达出的朦胧感情。 *哈尼库罗山为罗马城一座山峰。——译注 但是，巴尔德洛马尔生动纯沾的抒情风格使他避免了颓废主义的过多毒害。“幽默”——他的艺术中常见的特色，是他逃避邓南遮天地的途径。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埃瓦利斯托，死于爱情的柳树》的基调就是幽默。这是一篇皮兰德罗式的短篇小说，尽管巴尔德洛马尔也许并不认识他，因为在我国这位作家访问意大利时，皮兰德罗还远没有获得他的戏剧作品为他赢得的声望。这篇小说手法是皮兰德罗的手法：把一株柳树和一个药剂员并行的生活用泛神论的方法揉合在一起；人物是皮兰德罗笔下的人物：稍微有点漫画色彩，思想上追随中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个性还没有定型；情节也是皮兰德罗式的：一个在生活中遭受挫折的生命，由于它的企图高于它的下流的节奏，它听到生活的弹簧滑稽可笑地“嘎吧”一声折断了。 一种泛神论的、异教的感情，推动巴尔德洛马尔走向乡村，走向大自然。他在一个宁静的渔民的小港口度过的童年的印象，以动听的旋律印刻在他的本能之中。巴尔德洛马尔对于乡村的事物异乎寻常地敏感。他童年时代的激情是由家庭、海滩和田野形成的。“海上那阵阵浓重、香馥的海风”给这种激情注入了一种浓郁的、带有咸味的悲伤： “他对我说的话依然在我心中流连不去； 父亲默默无言，母亲神色悲戚， 没有一个人对我流露出欢乐。” （《忧伤》） 然而，巴尔德洛马尔具有现代人那种世界主义者和游客的敏感。纽约和“泰晤士广场”对他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就象被施了魔法的乡村和“卡梅洛骑士”*一样吸引着他。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渥尔华斯大厦**的第五十四层楼，想到他童年时期最初走过的偏僻的小路上的薄荷草和马齿苋。他的短篇小说表现了他那象万花筒一样多变的想象力。他描写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短篇小说中的但丁风格，他塑造的中国和东方形象中的异国情调（“我的心灵象纤弱的灯芯草似地颤抖”），他写的印加传说中的浪漫主义，他描写土生白人故事里的印象主义，这些是在他作品中不断出现的里程碑，它们在艺术家的旅程中反复出现，交替出现，既没有精神上的过渡，也没有精神上的间断。 *“卡梅洛骑士”是巴尔德洛马尔写的一篇小说。——译注 **渥尔华斯为美国大商人。1913年在纽约建一大楼，以自己姓氏命名，高六十层。——译注 他的作品基本上是不连贯的，零散的。由于土生白人的自由散漫和杂乱无章，这位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有些空虚。巴尔德洛马尔身上高度集中了沿海地区混血人的优点和缺点。他那易走极端的性格，可以从最激烈的创作上的极度兴奋，陷入最亚洲式的、最宿命论的万念俱灰。一篇美学论文，一席幽默的闲谈，一个牧人的悲剧（《马齿苋》），一段传奇式的生活（《女元帅》），同时占据着他的想象。但他具有创作者的才华。马尔蒂内特的兀鹰，梅尔卡多广场，斗鸡，任何题材都能使他神驰遐想，并在艺术上获得丰硕的成果。巴尔德洛马尔是许多事物的发现者。他先于我国文学界任何其他人发现了斗牛时那种悲剧性的竞技美。人们对于精湛的斗牛术的描写还仅仅停留在平庸的散文时，他就写出了《悲剧人物贝尔蒙特》。 在我国文学中，巴尔德洛马尔是第一个开始写“杂感”的作家。我记得，传到利马的第一批戈麦斯·德拉塞尔纳*的作品，深为巴尔德洛马尔所喜爱。此外，“杂感”所具有的那种对微小事物的极大兴趣，在他身上是天生就有的，他喜欢追根寻源和探索微观世界的奥秘。但是，他还没有怀疑戈麦斯·德拉塞尔纳是黎明的发现者。他那印象主义的土生白人的眼光，对于站在金黄色的海岸，心旷神怡地欣赏黄昏时刻迷离惝恍的色彩是颇有经验的。 *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1888—1963），西班牙作家，创“杂感”（“gregueria”）文体，著有小说、政论、传记和戏剧作品。——译注 印象主义：在他多种多样的活动中，这就是他艺术上最精确的特征。 十一、我国的“独立文人” 在我国文学史上，除了上述那些运动、倾向、聚会以及各代人本身以外，也不乏个别的、较有独立性的而且具有文学天才的人。但在一种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后无继者的作家和艺术家的记忆是会逐渐淡忘的。作家和艺术家可以独立于各种团体、各种流派和各种运动之外进行创作。但是，如果他的作品本身不是对于后代的召唤，那就难免被人们遗忘。只有先驱者、先知者和鼓动者才能流传下来。所以，我对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的影响特别感兴趣。在我的硏究中，这些人物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他们本身，而在于他们所起的标志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继一代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继一场激进的运动把冈萨雷斯·普拉达作为自己的领袖之后，如何出现了以柏尔马为首的新文官主义或殖民主义运动，后来又如何出现了新一代的先驱“科洛尼达”运动。但这并不是说，这一漫长时期的全部文学都必然属于“未来主义”现象或“科洛尼达”现象。 我们有诗人多明戈·马丁内斯·卢汉这样的例子，他是老一代浪漫主义流浪汉的典型豪侠，在他的选集中，他的某些诗歌可能表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鲁文·达里奥诗风特色的作品。我们有曼努埃尔·贝因戈莱亚*这样的例子，他是一位富有敏锐的幽默感和高雅幻想的短篇小说家，在作品中专门描写怪异事物和罕见事物的颓废主义。我们有何塞·马利亚·埃古林这样的例子，在我国文学史上，他首先代表的是“纯粹的”诗歌，而不是象征主义的诗歌。 *曼努埃尔·贝因戈莱亚（1875—1953），秘鲁小说家。——译注 然而在埃古林的事例上，由于他的特殊影响，他与文学界的那些倾向决不是毫无关系的。他是超脱于一代人而出现的卓越人物，但是后来，他成了对立的两代人论战中有争议的重要人物。欢呼加尔维斯是自己的诗人的“未来主义”一代否定并蔑视埃古林，而“科洛尼达”运动却发现并接受了埃古林的价值。 埃古林是在《同时代人》这份杂志上初露才华的，对这份杂志我想说几句话。《同时代人》在我国文学史上无疑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日期。这份杂志是由恩里克·布斯塔曼特-巴利维安*和胡利奥·阿方索·埃尔南德斯创办的，是作为一个“独立文人”团体的机关刊物而出现的。这些“独立文人”感到，必须确立自己对“殖民主义”文艺团体的自治地位。这些“独立文人”更多地是唾弃里瓦·阿圭罗那一代人的美学观点，而不是它的精神。《同时代人》首先是作为现代主义的尖兵而在秘鲁出现的。它的纲领纯粹是文学性的。即使作为一份纯粹文学革新的杂志，它也缺乏进攻精神、激情和战斗性。这份刊物具有它的主编恩里克·布斯塔曼特-巴利维安那样的高蹈派的夸张。不过无论如何，它的态度具有抗议的含义。《同时代人》的“独立文人”们寻求与冈萨雷斯·普拉达交好。这种举动本身就证明存在着“分离”的倾向。当时只在一家语言刻毒而内容贫乏的无政府主义报纸上撰稿的、《异国篇》这部诗集和《自由的篇章》这部散文的作者，1909年又重新出现在文学杂志的读者面前。跟他一起出现的还有几位“独立文人”，他们把他看作高蹈派诗人和贵族，而不是看作控告者和叛逆者。但这没有关系，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一种反抗行动。 *恩·布斯塔曼特-巴利维安（1883—1936），秘鲁作家、新闻记者。——译注 出过几期就停刊的《同时代人》杂志，企图在一份篇幅更大的杂志《文化》上东山再起。布斯塔曼特-巴利维安想拉巴尔德洛马尔一道进行这种尝试。但是第一期还没有出刊，两位合伙主編就吵翻了。《文化》甩开巴尔德洛马尔而问世了。杂志的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份比《同时代人》更加折衷、更无代表性的杂志。这一试验的失败为“科洛尼达”的产生作了准备。 但是，这些尝试和其他一些尝试表明：里瓦·阿圭罗那一代人未能得到发展，也没有分裂成两派，分裂成对立的、泾渭分明的两个集团，但这一点并不说明那一代是整齐划一、组织一致的一个整体。在任何一代中都不存在这种一致性。里瓦·阿圭罗的一代有自己的“独立文人”，有自己的离经叛道者。毫无疑问，在这些人中间，思想上和精神上最有个性和最有地位的是佩德罗·S·苏伦。苏伦不仅讨厌“未来主义者”的学院风气和雕琢文风，而且也厌恶保守派和传统派的倾向。针对“殖民主义”那一代，苏伦宣称自己是“拥护土著主义的”。其他一些“独立文人”，如恩里克·布斯塔曼特-巴利维安和阿尔维托·J·乌雷塔*等，则对文学界酝酿中的分裂表示高兴。 *阿尔维托·J·乌雷塔（1887—1953），秘鲁诗人、作家。——译注 十二、埃古林 在我国文学史上，何塞·马利亚·埃古林是纯粹诗歌的代表人物。这个观点与布雷蒙德教士*的论断毫无共通之处。我只想说明，埃古林的诗歌与大部分秘鲁诗歌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企图成为历史、哲学或辩护词，而仅仅想成为诗歌。 *指亨利·布雷蒙德（1865—1933），法国教士、史学家、评论家。著有《纯粹诗歌》等。——译注 共和国时期的诗人们没有继承殖民地时期诗人对于神学诗——这些诗被人们错误地称为宗教诗或神秘诗——的爱好，但却继承了对宫廷诗和赞美诗的爱好。共和国时期，秘鲁的诗作由于新颂诗的出现（有的干瘪、有的臃肿）而得到增加。诗人们要求一个支撑点以便推动世界，但这个支撑点几乎总是一桩事件或一个人物。因此，诗歌总是从属于大事年表。不是歌颂西班牙国王，就是歌颂美洲的英雄和事件，这些就是描写纪念日或庆典礼仪的最不朽的诗作，它们既无时代的感情，也没有英雄事迹的激情，而仅仅带着有关的日期和时间。由于职能所限，连讽刺诗也过分拘泥于事件本身和时间。 在另一些情况中，诗人们创作那种一般说来既非诗歌、又非哲学的哲学诗。诗歌退化成了玩弄玄妙的朗诵技巧的游戏。 埃古林的艺术是对这种几乎完全用暂时的或偶然的因素构成的啰嗦嚼舌、咬文嚼字的艺术的反抗。埃古林总是以一个纯粹的诗人进行创作。他从来不写因时而需的诗，不写因人而需的歌。他不在乎读者和评论界的爱好如何。他不歌颂西班牙，不歌颂阿方索十三世*，也不歌颂利马的圣罗莎。他几乎从不在晚会上和节日里朗诵自己的诗作。他是一位只在自己的诗句中对人们传递神圣信息的诗人。 *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西班牙国王。——译注 他是怎样保住自己的特点的呢？在文坛上这种乌烟瘴气的气氛中，他是怎样找到和完善自己的表现手法的呢？对他深为了解的恩里克·布斯塔曼特-巴利维安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位诗人艺术修养的有趣概况：“在这位性格极为丰富的诗人的修养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他童年时期在利马近郊“丘基坦塔”庄园得到的乡村印象；从孩提时代起，他哥哥豪尔赫给他阅读的西班牙古典作品。前者不仅为他许多诗篇的背景提供了景物描写的依据，而且给了他用象征手法表现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就象生活在农村里的人所怀有的感情一样，这些人用神话和传说活跃这种感情，使它充满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他从以高超的见解和夸张而健康的情趣写成的那些古典作品中，培养了对文学的爱好，吸取了丰富的词汇和古风语汇，这些都使他那非常现代的诗歌别具韵味。他那虔诚地笃信基督教和严格地恪守道德规范的家庭，使他具有纯洁无瑕的灵魂并喜爱幻想。还可以补充一点，在家庭中，由于他的姐姐苏珊娜——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和歌唱家——的熏染，他培养了对音乐的爱好，从而使他的许多诗歌具有音乐感。至于作品的丰富色彩和多姿多采的形象，不要忘记埃古林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虽然没有达到他作为诗人的这种高度），而且他在成为诗人以前就已开始作画了。有位评论家曾指出，埃古林是位儿童诗人，而且他的主要长处就在于此。其原因大概在于（尽管我们与这位评论家见解不同），诗人最初的一些诗作是为他的几个侄女写的，而且是描写她们童年生活的图画。”[30] 我认为，把埃古林说成儿童诗人是有些过分，或者说是不够确切的。但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童心和敏感性的诗人，这种特征非常明显。他的所有诗歌都是对生活的一种令人入迷的、充满幻觉的描述。他的象征主义首先来自他童年时的印象，而不是由文学的影响和启发才形成的，其根源在于诗人自己的心灵。埃古林的诗歌是他的童年的延续。埃古林在自己的诗歌中完全保持了童稚的天真和幻想。因此，他的诗歌是对事物充满童贞的描述。在他那儿童的迷茫的眼神中，包含着对一切奇迹的解释。 埃古林艺术上的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那些特别可称为儿童题材的诗歌中。埃古林总是用一些易于辨认和识别的形象来表现事物和大自然，这些形象好象是他儿童的潜意识的流露。一个“长着钢胡须的红脸国王”这个生动的形象——具有鲁文·达里奥的音乐感的《埃罗埃》（“Eroe”）这首诗的优美特色之一——只有儿童的想象才能构思出来。埃古林的象征主义的一篇最优美的作品《红脸国王》，在他大胆的贴画印花法的结构中也表现出类似的根源： “晨曦微露， 两位红脸国王就开始交战， 手中长矛金光闪。 他们紧皱眉头， 穿过碧绿的树林， 紫红色的山峦在不时地震颤。 骁勇的国王， 交锋在远方， 那里闪着蓝色的金光。 借着乳白色的光线， 只见他们渺小的黑影， 满脸怒冲冲。 夜幕降临， 身影朦胧不可见， 红脸国王战犹酣。” 埃古林对于事物的奇妙性和神话性的爱好，也出自他心灵里这种欣喜入迷的状态。他的世界就是“提着蓝灯的女孩”那个猜不透的、奇妙的亚拉丁诺*的世界。在我国文学史上，埃古林是第一个创作出描写奇妙事物的诗歌的人。这种诗歌的因素和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异国情调。他写的《象征》这部诗集是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神话和日耳曼中世纪的历史为内容的。在他那综合主义五彩图画的瓦格纳**式和离奇古怪的景物描写中，从来不出现希腊的神话。 *亚拉丁诺为《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人物，有一盏神灯，可为所欲为。——译注 **理查多·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剧作家。著有歌剧《仙女们》、《爱情的禁令》、《黎恩济》、《罗恩格林》等。作品常取材于民间传说，带有神秘色彩。——译注 ※※※ 埃古林在秘鲁文学中是一位空前的诗人，甚至在西班牙的诗歌中也是前无古人的。布斯塔曼特-巴利维安断言，冈萨雷斯·普拉达在任何文学中都找不到埃古林的象征主义的渊源。我也记得冈萨雷斯·普拉达曾说过大致一样的话。 我认为，埃古林是我国文学史上世界主义时期的先驱之一。我已经说过，是埃古林把象征主义这朵苍白而美丽的鲜花，移植到了一种不适于它生长的气候中并使它适应了环境。但这不是说，我同意认为埃古林身上有法国象征主义的强烈影响的那些人的看法，相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法国的象征主义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埃古林的艺术的答案，有人企图证明，埃古林身上有兰波*影响的特殊痕迹。不过从气质上说，伟人的兰波是埃古林的对立面。尼采式的兰波在生命垂危时，可能曾与《德乌卡里翁》中的纪廉**一起这样呼喊：“我一定要帮助魔鬼，助他征服上天。”安德烈·朗费罗宣布说他是进行“恶魔般的讥讽和令人不齿的亵渎神明的典型”。兰波作为巴黎公社的战士，有着冒险家和革命者的心理。他不止一次地说：“必须彻底地成为现代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二十二岁就拋弃文学离开了巴黎。他宁愿作非洲的开拓者，而不愿作巴黎的诗人。他无比充沛的精力使他无法忍受那种近似于魏尔兰***式的都市里颓废的放荡生活。一句话，兰波是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天使。相反，埃古林从来都表明身上没有一点崇魔主义。他的不幸和忧虑令人着迷地、天真地奇妙。埃古林的诗句和心灵很少有象在《宁静的天使》中那样明净： *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象征主义派的先驱，同情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著有《巴黎战歌》、《醉舟》等。——译注 **关于纪廉及其作品《德乌卡里翁》，作者在后文专有论述。——译注 ***保罗·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著有《无题浪漫曲》、《智慧集》等。——译注 “风暴已经过去； 此刻，宁静的天使 戴着珍珠和绿玉， 歌唱黎明的孤寂。 神圣的歌声， 化作悦耳的曼陀林曲； 田野和花园中 繁茂的花草顿时把头垂低。 太阳在云雾中 放射着金光， 在酷热的撒哈拉沙漠上 金光吻着苍白的死亡。 清晨，宁静的天使 凝视着曙光。 戴着珍珠和绿玉 走向远方。” 在我国诗歌中，《象征》和《形象之歌》的作者代表着一切象征主义，而不是一种象征主义，更不是象征主义的一个流派。谁也不能低估他的独创性。对于写过象《公爵》一诗中如此绝对和如此严格地独具一格的诗句的人，不应否认他的独创性。 “努埃斯公爵今天要结婚； 合唱队指挥和法官都先后来临， 精选的马队已经来到 鲜红的旗幡随风飘， 一点、两点、三点； 英俊的公爵要结婚 娶的是克拉沃·德奥洛尔的千金。 洛沃·德尔蒙特的骏马， 披着野牛皮站在那里， 忧郁的高卢人罗多尔福·蒙坦特， 紧锁的双眉露出胜利的微笑。 小教堂里坐着那位美人， 公爵却没有跟他一起来临。 贵族、大官们拜倒在她的跟前 都是一副阿谀献媚的嘴脸， 把帽翎上的羽毛一直垂到地面； 有的装腔作势，有的躬身作揖， 谄媚又逢迎，谄媚又逢迎； 披着浓密长发的乌合之众 喷嚏连连，喷嚏连连。 新娘怀着满腔热望 瞧瞧庭院，又看看门廊…… 一双眼睛多明亮 闪闪黄玉般。 愤怒的贵客横眉立目， 貌似蛇蝎一般毒； 他们中间那位大力士 憋足呼吸一声喝： 是谁把风流的公爵耽误了？ 气坏了杰出的众随员！…… 可是公爵还不来；…… 原来是给帕吉塔当了美餐*。” *诗中“努埃斯”意为胡桃，“克拉沃·德奥洛尔”意为甜辣椒，“洛沃·德尔蒙特”意为山狼，“帕吉塔”意为豚鼠。——译注 鲁文·达里奥认为自己用法文思考比用西班牙语更好。他的想法大概没有错。他的艺术中的颓废情绪、矫揉造作和过分雕琢，是诗人客居和喜爱的世纪末的和魏尔兰的巴黎的产物。他的航船“来自神圣的华托*的神圣的造船厂”。他精神上如法国思想产生了他语言中的法语语风。而埃古林却既无法国思想也无法语语风，[31]甚至他的风格根本没有法国味道。他的形式是西班牙语，而不是法语。正如布斯塔曼特—巴利维安指出，他诗中的古词短语是屡见不鲜的。在我国文学中，埃古林是反对西班牙风格的一个代表，因为直到他崭露头角时，西班牙风格仍然意味着巴罗克式的雕词琢句或夸夸其谈的浪漫主义。不管怎么说，埃古林不象鲁文·达里奥那样喜爱十八世纪的和洛可可法国。他的精神源于中世纪，而不是十八世纪。我甚至认为他更象哥特式，而不是拉丁式。我曾提到过，他特别喜爱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神话。现在我要说，在他具有某些鲁文·达里奥的特点和情趣的几篇最初创作中（如《维也纳的婚礼》和《百合花》），埃古林的想象也总是离开十八世纪的世界，去寻求中世纪的色彩或特点： *安托万·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译注 “侯爵夫人们年事高 翩翩起舞意气豪 好象跳的是古典舞 也有可能是波兰舞。 弓箭手们来到了 长长的胡须生唇下 他们避开了 赖头僧的恐吓。” 我觉得，埃古林诗歌里的某些成分，例如幻想的温柔和天真，有时使他与梅特林克——名声鼎盛时期的梅特林克——有着模糊的亲缘关系。但这种模糊的相似并没有精确地显示出梅特林克对他的影晌。这种相似性是埃古林的诗通过奇妙的道路、通过幻想的途径触及事物的神秘性而产生的。但埃古林是用充满幻觉、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儿童的天真无邪来表现事物的奥秘的。而在梅特林克身上，神秘的事物常常是文学升华的产物。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诗人。著有象征派戏剧《不速之客》、《盲人》，散文集《蜜蜂的生活》等，代表作六幕梦幻剧《青鸟》。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通过对他的法语语风之说提出异议和分析他的象征主义，人们会象施了魔术一般，能意外地打开一扇从家谱学的角度说明何塞·马利亚·埃古林的精神和性格的秘密之门。 ※※※ 埃古林是个中世纪的继承者。他是中世纪的西方的一个纯粹模仿者——美洲回归线上的迷路人。他不是来自摩尔人的西班牙，而是来自哥特人的西班牙。他的性格和精神丝毫没有阿拉伯人的因素，甚至拉丁人的因素也不多。他的爱好有点北欧人的味道。作为范迪克*的苍白人物，他的诗里有时充满了佛兰德人和日尔曼人的形象与回忆。在法国，古典主义者指责他缺少拉丁人的条理和明晰。莫拉斯**认为他的诗作太德国化和太混乱。因为埃古林不是来自文艺复兴和洛可可式的欧洲。从精神上说他是来自十字军和大教堂的时代。在爱好怪诞的事物方面，他那出格的幻想与哥特大教堂装饰家的幻想有着典型的亲缘关系。埃古林童年时的天资是在逗弄怪诞事物中寻求消遣，最后，以前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范迪克（1599—1641），佛兰德肖像画家。——译注 **夏尔·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拥护保皇党和法西斯主义。艺术上反对浪漫主义。——译注 “两个矮胖的小孩在胡言乱语 迅速挥动的小手举向天空 两个高大的金发女人哀声叹息 呆头呆脑的老头们充当了合唱队领唱。 老人合唱队走在侍从的后面 嗅着纯洁的山茶的芳香 阿德丽亚阿姨们腰板挺直、体格健壮 后面一跛一拐、一跛一拐地走着新娘。” （《维也纳的婚礼》） “白色的吸血鬼 身穿灯笼裤， 老态龙钟甩着长腿 来到白墙的遮荫处。” （《琥珀女神》） “贵族、大官们拜倒在她的跟前 都是一副阿谀献媚的嘴脸， 把帽翎上的羽毛一直垂到地面； 有的装腔作势，有的躬身作揖， 谄媚又逢迎，谄媚又逢迎； 披着浓密长发的乌合之众 喷嚏连连，喷嚏连连。” （《公爵》） 埃古林身上依然存在着贵族精神，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精神已十分淡薄。我们知道，在秘鲁，殖民地时期的贵族阶级变成了共和国时期的资产阶级。原来的“委托监护主”在形式上用解放革命的民主-资产阶级原则代替了他们的封建原则。这种简单的变化，使它得以保持了委托监护主和大庄园主的特权。由于这种变化，正象我们在总督辖区时期没有真正的贵族一样，我们在共和国时期也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正如这种情况必然要发生在一位诗人身上一样，埃古林也许是真正中世纪和哥特人的欧洲的唯一后代。埃古林，这位发现了美洲的、富于冒险精神的西班牙的曾孙，在沿海庄园他出生的祖居中，饱吸了古老神话的芳香。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完全扼杀他身上中世纪的灵魂。（若是在西班牙，埃古林会象巴列-因克兰*一样热爱卡洛斯战争中的英雄和事件的。）他生下时没有当上十字军士兵——因为他生不逢时，不可能当上十宇军士兵，可他生来就是个诗人。他把本民族爱好冒险的精神通过他想象中的海盗船保存了下来。虽然他不具有冒险家的灵魂，但至少还有冒险家的狂想。 *巴列-因克兰（1869—1936），西班牙作家。著有《四季奏鸣曲》，曾以卡洛斯战争（1870）为题材，写了三部曲《为事业的十字军》、《篝火的光辉》和《往昔的巨鹰》。——译注 埃古林的诗歌如果在五十年前写成的话，那就会是浪漫主义的，[32]虽然这并不因此而降低他的不朽价值。由于这些诗在写出时就打上了1900年颓废派的印记，所以就必然是象征主义的了。（莫拉斯把象征主义视为浪漫主义的尾声的尾声，这是正确的。）因此，埃古林可能一直要逃避他那个时代和逃避现实的。当艺术家不能接受和表现他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现实时，艺术就是一种逃避的方法。在美洲，何塞·亚松森·席尔瓦*和胡利奥·埃雷拉—雷西格**就属于这类艺术家，虽然他们的性格和所处的时代不同。 *何塞·亚松森·席尔瓦（1865—1896），哥伦比亚诗人。著有《夜曲》。——译注 **胡利奥·埃雷拉—雷西格（1875—1910），乌拉圭诗人。著有《岁月的诞生》、《晚祷》等。——译注 这些艺术家是在与他们人民为求得发展所经历的艰难坎坷努力毫不相干和相抵触的情况下，成熟起来并获得名声的。正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说，他们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家族的艺术家。但他们也许是一国人民或一个家族在他们历史的某些时期所能够拥有或可能产生的唯一的一些艺术家。作为出身于贵族的象征主义者，瓦莱里·布鲁希奥夫和亚历山大·布洛克*在革命前的那段时间里是俄国诗歌界的代表。革命发生后，他们走出高贵的象牙之塔，来到了鲜血染红的、暴风骤雨般的广场。 *亚历山大·布洛克（1880—1921），俄国象征主义诗人。——译注 在秘鲁，埃古林既不理解人民，也不熟悉人民。他不了解印第安人，不熟悉他们的历史，不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他在精神上过分西方化和外国化，这使他不能吸收土著居民的东方思想，但是，埃古林同样既不理解也不熟悉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文明。他为这种文明所吸引和入迷，因为他觉得它是一家其大无比的玩具店。埃古林可以自认为是现代人，因为他赞美飞机、潜水艇和汽车。但他之所以赞美飞机和汽车，并不是由于它们是机器，而是认为它们是玩具，是人们造出来漂洋过海、横越大陆的奇妙玩具。埃古林看到的是人在玩机器，而不是象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那样看到的是机器在奴役人。 或许是病态的、温柔的、褐色的沿海地区，把他与秘鲁的历史和人民隔绝开了，或许山只会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总之，毫无特色、毫无变化的自然景色，使他写出的诗歌类似于室内诗之类的东西，是庄园里的诗而且是室内的诗。因为正如有室内音乐和室内绘画一样，也有室内诗歌。但当这种诗歌是一个真正诗人的声音时，也具有同样的魅力。 十三、阿尔维托·伊达尔戈 在我国文学史上，1917到1918年期间，阿尔维托·伊达尔戈标志着“科洛尼达”派试验活动的发展和结束。伊达尔戈使“科洛尼达”派的妄自尊大、自我崇拜和好斗精神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致热杆菌——如果没有这种杆菌，也许我国文学的热度就不会升高——的毒性，在还是写《抒情的甲胄》的外省人伊达尔戈身上达到了顶点。巴尔德洛马尔已从在邓南遮的封地探险中旅行归来，也许因为在邓南遮的心目中，粗俗的阿布鲁齐群山*和亚得里亚海滩就在拜占廷的威尼斯旁边的缘故，所以他在这次旅行中发现了带有土生白人特点的沿海，并且隐约地看到了具有印加精神的陆地。巴尔德洛马尔在自己最为自我崇拜的态度中，保持了自己的幽默。甚至穿着阿雷基帕燕尾服还有一副严肃表情的伊达尔戈，不能那么灵活地露出笑容。“科洛尼达”派的态度在他身上是非常强烈的。但是相反，伊达尔戈这位尚未被大城市松懈了意志的外省人，也许是由于这种外省人的原始天真，将为我国的文学革新带来对机器、机械化、摩天大楼和高速度的强烈爱好。如果说我们通过巴尔德洛马尔把邓南遮吸收到我们过去曾被经院式的、浓烈的巧克力饮料毒害了的感觉中的话，那么我们通过伊达尔戈则吸收了爆炸性的、鼓动性的和易动感情的马利内蒂**。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善于宣传和文笔洗炼的作家伊达尔戈，继承着冈萨雷斯·普拉达和莫雷的路线。对于惯于久坐、患风湿症的读者来说，他是个太过分的人物。推动着他的离心和分离力，在一阵旋风中把他从这里卷走了。 *在意大利亚平宁山中段。——译注 **菲·托·马利内蒂（1876—1944），意大利作家、文艺理论家。——译注 今天，尽管伊达尔戈定居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市区，但他仍然是一位西班牙语诗人。就他的历史而言，几乎谈不上他有什么地方诗人的冒险经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声望日益提高，最后成为在整个美洲都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作品在西班牙语世界的所有市场广泛流传，卖价颇高。象以往一样，他的艺术是分离性的。南方的气候使他稍带热带特性的神经得到镇静，变得坚强起来，他的这些神经了解文学的所有深度和想象的所有广度。但正如他不能不如此一样，伊达尔戈是个打头阵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认为自己是左派中的左派。 这首先意味着，伊达尔戈经历了超现代艺术的各个阶段和它的各条路径。他熟悉先锋派的全部经验。他从这种不间断的习作中，吸收了一种彻底剔除了怀疑痕迹的诗歌技巧。他的表现方法是明澈的、闪光的、准确的、直率的。他的艺术的座右铭是：“简单明了”。 但从他的精神上说，伊达尔戈处于浪漫主义的最后阶段，虽然他不想如此，也不知道这一点。在他的许多诗歌中，我们看到他那绝对个人主义的自我表露。在当代文学的各种倾向中，很明显，一致主义是与他的诗歌最格格不入的，在他的诗篇中是完全绝迹的。当他的纯抒情诗人的特点得到最高表现时，有时也能避开自己的自我崇拜。例如他下面的这两句话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与生活中的一切紧紧握手。我与世界相依为邻。”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范围》这首诗，就是用这样的诗句开头的，这首诗是他的个人主义的最坦率、最抒情的流露。从第二行起，“与世界为邻”的思想就表现出了分离和孤寂的感情。 作为附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文艺运动，浪漫主义在概念和情感上分解为个人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只不过是浪漫主义的几个阶段。对那些还不知道如何摆脱他们大部分建议中的过分主观主义的艺术家来说，所有的现代主义流派也只不过是他们道路上的一些阶段。 在个人主义的艺术中有一种本质的迹象，它比任何其他迹象都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解的过程，那就是每一种艺术，甚至每一种艺术成分，都用来要求获得自己的独立性的那种不屈不挠精神。如果我们奉行伊达尔戈关于“多面诗”的理论，那么他就是最彻底地拥护这种精神的一个人。“所谓‘多面诗’，就是每一行诗都是一个自由的生灵，尽管它们都服务于一个中心思想或中心激情。”这样，我们就有了断然宣告的诗的独立性和个性。无政府主义者的美学观点只能如此。 正如已经弄清楚的那样，从政治上和历史上说，无政府主义是自由的极左翼。因此，尽管它有意无意地提出了多次抗议，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是一个“造反者”（法文，revolte），但从历史角度上说不可能是一个革命者。 在伊达尔戈写出他的《列宁的地位》和他的《革命一词的生平》时，他并没有能够摆脱革命的激情，尽管他否认这一点。但在《天空漫笔》他最后这本书的前言中，主观的见解使他写道，《列宁的地位》“是一首纯粹抒情的赞美诗，而不是学说的赞美诗”，“列宁是创作的借口，如同川脉、河流或机器可以成为借口一样”；“《革命一词的生平》是对纯粹的革命，对革命本身的赞扬，而不管导致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亲爱的伊达尔戈，纯粹的革命，革命本身，这些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在诗歌中也是不存在的。纯粹的革命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存在着自由派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革命。无论是作为历史事件还是作为诗歌的题材，纯粹的革命都是不存在。 为了分类和评论方便起见，我认为今天的诗歌可分为三大类，即纯粹抒情诗、纯粹的胡言乱语诗和革命史诗。在这三类诗歌中，伊达尔戈体会最深刻的是纯粹抒情诗。他的最伟大的力量——就是使他写出他最美的诗的那种力量——就在这里。献给列宁的那首诗是一篇抒情作品。（伊达尔戈只是在自认为对历史激情无动于衷这一点上弄错了。）这首诗完全摆脱了一切职业性的危险，它具有极大的诗的纯洁性。下面几句如不足以说明这一点，我将引录全诗： “在工人心中，您的名字比太阳升起得还早 从所有缝纫机 机杆的高处 线轴为您祝福 打字机，这时代的铜琴，弹起奏鸣曲向您致意 是无意识的休息 使流动商贩的步履变得轻快敏捷 合作社是希望的将军 他的通告落入了穷汉们的钱袋 帮助他们把定期房租交齐 地平线迎着穷人家的窗户伸延 为了让劳动者们五点下班 他在太阳的钟锤上悬挂 敲击着下午的发条。” 伊达尔戈的抒情风格使他避免了陷入一种过分思考的、主观的和虚无主义的艺术中。人们不可能怀疑他能从下面《儿童的画》这首诗中得到乐趣。 “童年，这回忆的村庄 我乘上电车朝它驶去。 万物开始逃避，执拗得象流散的油一样 这里没有土地 一片浮云飘来，遮住了天空 风儿停息，光亮消失，笼罩着一片空虚。 那时，你从我深不可及的忘却中一跃而出 当你的身影之光改变了下午时光的进程 一股无名的激情把我们的手紧紧地牵在一起 你的顾盼邀我把吻送上 可是姑娘，你的笑声象一条流淌在我们中间的河流，把我们俩分开 我站在河岸之边，把你带入梦境。 现在，为你而赋予我的年龄中，三十个岁月已经过去 如果你死了，我要把我心中感受到的景物印在你的记忆里” 如果我们从《天空漫笔》这首诗来判断伊达尔戈的现状，那么胡言乱语几乎从他的诗中完全消失了。不过更确切地说，胡言乱语乃是他散文诗的一种成分，而且的确从来也不是纯粹的胡言乱语。它没有充满幻觉的杂乱无章；更确切地说，是趋向于合乎逻辑的、合乎理性的胡言乱语。革命史诗——它宣告了一种不受行将结束的个人主义伤害的新浪漫主义——与他激烈的无政府主义的性格和生活是不相容的。 由于他的个性极为强烈，伊达尔戈难以创作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这样的作品。当他试图写小说时，他应该知道这是一种要求艺术家性格外向的体裁。而伊达尔戈的短篇小说却是一个性格内向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写出的人物是干瘪、虚假和呆板的。他所创作的作品，甚至在他最富于幻想的作品中，这位艺术家也不让他笔下的人物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总是过多地、不能容忍地、专横地乱加干预。因为他总是过多地把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意愿强加在所有人物身上。 十四、塞萨尔·巴列霍 塞萨尔·巴列霍的第一部诗集《黑色的使者》标志着秘鲁新诗歌的诞生。安特诺尔·奥雷戈*指出，“从这位播种者起，开始了一个诗歌的独立和语言发音本地化的新的自由时期”，[33]这决不是出于友好的捧场而夸大其词的评论。 *安特诺尔·奥雷戈（1892—1960），秘鲁诗人、杂文作家。——译注 巴列霍是一个家族、一个种族的诗人。在巴列霍身上，土著人的感情第一次在我国的文学中得到了纯洁的表达。作为潜在的失败的标志，梅尔加在他的“亚拉维”中还是一个古典技巧的俘虏，一个西班牙修辞学的人云亦云者。反之，巴列霍却在自己的诗歌中树立了一种新风格。土著人的感情在他的诗歌中有了自己的韵律。他的歌声完全是自己的。诗人仅仅给人们带来新的信息是不够的，他还要给人们带来新的技巧和新的语言。他的艺术不能容忍内容与形式之间那种错误的、人为的二元论。奥雷戈正确地指出，“废除陈旧的修辞结构不是诗人们的异想天开和独断专行，而是一种根本的需要。当人们开始理解巴列霍的作品时，就会开始懂得需要一种新颖的、不同的技巧”[34]。在梅尔加身上，土著人的感情还只是在诗的深处若隐若现；而在巴列霍身上，它已是完全浮现于改变了结构的诗句之中了。在梅尔加身上它只表现为声调，而在巴列霍身上它已形成为语言。总之，它在梅尔加身上只是情爱的哀叹，而在巴列霍身上则是生活的哲学意义的体现。巴列霍是一位彻底的创新者。仅凭《黑色的使者》一部诗集，本来就足以确立他的地位。但巴列霍并不因此就没有在我国的文学进程中开创一个新时代。秘鲁诗歌（这里是就“土著人诗歌”这个意义而言）,可能就是以《黑色的使者》这首诗开头的几句诗而开始的。 “人生有如此沉重的打击……我不知道！ 那打击好似上帝的仇恨所使； 在它们面前，一切不幸遭遇的苦水 都好象注入了心田……我不知道！ 打击虽不算多，但却……凿出了条条黑沉沉的沟堑 在最强悍的脸上和最结实的背上。 或许它们是野蛮的匈奴人的马驹， 抑或是死神给我们派来的黑色使者。 它们是心灵里的基督，从命运诅咒的 某种可敬的信仰上跌入深渊。 那血淋淋的打击是我们的面包 在烤箱炉口焦糊时发出的噼拍之声。 人啊……可怜的人！转回视线 就象有人从后面拍着我们的背把我们呼唤 他掉转过发狂的视线，一切往昔的经历 象罪恶的水坑倾入了眼帘。 人生中有如此沉重的打击……我不知道！”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分类，《黑色的使者》这部诗集，部分地（例如从它的书名来说）属于象征主义时期的作品。但象征主义是各个时代都有的东西。另一方面，象征主义比任何其他风格都能更好地表现土著人的精神。印第安人崇拜万物和喜爱农村生活，因而喜欢用拟人式的或田野的象征和形象来表达感情。此外，巴列霍只是个某种程度上的象征主义者。在他的诗歌中，如同可以找到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一样，也可以找到象征主义的成分，特别是用上述第一种方式表现的象征主义。巴列霍的重要价值在于他是个创新者。他不断地锤炼他的技巧。在他的艺术中，表现手法总是与一种精神状态相适应。例如，当巴列霍在其创作初期借用埃雷拉—雷西格的方法时，就使它适应于白己个人的抒情心理。 *达达主义是适于1916年的先锋派艺术运动，主张取消思维和表现之间的一切联系。——译注 但他的艺术中最主要的、最典型的是印第安人的特点。巴列霍身上有一种纯正的、本质的美洲主义；但不是一种描写性的或本地主义的美洲主义。巴列霍不借用土语。他不把克丘亚语和地方土语人为地掺入他的语言；克丘亚语和地方土语在他身上是自发产生的，是他自己的细胞和肌体内的成分。有人可能会说，巴列霍用字不加选择。他的土著风格不是故意造作出来的。巴列霍没有陷进传统和陷进历史，以便从它黑沉沉的底层去发掘失去的激情。他的诗歌和他的语言发自他的肉体和灵魂。他要表达的意思就在他自己身上。土著人的感情在他的艺术中发生着作用，而他对于这一点也许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我认为，巴列霍的土著主义最显著、最明确的特征之一，是他经常表现出的怀旧情感。巴尔卡塞尔*——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他，是他最准确地表现了土著人的心灵——说，印第安人的悲伤就是对过去的眷恋。而巴列霍就是个纯粹的怀旧者。巴列霍具有忆念过去的感染力，但他的怀旧总是主观性的。不应该把他那用如此抒情的纯洁性构思而成的怀旧情绪，与复古主义者的文学怀旧情绪混为一谈。巴列霍是怀旧的，但不是单纯地向后看。他不象佩里乔利式的复古主义怀念总督辖区那样怀念印加帝国，他的怀旧是一种伤感性的抗议或心理的抗议，是流亡异地的怀旧情绪，是离乡背井的怀旧情绪。 *路易斯·爱德华多·巴尔卡塞尔（1893—）秘鲁史学家、作家。对秘鲁印第安人历史颇有研究，著述甚多。——译注 “我的象水仙花和灯笼果一样的安第斯山的温柔的丽塔 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 须知毕桑西奥*使我感到窒息 血液象蹩脚的白兰地在我体内昏昏欲睡。” （《黑色的使者》：《死去的牧歌》） “兄弟，今天我坐在屋前的石凳上 多么渴望你能坐在我们身旁 回想起此时此刻我们曾一同玩耍 妈妈抚摸着我们说：“哎哟，这些孩子……” （《黑色的使者》：《致我的兄弟米格尔》） “今天我独自一人用午饭，没有母亲，没有人劝我多加餐， 没有人为我拿水喝，也没有人说：“你吃呀”； 没有父亲，往日在喃喃细语的圣餐时 每当他姗姗来迟 他总是扯开话题询问为何这般沉寂。” （《特里尔塞》：第二十八节） “陌生人已经死去，你曾和他 深夜而归，没完没了地交谈。 再也没有人把我等盼 布置好我的住所，把乱糟糟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 炎热的下午已经过去， 你伟大的港湾，你的咆哮； 和你那死去的妈妈的闲谈， 往昔，下午她总给我们端来满满的一杯茶。” （《特里尔塞》：第三十四节） *伊斯坦布尔城古名。——译注 在另外一些时侯，巴列霍预感或预言了即将来临的怀旧情绪。 “人已不在！那天早晨， 我象悲伤的小鸟， 飞向那无声的帝国和阴森之海的海滩， 那白色的公墓就是你的栖身地点。” （《黑色的使者》：《人已不在》） “夏天，我就要走了。 你那黄昏时柔顺的纤手使我悲伤， 你虔诚而至，来不逢时， 在我的心灵中你将找不到任何人。” （《黑色的使者》：《夏天》） 巴列霍是在他的所有怀旧之感，由于受到三个世纪的痛苦的刺激而变得愈加强烈的时刻，表现这个种族的。但是——而且在这一点上可以辨认出印第安人灵魂的一个特点，巴列霍的回忆充满了他所喜欢的那种嫩玉米的香甜味道，正如他在向我们谈到“奉献嫩玉米的圣餐仪式上那没完没了的祷告”那样。 巴列霍的诗歌中有印第安人的那种悲观主义情绪。他的踌躇，他的疑问以及他的不安，都被以怀疑态度化成了一个“干嘛呢。”在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中，总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内容。在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中，没有一丝一毫邪恶和病态的东西。这是一种如皮埃尔·昂普所说的，忍受和赎回“人的痛苦”的灵魂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主义情绪的产生没有任何文学的渊源。它没有表现出被莱奥帕尔迪*或叔本华**的声音所干扰的少年人的浪漫式的绝望。它总结了富有哲理性的经验，概括了作为一个种族和一国人民的精神态度。不要到它那里去寻找与西方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或怀疑主义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相近之处的东西。如同印第安人的悲观主义一样，巴列霍的悲观主义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感情。它与东方的宿命论有一种模糊的联系，这使它更加接近于奴隶们的基督教或神秘教的悲观主义。但它与导致安德烈耶夫***和阿尔季巴切夫笔下精神错乱者的自杀的那种痛苦的伤感没有共通之处。可以说，它既不是一种概念，也不是一种神经官能症。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73），意大利浪漫派诗人，著有《歌集》等。——译注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注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1871—1919），俄国小说家、剧作者。1894年因贫困自杀获救，思想反共，移居芬兰至死，作品充满悲观气氛，著有《七个上吊的人》。——译注 这种悲观主义充满了柔情和仁爱。这是因为它不是令人失望的、强烈的自我崇拜和孤芳自赏孕育而成的，就象浪漫主义时期几乎所有的情况那样。巴列霍感受着人间的一切痛苦。他的痛苦不是个人的痛苦。对于人们的悲伤，甚至上帝的悲伤，他的心灵“至死也感到悲痛”，因为诗人认为，不仅存在着人们的痛苦。他在下面的诗句中向我们谈到了上帝的痛苦： “我感到上帝与下午和大海 在我的心底漫步。 我们与他同去。天色渐黑。 无靠无依……我们与他一起迎接夜幕降临。 但我听到上帝的脚步。甚至他好象 在向我指明我也说不清的一种美丽的色彩。 他象一位殷勤的主人，善良又悲哀； 恋人那甜蜜的睥睨已失去生气： 他的心应感到痛苦万分。 啊，我的上帝，我刚刚来到你身旁， 今天下午我爱得如此强烈： 因为在胸脯这个虚假的天秤上 我凝视着一个脆弱的造物，并为之哭泣洒泪。 你，哭得如此伤心…… 你对如此丰满的胸脯一往深情…… 我把你奉为上帝，因为你爱得如此之深； 因为你从不微笑，因为 你的心可能经常痛苦万分。” 巴列霍在其他诗篇里否定了对上天的这种直观感觉。在《永恒的欺诈》中，诗人怀着怨恨的苦痛对上帝这样说道：“你倒一向安乐自在，对你的造物不予一点关怀。”但一向由同情和爱所构成的诗人的真实感情却不是这样。当他的抒情风格完全摆脱理性的强制时，他的诗情就会舒展而丰富地流泻出来，表现为如下的诗句，就是这些诗句十年前最早向我展现出巴列霍的天才： “卖彩票的人高声喊道：‘一张彩票可得奖一千元’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上帝心肠。 多少张嘴在向他要求， 他已经感到意乱心烦， 咧开嘴唇说了声不卖。 难道卖彩票的人 象上帝一样徒有其名， 在为人们聚积着无望的仁爱。 我望着那人一身破衣烂衫， 他本可以把心给我们献上， 但他高声叫卖的手里那张彩票， 却象一只无情的飞鸟 不知飞到何处栖身。这一点， 那流浪汉上帝 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就是这个温煦的星期五， 他身负行囊，沐浴着阳光。 我要问： 上帝为什么决意打扮成彩票商？” 奥雷戈写道，“就这位诗人本人来说，他使自己的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但就他思考问题、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爱来说，他是从宇宙的角度出发的”。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这位伟大的主观诗人，他的表现象是宇宙和人类的解释者。他的诗中没有任何使人想起浪漫主义那种自我崇拜和孤芳自赏的哀怨的东西。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相反二十世纪的浪漫主义却自然地、必然地是社会主义的和一致主义的。从这个观点来说，巴列霍不仅属于他那个种族，而且也属于他那个世纪和他那个时代。[35] 他的人道同情心如此强烈，以致于他有时感到对人们的一部分痛苦负有责任。于是他引身自责。他会为自己好象也在偷窃别人而突然产生一种恐惧和坐立不安： “我全身的骨骼都属于他人； 或许是我偷来之物！ 我生来所具有的这些东西， 或许本应赋予他人， 我想假如我没有出生 另一个可怜人会来喝这杯咖啡！ 我往何处去？……我这个可恶的窃斌！ 在这寒冷的时刻，大地散发着 人的埃尘，显得如此悲哀， 我多么想把所有的房门敲击， 不知向谁哀求饶恕， 多么想为他烤制一块块新鲜的面包 就在这里，在我心中的火炉……！” 《黑色的使者》这首诗总是这样。巴列霍的心灵完全献给了穷人的苦难。 “赶马的人啊，你汗流如注把路赶。 梅诺库乔庄园 为了生活每日都有千种忧烦。” 这种艺术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感的诞生。这是一种新的艺术，一种具有叛逆性的艺术，它打破了宫廷丑角和帮闲文人的文学那种宫廷传统。这种语言是诗人和人的语言。《黑色的使者》和《特里尔塞》的杰出作者，这位从集市上流浪艺人所极力赞美的利马街头走过时，无人注目和知晓的伟大诗人，在他的艺术中，是作为这种新精神和新觉悟的先驱而出现的。 巴列霍在自己的诗歌中永远是个追求无限、渴望真理的人。同时，在他身上，创作的痛苦和欢乐也是难以描述的。这位艺术家只希望纯洁无瑕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因此，他不要任何词藻的雕琢，他摈弃了任何文学上的浮夸。他在形式上达到了最洗炼、最朴实和最引以自豪的简洁的程度。他是一个刻意追求语言简朴的人，他脱掉鞋子，让自己光赤的双脚去领略他的道路多么崎岖，多么艰难。在他发表《特里尔塞》之后，他给安特诺尔·奥雷戈写了这样一封信：“这部诗集是在极度空虚中产生的。我对他负责。我对它的美学观点承担全部责任。今天，也许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我肩负着一项作为人和艺术家前所未有的、最神圣的义务，即自由行动的职责。如果我今天不能自由，我将永远不会自由。我感到，这项义务那股最有权威的雄赳赳的力量，给我弓形的前额平添了许多条皱纹。我已找到我所能找到的最自由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我艺术上的最大收获。上帝知道我的自由多么真实和实在！上帝知道，为了使节拍不致超越这种自由而流于放荡，我经受了多少折磨！上帝知道，为了使我那可怜的灵魂活下去，我曾胆战心惊地走到了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崖边，但又担心一切都断送在崖底！”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创新家、一个道地的艺术家的特点。他这篇对自己的苦难的自白是他的伟大之处的最好证明。 十五、阿尔维托·纪廉 阿尔维托·纪廉继承了“科洛尼达”派反对偶像崇拜但却自我欣赏的精神。他在自己的诗歌中极力表现狂热的自我赞美。但是随着他的新的精神状态的形成，他的诗歌也有着强烈的特点。由于没有受到大都市的毒害，纪廉怀着乡土的、牧神般的感情走着农村和田园生活的道路。由于染上了个人主义和尼采思想的弊病，他自命为超人。在他身上，秘鲁诗歌已经适时而彻底地拋弃了它的源流，虽然在形式上显得不怎么协调。 《卑贱的美女》和《普罗米修斯》就是纪廉这个时期的作品。但诗人是在《德乌卡里翁》（“Deucalion”）*中才找到了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的平衡，形成了自已的特点。我认为，《德乌卡里翁》是头一百年秘鲁抒情诗中最杰出、最完美的代表作之一。在《德乌卡里翁》中，没有在屋檐下吟诵的诗人，也没有演唱小夜曲的弹唱者。诗中有一个遭受痛苦、满怀狂热的喜悦、对事物持肯定、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一个充满激情、满怀忧思和渴望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这个人知道“我们的使命是找到通往天堂的道路”。《德乌卡里翁》是一首起程的歌。 *希腊神话故事中人物，普罗米修斯之子，与其妻比拉在洪水中得幸免。——译注 “奔向什么地方？ 这无关紧要！ 生活孕育着尚待开发的世界 处在萌芽中： 心儿啊，现在已该起程 奔向沉睡的世界！” 这位新游侠骑士，在任何客栈都不收藏起他的武器。他既没有瘦马，也没有持盾随从和甲胄。他象胡安·包蒂斯塔·德洛丁那样，走路时光着身子，露着严肃的表情。 “昨日我赤身裸体 与命运之神争夺 曼勃里诺*的盾牌 和头盔的荣耀。” *曼勃里诺为骑士小说中著名人物，所戴头盔是件法宝，因而无人能伤害他。——译注 但是，日夜等待的焦急心情是这位年轻人的神经难以忍受的。后来，他的第一次冒险经历也象唐吉诃德那样不幸和滑稽可笑。而且从这次经历以后，我们看到了诗人的脆弱感情。不过，他还没有狂热到想走对命运的嘲笑竟然麻木不仁的唐吉诃德的道路。居心不良的桑乔*连同他的谚语和谑言，都盘踞在诗人的心灵中。他并非在一切问题上都想入非非，也不是在干任何事情时都那样狂热。他感觉到了他的冒险经历中滑稽可笑的一面，因而便在筋疲力尽之后开始踌躇不决，向所有神秘莫测的人物和各种令人费解的事物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桑丘·潘萨是《唐吉诃德》中唐吉诃德的侍从。——译注 “你何必如此操心， 如此操心？ 既然你的幻想 永远难以实现。” 但是，使诗人心里感到烦恼的那种怀疑，仍然不能压倒他的希望。诗人对无限的事物有着强烈的渴望。他的幻想已经受到了挫折，但却依然是那样强烈与迫切。下面这首十四行诗完全概括了这段插曲： “行至中途半道 我象但丁一样询问： 你可知我的目标， 还有我的去向，过路人？ 犹如我的回音 答话的笨汉笑吟吟； 这位游客心肠好 为我指路向前进； 一个大无畏的声音 随即发自我胸中 对我说：前进！ 我消除了怀疑 紧握着空赤的双手 下定了自己的决心！” 这位游侠并非总是如此坚强，他每走一步，魔鬼都在引诱他。尽管他本人并不愿意，但怀疑已经狡猾地渗入他的意识，毒害和松懈着他的意识。纪廉与魔鬼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不知道是唐吉诃德对还是潘萨对。”一种相对论和怀疑论的哲学观点动摇着他的意志，因此他的态度变得不太坚定，有点缺乏信心。在虚无与神秘两者之间，他那生的活力引导他走向了神秘。但是，纪廉对自己的相对主义已经有了认识。怀疑就会一事无成，而信仰定能无往不胜。只是由于这个原因，纪廉才决定走信仰之路。他那唐吉诃德式的行为已经失去了它的天真和纯朴，变成了实用主义。“你要想到，你最好不要丢掉希望。”希望与信仰，只是个合适和方便的问题。后来，这种直观感觉不妨用更为优雅的语言明确地表达出来：“你最好不要论证了，因为幻想比最有力的论证更有意义。” 但是，诗人仍不时地表现出他那不可思议的狂热。他的想法依然非常离奇。他依然能用一种超人的激情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无限渴望的标枪 把我刺翻， 如同昔日的保罗* 跪倒在地上； 因此我和你们谈话中间 谈起飞升的渴念 我必须把魔鬼助援 助他征服上天。” *《圣经》故事人物，原为犹太教徒，后受耶稣感化，转而信奉基督教。——译注 在这首蕴藏着激情、具有宗教色彩的绝妙的十四行诗中，诗人提出了自己的福音： “让你的心灵 抛弃一切虚荣， 让你的毅力 去实现你的幻想； 举起你的拳头， 用上你的自由， 为了抗击宿命 那古代的洪水祸种； 愿你的思想 如自然力一样 打碎一切牢笼， 如同种子破芽 迎来新的生命 哪怕泥浆害虫。” 这首诗的根，有的是尼采的，有的是罗多*的，有的则是乌纳穆诺的；但花穗和果实是纪廉的。它出自纪廉之手，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在《德乌卡里翁》中，思想和形式相辅相成，完全融为一体。形式象思想一样明朗、活泼、紧凑、敏锐，既急躁又稳重。（在《德乌卡里翁》中，我最喜爱的正是他几乎完全摈弃了点缀和花饰，有意而且断然地排除了装饰和华丽的词藻这一点。）《德乌卡里翁》是一声起床号，是一次日出。在《德乌卡里翁》中，一个还很年轻、还很纯洁的人踏上行程去寻找上帝或征服世界。 *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21），乌拉圭思想家，作家、诗人。——译注 但是，纪廉中途堕落了。他染上了浮夸和孤傲的习气；他忘记了他青年时代的纯洁目标；失掉了他的天真淳朴。城市和世界都市文明的繁华壮观景象削弱和松懈了他的意志。他的诗歌染上了西方文学那种消极的、带腐蚀性的情调。纪廉变得喜欢挖苦讽刺别人而又厚颜无耻、尖酸刻薄了。这种弊病随之带来了恶果。《德乌卡里翁》以后的一切作品都是低劣的。既是缺乏人类激情的作品，也同样缺乏艺术价值。尽管《寓言集》和《上帝——我——的模仿》这两部作品有许多成功之处，但却十分单调乏味。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好象是从曲颈瓶里出来的作品。纪廉的怀疑主义和利己主义，从瓶里一点一滴、有节奏地流露出来。点点滴滴汇成一篇一页，篇篇页页，再加上一段前言，就凑成了一本诗集。 纪廉这种态度最有趣的一面，即它的基本特征，是他的相对论。纪廉以否认自我、否认个人的实体为乐。但他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纪廉是按照个人的经验进行论证的：“正如我所梦见的和隐约感到的那样，我的，实体没有形成；所以这种人的实体是不存在的。” 在《上帝——我——的模仿》中，纪廉的思想是皮兰德罗的思想。请看以下几个证据： “无论是他，还是她，都是存在的，但存在于你的身上。”“我是存在于我身上的一切人。”“我身上的矛盾不是证明许多人存在于我身上吗？”“胡说，他们是不会死的：如同我们只会在他们身上死去一样。” 这寥寥数语包含着皮兰德罗的“一个等于一个没有，又等于十万个”的哲学思想的某些观点。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如果纪廉坚持走这样的路，会被列入西方幽默主义和世界主义文学的范例之中。实际上，纪廉是一位略带村俗气的、方济各会教派式的诗人，请你们不要逐字逐句照抄他的污言秽语。在他的心灵深处，他还保存着一点土气的浪漫主义。他的心理的形成有许多农村根源，这种心理与都市那套优雅风尚是格格不入的。在阅读纪廉的作品时，立刻发现他不能娴熟地运用创作技巧。 纪廉最后一部作品的名字《荣誉》，概括了他的文学和生平的第二阶段。为了取得他内心鄙视的这样和那样的荣誉，他作过斗争，受过痛苦，进行过拼搏。荣誉的道路使他偏离了上天之路。少年时代，他曾有过更加远大的抱负。难道现在他对市政当局或文学院的一点点荣誉就满足了吗？ 指责纪廉用自己的双手扼杀了他这位《德乌卡里翁》的作者，在这一点上，我同加夫列尔·阿洛马尔*的见解是一致的。急躁情绪毁了纪廉。他想不惜一切地获得荣誉。但荣誉不会持久。荣誉是靠并非象他那样瞬息即逝的有形物质造就的。荣誉属于成功地抛弃了弄虚作假的手段的那些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不要背叛他的使命。急躁情绪在纪廉身上变成了多产，而多产是最损害和削弱他作品的优点的，因为尽管在他的后期作品中采用了先锋派的，时髦手法，但早期作品中那种令人厌烦、乏味和反复出现的主题却依然存在。 *加夫列尔·阿洛玛尔（1873—1941），西班牙杂文作家、诗人。——译注 十六、玛格达·波塔尔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玛格达·波塔尔是另一个有价值的标志。由于她的出现，秘鲁诞生了自己的第一位女诗人。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只有女文学家，其中一两个人也颇有艺术素质，或者更具体地说，颇有文学素质。但严格说来，还未曾有过女诗人。 需要对女诗人这个术语作一番解释。在西方文明史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女诗人是当今时代一个重要事件。以前的时代只创作男人的诗歌。女人写的诗肷也是男人的诗歌，因为她们仅仅把它当作自己的抒情题材或自己的哲学主题的一个变种就心满意足了。没有男人标志的诗歌，也就不会有女人——处女、成年妇女、母亲——的标志。那是一种无性别的诗歌。在我们这个时代，女人终于把她们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写进了诗歌。现在，女诗人是指创作女人诗歌的女人。自从女人诗歌在精神上从男人诗歌中解放出来并与之区别开来以后，女诗人便在各国文学作品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从女人诗歌别开生面那时起，它的存在就已显而易见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西班牙美洲的诗歌中，很久以来就有两位女诗人比同时代的任何男诗人都更加引人注目，那就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胡安娜·德伊瓦武卢**。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在国内和美洲有许多杰出的继承者。布兰卡·鲁斯·布卢姆****也把她的信息带进了秘鲁。这一切并非是孤立的个别事例，而是一种普遍的、在各国文学中共有的现象。在男诗人身上已经衰老的诗歌，在女诗人身上又恢复了青春。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女诗人。194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胡安娜·德伊瓦武卢（1895—1979），乌拉圭女诗人。——译注 ***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1890—1914），乌拉圭女诗人。——译注 ****布兰卡·鲁斯·布卢姆（1905—），乌拉圭女作家、诗人。——译注 一天，一位具有卓越的直觉知识的作家——费利克斯·德尔巴列，说起世界上有成就的女诗人人才辈出时对我说，诗歌的权杖已经转到女人手里。他用天生的幽默语言提出了他的看法：“诗歌已经变成女人的职业。”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论断。但诗歌在男诗人身上表现出虚无主义的、消遣的和怀疑态度的倾向，而在女诗人身上却扎下了新鲜的根，开出了洁白的花，这倒是千真万确的。诗歌的特点在女诗人笔下表现出了更强大的生活力，更旺盛的生命力。 无论在秘鲁还是在西班牙美洲，玛格达·波塔尔还没有被人们了解、为人们所赏识。她只发表了一部题为《杀人的权利》的散文集（拉巴斯，1926年），和一部题为《希望与大海》的诗集（利马，1927年）。《杀人的权利》几乎只是向我们展示了她的一个侧面，即叛逆精神和革命的弥赛亚精神。今天，这两种精神无可置疑地证实了一位艺术家对历史的敏感。此外，在玛格达·波塔尔的散文中始终可以看到某种优美的抒情风格。她的诗集中的三首诗，即《狱中诗》、《基督的笑容》和《紫罗兰花环》，表现了玛格达的慈善、热情和灼热的感情。但这部诗集并不能反映她的特点，也不能为她作出确切的评价。《杀人的权利》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味道的标题，并不反映玛格达的秉性。 玛格达本质上是个热情奔放和宽厚仁慈的女性。在各自的独立个性中，玛格达的同情心与巴列霍的同情心有着亲缘关系。我们看到，她在《全神贯注的灵魂》和《希望与大海》这两首诗中，就是这样表现自己的。事实可能就是这样。1900年派*作家颓废主义的或怪诞的格调是与她格格不入的。 *由卡泰兰（西班牙）作家、评论家欧亨尼奥·德奥斯（1882—1954）领导的文学运动。主张欧化倾向，要求回到古典主义。——译注 在她的早期诗歌中，玛格达波塔尔几乎总是描写柔情的诗人。在某些诗中，恰恰可以从她的人道精神中看出她的抒情风格。玛格达·波塔尔不妄自尊大，没有那种罗曼蒂克式的孤芳自赏，她对我们说：“我是渺小的……！” 但是，她的诗歌中不仅有同情心和柔情，而且还有一个充满了爱情和抱负、为真理和希望而痛苦的、感情灼热的女人的全部特点。 玛格达·波塔尔在她一部作品的扉页上，写下了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的这些思想：“灵魂是生命的第一源泉，它在自己所创作的一切事物中都会反映出来。”“真正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灵魂的一面镜子。”玛格达·波塔尔对这些创作原则的热烈拥护，表明了她在诗歌创作中从不违背、而是永远遵循的一条艺术标准。 在她的诗歌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玛格达清晰的自我写照。她不掩饰自己，不神化自己，不把自己理想化。她的诗歌就是她自己真实情况的写照。她的创作，不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她的一个“乔装打扮”过的灵魂的形象。我们可以毫无顾忌、放心大胆地阅读她的作品，深信里面没有任何虚伪的东西和骗人的圈套。这种深刻、完美的抒情诗艺术，把那种为使作品成为艺术所必需的人工斧凿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几乎使之完全绝迹。 我认为，这是玛格达的高度价值的最好证明。在这个社会没落因而艺术颓废的时代，艺术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反映真实。只有那些成为事物真相的自供和见证的作品，才能度过这场危机而流传下去。 在玛格达的诗歌中，始终存在着主宰世界的生与死这两个原则之间那种永恒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对立。在她身上，可以同时看到希望毁灭和死亡的苦恼与创造和生存的渴望。玛格达的心灵是一颗极度苦恼的心灵，而她的艺术把撕裂她心灵与鼓舞她心灵的两种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生的原则获胜，有时死的原则告捷。 这种矛盾的戏剧性的存在，赋予玛格达·波塔尔的诗歌一种玄奥的深度，人的精神不必借助任何哲理的拐杖，只要凭着激情就可以无拘无束地达到这种深度。 这种矛盾的存在还赋予她的诗歌一种心理的深度，这种深度使她得以记录下她在与人交谈、进行战斗和感到极度苦恼时那种互相矛盾的心声。 在下面这些绝妙的诗句中，诗人用非凡的表现力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过来吻我吧！…… 尽管难以捉摸的东西 啮食着我的心灵， 这又有何妨？ 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吻我吧！…… 今天我不哭泣……欢乐使我窒息， 这种奇特的欢乐 我不知它来自何方。 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吗？…… 在你我之间 有一道冰雪的大门： 那就是你的思想！ 在你脑际折磨你的东西 以及它那铁锤的敲击 我不知到底是何物…… 过来吻我吧！……这又有何妨？…… 心儿整夜把你呼唤， 既然你、你的肉体和灵魂此时来到这里， 昨天你做的事我何须挂牵？……这又有何妨！ 过来吻我吧！……你的嘴唇， 你的眼睛，你的双手…… 然后……一切无影无踪， 而你的灵魂呢？还是你的灵魂！” 我们这位女诗人——我们应该把她当作印第安美洲最早的一位女诗人而向她表示敬意——不是因袭伊瓦武卢，不是因袭阿古斯蒂妮，甚至不是因袭米斯特拉尔。但是由于她和米斯特拉尔有着某些类似的特点，可以认为，她与后者比与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接近。她有一种独特的和独立的性格。她的秘诀、她的口才、她的力量是生来就有的，而且就在她的身上。 在她的诗歌中，痛苦多于欢乐，黑暗多于光明。玛格达是悲伤的。她的生活激情促使她走向光明和欢乐，而玛格达却感到无法享受。这就是她的悲剧，但这并不使她感到痛苦，感到烦恼。 在《爱情的玻璃窗》这首分为十八支充满感情的歌的诗篇中，玛格达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你流了多少眼泪把我养育成人？ 在灰蒙蒙、冷清清的路上， 我多少次流露出 自杀的树木般的神情。 虽然你并不察觉，但却暗地里 为这一切感到痛心， 因为我变成了这样的人，没有一丝柔爱， 只有那悲痛酸辛。 我来自何方？ 对一切逆来顺受，一副铁石心肠。 我不知道童年时旋转木马的欢乐， 也从未把它梦想。 唉！尽管这样 我对欢乐如此爱慕， 犹如苦味的植物， 喜爱香甜的果实。 母亲 警觉的感受器， 今天你不要回答，因为你会感到忧伤； 今天你不要回答 我那几乎无泪的哭泣。 我把我的痛苦沉入心田， 为了看看我生活中左边的枝蔓， 它在抚摸我女儿的心时， 放进的只有爱恋。 我要保护她免受我自己的伤残， 如同防备野兽一般， 如同防备告密者的这双眼晴； 如同防备这嘶哑的叫喊， 因为失眠症在那里把巢穴营建。 为了她快乐、天真、烂漫， 好象所有的欢乐之钟， 在我心中敲响她永久的狂欢。” 这些诗句把玛格达的性格充分反映出来了吗？没有。玛格达不仅是母亲，不仅是爱。有谁知道，象她那样的灵魂是用多么坚强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毅力和多少矛盾的心理构成的呢？ 十七、目前的各种流派·土著主义 作为秘鲁新文学特点的“土著主义”这种流派，它在目前所以能够传播而且可能进一步过分发展，并不是由于通常决定一种文学时尚的那些意外或偶然的原因。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只要看一看它与在青年中获得日益增多的拥护者的那种思想和社会潮流如何明显一致，并且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就可以懂得，文学上的土著主义反映了新秘鲁的一种精神状态，即一种觉醒状态。 除了时间和地点上的一切区別以外，这种尚在萌芽时期、尚未开花结果的土著主义，或许可以与革命前俄国文学中的“农民主义”相媲美。“农民主义”与准备和孕育了俄国革命的社会动乱的第一阶段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农民主义”文学完成了一项历史使命。它是对俄国封建主义的真正审讯，并在审讯中对它作出了终审判决。布尔什维克革命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把“农民主义”的小说和诗歌当作了它的一个信号。尽管在描绘俄国农民时，俄国的诗人和小说家远远没有想到土地国有化问题，或者对俄国农民进行了歪曲或把他们理想化，但这也不能抹煞这一点。 津津有味地描写机器、摩天大楼、飞机及工厂等的俄国的“建设派”和“未来派”也是这个时代的流派。在这个时代中，城市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直到目前一直是农民受益的制度后，正在使俄国西方化，使之达到最高度的工业化和电气化。 目前我国文学中的“土著主义”与当代其他新因素不是毫无关系的，相反，是与它们紧密相连的。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无所不在的土著人问题，不能不在文学艺术中表现出来。“土著主义”的少数或许多代表人物是初出茅庐或犯有机会主义，因而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纯属子虚乌有，实际上他们是大错特错了。 同样，也不应该由于它至今还没有创作出一部杰作而怀疑它的生命力。杰作只能在许多无名的、默默无闻的平庸之作长期养肥的土地上开花。天才的艺术家通常不是代表一个开端，而是代表一个结尾。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作为广泛经验的结果而出现的。 更不应该对土著主义在个别情况下的偏激情绪和枝节问题上的夸张而大惊小怪，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不包含历史事实的真谛，也不表现历史事实的本质。一切结论都需触及历史事实的各个方面。仅仅考虑枝节问题就有脱离历史的危险。 另一方面，这种流派从我国文学吸取世界主义的成分中得到了鼓舞。我已指出了先锋派在美洲的独立主义和本国主义倾向。在阿根廷的新文学中，西龙多*和博尔赫斯比任何人都更象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圭拉尔德斯**比任何人都更象个高乔人。而象拉雷塔***那样固守西班牙古典主义的那些作家，在表现他们的人民方面则显得极端无能为力。 *奥利维里奥·西龙多（1891—1971），阿根廷作家，诗人。——译注 **里卡多·圭拉尔德斯（1886—1927），阿根廷作家。擅写高乔人题材作品。——译注 ***恩里克·拉雷塔（1875—1961），阿根廷小说家，诗人。——译注 最后，这种流派接受的另一个鼓舞因素是某些人身上的异国情调。随着西方文明的衰落迹象日益明显，这种情调已经影响到欧洲文学。巴黎人要求最近旅居那里的塞萨尔·莫罗*、豪尔赫·塞奥亚内和其他艺术家创作他们具有本国题材的，即土著主题的作品。我国的女雕刻家卡尔曼·萨科，她的印第安人雕像和绘画就是她的艺术的最有效的通行证。 *塞萨尔·莫罗（1903—1956），秘鲁作家，诗人。——译注 就是最后这种外来因素，使本图拉·加西亚·卡尔德隆这样一些可称为“侨民”的文学家从事土著文学的创作，尽管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创作，而且只是偶尔创作这样的作品；我们不应当说他们也具有在国内从事创作的某些青年文学家身上那种矫揉造作的先锋派时髦风格，也不能说他们和那些人一样染上了所谓新一代的理想的弊病。 ※※※ 在我国文学中，克里奥尔主义未能发展成一个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流派，这首先是因为克里奥尔人还不能代表这个民族。很久以来，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我们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如果把这种观点表达得更明确些，那就是现在还存在着两个民族和两种精神。不管怎么说，人们一致认为，我们甚至尚未达到在我国土地上共处并构成我国民族的那些种族成分的最低限度的融合。“克里奥尔人”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含义。迄今为止，“克里奥尔人”这个词几乎不过是我们用来泛指有许多细微差别的众多的混血人的一个字眼。在我国的克里奥尔人，没有我们在例如阿根廷的克里奥尔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种特点。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阿根廷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而秘鲁人则不然。恰恰是这种比较使我们看出，阿根廷民族已经存在，而具有自己特征的秘鲁民族还不存在。我国有各式各样的克里奥尔人。沿海的克里奥尔人显然不同于山区的克里奥尔人。同时在山区，地域的影响使混血人土著化，甚至用土著精神把他们同化；而在沿海，殖民统治的影响却依然保持着西班牙遗传下来的精神。 在乌拉圭，如同在阿根廷一样，从世界主义经验中产生的本国主义文学，是克里奥尔主义的，因为乌拉圭的居民具有我国居民所没有的单一性。另一方面，乌拉圭的本国主义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而出现的。它与秘鲁的土著主义不同，不是无意中从政治和经济中产生的。它的一位发起者苏姆·费尔德*以评论家的身分宣称，已经到了结束它的时候了。他写道：“应该用对本国东西的独立感情来反对那种模仿外国东西的嗜好。这是一场文学解放运动。人们进行了反抗，随后文学便获得了解放。当时，实现解放的时机已经成熟。年轻的诗人们已经把眼光转向本国的现实。当他们这样做时，就看到了那种与欧洲东西相反的，更加道地的美洲的东西，即高乔人的东西。传统风格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就应该让位。已经到了传统风格让位，由一种更加符合于生活原则的、抒情的美洲风格取而代之的时候了。当今的艺术鉴赏力己经从不同的现实和理想中吸取营养。拉普拉塔地区的环境再也不是高乔人的环境了；而且一切高乔人的东西在被弃置于最偏僻的村庄之后，正在变成博物馆中无声无息的展品。都市世界主义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乌拉圭农村生活的习惯和特点。”[36] *阿尔维托·苏姆·费尔德（1890—1976），乌拉圭文学评论家。——译注 在秘鲁，克里奥尔主义除了是一种非常偶然和肤浅的现象外，还一直充满着殖民地感情。它并没有形成一种自己的独立性，直到不久前还只是残存的殖民地文学中的风俗主义流派。在这种温顺的、缺乏本国自豪感的克里奥尔主义潮流中，阿维拉多·加马拉或许是唯一的例外。 作为一场革命和解放运动，在文学上也同样需要的我国的“本国主义”，不可能是单纯的“克里奥尔主义”。秘鲁的克里奥尔人，精神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西班牙的束缚。他们的欧化——为了进行反抗，他们应该通过欧化来找到自己的个性——只是部分地实现了。今天的克里奥尔人一旦欧化，很难不对秘鲁的社会现实有所了解。正是他们由于感到自己不是纯正的西班牙人，才认为印第安人应是民族的基础。（沿海的克里奥尔人巴尔德洛马尔从意大利回国后，满脑子带着邓南遮思想和赶时髦思想，当他发现，或者确切地说，当他想象印加帝国时，感到极度的迷惑不解。）纯粹的克里奥尔人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西班牙殖民精神，而欧化了的克里奥尔人则在当今时代反抗这种精神，尽管这只不过是对它的限制和拟古主义的一种抗议。 当然，由于克里奥尔人类别不同，人数众多，他们可以为我国诸如叙述性的、描写性的、风俗主义的和土风主义的文学提供大量的典型和主题。但是，真正的土著主义流派无意识地在印第安人中寻求的东西不仅是典型或主题，更不是奇异的典型或主题。这里的“土著主义”不象乌拉圭的“本国主义”那样实质上是一种文学现象。它的根是从另一种历史的沃土中吸取营养的。真正的土著主义作家——不应该把他们与仅仅为了追求“异国情调”而描写土著题材的人混为一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共同从事着一项要求恢复权利的政治和经济事业，而不是为了重建和复活。 印第安人不仅代表一种典型、一种题材、一种主题和一种人物。他们代表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种族、一种传统和一种精神。因此，不能从单纯的文学观点出发去评价他们，认为他们是民族的一种色彩和一个方面，因而与秘鲁其他种族成分相提并论。 随着对印第安人的研究，可以搞清，土著主义流派的形成不是由单纯的文学因素，而是由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所决定的。使印第安人有权在今天秘鲁人眼里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主要是他们人数上的优势与社会和经济上的被奴役地位——不仅是地位低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感到，必须找到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没有的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的时代里，对于五百万人民脑子里想着三、四百万土著居民这一点，谁也不应该感到奇怪。 ※※※ 正如从我前面的论述中得出的结论那样，在我国文学中，土著主义的基本含义是要求恢复土著的东西。它的作用不是感情方面的，而克里奥尔主义就是这样。因此，如果把土著主义与克里奥尔主义等同起来，那就错了，因为前者不能取代后者。 如果说印第安人在秘鲁文学艺术中占据首位，这可能不是由于文学上或艺术上对他们有兴趣，而是因为国家的新生力量和生命活力要求恢复他们的这种地位。这种现象是本能的和生物学的，而不是精神和理论造成的。我再说一遍，真正的土著主义流派在印第安人身上所寻求的不仅是典型或主题，更不是“奇异的”典型或主题。否则，那么显然，特別是克里奥尔人的文学家或艺术家，就会象对印第安人那样对“桑博人”*感兴趣。但由于种种原因，情况并非如此。正如安第斯山地区诗歌的意图或概况所证明的，这是因为这一流派的性质不是自然主义的或风俗主义的，而是抒情的。另一方面，也因为要求恢复土著的东西不能将桑博人和穆拉托人**与印第安人混为一谈。过去，黑人、穆拉托人和桑博人代表殖民地成分。西班牙人在感到不能取代也不能同化印第安人时，便输入了黑人。奴隶是为西班牙的殖民目的效劳而来到秘鲁的。黑种人是西班牙殖民时期被引入沿海地区的一股人口洪流；是总督辖区时期和共和国第一阶段中沉积在秘鲁地下一个疏松的、不坚实的土层。在这个时期，各种情况使他们与侨居地休戚相关。黑人一直是以敌视和怀疑的心理看待山区的，因为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不能适应它。当他们与印第安人混血时，那是为了使印第安人退化，把自己阿谀驯顺的性格与外露和病态的心理传给他们。他们获得解放以后，对他们原来的白人主子仍然保存着那种虔诚的自由民的感情。把黑人变成家仆——很少把他们变成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殖民地社会，吸收并同化了黑人妇女，甚至染上了她们热带的热心似火的性格。它感到印第安人不可捉摸和性格孤僻，而黑人却易于接近和性情驯顺。于是出现了一种依附关系。这种状况首先是由于输入奴隶本身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只是使黑人和穆拉托人摆脱了这种状态，把他们变成了工人，而且逐渐废掉和根除了奴隶的精神遗产。穆拉托人由于仍然保持着殖民地的爱好，便不自觉地拥护西班牙思想而反对土著思想。他们自然地感到对西班牙比对印加帝国更加亲近。只有在社会主义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时，才能引导他们与殖民地精神的最后残余彻底决裂。 *桑博人是黑人和土著人的混血人。——译注 土著主义流派的发展没有威胁和阻止我国文学其他基本成分的发展。毫无疑问，“土著主义”不想独霸文坛。它既不排斥、也不妨碍其他创作激情和其他表现形式。但是，出于它与新一代的精神动向——这种动向是由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决定的——相类似和相一致，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最典型的特征和倾向。 因为土著主义文学缺乏彻底的土著精神，或它的作品在描写和表现方法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虚构的成分，因而对它贸然指责，这是评论家可能做出的最不公正的事。土著主义文学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关于印第安人的严格写实主义的表述。它必须把印第安人理想化，使他们别具一格。它也不能让我们看到他们独特的灵魂。它仍然是一种混血人的文学。因此才称它为土著主义文学，而不是土著人的文学。如果说应该有土著人的文学的话，那么它是会应运而生的，那就是当印第安人自己能够创作这种文学的时候。 总之，不能把目前的土著主义流派与过去的殖民主义流派等量齐观。反映封建阶级感情的殖民主义，用怀旧的感情把往昔理想化，以此进行消遣。而土著主义则生机勃勃地植根于现在。它产生于几百万人的抗议。总督辖区已成过去，而印第安人还依然存在。当铲除殖民地封建主义的残余成为进步的基本条件时，关于恢复印第安人的权利因而也恢复他们的历史的这一要求，就会列入我们一场革命的纲领之中。 ※※※ 因此，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对印加文明存留下来的东西比对已经死亡的东西更加关切。当前的问题不在于知道秘鲁曾经是怎徉，而在于知道秘鲁现在是怎样，我们对过去感到兴趣，只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具有建设精神的各代人认为过去是个基础，是个源流，而从不认为它是个纲领。 塔万廷苏约帝国残存下来的东西，几乎只有印第安人。它的文明已经消失，但它的种族并没有消亡。经过了四个世纪之后，塔万廷苏约帝国的生命要素依然是不可毁灭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改变的。 人的变化比本世纪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人们的设想要来得缓慢，而在当今的发展中却刷新了它的纪录。但这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现象，这种文明的特点首先是充满活力，因此由它来搞清时间的相对性也就绝非偶然了。而在亚洲各国社会——即使它们与印加社会没有血缘关系，但也是很相似的——则有些静止，发展有些缓慢。在有些时代中，历史似乎停滞不前。一种社会形态僵化了，延续好几个世纪。因此，设想印第安人在四个世纪中精神上没有多大变化，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被奴役地位无疑使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受到了凌辱，使他们变得有点更加郁郁寡欢，有点更加留恋过去。在这四个世纪的重压下，印第安人在精神和肉体上被压弯了。不过，他们令人难以理解的心灵深处却几乎没有变化。在险竣的山区，在边远的谷地，由于白人的法律还没有实施到这里，印第安人仍然奉行着他们祖先的法律。 激进派一代的作家恩里克·洛佩斯·阿尔武哈尔*的《安第斯山短篇小说集》，是目前探索这些道路的第一部作品。在那平淡、呆板的描写中，《安第斯山短篇小说集》抓住了山区生活本质的激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印第安人心灵的透视图。洛佩斯·阿尔武哈尔与巴尔卡塞尔一样，都是在安第斯山中探寻克丘亚人宇宙感情的根源。洛佩斯·阿尔武哈尔的《三位家神》和巴尔卡塞尔的《石头人》[37]表现了同一种神话传说。洛佩斯·阿尔武哈尔描写的主角和场面，与巴尔卡塞尔的理论和见解有着同样的背景。这个结果是由不同性格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的，因而显得特别有趣。洛佩斯·阿尔武哈尔的文学作品特别想成为自然主义的和分析性的，而巴尔卡塞尔的文学作品则想成为想象的和综合性的。洛佩斯·阿尔武哈尔是用沿海人的眼光和心灵来观察印第安人，而巴尔卡塞尔则是用山区人的眼光和心灵。这两位作家之间并没有精神上的亲缘关系，这两部作品之间也没有体裁和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都同时听到了克丘亚人心灵上那遥远的搏动之声。[38] *恩·洛佩斯·阿尔武哈尔（1872—1966），秘鲁作家，擅写土著题材小说。——译注 征服在形式上改变了印第安人，使他们信仰了天主教。但实际上，印第安人并没有否定他们的古老神话。他们的神秘感情已经改变。他们对动物的崇拜依然存在。印第安人仍不理解天主教的玄学。他们泛神论和唯物论的哲学，没有经过恋爱就与天主教的教义结成了婚姻。但它并没有抛弃那种不向理性而向大自然寻求答案的生活观念。在瓦努科省的印第安人的意识中，三位家神，即瓦努科省的三座小山比基督教的“来世”更加重要。 我认为，《三位家神》和《古柯的谈话》是《安第斯山短篇小说集》中写得最好的篇章。但无论是《三位家神》还是《古柯的谈话》都不能算作真正的小说。而《极端措施》（“UshanamJampi”）却有着紧凑的故事结构，而且除了这个优点之外，还有另一个优点，即它是一篇土著共产主义的珍贵文件。这个故事使我们了解到，在共和国的法律几乎达不到的土著人村落里实行民众司法的形式。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土著制度中一种残存的制度，这种制度断然宣布赞同印加组织是一种共产主义组织的论断。 在一个个体主义类型的制度中，司法的实施正在官僚化，由一位法官履行职责。例如，自由主义制度把它化整为零，使它由职业法官个人来履行。而在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制度中，司法的实施是整个社会的职责。如在印第安人的共产主义中，它是“巴亚”（vaya）的职责，即老人的职责。[39] ※※※ 根据目前大多数迹象来看，拉丁美洲的未来取决于混血的命运。继具有勒邦*倾向的社会学家对混血人的怀有敌意的悲观论之后，又出现了一种将本大陆的希望寄托在混血人身上的弥赛亚式的乐观论。在巴斯孔塞洛斯热情洋溢的预言中，热带土地和混血人种是创造一种新文明的舞台和主角。但是，巴斯孔塞洛斯的观点，正象它企图预言未来一样，只是描绘了一幅具有积极的哲学含义的乌托邦的蓝图，而对现在却采取取消和无视的态度。他对当代现实的评论，比任何东西都更加与他的理论和他的意图格格不入，因为他在评论中只寻求对他的预言有利的那些因素。 *菲利浦·勒邦（1769一1804），法国化学家、工程师，1799年发明煤气灯。——译注 巴斯孔塞洛斯赞扬的混血，恰恰不是已在本大陆进行的西班牙人种、土著人种和非洲人种的那种混血，而是净化的融合和再融合，经过一百年的努力之后，从中产生宇宙人种。对巴斯孔塞洛斯来说，目前的、具体的混血人不是一种新人种和一种新文化的典型，而仅仅是它们的一种迹象。哲学家和乌托邦主义者的理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他们的思想概念中，百年不过只有分秒那么长。而评论家、史学家和政治家的工作属于另一类，它必须以目前的结果为依据，只考虑不远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就够了。 历史上真正的混血人，而不是预言中理想的混血人，是他们研究的目标或拟订计划的因素。在秘鲁，由于不同环境的影响和混血人种的多次杂交，混血人一词并非总是同一个含义。混血这种现象并没有解决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同时共存的问题，反而产生了各种复杂的人种。 乌列尔·加西亚*博士在混血人中发现了新印第安人。但这种混血人是西班牙人种和土著人种混血的结果，这种混血是受安第斯山的环境和生活的影响的。作为乌列尔·加西亚博士研究依据的山地环境已把白人入侵者同化了。从这两个种族的杂交中，产生了受到当地传统和环境强烈影响的新印第安人。 *何塞·乌列尔·加西亚（1890—），秘鲁人种学家、历史学家。——译注 在几代人的发展过程中，在同一种地理和文化环境的压力下，这种混血人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特征。这种混血人不是在沿海地区由同一人种生育的那种混血人。沿海地区人的特点更加温柔，西班牙人的因素也更加明显。 华工和黑人使沿海的混血更加复杂。无论哪种人都没有为民族的形成提供过文化价值和进步力量。华工是由于人口过剩和生活贫困而离开自己国土的人。他们传入秘鲁的是他们的人种，而不是他们的文化。华工没有把中国文明中任何一种本质的东西传给我们，这或许是因为这些东西在自己的祖国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力和生命力。我们是通过西方才知道老子和孔子的。中医或许是知识领域中唯一直接从东方传入的东西，而且它的传入毫无疑义是由于实用和机械的原因，是由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各种江湖医术的居民的落后状态促成的。中国小农的美德与才干在利马的谷地中几乎毫无作为，因为那里靠近繁华市场，给园艺业提供了可靠的收益。相反，华人却把宿命观点、冷漠无情这些衰朽的东方弊病灌输给了他们的后代。赌博这种落后和不道德的、在一个更加相信运气而不相信苦干的民族中特别有害的东西，却从华侨那里得到了最大的推动力。只是从民族主义运动（它在本大陆的华侨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兴起之后，中国侨民才对关心文化和促进进步表现出他们的积极性。几乎只供这个民族夜间消遺的中国戏剧，在我国文学中得到的只不过是颓废派的异国情调和虚假爱好偶尔引起的一点共鸣。巴尔德洛马尔和“科洛尼达”派分子，由于染上了洛蒂*和法雷尔**的东方思想，在他们抽鸦片时发现了这种戏剧。总之，中国人没有把他们的道德准则，他们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他们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技能传给混血人。语言不通、移民的身分和土生白人继承下来的对他们的轻视，把他们的文化与环境隔绝开了。 *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作品多描写异国风光。——译注 **法雷尔（1876—1957），法国海军军官、作家。著有《鸦片烟雾》。——译注 作为奴隶和几乎作为商品而输入的黑人，他们所提供的东西似乎更无价值，甚至更加消极。黑人带来了他们的色情，他们的迷信以及他们那种未开化的习俗。他们不可能对创造文化做出贡献，相反，他们那种粗野性格的恶劣和强烈影响只会妨碍文化的创造。 种族偏见已经削弱；但由于社会学和历史的进步，对于民族进化中的差异和不平衡的看法却更加扩大和增强了。所谓有色人种低劣，已经不是业已削弱的白人优越感所赖以存在的信条之一。但时间的一切相对论，都不足以消除文化上的低下感。 种族仅仅是决定一种社会形态的因素之一。威尔弗莱多·帕雷托*把所有这些因素分为以下几类：1、土地，气候，动物，植物，地质和矿物情况等；2、某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其他外部因素，即其他各个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空间概念上来说是外来的；而这个社会原来状况所产生的结果，在时间概念上来说也是外来的；3、内部因素，其中主要的是种族、残余的事物（即表现爱好、兴趣、推理和观察能力及知识状况等的感情）。帕雷托认为，社会形态是由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所有因素决定的；而社会形态一旦决定之后，就反过来对这些因素发生作用，因此可以说是互相起作用。[40] *威尔弗莱多·帕雷托（1848一1923），意大利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将数学方法引入政治经济学。——译注 所以，在对印第安人和混血人阶层进行社会学研究中，重要的不是研究混血人继承父辈种族的优点或缺点的程度，而是研究他们比印第安人更容易地向社会状况（或白人的文明标准）进化的能力。不能把混血作为种族问题，而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来研究。浅薄的社会学主义者和无知的研究人员所津津乐道的种族问题，乃是纯属杜撰和虚构。有些人奴颜卑膝地使自己的见解束缚于欧洲文明鼎盛时期所抱的一种思想（但是由于欧洲文明在衰落时期倾向于一种历史的相对论观点，现在已经抛弃了这种思想），把西方社会的发明创造归因于白种人的优越。对他们来说，种族问题异常重要。根据提倡用混血来改造印第安人的这些人简单无知的观点，白人的知识和技术才能、创造力和道德准则只不过是白种人的一种动物特性。 但是，如果说种族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导致肤浅的评论家作出了那种使人难以相信的动物饲养学方面的论证——是人为的，因而不值得对土著人问题进行具体的、政治上的研究的人的重视，那么社会学问题的性质则不同。在这方面，混血暴露了它真正的矛盾、它的本质。肤色的差异消失了；但是，习惯、感情和神话这些称之为社会、文化现象的精神和形式上的东西却在要求恢复它们的权利。在我们中间仍然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混血不仅造成一种新类型的人和种族，而且造成一种新类型的社会；如果说，由于不同种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的结合，因而新类型的人和种族的概念本身并不意味着他们低劣，甚至在某些成功的范例中还可能表现出“宇宙”种族的特征，那么，社会类型的不明确或混杂，则由于消极的残余事物在默默地起着支配作用，而表现为不祥的、病态的停滞。在这种混血过程中，黑人和华人的贡献几乎总是消极的和被夸大了的。白人传统和印第安人传统没有在混血人身上延续下去，因为这两种传统互相排斥、互相对立。在城市的、工业的，富有朝气的环境中，混血人迅速地消除了他们与白人的差别，甚至吸收了它的习惯、创造力和成果。但是，他们可能并没有改变——而且通常是真的没有改变——他们复杂的信仰、神话和感情心理，这种心理在欧洲或白人文明的物质和知识创造的影响下正在动摇；但这种文明的动力和准则，自动地将它的习惯和观念强加在混血人身上。例如，在与具有惊人的征服自然的力量的机器文明接触过程中，进步的概念具有不可阻挡的感染力和引诱力。但是这种吸收或融合的过程，只有在工业文化的力量发挥强大作用的环境中才会迅速实现。在封建庄园里，在落后的城镇里，混血是没有发展的因素的。在它们那种萎靡不振、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下，混血种族的优点和价值已经消失；然而，最使人意志消沉的迷信却占据着统治地位。 对贫穷村落的混血人——巴尔卡塞尔以一种不乏社会学忧虑的热情对他们进行了如此阴郁的描写——来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模糊的景象，而不是一种感情。这种文明中一切内在的、本质的、不可更移的和充满活力的东西，都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某些表面的模仿和某些次要的风俗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这种混血人是在现代文明的范围内活动，而事实上却是另一回事。 从这个观点来看，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只要外国移民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自己出生的环境中就没有什么可羡慕混血人的。显然，他们还没有投身到那种具有扩张性的、富有生机的和渴望成为世界性的文明中去。但是他们没有断绝与过去的联系。虽然他们的历史进程已经中断和停滞，但它并没有失掉自己的特性。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保存了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生活观和他们对宇宙的态度。帕雷托的社会学对我们所谈的、继续对他们起作用的那些“残余事物”和派生事物，是他们历史上的东西。印第安人的生活有其独特的风格。尽管有征服、大庄园和酋长，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山区的印第安人依然根据自己的传统行事。“艾柳”是在这种环境下和这个种族中根深蒂固的一种社会类型。[41] 印第安人依然过着他们古老的农村生活，至今还保持着他们的穿着、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典型技艺。土著人社会组合的特点，在最残酷的封建制度下也没有完全消失。土著人的社会可能显得多少有些原始或落后，但它是一个有机的社会和文化类型。而且东方国家——日本、土耳其甚至中国——人民的经验都已向我们证明，一个土著人的社会，即使经历了长期衰落，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道路，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现代文明的途径，并且把西方人民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语言。 十八、阿尔西德斯·斯佩鲁辛 九年前，阿尔西德斯·斯佩鲁辛与我在利马我所工作的一家日报的编辑部相识，当时他读给我的那些诗及另外几首诗歌，都收进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中。阿夫拉姆·巴尔德洛马尔亲热地为我们安排了这次会见。此后，阿尔西德斯与我很少见面，但我们却日益亲近。我们的遭遇形式不同，但实质相似。他与我生在同一个时期，但不属同一代人。我们生来就带有同样的标记。在我们文学上处于少年时期，我们从同样的事物中，即从颓废主义、现代主义、唯美主义、个人主义和怀疑论中吸取营养。后来，我们又都为克服这些东西和摆脱它们的有害影响而做出了痛苦艰巨的努力。我们到外国去，不是为了寻求别人的秘诀，而是为了寻求我们自己的秘诀。我在一本政治书籍中叙述过我的旅行情况；他在一部诗歌中也谈到了他的旅行情况。但在这方面，有的只是能力的区別，或者——人们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只是素质的区别，而没有旅途中的波折及精神上的差异。我们两人登上了“寻求幸福岛屿的金船”。在充满风暴的探险中，我们两人找到了上帝，发现了人类。面临着过去与将来的抉择，阿尔西德斯和我选择了将来。我们作为一场文学遭遇战中残存下来的散兵游勇，今天感到自己成了一场历史决战的斗士。 《金船诗集》是阿尔西德斯·斯佩鲁辛旅途中和精神上的一个过渡站。奥雷戈在他为这本诗集所写的热情洋溢、思想丰富的前言中，向读者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这本书并不代表作者的美学现状。它是一部少年时期的作品，是他最早的诗作，刚刚冲破无人知晓的思想感情的密室。从那时起，诗人走过了漫长的上升和欢快的道路，也经历了漫长的痛苦的小径。今天，他的精神更加成熟，目光更加敏锐，表达手段更加丰富多采、更加灵活有力；思想更加充满了智慧的光芒，视野更加开阔；由于直觉知识的积累而具有更高的价值；心胸更加虔诚，更加敏感，更加向世界开放。必须强调这一点，以便使读者了解这位诗人痛苦的早熟——当他写这本书时，他几乎还是个孩子。”[42] 作为海洋歌曲，作为热带民谣，这部诗集在美洲诗歌中象是《灰大调交响乐》的一支迷人的续曲。在这部诗集中，阿尔西德斯的诗歌有着鲁文·达里奥的韵律那种悦耳的和声。同时人们可以看到，它是西班牙美洲抒情诗在埃雷拉—雷西格的作品中所取得的成就的继续。在下面这几行诗中，那位乌拉圭诗人的痕迹是十分鲜明的： “在晚香玉盛开的时候 丁香朝着东方咆哮 晚间出没的神豹在奔跑。” （《金黄色的蜗牛》） 但只是在技巧、形式和美学上，才可以感觉到埃雷拉-雷西格和鲁文·达里奥的痕迹。斯佩鲁辛的表现手法是颓废主义的，但精神不是颓废主义的。他的心灵状态从来不是病态的，他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那强壮的体格。阿尔西德斯吸收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有害的东西，但他那坚强有力的、实质上有些乡土气的心灵却保持着它的纯洁与健康。在下面这首纯粹抒情风格的祈祷诗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具特色。 “你能赐我玫瑰色采石场的粘土吗？ 我要在那里构筑品味爱情滋味的地基。 你能赐我一块甜美的土地吗？ 我要在那里实现我灼热的幻想，上帝。” 在人类的同情心上，在谦恭的温柔多情上，在亲切热情的言辞上，阿尔西德斯与巴列霍相似。在依然是强烈的自我崇拜和邓南遮的过分雕琢风格盛行的时期，阿尔西德斯的诗歌具有方济各会那种寓言故事的芬芳气息。他的心灵的特点是那种自发的、本质的基督教思想。他的特点似乎总是象他的另一首祈祷式诗句的特点，这首诗如同弗朗西斯·雅姆*的几首诗一样，具有麦穗和奉告祈祷的味道。 *弗朗西斯·雅姆（1868—1938），法国作家、诗人。——译注 “为了这个目光柔媚的温柔的妹妹……” 阿尔西德斯这种率直和单纯，甚至在《蚀刻》这首具有某些波德莱尔*风格的诗中也可看得出来。他完全对他青年时期创作的诗歌负责，将这首诗收入了《金船诗集》。或许这些就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这种思想不是一种抗议行动，而是一种爱的行动。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译注 十九、权作小结 在这篇对价值观念—表现形式的极为概括的回顾中，我无意编写历史和大事记，甚至从单纯的文学技巧观点来说，也无意对此进行评论。我的意图是简单地谈一谈我国文学的概况或基本特点。我写的是一篇阐述它的精神的论文，而不是对它的价值以及它的一件件大事进行回顾的论文。我的文章是想提出一种理论或一种观点，而不是进行分析。 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我有意略去了某些作品，毫无疑问，这些作品有权在我国文学的大事记中或评论中得到引用和论述，但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在所有文学作品中，这种意义是由两种因素形成的，即作品特殊的内在价值，或它的影响的历史价值。艺术家所以能够在一种文学的时代精神中名垂千古，乃是由于他的作品本身，或者是由于他后继有人。否则，他只能在文学图书馆或文学编年史中留名。这样，他对学者和图书编目家们的研究工作可能有很大意义，但对论述一种文学的深刻含义却几乎毫无意义。 最新一代人的研究——这在当前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是一种方兴未艾的现象——还不能用这种总结性的方式来进行。[43]对民族文学的这场审理，正是以新一代人的复查主义的名义而开始的。在这场审理过程中，当然只是评定过去，而不是评定现在。这一代人只能对过去有最后发言权。在这场审理中，这些属于未来而不属于现在的新人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证人。他们什么都是，唯独不是被告。另一方面，企图为潜在的或正在发展着的事物作出定论的估价，并制定出它的价值图表，这样做或许还为时尚早，而且是不可靠的。 新一代人的出现首先标志着“殖民主义”的彻底没落。“殖民主义”的继承者和拥护者积极、热情地培育的总督辖区制的精神和感情权威，将与“殖民主义”一代人一起消失。这种文学和思想现象，当然是一种更加广泛得多的现象的一个方面。在政治和文学领域，里瓦·阿圭罗那一代人进行了挽救殖民地的最后尝试。但一眼就可看出，所谓“未来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文官主义，而由于它的代表人物的逃跑、变节和分裂，它在政治和文学上已经完蛋。 在我国文学史上，殖民地时期已经结束。在这一代人之前，秘鲁尚未摆脱宗主国而独立。有些作家已经播下了其他影响的幼芽。四十年前，冈萨雷斯·普拉达从文学讲坛上号召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奋起反抗西班牙，从而成为世界主义影响时代的先驱者。在本世纪，鲁文·达里奥的现代主义虽然受到“未来主义”一代的殖民主义的削弱和抵制，但它仍然给我们提供了某些文体革新的因素，这些因素使我国文学带上了一点法国化的色彩。后来，“科洛尼达”派的反对行动，鼓动1915年那一代人——它是第一代真正听到冈萨雷斯·普拉达那已经过时的告诫的人——反对西班牙的学院风气，这种风气随着一所相应的文学院的建立，现在又在利马大吹大擂地、然而却并不稳固地复活了。但殖民主义的基本的东西，即总督辖区制的思想和感情权威却依然存在。古老的形式已经没落，但古老的精神却没有同时衰颓。 今天，正在实行真正的决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土著主义”正在从根本上逐步清除“殖民主义”，而且这种动力不仅来自山区。在首先着眼于土著种族的人中，有巴尔德洛马尔、法尔孔、土生白人和沿海人——我们不要怀疑他们的尝试会取得成功。同时我们还受到国外多种国际影响。我国文学已经进入了它的世界主义时期。这种世界主义，在利马表现在诸如模仿许多有腐蚀性的西方颓废主义，以及采用世纪末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时髦方式等方面。然而，在这种微弱的影响下，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感情，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尽管有人极力非难我们，但我们正沿着全世界的普遍道路日益了解我们自己的现实。 [1]皮埃罗·果贝蒂：《评论文集》（PieroGobetti，“OperaCritica”），第一部，第88页。果贝蒂在他的著作的某些章节中坚持这个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论完全一致的思想，这种辩证论绝对排斥知识分子思想上机会主义非常容易采取的演绎式综合法。果贝蒂在描绘多梅尼科·朱利奥蒂——帕皮尼在《野蛮人字典》（“Dizionariodelluomocalvatico”）这一知识界的冒险行功中的伙伴——的特点时写道：“个人总是采取明确的立场；调和、妥协仅仅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结果”（见引书，第82页）。在同一书中，在几段关于希腊的生活观的笔记的末尾，他断言：“真理的新标准，是一项与每个人的责任相一致的工作。我们处在斗争（人与人的斗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国家与国家的斗争）的王国，因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锻炼出大量人才，而且每个人在毫不妥协地维护自己的立场时，就在促进生活的进程”。 [2]贝内德托·克罗齐：《美学新论》（BenedettoCroce，“NuoviSaggidiEstetica”），关于作为哲学的文学评论的论文，第205—207页。这一卷书在以它无情的逻辑否定艺术史学中的唯美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时，清楚地表明，“真正的艺术评论肯定是美学的评论，但不是因为它把哲学轻视为美学评论，而是因为这种评论本身象哲学或艺术观一样地进行活动；真正的艺术评论又是历史的评论，但不是因为它以艺术中非本质的东西（如假历史的评论）为依据，而是因为在它利用历史材料进行想象的再创作（至此还不是历史）之后，一旦完成了这种想象的再创作，就创造了历史，决定哪些事情是它在想象中再创作的事实，这就是依据观点刻划事实的特性，并确定所发生的事实本身是怎样的。因此，在评论的次要方向上相对立的两种倾向在评论中是一致的；而且‘对艺术的历史评论’和‘美学评论’是一回事。” [3]虽然这是他青年时期的一篇著作，或正因如此，《独立时期秘鲁文学的特点》生动而真挚地体现了作者的精神和情感。里瓦·阿圭罗后来的文学评论文章基本上没有改变这种观点。他的《印加加西拉索颂》一节，由于对这位天才的土生白人及其《王家述评》的赞美，本来可能成为一种新态度的前奏。但无沦是学者对印加历史的强烈好奇心，还是描写山区景色的热情尝试，都没有减弱里瓦·阿圭罗的精神中对殖民地时期的忠诚。在西班牙的逗留，在众所周知的程度上动摇了他保守派和总督辖区时期的内心世界。在西班牙写的一部著作——《秘鲁的历史和艺术。山地人在秘鲁的影响及其后代》（桑坦德，1921）——中，表现出对印加社会极为重视，但这只能看作是学者的谨慎和稳重，因为加西拉索以及那些最客观和最有修养的编年史家的意见在他的见解中占着优势。里瓦·阿圭罗指出：“征服时期，秘传的社会制度曾使象谢萨·德雷昂这样一丝不苟的观察家，和象波罗·德翁德加尔多硕士，《无名氏奏章》的作者、耶稣会会员桑蒂连检审官以及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甫这样博学多才的人热情奋发。那么有谁知道，除了柏拉图式的传统以外，有关印加组织——凡是研究过它的人都对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的当代资料，是不是在著名的马利亚纳和佩德罗·德巴伦西亚（阿里亚斯·蒙塔诺的门生）的朝三暮四的社会改革主张和土地章程中发生影响呢？”里瓦·阿圭罗没有避而不纠正自己的错误，例如他纠正了对《奥扬泰》的最初评价，他承认“在关于《独立时期秘鲁文学的特点》的论文的一条注释中，过分夸大了现在版本中卡斯蒂利亚的影响”，而且鉴于最近的研究，如果《奥扬泰》仍然是殖民地时期一位改写者的作品，那就“应该承认，对于作品的计划、诗的程式、所有的歌曲和许多段落，编者几乎连细小的改动也没有，都是印加传统”。尽管学者作了这些忠诚的核实，但是没有一项核实消除了他的著作的意图和标准，因为这部著作的总格调是一种浓厚的西班牙主义的格调，而这种格调的倾向是维护秘鲁“根深蒂固”的西班牙主义，以表示对宗主国的尊敬。 [4]我特别要驳斥和批判里瓦·阿圭罗的观点，因为我认为它是最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的；而且后来的论著都囿于他的评价，追求评论的公允，而无视它的政治动机，我觉得这一事实使我们更有理由承认它具有中心的性质和发挥影响的能力。路易斯·阿尔维托·桑切斯在《秘鲁文学》第一卷中承认，加西亚·卡尔德隆在写给里瓦·阿圭罗的《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一书中，实际上是在给里瓦·阿圭罗的书作注释；而且尽管几年之后，他更好地掌握了资料来撰写他的《秘鲁文学》总论，但既没有给他的朋友和同行——《秘鲁历史》的作者——所引用的资料增加多少，也没有采取新的方针，更没有取材于不可缺少的人民的源泉。 [5]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文学的理论和历史》（FrancescodeSanctis，“TeoriaeStoriadellaLitteratura”），第一卷，第186页。既然我已引证了克罗齐的《美学新论》，我也不能不指出：克罗齐在指责阿道夫·巴尔德斯的文学史的过分民族主义的偏见，和里卡多·毛里希奥·梅耶尔的文学史的过分现代主义的偏见时，认为：“诗人和其他艺术家是民族觉悟、种族、家族、阶级或任何类似事物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克罗齐对十九世纪文学史编纂中出乎常规的民族主义（但是，象乔治·勃兰戴斯这位地道欧洲人的杰出典范等的作品就避免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对，如同所有的反对行动一样，是极端的、言过其实的；但在克罗齐机警、高尚的宇宙主义看来，这种反对是符合抵制过分模仿德国帝国的模式的需要的。 [6]参看《阿毛塔》第12、14期中，加夫列尔·科利亚索斯和何塞·加夫列尔·科西奥关于伊诺森西奥·马马尼的克丘亚喜剧的消息和评论。加马列尔·丘拉塔这位有影响的先辈对这出喜剧的酝酿过程大概不无关系。 [7]德桑克蒂斯，同前引书，第186—187页。 [8]何塞·加尔维斯：《真正的民族文学的可能性》（JoseGalvez，“Posibilidaddeunagenuinaliteraturanacional”）第7页。 [9]德桑克蒂斯在他的《文学的理论和历史》（第205页）中说：“在艺术上如同在科学上一样，人是从主观出发的，因此抒情诗是诗歌的最早形式。但后来从主观转到客观，于是就有了叙事文，在叙事文中，主观激动是偶然的和次要的。抒情诗的领域是虚构的，而叙事文的领域是真实的，因为在抒情诗中，印象是目的，行动是诱因；而在叙事文中，情况相反；抒情诗不发展成散文，而是自我毁灭；叙事文则转化成散文，这是它的自然趋势。” [10]德桑克蒂斯写道：“那是战斗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人类从一种思想上升到另一种思想，如果幻想不驰骋起来，智力就不能取胜，因为当一种思想已经胜利，并且发展到和平地付诸实行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史诗而只有历史了。因此，可以给史诗下这样的定义：史诗是人类在从一种思想转到另一种思想过程中的理想的历史。”（同前引书，第207页）。 [11]何塞·德拉里瓦·阿圭罗：《独立时期秘鲁文学的特点》，利马1905年。 [12]同上。 [13]见《弓箭手》（“Sagitario”）第3期(1926年）及《争取拉丁美洲的解放》（布宜诺斯艾利斯，1927年），第139页。 [14]同前引书，第139页。 [15]在写给《阿毛塔》第四期的一封信中，阿亚受自己一时热情的冲动，无疑是夸大了这一要求。 [16]费德里科·莫雷：《关于秘鲁文学的一篇论文》（FedericoMore，“DeunensayosobrelasliteraturasdelPeru”），载于哈瓦那《海军日报》（1924年）和特鲁希略城的《北方》杂志（1924年）。 [17]见本书《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一文。 [18]《我们的时代》（1918年7月创刊）只出了两期，很快就销售一空。在这两期中，大致描绘出一种受阿拉基斯坦主办的杂志《西班牙》的强烈影响的倾向。这份杂志一年后又在《理性报》上再现，这是一份昙花一现的报纸，它的最为人们牢记的宣传运动是大学改革运动。 [19]冈萨雷斯·普拉达，《自由的篇章》。 [20]冈萨雷斯·普拉达，同前引书。 [21]冈萨雷斯·普拉达，同前引书。 [22]冈萨雷斯·普拉达，同前引书。 [23]冈萨雷斯·普拉达，同前引书。 [24]M·伊维里科·罗德里格斯：《崭新的时代》“ElNuevoAbsoluto”，第45页。 [25]同上，第43、44页。 [26]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寻求我们的表现形式的六篇论文》（PedroHenriquezUrena，“SeisEnsayosenbuseadenuestraexpresion”），第45—47页。 [27]加尔维斯，同前引书，第33、34页。 [28]同上，第90页。 [29]巴尔德洛马尔的幽默，是在印欧混血人或喧闹的噪声中诙谐地形成的。一天下午，巴尔德洛马尔在“音乐宫”咖啡馆对我说：“马里亚特吉，这里给身子又轻又瘦的蜻蜓起的外号叫吮吸针管。”我当时象他一样精神颓废，就鼓动他要求恢复蜻蜓那高尚而受到损害的特权。巴尔德洛马尔向堂倌要来几张四开纸。他在充满甜言蜜语的喧杂声的咖啡馆的一张桌子上，写出他的一篇《最高级对话》。他的幽默就是这样：无邪、天真、抒情。那是一个精细、美好的心灵对一种单调的外省气氛的腐俗和喧闹的反抗。他讨厌“肥胖和醉酒的人”、四个先令的别针、假袖口和有带的鞋。 [30]见利马大学《图书通报》（《BoletinBibliografico》）第15期（1915年12月），该大学图书馆馆长佩德罗·S·苏伦对埃古林一部诗选所作的评注。他是最早肯定和赞赏这位“象征派”诗人的天才的人之一。 [31]埃古林的诗句中不乏意大利语的词汇。对于意大利语词汇的爱好——这并没有使他拉丁化，来自于诗人对意大利诗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他大量阅读他长期居住该国的哥哥豪尔赫所写的东西而形成的。 [32]埃古林的大部分作品是浪漫主义的，这不仅表现在《象征》这部诗集中，而且表现在他最后的两部诗集《影子》和《伦迪内拉斯》中。 [33]引自安特诺尔·奥雷戈《全景》（AntenorOrrego，“Panoramas”）一书中关于塞萨尔·巴列霍的论文。 [34]奥雷戈，同上引书。 [35]豪尔赫·巴萨德雷认为，巴列霍在《特里尔塞》中运用了一种新技巧，但它的主题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但正如我在谈到伊达尔戈时所指出的，最纯净的“新诗歌”，当它把主观心理表达到极点时，也还是浪漫主义的。诚然，在写《特里尔塞》以前，巴列霍身上有许多陈旧的浪漫主义、颓废主义，但他的诗歌的优点应从它克服和越过这些残余的程度来评价。此外，对于浪漫主义一词应事先有所理解。 [36]关于本国主义的论文，载《南方的十字》（蒙得维的亚）。 [37]《关于印加生活》（“DelaVidaInkaica”），路易斯·E·巴尔卡塞尔著，利马，1925年。 [38]洛佩斯·阿尔武哈尔那本书中的一条注释与巴尔卡塞尔那本书中的一条注释是一致的，这条注释向我们谈到了印第安人的思乡情绪。巴尔卡塞尔认为，印第安人的忧郁心情只不过是一种思乡情绪。是被政府的战争与和平行动赶出农村和家园的人的思乡情绪。在《极端措施》（“UshanamJampi”）中，这种思乡情绪把主人公毁了。孔塞·麦列被丘潘的老人法庭判处了流放。但是，回家的欲望比保住自己性命的本能更加强烈。明知村中等待他的大概只有一死，但这种欲望还是推动他偷偷地回到自己的草房。这种思乡情绪向我们说明，太阳国的人民的精神就是从事农业和过着定居生活的人民的思乡情绪。克丘亚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喜欢冒险，也不喜欢流浪。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想象的，过去和现在都不具有多大的冒险性，也不是那么变幻无常。也许正因为如此，印第安人把自己的抽象概念在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加以具体化。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家神，即地方守护神，管理着他们的生活。印第安人不可能只信仰一种神。四百年来，土著人思乡情绪的原因有增无已。印第安人经常离乡背井。而且由于他们在四百年间没有学会游牧生活——因为四百年只是短暂的一瞬，所以他们的思乡情绪带有印第安人的笛子哀鸣时那种绝望的色调。洛佩斯·阿尔武哈尔以敏锐的眼光窥见了印第安人那深邃、沉默的心灵。而且他在他那篇关于古柯的题外话中写道：“印第安人是叔本华主义者，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叔本华与印第安人有一个共同点，所不同的是这位哲学家的悲观主义是理论和自负，而印第安人的悲观主义是实践和自卑，如果说前者认为生活是祸害，那么后者则认为生活既不是祸害也不是幸福，而是一个悲惨的现实，而且十分善于如实地对待它。”乌纳穆诺认为这种见解是正确的。他也认为印第安人的怀疑主义是实践和自卑。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能够觉察到哲学家和文学家也许会轻视的其他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怀疑主义难道不是亚洲人心理的特征吗？中国人与印第安人一样，是唯物论者和怀疑论者。而且在中国与在塔万廷苏约帝国一样，宗教是一部实际的道德法典，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39]《安第斯山短篇小说集》序言的作者埃塞基耶尔·艾隆先生，对土著人的民众司法作了这样的说明：“从最遥远的古代保留下来的基本法——习惯法，制定了两种旨在使罪犯重新加入社会的代用刑罚，和两种用以惩罚杀人罪和盗窃罪的真正刑罚，因为这是具有严重社会后果的罪行。“Yachishum”或“Yachachishum”只限于教训罪犯，使他懂得犯罪的害处和相互尊重的好处。如果“Yachishum”没有产生制约效果，便实行“Alliyachishum”，其目的是使罪犯与受害者或其家属言归于好，避免发生个人报复行动。实行了这两种代用刑罚后（它们与现代积极派刑法学家为达到同样目的所主张采用的方法是一致的），再实行称之为“Jitarishum”的放逐或流放的刑罚，其意图是永远流放。这就是根除病因，因为它构成了对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威胁。最后，如果被教训者、被调解者或被逐者在管辖区内重新盗窃或杀人，就对他处以极刑，不予宽恕，名曰“UshanamJampi”，即极端措施。这几乎总是杖毙、分尸，把它抛入河底、崖底，或者喂狗喂猛禽。诉讼法用口头方式公开实施，只开一次庭，包括起诉、辩护、对证、判决、执行。” [40]威尔弗雷多·帕雷托：《论普通社会学》（VilfredoPareto，“TrattatodiSociologiaGenerale”），第3卷，第265页。 [41]伊尔德勃兰多·卡斯特罗·波索对“土著人村社”的研究，就此提供了格外有意义的资料，我在另一文中已经引述过。这些资料与巴尔卡塞尔在《安第斯山的风暴》中的论断的要点完全一致。这些论断虽然尚未被客观的研究证实，但可以想象，这些论断非常乐观、非常有说服力。此外，任何人都可以证实土著人生活的和谐、方式和特点。而且从社会学观点来说，那么索雷尔称之为“劳动的精神因素”的人在村社中的依然存在，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42]《金船诗集》，“北方”出版社，特鲁希略，1923年。 [43]此外，我承认，本文没有提到几位较有名望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还可认为多少是可以发展或继承的。我要重复一遍，我的论文还没有写完。
三普法尔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三普法尔茨 我们从卡尔斯卢厄出发到普法尔茨去，首先到了本来是德斯特尔先生和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斯拜尔。但在那时，他们已经迁到了凯则尔斯劳顿，政府认为这个地方是“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因而使那里成为最终的政府所在地。到了斯拜尔，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却见到了维利希和他的志愿兵。他和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使得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4000多人的警备队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切断了他们的供应，并千方百计地使得他们坐卧不安。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他带领80名左右的步枪手攻打了盖尔曼尔斯海姆警备队的两个连，一枪没放就把他们赶回了要塞。第二天早晨，我们和维利希一齐出发到了凯则尔斯劳顿，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德斯特尔、临时政府和整个德国民主派的精华。在这里，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正式参加对于我们党是完全陌生的这个运动。因此，过了几天，我们就回到了宾根；在路上我们和几个朋友因为有参加起义的嫌疑而被黑森的士兵逮捕；我们被押解到达姆斯塔德，而后被送往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终于被释放。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便离开了宾根，马克思受了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89]的委托前往将要发生决定性事件的巴黎；他应当代表德国的革命政党去会见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90]。而我则返回凯则尔斯劳顿，想留在那里最初作一个普通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和爆发了战争的话，或许在这个运动中占居“新莱茵报”唯一能占居的地位——士兵的地位。 谁只要到普法尔茨去一次，他就会明白，在这个富产葡萄酒的美好地方，运动应该是十分令人欢喜的。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笨拙迂腐的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旧官僚，指派了一些快活的喜爱普法尔茨葡萄酒的人来代替他们。人们终于从严厉的巴伐利亚警察制度的刁难中解脱出来。这种刁难行动曾经被那在其他方面极其庸俗的“飞行传单”[91]杂志非常有趣地嘲笑过，这种刁难行动比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更厉害地折磨了爱好自由的普法尔茨居民。恢复小饭馆的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了一个大饭馆，在这6个星期当中“为了普法尔茨的人民”而饮的酒，数量简直难以计算。虽然在普法尔茨积极参加运动的人远不如巴登那样广泛，虽然在这里还有许多反动的地区，但是，全体居民在普遍地嗜好葡萄酒这点上来说是一致的，就连情绪最反动的小市民或农民也都迷恋于这种共同的乐趣。 要了解几个星期以后普鲁士军队会给这些喜气洋洋的普法尔茨居民带来多么不愉快的失望，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远见。而在普法尔茨，不沉湎于十分安宁的气氛的人，却是屈指可数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相信普鲁士人可能到来，但是大家都深信，即使他们来了，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打回去。的确，这里并没有那种由信念坚定所生产的忧郁（由于有这样的忧郁，在巴登人民自卫团的每个军官的前额上都写上了“严肃认真，人所固有”这样一句箴言，但是这并不能防止我下面就要谈到的那些十分惊人的事件的发生），在这里也没有象巴登的小市民性质的运动所赋予大多数参加者的那种庄严的美德。在普法尔茨，人们只是偶尔“严肃”过。在这里，“热情”与“严肃”只不过是为了装饰一下共同的欢乐。但是，尽管如此，这里人是十分“严肃”和“热情”地认为，自己在世界上一切力量面前，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面前，都是不可能战胜的；即使在静静沉思之余，产生了轻微的怀疑，也会被下面这种不可辩驳的论据所消除：“情况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说出来。”然而，运动愈益开展，纠集在萨尔布鲁根和克罗茨纳赫之间的普鲁士步兵营的数量愈益显著地增多，自然，这种怀疑也就会愈益经常出现，同时恰恰在怀疑和胆怯的人中间关于“为自己自由所鼓舞的人民”（人们是这样称呼普法尔茨人）战无不胜的这种吹嘘，也就愈益厉害。这种吹嘘很快就发展成了一整套麻醉人的东西，因而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削弱了加强防御的任何行动，使每个反对它的人都有被当作反动分子加以逮捕的危险。 这种无忧无虑、这种关于“热情”及其万能的吹嘘，再加上“起义”所拥有的微不足道的物质资源和起义赖以发生的狭小地区，都构成了普法尔茨运动的滑稽可笑的一面，并且给少数由于远见和独立地位而能够自由判断的人提供了不少笑料。 外表上看来，普法尔茨的运动是快乐的、无忧的和从容的。在巴登，每个初出茅庐的常备队或人民自卫团的少尉，都束紧身上的笨重军服，炫耀自己的银质肩章（后来在战斗的那天又立即藏在口袋里），而普法尔茨人的行动却理智得多。人们刚一感觉到6月初旬的灼热，便脱下了所有的呢制大礼服、背心和领带，而换上了便服。随着旧官僚制度的推翻，人们好象也从一切陈旧的令人忧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穿衣也随随便便，唯一考虑的就是要方便和适应季节，随着衣着差别的消失，在日常交往上的任何其他差别也马上消失了。由于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聚集在同样的公共场所，也就使得任何社会主义的空想家都可能从这种无拘束的交往中看到普遍友爱的曙光。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特点也是这样。临时政府中几乎都是些好心肠的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在忽然之间不得不代表以巴考士［注：巴考士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快乐之神。——编者注］为标志的自己家乡中的临时政府。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否认，这些有胆量的执政者比起在“信仰坚定”的布伦坦诺领导下的巴登邻居，举止好得多，事情作得比较多。他们至少是有着善良的意志，他们虽然酷嗜葡萄酒，但是与卡尔斯卢厄的那些庸俗而严肃的先生们比较起来，理智上却清醒得多，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因为别人嘲笑他们用安静的方法搞革命，嘲笑他们采取无力的不完整的措施而感到委屈。 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一旦得不到巴登政府的支持，便一事无成。它对于巴登，完全尽了自己的义务。它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了使节，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让步，其目的无非是争取达成协议；结果这一切都徒劳无益：布伦坦诺先生都坚决地拒绝了。 当巴登政府得到了一切现成的东西的时候，普法尔茨政府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它没有经费，没有武器，而在自己的领土上却有许多反动的地区和两个敌人的要塞。法国立即禁止武器运入巴登和普法尔茨，普鲁士和黑森扣留了运到那里去的所有武器。普法尔茨政府立刻派遣了代表到法国和比利时去购买和运送武器，武器买到了，但没运来。可以指责政府的是，它行动不够果断，特别是在国境线上麕集着走私贩的时候，它不去组织秘密的运送；可是大部分的责任应由它的代表来负，因为这些人非常疏忽大意，有时就只满足于一些空洞的诺言，而不设法运送法国武器，哪怕运到萨尔布鲁根和劳特尔堡也好。 至于经费问题，那末，在小小的普法尔茨，纸币所能带来的益处是很小的。政府既然处在财政困难之中，那它至少也要大胆地采取一种按累进率规定的强制公债，虽然累进率不大。 唯一可以指责普法尔茨政府的地方就在于，它由于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而过分地沾染了普遍的无忧无虑和由此而来的关于本身安全的种种幻想的毛病；因此，它不但不毅然决然地投资于国防建设（诚然投资有限），反倒期望山岳党在巴黎取得胜利，匈牙利人占领维也纳，甚至出现某种能够挽救普法尔茨的真正奇迹，如普鲁士军队中发生起义等等。因此，才不大关心往这个地方运送武器的问题，而不知道，在这里就连1000支能用的火枪也是有着巨大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在普鲁士人到来的那天，终于才把第一批即最后一批40支步枪从国外即从瑞士运来；因此，轻率地挑选了民政委员和军政委员，使得他们里面大都是最无能的糊涂虫和空想家；因此，留用了数量很多的旧官僚和所有的法官；最后，因此，就看不起一切的、甚至容易作到的办法，其实利用这些办法，就有可能包围以至于占领兰都，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是一个秘密总书记，或者如布伦坦诺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凯则尔斯劳顿温和派政府周围的红色奸党”。不过，属于这个“红色奸党”的还有其他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逃亡到此地来的德勒斯顿起义的参加者。在德斯特尔的身上，普法尔茨的执政者们获得了他们所不大懂得的行政问题的知识以及革命的智慧，这种革命智慧总是限于完成最直接的、无疑地可以实现的任务，从而它在贯彻具体的措施时从来也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这种革命的智慧就更加令他钦佩。德斯特尔就凭这一点而博得了很大的威信和政府的绝对信任。虽然，有时候德斯特尔对待运动也很认真，例如，他也想通过实行自己的、在当时是完全不适宜的市镇施政条例带来颇大的益处，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他推动了临时政府来执行他那多少比较果断的一切措施，特别是在一些个别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他总是能够拿出现成的适当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在莱茵普鲁士反动的和革命的阶级一开始就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说在巴登最初向往运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随着危险的逼近而对他们所发动起来的运动逐渐转变自己的态度，起先是冷淡，以后则是敌视，那末，在普法尔茨，对运动表示反对的与其说是居民中的个别阶级，不如说是只照顾本地利益的个别地区，不过有的从一开始就反对，有的逐渐才反对的。在斯拜尔，市民阶级总之一开始就是反动的，在凯则尔斯劳顿、纽施塔特、茨魏布吕肯等地，它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反动起来的，但反动派的主要力量则是盘踞于分散在全普法尔茨境内的各个农业地区里。要消除斗争的各方的不明确的立场，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进攻用来进行抵押贷款和抵押高利贷的活动的私人财产，使它对于债台高筑和受高利贷者百般盘剥的农民有些好处。但是，这个唯一能使全体农民立刻愿意参加起义的办法，是以领土比普法尔茨宽广得多而且城市中社会关系比普法尔茨发达得多作为前提。这个办法只有在起义的初期，在起义推向摩塞尔河和埃斐尔的同时才有可能实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农业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而且在这里，这种关系又与莱茵省各城市中工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但是，在普法尔茨也象在巴登一样，并没有设法向外推广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能用来和反动地区做斗争的办法就很少了，只有派遣几支不大的武装队伍到叛乱的地方去讨伐，逮捕，特别是逮捕领导反抗的天主教牧师等等，任命得力的民政委员和军事委员，最后就是宣传。这些大部分带有滑稽可笑的性质的讨伐，只有短时期的效果；宣传不起任何作用；而那些摆架子没本领的委员们，做起事来大都是错误百出，或者只知道喝大量的普法尔茨葡萄酒，并且在这样情况下不免要粗卤地吹嘘一番。 在中央行政机关的宣传员、委员和官员中，民主主义者占居极为显要的地位，他们来到普法尔茨的人数比来到巴登的还要多。来到这里的不仅有从德勒斯顿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中逃出来的参加者，而且还有许多想在这里为祖国服务的其他的多少比较热情的“人民活动家”。普法尔茨政府不同于卡尔斯卢厄政府，它正确地感觉到，一些本地的“天才人物”就连领导这样的运动的任务也是担负不了的，因而愉快地接待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在普法尔茨停不上两个钟头，便会接到成打的建议，让你去担任各种各样的、总之是很光荣的职务。民主主义者先生们由于看到普法尔茨－巴登运动并不是地方性的运动（虽然这个运动越来越具有局部的和无足轻重的性质），而是全德民主派光荣起义的光荣曙光，总之，由于他们看到自己的或多或少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左右了运动，因而也就热烈地响应了这样的建议。但是，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同时又认为，他们所要的职位只能是使他们的要求（自然多半是贪得无厌的要求）在全德运动中丝毫不被忽视的那种职位。在刚开始的时候，事情还好办。凡是愿意效劳的人，都会马上取得办公厅主任、政府委员、少校或中校的职位。但是谋取职位的人逐渐增多了，而职位则越来越少了，于是便形成无谓地追逐职位的庸俗风气，这在旁观者看来是一个滑稽的场面。“新莱茵报”总是十分惊异地指出，德国民主主义者身上有一种古怪的事务主义与观点混乱、令人讨厌和庸碌无能等的混合物，而这种讨人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丝毫不差地重新出现在普法尔茨的官员和宣传员的身上，关于这一点，大概是无需特别来赘述的。 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许多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职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唯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92]撰写几篇宣传性的论文。我知道，这样也是毫无作用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证明我的善意。当然，由于我在用语上不十分客气，第二篇文章就遭到了反对，被认为是过于“刺激人的”论文；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在来到普法尔茨的民主主义者当中，最优秀的是那些不久前曾在自己的家乡参加过战斗的人们：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为数不多的萨克森人大都在各个中央办公厅工作，他们工作努力，行政管理知识非常丰富，头脑冷静而清醒，没有任何奢望和幻想。莱茵省人，大都是工人，多数参加了军队；最初搞机关工作的人，后来也拿起了武器。 设在凯则尔斯劳顿的水果蔬菜商场[93]大厦里面的中央机关办公厅里充满了一种非常快活的气氛。在普遍laisseraller〔松懈〕的情形下，在完全不积极参加运动的情形下，在工作人员空前多的情形下，工作一般说来是不多的。人们几乎不得不只做一些日常的行政工作，可是，就连这些工作也作得tantbienquemal〔马马虎虎〕。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通知，如果没有一个爱国的市民提出有关救国的深思熟虑的建议，如果没有一个农民前来诉苦或是没有一个乡镇派代表团来，那末，在绝大多数的办公室里是无事可做的。人们都打哈欠，闲聊天，讲笑话，说一些不三不四的俏皮话，或者制定一些战略计划，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那一间屋，尽量设法消磨时间。谈话的主题自然是众说纷纭的当前政治事件。对于情报的收集毫不注意。旧的邮政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留任原职，这样的人当然是很不可靠的。除他们以外，还设置了“战地信箱”，由投到起义者方面来的普法尔茨轻骑兵[94]来管理。边区的警备司令和委员们毫不关心边界那边的动静。政府收到的报纸只有“法兰克福报”[95]和“卡尔斯卢厄日报”，而我直到现在还很愉快地经常想起一件令我惊讶的事情，那就是在一个娱乐场所里的一份几天以前的“科伦日报”[96]上，我看到了关于27个普鲁士步兵营、9个炮兵连和9个骑兵团集结的消息，以及它们在萨尔布鲁根和克罗茨纳赫之间如何配置的详细情况。 最后，我要谈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军事组织的问题。巴伐利亚军队中约有3千名普法尔茨人带着全部家私投到起义者方面来了。同时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志愿兵参加了军队，其中有的是普法尔茨人，有的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此外，临时政府发布了动员第一批军役年龄的人，首先是所有18岁到30岁的未婚男子入伍的命令。但是这种动员不过是纸上谈兵，这一方面是由于军事委员们无能和草率，另一方面是由于武器不足，再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本身漠不关心。在普法尔茨，组织防御的主要障碍是缺少武器，因而必须用一切办法来获得武器。如果不可能从国外得到武器，那就必须收集普法尔茨所有的一切火枪、步枪以及猎枪，发给积极的战士。事实上，不仅有大量的武器是在私人的手里，而且，还有不下于1500—2000支的步枪（还不算马枪）掌握在市民自卫团各个支队的手里。至少可以要求私人交出武器，也可以要求那些不是第一批应征和不想去当志愿兵的市民自卫团的士兵交出武器。但是这类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做。经过长久的坚持，最后才作出了这样的有关市民自卫团的武器的决定，但是决定并没有实行；由300多个小市民组成的凯则尔斯劳顿的市民自卫团作为警备队，全都穿着军装拿着武器，每天都在水果蔬菜商场的前面进行操练，而普鲁士人在进城以后，还是称心如意地将这些先生们解除了武装。到处的情形都是这样。 在官方的报纸上曾经号召林业部门的职员和森林看守人到凯则尔斯劳顿来成立一支步枪队；但他们也不想来。 在全普法尔茨已经下过命令，或者至少发出过号召，要制造大镰刀；有一些镰刀的确是造出来了。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的莱茵－黑森部队中，我曾经看到装运了几桶镰刀刀身，准备送往凯则尔斯劳顿。这两个据点之间大约有乘行7—8小时的路程；4天后政府不得不把凯则尔斯劳顿放弃给普鲁士人，而大镰刀却还没有运到。如果把这些大镰刀分发给未动员的、所谓第二批征集的市民自卫团，来补偿必须让它们交出来的枪支，那末事情就会好了；然而，并没有这样办，懒惰成性的小市民们却仍旧留下了自己的手枪，而年轻的新兵则不得不以大镰刀来进攻配备有大炮和针发枪的普鲁士人。 枪支普遍地感到缺乏。可是，检阅用的马刀不知为什么反倒多得惊人。谁领不到枪支，谁就忙挂上一把叮当作响的战刀，好象只是这样就可以使他成了一个军官。正是在凯则尔斯劳顿，这样自封的军官数不胜数，他们这种可怕武器的响声在大街上日夜不绝于耳。特别是大学生们，他们运用这种新的方法来威吓敌人，并且要求建立一支完全由步行骑兵组成的学院军，以便获得拯救祖国的特殊荣誉。 此外，还有半连归附起义者的轻骑兵，但是由于他们照管战地邮箱等等，已经四处分散，因而不可能组成一个单独的战斗队伍。“陆军中校”安内克所指挥的炮队中，有几门3磅炮和一定数量的小臼炮，但我记得没有看见3磅炮的驾车。在凯则尔斯劳顿的水果蔬菜商场前面放着收集在一起的再好也没有的装置臼炮的旧铁炮身。可是，其中大部分却搁置不用。有两个最大的炮身放在巨大的特制的炮架上运走了。巴登政府最后卖给普法尔茨配备一个炮兵连所用6磅炮（都是经过多次使用而磨损了的）和数量不多的弹药，但是架车、炮手和必需的弹药却不够用。弹药可以尽力制造，架车可以通过组织农民和征用骡马而tantbienquemal〔马马虎虎〕地得到保证；至于炮手，那末找了几名巴伐利亚的老炮兵，他们用巴伐利亚军队采用的笨拙而复杂的操练方法来训练别人。 军事领导权落在非常无能的人的手里。在临时政府中领导军政部的赖哈德先生，是一个工作勤恳的人，但不够刚毅果敢，没有专门知识。普法尔茨战斗部队的第一任总指挥官是冒险分子芬奈尔·冯·芬奈堡，他由于行为暧昧很快就被撤职了；波兰军官拉吉耶暂时担任了他的职务。最后听说，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的总指挥将由梅洛斯拉夫斯基来担任，而普法尔茨军队的指挥则将让施奈德“将军”（也是波兰人）来担任。 施奈德将军来到了。他是个矮胖子，与其说他象“请去打仗的麦尼劳斯［注：麦尼劳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斯巴达国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英雄，美人海伦的丈夫。——译者注］”[97]，不如说他象一个已经不算年轻的享乐人。施奈德将军威风十足地担任了指挥官，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并且马上给军队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这些命令大部分所涉及的问题是军服（要便服式的）和军官的不同符号（三色袖带或者是绶带），以及让服役期满的骑兵和步枪手自愿参军的号召（这种无益的号召已经有过10次之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施奈德自己首先以身作则，马上购置了一件缀有三色丝带的骠骑兵短外衣，以便引起军队的尊敬。在他的命令中确实有重要实际意义的东西，只不过是重复早已发布过的命令或者少数干练军官早就提出过，但一直没有实现的建议，这些命令和建议只有现在凭着指挥军队的将军的威望才有可能执行。在其他方面，施奈德“将军”是依靠上帝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是大享口福的人物，——象他这样毫无能耐的人唯一能够作出的高明事情，也只能是这些。 在凯则尔斯劳顿的其他军官里面，唯一能干的人是泰霍夫，他就是充当普鲁士军上尉时曾和纳茨梅尔一起袭击了柏林军械库[98]的那个人，他当时把兵器库交给了人民，在他被判决在要塞监禁15年的时候，从马格德堡逃走了。泰霍夫作为普法尔茨参谋总长，处处都显示出是个能干的、慎重的和镇静的人，也许镇静得有些过分，因此难以相信他能够具有那种在战场上往往有决定意义的当机立断的精神。“陆军中校”安内克在组织炮兵的工作上是一个无能而又疲沓的人，虽然他领导弹药制造厂是称职的。在乌布施塔特郊区，他作为统率没有赢得月桂冠，在拉施塔特，梅洛斯拉夫斯基委任他管理封锁时期的物资供应，但在城市还没有被包围以前，他便丢下马匹，令人奇怪地逃到莱茵河对岸去了。 在个别地区里，军官们的情况也不好。某些波兰人有的是在施奈德以前来的，有的是同他一起来的。但是，由于波兰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代表们已经都在匈牙利，不难想象，这些波兰军官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他们大部分人都急于弄到相当数量的乘用马匹，发布几道命令，至于命令执行与否，并不特别关心。他们态度十分傲慢，认为他们可以象对待受压制的波兰农奴那样来对待普法尔茨的农民，他们既不了解地理、语言，也不懂得指挥，所以，他们作为军事委员，即作为各个营的组织者，事情做的很少，或者说几乎根本没有做。在运动的进程中，他们不久就都跑到施奈德的指挥部来了，而以后当施奈德遭到自己士兵的攻击和毒打的时候，他们很快又溜走了。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来得太晚了，因而来不及充当组织者来给予什么支援了。 在德国军官里面，能干的人也很少。莱茵－黑森的队伍中本来有一些有军事才能的人，但是这支队伍却是由一个根本不称职的霍伊斯纳来指挥，却是处在齐茨和班贝尔格尔（这两位英雄后来在卡尔斯卢厄英勇地逃跑了）的更为不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影响之下。在普法尔茨山区，有一个从前的普鲁士军官席梅尔普芬尼希组织了一支队伍。 只有两名军官还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他们的积极的战斗活动就已经很出色了，这就是维利希和布伦克尔。 维利希率领一支不大的志愿军，担负着先监视而后包围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任务。逐渐集合在他的指挥之下的部队有：一连大学生、一连在伯桑松同他住在一起的工人、三连人数不多的来自兰都、纽施塔特和凯则尔斯劳顿的体操家、两连出生于附近地区的市民自卫团以及一连多半是逃到这里来的以前参加卜留姆和爱北斐特起义的配备着大镰刀的莱茵普鲁士人。他们最后一共有700人到800人；但是不管怎样，这是全普法尔茨最可靠的士兵；下级军官大都是服过军役的人，其中有的人已经习惯于在阿尔及利亚打游击战。维利希率领这支不大的战斗力量驻扎在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在乡村中组织了市民自卫团，用它来守护道路和放哨，他们击退了两个要塞的袭击，尽管敌人，特别是盖尔曼尔斯海姆警备队的力量占优势。维利希封锁兰都非常成功，他几乎截断了一切供应，割断了输水管路，堵住了克渭希河，因而使得要塞的所有地窖都被淹没，并且缺少饮水；每天晚上他都派遣自己的侦察兵去骚扰警备队，侦察兵不仅清除了弃置在外面的工事，把那里捡到的哨房用的火炉以每个5盾的价格全部卖光，而且他们还深入到要塞的堑壕，常常迫使警备队用24磅炮向一名上等兵和二名兵士开火，炮火很猛烈，但却伤不到人。这段时期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历史上大概是最光辉的一页了。假若他当时拥有哪怕几门榴弹炮，甚至几门野战炮，那末只要相信每天派到兰都去的、进出于兰都的侦察员的情报，那末，这个警备队士气不振、实力不强和人心思变的要塞，在几天之内就可占领。甚至不要大炮，再继续封锁一个礼拜，也就会使它投降。在凯则尔斯劳顿有两门很好的7磅榴弹炮，足以能在晚间焚烧几间兰都的房子。如果把这些炮安置在适当的地方，就可能发生罕有的事件：使用几门野炮就可以占领兰都这样的要塞。我每天都劝说凯则尔斯劳顿的参谋总部，必须至少这样来尝试一下。结果，白费唇舌。有一门榴弹炮留在了凯则尔斯劳顿，另一门运到了洪堡，在这里差一点没落入普鲁士人之手。这两门炮一弹未发便放置在莱茵河对岸了。 然而，“陆军上校”布伦克尔比维利希更为出色。布伦克尔“上校”以前是个葡萄酒推销员，曾以希腊之友的身分到过希腊，以后又在伏尔姆斯做过葡萄酒的买卖，毫无疑问，他在这整个极为光荣的运动里面，也是一位最出众的军事人材。他总是自持矫健地骑着马，身边带着无数的参谋人员，他身材高大，身体健壮，有一副傲慢的相貌和与黑克尔一样的壮观的胡须，有天生的洪钟般的声音以及一切使南德“人民活动家”胜人一等的其他品质，不过大家知道，这些品质中是根本不包括智慧的。布伦克尔“上校”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拿破仑看到他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他有资格在本文开头我们引用的那段副歌里被提到。布伦克尔“上校”觉得即使不要“黑克尔、司徒卢威、齐茨和勃鲁姆”的援助自己也有力量赶走德国的所有君主，他于是马上就干起来了。他想要不以一个士兵身分，而以一个葡萄酒推销员身分来进行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决定夺取兰都。那时维利希还没有来。布伦克尔集结了在普法尔茨所拥有的全部队伍：常备队和人民自卫团，有组织的部队和游散的部队，骑兵和炮兵，直向兰都挺进。在要塞的前面，设置了军事委员会，组织了进攻纵队，确定了炮台的位置。但是，炮兵是由几门从1/2到13/8磅的轻臼炮组成的，载运大炮的工具是同时用来运输弹药的干草运输车。但配备给这批各式各样轻臼炮的全部弹药只不过是一枚24磅重的炮弹而已；至于火药，则根本谈不到。当这一切都商量妥当的时候，他们便视死如归地前进了。他们一直到了要塞的斜堤，未遭到丝毫的抵抗；他们又继续前进，到达了要塞门口。走在前面的是兰都来的起义士兵。在城墙上出现了几名士兵，作为军使。有人向他们喊话，叫他们打开城门。极为和善的交谈开始了，一切好象极为顺利，不料城墙上突然炮声轰鸣，霰弹从进攻者的头上飞驰而过，霎时间全部英勇的军队及其普法尔茨的欧根[99]亲王都狠狠地奔逃了。大家都跑呀，跑呀，跑得象风驰电掣，连从城墙上不久以后发射的几枚炮弹也不能掠过逃跑者头上，而只能飞过他们遗弃的枪支、弹带和背囊。布伦克尔“上校”先生由兰都跑了几个钟头以后，终于停了下来，他重新集合了自己的军队，带领他们回营去了，——虽未得到要塞的钥匙，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他那骄傲的姿态。只用3门轻臼炮和一枚24磅的炮弹就能夺取兰都的这个罕见功绩，就是这样完成的。 霰弹是由于几名巴伐利亚的军官看到自己的士兵准备打开要塞的大门而匆忙发射的。士兵们自己改变了瞄准方向，因而没有伤人。而当兰都的警备队看到这种碰运气的射击所产生的作用时，当然关于投降的事情也就不再提起了。 然而，英雄布伦克尔并不是一个甘心这种失败而不想报复的人。现在他决定夺取伏尔姆斯。他从他指挥过一个营的福兰肯塔尔出发挺进。驻守在伏尔姆斯的几名黑森的士兵四散奔逃，于是英雄布伦克尔便随着鼓声进入了自己的故城。在设早宴以隆重庆祝伏尔姆斯解放之后，又举行了一次首要的庆祝会，即让20名因病留在城里的黑森士兵宣誓忠于帝国宪法。然而，就在获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当天夜里，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已把大炮布置在莱茵河右岸，第二天清早就很不客气地以隆隆的炮声惊醒了这位胜利的征服者。毫无疑问，帝国军队是用真正的炮弹和榴弹从对岸射击的！英雄布伦克尔一句话也没说就集合了自己的勇士，悄悄地退出伏尔姆斯，回到了福兰肯塔尔。至于他以后的英勇功绩，将会有诗神在适宜的地方加以歌颂。 当在各地区里，不同性格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消磨时间，士兵们和人民自卫团的战士们不去操练，反而在小饭馆里引吭高歌的时候，在凯则尔斯劳顿，军官先生们却忙着考虑一些极为深远的战略计划。问题的中心就是依靠几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战斗力量来对付拥有3万名以上士兵和60门大炮的这样一支确实存在的军队，是否可能保持住象普法尔茨这样一个几面无掩蔽的小小省份。正因为所有的方案在这里都同样是无益的和荒唐的，正因为在这里不存在制定任何战略计划的一切条件，所以这些深谋远虑的军事家们，这些普法尔茨军队的杰出人物们，才决定要想出一个战略上的奇迹，来断绝普鲁士人到普法尔茨来的通路。每个初出茅庐的尉官、每个腰佩马刀的学院军的莽汉（学院军终于在施奈德先生的支持下组织起来了，而且其中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尉官军衔）、每个事务人员都在对着普法尔茨的地图皱眉苦思，希望能发现一个战略上的万灵妙丹。不难想象，这会导致怎样滑稽可笑的后果。匈牙利的战争方法特别受到了赏识。从施奈德“将军”一直到最后一个还未得到公认的陆军中的拿破仑的口中，时刻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放弃一部分领土，撤退到这边或那边，山上或山谷。”在所有的小饭馆里都在高谈“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每个伍长、每个士兵、每个街上的小孩也都说“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而临时政府由于十分晓得不应该干预这些事情，由于感到不管怎样行动最后都与他毫不相干，于是也好心地喊着“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不然我们会灭亡”。——普法尔茨和科苏特！ 在我还没有直接描述军事行动之前，还应该简略地叙述一下许多报上都提到过的关于我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短时期被捕的事件。在普鲁士人到来的前几天，我陪送我的友人莫尔到普法尔茨的边境基尔赫海姆博兰登去执行他所担负的使命。这儿驻扎着一部分莱茵－黑森部队，里面我们有一些熟人。傍晚，我们在客店里和这些熟人以及这个部队的其他志愿兵团聚在一起。在这些志愿兵里有几个是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的认真严肃的、满腔热情的“实干派”，他们认为武器虽少，但热情充沛，击溃世上的任何军队都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这些人在军事方面以前最多只见过换哨，他们从来也没考虑过采用物质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因此，正如我后来多次有机会亲自见到的那样，他们大部分人在初次交锋时就如此地大失所望，以至急忙逃之夭夭了。我曾问过一个这样的英雄人物，他是不是确实认为单靠普法尔茨现有的3万把马刀和3500支枪（其中许多马枪是生锈的）就能击败普鲁士人；正当我要欣赏这位实干派由于最高贵的热情受挫伤而表现的崇高愤怒时，突然警卫队进到屋来宣布我被逮捕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有两个怒容满面的人想从后面向我扑来。一个自称为民政委员弥勒，另一个是我唯一不曾进一步认识的政府委员格莱纳先生，我所以没有和他进一步认识，一则是因为他经常离开凯则尔斯劳顿（这位先生偷偷地将自己的不动产变成了动产），再则是由于他有一副令人可疑的垂头丧气的相貌。我的老朋友莱茵－黑森部队的上尉马上站起来申明，如果我被捕，他和这支部队的相当多的优秀人物都将即刻离开部队。莫尔和其他的人想以武力保护我。在场的人分成了两派。场面可能变得很有趣；我声明说，我当然甘愿被逮捕：让所有的人终于都看到，普法尔茨运动到底是怎样的。这样，我就随着警卫去了。 第二天早晨，在齐茨先生对我进行可笑的审问之后，把我交给了一个民政委员，而民政委员又把我交给了宪兵。宪兵得到命令把我当做奸细看待，所以给我加上了手铐，押着我步行到了凯则尔斯劳顿；我被控告的罪名是不够尊重普法尔茨人民的起义，煽动人们反对政府；这里顺便带一句，这个政府我从来都没谈起过。在路上，由于我据理力争而给了我一辆车子。在凯则尔斯劳顿（莫尔已经在我之前到了这里），我发现几位政府委员因为威武的格莱纳的失策，尤其因为对我的虐待而感到极为难堪。当然我当着宪兵给了这些先生们一些颜色看。由于格莱纳先生的报告还没有收到，有人提议要我作口头保证就释放。我拒绝作口头保证，并起身到区的监狱去了，——正如按照德斯特尔的建议所决定的那样，没有押送队的护送。德斯特尔声明，这样对待他的党内同志，他无法再留在政府里工作了。刚来不久的契尔奈尔态度也非常坚决。那天晚上，这件事件传遍了全城，所有的坚决派的拥护者马上都站到我这方面来了。此外，有消息说，这个事件在莱茵－黑森队伍中引起了骚动，他们大都想解散回家。这一切就更足以向我每天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临时政府的委员们证明，必须满足我的要求。我在监狱中非常痛快地度过了24小时之后，德斯特尔和施米特也到我这里来了；施米特对我说，我应当毫无条件地被释放，政府希望我今后不要拒绝参加运动。他另外还告诉我，已经颁布命令，今后严禁给政治犯带镣铐，并且继续追究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待遇的责任，及调查逮捕情况及其原因。政府（格莱纳先生还没有向它打过任何报告）就是如此用各种方法尽它当时的一切可能来使我感到满意，此后双方都丢掉了官腔，在“顿奈斯堡”共饮了几大杯葡萄酒。第二天早晨，契尔奈尔启程到莱茵－黑森部队进行安抚工作，我也托他带去一张几行字的便条。格莱纳先生回到凯则尔斯劳顿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因而受到了同事们的加倍的申斥。 这时候，普鲁士人开始从洪堡向前推进，由于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引人注意的转变，由于我不愿放过取得军事经验的机会，最后，由于“新莱茵报”honoriscausa〔为了荣誉〕应该在普法尔茨－巴登军队中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我也腰佩战刀到维利希那里去了。 注释： [89]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日至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于1849年5月底委任马克思为德斯特尔委员会的委员。——第171页。 [90]指聚集在“改良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一伙人。这些人的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他们的代表曾提出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要求。相当一部分法国工人也受了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第171页。 [91]“飞行传单”（《FliegendeBlätter》）是德国的一种讽刺性周刊，于1845年在慕尼黑创刊。——第172页。 [92]指“城乡信使”报（《BotefürStadtundLand》），它是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的官方报。唯一的一篇在1849年6月3日该报第110号上刊载的恩格斯的文章，标题是“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见本版第6卷）。——第178页。 [93]蔬菜水果商场是在凯则尔斯劳顿的一个买卖水果和蔬菜的室内商场，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中央办公机关就设在里面。——第178页。 [94]轻骑兵（chevaux-légers）是在某些西欧国家以军刀、手枪和马枪武装起来的轻骑兵团的称呼。——第179页。 [95]“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Journal》）是德国日报，1616年出版，19世纪中叶成为自由派的报纸。——第179页。 [96]“科伦日报”（《KölnischeZeitung》）是德国日报，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该报曾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179页。 [97]这句话是从1819年约·亨·福斯翻译的荷马著“伊利亚特”的德译本中摘引来的（诗歌的第2部分，第408诗句等）。——第181页。 [98]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康普豪森—汉泽曼政府把武器发给人民的行动遭到失败后，1848年6月14日用袭击办法占领了军械库。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开来的增援部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队伍一齐很快地驱散了人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182页。 [99]恩格斯把布伦克尔和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著名统帅欧根·萨沃斯基相比，是有意讽刺他。——第185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季诺维也夫，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武装起义的反对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相关链接：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 ——武装起义的反对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1883—19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和列宁格勒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列宁同志的最亲密助手和学生之一。1883年9月生于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市一个财产不多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小奶牛场农场主。季诺维也夫受的是家庭教育，从十四五岁起就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并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帮助家庭一先是教书，后在两个大商业企业中担任办事员。 90年代末参加南方的第一批自学小组，同在南俄组织第一批工人和职工举行经济罢工的那个小组极为接近。1901年遭到第一次迫害，1902年出国，先在柏林，后到巴黎，然后去瑞士伯尔尼。在这些城市积极参加当时国外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工作，在人数不多的小组里作报告，等等。1903年，在瑞士第一次见到列宁，同时第一次结识了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发生分裂的时候，他立即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1903年秋）被派回俄国——仍然回南方。在“火星派”组织中工作，同“经济派”作斗争，协助建立秘密印刷厂，同“火星派”波尔塔瓦常务局建立联系，等等。 1904年底因为生病，他再次出国，并考入伯尔尼大学（学化学）。1月9日事件发生时，他在瑞士参加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委员会，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杂志《前进》撰稿。1905年革命开始后同一批同志返俄，回彼得堡。在总罢工的高潮中抵达彼得堡，参加地方党的工作。但是不久，他又得了重病（心脏病），医生又让他出国治疗，经过两三个月（萨利教授禁止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治疗，病愈，然后转入法律系。不久离开大学，于1906年3月重返彼得格勒，开始在莫斯科关卡工作——主要在五金工人中间工作，成为有声望的鼓动员。数星期后被选入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任彼得堡委员会委员至1908年春被捕时为止。当时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一起在彼得堡委员会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在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之后这一斗争就更加激烈了。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彼得堡委员会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和主要组织。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和在这以后，在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委员会之间一直进行着斗争。这场斗争在全俄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周围各结集了半数党员，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以马尔托夫、饶尔丹尼亚、唐恩、马尔丁诺夫、亨楚克为首，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委员会实际上以列宁为首。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实际领导，全部组织工作等归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其成员为格·季诺维也夫、尼·亚·罗日柯夫和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当时，此三人小组是在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力量中有影响的组织。在第一届杜马期间，季诺维也夫从事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鼓动工作，为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撰稿。同亚·亚·波格丹诺夫一起编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通俗机关报《前进报》（在芬兰出版）。同时参加工会工作。从莫斯科区（“莫斯科的格里哥里”）转到涅瓦区，在那里的纺织工人中间工作。尽管警方搜捕，但多次幸免。在大学生和夜校学生集会上（大学和列斯加夫特夜校[1]）讲课。在解散第一届杜马时季诺维也夫险遭逮捕。季诺维也夫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英诺森）、阿列克辛斯基一道受列宁委托赴喀琅施塔得组织起义。起义失败后返回彼得堡。 [1]彼·弗·列斯加夫特（1837—1909），俄教育家、解剖学家、医生、心理学家，1905—1907年组织私立高等学校，附设工人夜校，是彼得堡的工人教育中心之一。——译者注 1907年全年，季诺维也夫在彼得堡的许多工人区工作。在工人选区参加布尔什维克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竞选运动。季诺维也夫在布尔什维克竞选党的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春）的运动中同样起了积极作用。在选举本届代表大会代表时，彼得堡的大多数工人明显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当孟什维克提出“责任（即立宪民主党人的）内阁”时，季诺维也夫是布尔什维克中间在彼得堡反对这一口号的坚决斗士。在无数次的会议上，在同孟什维克的有影响的讲演者争论中，季诺维也夫成功地捍卫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在彼得堡及其四郊的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往来于皇村兵营，化装参加皇村宫墙外的士兵集会。在党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组织的代表。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是当选的六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之一（列宁、波格丹诺夫、杜勃洛文斯基等）。从这时起，季诺维也夫是党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也是领导布尔什维克全部工作的叫作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 伦敦代表大会后，季诺维也夫立即返回俄国，正值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之际抵达彼得堡。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入地下。中央委员会开始在彼得格勒秘密出版党的中央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季诺维也夫是编辑之一。 季诺维也夫积极参加了党的竞选第三届国家杜马的运动，同时参加了党的所有地下工作。1908年春在瓦西里岛举行秘密报纸编辑部会议时，季诺维也夫被捕。然而，保安厅并不完全了解季诺维也夫的工作。季诺维也夫在狱中得了重病，多亏已故的Д．B．斯塔索夫的辩护，得以较快出狱。几个月后，季诺维也夫获释，但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 1908年夏末，党中央召季诺维也夫出国。党中央和列宁这时在日内瓦。季诺维也夫来到日内瓦，出席在这儿召开的中央全会，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此报在停刊以前一直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编辑。1908年12月，季诺维也夫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党的全俄代表会议。这时候取消主义已开始形成，他是关于取消主义问题的报告人。这次代表会议决定出版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马尔托夫和唐恩代表孟什维克，列宁、季诺维也夫和瓦尔斯基（波兰布尔什维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了编辑部。 在《无产者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季诺维也夫写了许多关于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文章。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同俄国，主要是同彼得堡组织保持着联系。1910年，作为党的代表出席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1911年开始在彼得堡出版《明星报》，在莫斯科出版《思想》杂志，后来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季诺维也夫积极参加了这些报刊的工作，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为报刊撰稿的人通信。1912年在布拉格（波希米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布尔什维克全俄党代表会议。经历了反革命年代之后在这次会议上重建了党。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工人运动复兴的背景下（勒拿罢工）召开的，它奠定了现在的共产党的基础。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是莫斯科的代表，是一系列问题的报告人，并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布拉格代表会议后不久，列宁移居加里西亚（克拉科夫），以便离俄国近一些。季诺维也夫也随同移居。在克拉科夫成立了中央常务局（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许多同志从俄国来到此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这里积极地为彼得堡的出版物撰稿。季诺维也夫为第四届杜马的工人代表起草了发言稿。在这里（克拉科夫）曾同许多来自俄国的工作人员举行代表会议和各种会议。列宁在这里还领导发行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杂志《启蒙》。 战争开始时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起在加里西亚。两位同志历尽艰辛从此地取道维也纳赴瑞士。在这里恢复出版了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任编辑。该报同在各国党内取得胜利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反潮流，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口号。季诺维也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这个标题发表的（见《反潮流》文集）。与此同时，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开始在外国工人中间开展运动，用德文出版秘密传单和小册子，把它们运入德国和奥地利。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起代表党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两人都被选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协助出版德文的国际主义杂志《先驱》，组织瑞士工人小组，等等。季诺维也夫还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参加J.S.K.（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委员会）。1917年发生二月革命时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伯尔尼。 由于临时政府和“协约国”政府的阻挠，通过协约国回俄的一切尝试均告失败。革命一个月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才同一批布尔什维克经德国和瑞典返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受到全体资产阶级报刊的一片攻击，但却得到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从到达俄国之日起，季诺维也夫即参加准备十月革命的工作。 远在二月革命以前，列宁在季诺维也夫的密切合作下，制定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布尔什维克活动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文件（1915年的《几个要点》和1917年3月17日的《提纲草稿》）是列宁在季诺维也夫的密切参与下起草的。彼得格勒组织全市代表会议的主席是季诺维也夫，这一会议和全俄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都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起论述了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是准备革命中的最重要问题。季诺维也夫参加了《真理报》的编辑部，到七月事变报纸被查封为止是该报的副主编，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阐述战争、联欢、秘密条约的意义，阐述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等（见《季诺维也夫全集》第7卷）。 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受中央的委托出席一个接一个的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各种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揭露领导会议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部工作。6月3日，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苏维埃工人部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把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季诺维也夫被选入执行这一决议的常务局。季诺维也夫同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进行了顽强斗争，这使他在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和士兵中享有极大的声誉，也受到敌人的疯狂仇视。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千方百计地想孤立这个如此危险的对手，七月事变之后利用伪造的文件大肆造谣污蔑，说季诺维也夫是同弗·伊·列宁一起为德国服务的间谍。 根据中央的决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转入地下。起先季诺维也夫隐蔽在彼得格勒一些同志家里，7月9日同列宁一起转移到滨海铁路拉兹里夫车站，住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人叶梅利扬诺夫的“秘密窝棚”里。8月初季诺维也夫转移到彼得格勒，住在榅桲加工工人埃米尔·卡尔斯克的住宅里，直到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在地下给代替被査封的《真理报》的《无产者报》和《工人报》写文章。从8月底开始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0月10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是为领导起义而设立的。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得以彻底结束地下状态的十月革命。经过长期中断，在起义那一天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号召继续进行斗争。1917年11月初，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同包括季诺维也夫在内的一些同志之间早先已有的分歧激化，这是在少数派过高估计所谓各苏维埃政党的左翼对群众影响的基础上产生的分歧。意见分歧在几天内就消除了。 11月中旬（旧历）以前，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工作，以党中央委员身份在农民代表大会、彼得格勒苏维埃等会议上发言。11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受中央委托赴乌克兰组织反对乌克兰拉达的斗争。季诺维也夫走遍乌克兰的各大城镇，出席在基辅召开的准备反对拉达的起义的代表会议。在基辅以及兹纳缅卡险遭逮捕。回彼得格勒后，季诺维也夫于1917年12月13日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迄今一直担任此职。1918年1月初领导革命保卫彼得格勒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反击德军的进攻。 1918年2月26日，他当选为彼得格勒劳动公社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时候党内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发生众所周知的分歧。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道与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党内其他集团进行了斗争，因为他们的立场有使革命覆灭的危险。 4月26日，他担任北方区域公社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下一个革命时期季诺维也夫是保卫彼得格勒的组织者（在尤登尼奇进攻时，他是第七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央委员和北方公社领导人领导了克服饥荒的斗争，参加保卫和建设国家的领导。在进行国内工作的同时，季诺维也夫在列宁的领导下把在欧洲各地的一些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召集在一起，1919年成功地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从这时候起，共产国际的工作成为季诺维也夫的主要工作。1920年，季诺维也夫参加在哈雷召开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促使该党分裂并说服它的左翼参加共产国际。他领导了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他是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党的几乎所有代表大会主要问题的报告人。在俄共第十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总结报告。 最重要的著作有：《战争和社会主义危机》、《战争和社会主义》，同弗·伊·列宁合著的《反潮流》文集中的文章、《俄共（布）历史》、《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共产国际》杂志和《面向农村》文集中的文章，等等。季诺维也夫起草了许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重要文件，其中有： 1.《论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2.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决议。3.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论工会的作用》的提纲。4.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论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等。《季诺维也夫文集》正在由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季诺维也夫著作中讲得最清楚明确的是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党和工会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国际和国内政策问题、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同孟什维克主义和党内背离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作斗争等问题。 （本人审定的传记） Б.波格丹撰写 郑异凡译 季诺维也夫续志 1922—1923年列宁卧病期间，季诺维也夫同加米涅夫、斯大林组成“三驾马车”，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同最大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展开斗争。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是作政治总结的报告人。托洛茨基在党内争论中失败，1925年1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反对这种“割除”政策，托洛茨基仅被解除兵权。1925年，季诺维也夫同加米涅夫、克鲁普斯卡娅、索柯里尼柯夫等组成所谓“新反对派”，就农业、工业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同斯大林多数派展开争论，在年底举行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副报告，公开同斯大林展开争论。“新反对派”在十四大遭到失败后，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结盟，组成“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盟”。1923年开始出现的反对派通常叫作“左翼反对派”。1926年7月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职务。1927年10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被开除出党。承认错误后于1928年6月恢复党籍。1928年起任喀山大学校长。1931年起任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2年10月因柳亭集团案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1933年12月恢复党籍，任《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身亡，季诺维也夫被控参与暗杀，被开除出党，12月16日被捕，1935年1月16日被判处10年徒刑，1936年8月24日在“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苏联盟总部”公开审判中被判处死刑，25日枪决。1988年6月13日获平反。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前言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苏联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研究所准备出一本苏联知名人士的自传集，有数百人详略不等地叙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结果《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在“苏联卷”（第41卷第1一3分册）中增加了一个附录《苏联和十月革命的活动家》，共收录240多人的传记。这些传记颇有特色，大部分为自传，小部分虽非自传，也都经本人审定，因此，就传记本身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例如写列宁传记的安·乌里杨诺娃一叶利札罗娃是列宁的姐姐，写斯大林传记的是他的秘书伊·托夫斯土哈，而布哈林写的是颇有特色的自传。 这些传记写于20年代中期，内容没有受后来苏联党内斗争结局的影响，因此比较符合实际。这些传记不是记叙个人的生活琐事，而是把个人经历同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革命事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虽长短详略不一，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历史的生动的珍贵资料。当然，这些本人撰写的或经本人审定的传记不免带有传主本人的主观成分，对传记材料的取舍往往有所选择，例如对梯弗里斯“抢劫”国库一事，当事人或者回避不提，或者语焉不详，但相关人员的传记还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十月革命不是1917年11月7日攻占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就完成的，这仅仅是一个关键环节，此前有几十年的地下斗争，此后有三年的国内战争。国内战争是十月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武装起义的延续，只是在击败白卫军的反抗和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才在全国确立了苏维埃政权，最终完成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史是从十月武装起义到国内战争胜利的历史。 需要交代一下，武装起义胜利后最初几年，红白双方通常都把这一事件叫作“пepeвoрoт”（政变），而少称“революция”（革命），现在的俄国史书，也常用“переворот”的说法，通常都直接译作“政变”。白方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叫作“政变”，是毫无疑问的，红方自己也称“政变”，虽然有点奇怪，但也是有据可证的，例如十月革命一周年，斯大林发表了两篇纪念文章，其标题就是《十月政变（пepeвopoт）》、《十月政变（пepeвopoт）和民族问题》，只不过《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把“пepeopoт”译作“革命”了。就十月武装起义的具体做法而言，也像一场政变：一边用武装力量占领彼得格勒城的各战略要地，攻打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逮捕临时政府部长，另一边议会（苏维埃）在开会。在临时政府成员成为瓮中之鳖之时就宣布起义取得胜利，政权转入“军事革命委员会”之手。革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武装起义、国家政变、国内战争、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等等，都可以是革命夺权的手段。政变是一个中性词，有革命政变，也有反革命政变。政变是革命的形式之一，说政变并不降低其意义。因此本书把“пepeвopoт”统一译作“政变”，以保留用语的历史面貌。当然毫无疑问，十月武装起义或者十月政变，是20世纪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掌握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验。 现在对俄国十月革命有各种议论，但不管怎么样，从本书选载的56人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当年为革命奋斗的那些人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人，他们在沙皇专制制度的艰难环境下学习革命理论，追求真理，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为理想献身。过去我们只知道斯大林多次被捕，多次流放，多次逃脱，实际上俄国的那些革命者谁不是这样，许多人都经历过多次被捕、流放、逃脱，再被捕、流放、逃脱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个位数，而是两位数。武装起义、国内战争就是靠这些人的共同奋斗取得胜利的。然而我们对这些人的经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看到的十月革命以及接着的三年国内战争中只有两个人——列宁、斯大林，其余的人不是反对派，就是为外国服务的间谍特务。这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事实。 一个人是打不下天下的，领导革命、实施革命的是一个群体，我们从《格拉纳特百科辞典》中挑选出56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是革命的功臣。是他们以及成千上万的赤卫队员、水兵、士兵、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组成浩浩荡荡的战斗大军，完成了十月革命。56人的传记使我们对俄国革命有一个直观的生动的认识。这些自传有点像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俄罗斯也不容易找到。中央编译局图书馆藏有苏联在50年代赠送的全套《格拉纳特百科辞典》，这些人的传记就是从此百科全书中选译的。个别人物如基洛夫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是不足道的，入选的原因是他遇刺身亡是斯大林镇压行动的一个转折点。 传记讲得较多的是传主们革命前的经历，这些经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地下的革命出版物，经过自己的思考，最终加入革命队伍，这是一些自觉的革命者。斗争是艰苦的，他们不断地出入沙皇当局的监狱、流放地、苦役劳改地。不过相对来说，沙皇当局的监管还是比较松的，或者说监管存在漏洞，在监狱里可以读书甚至写作，监狱成了他们的研究室，在流放地可以找到工作，能有出逃的机会。陈独秀说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在沙皇统治时期那些革命家通常有可能轮番出入研究室和监狱。 这些传记只写到20年代中期，现在根据有关图书和网上资料，我补写了简短的“续志”，介绍了他们以后的活动和遭遇。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苏联20年代存在激烈的党内斗争，这实质上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看法和主张，是一种意见分歧，而非敌我斗争，谁对谁错，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然而，那些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在30年代都变成了“人民公敌”、“叛徒”、“外国间谍”，惨遭镇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别会议”在实施镇压过程中起了恶劣作用，30年代的镇压除几个公开审判案是由法院审理的以外，本书提到的监禁、流放、关集中营、枪毙等判决都没有经过法院，而是由这个不合法的特别会议做出的。苏联的“大清洗”“大镇压”让那些二流、三流的人物淘汰了那些一流的人物，取代了列宁的近卫军，这种做法大大损伤了苏联的元气，其中对图哈切夫斯基等将领的镇压直接导致苏德战争初期的败局。 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编译了这本传记，一方面介绍那些为十月革命出生入死的人物的事迹，还原这场革命的真实历史，同时也为总结苏联成败的教训提供有血有肉的案例，其中一批革命的功臣从战斗、工作到最后屈死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后来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内因。 郑异凡 2016年4月于北京
越飞，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孙文越飞宣言》的签署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越飞，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 ——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孙文越飞宣言》的签署者 （1883—1927） [1]笔名“B．克里木斯基”。 1883年10月10日生于辛费罗波尔（克里木）一个富商家庭。90年代末，俄国工人运动特别是罢工运动加剧，开始对大学生进行某种迫害，这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但已投身革命运动，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这缘故，1903年中学毕业后，作为“政治上不可靠分子”而不能进入俄国的任何一所大学，后来出国赴柏林，进医学系学习，同时学习社会政治科学，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柏林协会小组成员既参加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4年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运送党的秘密书刊去巴库并从事宣传工作。在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工作，同年，为躲避搜捕离开外高加索，赴莫斯科从事宣传工作。在莫斯科也很快就暴露了，因而逃往国外，于1905年1月9日（22日）事件后抵达。但立即返俄，参加不同城市的革命工作。先在北方，后在南方。“波将金号”起义时在克里木，后组织这次起义参加者之一K．费尔德曼从塞瓦斯托波尔军事监狱越狱。这以后被迫重新逃往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之后在柏林被任命为“第一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四名委员之一。1906年5月根据当时德意志帝国首相冯·毕洛夫的决定，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德国，再次返回俄国（莫斯科），但在这里仍受通缉，不得不再次外逃，赴苏黎世，入法律系学习，同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和党的工作。1907年再次从瑞士返俄，但在1908年又被迫逃亡国外。定居维也纳，开始同托洛茨基一起出版《真理报》。1910年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巡视俄国各地的党组织。1911年再次进行这种巡视，1912年党内各派筹备全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成立后，以《真理报》集团和编辑部代表名义参加此委员会。以组织委员会委员名义再次秘密巡视俄国各地组织，进行争取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1912年在敖德萨逗留期间同整个敖德萨党组织一道被捕。由于法庭缺乏材料，经10个月单身牢房的监禁之后，被行政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的极北地区，流放期4年。由于《海员报》编辑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被捕，而我作为《真理报》编辑同该报有联系，同时在搜查时发现了编辑部的全部档案，其中包括署名B．克里木斯基的信件，法庭于是确定越飞同克里木斯基系同一个人，这样，1913年在西伯利亚再次被捕，按第102条被牵连进黑海海员联盟案。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参加政党，但由于开始战争以及一般判刑较轻，没有被判处苦役，而是被剥夺全部权利，终身流放西伯利亚。然而，流放没有执行，因为根据同样的材料，提出了参加政党的指控；被送往苦役营服苦役。1910年再次审讯，鉴于在第一次审讯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党员，因此再次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定居在叶尼塞斯克省坎斯克县，由于世界大战时西伯利亚缺乏医生，被强迫任命为密林深处方母矿上的医院院长。在西伯利亚继续为各秘密报刊撰稿。一听到1917年革命的消息立即离开矿场，在坎斯克作短暂的停留以组织该地的革命工作，然后动身赴彼得格勒。在这里同托洛茨基等人一起出版《前进报》。然后代表布尔什维克先后进入彼得格勒市杜马、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立宪会议（代表普斯科夫市）；是“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成员。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1917年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党改名后是俄共（布）中央委员。十月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撤销并把权力转交人民委员会之后，被派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任俄国和谈代表团团长。缔结和签订了同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停战协定。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后，拒绝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声明这不是协商的和平，而是暴力的和平，应以一切手段与之斗争。布列斯特和谈结束后任外交人民委员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然后被派往柏林任大使。在柏林同德国政府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补充条约”。同时还和土耳其进行谈判。积极参加了德国革命的准备工作，在起义的前三天，1918年11月6日，同全体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德国。德国革命胜利后，从明斯克和博里索夫（使馆列车在此被扣）同德国新政府和柏林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接洽，但还是未能返回德国。召开全德工人士兵代表大会时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团长被派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没让代表团进入柏林。然后以俄共中央委员身份被派往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进行党的工作，协助建立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波兰人占领维尔纳前夕返回莫斯科。此后不久，以国防委员会委员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检察院人民委员身份赴乌克兰。邓尼金占领基辅时，同军队和国防委员会其他委员一道撤往切尔尼哥夫，在邓尼金和佩特留拉占领乌克兰全境时，返回莫斯科。在建立工农检察院时被派往彼得格勒，按照自己的方法和计划去组织该机构。与此同时，任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当尤登尼奇和爱沙尼亚人进攻彼得格勒时，任彼得格勒防务委员会委员。尤登尼奇的进攻被粉碎后，作为俄国和谈代表团团长同爱沙尼亚进行谈判。同爱沙尼亚签订和约后返回彼得格勒，旋即被召回莫斯科，同时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进行和谈，任俄国代表团团长。同立陶宛缔结和约之后，赴里加以结束同拉脱维亚的和谈。谈判结束后返回彼得格勒从事原先的工作，但不久，在1921年被任命为同波兰谈判的和谈代表团团长。和谈结束，同波兰缔结和约后，被派往土耳其斯坦，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局主席。 在巡视整个土耳其斯坦、布哈拉和花拉子模之后，应召回莫斯科，被派往热那亚担任苏维埃代表团主席团委员。热那亚谈判结束后被派往远东，担任赴中国和日本的特使和在长春（伪满洲国）同日本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团长。长春谈判后（在此地患重病）去北京同中国政府谈判。接着以治疗为名应日本枢密院议员、东京市长后藤子爵之邀赴日本进行谈判。起初同后藤子爵进行非正式谈判，然后同日本政府代表川上进行正式谈判。这时期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中断谈判，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患重病，1924年春被送往维也纳治疗。略有好转即作为苏维埃代表团主席团委员被派往伦敦同英国谈判。同英国签订条约后留在伦敦准备第二个条约。后来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全权代表。在从事革命和党的活动期间一直为党的许多报刊撰稿，担任编辑。写了一些小册子，主要的有：《地方自治》《孟什维主义的破产》《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和平攻势》《热那亚会议》《从热那亚到海牙》《最后一个空想主义者》《当代英国》等等。 郑异凡译 越飞续志 越飞1917年属“区联派”，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同布尔什维克合并，越飞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据托洛茨基说，1917年10月24—25日,武装起义期间越飞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11日越飞以彼得格勒中央局名义建议列宁任命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4月至12月任驻德国全权代表，积极参加德国革命，11月6日被驱逐出境。1919—1920年为乌克兰国防委员会委员、监察人民委员。1921年苏波战争后是同波兰和谈代表团团长。1922年起任驻华和驻日本全权大使。1922年7月26日起为苏俄政府驻北京代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一道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之开端。1923年在日本病重赴奥地利就医。 越飞从1912年起就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1923年起属“左翼反对派”。1925年托洛茨基被贬为租让总委员会主席，1925年6月越飞去那里，任委员会副主席。 越飞患重病，但当局拒绝为他支付出国医疗经费。1927年11月17日在家中开枪自杀。葬于新圣母公墓。 越飞死后亲属受迫害：女儿娜杰斯塔在流放地和集中营关了约20年。第二任妻子玛利亚在集中营关了20年。儿子弗拉基米尔1937年在托木斯克遭枪决。
叶努基泽，阿韦尔·萨弗罗诺维奇——长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因反对审判和处决季诺维也夫等人而招致杀身之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叶努基泽，阿韦尔·萨弗罗诺维奇* ——长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因反对审判和处决季诺维也夫等人而招致杀身之祸 （1877—1937） *党内化名“金鱼”、“阿卜杜尔”、“阿韦尔”。 1877年5月7（20）日生于库塔伊斯省拉钦县茨卡季西村。12岁前生活在风景极其优美的拉恰山区，在农村学校就读。1889至1892年在县立明格列利亚中学上学，1893年转学梯弗里斯，1897年在此地的中等技术学校毕业。1894年初在梯弗里斯受当时革命青年的中心——神学院政治罢课的影响，开始在其他学校组织地下学生组织。我1894年参加的那个小组起初有一个半民族主义、半马克思主义的纲领。1896年春起我已是工人和学生混合小组的成员，从这时起开始了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所有的秘密读物。阅读《同时代人》、新《世间》、《萨马拉通报》以及《新言论》上的文章。1897年夏因无钱继续学习，我进入铁路，在外高加索铁路局总工场装配车间工作。在这里我首次以宣传员和组织员身份在工人小组进行工作。这时候梯弗里斯组织明显地把自己的工作扩大到梯弗里斯的其他工厂。我们的组织当时已经同彼得堡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有联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还同俄国其他组织保持联系。1898年9月我调到巴库机车库担任火车副司机。除铁路工人外，在巴库我不久就同石油区工厂和采油场工人建立了联系。当时巴库除了著名的祖巴托夫从莫斯科派去的小小的工人小组之外，没有任何社会民主党组织。我和工人们一起在巴库的三个区建立了工人小组（在萨崩奇和巴拉汉内城）。这样，1899年初可以说是奠定巴库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开端。 自已故的弗·克茨霍维利被从梯弗里斯派到巴库担任电车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后，巴库组织开始了正常工作并得到了巩固。在1899年、1900年和1901年，我们在巴库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把工作扩大到各区，建立了地下小印刷厂，等等。1901年春起根据党组织的建议，直接从事革命工作，同克茨霍维利一起从事地下工作。1901年秋在巴库成立《火星报》小组，从这时起我们同《火星报》保持了经常联系。这段期间我们在巴库建立了一个大型地下印刷厂，曾翻印过《火星报》第7号和第11号、《南方工人报》第5—8号等等，还建立了通过巴统运送国外书报的运输线。1902年4月的五月示威游行中被捕。同年5月获释后继续在组织内工作到9月2日，这一天同克茨霍维利一起再次被捕，被押往梯弗里斯的麦捷赫监狱，在这里关至1903年夏。夏天参加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派工作。1903年秋再次被捕并被流放东西伯利亚，但在途中逃脱，彻底转入地下。1903年11月我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地下印刷厂工作，直至1906年2月该印刷厂停办搬往彼得堡为止。1906年在彼得堡搞组织工作。国家杜马解散后被派往高加索工作。 1906年秋全高加索代表大会后在巴库组织工作，任巴库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委员会委员，1907年5月5日，在布尔什维克巴库代表会议上被捕。秋，被押往沃罗涅什，但途中从押送队逃脱，返回巴库，工作到坦默福斯布尔什维克全党代表会议。在赴芬兰途中于1907年11月9日在彼得堡被捕，关押在“十字监狱”。1908年5月被押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省，9月从该地逃回彼得堡。我拒绝了出国侨居的建议，在彼得堡和芬兰流浪了三个月后返回奥涅加县流放地，1910年7月流放期满。1910年秋起在巴库组织工作，任巴库委员会委员。在筹备布尔什维克全俄代表会议正紧张的时候，同邵武勉、卡斯帕罗夫、切尔诺马佐夫等在1911年9月被捕。在狱中关押到1912年7月，被驱逐出高加索。1912年10月至12月在顿河岸罗斯托夫工作。12月赴莫斯科，“在24小时内”被从此地押解出境，赴彼得堡。1913年初至1914年7月在彼得堡工作。1914年7月4日被捕，同年10月被押往叶尼塞斯克省。1916年底在流放地应征当兵。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第十四西伯利亚步兵团第十三连当列兵，1917年2月22日由此通过彼得格勒被派往前线作战部队。2月27日到达彼得格勒，这也是革命的第一天。2月28日至3月3日在彼得格勒参加了部队的街头发动。至苏维埃四月会议之前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工作。4月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十五人”常务局委员。直接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十月事件。此后一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任历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起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部长，1918年秋至1922年底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1922年12月30日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 郑异凡译 叶努基泽续志 叶努基泽1917年1月至1918年秋主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1918年10月起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1922年12月30日至1935年3月5日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4年起为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4年为其主席团委员。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当日签署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程序的法令（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签字）。 1935年在“克里姆林宫案”中被认为是该案的主角，被解除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职务。1935年3月3日改任外高加索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3月2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等发布《关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和叶努基泽同志的通报》，指责叶努基泽丧失政治警惕性。1935年6月5—7日联共中央全会研究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办公机关和叶努基泽同志”的问题，全会决定：“鉴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原秘书叶努基泽同志政治上和生活上腐化堕落，决定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叶努基泽是联共（布）17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第一个被开除的中央委员。1936年6月中央全会恢复其党籍。不过半年后，1937年2月11日,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前一周，叶努基泽在哈尔科夫被捕。叶认为他同斯大林冲突的真正原因是他反对审判和处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叶努基泽被控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阴谋搞宫廷政变推翻现政权。1937年10月29日以积极参加“右派托派反苏联盟”罪被判处极刑，10月30日执行枪决。 1959年10月3日获平反。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俄共（布）中央早期书记处书记，左翼反对派领袖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 ——俄共（布）中央早期书记处书记，左翼反对派领袖之一 （1890—1937） 1890年生于萨马拉。我家中有做五金工人的父亲、母亲和6个兄弟。父亲为了谋生，多次从一个城市迁居另一个城市。我九岁时同家里人住在乌法，那里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由于父亲出外谋生，孩子只得自谋生路，于是，我进了维杰涅夫啤酒厂，在那里每周赚1卢布20戈比工钱。不久父亲在卢甘斯克的加里曼机车制造厂找到了工作，全家就搬到那里去了。我的哥哥们在这里同父亲一道工作，我也就有可能不工作而进入市立小学。但在校学习时间不长，我便离开了学校去自学。1904年，当我十四岁的时候，父亲转到巴库去工作，而我同哥哥们仍旧留在卢甘斯克。那时已经14岁的我不得不考虑独立谋生了。小小年纪不可能在五金工厂当工人，于是我在表格上填上生于1887年，因此我能够在旋床工作。我就在那里看到了地下出版物，我的哥哥们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藏在顶间和板棚里。当哥哥和同志们发现我对工人运动发生了兴趣的时候，他们便向我传播出版物，过了一年，即1905年，我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卢甘斯克委员会的成员。1905年党的活动不可能平静度过，我被捕了，但“自由”到来了，我获得释放。1906年和1907年间，我经常遭到搜捕，还被工厂解雇。1908年被捕后，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两年。我同党内同志们（多加多夫、卡美隆、普·克、卡冈诺维奇等等）一起住在乌斯基塞索耳斯克，靠官方发给的每月6卢布20戈比生活，并利用这段时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不足。流放期满，在1910年底1911年初，我受党的委托走遍了整个俄国，所到之处，都在工厂工作，以取得经费进行党的工作。我在任何地方都住得不久，在尼古拉耶夫住的时间比较长，在那里同一些同志（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谢苗·施瓦尔茨等人）筹备巴黎代表会议。开完代表会议回来，我接到赴伏尔加河流域各地的任务。1912年，萨马拉组织遭到破坏，我同捷达斯基、库奇缅科等人又被流放三年，流放地是纳雷姆。第二年，即1913年，我从纳雷姆逃跑到彼得堡，在这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托我到巴库组织罢工。在巴库工作了约一个半月，由于当局的监视加强并企图逮捕我而被迫转移，先到梯弗里斯，然后到苏呼姆，尼古拉耶夫，最后到敖德萨，在那里，刚下轮船就被捕了，又被流放到纳雷姆。1914年，我又从纳雷姆逃跑。在莫斯科参加了五一游行，不久又被捕，再次流放到纳雷姆。1915年六七月份曾企图从那里逃跑。1916年流放期满，我居住在托木斯克，在那里的军事组织中工作。1916年年底，我转移到彼得格勒，在那里参加了1月9日游行的组织工作，1917年1月底到雷宾斯克办理自己的证件。我在那里被抓去服兵役并被派往科斯特罗马，编入第八十八预备步兵团。我继续从事党的工作，3月1日被赶出兵营。后来我同达尼洛夫、亚兹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组织了科斯特罗马工兵代表苏维埃，在那里工作到1917年六七月。后来作为党的区域委员会委员派往莫斯科，参加了各种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并准备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后，我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和党的区域委员会书记身份进行工作，然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1919-1920年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后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南方局主席、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从1921年年底起转到交通方面，任交通总管理局委员。1922年5月起被任命为副交通人民委员，行使人民委员的职责，现任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蔡恺民译 谢列布里亚科夫续志 谢列布里亚科夫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月至11月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20年4月5日至1921年3月18日任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曾任红军政治部主任。1921年起在交通部门工作：任管理总局政委，1922—1924年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29年起为部务委员。 是“左翼反对派”领袖之一，从“46人声明”开始，在反对派的所有重要文件上签了名。1927年12月在联共（布）十五大上作为75名“托派积极分子”之一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1929年声明退出反对派后，返回莫斯科。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1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公路和汽车运输管理总局局长，1935年8月3日任该局第一副局长。1936年8月再次被开除出党，8月17日被捕。1937年1月莫斯科第二次公审“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谢是主犯之一，1月30日被判处死刑，2月1日枪决。 1986年12月平反，1987年6月10日恢复党籍。 亲属遭株连，老母亲、妻子、两个兄弟都在监狱、集中营、羁押转运站、流放地度过。
马里茨基，米哈伊尔·索洛蒙诺维奇——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与列宁同日遇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马里茨基，米哈伊尔·索洛蒙诺维奇 ——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与列宁同日遇刺 （1873—1918） 1873年生于切尔卡瑟城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起先受到母亲（父亲早已去世）严格的宗教教育，学习犹太圣法经传，但后来在姐姐的影响下酷爱俄国文学并进了切尔卡瑟初级中学，毕业以后在白策尔科夫中学学习，当时非常贫穷，靠教书为生，后来在基辅大学法律系学习。乌里茨基早就走上了革命工人运动的道路，在中学时代就组织了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897年大学毕业后自愿服兵役，但在那里呆到第8天就因被控参加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而被捕。从这时开始了多年的监狱和流放生活。他先被送到雅库茨克州，1905年回到彼得堡并以拉特涅尔博士的化名从事革命工作。不久他又被捕，先后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过了若干时间他又获得了自由，接着又被捕、坐牢和流放，最后流亡国外。党分裂以后追随孟什维克。乌里茨基在战争开始时持国际主义立场并同列·托洛茨基一起为《我们的言论报》撰稿，坚决反对战争。乌里茨基在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立即被委以重任并且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他毫不犹豫地赞成举行反对临时政府的起义，在革命时期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最积极地参加了起义。此后他被任命为立宪会议的政治委员。他是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对者，不过由于党纪的关系,他服从缔结和约的决定。乌里茨基被任命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他同反革命进行了无情的斗争。1918年8月30日被大学生A．卡涅基斯谢尔杀害。 见《1917-1921年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纪念册》。 蔡恺民译
沃洛达尔斯基，弗——最早遇刺身亡的苏俄领导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沃洛达尔斯基，弗* ——最早遇刺身亡的苏俄领导人 （1890—1918） *化名“戈尔德施坦，莫伊塞·马尔科维奇”。 1890年生于沃伦省奥斯特罗波尔镇的一家贫穷的犹太人家庭。他在1905年土地运动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运动，起初加入“小崩得”，后来加入乌克兰社会民主党，起草并印刷秘密宣言，参加飞行集会等。他在杜勃诺进中学五年级，一年后即以“政治上不可靠”被开除，1908年被关进监狱，但旋即获释。1908年至1911年在沃伦作鼓动员工作。1911年被捕，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3年。他利用被迫的空闲时间准备中学文凭考试，考试通过了。1913年遇赦返回故乡，但由于警察的迫害而赴美国的费城，进服装厂当剪裁工，并参加国际裁缝工会。沃洛达尔斯基起初在费城，后来在纽约工人中间从事鼓动员、宣传员和记者的工作，同尼·布哈林和格·丘德诺夫斯基一道密切参与《新世界报》的工作。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不久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逐渐进入党的活动家的前列，先担任区鼓动员，后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任总鼓动员。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十月政变后被选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积极参加历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曾被党派往乌克兰参加罗马尼亚战线集团军代表大会，从乌克兰回来后受命编辑彼得格勒《红色报》。成立彼得格勒公社时，他当选为出版、宣传和鼓动事务委员。1918年7月20日在赴群众大会的路上遇刺身亡。1920年出版他的讲演集。见《1917-1921年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纪念册》。 郑异凡译
托姆斯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红色工会国际”创建者和领导人，“布哈林右倾集团”的主要成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托姆斯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 ——“红色工会国际”创建者和领导人，“布哈林右倾集团”的主要成员 （1880—1936） 1880年10月31日生于彼得堡。母亲是个聪明而坚强的妇女，其丈夫在彼得堡工厂当钳工，经常醉醺醺地回家随意打骂，她不愿“习惯于”这种生活，便离他而去。托姆斯基不认识父亲，因为他是离婚后出生的；他由于得不到父亲的承认而被登记为“私生子”。这成了他少年时期的“十字架”，使他在年纪很小时就饱尝艰辛。 托姆斯基不到6岁便和25岁的哥哥和11岁的姐姐住在为舍烈美帖夫家工作的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死后，全家由母亲抚养，生活贫困，靠母亲缝制衣服的微薄收入维持。哥哥虽然博学，但没有专长。他患有结核病，经常没有工作，他教训小米沙[1]时很凶狠，使他到10至11岁的时候变成怯懦驯顺的孩子。 [1]托姆斯基的爱称。——译者注 托姆斯基上的第一个学校是私立寄宿学校，5岁的米沙和他的姐姐是由于校方发了善心而被录取的，因为姑母在那里当女佣人。托姆斯基在寄宿学校只呆了一年，但已经会很好地念书了。 托姆斯基9岁进入三年制小学，靠公费学习。毕业后，他在“泰奥多尔·基别尔”盒子工厂糊盒子，每天挣得5戈比工钱。他在盒子组伤了手指，因而被解雇。他进入“拉费尔姆”烟草厂工作，后来又回到“泰奥多尔·基别尔”厂，薪金已经每月有5卢布。从这里又转到“布鲁诺·高夫马尔克”冶金厂工作。14岁到一家不大的斯米尔诺夫“露西”金属制品工厂工作，参加了罢工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失败后被解雇。托姆斯基失业了几个月，15岁时在手工业者彩色石印工人涅斯列尔那里当学徒。托姆斯基21岁出师，在彼得堡各家彩色石印厂工作过。 1903年他第一次阅读了偶然发现的一份社会主义文献，1904年就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在海莫维奇白铁厂工作时，他成为出名的社会主义者，因此1905年初被开除出工厂。在彼得堡失业了好几个月，搬到了烈韦里。在烈韦里进入制造罐头盒的“明星”工厂当石印工人。在烈韦里这里，托姆斯基在1905年革命的日子里开始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工作。 起初托姆斯基被这个工厂的工人选为工长，参加烈韦里工长苏维埃，该苏维埃的任务是根据工人的各种经济和政治要求同企业当局进行谈判。在他的积极参加下，组成了彼得堡式的烈韦里工人代表苏维埃，后来托姆斯基成为该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他组织和领导了为抗议1905年12月16日枪杀烈韦里示威者而举行的罢工。 在这个时期，托姆斯基也在工会运动方面初次进行了工作，组织了烈韦里五金工人工会。1906年1月，托姆斯基作为烈韦里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而被捕，被关入监牢。监禁四个月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纳雷姆边疆区帕拉伯尔村。在流放期间，他在与别人争论时表明，他是拥护武装起义而反对拥护大赦的人。流放两个月之后，他和一小批同志逃到托木斯克城。第一次同党取得了秘密联系，从此开始使用托姆斯基这个化名。 1906年8月他秘密潜入彼得堡，化名阿尔塔蒙诺夫到海默维奇白铁厂工作。他在瓦西里岛区进行党的工作时用的假名起初是“米哈伊尔·瓦西里奥斯特罗夫斯基”，后来是“米哈伊尔·托姆斯基”。他组织了雕版工人和彩色石印工人工会，当选为该工会的主席。随着石印工人与印刷工人联合为统一的工会，他成为该工会理事会的理事。1907年1月初，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被选入彼得堡党委会，开始在各城区进行工作。他被彼得堡委员会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成员，并被选进《前进报》编委会。 1907年春，托姆斯基当选为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彼得堡组织的代表，前往伦敦。在代表大会上，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负责发言人发言反对阿克雪里罗得提出并得到普列汉诺夫支持的全俄“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他参加了在赫尔辛福斯举行的全俄党代表会议的工作。托姆斯基参加完会议回来后，在彼得堡委员会开会时被捕。在“十字”监狱度过四个月的预押之后，于1908年5月被法院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罪名判决要塞监禁一年。在当时国家杜马委员波列塔也夫协助下，在服刑期满前几个月托姆斯基被具保释放。他又精力充沛地专心从事党的工作，但为时不久。 1908年11月他由于奸细柯诺瓦洛夫告密而被捕，单独监禁到1909年4月。1909年5月前往巴黎参加《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他被党中央从巴黎召回，派往莫斯科担任莫斯科中部工业区的中央代表。到了莫斯科以后，他恢复了被破坏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同时担任省执行局委员、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区委员会委员。他组织了秘密印刷厂，积极参加了恢复出版党的省机关报《工人旗帜报》的工作，担任责任编辑。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被捕后，接着印刷厂也垮了，躲藏起来的托姆斯基受到特务们的大力搜捕。 1909年12月，托姆斯基从敖德萨南方区域局来到彼得堡车站时被捕。他从彼得堡被解送到莫斯科，作为33人案犯监禁到1911年11月。在11月间，莫斯科最高法院经过11天的审理，对33人案进行了宣判。托姆斯基由于参加党而被判处5年苦役。他是在莫斯科布蒂尔监狱服刑的。 他在监禁期间努力进行自修，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苦役期满之后，1916年4月被发送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基廉斯克县长期流放。在流放中，起初他担任农村经济调查统计员的工作。二月革命时，颁布大赦，他这时在流放地参加组织社会安全委员会，逮捕警察、宪兵和县警察局长并解除其武装的工作。 3月底，他没等到勒拿河解冻，就骑马潜入伊尔库茨克，然后转到莫斯科。由于长期监禁和流放而脱离党的生活，他没有可能立即着手党的工作。弗·伊·列宁从国外回来时，他到了彼得格勒，在这里与列宁谈过话之后，他开始在彼得格勒委员会工作，任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受彼得格勒委员会派遣参加第三次全俄工会代表会议（1917年6月）。 七月事件之后，托姆斯基从彼得格勒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区杜马选举委员会工作。后来转到五金工会工作，任《五金工人》杂志编辑。他作为五金工会的代表参加了莫斯科工会理事会，1917年当选为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同时他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刊物《工会通报》杂志编辑。 在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18年1月）上，托姆斯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就季诺维也夫关于工会的任务的报告作了总结发言。 1918年，他被第一次工会代表会议选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被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会代表大会选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加创建国际工会委员会（工会国际）的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担任其总书记。1921年5月被任命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后暂时离开了工会工作。 1922年1月又从事工会工作，起初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从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从第八次党代表大会起，托姆斯基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从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自1920年至今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起，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24年他是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成员。他在伦敦期间同工联主义运动的代表建立了联系，后来后者邀请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参加在古尔举行的英国工联例行代表大会。1924年9月他作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在古尔代表大会上阐述了苏联工会的革命的阶级立场。 托姆斯基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是阐述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其中主要的如《工会组织建设的原则》《新道路上的工会》《俄国工会运动概况》和《共产党员在工会运动中的任务》，是阐述工会的组织原则、策略和工作方法的。前三本著作已译成亚洲一些国家的语言，第四本著作已译成欧洲一些国家的语言。 （本人审定的传记） Л．卡申撰写 王青译 托姆斯基续志 在20年代托姆斯基是苏联工会和“工会国际”的领导人。1922—1930年为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1929年任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5年同布哈林、李可夫一道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1928—1929年三人又一道反对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加紧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在1929年4月中央全会上被定为“右倾集团”，决定解除托姆斯基的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保留中央委员身份，1934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1929年任全苏化学工业联合总公司经理，1932年起任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经理。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身亡后，国内加紧清洗镇压。1936年在审讯“托洛茨基反苏联盟总部案”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突然招供，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参与反革命活动。1936年8月22日检察长维辛斯基宣布对三人进行审查。托姆斯基读到《真理报》刊载的此消息后，在莫斯科郊区博尔舍沃别墅开枪自杀。死前留下给斯大林的信：“我不仅把你看作党的领导人，也把你看作老战友给你写这封信，这是我的最后要求——不要相信季诺维也夫的无耻谎言，我没有参加他的任何集团，我没有搞任何反党阴谋。” 托姆斯基死后其妻被判处10年徒刑，1956年死于西伯利亚。两个儿子被捕枪毙。小儿子被判10年徙刑、9年流放。
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常胜将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 ——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常胜将军 （1893—1937） 1893年出生于1905年革命前破了产的地主家庭。他先后在奔萨第一中学和莫斯科第十中学接受教育。 对军事的天然爱好促使图哈切夫斯基下决心进入武备中学。1911年秋天，他在莫斯科第一武备中学通过了六年级的结业考试，进了七年级,1912年顺利地在武备中学毕业。图哈切夫斯基进了亚历山大罗夫军事学校，1914年顺利毕业后，正值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他以少尉的军衔被派到了禁卫军谢苗诺夫团，随着该团参加了战争。 1914年参加了加里西亚的卢布林附近的战斗，伊凡格勒战斗、克拉科夫战斗。1915年参加了沃姆扎附近的战斗。1915年2月19日德国进攻时被俘，曾5次试图逃跑，总共步行了1500公里。1917年10月，他终于得以通过德国－瑞士国境离开德国，回到了俄国。回来以后他在团里被选为连长。 1918年4月5日，图哈切夫斯基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工农红军刚一建立，他就从事红军的建设工作。他既从事武装力量的创建工作，又是一个战略家。红军历次重大战役都由他担任战役指挥，他的革命生涯是同红色战线上的英雄斗争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1918年春天，图哈切夫斯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工作并完成了检阅红军新编部队的任务。1918年5月任莫斯科区（西部防线的后方）军事委员。后来按照本人的愿望，图哈切夫斯基被派到东线去，任第一集团军司令。 这是建立正规红军工作中的最艰难的时刻。在7月穆拉维约夫叛乱期间，图哈切夫斯基被穆拉维约夫逮捕，只是偶然地免遭枪毙，他被熟悉情况的红军战士解救。 在组织工作时期准备了突破辛比尔斯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战略前线的战役。9月12日,这个战役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完成。在这次战役以后，他又进行了从辛比尔斯克打击捷克斯洛伐克人后方的塞兹兰战役。后来还神速完成了萨马拉战役，赫韦辛第四集团军从萨拉托夫方向参加了这次战役。再往后就是布古鲁斯兰战役和别列别伊战役。 1918年12月，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准备奥伦堡战役，但这时他被调到南方战线，被任命为南方战线副司令，不久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率第八集团军一直进攻到北顿涅茨，后来他在3月份又被调到东方战线并在我们向伏尔加撤退期间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司令。当部队转入进攻时，他率第五集团军加入伏龙芝的南方集群，参加了布古鲁斯兰战役和布古利马战役，以后又参加了缅捷林斯克战役和比尔斯克战役。 在东方战线局势危急时期，当组织通过乌拉尔山脉进行突破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大胆地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他没有选择乌菲姆斯克－兹拉托乌斯特路线，而是用大迂回的办法使主力部队沿尤列赞河谷到达兹拉托乌斯特，在军队到达之前，为了掩护自己的左翼，在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进行辅助战役。这次战役获得了全胜，为红军打开了直通西伯利亚的道路。 接踵而来的是车里雅宾斯克战役、库尔干战役和向托博尔河撤退的保卫战。图哈切夫斯基把第五集团军的力量充分集中起来，把在车里雅宾斯克和库尔干地区的西伯利亚人动员起来，这样准备了新的战役——鄂木斯克战役，这次战役的特点是行动神速。从10月14日至11月14日期间，部队行军达600俄里，即平均每昼夜20俄里。这次战役完全粉碎了高尔察克的军队。抓了几万俘虏，高尔察克军队作为有组织的力量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为了彻底消灭敌人，立即不停顿地组织了追击，还建立了同西伯利亚红色游击队的密切联系。 11月底，图哈切夫斯基被调到南方战线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但尚未到任，就在顿河和马内奇河地区开始失利的时候被任命为东南（高加索）战线司令。1920年2月3日，图哈切夫斯基开始指挥战线，在对军队进行了改组和重新部署力量以后，2月14日就发动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攻，3月26日攻克了新罗西斯克，此后邓尼金的军队就覆灭了。 4月，图哈切夫斯基准备了一场支持在巴库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战役,但他奉命从彼得罗夫斯克回到莫斯科并被任命为西方战线司令。5月14日开始了第一场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们拿下了波洛茨克这个继续进攻的据点。西方战线第二场战役从7月4日起在一个月内使我们的军队从别列津纳河转移到了维斯拉河，在那里由于西方战线和西南战线未能协同作战，波兰白军使西方战线遭到严重失败。新的进攻性战役由于供应方面的困难未能举行，西方战线军队以顽强的战斗慢慢撤退到现在的苏波边境上。 1920年的战争结局是苏维埃白俄罗斯获得解放。1920年秋图哈切夫斯基消灭了布拉克-布拉柯维奇的入侵。1921年3月为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第七集团军司令，3月17日,叛乱被平息。1921年5月为消灭怙恶不悛的安东诺夫叛乱被任命为坦波夫省军队司令。在反安东诺夫战线上，图哈切夫斯基采用把军队的战斗同巩固地方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的新方针，叛乱有计划地按照时刻表在40天内被平息。 1921年秋天，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军事科学院院长。1922年1月起指挥西方战线部队。1924年春天，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副参谋长，他在任职期间对红军进行了改编。1925年任西部军区部队司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兼任军事科学院战略方面的主要领导人，领导培养红军高级指挥人员的工作。1920年是总参谋部成员。曾荣获红旗勋章和荣誉武器。 1921年和1922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历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和1925年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任工农红军野战条例编制委员会主席。著有军事科学著作。 （本人审定的传记） Г．诺维科夫撰写 蔡恺民译 图哈切夫斯基续志 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天才将领，国内战争的英雄，那时什么地方危险就派他去，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 国内战争结束后，1921年7月25日起任军事科学院院长。1921年1月24日至1924年3月26日任西方面军司令，与西方面军党委发生冲突后，红军参谋长伏龙芝任命他为自己的副手，1925年伏龙芝去世后，图哈切夫斯基接任参谋长的职务。1926年12月26日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因与陆海军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有矛盾，辞去副人民委员职务。1928年5月至1931年6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1年任红军军备部部长，然后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34年2月在联共（布）十七大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1935年11月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36年4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实施军事改革，准备未来的战争。他的军事改革思想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遭到另一些领导人的反对。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叶戈罗夫、沙波什尼科夫、德宾科、别洛夫等出于不同的动机与图哈切夫斯基不和。而另一方面，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等则对伏罗希洛夫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1936年5月两者之间关系尖锐化，反对伏罗希洛夫的人向斯大林建议撤销伏罗希洛夫的职务。1929年斯大林50岁寿辰时，伏罗希洛夫发表《斯大林与红军》，篡改国内战争历史，大力吹捧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不同，图哈切夫斯基如实地评价了斯大林在内战中的作用。斯大林当然支持伏罗希洛夫。1937年5月10日，图哈切夫斯基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伏尔加军区司令。5月22日被捕，5月24日被押回莫斯科。5月26日被撤销候补中央委员身份。6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以间谍、背叛祖国、准备恐怖行动罪被判处枪决。临刑前图哈切夫斯基高呼：“红军万岁！” 图哈切夫斯基案开始了1937—1938年红军中的大规模清洗镇压。 1957年获平反。 整个家庭受株连：母亲死于流放地，第二任妻子流放、集中营、枪决。女儿关进集中营。兄弟尼古拉被枪决，其妻进集中营和流放。兄弟亚历山大枪决，其妻送集中营和流放。姐妹奥尔加——流放，集中营，其夫——集中菅。姐妹玛利亚——集中营，流放，其夫枪决，其女流放。姐妹索菲亚——流放。只有一位姐妹逃过一劫。
索斯诺夫斯基，列夫·谢苗诺维奇——乌拉尔地区的革命领导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索斯诺夫斯基，列夫·谢苗诺维奇 ——乌拉尔地区的革命领导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 （1886—1937） 1886年生于奥伦堡市。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一个狭小的装订车间，在工作台上待装订的书堆得高达天花板，我这个7岁的孩子，爬上工作台，靠窗坐下，贪婪地读着各种书籍。在装订车间，各种内容的书杂乱地混在一起，我也就这样杂乱无章地阅读。我既没有听别人说过，也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有选择地读书。当然，我自己也作过某种选择，开头读几页，最后读几页，或者中间读几页，不过，如果这本书引人入胜，我也会从头到尾地看下去。我后来对许多作者有了鲜明的印象。我非常喜欢阅读并且读遍了所有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各种惊险小说和历史小说等等。儿童文学是到成长时才熟悉的。在童年时代，我并没有读儿童文学作品，或者它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几个哥哥都是装订工人，由于我如此迷恋于读书，他们往往对我瞪白眼。他们勉强容忍我读没有装订好的书，但不许我读刚装订好的书，因为读刚装订好的书，书页会卷起来，封面会脱落，书会发胀。但是，有时我会违反他们的规定。记得我开始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书是没有装订好的，但是，到后来这些书放在装订台上（工序很复杂），并且已经装好了，我才读完这些书。因为我读了很多书，而且往往过目不忘，所以虽然我刚开始学写作，我写东西却没有语法错误，也会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后来成为新闻记者。我的这种“成就”，从下面就会知道，对父亲的职业是很有用的。 现在简略地谈谈我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退休的士兵，在尼古拉一世当政时几乎服了25年兵役，他饱受了世袭制的痛苦，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强制离开双亲，穿上了军装。对于尼古拉一世时代服兵役和实行世袭制的情况，我并不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而是长大以后知道的。父亲多次讲到自己的过去，特别谈到了多次受到的毒打。他谈起人们用毒打、酷刑甚至用刺刀来迫使他信奉东正教。如果不做祷告，就被赶到河里，用淹死相威胁。他的许多同伴成了东正教徒，但他仍然是一个犹太教徒。他在市场上要我看一些有地道俄罗斯姓的老店主，但他们有真正犹太人的鼻子和胡子，他解释说，他们都是世袭兵，是用拳头和皮鞭让他们懂得东正教的法典的。关于父亲和母亲的生平我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说过，我也没有问过。我多少记得，父亲服完兵役以后到一家包税吏开设的酒店工作。他从军营到了酒店。他在酒店时期的生活，我毫不了解，只知道他酒量很大，可以喝大量伏特加而不醉。我能记得的是他在饭馆时期的生活。他成天在一家离市场很近的“萨拉托夫”饭馆，那里是他的接待室，他做起律师的工作。他的文化程度很低。不知道他是怎样做辩护工作的。只记得我九岁的时候，父亲就要我誊清他为辩护人起草的申诉书。我虽然只有9岁，但比我父亲写得好。他只是严格要求我写好标题，留下空格，不要涂改。其他事情，他就不太过问了。他只知道字要写得对，加上标题和符号，如此而已。 在他当律师时期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件事是我们家庭生活的转折点。那时在奥伦堡死了一位无子女的富有的女商人，父亲承担了寻找她的远亲，并证明他们有继承权的委托。他到远方省份寻找他们，并且找遍了教堂的档案，终于同继承人一起返回。我还记得他带来的弗拉基米尔省的几个农夫的美丽善良的面孔。他确实使他们得到了一份可观的遗产，因此，他也得到了一笔酬金。对那时我们贫寒的家境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但总数大概不会超过两千卢布。 我们从手工业者变成县城里的企业主。几个哥哥以前是奥伦堡印刷厂的工人，后来当了独立手工业者，而现在我们迁到了特罗茨克市，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印刷厂。父亲在饭馆当辩护律师的时期结束了。我在街上赤脚闲逛或整天躺在乌拉尔河边浅滩的时期也结束了。我成了一个中学生。 不久我父亲和大哥不和，我们分了家。我留在大哥的印刷厂。我很难讲出在中学时期有什么愉快的事情。我常常感到，我自己也是一个世袭兵，不过形式略为温和与文明一些而已。教育制度刻板，对学生实行恐吓，教师毫无才华，成天要学生死记硬背，枯燥至极。只有俄罗斯语言教员巴夫林闪现一点光辉的才华，他在短短的时期内（大概一两年）使我热爱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巴夫林授课的时期同我童年博览群书时期有着某种联系。巴夫林确实以他的活力滋润了这颗虽已播下但已干枯的种子。就我的年龄来说，我的确出奇地读了很多书，知道和记得的也很多。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显出了某种“讽刺”才能。我们开始出版手抄的学生刊物，我在上面写了一些讽刺教师的诗，当然，诗写得并不好。 我在智力上愈是发展，我就愈不能忍受继续留在中学。主要是屈服顺从，毫无自由，经常准备挨骂、挨打、受处罚，使我感到窒息。1926年我在《探照灯》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给家乡的一封信》，在这篇文章中，我叙述了我在学校生活的片断和遭遇：我决心冲破学校的束缚，家人也没有反对，在五月的一天，我终于离开了学校，感到获得了自由。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母亲去世了。她是在精神病医院死去的。其实，她是一个安静的病人，挨了父亲的打，实际上被父亲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当着她的面父亲同厨娘们胡搞，而厨娘们嘲笑她，侮辱她的宗教感情。她发病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害怕别人强制地在她房间挂圣像。她大喊“把圣像取下”，奔到病房的角落里去。家里发生的另一件事，也促使母亲得病。在我出生的那年，我的姐姐离家出走，信了东正教，当了修女。母亲长期以来一直为这种在犹太人的圈子里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苦恼。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到修道院去看过姐姐，不久以前，她到我这里来时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修道院关闭了，她做了40年的修女，必须开始新的生活。 我独立生活的最初年代开始了。这种生活还不能说完全独立。虽然我离开了军营般的学校，进入了自由生活的洪流，但我还不能独立地为自己挣一块面包。后来我到萨马拉的一家药房当学徒，按照当时的合同，在开始阶段，我没有工资。工作非常繁重。工作日很长，假日还要像平时一样工作，只能利用休息日。而除了工作日很长外，不久还要我值夜班，白天和黑夜都要工作。店主是一个严厉的德国人，待我们学徒非常苛刻。当然，他对我们的工作训练是出色的。他教我们迅速、干净、利索、准确、细心地工作。现在我已经看不到像他那种利索的工作了。但他非常粗暴，看不起俄国人，在同他的法国朋友说话时，经常骂“俄国蠢猪”，我感到非常气愤。 有一次，他打一个学徒，我们团结起来，进行罢工。但他根本不理我们的罢工，因为像我们这样要寻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是从此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对欺侮工人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给予回击。 我们的一个伙伴为当地的萨马拉报纸写了一篇描述药房的奴隶生活的题为《白色奴隶》的文章，文章登出来了。大约就在这一时期，我被介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在小组里，有人和我讲述了兹拉托斯特的枪杀工人事件，我们在那里开始阅读《火星报》。我开始向党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性质）的服务。从这时（1903年）起，我就认为自己是党员了。 以后我离开了萨马拉，到别的地方的药房工作（奥博扬，车里雅宾斯克），最后到了叶卡捷琳堡（1904年）。在那里，我很快接触了布尔什维克。起初我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我所服务的药房既便于保存秘密文件，也便于地下工作人员接头。国内外的来信也寄到我这里。来自各地的党的工作人员到药房来找我，从我这里再得到联络地点。不久我认识了著名的乌拉尔的党的工作者。有一次，我决定按照联络地点去寻找他们。我认识了玛丽亚·奥斯卡罗夫娜·阿维德（1919年春因从事地下工作被高尔察克处决），向她表示了想同党组织保持更密切联系，和参加研究党纲小组的愿望。她要我去找克拉夫季·拉莫费也夫娜·诺夫哥罗德采娃（后来是斯维尔德洛娃，即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妻子）。1905年春天，记不清由于什么原因，我认识了乌拉尔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并且同他们很熟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来了，他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他是真正革命者的典型。我经常去参加会议和群众集会，用胶版印刷声明以及完成多种细小的任务。1905年秋天的事件爆发了，组织掌握了巨大的力量，斯维尔德洛夫、丘茨卡也夫、司罗莫洛托夫和其他许多同志都是很有经验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 1905年10月的日子里，我们经受了真正战斗的考验。10月19日黑帮袭击了我们的群众大会。一些人（包括敏金同志）受了伤。但过了两天，党组织准备进行回击，向黑帮发出了挑战。在布尔什维克战斗小组的保护下，在市剧院举行了有很多人参加的大会，斯维尔德洛夫作了非常成功的讲演。我记得，那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小组随时作好了对挑衅进行武装反击的准备。那是一个通过战斗的联系把人们真正地团结在一起的极好的夜晚。 在这个时候，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段插曲。前面我已经说过，我的药房地址是委员会的通讯联络点。我离开了药房，但有人还不知道我的通讯地点已经变换，信仍然寄到老地址。有时候信封上的地址写得不太准确，仅仅写上“沃兹涅先斯基药房”而没有写上收信人。有一次店主打开了信封，吓了一跳，其中是一封薄薄的密信。店主暴跳如雷，威胁说自己不敢受不法事件牵连，要把信交给宪兵。我从药房职员那里知道了他的谈话，就到他那里，向他要回信件。他开始对我肆意侮辱，我不能忍受，就打了他几下耳光，从他那里把信夺走，谈话也就结束了。以后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早在1905年已经开始实践对资产阶级的恐怖活动了。 同年11月，有人建议把我派往兹拉托乌斯特，那里是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我到那里去了，虽然感到自己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布尔什维克。在兹拉托乌斯特，我的首要任务是到工厂去。本来我已被录取为清洁工，但行政当局狡猾地把我打发走了，他们通过体格检査把我淘汰了。我经常到工厂去，做些小事情（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交锋），但我一再感到自己特别是在农业问题上的宣传训练很差。 在纪念沙皇刽子手在兹拉托乌斯特广场枪杀工人一周年的工人群众大会上，我不得不首次发表演说。当时天气严寒，即使天气不那么冷，我也喘不过气来。又冷，又紧张，我的声音发抖了。在我短短的讲话中，激起了对沙皇制度的巨大愤怒，以致事后我的朋友都为我的演说才能所震惊，并预示了我成为一个演说家的未来。但是，很快从乌拉尔派来了由一个专门从事血腥镇压的将军率领的一支侦缉队。我不得不转移。我冒着刺骨的严寒躺在一辆空的货车上，从兹拉托乌斯特到萨马拉去，希望在那里找到熟悉的党的工作人员。我总算活着到了萨马拉，但那里没有找到熟人。我又改道去敖德萨，在那里找到了几个地址，但都扑了空。那时，我决定去国外，希望在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考察国外的工人运动，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我走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我决定像我读过的小说的主人公那样出走。我看到一艘轮船，也不知道它开往何处，就钻进它的货仓。到了君士坦丁堡，我从货仓钻出来，船长罚我在船上做苦力。在阿尔及尔（北非），我从船上逃跑，因为船长威胁我说，由于偷渡，要把我送交英国法庭审判。我带着3个卢布开始了流亡者的生活，我先后在烟草厂、药房做工，最后抵达巴黎。 在巴黎，我过了将近一年的流亡生活。虽然失业，经常流离失所，忍饥挨饿，但我贪婪地寻求新的知识。我去听演说，到图书馆去看书，出席巴黎工会的各种会议，甚至参加了法国亚眠的工会代表大会（1906年）,在巴黎，我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十分想念俄国，渴望工作。我还到了日内瓦和维也纳，但我断然决定返回俄国。我回俄国后到了塔什干，在地方资产阶级报纸《土耳其斯坦信使》当一名印刷工人，组织印刷工人的工会。有时为由一名老同志朱·弗·莫罗佐夫领导的地方社会民主党报纸撰稿。我们的印刷厂老板兼报纸主编，是一个犹太教牧师，名叫基尔斯涅尔，他弄清了我的底细，把我解雇了。工会组织了罢工。当天晚上，我们被逮捕了。工会在我们获释前继续罢工。基尔斯涅尔不得不设法把我从监狱中放出来。不久我在塔什干德鲁日金兄弟公司当上了办事员—代理人。德鲁日金兄弟年轻，继承了巨额遗产，装出非常进步的样子。公司的经理教我怎样写各种信件，对要断绝关系的供货者怎样写，对不想断绝关系的供货者怎样写，对挥霍了规定的余款（按共同继承人的家庭决定）的上大学的兄弟怎样写，对公司各处处长怎样写，等等。他对我写的文件不断进行挑剔。但是，这种文体的训练被我们组织的抗议公司无故解雇职工的罢工打断了。警察局又开始搜捕我，我不得不离开中亚细亚。在塔什干，我参加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我们的候选人在塔什干当选为杜马代表，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人——弗·彼·纳利夫金将军，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是一位头发灰白仪表堂堂的老人，从斯柯别列夫时代起，他就为沙皇征服中亚细亚而东征西伐，在军事方面和行政方面升迁很快（军事总督）。到了老年，他对现存制度有一套特殊的反对派的革命观点。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和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物。他特别认真地对待东方民族问题，几乎学会了各种土著语言，为土著儿童开办学校，亲自出版一种当地语言的报纸，撰写关于土著无产阶级状况的巨著，等等。在选举时，他同意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并被选入杜马。他以工作负责和高度民主而享有盛名。同他认识以后，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圈子。 在快写完塔什干时期时，再谈一下德鲁日金。这个名字是同英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枪杀26个巴库政治委员的事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德鲁日金是英国在外里海地区短暂统治时期的帮凶。后来，他同英帝国主义分子一起躲藏起来。他是书写商业文体的专家，也是从事镇压和白色恐怖的专家。 在离开塔什干的途中，我本想停居在奥伦堡。在那里，正赶上第二届杜马被解散，沙皇政府对革命工作者和工人阶级的镇压变得更加残酷。根据某些消息，高加索的革命火焰越烧越旺，这就吸引了我。 我来到了巴库。我秘密地住在那里，当上一家饭店的办事员，目睹巴库商人纵酒狂饮。后来，我到一家药房工作。很快通过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朋友谢姆科夫同组织建立了联系。巴库对我来说是一所很好的学校，那里有大工业，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石油工业具有特殊地位，党和工人能比在俄国其他地方呼吸得自由些。群众性的工会能公开活动，还出版工人报纸。无产阶级经常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资本家同工会就签订集体合同进行谈判。总之，阶级斗争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具有巨大的规模。进行宣传鼓动的可能性比俄国其他地方广泛多了。在这里，合法和地下革命运动的结合，使工作开展得非常广泛。在巴库时，我一直担任（地下）党组织的区组织员，木材和建筑工会的书记，还参加俱乐部和合作社工作。工作非常繁忙，我专心致志于工作，但不久又遭到了逮捕。不过，过了几天，我得以逃跑，躲在石油区——巴拉哈内。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很有意思、很有才华的工人布尔什维克И．П．萨马尔策夫（他的真姓是希李科夫），他当时是工会的组织者，对建立强有力的阶级组织作了非凡的努力。他一度离开过党，但后来又回到党内。他倾向于当时流行的法国型的工团主义，反对右翼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和已经产生的议会主义。在巴拉哈内，我住在工人家里，过着与当地工人一样的生活。我当过罗特希尔德油田的小工，从那里被解雇，后来同萨马尔策夫一起参加失业工人劳动组合，从事铺设油管的工作，这种工作是临时性的，非常繁重，有生命危险（当油管不得不经过石油湖泊——沼泽地时）。 离开巴库后，我到了莫斯科，用的是尼古拉·克拉尤什金的身份证（他是巴库冶金工人，他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了我）。我担任纺织工会和皮革工会的书记。这两个工会在莫斯科南岸区一个裁缝的家里共有一间很小的房间。实际上，这里没有多少组织工作，主要是鼓动工作。这里用工会会员会议的名义完全合法地召开工人会议，用合法的形式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 我们学会避开沙皇的法律。沙皇的警察当局非常凶残，但也相当愚蠢。例如，当时政府正在起草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所谓保险是怎么一回事是很清楚的。从工人那里拿钱，但不让工人管钱。这就是整个法案的含义，我们召开了几十次人数众多的会议，在警方的参加下，我们用很平静的声音，不用任何激烈的语言，就清楚地揭穿了沙皇的狡猾伎俩和对工人的政策。除了公开的警察外，也有文化程度较高的秘密特务参加会议。由于他们的告密，很快就不让我们再提国家保险问题了。于是我们在议程中既不用“国家”这个词，也不用“保险”这个词。我们只谈“患病工人的保障”。后来就谈“对患病工会会员的援助”。但是，问题是一样的，难道这个政府能关心工人吗？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工人申请加入工会。我们就深入工房（“宿舍”），吸引最积极、最活跃的青年参加工会工作，而通过工会，又参加党的工作。当然，从事工会工作，有遭解雇和逮捕的危险。但是总有不怕风险，积极工作的工人。 会议大部分是在饭堂和“贫民救济所”在各区设立的民众馆召开的。这个救济所的头头是当时莫斯科省长钟科夫斯基，没有他的许可，是得不到开会场所的。有一次，我这个地下革命者以农民尼古拉·克拉尤什金的名义参加了省长举行的盛大招待会。这位省长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应我的请求接见了我，向我提了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并慷慨地答应予以解决。他后面跟着一大堆秘书和随从，而我穿着一件蓝色的背心，完全像个工人。钟科夫斯基不会怀疑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逃犯。 在这个时期，我在莫斯科还从事某些写作。那时，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出版过政治—工会杂志。它不断被封闭，但又用新的名称（《工人事业》《劳动通报》等）出版，莫·伊·弗鲁姆金、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在那里工作过。 1909年冬，我被逮捕。由于倒霉的巧合，给了我一张季莫菲耶·库拉诺夫的身份证（克拉尤什金的身份已经过期，必须另外得到一张身份证），但后来才知道，有人在哈尔科夫用过库拉诺夫名字的这张身份证，在逮捕时曾向警方开枪逃跑了。我按照身份证被认为是此人，被解送至哈尔科夫。审问、对质、严格隔离，这一切使我等待糟糕的结局。 虽然事情发展还算顺利，但我经历了最沉闷、最不愉快的时候。有一天深夜，我被叫醒，从哈夫科夫监狱转到宪兵处。我记得在那天晚上，宪兵处的大房间像死一般地沉寂。我等了很久，直打瞌睡，但又不得不保持警觉，同睡意作斗争。突然门开了，两边放进来了许多人，命令他们仔细辨认我。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要一个一个地进来。“这个人是向押送的警察开枪的人吗？”长时间的令人窒息的沉默。这很像基普林《丛林》中的一场戏。“仔细瞧，啊，狼”，这是在丛林中的夜晚狼群在训练幼狼开始独立生活时如何捕获目标的场景。“仔细瞧，啊，狼，”而宪兵军官在吼，“仔细瞧瞧这个人。”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证人都说：“不，不是这个人。”第四个证人，一个毛发稀落的特务带着难听的鼻音急匆匆地说：“就是这个人，我一看就认出他了。”但这没有给宪兵留下印象。他重视一个老头的意见（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房主，在他家里开会时警察去抓人，但没有人向警察开枪）。老头很长时间犹豫不决，但后来喘着气说：“不，不是他。”在拂晓时，经过一条条无人的沉睡的巷道，我被解送回监狱。我一路上都在想：“如果老头把我认作搜捕的对象，那会怎样？逃不了上绞架。朋友们赏给我这样一张身份证，有什么说的呢？” 我被送回莫斯科监狱。在莫斯科，看守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把我送去服兵役，这样就可以向政府交差了。有一天，一个看守幸灾乐祸笑嘻嘻地对我说：“这比把您流放更糟。” 监狱，押送，陆军医院，体格检查，终于到了叶卡捷琳堡，穿上了军装，得到了在监视下“捍卫沙皇的祖国”的权利。在几个月的严密监视后，我开始跑出兵营，去寻找1905年时期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我找到了一两个朋友，并且得到了当时出版的报纸《明星报》和其他地下刊物。我渴望自由行动，一些最卑鄙、最反动的军官常常给我暗中捣鬼（把一些老传单偷偷地塞到我那里去）。我准备逃跑并转入地下状态。有人劝我向医生行贿，以患病为借口，摆脱服兵役。次年，我就用这种办法摆脱了服兵役，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合法地位。 在草原的一个小县城，我的大哥出版了一份小报《草原》，我就到他那里工作。这家报纸尽管很左倾，但一般很少超出地方的题目。在我到报纸工作时，正赶上歉收。我们目睹沙皇政府机关在救灾时贪污盗窃、官僚主义、不管饥民死活等种种行径，就写了不少犀利的短文加以揭露。报纸经常受到罚款和没收的处分。最后，让我明白，等着我的是什么。 《真理报》问世了。在收到10号—20号《真理报》以后，开始想去彼得堡，我同首都没有联系，但找到了一个机会，迁到那里去了。最初有几个月，我苦于找不到门路，后来终于进入《真理报》，并在那里积极地工作。同时，我在工人倶乐部和工会从事半合法的工作。我参加了削弱孟什维克在冶金工会和某些倶乐部的影响的工作（例如，莫斯科关卡外的“教育协会”赶走了头号孟什维克阿布罗西莫夫，后来发现此人原来是奸细）。1913年春天，我被逮捕，在“拘留所”呆了几个月后获释，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自然，不久我又回到《真理报》工作。我又同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保险问题》杂志，并担任书记，直至1913年秋天我又一次被捕。这一次我从关押的“拘留所”被流放到车里雅宾斯克。 在车里雅宾斯克，我尽力扩大《真理报》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征集订户和通讯员，参加合作社和工会，利用多种合法和部分非法的机会从事工作。在宣战时，按彼得堡的命令又把我逮捕，有几个月我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直到把我释放时，才知道谁和谁在打仗。1915年，我又被逮捕，但时间不长。在这个时期，我同住在乌拉尔其他城市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在叶卡捷琳堡召开了如何对待战争问题的党的小型会议，克列斯廷斯基、谢夫鲁克（那时是布尔什维克）和我等参加了会议。虽然我们没有中央关于对战争的立场的文件，也没有消息，但我们凭着自己的直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们的决议后来登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得到了中央的赞同，被认为是地方党员的及时的反映之一。 在流放期结束以后，我移居叶卡捷琳堡。为了谋生，我为当地的《乌拉尔生活报》撰稿，这家报纸当时是比较激进的。例如在选举军事工业委员会时，我们在报纸上用尖锐的方式宣传实行抵制，这是符合我们党的路线的。这并不妨碍这家报纸基本上釆取护国主义路线。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的坚强组织逐渐形成了，它进行了多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二月革命前不久，一部分积极分子被逮捕，另一部分因被搜捕而躲藏起来。我跑到了萨特金厂（南乌拉尔），找到了一个办事员的工作。但我刚放下行李,就传来了沙皇政府倒台的消息，我赶忙回到叶卡捷琳堡，一下火车就直接参加了在市剧院召开的大会。 从1917年2月到难忘的10月，我一直在叶卡捷琳堡工作。我主要担任鼓动员、记者和编辑，但是我也要做多种多样的工作。我从苏维埃成立时起就在那里担任多种领导工作（乌拉尔区域苏维埃副主席，后任主席，乌拉尔工会区域委员会主席，党的区域委员会委员等等）。 在1917年的几个月中，我在多处从事非常繁忙的鼓动工作，几乎没有一个企业和兵营是我没有发表过讲话的，更不要说苏维埃的会议和群众大会了。不言而喻，我在乌拉尔成了著名人物。我著名的程度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在当年5月，叶卡捷琳堡的苏维埃按其党的机构成分来说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但就其思想倾向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它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的包围，并且被解散了。在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所有领导人都到彼尔姆去参加代表大会了，敌人就利用了这一点。新的选举开始了，在这次选举中必须战胜叛徒。他们争取不到工人的选票，就竭尽全力去争取士兵群众。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展开了疯狂的诽谤。1917年7月在彼得格勒发生的事，5月就在我们叶卡捷琳堡发生了。军官们用各种方法来污蔑我们的党，以便使士兵脱离我们，有一个士兵描写了当时的场面：有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的军官在士兵大会上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国威廉皇帝的间谍，他们出卖了我们，等等，因此，决不选布尔什维克，他说：“弟兄们，懂吗？”士兵们喊道：“懂！”“你们同意不选布尔什维克吗？”“同意!”“好，现在我们选谁呢？”突然出乎意料地，大家同声喊道:“索斯诺夫斯基!” 敌人疯狂的程度还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个军官，也是社会革命党人，叫米亚利岑，是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为了我在苏维埃会议上的一次演说，他通过决斗副手向我提出决斗，我把决斗副手赶走，这件事在地方报纸上传开了。 1917年12月，我和克列斯廷斯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提名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我们离开了乌拉尔，抵达了彼得格勒。一天的立宪会议很快就结束了，而我被留在首都工作。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为工人出版一份群众性的通俗报纸。这件事委托沃洛达尔斯基和我来办。《红色报》就这样诞生了，沃洛达尔斯基更多地从事党的工作（主要是鼓动工作），只是晚上到编辑部来撰写有关当前迫切问题的战斗性的社论。我成天呆在编辑部，为新型的报纸挑选撰稿人，并校阅了全部稿件。同时，我必须参加工人和士兵的大会，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 我随中央政府迁往莫斯科，当时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担任专职直到1924年）。在莫斯科，我被委托创办群众性的农民报纸，当时把两份党报——《农村贫民报》（彼得格勒）和《农村真理报》（莫斯科）合并在一起，春天我开始出版《贫农报》，我担任该报编辑有6年多。在《贫农报》阅读农民和士兵群众的来信，使我第一次接触农民问题。1918年，一个农民控告地方当局违法，我奉命到特维尔省的别热茨克县去作调查，我是和卓越的党的农村工作者А．Г．潘可夫一起去的，他教我学会了许多东西，使我考虑许多关于农村工作的问题。1919年夏，我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被派往地方上检査党的政策执行情况，我又同潘可夫一起来到了特维尔省。我到了好几个县，听取了多种申诉，参加了许多农民会议，我继续学习以前我不知道的有关党的农村政策这个复杂和重要的问题。 不久以前，我还参加了一项新的很有意思的工作，即组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工作，我被任命为该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日常的领导是由布罗夫担任的。我亲自乘第一班有组织的列车，一直到了我国的最西的边界。这项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有成效的。 随着乌拉尔从高尔察克占领下解放，中央委员会派了一批工作人员，主要是过去的老乌拉尔人，其中包括我，到这里来工作。我被任命为叶卡捷琳堡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在经历了一年的白卫军专政以后，我们必须从事恢复苏维埃的工作。在1919—1920年的冬天，我被派往刚从邓尼金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哈尔科夫，我在那里只工作了约3个月，担任党的省委主席。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在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在交通部门从事政治工作的组织）工作，在那里我向托洛茨基（他当时是交通人民委员）建议出版铁路工人的群众性报纸，经他同意和中央的批准后，我创办了《汽笛报》，我担任了该报最初几个月的编辑。1921年我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1922年我参加了出席热那亚国际会议苏维埃代表团的工作，这次旅行给我一次机会考察一下1905年以后的现代欧洲的生活。在以后的阶段值得一提的只是我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部委委员，不过我在那里做的工作很少，我主要从事新闻工作。 我在革命年代的主要工作是新闻工作。我从1918年春天到今天为止一直是《真理报》的经常撰稿人。我同其他人一起合作进行工作，但是没有人像我一样把力量都放在《真理报》上。我一直为苏联的小品文开辟道路。在革命的最初年月，除了我和杰·别德内依以外，几乎没有人写小品文，后来克尼亚泽夫和其他人也开始写。一些小品文以《事件与人物》为题汇集成两卷出版（第1卷题为《播种》，第2卷题为《冰雪融化》）。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苏维埃处女地》《论音乐及其他》《迫切的难题》《迪莫夫卡》《论文化与市俭习气》等。 如果把我在革命年代的著作活动总结一下，那么它的内容主要可归结如下：第一个时期是反对各种叛徒和白卫军的战斗性的文章。以后是描写现实的小品文，有点像描写日常生活之类的东西。在1918-1919年，描写革命的文学还没有出现，小品文部分地代替了文学。以后开辟了内部的战线，同混乱现象作斗争，对这些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迪莫夫卡》，即在乌克兰迪莫夫卡枪杀农村通讯员格里戈利·马林诺夫斯基的惊人事件。这件事当时在报刊上作了广泛的报道，把它同党和苏维埃在农村中的领导的不正常现象联系在一起。除了以上文章外，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以《真理报》的社会控诉员的身份写文章。在《迪莫夫卡》之后，我还报道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如白俄罗斯农村通讯员拉比茨基事件，顿河的库普里克事件等等）。后来，我渐渐写文学方面的题材，例如,论杰米扬·别德内依，反对未来派，反对像叶塞宁那样的颓废文学作品，反对皮里尼亚克对苏维埃现实的歪曲，等等。在我的著作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关于农业的文章。对我们的报刊来说，这是一种新东西：在党的机关报刊上出现一些战斗的小品文，谈畜牧业、块根作物、小麦新品种、洋麻这种新作物，等等。还有一类文章是揭露我们过渡时期受到破坏的生活的畸形现象的，这可以用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小品文的标题《论文化和市侩》予以概括。最后，我还描绘了我们同时代人（活着的和去世的）的人物形象。某些小品文包括《人物和事件》的第一卷，已译成德文，可能还译成其他文字。一本文集用世界语出版，并附有插图。 蔡恺民译 索斯诺夫斯基续志 1923年10月索斯诺夫斯基在“46人声明”上签字，1924年属“左翼反对派”，被撤销《贫农报》的工作。1927年在“83人声明”上签字。1927年12月属75名“托派积极分子”之列，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外地。1929年4月29日被捕，5月28日被判徒刑3年。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他在给反对派分子的信中激烈批判了斯大林的农村政策。1932年4月13日徒刑延长2年。宣布退出反对派后，1934年回到莫斯科，任《社会主义农业报》编委，1935年恢复党籍。但过不多久，1936年10月13日被捕，1937年7月3日以积极参加托洛茨基反革命恐怖组织罪被判处枪决。 1958年6月28日平反。 家属受株连：其妻1937年被捕，1941年被枪决。儿子1941年被捕，在集中营关押到1953年12月1日。1990年1月参加“纪念”协会成立大会，是其一个分会的负责人。
索柯里尼柯夫，格里哥里·雅柯夫列维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苏俄代表团团长，其财政和币制改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成功的改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索柯里尼柯夫，格里哥里·雅柯夫列维奇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苏俄代表团团长，其财政和币制改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成功的改革 （1888-1939） 1888年8月15日我生在波尔塔瓦省罗姆内县城，父亲在当地的利巴瓦－罗姆内铁路上当医生。很早（5岁）就学会读书。在我家搬到莫斯科以后，我进了莫斯科第五古典中学，这个中学在教学计划中保留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我作为犹太人受到了校领导的迫害。“古典”教学促使我参加雨后春笋般兴起的自学小组；自学小组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政治小组。 在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青年政治小组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当我接触到民粹派书刊和马克思主义书刊以后，我靠近了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特别是同米·隆茨·纳尔基里耶尔等人的小组接近），那里的人仔细研究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经常阅读非法的期刊和小册子。从国外运来收藏在住所里的一大批书刊使我们了解到国外社会民主党报刊上讨论的理论和策略分歧。在地下青年晚会上我同社会革命党人和托尔斯泰主义者（C．杜雷林、古谢夫）进行过辩论。在首批认识的“地下工作者”中间有洛基洛夫（安东），我通过他同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1905年我加入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了社会民主主义学生运动，参加了十二月起义。由于组织青年学生的事宜，常常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H．H．罗日柯夫、米茨凯维奇、策伊特林碰头。在加入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两者之间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对两个派别对无产阶级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和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态度的估计作出的。1906年春天我进入了市区宣传委员会，主要在印刷工人中间工作，然后在索科利尼基区工作：起先在纺织工人中间当宣传员，后来作为区委员会的委员充当组织员、鼓动员、宣传员。同时我在布尔什维克战斗队的总部莫斯科委员会所属的“军事技术局”工作。在这个时期我认识了维克多（塔拉土塔）、布尔（盖森）、马尔克（柳比莫夫）。由于工作的缘故，同弗拉斯（利哈乔夫）关系特别密切。由于军事技术局的关系，同“谢苗·谢苗诺维奇”（科斯季岑）和“埃罗特”（巴·卡·施特恩贝尔格）发生了联系。街头集会、林中群众大会、布尔什维克演说家在工人集体宿舍的突然出现、工人宣传员学校、宣言和工人手抄和油印的传单——这一切引起了警察的密切注意和严密的监视。1907年秋莫斯科大破坏期间，索科利尼基区也遭到破坏。我在被警察包围的会议地点被捕，在索科利尼基区分局关押了几天便转移到布蒂尔监狱，1909年2月从那里被流放。在转移之前，我被单独派去干一件工作：同刑事犯一起打扫多尔戈鲁科夫街并照例从好心的过路人那里得到几个“戈比”。我被送往西伯利亚前不久，由于在监狱长走过时拒不脱帽而被送入地下禁闭室，带上缭铐并服苦役。1908年秋天，高等法院根据指控我是社会民主党（布）索科利尼基区委员会成员（第102条）的罪名进行了审理，结果判处我永久流放。我坐了一年半的单身牢房，在这段时间里，我系统学习经济、历史、哲学。我常常以敲墙壁的方式同隔壁下棋以调剂自己的学习生活。尽管用面包捏成的棋子被没收，尽管敲墙对话受到惩罚，我们还是玩得很起劲。在上述年代里，布蒂尔监狱的单身牢房的条件是比较不错的，1908年年底条件开始恶化。鲁柳斯尼出版了监狱手抄杂志，该杂志的积极撰稿人之一是尼·列·美舍利亚科夫，当时他同同案人尼·索柯洛夫、韦谢洛夫等人在等着受审。在监狱的浴室里，在浓浓的水蒸气中，在哗啦哗啦的水声中，在水盆的响声中展开了关于经验一元论和辩证法的争论。最高纲领主义者－剥夺者换上了狱吏的衣服，打算从浴室逃跑，但他的不成功的逃跑行为导致狱方重新审查浴室自由宪章并大大减少了这种自由。 经过四个月的押解和关入羁押监狱之后，我到了流放地——安加拉河的雷勃村（叶尼塞斯克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羁押监狱中遇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叶尔柯马什维尔、什克洛夫斯基。在安加拉河，流放犯组织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战性的学术报告，举行有组织的集会，中间还穿插着到原始森林去游览和为当地的商人提供皮子。在雷勃村呆了6个星期以后，我同什克洛夫斯基从流放地逃跑了。通过莫斯科到了马里安波尔（靠近普鲁士边境），并靠斯托克利茨基的帮助越过边境。1904年秋住在巴黎时，受列宁的委托主持“无产者”工人倶乐部的工作。这时在果贝伦大街的俄国图书馆里常常举行流亡者的会议，列宁就是在这些会议上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在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里，我认识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她经常在那里从编辑部的来访者中详细收集关于俄国的情报。 我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巴黎布尔什维克派的会议上，他在作关于俄国农业发展的两种可能的道路的报告。当时正处于反动势力猖蹶的艰苦年代，但列宁非常坚定和富有朝气。他住在马里罗兹街的陋室中，接连好几个小时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晚上在干净的小厨房吃比较简单的晚餐时，列宁同顺便来看望他的同志谈话。我在巴黎从法律系毕业并念完了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在1910年春中央全会后的分裂时期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派的有马尔克〔柳比莫夫〕、列瓦〔弗拉基米罗夫〕、洛佐夫斯基〔德里佐〕等人），参加小组出版的《护党报》。曾两次见到普列汉诺夫，他当时把反取消派的孟什维克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但普列汉诺夫所持的傲慢态度并不能掩盖这样的情况：他当时已经失去了判明俄国情况的能力。后来我在瑞士组织了“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国外组织瑞士局”。从战争开始时起我就持国际主义立场，在瑞士社会党里积极工作，为在巴黎出版的国际主义者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列·托洛茨基是编委）撰稿，在瑞士的许多城市里作关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等的报告，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后支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立场接近起来。 二月革命以后，我同第一批侨民一起回俄国，这批人中间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哈利东诺夫、印涅萨·阿尔曼德、米林戈夫、利林娜、乌斯涅维奇等，在通过德国的路途上，在“铅封车厢”中不断讨论饿肚子的策略纲领——原则上决定拒绝德国红十字会准备请旅客喝的稀汤。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企图潜入车厢来向列宁祝贺，由于得到列宁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想被抓住领子撵出去就走开，只得匆匆地走了。列宁向代表提出的最后通牒用词强硬并且产生了应有的作用。在瑞典同“铅封车厢”中的旅客的会晤是加涅茨基组织的。关于开始诽谤列宁及与他同行的布尔什维克的消息使我们设想临时政府有可能企图逮捕越过俄国国境的乘客，为防万一（根据列宁的建议），我们商量好了在询问时如何应对等等。 我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同所谓的“区联派”（联合派－国际主义派组织）领导人合作的谈判，布尔什维克护党派的国外组织同该组织是有联系的。这个组织后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但当时却反对立即同布尔什维克联合。这种情况使我不可能加入“区联派”。我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之后（1917年4月），就回到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不久就被该组织选为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莫斯科区域局委员，同时也是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时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布哈林、弗·米·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雅柯夫列娃、布勃诺夫、斯土柯夫、萨普龙诺夫接近。在国外的时候，我赞成苏维埃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支持列宁的四月提纲，反对最初表示反对“提纲”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区域各处进行鼓动时，在基涅什马被军官逮捕，又被预备兵释放了。我的一篇文章被收入莫斯科出版的题为《论修改党纲问题》的文集，我的文章提出了修改旧（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部分的方案。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我同约·斯大林都是七月事变以后代替《真理报》出版的报纸——《工人和士兵的》《真理之路报》《真理呼声报》的编辑部委员（我在这些报纸上写了许多社论和其他文章，写了报刊述评），后来从十月革命时候起是《真理报》的编委。七月破坏以后，列宁认为很可能有一个比较长的对群众施加反革命暴力的时期，他要求筹建秘密机关刊物，他一度认为希望保存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是一种幻想。科尔尼洛夫的发动使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科尔尼洛夫的失败表明，积极的无产阶级力量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才能进行斗争。科尔尼洛夫事变是十月事变的某种“演习”。列宁从芬兰避难地回来以后，把革命力量引向神速的进攻。索柯里尼柯夫是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后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属于同列宁一起投票赞成起义并举行起义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是进行起义期间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以后我作为和谈代表团的成员被派往布列斯特，从布列斯特回来后起草关于私人银行国有化法令，领导私人银行国有化工作，同一批银行家（土曼诺夫、巴西阿斯、科甘）一起进行原私人银行改组和合并的工作。参加“夺取”国家银行和对它进行改组的工作。根据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名单被选入立宪会议。由于参加了布列斯特停战谈判，所以1918年春再度去布列斯特（在和谈破裂和德国人再次进攻之后），这次是作为和谈代表团团长去那里的，代表团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接受德国司令部的最后通牒式的建议和签订和约（代表团成员有契切林、越飞、卡拉汉）。当中央在关于恢复和谈和宣布准备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时候，支持列宁所捍卫的立场。当然并不相信德国政府会接受和平建议，休斯式电报机字条上关于德国人同意恢复谈判的回答的头几行字在深夜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家所没有料到的，尤其是因为拖延不答、德军继续推进并攻占普斯科夫，每时每刻都造成和平姿态毫无效果的印象。苏维埃代表团由于铁路线被破坏而没有到普斯科夫，换乘轨道车，面向德国线路的最后一段路程是深夜步行走完的。先头部队的指挥部没有得悉恢复谈判的消息，完全莫名其妙，并且起初不知道怎样对待奇怪地和意外地出现的代表团。德国士兵认为进攻是由于有必要把边区各民族从俄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代表团从普斯科夫前去布列斯特的时候，城里有人举行敌对的示威游行，在这些人中间流传着挑拨性的谣言，说什么在俄国被推翻的苏维埃政府的成员冒充和平代表团出行而逃跑。德国政府宣布，在签订和约前，将继续进攻。但是，和平代表团没有进行长期谈判的任务：由于战线是完全暴露的，一部分旧军队跑到几百里远的后方，有组织的红军部队又弱，要拒绝德国的最后通牒是不可能的。其条件由于在最后时刻加进土耳其的新要求而更坏了。在签订和约时，我作为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德国代表团团长是冯·罗森贝尔格，他后来是外交部长）发表了演说，我在这篇引起了到场的以霍夫曼将军为首的东方战线的德国军官们强烈不满的演说中，对德国的最后通牒作了尖锐的评价，并表示相信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的。 从布列斯特回来以后，同中央委员会一起在1918年春到了莫斯科，回到迁到莫斯科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中工作。在《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这本小册子中对银行国有化的意义和今后信贷机构的作用作出了评价。在1918年夏召开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财政政策的原则的报告，反对取消货币的方针。我当时在《国民经济》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捍卫的也是这些原则。不久（6月）我成了被派往柏林的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草拟和约的补充协定——经济和法律协定。正在谈判的时候，克拉辛来到了柳杰多尔夫的大本营，同他谈判德军停止向巴库挺进的问题。柳杰多尔夫切断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坚定计划被美国军队在德国海岸登陆所破坏。这一行动造成了新的军事形势并使德帝国主义极右翼在俄国的军事计划不可能实现。在柏林，我在独立社会党人的会议上和斯巴达克小组里作过多次报告。我同布哈林一起去拜访考茨基，但是同考茨基的谈话由于毫无效果而立即中断。米尔巴赫被暗杀以后，谈判中断，委员会回国。回到莫斯科后，我在给列宁的报告中汇报了德国革命运动发展、军队迅速瓦解和兵变情况。这时社会革命党委员会支持的立宪会议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支持的白卫军在外高加索的叛乱开始显示严重的威胁——国内战争即将开始。我作为东线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前往维亚特卡（同谢·古谢夫一起）。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提出由旧军队的上校绍林担任第二集团军司令员，他是集团军司令员中的头一批“军事专家”之一。第二集团军应当平定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的暴动，并且不让立宪会议派同军队联合暴动。在维亚特卡周围发生了富农暴动，从莫斯科派去的武装征粮队有一部分加入了暴动者的行列。第二集团军在最初几次冲突中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由各个部队拼凑起来的人最初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部队是由游击队——从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学校培育，并从德国战线上转调来的工人、水兵、志愿军所组成的。征用粮食、马匹、种子、房屋引起同农民的尖锐摩擦。动员当时农民加入红军队伍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被动员的人领到服装以后就开小差，或者刚一交锋就向敌人投降；曾发生过大小部队直接叛变的情况。当改编的第二集团军向伊热夫斯克进攻时，我亲自参加组织的特别师则奉命向沃特金斯克工厂前进。这个师是边战斗边组成的，这些在卡马河多树林的山前地带的战斗，是争夺鞑靼人的小村庄的残酷斗争，它们使这些村民遭到日夜炮击。战线只能相对地称为“战线”：有些部队很难保持自己内部的联系，往往是在一个区域里，红军连队在白军的后方，而在另一个区域里，白军又在红军的后方。有时“战线”一天之内推进40俄里，一夜内又后退70俄里，师的正规部队是塔乌曼上校指挥的拉脱维亚团，塔乌曼行动谨慎、缓慢和果断；突击任务由水兵游击队完成，但他们很不愿受他们的无比勇敢的巴雷什尼科夫委员（后为格拉佐夫县军事委员）的纪律约束；新兵营由军事委员马尔金（从当地农民中提拔的）和“专家”（旧军队的年轻军官）指挥，其中就有基涅特上尉，他在自己的士兵逃跑而先头部队人数很少的情况下企图阻截敌人时被白军砍死。白军靠兵工厂而拥有较多的武器弹药，在危急时刻他们对所有的工人进行挨个动员并把这些工人送去打仗，同时把枪毙退却者的侦缉连安排在第二线。 在两个月的斗争期间，工厂暴动的领导人日益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方面转到君主制的官吏和官员，特别是集结在伊热夫斯克的官员方面，两个月以后，白军撤退到卡马河以外（后来白军的伊热夫斯克部队合并到高尔察克的军队中去了）。外伏尔加农民情绪的转变和立宪会议委员会军队在喀山附近的失败实际上决定了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克暴动的失败。 伊热夫斯克暴动平定之后，我从第二集团军调往南线并作为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派往第九集团军，该军司令员是克尼亚格尼茨基（工程师，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委员会委员是达什凯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巴雷什尼科夫（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后被马蒙托夫将军俘虏并在长期折磨后被白军处死）。第九集团军的基础是基克维泽和西维尔斯的游击队志愿师和米罗诺夫的哥萨克游击队骑兵师。基克维泽是优秀的游击队军事组织者之一；他的部队是由一些老兵的骨干组成的，他们同基克维泽一起在同德国人、佩特留拉匪帮和哥萨克人战斗中经历了从奥地利边境到伏尔加的长途跋涉，并在此长期行军中得到革命工人志愿军的可靠的补充力量。基克维泽本人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保持友好关系，但尽管普罗相前去劝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夏在莫斯科叛乱以后），却拒绝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基克维泽对集团军的指挥人员抱不信任态度，顽固坚持自己的“自治”和师的山头主义。这条“路线”在西维尔斯的师里得到贯彻，虽然贯彻得不那么起劲。米罗诺夫的哥萨克兵团的情况就差多了，那里不允许有军事委员，对政治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并进行露骨的反对共产党人的鼓动。在党关于农民问题的路线（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对农村强行灌输社会主义的指责）改变以前，军队中的农民新兵的情绪常常是反共产主义的。同时哥萨克的战线由于老人与青年人的斗争、顿河区最高指挥部的君主主义倾向的出现和野战工作的疲劳而瓦解。红军的供给、装备和人员补充有所改善。革命正规军的机构逐渐形成并开始自己的正常工作。1919年春天，克拉斯诺夫的军队遭到了许多决定性的失败并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瓦解了。哥萨克兵团丢下或交出武器，克拉斯诺夫把对自己残部的领导权交给了邓尼金。依靠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事支援和拥有骨干军官兵团的邓尼金志愿军的出现，在离新切尔卡斯克不远的地方阻止了苏维埃军队的进攻。 我同进攻的部队一起越过了顿河草原，来到莫斯科，作为修改党纲委员会成员和军事建设问题的报告人，参加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坚持必须最迅速地从游击队的分立主义过渡到集中的“正规”革命军队。代表大会之后，由南方战线革命委员会派往第十三集团军，该军军长科热夫尼科夫体现了恶劣的游击传统。后来参加组织平定顿河上游的哥萨克叛乱。这一叛乱是由不久前从克拉斯诺夫那里分离出来的一些哥萨克城镇发动的，部分是由于苏维埃的侦察机构和粮食机构的错误促成的，它试图在地主路线和工农路线之间寻找一条中间的哥萨克路线。叛乱的社会基础是土地多、牲口多的富裕哥萨克（自从顿河区被纳入粮食出口区时起便处在从独户少地主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的过程中）和附近省份地少的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从前在哥萨克那里当雇工并得到了小块土地的农民，在苏维埃军队获得胜利以及开始实行平分土地和财产。顿河上游区哥萨克城镇的叛乱在某种意义上是铁皮屋顶反对茅屋顶的战争，哥萨克的房屋同农民的房屋通常可以根据屋顶辨别出来。随着邓尼金的军队开始向莫斯科进攻，红军应当离开顿河下游一线，而叛乱的顿河上游的城镇就并入了邓尼金战线。 在马蒙托夫对南线红军后方进行袭击期间，我被调到沃罗涅日第八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参加了第八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向哈尔科夫的进攻，这次进攻作为吸引敌方力量的佯攻获得了胜利（第八集团军的侦察班深入到离哈尔科夫20俄里之处）,但是却使第八集团军不得不后撤到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去。军队三面被包围，有时四面受阻截，它从伏尔加斯克退向沃罗涅日，有时勉强通过无线电或飞机同邻军第十三集团军及前线指挥部队取得联系。马蒙托夫部队对我军后方的袭击起了瓦解部队、影响士气的作用。第八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弗拉基米尔·巴雷什尼科夫被马蒙托夫的侦察班俘虏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军司令部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常常冒着突然被抓的危险；司令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开小差，有一些则跑到白军那边去了。这种条件下，我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这是为了增加对集团军司令部的信任。邓尼金向莫斯科的进军这时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奥廖尔被占领，图拉遭到了打击。但是这是靠集中最后的已经消耗殆尽的力量为代价取得的。农民后备军涌入红军，而白军被农民仇恨的气氛所包围。从东线投入的有力部队同从察里津地段撤下的骑兵保证了红军转入进攻的胜利。邓尼金的军队开始逃回库班。经过从伏罗涅日到罗斯托夫的艰难行军有必要进行休整；夺取罗斯托夫以后重新配置力量的必要性也使军事行动暂时不那么积极。白军重新占领罗斯托夫的企图没有成功。库班的哥萨克在邓尼金分子残酷迫害库班拉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吊死贝奇等）之后怀着反对白军的情绪，他们不给后退的“立宪民主党人”应有的支持。哥萨克和农民新兵成建制地转到红军方面来。枪支、弹药、供应品——一切都来自“白军”的储备。进攻越远，主要由倒戈者拿来的东西就越多。战役快结束时，许多团里的绝大多数士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绝大多数指挥人员都是由昨日的“白军”组成的。邓尼金未能守住库班路线。第八集团军沿着海岸向新罗西斯克迅速迂回运动使得白军狼狈逃窜。军官团匆匆从前线撤下来，在英国大炮和英国登陆队的保护下在24小时内坐上了船。成千的哥萨克投降了。新罗西斯克和极丰富的装备、武器和各种军需品的储备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大量的马匹被撤退者投入海中，但还有更多的马匹成群地在城里及附近乱跑。邻近的农民尽量地领走马匹，但好几百匹马由于饲料不足而死亡，这种对马匹的大规模屠杀，可以说是这种四脚战争工具的毁灭，昔日战马和辎重往返奔走的草原的道路，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白骨连成的纽带。 随第八集团军的部队完成从沃罗涅日至新罗西斯克的行军后，回到了莫斯科（1920年4月），我估计内战时期基本结束，于是回到《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我是莫斯科委员会委员，领导宣传员学校；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8月我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和土耳其斯坦战线司令（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委员是萨德罗夫、科冈诺维奇和彼得斯）被派往土耳其斯坦。推翻艾米尔以后领导布哈拉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工作，积极参加了在费尔干纳的反对巴斯马赤反革命匪徒的战役，这些战役以最大的巴斯马赤首领之一霍尔-哈德日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霍尔-哈德日这个曾经因政治原因服过苦役、身强力壮的土匪，带着自己的部队跑到通向中国边境的山上去，但由于雪崩在狭窄的小道上死去；虽然巴斯马赤散布的传说硬说霍尔-哈德日被从天而降的天使救活，但最终他还是消失了。然而用经济的或其他的措施削弱巴斯马赤运动并不比军事措施更差：实行了币制改革，它取消了比国家货币贬值得更快的土耳其斯坦特殊货币——“土耳其券”；办理了用土耳其券兑换苏维埃货币的业务，进行了价格和工资换算成新币的工作；取消了（在大规模取消以前）粮食征收制，代之以粮食税；废除了普遍劳役制，容许往集市自由贩运物品并在那里买卖；释放宣布自己在政治上奉公守法的教士；苏维埃管理机构从俄罗斯人的城市迁到当地城市和市区；在谢米列奇耶开始把俄罗斯移民擅自从吉尔吉斯人那里夺去的土地归还他们；在费尔干纳釆取了恢复植棉业的措施，承认当局有必要支持手工业者；打算组织贫农协会（“科什奇”）等等。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在被吸收到负责的国务活动中来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工作人员（拉希姆巴也夫、土里亚库洛夫、霍扎诺夫、阿塔巴也夫、比柳舍夫）的参加下在土耳其斯坦创造了比较安定的环境并创造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经济和使地方机关免受当地资产阶级（拜依）的影响的前提。 在1920年底开始的关于工会的争论中，我支持“缓冲集团”，但是，我认为应当解决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工会问题，而是同农民的相互关系和必须对农民让步的问题。由于身患重病，从1921年初至1921年秋就不能参加工作。1921年11月，由于新经济政策给党的财政政策带来的变化，我又从事1918年中断的财政工作，我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此后不久任财政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由于财政人民委员克列斯廷斯基不在（1921年秋他被任命为驻德全权代表）,我领导部里的工作，1922年秋则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1926年1月以前一直担任这一工作。这一时期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财政人民委员部（这个机构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几乎完全取消），建立稳定的无赤字的预算和制定苏维埃预算法规，取消实物税、建立货币税和货币收入体系，实行稳定的通货政策，建立以国家银行为首的银行机构体系，组织国家信贷业务（短期和长期借款），建立国家保险局和国家劳动储蓄银行，把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区分开来，广泛发展地方预算，其中包括乡预算，实行财政纪律和会计制度。最困难的是废除实物税和在农村实行累进所得税，停止为满足预算需要的纸币发行，反对可能引起新的通货膨胀的不切实际的经济计划，确立满足全国的、各共和国的和地方的利益的正确比例，在满足国家政治、文化和经济需要时确定正确的比例。在这一时期，财政人民委员部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是弗拉基米罗夫、舍印曼、雷印哥尔德、图曼诺夫、尤罗夫斯基、什列伊费尔、勃柳汉诺夫、波留多夫、库茨涅佐夫、P．列文。 1922年夏，我参加了出席海牙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并在代表会议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苏维埃国家的财政状况的详细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整个资产阶级报界的激烈攻击。1923年，当我进行币制改革的准备工作时，我坚持限制信贷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我站在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方面参加了政治争论。1925年秋我捍卫这样的观点：在保证作为强大工业基础的农业可能迅速发展的同时，必须有明确的农村阶级政策，在1925-1926年党内发生意见分歧时，我支持中央少数派。1926年春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6年夏同妻子Г．О．谢烈布里亚科娃一起前去美国进行关于财政协定的谈判。克洛格取消原先同意赴美的决定使此行半途而废。 在历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曾就财政政策问题发言。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财政政策的报告并捍卫提出了建立苏维埃财政制度的基本路线的决议草案。 关于财政问题的著作收入下列书籍：《革命的财政政策》（两卷本）、《币制改革》。论述1926年年底的经济困难的小册子有：《秋季困难和经济摊派问题》《走过的道路和新的任务》。 参加过共产国际几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从1917—1919年和从1922年至今是党中央委员。 蔡恺民译 索柯里尼柯夫续志 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由于财政人民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兼任驻德国全权代表，经常留在柏林，所以财政人民委员部实际上由索柯里尼柯夫主持。1922年秋转为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在此任上实施财政金融改革，发行切尔文卢布，建立银行系统，从而稳定了国家财政，稳定了货币，制止了通货膨胀，这是新经济政策实施中最成功的一项改革。他反对不现实的经济计划和借助发行货币来加速工业化的做法，主张经济上融入世界市场，“缓慢逐步谨慎地实际实现社会主义”。1924年6月2日至1926年1月16日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5年参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主张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取消总书记的设置。从而失去政治局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职位。1926年脱离反对派。 1926—1928年任国家计委副主席。1928—1929年任苏联石油辛迪加经理。1929—1932年任驻英国全权代表。1932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年降为候补中央委员。1935年任副林业人民委员。 1936年7月26日在“托洛茨基反苏总部”案中被捕受审，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10年徒刑，1939年5月21日在狱中遇害。按当时官方的说法是被同狱犯人殴打致死。而据1956—1961年复查，与此前两天拉狄克被殴打致死一样，是贝利亚等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安排实施的谋杀。 1988年6月12日平反，同年12月16日恢复党籍。 索柯里尼柯夫被捕后其妻也被捕，在集中营和流放地生活了18年。
斯塔索娃，叶列娜·德米特里也夫娜——多年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的女革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斯塔索娃，叶列娜·德米特里也夫娜 ——多年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的女革命家 （1873—1966） 生于1873年10月16日（30日）。我在家里排行第五，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年龄同我相近的是个哥哥，年龄最小的是个弟弟。无论比我大的或比我小的，我都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我们打起架来却毫不手软。我在男孩中间长大，我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记得我同谢辽沙和沃洛嘉（矿业工程师亚历山大·安德烈也维奇·阿乌埃尔巴赫的儿子们）很要好，因此当他们生日邀请母亲去他们那里时，他们对母亲提出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廖利娅·斯塔索娃最好，她扮演哥萨克强盗比所有的男孩都好。” 我从幼年开始，脑海里就留下了经常患病的母亲的印象，因此后来,也就是九至十岁的时候，我记得她的精神病怎样频繁地发作，我又怎样帮助姐姐们使她恢复正常。我的父亲德米特里·瓦西里也维奇·斯塔索夫是学法律的（1847年他十九岁时毕业于彼得堡的法律学校），在枢密院晋升很快，按起初的情况来判断可能会获得很高的职位，因为在亚历山大二世行加冕礼时他是承宣官。但是，他的观点和兴趣不是按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1861年，即婚后一个月，父亲因在学生运动时期征集反对大学生入学考试的签名而被捕，当然也就丢了差事。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在国家机关任职，他先当诉讼代理人，后来当律师。他同弗·瓦·萨马尔斯基-贝霍维茨、克尼里姆、加耶夫斯基、普林涅茨以及其他年轻的律师一起研究“伟大改革时期”的新法律规范，同时父亲还是第一届俄国律师协会（在彼得堡）的第一任主席。在1918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其中只有短暂的中断），因为律师们认为他是同业团体的“良心”。大量的民法工作并没有妨碍父亲在旧法庭或改革后的法庭上处理政治案件（50人案件，193人案件，卡拉科佐夫案件等）。 为了他在这方面的活动，为了他作保的无数被辩护人，他不止一次地遭到逮捕和搜査，而在1880年从彼得堡被驱逐到图拉，因为亚历山大二世有一次说过，“不可掉以轻心，以免落到斯塔索夫手里，他处处都要插手”。除了从事他的律师活动以外，他用很多精力和时间去钻研音乐，因为他钢琴弹得很出色并且是一个造诣很深的音乐家。他同安东·鲁宾斯坦和科洛格里沃夫创办了彼得堡音乐学院和俄罗斯音乐协会，该协会在革命前在彼得堡及各大城市举办过交响音乐会并促进了音乐在俄国的普及。 我写了许多关于父亲的事，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许许多多方面多亏他的帮助。父亲对孩子们非常温和，循循善诱，可以说像慈父一样。但同时他又要求很高并很严厉，他对待我们的特点是平等和一视同仁。他准备把我们全都送到地理学校去，我记得，我是多么努力准备功课，因为不言而喻，不熟知指定的功课是不能到他那里去上课的。父亲读了许多书并且有大量的藏书，这些书供我们广泛利用。父亲读报纸和杂志时，常常把有趣的文章和短评记下来并指给我们看。他在年轻的时候对政治经济学颇有研究，在他的藏书中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经典作家，他们也是我最初的老师。1900-1909年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开始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父亲开始感觉到他的知识中的空白点。记得有一次他请求我向他讲述社会民主党纲领和社会革命党纲领的区别，并在此后得出结论说：“应当给我读读马克思的著作，否则就会在黑暗中摸索。” 除了文章以外，我的叔叔，也就是我父亲的亲兄弟弗拉基米尔·瓦西里也维奇·斯塔索夫，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是一个音乐和艺术批评家，我这里还保存了他给我写的信（从我小时候开始）。奇怪的是，这位非常有教养的、从事重大的学术和艺术工作的人非常善于接近儿童，他并不模仿儿童语言，而是把可爱的废话同严厉的艺术和广泛的人文问题结合起来。在培养我的自我批评精神和自制力方面，他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十三岁以前，我在家自学，那时已经掌握了两门外语（法语和德语）并在1887春进了私立塔甘策娃女中五年级。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中学毕业时获得第一块金质奖章和家庭教师的称号。在八年级时已经显露出我的教学才能，我们年级的一个教师曾劝我到星期日女工学校去，但我当时一方面想学医，另一方面又想在历史方面继续深造，因此没有听从劝说，从我的智力发展方面来说，1892—1893年对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年我在这个中学听了人类原始文化史的专门课程——由A．C．拉波-达尼列夫斯基教授讲授。正像现在我所记得的，他关于原始人的私有观念产生的论述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马上决定，为了懂得生活必须熟悉政治经济学，由于我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找到了解这个问题的途径，所以我就干脆来研究约翰·斯图加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当然，工作是非常艰巨的，但由于有顽强的毅力和耐心，我读完了两卷。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把读过的东西摘要记下来的习惯，这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 极为文明的家庭生活无疑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生活保持了6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一切优良的东西，如经常接触文艺方面的杰出人物（我们这里有所有的俄国音乐家和艺术家——巡回展览派艺术家）。记得我越来越起劲地谈到欠了“人民”的债，欠了工人和农民的债的感情，因为他们使我们知识分子有可能过我们所过的这种生活。这些思想，关于我们欠了无法偿还的债务的思想，一部分是读书之后形成的，回顾往事，我想起了伊万纽科夫的《俄国农奴制的崩溃》一书对我产生的影响。该书指出了在我所受的教育中的空白点，于是我开始研究谢麦夫斯基的《农民史》。显然自我修养加上外界生活中的事件（其中当时的学生事件起了不小的作用）促使我把力量投到实际工作中去，一方面“利戈沃成年女工和少年星期日夜校”的工作，另一方面“流动教科书陈列馆”的工作就是这种实际工作。在烟草女工和纺织女工中的工作使我接近工人，而一方面结识克鲁普斯卡娅、雅库波娃和涅甫佐罗娃，另一方面结识乌斯特鲁戈娃和西比列娃又使我能认识一批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的同志。 我逐渐开始在政治红十字会工作，我们在家里不止一次地举行过讲座（收费的），因为当时这种做法非常流行，而我们的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界，其中包括我的亲戚乐意给予协助。与此同时，积极的同志开始利用我来保管文献和党的档案的出版物。由于干了这项工作，在管理文献库的同志遭到一次失败以后，我就受托管理彼得堡委员会的全部文献库了。这是1898年的事情，因此我认为1898年是我入党的时间，虽然1896年春天我已保存过《工作日》《什么人靠什么人养活》《对我们毫无办法》等著作。工作渐渐增多起来，归我管的不仅有文献库，还有彼得堡委员会的一切有关技术方面的工作，即尽一切可能提供会议室、接头地点和住所，收发书刊，安装技术设备（胶印机、印刷所等），还有同国外的通信。 从《火星报》出版和建党运动开始之时起，我常同伊·伊·拉德琴柯一起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阿尔卡季）是根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提供的接头暗号从日内瓦直接来找我的，他要求我给他取得同“斗争协会”的联系。伊万是《火星报》组织的代表，我当时使他同尼·阿列克谢也维奇·安诺索夫取得了联系，而我个人一直同他保持联系，《火星报》同彼得堡的通讯工作都是我们和伊万共同进行的。同时瓦尔瓦拉·费多罗夫娜、科热夫尼科娃-施特列麦尔和尼古·尼古·施特列麦尔也帮了很大的忙。这是我们亲密的“火星”派，他们同“经济派分子”——托卡烈夫、安诺索夫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协会”和《火星报》在彼得堡没有合并，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两名代表分别代表这两个组织。 我在彼得堡委员会一直工作到1904年1月，由于组织被破坏和刚参加工作的一个技术助手无经验而使我暴露了，我不得不离开彼得堡。这时正巧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召我去基辅。但是我已无需留在那里，因为在我到达基辅的前一天那里已遭到破坏，于是我同玛·莫·埃森（野兽）一道前往明斯克，那里的一位工程师同志M．H．库兹涅佐夫收留了我们。玛·莫·埃森不久就到国外去了，我接受了同马尔克（柳比莫夫）一起搞中央的技术工作的任务。为了这个目的我只得去奥勒尔，为身份证、同军事组织联系等事情，从那里越过边境到斯摩棱斯克去找费·瓦·古萨列夫，到维尔诺去找克罗波夫。在早春时节我到了莫斯科，克拉西柯夫、林哈尼克、加尔佩林、鲍曼和我奉命组织中央委员会北方局并进行工作，鲍曼、他的妻子梅德维杰娃、林格尼克在6月份被捕了，我只好把北方局迁到下诺夫哥罗德。但在莫斯科遭破坏的同时，在敖德萨的南方局也被破坏，“耗子”（库利亚勃科）转移到了莫斯科。决定由库利亚勃科担任北方局书记，而我担任南方局书记。为了把关系转给“耗子”（库利亚勃科），我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在那里被捕，过了一昼夜被送到莫斯科的塔甘卡，在那里一直关到1904年12月才被保释出来。我从莫斯科到了彼得堡并立即重新参加工作。捷姆利亚奇卡把所有的关系都转交给了我，我又开始在彼得堡委员会当书记。春天，刚开完代表大会回来，阿列克塞（中央委员阿·伊·李可夫）就被捕了，因此，在整个夏天我就担任了中央书记的工作。秋天，我把彼得堡委员会的书记职务交给了弗·克桑德罗夫，技术的领导工作交给了B．C．拉甫罗夫（工程师），但在1905年8月以前继续当书记。后来我作为中央委员会技术工作的代表被派往日内瓦。 1906年1月我回到彼得堡，作为彼得堡委员会书记工作到2月底。1906年2月我受托去芬兰并从赫尔曼·费多罗维奇（H．E．布勒宁）那里接受了同国外联络的工作（通过托尼欧－哈帕兰达的陆路和奥布、汉科、瓦查－斯德哥尔摩的海路向瑞典转送人员，接收武器）。同时我必须安排好在瑞典召开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并承担接送参加代表大会的同志的工作。结束此项工作以后，我回到了彼得堡，一直到1906年7月7日被捕时为止，我同拉伊萨·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尔芬克尔（孟什维克）都是彼得堡委员会的书记，因为在统一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彼得堡委员会也统一了。我同她一起召开了全市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地点起先在城外大街21号的工程师协会，有一次在捷里奥基民众馆的大厅，然后在英吉利大街工艺师协会。最后这次会议没有举行，因为到会的人太少，卡尔芬克尔、克拉西柯夫和我一出会场就在街上被捕了，卡尔芬克尔和我被送到立陶宛监狱，而克拉西柯夫被送到十字监狱。因为除了准备给我们的合法报纸《回声报》用的关于组织的文章外，从我这里什么都找不出来，所以仅仅把我从彼得堡驱逐出去，但由于我父亲的斡旋，1907年1月我已获准回来，我又在彼得堡委员会一直工作到3月份为止，那时疾病迫使我转移到高加索。但从1907年秋起我就在梯弗里斯作为宣传员在各小组中进行工作，一直到1910年秋为止，这时斯潘达梁和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吸收我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起先从事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后来做中央委员会的出版和一般技术方面的工作。 1913年11月我在梯弗里斯被流放，1914年1月9日到达指定地点——叶尼塞斯克省坎斯克县雷宾斯克村。我是根据梯弗里斯高等法院的判决被流放的，我同维拉·什维采尔、玛利亚·沃赫米娜、阿尔缅努伊·奥维扬、瓦索·哈恰图里扬茨、苏廉·斯潘达梁、涅尔谢斯·涅尔谢相一起按刑法第一章第102条被追究。 我们都是在1912年5-6月间被捕的，而且只是在奥维扬和沃赫米娜被捕以后才找到我的罪证。由于这次搜捕才下令在彼得堡逮捕我，我到那里去毫无目的，只是前往父母的住所。原来警察已经在那里了，除了饭厅的通道和老佣人罗曼·斯米尔诺夫的房间以外，所有的房间都贴上了封条。我到那里的时候，正发烧到40°左右的罗曼抢先告诉我关于搜捕的事。我要他把几份提纲藏好，因为我经常把我的秘密工作告诉他，他也不止一次地把我的东西藏起来，我洗完脸后想要到当医生的兄弟那里去，突然警察来了，检査了我的东西，什么也没找到，但仍旧逮捕了我并把我送到警察局（富尔什塔得斯卡娅26号），不过，允许我打电话给我的当调解法官的兄弟，说明我已到达并被捕。兄弟马上来到了警察局，我及时把钱（一部分是党的钱）给他，并把一些地址和事情转告他，这样一来同志们立即知道我被捕的事，斯大林（柯巴）有可能从我兄弟那里得到钱。在拘留所和流放犯羁押监狱呆了两个星期以后，由于父亲和兄弟花了钱，我被送往梯弗里斯。这次前去的情况是，我可以跑掉，兄弟也建议我这样做，虽然他已给我作保，但我拒绝逃跑，因为我相信自己十分清白。只是当我在梯弗里斯暗探局里，看到既装着信件、出生证和中学毕业证书又装着我手抄的中央档案的皮包时，我就明白判刑不会轻。1913年5月2日开庭审判，我们都被判处流放。 9月当局核准了对我的判决，11月25日我们同奥维扬一起动身，取道巴库、科兹洛夫、里亚斯克、萨马拉和车里雅宾斯克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因为指定的流放地是叶尼塞斯克省。在萨马拉我们遇到了许多男同志（谢列布里亚科夫、本·米·斯维尔德洛夫），而在车里雅宾斯克同我们会合的有谢苗·施瓦尔茨、安娜·特鲁宾娜和马鲁霞·切列帕诺娃；我同马鲁霞·切列帕诺娃一起到了流放地——坎斯克县雷宾斯克村。 1916年秋天，我获准去彼得格勒“探望年迈的双亲”，因为有一个条文，按法律的一般字面意义解，流放犯和流放移民有权离开西伯利亚。 在彼得格勒，我马上同施略普尼柯夫、莫洛托夫、扎鲁茨基、玛·伊·乌里扬诺娃以及其他人取得了联系，因此我能够过党的生活。我没有回到西伯利亚，因为病得很厉害，在彼得格勒逗留的期限延长了，而那里开始了革命。但是沙皇警察不让我安宁，在1917年2月25日夜间到我这里来了，进行了无效果的搜查并把我送到利齐尧警察局，起先我在那里只遇到一个女政治犯，她是比我早一小时抓进来的，后来在一天之内又抓来了16人。 我于3月12日（2月27日）晚上被起义的人民释放。1917年3月13日（2月28日）我到塔夫利达宫去并受施略普尼柯夫的委托组织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书记处。从这时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我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担任中央书记的职务。从1920年5月起转到彼得格勒并作为组织员在党的省委员会工作，一直到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委员会合并为止。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到巴库组织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工作。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以后，我当选为东方各民族宣传和行动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同时在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工作。从1921年4月至1926年2月受共产国际支配；现在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工作。 蔡恺民译 斯塔索娃续志 斯塔索娃在十月革命前后起过重要作用，这从她的任职就可以看出。1912、1917年任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局委员。1917—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17年2月28日至1919年3月25日为中央常务局书记，1919年3月25日至11月29日为中央责任书记，1919年11月29日至1920年3月20日为中央书记，1919年4月13日至9月26日任政治局委员，1919年3月25日至1920年3月20日任中央组织局委员。 1921年至1926年到共产国际工作，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柏林代表，在德国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 1926年起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工作。1930—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7年任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主席团主席。1932年在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上当选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筹办世界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1933年同伊凡诺沃工人发起成立国际儿童院。1938—1946年为《国际文学》杂志主编。1946年退休。1966年12月31日在莫斯科去世。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上。
斯米尔诺夫，伊万·尼基托维奇——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30年代密谋组织反斯大林联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斯米尔诺夫，伊万·尼基托维奇 ——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30年代密谋组织反斯大林联盟 （1881—1936） 我出身于梁赞省农民的家庭。大约在我两岁的时候，我家因失火而破产。父亲去莫斯科工作，过了一年他就在那里去世了，于是，母亲也赴莫斯科工作。父亲是壮工，母亲是女仆。我8岁的时候被带到莫斯科，我在莫斯科念完了市立小学，起初进铁路工作，后来进了工厂。1898年我初次读到社会民主主义书刊并同一些从事宣传的大学生交朋友，而在工厂，我遇到了两三个在1896年组织被破坏后留下来的工人。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工人组成的自学小组，小组约有15人，据我所知，有3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党员。 1899年我第一次被捕，坐了约两年的牢，然后流放伊尔库茨克省，刑期5年，但服刑8个月后我从那里逃跑了。当时设在普斯科夫的党中央常务局派我到特维尔省工作。特维尔委员会派我到上沃罗乔克去，那里约有几万工人，委员会同他们没有联系，我在那里的普罗斯库梁科夫制革工厂当小工。在这个工厂工作了约半年，得以同普罗霍罗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两个大工厂建立联系，但是在那个时候，当工作开始走上轨道的时候，被解雇的工厂工人里亚布申斯基、斯拉德科夫中的一个出卖了我，我被捕了。特维尔委员会派了另一名工作人员哥卢别夫顶替我的职位，他很快也被捕了。不过1904年5月1日在上沃罗乔克散发了告民众书，并且发生了小规模的罢工。 我在上沃罗乔克坐了两年牢。然后因进行宣传（这已经是在1905年）被审判，而且我们的案件是在彼得堡1月9日枪杀事件后的第二天审理的。法庭判处我一年监禁，但是以预押时间折抵把我放了。审判是在莫斯科举行的。由于我行政流放没有结束，所以警察在搜捕我。在这个时期，我作为列福尔托沃区的组织员开始在莫斯科委员会工作。我在3月份被捕并且应当回到伊尔库茨克省流放地去。但是西伯利亚干线忙于运送军队（日俄战争），因此我被送往沃洛格达省。路上我患了伤寒，因此在1905年十月罢工前三个月才到达流放地。这次罢工后的大赦使我从流放地获释。 回到莫斯科，我继续工作。在武装起义期间我作为勃拉古申分区的组织员留在列福尔托沃区。但是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在起义以后我只好离开勃拉古申到其他区去。过了一段时间我到了铁路区。 1907年以前我在莫斯科工作，在此期间我因再次被控组织散发被没收的书刊而受到追究。这时我是在莫斯科委员会所属的书店工作。指控因缺乏物证而未成立。1909年我被驱逐出莫斯科，到了彼得堡。我作为彼得堡区的组织员在彼得堡委员会工作。1910年6月，由于勃良金斯基进行奸细活动而被捕，在短期监禁以后被驱逐到纳雷姆边疆区。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半。这时有消息说，有可能把我从纳雷姆送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去。我同有些受到同样威胁的同志一起逃跑，逃跑以后我在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工作。 1913年我在哈尔科夫把两个各自为政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联合起来。我在那里工作到1913年7月。当时有两个大奸细（西加耶夫和鲁多夫）潜进哈尔科夫组织，于是半年后我在那里被捕。我被送往纳雷姆边疆区，而且由于我参加了一个不重要的事件（游行示威）被判处6个月监禁。监禁期满以前，由于出了差错，把我放出了监牢，我便躲藏起来，跑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当我得到有效证件后，回到了莫斯科。 一战之初，我在莫斯科同一些同志想要再建组织，工作了约半年就由于奸细波斯克列布欣告密而被捕，结果又被送回纳雷姆边疆区。诉讼案未能成立，因为有损名誉的证件在逮捕时没有找到。 我在纳雷姆边区呆到1916年被抓到沙皇军队里去当兵为止。被召到军队中去的纳雷姆的流放犯讨论过究竟参加军队还是隐藏起来的问题，显然隐藏肯定是很困难的。他们决定参加军队，以便在军队里进行反战宣传。我们在纳雷姆曾决定建立一个未来的军事组织的委员会；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到了托木斯克之后，我们立即同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我们用从莫斯科方面得到的支援组织起来的流放犯的钱，在托木斯克建立了地下印刷厂并开始工作。我们在军队的组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我所知，这是那个年代唯一的军队组织。这个组织在托木斯克联合了约200个士兵，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号召书散发到西伯利亚多处。有一个名叫茨维特科夫的奸细潜进了我们的委员会，后来在二月革命期间真相大白，原来他要寻找适当时机叛变。但是事变走在他的前头。军事联合会只失去了一个在印刷厂工作的同志——纳汉诺维奇，后来他死在高尔察克的监狱里。我们的联合会二月革命期间在西伯利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二月革命期间我参加了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8月我到了莫斯科，依据莫斯科中部地区区域局的建议成立了党的“浪潮”书籍出版社。 国内战争开始以前，党中央把我派往喀山。我在那里任共和国东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我从军事工作转到在敌后组织党的力量的秘密工作，为此也参加了当时成立的党中央西伯利亚局。后来第五集团军被击溃后，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任第五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兼任上述两职。高尔察克被击溃以后，我被任命为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年我由西伯利亚调往彼得格勒做党的工作，我在那里任彼得格勒委员会书记和党中央西北区域局书记。同时我以西北区域局副主席的身份进行工作。我在彼得格勒工作3年半，然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了约一年，我在那里管理军事工业，后来在邮电人民委员部工作。 总的来说，我坐了约6年牢，在流放地呆了约4年，但没有一次是等到流放期满离开的。 蔡恺民译 斯米尔诺夫续志 斯米尔诺夫在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以及俄共（布）十大上支持托洛茨基，因此在列宁为首的“十人纲领集团”提名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未被提名，但在选举时479名代表中仍有123人投他的票，斯米尔诺夫最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这种情况在苏共党史上实属罕见。会后继续从事党政和经济工作，1923—1927年任邮电人民委员。 1923年起属左翼反对派，1923年在“46人声明”上签字。1927年12月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同76名“托派积极分子”一道被开除出党。1928年初被判流放3年。1929年声明退出反对派，返回莫斯科，恢复党籍。任萨拉托夫康拜因托拉斯经理，1932年起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新建筑管理局局长。 历来认为，1927年底托洛茨基反对派被粉碎，此后他们停止了活动。实际上，许多“投降者”即声明退出反对派并表示悔过者并没有放弃斗争，斯米尔诺夫领导了地下组织，1931年7月，他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通过谢多夫恢复了同托洛茨基的联系，1932年还给《反对派公报》投稿《苏联的经济状况》。1932年秋一些反对派集团曾经同斯米尔诺夫分子谈判，商议成立广泛的反斯大林联盟。1932年年底，由于有人告密，格普乌发现了斯米尔诺夫组织。在“斯米尔诺夫等反革命托派集团”案中逮捕了89人，搜查出托洛茨基著作、档案文件以及同托洛茨基的通信。1933年41人被判3—5年徒刑，有些人流放3年。此案中被判刑者仅16人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获得平反，“什维尔尼克委员会”认为其他人，包括斯米尔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没有根据予以平反。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身亡后，虽然斯米尔诺夫集团的人已经被关押在狱中，但“斯米尔诺夫等反革命托派集团”还是被当成组织暗杀基洛夫以及一系列未成功的暗杀的恐怖中心。1936年8月29日斯米尔诺夫被判处死刑，次日枪决。 1988年7月13日平反。 其家属遭株连。第一任妻子1938年1月5日被判死刑，1938年5月9日枪决。第二任妻子1933年4月被判流放3年，1936年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出庭作证，后关押在集中营。女儿1927年被开除出共青团，1933年1月15日被判流放3年，1936年再次被判流放3年，1936年4月6日被捕，11月4日枪决。
斯米尔加，伊万·帖尼索维奇——先后从事军事和经济工作，因支持托洛茨基遭镇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斯米尔加，伊万·帖尼索维奇 ——先后从事军事和经济工作，因支持托洛茨基遭镇压 （1892-1938） 我于1892年生在里夫兰省一个农场主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非常有知识的人。我记得父亲讲过的无数希腊神话中的故事，他很喜欢这些神话故事。按父亲的政治信仰来说，他可能属于民主主义启蒙者一类的人物。 1901年卡尔波维奇枪杀国民教育大臣博哥列波夫一事唤醒了我的革命良知。1901-1903年是我的世界观转变的年代。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尽管我的家庭中充满着自由的和自由思考的气氛，9－10岁的我却坚持十分强烈的宗教的和保皇的观点。记得在博哥列波夫被刺以后，我们家里举行了类似节日的活动，只有我一个人根本没有参加。我觉得学生杀害大臣是极其反常的事情。但我天生是一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在当时社会民主主义学生团体的影响下，我相当快地通过大量阅读当时的书籍重塑了世界观。在1904—1905年，我已经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和革命的追随者了。我们地区和我家庭中发生的事情促进了我以后的进步。我的父亲随同当时社会的左倾化而左倾，并在革命事变中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在1905年底，在革命消灭了乡公所的时期，父亲曾当选为我们乡革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1906年，他被沙皇政府侦缉队枪杀了。1907年1月，当我在专科学校学习时，我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还在学生时代（1909-1910年），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终形成了。 我同警察发生第一次冲突是在1907年，由于参加了五一游行，我先受到搜查，后来被拘留了几小时。我第二次被捕是在1910年，那是由于在莫斯科剧院广场上参加了学生为反对同列·尼·托尔斯泰之死有关的死刑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坐了一个月的牢便获得了释放。1911年春天我在列福尔托沃区搞党的地下工作。同年7月再次被捕，坐牢3个月后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达3年之久。1914年从那里回来，战争已经开始，我立即进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15年5月，这时又被捕并流放到叶尼塞斯克县，流放期为3年，二月革命后从那里回来。将近5年的流放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大学。流放时除了研究历史和我党的策略外，我主要攻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那时我以为摆在面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方面的。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1917年4月代表会议上，我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一直到1920年为止。十月革命期间，我任在芬兰的俄罗斯人苏维埃区域委员会主席，并以这一身份最积极地参加了推翻临时政府的活动。1918年初我参加了芬兰革命。随着国内战争开始，我奉中央委员会之命转而从事军事工作。我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集团军和方面军司令参加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人、邓尼金、波兰人和弗兰格尔的斗争。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我从事经济工作。从1921年到1923年，我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燃料管理总局局长。1923年秋被任命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蔡恺民译 斯米尔加续志 斯米尔加1920年起从事经济工作。1921—1923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及其下属燃料管理总局局长。1923年起任国家计委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院长，讲授苏联经济政策。 列宁逝世后在党内斗争中支持托洛茨基，虽然并不同意他的劳动军主张。1927年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并流放4年。1930年与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别洛博罗多夫一道宣布脱离托洛茨基主义，得以恢复党籍，返回莫斯科，再次进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任国家计委副主席。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身亡后，斯米尔加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1月被捕，判10年徒刑。1938年春被押解回莫斯科，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遭受严刑拷打，但拒绝招供认罪。1938年3月12日以“参加托洛茨基反革命恐怖组织”罪被判处枪决。 1987年4月3日获平反，恢复党籍。
斯克雷普尼克，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著述甚丰的乌克兰领导人.因受民族主义指控自杀身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斯克雷普尼克，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 ——著述甚丰的乌克兰领导人.因受民族主义指控自杀身亡 （1872—1933） *1921年清党时所写自传。 我出身于铁路员工的家庭，我的父亲是铁路职员——起先是报务员，后来是站长助理。我的双亲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他们对现存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制度抱着模模糊糊的敌视态度。父亲在50年代初认识星期日学校的工作人员，农民解放以后他就在那个学校读书。我的母亲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哈尔科夫革命者提供某些服务，那时她在助产训练班。他们俩从这个时期对革命者产生了一种崇敬的感情和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感情和情绪传给了我。我于1872年1月13日生在原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西诺瓦特镇。我是在铁路沿线的车站上长大的，我的父亲几乎每隔半年就要跑遍乌克兰的各个车站；我起先在哈尔科夫省伊久姆县巴尔文科沃村一个分五个部分的农村二年制学校学习。后来在伊久姆专科学校学习，后因在农民中进行宣传工作暴露，我被学校开除。我是在无人直接影响下觉悟起来的，因为在伊久姆城不仅没有一个革命者，甚至连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都找不到。我独自成长。我成长的起点是阅读乌克兰的文学和历史；关于查坡洛什的哥萨克人祖先，关于18世纪一个祖先因参加扎利兹尼亚克和冈塔起义而被波兰小贵族插在木橛子上的传说对我也产生了影响。舍夫琴柯的诗歌激发我去阅读历史，其中包括乌克兰历史，特别是解放起义、战争和废墟时代的历史，我从这里知道了平民会议和被压迫者反对哥萨克头领的具有阶级性质的起义；这使我对有产者的统治采取的批判态度更加坚定，并且推动我去研究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乌克兰书籍引起的兴趣推动我不断钻研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地质学、原始时代史、宇宙发展史。 可见，我的成长道路同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世界观的形成是非常痛苦的，必须克服许多内部矛盾。我努力从各处——既从一个铁路职工、过去的波兰起义者那里，又从过去的十二月党人罗森的藏书中，还有其他来源，去获得书籍。我在很长时间里根本没有见到过非法书籍，关于革命事变的资料是从反动出版物中获得的，只是抛弃它们的解释而从“反面”理解。我和四五个与我一起成长起来的同志以旅行和采集乌克兰民歌的形式在伊久姆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进行宣传。现在回想起来，应当说，我们向听众传授的材料是混乱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观点就是混乱的；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遇到了两个农民，他们在我的最早的小组里受到了革命的洗礼。最初的关系和非法书刊我是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激进分子那里取得的。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很困难的。必须培养世界观，抛弃无定形的革命主义。读了季别尔的《李嘉图和马克思》、考茨基在《北方通报》杂志上的文章及其他出版物后，我仍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直到我读了加里西亚出版的《爱尔福特纲领》的译本，我才同过去的观点决裂，开始研究考茨基的文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从1897年起我已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工作，并从此时起就认为自己是党员了。 但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当时是相当折衷主义的。阅读俄国马克思主义书刊，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帮助我在1899年（那时我住在库尔斯克）清除了许多糊涂观念；因此可以认为我的入党时间是1899年，甚至可以认为是1900年，那时我确实清算了照我看来是德国修正主义的一些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发展的内部工作是经常进行的，就是现在也没有结束。至于说到入党，这在那个时期正是取决于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当时对俄国来说，这个纲领就是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和个人是否担负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工作。因此，我入党的年份是1897年。 1900年我仍是库尔斯克专科学校的校外考生（我没有在专科学校毕业，因为组织小组而被开除，后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诺夫哥罗德省、哈尔科夫省工作）并且进了圣彼得堡的工学院。我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不来，因为它这时感染了经济主义，我归附了社会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人旗帜报》。该委员会同工人组织“社会主义者”联合行动。1901年，我参加了喀山广场上举行的3月4日示威游行，当时我与其他人一起被捕并被遣送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当时坚持《南方工人报》的不彻底革命的、半经济主义的观点。因此我不能同他们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只是同他们保持单独的联系来领导工人小组，同我一起领导工人小组的还有我在库尔斯克小组的一位同志科罗宁，他正好在此时从辛费罗波尔被遣送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此外还有其他几位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其中有卡利亚耶夫，当时他还是社会民主党人）。 不久我从流放地回到了彼得堡。《工人旗帜报》的工作人员在这段时期大部分被捕了，而“社会主义者”的工人开始接受，并日益接近以后的社会革命党人（其实只要点一下其中某些人的名字就足够了：鲁坚别尔格、萨文柯夫）的观点。机关报《火星报》的代表来到彼得堡之后，属于《火星报》彼得堡分部，在涅瓦关卡外、在彼得堡区、在考察团和橡胶工场领导小组工作。1901年年底遭到破坏后，我们便同《火星报》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另一个代表到来以后，《火星报》彼得堡分部开始得到巩固，于是我们同彼得堡协会进行了谈判。 但在1902年初我因准备示威游行的罪名而被捕并立即被遣送到雅库茨克州，流放期为五年。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路上，探望监狱的医生黑辛（现在是孟什维克，而当时是火星派分子）转告我一则消息：我被牵连到《火星报》案件中去了，因此我决定逃跑。只是在出伊尔库茨克城后，在去勒拿的路上，这一计划才得以实现。当时同我在一批逃跑的有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拉拉杨茨以及莫斯科的大学生、著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策烈铁里、布季洛维奇、霍弗林等等。 在1902年六七月间，我从流放地先到察里津，后来很快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里同委员会以及当地的《火星报》代表E．B．巴尔姆津取得了联系。委员会的方向很不明确并且尚未完全清除工人事业派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必须在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进行多次争论。我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宣传工作，我有几个小组；同时我还进行使社会民主党最终脱离当时还存在于萨拉托夫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联合会”的工作。萨拉托夫委员会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报刊宣传，因此我组织了一个印刷厂，我们使用的是买来打戳用的活字版上的橡胶字母。印刷很不方便，因为字母有弹性，会跳动。但仍旧有可能把胶印的单页变为铅印传单，后来通过排字工人弄到了铅字，技术工作也安排就绪，但我已经把心思集中在宣传工作上。我到沃尔斯克去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组织了磨坊工人小组。 在萨拉托夫，人们称我“伊万·瓦西里奇”，我以教书和画图为生。当我在萨拉托夫开始受到监视的时候，我去到萨马拉，那里的火星派代表有：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B．П．阿尔齐布舍夫。我把在萨拉托夫时从一位工学院的老同学阿波索夫（现在在乌克兰军队司令部情报处工作）那里得到的一笔用于革命目的的1000卢布转交给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为了取书刊我到基辅去了一趟，把书刊送到哈尔科夫，经萨马拉去叶卡捷琳堡。 当时在叶卡捷琳堡没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乌拉尔有“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应当把社会民主党人分出来并在那里组织火星派组织。但是，在这个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东方分部叶卡捷琳堡委员会里，当时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只有社会革命党人或不坚定的革命群众。在城里有几个人，他们从前曾被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事务中来，但非常消极并且相当敌视火星派。我必须去电站，成立电站工人小组，通过他们同纺织工厂、亚捷斯工厂以及其他工厂建立联系。知识分子力量完全没有，只是后来从国外来了两个同志，他们同几个工人一起加入了委员会。 我们把几乎所有的工人从叶卡捷琳堡联盟分出来了，而当社会革命党人的大部分小组垮台以后，他们的其余小组全都转到我们方面来了，我到彼尔姆去办好了使社会民主党人脱离社会革命党的手续，因此乌拉尔联盟正式被埋葬。在下塔吉尔和其他地方，我组织了小组并使它们之间发生联系。当时我给《火星报》寄了许多文章和通讯，署名为“格拉松”。 在这段时间里——1903年夏末——我在叶卡捷琳堡的环境相当紧张,有一次我穿过“游乐场”，才把密探给甩掉，而监视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一次甚至遭到警察逮捕，但逃脱了。我不得不火速离开叶卡捷琳堡。 我经过基辅（在那里见到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当时他被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入党中央委员会），到了敖德萨委员会，我从1903年秋到1904年2月在那里工作。当时在敖德萨委员会的有：K．И．列维茨基（他从1903年至1907年一直是委员会委员），拉拉扬茨——“亚里士多德”，马克斯·戈赫别尔格（后来成了孟什维克），阿列克谢也夫（后来也是孟什维克；1905-1906年他在敖德萨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博哥莫列茨医生（脱党后到阿根廷或巴西去了）。在我参加委员会期间，所有的委员在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问题时，起先十分坚定地追随布尔什维克，所以当1903年年底杜勃洛文斯基（即英诺森，当时他是“调和派”）到来时，我们拒绝接受他加入委员会。此外，到了这个时候，阿列克谢也夫也宣布自己为“调和派”。马克斯·戈赫别尔格开始倾向于孟什维克，博哥莫列茨也开始露出“调和派”的腔调，虽然他只在晚得多的时候才脱离布尔什维克。 我是莫尔达凡卡－卡绍诺洛姆尼－佩列瑟皮区的组织员，后来还是港口的组织员。组织起先联系不是很多，后来同各工厂的联系才扩大起来，小组几乎遍布一切工厂。在佩列瑟皮，我亲自建立了联系，为此我当了工人。特别加强了在卡绍诺洛尼的工作，冬天我在那里组织了颇具规模的工人群众大会，参加者达数百人，在港口也是如此。在港口，我于1903年年底同轮船的船员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在显然预见到将发生对日战争而开往远东的士兵中散发了大量的书刊。 1904年1月，由于对我的监视开始加紧，我便离开了敖德萨。 当我从敖德萨到基辅时，那里刚刚遭到巨大的破坏。我同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会面以后，我发觉对我的监视加紧了，于是我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恰好在日俄宣战的那一天到达。在我到来之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委员会遭到完全破坏。工作受到物质上的限制，在此以前给过资助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战争初期开始站在爱国主义方面，把钱给予官方的红十字会，而不给革命红十字会。但工人自愿捐款，组织恢复了，反战宣言的出版事宜进行得很顺利。必须加紧同孟什维克在工人中扩大其影响的企图作斗争。通过组织辩论和讨论，我们使孟什维克的这些企图没能得逞。由于列宁在国外处于孤立的地位而只得把《火星报》交给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所以我们决定召开南方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代表会议，我被选进了代表会议，但在离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时我被捕了。我们的倡议晚些时候才得到实现，那时南方和北方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它于1906年5月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 [1]原文如此。——译者注 我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克姆区，为期5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往亚库特卡的流放暂停。在去克姆的路上，我又从斯涅加逃跑了。但无论在雅罗斯拉夫里，还是在莫斯科，我都由于组织被破坏没有同组织取得联系。 我又去到敖德萨，我促使那里的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人员更新。当时有许多新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外围”对委员会的不满情绪也很强烈。我在本地区里把所有这些力量都团结起来了，大家同心协力地工作。不久我由敖德萨选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速记记录上的化名是“辛斯基”）。 代表大会以后，我被中央委员会派往彼得堡委员会，起先我是涅瓦区的组织员，后来是委员会的书记，然后我被委派去建立战斗组织。 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任务是“准备武装起义”和“武装工人”，但实际上武装起义的准备仅仅限于思想、宣传和鼓动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军事、组织方面的起义准备。彼得堡委员会根据我的报告认为必须实际准备这项工作。战斗组织应当由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组成，战斗队包括我们工厂小组的某些成员，而随着武装的增加，将吸收我们工厂小组的全体成员参加，也就是提出了把整个组织转到战斗状态的任务。我为每个区找到了若干武装起义工人战斗队的组织员，并在各个区组织了8—10人的基干战斗队，建立了中央武器库并在各区建立了区武器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街垒战的策略和技术的报告。但准备起义的战斗组织工作遇到了不可克服的自发势力的干扰。冲破了警察重重障碍的工人群众急欲听到生动的革命语言，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宣传工作成了最迫切的任务，投入了全部力量，彼得堡委员会听任宣传上的自发势力发展，使一切都服从宣传工作。我认为，武装起义的准备事实上因此而受到破坏，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我宣布退出彼得堡委员会，我把工作交给了我的继任人布尔（老埃森）。 这是在1905年十月宣言之前的事。中央委员会这时收到了里加委员会的报告，说那里的乌斯季德文要塞准备起义和夺取要塞。因此中央委员会派我去里加委员会，让我核查情况。在核査中发现这一切完全是由于革命的急躁性造成的。在1905年12月底，白色恐怖开始了，我不得不离开里加，因为在马尔克组织的武装起义工人战斗队的集会上我作过关于巷战策略的报告，从那次集会以后，对我的搜捕加紧了。开会的地区被军队包围，马尔克和相当一部分工人战斗队员被捕，我和部分同志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以逃生。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在里加被缺席判处死刑。我从里加经彼得堡到了雅罗斯拉夫里，在那里非常偶然地被捕了。我为已经筹备好的北方区域各委员会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被发现了，我被发配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流放期为5年。我在叶尼塞斯克城外逃跑了，仍旧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作。顺便提一下，这里在进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在最后一次选举会议以后，我在街上被捕。没有进行审讯，我又被送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流放期为5年。这次不得不到达土鲁汉斯克，然后沿叶尼塞河往上游乘船和步行1200俄里逃跑。 1907年10月我到彼得堡委员会时，正好委员会处于转折时期。事实上已经同孟什维克发生分裂，但1907年11月还在赫尔辛福斯同他们一起举行了一次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代表西伯利亚联合会。这时已经开始出现了知识分子退党等下一时期的征兆。我既是第二城区（罗日杰斯特沃区）的组织员，同时又“利用合法机会”担任“劳动者”合作社理事会理事，编辑工会杂志，参加合作社和工厂卫生问题等合法的全俄代表大会（化名是：Г．Г．叶尔莫拉也夫）。1908年我是涅瓦区的组织员，愈往后剩下的工作人员愈少，工作愈困难。 1908年夏天，由于监视加强，我出国到日内瓦呆了一个半月。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出现了“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必须同他们作斗争，就像同取消派作斗争一样，因此我奉命去莫斯科。我担任了一段时期区组织员工作，接着有3个月时间离开了工作：工会中央常务局人员遭到逮捕（我是莫斯科委员会驻该机构的代表）,它的全部参加者被行政拘押3个月，在释放时我感到很奇怪，这次被捕使我的非法身份证变得合法了。 获释之后必须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进行相当艰巨的斗争。我起先担任区的组织员，后来是委员会书记。由于知识分子逃跑和背叛，工作条件越来越坏——没有一周不收到关于某个工作人员离开工作，去到另一个城市，为了毕业文凭而回校学习，等等的消息。各区的工人还在坚守，但有奸细捣乱。寻找接头和住宿的地方一天比一天困难，“知识分子”个个都拒绝给予帮助。刊印呼吁书等变得极其困难——因为缺乏资金。所有的大学生和其他负责保管、散发材料等的青年都一阵风似的被吹跑了。由于保存下来的工作人员的极端努力，组织才得以支撑下来。 为了进行争取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莫斯科获胜的斗争和选人参加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我到乌拉尔各地去做报告。乌拉尔代表会议没有开成，也没有可能从地方工作人员当中选出某个人去参加代表会议。我取得了代表乌拉尔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证并承担再回乌拉尔作有关代表会议的汇报的义务。众所周知，在巴黎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无产者报》扩大的编辑部）上，“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斯坦·沃尔斯基等）脱离了我们。以前的实践造成的那种把非法工作和利用合法或半合法机会结合起来的策略已经固定下来了。往后我也不必贯彻这一策略了：在周游乌拉尔期间我差一点儿被捕，而在去彼得堡的路上很快就被捕了，因为我被奸细谢罗娃出卖了。 我又被行政流放到亚库茨克省维吕斯克区，流放期为5年，1913年年底我才从那里回到彼得堡，根据党的“波涛”出版社（克列斯廷斯基、斯图契卡、董斯柯伊等人）的建议，我担任了党的保险杂志《保险问题》的编辑工作和《工人保险集团》的领导。在中央1913年12月全会和鲍戈马佐夫（后来发现是个奸细）离开编辑部之后，我参加了《真理报》编辑部，编辑部成员有奥里明斯基、我和K．H．萨莫伊洛娃。加米涅夫到来之后，编辑部由加米涅夫、奥里明斯基和我组成。在奥里明斯基离开和加米涅夫去芬兰别墅以后，1914年6月下半月起，编辑工作由我担任。那是彼得堡总罢工日益成熟的激战前夕，7月初已经转向街垒。在《真理报》编辑部里，我也被捕了，好像是1914年7月8日，那正是战争的前夕，沙皇政府摧毁了所有的工人组织和出版物。准备进行审讯，但通过司法程序来导演一出俄国战争期间没有“社会和平”（这还是在我们的杜马代表被捕之前）的戏剧，对沙皇制度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因此，《真理报》的案件以行政程序解决。对我的判决是：流放到安加拉河边疆区，流放期5年（或者到战争结束之时，记不清了），旋即改为流放坦波夫省莫尔珊斯克。 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十分明确的革命立场。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我同几十个彼得格勒工人、先进分子和其他同志呆在彼得格勒斯帕斯警区的公共牢房里；我现在记得其中有И．И．基谢廖夫和阿·萨·叶努基泽。在我们的许许多多会议上制定了并在党的杜马党团中表现了我们对待战争的策略路线，这条路线同列宁后来制定的提纲是完全一致的。对战争和对两个交战同盟的敌视态度，既不同这个也不同那个帝国主义同盟勾结的“第三方”的地位，无产阶级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等任务，这些就是由我制定并由约150名工人革命者通过的决议的基本点。这些革命者后来显然被沙皇制度当作这些思想的宣传者遣散到全国各地去了。 在莫尔珊斯克，在革命前整个战争时期，我继续受到警察的监视。通过老同志K．И．列维茨基（仍按敖德萨委员会的称呼）的关系，我在银行找到了工作，一开始当会计员，后来是会计助理。在战争时期未能同工人（个别人除外）取得联系；只是在临近革命的最后几个月，才得以领导铁路上的和纺织工厂的两个不大的小组。 我在二月革命后担任的工作，也像参加了革命斗争的一切事变的每个党员的工作一样，完全同革命交织在一起，如果要叙述我的工作，就必须叙述革命本身。因此，我想指出的仅仅是我所担负的工作中的某几项。 我在1917年6月末到彼得格勒。中央派我到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并从这里选入第一届和第三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预备国会”。我代表彼得格勒组织参加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并由代表大会选为俄共候补中央委员。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我参加了“保卫委员会”并在那里从事把相当数量的武器发给工人的工作。在十月革命时期，我是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此外，还参加了普尔科沃战斗。 十月革命以后，我参加了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制定该委员会的第一个章程的委员会。我到乌克兰参加了第一次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劳动人民书记，后任商业和工业人民书记。1918年1月在哈尔科夫举行了第一次全乌克兰农民代表会议。基辅被德军占领以后，皮尔塔瓦的苏维埃代表会议选我为乌克兰工农政府主席和外交人民书记，这已得到1918年3月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举行的第二次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确认。接着，1918年4月在塔甘罗格开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把我选入起义人民书记处，而那里的党的会议把我选为召开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局委员和书记，这次代表大会选我为乌克兰共产党（布）候补中央委员，从1918年12月起任中央委员。在1918年中央派我参加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我是委员会的成员和肃反局局长。1月我又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政府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我代表乌克兰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我是国防委员会剿灭叛乱的泽连内伊首领的第聂伯河右岸师的特派员。从基辅撤退以后，我起先担任戈麦尔筑垒地域政治部主任，后来经过党的动员担任东方（高加索）战线特别部队的长官。1920年4月回到乌克兰并且当选为工农检察院的人民书记。后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从1922年初起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现在是俄共候补中央委员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蔡恺民译 斯克雷普尼克续志 斯克雷普尼克1927年至1933年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32年反对提高粮食征购量。1932年2月被解除教育人民委员职务，任乌克兰国家计委主席，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斯克雷普尼克著有大量论著，题材广泛，涉及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民族以及党和国家建设等等多方面的问题，部分被编入其5卷本文集（1929—1931）。 1933年乌克兰开展了反对他的运动，指责他的论著中存在“歪曲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他的语言学著作中存在有害的东西，等等。乌共中央全会要求他承认错误，表示悔过。1933年7月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提出斯克雷普尼克文章中的问题，他离开会场，在国家计委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杀身亡。1933年11月乌共中央与中央监委联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形成了以斯克雷普尼克为首的“新民族主义倾向”。1934年3月12日乌共政治局通过“取缔斯克雷普尼克著作”的专门决定。 1990年3月28日，乌共中央通过决定，认为指责斯克雷普尼克所谓民族主义倾向依据的是伪造的材料以及对其观点的歪曲，是站不住脚的。决定为之平反。
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工人赤卫队的创建者，其回忆录是研究十月革命的重要资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 ——工人赤卫队的创建者，其回忆录是研究十月革命的重要资料 （1884—1937） 我生于弗拉基米尔省的木罗姆市。我的父亲是木罗姆市的小市民，他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当过磨粉工人、壮工、木匠、店员。母亲是一个木工的女儿。父亲在我还不到3岁时就淹死了，留下母亲和四个小孩，其中最小的还不到一岁。 一个没有财产、没有人手的寡妇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家里所有的成员从小就不得不学会做点事情挣钱，帮助母亲苦苦地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艰难，母亲还是力图按照旧的习俗和旧的信仰教育子女。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信旧教——属于北海教派，它受到警察当局和牧师的迫害。我从小就了解宗教的迫害。在教育方面，我们那个偏僻城市中大人们在街上扯皮吵嘴、打架斗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母亲非常善良，但是我们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度过的。为了勉强活下去，为了养活自己的四个小孩，母亲不得不到处去挣钱。为了给我们弄到一块面包，她什么活都干。有过这样的日子：从大清早起直到深夜她都不在家。有过这样的夜晚：我们这些小孩子呆在家里，没有人照管，我们都十分为自己母亲的命运担心；那是冬日的夜晚，我们的妈妈在给人当洗衣妇，到奥卡河上洗衣服去了。我们往往因利用无人照管的自由而害了自己：拖着一双冻得冰冷的双脚回到家里，结果病倒了，一病几个月，给母亲添了新的麻烦、担心和开支。 由于我们信旧教，出生簿籍上没有保存我准确的出生年份。在原来的市政机关的资料中，有我三个出生年份：1883年、1884年和1885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初小毕业时我就必须马上去找工作，而为了找到工作就非虚报年龄不可，否则人家不要。只要给市政机关的秘书或文书送上半个卢布作为茶钱，这就管用了，年龄就按照请求者的愿望而增加一岁或两岁。 我8岁上小学，读了三年书，学会了读书写字之后，就失学了。学校并不是我的母亲，使我受到教育的也不是学校的老师。一个宗教课老师知道我们家信旧教，就千方百计地折磨我，在两年中的每一个节日的次日，都由于我没有去教堂而罚我跪两个小时，而且在下午五点之前不让我吃午饭。那些老师都是一些粗暴的年轻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学生拳脚交加。这几年的生活使我懂得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在各种宗教书籍的影响下，我曾准备为上帝的旧教的真理而斗争。当我刚刚学会读书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让我高声朗读《圣徒传》、《圣经》中的赞美诗，其中有许多我已背得滚瓜烂熟。宗教的迫害、在街上和学校里受到的迫害、家里的贫穷和苦难，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造成了这样的幻想和情绪：要进行斗争,要不惜牺牲。 初小刚刚毕业，我就立刻找工作。在那样的年龄，对工作是不能挑挑拣拣的。为了在12小时的工作日里赚到15到20戈比，有时去果园摘果子，有时去工厂的翻砂车间筛砂子或干不是我那个年龄所能胜任的其他粗活。对工厂生活以及老一辈工人的了解激发了我要做一个自由的独立工人的愿望。我希望当上一名金属车工，并千方百计地力求实现这一理想。 后来我有机会到瓦恰村当时很有名的德·德·康德拉托夫继承者的钢材工厂的机械车间工作。我开始在刨床上实习。1900年转到了索尔莫沃，在那里我才当了车工。在索尔莫沃工作几个月后，我又来到了北方的首都——彼得堡。为了找工作我跑遍了这个城市的许多工厂，受尽了磨难,终于在涅瓦造船厂当上了一名钳工助手。那时我还不到18岁，尽管我设法在身份证上把15岁改到17岁，但还是未到能干车床或在机器上干活的年龄。 1901年春，在彼得堡爆发了遭到血腥镇压的奥布霍夫工厂的著名的罢工运动。当时我在谢米亚尼科夫斯基工厂工作，按照自己的年龄来说我算是积极参加了罢工，把各造船车间、木工车间的男孩子们集合起来，去追逐那些不想参加罢工的工人。我们在口袋里装满了螺母、碎料和各种各样的铁片，出发到船坞和各车间去。我们向那些不服从罢工决定的工人像冰雹般地扔铁片、螺母、螺钉，从而迫使他们参加共同的运动。我们一群群地在谢米亚尼科夫斯基工厂院里奔跑，一组组地出现在奥布霍夫工厂区。骑马的和徒步的警察常常为此而用皮鞭抽打我们，但这只能激发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斗志。我由于积极参加罢工而被谢米亚尼科夫斯基工厂解雇，并且进了黑名单。 想在另一家工厂找到工作的一切希望都以失败告终。在一些工人的帮助下，我进入了奥布霍夫工厂，可过了两周之后，我又因参加罢工而被开除了。其他几次也都是如此。因不可能进大工厂，我就只好在小工场里工作。小工场的工资非常微薄，连付房租都不够用，这样我就只好在由某个小工场进行修理的澡堂里过夜。过了一年，在首都经过了种种磨难之后，我赚到了路费，就回到了索尔莫沃，从那里又回到了家乡。 在彼得堡的罢工运动时期，我接触到了革命宣传。我不止一次地获得了一些小册子，它们的名称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它们的内容并不使我感到吃惊，因为它们所描述的东西只不过是我青年时代所亲身经历过和了解的东西而已。在从彼得堡回家的路上，在索尔莫沃，我从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那里获得了许多小册子、传单和当时在诺夫哥罗德出版的几期社会民主党的杂志。带着这些材料我回到了家乡木罗姆市。在家乡我很快找到了工作：当预备车工；在工厂工作，这就使我有可能不仅在这个工厂的工人中间，而且在别的地方，即在该地区的工厂工人间进行宣传。 1903年，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的关怀，它给我们派来了人，送来了书籍。在木罗姆市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受党委管辖的有威克萨—库列巴基采矿厂，以及木罗姆地区的纺织企业和其他企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木罗姆组织成员中有两个内奸：邮局官员莫申采夫和工人莫伊谢也夫。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并且很快就从组织里被孤立。然而，这种孤立只挽救了一部分组织，内奸破坏了组织的核心。1904年初，宪兵在该地区内进行了几次逮捕。被捕者共约十人，其中包括我。宪兵制造了整整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工党木罗姆组织的案件。但是，他们未能把案子搞到法庭上去审理，因为在调查过程中内奸已被揭露。在监狱里我呆的时间比其他的人都要长，即关了九个月单人牢房，后来我被释放出来，由警察进行监视，这使我有可能进入工厂。 1905年的“一月事件”在我们那个地区引起了一系列罢工和抗议，我们的组织都积极参加了。1905年7月为了纪念1月9日被枪杀的工人，我们的组织举行了群众集会。因为警察镇压这次群众集会，这次集会变成了武装的示威游行，殴打了警察，在全城游行了一通宵。一周后，我被捕，投入了弗拉基米尔中央苦役监狱。木罗姆监狱已被认为不够牢固，所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转到了弗拉基米尔。 1905年的十月罢工使政治犯得到了大赦，也使我获释，我又立即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革命工作者的行列。释放之日，弗拉基米尔的黑帮分子在街上毒打了我，我脸上带着伤回到了家乡。我以彼得堡工人为榜样，组织了当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会。党组织取得了合法的性质。 10月是我应征入伍的时间。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审查了我的出生年份，按照我的外貌确定了我的年龄，认定1905年是我的应征入伍期。1905年的征兵运动是在青年革命情绪高涨的条件下进行的。青年的示威游行比比皆是。大部分应征入伍的青年——按照当时的说法——都受了革命宣传的感染。我本人就拒绝参加为沙皇和俄国忠实服务的宣誓，但当局不敢为我的这种行动逮捕我，因为他们害怕类似的逮捕会激起新兵捣毁军事机关和监狱。 不过，我毕竟没有去沙皇军队中当兵。从弗拉基米尔狱中释放出来两个月之后，省长发布了立即逮捕我的新命令。警察多次企图逮捕我，因害怕遇到武装拒捕而未能实行。但是，在圣诞节的前夜，逮捕终于突如其来地在一家理发馆里发生了，当时我为了过节而去那里理发。在狱中我一直呆到1907年初，同年1月被判处要塞监禁两年，而在判决后、服刑前以300卢布押金保释。这次释放后，当警察在技术学校搜捕社会革命党人时，我又一次在莫斯科被捕。但我在狱中只呆了一个月，没有被送到要塞去。 1907年，我在列福尔托夫区党组织中工作，后来转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参加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担任普斯科夫区（后改为罗日杰斯特沃区）的组织员，是彼得堡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彼得堡组织的各种会议，直到1908年初为止。1908年初出国，在国外侨居到1914年初，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各工厂到处漂泊。 1914年4月，用法国公民诺埃的护照回到了俄国。起初在列斯涅尔工厂工作，后来在埃里克松工厂当车工。受杜马党团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委派我完成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参加了当时的许多罢工和群众集会，11月底应彼得堡委员会的要求，我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国去与中央委员会联系，并完成各种国际方面的任务。1915年在瑞典、丹麦、挪威居住，后来又到英国工作，11月秘密回到彼得堡，根据中央的委托在彼得堡建立了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中央局。1916年初再次出国。在这些年里，我是在与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国外部分取得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1916年曾去过美国，为党的工作筹集经费。1916年底又回到了俄国。此时，于1915年组织的中央局已部分遭逮捕，部分瓦解了，所以我只好又重新组建中央局。 1916—1917年之冬我们党组织的工作已使群众接近于要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二月革命前一个时期，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号召工人群众实行武装起义，反对沙皇制度和战争的唯一的革命的党。我积极参加了2月底至3月初的各种革命事件。我是发起组织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小组的成员，2月27日当选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执行委员会责成我抓武装工人的工作，工人赤卫队的第一批骨干就是由我武装起来的。遵照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维堡区委员会的委托以及维堡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委托，我制定了赤卫队的章程，赤卫队的计划和供应武器的办法。还参加了组织我们的侨民回国的工作以及组织1917年4月3日迎接列宁等人回国的工作。 4月初，在一次宣传旅行中，我因汽车与电车相撞受伤，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一出院就参加了党和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及组织彼得格勒工会的工作。同月，彼得格勒五金工人选举我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理事会主席，三个月后，建立了全俄五金工会，我当选为全俄五金工会临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参加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届代表大会以及与这一时期有关的一切革命事件。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参加了7月3—5日的革命事件。作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走访了工人宿舍并营救了被殴打和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曾以工会活动家的身份，到当时的各种社会机构中当代表，还参加了莫斯科会议和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民主会议。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业区工厂会议的副主席。 以党的工作者和最大的五金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央为准备十月革命而召集的许多会议。通过组织队伍和吸引工会积极支持以保证革命的胜利。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全过程。参加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即劳动人民委员。我借助工会组织的力量并通过劳动人民委员部同官员们的有组织怠工和罢工进行了斗争。组织了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直到该部撤销为止。参加了组织工人监督委员会以及把它改组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参加了1918年1月召开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定，被任命为因受德国威胁而从彼得格勒实行撤退的委员会的主席。 1918年夏，担任为俄国的各工业地区采购粮食的特派员，参加了北高加索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在好几个星期中被白匪切断了与俄国中部的联系，最后以秘密和非常规的方式突出重围。同年，党中央决定派我以南方战线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去从事军事工作，后来担任里海－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9至1920年初，在西方战线工作。 这就是20年代前我的工作的梗概。仔细分析起来，这无非是罗列我参加过的这些当时的大部分革命事件而已。要更详细地叙述我在20年代以后的情况，这意味着要叙述我们苏维埃国家党的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一小部分历史。目前，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 姜鸿霄译 施略普尼柯夫续志 施略普尼柯夫1920年被调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积极参加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同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主张由工会管理全部国民经济。1921—1922年任俄共中央委员。1923年公开批评中央的经济政策，主张党内民主和工人民主。此后被打发去从事外事工作，任驻法国商务代表，1925年回国，在压力下宣布此后不再从事任何派别活动。1929年以前任金属进口股份公司理事会主席。 1923年至1931年撰写回忆录《1917年》和《1917年前夜》，回忆录招来麻烦，1932年2月19日联共中央组织局就施略普尼柯夫的历史著作作出决定：“鉴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这些错误，反而坚持自己反列宁反党的造谣污蔑的捏造，中央决定：1．停止传播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历史著作’（《1917年）（1917年前夜》）。2．建议施略普尼柯夫承认错误并放弃出版。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拒绝执行第2条，将把他开除出党。”实际上这两部著作是研究十月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 1933年施略普尼柯夫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行政流放卡累利阿，1935年因参加“工人反对派”被判处5年徒刑，代之以流放阿斯特拉汗。1936年9月20日再次被捕，指控他是反革命组织“工人反对派”的领导人，曾于1927年秋给此组织的哈尔科夫中心下达指令，把个人恐怖手段作为反对联共、苏联政府的方法，并且1935—1936年又发布指令准备对斯大林实施恐怖手段。施略普尼柯夫拒不认罪，于1937年9月2日被枪决。 1963年1月31日平反，1988年12月21日恢复党籍。
丘巴尔，弗拉斯·雅柯夫列维奇——乌克兰早期党政领导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丘巴尔，弗拉斯·雅柯夫列维奇 ——乌克兰早期党政领导人 （1891—1939） 1891年2月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大里亚县费多罗夫克村。父母有小小的家业，他们是种田人。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文化。1897年我进了小学。在1905年以前的那段时期，村里开展了革命小组（其中之一是“阿尔齐姆”创办的）工作，我也参加了小组活动，给不识字的人朗读小册子并讲解其中的内容。1904年小组被破坏的时候，我是首先被那些到村里来侦察“叛乱”和逮捕“叛乱者”的宪兵抓起来和审问的（挨打并遭到侮辱）。在小组里，在两年制小学的老师们的影响下，我读完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不再信神并开始独立探求生活的道路。 同父母住在一起时，我在家里干活或给比较富裕的人打短工。眼看没有什么可经营的，而家庭还在扩大（8个孩子），1904年，我从两年制小学毕业以后，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机械技术学校去学习。在1905年大破坏时，我家的住宅也被毁坏，此后我去到村里，在那里我参加了农民运动。在学习期间，我参加了革命小组的活动，把搞到的非法书刊送到村里去。 1907年，一部分同志从流放地回来以后，我加入了党，属于布尔什维克，同工人建立了联系。暑假里我在铁路工厂工作；学习时，除了地方自治局的助学金和一位地方自治工作者的资助以外，我靠授课赚钱。1909年夏天，我携带非法书刊在火车里被拘捕，但逃脱了。 1911年我从学校毕业，进了工厂工作，除几次中断外（被拘捕约6个月，失业）一直工作到1915年春天。我曾在仓库工作，在莫斯科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尼科波利－马里乌波尔工厂、巴里兄弟锅炉厂当过打样工、钳工、装配工和锅炉房的帮工等等。在工厂工作时，我参加了罢工，参加了保险运动，在合作社和小组工作过，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并进行补习。 1915年“五一”以后我被动员入伍，在军队呆了几个月之后，即到1916年初，被调往彼得格勒的炮厂。在二月革命以前，我一直在该厂当旋工。从二月革命最初几天起，我脱产去从事组织工厂工人民兵的工作，这是遵照工厂委员会的意见，按照党的路线等等去办的。在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我被选入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理事会。 十月革命前的整个时期我一直在这个组织里工作，我参加了多种经济机构（工厂会议等等）。在炮厂工人代表大会上，我被选入这些工厂的全俄工人委员会（工人监督机构）。在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全俄工厂委员会理事会。十月革命后我被选入工人监督委员会，后来又被选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十月的日子里，我是炮兵总部政治委员。从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苏联成立时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直到现在）。 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至1922年，我一直在该组织中工作，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完成了多种工作，我曾在交通局、冶金局、财政经济局及其他局工作。1918—1919年，我是国营工厂（索尔莫沃－科洛姆纳）即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1919年被派往乌拉尔负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工业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在那里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局局长，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工作时，是冶金工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后来从1920年起是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现在仍然是）和人民委员会委员，我当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委员时，同时担任主席。 1922年我被任命为顿巴斯煤矿工业的负责人，1923年7月从顿巴斯调往哈尔科夫，被选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从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1920年）起，我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我当选为俄共候补中央委员并提升为中央委员。后来在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中央委员。 我没有出版过著作，偶尔写些关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文章。 蔡恺民译 丘巴尔续志 十月革命后丘巴尔先在乌克兰工作。1919—1922年任恢复乌克兰工业组织局主席，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l937年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0—1922年、1923—1934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1923年为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同时为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1923—1934年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1921年8月起为俄共（联共）中央委员。1926年11月3日起为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2月1日至1938年6月16日为政治局委员。1923—1925年、1934—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同时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7—1938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 1938年6月16日联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认为丘巴尔不能再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决定只给他外省的工作作为考验。1938年7月4日被捕，审讯中受到严刑拷打。1939年2月22日以从事反苏和恐怖活动以及暗害活动罪被判处死刑，2月26日被枪决。 1955年8月24日平反，恢复党籍。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共产主义ABC》的作者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 ——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共产主义ABC》的作者之一 （1886—1937） 我于1886年出生在奥廖尔省波尔霍夫县一个神甫家中。很早就学会读书，4岁读托尔斯泰识字课本上的故事。我幼年笃信宗教。我的许多时光是在父亲供职的两座教堂钟楼上度过的：在那里捉鸽子、掏乌鸦窝和敲小钟玩。我很早就产生了社会正义感，厌恶物质上的不平等。我记得八岁时，曾故意把一双为过复活节而买的新皮鞋扔给母亲，理由是我的儿童玩伴米施卡·乌斯宾斯基，一个皮鞋匠的儿子，穷得穿破皮鞋过复活节。我最初是在我父亲的私立学校学习。后来，在入中学以前，我在波尔霍夫县城小学学习了两年。在奥廖尔市中学，最初两三年我学得很出色，是名列第二的学生。但是，我后来对中学的理科失去了兴趣，因为我爱读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和杂志，爱读我国古典作家的小说和历史教科书。我在十四岁时，独自得出了不存在上帝的信念。从那时起，我在家里开始进行顽强的斗争，反对上教堂和参加其他宗教仪式。我对宗教日益厌恶，这是因为我从宗教的阴暗面亲眼观察了整个宗教的内幕。当我读了科尔布《文化史》两卷本以后，我的无神论观点更加坚定了。这部肤浅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对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正是由于作者彻底揭露了宗教迷信和宗教愚昧。不过，他未能理解宗教的历史规律性，但它对我当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我当时渴望知道的，主要不是解释宗教，而是绝对否定宗教。 我在得到第一本非法著作以前，已经阅读了《俄国财富》、《俄罗斯新闻》、《祖国纪事》、萨尔蒂柯夫-谢德林著作，特别是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的著作，在它们的影响之下，我的思想非常激进。另一方面，我常在假期中到波尔霍夫县、姆岑斯基县和布良斯基县——那里是我常去度假的地方——的乡村去考察农民受苦受难、赤贫如洗和备受压榨的状况。 念中学五年级时我首次看到某种非法刊物，我记得在头几篇文章中，有一篇胶印的阿姆菲佳特罗夫的讽刺小品文《奥勃曼诺夫家的老爷和太太》，在它前面印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矿业学院大学生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在《俄罗斯》报上发表过），有揭露哥萨克毒打大学生的报导，还有几首诗歌，如《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勇敢前进吧，朋友！》等。我想起自己生平经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宛如在眼前一样。那是一个夏天，我回到波尔霍夫家中度暑假，我溜进我家花园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那里在浴室后面的丁香花灌木丛中摆有一条长凳。我开始重读起我的全部非法读物，有旧的，也有新得到的，还有个手抄笔记本，抄有大学生宣言、讽刺诗和抒情诗以及摘自革命纪事中的某些材料。我在这个时刻要充分考虑一个实际问题：怎么办呢，同不同意参加革命者的队伍并忍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被学校开除、与家庭决裂、坐牢与流放，等等。就在这个地方，我下决心坚定地对自己说：对，无论如何要参加革命者的队伍。 这一年夏天，在我们城里的唯一的一个革命“支部”看来是由我和我的少年同学伊凡·安尼西莫夫组成的“支部”。他是本地商人的儿子，后来变成孟什维克，大概同白卫分子一起流亡到外国去了。我与他常到城里去，在最僻静的地方唱马赛曲，表示我们对专制制度的反抗，但唱得很低，除我们自己以外，谁也听不见。波尔霍夫县有座监狱，是一所破旧的小建筑物，里面经常关着大约20名小偷和盗马贼。我们路过那里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些“十字”监狱和“布特尔”监狱，那里有许多我们敬爱的反沙皇制度的战士正在受苦。 我度完暑假回到中学，决心在中学功课上尽量少花时间，只要得分不少于三就行。我从此转移了活动重点，每晚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用卷烟纸抄印的国外文章，白天全用来阅读文化史、通史，特别是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初步知识等等书籍。此外，我同伊凡·安尼西莫夫着手在同学当中扩大宣传工作，成立了两个小组，与奥廖尔省城受监视者建立了联系。我在这段期间产生了复印非法刊物的神秘嗜好。在此以前，我同后来发疯的诗人亚历山大·廷亚柯夫合办过手抄杂志《学校闲趣》，由于在政治上毫无益处，现在丢开了。用胶印机印些小东西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我，尽管用同样多的胶印原料我们已经可以印出上百份。我梦想有个印刷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准备用以后的假期来“提高技术水平”。当时在奥廖尔省我们这个圈子里有许多革命青年，其中有本地印刷厂厂主阿列克辛的儿子。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萨沙·阿列克辛从他父亲的铅字盘中偷出了五俄磅铅字。我主张用它们来进一步改进印刷《革命歌曲选》（马赛曲和其他歌曲）的工作。我带着这些铅字回家度假，在我父亲的花园浴室中“开办”印刷厂。我做了几个铅字盘，把铅字分放在盘中，动手排《同旧世界决裂》。为了使我在浴室的秘密工作不致引起家里的怀疑，我让父亲相信，清晨到本地卢格河洗澡，对我的身体是有益的。当然，我没有去洗澡，而是把时间全花在浴室，作掌握印刷技术的尝试。我排的版毫无结果，因为字母零散，又不够用。当我费了很大的劲排好第一节，小心翼翼想印好第一个印张时，却把字母全印倒了。我为自己这个“企业”伤了两周的脑筋，终于决心“关闭”印刷厂。我把铅字埋在地下，秋天便送还了阿列克辛印刷厂。我不得不像过去一样停留在胶印技术水平上，以便以后改用油印机完成奥廖尔委员会要我们印某些文告的委托。 当我升入中学七年级时，我不能再满足于不明确的非正式革命状态，必须在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作出抉择。《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篇文章这时对确定我的世界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在对这些文章经过长期的深思以后，断定民粹派的世界观没有科学根据，只有马克思主义能给我指出正确的道路。我的世界观的这种转变同时产生了一种实际结果。在此以前，我在青年学生中间不仅散发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而且还有社会革命党的刊物。前者是社会民主党奥廖尔省委员会委员瓦列里扬·施密特和彼得·谢苗诺维奇·博德诺夫斯基（他们后来都成了孟什维克）交我散发的，后者是一个受监视的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尼克列娃提供给我的。我记得我怎样抱着不愉快的决心，有一次对尼克列娃说，我不能再帮她散发社会革命党的刊物了，因为我现在成了社会民主党人。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参加我们学生革命组织的同学有叶弗格拉弗·利特肯斯（后来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他后来悲惨地牺牲了，还有Д．库佐夫柯夫、Н．米歇耶夫、列多夫斯基、Е．M．柯廷。在毕业班同学中，我记得有罗曼诺夫、M．费罗曼科夫，等等。我记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参与人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利特肯斯和我。我们在中学组成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三人小组”，经常得保存大量非法刊物。为了不再使用把刊物埋在地里或塞在树洞里等手工业方法，我们决定在受监视人巴里诺夫的住宅中设一个小仓库。为此，我们决定在俄罗斯式火炉的内部，用砖再砌第二道墙，在这个双层墙后面存放我们的非法刊物，上面盖了一块涂点颜色的活砖。我们在一个星期天花了很大力气细心地建成了这个结构，兴高采烈地把我们的全部非法储备都放在这个新储藏室。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不幸事件。女房东有时到巴里诺夫（他租了住宅另一半）住宅来生炉子。她这次生旺炉子以后，想把火钩子捅进火炉去，现在却突然完全捅不进了。女房东吓慌了，走去告诉男房东。他们打着灯笼一道来査看洞口，但在那里什么也未发现，墙仍是墙，火钩子就是捅不进去。周围邻居都纷纷议论这个火炉。于是，我们明智地决定在下一个星期天拆掉我们的仓库。我们像修建它时那样，干得非常细心。砖是在深夜运走的，扔在奥尔里克河里。但当女房东下次再来生火炉时，火钩子现在又能像过去一样，正常地捅入火炉中去。男房东又打着灯笼来查看炉口，但仍然什么也未发现。他们这一次比上一次吓得更厉害，女房东说起什么鬼魂在作祟了，并把这种情况同房客巴里诺夫受监视联系在一起。这件事对我们总算没有产生非常的后果。1903年秋天，我们在各学校开展了更为紧张的宣传工作,并且是作为奥廖尔党委会的支部进行活动。 我在1903年冬自认为党员，尽管隆重地正式接受我和利特肯斯入党是在两三个月以后的事。 1904年秋天，当日俄战争爆发时，奥廖尔的党委会发表了反战宣言,并且委托我们三人在中学大量散发。我们三人在一次上课的时候，同时走出各自的教室到存衣室去。那里存挂着所有中学生的大衣。我们利用适当机会，把150至200份宣言塞在高年级中学生的大衣口袋里。这次活动进行得很顺利。当中学生穿上大衣各自回家时，会惊奇地发现口袋中有奥廖尔党委会的文章。这件事闹大了，行政当局到处追查罪犯，宪兵纷纷进行侦查，但是找不到罪犯。我们这次有组织的活动完成以后，奥廖尔党委会认为可以吸收我们正式参加直属党委会的宣传员小组。经过一些简单的口试，这件事在1905年2月就定下来了。 这一年夏天，我接触了一个小组，是由赫鲁晓夫机器厂两名工人组成的。我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们解释党纲，但讲得不很得力。同年夏天，我升入中学八年级，同党委会商量以后，就在马尔策夫几个工厂的中心，即布良斯基县的佳奇柯夫工厂和在县警察分局局长佐洛托夫的儿子那儿，担任暑假教师。我向我的学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佐洛托夫（现住在法国）灌输社会民主党的信仰。我一面正式教他拉丁文，一面把主要精力放在佳奇柯夫、伊沃特和其他马尔策夫工厂的工人当中进行宣传工作。我在这里第一次认识了福金，他后来在我们布良斯基的苏维埃政权各级组织的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县警察分局局长佐洛托夫（我学生的父亲）竭力想一网打尽我们在佳奇柯夫的支部组织。因为它散发了许多非法刊物和印刷了许多宣言。我们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保存了油印机和非法刊物。我这位学生向父亲抱怨说，他没有放书和练习本的地方，要求父亲把自己办公桌的一个上锁抽屉给他用。父亲欣然同意，给了他一个抽屉和钥匙。佐洛托夫的父亲在佳奇柯夫到处搜查和侦査这个散发机构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抽屉里存放油印机和非法刊物。当我们需要在各工厂举行林间小型集会时，我们如法炮制，要求县警察分局局长借我们两匹马去打猎。毫无戒心的县警察分局局长又欣然把自己两匹系了铃铛的马给我们。我们骑着马到处去找我们区的各个组织。这件事在过了一年以后才被发现。 我们小组在1905年4月和5月组织奥廖尔市各学校举行了一次总罢课。尽管我们在学生群众大会上公开发表演讲，通过了我们提出的教学要求，但我并没有被捕，甚至还领到了中学毕业文凭。1905年夏天，我到布良斯克做党的工作，在那里与另外两个同志领导布良斯克党委会的工作。我住在布良斯克车站。由于房里没有床，我在地上铺了两张报纸睡觉，吃的是面包夹灌肠，每天花钱不超过20戈比。我每天傍晚去别日查，往返步行。这就是说，为了领导布良斯克机车制造厂工人小组的工作，我来回得走18俄里。就在1905年10月，根据奥里姆皮叶·克维特金的建议我被选入奥廖尔委员会。奥廖尔委员会当时是一个调和主义组织。奥里姆皮叶·克维特金离开以后，委员会的领导人波诺马廖夫向其他委员笑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米哈依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基，二十岁；叶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十九岁。”我不顾这种嘲笑，决心坚持自己的方针，维护我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在此以前，奥廖尔委员会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组织安排奥里姆皮叶·克维特金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去时是孟什维克，回来却成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全力支持我和米哈依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基的布尔什维克观点。10月，在著名的宣言发表以后，我参加了反对奥廖尔蹂躏者的斗争，后来被派去布良斯克工厂工作。我在布良斯克呆到11月中旬，后来由于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H．M．米歇耶夫的建议，并经莫斯科委员会认可，我被调到莫斯科工作，担任普列斯尼亚区的宣传员。起义以前，我一直在这里做宣传工作。我在起义期间参加了领导普列斯尼亚区起义的区委员会历次会议。当时我们这里的人员都受谢多伊指挥。我这时的任务主要是在各个罢工的工厂召开群众大会。这些工厂这时已受到瓦甘科夫墓地上大炮的轰击。当时普列斯尼亚区已被谢苗诺夫士兵包围，市内在燃烧。我于是把勃朗宁手枪藏在自己住宅的厕所中，深夜溜过步兵散兵线进入市中心，花了几天时间到达奥廖尔，然后回来听候莫斯科中央常务局的调遣。A．И．李可夫当时领导常务局。他提出两处遭到最严重破坏的组织——科斯特罗马省或乌拉尔的彼尔姆省——要我挑选。我选了乌拉尔，五天以后我就报到了，被安排在彼尔姆委员会工作。这时经常在彼尔姆工作的，有克拉夫基娅·季莫费耶叶夫娜·诺夫哥罗德采娃。一月失败以后，组织了我们党的乌拉尔联合会的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也到这里来了。我在彼尔姆大约工作了两个半月。由于一个有点名气的叫莫托维里赫·沃廷诺夫的人告密,我与其他几个同志在3月18日被捕。这是我第一次坐牢。5个月后，经过四天绝食，我与宾娜·洛博娃、莉莎·金和其他同志被释放出狱，由警察局监视。当我出狱后腋下挟着一个小包往城里走的时候，在街上遇见了亚历山大·敏金。他给我介绍了组织情况，并建议我着手工作。第二天我就在卡马河对岸与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争论。正常的地下工作车轮又转动起来了。由于省的组织遭到破坏，我到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和乌法去恢复联系，定于秋天在维亚特卡市召开省代表会议。但我本人未能与会，我被彼尔姆委员会派到彼得堡去为彼尔姆组织的工人战斗队购买勃朗宁手枪。由于Ф．列别捷夫告密（1919年他在奥廖尔偶然被我认出来，后在彼尔姆枪决），我在喀山车站被捕，又被押回彼尔姆，第二次关在彼尔姆监狱，后在臭名远扬的尼古拉耶夫苦役连囚禁了大约8个月，最后，当我们这批人的案件转到喀山法院时，因罪证不足，我又被释放出来。 出狱以后，我去了南乌拉尔，主要是在乌法、西姆地区各工厂和兹拉托乌斯特进行工作。我们终于又恢复了乌拉尔省的组织。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纳科里亚科夫（党内化名叫纳扎尔）当时是这个组织最著名的工作人员之一。我们在乌法一个很好的秘密印刷厂恢复出版我们乌拉尔省机关报《乌拉尔工人》，此外，还开始出版《农民报》和《士兵报》。1907年,我作为乌拉尔的代表参加了我们党在芬兰召开的全俄代表会议，在那里第一次认识了列宁。在环境日趋险恶、失败接连不断和反动势力日益猖厥的形势下，我在乌拉尔一直工作到1908年3月。3月，我在车里雅宾斯克市会议上被捕。我把会议日程和秘密地址都咽下肚里去了，并在当天深夜顺利地逃出了警察局。然而，当我在乌拉尔遭到彻底失败的时候，我不能离开它，我乔装成实科中学学生，从车里雅宾斯克逃往乌法。我必须召开原定在兹拉托乌斯特举行的会议。4月底，我在街上被密探逮捕，因为我在那里被认出来了。在我被捕以前，乌法发生了一件与我有关的趣事。宪兵曾在布留哈诺夫（现在是财政人民委员，当时是乌法委员会委员）家里进行搜查，按照从车里雅宾斯克报来的我的特征，想在那里抓到我。我像过去一样，乔装成实科中学学生。我在门口遇见宪兵大尉，猜出是怎么回事，便问他：大学生韦林·尼柯夫斯基住在哪里（这是两栋住宅房主儿子的名字，布留哈诺夫住其中一栋）。宪兵大尉给我指出到一栋相邻住宅去的路。我满心欢喜地走进那里去了。宪兵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自己的错误。 我在乌法监狱关了一些时候以后，被转押到车里雅宾斯克，在那里一直囚禁到1909年秋庭审时为止。在庭审期间，我预料会被判处苦役，曾试图从押送队手下逃跑，但未能成功，反挨了押送士兵一顿毒打。不过判刑很轻：被判终身流放。在此以后，我根据第102条向彼尔姆再次上诉，但再次被判终身流放。我被押到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亚历山大诺斯克的流放犯拘押站，在那里关到夏天。我在夏天被安置在基廉斯克县卡拉普郑斯克乡。我们在流放地过着公社式友爱家庭似的生活，沉静的阿尔乔姆·谢尔盖也夫、彼得·科瓦连科、阿纳托利·加尔金等同志与其他人也参加了这种公社。我除了在农民那儿做零活以外，主要是从事打猎。1911年冬天,我们党的叶卡捷琳堡委员会要我从流放地逃往叶卡捷琳堡，代表叶卡捷琳堡委员会去国外参加将于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我们党的代表会议。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特别是我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正在通讯谈论这次代表会议，并且收到了列宁的密信，就更高兴了。在我要从流放地逃往叶卡捷琳堡之前不久，警察局曾下令对我进行搜查，为此派出了以枪杀勒拿工人而著称的捷烈申科大尉。他被安加拉河上的冬季浮冰所阻，不能渡江，毫无结果而回到基廉斯克。圣诞节第一天，县警察分局局长尼施宜·伊里姆斯卡（当时我们流放犯都归他管）接到了警察局关于立即逮捕我的电报，因为叶卡捷琳堡的组织已被破坏，要侦查我同这个组织的联系。碰巧伊里姆斯卡在圣诞节第一天醉倒了，他的秘书拆开了电报，内容被泄露给我们在伊里姆斯卡那儿流放的同志。同志们立即派人深夜骑马飞奔80俄里来告诉我，大约30分钟以后，我已坐上农民的大车，向图龙火车站疾驰而去。当这位县警察分局局长清醒后读过电报来追捕我时，我同他迎面而过，并且到了图龙站，然后再从那里去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我在这里开始当合法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鄂毕生活报》的编辑，曾在报上发表几篇文章，维护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几个主要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我那时正在同季诺维也夫通信，请他给报纸撰稿，并且收到了一篇署名为格·季的文章，列宁也答应撰稿，但他没时间写任何东西。1912年秋天，我们的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组织由于有人告密而全被破坏。在这个组织里工作的彼得·科瓦连科最早被捕。我是在应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邀请，出国参加某次会议的前一天被捕的。我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被押解到叶卡捷琳堡监狱，在囚犯中我遇见了被流放的Л．谢列布里亚科夫、捷连斯基、库兹曼科和其他人。 我在叶卡捷琳堡与谢曼·施瓦尔茨、叶甫盖尼·博什、A．H．特鲁宾娜、A．巴拉蒙诺夫和其他同志一同受审。由于检察官在宣读诉讼词时愚蠢地把我错认为另一个叶甫盖尼，我在Н．Д．索柯洛夫、А．Ф．克伦斯基和Н．М．米歇耶夫参与辩护的配合之下，出乎大家意料地被宣告无罪。 我又从叶卡捷琳堡监狱被押去流放，在此以前，我因逃跑而被判处6个月监禁。我这次在流放地呆的时间不长，1915年就允许我回伊尔库茨克。我在那里加入了本地的党组织，但它很快就被破坏了。在此以后，为了避免出现新的奸细，我们组织了一个新的小组，由“最可靠的”同志扎瓦德斯基、罗姆、德兹雅尔斯基、克鲁特、萨姆索诺娃和我组成。我们筹办了一个印刷厂，着手出版我写的反战宣言。不久就发现我们六个“可靠人”中间出了奸细。于是我们这个小组解散了。只是在二月革命以后，根据伊尔库茨克宪兵管理处的档案，才查明谁出卖了我们。这个人就是大卫·克鲁特。1926年他在莫斯科因这个案件受到审判。我在伊尔库茨克期间，接触了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外贝加尔观察》，在报上发表了两篇反战文章。离开伊尔库茨克以后，我去了赤塔，在那里正赶上二月革命。我在4月离开赤塔，以代表身份参加了稍后举行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开幕以前，我在乌拉尔，在兹拉托乌斯特与乌拉尔的老朋友一起着手进行工作。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又回到乌拉尔，当选为乌拉尔区域委员会委员，并且代表乌拉尔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我回到进行工作的兹拉托乌斯特市的时候，我们党甚至在十月革命时期在工人当中仍占少数。大多数工人拥护社会革命党。我在十月革命时期参加了我们党的武装示威游行，高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我的嗓子都喊哑了，说服了兹拉托乌斯特工厂的工人与其他同志支持政权转交苏维埃。我们在这方面只取得局部的成功。可是，我在10月26日到西姆斯克区时，我们的组织在各处夺取了政权，并把西姆斯克矿区的企业收归国有。十月革命以后，我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了乌拉尔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并且加强了我们党的各级组织。 从1918年春天开始，我们乌拉尔各级组织经受了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攻击的考验，接着建立了反对高尔察克的阵线。1918年夏天，我作为乌拉尔代表出席了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参加了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暴动。我在进攻社会革命党人占据的中央电报局时，左太阳穴受了轻伤。后来，我被革命委员会派往库尔斯克区数天，整顿我们驻扎在乌克兰边境的部队纪律。我从莫斯科再去乌拉尔，那里的叶卡捷琳堡已被高尔察克分子占领，我们的部队向北撤退。我这时担任乌拉尔区域委员会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政治部的职务。我用自己组织的全部力量完成了一切有关的工作。在高尔察克分子进攻彼尔姆时，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是在白匪扫射之下，同姆拉奇科夫斯基师最后一批队伍一道从彼尔姆撤退下来的。以后,我们坚决撤退到格拉左夫和维亚特卡。在乌拉尔区域联合会实际丧失了几乎全部领土以后，中央委员会决定解散乌拉尔区域委员会，我被调回莫斯科，开始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我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参加了起草党纲的委员会。后来，我被任命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往奥廖尔省的全权代表。 回到莫斯科以后，列昂奇也夫斯克巷发生爆炸时，我在现场。乌拉尔解放以后，我又被派往乌法进行党和苏维埃的工作。我作为乌法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而在中央我又当选为三位书记之一。我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被任命为直属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的主席，领导使我国的货币流通和财政经济适应新经济政策条件的全部工作，后曾任职业教育管理总局主席、《真理报》编辑并兼其他许多职务，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的著作除小册子和在《真理报》与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ABC》（与布哈林合著）、《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货币》、《我国卢布贬值的原因》、《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论道德与阶级的标准》、《弗·伊·列宁》、《现代法国的经济与财政》和《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危机》。最后，还有尚未完成的《新经济学》一书第一卷。 夏道源译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续志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17—1918年为党的候补中央委员，1920—1921年为中央委员。1920年4月5日至1921年3月16日任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1921—1924年任俄共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下属财政委员会主席，1921—192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1年同时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技术学校与高等教育机构总管理局局长。1921年9月14日至1922年3月6日任《共产国际》杂志部主任。1923年任共产国际农业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租让总委员会副主席。 1923年起属“左翼反对派”，是“46人声明”的发起人和作者之一。1927年秋因组织地下印刷所被开除出党。1928年流放乌拉尔斯克。1928—1930年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机关工作。苏联实施工业化后以为执行了“左翼反对派”的纲领，因而支持斯大林的立场。1929年7月与拉狄克、斯米尔加致信中央，宣布思想上组织上脱离反对派，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0—1932年任下诺夫哥罗德边区计委副主任。1932—1933年任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实际了解到农村全盘集体化的真实情况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再次成为斯大林政策的反对者，同斯米尔诺夫成立地下反对派组织。为此于1933年1月被开除出党，在所谓斯米尔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托派反苏集团”案中受审，被逮捕。1933年1月16日被判流放哈萨克斯坦3年，而对他的审讯是在1月17日才开始的，未审先判。1933年12月恢复党籍。1933—1936年任谷物肉类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财政司副司长。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在领导“青年托洛茨基中心”案和参加“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案中受审，1937年7月13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1988年12月22日获平反。1990年5月16日恢复党籍。
契切林，格奥尔基·瓦西里也维奇——出色、认真、聪明而懂行的外交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契切林，格奥尔基·瓦西里也维奇 ——出色、认真、聪明而懂行的外交家 （1872-1936） 按出生证是1872年11月20日生，实际上是11月12日在他伯父波里斯·尼古拉也维奇的卡拉乌里庄园中诞生。他出生于一个浸透了温和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中等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契切林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一个精通黑格尔的专家和自由派分子。他经常住在自己的卡拉乌里庄园里，他把这个庄园变成了省里著名的思想中心。波里斯·尼古拉也维奇，著名的法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是他的长子。他的次子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契切林的父亲，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法语讲得流利、写得漂亮，热衷于外交活动。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他是驻皮埃蒙特使团的秘书，正是在这一年同乔治·叶哥罗夫娜·美延多尔夫男爵夫人结了婚，而且婚礼是在热那亚港俄国军舰上举行的。乔治·叶哥罗夫娜的父亲本人不是外交官，但美延多尔夫的家庭为沙皇政府培育了许多出色的外交官，乔治·叶哥罗夫娜的母亲，是维也纳会议的参加者、1815年驻维也纳大使施塔克尔具尔格伯爵的女儿，仍是梅特涅时期旧传统的体现者。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在婚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馆参赞。对腐化的周围环境和空虚的生活的不满在他身上表现为教派型的宗教迷和不可克制的虔信主义。在巴黎虔信主义的人士中，赫赫有名的、拥有百万家财的银行家的母亲安德烈夫人起了领导的作用。这时莱德斯托克勋爵在巴黎出现了，他是后来以巴什科夫为名在俄国流行的教派的创始人。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受到他的影响，同时并没有同东正教正式决裂。1867年乔治·叶哥罗夫娜的有精神病的堂兄鲁多夫·卡季米罗维奇·美延多尔夫男爵用行动侮辱了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此事发生后，按照那个圈子里的人们的观念，应当进行决斗。在安德烈夫人的影响下，经过长时间的内心的斗争，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承认决斗同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不相容的，他拒绝决斗，同周围的一切人断绝了关系，丢下了工作，迁居坦波夫省。他抛弃了上流社会的豪华生活而过着收入有限的外省地主的平淡生活。当他想到人们错误地把他的行为解释为胆怯的表现的时候，他非常苦恼，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他在土耳其战争时期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在敌人的火力下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把伤员抬回来。他没有死亡，但回来时带着肺病，病了4年，于1882年去世。他的长期患病和去世给契切林的家庭环境蒙上了阴影。 契切林自幼是在没有同龄人为伴、渗透了虔信主义的气氛下独自成长的，他的童年所留下的主要印象是老一套的祷文、齐声同唱的赞美诗、大声诵读圣经，总的来说是情绪激动的狂热气氛。他幼年的主要情绪是等待另一种现实即“天国”来代替实际存在的现实——可以说是救世主降临说。他的家庭靠在坦波夫的有限收入维持生活，但仍保持着同外省社会迥然不同的贵族文化传统。好像有一堵墙把他这个孤独的孩子同周围的生活隔绝开来。他的艺术修养很高的母亲培养了他较高的传统文化水平，教他欣赏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契切林从很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历史书，倾心于五光十色的历史事件的更替，历史局势的演变，不断变更的时代。母亲清楚的讲述，她以前的生活留下来的纪念品，使外交界又展现在他的面前。虔信主义引起的狂热与迷恋在西方上流社会生活中尚未泯灭，18世纪的傲慢的、带讽刺味道的怀疑主义的倾向在他身上同时并存。他喜欢阅读和重读母亲收藏的外交文件，例如和约。他同女家庭教师玩他想出来的游戏：两人都拿同样数目的球，把这些球抛到地板上并设法拾起来，谁拾得多，谁就获得了胜利；在桌上摆着摊开的地图，玩游戏的人模拟两个固定的国家，每次战役以后，在地图上标明交战双方的军队的动向，直到一方开达另一方的首都为止，这时契切林坐下来根据各项规则起草向战胜者割让几个省份的和约。在既缺乏良好的自然环境，又严重脱离生活的情况下，七八岁的契切林时刻坐在小桌子前，阅读历史书籍或母亲留下的过去的文件，根据大百科全书编写拜占庭帝王、罗马神父的名单，等等。第一次同现实生活有联系是比他大五岁的在坦波夫中学读书的哥哥给他讲故事。这个在没落的环境中接受高深的文化传统熏陶的孤独的孩子，在窗口边一连呆上好几小时，凝视着上学、回家和遛大街的中学生，觉得他们就像登上了奇妙生活舞台的人物。夏天他是在乡村度过的，有时在科兹洛夫县，有时在小舅舅那里，农村大自然给契切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母亲根据宗教原则在农村热心搞慈善事业，她日益平民化并竭力接近农民，农村贫穷的情景深深地印在契切林的脑海里，使他把不幸的人浪漫地予以神化。十岁的契切林透过茂密的树林忧郁地望着被阳光晒红的草原和农村的茅屋顶，他把对受苦人的崇敬同对农民生活的理想化（这使他产生了浓厚的浪漫主义人民性）结合在一起。 契切林进入坦波夫中学一年级之后，深切地感到家庭环境和外省中学环境完全相反。他把这两种环境加以区别并学会把官方的现实和非官方的现实仔细区分开来。契切林同为数很少的几个中学同学亲近起来，一方面掌握了官方活动的特点，另一方面同专门挑剔学生的淘气和不满行为的告密者作斗争，他惯于把教师看作敌人。在当时的外省中学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契切林经常看到种种不公平的事，校领导虐待贫苦学生的行为，以及这些学生陷于绝望的悲惨场面。但是他来到彼得堡并进入第八中学的四年级以后，这些情绪就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了，因为总的来说，在这里几乎清一色是彼得堡官员圈子里的人。这一时期，他对音乐和其他文化的兴趣大大发展了。契切林没有立刻同新圈子里的人们接近，在彼得堡生活的头两年，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这里有他母亲过去圈子里的人，但母亲回到彼得堡时已经贫困，已经脱离了这个圈子。契切林的家庭只同亲戚和很少的熟人来往，例如同已经变穷的阿里别琴斯卡娅来往。她是前杜尔哥鲁柯娃女公爵的女儿，年轻时曾经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情妇。契切林曾经一度向往豪华的上流社会生活，但这种社会的精神空虚又使他感到厌恶，而由于自己家庭开始破落，他又感到委屈，他有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理状态。他身上这种自怨自艾和自暴自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羞怯和孤僻在他身上发展到了顶点，但有时又奇怪地同一种相反的倾向，即追求人生乐趣的倾向交织在一起，不过这后一种倾向因处于逆境而未能表现出来。他一方面狂热地追求非常高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又赞赏18世纪那种清高的怀疑主义或者法国的司汤达主义。他欣喜若狂地研究古希腊，把自己的余暇都用来阅读希腊的诗歌。他是一个狂热的历史爱好者，在中学时代特别喜欢读科斯托马罗夫的书，从中第一次找到了批判的方法，并特别赞赏他对人民群众心理状态的描写。瓦西里岛上闪烁着昏暗灯光的那漫长单调的冬夜的俄罗斯农村，在契切林看来却充满着非同寻常的美色，充满劳动生活的和谐的农民是人类最高楷模。他经常去看望外祖母美延多尔夫（娘家姓施塔克尔贝尔格），她讲话生动、风趣，他非常喜欢听她讲述梅特涅时代外交生活的回忆。由于家族的关系，他有时也去看望姑妈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纳雷什金娜和姑父——一个有名的沙皇宫廷管事艾曼·德米，他们家里的生活非常豪华，这使他更加意识到自己这样一个穷亲戚的卑下的处境。城市贫民的可怕生活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缺乏思想的引导，缺乏周围同志的帮助，越来越陷入内心的矛盾之中。 中学六年级时，当他听到第一次在彼得堡演出的瓦格纳晚期音乐《尼伯龙根》时，他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转折。在他面前展示的泛神主义思想促使他去研究东方的文化，他身上第一次产生了对东方的狂热的爱。他在瓦格纳的音乐当中，领略到英雄人物的威力和暴风雨般的革命的力量。他在自己所热爱的歌剧《瓦尔基里亚》中看到了对暴动者的悲剧的光辉夺目的描绘，这些人虽然由于暴动而牺牲了，但却给下一代留下了遗产。这时他开始同中学的同学接近；虽然他曾经一度把彼得堡的官员理想化，但这时他已经认识到这些官僚阶层只会庸俗地谈情说爱，没完没了地玩牌，经常在讨厌的淫秽的奇闻丑事上争强斗胜。音乐和其他文化方面的兴趣使他同一些中学同学经常聚在一起，但总的来说，他越来越感到失意和空虚，他越来越充满着倒霉者的情绪。 在他进入大学历史－文学系之后，他给外祖母美延多尔夫写信说，历史和他的生活已经融合在一起，他在大街上迎面遇到的也将是这门学问。在大学时，他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影响。他尽可能多地听各种课程。由于缺乏指导，他对各种学科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他影响最深远的是克柳切夫斯基的石印讲义，以及其中对历史过程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尖锐的批评方法。伊萨也夫的课程和在走廊上的交谈使他第一次了解工人运动，当然，由于他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对工人运动的认识是模糊的。1895年的学生风潮吸引了他，唤起了他惯有的激情，但并不持久。在大学课程行将结束时，对无目标、无意义的空虚生活的不满，自怨自艾，缺乏积极的理想,使他达到内心悲剧的顶峰。正像他最喜欢读的尤利安《死者的对话》中凯撒所说的：“决不做二等人。”他感到自己在某些方面低人一等，于是他无限自怨自艾。随着这种情绪的抽象发展，他变得再也不能容忍自己只是一种个别的、受限制的、暂时的人物。他从叔本华那里找到了人类个人的内在矛盾：个人是世界的眼睛，同时又是现象世界的个体。他不能容忍个人只是受限制的和暂时的个人。他不认为自杀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决定去惩罚那些未知的力量，这些力量违背他的意志，使他变成个别现象，千方百计地使他受到损害，逐渐使他遭到毁灭。他内心世界充满着极端苦闷，突然又进入上流社会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他所厌恶的。他突然为社会悲伤派的情绪所支配，但这种情绪也毫无结果，瞬息即逝。他从反动分子Б．B．尼科尔斯基的创作中看到了对自己哲学悲观主义的回响。应该指出，当时只出版了尼科尔斯基的最乏味的作品。契切林从尼科尔斯基的作品中找到了对生活、自我和一切存在的绝对鄙视。但是，这些思想情绪发展到最后，对一切的鄙视本身又消失在空虚之中。“在蕴藏着鄙视和喜悦的高空中，无法歌唱；让白嘴鸦盘旋，让雄鹰飞翔；谁能看到一切，看到飞往何方。”总之，尼科尔斯基创作的基本思想的发展过程把他从出发点引上了荒谬绝伦的方向，从而帮助契切林寻找到一条相反的道路。 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他最初认为，这是革命性的最高表现。在尼科尔斯基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贵族的儿子杜契》中，约翰·格洛兹内依知道，他的儿子杜契否认他的权力，他把儿子召来，但杜契在贵族面前宣布，他不崇拜天上的上帝，也不崇拜地上的沙皇；他父亲宣布同杜契脱离关系。而在沙皇决定对杜契处以酷刑的时候，人民对他加以诅咒；但是，愈是对他诅咒，他脸上愈是流露出喜悦：“人民怎么能猜到呢？为什么容光焕发呢?”在受酷刑时，他不吭一声，他的坟头没有十字架，在他墓前经过的莫斯科人朝他吐痰。契切林热衷于把没有共同理想的个人奉为最高的原则，这种反动没落的思想在尼科尔斯基下一部长篇叙事诗《四兄弟》中得到了表现。有四个兄弟在寻求真理，长兄把所有奴隶从残酷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掌握了权力的奴隶不会使用权力，把国家弄得贫穷不堪，最后杀死了他们的领袖即长兄。二哥来到一个受到资本剥削的饥饿的手工业者的国家，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坏，最后把二哥打死。三哥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这里组织严密，但一切都受到刻板的条条的束缚，人类的个性往往像削足适履那样受到损害，他因千方百计地扩大个性而终遭死亡。四弟从三位兄长的命运中得到了教训，决定到山上去，一直走到人类的足迹从来没有到过的山峰上，这里充满着“幸福的宁静”。这种无为主义并不能贯彻始终，在尼科尔斯基身上，它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从鄙视群众发展为歌颂胜利者。个人无政府主义导致至高无上的宗教裁判者。把自己个人当作最高原则导致荒谬，这终于使契切林走上相反的道路，不是把自己看作完美的原则，而是看作集体的一员。 契切林离开大学之时正是他生活中最困难时期的开始，他精神完全颓废，疾病缠身，瘦弱不堪。他非常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书。一方面受这种厌恶生活和崇拜超人的痛苦心情的支配，一方面沉浸于音乐和神秘的泛神主义之中，特别是研究诺斯替教派[1]。从童年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使他迷恋中世纪的城市，向往过去时代的生活。1895—1897年，他沉醉于“模拟”文学和“风习”文学，这两个流派后来在战前文学中起过巨大的作用。1896年，他不顾身居高位的亲戚的不满和反对，到外交部档案馆工作，以便离沙皇国家机构的实际工作远一些。契切林内心几乎完全消沉了两年以后，1897年开始了急剧的转变，在出现饥荒而官方又采取了强迫他沉默的措施的情况下，他突然听到了现实生活的召唤，要求他去从事现实的实际工作和为社会目的而斗争。 [1]奴隶制崩溃后流行的一种颓废教派」——译者注 他渴望同整个苦难的人类共同斗争。但在他找到革命的道路之前，还需要经过七年内心的斗争和曲折。汇合成大罢工的工人运动开始对他发生影响，但起初《工人思想》的幼稚思想使他反感。1899年的大学生风潮和芬兰争取宪制的斗争使这些情绪尖锐到了极点。在他的亲密朋友、一位有学问的青年神经科医师那里，他遇到了这位医生的熟人们，他被介绍给各革命政党的党员并开始为他们提供技术性的服务。在他身上美学家和革命家发生了冲突，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融为一体。在他身上康德和开始在他面前出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冲突，但他已经意识到崇高的理想，看到了摆脱使他完全迷惘的持续的内在危机的出路。他在外交部档案馆同自己的顶头上司H．П．巴甫洛夫-西里凡斯基接近起来，并同他一起为外交部九周年纪念编写了外交部俄国司的历史。这时，他在仔细研究整个19世纪俄国外交史以后，便专门研究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期的外交史，他翻阅了档案资料、历史文献和回忆录，与此同时，俄国现实的可怕景象使契切林越来越感到痛苦，使他认识到不能再消极下去。他对给他带来如此之多的痛苦的旧社会痛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04年初，他下定决心移居国外，在国外研究革命出版物、革命政党的活动和西方工人运动，从这里得出实际的结论，然后回俄国干革命工作。他为革命工作者提供的技术援助使他有被捕的危险，后来这种危险被消除了，于是他在1904年春公开去了国外。契切林起初同H．П．巴甫洛夫-西里凡斯基（此人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从国外通过外交部机关向他提供资料。他起初没有向自己的亲友透露自己的真正目的。 1904年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他如醉如痴地阅读革命出版物，与革命者来往，接近德国工人群众。卡尔·李卜克内西对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契切林很快就同他接近起来。路找到了，契切林体会到重生的喜悦，摸索到那种具有明确目标和意义、由集体的任务统率个人的任务的内容丰富的实际生活。他找到了过分的热情与冷酷的现实、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最终的理想与日常平凡的工作的综合。以前折磨他的内心的不安得到了解决：他开始感到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他从青年时代就习惯于历史地思考问题，他从历史时代更替的观点出发给自己提出问题，如当前的历史任务是什么，新兴的历史力量是什么，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答案。在他刚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开始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但他们的折衷主义、不坚定性、主观主义、非历史性、凭感情和情绪行事立即使他同他们疏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他提供了观察一切社会现象的钥匙。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阶级先锋队的思想纽带，把他同无数受苦的群众联系在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他看到了英雄人物，而不是从前令他窒息的小市民。只要有政治条件，他力图进入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分子的圈子，他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极强烈的影响，后来这种影响在他身上长期存在。但当时已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广为流传的市侩习气使他感到非常厌恶。他感到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完全一致的，他个人同李卜克内西关系极其密切。 1905年，他加入了地方布尔什维克组织，即所谓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柏林支部。当时夺取政权问题的提出使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当革命进程要求夺取政权时，孟什维克拒绝夺取政权的提纲在他看来是同革命斗争的基本要求相矛盾的。他准备秘密回国，为此进行了准备，但此时他病了，疾病久久不愈使他留在柏林。当时两派组织合并了，国外组织委员会不再存在，在国外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小组并指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为它们的中心。1907年契切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书记，在伦敦代表大会上他也担任这一职务。德国社会民主党给契切林的巨大影响把他推向孟什维克方面，契切林认为孟什维克的策略同德国的策略极为相似。与梯什科同住在旅店时，契切林每晚同他长谈。在孟什维克代表中，著名的克罗赫马尔常常发表议论，这给他特别强烈的影响。契切林试图向梯什科证明，布尔什维克策略完全是饶勒斯主义，即经常同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只不过是在革命环境中）的策略；契切林认为，在保持社会民主党经常的行动自由的条件下，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一次性协议的策略更接近于德国的策略。他过去的整个经历使他崇拜群众，因此他非常欣赏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特别痛苦地看待载有禁止在群众中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的布尔什维克决议。结果契切林同那些不久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派的集团接近。 1907年年底，契切林被捕，因使用别人的护照而在沙洛顿堡法庭受审，被判处罚款并被驱逐出普鲁士。H．П．巴甫洛夫-西里凡斯基通知他说，收到了关于他的案件的警察材料，从中可以看出，他引起了特别的注意，他要去俄国是不可能的。契切林有一段时间住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莱本，隐蔽起来并偶尔秘密潜入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迁到巴黎以后，他就住在巴黎，几乎足不出户。这时他的一切都贯注着党的统一思想。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同整个旧世界对抗的唯一的历史力量，所以当时特别痛苦地看待党的任何分裂，他感到他的理想的基础被破坏了。维也纳《真理报》争取统一的运动在他看来只是表面的、拉拢感情的，不能实现消除实质性分歧的历史要求。契切林极力反对取消主义，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集团中寻找反对取消主义的对抗力量并对该派向取消主义让步的行为和摇摆的倾向非常不满。契切林特别积极地参加召开1908年各国外集团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工作，他把各集团的自治（特别是经费自治）看成防止国外集团由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党的机关给予资助而发生分裂的唯一道路。契切林竭尽全力保持各集团的党性，而不是派性，他坚持各集团按党章的要求把百分之十的经费上交中央委员会。他千方百计捍卫各派别集团的统一，竭力组织各派人士作报告。契切林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为各集团服务的细致工作上，他说：“当把各派往一块堆凑的时候，最细小的工作都会令人满意的。”他同时被卷入法国的政治生活，积极参加法国社会党第十四支部的工作，建立了个人同巴黎工人的联系。法国社会党的知识分子性质使他厌恶，法国工人轻视组织性的心理使他不安，他极力影响青年工人并且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量的时间。1912年他热烈支持八月联盟，把它看作向党的统一方向迈出的一步，特别是由于前进派参加了该组织，同时他服从组织委员会的安排。后来托洛茨基脱离八月联盟对契切林是个非常沉重和痛苦的打击，他的希望破灭了。这时，第二国际领导层的日益资产阶级化使他大为不安和愤怒。潘涅库克模棱两可的言论让他很不满意，但他对这些言论中表示要恢复革命工人运动的尝试是欢迎的。他厌恶使他的幻想破灭的《光线报》的机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笨拙。他认为卡尔·李卜克内西是新时期最著名的和英雄的工人运动代表者，他对李卜克内西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从1907年同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接近以后，契切林在这里看到了整个革命运动美好未来的萌芽并千方百计地支持它。1914年，当他亲自研究党在利尔的状况时，他在那里发现了可恶的小市民习气，和在虚伪的社会主义言辞的薄薄面纱掩盖下流行的钻营和个人利益。他同一个怀有革命情绪的当地社会主义青年的领导人勃柳诺一起为在利尔组织反战游行而奔走。 战争爆发以后，他从利尔到布鲁塞尔，在那里参加了所谓的“有原则的”侨民委员会，反对组织志愿军，后来到了伦敦。战争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尖锐的危机。他清楚地知道不可对军事拨款投赞成票和不可赞同组织志愿军。但以后怎么办呢？他不能接受以前无政府主义的开小差的纲领。斯图加特决议和哥本哈根决议由于没有商量好和内部有矛盾而不能对他感到不安的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在布尔什维克的书刊上，他发现有同战争有关的任务的表述：在俄国是消灭贵族制度，在德国和奥地利是消灭封建专制的残余，而其他国家的当前任务已是社会革命。可见，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革命运动还面临着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的任务。在它们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间不能画等号。当契切林陷入这些困难之中时，他力图从中找到把活动的概念同估计的概念区别开来的出路：社会民主党在它的政治活动中应当一律反对本国政府，但在对不同国家军事事件作用的理论估计上，应有所区别。不过，这个想象中的纸房子在契切林那里存在不久，巴黎青年团的书记（契切林以前知道他是卓越的革命活动家）到伦敦来拜访契切林的时候对他说，战争使他看到每个民族劳资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席话非常清楚地向契切林说明了一个事实：护国主义是劳动向资本投降的表现。愈往后，各国的护国主义出版物就愈益向他说明了这一事实。契切林清楚地看到，英国资本通过护国主义利用工人组织来控制工人阶级。英国的政治现实非常明显地向他暴露了民主这个资本统治的漂亮形式的作用，并且使他知道了资本对群众发生作用的无数不同的形式。他终于清楚明确地认识到必须最无情地反对所有参战的资产阶级政府。契切林得出结论，目前护国主义是主要敌人。他成了巴黎《我们的呼声报》的经常撰稿人，该报是他转变的桥梁。他认为组织委员会毫无希望地陷入了护国主义泥潭，背叛了革命事业。他认为，格沃兹杰夫事件是骇人所闻的，孟什维克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是可耻的。他同他们不再有任何关系。 他从一开始就同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接近，他同彼得罗夫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海德门之流的斗争，热烈祝贺英国社会党成立。他为俄国政治苦役犯筹集资金，同时还要在英国那些狂热地为沙皇制度辩护的爱国主义者中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因此，他同工联左翼少数派建立了联系。他开始在英国工会的刊物上撰写文章。 二月革命以其卑鄙的护国主义的叫嚣使契切林大为震惊。来到伦敦的所谓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浸透了最可鄙的护国主义思想。由鲁萨诺夫、埃尔利赫、戈尔登贝尔格和斯米尔诺夫组成的委员会到欧洲各地寻找民主，而契切林深信这种民主只是资本统治的漂亮外衣。这时他在伦敦的主要实际工作是组织流亡者回国。当时担任伦敦大多数侨民组织的书记的契切林，也就是处理这一问题的代表组织的书记。在代表委员会中的社会革命党人代表，狭隘的和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加甫隆斯基博士，根据同纳波柯夫代办达成的协议，企图阻挠布尔什维克返回俄国。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契切林被行政拘捕，并被投入勃里克斯顿监狱，在那里一直呆到1918年初同英国大使布坎南交换获释为止。他于1918年1月回到彼得格勒，此后揭开了他的生活的新的一页。 （本人审定的传记） 蔡恺民译 契切林续志 契切林1918年1月回到俄国，当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3月3日参加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在使苏俄摆脱孤立状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4月率苏俄代表团出席热那亚国际会议，期间同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突破了西方对苏俄的封锁。1925—1930年为联共中央委员。1930年7月退休。1936年7月7日去世，葬于新圣母公墓。 1918年7月1日列宁对契切林有一个评价：“契切林是个极出色的、极认真的、聪明而懂行的工作人员。这样的人应当珍惜。至于他的弱点——缺乏‘指挥员气魄’，这没什么了不起。世上具有相反弱点的人还少吗？”[1] [1]《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乌克兰共产党的创建者，被列宁誉为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中央委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 ——乌克兰共产党的创建者，被列宁誉为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中央委员 （1890—1937） 1890年8月6日（公历19日）生于基辅省切尔卡瑟县马林斯克制糖厂，父亲列昂尼德·季莫费也维奇·皮达可夫是该厂厂长兼工艺工程师。1902年进入基辅圣叶卡捷琳娜实科中学三年级。1904年加入具有不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学生革命小组。1905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且是“造反”的领导人、中学生委员会的成员，同时还参加街头示威游行和集会。因领导“学校革命”被开除出学校。在这段时间里，接近了无政府主义者。曾作为校外生参加六年级的考试。1906年夏天，在农民和工人青年中进行积极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是一个50人小组的领导人。从这个小组和邻近的、由尤斯廷·古克领导的小组分化出以若克为首的剥夺小组。剥夺小组采取剥夺行动后就瓦解了。1906－1907年重新进入原实科中学，然而又一次因同学校的牧师进行“不礼貌的争论”被开除。1907年作为校外生于实科中学毕业。1907年夏天，无政府主义小组瓦解了。秋天在基辅为了暗杀基辅省省长苏霍姆林诺夫加入了完全独立的恐怖主义小组。但这时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危机。我厌弃了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活动。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我属于克鲁泡特金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不能使我满足。我开始仔细地和大量地研究革命书籍。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在此以前我已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怎么办？》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完全脱离了无政府主义，并着手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以校外生应考拉丁文及格，进入了彼得堡大学。1907—1910年间，我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工作，即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文献，古典政治经济学（魁奈、斯密、李嘉图），现代经济文献，俄国经济，统计学（特别是数学统计），哲学（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一些最新流派）等。1910年前，我已完全地和坚定不移地成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同大学里的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了联系，并成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1910年底，发生了大学骚乱（“托尔斯泰纪念日”和“萨宗诺夫纪念日”），我也积极参加了。被捕后被行政监禁3个月，随后由于教育大臣卡索的命令被开除出大学，并被从彼得堡驱逐到基辅。在基辅，当时社会民主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我一到基辅就寻找关系，同叶·波·博什、亚·施尔甘等人一起成立了恢复秘密组织的倡议小组。我们找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幸存者，并同他们一起召开了市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组织，选举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叶·波·博什、德·施瓦尔茨、弗·阿维尔金、皮戈相茨、我和其他一些人），并派德·施瓦尔茨参加布尔什维克召开的全俄代表会议（1912年1月），会上改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同取消派的激烈斗争中秘密工作。勒拿惨案给我们提供了公开活动（罢工和集会）的机会。此后，组织和委员会都遭到破坏。我和几个委员得以幸存，没有被捕。整个工作需要恢复，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本人不得不同时担任委员会书记，保管秘密文件，领导秘密印刷厂，书写和印刷传单，重建联系和组织小组；总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1912年6月，我和部分委员被捕。1913年11月，法院根据第102条给我定罪，我和五个同志一起被判处终身流放。1914年4月到达流放地（伊尔库茨克省），10月经日本逃往国外。逃往国外是想弄清第二国际的破产和国际的局势，因为从战争的最初日子起，我就坚定地站在国际主义者和反战的立场上。 为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伯尔尼代表会议，我径直到了瑞士，直接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并完全站在拥护伯尔尼决议的立场上。然后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博什着手出版《共产党人》杂志。该杂志出了1－2期。1915年底，我、布哈林和博什在民族问题上，以后又在继续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冲突。我们三人所持的立场是错误的。杂志停止出版。我和布哈林、博什迁居到斯德哥尔摩进行工作。瑞典左派代表大会（我们也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一些筹备工作）之后，一些瑞典人被捕了；布哈林被捕了，后来我、苏里茨和哥尔顿也被捕了。被捕后我们四个人被驱逐到克利斯提阿纳，在那里正赶上二月革命。我们（我和博什）立刻动身回俄国。我在国境线上被捕（因为我的护照是假的），在托尔尼欧城的监狱里呆了三天，然后被押送到彼得格勒。从那里我又回到基辅。随即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成为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基辅委员会主席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当选为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是革命委员会主席。我和其他许多同志一起被士官生和哥萨克逮捕，后被起义的工人和士兵释放。随后列宁把我召到彼得格勒去接管国家银行，同奥新斯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布列斯特谈判之前，开始是国家银行总委员助理，以后是总委员。在布列斯特问题上我同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分歧，被派往乌克兰同德国－盖达马克匪军作战。我加入了普里马科夫的部队，在部队里担任过各种职务，如领导政治工作，同列别捷夫一起出版小报《拿起武器！》，搞过审判和镇压，出去侦察，还当过机枪手。1918年4月前，敌人把我们逼退到塔甘罗格—罗斯托夫。一些有首创精神的同志在这里会合，成立了召开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了秘密的乌克兰工农政府。两个组织我都参加了，直到1918年底。积极参与领导乌克兰秘密的党和起义的工作以及创建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夏天，参加了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1918年12月，德国革命后，当乌克兰爆发起义时，我是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的主席。1919年7月前参加了乌克兰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在邓尼金进攻期间任第十三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后任该集团军第四十二师政委。开始反击邓尼金后，我被召到莫斯科，不久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学院政委，随后同托洛茨基一起到乌拉尔第一劳动军。但波兰战争开始了；1920年5月我被任命为波兰战线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0年秋天。同波兰缔结和约之后，我被调到弗兰格尔前线任第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粉碎弗兰格尔以后，被任命为中央顿巴斯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从那时起一直在搞经济工作（燃料总管理局代理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租让事务总委员会主席，从1923年夏天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张海滨译 皮达可夫续志 列宁在“遗嘱”中曾评价皮达可夫为年轻力量中“最杰出的力量。……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 皮达可夫1921—1923年为俄共候补中央委员，1923—1927年为中央委员，1930年起再任中央委员。1920年起从事经济工作。1920年11月至1921年12月领导顿巴斯煤炭工业，任租让事务总委员会主席。1922年5月起为国家计委副主席，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制订者之一。 1923年起为“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28年声明退出反对派后恢复党籍。1927年领导苏联驻法国商务代表处。1928年任国家银行理事会副主席，1929年春任主席，因信贷改革失败于1930年10月被免职。1930年起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1—1932年为副主席。1932—1934年任重工业副人民委员，1934—1936年为第一副人民委员。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身亡后，国内加紧清洗镇压。1936年9月初皮达可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出党，9月12日被捕，是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的主犯之一，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指控的罪行纯系凭空捏造，例如指控皮达可夫去挪威秘密会见托洛茨基，而据挪威当局调查证实，所说的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秘密会见期间奥斯陆机场并无外国飞机降落。 1988年7月获平反，1988年12月恢复党籍。 其第一任妻子是著名的女革命家博什·波格丹诺夫娜，1925年去世。第二任妻子于1936年7月7日被捕，1937年6月20日遭枪决。
穆拉洛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穆拉洛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1877-1938） 1877年生于塔甘罗格城的一个农庄（“罗塔”农庄），是小市民庄主的儿子。从童年至17岁一直帮父亲干活（耕田、耙地、收割、脱粒等）。冬天学习文化知识（从六岁起父亲教我学文化知识）。父亲伊万·阿那斯塔谢维奇是个有文化的人，毕业于六年制古典中学，克里木战争期间志愿参军，参加了巴拉克拉瓦战役，因英勇作战被授予四级乔治奖章，不久为英国人所俘，在英国人那里（普利穆特城）呆了两年，认识了赫尔岑，成了他的崇拜者，回俄时带回了《钟声》杂志。父亲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丧失视力之后，叫人给他朗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小说、历史、哲学、自然科学著作，等等。我17岁时外出读书，考入农业学校二年级，20岁时毕业，回到父亲处，不久父亲逝世。到坦波夫县兹纳缅卡村地主普洛霍沃的庄园实习。在那里呆了一个季节，同地主争吵后绝交了（指责我对工人“不拘礼节”），接着充当莫斯科省纳扎罗沃村美延庄园的管家。曾想到去莫斯科格列那杰尔团服兵役。团队接受我为志愿入伍者，但是有“无限权力”的特列波夫不发给政治可靠的证明。只好离开该团回故乡塔甘罗格服兵役。招兵时发现有“余额”，因此给以优待，编入第一期的非常后备军，这以后（1899年秋）赴高加索迈科普城，在该城先是管理一个酿酒厂，然后是榨油厂。在迈科普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阅读《资本论》《火星报》等）、工人小组和星期日学校。1902年初赴莫斯科休假，被捕，关了三个月。同年秋加入谢尔普霍夫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从事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和保险工作。1903年任波多尔斯克城（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农艺师助理。就在此时此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05年11月在黑帮分子暴行期间我手持武器给自己打通一条出路，逃往莫斯科，参加了这里的十二月起义，起义被镇压后（1906年1月）逃往顿河区的一个农庄。在顿河区组织、塔甘罗格的集体（一个混合组织，几乎是反自然的——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中工作，管理土地事务。遭遇两次搜捕，后被捕，先关在塔甘罗格监狱，后转至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监狱，出狱后再度赴莫斯科，然后去图拉省，1907年担任庄园管理。在波德莫克洛沃耶村和其他同志一起以“戒酒协会”名义开办了一家民众茶馆，在这里为谢尔普霍夫组织印刷传单，散发秘密书刊，开办土地问题、工人运动问题讲座，等等。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被动员进第215步兵团，然后从该团转至阿弗托罗塔，二月革命爆发时就在此地。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莫斯科苏维埃士兵部。十月革命时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革命司令部成员。平定士官生叛乱之后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1919年3月19日赴东方战线第二集团军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7月被任命为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8月任土地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1年3月1日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4年5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5年2月被委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重要”任务。被授予红旗勋章、金表、两个金烟盒。 郑异凡译 穆拉洛夫续志 穆拉洛夫1925年起任联共中央监察委员。1925—1927年任工农检察院陆海军检察院院长，同时兼任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科学院院长。在党内争论中支持托洛茨基，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1月被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12月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抗议破坏党内民主以及对反对派成员夸大其词的指控，结果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外地。经多次劝说，于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两次致信斯大林，宣布与托洛茨基分子断绝关系，请求恢复党籍。 1936年4月17日被捕，审讯中受到严刑拷打，但拒绝认罪。1937年1月在“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中被判处死刑，2月1日被枪决。1986年4月获平反。 亲属遭株连迫害：妻子安娜在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度过17年。儿子于1936年被捕，1943年死于集中营。女儿长期被流放。兄弟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曾任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9月3日遭枪决。姐妹尤利娅1943年死于集中营。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第三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第三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 （1890-1986） 1890年2月生于维亚特卡省诺林斯克县库卡尔基村。莫洛托夫的真姓为斯克里亚宾。他是诺林斯克县小市民米哈伊尔·斯克里亚宾的第三个儿子。父母花很大精力和时间使孩子们获得教育。孩子们被送往省城喀山受教育。维亚切斯拉夫在实科中学学习。应当说一下，斯克里亚宾一家非常富有艺术气质。维亚切斯拉夫会拉小提琴，并且拉得不错，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斯克里亚宾兄弟友爱地共住一个小房间，同最左的大学生以及普通学生交往。喀山，特别是在那时候，确实挤满了怀着左的情绪的知识分子。暑假返回诺林斯克后，斯克里亚宾兄弟会去见怀着革命情绪的平民知识分子或被判处行政流放的政治犯。出身于劳动家庭的兄弟们自然而然地感染上了他们交往的人们带来的思想和情绪。通常在中学里接受革命思想的有两种类型的学生，以及与此相应的两种不同的掌握和领会的方法。第一种喜欢捣乱的分子，主要是“堪察加的居民”，即坐在最后排，用豌豆等向教师“射击”的学生们。这些自由自在的少年，多数是很好的孩子，但不太愿意学习科学，他们接受革命思想，把它看作是某种使他们不必服从教师及其他学校“奴仆”的东西，为马虎对待课业等等作辩解的东西。第二类是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勤勉的学生，但他们并非所谓“死读书”的那种人，而是因对知识的兴趣而勤勉学习，这种知识尽管为数不多，但学生总还能学到一些。对这类青少年，革命思想促使他们对自己进行思考，不仅不放弃科学课程，反而更加提高了对理论工作的兴趣，引发独立思考。由于这一点，学生们只能在课余抽点时间学习学校所讲授的那些科学课程,但他们在“官方”知识领域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维亚切斯拉夫就属于这一类学生。 他第一次接触革命思想是在1905年，在他的故乡“零”，即诺林斯克[1]只要提到这个年份就会让人明白，革命第一次接触这位十五岁少年的心灵之时，正是他的心灵软化、敞开并为事变准备好了的时候。至于铁路工人罢工、总罢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关于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坦波夫省、奔萨省等地烈火熊熊的地主庄园的简短消息，比所有谈话和讲演更为有力地影响当时的学生们。恰好这时候著名画家瓦斯涅佐夫的兄弟流放在诺林斯克。据莫洛托夫本人说，他正是从瓦斯涅佐夫的兄弟那里第一次听到对所发生的一切的评论，并且直接从他那里接受了一些革命任务。这位瓦斯涅佐夫的兄弟向莫洛托夫提出一个问题：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更适合于。其实，周围的全部生活环境也反映出这一问题。至于当时进行活动的颇有名气的社会革命党，莫洛托夫甚至没有考虑过加入该党的问题，也许是因为莫洛托夫刚巧是同社会民主党人交往；另外，莫洛托夫是实科中学的学生，这一情况也起了作用。在当时及其后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受所谓“古典”教育的中学生倾向于社会革命党，而实科中学学生作为未来的工程师、工业的领导层主要追随社会民主党。就接受革命思想的方式而言，莫洛托夫所属的那一类学生又可以分为两种。由于这是些对科学有兴趣的青少年，对思想和理论采取深思熟虑的态度，所以他们中间有些人——所占的比例不少——过于抽象地从书本那里接受革命思想。马克思只被看作学者，而不是革命家。他的《资本论》只被当作理论著作阅读，而不被看作是采取生气勃勃的行动的号召。对这些“革命家”来说，秘密小组主要是自学组织。 [1]“零”俄文为ноль,同诺林斯克нолинск词根相同。——译者注 有一批人力求认识社会问题，不认为革命思想仅仅只有科学的认识论价值，莫洛托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感觉到这些思想中有行动的号召。此外，当时已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除理论学习外已经需要从事实际工作。那位瓦斯涅佐夫的兄弟在诺林斯克组织了制造炸弹的战斗小组。[1]莫洛托夫也参加了这一小组。因此，对莫洛托夫来说，自学小组也是革命的学校，是以后长期有用的秘密活动的学校，是战斗队，参加这种战斗队还应学会在街头作战。当时在革命小组中，特别是在外省有不少早熟的有坚定信仰的人，他们逢人就问，你属何党和为什么，你在党内属何派和为什么，你对最近马尔托夫攻击列宁或者普列汉诺夫攻击马尔丁诺夫有什么看法，等等。这种问题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迫使他们尽快地决定自己的归属。这种过早的追求并没有使莫洛托夫感到不安。在整个如暴风雨般的1905年他始终回答说：“我还没有弄清楚我应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哪一派。”几乎直到1906年上半年莫洛托夫在革命者中间都是这样回答的。只是到这一年年底莫洛托夫才开始倾向于布尔什维克。老一代的人们失望了，离开了，但是“准备舍生忘死的新工作人员的队伍”接替了他们。由于他们的革命情绪是在杜巴索夫、特烈波夫、斯托雷平和杜尔诺沃时代形成的，所以这些年轻一代的人数量很少，但就精神品质，特别是在后来斗争中的不屈不挠精神而论，他们比那些在革命的浪漫主义时期，在革命高潮而非低落时期，在1904—1905年参加革命的人要好得多。 [1]所谓“化学”小组。 1906年秋莫洛托夫在地方中学和高等学校的革命组织中工作，自称无党派人士。在这一组织中维·亚·吉霍米尔诺夫[1]几乎是唯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同他建立了紧密的真挚的联合。其结果是所谓无党派革命组织实际上成了以吉霍米尔诺夫和莫洛托夫为一方，和以这一组织的许多成员（主要是参加该组织的社会革命党首领）为另一方展开思想斗争的舞台。思想争论是培养和巩固世界观的好方法，是进行以后长期起作用的那种思想学科的教育的好方法。这场争论的现实结果是，参加该组织的许多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连他们的首领都于1907年年底转入马克思主义阵营，并且同吉霍米尔诺夫和莫洛托夫一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 [1]1917年至1919年曾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意外的死亡夺取了这位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的喀山同志的生命。 在这一组织里莫洛托夫通过自学成了宣传员。另一方面是纯粹实践。在当时条件下，一个组织必须有一套维持秘密工作的技术设施，即应当有开会的房子、各小组间联系的手段、设在某处的秘密金库及与之并存的小会计处。除此之外，组织还应有自己的秘密图书馆。莫洛托夫积极参与运用所有这些技术，此外还要扩大组织人数。他通过巴让诺夫[1]同叶拉布加组织建立了联系，也同奔萨组织建立了联系。他产生了成立全俄中学和高等学校革命联合会的想法，而要实现这一想法自然也须召开秘密代表大会。同时组织开始“印刷”和散发由莫洛托夫起草的第一份劳动节宣言，这应是莫洛托夫最早的政治性作品。莫洛托夫花了很大力量去起草“全俄中学和高等学校革命联合会”章程。1909年我们的组织重新鼓动全体学生群众为实现1905年所宣布的“学校自由”的口号而同当局作斗争，其主要鼓动者就是莫洛托夫。 [1]曾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当然也免不了存在奸细。正当组织中团结在吉霍米尔诺夫和莫洛托夫周围的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进行真正的宣传和思想工作的时候，即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在组织成员中钻入了两名奸细。三月份，吉霍米尔诺夫第一个被捕，过了几天莫洛托夫接着被捕，而过了几天该组织的许多其他成员也被捕。 喀山的监狱制度同1905年首都的监狱制度相同，很自由，是所有入狱青年的真正大学。莫洛托夫在狱中致力于学习，并且不只限于社会科学。在继续学习政治经济、革命运动史等等的同时，自然历史课程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秋天莫洛托夫（同其他同志一道）被流放沃洛格达省，为期两年。他们全是中学学生，只有两人除外：基塔英是党的职业工作者，吉霍米尔诺夫已在实科中学毕业。莫洛托夫以及其他被流放的实科中学生是差不多在毕业考试前夕被投入监狱的，这时他是在毕业班——七年级。沃洛格达省长赫沃斯托夫把莫洛托夫发配到托季马城。在那里莫洛托夫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争取部里准许他通过实科中学的课程考试。部里准许莫洛托夫在沃洛格达的实科中学通过课程考试，因而他被准许由托季马迁往沃洛格达，他一到那就立即同地方的党小组，首先是工人建立了联系。这一情况立即使考试的重要性退居第二位，不过他还是通过了考试。由于警方把他忘了，他就在沃洛格达住下。他在这里的铁路工人中间展开了积极工作。他通过流放工人同铁路工人建立起联系，因为这些从莫斯省流放沃洛格达的梅提施工人主要在铁路工作。 莫洛托夫虽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却能在这个小城市里同其他同志，例如马利采夫一道，组织起能正常行动的党组织，在城郊召开了几次露天的群众集会，最后甚至散发由他和其他同志起草的劳动节宣言（1911年）。莫洛托夫和他的两位亲密同志，在一个夜里把这一宣言张贴全城，干得干净利落。此后不久，在旧历1911年6月16日莫洛托夫的流放期结束了。此时吉霍米尔诺夫的流放期也结束了，他被准许出国。吉霍米尔诺夫在国外遇见了列宁，在拥有相当的物质条件之下，同列宁商谈过在俄国出版一份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问题。商谈的结果是，为响应列宁的倡议，吉霍米尔诺夫把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精力和知识都用于创办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自然，吉霍米尔诺夫首先向莫洛托夫及其他同志请求帮助。1911年在萨拉托夫附近召开了关于创办报纸问题的会议。这恰好在莫洛托夫流放结束之后。接着，莫洛托夫动身赴彼得格勒，进综合技术学院学经济专业。在那里他是积极的布尔什维克行列中的一员，积极参加了当时创办报纸的活动，起初是《明星报》，后来是《真理报》。他虽然在彼得格勒工作，但没有中断同过去的同志们的联系，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联系吸引大量的同志在精神上或物质上参加已经开始的伟大事业。 《真理报》创办后不久，莫洛托夫任其编辑部的秘书。那时候他作为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也作为宣传员进行秘密活动，后来，他还积极参加了杜马党团的工作。莫洛托夫自然也参加了所有大众关注的问题的讨论，他还同国外中央及列宁个人保持联系。 这种地位迫使他密切关注纯粹的国务问题。包括莫洛托夫在内，许多《真理报》工作人员的毅力、随机应变能力和理论修养使报纸同杜马党团,同国外中央，同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以至全俄无产阶级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 这段期间莫洛托夫写出了第一批作品。他的第一篇文章刊载在《真理报》，署名“阿基姆·波塔”，是由莫洛托夫当时的化名之一“阿基姆·普罗斯托塔”变化而成的。后来刊载在《真理报》上的文章用的署名是“B．米哈伊洛夫”。最早用“莫洛托夫”署名的著作是1919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如何参加建设自己的经济》。 1913年莫洛托夫在编辑部遭到搜捕。他跳窗逃脱，转入地下状态，但没有停止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间的工作。 在彼得格勒难以秘密居住的时候，他转到莫斯科从事革命工作。现在才确实查明，莫斯科是个充满奸细的城市（那时我们对此只能猜测）。毫不奇怪，由于奸细的出卖，莫洛托夫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自由生活而被重新投入监狱。对莫洛托夫的个人生活来说，这意味着从实际工作转入理论学习。但是，不久发出的流放伊尔库茨克省的命令中断了他的理论学习。他这次流放是在最糟糕的条件下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的。他在那里又被遣送到曼祖尔卡村。在这次流放中莫洛托夫遇到了新的同志——拉齐斯、佩拉也夫等人。他和他们讨论了在俄国出版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机关刊物的可能性问题。为实现这一想法和继续革命斗争，他从曼袓尔卡逃到了喀山。他躲藏在喀山郊外一个叫作丘卡绍夫卡的地方。在B．A．吉霍米尔诺夫的别墅里，他同吉霍米尔诺夫以及过去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了恢复被破坏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出版秘密报纸问题。 1915年秋，他同吉霍米尔诺夫赶赴彼得格勒，在那里他们组织了一个小组叫作“1915年布尔什维克小组”。参加小组的有博基、巴让诺夫、阿罗谢夫等同志。这个小组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奸细的能经常活动的组织核心。因此只有小组一致同意其加入的同志才能加入该小组。这个小组采取措施筹办秘密报纸。然而，由于政府大力镇压，小组被破坏了。莫洛托夫开始重建联系，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找到了，并得到每个人援助创办报纸的保证。佩拉也夫和埃马——两位从流放地逃出的同志筹办了秘密印刷厂并开始出版报纸。1916年底施略普尼柯夫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被派回国。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莫洛托夫是委员之一。有了莫洛托夫积极参加，彼得格勒组织的活动开展得越来越广泛。 对1917年的革命，莫洛托夫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是有准备的。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他是彼得格勒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19年俄共中央派他去下诺夫哥罗德，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来他从下诺夫哥罗德被调往顿巴斯工作，任省委书记。接着于1920年在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他作为代表出席党的全俄代表大会，会上根据列宁的建议当选为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本人审定的传记） A．阿罗谢夫撰写 郑异凡译 莫洛托夫续志 莫洛托夫于1921年3月16日至1930年12月21日任联共（布）中央书记，是斯大林对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最得力的干将。1928—1929年接替“右倾集团”成员乌格拉诺夫兼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上任后在莫斯科市委大力清洗，6个部长中清洗掉4个，6个区委书记中清洗掉4个，157个市委委员中清洗掉99个。1930年12月19日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任命莫洛托夫取代李可夫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初至1940年任人民委员会下设国防委员会主席。1937—1939年任人民委员会下设经济委员会主席。1936年莫洛托夫曾经反对公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差点使自己也坐上被告席。此后莫洛托夫积极参加清洗镇压活动，他签署的“枪毙名单”数量超过斯大林，达372份之多，相比之下柯秀尔仅签署5份。2010年1月13日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莫洛托夫在乌克1932—1933年大饥荒中犯有种族灭绝罪。1939年5月3日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上任后即于次日逮捕了李维诺夫的亲信，不过李维诺夫本人并没有被捕。1939年夏在莫斯科同英法谈判未果，转而同德国谈判并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9月28日签署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其中附有秘密议定书。1941年4月5日同南斯拉夫签订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接着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公约。 1941年5月6日斯大林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成为斯大林的副手。1941年6月30日任新成立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2年8月16日被提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战后参加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1946年3月19日人民委员会改名为部长会议，莫洛托夫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3月4日被解除外长职务，由维辛斯基接任。这时候莫洛托夫已经失去斯大林的信任，同年其妻波利娜·热姆丘任娜因“犹太人反法西斯同盟案”被捕。1952年10月在苏共十九大后的中央全会上虽当选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未进入常务局，会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逝世前，莫洛托夫妻子在流放地被捕，押回莫斯科，准备接受新的审判。斯大林的逝世救了莫洛托夫一家，1953年3月5日莫洛托夫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妻子得以回家。莫洛托夫支持赫鲁晓夫逮捕贝利亚。1955年任公开和秘密审判军事首长案复查委员会主席。在国内外政策上反对从奥地利全部撤军，反对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反对开垦荒地，反对把克里木划给乌克兰，1956年5月1日被解除外长职务，11月21日被任命为国家监督部长。1957年同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一道试图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多数的支持，但在中央全会上被击败，被定为“反党集团”。1957年6月29日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并被解除全部职务。后改任驻蒙古大使。I960—1962年领导驻维也纳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苏联代表团。因枇评准备提交苏共二十二大审议的苏共新党纲被从维也纳召回，被撤职并开除出党。1963年9月12日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11月8日在莫斯科病逝，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乌克兰领导人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 ——乌克兰领导人之一 （1883-1959） 1883年9月21日生于沃伦省克列缅涅茨县斯维亚捷茨村一个农民家庭。上了乡村小学，毕业时教师认为他是很有资质的孩子，在教师的坚持下被送到奥斯特罗日中学上学。从四年级开始自食其力，靠授课为生。在中学组织自学小组，因此受到校方的迫害。190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彼得堡大学，在这里同革命小组和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参加大学生集会，用油印机非法印刷宣言。1904年11月28日参加在涅瓦大街举行的反对日俄战争的游行。在这里被捕时遭到毒打。1905年革命时是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员，参加党的彼得堡委员会鼓动员委员会。1905年11月根据党的决定赴德文斯克，用“麦福季”的化名进行工作。1906年春返回，由彼得堡委员会任用，在区组织工作，住在喀琅施塔得。 代表喀琅施塔得组织以“福马”的化名参加彼得堡委员会。准备和参加了1906年7月19-20日夜举行的起义，这是在斯维亚堡起义三日之后。起义被镇压后由可靠的同志们用小艇把他从喀琅施塔得送往奥拉尼恩包姆。 7月24日由于奸细奥尔德尔曼的指认在彼得堡被捕，在拘留所关了两星期后被押送喀琅施塔得海军监狱。1906年冬被发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但中途停在沃洛格达，根据内务部长马卡罗夫所属会议的特别决定，被判处流放雅库茨克州5年。 一直注视喀琅施塔得起义审讯案进程的同志们获悉，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阿杰利别尔格将军提出了把曼努伊尔斯基案移交军事法庭的问题。但他在12月得以越狱逃脱。越狱的办法本身值得一谈。当曼努伊尔斯基还关在喀琅施塔得军事监狱，有被处死刑的危险的时候，同志们就拟订了各种各样的越狱计划。 有人曾打算给他一把小挫，锉断窗户的铁条，下到窗下的河道，然后乘准备好的小船外逃。但小锉未能送达。于是决定通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洛格达委员会，利用到达沃洛格达省监狱时的机会逃跑。 在各种各样的方案中最后决定采取曼努伊尔斯基本人提出的方案，就是让他躲在书箱里从狱中运出。计划是这样安排的：由于沃洛格达监狱常常发送徒步的政治流放犯，某些发配者在随身携带行李有困难的借口下可请求长官允许把书籍装箱在狱外寄送，筐里的货物在盖上监狱印章上封之后换上活货物——曼努伊尔斯基。这一方案的困难在于要非常准确地安排时间，要把曼努伊尔斯基呆在箱中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最大的危险在于藏有曼努伊尔斯基的箱子在上封之后落入军需仓库或别的什么地方以致耽搁运送时间，即使搁到第二天也不行。 由于越狱组织者仔细研究了监狱的全部内部规章，越狱行动成功了。曼努伊尔斯基仅仅经历了几分钟的危险时刻，当时抬箱子的两个同志中有一人大概由于过于激动变得浑身无力，他把箱子放在监狱院子里后再也无法把它抬起来了……接着，门口的值班人在出口处开始对这只箱子感到奇怪，曼努伊尔斯基甚至闻到俯身检查封印的值班人的马哈烟烟味。他在箱子里待了两个多小时。 越狱的主要组织者是A．诺伊曼，他是捷里奥基炸弹案（军事技术组织实验室）的案犯。越狱后曼努伊尔斯基来到基辅，以“约内奇”的化名在基辅军事组织工作，参加党的基辅委员会。在选举第三届国家杜马时是抵制派，并在各种会议上作为抵制派集团的报告人捍卫这一立场。 1907年秋基辅军事组织被破坏后逃亡国外。侨居巴黎，是召回派分子， 加入“前进”集团，以“失业者伊凡”的化名为其报刊写稿。从战争开始即持反战立场，在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一起创办的《呼声报》上捍卫这一立场，该报在出到101号时被法国政府查封。同托洛茨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一起编辑《我们的言论报》，该报也因从事反战斗争被法国当局查封。1917年5月乘“铅封车厢”经德国回俄。在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瓦西里岛工作，1917年8月区联派同布尔什维克合并后代表布尔什维克党进入市杜马。在为政权而战斗和抗击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进攻时任红村政治委员。胜利后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任此职至1918年春。1918年4月同拉柯夫斯基一起参加“和谈代表团”赴乌克兰同黑特曼政府谈判。 1919年1月同已故的阿尔曼和达弗强一起作为“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法国，在法国被拘禁于丹克尔克。以交换获释后被派往乌克兰，担任下列工作：1920年初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共产党人报》编辑;1920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时是联共中央委员。目前主要工作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同时曼努伊尔斯基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副主编。 （本人审定的传记） C．西罗廷斯基撰写 郑异凡译 曼努伊尔斯基续志 曼努伊尔斯基于1921年12月15日至1923年5月8日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22年起在共产国际工作，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2—1944年在联共（布）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工作。1944年7月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45年4月率乌克兰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国际会议，会上成立联合国。1922—1923年为俄共候补中央委员，1923—1952年为中央委员。 1953年退休。1959年去世，葬于基辅。
洛佐夫斯基，亚历山大——红色国际工会创始人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洛佐夫斯基，亚历山大* ——红色国际工会创始人之一 （1878—1952） *索洛蒙·阿布拉莫维奇·德里佐的化名。 1878年3月29日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大罗夫县达尼洛夫卡村。童年在该省巴甫洛格勒县的察列达罗夫斯克和洛佐瓦亚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度过。从8岁起开始工作：在市场上卖火柴、烟叶、拧檬等等。父亲是贫困的犹太教员，母亲在市场上有一个卖服饰商品的小摊，每逢星期天和集市日摆摊售货。在犹太人初等教会学校受的教育。在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时，即入肉铺工作了一年半，然后当了几个月的食品杂货铺的店员。十四岁进打铁坊，当了3年学徒。接着在巴甫洛格勒县的洛佐瓦亚、巴甫洛格勒和美利托波尔当了3年铁匠。20岁时放下工作，在兄弟的资助下开始学习——准备中学四年级的课程，1899年底作为志愿入伍者参加喀山的第236拉伊舍夫后备营。1898年已读到进步书报，1900年在喀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作为志愿入伍者有时收藏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报。没有正式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由于自己的军人身份，没有参加集会。一边服役，一边在一些大学生的帮助下准备考取中学毕业文凭，1901年5月在辛比尔斯克通过了考试。1901年底回洛佐瓦亚，在这里教书并立即着手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当时同哈尔科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保持党的联系。还在帕纽季诺火车站组织了小组。1903年8月赴彼得堡。在这里化名马特维伊·格里哥里也维奇，开始在瓦西里岛，然后在涅瓦关卡从事组织工作。为取得居住权以药房学徒身份进行登记，但从来没干过这工作。1903年10月30日在彼得堡被捕，在拘留所关押到1904年10月31日。虽然宪兵曾依据某些照片，怀疑我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但没有提出明确的指控。出狱后被驱逐至喀山，在这里立即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并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从1905年5月起成为非正式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喀山委员会委员。1905年6月，因在喀山阿拉富佐夫工厂工人下工之时发表演说而被捕，当夜被工人救出，因为他们以捣毁工厂相威胁。1905年夏在萨马拉参加伏尔加河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俄国转了一圈后又返回喀山（7月），在工人和士兵中间工作。在喀山以“工人阿列克塞”的外号著名。1905年10月率领示威者解除了喀山各警察分局的武装，然后在大学附近分发了夺来的武器。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执政了两天半，然后步兵、士官生和炮兵包围了市杜马，所有在市杜马的人都在1905年10月21日被捕。在狱中关了3个星期，在具结不离境后获释。1905年11月底被喀山组织选送出席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会议于12月初在坦默福斯（芬兰）举行。会后在彼得堡瓦西里岛和港口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工作。1906年在波罗的海造船厂工人施季可夫的家中被捕（中埋伏），被关押在瓦西里岛警察分局的监狱里，在狱中的化名是卡尔·卡尔洛维奇·维特克。三天后逃脱，被派往设在哈尔科夫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化名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工厂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1906年3月被捕，6月初以库兹涅佐夫的名字保释，但在6月底因来自喀山的告密，再次被捕，在哈尔科夫省监狱和赫尔莫戈尔监狱关至1908年5月。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哈尔科夫委员会的战斗组织罪被哈尔科夫法院判处流放。5月被发送流放地。在亚历山大罗夫流放犯羁押中心监狱（伊尔库茨克省）关押了约3个月，然后解往伊尔库茨克省基廉斯克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乡。但我到了达切崔斯克，即于8月逃往国外。1908年10月底到达日内瓦，1909年1月初转到巴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小组。有时给《无产者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在巴黎任俄国侨民劳动局书记，在一段时间里还担任成人电工学校管理人。担任了两年法国制帽工会总书记。领导了10个月的面包工合作社，当了几个月的汽车行经理。在巴黎期间，曾毕业于汽车司机学校，在工厂当过铁匠和金属旋工。一直是法国社会党党员。1912年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护党派领导人之一。法德宣战后（1914年）在蒙彼利埃附近的葡萄园当了6星期的粗工，然后回到巴黎，担任《呼声报》的编辑之一。《呼声报》关闭后开始出版《我们的言论报》，该报又于1916年9月关闭。这以后由原编辑部出版《开端报》，《开端报》关闭后出版《新时代》。1914年起在法国工会和在党内积极参与组织国际主义小组。曾任“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委员。虽不经常，但曾为《同时代人》杂志、《年鉴》杂志和高尔基的《新生活报》写稿。在社会党支部和工会积极进行鼓动工作。1917年6月回俄（法国政府不放国际主义者走，为时达两个月之久），在第三次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上（7月20-28日）当选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至第一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1918年1月3-9日）。代表大会前夕因参加反对派被开除出俄共。1918年2月任全俄纺织工会责任书记，同年7月任全俄铁路工会理事会责任书记。曾在一段时间内担任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1918年3月至1919年12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和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编辑。1919年12月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并入俄国共产党。从1917年起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曾短期担任其中央机关报编辑。1920年8月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身份出国。结果在德国被捕并被驱逐出境。1920年是创建工会国际的发起人之一。1921年5月起是红色工会国际书记。《红色工会国际》杂志编辑，多卷本国际工会运动百科全书编辑。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上国际工会运动问题的报告人。苏联报纸和杂志上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政治问题的撰稿人。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委员，莫斯科第一国立大学教授，苏维埃学校和党校的讲师。苏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一系列国际和俄国工会运动小册子和著作的作者： 1．《煤和铁》。论争夺阿尔萨斯一洛林的斗争。（“书籍”出版社，1918年）；2．《工人监督》（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1918年）；3．《苏俄的工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1920年）；4．《行动纲领》（工会国际，1921年）；5．《法国国民教师》（“教育工作者”，1922年）；6．《工人法国》（“红色处女地”，1922年）；7．《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924年）；8．《莫斯科还是阿姆斯特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924年）；9．《阶级战争的伟大战略家》（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924年）；10．《工联主义和中立主义》（特维尔市工会理事会，1920年）；11．《道路正确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1922年）；12．《大战以前和大战以后的世界工会运动》（“劳动问题”，1925年）；13．《第一次国际革命工会代表大会》（工会国际，1921年）;14．《他们和我们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红色处女地”，1923年）；15．《红色工会国际的当前任务》（“红色处女地”，1922年）；16．《世界资本的进攻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会国际，1922年）；17．《国际工会运动发展的基本阶段》（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924年）；18．《工会运动指导员需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1921年）；19．《组织问题》（工会国际，1921年）；20．《世界危机，工会的任务和策略》（同瓦尔加教授合著，1921年）；21．《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全苏工会中央事理会，1924年）；22．《我们在工会运动中的策略》（工会国际，1924年）；23．《争取统一》（工会国际，1925年）;24．（列宁和工会运动》（列宁格勒，1925年），等等。 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已译成法文、德文和英文。个别著作译成西班牙、意大利、捷克、塞尔维亚、保加里亚、土耳其、日本、中国、马来亚、希腊、罗马尼亚、瑞典、挪威、芬兰等国语言。 郑异凡译 洛佐夫斯基续志 洛佐夫斯基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创始人之一，1919—1938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书记，1921—1937年为其总书记。《红色工会国际》杂志主编。1937—1939年任国家图书出版社社长。1939—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负责远东事务，参加和约与战后秩序问题委员会，积极参加克里木会议的准备工作。1941年7月起任苏联情报局副局长，1945—1948年任局长。情报局下设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后主管其工作。主持起草请求在克里木组织犹太人自治的信。 洛佐夫斯基还同时从事教学工作。1940—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下属苏联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史教研室主任，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讲授当代国际关系。 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1949年1月18日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出党。1月26日被捕。1952年7月被判处死刑，8月12日与所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他被告一道被处决。洛佐夫斯基在最后陈述中说：我已经讲了一切，不要求任何从宽处理。我要的是或者为我完全恢复名誉，或者死亡。如果有朝一日查清我是无辜的，我请求死后恢复我的党籍，并在报上公布为我平反的消息。 1955年11月22日苏联总检察长宣布撤销判决，因缺罪证撤销该案。洛佐夫斯基获平反并恢复党籍。不过关于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平反的消息直到1988年才公布。
卢那察尔斯基，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苏维埃政权的文化班头，文艺理论家、作家、剧作家、翻译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卢那察尔斯基，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 ——苏维埃政权的文化班头，文艺理论家、作家、剧作家、翻译家 1875年生于波尔塔瓦城一个官史的家庭。由于受家庭教进情绪的影响，早在童年时期就摆脱了宗教偏见，对革命运动产生了同情。曾在基辅第一中学上学。从15岁起，在一些波兰同志的影响下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曾是当时遍布基辅各中学的一个学生组织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17岁起开始在铁路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进行宣传。中学毕业后，没有进俄国的大学，为了能更自由地研究哲学和社会科学而前往国外，进入苏黎世大学，在那里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自然科学和哲学，主要是研究经验批判主义体系的创始人理查•阿芬那留斯的著作，同时在阿克雪里罗得，部分地在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指导下继续钻研马克思主义。 因哥哥普拉东·瓦西里也维奇患重病，卢那察尔斯基中断了这项工作。他只好在尼斯住了一段时期，然后到兰斯，最后又到巴黎。在这段时间里，他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教授走得很近，看过他的书籍，受过他的教诲，彼此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但也经常发生争吵。尽管哥哥病得祖重，但卢那察尔斯基还是向他和他的妻子索菲亚·尼古拉耶夫娜(现在姓斯多米多维奇)进行宣传。结果他们两人都成了社会民主义者，后来在工人运动中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1899年，卢那察尔斯基和他俩一起回到俄国。在莫斯科，他和列宁的姐姐安·伊·叶利札罗娃、弗拉基米尔斯基等人恢复了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工人小组中进行宣传，撰写传单，与莫斯科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领导罢工。由于莫斯科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地方组织的成员安叶·谢烈布里亚科娃的告密，该组织的大部分成员被捕，卢那察尔斯基也被捕，但是过了不久，由于没有像样的罪证，卢那察尔斯基被保释到父亲所在的波尔塔瓦省，后又获准去基辅。卢那察尔斯基在基辅又重新开始工作，然而，不幸的事件发生了。他和其他出席为大学生募捐的易卜生问题学术报告会的人都被捕了，于是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以后在卢基扬监狱里被关了两个月。顺便提一下，在监狱中卢那察尔斯基和莫·索·乌里茨基结成了好友。刚从监狱释放，卢那察尔斯基又因莫斯科案被捕，并被押送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塔甘卡监狱里关了8个月。他利用这次坐牢的机会努力钻研哲学和历史，特别是宗教史，他在巴黎吉梅博物馆里曾对宗教史进行过两年研究。刻苦的学习和孤独的生活严重地损害了卢那家尔斯基的健康。但是他很快得到释放，以听候当局判决，并被临时流放到卡卢加。在卡卢加成立了一个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参加小组的除卢那察尔斯基外。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瓦·巴·阿维洛夫、弗·亚·巴扎洛夫。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进行了紧张的的脑力工作，在具有马克思主义情绪的年轻工厂主德·德·冈察罗夫的帮助下出版了德国一些大部头著作的译本。在亚.亚·波格丹诺夫离开后不久，卢那察尔斯基和斯克沃尔佐夫就转到铁路机车库，在教师和其他人中进行积极的鼓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卢那察尔斯基和冈察洛夫一家的友谊日益增长。他搬到他们的工厂“亚麻厂”去住，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开始写作他的早期文学著作，曾登在《信使报》上。后来亚麻厂的工人把这个厂改名为“卢那察尔斯基造纸厂”。 卢那蔡尔斯基终于被判处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三年，他住在沃洛格达这个当时是很大移民中心的城市里。亚·亚·波格丹诺夫也已经住在那里，卢那察尔斯基就和他搬到一起住。在沃洛格达城，同以别尔嘉也夫为首的唯心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萨文科夫、舍戈洛夫、日丹诺夫、阿.雷米佐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也都积极参加了这场争论。在沃洛格达省居住的这段时间里，卢那察尔斯基主要同唯心主义进行了斗争。在这里，已故的谢.苏沃洛夫也加入了一直保持联系的前卡卢加小组。他们一起出版了《唯理论世界观概论》来反驳《唯心主义问题》一一书。《唯理论世界观概论》一书共出了两版。卢那察尔斯基在《教育》杂志和《真理报》上发表过许多关于心理学和哲学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宗旨也是同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但是与此同时，整个小组却背离了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所作的解释。因此远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义者都同意小组的观点，固然这些观点在当时的俄国思想界具有相当的影响。 与省长拉德任斯基的争吵以及随之之而来的意外事件使卢那察尔斯基到了托特马这座小镇。在这里，他是当时唯一的流放犯。当地的知识分子试图与卢那察尔斯基取得联系，但被县警察局长的严厉呵责制止了。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和他的妻子，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妹妹安·亚·马林诺夫斯卡娅几乎生活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中。在这里，他写了后来收在《批判同和论战集》书中的所有文章。在这里，他还写了解释阿芬那留斯哲学的通俗读物。卢那察尔斯基始终精力充沛地继续学习，他的身边总是放着许多书籍。 1903年流放期满后，卢那察尔斯基回到基辅，在当时一家有马克面主义倾向的合法报纸《基辅评论报》工作。当时党内发生了分裂，以克拉辛、卡尔波夫等人为首的调和派中央请求卢那察尔斯基支持他们的政策。然而在波格丹诺夫的影响下，卢那察尔斯基很快放弃了调和主义立场，彻底归附布尔什维克。 列宁从日内瓦写信邀请卢那察尔斯基立即到瑞士去参加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工作。国外的最初几年工作是在同孟什维克的无休止的争论中度过的。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与其说是在《前进》杂志和《无产者报》，不如说是广泛地走访欧洲的各个侨民区，做报告说明分裂的实质。在做政治报告的同时，他还做了一些哲学问题的报告。 1904年底，卢那察尔斯基因病移居佛罗伦萨市。到那里时正好传来革命的消息，并接到中央委员会要他立即去莫斯科的指令，卢那察尔斯基无比欢欣地执行了这一指令。抵莫斯科后，卢那察尔斯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编辑部，随后又参加了陆续代替该报的一些公开报纸的编辑工作，并在工人、大学生等中间积极进行口头宣传。在这之前，早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委托卢那察尔斯基做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卢那察尔斯基参加了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1月1日曾在一次工人集会上被捕，一个月后从“十字”监狱释放出来。过了不久，他遭到了严厉的组控，这指控可能产生极严重的后果。根据党组织的建议卢那察尔斯基决定出国。他于1906年3月取道芬兰到了国外。 在侨居国外期间，卢那察尔斯基加入了波格丹诺夫集团，和他一起组织了“前进派”，参加了《前进》杂志的编辑工作，并成为喀普里和波伦亚的前进派工人学校的积极领导人之一。这时他发表了一部名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的两卷本著作。该书引起了多数党内批评家相当强烈的谴责，他们认为书中有某种精巧的宗教倾向。该书术语上的混乱给这种谴责提供了足够的根据。卢那察尔斯基在侨居意大利期间同高尔基有亲密交往，这点在高尔基的中篇小说《忏悔》一书中有所反映，这部小说也曾遭到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严厉谴责。 1911年，卢那察尔斯基迁居巴黎。在巴黎，由于波格丹诺夫的通出，“前进派”开始偏离原来的倾向。它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但是它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奏效。当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费·加里宁、曼努伊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等人都是“前进派”的成员。 卢那察尔斯基作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代表参加了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并在起草关于工会的革命意义的著名决议的小组中代表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会议上，卢那察尔斯基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之间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卢那察尔斯基是俄国前进派的代表，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在最主要的问题上都与布尔什维克达成谅解，并在列宁的坚决要求下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合作社问题的委员会。在这里，他再次站在坚决反对代表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上。 战争爆发后，卢那察尔斯基就加入国际主义者的行列。并与托洛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安东诺夫-奥冉申柯一起在巴黎编辑反军国主义的报刊《我们的言论报》等。卢那察尔斯基感到不可能从巴黎客观地观察这场大战的进程，便迁居瑞士，搬到斐维附近的圣列日。这期间他和罗曼.罗兰十分接近，和奥古斯特.福雷尔很要好，和瑞士的伟大诗人施皮泰列尔关系密切，后者的部分作品曾由卢那察尔斯基翻成俄文(但没有发表)。二月革命后，卢那察尔斯基立即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那里，并向他们由明，他坚决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并要求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这要求被接受了。 卢那察尔斯基比列宁晚些时候，但和列宁一样取道德国回到俄国。回国后立即开始十分紧张的革命准备工作。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尔什维克之没有任何分歧，但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决议，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一样留在区联派组织中，以便以后带领尽可能多的拥护者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这一策略运用得很成功。党中央派卢那察尔斯基去做市政工作。他被选入市杜马，并在杜马中担任布尔什维克和区联派杜马党团的领导人。7月间，卢那察尔斯基积极参加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与列宁以及其他人一起被控叛国和充当德国间谍，因此被捕入狱。在入狱前和狱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威胁他生命的危险情况。出狱后，在新的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团大大地壮大了，卢那察尔斯基当选为副市长，负责全市的文化工作。与此同时，卢那察尔斯基始终不渝地进行热情的宣传鼓动工作，主要是在摩登马戏厅和许多工厂里。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成立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卢那察尔斯基作为教育人民委员参加人民委员会。在政府迁往莫斯科时，卢那察尔斯基愿意留在彼得格勒，以便和留在这个危险岗位上的季诺维也夫、乌里茨基等同志一起工作。卢那察尔斯基在彼得格勒呆了一年多，在这期间，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在莫斯科代为主持工作。在内战时期，卢那察尔尔斯基不得不经常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权代表离开人民委员会，因为他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几乎要走遍国内战场和波兰战场的前线各地并在军队和前沿地区的居民中进行积极的鼓动工作。在邓尼金叛乱的最危险的日子里，他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图拉防区的代表。 卢那察尔斯基在担任党的鼓动员、人民委员会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的同时，继续从事他的文学工作，特别是戏剧创作。他写了许多剧本，其中部分剧本曾在先后两个首都和许多外省城市的舞台上演。 宋鸿训译 卢那察尔斯基续志 卢那察尔斯基有多种身份:革命家、苏联国务活动家、作家、剧作家、翻译家、政论家、批评家等等，由此可见其活动范围之广。1917年10月起任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9月卸任，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学术委员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初起任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与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9月被任命为苏联驻西班牙全权代表，12月在赴西班牙途中因心脏病突发在法国去世。骨灰被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官墙上。 小狼录入
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红色外交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红色外交家 （1876—1951） *党内化名有“老大爷”、“卢文叶”、“费利克斯”、“尼茨”。 1876年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受实科中学教育；17岁时志愿入伍；一边服役，一边研究社会经济科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史，服役结束后立即在工人小组进行宣传活动，起初1898年在切尔尼哥夫省的克林采工人居住区活动。那里没有组织，单独一人进行工作。组织了几个小组，除了进行一般教育，还向工人和手工业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由于受到监视，于1900年转移到基辅，在外围组织进行了短期工作之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委员。 1901年同全体委员一起被捕，由于一名委员叛变导致应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五年。关押在监狱期间加入《火星报》组织。判决前羁押了一年半时间，未等判决即和11人一起越狱逃跑。逃至瑞士，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在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同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和列·捷依奇一道当选为同盟的管理委员会委员，管理委员会当时被看作是《火星报》的实际中心；伦敦第二次代表大会分裂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在其队伍中一直工作至今。1903年初秘密回俄，工作至1905年革命，起初是中央委员会驻西北边区的特派员，在里加设有总部并管理“边境”。1904年还同时兼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委员，作为该委员会代表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党内分裂后当选为当时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心——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参加在科尔皮诺召开的北方委员会代表会议（同李可夫、捷姆利亚奇卡、弗拉基米尔斯基、鲁勉采夫等一道）。1905年夏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准备在离烈韦里不远的纳尔根岛上接收加邦在英国订购的武器，这是由后来在芬兰海岸撞沉的“约翰·格拉弗坦”轮船运来的。1905年秋应中央委员会之召赴彼得堡，同克拉辛一起安排第一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报纸《新生活报》的出版工作（化名“尼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开始后被迫于1906年逃往国外，在国外执行了中央委员会交付的一系列重要任务，其中有购买和安排往高加索运送武器的轮船（该船沉没了）。1907年再度回俄，在彼得堡的邦契-布鲁也维奇的书库里险遭警察逮捕。同年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参加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党组织的区域代表会议。由于受到警方的监视，不得不于年底出国，在国外（伦敦）侨居几乎达10年之久。1907年作为俄国代表团代表和书记出席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作为伦敦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书记，参加了1912年国外各集团伯尔尼代表会议。侨居国外期间担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布尔 什维克支部代表，参加执行局第一次和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召开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发表声明，抗议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支持战争，并退出会议。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里都曾被捕过。十月革命后任第一任驻英国全权代表。十个月后作为洛克哈特的人质在英国被捕，同洛克哈特交换。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工农检查院院务委员，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商务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外汇业务全权代表，然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赴瑞典和丹麦同资产阶级政府谈判，就交换战俘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在欧洲缔结头一批商务协定，从而争得英国取消封锁，封锁取消后发出第一批货物。参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热那亚代表团，是海牙代表团团长。主持了1923年的莫斯科裁军会议。签订了同德国和挪威的贸易条约。 郑异凡译 李维诺夫续志 李维诺夫1921年5月10日至1930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7—1930年任国联筹备裁军委员会苏联代表团团长。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2年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出席国联裁军会议。1933年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出席在伦敦举办的和平经济会议。1934—1938年任苏联驻国联代表。1939年与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发生冲突，辞去外长一职，由莫洛托夫兼任外长。莫洛托夫曾准备针对李维诺夫的审判案，因苏德战争爆发而作罢。多方资料证实，斯大林曾准备暗杀李维诺夫，但没有得到实施。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与此同时，1942—1943年兼任驻美大使，1942—1943年兼任驻古巴公使。1946年退休，1951年12月31日去世，葬于新圣母公墓。
李可夫，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苏联第二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布哈林右倾集团”的主要成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李可夫，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 ——苏联第二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布哈林右倾集团”的主要成员 （1881—1938） 1881年2月13日生于萨拉托夫城。他的父亲是维亚特卡省亚兰斯克县库卡尔卡村的一个农民，早先在萨拉托夫种地，以后经商，最后到麦尔夫谋生，在那里因患霍乱去世，撇下了六口之家，有第一次结婚生的孩子，也有第二次结婚生的孩子。李可夫当时还不满8岁，童年是在极端贫困中度过的。继母能养活的只是她的亲生孩子。大姐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在梁赞－乌拉尔斯克铁路办事处工作，并从事一些私人授课，挑起了照管弟弟的重担，并资助他上了中学。李可夫13岁时转到了中学高年级班，他自己也能通过私人授课挣钱了。李可夫在中学时代喜欢的学科有数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从四年级起，他已经抛弃了一切宗教的东西，不再去教堂忏悔了，这使因其出色成绩而非常器重李可夫的学校领导人十分伤心。青年革命者同学校领导人的关系逐年紧张起来，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处于被开除的危险境地，只是学习成绩好才使他得以幸免。 在毕业考试前夕，李可夫遭到了搜查，多亏他机智，及时隐藏了非法书籍才平安无事。然而显眼的“四分”的“品行”使李可夫失去了进首都大学的机会。1900年他不得不去喀山完成他的学业，在那里进了大学的法律系。 李可夫的青年时代正是俄国工人运动普遍高涨的时期，工人运动使这位青年精神振奋。萨拉托夫当时是“流放犯的城市”，一些工人和大学生“政治犯”被遣送到那里，具有革命倾向的小组在那里特别活跃。他们不仅读米哈伊洛夫斯基、皮萨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甚至还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李可夫在秘密小组里接触到了俄国革命运动史和革命著作，第一次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关于西欧工人问题和工会运动的一些主要著作。他还参加了萨拉托夫出版的地下杂志的工作。李可夫积极参加活动的小组是由拉基特尼科夫领导的，他后来在社会革命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而同老民意党人瓦尔·巴尔马晓夫（李可夫同他的儿子、1902年杀死内务大臣西皮亚金的斯切潘关系甚密）的结识促使李可夫去研究农民运动。 中学生李可夫在萨拉托夫革命组织里的工作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进入喀山大学之后，19岁的大学生李可夫立即成为社会民主党地方委员会的委员，领导工人小组，同时还在大学生委员会中工作。李可夫在喀山从事这样紧张的革命工作只有很短的时间，因为1901年3月工人和大学生的组织就被摧毁了，李可夫也被带到喀山的监狱里“休息”了9个月，以后在等待警察当局判决期间，被遣送回故乡萨拉托夫，由警察公开监视。 在1902年之前，萨拉托夫已经成为某种“俄罗斯中学”，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那里的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政治鼓动。在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工作的李可夫试图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但是在社会革命党成立之后，这个组织根据李可夫的倡议就解散了，因为李可夫那时已是一个彻底的火星派分子。作为1902年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李可夫被黑帮、宪兵和警察打得遍体鳞伤，好容易跑进一家院子，越过栅栏，摆脱了被捕的危险。 不久，由于喀山的案件，警察当局判决李可夫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李可夫认为转入地下状态比较好，一直到1917年他始终处于地下状态，常常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频繁地更换身份证。他自己在以后的一封信中这样描写了这个时期的生活。“我还没来得及跨进大学的校门，就进了监狱。从那时起已经过去12年了，然而其中约有5年半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此外，三次处于流放途中，耗费了我一生中的3年时间。而在短暂的‘自由’的间隙时间里，村庄、城市、人物和事件像电影一样在我面前闪现，而我总是坐着马车、骑马或乘船到某地去流浪。我没有一个住所是住上两个多月的。我活到三十岁还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弄一张身份证。对到什么地方去租一个固定的住所，对此我一无所知。” 李可夫在基辅从《火星报》俄国局得到了秘密越境的“接头暗号”后，就前往日内瓦。在这里，李可夫同列宁和其他国外火星派的著作小组和组织小组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私人联系。两个月后，李可夫带着在日内瓦弄到的非法护照、地址和暗号再次回到俄国进行秘密工作。这使他进入了令人神往的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的环境。从国外回来后，他开始在社会民主党北方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主要是在雅罗斯拉夫里和科斯特罗马省开展活动。在那里，他领导着雅罗斯拉夫里、科斯特罗马、雷宾斯克、基涅什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作。在雅罗斯拉夫里的组织遭到破坏之后，逮捕开始了，李可夫就转到下诺夫哥罗德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工作。1904年他非常成功地领导了索尔莫沃工厂的大罢工。随后，党把他作为一名杰出的党的组织者派往莫斯科，因为当时那里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李可夫迅速地把组织恢复起来，不久，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李可夫的领导下，从一个完全被破坏的组织很快成为规模最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之一。李可夫将大部分分散的、彼此毫无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和团体集合在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周围，恢复了工人区的工作，并且亲自在索科里尼奇和列福尔托沃区的工人中进行工作。他建立了莫斯科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同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密切联系。当时著作家团体同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波克罗夫斯基、罗日柯夫、弗里切等人一起着手出版一个马克思主义杂志。莫斯科的一系列罢工显示了工人运动在全俄蓬勃兴起，这激发了1月9日事件，而1月9日的枪杀则导致在莫斯科河南岸建立第一批街垒。 1905年3月，李可夫作为莫斯科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推选参加了伦敦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那里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从那时起，除不长的一段时间外，李可夫一直是中央委员，起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以后是联共（布）中央委员。 伦敦代表大会之后，李可夫回到俄国，开始领导彼得堡委员会，但是5月14日在开会时全体委员被逮捕。李可夫本应流放9年，但是根据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他被放出监狱，加入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遭到破坏之后，他被迫在1905年年底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李可夫化名米哈伊尔·阿列克谢也维奇·苏霍鲁琴科医士，领导筹备第四次统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工作中同列宁建立了密切联系，列宁有一次来到莫斯科并会见了李可夫。1906年年中，李可夫前往敖德萨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并在那里建立布尔什维克支部。在遭到搜捕时，他又悄悄地逃回莫斯科，但很快就被捕了，被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皮涅加三年。他从流放地逃回莫斯科，又在莫斯科组织中进行工作，领导工业区的区域委员会。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李可夫个人同革命者施米特的亲密关系，他直接参与了把施米特在他的工厂主父亲死后所得到的一大笔遗产转交给党以供革命工作之需的工作。1907年5月1日，李可夫因被女奸细普佳塔出卖而再次被捕，在“案子”未查明之前，在卡缅西克（塔甘卡监狱）监禁了17个月。1908年6月28日,除以监禁期折抵外，他被判处流放到萨马拉两年。 列宁把李可夫召到国外，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同提出取消地下组织的孟什维克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业已成熟。在国外，李可夫受托同所有党的派别和小组进行谈判，以便建立统一的反对取消派的联盟。1909年夏天，李可夫回到俄国，立刻受到暗探局的监视，9月7日在莫斯科被捕，他是以哈尔科夫市民伊·比列茨基的化名住在莫斯科的。由于伪造身份证被监禁了3个月之后，李可夫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伯朝拉河的乌斯特齐尔马，为期3年。因为生病，警察临时把李可夫留在皮涅加，从那儿他又一次逃到国外，并根据列宁的特召前往巴黎，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心就在那里。1911年8月，李可夫为了筹备新的党代表会议回到俄国，但是在莫斯科，在从车站出来的路上又被捕了，坐了9个月的牢，因而在他生活的道路上为了度过3年的流放期，又第三次到了皮涅加，李可夫用读书来度过被迫得来的空闲，以后作为采访员参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报》。他在皮涅加写道：“我所有的时间都在阅读学术性的小册子、杂志和大量的报纸，特别是报纸，因为俄罗斯的生活开始微笑了，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从遥远的地方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1912年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但是，1913年李可夫回到彼得堡之后，看到很多以前的党的工作者完全蜕化了，在反动派的压力下脱离了积极的革命工作，埋头建立“体面的家庭”。李可夫写道：“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和私人利益的目的甚至在正式的布尔什维克首脑们当中打开了缺口，造成了完全新的心境和新的心理。工人们倒是没有我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变态，并且自发地、本能地向他们表明了反对立场。” 李可夫转移到莫斯科之后，又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工作。然而在1913年7月他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4年，11月中旬，一部分人戴着手铐从莫斯科被押解到那里。尽管有极其严密的监视，李可夫在1915年9月还是从流放地逃跑了，开始沿着鄂毕河，以后沿着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河和图拉河，顺这条路线潜入了萨马拉。他并没有得到多少自由，因为就在那一年（1915）10月他被拘捕了，坐了7个月的监狱，又被遣送到纳雷姆边疆区，在那里一直到革命胜利。 从大战一开始，李可夫就捍卫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失败主义立场。他一分钟也没有陷入护国主义的情绪和爱国主义的狂热，在战争最初几年，甚至连有些流放犯也充满着这种情绪和狂热。李可夫领导了一些反战小组，在这些小组里他提出了齐美尔瓦尔德观点，由于他的巨大努力，把流放到纳雷姆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流放生活愈来愈艰苦，这在流放犯中引起了自杀之风。李可夫同他的妻子尼娜·谢苗诺夫娜和一些亲近的同志们一起顽强地同流放犯中各种各样的颓废绝望的现象作斗争。在领导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派时，他开展了广泛的政治活动，建立了流放地同俄国党的中央以及国外的联系，列宁尽力设法使他了解党的政策。当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纳雷姆边疆区收到了托木斯克社会委员会的电报，根据李可夫和其他两名同志的指示，要求释放700名流放犯，并把他们遣送回家。 李可夫和最后一批流放犯离开了纳雷姆前往莫斯科。党派他担任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很快被选进苏维埃主席团。在这里他积极参与调解工厂主和工人们的冲突（工人们逮捕了最大的工厂主之一——弗托罗夫，发生了奥烈霍沃－祖耶沃冲突，等等）。根据他的倡议，莫斯科苏维埃在十月革命前两三个月就将利基纳纺织工厂收归国家管制和国家所有，并把它交给工人管理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当中大多数成员是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李可夫提出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例如，组织了违背苏维埃大多数意志的电车职员大罢工，并且为了抗议克伦斯基政府召集的八月莫斯科“国务会议”，在莫斯科组织了一天的总罢工。根据他的俄国政治局势的报告，莫斯科苏维埃全会否决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通过了反对克伦斯基的布尔什维克行动纲领。十月革命时，李可夫是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成立人民委员会时，他作为内务人民委员参加人民委员会。鉴于粮食供应遭到破坏，李可夫曾负责安排往莫斯科运送粮食的任务。1918年2月，他被派往图拉、奥廖尔、坦波夫、伏尔加河流域、哈尔科夫等产粮区，组织中途停运的粮食列车的运行，使定期收购粮食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改善。 早在1918年，在苏俄遭到巨大经济破坏的时期，政府委托李可夫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实行了工业国有化，建立了商品分配方面的国家垄断制。国内战争开始了，需要向很多战场的红军有计划地实行补给。鉴于军队和工人的粮食和服装不足，1919年7月，建立了专门机构来协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以及组织红军的畅通的补给工作。李可夫曾主持领导这件事，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补给方面的特派员”。由于李可夫的努力，凡是能够为革命的武装和军队的补给所利用的一切东西都被从仓库和库房里抽调出来。 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军事工业的一些工厂得以恢复并重新开工生产。 红军开始定期得到了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弹药。 就在苏联的军事工业开始恢复元气的时候，在李可夫的领导下和平工业也开始恢复和得到改善。 1922年夏天，由于列宁患病，李可夫被任命为列宁的副手，暂时中止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1923年，李可夫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再次领导该委员会，同时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此外，李可夫还领导着很多委员会的工作，如制定和实行统一的农业税，提高工资，工业托拉斯化，制订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措施，等等。 李可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所谓“剪刀差”委员会）曾详细制订了党所赞成的关于降低主要日用品价格以及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方面的经济措施的计划草案。根据这个计划，迅速地消除了1923年秋天的销售危机，保证了从1924-1925年已经开始的蓬勃的经济高涨。 列宁去世后，党提名李可夫为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候选人。1924年2月2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他当选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从那时起李可夫就领导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而从1926年初又直接领导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以及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李可夫作了关于政府和党的内外政策总问题的方针性报告。 他的大部分讲话已经专门出版，其中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农村、新经济政策和合作制》；在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出版时附有单独的序言《新时代的前夕》），说明了苏联即将来临的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党的任务》。李可夫最近的这个报告实际上拟定了党和政府在苏联工业化事业中的政策。李可夫全集正在筹备出版，包括1918—1921年期间的文章的第一卷已经出版。 李可夫在党务工作方面是一名老的中央委员，从1919年起又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是列宁主义原则的坚定不移的捍卫者。 在这方面，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论新反对派》，有单行本）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李可夫在演说中详细地评论了反对派的经济纲领。 李可夫的传记，除了一些较小的以外，还有两部大型传记，A．洛莫夫：《阿·伊·李可夫》（1924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出版）；И．И．沃罗比也夫，B．B．米列尔和A．M．潘克拉托娃：《阿·伊·李可夫及其生平活动》（1924年，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 Р．С．Д．撰写 张海滨译 李可夫续志 李可夫是列宁的接班人。列宁病中他同加米涅夫一道成为列宁的副手，列宁去世后，1924年2月2日至1930年12月19日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年2月2日至1929年5月18日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1930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22年4月3日至1930年12月12日为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1929年同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一起反对取消新经济政策，反对加紧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被打成“右倾集团”成员。1929年11月在中央全会上承认错误，在党的十六大后仍当选政治局委员。1930年12月19日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2月21日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31年1月30日起任邮电人民委员。1934年被解除候补中央委员职务。1936年9月26曰被解除邮电人民委员职务。检察长维辛斯基宣布对其进行审查，不久因查无实据作罢。1937年2月中央全会将其开除出党，2月27日被捕入狱。1938年3月13日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被判处死刑，15日执行枪决。 1957年曾试图平反，未果。1988年与布哈林等一道获平反。 李可夫妻子在卫生人民委员部保护儿童健康局任局长，1937年7月7日被捕，1938年8月22日被枪决。其女儿1939、1946、1950年多次被判刑，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度过18年，1956年获平反。
雷斯涅尔，拉丽莎·米哈伊洛夫娜——里海舰队美女政委，活跃的女作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雷斯涅尔，拉丽莎·米哈伊洛夫娜 ——里海舰队美女政委，活跃的女作家 （1895—1926） 共产党员米·安·雷斯涅尔教授的女儿，1895年5月1日生于波兰王国的卢布林，父亲是此地普拉夫农业学院的教师。她在德国（柏林和海得尔堡）度过童年接受初等教育。父亲同俄国革命流亡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的关系密切，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岁月奠定了她同德国文化密切关系的基础。同双亲在巴黎度过的年月扩大了女孩对文化的兴趣。雷斯涅尔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环境中接受的教育，中学学习时就已表现出文学才能和革命气质。很早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同她父母友好相处的列昂尼德·安德烈也夫在形式方面对她有强烈影响，他教她学习文学史。安德烈也夫并没有影响到她的思想生活，她17岁时写的剧本《大西洲》证明了这一点（1913年由“野蔷薇”出版社出版）。该剧本的内容是一个人想用个人牺牲去拯救社会。雷斯涅尔是从彼利曼的《共产主义史》中汲取剧本内容的，这些材料清楚地说明雷斯涅尔当时生活于其中的思想圈子。从战争一开始，雷斯涅尔就敏锐地感觉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破产，看到俄国知识分子倒向沙文主义立场。父母在此基础上同安德烈也夫决裂，对此她完全赞同。雷斯涅尔教授感到不能置身于反战斗争之外，这促使他出版《鲁金》杂志，此杂志从形式（有反对倒向爱国主义阵营的倒戈者的出色漫画）到内容都鲜明地表现了孤立的革命知识分子集团对战争的抗议。《鲁金》的灵魂是拉丽莎·雷斯涅尔，她不仅在杂志上发表形式优美的诗，而且还有一系列尖锐泼辣的随笔。同时她还肩负同书报检查斗争，筹集出版资金的工作。由于缺乏资金，《鲁金》停刊，雷斯涅尔开始为高尔基的《年鉴》撰稿。1917年，还在革命之前，雷斯涅尔同工人小组建立了联系。二月革命后，她立即表示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激烈抨击克伦斯基的文章不仅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而且使高尔基报纸的编辑部也感到惊慌不安。雷斯涅尔同广大工人组织、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教育小组建立了联系。 十月革命在她身上得到强烈反响。革命后的头几个月她从事保护文物的工作，她从事这项工作的心情不是为了拯救旧文物免遭野蛮人的攻击，而是要为新文物的创造者保护过去的最优秀遗产。但是国内战争的爆发使她不能再留在这一岗位。她被卷入了直接斗争。在喀山附近的斯维亚日斯克，在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斗争中，红军真正组建成了。雷斯涅尔手执武器站在部队的前列，战斗的直接参加者证实了这一点（见A．克列姆列夫的文章，《红星报》1926年2月14日）。 后来在我们伏尔加河舰队的所有征战中她都是如此行动的。这些战斗的目击者，旧俄正规军军官Ф．诺维茨基说，这位年轻的女革命家在最危险局势中以其大无畏的精神赢得了老兵的极大尊敬。（《消息报》1926年2月12日）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斗争结束，伏尔加河解放之后，同红色舰队融为一体的雷斯涅尔被任命为舰队司令部政治委员。她那同冷静的理智结合在一起的热情和敏感赢得了像海军上将阿尔特法特和别连斯这样一批旧舰队指挥官的尊敬，他们在转向为苏维埃服务的时候，需要有能帮助他们接近革命的活生生的人。 当需要再次出动我们的区舰队去同邓尼金斗争的时候，雷斯涅尔同舰队一道走过了从阿斯特拉罕到恩捷里的全部航道。国内战争结束后雷斯涅尔住在彼得格勒，试图直接到工厂去研究工人群众的生活。经历了极端艰苦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作为苏维埃全权代表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夫人赴阿富汗。在喀布尔，在苏维埃政府同英帝国主义进行的外交斗争中她并没有充当旁观者。她密切参与外交斗争，同在阿富汗政治中起不小作用的艾米尔的后宫建立联系，研究英国的印度政策（对它来说阿富汗起一个前哨的作用），研究印度的民族运动。1923年她从喀布尔回来，出版自己的著作《前线》和《阿富汗》。《前线》是描写我们国内战争的出色作品之一，作者敏感细心地观察并描述了斗争中的英雄和领导者们，以及直接进行斗争的群众。1923年10月她带着双重任务赴德国：她应向俄国工人介绍德国国内战争的情景——由于法国人占领鲁尔和经济破坏，那里的国内战争正在逼近；同时，一旦在萨克森夺得政权，她应担任在德累斯顿的那部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其余部分德共中央之间的联络官。但是萨克森事态的发展进程甚至没能让她着手执行交给她的任务。在萨克森失败后处于柏林最困难的时日，她帮助完全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国际代表们了解群众的情绪。她同失业工人一起在职业介绍所和小铺前面排队，参加工人会议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大会，到医院去，参加尽管政府解散了共产党但仍得以组织成功的头几批示威游行。 一听到汉堡起义的消息，雷斯涅尔立即赶往那里。但由于起义持续时间很短，她在起义被镇压后才抵达。她到逃脱的起义者家庭搜集关于汉堡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情况，潜入对失败者施加迫害的法庭。她把搜集到的材料拿到著名的起义参加者那里去核对，从德国回俄后在《生活》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街垒中的汉堡》。这是唯一的一本此类作品，关于芬兰起义和苏维埃匈牙利都没有这样的著作。德国书报检查机关和德国帝国法院禁止德国出版此书并判决把此书烧毁，自由主义的《法兰克福报》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因为此书的高度艺术性而抗议这一判决，但是德国反革命的阶级法庭知道该怎么办：它销毁了此书，因为此书为德国无产阶级保存了汉堡起义的精神。刚刚从汉堡那种艰苦的地下生活中恢复过来，雷斯涅尔就动身去乌拉尔以研究乌拉尔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这次旅行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写作任务。她对新经济政策有不同看法，因此要到生气勃勃的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她在铁矿和煤矿工人的沉重劳动中，在那些在乌拉尔被人遗忘的村落中工作的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的工作中，找到了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答案。她回来时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又投身于对我们经济建设的研究。《钢铁、煤和生气勃勃的人们》一书描绘了工作中的俄国无产阶级。此书在艺术方面的特点如下：雷斯涅尔是在高峰派中间成长起来并掌握了极文雅的文体的作家，现在开始写得简朴一些了，较能为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不是艺术上的简单化，而是在旅行，在莫斯科卫戍区的技术部队中从事宣传工作期间同工人接近的结果。1925年，由于波斯之行就已感染的痢疾，她动身去德国治疗，但是疾病也没能阻止她同汉堡无产阶级来往。她悄悄跑出痢疾病院去参加汉堡共产党人的示威游行，病情略有好转即到整个德国旅行，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在稳定基础上出现的社会进展。她深入到容克技术实验室、克虏伯事务所、庞大的乌尔斯坦报系和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访问工人住宅和贫民窟。《在兴登堡的国家中》一书已非艺术随笔，而是一幅大型的社会政治画卷，它出自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深刻联系的巨匠之手。这部作品刚写完，她就着手研究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材料。她关于特鲁别茨科伊、卡霍夫斯基、施泰因格勒的随笔受到俄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热情赞扬，同时也是她艺术上的杰作之一。但她已不能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这些作品。她酝酿着一本描写普加乔夫起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和苏维埃时代乌拉尔工人生活的书的大纲，同时又酝酿着一本描绘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的广阔画面的书，但她已因伤寒病倒，被痢疾所破坏的机体已无法支持下去。雷斯涅尔于1926年2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逝世。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在其创作生活的盛期离去了，她直接参加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负有用艺术形象刻画这场斗争的情景的使命。一个共产党人逝去了，她同俄国工人阶级有深刻联系，同时由于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而又善于把东方和西方的革命运动联结在一起。一位卓越的革命妇女逝去了，这是在革命的苦难中诞生的新人的雏形。 卡·拉狄克撰写 郑异凡译 雷斯涅尔续志 雷斯涅尔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第一任妻子，国内战争期间曾任里海舰队政委，是传奇的女英雄。1921年随丈夫在阿富汗使团工作。返回莫斯科后成为拉狄克的情人，1923年同拉狄克一道赴德国，亲眼见证了汉堡起义，写了《街垒中的汉堡》。后同拉狄克分手，去顿巴斯考察，写作《煤炭、钢铁和活生生的人们》。1925年出版《十二月党人群像》。1926年2月9日因肠伤寒去世。
拉斯科尔尼科夫，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红海军的领导人，1938年公然抗命拒绝回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拉斯科尔尼科夫，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红海军的领导人，1938年公然抗命拒绝回国 （1892—1939） 我于1892年1月28日（旧历）生于彼得堡郊区的大奥赫塔。1900年以前我由母亲教育，1990年这一年秋天我被送进奥尔登堡斯基公爵的慈善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相当于实科中学。这个学校还没有取消宗教学校的陋习，学生常因学习成绩不良而在班上罚跪，神父利西岑当众揪学生的耳朵，我不得不作为寄宿生在这所可怕的学校住了8年。1908年毕业，这时我16岁。在七年级时我成了无神论者。就在这一年我读到了最新文学作品，即马克西姆·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烈也夫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助于巩固我的无神论。1909年我进入综合技术学院彼得堡经济学分部。 这里需要简要讲讲我的政治观点的形成情况。1905—1906年，我在实科中学五、六年级时曾两次参加罢课，有一次甚至被选进学生代表团，向学校校长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为此几乎被开除出校。1905年革命引起我对政治的兴趣和对革命运动的同情，但是那时我才13岁，所以对各政党间的分歧根本弄不清楚，但从情绪来说我笼统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阅读舍列尔-米哈伊洛夫的著作使我同情被压迫和被剥削者，他的小说《砍树飞碎木》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这样，1905年革命时期的政治感受和强烈的社会不平感自发地把我引向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相当艰难，这就使我更加认同社会主义。 1907年父亲逝世，留下我母亲及两个儿子。她的60卢布月薪完全花于日常开销，然而还需要让我的弟弟亚历山大（党内化名为伊林-热涅夫斯基）受教育。由于缺钱弟弟只好从实科中学（他是寄宿生）转学弗韦坚中学。 尽管负债累累，母亲还是让我读完了中学。最初她也不得不为我支付在综合技术学院的费用。在以后的几个学期，教授委员会有时会鉴于我生活困难而免除我的学费。总的来说，这时期我的家庭是贫困的。 在一年级时我读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这些著作使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10年夏我仔细研究了《资本论》。同年12月我入了党。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第一号出版后，我到编辑部去，声明自己完全同意报纸的倾向，愿意听从编辑部的支配。我从事党的著作活动的教父是康·斯·叶列梅也夫。从这时起我成了《明星报》和《真理报》的经常撰稿人。我从写新闻开始，逐渐转入写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11年春发表的。此外，在《明星报》和《真理报》时期我同莫洛托夫一道在综合技术学院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工作并接受它的委托同彼得堡委员会保持联系。 1912年4月22日工人报纸《真理报》出版，我任编辑部秘书。但我在这一岗位上总共才干了一个月，因为我在5月21-22日夜被捕并被关入“拘留所”。根据第102条，我被指控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单人牢房监禁四个半月之后，我被判处行政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三年。不过流放被改为出国。10月9日我出发赴德国，到达离国境不远的因斯特尔堡，我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但德国宪兵以俄国间谍的罪名把我逮捕，主要罪证是巴黎侨民区的地图，这是我从彼得堡出发前请康·斯·叶列梅也夫画的。几天后获释，我动身回俄国从事地下工作，但在边境韦尔日博洛沃被捕并被押解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但我在马利阿姆波尔得病卧床。这时候我感到了由监禁引起的神经震荡。不久我获准在彼得堡郊区的疗养所治疗。 1913年2月12日我作为大学生获得赦免，因而重新取得在彼得堡的居住权。自然，我立即恢复为《真理报》撰稿，该报当时由于书报检查用不同报名出版。从1914年春列·波·加米涅夫自国外回来后，我的报纸工作加强了。这时开始出现编辑部约写的我的长篇文章，通常以小品文形式刊载在报纸的底栏。我几乎每天都去《真理报》，有时也去《启蒙》编辑部，该刊也刊载我的文章。战争爆发后《真理报》遭完全破坏。我之所以没有被捕，事出偶然，在被破坏的那一天我比平常早一些结束工作回家了，后来得知，这正是在警察到来之前不久。 从帝国主义大屠杀最初之日开始，我就持国际主义的列宁立场。参加了集体起草答王德威尔得的信。像其他同时代人一样，战争使我成了军人。我早就向往海洋，我选择作为一种武器的舰队，尽管我没有政治可靠的证明，还是进入了独立海军学校。这几年我曾两次航行于远东，访问过日本、朝鲜和遥远的堪察加。二月革命爆发时我在海军学校，这时已进行过毕业考试。 我立即同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像从灰烬中复活的不死鸟那样的《真理报》建立联系。我在这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3月中旬我受《真理报》编辑部派遣，赴喀琅施塔得领导当地党的机关报《真理之声》。在红色喀琅施塔得我并不限于编辑报纸，还致力于党和苏维埃的中心工作。在喀琅施塔得形成了一个友好团结的领导小组，其中有谢·格·罗沙利、基里尔（奥尔洛夫）、П．И．斯米尔诺夫和我，稍后又加入了斯米尔加、杰舍沃伊、勃列格曼和弗列罗夫斯基。 不久我当选为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主席是无党派的拉马诺夫，后来在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中暴露了其白卫分子的面目）。我和其他喀琅施塔得人一起积极参加了七月事变，接着被捕，被关进“十字监狱”，以“布尔什维克案”受审。10月13日获释，几天后受党中央派遣赴诺夫哥罗德和卢加，以准备无产阶级革命。 我在十月革命中直接参加了普尔科沃城下的战斗。粉碎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匪帮后，我被派领导一支水兵部队支援红色莫斯科。不久把我从莫斯科召回，任海军总司令部委员，然后是海军委员部部务委员，1918年任副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6月接受人民委员会秘密任务赴新罗西斯克去沉没里海舰队，以免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战利品。1918年7月我任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战线。8月22日我被任命为伏尔加舰队司令，9月10日该舰队直接参加了攻取喀山的战斗，此后连日作战，追击白卫舰队，进军卡马河，把敌舰队赶往白河，迫使它躲进乌法。 卡马河从白匪手中解放出来后，得以上溯萨拉普尔至加利扬，在这里我们碰上了开始出现的浮冰，因此红色伏尔加河舰队只好赶快开赴下诺夫哥罗德过冬。战役结束后我返回莫斯科，在这里我作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出席该委员会的会议并同已故的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尔特洛特一起领导海军人民委员部。 1918年12月底我乘“斯巴达克”号驱逐舰去列韦里侦察，遇上了力量大大超过我们的英国分舰队，它由五艘装备了六吋口径大炮的轻巡洋舰组成。我们的驱逐舰边战边朝喀琅施塔得方向撤退，但是出现了意外事故，舰只撞上了石滩，螺旋桨的全部叶片被撞碎。这样，我成了英国人的俘虏，被押往伦敦，关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我当了5个月的俘虏，以被关押在苏俄的19名英国军官作交换而获释。交换于1919年5月27日在白岛进行。我从英国回来后当即被任命为里海舰队司令。不久，把从卡马河回来的伏尔加舰队并入里海舰队，内河和海上联合力量被命名为伏尔加河－里海舰队。我们的舰队不得不分成一支支小舰队在从伏尔加的萨拉托夫到里海的拉甘和加纽什金诺的广阔水面上活动。舰队参加的最激烈的战斗是在察里津和黑谷进行的。在这两处舰队几乎每天都遭受飞机的袭击。然而红军和红色舰队的联合行动使我们守住了苏维埃阿斯特拉罕，它当时处在白卫军的包围之中，只有一条铁路把它同萨拉托夫联结在一起。最后，1920年攻克亚历山大罗夫要塞并俘获乌拉尔哥萨克白军残余，把英国人从恩捷里驱逐出去，从而结束了舰队的征伐。 国内战争期间我曾两次获得红旗勋章。1920年6月我被任命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在我们进军华沙时，红色喀琅施塔得全副武装以准备迎接英国来客。但使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大失所望的是，丘吉尔没有往喀琅施塔得水域派来任何军舰。 1921年3月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建设，我复员并被任命为驻阿富汗全权代表。1923年12月我返回莫斯科。任《青年近卫军》、《红色处女地》和“莫斯科工人”出版社责任编辑。1926年春我作为苏阿混合委员会我国代表团团长再度赴阿富汗。 郑异凡译 拉斯科尔尼科夫续志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1月6日夜他在立宪会议上发布布尔什维克退出立宪会议的声明，接着立宪会议被驱散。国内战争结束后，1921—1923年任驻阿富汗全权代表。回国后主编《红色处女地》杂志。1930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30—1933年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1933—1934年任驻丹麦全权代表，1934年9月至1938年4月任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1938年4月外交人民委员部召他回莫斯科，路过柏林时他从报纸得知自己已被解除全权代表职务，为免于被捕和枪毙，拒绝回国。1938年7月26日在巴黎俄侨报纸《最后消息报》发表抗议信《如何把我变成“人民之敌”的》。1939年7月17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受法律保护”。同年8月17日拉斯科尔尼科夫写成《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谴责斯大林对国内各界的镇压，指责斯大林“开启了一个名为‘恐怖时代’的新时代”，这是一篇声讨斯大林的檄文，不过到他死后才公布。9月在法国尼斯去世。关于死因一个说法死于肺炎，另一个说法是苏联内务部特工所为。 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是一位作家，著有悲剧《罗伯斯庇尔》（1930年）,《海军准尉伊林的故事》（1934年），后者写了驱散立宪会议、黑海舰队的覆灭、里海舰队的活动等。其第一任妻子是著名女作家、国内战争女英雄雷斯涅尔。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真正的国际革命战士，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 ——真正的国际革命战士，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1873—1941） 我于1873年8月1日（13日）生在保加利亚一个小城镇科特耳。在19世纪前半期，科特耳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我出生的家庭属于城市中的最富裕的阶级。我的父亲从事农业和商业。由于经商，他每年都要在君士坦丁堡住几个月。他属于所谓的“民主党”，求知欲非常强烈，受过中等教育，并懂得希腊文。但是，在父系方面，我没有继承到任何能决定我未来发展的东西。在母系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母亲出身于在保加利亚人民政治和文化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出现过格奥尔基·玛玛切夫大尉，他在迪比耶奇·扎巴尔坎斯基的俄国军队中当过军官，而迪比耶奇·扎巴尔坎斯基在1834年曾第一次尝试举行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有组织的起义。起义被镇压了。玛玛切夫本人被逮捕，起初被流放到小亚细亚，后来被流放到萨莫斯岛，并在那里去世。他是著名革命活动家萨瓦·拉柯夫斯基的亲舅舅。萨瓦·拉柯夫斯基是1840-1867年保加利亚整个政治文化史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萨瓦·拉柯夫斯基在罗马尼亚时曾于1841年组织过起义分队，准备进入保加利亚。他被捕了，被判处了死刑。但他逃到法国，得以幸免。由于实行大赦，他才能够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但没有多久，他们父子被投入君士坦丁堡监狱。他们的政敌的复仇心理还转到了失去了保护的家庭其他成员身上，其中也包括我的母亲，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家庭被“革出”教会，而且禁止同邻居有任何来往，而当时没有火柴，往往要向邻居借火才能点燃壁炉。由于父兄所受的政治灾祸，全家不得不忍饥挨冻。尽管从我记事起，萨瓦·拉柯夫斯基已经死了多年。但是对母亲和祖母还是记忆犹新，使这些事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从小就对俄国怀着强烈的好感，这不仅因为我的祖辈和叔伯辈的革命活动多半同俄国有着联系，而且还因为我是俄土战争的目击者。虽然我当时还不到五岁，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保留着当时穿过巴尔干山隘口的俄国士兵的模糊形象。我们的房子是城里最好的住房之一，因此就成了高级军官的住所。我还见到过普列文包围战的组织者托特列宾将军；我见到过并陪伴过保加利亚义勇军师团的首长之一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他负伤的时候，曾在我们家躺了40多天。在军官中还有同地下组织有关系的人。我家还保留着关于他们的传说，他们说过：“我们解放你们，但谁解放我们呢？”战争也扰乱了我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地产落入了罗马尼亚的疆界，我们全家必须移居罗马尼亚的多布鲁甲。 我在科特耳城就上了小学，后来到多布鲁甲在母亲的指导下继续学习小学课程。小学的最后一年，我是在瓦尔纳上的。在那里，我又上了中学。在那个时期，甚至最年轻的青年学生都十分关心政治。我和其他人一样开始关心社会利益。1887年，中学生中间发生了政治风潮，某些教师让一些个人不满分子卷入这一风潮，使这一风潮变成了真正的骚动。后来不得不召来一连士兵去平息这一骚动。我是被捕者之一，也是被保加利亚所有学校除名的学生之一。我在父亲的曼加利亚住宅住了一年，不加选择地阅读了我父亲的所有藏书和从亲友中所能借到的书籍。1888年，我被允许重新进入中学，我到了加布罗伏，在那里读五年级。在那里，我住了不到两年，因为六年级结束以前，我又被所有保加利亚学校除名，而且这次是被永远除名。 在加布罗伏，我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导师是保加利亚革命运动的一个老战士达彼夫。我们同我的一个同志巴拉巴诺夫出版了一个地下的胶印报纸《明镜报》，后来这位同志惨死在日内瓦。这个报纸上有许多内容：既有卢梭的教育观点，又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还有教师的恶劣品质，等等。我们在农民中进行了一些工作，散发了译成保加利亚文的日内瓦地下出版物。还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步行到我出生的城市科特耳，并在教堂里宣传关于“第一个基督教的圣雅各教会”，换句话说，就是发表了关于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演说。但一般地说，我们的活动都在校内。1890年秋，我去日内瓦上医学系。我选择医学，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学医能直接同人民接触。当时我们只知道个人的作用。还没有想到群众工作。我们以为，保加利亚独裁者斯丹鲍洛夫的制度将永世长存。 到了日内瓦以后，我在短短几个月内结识了俄国的政治侨民，其中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又过了若干时候，我认识了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长期以来，他们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在日内瓦逗留了3年，从1890年至1893年。虽然算个大学生并且考试及格，但是我对医学完全不感兴趣。我的兴趣在校外。我很快习惯于在俄国大学生中的工作。罗莎·卢森堡有一段时间住在日内瓦，我同她一起领导过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 然而，我的活动不限于为了俄国的利益。我同其他同志——外国同志和俄国同志一起把日内瓦大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了。我们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比利时的大学生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在1891-1892年间的冬天，曾在比利时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学生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会。我没有能够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但我同组织者有通讯联系，而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由我担负的。在我的工作遇到困难的一切场合，我都去请教普列汉诺夫，此外，我同日内瓦工人运动和法国工人党建立了联系。在日内瓦，我还同波兰和亚美尼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小组很接近，但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保加利亚的工作。我翻译了杰维尔的《资本的进化》一书，同时写了很长的一篇分析保加利亚经济关系的导言。后来，我离开日内瓦，在保加利亚编辑杂志。这个杂志无论名称，或者形式、封面，都是模仿俄国国外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普列汉诺夫也是我们杂志的鼓舞者。其中的不少文章是我从他的手稿直接翻译过来的。在保加利亚创办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杂志《日报》和创办笫一个社会民主党周报《工人报》和《同志报》时，我当然是它们的经常的撰稿人，特别是后者的经常的撰稿人。有时整个一期全是由我用各种笔名写的文章，1893年，我作为保加利亚代表出席了苏黎世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在日内瓦时期结束时，我增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增加了对俄国沙皇制度的仇恨。 还在日内瓦当大学生时，我就多次到保加利亚去，在那里作了许多次反对沙皇政府的报告。1897年，我大学毕业时，在保加利亚出版了一本大部头著作《在东方的俄国》，该书多年来不仅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反对俄国沙皇制度提供了材料，而且为保加利亚和巴尔干一切所谓的反俄派提供了材料。我遵循的是普列汉诺夫的指示：“应当在国际上孤立沙俄。”但是在这以前，也就是我最初几次去保加利亚时，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报刊就注意我了。亲俄的报纸早在我当大学生时就已经发动了反对我的运动。1893年秋天，我在柏林进了医学系，目的是更深入地了解德国工人运动。在柏林，我开始为《前进报》撰写有关巴尔干问题的文章。我还参加了具有地下性质的德国学生社会主义组织，并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取得密切的联系。在李卜克内西那里，我还认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长期同他保持个人的联系和通信，直到1900年。他对巴尔干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对俄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革命运动也很感兴趣。在柏林，我的全部学生时代的政治生活是在俄国侨民中展开的。这是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极盛时期。柏林的俄国侨民全神贯注于下列问题的争论：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观主义学派，辩证唯物主义。但我还得参加更专门的争论（例如，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柏林呆了6个月，我就被捕了，过了几天，我被驱逐出境。1894年夏季学期，我在苏黎世医学院上学，当时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也在苏黎世。1894—1895年冬季，我在南锡。我继续同保加利亚运动保持联系，并同普列汉诺夫和当时住在伦敦的维·伊·查苏利奇保持私人通信关系。 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是在蒙彼利埃（法国）度过的。我继续同保加利亚保持联系，并在俄国和保加利亚学生中进行工作，同时开始接近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并为由拉葛德尔主编、在图卢兹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主义青年》撰稿，还为改由茹尔·盖得主编的社会党机关报《小共和国日报》撰稿。蒙彼利埃的俄国学生争论的问题同柏林争论的问题一样。顺便提一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里有更多的支持者。我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此外，我还参加了法国学生小组并出席了非公开的工人会议。在南锡的时候我已受到法国警察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无法扩大自己的活动。 我大学毕业时正遇上使欧洲政治空气活跃起来的国际事件：亚美尼亚和克里特岛的起义。我就这些事件写了一系列文章，竭力使法国社会党和法国无产阶级注意到，为亚美尼亚人、克里特人和马其顿人辩护是合理的。我总认为，对东方问题无知和不理解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弱点。顺便提一下，在1896年举行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我代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报告就是专讲这个问题的。后来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这个报告。 我的医学教育以题为《犯罪和堕落的原因》的博士论文结束。我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这个问题。这篇论文在学生和教授中引起了轰动，在地方报刊上以及后来在专门性的国际文献上也得到了反映。 在蒙彼利埃，我也开始密切关注罗马尼亚的工人运动。虽然按国籍来说我是罗马尼亚人，但很晚才同罗马尼亚同志取得正式的联系。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我同属于波兰社会党的波兰人关系密切起来了。我参加了他们的旨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法文出版物的工作。在其他政党中，我对亚美尼亚人－公察察克党人特别感兴趣，早在日内瓦时我就同他们的书记有个人联系。 1893年我在苏黎世有幸见到恩格斯，听过他的讲话。在日内瓦时，我们同恩格斯偶有通信。他曾寄信给我们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后来,当需要向他请教时，我是通过维·伊·查苏利奇去办的。恩格斯对她很热情和尊重。 1896年，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面临的问题是：今后向何处去？我主要在保加利亚社会党进行工作。然而按国籍，我是罗马尼亚人。最后，我的热切愿望是到俄国去工作，由于我同一个俄国的莫斯科人，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的亲密朋友、马克思主义革命者E．П．里亚波娃结了婚，上述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我先到保加利亚，走遍了一切中心城市，在那里做了各种题目的报告，并通过了医学考核，以取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保加利亚行医的权利，后来我决定暂时留在罗马尼亚，作为到俄国去的过渡阶段。此外，我必须服兵役，因此我预先在布加勒斯特通过了医学考试。我是作为军医服兵役的。1899年2月，我有两周的假期，于是前往彼得堡，我的妻子已在那里了。在俄国，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著作界已有它自己的杂志《我们的言论》和后来的《开端》。在前一个杂志上，我以拉杰夫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保加利亚的政党的文章。当时在彼得堡的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我利用在那里逗留的机会，在自由经济学会的一个分会中就以同样的题目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由于我不隐瞒自己的姓名，俄国警察要抓我并不难。但当他们知道我的地址时，我已不在彼得堡了。 服兵役并不妨碍我写作。我继续热心地为保加利亚社会党人的杂志撰稿。这时党的机关刊物已经不是《日报》，而是布拉戈耶夫主编的《新时代》月刊。此外，我用保加利亚文出版了《论德雷福斯案件的政治意义》一书，还出版了题为《科学和奇迹》的反对唯灵论者的论战性小册子。我还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供俄国出版的通俗本，并换上新的标题《不幸者》，署名女医生斯塔乔娃，通过了沙皇的书报检查。这篇文章还用保加利亚文出版，但用的已是它的真正作者的姓名。同时我准备写《当代法国》一书，这是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向我预约的。在彼得堡逗留的短暂时期，我期望见到列宁，当时他在普斯科夫。但是此事没有实现。我在罗马尼亚服兵役的期限于1900年1月1日结束。脱下军官制服，我就可以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报刊上和布加勒斯特工人大会上发表言论。但我这样做只不过为了确证，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由于其领袖几乎完全倒向布腊提昂诺的自由党的这种背叛行为而被完全取消。不过由于我急于去俄国，当时我在罗马尼亚运动中的活动只是限于发表这种言论。查苏利奇和普列汉诺夫同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通信都是通过我在罗马尼亚转手的；我把信件转寄到彼得堡我的妻子那里。我动身去俄国之前，查苏利奇本人来到了罗马尼亚，我给她弄到了化名为基洛娃的罗马尼亚护照，让她去俄国，我准备过几个月也去那里。在这期间，伯恩施坦主义者即司徒卢威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已经展开了斗争。普列汉诺夫对自己的亲密同志的叛变行为感到特别愤慨。他往罗马尼亚给我写信说，甚至必须同米哈伊洛夫斯基结成同盟来反对司徒卢威，并建议我到彼得堡后帮他用别尔托夫的笔名在《俄国财富》杂志上撰稿。 在彼得堡，我看到了这种景象，司徒卢威急剧向右转。司徒卢威严厉责备维·伊·查苏利奇回到俄国来，因为她会在失败的时候损害“自己的朋友”的名誉。这使查苏利奇大为伤心，早从伦敦（1896年）时起（司徒卢威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后曾在伦敦逗留过几个星期）,查苏利奇就对他非常依恋。结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米哈伊洛夫斯基、卡尔波夫、安年斯基，更不用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杜岗-巴拉诺夫斯基、韦烈萨也夫、鲍古查尔斯基等等）,常在我妻子的住所同维·伊·查苏利奇会面，而司徒卢威长时间不愿意看到她。 至于普列汉诺夫为《俄国财富》杂志撰稿的计划，我们在俄国同志中间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个计划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在波谢和高尔基出版的《生活》杂志撰稿比较适宜。 我个人对能到彼得堡来感到非常幸福。我深深地呼吸着冬天的空气，幻想能长期在俄国工作。我同妻子和同志们（其中有А．Н．卡尔梅柯娃，尼·亚·司徒卢威，当时她比她丈夫左一些）一起制定了在青年和工人中进行工作的计划；我在写《当代法国》一书。但是，在我抵达后不久，就被通知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俄国。这破坏了我的一切计划。我一点不想返回巴尔干。我对巴尔干的兴趣减少了，尤其是因为我同俄国革命运动关系密切起来了。我被勒令在警察的监督下先到达烈韦里，然后坐船离开俄国。我是同妻子一起到那里的。在那里，我写完了《当代法国》，该书用印萨罗夫的笔名（这个名字是彼得堡的朋友们起的）出版。 经常为我能留在彼得堡而张罗的人中间有一个叫Н．И．古洛维奇的，后来知道他是一个奸细。在临行前，他对我说，由于他同宫廷（不知是同弗雷德里克斯男爵的兄弟，还是同他的女婿）有联系，他相信，过一段时间他能让我回到俄国来。1900年夏，他到巴黎来时又说了这番话。后来古洛维奇越来越频繁地谈到保证能够返回俄国。最后，问题归结为要给一笔钱，“收买弗雷德里克斯男爵的亲戚”。当然，我并没有花这笔钱，而又回到了俄国。临去俄国前，我在巴黎法律系报名当大学生。我考虑到在彼得堡一定会受到审查，此后，我就不能长期住在俄国而又不得不到法国了。 我感到彼得堡非常冷落。在1901年春大学生骚动之后，许多著作家被驱逐出彼得堡，其中有许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我保持的唯一联系是同地下组织的联系，在那里，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很快成为当时讨论的中心。 在这个时期，我加紧为俄国“大型”杂志撰稿，直到1904年止，主要用印萨罗夫和格里哥里也夫的笔名。但是，这一切不能满足我参加实际活动的渴望。在我不幸失去妻子后，于1902年底回到了法国，并参加了法律系的考试，我想住在法国，成为法国公民，积极参加革命运动。 在这个时期，我唯一一次自愿当上了医生，在法国卢瓦尔省波列耶村，时间不超过6个月。我同农民不仅建立了职业上的关系，而且还建立了政治上的关系，特别是因为在一次官方宴会上我发表了讲话，这次讲话使参加这次宴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极为不满。农民建议我留在波列耶。1903年夏天，我父亲去世，我不得不回家。从这时起，我又回到巴尔干各国党内，特别是回到罗马尼亚工人运动中来了。 1903—1904年冬，我回到巴黎。在巴黎正好赶上日俄战争爆发。在有各革命政党代表参加的大会上，我也发表了讲话。我的演说由于有失败主义的情绪而受到我的导师、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的指责。还在宣战以前，为了宣读报告提纲，他就来到巴黎，因为他已被从法国驱逐出去，所以必须请求克列孟梭协助，以便允许他临时入境。我记得，在这次大会后的第二天，普列汉诺夫同我在茹尔·盖得家里吃饭，他向茹尔·盖得抱怨我的失败主义情绪。我记得，茹尔·盖得激动地回答说：“社会民主党任何时候也不能成为反民族主义的。”后来，普列汉诺夫多次向我提起盖得的这句话。在巴黎逗留三个月后，我回到罗马尼亚，从那里到了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紧密派”和“宽广派”的分裂已经是既成事实。我积极地和坚决地站在“紧密派”一边。 同年，我到了阿姆斯特丹，作为保加利亚代表参加了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同时，我也获得了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证书。在阿姆斯特丹，我积极参加了策略委员会的工作。也是在阿姆斯特丹，我受俄国代表团的委托，在工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大会的主题是普列韦遇刺事件。 我又回到罗马尼亚。1905年1月9日事件是罗马尼亚工人运动觉醒的信号。我们创办了《工人罗马尼亚》周报，为这个名称的工人政治组织奠定了基础。同已经被消灭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不同，我们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组织工会上，以便把社会民主党建立在纯粹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罗马尼亚既往的运动正是缺乏无产阶级性质，它是由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较少数的工人组成的。这个时期相当顺利。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准备响应《工人罗马尼亚》的号召。罢工运动已经达到这样的规模，连布加勒斯特的警察都要向我们请求组织罢工。我们建立了一批又一批新的工会。连资本家和政府也感到措手不及，第一次罢工很快胜利结束。但是，老板让步是为了更好地准备进攻。 在罗马尼亚，1905年和1906年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标记下渡过的。罗马尼亚各种色彩的报刊看到我是整个运动的鼓舞者，便集中火力来反对我，说我按出身是外国人，以为这样就能诋毁罗马尼亚的整个工人运动。有两件事使罗马尼亚政府和罗马尼亚统治阶级更加紧反对我。一件事是“波将金”号装甲舰到达康斯坦察，另一件事是1907年春天农民举行起义。政府认为，“波将金”号来到康斯坦察，我参加招待水兵，其秘密的目的在于把“波将金”水兵组织起来，依靠他们在罗马尼亚发动革命，从而促进俄国革命。但是，我们的目的比较简单，即对“波将金”号水兵进行政治教育。在发生“波将金”号事件和1907年农民起义的同时，还有一件事使罗马尼亚政府更为警觉。一艘装满武器的从瓦尔那开往巴统的轮船（后来我是从李维诺夫那里知道的），在罗马尼亚靠岸，被罗马尼亚当局搜获。我曾会见了船员，其中有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卡莫。我从他那里知道，这里发生了叛变事件，船长自己转舵靠岸。但是，不管怎样，这批非常宝贵的货物——至少5万支步枪，名义上是运给土耳其马其顿革命组织的，落到了罗马尼亚政府手里。罗马尼亚报刊硬说，这些武器是用来在多布鲁甲组织起义的，而且把我的名字同这件事扯在一起。 1907年2月，在罗马尼亚爆发了农民暴动。它起初是反对北摩尔达维亚的犹太租佃者的，并且是由罗马尼亚自由派和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唆使的反犹太主义活动引起的。但是，农民捣毁了犹太租佃人占用的庄园，转过来对付罗马尼亚的租佃人，然后对付地主，罗马尼亚形势危急。整个国家，也就是所有的农村都燃起了农民暴动的烈火。农民烧毁庄园，杀死在农村的地主。罗马尼亚政府枪杀农民并用大炮摧毁村庄。第二件事是迅速镇压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在农民暴动的前夜使城市中的国家政权处于经常的恐慌之中。政府害怕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为了使工人运动不能为害，在城市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搜查、没收社会主义报纸，查封工会和工会基层组织的所在地。逮捕工人运动的领袖。第一个被捕的就是我。紧接着就是明显违法地把我驱逐出罗马尼亚。在以后的五年中，关于我回去的问题成了罗马尼亚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在我被驱逐的期间，我继续参加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继续为党和工会运动的报纸撰稿，出版小册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杂志《社会的未来》。此外，我编写了两部书，一部是罗马尼亚文版的《专横与怯懦的王国》，另一部是法文版的《贵族的罗马尼亚》。头一部是为罗马尼亚工人写的，第二部是为国外的社会党和舆论提供情况，这两部书都谈到压制罗马尼亚的工人和农民的情况，其中也谈到了我的案件。我于1909年偷偷地回到罗马尼亚，然后被捕了，但没有按破坏法律的罪名把我送交法庭审判，只不过我又被驱逐出境。这里又演出了一幕大丑剧，因为我反抗，人家只好用武力把我推上车厢。匈牙利当局也拒绝接受我，我被当做一个包袱，从一个国家抛到另一个国家，直到最后通过罗马尼亚政府和奥匈政府的外交谈判，匈牙利当局才让我进入它的国境。我的希望和我们组织的希望都放在对我的案件的复审上，这可以成为我们在工人组织中进行宣传的手段。在此以前，当我不在罗马尼亚时，在1908年3月和4月里，罗马尼亚政府进行了两次对我的审判，并且（为了证明把我驱逐出境这一非法行为是正确的，因为罗马尼亚没有政府能够据以驱逐本国公民的法律）使用了最难以置信的法律手段和甚至无耻地捏造反对我的假证据。我们力求当我在的时候安排审判案，但罗马尼亚政府宁愿尽快释放我去国外，也不愿把我关在监狱里并对我提出诉讼，因为这个案件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我们的手里是反对政府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手段。我曾经说过1909年罗马尼亚的警察逮捕我之后是怎样把我赶到匈牙利去的。 虽然逮捕的事实是保密的，但是报刊上透露出来了。罗马尼亚政府开始矢口否认。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凭经验知道，罗马尼亚政府什么非法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们把罗马尼亚政府企图隐瞒我被捕和匈牙利不接受我入境的事实，看作是罗马尼亚政府对我抱着罪恶意图的不祥征兆。1909年10月19日那一天，在布加勒斯特，工人阶级义愤填膺，特别是在晚报上登出布腊提昂诺打算对我采取“宁愿消灭，而不放回罗马尼亚”的办法之后，他们上街游行，结果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除了几十人受伤外，将近30名工人被捕，其中有工会和政治性工人运动的领袖，他们当天晚上在布加勒斯特警察的地下室遭到毒打，所有这些令人愤慨的事实不仅在罗马尼亚国内——在它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工人中心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报刊上，而且在国外都引起了抗议。工人和政府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发生了暗杀布腊提昂诺未遂事件，原来警察自己就参加了组织这一行动。布腊提昂诺政府不能再当权了，他在工人的咒骂声中下了台，让位于以科尔普为首的保守党人政府。1911年2月，我又偷偷地来到了罗马尼亚，这次好不容易到了首都，当我和同志取得联系之后，我就前去听任司法当局的处置，不过这一次却没有给我打开监狱的大门，罗马尼亚政府宁愿再把我弄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因为匈牙利道路不便通行，罗马尼亚政府尽力设法把我弄到保加利亚去。但是它企图经过两个边境站把我送到保加利亚境内的尝试也没有成功。把我驱逐出境去俄国的道路仍然是可以通行的，但是政府不能使用这条道路，最后，还是走海路。我上了船，拿到了罗马尼亚护照，被送往君士坦丁堡。但在这里只过了几天，根据罗马尼亚警察的要求，青年土耳其党当局就逮捕了我。土耳其社会党议员进行了干预，才把我从土耳其监狱中放出。我到了索非亚，创办了社会党人的日报《前进报》，该报的主要任务是同准备巴尔干战争的保加利亚黩武的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当然，我成了所有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对象。 当时在罗马尼亚正酝酿着对我有利的转变。我们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自由党，它不仅代表地主和租佃资本主义，主要还代表工业资本，在向农民作出某些让步以造成农村某种程度的安定局面以后，保守党人断定，他们暂时可以不必担心农民的新发动，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在同自由派斗争中可能对保守战略起有益的作用。无论如何，在我第二次回国以后，在第二次把我驱逐出境以后，保守党人宣布，他们准备对我的案件进行复查。驱逐出境的命令撤销了，特别法庭恢复了我的政治权利。这是在1912年4月。 我们利用的党的“和平”建设时期并不长。1912年秋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从那时起，罗马尼亚和整个巴尔干半岛进人了战争时期，巴尔干战争结束还不到一年，世界冲突的征兆就出现了。从1914年8月至1916年8月，当罗马尼亚参加战争的时候，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在罗马尼亚国内，我们应当保持国家中立，反对两个主战派——亲俄派和亲德派。斗争不仅限于在报刊上进行空前尖锐的争论，而且举行集会和上街游行，但它有时具有比较悲惨的性质。1916年6月在加拉兹发生了枪杀工人的事件，有8人被害。我被捕了，就组织反对当局的“暴动”问题对我进行的司法侦讯也开始了。这在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在布加勒斯特宣布了总罢工，它有蔓延到整个罗马尼亚之势。政府显然害怕在这场战争的前夕引起国内的混乱，于是释放了我和其他被捕的同志。 在1914-1916年间，我的活动不限于反对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和罗马尼亚地主的斗争。作为罗马尼亚党中央委员，我开始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同那些在国外仍然忠于工人国际誓言的政党、团体和个别同志取得联系。 1915年4月，应意大利社会党的邀请，我去参加在米兰举行的反对战争的国际大会。在回来的路上，我在伯尔尼逗留时，曾同列宁以及瑞士工人党联系过。在此以前我还同托洛茨基有过联系，当时他领导着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我也为该报写过文章。我们经过几次交谈和会见，决定召开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 在此以前，夏天在布加勒特召开了巴尔干各国社会党代表会议，这些党持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立场，因此，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宽广派）被这个代表会议开除了。一个“巴尔干革命工人社会民主联盟”建立起来了，它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党。选举了中央局，我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可见，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前，巴尔干各党就制定了一条同帝国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路线。 1916年春天，我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伯尔尼代表会议并在那里同列宁一起出席了国际工人大会。我已经没有可能参加昆塔尔代表会议，因为罗马尼亚准备参战，我要经过的边境封锁了。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宣战，过了一个月，我就被捕了。 罗马尼亚政府从布加勒斯特向雅西撤退时也把我押解到那里。1917年5月1日，我被雅西的俄国驻军解放。解放后我访问的第一个城市是敖德萨，我在这里开始了反对战争和反对护国主义的斗争。到彼得格勒之后，我继续进行同样的斗争。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同他们的意见还不一致，但是，如果我继续自己的活动就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布尔什维克组织把我隐藏在谢斯特罗烈茨克子弹制造厂。我从这里转移到喀琅施塔得。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定之后，我决定去斯德哥尔摩，那里将召开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代表会议。这里我正遇上了十月革命。12月我在彼得格勒。1916年1月初，我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委员同以热列兹尼亚科夫为首的水兵远征队去南方。我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组织了去多瑙河的远征队，以反对当时已占领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当局。后来我同远征队一起前往敖德萨。在这里成立了同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反革命作斗争的最高自治委员会，我以该委员会的主席和罗马尼亚战线、黑海舰队及敖德萨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留在敖德萨，一直到这个城市被德军占领。我从敖德萨到尼古拉耶夫，从那里又到了克里木，然后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那里参加了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然后去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在莫斯科大体上顶多逗留了一个月，我就随代表团前往库文斯克同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和平谈判。在库文斯克，我们得悉斯柯罗帕茨基政变的消息。我在这里不得不同继续进攻的德国人订立停战协定。斯柯罗帕茨基政府勒令我去基辅。在基辅，我率领的和谈代表团的任务是，向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群众讲清楚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政策，把这个政策同斯柯罗帕茨基、中央拉达以及德帝国主义和俄国地主的其他代理人的政策相对比。9月我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去德国继续同德国政府进行关于同乌克兰签订和约的谈判。我应当从这里到维也纳去，那里当时已经是共和国了。在柏林的时候，奥地利政府同意我去维也纳，当时奥地利政府的外交部长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但德国当局不允许我去维也纳。相反地，我和苏俄驻柏林大使越飞、布哈林以及其他同志很快就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当德国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我们还在路上，在博里索夫，由德国人解送。过了一段时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我同其他代表（马尔赫列夫斯基、布哈林、越飞、拉狄克、伊格纳托夫）一起去柏林参加德国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我们在科夫诺被德国军事当局扣留，几天以后“俘虏们”返回明斯克。在明斯克和哥美尔（当时那里的德国政权已被推翻）逗留短暂的时间以后，我到了莫斯科。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叫我在乌克兰担任乌克兰临时工农革命政府主席的职务。1918年3月召开的第三届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我担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任职到同年9月中，起初在哈尔科夫，后来在基辅，而在基辅撤退后，则在切尔尼哥夫。 9月中，我到了莫斯科，在保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同时，兼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我担任这一机构的领导一直到1919年1月份，也就是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进攻我们的艰难岁月里。 当哈尔科夫从白卫分子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我过了一段时间被重新任命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起初被称为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负责最后消灭邓尼金的残部和同波兰人进行战争，后来该委员会改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已故的米·瓦·伏龙芝领导，我仍然担任委员。在担任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同时，还兼任剿匪非常委员会主席、卫生非常委员会主席、燃料和粮食特设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经济委员会主席。我在乌克兰一直待到1923年7月，中间没有间断过，除了有一段时间同契切林、李维诺夫和其他同志出国以外，那次是作为苏俄代表团团员出席热那亚会议的。 1923年7月我被任命为驻英国全权代表，在那里进行使英国承认苏联的谈判，以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同麦克唐纳签订了一些条约，但后来替代他的保守党政府拒不承认这些条约。 我从伦敦出发先同赫里欧，后同赫里欧和德·蒙齐进行谈判，谈判以法国政府承认苏联结束。从1925年10月底开始，我调任驻巴黎全权代表。从1918年至1925年，我先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是其主席团委员。1924年以前还是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919年起先后是俄共和联共中央委员，1924年以前还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蔡恺民译 拉柯夫斯基续志 拉柯夫斯基是名副其实的国际革命战士，曾经活动在欧洲各国。十月革命后在苏俄工作。俄共第12次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主张取消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十分之九的权力，把它们交还给各民族共和国。1923年6月，在俄共中央及各民族共和国和区域负责人会上，斯大林指责拉柯夫斯基搞邦联主义、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数月之后，拉柯夫斯基被解除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改任驻英大使（1923—1925）,1925—1927年任驻法全权代表。 拉柯夫斯基从1923年起属“左翼反对派”，是其理论家之一，他写的《论党和国家机关蜕化之原因》流传很广。把反对派成员派往国外工作,是当年对付反对派的措施之一。 1927年被解除所有职务，在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接着被判流放4年，1931年又被判流放4年。拉柯夫斯基在很长时间拒绝承认错误，直到1935年才同另一位一直顽抗的反对派成员索斯诺夫斯基宣布脱离反对派。于是在1935年恢复党籍。但没过多久，又于1936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27日被捕，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最初拒绝承认强加的罪名。1938年3月是“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的被告，拉柯夫斯基承认参与“各种阴谋”，是日本和英国的“间谍”，3月13日被判20年徒刑。卫国战争爆发后，根据斯大林批准的名单于1941年9月11日被枪毙。 1988年2月4日获平反，同年6月21日恢复党籍。
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红色笔杆子，中山大学校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 ——红色笔杆子，中山大学校长 （1885—1939） 1885年生于东加里西亚的利沃夫城。五岁丧父，由母亲抚育成人，母亲是西加里西亚塔尔诺夫城的国民教师，我也是在这里念完中学的。母亲一家人都是渴望文化、靠自学有所成就的人。由于波兰文化是教权派天主教文化，因此德国古典文学及其属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既是教育母亲一家人的源泉，也是教育加里西亚所有犹太人的源泉。母亲的大哥，一位啤酒酿造工人，喜欢莱辛的《智者纳坦》这本书，他在业余掌握了几种欧洲语言，阅读了大量哲学书籍。另一位舅父，奥地利军队的一个军官喜欢作家海涅，他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帮助了我母亲。我从小就用德文阅读父亲留下来的书，其中德国民主主义者罗特克的《通史》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在学校里，我很快就受到波兰文学和波兰历史的影响。波兰爱国主义虽然具有天主教的外壳，但是使我入了迷。我也就接受了这种外壳。到13岁时，我不仅成了波兰爱国者，而且热衷于天主教。探讨波兰四分五裂的原因以及将其重建的途径等问题，阅读旧的民主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它指出小贵族的统治是波兰没落的原因，并把波兰的未来同各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都促使我去研究社会问题。当然，我们家所面临的困境（母亲不得不以可怜的一点钱来供养、抚育我和妹妹），我们周围穷手艺人的困境，也在促使我去研究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我10岁那年在农村度假时，我听过一个老雇农讲述的关于1846年农民起义的故事：在奥地利政府保持中立（它企图以此消除波兰贵族向外扩张的危险）的情况下，农奴们杀死了一些波兰地主。维斯沃卡河和白河的整个地区，也正是抚育着我的地区，成了这一运动的中心。这个故事纠正了我对事件的那些来自爱国主义小册子的看法，这些看法掩盖了起义的阶级原因并把一切罪过归之于奥地利官僚的挑唆。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我开始贪婪地倾听农民在做什么。加里西亚的农民当时已经经历了一个政治动员时期。农村的民粹派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天主教士斯托亚洛夫斯基一度被教皇革出教门，遭到政府和贵族的疯狂迫害，他向社会民主党求援。我开始倾听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消息。当我还是小孩时，在报纸上读到关于社会民主党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时，在读到反对巴德尼伯爵的议会争吵的情景和维也纳的街头示威游行时，我对社会民主党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泛泛的印象。今天记忆犹新的是，当警察逮捕工人代表，当矿工领袖希别什的上身从警察手里挣脱出来而头部撞到警察身后的议会的石阶上时，维也纳议会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14岁时认识了第一个工人。我每天早晨五点到市内公园去读书。有一个星期天，在公园的出口处有一个不识字的建筑工人斯塔日克把我拦住了，问我能不能给他读读报纸。他从兜里拿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我只好把报纸从头到尾给他读了一遍。我从他那里得知，市里有一个制帽工会、纺织工会和几个有组织的建筑工人［此处应为“建筑工会”之误。——录入者注］。由于同他建立了联系，我开始从他那里得到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和国外的波兰社会党的出版物，这些东西模模糊糊地使我了解到波兰无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英勇斗争。我这个中学生同这个工人团体建立了秘密的联系。他们在一所小房子里集会，那是一个犹太面包师住宅的一间房子，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书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籍。这些制帽工人是全奥地利联盟的盟员，这个联盟把德文图书分发给自己的下属机构。在那里我发现了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拉萨尔的演说集、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史》。在一年之中，我放弃了学校的学习，夜以继日地阅读这些书籍。我掌握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以后，当然，便着手在学校进行宣传。学校通常都有地下组织。我本人参加了一个爱国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提出了一些我不了解的最低目标，它在傍晚把我们这些小孩派到墓地去，试探我们的力量和性格。这个组织后来暗杀了格茨的一家大啤酒厂的厂主，为的是从他那里弄到钱财去解放波兰。我的一位高班同学参加了这次暗杀，他被捕并被判处4年苦役。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了端正我们的思想，当局给加里西亚的各个学校派了一个视察员——保守的历史学家鲍勃任斯基。两年来，悲惨的结局使我们畏缩不前，但是后来，在我拿到社会主义小册子以后，我便在社会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着手建立新的小组。将近20人加入了这些小组，其中有现在波兰的著名演员斯特凡·雅拉奇、波兰军事史学家和独立后的波兰一所军事学院的院长马尔扬·库克尔。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是同向往波兰的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波兰和立陶宛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我们一点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党为1896年的逮捕行动所破坏，只是在1902年到1903年间才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公开进行活动。《爱国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波兰爱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鲍列斯拉夫·利马诺夫斯基文集的标题，这三个词概括了我们的政治思想。但是，在我同工人们交往以后，我就得探讨他们的日常斗争问题，劳动保护、保险、工资问题；而且我觉得，争取他们的日常要求的这一斗争不是同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斗争不是三部分波兰（波兰分裂成了三部分）工人的单独斗争，而是奥地利、德国和俄国的波兰工人争取解决国家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的共同斗争。我开始阅读奥地利、德国、波兰王国的波兰人报刊，开始订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主要机关报《莱比锡人民报》。梅林、罗莎·卢森堡在这个报纸上激烈地、坚决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让我意识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那时我就感到这一斗争同我的世界观是不对头的。在1901年我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第一卷以后，这种感情加强了。我们在中学的鼓动工作没有摆脱得了我们老师的注意。他们之中有些人，如波兰第一批社会主义诗人之一的诺维茨基以及著名的波兰文学史家塔德乌什·皮尼，都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其他人则陷害我们。最后，人们对当局忍无可忍了。1901年夏天，在纪念格伦瓦尔德会战一周年时，在西加里西亚的波兰农民运动中心，东布罗瓦城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我的某些中学同学出生于这一地区，我们应农民的邀请坐着农民的大车去参加集会。我那时生平第一次在市场上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这个演说不仅指向地主，不仅指向资本家，而且指向奥地利、德国和俄国政府，并且以号召工人和农民为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波兰共同战斗而结束。会后农民款待了我们，有一个老农大概在自己的一生中见到过一些起初表现得很好的知识分子后来叛变了的情况，他打量打量我就亲切地对我说：“要注意，别背叛。”反犹太的克拉科夫报《人民之声报》报道了这件事，作者是加列茨基律师，现在他是西加里西亚的省长。有一天清晨，当我从市内公园回到学校时，我从校长那里得知我被开除了。 由于波兰语文教员塔德乌什·皮尼的坚持，前来参加中学考试的波兰中学视察员、把尼贝龙根之歌翻成波兰文的译者格尔曼把我叫去了，并且问我能不能等一年再去从事社会革命，把中学念完。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同意这样做了，他允许我在塔尔诺夫把中学念完，但我仍然不愿等待，并且很快就带着一包社会主义书籍失踪了，我第二次被校方开除，但仍然保留我在其他城市参加考试以取得文凭的权利。 母亲十分不安，担心会把我断送，而她则会被剥夺教课的权利；我失去了借以度日的学习机会，但我是很幸福的。我公开着手组织工人。经过两三个月的组织工作，我到克拉科夫去了，并且说服克拉科夫《前进报》的编辑黑克尔到我们这里来作公开报告。我在很多方面受惠于黑克尔，尽管他具有社会爱国主义思想，但读起古典社会主义文献来却如醉如痴，他熟悉古典社会主义文献，并且帮助我开始系统地进行阅读。我从他那里得知（当然是以歪曲的形式知道的），罗莎·卢森堡在波兰问题上是什么立场，以及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党员之一齐格蒙德·茹拉夫斯基是支持卢森堡的。我赶紧同齐格蒙德·茹拉夫斯基结识了，他很快就取得了在这段时间发展不大的塔尔诺夫工会的书记职位，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初的文献，以及阿道夫·瓦尔斯基、罗莎·卢森堡和梯什卡出版的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杂志《评论》的最初几期。这个杂志，特别是瓦尔斯基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从中得知，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波兰运动的一些纲领性问题，我便在内心深处同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思想决裂了。整整这一年我是在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度过的，那时梅林出版了马克思青年时代著作的最初几卷，这些书把我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实验室，而在实际工作中，我是处在面包工人、制帽工人和建筑工人中间。1902年夏季，我通过考试取得了毕业证书，于是便在文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我写了我的最初的三篇文章，即由青年社会主义杂志《光线》发表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处女作，《前进报》登载的关于塔尔诺夫面包工人的境况的文章（师父们为了这篇文章想要揍我）和评麦克斯·席佩尔的一本好书《沙糖生产史》的文章。我从当地律师西姆赫那里弄到一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学术杂志，我一期接着一期读了这些杂志。秋天，我进入了克拉科夫大学，在这里我不仅决定研究法学，还争取使加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执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我不得不与齐格蒙德·茹拉夫斯基一起去做这件事，顺便说一下，现在他作为波兰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波兰议会的代表完全放弃了这项任务，成了十足的波兰社会党分子和共产主义的死敌。他们不管我的观点，把我吸收进了《前进报》编辑部,或者像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达申斯基取笑说的，激进主义的幼稚病不会持久，每个人都会满怀信心地从事党的工作，党将由此揭开自己的篇章。这一年是在巨大的物质困难中，在紧张的脑力劳动中，在对克拉科夫工人的工作中度过的，我在克拉科夫大学生活的第一个时期就是在这样的一年中结束的。我同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结识了，他的革命热情、同志式的直率和关心使我长进很快。而且我认识到，在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要争得社会民主是不那么容易的，而在波兰王国进行工作将比较有成效，但是为了这项工作应当认真作好准备。因此，在我和黑克尔发生冲突（我在公众集会上攻击了他）后，我来到了瑞士，口袋里一文不名，却希望靠为华沙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周刊《呼声》撰稿为生，在这个周刊起领导作用的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论家阿道夫·瓦尔斯基。1904年，我在这个杂志上初次发表了关于加里西亚农民运动的发展的文章，并且开始每周刊登关于西方工人运动的文章以及关于波兰经济问题和国际工人运动问题的书评。那时我开始同罗莎·卢森堡通信，当瓦尔斯基把考茨基的《共产党宣言》新版序言的手稿交给我翻译时，我感到无比骄傲。 1904年秋天，我丢下了在克拉科夫没有偿还的债务，对未来满怀信心地来到了瑞士。在瑞士，我学习理论和参加工人运动。这里的学习条件比克拉科夫好得多，大学图书馆设备完善，具备研究经济史的大学生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在国立图书馆，研究工人运动史的资料很丰富。我的学习就是通过这两条基本途径进行的。在所谓的“国际协会”即瑞士的外国工人首先是德国人的组织，里面有一个收藏旧的社会主义出版物的非常好的图书馆，还有一个不仅有中央的而且有外省的工人报纸的阅览室，每周开会讨论工人运动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一切使我有可能（尽管瑞士幅员不大）较广泛地掌握国际现状，较深入地考虑工人运动的一些问题。我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国外支部，它使我同俄国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了。这个支部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组织联盟，我通过它结识了许多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时季诺维也夫在伯尔尼学习，著名的崩得分子、辩才出众的麦迭姆也住在这里。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列宁在集会上演说，但是他讲的内容我一句都没有听懂；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普列汉诺夫演说，但他给我个人留下的印象很坏。日俄战争爆发了，革命投下了自己的阴影，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种情况迫使人们对革命的基本问题表态。 以后我移居苏黎世，在那里，在组织成“统一”协会的外国工人中间，我同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交锋。我第一次不得不公开反对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党员、现在的共产党员布鲁普巴赫尔博士，因为他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上以最激烈的方式抨击瑞士社会民主党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组织。作为改良主义的敌人，我对他的批评抱有好感，但使我大为恼火的是，他把党内的丑闻搬到敌对的集会上去了。我对他进行了痛斥，以致无政府主义者几乎要把我揍一顿。 俄国革命爆发使我离开瑞士来到沙皇统治的波兰直接从事党的工作。早在1904年，当我还是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时候，我就同罗莎·卢森堡通信，并且为在波兹南出版的《人民报》撰稿。现在我建议她到波兰来。卢森堡要我先在国外（那里有党的著作中心）工作一下，很快我就受邀请到柏林。在那里我并没有住很久。不过，我在图书馆从事写作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仔细研究了工人集会、工人组织；极其忐忑不安地结识了考茨基；加强了同由梅林和耶克出版的莱比锡《人民报》的写作方面的联系。我早在瑞士时就同耶克有过交往，从那里我给他寄过有关参加第一国际的波兰人的材料。 终于有一天我带着秘密护照来到了俄国边境，那时我连一句俄语都不懂。我在华沙一所秘密的住宅里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第二个人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利奥·约吉希斯即梯什卡。我当即被安排在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工作，参与党的第一个合法日报《论坛报》的出版工作，于是我便埋头于在华沙工人群众中进行鼓动的工作。我第一次同大工厂的无产阶级接触，在有成千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看到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我抖掉了自己身上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传统上的灰尘。我在华沙经历了很好的锻炼。如果说，在革命战火中直接参加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参与创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和群众性的工会，这就足以抖掉我最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学校中学到的一切东西，那么，这一次抖掉的过程就更加富有成效，使我同当时来到了华沙的罗莎·卢森堡以及梯什卡和瓦尔斯基这样一些优秀的革命家进行紧密合作。梯什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强烈，他是我一生中碰到过的一个最好的编辑。对他来说，革命报纸不是革命文章的汇集，而是像大炮一样的战斗武器，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篇小小的评论都是配合当前中心任务的一颗螺丝钉。梯什卡不是简单使用编辑作者们写好的现成材料，他作为党的主要政治家把每一号报纸当作一发战斗的炮弹来安排，并在作者中间分配任务。他善于通过两三次周转把一篇文章同另一篇文章联系起来，我们的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总是把全部攻击集中于整个资产阶级报刊。撰稿人同党员群众的密切联系使我们的报刊成了一种与群众同命运共呼吸的报纸。梯什卡不容许任何过分讲究文字和擅自行动的行为。撰稿人所写的一切应当配合党报当时提出的目标。不久，梯什卡和罗莎·卢森堡被捕，瓦尔斯基失踪；报社里只剩下马尔赫列夫斯基、马列茨基和我。同时开始了第一届杜马的选举运动。我不得不和一批工人一起夺取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以便保证每日出版我们的秘密的中央机关报。这常常引发一些具有幽默意味的场面，例如同自由派报纸的一位编辑克姆普涅尔就出版自由进行的一场讨论就是这样，克姆普涅尔在看到我们的战士手中拿着手枪以后，就不再空谈一气，并且放弃了他的自由派立场。同时我不得不出席那些参加第一届杜马选举的资产阶级党派所召开的合法集会。我们党不仅抵制选举，而且常常用武力破坏选举集会。1906年3月或4月间，我在华沙被捕，由于我是在街上偶然被抓的，“我的长相不讨人喜欢”，党员同志们得以用钱把我从狱中救出来。过了两个星期，我又被捕了。这一次我坐了半年牢，这半年在帕维阿克过得很有意义，我学了俄文，读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书以及那时刚刚由考茨基出版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狱中，我为《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写了第一篇论述波兰工会运动问题的文章，当我收到考茨基的登有我的文章的一期杂志时，我感到异常骄傲。出狱以后，我被党派到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作，编辑机关报，参与领导一系列的罢工运动。由于我懂得俄文（狱中学的），因此我开始对党内的争论有了较确切的了解（我们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置身于这些争论之外的）。一般说来，我们支持布尔什维克，首先支持他们反对孟什维克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的倾向（在波兰，自由资产阶级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波兰方面（那里富农在农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是主要的）的影响下，我对农民革命作用的估计无疑是不足的。参加工会运动，增加了我对直接参加工人群众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斗争的兴趣，增加了我对工人阶级生活问题的重视。1907年春我再次“坐牢”，立即被从洛兹转移到华沙要塞的“第10室”。在那里，从学习的意义上说，我独自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几个月，我当即研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借此学英文），研读三卷《资本论》，读了很多逻辑学的书，用柏拉图的对话（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对柏拉图感兴趣，由于有一位很好的希腊文教员，那时我便读了这些对话的原文，并且记熟了许多段落）来作形式逻辑的练习。 冬天我被驱逐到奥地利，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立即经柏林去捷里奥基，瓦尔斯基和从服苦役的地点（捷尔任斯基到了那里）逃出来的梯什卡在那里，俄国中央委员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在那里。在那里我第一次同俄国党的领袖们亲切地结识了。我们在捷里奥基只住了几个月，在那里出版了党的中央机关报。警察的迫害迫使波兰中央委员会把我们转移到国外。1908年春，我同梯什卡经瑞典到柏林，在那里筹备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党的理论杂志《社会民主党评论》和党的一系列其他出版物的编辑部。我加入了这些编辑部，但是那里的工作并未占去我的全部时间，于是我开始经常为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撰稿，脚踏实地地投入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1908年，正是巴尔干危机的那一年，新的摩洛哥危机临近了，斯托雷平任首相的俄国在巴尔干、君士坦丁堡和波斯转而采取积极的政策。土耳其爆发了革命，国际政治成了问题的中心。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我就对国际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现在我全力以赴地研究论述现代帝国主义的文献，并且注视它在各国报刊上的发展情况。我开始在莱比锡的《人民报》、法兰克福的《人民呼声报》、不来梅的党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和波兰的理论刊物《评论》上每天写一些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在我了解了国际政治的动力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这些动力的阐述以后，我立刻感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在理论上的前后不一致，感到它们的和平主义在面临的巨大危险面前注定会无所作为，感到要重新评价沙皇俄国的反革命作用，这种评价促成了采取反俄的方针，正如以后表明的那样，这种方针正是采取1924年8月4日那种立场的桥梁。1908年秋，我系统地阐述了我对国际形势、对社会民主党在不来梅党的机关报上提出的任务和所犯的错误的看法。在我调到莱比锡以后，我着手每天在莱比锡党的机关报上探讨国际政治问题，同时继续就这些问题同其他地方党的机关报进行合作。有一段时间，我在莱比锡大学听中国史的讲座和在拉姆普列赫特学校从事对外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一工作，特別是对社会民主党对待国际政治问题的态度（从1848年马克思所采取的立场起）的历史探讨，使我深信：社会民主党处于两个时代交替之间；西欧解放战争时期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传统妨碍这个党提出正确的观点；要使工人阶级对当前冲突的观点屈服于某一个玩弄外交手腕发动战争的人，是十分荒谬的，而执行同自由资产阶级接近的政策以借助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和平主义条约（实际上将是瓜分殖民地的条约）来避免战争，也是十分荒谬的。一部分要求党参加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的改良主义者也反对这一政策，这迫使我详细地探讨欧洲列强殖民活动的情况。到1910年底，我就有了一种看法，在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面前，激进的社会民主党应当从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的抗议行动直接转到大规模准备革命斗争。在所有这些年代，我在德国工人中直接参加了宣传鼓动工作，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情绪最高的青年人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因此同帝国主义作斗争问题，便立即作为为了改变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性质而斗争的一般问题摆在我的面前了。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是同宣传总罢工和一般地宣传工人阶级议会外的斗争方法的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因个人的事情返回柏林，两年后到了不来梅，这使我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同罗莎·卢森堡和荷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潘涅库克取得一致的意见，并且在同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践及其各派代表人物的密切接触中检验自己的观点。根据我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活动的密切接触，我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是按照代表大会决议和文献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波兰革命家和俄国革命家所想象的那样。党在议会讲坛上的鼓动工作和群众性的集会纯粹是本着改良主义精神进行的。在工会生活中，工会甚至没有尝试过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同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联系起来。尽管战争的危险、军备的增长、取得社会政治成果的机会的完全丧失等这些情况，提出了议会斗争不足的问题，必须摆脱改良主义政策框框的问题，必须过渡到进行大规模的革命鼓动和采取直接的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然而总罢工的问题只是由于俄国革命的爆发才摆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1905年俄国的总罢工在德国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热情。在这一情绪的影响下，倍倍尔在1905年的耶拿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它规定，如果反动派企图侵犯议会的普选权，总罢工就是可以容许的斗争手段。在俄国革命失败的影响下，工会的官僚开始着手取消这一前进步骤。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大大地后退了。但是，同盘踞在普鲁士邦议会的普鲁士反动派的斗争尖锐化了。这个邦议会是在金融寡头控制选举权的基础上选出的。这就提出了为普鲁士邦议会的普选权而斗争的问题。很明显，普鲁士的政客们不会放弃采取大规模的高压措施的立场，为普鲁士的普选权而进行的斗争可能发展成反对德国的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共同斗争。因此，以罗莎·卢森堡和潘涅库克为首的极左派开展了争取在普鲁士实现普选权而举行总罢工的运动。就这一思想进行宣传鼓动就是德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全部问题所在。这一宣传鼓动是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同反对德国内部反动势力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罗莎·卢森堡提出，党要把自己纲领中的建立共和国这一口号交给群众，她的这一要求体现了这种斗争。 上述情况既表明左翼激进党人的立场的力量，也表明这种力量的软弱性。德国的一切革命斗争都应当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德国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事情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我们都了解这一点，但我们缺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而主要是没有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具体化。在我们当中进行的并在报刊上得到反映的热烈讨论中，我们表示坚信，不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在同潘涅库克的辩论中把这一思想骂为无政府主义）；但是当直接接触到作为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我们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从1910年到1913年，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激进派建立的这个时期里，我做了大量工作。我每天在不来梅和莱比锡人民报上写东西；此外，为党刊发布探讨世界政治的公报（每周两次），定期在15种报纸上发表。在1912年，我出版了一部关于德国帝国主义的著作，这部著作试图阐明德国的发展的历史道路，并且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我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进行了斗争，这使激进的一翼分裂了，它分成了一个由考茨基和倍倍尔所领导的中央和一个左翼激进部分，后者就是现在的共产党的前身。除了上述的罗莎·卢森堡和潘涅库克外，最直接地参加这一斗争的还有现在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克拉拉·蔡特金、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布兰德勒、瓦尔歇、弗勒利希、皮克。当时我不仅同他们实行了战斗合作，而且建立了私人友谊。在从我们即左翼激进党人中形成了未来的德国共产党的核心的时候，我们不仅对党的右翼领导人的仇恨增长了，而且对党中央的仇恨也增长了；我们日益感到，我们同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在德国工业中心的大批工人作出热烈响应之后，我们深信，如果工人群众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影响下投身于运动，那么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退党和工会的官僚机构的反抗。因此，我们甚至没有想到必须使党走向分裂，而这是未来德国革命胜利的条件。但是很快我们就较清楚地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构是怎么回事。 我的朋友塔尔海默是符腾堡的格平根的党的机关报的编辑。格平根是一座小城，冶金工业发展迅速，它同斯图加特一起是德国南部激进运动的中心。斯图加特报和格平根报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符腾堡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则依靠本国非工业地区的组织而不断地同这两个激进组织作斗争。为了顺利进行这一斗争，它决定扼杀格平根报，这一报纸虽说篇幅小，却是属于最审慎的左翼激进派机关报之列。为了这一目的，委员会利用了下面的事实，党组织所领导的格平根的工人由于不懂法律在建立印刷厂时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可以把他们置于被告席上。根据德国法律，合作社只能在同其本身的资本成一定此例的情况下接纳债务。根据合作原则建立起来的印刷厂，其债务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标准，于是它处于财政困难的境地，顺便说一下，党的其他许多印刷厂也是这样。塔尔海默对所有这一切一无所知。在他去休假而我代理他的职务时，符腾堡委员会突然向这一组织的领导提出了最后通牒。它赞同结清印刷厂的债务，其条件是格平根的机关报同改良主义的机关报合并，并且解除塔尔海默的职务。如果这一组织不同意这样做，符腾堡中央委员会就拒绝对报纸提供帮助，这必然导致破产，按诈欺破产条款对格平根组织的领导人提出指控。当我知道了这一切以后，我给塔尔海默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在党组织内作了动员，并向全德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一套把戏是在党的第二主席艾伯特赞同下进行的。艾伯特为了审理这一案件同布劳恩（现在的普鲁士总理）一起来了。 在格平根组织的领导人和全德中央委员会以及符腾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我们证明，这是涉及讹诈的问题，涉及利用左翼激进报纸的财政困难使之转到机会主义者手中的问题。当时艾伯特和布劳恩向我们宣称，他们为调解冲突而来，而由于我们不同意这么办，所以他们要中断会议。他们不让我们把我们证明过的事实记录下来。但是格平根的冶金工人把桌子挪到门边以后对艾伯特说，只要他不表示要把那一点记录下来，就不放他离开会场。暴跳如雷的艾伯特对我们说：“左翼激进的脓疱在党内成熟了，我们就要把它切开。”当时我们懂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格平根的组织没有去冒彻底破产的危险，假如它的领导人因欺诈破产而受到判决，那么彻底破产无疑会随之而来，所以这个组织不得不屈服了。塔尔海默和我不得不进行斗争，于是他们便使出了各种手段来反对我。先是说我在德国是个外国人，加以出于政治考虑在城市之间搬来搬去，我没有按时缴纳党费，最后说由于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现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温什里赫特和我因背后有华沙党组织而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党。一方面是以加涅茨基、温什里赫特、马列茨基、多姆勃斯基和我为首的在波兰的党内反对派，另一方面是以瓦尔斯基、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总委员会，这两方面的斗争不具有原则的性质，而只涉及组织问题；这一斗争是革命时期得到发展的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对国外中心的一次反抗，这个中心不了解工人的更大的自主性是革命的成果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以我被开除出波兰社会民主党为借口，宣布不再把我算作是该党的党员了。在开姆尼斯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委员会掌握了一张绝妙的王牌：一个来历不明的在外国出生的人竟敢指责德国中央委员会有营私舞弊行为。格平根的这个事件是压下去了，但是参与这一事件的人已经懂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构是怎么一回事。我应当向德国工人致敬，尽管他们受到党的官僚机构的种种压力，这个机构未能迫使不来梅的工人抛弃我。有一周的时间进行过这样一场斗争：一个被开除出党的人是否可以当不来梅党报主要的政治问题撰稿人。不来梅的工人在1919年去世的我的朋友克尼夫·约翰（由于他的死，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一位既有钢铁意志又有学识出众的组织才能的人物，他无疑是德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和安东尼·潘涅库克的领导下捍卫了我对他们的机关报的领导权，而且多年以来不来梅报提供一幅国际工人运动中前所未有的景象：一个被两个党开除的人在一家办得很好的党报上不仅阐述了所有的一般政治问题，而且阐述党的所有的策略问题。不久俄国社会民主党派际委员会完全消除了在派别斗争的后方即在波兰对我提出的个人指责，我似乎可以在下一次德国的党代表大会上有幸重新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了，假如……事情不是这样急转直下，使一个革命者不再有幸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的话。理应重新提出我的问题的代表大会不举行了。1914年8月1日爆发了世界大战；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到帝国主义一方。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柏林。从奥地利皇太子被刺，我就清楚我们面临着世界大战。战争爆发前的几周在不来梅报上是激烈争吵的几周。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将不得不闭起嘴来，我们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使工人群众牢记，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什么应当进行反对危险战争的斗争。在柏林，我们在李卜克内西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小组织，这个组织力图使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示威游行尖锐激烈，使之同警察发生冲突，以便促使工人群众加强斗争。勃鲁特的柏林警察局竭力避免冲突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政府决心打仗了。终于宣战了。应征拿起武器的工人完全被引入了歧途。党沉默了。酒吧间里一片狂欢，炮灰打算把自己的惊慌不安压下去。我们激进派拼命地奔走，咒骂党不发出一个信号，哪怕是号召举行群众性的示威游行也好。悲观情绪最重的人害怕社会民主党党团在议会投票时弃权，但没有一个悲观主义者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会在议会投票赞同拨款。当8月3日晚议员亨克离开议会党团会场通知我说议会党团决定投票赞同军事拨款时，我们立即商定好由他投反对票，我在早晨以前起草好一项说明投反对票的理由的声明，他要设法使几位左派议员团结在这项声明周围。我完全手足失措了，只是在回我居住的郊区的途中、一个人留在车厢里的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才明白工人运动的整个时代过去了。当清晨我把声明的草稿交给亨克的时候，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他下不了决心反潮流而进。李卜克内西（我是在4日遇见他的）说明了为什么连他也没有下决心投反对票：在他看来，政府无疑很快就会转而去迫害党，那时全党就会使队伍转过来去反对战争。我已经不相信这一点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现在已经成了臭不可闻的藏垢纳污之地，以自己的臭气毒害工人群众。所有的报刊都为帝国主义效劳去了。 最初几天，我大概也像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感到用不着写什么。社会主义宣传持续了40年，难道它能拯救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于不祥的8月4日吗？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情绪只能持续几天。我着手工作了，尽管有检查机关，我还是在不来梅的党的机关报上开始阐明战争的性质。在这方面，对帝国主义进行详尽介绍的书籍小册子一类出版物，吹嘘德国帝国主义如何充分地准备了这场战争的德国的军事杂志，都给了我很大帮助。显然检查机关认为这一连串的引证是在替审慎的德国政府增光，但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却十分清楚地明白这样做的目的。罗莎·卢森堡和梅林在哥达的机关小报上开始了他们的活动。斯图加特党的机关报很快作出了反应。李卜克内西开始周游全国，摸清党的组织。罗莎·卢森堡开始在柏林郊区发表演说。1912年在波兰组织中发生的分裂当然使我和罗莎·卢森堡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但是我同李卜克内西和梅林保持了最密切的关系，并且通过他们我不仅了解到他们建立了罗莎·卢森堡的团体（后来由此发展成斯巴达克联盟）的创举，而且使自己的行动同他们协调一致了。因为我同西北的组织最接近，所以我就为自己提出了把汉堡和不来梅以及同它们有联系的城市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的任务。在不来梅，尽管保尔·弗勒利希和约翰·克尼夫应征入伍了，但原来的党组织的核心仍然完全保留在我们手中。区议员和党报编辑亨克在工会官僚的压力下表现得很没有信心，但毕竟还没有同我们断绝关系，因此报纸还在我们手中。在汉堡，党组织完全掌握在右派手中，但是在党的基层进行活动的有劳芬堡教授（汉堡工人运动史学家，他在工人队伍中享有很大的声望）和年轻的鼓动员沃尔弗海姆（他从美国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汲取了革命精神）。9月，我在不来梅同他们见面了，我们决定出版反战的宣传性小册子。劳芬堡对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观点持怀疑态度，不愿同她的团体直接联系，但是答应通过我配合行动。在柏林，有一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私立学校，它是由一个十分古怪的，但却是很倔强的人即博尔夏特领导的。博尔夏特在战前出版一种通俗的宣传性的杂志《世界之光》，这个杂志在基层工人中传播很广。他毫不迟疑地让自己的宣传学校和杂志去为反战宣传服务。我借口讲授英帝国主义的历史在这所学校里为数百名工人举办了讲座，这些讲座是要训练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去反对谢德曼政府。讲课时出现的喇叭声表明，有几辆汽车开来了，这使在场的人想到可能会从这里直接到亚历山大广场的柏林警察局的客厅里去。我所进行的工作不可能长期隐蔽。社会民主党人都非常清楚地了解我们的这些关系，而我很快就从海尔曼（开姆尼斯党机关报的编辑，战前改良主义政策的最露骨的倡导人之一和社会爱国主义政策的最坚决的倡导人之一）那里收到一封分析我们所采取的立场的信。他企图劝我，如果我们已经打算采取反对派的立场，那么就最好不要采取原则性的立场，而是采取旨在争取政府方面作出具体让步的反对派立场。同时我和我的老朋友、激进派的优秀人物之一的康拉德·亨尼施进行频繁的通信，他在战争的最初几周就转到大多数社会爱国主义者一边去了。我企图阻止他，而我们的这些来往信件落到了汉堡改良主义者的手中，他们把这些信印成了小册子，并且发给了各个组织。气氛紧张起来了。李卜克内西劝我到瑞士去调整同意大利党在法国国际主义者的关系。这项任务我完成了，在瑞士我还同党的一家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的编 辑罗伯特·格里姆谈妥了我们如何保持秘密通信和为他的报纸写稿。他把自己的日报完全交给德国的反对派支配，而我们商定，只要政府没有醒悟过来，我们就在德国散发报纸。我同安吉利卡·巴拉巴诺娃见了面，她为了同意大利中央委员会进行联系而住在瑞士。列宁从奥地利获释以后到山区去了，我无法找到他，但是他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因对问题的尖锐提法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完全同意宣言对战争的评价和对国际的评价，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的影响下，即在德国最初采取的一些软弱步骤的影响下，我认为通向国内战争的道路还很遥远，还不能提出关于分裂的问题。托洛茨基当时在苏黎世，他在后一个问题上同意我的意见，但对革命前景很乐观，并且责备我在苏黎世国外工人联盟所作的报告有悲观情绪。我同巴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有过多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是反对社会民主党所坚持的观点的，他认为他可以成千上万次地说，那种观点实际上是维护社会爱国主义的。在我弄到了德国无人知道的一切文件以后，就在德国帝国国会第二次召开的时刻回去了。李卜克内西这一次决心公开投票反对拨款，并发表相应的革命宣言。梅林和罗莎·卢森堡认为，只有在还有几个左派同他一起投票的情况下才应当这样做。他们担心，如果只是他投反对票，那么这会对群众产生他完全是孤军作战的痛苦印象。但是在本来可靠的人当中，连施转到社会爱国主义者一边去了，累德堡下不了决心站出来反对党的原则，希望只有落在吕勒和亨克的身上。处理这后一个问题是我的任务。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去见亨克。李卜克内西读了自己的宣言草案。亨克开始表示异议。李卜克内西立即同意委托我起草宣言，如果亨克同意这个宣言，就可以采用它。我回家就着手起草宣言。我们三人在1914年12月2日的国会会议前几个小时在约斯咖啡馆碰了头，无论是李卜克内西还是亨克都对我的稿子表示满意。尽管如此，亨克声明他不会投票反对拨款，并且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他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不来梅的工会官僚加强了，工人当中还看不到有任何的运动，他是有家的人，不能冒险。当李卜克内西回答说孩子的多少不能决定一个革命者的立场时，亨克恶狠狠地回敬他说，他说得很轻松，因为他在物质方面可以不依赖别人。不过，李卜克内西也未必敢于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党。李卜克内西没有回答他什么。我们到帝国国会去了。当我在国会走廊看到李卜克内西一个人站出来向帝国主义世界提出自己的挑战时，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报刊都吵吵嚷嚷起来，它们开始把李卜克内西描绘成疯子。甚至下不了决心同他一起表示反对的所谓左派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但是在党内多少还是有点生气的和革命的东西抬头了。斗争从秘密集会、从党的小组转为公开，树起了一面工人可以在其下面集合起来的旗帜。我以秘密途径寄给不来梅报并在报上以巴拉贝卢姆的署名发表的那些通讯，转移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的注意力，因为这些通讯还显示了反对派的团结，公开地传播了反对派的思想。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作者的猜测，人们对我的点头赞许，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冒被捕的危险是否值得，企图到瑞士去建立反对派的秘密基地是否更明智。同志们都表示赞同后一种做法，于是我到了瑞士。 这一次我立即找到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关于民族自决口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至于公开宣布分裂的口号，列宁也认为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策略问题，不取决于反对派的力量的问题。我在伯尔尼住了下来，在这里的党校举办关于帝国主义的讲座，在伯尔尼和苏黎世的党的机关报上写文章，为不来梅的机关报和《世界之光》写文章。博尔夏特也通过在柏林的莫阿比特医院当医生的妻子同德国建立了秘密联系。每日同列宁接触、交换意见终于使我深信，布尔什维克是俄国唯一革命的政党，在1915年4月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我已经帮助克拉拉·蔡特金进行反对中派主义情绪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起在出版《青年国际》的青年中进行活动，一起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中进行宣传。在按照托洛茨基、巴拉巴诺娃、罗伯特·格里姆的倡议开始筹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时，德国的部分左派（所谓北德意志左翼激进派，布尔什维克）、瑞典左派、瑞士的部分左派已同布尔什维克建立起联系。我妻子来到瑞士几个星期后，得到了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邀请，便回到德国去了。我们十分周密地筹备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我起草了提纲，这个提纲遭到了列宁的详细批评，他坚持赋予提纲以鼓动的性质，要十分简练。我们在起草提纲这一点上是没有原则分歧的。在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会上力量对比的情况如下：代表右翼的是以累德堡为首的德国中派分子；代表中派的是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柯拉罗夫（保加利亚）、拉柯夫斯基、马尔托夫、托洛茨基、以迈尔为首的斯巴达克派、波兰社会党左翼的拉品斯基；属左翼的有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季诺维也夫，代表拉脱维亚的别尔津，代表边区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我，代表德国左派的博尔夏特，代表瑞典的涅尔曼和霍格伦以及代表左派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弗里茨·普拉廷所组成的我们这个集团。我受我们集团的委托作了报告;累德堡作了回答，后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对他进行了抨击。斗争是在两个问题上进行的：关于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和关于力求跨出宣传小组走上街头的必要性，关于开展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战争后果的必要性（目的在于根据这一斗争的发展把它变为反战的斗争）。为了捍卫我们的观点，我们委派列宁参加了委员会。尽管我们对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不满意，我们还是决定同意签署宣言，因为我们认为，只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具有更大规模的时候，才可以同中派分裂。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举行了自己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发表代表会议宣言和对代表会议的不彻底性进行尖锐批评的报告，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常设组织，我被任命为这个组织的书记。这个组织的斗争基金是这样筹集的：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交纳20法郎，博尔夏特代表德国左派交纳20法郎，而我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交纳10法郎（从加涅茨基那里拿的）。因此，未来的共产国际拥有50法郎来征服世界，但是用德文出版关于代表会议的小册子就需要96法郎。我们不得不向什克洛夫斯基借46法郎，什克洛夫斯基是生产某些无机盐的厂主，他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的劳动。我们从出售的小册子中赚回了这借来的46法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后来同心协力地进行活动，在各国展开了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它的书记处就局势变化和中派实行的策略分发了通告信，这些通告信由我起草，经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审查修改后由我本人誊写胶印。我们还没有条件使用打字机。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之光》开始每周出版，于是我们通过它在德国有了一个广泛传播的合法机关报。1916年不来梅的朋友们以工人会费集资200卢布，着手出版《工人政治》杂志，杂志的一半稿件由我在瑞士执笔；在这一杂志上撰稿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有：季诺维也夫、柯伦泰、布哈林、叶甫盖尼娅·博什。为了同杂志保持秘密联系，曾经采取了很可笑的办法。一切通信都是通过普通邮政进行的，但是为了避免边界检査，我在信封上写上：“由地方书报检查机关检査。急稿。勿压。”文稿和信件没有丢失过一次，也从未在慕尼黑被压下来等着检査，在不来梅它们不经检查便可交给编辑部，编辑部则只把确定付排的东西送去审査。所有的非法印刷品我总是公开地通过邮局寄出，但是经常将邮票贴得不足。当时瑞士邮局在递送时就将其列为罚款邮件，不经打开便可迅速地将邮件送到编辑部，其唯一的目的是从中弄到额外的20戈比的罚款。不来梅人没有立即猜到这是怎么回事，并且骂我粗枝大叶，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物质损失。《先驱》杂志的邮寄办法处理得更好，这个杂志是我们用罗兰-霍尔斯特的钱在瑞士出版的。杂志明确而公开地提出了一切问题，我们将它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提供给社会爱国主义的鲍迈斯特尔出版社，让自己的同志到这家出版社去订阅。受政府保护的鲍迈斯特尔出版社定期收到邮件，以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传播布尔什维克的书刊。 在1916年举行的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我们已经代表一支相当庞大的力量了。战争的继续已经到处使人们向左转。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成了俄国唯一革命的组织。孟什维克分裂为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在俄国他们没有现实的力量。在波兰，我们的组织进行了反对德国占领者的英勇斗争。在德国，虽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捕了，但是斯巴达克派的运动得以发展并且站住脚了。在法国，莫纳特和罗斯梅排挤了比较温和的梅尔黑姆。我们同美国建立了关系。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反对立场加强了。由于有了这些进展，我们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才能使齐美尔瓦尔德派接受我们的反和平主义的立场，放弃同第二国际谈判的企图。斯巴达克派和意大利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是赞同我们的。在代表会议以后，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执行局的会议上转而直接反 对罗伯特·格里姆，因为他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合会的书记在瑞士执行了机会主义政策。通过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各国都受到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影响。 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以后，我去达沃斯，从那里同列宁和德国保持联系。列宁同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着直接联系。在列宁从伯尔尼来到苏黎世以后，我们常常见面。在苏黎世，他迫使我和勃朗斯基同瑞士工人建立直接联系，他认为，甚至瑞士党的领袖中最左的人也都是摇摆不定的分子。他为瑞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制定了土地纲领，并同我一起参加瑞士工人的小型会议。 有一次在达沃斯的巴塞尔疗养院的午餐席上，当上牛肉和甜煮水果的间隙，一位瑞士医生带着难听的鼻音告诉我，城里张贴出了关于彼得格勒发生革命的电讯稿。他说得这样不动声色，以致无论是我还是到我这里做客的保尔·列维都不相信，但是我们仍然感到不安，并且没有等到喝咖啡就跑到城里去了，在那里看到了通讯社的第一批电讯稿。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勃朗斯基给我打来电话，并以列宁的名义请我立即前往他们那里。火车是在第二天才到的。列宁迎接我们，立即提出了两项现成的决定：应该同齐美尔瓦尔德决裂并到俄国去。关于第一项决定，虽然按照他的论据，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就会造成同孟什维克联合的印象，但是我和季诺维也夫还是从列宁那里争取到了如下的让步，不同马尔托夫签署任何共同宣言，但不退出齐美尔瓦尔德。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和列维一起按照列宁的委托同《法兰克福报》的一位记者举行谈判，他好像姓达特曼或迪特曼，他要从德国公使那里摸一下情况，德国是否同意以准许俄国侨民回国的方式来交换相应数量的战俘。我们很快便得到了答复，德国大使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于是我和马尔托夫把谈判的全权授予了罗伯特·格里姆。但是，他就谈判所讲的话使我们相信，这个沽名钓誉的政客可能把谈判搞成某种一般性的政治对话。因此，我们拒绝了他的效劳，我们把进一步谈判一事委托给了普拉廷，他认真地把这些谈判进行到了最后。帕尔乌斯所讲述的一切有关参加这些谈判的话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帕尔乌斯插手谈判的企图被列宁拒绝了，但不排除德国政府询问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的可能性。关于车厢上了铅封的神话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车厢上没有打上任何铅封；我们只答应不离开车厢。由普拉廷同德国人进行联系。我作为奥地利的国民，此外还作为德国的不合法的人（我妻子刚刚在德国被捕），在德国当局事前不知道的情况下到了斯德哥尔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用的是沃伊柯夫的护照。我和加涅茨基以及沃罗夫斯基一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留在这里同国外联系。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只有几个月，但却充满了最有趣的事件。 俄国革命一开始，斯德哥尔摩就形成了国际环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俄国革命作为和谈的可能性来加以考虑。他们的尝试立即集中到这上面来了，他们同克伦斯基政府、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联系。以伯格比尔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助手而进行活动。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把罗扎诺夫和缅什科夫斯基作为自己的代表派到了这里。协约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则有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布兰亭作为自己的代表。以胡斯曼为首的第二国际国际局动起来了，他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在这里组织了他自己的执行局。召开第二国际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开始了；各国代表团来到了。到来的有以患重病的维克多·阿德勒和伦纳为首的奥地利人，以孔弗为首的匈牙利人，还有比利时人。我们试图同所有这些代表团的左派分子建立联系，以便了解情况，同有可能向左转的分子建立联系。最可笑的事情是发生在奥地利人身上。同他们的代表团一起来的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女老活动家——古斯达夫·埃克施坦的妹妹。同她一道的还有另一位同意我们观点的党的女活动家。可敬的伦纳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自己的箱子里带来了我们奥地利同志的信，信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同情我们的同志交给他带来的。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同志们告诉我们，伦纳动身参加代表会议前受到过奥地利皇帝的秘密接见，我们迅速发表了这个消息，这使伦纳吃惊不小。在到这里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当中，使我触动最大的是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德布鲁凯尔，我在战前知道他是优秀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现在他所说的和所想的除了把战争进行到底以外就没有别的了。孔弗把关于匈牙利革命形势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他是社会民主党人中唯一坚信中欧面临革命的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给人的印象最可怕，他们口头上很革命，却害怕报道有关德国形势的比较具体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同斯巴达克联盟调整了关系，富克斯代表这个联盟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还同我们与之进行秘密通信的志同道合者调整了关系。约翰·克尼夫转入了地下，当时在德国东奔西走，他有办法为我们弄到关于革命运动的消息，我们通过电报把这些消息转告给《真理报》，列宁感到十分高兴。为了介绍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我们起初开始出版胶印的公报，每周出两次，名称是《真理通讯》。这一公报为工人报刊广泛利用，它同时在日内瓦以法文出版，但很快让位给了名叫《俄国革命通报》的周刊。公报和通报的出版面临十分巨大的困难。我们不仅资金甚微（这迫使我们用手工出版，全部技术人员就是加涅茨基的妻子和我的妻子），而且得不到消息，因为彼得格勒的书报检查机关不许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出境。不过，加涅茨基很快就打听到，这一禁令不适用于在芬兰出版的报刊，于是我们不仅可以得到我们芬兰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上面登有很多来自布尔什维克报刊的消息），而且还得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赫尔辛福斯机关报《浪潮报》。《浪潮报》在很大程度上转载了《真理报》上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主要的消息来源。当时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处也出版了公报，尽管具有官方的性质，但它通过信使得到的消息是很晚的，以致不能同我们进行竞争。老头子阿克雪里罗得在七月事变以后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他表扬我们能干,并且确信无疑地认为我们有秘密的无线电台同波罗的海舰队联系。人们普遍地相信了，并且引起了很可笑的事。赫尔辛福斯的《浪潮报》刊登了克伦斯基给海军上将维尔杰烈夫斯基的命令，说如果赫尔辛福斯舰队企图驶入喀琅施塔得就用潜水舰击沉赫尔辛福斯的舰只。我们得到载有这条消息的这一期《浪潮报》以后，就决定以《克伦斯基的叛国行为》为题将它刊登出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知道了这一情况对我说，这是一种叛国行为，因为不准刊登秘密的军事文件，为此不仅我们而且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都要负刑事责任。他还说，没有疑问，我们是通过秘密途径从赫尔辛福斯得到这些情报的。我们不想在这方面说服他，只是热情地说，我们对我们的行动完全负责，我们要发表消息。后来当瑞典的密探以各种借口开始到加涅茨基的住宅来，企图探听无线电接收机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可笑。 1917年9月间要举行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我们为此作了十分周密的准备，以便打击孟什维克，迫使齐美尔瓦尔德的各党派对俄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派和小资产阶级派的斗争采取明确的立场。孟什维克方面出席会议的是叶尔曼斯基和阿克雪里罗得。我们的代表团中有沃罗夫斯基、加涅茨基、谢马什柯和我。斗争釆取了十分尖锐的形式，这主要是因为老头子阿克雪里罗得公开地维护克伦斯基政府所采取的那些反对我们党的卑鄙措施。被我们窘住的德国独立党人的领袖哈阿兹，企图把争论转到我们是否对其他社会主义党派使用暴力的问题上来。我们十分明确地回答说，我们承认要对出卖革命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党派使用暴力，如果我们取得政权，我们就要承认这一点并将付诸实践。我们向齐美尔瓦尔德派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承认同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采取暴力的小资产阶级党派有联系。在斗争中，我们不仅得到了斯巴达克派的支持，甚至连老头子累德堡也忍受不了哈阿兹的辩护律师的行径而公开表示维护我们。代表会议以通过一项号召采取大规模的革命行动来保卫俄国革命的决议而结束。应当指出，列宁在他的来自彼得格勒的信中坚持准备同齐美尔瓦尔德派决裂，认为筹建第三国际的时候到了。我们对这一步下不了决心，认为为时尚早。 彼得格勒的斗争日益加剧，我们彻夜不眠地等待决定性的消息。深夜时分，消息终于来了，匈牙利记者古特曼把清早从电讯社得到的列宁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稿交给了我们。我和加涅茨基立即准备起程，但是电报把我们留下了，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代表要同我们会面。这位代表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帕尔乌斯，他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作出保证说，这个党立即同我们一起为和平而斗争。他私下对我们说，假如德国政府在军界的压力下不接受光荣的和平，谢德曼和艾伯特就准备宣布总罢工。我们在瑞典的党报上公开地刊登了有关这次会谈的情况，之后我和加涅茨基就动身到彼得格勒去了，口袋里只装着沃罗夫斯基开的证件，证明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国外代表团的成员。因为我们不知道国境线掌握在谁手中，我们派去了一位芬兰同志，他带去了我们收集的关于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反应的消息。他很快就带回了消息，国境线掌握在我们的同志手里，于是我们夜里越过了国境线。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共和国舰”上的热情忠诚的年轻水兵斯维特利奇内依，他立即使我们同赫尔辛福斯取得了联系，因为当时在芬兰发生了铁路罢工，不经罢工委员会的容许是不准前行的。我们获准乘专列以后，便派人到加帕兰达去迎接自美国进入俄国的俄国工人。在途中，我们得到了彼得格勒的资产阶级报刊，这些报刊鼓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有分歧。我们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奔向彼得格勒，但当通过车窗看到训练使用步枪的红军队伍时我们感到异常地高兴。我们好像在梦中来到了斯莫尔尼宫，一瞬间便到了列宁的办公室。 在俄国革命队伍中的10年工作太新鲜了，以致我不能就这些工作提供一幅连贯的图景。因此，我只限于把这些年中我的工作的一些主要事实列举一下。我来到彼得格勒后立即被派回斯德哥尔摩去同德国政府的代表里茨勒尔举行预备性谈判。回来以后，我和托洛茨基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在谈判破裂回到彼得格勒以后，我被任命为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委员。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我领导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中欧司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对外关系司。德国革命开始以后，我同拉柯夫斯基、越飞、布哈林以及伊格纳托夫一起被派去参加出席德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后来遇到变故我就秘密地去了。我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在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害以后，我秘密地留在柏林，并参加了党的领导工作。我于2月15日被捕，坐牢到12月，在那里我出版了七本探讨众人注目的德国工人运动问题的小册子，积极地参与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同奥地利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英国的运动建立了联系。同时，我在监狱里调整了同塔拉特帕沙和恩维尔帕沙、德国政界倾向东方的代表人物以及前外交大臣欣策等人的关系。根据皮尔苏茨基同苏维埃政府缔结的协议，我出狱后经波兰回到了俄国。1920年3月，我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书记。我积极地参与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作了报告。代表大会后，我作为波兰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前往波兰战线。失败时我正在谢德耳策。我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参加了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我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1920年10月，我秘密地前往德国参与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这次代表大会要解决左派独立党人与斯巴达克派的联合问题。1921年1月，我以所谓公开信的形式倡议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回来以后，我以策略问题报告人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是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和工人政府这一问题的报告人。在1922年，我领导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参加了三个国际代表大会。1922年底，我被指派为俄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参加海牙代表大会，讨论同战争危险作斗争的问题。 1923年初，我前往克利斯提阿纳以防止挪威共产党分裂。回到德国以后，作为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观察员到了汉堡。我就鲁尔被占领一事参与组织了一次运动，并参加了德国共产党莱比锡代表大会。在回俄国的途中，我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10月间参与领导预定的起义。10月22日我回来的时候，退却已经开始。我赞同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回到俄国以后，我站在党内反对派一方参加了1924年的争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拟议改变共产国际策略的做法。我再也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而1919年以来我一直是中央委员。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当时制定的策略方针，我再也没有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革命的所有年代里，我是《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撰稿人。我写的主要是关于对外政策和国际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我的文章和小册子编成文集的有：《共产国际的五年》三卷（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德国革命》三卷（国家出版社出版）；有关当前国际政治的文章集成一卷，即《1924年》（国家出版社出版）。部分用德文写的战前著作于1920年出版，书名是《在俄国革命的队伍里》。从1925年起我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并参加《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的工作。 唐春华译 拉狄克续志 拉狄克在1923年起的党内争论中积极支持托洛茨基派，因而丢掉了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的职务。1925—1927年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27年被开除出党，流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4年。因告密格普乌工作人员勃留姆金暗通托洛茨基并导致其被枪决，声名狼藉。1930年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等致信联共中央，宣布“思想上组织上脱离托洛茨基主义”，并在报刊上公开“悔过”，同年恢复党籍，在《消息报》工作。在文章和讲话中大力颂扬斯大林。 1934年基洛夫遇刺身亡后，斯大林加紧清洗步伐，拉狄克于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9月16日被捕，是1937年“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公开审判中的重要案犯之一，承认从事“阴谋”活动。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10年徒刑。判决较轻，显然是因为当局需要留下活口，获得反对布哈林等人的口供。1939年5月19日，拉狄克在狱中被其他犯人殴打致死。据1956—1961年苏共中央和克格勃对拉狄克死因的调查，凶手是根据贝利亚的命令实施的谋杀。 1988年拉狄克获平反。 1938年6月其妻子和女儿被判处流放5年。不久其妻又被判8年徒刑，死在狱中。
克鲁普斯卡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列宁的夫人和亲密助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克鲁普斯卡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列宁的夫人和亲密助手 （1869-1939） 1869年生于彼得堡。父母虽系贵族出身，但都在早年就成为孤儿，靠免费受的教育：母亲在学院，父亲在中等武备学校。母亲在学院毕业后担任家庭女教师，父亲毕业于军事科学院，在军队中服役。双亲没有任何动产和不动产。两人早就接受革命思想，克鲁普斯卡娅很早就在家里见过不同派别的革命者。父亲贯彻实行自己的革命思想，因此而被送交法庭审判，后来被宣判无罪。随着父亲服务地点的改变，克鲁普斯卡娅的一家不断地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克鲁普斯卡娅14岁时父亲去世，此后和母亲一起靠偶然找到的工作艰难度日：抄写、授课、出租房屋。克鲁普斯卡娅在奥博连斯克中学求学，毕业时获金质奖章。中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曾是托尔斯泰主义者。1891—1896年，她在为工人举办的星期学校和斯摩棱斯克夜校（涅瓦关卡）教书。与此同时她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参加“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创建工作。她在1896年罢工期间被捕，在监狱中关了6个月，然后流放米努辛斯克州的舒申斯克村，为期三年，在此地同以前在彼得堡斗争协会一起工作过的弗·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列宁）结婚。 流放的最后一年是在乌法度过的，在这里也进行了地下革命工作，1901年她取得出国护照。她在1901年抵达慕尼黑之后，担任《火星报》秘书，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国外部分秘书。1905年底回俄，在俄期间一直任中央委员会秘书。1908年初再次出国。根据第102条在三个案件中缺席受审。在国外期间再次担任布尔什维克组织秘书，同时研究外国教育学著作和外国学校。从国外为《自由教育》杂志写文章，写作《国民教育和工人民主》一书。回俄国后起初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但不久被选入维堡区杜马，在其中主管国民教育事务的管理局工作，同时参加革命运动。十月政变后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起先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后来还担任科学政治部主席。同时还协助妇女部、共青团、少先队工作，为报刊撰稿。从1894年起，一生都尽自己之所能协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工作。 郑异凡译 克鲁普斯卡娅续志 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夫人，十月革命后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1924年起任党的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起任中央委员。1929年起任副教育人民委员。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属“新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一道反对斯大林。不久承认错误。 1939年去世，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上。克鲁普斯卡娅死因至今仍是个谜。
克列斯廷斯基，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他领导的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早在1917年6月就掌握了政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克列斯廷斯基，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他领导的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早在1917年6月就掌握了政权 （1883-1938） 1883年10月13（26）日生于第聂伯河岸的莫吉廖夫城中的一个中学教师家里。父母都是乌克兰人，生于切尔尼哥夫省。父亲还在中学时代就接受虚无主义情绪影响，在当时知识界这是非常流行的。母亲年轻时接近民粹派。但是，不久由于家务操劳，父母脱离了社会运动：父亲成了教育官员，母亲则成了有知识的小市民。因此，克列斯廷斯基的家庭没能发展他的革命情绪，但是使他养成一种要求：不仅仅按照个人利益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克列斯廷斯基在维尔纳中学接受教育，毕业于1901年。然后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于1907年毕业，起初当律师助理，后来是律师（至1917年）。在中学的最后几年级，在某些同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工作者有个人联系的中学同学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革命运动和革命著作。但在这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中学体育老师И．О．克洛波夫，他是军官、社会民主党人。 1901年底，克列斯廷斯基开始积极参加大学生和军人中的革命运动。1903年克列斯廷斯基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加入那时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维尔纳组织，该组织当时还没有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在1905年革命年代，他看到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书刊，对布尔什维主义有好感。从1903年至1906年，他在西北边区，在维尔纳、维切布斯克和科夫诺组织工作，有时去彼得堡作短暂的逗留。从1907年起他在彼得堡的瓦西里岛区工作，然后从事工会运动，在杜马党团和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时由布尔什维克提名为候选人。 1904年秋在维尔纳第一次被捕，未经审讯获释。1905年2月在选举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时于彼得堡第二次被捕。未经审讯即开释并驱逐出彼得堡；然后于1905年夏天和秋天在维尔纳两次被行政拘留，由于1905年十月罢工，根据大赦令此两案中止而获释。1906年1月在维切布斯克再次被捕，同年获释，被驱逐出维切布斯克省；1906年8月和10月在维尔纳又遭行政拘留，在这以后赴彼得堡。在彼得堡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那一天遇埋伏被捕，对住所进行搜查后开释。1912年因同组织《真理报》、保险运动和竞选运动有牵连，按照第102条因参加政党受到追究。1914年宣战后被捕，行政流放乌拉尔，先在叶卡捷琳堡，后在孔古尔。1917年12月以前在乌拉尔度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堡和乌拉尔区域委员会（主席）工作；1917年7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任此职直至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从1919年12月至1921年3月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在乌拉尔工作期间直接参加一小部分苏维埃工作。仅担任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历次区域和州的代表大会，在十月革命前的最后一次叶卡捷琳堡州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多数，克列斯廷斯基主持了大会。曾任叶卡捷琳堡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是叶卡捷琳堡政权完全转归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之前有社会革命党少数派参加的临时组织。由彼尔姆省选为立宪会议代表。 在彼得堡以人民银行副首席委员身份参加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后留在彼得格勒，同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彼得格勒劳动公社和北方区公社联盟司法委员。1918年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实际上任此职至1921年10月，名义上则到1922年年底。从1921年10月起任苏维埃政府驻德国全权代表。从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起，参加党和苏维埃的历次代表大会。此外，曾代表叶卡捷琳堡苏维埃出席1917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会议，任民主会议委员。从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起任委员会委员。 郑异凡译 克列斯廷斯基续志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列斯廷斯基当选党的叶卡捷琳堡省委主席，是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当时执行的“右倾”方针的反对者。在叶卡捷琳堡的工作成绩卓著，是俄国地方苏维埃中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1917年6月即掌握了政权。 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克列斯廷斯基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首领之一。1919年3月当选第一届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中央责任书记（非正式的称号是“总书记”）。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中支持托洛茨基，为此在十大的选举中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不过他虽未能进入“十人纲领派”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但表决时479名代表中仍有161人投他的票。1923—1926年支持“左翼反对派”，1926年退出。1922—1930年任驻德国全权代表（大使）。1930—1937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第一副人民委员。 1937年3—5月任司法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旋即被捕，罪名是同托洛茨基有联系，准备对党的领导人采取恐怖行动。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审判的第一天，克列斯廷斯基翻供，不承认预审的供词，经“修理”后，次日承认了所有指控。1938年3月15日被枪决。 1963年7月获平反。 其妻于1938年2月被捕，判8年集中营劳改。女儿1939年6月被捕流放，后成为苏联功勋医生。
克拉辛，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杰出的工程师，新经济政策的卫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克拉辛，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 ——杰出的工程师，新经济政策的卫士 （1870—1926） 1870年7月15日生于托博尔斯克省的小县城库尔干。父亲波里斯·伊万诺维奇是位非常鲜明的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是具有真正民主主义精神和倾向于（即使还不完全，也是足够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中级知识分子。这里起很大作用的是波里斯·伊万诺维奇·克拉辛同某些波兰起义者和流放西伯利亚的民粹派和民意派活动家的密切交往。此外，克拉辛的父亲是个有“行政气质”的人。看来克拉辛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善于工作和热爱工作的品质。总的说来，他精神上的发展受母亲的影响，其母安东尼娜·格里哥里也夫娜是个受过广泛教育，有很高的精神需求的典型的60年代俄罗斯妇女。 外部因素——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环境对他的发展也起了作用。情况是，在19世纪80年代西伯利亚是为数不多的社会政治激进主义的温床之一（另一个是伏尔加河流域）。从俄罗斯不断涌来的流放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伯利亚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克拉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政治流放犯影响的氛围中度过的。克拉辛是在“理想”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有真正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需要补充一点，这远不是个挥霍无度的环境，相反地，他父亲的家庭人口相当多，常入不敷出。克拉辛早在进入事业和政治舞台之前就已懂得什么是预算和收支结算。 克拉辛在秋明实验中学接受中等教育，毕业时17岁。这时期克拉辛确定了对精密科学的牢固的志向。1887年克拉辛考入彼得堡工学院。在学院学习的头几年克拉辛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很快就被同学们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行家。克拉辛接受战斗洗礼是在1890年，当时因为参加大学生的学潮被短期驱逐出彼得堡。返回后于1890年10月参加了宣传小组，这是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之一，它在当时的彼得堡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小组是由M．И．勃鲁斯涅夫和B．C．哥卢别夫奠定的，后来发展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其组织者就是列宁。但克拉辛结识列宁并一起共事要晚一些。成立“斗争协会”时克拉辛已不在彼得堡，由于参加为作家舍尔古诺夫的葬礼而举行的大学生示威游行，他于1891年被驱逐出首都。与此同时，他还被开除出工学院，这一次他已被取消入学的资格。从这时起，克拉辛的传记就成了俄国革命家的相当一般的传记。被驱逐后他在下诺夫哥罗德服兵役，一边服役，一边在下诺夫哥罗德各种团体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开展反对当时已瓦解的民粹派的激烈斗争，当时民粹派在下诺夫哥罗德拥有像H．Ф．安年斯基、兹韦列夫、卡列林这样的著名代表人物。同时克拉辛没有中断同M．И．勃鲁斯涅夫的联系，协助在莫斯科各纺织厂组织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勃鲁斯涅夫失事后，克拉辛于1892年被捕，转移到塔甘卡监狱，在单身牢房关了约10个月。获释后他在图拉服完兵役（1893年），一直处于公开监视之下。 克拉辛经常以非常满意的心情回忆起在塔甘卡坐牢的情景。经过最初几次审讯之后，宪兵不再打扰他了，他把自己的全部强制的空闲时间用来顽强地工作：研究德语，几乎读完席勒和歌德的全部原作，熟悉叔本华和康德，攻读穆勒的逻辑、冯特的心理学，读了相当多的索洛维约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著作。总的说来，这大大充实了被命运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的一个俄国大学生的相当贫乏的理论知识。光是懂德语一项就为以后的自学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青年活力，得之父母的健全体魄，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平原和茂密的森林带来的对生活的朝气勃勃的乐观精神，帮助他克服了单身牢房的不良影响。1894年由于亚历山大三世驾临克里木，克拉辛又被驱逐出居住了一个夏天的克里木。克拉辛选择沃罗涅什省的卡拉奇村作为居留地，在铁路修建工程中当工人，后来当工长。他精力充沛，热情焕发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同时也没忘了自己的革命活动，不久即被当做政治上不可靠分子而被解雇。接着，在1895年再度被捕，因勃鲁斯涅夫案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和驱逐至沃洛格达省的亚连斯克县，后改成驱逐至东西伯利亚3年。克拉辛选择的流放地是伊尔库茨克。到伊尔库茨克时，克拉辛已是完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了。在伊尔库茨克度过的3年里没有可能进行什么积极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克拉辛主要是同民粹派分子进行争论，当时在伊尔库茨克的流放地几乎全是民粹派分子。在流放期间克拉辛一直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绘图员和技术员，最后担任建筑工程师的负责工作。 流放期满后，克拉辛进入哈尔科夫工学院以完成高等工艺教育和取得工程师的文凭。但直到1900年才毕业，因为正常的学习时而因暂时被驱逐出哈尔科夫，时而因铁路勘测实习而中断。学院毕业后，克拉辛作为工程师应聘到巴库从事专业工作，在这里工作了4年，建设大型电站。这4年的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克拉辛花很大精力从事专业工作——这几年恰好是巴库石油工业和油田电气化蓬勃发展的年代；另一方面，这位在西伯利亚未能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家以全部热情投入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不仅在巴库，而且还在高加索的其他重要中心城市。克拉辛的一方面工作是在巴库无产阶级中间进行紧张的宣传。巴库这时是俄国最大的无产阶级中心之一。油田上恶劣的劳动条件自然为宣传鼓动提供大量最生动有效的材料。克拉辛和巴库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在这方面从事的工作导致了著名的1903年的巴库罢工，这次罢工本身又成为即将来临的1905年革命的第一个征兆。 克拉辛的另一方面工作是在俄国建立头一批社会民主党的大型地下印刷厂。这些印刷厂设在巴库城里，它们对当时还是统一的社会民主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火星报》起初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编辑，在由克拉辛及其朋友建立的巴库印刷厂印行，纸型直接由国外运来，然后制成铅版付印。巴库的工作使克拉辛获得杰出的工程师、坚毅的革命家和第一流的地下工作者的名声。他得到党的中央机关报的表扬，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被遴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4年克拉辛由于健康状况（患痢疾）不得不转到中部俄罗斯，移居莫斯科附近的大工业中心奥列霍沃－祖耶沃，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工作。这次转移扩大了革命工作，其成果之一是在党和莫斯科大工厂主萨瓦·莫罗佐夫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克拉辛以越来越紧张的速度开展党的工作，直到他不得不转入地下（在作家И．H．安德列也夫住宅里进行逮捕时，中央委员会遭到破坏之后）。 1905年克拉辛被选派出席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伦敦）代表大会，众所周知，大会不顾党内孟什维克那一部分人的意见，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会上党内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起来，作为单独的、独立的党分立出来了。克拉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化名为季明－文特尔，当选为副主席，在会上起巨大作用。他就许多组织和政治问题作主要报告，其中包括和列宁一道使代表大会就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临时政府问题通过一项基本决议。代表大会再次选他为中央委员。秘密回国后继续大力从事党的工作，同时也没停止自己的职业活动（这时由于革命进入高潮，他成功地进入合法状态）。主管彼得堡照明电缆网的工程师的职业活动出色地掩护了他的革命工作。 1908年他终于暴露，在芬兰被捕。然而这次逮捕中宪兵和检察官也未能弄到什么揭发材料，根据维堡省省长的命令克拉辛被释放，他不想冒险返回彼得堡，所以就移居国外。 由于反动派取得了完全胜利，在俄国出现了不可能进行任何实际工作的时期。在国外克拉辛不是个著作家，没法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流亡小组的工作，就利用被迫中断革命活动的间隙致力于工程师的专业。定居柏林后，他埋头于工程师的实际工作，通过顽强的工作，甚至在高水平的德国工程师中间也占有一席之地。 对党在革命时刻发出的第一个召唤，克拉辛立即响应。应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邀，克拉辛积极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谈，是1918年8月在柏林签订的所谓八月补充协定的起草者之一。从柏林返回莫斯科后，克拉辛任红军供应特别委员会主席。除这一职务外，他还担任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工商人民委员的职务。1919年3月还同时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但是经济活动很快就被外交工作所取代。他和李维诺夫一道，是苏俄头一次同以邻国爱沙尼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的代表，这是1919年9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的事。同年12月，任和谈代表团首脑，稍后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尤里耶夫和约，这是冲破封锁的第一个缺口。不过该条约的制订是越飞完成的。1920年在伦敦成立苏维埃代表处。根据列宁的任命，代表处以克拉辛为首。1921年3月，克拉辛签订了苏英条约，这是现今联系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系列条约中最早的一个。 这以后克拉辛留在伦敦，任苏维埃共和国的全权代表。他以这个身份参加了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后被任命为外贸人民委员，贯彻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度。 1924年底，克拉辛任苏联驻巴黎全权代表，同时保留外贸人民委员职。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克拉辛当选为中央委员。 （本人审定的传记） M．列维多夫撰写 郑异凡译 克拉辛续志 这篇传记忽略了克拉辛的一些重要的活动。 1905年10月克拉辛和高尔基一道创办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合法报纸《新生活报》。 1905年底克拉辛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战斗技术小组，同时负责党的财务。他组织了党的战斗队，并供应其所需的各种武器。是为党筹集经费的“剥夺”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最著名的一次“剥夺行动”是梯弗里斯抢劫官方的运钞马车，这次共获得30万卢布。 后来克拉辛属“召回派”，一段时间参加“前进”集团。因此同列宁闹翻。1908年被捕后很长一段时间脱离党的活动，十月革命后应列宁的召唤回国参加布列斯特和谈。 新经济政策时期，克拉辛主张同协约国各国恢复贸易关系，认为苏俄的经济建设需要外国的投资，首先是利用租让制的形式吸收外资。认为接受西方的帮助并非放弃社会主义，也不是放弃主权。主张成立有外资参与的大型托拉斯，把部分股票给予被国有化的外资企业主，以吸引外资，同时吸引外国投资者参加托拉斯的管理。他批评党政官员“不内行”。列宁逝世后他是保存列宁遗体的倡议者之一，传说他希望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使死者复活。 1926年在伦敦去世，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上。
柯秀尔，斯坦尼斯拉夫·维肯蒂也维奇——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柯秀尔，斯坦尼斯拉夫·维肯蒂也维奇 ——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1889—1939） 生于1889年。父亲是波兰人，工人。毕业于苏林五金工厂的厂办小学（苏林站原属顿河区）。13岁进工厂钳工车间工作，干了一年，由于1905年工人罢工，苏林工厂关闭，不得不转入卢甘斯克附近的尤里耶夫工厂。罢工对我起了一定影响，我的兄弟弗拉基米尔这时已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我通过他完成党的一些技术性任务，1907年被正式接受入党。入党后不久即被捕，被行政驱逐，同时被工厂解雇，取消再入厂的权利。此后进手工制鞋作坊当学徒，同时从事党的工作；工作了一年，由于党组织被警察破坏，不得不离去。1909年，由于老关系重新进入苏林工厂，担任办事员。在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捕，在新切尔卡斯克州监狱关了6个月，以后被解往顿巴斯的巴甫洛夫矿场，交警察监视两年。在这里同尤里耶夫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第三届杜马的预选运动。在巴甫洛夫矿场呆了4个月，被驱逐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境，到了哈尔科夫城。在哈尔科夫起初从事工会工作，后来同当时在哈尔科夫的党员建立了联系。 1914年春为准备五一罢工进行了党的工作。因奸细鲁多夫告密而被捕，从哈尔科夫驱逐到波尔塔瓦。1914年宣战后来到基辅，同一些党员建立了联系，共同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临时委员会。1915年由于遭破坏不得不赴莫斯科。在莫斯科消费合作总社工作，被莫斯科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小组推选参加粮食供应会议，从事集合被破坏的莫斯科党组织和召开党的市代表会议的工作。由于被破坏，召开代表会议的尝试没有成功，我本人被捕，被判处流放伊尔库茨克省三年。1917年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起初在纳尔瓦—彼得哥弗区的党组织中工作，然后被选入彼得格勒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一直工作到1918年（至迁往莫斯科为止）。1918年赴乌克兰从事地下工作，任第聂伯河西岸区委书记。1919年在乌曼正面地段工作，1919年12月被选入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1922年调到西伯利亚从事党的工作，一直工作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郑异凡译 柯秀尔续志 柯秀尔1917年10月任军事革命委员会政委。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工作。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属“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1922—1925年任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3年起为俄共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联共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1927年起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1928—193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第一书记），在乌克兰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1932—1933年苏联发生大饥荒，乌克兰饿死人数在300万以上，被认为是强制集体化造成的恶果。1938年1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是核准“斯大林枪毙名单”的三人小组成员，不过他签署的名单比其他人少，有5份。 1938年5月3日被捕，指控他属于所谓“波兰军事组织”，同被共产国际解散的波兰共产党有联系。1939年2月26日军事法庭判其死刑。 1956年3月14日获平反。 2010年1月13日基辅上诉法院认定柯秀尔是乌克兰“1932—1933年种族灭绝”的组织者之一。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工人反对派”的首领，红色政权的第一位女大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 ——“工人反对派”的首领，红色政权的第一位女大使 （1872—1952） 第一个参加政府的妇女和第一个担任国家全权代表与特命全权大使的妇女。 我出生于1872年，是在一个地主贵族家庭中长大成人的。我的父亲是俄国的将军，按血统是乌克兰人。母亲是芬兰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我在彼得格勒和芬兰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作为家里的最年幼者，而且是父亲的唯一的女儿（我的母亲是第二次结婚），我受到我们那个具有宗法习俗的人数众多的整个家庭的特殊关怀。家里不让我上旧制中学，因为怕我在那里接触“不良分子”。16岁时，我通过了获得中学毕业文凭的考试，开始上私人讲习班并且听历史、文学等学科的教授们开的课。家里也不让我上贝斯土热夫女子学院。我主要在著名的文学史家维·彼·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直接指导下学习了许多东西。他认为我具有文学才能，所以竭力鼓励我走新闻记者的道路。我很早就结婚了，部分原因是要对父母的意志表示反抗。但是，三年后我就带着我的年幼的儿子同丈夫弗·柯伦泰（我出嫁前姓多蒙托维奇）离婚了。 这时我的政治信念已开始形成。我参加了一系列文化教育团体的工作，当时（九十年代中期）那些团体带有为地下活动作掩护的性质。例如，当我们在当时著名的“教材流动博物馆”工作时，我们就同被关在什吕谢尔堡的犯人建立了联系；我们在教育团体中工作，给工人上课，从而也就同工人建立起了密切联系；通过组织募捐晚会，我们为政治性的“红十字会”筹集了经费。 1896年是我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年春天我访问了纳尔瓦和有名的克廉哥尔姆纺织厂，那里的12000名男女纺织工人的受奴役的处境，给我以触目惊心的印象。当时我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更多地倾向于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在访问了纳尔瓦之后，我就研究起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来。当时相继出版了两种最早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刊物《开端》杂志和《新言论》杂志，阅读这两种杂志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自从访问纳尔瓦以来，我拼命探寻的道路终于找到了。 1896年在彼得格勒爆发的有36000人参加的著名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对于澄清我的政治观点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同叶·德·斯塔索娃以及其他许多刚刚参加外国工作的同志们一起，组织了募捐和援助罢工者的工作。无产阶级在受到充分的奴役又毫无权利的条件下，觉悟程度日益提升，这一鲜明的事例使我坚决地转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来了。不过，我还没有在这一领域中进行过著述活动，也没有积极参加运动。我认为自己太才疏学浅了。1898年，我写了第一篇文章，这是关于心理教育方面的，题为《从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看教育的基础》。这篇文章于1898年9月发表在《教育》杂志上，该杂志当时还具有教学方面的特色，但后来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坚定的合法机关刊物之一。编辑是阿·雅·奥斯特罗果尔斯基。那一年8月13日，我出国去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 在苏黎世我进了大学，跟赫克纳教授学习。他的一本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的第二版使我很感兴趣。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我在研究经济规律方面日益深入，我也就随之而越来越成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是我的教授和导师变得越来越右，并且离开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他在其著作的第五版中已成为真正的叛徒了。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当时在德国党内，由伯恩施坦首先发难，出现了一种实行公开的、实际的妥协的倾向，一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即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我的可敬的教授追随和吹捧伯恩施坦，而我则坚决站在“左派”一边，迷上了考茨基，攻读他出版的《新时代》杂志；我亦迷上了罗莎·卢森堡的文章，特别是她的小册子《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她在那本小册子中揭露了伯恩施坦的迁就妥协的理论。 我按照教授的建议并且带着他的介绍信，于1899年去伦敦“研究”英国的工人运动，似乎它一定会使我相信，真理在机会主义者方面，而不在“左派”方面。我有开给韦伯夫妇“亲启”的介绍信，但是在跟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之后，我就明白了，我跟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于是我就不要他们的指导而开始了解英国的工人运动。不过，这种了解恰恰向我证明了相反的东西。它使我认识到：英国现存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改良主义者想用工联主义策略或者借助像“托因比纪念馆”、“民众馆”、合作社、倶乐部之类的一些著名的“社会改良团体”（在工人宿舍中建立的一些文化组织）来医治社会矛盾，那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更加相信“左派”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正确的了，不过我没有回苏黎世，而是回到俄国来了。我同地下工作者建立了联系，我想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并且参加斗争。 当我1898年离开俄国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整个先进的部分即大学生，都怀有“马克思主义”的情绪。他们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除了别尔托夫[1]之外，就是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当时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一些年轻的力量——伊林（列宁）、马斯洛夫、波格丹诺夫等人，从理论上论证在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活动中形成的革命策略。我怀着美好的希望回来，以为会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但是，1899年秋天，俄国的情况已与一年前不同了，已经发生了变化，合法马克思主义与秘密马克思主义联姻的蜜月已告终结。合法马克思主义已公开地转到维护大工业资产的方面去了。“左”翼则已转入地下，更加坚决地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对马克思的迷恋，被一种同样热烈的对“伯恩施坦主义”、修正主义的迷恋取代了。尼采及其“精神贵族”开始成了时髦。 [1]普列汉诺夫。——译者注 我记得很清楚，为了给政治性的“红十字”会募捐，曾在叶·德·斯塔索娃的父亲的住所组织过一个晚会。司徒卢威作论述伯恩施坦的报告。听众是经过“挑选”的，有许多地下工作者，但司徒卢威的报告仍然获得了同情，甚至充分的赞许。只有阿维洛夫一个人起来反对司徒卢威，那个时期的所有的明星和“名流”都支持司徒卢威。我讲了话。本来人们是不想让我这个无名之辈讲话的。对于我非常激烈地维护“正统派”（左派），人们普遍地表示不赞成，甚至愤怒地耸耸肩膀。有人认为，这是闻所未闻的胡闹——竟然反对像司徒卢威和杜冈这样的公认的权威；另一些人认为，类似这样的发言是为“反动派”效劳；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已经“说漏了嘴”，应当做小心谨慎的政治家……在这个时期，我为《科学评论》杂志写了一些反对伯恩施坦、论述阶级斗争的作用、保卫“正统派”的文章，但书报检查机关用红蓝铅笔一挥，说我的文章不适宜于发表。 于是我就决定在经济学方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我同芬兰的联系很密切。当时芬兰人民正在经历博勃里科夫总督统治的黑暗时期，即遭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的时期。这个小民族的独立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被粗暴地破坏了。芬兰人民和俄国专制制度之间正在进行斗争。我无论在理智上还是感情上都完全同情芬兰。我在芬兰看到了一股日益增长的、但还没有被人意识到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我指出了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的迹象，指出了要同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不管是亲瑞典人的、亲芬兰人的，还是赞成青年芬兰运动的政党——针锋相对，建立一个新的、工人的芬兰，同时我同芬兰同志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帮助他们筹集了第一批罢工基金。我论述芬兰的一些文章于1900年在德国的经济杂志《社会实践》、《科学评论》杂志和《教育》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有一篇文章——具体统计分析的文章——登载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同时，在1900-1903年间，我为自己的论述芬兰的大部头经济统计著作汇集了资料，这部著作用的是书报检查机关认为无害的名称：《芬兰工人的生活》。当然，在这些年里，我不仅仅是从事著述和科学研究工作，我还要搞地下工作，不过多半是在外围：在涅瓦关卡外成立一些小组，起草传单，保存和散发秘密书刊等。 我于1901年出国。这一次，我在巴黎同考茨基、罗莎·卢森堡、拉法格以及在日内瓦同普列汉诺夫，建立了私人的联系。《曙光》杂志刊登了我论述芬兰的一篇文章，没有署名；考茨基的《新时代》杂志也刊登了我的文章，用了爱琳娜·马琳这个笔名。从那时起我就同外国的一些同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03年初，我的《芬兰工人的生活》一书出版了，这是一本对芬兰工人状况以及芬兰国民经济发展进行经济分析的书。这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写的，它得到了地下工作者的同情，但许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它表示不满。 1903年，我在由大学生在达吉亚娜洗礼日[1]组织的公开集会上第一次发表演说，我把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相对立。1903年夏，曾再次出国。这是俄国农民起义的时期；南方的工人也发动起来了。我在国外心潮澎湃。两个敌对的势力日益尖锐地交锋了：一个是正在向革命进军的地下的俄国，另一个是要顽固地保持政权的专制制度。以司徒卢威为首的“解放社”则持中间立场。我的许多亲密的朋友跑到“解放社”分子那边去了，把他们视为“实际的力量”，认为纯洁的社会主义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乃是空想。我只好同不久以前的战友和志同道合者分道扬镳。在流亡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争论已经不像前些年那样是在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而是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在两个营垒中我都有朋友。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它的不妥协性和革命性，比较符合我的心意，但是，普列汉诺夫个人的感召力使我没有谴责孟什维克主义。 [1]达吉亚娜被认为是一个神圣的受难者，她的洗礼日即俄历1月25日是俄国大学生的一个隆重的节日。——译者注 我于1903年从国外回来以后，不参加党内的任何一个集团。党内的两个派别利用我充当鼓动员，去写“传单”和完成其他日常任务。1905年的流血星期日，我走上了街头。我曾同示威者一道走向冬宫。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的情景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异常明亮的一月的阳光，一张张轻信人家的诺言等待着佳音的面孔……排列在冬宫周围的军队发出的带来灾难的信号……皑皑白雪上的一摊摊血迹……皮鞭，宪兵喊“抓住”的声音，死的，伤的……被击毙的儿童……当时党的委员会对1月9日的罢工抱怀疑和谨慎的态度。许多同志在专门组织的工人会议上企图说服工人不要举行罢工，认为其中有“挑衅”和陷阱。可我认为“应当去”。这次发动是工人阶级自行决定的行动，是培养革命积极性的学校。而当时我则是被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群众性行动”问题的决议迷了心窍。 在一月的那些日子之后，地下工作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开始在彼得堡出版秘密报纸（我不记得它的名称了），我不仅作为新闻记者参加了它的工作，而且还作出版方面的技术工作。我那个时期所写的一些传单中，一份反对“缙绅会议”和主张立宪会议的传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年来我一直同芬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积极地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和芬兰社会民主党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的联合行动。 在俄国的女社会主义者当中，我是为女工的组织奠定基础的人之一，我为女工组织了一些会议和倶乐部等。同时，从1906年起就捍卫这样一个思想：女工的组织不应脱离党，而在党内必须设专门的局或委员会来维护和代表女工的利益。我同布尔什维克一道工作到1906年，但在工人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问题以及关于工会的作用问题上同他们发生了分歧。1906至1915年间，我属于布尔什维克派，而从1915年到现在，我是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的党员。我曾于1908年逃离俄国，因为有两个针对我的刑事案件：一是由于我把纺织女工组织起来了，二是由于我在《芬兰和社会》这本小册子中号召实行武装起义。从1908年末起到1917年，即到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止，我过着政治流亡生活。在国外立即加入了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党，而且作为鼓动员和著作家曾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和美国（1915—1916年）工作过。 大战时曾在德国被捕并被驱逐到瑞典，由于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又被逮捕。虽然如此，在大战年代，为了反对第二国际而维护齐美尔瓦尔德的联合、为了维护国际主义，我在挪威、瑞典和美国（应美国社会党内的德国人团体之请）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还以秘密的办法为俄国进行了工作。1917年回到俄国以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第一位女委员，接着又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之前，我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起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逮捕。十月革命前不久，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坚决要求下获释。十月革命时，我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当时我赞成由工人和农民夺取政权。在第一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内阁中，我担任国家救济人民委员。从回到俄国的时候起，我就从事女工组织的工作。从1920年起任党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在担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期间，我发布了一些对母亲和儿童实行保护和保障的法令。 从1923年5月起任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从1924年3月起任驻挪威外交使团代办；从同年8月起任苏联驻挪威特命全权公使。 我在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著作有:《芬兰工人阶级状况》（1903）、《阶级斗争》（1906）、《第一个工作日程表》（1906）、《妇女问题的社会基础》（1908）、《芬兰和社会主义》（1907）、《社会和母亲》（600页）、《谁需要战争》（销售了几百万册）、《工人阶级和新道德》。此外，我还写了论述两性问题的大量文章和短篇小说，以及主要是反对战争和争取劳动妇女解放的各种鼓动书籍。 杨彦君译 柯伦泰续志 1917年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上，柯伦泰是支持列宁《四月提纲》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后她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位女部长——社会救济人民委员，也是第一位女大使。1920年，根据她的倡议在俄共中央下设妇女工作部，担任部长。1921年党内工会问题争论中她是“工人反对派”主要成员，起草了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主张把全部国民经济交生产者代表大会管理。后被迫放弃“工人反对派”的纲领。 1922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22—1926年、1927—1930年任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1926—1927年到墨西哥工作了一段时间，1930—1945年任驻瑞典公使和大使，对改善苏联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因病离开外交工作。 柯伦泰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致力于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争取男女平等。在两性关系上曾支持十月革命后流行一时的“一杯水主义”，但仍强调两性间需要爱情。
卡尤罗夫，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他始终是基层党员，哪个战场有困难列宁就派他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卡尤罗夫，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 ——他始终是基层党员，哪个战场有困难列宁就派他去 （1876—1936）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把卡尤罗夫漏掉了，但此人的经历与施略普尼柯夫的经历恰好互相补充。1917年2月，在施略普尼柯夫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领导人努力担起领导责任但又承担不了的时候，卡尤罗夫是维堡委员会的委员（由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成员于2月26日已被逮捕，维堡委员会实际上起着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作用），他和丘古林、哈哈列夫等同志一起正从事日常的和具体的革命活动；如果说施略普尼柯夫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卡尤罗夫则始终是一名基层党员。 卡尤罗夫于1876年诞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时加入布尔什维克派。1917年2月革命爆发时，他正在维堡区的埃里克松工厂做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维堡区委员会的委员。二月革命后，当选为维堡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夏初，奉命赴西伯利亚工作。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列宁派他去彼得格勒，把一封信带给彼得格勒工人。列宁在信中说，他派他的“老朋友”[1]卡尤罗夫来请挨饿的彼得格勒工人到农村去征集粮食和同富农作斗争（见1918年7月12日信）。八天后，列宁又召卡尤罗夫去承担其他任务。当时，喀山战线全线崩溃。第五集团军所属各团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击溃，喀山陷落。托洛茨基赶赴莫斯科的大门斯维亚日斯克。为了使一支已成惊弓之鸟的军队恢复士气并挡住敌军的进攻，必须派共产党员去，尤其是彼得格勒的共产党员去。列宁在1918年7月12日《告彼得格勒工人书》中说：“俄国其他地方的工人都没有彼得格勒工人那样有觉悟。”1918年7月20日，列宁在给季诺维也夫、拉舍维奇和斯塔索娃的信中写道：“必须从彼得格勒派出最大数量的工人：（1）几十位‘领袖’（像卡尤罗夫那样的），（2）数千名‘战士’。” [1]七月三日事件后，最初曾是布尔什维克、后又成为普列汉诺夫分子的阿列克辛斯基指责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德国间谍。列宁决定躲藏起来。他于7月6日选了卡尤罗夫家作为他的第一个隐匿地点。——译者注 几天后，卡尤罗夫和丘古林带领了一支拥有几千名彼得格勒共产党员的队伍来到喀山前线，这是支援内战前线许多支队伍中最早的一支，其中的战士都参加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战士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卡尤罗夫和丘古林参加了改组后的第五集团军司令部，这支军队在斯米尔诺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下，于1919年打败了高尔察克，于1920年在西伯利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卡尤罗夫是第五集团军政治部的负责人。1920—1922年间，他在西伯利亚负责经济工作，并于1921—1922年间任西伯利亚地区监委主席，主持清党。1923年，他回到彼得格勒，写了几篇回忆文章（关于二月革命，与列宁的来往）。当三驾马车发生分裂和“联合反对派”同斯大林作斗争时，他站在季诺维也夫一边，但并不占显要地位。他似乎已属被淘汰之列了。 1932年，右倾分子柳亭起草了一份政纲，指责斯大林是“俄国革命的恶魔”，并把斯大林比作1902-1909年间曾领导社会革命党恐怖活动的警察局奸细阿杰夫。柳亭声称，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托洛茨基派的立场是正确的，而右派在农业问题上的主张也是正确的。在柳亭所联络的一批人中就有卡尤罗夫。由于赞同柳亭的政纲，卡尤罗夫与其他柳亭分子一起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因柳亭声称必须撤除他的总书记职务，要求把柳亭处决。1936年，党虽然已经斯大林化了，但总书记和内务人民委员仍认为这个党不够听话，一场恐怖浪潮便向全党袭来。卡尤罗夫拒不认罪，被亚哥达的警察所处决。 让一雅克·马里撰写 毓才译 卡尤罗夫续志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缺此人的传记，本文译自法国人让一雅克·马里编的《布尔什维克自传》。 卡尤罗夫1926—1932年在列宁研究所（后改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工作。1932年卡尤罗夫和儿子一道组织反对派集团，请已经被开除出党的柳亭起草纲领，8月21日成立“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联盟”，但仅存在两个月，全体成员被捕。卡尤罗夫把全部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父子两人均被开除党籍。1933年3月被判流放3年。1936年流放期满后准备去阿拉木图，9月11日突然去世，死因不明，据他儿子说死于毒杀。其妻被赶出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儿子被枪决。 1989年9月21日获平反。
卡莫（帖尔-彼得罗相，谢苗·阿尔沙科维奇）——装疯卖傻九死一生的传奇革命斗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卡莫（帖尔-彼得罗相，谢苗·阿尔沙科维奇） ——装疯卖傻九死一生的传奇革命斗士 （1882—1922） 1882年生于梯弗里斯省哥里殷实的承包人家庭。父亲是个刚愎自用的暴君，贪吃而爱请“有名望的”客人吃饭，但很少管家。母亲年轻漂亮（生卡莫时才16岁），几乎生了一打子女，活下来的有5个，非常爱这个长子。卡莫7岁时进亚美尼亚小学，学习小孩不易懂的亚美尼亚语，因为家里讲的是格鲁吉亚语。11岁进入市立中学，在这里强制学习跟他完全格格不入的俄语。卡莫早在童年就接近贫民，这曾引起父亲的不满。卡莫亲眼看到父亲对他崇拜的母亲采取的粗暴和凌辱行为，便站在母亲一边，年纪再大一点更尽力保护她。1898年卡莫因不良行为（对神学采取自由思想）被开除出学校。他本决定志愿入伍，并为此目的赴梯弗里斯的姑母家。他就教于在哥里出生的斯大林和瓦尔达扬涅茨，他们当时已经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他们领卡莫结识新的同志，向他介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但母亲病危，所以卡莫就回家了。父亲这时已破产，家境贫困，无钱治病。母亲逝世后，卡莫同妹妹们又回到梯弗里斯姑母处。1901年他在这里加入社会民主党，有两年时间执行党的各种技术性任务，获得“卡莫”的名字（俄语кому的变音）。 1903年卡莫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委员，组织联合委员会的印刷所，积极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他在散发秘密书报时有无穷的应变能力。1903年卡莫被捕，但9个月后越狱逃脱。1904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状态后，继续在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工作。1905年12月梯弗里斯爆发起义，在同哥萨克斗争时卡莫受伤，遭到毒打并被捕。在狱中关了两个半月。他同一个格鲁吉亚人换了姓名，没有暴露。接着卡莫从事运送武器的工作，帮助32位同志逃出麦捷赫监狱。1906年卡莫感到自己知识不足，决定赴彼得堡，但是党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到国外采购武器，但未成功，运输武器的轮船从保加利亚出发后在中途沉没了。 1907年卡莫化名达季安公爵赴芬兰，拜访了列宁，运载了武器和炸药回到梯弗里斯。在这里他进行了极其勇敢的剥夺行动，并于1907年8月赴柏林。9月被德国警察逮捕，逮捕时搜出武器和装有炸药的箱子。他被控为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有被引渡给俄国政府的危险。卡莫开始装作狂暴的疯子，成功地伪装了整整4年。1908年他被转入柏林附近的布赫精神病院，住在有9名疯子的病房里。1909年卡莫作为“痊愈者”被移交阿尔特—莫阿比特监狱侦讯处，但他在这里又装作失去感觉的病人。经过长时间的折磨、考验，医生承认他是精神病人，然后当局把他移交给俄国。宪兵把他押送到梯弗里斯，禁闭在麦捷赫监狱。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干预从绞刑架上救了他，它们指责德国政府把一个明显的病人当作政治犯交给反动俄国。律师О．柯恩给梯弗里斯寄去由一批柏林著名精神病学家签署的关于卡莫患慢性精神病的证明。在梯弗里斯法庭的大厅里挤满欲一睹著名英雄的公众，卡莫再次假装精神病人。军事法庭决定在麦捷赫监狱的精神病院进行新的检验，他在这里被关了一年零四个月，经受了同在布赫一样的折磨。最后，医生承认他是精神病人。卡莫被转移到米哈伊洛夫精神病院，他从这里逃脱，起初藏在过去一个同志的母亲家里，后来又在一个官吏的僻静房子里躲了一个月。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搜捕这位著名革命家，城市被封锁，城市的出口和通道受到严密监视。然而卡莫扮作中学生骑自行车到了姆茨赫特，然后到达巴统。巴统的同志们把他安置在轮船货舱的木桶和货箱之间，这样卡莫到了巴黎列宁那里，列宁给了他一笔钱，他从巴黎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赴保加利亚。他从布尔加斯取道君士坦丁堡赴特拉比鲁德。在君士坦丁堡正当他企图登上去巴统的轮船时被土耳其当局逮捕。卡莫自称伊凡·佐伊泽，土耳其的间谍知道此人在高加索进行反俄宣传。于是放了他并建议他去雅典。卡莫得以重返高加索。他在这里重新结集战斗队员，1912年曾进行剥夺卡召里马路上的运钱邮车的尝试。剥夺没有成功，四人被打死，卡莫本人受伤被捕，又被关进麦捷赫监狱。 过了不久，他在四个案件中每一案都被判处死刑。判决应在一月后执行。但是法庭检察官哥利岑斯基对卡莫个人非常同情，迟迟不把判决上报核准，而等到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的宣言。由于这一手法，检察官受到警告，影响了官运，但是根据宣言，卡莫由死刑改成20年苦役。1915年卡莫被移交哈尔科夫监狱，同刑事犯关在一起。二月革命使他获释。卡莫先到了莫斯科，然后又去彼得格勒。列宁送他到高加索休养以恢复健康。在山区疗养院稍稍休养了一段时间，即动身去巴库，在巴库苏维埃和契卡工作，然后赴莫斯科。在这里党中央委托他组织一个小组到邓尼金的后方去工作。他召了一队人，用别出心裁的办法考验了他们的坚强程度，就动身去南方，但是攻克罗斯托夫打乱了他的计划。卡莫动身去梯弗里斯，被孟什维克政府逮捕，再次被关进麦捷赫监狱。从狱中放出后，卡莫去巴库，在这里从事地下活动，直至1920年4月27日红军到来为止。卡莫决定提高自己的学识，列宁建议他进总参谋部科学院。他认为自己缺乏完备的学识，因而不止一次地拒绝了推荐他担任的负责工作。1922年7月14日他在梯弗里斯骑自行车时偶然被汽车撞死。［见С．Ф．麦德维杰夫《革命英雄（“卡莫同志”）》1925年党史研究所版］。 郑异凡译 卡莫续志 卡莫这位传奇英雄的传记是完整的，一直写到他去世为止。需要说一下，文中所说的“剥夺行动”就是“抢劫”国库。1905年12月到1907年6月，格鲁吉亚曾经发生五起武装抢劫国库案。抢劫行动由斯大林指挥，卡莫等人实施。规模最大的一次“剥夺行动”是1907年6月25日发生在梯弗里斯的抢劫运送国库钞票的马车行动，这一次共劫得30万卢布，约合现在的500万美元。抢劫所得上交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这次抢劫案曾经轰动一时。然而抢劫行为是社会民主党所公开反对的，孟什维克甚至谴责这种盗匪行径。 1922年7月14日，卡莫在梯弗里斯骑自行车被一辆载重汽车撞死，那时格鲁吉亚没有几辆载重汽车，而这辆车还是当地契卡的，人们普遍认为事非偶然。不久斯大林命令移出卡莫在梯弗里斯的纪念碑，其姐妹也遭逮捕，从而从侧面证明有人需要消灭自己历史上丑行的见证人。 50年代以后，苏联曾经把卡莫传奇事迹搬上银幕：《我认识他》（1957）、《特殊任务》（1965）、《卡莫的最后功绩》（1973）等。
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契卡的创始人，红色恐怖的实施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契卡的创始人，红色恐怖的实施者 （1877-1926） 生于1877年，是小贵族的儿子。在维尔纳中学上的学，1894年中学七年级时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自修小组，1895年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领导工厂学徒小组（由此得名“亚采克”），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了更接近工人群众，于1896年自愿从中学八年级退学。在校期间经常同校领导斗争。尽管“工人上层”阻挠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捷尔任斯基还是成了鼓动员并深入到完全未被触动过的群众中去——到小酒馆的晚会以及其他工人聚会的地方。1897年初党派捷尔任斯基去工业城市科夫诺，该城尚无社会民主党组织，而波兰社会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捷尔任斯基在这里深入工厂工人的底层，看到了骇人听闻的贫困和剥削，特别是对女工。也是在这里，他通过实践学会了组织罢工。由于一个叫做热勃罗夫斯基的少年工人的告密，捷尔任斯基在下半年被捕。1898年捷尔任斯基被判流放维亚特卡省3年，起初在诺林斯克，后来转到往北500俄里的凯哥罗德斯克村，作为对他性格执拗、同警察争吵的惩罚，也作为对他在马合烟厂当填装工的惩罚。1899年8月捷尔任斯基乘小船逃跑并回到维尔纳，在这里激烈反对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民族主义。捷尔任斯基由此地出国，但他宁愿去华沙，以便在这里同工人建立联系，不久把大批不同职业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组织一边（工作时用的化名是“阿斯特罗姆”和“弗拉涅克”）。1900年2月捷尔任斯基在一次会上被捕，起初关在华沙的一个城寨里，后来关进谢德耳策监狱，1902年被流放东西伯利亚，为期5年。在赴维柳伊斯克途中捷尔任斯基自韦尔霍连斯克逃脱，侨居国外。他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移居克拉科夫以从事联络工作（从这时起化名“约瑟夫”）。至1905年1月止，有时去俄属波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完全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身份工作。1905年7月捷尔任斯基被捕，直到十月大赦时才获释。1906年被送派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作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1906年底捷尔任斯基在华沙被捕，1907年6月被保释。1908年4月13日捷尔任斯基再次被捕，因新旧案件两次受审，1909年年底被流放西伯利亚叶尼塞斯克省塔谢耶夫卡，但捷尔任斯基在此地总共呆了7月就再次逃跑，取道华沙逃往国外。定居克拉科夫后，捷尔任斯基有时去华沙。1912年他在华沙被捕，被判处3年苦役。1914年被发配奥廖尔服苦役。然后把他转到莫斯科，1916年在此地因1910－1912年期间从事党的工作受审，追加6年苦役。1917年二月革命后，捷尔任斯基被从莫斯科中央监狱释放出来。8月前捷尔任斯基在莫斯科工作，8月份由莫斯科组织选派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捷尔任斯基留在彼得格勒。作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十月革命，然后接受组织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任务，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任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4月14日起还任交通人民委员，然后于1924年领导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17年起一直任俄共中央委员。 经本人审定的自传的复述，载于弗·涅夫斯基《1880－1905年时期参加俄国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传记词典资料》第1卷A－Д,1923年版。 郑异凡译 捷尔任斯基续志 捷尔任斯基在十月革命后的作用可以分为两方面。 一方面是在红色恐怖中的作用。1917年12月成立契卡，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其任务是通过直接实施恐怖来同反革命做斗争，契卡拥有不经法庭审判直接执行枪决权，捷尔任斯基宣称，枪决权对契卡极端重要，即使宝剑会伤及无辜也罢。1918年列宁遇刺后捷在全国实施了红色恐怖，大批的人被逮捕枪决。实施新经济政策后，为限制契卡的权力，将之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普乌），仍由捷领导。 捷尔任斯基的另一方面工作是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他在国民经济工作中主张工业发展要依靠广阔的农村市场，说害怕农村富裕就谈不上工业化，主张发展小私人商业，降低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虽然斯大林指责他为托派，但他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认为它威胁党的统一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1925—1926年间他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认为需要改变经济管理体制，克服官僚主义，否则会出现葬送革命的独裁者。 苏联那时约有500万流离失所的儿童，捷尔任斯基任“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救济了大批孤儿，其中有8人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 1926年7月20日召开联共中央全会讨论经济状况，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做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因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去世。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上。
加里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列宁称之为“全俄大家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加里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列宁称之为“全俄大家长” （1875—194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875年11月7日生于特维尔省科尔切瓦县上特罗伊査村。加里宁的父母是不富裕的农民。13岁以前一直帮助父亲经营。10岁开始跟一个识字不多的老兵学文化；11岁进邻近女地主莫尔杜海－鲍勒托弗斯卡娅庄园的地方自治小学，同学校的孩子们一起游戏。小学毕业时名列前茅，到当时住在彼得堡的莫尔杜海—鲍勒托弗斯卡娅家当侍役。用他的话说，侍役的职责完成得不好，很不上心。但是，侍役使他能够读到莫尔杜海—鲍勒托弗斯卡娅家的许多藏书。16岁时女主人决定让加里宁到彼得堡的弹药厂当学徒，在这里他入工厂的夜校学习。在该厂工作两年后入普梯洛夫工厂当旋工。在这里加里宁有了最早的政治结交；他加入政治小组，但不久即解散。然而加里宁继续投入政治生活，结识了一名渐近老境的工人帕尔舒科夫和同地下组织有关系的图拉工人。1898年，加里宁开始在小组工作，这个小组由工学院大学生佛敏领导。半年后这位大学生被捕，由其他人接替。1898年加里宁加入社会民主党，继续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作，这时这里已有好几个政治小组。1898年加里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工人思想报》上的文章）。次年加里宁第一次被捕，被指控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此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是列宁。在监狱里关押了10个月后，加里宁被流放高加索。顺路回了一趟在农村的家，然后赴梯弗里斯，在此地的铁路上当一名旋工，并在梯弗里斯工人中从事地下工作。在一次罢工后被从铁路上开除，加里宁进一家私营工厂工作，但不久被完全剥夺在高加索的居留权，因此转移到烈韦里。在烈韦里他进入“伏特”工厂，一年后重新返回铁路工作，一直继续地下工作。1903年加里宁再次被捕，被押送到彼得堡监狱，在这里他被关了6个月。加里宁回忆这段时间说：“在1903年已经感觉得到一股新的潮流。整个拘留所关满了政治犯，吵吵嚷嚷，横行无忌。不记得由于什么原因开始了抗议。安静的监狱成了疯人院。”当局加强了镇压，犯人们则以绝食来回答。加里宁被转移到“十字监狱”，在这里同41名犯人一道受到毒打，其中一人因此死亡。毒打后过了一个半月，加里宁获释，再次被迫赴烈韦里，进入他过去工作过的“伏特”工厂。1904年初又一次被捕，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四年；但由于对日战争爆发，把西伯利亚换成奥洛涅茨省，他在这里一直住到1905年获释为止。在农村家里作短暂停留之后，即回到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在这里任区委委员和战斗司令部成员。因罢工被解雇后，加里宁重新回农村住了几个月，然后重返彼得堡，进入弹药厂。但他在什么地方也呆不长久：他从弹药厂转到列伊赫利克仪器厂；被捕；回农村；赴莫斯科，在电车站工作；两年后再次出现在彼得堡的火炮厂；最后，被捕后被遣送回农村，在农村住了整整一年，从事农业。在这段时间里加里宁从未中断革命活动：1906年属布尔什维克派；在中央五金工会工作；担任区委委员；参加出版工人报纸；作为代表出席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农村逗留期间曾受到仔细的搜查，但由于邻居农民作证时没有提他的政治活动，证词对他有利，因此没有被捕。大战的头几年加里宁在彼得格勒“艾瓦斯”工厂工作，这是彼得格勒工厂中技术最先进、革命情绪最强烈的一个工厂。1916年11月，加里宁再次被捕，预定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2月革命爆发，使他获得了自由。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改选彼得格勒市杜马时，加里宁当选为市首脑。1919年加里宁当选为俄共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他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3月列宁在为加里宁的候选人资格辩护时说：“我们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只有同中农达成一系列协议。而我们知道，更多地在革命时期工作的同志们，不总是善于很好地接近中农。对待中农的问题，在我国比在我们欧洲同志那里更加尖锐，因此我们应当让这样一位同志来领导苏维埃政权，他能够表明我们在对中农的态度上将真正贯彻党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找到一位既有生活经验又很熟悉中农生活的同志，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一任务，而我认为，你们今天在报上看到的候选人是符合这一切条件的。这候选人就是加里宁。”[1]鉴于自己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工人群众同农民的联系，加里宁经常巡视各省。1919年他要求取消地方上的粮食壁障，理由是农民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很难理解“最高机关作出的旨在完成某些命令的这些决定的好处”。 [1]参看《列宁全集》第29卷第203一205页。——译者注 见《十二人传》（工人莫斯科出版社1924年版），《米·伊·加里宁》（“红色处女地”出版社1924年版）,《消息报》1924年2月8日。 （本人审定的传记） 郑异凡译 加里宁续志 1919年加里宁接替因病去世的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说是他提议加里宁任主席的，并称之为“全俄家长”。1919—1946年任联共中央委员，1919—1926年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46年为政治局委员。 1932年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流放被开除出集体农庄的“富农”。5月4日在征询对驱逐38000家庭的意见时，加里宁写道：“我认为此行动缺乏根据。”两周后政治局撤销了决定，中止了已经开始的行动。1938年1月加里宁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年3月被解除此职，改任主席团委员。 1938年其妻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被捕，1945年名义上获赦，但直至1946年5月才获释。1946年6月3日加里宁去世，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上。
基洛夫，谢尔盖·米朗诺维奇——他的遇刺引发大规模镇压的狂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基洛夫，谢尔盖·米朗诺维奇 ——他的遇刺引发大规模镇压的狂潮 （1886—1934） 俄共中央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886年生于维亚特卡省的一个小县城乌尔茹姆。我早年失去父母，同两个姐妹一起由祖母抚养，由于已故的祖父是尼古拉时代的士兵，所以祖母每月有3卢布的养老金。7岁被送进孤儿院，因为祖母无力养活三个孙儿。一年后进入小学，毕业后进市立中学。学习很好，因此市立中学毕业后作为地方自治局助学金领取者被送进喀山机工技校。在这里开始了差不多独立的生活，首先是由于助学金有限（一年96卢布）。还在乌尔茹姆时就已结识政治流放犯，他们的影响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后来在回乌尔茹姆度假时，这种结交更加巩固，并且带来了更为有益的结果——我相当认真地阅读秘密书刊，同流放犯进行了大量的交谈，等等。这种最起码的政治准备提供了同喀山的革命大学生建立某些联系的机会，技校毕业时已成为相当坚定的革命者，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技校毕业时成绩很好，想继续学习。1904年秋赴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打算考工学院。在托木斯克进普通教育专修班学习。不久在托木斯克同在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建立了联系（斯米尔诺夫等）。进行基本的准备工作。1905年1月参加了组织武装示威的工作，以回应彼得堡的一月事件。1905年2月2日在党的秘密会议上同40名同志一道被捕。按“行政处分”关押了两三个月，然后获释。从此开始了真正的革命工作，不久成了职业革命家。主要从事散发秘密书报和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活动，参加工人集会等。参加当时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小组，那时多数组织是支持孟什维克的。后来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化名谢尔盖、谢尔日、科斯特里科夫），主持地下印刷厂工作。1905年革命时在托木斯克工作，主要是在塔伊加车站，在这里同在1905年牺牲的皮萨列夫一道领导了铁路工人罢工，取得很大成就。1906年初受党委派赴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去弄一台优良的印刷机（普通的手摇印刷机已不能适应我们的任务）,但是在动身的那一天在察列夫县组织司库家里被捕。依据刑法第126条在托木斯克监狱关了一年左右，在交保证金后开释至开庭前。出狱后同M．A．波波夫、Г．什波列夫和列舍托夫一起建设一个出色的（在保密意义上）的地下印刷厂。印刷厂设在城市边缘格拉齐阿诺夫医生家里，他后来是高尔察克政府的成员。我们工作得很卖力。场地已接近完成。可惜一天早上我们四人在现场被捕。但是尽管进行了极为仔细的搜查，安放了印刷机的场地却没有被发现（地下室和地面之间的天花板未铺砌，屋里堆了一俄尺高的厚厚一层土，地下室的出入口经过仔细的伪装）。进行了长时间的侦讯，但是宪兵们未能找到任何罪证。除了科（科斯特里科夫），全体获释；科因前案（是被保释放的）而不得不留在监狱里。不久此案开庭审讯，科、莫伊谢也夫、男爵等六位同志受审。除科外全被判处流放，科“因未成年”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监狱关押期为我们提供了自学的极好机会。监狱里的图书馆相当不错，此外还能获得当时的所有合法书刊。妨碍学习的只是猖蹶一时的充满兽行的法庭，有数十人在此被绞死。在托木斯克郊区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夜间常常充满了被送去处决的“死刑犯”发出的和同志们用生命告别的使人肝肠欲裂的喊声。但总的说来，比起自由的时候在地下状态时的学习条件要好得多。长官们似乎还鼓励犯人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安静一些，少来些狱中“晚会”、绝食等。 服刑期满后移居伊尔库茨克。组织遭到了破坏。不久得知，在托木斯克曾建立地下印刷所的格拉齐阿诺夫医生的住宅由法庭指定某警官居住，有一天炉灶倒塌了。宪兵们记起该住宅的历史，对地下进行了挖掘，一切都暴露了。我们不得不逃往高加索，因为西伯利亚已不安全。波波夫等人在不同的地方被捕。基洛夫逃到弗拉基高加索。这里没有组织，只有个别同志。我当时处于地下状态，作为撰稿人为当地一家合法报纸工作。1915年再度被捕，因印刷厂案被押送托木斯克。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受到审讯，但因“缺乏罪证”宣告无罪；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缺乏罪证，而是由于新纪元到来了，革命已在敲门，法官们不会听不到这种声音。 宪兵指定我去纳雷姆边疆区，但连这也没有得到执行。再次去高加索，这时这里开始形成某种组织。在此地住到1917年革命。以弗拉基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委员身份直接参加了这一革命，在这一组织中共事的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成员。十月革命后不久，开完苏维埃代表大会从彼得格勒返回北高加索时碰上了独特的国内战争。被组织派往莫斯科筹划武装和供应等事宜。1918年随庞大的武器和弹药运输车队取道察里津返回高加索，但已无法通过。碰上被击溃撤退的第十一集团军。被派往阿斯特拉罕。开始收集第十一集团军的残部。以第十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身份开展保卫阿斯特拉罕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工作。粉碎邓尼金叛乱后随第十一集团军进入北高加索，然后去巴库。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中央候补委员，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中央委员。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制度后被派往格鲁吉亚任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过些时候参加里加代表团同波兰谈判。同波兰缔结和约后先后在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从事党的工作，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委员。 郑异凡译 基洛夫续志 基洛夫于1926年接替被解除职务的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省委、市委第一书记，联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起任中央书记。 1929年底，列宁格勒的一批干部举报基洛夫革命前同“左翼资产阶级报刊”合作，要求把他解职。联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审查，因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基洛夫安然无恙，而举报人被撤职。不过会议的决定中仍说是基洛夫的一个错误。 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基洛夫得票数超过斯大林。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摩尔尼宫被列·尼古拉耶夫刺杀。其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上。 基洛夫之死引发一轮大清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被牵扯进去而被判刑枪决。对于基洛夫之死有各种说法，有说是内务部人员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实施的暗杀，有说是情杀。官方在事发数小时后迅速宣布是“苏联敌人阴谋家”所为。苏共二十大后，虽进行了多次专案调查，但始终未能查明真相，得出明确结论。
伏罗希洛夫，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红骑兵的创建者之一，“军事反对派”的首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伏罗希洛夫，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 ——红骑兵的创建者之一，“军事反对派”的首领 （1881—1969） 我1881年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维尔赫涅耶村。父亲是铁路卫士，母亲打短工。父亲是尼古拉时代的士兵，富有自由思想，是个很独特的人。他在地主的大农场、矿场和铁路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因同东家和行政当局争吵而不断改换服务的地方。因此我从童年起就备尝艰辛。父亲曾多次失业，有一段时间我曾同姐姐一道出去乞讨要饭。六七岁时即到矿场去干挑选黄铁矿的活，一天挣10个戈比。十岁时同父亲一起为地主放牧。这时通过实践认识了富农土豪。有一次，我们家又闹饥荒（父亲外出寻找工作），家住农村、生活富裕的叔叔领我到他家“作客”，但不是把我当作客人，而是当雇农看待，受了一年的残酷剥削。后来我重返矿场，在车间工作，这时已是个少年。在这一时期邻村打短工的农民曾把我毒打了一顿，好像是为某件蠢事找碴儿，实际上是因为车间收了我，而拒绝了另一个农民。毒打我这个小孩的事件给全车间成年人一辈子留下了痛心的回忆。我是个文盲，这使我妈妈极为难受，她的终身目标是要使我成为“有教养的人”，使我能像她父亲（我外祖父）那样读圣诗集和日课经，她没有更大的愿望了。但不幸，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学校。1893年斯拉维扬斯克县瓦西里也夫卡村开办了一个地方自治局办的学校，我被接受入学。读了两个冬天的书，顺利地读完全部“学科”。 在这两年期间换了三位教师，最后一位谢·马·雷日科夫是个优秀的教师和教育家。谢·马·雷日科夫真诚地喜欢我，在老师家里我成了自己人、亲人。他后来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及杜马第二秘书（劳动派分子），是个聪明、正直、乐观、有极为发达社会本能的人。我十四五岁时在他指导下开始阅读古典作家的著作和自然科学的书籍，就在这时候开始看透了宗教。1896年，我进入阿尔切夫斯卡娅车站附近的工厂。我在工厂做工，并没有中断阅读，同老师的交往使我迅速成长，我在智力和文化上都得到了发展。然而有一天，大概是1897年或1898年，政府给厂里派来一个警察局长。从此开始了我的政治工作。该警察局长格列可夫去见邮政局长，我们这些10-15岁的小孩也从邮政局长身边经过。除我以外，所有的人都向警察局长问好。警察局长为人勤奋但愚蠢。他正坐在“太太”们中间，这时从长凳子上跳起，挥着拳头向我扑来，要求我解释为什么不鞠躬问好。我当着“长官”的面笑了起来，他就怒气冲冲地揪住我的衬衫，我则用双手抓住这个大发雷霆的“小暴君”的领带。邮政局长和我的所有伙伴们都不见了，而我则戴着双耳便帽被关进牢房。第二天我被放出，但此后开始了不断的、持久的迫害。起先对我“秘密”跟踪，后来警察局长的暗探便接踵而至。迫害起了它的作用：我不仅同老师公开谈论政治问题，并且在工厂和教师中广交好友。 1899年在我的领导下，生铁铸造车间的起重机司机举行了罢工。过不多久对我进行了搜查并短期逮捕。和我一起遭到搜查的还有我的老师。谢·马·雷日科夫被召往彼得堡，好像是去教育部，要求他中止同伏罗希洛夫的来往。我失业了3年。顿巴斯的所有工厂和矿场都拒绝我去工作，我被列入了黑名单。1903年，我从卢甘斯克进哈特曼工厂工作，但过了两三个月警察局把我从卢甘斯克撵走。就在这时候我正式加入了党并成了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卢甘斯克委员会。1904年夏通过雷日科夫再次进入哈特曼厂工作。2月和6月我在工厂领导了几次罢工。就在这时候当选为工厂代表苏维埃主席。7月在罢工期间我在工厂被捕，被打得半死，在狱中一直关到12月。根据数千名来到监狱外的工人的要求，我被保释。不久为躲避袭来的反动浪潮，我隐藏了起来。1906年初，我作为代表出席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那里第一次遇见了我党的精英——伊里奇。 从斯德哥尔摩回来后加紧准备战斗行动的组织工作。我两次赴芬兰，运送从芬兰革命者那里采购来的大批武器。现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也不得不为这批武器张罗。卢甘斯克组织拥有良好的战斗队伍和制造无数炸弹的出色的实验室。我始终是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还被选为哈特曼工厂重新组建的工会的主席。工厂的管理权实际上转入工人之手，厂长只是名义上实行管理。 10月，我和其他一些人本应接受哈尔科夫法院巡回法庭的审讯，但是卢甘斯克工人的总罢工使审讯无法进行。1907年春法院宣布我无罪，我立即作为卢甘斯克组织的代表赴伦敦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在这以前被派往莫斯科出席第一次五金工会全俄代表会议。1907年7月被捕，同年10月被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刑期3年。 1907年12月从流放地逃出，受中央委员会派遣赴巴库工作。在这里同邵武勉、查帕里泽、斯大林、索斯诺夫斯基等同志一起工作到1908年秋，然后赴彼得堡。9月在彼得堡被捕，被重新发配阿尔汉格尔斯克省。1911年1月在流放地霍尔莫戈雷被捕，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关到11月，然后押往麦津县。1912年从流放地获释后，我在“久莫”的工人合作社中工作，但三四个月后又被捕，被流放切尔登边区。1914年在切尔登获释，在察里津大炮制造工厂找到了工作。在察里津把分散在各工厂企业的老布尔什维克结集在一起，但不久不得不去彼得堡以摆脱沙皇军队。在彼得堡又遭到搜查和监视。 二月革命后，我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和我党党团委员会委员。3月，我在顿巴斯。4月作为代表出席党的代表会议，然后作为代表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1917年我在卢甘斯克工作，主持苏维埃、市杜马和党的委员会，是民主会议的代表，然后由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选为立宪会议代表。军事工作是从1918年组织部队开始的，3月在我的指挥下该部队同入侵的德军进行了战斗。不久被任命为乌克兰第五集团军司令，然后指挥在德军压制下从乌克兰撤至伏尔加和察里津的部队。在利哈亚车站进行了一次大会战。我们的部队在遇到暴动的哥萨克及其火力后朝白河方向仓皇逃跑。 需要把数万名士气沮丧、疲惫不堪、衣衫槛褛的人们和几千只装运工人的家具什物及其家庭的车厢运出沸腾的哥萨克顿河区。在受马蒙托夫、菲茨卡纳乌罗夫、杰尼索夫将军等四面八方包围的整整三个月里，我的部队在进行突围，修建了几十俄里被拆毁和烧坏的铁路路基，修复桥梁，修堤筑坝。经过三个月，“伏罗希洛夫部队”突围至察里津，在这里这支部队加上其他部队组成红军第十集团军，我受命指挥。1918年我参加了乌克兰政府，尔后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此后指挥第十四集团军和乌克兰内防战线。1919年底任骑兵第一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俄共中央委员、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而在1924年任主席团委员。1924年5月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目前任俄共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莫斯科国防航空化学建设之友协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国际航空化学建设之友协会副主席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特派员。因战功荣获两枚红旗勋章和荣誉武器。 郑异凡译 伏罗希洛夫续志 从国内战争时起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很好，伏在内战期间属“军事反对派”。1925年伏龙芝去世后，伏罗希洛夫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职务，到1934年6月。1934—1940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是在军事部门任职最长的将领。1935年11月晋升为苏联元帅。苏芬战争后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职务，由铁木辛哥接任。伏改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下属国家国防委员会主席（1942年5月30日撤销此建制），1944年11月22日被解除国防委员会委员职务，是唯一被解除此职务的人。 1929年12月斯大林50岁大寿，掀起一阵歌功颂德风，伏罗希洛夫发表《斯大林与红军》，1939年斯大林60岁寿辰时又发表《斯大林与红军建设》，无限抬高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在制造斯大林个人崇拜中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参与斯大林的大清洗，在185个清洗名单上签字，其中有18000人被判刑或枪决。积极清洗红军指挥员，例如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呈报的26人名单上批道：“叶若夫同志：逮捕全体坏蛋。1937年5月28日。”在一份有142名指挥员的名单上批道：“逮捕”。 战后1946—195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斯大林晚年已经对伏不信任，伏的地位岌岌可危。1953年3月至1960年5月任最高苏维埃主席。1926—1960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57年4一5月曾访华。1957年参加“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但未被开除出党，仅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遭到批判。
伏龙芝，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英年早逝的军事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伏龙芝，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 ——英年早逝的军事家 （1885——1925） 1885年生于杰特苏州（原塞米列契耶州，土耳其斯坦）皮什佩克城。他的父亲是一个俄罗斯化了的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人，赫尔松省蒂拉斯波县的农民，在土耳其斯坦服兵役，期满之后仍在这里当城市的医士。母亲生于沃罗涅什省的农民家庭，19世纪70年代迁入塞米列契耶州。伏龙芝在城里的小学念书，后来在韦尔内城（现在的阿拉木图）的中学念书。他的童年是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度过的，早年丧父，因此只得靠独立劳动来取得生活资料。他最初接触革命思想还是在中学时代，那时他参加了自修小组。1904年中学毕业以后，伏龙芝进了彼得堡的工学院，他在这里参加了学生和工人革命小组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党分裂以后，他追随布尔什维克。他因参加1904年11月的游行而被捕并被驱逐出彼得堡。他起先在莫斯科，后来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作，是这里1905年著名的纺织工人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那次罢工在一个半月中席卷了整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业区。后来他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起义，投入了红色普列斯尼亚街垒战。伏龙芝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州组织的组织员，后来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联合会［既包括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组织，也包括整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区（舒亚、基涅什马等等）］的组织员。1905年，伏龙芝代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组织参加在伦敦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1906年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紧接着1907年在舒亚城被捕，使伏龙芝的革命活动中断很久。因参加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这一罪名，他被判处4年苦役，后因武装抵抗警察再加6年苦役（这一案件共在法庭上审理过五次并再次作出死刑判决）。伏龙芝曾在弗拉基米尔（5年半）、尼古拉耶夫斯克（2年）和西伯利亚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服苦役。1914年底，他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韦尔霍连斯克县。1915年夏天由于在流放犯当中建立组织而被捕。他逃到了赤塔，以“瓦西连科”为名在那里生活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周刊《东方评论》的编辑工作。当他的住地被警察知道以后，他就迁往俄罗斯，以“米哈伊洛夫”的名字在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找到差事并在西方战线工作。二月革命以前，伏龙芝已经是以明斯克为中心在西方战线第十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有分支机构的广大地下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从二月革命开始起，伏龙芝成了明斯克、白俄罗斯和西方战线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他本人就是明斯克民警警长。后来伏龙芝被选入明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西线集团军前线委员会，当选为他所组织的白俄罗斯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主席。科尔尼洛夫叛乱（当时伏龙芝是选任的明斯克区部队司令）以后，他转移到他从前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区并在舒亚当选为县地方自治局局长、市杜马主席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他是舒亚城选出的出席彼得格勒民主会议的代表。在莫斯科十月斗争时期，伏龙芝率领来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区的2000名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部队驻扎在莫斯科并亲自参加战斗。十月革命以后，伏龙芝是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省委员会主席和省军事委员。弗拉基米尔省选派伏龙芝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立宪会议。在雅罗斯拉夫里起义以后，他被任命为雅罗斯拉夫里军区的军事委员。他从这里被调往乌拉尔战线，在他的指挥下，东方战线南方集群挫败了高尔察克的军队。此后伏龙芝领导整个东方战线，然后领导肃清土耳其斯坦白匪的战役。在推翻艾米尔的布哈拉八月革命期间，伏龙芝率红军部队帮助巩固革命政权和肃清布哈拉共和国内的艾米尔部队。1920年9月，伏龙芝指挥南方战线同弗兰格尔作战。占领克里木和摧毁弗兰格尔战线以后，伏龙芝在11月任乌克兰和克里木部队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权代表。在他的领导下消灭了佩特留拉分子和马赫诺分子。他当选为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从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起）和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26日,伏龙芝被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伏龙芝在长期患病和手术后逝世。（见《十二人传》，工人莫斯科出版社1924年版，《真理报》1925年第251号） 蔡恺民译
德罗布尼斯，雅柯夫·纳马莫维奇——多次险遭枪决的革命斗士，最后却死于斯大林的枪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德罗布尼斯，雅柯夫·纳马莫维奇 ——多次险遭枪决的革命斗士，最后却死于斯大林的枪下 （1890—1937） 1890年3月6日，我出生于切尔尼哥夫省格卢霍沃城的一个皮靴匠家里，小学毕业后被送进皮靴作坊学习制靴手艺。我父亲家庭人口很多。穷困经常笼罩着全家，这使我父亲变得冷酷无情，他在家里造成一种使人难以喘息的严酷气氛。皮靴匠那一伙的特点是粗野和狂饮酗酒，他们影响了我，而所有这一切促使我去寻找新路。13岁时，我离家外出，来到了阿斯特拉罕，但是作为一个无居留权的犹太人，被押解回原籍，在押解途中认识了一些政治犯，这是促使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个推动力。在格卢霍沃城，我认识了因从事宣传而被从巴库流放来的波里斯·罗加乔夫斯基，他是制靴工人，引导我走向了革命。此外，给我强烈影响的还有1904-1905年开始的土地风潮，格卢霍沃城有很多地主庄园，所以这里的风潮规模巨大。1905年我参加了革命运动，完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的各种技术方面的任务，例如搞胶印印刷、散发传单和保管武器。 1906年，我正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格卢霍沃组织。1907年3月，因参加罢工被捕入狱，一个多月后获释。1908年我因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格卢霍沃城被捕。被预押10个月之后，因未成年，所以我在格卢霍夫城被基辅法院的巡回法庭判处5年徒刑。刑期结束后我去维尔诺城，因有反战宣传嫌疑，1915年1月由维尔诺流放到波尔塔瓦城。直至革命前我在波尔塔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地下小组工作。革命期间在苏维埃和党的各种岗位上工作。 1918年，我参加组建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并连任五届党的中央委员。1918年作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被派往乌克兰从事地下工作和组织游击队抗击黑特曼－佩特留拉政权，在此被捕并被判枪毙。我在行刑时负伤逃脱，躲藏起来以待红军到来。 1919-1920年，我被动员上前线同邓尼金部队作战。在国内战争期间我曾四次险遭枪决。第一次是在1917年12月，中央拉达的部队，波格丹·赫梅里尼茨基团摧毁了波尔塔瓦苏维埃。我和一批同志被捕并遭到莫大的侮辱，全体人员都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作为民主波尔塔瓦杜马的议员，在杜马的坚决要求下获释。第二次的情况前面已说过。第三次在邓尼金军进攻乌克兰时，我被任命为第二混成师的军事委员。我到达部队时形势极端艰难。这是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最后日子。司令部设在黑海省克鲁塔车站。我们的任务是在撤出涅仁城、实行疏散之前阻止住邓尼金部队的进攻。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敌人在进逼，而我们的部队士气低落。我率一支小部队企图抵抗一小股哥萨克部队，但我们陷入包围，我被俘，脚部受伤，但最后逃脱。第四次是在我任波尔塔瓦执行委员会主席时，在哈尔科夫省的科维亚格车站被匪帮抓住，受到毒打并被关进地窖作为人质。由于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的坚决进攻，我才获救。1922年我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年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行政－财政委员会委员，任此职至今。 郑异凡译 德罗布尼斯续志 德罗布尼斯1923年属“左翼反对派”，在“46人声明”上签字。1927年12月18日作为75名“托派积极分子”之一被开除出党，流放阿斯特拉汗。1930年1月声明脱离反对派后恢复党籍。1931年起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 1936年8月6日被捕，1937年1月被列入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即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中的被告，被判死刑，2月1日执行枪决。1988年平反，恢复党籍。
德宾科，巴维尔·叶菲莫维奇——“革命的骑士”，率水兵驱散了立宪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德宾科，巴维尔·叶菲莫维奇 ——“革命的骑士”，率水兵驱散了立宪会议 （1889——1938） 生于1889年2月16日。切尔尼哥夫省（现哥美耳省）新兹勃科夫县柳德科夫村人。农民家庭出身。他的亲属——父母和兄弟姐妹至今在柳德科夫村务农。该县该村的农民土地很少。革命前拨给农民的土地完全是沙地。所有较为方便和较为肥沃的土地都属地主所有，在该县大地主有7家，而小地主，即所谓世袭贵族仅在柳德科夫一村就约有40家。小土地贵族拥有100-300俄亩耕地。该县农民，特别是柳德科夫村的农民极其贫困，经常打短工、移居美国和给小土地贵族打短工。德宾科一家就属于这种贫苦农民之列，全家九口人有三俄亩地、一匹马和一头奶牛。父母经常打短工。全家有劳动能力的只有两人——父亲和母亲。家庭的其他成员是六个孩子（大姐在1899年才13岁）和102岁的祖父。贫困跟德宾科一家形影不离，迫使年幼的小孩为挣半个戈比在夏季去干活。德宾科7岁时和父亲一起在大田干活——帮忙耙地和运送肥料，在空闲时间则放牧小地主的牲口。母亲被一群年幼的子女拖累着，从不间断地天天干活，特别是在春夏季，清晨和夜晚在家里干活，白天则打短工挣几个戈比，她仇视地主，经常咒骂那些靠农民养活、不珍惜他们劳动的地主们。在这种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家里所有的人都从小时候起就仇视那些地主——奴役者。 尽管家庭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德宾科作为长子，6岁时曾被送到牧师的女儿那里学习，她在一个不生火的厨房教他和另外四个农民的孩子读书，厨房同时还养育小牛和小羊。女教师在教室里几乎每天都用尺子毒打学生和打他们的耳光。尽管德宾科非常渴望学习，但这种恶劣态度迫使他在4个月后放弃学习，直到下一年才又进了国民小学。在国民小学他是个优秀学生，受到学校校长、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M．K．达威多维奇的喜爱。国民小学毕业后，尽管德宾科要求继续上学，但父母不同意，只是由于一直照顾他的达威多维奇的坚决要求，双亲才不再坚持，1899年秋德宾科进入市立中学。进入市立中学后，双亲已帮不了他任何忙，因此在假期只好为小土地贵族干活，挣一点购置书本和服装的钱。在中学的四年学习期间，德宾科没有中断同对他的教育起过一定影响的以前的女教师的联系。1905年德宾科是市立中学的学生，尚未准确地弄清楚发生的是什么事，就参加了实科中学、技术学校和市立中学的学生罢课运动，为此在1906年新兹勃科夫县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受到斯塔罗杜勃区法庭的追究。法庭宣告他无罪。14岁时在三年制的市立国民中学毕业，这以后父母坚决不让他继续学习，理由是家境贫困，要他去工作以帮助养活其他孩子。这时候二弟费多尔·叶菲莫维奇（他在1919年国内战争中在夺取巴利采沃车站时阵亡，当时任师长）也考入市立中学，要求让他学习。德宾科只好服从父母的意见，到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市金库工作，这里的一名司库是他的一个亲戚。在金库工作了一年，根据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警察局长的要求，以参加非法组织被解除职务。被金库开除后到了里加城，一个17岁的少年在轮船上当普通的装卸工，在这里工作了两年。这个工作是季节性的，因此冬天没有活干。然而在整个夏天能积聚为数不多的钱，用这些钱冬天就可以去上电工技术训练班。1910年进里加冷藏库工作。在冷藏库工作期间，同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建立了联系，德宾科虽不是党员，但同他们一起工作。后由于参加冷藏库的罢工而被解雇，1910年7月到建筑工地工作，这里8月份也爆发了罢工。当时他已受警察监视和侦查，所以在罢工期间，他转到利巴瓦，在此地秘密住到1911年。1911年返回里加，还是在轮船上当装卸工。由于不去征兵区报到和拒绝服兵役，1911年11月在里加被捕，然后被押送到新兹勃科夫的征兵区。到新兹勃科夫后被接纳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1912年在波罗的海舰队当水兵时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同斯拉德可夫一道工作，斯拉德可夫在1922年死于喀琅施塔得。1913年在水雷学校毕业后被编入战列舰“彼得大帝”号上工作，该舰二月革命后改名为“共和国”号。水兵们把这艘军舰叫做“海上监狱”，德宾科在舰上展开了积极的地下工作，1915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无畏舰起义期间，他是起义的组织者。1916年和海军营一起开赴里加战线伊克斯丘利防御阵地。在进攻时这些受过充分改造，怀有革命情绪的海军营拒绝进攻,第45西伯利亚步兵团也持这种态度。由于举行起义，水兵营被紧急调回里加，营队被解散并被押回赫尔辛福斯。许多水兵在途中被捕。在遣送营队时德宾科借口生病住院留在里加，在这里呆了两个月才返回，后来因此而被判两个月的徒刑。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为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中是少数（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共有33名委员，其中布尔什维克6名，其同情者5名），但还是通过一个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中明确规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但是临时政府所有指令的贯彻执行必须得到舰队中央委员会的核准。7月份因参加七月起义被捕，受到士官生的毒打，在“十字监狱”里一直关到9月4日。从“十字监狱”出来后重返赫尔辛福斯并就职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七月事件后被克伦斯基的政委奥尼普科所解散。1917年10月初，当德国舰队在波罗的海大举进攻时，作为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参加了达果和埃捷尔岛附近的战斗。10月积极参加了起义，指挥了在皇村和加特契纳附近的军队，粉碎了克伦斯基的冒险工作，亲自逮捕了克拉斯诺夫，把他送交斯莫尔尼。德宾科在10月当选为海军人民委员，直至1918年4月。1918年5月因纳尔瓦让德国人占领而受审，然而法庭宣告他无罪。审讯后赴乌克兰和克里木从事秘密工作。1918年8月在塞瓦斯托波尔被苏利克维奇将军的政府逮捕，关押到1918年9月底。由于企图从塞瓦斯托波尔监狱越狱，被戴上脚镣手铐并转移到辛费罗波尔监狱。根据人民委员会同德国人签订的交换协议从监狱中释放。10月到达库尔斯克省雷尔斯克城附近的中立区，起初任团军事委员，然后指挥一个营，在攻克哈尔科夫之后，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方向继续推进时，指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方向的集团军。1919年2月任外第聂伯师师长，该师在夺取克里木后改组为克里木军，至1919年7月由他指挥，同时任克里木共和国陆海军人民委员。1919年9月进入工农红军科学院，但立即被派往东南战线，指挥第37步兵师，率该师参加了11月28日在卡恰林斯卡亚车站摧毁白卫将军托波尔科夫兵团和夺取察里津的战斗。1920年2月指挥第一高加索骑兵师，而在消灭邓尼金部队时在迈科普方向指挥高加索集团军。1920年7月在南方战线指挥第二骑兵师。1920年9月返回科学院。1921年作为军事科学院初级班学员被派往喀琅施塔得平息叛乱。到达奥拉尼恩包姆后受命指挥混成师，在攻取喀琅施塔得的那一天指挥结集在喀琅施塔得周围的部队。喀琅施塔得暴动被镇压后任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数日后被调去讨伐安东诺夫匪帮。按照工农红军司令部的意见任黑海西岸首长，6月任第51彼烈科普师师长。在任师长的同时，作为校外考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即从1921年6月1日至1922年9月1日，通过了军事科学院高级和补充课程的测验。这样，1922年在工农红军军事科学院毕业。1921年7月任第六步兵军司令。军事科学院毕业后改任第五步兵军司令和政委。1924年4月任第十步兵军司令。1925年5月6日任工农红军炮兵供应部部长，在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因战功荣获三枚红旗勋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奖给的金表、列宁格勒苏维埃奖给的银表和马。 郑异凡译 徳宾科续志 德宾科是著名的“喀琅施塔得水兵”、“革命的骑士”。1918年1月，他率领水兵驱散了立宪会议。1925年以后历任工农红军炮兵供应部部长、红军供应部部长，1928年以后历任中亚军区司令、伏尔加军区司令。1937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但未就任。1937年6月5日至9月10日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7年在德宾科等人领导下，列宁格勒军区对指挥人员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德宾科参加特别军事法庭，把“图哈切夫斯基案”中的大批高级军官判处死刑。 1937年9月10日，德宾科被解除军区司令职务，不久复职，1938年1月又被解职，并被清除出军队。在1938年一月中央全会上，德宾科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指责，说他生活腐化堕落、酗酒。作为“最后的考验”，被任命为副林业人民委员。1938年2月26曰被捕，罪名是参与红军和林业部中的军事法西斯阴谋，是美国间谍，并且同图哈切夫斯基有联系。侦讯中遭严刑拷打，德宾科承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但不承认是美国间谍。给斯大林送上悔过书，但无效。1938年7月29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1956年获平反。
布勃诺夫，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最早的党史作家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布勃诺夫，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最早的党史作家之一 （1883—1938） 1883年4月6日（3月23日）生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实科中学上学，1903年在该校毕业。然后进入莫斯科农学院（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未毕业。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在此之前，1900—1901年曾参加学生的革命小组。自入党之日起就是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在中部工业区各省和莫斯科工作，任组织员和鼓动员。在工作中曾多次被捕和监禁。总共被捕13次。在狱中关了四年多。1906年出狱后由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组织选派出席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907年该组织又选派我出席伦敦代表大会。1905年夏起在党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联合局任委员，1907年党的中央委员会调我到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1907年底起为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 在1907－1910年残酷的沙皇反动年代，尽管不断被捕，仍继续党的工作。1908年当选为中部工业区区域局委员，被推选出席全俄党代表会议。但因被捕未能到会。1909年出狱后，被任命为俄共中央委员会特派员。1910年5月被遴选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年底，莫斯科法院根据第102条对我起诉（三十四人案件）。从1910年起俄国工人运动出现复苏和高涨。1911年，出狱后在下诺夫哥罗德和索尔莫沃工作。获悉被遴选入筹备全俄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后，我本应出国，但再次被捕。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和波捷尔恩一起出版布尔什维克报纸《伏尔加沿岸实事报》（出了6期）。1912－1913年在彼得堡《真理报》和杜马党团工作。任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哈尔科夫，我是在彼得堡被捕后流放到这里来的。从战争一开始，就持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1914年8月初，于哈尔科夫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发表反战宣言后，被捕，在狱中关押后流放波尔塔瓦。从波尔塔瓦转到萨马拉后，参加了筹备下伏尔加河流域布尔什维克组织代表会议的组织局。遭破坏后，于1916年10月被捕，并于1917年2月流放西伯利亚土鲁汉斯克边疆区。这一时期从事统计学研究，并且出版了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小册子。 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博勃罗夫卡村的流放犯旅站的小屋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大道）。返回莫斯科，成为中部工业区区域局成员。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我为中央委员。这时是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8月中央委员会调我去彼得格勒，以中央委员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身份工作。参加党的军事报纸编辑部（作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作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十月政变。在10月10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被选入中央政治局，10月16日被选入领导起义的军事革命总部。11月作为共和国铁路委员被派往南方，参加了反对卡列金的斗争（在顿河岸罗斯托夫）。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赴乌克兰，在乌克兰任人民书记——工农政府委员，参加了同德国人的斗争。乌克兰政府被推翻后参加了起义委员会。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乌克兰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从8月至10月在“中立区”工作（切尔尼哥夫－库尔斯克省），组织了游击部队以解放乌克兰。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1918年10月）后，被派往基辅进行地下活动。任地下党的基辅区域局委员、基辅地下苏维埃委员，同时兼任地下司令部司令。肃清佩特留拉匪帮后，参加了乌克兰工农政府。被选派参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党纲起草委员会委员。与此同时，我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又是基辅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1919年被任命为乌克兰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然后是第十四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被任命为科兹洛夫突击部队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在莫斯科做了一段经济工作，后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候我是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而在顿河岸罗斯托夫任顿河区域委员会委员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南边疆局委员。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因参加肃清喀琅施塔得叛乱荣获红旗勋章。1922—1923年任俄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初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从事党的工作，任俄共中央组织局委员。还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党的老著作家。笔名有A．格洛托夫、C．雅格洛夫、A．G．。早就研究革命运动史和我党的历史。在这一方面有小册子《俄国共产党发展的基本阶段》，此书曾为党的许多省委会多次再版。经济著作中值得一提的小册子有《粮食的水运费》，1915年出版，还有发表在《地方自治会的农艺师》（萨马拉）和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农业杂志上的一系列关于一般农艺问题的文章和简评。 郑异凡译 布勃诺夫续志 布勃诺夫1924年接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担任红军政治部主任，1925年任俄共中央书记。1929年接替被认为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是最早的党史作家之一，他为第1版《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的“联共（布）”条是早期较为客观、系统叙述党史的长篇文章，曾出单行本。1938年前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曾以他的名字命名。 1937年10月17日被捕，1938年8月1日被判死刑，执行枪决。 其妻死于狱中，女儿于1944年以“组织暗杀斯大林”罪被捕，1945年被判剥夺自由5年，在集中营关押7年多，又被判终身流放。 布勃诺夫及其女儿均于1956年获平反。
波格丹诺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原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波格丹诺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原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1873—1928） 1873年8月10日（22）日生于国民教师家庭，是六个子女中的老二，不久父亲升为一所市立中学的学监，因此。我在六七岁时就得以进入学校图书馆，后来又进入学校的小物理实验室。在图拉中学学习，享受助学金，寄住在学校宿舍里，其条件有如兵营监狱；从这儿凶狠而死板的领导那里，我通过切身经验学会了畏惧、仇视掌权者和否定权威。毕业时获金质奖章，考入莫斯科大学，成为自然学科大学生；作为学生会联合委员会委员于1894年12月被捕，并被驱逐到图拉。在那儿由军械工人伊·伊·萨韦利也夫介绍参加小组工作，任宣传员；不久弗·巴扎罗夫和伊·斯切潘诺夫也参加了。通过这一工作于1896年从民意主义思想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根据小组的讲稿编出《经济学简明教程》（1897年底出版时已被书报检査机关弄得残缺不全；列宁在《世间》杂志1898年第4期的书评中对本书表示热烈祝贺）。1895年秋起，部分时间在哈尔科夫度过，在医学系学习；参加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小组（其首领是切列万宁），但因道德问题同小组决裂了，他们认为道德具有独立的意义。1898年为回答我们工人在一般世界观方面的广泛要求，写了第一本哲学著作《自然史观的基本因素》。1899年秋大学毕业，接着因从事宣传被捕。在莫斯科监狱关了半年，被流放到卡卢加，由此地再流放到沃洛格达3年。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和写作；1902年组织并编辑了反对唯心主义者的文集《现实主义世界观概论》。在精神病院当了一年半的医生。1903年底起编辑马克思主义杂志《真理》，在莫斯科出版。 1903年秋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流放一结束，立即于1904年春赴瑞士,同列宁会合。在22人会议上被选入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这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心。大致与此同时，第一次被孟什维克的《火星报》革出马克思主义教门（第70号正统派[1]的文章指责我犯了哲学唯心主义）。1904年秋天回到俄国彼得堡，12月起在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和彼得堡委员会工作。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关于武装起义和关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以及常务局的大多数其他文件是我起草的。1905年春在伦敦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是武装起义问题以及组织问题的报告人，被选入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工作，参加布尔什维克《新生活报》编辑部，是中央委员会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中的代表。1905年12月2日在苏维埃被捕。次年5月获保释，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已被孟什维克控制的中央委员会；后被驱逐出境，接着秘密回国，在库沃卡拉同列宁住在一起，在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刊编辑部工作，同时也在第一、二、三届杜马党团工作。在第三届杜马问题上主张抵制，但当党的代表会议决定反对抵制后，在我编辑的非法工人报纸《前进报》上开展了这届杜马的竞选运动。 1907年底，我受同志们的派遣出国，任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的三人编辑小组成员（同列宁和英诺森一道）。1909年夏我同列·波·克拉辛一起被作为左派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布尔什维克中央；而在1910年1月，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党团合并时，被开除出党的中央委员会。1909年秋参与组织喀普里的第一工人党校，1910年秋参与组织波伦亚的第二党校。1909年12月是“布尔什维克集团”政纲的报告人，这个集团不久被叫做“前进著作集团”。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纲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口号。1911年春，当“前进”集团越出文化宣传工作而转向国外精神的那种政治时，我退出了这一集团，并脱离政治活动；此后直至革命只为《真理报》及其他工人报刊写作宣传性文章。1914年回俄后，我被作为医生发送前线。革命时我在莫斯科；在这里我起初写作政治宣传文章，其中之一就是在1918年1月我作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论断；然后完全转向文化和科学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无产阶级大学等工作。1921年秋我停止了无产阶级文化工作，完全从事科学工作。从1918年起直到现在我是共产主义（原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 我的主要著作有： 1．政治经济学方面：《经济学简明教程》，是按历史线索写就的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最后一版是同Ш．М．德沃莱茨基合作修订的）,曾被译成英文及其他几种文字；《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问答》大部头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同伊·伊·斯杰潘诺夫合作）。《交换和技术》（1903年）,收在《现实主义世界观概论》文集中，首次论证了建立在平衡原则上的劳动价值理论。 2．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历史地叙述了意识形态的发展，主要是思维形式的发展，从生产关系出发解释它们的起源，此书被译成德文；《社会心理学》（1902-1906年文集）、《社会技术和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1923年第4期）——阐述通过技术关系实行合作的形式。 3．哲学方面：《经济一元论》，第一、二、三册（1903-1907年），从组织观点，即从作为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组织性的复合和体系的形成、斗争和相互作用的过程的角度描绘世界；《生物经验的哲学》（1911年）——概述现实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以经验一元论结束；《从宗教一元论到科学一元论》，报告（《生动经验的哲学》第三版附录）——为争取取消一般哲学的科学的一元论而斗争提供论证。 4．关于组织科学：《普通组织的科学》（组织形态学），第一、二、三册（1913-1922年）——关于组织自然界的一切要素、实践和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一般学说（第一册译成德文出版）；《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原则》（《劳动通报》1921年第4-6期）和《工人的劳动和需求》（《青年近卫军》1922年第3期）——用组织规律解决基本经济任务；《相对性原则的客观理解》——用组织的观点阐述相对性原则（《共产主义科学院通报》1924年第8期）。 5．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新世界》（1904-1906年）——对生活的高级文化类型的通俗述评；《工人阶级的文化任务》（1911年）——对无产阶级文化纲领的论证；《艺术和工人阶级》（有德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论无产阶级科学（有一部分也被译成德文）；《工人阶级发展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因素》——历史分析；《论无产阶级文化》（1904-1924年文集）。有两部小说也可以列入这一类：《红星》（1907年），幻想小说（被译成法文、德文以及其他几种文字）；《曼尼工程师》（1912年）——描写无产阶级文化同资产阶级文化的冲突。 还有几本书，几十篇杂志文章、小册子和报告，大量主要是宣传性的报纸文章和传单。 郑异凡译 亚·亚·波格丹诺夫续志 波格丹诺夫可以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均有论著。按照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说法，在20世纪初期，在俄国波格丹诺夫在党内的地位与列宁不相上下，是布尔什维克的“大管家”、“大宰相”。因哲学观点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又因领导“前进派”，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队伍。此后从事学术研究。由于其广博的学识，早在1918年就是科学院院士了，而布哈林是在1928年当选院士的，斯大林则由于缺乏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而落选。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经常就各种重大的国内外问题向波格丹诺夫咨询。早在1917年底，他就预见并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不要搞军事共产主义，即兵营共产主义。他的报告《有组织的科学和经济的计划性》对制定国民经济平衡模式发挥了作用，被认为是一个“显著的贡献”。他倡导“无产阶级文化”，为此进行了理论论证。“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受到列宁的批判。不过1925年布哈林还是公开表示，波格丹诺夫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认为波格丹诺夫是俄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1921—1923年俄共内部出现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左倾派别“工人真理”小集团，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追查。波格丹诺夫被认为是该派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导师，因而被捕入狱，关押了一个多月，因查无实据获释。不过对他的攻击并没有中止，有人著文直接指责他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叛徒”。 1926年波格丹诺夫创建输血研究所，1928年在自身做输血实验时不幸牺牲。 他认为自己的一生只有在历史的法庭上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相信历史会授予他“最高勋章”：“我将高傲地接受那个最高勋章，这种勋章在几个世纪里只奖给了少数几个人。在我之前得到这种勋章是这样一些人：伽利略，天主教世界给了他勋章；罗伯特·迈耶尔，市民世界给了他勋章。而我大概会从社会那里得到这枚勋章”。
波德沃伊斯基，尼古拉·伊里奇——武装起义和攻取冬宫的领导人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波德沃伊斯基，尼古拉·伊里奇[1] ——武装起义和攻取冬宫的领导人之一 （1880—1948） [1]《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没有此人的传记，现在的传记是根据资料编写的。 波德沃伊斯基生于农村教师、神父家庭，乌克兰人。就学于涅任教会学校，1894年入切尔尼戈夫神学院学习。根据官方的说法，1901年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开除出神学院。不过据他的同学回忆，1902年他读完全部课程在神学院毕业。 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1905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的一家法学院学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属布尔什维克。1904—1905年为党的北方委员会委员。1905年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罢工及该地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雅罗斯拉夫尔工人战斗队的组织者。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出国。 1906—1907年侨居德国和瑞士。1907年回国，在彼得堡等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工作。1907-1908年是彼得堡党的合法出版社“种子”的领导人之一。1910——1914年参加《明星报》和《真理报》的组织和出版工作。1915-1916年任《保险问题》杂志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罗斯局财务委员会主任。1916年11月被捕，1917年2月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二月革命期间获释。 十月革命前率领装甲师的士兵占领克舍辛斯卡娅宫，此处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总部。他是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军事组织领导人，赤卫队的组织者，《士兵真理报》、《工人和士兵报》、《士兵报》的编辑，党中央全俄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局主席。而且作为军事组织代表出席党的四月代表会议。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当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波德沃伊斯基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时任军事革命委员会及其常务局委员，领导武装起义的三人小组成员，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进攻冬宫的领导人之一。领导彼得格勒军区部队粉碎了克伦斯基的叛乱。 1917年11月至1918年3月任军事人民委员。1918年1月起为全俄组织和组建红军委员会主席。1918年2月至3月任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起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819年9月至1919年7月），同时任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1919年1—9月）。1919年10月至12月任西方战线第7军、1920年1月一3月任高加索战线第10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1—1927年任体育国际主席，1920—1923年为体育总委员会主席。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委。在党史研究所工作。1927年在爱森斯坦的著名影片《十月》中亲自扮演他本人这一角色。1935年退休。1948年去世，葬于新圣母公墓。 郑异凡撰写
奥尔忠尼启则，格里哥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斯大林的密友，却以死抗争他的大规模镇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奥尔忠尼启则，格里哥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斯大林的密友，却以死抗争他的大规模镇压 奥尔忠尼启则，格里哥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1886年生于格鲁吉亚西部沙罗潘斯克县的戈列什村的小贵族家庭。在哈拉高利二年制小学受初等教育，然后进梯弗里斯米海伊洛夫医院的医士学校，于1905年毕业。奥尔忠尼启则于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改名以前一直属布尔什维克派。学校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格鲁吉亚西部从事宣传鼓动工作。1905年秋他在古道塔（阿布哈兹）积极参加了党和革命工作。 1905年12月24日他在离古道塔不远的鲍姆巴拉特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捕，这时正在卸载他和其他同志从加格腊运来的武器。在苏呼姆监狱关至1906年4月底，在这里被控以第126条第2款。后保释出狱，此后短期内赴德国，于1907年初回到巴库城，从事党的工作，同时在罗马内的沙姆西·阿萨杜拉也夫采油场任医生。 1907年5月1日他于五一示威时在“斯坚卡·拉津”山丘被捕，以库奇希什维里为化名在巴库监狱关了26天。获释后连续在该地工作。这时期在此地工作的有斯大林、斯·邵武勉、阿·查帕里泽、斯潘达梁、穆迪瓦尼等人。同年10月再次被捕，因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组织，根据第102条被判处流放，接着因1905年案件被解往苏呼姆，在这里被判一年半监禁。 1909年春被流放安加拉河沿岸边疆区叶尼塞斯克省平丘基乡帕塔斯奎村。在流放地呆了两个月即返回巴库；这时波斯革命正在继续，奥尔忠尼启则参加了这场革命。奥尔忠尼启则在波斯同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保持经常联系。通过与娜捷施达·康斯坦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通信，取得我们的国外出版物，在恩捷里和腊什特城建立协助小组，1910年底赴巴黎。 抵达后他开始在布尔什维克一列宁派巴黎小组工作。1911年夏他在巴黎郊外列宁组织的党校呆了一段时间。在国外局分裂和筹备党代表会议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同李可夫、施瓦尔茨、勃列斯拉夫一道被组织委员会派往俄国以筹建俄国的组织委员会。 在巡视了北方、南方和外高加索的许多城市之后，在1911年夏末秋初同其他被派遣的同志们一道成立了筹备全俄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巴库召开，参加的有乌拉尔（C.施瓦尔茨）、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代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代表在赴巴库途中被捕。在巴库举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由于遭到破坏，会议移往梯弗里斯并在这里结束工作。在选举了代表会议代表之后，他动身赴巴黎，然后去代表会议所在地布拉格。在代表会议上奥尔忠尼启则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他立即返回俄国以组织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并去沃洛格达找被流放于该地的斯大林。斯大林在巴黎代表会议[1]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俄国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由此赴高加索。 [1]原文如此，应是布拉格代表会议。——译者注 奥尔忠尼启则同斯大林一起回彼得堡，1912年4月在此地被捕，当时的化名是古塞伊诺夫。彼得堡保安部门很快查明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身份，将其送交法庭审判。他在羁押所关了6个月之后，被判处3年苦役，在什吕谢尔堡服刑。 1915年秋被解往西伯利亚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流放犯羁押监狱，一直关到1916年春，然后被解往雅库茨克。二月革命前，住在雅库茨克附近的波克罗夫斯克村，任诊疗所的医生。同古别利曼（雅罗斯拉夫斯基）、基尔萨诺娃、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以及其他同志一起继续进行工作。二月革命后同上述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一起在雅库茨克进行组织革命政权的工作，任执行委员会委员。5月他同其他同志乘第一艘轮船离开雅库茨克，于6月抵达彼得格勒。 在这里根据列宁的推荐被选入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彼得格勒至1917年秋初同斯大林等一起工作。秋天到高加索去了一段时间，10月24日返回彼得格勒。十月政变之后，彼得格勒委员会派他和曼努伊尔斯基到普尔科沃村附近我们的作战部队反对克伦斯基。然后被任命为乌克兰、南俄和北高加索的特派员。 国内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前线——起先在察里津，后在北高加索。在北高加索集团军被打垮及其一部分进入阿斯特拉罕之后，奥尔忠尼启则同A.纳扎列强、菲·马哈拉泽和以Б.卡尔梅柯夫和阿尔茨卡诺夫为首的一批山民一道避入英古舍季亚山区，1919年春奥尔忠尼启则由此越过高加索山脉秘密进入孟什维克统治的格鲁吉亚，由此赴巴库，然后同卡莫、瓦罗·查帕里泽等乘土库曼人的渔船经13昼夜的海上漂泊抵达阿斯特拉罕。到达阿斯特拉罕后即动身赴莫斯科。 奥尔忠尼启则从莫斯科去西方战线斯大林处，斯大林当时是西方战线革命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被任命为第十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一直工作到马蒙托沃突破南方战线。这段时间他同拉脱维亚师一道转移到南方战线并被任命为第十四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攻克哈尔科夫后他被调往高加索战线，任高加索战线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高加索革命委员会主席。在这里他同基洛夫、穆迪瓦尼、斯托帕尼、图哈切夫斯基等一起工作。5月1日拂晓同基洛夫等同志一道进入巴库，1920-1921年为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目前奥尔忠尼启则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是联共（布）中央委员、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委员会责任书记、苏联和高加索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一系列苏维埃和工会组织的成员。 （本人审定的传记） 博姆宾撰写 郑异凡译 奥尔忠尼启则续志 奥尔忠尼启则1922年2月起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在处理格鲁吉亚民族问题上受到列宁的批评。1926年起为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后任重工业人民委员，被贬谪的布哈林有一段时间就在他的手下工作，两人关系良好。1930—1937年为政治局委员。 奥同斯大林的关系密切，是斯大林以“你”相称的少数密友之一。斯大林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身亡后，整夜陪伴斯大林的只有两人——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但是当斯大林开始大清洗的时候，奥反对消灭“老布尔什维克”，竭力保护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反对提拔贝利亚担任格鲁吉亚的第一把手，因而同斯大林发生尖锐分歧。1936年10月正当奥在外地庆祝50岁生日的时候，传来他的哥哥巴维尔被捕的消息。1937年春召开的中央全会，预定由奥尔忠尼启则就“日本—德国—托洛茨基暗害间谍活动的教训”做主报告，奥根据自己的调查草拟了报告的决议，其中未提及暗害活动的规模等问题，把重点放在消除重工业部内部的缺点上。报告受到斯大林的批评。就在召开中央全会的前夕，1937年2月18日突然死亡。骨灰被安放在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上。奥的突然死亡推迟了中央全会的召开。关于奥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自杀，另一种说法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枪杀，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官方的说法是心肌梗塞导致死亡。但是后来发布心肌梗塞医学报告的医生都被枪毙。 奥死后其妻子、三个兄弟和侄子遭迫害，有的枪毙，有的判处徒刑，以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改名。
安东诺夫-奧弗申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武装起义和攻取冬宫的领导人之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安东诺夫-奧弗申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武装起义和攻取冬宫的领导人之一 （1884—1938） 1884年3月9日生于切尔尼哥夫城后备步兵团的一个中尉家庭。父亲是没落的贵族，1902年去世时的军阶是上尉。1901年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毕业于沃罗涅什武备中学并升入尼古拉军事工程学校。数月后因拒绝宣誓“效忠于皇上和祖国”而被关押了11天，然后由父亲具保获释。拒绝宣誓的理由是“本性厌恶黩武主义”。1901年冬参加华沙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在这以前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没有任何革命方面的熟人，抗议黩武主义是出于“自己的思考”，是武备中学和军校那卑鄙下流、凌辱人的环境所给予的印象造成的）。1902年春离开老家，在彼得堡亚历山大罗夫港当粗工，接着在“动物保护协会”当马车夫。1902年秋为争取做革命工作，考入彼得堡士官学校，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保持联系，从那里获得革命书籍。在学校士官生中开展广泛的鼓动工作。1903年经斯托莫尼亚科夫同志（党内化名库兹涅佐夫，现任外贸部部务委员）介绍同布尔什维克组织建立了联系。1904年8月携带非法书籍被查获，关押了10天，根据卖弄自由主义的前大公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个人命令获释。出来后任驻守华沙的第四十科雷凡步兵团军官。在学校留下了一个有力的社会民主党小组。1904年秋受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委托巡视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敖德萨、基辅、维尔纳，使和他一起从军校毕业的军官组成的小组同党建立了联系。在维尔纳同当地的军事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华沙同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无产阶级党和“崩得”建立了联系。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华沙军事委员会（后来苏里茨同志——我们的驻土耳其大使、博哥兹基同志——我们的驻瑞士代表，参加了该委员会），在军官和士兵中进行了鼓动工作。1905年春获得优先赴远东的任命。在社会民主党以及尼古拉同志（菲尔斯滕贝尔格）的帮助下转入地下，赴克拉科夫、利沃夫，同时保持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两星期后返回波兰以领导预定两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旅在新亚历山大里亚的起义。起义没有成功（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火星报》第100号上记述了这次起义，文章署名“施蒂克”）。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赴奥地利，抵达维也纳，同所谓“党总委员会”（孟什维克的）接上头，受命赴彼得堡，于5月底抵达。在孟什维克的军事委员会和鼓动小组中工作。6月底在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小组会议上被捕（名叫“尼古拉金眼镜”的奸细告密所致，此人即多勃罗斯科克）。以他人的名字于十月大赦中获释。参加了由诺根（“马卡尔”）领导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选入彼得堡委员会（联合）。编辑取得很大成就的地下《军营报》。1906年4月初在莫斯科召开的军事组织代表大会上同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捷姆利亚奇卡等一道被捕。5天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叶梅利扬同志以及另外三位同志在墙上挖洞逃出苏舍沃警察局。数月后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赴塞瓦斯托波尔准备武装起义。起义于6月突然爆发。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街头被捕，那时他正从被警察和巡逻队封锁的举行战斗队代表会议的房子里钻出来。回击无效。在狱中关了一年，身份始终未查明，作为一个自称卡巴诺夫的身份不明的人被判处死刑，8月后改为20年苦役。又过一个月，1907年6月，在从塞瓦斯托波尔发送服苦役的前夕，他同另外20人在放风时炸毁院墙并向狱吏和哨兵开枪射击，越狱逃脱。越狱是由从莫斯科来的布尔什维克康斯坦丁同志组织的。在山上呆了一个星期，然后赴莫斯科。在路上为躲避暗探从火车上跳了下来，历经艰辛到达莫斯科，在这里找到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秘密接头点。中央俄国局派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去芬兰，两个月后借助于“特别可靠”的护照来到彼得堡，开始在“军旗号”快艇的水兵中工作，但由于监视严密，不得不离开此地赴莫斯科。在莫斯科开始在苏舍沃一马里莫区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小组工作，但不久即转到公开组织中工作，同“取消派”建立了联系。1908年冬组织了工人合作社:“生活”合作社在列福尔托夫区，“劳动”合作社（在普列斯尼亚）、“联合”合作社（在李科里尼奇区）。同时在印刷工会工作（同布尔什维克柳比莫夫同志一起编辑周刊）。协助布尔什维克工人夺取了列梅尔托夫“戒酒协会”，建立了“合理娱乐倶乐部”，倶乐部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工作，但不久即关闭。这项工作是和布尔什维克工人一起干的。1909年春参加了下诺夫哥罗德的秘密代表会议（有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莫斯科和博哥罗茨克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的代表出席）,会上决定在莫斯科出版一份由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主编的普列汉诺夫倾向的秘密报纸。在参加（由工人合作社选派）莫斯科工厂医生代表大会时，（由于马林诺夫斯基告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其他一些人在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被捕，三天后获释，动身去基辅，但由于组织遭破坏，又返回莫斯科，在这里再度被捕。在狱中关了6个月。在德文斯克县“确定身份”之后（为“辨认”事交付了由大部分工人组织募集的400卢布），于1910年2月以安东·古克的名字获释。莫斯科组织遭破坏，无法找到可靠的护照，不停的监视，迫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越境出国（1910年7月）。越境时被普鲁士宪兵逮捕，但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预未被引渡回俄国。1914年战争以前一直在巴黎参加孟什维克集团，同时在协助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小组以及各种出版事务中和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罗夫、洛佐夫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一道工作。曾任由工团俄国支部代表组成的巴黎劳动局的书记。1914年9月同德·曼努伊尔斯基（当时是前进派成员）编辑、出版国际主义日报《呼声报》。报纸很快得到了巩固，许多著名的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米·波克罗夫斯基、沃隆捷尔、洛佐夫斯基、弗拉基米罗夫等参加了该报的工作。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积极参加下，该报以不同的名称一直出版到1917年4月。1914年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因孟什维克集团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妥协而退出该集团，在“我们的言论派”集团工作，同布尔什维克（格里沙·别连基等）一起参加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俱乐部，站在《呼声报》（《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等左翼的立场，在所有根本问题上追随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获赦返回俄国。回国后立即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并正式加入党，公开声明同“区联派”决裂。在赫尔辛福斯工作，编辑《浪潮报》，由于参加党委会和市苏维埃，还在彼得格勒工作（鼓动员）。1917年7月15日在赫尔辛福斯被捕，在“十字监狱”关了一个月。曾任芬兰区域委员会委员，按照党的提名由北方战线选入立宪会议，任北方苏维埃委员会书记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书记。1917年10月25日领导攻占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的官员。被选入人民委员会——陆军人民委员部。任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1917年12月6日赴乌克兰，任同卡列金及其帮凶斗争的总司令。领导了反对卡列金分子、科尔尼洛夫分子、拉达分子的斗争。1918年3月至5月任南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曾任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18年9月至10月指挥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从11月11日起指挥库尔集团军，1919年1月至6月指挥乌克兰方面军。1919年8月和9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维切布斯克省征粮特派员。1919年11月至1920年4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坦波夫省特派员、省委会主席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任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总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年11月至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自1921年1月中旬至2月初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彼尔姆省特派员（苏维埃主席，播种组织与协助委员会，省委会，省政治教育委员会）。1921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肃清坦波夫省土匪的全权委员会主席。1921年10月起任萨马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领导了克服饥荒的斗争。1922年秋至1924年2月任共和国红军政治部主任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年2月起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任职。 郑异凡译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续志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十月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攻占冬宫逮捕临时政府官员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国内战争中南征北战，1922—1924年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在1923年党内争论中支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923年12月发表《新方针》，安东诺夫于12月24日发布政治部第200号通告呼应。政治局要他收回此通告，安东诺夫回应说：“如果敢动一动托洛茨基的话，整个红军会起来保卫苏联的卡诺的。军队会让那些大胆妄为的领袖们老实的。”1924年1月17日安东诺夫被解除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由布勃诺夫接替。此后安东诺夫被派去东欧各国担任苏联全权代表。把反对派分子派到国外工作以阻断他们对国内影响，是当时对付反对派的一个手段。1928年声明脱离“左翼反对派”。1934年起任俄联邦检察长，1937年起任俄联邦司法人民委员。西班牙内战期间，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苏联通过此地把大量军火运进西班牙，安东诺夫作为军事顾问给予共和国军队以巨大的帮助。 1937年底安东诺夫被召回莫斯科，旋即被捕。1938年2月8日以参加“托洛茨基恐怖间谍组织”的罪名被判处死刑，10日枪决。其妻也遭枪决。临刑前安东诺夫同朋友们告别，脱下上衣和皮靴留给他们，说“我请活到自由的人转告人们，我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过去是布尔什维克，一直到死仍然是布尔什维克”。 1956年2月25日获平反。
安德烈也夫，安德烈·安德烈也维奇——没有显著政绩的政坛常青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安德烈也夫，安德烈·安德烈也维奇 ——没有显著政绩的政坛常青树 （1895—1971） 1895年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起初在莫斯科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后来管理院子。安德烈也夫在乡村小学上了两年学，然后去莫斯科谋生，13岁时在一家小饭馆洗碗、擦茶炊。他十五六岁第一次在莫斯科认识了党的同志，主要是印刷工人，也从这时起开始认真阅读秘密的和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通过自学来充实自己的知识。1911年安德烈也夫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和南俄寻找新的工作，在这里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不断地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1914他到了彼得格勒，进大炮库的炮弹车间当工人，然后在普梯洛夫工厂和斯科罗霍德工厂的社会保险金库工作。从到达彼得格勒时起实际上就开始处于地下状态，加入了党，从事地下工作直至二月革命。1915年底和1916年安德烈也夫从纳尔瓦区选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在其中同扎列日斯基、莫斯克文、托尔马切夫以及“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一起工作。二月革命激烈进行的时候在党的区委和新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中工作，同时开始在工会从事筹备彼得格勒五金工会的工作，在该工会任区工会书记和中央理事会理事。十月政变后，安德烈也夫受全俄五金工会临时常务局派遣赴乌拉尔组织工会。在乌拉尔工会和党组织工作至1919年。1919年调往乌克兰，以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在此工作。1920年调往莫斯科，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后来又当选为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任此职至今。在苏维埃系统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党的系统，安德烈也夫1920年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后来在第十一、十二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一再当选。目前任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郑异凡译 安德烈也夫续志 安德烈也夫是苏联得善终的领导人。1924—1925年任俄共中央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联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主席，1932—195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46年任中央书记。1931—1935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年起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62年起为其顾问。1957年起任苏中友好协会主席。1971年去世,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党的最宝贵的最大的理论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党的最宝贵的最大的理论家 （1888—1938） 1888年9月27日（俄历）生于莫斯科。父母亲当时都是小学教员。父亲的专业是数学（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用通常的知识分子精神教育我，4岁半我就会读能写，在父亲的影响下非常热衷于有关自然史的书籍，凯戈罗多夫、季米里亚捷夫、布雷姆是我喜爱的人物。狂热地搜集甲虫、蝴蝶的标本，经常养着小鸟，还爱好绘画。同时逐渐对宗教抱嘲讽的态度。我5岁前后父亲任比萨拉比亚省的税务督察员。我们在这里住了4年左右。这段时间的生活在“精神”方面一定程度上是贫乏的，无书可读。但总的气氛是迷人的外省边区城市生活的气氛。我和弟弟“自由”得多了，摆脱了合理化的教育，“走上了街头”；生活在花园、田野，熟悉花园里毒蜘蛛的每一个小洞。培育“人面蛾”、捕捉黄鼠等等。当时生活中的主要梦想就是获得《欧洲和中亚地区蝴蝶图谱》及达尔文的其他类似著作。然后我们又回到莫斯科，父亲约有两年时间没有工作。我们遭遇了严重的贫困。我时常搜集骨头和瓶子，卖两三戈比的钱；抱着旧报纸到小铺去换半个铜戈比。这时候我进入市立小学二年级学习。还需要指出，我父亲生活得毫无条理，却很懂得俄罗斯文学，在外国文学中，他最欣赏的是海涅。这个时期我简直什么书都读。海涅的诗我能倒背如流。背熟了科齐马·普鲁特科夫的作品。还完全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遍读了古典作家的作品。作为趣事我可以说一下，在这个年纪我几乎读完了莫里哀的全部作品，以及科尔什的《古代文学史》。这种非系统的阅读（“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时造成了一些怪事。例如我记得，读了一些很不高明的西班牙骑士小说之后，我在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期间成了西班牙人的热烈拥护者。在科尔什的影响下热衷于古代生活，不免抱着某种鄙视的态度看待现代城市生活。与此同时经常同所谓“市井少年”交往，然而我决不为此感到后悔。玩“半拐子”、“击木棒”、“打架”等等是这种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大约就在这时候或稍晚些时候，我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同宗教彻底分手了。顺便说说，这是以相当淘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同那些崇敬圣物的孩子们打赌，从教堂含来了“圣体”，胜利地把它吐在桌子上。这里也有些趣事。这时候我偶然地看到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著名的《关于反基督者的讲座》，这时候我对自己是不是反基督者，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因为我从《启示录》中知道（顺便说一下，我因读《启示录》被学校的神父严重警告），反基督者的母亲必定是个荡妇，所以我就去问我的母亲，她是不是个荡妇——我母亲是一个非常聪明、异常贞洁、热爱劳动、极端爱孩子、有高尚美德的妇女，这自然使得她非常难堪，因为她怎么也无法理解，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小学毕业时我是“第一名优等生”，但有一年时间没能进入中学学习，然后预习了拉丁语，通过了考试，上中学二年级学习。在中学（莫斯科第一中学）期间几乎全拿五分，虽然从来没花什么力气，从来没用过字典，总是匆匆忙忙地“抄”同学们的“话”，在老师上课前五到十分钟才“准备”功课。在中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开始组织“小组”、出版“杂志”等等，起先完全是天真无邪的。像常有的那样，我们也经历了写作活动的阶段。然后开始阅读非法著作，接着是组织有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组“学生组织”，最后终于决定投身马克思主义阵营。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了它非同寻常的逻辑严整性。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团混乱。此外，自由派熟人使我产生激烈反对自由主义的情绪。这时1905年革命到来了，到处都有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积极参加了。1906年我正式加入党，开始地下工作。在毕业考试期间我同伊里亚·爱伦堡一起在斯科得科夫壁纸工厂发动了罢工。考入大学后，主要是利用大学作为秘密接头地点，或者是在课堂讨论上对某一“可敬”的自由派教授进行某种理论“袭击”。 1908年我被遴选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1909年我被选入其下一届委员会。这时候对经验批判主义者有某种异常的偏爱，并且读遍了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1909年5月23日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然后获释，接着又被捕。然后我被保释，但是1910年当整个党的莫斯科组织被破获时，我也被捕（这时我在合法机构工作），在监狱中关押了好几个月，被驱逐到奥涅加，为避免被法庭判处苦役（用于我身上的是第102条），于是逃往国外。我在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期间一直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即不曾是“召回派”，也不曾是“调和派”）。在国外开始了我的生活中的新阶段。最初一段时间，我通常是住在工人家中，而整天都在图书馆度过。如果说我在俄国获得了一般知识和关于土地问题的相当专门的知识，那么，毫无疑问国外图书馆给我提供了更多知识。其次，我认识了列宁，他自然给了我巨大的影响。第三，我掌握了数种语言，并获得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在国外也真正开始了我的著述活动（《真理报》上的通讯，《启蒙》杂志上的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第一篇著作——《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等）。我到处都竭力实际参加工人运动。在奥地利听了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的课，于战争前夕被捕，被驱逐到瑞士；然后历尽艰辛到达瑞典（中途曾在纽卡斯尔被捕），在这里同亲密的朋友皮达可夫一道在图书馆紧张地研读，直到被捕（所谓霍格伦案件）。接着有一段时间住在挪威（直接参加了“青年派”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但不久被迫秘密赴美。在美国任《新世界报》编辑，参加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左翼”，等等。革命后取道日本回俄，因在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在车里雅宾斯克被孟什维克逮捕。抵达莫斯科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斯巴达克》杂志编辑。一直站在左翼（在国外时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直到现在仍任此职。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超过任何人。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并且他作为一般的同志和人，我有幸能站在他的身边来说，也是这样。目前我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真理报》编辑以及著作家、讲师、党的鼓动员、宣传员等。 主要理论著作有：1.《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2.《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对所谓“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的批判）；3.《过渡时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瓦解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改组的基本规律作理论分析的尝试）；4.《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理论文集《进攻》（反对柏姆—巴维克、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弗兰茨·奥本海默等人）；6.《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为批判罗莎·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而对再生产过程、市场和危机理论所作的分析）。通俗小册子中流传得特别广的有：《共产主义ABC》（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纲领》等。处于独特地位的有历史著作《从沙皇制度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后一著作把苏维埃政治制度条件下经济政策上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同城乡关系问题联系起来作了理论分析）。此外，还有许多具有次要意义的小册子、杂志文章等。许多著作，主要是通俗小册子，被译成欧洲和亚洲各国文字。 郑异凡译 布哈林续志 布哈林是领导人中唯一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十月革命后除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的短时间外，一直担任《真理报》的主编，1924年起担任《布尔什维克》主编，1919一1929年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职务后，布哈林接替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是共产国际的第一把手。列宁在政治遗嘱中称他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理所当然被认为全党喜欢的人物”。他帮助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1928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采用“非常措施”，动用刑法用强征的手段对付广大农民，布哈林同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和时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托姆斯基一道，反对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反对向农民征收“贡款”，反对用暴力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反对超高速度的工业化，主张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逐步缓和，等等，为此同斯大林发生严重分歧。斯大林利用所控制的多数击败布哈林，布哈林等人被定为“右倾集团”，1929年布哈林被解除《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9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32年起任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4年8月，布哈林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做“诗歌、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的报告，获得热烈欢迎。1934—1937年任《消息报》主编。1935年参加苏联宪法起草委员会，据布哈林本人说，宪法从头到尾都是他起草的。 1937年2—3月中央全会期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出党，同时被捕。关押在监狱的一年时间里，布哈林写了三部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小说《时代》，此外还有一些诗作。1938年3月13日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被判处死刑，15日被枪决。 1988年2月4日获平反，1988年6月21日恢复党籍。
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1879-1953） 1879年出生于梯弗里斯省哥里城，是格鲁吉亚人。他的父亲是皮鞋匠，在梯弗里斯的阿杰尔哈诺夫制鞋厂做工，不过按户口登记册，他是梯弗里斯县第地——利洛村的农民。 1893年，斯大林从哥里的一家教会小学毕业，于同年升入梯弗里斯的正教中学。当时，这所中学是梯弗里斯青年中各种解放思想——包括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温床。因此，校内各种各样的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897年，斯大林成为校内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在此期间，他与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的地下组织发生联系，从该组织取得违禁的书刊，并且参加梯弗里斯铁路工厂工人的秘密集会等。 1898年，斯大林正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梯弗里斯组织。在这期间，他在铁路和工厂地区的工人小组中间进行宣传工作。在正教中学内，对“嫌疑分子”的监视是相当严密的，校方开始怀疑斯大林所搞的秘密工作，于是就以“不可靠”为理由开除了他的学籍。 1899年至1900年，斯大林一直在工人小组中间进行紧张的宣传工作。190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正式成立，斯大林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和出色的领导人之一。在这时期，梯弗里斯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突破只对工人中的“突出的个别人”进行单纯的宣传工作的老框框。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散发传单，召开飞行集会和举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性示威游行——用这些办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已为大家普遍注意。在主张采用单纯宣传工作老方法的“老年派”和主张“走上街头”的“青年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属“青年派”。应当着重指出：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第一位在外高加索传播列宁思想的人库尔纳托夫斯基，对于采用新的工作办法而放弃老办法，以及在对斯大林进行革命教育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00-1901年间，在梯弗里斯全市掀起的经济罢工浪潮，以及在市中心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五一节政治示威游行，使梯弗里斯委员会遭到破坏。1901年，斯大林的住处被搜查，此后，又得悉暗探局已下达逮捕他的命令，因此，他被迫转入地下。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成了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为止，始终处于地下，用“大卫”、“柯巴”、“尼日拉泽”、“契日科夫”、“伊凡诺维奇”和“斯大林”等不同的化名进行革命工作。 1901年底，斯大林转移到巴统，在那里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领导了罗特希尔德和曼塔舍夫两个工厂的罢工，并在1902年2月组织工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性示威游行。1902年3月，斯大林在巴统被捕，在狱中被关押到1903年底，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东部，伊尔库茨克省巴拉干县新乌达村，刑期三年。 1904年1月，在到达流放地一个月以后，斯大林逃跑了，回到梯弗里斯，以外高加索地区组织（当时称为外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进行工作。1904—1905年间，斯大林在同孟什维克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旗帜下进行工作。斯大林经常巡视外高加索地区（巴统、恰图拉、库塔伊斯、梯弗里斯、巴库），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进行口头争论和文字争论。早在1903年，斯大林在狱中时，就从参加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同志那里了解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严重分歧，斯大林坚决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以后，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已变得非常激烈时，他是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袖，领导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1905年），并积极参加组织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的《十月宣言》发表时，斯大林正在梯弗里斯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而进行紧张的斗争。此时，他用格鲁吉亚文字写了一本小册子《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底，他作为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出席了在芬兰坦默福斯城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彻底地和列宁站在一起了。 1906年是1905年革命被击溃的时期，是选举“新”杜马的时期，也是准备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时期。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杜马。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也登上了舞台，他们在梯弗里斯甚嚣尘上。斯大林是反对外高加索形形色色的反无产阶级派别的核心人物。这一时期，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日报《时报》在梯弗里斯出版。斯大林用格鲁吉亚文写的一组长篇论文《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1906年斯大林用化名“伊凡诺维奇”作为梯弗里斯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 斯大林革命活动的巴库时期是从1907年开始的。他在作为梯弗里斯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回来以后，就离开梯弗里斯，而在巴库扎下了根，在那里他拼命工作，把巴库的组织团结在党的伦敦代表大会的口号周围。在那里，他领导了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巴库工人报》，并且顺利地组织了一场斗争，把孟什维克从巴库各工人区（巴拉汉内、比比一爱巴特、黑城、白城）赶走。同时，他领导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运动：由工人和石油工业家进行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最后使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巴库各级组织内取得了彻底胜利。从此以后，巴库就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 1908年3月，斯大林被捕。在狱中关押八个月之后，他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索里维切哥茨克城，期限三年。几个月后，他从流放地逃回巴库，仍旧做地下工作。 1910年，斯大林再次被捕。在狱中关押几个月后，又被流放到索里维切哥茨克。 1911年，他再次从流放地逃跑。这次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他到彼得堡工作。从这时起开始了他革命事业的彼得堡时期。但他在彼得堡没能工作很久，又遭逮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 1911年末，他再次逃跑，回到彼得堡，在那里领导地下工作。这时（1912年）他已是党的中央委员，这是在著名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的。他受党中央的委托，到俄国各重要的地区去巡视，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在勒那罢工期间领导《明星报》，并且参加创办《真理报》的领导工作。 1912年4月，斯大林又被捕，关押几个月后，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期限四年。同年夏季，他又从流放地逃亡，回到了彼得堡；然后，他到克拉科夫去找列宁。在那里，他参加了于1912年末召开的一次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然后返回彼得堡；在彼得堡，他领导杜马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并且领导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明星报》和《真理报》。此时，他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1913年春，斯大林再次被捕，几个月后被流放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1913—1916年，斯大林一直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库列依卡村。 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返回彼得格勒，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在布尔什维克的四月全俄代表会议上，当党内出现两派时，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的立场。代表会议后，1917年10月成立了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准备十月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和列宁完全一致地工作。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在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时期，在直接组织1917年十月起义时期，最后，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争论关于组织“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时期——总之，在准备和巩固十月革命的所有这些时期内，党内一部分党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动摇有破坏整个事业危险的情况下，斯大林始终是列宁最亲密的助手和志同道合者。从7月示威直到10月为止的这个时期内，斯大林是党中央机关报（《工人和士兵报》、《无产者报》、《工人报》、《工人之路报》等）的实际领导人。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中央推选斯大林为“五人小组”（在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成员以及“七人小组”（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成员。 从1917年起，斯大林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23年间，他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一1922年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从1922年起，是党中央的书记之一，至今仍任此职。从1925年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大部分时间是在前线。1918年春夏，他在察里津前线工作，同伏罗希洛夫和米宁一起组织了察里津保卫战，击溃了克拉斯诺夫部队。1918年末，他同捷尔任斯基一起到彼尔姆区视察第三集团军的战线，全力协助我军停止退却。1919年春，他在彼得格勒战线工作，组织红军抗击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第一次进攻。1919年夏，斯大林在斯摩棱斯克的西方战线工作，组织抗击波兰的进攻。1919年后，他在南方战线工作，抵抗邓尼金的军队，一直到把邓尼金击溃、红军占领罗斯托夫和敖德萨为止。1920年，斯大林在西南战线（反波兰军队的战线）工作，直接领导在日托米尔区突破波兰战线、解放基辅并使我们的军队一直挺进到利沃夫城下的事业。同年，他还参加了保卫乌克兰南部抗击弗兰格尔的工作。1920-1923年，他是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由于屡建战功而荣获红旗勋章。 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论列宁和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问题》。 （本人审定的传记） 伊·托夫斯土哈撰写 姜鸿霄译
加米涅夫，列夫·波里索维奇——武装起义的反对者，却主持了部署起义的中央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加米涅夫，列夫·波里索维奇 ——武装起义的反对者，却主持了部署起义的中央会议 （1883—1936） 1883年7月18日生于莫斯科。加米涅夫的父亲当时是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的司机。父母亲出身于小市民阶层，父亲毕业于彼得堡工学院，母亲毕业于贝斯士热夫女子学院。他们两人都同70年代末的激进大学生有来往。父亲是3月1日事件参加者格里涅维茨基的同班同学。不久父亲离开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上的工作，改任位于维尔纳省兰德沃罗沃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制钉厂的总工程师。加米涅夫在位于工厂区的这家工厂度过了童年。童年的伙伴是工厂的工人孩子们。加米涅夫考入维尔纳第二中学后，同工厂的联系也没有中断。由于父亲的愿望，也出于自身的爱好，从中学回家度假时，他习惯于在工厂车间干活，先是从事细木工，后来是钳工。1896年加米涅夫父亲被调往梯弗里斯外高加索铁路工作，携全家前往。1901年，加米涅夫在梯弗里斯第二中学毕业。在中学的最后几学期，加米涅夫已经同马克思主义小组建立联系，阅读秘密书报。青少年时代在工厂的环境中和同工人交往中所获得的印象使他产生了对工人运动的向往和兴趣，拉萨尔的《工人纲领》则是把这种向往和兴趣固定下来的第一本秘密小册子。对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斗争的研究也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加米涅夫通过合法杂志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场斗争。 1900年的逮捕涉及许多人。加米涅夫同这些人也有来往，但未被牵连进去，不过他中学毕业时操行的分数很坏，这就关上了进入大学的大门。他不得不提出专门的申请，以从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博哥列波夫那里获得上大学的权利。加米涅夫拒绝了父亲要他选择工程师职业的要求，而选择了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当时他已决定献身于社会革命事业。 在莫斯科大学，加米涅夫立即与大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建立联系，几个月以后当选为本年级的代表参加学生会联合委员会，坚持学生运动的政治路线，参加了大学被军警包围下的著名的1902年2月8日大会。 在莫斯科学生运动当时的领导人（策烈铁里、阿列克辛斯基、布季洛维奇等）被捕之后，加米涅夫和一批同志组织了第二个学生委员会，由它继续开展运动。受委员会的委托，加米涅夫赴彼得堡同彼得堡大学生领导人建立联系，写了许多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大学生宣言，号召把大学生的力量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祖巴托夫组织号召工人到亚历山大二世纪念碑去时，3月13日，加米涅夫同其他一些人在特维尔林荫道组织了工人和学生的反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包围，加米涅夫被捕，起初被关在布蒂尔区，然后被解往塔甘卡。 在狱中关了几个月以后，加米涅夫被解回故乡梯弗里斯，由警方监视并且无权返回大学。回到梯弗里斯之后，他同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作为宣传员在其中工作，在这以前他已获得两种经验，一种是在纳哈洛夫卡铁路工人中间的经验，另一种是在军官经济协会的制靴匠中间的经验。1902年秋，为了阅读革命著作，加米涅夫来到巴黎，立即参加“火星派”小组。加米涅夫在莫斯科就已读过《火星报》。 在巴黎，加米涅夫认识了《火星报》巴黎小组的直接领导人（林多夫—莱特伊仁等），为《火星报》写作关于学生运动的报告。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首次来巴黎作报告时，加米涅夫认识了列宁。 认识列宁以及列宁巴黎之行所作的报告、讲演对他的今后命运和活动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得知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首的《火星报》编辑部从伦敦迁往日内瓦之后，加米涅夫也离开巴黎，移居日内瓦，在这里，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仔细地研究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著作，第一次在火星派小组作报告，反对当时司徒卢威、别尔嘉也夫、布尔加柯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时髦的批评。加米涅夫报告的评论员是马尔托夫，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在欧洲作巡回报告时用的就是加米涅夫的护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加米涅夫立即于1903年9月回俄。还在巴黎的时候，在庆祝崩得成立五周年的集会上，加米涅夫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奥丽加·达威多夫娜·加米涅娃。 回到梯弗里斯之后，加米涅夫同那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当时领导人（德·谢·波斯托洛夫斯基、M.A.波里索娃、B.H.涅涅施维利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作为宣传鼓动员参加了外高加索铁路罢工的准备工作。 1月5日至6日夜（1904年）的搜查之后，加米涅夫不得不离开梯弗里斯移居莫斯科，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宣传小组，散发传单，保藏铅字，等等）。这时候，由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经历了内部危机。加米涅夫坚定地捍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的代表捷姆利亚奇卡同志保持联系。 为防止在2月19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保安厅在莫斯科委员会周围进行了搜捕。加米涅夫同波·克努尼扬茨（拉定）、阿尼亚·施奈尔森一起被捕。加米涅夫在狱中关了五个月，7月15日被押送回梯弗里斯，置于警方公开监视之下。在狱中，加米涅夫写了一本小册子，坚决批判了新《火星报》的整个政治路线，此书曾在狱中传阅，但后来丢失，没有传到国外。 加米涅夫曾试图借助于进尤里耶夫大学来取得合法地位，但没有成功，因为警方给大学送去下列证明材料： “据现有情报，原莫斯科大学学生列夫·波里索维奇·罗森费尔德自国外回来后于去年11月定居莫斯科市，在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组织著名活动家被捕之后，他致力于组织有经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宣传家小组的工作。他所组织的小组取名为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一方面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一方面竭力鼓动组织今年2月19日的政治性街头示威游行。根据关于罗森费尔德的上述情报，莫斯科省宪兵司令部就上述反政府集团问题对他进行了传讯。在对罗森费尔德进行搜查时曾发现在政治方面有损其名誉的通信。在审讯中罗森费尔德拒不认罪，拒绝作任何说明。” 回到梯弗里斯之后，加米涅夫被选入高加索联合委员会［米哈茨哈卡雅、斯大林、克努尼扬茨（拉定）、哈诺扬等］，该委员会领导全高加索的工人运动。加米涅夫参加委员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的工作，进行宣传工作，作为鼓动员在同社会民主党准备高加索铁路罢工有关的各种盛大的铁路工人大会上讲话，到各地方组织——巴统、库塔伊斯等地巡视。 有加米涅夫参加的联合委员会持严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观点，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饶尔丹尼亚、策烈铁里、霍梅里基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段时间，加米涅夫还给列宁的《前进报》写通讯。 根据列宁的指示，在北方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之后，联合委员会完全加入这一全俄布尔什维克组织，派遣加米涅夫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该组织。 加米涅夫来到了彼得堡，在这儿接受任务到一些地方委员会去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宣传。他带着这一任务走遍了库尔斯克、奥廖尔、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沃罗涅什、罗斯托夫和高加索。加米涅夫本人从高加索委员会获得出席代表大会的证书，非法越过国境，参加了伦敦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记录中用的是化名格拉多夫）。 会议结束后，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任命加米涅夫为特派员，委托他到一些组织去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作宣传：抵制布里根杜马，准备起义等。加米涅夫接受这一委托，于1905年7-9月几乎走遍俄国中部和西部所有大城市，在地方委员会会议上、在宣传员小组里以及在民众集会上发言捍卫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十月全俄铁路工人罢工和10月17日宣言发表时，加米涅夫在明斯克参加了游行示威，这次示威遭到省长库尔洛夫的镇压。加米涅夫搭乘从明斯克开出的第一列火车回到彼得堡，参加了地方的工作，并成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整个布尔什维克文字宣传事业中的最亲密助手之一。1905年底、1906年和1907年加米涅夫在彼得堡度过，他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密切联系，为所有合法和地下的出版物撰稿，以宣传鼓动员的身份发表讲演，在竞选会议上捍卫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等等。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前不久，1907年4月，加米涅夫受中央委员会的派遣赴莫斯科开展代表大会前的竞选运动，在这里当选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杜马解散后，加米涅夫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留在彼得堡，继续在这里工作（同季诺维也夫、梅什柯夫斯基、罗日柯夫一起）。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国后，1908年4月18日进行一系列搜捕之后，加米涅夫以准备印刷五一传单罪被捕。7月获释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当时从国外回国的杜勃洛文斯基召请加米涅夫到他所在的日内瓦去。加米涅夫于1908年底出国，被任命为布尔什维克派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了国外的所有党的会议和代表会议。有一段时间，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加米涅夫任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出席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10年）,并作为党的代表在1912年的马塞尔代表大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斯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国外除了为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或地下出版物写稿外，同时还出版了由列宁编辑的《两个党》一书，此书标志着同孟什维克主义的彻底决裂，而在党的职务以外的业余时间还研究包括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在内的俄国革命运动问题。 1913年，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之后，加米涅夫也移居接近国境的克拉科夫，1914年初受中央委员会派遣赴彼得堡领导《真理报》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这一工作一直进行到8月9日《真理报》被查封为止，加米涅夫被迫去芬兰，宣战时他就在这里。加米涅夫在芬兰成功地召开了宣战后党团和地方工作者的第一次会议，并筹备更大型的会议。11月4日，这次会议的全体人员在彼得堡附近的小村庄奥捷尔基被捕（巴达也夫、彼得罗夫斯基、穆拉洛夫、沙果夫、萨莫伊洛夫、雅柯夫列夫、林杰、沃罗宁、安提波夫等）。1915年5月进行审讯，有等级陪审员参加的彼得堡最高法院判决加米涅夫及杜马代表和同案人员剥夺全部权利，流放西伯利亚。被判刑者起初被解往土鲁汉斯克，然后往叶尼塞斯克附近的农村亚兰，最后被解到阿钦斯克，二月革命时他们就在那里。当时在亚兰的加米涅夫、斯大林、穆拉诺夫立即动身赴彼得格勒，在列宁从国外回俄前几天抵达。 在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他是《真理报》编辑之一，直到10月，加米涅夫是党驻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之一，后来是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之一。 1917年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政府把加米涅夫逮捕并关进监狱，直至科尔尼洛夫进攻时为止。在被捕期间，加米涅夫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最卑劣的指控。在十月政变发动之前，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一方，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多数为另一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因而，他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击；然而，在政变发动前夕，这些分歧就消除了，根据列宁的提议，加米涅夫当选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席，代表大会实行并在组织上完成了十月政变（переворот）;然后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不久加米涅夫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交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而自己则参加签订全线停战协定的布列斯特和谈代表团。同德国人的谈判暂时中断后，1918年1月，加米涅夫受列宁委托秘密前往英国和法国，向它们介绍完成的政变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星期，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随后取道芬兰回国，当时芬兰红军正同白军进行激烈的国内战争，加米涅夫落入白军之手，在阿兰群岛被捕，有一段时间被囚于马丽延哈本监狱，然后被转移到乌列阿博尔格要塞，在单人牢房关了几个月，于1918年8月以在彼得格勒被俘的芬兰人作交换获释。 回到莫斯科后，加米涅夫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在共和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日，加米涅夫作为国防委员会特派员巡视国内战争的前线。1922年，在列宁患病期间，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一，列宁逝世后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26年1月被解除这一职务，被任命为商业人民委员。加米涅夫在其政治活动中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他从自己的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继承了不少东西。早在1917年7月，列宁在隐蔽起来的时候曾写信给加米涅夫说：“如果我被杀死，我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还在列宁生前，加米涅夫开始编辑出版《列宁全集》。列宁在患病期间把自己的个人档案库交给加米涅夫，这个档案库后来发展扩大成为列宁研究院，加米涅夫是该院院长。 [1]列宁想给自己的书起这样的书名，后来此书以《国家与革命》的书名问世。 在全部社会活动中，加米涅夫花了很多精力从事写作。他在1917年革命以前写的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两次革命之间》。此书未收入文学问题的文章，包括探讨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的巨著和收集在《文学的没落》文集中的文章，都未收入。他还著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的任务》、《为和平而斗争》等书。目前正在准备出版全集，其第1卷已经出版。 （本人审定的传记） Ф.穆兹卡撰写 郑异凡译 加米涅夫续志 1922年，列宁卧病期间，加米涅夫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列宁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会议由加米涅夫主持。在列宁卧病不能视事的时候，加米涅夫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组成“三驾马车”，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三驾马车”集中全力展开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实际上“三驾马车”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击败托洛茨基后，其内部分歧逐渐公开。1925年，加米涅夫同季诺维也夫、克鲁普斯卡娅、索柯里尼柯夫等组成“新反对派”，在农村政策、工业化方针、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等问题上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尤其是反对斯大林“一人专政”。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在发言中直接指名斯大林，高呼“我们的总书记不是能够把老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物”，“斯大林同志不能完成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任务”，声明“我们反对一人专政的理论，反对制造领袖”。 “新反对派”在十四大遭到失败。1926年1月，加米涅夫被解除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改任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租让总委员会主席。1926年10月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1927年11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承认错误后1928年6月22日恢复党籍。1932年10月因柳亭集团案再次被开除出党，被判处流放并于12月16日被捕。1933年12月恢复党籍。1933年起任“科学院”出版社社长，1934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身亡，加米涅夫因此受到指控，于1934年12月20日被开除出党。1935年1月16日被判5年徒刑，1935年7月27日改判10年徒刑。1936年8月24日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盟总部”公开审判中被判处死刑，次日枪决。1988年6月13日获平反。
插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插图 武装起义胜利后的冬宫前（1917年） 人民委员会会议（斯莫尔尼宫，1918年初） 列宁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1922年） 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室的最后一张照片（1922年10月3日） 俄共十三大后的政治局委员联共（布）十五大后的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20年代初） 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 1928年的一批反对派。前排：谢列布里亚科夫、拉狄克、托洛茨基、博古斯拉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后排：拉柯夫斯基、德罗布尼斯、别洛博罗多夫、索斯诺夫斯基
二卡尔斯卢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二卡尔斯卢厄 巴登的起义是在最有利的、只能进行暴动的条件下发动起来的。全体人民一致痛恨政府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笑里藏刀、凶残狠毒的政治迫害。反动的阶级即贵族、官僚和大资产阶级是人数不多的阶级。在巴登，大资产阶级可以说才刚刚处于萌芽状态。除开这些人数不多的贵族、官吏和资产者，除开那些仰仗宫廷和外国富翁过活的卡尔斯卢厄和巴登－巴登的小铺老板，再除开海得尔堡的一些教授和卡尔斯卢厄郊区的几个村庄以外，整个这个地区都同心同德地站在运动的方面。在别的起义中都必须把军队打败，可是这里的军队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甚至把运动进行得超过了奥芬堡会议[81]的资产阶级领导者们的愿望，因为这里的军队受贵族军官的欺压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厉害，其次，民主党派已经对他们进行了一年的教育工作，不久前又由于实行了一种普遍兵役制而使得军队里面的叛乱者更增多了。正是军队在拉施塔特和卡尔斯卢厄把“运动”变成了起义。 因此，武装起义的政府在一开始执行自己职务的时候，就得到了现成的军队、充足的军械库、组织完备的国家机器、充实的国库以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居民。其次，这时正逢莱茵河左岸普法尔茨的起义已经展开，正好给自己的左翼作了掩护；在莱茵普鲁士，起义固然是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尚未彻底败北；在维尔腾堡、在法兰克尼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和在拿骚，甚至连军队里面也都普遍地流露出昂然激奋之情，只要在这些军队里面点起星星之火，便可以使巴登的起义在整个德国南部和德国中部重演。这样就将会有不下于5—6万的正规军掌握到起义者的手里。 在这种条件下，应该怎么办，是十分简单十分清楚的，所以现在当起义被镇压之后，每个人都懂得了这一点，并且都肯定地说自己从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一点。那时应该即刻把起义急速扩展到黑森－达姆森塔德、法兰克福、拿骚和维尔腾堡。应该立刻从现有的正规军中征集8000—10000人（利用铁路，这件事两天以内就可以做到），把他们派到法兰克福去“捍卫国民议会”。起义所取得的一个紧接一个的胜利简直使失魂丧胆的黑森政府陷入了瘫痪的状态；它的军队显然是同情巴登人的；它也象法兰克福参议会[82]一样不能进行任何反抗。驻守在法兰克福的库尔黑森、维尔腾堡和达姆斯塔德的军队是站在运动方面的；在那里的普鲁士人（大部分是莱茵省出生的人）发生了动摇，奥地利人则为数不多。巴登人的到来（不管是否有人企图反抗他们），必然会把起义的旗帜带到黑森的两公国的心脏和拿骚去，必然会迫使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撤退到美因兹去，必然会使德国的软弱无能的所谓国民议会在起义军民面前感到肉跳心惊。在这以后，如果在摩塞尔河、埃斐尔、维尔腾堡和法兰克福起义还是没有马上爆发，那还可以有很多其他方法把起义扩展到这些省份里去。 其次，应该把起义的力量集中起来，为起义提供必要的资金，通过立即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来使绝大多数的农业居民愿意参加起义。设立一个总的军事和财政的集中管理机构，使这个机构有权发行纸币［注：巴登议会很早以前就批准发行200万纸币，但是连一个钱也还没有用掉。——恩格斯原注］，并首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发行，有权在巴登以及起义军所占领的一切地区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起义更加百倍地强大起来。 但是，这一切应该在最初的时刻就火速地全都做到，唯有快才能保证胜利。在巴登委员会成立一个星期以后就太晚了。莱茵的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维尔腾堡和黑森没有起来战斗；军队本来情绪昂扬，对起义很有利，但这时已经是靠不住了，他们终于重新完全服从于自己的反动军官的势力。起义已丧失了全德的性质，而变为纯巴登的或巴登－普法尔茨的地方性的起义。 我在斗争结束以后才知道，前巴登军少尉弗·济格尔（他在起义期间，起初是“上校”，继而又是“总司令”，他博得了一点是好是坏有些难讲的小小声誉）从一开始便向巴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转入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长处在于它包含着这样一种正确的思想，即在一切条件下都必须进攻；但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个计划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冒险的计划。济格尔想率领一个巴登的军团首先向霍亨索伦挺进，在那里宣布建立霍亨索伦共和国，继而占领斯图加特，并且在维尔腾堡把起义发动起来以后，再由斯图加特推进到纽伦堡去，最后在也已经掀起起义的法兰克尼亚的心脏安下大本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完全忽略了法兰克福在士气方面的作用，只有拿下了法兰克福才能使起义具有全德的性质，同时才能使美因河沿线在战略上起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计划的前提是，应当具备的战斗力量完全不是实际上可能有的战斗力量；它并未打中要害，而且最后——在一次完全可以称为唐·吉阿德式或席尔式的进军之后——必然会在黑森和拿骚的军队还没有转到起义者方面来因而起义者未能得到增援以前，使得南德军队中最强悍、唯一坚决敌视起义的军队即巴伐利亚军能够立即出来对付起义者。 新政府借口几乎全体士兵都已解散回家而根本不同意发动任何的进攻。先不说这只是不多的个别部队，特别是近卫团里的情况，就连那些曾解散回家的士兵们过了3天以后，也几乎全部又回到自己的部队里来了。 不过，政府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发动任何进攻。 领导整个巴登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在这位律师的身上具有几分德意志小邦群众活动家所免不掉的一些抱负不算大的虚荣心和表面上的坚强信念（这在南德一般地是博得任何声望的首要条件），并且还兼有一些外交家的狡诈，凭着这点狡诈，大概除开唯一的一个人以外，他足以能够把周围的一切人完全制服。布伦坦诺先生——这现在已经不值得一提了，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党（巴登最强大的党）在奥芬堡会议上所获得的成绩只不过是改变了大公的政策而已，而这样的改变只有由布伦坦诺组阁执政才可能做到。大公的回答和普遍的激愤在拉施塔特的军队中引起了起义，而这是违背布伦坦诺的意志和愿望的。在布伦坦诺先生被抬上巴登委员会领袖地位的时候，他已经被运动抛在后面，因而已经不得不想法子把运动拖住。于是乎就发生了卡尔斯卢厄事件；大公逃之夭夭了，而这些使布伦坦诺先生成为政府首脑并且可以说是给予他独裁大权的形势，却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使得他竟不得不用自己的权力来反对给予他以这种权力的运动。当人民为大公的逃窜而雀跃欢呼的时候，布伦坦诺先生和矢忠于他的巴登委员会却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卧不安。 这个委员会几乎全部是由信念异常坚定而头脑却异常糊涂的巴登庸人所组成的，亦即由那些生怕宣布建立共和国并且看到任何一点点果断的措施就哀告上帝的“纯粹共和主义分子”所组成的；这个地道的庸夫俗子的委员会，当然完全在布伦坦诺的掌握之下。律师赫希斯特在爱北斐特所扮演过的那一角色，在这里是由律师布伦坦诺扮演的，而且活动范围更扩大了一些。至于说布林德、菲克勒尔和司徒卢威这3个从狱里释放出来而进入巴登委员会的外人，布林德深深陷入了布伦坦诺的阴谋诡计的圈套，以致孤掌难鸣，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被赶到巴黎去当个巴登的代表；菲克勒尔被指定到斯图加特去执行一种危险的任务；至于司徒卢威，布伦坦诺先生则认为他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因而也就放心地容他留在巴登委员会里面，不过时时监视着他，尽力不使他成为一个声望孚众的人物，这一点，布伦坦诺先生也是完全做到了的。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和其他的人一起建立了“坚决（或者毋宁说是稳步）前进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经过一次失败的发动以后，便被解散了[83]。过了几天，司徒卢威多少是以“亡命者”的身分出现在普法尔茨，并准备在那里重新出版他的刊物“德国旁观者”。但是，样本才刚刚出来，普鲁士人就来到了。 巴登委员会（从最初起它就纯粹是布伦坦诺手里的工具）选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首脑仍然是布伦坦诺。不久，这个执行委员会几乎完全暗中顶替了巴登委员会，它至多把预算和已实施的措施交给巴登委员会去批准，并且还把它的一些多少有点靠不住的成员打发走，分派到各区或军队里去担负各种各样的次要工作。最后，执行委员会完全撤销了巴登委员会，而用在布伦坦诺一手包办下选出来的“制宪议会”代替了它，而执行委员会本身则摇身一变成了“临时政府”，不用说这个政府的头儿自然又是布伦坦诺先生。他于是任命了各部的部长。他所任命的都是象弗洛里安·默尔德斯和迈尔霍弗这类的部长！ 布伦坦诺先生是个十足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不同于小资产者群众和他们的其他代表人物的地方只在于：他的眼光看得太远了，所以没有他们那许多幻想。布伦坦诺先生最初一开始就出卖了巴登的起义，因为他最初一开始就比巴登的任何一个官方人物都更清楚地了解情况；他采取的那些措施就是为了保证小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措施必然把整个起义全部断送。当时布伦坦诺的声望大得无边，而在7月以后又受到他从前的崇拜者的辱骂，其秘密都在于此。巴登的小资产者大多数是同布伦坦诺一模一样的叛徒，但他们同时又是受骗者，而对于布伦坦诺却不能这样说。小资产者的背叛是因为懦弱，他们的受骗是因为愚蠢。 巴登也象整个的南德一样，几乎没有大资产阶级。巴登的工业和商业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里只有很少数的、很分散的、不大成熟的无产阶级。居民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农民中的大多数）、小资产者和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即那些分散在小城市里的城市工人（当时还没有一个能够产生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大中心城市），现在，或者至少到现在为止是处在占绝对优势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之下的。至于农民，他们更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加之他们的利益又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些是一致的，有些可以说是相似的，因此他们同样也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庇护之下。所以，以律师、医生、教员、个别商人和书商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自从1848年3月起，一方面是直接地，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代表控制了巴登的整个的政治运动。 在巴登其实从来就没有过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着对立，因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占居了优势。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苗头，无论是由比较发达的国家回国的工人带进来的还是由于受法国或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影响而产生的，在巴登还不能够为自己开拓一条道路。红色的飘带和红色的旗子在巴登只不过意味着资产阶级共和国，至多夹杂着一点恐怖主义，而司徒卢威先生所发现的“人类六大祸害”[84]，尽管在资产阶级看来是无可指责的，然而这在能引起群众反响的东西当中已经是最厉害的了。巴登的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最高理想，从来就是一个不大的、从1830年起存在于瑞士的那种资产阶级—农民共和国。渺小的、清心寡欲的人们有其小小的活动场所；以范围略加扩大了的市镇，即“州”组成一个国家；工业规模小、停滞不动，其基础是手工劳动，因而使社会状况也就同样停滞不动和萎靡不振；贫富悬殊不大，到处全是小康和中等状况；没有君主，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多少赋税，没有积极干预历史的活动，没有外交——只有地方上的琐碎的街谈巷议和enfamille〔家庭的〕小小纠纷等这类的内政；没有大工业，没有铁路，没有世界贸易，没有百万富翁和无产者之间的社会冲突，但是却有着一种充满虔诚笃信和君子之风的幽静而舒适的生活，适应于知足常乐的人们的要求不高的生活，在历史上无声无嗅的生活，这就是存在于瑞士大部地区的、也是巴登小资产者和农民久已梦想建立的幽静的世外桃源。假若，巴登的或者可以说南德的小资产者，在热情奋发到最大限度的时刻，脑子里竟然产生了关于整个德国的概念，那末，在他们的幻想中所呈现出来的未来的理想的德国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士，也就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例如，司徒卢威先生在自己的一本小册子[85]里面就已经把德国划分为24个州，有同样数目的州长和大大小小的议会，并且甚至在小册子里面还附上一幅已经划分就绪的地图。假若德国真有一天变成了这样的世外桃源，那就会使它降低到甚至在它最可耻的时代都想象不出的低级阶段。 其实，南德的小资产者已不止一次地亲身体验到：即使革命是在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旗帜下发生的，也会很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所心爱的幽静的世外桃源卷入大规模的冲突和真正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去。因此，小资产阶级不仅在一切的革命动荡面前惶惶不安，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烟草啤酒的联邦共和国的理想面前也竟然胆战心惊。因此，他们一心向往帝国宪法，认为这部宪法至少可以满足他们眼前的利益，而只赋予皇帝以中止权，同时还使他们有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合法的手段实行共和制。因此，当巴登的军队未经邀请便往他们的餐桌上送来现成的起义时，他们就惊惶失措了，因此，他们也怕把起义扩展到未来的巴登州的范围以外去。要知道，这场火灾也可能在无意中蔓延到存在着大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那些地方，因此，在这些地方政权就可能转入无产阶级的手里，那时候，惨哉财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伦坦诺先生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呢？ 他在巴登替小资产阶级干了小资产阶级自己曾在莱茵普鲁士有意识做过的事：出卖了起义，然而却拯救了小资产阶级。 布伦坦诺出卖运动，绝不象后来终于失望了的巴登小资产者所想的那样，是在他采取最后的行动的时候，是在牟尔克河失败以后逃跑的时候，而是一开始就把运动出卖了。运动之所以被出卖给了普鲁士人，正是由于那些最受巴登的小市民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部分农民甚至部分手工业者所赞不绝口的措施所造成的。布伦坦诺也正是由于自己的变节，才成了一个有声望的人物，才激起了小市民们的那种狂热，从而使他们紧紧地依附自己。小资产者只看到迅速恢复起来的秩序和宁静，只看到运动本身的短时期的停滞，而并没有发觉运动被出卖了；后来他们看出，他们因为参加运动而倒了霉，运动正走向毁灭，而他们自己也要和运动一起毁灭，这时他们才大嚷大叫被出卖了，而且象一个受了欺骗的笨人那样极为愤恨地痛斥自己最忠实的仆人，然而为时已经太晚了。 当然，布伦坦诺先生也是受了骗的。他希望参加这个运动能使他成为“温和的”党派的即小资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但他却不得不在夜色的掩护下背弃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好友（这些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而可耻地开了小差。他甚至希望在大公那里能够弄到一个部长席位，他这种英明的打算所获得的嘉奖，是他受到了一切党派的拳打脚踢，永远丧失了扮演任何角色的可能性。当然，你可能比任何一个德意志的侏儒邦国的全体小资产者都会来得聪明些，但终归你可以看到，你的最美妙的希望幻灭了，而你的最崇高的意向也被玷污了！ 布伦坦诺先生自他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尽力把运动限制在小市民的范围以内，使运动几乎未曾想越出这个范围。布伦坦诺在矢忠于大公的卡尔斯卢厄的市民自卫团（就是那个还在几天以前和起义者厮杀的市民自卫团）的护卫下，进入了等级代表议会大厦[86]，以便从这里来制止运动。使逃兵归队的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改编各个营的工作也进行得不怎么快。但是，解除了武装的曼海姆的小市民却武装得倒不慢，然而，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些人都不想打仗，并且在瓦格霍伊泽尔附近一战之后，甚至大部分人加入了曾背叛曼海姆的龙骑兵团。至于向法兰克福或斯图加特进军，至于把起义扩大到拿骚或者黑森，甚至连提都不用提了。刚一提出类似的建议，就会象济格尔的建议一样马上遭到拒绝。发行纸币的建议会被认为是国事犯，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议案。从普法尔茨派来的信使络绎不绝；他们报告说，普法尔茨没有武器，没有步枪，更不用说大炮了，并且也没有弹药，并且说，为了扩大起义，尤其是为了占领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两要塞所必需的一切东西，那里都需要；但从布伦坦诺先生那里什么都不能得到。普法尔茨建议马上就建立军事总司令部，甚至把两个区联合起来受一个统一政府的管辖。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由于拖延、阻挠而不能实现。据我所知，普法尔茨唯一得到的东西，就是数目不多的金钱的支持；后来，已经是很迟了的时候，才送来了8门大炮和不多的弹药，但没有炮手和驾具，最后，才奉梅洛斯拉夫斯基的直达命令，开来了一个巴登的步兵营和两门臼炮，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其中的一门炮只射过一发炮弹。 这种拖延和拒绝采取最必要措施（这些措施能够促进起义的开展）的行为，也就是出卖了整个的运动。在内部的问题上，也完全消极怠惰。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事情只字不提；布伦坦诺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在农民里面，特别是在上巴登隐藏着的革命分子很多完全超出了他的心愿，因此，他必须在他们还没有更深地卷入运动之前，就很快地将他们制止住。新来的官员们大都是布伦坦诺的走狗，或者全都是些无能之辈；所有的旧军官们，除开那些在近年来的反动时期使自己丢尽脸面因而逃之夭夭的人们以外，全都留任了原职，这就使得全体愿意宁静的市民们大为高兴。甚至连司徒卢威先生在5月的最后几天也认为赞扬一下“革命”是适宜的，因为一切都很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留任了原职。在其他方面，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代理人也采取了如下的活动方针：尽可能使一切都转回到旧轨道上来，尽可能减少混乱和骚动，并且使国家尽快地失去自己的革命的面貌。 在军事机构中也盛行着这种因循守旧的作法：人们只干那些不能不干的事情。军队没有指挥官，没有训练，也没有秩序；无能的“陆军大臣”艾希费特以及他的继任人叛徒迈尔霍弗甚至连象点样的军队的配置也不会。军用列车毫无目的地、毫无意义地在铁路上开来开去。各步兵营今天调到这个方向，明天又调到那个方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作。警备队的士兵因为没有事干成天进出于小饭馆。显然，这是存心使他们的精神颓丧，政府是想把他们尚存的最后一点军纪也消灭干净。对于第一批征集的所谓的人民自卫团即凡是能手执武器而年龄未逾30的男子的组织工作，是委任著名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去进行的。贝克尔是一个瑞士籍的公民和瑞士军的军官。我不知道，布伦坦诺对于贝克尔在执行他的使命时施加的阻力究竟有多大。但是我知道，在普法尔茨的军队撤退到巴登地区以后，当不能再拒绝这些衣着褴褛装备很坏的普法尔茨部队的坚决要求的时候，布伦坦诺为了推卸责任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要依着我，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大公回来的时候，至少要让他知道，谁把他的积蓄都挥霍光了！”因此，要是说巴登的人民自卫团一部分表现很坏，而一部分毫无组织，那末在这里，主要的罪过无疑地应由布伦坦诺和个别地区中他的那些心怀恶意的或庸碌无能的官员们来承担。 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以后，最初踏上巴登的领土是在5月20日或21日，也就是在大公出走后的一个多礼拜，当时在边防上的，或者确切些说，没有边防的这种极端的疏忽大意使我们惊奇不已。从法兰克福到黑彭海姆的这条铁路全被维尔腾堡人和黑森人所组成的帝国军队所占领；甚至在法兰克福和达姆斯塔德也布满了军队；所有的车站，所有的居民点都被强大的部队所占据；有秩序的岗哨一直伸展到国境线上。可是，从国境到魏茵海姆连一个人也看不到；在魏茵海姆也是这样。唯一的预防措施，就是拆毁黑彭海姆和魏茵海姆之间的大部分铁路线。只是在我们来到魏茵海姆期间，才开来了一支不大的不满25人的近卫团部队。在魏茵海姆和曼海姆之间又是一片天下太平的景象。最多这里或那里出现一些个别的微带醉意的人民自卫团，他们倒有些象掉队的士兵，或者象逃兵。自然，什么国境上的检查也就更谈不上了。可以在任何方向随意地越过国境。 在曼海姆，不管怎样，整个看来还有点象军事时期的样子。一伙一伙的士兵站在街上，或坐在小饭店里；人民自卫团和市民自卫团在操场上进行操练，当然大部分人很不熟练，而教官也很糟糕。在市政厅里，有许多的委员会、新旧军官、穿军装和短衫的人们在开会。人民和士兵、志愿兵混在一起。他们在狂饮，欢笑，彼此十分体贴。但是转眼便可看出，最初的热潮已经过去了，许多人感到大失所望。士兵们心怀不满；他们说，我们举行了起义，而现在事情该轮到应该担任领导的非军事人员了。可是他们却一直拖拖拉拉，因而把事情弄坏了。士兵们对自己的新来的军官们也不大满意；新军官和大公的旧军官的关系不好，虽然，旧军官每天都有几名在开小差，但许多人在当时还是在服役；他们都迫不得已地陷入了悲惨的境遇里，而不知道怎样自拔。终于怨声四起，大家都抱怨缺少一个刚毅而干练的领导。 在莱茵河的另一岸，在路易港，运动在我们看来要好得多。在当时，在曼海姆许多青年显然是第一批征集的，他们好象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还在安然地干自己的事，但在路易港所有的人却都武装起来了。诚然，后来发现，在普法尔茨也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在路易港，在志愿兵和士兵之间是完全相处无间的。在小饭店里（在这里当然也是挤得满满的），“马赛曲”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歌声却不绝于耳。在这里，没有谁在诉苦，也没有谁在抱怨，大家都在欢笑，都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贡献给了运动，在那时，他们（特别是步枪手和志愿兵们）还完全情有可原地和天真无邪地幻想自己的力量所向无敌。 在卡尔斯卢厄，运动具有更加庄严的形式。这里已经指定在下午一时在“巴黎”旅馆举行宴会，但是宴会一直等到“巴登委员会的先生们”莅临时才开始。类似这样一些引人注意的细微的迹象，就已经使运动具有令人愉快的官僚气派了。 我们曾经对巴登委员会的各位先生们谈过在前面提到他一个看法，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必须向法兰克福挺进，使起义继续扩大，现在，再来这样做想必是太迟了，如果在匈牙利没有坚强有力的打击，或者在巴黎没有新的革命，那末整个运动就没有希望了。很难想象，诸如此类的异端邪说究竟在这些巴登委员会的市民中间引起了怎样的愤怒。只有布林德和戈克才站在我们的方面。现在，当事件已经表明我们是正确的时候，那些先生们当然也要断言，仿佛从一开始他们也是坚持进攻的。 在卡尔斯卢厄，当时已经看出大规模争权夺位的端倪，这种争权夺位的行动在“集中德国的全部民主力量”这个大名目下被吹嘘成拯救祖国的行动。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某个时候，某个俱乐部里多多少少糊里糊涂地发表过一次演说，或是在某一张偏僻地方的民主小报上号召过人们憎恨暴君，他都要急忙奔向卡尔斯卢厄或凯则尔斯劳顿来，以便在那里马上变成一个伟人。用不着特别强调指出，在这里作出来的事情是完全与集中起来的那些力量相符合的。例如，在卡尔斯卢厄就有一位著名的所谓的哲学家阿塔·特洛尔[87]，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前任议员，是以前尽管有我们这位阿塔·特洛尔的百般献媚但仍不免被曼托伊费尔查封了的所谓的民主小报的总编辑。这位阿塔·特洛尔费了很大的心思弄到了一个巴登驻巴黎大使的小职位，他认为自己特别有资格担任此职，其原因就是在过去他在巴黎住了两年，但却没有学会法语。他的确很幸运，得到了布伦坦诺先生的国书，但是，当他把行装已经收拾妥当的时候，布伦坦诺却突然派人来叫他，最后可以说是直接从他的口袋里拿走了国书。不言而喻，阿塔·特洛尔这时为了刁难布伦坦诺先生，便故意跑到巴黎去了。另外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公民——海因岑先生也在卡尔斯卢厄，这位公民几年来一直用革命化和共和化来威胁德国。大家知道，在二月革命以前，这位可尊敬的活动家随时随地都号召“战斗”，但是当革命爆发起来以后，他却认为最好是站在瑞士的中立的高山之巅来观察德国的各种起义。现在，他也终于乐意加入与“压迫者”战斗的行列了。如果根据他以前说的“科苏特是个伟人，但他却忘掉了雷汞”这句话来下判断的话，预料他可能会马上组织起前所未见的、非常巨大的毁灭性的力量来对付普鲁士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既然更远大的计划看来已经无法实现，那末，我们这位憎恨暴君的人，据说，也就仅限于建立一支精锐的共和部队，同时抽功夫给“卡尔斯卢厄日报”[88]撰写几篇为布伦坦诺辩护的文章，时常到“坚决前进俱乐部”走一走。俱乐部被解散了，精锐的共和主义者并没有出现，最后海因岑先生发觉，甚至连他都不可能再为布伦坦诺先生的政策辩护了。这位未被公认的、谁都不需要的、备受凌辱的海因岑先生，连一个“压迫者”都没有打死就来到了上巴登，而后从这里又到了瑞士。现在，他正在对“压迫者”们进行报复：他住在伦敦，ineffigie〔在想象中〕把他们成千成万地加以斩首。 我们第二天清晨离开了卡尔斯卢厄去访问普法尔茨。 关于巴登起义以后的进程，关于这次起义的一般政治领导和民事管理，我要说的也不多了。当布伦坦诺感到自己十分强大的时候，他一举而消灭了以“坚决前进俱乐部”为代表的恭顺的反对派。“制宪议会”是无条件地赞同布伦坦诺的全部措施的，因为议会的选举是在布伦坦诺的巨大声望的影响下，并且在支配一切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进行的。“握有专政政权的临时政府”（在虚构的国民公会下的专政！）整个地是处于他的领导之下的。他就是这样继续进行统治，阻挠起义的革命的和军事的发展，tantbienquemal〔马马虎虎地〕处理日常事务，热心地保护大公（他一直认为大公是他真正的合法君主）的储蓄和私人财产。他在“卡尔斯卢厄日报”上声明，大公随时都会回来，而城堡也的确一直都上着锁，好象里面的住户只不过是出外旅行去了似的。他每天都对普法尔茨派来的人许下一些不明确的诺言；而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建立在梅洛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的军事总指挥部，签订关于废除曼海姆和路易港之间桥头税的条约，然而，这丝毫都不妨碍布伦坦诺先生下令在曼海姆方面照旧征收这种关税。 最后，当梅洛斯拉夫斯基经过瓦格霍伊泽尔和乌布施塔特的战役而被迫带着他的剩余的军队越过高山跨过牟尔克河的时候，当不得不把卡尔斯卢厄和在那里的大量储备物资放弃的时候，当牟尔克河畔的失利决定了运动的命运的时候，巴登的市民、农民和士兵们的幻想于是都破灭了，他们都叫嚷说布伦坦诺干了叛卖的勾当。布伦坦诺靠小资产者的胆小、农民的不自立以及工人的不够集中而维持的全部威望，一下子就丧失净尽了。布伦坦诺由于他自己的“制宪议会”控告他犯了背叛人民的罪过，在茫茫夜色的掩盖下逃到了瑞士，藏身于苏黎世州的费尔塔连。 可以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因自己的叛卖行为而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他的政治地位完全毁灭了，他成了所有政党都鄙视的人。巴登的运动遭受到失败这件事情本身倒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巴黎的6月13日和戈尔盖的拒绝向维也纳挺进，即令当时有可能将运动推广到黑森、维尔腾堡和法兰克尼亚去，也使巴登和普法尔茨尚存的一切可能成功的机会丧失净尽。失败有可能更光荣些，但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什么事情使革命的政党不能宽恕布伦坦诺先生和支持他的那些胆小如鼠的巴登的小资产者呢？这就是：在卡尔斯卢厄、夫赖堡和拉施塔特发生了屠杀，在拉施塔特囚室内因伤寒病而被普鲁士人悄悄地杀害了无数不知名的人，在这些罪行中，他们都有直接的责任。 我想在本刊第二期中叙述一下普法尔茨的局势，最后描写一下巴登－普法尔茨的运动。 注释： [81]1849年5月12日在奥芬堡（巴登）召开了巴登人民同盟代表大会，大会的领导人只要求改组内阁和召开制宪议会。只有在巴登军队投到人民这边来之后，在1849年5月13日的群众大会上，才提出了比较革命的要求，并成立了巴登委员会，夺取了全部政权。——第155页。 [82]参议会是法兰克福自由市的管理机关之一；兼有立法和行政的职能。——第156页。 [83]“坚决前进俱乐部”是1849年6月5日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它联合了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司徒卢威、契尔奈尔、海因岑等人）。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分子。俱乐部的委员接到否定的回答后，于6月6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于是“坚决前进俱乐部”被封闭了。——第159页。 [84]古·司徒卢威认为必须反对的“人类六大祸害”是：君权、氏族贵族、官吏、常备军、僧侣、财政巨头的统治。（参看载于1849年10月26日“德意志伦敦报”上的“古·司徒卢威来信”）——第161页。 [85]指1848年巴塞尔附近比尔斯费尔顿出版的古·司徒卢威的小册子“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G．Struve．《DieGrundrechtedesdeutschenVolkes》．BirsfeldenbeiBasel，1848）。——第162页。 [86]在卡尔斯卢厄等级代表议会大厅内举行了布伦坦诺政府会议。——第163页。 [87]阿塔·特洛尔是海涅写的同名长诗中的人物。这本诗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进行了讽刺。阿塔·特洛尔即普遍平等论的信徒的原形，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中所指出的，就是阿尔诺德·卢格。1848—1849年，阿·卢格在柏林出版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改良报”（《DieReform》）。——第168页。 [88]“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Zeitung》）是德国日报，巴登政府以及1849年布伦坦诺政府的官方报纸。——第169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一莱茵普鲁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一莱茵普鲁士 读者还记得，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是5月初首先在德勒斯顿爆发的[74]。大家知道，得到农村居民的支持但被莱比锡小市民出卖了的德勒斯顿街垒的战士们，经过6天的战斗之后，被敌人以优势兵力打败了。这里的战士不超过2500名，他们的武器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他们的炮兵只有两三尊不大的轻型臼炮。而王室军队除了萨克森的几个营以外，还有两个普鲁士团。他们拥有骑兵、炮兵、步枪手和一个针发枪营。在德勒斯顿，王室军队大概比在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为胆怯［注：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这里的《feig》（“胆怯”）一词曾改为《kläglicｈ》（“可怜”）以缓和语气。——编者注］；然而，同时无可怀疑的是，德勒斯顿的战士们在和这些优势敌人作战时要比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的任何人都更勇敢。当然，巷战是与野战完全不同的。 在柏林，由于实行戒严和解除武装，到处都一直保持着宁静的气氛。甚至也不曾把铁路炸毁，以便在柏林城下就把普鲁士增援部队截住。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为：弗罗茨拉夫。——编者注］那里曾企图发动街垒战，但政府对此早有戒备，因此，这个城市更是注定陷入军刀的专政之下。德国北部其余地区失去了革命中心，陷入了瘫痪状态。只有把希望寄托给莱茵普鲁士和德国南部；而在德国南部的普法尔茨此时也已经动了起来。 自1815年以来，莱茵普鲁士被认为是（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德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它有两个优越性，两个优越性兼有的情况无论在德国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的。 莱茵普鲁士和卢森堡、莱茵黑森、普法尔茨共同有这样一个优越性：1795年以来，法国革命及其所取得的、在拿破仑时代又得以巩固下来的社会、行政和立法各方面的成果，给予了这些地区以直接的影响。革命党在巴黎失败以后，军队便把革命带到了法国国外。在这些刚解放了的农民子弟的冲击下，不仅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了，而且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统治也分崩离析了。在莱茵河左岸已经有两代人不知封建主义为何物：贵族已经被剥夺了特权，土地所有权从贵族和教会的手中转入农民的手中，土地都被分成小块，农民也象在法国一样是自由的土地私有者。在城市里，行会和宗法式的贵族统治比德国其他的地方早10年就消失了，而让位给自由竞争了，最后，CodeNapoléon〔拿破仑法典〕[75]总括了革命的全部法规，在法律上承认了整个这种完全改变了的秩序。 另外，莱茵普鲁士拥有全德最发达、种类最繁多的工业，这也就是它同莱茵河左岸的其他各邦比起来所具有的主要优越性。在亚琛、科伦和杜塞尔多夫这3个行政区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了：棉纺、毛纺和丝纺工业应有尽有，还有附属于这些工业的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也有炼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其次，采矿业、军火生产和其他的金属生产都集中在这块没有多少平方哩的面积上，并且给德国的空前稠密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条件。马尔克铁矿和煤矿区与莱茵省紧相毗连，它部分地满足了莱茵省在原料上的需要，并在工业方面和莱茵省保持着联系。这里有德国最好的水道，距海又近，矿藏又丰富，这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另外，工业部门还敷设了许多铁路，并且每天都在扩大自己的铁路网。德国对世界各地的非常广泛的进出口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一切大中心的直接频繁来往，以及在原料和铁路股票上的相反的投机买卖等，与这里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之，莱茵省工商业发展的程度，虽然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德国说来，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莱茵普鲁士，由于工业（它也是在革命的法国的统治下繁荣起来的）和与之有关的商业的发展而形成了强大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以及与它对立的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德国其他各地只是零散地存在于一些地方，并且还处在萌芽阶段，然而，它们却几乎是唯一决定着莱茵省的独特的政治发展的两个阶级。 莱茵普鲁士比德国其他受法国人的影响而革命化了的地区优越的地方是它的工业，比德国的其他工业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优越的地方是它继承了法国革命。这是德国唯一的一个社会发展几乎完全达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水平的地区，这里有发达的工业、广泛的贸易、资本的积累、地产的自由；在各城市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里占主要地位的是人数众多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制来统治无产阶级，通过抵押来统治农民，通过竞争来统治小资产阶级；最后，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商业法庭、工厂法庭、资产阶级的陪审制和整个法权的承认。 莱茵省的居民为什么要憎恨一切普鲁士的东西，现在还不明白吗？普鲁士简直是把法国革命和莱茵省一道纳入了自己的国家；它不仅把莱茵省居民当做被征服的外国人来对待，而且还当做战败了的叛乱者来对待。普鲁士不但不本着日益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来改善莱茵省的立法，而且甚至想强迫莱茵省居民接受普鲁士法，而普鲁士法是一种迂腐的、封建而庸俗的混合物，它即使在东波美拉尼亚也未必适用。 1848年2月以后的革命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莱茵省的特殊状况。莱茵省不仅使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而且使整个的德国资产阶级具有自己的典型代表——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它使德国的无产阶级具有唯一的不仅在言论上或者以一些善良的愿望来代表无产阶级而且表达了它的真正利益的一个机关报，这就是“新莱茵报”。 尽管如此，但是莱茵普鲁士过去很少参加德国的革命运动，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不应该忘记，30年代的运动是为了空谈家和律师的那种立宪主义而进行的，它对于从事更为实际的事业即从事工业企业的德国莱茵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利益；当各小邦还在幻想德意志帝国的时候，在莱茵普鲁士无产阶级就已经公开地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了；在1840—1847年，即在资产阶级的真正立宪主义运动的时期，莱茵的资产阶级曾经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而在1848年三月事件的时候，在柏林它对斗争的结局曾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为什么莱茵普鲁士在公开的起义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任何成就呢？为什么在这里根本就不可能实行全省的总起义呢？为了说明这一切，最好是简单地叙述一下莱茵省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在德勒斯顿，斗争刚刚才爆发起来；在普法尔茨，斗争随时都可能发生。巴登、维尔腾堡、法兰克尼亚，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几乎已经谁也不隐讳自己要以武器来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在整个南德，部队的情绪是摇摆不定的。普鲁士同样是处于群情激昂的状况中。无产阶级因为在1848年3月间自认为已争到手的那些权利又被人用欺骗的手段夺去了，所以只是等待机会报仇雪恨。小资产阶级处处都企图把一切不满分子联合成一个拥护帝国宪法的大党派，同时还希望自己来领导这个政党。在一切的报纸上，在所有的俱乐部和酒巴间，那种与法兰克福议会共存亡、不惜为帝国宪法而牺牲一切的誓言，简直是琳琅满目，处处可闻。 在那个时候普鲁士政府也已经展开了敌对的活动，它召集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后备军[76]，即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所有的后备军。在和平时期发布征召后备军的命令是违法的，这不仅激起了小资产阶级的愤怒，而且也激起了富裕资产阶级的愤怒。 科伦市参议会宣布召开莱茵省各市、镇参议会的代表大会。政府禁止召开这次会议；于是，人们决定不拘泥于形式，尽管有禁令，大会还是召开了。各市、镇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们都宣布自己是帝国宪法的拥护者，他们要求普鲁士政府接受帝国宪法，要求内阁辞职，并且要求取消后备军征召令，他们完全公开地威胁政府说，一旦政府拒绝这些要求，莱茵省便与普鲁士脱离关系。 “鉴于第二议院在表示主张无条件接受本年3月28日所公布的德意志宪法以后被普鲁士政府所解散，从而人民的代表权和表决权也就在现在这一决定性时刻被普鲁士政府所剥夺，下面签名的莱茵省城市和乡镇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议，共商国事。 会议在特利尔市议员采尔和科布伦茨市议员威纳尔的主持下，在书记科伦市议员贝克尔和杜塞尔多夫市议员布洛姆第二的协助下，通过如下的决议： （1）会议声明，承认本年3月28日帝国议会所公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确定的法律，并且在普鲁士政府引起的冲突中，站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方面。 （2）会议号召莱茵省全体居民，特别是能手持武器的所有男人，以大大小小的团体的名义集体地宣布：愿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坚决捍卫德意志帝国宪法、贯彻帝国宪法的规定。 （3）会议要求德意志帝国议会尽速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使德意志各邦人民，尤其是莱茵省的人民在进行反抗时能够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只有团结和强大才能打乱具有良好组织的反革命势力的计划。 （4）会议要求帝国政府尽速使帝国军队宣誓效忠于宪法，并保证将这些军队集中起来。 （5）下面签名的代表们应该使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争取使帝国宪法在自己的市、镇的范围内得到承认。 （6）会议认为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以及在现行选举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召开两院会议，是绝对必要的。 （7）会议特别认为不久前对部分后备军的征召是没有必要的、极端危害国内和平的措施，所以希望立即撤销此项命令。 （8）最后，下面签名的代表们深信，拒不理会本声明的内容，将给祖国造成极为严重的危险，甚至可能使普鲁士不能保全现今的版图。 1849年5月8日在科伦通过。” （签名） 我们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当主席的那位采尔先生，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却以法兰克福帝国内阁[77]的帝国专员的身分到了巴登；在那里，他不仅号召大家保持安静，而且和当地的反动分子共同策划了后来在曼海姆和卡尔斯卢厄所发生的反革命行动。此外，大概他至少还同时作为军事奸细替帝国将军波伊克尔效过劳。 我们认为确定这样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大资产阶级——3月以前的莱茵省自由主义之花——从一开始就企图在莱茵普鲁士领导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它的言论、它的决议、它的所有的行为，使它不能不对以后事件担负责任。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市、镇议员先生们的话，尤其是相信了他们关于莱茵省脱离普鲁士的那种威胁性的说法。一件事情，只要有大资产阶级的参预，那就可以认为已经注定成功，就可以指望一切阶级的居民的支持，因而也就可以去冒点险了。小资产阶级的算盘就是这样打的，于是它急忙地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不言而喻，这一点也不妨碍小资产阶级的假牌盟友大资产阶级一旦机会到来就将它出卖，而且到后来，当事情的结局十分悲惨的时候，还要在事后嘲笑它的愚蠢。 然而，激奋的情绪却有增无已；来自德国各个地方的消息都充满着战争气味。最后，事情演变到了装备后备军的地步。各营的人集合了起来，他们坚决声明不穿军装。少校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事情没有闹到威逼和动武的地步他们倒称幸不已。他们把人们解散了，重新指定了一个装备的期限。 政府当时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给后备军的军官以必要的支持，但故意地听任事态发展到那个地步。而现在，它却一下子就使用起武力来了。 那部分不服从命令的后备军，主要是属于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反抗的中心是爱北斐特和伊塞隆、佐林根和埃奈泊河谷。前两个城市立即就有军队开去了。 开赴爱北斐特的有第十六团的一个营，有一个枪骑兵连和两门大炮。城里面一片慌乱。后备军的士兵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仍然决定来一次冒险。许多农民和工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最怕的就是政府一翻脸便使他们遥遥无期地离开家园。当他们想到反抗的后果时，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speciesfacti〔构成犯罪〕、触犯战时条例、罚苦役，甚至可能枪决！总之，处于战斗状态的后备军士兵的数目（他们都有武器在手）一天比一天稀少了，最后，只剩下约40个人。他们在城外的一个小饭馆里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在那里等候普鲁士人到来。在市政厅大厦周围有市民自卫团和两队市民射击手；他们摇摆不定，并和后备军进行了谈判，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准备保护自己财产。在街道上到处是人群，这里有在政治俱乐部宣誓矢忠于帝国宪法的小资产阶级，有各种类型的无产者：既有坚决革命的工人，也有醉熏熏的运货马车夫。谁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市参议会想和军队进行谈判。司令官拒绝了谈判，并开进了城内。军队耀武扬威地走过街头，到市政厅大厦的旁边列开队伍和市民自卫团对面相持。谈判开始了。有人从人群中向士兵扔了几块石头。前面所说的为数约40人的后备军，经过长时间的商议以后从城市的其他地方开到这边来了，他们也驻在军队的对面。 突然人群中发出了释放囚犯的呼声。在紧靠着市政厅大厦的监狱里，有69名佐林根工人已被监禁了一年，罪名是捣毁了要塞旁的铸钢厂。再过几天就要开庭审判。人群涌向监狱，要把他们放出来。大门被撞开了，人们就一拥而入，囚犯被放出来了。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军队开了过来，一排枪响，从牢门跑出来的最后一个犯人应声倒地，脑袋被打得粉碎。 人群后退了，但他们大喊道：到街垒上去！转瞬间，通向市中心的所有通路都被街垒封锁了。没有武器的工人很多，在街垒后面有武器的不超过50人。 大炮移到前面来了。无论是刚才的步兵或是现在的炮兵都射击得过高，大概是故意搞的。这两部分军队都是由出生在莱茵省或威斯特伐里亚的人组成的，他们都是用意善良的。后来，冯·乌滕霍芬上尉率领第十六团第八连来到了前面。 在第一座街垒的后面有3个手持武器的人。他们喊道：“不要向我们开枪，我们只打军官！”上尉命令道：“注意！”在街垒后面有个射手喊道：“你要是敢喊‘预备’，我们就地干掉你。”“预备，放！”一排枪响，而在那一瞬间，上尉也就倒下去了。子弹正中他的胸膛。 士兵们仓惶后退了，连上尉的尸体也没带走。又响了几枪，有些士兵负了伤。指挥官不想在起义的城市中过夜，便率领自己的部队出了城，同部队一起露宿在离城步行一小时之遥的地方。在各个地方，大兵一撤走，跟着就筑起了街垒。 普鲁士人撤退的消息，当天晚上就传到了杜塞尔多夫。人们大群大群地聚集在街头；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都兴奋异常。接着又传来消息说将有新的军队派到爱北斐特去，这个消息就成了发动的信号。有一些工人，他们不顾武器的不足（自1848年11月起市民自卫团就被解除了武装），不顾有相当强大的驻防军，也不顾这里以前公国小首府的宽阔而笔直的街道对起义者不利，就发出了号召：到街垒上去！新街和保凯尔街上构筑了几座防御工事；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方面是由于早已有军队集结在那里，另一方面是由于富裕市民和小市民胆怯，而不曾构筑任何的工事。 傍晚时分战斗开始了。这里也象别的地方一样，打街垒战的战士很少。不仅如此，他们到哪里去弄到武器和弹药呢？难得他们能够给予兵力占优势的敌人以持久的和坚强的抵抗，有几个本来可以守住的街垒，只是在敌方广泛地使用大炮之后，才于清早时分陷入普鲁士人之手。大家知道，这些行动谨慎的英雄们在第二天对女仆、老人和其他的和平居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 就在普鲁士人从爱北斐特被赶走的那天，本来有一个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第十三团的一个营）开赴伊塞隆去镇压当地的后备军。但是在那里这个计划也破产了：后备军和人民刚一知道军队迫近的时候，就在通往城市的所有进路上构筑了街垒，荷枪实弹以待敌人。这个营没有敢打就后退了。 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多夫的战斗以及伊塞隆的街垒，是贝尔格－易尔克工业区大部地方实行起义的信号。佐林根的居民用袭击的办法夺取了格莱弗拉特的军械库，用那里缴获的枪枝弹药武装了自己；哈根的居民大批大批地参加了运动，武装了自己，占领了通往鲁尔的要冲，并派遣了巡逻队去进行侦察；佐林根、龙茨多弗、勒姆谢德、巴门及其他的城市都派遣了自己的队伍到爱北斐特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地点，后备军也参加了运动，并愿听法兰克福议会的调配。在爱北斐特、佐林根、哈根和伊塞隆，安全委员会代替了那些被驱逐了的区政权和地方政权。 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自然是被夸大得更加骇人听闻：整个乌培河谷和整个鲁尔地区被形容成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起义阵营；传说在爱北斐特有15000个武装人员，在伊塞隆和哈根两地也有同样数目的武装人员。政府由于突然大吃一惊而在最忠顺的地区的这次起义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镇压无方，这也大大地促使那些言过其实的谣言更加流传起来。 但是，不管这些可能的夸大可以打多少折扣，下面的这个事实终归是无可怀疑的：公开的、暂时还是所向无敌的起义曾席卷了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各个主要据点。这一事实是无可辩驳的。此外，还有消息说德勒斯顿仍是屹立不动，西里西亚发生了骚乱，普法尔茨的运动加强了，在巴登军队里爆发了胜利的起义，大公逃之夭夭，马扎尔人驻扎在雅布龙卡河和莱达河畔。简言之，这是1848年3月以来出现在民主党与工人党面前的一切革命时机当中最有利的一个时机，当然必须要利用这个时机。莱茵河左岸必须支援右岸。 那末，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莱茵省中比较大的城市，不是有坚固的堡垒和炮台控制着的要塞城市，例如科伦和科布伦茨等，就是有大批驻防军的城市，例如亚琛、杜塞尔多夫和特利尔等。此外，莱茵省还在威塞尔、幽里希、卢森堡、萨尔路伊，甚至美因兹和明登这些要塞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要塞和驻防军的兵力一共至少有3万人之多。最后，科伦、杜塞尔多夫、亚琛、特利尔早已被解除武装。因此，莱茵省的各个革命中心都已经陷入了瘫痪的境地。在这里，正如杜塞尔多夫的例子所已表明的，任何举行起义的企图都不能不以军队的胜利告终；如果譬如说在科伦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那末不论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消息传来，贝尔格－马尔克区起义者的士气都会一蹶不振。在莱茵河左岸的摩塞尔河、埃斐尔和克雷弗尔德工业区，运动虽然可能开展，但是有6个要塞和3个经常有防军驻守的城市把这个地区包围住了。与此相反，莱茵河右岸已经起义的各个地区，都是人烟稠密的辽阔地带，那里森林茂密、山峦重重，简直可以说是专门为进行起义战争而创造的一个环境。 这样，支援起义地区只可能有一个办法： 首先，在要塞和驻有防军的城市中，应该避免任何无益的发动； 在莱茵河左岸的小城市、工厂区和乡村中，应当进行佯攻，以便使莱茵的驻防军保持着紧张的状态； 最后，应该把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莱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使起义更加扩大，并设法在这些地方通过后备军来建立革命军的核心。 普鲁士的初出茅庐的揭发专家们，请不要因为我在这里暴露了一个有关叛国行为的阴谋，而过早地高兴吧。遗憾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阴谋。上面提出的3点措施并不是阴谋计划，而是本文作者正在他为了促进第三点的实现而前往爱北斐特时所提出的普通建议。由于民主党与工人党组织的瓦解、由于大多数地方领导人（他们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和过分小心、最后还由于时间不够，所以事情没有发展到进行密谋活动的地步。如果说，在莱茵河左岸到底还是发生了试图破坏的活动，如果说，在克姆彭、纽斯和附近的地方发生了骚动，在卜留姆以袭击方法夺取了军械库[78]，那末，这些事件决不是按一个总计划安排的，而只不过是居民的革命本能所引起的。 其实，在起义区内的情形远不象莱茵省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固然，爱北斐特这个城市，从它的街垒（虽然这些街垒构筑得极其紊乱和仓猝）、从它那许多的岗哨和巡逻队以及其他的武装人员、从它那全体涌上街头的居民（只有大资产阶级没有出来）、从它的红旗和三色旗[79]来看，是的确不错的。但是，城里的其他方面却是一团糟。小资产阶级靠着一开始就成立起来的安全委员会，抓到了运动中的领导权。可是在刚刚达到这一步以后，却又对它自己权力害怕起来，尽管它的这点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它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市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来承认它的权力的合法性，而且为了答谢市参议会的这种盛情，还吸收了5名市参议员参加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使用这种方法巩固起来的安全委员会立刻就把所有危险工作摆脱掉了：它把外部的安全移交给军事委员会去负责，自己只保留对军事委员会的监督权，以节制其行动。那些被本城之主亲手移置在法律基础上的战战兢兢的安全委员会里的小资产者们，用这种办法使自己和起义完全隔绝了之后，就可以仅限于安定一下人心，料理一下日常事务，调解一下“误会”，抚慰一下起义者，把事情高高地挂起来，并且借口必须先等待派到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团的回音而阻止任何坚决果断的行动。其余的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完全追随着安全委员会，到处号召保持安静，尽力阻止进一步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和加强武装的行动，而且始终摇摆不定，不知应该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来参加起义。在这个阶级里面，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下定决心在城市遭到进攻时拿起武器来实行自卫，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努力使自己相信，只要威胁一下，就能把政府吓得不得不停止炮击爱北斐特并实行让步；在其他方面，这绝大多数的人也事事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以防患于万一。 在战斗开始后的最初一瞬间，大资产阶级象遭到五雷轰顶似的吓破了胆。在它那受惊的想象中呈现出一片烧杀抢掳，灾祸无边的景象。安全委员会（它的大部分委员是市参议员、律师、首席检察官以及有威望的人士）的成立，出乎意料地使大资产阶级的生命和财产有了保障，大资产阶级因而欢喜若狂。从前那些大骂卡尔·黑克尔、里奥泰、赫希斯特等这些先生们是嗜血成性的恐怖分子的大腹贾、染坊主和工厂主们，现在却成群结伙地蜂拥到市政厅去，象得了狂热病似的把那些被他们目为吸血鬼的人们拥抱来拥抱去，并掏出成千的塔勒摆在安全委员会的桌子上。不言而喻，当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这些狂热崇拜和拥护安全委员会的人，又不仅对运动本身而且也对安全委员会及其委员们开始散布种种最荒唐而卑鄙的谎言，并且还以同样的狂热感情来感谢普鲁士人把他们从空前的恐怖主义之下拯救出来。象黑克尔先生、赫希斯特先生和首席检察官海茵茨曼先生等这些无辜的制宪派市民，又被他们描写成脸上写着与罗伯斯比尔、丹东同宗的恐怖分子和吃人生番了。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有责任为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正人君子们彻底洗清这种罪名。总之，大部分大资产阶级都想尽一切办法携家带眷尽早地搬到杜塞尔多夫去，以便受到戒严令的保护，只有胆量较大的一小部分人留了下来，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也要保卫自己的财产。在起义期间，市长躲在一辆四轮朝天的马车下，上面盖满了牲畜粪。在斗争的时刻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当安全委员会里面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刚一发生动摇时，也分裂了。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厂工人、部分丝织工人坚决地支持运动，然而正是这些组成无产阶级核心的工人们，却几乎是手无寸铁。如所有在劳动中需要体力多于技能的工人一样，身体好、挣得多、不开化因而情绪反动的染色工人，从最初的那些日子起就表现得十分冷淡。在街垒战的日子里，他们是所有产业工人当中唯一继续安静地工作的工人。最后，流氓无产阶级，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在运动的第二天就暴露出谁给钱就听谁使唤的习性；他们早晨向安全委员会要武器和薪饷，午饭以后却卖身于大资产阶级，为大资产阶级看家护院，到傍晚时候就去破坏街垒了。整个说来，流氓无产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因为资产阶级给他们的钱最多，他们就是拿着资产阶级的钱不亦乐乎地消磨运动结束以前的所有时光。 由于安全委员会怠惰和懦怯，军事委员会意见分歧（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本来就是消极派占多数的），从开初就难以采取任何坚决果敢的行动。第二天反动便开始了。马上就可以看出，在爱北斐特，只有打着帝国宪法的招牌、只有和小资产阶级实行调和，才可能指望有所成就。而这里的无产阶级，一方面不久前才刚刚从狂饮和敬神的泥坑中挣脱出来，因此连一点点关于无产阶级本身解放的条件的观念都还未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另一方面，在本能上对资产阶级怀着深仇大恨，对于资产阶级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要求抱着十分淡漠的态度，因而不可能满腔热情地来捍卫这类三色旗的利益。结果，坚决行动派，即唯一认真地对待防御的那一派，就陷入了不妙的境地。他们宣布：拥护帝国宪法。但是小资产阶级不信任他们，在人民面前对他们百般地加以诽谤，阻碍他们在加强武装和巩固城防方面的一切措施的执行。任何一道真正能够加强城市防卫力量的命令，只要碰到安全委员会的任何一个委员，就会立刻被取消。任何一个胆小的庸人，如果发现自己的门前在构筑街垒，他就会立刻跑到市政厅去弄一道取消命令来。守在街垒上的工人们应领的饷金（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为了不致饿死所最必需的起码数目而已），只有经过一番周折，安全委员会才肯发给，而且数目少得可怜。战士们的薪饷和给养都不按时发放，并且还常常少发。在五、六天的期间内，对服役人员没有检阅或集合过一次，以致没有人晓得，在需要的时候，究竟可以出动多少兵力。仅仅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才试图给战士们编队，然而这一次编队搞得不成功，编队时连现有的战斗力量究竟有多少都还完全没弄清楚。安全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是自作主张。所颁布的命令彼此极为矛盾，所有的命令几乎只有一点是彼此相同，即粗心和紊乱越来越厉害，因而无法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步骤。所有这一切都彻底打消了无产阶级参加运动的兴头，只用了几天的工夫，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可能使工人消极冷淡起来。 当我在5月11日到达爱北斐特的时候，那里至少有2500—3000名战士。但是他们之中可靠的只有外埠来的增援部队和为数不多的爱北斐特的武装工人。后备军是动摇的；其中大部分人因想到会被判处苦役而感到惊恐万状。起初，这样的人并不太多，但是他们的人数由于从其他部队流入一些不坚定的和胆小怕事的分子而日益增多起来。最后，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反动的和专为镇压工人而组织起来的市民自卫团，宣布保持中立，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保卫自己的财产。但这一切都只是过了几天以后才发现的；当时由于运动停止发展，外埠增援部队和工人有一部分走散了，真正的战斗力量日益减少了；而市民自卫团却日益统一起来了，他们越来越公开地表现了自己的反动意图。在最后的几个晚上，他们竟毁掉了几座街垒。武装的增援部队起初毫无问题在1000人以上，可是到5月12日、13日就已经少了一半，最后，当宣布总集结令的时候才发现，能够指靠的全部武装力量，充其量也不过有700—800人。后备军和市民自卫团都拒不参加这次的集结。 这还不算！起义的爱北斐特的四周全都是所谓“中立的”居民点。巴门、克罗年堡、连涅浦、吕特林豪森等地方都没有加入运动。这些地方的革命工人当中那些持有武器的都到爱北斐特去了。市民自卫团（所有这些地方的市民自卫团都纯粹是工厂主手中用以压制工人的工具，而且是由工厂主、工厂监工和完全依赖工厂主的小铺老板组成的）为了“秩序”和工厂主的利益而统治了所有这些居民点。至于工人们本身，他们由于极其分散地住在各乡镇，所以与政治运动发生了隔阂，而且在为人所熟悉的那些强制措施和关于爱北斐特运动性质的诽谤性报道的影响之下，有部分的工人站到工厂主方面去了；这些诽谤性的报道也不断影响了农民。况且，运动的发生正是在15个月的经济危机之后，这时工厂主终于重新获得了许多订货，而大家知道，对于有活干的工人是休想讲革命的；这种情况也在爱北斐特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样一些情况之下，“中立的”邻居只不过是隐蔽的敌人而已。 不但如此，而且和其余的起义地区的联系也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偶尔有一些个别的人来自哈根；伊塞隆方面的消息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有些人自告奋勇愿做联络特使，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据说，爱北斐特和哈根之间的许多信差在巴门和它附近的地方被市民自卫团扣留了。唯一有联系的地方是佐林根，而那里的情况也与爱北斐特完全一样。佐林根的工人虽然向爱北斐特派遣了400—500名战士，但他们的组织性仍然很好，意志仍然很坚定，因此完全能够在本市抵抗资产阶级和市民自卫团，不然的话那里的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爱北斐特的工人也象佐林根的工人那样先进，那样有组织的话，那完全可能获得成功。 情况既已如此，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必须采取一些迅速而坚决的措施使运动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使运动获得新的战斗力量，使运动的内部敌人瘫痪下来，在整个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组织尽可能强而有力的运动。第一步就应该解除爱北斐特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然后强制课以赋税作为这样武装起来的工人的给养。这一步骤将意味着坚决彻底抛弃安全委员会先前那种消极怠惰的态度，使无产阶级获得新的力量并且瘫痪“中立”区的反抗力量。而第二步措施的任务是从这些“中立”区内也设法弄到武器，继续扩大起义并有计划地组织整个地区的防御；能否采取这第二步措施要看第一步是否成功。其实，只要有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并且能够支配哪怕仅仅400名佐林根的工人，就可以在刹那间解除爱北斐特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后者的勇气是不值得一谈的。 为了保证还在牢狱中的爱北斐特五月事件参加者的安全，我认为有责任申明，所有这种建议都完全是由我个人单独提出来的。从安全委员会经费刚一开始支绌起，我便主张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 但是，可尊敬的安全委员会却根本无意采取这种“恐怖措施”。我所做的，或者毋宁说是我和部队的某些指挥官（他们全都幸运地脱离了险境，有一部分人现在侨居美洲）共同自作主张而做出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夺取了克罗年堡市民自卫团存放在当地市政厅大厦里的约80支步枪。这些步枪分发得极其轻率，大部分都落入好酒贪杯的流氓无产者之手，他们在当天晚上便把这些枪枝卖给了资产阶级。那些资产者先生们派人四出到民众中去，以相当高的价钱尽量地收买枪枝。这样，爱北斐特的流氓无产者就把几百支因临时政府的疏忽和糊涂而落入他们之手的步枪卖给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用这些枪枝武装了工厂的监工和忠于资产阶级的染色工人等等，而“心地善良的”市民自卫团的队伍也就一天天地加强起来了。 安全委员会的先生们对于改善城市防御的任何建议所给予的回答是，所有这一切全不需要，普鲁士人没有到这里来的胆量，他们不敢进入山地等等。他们自己很明白：这是在散播最荒唐的无稽之谈，从四周的高地甚至用野战炮也能轰击到这个城市，稍微象个样子的防御也是没有的，在起义停止发展而普鲁士人又拥有巨大的优势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发生某种极为特殊的事件才可能挽救爱北斐特的起义。 其实，普鲁士的将领们，看来也不特别愿意向几乎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大举进军，至少在还没有集结起真正压倒优势的战斗力的时候是这样的。爱北斐特、哈根、伊塞隆和佐林根这4个不设防的城市竟使那些小心翼翼的战争英雄们敬畏到了这样厉害的程度，以至他们下令从威塞尔、威斯特伐里亚和东部的几个省份调集了一支配备有大量骑兵和炮兵的两万人的大军，其中有一部分是乘火车来的；这支军队不敢贸然进攻，却在鲁尔境外完全按照军事学的原则进行战略布署。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右翼、中央——一切都在这里布置得井井有条，好象它们面临的是一支非常强大的敌军，好象是要同贝姆、邓宾斯基打仗，而不是同几百个既没有组织、装备恶劣，又几乎无人领导、被给他们以武器的人暗地出卖了的工人进行一场众寡悬殊的战争！ 大家都知道起义的结局是怎样的。大家都知道，工人们讨厌了小资产阶级的一贯拖拉、三心二意、胆小怕事以及消极怠惰的背叛行为，最后离开了爱北斐特，投奔帝国宪法能够给他们以某种保障的其他德国地方去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曾经遭到普鲁士枪骑兵和被唆使来反对他们的农民的多么凶恶的追击。大家都知道，他们刚一离开，大资产阶级马上又爬了出来，命人拆除街垒，并搭起了凯旋门以便迎接将要到来的普鲁士英雄们。大家都知道，哈根和佐林根由于资产阶级的直接背叛而落入了普鲁士人之手，只有伊塞隆和第二十四团这些已经满载战利品的德勒斯顿的征服者们还坚持了两个小时的力量悬殊的战斗。 有一部分爱北斐特、佐林根和缪尔海姆的工人到达了普法尔茨。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同乡，后者都是在袭击了卜留姆的军械库之后到这里来的。他们和同乡们一起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团中建立了一个连，这个连几乎完全是由莱茵省人组成的。凡是他们的战友都可以证明：他们无论在哪里打仗，都表现得非常英勇，尤其是在牟尔克城的最后一次决战中，更是英勇过人。 爱北斐特的起义之所以值得比较详尽地阐明一下，就是因为在这里，各个不同阶级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立场，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彻底。贝尔格－马尔克区其他城市中的运动和爱北斐特的运动完全一模一样，而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那些城市里各个阶级参加或是不参加运动并不那样明显，因为在那些地方，各个阶级本身就并不象在这个区的工业中心那样相互间区分得非常明显。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几乎完全没有集中的大工业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成熟的大资产阶级，阶级的关系较为隐晦，具有比较平和的和宗法的性质，所以体现这次运动的各个阶级之间的交错关系更加复杂。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一点，同时也会看到，在那里，所有这些参加起义的分子最终也都聚集在作为整个光荣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核心的小资产阶级周围。 去年5月间莱茵普鲁士起义的尝试清楚地说明，在革命运动中德国的这个地方能够占据一个怎样的地位。在莱茵普鲁士，周围有7个要塞，其中有3个是德国第一流的要塞，经常驻有几乎1/3的普鲁士军队。它的铁路四通八达，有一支运输船队归军事当局调配；在这样的条件下，莱茵的起义只有遭到某种完全特殊的情况才有成功的机会。只有要塞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莱茵省的居民才能够以武力取得某些成就。但这样的事情只有遇到军事当局被某些外部的重大事件吓昏头脑或者军队整个地或部分地加入了运动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莱茵省的起义都注定要遭到失败。如果巴登的队伍向法兰克福迅速推进，普法尔茨的队伍向特利尔迅速推进的话，那就很可能使得起义马上在摩塞尔河与埃斐尔、在拿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中爆发起来，使得当时还是可靠的中莱茵各邦的军队加入运动。如果这样的话，毫无疑问，莱茵的所有的军队，特别是整个第七和第八炮兵旅，也都会学他们的榜样，或者至少是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自己的情绪来，弄得普鲁士的将领们束手无策。也很可能有几个要塞会转到人民手中来，这样，即使不是爱北斐特，那无论如何也会是莱茵河左岸的大部地区会得到挽救。所有这些，也许还远不止于这些，都因为绝顶聪明的巴登委员会实行了拙劣的、小市民式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政策而终成泡影。 随着莱茵工人的失败，被工人们认为唯一能公开而坚决地捍卫他们的利益的报纸——“新莱茵报”也倒闭了。总编辑虽然也是莱茵普鲁士当地的人，但却被逐出普鲁士去了；其他的编辑们也都受到或者监禁或者马上被流放的威胁。科伦的警察极其坦率地宣布要这样对付他们，而且极其具体地指出，它掌握了每个人的足够的罪证，所以有的是办法来处治他们。这样一来，报纸恰恰在销售量空前迅速增长、收入有余的时候却不得不停止发行。编辑们都分散到德国各个已经起义的或就要起义的地方去了；有些人到了事态又要发生转折点的巴黎[80]。这些编辑们在今年夏天的革命运动期间或者在运动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被捕或流放；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能逃过科伦警察殷勤地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命运。有一部分排字工人跑到普法尔茨，加入了军队。 莱茵的起义同样是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莱茵省3/4的地区宣布了戒严，数以百计的人被投入监狱，随后有3个袭击卜留姆军械库的参与者被枪决，起义就此告终，其时适逢霍亨索伦王朝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诞辰的前夕。Vaevictis〔惨哉败者〕！ 注释： [74]1849年5月3—8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的领导者是赛·契尔奈尔、米·巴枯宁等人。为了回答德勒斯顿街垒战战士们求援的呼吁，莱比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只作了口头宣言。莱比锡的市参议会和市民自卫团不仅拒绝援救德勒斯顿的起义军，而且残酷地镇压了那些想阻止莱比锡卫戍部队开往德勒斯顿去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莱比锡发动的起义。——第134页。 [75]拿破仑法典（CodeNapoléon）是拿破仑于1804年公布的民法，在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法国人占领的区域内甚流行，莱茵省归并于普鲁士后在该省仍继续采用。恩格斯称它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典法律全书”。——第135页。 [76]后备军是一支包括常备军和预备军中退伍的、年长的兵役义务者的武装部队。按照普鲁士的法律，只有在战时才能征召后备军。——第138页。 [77]法兰克福帝国内阁是根据1848年6月28日作为中央临时政府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成立的。这个实际上既不掌握预算也不掌握军队的政府，没有任何实际力量。不久，它就变成了反革命的帮凶。——第139页。 [78]民主主义者在特利尔工人和附近居民点的支援下于1849年5月17—18日袭击卜留姆军械库。夺取武器和发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是这次参加袭击者的目的。虽然军械库一度被起义者所占领，可是运动很快就被开来的政府军队镇压下去。——第145页。 [79]三色旗在这里是指黑红黄三色的旗子，是争取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运动的旗帜。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这面三色旗被宣布为德国的国旗。——第145页。 [80]“新莱茵报”被封后，该报编辑前往巴黎的有卡·马克思、斐·沃尔弗、恩·德朗克。在巴黎，这时山岳党和革命俱乐部准备发起反对执政的秩序党的群众运动。——第154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导言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把所有德意志君主［注：在汉堡印刷“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时，“德意志君主”这几个字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而被删掉。——编者注］都打倒杀死！”[67] 这是一段付歌，是南德的“人民自卫团”在从普法尔茨到瑞士边界的所有的道路上和旅店里到处高唱的一段歌词，它沿用了“在大海怀抱中”[68]这个为人所熟悉的又象圣歌又象手摇风琴声的调子。这段付歌总括了“维护帝国宪法大起义”[69]的全部性质。这两行歌词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伟大人物的最终目的、值得赞美的坚定信念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暴君”的憎恨，同时也描述了他们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 二月革命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所引起的一切运动和动荡之中，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为突出地表现了典型的德意志的特点。它的起因、它的发生、它的方向、它的整个进程都是纯粹德国式的。正如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表明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一样，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也表明了德国的尤其是南德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 整个运动的灵魂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所谓的市民阶层，而这个阶级在德国，特别是在南方，恰恰是占着主要的地位。正是小资产阶级参加了“三月同盟”[70]、民主立宪同盟、爱国同盟、许许多多所谓的民主同盟以及几乎一切的民主派报纸，从而给帝国宪法带来了不计其数的但又不关痛痒的“格留特利的誓言”[71]，并且还进行了反对“不听话的”君主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唯一的直接后果，自然也只是他们自己感到履行了国民义务而洋洋自得罢了。正是那以法兰克福议会的坚定的所谓左翼为代表的，即特别是以斯图加特议会和“帝国摄政”[72]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正式领导了整个运动；最后，小资产阶级在各邦的地方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临时政府和制宪议会里面都占统治地位，而上述这些机构都在萨克森、莱茵省和南德的捍卫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多少获得了一些荣誉。 假若事情由小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话，那它未必会抛弃处处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软心肠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会借助于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自1830年起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后面，在在都有其他的阶级来响应由它所发起并为它的利益而服务的运动，它们促使这个运动更加明确、更加坚强有力，而且尽力一有可能就去掌握运动。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此外，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别也往往暂时依附它们。 以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首的这些阶级，对待这些唱高调的忠于帝国宪法的保证，比任何小资产阶级鼓动家都要认真得多。如果说小资产者正象他们所不断发誓的那样，为了帝国宪法不惜“牺牲一切”，那末，工人、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也是情愿这样做的；不过有一个情况虽然没有人提起过但各党派心中都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必然要维护这部帝国宪法而反对这些工人和农民。这些阶级曾经推动小资产阶级和现存的国家政权公开地决裂。如果说，他们未能制止住自己的小商人式的盟友甚至在斗争高潮的时刻就干叛卖的勾当，那末，他们至少有一点可以感到满意，即反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叛卖行为却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惩罚。 另一方面，在运动的初期，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比较坚定的派别也曾依附过小资产阶级，这正象英国和法国历次小资产阶级运动中发生的情形完全一样。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实行统治的；且不谈至今在自己的手中还保存着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就是大资产阶级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以后，也立即分裂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它们通常一方代表银行，另一方代表工厂主。其次，和执政派别相反，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在野的进步派别，却和小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并和它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在德国，武装的反革命恢复了差不多是由军队、官僚和封建贵族独霸的统治；那里尽管还存在宪法的形式，但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扮演着极其平凡的配角，因此，那里具有更多的理由来实行这种联合。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起英法的资产阶级来要怯懦得多，只要有一点点再发生混乱即进行真正决战的可能，它便会张皇失措地退出斗争的舞台。这一次的情形也是这样。 其实时机决不是不利于斗争的。法国那时迫近选举，这次选举不论谁得多数票，保皇党也好，红党也好，结果总会削弱制宪议会的中间派，加强两个极端的政党，使得尖锐化了的议会斗争通过人民运动而得到解决；一句话，选举必然会使《journée》〔“决定性的一天”〕来临。在意大利，罗马城下进行着战斗，罗马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防御，反击了法国干涉者的军队。在匈牙利，马扎尔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猛进；帝国军队被赶过了发格河与莱达河；在维也纳，人们天天都在等着听炮声，匈牙利的革命军随时都可能到达；在加里西亚，人们在等待邓宾斯基率领波兰－马扎尔军队到来，而俄国的干涉，看来对马扎尔人不仅不是祸事，相反地，它必然会把匈牙利的斗争变为欧洲的斗争。最后，在德国笼罩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激昂情绪；反革命实行进攻，军阀、官僚和贵族愈来愈横行无忌，内阁中的老牌自由派经常不断地干着叛卖的勾当，君主们［注：“君主们”这个词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在印刷时被删掉。——编者注］背信弃义的事件一个紧接着一个，凡此种种都使得整批整批的过去拥护秩序的人投入了运动派的怀抱。 斗争就是在这种种情况下爆发起来的，我们在下面的文章里，就要来描写这个斗争。 由于所有的材料都还非常不完备而且非常混乱，由于所搜集的参加者的口述材料几乎都根本不可靠，由于过去出版的所有论述这次斗争的著作的作者都抱有纯粹的个人目的，所以不可能对事件的全部进程进行批判的叙述。因此，我们只好限于叙述一些自己耳闻目睹的东西。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东西已足以说明整个运动的性质；固然，单凭个人印象我们不能够说明萨克森的运动和梅洛斯拉夫斯基向尼喀河的进军，但是“新莱茵报”杂志可能在最近找到个机会至少对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进军作一些必要的说明[73]。 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人有许多还关在监牢里，另外一些人已经得到机会回国了，还有一些人仍然侨居国外，整日期待回国机会，他们中间没有最糟糕的人物。在关系到这些斗争的参加者时我们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现在有许多人重新住在国内没有遭到迫害，如果我们没有由于叙述那些表现出他们真正英勇非凡的精神的事件而把他们暴露出来，他们是不会责备我们的。 注释： [67]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南德广泛流行的一首付歌。——第129页。 [68]“在大海怀抱中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是争取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从丹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士们所唱的一首歌曲。——第129页。 [69]帝国宪法是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的。它反映了当时议会中民主党和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之间的妥协，它里面矛盾百出。它规定了民主自由，同时又把行政权授与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土地有联系的封建劳役和租税并未废除，而必须要赎买。这部宪法是统一德国的一个步骤；但它的主要缺点在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行其各项条文的任何力量。几乎所有德意志大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等）的政府都拒绝承认这部宪法；只有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领导下在莱茵省、德勒斯顿、巴登和普法尔茨发动武装斗争的人民群众是它的唯一保护者。——第129页。 [70]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是法兰克福议会左派分子于1848年11月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三月同盟”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用空话代替了革命行动，他们表现出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同反革命进行斗争时无能为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无情地批判了“三月同盟”及其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活动。——第129页。 [71]格留特利的誓言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传说。相传这3个州的代表于1307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会合，宣誓忠于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第130页。 [72]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派（卢格、施略费尔、齐普，特留茨什列尔等人）主要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但也得到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这一派宣称忠于共和国，用革命方法进行斗争，可是在采取革命措施和动员群众反对反革命的进攻时，却常常表现得畏首畏尾和犹豫不决。这一派的领袖具有小资产阶级联邦主义观点，因而他们不能在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1849年4月至5月，保守派和大多数自由派的代表退出议会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左派和极左派）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1849年5月30日由于受到驱逐的威胁，这个议会把会址迁到斯图加特（维尔腾堡的主要城市）。维尔腾堡政府奉行了观望的中立政策。在这个城市中，议会继续执行制止人民参加公开革命斗争的政策。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王位、帝国摄政奥地利大公约翰的叛变，议会于1849年6月6日从自己的委员中选出了由弗·拉沃、卡·福格特、格·西蒙、弗·许列尔和阿·贝黑尔等5人组成的帝国摄政。帝国摄政企图靠国会的帮助保证革命获得胜利，但是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国民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第130页。 [73]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进军的预约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未曾发表。——第133页。 回目录下一篇
宗教因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宗教因素 ·一、塔万廷苏约帝国的宗教 ·二、天主教的征服 ·三、独立与教会 一、塔万廷苏约帝国的宗教 在反教会的先验论时代，“自由思想”的批判只满足于空泛地实行一切教义和宗教，以利于从正统角度说来是无神论的、世俗的和理性主义的“自由思想”的教义和宗教，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宗教的观念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了。这种观念已不把宗教限于一种教会和一种礼仪。它承认宗教组织和宗教感情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它与那些把宗教精神和“蒙昧主义”混为一谈的人，由于炽热的激进主义而天真幼稚地赋予宗教的那种意义极不相同。 革命的批判已经不再低估和否定宗教甚至教会对人类的贡献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此，当具有如此敏锐、如此现代的精神的思想家、艺术家沃尔多·弗兰克*以认真地揭示宗教根源和宗教因素的方式向我们解释美国的现象时，我们并不感到惊奇。按照弗兰克明晰的说法，开拓者、清教徒和犹太人是美国的缔造者。开拓者是出于清教徒，又更甚于清教徒。因为弗兰克在关于清教徒的新教主张的根源中，主要突出了坚强的意志。弗兰克写道：“清教徒最初希望建立英国那样的政权，这种希望促使他们过苦行的生活，很快他们就在苦行中发现了甜蜜的乐趣。这样，后来就发现了驾驭自己、驾驭别人、驾驭现实世界的力量。一片从未开垦而又充满敌意的土地，要求清教徒为它献出他们所能够献出的所有力量，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比节衣缩食的生活，禁欲生活，更能使清教徒具备这些力量了。”[1] *沃尔多·弗兰克（1889—1967），美国小说家，政论作家。————译注 盎格鲁撒克逊的殖民者在美国土地上没有遇到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居民。因而，基督教及其教规在美国没有传播福音的使命。伊比利亚的殖民者，除去殖民者本身不同以外，其使命也不相同。在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和中美洲，传教士必须向具有根深蒂固的和独自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习惯、人口众多的居民宣讲教义。 因此，宗教因素在这些国家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况。天主教信仰和土著宗教仪式相混杂，但并没有完全吸收这些教仪。因此，对西班牙美洲宗教感情的研究，必须从征服者所遇到的宗教信仰出发。 这件工作不是轻而易举的。殖民地的编年史家们认为，这些宗教概念和宗教习惯只是一套野蛮的迷信。他们的种种说法歪曲并损害了土著宗教信仰的形象。对西班牙人来说，某些墨西哥最奇特的宗教仪式——如表明在墨西哥存在并实行变体（transubstanciación）思想的仪式——只是魔鬼的骗局。 但是，尽管现代评论至今对秘鲁的神话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已经有足够的材料使人认识到它在人类宗教演变中的地位。 印加宗教缺乏精神力量来抵御天主教福音的传播。有些史学家从某些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论证中，推断出印加神话与印度斯坦神话之间有亲缘关系。但这种论点是建立在神话的相似，即形式的相似上，而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精神或宗教的相似之上的。印加宗教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神权集体主义和它的唯物主义。这些特点使它根本区别于本质上是唯灵论的印度斯坦宗教。在巴尔卡塞尔没有得出塔万廷苏约人实际上没有“天国”的概念，或是按照没有“天国”的概念行事这一结论之前，人们就不可能否认塔万廷苏约人的抽象理论是多么贫乏、多么简单。克丘亚人的宗教是一种道德的法规，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念，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多地近似于中国，而较少地近似于印度。国家与宗教绝对结合一致；宗教和政治承认同样的原则和同一个权威。凡属宗教的就是社会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印加帝国的宗教与东方各宗教之间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对立正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所指出的东方宗教与希腊—罗马文明之间的对立是一样的。弗雷泽写道:“在希腊和罗马，社会建立在个人服从社会、公民服从国家的观念上；无论今世还是来世，社会都把共和国的安全作为压倒一切的行动目的，置于个人安全之上。公民们由于从小就受这种利他主义理想的教育，都为国家献身，并随时准备为公共利益牺牲生命。公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在崇高的牺牲面前退却，贪图个人生命而不顾国家利益，那是卑鄙行为。东方各宗教的传播改变了这一切，它向人们灌输这样的思想：灵魂与神相通和灵魂永远得救是唯一目的，与这些目的相比，国家的繁荣乃至国家的生存都是微不足道的。”[2] *弗雷泽（1854—1941），英国古典学家、人类学家。1925年因其卓越研究工作获功勋勋位。————译注 由于印加宗教与社会和政治制度结成一体，它不可能脱离印加国家而存在。它只有世俗的目的而没有超越世俗的目的。它关心的是现世而不是天国。与其说它是一种个人戒律，不如说它是一种社会戒律。这一打击使神权和神活都受了致命伤。这种宗教在土著人心灵上所能保存的决不是一种抽象理论观念，而是农业上的礼仪、巫术的习惯和泛神论的感情。[3] 从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印加人的神话和典礼仪式的各种说法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印加帝国，克丘亚人的宗教远远超出了国家宗教（就这种信仰在我们这个时期所具有的意义而言）的范围，教会具有一种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性质。教会即国家。宗教信仰从属于印加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印加宗教的这种特点，清楚地表现在印加王公对待被奴役或被征服的人民的宗教象征的那种谨慎态度上。印加教会关心的是使这些人民敬仰的神臣服，而不是迫害和谴责这些神。因此，太阳庙就变成了一种带有联邦色彩的宗教或神话的庙宇。在宗教方面，克丘亚人既没有过分显得是教义宣讲者，也没有过分显得是宗教裁判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努力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帝国更加统一，是为了根除残酷的宗教仪式和野蛮的习俗，而不是为了传播一种新的，独一无二的抽象理论的真理。印加王公认为，取代并入帝国的人民的宗教精神与提高这种精神是两回事。 另一方面，塔万廷苏约帝国的宗教不強行改变印第安人的任何感情和风俗。这种宗教不是由复杂的抽象概念，而是由朴素的寓言构成的。它的一切根源都从这样一个民族的本能和自发的习惯中吸取营养，这个民族是由健康的、土生土长的泛神论的、爱好合作而不爱好战争的农业部落构成的。印加人的神话建立在土著居民原始的和萌芽状态的宗教精神上，只是在他们感到这种宗教精神比印加文化明显低劣，或对塔万廷苏约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有危险时，才反对这种精神。帝国的部落只相信印加王公的神圣性，而不相信某种宗教或教义的神圣性。 因此，古代秘鲁人的宗教中最值得阐明的方面，首先不是他们处于极萌芽状态的抽象理论和神话的神秘之处，而是这种宗教的天然成分：泛灵论、巫术、图腾和禁忌。这样的研究才必定会引导我们对印第安人的道德和宗教演变得出可靠的结论。 对印加诸神进行抽象的推测，经常导致评论界从某些象征和名称的相符合或相类似，去推断克丘亚种族同那些精神及思想上都不同和迥异的种族之间的可能的亲缘关系。相反，对他们宗教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有助于说明无数神奇的仪式和信仰的普遍性和半普遍性，因此有助于说明，在这方面寻找证据来证明臆想中的共同起源是危险的。近来，对于各种宗教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极大成就，这些成就防止了人们利用原来的出发点对某种宗教信仰的特殊性或意义作出定论。这些成就大多应归功于詹姆斯·乔治·弗雷泽。他认为，在一切民族中，巫术时代都是先于宗教时代；而且证明在彼此完全不相干的民族中，都类似或一致地奉行“相似”、“同情”和“接触”的原则。[4] 印加诸神统治了一群较小的神灵，这些神灵先于印加帝国，扎根于印第安人的土壤和心灵，他们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精神的天生成分，注定较印加诸神流传得更加久远。土著人的“泛灵论”使塔万廷苏约的国土遍布地方的神祇。对这些地方神祇的崇拜，比印加人对太阳或对倥神*的崇拜给基督教的传播造成的阻力还要大得多。“艾柳”及部落较印加帝国的存在时间更为久远，而和它们同体同质的“图腾崇拜”，不仅存在于印第安人的传统中，而且就存在于印第安人的血液中。巫术被看作是原始的治病艺术，既有需要又有生命力，它因深深扎根于印第安人而能在任何宗教信仰下长期存在。 *倥神（diosKon），克丘亚人崇拜的司丰收的神。————译注 这些天生的或原始的宗教精神因素，与印加人的君主制和国家的性质完全相适应。此外，这些因素要求印加王公及其政府具有神圣性。印加神权的全部细枝末节都可以在土著社会的状态中得到解释，而无需对印加王公幻术般的智力作简单的解释。（站在这种观点上，就是采取恰恰想要轻视自己、贬低自己的那些庶民的观点。）弗雷泽如此精湛地研究了王位的奇妙起源，他对几种大体上与我国的印加王公相近似的僧侣国王、人神等等进行了分析和分类。他在专门谈到这种情况时写道:“在美洲印第安人中，走向文明的最大进步是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君主制和神权制政府下实现的，但我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原始历史所知甚少，以致无法说明它们神化了的国王的先辈是不是巫师。在墨西哥国王登基时宣读的誓言中，就可以找到这种继承的痕迹；他们宣誓要使太阳发光、云层降雨、江河奔流、大地丰收。确实，在土著人的美洲，带有神秘、可敬、可畏的灵光的巫师和巫医是令人敬重的人物，在许多部落中很可能成为首领或国王，尽管我们缺少确实的证据来肯定这‘最后一点’”。《金枝》一书的作者虽然由于历史资料不足而极为谨慎，但他还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南美洲，巫术似乎是通向王位的途径。”在另一章中，他把他的观点说得更为确切:“企求得到培育了诸如埃及、墨西哥和秘鲁这样历史上伟大帝国的君主的那种神圣的、超自然的权力的欲望，并非简单地产生于令人愉快的虚荣，也不是一种卑躬奉承的表现；它只是在国王健在时，把国王奉若神明这种古代的野蛮习俗的残余和发展而已。例如，自称为太阳之子的秘鲁印加王公，被人敬若神明；人们认为他们一贯正确，没有人想损害君王或其家属的人身、名誉和财产。与一般见解相反，印加王公不把自己的疾病看作是灾祸。在他们心目中，疾病是他们的父王——太阳的使者，来召唤他们到天上去在父王身边安息的。”[5] 印加人民不知道宗教与政治之间有任何分界，不知道国家与教会之间有任何差异。他们的一些组织同他们的一切信仰一样，都是严格地符合他们那种农业民族的经济和定居民族的精神的。神权政治建立在平凡的和经验过的事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个先知及其言谈的奇幻的力量上。宗教即国家。 巴斯孔塞洛斯有点低估了美洲本地的文化，他认为这些文化没有一部长篇巨著，没有一部最高法典，由于其本身的低劣而注定要消亡。从智力方面说，这些文化无疑尚未完全摆脱巫术时代。至于印加文化，我们还清楚地知道，它是由这样一个种族创造的，这个种族具有较多的艺术创造才能，而具有较少的智力思辨才能。因此，如果说印加文化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民间艺术，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梨俱吠陀经》（《Rig-veda》）和一部《阿维斯陀注释》（《Zend-avesta》）。*这一点甚至使印加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更加值得赞赏。宗教只是这个组织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能在这个组织瓦解之后继续存在。 *《梨俱吠陀经》（《Rig-veda》），印度婆罗门教的四卷古代经典的第一卷，书中叙述印度雅利安人的文明、信仰和社会组织。《阿维斯陀注释》（《Zend-avesta》），是九世纪以后用中古波斯文翻译和写作的《波斯古经》。————译注 二、天主教的征服 我已经说过，对美洲的征服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而西班牙的威力也随着征服者而衰落了。它的十字军的性质，决定了征服在本质上只是一项军事和宗教事业，它是由士兵和传教士共同完成的。缺少了埃尔南多·德卢克*，征服秘鲁的三位一体体制就是不完备的。一位教士充当了这支队伍的律师和参谋的角色。卢克代表教会和福音。他的参加捍卫了教义的威严，并且为冒险事业提供了一种学说。在卡哈马卡省，征服的圣子就是巴尔维德**神父。对阿塔瓦尔帕的处决，尽管只是由于皮萨罗幼稚的政治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却也披上了宗教理由的外衣。实际上这是宗教裁判所在秘鲁的首次判决。 *埃尔南多.德卢克（?—1532）,西班牙教士。随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征服秘鲁。————译注 **维森特·巴尔维德（?—1541），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传教士。随同皮萨罗征服秘鲁，参与杀害印加王阿塔瓦尔帕。————译注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主张权谋术数。————译注 卡哈马卡省的悲剧之后，这位传教士继续狂热地给征服事业颁布法律。宗教的权力鼓舞并操纵着世俗的权力。在政教合一的印加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种新的神权政治国家。在这种神权政治国家中，大庄园制这种经济权力必然成为行使行政、精神和宗教权力的“委托监护制”。教士们隆重地接管了印加庙宇。也许是出于托马斯主义*——它是调和基督教与异教传统的繁琐艺术的大师[6]，多明我会的修士掌管了太阳庙。这样，教会就积极、直接地以战斗姿态参与了征服事业。 *西欧中世纪的神学学说，经院哲学的基础，其创始人为圣托马斯（SantoTomasdeAquino，1226—1274）。————译注 但是，如果可以说撒克逊美洲的殖民者是清教徒式的开拓者，却不可以同样说西班牙美洲的殖民者是十字军军士、是骑士。征服者属于这个精神体系；殖民者则不是。这个道理是尽人皆知的，因为清教徒代表着一种正在兴起的运动，即新教改革运动；而十字军军士和骑士却体现着一个正在衰亡的时代，即天主教的中世纪。在西班牙已经没有十字军军士（这类兵源已经枯竭）可向它的殖民地派遣之后的很长时间，英国还继续向它的殖民地派遣清教徒。正是为反对这场新教改革运动所要求的西班牙的精神力量，造成一场异乎寻常的宗教复兴，把巨大的力量消耗在一场毫不妥协的重新确立正统教派的反改革运动中。乌纳穆诺写道：“西班牙的真正改革是神秘教派的改革。在西班牙，这个极不关心新教改革的教派，是阻遏新教改革的最强固的障碍。圣特雷莎*通过西班牙的改革进行反改革运动，她也许可与伊纳爵·德洛约拉并驾齐驱。”[7] *圣特雷莎（1515—1582），西班牙神秘教派女诗人，致力改革卡门教派。————译注 征服事业将十字军军士消耗殆尽。征服事业的十字军军士大部分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十字军军士，而只是他们精神上的继承者。贵族已不准备从事骑士事业。西班牙统治的广大土地和财富保证贵族们深居宫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征服事业的十字军军士虽是贵族出身，但已经破产。另外一些人则来自平民阶层。传教士们承认，他们的西班牙国王首先是罗马公教的代理人。征服者从西班牙来到这里是为他们的国王占领土地，他们有时似乎有一种模糊的预感：他们的后来人不会象他们那样杰出和有胆量。一种模糊、朦胧的本能促使他们反叛宗主国。或许在科尔特斯*最后一次大胆的突然行动中，当他命令烧毁船只时，这种直觉就已模糊地显露苗头了。在贡萨洛·皮萨罗**的反叛中有一种悲剧性的贪婪，一种绝望无力的怀乡情绪。随着这场反叛的失败，征服者的事业及这一类人即告终结了。征服事业结束，殖民统治从此开始。如果说征服是军事和宗教事业，那么殖民统治则是政治和教会事业。这项事业是由一位教会人士，即唐佩德罗·德拉加斯卡***开始进行的。教士取代了福音传播者。后来，骄奢淫逸的总督制给秘鲁带来了贵族文人和繁琐哲学的学者，这些人已经完全属于另一个西班牙，即宗教裁判所和衰败没落的西班牙了。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率军征服墨西哥等地。————译注 **贡萨洛·皮萨罗（1502?—1548），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5?—1541）之弟，随兄征服秘秘鲁。————译注 ***佩德罗·德拉加斯卡（1485—1567），西班牙高级神职人员。任利马王室检审庭庭长。战胜贡萨洛·皮萨罗并下令将其处死。————译注 殖民统治期间，虽有宗教裁判所和反改革运动，但就其主流来说，传播文明还是宗教和教会的事业。教育和文化手段全都集中在教会手里。教士不仅通过向非教徒传播福音和迫害异教徒的手段，而且还利用传授技艺和专业、建立种植园和作坊的手段来帮助组织总督辖区。当总督城*还只是几座简陋的房子时，教士就在这里建立了美洲的第一所大学。他们在传入他们的宗教教义和仪式时，也引进了种子、葡萄种、家畜和农具。他们研究本地人的风俗习惯，搜集他们的传说，积累有关他们历史的原始资料。耶稣会教士和多明我会的修士由于有一种适应和吸收能力（耶稣会教士尤为突出），他们了解到不少关于土著居民的历史和精神的秘密。在矿区、工场和“委托监护地”遭受剥削的印第安人，在修道院甚至在教区中找到了他们最有力的保护人。集中体现了传教士和福音传播者的最优良品德的拉斯卡萨斯神父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指利马城。————译注 由于其礼拜仪式的豪华壮观和祭礼的悲怆动人，天主教具有一种或许是独一无二的魅力，能够迷住不可能突然上升到一种超越世俗的和抽象主义的宗教精神的居民。此外，它还具有惊人的适应任何时代或历史环境的能力。许多世纪以前西方就已开始的吸收古代神话和利用异教节日的工作，在秘鲁继续进行。的的喀喀湖——印加帝国的神权似乎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又成了崇拜圣母的最著名圣地。 天才而又勤奋的作家埃米略·罗梅罗，对于用天主教的神象和仪式取代印加诸神这方面的情况，有一些饶有趣味的看法。他描写道:“看到天主教仪式的庄严气氛，印第安人激动得为之颤抖。他们在丝麻布、教袍和衣服上看到了太阳的形象；从以紫色为底、用极细的丝线绣成的短袖法衣上看到了彩虹的颜色。或许他们在神父深紫色的帽缨和赤脚教派教士系的饰带上看到了结绳记事*的象征……这就说明为什么一群群库斯科的土著人在看到“地震神”时，以如此异教的狂热惊恐得浑身发抖，因为他们把“地震神”看作是他们记忆和崇拜的东西的具体的物质形象——这种精神与教士的思想相去遥遥。在宗教节日上都表现出土著人的异教精神。因此我们看到，土著人把他们的畜牧产品和收获的第一批果实作为祭品送往教堂。后来，他们亲自建起了自己基督圣体节的奢华祭坛，坛上摆满镶着凸纹银框的镜子和制作粗糙的圣像，祭坛脚下放着田野里的第一批果实。他们在圣像面前，以深切的怀念之情用称为卡帕克莱米（CápacRaymy）的玉米酒祭奠；最后，对着圣像上呆滞的笑容跳起刺耳的卡恰姆帕斯舞（cachampas）和健美的卡斯瓦斯舞（kashuas），同时夹杂着他们表示虔诚的尖叫，这些尖叫，西班牙神父认为是忏悔的叫喊，印第安人认为是恐惧的呼声。”[8] *古代秘鲁人用彩色绳子结扣来记事或记帐。————译注 天主教铺张扬厉的排场轻而易举地诱惑了印第安人。正是由于土著人没有进行反抗，传播福音、讲解教义的工作从来没有深入地进行。对于一个还没有能分清超越世俗与世俗的民族来说，政治统治就包括了教会统治。传教士不是强制推广天主教；而是巧妙地使礼拜等宗教仪式适应土著人的习惯而加以推广。在信仰天主教的同时，当地的异教思想继续存在下来。 这种现象并不是塔万廷苏约帝国传播天主教过程中绝无仅有的。从历史上说，天主教的特点就是它的适应性，由于这种特性，它在形式上一贯适应环境。在对被置于它的权力下的人民实行殖民和同化政策方面，罗马教会可以自诩为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对格列历（calendariogregoriano）上重大节日进行的调查研究，揭示了惊人的取代情况。弗雷泽在分析这些取代情况时写道：“总的来说，天主教节日与异教节日相重的情况非常明显、非常之多，因而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这是教会在取得胜利的时刻，不得不与它已被战胜、然而依然是危险的敌人实行妥协的标志。早期传教士恪守的那种刻板的新教教义以及他们对异教思想的激烈指控，已经让位于谙练的教士们的较为灵活的政策、较为容忍的态度和宽宏的仁慈。这些教士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基督教想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只有把其创始人那些严格的原则稍稍放松一些，把通往拯救灵魂的窄门稍稍开大一点才能作到。在这方面，可以在基督教史和佛教史之间进行一番颇有启发的比较。”[9]起初，这种妥协是从天主教扩展到整个基督教的；但是，无论从它纯粹形式上妥协的性质来看（因为在教义或神学方面天主教是寸步不让的），还是从向美洲人和其他人民传播福音的事实来看，这种妥协却是罗马教会的长处或本领，而且只有罗马教会继续系统地、有效地实行这种妥协。从这种观点来看，宗教裁判所表现了天主教一种内部现象：它的目的是压制内部的异端、迫害异端分子，而不是迫害不信教的人。 但这种适应能力既是罗马教会的强大之处，同时又是它的软弱之处。宗教精神只有在战斗，在苦难中才能得到锤炼。乌纳穆诺写道：“基督教教义、基督的品性从诞生于圣保罗时起，就不是种学说，尽管它辩证地表示为：生命、战斗、苦难。《福音书》和《新约书》才是学说。基督教教义、基督的品性是为死亡和复活、为永生而作的准备。”[10]印第安人被动地接受基督教教义而并不理解它，这从精神上削弱了天主教在秘鲁的力量。传教士不必为教义的纯洁性操心，他的使命只是为一群不关心超脱世俗的、粗鄙又纯朴的教徒充当精神向导和牧师。 在宗教方面，如同在政治方面一样，英勇的征服时期之后，就是行政的、官僚的总督统治时期。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对这整个时代作了这样的判断：“如果说征服是努力奋斗的王国，那么殖民时期就是一个道德衰退的漫长时代。”[11]从精神上看，以传教士为象征的第一阶段，正是神秘教派在西班牙兴盛的阶段。正如乌纳穆诺所说，西班牙把精神力量消耗在神秘教派中，消耗在反新教改革运动中，而其他国家则把精神力量消耗在新教改革运动中。乌纳穆诺给神秘教派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厌弃空泛的科学，寻求有实际用处的知识，知是为了爱和行、为了得益于上帝，不是为知而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是反理智论者，这一点使他们不同于爱克哈尔德（Eckart）*。他们倾向于唯意志论。他们寻求的是全面的、完整的知识，在这种知识中，认识、感觉和愿望尽可能互相一致、甚至融合成一体。按照阿维拉神甫的说法，我们热爱真理，因为它是美的；而且因为我们热爱真理，我们就相信真理。可以这样说，真、善、美均匀地凝结在这种有实际内容的知识中。所以理所当然的，在分析精神不如男子的女人心中，在泛灵论的功能在其身上更显得溶为一体，或者说更显得难分难解的人的心中，这种神秘主义便达到了顶点。”[12] *约翰·爱克哈尔德（1260?—1327），德国哲学家，神秘教派教徒，其学说主张泛神论，于1329年遭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谴责。————译注 我们知道，从中产生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这一精神火种，在西班牙点亮了圣特蕾莎、圣伊纳爵和其他伟大的神秘教派的灵魂；但是后来，它在宗教裁判所的丛丛篝火中悲惨凄凉地燃尽并熄灭了。但是，西班牙开展的反对异端、反对新教改革的斗争可使它的势力重新活跃起来。在一段时间内，它还可能在那里发出浓烈的光焰。在这里，由于天主教的信仰很容易地压倒了印第安人的异教感情，天主教便失去了它的精神活力。加西亚·卡尔德隆指出：“象利马的圣罗莎*这样一位伟大的圣女，远远没有伟大的西班牙圣女圣特蕾莎那样坚强的个性和创造力。”[12] *利马的圣罗莎（1586—1617），秘鲁多明我会修女，1671年封为圣徒。————译注 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利马，另一种因素也削弱了天主教的精神力量。黑奴给天主教信仰增添了他们拜物教的色情和蒙昧的迷信。健康的泛神论和唯物论的印第安人已经达到一种伟大的神权的伦理高度；而黑人的每个毛孔都渗透着非洲部落的原始主义。哈维尔·普拉多写道：“基督教在黑人中变成了迷信和不道德的信仰。在魔鬼和巨人、摩尔人和基督徒的民间节日上——他们常常人人拍着手掌，用这种狂欢为迎神会助兴——由于酗酒而酩酊大醉，由于受到色欲和淫荡的刺激（这是他们种族的特性），先是纯种的黑人、后是土生白人跳起舞来，做出猥亵的动作，发出野蛮的喊声。”[13] 教士把他们最大的精力不是消耗在与世俗权力的代表经常进行的十分激烈的角逐中，就是消耗在他们的内部争吵和捕捉异端分子的行动中。普拉多教授认为，甚至在拉斯卡萨斯神父不遗余力的传教活动中，也有这种竞争的因素。但在这种情况中，教士的热情至少是用来为一项高尚而正义的事业服务的，直到我国在政治上解放很长时间以后，这项事业就再也没有找到如此坚强的捍卫者。[14] 如果说奢华的礼拜仪式和庄严的祭礼具有罕见的吸引力，能够压倒土著人的异教思想，那么作为人生观和精神戒律，西班牙的天主教却没有能力在其殖民地创造劳动因素和财富因素。正如我在关于秘鲁经济那篇论文中所指出的，这是西班牙殖民事业的最薄弱方面。不过，如果认为西班牙向资本主义演变不力和迟缓的原因——即它那顽固的中世纪思想，完全是由于天主教，这未免失之武断和极端，因为天主教在其他拉丁语国家也善于巧妙地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相接近。天主教各会团，特别是耶稣会，在经济方面比世俗管理机关及其代理人干得还要熟练。西班牙贵族鄙视劳动和商业；发展十分迟缓的资产阶级染上了贵族思想。但总的来看，西方的经验非常具体地表明资本主义与新教思想的一致。在历史上，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进程的精神酵母。新教改革包含着自由国家的实质和萌芽。新教思想和自由主义，分别作为宗教流派和政治倾向，都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在新教国家里的成效最为卓著。资本主义经济只在英国、美国和德国达到了高峰。在这些国家中，天主教信徒本能地保持了农村和中世纪的嗜好和习惯。（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州也保持着农村习气。）至于那些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没有一个达到高度工业化。法国——不能凭巴黎的世界金融市场和冶金工业公会来判断它——是一个农业国而不是工业国。意大利，虽然它的人口推动它走上了工业劳动的道路，创造了米兰、都灵和热那亚这样一些资本主义中心，但它还是偏向于农业。墨索里尼经常以夸耀农民的、土气的意大利而沾沾自喜；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他特别表示他讨厌过分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因为它们有压抑人口增长的影响。西班牙这个最闭守自己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把犹太人驱逐出自己的国土，它的资本主义结构是最落后的、最脆弱的，更为严重的是，它刚刚建立的工业和金融业至少还没有通过一次农业大繁荣得到补偿，这也许是因为西班牙的贵族固守着贵族职业的偏见，而意大利的地主却从他们罗马帝国的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重农业感情。在西班牙，军界和文人界都承认，只有教士职业才是至高无上的。 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解放的最初阶段就是新教改革。这位《反杜林论》一书的著名作者写道：“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15]发展最快、野心最大的资产阶级对罗马的反抗，导致建立了旨在避免超越世俗与世俗、教会与国家之间一切冲突的国教。自由探讨蕴育着资产阶级一切经济原则的萌芽，如自由竞争、自由企业等等。对于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社会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自由放任主义，从新教的道德和实践中得到了最大的鼓舞。 马克思说明了新教思想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若干方面。下面这个见解尤为深刻：“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16] 不仅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论者指出了这两种伟大现象的血缘关系。就在今天，在一个思想和政治都反动的时代，一位名叫拉米罗·德马埃斯图的西班牙作家发现，他的人民有缺乏经济感的弱点。他是这样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因素的：“实际上，美国人把他们的权力感归因于加尔文主义的这个论点：从创世时起，上帝就预定谁将得到救赎，谁将永远沉沦；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中克尽职守才能得救。由此可见，随着克尽职守而得到兴旺幸福就是得到上帝恩惠的标志，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保住上帝的恩惠。这意味着花钱的方式应该道德化。现在，这些神学的基本原理只是过去的事了。美国人民在继续前进，不过其势头已是强弩之末了。”[17]新的繁琐哲学派竭力否认或贬低新教改革运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影响，企图说明托马斯主义早就提出了资产阶级经济的原则。[18]圣托马斯曾用现实主义的精神为支持科学上的公理而出过力，索雷尔承认圣托马斯这种现实主义对西方文明所作的贡献。他特别强调他的这一观点：“人类的法律不能改变事物的合法性质，这种性质是从事物的经济内容派生出来的。”[19]但是如果说以圣托马斯为代表的对经济的理解达到这种程度，那么新教改革就铸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廓清了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新繁琐哲学的概念是容易说明的。新托马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但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正如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不是一回事一样，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也决不完全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资本主义是从这个阶级中产生的秩序、文明和精神。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早在资本主义产生很久以前，资产阶级就已存在，但只是到后来才以它的阶级的名字来命名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按照实用主义者时代的帕皮尼的一种见解，宗教感情有两条道路：占有的道路和放弃的道路。[20]新教从一开始就坚决选择了第一条道路。沃尔多·弗兰克首先正确地指出了在清教主义的神秘动力中的坚强意志。他在解释美国情况时告诉我们“教会的戒律如何组织起人们，使他们迎着一个尚未开发的美洲的物质困难前进；放弃感官的享乐如何产生了最大的毅力以夺取权力和财富；这些受禁欲原则抑制又适应了严酷生活条件的感官，如何在达到发财致富的斗争中求得报偿”。在这些宗教原则下，美国的大学向青年灌输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含义是：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功就是道德”。[21] 而天主教则在占有和放弃这两者之间长期保持妥协。它的坚强意志表现为军事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而不想进行任何大规模的经济冒险。另一方面，西班牙美洲没有为天主教提供适于禁欲主义的环境。在这片大陆上，感官不是被压抑，而是得以享受、放荡和娇纵。 ※※※ 在西班牙美洲传播福音不能认为是一项宗教事业，而是一项教会事业。但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之后，传播福音的活动一直具有这种性质。只有能够动员有经验的教义宣讲者和教士团的强大的教会组织，才能在远方各民族中为基督教信仰开拓基地。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由于其自由放任主义——它的目的是把宗教的教士势力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的一个必然结果，新教始终没有在传播教义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它在欧洲的传播都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罗马教会与各国政府及君主之间的冲突，这些政府与君主倾向于反抗教皇的权力和加入分离主义潮流；资产阶级的成长，这个资产阶级认为新教是一种较为适宜的制度并对罗马庇护封建特权感到愤怒。当新教进行传教和宣传工作时，它采用了一种把教会活动与社会服务的巧妙试验结合起来的方法。在北美洲，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不重视向土著居民传播福音。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在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垦殖几乎从未开垦的土地，而占有和征服这片大自然要他们付出毕生的精力。这里可以看出盎格鲁撒克逊式和西班牙式这两种征服之间的本质区别：前者从其开始到全部过程都是纯粹个人主义的冒险事业，这种冒险事业迫使进行冒险的人过一种高度紧张的生活。（个人主义、实干精神和积极能动性至今是造成美国奇迹的主要动力。）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殖民活动不需要教会组织。清教徒的个人主义使每一个开拓者成为牧师——自己当自己的牧师。对于新英格兰的开拓者来说，有自己的圣经（乌纳穆诺称新教思想为“文字暴政”）就足够了。他们只用很节省的办法，即很小的气力和很少的人力，就对北美实行了殖民。殖民者没有使用传教士、讲道士、神学家和修道院。他们不需要这些就简单、粗野地占有了这片土地。他们无需战胜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而只需征服一片领土。有些人会说，他们用的不是节省的办法，而是穷办法。也许他们说得对，但必须承认，就是从这种穷办法中产生了美国的力量和财富。 西班牙式天主教的殖民领域要广阔得多；它的使命也更加艰难。当征服者来到这片土地时，这里已经有了人民、城市和文化：地面上道路纵横，布满人们的足迹，这不是征服者的脚步所能消除的。传教活动也曾有过它的英勇阶段，在那个阶段，西班牙给我们派来了依然保持着神秘主义的狂热和十字军军士的军人勇猛气概的传教士。（我读到朱利安·吕歇尔有这样一段话：“大批经过精心挑选的优秀的天主教神父和修士与士兵同时登陆。”[22]）但是，富丽豪华的天主教礼拜仪式胜过了粗俗的土著异教仪式以后，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奴役和剥削、丰裕的物产和大量的财富，使殖民者的意志懈怠了。教会因素吸收并控制了宗教因素。教士们不是一支英勇、热情的部队，而是一个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官僚阶层。曼·维·比利亚兰博士写道：“于是开始了殖民地教士史上的第二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神职人员在金碧辉煌的修道院过着悠闲恬静的生活，享受优厚的俸禄，多方捞取油水，社会上有影响，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节日举行奢华的庆祝活动，这一切必然造成滥用职权和败坏风尚的结果。在这个时代，神职人员是最出人头地的职业。这是个名利双收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身居殿堂宫室，过着显贵的生活；他们是善良居民崇拜的偶像，居民热爱他们，尊敬他们，惧怕他们，殷勤地款待他们，让他们继承自己的财产。修道院规模宏伟，有为各种人（贵人、受俸神父、教区神父、堂区神父）准备的堂室、宫室以及主教住地、私人祈祷室等。有许许多多的好处。居民们的虔诚是炽烈的，他们慷慨地供葬神职人员。这样一来‘凡富裕家庭的次子都要从事神职’。”[23] 这样的教会甚至已经不是反基督教改革运动和宗教裁判所时代的教会。宗教法庭在秘鲁几乎没有异教可迫害。毋宁说，它的活动是为了对付与教士关系不睦的老百姓；是为了对付在一个充满巫术的沉渣、荒淫和盲目崇拜的环境中偷偷摸摸、但又很容易滋生的迷信和恶习；特别是为了对付它认为有谋取或削弱其权力的嫌疑的事情。在最后这一方面，宗教裁判所的作为更象是政治机构，而不是宗教机构。现已査明，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为专制主义目的服务的。吕歇尔说：“宗教法庭势力强大，这首先是因为国王希望这样；因为它负有使命，象迫害宗教革新派一样迫害政治上的反叛者。军队不是掌握在教皇手中，而是在国王手中：国王运用军队，既维护自己的利益又维护教会的利益。”[24] 另一方面，教会科学不但没有使我们与当代的思想相沟通，反而使我们与之分离。经院哲学的思想，当它从神秘教派那里得到鼓励和支持时，在西班牙是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但自从它凝固成迂腐、诡辩的公式时起，就变成了学者们僵化、贫乏的学问，变成了西班牙神学家们刻板的、夸夸其谈的正统学说。在文官主义派的批评中，不乏对这一阶段秘鲁教会事业的声讨。哈维尔·普拉多在他那篇流传久远、内容丰富的论文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教士提供的科学是什么科学呢？”他又自己回答：“一种庸俗的神学，—种形式主义的教条主义，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理论与繁琐哲学的诡辩术的令人厌烦的大杂烩。只要教会不能提供真正的科学知识，它就必然玩弄文字和公式，采取空洞、荒唐和贫乏的方法，把人们的思想引入歧途和使之疲惫不堪。在这里，在秘鲁，用拉丁文念些谁也听不懂的演讲稿，但却照样侃侃而谈。有些学者，象新一代的毕科·德拉米兰多拉*一样，有解决一切科学命题的公式；在这里，不仅对自然科学而且对哲学科学，甚至对波舒哀和帕斯卡**的教学法都一窍不通，但却用宗教和教师权威的方法来解决神界和人间的问题。”[25] *毕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意大利学者，以博学闻名，著有多种哲学和神学专著。————译注 **波舒哀（1627—1704），法国作家，曾任主教和宫廷教师，拥护天主教反动统治和专制统治制度，反对当时的进步文学。帕斯卡，一译巴斯噶（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作家，支持基督教，晚年兴趣转向神学方面。————译注 独立战争——它为最杰出的人物开拓了一条新道路，预示了一个新开端——向人们表明，凡是存在着神秘主义和激情等宗教感情的地方，比如在秘鲁和墨西哥，正是那里的土生白人神父和印第安人中某些勇敢的先驱和伟大的演说家应召参加了这场自由革命。 三、独立与教会 独立革命既没有触动封建特权，同样也没有触动教会特权。保守和守旧的上层僧侣当然是忠于国王和宗主国的；但一经发现共和国对殖民结构实际上无能为力，也就承认了共和国。众所周知，由罗马式和拿破仑式的考迪罗们所领导、以教条和形式主义的民权保卫者的理论为指导的美洲革命，尽管吸取了法国革命的原则和激情，却没有继承和理解它的宗教问题。 在法国，如同在基督教改革运动没有深入的其他国家一样，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革命如果没有雅各宾主义和反教会思想，是不可能完成的。在上述那些国家中，反封建斗争揭露了天主教会与封建特权相互间的密切联系。由于教会上层僧侣集团保守思想的影响，由于教会对自由思想中一切新教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从理论和感情上加以抵制，教会轻率地把自己与贵族中反对派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但在西班牙美洲，特别是在革命长期停留在它的政治方式（独立和共和国）上的国家，封建特权的依然存在必然伴随着教会特权的依然存在。因此当革命在墨西哥触动了封建特权时，立刻就与教会特权发生了冲突。（在墨西哥，由于很大一部分财产掌握在教会手中，封建特权与教会特权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物质上也是一致的。） 从革命的最初日子起，秘鲁就有一批自由派和爱国派教士。平民的自由思想只在极个别的情况表现为不妥协的雅各宾主义，表现为明显的反宗教思想的情况就更加少见。我国的自由派大部分来自在独立战争的准备阶段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互济会。因此，他们几乎都信仰自然神论，因为在拉丁语国家中，自然神论把互济会变成了类似于基督教改革运动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代表。 即使在法国，甚至在雅各宾时期，革命也与基督教界保持着良好关系。奥拉尔敏锐地观察到，法国反宗教或反基督教的浪潮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是学说的原因。他说：“在所有导致产生非基督教化尝试的精神状况的事件中，旺代暴动*由于采取了教士的方式而成为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事件。我认为可以这样说：没有旺代暴动，就没有对于理性的崇拜。”[26]奥拉尔回顾了罗伯斯庇尔的自然神论。罗伯斯庇尔认为，“无神论是贵族思想”，而“认为有一个上帝保护受压迫的无辜者、并惩治胜利者的罪恶的思想，完全是人民的思想”，崇拜理性女神，只有同时崇拜遭到在教皇权力的庇护下的外国反动派的威胁和暗算的祖国时，才保持了它的生命力。此外奥拉尔还说，“对理性的崇拜几乎始终是自然神论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或无神论的”。[27] *旺代暴动：1793年法国旺代省农民举行暴动，反对共和国政府，拥护王权，1796年被彻底平息。————译注 法国革命实现了政教分离。后来，拿破仑又在罗马教廷与政府签定的条约中找到了使教会从属于政府的方式。但历次复辟时期重新挑起了教士与世俗之间的冲突，使他的事业处于危险境地。吕西安·罗米厄*认为这种冲突就概括了共和国的历史。罗米厄是从革命时封建制已被战胜这一设想出发的。按照罗米厄的看法——所有反动作家都同意他的这个观点，资产阶级在君主制时期就早已确立了它的法律。他说：“反对封建领主的胜利已经取得。国王早已处死了封建制。还剩下一个贵族，但它已没有自己的力量，它的一切特权和称号都是靠了中央政权得来的，这个中央政权是基本上以世袭的职位而受勋的官员的机构。那是些在共和国的第一次冲击下就已崩溃的权力的脆弱的残余。共和国在很容易地粉碎了这种权力之后，只需维持既成事实就可以了，而不必为此特别费力。相反，在教会问题上君主制已经失败。尽管上层僧侣长时期内表现驯顺，尽管与历代罗马教皇发生冲突，尽管有许多次破裂的威胁，但反对罗马权威的斗争，并没有使政府比漂亮国王菲力浦时代享有更多的高于宗教的权力。共和国就是这样，在一个世纪内把它的主要努力用来对付教会和维护教皇极权主义的教士。”[28] **吕西安·罗米厄（1885—1944），法国史学家，政界人士。————译注 在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情况却大不相同。特别是在秘鲁，革命所面临的是一种原封未动的封建制度。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理论基础，表现为一场家庭内部的争吵。这些冲突是由于一些国家特有的竞争和平衡的潜在状态造成的，在这些国家里，殖民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传播福音，就是宗教权威很容易地压倒世俗权威。共和国宪法一开始就宣布天主教为国教。由于固守在西班牙的传统范围内，这些国家都没有新教改革的因素。在思想不太活跃、哲学文化落后贫乏的民族中，对理性的崇拜可能更觉得是异国他乡的东西了。对世俗的国家来说，其他历史范围的理性是不存在的。而秘鲁国家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哺养的，所以它只能成为半封建的、天主教的国家。 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共和国在宗教方面继续实行了西班牙的政策。加西亚·卡尔德隆说：“由于庇护制，由于什一税制，由于教会的利益，仿照法国的样板制定了一部教会的平民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传统主义的。从最初的几位专制君主时起，西班牙国王就对教会拥有干预和保护权，因为维护宗教信仰在他们手里变成了世俗的和立法的行动。教会是一股社会力量，但上层教士的软弱性损害了它的政治野心。它不能象在英国那样完成一部宪法协约并自由地确定协约的界限。国王保护着宗教裁判所，而且表现出比教皇更强烈的天主教感情，因为他的保护作用防止着冲突，这种作用是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29]加西亚·卡尔德隆的这一见解击中了要害，即尚未实行政教分离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内部矛盾。如果一个天主教国家的天主教是生气勃勃的和十分活跃的，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制定一项世俗的政策。彻底实施这种国家的观念就会导致神权政治。从这个观点来看，象加西亚·莫雷诺这类极端保守派的思想，比温和自由派的思想更有一贯性，后者还坚持要把国家的天主教信仰与世俗的、自由派的和民族的政策两者调和起来。 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表现软弱和徒有形式的秘鲁自由派，在宗教领域也不可能不是如此。某些人企图证明，秘鲁自由派曾力图用一种雅各宾派的方式去反对教士和教会的势力，这是不确实的。严格说来，比希尔*个人的态度——这是来自教会显贵等级的一位自由派思想家的激进态度——不属于我国的自由派，因为他们从来不想使国家摆脱封建，也不想使国家世俗化。关于他们最有代表性、职责最高的领导人唐何塞·加尔维斯，豪尔赫·吉列尔莫·莱吉亚确有根据地写道：“他的意识形态以两种思想为中心：平均主义和道德观念。因此，认为他的学说反对教会的什一税，断言他是雅各宾派的那些人是错误的。加尔维斯从未否定教会及其教义。他尊重它们、相信它们。那位女修道院院长——她在五月二日得知德拉梅塞德塔不幸炸毁时曾感叹道：‘这炸药用得可真是地方！’——并不了解情况。因为那位在宪法序言中向三位一体的上帝祈祷的议员不可能是反天主教的。当加尔维斯剥夺了我国教会那些象征封建残余的津贴时，他思想上认为进行的只是一项经济和民主改革，从来没有反教权的目的。据推测，这一倡议并不是加尔维斯提出来的，而是由令人敬佩的比希尔早就发起的。”[30] *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冈萨雷斯·比希尔（1792—1875），秘鲁教士、政论作家。————译注 地主贵族自从迫于其统治阶级的地位采取了资产阶级的主张和行动时起，也吸收了这种自由派思想的部分残余。在这种自由派活动时期，也曾有过前进的时刻，即文官党诞生*的时刻。这时，一种自由派倾向——这表现了文官党初期的资本主义觉悟——使它失去了教会人士的好感，因为它与保守派和平民表决派的彼罗拉主义更加一致，这不仅表现在一份报纸的编辑工作中。正如我在另一场合所说过的，在我国历史的这个时期中，贵族也摆出了一副自由派的姿态。这种平民派，尽管它也大声疾呼反对贸易枷锁，但由于其反动本质，它仍然保有保守派和教士的色彩。在文官派的智囊团里有几位温和自由派，他们倾向于使政府的政策带有资本主义方向，尽量使其摆脱封建传统。但封建家族在文官派中保持的优势，以及战争给我国政治进程带来的迟滞不前，阻止了这些文官主义的律师和法律学家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进。面对教士和教会的势力，文官主义一般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实用主义和保守的实证主义，而且后来除个别情况以外，这一直是文官主义的思想特征。 *文官党于1871年建立。————译注 其实，激进派运动——它以同时唾弃和谴责二十世纪最近一、二十年间秘鲁政治中的三种成分（文官主义、彼罗拉主义和军人执政制）为己任——才真是一支最早切实反教会的力量。由更多地具有文学或哲学、而不是政治气质的人领导的这场运动，在这场战役中使用了它最优秀的力量。这场战役虽然特别是在各省增强了一点对宗教的冷淡态度，但这不是什么胜利，丝毫没有威胁人们诅咒的全部秩序赖以根深蒂固地存在的经济—社会结构。激进派或“冈萨雷斯—普拉达派”的抗议，由于没有提出经济—社会纲领而缺乏实效。“反对中央集权、反对教会”，他们这两条主要座右铭本身还不足以威胁封建特权。只有米格尔·安赫尔·乌基耶塔不久前重新发动的阿雷基帕省自由派运动[31]，企图介入经济—社会领域，虽然这种努力仅仅制订了一个纲领。 在自由派思想已经自由地走完自己的历程并进入资本主义的、民主的正常发展中的南美国家，已经开始——虽然只是出于思想上的推测——把宣扬新教和本国教会看作是现代自由国家的必然需要。 但自从资本主义失去它的革命性以来，事实证明这种论点已经过时。[32]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请不要把它和哲学唯物主义混为一谈——的结论，社会主义认为，教会的形式和宗教的教义是支持和产生这些形式和教义的经济—社会制度自己所固有的。因此，人们关心的是改变这种制度，而不是这些形式和教义。社会主义认为，单纯的反教会暴动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种诱导剂。在欧洲，它意味着这样一些国家的典型运动，在这些国家中，新教改革没有能确保世俗意识和宗教意识的一致，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罗马的世界主义正经历着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冲突，妥协可以缓和这种冲突，然而不能消除和解决这种冲突。 新教没有能通过它超俗的、宗教的权力，而只能用它社会服务的行动（基督教青年会、山区卫理公会传教团等）渗入拉丁美洲。这个迹象和其他一些迹象表明，新教正常传播的可能性已经枯竭。此外，拉丁美洲国家的反帝运动也破坏着新教传播的可能性，因为这场反帝运动的哨兵，象怀疑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的不声不响的先头部队一样，也怀疑新教的传教团。 十九世纪的唯理主义学派企图把宗教变成哲学。实用主义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已经懂得承认宗教感情的地位，而十九世纪的哲学自负地认为已经剥夺了它的这个地位。正如索雷尔指出，近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现在的革命神活或社会神话可能象古代的宗教神话一样,完全占领人们深刻的意识。 [1]沃尔多·弗兰克：《我们的美洲》（WaldoFrank，《OurAmerica》）。 [2]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JamesGeorgeFrazer，《TheGoldenBough》）。 [3]安特罗·佩拉尔塔在发表于《阿毛塔》第十五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反对那种一般公认印第安人是泛神论者的见解。佩拉尔塔是从下面的论证出发的：印第安人的泛神论与哲学史上所知的任何泛神论体系都不相同。佩拉尔塔对印第安人宗教精神的因素及其特点的研究所作的贡献，证实了他具有学者的才能和天赋，但应该向他指出，他预先限制使用“泛神论”一词，这未免有些武断。至于我个人，我认为塔万廷苏约帝国的印第安人具有泛神论的感情，而不是泛神论的哲学，我相信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 [4]弗雷泽，同前引书。 [5]同上。 [6]那些拉丁传统和罗马秩序的最狂热的卫道士们——他们更象是异教徒而不象是基督徒——在圣托马斯那里找到了天主教思想这个最牢固的堡垒来庇护自己。 [7]乌纳穆诺：《西班牙的神秘教派》（Unamuno，《Lamísticaespañola》）。 [8]《天主教的库斯科》（《ElCuzeoCatólico》），载《阿毛塔》第10期，1927年12月。 [9]弗雷泽，同前引书。 [10]乌纳穆诺：《基督教的苦难》（《L'AgonieduChristianisme》）。 [11]F·加西亚·卡尔德隆：《当代秘鲁》。（F.GarcíaCalderón，《LePérouContemporain》） [12]乌纳穆诺：《西班牙的神秘教派》。 [13]加西亚·卡尔德隆，同前引书。 [14]哈维尔·普拉多：《西班牙统治时期的秘鲁社会状况》（JavierPrado，《EstadosocialdelPerúduranteladominaciónespañola》）。 [15]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译注） [16]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669—67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这段引文两处“基督教”原文均作“protestante”〈新教〉，译时以中译本译文为准。——译注） [17]拉米罗·德·马埃斯图：《罗多与权力》，载《美洲文集》，第七卷第六期（1926年）（RamirodeMaeztu，《RodóyelPoder》，en“RepertorioAmericano”TomoVIINo.61926）。 [18]勒内·若阿内《法国资产阶级赞》（ReneJohannet，《Elogedubourgeoisfrançais》）。 [19]索雷尔：《现代经济学绪论》，第289页（Sorel，《Introductionàl'économiemoderne》）。 [20]帕皮尼：《实用主义》（Papini，《Pragmatismo》）。 [21]沃尔多·弗兰克：《我们的美洲》。 [22]吕歇尔：《教会与十六世纪》（Luchaire，《L'EgliseEtLeSeiziemeSiecle》）。 [23]曼·维·比利亚兰：《关于国民教育的研究》，（M.V.Villarán《Estudiossobreeducaciónnacional》），第10、11页。 [24]吕歇尔，同前引书。 [25]哈维尔·普拉多，同前引书。 [26]A·奥拉尔：《基督教与法国革命》（A.Aulard，《LechristianismeetlaRévolutionfrançaise》）第88页。 [27]同上，第162页。 [28]吕西安·罗米厄：《我们时代的剖析》（LucienRommier，《Explicationdenotretemps》）第194、195页。 [29]加西亚·卡尔德隆，同前引书。 [30]《1856年议会与唐何塞·加尔维斯》，载《法律与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第36页（“Laconvenciónde1856ydonJoséGálvez”《RevistadeCienciasJurídicasySociales》，No.1，P36）。 [31]见《冈萨雷斯·普拉达与乌基耶塔》一文，载《阿毛塔》第5期（《GonzálezPradayUrquieta》）。 [32]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一场新改革的鼓吹者胡利奥·纳瓦罗·蒙梭在他的著作《拉美文化中的宗教问题》（JulioNavarroMonzó，《ElproblemareligiosoenlaculturaLatinoamericana》）中承认：“非常不幸，由于拉丁语国家置于十六世纪的新教改革运动之外，现在想使它们改信新教已为时太晚了”。
公共教育进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公共教育进程 ·殖民地遗产及法国和美国的影响 ·大学改革 ↘意识形态与要求 ↘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大学教育 ↘利马大学 ↘改革与反改革 ·对立的意识形态 一、殖民地遗产及法国和美国的影响 在共和国的教育进程中，相继有三种影响：西班牙的影响，或确切地说是西班牙的遗产，法国的影响和美国的影响。但只有西班牙的影响在当时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法国和美国的影响平淡地镶嵌在西班牙这幅图画上，对画面的基本线条没有多大改变。 秘鲁公共教育的历史，就这样分为以这三种影响为标志的三个时期。[1]每个时期的界线不甚分明。不过在秘鲁，这几乎是所有现象和所有事物的通病。甚至连人也很少看出鲜明的轮廓和清晰的外貌。任何事物都有点模模糊糊和含混不清。 如同在我国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公共教育进程中，外国成分互相重叠，彼此并不那么协调一致，也不那么适合我国国情。问题就在于秘鲁这个西班牙征服的产儿的根基本身。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民：能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和同化其他民族，使其他民族渗透自己的感情和为自已的环境所浸染，从而丰富自己的民族精神，而又不使之变形。我们却是这样的人民：土著人和征服者相互共处，但尚未融为一体，而且互不了解。共和国自认为、甚至自称与总督辖区息息相通。我们共和国如同总督辖区一样，是殖民者的秘鲁，而不是当地人民的秘鲁。五分之四的居民的情感和利益，在形成民族特性及其制度方面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因此，国家教育没有民族精神，而只有殖民地和殖民者的精神。在国家的公共教育计划中提到印第安人时，不是把他们当作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平等的秘鲁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劣等种族。在这方面，共和国和总督辖区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方面，西班牙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教育上的贵族思想及教会和文学派的观点。根据这种对印欧混血种人紧闭大学校门的观点，文化成了一种门阀特权。人民无权受教育。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教士和神学家。 吸取了雅各宾派思想的独立革命，曾一度采取了平等的原则。然而实际上，这种口头上的平等只着眼于土生白人，而无视印第安人。此外，共和国是在贫困中诞生的，不可能实行大规模的教育政策。 在我国的自由派从法国大革命中借用的思想中，不包括孔多塞*的恩赐观点。实际上，在这种观点中，如同在几乎所有事物中一样，也残存着殖民地的思想。自由派夸夸其谈和感奋的热潮一经减弱，特权原则又明显地抬了头。1831年那届政府曾宣布免费教育，把这一未能实行的措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私人财富明显衰竭，使无数家长处于痛苦境地，不能使其子女受文化教育，埋没了许多青年的才华”。[2]政府所关心的，不是必须让人民享受这种程度的教育，用政府自己的话说，而是迫切地要解决财产恶化的家庭的难题。 *孔多塞（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译注 坚持文学和夸夸其谈方向的现象同样十分突出。费利佩·巴雷达—拉奥斯指出，共和国最初十五年间创建的典型学校是：万卡约的三位一体学院，瓦马丘科的哲学和拉丁文化学校，及莫克瓜学院的哲学系、教理神学系和法学系。[3] 在崇拜人文学方面，自由派、老的地主贵族和年轻的城市资产阶级是一致的。他们都满足于把大学和学院办成培养文学家和法学家的工厂。自由派对夸夸其谈的爱好程度不亚于保守派。没有人要求实行旨在鼓励劳动，推动青年人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求实方针。（更没有人要求实行旨在使人人都有文化的民主方针。） 西班牙的遗产不仅是一种心理和智力的遗产，首先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遗产。教育特权之所以长期存在，就是因为财富和门阀特权长期存在。教育上的贵族和文学观点，完全是适应于一种封建制度和一种封建经济的。在秘鲁，独立革命没有消灭这种制度和这种经济，[4]因而也就没有能清除它们在教育上的独特思想。 在秘鲁公共教育的进程和论战中，代表民主资产阶级思想的曼努埃尔·维森特·比利亚兰博士，对这种遗产感到痛心，他在二十五年前关于自由职业的演讲中说：“秘鲁有成千条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应该象美国一样，成为农民、垦殖农、矿工、商人和劳动者的国家；但历史的命运和人的意志却造成了另一种情况，把国家变成了文学中心、知识分子的祖国和官僚的温床。让我们看一看社会，注意一下任何一个家庭吧，只有极好的运气我们才能在其家庭成员中找到个把农民、商人、工业家或海员；但毫无疑问，我们总会在每个家庭找到个把律师或医生，军人或职员，官员或政客，教授或文学家，记者或诗人。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陈腐和衰落民族的癖好，耍嘴皮子和笔杆子而不是实干；‘摇唇鼓舌而不是动手作事’的病症已经侵入了这个国家。这种可悲的病症是怠惰和衰弱的标志。对于要求具有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才能从事的有活力的事业，我们几乎人人望而生畏，因为我们不愿战斗、受苦、冒险，不愿自己开辟通往幸福和独立的道路。有决心深入山间、落户高原、巡航我国海域、勘探河流、灌溉土地、开发矿物宝藏的人真是寥寥无几！甚至连制造业和商业，因为要担风险、费心思，我们也为之却步；反之我们却看到，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公务员和文学职业那种安静、可靠和悠闲生活的人逐年增加。整个社会就鼓励和推动我们这样作。家长们的优先选择都是律师、医生、职员、文学家和教员。因此，知识高奏凯歌，嘴巴子和笔杆子处于黄金时代。这种弊病如不迅速纠正，秘鲁就会象中国一样，成为官吏和文人的乐园”。[5] 对资本主义文明史的研究，广泛阐明了上面援引的比利亚兰博士这段话中考察的秘鲁社会状况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西班牙是个落后的国家。西班牙至今尚未摆脱中世纪。由于战争的结果，封建制的堡垒在中欧和东欧已被摧毁，而在西班牙，则由于受到君主制的保护而依然存在。今天深入研究西班牙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这个国家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资产阶级自由革命。在西班牙，平民阶级从未取得最终胜利。资本主义日益明显地表明是一种与自由主义和新基督教思想息息相关、共为一体的现象。严格说来，这不是一种原则，也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经过实验或经验观察而得出的看法。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机械化——得到全面发展的国家，是那些自由派和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6]资本主义只在这些国家才得到充分发展。在拉丁语国家中，西班牙是最不善于适应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西班牙的明显衰落——浪漫主义的评注家们把它归因于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根源——就因为没有这种能力。要求西班牙欧洲化的呼声，就是要求西班牙学习民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欧洲的呼声。理所当然，西班牙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必然由于西班牙本身的软弱无能而贫弱。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英国这个谋求资本主义时代霸主地位的国家的殖民地接受的是上升的酵母素和精神与物质的动力，而西班牙这个束缚于贵族时代传统的国家的殖民地接受的是没落的胚芽和糟粕。 西班牙人为美洲殖民事业带来了他们的中世纪精神。他们只是征服者，实际上不是殖民地开拓者。当西班牙不再给我们派遣征服者时，就开始仅仅派来总督、教士和神学家。 现在有人认为，西班牙是在美洲经历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它的自由资产阶级，由于在宗主国受到压制，是在殖民地组织起来的。因此，西班牙革命是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宗主国完成的。所以，在这场革命开辟的历史进程中，得益最大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相应经济成分最有生气和最为巩固的那些国家。但这些分子和成分在秘鲁是太幼嫩了。在这里，总督辖区制在印加经济和社会的零散的残余和解体的物质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贵族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再现了没落的宗主国的制度，保留了它的弊病，却没有它的根基。 所以，比利亚兰博士在他1900年的学术演说中所揭露的那种社会状况，根本上是由于西班牙的遗产造成的。比利亚兰博士在他的论文中承认，虽然他作为文官主义党党员的身分不允许他有过多的独立思想，来反对一个象他的党所代表的那样的阶级，但他认为这个阶级肯定是总督辖区制的产儿，而且又是总督辖区制特权的继承者。比利亚兰博士写道：“美洲不是进行劳动和发展人口的殖民地，而是进行剥削的殖民地。西班牙移民是来寻找已经形成和发现的容易得到的财富的，这种财富不必经受克勤克俭之苦就可以取得，这就是冒险家、贵族、士兵和君主所渴求的财富。总之，既然没有必要，何必劳动呢？这儿不是有印第安人吗？他们不是人数众多、性情温顺、勤劳苦干、生活节俭、适应这里的土地和气候吗？于是，印第安农奴造就了游手好闲、挥霍浪费的富人。但是，最最糟糕的，是在劳动和农奴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联想，因为事实上没有不是农奴的劳动者。一种本能、一种天生的厌恶心理玷污了一切和平劳动的名声，甚至有人认为劳动是坏事，劳动可耻。这种本能如同人体上的遗传一样，是我们祖辈传给我们的。因此，由于种族和出身的原因，我们鄙视劳动，喜欢不费力就得到金钱，喜欢悠闲舒适，好讲排场，追求挥霍”。[7] 美国是由开拓者、清教徒和犹太人建成的，这些人具有强国富民的坚强意志，追求功利和实效的目的。反之，在秘鲁定居的却是这样一个种族，它在自己的国土上只是个四体不勤、充满幻想的种族，对于搞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企业缺才少能。另一方面，这个种族的后裔没有继承它的优点，而是继承了它的缺点。 关于西班牙种族未能摆脱中世纪和适应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论点，日益为对历史的科学解释所证实。[8]在我们这些总是过分倾向于历史编纂学上的庸俗唯心主义的人中间，现在也有一种现实主义观点。塞萨尔·A·乌加特在他的《秘鲁经济史纲》中写道：“新种族给予秘鲁的力量大军是什么样子呢？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人民的心理状态，对一个山岭起伏、未经勘探的国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最合适的。那是一个崇武好斗、又具有骑士风度的人民，刚刚摆脱了八百年光复国土的斗争，正处于政治统一的进程中。因而在十六世纪，这个国家的人民缺少经济才干，特别缺少实干的韧性和节约的精神。他们贵族世家的偏见和官僚的癖好使他们远离农村和工厂，认为那是奴隶和村民们的职业。十六世纪的大部分征服者和发现者都是无依无靠的人，但他们并没有找到一块自由，富饶的土地，以便用自己的耐心奋斗在那里发家致富的动机；引导他们行动的只是对于容易取得的巨大财富的贪婪，和取得荣誉和权力的冒险精神。如果说跟这一大群愚昧、冒险的人一起来的人中，也有几个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才能的人，那也是由于受到了宗教信仰和劝说当地人皈依基督教的宗旨的驱使”。[9] 我认为，宗教精神本身并不是从经济上组织殖民地的障碍。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宗教精神更为强烈。美国恰恰就是从这种精神中吸取了它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至于宗教的虔诚信仰，西班牙的殖民事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过失。[10] ※※※ 共和国从总督辖区制，即从一个封建贵族制度中继承了公共教育的机构和方法，当这个新国家的管理工作刚刚取得某些进步的动力和某些整顿安排的能力，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家阶级初具雏形时，共和国立刻就向法国去寻找改革教育的样板。 这样，除了西班牙遗产原来的弊病外，又加上了法国影响的缺点，这种法国影响不但没有削弱和纠正总督辖区制传给共和国教育上的文学派和夸夸其谈观点，反而使这种观点更加严重，更加复杂。 在法国，资本主义文明没有象在英国、德国和美国那样得到全面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法国的教育制度不合适。这个国家连单一小学、技术教学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而我们却违反时代地从它那里照搬了许多东西。 赫里欧在他的著作《信仰》中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时，作了如下说明：“实际上，我们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忠于对世界文化的爱好，在我们的父辈看来，这是达到精神上出类拔萃的最好方法。法国人喜爱普遍的思想，然而并非都清楚什么叫普遍的思想。我们的报刊，我们的雄辩家都从公共场所吸取养分”。[11]“甚至到了二十世纪，我们还没有一个国民教育计划。我们注定要遭遇的各次政治经历，都以其各自的方式对教学发生了反作用。如果稍微站得高一点来观察这种教学，曾经试图作出的努力平庸到了可悲的程度”。[12] 接着，赫里欧回顾了勒南把造成1870年灾祸的责任部分地归之于这样一种公共教育，它拒绝一切进步，又确信自己已经使法兰西精神归于无用。在作了这样的回顾后，赫里欧又补充说：“1848年的人已为我国设想了一个教育规划，但这一规划从未实行，甚至未被人理解。我们的导师康斯坦丁·贝魁尔*哀叹，公共教育尚未从社会上组织起来，而且生来就享受的特权扩大到了儿童教育”。[13] *康斯坦丁·贝魁尔（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哲学家、改革家。————译注 在这方面，赫里欧——他的民主思想是不容置疑的——同意“新大学之友”（“Compagnonsdel'UniversitéNouvelle”）及其他主张彻底改革教学的人所持的看法。据他的《法兰西公共教育史》提纲认为，革命有一套广泛、崭新的教育思想。“孔多塞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决心，提出了全体公民都享受教育的各种可能性，各年级实行免费教育，和体育、智育、德育三育并重的文化。”但是在孔多塞之后，却是拿破仑。赫里欧写道：“1803年的行动是对1792年努力的反动。此后，这两种对立的原则不停地进行斗争。在我国依然如此不协调的学校的基础中，我们既可看到这种原则，也可看到那种原则。拿破仑特别注重中等教育，因为他必须让他的文武官员受这种教育。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他应对我国人民在十九世纪长期愚昧无知负责。1793年的人曾有过其他希望。甚至在专科学院和中学，都没有任何东西能唤起智力的自由发展；甚至在高等教育中，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毫无偏见地崇拜科学或文学。第三共和国使大学摆脱了这种监护，并回到了所谓主张开办师范学校、艺术和职业专科大学或学院的那些派别的传统。但它未能打破旨在阻止国家其他地方大学合作的那种狭隘观念。它从帝国那里保留了对学位的过分喜爱，保留了对某些作法的过分尊重，而这些作法曾经既是耶稣会教育的力量，又是它的危险所在”。[14] 据法国资产阶级的一位民主自由派政治家说，这就是那个国家的教育状况，而我们却多年来可悲地、糊里糊涂地从这个国家输入方法和教材。我们的这种失策应归因于总督辖区时代的贵族阶级，因为这个阶级伪装成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在共和国维护了殖民地的法典和原则。这个阶级希望他们的子女所受的教育，已不是宗主国皇家学校那种酸溜溜的教条式教育，而是复辟的法兰西的耶稣会学校那种高雅的保守派教育。 主张美国方针的曼·维·比利亚兰博士，于1908年在他关于教育方面的外国影响的论文中，揭露了学习法国的错误。他说：“尽管这个国家的整个知识界令人敬佩，但这个国家仍也未能使其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充分现代化、民主化和统一起來。最有名望的法国作家是首先承认这一点的”。[15]比利亚兰博士依据的是泰恩*的意见，泰恩是比利亚兰博士能有机会对他们讲话的文官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的具有无可置疑权威的人。 *H·泰恩（1828—1893），法国哲学家、史学家和评论家。————译注 法国影响至今仍未清除。在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教学精神中，还遗留着许多法国影响的残余。但由于最近改革的标志是采用了美国模式，法国影响时期已告结束。所以现在可以给它算笔总账。我们预先就知道，它负债累累。造成自由职业占统治地位的责任，应记在它的账上。由于教育不能培养一个胜任的、健康的领导阶级，从严格的历史观点看，它在秘鲁的根本弊病就是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忘记了土著因素的存在。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在共和国几乎整个政治进程中都看到的那种弊病。 ※※※ 彼罗拉政府于1895年开始的在文官主义基础上重建国家经济的时期，带来了修改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的时期。由于1879年战争及其后果而中断的组织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作重又开始，所以，提出了使公共教育逐步适应这种发展中的经济的需要的问题。 国家在贫困或破产时期，曾被迫将初级教育下放给市政一级，现在又重新接管这项工作。幼儿师范学校的创办为公共小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为民众小学奠定了基础，而直到当时它只不过是土生白人的墨守陈规和对艺术的浅薄涉猎。艺术和职业学校的恢复开辟了通往技术教育的适当途径。 在公共教育史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逐步走向盎格鲁撒克逊式。1902年中等教育的改革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由于改革仅限于教育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一步落了空。彼罗拉重建的文官主义政权，不懂得也不可能给它的教育政策指出可靠的方向。政府里的知识分子，由于接受的教育是如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夸大其词，或如何慢条斯理、学究式地卖弄博学，所以只有讼棍的庸才。政府里的“酋长”或“工头”，一旦提高到超过一个苦力贩子和甘蔗贩子所仅有的思想水平，就死死抱住最腐朽的贵族偏见。 从1900年起，曼·维·比利亚兰博士就公开主张进行一场与我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相关联的改革。那一年他关于自由职业的演说，是反对总督辖区制遗留给共和国教育上的文学派和贵族观点的第一篇有力檄文。这篇演说以毫不隐讳的唯物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进步观点，谴责直到当时始终在公共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陈腐的、难以捉摸的外国唯心主义，那种教育仅限于培养“合乎礼仪”的青年。演说最后断言，改造我们的教育制度，使它少培养些学士和文人，而多培养创造财富的人才，这已是刻不容缓”。他又说：“今天，欧洲各大国正在改革它们的教育计划，普遍采用美国教育方式，因为它们懂得，时代的需要首先要求实业家，而不是文人和学者，因为所有这些国家大体都在努力从事于将自己的贸易、文明和种族扩展到各地的人类的宏伟事业。因此，我们也应该效法欧洲各大国的榜样，纠正我们为国民教育所规定的错误方向，以便培养实干的、勤奋的和精力充沛的人才，因为祖国要富强，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16] 1920年的改革，标志着比利亚兰博士鼓吹的方针的胜利，因此标志着美国影响的优势。一方面，规定从那一年开始生效的教育组织法，原先是一份草案，该草案首先是由比利亚兰主持的、由美国技术专家巴德博士任顾问的一个委员会制订的，然后由比利亚兰博士领导的另一个委员会修饰和定稿，最后由巴德博士以政府为整顿公共教育聘请的美国小组组长的身分批准。另一方面，曾一度委托这个美国技术专家小组执行该法的各项原则。 输入美国的方法，根本不是由于对拉丁学派的咬文嚼字感到厌倦，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和发展造成的精神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在政治领域，由于封建家族不能成为资本家阶级，它造成了代表这个家族的寡头政治的衰落；在教育领域，它推动了彻底实行以工业最兴旺发达的国家为榜样的教育改革。 因此，随着1920年的改革，开始了一场符合我国历史演变方向的事业。但是，如同废除原来的贵族文官主义统治的政治运动一样，与这场政治运动平行一致的教育运动也要停止不前。民主自由派计划的执行，实际上受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的封建制的阻挠和破坏。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实行经济民主化，不实行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化，就不可能实行教育民主化。 在一个自觉地完成其历史进程的国家，整顿教育必须由本国人领导。外国专家的参与不能超出合作的界限。 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技术专家小组的试验失败了。特别是由于这些原因，新的组织法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计划，而没有成为一个行动的准则。 无论教学组织还是教学的现实状况，都不符合组织法。法律同实践之间在关键各点上的矛盾和距离无法缓和或缩小。博隆克莱博士在他的一篇论文（大概没有人认为他是抱着否定的和挑起争论的态度而写的）中，指出了充满风波的改革史上先后发生的一些错误和采取的补救办法。他写道：“对教育方面目前法律和规章的条文稍加分析，我们就可看到，许多条文在实践中没有、也不可能实施。首先，由于法律批准，教育总局和全国教学委员会的组织进行了改革，原来在教育方面负有较大的技术和行政职能的执行单位——各地区的教育局被取消。各教育局、处都经过改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学习计划不得不进行了修改。法律中建议的各类学校没有得到重视，教师的考核和职称的评定没有进行全面改革。学校的等级没有研究，甚至中等教育章程提出的那种复杂的学校分类也没有研究。全国考试委员会由考试和学习办公室代行职能，整个制度都改变了。最后，教育组织法最详细地规划的高等教育，只是部分地贯彻了该法的条令。综合技术大学刚一试办即告失败；农业、教育科学、工业艺术和商业高等学校根本没有办成。圣马科斯大学的学习计划没有全部实施，大学生中心（为此曾聘请了专门人员担任领导）没有能建立。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目前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规章制度，我们还可以看到无数规定已被修改或没有实行。在秘鲁颁布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中，很少有经过如此迅速和多次修改的，以致今天在学校的实践中，经过修改和迄今没有实行的规定，比在法律和规章制度中仍保持有效的还要多”。[17] 这是一位理所当然地抱着合作精神的官员所作的温和、审慎的批评；但无需再指出其他事实——甚至无需指出，用于初等教育的财政收入连法律规定的百分之十也不到——，就可以宣布1920年的改革已经破产。[18]另一方面，全国教学委员会在着手修改组织法时，已不言而喻地宣布了这一点。 我们这些在这场辩论中站在革命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人首先应该指出，1920年改革的破产不是由于好高骛远，也不是由于这些改革的主张是超现代的理想主义。在许多方面，那次改革显得立志有限，范围保守。它在教育方面保持阶级和财产的一切特权，实质上丝毫没有削弱这些特权。它不准小学优选的儿童得到高年级教育，因为它断然不准小学负责这项挑选工作。它把无产阶级的子女限制在丝毫不是为了选修的目的而分成的普通班和专业班的初等教育中，并且保留那些从儿童时期开始就把社会各阶级甚至各阶层严格分开的私立小学校。它仅规定小学教育免费，甚至连优秀儿童可以受教育这样的原则都没有规定，而国家旧的助学金制度只给少数人这种受教育的机会。关于助学金，组织法说得极端含糊，此外，它实际上只承认已进入中专的学生才能享受由国家抚养的权利。第254条确实就是这样说的：“根据条例规定，在国立专科学院住校学生中，在才能、品德和勤奋学习方面表现突出的贫苦青年可免交学费和食宿费，以资奖励。助学金由地区教育局长根据各校全校教师委员会提议发给”。[19] 由于这么多条条限制，因此不能认为，1920年的改革仍然是比利亚兰博士根据民主资产阶级的原则所倡导的那种民主改革。 大学改革 意识形态与要求 以科尔多瓦的大学生争取改革该大学的斗争为开端的学生运动，标志着拉丁美洲新一代的诞生。加夫列尔·德尔马索受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生联合会的委托、精心编纂的关于拉丁美洲大学改革的文件，提供了一系列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这场运动精神上的统一性。[20]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等国大学风潮的发展情况表明，它们都产生于同样的根源，出于同样的动力。引起风潮的火星几乎都是一次不重要的事件，但是使这场动荡蔓延和领导这场动荡的力量，却来自那种所谓“新精神”的情绪和思潮——称之为“新精神”是不无犯错误的危险的。因此，要求改革的愿望以完全相同的特点在拉丁美洲所有大学中都有表现。整个拉丁美洲的大学生，尽管由于从各自的经历中提出各具特点的抗议而投入斗争，但似乎有着共同的语言。 这场运动与战后迅猛的浪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憧憬复兴的希望，革命的情感，及战后特有的高度激情，在拉丁美洲的学生青年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认为世界正进入一个新时期这种广泛传播的紧迫的观点，在青年中唤起了充当英雄角色、成就历史大业的雄心。看到了现行经济社会制度的一切弊病和错误，革新的意志和愿望自然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世界危机空前迫切地促使拉丁美洲人民检査和解决他们的组织和发展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感觉，新的一代要比先辈们更加强烈和执着。先辈们的态度与他们那个时代前进的节奏相适应，是进化的，有时带有一种完全消极的进化论，而新一代的态度则是天然革命的。 最初，学生运动的思想缺乏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表现出过多地受威尔逊思潮的影响。威尔逊的说教，使在1918与1919年风靡一时的民主自由与和平主义的幻想，象真正的革命思想一样在拉丁美洲青年中流传。这种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欧洲，不仅革命的左派，而且连改良主义的老社会党，也把这位美国总统以使徒般的虔诚雄辩地使之新生的民主自由思想，当作新思想加以接受。 只有通过与工人工会日益密切的合作，通过反对保守势力的战斗经历，并通过对现行秩序赖以存在的利益和原则的具体批判，大学的先锋队才能具有明确的思想方针。 新一代大学生最有权威的代言人，在评定争取改革斗争的根源及后果时，就是这样看的。大家一致认为，这场运动刚刚提出它的纲领，但它所追求的目标决不仅仅限于大学；大家还一致认为，由于这场运动与劳动者阶级的发展和旧经济特权的衰落有着日益密切的关系，因此只能把它理解为拉丁美洲一场深刻革新的一个方面。所以，帕拉西奥斯完全同意这场激烈斗争的最后结果，他认为：“只要目前的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这场改革不可能触动教育问题的隐秘的根基”。他又说：“如果这场运动将那些把教师职位当作官僚职业的不胜任的教师清除出大学，如果也能象其他国家一样，允许一切能胜任教师的人任教，而不因其社会、政治或哲学信仰而排斥他们，如果至少部分地消除沙文主义，并在受教育者中间培养调査风气和自我责任感，那么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在最好的情况下，得到正确理解和推行的改革，会有助于避免使大学象现在各国和过去俄国那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俄国那样培养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然而这批知识分子到了行动的时刻，却可耻地破坏了革命），成为反动派的巴士底狱，并努力攀登世纪的顶峰”。[21] 对于这场运动的意义的各种解释并非完全一致，这是合乎逻辑的。但除去来自反动派别——它故意限制这场改革的范围，把改革局限在大学和教学领域——的说法以外，凡是真挚地依据改革的真正理想作出的解释，都认为改革是对“新精神”，即革命精神的肯定。 里帕·阿尔维迪从他的哲学立场出发，认为对“新精神”的肯定是二十世纪的理想主义对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的胜利。他说：“阿根廷精神的复兴是由几代青年人实现的，而当他们在穿越当代哲学领域时，已经感到自由的翅膀扫了一下自己的前额”。但里帕·阿尔维迪本人明白，改革的目的是要使大学能够起到“它所以要存在的社会作用”。[22] 胡利奥·V·冈萨雷斯将他关于大学运动的著作汇编成两册，得出了更为确切的结论。他写道：“大学改革表明，正在产生与上一代人脱离联系，有着不同的感觉和独自的理想，并且要完成不同的使命的新一代。改革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事件；从原因到结果来看，它都与由于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而在我国这个舞台上最近发生的事件有关。如果认为大学改革是课堂里的问题，甚至因此认为其全部意义仅限于可能仅在文化界造成的后果上，那势必会堕入荒谬绝伦的错误评价。这样的错误会无可挽回地导致人们无视问题产生的现实情况，就要去解决问题。干脆开门见山地说吧：大学改革是在战争造成的危机之后，我国社会物质和道德的发展提出的问题的一部分”。[23]冈萨雷斯接着指出，欧洲战争、俄国革命和激进派执政是阿根廷改革运动的决定性因素。 何塞·路易斯·拉努萨指出了另一因素：中产阶级的发展。多数大学生属于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那么好吧。战争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拉努萨坚持以下的观点：“在欧洲战争以前，不可能爆发象大学改革这样具有如此广泛社会影响的集体的学生运动。从我国萌芽状态的工业开始发展的阿尔维迪时代起，就感到必须改革学习方法，就暴露了我国大学落后于当代世界的思潮。但在当时，大学界的中产阶级安于享有自己的特权。对他们不幸的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阶级分化的加速和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悠闲富裕的生活也每况愈下。教师、记者和店员组成了同业工会。所以，大学生也不能逃避这场普遍的运动”。[24] 马里亚诺·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实质上同意拉努萨的意见。他写道：“大学改革，首先而且尤为突出地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是从由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程度造成的更普遍、更广泛的另一种现象中产生的。因此，对于大学改革，仅仅从大学的角度作为改革大学的管理问题来研究，或者从教育学的角度作为在获得文化知识方面采取新的学习方法的一种试验来研究，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为它是大战或俄国革命造成的新思潮的唯一结果，或认为它是正在出现和‘产生的与上一代人脱离联系的、有着不同的感觉和独自的理想，并且要完成不同的使命’的新一代的事业，我们也会犯错误”。为了明确他的观点，他接下来又写道：“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情况时，必然发生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普遍现象，大学改革不过是这种现象的结果。这就是说，在我国社会正发生着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现象，而几乎完全为中产阶级占据的大学则首先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因为大学是资本主义组织的理想类型”。[25] 无论如何，在改革的热潮中组成大学生中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学生中心与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传播先进的社会思想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与过去时代启发人们小心翼翼地尝试扩大大学的观点大相径庭的观点设想的人民大学，显然是伴随着学生运动而在整个拉丁美洲出现的。在拉美各国的大学中，已经产生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小组，这些小组用自己的知识为无产阶级服务，并对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给予它过去普遍缺乏的思想指导。最后，拉美政治团结最热情的宣传家和活动分子，大部分是原先大学改革的领袖，他们保持了他们在拉美大陆的联系，这正是“新一代人”的现实情况的另一标志。 把这种现象与中国和日本大学的现象作一比较，就可证实那样说是有严格的历史依据的。日本的大学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讲台。在中国，由于明显的理由，大学在形成新的民族觉悟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中国大学生组成了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锋队，这支先锋队给予那个辽阔的亚洲大国一个新的灵魂和一种新的组织，使它在世界命运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在知识界享有公认权威的西方观察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我不打算在这里研究大学改革与拉美政治演变中重大问题的一切后果和关系。在指出学生运动与这些国家总的历史运动的一致性以后，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和说明它固有的和具体的特点。 这场改革的基本主张和原则是什么呢？ 1921年墨西哥国际大学生大会提出：第一，学生参加大学的管理；第二，实行自由讲课和自由听课。智利大学生宣布他们支持下述原则：第一，大学作为学生、教授和毕业生的组织实行自治；第二，通过建立自由授课，因而学生自由听课的办法改革教学制度，这样，如果两位教师讲授同一学科，学生可以任选讲得好的老师；第三，修改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第四，扩大大学影响，这一工作应成为大学与社会生活切实结合的方法。1923年古巴学生具体提出如下要求：（1）实行真正的大学民主；（2）实行真正的教学和科学革新；（3）实行真正的普及教育。哥伦比亚大学生在他们1924年的纲领中，要求在独立自主、学生参加学校管理和新的工作方法的基础上组织大学。该纲领说：“在课堂教育的同时，应举办讨论会、开设特殊班和创办杂志。除正式教师外应有助教，师范专业应建立在确保学生的前途和所有条件适宜的人都能入大学听课的基础上”。忠于1919年和1923年宣布的原则的利马大学的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1926年提出下列纲领要点：维护大学自治；学生参加各自大学或专门学校的领导和制定方针的工作；大学生有权选举大学校长；革新教学方法；学生对教师的配备有表决权；校外有才能的人也可进大学工作；实行文化社会化；建立人民大学等。阿根廷大学生主张的原则，可能由于在科尔多瓦大学一经提出就对美洲学生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晌，因而更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实际上它们的原则与其他拉美大学的学生宣布的原则大致一样。 根据以上简略的回顾，可以认为，大学改革的主要主张是：第一，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第二，除正式授课外，同时开办具有同样权利、由在该学科方面才学卓著的教员任教的自由授课。 这两项要求的含义和根源，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这场改革的意义。 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大学教育 由殖民地贵族的优势地位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某些西班牙美洲国家依然存在，虽然它正在无可挽回地逐步解体——，将拉丁美洲的大学长期置于这些寡头政治集团及其追随者的庇护之下。由于大学教育已变成金钱的特权——如果不是门阀特权的话——或者至少是完全与金钱和门阀利益有联系的那个社会阶层的特权，因此大学已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学术官僚化的趋势。这种命运是各大学即使在个别杰出人物的昙花一现的影响下也难以避免的。 大学的目的似乎主要是向统治阶级提供学者和小律师。公共教育的发展处于原始阶段，而且范围狭小，这使贫苦阶级不能享受高等教育。（过去乃至现在，就连基本教育也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得到）。大学在思想和物质方面基本上被没有创造力的家族所垄断，甚至不能期望为培养和选择人才发挥较大的作用。大学的官僚化必定导致大学精神和科学上的贫困化。 这并不是秘鲁一国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只是由于半封建的经济结构顽固存在，这种现象在我国延续得更久。但即使在象阿根廷这样一些较快地实现了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国家，这种进步和变革的潮流也是在较晚的时候才传播到大学的。弗洛伦蒂诺·V·桑吉内蒂博士在总结改革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历史时这样说：“在阿根廷存在的第一阶段中，大学发出了一些有节制的文化倡议，组织了城市中心，这些中心为起义军骑兵提供了政治团结和组织秩序的思想。大学的科学贡献微乎其微，但已足以满足环境的需要，和确保平民智慧取得缓慢的、无声无息的成就。后来我们的国家组织确立以后，贵族的、保守的大学创立了一种新的社会人：博士。博士们构成第二共和国的贵族，逐步取代了军人和乡村中的酋长来处理各项事务；但是他们走出校门时，并不具备必要的知识水平，因而既不能用一整套和谐的观点在教学中有所作为，也不能使潘帕草原和热带地区提供的财富发挥更大的作用。近五十年来，我国的农牧业贵族，首先被有技术才能的移民具有进步意义的竞争赶出经济领域，然后又被中产阶级党派挤出政治领域。由于需要有保持自己影响的舞台，它就将大学据为己有。大学很快就成了一个门阀机构，其终生领导人轮流担任显要的职务，通过世袭老关系征聘来的大学教师，推行一种靠老关系紧密结合、透不进革新因素的教育上的真正的农奴制”。[26] 改革运动理所当然地必定首先打击大学的这个保守阶层。专横地设置课程专业，维护不称职的教授，把有主见的革新派知识分子排斥于教学之外，这些显然就是寡头教育造成的结果。这些弊病只有通过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和建立自由授课、自由听课制度的办法才能克服。这种办法的目的是通过更胜任教师工作的人的诚实竞赛来清除不称职的教师。 改革的整个过程一直遇到保守派寡头政治的两种反抗：第一，由于寡头家族利益在起作用，他们顽固地支持那些受到学生抨击的、不称职的教师；第二，他们以同样顽固的劲头反对大学以外的或有主见、有才能的人参加教课。改革运动的这两项基本要求无疑是辩证的，因为它们不是从纯理论观点出发，而是源于学生活动的实际和具体的教学。 大多数教师采取了十分顽固的不妥协态度，反对大学改革的主要原则。由于有利的政治情况，这些原则——其中第一条理论上早在蒙得维的亚大学生大会上就已宣布过——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这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在秘鲁都是如此。政治情况发生变化后，教师中的保守分子发动了一场反抗运动。在秘鲁，这场运动实际上几乎使改革的胜利全部化为乌有；而在阿根廷，根据最近反对反动派的图谋的宣传鼓动表明，这场运动正在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 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切实地接受下面阐明的两条原则，就不可能实现改革的理想。学生的表决权，尽管其目的只是为了起到精神上监督教师的教法的作用，但它却是大学生存的唯一的推动力和唯一的进步因素，否则，停滞和倒退的势力不可避免地会在大学中占上风。没有这个前提，改革的第二条原则——自由授课——就绝不可能实现。更有甚者，桑吉内蒂博士如此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谈到的“世袭老关系”就会重新成为征聘新教授的制度。那么，科学进步本身就失去它主要的鼓舞力量，因为寡头统治式的官僚化最严重地降低教育和科学水平。 利马大学 由于种种原因，殖民地精神在秘鲁的大学中找到了归宿。第一个原因就是老的殖民地贵族的统治延续或残存到共和国时期。 但是，只有从与殖民主义的准则——即与“文官主义”的史学——决裂、使新的一代自由地判断秘鲁现实时起，才弄清楚这一事实。所以旧门阀的崩溃，对于彻底理解这一事实是很有必要的，而1919年政府更迭所具有的“四分五裂”的性质正表现了旧门阀的崩溃。 维·安·贝朗德博士为了赞扬大学是历史连续性的唯一的、基本的机构，称大学为“共和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纽带”，这时他几乎有一副得了宝贵发现的派头。直到当时，领导阶级一直善于保持一种头脑中的幻想：共和国不同于并独立于殖民地，虽然这是一种对总督时代的崇古怀旧的本能倾向，但这种倾向十分明显地背离了它真正的感情。按照一种刻板的观点，大学是民族灵魂之母。大学过去一直被官方说成是共和国的原则和理想的最高讲坛。 与此同时，大学一直忠于自己那一套繁琐哲学的、保守的和西班牙的传统，也许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除外，在这段时间，加尔维斯和洛伦特恢复并继承罗德里格斯·德门多萨的思想方针，使大学具有自由主义色彩。 大学工作与国家现实间的脱节（贝朗德曾忧郁地指出这一点，但这并未妨碍他褒奖大学以祖国历史连续性的唯一神圣化身的称号），完全是由原来的领导阶级和秘鲁人民相脱节造成的，尽管有人不承认这种脱节，但它却是事实。贝朗德写道：“悲惨的命运已笼罩我国大学，并造成它主要是为达到找职业、也可能在科学上赶时髦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教育的目的，更不是为了加强民族觉悟的目的。匆匆浏览一下从大学创办到目前的历史，就可看到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和不幸的特点：脱离国家现实，脱离我国环境的生活，脱离我国的需要和希望”。[27]贝朗德的调查不可能再进一步了。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气质，他与封建家族联在一起，并且和一位该家族最真正的代表所领导的党联在一起，所以贝朗德只能停留在表示不同意见上，而不去探求其深刻的原因。更有甚者，他只能满足于把这解释为“悲惨命运”的结果。 事实是殖民地依然残存在大学中，这是因为，虽然发生了独立革命，并建立了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但殖民地还残存在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延缓着国家的历史发展，减慢着国家的人口增长。因此，在秘鲁生活中，大学没有发挥进步的和创造性的作用，它与秘鲁生活的迫切需要和生气勃勃的思潮不仅格格不入，而且背道而驰。经过一段军事考迪罗统治的动乱时期，掌握了共和国政权的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家族，在独立的秘鲁的历史中起作用的诸因素中，是最不代表国家、最不代表秘鲁的因素。大学的“悲惨命运”就是由此造成的。 继加尔维斯和洛伦特的影响时期以后，直到1919年学生风潮以前，大学一直受到殖民地精神的严重统治。1894年，哈维尔·普拉多博士作了关于《西班牙统治时期秘鲁的社会状况》的学术报告。这篇试图谨慎小心、四平八稳地修正殖民主义准则的报告，有可能成为使大学工作比较接近于我国历史和我国人民的运动的出发点。但由于普拉多教授与这场运动必然要反对的利益和感情紧密相联，他宁可去领导一个平庸的实证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打着泰恩的旗号，企图从理论上为文官主义的作用辩护，从外表上把它装扮成现代政治思想，但它并没有能够给热衷于咬文嚼字、教条的艺术主义的大学树立科学的方向，而且至今大学还缺乏科学的方向。后来，1900年，另一篇学术报告，即曼·维·比利亚兰博士关于秘鲁自由职业的那篇报告，也具有温和地谴责大学的殖民主义的内在意义，由于大学造成并维护贵族偏见的缘故，它应对博士和文人过剩负责。但这篇演讲如同文官主义一切昙花一现的反抗行动一样，也注定只不过在知识界的一潭死水中掀起一阵轻微的涟漪而已。 从历史上讲，被武断地称为“未来主义”的一代，应该成为发起革新大学的教学方法和大学精神的一代。属于这一代的有曾代表秘鲁出席蒙得维的亚大学生代表大会的学生（后来成了教授），他们组织大学生中心，为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具体提出自己的方案和目的奠定了基础。但是，里瓦·阿圭罗*——正是在他的关于秘鲁文学的论文中，殖民主义精神通过他的嘴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它的话——的领导，却把这一代大学生引入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方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出身和社会联系的缘故，这一代学生担负着这样的使命：反对冈萨雷斯·普拉达派的文学运动，并恢复特别在各地区遭到激进文学自发的人民住所攻击的文官主义的思想优势。 *何塞·德拉里瓦·阿圭罗-奥斯马（1885-1944），秘鲁史学家、政治家。建全国民主党，1931年任总理。————译注 改革与反改革 1919年的秘鲁学生运动，从科尔多瓦学生的胜利造反和阿尔弗雷多·L·帕拉西奥斯教授的雄辩告诫中得到了思想上的鼓舞。但就其根源说，它主要是一场反对某些显然十足无能的教授的学生骚动。那些扩大和提高这场风潮的目标，把最初只是唾弃不称职教师和陈腐纪律变为唾弃大学的腐朽精神的人，在学生中只居少数。这场运动得到具有正统的文官主义精神的学生的支持，他们之所以追随改革的倡导者，是因为他们也认为被指责的教师显然无能，还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参加一场基本无害的学校闹事。 这表明，如果教育界的寡头热衷于自己的知识特权，为着不冒出现丢丑破产局面的危险，及时在大学进行最低限度的教育改良和现代化，那么他们就可以很容易把自己的地位多保持几年，而使之不受侵犯。 1919年没有解决好的大学危机迅速爆发了，这是因为教师水平与我国文化在不止一个方面的普遍进步之间的明显不平衡状态令人愤怒地继续存在着。这种不平衡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未来主义”的一代反对浪漫的、大学以外的“激进”的一代，努力加强大学的精神力量，把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导力量集中于大学课堂，不懂、不想或不能及时地在最薄弱的文学系的教学中替代那些落后的、不称职的教授。而当一代新人的崛起（他们与我国荒诞的“未来主义者”的学究习气和保守主义实行公开决裂）标志着民族文学的繁荣和革新的时刻到来时，文学系的教学和我国文学的感受和创作的进步之间的悬殊差别就变得非常突出。常听大学文学课的青年，过去早在校外自发地培养了美学的鉴赏力并接受了美学教育，足以看出大学里那几位教授的落后和无能。这些青年作为村野之辈，作为读者，早已通过读书超越了“现代主义”阶段，而大学讲堂依然束缚于西班牙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观点和戒条。领导圣马科斯大学1919年运动的那些人的历史主义的和文学的方针，必将有助于更加严厉地控诉那些落后和不合时代潮流的教授，并更加愤怒地给他们作出最终判决。 这场矫正运动从文学系扩展到其他系，因为这些系里，寡头的利益和陈规陋习也在维护着没有权威的教授。但缺口首先是在文学系打开的，而且在一段时间以后，斗争的矛头一直是指向那些“坏教师”，而不是指向那些“坏方法”。 学生的攻势是从设立“指谪录”开始的，凡可能被怀疑是由于偏颇或感情用事而提出的指谪，都小心地不载入册内。当时改革运动提出的标准是一个评价教师才能的标准，而不带思想意识形态的动机。 校长和校委会支持被指谪的教师，这是促使运动深入发展的一种反抗行动。造反的学生开始懂得，教学工作的寡头性质与教育的官僚化和停滞不前，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于是学生们提出了更加广泛、更加明确的要求。 但是，1920年3月在库斯科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表明，拥护改革的运动还缺少一个有明确方向和目的的纲领。这届大会最重要的议案是建立人民大学，使革命学生与无产阶级结合，并使学潮广泛开展的议案。 后来在1921年，学生对大学与政府间冲突的态度表明，大学青年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方向不明问题。更有甚者，一部分青年受一种机会主义的、民主派的夸夸其谈的诱惑（在这种夸夸其谈的掩盖下，有人企图进行思想意识上的走私，把对殖民地精神的迷信和怀旧情绪偷偷塞进来），他们的热情变成了对反动教师的捧场。因而这种热情表明，大部分学生顽固地尊敬他们原来的教师。 但是，由于在1919年颁布了9月20日法令（法令规定实行自由授课、学生派代表参加校委会），和第4002和4004号法规（政府根据这两个法规宣布，由被指谪的教师负责的班级暂时停课），学生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取得了胜利。很明显，传统的文官主义所遭受的失败，对这一胜利起了配合作用。 经过加强了教师与一部分学生现存联系的停课以后，大学一经重新开学，改革的大部分成果便被新组织窃取了。但另一方面，“新精神”在广大学生中已更加深入人心。在青年们新的斗争中，思想意识也不象停课前那样混乱了。 ※※※ 在大学校长曼·维·比利亚兰博士的领导下，学校于1922年恢复教学活动。这首先意味着政府与教师之间达成了妥协，结束了头一年导致学校停课的冲突。1920年，政府利用1919年10月国会授予的权力（当时国会就4004号法规进行表决，批准了学生参加学校管理的原则）颁布的教学组织法，成为这一妥协的基础。组织法承认学校自治。教师们由于明显的原因，比以前乐于采取妥协态度，对自治表示满意；而政府同样出于接受一项恢复正常教学方案的考虑便顺从地全面批准了这种自治。 当然，这种妥协使学生赢得的胜利处于危险境地，这些胜利是靠妥协解决问题——尽管是暂时的——造成的形势赢得的。果然，不久就发现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图谋，要逐步废除1919年的各项改革。有些教师恢复了已经废除的点名制*。但这种尝试引起了学生的警惕，这种情绪首先在墨西哥学生大会上引起深刻反响，其后又收到以阿亚·德拉托雷**为旗手的南美青年的热情洋溢的支持信。 *学校上课实行点名制，这种制度不允许自由听课，因此要求废除点名制成为大学改革的内容之一。————译注 **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秘鲁政治家，阿普拉党创建人和最高领袖。————译注 新校长上任时，就曾以他固有的持重精神和始终小心翼翼的四平八稳态度，表示了改良主义的信仰，甚至批评了教学法中那些以“大学生中心”这种少有的命令主义的官僚组织取代学生的自由结社的规定条文。接着，与他这些言论相一致，他懂得了对学生也以采取妥协政策为好，避免采取可能会激起学生好斗情绪的任何不合时宜的、反复无常的做法。因此，比利亚兰博士任校长期间，由于克服了保守派教授们挑起的局部冲突，标志着一个教师与学生合作的时期。对苏伦在图书馆的有见识的革新行动的支持，和对学生意见和思想情绪的关注，经常不太带思想意识偏见地征询学生的意见和了解他们的情绪，这些都为校长的政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医学系主任加斯塔涅塔博士，由于采取同样的方针，以和学生合作的明智精神指导其行动，得到了更加热情的赞同。某些青年教授的工作促进了师生关系的改善。 这种政策阻碍了争取改革斗争的重新展开。一方面，教师们表明愿意认真执行一个进步纲领，在任何情况下都放弃反动的企图。另一方面，学生们宣布已准备好进行一次合作试验，许多学生认为，这种试验对于维护自治，甚至对于维护学校的生存都是必要的。 五月二十三日显示了先进学生接近劳动阶级所取得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成果。这一天，新一代接受了历史性的洗礼，他们靠特别有利情况的帮助，进而在我国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将自己的行动从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的水平，提高到争取集体的或社会的要求的水平。这一事实再次在讲堂中鼓舞并推动了大学革命的浪潮，使左派倾向在不久后重建的大学生联合会中占了优势，特別是使左派倾向在当时极为活跃和生气勃勃的学生大会上占了优势。 但是，除了废除点名制以外，改革的成果实际上只是有一名非正式的学生监督员参与制定教学方针，或者说，参与管理教学。表面上承认了学生代表参加校委会的原则，但当时学生掌握着学生大会这一手段，可以对每个问题发表意见，因此他们忽视了派出常驻代表，却宁肯通过广大学生的投票对校委会的讨论施加自发的影响。尽管有一支久经战斗，积极活跃的先锋队领导着广大学生，但是或者因为同内外反对派斗争的意外事件过分占去了他们的注意力，或者因为他们自己的教育思想尚未完全形成，事实是先锋队没有利用充满喧闹气氛、而缺乏理论气氛的学生大会的活动，以便要求和取得更好的教学方法。在这方面，先锋队只满足于那些浅陋的文章和空洞的诺言，而只要先锋队的精神在课堂上稍一麻痹或松懈，这些诺言就会化为乌有。 因此，虽然有新的组织法，并且有一部分教师的良好态度，但是如同教学改革一样，大学改革进展甚微。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关于阿拫廷改革运动的类似阶段写的一段话，也可适用于我国的大学。帕拉西奥斯写道：“大学改革造成的普遍运动，在第一阶段只局限于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和自由听课。没有提出最重要的东西：革新教学方法和加强研究工作，这在抱着陈腐观点、已经僵化的法律系是很难实现的。这个系的教学已达到惊人的极端。纯理论、纯抽象，毫无观察、试验的科学。人们一直认为，从这些院系应该培养出能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精华；认为那里应该培养出金融家、外交家、文学家、政治家……相反，出来的却是些不学无术的人，熟练的功利者，诡计多端、搬弄官司的能手，这些人一辈子都是各种枉法行为的支柱。学生们只限于没精打采地听灌输式的讲课，没有调查研究的心情，没有刻苦求学的激情。也不存在激发他们潜在的精力、坚定其性格、锻炼其意志、培育其才智的实验室”。[28] 由于我国大学没有象帕拉西奥斯那样的既能够理解改革运动在学习方面所要求的革新，又能够满怀热情和乐观主义地为实现改革而献身的领导人，所以在秘鲁，这场运动就停留在学生的一时冲动和努力所能达到的阶段上。 ※※※ 1924年至1927年是对秘鲁大学改革运动不利的年份。1923年9月，将二十六名学生开除出特鲁希略大学这件事，揭开了反动派进攻的序幕。不久之后，这场进攻就在利马动员起一切保守势力，来反对1919年和1923年提出的原则。政府为对付圣马科斯大学的先锋队学生而采用的镇压措施，使教师摆脱了大部分唤起学生警觉和清醒地保持改革精神的人的监视。苏伦和博尔哈—加西亚两位青年教师的牺牲，使具有革新才能的教师只剩下寥寥无几。比利亚兰博士的离职，造成他的与学生合作的倾向被抛弃。校长的职位陷于代理状态，随之造成了一种临时制度所附带的停顿和无所作为等各种后果。 这一系列不利的意外事件，必然造成保守派和寡头的陈腐精神的复辟。由于鼓励改革的进步力量已经消减，教育再次堕入陈规旧习。文官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恢复了他们昔日的绝对优势。日益广泛实行的代理方法，有助于暂时掩盖了保守派对被改革浪潮部分撵出去的地盘的重新占领。 1920年选举代表时，拟议举行一次学生左派的集会。在新联合会中占上风的那批人提出的选举纲领，重新确认了改革的各项基本原则。[29]但镇压行动再次给保守派的利益帮了忙。 这个反动时期的特有现象似乎是，在这个时期一直支持大学中保守派的正是这些势力：它们曾顺应了使其战胜传统的“文官主义”的历史推动力，于1919年使改革运动取得了胜利。 然而，这些不是造成学生运动危机的绝无仅有的因素。青年也并非没有责任。他们自己的造反行动告诉我们，就其多数来说，他们是轻易受热情感染而采取行动的青年。实际上，这是人们一直指责的西班牙美洲人具有的缺点。巴斯孔塞洛斯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民族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恒心。由于不能持之以恒，我们就不能执行一项计划，贯彻一种主张。”接着他又说，“一般来说，不应该相信那些热情的人，‘热情的’是个形容词，它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词汇中所有其他形容词都要多。人们已习惯于用‘热情’这个高尚的字眼来掩盖我们民族的缺点：虎头蛇尾；好许愿，但不兑现”。[30] 但是，除了学生反复无常、没有恒心以外，纲领笼统空泛以及大部分学生对这场运动的性质不够理解，也妨碍了改革的进展。改革的目的并不十分清楚，也没有为人们彻底理解。对此进行的辩论和研究进展缓慢。反改革派没有力量在智力和精抻上征服青年。反改革派的胜利只能说具有暂时的价值。反之，改革的历史因素依然继续对学生的精神发挥着影响，因此，尽管青年们盲目一时，但鼓舞他们参加1919至1923年斗争的那种热情，在他们的精神中仍然完好无损。 如果说革新运动在利马各大学中半途而废，岌岌可危，相反，在库斯科大学却正在顺利发展，那里教师中的上层人物接受并同意学生主张的各项原则。其证明就是整顿库斯科大学的初步草案，该草案是由政府在宣布该校停课时任命的负责整顿的委员会拟订的。 由福尔图纳托·L·埃雷拉、何塞·加夫列尔·科西奥、路易斯·E·巴尔卡塞尔、J·乌列尔·加西亚、莱安德罗·帕雷哈、阿尔维托·阿拉尼瓦尔·P和J·S·加西亚·罗德里格斯各位教授先生签署的这份草案，无疑是迄今为出产生的关于秘鲁大学改革的最重要的官方文件。在我国，还从未以大学教师的名义发表过如此高水平的宣言。库斯科大学的委员会，打破了官方委员会普遍恭敬地恪守的那种陈腐和庸俗的传统。这个委员会的计划着眼于彻底改造库斯科大学，使它成为能够有效地领导和推进这个安第斯山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文化中心。同时，它还将西班牙美洲大学改革的主要原则列入了自己的章程。 委员会的“基本方案”包括下列各项：开办自由授课，作为正式教师的合作方式；采用讨论会和答辩会的制度；废除以年终考试为最后考核成绩的作法；大学教授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学生和校友参加选举学校当局；学生派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和各系委员会；实行教学民主化。[31] 另一方面，草案特别注意到：必须按照使该大学在各方面具有广泛的实际用途和彻底的科学方针的方式办学。库斯科大学希望成为一个完全为社会进步服务的、真正的科学研究中心。 ※※※ 只要将大学改革的主要原则与利马大学的教学和工作的相应各方面比较一下，就足以证明大学改革的主要原则——诸如西班牙美洲各国的学生代表大会提出和同意的各项原则——与利马大学的状况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冲突。现在我们就来简要地作一比较。 学生参与管理学校——反对派竭力恢复老的、严格的纪律观念，就是绝对服从教师的意见和权威。系主任委员会——或者校长为其代表——经常拒不同意组织旨在表达学生意见的学生大会。学生参加校务委员会讨论的权利第一次遭到停止。委派教师不喜欢的学生代表，就得不到教师的承认。大学生联合会的最近一届委员会，由于没有得到校委会的同意而无法活动，甚至不能完全组成。所以，学生会的危机是由于不了解学生情况的因素造成的。学生的思想感情不仅失去了它在校委会讨论中的影响，而且也失去了自由而又有纪律地发表意见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派代表参加学校管理就会成为一场骗局。 革新教学方法——除去个别教师在教学中进行革新外，陈旧的方法依然占绝对的地位。不久前，公共教育部一位高级官员路易斯·E·加尔万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大学在为科研工作作些什么呢？”[32]尽管他的思想感情与圣马科斯大学一致，但他不得不给自己作出完全不利的回答。由于少数具有严格责任感的教师的自发倡议，教学方法和研究工作才发生了最低程度的变化。只有寥寥无几的课程摆脱了灌输式讲课的陈规。教条主义精神的地位几乎原封未动。1922-1924年实行的某些改革停滞不前或半途而废。例如，苏伦在图书馆的工作的命运就是如此。 改革教学制度——几乎根本没有试行的自由授课制，至今还没有进行试验的适当气氛。在教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寡头利益，反对实行自由授课。在教师的配置方面，继续实行桑吉内蒂博士在古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所揭露的那种“世袭老关系”的标准。 这样一来，1919年取得的一切表面成果也都落了空。尽管当时学生们实行了初步的、有节制的清洗，但现在，不称职教师的比例可能并未减少。1919年发出改革呼声的文学系，实际上是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工作上改革成就最差的系。 甚至1920年组织法规定的改革范围内的大部分也还没有执行。从校委会方面，看不到有任何进一步实施组织法确定的纲领的切实打算。[33] 在培养专门从事教学的教师人才方面，也是毫无进展。我国的大学教师依然是些浅尝辄止的人，他们在其精神上和行动上，把其教育者的使命放在极为次要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只要不能确保能够专门从事研究和学习的那些教师有中等生活所必需的最低收入，大学教学仍将由浅尝辄止的那辈人去搞。但即使在目前的经济手段内，大学也应开始为这个问题寻求一种解决办法。如果象时至今日那样，不对科学研究和教学专门化实行精神鼓励，那么，靠学校预算中的一笔款项，这个问题是不会自行解决的。 规模较小的各大学的危机，是在小范围内再现了圣马科斯大学的危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反动派最初的行动就是从最不健全和最穷的特鲁希略大学开始的。开除二十六名学生这一事实，显示出该学校精神中那种最顽固的反动性，因为学生不足恰恰是该校特别担心的一件事。据他们告诉我，为了避免学校无人上课，特鲁希略大学的教师们不得不每年都从事一项奇怪的招生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他们列举种种地方主义的理由，以便劝诱家长不要把子女送往利马大学。既然特鲁希略的教育当局不顾学生数目少得可怜，还是决心失掉二十六名学生，那么很容易设想，他们那种顽固的保守主义达到何等决不妥协的极端。阿雷基帕大学历来是任何现代化倾向最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学校之一。阿雷基帕城的保守气氛保护了它，使它不受与它的宁静局面格格不入的骚乱的影响。近年来显示出发展和活跃的可喜迹象的革新分子，依然处于少数。只有库斯科大学在大力争取改造自己。我已谈到了该校主要教师递交政府的整顿草案，显然，这份草案是秘鲁最先进的大学改革方案。 与此同时，改革的观点在西班牙美洲的大学生先锋队中日益明确，日益巩固。拉普拉塔大学的先锋队对公共教育问题的说明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宣言这样说：“1、教育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因此不能孤立地解决。2、一切社会的文化都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3、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打破了资产阶级经济的平衡，使得与其相关联的文化陷入危机。4、只有产生了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危机才能克服”。[34] 当1918年科尔多瓦的造反含糊地宣布新一代的宣言，在阿根廷有了如此明确和意义深刻的革命表现时，如同我认为已在本文中指出的那样，在我国大学的总形势中，反改革的迹象却有增无已。大学改革由于老的教育界门阀竭力完全恢复他们的统治而继续受到威胁。 对立的意识形态 在导致缓慢地输入美国制度和技术人员的那个实践上探索和理论上探讨的时期，德乌斯图亚*博士代表了或多或少用现代理想主义打扮的、陈旧的贵族精神的反改革派。比利亚兰博士用实证主义的语言，提出了资产阶级文官主义的，因而是民主—自由派的纲领；德乌斯图亚博士在贴着现代标签的大学教授和哲学家的外衣下，代表着封建文官主义和总督辖区时代委托监护主的思想。(人们将文官党的一个派别称为历史文官主义，是有些道理的。） *亚历杭德罗·奥克塔维奥·德乌斯图亚（1849—1945），秘鲁作家、教育学家。————译注 那个时代的评论家及德乌斯图亚和比利亚兰的听众，并不懂得他俩那场对话的真正含义。当时那些自封的、无能的民众政党，在学说上对这场辩论不知采取何种立场。彼罗拉主义，除了它的继任者对于自由、秩序、祖国、公民等概念定期发表的谈话和宣言外，只能单调地高谈阔论一番来反对税收和公债，而这决不是文官主义的全部经济政策。所谓自由主义与彼罗拉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只是在偶尔互济会式地反对教权主义、在含糊地提出成立联邦这种浪漫主义的要求时，两者又结合在一起。（除了其考迪罗昔日的光荣以外别无杰出成就的这个反对派，其意识形态的贫乏，智力的粗俗平庸，使得文官主义垄断了关于国家一个最重要问题的论战。） 只有现在才完全可能阐明这场大学辩论的意义。对于这场辩论，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想采取一种无限折衷调和的立场，而且他那极端谨慎和略带怀疑论的批判主义，对于采取这种立场正是驾轻就熟的。 德乌斯图亚博士在公共教育辩论中的意识形态立场表明，他掌握了一切必要的华丽的修饰语，以使我国知识分子那种空洞的夸夸其谈和慷慨激昂的气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德乌斯图亚博士在他关于教育的抽象理论的讲演中，表现出他善于论述理想主义来反对他的温文有礼、和蔼可亲的对手们的实证主义。这些对手不但不去揭开掩盖德乌斯图亚博士的观点的反民主和反社会精神的哲学外衣，反而偏偏宣称他们谦恭地尊重鼓舞着这位大学教授的那些崇高理想。 本来可以很容易说明，德乌斯图亚博士的教育思想本质上并不代表现代理想主义的思潮，而是代表大庄园主家族的陈腐的贵族思想，但是却无人负起责任，去说明德乌斯图亚博士反对基本上是民主性质的教学改革的真正用意。大学里那套咬文嚼字陷入了这位反动的文官主义教授时深奧学说的错综复杂的迷宮。另一方面，这场论战仅仅是在文官主义党内部展开的，在文官主义党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精神互相对立，而资本主义精神被封建精神所歪曲和削弱。 要弄清德乌斯图亚博士的思想和了解它那中世纪的、贵族的本质，只要研究一下构成他的思想的那些偏见和迷信就行了。德乌斯图亚博士具有不仅同新的教育原则相对立的思想，甚至具有同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相对立的思想。例如，他的劳动观是与很久以来支配人类进步的劳动观点公开对抗的。在他关于教育的一篇哲学论文中，德乌斯图亚博士在谈到劳动时就表达了蔑视劳动的那些人的观点，那些人认为，只有军人和文人生涯才是高尚和尊严的事业。 他写道：“价值和劳动、道德和自私，在意志的整个进程中是不可分割的，但它们在这样的进程中的作用各不相同。‘自由’这个价值给人以教育，教育就在于创造价值；但劳动并不给人以教育；劳动使人富裕、给人启示、掌握技巧；但劳动连结着构成对灵魂的奴役的自私动机；甚至由于劳动能赋予自身幸福和欢乐而热爱劳动的动机，如同其他动机一样，也是自私的；自由并非产生于劳动；道德和美学的价值才赋予劳动以自由。科学本身以某种方式给人以教育，训练认识活动，用推论方法使认识活动条理化，或用诱导的方法促进认识活动的直观作用，这种所谓合乎逻辑的价值，不能使劳动具有构成人格的本质的那种自由因素。劳动可以通过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促进精神的发展，但这种精神发展多数是利己主义的盲目冲动的表现；可以说，一般情况下就是这样；所以劳动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即内心的自由，精神的或美学的自由，构成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的自由。”[35] 这种劳动观虽然是德乌斯图亚博士在十几年前提出来的，却绝对是中世纪的、纯粹的贵族观点。西方文明完全是建立在劳动之上的。社会争取组织成劳动者、生产者的社会。因此不能认为劳动是奴役。应该赞美劳动，提高劳动的声誉。 这里看不到西方文明有所偏颇的和特有的情感。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精神直观，都给我们充分的启示。人类的使命是创造而劳动就是创造，也可以说是解放。人就是在自己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 我们认为，对于劳动的目的和本质的歪曲，是由于人被机器奴役和人的职能被工业生产破坏名誉而造成的。从约翰·罗斯金*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这些改革家，同声强烈谴责资本主义以使人愚笨的方式使用机器。机器化的理论，特别是泰勒***的理论，使劳动成为令人憎恶的事。但这只是因为这两种理论剥夺了劳动的美德，而使劳动成为卑贱、低下的了。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学家。————译注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译注 ***泰勒（1856—1915），美国工程师、经济学家。————译注 皮埃尔·昂普*在他令人钦佩的著作中写下了劳动的史诗《人类的痛苦》（《LaPeinedeshommes》），对此，他说出了千真万确的话：“人的伟大就是克尽职守。无论任何社会，对本职工作的自古爱好是社会的福祉。即便是在最低下的工作中，人的一双巧手也从不会失去自豪感。如果象生着一双白手的人那样，人人都鄙视劳动，如果工人只是在强制下才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而从中得不到任何精神的欢乐，那么懒惰和腐化就将毁灭绝望的人民”。[36] *皮埃尔·昂普（1876—1945），法国作家，专写“生产小说”。————译注 这也应该成为一个继承了印加社会的精神和传统的社会所采取的原则，因为在印加社会，懒惰是犯罪，而兢兢业业地从事劳动是最崇高的美德。相反，德乌斯图亚博士的这种陈腐思想（甚至连我国胆小怕事、方向不明的资产阶级都把它排除在其意识形态之外），是与总督辖区时代的社会一脉相承的。关于总督辖区时代的社会，象哈维尔·普拉多博士这样一位谨小慎微的“文官主义者”，也给我们描写出那是个骄奢淫逸的社会。 不仅德乌斯图亚博士的劳动观表现出他那贵族的反动感情，并决定他在公共教育论战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首先是他关于教学的基本观点就说明他的理论是封建主义思想的理论。 在他的论文中，德乌斯图亚博士几乎仅仅关心上层或统治阶级的教育。在他看来，国民教育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对“杰出人物”（法文，“élite”）的教育。当然，这些“高贵者”无非就是享有世袭特权的阶层。所以，他的一切操劳，全部有限的光阴，都是为了大学教学。 这种态度是与现代化教育思想最背道而驰和格格不入的态度。比利亚兰博士从正统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理所当然地用美国的例证来反驳德乌斯图亚博士的理论。他回顾说：“在美国，小学是中学的先决条件和历史前提，而中等专业学校（college）是大学的先行。”[37]今天，我们更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观点出发，用墨西哥的例证来反驳他的理论。如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所说，墨西哥是个在今天不按照十九世纪的方式来理解文化的国家。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写道：“（墨西哥）不考虑在用自由主义伪装起来的资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排他主义的文艺浅薄涉猎者的文化，是培植人造花卉的世外桃园，是把僵死的科学禁锢在博物馆的象牙之塔。它考虑的是真正提供给一切人的、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即学习不仅是学习知识，而且还要学会做事。没有民众文化的地方，就不会有高度的文化，因为那种文化必定是虚假的、昙花一现的。”[38]难道还需要我说明，我完全同意这种与德乌斯图亚博士的思想公开对立的观点吗？ *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1884—1946），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文学者、文艺评论家、作家。————译注 德乌斯图亚博士把教育问题置于纯哲学领域。经验表明，在这个领域中，如果傲慢地无视现实和历史因素，不仅不可能解决，而且不可能认识这个问题。德乌斯图亚博士对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更有甚者，对于经济，他还表现出绝对唯心主义者的无知。 因此，他提出的方案不仅是反民主的、反社会的，而且是反历史的。在当代，如果不把教育问题看作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许多改革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的方法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方法，他们的理论是纯教育的理论。他们的种种计划不懂得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在没有认识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就企图改革教育。因此，除了在他们轻视或干脆不懂的经济—社会规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了点改革外，其余则是一事无成。保守派和自由派在政洽上的论战固然受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支配，古典派和现代派在教育上的论战也不能不受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支配。在这衰微没落的时代，公共教育的纲领和制度迄今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现实主义的或现代的方针首先是由工业生产的需要规定的。理所当然，工业生产是这种文明特殊的物质现象，这种文明由于受到工业生产后果的制约，要求学校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而不是思想家，培养更多的工程师而不是文人。 在教育论战中那种反科学、反经济的方针，企图代表一种高度的理想主义；但是，那是一种与历史方向相对立的、格格不入的反动派的抽象理论，因此它毫无具体的价值，不能成为人类革新和发展的力量。在人文学的课堂里，用夸夸其谈的、假理想主义的教学培养出来的律师和文人，始终都比自然科学院系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更为缺乏道德。技术人员的实践和理论（或美学）活动遵循了经济和文明的方向，而律师和文人的实践和理论（或美学）活动则是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的，往往还受到最庸俗的利益和保守派的感情的影响。除此之外，科学推动哲学思辨的价值是不能否认和低估的。这种文明的思想气氛恐怕更多地是由科学，而不是由人文学造成的。 经济与教育的一致关系，具体表观在真正立志革新学校的教育家的思想中。真正从事革新的佩斯塔洛西*、弗吕贝尔**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基本上趋向于成为生产者的社会。劳动学校代表着教育的一种新方向，代表着劳动者的文明的特殊原则。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全面采纳和实施这种原则。它仅仅把“教育性的手工劳动”列入小学教育（课堂教育）之中。只有在俄国，劳动学校才提高到教育政策的首位。在德国有试办劳动学校的趋势，这主要是靠了革命时代社会民主派的优势地位。 *约翰·亨利希·佩斯塔洛西（1746—1827），瑞士教育学家————译注 **尤利乌斯·弗吕贝尔（1805—1893），德国作家、政治家。热衷于自由主义政治观点。————译注 因此，最重要的改革发生在小学教育领域，而中学和大学教育由于受到校长的保守精神的统治，仍然是不利于任何彻底革新的意图的领域，仍然是对新的经济现实不敏感的领域。 一种现代的教育观点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置于同等地位。用古罗马精神和贵族思想培植的老古派人文学家的虚荣心，不可能同意这种等量齐观的作法。作为这些文人的思想的对立面，劳动学校是一种由劳动创造的、又为劳动服务的文明的真正成果和基本概念。 ※※※ 在这篇论文中，我只打算说明秘鲁公共教育进程中思想和政治上的基本概况。我略而不谈其技术方面，因为除去我力不胜任外，它还从属于一些理论原则及政治和经济的需要。 例如，我已说明，西班牙或殖民地的遗产不是一种教育方法，而是一种经济—社会制度。后来这种格局中又传入了法国影响，这既使那些把法国看作是雅各宾派和共和派的自由祖国的人感到高兴，也使那些从复辟派的思想和实践得到鼓舞的人感到高兴。由于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同时由于引进美国资本、技术人员和思想的结果，美国的影响最终占了优势。 在各种思想和影响的冲突中，最近一个时期淸楚地感到资本主义的日益确立同封建主义和贵族的顽固反抗之间的斗争，在教育方面，前者主张实践的方针，而后者维护假理想主义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城市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现在在这场关于教育的论战中又增加了一个新因素，这种因素极大地改变着这场论战的结局。“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的建立，学生青年对文化社会化的支持，新的教育思想对教师的影响等等，彻底结束了民主—自由—资产阶级精神同庄园主和贵族精神之间这场炫耀才学的学究式的辩论。[39] 在公共教育方面给共和国头一百年算一笔总账，结果是负债累累。土著居民的文盲问题几乎依然如故。政府至今未能在全国领土上普及小学教育。国家的财富与教育事业的规模之间差距极大。预算批准的一项小小的民众教育计划，也没有足够的教师去执行。师范生在小学教育人员中的比例不到20%。目前师范学校培养的人数，不容许对于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一问题抱过多的希望。在秘鲁依然受到最愚蠢、最强大的酋长统治和权贵统治的嘲弄和毒害的小学教育的教师职业，是一种贫苦职业。教师们甚至连相对稳定也得不到保证。在官方眼里，惯于把教师视为自己逆来顺受的谦恭奴仆的国会代表的抱怨，比正直、称职的教师的工作成绩更加重要。 总之，印第安人的文盲问题是个远为大得多的问题，它超出了纯教育计划的狭小范围。扫盲并不是教育，这一点正日益得到证明。基础教育不能从精神和社会上解救印第安人。使他们得到解救的脚踏实地的第一步，只能是废除他们身上的农奴制。[40] 这就是在秘鲁进行革新的人们提出的理论，其中站在第一线的是许多年轻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观点已不同于二十五年前,曼·维·比利亚兰博士坚决但又有节制地反对殖民地意识形态时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们在考察1920年改革的起源及发展时已经看到，他坚持的那些观点取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 [1]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的教育家参加发展我国公共教育的活动，只是一种插曲，是偶然的活动，并不代表我国教育政策的方向。 [2]唐马蒂亚斯·雷昂部长1831年4月19日通报。 [3]1919年大学年开幕式上的演说《公共教育改革》（《LasReformasdelaInstrucciónpública》）。见1919年《大学杂志》（《RevistaUniversitaria》）。 [4]见本书关于民族经济和土地问题的论述。 [5]曼·维·比利亚兰：《关于国民教育的研究》（M.V.Villarán,《EstudiossobreEducaciónNacional》）第8、9页。 [6]法国反动派宣布，法国是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这很有意思，也很说明问题。 [7]同[3]，第27页。 [8]西班牙是个反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国家，因此是突出地反对自由化和现代化的国家。 [9]塞萨尔·A·乌加特：《秘鲁经济史纲》（C.A.Ugarte，《BosquejodelaHistoriaEconómicadelPerú》）。 [10]见本书关于宗教因素一文。 [11]爱德华·赫里欧：《信仰》，第95页（EdouardHerriot，《Creer》，p.95）。 [12]同上，第125页。 [13]同上，第127页。 [14]同上，第120、123、124页。 [15]曼·维·比利亚兰，同前引书，第74页。 [16]同上，第23页。 [17]博隆克莱博士：关于《教育政策一百年》的论文，载1924年12月9日《新闻报》（EstudiodelDr.Bouronclesobre《Cienañosdepoliticaeducacional》publicadoen《LaPrensa》,el9dediciembrede1924）。 [18]1926年预算的财政支出总数为10,518,960秘鲁镑，用于教育的为1,000,184秘鲁镑，但用于初等教育的仅为859,807秘鲁镑。 [19]《1920年教育组织法》（《LeyOrganicade1920》），官方版本，第84页。 [20]见阿根廷医务界和医科大学生中心的刊物《大学改革》（《LaReformaUniversitaria》），第六卷，1926—27年。 [21]《教学改革》，第一卷，第55页。 [22]同上，第44页。 [23]同上，第58和86页。 [24]同上，第125页。 [25]同上，第130页。 [26]同上，笫140—141页。 [27]维·安·贝朗德：《大学生活》（V.A.Belaúnde,LaVidaUniversitaria》）第3页。 [28]阿尔弗雷多·L·帕拉西奥斯：《新大学》（AlfredoL.Palacios，《LaNuevaUniversidad》）。 [29]见《阿毛塔》第三期（1926年11月）。 [30]《美洲文集》第十五卷（《RepertorioAmericano》tomoXV，1927），第145页。 [31]见《库斯科大学学报》第56期，1927年（Enla《RevistaUniversitariadelCuzco》No.56，1927年）。 [32]见《阿毛塔》第七期（1927年3月）。 [33]在本书印刷期间，政府运用一项专门的立法权颁布了一个新的大学教学章程，该章程于因此而推迟开学的1923年学年生效。这项改革几乎只涉及如何在教育部长主持的一个高级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大学教学，没有涉及这种教学的性质和观点，因为这只有在一次全面的教育改革中才能涉及，这场教育改革应使大学教学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只准那些不靠任何经济特权而被选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享受这种教育。这项特别是行政上的改革，从倾向上说，还是依据1920年法的那些原则，尽管在某些方面也采取了其他措施。共和国总统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赋予改革的使命是使大学教育适应处于这个工业生产时代的国家的实际需要，而且在强调这一主张的同时，还直言不讳地谴责那些维护抽象的古典文化而不顾实用的人们的方针。但学校新时期——在基本方面与旧时期如此相似——的校长一职，由德乌斯图亚博士担任。他是我们当中一位认真的学者和教授，但他又是总统在演说中作了即席裁决的那种倾向的最突出的倡导者。这种矛盾在任何一个人们惯于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保持统一的国家里是不容易解释淸楚的。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秘鲁不属于这样的国家。章程——在这条短短的注释中，不能对它作全面的估价——规定了开办大学课程和专业教学的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章程是对教学进行技术改造的一个法律文件。至于这个文件的效果，则取决于它的执行情況如何了。 [34]拉普拉塔的杂志《弓箭手》，第2期，1925年（Revista《Sagitaria》deLaPlata，No.2，1925）。 [35]《关于教育改革法的一个问题》，文集，1914年，M·A·达维拉印刷厂印刷，第56页（《Apropósitodeuncuestionariosobrelareformadelaleydeinstrucción》Coleccióndeartículos.1914.Imp.M.A.Davila.publishedbyM.A.Davila.pág56.）。参见《意大利高等文化》，利马，1912年，E.罗塞伊印刷厂，第145及以下几页（《LaCulturasuperiorenItalia》，Lima，1912，E.Rosayimpresor.pág145ysiguientes）。 [36]F·勒费弗尔：《一小时》第二卷（F.Lefevre《Uneheureavec》，Deuxiemeseries），第172页。 [37]曼·维·比利亚兰，同前引书，第52页。 [38]佩·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美洲的乌托邦》（P.HenríquezUreña，《UtopiadeAmerica》）。 [39]近年来，利马和各地区出现的刊物，表现了师范学校学生的革新方针。这些刊物有《秘鲁教育学报》（《LaRevistaPeruanadeEducation》），利马，1926年；《教师学报》（《RevistadelMaestro》）和《教育学报》（《RevistadeEducation》），塔尔玛；《教育思想》（《IdearioPedagógico》），阿雷基帕；《安第斯教育工作者》（《ElEducadorAndino》），普诺。 [40]教育部长奥利维拉博士在1927年国会上所作的一篇讲演中，承认土著人的教育问题与土地问题的关系，接受了他的历届前任一直回避的现实。
土地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与印第安人问题 ·殖民主义——封建主义 ·殖民统治时期的政策：灭绝人口和奴隶制 ·西班牙殖民者 ·殖民统治制度下的“村社” ·独立革命与土地所有制 ·共和国的土地政策 ·大地产与政府 ·共和国时期的“村社” ·“村社”与大庄园 ·劳动制度·奴隶制与雇工制 ·我国沿海农业的“殖民主义” ·几点结论 一、土地问题与印第安人问题 过去的维护土著人运动，作为拉斯卡萨斯神父按使徒教义而进行的战斗的延续，是以人道或慈善的观点为基础的，而我们这些用社会主义观点来研究和说明印第安人问题的人，开宗明义地宣布，人道或慈善的观点已经完全过时。我们首先要努力确定它根本上是经济问题的性质。首先，我们反对土生白人或印欧混血种人那种本能的——和防御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把这个问题缩小为仅仅是行政、教育、种族或道德问题，以便千方百计地避开经济领域。因此，人们可能对我们提出的最荒谬的责难，就是指责我们是抒情派或文学派。我们将经济—社会问题放在首位，正是尽量不采取抒情派或文学派的态度。我们并不满足于要求恢复印第安人受教育、有文化、进步、爱情和信仰苍天的权利。我们首先斩钉截铁地要求恢复他们得到土地的权利。这种完全唯物主义的要求，应该足以使人们不致将我们与继承和重复那位伟大的西班牙教士宣讲福音的言词的那些人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并不妨碍我们热忱地钦佩和尊敬这位传教士。 我们也不同意机会主义地冲淡或削弱这个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和印第安人问题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恰恰相反，至于我本人，就是要设法绝对明确、毫不含糊地提出这个问题。 土地问题首先是在秘鲁消灭封建的问题。消灭封建这件事本来应该由独立革命正式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完成。但是在共和国的一百年间，我们秘鲁不曾有过真正的资产阶级，不曾有过真正的资本家阶级。原来的封建阶级乔装打扮成了共和派资产阶级，保持了它们的地位。作为独立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独立革命开始实行的取消农村地产限定继承权的政策，并没有导致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原来的地主阶级没有失去他们的优势。大庄园主制度继续存在的结果，实际上保持了大庄园。众所周知，取消地产的限定继承权反而打击了村社。事实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百年间，尽管我国宪法在理论上规定了自由主义，尽管实际上也需要发展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农村的大土地所有制还是得到了加强和扩大。 封建残余有两种表现形式：大庄园和农奴制。这是彼此密切相关和本质相同的两种表现形式，分析这些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消灭大庄园，就不可能消灭压在土著种族头上的农奴制。 这样提出秘鲁的土地问题，就不会造成含糊和歪曲。这就在全部意义上体现出，正如按这种事实和思想进行活动的人们所认识的那样，它是个经济—社会问题，因而也是个政治问题。而任何坚持把这个问题变成例如农学家范围内的农业技术问题的作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谁也不否认，自由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按照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拆散大庄园，建立小土地所有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无知到如此地步（这种情况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以致一再说明以下几点永远不会是过分和多余的。拆散大庄园以建立小土地所有制的公式不是乌托邦的、异端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先锋主义的，而是正统的、符合宪法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这个公式产生于一切民主资产阶级国家据以制定宪法的自由派思想。在东欧和中欧各国，例如捷克、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它从战争那时起正是用这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集团來反对俄国）的一致同意下，战争危机摧毁了封建制的最后壁垒，已经批准了原则上限制最多拥有五百公顷土地的土地法。 按照我的思想立场，我认为，在秘鲁试验自由派方法和自由放任主义公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撇开理论根据不谈，我从根本上看重这样一种使我国的土地问题具有一种独特性质的无可争辩的具体因素，即在土著人的农业和他们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村社和实际上的社会主义成分。 但是那些坚持民主—自由学说的人，如果真心寻求首先把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农奴地位中拯救出来的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办法，那么他们可以看看捷克和罗马尼亚的经验，因为在他们看来，墨西哥的经验从其思想起源和发展情况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榜样。他们认为，现在仍然是维护自由派公式的时代。如果他们这样作，那么至少可以作到在新的一代挑起的这场土地问题的辩论中，决不使自由派思想销声匿迹，因为根据史书记载，自从共和国建立以来，自由派思想就支配着秘鲁的生活。 二、殖民主义——封建主义 土地问题澄清了先锋派或社会主义者对总督辖区制残余的态度。我们对文学上的“佩里乔利*主义”感兴趣，只是因为它标志或反映了经济上的殖民主义。我们所要消灭的殖民地遗产，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关门主义”和闭关自守这样的遗产，而是封建经济制度这种遗产，其表现就是酋长统治、大庄园和农奴制。我认为，殖民主义文学作为留恋总督辖区制及其岁月的一种表现，只是这种制度所产生和培养的那种精神的低劣产物。总督辖区制并不残存在某些抒情诗人和编年史家的“佩里乔利主义”中，而是残存于封建主义中。略具雏形、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就建立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但尚未将它的规律强加给封建主义。确切地说，我们不是拒绝西班牙的遗产，而是拒绝封建的遗产。 *十七——十八世纪利马的女演员和歌唱家米卡埃拉·比列加斯（MicaelaVillegas），艺名佩里乔利或佩里乔拉（LaPerricholi或LaPerrichola），曾为西班牙总督曼努埃尔·阿马特—洪因特（ManuelAmat——Junyent）的情妇，后来成为一些文艺作品描写的人物。————译注 西班牙给我们带来了中世纪的东西：宗教裁判所、封建制等等。后来又给我们带来了反对基督教改革运动的那套反动的精神、耶稣会的方法、繁琐哲学的诡辩术。通过吸收有时正是从西班牙本土得到的西方文化，我们已经逐步地、艰难地摆脱了这些东西中的大部分。但是我们还没有从它们的经济基础中解放出来，这个基础深深扎根于独立革命没有能废除其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封建制的根基仍然原封未动。例如，正是封建制的依然存在推迟了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土地所有制决定着一切国家的政治和行政制度。我们共和国至今尚未解决的土地问题，制约着我国的一切问题。在半封建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和实行任何一种民主和自由制度。 至于土著人问题，由于特殊的原因，它更加绝对从属于土地问题。土著种族是一个务农的种族。印加人民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民族，他们通常从事农业和牧业。土地和艺术都具有家庭和乡村的性质。“靠土地生活”的原则在印加帝国的秘鲁比在任何国家都更加确实无疑。塔万廷苏约帝闻国*最令人惊叹的集体劳动的公共建筑都是为了军事、宗教或农业的目的。山区和沿海的灌溉渠道，安第斯山上的一块块耕地和梯田，这些都最好地证明了印加帝国时期秘鲁的经济组织达到了何等程度。印加文明在其主要特征的各个方面，都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农业文明。巴尔卡塞尔在研究了塔万廷苏约帝国的经济生活后写道：“在我国居民的传统中，土地是共有的母亲，不仅食物，而且连人都是从它的腹中产生的。土地提供一切财富。崇拜‘帕査妈妈’**和崇拜太阳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正如太阳不属于任何个人一样，地球也不属于任何个人。这两个观念在土著人的思想意识中兄弟般地和谐相处，从而产生了农业主义，这就是农村的村社所有制和天体的宇宙宗教。”[1] *塔万廷苏约帝国（Tahuantinsuyo）即印加帝国，原是曼科一卡帕克缔造的印加帝国的名称，意思是“四个区”，因为当时帝国按照四个方向分为四个区，即钦査苏约（Chinchasuyo，北区）、科利亚苏约（Collasuyo，南区）、安蒂苏约（Antisuyo，东区）和孔蒂苏约（Contisuyo，西区）。————译注 **“帕查妈妈”（laMamaPacha），克丘亚语，意为“土地母亲”。————译注 因此，人们把印加共产主义——不能因为它是在印加王族的专制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而加以否定和贬低——称为农业共产主义。塞萨尔·乌加特十分慎重地大致说明了我国进程的特征。据他看来，印加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尽管土地分成个人所有、不得转让的小块，但可耕地为‘艾柳’*或一些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组成的集团集体所有；水源、牧场和森林为‘马尔卡’（marca）或部落（即在同一个村子周围建立的若干个‘艾柳’的联盟）集体所有；劳动中共同合作，收获和果实为个人所有。”[2] *“艾柳”（Ayllu），印加语，指印加帝国的一个氏族，因同一血统或图腾而联合在一起，在合作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经济和社会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词又有了共同占有和耕种的土地的含义，指根据财富共同使用和共同分配的原则，按比例分配土地和劳动的制度，此种制度至今仍流行于秘鲁印第安人中间。————译注 这种经济遭到破坏，因而靠这种经济提供营养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也遭到破坏，这是殖民统治应负的一项丝毫不容争议的责任，这并不是因为它破坏了这些土生土长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并没有随之以更高级的形式来取代这些形式。殖民统治瓦解并毁灭了印加的农业经济，而没有代之以生产率更高的经济。在土著贵族的治理下，当地人形成了一个一千万人的民族，它拥有一个有效率、有组织的国家，国家的活动范围达到主权的各个领域；而在外国贵族的统治下，土著人减少到分散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一百万人，陷入农奴制和“阿拉伯式农奴制”（阿拉伯文，“felahismo”）*。 *“fela”或“fellah”，阿拉伯文，意为农民，这里作者用“felahismo”，根据上下文意思，暂译为“阿拉伯式农奴制”。————译注 在这方面，人口数字是最令人信服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印加制度确保了秘鲁人口的生存和增长，征服者到达秘鲁时，人口增到一千万；而在西班牙统治的三百年间，人口减到一百万。这一真实、具体的历史事实，驳斥了自由派即现代派从自由和正义的观点出发可能对印加制度提出的一切责难。这一事实谴责了殖民统治，但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上的、或道义上的（或者随便怎么形容）的正义观点，而是从实际的、具体的、有形的功利观点谴责了殖民统治。 殖民统治不能在秘鲁建立哪怕是一种封建经济，却在封建经济中引进了奴隶制经济的成分。 三、殖民统治时期的政策：灭绝人口和奴隶制 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未能在秘鲁组织起一种纯粹封建型的经济，其原因是很清楚的。如果对于经济的原则，至少是经济的需要没有清楚的理解和可靠的判断，就不可能组织起经济。土著的、有组织的当地经济是独自形成的。这种经济本身自发地决定着它的种种制度。但是，殖民地经济是建立在部分地是人为的和外来的基础之上的，是从属于殖民者利益的。这种经济的正常发展取决于殖民者适应或改变周围条件的能力。 西班牙殖民者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对于自然界财富的经济价值的认识有点异想天开，但对于人的经济价值却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灭绝土著居民，破坏在很多情况下是违背宗主国的法律和规定的土著居民的制度，这种作法在征服者无法意识到和估计到的程度上，使他们为西班牙国王征服的这个神话般的国家财富外流，日益贫困。十九世纪南美洲一位政治家看到这块半荒芜的大陆的景象时深有感触，后来他在提出他那个时代的一项经济原则时这样说：“统治应是发展人口。”西班牙殖民者与这一见解相距十万八千里，他们在秘鲁建立了一种灭绝人口的制度。 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和奴役，很快就毁掉了一种被殖民者低估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的资本：人力资本。西班牙人日益感到缺乏劳力来开发和利用已经掠夺到的资源。于是他们就采用了最反社会、最原始的殖民制度：输入奴隶的制度。另一方面，殖民者就这样放弃了过去征服者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同化印第安人的事业。他们输入的黑人，除去为他们干别的事以外，还必须为他们缩小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人口的不平衡。 对于贵重金属的贪欲——在相距如此遥远的地方几乎不能向欧洲输送其他产品的年代，这种贪欲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促使西班牙人优先从事矿业。他们的兴趣在于把一个在印加王族统治下，自古以来基本上是农业国的国家变成矿业国。因此就必须把残酷的奴隶制法律强加给印第安人。在一种本质上是封建的制度下，农业劳动本来会使印第安人变成束缚于土地的农奴。矿山和城市的劳动则要把他们变成奴隶。西班牙人用“赋役制”实行强迫劳动，逼迫印第安人离开他们的土地，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 黑奴的输入为总督府及其官员所在的沿海地区的西班牙居民提供了劳力和家奴，这使得西班牙没有觉察到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奴隶制在这种统治制度中扎下了根，并使这种制度腐败无能。 哈维尔·普拉多教授在他的关于殖民统治时期秘鲁的社会状况的论文中，从与我的观点当然不同的观点出发得出结论，确切地指出了殖民事业失败的一个方面。他说：“黑人被当作商品，被当作干活的机器人输入美洲，他们必须用额上的汗水浇灌土地，却不能肥沃土地，不能结出有益的果实。这是文明在各国人民历史上经常造成的万年不变的毁灭，因为奴隶在劳动中生产力很低，在罗马帝国是这样，在秘鲁也是这样。在社会肌体中，奴隶是一块逐渐败坏民族感情和民族理想的痈疽。奴隶通过与白人混血进行报复，在这种混血通婚中，降低了最初是他们的残暴主人、后来是他们的教父、伙伴和兄弟的那些人的道德和智力标准。然后奴隶就这样在秘鲁消失了，但没有留下经过耕耘开发的土地。”[3] 今天，可以对殖民统治追究的罪责，不是说它引进了一个劣等种族——这是半个世纪前的社会学家提出的主要责难，而是说它在引入奴隶时，同时引进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作为对殖民地的剥削手段和经济组织形式，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也必定会强化仅仅建立在征服和暴力基础上的统治制度。 沿海地区的农业至今仍然未能摆脱这种弊病，它的殖民地性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奴隶制。为了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沿海地区的大庄园主从来没有要求增加人口，而只是要求增加劳力。因此，当他们感到黑奴不足时，就找华工来作他们的替身。“委托监护主”的制度又一次使用它所特有的输入人口的办法，与输入黑奴一样，阻碍了与独立革命建立的政治秩序相适应的自由经济的正常形成。塞萨尔·乌加特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关于秘鲁经济的论文中承认这一点，并且断言，秘鲁需要的不是“劳力”，而是“人”。[4] 四、西班牙殖民者 殖民统治没有能力在自然形成的农业基础上组织秘鲁经济，其原因就在于到我们这里来的殖民者所属的那种类型。殖民化在美国留下了当时正在欧洲形成、而且代表着未来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萌芽；而殖民化给西班牙美洲带来的是正在衰退而且只代表过去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结果与方法。这种论点在那些只注重其经济论点方面的人看来可能过于简单，而那些陈腐的咬文嚼字的繁琐哲学派的残余分子，则表现出缺乏理解经济事实的能力（尽管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一点），这正是我国业余史学家的根本缺点。因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近著《印第安人学》中发现了一种见解。这种见解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位不能说具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和一点西班牙主义的思想家提出来的。巴斯孔塞洛斯写道：“如果没有许多道德方面和自然方面的原因能够完全说明北方的撒克逊人取得巨大进步，而南方的拉丁人却迈着方向不明又缓慢的步伐这种表面上绝望的景象，那么只要比较一下两种制度和两种所有制，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鲜明的对比。北方没有把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的国王。北方的殖民者没有从他们的君主那里得到什么大的恩赐，相反，他们对英国君主处于某种精神反抗的状态。他们一直在发展着一种私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中，每个人都按地价付钱，而且只能占有他能够耕种的土地面积。因此，那里没有委托监护地，只有耕地。而且没有带着污秽的皇室祖先——卑劣和残杀成性的先辈朝臣传下的种种称号的好战的农业贵族，而具有可称之为民主的习性的贵族却得到了发展，这种民主在初期只承认法国箴言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北方人逐渐征服了原始森林，但不允许在同印第安人作战中得胜的将军象过去我们这里那样，将‘凡是视力所及的地方’全部占为己有。新征服的土地也不能归君主所有，由他任意分配，从而造成具有双重道德品性的贵族，即对君主是卑躬屈膝的奴仆，而对弱者则是趾高气扬的压迫者。在北方，共和国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扩张运动是同时进行的，共和国拨出大量好地，并创立了从私人贸易中赚得的大量储备，但并没有用这些储备来制造爵位称号，也没有用来犒赏爱国功勋，而是用于发展人民教育。这样，随着一个村镇的发展，土地价值的增加就足以保证教学事业。荒野中每建起一座新城，不是首先实行封地行赏那一套，而是公开拍卖未來城市蓝图上事先分配的份地，而且有一条限制：一个人不得同时占有很多份。美国的巨大实力正是从这种明智、公正的社会制度中产生的。由于我们没有按类似的方式做，我们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后倒退”。[5] 正如巴斯孔塞洛斯的见解所表述的，封建制是殖民统治给我们留下的弊病。凡在独立后治好了这种弊病的国家是进步的国家；而至今尚未治好这种弊病的国家则是落后的国家。而我们看到，在我国，除了封建制的弊病之外，又如何加上了奴隶制的弊病。 西班牙人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殖民的那种气质。美国的建立可以说是开拓者创立的事业。西班牙在完成了征服这一壮举以后，绐我们派来的几乎只是贵族、教士和恶棍。征服者出身于英勇的家族，而殖民者可不是这样。他们自认为是老爷，而不是开拓者。那些认为秘鲁的财富就是它的贵重金属的人，用“赋役制”的办法把矿业变成了消灭人力资本和造成农业衰落的因素。在民法学家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此进行谴责的证词。哈维尔·普拉多写道：“由于西班牙人实行的荒唐的经济制度，秘鲁总督辖区的农业所处的状况是极其可悲的”，西班牙人的剥削制度要为造成我国人口减少受到谴责。[6] 不在乡村而在矿区定居的殖民者抱的是觅金者的心理。因此，他们不是财富的创造者。建立一种经济、一个社会，是进行垦殖开拓和赋予土地生机的人们的事业，而不是那些贸然开采地下宝藏的人们的事业。由于发现矿山继而又抛弃那些迅速枯竭或报废的矿山，这种作法使山区不少殖民村镇由盛而衰，这段历史向我们充分说明了这一历史规律。 西班牙给我们派来的唯一的真正殖民开拓者的队伍，也许就是耶稣会教士传教团和多明我会修道士传教团。这两个团体，特别是耶稣会教士团，在秘鲁创建了若干个令人感兴趣的生产中心。耶稣会教士将宗教、政治和经济因素融合在他们的事业中，其水平是和在巴拉圭不同的（他们在巴拉走进行了最有名、最广泛的试验），但根据的原则是一样的。 这些团体的活动不仅符合耶稣会教士在西班牙美洲的全部政策，而且也符合中世纪修道院的传统。在中世纪社会中，除了其他作用外，修道院还有经济作用。在那个好战和神秘的时代，修道院担负了拯救各种行业和艺术的技术的职责，培植和发展了后来成为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的各项要素。乔治·索雷尔*是一位现代经济学家，他把圣培尼多教团作为修道院这种工业企业的原型来进行研究，最清楚地指出和说明了修道院在欧洲经济中的作用。索雷尔指出：“找到资本在当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对僧侣们来说却相当简单。有钱人家的施舍很快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贵重金属，原始积累的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另一方面，修道院开支很少，院规规定的厉行节约使人想起早期的资本家那种异常克俭的习惯。长时期内，僧侣们都乐于做些功绩卓著的事，以便增加他们的财富，索雷尔还向我们阐明，这些组织如何“在为欧洲立下举世公认的卓越功勋之后，就迅速衰落”，圣培尼多教团的僧侣们又如何“不再当集中在一个近乎资本主义工场里的工人，而成为退出商业活动的资产阶级，只想在田园中安闲度日”。[7] *乔治·索雷尔（1847—1922），法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译注 与我国经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殖民过程中的这个方面也尚未研究。阐明这方面问题的任务已经落到我这个供认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身上。我认为，为了从经济上证明在未来的土地政策中有关修道院和教团的财产的措施是否正确，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这种研究将最终确定，修道院和教团的所有权和这种所有权赖以存在的王室地契实际上已经过时。 五、殖民统治制度下的“村社” 《西印度法律汇编》保护土著居民的所有制，承认他们的共产主义组织。有关土著“村社”的立法，适应了不侵犯漠视殖民统治制度的宗教精神和政治性质的那种制度和习惯的需要。印加国体被摧毁后，“艾柳”的农业共产主义精神与殖民统治制度的宗教精神和政治性质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事实正相反，耶稣会教士恰恰在秘鲁、墨西哥，甚至在巴拉圭更大规模地利用土著共产主义来达到他们传播基督教教义的目的。中世纪的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把封建所有制和村社所有制调和起来。 《西印度法律汇编》承认村社及其经济习惯，不仅表现了殖民政策的现实主义的深谋远虑，而且完全符合封建制的理论和实践。殖民地法律中关于村社的各项规定，毫无困难地保留了村社的经济组织，而又理所当然地改革了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的风俗习惯（如婚姻等），并趋向于把村社变成它行政和财政机器上的一个轮子。为了国王和教会的最大荣誉和利益，村社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存在。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法律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由于殖民地的实践造成的种种原因，土著居民的地产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关于这一点，所有史料都是一致的。乌加特这样指出：“无沦是托莱多*有预见的措施，还是不同情况下企图实行的措施，都未能阻止土著居民的大部分地产合法或非法地转入西班牙人或土生白人手中。‘委托监护制’就是一种为这种隐蔽的掠夺提供方便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的法律观念，‘委托监护主’负责收取贡赋，并将纳贡人组织起来，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但实际上，委托监护主是个封建贵族，主宰着人和庄园，因为他们拥有印第安人就象拥有森林中的树木一样，而且如果印第安人死亡或者外出，他们就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占有印第安人的土地。总之，由于殖民地的土地制度，由印第安人在封建组织下耕种的、为个人所有的大庄园，取代了大部分土著农业村社。由于不动产受到无数障碍和长年不断的各种负担的限制（如长子继承权、罗马教士领地权、耶稣会领地权、慈善机关领地权以及财产限定继承权等）而不能变动，这些大片封地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分散，反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并得到巩固。”[8] *托莱多为西班牙城市，1560年前曾为王室所在地。————译注 与此相似，封建制也允许俄国的农村公社继续存在。拿俄国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些农业和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进程，与俄国的历史进程要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接近得多。欧仁·施卡夫研究了俄国的“米尔”*的演变后写道：“由于贵族们要为各项捐税作保，他们就希望每个农民拥有面积大致相等的土地，以便每个农民用自己的劳动交付捐税，而且为了确保税收，他们规定了连保制。政府又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其他农民那里。当农奴的数量发生变化时，就实行平均分摊。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逐步把农民的公社组织变成进行剥削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农奴没有带来任何变化”。[9]在贵族所有制这种制度下，俄国的“米尔”与秘鲁的村社一样，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公社社员所拥有土地的面积越来越不足，土地再分配的弊病越来越大。“米尔”不能确保农民拥有维持其生活所必需的土地，相反却保证向地主提供耕种他们的庄园所必需的劳力。1861年废除农奴制时，地主们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减少到他们靠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能维持生活的面积，从而用这种方式替代了农奴制。这样，俄国农业就保持了它的封建性。大庄园主利用改革从中谋利，他们早就发觉，给农民一小块土地，只要这块土地不足以养活农民及其家庭，这种作法对他们就是有利的。没有比这种办法能更可靠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同时又尽量限制他们移居外地的了。除了那极少的一点土地使农民处于贫困外，农民还被迫给地主提供劳役，因为地主掌握着草场、森林、磨房和水源等等，可以强迫农民在他们的大庄园里干活。 *“米尔”俄文，含有农村公社的意思。————译注 这样，殖民统治制度的特点和封建的欧洲的经验，都很好地说明了秘鲁的“村社”与大庄园共存的原因，但是在殖民统治制度下，村社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而且几乎不容存在。大庄园主推行他们专横暴虐的法律，而国家无法加以控制。村社依然存在，但那是在农奴制的范围内继续存在。过去村社是国家的基层组织，国家保证它有为社员谋福利所必需的主动性，现在殖民统治制度使它在大土地所有制范围内僵化停滞而失去活力，而这种大土地所有制则是与村社的命运格格不入的新国家的基础。 共和国法律的自由主义，无力摧毁封建制和建立资本主义，后来就必然连殖民地法律的专制主义给予村社的形式上的保护也否定了。 六、独立革命与土地所有制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共和国时期土地问题的情況。为了确切说明我对这一时期土地问题的观点，我必须坚持我曾经表达过的关于秘鲁独立革命性质的一个观点。独立革命时，秘鲁在形成资产阶级方面是很落后的。在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比在其他美洲国家更处于萌芽状态，在那些国家进行革命时，资产阶级不那样处于幼年和初创阶段。 如果革命是一场土著群众的运动，或是代表他们要求的运动，那么革命就必然有一个土地方面的问题。人们曾经仔细研究过法国革命如何给予了农民阶级特别大的好处，因为它必须依靠这个阶级以避免旧制度卷土重来。此外，从推翻中欧封建制和俄国沙皇制造成的极明确和稳定的后果来看，这种现象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一般又各有其特殊性。这两种革命分别是由城市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和进行的，但农民都是其直接受益者。特别是在俄国，由于这个国家没有发生过消灭封建制和专制主义，并代之以建立一种民主自由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农民阶级首先得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果实。 但是，为了使民主自由派的革命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必须有两个前提：有一个意识到自己行动的目的和利益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有革命的情绪，特别是要以一种与地主贵族的权力誓不两立的态度要求恢复占有土地的权利。秘鲁的独立革命比美洲其他国家更加不具备这些前提。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各国人民奋起反抗西班牙统治，整个大陆被迫团结一致，是因为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有利于这场革命。西班牙美洲革命者的大陆民族主义，和他们命运的必然一致性这两者加在一起，才使得在资本主义道铬上最先进的人民和最落后的人民齐头并进。 埃切维里亚*在研究阿根廷革命，因而也研究了美洲革命之后，是这样划分各阶级的。他说美洲社会分成利益相反、道义上和政治上毫无友好联系的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包括法官、教士和军官；第二个阶级是那些靠垄断和随心所欲地支配财富而发财的人；第三个阶级是乡下人，这些人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叫‘高乔人’和‘孔帕德里托人’，在秘鲁叫‘乔洛人’，在智利叫‘罗托人’，在墨西哥叫‘莱佩罗人’。土著血统和非洲血统的人是奴隶，过着没有社会地位的生活。第一个阶级不劳而获，掌握政权，享受贵族特权，是大部分由西班牙人和极少数美洲人组成的贵族阶级。第二个阶级安心从事工商业，生活优裕，是跻身于市政议会的中等阶级。第三个阶级是唯一用体力劳动从事生产的阶级，包括各种手工业工人和无产者。举起革命旗帜的正是那些在美洲或伊比利亚半岛受过一定教育的前两个阶级的美洲后裔。”[10] *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阿根廷作家，诗人。曾创办《五月协会》。————译注 由于贵族表现出它接受某些自由思想，由于它在许多情况下把这场革命看成是摆脱西班牙王室的解放运动，所以美洲革命不但没有引起地主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反而在许多情况下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农民，在秘鲁就是土著居民，没有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这场革命。革命纲领也没有代表他们的要求。 但是这个纲领是根据自由化思想制定的。革命不能无视那些认为土地要求是客观存在的原则，因为这些要求是以把土地占有权从封建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上的正义性为依据的。共和国把这些原则写入了它的宪法。秘鲁没有一个按照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法律学说实行这些原则的资产阶级。但共和国又必须建立在自由化和资产阶级的原则之上，因为这是历史进程和历史赋予的使命。可是革命在有关土地所有制方面的实际结果，不能不停留在大地主的利益所限定的范围以内。 因此，根据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理颁布的对土地所有制不加限制的政策没有侵犯大庄园；相反，却以自由化的主张为名侵犯了“村社”，虽然新法律规定把土地分配给土著居民以作为补偿。 于是就开始实行了这样的制度，这种制度不管其原则如何，不但没有改善土著人的地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更加恶化。这不能怪罪新政策所依据的思想，因为如果正确贯彻这种思想，它本来是会结束封建的土地占有状况，使土著人变成小土地所有者的。 新政策形式上废除了“赋役制”和“委托监护制”等制度。它包括一整套使土著居民摆脱农奴地位的措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使封建所有制的权力和势力原封不动，这就使那些保护小土地所有制和土地耕种者的措施归于无效。 地主贵族即使原则上已不享有他们的特权，但实际上保持了他们的地位。在秘鲁，他们依然是统治阶级。革命并没有真正使一个新的阶级掌握政权。工商业资产阶级十分软弱，不能执政。因此，废除农奴制不过是一篇理论上的宣言，因为革命没有触动大庄园。农奴制只是封建制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封建制本身。 七、共和国的土地政策 在独立革命以后的军人考迪罗统治时期，当然不可能实行，甚至不可能制定一项自由化的土地所有制政策。军人考迪罗统治是由于革命时期未能造就新的领导阶级的天然产物。在这种形势下，权力不得不由革命时期的军官来掌握，因为一方面，他们因立下赫赫战功而享有军人的威信，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想凭借武力来保持其统治。军人考迪罗当然不可能摆脱阶级利益或敌对的历史力量的影响。他们依靠的是城市平民（希腊文，“demos”）*那种不坚定的和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或者是地主阶级那种殖民主义的保守思想。他们从城市民主派的法官和律师、或大庄园主贵族的文人、学者这批追随者那里得到思想启发。因为在自由派同保守派的利益冲突中，农民没有直接、积极地提出迫使自由派把重新分配土地写入他们纲领的要求。 *“demos”，希腊文，原意为“古希腊城邦的平民”。这里作者借用此字，故译为“平民”。————译注 无论如何，最高政治活动家本来应该发觉并研究这个基本问题，但是这一时期我们的军事首领中，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政治活动家。 另一方面，军人考迪罗的统治从组织上就没有能力进行这样规模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首先需要法律和经济上的远见卓识。这种统治的残暴行为造成了一种不利于试行新法律和新经济原则的气氛。在这方面，巴斯孔塞洛斯指出：“在经济领域，考迪罗经常是大庄园的主要支柱。尽管他们有时也宣称反对大庄园制，但几乎没有一个考迪罗最终不变成庄园主。事实是，军事政权必然带来侵占土地为己所有的犯罪行为；士兵、考迪罗、国王、皇帝，不管怎样称呼，总之，专制统治和大庄园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术语。当然，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一样，只有在自由制度下才能得以保持和维护。专制主义必然导致多数人的贫寒穷困与少数人的奢侈豪华。尽管民主制也有它的种种缺陷，但只有民主制能使我们接近于最好地实现社会正义，至少在民主制蜕变为帝国主义之前是这样，帝国主义的共和国过度地繁荣，却同时使其周围的各国人民贫穷衰落。无论如何，在我国，考迪罗和军人政府一起助长了大庄园的发展。只要对我国大地主的土地证粗略地检查一下，就足以说明，几乎他们所有人的地产最初都是靠了西班牙王室的恩赐，后来是靠了给予我们虚有其名的共和国的声势显赫的将军们的非法赏赐和赐予。这种恩赐和赏赐经常进行，却从不考虑无力行使其所有权的土著和印欧混血种全体居民的权利。”[11] 一种新的法律和经济秩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个考迪罗的成就，而是一个阶级的成就。当这个阶级存在时，考迪罗作为其代言人和代理人而起作用。他的政策不是由他个人专断来决定，而是由整个集体的利益和需要来决定。秘鲁缺少一个能够组织坚强而干练的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军人执政代表一种初步的、过渡的秩序，尽管它几乎是不可缺少的，但必须代之以一种更先进、更有组织的秩序。军人执政不可能理解，甚至不可能考虑土地问题。处理一些起码和暂时性的问题就占去了其全部有限的活动。卡斯蒂利亚执政时，军人考迪罗的统治取得了最大成就。他那狡诈的机会主义、极端的凶狠毒辣、缺乏陶冶的精神以及绝对的经验主义，使他不能把自由化的政策贯彻始终。卡斯蒂利亚发现，当时的自由派已构成一个派别、一个团体，但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使他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任何严重违背保守阶级利益和原则的行动。但他的政策的优点，在于它带有革新和进步的性质。他最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如废除黑奴制和土著人纳贡制，表现出他的自由派态度。 自从颁布民法时起，秘鲁进入了一个逐步组织起来的时期。几乎无需强调指出，除了其他方面以外，这表现了军人执政制的衰落。根据各项原则并根据共和国关于土地的最初法令制定的民法，加强并继续实行撤消地产限定继承权和变动土地所有制的政策。乌加特对国家立法在土地方面的这种进步取得的结果进行调査后指出，民法“确认从法律上废除土著村社和限定继承所有权；通过革新从前的立法，规定占地为获取无主不动产的方式之一，在继承遗产的规定中，企图促进小土地所有制”。[12] 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认为民法取得了效果，但实际上民法并没有取得这些效果，或者这些效果没有达到他的乐观看法所认为的那种彻底和绝对程度。他写道：“宪法已经摧毁了特权，民法分配了地产，并破坏了家庭中的平等权利。实行这一条款的后果是，在政治领域，给一切垄断寡头和所有大庄园贵族定了罪；在社会领域，则提高了资产阶级和印欧混血人的地位”。“在经济方面，平分遗产有利于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而这种所有制的形成在过去一直受到封建领主大片地产的阻碍”。[13] *弗·加西亚·卡尔德隆（1883—1953），秘鲁作家、外交官。其父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曾任秘鲁临时总统（1881）。————译注 这无疑是秘鲁法律编纂者的意图。但民法仅仅是推行自由化政策和资本主义实践的一个工具。正如乌加特承认的那样，在秘鲁的立法中，“确有促进农村所有制民主化的宗旨，但它是采用纯粹消极的办法，即消除种种障碍，而不是给农民提供积极的保护”。[14]由于没有将剥夺地产、把土地所有权交给耕种者阶级的特别法律，因此没有一个地方能实现分配土地，或者更正确地说，重新分配土地。 尽管有了民法，小土地所有制在秘鲁并没有发展起来。相反，大庄园却得到了巩固和扩张。唯一因这种被歪曲的自由主义的后果而受害的是土著村社所有制。 八、大地产与政府 城市资产阶级处在极为幼年时期，以及正如埃切维里亚所说的土著居民没有社会地位的状况，这两个妨碍独立革命在秘鲁提出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因素，后来又使共和国历届政府未能实行一项以某种方式比较平均和比较合理地分配土地的政策。 军人考迪罗统治时期，城市“平民”没有得到加强，却壮大了大庄园贵族阶级。由于贸易和金融都由外国人掌握，在经济上就不可能产生生气勃勃的城市资产阶级。根本不关心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目的和需要的西班牙教育，不培养商人和技术人员，而只培养律师、文人和神学家等。这些人除了对雅各宾主义和蛊惑宣传有特殊天赋以外，还必然成为地主阶级的追随者。几乎完全为外国人所有的商业资本，只能与这个贵族阶级沆瀣一气。另一方面，贵族阶级或明或暗地保持着他们的政治优势。这样，地主贵族及其“追随者”（法文，ralliés）成了财政政策和开采鸟粪与硝石的得利者。也就是这样，由于其经济地位所决定，这个阶级起了资产阶级的作用，尽管他们没有失去他们殖民地和贵族的恶习与偏见。最后，这个阶级就作为城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终于被吸收进了文官主义党。 这个叫作文官主义者或“新式地主”的阶级之所以有权势，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土地。独立初期，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资本家阶级，而是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这种土地所有者阶级——并非有文化教养的阶级——的地位，使他们可以把自身的利益与外国商人及放债人的利益一致起来，并以这种名义与政府做生意和拿公共财富做交易。在总督辖区制时期得到的土地，使他们在共和国时期掌握了商业资本。殖民地时期的特权早就造成了共和国时期的特权。 因此，这个阶级之所以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持最保守的意见，是由于它的天性和本能。另一方面，土著居民仍然处于没有社会地位的状况，这样就不会出现有觉悟的农民群众提出恢复权利的要求，来反对大庄园制的封建利益。 这些就是使大土地所有制得以保持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共和国立法所遵循的自由主义，对付封建所有制软弱无力，但对付村社所有制却积极有力。如果说它对付大庄园时毫无作为，那么对付“村社”时却大有作为。在一个具有共产主义传统的国家，解散“村社”无助于建立小土地所有制。不能人为地改变一个社会，更不用说是一个严格坚持自己传统和法律制度的农业社会了。个体所有制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从国家宪法中产生的，更不是从民法中产生的。它的形成一直是有一个更为复杂同时也更为自发的过程的，破坏村社并不意味着把土著居民变成小土地所有者，甚至并不变成自由的雇工，而是把他们的土地交给酋长及其追随者。这样，大庄园主就更容易地找到了把土著居民束缚在大庄园上的方式。 有人要说，沿海地区土地集中的原因，是土地所有者需要和平地拥有充足的水源。按照这种观点，在水量稀少的河流形成的谷地，是农业灌溉造成了大土地所有制的繁荣和中、小土地所有制的窒息。但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实际上却只有极小一点是正确的。因为它所过高估计的技术和物质原因，仅仅是在沿海已经建立和发展了大规模的经济作物园以后，才对土地的集中发生影响的。在经济作物繁荣之前，在沿海的农业具有资本主义组织之前，灌溉的原因是极其微弱的，不能决定土地的集中。诚然，灌溉用水的不足造成了在众多的用水者之间分配水的困难，这有利于大土地所有制。但是如果说这就是大地产没有进一步分割的原因，那就不对了。沿海大庄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制度。殖民地时期的措施使沿海地区人口减少，这既是大土地所有制造成的后果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大土地所有制的原因之一。劳动力问题是沿海大地主所感到的唯一的问题，其根源完全在于大庄园。殖民地时期，地主们想用黑奴來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国时期则想用华工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是徒劳无功。现在已经不能靠奴隶在大地上发展人口，特別是不能靠奴隶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了。大地主们凭借自己的政策在沿海地区占有了凡是可以占有的一切土地，但是相反，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赋予土地以生机和开发土地。这维护了大土地所有制，但也造成了它的灾难和弊病。 另一方面，山区的土地状况表明了上述观点的虚伪性。山区不存在水的问题。充沛的雨水可使大庄园主和村社社员种植同样的作物。但是在山区也出现了土地集中的现象。这一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个政治—社会性问题。 沿海庄园经济作物和出口农业的发展，完全是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把拉丁美洲国家变成经济殖民地这一目的。当英国商人和放债人把沿海的土地最初用于生产蔗糖、后来用于生产棉花，而且都证明有利可图时，他们便对开发这些土地发生了兴趣。从很早时期起，抵押地产的作法就将大部分土地置于外国公司的控制之下。这些欠了外国商人和放债人债的庄园主，就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资本主义充当中间人，甚至几乎是充当家奴*，以确保它用最低的成本使用变成奴隶的贫穷劳工，强迫他们在殖民地黑奴贩子的皮鞭下弯着身躯在地上干活，以开发耕种的土地。 *家奴（yanacón或yanacona），原指过去在西班牙人家中供役使的印第安人。————译注 但是，沿海地区的大庄园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资本主义技术的先进程度，尽管其开发工作仍然建立在封建方式和封建原则之上。棉花和甘蔗的生产率符合资本主义制度。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土地是用现代化机器和方法耕种的。为了使产品获利，开办了大型的经济作物种植园。与此同时，山区大庄园土地的产量，一般不超过村社土地的产量。如果象一种客观的经济观点所要求的那样，一种生产制度是否正确就看它的结果如何，那么仅仅这一材料就在山区宣判了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死刑。 九、共和国时期的“村社” 我们已经看到，共和国立法形式上的自由主义，只有在对付土著“村社”时才积极有力。可以说，由于个体所有制的观念与依然存在的“村社”相冲突，这种观念在共和国时期起了一种几乎是反社会的作用。确实，如果由一种生气勃勃地和自发地发展的资本主义颁布法令，并实行解散和剥夺“村社”，那么这本来应该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制办法。那么，印第安人本来会从一种共产主义和农奴制的混合制度过渡到一种自由工薪制。这种变化会使他们的本性有所改变；但是也会通过世界其他无产者的途径，使他们达到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來并获得解放的程度。但是，大庄园制对“村社”的逐步剥夺和吞并，一方面使印第安人更深地陷入农奴制；另一方面，破坏了部分地维护着他们古老文明的精神和物质的那种经济和法律制度。[15] 共和国时期，国内的著作家和法律制订者表现出一种基本一致的倾向：谴责“村社”是原始社会的遗迹，或者是殖民地组织的残余。这种态度，在某些情况是符合地主酋长制利益的；在另一些情况下，适应了自发地统治着一种极度堆砌词藻和冥思苦想的文化的个体所有制和自由化思想。 曼·维·比利亚兰*博士是以更高超的评论才能和更强的理论一致性，在我国的第一个世纪中代表这种思想的一位知识分子。他的一篇论文，标志着他开始审慎地修正他所作的关于土著“村社”的结论。比利亚兰博士在理论上坚持他的自由化立场，原则上主张所有制的个体化，但实际上同意保护村社，反对大庄园制，承认村社具有一种国家应予保护的职能。 *曼努埃尔·维森特·比利亚兰（1873—1958），秘鲁职业律师、大学教授。————译注 但是，要为土著“村社”进行系统的、有根有据的、第一流的辩护，必须依据社会主义思想，并建立在按照现代社会学和经济学调査研究的方法，对“村社”的性质进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伊尔德勃兰多·卡斯特罗·波索*所著《我国的土著村社》一书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篇有趣的论文中，卡斯特罗·波索摆脱了自由派的先入之见。这就使他可以用善于评价和理解村社的头脑来研究“村社”问题。卡斯特罗·波索不仅向我们揭示出，“村社”挫败了为封建制效劳的自由派的形式主义的攻击，它依然是个有生气的组织；而且还揭示出，尽管“村社”在敌对的环境中处于被窒息、被歪曲，奄奄一息的状态，但它仍然自发地表现出具有进化和发展的明显可能性。 *伊·卡斯特罗·波索（1890—1945），秘鲁作家，曾任印第安人事务司司长。————译注 卡斯特罗·波索认为，“艾柳，或村社，保持了它天然的特性，保持了它几乎是家庭组织的性质，在这个组织中，它的主要组织因素在西班牙征服美洲大陆以后仍继续存在。”[16] 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与巴尔卡塞尔是一致的。而在某些人看来，巴尔卡塞尔关于“艾柳”的建议，未免过分为他复兴土著民族的理想所左右了。 目前，“村社”是什么样子，又是怎样活动的呢？卡斯特罗·波索认为，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农业村社；第二类，农牧业村社；第三类，牧场和水源村社；第四类，用益权村社。应该考虑到，在象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同一种组织依其发展环境的不同，具有若干不同的特点，所以，在这种分类所设想的各种类型中，事实上没有任何—种类型是如此精确，并与其他类型截然不同，以致单独一类就可以成为一种模式的。恰恰相反，第一类农业村社中，就有其他类型所具有的特点，而在其他类型中，也有属于第一类的某些特点。但是，由于一系列外界因素赋予每一类村社的习惯、风俗和劳动制度及其土地所有制和产业活动以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所以，农业、牧业、公共牧场和水源牧业的特点占统治地位，或者只具有后两种特点，绝对无地或有少量土地和以“艾柳”享有土地收益权的特点为主。无疑，“艾柳”过去是这些土地的唯一所有者。”[17] 这些差别之所以逐步形成，不是由于古代“村社”的自然进化或自然衰退，而是由于地产个体化的立法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剥夺村社土地以利于大庄园制的结果。因此，这些差别表明了土著共产主义的生命力，这种土著共产主义始终促使土著居民采取多种合作和合伙的方式。尽管共和国百年来制订了种种法律，印第安人并没有成为个体所有者。这并不象有意污蔑印第安人的人那种简单化方法所企图肯定的那样，是由于印第安人顽固地不愿进步。勿宁说这是由于在封建制度下，个体所有制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所必要的条件。相反，共产主义却一直仍然是印第安人的唯一保护者。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个体所有制才能发展，甚至才能确实存在。而印第安人却从来没有感到比单身一人时更加不自由。 因此，在许多家庭（它们之间共有财富和共同劳动的联系已经消失）聚居的土著人村落里，合作和联合的习惯依然强烈而顽强地存在着，这些习惯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的实际经验的表现。村社是与这种精神相适应的，是这种精神的肌体。当对土地的剥夺和分配似乎要消灭“村社”时，土著社会主义总有办法重建它、维护它或替代它。共间劳动和共有财富已为个体劳动中的合作形式所取代。正如卡斯特罗·波索写道：“习惯已经仅限于整个‘艾柳’的聚会或‘明加’*以便无偿地为某个村社社员干些修围墙、开水渠或盖房子的杂活。他们干活时有竖琴和小提琴伴奏，还喝上几阿罗瓦**甘蔗酒，抽几包烟，嚼嚼古柯叶。”这种习惯导致土著居民实行集体劳动合同的办法（当然，这是一种初级、原始的办法），而不实行个人合同的办法。不是以单独的个人把其劳动出租给一个业主或招工者，而是“村社”中所有能干活的人共同劳动。 *“明加”（minga），指秘鲁、智利一带，劳动者无偿地互相帮助来完成某项临时工作，如盖房、耕地、收割、红白喜事等，主人以酒饭招待，竣工时往往庆祝一番。————译注 **1阿罗瓦=11公斤。————译注 十、“村社”与大庄园 维护土著“村社”，不是基于抽象的正义原则，也不是基于传统主义的情感上的考虑，而是基于经济和社会方面具体的和实际的原因。在秘鲁，村社所有制并不代表已逐步为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进步经济所取代的原始经济。不，“村社”的土地是被剥夺去以使封建或半封建的大庄园得以扩大的，而从组织上来说，这种大庄园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18] 在沿海一带，从耕作的观点来说，大庄园是从封建陈规进化到了资本主义技术，而以共产主义方式开发土地的土著村社已经消失。但在山区，大庄园全盘保存了其封建性，与“村社”相比，它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抵制要大得多。当“村社”由于某一铁路线通车而与贸易体系和交通干线联结起来后，它实际上已经自然地成为合作社了。卡斯特罗·波索作为发展部土著事务司司长，曾收集了大量关于村社生活的材料，强调指出了穆基亚乌约村社这个有启发性的例子。他说这个村社显示了生产、消费和信贷合作社的特点。这个村社“在曼塔罗河岸拥有一座蔚为壮观的发电设施或电厂，用以向哈乌哈、康塞普西翁、米托、穆基、辛科斯、瓦里潘帕和穆基亚乌约各县的小工业提供照明和动力，它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公社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土著人的风俗习惯并未湮没，相反，人们利用这些风俗习惯完成了这项设施的工程；他们善于支配自己拥有的钱，用于购置大型机器；他们就象建设一座村社建筑一样，利用‘明加’的办法节省村社使用劳力所花的钱，因为用了这种办法，甚至连妇女和孩子都是运输建筑材料的有用的人力因素”。[19] 把“村社”和作为农业生产企业的大庄园进行一番比较，那么结果对大庄园是不利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大土地所有制由于能够采用先进耕作技术来提高生产，从而取代并排斥小农土地所有制。农业的工业化同时带来了土地所有制的集中。所以大土地所有制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它在生产上的好处至少在理论上说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大庄园并没有同样的效果，因而也不符合经济上的需要。除去甘蔗种植园——它们从事酿酒，用以毒害和麻醉土著居民——以外，山区大庄园种的作物基本上与村社一样，而且产量也没有差距。由于缺乏农业上的统计数字，不能确切地指出局部的差别，但现有的一切资料足以使我们相信，村社作物的平均产量并不低于大庄园作物的产量。关于山区生产的唯一统计数字——小麦的产量，可以为这一结论作依据。卡斯特罗·波索在总结1917—1918年统计材料时写道：“村社所有的土地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的平均产量，分别为每公顷四百五十公斤和五百八十公斤。但如果考虑到最好的生产用地都转入地主手中，因为南方各省为了争夺最好的土地，甚至使用暴力消灭或屠杀土著土地所有者；如果再考虑到土著居民由于害怕地方当局和税吏增加新税和进行勒索，因而从其愚昧心理出发而宁愿隐瞒收成总产量的确实数字，那么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公顷产量的差额以个人所有土地为高的计算是不准确的，而更合理地讲，应该认为根本没有这种差别，因为村社所有土地和个人所有土地的生产手段和耕作方法是一样的。”[20] 在上个世纪封建的俄国，大庄园的产量高于小土地所有制的产量。每公顷产量按公担计算分别为：黑麦：11.5比9.4；小麦：11比9.1；燕麦：15.4比12.7；大麦：11.5比10.5；土豆：92.3比72.0。[21] 因此，作为生产因素来说，秘鲁山区的大庄园还不如令人咒骂的沙俄大庄园。 相反，“村社”却一方面表现出确实具有发展和变革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种生产制度，这种制度使印第安人保持着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效能所必需的那种旺盛的精神动力。卡斯特罗·波索提出了一种非常正确的意见，他写道：“土著村社保存了两个伟大的社会经济原则，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大工业家的经验，至今都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些原则问题，即：多样的劳动合同办法，和以较少的生理消耗在愉快、竞赛和亲密友爱的气氛中实行这种合同。”[22] 封建大庄园在瓦解或削弱“村社”时，不仅打击了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尤其打击了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维护着土著的传统，保留着农民家庭的作用，而且表达了蒲鲁东和索雷尔给予如此高度评价的人民的法律感情。[23] 十一、劳动制度、奴隶制与雇工制 农业方面的劳动制度主要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只要秘鲁还有封建大庄园，就还有形式不同、名称不一的农奴制，这是毫不奇怪的。沿海农业与山区农业的差别，在劳动制度上比在技术上要小。沿海农业在土地耕种，产品加工和贸易方面，已经较快地演变到资本主义方式。但是相反，在看待劳动的标准和对待劳动的态度上却过于停滞不前。对于劳动者，殖民地的大庄园只是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才放弃其封建习俗。 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不仅因为原来的封建贵族保持了其土地所有制（他们作为外国资本的中间人，采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办法，但并未采用它的精神），而且还由于这个土地所有者阶层的殖民地思想，他们惯于用奴隶主和“黑奴贩子”的标准来看待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封建贵族体现了原始的宗族制传统，所以封建贵族自认为天生比农奴优越，但从种族和国籍来说并无不同。欧洲的贵族地主在他们和土地耕种者的关系中可能接受新观点和新办法。可是在殖民地的美洲，白人认为有色人种低下这种高傲而又根深蒂固的信念，却反对这种进步。 秘鲁沿海的土地耕种者，不是印第安人便是更加倍受歧视的黑奴和华工。在沿海庄园主身上同时发挥作用的，是充满种族偏见的中世纪贵族和白人殖民者的思想感情。 “亚纳科纳制”*和“挂钩制”**并不是沿海农业中基本上是封建方法的残余的唯一表现形式。庄园完全保持着封建领地的气氛。只要得不到大地主的正式默认，国家法律在大庄园就根本行不通。在大地主所控制的地区内，政府或行政官员的权威实际上屈从于大地主的权威。实际上，他们认为，他们的庄园不受国家权力管辖，他们丝毫也不顾及生活在为他们所有的地产范围内的居民的公民权利。他们征税收捐，制订专利权，规定侵犯雇工及其家庭自由的惩处办法。在庄园内，交通、贸易甚至连风俗习惯都由地主控制。工人住的茅屋与奴隶住的窝棚一般没有多大区别。 *“亚纳科纳制”（“yanaconazgo”），指在秘鲁、特别是秘鲁沿海地区，在庄园土地上劳动获得工资的劳动者，同时又在交付货币地租或分成地租的基础上耕种一块土地。按这种制度为大庄园劳动和耕种土地的农民称为“亚纳科纳农”（“yanacona”）。————译注 **“挂钩制”（“enganche”），指雇用劳工并将他们组成劳动大队包给大庄园的一种合同工制。————译注 从法律上说，沿海地区的大地主没有这种封建或半封建的权利，但在实际上，他们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在既无工业又无交通的地区里对土地所有制的无限垄断，使他们享有几乎无法控制的权力。大地主利用“挂钩制”和亚纳科纳制，对于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必须实行的自由工资制进行抵制。“挂钩制”无疑是从半奴隶制式的贩卖中国苦力演变而来的，根据这种制度，只要雇工没有完成与地主签订的义务，就剥夺他们支配自己人身和劳动的权利；亚纳科纳制则是农奴制的一个变种，而封建制就通过这种制度，在政治和经济落后的国家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的资本主义时代。例如，秘鲁的亚纳科纳制与俄国的“对分佃农制”（“polovnischestvo”）相同。根据“对分佃农制”，土地生产物有时由地主和农民平分，有时农民只得到三分之一。[24] 沿海地区人口稀少，这对农业企业来说，是一种缺少劳力或劳力不足的经常性威胁。亚纳科纳制就把这些为数不多的当地居民束缚在土地上，因为如果连使用土地这点最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的话，当地人口就会减少和外流。“挂钩制”则确保山区短工前来参加沿海的农业生产，因为尽管他们觉得沿海庄园的土地和环境很生疏，但至少找到了报酬较好的工作。 这表明，雇工在沿海庄园的境遇无论如何要比在山区封地中好一些，虽然只是表面的和局部的[25]，因为在这些山区封地中，封建主义的无限权力根本没有触动。沿海大地主被迫承认了自由工资和自由劳动制，尽管这种制度还受到限制并被打了折扣。雇工的性质得到了保留，虽然只是相对保留了这样的自由：即如果主人压迫过甚，雇工可自由外迁和拒绝向这样的主人出卖劳力。另一方面，由于邻近港口和城市，又有运输和贸易的现代化交通相联系，他们有可能逃避呆在乡村的命运，尝试用別的办法谋生。 如果沿海农业具有另一种更加进步、更加资本主义化的性质，那它就会合情合理地解决它曾经如此高谈阔论的劳力问题。较有见识的地主就会发现，正如迄今为止所发生的那样，大庄园是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因而劳力问题是大庄园造成的最明显、最合乎逻辑的后果之一。[26] 沿海农业资本主义技术愈进步，工资制也愈益取代亚纳科纳制。科学的耕种方法，如使用机器、肥料等，与因循守旧的原始农业所特有的耕作制度不相适应。但人口因素，即劳力问题，严重地阻碍着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亚纳科纳制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只能在谷地维持保证日常经营活动所必须的最低劳动力的基本人口。外来短工不象当地的垦殖农或当地的亚纳科纳农那样能确保劳动的连续性。而且当地的亚納科纳农还意味着农民一家在那里札根，连他们家中的大孩子都差不多被迫向庄园出租劳动力。 现在，指出这一事实就是要使大地主们进行考虑：在丝毫不侵犯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逐步地和谨慎地建立小土地所有者的垦殖地和垦殖中心是否适宜。因佩里亚尔地区的一部分水浇地就是这样保留给小土地所有制的。现在有人打算在其他灌溉耕作的地区也实行这一原则。最近和我谈话的一个精明的、有经验的、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对我说，小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同时并存，对于造成人口聚居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这种人口聚居，土地的开发必将永远依赖于移民或“挂钩制”的可能性。土地再分配署的计划，则是旨在逐步建立小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政策的另一表现形式。[27] 但是，由于这种政策照例以公共事业或分配的公正性为理由：避免由政府实行剥夺，或者更确切地说，实行大规模的剥夺，而且由于实行这一政策的有限可能性暂时仅限于少数谷地，所以，小土地所有制不可能及时并广泛地取代亚纳科纳制在人口方面的作用。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亚纳科纳制仍将以其各种形式与工资制在谷地并存，因为山区的“挂钩制”不能以对庄园主有利的条件向谷地提供劳力。 在沿海地区和山区，亚纳科纳制、伙耕制*或租佃制的形式，因地区、习惯或作物而异。各种形式的名称也不同。但在同一类型内部，基本上都与在其他半封建性农业的国家所看到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开发土地的方法一样。例如，在沙皇俄国就是如此。俄国农奴解放后的“工役制”（“otrabotki”）就表现出在秘鲁存在的劳役地租、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的各种形式。施卡夫在他那本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文献著作中曾写到这种制度，只要读一读他的有关描述，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他写道：“在古代奴隶的劳动中，暴力或强制起着极大作用；在自由劳动制中，所剩的唯一强制是纯经济的强制；介于二者之间，出现了一整套把‘劳役地租制’（‘barchtchina’）与工资制结合起来的、形式极为繁多的过渡性制度，这就是‘工役地租制’（‘otrabototschnaia’）。在租用劳务时，工资或用金钱支付，或用产品支付，或用土地支付。在最后这种情况（严格意义上的‘工役制’），农民在领主的田地里干活，地主出借自己的土地作为偿付农民劳动的工资”。“在‘工役制’中，对于劳动的支付总是低于资本主义自由租赁制的工资。以产品支付的办法，使得地主更加不受小麦和劳动市场上出现的价格变动的约束。他们在附近的农民中找到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享有当地真正的垄断地位”。“农民支付的地租有多种形式：农民除劳动外，有时候还要交钱和产品。农民每得到一德西亚蒂纳**土地，就得负责耕种一德西亚蒂纳半领主的土地，交十个鸡蛋和一只鸡，他的牲畜的粪便也要交，因此所有东西，甚至连粪便都成了支付的东西。农民常常还得负责‘做地主要求做的各种活计’，如运送庄稼、砍柴、扛包裹”。[28] *伙耕制（aparcería），拉美一种土地租佃形式。根据这种制度，除土地通常由地主提供外，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全部或大部由耕种农民自备，农民须按约定的比例缴纳其一部分收成。这种农民就叫“aparcero”，译为“伙耕农”。————译注 **德西亚蒂纳（deciatina），印加帝国时代面积单位的名称，现已不知相当于今天多大面积。————译注 封建所有制和封建劳动制的这些特点，在山区农业中显得尤为突出，那里自由工资制没有得到发展。庄园主不关心土地的生产率，而只关心土地的获利率。在他们看來，生产因素几乎只有两个：土地和印第安人。占有土地使他们可以无限地剥削印第安人的劳动力。在按通常的租佃形式计算的地租之外，又加上对印第安人劳动力的高利盘剥，这种高利盘剥造成了印第安人的贫困。庄园主把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把产量较低的土地分给印第安雇工。这些雇工负责优先无偿地耕种庄园主的土地，只好用这些劣地生产的东西勉强糊口，印第安人用劳动或产品交付地租，极少用货币（因为对地主来说，价值最大的是印第安人的劳动力），更常见的是采用混合形式。我眼前有许多份报告，其中有库斯科大学庞塞·德莱昂博土的一篇论文，它以第一手资料提供了这个辽阔省份的地租制和亚纳科纳制的各种形式。尽管作者的结论尊重土地所有者的特权，但论文却展示出一幅相当客观的封建剥削的图景。下面是他的几段论述：“在帕乌卡尔坦博地区，地主给予一批印第安人使用其土地的权利，条件是地主或东家一年中留给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全部活计都由土著人來做，此外，佃户——或按本地区叫法称为‘亚纳科纳农’——还有义务无偿地用自己的牲畜把庄园的收成运往库斯科城，并在庄园或更多地是在庄园主喜欢居住的库斯科城充当佣人（pongo）”。“丘姆比维尔卡斯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佃户能种多大面积的地，就种多大面积的地，反过来，东家要他干多少次活，他就得干多少次活。这种租佃形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地主向佃户提出：你‘能’种多少地就种多少地，条件是“只要我需要，你就得给我干活”。“在安塔地区，地主准许使用他的地，条件是：佃户自己出资本（种子、肥料）和从耕种到最后时刻（收割）所必要的劳动。一切完毕后，佃户和地主平分全部产品。就是说，土地所有者仅仅允许使用他的土地，甚至连施肥都不管，却要和佃户各得产量的一半。然而不仅如此，伙耕农还不得不亲自去帮地主干活，虽然通常一天得到二十五个生太伏的报酬”。[29] 把这些材料和施卡夫提供的资料相对照，就足以令人信服：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劳动制的各种阴暗面在封建制的山区真是应有尽有。 十二、我国沿海农业的“殖民主义” 在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下，农业的工业化在沿海谷地所以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其主要因素是英、美资本对秘鲁蔗糖和棉花的生产有兴趣。地主的工业才能及其资本主义能力，都不是造成大面积种植这些作物的主要动因。地主只是在强大的出口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下，把其土地用于棉花和甘蔗的生产而已。 沿海最好的谷地都种植棉花和甘蔗，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土地只适于这些作物，而只是因为目前这些作物对英、美商人具有重要意义。农业贷款（只要本国农业银行尚未建立，这种贷款是绝对服从这些公司的利益的）不鼓励种植任何其他作物。供应国内市场的粮食作物，一般都由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种植。只是在利马的谷地中，由于邻近城市的巨大市场，一些土地所有者才把他们的大庄园用于粮食生产。在棉花和甘蔗种植园，多半连供应本身农业人口所需要的粮食作物也不种植。 在这种几乎不顾国民经济特殊需要的思潮的推动下，连小土地所有者或小佃农也去种植棉花了。在还存在小土地所有制的沿海原野上，棉花的种植挤掉了传统的粮食作物，这是造成沿海村镇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涨价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 几乎只有种棉花，农民才能得到贸易上的便利条件。从上到下的资金几乎只提供给棉农。棉花生产根本不以国民经济为准绳。只为世界市场而生产棉花，没有人从这种经济的好处中预见到，工业危机或生产过剩可能会造成棉花跌价，从而对生产加以控制。 最近，一位牧民对我说，对于棉花的一次收成来说，可能得到的信贷只受价格波动的限制：而对一群羊或一个饲养者来说，信贷却完全因袭常规或极不可靠。沿海的牧民得不到银行的大量贷款来发展自己的经营。所有不能以棉花或甘蔗收成作贷款抵押的农民，也有相同的处境。 如果全国的农业生产能够满足全国消费的需要，那么这种现象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人为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全国的土地生产不出居民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产品。我国进口的最大宗项目是“粮食和调味品”，1924年达三百六十二万零二百三十五秘鲁镑。在一千八百万镑的进口总额中，这个数字揭示了我国经济中的一个问题。取消我国粮食和调味品的全部进口是不可能的，但取消大宗进口是可能的。其中最大宗的就是小麦和面粉的进口，1924年高达一千二百多万索尔。 很久以来，秘鲁经济紧迫而明显的利益，要求国家生产居民吃面包所需的小麦。如果达到这个目标，秘鲁就不必每年再为购买沿海城市消费的小麦而向外国支付一千二百万或更多的索尔。 我国经济的这一问题为什么还没有得到解决呢？这不仅因为政府还没有注意制定一项粮食政策。我再说一遍，也不是因为沿海的土壤和气候最适于种植甘蔗和棉花。单单一片谷地，单单安第斯山中的一片平原——修几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就可使之运输通畅——，就可以绰绰有余地为秘鲁全国人口供应小麦和大麦等粮食。殖民地初期，一直到那场自然大灾祸改变了沿海一带的气候条件前，西班牙人就在沿海种过小麦。后来，对于这种作物能否安家落户再没有进行过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在北部“萨拉曼卡”土地上进行的试验证明，确有一些小麦品种能够抵抗在沿海一带袭击这种粮食作物的灾害，但是直到这次试验前，懒惰的土生白人似乎已经放弃了对这种灾害的斗争。[30] 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和阻力就在于秘鲁经济结构本身。秘鲁经济的活动及其发展都服从于伦敦和纽约市场的利益和需要。这些市场把秘鲁视为原料仓库和倾销其制成品的场所。因此，只有秘鲁农业能够有利地为这些大市场提供产品，才能得到信贷和运输的便利。外国金融界今天对橡胶感兴趣，明天对棉花感兴趣，后天又对蔗糖感兴趣。一旦伦敦可以用更好的价钱从印度或埃及得到充足的产品，就会立刻让其秘鲁供应者听天由命了。我国的大庄园主，我国的地主，不管他们对自己的独立抱什么幻想，实际上都不过是充当外国资本主义的中间商或代理人而已。 十三、几点结论 在本文中，已就秘鲁土地问题的现状作了基本论述，现在我必须再补充如下几点： 1．秘鲁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属于从不经管自己的庄园的地主、而由大、中佃户开垦的土地比例很高。这些地主对农业及农业问题一窍不通，放手不管，他们靠地租生活，对国家的经济活动没有作出任何体力和智力的贡献。他们属于不生产、只消费的贵族或食利者阶级。他们凭借土地继承权，收取可以认为是封建地产使用费的地租。反之，或多或少有些土地出租的农民，属于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类型。在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企业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应该有利于该企业主和有利于为企业的活动提供资金的资本。食利者阶级掌握了土地，就给生产强加了这样一种沉重负担：维持一笔不受农产品可能跌价影响的地租。总的说来，在这种制度中，租佃制得不到各种必要的鼓励，以进行充分估计土地、作物和设施的价值的工作。害怕契约到期又增加地租的心理，使人在投资时非常谨慎。佃农的欲望当然是成为土地所有者，但他们自己的强烈愿望却导致农田涨价，从而有利于大庄园主。秘鲁农业贷款刚刚开始创立，这种状况阻碍着工业主阶级对土地进行更深刻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夺。因此，用资本主义和工业方式经营土地在我国进行得极为缓慢，因为这种经营方式要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需要废除一切封建法规。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从社会主义观点，而且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爱德华·赫里欧在提出法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土地纲领所包括的一项原则时说：“土地要求（土地所有者）本人在当地居住。”[31]在这方面，西方确实比东方逊色，因为正如夏尔·吉德指出，伊斯兰教的法律规定，土地属于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和赋予土地生机的人”，强调指出这一点并非是多余的。 2．另一方面，秘鲁残存的大庄园制是白人移民的严重障碍。由于明显的理由，我们可以期望的移民是来自意大利、中欧和巴尔干的农民。西方城市居民外迁的规模要小得多，此外，产业工人知道，他们在拉丁美洲几乎无事可做。这样，欧洲农民只有在高工资使他们能大有积蓄的情况下才到美洲来当雇工，而秘鲁却不具备这种情况。大概连最贫穷的波兰或罗马尼亚农民，也不会接受我国甘蔗或棉花种植园里的雇工那种生活状况。他们的愿望是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为了使我国的农村能够吸引这样的移民，必须能向他们提供配有住房、牲畜和农具，并与铁路和市场相通的土地。大约三年前访问秘鲁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官员或宣传家在当地报纸上宣称，我国的大土地所有制，与能够吸引意大利农民的殖民和移民计划是格格不入的。 3．沿海农业对英、美资本和市场的依附，不仅阻碍沿海农业按照国民经济的特殊需要——首先保障居民的供应——进行组织和发展，而且阻碍它试验和引进新作物。近几年在这方面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事业，如经营通贝斯河烟草种植园，只是由于国家的干预才能兴办起来。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令人相信这样的论点，即必须对大宗财富实行囯有化的社会政策，以彻底取代在秘鲁收效甚微的“放任自流”（法文，“laissezfaire”）的自由化政策。 4．沿海的土地所有制尽管有过繁荣时期，但时至今日，它已表现出不可能按照国家要求的、而且当然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解决农村的卫生问题。公共卫生部对庄园主提出的要求，未能使防治疟疾的现行规定得到执行。甚至连一般地改善农村房舍的要求也未实现。现已证明，沿海区农村居民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是全国最高的（发病率过高的林区当然除外）。帕蒂维尔卡农村地区的人口统计表明，三年前的死亡率超过出生率。正如苏顿工程师在谈到奥尔莫斯灌溉工程时指出，灌溉工程可能是解决池沼或沼泽问题的最彻底的办法。但是，如果没有安东尼奥·格拉尼亚先生（一个很有意思的移民计划也是他提出来的）在瓦乔建成的利用昌凯河多余河水的工程，如果没有在奇克林实现的利用地下水的工程，以及北方的另一项目，那么近几年中，私人资本在秘鲁沿海灌溉事业中的作用就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5．在山区，残存的土地封建制根本不能创造财富和进步。除去出口羊毛和其他产品的牧业贸易外，山区各地和平原的大庄园的产量少得可怜。土地产量极低，耕作方法原始。一次，一份地方机关报说，相对来说，秘鲁山区的酋长像印第安人一样贫穷。这种按相对论的准则来看完全无效的论据，根本不能为酋长辩护，反而对他作了最终判决。因为在公认为客观和具体的科学的现代经济学看来，唯一能为资本主义及其工业界和金融界头子所作的辩护，也只在于他们有创造财富的作用。而在经济领域，封建领主或酋长的领地所创造的价值甚少，这应由他们负首要责任。我们已经看到，这类大庄园主是多么不关心土地的生产率，而只顾及土地的获利率。我们也看到，尽管他们的土地是最好的土地，但这些土地的产量并没有超过印第安人用原始农具在贫瘠的村社土地上达到的产量。因此，酋长是根本没有资格充任经济要素的。 6．有人这样来解释这种现象，说山区农业的经济状况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线路问题。这样论证问题的人，无疑是不懂得封建或半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的结构上的差别。他们不懂得，封建地主的原始族长特征与现代企业主的特征是大相径庭的。另一方面，酋长统治制和大庄园制甚至对执行国家目前要求的交通计划也是一个障碍。酋长们的特权和利益，与正确执行交通建设招工法完全背道而驰。印第安人本能地感到，这一法律是酋长统治制的一种武器。在印加制度中规定的那种适当的筑路服役制，是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原则完全一致的公共义务服役制；而在大庄园或农奴制的殖民地制度中，筑路服役制则具有“赋役制”那种令人可憎的性质。 [1]路易斯·E·巴尔卡塞尔：《从艾柳到帝国》，第166页（LuisE.Valcárcel，《DelAyllualImperio》，p.166）。 [2]塞萨尔·安东尼奥·乌加特：《秘鲁经济史纲》，第9页（CésarAntonioUgarte，《BosquejodelaHistoriaEconómicadelPerú》，p.9）。 [3]哈维尔·普拉多：《西班牙统治时期秘鲁的社会状况》，载《秘鲁大学年鉴》第1卷，第22期，第125、126页（JavierPrado，《EstadosocialdelPerúduranteladominaciónespañola》，en《AnalesuniversitariosdelPerú》,XXII,pp.125-126）。 [4]乌加特，同前引书，第64页。 [5]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印第安人学》（JoseVasconcelos，《Indología》）。 [6]哈维尔·普拉多，同前引书，第37页。 [7]乔治·索雷尔，《现代经济学绪论》，第120、130页（GeorgesSorel，《IntroductionaI’economiemoderne》，pp.120-130）。 [8]乌加特，同前引书，第24页。 [9]欧仁·施卡夫：《俄国的土地问题》，第118页（EugeneSchkaff，《LaquestionagraireenRussie》，p.118）。 [10]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五月革命的背景和最初步骤》（EstebanEchevarria，《Antecedentesyprimerospasosdelarevolutiondemayo》）。 [11]巴斯孔塞洛斯：关于《拉美民族主义》的演讲，载《阿毛塔》，第4期，第15页。这种见解在关于美洲军人考迪罗统治与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方面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各个历史时代和状况并非全部适用。不作这样明确的保留，是不能同意这种见解的。 [12]乌加特，同前引书，第57页。 [13]当代秘鲁》，第98、99页（《LePerouContemporaine》，pp.98-99）。 [14]乌加特，同前引书，第58页。 [15]如果印加共产主义的历史明证还不是无可否认的，那么村社这个共产主义的特殊组织就足以消除任何疑问。但印加王族的“专制主义”触犯了我们时代某些人物自由化的观念。我曾为印加共产主义辩护，以驳斥最近反对它的人、小说《太阳的子民》的作者奥古斯托·阿吉雷·莫拉莱斯的观点，这里我要重申这一辩护。 现代共产主义是一种与印加共产主义不同的事物，这是考察塔万廷苏约帝国的学者首先需要学习和懂得的。现代共产主义与印加共产主义是人类不同经验的产物，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是不同文明的结晶。印加帝国的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马克思和索雷尔的文明是一种工业文明。在农业文明中，人类屈服于大自然。在工业文明中，有时大自然屈服于人类。因此，拿这两种共产主义的形式和制度进行对比是荒谬的。唯一可以对比的，是它们在时间和空间，实质和物质不同的前提下，非物质方面的基本相似性。进行这种比较，需要一点历史相对论。否则，就有犯空吵一场这种错误的危险，维克托·安德烈斯·贝朗德*在进行这类尝试时就曾犯过这种错误。 *维·安·贝朗德（1889—1966），秘鲁作家、外交家，著有法学和历史著作。————译注 征服和殖民地时期的编年史家，用中世纪的眼光观察土著民族的状况。因此，他们提出的证据无疑是不能无保留地接受的。 他们的见解是严格地符合他们西班牙人和天主教的观点的。但阿吉雷·莫拉莱斯又是这种虚伪观点的受害者。他在研究印加帝国时的立场不是相对论的立场。阿吉雷用自由派的和个人主义的先验论来研究和考察印加帝国。他认为，印加人民是被奴役的和不幸的人民，因为他们没有自由。 个人自由是复杂的自由现象的一个方面，现实主义的评论可能把个人自由说成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法律基础。（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自由工业）。唯心主义的评论可能把它说成是在现代获得人类精神的一种表现。在印加人生活中，任何情况都没有这种自由。塔万廷苏约帝国人绝对不感到需要个人自由，同样也绝对不感到需要，例如，出版自由。出版自由可能对阿吉雷·莫拉莱斯和我有点用处；但即使不知道甚至没想到这种自由，印第安人照样可以幸福地生活。在印第安人的生活和精神中，没有渴望用智力进行推理和创作的痛苦，也没有进行贸易、订立合同和运输物资的迫切需要。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所发明的这种自由会对印第安人有什么用处呢？如果自由精神表现在克丘亚人身上，无疑是一种与自由派、雅各宾派和个人主义的自由方式所不同的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不同的感情。与上帝的表现形式一样，自由的表现形式也随着时代、人民和环境而变化。用弗里吉亚帽——新教、文艺复兴和法国革命的产物——这种自由的具体形象来体现自由的抽象思想，就是做了一种幻想的俘虏，这种幻思可能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民主的一种纯粹的——尽管不无偏心的——哲学上的散光现象造成的。 阿吉雷的论点完全建立在错误的观念上，它否认了印加社会的共产主义性质。阿吉雷依据的思想是，专制政体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极端。他说，印加制度是专制的和神权政治的；并断言说它不是共产主义的。但是从历史上看，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和人民投票选举。在我们这个时代，专制政体与共产主义是彼此不相容的，但在原始社会却不是这样。今天，一种新秩序不能不承认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道德上的进步。现代社会主义——其他时代也曾有过历史赋予它们不同名称的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但它又产生于自由主义，并从其经验中吸取营养。现代社会主义不轻视自由主义的任何思想成果，而只藐视和蔑视其局限性。它欣赏和接受自由思想中一切积极的东西，而只谴责和攻击这种思想中消极的和暂时性的东西。 印加制度确实是神权政治的和专制的。但这是所有古代制度的共同特点。历史上所有的君主制都借助于其人民的宗教感情。世俗权力和神的权力的分离是一个新事件。而且不仅是分离，甚至是彻底分家。威廉·冯·霍亨索伦以前的君主都借助于他们的天赐神权。 不能抽象地谈论暴政。暴政是一种具体事实。只有在暴政压制人民意志，或反对并扼杀人民生气勃勃的推动力时，才真正有所谓暴政。恰恰相反，在古代，专制主义制度和神权政治制度往往体现和代表了这种意志和这种推动力。看来印加帝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不相信印加王族有什么魔术般的奇迹。我认为他们的政治才能是明显的；但我认为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的事业就在于用几世纪积累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因素建立了印加帝国。“艾柳”，即村社，是帝国的基层组织。印加王族实现了统一，创建了帝国，但是并没有创造基层组织。无疑，印加王族所组织的法律上的国家是再现了早先就已存在的天然国家。印加王族沒有强制推行任何东西。应该赞美他们的事业；这种事业只是悠久的、广大群众的丰功伟绩的一种表现和成果，鄙视和贬低这种丰功伟绩就不对了。 不应该缩小、更不应该否定群众在这一事业中的作用。个人主义的文人阿吉雷为自己无视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自鸣得意，他那浪漫派的眼光只是一味寻找英雄。 印加文明的遗迹一致抗诉阿吉雷·莫拉莱斯的审判。这位《太阳的子民》的作者搬出他见过的数千件随葬陶器为证据。那么很好，这些随葬陶器正说明印加艺术是一种人民的艺术。印加文明的最好证明也许就是它的艺术。印第安人独具一格的彩陶，不可能是由一个粗鲁野蛮的民族制造的。 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与殖民地的编年史家大不相同的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写道：“追溯历史的进程，可以看到，在象中国和秘鲁这样的专制和神权政府的统治下，并非由于纯粹的偶然事件，才迈出走向文明的最初的重大步骤。在中国、埃及、巴比伦、墨西哥和秘鲁所有这样一些国家里，最高首领由于具有国王和神的双重性质，都要求并得到他们的百姓的奴隶般的顺从。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专制主义是人类和——尽管这似乎是奇谈怪论——自由的最好的朋友，这样说也许不算夸张。因为不管怎样，从自由这个字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即从按我们的思想进行思索和我们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的自由来说，即便是在最绝对的专制统治和压迫最甚的暴政下，也比在野蛮的生活的表面民主下（在这种民主中，一个人从出生到进坟墓的命迟都由习惯这种僵死的模型所铸定）有更多的自由。”（《金枝》，《TheGoldenBough》，第一部）。 阿吉雷·莫拉莱斯说，印加社会之所以没有偷窃，只是因为没有做坏事的想象力。但是，用这样一句具有巧妙的文学幽默感的话，并不能推翻一种社会事实，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阿吉雷顽固否认的东西，即印加共产主义。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吉德（CharlesGide）认为，“所有制就是偷窃”，这个公式比蒲鲁东的著名公式更加确切。印加社会没有偷窃行为，正是因为没有所有制，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种社会主义组织形式的所有制。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要宣布殖民地编年史家的证词归于无效。但问题是，阿吉雷的理论，正是要在这些史学家对土地和产品的分配方式所作的本质上是中世纪的解释中寻求庇护。 大地的产物是藏不住的。因此，说三分之二的产物都囤积起來，以供帝国的官吏和僧侣们消费，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所谓留着专供贵族和印加王族的是用作国家储备，这倒可信得多。 总之，这些产物代表了一种社会主义秩序中一种独特的和别具一格的社会性措施的活动，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16]卡斯特罗·波索：《我国的土著村社》（CastroPozo，《NuestraComunidadIndígena》）。 [17]同上，第16和17页。 [18]写完本书后，我在阿亚·德拉托雷所著《争取拉丁美洲的解放》（HayadelaTorre，《PorlaemancipacióndeAméricaLatina》）一书中发现，总的说来在土地问题上，具体说来在土著村社问题上，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们依据的观点相同，所以我们的结论也必然相同。 [19]卡斯特罗·波索，同前引书，第66和67页。 [20]同上，第434页。 [21]施卡夫，同前引书，第188页。 [22]卡斯特罗·波索，同前引书，第47页。作者对村社经济的精神因素持有非常有趣的看法。他指出，“村社社员割、捆小麦或大麦，用背扛（‘quipichar’，用背扛东西是流行于整个山区的土著习惯，而沿海的搬运工、运输工和装卸工都是肩扛），迈着轻快的步子排着队走向欢乐的谷场，同时跟同伴开玩笑，或者走在后面的人揪住披毡的一角，跟前面的人开个玩笑。他们干这些活儿表现出来的劲头、毅力和兴趣，和印第安佃户给人服役干同样的活儿或同样性质的活儿时表现出的那种吊儿郎当、冷淡无情、没精打采、似乎疲劳不堪的情况相比，其差别是如此深刻和泾渭分明，以致一眼就可看到两种心理状态价值间的天壤之別，脑子闪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直接、具体的目标和目的’对他们的劳动过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3]索雷尔十分注意蒲鲁东和勒普莱（LePlay）关于家庭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精神上的作用的观点，以敏锐的洞察力研究了“经济手段的精神方面”。如果说他发现马克思的观点缺少什么的话，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法律精神，尽管他同意这一点：这位特里夫斯城的辩证学家研究了生产的这个方面。他在他的《现代经济学绪论》中写道：“大家知道，在勒普莱旅行之初，对撒克逊平原的家庭习惯的观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于他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曾自问，马克思在谴责资本主义把无产者变成没有家庭的人时，他是否没有想到这些古老的习惯。”关于卡斯特罗·波索的意见，我想再引述索雷尔的另一个观点：“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对其任务所怀的感情”。 [24]施卡夫，同前引书，第135页。 [25]关于山区雇工的情況，不要忘记，炎热、有害健康的沿海地区使山区印第安人肌体消瘦，他们肯定会染上疟疾，这种疾病威胁他们的健康，并使他们容易得肺结核。也不要忘记，印第安人深深依恋他们的家园和故土，他们在沿海一带觉得是个流亡者，是“米蒂马埃”（“mitimae”，克丘亚语，意思是被迫离开家乡的异乡人。——译者）。 [26]这段话所要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说明，就是说明我国的土地问题与我国的人口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土地集中在酋长手里，这阻碍了全国人口的增长，是全国人口问题的痈疽，只有冲破这一阻止秘鲁进步的障碍，才能真正实行“统治就要发展人口”的南美原则。 [27]政府制定的旨在建立小土地所有制的方案，是以自由派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观点为依据的。在沿海地区，由于这一方案的实施从属于剥夺庄园的田地和灌溉荒地，它还能适应较广泛地实行移民的可能性。在山区，这一方案的效果会有限得多，很值得怀疑。如我们共和国历史记载的一切赠地的尝试一样，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它忽视“村社”的社会意义，而又对大庄园主表示畏怯，因为它以明显的热情维护大庄园主的利益。由于方案规定对田地付现金或以二十年年金作偿付，这在还没有货币商业经济的地区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规定不是用金钱而是用产品支付。国家购买庄园的田地分配给印第安人的制度，表现了对大庄园主极端照顾，它为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有利的条件下卖掉产量不高或经营不善的田地。 [28]施卡夫，同前引书，第133、134、135页。 [29]弗朗西斯科·庞塞·德莱昂：《库斯科省耕地的租佃制与土地问题》（FranciscoPoncedeLeón，《SistemadewrendamientodeterrenosdelcultivoeneldepartamentodelCuzcoyelproblemadelatierra》）。 [30]据宣布，小麦种植促进委员会最近在沿海几个点进行的试验，已经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抗锈病的“卡普里·埃米尔”品种甚至在“山丘”上也获得了高产。 [31]赫里欧：《信仰》（Herriot，《Creer》）。
印第安人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印第安人问题 ·问题的重新提出 ·简要的历史回顾 一、问题的重新提出 所有不了解或回避土著人问题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都只是一些理论上的无稽之谈，甚至有时只是口头空谈，因而也就必定名誉扫地。有些论著，即使它们良好的用意也救不了它们。实际上，所有这些论著只起到了掩盖或歪曲问题真相的作用。社会主义的评论揭示并澄清了这一问题，因为它是从国家经济中去寻找问题的原因，而不是从国家的行政、司法或宗教机构，不是从种族的二重性或多重性，也不是从种族的文化和道德中去寻找问题的原因。土著人问题是由我国的经济产生的，其根源就在于土地所有制。只要“酋长”（“gamonal”）*的封建性依然存在，任何想用行政措施或警察手段，用教育的方法或兴办交通工程来解决问题的企图，都是只治其表的或修饰性的工作。[1] *“gamonal”一词系秘鲁二十世纪初用语，指印第安人山区大地主。他们是当地政治统治者和经济剥削者，惯用非法和暴力手段侵占土著人村社，以扩大自己庄园的土地。——译注 “酋长统治制”必然使一切保护土著居民的法律和条令归于无效。农庄主、大庄园主就是封建贵族。他们的权威，由于得到周围气氛和习俗的支持，成文的法律对它也无能为力。法律禁止无偿劳动，但大庄园中依然存在着无偿劳动，甚至强迫劳动。法官、地方官吏、警察局长、教师和税吏都依附于大土地所有制。法律不得违反酋长的意志而实行。官员坚决执法，就会被中央政府撤职或牺牲掉，因为酋长统治制直接地，或者通过议会——两种办法，异曲同工——对中央政府具有永远是无所不能的影响。 因此，在重新考察土著人问题时，人们较少注意订立保护性法律的条文，而较多注意土地所有制造成的后果。1918年，何塞·A·恩西纳斯博士的论文（《对土著居民保护法的贡献》，《Contribuciónaunalegislationtutelarindígena》），就开创了这种倾向，而且从那时到今天，这种倾向有增无减。[2]但是，由于他的著作的性质本身所决定，恩西纳斯博士不可能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一项社会经济纲领。他那些旨在保护土著人所有制的建议，不能不局限于这一法律目的。恩西纳斯博士简要地描述了土著人的“土地”（homestead）*状况，建议分配国家和教会的土地。他根本没有谈到剥夺作为大庄园主的酋长们的土地。但他的论文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一再谴责大庄园制的后果；这种审判[3]给大庄园制作了终审判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目前这场从经济—社会方面对印第安人问题的评论揭开了序幕。 *homestead，英文，原意为家宅（包括房屋及其周围的田地），或在美国和某些英国领地分给定居的移民耕种的土地。这里作者借用这个英文字，故译为“土地。”——译注 目前这场评论正在抨击和驳倒这样一些论点，凡此种种论点都把印第安人问题看成是行政、法律、种族、道德、教育、宗教等这个或那个片面和绝对的准则问题。 有人把保护土著人的问题缩小为一般的行政事务，毫无疑问，这些人早就遭到了最明显的失败。从西班牙的殖民地立法时期起，经过认真调查后制定的那些学究式和繁琐的规章条例都已表明毫无成效。自独立以来，共和国发布的旨在保护印第安人免遭欺诈勒索的法令、法律和规定，其数目之多不谓不可观。但是，今天的酋长和昔日的“委托监护主”一样，对于那套行政制度理论并不怎么惧怕。他们知道，实践又是另一回事。 毫无疑问，共和国立法的利己主义性质，助长了大庄园制对土著居民地产的吞并。在这方面，西班牙的立法倒是用较为现实主义的态度考虑到印第安人的状况。但是，面对其经济结构原封未动的封建主义，法制改革并不比行政改革有更多的实际价值，土著居民村社和个人的地产大部分早己被侵占完毕。另一方面，所有经历过封建时期的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封建领地不解体，自由派的法律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实行。 认为土著人问题是种族问题的想法，集最陈腐的帝国主义思想之大成。认为有劣等种族的观点，是为西方白人进行其扩张和征服活动服务的。希望通过当地人种与白人移民主动混血来求得土著人的解放，那是一种反社会学的天真想法，这种想法只有美利奴绵羊的进口商那种幼稚的头脑里才会想得出来。印第安人民丝毫不比亚洲各国人民低劣，而亚洲人民并没有输入欧洲人的血液，却令人敬佩地吸收了西方文化中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东西。所谓秘鲁印第安人的退化，完全是封建集团的诡辩家们的一种廉价捏造。 认为土著人问题是道德问题的倾向，体现了一种自由、博爱、十九世纪思想派、自然神论的观点，而在西方的政治领域中，这种观点鼓舞并促成了“人权联盟”。那些在欧洲基本上毫无成效地揭露殖民者罪行的反奴隶制的会议和社团，就是产生于这种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总是过分相信它唤起文明的道德感的种种号召。冈萨雷斯·普拉达*仍然抱有希望地写道：“土著人的地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到改善：或者压迫者大发慈悲，承认被压迫者的权利；或者被压迫者坚强有力，足以惩戒压迫者。”[4]首先，“维护土著居民协会”（1909—1917年)就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尽管协会只在其领导人为它规定的保护印第安人的具体的、直接的目的方面有真正的成效，这些方针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多拉·马耶尔[5]那种典型的撒克逊人的求实理想主义。秘鲁和全世界广泛地进行了这种试验。在欧洲，人道主义的说教并没有制止和阻止住帝国主义，也没有使帝国主义的方法变得仁慈。反帝斗争已经只能依靠殖民地民众解放运动的团结和力量。这种观点正在当代的欧洲指导着一场反帝活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罗曼·罗兰这样的自由派人物都参加了这场活动，因此不能认为这场活动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1848—1918），秘鲁思想家、作家，宣传欧洲新思想，反对西班牙传统。详见本书第七篇论文第五节。——译注 几百年前，在理性和道德领域，宗教运动处于更为有力，至少更有权威的地位。但这支十字军所得到的只是十分巧妙地授意制定的法律和规定。印第安人的命运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正如我们所知，冈萨雷斯·普拉达不是一个用纯粹的社会主义或偏执的社会主义的标准来看待这些事情的人，他从问题的经济内部寻求失败的原因。他说：“事情只能是这样：官方公开命令进行剥削，让人们人道地作恶，或公平地行不义。为了根除滥用权力，必须废除‘摊派税役制’和‘赋役制’*，一句话，必须改变整个殖民地制度。如果没有印第安人的辛勤劳动，西班牙的国库早就空空如也了。”[6]尽管如此，宗教的劝诫讲道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要比自由派的说教明显得多，因为前者运用的是西班牙现行的狂热的天主教教义，而后者却想让人们倾听土生白人那套贫乏的和形式上的自由主义。 *原分别译为“摊派劳役制”和“米塔制”。“Repartimiento”原指西班牙殖民时期，授予西班牙征服者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印第安人；现在指摊派的贡税、劳役等负担。“Mita”克丘亚语，意为“轮流、轮换”。原为在美洲用抓阄方法指派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从事公共劳动；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印第安人交纳的赋税，更泛指印第安人轮流在矿山从事的强迫劳动、现在一般指印第安人缴纳的赋税和负担的劳役。据此，两者分別译为“摊派税役制”和“赋役制”。——译注 但是今天，希望用宗教解决问题无疑是最落后和最违反历史的。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和他们遥远的——真是远在天涯！——老师一样，甚至连一份具有适当权威和法规的印第安人权利的新宣言也不想搞，而只是考虑让传教士担负起在印第安人和酋长之间进行调解的职责。[7]既然在中世纪的秩序中，当教会的精神和思想力量可以由诸如拉斯·卡萨斯神父*这样一些教士衡量出来的时候，教会都没有能实现的事业，现在又能依靠什么因素获得成功呢？在这方面，基督再临派教会已经走在了天主教教士的前面，而天主教教士主持在修道院举行的福音宣讲会的次数则日益减少。 认为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的观点，甚至得不到持严格的、自立的教育观点的人的支持。今天，教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社会和经济因素。现代的教育家十分清楚地懂得，教育不是单纯的学校与教学方法问题。经济——社会环境无情地制约着教师的工作。酋长统治制根本反对对印第安人进行教育，因为酋长统治制所以能存在，就在于保持印第安人的愚昧无知，同样还在于培养印第安人酗酒的习惯。[8]假设在目前情況下，现代学校能够按农民入学人口的比例而增加，那么现代学校和封建大庄园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由于在社会现实中某种不可想象的奇迹，学校能够在封建领地的环境中保持其纯粹的教育使命，那么农奴制的机构就会彻底取缔学校的活动。即便是最有效、最宏伟的师范教学也不可能创造这种奇迹。在与事物的最基本的进步和进化观点不可调和的封建环境的压力下，学校和教师都不可避免地注定会变质。当人们一知半解地明白了这种实际情况时，就从土著民族寄宿学生中发现挽救的办法。但是，一想到能够住校的学龄土著居民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这一点，这种喧嚣一时的办法的无能为力也就暴露无遗。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1474—1566年），曾随同哥伦布第一次远航到美洲。他热情维护印第安人，抨击西班牙君主的征服和征服者的残暴，著有《西印度群岛毁灭简史》（1552年〉和《西印度群岛通史》（1475—1566年）——译注 许多人怀着完全良好的信念提倡的教育解决办法甚至已被官方所抛弃。我再说一遍，教育派是些最不会想到使这种解决办法独立于经济——社会现实的人。因此，目前它只是一个模糊的、未定形的建议，对此任何团体和任何学说都不负责任。 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从土地问题中寻求土著人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简要的历史回顾* *这篇《简要的历史回顾》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应塔斯社驻纽约分社要求而写的，译载于《民族》周刊（“TheNation”，第128卷，1929年1月16日，题目为《新秘鲁》。曾在《劳动》上转载(第一年度，1928年第一期），题目为《关于土著居民问题。简要的历史回顾》，文前发表了作者撰写的编辑部按语，他在按语中指出，这篇简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关于印第安人一文的补充”。为此将它补录于这篇文章之后。——1968年版编者按 据谨慎的估计，印加帝国的人口不少于一千万。有人估计为一千二百万甚至多达一千五百万。西班牙的征服首先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西班牙征服者由于人少势孤，只能靠恐吓土著居民才得以强行建立他们的统治。被视为神人的入侵者的武器和马匹，在土著居民中产生了一种又敬又畏的心理。征服之后，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并没有停止对土著种族的灭绝。总督辖区建立了一种残酷剥削的统治制度。印加诸王统治时期，由于金银只用于制作饰物和本质上是以农立国的印第安人不知道使用铁器，所以矿山开发的规模很小。而西班牙人由于垂涎贵重金属，便把经济活动转向开发矿山。为了开发矿山和进行冶炼，他们建立了一种强制性无偿劳动的压迫制度，造成土著居民大量死亡。因此，土著居民不仅陷入农奴地位（如果西班牙人仅限于开发土地而保持这里以农立国的性质，土著居民就会到此为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奴隶。那时也有人发出人道主义和传播文明的呼声，他们在西班牙国王驾前维护印第安人的利益。在保护印第安人方面，拉斯卡萨斯神父确实是非常突出的。《西印度法律汇编》*就是根据保护印第安人的意图而制订的，法律承认村社为他们特有的组织形式。但是实际上，印第安人仍然处于一种残酷的封建制的统治之下，这种制度摧毁了印加的社会和经济，但却没有用一种能够组织生产向前发展的秩序来取而代之。西班牙人纷纷在沿海地区定居，从而将大批大批的土著居民驱赶出这一地区，以致出现了缺乏劳力的现象。总督府企图用输入黑奴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结果是黑奴适应了沿海地区炎热的谷地或平原的气候和艰苦劳动，但却不适应寒冷山区的采矿工作。黑奴的到来加强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因为尽管土著居民人数已大大减少，但如果没有黑奴，同虽然处于被奴役地位但却依然抱有敌意和仇视态度的印第安人相比，西班牙人在数量上仍是势单力薄。黑人被用于家务和手工艺劳动。白人顺利地与他们进行混血，从而造就出一种沿海居民，其特点就是更加倾向西班牙的东西，而更加敌视土著的东西。 *西班牙王室为统治美洲而制订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规定、敕旨。——译注 众所周知，独立革命不是一场土著人的运动。是各殖民地的土生白人甚至西班牙人发起了这场革命，并从中捞取了好处，但他们利用了土著群众的支持。此外，诸如普马卡瓦*这样一些有觉悟的印第安人，对孕育这场革命曾起了重要作用。独立革命的纲领理所当然地包括解放印第安人，这应是实行其平等原则的必然结果。于是在共和国的最初行动中，制订了几项保护印第安人的法律和法令，规定了分配土地、废止无偿劳动等等。但是在秘鲁，这场革命并不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阶级，因此，由于没有能够将其付诸实行的统治者，所有这些法律规定就成了一纸空文。掌握政权的殖民地时期的大庄园主贵族，原封未动地保持了他们对土地，因而也保持了对印第安人的封建权利。表面上旨在保护土著居民的所有法律条文，丝毫也没有触动迄今依然存在的封建制度。 *马特奥·加西亚·普马卡瓦（1734？-1815），原为秘鲁印第安人酋长。1814年起义反对殖民当局，次年兵败被杀。——译注 与共和国相比，总督辖区应负的罪责要轻一些。从根源上说，总督辖区应对印第安人的贫穷和沉沦承担责任。但就在那个宗教裁判所横行的时代，有一个基督教徒的呼声，即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呼声却响亮地保护印第安人，谴责殖民者的残酷暴行。但在共和国时期，迄今还没有一个人如此有效和坚定地维护土著民族。 总督辖区是一个外国人的中世纪的统治制度，而共和国在形式上是一个秘鲁人的、自由派的统治制度。因此，共和国肩负着总督辖区所没有的义务。共和国应当提高印第安人的地位。然而，同这种义务背道而驰，共和国却使印第安人贫穷化，加重了他们的贫困和沉沦状态。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共和国只是意味着一个逐步占有了他们土地的新的统治阶级上台执政。在象印第安人这样一个固守农村习惯和农民心理的种族中，剥夺他们的土地就是造成物质和精神解体的一个原因。土地一向是印第安人的一切欢乐所在。印第安人已和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印第安人觉得，“生命来自于土地，又回归到土地”。因此，印第安人可以对一切漠然置之，唯独不能对占有他们的土地漠然置之，那是他们怀着宗教般的虔诚用自己的双手费尽气力耕种和培育起来的土地。在强占土地这件事情上，土生白人的封建制度比西班牙人的封建制度更加贪婪，更加残酷。一般地说，西班牙人委托监护主身上还经常流露出某些封建领主的贵族习气。土生白人委托监护主却有着平民的所有缺点，而没有贵族的一点优点。总之在共和国时期，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并没有减轻。印第安人的所有暴动反抗和所有斗争风暴都被血腥地镇压下去。对于印第安人的强烈要求，总是以武力进行报复。随后，安第斯山高原的沉默就埋没了这一次次报复所造成的悲惨隐情。总之，共和国已在征夫筑路的名义下恢复了“赋役制”。 此外，共和国还对土著种族意气消沉、一蹶不振负有责任。在共和国时期，解放印第安人的事业已变成某些考迪罗蛊惑人心的投机行为。土生白人政党把解放印第安人写进了自己的纲领，从而削弱了印第安人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意志。 在主要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山区，几乎依然原封未动地实行着最残酷的、主宰一切的封建制。酋长们由于占有土地，就把已经陷入极度沉沦和愚昧的土著种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用极其原始的方式经营农业以外，秘鲁山区还有另一种经济活动：几乎完全掌握在两家美国大公司手里的采矿业。矿山中实行雇工制，但工资微乎其微，工人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劳动保护法根本得不到遵守。“挂钩制”用预付金的欺骗手段把工人变成奴隶，让印第安人完全受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摆布。由于农业中的封建制度使印第安人一贫如洗，所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宁愿到矿山中去碰运气。 社会主义思想在秘鲁的传播，已经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一场强大的要求恢复土著居民权利的运动。秘鲁人口的五分之四是土著人，是农民。秘鲁新一代人感觉并认识到，只要秘鲁的进步不是这样的人民的事业，不给这样的人民带来利益，那它就是虚假的，至少不是秘鲁式的。这场运动在本国的艺术和文学中也有所表现。由于西班牙殖民地精神和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文学艺术中的土著形式和内容遭到贬斥，今天已日益明显地看到要对它们进行重新评价。土著主义文学看来必将发挥俄国革命前“农民主义”文学所发挥的那种作用。印第安人自己也开始表现出有了新的觉悟。过去由于相距遥远而互相隔绝的各个土著居民点正在日益加强联系。这种联系是由政府发起的土著居民代表大会的定期会议开始的，但由于他们恢复权益的要求很快具有了革命的性质，于是先进分子被排挤出去，一些伪代表被拉进会议，会议原来的性质就被篡改了。土著主义思潮己经在向官方的行动施加压力。政府已经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接受并公开赞成土著主义观点，同时颁布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井没有触动“酋长制”的利益，因此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过去在统治阶级的修辞学中讳莫如深的土著居民问题，现在也在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术语中第一次被提了出来，而且被看作是与土地问题一样的首要问题。更加明显的是，人道主义的方法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入人心。这个问题不能用发动一场慈善运动来解决。地方权贵和巧嘴滑舌的律师们的慈善机构只是对人的嘲笑。象已经解体的维护土著居民协会一类组织的呼吁也只是对牛弹琴。维护土著居民协会在当时都没有能变成一场运动。它的活动逐步退化为佩德罗·S·苏伦和多拉·马耶尔个人极其高尚的慷慨无私和自我牺牲行动。作为一场实验，维护土著居民协会的作用，在于它检验和测量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在道义上麻木到了何种程度。 印第安人问题只能靠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应该由印第安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基于这种观点，人们把土著居民代表大会的会议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近年来由于成为官僚机构而退化变质的土著居民代表大会，在当时还没有提出一个纲领，但它们最初的几次会议把各地区的印第安人联系起来，从而指出了一条道路。印第安人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联系。他们的抗议一直局限于各个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精神沮丧。四百万人组成的一个民族，只要认识到他们人多势众，就绝不会对他们的前途感到失望，然而就是这四百万人，只要他们没有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一盘散沙，那就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历史方向。 [1]在巴尔卡塞尔所著《安第斯山的风暴》（Valcárcel，《TempestadenlosAndes》）这部热情而战斗的土著主义福音书的序言中，我曾这样阐明我的观点： “对于土著人复兴的信念，不是来自在克丘业人的土地上实行物质的‘西方化’的进程。唤起印第安人心灵的不是文明，不是白种人的字母表，而是神话，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土著人的希望完全是革命的希望。这种神话，这种思想也是其他古老的人民，其他正在衰落的古老种族（如印度人、中国人等）觉醒的决定性动因。今天，世界历史空前地趋向于受同一种规律的制约。建立了最发达、最和谐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印加人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唯一对世界的热情冷淡无情的人民呢？土著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潮流的血缘关系是如此明显，以致无须引经据典加以说明。我已经说过，通过社会主义的途径，我终于理解并做到正确估价土著人问题。巴尔卡塞尔的情况表明我个人的经验完全正确。巴尔卡塞尔由于受过多种文化教育，受到他那传统主义爱好的影响，在各种研究著作的引导下，从政治上使他的土著主义变为社会主义。他在本书中还告诉我们说‘土著无产阶级正期待着自己的列宁’。这话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毫无二致。” “土著居民恢复权利的要求，只要停留在哲学或文化范畴，就不会有历史性的结果。而要取得这种结果，即使之成为现实和有形的东西，这种要求必须成为恢复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要求。社会主义教导我们要用新的方式提出土著人问题。我们已不再抽象地认为它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于是我们第一次感到，这个问题已得到澄清和明确。” “那些尚未冲破资产阶级自由教育的束缚，而且站在抽象派和文献派立场上，热衷于把这个问题的各个种族方面搞乱的人，忘记了这个问题根本上是受政治因而也受经济支配的。他们使用假理想主义的语言来偷换现实，在他们的一些定语和推论下掩盖现实，他们用一种含糊不清和莫名其妙的评论来反对革命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评论，土著人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从改革或政治行动出发，因为这种改革或政治行动不会对复杂、繁多的风俗和恶习立即产生效果，而这些风俗和恶习只能通过缓慢和正常的演变才会改变。” “幸亏历史解决了所有疑问，消除了所有误解。西班牙的征服是一个政治行动，它突然中断了克丘亚民族的自治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征服者的法律和习惯立刻取代了土著居民的法律和习惯，但是，这一政治行动在一切领域——无论精神领域还是物质领域，都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制度的改变就足以根本上改变了克丘亚人民的生活。独立是又一个政治行动。它也未能彻底改变秘鲁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开创了我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而且尽管由于它几乎没有触动殖民地经济的基础结构因而实际上没有改变土著居民的地位，但它还是改变了他们的法律地位，并开辟了他们政治和社会解放的道路。如果说共和国没有走这条道路，那么不走这条道路的责任完全在于篡夺了解放者们从事的本来富有创造意义和原则的事业的那个阶级。” “长期以来，一帮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大庄园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律师和文人，始终将土著人问题神秘化。现在已不允许再把这个问题神秘化了。土著种族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贫困，最清楚不过纯粹是几个世纪来压在他们身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继承了殖民地封建性的制度就是酋长统治制（gamonalismo）。在这种制度统治下，根本就谈不上印第安人真正得救。” “‘酋长统治制’这个词不仅是指一个社会和经济阶层，即大庄园主或大地产主阶层，而且是指整整一种现象。酋长统治制不仅表现在真正意义上的酋长身上。它包括一个由官员、中间商、代理人和寄生虫等组成的人数众多的统治阶层。一个目不识丁的印第安人，由于他为酋长统治制效劳，就可以变成自己种族的剥削者。产生这种现象的关键因素，就是半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掌握着国家政治和机构中的领导权。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打击一种弊病（有些人顽固地只注意这种弊病的偶然或次要的表现），就必须对这种关键因素采取行动。” “铲除酋长统治制或封建制，本来可以由共和国按照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实现。但由于我已指出的原因，这些原则未能充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历史进程。由于遭到负责实行这些原则的那个阶级的破坏，一百多年间，这些原则一直未能将印第安人从农奴制中拯救出来，这种农奴制的现实与封建制的现实有着绝对的联系。在这些原则在全世界陷入危机的今天，不能指望这些原则突然间会具有罕见的、创造性的生命力。” “革命的思想，甚至改良主义思想，已经不可能是自由派的，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我国历史上之所以出现，不是象只看表面的人所设想的那样是由于偶然、模仿或时髦的原因，而是由于历史的必然。现在的事实是：一方面，我们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理所当然始终如一地主张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国家，而且，鉴于我们所反对的那种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逐步变成一种使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把我国变成殖民地的力量，因此我们宣布我国历史已进入这样一个时刻：要真正作一个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而又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秘鲁现在没有，而且过去也从未有过一个信仰自由和民主，并按照这种学说的基本原则制定政策的进步的、具有民族感的资产阶级。” [2]冈萨雷斯·普拉达在他作为知识分子鼓动家的最初演讲中就说过，安第斯山谷地的数百万印第安人构成了真正的秘鲁。在《我国的印第安人》一章（收入《战斗的时刻》一书的最新版）中，他的一些见解表明他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的先驱者。他说：“没有任何事物能比所有制更迅速、更彻底地改变人的心理状态，因为所有制一旦从奴隶制的母腹中脱胎出来，就会一日千里地发展。只要稍有所获，人就在社会阶梯上上升几级，因为阶级只不过是依据财富多寡而划分的集团。它与气球相反，负重越大，升得越高。有人说：‘给你们学校’。那就回答他说：‘要学校，也要面包’。印第安人的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3]恩西纳斯写道：“维护印第安人的经济地位是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最好方式。他们的经济力量在于土地，他们的一切活动也都在土地上进行。让印第安人离开土地，就是深刻而危险地改变这种祖祖辈辈的习性。没有比耕种土地更能够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的了。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象在土地上那样找到更大的财源。”（见《对土著居民保护法的贡献》，第39页）。恩西纳斯在另一地方又说：“有关所有制的法律规定起源于经济需要。我国的民法与经济原则并不相适应，因为在涉及所有制方面，它是利己主义的。对财产所有权不加限制，这就造成了大庄园，而损害了土著人所有制。非生产性土地的所有制造成了土著种族的封建状态和贫困。”（第13页） [4]冈萨雷斯·普拉达，《战斗的时刻》，第二版，《我国的印第安人》。（GonzálezPrada，《HorasdeLucha》，2daedicion，《NuestrosIndios》）。 [5]多拉·马耶尔·德苏伦（DoraMayerdeZulen）这样概括了维护土著居民这种试验的性质，“根据冷静收集来的实际材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维护土著居民协会，正象马里亚特吉所设想的那样，是通过非土著种族人的保护团体来拯救落后的，被奴役的土著种族的试验，这个团体设法通过法律途径无偿地为土著种族服务，在国家权力面前为他们的要求充任辩护律师。”但是，如同“维护土著居民协会”饶有趣味的总结指出的那样，多拉·马耶尔认为，这个协会特别是为培养一种责任感而工作。他写道：“在秘鲁共和国解放一百年后，统治者的良知，酋长们的良知，教士的良知，知识界和半知识界的良知，在他们对全体居民应尽的义务方面，却仍然沉睡未醒。”我国居民不仅从仁慈的角度应该摆脱不人道的虐待，而且从秘鲁的爱国主义出发，也应该恢复他们的民族荣誉，因为印加民族由于受到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凌辱已经衰落。但据多拉·马耶尔这位忠实的见证人看来，“维护土著居民协会”的最好成果，就是积极地影响了土著居民的觉醒。“可望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愿土著居民摆脱外来阶级的保护，而由他们自己想出恢复自己权利的方法”。 [6]同前引书。 [7]“青年社会行动联盟”（AsociaciónSocialdelaJuventud）的领袖之一何塞·莱昂-布埃诺先生写道：“只有传教士才能拯救印第安人并恢复他们的地位。只要传教士不倦地充当酋长和垦殖农、大庄园主和村社社员之间的调解人；避免特别为土生白人头子的政治利益服务的省长的独断专横；通俗地讲解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说明如何在自然界的必然和自由中生活，谴责人们在节日时的纵欲无度；从根本上铲除放荡不羁，并向印第安人阐明他们的崇高使命，他们就能使秘鲁恢复团结、尊严与力量。”见《青年社盟简报》（《BoletindelaA.S.J.》），1928年5月号。 [8]尽人皆知，甘蔗酒的生产及其走私是山区庄园主最能发财的买卖之一。甚至沿海的庄园主也在某种程度上经营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垦殖农和雇工的酗酒，成了我国农业大土地所有制繁荣发达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经济演变概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经济演变概况 一、殖民地经济 二、共和国的经济基础 三、鸟粪与硝石时期 四、目前我国经济的性质 五、农村经济与封建大庄园制 一、殖民地经济 在经济领域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加清楚地感到，西班牙的征服将秘鲁历史割裂到何等程度。征服，在经济领域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更明显地中断了连续性。征服以前，在秘鲁发展着一种在秘鲁的土地上和人民中自发和自由地产生的经济。在定居的农业村社组成的印加帝国，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经济。所有史料都一致肯定，勤劳、朴实、泛神论、守纪律的印加人民物质生活充裕，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帝国根本没有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问题。印加王公管理的集体主义组织，早已在印第安人中削弱了个人动机，但是一种有利于这种经济制度的唯命是从，甚至宗教式虔诚地遵守社会义务的风尚却极为盛行，印加王族从他们人民的这种美德中尽可能取得最大的社会好处。他们筑路架桥以开发帝国辽阔的国土，并征服邻近部落，扩大帝国的疆域。集体劳动和共同努力卓有成效地用于社会的目的。 西班牙征服者破坏了这部庞大的生产机器，当然又没有能力取代它。在征服的冲击下，土著社会和印加经济完全解体和毁灭。统一的纽带一经割断，国家就瓦解成分散的村社。土著人的劳动不再是联合和有组织地进行。征服者只顾瓜分和争夺大批战利品。他们把教堂和宫殿保存的珍宝洗劫一空，他们瓜分土地和人，而根本不管这些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前途如何。 总督辖区制标志着建立新经济这一艰难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在此时期，西班牙极力要给它辽阔的殖民地创立一种政治和经济组织，西班牙人开始耕种土地，开发金、银矿藏。他们在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的废墟和残余上，为一种封建经济打下了基础。 但是，如同对它的其他殖民地一样，西班牙也没有向秘鲁派出大批移民，来开发这块殖民地。西班牙帝国的弱点，恰恰在于其冒险事业的性质和结构较多是军事的和宗教的，而较少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在西班牙殖民地登陆的，不象在新英格兰海岸那样是大批开拓者（英文，pioneer）。到西班牙美洲来的几乎只有总督、朝臣、冒险家、教士、神学家和士兵。因此，在秘鲁并未形成一股真正的殖民势力。组成利马居民的成分是人数不多的宫廷人员、一帮官僚、几座修道院以及宗教裁判所人员、商人、仆人和奴隶。[1]此外，来自西班牙的开拓者缺乏创建劳动中心的才能。他们非但不利用印第安人，似乎还要灭绝印第安人。殖民者光靠自己不足以建立牢固而有组织的经济。殖民组织从根本上说是失败了，因为它缺乏人口基础。西班牙人和欧印混血人数目太少，不能大规模开发我国领土上的财富。于是，由于输入黑奴从事沿海庄园的劳动，在封建社会的因素和特点中，又掺入了奴隶社会的因素和特点。 在秘鲁，同在美洲其他地方一样，或许只有耶稣会教士以他们有组织的求实精神，表现出了经济上的创造才能。他们分配到的大庄园欣欣向荣。耶稣会组织的遗迹，作为一种古迹至今还保存着。耶稣会教士在巴拉圭进行了广泛的试验，他们在那里巧妙地利用了土著居民倾向共产主义的天性，凡是对此记忆犹新的人绝不会对以下情况感到惊讶：乌纳穆诺*称之为圣伊尼戈·德洛约拉**的信徒组成的这个教会团能在秘鲁土地上建立起劳动和生产中心，而在利马沉湎于骄奢淫逸的贵族、神学家和教士是从来不想建立这些中心的。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译注 **即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1491——1556），耶稣会创建人。————译注 殖民者几乎只关心开采秘鲁的金银。我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西班牙人喜欢在沿海低地定居；也曾谈到他们对安第斯山一直怀着又敬又畏的心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真正征服过安第斯山。但是，山区的土生白人村镇，无疑是由于开矿而建立的。要不是他们贪图埋藏在安第斯山下的金属，那末对山区的征服一定会更加不彻底。 这些就是秘鲁新经济、即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经济的历史基础，而这一殖民地经济的过程至今尚未完结。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阶段的概况。在这个阶段，封建经济逐渐演变成资产阶级经济，但在世界范围内，它依然是殖民地经济。 二、共和国的经济基础 如同第一阶段一样，这种经济的第二阶段也是由一个政治和军事事件开始的。第一阶段以征服为起点，第二阶段则以独立为开端。但是，当西班牙的征服正在彻底形成我国殖民地经济结构时，独立革命便在这一过程的制约和支配下发生了。 从我最初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把秘鲁历史建立在研究经济事实的基础上以来，我曾考察过独立革命的这一方面，并提出这样的论点：“法国革命和美国宪法的思想遇到了在南美洲传播的有利气候，因为当时南美洲已经存在资产阶级（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而这个资产阶级出于其经济上的需要和利益，可能而且必然为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所感染。如果没有那英勇的一代人————他们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激情很敏感————有能力、而且有决心在这些国家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那么西班牙美洲的独立肯定不会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成为一项富于浪漫色彩的事业。但这和争取解放经济结构的革命的理论并不矛盾。这场革命的引导者、领袖和思想家并没有先于和超越这一革命事件的经济前提和经济原因。思想和感情活动没有先于经济活动”。 西班牙的政策不允许殖民地与任何别的国家通商，而且作为宗主国，将其统治地区内的一切贸易和经营权利全部占为己有，这就完全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殖民地生产力的天然动力极力争取冲破这种束缚。为了取得自己的发展，美洲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组织形式的新生经济，迫切需要与严酷的统治权力脱离联系，并从西班牙国王的中世纪思想中解放出来。在这里，当代的学者不能不看到，南美洲独立革命的最主要的历史因素是什么。这场革命与其说是由土著居民的利益引起和推动的，显然不如说是土生白人居民甚至西班牙居民的利益引起和推动的。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南美洲的独立是由西方文明，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由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同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和文学的影响相比，资本主义现象的发展速度对酝酿独立所起的作用，无疑更加具有决定意义，更加深刻得多，尽管这种作用不那么显而易见。肩负着真正地、影响深远地代表资本主义文明利益的使命的大英帝国，当时正在形成之中。在英国这个自由放任主义和基督教传播中心，工业和机器正在为资本主义即物质现象准备着未来，而政治和宗教这两种现象，又以这种物质现象的精神和哲学酵素而出现在历史上。因此，正是英国在南美洲独立中起了首要作用，它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历史赋予它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居领导地位的使命。所以，当法国（几年前这个国家曾以它的大革命为南美洲各国作出了榜样）首相拒不承认这些能够向法国输送“它们的产品和革命思想”的南美洲年轻的共和国时，[2]忠实地代表和执行英国利益的坎宁*先生却承认了这些国家，并肯定这些国家的人民脱离西班牙和成立民主共和国的权利。另一方面，伦敦的银行家们在实际上比坎宁先生更加捷足先登，他们早已用贷款为这些新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资金，因为他们不是坐失良机、不讲实效的放债人。 *乔治·坎宁（1770——1827），英国政治家。主张自由贸易，承认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译注 西班牙帝国，由于它只是建立在军事和政治基础上特别是由于它代表着一种过时的经济，已经日薄西山。西班牙只能向殖民地提供大批教士、神学家和贵族，而它的殖民地却渴望得到更加实用的东西，需要更新的工具。于是它们转向英国，因为英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等新型的殖民者，正想由他们来占领这些市场，从而发挥作为制造业和自由交换经济的创造者而出现的帝国的代理人作用。 西班牙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与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尽管象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无论是这一方还是另一方的历史的主角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国家刚刚独立，就在促使它们进行独立革命的同一个天然动力的驱使下，在同西方资本和工业的贸易往来中寻求它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因素和联系。它们开始向资本主义西方输送它们地上和地下的产品，并开始从资本主义西方接受纺织品、机器和上千种工业产品。这样就在南美洲和西方文明之间建立了连续不断和日益增多的接触。自然是那些濒临大西洋的国家，由于离欧洲较近，从这种贸易中获益最多。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把大量欧洲资本和移民吸引到它们的领土上。几股强大而且性质相同的西方洪流，加速了这些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变化，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也逐步具有了欧洲经济和文化的功能和结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得以在这些国家扎下了牢固的根基，而在南美洲的其他地区，大量顽固的封建残余的存在使它不能在那里生根。 在此期间，秘鲁总的历史进程进入了与南美洲其他各国的历史进程分道扬镳的阶段。由于地理原因，一些国家注定要比另一些国家前进得快。争取独立的斗争曾经使这些国家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而后它们又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分离开来。秘鲁和欧洲相距遥远。欧洲的船只必须冒险进行漫长的航行才能到达秘鲁海岸。秘鲁，由于地理位置同东方更为邻近，很自然，便与亚洲的贸易变得相当可观。秘鲁海岸迎来了有名的中国移民队伍，他们是被送到庄园来代替总督辖区制时输入的黑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黑奴的解放，也是使封建经济改变成为多少是资产阶级经济这一过程的结果。但是，与亚洲的贸易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秘鲁新经济的形成，因为摆脱了西班牙的征服、在独立中得到巩固的秘鲁，需要的是欧洲人或西方人的机器、方法和思想。 三、鸟粪与硝石时期 在秘鲁经济演变过程中，以鸟粪和硝石的发现为开端和以其消失为终结的这一篇章，完全说明了我国历史进程的一系列政治现象。而秘鲁历史上有一种与其说是罗曼蒂克的，不如说是爱好奇闻轶事和夸夸其谈的人的观点，他们一直热衷于毫无根据地歪曲和篡改这些政治现象。我这篇浮光掠影的概述不打算解释和探讨这些现象，而是想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形成的某些重要特征，以便更好地了解其殖民地经济的性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经济事实吧。 首先我们要指出，在共和国的辉煌成就中，鸟粪和硝石这两种卑微粗劣的东西，却发挥了在崇尚骑士风度、而不重实际的时代似乎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发挥的作用。西班牙希望我们成为贵重金属的生产国并继续保持下去，而英国则更愿意我们成为鸟粪和硝石的生产国。然而这种态度不同当然并不表明动机不同。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动机，而是时代。当开拓者的权杖在美洲发现了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的时候，秘鲁的黄金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相反，鸟粪和硝石则几乎是唯我独有的资源，它们对以往的种种文明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对工业文明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在发展盛期的欧洲或西方的工业主义，需要从遥远的南太平洋沿岸得到这些原料。与开发秘鲁的其他产品不同，陆上交通那种简陋和原始状态，对于开发这两种产品没有妨碍。因为要从安第斯山底下开采金、银、铜、煤，必须长途跋涉，翻越峻峭的丛山，而鸟粪和硝石就在前来寻求这两种产品的船只几乎唾手可得的海岸边。 这种自然资源容易开采，这就支配了我国经济生活的一切其他表现形式。鸟粪和硝石在秘鲁经济中占据了异乎寻常的地位。从它们中得到的收益成了主要的财政收入。国家富起来了。政府无节制地使用它的信誉，挥霍无度，把国家的前途押在英国财政上。 在自认为是纯粹的经济学家的观察家看来，鸟粪和硝石的全部历史粗略说来就是如此。显然，其余的都是属于历史学家的事情了。但是，如同在一切其他情况下一样，在这里，经济事实要比表面看来复杂得多，重要得多。 首先，由于地理位置不利，秘鲁没有大量手段能把已经在使其他印第安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富庶起来的殖民者和文明传播者吸引到秘鲁国土上来，而就在这个时期，鸟粪和硝石起到了与西方世界建立积极通商的作用。这种通商把我国经济置于英国资本的控制之下。由于以这两种产品作为保证大举借债的结果，后来我们不得不把铁路（即开发我国资源的手段本身）的经营权拱手交给英国资本。 直到那时为止，秘鲁的所有制一直保持着贵族和封建的性质，而鸟粪和硝石的利润在秘鲁造成了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最初的牢固成分。那些直接或间接靠沿海财富起家的暴发户（法文，profiteur），开始形成一个资本家阶级。这样在秘鲁就形成了一个在其根源和组织结构上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联系的资产阶级，它主要由殖民地的委托监护主*和地主的后裔组成，但他们由于职责所迫，不得不采取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的基本原则。关于这种现象（我在列入本书的研究论文的若干章节中都谈到这种现象），有如下的一些记载：“独立初期，由于缺少一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发生了军事派别和军事首领的斗争。革命时期，秘鲁资产阶级自由秩序的因素，比西班牙美洲其他国家更加不成熟，更加落后。为了使这种秩序或多或少地初步实行起来，必须组成一个富有朝气的资本家阶级。在这个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政权掌握在军界考迪罗的手里。卡斯蒂利亚**政府标志着资本家阶级的巩固阶段。政府给予的特许权以及鸟粪和硝石获得的利益造成了资本主义，并造就了资产阶级。这个后来组成‘文官主义党’***的阶级，不久就加紧行动起来，全面夺取政权。” *西班牙殖民时期，在西班牙美洲实行一种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即西班牙王室将一定面积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封授给西班牙征服者终身支配。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有权以征收贡税的形式，或者作为他们对印第安人提供的“保护”和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代价，占有印第安人的劳动或劳动产品，后来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译注 **拉蒙·卡斯蒂利亚（1797——1867），秘鲁将军，两次任总统（1845——1851、1854——1862），首次任内，把出卖鸟粪的特许权给予本国承销人。————译注 ***文官主义党，1871年由曼努埃尔·帕尔多创建，主张反对军人执政。————译注 共和国经济史上这一篇章的另一方面，是确认新经济为沿海一带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为了寻找金银，西班牙人被迫摈弃在沿海地区定居的倾向，而在山区建立并扩大其深入内地的居民点。早先在这片土地上繁荣着一个典型的纯农业社会，而西班牙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经济制度的基本活动是矿业，这就要求把殖民地的基地建在山区。鸟粪和硝石又纠正了这种局面，加强了沿海的力量，鼓励把新秘鲁建在沿海低地，并加剧了至今仍是我国最大的历史问题的那种二重性和冲突。 因此，鸟粪和硝石这一章与我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不是绝对孤立无关的。这里就埋着下一章的根子和因素。由鸟粪和硝石引起的太平洋战争，*并没有消除发现和开发这两种资源造成的那些后果。鸟粪和硝石的丧失悲剧性地向我们表明，几乎仅仅以拥有一种自然财富为后盾或基础的经济繁荣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自然财富有这样的风险：或者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垂涎而遭到掠夺，或者由于科学发明在工业领域造成新变化而减少使用，卡约用明白无误的资本主义现实，告诉了我们科学进步造成的这种经济和工业的不稳定性。[3] *指1879——1883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的战争。————译注 在鸟粪和硝石贸易占统治地位和以此为特点的时期，我国经济由封建变为资本主义的进程得到了第一次强有力的推动。我认为，如果不是原来的统洽阶级发生微不足道的变化，而是产生一个具有新活力和新干劲（法文，élan）的阶级，那么这个进程就会更有组织和更稳步地向前发展。我国战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战争的失败使我国丧失了硝石产地，造成了生产力长期衰退，但是甚至在这方面，作为一种补偿，战争的失败也没有消除旧时的状况。 *指太平洋战争之后。秘鲁在这次战争中失败。————译注 四、目前我国经济的性质 我国经济演变的最后一章就是战后那一段时间。这一章开始了生产力几乎彻底崩溃的时期。 战争失败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丧失了主要支柱：硝石和鸟粪，而且它还意味着新生的生产力的停滞，生产和贸易普遍萧条，货币贬值，对外信誉破产。资源大量外流，山河破碎，国家好像得了严重的贫血症。 如同独立后一样，政权重又落在军事首领手里，他们在精神上和组织上都不能胜任领导重建经济的工作。但是，鸟粪和硝石时期形成的资本家阶层很快就重新负起它的职责，返回它的岗位。这样，重建国家经济的政策就完全适应了它们的阶级利益。例如，解决货币问题的办法典型地符合大庄园主或土地所有者的意见，他们不仅不关心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不关心中、小资产阶级————在突然取消货币中唯一可能受害的阶层————的利益。 突然取消货币这一措施和格雷斯合同*，无疑是按照地主富豪集团的利益和观点，为消除战争造成的经济后果所采取的最主要和最典型的行动。 *太平洋战争（1879——1883）后，秘鲁经济几乎破产，无力偿还所欠英国商人的外债本息。1887年5月政府与债权人代表迈克尔·A·格雷斯达成初步协议：秘鲁将铁路管理权交给债权人，为期六十六年；每年提供鸟粪三百万吨；三十三年内每年还债3万英镑。债权人同意对秘鲁铁路投资，提供600万英镑新贷款，史称格雷斯合同。————译注 直到当时，英国银行家一直为共和国及其挥霍浪费提供资金。格雷斯合同将国家铁路拱手交给了英国银行家，从而确立了英国在秘鲁的优势地位；又给伦敦金融市场提供了为取得对秘鲁贸易的新投资所要求的抵押品和担保物。在恢复国家信誉方面，并没有立时见效。但是慎重可靠的投资开始重新吸引了英国资本。通过实际上承认自己殖民地经济的地位，秘鲁经济为自己的复苏争取到了某些援助。通往奥罗亚的铁路的竣工，为胡宁省的工业贸易开辟了道路，使该省矿产资源得以大规模地开发。 彼罗拉*的经济政策就是完全适应这种利益的。这位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长期以来一直大声疾呼，鼓动群众反对富豪统治，精心组织了一个“文官主义”政府。他的税收方法和财政制度，消除了他的言论和抽象理论可能造成的一切含糊不清的地方。这证明了一个原则，即在经济领域中总是比在政治领域中能够更清楚地看出政策、制定政策的人及其所作所为的内容和外表。 *尼古拉斯·德·彼罗拉（1839——1913），秘鲁政治家，曾任总统（1895——1899）。————译注 在这一章中可以看到，从战后危机中复苏的我国经济，在不如鸟粪和硝石的基础那样雄厚，然而却比它更扎实的基础上缓慢地组织起来。这一章的主要方面，可以扼要地用以下的事实来具体说明： 1.现代工业的出现。开办了大、小工厂和交通事业等等，特别突出地改变了沿海地区的生活。工业无产阶级形成了，它天然地和日益强烈地倾向于接受一种阶级观点：这种阶级观点堵塞了过去造成考迪罗们政治变节的一个根源，并且改变了政治斗争的范围。 2.财政资本的作用。本国银行建立起来并为许多工商企业提供资金，但是由于受到外国资本和大地产利益的限制，银行的活动范围很狭窄；开办了为英、美金融利益服务的外国银行的分行。 3.缩短了秘鲁与美国、欧洲的距离，增加了彼此间的往来。巴拿马运河明显地改善了我国的地理位置。运河开通的结果，加速了秘鲁进入西方文明的进程。 4.美国势力逐步超过英国势力。巴拿马运河似乎使秘鲁与美国的接近更甚于与欧洲的接近。铜和石油成了我国两种最主要的产品。美国资本参加开采这两种产品，为日益增长的美国优势提供了一个广泛、持久的基础。1898年，我国对英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6.7%，到1932年只占33.2%。同期内，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从9.5%增加到39.7%。这种情况在进口方面更加显著，因为在这二十五年间，从美国的进口从10%增加到38.9%，而从英国的进口却从44.7%减少到19.6%。[4] 5.资本家阶级得到了发展，而且在这个阶级中，原来的贵族不再象从前那样占有优势。地产所有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势力，但总督姓氏家属的势力在逐步减弱。可见资产阶级壮大了。 6.出现了对橡胶的幻想。在橡胶极盛的年代，我国相信发现了山中的“黄金国”，它在经济中，特别是在我国的想象中，一时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许多出身“强大的冒险家家族”的人蜂拥进山。随着橡胶产量下降，这种从其起源和特点来说是热带式的幻想也告衰落[5]。 7.欧洲时期的超额利润。秘鲁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国内私人财富迅速增加。沿海地区在秘鲁经济中的优势得到加强。 8.举债政策。秘鲁国外信誉的恢复，重新导致政府利用借债来实施其公共工程计划[6]。在这种职能方面，美国也取代了英国。由于黄金充裕，纽约市场是提供最好条件的市场。美国银行家直接研究了将资本以贷款形式投入拉丁美洲各国的可能性。他们当然也注意使贷款的投放有利于美国的工商业。 我认为，这就是战后时期中秘鲁经济演变的主要方面。在以上简要罗列的各项中，不可能对原来的记载或阐述作详细的审査。我只是想提纲挈领地说明秘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几个主要特点。 最后我要指出一点：在目前的秘鲁，同时并存着三种不同经济的成分。在由征服而产生的封建经济制度下，在山区依然明显地存在着某些土著共产主义经济的残余。沿海的封建土地上，兴起了一种资产阶级经济，这种经济，从其思想发展来说，给人以一种落后经济的印象。 五、农村经济与封建大庄园制 虽然矿业有所发展，但秘鲁还保持着农业国的性质。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耕种土地。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印第安人在传统和习惯上都是务农的。从1926年起，由于蔗糖和棉花价格下跌和产量减少，矿产品的出口大大超过了农产品的出口。迅速上升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对此影响极大。（从1916年的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七百七十八秘鲁镑增加到1926年的七百四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八秘鲁镑）。但是农牧业生产的出口产品，如棉花、蔗糖及其副产品、毛类、皮革和熟胶等只占一部分。全国的农牧业供应国内消费，而矿产品几乎全部出口。1925年，食品和饮料的进口达四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十一秘鲁镑。这些进口中最大宗的项目是小麦，因国内小麦产量远远不敷需要。没有关于全国产量和消费的完整的统计材料。据1896年统计，全国人口为四百六十万零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按每人每天消费半个索尔的农牧产品计算，消费额为八千四百万秘鲁镑。假设全国人口为五百万，则国内消费总值为九千一百二十五万秘鲁镑。这些数字表明，农牧业生产在我国经济中居于首位。 另一方面，从事矿业的工人的数目还很少。据《统计摘要》，1926年在这一工业部门工作的只有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二名工人。制造工业雇用的工人也很少[7]。1926年，仅仅甘蔗种植园就用了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七名男工和一千一百七十二名女工从事田间劳动。在公布的统计材料所包括的最近时期，即1922——23年季节间，沿海的种植园雇用了四万零五百五十七名工人；1924——25年季节间，水稻种植园雇用了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二名工人。 国内消费的大部分农牧业产品来自山区谷地和平原。一个时期，棉花和蔗糖的涨价，促使地主们几乎完全取消了粮食作物，在沿海庄园中，粮食作物低于这一时期颁布的法律硬性规定的最低数字，造成粮价上涨的严重后果。 地主阶级并没有变成掌握本国经济的资本家阶级。[8]矿业、商业、运输业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大庄园主只满足于在棉花和蔗糖生产中充当外国资本的中间人。这种经济体制在农业中保持了半封建的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形式成了我国发展的最严重障碍。 沿海的封建残余表现为沿海一带城市生活气息十分淡薄。沿海城镇的数目微不足道。只有少数零星土地上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村子，在大地上，在封建的农村环境中，依然是大片原野衬托着小块土地的欢乐。 在欧洲，村庄产生于解体的封地[9]。秘鲁沿海几乎没有村庄，因为封地基本上依然原封未动地存在着。庄园————它有比较典型的住宅、往往是破败的茅屋群、制糖作坊和粮食————就是农村人们聚集的主要形式。一条旅行路线的各点都标着庄园的名称。在经过耕种的丰饶的土地上没有村庄，只有几座零落的小镇，这加重了谷地的荒漠景象。 按照经济地理的规律，城市通常建在谷地，建在道路的交点上。秘鲁沿海有许多富饶辽阔的谷地，它们虽然在全国生产统计数字上占有显著地位，但至今还没有诞生过一座城市。有时也许在路口或驿站建成一个镇子，但那只是一个停滞不前、池沼遍地、贫瘠荒凉、既无田园的健康气息、又无城市装饰的村镇，在有些情况，如在奇卡马谷地，大庄园已经开始扼杀城市。资本主义经营对城市法规的敌视，更甚于对城堡或封建领地的敌视。它和城市争做生意，使其丧失城市职能。 在欧洲的封建制中，尽管是农村经济，但却比土生白人式的半封建制具有多得多的发展成分和村镇生活因素。农村不管如何闭关自守，也还是需要村镇提供的服务，特别是它有一部分自己土地上的剩余物产要供给村镇。因此，沿海庄园为遥远的市场生产着棉花或甘蔗。只要这些产品的运输有了保证，庄园同其周围附近的联系就是次要的了。在粮食作物还没有完全被种植棉花或甘蔗消灭时，种植粮食的目的只是供应庄园消费。在许多谷地中，村镇得不到任何农产品，也不掌握任何农产品，因此，村镇里生活贫困，只能靠从事这种或那种城市行业，靠为庄园提供劳力，靠人们在每年运送成千上万吨农产品的驿站上辛酸繁重的劳动来过活。一些自由居民组成勤劳的集体，耕种一片田地，那就成了连绵不断的采邑地中的一块绿洲，这些采邑已经变了样，那里有机器和铁路，但没有标志领主传统的饰物。 在许多情况下，庄园对一切对外贸易都紧闭大门，所谓的“货店”（tambo）也专门供应庄园的居民。这种作法，一方面反映了把工人只看作东西而不当人对待的习惯，另一方面又妨碍村镇具有保证其在谷地的农村经济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活动能力。庄园垄断了土地和附属工业、贸易和交通，剥夺了村镇的生活资料，致使村镇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 城市工、商业受到城市审计官、规章和税收的限制。市政生活和服务事业靠自己的经营活动来维持，而大庄园却不受这些规章和税收的约束，可以和城市的工、商业进行公平的竞争，处于使城市工、商业破产的势态。 大土地所有制的辩护士们一个得意证据是，没有大地产就不能创办大的生产中心。他们说，现代农业需要昂贵的机器、巨额的投资和熟练的管理经验，小土地所有制不适应这些需要。蔗糖和棉花的出口使我国贸易结算平衡。 但是，大庄园主引为骄傲的农作物、“制糖厂”和出口产品，远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成果。棉花和蔗糖的生产，是在依靠为了进行这种生产而借得的贷款和掠夺的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繁荣起来的。这些作物的发展和利润受着世界市场的制约，为这些作物理财的工作并不是大庄园主的预见和合作的结果。大地产不过是顺应了外来的推动而已。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无止境地寻求土地、劳力和市场，给地主的工作提供资金并加以指导，以他们的产品和土地作抵押借给他们钱。这样，许多被抵押的地产已经开始改由出口公司直接经营了。 拉利伯塔德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国地主的才能的最广泛、最典型的经验。该省谷地的大庄园掌握在大庄园主贵族手里。资本主义多年发展的结果，可以用以下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来总结：当地的制糖工业集中在“卡塔维奥”和“卡萨格兰德”两家外国大糖厂。这两家糖厂，尤其是第二家糖广包揽了国内商业，并垄断了该省的进口贸易，特鲁希略城商业凋敝，大部分进口公司倒闭[10]。 拉利伯塔德省的各项制度和原来大地主的封建习俗，没有能够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这些企业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由于它们的资本，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技术、工作方法和纪律性，由于它们的坚强意志。总之，是由于当地土地所有者所缺少的那一切东西。如果其中某些土地所有者具备了工业家的条件，本来也能够作到德国企业所作的一切。 西班牙的遗产和教育沉重地压在土生白人地主身上，使他们不能清楚地体会和懂得资本主义和封建制之间的所有差别。资本主义的道德、政治和心理因素似乎没有在这里找到适当的气候[11]。资本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土生白人地主，只有利润观念，而没有生产观念。冒险精神、创业的劲头和组织能力，这样一些真正的资本家的特征，几乎都是我们所没有的。 资本的集中是继自由竞争阶段之后出现的。因此，现代化大土地所有制并不象土生白人地主所想象的那样，是从封建土地所有制中产生的。恰恰相反，必须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分裂、解体之后，现代化大土地所有制才能出现。资本主义是一种城市现象，它具有工业、制造业和商业市镇的精神。因此，资本主义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解放土地，摧毁封地。城市的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自由活动。 在秘鲁，却违背共和派解放的真意，而让反对和否定市镇精神的封地精神来担负创建资本主义经济的使命。 [1]过早去世的意大利评论家皮埃罗·果贝蒂在评论多诺索·科尔特斯时，认为西班牙是“殖民者和觅金者的国家，不走运时他们也贩卖奴隶。”果贝蒂认为只有征服者才是殖民者，对这一点应该予以纠正。但是对他的下述见解却不能不加以深思：“崇尚斗牛是爱好娱乐与追求场面和形式的天主教作风的一个方面，因为装出一副老爷派头，既不能仿效庄严、执着的英雄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教养，也不能仿效彬彬有礼的法兰西传统的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其理想当然只能是着力于装点门面。西班牙人追求贵族老爷气派的理想是和游手好闲相联的，因此就把宫廷的思想看作是自己适宜的土壤和信条。” [2]夏多布里昂子爵说：“如果说欧洲被迫承认美洲实际存在的政府，那么它的整个政策必定是为了在新世界建立君主国，而不是建立这些将随同它们国土上的产品一起给我们输送它们的原则的共和国。” [3]J·卡约：《法国向何处去？欧洲向何处去？》（J·Caillaux，《OùvalaFrance,oùval'Europe?》），第234—239页。 [4]《秘鲁统计摘要》(《ExtractoestadisticodelPeru》）。1924——1926年，同美国的贸易日益超过同英国的贸易，1925年从英国进口的百分率下降到占进口总额的15.6%，出口的百分率下降到28.5%。与此同时，从英国的进口达到46.2%，大大补偿了出口减到34.5%的下降率。 [5]见本书第六篇论文《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注释4。 [6]据1926年《统计摘要》（《Extractoestadistico》），秘鲁外债到本年12月31曰增加到一千零三十四万一千九百零六秘鲁镑，后来，根据法律在纽约发放了五千万美元债券，该法律授权政府发行认购率不少于86%、年利不超过6%的秘鲁全国公债，旨在偿还以前按7.5——8%的年利欠下的债款。 [7]秘鲁统计摘要》对此没有提供任何数字。卡洛斯·希门尼斯工程师1922年的《秘鲁工业统计》（CarlosP.Jimenez，《EstadisticaindustrialdelPeru》）也没有提供工人的总数。 [8]我国农村生活发展的情况在《土地问题》一文中谈到。 [9]吕西安·罗米厄写道：“村（不象城镇那样是人们聚集的产物，它是古代领地、贵族封地或教区周围世俗或教会的土地解体的结果。村庄的共同起源从几种残余上表现出来，如‘教区精神’，如教区之间年代久远的争斗。古代的道路不是穿过村庄，而是把村子作为私有财产那样尊重，宁可沿着村边通过，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事实就说明了问题。”————《我们时代的剖析》（LucienRomier，《ExplicationdeNotreTemps》）。 [10]最近，阿尔西德斯·斯佩卢辛在一家利马日报上非常客观、公正地说明了这次危机的原因和各个阶段。虽然他的评论特别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活动，但是归根结蒂，由于本国资本家本人不在国内，缺乏远见和懒惰无能，本国资本主义应负主要责任。 [11]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得到充分发挥，而在我们中间却是微弱的、刚刚开始的和初步的。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前言 现将我发表在《世界》和《阿毛塔》*杂志上关于秘鲁国情的某些主要方面的文章收入本书，组成七篇论文，并加以注释。如同《当代舞台》一书一样，本书不是一本浑然一体的书。这样更好些。我的著作是按尼采的爱好那样进行写作的。他不喜欢立意著书、苦心推敲的作者，而喜欢那种由其思想自然成文、敷演成篇的作者。我在夜不成寐时，有过许多写作计划；但我预先知道，我将只能实现紧迫而重要的使命要我完成的那些计划。我的思想和我的生命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统一的过程。如果说我期望某种优点并要求承认我这种优点，那就是我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的思想之中。这个优点也符合尼采的一项原则。 *关于《阿毛塔》杂志及本书的写作情况，请参阅附录《马里亚特吉一生的各个阶段》。——译注 我曾想将一篇关于秘鲁政治思想演变的论文收入本书。但是，在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必要展开来写，使之独立成书。我觉得《七篇论文》这本书的篇幅已经过长，不允许我按自己希望和应该做的那样再加上几篇文章。此外，在我进行新的研究之前让它先行问世倒也很好，这样，读者看到我这本书，就可以及时熟悉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推究的材料和思想。 关于这些题目，我的调查研究和论战的进展需要我谈论多少次，我就再谈论多少次。在每篇论文中也许就有独自成书的结构和意图。这些论文没有一篇已告最后写完。只要我还活着，还在思考，并对我已经写过、经历过和思考过的东西还要作补充，这些文章就是永远没有最后写完的。 整部书只是对秘鲁的问题和历史进行社会主义评论的一点贡献。不少人认为我是个不了解我国现实和问题的欧化分子。我希望我的著作能证明我是正确的，以驳斥那种廉价的、怀有偏见的揣测。我在欧洲进行了最认真的学习。我认为，除了欧洲或西方的科学和思想，没有别的办法能拯救印第安美洲。萨米恩托*今天依然是阿根廷人特性的创造者之一，而在当时他也是个欧化分子，他没有找到能更好地体现阿根廷人特性的方法。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政治家、作家，曽任总统（1868—1874）。——译注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公允客观的评论者。我的见解是由我的理想、我的感受和我的激情孕育而成。我有一个公开宣告的强烈愿望：参与创立秘鲁的社会主义。我尽量摆脱教授式的方法和经院习气。 以上就是我在本书一开头应该忠实地敬告读者的。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1928年于利马
译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译者的话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5——1930）是拉丁美洲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不倦地思索、忘我地奋斗，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秘鲁式的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那百折不挠的意志、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永远激励着年轻一代走上英勇斗争的道路。 马里亚特吉一生著述甚丰。早在五十年代末，秘鲁“阿毛塔”出版社就开始汇编、出版《马里亚特吉全集》（共二十卷）。《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是他的代表作。他在这部著作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秘鲁社会现实进行了科学的剖析。全书包括七个自成一体的独立篇章：《经济演变概况》、《印第安人问题》、《土地问题》、《公共教育进程》、《宗教因素》、《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和《对文学的审理》。内容涉及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秘鲁古今社会的一个纵剖面。在分析每一个问題时，又从经济联系到政治，从欧洲联系到拉丁美洲，并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办法。马里亚特吉在这部著作中所作的分析和论断，不仅切中秘鲁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要害，而且对于整个拉丁美洲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因此，《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已成为认识和研究秘鲁及拉丁美洲问题的经典著作，自问世以來已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为各国历史学家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者广泛称引。 *关于本书的译名，现在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中，提到本书时均译为《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论文》。但“现实”一词易使不了解本书作者和本书背景的人误解为“当前的情況”。这次翻译时，根据作者立意和全书内容，改译为“国情”一词，特此说明。——译者 本书根据古巴“美洲之家”1963年版本翻译，并参照秘鲁“阿毛塔”出版社1959年和1968年(第十三版）版本校核。原书注释很多，作者不仅注明引文出处，而且提出许多见解，为正文重要补充，故均予译出；但为排版方便起见，统列篇末。为便于读者了解有关背景和历史人物，译者加了一些脚注，以“*”号标出。同时，将秘鲁女作家玛丽亚·维塞著《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的各个阶段》译出附后，以使读者对这位重要人物的生平有个概括的了解。 书稿译成后，承蒙外交部汤柏生老师精心校阅，仔细订正；宗教部分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吕臣重同志，文学部分又得到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闵明、申宝楼同志的指教和校正；其中前几篇译稿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张森根同志检读，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书稿付排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苏振兴同志为本书作序，全面概述了本书的内容，并对作者的思想和本书的价值作出中肯的评价。值此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上述诸同志的辛勤劳动和热情帮助表示真诚的感谢！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公认是一部很难完全搞通的著作。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但由于译者本人水平所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期望各界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白凤森 1986年11月
中译本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中译本序言 一 1930年4月16日，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正当三十五岁风华正茂之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秘鲁首都利马的工人们轮流为他守灵，各界劳动群众髙唱着《国际歌》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以寄托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无尽的哀思。马里亚特吉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在秘鲁和拉丁美洲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十分突串出的地位。正如他曾在回答报界的采访时所说，他唯一从来没有拋弃过的东西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从社会主义找到了解决人类问题的办法和答案。基于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马里亚特吉不遗余力地向秘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艰苦的组织工作，建立了秘鲁总工会，1928年创建秘鲁社会党（1930年改称秘鲁共产党）。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是这个党的“智力火花、首脑和总书记”；他起草的党纲“明确无误地采纳了第三国际的立场”。[1] 马里亚特吉一生经历了坎坷的道路，饱尝了奋斗的艰辛，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他出身贫寒，家中几乎不得温饱；从小因膝盖受伤落下终生残废。逆境没有使他沉沦。他自幼以书为伴，终于自学成才。十四岁进报社学徒，做传送稿件和校对工作。印刷车间成了他孜孜不倦地求知的课堂。十七岁当《新闻报》记者，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可以“炫耀”，但却是“利马报界一位最能观察入微和最现代化的编辑”。他和同伴们先后创办《我们的时代》和《理性报》等报刊，纵论国内外大事，针砭时弊，指导工人争取社会政治权利的斗争和大学改革运动。马里亚特吉因此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1919年他前往欧洲，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终于发现了“秘鲁的悲剧，西班牙美洲的悲剧”，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1923年回国后，他一面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一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本国的革命问题，写下了大量著作和论文。共二十卷的《马里亚特吉全集》，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艰难的环境，繁重的工作，长年的疾病，使这位博学多才的学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成书于1928年，被认为是马里亚特吉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如书名所示，是由七篇论文汇集而成。从形式上看，正象作者说的“不是一本浑然一体的书”。然而，也许正因为作者不喜欢“立意著书，苦心推敲”，而喜欢“由其思想自然成文”，真正有感而发，反而増加了它的科学价值。事实上，《七篇论文》广泛论及了秘鲁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民族特点，以及教育、宗教、文学等众多的领域。可以说，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秘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历史发展到现实杜会，进行了相当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思想理论界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作了分析和评述。作者明确表示，他的意图是“参与创立秘鲁的社会主义”。《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的各个阶段》一书的作者玛丽亚·维塞认为：“《七篇论文》为全面了解秘鲁作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是关心秘鲁问题的人阅读最广、请教最多、评价最高的著作之一。它拨动了美洲所有自由之士的心弦”。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说今天的秘鲁是昨天的秘鲁的发展，如果说秘鲁从其历史和现状来说都是在拉丁美洲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国家，那么可以肯定，《七篇论文》对于认识今天的秘鲁和当代的拉丁美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自问世以来，不仅在其国内多次再版，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于南北美洲和欧洲，引起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其原因就在于此。 二 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从《七篇论文》中可以看出，马里亚特吉是力图根据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研究秘鲁国情的。第一篇论文《经济演变概况》论述的是秘鲁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了解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论点是理解全书的关键。 马里亚特吉认为，印加帝国的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定居的农业村社基础上的集体主义农业经济。西班牙的征服使印加经济解体，并在这种经济的“废墟和残余上”为一种封建经济打下了基础。西班牙殖民者只热衷于掠夺现成的财富和开发金银矿藏。他们瓜分殖民地的土地和人，实行委托监护制和赋役制。后来由于土著居民的急剧减少，殖民者又输入黑奴，从而“在封建社会的因素和特点中，又掺入了奴隶社会的因素和特点”。西班牙不允许其殖民地与任何别的国家通商，统治着殖民地内的一切贸易和经营权利，严重地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十九世纪初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这种严酷的统治权力，并从西班牙国王的中世纪思想中解放出来。这正是西班牙美洲独立革命的经济前提。由于殖民地时期土著居民的社会地位所限，独立革命“是由土生白人居民甚至西班牙居民的利益引起和推动的”，并没有造成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 秘鲁独立以后，它的经济被逐步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鸟粪和硝石的开采起了与西方世界积极通商的作用，同时也使秘鲁经济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鸟粪和硝石的利润造成了国内最初的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开始形成资本家阶级。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所有制一直保持着贵族和封建性质。秘鲁的资产阶级“在其根源和组织结构上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联系”；“它主要由殖民地的委托监护主和地主的后裔组成”。因此，尽管鸟粪和硝石的开采推动了秘鲁经济由封建变为资本主义的进程，但这个进程是极不稳定的和缺乏组织的。1879—1883年以智利为一方与以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另一方的太平洋战争对秘鲁是个沉重打击，使秘鲁经济进一步受到外国债权人的控制。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铜和石油的开采取代了鸟粪和硝石；美国在秘鲁的势力逐步超过英国；秘鲁的现代工业开始出现，资产阶级有所发展，但秘鲁依旧是个农业国。就其经济成分而言，是三种成分并存，即在封建经济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山区仍留有印第安人集体主义农业的残余，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封建大庄园制是横亘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地主阶级并没有转变成掌握本国经济的资本家阶级，而只是充当外国资本的附庸。矿业、商业、运输业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地主阶级“只有利润观念，而没有生产观念”，不具备真正的资本家的素质，缺乏组织经济的才能。他们只是顺应了外来的推动，靠外国资本家贷款和剥削庄园中的廉价劳动力，为国外市场生产棉花和蔗糖。庄园既垄断着土地，又控制着附属工业、贸易和交通运输，既不利于形成自由的农民，又阻碍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沿海地区城镇数目寥寥无几，村庄也很稀少，依旧是封建的农村环境。在秘鲁，是由“反对和否定市镇精神的封地精神来担负创建资本主义经济的使命的”。 三 “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里亚特吉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提出印第安人问题的，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印第安人当时占秘鲁人口的五分之四。印第安人的贫困、落后，是由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殖民统治瓦解了印加帝国的农业经济，把印第安人变为农奴和奴隶。共和国时期要求拯救印第安人的呼声连续不断，但始終成效甚微，其原因何在？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消灭封建。共和国的统治阶级就是殖民地时期的庄园主贵族，他们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对土地的占有，也就保持着对印第安人的封建权利。这个阶级不可能去解决印第安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问题。军人考迪罗是大庄园主的主要支柱。共和国关于解放土地的立法，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去贯彻实施而形同废纸。马里亚特吉指出：“土地所有制决定着一切国家的政治和行政制度。我们共和国至今尚未解决的土地问题，制约着我国的一切问题。各种民主和自由制度不可能在半封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实行。”因此，那些撇开社会经济问题而空谈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地位的运动或宣传，自然不会有任何成效。土地制没有变更，庄园制经济连同其种种剥削形式继续存在，既使印第安人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放，又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马里亚特吉的上述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秘鲁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对于我们正确地评价拉丁美洲的“土著主义”思潮，无疑都是很有帮助的。 秘鲁的公共教育完全承袭了原宗主国西班牙的贵族思想以及教会和文学派的观点。人民无权受教育；文化成为一种门阀特权；教学的目的是培养文人、教士和神学家，而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和改造社会。教育特权是由财富和门阀特权所决定的。马里亚特吉认为：“在当代，如果不把教育问题看作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许多改革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的方法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方法，他们的理论是纯教育的理论。他们的种种计划不懂得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在没有认识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就企图改革教育。因此，除了在他们轻视或干脆不懂的经济——社会规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了点改革外，其余则是一事无成。”秘鲁曾肓目照搬法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结果失败。马里亚特吉并没有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所面对的社会经济现实，他一方面热情支持创办“人民大学”这种普及工农教育的形式，但更关注于冲破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在文化教育领域的统治。他认为，尽管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它的种种缺陷，但只有民主制度“能使我们接近于最好地实现社会正义”。他对于借鉴美国的教育模式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因为现代工业文明“要求学校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而不是思想家，培养更多的工程师而不是文人”。他积极支持大学改革运动，以冲破那些体现殖民地精神的文化堡垒。 马里亚特吉把天主教在西班牙美洲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传教，即宗教活动时期，与西班牙征服阶段相一致；而后是教会时期，与殖民统治阶段相一致。西班牙征服是最后一次“十宇军东征”，它与清教徒代表的新教改革运动相反，体现着一个正在衰亡的时代，即天主教的中世纪。印加帝囯的宗教是一种道德法规。印第安人具有泛神论的感情，而不是泛神论的哲学。他们只关心现世而没有“天国的概念”。天主教以其壮观的仪式诱惑了印第安人，巧妙地使其宗教仪式适应了土著人的习惯。因此，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在这里并未遇到强大的阻力。殖民统治时期，除了耶稣会教士体现了某种开拓精神之外，天主教会不过是一种维护殖民统治、享受种种封建特权的势力。独立革命既没有触动封建特权，也没有触动教会特权。共和国宪法一开始就宣布天主教为国教。由于西班牙美洲各共和国固守在西班牙的传统范围内，这些国家都没有新教改革的因素。“而秘鲁国家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哺养的，所以它只能成为半封建的，天主教的国家”，并在宗教方面继续实行了西班牙的政策。 在马里亚特吉看来，秘鲁出现的联邦派与中央集权派之间的论战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中央集权制依靠的是地方上的权贵政治和酋长统治制，而联邦主义不过是从在中央政权面前失宠的那些权贵和酋长中收罗信徒。地方主义并没有表达民众的要求。秘鲁最紧迫的需要是消除作为殖民地残余的封建制。此外，秘鲁的统一尚待实现，因为秘鲁是沿海地区统治着山区，而前者在人口和精神上又没有强大到足以消化后者。这里所说的统一，是指解决双重的种族、语言和感情问题。马里亚特吉还提出，地区主要应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因素来划分。“任何积极的地方分权纲领，都必须主要依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和方向来制定。地方分权的历史目的不是为了分裂，相反是为了统一。实行地方分权不是为了分离和分裂各地区，而是为了在和谐的而不是强制的共处中确保和完善各地区的统一。”无疑他的这些看法今天仍然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对文学的审理》一文是很值得我国从事秘鲁文学研究的同志一读的。马里亚特吉很早就显露出文学的才华，他了解秘鲁文学界的情况，自身也有过曲折的经历。正如他坦率地承认的那样，他在文学的“少年时期”曾经“从颓废主义、现代主义、唯美主义、个人主义和怀疑论中吸收营养”，后来又为摆脱这些东西的有害影响而“作出了痛苦艰巨的努力”。可以说，他的一生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这篇文章中，系统地论述了秘鲁文学的发展过程，广泛地评述了各种文学流派以及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的土著文明没有形成文字，因此严格说来没有形成文学，还只是停留在古代诗歌、神话和舞蹈戏剧表演的阶段。殖民地时期，除了加西拉索和卡维埃德斯这两位“无可争辩的”作家之外，西班牙人的文学是用西班牙的精神和感情构思而成的，那还不是秘鲁文学。“我国的文学并没有从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不再是西班牙文学”，因为文学家们还认为秘鲁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还几乎从来没有感到与人民有什么联系，文学还在对西班牙文学的模仿中生活成长。“一个国家的文学是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中吸收养分，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而秘鲁当时还是“一个由总督辖区的委托监护主和检审官的后代所统治的国家”。马里亚特吉极力主张文学应植根于本国的土壤，同时吸取外来的有益养分。他热情地肯定里卡多·帕尔马的《秘鲁传说》“具有民主倾向”；冈萨雷斯·普拉达是“从殖民地时期向世界性时期过渡的先驱”；马里亚诺·梅尔加是“第一个杰出地表现土著人感情”的作家；认为文学领域中“土著主义”的出现正在从根本上逐步清除殖民主义。 四 在美洲大陆上，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原来是美洲古代文明发祥地的拉丁美洲，其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美国。为什么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介绍一下马里亚特吉在《七篇论文》中从历史角度对这个问题作的某些论述，可以引起大家研究的兴趣。 马里亚特吉认为：“殖民化在美国留下了当时正在欧洲形成而且代表着未来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萌芽；而殖民化给西班牙美洲带来的是正在衰退而且只代表过去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结果与方法。作为宗主国，英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得到全面发展的国家，而西班牙则“尚未摆脱中世纪”，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的堡垒依然存在。西班牙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必然由于西班牙本身的软弱无能而贫弱。英国殖民地接受的是“上升的酵母素和精神与物质的动力”，而西班牙殖民地接受的是“没落的胚芽和糟粕”。 西班牙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具有不同的素质。西班牙的殖民事业更多地具有军事和宗教的性质。西班牙派往美洲殖民地的是总督、朝臣、冒险家、教士和士兵。这些人只具有取得巨大财富的贪婪和取得荣誉、权力的贵族思想，而没有创业的精神和组织经济的能力。他们以国王的名义霸占大量土地而不致力于开发；他们灭绝印第安人而造成人力资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相反，新英格兰的殖民者是“大批开拓者”。他们没有得到英国君主的什么恩赐，而是对英国君主处于某种精神反抗的状态；他们没有将凡是视力所及的地方占为己有，而是每人只占有能够耕种的土地，并以节衣缩食的精神进行开垦；他们希望建立英国那样的政权，只承认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 英国派往北美的殖民者是清教徒。清教徒代表着正在兴起的新教改革运动。马里亚特吉认为：“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进程的精神酵母。新教改革包含着自由国家的实质和萌芽。”新教思想和自由主义分别作为宗教流派和政治倾向，对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西班牙则固守天主教的正统，反对新教改革运动。如果说，清教主义在北美殖民地实行禁欲原则，达到了发财致富的目的，那么，天主教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却不想进行任何经济冒险，相反，在这里，“感官不是被压抑，而是得以享受、放荡和娇纵”。 不同性质的殖民事业造成了不同的结局。在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形成，土地得到开发，贸易得到发展。共和国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扩张运动同时进行。“荒野上每建起一座新城，不是首先实行封地行赏那一套，而是公开拍卖未来城市蓝图上事先分配的份地，而且有一条限制：一个人不得同时占有很多份”。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造就的是委托监护主和大庄园主，而不是资本家。共和国继承的是封建制度和封建遗产，崇尚教士职业的传统和文化科学领域的专制与蒙昧。 最后，我想指出一点，马里亚特吉是一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秘鲁问题的革命理论家，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本书中的观点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例如，作者说：“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宗教的”。尽管作者可能是针对那种“预言一切信仰都将衰亡”的论点而说的，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宗教信仰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读者对于这本书中的观点同样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翻译、介绍拉丁美洲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还为数不多。《七篇论文》一书的翻译出版是值得高兴与庆贺的。至于我在前面所写的这些，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不当之处是难免的，恳请读者指正。 苏振兴 1986年8月 [1]曼弗雷德·科索克：《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秘鲁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载《评马里亚特吉：三篇论文》，秘鲁“阿毛塔”出版社，1971年西班牙文版，第135页。 [2]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374—375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版）。
德国农民战争（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四 正当第四次“鞋会”密谋活动在黑森林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登堡发出了席卷一切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236]提出的论纲就象火花落入火药桶一样，起了点火的作用。骑士，市民，农民，平民，觊觎主权的诸侯，下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文学界反对派的博学的布尔勒斯加诙谐作家[237]，各有图谋，纵横交错，但是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起来了。这一切反对派分子仓猝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却突然一下把运动的惊人力量展示出来，而且把运动飞速推向前进。 但是正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速，运动中包藏着的分裂的萌芽也就不能不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激发起来的群众中间由于整个生活地位而直接对立的成分不能不重新回到平常彼此敌对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各色各样的反对派群众就已经围绕着两个中心向两极分化了；贵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团结在路德周围；农民和平民还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和从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的反对派。不过运动在此时已比路德出场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两个党派之间的尖锐对抗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抗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闵采尔在书刊上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路德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贵族即企图以反对诸侯和僧侣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经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复杂成分之间的利害和要求是如何地分歧。 前面已经讲过16世纪初叶德国贵族处于何种地位。他们正在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出，正和他们没落的步调一致，帝国政权也在没落，帝国也正在分解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王国。他们明白他们的没落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是一致的。还须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辖贵族，由于他们的军人职业以及他们在和诸侯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有力，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有力。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不满意德国的可怜的政治地位；不满意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而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的情况而日益加深；不满意外国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不满意德国的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贵族们的一切要求都不免要总合成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以诸侯和高级僧侣作牺牲品。进行这个总合工作的人就是德意志贵族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利希·冯·胡登，他是和贵族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济金根一起进行这个工作的。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提出的改革帝国的要求是很明确很激进的。他提出的就是要废除一切诸侯，要将教会主权和产业全部还俗，要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约就象从前的波兰共和国极盛时代的情况一样。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侣的权力都取消，把德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 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侵占的各国在最初几百年间所存在的那种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以后都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事。贵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为在德国已存在着强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象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低级贵族和城市的联盟。德国的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238]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在德国，农奴制还依然存在，贵族们的收入财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源是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最后，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自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而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绝不可能，因为在德国根本没有或只有极不完备的实行民族中央集权制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努力实际推行他的理想，他必须作的让步也就越多，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与诸侯周旋，日益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得贵族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以及声威远播的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深深领教过贵族，绝不会信任贵族，绝不肯和贵族建立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要认贵族为他们的死敌。那些改革运动的理论家不是跟着市民，诸侯走，就是跟着农民走。贵族们主张帝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抬高贵族的地位，那末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处许给市民和农民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胡登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在他的宣传文件中绝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诸侯和僧侣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劝说市民为自身利益计也应在未来的诸侯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要保持中立。关于废除农奴制以及农民对贵族的负担，胡登都一字不提。 当时德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同1830年和1846年的暴动中波兰贵族与他们的农民的关系完全一样。和现代的波兰的起义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但是恰恰这种联盟在两方面的情况中都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到不得不放弃政治特权以及在农民身上享有的封建权利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还很渺茫的希望就和贵族，也就是压迫他们最厉害的这一等级结盟。和1830年波兰的情形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才有农村人民和贵族联合的可能。但是贵族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丝毫不愿自动地放弃特权，放弃特殊地位，放弃其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 于是到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毕竟是以孤军与诸侯搏斗。诸侯在过去两百年间不断夺取贵族的地盘，在这一次当然也就轻而易举地制伏贵族，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都组成一个以6年为期的莱茵、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贵族同盟，声称是为自卫而组织的。济金根一半靠自己筹款，一半靠和附近的骑士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里亚组织了招募兵员和部队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利尔选帝侯大主教宣战，开始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抵特利尔城郊的时候，他的增援部队被诸侯迅速出兵截断；黑森伯爵和普法尔茨选帝侯都驰援特利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德施土尔城堡。胡登和其余战友竭力求援，可是联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食言不救济金根。济金根身负重伤，然后放弃兰德施土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并于几个月后死于苏黎世湖中的乌福瑙岛上。 斗争失败，两位领袖身死，贵族力量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的独立集团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服务和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即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深地投入诸侯直接的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却不愿意公然和解放了的农民结盟来打倒诸侯和僧侣。 注释： [236]恩格斯指的是1517年10月31日路德（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图林根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一个普通的修士）钉在维登堡一个教堂门上的95信条。信条中对出卖赦罪符和滥用天主教会的事实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信条中，体现平民理想的路德宗教学说也具有了初步轮廓。——第436页。 [237]布尔勒斯加是诙谐讽刺文学的体裁之一，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中间；他们用这种文体来嘲笑宫廷诗歌华丽的风格和封建社会上层的拘泥习俗。——第436页。 [238]蔷薇战争（1455—1485）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派和郎卡斯特派之间的战争。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郎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派的则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第438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德国农民战争（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50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征象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注：我们在自己的大事纪里都是沿用齐美尔曼的材料，一则由于我们缺乏国外的充分资料不能不完全依靠他的材料，再则这些材料也能完全满足本著作的要求。——恩格斯原注］。 1476年在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已有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块经过胡斯战争，“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逮捕等等”早已弄得一贫如洗，而又继续遭受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贝海姆，又叫吹鼓手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尔。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圣；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奏乐，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人都应戒除罪过，戒除尘世虚浮欲念，抛弃一切浮华虚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狂热形式或它的内容看来，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派[231]以及更激进的诸教派有别）所传布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而丧失其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是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产，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之事，另一方面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革命化，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日益革命化。因此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就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此种禁欲主义的宗派徒众那里，也是或者直接流为市民阶级的吝啬，或者流为一种自鸣清廉的美德，然而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种小市民气的、行会手艺匠式的省吃俭用而已。无产阶级大众既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抛弃的，所以禁抑之说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向他们宣传了。 吹鼓手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拜的活动开始了，而且迅速扩大了；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反者就越加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宣告，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人人都应亲如兄弟，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不应比别人有更多的东西。一切息金，地租，徭役，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贡赋和劳役都应永远废止；各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的福音。这位预言者的名声，“我们圣母的使者”，迅速传播远方。朝圣者一批又一批地从奥顿瓦尔德，从美因河，柯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士瓦本，从莱茵河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述他所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向他祈祷象对神圣祈祷一样；人们从他的帽子上撕取一丝绒毛，仿佛就象得到圣物和护符一样。神甫们出来反对他了，把他的幻想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信仰的群众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叛逆的牧人的礼拜日说教吸引了4万以上的人集合到尼克拉斯豪森来。 吹鼓手汉斯在群众面前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说教。但是他的目的决不限于说教而已。他和尼克拉斯豪森的牧师有秘密来往，还和两个骑士有秘密来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冯·通费尔特和他的儿子，两人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是所计划的起义的军事领袖。在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他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足够强大，于是发出信号。 他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说教：“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高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把妇女、小孩、老人们留在家里；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们的弟兄和伙伴都约来，有多少约多少。但来时不要拿着朝圣手杖，而要带着兵器和武装，一手拿烛，一手拿剑和矛或戟。到时圣母将要把她要你们做的事向你们宣告。”[232] 可是在农民大批来到之前，主教［注：鲁道夫二世。——编者注］的骑兵已在夜间把这位反叛预言者捕获，带到维尔茨堡宫里去了。在指定的这一天，来了3万4000武装农民，但是他被捕的消息使这些农民大为沮丧。绝大部分散去了；较坚定的一部分集结了将近1万6000人，在孔茨·冯·通费尔德和其子米哈埃尔率领之下一同来到宫前。主教用诺言劝说他们回家；但当他们刚刚开始散去的时候，即遭到主教的骑兵的袭击，很多人被捕，两个人被斩首，吹鼓手汉斯本人则被焚死。孔茨·冯·通费尔德逃亡，直到他把全部财产交给了修道院，才许他回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这件事仍继续了一些时，然而最后也被禁止了。 在这第一次谋反未成之后，德国又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平静。直到90年代末，新的农民起义和密谋才又开始。 1491年至1492年的荷兰农民起义是在黑姆斯凯克一战中才被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公爵镇压下去的；同一时期在士瓦本北部肯普腾修道院辖区农民也进行过起义；1497年前后夏尔德·埃尔瓦领导的弗里西安起义也是被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镇压下去的；所有这些起义，我们都不详论了。一则因为这些起义离真正的农民战争的战场太远，再则因为这些起义直到此时为止还都是自由的农民反抗别人要把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我们现在就来叙述为农民战争作了准备的两大秘密结社：“鞋会”和“穷康拉德”。 在尼德兰引起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腾贵，也于1493年在亚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秘密同盟，还有道地的市民阶级反对派中的人参加这个同盟，甚至有一部分低级贵族或多或少地也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斯塔特，祖尔茨，丹巴赫，罗斯海姆，舍尔维勒一带的地区。这些密谋反叛的人们要求掠夺和消灭在当时就和现在一样用高利贷吸尽了亚尔萨斯农民膏血的犹太人，要求实行一次犹太50年豁免节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要求取消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负担，要求取消教会法庭和罗特维尔的（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限制僧侣俸给为每人50至60盾，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而在每一教区自行选人组成法庭。谋反者们的计划是等到力量足够的时候，就夺取设防的施勒特斯塔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由此城发难，煽动整个亚尔萨斯反叛。预定在发难的时刻要揭出来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农民的鞋，有一根长长的皮带，即所谓的Bundschuh，这就是同盟的符号。从此时起，在以后20年间，农民反叛密谋都以它为象征，并且都用了“鞋会”的名义。 谋反者们常常是在夜间到寂静无人的洪格贝尔格山上开会。会员入会是经过极为秘密的仪式，并且讲明如有背叛行为，将受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临到1493年受难周，正该攻击施勒特斯塔特的时候，事情还是败露了。官方迅速动作起来；许多谋反者被捕获，被严刑拷打，一部分被肢解或斩首，一部分被砍掉手，砍掉指头，放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过这第一次的溃败之后并没有消灭。刚刚相反，这个组织还是秘密存在下去，并且很多流散在瑞士和南德的亡命者都变成了密使，这些密使到处发现同样的压迫引起同样的起义情绪，因而就乘机把“鞋会”传播到现今的巴登全境。南德的农民，坚忍不拔，从1493年起，密谋造反，历时30年之久，把他们因住地分散而造成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并在无数次溃散，失败，首领被杀之后，总是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样的顽强坚忍，实在令人敬佩。 1502年斯拜尔主教辖区还包括布鲁赫萨尔地区在内，当时在这个辖区里秘密农民运动已露形迹。“鞋会”在这地区的重整旗鼓工作确实获得巨大成就。大约有7000人被组织起来，以布鲁赫萨尔和魏茵加腾之间的温特尔格罗姆巴赫为中心，其分支在莱茵河下游遍及美因河地带，上游直达巴登侯爵领地。他们的纲领规定：不再向诸侯，贵族，僧侣缴纳任何捐税，什一税，杂税，赋税；废止农奴制度；没收寺院及其他教会产业分给人民，除皇帝一人而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 这是农民第一次提出收回教产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国的两条要求。从此时起，这两条要求经常在农民和平民进步集团中一再出现，直到托马斯·闵采尔把瓜分教产的要求转变成没收教产以行财产公有制的要求，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转变成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要求。 重整旗鼓后的“鞋会”和原先的“鞋会”一样，有秘密的集会地点，有保密的誓约，有入会的仪式，有“鞋会”旗帜，上面写着“上帝的公道至上！”。行动计划和亚尔萨斯“鞋会”的计划相似。计划规定，要突然夺取布鲁赫萨尔，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入会了，要在这里组成一支“鞋会”军队，并把这支军队派遣到周围的诸侯领地去发挥流动的集合中心的作用。 谋反者中有一人在作秘密忏悔时把计划告诉了忏悔牧师，这个牧师就把计划告发了。各地政府立即采取对策。“鞋会”组织分布之广，从亚尔萨斯各帝国等级以及士瓦本联盟[233]都很震惊一事即可看出。他们调集军队，大肆逮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最后一个骑士”，颁布了最残忍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们的计谋。农民们曾在各处集合，进行武装抵抗；可是分散的农民队伍终不能持久。谋反者有些被处死刑，有些逃跑了；但因秘密保守得很好，所以大部分会员，甚至包括领袖在内，都还能留在本地或邻近的领主地区里，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在这次新的失败之后，又出现一段较长的阶级斗争似乎趋于平息的时期。其实斗争仍在暗中继续着。16世纪最初几年“穷康拉德”已经在士瓦本建立组织，它显然是和四散的“鞋会”会员的活动有联系的；在黑森林区，“鞋会”以单个的小组形式继续存在着，直到10年以后，一个有魄力的农民领袖出来，才将各处线索重行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密谋团体。两个密谋团体前后紧随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在1513—1515这几年动荡时期里的事。在这时期里，瑞士农民，匈牙利农民和斯洛文尼亚［注：在今南斯拉夫西北部。——译者注］农民同时进行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暴动。 恢复莱茵河上游的“鞋会”的人是温特尔格罗姆巴赫的约斯·弗里茨，1502年密谋中的逃亡者，曾经当过兵，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杰出的人物。他自逃亡以后，曾在波登湖和黑森林之间许多地方逗留过，最后在布莱斯郜［注：郜是地理区域名称，这个名称在本书第五章将出现多次。布莱斯郜是今德国西南角与法国瑞士接境一片地区。——译者注］的夫赖堡城附近的勒亨定居下来，甚至在这里当上了护林尉。关于他如何以此地为据点进行整顿组织的工作，关于他如何巧妙地把各式各样的人拉进组织，法庭侦查文件中都有极为有趣的详节描述。这位标准的密谋家具有外交天才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极不相同的各阶级的大量的人兼容并蓄地吸收到“鞋会”中来：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农民；看来他很可能甚至还把这些人组织到许多种作用悬殊的密谋活动中去。一切可用的分子他都以最审慎最练达的手腕加以利用。除了用较老练的信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全国之外，他还用些流浪人和乞丐供次要的差遣。约斯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把为数众多的流浪游民全部都掌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们在他的密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乞丐头子的模样都非常奇特：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东游西荡，指称女孩的脚受了伤，进行乞讨；他的帽子上有8个以上的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有圣阿缔里，有圣母等等，此外还带着长的红胡子，一根安上匕首和针的节疤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亭的名义化缘，拿着香料和苦艾籽向行人兜售，穿一件灰色长外衣，戴一顶红帽子，帽上有一个特里延特小娃，身旁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有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余那些乞丐头子都故意显露着伤疤，都穿着类似的奇装异服。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10人已经讲定了，以2000盾为报酬，要他们在亚尔萨斯，在巴登侯爵领地，在布莱斯郜同时放火，并在萨比林区的教堂集市节这一天至少带看他们的2000人到罗森城来听从曾任过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尔指挥，攻取此城。在真正的“鞋会”会员之间，一处一处的联络站已经建立起来了，约斯·弗里茨就和他的主要助手施托费尔（夫赖堡人）不断地骑着马巡回各地，并在夜间检阅新入伙的人马。关于“鞋会”在莱茵河上游和黑森林散布情况，法庭侦查文件中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的各地的大批会员的名单，并附有各人相貌特征的记录。其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小店主，还有少数贵族，牧师（勒亨镇本镇的牧师就在内），以及失了业的雇佣兵。我们从这些组成分子中已可看出，“鞋会”在约斯·弗里茨领导之下已较前大为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开始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密谋的分支组织遍及亚尔萨斯全境，今日的巴登，一直到维尔腾堡和美因河。较大的集会常是在偏僻的山上召开，并讨论会务，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首领们的集会往往也约当地的会员以及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会都是在勒亨附近的哈特马特山上召开的，“鞋会”纲领的十四条款就是在这里通过的：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见）而外不承认任何君主；取消罗特维尔帝国法庭，限定教会法庭只能过问宗教事项；凡是所付息金已经和本金数相等的，即一概不再付息；利率不得高于5％；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限制僧侣每人只能领一份薪俸；没收僧侣产业和寺院财宝以充“鞋会”军费；废止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永久和平；坚决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税；夺取一个坚固城市——夫赖堡——以作“鞋会”的中心；一俟“鞋会”队伍集结起来，立即和皇帝进行谈判，倘若皇帝拒绝，就和瑞士谈判——以上就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各点。我们从各点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民的要求已采取了越来越明确和坚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对温和怯懦分子也不能不作同样多的让步。 预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开始行动。只还缺“鞋会”会旗，约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朗去定制会旗。旗上除各种徽号画图之外还有鞋和一行字：“上帝保佑神圣正义事业！”。但是当他不在的时候，留下的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夫赖堡，而且事前就走漏了风声；还有宣传上的一些疏忽使夫赖堡政府和巴登侯爵探出线索，最后由于两个参加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被泄露了。侯爵，夫赖堡当局和恩集斯海姆的皇家政府［注：即南亚尔萨斯和布莱斯郜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总督府。——编者注］都立即出动警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捕获，被刑讯，被处死；可是大多数人这一次还是逃脱了，约斯·弗里茨也在内。这一次瑞士政府大力从事迫害逃亡者，甚至还杀了许多人。但是瑞士政府也和它的邻邦一样无法阻止大多数逃亡者继续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甚至又逐渐地回来了。在恩集斯海姆的亚尔萨斯政府最为残暴，它下令处很多人以斩首、车裂、四马分尸等极刑。约斯·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内莱茵河河岸，但是他常常到黑森林这一边来，从来没有被捕获过。 为什么瑞士人这一次要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会员呢？次年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可作说明。次年就是1514年，该年农民起义在伯尔尼、左洛图恩、琉森爆发，而且结果竟然扫除了贵族政府和贵族制度。除此以外，农民们还争到一些特权。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所以会成功，道理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情况还远不如德国。农民们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性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们有组织的大军击败，而这种大军正是在瑞士不存在的。 和巴登的“鞋会”同时，而且显然和“鞋会”有直接联系，在维尔腾堡形成了第二个密谋组织。档案证明这个组织从1503年起即已存在，但是自从温特尔格罗姆巴赫溃败以后，用“鞋会”的名称过于危险，因此这个组织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是霍亨施陶芬山下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民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乌尔利希公爵政府的无耻压迫和促成1513年与1514年骚乱的连年饥馑都使入盟的人数扩大；新颁行的酒税、肉税、面包税以及每一盾每年要上一分尼的资本税成了骚乱爆发的导因。朔恩多夫城铸刀匠卡斯巴尔·普雷吉策尔的家是密谋的首领们集会之处，这个城预定要首先夺取过来。1514年春，起义爆发了。3000——一说是5000——农民开到城下，但是又被公爵的官吏用温和诺言劝说撤退了。乌尔利希公爵在许诺废止新税之后就随带80骑赶来，而这时由于有了诺言的缘故，一切都已归于平静。他许诺召集省议会来审查一切控诉。但是密谋的首领们深知乌尔利希只不过是在对人民行缓兵之计，只待招募到足够的军队并把这些军队调集在一起，他就要毁约并强制收税。因此他们就在卡斯巴尔·普雷吉策尔的家，也就是“穷康拉德总部”，部署召集一次同盟大会的工作，向各处要求派人来参加，并向各方面派出密使推动这个工作。雷姆斯河谷的第一次起义的成就提高了运动在各地人民中间的威信；文书和密使到处受到欢迎，所以5月28日温特尔图尔克海姆大会有维尔腾堡所有各地区派来的很多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从速继续进行鼓动，一有机会就在雷姆斯河谷发难，并从此地出动把起义向四面扩大。正当德廷根的一个退伍士兵班特尔汉斯和维尔廷根的一个有声望的农民辛格尔汉斯劝导汝拉山的居民加入同盟的时候，起义就从各方面爆发了。虽然辛格尔汉斯被袭击而且被俘了，可是巴克南格，温能登，马克格伦宁根等城都落入与平民联盟的农民手中了，从魏茵斯堡到勃劳贝伦，从勃劳贝伦到巴登边境全部地区都公开暴动了；乌尔利希不得不让步。但是他一面宣布6月25日召集省议会，同时却写信向四邻诸侯和自由市求援平乱，信中说骚乱危及帝国境内所有的诸侯和权贵，而且“有俨如‘鞋会’的举动”。 在这期间，省议会，即各城的代表和许多要求在省议会上也享有席位的农民代表已于6月18日在斯图加特开会了。高级僧侣们还没有到达，骑士们根本没有被邀。斯图加特的城市反对派以及近在咫尺声势逼人的利奥堡和雷姆斯河谷两支农军都支持农民的要求。农民的代表被接受出席议会了，会上决议把公爵手下3个为民痛恨的顾问朗帕尔特、萨姆、洛歇尔罢免惩处，决议由4个骑士，4个市民，4个农民组成一个参事会辅助公爵，决议给公爵固定的薪俸，决议没收寺院和修道院的财产以充国库。 乌尔利希公爵用政变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革命的决议。他于6月21日率领他的骑士和顾问驰赴杜宾根，高级僧侣们也随即赶到这里。他命令市民们也到这里来，市民们也照办了。于是他就在这里继续举行没有农民参加的省议会。市民们在这里处于军队威胁之下，就出卖了他们的同盟者——农民。7月8日达成了杜宾根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公爵的将近100万债务由国家归还，而公爵权力则应受若干限制，可是他从未遵守这些限制；协议用一些空泛言词来搪塞农民，并且以严禁暴动与结社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至于农民在省议会中的代表权当然更谈不上了。农民们声讨这种翻案行为；但是公爵自从等级议会承担了他的债务以后又能借到款项了，所以他立即招募军队，而他的邻邦，特别是普法尔茨选帝侯，也派来支援部队。所以到7月底杜宾根协议已被全邦接受而且效忠宣誓也重新作过了。只有“穷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进行抵抗；公爵又亲身驰赴该地，几乎被杀。农民营寨在卡培尔堡建立起来了。可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数起义者都因缺乏粮食而自行散去，残余部分也因为和几个省议会议员达成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而回家了。这时各城市因为自己的要求已经达到，就掉过头来狂热地反对农民，这些城市甘愿派一些队伍去支援乌尔利希的部队，于是乌尔利希就毁约袭击雷姆斯河谷，把雷姆斯河谷的城市和村镇劫掠一空。1600个农民被捕，其中有16人立即斩首，其余的大多数被判处沉重的罚款以归乌尔利希的财库。很多人长期禁锢狱中。严厉的惩治法令颁布了，禁止重新结社，禁止农民的任何集会。士瓦本贵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同盟来镇压一切起义的企图。“穷康拉德”的主要首领们幸而都逃到瑞士，并且大多数都在几年后又从瑞士零散地回家来了。 和维尔腾堡的运动同时，在布莱斯郜和巴登侯爵领地也出现了新的“鞋会”活动的征象。6月间在比尔附近曾有起义，但立即被侯爵菲力浦击溃，为首的古格尔－巴斯提安在夫赖堡被捕并被斩首。 就在1514年这一年春天，在匈牙利也爆发了一次全面的农民战争。当时正进行着一次十字军讨伐土耳其的宣传，并且和往常一样，凡是参加十字军的农奴和依附农都可获自由。将近6万人集合起来，由格奥尔格·多札任指挥。他是塞克列人[234]，曾在以往的土耳其战争中显露头角，并因此取得贵族地位。但是匈牙利骑士和贵族们都极不愿有十字军讨伐之举，因为讨伐之举不免夺去他们的财产和农奴。他们向一些农民队伍追赶上来，用武力把他们的农奴抢回去，并加以虐待。当这件事在十字军中传开时，被压迫的农民们怒不可遏。两个最热烈的十字军传教牧师，拉弗连齐和瓦尔纳瓦的革命讲演在军中更加激起对贵族们的仇恨。多札本人和他的部队一样痛恨反叛的贵族；十字军变成了革命军队，他亲自来领导这个新的运动。 他和他的农民部队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柯什原野。最初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和贵族一边的武装发生冲突；马上引起了小规模战斗，终至对落入农民手中的贵族们实行西西里的晚祷[235]，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全行烧毁。朝廷出面恫吓，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实行第一次人民审判完结以后，多札就开始进一步的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5路。两路被派到匈牙利北部山区，要在此把大家煽动起来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鲁什·萨列雷施指挥，留守拉柯什监视首都。第四路和第五路由多札和他的兄弟格莱哥尔率领向塞格丁［注：匈牙利称作：塞格得。——编者注］进发。 在这期间，贵族聚集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都督约翰·扎波略求援。这时萨列雷施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了，于是贵族便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柯什的军团。大量俘虏都被惨无人道地处决了，剩下的一部分都被割去耳鼻遣散回家。 多札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走恰纳德。他在击破了斯蒂凡·巴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恰纳德，并对包括主教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血的复仇，清算拉柯什的血债。多札在恰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然后向巴托里逃据的泰梅施瓦尔［注：罗马尼亚称作：的密索拉。——编者注］进发。但是，正当他围攻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而且获得安东·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来增援时，在匈牙利北部的两路部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败了，约翰·扎波略率领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向多札进击。农民队伍被扎波略击溃了，多札本人被俘，并被活活地放在烧红的宝座上炙烤，他的部下都被强迫来吃他的肉，只有吃了他的肉的才能饶命。溃散了的农民被拉弗连齐和霍苏重新集结起来，但是又被击破，所有落入敌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绞死。成千的农民尸体沿路挂起，或者挂在一片焦土的村落入口处。据说，战死或被杀的农民有6万人。贵族们作了安排，要在下次省议会上把奴役农民再度定为国法。 同一时期中在“文地什边区”（就是克伦地亚，克莱纳和施梯里亚）［注：文地什就是斯洛文尼亚的别名。克伦地亚和施梯里亚两地都是今奥地利南部接近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地区；克莱纳是今南斯拉夫西北角接近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地区。——译者注］爆发的农民起义是由一个“鞋会”一类的秘密团体组织起来的。这个地区惨遭贵族和帝国官吏的搜刮，土耳其铁骑的蹂躏，受尽饥馑之灾，早在1503年就建立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曾引起起义。这个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在1513年就又举起《staraprawa》〔“旧权利”〕的战旗。这一年他们再度接受招安了。在1514年，当他们更加声势浩大地集结起来的时候，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声明同意恢复“旧权利”，他们又接受劝告四散回家了。可是1515年春，一再受骗的人民就格外愤激地起来展开复仇战争了。和匈牙利方面的情形一样，各处的城堡和寺院都被捣毁，农民法官将被俘的贵族判罪斩首。在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钦命将军迪特利希施坦把起义很快就扑灭了。在克莱纳，只是在袭击赖因城（1516年秋）以后又采用了不亚于匈牙利贵族的无耻行为的奥地利式的残忍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的。 德国农民遭受一连串这样严重的失败以及贵族们这些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就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蛰伏不动，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都未完全绝迹。1516年“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回到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来了，1517年“鞋会”在黑森林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弗里茨始终把1513年旧“鞋会”会旗藏在怀里随身带着，此刻又奔走黑森林各地积极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和4年前一样，又讲定要在克尼比斯山上开会。但是秘密没有保持住，政府闻知此事，并采取了坚决措施。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练达的会员们不得不逃走。约斯·弗里茨也逃走了，这一次他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就死在瑞士，因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他的消息了。 注释： [231]独立派是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是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会的派别。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在1648年末取得了政权。——第421页。 [232]恩格斯采用齐美尔曼引自汉斯·杜达尔的话。——第422页。 [233]德国西南部帝国直辖市的王公、贵族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士瓦本联盟建立于1488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农民和平民运动。领导这个反动联盟的德国西南部的王公还力图利用它来巩固他们的独裁政权。该联盟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军队。1534年由于内部纠纷而告解散。——第425页。 [234]塞克列人是居住在德兰斯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匈牙利人。——第432页。 [235]指西西里岛上的人民为反抗1267年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法国安茹王朝的统治所举行的起义。1282年3月31日晚在巴勒摩起义的人民消灭了数千法国的骑士和士兵。——第433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德国农民战争（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二 地方分权状态以及地方各省的独立地位，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交通条件的恶劣，都使得当时如此繁多的等级要归并成较大的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较大规模的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政治性的宗教思想之普遍传播才开始的。有些等级赞成这些思想，有些等级反对这些思想；所有这些等级把全民集结成（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派或反动派，路德式的市民改良派，革命派。这次全民大分野并不彻底，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相同，这是因为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处于溶解状态中；又因为地方分权状态暂时地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走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我们在过去几年间还能在德意志见到这么多完全类似的事实，那末在16世纪更加复杂得多的关系中那些等级和阶级之间好象混淆不清的情形就更不稀奇了。 尽管有了最近时期的经验，可是以德意志思想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据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对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正是这一班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制度优于君主专制制度问题的狂热辩论，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神授”君权无法继续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要解决“共和制乎？君主制乎？”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可是对于这许多次阶级斗争，我们的思想家们甚至今天还莫名其妙哩，虽然关于这些问题不仅来自外国的消息在大谈特谈，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的愤怒的怨声也可听到的。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那末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它就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闵采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这些异教的一部分是家长制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关系侵入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反作用的表现（韦尔登派[211]）；一部分是从封建社会生长出来的城市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反对派的表现（阿尔比派[212]，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注：阿尔诺德在12世纪初生于意大利的伯利霞。他是法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家阿贝拉德的弟子。1136年他参加伯利霞反对高级僧侣的斗争。他要求僧侣放弃世俗权力，并将财产交与世俗统治者。1146年他在罗马参加城市民主派反对教皇的斗争。1155年他在罗马被判为异端处死。——译者注］等等）；一部分是农民们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博尔［注：约翰·博尔是英国肯特地方的牧师，是罗拉德派出色的宣教者。当时英国农村中传诵着一句话：“当亚当耕夏娃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博尔对农民宣说：“只要一切还不是公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庄主仍然还是我们的主人，英国的事情永远也好不起来”。1381年窝特台勒起义时他还在狱中，农民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博尔也立即成为起义农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杀。——译者注］，皮卡尔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213]等等）。韦尔登派的家长制异教，就形式和内容看来，都可以看成和瑞士人的暴动一样是要阻碍历史发展的一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这里可以不必谈它。在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在12世纪已经可以见到后来的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两大派对立的先兆。这两大派的对立后来使农民战争归于失败。这一对立还继续存在到整个中世纪末期以后。 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的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求一个gouvernementàbonmarché〔廉价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égliseàbonmarché〔廉价的教会〕。从形式上看来，凡是异教都是反动的，每一种异教能从教会及教条的向前发展中看到的只是变质与堕落；正因为是这种情形，所以市民异教也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会制度，要求取消独霸的僧侣等级。若要廉价的设施，就得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僧侣，取消罗马宫廷，一言以蔽之，就得取消教会中一切糟蹋钱的事情。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共和国，虽则还处于君主保护之下。这些城市在对教皇权力进行攻击时，就破天荒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主张：资产阶级统治的正规形式是共和国。城市异教对一系列教条及教会戒律的敌视，一部分可由上述情形来说明，一部分可由当时城市生活条件来说明。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注：薄伽丘（1313—1375）是意大利诗人。他的名著“十日谈”是一部写实小说集，描写1348年黑死病流行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他在此作中也以最深刻隽永的笔锋描写了牧师僧侣的风俗。——译者注］透露得更清楚了。代表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在法国南部有阿尔比派，在英国有约翰·威克利夫［注：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是牧师，并为牛津大学教授，对物理学，逻辑和哲学都有研究，曾译圣经为英文，主张用民族语言礼拜。他驳斥没有教皇，教会即不能存在的说法，认为教皇无权从英国收取贡物，建议政府没收教会土地。他宣称“国王的王国直接得自上帝而非得自教皇”。他主张简化礼拜仪式，减低礼拜费用，并把教会改革为不依赖任何外国力量的民族组织。他的号召在伦敦市民中很得人心，并成为15和16世纪一切反天主教会的改革者的先声。后来的罗拉德派也是他的信徒们建立的。］，在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214]。为什么反对封建制度的反对派在这里只是以反对僧侣的封建主义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呢？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各城市都已被承认为等级，因为各城市在反对世俗的封建主义及其特权时，已经能够用武力或在等级会议中居于有力地位去进行反击了。 在此我们已经可以见到，在法国南部，在英国和波希米亚都有绝大部分的低级贵族加入城市一方共同进行反对僧侣的斗争，加入城市异教。这种现象，可以由低级贵族依赖于城市的地位来说明，还可以由低级贵族和城市对待诸侯和高级僧侣时利害一致来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在农民战争中还可见到。 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乃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之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和起义结合着的。这种异教虽然也同意市民阶级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会制度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并且承认此种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的准则。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它要求农民和贵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基督教义的必然结论提出来的。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和市民异教分别开来，但在14和15世纪就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鲜明不同的党派见解了。在14和15世纪，农民平民异教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现，与市民异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夫运动之外有瓦特·泰勒起义的宣教者约翰·博尔出现，在波希米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波尔派[215]出现。在塔波尔派里甚至已经在神权政治装璜之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这种倾向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更由平民的代表人物在德意志向前发展了。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和上述这种异教形式结合着，例如鞭笞派［注：鞭笞派是以皮鞭自挞的党人，11世纪出现于欧洲，盛行于13、14、15世纪，自意大利传播于法国南部及荷兰等地。鞭笞派宣称身体上所受的痛苦能够赎免罪恶。此派最初在意大利可作反对皇室、增强教会势力的工具，故教会不加反对。15世纪的鞭笞派揭穿僧侣罪恶，要求教会改革，于是就开始被教会迫害了。——译者注］，罗拉德派[216]等的狂想。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保持着革命传统。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摈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无特权，又无财产；连象农民和小市民那样一点带着沉重负担的产业也没有。他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既无产业又无权利的。他们的生活和当时制度毫无直接的关系，当时制度完全不理会他们。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不能仅止于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特权自由市民，为什么他们——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迹象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得不把一切建筑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制度、观点、看法认为都有问题。早期基督教中锡利亚式的狂想[217]就和这类想法很容易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超出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结果只是成立了一些原始的慈善团体。暧昧的基督教的平等，至多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要消灭一切官厅，最后只有变成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 这种蛮干的、但是很可以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得到解释的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预见，最初是出现在德意志，出现在托马斯·闵采尔及其党人里。诚然在塔波尔派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形，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与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作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聚集着所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分子，即帝国政府，僧侣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路德和闵采尔，就理论说，就性格说，就出现姿态说，都各为其党派的十足的代表。 路德在1517到1525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君主立宪派从1846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经历的转变。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1517年最先出来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候，他的反对立场根本还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场并没有超出以往的市民阶级异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也不排斥任何更为激进的思潮，它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最初时机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异教的全部群众来与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恰恰就是这样，在1847年还是革命的，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热中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路德的健壮的农民本性曾使他在活动的最初阶段中以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我们既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者，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218]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一方面农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的自由的说教看成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低级贵族参加了他的运动，甚至诸侯们也被卷入了这个潮流。农民和平民相信和他们的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日子来到了。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打破僧侣的权力，打破罗马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产而从中渔利。各种派别形成起来了，并各自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各派中有所抉择。他怎样抉择的呢？这位托庇于萨克森选帝侯保护之下的维登堡名教授，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路德的调子改成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见152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贵族书”[219]等文件）。当路德被胡登招请去贵族密谋反对僧侣与诸侯的中心爱贝尔堡和他本人与济金根见面时，路德回答道： “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教会是靠语言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语言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勿需暴力而消亡。” 从路德有了这样的转变时起，更正确些说，从路德较明确地确定了方向时起，就开始了那一场对教会制度和教条何者要保留何者要改革的讨价还价，就开始了那一场令人厌恶的外交手腕、阴谋诡计、妥协让步，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220]，这也就是由讨价还价而得的经过改革的市民教会制度的最后定案。这样的买卖，也就是近年来在德国国民议会，妥协议会，宪法审查会议以及爱尔福特议会中以政治形式所进行得那种令人作呕的买卖。官方的宗教改革之庸俗市民阶级的性质在这些买卖交易中表现得最鲜明不过了。 路德如今公然成为市民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了，他宣传合法的前进，是自有缘故的。多数城市倾向温和的改良了；低级贵族参加温和的改良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诸侯也附和了，另一部分诸侯还动摇着。所以温和的改良必获成就，可以说已有保证，至少在德国大部分地区是如此。在继续和平发展的情况之下，其余地区也不能长久抵住温和的反对派的压力。但是任何激烈的震荡都必然促使温和的党派与极端的平民农民派冲突，必然引起诸侯、贵族和一些城市脱离运动，而结果呢，或者是市民阶级党派被农民和平民抛到后面去，或者是所有参加运动的党派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压倒，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之后，就要利用合法的前进来在革命的风波和复辟的风波之间极力顺风转舵，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时期中也看到不少的例子了。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发展情况之下，任何改变的结果都必然有利于诸侯，必然加强诸侯势力。在如此情形之下，市民阶级的改良越是与平民农民的要求分歧，便越要落入改良派诸侯的控制之中。路德自己越来越变成诸侯的奴仆了，而人民也很懂得应该怎么办。人民说，路德也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诸侯的仆人了，人民在奥拉闵德投石子打他，这就是人民对付他的办法。 农民战争爆发了，其实是在诸侯和贵族绝大部分都信天主教的地区爆发的。爆发之后，路德却来采取调解的态度。路德极力攻击这些地区的当政者。他认为暴动之起，都是他们施行苛政之过；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乃是上帝自己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当然起义也是亵渎上帝的，违反福音的。于是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进行和解。 但是这样想化干戈为玉帛的调解建议无济于事，起义迅速蔓延出去，甚至把路德派诸侯、贵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也卷了进去，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阶级“慎重考虑”的改良的范围。闵采尔所领导的最坚决的一股起义者就把大本营设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根。如果再有一些成就，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被包围起来，也许就会被作为叛徒而用枪刺解决掉，市民阶级的改良就会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倒。此时就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在革命的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和农民暴徒相形之下，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上帝的驯良儿女；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团结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221]。 路德喊道：“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都来刺杀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末再没有比你还死得其所得了。”绝不可对农民乱发慈悲。谁怜悯那些为上帝所不怜悯的人，为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就是置身于叛徒之列。如果只要农民拿出一头牛来，而其余的牛他们还可以安然享用的话，他们还得好好感谢上帝呢。诸侯们将要从造反事件中学会认识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这些贱民是只有用强力来统治的。“圣人说：Cibus，onusetvirgaasino〔驴儿只晓得吃草，负重和挨鞭〕，农民只有满腹糟糠，他们既不听话，又愚蠢，所以他们必须听鞭声和枪声，这样做对他们正合式。我们应当要求一件事，而这件事乃是为他们好，这件事就是：他们乖乖地过日子：要不然的话，那就没有多少可客气的了。那就让他们尝尝枪林弹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呢。” 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的、博爱的资产者们恰恰就是用的这样的腔调。当无产阶级在三月革命的日子里出来要求共享胜利果实时，他们的谈吐就和上述一模一样。 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于是路德把这个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出真正的赞美诗来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这是舐食专制君主残盏的臣仆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忍耐服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不仅农民起义，就是路德本人对僧侣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反抗活动都在圣经里被否定了；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最近资产者又给了我们许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还用得着一一列举吗？ 现在再拿平民革命家闵采尔和市民改革家路德对比一下。 托马斯·闵采尔约在1498年[222]生于哈茨的施托尔堡。相传他的父亲死在断头台上，做了施托尔堡伯爵淫威之下的牺牲品。闵采尔早在15岁时就在赫尔中学组织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并一般地反对罗马教会。他对当时神学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得博士学位，并取得赫尔一个女修道士寺院见习牧师职位。在这里他已是以非常蔑视的心情来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把圣餐酒饼化为基督血肉之词完全省去，而且照路德描写他的话来说，他是以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阿西姆［注：约阿西姆是12世纪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他有永久福音的学说。——译者注］的锡利亚式的著作。据闵采尔看来，约阿西姆所宣告和描绘的千载天国以及对堕落的教会和败坏的世界的审判末日，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的大震荡而快要到来了。他所宣说的教义在当地周围地区获得巨大同情。1520年他迁至茨威考成为第一个宣说新教教义的牧师。他在这里碰上有锡利亚式狂想的宗派中的一派，这一派悄悄地在许多地区存在着，表面看来它还是个卑微恭顺与世无争的宗派，然而骨子里却包藏着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不满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个反对派，并且这个反对派此时也越来越公开和坚决地在大庭广众之间加强鼓动了。这个宗派就是再洗礼派[223]，是由尼克拉斯·施托黑［注：施托黑是茨威考的裁缝，以宣传宗教的共产主义著名。闵采尔也受他的影响，认为他了解圣经高出一切牧师之上。1522年施托黑在图林根和闵采尔一同成为农民战争的领袖。——译者注］领导的。他们宣说审判末日和千载太平都临近了，他们有“幻想，有狂热，有预言的灵明”。不久他们就和茨威考当局发生冲突；虽然闵采尔从未无条件地参加这一派，倒是这一派还受了他的影响，但闵采尔挺身出来保卫他们。当局采取坚决行动来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离开此城，闵采尔也和他们一同离去。这是1521年底的事。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和胡斯派余党取得联系，力图在此取得立足之地。但是他的宣言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亚。1522年他任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城牧师。他在此已开始对礼拜仪式进行改革。路德还不敢做的事他已做起来了。他完全不用拉丁文了，而且在规定念礼拜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也不只念这两部分而是全部圣经都选念。同时他又组织了附近地区的宣传工作。人民从四面八方来归附他，不久阿尔斯特德就成为整个图林根下层人民反对僧侣的运动的中心。 此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的攻击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但是他却不象路德此时那样去提倡平心静气地辩论和和平地前进了，他不是这样，他是把路德早期的激烈的说教继承下来了，并号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 “基督就说：‘我来并不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但是你们（萨克森诸侯）［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末没有别的任务，就是去驱除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在路加福音第19章27节里下了命令：‘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罢’……不要有这种浅陋的看法，认为主的力量应当勿需你们刀剑之助就可做到这件事，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鞘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必须毫无慈悲地消灭掉，就象希西吉亚，居鲁士，约西亚，丹尼尔和伊利亚消灭巴尔的劣僧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回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莠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7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事奉别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象，我决不怒斥你们’。”[224] 但是对诸侯们的要求并无结果，而革命情绪在人民中间却一天比一天增涨了。闵采尔的理想越来越明朗化，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就坚决地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是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225]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是理性。理性是已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启示。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这就是以文字毁灭精神。因为圣经所宣说的圣灵并非吾人身外之物；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既无所谓来世的天堂，当然亦无所谓来世的地狱或万劫不复的地狱。当然也就除凡人的邪欲邪念而外无所谓魔鬼。基督也曾和我们一样地是人，他只是先知和师表。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回省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都不必加上任何神秘的杜撰。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词令外衣之下，闵采尔宣说上述这些教义也同样是大半掩藏在这些基督教词令之下来进行的。但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到处都从他的著作里透露出来。可以看出，这件圣经外衣在闵采尔这里远不如在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里那么重要。然而在闵采尔和近代哲学之间却隔着300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在整个德意志，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这种宣传的第一个成果，是破坏了阿尔斯特德附近梅勒尔巴赫的圣玛丽礼拜堂，这是按照圣诫而行事的：“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象，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申命记第7章6节）萨克森诸侯亲自到阿尔斯特德来平息这次骚乱，并传唤闵采尔到城堡去。闵采尔在此发表了一段说教，这一段说教是诸侯们从路德这位“维登堡的行尸走肉”（闵采尔给路德的称呼）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主张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把福音弄成异教的僧侣和修道士都应该杀掉，他引新约作他的主张的根据。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活着的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如果诸侯们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末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诸侯和贵族就是盘剥偷盗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通通攫归私有。然后他们却要来向穷人们宣说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他们自己却是见东西就拿，见农民和手工业者就掠夺剥削，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消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索，于是路格纳［注：俏皮话：《Lügner》——“说谎者”（闵采尔指路德）。——编者注］博士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阿门。 “穷人仇恨贵族，这是贵族们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去掉骚乱的原因，年长月久，关系怎会好呢？呵！亲爱的君主们，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该是多么好呵！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见威美尔曼“农民战争”第2卷第75页） 闵采尔把这篇说教付印了；他在阿尔斯特德的承印人受到萨克森约翰公爵的惩罚被逐出境，闵采尔自己被迫令将一切著作交付魏玛公爵政府检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226]拿到帝国自由市缪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求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人都看清楚摸清楚，到底是那些衮衮诸公亵渎神圣把我主上帝变成描画出来的渺小人物。” 他用下述的话来结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事情。” 在封面上，“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写了一段警语： “请你注意，我已把话向你讲清楚了，我已把你置于人们和帝国之上，为的是你能去除根，破坏，击溃，颠复，同时还能去建设，种植。一座反抗王公、诸侯、僧侣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形成了。他们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 闵采尔和路德及其党羽的裂痕久已存在了。路德曾迫不得已承受某些教会改革，这些教会改革都是闵采尔没有事先问他即已实施的。路德抱着温和改良派对较坚决的急进派恼怒和猜疑的心情去观察闵采尔的行动。1524年春闵采尔即已写信给梅兰希通——庸俗不堪而又病魔缠身足不出户的人的典型——指责他和路德都对运动毫无了解。他们只是要以死背圣经字句的方式来戕杀运动，他们的全部教义都只是咬文嚼字。 “亲爱的兄弟们，勿再等待与踌躇，时机已到，夏天已在门前。幸勿与不敬上帝者为友，他们妨害真言发挥全部力量。勿谄媚你们的诸侯，否则你们自身将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温文尔雅之士，幸勿见责，我实不能不如此。”[227] 路德不止一次邀约闵采尔公开辩论；但闵采尔任何时刻都愿在人民面前应战，却毫无兴趣在维登堡大学有偏见的听众面前作神学的争吵。他不愿意“只为高等学校证明神明的力量”。路德果真有诚意的话，就请他运用他的影响去制止对闵采尔的承印人的迫害，取消检查著作的命令，以便论战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报刊上展开。 在上述闵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出现以后，路德就公开出来做告发闵采尔的告密人了。在他印出来的“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228]中他称闵采尔为撒但魔王的工具，他要求诸侯采取措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们不以宣说邪恶教义为满足，他们还鼓吹暴动并以暴力反抗官厅。 8月1日，闵采尔被传到魏玛宫廷在诸侯面前对被告发的叛乱活动作答辩。许多揭发他的事实当场被举出来；原来他的秘密同盟已被发觉，他和矿工农民们的组织的联系也被发觉。当场已有人用充军来威胁他了。他还没有回到阿尔斯特德，就听说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当地把他交出；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获了，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是他已经离开了此城的话，市当局就已把他交出去了。 在这期间，农民和平民中日益愤懑的情绪使得闵采尔的宣传活动格外顺利。闵采尔在再洗礼派中找到极其宝贵的伙友一起进行宣传活动。再洗礼派本来没有确定的教条，只是靠反对一切统治阶级这一共同目标以及再洗礼派的共同象征而结合起来的；他们在生活习惯上是力修苦行，在宣传鼓动上则狂热不倦，勇敢无畏；这一派人越来越多地团结在闵采尔周围。再洗礼派本身的需要和愿望是由闵采尔替他们明确下来，并形成他们的新教义的。他们因为被搜捕的关系，不容有任何固定住所，于是流浪全德，到处讲说他们的新教义。无数的再洗礼派遭受苦刑，被火焚，或死于其他酷刑之下，但是这些密使的勇敢坚毅是无可动摇的；在人民的慷慨迅速增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估量的。因此闵采尔从图林根逃跑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找得到准备好的立足之地，他随便走向那一方，都有去处。 闵采尔首先来到纽伦堡[229]。约一个月以前，此城附近刚刚有一次农民暴动还没有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闵采尔就在此地暗中进行鼓动；马上就有一些人出来拥护他的肆无忌惮的神学主张，都认为圣经不必有绝对约束力，七种圣礼是无聊的，并且宣称基督也不过是一个人，而世俗官厅的作威作福乃是亵渎上帝的。路德大叫：“看吧，撒但又在此出没了，阿尔斯特德的妖精！”闵采尔把答路德书在纽伦堡付印[230]。他率直地指责路德献媚诸侯，指责他虎头蛇尾，扶持反动派。尽管如此，人民仍将获得解放，那时路德博士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这篇文章由当局下令没收了，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亚尔萨斯，到瑞士，再回到黑森林南部。在这地区，大半是由他的再洗礼派密使促成的起义，爆发已有数月。闵采尔的宣传旅行，显然对人民党派的组成，对人民党的要求能够获得明确的提法，对起义终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此次旅行中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当面和他们畅谈他的最终目的，也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闵采尔早时在图林根即已聚集了一批最坚决的人在自己周围，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间，而且也有些是低级僧侣，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领导秘密组织；此时闵采尔已成为德国西南部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他还进行了从萨克森，图林根经过法兰克尼亚，士瓦本直到亚尔萨斯以及瑞士边境的组织联系工作，并把下列这些南德鼓动家，大半是革命的牧师，吸收为他的门徒，吸收来作同盟的领导者，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马伊埃，苏黎世的康拉德·格雷贝尔，格利森的弗兰茨·拉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尔，莱普海姆的雅科布·韦埃和斯图加特的曼特尔博士。闵采尔本人多半停留在沙福豪森边境的格利森，由此出发巡游赫郜和克勒郜等地区。惊惶失措的诸侯和统治者们到处对这些新的平民异教进行血腥的迫害，因而促使平民派反叛精神更加昂扬，团结更加坚固。闵采尔在德国南部进行鼓动将近5个月之久，并在密谋接近实现的时刻又回到图林根。他要在此亲自领导起义，其详情后面再谈。 可以看出，两个党派首脑人物的性格和行径都恰恰反映出各自党派的态度。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采尔却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注释： [211]韦尔登派是一个教派，17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之中。据说，创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贫民的里昂富商比埃尔·韦尔登。韦尔登派主张放弃私产，谴责天主教教会积累财富的现象，号召恢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韦尔登派的学说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民中特别流行，在这里它带有保护原始公社制度和宗法关系的残余的色彩。——第401页。 [212]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12—13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的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第401页。 [213]1251年法国农民起义（所谓的“牧童”起义）的领袖之一，名叫雅科布的牧师。据史实证明他是匈牙利人。——第401页。 [214]加里克斯廷派是捷克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15世纪上半期）中的一派，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是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教会。加里克斯廷派（即不仅要求赐与面包而且赐与一杯酒的圣杯派）所依靠的是市民和部分捷克贵族，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建立民族的捷克教会，没收教会财产。——第403页。 [215]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胡斯运动的第二派。与加里克斯廷派相反，他们是革命民主派。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加里克斯廷派叛卖塔波尔派的行为曾被封建的反动阵营利用来镇压胡斯运动。——第404页。 [216]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从13世纪到15世纪盛行于欧洲。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赎免罪恶。罗拉德派（直译是：“咕咕哝哝的祷告”）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派别（产生于14世纪），极端敌视天主教会。罗拉德派采用了英国宗教改革者威克利夫的学说，从这个学说中作出了更为激进的结论，用神秘的宗教形式来反对封建特权。罗拉德派中许多人（其中大都是人民群众和许多下层教会的代表）曾参加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从14世纪末叶起罗拉德派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第404页。 [217]锡利亚式的狂想（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是关于耶稣再生和建立公正的、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盛行于早期基督教时期，其后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405页。 [218]恩格斯引用的这句话是齐美尔曼从路德那里引用来的（见Zimmer-mann，Th．1，Stuttgart，1841，S．364-365）。——第407页。 [219]M．Luther．《AndenChristlichenAdeldeutscherNation：vondesChristlichenstandesbesserung》．Vuittemberg，〔1520〕。恩格斯借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7页。 [220]奥格斯堡告白是对路德教基础的陈述。1530年新教徒向在奥格斯堡开帝国会议的卡尔五世皇帝提出这个告白。它是以市民的“廉价教会”的理想（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去适应王公利益的产物。他们宣布以领主王公来代替教皇作为教会首脑。皇帝拒绝接受奥格斯堡告白。同意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与皇帝所进行的战争于1555年以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协定，每个王公有权自行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第407页。 [221]这是路德在1525年5月即农民战争最剧烈的时候所发表的《WyderdiemördischeunndreubischennRottennderPaurenn》这篇文章的题目。后面所引的话都是利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9页。 [222]齐美尔曼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写的是这个年代，但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托马斯·闵采尔是生于1490年左右。——第410页。 [223]再洗礼派是那些要求成年时再洗礼的派别的称呼。——第411页。 [224]“对诸侯讲道。解释先知达尼尔的另一区别，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斯特德宫内对肯干的被爱戴的侯爵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1524年阿尔斯特德版（《DieFürstenpredigt．Aus-legungdesandernUnterschiedsDanielisdesPropheten，ge-predigtaufdemSchloβzuAllstedtvordentätigen，teurenHerzogenundVorstehernzuSachsendurchThomasMün-tzer，DienerdesWortsGottes》．Allstedt，1524）。恩格斯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2页。 [225]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特劳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按他们早期著作，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是个泛神论者。——第413页。 [226]指1524年在缪尔豪森出版的闵采尔的文章，题目是：“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AusgebrückteEntbl?ssungdesfalschenGlaubensderungetreuenWeltdurchsZeugnisdesEvangelionsLucae，vorgetragenderelendenerbärmlichenChristenheitzurErinnerungihresIrrsals》）。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5页。 [227]见Zimmermann，Th．2，Stuttgart，1842，S．75．——第416页。 [228]M．Luther．《EynbrieffandieFürstenzuSachsenvondemauffrurischengeyst》．Wittemberg，1524．——第417页。 [229]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证明，闵采尔起初是出发到帝国直辖市缪尔豪森，1524年9月他由于参加了城市平民的骚乱又从那里被驱逐出去。闵采尔以后由缪尔豪森到了纽伦堡。——第418页。 [230]1524年闵采尔致路德的印刷的回信上，标题是：“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教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HochverursachteSchutzredeundAntwortwiderdasgeistlose，sanftlebendeFleischzuWittenberg，welchesmitverkehrterWeisedurchdenDieb-stahlderheiligenSchriftdieerbärmlicheChristenheitalsoganzjämmerlichbesudelthat》）。——第418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德国农民战争（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德国农民战争[204] 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斗争已经过去两年，目前几乎到处出现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行展示于德国人民之前，是很合时宜的。自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也已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粗暴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只是散见于奥顿瓦尔德，黑森林和西里西亚的话，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一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6世纪初叶的德国状况。 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有显著的进步。城市行会手工业代替了比较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手工业，并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生产了。粗毛制品和亚麻布的织造此时已成为分布很广而固定的工业部门；就是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在奥格斯堡制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还有那些工艺品生产部门也特别兴盛起来了，它们是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贵族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例如金银工，雕刻，雕花，铜版雕刻，木板雕刻，锻制武器，雕制奖章，旋工等等。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的注）］和印刷术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以相同的步伐随着工业前进。汉撒同盟[205]垄断了海上航路100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就是从15世纪末起，当汉撒同盟已经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的时候，尽管已有华斯哥·达·加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中心。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繁华中心。原料的开采同样也相当发达。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较细心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还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远远落在意大利，佛来米［注：即今比利时北半部地区。——译者注］和英国之后，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却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还很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的利益也极为纷歧，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之点。南部有另外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和北部完全不是一回事；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没有一个城市象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伦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远离这些内河和通商大道有若干较小城市，这些城市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继续停滞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而与世隔绝，只需要很少的外来商品，也只输出很少的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能与外界接触，才有新的欲望；农民群众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 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分崩离析状态很快就巩固下来了。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统一的纽带断了，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城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忽而互相对抗，忽而与诸侯对抗，忽而与皇帝对抗。自己对自己的地位认识不清的帝国当局，动摇于帝国的各种分子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帝国当局企图象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化，尽管用尽一切计谋和强力手段，除了维系住当时的奥地利世袭土地外一无成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谁最后得到胜利而且一定得到胜利呢？得到胜利的，就是主张保持帝国分崩离析状态而却要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主张在地方省区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诸侯们。这些诸侯与皇帝分庭抗礼，皇帝的地位日益变成与诸侯相似的一个诸侯了。 在这些情形之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阶级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新阶级已经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 从高级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已掌握最大部分统治权。他们自行宣战和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省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低级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要将其余的帝国直辖城市及男爵领地吞并。他们对于这些城市和低级贵族实行中央集权，而他们对于帝国政权却是反中央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是很专横的。他们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课赋税和搜刮金钱；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就是在等级会议执行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照例总是通过骑士和上层僧侣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们由于奢侈生活，宫廷耗费，常备军以及政府支出日增而需款日急。赋税重担有加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的保护而免担此重负；于是整个税赋的重担就落到农民身上了，既落在诸侯们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在农奴，依附农以及隶属诸侯的骑士们的佃农身上［注：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封建剥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略轻，已无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依附农是通过世袭租佃方式附着于封建主土地，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义务还是非常之重，比农奴差不甚多。骑士们的佃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的形式，而且都可能同时就是依附农。——译者注］。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间接税就实施了；财政上用尽一切巧立名目的办法，以求填满国库漏洞。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帝国自由市愿意借债，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价，一切视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把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出卖，然后又用强力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利用反对派的任何企图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洗劫和掠夺；所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当时诸侯们司空见惯的谋取收入的财源。司法也是诸侯们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视的货色。总之，除此以外，当时的臣民还得满足诸侯们的官吏的私欲，实在尝尽了这种“为民父母”的政府的滋味。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级贵族几乎完全绝迹。中级贵族不是已经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下降到低级贵族的行列中。低级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灭亡。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贫困而只靠从军或任文职为诸侯服务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更小的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日益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都把骑士们这种笨重骑兵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消除了，而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手工业者的情形一样，骑士们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为多余的阶层了。骑士等级需用金钱这件事本身对于骑士等级之趋于灭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宫墙内的奢侈生活，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的豪华风尚，武器和马匹的价格，都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增长了，骑士或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全未增加。专为洗劫和掠夺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贵职业，都日渐变成太危险的事情［注：当时的“强盗骑士”引起城市以及诸侯的痛恨。有许多惯劫的骑士的城堡都被诸侯的或城市所组织的军队进剿捣毁。——译者注］。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和诸侯们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巧妙了。农奴们被榨至最后一滴血，依附农们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称之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杂捐，接租费，死亡税，保护金[206]等等，都不顾旧契约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只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们在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把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地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回。 低级贵族和其余各等级同样地不能和睦相处。诸侯所封的采邑贵族想直属帝国，帝国骑士想保持不受诸侯干涉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和诸侯不断冲突。僧侣等级当时高傲的形象，在骑士们眼光中，已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们妒羡僧侣等级的巨大庄园，妒羡他们由于独身和教会规章而积累起来的财富［注：教皇格利哥里七世下禁止娶妻令以前，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产业常常通过后代继承而脱出教会的掌握。这道令下以后，产业脱出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遂断绝。——译者注］。骑士们和城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对城市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掳来的人质的赎金过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他们所感受到的历史转变的影响也不算小。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僧侣从此也就多半变成了多余的人；他们日益无所事事和愚昧无知的状况使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越是变成多余的人，他们的人数倒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他们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在僧侣中间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特权阶层形成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僧侣。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是在其他诸侯的麾下以封建主身分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象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在办法上还更加无耻得多。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吓外，一切驱逐出教和拒绝赦罪的威吓也实行了，此外还滥用忏悔牧师进行一切诡计图谋，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尊严的人们经常喜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通常的封建征课和贡赋而外还要抽取什一税，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制造灵异的圣象和圣徒遗物，组织超渡礼拜场，贩卖赦罪符，这些都被用为重重榨取人民的手段，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最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僧侣使用修道士来从事政治性的讹诈和宗教性的讹诈，他们的讹诈行为日益推广，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也不断增多。这些高级僧侣以及他们的无数修道士娄罗，正是人们痛恨的对象，不仅是人民痛恨的对象，并且是贵族痛恨的对象。如果他们是直属帝国的话，他们就总同诸侯们过不去。肥硕的主教们、修道院长们以及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们的放荡生活激起贵族的嫉妒和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担负他们这种生活的重担；他们讲的道越是和他们的生活成鲜明对照，人民的愤怒就越大。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不属于教会封建特权阶层，不能分享特权阶层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上级不大过问；虽则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如此重要，可是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却远不能和兵营内的修道士娄罗们的警察活动相比拟。因此他们的待遇就坏得多，他们的俸给多半都很微薄。他们都是市民或平民出身，生活情况和群众甚为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居僧侣职位，还是得到市民和平民的同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只是例外，而在他们中间却是很普遍的。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代表平民和农民说话，为平民和农民的事业而上了断头台。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涉及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207]，即帝国税，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从教会税中去开支罗马宫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象在德国——仗恃僧侣人多势大——征收教会税征收得这样热心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以后新任要向教皇纳上任年贡[208]时，征收教会税更是热心和严格。随着耗费的增加，敛钱的新花样，如贩卖圣徒遗物和赦罪符，收取庆祝费等等都发明出来了。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贵族们在当时算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 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就从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厢市民中发展出3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富贵家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据有政府席位以及一切城市官职的全是他们。因此他们不仅管理城市的收入，而且也吞食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久经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以各种方式来剥削城市公社以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粮食和货币来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市有森林及牧场的一切权利一步步取消了，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擅自在大路上，桥头上，城门口抽收关税，还抽收其他捐税。他们出卖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还出卖法庭裁判权。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些；刚刚相反，城市派在乡村的官吏们，全都出身望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有贵族的残酷和贪婪外还带上一些官僚制度中的严格性。这样搜刮来的城市收入，经管得极其随意。市政会计，其实纯粹是官样文章，也草率和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阶级，在当时是如何轻易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我们只消回想一下1848这一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那种种侵吞诈骗的现象，就可以明白了。 城市贵族们曾想尽办法，到处使城市公社的权利不发生作用，特别是在财政事项中不发生作用。后来是这些老爷们的欺诈行为太不象话了，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求至少要监督城市行政。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行会间斗争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且还由于帝国以及与他们联盟的各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名门望族的官爷们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旧有的独占统治地位，有时是靠诡计恢复的，有时是靠暴力恢复的。16世纪初叶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行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城市中反对名门望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很明确地出现在农民战争中。 市民反对派，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所包括的这一部分小市民的多少随各地方情况而不同。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他们要求监督城市行政并分享立法权，无论是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扩大市政会，公社委员会）来实现此要求，都无不可。再则要求对名门望族的夤缘植党加以限制，要求对极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加以限制，这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都日益显著了。此外市民反对派最多再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来担任几席政府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名门望族中有不满情绪的没落分子参加进来，这个反对派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行会中，都占大多数。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着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完全一样的成就[209]。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们的腐化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鄙品行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审判权和僧侣免税权，要求普遍地限制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就出现的人数众多的雏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一般地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现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每一种行业，以至每一种生活领域，都成为无数特权把持着的禁地；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所以促成无定业无定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都从来没有象16世纪上半期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第三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起了作用：第一部分在镇伏农民的诸侯军队中起了作用；第二部分是在农民秘密结社和农民军中起了作用，在这里随时都表现出他们颓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参加城市党派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一阶级的一大部分，即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在当时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已开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和正在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尚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破产行东，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而和当时市民社会秩序还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和被辞退的奴仆，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介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不能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而其生活状况则和无产阶级甚为接近，这是由当时工业情况以及行会特权限制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可以取得市民资格的师傅。这种复杂成分的混合物的党派态度，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党派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得到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就是这样做着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农民的起义才把他们造成党派，而在这时候他们每有举动以及提出要求时又几乎总是视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深深依附着农村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手工业垄断，他们就不愿意废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随着他们的独立程度他们越来越成为反动的了，他们屈服于他们本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为最近3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提供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中，以致其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在运动中比其他一切成分都暂居上风。这一历史片断，乃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乃是围绕着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形象托马斯·闵采尔而表演的，可是这段历史只是昙花一现。他们何以垮得最快，他们的运动何以在其时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何以表现得必然非常不明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关系里，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少有巩固的立足之地。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全民族中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么他就完全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末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劳动所得还得用来缴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Bede〕，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复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渔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象处理财产一样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推事等着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210]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没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都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在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因此我们在中世纪里找得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却一次也找不到。面对着农民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相倚为盟，严阵以待，此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即无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可见16世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等级——诸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一种极其庞杂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不免与所有其他等级处在继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中。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被所有其余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略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实远不若当时情况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闹成什么样的混乱现象，那末对于当时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企图的搅扰不清，就容易理解了。 注释： [204]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1850年夏天在伦敦写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期合刊号。恩格斯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引自德国民主主义者历史学家威·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W．Zimmermann《AllgemeineGeschichtedesgros-senBauernkrieges》．Th．1-3，Stuttgart，1841—1843）。“德国农民战争”在1870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还为这一版写了导言，来说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所起的作用。这部著作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读者的欢迎，又于1875年再版，恩格斯将导言又作了增补。在80年代恩格斯还打算重新修订“德国农民战争”，补充大量新的德国历史的材料。1884年6月31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上写道：“我打算彻底修订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资本论”第2、3卷的出版工作以及其他迫切的事情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保存下来的只是准备补充“德国农民战争”的未完成的手稿和许多札记草稿。——第383页。 [205]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的后半期。——第386页。 [206]接租费是向小份地所有者征收的一种封建赋税。死亡税（Sterbefall，Todfall）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死农民的份地和财产所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保护金（Schutzgelder）——封建主征收这种税，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的“保护”、法庭“辩护”的报酬。——第390页。 [207]“公捐”（《gemeinerPfennig》）是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而成的一种税。这种税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第392页。 [208]上任年贡是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向罗马教廷缴纳的一次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恩赐的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第393页。 [209]恩格斯指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居多数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派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的代表所代替。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用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以及和他们所干的叛卖勾当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395页。 [210]指查理五世刑律（ConstitutiocriminalisCarolina），1532年由累根斯堡议会通过；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残酷著称。——第397页。 回目录下一篇
“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417]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现在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418]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国家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事件可以加速这个运动的进程。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成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注意这些成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地主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归普鲁士管辖。至于普鲁士的天赋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赋王权[419]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损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帝国的重心已经大大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大有增加：起先有400万德意志人因受直接兼并归附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间接兼并归附进来。[420]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421]，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450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的2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使普鲁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容克地主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愈来愈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1840年起慢慢腐朽了的君主国存在的主要前提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均势是由君主国来维持的。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2篇第26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289—291页。——编者注］）已经做了研讨。但是在那里没有必要去谈一个在这里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即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应当决心消灭自己的无数封建制度的残余并牺牲容克地主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最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前进，不要慌忙”的曲调下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它废除单个容克地主在他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地主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于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1808年至1813年间开始了的，并在1848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一切将很顺利，世界将安静地等待着，而我们自己又能长寿的话，那末也许我们活到1900年时会亲身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消灭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 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随着贵族特权的废除，立法也资产阶级化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小让步都描绘成对它所做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从国王那里争得的恩惠，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对政府做某些让步。于是，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各次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乌龟爬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划分为小邦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营业和其他的自由，准许迁徙自由而使德国的劳动力受资本的无限支配，保护贸易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使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使得对付那些不称心人物的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422]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进展得更迅速了。从1869年以来，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德国的历史上施皮歇恩、马尔斯－拉－土尔和色当等地会战[423]中的炮火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经受住了一个严重的考验，即波拿巴的战争挑衅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热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对战争光荣的迷恋，不论是关于“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仍旧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辉煌地经受住了这样艰巨的考验。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经常总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编辑同时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凡是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没收、解散会议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会议被解散了，立刻就有两个新会议召开起来；横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只是给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在历史所准备好的基础上，这样来进行的斗争，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是现代工人运动历史中的一个特别现象[424]，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两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给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虽然社会党人在1月份所争得的选民就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远还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还应该做无数的事情。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末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4年7月1日于伦敦 载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国农民战争” 注释： [417]恩格斯在他于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三版准备付印时，对他在1870年2月给该书第二版写的序言做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F．Engels．《DerdeutschenBauernkrieg》．Leipzig，1875）第3版上。本卷发表了序言的第二部分，恩格斯注明写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序言的第一部分，按照它写作的日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46—455页。——第561页。 [418]恩格斯说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时，是套用了中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以此强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实现的，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土地的普鲁士化。——第561页。 [419]指的是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1866年普奥战争的结果普鲁士把它们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第561页。 [420]见注267和注269。——第562页。 [421]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由1870年11月签订的正式条约肯定下来了。从1870年11月15日起，随着建国西南各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DeutschesBund）。1870年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个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DeutschesReich）。稍后，在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才正式宣告成立。——第562页。 [4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50页。——第564页。 [423]1870年8月6日在施皮歇恩（洛林）进行的会战（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中，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法国部队。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赫会战。马尔斯－拉－土尔会战（也称为维昂维耳会战）发生于1870年8月16日。这次会战的结果，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关于色当，见注404。——第564页。 [424]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9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35万多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当选的人中有刚被监禁期满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第565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342] 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当刚刚完成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上。我的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于是我便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可惜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343]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那种驱使他在这本书里到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344]的最优秀代表之一。［注：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1875年）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末，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相反，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345] 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同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346]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可能“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国，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可能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1866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获得了奥地利作为礼物。但是，资产阶级不善于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阶级已在议院里占有多数，非经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赋税，也不能订借债款，——但是，它对国家的统治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它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它做了什么呢？它认为，政府允许它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 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347]。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1848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倾轧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愈来愈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348]。 在这全部堂皇的演出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有机会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349]。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鲁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作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达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块地区？本来早就很清楚，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点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 至于从那时起已成为“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350]双方热烈讨论的对象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取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351]。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所有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1866年的堂皇的演出意义更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的高涨，铁路的加速建设，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最终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请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保祐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欧洲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真正自己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所有其他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来愈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十分激愤的状态，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动的。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地主，最后，这就是神甫。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愈发展，愈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就愈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战役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匠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徬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组织、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二十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1525年相比的状态。不得不完全地并且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不能没有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taux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曾是资产阶级的职责）的机会，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其中有些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境地。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作一点好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一些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说服他们，要他们相信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从高利贷者压迫下获得解放。而这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工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集体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352]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连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雇佣工人。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工人，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地主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雕蔽，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工人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2月11日左右 载于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国农民战争”第2版 注释： [342]这篇序言是弗·恩格斯于1870年2月11日左右为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德文第二版写的。序言最初刊载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第28号，以后于同一年载于“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单行本。后来作者又补写了序言的第二部分，序言全文于1875年载入该书第三版。——第446页。 [343]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史”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1—3部（W.Zimmermann.《AllgemeineGeschichtedesgroßenBauernkrieges》.Th.1—3，Stuttgart，1841—1843）。——第446页。 [344]指1848—1849年革命期间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的极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第446页。 [345]指卡·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它包括1850年1月至11月1日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写的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447页。 [34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2页。——第448页。 [347]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放弃了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第448页。 [348]三个邦指巴伐利亚、巴登、维腾堡。——第449页。 [349]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第449页。 [350]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意志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个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部分离开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第449页。 [351]见注79。——第450页。 [352]1869年9月10日，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土地所有制问题通过了由马克思的拥护者提出的以下的决议：“（1）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的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2）必须废除土地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第454页。 回目录下一篇
十七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七起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其中的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足以加强左派势力的种种原因不谈，仅只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转变为多数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自己突然来代替这个旧多数派的地位了。现在要他们表明他们能做出怎样的事业来了。他们的活动自然应该是有魄力、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华，很快就能够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阁员们前进，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们就要（谁敢怀疑这一点！）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屈不挠的执行机关代替它，这个机关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和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比较起来，是更加荒唐可笑的。 新的多数派宣称，不顾一切障碍，帝国宪法必须实行，并且必须立即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8月22日就要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总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这种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议会以外的民主派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派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这个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使他们有可能稍微接近于实现他们的目的。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召集、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种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整个德国马上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德勒斯顿的人民在5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注：即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后备军拒绝开拔，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维尔腾堡，人民强迫国王［注：即威廉一世。——编者注］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逼使大公［注：即列奥波特。——编者注］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它地方，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信号，人民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历史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西半部的德国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较小各邦，军队明显地站在运动方面。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毫无疑问是可能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了。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它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del’audace，del’audace，encoredel’audace！〔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那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避免威胁着它的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其次，它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武装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他们的委任者便代表他们）的君主、阁员以及其他人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执行机关；召集起义的武装力量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他们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南德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是站在各邦政府方面的，但他们却呼吁他（后者对这一点毫不理睬）去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帝国的阁员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而它也就容忍了这些嘲笑。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的威廉·沃尔弗，要求议会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台去了！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执行者（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时，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的命运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我们以后将要讲到），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了。 1852年8月于伦敦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十六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六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它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在他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统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他是不能接受皇冠的。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要做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将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圣人们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日）作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加以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个宪法提出建议。 这个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和平的方式来执行这个任务，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只得妥协一下，——这就是他们立即采取的并坚决执行了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较小各邦，资产阶级早已局限于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每一个邦都好像得到了一种新的、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确定的形式。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机的问题必须立刻加以解决。于是资产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要它尽快制订宪法；于是大小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赞助这个宪法（不管它是怎样一种东西），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运动一开始就是从一种反动的情感中产生的，并且是从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在1848年春天和夏天即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就已经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在高潮时期。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非常有自由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精神的了。衡量它们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勾消这些它曾经通过的决议，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的模样去仿造一个帝国宪法，那它就等于在道德上自杀。而且，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它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文没有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阶级的要求，一向是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它为争取自由不惜鲜血和生命；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他却觉得再舒服也没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了，但他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论如何事情总算已经做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愿意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堂而皇之地出面，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遭到破灭。 得到这两派——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维尔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个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它们还要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重新予以审查和加以清洗。普鲁士就这样不客气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大会[38]（它是旧联邦议会的复活）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茨纳赫，并且建议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在各该邦的议院赞助法兰克福议会时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着普鲁士的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结局只有靠武力来决定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在南德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伦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的会议。在普法尔茨、在贝尔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顿瓦尔德，农民成群地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达河，每天都有进占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象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正是这种怯懦和低能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得到了最广泛的表现。 1852年7月于伦敦 注释： [38]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参加的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的所谓帝国宪法。1849年5月26日代表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三个国王的联合”），到1849年8月共有二十九个德意志邦加入了这个协定。按照协定，帝国宪法被修改得符合于君主制的利益，规定帝国的摄政由普鲁士国王充任，并规定议会由两院组成。“联合”是一种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且在1850年11月退出了“联合”。——第98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十五普鲁士的胜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五普鲁士的胜利 我们现在来讲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鲁士所镇压。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实际行动了。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如何践踏它，普鲁士如何侮辱它，各小邦如何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又如何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如何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渺小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也就恰恰等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很快都要成为泡影了。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难题。执行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执行委员会么？不行；英明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要把德国弄成一个共和国了。是“总统”么？那也要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之尊了。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充任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森-格累茨-什雷茨-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的公爵以至巴伐利亚国王这些diiminorumgentium［注：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奥地利的或普鲁士的才行。但这二者怎样取舍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注：古希腊传说，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用乱结把轭系在马卓的辕上，牢固不可解，声言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剑斩开此结。“斩断戈尔迪之结”一语的转意就是以大刀阔斧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译者注］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到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它的一切省份驯伏，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的时候，政治引力定律自然就要使德国其它部分跟着它走，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与它的皇冠所带来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以后，它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只是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一点点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它的阵地，那么它在德国的权威也会完全丧失，它的势力将化为乌有，它永远也不要再想拿回它还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恢复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联邦议会——即被1815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奥地利摈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肩上。应该提到，这是六至八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群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复活，这些人把上述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可以把旧日的幻想重新提出作为拯救祖国的“最新的一着”。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间，议会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议会中较进步的派别让步。很明显，从前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了。议会中奥地利代表的颇为暧昧的立场（虽然这个议会把他们的国家摈除于德国之外，但他们仍然被邀参加开会和进行表决），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了，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又投右派的票，使优势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东西了。不难了解，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华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一些受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唆使并为它服务的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些说是恶意）而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毫不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了他们那种琐屑的修正案，就会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自他们从事立法事业之初，他们就比议会中任何其它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它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只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在“帝国宪法”里偷偷夹带了他们的几种方案，便认为自己有义务首先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个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个畸形的作品的主要作者们把这个作品抛弃，把它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个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那些在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正是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政治思想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既然他们一般都有能力写作——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末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这些德国民主英雄们的行动，是足以充分说明他们自己的，这我们以后就可以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是完全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在二百四十八票弃权和二百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二百九十票当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3月18日革命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帝王的滑稽剧[37]（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发生，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伦敦 注释： [37]1848年3月21日在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的倡议下，在柏林举行了国王出巡的盛典，同时举行了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黑红黄三色臂章——德国统一的象征——并且发表了假爱国主义的演说，把自己装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第95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1848年10月和11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莫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累姆西尔［注：捷克称作：克罗梅尔日伊希。——编者注］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的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主要工具，现在在这里，他们背叛欧洲革命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政府便在3月4日解散了议会，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是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已经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是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洛人在最近被英美族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statusquo〔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它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不能记忆的时候起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以适应文化的需要，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注：万第——法国西部省名。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纪初，这里是贵族和僧侣在英国支持下所组织的富农和中农反动叛乱的场所。因此“万第”一词便成为表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源地的通称。——译者注］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奥皇［注：即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我们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奥地利已经彻头彻尾地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章。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奥普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较小各邦里斗争的结局还没有完全决定，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来源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一项决议——虽然较大各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形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复辟了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资产阶级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完整的阵容。另一方面，较大各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日渐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一下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乱。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委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注：即罗伯特·勃鲁姆。——编者注］在维也纳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较大各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它们在这些抗议书中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执行机关，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不管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起来。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一番。但他们既然处在这样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作些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转向人民方面，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从这么一群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满自足的人中间，即从那些在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一片不绝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不停地重复说，他们是德国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才能拯救德国并从这些话里寻求唯一安慰和支持的人中间，能找出真正的人才吗？在这些一年的议会生活已把他们弄成道地的白痴的可怜家伙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系统和军事组织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它应战时还大嚷大叫了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毫无能力，所以对这些叫嚷根本置之不理。而这个可敬的德国人民的代议机关（它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谴责他们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加以撤换而没有成功的那些阁员。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1852年4月于伦敦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