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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三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同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被解散，这说明维也纳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力量。 关于1848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不久之前我们已经叙述过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资产阶级代表构成的多数，害怕人民中较积极的成分而同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因此它早已失去众望了。他们承认了，或者毋宁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拟定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琐碎的理论定义、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宪法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savoirvivre〔礼仪〕的学校。而且，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优势差不多总是取决于动摇的“中间派”，这一派以它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倾复了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它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却装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所持的变通原则是“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它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阁员都撤了职，用以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为首的“办事人物”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在这里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它既不能推延会期，也不能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近四万大军进入柏林。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而他们本来是想把这次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36]的光荣模仿的。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政府解散了国民自卫军，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军队所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把议会解散，它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几个星期之后，以及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之后，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死的议会了。 是1848年11月初进行武装抵抗已经太迟了，还是相反：一部分军队在遇到严重反抗时会转到议会方面来因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不但没有坚决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大军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出乎他和他的军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几点上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几点上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使宪法得到审查和批准。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委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他们的前任在奥里缪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委员，这些委员在看到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自己的成绩，并证实柏林人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委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的坚决捍卫者便马上起来，发誓证明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再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证明这个机构是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甚至连自己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了。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里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时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单只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个由一群轻信的笨伯组成的辩论俱乐部。这些人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作议会傀儡，拿来给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作法需要作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1852年3月于伦敦 注释： [36]1636年约翰·汉普敦（后来他成了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拒绝向皇家收税官缴纳一种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造船费”。就汉普敦拒绝纳税一事举行的审判案在英国社会中激起了对专制制度的反抗情绪的高涨。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税的斗争，是英国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的序幕。1766年英国议会在抗议下不得不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缴纳间接税的英国商品。1773年想通过暴力向美国输入缴纳高额消费税的茶叶的企图，以货物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而告终。这一切冲突导致了纠纷的尖锐化和加速了美洲殖民地反对英国的起义的爆发。——第81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集中起来的军队开始攻击维也纳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进行防御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这一部分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人民的时刻已经太迟，所以这支队伍未能充分学会掌握武器使用和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就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人数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的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职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连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紊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也算在内）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里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土匪队伍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是十分擅长于那种为争夺一幢房屋一条胡同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旧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越混乱。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没有决定向驻扎在离首都几哩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了可以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确定防御计划方面却做得很少。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末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决定不再担负这个任务。如果他继续担负下去，他也许要被当作一个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者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作为军官（甚至是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的政党并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或别的地方培养出或发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但是，毕竟还是实力占了上风。帝国炮兵在近郊的长而宽的大道上，在主要的交通线上把重重的街垒都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停火的间歇时刻，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陷于混乱，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强盗队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间接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谈一谈。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击败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耶拉契奇赶到了维也纳，用他们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其它官方团体，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即使匈牙利全然忘记了维也纳的第一次战斗是为了匈牙利，那末，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它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屏障，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足以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进攻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这些借口就是：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其它官方团体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恪守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一层，事实是这样：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作勇猛无情的追击，那末单是在施土尔威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四十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一千二百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的力量集结起来以前采取的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哈特举行的软弱无力的示威（结果自然是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比坚决向维也纳进军、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招致了更大的危险。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不经官方机关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要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匈牙利人背弃了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据说正是他们的运动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关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为匈牙利而战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主委员会吗？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首当其冲地作第一次战斗的吗？问题不是必须支持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关，所有这些机关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是会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的；问题在于革命的高涨，在于人民运动的不断发展，而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考虑革命运动以后将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问：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不正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吗？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公众面前倒产生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的当权者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而即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这些当权者也会同样被推翻的。最后一个重大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都坚持“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末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始终坚持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如果不是这种被戈尔盖利用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本身的、对合法性的不断的追求，戈尔盖的军队也就不会服从它的统帅，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不幸的下场了[33]。而当1848年10月最后几天匈牙利人为挽救其名誉终于渡过莱达河的时候，那不是和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没有一点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完全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34]，对于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工作，比任何其它报纸做得都要多。它阐释了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差不多一切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作品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震动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于我们本国人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利直率地批评我们的邻居。其次，如果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我们就必须说，在这个事例中，维也纳人民是豪迈而英勇的，他们不仅比顾虑重重的匈牙利政府高尚得多，而且也比它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维也纳人——我们的同胞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来同匈牙利战争中一切煊赫的胜利和辉煌的战斗相交换；正是这些维也纳人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军队，从而去完成这些伟大的业绩。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维也纳人所参加的同样的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伦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运动的每一个地方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表现的形式不同，情况不同，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一次可以帮助维也纳人的重要的打击，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的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纯贞，它可以说是少年老成，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讲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套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动听言词了，此外还剩下的就是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深信，他们做的愈少，说的愈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愈安全。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地，他们离得愈远愈好。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条文，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朗卡斯特学校[35]，议员们在这里互相教授，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而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贡献之大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达到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这个议会曾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些东西当然没有一点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委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凯尔先生以及莫斯累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的旅行实在可以算是真正的奥德赛了。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内阁阁员施塔迪昂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它的政府的耻辱的永久纪念物。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委员——弗吕贝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弗吕贝尔却相反，他以为他的职责是保全自己，好去担当他在法兰克福的重要职务。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是不合乎要求的；因为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空洞的高谈阔论，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的事例。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虽然如此，但罗伯特·勃鲁姆却具有真正的平民的天性（虽然已经有点脱去平民气了），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波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处死了。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骇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词的缓和和委婉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 注释： [33]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在背叛了革命事业的戈尔盖率领下在维拉戈什向派来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第75页。 [34]“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该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新莱茵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更变本加厉了。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它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新莱茵报”，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75页。 [35]朗卡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约瑟夫·朗卡斯特（1778—1831）的名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小学，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的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它学生学习，以弥补师资的不足。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曾经广泛建立朗卡斯特学校。——第77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十一维也纳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一维也纳起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这次事变对于德国的革命意义正像巴黎的六月起义一样，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政党方面去。这次事变就是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 3月13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地位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也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互相交错在一起，以及后者如何阻碍前者。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作为梅特涅统治的主要的非正式的支柱的上层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三月事变后仍然保持了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资产阶级中间迅速传播开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出版法、奇妙的贵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32]。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月14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种行动激起了5月15日的起义，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把全权授予由大选产生的制宪议会来起草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论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派有代表的反动政党，不久就促使他们的“自由派”同僚再度向人民的胜利发动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要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正规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 但是皇帝［注：即费迪南德一世。——编者注］和他的宫廷早在5月16日就离开维也纳逃到音斯布鲁克去了。这里四周是狂热的提罗耳人，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的危险，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这里有拉德茨基的军队驻在附近，他们同音斯布鲁克的距离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反动政党仗着这一切，便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在这里它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它被击溃的力量，把它的阴谋之网重行修补，撒布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组织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和斯拉夫族领袖们之间的阴谋活动开始了；这就是说，反革命的宫廷权奸掌握了真正的力量，而维也纳的无能的阁员们却得以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将要来到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消耗着他们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政党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调动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以为，在宫廷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在有了由大选产生的制宪议会以后，皇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了，于是就愈来愈陷入厌倦和冷漠，老是呼吁秩序和安静；在猛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这个阶级充满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完全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发生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治理制度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呼声。7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作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宫廷的归来也受到同样的欢迎；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作强迫劳动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月19日，有人要皇帝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他们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洋洋得意起来。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阁员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者的补助金。诡计成功了。工人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阁员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他们像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他们在8月23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的战斗力量的团结和威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成了流血的搏斗，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匈牙利的事态使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很快就找到借口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阁员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的统治者耶拉契奇作该国的文武总督；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一个领袖，他曾经公开反对匈牙利的合法政权。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阁员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群众起义，阻止军队的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军队发生了短时间的搏斗；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这时在施土尔威森堡［注：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费黑伐尔。——编者注］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奥地利的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这次是逃到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里缪茨［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去了。 宫廷在奥里缪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音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周围是成群流入奥里缪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热心家。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将是一个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一个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从波希米亚、莫拉维亚、施梯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一团一团的军队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队伍和原来的维也纳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末就集结了六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作决定性的攻击了。 这时，笼罩着维也纳的是混乱和束手无策。刚刚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了。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资产阶级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横暴的帝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群众和领导者的头脑里都是混乱一团。议会中残余的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他们的奥里缪茨的朋友作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是经常开会的。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时间消耗在能不能在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内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主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完全没有领导的能力。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还很少解脱旧制度加于他们的精神奴役状态，觉悟还很差，他们不是真正觉悟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适合于他们的政策。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经过整顿的奥地利军队，他们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他们的人数共有六七万，武装和组织都很良好，尽管指挥不很好，但至少总还有指挥者。在城内却是一片充满阶级矛盾的混乱和涣散状态；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数量虽然很大，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一点政治训练，他们容易无缘无故地激怒，也容易慌乱，一切流言蜚语都能影响他们；他们决心战斗，但是没有武装（至少开始是没有的），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他们头上的屋顶的时候，他们还在讨论一些琐屑的理论；领导委员会既无精神，又无魄力。一切情形都和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充满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不问可知的；即使还有什么疑问，那末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伦敦 注释： [32]1848年4月1日奥地利政府公布的出版暂行条例规定必须交纳大量保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方面犯罪”的人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的制度，政府官吏就有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1848年4月25日宪法规定了在选举议会方面的苛刻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建立了两院——下院和上院，并且保留了各省的等级代议机关。宪法将执行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否决两院通过的法律的权力。1848年5月11日选举法剥夺了工人、日工和仆役的选举权。一部分上院议员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上院议员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数目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是两级制。——第65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十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1848年4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浪潮已经被社会的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阶级同战胜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所阻止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政党，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29]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在法国，两次与此类似的运动（4月16日和5月15日）也同样被击败了[30]。在意大利，“炮弹国王”［注：即费迪南德二世。——编者注］在5月15日一举而恢复了政权[31]。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虽然在维也纳，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不过这毕竟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它可以说是人民的力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政党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他们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准备去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决定性的斗争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在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给周围各国以有力推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日巴黎的流血斗争开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件事实：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它阶级之间进行的；战斗继续了好几天，其激烈程度是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要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了，他们被屠戮，被摧毁，而且打击十分沉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复元。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迫害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以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细小事件作为借口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也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战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政党便开始积极行动并制订明确的计划，甚至要把他们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也远远甩开，重新恢复三月事变以前德国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他们自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也使这些稳健的年轻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他们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得到胜利而趾高气扬，他们也很想取得法国士兵刚刚得到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大半却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以及德国各党派夏季所忙碌从事的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联盟，明天又向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仰，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的遭受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政党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决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同军队的最初格斗发生在法兰克福。虽然这次冲突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架空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和约，这个和约不但把什列斯维希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蹂躏，而且也完全否认了丹麦战争的那些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和约。在这次投票之后演出了一出内阁危机的滑稽剧，而三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和约。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已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在德国其它地方（巴登、科伦）引起的类似的但是比较不重要的骚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政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也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失掉了任何威信。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表明自己的意志。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作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阁员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的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了。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发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加以阐述。 1852年2月于伦敦 注释： [29]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示威，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61页。 [30]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被专门为了对付这次示威而动员起来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所阻止。1848年5月15日，在举行人民示威时，巴黎工人和手工业者拥进了制宪议会的会议大厅，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建立革命政府。但是示威者很快就被及时赶来的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所驱散。工人领袖布朗基等被捕。——第61页。 [31]1848年5月15日，因1848年1月炮轰墨西拿而被称为炮弹国王的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二世镇压了人民起义，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解散了议会，取消了1848年2月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改革。——第61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九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九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它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察尔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27]，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一定要失败的。几种斯拉夫语言的不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竟没有一种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懂得的。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法语，于是，这些可怜的热心于斯拉夫主义的人，这些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的人，最后却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里西亚人的枪骑兵、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捷克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权的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捷克、莫拉维亚、达尔马戚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作了有系统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公开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无耻地同驱散了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在1848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斯拉夫代表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全体议员都是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再有所动作，就要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存在任何疑问，那也一定要引起争端。但是，幸而没有引起争端的口实，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狂想。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1848年前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队伍。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曾经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而与丹麦交战。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德国也需要它们。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他们也有这种权利。三月革命使它们与丹麦人公开冲突起来，德国援助了它们。可是，虽然在波兰，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革命的（至少部分是革命的）战争中，却让军队毫无意义地来回行军，甚至容许外国进行外交干涉，结果，尽管作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而得到的却是十分可怜的结局。德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德意志人志愿兵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但当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时，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的政府却拍手称快。它们把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又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谓《diepatriotischeüberkraft》[28]）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派到什列斯维希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有效的工具，却得到机会利用战胜外人的功绩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作反对较激进的党派的工具的军队，刚一稍稍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掉转枪口反对自由派本身，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畔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阁员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阁员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就只存在于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阁员们却没有注意他。 1852年2月于伦敦 注释： [27]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局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和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会议无限期休会。——第57页。 [28]见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诗集“现代的诗”）。——第59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八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八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25] 从以上几篇文章中已经明显看出，除非1848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个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要略加阐述的历史课题，性质非常复杂，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千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利河和波希米亚森林［注：即捷克森林。——编者注］，已经从斯拉夫族的侵略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数不到十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鲁伊日察的温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系国家，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是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虽然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骑士阶级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通过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像西欧其它国家一样，从十五世纪起德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日益增长起来）而进行的一次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开拓了道路。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因此，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则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末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是属于德意志人，而不属于斯拉夫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国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的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一切精神文化差不多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在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国土上安家立业了。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外交方面的审慎周密的掠夺行为，也不仅仅跟随在那种由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而缓慢地但是确实地发生的民族性破坏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七十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以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有一次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注：拉脱维亚称作：叶尔加瓦。——编者注］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注：波兰称作：格但斯克和埃尔布隆克。——编者注］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令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却很清楚地看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在政府同意之下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解散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革命运动就被镇压下去，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又复活起来。为俄国专制君主立下这场大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那样辛辛苦苦地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发户的共同的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系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的胡斯战争[26]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说捷克话时还有错误并且还带有外国腔调。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1848年它曾做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足以证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 1852年2月于伦敦 注释： [25]关于恩格斯在本文中所阐发的关于加入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命运的观点，见本卷说明第P页。——第51页。 [26]胡斯战争是1419—1434年间以伟大的捷克爱国者、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杨·胡斯（1369—1415年）的名字命名的、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次战争期间，以农民和平民的部队为主力的胡斯派的军队，击退了由神父和德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54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文章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叙述到了维也纳3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原则，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作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受政治训练较少，结果是自由派官僚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大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分子和官僚分子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派的援助，才能守任自己的阵地，抵抗那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和官僚政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梯，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的阶段，——达到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1848年三月的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末本来是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来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这个机构如此离奇，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而同时它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争论的问题，执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这个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毫无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魄力，它就会把联邦议会立即解散（在德国再没有一个机关比这个议会更不受欢迎了），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要求这个议会做到这一点却是太过分了，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自由派的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这个议会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决议，据说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批决议应该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肯定自己的自主权，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自己围绕起来，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眼看着美因兹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这个国民议会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作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位，而且授职给他的不是国民议会而是联邦议会。至于国民议会的决议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自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的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力量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议会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他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一个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费一点力量去摧毁那隔开汉诺威和普鲁士、隔开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也没有打算去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税。但是，这个议会做的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德国的海军——但只是在纸上；它兼并了波兰和什列斯维希；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节，而后者这次回去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来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当作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职权极不明确（当时曾认为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曾组织了一个十分周密的阴谋；但它们是幸运胜过聪明，因为实际上这个议会替各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于是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居多数，而且这些议会的工作的进行情况也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这个议会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其次，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的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它们也缺乏远大的见识而不能作出革命的决定；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的凡人一起生活在地面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imLuftreichdesTraums》）[23]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到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至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奠定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人民的热情冷却了。在签订马尔摩休战条约方面的可耻行为（1848年9月）[24]，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它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 注释： [23]引自海涅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集50页。 [24]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员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可耻的休战条约。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这个休战条约的决定，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50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六柏林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六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文章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行动远没有得到维也纳革命行动中的那种差不多是所有阶级的一致赞助。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开会的结果是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为各阶级所一致赞助。巴黎事变促进了一切，但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宣告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解放工人。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动。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正是他们所认为的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其它神圣东西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感到自己的革命热忱大大地冷却了。他们知道必须抓紧时机，知道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要失败，可是他们的勇气失掉了。因此，在最初的一些地方性的革命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静，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皇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变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忙于向皇帝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可是紧接着便是军队向群众的进攻，便是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资产阶级曾经尽力想把他们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他们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他们下面的阶级——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的”场面的危险迫于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不和都消逝了。多年来的友人和敌人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阶级而联合起来，虽然这一阶级还并没有提出它自己的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立宪的责任内阁的宝贝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他们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除掉阁员更换而外，普鲁士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主管部门的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得到了暗示：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作是有危险的。 在3月18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的”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权奸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常常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这些强制性的变更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想让议会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来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而新选出的议会将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将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复选人，复选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二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派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的，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的政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和法国一样的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议会的自主权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是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制尚未建立、三十六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他们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革命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无产阶级党的政治活动不同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或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保护他们；第二，无产阶级党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人也只敢把联邦共和国作为自己渴望的对象；第三，无产阶级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首并主要由他们领导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尾随在民主派之后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终于把事情引到了尽头，而现在我们可以说，过去几年的震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都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作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下子解脱了一切封建枷锁，虽然这里的农民由于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坚决，行动比较和缓。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立即转而反对他们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自由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在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1851年10月于伦敦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五维也纳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五维也纳起义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利普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权，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十八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都也都爆发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同样的胜利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革命，那末至少他们是真正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考察这许多次起义都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各个阶级对这些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工人，所有的人像一个人一样同时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赞助它的一小撮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开始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一向使资产阶级处于政治无知状态，以致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它们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热烈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会突然发生什么矛盾。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法庭、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至少在1848年3月），资产阶级一心一意地赞助运动，而在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资产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一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维也纳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这就是说，它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让步一定会保证它的统治，如果这些让步能够实际执行并且在一定时期保持有效的话。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权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斗争时，他们和大学生总是承担起斗争的全部重担；约四千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静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骚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迫使安全委员会执行他们的决议。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不得不由国家拿钱雇用他们在公共事业中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小工商业者很不愉快。维也纳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的不断的煽惑和骚动自然不能对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用”起促进作用。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静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而这种冷淡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激烈行动是有道理的，并且不断地（甚至当着资产阶级的面）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资产阶级同大学生和工人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它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把封建制度的残余彻底扫除。由于意大利的战争[22]，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它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追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能够恢复什么东西，它却永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而如果说奥地利在目前又比较平定了，甚至比较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也因为不管业已复辟的政府侵犯了其它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伦敦 注释： [22]指1848—1849年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是在人民起义在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取得胜利后于1848年3月开始的。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也参加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害怕意大利通过革命手段实行统一的意大利统治阶级的叛变行为，使同奥地利的斗争遭到了失败。——第39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四奥地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四奥地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1848年3月以前之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正像最近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20]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1848年后他们对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它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里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21]。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君主专制，1810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增加新的贷款，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倾复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能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们在其它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经常从君主专制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丝毫也不会反对政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组织得非常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服役的，他们的子孙也要如此。他们不属于那在双头鹰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皇室贵胄”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它阶级，梅特涅按照真正的ancienrégime〔旧式〕政治家的精神，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利用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金钱，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商业比较不重要；奥国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利用了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完全消除了外国的竞争；但他们所以被给予这种便利，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而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它封建社团（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限制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范围里，这种狭隘的界限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构成具有一种世袭式的固定的性质。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维生的那些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封建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的保护，凡有不服从的，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它最多只能造就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获得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能给予在别的大学里可望受到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它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一百年以来它的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所有奥地利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关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不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检查官是决不让任何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入奥地利国境的。 在1815年后的将近三十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无论是国民各阶级的社会状况还是整个民族的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把较高的阶级作为政府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使他们受到憎恶），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是没有不满或很少不满的。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可以维持下去的。” 但是国内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采用机器和蒸汽，使奥地利（也像所有别的地方一样）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摧毁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者与旧的封建机构到生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一天天更多旅行于外国的资产阶级，把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神话般的情况带回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精神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个危险的部分存在，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勒斯堡［注：斯拉夫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与维也纳近在咫尺。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绪，——即使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反政府还不可能），也是一种不满情绪，一种普遍要求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情绪。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较开通的官员，他们自己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如果在约瑟夫二世的进步开明的专制与梅特涅的“世袭的”专制之间决定取舍，他们是坚决选取前者的。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赞助资产阶级，至于国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不满（虽然不是直接对政府不满）的较低的阶级，他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反映这些变化的特殊的著述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有天赋的、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它德国城市落脚下来，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家的这桩生意大为“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策的秘密；舆地利人更加好奇，由于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边境上的大批的走私，他们也获得了这些出版物。当然，这些书中所宣泄的秘密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提供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出版自由在奥地利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忠君守法的善良的奥地利人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它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愈来愈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发展。因此，部分奥地利人也得到了一些政治知识。于是在1847年末，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发生作用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封建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部门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希望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碰到不合理的限制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官员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有教养的职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是满意的，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由它自己出资（那样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那末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反对派的强大、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是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的。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转变，而这时法国忽然爆发了事变，这个事变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20]指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即开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英国侵华战争。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签定的南京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国开放五个港口与外国通商，这就使外国人更加方便地侵入中国。——第30页。 [21]1846年2—3月，与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同时，加里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在加里西亚起义农民和企图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挑起了冲突。从解除小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开始的农民起义，具有大规模毁坏地主庄园的性质。奥地利政府在制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也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30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三德国其它各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三德国其它各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几乎仅仅限于谈到1840年至1848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一邦，即普鲁士邦。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的其它各邦。 自从1830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外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的宪法一方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一方面是为创制宪法的君主们在群众中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谈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风暴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凯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无力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的谄媚的、不值钱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1840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他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力图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制定新的宪法，成立新的联邦议会，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君主立宪，实行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得尔堡（巴登邦）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被看作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知道的一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看作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它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尾随着他们普鲁士的弟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那些虚幻的政治权利（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是常常以这些权利自夸的）。但从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与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而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党派的东西。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民在平静的时期，从不会提出自身的利益，不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除非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所以，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是发展得极为缓慢的。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普鲁士和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上的反对派，例如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16]。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冒险的反对世俗权力的凡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该邦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任何一派的或所有两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制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天主教或新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德国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神论派[17]，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一派发展于旧教国家，后一派发展于新教国家。它们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没有根据的。这种不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这神殿的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另一种当前最引人注意的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自己中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这些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实现（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德国的统一的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亡[18]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disjectamembra〔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该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末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震动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当然，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实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地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so-idisant〔所谓的〕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实际了解这种政制，后来了解以后他们才十分滑稽地大失所望），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19]。这样看来，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1847年末普鲁士和德国其它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活动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农村贵族变成了只是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由于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同而与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很不满意，他们埋怨捐税，埋怨加于他们营业上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足以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整个说来是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愈来愈受他们的影响；除了这一切之外，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16]“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国的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反对天主教会中的各种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天主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他们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59年“自由公理会”和“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第27页。 [17]一神论派或反三神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的教条的宗教派别。一神论派运动产生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是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斗争的反映。在英国和美国，一神论派出现于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一神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的仪式，而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首位。——第27页。 [18]拿破仑在德国的胜利导致了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1806年8月奥皇弗兰茨一世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个在十世纪建立起来的帝国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各个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利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联合。——第28页。 [19]“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前夕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50页）。这个口号在1848年3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页）中，被提出作为第一条要求。——第28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二普鲁士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二普鲁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们，都相继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会议[8]而统一在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议会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作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师和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顷刻之间又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 1830年的事件[9]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10]。后来他们曾追悔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11]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它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从事劳动和经营工业生产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更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知识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知识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利益最受现存制度侵害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了。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政体，而他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应该看做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前普鲁士国王［注：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1815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去世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性质的专制政体。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手中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野心的蠢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末“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擅于卖弄聪明，更擅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他的一切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它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12]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侯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级的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级或“王国的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beauidéal〔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们却很快就看出来了。新王的“辩才”刚刚因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便用无数的演说宣布他的意图；而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的。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是承袭得太多了。在他即位时，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而国库已经不太充裕。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夹攻；1820年的法令规定，如不得“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议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己发起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他们意见的人才，竟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13]，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期刊的先声。这是1842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代议机关”（它作为1813年和1815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1820年的法令中）这种普遍要求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国王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较好的方法，是把各省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1823年成立的。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是：（1）上层贵族，前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是等级会议的当然成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各个省议会都是这样组织的：在每个省议会里总是以两部分贵族占大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都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起来的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实行代议制。 联合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来；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赞成代议制的要求，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自己的田庄上经营大农场，并且买卖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所以也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完全破产了；他不仅没有得到一文钱，反而增加了反政府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年和1815年的诺言，要求宪法和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决议措词颇为不恭，国王在激愤之下所作的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有一个时期由于缩减对政府各部门的拨款，由于通过《Seehandlung》[14]（它是一个拿国家作赌注进行投机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着国家的财政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曾经维持了表面上的支付能力；增发国家纸币也起了一些作用；整个地说，财政状况的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出自国家，部分出自私人股东，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也就是说，使政府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Seehandlung》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于是银行的章程必须改变，必须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这就需要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就根本不打算谈这件事。 这样，一切弄钱的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国王就把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统一的“联合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的法令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求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总的立法方面的意见，只是谘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喜欢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中提出的愿望；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很快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通过发行公债（仍然说是用来建筑铁路）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使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愈来愈愤怒的国王解散了议会，并对议员们严加申斥；但钱还是没有到手。的确，国王是有充分理由为他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的，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并且把相当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包括在内的自由派，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在联合议会开幕时的演说中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法，但这话等于白说；自由派坚持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宪法及其一切成果——出版自由、陪审法庭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出的。事情很明显，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要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农民的支持。大家知道，1847年末，在资产阶级中间是很难找到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的。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了。 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以急于要给自己的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后，这些思想在法国愈来愈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它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15]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已经有很明确的了解；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个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到。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8]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不顾各国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第15页。 [9]指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以及继七月革命之后在比利时、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一系列欧洲国家发生的起义。——第16页。 [10]“青年德意志”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16页。 [11]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年柏林版（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Berlin，1821。——第16页。 [12]“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politisches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刊物，1831年至1841年在许多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参加下出版，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该派以胡果、萨维尼等为自己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关于这一学派的特征，见卡·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页和第452—467页）两篇文章。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1830年，在这个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之后，正统派组成了政党。——第18页。 [13]“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日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20页。 [14]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1页。 [15]指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用仁爱和友情的温情宣传冒充社会主义思想，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3—640页，第4卷第3—20页、第223—275页、第461—504页）中批判了这种思潮。——第23页。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一革命前夕的德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一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成群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官佐、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那里又组织起新的《inpartibusinfidelium》〔“非现实的，在异国的”〕［注：直译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屑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它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远隔重洋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注：即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编者注］（他们大多数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问题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2]的读者说明1848年德国革命所以必然发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我们就无需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论述，而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使我们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许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们也就满足了。 那末，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国内其它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3]之下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的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资产阶级的最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的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夺去，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一次贸易立法上的胜利。当然，1818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4]给德国工商业者的好处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对内阁阁员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大得多，他们在议会中的投票，只能使阁员们发笑而已。这样，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840—1847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包括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守备队、地方当局、法院及其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地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当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的工人起义[5]。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Groß-和Mittelbauern〔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几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地位处在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省占居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消失了。在其它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了，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英国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是处在贫穷饥饿之中，作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的天地。革命对他们每个阶级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引导和推动。 上面对最近这次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显然的矛盾的大部分了。当这些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错综起来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区各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但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不错，德意志联邦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6]，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组织[7]，而奥地利却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寓禁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大国，而不是三十六个邦。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的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参加了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2]“论坛报”（《Tribune》）是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的简称，1841年至1924年出版。这份由著名的美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的报纸，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采取了进步的立场，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经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共达十年以上；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大量文章，都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销路很广的美国进步报纸，通过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及它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采取为所欲为的态度，有些文章被删去作者的署名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编辑部还对文章加以篡改。马克思曾经对编辑部的这种做法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时马克思不得不减少自己给该报写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给该报写稿；“纽约每日论坛报”同马克思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编辑部中主张与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各州妥协的人数增多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而引起的。——第7页。 [3]大陆体系是指1806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第8页。 [4]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并且为建立关税同盟创造了条件。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由普鲁士主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9页。 [5]指1844年6月4—6日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1844年6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义。这种捣毁工厂、破坏机器的工人运动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第12页。 [6]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德意志分成三十六个邦，它们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第13页。 [7]在1834年5月成立了所谓“税务同盟”（Steuerverein），这个同盟的成员是愿意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德意志各邦——汉诺威、不伦瑞克、奥登堡和绍姆堡-利珀。到1854年，这个单独的同盟瓦解了，该同盟的参加者并入了关税同盟。——第13页。 回目录下一篇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年6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弗·恩格斯(1847年6月9日) 第一个问题：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答：是的。 第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 答：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 第三个问题：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目的呢？ 答：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 第四个问题：你们的财产公有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答：第一、建立在因发展工业、农业、贸易和殖民而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 第二、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 第五个问题：这是一些什么原理呢？ 答：例如，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等等。 第六个问题：你们打算用什么方法为实现你们的财产公有作好准备呢？ 答：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 第七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201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为生的社会阶级；因而这一阶级的祸福和存亡取决于生意的好坏，一句话，取决于竞争的波动。 第八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者几乎一向都是穷人。但无产者却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的一样。 第九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采用机器而产生的，这些机器发明于上个世纪中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蒸汽机、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机器，挤掉了当时的工人，因为用机器生产商品比原来的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商品又便宜又快。这样一来，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主要是他们的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以致资本家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从此就实行了工厂制度。当资本家看出这样做对他们是何等有利时，他们就力图把工厂制度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劳动部门。他们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多了；结果，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每个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了。这种简化的劳动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这时人们才发现：几乎在一切劳动部门都可以使用机器。一个劳动部门只要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它就象纺纱业和织布业一样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 我们逐渐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了。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劳动者早先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先进国家里几乎独占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机器、工厂、工场等)。这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无财产者阶级，他们仅仅为了换得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第一个阶级，即资产者。由于在这种劳动交易中买卖双方不是平等的，而是资产者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无财产者就不得不接受资产者提出的苛刻条件。这个依赖于资产者的阶级叫作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奴隶，不是某一个主人的奴隶，如果没有人需要他的劳动，就没有人购买它，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奴隶被看作物，不算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奴隶通过成为无产者，并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就能解放自己。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所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十一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使用一块土地，也就是使用一种生产工具，为此，他要交出或多或少的一部分收入。无产者用属于他人的生产工具做工，这个他人把由竞争所决定的一份产品让给无产者，作为对他的劳动的报酬。在农奴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是由他自己的劳动决定的，因而也是由他自已决定的。在无产者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是由竞争决定的，因而首先是由资产者决定的。农奴的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农奴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把他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从而进入竞争领域并暂时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即特权阶级的队伍。无产者则通过消灭财产、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而获得解放。 第十二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答：不同于无产者的所谓手工业者，上个世纪几乎到处都有，而今天还散见各处，他们顶多是暂时的无产者。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资本，并用它来剥削其他劳动者。当行会仍然存在，或者当经营自由还没有导致手工业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还没有导致激烈的竞争时，他们往往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旦手工业采用了工厂制度，竞争也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手工业者就日益成为无产者。因此，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为资产者或一般是变为中间等级，或者是由于竞争而成为无产者(正如现在所经常发生的)，并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参加或多或少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十三个问题：这么说，你们并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可能实现财产公有？ 答：是的，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只有在机器和其他发明有可能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出获得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共产主义才出现。共产主义是关于奴隶、农奴或手工业者不可能实现而只有无产者才可能实现的那种解放的学说，因此它必然属于十九世纪，而以往任何时候是不可能有的。 第十四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第六个问题吧。如果你们打算用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的方法来为公有制作准备，你们是否因此就拒绝革命呢？ 答：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象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五个问题：你们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吗？ 答：我们不想这样做。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 第十六个问题：你们认为，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从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的过渡呢？ 答：实行财产公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第十七个问题：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 答：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 第十八个问题：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答：一、限制私有财产，以便做到为私有财产逐渐转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例如实行累进税、对继承权实行有利于国家的限制，等等。 二、让工人在国营工场和国营工厂，以及在国营农场工作。 三、使所有的儿童享受公费教育。 第十九个问题：你们在过渡时期怎样实施这种教育呢？ 答：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在国家设立的机构中受教育和学习。 第二十个问题：在实行财产公有时不会同时宣布公妻制吗？ 答：绝不会。只有在保持现有的各种形式会破坏新的社会制度时，我们才会干预夫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家庭。此外，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历史的进程中，家庭关系随着所有制关系和发展时期而经历过变动，因此，私有制的废除也将对家庭关系产生极大影响。 第二十一个问题：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 答：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排斥现有的各种宗教吗？ 答：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1]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秘书海德 [2] 主席卡尔·席尔 [3] 1847年6月9日于伦敦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恩格斯手书的原文到此为止。——编者注 [2]威廉·沃尔弗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3]卡尔·沙佩尔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恩格斯，1847年6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 弗·恩格斯 自从普鲁士国王急需现钱和贷款因而不得不发布二月三日圣论[34]以后，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已不怀疑，德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以“仁政”见称的过去的“基督教德意志”的统治，已临近末日，虽然它竭力挣扎而且国王也发表了威胁性的御前演说。于是，德国资产阶级可以看作这就是自己统治开始的日子来到了。这个圣论本身也无非是对资产阶级力量的承认，虽然这种承认还笼罩着波茨坦的浓密的烟雾。但联合省议会只轻轻一吹，大部分烟雾就消散了，而所有这些基督教德意志的怪影，也会很快绝迹的。 但是，既然中等阶级开始居于统治地位，那末首先就该要求把德国以及关税同盟的整个贸易政策，从德意志各邦君主、他们的大臣以及对工商业问题一窍不通而又高傲的官吏等这些外行手里接收过来，交给熟悉这一行并和它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去掌握。换句话说，不管是保护关税即级差关税问题还是自由贸易问题，都应该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处理。 柏林联合省议会向政府表明，资产阶级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最近关于关税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明显而又尖锐地向施潘道政府制度[35]的代表表明，他们不能理解物质利益，因此也不可能捍卫和支持这些利益。单只克拉柯夫事件[36]就足以把神圣同盟中的威廉［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及其大臣当做最无知的蠢汉或罪恶深重的出卖国家福利的叛徒加以痛斥了。但是使陛下及其大臣阁下感到可怕的是，现在讨论的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话，唯独没有赞扬君主和大臣（不管是去世的还是健在的）的才干和洞察力的。 资产阶级内部也正在工商业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坚持保护关税即级差关税的一派没有问题是势力最强、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事实上，资产阶级如不采取一些硬性措施来维护和鼓励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就不能保住自己的阵地，巩固起来并取得绝对权力。如果不防止外国工业的侵入，十年之内他们就会垮台。很可能就连这种防止也不会使它长期得到真正的好处。他们等得太久了，在他们尊敬的君主多年来包裹他们的襁褓里躺得太乖了。他们受到四面八方的包围，别人赶过了他们，占去了他们最好的阵地，而他们却乖乖地挨着“拳头”，从来也拿不出足够的勇气摆脱自己那些虽然蠢笨但是极为仁慈的长官和上司。 现在情形就不同了。现在德意志各邦君主只能做资产阶级的奴仆，成了可有可无的人。既然资产阶级还有时间和可能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保护德国工业和德国商业就是他们唯一能够借以支持的基础。资产阶级想（这是应该的）从德意志各邦君主那里得到的东西，也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和资产阶级同时并存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观叫做无产者的人们——工人，无产阶级。 试问，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对这些人会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会因此得到更高的工资，吃穿更好一些，居住条件更有益于健康吗？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休息和学习吗？他们会得到一些钱来更合理、更注意地教养自己的子女吗？ 为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辩护的资产者先生们，从来也没有放过一个机会把工人阶级的福利摆在首位。照他们说来，保护工业制度实行以后，工人会过真正的天堂生活，德国就会因而变成无产者的“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人之地［注：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章17节。——译者注］。但是自由贸易派却说，只有实行他们的制度，无产者的生活才会象“在上帝怀抱里”那样自在快活。 这两派中还有很多目光短浅的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话是真话。但这两派中比较聪明的人都很清楚，上面那些话不过是一种骗局，目的只是为了迷惑群众，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来。 聪明的资产者很清楚，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原则为基础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维持他这架开动着的工作机所必需的。 这样一来，起决定作用的是保护关税派还是自由贸易派，乍一看来，对无产者好象都是完全无所谓的。 但是，前面已经指出，德国资产阶级需要保护关税是为了根除以封建贵族为代表的中世纪残余和“天生的”现代寄生虫，而且也是为了毫无阻碍地揭示自身的内在本质，所以连工人阶级也想为资产阶级取得无限的统治权出一把力。 只有到仅有一个剥削和压迫阶级——资产阶级的时候，只有到贫困不会时而归咎于这个等级时而又归咎于那个等级，或者只归咎于君主专制制度及其官吏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开始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即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战斗。 那时候，战场上就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障碍物，也不会有任何附带的次要的任务，敌对双方的阵地就会很明确。 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后，由于自己的处境而觉醒起来的工人，也会取得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进步；从这时起，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就不是单个工人，或者顶多几百几千个工人，而是他们全体、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则的统一的阶级，他们团结一致地按照总的计划行动，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 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十分清楚的。象贵族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中等阶级的致命打击一样，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打倒。 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 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6月初 载于1847年6月1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4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注释： [34]二月三日圣谕。——见本卷注15。——第66页。 [35]恩格斯这里把柏林以西的施潘道要塞（普鲁士实行兵营训练的中心之一和拘留“国事犯”的地方）的名字，用来象征普鲁士反动国家制度。——第66页。 [36]指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普鲁士政府同意把克拉柯夫并入奥地利帝国（见本卷注19）。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就是把克拉柯夫列入奥地利的税界，使普鲁士的商品负担高额关税。——第66页。
德国的制宪问题（恩格斯，1847年3月—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德国的制宪问题[30] （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著作界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了。它日益局限于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高谈阔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本领不过是把德国哲学、德国式的庸人伤感情绪和一些被歪曲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掺混在一起。它标榜和平，以至在经受检查的书刊上它也可以倾吐肺腑，畅所欲言。甚至德国警察对它都很难有什么挑剔。这就足以证明它不是德国著作界的进步的革命的因素，而是守旧的反动的因素。 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包括自封为parexcellence〔最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的人们，而且还包括德国大部分盗用“共产主义者”名义的著作家。后者比前者更坏，如果他们之间可以比较好坏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这些soi-disant〔所谓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决不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党。党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他们也不代表党的利益。相反地，他们维护的是完全不同的利益，捍卫着完全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相对立的原则。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前面已经讲过，德国的soi-disant〔所谓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大都属于这一种人）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说，由君主专制过渡到现代的代议制根本不能消灭广大人民的贫困，只不过使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获得政权而已。他们又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说，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利用它的资本压迫人民群众最厉害，因此它是作为人民群众代表的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parexcellence〔真正的〕敌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懒于把德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法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比较一下，或是研究研究决定着今后全部发展的德国的现实情况。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就忙着把刚刚听到的东西搬到德国来。党的活动家总是力图达到实在而具体的效果，总是代表整个阶级共同的特定利益，如果他们真是党的活动家，那他们至少会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反对者（从“改革报”的编辑们一直到极端的共产主义者）是怎样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论战的，特别应该注意到法国广大无产者的公认的代表老卡贝是怎样进行这种论战的。他们早应该看出，党的这些代表人物不仅经常接触到迫切的政治问题，而且甚至象选举改革草案这一类往往不代表无产阶级直接利益的政治措施，他们也决不会傲慢地等闲视之。但是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党的活动家，而是德国的理论家。在他们看来，要紧的不是实际的利益和效果，而是永恒的真理。他们所努力保护的利益，是一切“人”的利益；他们所力图达到的效果，只限于哲学上的“收获”。这样，他们只需使自己的新观点符合于自己的哲学良心就可以在全德国大喊大叫说，政治进步和一切政治都是祸害，正是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把对人民危害最大的阶级——资产阶级捧上了王座，不论资产阶级遭到了怎样的攻击，这种攻击还远不算多。 在法国，十七年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这种情况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因此，法国无产者、他们的党的领袖和他们的著作界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就是对统治阶级、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攻击。这是肯定的革命行动。下面一些事实表明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这一点知道得多么清楚：出版物和社团无数次地被起诉，集会和宴会遭到禁止，资产阶级利用警察对改革派[31]和共产主义者进行百般吹毛求疵的迫害。而德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德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是统治者，它甚至是现存各邦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对各邦政府说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转移目标的活动是正中下怀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给法国共产主义者所带来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监禁和流放，但是它给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带来的，却无非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赞扬而已。法国无产阶级论战的革命热火一到了德国理论家的冰冷的胸膛里，就冷却到书报检查机关所准许的程度，而革命的热火经过这一番阉割之后，就恰中德国各邦政府的心意，它们就利用它共同去反击进攻的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竟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原理变成了保护德国statusquo〔现存秩序，现状〕这个泥坑的一道围墙。“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早已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反动倾向。可是它又毫不犹豫地径直地把这一流派当做德国共产主义在著作界的表现，它公开或暗地里责备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反对代议制、陪审制、出版自由以及叫嚷着反对资产阶级，都只是有利于各邦政府、官僚和贵族。 德国共产主义者该解脱他们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行为和欲望所承受的这种罪责了。代表着德国无产阶级的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的要求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应该无比坚决地和上述这一帮（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歹徒而已）文人划清界限了。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代表谁，因而不由己地就投入了德国各邦政府的怀抱；他们自以为“使人们变得现实”，其实他们除了把德国的市侩的庸俗气奉为神圣而外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我们共产主义者同这帮在理论上胡说八道、摇摆不定的狡猾家伙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完全不同于反动的贵族，譬如说法国的正统主义者或“青年英国”[32]对它的攻击，同样也完全不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攻击。德国现状的代表者根本无法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攻势，因为这种攻势与其说是针对资产阶级，不如说是针对这种现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自然敌人，只有把这个敌人打倒我们的党才能取得政权，那末德国的现状就是我们的更大的敌人，因为它横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妨碍我们打击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决不置身于反对德国现状的广大群众之外。我们只是这一反对派大军中最先进的支队，同时，由于我们并不掩盖自己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打算，所以这个支队的地位也最为明显。 随着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召开，在反对德国现状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这种现状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被消灭，都要取决于这届议会的行动。这样一来，德国那些态度很不明确、彼此间界限混乱不清但在思想方面又各不相关的党派，就必须弄清楚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和应该采取的策略了：它们应该彼此划清界限，开始进行实际活动。这些党派中的最年轻的共产党不能规避这一必要的任务。它也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战斗计划和手段。第一个步骤就是揭露那些力图钻进它队伍里来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它应该尽快地完成这一步骤，因为它已足够强大，用不着同那些败坏它声誉的同盟者合作。 （二） STATUSQUO〔现状〕和资产阶级 下面要讲的就是德国的现状。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它们已把贵族打倒并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级，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也还没有这样的力量。虽然它对各邦政府也有某些影响，可是只要双方的利益一发生冲突，在贵族地主的影响面前，它这种影响就要退避三舍。法国和英国是城市统治着乡村，而德国却是乡村统治着城市，农业统治着商业和工业。不仅德国的君主专制的各邦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君主立宪的各邦如萨克森、维尔腾堡和巴登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是因为德国在文明方面比西方各国落后。在西方各国，人民群众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商业和工业，而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则是农业。英国不仅不输出任何农产品，它还需要经常从国外输入农产品；法国输入的农产品至少和它输出的相等。这两个国家的富有首先是依靠工业品的输出。相反地，德国输出的工业品很少，而输出的谷物、羊毛、牲畜等等却很多。当德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初建立的时候，也就是说1815年的时候，农业所占的比重比现在还大，而且由于推翻法兰西帝国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几乎全是德国农业区的人，所以这种比重当时还有增无已。 也象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农业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贵族，即大土地占有者阶级。和贵族独霸局面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就是封建制度。随着农业不再成为国家的决定性生产部门，随着（农业阶级之外）从事工业的阶级的形成和（乡村之外）城市的产生，封建制度到处趋于衰落。 这个新形成的、同贵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贵族的农民并存的阶级，不是今天在各个文明国度里已掌握统治权、在德国正在争取统治权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 德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贵族和小资产者之间的妥协，妥协的结果，管理国家的权力落到了第三个阶级——官僚的手里。在构成这个阶级的时候，妥协的双方是按照彼此的地位加入进来的：代表较重要的生产部门的贵族把较高的职位留给自己，而小资产阶级则满足于较低的职位，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才推荐自己人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凡是官僚机构受到直接监督的地方，例如德国立宪制各邦，贵族和小资产者也是按照这个样子分享这种监督权力的；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贵族大占便宜。小资产者任何时候也不能打倒贵族，甚至连和它处于平等地位都做不到；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削弱贵族。要把贵族打倒，需要另一个具有更广泛的利益、握有更多财富、更坚决果断的阶级——资产阶级。 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分离出来的，它的产生是由于世界贸易和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自由竞争和财产集中。小资产者代表内地和沿海的商业、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这些经济部门在有限的区域里发展着，需要的资本数额不大而且周转缓慢，它们所引起的竞争只是地方性的、微弱的。资产者代表世界贸易、全世界范围内商品的直接交换、银钱业、以机器劳动为基础的大工厂工业——这些经济部门需要尽可能大的地盘、最大数额的资本和最快的资本周转率，它们所引起的竞争是普遍的、剧烈的。小资产者代表的是地方利益，资产者代表的是普遍利益。小资产者发现，只要他能在间接影响国家立法的情况下直接参加省政机关，同时又做自己本地市政机关的主人，那他的处境就十分安全了。资产者如果不直接地、经常不断地控制本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对外政策和立法，就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小资产者的典型产物是德国的帝国城市［注：即中世纪时德国的一些直接受皇帝管辖而不受诸侯管辖的城市。——译者注］；资产者的典型产物是法国的代议制国家。小资产者哪怕得到统治阶级些微的让步，就变得保守起来；而资产者在自己还没有爬上统治地位的时候则是革命的。 德国资产阶级对那两个分享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态度如何呢？ 在英国从17世纪起，在法国从18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固然，在那时以前汉撒城市［注：14—17世纪时，德国北部有过一个政治性及商业性的组织，叫做汉撒同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垄断德国北部的贸易。加入这个同盟的城市就叫做汉撒城市。——译者注］里也有个别富有的船主，国内也有一些豪富的银行家，可是就没有大资本家阶级，更谈不到大工业资本家阶级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由于他的大陆体系[33]，由于在他的压迫下普鲁士必然实行的经营的自由，德国人才有了工业，并扩大了矿藏的开采。只过了几年，这些新出现的或是原已获得了发展的生产部门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这些部门而诞生的资产阶级也取得了相当的势力，以致在1818年普鲁士政府被迫为它们制定了保护关税。1818年的这项普鲁士关税率是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正式承认。它承认（固然是满怀不平、非常勉强地）资产阶级已成为国内不可缺少的一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下一个让步就是成立关税同盟。尽管德国大多数邦加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本来只是从国库和政治方面考虑的，可是结果这件事情对谁也不象对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那样有利。虽然关税同盟在某些方面也给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带来了一些零星的好处，但是整个说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兴盛、竞争的活跃以及过去的生产工具被排挤，关税同盟给他们带来的害处毕竟要多得多。从那时以来，资产阶级发展得相当快，特别是在普鲁士。虽然最近三十年来它还远没有达到英国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所达到的高峰，可是它毕竟把现代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都建立起来了，在某些地区清除了农民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宗法制度，多少积聚了一些资本，制造了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建立了相当大的铁路网。至少它把事情做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现在它要末继续向前迈进而成为统治阶级，要末就放弃自己以前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说，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德国实现进步、能够治理德国的阶级。实际上它已经是德国的领导阶级了，它能不能存在，就要看它是否在法律上也成为德国的领导阶级。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正式统治着德国的阶级之所以日益无力，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日益强大。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贵族越来越穷了，它负的债越来越重了。徭役的赎买使它的谷物生产费用提高了，并且给它造成了一个竞争者——新的独立小农阶级。贵族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决不能长久靠它在农民赎买徭役时搜刮的大笔钱财来弥补的。俄国和美国的竞争限制了贵族的谷物销路，澳洲的竞争以及南俄罗斯的一度竞争，限制了它的羊毛销路。生产费用越高、竞争越剧烈，就越清楚地暴露出贵族已不能够有利地经营自己的庄园和采用农业方面的最新成就了。和上一世纪法国与英国的贵族一样，德国的贵族只是利用文明的发展在大城市中摆阔佬架子，任意挥霍自己的财产。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在社会教养和文化教养方面展开了竞争，在豪富和挥霍方面展开了竞赛；在资产阶级未取得政治统治之前，处处都要发生这种情况，而且这种竞争和竞赛也和其他任何竞争一样，结果总是更富有的一方获得胜利。土贵族向宫廷贵族转化，结果破产来得更快、更无法避免。构成贵族收入的那3％是抵抗不住构成资产阶级利润的那15％的。收入3％的贵族只好去典押不动产，向贵族信贷机关借钱，以便能够支付适合于贵族那个等级的开支，而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快地破产。有些乡绅很聪明，逃避了破产，他们和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地主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地主—企业主阶级。这个阶级在农业经营方面没有封建主那些幻想，也不象贵族那样疏忽大意；它把农业当做实业、当做工业来经营，并采用资产阶级的手段——资本、专门知识和劳动。它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处得很好，所以在法国这个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并且还按照自己财富的多寡参加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它经营的是农业。 可见，贵族已经软弱到这样一种地步，就连它本身也已经部分地转到资产阶级队伍中去了。 小资产者比贵族还软弱；它更远不能和资产阶级抗衡。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样，也是在历史上曾留下过足迹的最可怜的阶级。它的琐碎的地方性利益使得它即使在自己的全盛时代即中世纪后期，也只能够建立地方性的组织，进行地方性的斗争，取得地方性的成绩，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即它和贵族的并存只是得到了容忍；而全面的政治统治它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达到过。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它连表面上的一点历史主动性也丧失了。它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间背腹受敌，既受到前者政治优势的压制又受到后者雄厚资本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住在大城市里的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多少有些胆怯地归附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较贫穷的特别是住在小城镇里的小市民，他们恪守现存秩序，并以它特有的全部惰性力支持贵族。资产阶级越发展，小资产者的处境就越坏。这后一部分小资产者也逐渐开始明白，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是逃不掉破产的，而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虽然也很可能遭到这种破产，但他们至少还有可能向前迈一步，跨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的破产越是不可避免，他们就越会转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当资产阶级刚刚一取得政权的时候，在小资产者中间就会重新发生分裂。小资产阶级为每一支资产阶级的队伍准备了后备军，此外它还在资产阶级和从现在起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许多带有激进色彩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英国的下院或法国的众议院以及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详细的了解。资产阶级用它的资本的猛烈炮火和林立的股份公司把小资产者压得越紧，这一群群毫无纪律、装备很坏的小资产者就越是束手无策，他们的逃窜也就越发乱无秩序。最后，要末他们就集合在无产阶级长长的战斗行列后面并站到它的旗帜之下，要末就向资产阶级无条件投降，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动人的场面在英国任何一次商业危机发生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而在法国今天就可以看到。在德国，我们只是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在走投无路和极端需要钱的时刻，勇敢地下决心和贵族断绝关系而投靠于资产阶级。 可见，小资产者和贵族一样不能成为德国的统治阶级。相反地，他们也日益屈从于资产阶级。 剩下来的还有农民和无产阶级。 我们这里所讲的农民仅仅指小农户、小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而言，不包括短工和雇农。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胜过小资产者，即他们比小资产者有勇气。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首创活动。甚至他们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的。凡是由于没有贵族和资产阶级以致农民有可能进行统治的地方，例如在瑞士山区各州和挪威，封建时代以前的野蛮、地方的局限性、愚昧而怪诞的顽固和迷信、愚忠和愚善这些东西同时也就占居统治地位。凡是除农民之外存有贵族继续存在的地方，例如在德国，农民就完全和小资产者一样，处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面夹攻的地位。他们要想使农业利益不致受到日益强大的工商业的侵害，就得投靠于贵族。他们要想使自己不致被贵族特别是资产阶级地主的竞争所压倒，就得投靠于资产阶级。他们到底归附哪一边，这要看他们的财产状况。德国东部的富裕农民对雇农还保有一些封建权力，他们各方面的利益都和贵族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不会真的和贵族一刀两断。德国西部由于贵族的庄园被分割而出现的小土地占有者和东部处于世袭统治之下而且有的还要服徭役的小农，这两种人受贵族的直接压迫太厉害了，或者说他们和贵族之间的对立太尖锐了，所以他们不能不站到资产阶级那一边。普鲁士的各个省议会证明，实际情况确是如此。 可见，很幸运，农民的统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农民自己也很少想到这件事，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大部分置身于资产阶级支配之下。 而无产者，即vulgo〔一般所谓的〕工人阶级怎么样呢？我们很快就要详细地论述他们。这里我们只指出他们成分不一的情况。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而且又散居在人口稀疏、中心城市少而不发达的广大地区上，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了解彼此利益的共同性，不能互相谅解并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阶级。由于他们成分不一，住地分散，所以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最切身的日常利益，仅仅希望好好工作以后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换句话说，这使得工人们的目光短浅到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人的每一支队伍都成了雇用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援军。雇农和短工维护贵族或雇用他们种地的农民的利益。帮工在思想和政治方面都以自己的师傅为转移。工厂工人听凭厂主在要求保护关税的运动中利用自己。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凡是在两个雇主阶级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们雇用的工人之间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 由此可见德国工人群众对夺取公共事务领导权是如何没有准备。 我们把前面讲过的总结一下。贵族已经衰败不堪，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整个生活状况使得他们太软弱无力，工人还远不够成熟，所以他们都不可能在德国成为统治阶级。剩下来的就只有资产阶级了。 德国现状可悲之点主要在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自己的生产部门变成全民族的parexcellence〔主导〕生产部门，从而自己也成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从10世纪以来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一切等级和阶级——贵族、农奴、徭役农民、自由农民、小资产者、帮工、工场工人、资产者和无产者——肩并肩地存在着。他们之中那些靠自己的财产而成为某个生产部门的代表者的等级和阶级，即贵族、自由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者，按照各自的人数、财富和在全国生产中所占的地位而瓜分政治统治权。前面已经讲过，这样瓜分的结果，贵族分得的最多，小资产阶级分得的最少。资产者的正式身份只是小资产者，而真正的农民根本不为人所注意，因为他们自身势力微弱而且分散在其余的阶级中间。这种以官僚为代表的制度是德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软弱低能、死气沉沉和乌烟瘴气在政治上的反映。在国内，和这种制度相适应的就是德国的分割状态：德国分成38个地方的和省的邦，而奥地利和普鲁士又分成若干独立省；在对外关系上，这种制度对外来的压榨和打击显得可耻的无能。这种普遍的可悲状态的根源就是普遍缺少资本。贫穷的德国的每一个阶级从一开始就带有小市民的庸碌的标记，和其他国家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它们又穷又落后。从12世纪以来，德国的上层和下层贵族同家财豪富、心胸开阔、无忧无虑、凡事坚决果断的法、英贵族比较起来，显得多么小资产阶级气呵！德国帝国城市和汉撒城市的市民同14、15世纪造反的巴黎资产者相比，同17世纪的伦敦清教徒相比，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偏狭短浅啊！就是在今天，我们的最大的工业家、银行家、船主同巴黎、里昂、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的交易所巨头比较起来，也是多么小资产阶级气呵！甚至德国的工人阶级也是浑身浸透着小资产阶级气息。可见，小资产阶级虽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低微，可是它至少有一点能够聊以自慰，即它是德国的典型阶级，它把自己那种自甘屈辱和为日常琐事操心的特点也传染给其他阶级了。 这种可悲的状况的出路何在呢？出路只有一条。应当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所有其他阶级利益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的发展和演进。这一个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目前则应该成为民族的代表者。从这时候起，在这个阶级以及跟着它走的全民族的大多数人，便同政治现状发生了矛盾。政治现状是与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彼此冲突这种已不存在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利益受到了束缚，并且就连本来是现状的服务对象的那些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发觉现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种情况的后果必然是消灭现状，不管是用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方法。代之而起的将是这样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在目前是全民族大多数的代表者，它的统治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既然现状即普遍虚弱无能的根源在于缺少资本，那末同样，只有拥有资本，只有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的手里，才能赋予这个阶级以必要的力量去消灭现状。 在德国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够摧毁现状的阶级呢？有的，有这样一个阶级，尽管和英国、法国的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它还是个小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可是到底它是存在着的，具体说来就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在各个国家里，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在官僚君主制度下所建立起来的妥协，都被它摧毁，并通过这种办法首先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在德国，资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把大部分（起码是这样）地主—企业主、小资产者、农民、工人、甚至某些贵族的利益同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面的阶级。 在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是唯一明确意识到自己应该用什么来代替现状的党，只有这个党不局限于抽象原则和历史演绎，而要求实行非常明确肯定、具体易行的措施；只有它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至少在地方和省的范围内是这样），只有它多少算有个行动计划。一句话，这个党是带头和现状做斗争并直接参加消灭它的活动的党。 可见，资产阶级的党是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党。 因此，问题就仅仅在于资产阶级是否已到了必须通过消灭现状夺得政权的地步？和软弱的敌人比较起来，它自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现状？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个问题。 德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工厂主。整个国内贸易、汉堡和不来梅以及斯德丁一部分的海上贸易的繁荣、银行业的繁荣，都依赖于工业的繁荣。铁路收入依靠它，因而交易所的生意也有一大部分要依靠它。不依赖于工业的只有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谷物、羊毛出口商和一小伙外国工业品进口商。因此，工厂主的要求就是整个资产阶级和目前依附于它的那些阶级的要求。 工厂主又分做两类：第一类进行原料的初步加工，出售的是半成品；第二类买进半成品，制成成品供应市场。属于第一类的是纺纱厂厂主，属于第二类的是织布厂厂主。第一类在德国还包括制铁业的企业主……［注：手稿缺4页。——编者注］ 要想能够利用新发明的辅助工具，修筑良好的道路，买到便宜的机器和原料，雇到经过良好训练的工人，就必须建立整套的工业体系。要建立整套的工业体系，就需要把一切工业部门紧密地联系起来，就需要有依赖于内地工业的、商业繁荣的沿海城市。这个原理早已为经济学家们所阐明。可是，在只有英国人不怕任何竞争的今天，要建立这样一个工业体系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适用于一切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部门而且经常随着工业状况而改变自己形式的保护关税制度。普鲁士的现政府不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加入关税同盟的各邦政府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一套制度只能由执政的资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和实行。这也说明德国资产阶级不能再没有政权了。 在德国尤其需要这样一套保护关税制度，因为那里的工场手工业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不规定出一套完整的保护关税办法，工场手工业就经不住英国机器的竞争，而所有到现在为止还靠工场手工业谋生的那些资产者、小资产者、工人也都要遭殃。这就使德国资产者完全有理由情愿用德国的机器把工场手工业的残余消灭掉。 可见，保护关税是德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而且只能由资产阶级自己来实现。因此，单从这一点看来，它也应该掌握国家政权。 工厂主不能充分有利地利用他们的资本，这不仅是因为关税不够高，而且还因为有官僚政治存在。如果说在关税立法方面他们所碰到的是冷淡，那末在和官僚的相互关系上他们所碰到的是政府方面公然无忌的敌视。 官僚政治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统治小资产者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散居在小城市或乡村里，他们的利益超不出最狭隘的地方范围，因此他们的眼光必然象他们狭隘的生活条件一样短浅狭隘。他们不能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见识而言，他们也不可能使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彼此协调起来。各种利益犬牙交错这种最古怪的现象（我们只要想一想行会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就够了），正是发生在小资产阶级欣欣向荣的那个文明发展阶段上。这样，小资产者和农民就不能没有一个强大的和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他们不得不接受监护，以免陷于极度混乱或让无数次的诉讼弄得倾家荡产。 可是，小资产者所必需的官僚政治很快就变成了资产者难以忍受的束缚。早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官吏们的监督和干涉已经令人感到非常不便了；在这种监督之下，工厂工业几乎是无法存在的。到目前为止，德国工厂主为了尽可能摆脱官僚机构的监督所使用的手段是贿赂，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无法怪罪他们。但是这种手段只能替他们减去少许的负担；这一则是他们无法向自己接触到的一切官吏行贿，再者行贿也不能使他们不支付额外开支，不能使他们不付给律师、建筑师、机械师报酬以及由监督所引起的一些其他开支，行贿更不能使他们避免预料不到的忙闲不均现象。工业越发展，“忠于职守的官吏”就越多，这些人或者只是由于狭隘，或者是出于官僚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总是百般苛刻地刁难工厂主。 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摧毁这个目空一切、吹毛求疵的官僚机构的势力。只要国政和立法一转到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官僚就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正是从这时候起，迫害资产阶级的人变成了它的恭顺的仆从。过去那些专门为了便于官吏对付工业资产者的规章和诏令退位了，新制定的规章是便于工业家对付官吏的。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资产阶级的派系都直接关心工厂工业的最迅速的高涨，而工厂工业在官僚的吹毛求疵的制度下是不能发展的，所以资产阶级就更需要尽快地摧毁官僚机构的势力。 使关税体系和官僚机构服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最迫切希望实现的两项措施。可是它的需要远远不止于此。它要根本改变差不多德国所有各邦政府的整个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因为这一整套制度纯粹是用来维护和支持资产阶级一向力图加以摧毁的社会制度的。贵族和小资产者得以共存并处的条件，和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完全不同；而在德国各邦，只有前者是得到正式承认的。就拿普鲁士的现状来看吧。小资产者能够听命于行政方面和司法方面的官僚制度，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财产和个人托付给“独立的”、即具有官僚式独立性的法官阶级胡乱摆布，而这个阶级因此也就保护他们不受封建贵族、有时也不受行政机关官僚的侵犯，但资产者就不能够这样做。在有关财产的诉讼方面，资产者所需要的是至少必须保证公开审理，而在刑事诉讼方面，除公开审理而外还要求实行陪审制，把司法置于资产者代表人物的经常控制之下。小资产者可以同意贵族和官吏不受普通的裁判，因为小资产者在国家生活中的这种屈辱表现，是完全和他们的低微的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可是不使本阶级在社会和国家中取得首位就非溃灭不可的资产者，却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小资产者可以把地产方面的立法权让给贵族独揽而不致损害自己的宁静生活；他们应该这样，因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在城市中的利益不受贵族的影响和侵犯，已经够手忙脚乱的了。资产者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贵族任意地调整乡村的财产关系，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要得到充分的发展，就需要尽量地对农业的经营也采取企业方式，需要建立一个农业企业家的阶级，需要自由出售和自由支配地产。由于地主免不掉要抵押不动产取得贷款，资产者就有可能利用这一点迫使贵族同意资产阶级可以干预有关地产的立法，至少在典押法方面可以干预。小资产者的营业规模不大，资本周转缓慢，顾客人数不多面也不广，因此糟糕的普鲁士旧商法并没有使他们吃大苦头，他们甚至还很感谢它给予他们的那一点点保障；可是对资产者说来这种商法就是无法忍受的了。小资产者所进行的交易非常简单，大商人之间很少做这种买卖，小资产者的交易差不多总是零售商的买卖或者是生产者直接卖货给消费者，所以小资产者就很少遭到破产，并且很容易遵守普鲁士的旧破产法。这种法律规定，用债务人的财产抵偿债务的时候，期票债务应该比其他票据的债务优先偿还；可是通常全部财产都下了司法人员的腰包。这些法律的制定首先是为了处理债务人财产的司法官员的利益，其次也保护所有非资产者的利益不受资产者的侵犯。这些法律特别保护贵族，因为贵族把谷物送交买主或代售者的时候总是收到或向他们索取期票；而凡是每年仅仅出售一次货物，收进期票就算完成全部交易的人，也都受到这些法律的庇护。在与商业有关的人们中间，受到保护的仍然是银行家和批发商，而工厂主的利益却被大大地忽视了。资产者只是和商业家打交道，他们的顾客遍布各地，他们从世界上每个角落收进期票，所以他们需要一套非常复杂的处理各种交易的制度，他们随时都有遭到某种破产的危险。这样的资产者碰到这些荒唐的法律，只有垮台。小资产者关心本国总的政治情况只是为求平安无事；由于他们切身利益所涉及的范围很小，他们看不到各国之间的关系。而资产者是和极遥远的国家通商，或者要和它们竞争，如果不对本国的对外政策保持最直接的影响，就不能够获得巨大发展。小资产者能够容许官僚和贵族向他们征税，这和他们服从官僚政治出于同样的原因。资产者最关心的是在分配社会负担的时候尽可能地少损害他们的利润。 总之，小资产者可以满足于用自己的消极和顽固来对抗贵族和官僚，并且靠本身特有的visinertiae〔惰性力〕保持对社会权势发生某些影响，可是对资产者说来这些都是做不到的。他们要使自己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使自己的利益在立法、行政、司法、税务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成为首要的利益。为了不致溃灭，资产阶级就要一往直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为了有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它就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需要使一切其他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 而德国资产阶级正是在目前需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才能免于溃灭，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到保护关税和资产阶级同官僚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时已经指出了。可是这一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却是目前德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状况。 1845年英国工业的繁荣和由此而产生的铁路股票投机，对法国和德国发生的影响比过去任何兴旺时期都要强烈得多。德国的工厂主做了赚钱的买卖，而德国整个商业活动的高涨也随之而开始。农业区的人们在英国找到了销售自己的谷物的良好市场。普遍的繁荣活跃了金融市场，便利了借贷，把许多数额较小的资本吸引到市场上来，而这些资本在德国有很多几乎是找不到用场的。 ［注：以下各页手稿缺。——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3月—4月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1929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0]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本来预备于1847年以单行本在德国发表的。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就没有印成。这篇文章的原稿（保存下来的不全）于1929年在苏联第一次发表。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6页。 [31]这里指的是“改革报”（《Réforme》）的支持者。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第48页。 [32]法国正统主义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主义者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说自己维护劳动者，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 “青年英国”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反映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第49页。 [33]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销，拿破仑于1806年宣布这样一项措施，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其中也包括普鲁士）和英国进行贸易。——第52页。
普鲁士宪法（恩格斯，1847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普鲁士宪法 这个期待已久的精心制作的手艺品[15]终于问世了！如果相信“泰晤士报”、“地球报”[16]和一些法国德国报纸的说法，普鲁士总算已加入立宪国家的行列了。但是，“北极星报”已经充分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个所谓宪法不过是给普鲁士人民设下的一个陷井而已，其目的是要剥夺已故的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在需要人民的支持时所许给人民的那些权利。事情正是这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企图利用这个所谓宪法来搜刮金钱，同时又不必向社会舆论作什么让步，这是勿庸置疑的。各国的民主报纸，象法国的“国民报”和“改革报”，甚至政府的“辩论日报”[17]，都同意这种看法。从手足双缚的德国报刊吞吞吐吐的言论中，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普鲁士的进步人士已识破了他们“坦率宽厚的”国王的狡猾意图。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国王能不能实现他的计划？中央等级会议会不会那样愚蠢或那样胆怯，以至它不给人民提供广泛的自由，反而保证给国王提供新的贷款，好让他有可能无限期地维持目前的统治制度？ 我们的答复是：不，中央等级会议不会这样做，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做。 普鲁士现存的统治方式，是由普鲁士贵族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贵族以前的势力、财富和影响已大大丧失，再不能象从前那样支配国王了。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摆脱束缚着他们的工商业发展的重负——贵族。这样一来，代表着国家中央政权、受到大批各级文武官员的支持而又掌握着军队的国王，就能够时而迎合贵族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资产阶级，时而又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贵族，并尽量使这两者的势力保持均衡。差不多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了君主专制这个阶段，在较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让位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了。 在德意志最发达的邦——普鲁士，至今还没有能够推翻专制制度的统治和摧毁封建贵族残余的充分富足、强大、团结和坚决的资产阶级。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敌对的因素所面临的状况是，在工业和文明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其中一个因素（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必然会日益增长，而另一个因素（贵族）则必然趋于没落、破产，其势力亦必将日益丧失。譬如，当普鲁士的贵族和大地主的状况由于本世纪初和法国进行破坏性的战争，随后又由于英国的谷物法使他们不能进入英国市场，以及他们在一项主要产品——羊毛的生产方面和澳大利亚进行竞争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而每况愈下的时候，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却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发展了生产力和增强了自己的势力。普鲁士的工厂工业就是在对法战争和禁止英国工业品向大陆市场输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为和平重新恢复时，新兴的工业家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政府为他们实行保护关税（1818年）了。跟着很快就建立了一种几乎完全是为了增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关税同盟[18]。但最主要的是，在近30年和平时期内各个工商业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竞争，迫使比较怠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必须加以抉择，或者是让外国的竞争把自己彻底挤垮；或者是仿效自己的邻国，脚踏实地地干起来。 直到1840年，资产阶级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发展，当新国王在1840年登基时，他们便认为这是一个表明1815年以来普鲁士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最好时机。至于从这时起资产阶级的运动怎样顺利地发展起来，怎样扩展到王国的各个地区，最后又怎样把整个资产阶级、大部分农民、甚至连不少的贵族都席卷进去的情况，这里都不必说了。代议制、出版自由、公开审判、法官终身制和陪审制——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至少在王国里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这样）很清楚，这些措施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只有借助于这些措施，他们才有希望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取得他们所大力争取的对立法的影响。比较贫困的那部分贵族认为，立宪制度也许会保证他们在立法机关中取得一个符合于他们利益的地位；他们认为，这个新制度无论如何也不会象现时的制度那样使他们破产。抱着这种想法来参加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是普鲁士本部和波兹南那些特别苦于自己的产品没有销路的贵族。 资产阶级本身的处境日益困难。他们把自己的工业、采矿业以及航运业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他们成了关税同盟所控制的全部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他们的财富激增，人数也增加很多。但是英国的工厂工业和采矿工业在最近10年到15年当中的巨大发展，使普鲁士资产阶级面临着致命的竞争。每逢英国市场上商品过剩时，关税同盟所辖各区便有大量英国商品出现，这些商品的售价使德国人比英国人更为吃亏，因为英国人在商业繁荣时期从美洲市场和其他市场获得了高额利润，而普鲁士人除了在自己的税界内出售自己的商品外，根本无处销售。普鲁士的船只几乎没有进入外国港口的可能，但是其他任何国家的船只却可以和普鲁士的船只一样开进普鲁士的港口。所以，虽然普鲁士的资本较少，但是要给这些资本找到有利的用途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商业经常处于困境；工厂、机器和商品慢慢地、但不断地在落价；这种普遍的不安曾一度为近八年来在普鲁士盛行的铁路股票投机所中断。铁路股票的投机由于抬高了租金的价值而加速了物价的跌落，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投机并不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国内大部分地区人口相当稀少，而且商业又不发达。不过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比较起来，这种投机活动获得利润的机会还是多些，因此稍微有一点资本的人都去进行这种投机。这种投机照例很快就发展到狂热程度，并以危机告终；普鲁士金融市场承受这种危机的重压差不多已有十二个月了。这样，资产阶级在今年年初便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金融市场上现款空前缺乏；工业区对政府拒绝实行的保护关税的要求比以前更加迫切了；各个港埠要求制定航海条例作为解救它们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但最严重的是粮价开始上涨，使国家处于饥饿的边缘。所有这些引起不满的情况同时而且更严重地影响了人民：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受着极端穷困的折磨；棉纺织厂关闭；在广大的莱茵工业区内几乎全部工人失业；大部分新收获的马铃薯毁坏了；粮食贵得象在荒年一样。显然，对资产阶级来说，从低能的国王、软弱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手里夺取政权并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机已经到了。 在每个革命时期都一再出现这样一件稀奇事：当运动的领导阶级所处的境地非常有利于把运动引导到底的关头，日暮途穷的政府常常是被迫向这个领导阶级求援。例如，1789年在法国，饥饿、商业萧条和贵族的内哄，可以说推动了资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正在这个时候，政府由于自己财源枯竭而被迫召开了三级会议，从而为革命奠定了基础。1847年普鲁士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正当比较怠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为形势所迫而几乎不得不去改变统治制度的时候，国王由于囊中空虚也被迫召开了普鲁士的三级会议，从而亲自为改变这个制度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如果当时金融市场稳定，工厂全部开工（这只有在商业繁荣，销路畅通，因而工业品能在英国高价出售时才能做到）而粮食又很贱的话，三级会议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激烈地反对国王了。但情况往往是这样：在革命日益迫近的时期，社会的进步阶级总是占有一切优势的。 在1845年、1846年间，我曾经一再向“北极星报”的读者指出，普鲁士国王的财政状况是非常紧张的；同时我也让他们注意国王的大臣们企图帮助他摆脱困难的各种诡计，我还不止一次地预言，这一切必然要以召开三级会议而收场。可见，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情，也不是象现在人们所形容的那样，是挥金如土的国王的慈悲表现。只有极端的贫困和破产才促使国王采取了这一步骤，这是普鲁士的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会不会答应提供新的贷款，从而让国王继续实行他的旧政策，把他们的要求和需要再搁置七年。 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曾根据各个阶级的状况证明了这点，现在我们再拿三级会议本身的成员来证明一下。三级会议中有： 上层贵族代表和下层贵族代表311名； 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306名。 由于国王宣布他要用赐封新贵族的办法来增加上层贵族代表的名额（共80个），我们不妨把贵族的代表再增加30名；这样，贵族代表或执政党总共就有341名。从这个数目中除去下层贵族的自由派分子，即除去普鲁士本部的全部贵族、波兹南2/3的贵族以及莱茵、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威斯特伐里亚等地的一些贵族代表，譬如说，一共除去70名在选举中同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采取一致行动的自由派代表，那末双方的对比关系就会如下： 贵族即执政党的代表——271名； 城市代表和农民的代表即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376名。 这样一来，即使偏僻地区的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中有30个或40个人投政府的票，自由派仍然会多得25票到50票。所以只要自由派再努力些，他们将来就不难提出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要求来对抗每一个收敛金钱的要求。此外，毫无疑问，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将支持资产阶级，并且将从外面施加压力（这是非常需要的）来增加三级会议内反对派的勇气和声势。 所以，尽管普鲁士宪法本身是不足道的，但是，它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开辟了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专制制度与贵族的垮台和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它给运动打下了基础，这个运动很快就会导致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建立，出版自由的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制和陪审制的实行，甚至很难预料这个运动将如何结束。它是1789年在普鲁士的重演。所以，即便是只有资产阶级直接关心现在已开始的革命运动，那末这个运动对人民的利益也远不是没有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旦建立起来，特殊的独立的民主运动马上就会开始。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而人民、民主主义政党只能起从属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成为新专制制度和新贵族的体现者而和人民相对抗的时候起，民主主义政党将作为一个唯一的进步政党而出现；从这时起，斗争就简单化了，成为两种力量的斗争，并因此而变为“生死的决战”。法国和英国各民主主义政党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点。 还必须指出一种情况。普鲁士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将使欧洲各国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北方国家同盟将瓦解。掠夺波兰的主要国家奥地利和俄国将同欧洲其他国家完全隔离开来，因为普鲁士会把所有那些建立了立宪制的较小的德意志各邦吸引到自己方面去。由此可见，这个不足道的宪法使3/4的德意志从死气沉沉的东欧阵营转到进步的西欧阵营，使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根本变化。1846年2月，波兰最近一次起义爆发了[19]。1847年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召开了他的三级会议。波兰复仇的日子临近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2月末 载于1847年3月6日“北极星报”第489号并在 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署名：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5]指1847年2月3日发布的关于召开所谓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国王圣谕。根据这些圣谕，联合省议会应该是1823年确立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省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讨论法律草案时有发言权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议会的会期是根据国王的意见决定的。联合省议会在1847年4月11日开幕，但是由于大多数代表拒绝表决新的贷款，所以在6月就被解散了。——第33页。 [16]“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的报纸，1785年创办于伦敦。“地球报”（《TheGlobe》）是一家英国报纸“地球和旅行家”（《TheGlobeand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3页。 [17]“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politiqueset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在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33页。 [18]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普鲁士在这个同盟里起了领导的作用。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35页。 [19]1846年2月在波兰的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叛变以及起义的领导者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仅仅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1815年起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国王管制的克拉柯夫共和国，起义者在2月22日获得了胜利，成立了国民政府，颁布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波兰小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许多场合挑起了起义的农民和起义的波兰小贵族的队伍之间的冲突。克拉柯夫的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接着奥国政府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1846年11月签订了条约，把克拉柯夫归并奥地利帝国。——第41页。
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恩格斯，1845年年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庆祝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164] “我们和各个民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和法兰西共和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老早就很了解各个民族了吗？我们不是已经给每一个民族指出了适当的地位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把理论领域划给德国人，把政治领域划给法国人，把市民社会的领域划给英国人了吗？干吗突然又把法兰西共和国搬出来！为什么要庆祝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事情呢？这个阶段老早就被超过了，被它自身的后果取消了。如果你想告诉我们一些英国的事情，那你最好是谈谈社会主义原则最近所达到的阶段，请你告诉我们，片面的英国社会主义是不是还不知道它远远低于我们的原则高度，是不是还不知道它只能算是一个阶段，而且只是发展中的一个被超过了的阶段！” 亲爱的德意志，请你冷静些！无论是哪个民族或是法兰西共和国都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兄弟友爱比德国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都要宝贵得多。 现代民主（它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后来发展成法国的共产主义和英国的宪章主义）旗帜下的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向我们表明，群众和他俩的代表比德国的理论家更懂得时代的要求。 “但是谈论的问题不是这个呵！谁在谈论这种兄弟友爱，谁在谈论这种民主呢？我们谈论的是各民族的兄弟友爱，而且就只是各民族兄弟友爱，我们谈论的是民主，而且就只是民主，只是民主本身。难道你们把自己的黑格尔全都忘掉了？” “我们不是罗马人，我们都抽烟。”[165]我们谈论的不是现在在世界上发生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而是靠纯粹思考即靠毫无根据的幻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消除民族的特点。我们谈论的不是全欧洲所向往的现实的民主，即不同于从前的一切民主的完全特殊的民主；我们谈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民主，即希腊、罗马、美国和法国的民主的一种平均物，简而言之，即民主这个概念。我们谈论的不是属于19世纪的、丑恶的、暂时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永恒的、“早在山岳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范畴。总而言之，我们谈论的不是大家所谈论的东西，而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 简单地说，当英国人、法国人以及那些参加实际运动而不空谈理论的德国人现在谈论民主和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的时候，绝不应该只就其政治意义来理解。目前，只有德国的理论家和我们现在没有加以考虑的少数外国人还有这类荒诞的想法。实际上，这些言论现在已经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它们的政治意义已经溶于社会意义之中。这个革命已经不是一个仅仅争取某种国家形式的斗争，如像目前在德国还经常描绘的那样。即使对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当时大多数的起义和饥荒的联系、从首都粮食供应和储备物资的分配（1789年开始的）的意义、从最高限价令和对付粮食囤积商的法律、从革命军队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从共和主义者唱的要dufer〔武器〕、要ducoeur〔勇气〕、还要dupain〔面包〕的“卡马尼奥拉”歌[166]以及成百件的其他极为明显的事实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主和纯政治的组织完全是两回事。此外，大家知道，1793年宪法[167]是由依靠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定的，恐怖统治是由这个政党实行的，罗伯斯比尔的复亡表明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从1793年的民主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法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之后，纯粹政治上的民主已经变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我们在估计共产主义的战斗力量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群众估计在内。而且，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为除了我们现在没有加以考虑的那些民主主义者之外，1846年欧洲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尽管法兰西共和国已经“被超过”，但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参加它的庆祝会。第一，所有因愚蠢而被人利用来镇压革命的人民，在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由于忠君爱国的情绪干了什么样的蠢事之后，就应该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第二，现在欧洲的整个社会运动只不过是革命的第二幕，只不过是为结束1789年在巴黎揭幕而现在已经以整个欧洲作为舞台的那出戏作准备而已；第三，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1793年5月31日到1794年7月26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两地所取得的光荣胜利[168]。如果这个坚强有力的时代和这些刚毅果敢的人物对我们这个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响，那末，人类的确就会堕入失望的深渊，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希林、科布顿和迪加尔特这些人去随意支配。 最后，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纯粹的社会意义。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一切。 还在1845年8月10日，在伦敦就差不多同样隆重地庆祝过三个事件：1792年的革命、1793年宪法的颁布和“民主协会”的成立。“民主协会”是由参加1838－1839年运动的英国党中最激进的一派建立起来的。 这个最激进的派别自然是由宪章主义者和无产者组成，不过这些无产者对宪章运动的目的都有明确的认识并且竭力促其实现。当时大多数的宪章主义者都还只想到把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只有少数人才想到如何使用这个政权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的运动高潮中起重要作用的这个协会的成员却一致认为，他们首先都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正是宣布1793年的宪法为自己的信仰的标志、断然拒绝和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联合、始终认为被压迫者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有权使用压迫者用来反对他们的一切手段的共和主义者。他们还不止于此；他们不但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是共产主义者，并且还是不信宗教的共产主义者。到1838－1839年的革命高潮衰退时，协会瓦解了，但是它的活动并没有落空，而是大大地加强了宪章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宪章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在上述的8月10日的庆祝会上已经提出了共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注：“世界主义”一词在这里和在第668页里都不应当理解为恩格斯在本篇里所批判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而应当理解为它的第二个意义，即“没有民族局限性和民族偏见”。——编者注］原则，除了政治平等的要求，还提出了社会平等的要求，并且会上大家都热情地向各国民主主义者祝贺。 以前在伦敦也做过团结各国激进派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英国民主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和外国人对此不了解，部分地是由于各国党的领袖之间有原则上的分歧。民族差别严重地妨碍团结，甚至很早就住在伦敦的外国人都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运动和事物的真相（虽然他们对英国的民主寄以莫大的同情），分不清激进的资产者和激进的无产者，并且企图把臭名昭彰的敌人当做朋友聚集在同一个会上。由于这些原因，同时还由于不信任其他的民族，英国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又因为这种谈判成功与否必然取决于各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他们大多是彼此不认识的）意见是否一致，所以更是容易犯这种错误。在过去那些尝试中，由于这些人选择得极不恰当，所以事情每次都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但是这种兄弟友爱是迫切需要的。每一次尝试的失败都只是激发大家再去努力。当伦敦的一些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厌倦的时候，就有其他的人来代替他们，1845年8月又做了一次彼此接近的尝试，这次尝试就不再是毫无结果了。[169]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利用别人早已宣布要召开的9月22日的庆祝会公开地宣告他们联合起来了。 出席这个会的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和瑞士人。匈牙利和土耳其也各有一个代表参加。文明的欧洲的三个大民族——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会上起了主导的作用，并且看来很值得人尊敬。大会的主席当然是英国人，是一位叫做托马斯·库伯的“宪章主义者”；他参加过1842年的起义，因而差不多坐了整整两年的监牢。在狱中他模仿“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写了一首叙事诗，博得了英国文学批评家的极大的好评。[170]作为英国人的主要发言人在晚上发言的是乔治·朱利安·哈尼。他担任“北极星报”的编辑已经两年。“北极星报”是奥康瑙尔在1837年创办的，它是宪章派的机关报；自从乔·霍布逊和哈尼共同编辑这个报纸以来，该报在各方面都成了欧洲最优秀的报纸之一。我只能提出几家小型的巴黎工人报刊如“同盟月刊”[171]和它相比。哈尼本人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运动。他是上述1838－1839年的“民主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8月10日举行的庆祝会就是他担任主席），而且除了霍布逊，他就是最优秀的英国作家，——这一点有机会我就会设法向德国人证明。虽然哈尼对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对欧洲运动的目的却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完全站àlahauteurdesprincipes〔在原则的高度上〕。在筹备这个世界主义的［注：见本卷第667页的编者注。——译者注］庆祝会方面，主要的功绩是他的。他不遗余力地促使各民族彼此接近，消除彼此的误会，克服彼此间的个人的分歧。 哈尼在献词时说道： “1792年的正直而勇敢的法国共和主义者永垂不朽！愿他们曾经取得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平等很快重现于法国，并且传遍全欧洲。” 到会的人向哈尼反复地欢呼了两三次，他接着说道： “在过去，我们如果举行像今天这样隆重的集会，不仅会遭到特权阶级的蔑视、讥笑、嘲弄和迫害，而且还会遭到受人欺骗的、愚昧无知的群众的殴打；这些群众被神甫和当权者所愚弄，认为法国革命是可怕的妖魔鬼怪，是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谈起来就令人讨厌的东西。你们也许记得，至少是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记得，就是不久以前，在我们的祖国这里，每当人们要求废除坏的法律、颁布好的法律的时候，立刻就会有人狂叫‘雅各宾派’。要是有人要求实行议会改革，降低税收，实行国民教育，或采取任何稍带进步性的措施，那末，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立刻就会有人拿‘法国革命’、‘恐怖统治’以及其他嗜血成性的魔鬼来吓唬那些已经胡子满腮但是还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大孩子。（笑声，鼓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要说我们已经学会正确地理解这次伟大革命的历史，那我还是不相信。我要是打算借这个机会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吹嘘一下自由、平等、人权、欧洲君主的同盟以及皮特和布朗施威克公爵的所作所为，那是很容易的。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长篇大论，也许还会受到人们的赞扬，认为我的演说带有浓厚的自由思想的色彩，然而这样却丝毫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问题。法国革命所面临的真正的大问题是消灭不平等，建立能够保障法国人民过幸福生活的制度，人民大众是从来没有过这种幸福生活的。如果我们用这块试金石来考验革命活动家，我们就会很容易给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例如拉斐德，作为宪政主义的代表他也许是他那个集团内最正直最优秀的人：以声望而论很少有人赶得过他。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去过美国，并且参加了美国反对英国暴政的斗争。美国人获得独立后，他回到了法国，以后不久我们就看到他出现在自己祖国当前革命的最前列。在他年迈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他，这时他在法国已经是声望最高的人物；‘三日’革命后，他成了法国真正的独裁者，他一句话就可以废立国王。拉斐德在欧洲和美洲也许比他的任何一个同时代人都享有更高的声誉。假如他在后来的行动中仍然忠实于他最初的革命言论，那末这种声誉他是应该享有的。但是拉斐德从来不赞成平等。（喊声：“注意，注意！”）的确，最初他抛弃了自己的头衔，放弃了封建特权，这是好的。当他是国民自卫军的首脑，是资产阶级崇拜的偶像，而且甚至还得到工人阶级的同情的时候，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先进的革命战士。可是，他正需要前进的时候，却裹足不前了。人民很快就看出，摧毁巴士底狱，废除封建特权、镇压国王和贵族的结果只不过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可是人民对这一点是不满的。（鼓掌）他们要求自由和权利，他们要求我们现在要求的东西——真正的、完全的平等。（热烈鼓掌）当拉斐德看出了这一点以后，他变成了保守主义者，他不再做革命家了。正是他，为了在万一发生骚乱的时候可以合法地枪杀和拷打人民而建议实施戒严令，而且他提出这个建议正是在人民遭到极端严重的饥馑的时候。在国王逃往发棱后，人民于1791年7月17日聚集在马尔斯校场，要向国民议会呈递请愿书，反对这个卖国的国王重登王位，就在这个时候，拉斐德便根据这个法令亲自下令屠杀人民。后来他甚至敢于用屠刀来威胁巴黎，用武力查封来威胁民众俱乐部。8月10日革命后，他企图率领他的士兵袭击巴黎，但是这些士兵比他爱国，都不服从他的命令，于是他逃跑了，背弃了革命。不过拉斐德也许还是所有宪政主义者中的最好的一个，但是，我们的庆祝无论是对于他，或是对于他那个集团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甚至在名义上也不是共和主义者。他们虚伪地承认人民有主权，但是又把人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允许他们称为积极公民的纳税人享有选举权。总而言之，拉斐德和宪政主义者都只不过是些辉格党人，和那些用改革法案来欺骗我们的人相差无几。（鼓掌）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吉伦特派；正是这些人通常被当做‘真诚而忠实的共和主义者’。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对他们的才干和口才我们当然不能不钦佩，在才干和口才方面这一派的领导人都很出众，在一些领导人身上，除了这些而外，还有其他优点，例如罗兰坚贞正直，罗兰夫人舍己忘我，巴巴鲁热情奔放。当我们读罗兰夫人或哲学家孔多塞过早地惨死这段历史时，我们都不能不（至少我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激动。但是，无论如何吉伦特派不是人民能指靠的人，人民不能指望他们把自己从社会奴役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从不怀疑他们当中有许多有勇气的人；我们承认他们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我们也许还可以相信，他们当中许多人多半是无知，并没有什么罪过——当然，这只是就那些已经牺牲了的人而言，因为要是我们根据他们中间曾经在所谓恐怖统治下活过来的人来看这一派人，那末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一群暴徒。这些活下来的吉伦特派分子帮忙撕毁1793年的宪法，实行了1795年的贵族宪法。他们伙同其他贵族奸党策划杀绝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阴谋，并且最后在法国造成了篡夺者拿破仑的军事专制。（喊声：“注意，注意！”）吉伦特派的口才是备受赞扬的，但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民主主义者绝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能说会道就拜倒在他们面前；否则我们就应当向卖身求荣的贵族米拉波表示最高的敬意了。当起来争取自由的人民粉碎了14世纪的奴隶制锁链，离乡背井前去抗击国内的叛逆和国境线上的外国军队的时候，他们为了抵抗敌人，需要的就不是吉伦特派的娓娓动听的长篇大论和冠冕堂皇的理论，而是更重要的东西。‘面包、武器和平等’——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鼓掌）面包给挨饿的家庭；武器拿来反对专制制度的军队；平等是奋斗的目标和牺牲的代价。（掌声大作）用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来说，吉伦特派只不过把人民当做‘一包可以用来炸毁巴士底狱的炸药’，可以当做工具使用，可以当做奴隶看待。吉伦特派动摇在王权和民主政治之间；他们徒劳无功地想用妥协的办法来逃避永恒的正义。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坚毅刚强的人们把他们击溃了，人民把他们从自己的道路上清扫出去。在山岳党的各派中，我觉得值得提起的只有罗伯斯比尔和他的朋友。（热烈鼓掌）山岳党中大部分人是强盗，他们想的只是把革命果实攫为己有，根本不关心历尽千辛万苦勇敢地实现了这个革命的人民。这些坏蛋曾经一度和拥护平等的人使用过同一种语言，和他们一起跟宪政主义者和吉伦特派进行过斗争，但是，一当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就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们是死心塌地地反对平等的人。他们推翻了罗伯斯比尔，杀害了他，并且还处死了圣茹斯特、库通和这位廉洁的立法者的其他朋友。这些叛徒和谋杀者杀害了平等的支持者还不满足，他们还大肆诬蔑受害者，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所犯的罪行栽诬在这些受害者的身上。我知道，流行的看法是把罗伯斯比尔仅仅看做怪物，但是我想，人们对这个非凡人物的品质完全改变看法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我绝没有想把罗伯斯比尔当做神来崇拜，把他描绘成完人；但是我认为，他毕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革命领袖，懂得并且使用了正确的方法去根除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的现象。（热烈鼓掌）我没有时间来谈论不屈不挠的马拉的品德，来谈论圣茹斯特这位卓越地体现了共和主义豪侠精神的人物；我也没有时间来列举那些法律上的英明措施，这些措施都是罗伯斯比尔在治国方面坚决果断的标志。我再说一遍，现在离开人们公正地评价罗伯斯比尔的一天已经不远了。（鼓掌），在我看来，最能证明罗伯斯比尔的真正品质的是他的死亡引起了死在他后面的那些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的普遍惋惜，在这些民主主义者里面还包括那些不了解他的心意因而误入迷途并促成了他的失败的人；后来这些人痛悔自己一时糊涂，可是已经晚了。巴贝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著名的密谋的组织者。这个密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容许有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鼓掌），不存在私有财产、货币和一切穷困的根源（鼓掌），大家的幸福应当建立在大家共同劳动和平等享受福利的基础上。（热烈鼓掌）这些无上光荣的伟大人物至死都在追求无上光荣的目的。巴贝夫和达尔特用自己的鲜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邦纳罗蒂坐穿了牢狱，饱尝了穷困，度过了暮年，仍然忠实于我们今天晚上大胆宣布的伟大原则。我还应当提一下英勇的代表罗姆、苏布拉尼、杜鲁阿、杜肯努阿和他们的同志，他们被国民公会中的贵族叛徒判处死刑后，还当面同凶手挑战，把一把匕首依次传递下去，用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就到此为止。第二部分我只说几句话就可以了，因为在座的法国民主主义者在这方面会谈得更好些。平等的原则将会恢复和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这些原则已经恢复了，它们不仅是以共和主义纲领的形式出现，而且是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因为据我所知，目前在法国到处都有共产主义的组织。但是，这一点我留给我的朋友封丹博士和他的同胞来作更详细的叙述。我非常高兴，这些可敬的民主主义者现在都在场。今晚他们就可以亲自看到法国主战派所散播的反对英国人民的言论是荒谬的。（鼓掌）我们要坚决消除这种民族纠纷；我们鄙视和憎恶像‘天生的敌人’、‘生来的仇人’和‘民族的光荣’这类野蛮人的诱饵和圈套。（掌声大作）我们憎恨一切战争，只有人民被迫起来反对国内压迫和外国侵略的战争才是例外。（鼓掌）此外，我们反对‘外国人’这个字眼，今后应当把它从我们的民主字典中清除出去。（热烈鼓掌）尽管我们可以属于欧洲大家庭的任何一个支脉，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但是我们总的名称是‘青年欧洲’，我们都在这面旗帜下一起反对暴政和不平等。”（热烈鼓掌多时） 在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注：约瑟夫·莫尔。——编者注］唱完“马赛曲”以后，威廉·魏特林接着宣读第二篇祝词，他说： “让我们为青年欧洲干杯！愿各国民主主义者抛弃以往的猜忌和民族纠纷，团结为兄弟般的集体，一起来消灭暴政，争取平等的完全胜利。” 魏特林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由于他的英语说得不流利，他朗读了下面的一篇讲稿： “朋友们！今天这个聚会证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一种感情，普遍的兄弟友爱的感情。尽管由于我们各人所受的教育不同，我们无法使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这种共同的感情，尽管语言的不同妨碍着我们体会这种感情，尽管我们共同的敌人抓住并且利用一千种偏见来阻挠我们加强相互了解和发展普遍的兄弟友爱，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障碍，但是这种强烈的友爱感仍然是根除不了的。（鼓掌）这种感情会使受苦的人成为患难与共的同志，会使争取美好生活的斗士成为战友。（鼓掌）参加今晚我们所庆祝的革命的人也是我们的战友；他们也是受了现在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奋斗目标的鼓舞；这些目标可能也会使我们去迎接同样的、希望是更加顺利的战斗。（掌声大作）在发生人民运动的时期，在我们国内的敌人的特权遭到严重的威胁的时候，这些敌人竭力把我们的偏见引到我们祖国的边疆以外去，并且要我们相信，国境那边的人威胁着我们共同的利益。真是骗人的把戏！如果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出，离我们最近的敌人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自己的同胞中间。（喊声：“注意，注意！”接着鼓掌。）我们应当害怕的不是国外的敌人，因为这些可怜的敌人的境遇和我们是一样的。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被迫为成千的毫无用处的游手好闲之徒做工；和我们一样，他们拿起武器反对别人也是迫于饥饿和法律，也是为盲目的热情所驱使。掌权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的弟兄残忍而且掳掠成性。但是，难道还有谁比那些统治我们、教我们使用武器、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而唆使我们互相厮杀并把我们拖入战争漩涡的人们更加掳掠成性吗？（鼓掌）真的是我们共同的利益非要战争不可吗？一群羊由狼率领着去攻击另一群也是由这些狼领来的羊，难道是为了羊的利益吗？（掌声大作）我们的最凶恶的敌人正是这些人；他们抢走了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这些东西挥霍在吃喝玩乐之中。（鼓掌）他们从我们这里抢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所挥霍的一切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应该归我们这些生产者，归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归我们的老人和病人。（掌声大作）但是，请看，他们怎样用阴谋诡计抢走了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财产交给了一帮好吃懒做的寄生虫。（鼓掌）说国外的敌人抢劫我们比我们本国的敌人抢得多，这是可能的吗？说外国人杀害我们的人民比我们的那些冷酷的富豪杀害得多，这也是可能的吗？这些富豪利用证券交易、重利盘剥和投机倒把，利用货币制度和宣告破产，利用垄断、教会捐税和地租，利用所有这些手段从我们手里夺去了生活必需品，把我们的千百万劳动弟兄置于死亡的边缘，甚至不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土豆来活命。（热烈鼓掌）所以，各国工人的真正敌人正是那些有钱就无所不能而无钱就什么也不成的人，而且除了工人的敌人之外，在人们当中就没有其他的人类敌人，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鼓掌）说我们在各国间发生战争的时候会遭到比现在这个所谓承平时期更厉害的掠夺和残杀，这难道可能吗？难道我们仅仅为了军事上的光荣就要提倡民族偏见、流血和掠夺吗？我们会从这种愚蠢的光荣中赢得什么呢？（鼓掌）既然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高尚的感情都和这种光荣不相容，那末我们要它干什么呢？（鼓掌）难道我们非为它付出代价不可吗？（鼓掌）难道我们非为它辛苦劳动、流血牺牲不可吗？（再次鼓掌）除了利用时机掉转枪口来反对掠夺者和刽子手——各国的贵族——之外，所有这些攻城略地、流血牺牲难道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吗？（热烈鼓掌）这些贵族，也只有这些贵族才是一贯地靠掠夺和杀人为生。穷人只是由于被迫和无知才成为贵族的工具；这些人是从各民族中网罗来的，本身都具有最浓厚的民族偏见并且希望看到所有其他民族都被本民族踩在脚下。但是，如果把这些人引到这里来，引到我们这个会上来，那末，他们也会互相了解，互相伸出手来。假如在一场战斗之前自由的捍卫者们能够向自己的弟兄发表演说，那末这场战斗就不会发生，也许反而会开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联欢会。要是我们能够在战场上召开哪怕是一个这样的会，那末我们就会多么迅速地战胜所有现在压迫我们、抢劫我们的贪婪的吸血鬼呵！（掌声大作）朋友们，这就是整个人类感情的流露，它发的热都集中在普遍的兄弟友爱上，并且燃起了热情的烈焰；它很快就会把所有耸立在道路上的长期使我们弟兄分隔开的冰山融化掉。”（魏特林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在魏特林之后致词的是一位老共和主义者贝利耶－封丹博士。他早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初期就在巴黎的人权协会中起过显著的作用。1834年，他牵连在四月审判案[172]中，可是翌年就和其余的被告一起从圣珀拉惹监狱里逃跑了（见路易·勃朗的“十年历史”[173]一书）；后来他和法国的革命政党一起前进并且和Père〔慈父〕卡贝保持着友谊的联系。与会者向贝利耶－封丹博士热烈地欢呼；他接着说道： “公民们！我的发言不得不简短些，因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太好。我看到英国的民主主义者庆祝法兰西共和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从心底里体会到朱利安·哈尼先生所表示的崇高的感情。我向你们保证，法国人民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英国人民当做自己的敌人。有些法国记者写文章反对英国政府，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写文章反对英国人民。英国政府之所以为全欧洲所深恶痛绝，因为它不是英国人民的政府，而是英国贵族的政府。（鼓掌）法国民主主义者绝没有对英国人民抱敌视态度，相反地，他们希望和英国人民结为兄弟。（掌声大作）法国的共和主义者并不是仅仅为了法国而战斗，而是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他们力图建立平等，并把它的幸福的果实传遍世界。（热烈鼓掌）他们宣布全人类都是自己的兄弟，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其他国家的贵族。（鼓掌）公民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平等的原则已经复活了。共产主义正以巨人的步伐在全法国迈进。共产主义的协会已经遍布全国。我希望，我们很快就看到各国民主主义者结成伟大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是共和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全欧洲取得胜利的保证。”（封丹博士在再次的掌声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随后全体为“青年欧洲”举杯，接着是三次高声的“欢呼”和“再次的欢呼”，以后就为托马斯·倍恩和各国牺牲了的民主主义者默哀，接着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牺牲了的民主主义者默哀，向被放逐的宪章主义者弗罗斯特、威廉斯、琼斯和爱里斯致敬，向奥康瑙尔、邓科布和其他宣传宪章的人致敬，最后是三次为“北极星报”欢呼。然后用各种语言（我发现只是没有提到用德语）唱民主歌曲。于是庆祝会在极其亲切友爱的气氛中结束。 这样就举行了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一千多个民主主义者的大会。他们齐聚一堂来庆祝一个似乎和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干的事件，即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大会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吸引某个集团；会上除了谈论伦敦的宪章主义者所了解的民主主义之外，也看不出还谈论过什么别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到会的大多数人总的说来都正确地代表了伦敦的宪章派无产者群众。而且这个会一致热烈欢迎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一词本身。宪章主义者的集会是共产主义的庆祝会，并且如英国人自己所承认的，“像那天晚上的那种热情在伦敦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了”。 所以我断言，现代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难道不对吗？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年底 载于1846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 署名：弗·恩格斯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64]“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是弗·恩格斯在1845年年底写的，发表在1846年年底出版的“莱茵年鉴”（《RheinischeJahrbü－cher》）第2卷上。在本文中，恩格斯根据1845年9月27日“北极星报”第411号的报道，描写了1845年9月22日在伦敦举行大会的经过情况并转述了会上的发言。这个大会实际上奠定了国际民主主义协会——“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基础。参加该协会的有宪章派左翼、德国的工人——正义者同盟盟员和侨居在伦敦的其他各国的革命流亡者。恩格斯非常重视这个大会（他和马克思都参加了它的筹备工作），并特地为它写了这篇文章。文章的第一段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重述了一些“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吕宁等）的典型的论调。这些人一方面对其他的民族抱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却以民族主义的态度吹嘘德国民族的优越性。恩格斯批判了这些观点，他提出各国无产者利害一致的思想来和它们相对抗。——第662页。 [165]引自海涅的诗“安心”。海涅在这首诗里抨击德国小市民的市侩作风和因循习惯，并拿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来和他们相比照。——第663页。 [166]“卡马尼奥拉”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首革命歌曲。它的歌词联系着当前的政治事件而有所修改和补充。——第664页。 [167]1793年宪法是法国雅各宾派专政的头几个月中所拟定的宪法，它属于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这个宪法开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起来革命，反对篡夺他们政权的政府；这个宣言还承认社会有义务保证无产者有工作做和关心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宪法取消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实行了普选权，同时却宣布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793年的宪法由于内战和反革命干涉未能付诸实行，1794年热月9日后该宪法被取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所撕毁。——第664页。 [168]指法国革命军队于1792年11月6日在热马普和1794年6月26日在弗略留斯同欧洲各反革命君主第一次联盟的军队作战时所取得的胜利。——第665页。 [169]1845年8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直接促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人物的接近。他们出席了宪章主义者和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领导者同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所举行的协商会议。据1845年8月23日“北极星报”报道，会议在恩格斯的支持下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召开居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公开会议，讨论建立一个协会，以期彼此了解（通过定期的联席会议）各国争取共同事业的运动进行的情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加9月22日的会议，因为他们当时已经离开伦敦。——第667页。 [170]托·库伯的诗“自杀者的涤罪所。狱中诗稿十篇”是模仿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写成的；于1845年在伦敦出版。——第668页。 [171]“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发行的通报”（《L'Union．Bulle－tindesouvriersrédigéetpubliépareux－mêmes》），是1843年12月至1846年9月在巴黎出版的月刊；由一批受圣西门思想影响的工人出版。——第668页。 [172]四月审判案是审讯法国工人共和主义运动的167名活动家的事件。他们因1834年4月的里昂起义以及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革命发动被控叛国。被告中也有秘密的、共和主义的人权和公民权协会的领袖。在1835年的审判中，大多数被告被残酷地判决流放到殖民地或长期监禁。一部分被告，其中包括在审判期间逃走掉的28个人，受到了缺席判决。——第675页。 [173]路·勃朗“1830－1840年的十年历史”第1－5卷（L．Blanc．《Histoirededixnas．1830－1840》．T．Ⅰ－Ⅴ．）。第一版于1841－1844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引证的是本书的德译本，这个译本于1844－1845年在柏林出版。——第675页。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恩格斯，184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159] ↘全文参见《弗·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 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它就被一批投机分子用来作为资本。这些人把在法英两国已经陈腐了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就以为自己创造了奇迹；而现在他们就把这种新的智慧当做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做“真正的德国的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诬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这种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极其幸运地稍许嗅到了一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气息，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瘪的教授列入了永恒的范畴，后来也许还参考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施泰因先生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160]。这种劣等的德国理论，按照施泰因先生的观点，毫无困难地给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适当的解释，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制服了”它，把它“提高”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这种理论不会想到去稍许熟悉一下要提高到更高阶段的对象，去看一下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对这种理论来说，要宣告德国的理论光辉地战胜了外国人的可怜的挣扎，有了施泰因先生的贫乏的摘录就足够了。 为了反对不朽的德国理论所表现的那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度，完全有必要向德国人指出他们在研究社会问题这方面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地方。现在，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仅仅在最近一年来才偶尔知道一些，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做了再一次的发明，并把它当做崭新的发明，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要是说，德国人也有些自己的东西，那末这只能是他们用来表达这种思想的那种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的形式。他们俨然是真正的理论家，认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除最一般的原则外，只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规划，即社会制度。而最好的一面，即对现存社会的批评——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现实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泰然自若地抛弃了。不用说，关于唯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这些聪明的理论家通常也用轻蔑的口吻评论一番，或者干脆连提都不提一下。 我想建议这些聪明的先生读一读傅立叶的著作中不很长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可以给他们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此——可惜！——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可惜正由于这个缺点，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分类的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产生了海水变柠檬汁、couronnesboréale和australe〔北极和南极发出灵光〕、狮子改变兽性[161]、行星交配这些想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奇迹，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任何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畴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是令人高兴的，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此外，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生动和非常明睿的批评，人们会乐意原谅他那也是建立在天才的宇宙观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的。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从傅立叶的遗著中找出来的，曾刊载于傅立叶派在1845年初开始发行的“法郎吉”［注：“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1845年巴黎“法郎吉”出版社出版，创刊第14年第1辑，八开本。傅立叶的手稿论三个外在统一的大纲发表在谈杂志第1-2月号第1-42页上：（《LaPhalange》．Revuedelasciencesociale，ⅪⅤ．année，1－resériein8°，Paris，auxBureauxdelaPhalange．1845-PublicationdesManuscritsdeFourier，sectionébauchéedestroisunitésexternes，p．1-42desJanuar－undFebruarheftes）。］杂志第1期上。我删去了其中属于傅立叶正面提出来的体系的那一部分和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的那一部分。总之，我不受原文的拘束，而要使外国社会主义者为了一定目的而写的著作能被不知道这种目的的读者所理解，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片断绝对不是傅立叶的著作中最有天才的作品，甚至也不是他论商业的最好的文章，但是，除魏特林外，德国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能稍微和这篇草稿相比的文章。 为了使德国读者不浪费精力去阅读“法郎吉”杂志的原文起见，我必须指出，该杂志纯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里所登载的傅立叶的手稿，价值大小极不一致。发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派的先生们已经成了像德国人那样的妄自尊大的理论家，他们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庄重的、不实际的、晦涩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默。这使他们在法国受到应有的嘲笑，而在德国却得到尊重。他们在“法郎吉”的第1期中所描绘的傅立叶主义的想像中的胜利会使运用绝对方法的教授们欣喜若狂。 我现在从已经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发表过的一个题目开始本文。本片断的很大一部分也在该书中发表过。这里我只引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162]。 傅立叶就是这样写的。“法郎吉”第2期中刊载的这篇文章的续文包括证券交易、囤积居奇（accaparement）和寄生现象三章，这几章大部分都已经发表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上面所录的片断已经完全足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我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 让那些热中于在无底的［注：双关语：德文《grundlos》，既有“无底的”意思，又有“没有根基的”、“空无一物的”意思。——编者注］理论的“茫茫大海”中乘风破浪并竭力钓取“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德国学者先生们学学commismar－chand〔店伙计〕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说出了许多理由，这些理由是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们”注意的。不错，他们会反驳我，说傅立叶也一样地“抽象”，他靠自己的分类法想出了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但是这救不了他们。不管傅立叶有怎样独特的怪癖，这也不能为干巴巴的德国理论的乏味的所谓发展辩护。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像未来的，德国的理论却是首先随意地清算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给未来加上一个方向。譬如请把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较一下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并终于不顾实际上有四大世界帝国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结构，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结构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歪曲了的内容，而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结构却已经没有任何内容了。 最后，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停止这样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最无谓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初次碰到的第三手的材料给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的，虽然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是这样。难道德国还有写社会问题文章的人没有说过傅立叶一句确实有辱于德国人做事切实认真的话吗？这些人中间就有一个凯泽尔先生[163]，他立刻利用“罗·施泰因的杰作”创立一个世界史的结构，这个结构只有一点令人感到遗憾，那就是它所根据的事实全是杜撰的。至于傅立叶，德国的理论至少已经有二十次给他确定了他在“绝对理念发展中的地位”，可是每次的地位都不相同，而且每一次德国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以施泰因先生或其他同样不甚可靠的文件为根据。因此，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要是我们德国的那些半边的和十足的共产主义教授们花些力量去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比任何一本德国书难懂），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进行推断和达到其他的目的！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少新的（对德国来说目前还是新的）思想！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无产阶级的处境外，还未能对现代社会提出任何责难，而且即使在无产阶级的处境这方面，他们能够说的也不太多。当然，无产阶级的处境是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对现代社会的批评难道就仅限于此吗？傅立叶（除了他后期的著作外，他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就证明了，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问题，也可以承认当前的社会完全不中用，而且仅仅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批评，也就是对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的批评而不涉及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到目前为止，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傅立叶毫不容情地揭穿有身分的人士的虚伪，揭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空虚；他嘲笑他们的哲学，嘲笑他们想使perfectiondelaperfectibilitéperfecti－bilisante〔日趋完善的完善能力臻于完善〕，嘲笑他们想追求au－gusteverité〔最高真理〕。傅立叶嘲笑这些人的“纯洁的道德”，嘲笑他们的划一的社会制度；他把他们的实践，把受到他的精辟批评的douxcommerce〔和气的商业〕，把不能提供享乐的放纵的享乐，把婚姻制度所容许的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比。这就是在德国还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曾经有人谈论过恋爱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结果呢？说几句杂乱无章的话，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对德国人的乱伦抱怨几句——全是虎头蛇尾！ 德国人首先必须熟悉一下（哪怕是稍微熟悉一下）国外的社会运动，熟悉一下国外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和文献，——近八十年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业和法国的革命就是实际运动的例子，——然后他们必须在实践方面和文献方面做出像他们的邻居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像各民族的功绩大小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到那时，这种诡辩式的争论已经没有听众了。 而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所有以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毫无例外地都很拙劣。这样简短的叙述至多只能评论一些著作，根本无法介绍这些著作本身。这些著作有一部分已成了稀有的珍本，在德国很难获得，有一部分篇幅过于庞大，有一部分杂有许多仅仅具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意义并且在1845年已经引不起德国读者的兴趣的材料。为了使这些对德国尚属新鲜的具有宝贵内容的著作容易理解起见，我们必须进行编选，正像法国人对待来自国外的材料一样。法国人在这方面要比我们实际得多。经过这样编选的外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的重要著作，最近即将开始出版。一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能够同样轻而易举地写出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可以希望，这一工作会给高明的德国理论家指出，他们的一切高见都已经陈旧了，在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的彼岸，这些问题早已争出一个proetcontra〔孰是孰非〕来了。只有他们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布鲁塞尔 写于1845年底 第一次刊载于1846年的“德国公民手册”年鉴上 署名：弗·恩格斯 按年鉴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59]“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EinFragmentFourier'süberdenHandel》）一文的翻译工作，是包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德国传播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著作而草拟的一个比较大的出版计划之内的。弗·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中第一次公开地批评了“真正社会主义者”。“真正社会主义者”对待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者的那种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态度，以及他们想颂扬“真正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的企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卡·格律恩所著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DiesozialeBewegunginFrankreichundBelgien》）一书中。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一书中对“真正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卡格律恩进行了全面的批评。——第654页。 [160]恩格斯指的是罗施泰因所著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第654页。 [161]这里指的是傅立叶在他的著作中对自然界将来要发生的变化所作的近于幻想的描写：海水的怪味将会改变，南北极上空将会出现放热的灵光，野兽将会变成有利于人类的牲畜，等等。——第656页。 [162]接下去就是弗·恩格斯所译的傅立叶的作品。译文在本版中没有列入。恩格斯所选的片断包括沙·傅立叶未完成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的前七章。傅立叶的这个著作在他死后发表在1845年出版的傅立叶派的杂志“法郎吉”（《LaPhalange》）中（见“傅立叶选集”俄译本，195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卷第228-318页）。这几章给商业下了一般的定义，并叙述了各种类型的破产。其中某些地方同沙·傅立叶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一书中“论商业的无限自由”一篇完全相同。在“法郎吉”上发表手稿的时候，这几个地方都代以删节号。恩格斯在自己的译文中按照傅立叶原著的相应页次恢复了这些地方，略去了傅立叶对未来所作的近于幻想的离题较远的描写、某些没有现实意义的暗示以及由于傅立叶运用了特别的术语而难于理解的地方。恩格斯翻译的部分见上面提到的俄译本第228-232、237、240-244、249-252、253-260、261、262-263、265、266-269、271、272-313、314、315、316-318页。——第657页。 [163]恩格斯指的是1843年不来梅出版的赫·沃·凯泽尔所著的“财产的个性”G（H．W．Kaiser．《DiePers?nlichkeitdesEigenthums》．Bremen，1843）一书。——第658页。
补遗：英国谷物法史（恩格斯，1845年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补遗 英国谷物法史 弗·恩格斯 ［注：这篇文章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新发现的，发表于1955年8月“统一”（《Einheit》）杂志第8期。本文按写作日期应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俄文版因当时第二卷已出版，第三卷亦已付印，因此作为补遗收入第四卷，我们也由于来不及编入第二卷，暂时仍按俄文版收入第四卷中，待再版时改正。——译者注］ 在上一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输出，而很少需要从国外输入。可是从那时起，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条件，谷物价格必然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肉类价格昂贵，许多耕地变成了牧场；同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机器发明，正在这个时期推动了工业空前未有的发展，而人口也有了空前未有的增加。于是，英国不得不首先取消粮食输出，最后甚至要求从国外输入粮食。由于革命时期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输入发生困难，迫使英国用粮多少局限于本国所生产的。战争所造成的输入困难起了保护关税的作用。谷物价格上涨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地租也就增加到以前的两倍，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增加到以前的五倍。因此，不久前变成牧场的大部分土地，又重新种植谷物了。英国土地占有者（顺便说说，他们包括几百个勋爵、六万个左右从男爵和出身于非贵族的乡绅）的收入大大增加，于是他们追求起豪华奢侈挥霍无度的生活来，这样，即使他们地租有所增加，也很快就入不敷出。不久他们的庄园就为重债所累。1814年的和平清除了输入上的障碍，因而粮价下跌，由于租金过高，租佃者的收入已不足抵偿粮食的生产费用；当时出路只有两条：或是土地占有者降低地租，或是实行真正的保护关税来代替过去实际上起了保护关税作用的东西。土地占有者，他们不仅在上院和内阁里占着优势，同时在下院也几乎有绝对的权力（在改革法案实施以前），他们当然选择后者，于是不顾资产阶级以及当时还受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激愤，于1815年借助刺刀实行了谷物法。1815年的第一个谷物法规定，在英国粮价每夸特［注：夸特是英国的容量单位，约合2．909公石。——编者注］低于80先令时，绝对禁止粮食进口。只有在达到这种价格或超出这一价格的情况下，才许可从国外自由输入粮食。然而，这个法律不仅不符合工业居民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农业居民的利益，于是在1822年又做了若干修改。但是，这次修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近几年来粮价总是低廉，从来没有到过许可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水平。虽然历次修改法律，议会又屡次组织委员会进行调查，租佃者仍然不能补偿自己的生产费用，于是哈斯基森和坎宁终于发明了著名的Sliding-Scale〔调节制〕，这一制度后来被他们的内阁继任者订为法律[255]。依据这一调节制，进口税随着国内粮价下跌而提高，随着粮价上涨而降低。以为用这种方法就能保证英国租佃者获得一个高昂而固定的粮价，使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支付高额地租。然而，这一措施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这一制度日益使人不堪容忍，从实施改革法案以来，在下院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更加坚决反对谷物法了，于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在组阁一年以后，就不得不降低关税。 反对谷物法的反对党也组织了自己的力量。由于粮食腾贵而不得不给工人支付较高工资的工业资产阶级，不惜任何代价力图废除这些它所痛恨的法律——代表农业利益的旧统治（而且这种统治使其他国家易于同英国工业进行竞争）的最后遗迹。1838年底，曼彻斯特的几个大厂主创立了一个反谷物法协会；这个协会的势力在曼彻斯特近郊和其他工业地区迅速扩展开来；反谷物法协会后来称为反谷物法同盟，它组织募捐，创办杂志（“反谷物税通报”[256]），并出资派遣演说家到各地去，利用一切英国惯用的鼓动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谷物法同盟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正好是处于萧条状态的那四年），其言论是极端激烈的。当1842年初萧条变为真正的商业危机而使全国工人阶级陷于可怕的贫困时，反谷物法同盟就成为真正革命的同盟了。它的口号就是耶利米的格言：“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注：见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9节。——编者注］；它的机关刊物明确地号召人民去造反，并以“长枪和火把”威胁土地占有者。它的巡回鼓动家们走遍了全国各地，到处宣传鼓动，他们所用的语言，比之他们的机关刊物也并无逊色。群众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召开，递交议会的请愿书一份接着一份散发，而且正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同盟也就在紧靠议会大厦的隔壁同时召开代表大会。当皮尔不顾所有这一切，对谷物法只作修改而拒绝废除时，这个代表大会就声明说： “人民对政府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他们应当只靠自己；必须刻不容缓地立即停止政府机器车轮的转动；使用言语的时刻已经过去，行动的时刻已赶到来；应该相信人民不愿再为穷奢极欲的贵族而活活饿死，如果这一切都不行，还有一个能够迫使政府让步的办法：必须（全国大工业城市的大厂主和市政官吏的这个代表大会就是这样声明的）［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编者注］把人民派遣到产生各种贫困的农业区去；但是人民不应该象一群温顺的‘贫民’似的而要象‘去仇敌那里扎营’似的开进去。” 厂主们想采取一种巨大措施，于二十四小时内就在曼彻斯特赛马场召开一次50万人的集会并发动一次反谷物法的起义；这就是关闭他们的工厂。 七月里情况开始好转。定货数量增加了，厂主们发觉危机即将结束。但是人民仍然愤愤不平，贫困现象到处都是；既然反正总要出事，那就应该马上行动。一个斯泰里布雷芝的厂主当情况已经好转而本应提高工资的时候，反而突然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这便迫使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以求把工资保持在从前的水平上。于是这件事便成为工人起义的信号，工人使城内和近郊的全部工厂停了工，他们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厂主（全部是反谷物法同盟的盟员）一反往常，并没有加以任何阻挠。工人召集会议；会上厂主亲自担任主席，他们企图把工人的注意力转到谷物法上。1842年8月9日，即起义后四天，工人进入了曼彻斯特，在那里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就使全部工厂停了工。反对他们的只有一个厂主，他是保守党人，是同盟的敌人。起义扩展到了所有工业区；市政当局（大家知道，在英国，一切诸如此类的事情都由市政当局决定）全是反谷物法同盟的盟员，他们哪里也没有反对起义者。这期间，同盟的活动家一直是为所欲为的。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失算了。他们为了要用强力废除谷物法而把人民拖到起义中去，可是人民却很少想到这些谷物法。人民所要求的是1840年水平的工资和实现人民宪章。同盟发觉这一点以后，就立即掉转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同盟者。同盟的全体成员都报名当了特别警察，他们宣了誓，组织了一支镇压起义的新军队——一支为他们所敌视的政府服务的军队。人民的起义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这次起义突然爆发是出于人民意外的，因为人民根本就没有准备进行这样的起义）；谷物法依旧保存了下来，于是无论资产阶级或人民又都受了一次教训。反谷物法同盟为了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因起义失败而被彻底打垮，于1843年又掀起一个巨大运动，号召盟员募集5万英镑；在一年内，同盟就超额地募集到这笔款项。同盟重新开始了鼓动，但不久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听众。它总是吹嘘，从1843年起，在工业区已无事可做，可以把自己的活动转向农业区了。但是症结却正在于此。1842年起义以后，曾经被无耻地出卖过的人民愤慨万分，那时同盟的代表人物已无法在工业区召开公开会议，否则就会被人民打得头破血流，狼狈地赶下讲台。因此，他们为了替自己的那一套言论找市场，就不得不到农业区去。这里同盟是有某些实际功绩的，它使租佃者因以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羞愧情感，并使农业阶级成为关心整体利益的阶级。1844年，同盟在前次募捐获得成就的鼓舞下，宣称将开展一次总额为10万英镑的新的募捐。第二天，曼彻斯特的厂主曾聚集一堂，半小时内就认捐了12000英镑，1844年11月认捐总额达82000英镑，其中57000英镑已经付款。几个月以后，展览会在伦敦开幕了，它也会使同盟有一笔巨额的收入。这一巨大的运动从曼彻斯特扩展到整个英国，吸引了英国极大多数资产阶级，但是（我们再说一遍）丝毫也没有引起工人阶级的同情；如果我们问一下：这个运动的动因是什么，那我们就应该承认，首先是大不列颠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私利。对这个阶级说来，有巨大意义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以便至少象它所想象的那样，在工商业方面保有永久的世界垄断，能和竞争者一样支付低薪，同时还能利用八十年来英国因现代工业居于首位而取得的一切优势。在这里因废除谷物法而获益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民。其次，资产阶级还要求把这一措施作为改革法案的补充法。改革法案规定采用选举资格，废除对某些个人和团体旧有的选举特权，这在原则上应该使资产者富豪阶级掌握政权；但在实际上，土地占有者阶级在议会中还保存着相当大的优势，他们派到议会去的代表直接的有各郡产生的143人，间接的有小城市产生的几乎所有代表，此外，大城市的托利党人代表也是代表他们的。农业利益的这种优势，使皮尔在1841年建立了托利党人的内阁。废除谷物法会给下院大土地占有者的政治势力以致命打击，换句话说，实际上会给全部英国法律以致命打击，使租佃者不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独立。废除谷物法意味着宣布资本为英国的最高权力；而英国宪法就会根本动摇；立法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即土地贵族的一切财富和一切权力就会被剥夺，因此，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前途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其他政治措施。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废除谷物法在这一方面也并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秋 载于1845年12月“德意志电讯”杂志第193和194期 编辑部附注中说明作者为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电讯”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55]调节制实施草案是由坎宁的托利党内阁于1827年制定的，经某些修改后于1828年由威灵顿的托利党内阁作为法律实施。——第564页。 [256]“反谷物税通报”（《TheAnti-Bread-TaxCircular》）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机关刊物，原称“反谷物法通报”（《TheAnti-Corn-Lawcircular》）；1839至1843年在曼彻斯特每两周出版一次。——第565页。
德国状况（恩格斯，1845年10月15日至1846年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弗·恩格斯 德国状况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遵照您的愿望，我从这封信起，开始有系统地撰写几篇文章，阐述我的祖国的现状。为了使大家能完全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且证明这些意见都有充分根据，我必须简短地叙述一下那件震撼现代社会基础的事件（我指的是法国革命）以后的德国历史。 古老的德国当时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它由无数的小邦，即无数的王国、选帝侯国、公国、大公国和最大公国、侯国、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所组成，它们彼此独立，只服从皇帝和联邦议会的权力（假使有这样的权力的话，但是事实上几百年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权力）。这些小邦独立自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每当和“最大的敌人”（当然是法国）交战时，总有某些小邦和法国国王转成同盟，公开地对自己的皇帝作战。联邦议会由所有这些小邦的代表团组成并由帝国的代表主持，它的使命是限制皇帝的权力。它经常召集会议，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结果，哪怕是最微小的结果也没有。代表们把时间都浪费在讨论最无谓的礼节问题上，例如说，某某男爵使团（可能是由他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和一个着制服的老仆人或年迈的森林看守者组成）的地位是否应该比某某男爵使团的地位高些，或者一个帝国自由市的代表是否不必等待另一城市的代表表示欢迎便先行向他致敬等等。此外，他们还为了许多微不足道的特权争吵不休，其实这些特权大部分都是特权享有者本身的累赘，但是他们认为事关荣誉，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争吵得特别厉害。诸如此类的重大事情占去了英明的联邦议会这样多的时间，当然这个可敬的会议就没有任何时间来讨论帝国的问题了。因此，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被内部纷争弄得四分五裂的帝国，从宗教改革到1789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内战，并且在每次战争中法国总是和强的方面结成同盟来反对帝国中力量薄弱的易于征服的方面，当然它攫得的东西也最多。最初是勃艮第，接着是三个主教管区——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其次是洛林的残留部分，再其次是弗兰德斯的一部和亚尔萨斯全部就这样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而归并于法国。于是瑞士也脱离帝国而独立，比利时则依照查理五世的遗嘱让给了西班牙。所有这些国家在脱离德国之后情况都好转了。除了帝国外部逐渐崩溃而外，帝国内部也极度混乱。每个小王公对其臣民说来都是专横残忍的暴君。帝国除了设立一个法院（维茨拉尔帝国法院）来审理臣民控告官吏的案件，就从不过问各邦的内政。而且这个宝贝的法庭实在太会审理案件了，从来也没有人听说过有什么案件得到了解决。狂妄自大的王公对其臣民之专横残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只知寻欢作乐、骄奢淫佚的王公们，授与其大臣和官吏无限的权力，使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压迫不幸的人民，只要他们能装满主子的金库，供给主子足够的娇妻美妾就行。那些没有独立、仍受某一个国王、主教或者王公管辖的贵族，通常也把人民看得连狗都不如，他们尽量从自己的农奴的劳动中榨取金钱，因为农奴的从属关系当时在德国是十分普遍的。即使在那些郑重其事地被命名为帝国“自由”市的地方也丝毫没有自由，因为这里的市长和自选的参议员——这些职位几世纪以来已经像王位那样成为世袭的了——在处理政事中表现得更为专横。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和这种城市小资产阶级贵族的卑鄙行为相比的了。要是这些情况没有留在许多还能回忆起这个时代的人的记忆之中，要是这些情况没有得到为数甚多的权威人士的证实，那末，的确谁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五十年前的德国的情况。可是人民呵！他们对这种情况说了些什么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至于中等阶级，即贪财的资产者，则在这种长期的混乱状态中找到了致富的泉源，资产者懂得混水摸鱼是最不费力的事情。他们忍受着压迫和侮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办法来复仇：欺骗压迫者，从而为自己所受的委屈雪耻。如果他们和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就能够推翻旧的政权，重建帝国，正如英国资产阶级从1640年到1688年部分地完成了的那样，也如同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去完成的那样。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毅力，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德国的资产者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是他们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很温暖。劳动者的生活也不比现在坏，但农民是例外，他们大部分是农奴，没有城市人民的支援就任何事情都做不了，因为雇佣军队经常驻扎在他们那里，只要他们企图起事，他们就有淹没在血泊中的危险。 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雕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注：形而上学一词在这里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哲学。——编者注］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借，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突然，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极其无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无动于中。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但是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的。但是，一俟无可辩驳的事实把理论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一俟法国宫廷和法国人民在实践上不可能再协调下去（虽然他们在理论上的联合已为1791年理论上的宪法所确定），一俟人民通过“八月十日”事件实际上确立了自己的主权[149]，尤其是当1793年5月31日吉伦特派的复亡弄得理论完全哑口无言的时候，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一变而为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当然，这种热情只是对1789年8月4日晚上贵族阶级放弃其特权这样的事件表示的，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料到，这种行动实际上产生的后果绝不同于好心的理论家可能做出的结论。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称赞这些后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后果对于许多有关的人来说，是相当严重、相当不愉快的。所以，所有这些当初为革命欢欣鼓舞的朋友现在都变成了革命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们从奴颜婢膝的德国人报刊上得到有关巴黎的、显然全被歪曲了的消息后，便宁肯保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圣罗马粪堆，而不要人民那种勇敢地摆脱奴隶制的锁链并向一切暴君、贵族和僧侣挑战的令人颤栗的行动了。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末日到来了。法国的革命军队进入了德国的心脏地带，把法国的国境线移到了莱茵河上，并且到处宣传自由平等。他们赶走了成群的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也赶走了在这样漫长的时期中在历史上只起了傀儡作用的全部小王公。他们像进入美国西部边疆原始森林的移民一样廓清了大地；这个“基督教德意志”社会的原始森林，在法国军队的胜利进军中像旭日东升时的云雾一样消失了。当果断的拿破仑把革命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他认为自己就是革命（即1794年热月9日后被贪婪的资产阶级所扼杀的那次革命），当他这个“寡头的”民主（一个法国作家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接二连三地派遣军队袭击德国的时候，“基督教德意志”社会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老的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草和鼻烟价格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愤怒了。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的人。他们诅咒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以颂扬，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些人靠这些战争大发横财，他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欺骗德国人，把德国人当做自己的工具。德国人咒骂拿破仑，因为他们想继续过苟且偷安的生活，保留自己原来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只关心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过问任何伟大的理想和公共的利益。而最后，当拿破仑的军队被俄国击溃的时候，他们便乘机摆脱掉这位伟大征服者的铁链。 被称为“德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期”等等的1813-1814年和1815年的“光荣的解放战争”，是一种疯狂的表现，每一个正直的和有理智的德国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为它感到惭愧[150]。的确，当时表现了激昂的情绪，但是，是谁表现的呢？首先是农民，世界上最愚昧无知的一部分人，他们死抱住封建成见，蜂涌而起，宁死也不背叛他们和他们的先辈称之为老爷的人，不背叛管辖他们、蹂躏他们和鞭打他们的人。其次是大学生和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是捍卫原则的战争，甚至是宗教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捍卫他们称之为民族特征的正统主义原则，而且也是为了捍卫神圣的三位一体和上帝的存在。当时的一切诗歌、论著和讲演都把法国人描写成无神论的代表，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的典型，而把德国人则说成维护宗教、虔敬神明、主持正义的代表人物。再其次是一些比较有知识的人，他们把关于“自由”、“宪法”和“出版自由”的某些概念和这些思想混在一起，但是这种人为数极少。最后是企业主、商人、投机家等等的子弟，他们要争取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货物的权利，要争取喝不掺菊苣的咖啡。当然他们都是拿“自由”、“伟大的德国人民”、“民族独立”这类当时流行的热烈的字眼来掩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那些在俄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帮助下打败了拿破仑的人。 在下一封信中我准备谈拿破仑垮台后的德国历史。对这个非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但是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1845年10月15日 弗·恩格斯写 载于1845年10月25日“北极星报”第415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二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在第一封信里描写了法国革命前、革命时以及拿破仑统治期间的德国状况，指出了这个伟大的征服者是怎样被打倒和被哪些反对者打倒的。现在我继续来谈经过这次民族独立的“光荣复兴”之后，德国的情况起了怎样的变化。 我对所有这些事件的看法和一般的见解完全相反。但是我的看法丝毫不差地为德国历史上的下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所证实。要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确实是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战争，那末结果就应该是所有被拿破仑征服了的国家，在拿破仑垮台之后，都宣布平等的原则，享受到平等原则带来的幸福。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就英国方面来说，战争是由惊惶失措的贵族发动的，并且得到了财阀的支持。这些财阀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利润泉源：接二连三的借款；国债的增长；以及他们有可能渗入南美市场，在那里倾销自己的工业品，夺取他们认为能使自己的腰包塞得更满的、原属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他们力图使不列颠威镇四海［注：原文为《Britanniarulethewaves》，即“不列颠威镇四海”（摘自英国国歌）。——编者注］，以便能够打垮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如果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够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障碍的话。最后，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从供应欧洲市场取得巨额利润的权利，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分庭抗礼。这就是当时英国统治阶级进行这次长期战争的真正原因。至于说法国革命威胁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口实，也只不过表明这种“人类理性的完美创造”无比优越而已。从西班牙方面来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卫正统的王位世袭和僧侣专制裁判的原则。1812年的宪法的原则是为了鼓舞人民继续作战在较晚的时候提出来的，而这些原则本身也是来自法国。意大利从来不敌视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只给它带来了好处；单就意大利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这件事来说，就得感谢拿破仑。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于德国应该感谢拿破仑的地方，我已经在第一封信里谈过了。 所有一切战胜国都把拿破仑的垮台看做法国革命的复灭和正统主义原则的胜利。结果它们当然都在自己的国家里恢复了这种原则，它们恢复这种原则，起初还用“神圣同盟”、“永久和平”、“公共福利”、“君民互相信任”等等动人心弦的词句加以掩饰，后来就抛弃了任何遮盖，而借助于刺刀和牢狱了。征服者的无能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最后战败的法国人民，即使人家强加给他们一个他们恨之入骨的、靠15万支外国毛瑟枪支持的王朝，然而仍然使战胜了的敌人胆颤心惊，以致于不得不给他们一个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宪法；而别的国家，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吹嘘自由，然而除了漂亮的言辞和随之而来的铅弹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法国南部屠杀共和主义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裁判所把人活活烧死，本国的专制制度又恢复起来，在英国颁布了禁口法令，发生了“彼得卢事件”，这就是对法国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庆祝。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德国也走着同样的道路。 在德意志各邦中间，普鲁士王国首先向拿破仑宣战。当时统治普鲁士的是外号“公正大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是迄今作过王位装饰品的最大的傻瓜之一。他生来只配做一个伍长，只配检查兵士的钮扣是否整齐。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淫荡之徒，但同时却在那里宣传道德。他除了会用不定式外，就不会用别的什么式说话，在草拟命令方面只有他的儿子比得过他。他只有两种感觉，恐惧和伍长式的狂妄自大。在他统治的前半期，他的主要情绪是恐惧拿破仑。拿破仑对他表示了一种轻蔑的慷慨，把半个王国还给了他，因为拿破仑认为这个国家不值得加以控制。由于这种恐惧，他就准许一些不彻底的改革家哈登堡、施泰因、雪恩、夏恩霍斯特等等来代替自己管理国事。这些改革家开始采用较为自由的市政组织，废除农奴制，把封建劳役改为地租或必须在二十五年内付清的一笔固定的款项。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奠定了给人民以巨大力量和迟早会用来反对政府的军事组织的基础。他们也“制订”了一个宪法，但是迄今尚未问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法国革命失败后，普鲁士的情况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科西嘉怪物”最后被牢牢地禁闭起来之后，大大小小的帝王们立刻在维也纳开了一次大会，以便分配赃物和奖金，并商讨能把革命前的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就行。在出席会议的国家里面，只有三个国家知道它们要些什么。英国想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商业霸权，想保留掠夺殖民地所得的最大部分，并削弱其他各国。法国想尽量减轻自己的不幸，并削弱其他各国。俄国想增强自己的实力，扩张自己的领土，并削弱其他各国。其余的一切国家都多情善感，想得些小利，而有几个国家甚至还想表现一种可笑的大公无私。 结果法国打乱了德意志各大邦的计划；俄国获得了波兰的最好的一部分。英国用签订和约的方式比用战争的方式更加扩大了它的海上霸权，并在所有的大陆市场上占了优势，——这对英国人民来说毫无利益可言，但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却是大发横财的泉源。除了自己心爱的正统主义原则就不关心任何东西的德意志各邦又一次受骗了，在签订和约时，丧失了它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一切。德国还是分裂为三十八个邦；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阻碍着内部的一切进步，使德国大大弱于法国，使它仍然保持英国工业品最好的市场的地位，只是有利于英国资产阶级大发其财。英国人中的这一阶层以慷慨自夸，说什么由于慷慨，他们拿出了大宗款项来援助别国同拿破仑继续作战。但是，即使假定，这些援助款项确实是资产阶级拿出来的，而不是劳动人民拿出来的，那末资产阶级之所以慷慨，也只是为了重新给自己打开大陆市场。而这方面他们也进行得很顺利；他们从签订和约之日起，仅仅从一个德国所得到的利润，就不少于援助支出的6倍。资产阶级的慷慨就是如此，它起初以援助的形式给你一个礼物，而后来却以利润的形式从你那里拿走比礼物大6倍的东西。要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情况刚刚相反，是德国的商品充斥于英国市场，而不是德国在工业上依附少数英国资本家，那末英国资产阶级会这样热心地解囊相助吗？ 无论如何，德国完全被欺骗了，首先是被它那些所谓的朋友和盟邦欺骗了。这倒并不使我特别感到难受，我很明白，我们即将改组欧洲社会，因而类似的下流勾当，类似的愚蠢失策，将来就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我要指出，第一，无论是英国人民或者是其他各国的人民，都没有从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受骗中得到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或者是别的君主，或者是本身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某个阶级；第二，重掌政权的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第一步措施就已经证明他们是完全无能的。 现在我来谈德国国内的情况。 我们已经知道，在英国的金钱和俄国的野蛮支持下把法国革命镇压下去的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旧“基督教德意志”社会的热烈维护者，即受农奴制、民族主义、正统主义和宗教的狂热所驱使的农民和热心的青年；第二类是一些较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希望“安静地生活”，希望能够发财和挥霍，而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找上门来打扰他们。后一种人只要得到和平，只要有权在价格最低的市场上购买东西、喝没有掺杂菊苣的咖啡和不问政治，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基督教德意志”的信徒都成了复辟政府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尽一切可能把历史拉回到1789年去。至于那些希望人民享受他们努力的某些成果的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口号成为1813年的战斗呼声，但是不成为1815年的实践。他们得到了一些极其动听的诺言，如颁布宪法、允许出版自由等等，然而仅仅是诺言而已。实际上一切都照旧。德国境内几个法国化了的地方已经尽量扫除了一切“外国专制制度”的遗迹，只有莱茵河左岸的几省还保留了法国的制度。黑森选帝侯做得更干脆，他甚至把自己士兵头上的从前被不信神的法国人剪掉的辫子恢复起来了。总之，和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德国出现了一幅无耻的反动的图画，这种反动特别的地方，只在于它有些犹疑和软弱，它甚至还没有表现出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反对革命原则的那种毅力。 在维也纳会议上使德国深受其害的欺骗方法，现在在德意志各邦之间也用起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了削弱德意志其他各邦，就迫使它们制订某种不伦不类的宪法，这种宪法削弱了政府，但是没有赋予人民，甚至也没有赋予资产阶级以任何权力。既然宪法规定德国是一个联邦，各邦政府各自指派代表组成联邦议会，那末就可以不必担心人民会获得过大的力量，因为每一个邦都得受联邦议会决议的约束；这些决议对整个德国来说就是法律，而不管各邦议会是否赞同。当然，这个联邦议会完全由普鲁士和奥地利控制着；只要它们威胁一下小邦诸侯，说不支持他们同本邦议会的斗争，就足以把后者吓得百依百顺了。这样一来，由于它们的势力压倒一切，由于它们是德意志各邦诸侯权力所依据的原则的真正代表者，它们就成了德国的绝对统治者。不管各个小邦做了些什么事情，实际上都不起任何作用。在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只限于南部几个小邦的时候，这种斗争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只有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昏睡中苏醒过来，这种斗争才能起作用。因为奥地利人未必能够列入文明世界，他们驯顺地服从统治者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所以普鲁士就成了德国现代历史的中心，社会舆论变化的晴雨表。 拿破仑垮台之后，普鲁士国王过了几年最幸福的生活。的确，他受了各方面的欺骗。英国欺骗他，法国欺骗他，他自己的亲爱的朋友奥国皇帝和俄国皇帝也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他。但是由于他满腔热情，他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他没有想像到，世界上会有一些坏蛋胆敢欺骗“公正大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很高兴，因为拿破仑被打倒了，他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他坚持德意志联邦条例的第十三条，即允许德意志各邦制订宪法[151]。他还坚持另外一条，即有关出版自由的一条。此外，他还在1815年5月22日下了一道诏书，诏书是用“人民代议制一定实现”这几个字开始的，这几个字表现了他那沾沾自喜的快意和伍长式的傲慢的绝妙的结合。不久他就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为他的人民制定宪法。甚至在1819年，当普鲁士显示了革命的征兆，当反动气氛笼罩了整个欧洲，维也纳会议的美好的成果正是光辉灿烂的时候，他还宣称，今后如果没有征得即将成立的王国议会的同意，不借任何国债。 可惜好景不长。国王对革命的恐惧很快就代替了对拿破仑的恐惧。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封信里再谈。 我还得补充几句话。每当英国的民主集会通过“向各国爱国志士”致敬时，在这些爱国者中间肯定地有安得列阿斯·霍弗的名字。但是从我所谈到的拿破仑在德国的敌人的情况看来，霍弗的名字是否值得民主主义者尊敬呢？霍弗是一个守旧的、愚昧无知的、具有宗教狂热的农民，他的狂热是万德人的狂热，是“教会和皇帝”的狂热。他勇敢地撕杀着，但是万德人是为了反对共和主义者才这样撕杀的。他是为了维护维也纳和罗马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而撕杀。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请你们不要再提这个狂热者吧！德国有比他更优秀的爱国志士。为什么不提就当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1525年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名字呢？为什么不歌颂那不同于自己所有的同胞而在巴黎支持法国革命到底、最后牺牲在断头台上的德国的托马斯·倍恩——格奥尔格·福斯特呢？为什么不歌颂其他许多为了现实而不是为了幻想而撕杀的人们呢？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10月底 载于1845年11月8日“北极星报”第417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三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得请求您和贵报的读者原谅，因为从表面看来我有些漫不经心，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贵报继续撰写关于德国状况的文章了。但是，您可以相信，只是由于我必须花费整整几星期的时间去致力于德国的运动，我才放下了我所承担的给英国民众介绍我国状况的愉快工作。 贵报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第一封和第二封信里所谈的事情。我在那两封信里谈到了1792年至1813年德国的陈腐的制度怎样被法国军队所摧毁，拿破仑怎样被欧洲的封建主（即贵族）和资产者（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同盟所打倒，德意志各邦诸侯怎样在后来的和平谈判中被自己的盟邦所欺骗，甚至被战败的法国所欺骗，德国怎样拟定了联邦条例，它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确立的，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怎样用促使各小邦立宪的办法使自己成了德国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如果我们把奥地利这个半野蛮的国家撇开不谈，那末我们就可以做出结论说，普鲁士是决定德国未来命运的战场。 我们在前一封信里已经指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摆脱了对拿破仑的恐惧之后，过了几年幸福安宁的生活，后来又遇到了新的魔鬼——“革命”。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革命”是怎样进入德国的。 1815年拿破仑垮台——我再重复一下，当时各国的君主和贵族都把这件事完全当做法国革命的失败，或者甚至像他们所说的革命的失败——之后，各国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着。但是，曾经为这件事花过钱、出过力的资产阶级也想取得自己的一分权力。复辟政府绝没有把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到首要的地位。相反，它们不但处处忽视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公然不理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欧洲各地都可以看到的现象中，1815年英国通过谷物法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了。商业和工业已经扩展到每一个角落，并使大腹便便的资产者财富巨增；资产阶级财富的增长表现在投机倒把的活跃上，表现在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上。他们不能再忍气吞声地服从这样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几世纪来就日趋没落，这个阶级的利益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这个阶级暂时重掌政权是他们一手造成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已不可避免，这个斗争几乎在和约缔结后就开始了。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分的人”做陪审员。 我认为，为了说明以下两个事实，这样稍微谈一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必要的。第一，从1815年到1830年，各国工人阶级的、实质上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运动。虽然工人比资产阶级先进，但是他们还看不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之间的根本区别；当金钱还没有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工人们是不能识别金钱的自由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别的。因此，在彼得卢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民主主义者打算呈递请愿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普选权，而且同时是为了要求废除谷物法；因此，1830年巴黎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行了战斗，1831年英国无产者准备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而投入战斗。从1815年到1830年，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派中间的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革命派的领袖。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如果今天废除谷物法，明天宪章就会成为英国的中心问题，宪章运动就会表现出保证自己取得胜利的力量、毅力、热忱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个事实（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稍微谈了一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专门和德国有关的。德国人是一个从事理论的民族，但是缺少实践，因此他们把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的谬论当做神圣的真理。德国的资产阶级都满足于能够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规模不大的私人事业。在他们争得了宪法的地方，他们就吹嘘自己的自由，但是却很少过问国家大事；在没有宪法的地方，他们则觉得轻松愉快，因为他们可以摆脱选举代表和阅读代表们的长篇大论的麻烦。工人阶级缺少使英法两国工人从酣睡中苏醒过来的那种强大的杠杆，就是说，缺少发达的工业和以发达的工业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工人还没有什么动静。在德国，在那些从前的封建制度又重新代替了现代的法国制度的地方，农民感到了压迫，但是这种不满情绪还需要新的刺激才会爆发为公开的反抗。所以，从1815年到1830年，德国的革命派只是由一些理论家组成。它的成员都是从大学里招收来的，他们都是一些大学生。 要在德国恢复1789年以前的旧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情况的变化迫使政府想出了一种新的、德国特有的制度。贵族想执掌政权，但是太软弱无力；资产阶级既没有这个愿望，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执掌政权。但是两者凑在一起，就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做某些让步。于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君主政体就成了统治的形式。在某些邦里，宪法在表面上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得到了保障；在其余各邦却存在着官僚政府，也就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君主政体，这种君主政体好像是通过优良的行政机关来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似的，但是这种行政机关是由贵族领导的，而贵族则尽量使这个机关的活动避开社会的耳目。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官吏的阶级；他们掌握着大权，他们和其他一切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这就是野蛮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 但是这种统治形式既不能使“贵族”、“基督教德意志人”、“浪漫主义者”、“反动派”满意，也不能使“自由主义者”满意。因此，他们就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组织秘密的学生团体。从这两个派别（因为它们不能够称为党派）的联合中产生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自由主义者的派别；这些人在自己的秘密团体里梦想德国有这样一个皇帝，他头戴皇冠，身着紫袍，手执权杖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颔下是花白的或棕黄色的长髯，周围是各等级——僧侣、贵族、市民和农民分别议事的等级会议。这是封建的暴虐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骗局所合成的最荒谬的混合物，我们想像它多荒谬，它就有多荒谬。但是对那些不管目的、不惜代价而只求热烈的大学生来说，这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可是这种荒唐可笑的特殊混合物加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革命[152]、法国的烧炭党运动[153]和英国的改革运动[154]，已经吓得君主们几乎失去了理智。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说来，“革命”（指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和有局部冲突的运动）已经成了妖魔。 大量的逮捕和大规模的迫害把德国的这个“革命”镇压下去了；法国的刺刀在西班牙，奥地利的刺刀在意大利，都暂时保证了正统国王重登王位，重掌神权，甚至土耳其皇帝对他统治下的希腊臣民施行绞杀和分尸的神权也暂时得到了神圣同盟的支持，但是他做得太露骨了，于是希腊人得到允许，脱离了土耳其的羁绊。 最后，巴黎的三日革命[155]发出了全欧资产阶级、贵族和人民的愤怒总爆发的信号。波兰的贵族革命被镇压下去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顺利地取得了政权。英国的资产阶级利用改革法案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在意大利，兼有人民的、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性质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而在德国，不可胜数的起义和骚动，证明人民和资产阶级的运动的新纪元已经来到。 1830年到1834年的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新的、汹涌澎湃的性质，这表明资产阶级本身已经在着手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德国分为许多小邦，而且几乎每个邦都有自己的关卡和税率，所以没有共同的利益把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要争取政治自由，并不是为了要使公共事业适应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面前为自己的奴隶地位感到羞耻。他们的运动缺少自由主义据以在法国和英国取得胜利的现实基础；他们对理论问题的兴趣要比对实际问题的兴趣大得多。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所谓不大关心自己私利的人。但是1830年的法国资产者却不是这样。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拉菲特就说：“现在该我们这些银行家来执政了。”而且到今天他们还在统治着。英国的资产阶级也很了解他们把财产资格规定为10英镑[156]的目的；但是德国的资产者，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他们只是“出版自由”、“陪审制”、“宪法对人民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人民代议制”等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他们不是把这一切当做手段，而是当做目的。他们把影子当本质，因而一无所得。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个运动已足以掀起几十次革命（其中有两三次已获得了某些成就），引起无数次的群众集会，造成众口纷纭和报纸大吹大擂的情况，使民主运动在大学生、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了一点萌芽。 这里用不着来说明这个声势汹涌但最终失利的运动的冗长细节。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争得了某种重大的成果，例如巴登争得了出版自由，德意志联邦议会就会进行干涉并加以制止。这出滑稽剧以1819年和1823年大规模逮捕的重演，以德意志各邦诸侯为了阻止自由主义进一步扩展而在1834年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缔结秘密同盟而告终。这次会议的决议在前几年已经公布了[157]。 从1834年到1840年，德国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沉寂下去了。1830年和1834年的活动家不是在狱中，就是亡命国外。在运动高涨时期保持了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谨慎态度的人，继续和愈来愈严的书报检查制度、和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冷漠进行斗争。虽然议会反对派的首领还继续在议会里发表演说，但是政府却有办法保证自己获得多数票。看来，要在德国掀起一个社会运动的新高潮是绝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做它认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所有这些运动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几乎都没有参加。全国的工人都表示不满，他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骚动，但是这些骚动都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毫无结果。普鲁士人的冷淡就是德意志联邦的主要力量。它表明德国资产阶级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只要我能够收集到必要的材料，用德意志各邦政府自己的一些行为（同这些行为相比，贵国内务大臣的所作所为看来就完全无可厚非了）[158]来说明这些政府的实质，我就将在下一封信里［注：恩格斯应允写的信未见于该报以下各号。——编者注］谈谈近六年来运动的情况。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1846年2月20日 弗·恩格斯写 载于1846年4月4日“北极星报”第438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注释： [149]1791年资产阶级的制宪会议通过了宪法，确立了法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个宪法被1792年8月10日的人民起义所废除，结果君权被推翻了。——第635页。 [150]弗·恩格斯写“德国状况”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反对用反动的民族主义观点来叙述德国的历史，特别是叙述1813-1815年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历史。恩格斯批判了民族主义的观点，同时也对这个战争作了片面的估价。在这次战争中，人民群众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掠夺政策的民族解放斗争，被统治阶级和当权的王朝利用来恢复欧洲的封建秩序。后来，弗·恩格斯在他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8年）中重新评价这个历史时期时写道：“各民族反对拿破仑的全民战争，是遭拿破仑蹂躏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反映。”——第637页。 [151]使德国继续保持分裂的联邦条例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的第十三条对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各邦许下了制订宪法的诺言，但诺言未曾实现。——第644页。 [152]指1820年1月在西班牙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1820年7月在那不勒斯和巴勒摩、1820年8月在葡萄牙以及1821年3月在皮蒙特等地的革命发动。由于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入西班牙，奥地利军队入意大利进行干涉，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第650页。 [153]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谋组织成立于1820年底-1821年初，它是仿意大利的同一名称的组织建立的。法国烧炭党人把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目的是要推翻波旁王朝。1822年他们密谋在许多城市（伯尔福、罗舍尔等城市）的卫戍部队中同时举行起义。在密谋失败和某些领袖惨遭杀戮后，烧炭党人的组织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第650页。 [154]指1816-1819年英国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高涨；运动是在为改革选举法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第650页。 [155]指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七月革命。——第651页。 [156]按照英国1832年的选举法，在城市里，每年租金不少于10英镑的房东和承租人获得了选举权。——第651页。 [157]载于德意志各邦维也纳代表会议的最后（1834年6月12日）记录上的决议规定，各邦君主必须在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运动的斗争中互相支持。该文件由自由派政论家韦尔凯尔发表在1844年在曼海姆出版的“关于德意志国民的法律状况的重要文件”（《WichtigeUrkundefürdenRechtszustandderdeutschenNation》）一书上。——第652页。 [158]英国内务大臣詹·罗·乔格莱安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于1844年命令邮政管理局允许警察秘密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这一行动引起了民主团体的愤怒。——第652页。
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恩格斯，1845年9月8日至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 ——德国工人运动 莱比锡大屠杀[146]您在贵报最近一号上曾经评论过，而且在几星期前曾做过比较详细的报道。这场大屠杀现在还继续为德国各报所注意。它的卑鄙程度只有彼得卢事件[147]才能超过。它是德国军事专制制度所策划的暴行中最卑鄙的一个。当人民高呼“隆格万岁！”、“打倒罗马教！”的时候，萨克森亲王约翰（顺便谈一下，他是我们的许多写诗著书的王公大人中的一个，曾发表过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作品“地狱”的拙劣译文），这位“地狱”的译者就想在他的文学声誉上添上军事荣誉，因而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发起了狡诈卑鄙的进攻。他命令当局调来的步兵营分为几队，封锁通往爱好文学的“王储殿下”的官邸的各条道路。兵士接受了命令，把群众包围起来，迫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赶向官邸的大门；正是群众被按照约翰亲王的命令行动的兵士们逼近了官邸的神圣大门成了向群众开火的口实，而政府的报纸也正是企图拿这一点来为枪杀事件辩护！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几队兵士把群众包围起来以后，就按照王储殿下的诡计向这些赤手空拳的群众交叉扫射。群众不管往哪里走，都遭到像雨点一般的枪弹的射击。要不是比约翰亲王人道一些的兵士多半都对空射击，那末，这场屠杀就会成为一场极其骇人听闻的屠杀。这种卑鄙的暴行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就是现存制度的最忠良的臣民、最热烈的拥护者也都感到愤怒，并对这种行为表示极端厌恶。不过这一事件倒会给萨克森带来不少好处，因为这里是德国最爱空谈最缺乏行动的地方。萨克森人有一个小小的立宪政府，有自己的议会清谈馆、自己的自由主义的议员和自由主义的开明的牧师等等，在德国北部算是温和的自由主义即德国的辉格主义的代表；虽然这样，但是和普鲁士人比较起来，他们更是普鲁士国王的奴隶。不管普鲁士政府通过什么决议，萨克森内阁都得执行；而且近来普鲁士政府甚至懒得和萨克森内阁打交道，而直接向萨克森的下级官吏发号施令，就好像他们不是为萨克森服务而是为普鲁士服务似的！萨克森听命于柏林，而不是听命于德累斯顿；可是，尽管萨克森人喜欢空谈和吹嘘，他们还是清楚地知道普鲁士的铁掌紧压在他们的身上。莱比锡的这场大屠杀会结束萨克森人的这种空谈和吹嘘，自傲和自满，——正是这些东西使萨克森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和普鲁士人及其他德国人迥然不同的特殊的民族。萨克森人现在一定会知道，他们也像其他一切德国人一样处在军阀统治之下；他们一定会知道，尽管他们有宪法、自由主义的法律、自由主义的警报检查制度和国王的自由主义言论，但是在他们这个小国家中实际存在的不过是军法而已。另外也还有一个因素有助于莱比锡事件在萨克森传播这种反抗情绪。不管萨克森的自由派怎样吹嘘，但是大多数的萨克森人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说话。萨克森是一个工业国，那里的麻纺织工人、针织工人、棉纺工人、花边工人、煤矿工人和采矿工人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极端穷困的。从西里西亚起义（即通常所谓的1844年6月的织工斗争）开始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蔓延到整个德国，当然也触及了萨克森。不久以前，在许多地方的铁路建筑工人中和印花工人中都发生了骚动；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主义很可能正在工人中传播开来，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拿来做证明。如果萨克森工人登上斗争的舞台，他们肯定地不会像他们的雇主自由资产者那样空谈一下就完事。 另外我还请您注意一下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您上星期在贵报上预言我国将发生光荣革命——不是1688年那样的革命[148]。在这一点上您完全对。不过我只希望修正一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只希望把您所说的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但是这种青年不应该在资产阶级中去寻找。德国的革命行动将从我们的工人当中开始。的确，在我们的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的共和主义者以至共产主义者，而且也有不少这样的青年，如果现在爆发革命，他们在运动中就会非常有用；但是这些人是资产者，是追求利润和经营企业的人。谁能向我们担保，这些人不会因他们的职业，不会因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堕落腐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才靠他人的繁重的劳动来生活，靠吮吸工人阶级的血、榨取工人阶级的脂膏来养肥自己。即使他们仅仅在职业上是资产者而在思想感情上是无产者，但是和那些因本身利益而死抓住现存秩序不放并一心只想塞满自己钱袋的资产者相比，他们在人数上实在太少了。所幸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指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一两年后，我们就可以检阅光荣的工人队伍，即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因为在我国对工人阶级来说，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东西。184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发出了信号，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印花工人和铁路建筑工人、柏林的印花工人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的产业工人都纷纷举行罢工和局部的起义来响应；这些起义几乎都是由于法律禁止结社而引起的。现在运动差不多扩展到了全国，并且还在继续平稳地发展，可是资产阶级却只是在鼓吹“宪法”、“出版自由”、“保护关税”、“德国天主教”和“新教改革”。虽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运动都有它们的作用，但是根本不能影响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运动，即饭碗问题的运动。 在下一封信中我将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9月8日至11日 载于1845年9月13日“北极星报”第409号 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注释： [146]莱比锡大屠杀是指萨克森军队枪杀1845年8月12日在莱比锡举行游行示威的群众这件事。游行示威是为了反对萨克森政府镇压“德国天主教徒”的运动和迫害其领袖之一的约·隆格牧师；它的导火线是为迎接亲王约翰而举行的阅兵典礼。1844年德国许多邦里都发生了“德国天主教徒”的运动，这一运动席卷了大部分中小资产者。“德国天主教徒”推翻了罗马教皇的权力和天主教的许多教条与仪式后，便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上升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第627页。 [147]1819年8月16日，为争取选举改革在曼彻斯特近郊圣彼得广场举行群众大会的手无寸铁的群众遭到英国军队的血腥屠杀。由于这一事件和滑铁卢战役相类似，所以现在的人都把它叫做彼得卢事件。——第627页。 [148]1688年的政变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书上称为“光荣革命”。这次政变后，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政体。——第629页。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恩格斯，1845年2-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弗·恩格斯 一 现在给贵报[124]寄上短文一篇，想来贵国同胞听到我们的共同事业在海峡这边进展的消息一定会感到高兴。同时我也高兴我能够指出，虽然德国人通常在讨论社会改革问题方面总是相当落后，但是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弥补自己虚度了的时间。的确，社会主义在我国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四年前这里总共只有两个人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一年前才出版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125]。在国外，德国共产主义者确实有几百人，但是他们都是工人，他们的影响不大，不可能在“上层阶级”中推广他们的刊物。此外，社会主义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还遇到重重的障碍：政府实行书报检查，集会和结社没有自由，政府颁布专制法令，设置秘密法庭，雇佣法官惩办一切胆敢用任何方式促使群众思考问题的人。尽管障碍这样多，但是德国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过去只有两个人为那些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或者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的群众写文章介绍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已经有几十个有才干的作家向成千个渴望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一切的人宣传新的学说。我们有几家激进（在书报检查制度所容许的范围内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其中首推“特利尔日报”[126]和威塞尔的“发言人报”[127]；在巴黎，我们在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发行了一张报纸[128]。除了直接受政府影响的期刊外，没有一个刊物不是每天都在颂扬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我们的死敌没有勇气公开反对我们，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客客气气地对待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只要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就行。到处都出现了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以及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协会，并且还有些普鲁士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协会的活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德国已经是一个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了。一年来已经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成长起来；各个政党都对他们表示尊敬，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尤其在他们面前讨好卖乖。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力量仍然靠中等阶级，——这一事实或许会使英国读者大为吃惊，假使他们不明了德国的中等阶级远没有英国中等阶级那么自私、偏颇和愚笨（这只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富有）的话。但是我们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柱；显然不论何时何地工人阶级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堡垒和力量，而且工人阶级已经被穷困、压迫、失业以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工业区的起义所惊醒，他们不再那样昏睡不醒了。因此请允许我提一下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它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厂主胖得像一只猪，红铜色的脸上露出一付冷酷相，他轻蔑地把一个妇人的一块麻布抛在一边，那妇人眼看出售无望，便昏倒了；她旁边图着两个小孩，一个老头吃力地扶着她；管事的在检验另外一块麻布，这块布的主人正在焦灼地等候检验的结果；一个青年正在把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可怜的收入给失望的母亲看；在石头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头、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他们在等着轮到自己；两个男人，一个人背着一块没有验上的麻布，正从房子里出来，其中一个怒气冲冲地摇晃着拳头，另一个把手搁在他的同伴的肩上，指着天，好像在说：别生气，自有老天爷来惩罚他。所有这些情景都出现在一间冷冷清清的、像是没有人住的外厅中，外厅的地面是石头铺的，只有厂主一个人是站在一块小毡垫上。在画面的远处，在柜台后面展现出来的是一个陈设极其讲究的账房，华丽的窗帘，明亮的镜子；几个办事员正在那里写什么，丝毫没有注意他们背后所发生的事情；老板的儿子，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斜倚着柜台，手里拿着马鞭，嘴里刁着雪茄，冷眉冷眼地瞧着这些不幸的织工。这幅画在德国好几个城市里展览过，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同时我们也非常满意地看到，我国优秀的历史画画家卡尔莱辛已经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事实上社会主义今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经比它在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就是今天早晨，我在一张自由派的报纸（“科伦日报”[129]）上读到一篇文章，该文作者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攻击，作者就在这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怎样辩护呢？他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就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希望从政治改革着手，而我们却希望立刻取得一切。但是要知道，“科伦日报”就其影响和发行面来说是德国第二大报。奇怪的是（至少在德国北部是如此）无论在轮船上、火车车厢里或是邮车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的思想，同意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来改造社会。我刚从附近的几个城市旅行归来，没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碰到五个以至十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在我自己的家——这是一个真正虔诚而善良的家庭——中，我就可以数出六个甚至更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每一个都不是因为受其余的人的影响而转变的。我们在各种人当中，在商人、厂主、律师、官吏、军官、医生、编辑、土地承租人等等当中都有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大量的刊物正在印刷中，虽然暂时还只出了三四种。如果我们能在最近四五年内取得像这一年当中所取得的那样的成就，那末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你知道，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都正在成为实践的事业家。事实上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个人受托参照欧文、傅立叶等人的计划并利用美洲各移民区及你们的“和谐”移民区[130]（我希望它繁荣壮大）的经验来拟定一个组织及管理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将发到各地去讨论，并将和各地提出的修正意见一起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极的作家有：巴黎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现在在科伦的莫·赫斯博士，巴黎的卡·格律恩博士，巴门（在莱茵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里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奥·吕宁博士，科伦的海·皮特曼博士等等。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下面就是这首歌[131]： 在他们悲愤的眼里不见一滴泪珠， 他们坐在织机旁，绝望的愤怒呈现在脸上。 “我们已饱经折磨和冻饿；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 把三个诅咒织在寿衣上。 我们织呵，织呵！ “一是诅咒上帝，那耳聋眼瞎的上帝。 我们信赖他，像孩子信赖他们的父亲， 我们对他满怀着希望和信任， 可是他却嘲笑我们，欺骗我们。 我们织呵，织呵！ “二是诅咒那富人的国王， 我们的苦楚丝毫不能打动他那铁石心肠。 他抢走了我们的最后一文钱， 还要派兵来把我们当狗一样枪杀。 我们织呵，织呵！ “还要诅咒那虚伪的祖国， 它给我们的只是痛苦和耻辱， 我们在它那里饱经饥饿和困苦，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 我们织呵，织呵！”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这次我也就此和你告别；希望不久我就能告诉你有关我们的进展和社会著作的消息。 您的诚挚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11月9日左右 载于1844年12月13日“新道德世界”第25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二 1845年2月2日于巴门 自从上次给你去信后，共产主义的事业仍然在迅速进展，就像在1844年最后的几个月里一样。不久以前我访问了莱茵河上的几个城市，到处我都看到，从我上次访问以来，我们的思想又占据了一些阵地，并且每天都在占领更多的阵地。到处我都碰到一些新近改变信仰的人，他们都在无比热情地讨论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普鲁士的一切城市都举行了许多公开的集会，目的是要成立协会来制止贫困、愚昧和犯罪的现象在广大居民中滋长。政府起初是支持这些集会的，可是当这些集会显得过于独立不羁时，它就立刻开始和它们为难。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集会已经使大家注意社会问题，并且已经为传播我们的原则做了很多工作。在科伦举行的大会上，几位知名的共产主义者的演说激起了极为热烈的情绪，当场就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协会的章程，而且在选出的委员会中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章程的基础当然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劳动，保护劳动，使它不为资本的势力所侵害，如此等等，而且这个章程几乎是大会一致通过的。政府自然没有批准这件事（在我国成立任何协会都得经政府批准），但是此后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问题在科伦就到处都在讨论了。在爱北斐特宣布的协会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都应该分享科学的成果。但是协会的章程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很可能也会遭到科伦章程的命运，因为牧师们想使协会从属于市内布道区的计划被大会否决后，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政府是会查禁自由派的协会，支持牧师们的组织的。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已经提出来的问题现在正在全市范围内展开讨论。在闵斯德、克列维、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中也建立了协会；未来的结果如何，让我们等着瞧吧。至于共产主义的书刊，科伦的海·皮特曼出版了一个集子[132]，其中除了其他一些论文之外，都是描写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你们在汉普郡的移民区的文章，这对于消除那种认为我们的思想无法实现的偏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皮特曼先生还刊登了一个季刊[133]的出版计划的广告，创刊号预计在今年五月里出版；它将全部用来宣传我们的思想。科伦的赫斯先生和巴门的恩格斯先生准备另外再出版一个月刊[134]，创刊号将在四月一日出版；这个刊物将全部用来刊载那些表明现代文明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的事实，利用雄辩的事实来宣传彻底改造的必要性。马克思博士在短期内将出版一部新著，内容是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整个政治的批判[135]。法国的保守政府已迫使马克思博士离开巴黎。他打算迁往比利时，如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它促使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的）还要跟踪追到那里报复他，那他就只好到英国去了。但是从我上次给你去信以来，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才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不久以前我们的一个朋友到他隐居的乡村——巴伐利亚一个偏僻的角落去拜访他，费尔巴哈告诉他说：他深信共产主义不过是他所宣布的原则的必然结果，而且实质上不过是他很久以前在理论上所宣布的东西的实践。费尔巴哈说，没有一本书像魏特林的“保证”[136]第一卷那样使他感到欣慰。他说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书献给任何人，但是他很想把他的下一部著作献给魏特林。这样，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他们的最杰出的代表）和德国工人（以魏特林为代表）的联盟，即马克思博士一年前所预言的联盟[137]，就快要实现了。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2月2日 载于1845年3月8日“新道德世界”第37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三 亲爱的先生！ 前一个时候，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写信告诉你关于德国的情况；现在我来继续我的报道，希望这些报道能引起贵报读者的兴趣，并且希望连续写下去，避免过去那样长时间的中断。我能够告诉你们，我们取得了像我上次给你们去信时那样的十分迅速而踏实的进展，非常高兴。自从我上次给你们去信以后，普鲁士政府就认为继续支持“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它发现各地的这些协会都被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的东西感染了，因此它用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办法来镇压它们，或者至少是阻止它们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协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资产者；一谈到他们在改善劳动者的状况方面所能采取的步骤，他们就茫然了。他们提出来的办法，例如成立储蓄银行、给优秀工人颁发奖金和奖品等，很快就被共产主义者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并且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公开的嘲笑。这样，资产阶级想用伪善和假慈悲来欺骗工人的企图就丝毫没有得逞，反而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在家长式的警察统治的国家里很难得到的机会，结果是政府和资本家奔忙而我们却得到了好处。 但是还不仅是这些集会被用来宣传共产主义而已，在莱茵普鲁士的工业区中心爱北斐特，还定期举行共产主义的集会。这个城市的共产主义者被一些最有身分的人物请去和他们讨论共产主义的原则。首次会议是在二月里举行的，私人的性质比较多一些。到会的人有四五十个，其中包括总检察长、法院的其他人员以及几乎所有的大工厂和大商号的代表。赫斯博士（他的名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贵报上提到过）宣布开会，建议选举共产主义者克特根先生做主席；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接着就是赫斯博士发表演说，他讲的是社会的现状和抛弃旧的竞争制度的必要性，他认为竞争制度就是公开抢劫的制度。他的演说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座的人中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接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不久以前他在贵报发表过几篇有关共产主义在大陆上的情况的文章[138]）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性和优越性［注：见本卷第602页。——编者注］。他举了有关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你们的“和谐”移民区的一系列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断。接着就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辩论，在辩论中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上述的两个发言人和其他几个人，站在反对方面的有总检察长和文学家贝奈狄克斯博士等人。会议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一点钟才散。 第二次会议是一星期以后在该市最好的一个旅馆的大厅中举行的。大厅里挤满了当地的“有身分的”人物。上次会议的主席克特根先生讲了一下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未来的社会制度及其远景；接着是恩格斯先生发表演说［注：见本卷第617页。——编者注］，他在演说中证明了（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现状不能不在短时间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种无法避免的革命用任何发展工商业的办法都防止不了，防止这种革命（它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振荡都更加猛烈）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制度并为这种制度的实现做准备。在这次辩论会上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几个律师，他们是从科伦和杜塞尔多夫赶来参加的。这次辩论会仍然开得很热烈，一直开到半夜。会上还朗诵了杜塞尔多夫的弥勒博士写的几首歌颂共产主义的诗，弥勒博士当时也出席了大会。 一星期后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上赫斯博士又发表了演说，另外还宣读了几篇从一个集子里选出来的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闭会前仍然展开了讨论。 几天后城里谣传警察将要解散下次会议，逮捕会上的发言人。爱北斐特市市长真的跑到旅馆老板那里去，威胁他说，如果他再允许在他的旅馆里举行这类集会，就要撤销他的营业执照。共产主义者立刻就此事询问市长，可是就在应该举行下次会议的前一天得到了通知，通知是给赫斯先生、恩格斯先生和克特根先生的；地方当局在通知书里引证了一大堆习惯法和成文法，宣布这类集会是违法的，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停止，他们就要用武力来解散它。会议在下一个星期六举行了；市长和总检察长（从第一次会议后他就不在这些会上露面了）都出席了会议，陪同他们来的是一队从杜塞尔多夫用火车运来的武装警察。在这种场合下当然没有人发表演说，到会者都只管喝酒、吃牛排，没有给警察任何干涉的借口。 这样的措施只会有助于我们的事业，因为政府那样的重视，使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那些参加了辩论会但是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观点或者甚至对它抱嘲讽态度的人，大多数都对共产主义怀着尊敬的心情回家。这种尊敬部分地也是由于我们这一群人在会上显得很有身分而引起的，因为该市所有的名门富家几乎都有自己家里的人或亲戚出席，和共产主义者同坐在一个大餐桌上。总而言之，这几次集会对整个工业区的舆论所起的影响确实是惊人的；几天以后就有人向那些发言赞成我们的事业的人索取书报，以便从中了解整个共产主义的制度。据我们了解，会议的全部文件不久就会出版。 至于共产主义的书刊，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群众确实渴望得到消息；他们正在吞食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新书。皮特曼博士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其中收有：赫斯博士论现代社会的贫困现象及消除此种现象的办法的精彩著作、一篇详细描写西里西亚工人的贫困状况的文章（文中还概述了去年春天该地发生的起义）、其他几篇描写德国社会状况的论文以及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和谐”移民区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弗·恩格斯根据芬奇先生的书信和一篇署名为“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注：见本卷第557页的编者注。——译者注］的文章编写的）。这本集子虽然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追究，但是各地却很快就销售一空。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月刊，这就是“威斯特伐里亚汽船”[139]（在比雷菲尔德出版，吕宁发行，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人民报”[140]（在科伦出版，具有较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明镜”（在爱北斐特出版，赫斯博士发行，专门揭发有关现代社会状况的事实和保卫劳动阶级的权利）。此外，皮特曼博士还创办了一个季刊，叫做“莱茵年鉴”，该刊的创刊号正在印刷中，很快就要出版。 另一方面，德国有一些哲学家不愿从他们的纯粹理论中做出实际的结论，硬说人只应该玄想形而上学的问题，现在我们向这些人宣战了。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出版了一本著作，详细地驳斥了布鲁诺·鲍威尔所坚持的原则［注：见本卷第7—268页。——编者注］，赫斯先生和毕尔格尔斯先生现在正在着手驳斥施蒂纳的理论。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德国抽象哲学的最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宁可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的人物；因为社会主义一词在德国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所具有的各种不明确而且也无法明确的模模糊糊的幻想；这些人认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不能决定是否就采取共产主义的整套制度。 马克思博士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先生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见本卷第269—587页。——编者注］、一本论共产主义的论文集——“轶文集”[141]也已经在印刷中；另外，最近我们将着手翻译英法两国的论社会改造问题的优秀著作。 由于德国的政治情况很恶劣，由于它的家长式的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中间，除文字上的联系外，要建立任何联系都几乎不可能。一些期刊，主要是“莱茵年鉴”，就成了那些在报刊上坚持共产主义的人的中心。通过来往的旅客还维持着某种联系，但是也就止于此了。结社是违法的，甚至通信也不安全，因为近来“秘密机关”的活动特别频繁。因此，我们只是从报上知道在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的山中有两个共产主义的组织存在。据说，在普属波兰的首府波兹南，有一群青年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准备占据该城；后来密谋被发觉，因此计划没有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件事的全部情况。但是不管怎样，下面的事实却是可靠的，这就是：有一大批出身于波兰的贵族和富豪家庭的青年被捕了，此后（两个多月）所有的岗哨都加强了一倍并荷枪实弹地守护，两个青年（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九岁）即雷马尔凯维奇弟兄已经潜逃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当局拿获。被捕的人中大部分是十二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另外一个所谓的密谋是在西里西亚山中，据说规模很大，也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密谋者似乎打算夺取施魏德尼茨的堡垒，占据整条山脉，从那里来号召整个德国的受苦受难的劳动者。至于这些消息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下判断，不过就在这个倒霉的地区也有根据警探告密逮捕人的事情发生；富有的厂主施略费尔先生已经被押解到柏林，现在正在那里受审，因为他被认为是上述密谋的主使人。 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德国工人中的共产主义者的协会仍然很活跃，虽然他俩在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地方受到了警察的迫害。据报载，日内瓦共产主义协会的会员约有60个被驱逐出该市和该州。一位最有天赋的瑞士共产主义者奥·贝克尔出版了他在洛桑发表的演说；演说的标题是“共产主义者要求什么？[142]；这篇演说可以列为我们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最优秀、最有力的著作。我敢说这篇演说是值得译成英文的；如果贵报读者中有通晓德语的人来从事这一工作，那我就太高兴了。当然这只是一本小册子。 我希望能经常不断地给你们报道消息。 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4月5日左右 载于1845年5月10日“新道德世界”第46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注释： [124]指“新道德世界”（《TheNewMoralWorld》）——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一直出版到1846年；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1年10月起改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588页。 [125]指卡·马克思和阿·卢格所办的“德法年鉴”——见本卷注16。——第588页。 [126]“特利尔日报”（《Trier’sche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1851年起以这个名称出版；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成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到40年代中叶开始刊载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包括它的固定撰稿人卡·格律恩的文章。格律恩很快就成了“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第589页。 [127]“发言人报，或莱茵－威斯特伐里亚通报”（《Sprecheroder：Rheinisch—WestphülischerAnzeiger》），1798年在多特蒙德创刊，19世纪40年代在威塞尔出版；从1842—1844年11月卡·格律恩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第589页。 [128]指德国的报纸“前进报”（《Vorwärts！》）；该报于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都曾在该报发表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68—489、656—705页）。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589页。 [129]指1844年11月9日“科伦日报”第314号副页上所刊载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社会主义的’魔影”。——第590页。 [130]“和谐”（《Harmony》）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们——于1841年在英国汉普郡所创办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该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6年初。——第591页。 [131]译文是恩格斯根据海涅原诗的较早的稿子翻译的，它和首次发表在1844年7月10日“前进报”第55号上的原文不同，这篇译文的第一小节中多一个第三行。——第591页。 [132]指1845年的“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Bürgerbuch》）年鉴，该年鉴是海·皮特曼于1844年12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鉴除载有大量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外，还有威·沃尔弗、诗人格·维尔特这类革命民主运动活动家的著作，同时还有关于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欧文主义者在英国的“和谐”移民区的报道。这些报道是弗·恩格斯编辑的，取材于“新道德世界”、“北极星报”和“晨报”，并译成了德文。1846年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1846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中载有弗恩格斯的一篇译文“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并附有他所写的前言和结束语（见本卷第654—661页）。——第594页。 [133]指“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Jahrbücherzurgesell—schaftlichenReform》）杂志，这个杂志是激进政论家海·皮特曼办的；共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取得在德国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阵地，就必须利用杂志。在该杂志第1卷中载有弗·恩格斯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2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本卷第602—626页和662—676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已为“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第594页。 [134]指“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月刊。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杂志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杂志由莫·赫斯任编辑，在爱北斐特出版，刊载了一些“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在1845—1846年间总共出版了12期。——第594页。 [135]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该书两卷本的出版合同。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钻研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所谓“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推迟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回来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法经济学家时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关于促使马克思再度延期实现他的计划的原因，他自己在1846年8月1日给列斯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我正面地阐述问题之前写一本论战性的著作来反对德国的哲学和从那时起就存在着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要使群众接受那种和德国过去的科学刚好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样做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论战性的著作”就是指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1847年2月出版商取消了“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合同。——第594页。 [136]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Weitling．《GarantienderHarmonieundFreiheit》．Vivis，1842）。——第594页。 [137]指刊载在“德法年鉴”上的卡·马克思写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52—467页。——第595页。 [13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75—593、594—595页。——第597页。 [139]“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WestphälischeDampfboot》）是“真正社会主义者”奥·吕宁创办的月刊。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599页。 [140]指“人民总汇报。当代重大问题每月通俗评论”（《AllgemeinesVolksblatt．PopulärerMonatsberichtüberdiewichtigstenZeitfragen》），1845年1月—1846年初在民主主义活动家德斯特尔的参与下在科伦出版。德斯特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联系。——第599页。 [141]指的是“新轶文集”（《NeueAnekdota》）；这个集子是1845年5月底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集子中载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等人给报纸撰写但是被书报检查机关所禁止的文章，大半均写于1844年上半年。从格律恩致赫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集子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针对它的内容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性的意见。——第600页。 [142]A．Becker．《WaswollendieKommunisten？》．1844年在洛桑出版的一个小册子。——第601页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恩格斯，1845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恩格斯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弗·恩格斯 1845年2月8日的演说 诸位先生！ 正如你们刚才听到的，我想，本来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现在让我们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自由竞争和它所造成的社会秩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谈不上分工。相反，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但是这种混乱的经营方式最后必定使社会得到最悲惨的结局；作为社会基础的无组织状态和卑视真正的公共福利的态度，迟早总会最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一斗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即在前一世纪构成国家的主要基础的等级破产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资本的势力如何在摧毁社会的这一个阶级。就拿独立的裁缝和制造家具的木匠来说，由于服装店和家具店拉走了他们的最好的顾客，于是他们就逐渐从小资本家，从有产阶级的一员变成依靠别人、为别人工作的无产者，变成无产阶级的一员。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就是人们赞扬备至的工业自由所引起的悲惨的后果；这是大资本家对实力较差的竞争者保持的优势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的最明显的表现。资本的这种趋势已经为许多人所承认；到处都在抱怨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的人民却愈来愈贫困。这样，在一小撮富翁和无数的穷人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敌对现象。这种敌对现象，在英法两国已经尖锐到惊人的地步，在我们这里也愈来愈尖锐了。只要目前的社会基础保存一天，这种少数人发财，广大群众贫困的进程就无法制止；只要社会还没有最后被迫根据较为合理的原则进行改组，这种敌对现象就会愈来愈尖锐。 但是，诸位先生，自由竞争的全部后果还远不止这些。既然每一个人都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在那里生产和消费，根本不理会别人在生产什么，消费什么，那末生产和消费必然很快就会完全脱节。既然现代社会把分配产品的工作委托给商人、投机者和店主去做，而这些人又都只顾自己的私利，那末在分配产品时，也就会产生同样的脱节现象，更不用说没有财产的人无法取得他们所必需的那一份了。厂主怎么能够确定他的产品在某一个市场上需要多少呢？姑且假定他能够确定这个数字，但是他又怎么能知道他的竞争者送了多少产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一个很可能连自己刚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去路都全然不知的厂主，又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外国竞争者有多少商品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关于这一切，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像自己的竞争者一样，凭猜测进行生产，用别人也必定这样行事的话来安慰自己。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在他发货的时候，商品价格已经完全不同于人家先前用信告诉他的远方市场上的价格了。而当商品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商品的价格又和启运的时候不同了。在生产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商业中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的工商业愈发达，这种不景气的现象自然也就愈严重。因此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由于商业发达，由于在进行生产的厂主和真正的消费者中间插入了许多投机者和经纪人，所以英国的厂主要比德国的厂主更难于知道现有存货和生产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况英国的厂主几乎向全世界的一切市场供应商品，他几乎从来不知道他的商品的去路如何，而且英国工业的生产力又非常巨大，所以经常发生各市场转瞬之间即为商品所充斥的现象。商业停顿，工厂开工半天，甚至完全停工，许多人破产了，存货不得不以低得荒唐的价格出售，过去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资本大部分因为这种商业危机而又重新化为乌有。从本世纪初起，在英国就可以看到一系列这样的商业危机，而最近二十年来，危机每隔五年或六年就重复一次。诸位先生，你们大部分人大概还清楚地记得1837年和1842年这两次最近发生的危机吧。要是我国的工业也像英国的工业那样发达，我国的市场也像英国的市场那样遍布各地，那末我们也会遭受同样的后果。现在我们这里的竞争对工商业的影响，表现为工业各部门的普遍的长期萧条，表现为介于一定的繁荣和完全低落之间的悲惨处境，表现为某种停滞即不活跃的现象。 这种困难处境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贫富之间的鲜明的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浪费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我们大家辛勤劳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一己之利，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福利。可是，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虽然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没有自己的伙伴我们就寸步难行，应该承认仅仅是利益把我们大家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却以我们的行动来践踏这一真理，我们把我们的社会安排得好像我们的利益不但不能一致，而且还是直接对立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严重的错误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要消除这种悲惨的后果，就必须消灭这种错误。而共产主义就抱着这样的目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这样，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会消除。但是，如果我们再稍稍地多从细节方面来考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组织的优点还不止此。这些优点还表现在消灭其他许多缺点上，今天我只举几个经济方面的例子。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像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劳动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在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人们怎样不顾血本地抛售自己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我们看到，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大批资本怎样由于所有主的破产而从他们手中飞掉了。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投机倒把的多余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举一包北美产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场主之手转到密士失必河某个码头上的一个经纪人手里，然后顺流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在这里棉花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经纪人已经从种植场主那里买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给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转卖给出口商。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说，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又伸出了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给一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比如说，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往鹿特丹，再溯莱茵河而上，经过十来个转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经过十来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但是还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用，然后把纺成的棉纱交给织布的人，织布的人将布交给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转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即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纺织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证明了人们的利益的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费吗？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现在我们继续谈这个例子。正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费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纺织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费量。只要这种统计工作组织就绪，这种工作在一两年内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每年的平均消费量就只会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变化；因此就容易适时地预先确定，每一种商品要有多少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所需的这些商品也可以按批购的方式直接在产地订购，并且可以直接取得，不必经过中间人，不需要任何停顿和装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给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润。还不仅如此，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中间人非但不再为害社会，而且甚至会对社会有利。他们现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大发其财；因此，他们现在是在直接损害公共福利，而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们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员而出现，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现。 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为了使自己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费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机关也将无限地加以简化，而这正是因为（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在这种社会里，管理机构必须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一切方面。我们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我们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因而就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目前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是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的了。现在因情欲而犯罪的现象已经愈来愈多地让位于因利害得失而犯罪的现象，就是说，侵犯人身的犯罪次数愈来愈少，而侵犯财产的犯罪次数却不断增加。在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现代社会里，文明的增进已经可以减少情欲上的强暴表现，要是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呵！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别的地方，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发生了。刑法会自行消失，民法（它几乎只是专门处理财产关系或者至多是专门处理那些以社会的战争状态为前提的关系）也会不再存在。现在的各种争端是人们互相敌对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到那时就只是罕有的例外，并且很容易通过仲裁法庭来调解。现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也是针对经常的战争状态的，就是说，警察机构和整个行政机关都专心致力于使战争保持隐蔽的和间接的形式，使战争不致变为公开的暴力行为，变为犯罪。如果说，维护和平要比在一定地区内进行战争容易得多，那末，管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知要比管理笼罩着竞争的社会容易多少倍。如果说，文明甚至在现在就已经教人们懂得，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变成多余的东西，那末，在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多少倍呵！现在是违反社会制度而实现的东西，在社会制度不再阻碍、反而予以促进的时候，将不知要传播得多广呵！因此，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理由预期，由于当前的社会制度从社会那里夺走人手的事情不再发生，劳动力将会增加很多。 常备军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费最大的设施之一，它夺走了一个国家中最强壮、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们。从我们的国家预算中可以看出，我们为常备军花费了多少：每年花钱2400万，从生产中夺走20万双最结实的手。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谁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军。要常备军来做什么呢？为了维持国内的安宁吗？我们已经知道，谁也不会想到去破坏国内的安宁。对革命的恐惧只是人们的利益互相对立的结果，只要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惧。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吗？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损失人员和资本，而它取得的至多只能是几个怨声载道、因而也只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省份，它又怎么会进行侵略战争！是为了自卫吗？自卫也不需要常备军，因为要使每一个适于作战的社会成员，为了保卫国家而不是为了参加检阅，在自己的本行职业之外学会掌握武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请你们注意一下，一旦发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你们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像的祖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你们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这样，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现在由于维持军队而从文明的人民那里夺走的无数的人力就将重返劳动岗位，他们不仅会生产出自己所消费的产品，而且还能生产出比供养他们自己、比补充社会储备所必需的还多得多的产品。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费表现在有钱人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谈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但是请你们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馆、富翁的内室，然后告诉我，许多人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费。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车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钟他们是真正用来使他们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钟点他们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马车的侍从座上，满足主人的癖好，牵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们不再成为老爷们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的社会里，目前浪费在服侍人们过奢侈生活的劳动力自然就转而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己造福。 此外，在今天的社会里，直接由于竞争的影响，产生了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因为竞争使大批的人失了业；他们很想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工作。既然社会根本不是从考虑劳动力的真正使用上建立起来的，既然每一个人都得自己去寻找生活，那末，在分配真正有益的工作或者似乎有益的工作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很自然地就没有工作做了。这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表现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就是：竞争迫使每一个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高价的劳动力，而文明的日益增进也为此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抢夺别人的饭碗，用一切办法挤掉别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而且这个失业人数比人们通常想像的要大。我们看到，人们用一定的方式出卖自己：他们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别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杂货叫卖；或者像我们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穷人家的姑娘一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弹着吉他卖唱，仅仅为了赚几个小钱而不得不听各种无礼的和侮辱人的话。而终于真正不得不去卖淫的人们又不知有多少呵！这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失业者数量是很大的，我们的慈善机关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虽然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益处，社会还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养活他们。既然社会要负担养活这些人的费用，那末社会也就应该关心这些失业者，使他们能正大光明地谋生。但是在竞争统治着一切的现代社会里，这是无法办到的。 诸位先生，你们想一想上面所谈的一切（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现代社会如何浪费劳动力），你们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根据这一切，你们就可以断定，担心公正地分担社会活动以后每个人的劳动负担就会大得使他不可能去做别的事情，那是多么没有根据。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的组织下，由于利用了现在完全没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当的劳动力，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时间就会比现在缩短一半。 但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因利用目前被浪费的劳动力而表现出的优越性还不是最重要的。把个别的力量联合成社会的集体力量，以从前彼此对立的力量的这种集中为基础来安排一切，才是劳动力的最大的节省。在这里，我赞成英国的社会主义老罗伯特·欧文的一些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最实际、最完善。欧文提议建造一些大公寓来代替现在那些房屋分散而且彼此妨碍的城市和村庄。每一公寓占地长宽各约1650英尺，附有大花园，可以舒适地居住两三千人。显而易见，建造这种能使住户享受现代最好的住宅设备的房屋，比起为同样多的人建造单独的、多半没有那么舒适的现有式样的住宅来，要便宜得多和容易得多。现在几乎每幢大厦都存在的许多房间常年空着或者每年只使用一两次的现象就可以消灭，而且不会有任何不方便；储藏室和地下室等等的用地也同样可以大大节省。要是深入地看一下家务琐事，那末公共经济的优越性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现在的分散经济，就拿取暖来说，不知浪费了多少劳动和物资！每一个房间必须有一个火炉，每一个火炉必须分别生火、添煤和照顾；必须把燃料送到每一个房间，而炉灰还得加以清除。可是像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工厂、教堂等，装置一个巨大的总的取暖设备，比如说，用一个发热中心和一些蒸气管子来代替这些单独的火炉，是多么简单和便宜。其次，瓦斯灯目前费用还很贵，因为连最细的管子也得敷设在地下，而管子又因为我们城市里需要照明的面积很大，必须敷设到很远的地方。可是，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来安排这一切，所有一切就都集中在1650英尺见方的地面上，而瓦斯灯的数目并不会减少，结果，这种照明的费用无论怎样也不会比一个中等城市所花的费用更多。再其次，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子，单独在市场上、在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假设，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看看收拾房屋的工作吧！要是这些工作也组织起来和正确地加以分配（在那种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末打扫和收拾这种建筑物难道不比打扫和收拾两三百幢单独的房屋容易万倍吗？而像现在这样安排，两三百幢房屋中住的人也就不过两三千人呵。 这不过是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组织在经济方面的无数优点中举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用不多的几句话向你们阐明我们的原则，适当地、全面地论证我们的原则。我们根本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能够，而且也只希望阐明几点，促使那些还不熟悉这个问题的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至少已经向你们阐明了一点，那就是共产主义不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论。 也许有人要问：如何实现这种理论，我们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实现这种理论？达到这个目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英国人大概会从建立一些单独的移民区开始，然后让每一个人去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移民区！法国人却刚刚相反，他们也许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和实行共产主义。至于德国人从什么地方着手还很难说，因为社会运动在德国还是一种新的现象。我现在只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许多办法中间提一下近来谈得很多的一种办法，这就是采取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们的穷弟兄来说，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结果的时候，它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显而易见，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受了教育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现代无产阶级所受的那种压迫，那末从另一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才能具有。但是现在连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也不愿意继续处于目前的状况了。甚至在德国我们也能够找到证明，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就是例子。至于别的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为全移民区造福。到目前为止，济贫所还把它掌管的资本用来放债生息，这就为有钱人剥削穷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现在毕竟应该是把这些资本真正用来为穷人造福的时候了，应该是把这些资本的全部收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三给穷人的时候了，应该是作出资本和劳动的联合的卓越榜样来的时候了！一切失业者的劳动力都应当像这样用来为社会谋福利，而这些被迫堕落的受尽压迫的赤贫汉将会转变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快就会使没有联合起来的工人感到羡慕，并且为彻底改组社会开辟道路。 要贯彻这两个措施就需要钱。为了取得这些钱，同时为了改变到现在为止一切分担得不公平的赋税，在现在提出的改革计划中就应该建议采取普遍的资本累进税，其税率随资本额的增大而递增。这样，每一个人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负担社会的管理费用，这些费用的重担就不会像一切国家中以往的情形那样，主要落在那些最没有力量负担的人们的肩上。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后面这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好吧，诸位先生，我们现在就只要求大家遵守这个原则，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我们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的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这样，诸位先生，你们就看到，我们谈的不是不顾民族的意志立即实行财产共有，而是首先要确定目标和保证我们能够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办法和途径。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将来的原则这一点，一切文明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证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制度的迅速瓦解可以证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证明。 这篇演说是弗·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 演说全文第一次刊载于1845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1845年2月15日的演说 诸位先生！ 在上次会上有人责备我，说我所举的例子和证据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特别是英国的。有人说，法国和英国跟我们无关，我们生活在德国，我们的任务是证明共产主义在德国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有人还责备我们，说我们根本没有充分证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完全正确，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证明历史必然性不可能像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那样快；历史必然性只有经过研究和全面的论证才能得到证明。尽管这样，今天我还是要竭力消除引起这些责备的原因，竭力证明共产主义对德国说来即使没有历史的必然性，至少也有经济上的必然性。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德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我国有大量的贫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事件本身就说明了这些地方的状况。摩塞尔和埃斐尔两地区的贫困状况，“莱茵报”已经详细地报道过了[143]。厄尔士山区自古以来就被可怕的贫困笼罩着。在捷涅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麻纺业区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德国各地都怨声载道，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这也不能不是这样，即使我们极其肤浅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社会状况，我们也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工业区一定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工业要是没有大批全力为它效劳、为它工作而且不再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工人，就不可能存在。只要竞争存在一天，工业劳动就使工人不可能从事其他任何行业。所以在所有的工业区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他们这样多，这样引人注目，要否认他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许多人断言：农业区刚刚相反，那里一定不会有无产阶级。但是，这是否可能呢？在大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农业无产阶级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农场需要男女雇农，没有无产者，大农场就不可能存在。在土地分散的地方，同样也无法避免产生一无所有的阶级，因为土地分散有一定的限度，它不可能超过这个限度再分下去，而且因为那时土地只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所有，所以其余的成员就不得不变为无产者，变为一无所有的工人。同时，土地的分散通常总是要分到土地小得不能养活一家人为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像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形成了由有产阶级过渡到一无所有的阶级的阶梯。土地不让这些人去另谋生计，但同时又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资料。这个阶级也是极端贫困的。 这个无产阶级的人数必然会不断增加，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这一点我在上星期已经详细谈过了）和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得出来。今天我也许没有必要再来谈这些问题，我只想指出，这些不断产生无产阶级并日益扩大其队伍的原因，仍然起着作用，而且只要竞争不停止，它们就会引起同样的后果。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仍然单枪匹马地进行生产，并把自己和其余的一切人对立起来，那末无产阶级就不但会存在下去，而且它还会不断扩大，会成为现代社会中愈来愈吓人的力量。但是总有一天无产阶级的力量会强大起来，觉悟会提高起来，他们再也不愿载负着一直压在他们肩上的整个社会大厦的重担，他们会要求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负担和权利。那时，如果人的本性还不改变的话，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丝毫没有加以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国民财富的分配，而仅仅是国民财富的创造。但是，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刚才指出的那个论点，即竞争本身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会革命；我们来研究一下竞争所表现的几个形式，研究一下德国在经济上可能走的几条道路，并且看看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德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德意志关税同盟目前实行着juste-milieu〔中庸之道的〕关税制度。对真正的保护关税来说，我们的关税太低，对自由贸易来说，我们的关税又太高。因此有三种可能：或者是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或者是以高额的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工业，或者是维持目前的制度不变。现在我们来分别研究一下每种情况。 如果我们宣布贸易自由并取消我们的关税，那末我们的全部工业，除去少数几个部门，都会垮台。那时，棉纺业、机织业、棉纺织业和毛纺织业中的大多数部门、丝纺织业中的主要部门以及几乎整个采铁业和制铁业都谈不上了。所有这些工业部门的工人都会突然失业，他们将像潮水般地涌入农村和余下的幸免于难的工业部门。贫穷的现象开始到处迅速地扩大，财产向少数人手里的集中将因这种危机而加速，根据西里西亚事件就可以判断，社会革命就是这种危机的必然结果。 现在假定我们实行保护关税。这种关税制度近来已成了我国大多数工业家的宠儿，因此应当更仔细地加以研究。李斯特先生已经使我们的资本家的愿望成了一个体系[144]，我也想来谈谈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作自己的信条的这个体系。李斯特先生主张实行逐渐提高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最后要提高到足以保证厂主们把持国内市场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关税应该保持在这个高的水平上，然后才开始逐渐降低，经过若干年后就最后取消保护关税制度。我们假定这个计划实行起来了，逐渐提高的保护关税制度也明令公布了。工业发达起来，游资投入了工业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增长起来，工资也跟着提高，济贫所空闲起来，从表面现象看，全盛时期来到了。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的工业发达得足以满足国内市场为止。工业要进一步扩展是不可能了，因为它既然没有关税的保护就不能保住国内的市场，那末在中立的市场上它就更经不起外国的竞争了。李斯特先生认为到那时我国的工业已经非常巩固，因而就不大需要关税的保护，并且可以开始降低关税。我们暂且假定事情果然是这样。关税不断在降低。它不在第一次降低税率时，就得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降低时，不可避免地要降到使外国工业，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使英国工业能够在德国市场上和我们自己的工业竞争。这正是李斯特先生所希望的。但是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从这时起，德国的工业就得和英国的工业一起经受一切波动和一切危机的考验。一当英国商品塞满海外市场，英国人就会像他们现在那样干起来，正如李斯特先生动人地描绘的那样，他们会把自己的全部储存都抛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近一个市场——德国市场上来，这样他们就重新把关税同盟变成自己的“旧货店”。接着英国工业很快又恢复元气，因为全世界都是它的市场，因为全世界没有它就不成，然而没有德国的工业就连德国自己的国内市场也可以过得去，而且德国工业就是在自己国内也得担心英国的竞争，深受在危机时期供应它的顾客的英国商品过多之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工业就必然会尝尽英国工业在困难时期所尝的痛苦，而得到的却仅仅是繁荣时期所带来的那些利益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一句话，那时我们的处境就和现在一样。如果我们推论到底，那时就会呈现出半受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目前所处的那种被压抑的状况；那时企业就会一个跟一个地倒闭，而新的企业又建立不起来；那时我们的机器会变成陈旧过时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用新的完善的机器来代替它们；那时停滞就会变为倒退，而且照李斯特先生的判断，工业就会一个部门跟一个部门地萎缩下去，并最终关门大吉。但是，那时我们就会有一个由工业产生出来的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他们既没有生活资料，又没有工作。诸位先生，那时这个无产阶级就会向有产阶级索取工作和面包。 这样的事情是在降低关税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我们假定不降低关税，而使它保持在高的水平上，直到我国厂主之间的竞争使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因而可以降低的时候再降低。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德国的工业刚刚发展到能够充分供应国内市场的时候，就停滞不前了。新的企业是不需要的，因为现有的企业就已经足够满足市场的需要了，而新的市场，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在工业还不能不需要关税保护的时候，就更不要妄想了。但是，工业如果得不到扩展，那也就不可能得到改善。无论工业的外部或内部都是一片停滞的景象。对工业来说，改善机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旧的机器不能抛弃，而新的机器又没有新的企业来使用。可是别的国家却在前进，只是我们的工业从停滞变为倒退。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英国人由于有了新的成就，就可能生产出很便宜的商品来和我们的落后的工业竞争，而且尽管我们有保护关税，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因为在竞争的搏斗中，也像在任何其他的斗争中一样，总是力量最强的取得胜利，所以我们最终失败是没有疑问的。那时我在上面谈到过的那种情况就会重演；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就会向有产阶级索取他们要保持特殊的有产者的地位就不能给予的东西，那时社会革命就会爆发。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种令人非常难以置信的情况：我们德国人依靠保护关税大大地发展了我们的工业，从而没有保护关税它也能和英国的工业竞争。假定情况果然是这样，那末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在国外的中立市场上一开始和英国人竞争，在我们的工业和英国的工业之间就会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英国人会尽一切力量不让我们进入一直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市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生存的泉源，他们的要害受到了威胁。他们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手段，利用百年来的工业的一切优越性就能把我们打垮。他们会把我们的工业限制在我们自己的市场范围内，这样也就阻止了我国工业的发展；那时就会造成像我们在前面谈过的那种情况——我们停滞不前，英国人却在前进；我们的工业既然不可避免地要衰败下去，也就无力养活那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于是社会革命就要爆发。 即使假定我们能够在中立的市场上打败英国人，把他们的销售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但是我们在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会赢得些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只会重复英国人在我们之前就走过的那条工业发展的老路，而且我们迟早会面临英国人目前所处的那种境地，就是说，我们将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但是从各种可能性看来，这种情况是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到来的。德国工业的不断胜利必然要破坏英国的工业，并且只会加速英国人本来就已经面临着的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群众性起义。迅速增长的失业现象会促使英国工人起来革命，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社会革命将会给大陆上的国家，特别是给法国和德国以巨大的影响。由于工业加速发展而人为地造成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愈多，这个影响也就愈大。这种革命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并且毫不客气地粉碎我们的厂主对德国的工业垄断所抱的幻想。英国工业和德国工业和平共处是不能设想的，竞争已经使这样的事情成为不可能了。我再说一遍，工业必须不断地发展才不致于落后和灭亡；它必须扩展，必须获得新的市场，不断增加新企业，否则它就不可能前进。但是，自从中国的港口开放以后[145]，夺取新市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加之将来工业的扩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所以英国现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使它不致灭亡，英国必须使其他国家的工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对它来说，保持工业的垄断已经不纯粹是一个获利多少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不用说，各国之间的竞争比个人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要尖锐得多，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大规模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因此，我们和英国人之间的这种斗争，不管结果如何，既不会给我们的工业家，也不会给英国的工业家带来好处，它只能引起社会革命，正如我刚才所证明的那样。 诸位先生，我们已经考察了德国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能够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中得到的东西。我们还得考察一种经济上的可能性，这就是保持目前所实行的juste-milieu〔中庸之道的〕关税制度。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的工业一定会一个部门跟一个部门地倒闭，产业工人会没有饭吃，而失业的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反对有产阶级的革命就会爆发。 可见，详细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在最初根据竞争所做的概括性的说明，即社会革命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条件和任何情况下必然引起的后果。正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已知的数学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从现存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但是，让我们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革命。它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它的结果会怎样呢？它和以往一切暴力革命有什么区别呢？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所有那些过去在历史上的冲突事件中表现得不显著的隐蔽的动力和原因，都会在这个斗争中明显而公开地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斗争无论如何要比以往的一切斗争更尖锐、更残酷。斗争的结果可能有两个。或者是起义者只打击了表面现象而没有打击本质的东西，只打击了形式而没有打击事物的实质；或者是他们找到了事物的本质，抓住了祸根。在前一种情况下私有财产将被保存下来，而只是重新加以分配，结果，造成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仍将继续起作用，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些原因又会造成同样的情况，引起新的革命。但是这是否可能呢？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一种确实没有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的革命呢？英国的革命既实现了宗教原则，又实现了政治原则，这次革命是由于查理一世反对这些原则而引起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和旧的君主制的斗争中赢得了他们所追求的一切，消灭了激起他们起义的一切流弊。难道穷人的起义会在贫困和贫困的根源消灭以前停止吗？这是不可能的。承认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认全部历史经验。就从工人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从英法两国工人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也已经有理由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后一种假设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请你们想想那些激动着连工人也在思考的国家里的工人的思想；请你们看看法国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别，难道这一切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吗？请你们到英国去听听，那里向工人提出了什么样的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难道所有这些计划都不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原则上吗？请你们研究一下各种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难道你们能够从里面找出许多非共产主义的东西来吗？到现在还有意义的一切方案中，唯一非共产主义的是傅立叶的方案，因为他更多地注意人类活动的社会组织，而较少地注意人类所生产的产品的分配。所有这些事实都证实了这个结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 如果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我们的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那末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像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必须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或许你们当中有人觉得，要提高以前被轻视的阶级的地位，就不能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就应当记住，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而且也应当记住，个人不得不牺牲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人生乐趣，而仅仅是我们的丑恶的制度所引起的表面上的享乐，它是和目前享受这些虚伪的特权的人们的理智和良心相矛盾的。我们决不想破坏那种能满足一切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的真正的人的生活；相反地，我们尽一切力量创造这种生活。即使把这点撇开不谈，如果你们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现代的制度一定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种制度会把我们引入什么样的矛盾的迷宫，什么样的混乱状态，那末，诸位先生，你们也肯定地会得出结论说，社会问题是值得认真而彻底地加以研究的。如果我能促使你们这样做，那末我的演说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 这篇演说是弗·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 演说全文第一次刊载于1845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43]指卡·马克思发表在1843年1月的“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10-243页）。——第617页。 [144]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在其1841年于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DasnationaleSystemderpolitischenOekonomie》．StuttgartundThübingen，1841）一书中阐述了他的保护关税的观点。——第619页。 [145]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的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国开放广州、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同英国通商。——第623页。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CHM电子书下载】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 1845年在莱比锡印行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根据1845年德文版并与1892年德文版核对后刊印 原文是德文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附录来自《全集》第21、22、42卷等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 Ø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 Ø德文本第一版序言 Ø导言 Ø工业无产阶级 Ø大城市 Ø竞争 Ø爱尔兰移民 Ø结果 Ø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 Ø其他劳动部门 Ø工人运动 Ø矿业无产阶级 Ø农业无产阶级 Ø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附录：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1845年） 美国版附录（1886年） 美国工人运动——美国版序言（1887年） 1892年英国版序言 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弗·恩格斯1844年9月-1845年3月在巴门写成的。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1842年11月-1844年8月）研究了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他本来打算在他计划写的英国社会史中分出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恩格斯为了要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便决定专门写一本书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本书的德文第一版在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德文第二版在1892年出版。那时经作者同意的本书英译本已出过两版（1887年纽约版和1892年伦敦版）。恩格斯在准备出本书的新版时，并没有做任何重大的修改。但是在1887年“美国版附录”（这篇附录的内容后来几乎完全包括在1892年的英文版和德文版的序言中）中，恩格斯认为必须告诉读者：不应当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当做一本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这样写道：“……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大力强调：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那末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进行社会革命。”接着，恩格斯就解释，为什么他在1845年所做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没有证实。他认为，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的低潮和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暂时胜利是与英国工业垄断世界市场有直接联系的，并且他确信，一旦英国丧失了垄断地位，“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考茨基，1887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考茨基相关链接：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卡尔·考茨基（1887年8月） 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撰写工人运动史看来还没到时候，也许还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不会还在进行战斗时就去撰写战争史，况且，当前的阶级斗争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的尖锐性正有增无减。但是，一个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战士，即使无暇深人、系统地研究自己的过去，也会不时地作一下回顾，看看已经赢得的阵地，从而获得新的力量和信心。要计算这些赢得的阵地，最好的办法是追寻我们的先驱的足迹，了解他们走过的道路。在这些先驱中，除卡尔·马克思外，当首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帮助现代无产阶级运动走向自觉，使它立足于科学基础之上。他近半个世纪投身这场运动，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各种重大理论活动。他的经历与我们党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的历史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比恩格斯的历史更具有教益和鼓舞作用，因为他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无产阶级在这段时间已学到如此多的东西，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与恩格斯的历史相联系的是工人政治组织的发展，从密谋俱乐部发展为宣传团体，再从宣传团体发展为政党；与它相联系的还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如果要详尽叙述这种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作用，自然会大大超出这篇为历书所写的文章的范围。况且我现在也不具备这样做的其他条件。不过，我想在下面这篇简单的生平纪略中对此作个简要的概述，想必这不是毫无意义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位工厂主的儿子，1820年出生于巴门。他的故乡莱茵省是德国工业和政治最发达的地区。莱茵省一边接近英国，另一边接近法国，有莱茵河可通航，又有丰富的煤和其他矿产资源。这一切使莱茵省比德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出现了强有力的大工业和反封建的革命资产阶级，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初具特殊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在莱茵地区，小资产阶级不像在德国的其他地区那样占优势。 莱茵地区还是德国少数几个保持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由于这个地区在1815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一直受着法国革命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法国占领，大革命所确立的观念和法律，在恩格斯的青年时期在那里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当时，德国的哲学处于兴盛时期。18世纪的社会革命在各地相继发生，而且具有明显的特点．在英国是工业革命，在法国是政治革命，在德国由于种种特殊关系，仅仅是头脑中的革命，即哲学革命。同法国和英国相比，德国的物质上的革命进展较慢，也不很完善，而思想革命却很激进。 这种革命在黑格尔哲学中发展到最高峰。德国教授们鄙视黑格尔哲学，认为反动，为所有陈旧腐朽的东西作辩护。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2]那些仅仅看到当时陈旧腐朽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的教授们认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只有这些是合乎理性的，他们忘记了，新事物的萌芽的存在如同旧事物的残余的存在一样是现实的。 黑格尔哲学绝不是保守的，按其内在本质来说，它是革命的，但是这不是警察眼里的革命，而是哲学意义上的革命。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现存事物不断变革的学说，是关于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和现存矛盾不断克服的学说。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也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 同亨利希·海涅、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一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受到黑格尔的巨大影响。由于恩格斯在经济学领域具有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经验，他没有把黑格尔学说变为简单的辩证法游戏，变为从观念中推论出现实关系的方法，而是让它成为科学研究的手段，成为从现实关系出发理解观念的方法。恩格斯原先打算在大学里学习经济学，因此，他在巴门那所不大的实科中学毕业后（这个学校以直观方式教授物理学和化学，为他后来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打下了重要基础），进人了埃尔伯费尔德的文理中学。家庭关系和早年政治上的反对派立场使他痛恨官僚生涯，在中学毕业考试的前一年就弃学经商了。他先是在不来梅一家商行做见习生（从1838年起），后来去柏林当了一年志愿兵，接着从1842年至1844年在曼彻斯特他父亲人股的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他坚持研究哲学。 在资本主义的祖国英国，恩格斯凭借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所具备的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就认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他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能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了解他们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历史前景。他对无产阶级的关注程度大为提高，很快就深人到当时还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尚未转向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中间。他勤奋地研究这两种运动，不过他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斗争的参加者。他成为宪章派[3]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的撰稿人。 在返回德国时，他取道巴黎访问早就有通信往来的马克思，从此开始了对双方具有深远意义的友谊。他们的见解取得高度一致，很快就合作撰写了一部著作[4]，宣告了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 黑格尔学说，像整个德国哲学一样，是唯心主义的；这一学说认为，观念不是现实关系的反映，而是独立的存在，观念发展是物质发展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但摈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教条主义的上层建筑。他们用唯物主义代替了唯心主义。他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人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5] 这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前面提到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该书1844年在巴黎写成，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该书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内容涉及历史和哲学方面这与马克思当时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关。经济学领域很少涉及。但是，该书已经明确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不久，他们的著作就越来越多地涉及经济学；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深入。恩格斯则把他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写成一部著作，即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最近出版了英文译本[6]，这表明它在今大仍具有重大意义。 恩格斯在此之前曾发表过经济学方面的短篇文章。这里首先应当提到1844年在马克思和卢格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因为它第一次试图用政治经济学来论证社会主义。当时，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很肤浅（例如，关于李嘉图只引用了麦克库洛赫的简单化的解释）。因此，书中除了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后来同马克思一道成为它的创始人）的一些萌芽，也还存在某些错误。而这些萌芽同恩格斯在英国所看到的那些社会主义形式还有相似之处，因而暂时还没有凸显出来。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则完全不同了。恩格斯已经批判地对待宪章运动NOTEREF_Ref52095087\f\h3和欧文主义[7]，要求双方联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整体：因为工人运动应当成为给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力量，社会主义应当成为工人运动的既定目标。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欧文主义，一般说来，不关心工人运动、罢工、工会和政治活动。同样，工人运动、宪章运动也完全没有超出现存的雇佣制度的范围。对大多数宪章派来说，充分的结社自由、选举权、正常工作日、特别是小农土地所有制，都不是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武器，而只是改善现存制度，减轻群众苦难的手段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 “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因此，它甚至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派的立场上来……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的再现，将会在最近发生，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第285、286页）”[8] 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构成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结合的必要性第一次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作了明确的表述。应当说，这部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端。这部著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年后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的基础大致相同（虽然还不是完全自觉的），这就是马克思最先明确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过，《宣言》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表述得更为明确。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文版附录中说： 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9]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无论就它对工人运动和空想主义的观点而言，还是就已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而言，都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这种描述并不像许多劝人行善的书籍那样仅仅罗列工人阶级的一些苦难，是阐释了决定着工人阶级状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趋势。[10] 恩格斯不像当时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在贫困中仅仅看到贫困，而是看到了贫困中所蕴含的高级社会形态的萌芽。我们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难以想象24岁的恩格斯写这部著作在当时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那时人们对工人阶级的苦难不是矢口否认，就是哀声悲叹，唯独没有把他们的苦难当做历史发展的环节来研究。 当前，在社会政治研究领域，有些装腔作势、贪图名利的著作家和大学教员不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先驱的著作，而是依据警察局的报告来研究社会主义。这些人在《状况》中除了关于英国不久必将爆发革命的预言，找不到任何可以直接为他们利用的东西，于是扬扬得意地宣称，这一预言并未实现。这些先生们忘记了，自1844年以来，英国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从1846年废除谷物保护关税制[11]开始，随后是1847年实行妇女和儿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12]，从此，在英国，政府一再向工人阶级让步，工人阶级实质上已经达到了宪章运动的目标，赢得了决定性的政治权力。诚然，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实现，这是因为出现了谁也预料不到的情况：主要是1848年发生了巴黎的六月战斗[13]，同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金矿吸引了大洋彼岸英国的一些不满分子，一时削弱了工人运动的力量。 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实现，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著作中的许多预言都实现了。 我们的著作家们对《状况》的另一方面谈得很少，而恰好是这方面对德国国民经济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德国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成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作了阐述。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功绩，是它大量记述了某些地区的某些工人阶层的状况，例如图恩、施纳佩尔-阿恩特、布拉夫、萨克斯、辛格尔、赫克纳等人的记述。这些记述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们闸述了典型的重要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把互不联系的细节学究式地堆积在一起，就此而言，这些记述都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工人阶级状况》为基础的。不过，只有少数人，如萨克斯，才有勇气或诚意承认这一点。[14] 现代德国经济“科学”，只有靠剽窃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同到又辱骂他们，或者如它声称的，“驳倒"他们，才能生存下去。谁在背地里剽窃他们的越多，谁的叫骂声就越高。 我们对《状况》谈得比较详细些，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另一方面，它在书店销售一空，我们的多数同志无法读到。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就不再详细叙述了，因为这些著作容易看到，大多数读者想必已经了解它们，而另一部分读者则会在看过本文后进一步去熟悉它们。况且，这些著作中的观点，与他在《状况》中首先提出的、后来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首次系统而透彻地加以阐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工人阶级状况》是作者从曼彻斯特回巴门之后写的。但是，恩格斯很快就觉得，凭他当时的观点，他已不适合待在盛行虔诚主义的巴门，待在笃信而十分保守的家庭环境里。于是他暂时放弃经商，去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因普鲁士政府的要求被驱逐出法国后[15]，也旅居在那里。从此，他们两人积极开始了共同工作，很快就确定了行动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要根据这个基础建立新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又要让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运动立足于这个基础，使它成为自觉的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具有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并相互促进的鲜明特点。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这时已经具有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成为他们毕生奋斗的目标，从这时起，他们按照计划为此倾注了全部精力。 对当时的德国哲学即青年黑格尔派的各个分支进行清算，是他们首要的科学任务。他们共同撰写了一部著作[16]，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施蒂纳、费尔巴哈、鲍威尔），当时没有出版。恩格斯写道：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人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掌握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马克思是民主协会副主席），以及《改革报》（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消息）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政治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17]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国际性的“正义者同盟”[18]的联系是最为重要的，正义者同盟就是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9]，后者即是国际[20]的前身。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正义者同盟只能是一个秘密同盟——尽管当时有一些公开的工人团体，例如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21]——，它是由巴黎的德国革命者（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建立的，在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发展极为迅速，很快就在英国和瑞士建立了支部。1839年以后，伦敦成为同盟的中心，不久比利时和德国也建立了同盟的支部。它从巴黎德国流亡者的协会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团体。 同盟不仅范围越来越扩大，而且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同盟的领导人对粗糙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越来越感到不满；魏特林的宗派共产主义[22]也很快失去活力。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影响日益增强，他们的新观点已经人人皆知。 杰出的同盟盟员、钟表匠莫尔，是恩格斯1843年在伦敦认识的，1847年春天他到布鲁塞尔拜访了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后，又去拜访了恩格斯。莫尔代表他的同志们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人同盟，表示愿意摈弃同盟的密谋性质，接受新的理论观点。他们两人接受了邀请。180年夏，在伦敦召开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是巴黎成员的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盟不仅接受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新的名称，而且成为一个全新的组织。同盟从密谋团体变成宣传团体。 同年11月底和12月初，同盟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完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对同盟的改组，消除了最后的分歧和怀疑，一致通过了新的原则，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宣言。[23]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开始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新的时期。他们匆忙赶到巴黎，然后去德国，在科隆主持《新莱茵报》这份日报的工作。 恩格斯这段时期的历史就是《新莱茵报》的历史。但要叙述该报的历史，就等于叙述1848年革命及其余波的历史。这当然不大可能。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命中的任何其他时期大概都没有像在这段时期那样明显地表现出他们行动的特点（关于这种特点，前面已经论及）：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既是学者又是政治家，既是战士又是批判家。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坚定地进行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彻底地摒弃任何幻想。 也许从来没有任何运动像1848年的运动那样充斥着各种幻想，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非常不成熟的德国，当然德意志的奥地利也算在内。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都以为，随着反动政府的垮台，天堂将会降临尘世。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政府的垮台仅仅是革命斗争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产阶级所取得的自由只是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展开伟大的阶级斗争奠定了基础；自由带来的不是社会和平，而是新的社会斗争。 人们常说，1848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如果说当时真有什么东西遭到毁灭，那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些幻想、这些幻想掩盖了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使人们以为工人、工厂主、手工业者是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兄弟。但是，他们只是在反对专制统治制度方面是共同的；革命暴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时也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 小资产阶级是1848年运动的灵魂，运动的失败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失败。1848年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破产。无产阶级到处支持小资产阶级，最后，却到处被小资产阶级出卖。 当时工人阶级太年轻，太不成熟，也太分散，不可能完全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无论在哪里进行政治斗争，都遭到失败。 资产阶级的愿望并没有因革命而破灭。反动派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愿望。（大陆上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分清了敌友，第一次认识到同资产阶级的对立，认识到小资产阶级不可靠。无产阶级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有了阶级觉悟、自我意识。自二月革命[24]以来，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一个自觉地进行斗争的阶级，特别是在德国。 小资产阶级是在一切方面，在经济、政治、道义上都遭到失败的唯一阶级，它因革命的失败遭到真正的毁灭。 所有这一切，在斗争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今天，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在1848年，看清这一点的报纸只有《新莱茵报》，看清这一点的人只有《新莱茵报》的撰稿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用空洞的辞藻助长群众的幻想，而是以无情的批判消灭这些幻想。他们尖刻地嘲弄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饶舌家们，嘲弄反动派及其帮凶利希诺夫斯基之流。但是，他们决不用自己的批判使人们丧失勇气、踟蹰不前。相反，没有哪家报纸像《新莱茵报》那样坚决要求采取行动，要求趁敌人还没喘过气来，采取果断迅速的行动，无情地推翻旧制度的一切残余势力。 然而，《新莱茵报》敌不过当时的形势。反动派获得了胜利。莱茵省的部分地区，贝格-马克工业区的主要城市埃尔伯费尔德、杜塞尔多夫、索林根等地，于1849年5月举行起义，反抗步步紧逼的反动势力。恩格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科隆赶到埃尔伯费尔德，但是他只看到起义很快失败，工人到处被资产阶级抛弃和出卖。 这也决定了《新莱茵报》的命运。5月19日，该报遭到查封[25]，马克思遭到驱逐。由于参加莱茵地区起义而遭到追捕的恩格斯，这时也不得不离开科隆，他是从埃尔伯费尔德回到这里并在这里藏身的。马克思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那里正在酝酿对于德国革命也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的决定。[26]恩格斯前往普法尔茨（在普法尔茨和巴登都暴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27]），参加了志愿部队，任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28]他参加过三次战斗和穆尔格河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13000名缺乏有力指挥、纪律松弛的革命士兵要对付6万多普鲁士军队和帝国军队，尽管这样，后者也只能通过破坏符腾堡的中立，从背后袭击才获得胜利。这样也就决定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命运，这样的命运从一开始几乎就是毋庸置疑的。起义的灵魂是德意志南部的民主派，几乎全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一切可笑而又可悲的特征在这次起义中暴露无遗。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如果不是普鲁士军队作战无能，起义会比实际上失败得更快。 恩格斯在谈到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说： “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唯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在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失败了。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彻底地毁了它。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不称职的、无知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29]……对指挥官是这样，对士兵也应照此办理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描述[30]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唯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比我们少六倍。 然而，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这幕喜剧却落得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没有一个人发抖。[31]”（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于卡尔·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第3期第80页）[32] 1849年7月11日，在运动彻底失败后，恩格斯随战败的队伍最后进人瑞士境内。他在瑞士停留了几个月。在这期间，马克思到达伦敦。我们知道，他是受革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去巴黎的，那里民主主义者准备举行不仅决定法国民主派，而且决定德国民主派命运的起义。恩格斯在上述引文中所指的1849年6月13日的这次起义没有成功。因此，马克思在巴黎的处境得不到保障。他面临的抉择是：或者隐退到布列塔尼，或者干脆离开法国。他于是去了伦敦。 由于在瑞士无法按照意愿进行活动，恩格斯前往英国。但是，路经法国非常危险（法国政府有时把前往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直接经勒阿弗尔送往美国），因此恩格斯取道热那亚，乘帆船经直布罗陀赴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多数领导人，以及大多数1848年德国的“大人物"[33]，1849年秋云集伦敦。他们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以便重新开始宣传活动。革命的激情尚未冷却，看来还要准备新的革命起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准备工作与大多数民主派流亡者所理解的准备工作完全不同！这些流亡者把解决他们刚刚遭到失败的任务看做儿戏，他们越不接触祖国的现实，他们的幻想就越渺茫，声明也就越浮夸。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沉着冷静、不遗余力地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利用宣传和批判对德国施加影响，同时也努力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 他们当时的批判活动和科学活动的成果，反映在他们1850年出版的，以在科隆被查封的《新莱茵报》的名字命名的月刊[34]中。这份月刊是在汉堡出版的。马克思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评述1848年和1849的年法国运动的历史的文章[35]，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基础。恩格斯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我们在前面引述过其中一处文字，在他的另一些文章中，还应当提到《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当然，这篇文章现在只有历史意义了，因为其中所提到的那些前提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读了这篇文章，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从那时起经历了怎样一场工业革命。[36] 有人相信革命只需要适当的善良愿望，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有人以为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意制造革命，总之，当时在英国的绝大多数革命流亡者就是这样想的，他们代表着反对欧洲反动派的激进资产阶级，他们全都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失掉了读者，不得不停刊。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发生分裂，同盟在德国的一些最有活动能力的成员，由于施梯伯的阴谋而被长年监禁。[37]尽快起义的希望破灭了，社会主义宣传也一度遭到同样的命运。 政治活动不得不停止一段时期。1850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述活动在德国都遭到封堵；民主派和政府都鄙弃他们。出版商不愿出版他们的著作，报纸不接受他们的稿件。马克思回到英国博物馆重新研究经济学说史，准备写他的巨著《资本论》。同时，他还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他担任该报欧洲编辑实际上有20年左右。1850年，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在他父亲人股的棉纺织厂供职；1864年，他本人也成为股东，直到1869年，他才终于摆脱商业。有些女工也许是从“欧门-恩格斯”公司的线轴上才知道他的名字，而不了解他为工人阶级做出的业绩。 20年当中，两位朋友除了短暂的相聚，一直分处两地，但是他们思想上的交流并未因此而中断。他们几乎每天通信，就政治、经济、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交换意见。这些通信保留了下来。这些通信发表以后，将成为理解1850-1870在年这段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一面经商，一面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首先研究战争历史和军事科学。1849年的运动使他深感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并且他作为一年制志愿兵在炮兵中服役过一段时期，具有这方面的实践基础。其次，他着手研究自然科学和他一向喜爱的比较语言学。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他匿名发表了一本军事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一方面驳斥了奥地利所主张的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的理论，另一方面驳斥了拥护“小德意志"[38]的普鲁士自由派，他们只顾欢呼奥地利的失败，却没有看到波拿巴是共同敌人。战后，他发表了第二本内容相似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在普鲁士军事冲突期间（1865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抨击了自由派和进步党人的矛盾和不彻底性，指出只有工人政党才能真正解决军事问题和其他一切重大问题。在普法战争期间，他为伦敦《派尔-麦尔新闻》撰写了一系列军事评论文章，并且早在8月25日就正确地预言了色当战役[39]（9月2日）和法军的覆灭[40]。 如果说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分工，那么在恩格斯迁居伦敦（1870年）之后，分工就成为大大促进他们创作的一种独特形式。马克思继续在科学领域系统地制订并阐述同恩格斯共同发现的理论，而恩格斯的任务是：一方面，如有值得一驳的反对者出现，他就在论战中捍卫他们的理论；另一方面，他借助这一理论来探讨当代的重大问题，研究无产阶级对这些问题应持的态度。当然，这种工作领域方面的划分不是死板的；他们经常共同创作，不断交换意见。 恩格斯在很多地方谈到他本人是如何看待同马克思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关系的。他在《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第二版序言（第10页）中写道： “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41] 可以说，上面谈到的这种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马克思的研究集中于主要著作《资本论》，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大量篇幅较小的文章中。但是，它也造成这样的结果：人们抱怨马克思的著作难懂．许多人宁愿读解释《资本论》的书而不读原著；恩格斯则被看成是通俗叙述的能手，一切有思想的无产者都读他的著作，许多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通过他的著作来认识并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 这里还要简单地说一句。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一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并非慈善事业而是科学，要理解社会主义，仅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得要有一定的知识，就立即满腔热情去攻读《资本论》，接着会在价值理论上碰到困难，然后就弃而不读。如果他们先从恩格斯的小册子人手，认真学习探讨之后再去啃《资本论》，那效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时事问题的，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但并没有失去意义。有些时事文章出色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特别是由于目前的状况和当时有相似之处。例如，《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目前所起的作用也许比恩格斯当年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该文（1876年）并出版单行本时还要大。[42]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这本小册子阐述了无政府主义者1873年在西班牙举行的暴动。这本小册子我们奥地利人尤其要牢记在心。 恩格斯写的其他一些时事文章，大部分是论战性的。但是，论战只不过是促使他正面阐述自己各方而理论的契机。 因此，这些文章并没有过时，从这些文章目前需要不断重印这一事实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恩格斯批驳小资产阶级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的论战性著作《论住宅向题》就是如此，奥地利的老同志们应该还记得这篇著作。这本小册子最早于1872年作为一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接着又出了单行本，如今由苏黎世人民书店重新出版并加了一篇评述德国工业新发展的序言，使读过第一版的人也觉得第二版具有重要意义。 1875年出版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也是由《人民国家报》收成专集的。这是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特卡乔夫的论战性著作，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研究了俄国的状况和制度，并阐明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尤其重要的是，恩格斯谈到了俄国的劳动组合（原始合作社）和公社所有制，以及这些制度对社会主义的意义。遗憾的是，这本小册子至今没有再版，虽然第一版早就售罄。 两年后，恩格斯出版了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这是发生在反社会党人法[43]颁布前一年的事。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有人甚至预言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多数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子即将到来，并且冥思苦想如何用最简便而又稳妥的办法来实现它。社会民主党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向它投奔过来的不只是无产阶级，还有一批有产阶级中的不得志者，不受资产阶级赏识而希望从工人那里得到承认的怀才不遇的天才、反对种牛痘的人、自然疗法医士、各种各样的文人和谢夫莱之流。困难的是如何把这些人同资产阶级分子中那些真正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关心而不仅仅是出于对资产阶级的怨恨而加人我们队伍的人加以区别。我们的一些同志，特别是青年和缺乏经验的人很愿意接纳这些归顺者，以为既然教授和博士也靠近社会民主党，那么胜利真的也就不远了。 但是，教授先生们和博士先生们根本没有打算同资产阶级断绝来往。他们固然想通过社会民主党发挥作用，但同时还想通过社会民主党得到资产阶级的承认。因此，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让社会民主党变得体面排场，去除它的无产阶级性质。 必须阻止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物以这样的方式影响社会民主党。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欧根·杜林无疑是这批沙龙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最有天赋的一个，此人颇有才华。他如果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多作些自我批评，少沾染些德国文人惯有的恶习即自大狂，那还是能够做些事情的。然而杜林先生认为，天才使他不必认真研究他以哲学家精神谈到过的那些关系。他不是那种凡夫俗子，而且要比谢夫莱更勇敢。他在柏林很有影响，特别是对党内的一些比较年轻的成员。这样的对手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一些有经验的同志都请求恩格斯，希望他亲自出来反击杜林，指出他的哲学空洞无物，同时明确地强调我们的运动的性质。 这部通常简称为《反杜林论》（全名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本书去年由苏黎世的人民书店出了第二版。在此之前，其中几章，除了论战部分，曾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过独立的小册子。 写作《反杜林论》的背景早已被人遗忘了。不仅杜林先生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已经消失，而且一大批学院式的和柏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也都被反社会党人法除掉了，这至少有一点倒是好的，它说明我们的运动在什么地方能够获得可靠的支持。尽管情况已经改变，但是这本书仍然没有失去其意义。杜林的学问是多方面的：他的著作有关于数学和力学的，有关于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有关于法学的，也有关于古代史等方面的。恩格斯跟随着他论及所有这些领域。恩格斯的学问也像杜林一样，是多方面的，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不仅知识面广，而且基础坚实，这一点目前只有专门的学者才能做到，并且这样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现代科学受到现代生产方式特点的感染，也越来越推崇迅疾、快速生产的原则。现代科学的产品同现代工业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它们都价廉而质劣[44]。但这并不是说，质劣的产品，特别是时髦商品，就根本赚不到大钱了。 正因为杜林先生的学问看来是多方面的，所以《反杜林论》才成为一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观点阐明全部现代科学中最重要问题的著作。《反杜林论》同《资本论》一样，已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 在介绍恩格斯的著述活动时，我们几乎未提他的政治实践活动。现在再来说说这方面的事。 在遭受1848年和1849年的打击之后，欧洲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几乎完全停顿，60年代初又在各地活跃起来，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比利时、英国，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阶级也行动起来了。把所有这些分散而杂乱的行动变为统一的、目标明确的自觉运动，是1864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NOTEREF_Ref52140420\f\h20的任务。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在各国无产者中进行组织和宣传，而绝不像有些人常说的那样进行阴谋活动。由于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力，办会的思想领导责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他的身上。当然，恩格斯也参加了协会。不过，他是在摆脱商业事务并迁居伦敦（1870年）以后，才全力以赴地投人协会的工作。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普法战争引起的那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已经开始了。“国际"的力量面临极大的挑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1870年发生了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在暴力方面足以与以往的任何革命相比。需要付出像普法战争那么大牺牲的革命大概也是少有的。这次革命不限于德国和法国，其他一些国家也借此机会撕毁誓约，取消原先的所有权。这与“野蛮”的共产主义者无关，而是“秩序和法律”的捍卫者干的。维克多一一艾曼努埃尔占领了罗马[45]，俄国沙皇[46]宣布，他签署的承认黑海中立化的黑海公约对他已经失去了约束力。[47] 在胜利者及其同伴那里，革命来自上层，在失败者那里，当然来自下层。在法国废除了帝制，保皇党的国民议会在签订和约以后，企图再次出卖共和国，这时，巴黎人奋起拯救受到威胁的自由。1848年的老戏重新上演：小资产阶级把工人推上火线，在斗争中又害怕自己的同盟者，遏制他们的力量。但是1871年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1848年和1849年那样了，它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成熟。巴黎的这场斗争拖延得越久，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肩上接过来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无产阶级也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革命运动的动力和支柱。“国际”在巴黎的成员都是巴黎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坚定的分子。尽管发动公社起义[48]的不是“国际”，但是斗争烈火一经点燃，公社的领导权，至少经济方面的领导权，已经转到“国际"手中。有人把发动公社起义的责任推到“国际”身上，“国际”也决不否认，而是宣布支持巴黎公社起义。这简直太过分了。“国际”早就使“头脑健全者”畏惧和憎恶，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在大陆上几到处都受到迫害。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工人随即退出了“国际”。在英国，社会主义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英国工人在政治上还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附庸。因此，当“国际”由于宣布支持公社而使自己“声誉扫地”时，他们就退出了“国际"。 此外，“国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缺乏理解。这个斗争必定是政治斗争，斗争的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当时那些厌恶旧政党的勾当的社会主义者，并不主张通过工人阶级同旧社会的斗争来建立新社会，而是主张避开旧社会，在不受它腐蚀影响的地方另外建立新社会。因此，他们鼓吹放弃一切政治行动，放弃一切阶级斗争，指望通过个别进步人士的零散的“行动宣传”，使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由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是热爱和平的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不可避免的矛盾只是一种不幸，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希望用开导资本家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方法来消除这个矛盾，因而他们当中个别人采用的那些“行动宣传"的手段都是无害的，例如，建立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移民区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填平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政治的工人运动之间的人为的鸿沟，从而为将来改造社会准备了一支当之无愧的、足以完成这一使命的力量，这支力量就是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无产阶级。他们诉诸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不是个别人的努力；他们诉诸遭受死亡威胁的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必然性，而不是人类之友的善良愿望。至于小范围内分散的尝试，他们宣布：社会的改造只能是各国有觉悟的无产者的共同一致行动的结果，未来的新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从零散的自发的合作社、移民区或共同体中产生，只有把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各民族联合起来，掌握生产资料并有计划地组织劳动，才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 这个观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表述过，它也是“国际"的主导思想。 看来，旧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时代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的纲领的工人政党正在各地建立。1848年革命粉碎了一切有思想的工人的错觉，他们本来以为存在于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仅仅是误解。阶级斗争已在欧洲全面展开。和平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多大地盘了，政治行动问题对工人阶级来说已经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 可是，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似乎又重新出现，这主要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一些工人阶级刚刚开始有所行动的经济落后国家，或者像在巴黎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还占优势的地区，或者像在比利时这样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国家，最后，就是像在俄国这样的还谈不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国家。但是，这种新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可能是和平的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一目了然。因此，有人不再看得上由个别人建立移民区和合作社来进行“行动宣传”，转而主张由个别人实行密谋和暴动来进行“行动宣传”。这个要用这种方式使旧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蒲鲁东社会主义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并创造了现代无政府主义的人，就是巴枯宁。 他在“国际”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必须进行抵制，否则葬送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从事的事业，社会主义就可能从所有旧政党为之发抖的政治力量变成内部不团结的密谋派系，统治阶级就能从容地让警察像对付骗子那样来对付他们。于是，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导致了“国际”的分裂和解散。 恩格斯作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1871年担任比利时和西班牙通讯书记，后来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通讯书记），积极参加了所有这些斗争。我要说的只能到此为止。要详尽地叙述恩格斯在“国际"的活动，那不仅会远远超出这篇概述的篇幅，而且还得先研究那些目前尚未发表的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通信。 “国际”解散后，恩格斯和马克思都不再直接参与党的实际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对于社会主义在科学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并没有失掉意义。 纠纷和迫害虽然加速了“国际”的解散，但是并没有完全毁掉“国际”。“国际"解散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的目标已经达到：各地的工人运动已经充分开展，全体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已经牢固形成，专门为此建立一个协会来保持正式联系反而成为束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一再获胜，已经有望影响立法。事业发展到这一步，党的活动就应当主要取决于所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特点，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主要侧重于宣传原则了。 运动越来越具有民族性质，这并不是说，运动忽视了国际团结，而是说，运动所波及的民族和国家的特点会对运动本身产生更大的影响。 由于社会主义的成就，“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也像昔日的“正义者同盟”NOTEREF_Ref52141014\f\h18那样己经是多余的了。但是，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继续存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也还是这种团结的体现者，虽然谁也没叫他们这样做。 马克思和恩格斯居住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伦敦，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杰出党员保持经常的联系，能统观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各政党的关系；他们拥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这一切使他们特别善于在各种党派的发展中把主要的东西同次要的、靠不住的东西区别开来，阐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在面临各种迫切问题时应该采取的立场。他们的各种声明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难怪世界各国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在危急时刻总是愿意向伦敦的这两位老将请教，而他们也从不拒绝。他们开诚布公地直陈自己的看法，但从不想强加于人。任何一个无产者，任何一个认真对待无产者的事业的人，只要向他们请教，都不会徒劳无获。他们是欧洲和美洲的全体战斗无产阶级的顾问。他们用不同的文字撰写的小册子、大量文章和书信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1883年起，这一艰巨而重大的责任落到恩格斯一个人的肩上，同时，他还要完成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此外，恩格斯还要继续担负同马克思分工时承担的任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当前的问题，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免遭攻击和歪曲。在担负所有这些任务的同时，恩格斯还要继续他早已着手的、特别是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并且及时关注几乎全部人类知识领域中的各种成就。 恩格斯把完成马克思的遗愿当做首要任务。他首先着手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根据作者留下的提示对该卷作了修订、增补并加了注释。这一版于1883年底出版。 1884年夏，恩格斯发表了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现了马克思的夙愿：向公众介绍摩尔根的科学研究并进而扩展他的研究。摩尔根在研究史前时期时，同样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的唯物史观。以前行会科学抹杀马克思，现在又力图抹杀摩尔根。因此，应当不让摩尔根遭到湮没，应当对摩尔根的研究在历史问题上的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将他的研究纳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范畴，把人类的史前史和后来的历史融合到统一的发展过程中。这本146页的小册子的意义就在于此。 一年以后，阐述资本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第一卷研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循环的各种形式。所谓循环就是资本家出卖生产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用所得收人（除去他所消费的部分）再次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重新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三卷可望在1888年问世，该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价值转化为价格，剩余价值分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各个组成部分。 恩格斯在完成马克思遗愿的同时，还积极为报刊撰稿——如果这样的字眼还可以用来谈论恩格斯那论述精辟、深思熟虑的力作的话。恩格斯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斯图加特《新时代》、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伦敦《公益》等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就是他在这方面活动的成果。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要对他的著作的新版本和英文、意大利文、法文、丹麦文等译本进行校订、注释，并为之撰写序言。此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校订由赛米尔·穆尔和爱德华·艾威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该书于1887年出版。[49] 我们当中有多少年轻人哪怕只是在身体上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负荷？ 的确，我们的老将尽管已经67岁，却依然朝气蓬勃。在他那里丝毫看不到老年人的郁郁寡欢，也丝毫没有老年人喜欢称颂过去而贬低当代的妒忌心。他比任何人都更乐意肯定年轻人的成就，更能宽容他们的错误。当然，在遇到狂妄自大和追名逐利的人时，他就不再顾及礼貌，同样，他也毫不客气地对待那些爱出风头的无能之辈，他们自认为肩负着拯救人类的使命，争抢自己无力胜任的工作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继而又振振有词地用善意为一切愚蠢行为辩护。 恩格斯充分看重当代，却不贬低过去。他不像那些几乎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人一样，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在谈及他的社会主义导师时比任何人都更为尊重，并在《反杜林论》中为他们竖立了一座光辉的纪念碑。 恩格斯始终注意让自己摆脱幻想，他也善于做到这一点，现在更是如此，因为他已积累了半个世纪的经验，在这期间世界发生的改变比以往几个世纪都要大。这些经验使他成为一个冷静和从容的观察者；还有，最近几年的整个发展似乎让恩格斯确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国家中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也许还有许多艰难的障碍要去克服，但是，当前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历史发展动力十分强劲，不难克服这些障碍。恩格斯指出，对我们来说再好不过的是：形势继续朝着当前的方向发展，这样我们的胜利也就指日可待。最糟糕的情况则是：贸然行动，这样做既可能猛地一下把我们推向前方，也可能让我们大步倒退，可能会发生某些事件，使还不够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经受严峻考验，或者使人民改变主意。这样的事件也许就是煽动民族仇恨、破坏国际团结的战争。 我们当然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引发或推迟这种激烈事件。一旦发生，就要设法让它有利于我们的事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党要避免采取冒险政策，即企图通过暴力行动打破发展的必然性，或者同样糟糕的是，通过外交伎俩规避发展的必然性。恩格斯对我说过，“我们己经学会了等待，你们也必须学会等候你们的时机。”但是，恩格斯认为这种等待不是袖手旁观，不是张嘴等着烤熟的鸽子自动飞到嘴里，而是在不懈工作（宣传和组织工作）中等待。我们要镇定、果敢，相信我们的美好事业，不受挑衅，不惧恫吓，不懈努力，使无产阶级大众更加紧密一致地团结起来，使他们保持自觉和清醒。同时，我们还要坚持进行自我教育，不仅要教育别人，自己也要学习，要学习许许多多的东西。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等待，那就不会等得太久，我们将善于恰当地利用每一时机，无需过多的牺牲就能掌握局面——并且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样一来，现代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当中至少有一位将有幸亲眼目睹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这一胜利他现在已用心灵的眼睛看到了。 卡·考茨基写于1887年8月 上半月 载于1888年《奥地利工人历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翻译 [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卡·考茨基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撰写并经恩格斯本人修改的恩格斯传记文章。1887年春，《奥地利工人历书》计划在1888年的历书中刊印以恩格斯为主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肖像和传记，这篇文章就是卡·考茨基为该历书所写的。恩格斯大概在考茨基撰写文章的过程中给他提供或者提示了参考资料，还口述了不少意见和建议。1887年8月1日考茨基将文章的校样寄给恩格斯审阅，恩格斯修改和补充了文章的事实材料部分并于8月17日寄回校样。这篇文章收入1888年《奥地利工人历书》（1887年10月出版），大概由于规避有关法律的原因，发表时删除了一些段落。1887年11月4日-12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45-50号将这片文章分期转载，转载时补全了前者删去的一些段落，修正了一些错误。这篇文章还部分翻译成意大利文，由《靡菲斯特斐勒》（贝内文托）杂志从1888年1月1日第1期开始连载。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前进。柏林人民报》8月7-9日第182-184号重印了这片文章，随即又出版了单行本。本卷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2002年）所载的《奥地利工人历书》版本翻译，同时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版本在脚注中补充《奥地利工人历书》省略的部分段落文字，并修正一些明显的错漏。 [2]这里套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编者注 [3]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其领导机构是“完章派全国协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其会员曾达到5万人。1840年7月宪章派全国协会成立执行委员会，又称宪章派全国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全体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是全国宪章派组织的领导机构及大会闭会期间的常务机构。宪章派的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朱·哈尼、厄·琼斯等。宪章运动在1839、1842和1848年出现三次高潮，宪章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向下院提交全国请愿书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人民宪章，但均遭到下院否决。19世纪50年代末，宪章派全国协会停止活动，宪章运动即告结束。宪章运动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列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36卷第292页) [4]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5]卡·考茨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6年《新时代》第198页。”——编者注 [6]恩格斯《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编者注 [7]欧文主义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理论及其实践。欧文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社会的一切罪恶：1824年，他前往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的“新协和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和集体劳动，最后破产失败。1829年返回英国后，他先在伦敦建立全国公平劳动交换商场，试图以此避免中间剥削，后又发起建立全国产业大联合，并在一些地方再次试验共产主义移民区等，但最后全部宣告失败。晚年他继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实验，并致力于工会运动。他在《致拉纳克郡报告》（1820年）、《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年）等著作中阐述了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理想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但是他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认为靠知识传播可消除社会弊病、克服社会矛盾，把希望寄托在仁慈的统治者身上。欧文是19世纪初最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280页） [8]恩格斯《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编者注 [9]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 [10]卡．考茨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马克思在谈到《状况》时说：'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人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资本论》第1版第224页。”考茨基这里误把《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写做第1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78页。——编者注 [11]谷物法是英国从1815年起实行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税的法令。它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人谷物，从而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人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导致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因此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反对谷物法。曼彻斯特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从而开始了有组织的斗争。后来英国议会在1846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废除了谷物法。 [12]在英国，有关工人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问题的法律或法令，通称为工厂法。最早的工厂法是英国议会于1802年6月2日通过的对某些工种的学徒工加以保护的法律；1819年通过的法律完全禁止在棉纺织行业使用童工，把16岁以下的青少年工人的工作时间限定为12小时。由于缺少监督，这些法律实际上很少起作用。18世纪末即已开始的争取法定10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1833年通过的法律把18岁以下的青少年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到10小时，并设置工厂视察员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1847年6月8日，议会通过了对纺织业的女工和青少年工人实行10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这一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 [13]二月革命（见注24）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1848年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3页） [14]埃·萨克斯《图林根的家庭手工业》1885年耶拿增订第2版第1卷第9-10页。——编者注 [15]普鲁士驻巴黎公使亨·弗·阿尔宁伯爵从1844年7月底至1845年1月中前后13次就《前进报》问题同法国政府进行交涉，唆使法国政府关闭《前进报》并驱逐该报周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公使与法国外交大臣弗·基佐多次磋商后，法国当局宣布驱逐卡·路·贝尔奈斯、亨·伯恩施太因、阿·卢格和马克思等人，而最终前三位被允许留下。马克思在1845年1月25日前后收到驱逐令，2月1日下午离开巴黎并在约·亨·毕尔格尔斯的陪同下前往布鲁塞尔。 [16]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17]引自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其中“政治性的组织”在恩格斯原文中为“无产阶级的组织”。——编者注 [18]正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主要由从流亡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激进分子组成，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同盟开展各种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该组织日益具有国际性。同盟长期受威·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也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另参看注19。 [19]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革命组织，后期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逐步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并且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按照他的倡议，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同盟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同盟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181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同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该报成为1848年革命时期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指导中心。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欧洲现实政治形势而提出的立即发动革命的主张。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很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来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见注20)的活动。 [20]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错误思潮，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国际工人协会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36卷第290页）。 [21]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即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840年2月7日由正义者同盟（见注18）的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成立，有时按会址称做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见注20)成立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后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22]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2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 [23]《社会民主党人报》转载这篇文章时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指出此处无疑缺失了与《共产党宣言》及1848年革命的爆发相关的文字。 [24]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参看注300）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 [25]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不得不停刊。5月19日该报出版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参看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 [26]1849年6月初，马克思携带由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成员卡·德斯特尔开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准备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改革报》派的山岳党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日组织了公开游行。 [27]1849年5月德国一些地区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又称德国五月起义。这场运动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他们把帝国宪法视为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11卷）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评述。 [28]恩格斯作为奥·维利希志愿军团的一员参加了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可参看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 [29]卡·考茨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布伦坦是一位律师，曾是巴登起义的政治领袖，他出卖了起义”——编者注 [30]在恩格斯的原文中这里不是“描述”，而是“详细描述”——编者注 [31]《奥地利工人历书》在发表本文时删去了以下文字：“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因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鲁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编者注 [3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33]“大人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们的讽刺性称呼。这些人或者把政治活动变成升官发财的手段，或者惯于策划阴谋、制造纠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中对这些人作了透彻的分析。 [34]《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35]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编者注 [36]《奥地利工人历书》在发表本文时删去了以下文字：“但是，恩格斯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一组文章，后来，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重新兴起，这组文章在70年代又出过小册子。这部著作第一次以唯物史观对前资本主义关系作了历史性的叙述。同时，实际情况的发展向那些注意观察、而不是白日做梦的人表明；革命已暂时结束，别想在短期内再发动起义尽管这样的看法令人心情沉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没有置之不顾，而且还勇敢地阐明了这一点。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打破幻想而不是助长幻想。在1850年11月1日写的关于5-10月的时评中，他们认为商业和工业正在普遍繁荣。他们写道：‘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绝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确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会这个令人痛苦的真理。”——编者注 [37]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威·施梯伯在策划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在审判中使用伪造的文件作为主要指控证据。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恩格斯在《最近的科隆案件》（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和563-570页）中对施梯伯伪造文件的行为进行了揭露。 [38]小德意志帝国指1871年1月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其成员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又吸收了德国西南部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于1871年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把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的德意志称为“小德意志”。 [39]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时期，普鲁士国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于1741年4月10日在莫尔维茨（西里西亚的一个乡村）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占领了西里西亚。另参看注381。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地区进行了普法战争（1870-1871年）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被击溃，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 [40]见恩格斯《战争短评（十二）》，载于1870年8月2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27号。——编者注 [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1页。卡·考茨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恩格斯写给去年去世的一位忠诚的老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有一段话，充分说明了他本人的态度以及他同马克思的关系：'我一生所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相当不错。我非常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做代言人，亲自去拉第一小提琴时，我就不得不十分小心，以免出漏洞。''——编者注 [42]卡·考茨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恩格斯当时写道：'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鲁士酒精。普鲁士酒精比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手伸得还无比远。在我们看到有这种酒精的地方，这种酒精首先是用来造假。它是使欧洲南部的葡萄酒能够适应海上运输、同时又使当地劳动居民失去这种葡萄酒的工具。正如阿基里斯的矛枪治愈了它所刺破的创伤一样，普鲁士酒精攫夺了工人阶级的葡萄酒，同时又向他们提供伪造的烧酒作为补偿！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商品——酿酒业表明自己是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需求越来越有利于这里的酿酒业，这就使它（普鲁士的酒业）能够一跃而成为全世界的中心烧酒厂。在现存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这只意味着：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基干团队”的主要部分。……简而言之，普鲁士能够逐渐消化1815年所吞并的威斯特伐利亚的领土，在1848年镇压柏林革命，在1849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起义而仍然领导着反动派，在1866年对奥地利作战，在1871年使整个小德意志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烧酒酿造业。因此，德意志帝国只有通过专卖的办法对烧酒酿造者的这些功绩给予相应的回报，那才算是公平合理的。”——编者注 [43]反社会党人法又称非常法，全称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由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44]“价廉质劣”是弗·勒洛教授描述德国工业原则的用语。1876年5月10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了展览。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委员会主席、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后與论哗然。 [45]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王国军队开进了在这以前处于教皇权力控制下的罗马。根据教皇国10月2日公投的结果，绝大多数居民都赞成合并于意大利，这一地区被划归意大利王国版图，意大利完成了国内的政治统一，教皇的世俗权力也因此被废除。1871年通过的保障法把教皇的主权仅限于梵蒂冈和拉特兰宫以及城外府邸的范围以内。作为回应，教皇把夺取罗马的策划者革除出教会，拒绝承认保障法，并宣布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教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冲突延续多年，一直到1929年才得到正式解决。 [46]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47]这里指的是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俄国宣布巴黎和约有关黑海中立的条款对其失去约束力一事。 [48]《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是恩格斯应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请求而写的纪念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自从有自己的历史以来第一次掌握政权的伟大历史意义，总结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新成就。这篇文章写于1886年3月15日，载于1886年3月27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31号，发表时编者加的标题为《恩格斯的信》。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者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废除官僚制度代之以民主选举产生的、对选民负责的、受群众监督的公职人员。公社没收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并颁布一系列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令。5月28日，巴黎公社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打击下遭到失败，总共只存在了72天。 [49]赛·保尔从1883年起进行《资本论》第1卷的英文翻译工作（依据1883年德文第3版），次年爱·艾威林参与其中，全部工作1886年完成。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恩格斯校订和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于1887年出版。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参与了编辑工作，她对马克思引用的文献进行了复核。
〔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相关链接：恩格斯 FriedrichEngels DavidMcLellanVikingAdult,1978 恩格斯传 〔英〕戴维·麦克莱伦臧峰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生平 第二章历史学 第三章政治学 第四章哲学 第五章结论：恩格斯和马克思 延伸阅读 生平年表 译后记 〖作者简介〗 戴维·麦克莱伦（DavidMcLellan），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1972）、《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1974）、《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9，1980，1998）、《马克思思想导论》（1987）、《马克思传》等。 感谢小姚录入及校对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W》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Wwages工资war战争WesternMarxism西方马克思主义workingclass工人阶级workingclassmovement工人阶级运动工资(wages)工资是支付给工人作为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代价的货币形式。工资的水平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它象其他价格一样，是根据市场（这里指的是劳动市场）供求的具体情况围绕着其价值而摆动的。然而，跟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下生产出来的，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并不转化为生产价格，而对于其他商品来说，其市场价格则是围绕着生产价格来摆动的（参看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条目）。从这个意义上，劳动力的价值是不转化的。马克思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工资形式的欺骗本质。由于一日的工资是在做完一整日的工作后支付的，因此它看来似乎是支付给一日的劳动代价一样。这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工资，他们除了看到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以外，对于资本家如何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利润没有作出解释。因此，据他们看来，利润来自劳动力市场的不等价交换（参看剩余价值条目）。而马克思则认为，对问题进行这样的分析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剩余物的形式，它如同其他任何生产方式的剩余物一样，是生产的结果。不等价交换不能生产出剩余物，而只可能对它进行再分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榨取剩余物的特殊方式，只能在利用工资劳动进行生产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即在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劳动形式下，劳动和工资是实行不等价交换的。因此，就必须对工资形式本身进行分析，揭露出它的假象，即看到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剥削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构成工资货币量的数额变化之上的。工资的虚假性质是从如下事实中得出的：工资是在人们同意完成一定数量的劳动的情况下付给的，然而在这里进行买卖的实际上却是工人的劳动力。劳动力是根据它的价值来支付的，而这种价值必须小于工人可能在一天内创造的东西，否则就不能得到利润。因此，看起来支付给工人的是一日的劳动代价，而实际上支付给他或她的只是劳动力的代价，这种价值只相当于一日劳动的产物的一部分，因此，他或她实际上所得到的只是一日劳动的部分价值，马克思把这一部分称为必要劳动。在剩余的时间里，他或她创造出为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物，这部分就是剩余劳动。如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假象一样（参看商品拜物教条目），工资的形式也是现实的。这就是说，工人只有在进行一天劳动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一天的工资，假如任何人在干完他的必要劳动的时数后便停止工作，同时声称给他的工资就是完成那么多的工作的话，那么他所得的工资只能按照他完成的时数的比例而减少。说工资形式具有假象，是从在它下面隐藏着剥削这个意义来看，而不是从认为它是不现实的的这个意义上来看的。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跟他所考虑的工资支付的特殊方式相一致的推论。工资率是根据时间来确定的，比如，计时工资率是由工作日的长度来决定的。由于劳动力价值──补充工人劳动力所需要的价值量──是按照一整天的劳动来支付的，所以计时工资率就等于这一整天的价值量被除以工作的时数。因此，计时工资率是同工作时数成反比的，工资低的人，就不得不工作得最长。对额外劳动时间的支付，甚至按照高的工资率对这部分劳动进行支付，也都不能够改变确定工资率的基本方法。额外劳动时间本身也可能成为正常工作时间的一部分，对基本的和额外工作时间的相对的报酬率反映了这种情况，这时候，工人被迫去加班加点来使他或她的劳动力得到补偿。临时性工作的报酬率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确定，尽管它不能保证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因为为此所需要的就业量并不是随时可得的。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曾经认为，像低额的计时工资率、被迫付出的额外劳动时间以及临时性工作等这样一些不好的做法，会随着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而消失。他看来并没有把家庭和国家作为工人劳动力可以籍以进行补充的替代方式来进行考虑，他所设想的情况是资本可以自由地继续这些超经济剥削的做法（见“参考书目”①）。马克思并不认为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虽然这时候工人所完成的工作看起来是根据他们的生产数量来付给报酬，但是实际上每件工作的报酬，却是通过把劳动力的价值分摊在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的办法来确定的。因此，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便使报酬率降低，而不是使工人带回去养家糊口的那部分报酬有所增加。这就很清楚，工人所出卖的是他或她的劳动力，而资本家则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来利用工人的劳动力。所以，从提高生产率（榨取相对剩余价值）中获利者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但这种利益从表面上看却像是资本的产物。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率的增长，这一点在马克思考察各国工资的差别时表达得最清楚。在这方面，马克思认为：尽管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资水平在绝对值上比较高，但那里的劳动力价值却要比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低，这是因为资本积累的目的在于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这最终必须采取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的办法）来实现。由此可见，虽然工资是随着时间和资本主义经济从不那么发达到比较发达的运动过程而不断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跟生产率的相对增长是不成比例的，因此，由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他们也就受到更大的剥削。（SH）参考书目①S．德·布鲁诺夫：《国家、资本和经济政策》，1978年英文版。②N．杰拉斯：《本质与现象──马克思〈资本论〉中拜物教的诸方面》，载《新左派评论》第65期，1971年英文版。战争（war）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长恰好是在欧洲经过1/4世纪的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后，即在1815年到1854年这一长期和平阶段，这段时期可能影响他们倾向于不把战争看作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此外，他俩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进步青年，是在跟他们的志趣格格不入的普鲁士军事王朝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所制定的历史研究方法，便把经济生产作为他们的基本方法，而相对地不那么重视当时的历史编年学家所注重的战争、征服和暴力。虽然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承认冲突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却缩小了它的意义，认为征服者会不得不使自己去适应他们所发现的生产制度，正如占领了罗马帝国的野蛮人，甚至把征服民族的语言和宗教也一并接受过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81页）。不过到1848年，他们却和他们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朋友们一道，倾向于进行一场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这是一种战略，它建立在法国的革命军驰骋欧洲这一先例的基础之上，他们可能把这种情况看作会使欧洲厌恶进步并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使它革命化。从这时候起直到他们的生命结束，战争的问题本身迫使他们俩人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他俩展现了不同的而又是相互补充的兴趣，马克思的兴趣侧重于在理论问题上，而恩格斯则侧重在军事方法和技术的演进上。恩格斯曾在普鲁士炮兵中服过短期的义务兵役，并且参加过1849年德国西南部的一次流产了的起义。他在1851年写的一封信中（1851年6月19日致魏德迈）表明，他正计划从事广泛的军事研究，这种研究具有非常实际的目的，即使自己能在下一次爆发的起义中有能力进行指导。他给马克思的时事评论提供了许多有关军事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和其他作品使他赢得了军事专家的声誉。在关于当代的经济和战争的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但却从未成为定型的意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2节）和其他地方，他们承认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大约到1800的年为止，在这个以商业资本为主导的时期里，发生了许多由于商品竞争的尖锐化而引起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然而，他们对于晚些时候出现的产业资本主义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应当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回到他早先在《神圣家族》（第6章第3节）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直观。根据他们的看法，拿破仑迷恋于战争和荣誉本身，从而没有通过开辟市场来扶植法国资产阶级，反而把它从工业建设的道路上拖开；这也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恰当的看法。在1849年，马克思把他的这种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和平概念扩大到金融贵族，认为它经常希望保持和平，因为斗争会使股票市场不景气（参看《法兰西阶级斗争》第1节）。他在1853年6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宣称，除了经济危机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起战争的传闻，然而经济危机看来可能更多地是依据政治的原因而不是严格的经济原因来挑起战争（参看《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当时，欧洲已濒临克里木战争（1854—1856年）的边缘，这个战争是欧洲的一系列新的冲突的第一个回合，马克思怀着激动的心情来注视这场冲突。在战争爆发以后，他注意在同盟国方面的经济动机是跟政治的动机掺杂在一起的。拿破仑第三需要军功来照耀他的那顶不光彩的王冠，而帕麦斯顿则企图转移议会改革的要求。把战争谴责为各国政府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害，这是马克思的思想中的一种自然倾向。另外，他和恩格斯以及在他们以后的列宁，都始终坚定地反对和平主义。这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要考虑的是沙皇俄国这个“欧洲警察”的干涉，因为它曾促使1848—1849年期间的各国革命的失败。在他们看来，一次反对尼古拉一世的战争若能成功，那就会解放俄国并重新开辟欧洲的进步的道路；如果能够把各国政府之间的常规的格斗转变为具有原则性的真正的人民革命战争，那就更好了。因此，他们不喜欢那种有可能而且应当进行得坚决、但却远不如他们所感到的那般坚决的斗争。恩格斯曾对指挥者的无能表示痛惜，认为这是“战争艺术”的衰落；马克思则担心斗争会消失，并对“现在的驯服的人种”摇头叹息，仿佛认为文明在工业繁荣的咒语下已被宣告失败，只有进行最热忱的斗争才有出路。他们讨厌那些把科布登主义的谩骂跟他的关于虚假战争的抱怨掺合在一起的磨坊主人。从这种对革命战争的想象或幻想出发，对于随后发生的（直到1870年为止）的斗争，他们只能给予有限的支持。这些就是“资产阶级的进步的”战争，或民族解放战争。然而，社会主义者不能去指导这种战争，但却可以去支持任何表现出有利于工人阶级前途的一方。在这些战争中有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密切地注意这次战争，并且怀着希望北方取得胜利的热望。恩格斯作为军事观察家，对南方的斗志和军事技巧表示很不赞赏。马克思则在分析那些据说是有利于北方因素方面表现得比较活跃。在1866年奥普战争爆发的时候，第一国际已经存在，当时它通过一项决议（并不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谴责统治者的纷争破坏了和平，主张工人阶级应对战争持中立态度。但是，这场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却带来了德国的统一（继意大利的统一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于这个统一是由上面（俾斯麦和普鲁士军队）而不是由人民群众来实现深表遗憾，但是他们仍然欢迎这一变化，认为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而加速工人阶级的发展。他们倾向于把1870年战争看作是由于拿破仑第三（他们对他一贯痛恨）挑起的，而德国方面则处于防御地位；但是他们同时号召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实行兼并，并争取跟法国工人进行和解。客观的事件和进一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对于战争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原先看法。奇怪的是，恩格斯比较不那么愿意把战争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上。至于马克思，当他在1857年左右（在《大纲》中）致力于解开人类早期历史之谜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战争至少在某些时代曾经是基本的因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0—520页），看来他的朋友并没有读过他的这段论述。马克思在那里写道，对土地的争夺，势必使打仗成为一切原始的农业共同体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希腊，打仗成为一项重要的集体职能，而城市则随着成为作战的组织中心而发展起来。战争和征服也同样是罗马人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终于使罗马共和国由于奴隶制和形成社会不平等而被颠覆。相形之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重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条主要原则，对任何认为历史主要是实行暴力的观念加以嘲笑。他在10年后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各章的详尽补充。这篇文章论述了德国从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他试图证明：俾斯麦把日耳曼小国的大杂烩一扫而光，从而无意地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事情，而他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只不过是要暂时付出的代价；西欧已经形成了少数巨大的民族国家，而在这些国家之间的国际和睦对于工人运动所谋求的进步来说，是很重要的（参看《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篇东西没有写完，大概是恩格斯对于自己的论断失去了信心。与此相近的另一条思路，是多年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如拉法格）视为可行的一条思路：1848—1949年间发生的事件以及他们把克里木战争仅仅当作假想拳击赛的看法，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军队只不过是旨在管制本国人民的宪兵。马克思写道，中产阶级在1848年后由于害怕工人而转向政府和士兵请求保护。“这就是欧洲各国的常备军的秘密，不知道这个秘密，未来的史学家就不能理解他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7页）。他在评论西班牙的反革命时所讲的话，对于19世纪大部分以至整个20世纪的西班牙军队都是适用的。此外，军队还惯于从其本身利益出发来插手政治。这是马克思所考虑到的另一种威胁，特别是当他看到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得以利用法国军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对阿尔及尔进行野蛮征服的训练中培养起来的）来进行他的政变并取得王位。马克思知道，军队对群众具有某种号召力，这不仅是由于沙文主义的感召，而且，从士兵的想法来看，军队还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马克思曾写道，法国的农民对战争和荣誉具有最强烈的爱好，因为军队吸收了农村的过剩人口（参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7节）。不过，从1848年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张废除常备军，但不是采用以法国国民自卫军为模式的中等阶级民警来代替它，而是代之以一种更为民主的“全民武装”。很可能，恩格斯其所以在60年代热诚地投身于自愿军运动，是把这种运动看作是朝这一方向迈进的一个步骤。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社会民主党都提出了上述要求。然而，各国政府却都在普遍征兵制的基础上扩大自己的常备军。恩格斯（还有列宁）怀有这样的希望，即无论实行何种办法，政府都在对群众进行武装训练，而群众最终会利用这种武装来推翻它们（参看《反杜林论》第2篇第3章）。同时，恩格斯对于军队的过分的庞大日益感到不安，当时的军队几乎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一个等级。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军队变成了目的本身，而国家则只不过降低到附属品的地位，其职能仅仅在于给军队提供给养（参看《反杜林论》第2篇第3章）。在以后的年代里，他越来越对战争的危险感到担心。这时候，由于各国社会党在不断壮大，看来它们不久就能够掌权，所以也就不可能有“革命战争”的想法，而且也不需要这样一种战争了。同时，如果使用可怕的毁灭性的新型武器来进行战争的话，那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打击，而且也是对文明的打击。他在写给拉法格的一封长信（1886年10月25日）中谈到巴尔干的危机和各种挑衅的势力（其中包括野心勃勃的法国将军布朗热）时说道，如果战争爆发的话，那么它的真正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动乱。“因此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可是到1891年，他的说法又有所不同：德国应当准备防御如今已结成联盟的俄国和法国的进攻（参看1891年9月29日致倍倍尔的信）。他的这些话在1914年被人引用了，其实他是忽略了：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了解哪一方是侵略者是有困难的。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前，他怀有一种奢望，即新的武器库会使战争的危险变得更加无法估计，以致没有任何政府胆敢冒此风险，而大陆上所划分的各种联盟可能会消失（参看1895年1月22日致拉法格的信）。显而易见，在事件迭起和国际关系趋势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恩格斯的想法是起伏不定的，他的逻辑往往不是容易理解的，而且没有一个观点是清晰的。他的后继者们继承了这种不断加深的困惑思想。随着1914年的临近，在第二国际（它的领导层大多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召开的12次代表大会上，都主要讨论了战争危险的问题。法国社会党人饶勒斯曾在1905年对一次欧洲战争的后果作了两个方面的预测，这些预测都证明是正确的：一方面是这次战争会引起革命的爆发，而这是值得各国统治阶级永远记取的；另一方面则是这次战争还会导致一个充满民族仇恨、反动和独裁的时代的到来（见“参考书目”⑥，第126页）。考茨基，这位在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曾考虑到战争往往要比革命更能把僵化的社会制度片片瓦解；作为历史学家来说，他满可以为自己有这种见地感到欣慰。然而他同时也像恩格斯一样认识到，对革命的恐惧可能会导致一个不稳固的制度把战争作为出路来孤注一掷；不过他比较热切地希望起义的阴影会起一种相反的作用，就是使政府出于恐惧而不去大动干戈。他曾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遏制各国政府不敢发动战争达30年之久，否则的话，战争早就爆发了。但是，他认为前途仍是愁云密布。每个统治阶级都指控它的邻国在阴谋反对它，于是，仇恨便被煽动起来，成为歇斯底里狂热；帝国主义的扩张肯定使军备进一步扩张，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以至达到极点和爆发点。除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变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这种倾向（见该书英文版第149、154页）。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那本使他入狱18个月的书中写道：帝国主义是一种“如此复杂的、多形态的、多方面的”现象，以致很难对它进行剖析。他认为，军人和资本家彼此没有好感，尽管他们都把对方作为不可缺少的讨厌东西来加以接受。从财政上说，军队就象童话故事《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人一样贪得无厌，虽然大部分的负担仍是压在工人的头上（见“参考书目”⑤，第9、41、48—52页）。这样一种议论，固然说不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是战争根源的直接论断，不过我们从《资本论》中还没有发现并无法引申出这样的论断来。但是，从《资本论》写成以后，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普遍发展起来，而且在近几十年来它的结构也在改变，金融资本的集中在迅速进行。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代里，资本主义看来是日益理所当然地被谴责为热衷于发动战争，尤其是因为它的代言人如此大言不惭地主张贸易必须跟随大炮而来，主张各国必须参与生存的斗争，否则就会屈居下风。在1912年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宣称，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制止这场灾难发生的话，它们就应当努力使敌对行动停止，并且利用所引起的危机来推翻资本主义；因为对于工人来说，为了资本家的私利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当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国际便毫无希望地分裂了，社会主义运动也从此分裂。列宁把这种分裂看作是资本主义从战争中所得到主要收获之一。他在1914年10替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份宣言中，列举了战争的种种复杂原因：军备的扩张，争夺市场斗争的尖锐化，旧君主国家的王朝利益，以及旨在愚弄和分裂工人的企图；而工人必须以变战争为国内战争来回答它（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568—574页）。他在1915年夏天针对右翼社会党人写的长篇论战文章中指出，在历史上没有“纯粹的”现象，而只有混杂的东西。塞尔维亚的民族权利只不过是锅里的一味佐料，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一味。实质上，所有的政府都一直在准备这场战争，它们都是有罪的；要问谁先动手是毫无意义的；在目前的情况下重新搬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代里讲过的关于“进步”战争的话，是不老实的（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14—665页）。当然，布尔什维克可以说是比其他社会党更加希望从本国的失败中得到什么，因为他们的力量很弱，所以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掌权的机会，何况这种机会是遥遥无期的。可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列宁越来越多地对资本主义的战争罪责进行谴责，虽然资本主义在俄国也比其他国家要弱。资本主义的罪恶这一命题，贯穿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中，同时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这部著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然而，这两本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1919年3月，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地肯定了这样一种分析，即大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矛盾及其所决定的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而引起的。当时，俄国正经受着中一种斗争的考验：内战跟外国武装干涉结合在一起。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1919年12月5日）中，就此作出几点政治结论。他认为：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它是政治的缩影。他还相信这次斗争要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快地使投入斗争的工人和农民受到教育。在大会结束的时候，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托洛茨基指出了一些具有现实的、常识意义的军事教训。据他看来，战争既不像传统的军事家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具有永恒规律的科学，也不像某些热情的青年人所想象那样，可以根据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出的一些条条来像下棋一般加以指导（见“参考书目”⑦，第113页）。在1918年以后，共产党人很快就提出了关于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警告。鉴于1941—1945年大战的经验和这次战争给俄国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马克思主义者（除中国的以外）非常强调防止战争，把这看作是人类最迫切的需要。在1961年发表的一个公开宣言，实际上是否定了毛主义的冒险主义和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说法，其他共产党则认为（虽然提法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战争是通向革命的途径。与此同时，对于战争和社会的历史研究也活跃进来，虽然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争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方面作了许多宝贵的贡献，他们强调指出德国大企业对于战争所应负的责任，而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则把这点给模糊了，他们把这场战争单纯作为反对希特勒或纳粹主义的战争来看待。但是，尽管在本世纪出现了列宁关于战争的学说，实际上还不能够说已经有了一种广泛的、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战争原因的学说。在各种各样的设想当中，恩格斯在他逝世那一年所提出的认为战争很可能由于过度贮存军备而爆发的设想，看来最切合今天的情况。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由于殖民地解放战争的进行，便有必要形成一些更新鲜的思想。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欧洲内部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所给予的支持比较起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给予殖民地解放战争的支持更加明确；事实上，殖民地起义是十分普遍地由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恩格斯经常写一些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海外民族运动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印度的民族大起义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他是秉着对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精神写这些文章的，但是同时却怀有一种期望，即预期帝国主义通过对僵化了的旧制度的摧毁而证明它具有一种非出于其本意的革命意义。他对当时缺乏组织和领导的印度人、波斯人和中国人的作战能力，一般估计得非常低。托洛茨基在内战期间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是坚决反对游击战争的策略的，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东西，并且没有用处。后来的经验表明，在坚强的政治领导下的游击战争，是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像毛泽东和武元甲这样的人却认为应当尽快地建立起正规军，而把游击队作为辅助手段。目前，殖民地的解放战争已在广大的区域完成；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了战争，这种战争的原因是有待探讨的（参看民族主义条目）。（VGK）参考书目①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第3卷，札记E：“马克思主义对战争的态度。”②W．H．夏龙勒和W．O．汉德逊合编：《军事评论家恩格斯》，1959年英文版。③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1889—1914年）》，第3卷，1956年英文版。④武元甲：《奠边府》（修订本），1964年英文版。⑤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1973年英文版。⑥玛格丽特·皮斯：《让·饶勒斯──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1916年英文版。⑦列甫·托洛茨基：《军事论文集》，1971年英文版。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本世纪20年代，源自于中欧和西欧的一种哲学的和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对正在使俄国革命成果成为法典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前者后来被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它把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重点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转向文化、哲学和艺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一种个人和流派的松散的集合，他们当中有意大利的葛兰西，中欧的卢卡奇和科尔施，而从30年代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在维护这种思想风格中起着主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戈尔德曼和联合在《现代杂志》（萨特、梅洛-庞第等）和《论辩》杂志（勒费弗尔等）周围的一些集团，组成了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派（见“参考书目”⑧）。在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的几代，特别是在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当然，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在西欧还有其他许多拒绝接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式，其中包括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荷兰的”马克思主义（潘涅库克）。俄国革命赋予列宁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崇高的威望，因此，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声称并且相信他们是在列宁主义的框架结构中工作的。当卢卡奇和科尔施在1923年分别发表了他们的基本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共产党的忠诚的理论家。然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对他们的论著作出敌对的反应，于是，科尔施终于被德国共产党开除了，而卢卡奇则作了一系列的“自我批评”，跟他原先的观点划清界线。尽管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跟传统的列宁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在跟共产党的关系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葛兰西、卢卡奇和萨特，都走过了复杂而曲折的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哲学的形式，但却以哲学的论道来衬托出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反对立场并不单纯源自于形而上学的差异；它的哲学方向暗示出、有时甚至阐明了那些跟列宁主义相抵触的政治组织原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那么倾向于先锋队的党，而更多地倾向于委员会和其他各种自治形式。他们的理论和原则也往往打上某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后果所带来的烙印，这指的是20世纪西欧革命的毫无例外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部分地被看作是对这些失败所作的哲学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注重有关文化、阶级意识和主观性的范畴。他们跟从考茨基直到布哈林、斯大林这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断然决裂，后者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一种制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原著的研究，比较多地注意分析“主观的”结构──商品拜物教、异化或意识形态，而比较少地分析那些“客观的”结构──帝国主义或积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这种地位经常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困扰。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著，都把马克思主义誉为一门有关历史和自然的普遍学说。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定义接近实证论，即把社会科学归结为一种自然科学。而实证论的研究方法则有损于主观性和阶级意识的批判范畴，因为这些范畴是跟纯粹的自然不相干的。无论卢卡奇（见“参考书目”(11）还是葛兰西（见“参考书目”⑤）都基于同样的原因批判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即认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学。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文化的和意识的理论；为了突出这些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社会的和历史的现实。据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而是一种社会理论。为了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从实证主义和粗糙的唯物主义中挽救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断言马克思并不是单纯地提出一种改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批判。在卢卡奇的最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叙述中（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种趋向于乌托邦的冲动力），竟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旨在取消政治经济学或从经济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认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本身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推翻的一种经济统治状态。科尔施曾提醒说，马克思把他的所有的主要著作都加上“批判”的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并不由于社会发展的新规律的发现而濒于枯竭；批判本身还要求跟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文化进行一种思想上的接触。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哲学的死亡，然而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哲学的真理，直到这些真理以革命的方式转化为现实。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地概括了哲学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是解放的心脏，而哲学是解放的头脑，两者都至关重要。“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跟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交锋──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核心，这些论著带有一种乌托邦色彩的解放精神，而这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则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几乎就是回到早期马克思的同义语。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内容，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反哲学唯物主义的那种流传甚广的看法来说，不啻是一种纠正。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然而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恰好是在不再维护一种简单的、消极的唯物主义这一点上实行了转变。费尔巴哈没有能够把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真理纳入自己的观点，同时由于他未能把思想和哲学的批判作用概念化，于是他的唯物主义便充满了清净无为主义。马克思几乎没有对哲学提出一种辩解，他一再强调关键在于改造世界，而不是单纯地了解世界。不过，他确实为哲学事业作出贡献。一个世纪以后，阿多尔诺在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一开头就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视为对哲学的维护：“一度呈现枯萎的哲学，由于人们错过了认识它的时机而又成活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和概念跟黑格尔相呼应，而且它的学者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德国唯心主义的熏陶。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根源，是整个传统的特征，在这种传统中产生了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科叶夫的《阅读黑格尔著作导论》以及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之类的著作。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黑格尔主义的传统仍然存在或是已经确立的地方出现。在中欧，威廉·狄尔泰恢复了对黑格尔的研究；在意大利，贝特兰多·斯巴芬塔、卓万尼·詹蒂尔和贝奈戴托·柯罗齐的黑格尔主义滋养了葛兰西；在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科尔夫、让·依波利特和让·瓦尔就已经把黑格尔介绍给法国公众。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鲜明的黑格尔主义的特色（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意义上理解），使它有别于其他形式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诸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前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后者则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黑格尔的主义概念。如果追溯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根源的这种做法看起来是与世无争的话，那么它在对恩格斯和自然辩证法的评价上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领域。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创立的，因此要想分开他们各自的贡献是毫无意义的。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它们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种权威性的阐述而深入人心。恩格斯在这些论著中断言：“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运动……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它对自然和社会都是同样有效的。由于这一原则肯定了辩证法是一种普遍的科学的规律，这就足以证明它是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持不同的看法，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就批判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据他看来，把辩证法延伸到自然界，就会使历史的独特领域──主观性和思想意识──黯然失色。这是因为“辩证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历史的演变……都不包含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之内。”在指责恩格斯曲解马克思方面，卢卡奇是最突出的、但不是最早的批评家。走在他前面的有几位意大利的黑格尔主义者（柯罗齐和詹蒂尔）以及一些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沙尔·安德雷和索列尔）。不过，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问题不在于恩格斯本人如何如何，而在于他所册立的自然辩证法，尽管这种看法还时有反复。苏联马克思主义坚持信奉自然辩证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抛弃了它。他们认为，物理和化学的事物不属于辩证法的范围；此外，自然辩证法转移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固有领域即社会的文化和历史结构的注意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他们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引申出来的每一个概念来解释社会意识的形成和蜕变。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案，是通过他们跟资产阶级文化的智能和物力实行某种结合来勾划出来的。他们相信这种文化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性，因而不能单纯地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事物而加以排斥。他们还认为应当放弃有关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种比较常用的马克思主义图式（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因为它们无助于说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真实情况和固有性质。为了说明资产阶级文化并解决其中疑难，他们重新发现或发明一些新概念，诸如虚假意识、物化以及文化领导权等等，这些概念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著作的书名上（见“参考书目”④、⑥、⑩）。从这样一种方针中产生了几种后果。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葛兰西到马尔库塞）把知识分子提高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上。知识分子绝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这是为了保持对资产阶级文化了解所必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包括文学、音乐和艺术。他们还越来越多地进入对流行的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认真研究，因为据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就象劳动过程那样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还有过而无不及。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当中一些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求助于精神分析理论（参看精神分析学条目），这种理论不仅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尖端，而且能够阐明个人是如何地接受文化知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和理论的公式在融合到政治的公式中以后，也就对列宁主义提出了挑战。象主观性、意识和主动精神这样的哲学概念，便转化到诸如工人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这样一些政治组织上，这些组织看来能够比先锋队的党更为忠诚地从政治上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从而成为一种稳固的利益和值得捍卫的客体。这种情况同南斯拉夫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实践集团的马克思主义有相似之处。在这种比较政治化的领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跟20年代期间使列宁主义受到困扰的“左派”共产主义这一大异端邪说沆瀣一气。批评家们经常指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左倾主义”是有道理的；毫无疑问，“左派”共产主义者以更为强烈的方式来表达类似的政治原则，虽然他们的哲学味道并不那么浓。他们也开始同样地关心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并且得出列宁主义未能正视文化统治这种现实的结论。他们认为，列宁主义的这一缺憾是由于它来源于俄国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在政治上不够强大的国家。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列宁主义并不是被设计用来跟那种广泛的、近似民主的文化统治实行竞争。根据这些原理，“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应当成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正当工具。文化的解放是不能依靠上面的发号施令来实现的，这是因为等级制组织所不断重复制造的那种文化依附现象已经使无产阶级变得麻木不仁了。而在独立自主的工人组织中，解放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便能结合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共产主义者，包括荷兰学派（潘涅库克、哥尔特），还可能包括卢森堡在内，他们的见解是跟卢卡奇、科尔施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致的。一些评论家认为，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并背离了唯物主义，因而它便构成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同时，他们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发现了唯心主义和跟党派日常生活现实的远远脱离。可是，不应当忘记，马克思本人也往往不介入日常政治。此外，工人阶级运动的斯大林化和迫使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流亡异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很难吸引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投入现实的政治。不管怎么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毕竟在一些往往被人忽略的领域中创造出一种咄咄逼人的作品，这种作品的出现是由于传统的经典学说的缺憾所引起的，然而他们却不时因此被指责为离经叛道者。(RJ)参考书目①西奥里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3年英文版。②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1976年英文版。③安德鲁·阿拉托和保罗·布雷恩斯合著：《青年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79年英文版。④约瑟夫·加贝尔：《虚假的意识──一篇关于物化的论文》，1975年英文版。⑤安·葛兰西：《关于对人民社会学的企图的批判笔记》，载《狱中笔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⑥诺曼·古特曼和昂利·勒费弗尔合著：《神秘化的意识》，1936年法文版。⑦罗塞尔·雅科比：《失败的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貌》，1981年英文版。⑧迈克尔·凯利：《现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1982年英文版。⑨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⑩乔·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⑪同上作者：《技术和社会关系》（1925），1966年英文版。工人阶级（workingclass）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并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力量，“未来是属于这个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9卷，第154注释，第632—633页）。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概括如下：“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260页）。最后，各地的斗争集中起来，通过现代的交通工具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19世纪后半段，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情况大体上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期，虽然具有特色的政党组织的建立相对说来比较晚，除了德国和奥地利以外，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末就有了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可是，接着就开始出现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的怀疑，这最早是由伯恩施坦提出的，他对阶级不断地发生两极分化和实行革命对抗的思想提出质疑，而主张实行一种比较渐进的、和平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从这时候起，工人阶级运动便明显地分裂为改良主义的（参看改良主义条目）和革命的两翼，但也有各种持中间立场的，其中之一是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领导的奥地利社会党（SPö）。这种分裂在俄国革命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时候成立了各国共产党和第三（共产）国际，它们跟老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分庭抗礼（参看共产主义；国际；列宁主义条目）。修正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但这场争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关于基本原则的争论，它必须考虑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现实的社会情况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前途。在这方面，出现了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人阶级中只有少数人才培养起一种革命的阶级意识（例如象英国这样一些国家，在美国则只有极少数人如此），而且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意识曾经深深地扎根在整个阶级之中。还有，在本世纪中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农民社会里，而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情况曾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列宁虽然没有就每一个具体情况作出回答，但却一般地认为：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己获得革命的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必须由政党（它由忠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组成）从外部输送给它。卢卡奇则更多地从理论上阐明了同样的观点（见他在1923年著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卢森堡，则批评列宁的这种学说，认为它试图以党来代替阶级，从而导致党对整个阶级的专政。不过，从外部输入革命意识的思想，还遇到另一种困难，这种困难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趋于明显，这就是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的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只赢得工人阶级中很小一部分人的支持。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列宁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把工人阶级运动中改良主义归结为工人贵族日益扩大影响的结果；然而，近来这种观念渐渐跟认为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阶层已经资产阶级化这种看法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消极的估计。这种消极主义已经由跟法兰克福学派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地表达出来。他们承认西方工人阶级已不具备革命性，从而使他们急剧地贬低工人阶级的作用，并且极力去寻找现代社会中的其他革命力量（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的动乱期间），这些力量包括学生、青年、被剥削的种族集团、以及第三世界的农民等等。然而，还有这样一个广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它以一种居于上述两种立场中间的地位，把20世纪工人阶级政治的发展解释为通过继续不断的改良而比较渐进地取得政权，即奥托·鲍威尔所说的“缓进革命”，其结果使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经济的逐步社会化，并最终建立起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这种概念也就引起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二大问题，那就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人口中，工人阶级所占的比重是否在持续不断地、不可挽回地下降？这个问题是跟中等阶级的增长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在两部分人之间正展开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中等阶级的一些阶层正在“无产阶级化”（见“参考书目”②），或是认为出现了一个从事通常认为是中等阶级职业的“新工人阶级”（见“参考书目”③）；另一部分人则把中等阶级看作是有其特色和不断发展的一类人，这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特点（脑力劳动和从事监督管理）、市场状况以及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向社会主义的前进都决定于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结成同盟。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认为只要继续“向社会主义进军”（熊彼得）就绝对要依靠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因为它始终是实行彻底变革的最强大的政治力量。（TBB）参考书目①麦克斯·阿德勒：《工人阶级的变态？》（1933），载博托莫尔和古德合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书，1978年英文版。②哈利·布拉维尔曼：《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年英文版。③谢尔治·马勒：《新工人阶级》，1975年英文版。④米歇尔·曼：《西方工人阶级中的意识和行动》，1973年英文版。⑤亚当·普尔泽沃尔斯基：《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阶级──从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到目前争论为止的阶级形成过程》，1977年英文版。工人阶级运动（workingclassmovement）说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的东西，这种说法大有估计偏低之弊。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工人阶级运动的编年学和类型学方面发表了许多见解。但是，就工人阶级运动而言，比这些意见更具有意义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即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从这种运动中形成甚至由它决定的。这种认识应当不会使历史唯物主义者感到惊奇。历史唯物主义其所以跟其他思想体系有区别，正在于它从属于历史上实际存在（或变化中）的、并且可以通过阶级来理解和改变的各种运动。阶级运动先于关于它的发展的任何科学而存在，而这种科学只有当通过阶级运动表现出来的时候，才具有历史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发现反映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即认为工人阶级运动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一部分：“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润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正是从工人运动中出现了适合于改变世界的理论。在以后的历程中，即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宪章运动、1848年革命及其余波、芬尼党人运动、英国工联的发展、“由劳动者自己组织的合作工厂”的出现、巴黎公社以及第一批工人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等等，每一个事件都为思想的形成提供严酷的考验，这种思想便是为人们首先是它的敌人所逐渐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关系中，有四个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中期，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开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恩格斯在1842年和1844年间考察所得的并随后转告马克思的有关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状况和政治团体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强调生产而不强调竞争，强调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特点，强调国家是私有制的压迫工具，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阶级运动而不单纯是一种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社会运动”进入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是相反。从19世纪40年代起，阶级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蕴藏着表现潜力的群众运动，这时候，孕育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矛盾则成为一种植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物质现象，而不是一种源自于抽象或自然的现象。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外在的事物（关系）也就是内在的东西。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4世纪里，对工人阶级运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主要政治问题有以下这些：（1）工人阶级运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超出它的范围？（2）那种用以取代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主张“社会生产由社会有预见地进行监督”的“劳动经济学”，究竟在什么地方？又如何加以实现？（3）工人的团体──不论是工会、合作社还是政治团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如同中世纪的市府和公社对于中等阶级（Bürgertum）那样”？（参看马克思对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的报告第6条，1867年英文版）。（4）能够使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资本论》第3卷，第49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新生产方式出现的那些矛盾，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又在什么地方？（5）如何能够使部门斗争成为普遍斗争的现实可能性得到表现而不受抑制？第二个重要阶段是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实际经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可以通过《法兰西内战》的草稿和原文来追溯。这使得某些分析家发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出现的一次革命”。公社从实践上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跟经济分割开来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它提出工人阶级运动的目的与其说是夺取国家政权，毋宁说是以新的政权来代替它；它还把认为由于现存的必不可免的自然分工而使工人不能管理国家事务的“这一整套骗局”一扫而尽。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修订了在《共产党宣言》时期所着重强调的若干观点。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第三个新阶段，所经历的时间比较长。这个阶段开始于各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重大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影响。在第二国际时期（参看国际条目）所出现的把工人阶级从政治上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时机或在这方面的限制，都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素材。当时，第二国际所主要考虑的事情，也就是参加该国际的各国工人阶级运动所经常争论的事情，有如以下这些：如何庆祝五一节；工会、罢工和总罢工在劳动解放中的作用；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的问题；改良的作用──是革命的阶梯还是绊脚石；资本主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改良主义解决其矛盾；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性质，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的时机及其遏制的因素；有觉悟的工人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沿着工人运动所必要的新路线去克服自发性的局限效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划分以及组织僵化的铁律（见“参考书目”⑪，并参看精英条目）。所有这些争论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工人阶级运动来说，象是一日三餐那样不可缺少。然而，从这些争论中提出了分裂的路线，而工人运动则按这些路线分裂出“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和“伦理”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工团主义分子”。这些争论继续贯穿到下一阶段，即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的第四个阶段──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在截至1921年那些动荡年代里对欧洲各地的牵动。不过，这时候的争论是在由这些事件所改变的条件下进行，并且导致永久性的组织分裂，即形成了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以及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工会运动。在后革命的“社会主义”制度内，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运动的思想已发展成为教条。它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则发展成为试图对为什么思想会跟运动脱节这个问题作出的解释，其答案则有帝国主义、兼并、改良主义的成功、镇压以及文化领导权等等。从本世纪20年代早期至60年代后期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运动之间的主要的、悲剧性的关系（至少从政治观点来看如此），是它们之间的疏远以至冲突。历史并没有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14年以前的想法来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未完成的任务便是去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思想，其正统观点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通过恩格斯对英国的阅历（这种阅历贯穿在他的一生中）而确立起来，并且一直相当稳定。这种观点是：个人的抗议被地方的或部门的斗争所代替，这些斗争一开始如不是具有狭隘的经济性质，便是具有狭隘的政治性质，从而不能明确地同所出现的资本主义有关范畴进行对抗。同时，这些斗争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无组织的，它们只是慢慢地才转变为具有规章制度、合理的工作步骤和内部分工的正式组织。当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偏离整个阶级的目标而趋向于特殊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职业团体的利益、以及民族或准民族实体的利益的情况。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要求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即“以一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来代替地方和部门的斗争。这就要采取一种协作的政治形式，以争取国家政权。尽管有种种阻挠和挫折，工人运动（包括政治的和产业的）的不同派别，还是不屈不挠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地地道道的阶级运动。尽管这种发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不平衡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样地估计到这一点，认为这种情况是会被克服的。《共产党宣言》就有这样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先进的部门将带头，而所有其他的部门最终将会跟上。发展会是不平衡的，不过它们同样地会汇合在一起的。这些正统观点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它们对于实现上面提到的未完成的任务来说，并不是始终有帮助的，而且近年来它们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受到挑战，在这里，有三方面的论著值得一提：首先，一些工党史学家们试图绕到在20世纪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背后，去寻找所谓“原始的”和“空想的”运动形式（参看空想社会主义条目）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创造性，他们把这些运动看作比先驱者有过而无不及的东西；其次，女权运动者则试图绕过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工人运动结构和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运动史的观点的背后，去发现人类的半边天是如何地从历史上（甚至包括他们的最活跃和最有创造性的过去）被隐没的（参看女权运动条目），性别问题如今是作为一个独立于阶级而又与阶级有关的问题来看待的；最后，那些致力于推行“文化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学者们，试图绕过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关于“生产”结构的观点的背后，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过程的思想不仅推回到“经济”生产的范围，而且还推回到文化和政治生产的范围。在所有这三种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中，都对关于工人阶级运动发展中的先锋队成分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而且较少地提出关于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进化观点，此外，一种从工人阶级观点出发来看该阶级的作用问题的创造性思想，也正在重新形成，但这方面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曾受19世纪中期那种把工人阶级运动跟历史运动混为一谈的看法的影响，而变得毫无生气。（SY）参考书目①罗宾·布莱克本编：《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本》，1972年英文版。②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1961—1971），第1—2卷，1966—1980年英文版。③D．考特：《1789年以来的欧洲左派》，1966年英文版。④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7卷，1953—1960年英文版。⑤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编：《马克思主义史》，1—4卷，1982年英文版。⑥J．库钦斯基：《工人阶级的兴起》，1967年英文版。⑦S．罗伯瑟姆：《从历史上被隐没的》，1973年英文版。⑧琼斯·斯迭德曼：《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73年英文版。⑨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英文版。⑩R．威廉斯：《政治学与文学》，1979年英文版。⑪R．米歇尔斯：《政党》（1911），1949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V》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VValue价值valueandprice价值和价格valuecompositionofcapital资本价值构成valueoflabourpower劳动力的价值violence暴力vulgareconomics庸俗经济学价值(value)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可认为是他思想主体中最有争议的概念。非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地宣告价值概念是马克思主要的逻辑错误的根源，而不管承认马克思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见解（庞巴维克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仍然是最有权威的论述，见“参考书目”①），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价值概念也是有极大争议的问题。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对资本主义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价值概念是多余的；因此，在对剥削进行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价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价值概念是成功地理解货币、资本和资本主义动态的基础；因此，没有价值概念，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崩溃了（前者见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1977年英文版；后者见“参考书目”③、④、⑤；同这两者观点极不相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见“参考书目”⑥）。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社会性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力的耗费。价值不是一种技术关系，而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社会关系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从而表现为这种物质形式的属性。这首先表明，人类劳动作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完全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对价值这一概念的分析同样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其次，这也表明，价值不只是一种精神中存在的概念；它具有一种现实的存在，价值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由于这种形式就是商品。因此，这就决定了商品是马克思分析的出发点。马克思在他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最后著作之一中，把他论述的程序总结如下：“……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来我就来分析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参看使用价值条目）。由于商品是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物，因此，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被定义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比例。因而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但是，这是一种使人误解的说法。交换价值总是随时间、地点和环境不同而不同，一个商品所具有不同的交换价值，同它所交换的不同的商品一样多；在某种意义上，同它交换的每一商品也同样如此。因此，存在着使所有的相互交换的商品相等的某种东西。这就是说，交换价值是同它相区别的某种东西的表现形式。这种等量的共同因素不可能是商品具有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属性，因为它们是异质的。在交换过程中，表示同质的某种东西，并且所有商品都具有唯一的共同属性，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交换过程使生产商品的的所有不同类型的劳动在质上相同，生产商品的这种同质劳动叫做抽象劳动。价值就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或物化，价值的表现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因而商品不只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还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从庞巴维克以来，批评者们都把《资本论》第1卷开头几页的论证，解释成马克思试图证明价值的存在，典型的是认为，这一未被证明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因为马克思忽视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其他共同属性。例如，所有用于交换的商品，对它们的需求相对都是稀缺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物就可以无偿地赠送，而不要进行交换），因此，在心理学上，即在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动机上，也能发现马克思所探寻的共同属性（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走的路线）。从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角度来看，这种论证是极为有力的，但是，它没有考虑到马克思极不相同的哲学传统；马克思并不是通过得出我们所体验到的全部现存的异质商品共有的某些（任意的）抽象属性，对价值的存在提出形式上的论证。相反，他分析的是实际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典型关系──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的交换关系。这是因为：首先，政治经济学范畴是特殊生产关系的必然反映；其次，正是通过对这些范畴及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批判性的考察，资产阶级关系的内容才得到阐述和揭露。形式上的、非辩证的分析永远领会不了马克思对价值的分析，因为它同所涉及的具体关系没有任何内在联系。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在得出作为抽象劳动对象化的价值定义之后，马克思进一步对价值的计量作了考察。价值是用生产商品的平均的必要的时间单位，通过对抽象劳动的计量来计量的（参看社会必要劳动条目）。因而，在所有生产者生产率普遍提高，劳动时间缩短时，商品的价值就下降。因此，商品价值的变动同对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成正比，同生产这一商品的具体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在简要考察了同其表现形式相独立的价值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证明了交换价值是怎样成为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的。直到目前为止，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利用交换价值引申出交换价值，然后再利用价值引申出交换价值，这终究似乎还表明了某种循环论证。但是，这采取的又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它并不适合对本质和现象，或者内容和形式问题的说明。鲁宾对这一点作了评论：“人们不能忘记、在内容和形式关系问题上，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尔的观点，而不是康德的观点。康德把形式当作同内容具有外在关系的某种东西，当作从外部依附于内容的某种东西。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来看，内容本身并不是形式上从外部依附于它的某种东西。相反，通过内容的发展，内容本身产生出已经潜在于内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从内容本身中生长出来”（见“参考书目”⑤，第117页）。事实上，马克思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前辈，特别是对斯密和李嘉图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认为他们忽视了价值形式，把价值形式看作是外在于商品本质的某种东西。因此，他们不能理解劳动为什么表现为价值，为什么价值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现为货币额。马克思认为，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这种最抽象的同时又是资本主义最普遍的形式，没有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被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价值和价值量就同特殊的社会关系相分离，所作的分析就成为形式的，而不是辩证的（参看李嘉图和马克思条目）。只有证明了价值怎样必然地表现为交换价值，才可能理解价值怎样表现为货币额，价值形式怎样含有货币形式的意义。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时也就是他的货币理论。作为商品，劳动产品同时具有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但是，价值形式只是在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交换时才表现出来。价值并不是离开同别的商品的交换、单个商品所固有的某种东西，而是反映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商品生产者劳动的社会性质只有在交换行为中才显露出来。因此，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现实，它的形式只能在商品和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马克思把所作的这种考察称作“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在这种形式中，X量商品同A同Y量商品B相交换。由于商品A把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B上，所以商品A的价值相对地得到表现，商品A就处在“相对价值形式”上。相反，商品B成了表现商品A的价值的材料，商品B就是“等价形式”。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总是同时存在于价值表现中；在这一价值表现中，它们显然是互相排斥的。首先考察相对价值形式。商品B是商品A的价值的物质对象，但是，商品并不只是物化劳动的量，因为这并不能赋予它们以不同于自然形式的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作为物化劳动，必定具有一种同商品A本身不同的客观存在；这样，商品B的物质形式就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只有不同种商品之间的这一等式，才揭示了创造价值劳动的特殊性质，因为正是交换过程本身，才把物化用于交换的不同种商品中的不同种劳动，归结为一般劳动的共同性质。进而，由于商品A的价值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得到表现，这就产生了商品A的价值量的变化，并不必然地在相对价值量的变化中得到反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这种潜在性的发展包藏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其次考察等价形式。马克思指出了他所称作的等价形式的三个“特点”：第一，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B表现商品A的价值，它根本不表现自身的价值；商品B的物质体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第二，生产商品B的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B的具体劳动尽管是个别人的私人劳动，但它同其他种类的劳动直接相等。第三，私人劳动采取了直接社会劳动的形式。这三个特点，即使用价值表现为价值、具体劳动表现为抽象劳动和私人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是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键。虽然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但只有在它的价值取得了同它的使用价值形式相独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时，它才表现这种双重作用。这种独立的表现形式就是交换价值。价值的性质使交换价值成为它的独立的表现；在交换关系内部，商品A的的自然形式只当作是使用价值，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当作是价值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对立被外在化了。通过指出商品A不仅同商品B交换，而且也同商品C、D、E等交换，马克思把简单价值形式展开为“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商品采用的等式形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商品A显示了在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每一种其他商品表现为具有价值的物质对象，表现为一般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实现形式。因而，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截然相反，不是商品交换调节价值量，而是商品价值量调节商品交换的比例。然而，商品A的价值的一系列代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并且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由于存在着无数的等价形式，因此所有的具体劳动都表现抽象劳动，一般人类劳动没有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表现。这通过倒转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引出“一般价值形式”就易于得到纠正。如果商品A把它的价值表现在无数的其他商品上，那么，所有这些商品也就把它们的价值表现在商品A上。这样，一种单一商品就被分离出来，表现所有的商品的价值，使每一种商品都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区别，以此表现出所有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的东西。这一商品被称作“一般等价物”，它的自然形式是所有商品的价值共同承认的形式，是所有劳动的有形的代表，马克思称之为“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作为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形式，这种特殊商品就成了“货币价值形式”中的货币商品，这就完成了商品的价值表现同商品本身的分离。商品价值除了交换价值没有其他表现形式，而交换价值也只有在货币上得到表现。价值决不能用价值的实体即抽象劳动来表现，也决不能用价值的尺度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表现。价值表现的唯一形式和价值能够表现的唯一形式，就是货币商品及其量的尺度。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的：“从价值的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这个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3页）。在早先论述价值和货币的手稿中，马克思在手稿的括号内指出：“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页）。经济范畴是人类活动的反映，马克思把同一范畴的逻辑起源同历史起源相比较。他强调，历史上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形式的发展同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一致的，在总体上他总是把他逻辑分析的结果同现实的历史发展的结果相比较。但是，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他也强调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他认为：研究的方法“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第1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马克思克服了他在价值和价值形式叙述上的巨大麻烦。马克思听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1卷校样的批评，写了第1章附录，《资本论》第1卷第2版和以后各版中，这个附录重新写进了第1章。第1版的这一附录是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最清楚的陈述（参看马克思：《价值形式》）。虽然马克思承认他的陈述是困难的，但是他认为，他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不能被舍弃，“这部分对全书来说是太有决定意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页）。这并不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不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把商品形式看作是价值形式的这一抽象是一种现实的抽象（参看“参考书目”②，第76—92页），因为交换过程是现实的过程，由此而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产品相适应。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存在价值的先验规定，因为只有交换过程才使生产成为社会的，才建立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并保证在交换中实现的价值是而且只是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的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只有在商品的生产之后才能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得到表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这另一种商品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一旦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就能进一步从货币和货币的关系这一最高形式上，探讨了“价值规律”（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详细内容，通过对资本和资本积累范畴的阐述，最后探讨那些在资本主义表面上似乎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现象（参看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剩余价值和利润条目）。与此相对应，在货币和货币关系的最高形式上，马克思也有了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怎样颠倒的，这种颠倒是怎样在意识中得到反映的根据（参看商品拜物教；拜物教条目）。（SM）参考书目①欧根·冯·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保罗·M·斯维齐主编，1949年英文版。②卢西奥·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1972年英文版。③鲁道夫·希法亭：《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1904），保罗·M·斯维齐主编，1949年英文版。④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⑤I．I．鲁宾：《关于马克思的价值论的论文集》（1928），1973年英文版。⑥伊恩·斯蒂德曼等：《价值的争论》，1981年英文版。价值和价格（valueandprice）为了使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个别劳动时间具有抽象劳动的一般特征，一种特殊的商品必须采取对象化的、一般的劳动时间的形式。商品作为价值的一般性质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它本身的对象化才能得到解决；交换过程在物质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商品本身区别开来；这样，所有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就同作为表现它们价值形式的货币同商品对立起来。因此，马克思把价格定义为价值的货币形式，商品的价值在货币商品（例如黄金）量上得到表现。货币商品也象价值尺度的作用一样，必然起着价格标准的作用。它能起到价值尺度的作用，只因为它本身就是劳动产品，因而在价值上潜藏着可变性；作为价格标准，尺度的稳定性显然是重要的。那么，为什么价格可能发生波动呢？这或者是因为商品价值已经改变，而货币价值保持不变；或者是因为货币价值已经改变，而商品价值保持不变；或者是因为这些变化的某种结合。因此价格总是对价值作出精确计量的假定是决不可能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在概念上这总是一种准确的尺度。但是，它只能表现为特定交换中的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由于涉及两个独立的商品，因此这种交换比率，既可能表示商品的价值量，也可能表示较大的或较小的货币量，因为它是在特定的交换环境中出售的。因此，价格和价值量很可能是不同的；马克思评论道：“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资本论》第1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商品的价格代表了它的观念的价值形式，即同想象中的货币商品相等；但是，要使这个价值形式得到实现，必然进行交换。在这一意义上，价格形式既意味着商品同货币交换的可能性，也意味着这种交换的必然性；对这种交换的分析，为马克思进一步阐明资本概念提供了基础。一种通常的误解就是认为《资本论》第1卷谈的是价值，《资本论》第3卷涉及的是价格。情况正相反，《资本论》第1卷一开始就对价格形式作了阐述。然后，马克思再从所有资本共同性的角度，使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态发展。通过竞争过程，资本之间的差别要求价格形式进一步发展成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但是，这种竞争只有在对资本主义生产作了展开分析之后才能分析，因此，在《资本论》第3卷才作充分探讨（参看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剩余价值和利润条目）。（SM）资本价值构成（valuecompositionofcapital）参看资本有机构成条目。劳动力的价值（valueoflabourpower）“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资本论》第1卷，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关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这种表面上平淡的、无疑又是一致的说法，隐藏着大量的难题，其中有些马克思已认识到了，有些只是在目前才引起了争论。首先，马克思认识到一个工人为了他或她的劳动力得到补充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不只是身体上生存的最低限度。身体上的需要可能按所完成的劳动的类型而变化，可能受气候或其它地理因素的影响，这些变化都受到社会差异的约束。工人阶级的需要，“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同上，第1卷，第194页）。因此，马克思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正好相反。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认为，准许工资达到大于最低限度生存水平的程度，只是因为存在着对劳动需求过度的有利条件──劳动的价值是由其体力的，因而也是由其自然的因素决定的，劳动的市场价格即工资则围绕着劳动的价值波动；而马克思则认为，“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参与了劳动力价值本身的决定，工资按照劳动力的供给和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围绕着劳动力价值波动。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马克思似乎没作考察的难题，这一难题在目前“家务劳动争论”（参看家务劳动条目）中却居于显著地位；这一难题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都进入劳动力价值。一部分重要的必要劳动并不是以商品形式消费的，而是直接生产出使用价值在家庭中消费的，这部分必要劳动没有在市场上成为价值。这种劳动就是家务劳动。如果这种劳动进入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值就总是大于劳动力得到补充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对于为什么要付给工人这种“剩余”工资的问题，已有过不同的解释，大多数的解释都把它看作是付给家庭主妇的某种转移的报偿（见“参考书目”④），但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不现实的基础上的，劳动不从属于价值规律，而生产劳动的商品却从属于价值规律（见“参考书目”②）。处在生产劳动的商品和非商品边缘上的交换，使后者同前者难以分辨，不能认出各自所包含的特殊的和不同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的定义需要作如下修改：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物品所必需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其他所有考虑在内的劳动可能正好是必需的，但必须把它们看作是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的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建立工人商品需要的背景。当然，劳动力价值决定中的这种不同作用，不只适合家务劳动，而且也适合其他所有的生产非商品的劳动。流通中的劳动──例如，做广告──并不进入劳动力的价值，尽管它构成了决定劳动力价值背景的一部分。马克思认识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劳动力要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再生产出来。首先，每个工人需要使他或她自己的劳动在日常基础上再生产出来。其次，工人终有一死，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有另一些更年轻的工人来代替，以使资本主义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必需包括供养新一代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这并不完全是简单易懂的，因为工人的替代并不是在个人的水平上，而是在家庭内部不断进行的（参看家庭条目）。因此，应该进一步谈一下家务劳动力的价值，因为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家庭这一单位内进行的。但是，这一开始就同雇佣劳动制度失去了联系，在雇佣劳动制度中，工资是付给出卖了个别劳动力的个别工人的。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人挣工资时，这两种情况才是同一的，或许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理想，但工人阶级却需要为之而奋斗；这种理想根本不是普遍的、肯定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内在必然性；因此，几乎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以建立工资决定理论。作为工人阶级实践特征的家庭关系缺少统一性，这既成了资本家雇主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成为男人和妇女之间斗争的基础（见“参考书目”③、①），不能把这看作只是一个围绕着平均值变化的问题。马克思似乎已认识到这一点，他列举了“决定劳动力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资本论》第1卷，第61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是，他从来没有打算对这种由劳动力商品独特性质引起的劳动力价值决定的难题作充分的分析。如果生产出来是一个正确的用语的话，它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由除了出售它的人之外的其他的单位生产出来的。因此，如果商品是一个正确的用语，那么，它同其他所有商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交换价值肯定不是它的生产者的唯一目的，甚至根本不是它的生产者的目的。劳动力和工人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这对资本是一个难题，那么，它对理解工人阶级家庭和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劳动力价值作用也是一个难题。（SH）参考书目①M．巴雷特和M．麦金托什：《家庭工资》，1980年英文版。②J．加德纳、S．希梅尔韦特和M.麦金托什：《妇女的家务劳动》，1975年英文版。③J．汉姆弗莱斯：《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存留》，1977年英文版。④W．塞科巴：《家庭妇女及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1974年英文版。暴力(vionlence)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否必须广泛地运用暴力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手段和目的关系的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划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重要的论题之一。它具有一个变化着的历史背景。只有通过暴力斗争才能取得根本性变化的这种神秘性，起源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它一直存在于巴贝夫和布朗基(参看布朗基主义条目)的社会主义传统中，并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再度恢复说服力。为保证工人阶级公民权的这些革命的普遍失败，以及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明显地愈加恶化，使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只有革命的暴力才能完成劳动的解放。马克思断定，寻求资本主义和平过渡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马克思偶然也承认（如1872年9月他在海牙的演讲），在那些官僚和常备军还没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公民权的逐渐扩大，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动员工人阶级支持中取得的惊人的成功，以及现代军队的效率，训练和火力的增长，使恩格斯（在1895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得出结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是极其罕见的。”他劝告人们小心而耐心地逐步获取支持；这一运动“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页、第610页）。然而，第二国际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继续停留在抽象的革命词语上，并不为之作准备。伯恩斯坦主张的部分力量就在于，当时的运动在其革命理论与改良主义实践之间几乎完全脱节。俄国政党是在非法的和缺乏民主结构的条件下从事活动的，只有它坚信要组织群众进行政治罢工，这一政治罢工的顶点就是武装斗争，并在1905年几乎获得成功。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重新产生了关于暴力作用的争论，并引起了国际运动中的分裂。奉行社会民主的政党断言，资本主义的民主制适用于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而这种过渡只有在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基础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和持久的。共产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受到严重威胁，帝国主义国家就必定排斥民主自由。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经历使他们坚信，帝国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暴力机构。通过共产国际，俄国的经验被普遍化；意味着一个阶级可以对另一个阶级不受限制地使用暴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被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形式。人们还进一步坚持认为，社会内部敌对阶级力量的辩证对立，只能通过暴力斗争和内战才能解决它们之间的对抗性利益（或对抗矛盾），而这种辩证的对立如今已转换成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军事阵营之间的对抗。这样一种思想结构，是同斯大林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赫鲁晓夫坚决主张，由于苏联已经消灭了对抗的社会集团，国家不再需要强制的专政。他坚持认为，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力量的平衡，已经转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能够通过竞争和和平共处取得胜利。他进一步指出，原子武器的摧毁力所具有的量的增长，使这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毛泽东以其几十年内战中游击领袖的经历，对这种新的公式嗤之以鼻。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需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在越南的成功运用，博得了国际上的注意；在毛泽东持久战思想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由根据地游击队所发动起来的大众的支持和参加，而不是精良的武器。雷吉斯·德布雷和切·格瓦拉扩展了游击中心在创造拉丁美洲革命前提条件中的重要性。暴力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论上的背景，这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内部个人和阶级在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差异。一般来说，想要贬低暴力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是：历史作为一种受规律支配的过程，具有使资本主义崩溃的内在必然趋势；而人作为有理智的动物，能够领会、表达和宣传这些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他们进一步认为，和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是改造而不是摧毁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体系；管理现代经济和创建更和谐的社会团结的建设任务，同群众性的暴力专横及其所灌输的习惯是格格不入的。总之，社会主义的目的不能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另一方面，同样宣称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证明，人们只有对世界起作用，才能认识这一世界。在历史上，集团和阶级只有通过同其他群体的斗争才能获得自我意识，这种行为的最高的形式──阶级斗争是其极点（参看阶级冲突条目）──就是内战中的暴力对抗。就揭示国家的阶级偏向及其暴力实质而言，以及就有助于加速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的发展而言，暴力本身能成为一种创造力。列宁和卢森堡影响着一种进步理论的发展，在这种理论中，社会经济对立本身，在对抗的政治集团中得到表现，反过来，这些对抗的政治集团又成为内战的组织上的中心。这些对立解释的相对普及和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制度的稳定、繁荣和安全的程度，决定于它们脱离革命活动的时间的长短以及它们采取非暴力手段来实现其目标的成效。（参看索列尔条目）（NH）参考书目①爱·伯恩施坦：《进化的社会主义》（1899），1961年英文版。②C．E．布莱克和T．P．桑顿：《共产主义和革命。政治暴力的战略运用》，1964年英文版。③C．J．弗里德里希编：《革命》，1966年第7期。④J．L．S．吉尔林：《人民战争》，1969年英文版。⑤埃·切·格瓦拉：《游击战争》，1967年英文版。⑥卡·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20年英文版。⑦罗·卢森堡：《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1906），1925年英文版。⑧列·托洛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20），1961年英文版。庸俗经济学（vulgareconomics）马克思所选定的表明后李嘉图经济学特征的用语。从那时起，这个词就由马克思主义著述者作了多种含义的表述，它既包括后李嘉图古典经济学，也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特别指专注于分析表面现象（如需求和供给）的著作，指忽视结构上的价值关系，也指不愿意以公正的科学方法探究经济关系，尤其害怕对潜藏在商品交换行为下的阶级关系的研究。这后一方面，使庸俗经济学具有辩护性，也就是说，它更感兴趣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上的合理性，而不惜牺牲科学上的公正性。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定义的最有权威的章节就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跋。马克思在指出德国经济学不发展特征中，把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科学的阶段和庸俗的阶段，并把这一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停留“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只有在阶级斗争潜伏的或只是偶尔发生的时候，才能够是一门科学。因此，在现代工业还处在它的幼年时期，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还从属于其他的斗争，例如从属于资产阶级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时，科学上的追求还是可能的。李嘉图（参看李嘉图和马克思条目）被描述为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一位伟大代表，因为在他的著作中，阶级利益上的对抗还是中心问题。在马克思看来，1820年到1830年这一阶段是科学活动的最后10年，这一活动包括李嘉图理论的普及和扩大，以及反对李嘉图理论作资产阶级解释的无偏见的争论。马克思这里指的是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学派和在政治经济学俱乐部中对李嘉图理论的早期的攻击。1830年是决定性的分界线。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这时已经夺取政权，他们再也不需要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同旧的封建秩序作斗争的批判武器。阶级斗争现在也采取了更公开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尽管在反对谷物法的斗争中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作为批判的武器使用的。随着谷物法的废除，庸俗经济学便失去了它的残留的批判力。马克思的这一用语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家所接受（见“参考书目”②），但是这一用语没有受过批判性地检验。把1830年这一准确时间作为资产阶级夺取权力的时间就是一个争论点。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可能存在的现代工业幼年时期，是否可以说在19世纪20年代这10年就已结束了，这也是有问题的。人们可以认为，对这种标签和阶段划分不加批判地接受，使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分清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MD)参考书目①马克·布劳格：《李嘉图的经济学》，1958年英文版。②I．I．鲁宾：《经济思想史》，1979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U》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Uunderconsumption消费不足underdevelopmentanddevelopment不发达和发达unequalexchange不平等交换unevendevelopment不平衡发展unproductivelabour非生产劳动urbanization城市化usevalue使用价值utopiansocialism空想社会主义消费不足（underconsumption）这是一种由于制度上的倾向而出现和持续的对消费品的需求下降的情况。它被看作是周期性危机（参看经济危机条目）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过剩与停滞的恶性倾向的原因。资本主义是一种需要周而复始地经历繁荣和衰落阶段（即商业周期）的制度。这些周期不是由于意外的事件或偶然的情况造成的，而是构成资本主义积累的动态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特别是第7篇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提出了一个模式来展示积累的比率跟吸收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工资的比率的变化。这些变数通过对利润率和利润量的确定，从而确定未来的积累的比率。在这一个序列中，积累是资本自我扩张的首要动机，而它反过来又被利润再投资这一资本自我扩张的形式所推动。这一序列的主要对立存在于可利用的劳动力数量和能够对它进行吸收的积累比率之间。迅速的积累会赶在劳动力供应的前面，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这种情况，在没有出现抵销的力量的情况下，会给利润率造成威胁。所谓抵销的力量有如：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延长工作时间），以及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小农的农业、家庭工业、殖民地以及还没有充分资本主义化的外国）那里增加劳动力的供应。这种对利润率下降的威胁所作的反应，会导致一些代替劳动力的新方法的采用，从而使失业者的人数得到补充。以上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断的简单概括。作为一种周期理论来说，它忽略了资本主义积累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货币特别是信贷对积累所起的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二是关于实现的问题，即需要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以便把剩余价值从其劳动的形态经过商品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利润）。马克思无论在其早期或后来的著作中，都没有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展开充分的全面的论述，虽然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论断散见于他的作品中。从恩格斯逝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20年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就如何从马克思的片断论述中提出危机理论这个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即资本主义在新的地区进行有力的扩张，新的工业不断涌现，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行将崩溃的任何迹象。这时候已经开展了反对伯恩斯坦所首创的修正主义的运动，因为它对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充满危机的预测提出了质疑。从分析上说，一种关于危机的理论可以建立在资本主义能在不发生经济崩溃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的前提之上，因为崩溃可能来自外部的政治力量（例如，由于战争的失败而导致起义），而不决定于经济危机（参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条目）。在1895—1914年间所进行的讨论中，并没有把这两点分开。当时的那种关于危机的理论，不仅对危机为何是资本主义所内生的（如果不是特有的话）作出解释，而且还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最终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进行论述。因此，当时一些非常适合于解释个别危机的理论，却未能对诸如此类的附加的论述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尽管这次争论产生了许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作品，但始终没有得出结论来。对于任何想要形成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理论的试图来说，其主要的难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21章）中所表明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持续的、无危机的扩展的可能性。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来说，这一章的分析的确切意图究竟何在，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参看再生产公式条目）是以数学计算的例式显示了两个部类（生产机器产品和生产生活消费产品的部类）的持续的（平衡的）增长的。马克思的公式表明，由于两个部类对彼此产品的互相需要，几乎是可以无限期地保持稳定的积累。然而，后来的作者如图根—巴兰诺夫斯基、卢森堡、列宁和鲍威尔等人，却都利用这个公式作为他们论战的基本武器。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和第2卷（第21章）之间的明显的矛盾，便成为一个主要问题，而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修正主义的进攻的缘故。马克思的特殊的数字例式仿佛像施展法术一样，通过提出两个部类平衡的按比例的扩大，把实现问题、货币和信贷问题、以至利润率趋于下降的问题，统统给取消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比例失调的问题才构成制定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要素（例如希法亭在《金融资本》第4章中的论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不足便被提出来作为实现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对第二部类的产品──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可能仅仅来自工人（除了少量来自资本家），但是资本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和扩大利润量，必须经常地试图制止实际工资提高的趋势。通过对就业人数的限制（为了维持劳动后备军）和对实际工资的限制，资本家也就卡死了第二部类销售其产品的能力，而工人的贫困（从这种观点来看这是为了保持利润率所必要的）则又反过来冲击了制度本身，给剩余价值的实现（即使它转化为货币利润）造成困难。消费不足论者的论断，其要点便是如此。对于这种简单的论断，出现了许多反对意见，包括理论上的和事实上的。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理论上的路子。有人认为，资本家只要能把他们的产品卖出去，是并不关心他们生产什么产品和什么人购买这些产品的；因此，如果对生产资料的产品的需求能够保持的话，那么第一部类的扩大就能够应付萧条状况并留给第二部类以销售其产品的适当余地。这种看法，毕竟是反映了马克思的公式的要点。但是，卢森堡（她往往被人误认为消费不足论者）则对这种机器产品需求扩大的基础提出疑问。容易看得到的是，对机器产品的需求，既不受工人贫困的限制，又不受人类吸收消费品的能力的限制。然而，这里却存在着对机器的需求的直接的限制，那就是，利润的前景来自于对机器的使用。机器既可制造机器产品，又可制造生活消费品，而所有的机器最后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制造消费品，因此，如果出于阻挡对利润所造成的压力的需要而卡住对生活消费品的总需求的话，那么购买机器就不可能总是有利可图的了。从这种论断中可以引申三条出路，它们并不完全否定消费不足论的观点，但却可以改变它的势头。第一，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成份以外的市场（包括国民经济内部的前资本主义农业或不论过去是否殖民地的外国）的存在可以吸收某些产品，可见，两个部类的公式所描述的并不是整个经济的情况。资本主义需要经常依靠国外市场来维持其积累这种情况，曾被俄国民粹派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论据，认为它是不适于在俄国土壤上生长的苗木。列宁则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利用马克思的公式来反驳这种消费不足论的变种。那种认为贸易是“剩余产品的通风孔”的论断，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的甚至重商主义的学说。这种论断近年来还构成对需要经常依赖出口的日本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一个部分。第二条出路是通过军备的开支。在这里所要断定的是，军备支出不属于利润计算之列，它不提出实现的问题，因为国家并不是非得出售军备不可。然而，国家却不得不通过税收和借债来对购置军备进行拨款。值得争论的问题是，这种税收和债款利息究竟是有损于稳定的利润量呢，还是说，国家可以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来保障有足够的额外利润去对军备购置进行拨款？如果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军备以及其他任何能够制造就业机会而又不涉及交换价值的活动，将会解决实现的问题并且会抵挡消费不足的威胁。像这样一种认为国家能够通过购置军备或修筑工事来填补总需求的空白的论断，在凯恩斯的著作发表以后尤呈乐观。虽然凯恩斯的著作绝不构成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的一部分，然而它却不失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萨伊定律的一种批判（参看凯恩斯和马克思条目），由一个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充分就业和实际工资提高这种使本世纪50和60年代许多作家神往不已的愉快三结合，近来已被通货膨胀的压力弄得愁眉不展。利润率和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不可避免，如今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撤退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某些马克思主义作者把这种情况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去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既使他们也同意凯恩斯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理论的解决办法。第三条出路是通过奢侈的消费。资本家以及既非无产者又非资本家的其他集团的成员（政府官员、工商界的白领工人，牧师和教育部门的雇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等），其消费据说是为消费品的总需求提供了另一种来源。新产品的发明和不同商标的同一种基本商品通过广告的推广，以及产品的明细化，都成为奢侈消费的组成部分。以上这三条出路，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来作为对消费不足论的反驳，或是作为表明这种理论的问题所在和资本主义企图阻止消费不足的迹象。举例来说，在当代有关这个问题的阐述中，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一书里就把诸如奢侈消费、浪费性的公共和私人开支、军备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汇集在一起，作为吸收他们所认为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手段。然而，这些不同的因素在经验上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近一百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实际工资是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道增长的，而同时失业则没有足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明显趋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段时期所体验到的通货膨胀，很难归结为需求下降的过错，虽然通货膨胀的经验可以作为促进实际需求的策略来使用。可以这样认为，如果由于高就业率和工人阶级通过工会的行动给利润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威胁能够通过收入（工资）政策的方法来解除的话，那么消费不足的可能性从技术上说就不是很大了。但是，国家要在不损害利润率的情况下去保证充分就业和解决现实问题，其政治局限性则是非常现实的。因此，由于积累和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引起的工资和利润的矛盾，看来是一种比较持久的矛盾，而消费不足问题则是一个次要的矛盾，尽管这种理论的洞察力对于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情况是有用的。（MD）参考书目①P．巴兰和P．M．斯威齐合著：《垄断资本主义》，1966年英文版。②M．布利尼：《消费不足──历史与批判分析》，1976年英文版。③A．布鲁尔：《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1980年英文版。④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1960年英文版。⑤R．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1951年英文版。⑥P．马蒂克：《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局限》，1969年英文版。⑦J．奥康纳尔：《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英文版。⑧P．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不发达和发达（underdevelopmentanddevelopment）关于不发达的理论的许多观点，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早期争论中就已存在，然而这种理论最早却是在本世纪50年代才出现，作为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后殖民社会（参看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条目）的经济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批判。这种理论的主要概念是由保罗·巴兰制定的，后来又被许多作者（主要是谢尔索·富尔塔多和安德列·龚德尔·弗兰克）加以扩展。这种理论是以关于经济剩余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对这种剩余的生产和吸收的观点为基础的。巴兰把经济剩余定义为“社会当前的实际产出与当前的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见“参考书目”①）。剩余可以用于生产性的投资以增加产出，可以用来进行投机活动，可以投放到生产出它的经济以外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囤积起来。巴兰认为，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剩余不断增加，但同时却未能提供为吸收这种剩余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这是自相矛盾的。而这种缺乏有效的需求的情况据说可以通过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机制来应付：国防生产，国家支出，计划收缩，技术革新，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殖民和后殖民社会的经济统治，即由这些社会提供消费和投资的出路来缓和生产过剩的潜在危害。不过，采取最后那种办法的话，工业化的经济就把一种特殊的发展形式强加给后殖民社会，从而使生产出来的经济剩余为外国财团和本国的精英所占有，使当地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可见，工业化的经济的问题在于生产过多的经济剩余，而对于后殖民社会来说，问题则在于无法取得这种剩余来发展自身的经济。巴兰断言，在后殖民社会里，发展大致上只限于那些为工业经济或当地的精英生产或加工商品的部门，至于那些为国内的消费（包括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生产基本商品的部门则停滞不前，因为在前一种部门内生产出来的剩余，是不会投入本国的经济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发展不足，而是在于本国的经济不发展，这是由于可以形成并维持这种经济发展的可供投资的剩余被占用了，从而阻碍了它的发展能力。巴兰曾把以下两种情况作了对比：一种情况是所设想的剩余现在实际上被利用的典型途径，另一种是在国内经济不受当前利用剩余的不正常要求的束缚的情况下而使剩余可能被利用的途径。他根据本国居民目前和未来的需要提出剩余的“合理配置”的状况。这种配置奠立在以下基础这上之：（1）通过对国内外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夺把大量的剩余动用起来，同时杜绝由于过度消费和资本外流而造成的现有收入枯竭的状况；（2）对非生产性劳动进行重新配置；（3）在以新的方式对剩余进行动用的基础上使国内的农业和工业实行有计划的发展。巴兰企图说明，通过把目前的剩余利用方式改变为一种奠基于本国经济需要之上的对剩余的有计划的合理配置，就能够克服工业化经济的再生产要求所强加的不发达的型式，从而使本国经济得到发展。巴兰的这些观点被弗兰克进一步扩充。弗兰克把吸收和利用剩余的概念同一种奠立在“宗主国”和“卫星国”经济基础上的世界经济模式结合在一起。工业的宗主国统治着不发达的卫星国，其手段是通过确立一种以出口为方向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来攫取后者的剩余。这种宗主国──卫星国的模式也同样被用来说明不发达的经济之间或内部的一些关系。弗兰克认为，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撤退或撤离的时期内，不发达的情况才能减轻。不发达始终主要是工业资本主义浸透的结果。“因此，只要不从这种资本主义的结构中解放出来，或者只要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解体，资本主义的卫星的国家、地区、地方和部门，就注定要处于不发达状态”（见“参考书目”③）。不发达理论的主要信条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要求强行造成一种部门之间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限制了本国经济的有力增长。这个信条是同萨米尔·阿明和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所倡导的依附论以及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和世界体系的理论一脉相通的。它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的论战中找到自己的先驱者，这包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村社的作品一直到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以及第三国际在印度和殖民地问题上的激烈辩论。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理论的批判可主要概括如下：（1）不发达理论过分强调殖民和后殖民经济对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这是错误的。例如，布伦纳就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积累和工业化的一切阶段中，这种经济所提供的市场和投资的出路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见“参考书目”②）。这些批评家们还着重指出这种理论所依据的消费不足论的原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把重点放在分配形式而不是放在生产结构上，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则认为后者是最终地决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消费、分配和交换的。（2）认为特别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比较不发达的经济来说，并不存在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形式。通过启发式的研究往往可以发现，这些被列入不发达理论之中的经济，它们跟工业化经济的相似之处要比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更为重要；除了这点以外，这种理论还不能够对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比较不发达的经济中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各种有力形式的出现作出恰当的解释。人们认为，在许多比较不发达的经济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工业制造和机器生产都扩大到为国内消费进行生产的部门，这也就推翻了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要持续发展的话，就必需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和少数买办精英的固有利益的需要，把这种发展局限在为数不多的部门之中。（3）认为不发达理论是无中生有地在所谓国内部门和以出口为方向的部门之间设置一道屏障，而其实前者的发展并不一定会破坏后者发展的潜力，反而能够促进它的发展。这是通过投放到本地工业中的资本积累、农业的级差、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工业的发展适应该市场的情况等等方式来实现的。强调这种观点的作家，例如沃伦（见“参考书目”⑨），其所参照的基准论点是列宁对俄国民粹派的论断所进行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⑥），后者认为在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和非资本主义生产相结合为特点并为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要求所主宰的国家里，资本主义是没有能力成功地发展起一个国内市场来的。（4）如果认为不发达理论的方法普遍可行的话，那就要求有许多补充的臆断，从而严重地限制对不发达经济的历史方面和当代方面的分析。这包括：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要先于资本主义进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各个阶段而存在；这些经济中有许多像西欧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开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使那种沿着与西欧所类似的轨迹行进的工业化道路遭到扭曲；资本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通过在市场上销售商品来追求利润，从而无法识别不发达经济的持续性的特点，因为在这种经济中资本主义形式和非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存在，而两者都显示了上述特征；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和工业资本主义进入非资本主义经济都被纳入生产过剩这一无所不包的影响之中──追求市场和投资的出路；剩余和吸收剩余这些概念的使用导致一种经济简化论，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现象都被分析为用以阻碍或实现剩余的手段，而不存在其独立的发展；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民族国家上，便忽略了同样可以决定民族发展的世界经济的国际方面。后面的这些批判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在所有制和生产监督方面的跨国和多国的形式；在国际上进行协作的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集团的活动对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利润率在世界经济范围的平均化。（JGT）参考书目①保罗·巴兰：《关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1973年英文版。②罗勃特·布伦纳：《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斯密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载《新左派评论》第104期，1977年英文版。③安德列·龚德尔·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1969年英文版。④谢尔索·富尔塔多：《发达和不发达》，1971年英文版。⑤尼内斯多·拉克劳：《封建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1971年英文版。⑥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71年英文版。⑦伊恩·罗克斯波罗：《关于不发达的理论》，1979年英文版。⑧约翰·G·泰勒：《从现代化到各种生产方式》，1979年英文版。⑨比尔·沃伦：《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开拓者》，1980年英文版。不平等交换（unequalexchange）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非常有影响理论，首先由艾曼纽艾尔为解释全世界规模的发展不平衡而在1969年加以阐发的（见“参考书目”⑤，同时参看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条目）。这种理论的主要成分是一种据以确定国际交换比率的机制。在它的分析中，一切国家的资本家都被看作拥有同样的生产技术能力，而不论每个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如何。这种分析方法跟新古典派的贸易学说类同，后者把每一个国家的主要生产职能都设想为同样的。不过，前者还附加上这样的设想，即资本在国际上是完全流动的，并且认为每个国家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费用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生产资料的流通费用考虑在内的话）。根据这些设想，在一些工资比较低的国家里（只要这种低工资不跟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相应地联系在一起），单位生产费用也比较低。艾曼纽艾尔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不会像工资水平的差异那么大，因此把每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简单地设想为相等的，并不影响这种理论的普遍意义。假如非劳动性的费用在各国之间都是一样的，而在一段时间内现有的（活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相等的话，那么在工资低的地方，利润率就会高一些。不平等交换，是通过资本为追求高利润率的运动而产生的。在高工资的国家里，商品价格随着资本向外游动（相对地）而上涨；而在低工资的国家里，商品价格则下降。通过这些价格运动形成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其后果是使国际交换得以在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不相等的比率上进行。特别是，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价格比率，其差异要大于它们之间的在商品上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比率，在这里，“先进”和“落后”是纯粹根据每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来确定的。这样一来，通过交换先进国家便在交换中占取多于它们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剩余就这样从落后的国家中转移出去，从而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缺少足够的可供投资的剩余而造成积累率的下降。这种理论受到广泛的批判。从经验方面来说，这种理论认为主要的倾向是外国投资往落后的国家流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参看跨国公司条目）。除此之外，由于强调利润率的平均化，这种理论便不言自明地预示：最坏的情况只不过是在先进的国家和落后国家里都存在同样的相对利润率，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只不过是落后国家的剩余足以跟先进国家的积累率相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对艾曼纽艾尔的论著从理论上所进行的主要反驳，就是认为他在探讨工资问题时没有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来。工人为了进行其本身的和后代的劳动力再生产，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的数量构成了工人的生活水平，而这种水平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工资趋向于代表这些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参看工资条目）。以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生活水平）而论，工资决定于工人所购买的商品的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越高，商品的价值就越低，交换价值也就越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率提高了，商品的价值降低了，从而用来支付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的工资也就下降了。马克思把这个过程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但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工人的高生活水平并不明显地说明构成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比落后的国家要高。看来，认为生活水平的不同（这是事物的现象）就必然说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的不同，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同时也不能够从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利润率的对比上得出一般的结论（这是贝特尔海姆的见解，见“参考书目”②）。此外，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进行的批判，也是很激烈的。最近的一些著作则指出了不平等交换论所具有的内在的矛盾（见“参考书目”④）。它们认为，人们可以接受这种理论的所有的假设，但却在这种理论模式中看不到剩余的转移。应当提到，不平等交换的理论是把不变资本的各种成分（机器、半成品、原材料等）设想为在国际上进行交易的。这种假设对于上述理论想要得出剩余转移的结论来说，是必要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认为剩余转移其所以发生，是因为不发达国家在缺乏贸易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利润率，从而使利润转移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不高，那就不会有利润转移的情况，或者这种转移会朝另一方向进行。如果说，不变资本各种成分不是在国际上进行交易，那么人们就应当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成分在发达的国家里的价格比较低廉，这或是因为同样的机器和当前的投入比较便宜，或是因为运用了不发达国家所没有的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且费用比较低）。由此可见，假如这些成分不是在国际上进行交易的话（这种交易使所有的生产者都以共同的价格来获得这些产品），那就不能够从逻辑上得出利润率在不发达的国家比较高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乃是不平等交换论的基石。此外，显然是为了替不平等交换论进行辩护，阿明提出这样一种论点，即这种理论要求消费品数量所包括的品种也应当是在国际上进行交易的（见“参考书目”①）。这种假设对于应付上述的贝特尔海姆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②）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如果这些消费品的品种不是在国际上交易的话，那么就不能排除不发达的国家的剥削率比较低的可能性，尽管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比较低。这是存在于劳动力价值和形成生活水平的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基本消费品的国际贸易，看来是要替不平等交换论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不平等交换论对于贸易商品来说并不适用。这种理论要求利润率在各国间平均化，而自由贸易则要求贸易商品的价格在各国间一律。这样，使利润率平均化（和剩余转移）的过程也使价格趋于平均。但是，从逻辑上说，如果在不发达国家里劳动费用比较低的话（假定非劳动性费用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既不能使利润率平均化，又不能使价格平均化。如果利润率平均化，那么商品价格在发达国家里一定比较高，这就跟认为商品是在国际上进行交易那种必要的设想相抵触。如果商品价格平均化，这倒可以跟上述商品交易的设想相一致，不过，利润率在劳动费用较低的不发达国家里就一定比较高，而且不会发生剩余转移的情况。这样的话，利润率只能在非贸易的商品或完全在一个国家中产生的商品方面实现平均化，而这类商品在全世界的生产中只占很小的比重。由此可见，这种理论甚至按照它本身的说法，充其量也只能把它归结为一种小小的逻辑猎奇。（JM）参考书目①萨米尔·阿明：《一场争论的结束》，载《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7年英文版。②C．贝特尔海姆：《理论评述》，载A.艾曼纽艾尔编：《不平等交换》，1972年英文版。③德·詹纽里和F．克雷默尔合著：《不平等交换的局限》，1971年英文版。④多尔·伊丽莎白和约翰·威克斯合著：《国际交换与落后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⑤A．艾曼纽艾尔：《不平等交换──帝国主义贸易研究》（1969），1972年英文版。不平衡发展（unevendevelopment）不平衡发展一词的最一般的意思，是指社会、国家、民族的发展速度不平衡。因此，在一些情况下，从一开始就领先者可以加强其领先地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同样地由于发展的步调不同，一些落后者可以赶上甚至超过那些先前享有优势者。可见，为了使“不平衡发展”的概念具有内容，这个概念必须把每一特殊场合下决定发展速度不平衡的主要动力包含在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是由于存在可以通过采用最新的生产技术和（或）劳动组织（即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超过竞争者的可能性，才决定了各公司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一旦越过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工业化、以及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技术培训等的界限以后，便有可能实行累进增长。因此，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最早越过了产业革命的那些国家，跟那些后来才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的国家比较起来，便占有决定的优势，从而拉大了原先比较小的发展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在新技术可以不时有真正的突破的情况下，一些虽然较晚进入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但已具备累进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的国家，却能够超过那些先于它们支配了世界市场的国家。它们之所以能这样做，主要是跟那些比它们早二三十年就已经在大规模的工业基础上从事经营、从而除新技术外还拥有更多的老厂的国家比较起来，能够取得更多的新技术设备。还有，这些相对的后来者能够更容易地转入新的工业部门。德国和美国其所以能够在19世纪末超过英国和法国而成为主要的工业生产国，今天的日本和西德其所以能够赶上美国，这就是原因之一。托洛茨基把马克思和列宁所广泛使用的不平衡发展的概念加以扩大，用以包罗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即不平衡和结合的发展。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期，相对落后的国家所通过的发展阶段，跟比较先进的国家在几十年前所经过的发展阶段大体相似；而在帝国主义时期，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这时候，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所经历的是一种“发达和不发达相结合的发展”，以代替有机的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所表现的是一种“现代的成分”和“传统的成分”的结合：前者经常是由外国来支配或是由国家发展的，或是两者的结合；后者如果不是原始的（如在农业中），就是由前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所支配的。这种奇特的结合所造成的后果，是累进的增长没有了，而农业的落后状况则决定了国内市场的局限性，从而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并使很大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从工业中抽调出来，用于房地产的投机、胡作非为和囤积居奇（参看发达和不发达条目）。（EM）参考书目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1964年英文版。②列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３2年英文版，第1卷序言。非生产劳动（unproductivelabour）参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条目。城市化（urbanization）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城市化在历史上和在不同生产方式的转变中的作用。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也就是需要政治”，而这是以分工和阶级划分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恩格斯在《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对曼彻斯特及其周围城市所作出的杰出的研究，为原先对资本主义的动态及其工人的影响所作的分析进一步提供了原材料。《共产党宣言》则详细论述了由于生产力的巨大集中和无产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尽管城市化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和历史上都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人口涌入城市并在那里就业的比重不断增加，从而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城市的政治和文化），然而对城市化的研究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首要关心的问题。这种忽视是令人惊讶的，特别是许多革命运动都不可否认是以城市作为基础的（从1848年革命通过巴黎公社到本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区的暴乱，一直到对巴黎1968年5月事件起强烈影响的城市社会运动）。此外，还必须承认跨越城乡矛盾而结成的阶级联盟的重要性（例如在城市无产阶级和乡村农民之间），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这种联盟乃是革命策略的基础（其例证在葛兰西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大量可见）。至于如何克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城乡矛盾（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则成为苏联、中国、古巴、坦桑尼亚等国的迫切问题。在客观事件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世纪60年代转向对城市问题进行直接分析。他们试图了解城市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以及它们跟传统上所注意的以工作为基础的运动之间的联系。他们对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城市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作为生产的场所，作为销售的场所（通过消费有时甚至是奢侈性的消费来提出有效的需求），以及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在这方面，家庭和社区机构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们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支持──—包括住宅、保健、教育和文化生活）。此外，还对城市进行如下的研究：城市作为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已建成环境，城市在空间上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为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城市作为劳动分工的特殊表现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能（金融资本与生产，等等）。所产生的总的概念是把城市化当作以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这些方面的矛盾的统一。一些老问题，诸如城乡矛盾的历史作用等，则又分别在第三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社会背景下重新提出来。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展望问题，包括：城市生活的质量，社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的作用，土地市场的功能，城市财政问题和社会压力的问题，国家和城市的思想意识，以及存在于以社区为基础和以工作为基础的斗争之间的紧张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关系这一首要问题。（DWH）参考书目①J．安德森：《城市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导论和书刊介绍》，1975年英文版。②Ｍ．卡斯特尔斯：《城市问题》，1977年英文版。③M．迪尔和A．斯各脱合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计划》，1981年英文版。④D．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年英文版。⑤H．勒费弗尔：《法律与城市──从空间和政治上进行考察》，1972年法文版。⑥J．梅林顿：《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城市和国家》，1975年英文版。⑦B．罗伯茨：《农民的城市──第三世界中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1928年英文版。⑧R．威廉斯：《国家与城市》，1973年英文版。使用价值（usevalue）由于商品是一种实行交换的产品，它表现为两个不同方面的统一：它对某些承当者所具有的使用性，这种性质使商品能够完全进入交换；以及它在交换中得以换取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的能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前者称为使用价值，把后者称为交换价值。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用价值是使产品进入交换并从而具有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没有人愿意把一种对某些人有用的产品用来交换一种对任何人都没有用的产品），但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并不具有一种恒定的数量的关系，因为交换价值是商品生产的条件的反映。他还进一步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研究对象是支配生产和交换价值的运动的规律，更严格地说，是支配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内在属性）的规律（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章）。因此，一般说来，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马克思的研究的重点。但是，重要的是认识到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生产方式发展结果而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的一种概念本身的变化。没有商品交换的话，产品的用处对于生产者和使用者来说一般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只有随着商品关系的出现，才使商品的使用性和交换性之间的对立以及由此引起的商品组织生活的矛盾和困惑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产品的特殊用处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构钢对游牧人民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在马克思对由于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而产生的矛盾的分析中，使用价值起了一种重要的作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它通过被转化为生产中的劳动而能够生产出新的价值。可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来自于商品关系、价值和货币的发展。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的这种商品形态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社会矛盾的根源，也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划分的根源。（DF）参考书目①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77），1978年英文版，第3章。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socialism）这个术语通常用来表述社会主义史的最初阶段，即在拿破仑战争和1848年革命时期的阶段。这个阶段特别是跟人们通常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产生的三位思想家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克劳德·昂·德·卢夫罗阿，圣西门伯爵（1760—1825），弗兰斯瓦——沙尔·傅立叶（1772—1837），还有罗伯特·欧文（1771—1858）。这些思想家及其同伙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个词跟“社会主义者”一词本身一样，最早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英国和法国通用起来的。但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空想社会主义”一词才对接着这个时期出现的“社会主义”图景起强烈的影响作用。在《共产党宣言》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一节中已对空想社会主义作了勾划，在那里把它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历史编纂学（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那时候起）中得到巩固。根据这种研究方法，“空想”指的是人们在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在实现转变中的革命作用的情况下，幻想有可能实现全面的社会改造，其中涉及消灭个人主义、竞争和动摇私有制。但是，这种把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简直作为一种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来看待的做法，失诸于未能抓住它的一些主要特点。使“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所役使，这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特殊政治条件的产物。欧文主义、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所具有的特色，使这种联系得以提前。当时，一些被认为可以跟社会主义的观点相提并论的标志，都是在跟这些奠基人的早期的系统著作进行对比之下识别出来的。这些著作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年），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论》（1808年），罗伯特·欧文的《新社会观》（1812—1816年）。然而，在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出发点，这是非常明显的。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开始于对有关人的本质的启蒙运动理论的反动，他们认为这种理论应当对法国大革命的灾难性做法负责；相反地，欧文的学说则反映了启蒙运动的主题的继续。尤其不同的是，傅立叶和圣西门是以非常不同的、内在的心理类型的学说作为出发点的，他们把改革设想为建立起可以使这些心理类型产生和谐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安排；而欧文则认为人的性格是由外部环境形成的，因此社会改革便牵涉到创造跟追求幸福、和谐与合作相联系的环境，以代替竞争和冲突的环境。这些对性格和环境所持的不同态度，便形成了这些不同倾向的追随者之间的分歧的核心，他们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互相竞争。不过，在这些分歧下面，这些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却具有若干共同的特点。首先，所有这三种学说都从建立一种有关人的本质的新科学这种抱负出发的；第二，它们侧重于道德和思想的领域，把这种领域作为决定人的行为的其他一切方面的基础；第三，它们都具有把这种领域变成一种确切的科学对象的抱负，以便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第四，每种学说都把原先存在的道德、宗教和政治学说（而不是阶级或国家的实践）视为实现新发现的和谐规律的主要障碍；第五，没有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以区分，每种学说的奠基人都具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牛顿的抱负。以上这些相似之处，确定了在19世纪20至40年代期间涌现的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和变种之间的相对稳定的东西。在英国，欧文其所以闻名，不但是由于他经营了他所宣称的从实践上捍卫他的理论的新拉纳克纺织厂，而且还由于他建议通过在他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社来医治战后的失业现象。他曾试图让统治的政治机构了解他的方案的价值，但没有成功，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方案跟已经确立的基督教的假说明显冲突。随后欧文到美国去，在那里建立新协和公社来实现自己的原则。在他出国期间，他的若干思想被一些工人阶级激进分子所采纳，他们感兴趣的主要不是他的公社，而更多的是他所提倡的用以代替竞争的合作生产和交换（参看合作社条目）。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建立起几百个合作社，人们还在建立劳动交换组织和生产者的总联盟方面进行类似的尝试。这些活动以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在1834年的失败而告终。在这些方案失败以后，欧文主义者便转向公社的实验（在昆斯伍德），并且以他们的“理性的宗教”来反对正统的基督教。在法国，圣西门的思想，特别是他在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1825年）中所表达的思想，为巴黎工科综合学校的理工学生所采纳。这个集团在圣阿芒·巴札尔（1791—1832）和普罗斯比尔·安凡丹（1796—1864）的领导下，在1829年出版了《圣西门学说释义》，这部著作对于圣西门主义思想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集团在1829年以后宣告解散。紧接着在圣西门主义学派分裂以后，傅立叶主义的影响随而产生，不过他们的领导人吸收了圣西门主义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关于性的看法。圣西门学派的主要集团在安凡丹的领导下，于1832年在梅尼尔蒙坦建立了一个不走运的、短命的圣西门主义教会。他们当中一些分裂出来的人，主要是菲力浦·毕含（1796—1865）和比埃尔·勒鲁（1791—1871），在七月革命后把经过修改的圣西门主义的形式介绍到工人当中去──这是把目前称为“社会主义”的学说同无产阶级的特殊愿望进行结合的最早的尝试。（GSJ）参考书目①J．比彻和R．比恩万纽合编：《沙尔·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1972年英文版。②J．德罗兹编：《社会主义通史》，1972年英文版。③若尔日·杜沃：《乌托邦和其他试验的社会学》，1961年法文版。④沙尔·傅立叶：《四种运动论》（1808），1968年法文版。⑤J．F．C．哈里逊：《罗伯特·欧文和英美的欧文主义者》，1969年英文版。⑥G．C．伊格尔斯：《圣西门学说──释义，第一年》（1829），1958年英文版。⑦C．约翰逊：《法国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卡贝和伊加利亚人》（1839—1851），1974年英文版。⑧乔治·利希海姆：《社会主义的起源》，1969年英文版。⑨罗伯特·欧文：《对拉纳克郡的报告──新社会观》（1812—1816），1969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Ttechnology技术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totality总体性tradeunions工会transformationproblem转化问题transitionfromfeudalismtocapitalism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transitiontosocialism向社会主义的过渡tribalsociety部落社会Trotsky,leon托落茨基，列甫Trotskyism托落茨基主义truth真理技术（technology）人们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特殊的技术社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那就是说，如果为了人类的集体目的改造自然的人类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问题，那么，技术就是体现价值并具有使用价值的产物和产品。马克思主义对生产的分析集中在劳动过程方面，在劳动过程中，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劳动）对原料进行加工，利用生产资料产生使用价值。这个模式可以从生产推广到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科学和非生产部门包括家庭。马克思强调，至关重要的不是自然界，而是技术：“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奴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页）。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类的创造首先是在想象中完成的；我们是建筑师，而不是蜜蜂（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5章）。技术史就是阶级力量不断分化的历史。“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走锭精纺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资本论》第1卷，第47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按照这个模式，工场手工业──无论过程或产品──的历史就是阶级关系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真正人类学的自然界，通过人类劳动而出现的自然界。资本主义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参看机器和大工业条目），再到向泰罗制、福特制、生产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发展，被看作是生产领域的技术史。它们提供日益复杂的生产资料以及在消费领域构成技术的资料。人类活动永远以技术为中介，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也越来越是这样，当然，技术也开始被看作是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的标准以及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军事和内政成就的尺度。（RMY）参考书目①莱斯·莱维多和罗伯特·M·杨格编：《科学、工艺和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研究》，1981年英文版。②乔治·卢卡奇：《技术和社会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人类解放》，1973年英文版。③菲尔·斯莱特编：《工艺学批判大纲》，1980年英文版。④罗伯特·M·杨格：《科学是劳动过程》，载《人民科学》，1979年英文版第43、44期合刊。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马克思主义者不常使用这个词，政治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用它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后来又把它推广应用于国社党的德国和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代，参看斯大林主义条目）。在50年代冷战时期，它在西方政治科学和报刊的词汇中逐渐确立。最著名的定义之一（见“参考书目”①）列举了极权主义政权不同于其他专制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几个特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党；十分完备的秘密警察制度；在大规模通讯系统、作战武器和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一切组织方面实行的三种垄断性控制。然而，两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严格地使用这一概念。诺伊曼（见“参考书目”④）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看成是“极权主义的垄断经济”（参看法西斯主义条目），并详细地分析了“渗透到公共生活一切领域”（戈培尔语）的“极权主义国家”学说。希法亭在他最后两部著作（见“参考书目”②、③）中认为，苏联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不同意把它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和诺伊曼一样认为这一概念经不住认真的经济分析）或官僚统治的制度（托洛茨基提出的），并指出：布尔什维克“建立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在这个词发明出来之前”。所以他进而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提出比较全面的修正。他认为，现代国家现在已具有独立性，使种种社会集团服从它自己的目的：“历史这位‘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导我们，与恩格斯的期望相违，‘对物的管理’可能成为不受限制的‘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经济受国家政权掌握者支配”。最后，希法亭论证说，“国家政权的发展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是携手并进的”，国家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已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一切历史上有意义的社会过程都屈从于它的意志。诺伊曼和希法亭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一切现代社会中干涉主义国家的形成的争论来看，仍然是有意义的。（TBB）参考书目①卡尔·J·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体制的演进理论和实践》，载弗里德里希、柯蒂斯和巴伯：《极权主义展望：三种观点》，1969年英文版。②鲁道夫·希法亭：《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1940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历史问题》（1941），1954年德文版。④弗兰茨·诺伊曼：《庞然大物──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42），1944年英文版。总体性（totality）形而上学的和形式主义的观念把它看作一种抽象的、没有时间性的、因此是“无生气的总体性”，认为其中各部分在一成不变的整体中占有固定的位置；辩证的概念与此相反，是一种能动的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全面的但在历史不断改变的中介和转化。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唯物辩证法的总体性观念，首先意味着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具体的统一性……其次，一切总体向上和向下具有体系的相对性（这就是说，一切总体由许多从属于它的总体构成，同时，这里所讲的这个总体由具有更高的复杂性的总体凌架其上……）；第三，一切总体都具有历史相对性，也就是说，一切总体的总体性不断变化、蜕变，受特定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制约”（见“参考书目④，第12页）。在黑格尔哲学中，总体性概念极为重要。作为有其内在的差异的“具体的总体”，它构成进行和发展的开端（见“参考书目”①，第472页）。发展的结果是“与自身同一的整体”（同上，第480页），它以“扬弃了的规定性”的形式，通过“总体的体系”恢复原有的直接性（同上，第482页）。因此，“在有中，最初一切规定都熄灭了，或者说由于抽象，似乎都扔掉了，‘有’的纯粹直接性就是通过中介，即中介的扬弃，而达到相应的自身等同的理念。方法是仅仅与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它因此就是单纯的自身关系，这个关系即有。但这现在又是充实了的有，是以概念理解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同时又是绝对内涵的总体那样的有”（同上，第485页）。可见，黑格尔的总体性观念既是辩证方法的组织核心，也是真理的标准。列宁对后者格外强调，他这样赞扬黑格尔：“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16页）。社会的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种结构化的和受历史制约的包括一切的复合物。它寓于许多中介和转化之中，通过它们而存在，它的各个特殊部分或复合物──也就是说，“局部性的总体”──，彼此联结在一系列不断改变和变化、能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制约之中。因此，一种行动、措施、成就、法律等等的意义和范围，只有在辩证地理解总体的结构的情况下，才能加以估计。这又必然要求辩证地掌握构成特定社会总体的结构的许多具体的中介（参看中介条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是把“世界历史”的要点加以总体化，从而把社会发展加以理论化，认为世界历史产生于物质的人与人间的过程的客观规定。“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页），尽管异化和物化的客观现实可能看来完全与他们无关。这种全面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历史产物。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所以只有当总体化的相互联系客观上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的条件的时候，世界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因此，“……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必须占有现在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到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卢卡奇以跟上面这段文字类似的口吻论证说，“只有当提出客体的总体性的主体本身具有总体性的时候，才能谈到客体的总体性”（见“参考书目”⑤，第28页）。同时在批评资产阶级理论的“个体观点”时，他坚持说，“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的根本区别，并不是经济动因在解释社会方面的主导地位，而是总体性观点。总体性范畴，即整体对各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优势，是马克思从黑格尔方面接受过来并以独创的方式改造为崭新科学的基础的一种方法的精髓”（同上，第27页）。卢卡奇围绕“总体性观点”，阐发了一种极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理论。后来，卢卡奇的这一方法论原理被卡尔·曼海姆化作具有一种“对总体方向和综合”的要求的“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freischwebendeIntelligenz）的假想的社会学实体。有赖于下列公认的事实，即知识分子把“充斥社会生活所有一切利益与他们自身相结合，知识分子即使已经参加一个政党，仍然可能具有总体的方向”（见“参考书目”⑥，第140—143页）。马克思的《资本论》以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达到高潮。因为只有从社会总资本和总劳动之间的必然的结构性的相互关系着眼，而且充分考虑到有利于排除资本的矛盾从而延长它的社会历史生存期的对立趋势和结构规定，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自我膨胀和最后崩溃的趋势和规律才有它们的真正意义。列宁在较晚的社会对抗历史阶段，特别注意识别历史上特定的而且必然不断变化的客观杠杆或战略“环节”（见“参考书目”③），藉助这种杠杆或“环节”，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行动，可以最有效地控制一定的社会总体，如果有适当的、自觉的集体力量来实现这个全面的战略设想的话。相反，在萨特那里，“总特性”是一个有疑问的概念，因为总体化本身是一种内在的个体活动行为。所以，“必须注意，我们这里所讲的不是总整体性，而是总体化，那就是说，一种多样性使自己总体化，以便从某种角度使实际领域总体化，它的共同作用通过每一有机的实践，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对象化，呈现在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面前，（见“参考书目”⑦，第492页）。从这种规定来看，“结构”本身只能是一种假定的惯性，“总体”实质上是一个内在化问题。因为“结构是对于整体以及以整体为中介彼此间的一种以互惠关系为条件的特定关系。而且整体，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总体化，以内在化的多样性的统一性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其他地方”（同上，第499页）。（IM）参考书目①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929年英文版。②弗·伊·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6），1961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1922年3月27日报告提纲。④乔治·卢卡奇：《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民主中的任务》，1948年匈牙利文版。⑤同上作者：《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1971年英文版。⑥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空想》（1929），1936年英文版。⑦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1960），1976年英文版。工会（tradeunions）同一行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人们的联合有很长的历史，但工会制度作为一种广泛的运动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的产物。早期的工会通常被看作是颠覆性组织，国家往往进行镇压（工会在法国迄至1884年还是非法的，在德国迄至1890年也是非法的）。非法地位往往又引起社会抗议的狂暴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英国工人斗争的激进主义的强烈影响下极为详尽地分析了工会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章中论述了“工人运动”（主要集中论述郎卡郡的棉纺工厂工人），他也探讨了煤矿工人的工会问题。马克思在结束《哲学的贫困》一书时对英国工会的斗争给予了热情的评价；关于局部的联合产生“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的这一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重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这些早期的著作阐明了三个主要论点。首先，工会是资本主义工业的自然产物；工人被迫联合反抗削减工资和以机器替换工人。其次，如同蒲鲁东和后来拉萨尔所主张的，工会在经济上不是不起作用的；工会可以阻止雇主将劳动力的价格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是它无法把工资提到这个水平以上，而且甚至它的防御力量也被资本的集中和周期性经济危机所破坏（参看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因此，第三，防御性的经济行动的有限效果促使工人们日益在广泛的阶级基础上组织起来，提出政治要求，并最终从事革命的阶级斗争（在英国可举的例子有棉纺厂工人争取10小时工作日运动、宪章运动和1845年的全国行业大联合）。首先，工会经验提高了工人的自信和阶级意识；“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工会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3页）。但是，英国蓬蓬勃勃的运动很快崩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说明了他们的醒悟；工会成了工人贵族的活动场所，工会领袖被资产阶级政客腐蚀拉拢，而且整个工人阶级被殖民地剥削果实所收买。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曾与第一国际中的主要英国工会领袖合作，认为他们的参加对于第一国际的成就极其重要。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以及翌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中，他督促他们扩大他们的目标，虽然在这一方面的任何希望很快失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还坚持认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批评哥达纲领没有就这一问题作任何讨论（恩格斯致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从19世纪50年代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历和著作中，在把工会看作一种已经合法的而且自鸣得意的机构同关于一种比较激进的潜力和作法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严重的矛盾。奇怪的是，这种矛盾从来没有被系统地或是从理论上正视过；《资本论》只在一些地方顺便提到工会（虽然限制工作日的政治斗争讨论得颇为详尽）。以后，可以区分关于工会的四种主要情况。特别和美国劳联有联系而且也是大多数英国工会所特有的“单纯的”工会制度，或明或暗地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工会的目的和方法的范围。19世纪90年代起在欧洲建立的天主教工会也是一样。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却具有革命抱负，认为具有战斗精神、阶级觉悟的工会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参看工团主义条目）。第二国际的主要的、而且实际上日益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立场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具有彼此补充但各不相同的职能范围。在欧洲很多地方，全国性工会在社会民主党指导下成立，进入20世纪以后，它们大都取得了它们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最后，存在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例如，卢森堡认为，工会的作用是一种“无效劳动”；工会往往受一些官僚支配，只关心狭隘的就业问题。列宁的“工会意识”概念表明类似的倾向。二者都坚持必需在工会内部为革命策略斗争，反对经济和政治的划分；而且主张让社会民主党指导这种干预（参看罢工条目）。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以基层工厂组织为基础的委员会在欧洲的出现，在党和工会的辩证关系中产生一种新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强调“脱离群众”的工会组织的保守的官僚主义性质，以此与工厂工人委员会的生命力、可靠性和革命潜力对比。这种经验势必扩大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前景，而且以“工人委员会共产主义”模式使非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启发（参看潘涅库克条目）。然而，俄国革命在以后几十年对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会的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在俄国本身内部，关于工会在工人国家中的作用的争论在1920—1921年“工会问题辩论”中达到高潮。工人反对派主张工会接管经济管理，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工会应成为国家的机构。列宁的立场是，工会应当保持在形式上脱离国家，但应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党的干部要竭力在其中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他给工会下定义为“把共产党和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的逻辑，被斯大林严格地加以运用；在斯大林在党内获得胜利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会领导受到清洗，工会被改造为生产竞赛的机构。1932年批准这种改变的工会代表大会到1949年才再次召开。这时，斯大林的工会模式已经成为东欧的样版。就西方的共产党来说，介入工会斗争被认为是关键行动领域。为了提供中心领导，1921年根据共产国际的创议，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人们力求把工厂组织作为对“反动工会官僚”的一种牵制力量。在工会和工厂内秘密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是这一策略中的一个必要因素。在“阶级与阶级对抗”时期，随着“革命工会反对派”和某些脱离组织的工会的形成，以及包括非工会成员的工厂委员会的鼓动，对现有工会领导的敌对情绪加深了。但是，由于奉行“人民阵线”政策，工会的情况又彻底改观；一个标志是，1937年，红色工会国际（它1930年以来从未召开代表大会）正式解散。1945年，由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国际统一很快实现，但1949年，大部分西方工会又得以成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要的例外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工会）。由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内部的分化，原来的世界天主教劳工理事会内部的非团体化趋势，以及世界工会联合会内部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冷战的分裂近来已经缓和，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少进展。正式的共产党人主要坚持“传动装置”观点；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倾向于或是不把工业化西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动力，或是重申早期关于“基层”行动策略。（RH）参考书目①H．柯林斯和C．阿布拉姆斯基：《卡尔·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1965年英文版。②I．多伊切：《苏联工会》，1950年英文版。③W．Z．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年英文版。④安东尼奥·葛兰西：《政治著作选（1910—1920）》，1977年英文版。⑤T．T．哈蒙德：《列宁论工会和革命》，1957年英文版。⑥R．海曼：《马克思主义与工会社会学》，1971年英文版。⑦同上作者：《劳资关系理论──一种唯物主义分析》，载D．博尔汉姆和G．道合编：《劳动与不平等》，1980年英文版第2卷。⑧弗·伊·列宁：《论工会》，1970年英文版。⑨A．洛佐夫斯基：《马克思和工会》，1935年英文版。⑩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讲演集》，1970年英文版。⑪D．A．斯马尔特：《潘涅库克和哥尔特的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转化问题（transformationproblen）参看价值与价格条目。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transitionfromfeudalismtocapitalism）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然而，它却是在讨论一些比较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历史上的阶级冲突时，经常涉及的一个问题。因此，对“过渡”的注意是断断续续的，几个主要的场合（按年代顺序）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暗示的描述、《共产党宣言》的直接提法、作为《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表的马克思的丰富多采的笔记、以及在《资本论》中对原始积累和商业资本的持续探讨。这一工作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对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研究，在一段时期没有被认为是可以从某种有关社会变革的一般公式中进行推断的。从马克思不再像19世纪40年代那样突出地强调有时表现为“技术决定论”（如在下列名言中：“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的“生产力”决定论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马克思的方法涉及使用一系列正式概念（例如，生产方式、所有权等等），不管怎样，这些概念是在不同方式下应用于社会变革的特定场合的。换言之，不存在一般的过渡理论。其次，马克思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实质性解释自相矛盾，极不一致，提出了两个主要的看法。第一个看法，这在40和50年代很明显，强调商业活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新的不断扩建的城市对封建制度的腐蚀性影响。商业资本主义在独立自主的城市范围内，提供了走向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第二个看法，在《资本论》中特别明显，集中论述“生产者”和“生产者”成为商人和资本家的过程。马克思把这称为“真正的革命道路”。这时因果关系的分析，被引向某些生产者成为资本家的先决条件，特别是，绝大部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脱离以及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的产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这两种看法，认为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但抉择后者作为过渡的真正决定性的特点。商业活动诚然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商品（参看商品条目），但它不能说明怎样和为什么劳动力本身会成为商品。所以，它无法解释过渡。因此，第一位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于交换关系方面，而存在于社会关系方面。因此，在《资本论》中，注意力不太放在世界市场或城市的扩大的动态方面，而更多地放在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所有制关系的改变方面，例如在都铎王朝的英国，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逐渐产生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更为关心的是确定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构性的先决条件，而不是这些先决条件得以实现的详细的因果关系过程。马克思在对过渡的说明方面的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和经验上的不足，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问题始终是长期争执问题。在战后，特别是斯大林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方面，而不是放在这种过渡能否被认为是一切社会必须经过的一个普遍的社会进化阶段这一更有争论的问题方面（参看发展阶段条目）。在前一范围内，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斯威齐和多布之间众所周知的交换意见以来，已经出现三种主要的不同观点（见“参考书目”⑤、⑦）。“交换关系”观点（见“参考书目”⑨、⑩）从通过市场交换为利润而生产来说明资本主义，以别于封建主义的近乎维持生活的经济。资本主义是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出现的，这些力量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外在的”。但是，贸易和市场如果不是源自封建主义内部，究竟从何而来？而且，把它们两者结合在一个通过市场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内部，是否就足以把资本主义同其他生产方式区分开呢？“所有制关系”观点（见“参考书目”⑤、⑥、③、④）是在考虑到上述难点后提出的，它更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而不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资本主义现在是从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的，这种生产关系建立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原则。相反，封建主义建立在农奴制和附庸制度这些惯例中的人身依附、相互承担义务、法定的强制榨取剩余的关系之上。这种观点认为，封建主义的破产是由于内在的矛盾，而不是由于斯威齐和沃伦斯坦著作中所默认的外在的“斯密式的”无形的有力的手（见“参考书目”④）。这些矛盾表现在阶级冲突中，阶级冲突逐渐破坏农奴制，而产生比较自由的土地占有制度的趋势。经过一段时期，产生了以资本主义农场主和无地的劳动者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结构。这种观点有助于解释交换关系观点中的一些问题，如农奴制的结束和市场势力的存在之间联系的缺乏。然而，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弄清，例如，为什么领主和农奴之间的斗争在欧洲不同地方有不同结局，为什么农奴的自由在有些地方会导致农业资本主义，在另一些地方却导致农民的农业（参看封建社会；农民条目）。安德森关于过渡的观点（见“参考书目”①、②）涉及综合非马克思主义论点（如新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和通常的马克思主义论点。虽然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他却自由地游移于以上两种观点之间。安德森认为，社会关系的改变先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使他跟多布等人的观点接近。然而，他拒绝认为封建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对于“封建危机”到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任何简单的关于变革的演进理论。像斯威齐和华勒斯坦一样，他强调城市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然而，城市文明的动力没有被置于封建主义之外，而是被认为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世界的遗产。这里，安德森同麦克斯·维贝尔都赞成认为古典世界的遗产对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安德森无疑是从出现一种能够普及古典奴隶制社会的城市文明和政治遗产的具体秩序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这与斯威齐和华勒斯坦著作中包含的斯密式的关于人的观点呈鲜明对比。这也改造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目的论，按照这种理论，历史是通过驾驭自然和克服异化的社会关系，作为人类努力实现它的创造实践的本质力量的结果而展开。（RJH）参考书目①佩·安德森：《专制主义国家的世系》，1974年英文版。（中文版为《绝对主义国家谱系》）②同上作者：《从古代向封建制的历程》，1974年英文版。③R．布伦纳：《工业化前的欧洲的农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1976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斯密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⑤M．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４６年英文版。⑥R．希尔顿：《农奴成为自由人》，1973年英文版。⑦R．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6年英文版。⑧R．霍尔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81年英文版。⑨保·斯威齐：在R．希尔顿编前述著作中重新发表的论文，1976年英文版。⑩I．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1974年英文版。向社会主义过渡（transitiontosocialism）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意味着，必须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贵族政权，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文化在封建社会范围内的长期发展过程的终结。与此相反，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过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化的“第一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部分第3节）区分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还缺乏它自己的基础的一种混合的社会）和它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财富如此丰足，对每个人可以“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把低级阶段看成“社会主义”，而把高级阶段看成“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中，还存在阶级、职业分工、市场经济因素和表现为按照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进行分配的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表述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纲领十分灵活，把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解释为最终使整个生产方式革命化的一系列步骤。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264页）。马克思意识到，政权只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权力，但是，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迫于形势”才运用它，以便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一切阶级和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为了说明工人国家的性质，马克思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这个词在当时就引起争议，今天也遭到许多民主的社会主义者非议。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巴枯宁）反对说，这个思想会促使一种独裁主义国家和一种专横的官僚统治上层长期存在下去。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者（例如，伯恩斯坦）反对政治革命的观念，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本身会自发地导致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过渡的经济纲领包括旨在“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各项措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剥夺地产，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其他企业逐渐才转移到国家手中。后面这一要旨后来却被遗忘。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的时候，立即把全部经济（农业除外）收归国有，这一先例在20世纪其他社会主义革命中都被仿效。在一切“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成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一种特别的高度集中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必不可少的步骤。经验已经充分表明，以这种方式创立的新国家无不逃避工人阶级的一切监督，而成为领导党的统治工具。经过一系列的清洗，革命的先锋队变成一种强大的官僚机构，对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相当全面的控制。刻板的行政规划保证了稳定的一般的增长，但扼杀了主动性和革新精神，而且它对那些需要灵活的、分散的决策的一切经济部门（农业、小规模生产、商业、服务业）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一旦异化的权力的新中心确立，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便无法进行。有其强制机关和专门机构的国家，倾向于强化而不是“消亡”。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失去任何意义。预期的文化自由繁荣没有实现，相反，官方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化惊人的大量增长。“大量需求”的发展主要被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取而代之。这种社会远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整个过渡过程的目的：“……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通过过渡过程的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阶段。在强大的社会运动和解决各种内在矛盾的需要的压力下，甚至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已经完成一些重大的改革（累进税、某些重大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工人的参与计划、社会福利、公费医疗、普遍义务教育、免费培训进修、劳动的人道化，等等）。激进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政治优势产生于这个过程的终结，而不是它的先决条件。一旦他们成功，这种力量就可能把国家变成一种自治的而不是独裁的结构。职业化的军队将被非职业化的自卫组织所代替。非特权社会集团（妇女、被压迫民族或种族）首先要取得权利的平等，然后是地位的平等。生产资料要社会化，置于自治团体的监督之下（参看社会化条目）。资本和劳动的市场将要消失，工人工资将代之以工作组织的纯收入的一份，与他们的工作的数量、强度和质量相当。商品市场在一个长时期内始终是社会需求的指示器，但越来越多的东西会丧失商品的性质，因为它们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生产的，或多或少由社会补贴（药物、教育和文化用品、餐具、住房、主要食物）。既然所有的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物质生产的增长就将减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它的目的将不再是物质产量的增加，而是从繁重劳动中摆脱以及减少劳动时间。高标准的文化、精神和公共需求越来越重要。劳动将逐渐摆脱异化性质（参看异化条目），工人参加决策，自由选择可供挑选的工艺，改组生产过程以便强调工人的自主和自我监督以及他们之间的合理配合。联合原则将支配各级社会组织。在个人的社会化方面，为参加工作进行的准备将失去今天所具有的原有意义，随着选择工作比较自由，而且就业不分性别、种族、民族或年龄，也越来越灵活得多。分工不再是如此刻板地职业化，工作者有更多的机会改变他们的职务，如果增添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适合新的职务的话。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活动将是个人创造能力得到表现的活动，不论在生产工作范围以内或以外。社会主义并不是完美的社会，而只是目前历史时代的最佳的前途展望。它不能解决人类一切矛盾，它也许会产生今天无法预见的某些新的矛盾，但它将结束为利润而生产的浪费、阶级统治和剥削以及国家的压迫。（MM）参考书目①爱德华·伯恩斯坦：《进化的社会主义──一种批判和论断》（1899），1961年英文版。②安德列·哥兹：《劳工战略》，1967年英文版。③弗·伊·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④米哈伊尔·马尔柯维奇：《从富裕进入实践》，1974年英文版。⑤罗易·梅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后果》，1971年英文版。⑥斯维托查·斯托伊诺维奇：《理想与现实之间》，1973年英文版。部落社会（tribalsociety）虽然马克思（特别是在他就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写的笔记中，见“参考书目”⑤）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偶尔使用“部落”和“部落的”这些词，他们并没有把“部落社会”规定或分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恩格斯认为摩尔根“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页）具有特殊的意义，摩尔根关于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然后到文明时代的史前文化各个阶段的概念，完全与唯物史观一致。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的笔记中对人类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见“参考书目”⑤），主要也是关心早期社会的历史发展，不仅评论了摩尔根的著作，而且也评论了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要对──不同形式的“原始社会”中──阶级划分和国家的出现产生兴趣。在现代学术界的人类学中，“部落的”一词和“原始的”一词一样，是模棱两可地看待的。虽然克罗伯（1948年）首先对关于“部落”是北美土人的社会形态的基础这一概念提出挑战（见“参考书目”⑥），他的反对意见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直到弗里德（见“参考书目”③）大肆攻击对一切土著社会使用这个词。两位学者指出，部落——宗主国理论和实践中所称的部落——是在殖民地范围内强加于一些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政治上自治的集团的一种行政单位。李科克（1983年）补充说，“部落”作为一种具有等级结构的政治集团，也可能是对防御帝国主义极力统治一定地区的必要性的一种内在的反应。晚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品，既关心概念问题（见“参考书目”④），也关心历史和政治现实。譬如说，如果我们考察一种由过去平等的土著集团构成，而这些集团又有可能跟统治上层发生某种从属关系的政治等级结构（或是从中产生上层的人们本身内部也有类似的等级划分），“部落”一词是不关痛痒的，除非从原始国家（这是戴蒙德的术语，见“参考书目”②）着眼来使用它──因此产生塞维斯所使用的“部落国家”一词。另一方面，如果“部落”的名称也应用于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的，也就是说原始的社会，那么范畴的含糊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指出，“平等的”并不指存在种种地位、级别或世代的等级制度，而只是指不存在经济剥削。既然“部落”一词也和“种族”以及其他模糊的说法（例如，“传统的”、“不开化的”）有联系，于是，一种狭隘的、天生的、有血统联系的和凶猛地自卫的单位的形象，便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的文明同目不识丁的可能比较简单的和技术“低劣”的文化之间的接触。这种种族优越感的标准容易推翻部落国家和无国家的部落社会的区分。但是也应当注意，一个无国家的部落社会可能由于外来的帝国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的攻击而形成它的社会团结。这样一种派生的结构，是不应与早期部落国家混为一谈的。“部落”的不同意义产生的问题是现实的，但可以通过重新下定义来解决，虽然哥德利埃（见“参考书目”④，第93—96页）认为，需要有一种更带根本性的理论改造，少注意这些社会出现的“形式”，而要更为严格地分析其中不同生产方式的作用。“部落”不应当适用于历史上所已出现的由中央集权控制经济的各种社会形态（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但是没有理由对无国家的、原始的社会放弃这个词的使用。因此，一种以园艺为基础的原始社会，例如在尼日利亚中部偏北地区由若干村落组成，它们承认彼此的建立在共同名称、语言、文化以及只限于在村落内通婚的基础上的传统关系，也可能承认超越村庄的宗教权威机构，这种原始社会符合“部落”的定义。这种社会是无阶级的，通过正式的或近似的血统联系来活动，没有行政结构和行政当局。组成这个社会的若干村庄是自治的而又是有联系的；正如它们保持一种内在的平等，它们也在非剥削的框架内与其他村庄相联系。合作的工作团体，军事和（或）狩猎单位，在“部落”范围内也可以跨越村庄。文化联系在一个“部落”内是很明显的，然而也存在于没有明确的部落结构的条件下，可能包括延伸在大片地面上的许多局部集团，例如在尼日利亚东部原先保持接触的说伊博语的人民中。这样的集团可以认为是一种原始的部族；由于不存在政治联合，不存在广泛的宗教仪式的或贸易的联系，在一定范围以外，这种共同的文化特点，甚至人民本身也可能不知道。所以，部落社会按其基本特点，是一种原始社会。当“部落”一词用作实词的时候，既使涉及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派生反应”，它所反映的是若干局部集团之间的某种类型的相互关系。当“部落的”用作形容词的时候，它可能涉及一个团伙（它也是原始社会的一种）或一种早期国家，其中在局部地区原始特点被保留下来，即使有所改变也罢，而其外在的、完全行政的关系却具有阶级和（或）种姓性质。易洛魁人也许是“部落”的典型，达荷美是一个“部落国家”，布须曼人则是一种“部落的”团伙社会。马克思自己似乎是把部落国家类型的社会形态列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总标题下面（参看原始共产主义条目）。（SD）参考书目①斯坦利·戴蒙德：《研究原始人──文明时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②同上作者：《达荷美──过渡和国家形成中的冲突》，1983年英文版。③莫顿·弗里德：《论“部落”和“部落社会”概念》，1966年英文版。④莫里斯·哥德利埃：《“部落”概念》，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展望》（1973），1977年英文版。⑤劳伦斯·克拉德尔编：《卡尔·马克思的人种学笔记》，1972年英文版。⑥阿尔弗雷德·克罗伯：《人类学》，1948年英文版。⑦埃莉诺·李科克：《两性不平等起源的解释──概念和历史问题》，1983年英文版。⑧埃尔曼·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一种进化观点》，1962年英文版。托洛茨基，列甫（Trotsky，Leon）1879年12月7日（10月26日──俄历）生于乌克兰的亚诺夫卡，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的科约坎逝世。列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笔名“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在1905年和1917年10月的俄国革命中崭露头角，1918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然后在1918—1925年任军事和海军人员委员。从1923年起，他领导反对苏联官僚“叛卖”革命的反对派运动。1929年他被斯大林逐出俄国，在国外成立了第四国际（参看国际条目）反对斯大林主义。他批评共国际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被斯大林的代理人暗杀。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是“不平衡和联合发展”的理论和由此得出的“不断革命”学说。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克服它的落后，不是要经历先进国家所已经历的各个阶段，而是要缩短甚至越过这些阶段，这就要把落后的特点同先进发展阶段（通常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的特点结合起来加以考虑。这个过程被认为对于西欧和北美先进的资本主义核心以外的国家都有典型性。实际的政治后果是，既然通常是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参看殖民主义条目）采用先进工业，有关国家就需要有比本国资产阶级更为强大的无产阶级。由于前者没有能力或害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它要领导前资本主义成分的下层参加直接从消灭封建残余着手（参看封建社会条目）进而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革命。“不断革命”的说法是从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借用的。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极力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推进革命，因为单独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前资本主义关系的顽固因素有待克服的国家（如俄国）的范围内，不可能取得深远的社会主义成就。在这样一个国家推进革命的环境本身也妨碍它的社会主义发展。“不断革命”反对下列观点：在反封建的革命之后必须有一个持久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资产阶级实行统治，或是由社会力量的某种联合（例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代为统治（参看列宁；列宁主义条目）。托洛茨基分子认为，列宁在1917年4月采纳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并在十月革命中付诸实施。当斯大林阐述“一国社会主义”学说时，托洛茨基警告说，这将使俄国蒙受灾难性的遭遇（过早的农业集体化）并使共产国际变成不革命的俄国对外政策的单纯工具。当苏俄必须发展工业并使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时候，这些成就不能被看成与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社会主义不应当只看作是工业化加上提高的生活水平，而应当看作是比最先进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也具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社会。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夺取政权。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统治下俄国的社会秩序只是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要不前进到社会主义（这就需要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加上俄国的一项补充的政治革命），就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官僚不被看成是一个“新的阶级”，而被看成是一种寄生的赘物，苏联社会不被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而被看成是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然而，其中十月革命的一些主要成果还残存着，所以，如果发生战争，各地的革命者必须捍卫苏联。托洛茨基的思想的特点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为一切问题提供钥匙的一种普遍体系的错误要求。他反对在“军事科学”领域内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行骗；反对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使科学研究、文学和艺术接受领导，嘲笑“无产阶级文化”概念。他强调非理性因素在政治中的作用：“在政治上，人们不应当凭理性思考，特别是在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虽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的传统来说他是一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却在那些提倡把狭隘和无知同提出荒谬主张的癖好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弄得马克思说他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间，树立了许多敌人。假如今天托洛茨基还活着，他很可能会说，他“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他所创始的运动极端分化，其中若干集团可以说是徒有其名。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称托派的组织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影响，而且托洛茨基自己的著作比他生前广为流行得多（参看托洛茨基主义条目）。（BP）参考书目①理查德·B·戴伊：《列甫·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政策》，1973年英文版。②艾萨克·多伊切：《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1954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9）》，1959年法文版。④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英文版。⑤巴鲁克·克内—巴兹：《列甫·托洛茨基的社会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⑥路易斯·辛克莱：《列甫·托洛茨基传记》，1972年英文版。⑦列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2—1933年英文版。⑧同上作者：《被叛卖的革命》（1937），1972年英文版。⑨同上作者：《我的一生》，1963年英文版。⑩同上作者：《不断革命及其成果与前途》，1962年英文版。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象任何重要思想学派一样，托洛茨基主义被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突出不同的方面。托洛茨基主义的奠基石一直是不断革命论，这种理论最初是马克思提出来的，1906年由托洛茨基针对俄国的情况重新加以表述，随后又在1928年进一步阐发。托洛茨基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在不同水平上和在不同社会结构（封建的、不发达的、工业化以前的和资本主义的）中进行的和在不同历史关头发生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这种“联合的和不平衡的发展”，要在形势和它本身的动力的推动下，从它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它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将超越地理的和人为的界限，从它的民族阶段过渡到它的国际阶段，直至建立世界规模的无阶级和无国家的社会。虽然革命必须在一种民族的基础上开始（而且甚至可能使革命的国家在一段时期陷于孤立），这必然只构成戏剧的第一幕，随之在国际舞台上其他地方将上演第二幕。所以，国际主义──不断革命的另一方面──构成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不可磨灭的标记。这个理论在它起源的国家中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最激烈的冲突，（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后者在提法上就是一种矛盾），而且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占优势的世界各地被作为异端中之异端加以排斥。但是，它在该地区以外仍然存在，而且虽然它必须与天生敌视它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作斗争，它已经成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1938年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第四国际（参看国际条目），并没有证明是推动革命的有效工具，但它对于推动托洛茨基主义基本原理在世界范围的争论来说，以及对于促进从事探索当代的正确革命策略的许多托洛茨基主义集团的建立来说，都起了深远的影响作用。先进的西方的阶级斗争的僵局（参看阶级冲突条目）和亚非各国人民中民族和社会意识的觉醒，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持久性的证明。“落后”国家的解放运动重新提出了谁应当被看作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革命动力问题；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所提出的产业无产阶级，还是像1948—1949年间中国的情形那样把革命从农村推向城市的农民（参看毛泽东条目）。按照托洛茨基主义，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通过与现存秩序的革命决裂。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投票箱的进化的议会道路，认为这是一种幻想；被剥削阶级如果不同维护其经济统治的有产阶级作斗争，就不可能取得政权，这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在这种阶级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模式，必须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维护。这一概念从极权主义体制的经验（参看极权主义条目）来看，已经充满令人反感的附加物，它对于托洛茨基（如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却不是意味着一种政体，而是意味着一个阶级的社会政治统治。所以，他把西方的议会民主描述为资产阶级专政；那就是说，保证有产阶级的统治的体制。无产阶级专政将通过政党夺取政权而建立，托洛茨基认为这个政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但是，他警告说，一旦它的任务完成，这样的党要提防用自身代替无产阶级或是支配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民主将通过由全体劳动者自由选举的、由合法的苏联各党派代表构成的苏维埃（参看委员会条目）对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来保证。苏联各党派，包括那些先前拥护资产阶级的分子在内，是遵守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组织基础上的工人国家宪法而不企图以暴力推翻它的那些政党。此外，无产阶级的主权将通过在生产方面依靠工厂委员会将工业置于工人监督与管理之下来加以维护。生产者的联合与消费者的联合相辅相成，后者监督消费品分配和价格。托洛茨基的革命政党概念不是始终一致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中，有些集团完全赞成托洛茨基青年时期（1917年以前）对列宁严格的集中制原则的批评，认为政党是一个广泛而松散的组织。另一些集团虽然不完全反对列宁的集中制，但却比较强调政党的民主形式，他们以1923年以后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随后他同斯大林主义化的苏联党的官僚专政作斗争时期的著作为依据。还有一些集团，这是少数，严格奉行列宁的集中制，他们则引证1917—1923年托洛茨基最讲求集中制的阶段作为依据。多元论的社会主义原则和需要工人监督的信念，是自称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多数集团所共同的；它们拒绝把苏联看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它们所共同的。然而，它们对苏联的性质的说法却有所不同。突出的是两大思潮：一种认为，苏联还是一个工人国家，虽然如托洛茨基过去所说的，它经历着蜕化的过程；另一种认为，苏联已不存在工人国家，它的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第三种不甚普遍，认为苏联集团是新类型的特殊形态。这些理论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托洛茨基主义与苏联对立的性质。问题是这样提出的：苏联将通过从上面实行的、下面迫切要求的逐步改革，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残余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需要有来自下面的暴动来实现1917年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着手实现的一切呢？关于西方政府和西方舆论为了促使苏联社会民主化所能够和应该对苏联政府施加的经济、政治和道义上的压力的程度和形式，也存在不同意见。这关系到对两大势力集团的关系的评价，随之也关系到今天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的那些人们的政治活动。托洛茨基主义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它的根源，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处于一个基本的困境之中，对革命发展的看法同现实的阶级斗争趋势向之间的脱节。每当阶级斗争激化和统治阶级被革命怪影缠住的时候，它们给这个怪影的命名之一，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它们就极力去驱除它。在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以及在中国，这个怪影仍然受到遏制。（TD）参考书目①T．克利夫：《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1974年英文版。②艾萨克·多伊切：《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1954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1959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0—1940）》，1963年英文版。⑤《第四国际文件》，1973年英文版。⑥M．洛维：《联合和不平衡发展的政策》，1981年英文版。⑦E．曼德尔：《今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1979年英文版。⑧列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2—1933年英文版。⑨同上作者：《被叛卖的革命》（1937），1972年英文版。⑩同上作者：《不断革命及其成果与前途》，1962年英文版。⑪同上作者：《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1973年英文版。真理（truth）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甲）“真理”通常意味着“与现实相符合”，（乙）评价真理（各种主张）的标准通常是，或是说，涉及人类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一种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和一种强调实践的真理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符合”通常是用“反映”或某种类似概念作比喻来解释的。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有两个方面。马克思谈到（1）被“反映”的事物的直觉形式和（2）内在或基本本质，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中所涉及的是一种说明的假设或方法论的起点，在第二种情况中这是描述或科学的适当性的准则。所以，就第一种情况说，马克思批评庸俗经济学只反映“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8页），就第二种情况说，他所关心的恰恰是在思想上对它们的内在联系产生一种适当的表象或“反映”──这一任务涉及理论工作和概念转化，而不只是对现实的消极的重复。必须指出，通常理解的“反映”，①涉及不以它为转移而存在的某种事物，而且是，②根据某种投影原则或表象规则产生的。如果说前者是实在论的因素，后者则是与一种强调实践的论点以及下列思想一致的。现实没有无中介的表象。然而，如果前者在认识论上不会成为多余的（像在阿尔都塞那里它倾向的那样），现实事物本身对表象过程必然有某些约束。例如，一种实验的结果或它所产生的信念在因果关系上依存于被观察的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映象”和“复写”，列宁谈到“摄影”和“反映”。这些比喻很容易促使比喻的认识功能在说明原因的功能面前崩溃，上述（2）的情况在（1）的情况面前崩溃，以及认识和证实的理论在感知和解释的理论面前崩溃。实在论以事物不能简化的认识为前提，而且它承认这种认识的产生于社会的、因此在历史上是相对的（但不是判断上的相对主义的）性质。但是，在正统的恩格斯的“反映论”中，存在一种把真理物化和以解释和感知的方式说明反映的倾向，从而回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痛斥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哪里，因为忽视人类实践在形成社会生活其中包括认识方面的能动作用。正是这一论点以及认识客体不是绝对不以认识过程为转移（象自然科学中可能设想的那样）的有关思想，构成反对反映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参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条目）在认识论方面的出发点；按照这种理论，真理本质上被理解为主体的实践表现，而不是理论上客体的适当的表象。所以，根据卢卡奇的真理统一论，真理是在关于主体和客体在历史上的被意识到的同一性（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中实现的总体性；根据科尔施的实用论，真理是与阶级有关的特殊需要和利益的现世表现；根据葛兰西的一致论，真理是在历史上逐渐接近的、但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一种实际的意见一致已经取得之后才终于实现的一种理想。这些理论和后来一些和它们有关的理论，都倾向（=1\*ROMANI）判断的相对主义和（=2\*ROMANII）（集体的）唯意志论。因此，如果说反映论和客观经验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的一般弱点是忽视真理判断的产生于社会的历史性，认识方面的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弱点则是忽视这种判断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事实的功效。现在谈一谈（乙）真理的标准。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既无法人为地建立，也不能自发地产生一些封闭的研究系统（参看《资本论》第1卷序言）；这意味着从经验上评价理论的标准不能是预言性的，所以应当只是解释性的。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但仍然以经验为根据的标准，不同于德拉—沃尔佩和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参看实证主义条目）的无差别的经验标准、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理性主义的（但在其他方面很不相同的）标准、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的人道主义理论的道德实践标准和从科尔施到科拉科夫斯基的主观实用主义标准（并参看辩证法；认识论；唯物主义条目）。（RB）参考书目①罗依·巴什卡：《辩证法、唯物主义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②O．德拉-沃尔佩：《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1950），1980年英文版。③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④列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1958），1968年英文版。⑤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S》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SSarter,Jean-Paul萨特，让-保罗science科学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revolution科学和技术革命self-management自我管理serfdom农奴制slavery奴隶制socialdemocracy社会民主socialformation社会形态socialism社会主义socialization社会化sociallynecessarylabour社会必要劳动society社会sociology社会学Sorel,Georges索列尔，若尔日SovietMarxism苏联马克思主义Soviets苏维埃Sraffa,Piero斯拉法，皮尔罗stagesofdevelopment发展阶段Stalin,IosifVissarionovich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Stalinism斯大林主义state国家statemonopolycapitalism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rikes罢工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superstructure上层建筑surplusvalue剩余价值surplusvalueandprofit剩余价值和利润syndicalism工团主义萨特，让—保罗（Sartre，jeanPaul）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评论家。从他对种种事件的直接影响来看，可能是现代最有影响和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他是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者，经常和各种现行的权力和制度发生冲突。为了力求不让自己被“制度化”，他拒绝一切官方荣誉，其中包括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和荣誉勋位，甚至诺贝尔奖金。他曾经有好几年是法共的同路人，他试图从外部影响它的政策，他首先是1956年在匈牙利问题上（参看《斯大林的幽灵》一书），然后1963年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跟党发生争论，最后在1968年五月事件上导致彻底决裂。在1968年五月事件以后，他支持毛派和其他小派别，对未来提出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他临终颇为孤独，当时“新哲学家”已在法国流行，但是为他送葬的行列有数以万计的人们参加，悼念的颂词来自世界各地，因为他在积极参与政治时期曾经满腔热情地支持过各种事业。萨特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30年代曾经讲授哲学，开始发表一种独特的哲学和文学混合物《真理的传说》，后来又发表了《作呕》得到了大大的好评。文学的号召力始终是他的一切著作的显著特征：不仅是长篇小说，如他的一组小说（三部曲：《自由之路》，1945—1949）和他的扣人心弦的剧本（《禁止旁听》，1945年；《肮脏的手》，1948年；《魔鬼和上帝》，1952年；《奥尔托纳的争议财产》，1960年；而且他的传记作品（《博德莱尔》，1946年；《圣热内》，1952年；《自传》，1964年和《家族的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57》，1971年）。他的许多批评文章（收集在1947至1976年间的十卷末《情景》中），甚至他最抽象的哲学著作，从《自我的超越》（1936年）到《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都是如此。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维护一种为一般人可接受的、政治上积极的存在主义。他受到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影响，宣扬一种“自由哲学”，以便有可能坚持每个人对“整个人类”完全负责。在他的早期著作《感情理论提纲》中，他提出一种反弗洛伊德主义的意识和自由概念，而在《存在与虚无》这部“现象本体论”的巨著中，他又通过“坏的信仰”这一概念进一步阐发了相同的观点。在后一著作中，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来阐明自为的本体论孤独性（第456页），坚持认为“他物是一种除开它容许在我们经验中实现的统一以外没有论证的一种先验的假设”（同上，第277页）。在他同马克思主义政治上和睦相处时期，萨特着手制定通过《辩证理性批判》（原拟为“历史理性批判”）“使历史可以理解”的计划。但是，既然保持了《存在与虚无》中的本体论孤独性来作为他的历史和人类学思想的基础，他的原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计划”（萨特语）结果变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康德主义著作，它限于研究“历史形式结构”的循环性，而从来没有实现在第二卷中所许诺的去展示“关于历史……它的动力和它的非循环方向的现实问题”（同上，第817页）。萨特的最大影响是作为一个满腔热情的道德家。在这个意义上以及其他几种意义上，在强烈感染他的时代的道德和精神面貌方面，他的著作令人想起伏尔泰的著作。（IM）参考书目①雷蒙德·阿隆：《历史和暴力辩证法》，1973年法文版。②西蒙·德·布瓦：《模棱两可的伦理学》（1947），1964年英文版。③乔治·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48年英文。④安东尼·曼塞：《萨特》，1966年英文版。⑤赫伯特·马尔库塞：“萨特的存在主义”，载《哲学和现象学研究》，1948年英文版第4期。⑥莫里斯·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1955），1973年英文版。⑦依斯特万·梅查洛斯：《萨特的著作》，1979年英文版。⑧让—保罗·萨特：《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1972年英文版。科学（science）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在两种形式下出现：（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或自以为代表的某种事物；（二）作为马克思主义着手说明（而且有时甚至是改变）的某种事物。在第一种形式中，科学是一种价值或规范，在第二种形式下，是一种研究和调查的主题。从前一种内在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又牵涉到或预先假定一种认识论（参看认识论条目）；从后一种外在方面看，它构成一种历史社会学。由于存在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科学，一种适当的认识论将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范围；但是又由于存在科学以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便具有较大的外延领域。在马克思主义中，许多与科学概念有联系的问题，都产生于无法调和和维持上述有关科学的这两个方面。因此，牺牲（二）而强调（一），会导致唯科学主义，即使科学研究脱离社会历史领域，随之缺乏历史的反思；牺牲（一）而强调（二），则会导致历史主义，即把科学归结为历史过程的表现，随之产生判断上的相对主义。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身上都存在：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在从事创立一门科学，于是预先假定某种认识论的立场；另一方面，他把一切科学，包括他自己的科学，都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中一种假定的原动力。从历史上说，马克思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所指的是，他把科学看成一种进步的、潜在的和实际的解放力量，可以增加人战胜自然界和他自己的命运的能力。从认识论上说，马克思乃是或至少成为一个与现代科学的实在论接近的意义上的实在论者，他懂得（1）理论的任务在于以经验为根据再现产生社会经济生活的明显现象的种种结构的适当原因，经常有别于它们的自发的表现形式；（2）这些结构在本体论上无法归结为它们所产生的现象，而且通常与它们所产生的现象相异，所以承认现实的分层和分化；（3）它们在思想上适当的再现，依赖于对以前存在的理论和概念，包括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对被考察的现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和概念进行批判的改造；（4）承认科学的认识过程是一种实际的艰苦的活动（在“及物方面”）与承认“仍然是在头脑之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的这种认识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的活动（在“不及物方面”）并行不悖。在马克思看来，认识的历史性和认识对象的实在性没有矛盾，二者倒应当被视为被认识的对象的整体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对于科学的看法的这两个特殊重点──历史的理性主义和认识的实在论──，在支配着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被保留下来，但是以愈益庸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应当说，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的先例）。所以，以历史的进化论或机械的唯意志论模式出现的一种十足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工艺胜利论和把思想设想为对实在的反映或复写、用一元论的宇宙论来解释的一种庸俗的或直观的实在论盛行起来。至少，从恩格斯起，马克思主义已经使用辩证法概念来表示它和唯物主义的题材的“历史性”，来说明它的方法的“科学性”。在辩证唯物主义中被颇为机械地（而且是超自然主义地）结合起来的东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分裂为对立的辩证的（主要是反自然主义的）思潮和唯物主义的（主要是自然主义的）思潮──前者表现出历史主义和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后者表现出唯科学主义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倾向。辩证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派别，即（=1\*ROMANI）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的黑格尔历史主义，（=2\*ROMANII）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3\*ROMANIII）勒费弗尔、萨特、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的人道主义。它们所强调的重点逐渐地转移，把科学从作为神秘化的源泉看作是一种支配力量的科学，以及看是在诠释上不适用于人类世界的一种科学。就（=1\*ROMANI）而言，卢卡奇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被预先安排得与科学方法相协调这一事实中，存在很成问题的某种事物”（见“参考书目”⑤，第7页）。在他看来，在整体化为零碎的（原子化的）事物的那种科学，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物化的一种表现；而历史唯物主义同这种科学是对立的，因为它以具有它自己的总体化的方法为特点。科尔施和葛兰西也有类似的论点。再看看（=2\*ROMANII），在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中，科学开始跟一种工具性的理由或利益联系起来，后者被看成是（至少在社会领域内）一种比较直接的压力，而与作为解放的、美化生活的或是解除压迫的工具性理由或利益相对立。在（=3\*ROMANIII）这方面，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倾向于一种比较明显的二元论，认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照之下，社会调查方法具有特殊的解释性、辩证性等等。所有三个派别的共同点是对科学都有一种实证主义的误解（参看实证主义条目）。在及物方面，强调人的实践而忽视超越事实的效用；在不及物方面，则导致认识上的唯心主义，判断上的相对主义，实践上的唯意志论和（或）历史悲观主义。另一方面，唯物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如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一直倾向于或是把科学摆在历史过程之外（如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主义”中），或是把历史科学化，超自然主义的理性化（如在德拉—沃尔佩的著作中）；在认识方面，存在一种回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超越的哲学立场，如理性主义（阿尔都塞）、经验主义（德拉—沃尔佩），或康德主义（科莱蒂）的倾向。然而，这一批人的功绩在于承认：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管它还是其他什么，乃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某种哲学、世界观或实践方法。对科学的内在和外在方面的评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独立地位和作为一种实践的相对独立地位的问题摆进了科学领域和社会总体中。更明确些说，重视认识的方面，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和自然主义的熟悉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论述和实践、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实践，是怎样地一方面区别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和实践，另一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论述和实践──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工作的特殊独立地位的问题。重视历史的方面，提出了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地位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就会难于夸大。例如，究竟是科学本身或只是它的应用是一种生产力？如果科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怎样设想它的相对独立地位？也许自然科学是一种生产力，而社会科学却是注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消亡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能否存在一种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如波格丹诺夫和葛兰西（还有李森科，参看李森科主义条目）所设想的，还是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呢？或是后者本身，如希法亭所认为的，就是措词上的矛盾呢？在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科学中，科学知识的发展同在科学的劳动过程中为实现工人监督而进行的群众斗争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最笼统地说，这些事情同未完成的人类解放大业的关系又是什么？（参看决定论；辩证法；唯物主义；真理条目）。（RB）参考书目①罗依·巴斯卡尔：《科学的实在理论》，1978年英文版。②G．德拉—沃尔佩：《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1950），1980年英文版。③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71年英文版。④D．勒库特：《无产阶级科学？》，1977年英文版。⑤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⑥H．罗斯和S．罗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1976年英文版。科学和技术革命（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revolution）苏联和东欧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广泛使用的这个术语，显然指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使用这一术语的人们坚持说，要从“一定的社会制度特有的社会关系”来考察科学和技术革命（见“参考书目”⑤），并“把它同正在兴起的社会革命所依据的深刻社会发展过程联系起来”（见“参考书目”④），但事实上他们的方法赋予生产力以首要地位，认为它是历史的动力，而把生产关系主要看成是派生的东西。此外，在这种观念中，科学被看成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进步力量，（一旦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种种歪曲）必然导致共产主义。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的内容丰富的定义（认为它不只是技术的生产，而是人类的、道德的、政治的、涉及合作和组织方式的生产）仅仅被归结为技术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科学和技术革命被认为将增加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而增加革命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观念的批评者认为它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技术决定论的另一种形式，与经济主义和第二国际的进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相似处，后者忽视阶级斗争的动力而力图描绘“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进程”（见“参考书目”①，第379页，并参看劳动过程条目）。（RMY）参考书目①E．A．阿拉布—奥格里：“科学和技术革命与社会进步”，载P．M．波斯别洛夫等：《苏联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发展》，1971年英文版。②西蒙·克拉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1977年英文版。③菲利普·科里根、哈维·拉姆齐和德里克·塞耶：《社会主义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④P．费多谢耶夫：《科学和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载国际社会学协会编《科学和技术革命》，1977年英文版。⑤R．里希塔：《科学和技术革命》，载同上书。⑥罗勃特·M·杨格：《科学是社会关系》，载《激进科学杂志》，英文版1977年第5期。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从狭义上说，自我管理指工人直接参预各个企业的基本决策。生产资料实现了社会化（归工人团体或整个社会所有）；工人在较小的团体中直接地而在较大的团体中则通过他们在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决定生产和收入分配的基本问题；技术业务管理归他们主持、监督。从广义上说，自我管理是整个经济的民主组织形式，由若干级委员会和大会构成。各个企业的主要工人委员会向整个部门和整个经济的上级机构派遣代表。在每一级上，自我管理机构是负责方针的制定、实施和相对独立的企业之间实行协调的最高权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自我管理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基本结构。在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教育、文化、科学研究、医务等等），基本决策掌握在根据生产原则和地区原则组成的各级自我管理委员会和大会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越出国家的范围。自我管理机构成员从自由选举中产生，对他们的选民负责，可以罢免和轮换，没有任何物质特权。这就结束了传统的国家、作为统治上层人物的官僚政治、作为异化的权力范围的专门的政治。保留下来的职业专门人员和管理人员，只是自我管理机构的雇员，完全从属于前者。自我管理涉及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民主。与议会民主相比较，它不局限于政治，而是扩及经济和文化；它强调分权管理、直接参与和为了最低限度的必要的协调而授权。政党丧失了它们的统治职能和寡头政治结构；它们的新使命在于教育，表达不同的利益，制定长远规划和寻求群众对这种规划的支持。关于自我管理的工人协作的最早主张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毕舍、勃朗和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之父蒲鲁东提出来的。马克思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工人阶级的联合体将要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参看《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8章）中解释了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自由观念：“……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勒克律、马拉特斯塔）阐发了以自治团体的联合来取代国家的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提供了工人的纵向联合主张。工团主义主张由工会进行管理，这是对先锋队政党的领导权要求的一种重要的替换物。然而，独立的工会的正常作用似乎是维护工人利益和培养工人的共同意志，而不是监督那应当独自负责决策的自我管理机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无论成功与否，从巴黎公社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多少自发地创造了一些自我管理机构。特别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的实际经验，那里自我管理的初步形式（与自由化的~党政治制度并存）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斯（参看委员会条目）。（MM）参考书目①G．D．H.柯尔：《工业中的自我管理》，1920年英文版。②安东尼奥·葛兰西：1920年发表在《新秩序》上的文章。③同上作者：《狱中札记》（1929—1935年），1971年英文版。④S．霍华特和M．M．马尔科维奇：《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1975年英文版第1、2卷。⑤卡尔·科尔施：《工人委员会的劳动法》，1968年德文版。⑥安东·潘涅库克：《工人委员会》，1970年英文版。⑦《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1958年英文版。⑧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选集》，1970年英文版。⑨A．J．托普汉姆和肯·科茨：《英国的工业民主》，1968年英文版。农奴制（serfdom）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懂得，地主或国家的强制，是农奴制的必要条件，然而，强制在法律上却可能合法化。但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农奴制被认为要保证的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的转让。在他们看来，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实质是，绝大多数人（农民）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是靠住户的家庭劳动进行的，分工取决于年龄和性别。农民实际占有他们很少的土地资源，但却不是所有者。所有者通常靠强迫农民把他们的剩余劳动转移到领主领地上来取得他们的收益。这种榨取形式是公开的和明显的，每周六、七天内有两三天要用在领主土地上，其余几天留给农民份地。这同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主从雇佣劳动者那里取得的隐蔽的剩余价值是鲜明对比。农民份地的劳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本身实质上并没有改变这种关系。马克思补充说，按照习惯势力，农奴的劳动（或是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逐渐趋于固定，但各户的家庭劳动在强度和生产率方面可能不同，有助于农户产生它们自己的盈余并添置财产。某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农奴和劳役地租等同起来，随后又把这种榨取剩余的形式和封建主义等同起来。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其根据则是认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由欧洲封建经济的历史发展而来着眼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发展的。事实上，农奴制从领主（或国家）用以获得农民的剩余的非经济强制的意义上说，在历史上是很普遍的。在古代中国、印度、法老时代的埃及、古希腊罗马、近代东欧、中世纪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中，往往都可以看到它。然而，欧洲封建社会的农奴制有很多史料，可以作为统治阶级从农民生产的剩余中榨取收益的社会的适当典型。这个富有史料的时代也提出了一些典型的问题和情况，没有自由的农民往往构成农民人口的重要核心，而他们经常只占少数。作为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多数人具有自由的法律地位，尽管他们在对享有管辖权的领主和国家缴纳地租、赋税以及其他款项方面负担沉重。这就意味着一种事实上的农奴制和一种法律上的农奴制，诚然，根据情况，一种农奴制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农奴制。法律上的农奴制的要点如下。农奴家庭在公法上对于领主是没有权利的。在有关日常社会和经济事务的一切问题上，它服从领主的管辖权。领主还经常拥有警察管辖权，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公共法庭的限制。农奴没有迁徙的自由，束缚在他们的份地（ascripticiusglebae）上，领主控制农奴的婚姻和继承。后者包含一笔很重的遗产税，突出了领主对农奴的一切动产的法定权利。也曾作出某种努力控制牲口的市场交易，虽然市场的控制是最低程度的，如果领主要农奴到市场上去赚钱交租的话。如果领主经营他们自己的领地，在强制劳动和运输服务方面也进一步对迁徙自由有所限制。根据领主在当地的势力，自由农也可能生活在类似的条件下。这是就贫穷的和中等的农民说的，而不是就富裕的自由人说的。他们并不能逃避领主的管辖权，而且可能像农奴一样服从领主的专卖权（磨面粉、烤面包、榨葡萄酒）。迁徙的自由的多一些，主要的限制是经济方面的。他们具有为他们世代享有的份地缴纳低额地租的较多机会，虽然他们可能要为追加的土地支付很高的市场价格。自由和农奴制之间的摆动，决定于不同因素。如果领主需要在他们的领地上实行强制劳动，他们就把他们的自由农变成农奴。在13世纪的英国和16世纪以后的中欧和东欧似乎都出现过这种情况。这种作法后面隐藏着希望为市场扩大谷物生产之类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领主要吸引农民开拓新的土地，他们就提出占有土地的良好条件作为诱饵。因此，许多东部日耳曼地区和西部斯拉夫地区，在中世纪中叶进入农奴制以前，都看到自由农团体的兴起。此外，领主对现钱的需要，如在12、13世纪的法国，使得不自由的农民有可能购买自由身份，甚至半自由的农民团体有可能购买自治条件。在许多国家中，不自由的以及自由的农民团体曾经对领主进行集体的反抗，以便促使他们把地租保持在固定的低水平上。既然法律上的农奴制具有压迫性质，它的存在本身表明，领主必须使用非经济的手段来保证他们取得收益。农民团体，无论是农奴或非农奴的，决不是农奴制统治下的消极臣民，这是农民暴动的历史证明了的。（RHH）参考书目①M．布洛赫：《中世纪的奴隶制和农奴制》，1975年英文版。②R．H．希尔顿：《中世纪英国农奴制的衰落》（1969），1982年英文版。③G．德·圣克鲁瓦：《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1981年英文版。④让·博丹协会：《农奴制》，1959年法文版。⑤R．E．F．斯密斯：《俄国农民的农奴化》，1968年英文版。并参看封建社会条目的参考书目。奴隶制（slavery）在某种非经济强制下劳动是大部分历史的通例，而且现在仍然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见“参考书目”⑦）。因为奴隶是最为人熟知的和最惹人注目的一种受奴役者，所以通常认为，他也是最普通的一种受奴役者；因此，“奴隶”、“奴隶身份”、“奴颜婢膝”在非劳动方面的比喻的说法，从古希腊以来在西方语言中就存在。但是，事实是，在全部世界史上属于不完全不自由类型的其他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奴隶（虽然确切数字不易得到）。奴隶本身是一种私有物，永远不享有生产资料，不得过问他的劳动，或他的劳动产品以及他自己的再生产。农奴（参看农奴制条目）、债奴、亚细亚社会中多少受束缚的农民、斯巴达的赫洛特以及其他各种受奴役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各个奴隶主通常可以给予他的奴隶以某种特权，直至释放即给予自由。但是，这样的行动并不构成定义上的缺陷或奴隶制的破坏，虽然它们作为奴隶制在任何特定社会起作用的确切方式的标志是很重要的──最明显地表现在古罗马经常释放奴隶而美国很少释放这种鲜明对比上。对于奴隶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受奴役者这个事实，并没有争论，但是，关于强调这种区别究竟是否只是迂腐之见，却存在尖锐的分歧。扼要地说，取舍在于把奴隶制看成“依赖性（非自愿的）劳动”类的一种或是把奴隶制看成类而把其他看成种。甚至那些拒绝作进一步区分的人们都维持奴隶同农奴的划分这个事实，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答案就包含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概念中，农奴是封建制（参看封建社会条目）下的相应的劳动形式，奴隶在古代社会却是与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并存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因素。然而，这就出现复杂的情况。首先，在希腊罗马世界，奴隶制不仅在曾经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的辽阔的东部地区微不足道，而且在罗马帝国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省中似乎也是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参看古代社会条目）。那里，处于依赖地位的劳动力不自由的程度不同，但要轻一些；举例来说，他们本身通常不是商品，而且他们往往至少拥有生产工具（见“参考书目”③，第2部分）。换言之，依赖性劳动曾经在具有不同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些社会中存在和起作用（不管这些社会是不是单一的政治单元，例如罗马帝国的若干部分）。那么，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要把这样一些社会包括到奴隶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单一的社会形态中去，从生产关系上看是否太不相同？第二，类似的困难产生于较近研究非洲和亚洲的比较简单的社会的奴隶制的兴趣。在人类学者中间，盛行的方法似乎是在奴隶制的定义中撇开所有权方面和不把没有亲属的“局外人”作为奴隶的特征来回避困难。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者还必须抓住生产方式的差别（参看人类学条目）。所以，米雅苏抱怨说，没有“有助于我们鉴别奴隶制的一般理论”，“认为奴隶制只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的确不明确”（见“参考书目”⑧）。而且莫里斯、布洛赫建议，“我们大家应当有权随意创造或多或少的生产方式来适应眼前的目的”（见“参考书目”(○,11)11）。第三种复杂情况产生于西半球，特别是南美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毫无疑义存在奴隶社会（见“参考书目”⑨）。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写道：“至于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条件下畸形物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7页）。这种畸形地位当然就是下列区别的关键：西半球的奴隶制是被废除的，古代的奴隶制却不是。美国的奴隶制通过1865年宪法修正案突然终止，被自由劳动所取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在几百年间不是被自由劳动，而是被另一种依附劳动所取代，后者终于演化为农奴制，关于这种演化的过程和速度还是很有争论（例如，见“参考书目”②）。而且它决没有被完全取代，直到中世纪后期，拥有动产的奴隶仍然大量存在，虽然已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形式（见“参考书目”⑩）。这种“残余”是社会形态概念中固有的。奴隶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力在西方却是只在几个时期和地区存在。在奴隶社会，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农和城市中自由独立的手工业者为数一直不少，特别是在古代世界，他们通常是顺利地实现奴隶的生产必不可缺的（见“参考书目”⑥）。奴隶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证明，不在于奴隶的数量，而在于他们的所在地区，即上层人物为了他们的财富依赖他们的程度。（MIF）参考书目①C．安波罗和G．普西编：《奴隶制问题》，1982年意大利文版。②P．多克斯：《中世纪的奴隶解放》，1979年法文版。③M．I．芬利：《古代奴隶制和现代意识形态》，1980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古希腊的经济和社会》，1982年英文版。⑤Y．加兰：《古希腊的奴隶》，1982年法文版。⑥P．加恩赛编：《古希腊罗马的非奴隶劳动》（《剑桥哲学学会学报》增刊6），1980年英文版。⑦W．克洛斯特博尔：《奴隶制废除后的非自愿劳动》，1960年英文版。⑧C．米雅苏编：《殖民化前非洲的奴隶制》，1975年法文版。⑨R．A．帕德格：《奴隶制和奴隶社会的理论问题》，载《科学和社会》杂志，英文版1976年第40期。⑩C．维尔林顿：《中世纪欧洲的奴隶制》，两卷本，1955—1977年法文版。⑪J.L.沃森编：《亚洲和非洲的奴隶制》，1980年英文版。（同时参看古代社会条目的参考书目，关于广泛的补充读物，可参看本书目③中所附书目）社会民主（socialdemocracy）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词有几种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把社会民主看作“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注①），在同一意义上，他们也提到“社会主义民主党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部分）中叙述了在1848年革命以后，在法国如何“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1页）。然而，在19世纪最后10年，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已经创立，例如在德国和奥地利，自称为社会民主党，恩格斯虽然表示过一些不同意见，认为“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选择这一名称的理由无疑多少是由于要肯定同1848年革命的连续性，更是为了表达这样的思想，即这些政党是为了政治民主（为了普选权和为了具有实际权力而不是作为单纯咨询机构的选举产生的议会）而从事激烈斗争，它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民主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生产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是与阶级统治相对而言的，被认为将带来工人阶级的全面的社会解放（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称为“人类的解放”）。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发展成为群众性政党，它们面临到一系列问题（见“参考书目”③）。首先，它们必须决定是把它们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主要甚至完全集中在现行政治制度方面──那就是说，在全国性、地区性和地方性议会中争取多数席位方面──还是同时（又在何种规模上）从事“议会外的”斗争。这个问题在本世纪最初十年中有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等人参加的关于“群众政治罢工”（参看罢工条目）的争论以及关于暴力在工人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争论中得到最充分的讨论。后一问题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兴起时期成为最尖锐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接受鲍威尔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的“防御性的暴力”提法概括的观点，即只是作为对付资产阶级暴力的一种极端手段，才进行群众罢工和武装暴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确把它们的工作集中在选举的代议制方面以及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给倍倍尔、考次基、维克多·阿德勒等人的信中鼓励他们这样做这个事实，引起了米歇尔斯曾在其1911年出版的《政党》一书中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另一问题。米歇尔斯认为，既然各国社会民主党演变成合法的群众组织，也就出现了党员或支持者为一方，领袖和官吏为另一方的彻底分裂，随之后者逐渐资产阶级化，这个倾向必然产生改良主义政策（参看改良主义条目）。批评者也认为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另外两个特点会引起改良主义倾向。一个是，为了在一种民主制度中获得全面的多数，势必求助于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有时也要和其他政党联合），按照某种解释，随着中间阶级人数的增长，这个需要愈益迫切；这就可能引起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妥协。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各国社会民主党花了许多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局部改革，虽然这种政策与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远目的并不矛盾（考茨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一直这样认为），在日常政策中和选举运动中不断强调眼前的改革就很可能使这个目的模糊起来。然而，迄至1914年各国社会民主党一直使自己表现为而且一般也被看作是革命政党。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本国政府以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它们被列宁、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参看国际条目）谴责为改良主义政党，显然意味着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这种谴责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时期达到极点，当时社会民主党人被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或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法西斯主义温和的一翼”。1945年以后，社会民主的意义在某些方面又有所改变。过去承认自己的革命目的的某些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明确地放弃了这种目的并把自身从工人阶级政党改组为“人民政党”──例如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巴特哥德斯堡代表会议上──，而所采取的政策实质上不过是试图实现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和一种“混合经济”；在英国，一个新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最近已经建立作为一个特殊的非社会主义的“中间”党。另一方面，西欧各国共产党已在逐渐与原有意义的社会民主取得和解，强调已在西欧存在的民主和代议制的重要性（参看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1977年英文版），放弃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在不同程度上批评列宁主义关于集中制的领导党将夺取政权，然后作为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进行统治的思想（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19世纪后期的社会民主有两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方面是下列事实：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已经是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主要（而且从实现重大改革来看最成功的）形式，而共产党和按照它们的目的主张更加不妥协地革命的其他集团从来不过获得工人阶级少数的政治支持；在许多场合下，这些政党拥有如此微弱的少数，它们充其量等于是一些政治派别（尽管它们有时在工会中具有影响）。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突出地位有增无减，因此，任何争取社会主义的进一步运动──社会主义本身似乎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更不明确──极可能要通过选举的胜利和改革的逐渐积累才能进行，至少只要资本主义能够避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或战争的话。社会民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它的学说中始终强调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恩格斯本人在他晚年写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信中对这种强调一般是支持的，特别是在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附1891年6月29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虽然在上文提到的他对“社会民主”这个名称的评论中（《“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他仍然主张共产主义的最终政治目的是要克服国家本身，从而也要克服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在恩格斯的一些不同说法中，无疑存在某种模棱两可的东西，但是就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显然信奉和经常反复强调民主，不仅把它看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过程，而且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的实质。从不同方面来看，从这样一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森堡、考茨基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看法和特殊著作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也许比任何其他集团更为坚决地选择通过选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拒绝在没有多数选民明显表现的支持的情况下考虑取得政权。希法亭面临德国的法西斯的威胁，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魏玛民主，而当时台尔曼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则宣称，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从1917年起，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区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把它看成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独裁的或极权的社会主义的区分。近几年来，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法上的分歧有所缓和，虽然不管它继续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分歧还是可以看到。目前，社会民主面临两大问题。一个问题不是涉及获得政权（指成立政府）的可能性，因为欧洲的几个社会民主党曾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做到这一点，而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政权之后，能否实现对社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确，那究竟是不是他们的选民真正要他们做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涉及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制度──经济、政治体制、教育、文化生活等等怎样来组织，或是怎样可以希望得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包括那些企图从内部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还是一个很有争论的问题（参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条目）。（TBB）参考书目①奥托·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1920年德文版。②彼得·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窘境》，1952年英文版。③亚当·普尔泽沃尔斯基：《社会民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1980年英文版。④《实践国际》，英文版，1981年第1卷第1期。社会形态（socialformation）马克思很少使用这个词，他比较经常提到社会。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经交替地使用这两个词：在探讨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将要消逝的条件之后，马克思作结论说：“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这个词在新近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参看结构主义条目）的著作中已经流行起来，其中有些人（例如欣德斯和赫斯特，见“参考书目”②）把“社会形态”这一科学概念同“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相对立，虽然这样做的根据并不明确。无论如何，按现在的用法，社会形态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派别的社会学家十分熟悉的两种现象，即社会类型（例如，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和特殊社会，（例如，法国或英国作为社会来说），而且看来，仅只引用一个新词并不能带来任何更大的分析上的严密性。进一步的发展可以从“社会和经济”（或社会经济）形态一词的使用中看到，哥德利埃偏爱这个词（见“参考书目”①），他说：它“首先在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分析方面看来适用”，而且在关于16世纪的印加帝国的研究作品中使用它。就它明确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概念中所包含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在一个结构中相互关联而且接合起来这个思想来说，这个词也许有一定价值；但它还没有提到意识形态因素，简而言之，象一切概念一样，它没有提供全面的说明。（TBB）参考书目①莫里斯·哥德利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观点》，1977年英文版第2章。②巴里·欣德斯和保罗·赫斯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1977年英文版。社会主义（socialism）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始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它的历史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两百年前英国国内战争时期（1642—1652年），当时出现了以杰拉德·温斯坦利为杰出代言人的激进运动（掘地派），他的思想在一些要点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另一些卓越的先驱者是法国革命时期巴贝夫和他的平等派的密谋者，19世纪初期英国和法国的伟大空想主义者（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参看空想社会主义条目），以及19世纪30和40年代首次把关于民主、平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在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英国宪章派。和他们的大部分先驱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把社会主义看作可以为之描绘一幅吸引人的蓝图的一种理想，而是把它看作古典经济学家已经首先发现并试图分析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产物。因此，社会主义所能采取的一种或多种形式，还有待正在展开的历史过程揭示出来。虽然指出了这种前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合乎逻辑地避免对社会主义作详细描绘，甚至提出一个定义的任何尝试。在他们看来，它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通过无产阶级改造社会同时改造自身的长期革命过程，它会发扬它自己的肯定特性（共产主义）。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它所针对的是德国工人运动两派（拉萨尔派和埃森纳赫派）联合建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他的《批判》中，马克思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直接接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个阶段将带有它的胎记。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统治阶级将需要它自己的国家（参看无产阶级专政条目）来对付敌人；人民的思想精神面貌还受资产阶级观念和价值的濡染；收入虽然不再来自所有权，还需要按照所完成的劳动，而不是按照需要核算。然而，在这种新的制度之下，社会的生产力将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种种限制将被超越。那时社会将进入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时国家将消亡，盛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劳动态度，社会将有可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纲领批判》直到1891年，即马克思逝世8年之后才发表，它在马克思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直到列宁把它作为他的极有影响的《国家与革命》（1917年）一书的核心，才得以确立。列宁声称：“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51页）。从此，这个用法实际上被一切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所承认或接受。这就说明为什么个人或政党以他们愿意强调他们的革命事业的直接或最终目的为转移，可以自称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而毫无矛盾。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自称共产党的政党统治一个它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无反常之处。按照这个理论，苏联作为从俄国革命中产生的社会，正式以社会主义命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此外，除开一两个国家外，几乎一切从1917年以来经历过深刻的结构改造的革命的国家都采纳或接受社会主义的名称。包括苏联在内，这些国家现在约占全世界土地面积的30%，人口的3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国家可以被看作“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见“参考书目”①），并且可以采取对任何其他历史形态（如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所采取的同样方式对它们加以研究。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不是而且不可能是事情的终结。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实质上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过渡阶段。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必须提出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这些社会有没有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迹象，当前，这种迹象可以认为以消灭阶级和各类人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工业生产者和农业生产者、男子和妇女、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某些非常重大的社会经济差别为标志。如果它们的确显示出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迹象，它们就可以被断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否则，它们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迄今为止，这个问题的答案已倾向于分为四类：（1）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苏联和它的亲密伙伴的执政党的答案。按照苏联官方学说，苏联不再存在对抗阶级或社会冲突（参看阶级冲突条目）。居民由两个和睦相处的阶级（工人和农民）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构成，由一个“全民国家”领导。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标榜为“发达的社会主义”）不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动力，而是被“科学和技术革命”推向共产主义最终目的（见参考书目⑤）。（2）第二类答案认为，苏联类型的社会从它们的基本结构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向共产主义的发展由于官僚机构的产生而中断。官僚机构在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状况得以进行控制并把极不相称的一部分社会产品划归自己享用。然而这种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统治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地位将要削弱，最终将被第二次纯粹政治的革命推翻。以后，向共产主义的发展将要重新进行。存在这种理论许多的说法，从根源来说都是从托洛茨基的著作出发的。（3）第三类答案认为，在苏联和承认莫斯科的领导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这种观点的最突出的主张者是毛泽东晚年担任主席的中国共产党。毛认为，在革命以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必然要继续存在，如果无产阶级无法保持它对执政党的监督和执行一条坚定的革命路线，后果将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派认为，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的时候，苏联已发生这种情况。另一些人──最突出的如贝特尔海姆（见“参考书目”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毛死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这种立场，而回到似乎日益接近第一类答案中概括的苏联官方学说的那种立场。（4）第四类答案基本上与第三类相似，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它否认资本主义已在苏联类型社会复辟，相反，认为这些社会是新型的阶级剥削社会。在苏联本身，新统治阶级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激烈斗争中形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把类似的结构强加于红军所解放的那些国家。这种社会形态的规定性的特征是：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经济集中规划，共产党垄断政权，控制高度发达的安全机构。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们看来，苏联类型社会显然没有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不能列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综上所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引起争论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观点和理论分成许多不同的、经常明显冲突的大小类别。目前，这种分歧似乎还看不到解决办法，虽然可能历史进程将改变争论条件，也许终于导致比目前情况下存在的或似乎可能存在的舆论较为接近一致的某种结论。（PMS）参考书目①鲁道夫·巴罗：《东欧的抉择》，1978年英文版。②查理·贝特尔海姆：《苏联的阶级斗争》（1976），1978年英文版第1、2卷。③弗·伊·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1969年英文版。④毛泽东：《苏联经济批判》，1977年英文版。⑤彼埃尔—诺埃尔·吉罗：《苏联类型体制的政治经济学》，1978年法文版。⑥D．M．努提：《世界上的社会主义》，1981年英文版。⑦M．保尔·斯威齐：《革命后的社会》，1980年英文版。⑧列甫·托洛茨基：《被叛卖的革命》，1937年英文版。社会化（socialization）这个概念有不同的意义，一个是社会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方面的意义，另一个是经济学方面的意义。使一个人社会化从人类学和教育意义上说，是创造一个环境，使他或她能学习语言、概念思维规则、部分社会历史、为生存和发展必不可缺的实际习惯以及调整和其他社会成员关系的道德规范。每个人生来就有为人类固有的不同潜在倾向。在相当的发育阶段，如果没有同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正常交往，这些倾向就会隐藏下来，终于消逝。如果不实现他或她交往、推理、创造性、在文体活动和工作中合作的能力，一个人不会成为其人。此外，许多个人天赋和潜在能力就会不能实现。然而，社会化也起一种限制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削弱的作用。共同体（家庭、学校、邻里、国家）在把一种特殊的教养传授给个人的时候，多半生硬地、杂乱地将某些传统的观念和规范强加于年青人的头脑。儿童的巨大的自发性、好奇心和创造性容易为这种超我的压力所抑制。超出一定范围，社会约束，无论外在的或内在化的，就会产生一种大规模的“小人物”、一种软弱的唯唯诺诺的人格，害怕担负责任，结果完全听命于享有权威的领导和运动。社会化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意味着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转化为社会财产。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贯串着废除私有制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虽然不是充分的条件。然而，私有制的概念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另一个是一般生活态度，表现为渴望拥有一个客体（或是等于物的人），以便能够享有它、占有它。从这种一般哲学意义来说，废除私有制牵涉到个人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的充分发展创造能力和存在意识为标志，而不是以占有意识为标志。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可以采取三种不同形式。一是收归国有，把一切财产权从私人公司转移给国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化主要归结为国有化。国家拥有和管理大部分企业（有时农业例外），计划生产和分配产品。结果，出现一个庞大的政治官僚机构，垄断政治和经济权力。经济体系过分集中，以致大大压抑主动性，导致浪费和低效率。社会化的另一种形式涉及把生产资料转化为集体财产。在农业中，以集体财产作基础的小规模的生产和劳务合作社可能是经济组织的最合理的形式。这些方面的工作的性质本身有利于小的自治体系。这种社会化形式是受限制的，因为合作社可能作为集体的资本家行动：雇用雇佣劳动者，在市场上牟取利润，积累资本，产生小资产阶级。同无阶级的社会的目的最适合的经济社会化的第三种形式，涉及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整个社会的财产。那时，这种生产资料归特殊的工人团体支配，后者将它们的总收入的一部分交给社会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它们可以自由决定其余产品的分配。但是它们不能出让（出卖、给予、遗赠）这种生产资料。这种类型的社会化以自我管理作为社会组织形式。（MM）参考书目①卡尔·科尔施：《社会化文集》，1969年德文版。②米海伊尔·马尔科维奇：《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1982年英文版第5章。③多曼尼哥·马里奥·努提：《社会主义和所有制》，载L．科拉科夫斯基和S．汉普希尔编：《社会主义思想》，1974年英文版。社会必要劳动（sociallynecessarylabour）关于价值量的衡量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写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资本论》第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是抽象劳动即价值的实质的同义语，它的衡量是按时间单位计算的。这个词是和个别劳动对照而言的。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不同公司进行生产，技术效率的程度不同，生产工艺也不一定相同。随之，每个公司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不同。但是，不管商品来自什么生产过程，它是按同一价格出售的。显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营得法的公司，比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营不当的公司，将从每一产量单位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刺激着不断引用新的生产方法，每个公司都尽量降低个别价值，以便在竞争中对对方占优势。对于生产一种商品为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可能根据某种特殊的“平均”的生产技术，先验地确定为某种物化劳动量。根据相同的理由，价值只是作为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交换价值的形式出现；市场价值是竞争过程的产物，它本身是下列事实的结果：只有通过市场交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联系才得以建立，因此，只有通过货币，私人劳动才具有社会劳动的形式。究竟市场价值决定于市场的某种平均过程，如以上所说暗示的，还是决定于最经营得法的公司的个别劳动时间，有时还不清楚。答案有两种：价值的决定不是一种静止的平衡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刚一确定，由于经营不当的生产者的破产和经营得法的生产者的革新，它又发生变化（参看价值和价格；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条目）。（SM）参考书目①I．I．鲁宾：《论马克思价值论的论文集》（1928），1973年英文版。社会（society）马克思（如同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在三种意义上（要从上下文区分）使用“社会”一词，指不同而有关联的三种现象：（=1\*ROMANI）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本身；（=2\*ROMANII）历史上的社会类型（例如，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3\*ROMANIII）任何特定社会（例如，古罗马或现代法国）。马克思观念中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是，它从人类生活在社会中这一思想开始，不涉及个人和社会的对立，这种对立，只有假设某种社会契约，要不然就是把社会看成超越个人的现象，才能克服。所以，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写道：“甚至当我从事科学这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他接着说，应当避免把“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因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作集》第42卷，第122页）。马克思的观念的这一方面后来被阿德勒最充分地加以发挥。他从新康德主义角度看待它，认为它为一门社会科学奠定了先验的条件（见“参考书目”①）。马克思关于一般人类社会的观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没有把社会同自然界分割开；相反，人类被认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通过劳动和繁殖来生产和再生产，所以既是自然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参看《1844年手稿》）。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观点同很多社会学中一直流行的观点大不相同。后者经常把社会看作独立存在的现象，而忽视它和自然界的关系，结果，对经济过程和关系的研究大大受到排斥，而被委之于另一专门的社会科学领域。因此，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社会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政治经济学”（见“参考书目”③）。马克思的一般观念的第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把它同他的“社会类型”概念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它把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看作一种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的通过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同时创造和改变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5章）。这个历史过程（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或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是不断改变的社会分工，这构成社会生产关系（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首先是阶级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决定不同社会类型的性质；他在1859年的序言中指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社会类型过渡发生在物质生产力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参看发展阶段条目），而且这种对抗关系采取阶级冲突的形式。后来，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关心对马克思关于主要社会类型的概括阐述进行加工、扩充和修正。所以，一方面，亚细亚社会的概念已经成为大肆争论的对象，另一方面，部落社会的概念被更加彻底地加以分析，这是近几年大大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展的结果。同时，无论社会类型的历史顺序，还是从一个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过渡（特别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确切性质，都根据远为广泛的历史资料，被更加仔细地加以研究。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参看社会主义条目）提出了另一重大问题供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这里，主要问题首先涉及以集体化的生产力作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否已经产生新的阶级关系，其中存在由党的官吏、官僚机构（参看德热拉斯：《新阶级》，1957年英文版）、知识分子（参看康拉德和斯泽兰尼：《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1980年英文版）或这些集团的某种联合体构成的新的统治阶级，──其次，涉及这种社会类型的国家和政权的性质。更一般地说，试问，现实存在的这些社会中的整个“生活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想法。只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关于这种社会类型的系统的和实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才开始发展。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需要对特定社会进行现实的历史研究，而且他们在他们关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著作中都遵循这一原则。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这样表达了他们的总的看法：“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马克思则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资本论》第3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确，马克思的总的社会观和他关于社会类型的分类，表明它们的价值首先在于为对特定社会和事态的缜密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TBB）参考书目①麦克斯·阿德勒：《卡尔·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学意义》，1914年德文版。②莫里斯·哥德利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观点》，1977年英文版第3章。③卡尔·科尔施：《卡尔·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社会学（sociology）马克思逝世不久，当社会学逐渐作为一门科学确立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同延续到今天的社会学之间开始有一种密切的但经常是对抗的关系。无疑，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学本身的形成是一种重大的促进因素。腾尼斯在他的很有影响的《社会和协作》（1887年）一书的序言中，承认自己受惠于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现者，并提出了腾尼斯本人试图以新概念表述的关于现代社会的相同思想。在1894年第一次社会学国际会议上，好几个国家的学者（其中有腾尼斯和俄国的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探讨马克思的理论的论文。也就是在这时，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维贝尔和埃米尔·杜尔凯姆开始通过不同方式创立这门新学科的原理和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持批评态度（参看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条目）。现代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在麦克斯·维贝尔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的较大部分著作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不仅反映在他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的扎实的研究上，也不仅反映在他对国家、阶级和社会地位、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分析上，而且还反映在他针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写的有关方法论的著作上。杜尔凯姆虽然没有那样深入，但他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创办和主编的刊物《社会学年鉴》，在最初几年发表的书评中密切关注唯物史观问题。1895年，杜尔凯姆开始作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原拟进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全面考察（虽然后来半途而废），而且在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即1912年发表的《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中，极力把他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的概念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关于社会的全面说明”区分开。在19世纪末，也存在一种实质上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的贡献，这里包括考茨基对法国革命的研究（1889年）；梅林的《莱辛传奇》（1893年）──它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和思想史奠定了基础；索列尔在《社会变异》（1895年）对杜尔凯姆的社会学的批判性的考察；以及格律恩堡早期对农业史和劳工运动史所作的研究。在俄国，马克思的著作的传播引起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中的出现，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以后不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学派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出现，它的主要思想家在一个世纪的第二个25年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法律和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进行了重大的社会学的研究。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几乎完全是在大学范围以外发展起来的（只有两个“教授身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格律恩堡和拉布里奥拉），因此，在与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学术的社会学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情况可能正如勒维特后来在关于维贝尔和马克思的一部研究作品（1932年）中所描述的：“像它所研究的我们的现实社会一样，社会科学不是统一的而是一分为二，即分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见“参考书目”⑥）。这个观点在俄国革命以后得到证实，这时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资本主义所包围的工人国家的学说。1921年，布哈林还可以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一种“社会学的体系”，而且批判地考察了像维贝尔和米歇尔斯这样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但是，随着斯大林的上台，社会学开始被正式列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排斥于学术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外。所以1945年以后，这种思想模式被强加于东欧国家，它在中国也很盛行，1952年在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所中，社会学被取缔。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只能在苏联以外与布尔什维克的正统观念对峙而发展，它在以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但它只是一个流派，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具有极不相同的观点。例如，一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他们的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科尔施、卢卡奇和葛兰西都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社会学，而认为毋宁说它是历史哲学。科尔施（1923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正如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表现。卢卡奇（1925年）在关于布哈林论述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一篇评论中批评了他的“虚假的方法论”和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般的社会学’”这一概念，论证说，“辩证法可以做到毋需这种独立的实在的成就[社会学的成就]；它的领域就是整个历史过程……总体就是辩证法的领域”。同样，葛兰西也在关于布哈林的一篇评论中摈弃作为“进化论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而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哲学世界观，其中包含“创立一个全面而完整的对世界的看法……并形成全面而完整的文明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见《狱中札记选》，1971年英文版）。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犹疑不定的性质，从后来科尔施修正他的观点的方式中得到了说明，那时他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倾向不再是‘哲学的’，而是经验的科学方法的倾向”（见“参考书目”⑤，第203页）。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学的态度的变化也明显地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虽然从它的主要思想来看，受到科尔施和卢卡奇的强烈影响，这个学派，尤其是它的研究基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包含五花八门的观点（参看赫尔德：《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1980年英文版）。在它初期，这个研究所由格律恩堡领导，他的主要兴趣在社会历史方面，接近社会学，研究所的成员包括一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弗兰茨·诺伊曼，他的《庞然大物》（1942年）至今仍然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品之一。1945年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这个学派主要开始盛行哲学思想研究，表现为针对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的“批判理论”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集中于批判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但是，从它较近的发展来看，特别是从哈贝马斯和奥菲的著作来看，批判理论的方向已经再次改变，在研究作为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干涉主义的国家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中的意义方面，更加关心经济和政治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结构主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另一种重要的新的方法已经发展起来。原来起源于阿尔都塞的著作，但受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般结构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已经把注意力从历史问题和作为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已被作为历史主义摈弃），主要转向对一些特定社会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哥德利埃在1977年已把相同的方法用来分析部落社会），把这些社会形式看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各个“方面”或各种“情况”错综复杂地在其中交织成一个完整体系的许多“结构”。例如，普兰查斯在1973年和1975年发表的论著中已经从结构主义出发分析社会阶级和政权的关系，以及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然而，甚至在广泛的结构主义运动中，也有很大差异，一种特殊的方法是戈尔德曼的方法，他的“发生结构主义”把历史的分析方法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叶斯大林主义（近来还有列宁主义）正统观念思想影响迅速衰落和60年代“新左派”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显然又振兴起来，这在西方主要受批判理论和结构主义思想的刺激，虽然在这以前人们还恢复了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学学派的兴趣。这种振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个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作为与政党密切相关而且主要是在党组织内部研究的一种亚文化（在1917年以后也曾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官方学说）而存在，它现在在学术生活中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而且构成社会学思想（以及人类学和经济学思想）主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变化的一个后果是：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卷入关于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的一般争论要多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关于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和“人的动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争论文章表明了许多共同点和重要区别），卷入关于特殊重大的问题的一般争论──例如对政权和社会阶级的分析──也多得多；现在，维贝尔的观念在经过广泛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公式中，即使不是被直接吸收，也是被较为严肃地加以对待。社会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振兴起来，1953年以后在苏联和东欧（南斯拉夫较早），较近（1979年）在中国，社会学重新被设置为一门学科。然而，这里，这门学科主要是在特定范围，如教育、福利事业、家庭、产业关系方面，以社会调查和经验研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这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进行的类似的研究没有很大差别。这种对政策研究的偏重符合列宁早期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所作的从事“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是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转引自“参考书目”⑦）的指示以及葛兰西在上述关于布哈林的评论中表述的关于社会学的适当地位的观点。葛兰西认为它的价值是“实际观察的经验积累”，通过统计形式可能提供比如说计划的依据。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很少有人企图（或有机会）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一种社会学理论，以对其他理论采取批判对比态度；而一些作过这种努力同时提出有关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的基本问题的人们，却经常被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对待，被迫离开本国（参看例如巴罗：《东欧的抉择》，1978年英文版；康拉德和斯泽兰尼：《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社会学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关系始终是一个敏锐问题，但这完全没有妨碍从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观念，如机能主义或系统论借用和部分地吸取一些因素，也没有妨碍早期的社会学倾向在某些国家起重大影响作用（例如，在波兰，有实证主义明显印记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在南斯拉夫，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举行过若干次重大的理论讨论，经常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参看马尔科维奇和彼特罗维奇在1979年发表的论著，以及1964—1974年间《实践》杂志发表的有关文章）。马克思主义现在被承认为社会学中的重要典范之一；但是，和其他社会学体系一样，今天它具有重大的内在分歧，而且动荡不定，虽然与它的许多对手比较，它也许还保有较多的一致性。它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它能多方顺利地解决关于阶级结构，阶级和其他社会集团在实行社会改革中的作用，国家和社会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或者更一般地说，它能多方顺利地完成“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的内在性质的真正分析”（正如卢卡奇1970年所说的；参看他为梅查洛斯1971年版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诸方面》写的序），以及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在这些方面的进展，当然会引起某些主要理论观念的进一步修正，会受社会思想和实践的比较普遍的潮流的影响，如果不填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鸿沟，就很难希望达到比较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目的。（TBB）参考书目①施洛莫·阿文勒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1968年英文版。②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75年英文版。③卢西恩·戈尔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1970年法文版。④乔治·古尔维奇：《社会学的当前任务》，1963年法文版第12章。⑤卡尔·科尔施：《卡尔·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⑥卡尔·勒维特：《麦克斯·维贝尔和卡尔·马克思》（1932），1982年英文版。⑦默文·马修斯：《苏联社会学介绍（1964—1975）一书目提要》，1978年英文版。⑧G．V．奥西波夫和M．N．鲁特凯维奇：《苏联社会学（1965—1975）》，1978年英文版。⑨J．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76年英文版第2章。索列尔，若尔日（Sorel，Georges）1847年11月2日生于法国瑟堡，1922年8月28日在塞纳河上的布洛涅逝世。索列尔一贯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上最有争论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自相矛盾到如些地步，当他被说成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有独创性的一个的时候，也有人建议，他应被看成是右派而不是左派思想家。无可否认的是，索列尔的思想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阶段，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马克思所要说东西的解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索列尔是在巴黎工艺学校受教育的，担任政府工程师的职务直至45岁。他的早期著作于1886年开始问世，但是直到1893年（他退休后），他才把注意力转向马克思主义。开始，索列尔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门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现“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然而，他是最早承认这种立场有其内在困难的一个，从1896年起，开始进行他自己的具有高度独创性的和特性的再解释，这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应当被看作一种伦理学说。因此，为取代资本主义注定的经济崩溃论，索列尔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面临道德沦丧的灾祸的理论。首先，索列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表述，促使他企图阐述一种特殊的工人阶级的道德，维护工人阶级工会和合作社（他认为它们能够发扬这种道德），还和伯恩施坦一样，赞扬政治改良主义和民主的政策和实践。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结束，对改良主义和民主幻想的破灭迅速地戏剧性地随之而来，1902年以后，索列尔终于成为革命工团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阐述者。在他的工团主义著作中，最有名的是《对暴力的思考》（1906年），索列尔早期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决定论的科学的评论得出了它的逻辑结论。索列尔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信条应当被看作是能够激起工人阶级行动的“神话”的形象。这种神话中最有鼓动力的，索列尔认为，是总罢工（参看罢工条目）的神话，他认为，它生动地体现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切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行动，特别是暴力行动，工人阶级才能同时发扬崇高和伟大的伦理，摧毁他们的资产阶级对手，而且不那么显眼地创立起社会主义的道德和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明就能摆脱不可救药的衰落。不足为奇的是，工团主义运动辜负了索列尔的期望，他在1909年撤销了对它的支持。随后他还短暂地倾心于议会外的权利，而且他的热情在他死以前曾经一时被新的“行动者”列宁再度点燃。他也曾向墨索里尼投以仰慕的眼光。（JRJ）参考书目①艾赛亚·伯林：《若尔日·索列尔》，载《反潮流：思想史论文集》，1979年英文版。②伊尔文·L·霍罗威茨：《激进主义和反理性》（包括索列尔《马克思主义的解体》的译文），1961年英文版。③詹姆斯·H·迈泽尔：《若尔日·索列尔的渊源》，1951年英文版。④杰克·J·罗思：《暴力崇拜──索列尔和索列尔派》，1980年英文版。⑤若尔日·索列尔：《进步的幻想》（1908），1969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对暴力的思考》（1908），1972年英文版。⑦同上作者：《一种无产阶级理论的资料》（1919），1981年法文版。⑧同上作者：《若尔日·索列尔文选──社会主义和哲学》，1976年英文版。⑨约翰·L·斯坦利：《美德社会学──若尔日·索列尔的政治和社会理论》，1982年英文版。⑩理查德·维尔农：《信仰和转变：若尔日·索列尔和革命思想》，1978年英文版。苏联马克思主义（SovietMarxism）到目前为止，苏联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四个不同时期：雅各宾意识形态时期（列宁时期）；极权主义控制时期（斯大林时期）；失去意识形态性的改良主义探索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保守的偶象研究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布尔什维主义使四种理论遗产的因素具有巨大作用，它从中提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精髓。第一种是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这事实上意味着接受恩格斯的立场（参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条目），虽然附有一些批评。列宁曾是而且公开自认为是普列汉诺夫哲学的追随者，在他的革命前的著作（最有名的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了对普列汉诺夫学说的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列宁欣然同意普列汉诺夫摈弃恩格斯的“绝对”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以一种哲学上的天真和不加批判的态度把物质性赋予整个宇宙。列宁的唯物主义建立在他的所谓对事物的“认识论的”定义之上。这个定义可以概括如下：事物的概念所表示的不过是我们在感觉上感知的客观现实。这种认识论的立场只承认一种现象论的表述；也就是说，承认现象使我们感知的特征（参看认识论条目）。另外，列宁重新表述辩证法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规律──对立统一和斗争──，把它看作现实本身的本质特征，这样就使它的概念发生一种权威性的本质论的转折。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观念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外两项修改，是他的独具一格的无神论和关于哲学上两大派别（“两大阵营”）的原理。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都有先例可循。但是，对于马克思，作为异化的宗教信仰是一般异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本体论的方面，而对于列宁，它主要是（即使不是完全是）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哲学上两大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理原是恩格斯创立的，他把二者看作个人可以选择的两种态度。就列宁来说，它们成为社会学上可以说明的两种趋势，自然包含后来哲学的划分为社会进步力量所支持的唯物主义形式和反动势力所支持的唯心主义形式。第二种因素是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因素。从列宁本人革命前论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理论和革命的类型的著作来看，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学家。然而，布尔什维克在社会学方面的遗产在夺取政权以后没有得到很大发展，主要由于雅各宾意识形态对体制的自我幻想，虽然布哈林（1921年）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社会学体系”并批判地考察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重要著作。不过，经济理论却欣欣向荣。一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左派的领袖都是在经济决定论的不同学派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有些人（布哈林、波格丹诺夫。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经济问题方面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在夺取政权以后，他们都不得不对付完全没有料到的经济理论问题。从国内战争到外国武装干涉中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提出了实行纯粹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问题，新经济政策则提出了混合经济问题。二者都涉及市场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适应问题。在苏联历史的65年中，再也没有在经济问题、多少也在社会问题的理论探讨方面出现过这样一个富有活力和独创性的时期。为了扑灭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这种富有朝气的精神，便需要有斯大林那种对“左倾”和“右倾”反对派的声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时期的另一个因素是关于国家政权、暴力和“革命法律”问题的讨论（巴舒卡尼斯、斯图契卡、克里连科等人）。这种意见的交换是开诚布公的，但也是受限制的，因为大前提即布尔什维克领袖所赋予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不可能受到彻底批评或充分批评，虽然工人反对派在最初年代曾经企图这样做。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它的文化理论，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主要代表的人物。在随后一个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具有迥然不同的职能。它为具有超凡魅力的正统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服务而发展，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正确和科学的世界观”促使社会单一化，而成为纯粹的工具。第一步是推行列宁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创造者斯大林1924年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的讲演中以及他的《列宁主义问题》（1926年）一书中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的框架。这些讲演和这本书列举了作为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主要原理：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帝国主义理论、党和它所依靠的各种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都是直到今天苏联政治所必须论述的问题。第二个步骤是由于挫败两个争执不休的集团即机械论者和德波林派而形成的，它们的理论争论集中在下列问题上。机械论者（布哈林也大致与机械论者有关）否认一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或其现实意义，把自然科学看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德波林及其集团则是普列汉诺夫的传统的追随者，要求一切科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这个持续多年的争论（见“参考书目”⑩，第3卷第2章；⑨，第6—8章）为在理论问题上确立党的集体的和斯大林个人的权威提供了大好机会。1917年以来，第一次在一次中央全会（1931年1月25日）通过了一项关于纯理论问题的决议，谴责两个集团，撤掉一些学者所担任的职务，并对精神生活采取新的行政监督方式。第三件大事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1938年），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整个著作的真正作者当然不是像半官方的传闻所说的那样是斯大林；他充其量起了最高审稿人的作用。然而，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节的作者，这个说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正确的。书中列举了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特征：“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物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哲学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中文版第123、124、126页）。也提到辩证法的四个特征：量转化为质，对立面的统一，普遍联系的规律，普遍转化的规律，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相比较，后面两个特征有所创新。接着，书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扼要地分析了这样一些概念，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斯大林说得很明确，这样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乃是共产党的世界观。然而，马尔库塞在关于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直接随之而来的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部较重要的研究作品中论证说：这“不仅是克里姆林宫为了合理说明和论证它的政策而制定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以不同方式表明了苏联发展的现实情况”（见“参考书目”⑦，第9页）；他接着结合苏联实践详细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至斯大林逝世，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大体上包括几次清洗和公开谴责以及斯大林的两部重要著作的发表。1947年，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西欧哲学史》这部集体著作的一个版本。这次所谓“关于亚历山大罗夫的讨论”（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主编G.F.亚历山大罗夫命名）有一个重要目的。它公开表明，党和斯大林本人在战后希望缓和的气氛中并没有放松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警惕。既然如此，它为日丹诺夫提供了对苏联文化生活中所谓的或真正的自由化企图的任何迹象进行全面攻击的机会。随后一次典型的讨论是1948年李森科主持的关于米邱林的辩论，这次讨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拒绝遗传学，认为它是一门资产阶级科学（参看李森科主义）。十分明显，甚至自然科学也不能免于意识形态的审查。斯大林的两篇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极端混乱，很难从理论角度进行讨论；这里更成问题的是，无论选择这种特殊题材的目的，或这种题材的社会关系，都不容易猜透。最可能的解释是，斯大林针对两种“倾向”维护他的统治。一方面，他结束了“革命飞跃”的强制性原则，随之也结束了“从上而下的革命”，代之实行在“非对抗性的”苏联社会中“逐渐跃进”的混乱原则。他还否定了“为生产而生产”的经济原则，以及甚至要消灭市场残余的直接产品交换要求。另一方面，他进而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随之把苏联和东欧同资本主义世界严密隔绝开来。事实上结束“从上而下的革命”，从而在苏联历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上开创一个新时期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赫鲁晓夫。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的是要探索从单纯的宣传回到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的职能的途径。这恰恰遇上赫鲁晓夫时期特有的自相矛盾，而且存在四个主要特点。首先，它牵涉到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理论上贬抑斯大林。其次，发起对列宁的崇拜，同时以振兴“列宁主义”为目的。第三，在研究工作中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当然是和党性结合的），结果出版了一批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中所涉及的学科方面，如历史和法学。这时，社会学也重新被确立为一门学科，并在一些领域进行了大量经验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这种研究在方法和态度上同西方社会很少有区别，而且在体系上同马克思主义没有联系。然而，这种改变的主要受惠者是自然科学，还由于军队在苏联社会的作用的增大，自然科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几乎获得充分的自由。最后，为了把列宁主义作为促进他们的改良主义的动力，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重新提醒人们注意列宁是不能容忍宗教般的迷信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时期，即保守的偶象研究时期，存在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方面，甚至有名无实的改革现在也取消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偶象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在讲演和出版物中现在已大大离题，主要是要求人们尊重它的原理的存在和有效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印数虽以百万计，然而社会、特别是它的统治机构的观点却充满着实用主义。在最近20年来已经成为比较公开的因素的很多政治和思想反对派，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虽然苏联和东欧的一些评论家（例如，罗伊和佐勒斯·麦德维杰夫）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却与官方观点有所不同。可见，统治者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当作空洞的公式，大部分居民忽视它（好像基督教在西方一样），反对派中的许多人则摈弃它，认为它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前提。它已经经历了否定辩证法的整整一个循环。（FF）参考书目①T．布莱克利：《苏联的经院哲学》，1961年英文版。②I．M．博琴斯基：《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1950年德文版。③H．尚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演变──经济理论和法学》，1974年法文版。④D．I．切斯诺科夫：《历史唯物主义》，1969年英文版。⑤G．格列泽尔曼等合著：《历史唯物主义》，1959年英文版。⑥Z．乔丹：《辩证唯物主义的演变》，1967年英文版。⑦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年英文版。⑧A．I．谢普图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导论》，1962年英文版。⑨G．A．韦特：《辨证唯物主义》,1958年英文版。⑩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3卷，1978年英文版。苏维埃（soviets）参看委员会条目。斯拉法，皮尔罗（Sraffa，Piero）1898年8月5日生于意大利都灵。他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的却又是不可思议的人物，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和葛兰西以及早期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其二，他的经济著作的影响。1918—1920年，作为“红色都灵”的大学生，斯拉法就已向葛兰西的刊物《新秩序》投稿。1924年，当时他是卡利亚里的一位讲师，他已经不对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派别抱幻想，而与葛兰西就这个问题进行意味深长的通信，这正是在葛兰西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前。后来葛兰西入狱，斯拉法成了他的密友、支持者和精神上的同志。1921年，斯拉法访问剑桥，与凯恩斯的圈子开始建立联系，这种联系迅速成熟起来，他成为这个圈子的一个核心成员；1927年，他成为三一学院的一个研究员，他在那里完成了他以后的全部学术工作。1926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价格理论的创新论文《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这篇论文被评为“注定要产生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英国支派”（见熊彼特在1954年出版的著作，第1047页）；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结果发表了《通过商品的商品生产》一书（1960年）。这部书确立了斯拉法在经济思想领域的重要地位，因为它是着手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基础，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基础，而提出以工资和利润方面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另一种分配理论的一个强大学派的出发点。这个学派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李嘉图。斯拉法另一项了不起的学术成就是李嘉图文集的定版，他为此花了20年功夫（参看李嘉图和马克思条目）。（LH）参考书目①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发展阶段（stagesofdevelopment）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18世纪关于四种生存方式：狩猎、放牧、农业、商业（通常被认为构成一个序列）的思想，着手把世界划分为若干阶段，各有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按某种逻辑形式彼此更迭。它们最初的轮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中相当简单，以欧洲史为限：书中提到四个时代，首先是原始公社或部落时代，其次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或古典时代，再次是封建时代，然后是资本主义时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似乎把这个序列看成理所当然的，并把最早的时代称为“亚细亚”时代。但是，他在前两年写的而未发表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笔记（《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0页），表明他曾探索他意识到远为复杂的一种演进经历。这时候他力图鉴别各种类型的生产制度，而不是按次序加以排列，或是解释为什么一种制度为另一种制度所取代。然而，他的确很强调一种个人能力的质量和主动性，强调一种只是在一两个阶段出现的经济因素，这显然在他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欧洲不断进化而亚洲达到一定程度就无法进化的原因。他认为这里有两个根源：古典时期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是亚洲所未有的市民生活的摇篮；早期西欧的一种所有制（他称为“日耳曼”所有制，以别于“斯拉夫”或东方所有制），据他认为，土地归个人而不是公社所有。在《经济学手稿》中，他最感兴趣的例子是罗马征服盛行武装争夺土地的地中海世界。他看到一些农民如何由于人口过剩和发生征服战争而形成少数人垄断的奴隶经济。为什么这种简单的马尔萨斯式的因果关系没有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亚洲产生类似的后果？这个问题他并没有提出来。在《反杜林论》（第2篇四）中，恩格斯更直接地从原始生活中导出奴隶制，认为它是脱离原始生活的第一个进步。后来，他和马克思同样对摩尔根关于原始部落的研究（1877年）满怀热情，借助这种研究来分析“氏族”或部落社会的解体，以及在它的废墟上，国家在雅典的出现；他解释这种变化产生于商品交换逐渐发达，商品慢慢对商品生产者处于支配地位，随着货币的流通，许多人债务累累。在这种影响下，随着分工的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出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就来到文明时代的门槛（参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9章）。拉法格步他的后尘，生动地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探索历史上更替的各个时代，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后者的使命是为一个新的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他认为一切社会都经历相同的道路，正如人人都有生有死（见“参考书目”⑦，第1章）。马克思本人曾经颇为恼火地否定那种认为任何地方都要有固定顺序的想法（见1877年11月致《祖国纪事》编辑的信稿）；而且在行将逝世的时候，他还设想有否可能借助欧洲的有利条件，使农村公社即俄国公社从旷日持久的原始共产主义直接进入现代社会主义。在他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者遇到许多遗留下来的难题。普列汉诺夫阐述了欧洲的循环，但是认为亚洲离开它们的共同起点而向不同方向发展，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促进了建立在治水基础上的国家政权。但是，1931年，经过对分期问题的缜密考察，苏联学者终于摈弃了特独的“亚细亚”方式（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的概念（见“参考书目”①，第180—181页，196—198页；②，第165以次各页）。随之，马克思曾经试图找出理由解释的亚洲长期停滞之谜也大有列入禁区之虞。斯大林（1938年）声称，生产方式“永远也不会长久地停留在一点上”，而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以劳动群众为主要动力。这样一来，这个探讨领域只适用于一种单一的、普遍的模式的假设了。本来，如果不把奴隶制视为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个模式是可以简化的。这时候除开封建主义以外，在氏族和资本主义工厂之间就不会留下什么了。但是库西宁主编的教科书（见“参考书目”⑥）还是把奴隶制计算在内，坚决认为，尽管有局部变化，“一切民族经历基本相同的道路”，因为生产发展始终“服从相同的内在规律”（第153页）。同时，虽然有些自相矛盾，但却提到了“许多停滞和倒退的时期”和绝非少数的文明的崩溃（第245页）。另一个苏联理论家格列泽尔曼同意，历史规律是不能废除的，各个阶段发生的顺序是不可变更的，但他论述了某些阶段如奴隶制被跨过的可能性，而且认为不可变更的顺序的学说曾经有害于第二国际，因为它使人们得以论证帝国主义执行着必要的任务，即促使资本主义走向殖民地（见“参考书目”④，第202，206页）。值得注意，列宁曾经嘲笑认为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准备阶段向社会主义跃进的任何想法（参看1912年7月《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近几年来已经倾向于越来越多考虑灵活多变的顺序。所以，戈登·蔡尔德提出许多“跳跃”的情况。例如欧洲从近东学习冶金业，而不必经过它的预备阶段（可参看他的《欧洲的史前迁徙》一书，1950年英文版；并参看考古学和史前史条目）。加罗蒂认为，如果笨拙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把“五个阶段”看成全人类的“绝对的和全面的真理”，就未免荒谬了。在意大利，梅洛蒂也认为分阶段发展的模式是武断的，同时他也不考虑在他看来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引申出的关于欧洲和亚洲两种独立的和不同的发展路线的假设（见“参考书目”⑧，第46、156页）。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列有五条并行但却交错的路线的复杂图解，这些路线都源自于原始公社（同上，第25—26页）。虽说如此，关于变化的机制以及为什么变化似乎遵循不同途径，或是在很长时期内根本不发生这一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很难理解。就中世纪封建制不是产生于单一的原有事物而是产生于罗马晚期和野蛮时代的复杂结合物这个问题，就有许多人思考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资本主义产生于封建主义，所依据的是那种具有重大城市因素的欧洲封建主义的特殊形式；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人们也往往会注意到，有关详细的过程，以及封建主义促使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在矛盾，他们说得并不多。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仍然是最艰难而富有吸引力的问题之一（参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条目）。这里也包括欧洲以外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纷纷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在印度，他们已经进而拒绝马克思关于长期停滞的论述，而赞成这样一种假设（但至今还找不到适当的论据）：至少资本主义早期形式已形成萌芽，而进步被英国的征服所中断。某些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把一种普遍的顺序视为西方的强加之物而感到不满，反而认为它具有与欧洲分庭抗礼的吸引力。1930年前后，这种普遍的顺序在中国被讨论过，而独特的“亚细亚社会”的思想却很少有人接受。在已有的种种困难中，其中之一就是很难在古代中国找到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相当的一个奴隶制时代（参看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进步条目）。（VGK）参考书目①亚里夫·狄利克：《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1978年英文版。②乔治·M·安提恩：《苏联的学者兼官僚—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1978年英文版。③M．伊万斯：《卡尔·马克思》，1975年英文版。④格里哥里·格列泽尔曼：《社会发展规律》，1960年英文版。⑤R．H．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6年英文版。⑥奥·库西宁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理》，1961年英文版。⑦保尔·拉法格：《从野蛮到文明时代所有制的演变》(1895年)，1910年英文版。⑧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和第三世界》（1972），1977年英文版。⑨格·瓦·普列汉诺夫：《捍卫唯物主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95），1945年英文版。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Stalin，losifVissarionovich）1879年12月21日生于格鲁吉亚哥里，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的孔策沃逝世。斯大林是一个穷鞋匠的儿子，几乎是出身于沙俄社会低层的唯一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他曾在梯弗利斯的一所正教中学读书，但经常因为他的革命兴趣（包括阅读禁止的文学作品如维克多·雨果的小说）而受处分；1899年他离开了正教中学或是被开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在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往直前，早在1904年就已与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取得一致，1912年被增选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从1902年起他由于从事革命活动经常遭到逮捕、监禁、流放，后又逃亡；1913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边远地方，在1917年2、3月的俄国革命以后才获释。在1917年10、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和随后的国内战争中，斯大林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党的政治局成立不久就当选政治局成员。1922年4月，他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他相继击败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为首的三个反对派；1929年12月，当他50岁生日的时候，他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30年代，在他的领导下出现工业化的胜利以及饥荒和清洗的恐怖；1941—1945年，他是与纳粹侵略军艰苦作战的最高统帅；战后，他是一直保持职位直至死去的唯一重要战时领导人。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冷酷无情和毫不手软的政治家；他运用他的权力打倒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人，并把农业的俄国改造为工业超级大国。为了这双重特点，他既被人畏惧又被人敬重。他经常被描绘为纯粹依靠无情的权术取得他的权力的才智平庸的人。托洛茨基把他说成是一个“顽固的经验论者”，但这是一种过低的估计；斯大林所创立的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对于巩固苏维埃制度有着重大的意义。斯大林的理论著作明晰易懂，而且十分简单；这是它具有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因素。1906年，他已写了《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是同克鲁泡特金的论战著作，同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论述；这篇论著在1938年经过修改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重新发表。这种对社会规律的解释在许多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处于支配地位，直至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斯大林的第二部重要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在列宁参与下写于1912—1913年，主张为俄罗斯帝国的一切民族建立集中制的社会民主党。1924年4月，斯大林的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大胆地宣布，列宁主义不只是应用于一个农民国家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强调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的作用，是“意志的统一的体现”，“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是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这些说法与坚持（从1924年底起）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息息相关，既使没有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也可以在苏联完成。1928年在进一步阐发这个学说时，他宣布，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前进，阶级斗争将剧化。（参看斯大林主义条目）。这种独特的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以及推行这种运动的雷厉风行方式，奠定了基础。这样，阶级斗争剧化的学说，为1929年12月宣布“消灭富农阶级”的必要性作好了准备。在30年代，斯大林也论断说，无产阶级国家不能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消亡；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必须加强它。在1936年—1938年的清洗中，他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存在对抗性矛盾意味着，一切敌对行动和信念来自外部。斯大林实际把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阶级分析同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呼吁结合起来。1950年和1952年，斯大林的两个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虽然主要地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念的既定范围内，但却奇怪地和试验性地展开了意识形态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内部“意见冲突”（！）的重要性，而且承认在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可能性（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但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人都只有在斯大林死后才可能怀疑他的任何思想；而且30年后的今天，斯大林的思想在苏联和其他地方仍然很有影响。（RWD）参考书目①G．F．亚历山德罗夫：《斯大林传略》，1952年英文版。②E．H．卡尔：《斯大林》，载《一国社会主义（1924—1926）》，1958年英文版。③I．多伊切：《斯大林》（1949），1966年英文版。④J．埃利斯和R.W.戴维斯：《苏联语言学的危机》，1951年英文版。⑤R．H．麦克尼尔编：《斯大林著作──书目注释》，1967年英文版。⑥T．H．里格比编：《斯大林》，1966年英文版。⑦B．苏瓦林：《斯大林──布尔什维主义剖析》（1935），1939年英文版。⑧《斯大林全集》，第1—13卷（1901—1934年）。⑨《斯大林基本读物──主要理论著作（1905—1952）》，1972年英文版。⑩R．C．塔克：《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1879—1929）──历史与人物研究》，1973年英文版。斯大林主义（Stalinism）主要指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掌握最高权力至1953年去世，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体制的性质。在斯大林生前，“斯大林主义”一词在苏联并没有正式使用。但是从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罪引起，“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这些词已经有了一种模糊的极度的贬意，特别在左的方面，被用来指左倾的个人和体制的专制的、独裁的和镇压的行为方式。斯大林主义的第一个和最突出的特点是斯大林运用25年之久的绝对权力。斯大林主义显然不是斯大林独自的产物，必须以俄国历史、布尔什维克革命实行的条件，以及斯大林取得绝对权力以前布尔什维克政权所面临的问题来考察（参看布尔什维主义条目）。但是，不管怎样，斯大林在决定以他命名的体制的特殊性质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统治的晚年达到简直荒诞地步的对他的“个人崇拜”，是他所运用的权力的范围的正确反映。在它早期，即从1923年到1933年，斯大林主义代表斯大林本人所谓“从上而下的革命”，为把苏联改造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奠定基础。“从上而下的革命”一部分是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把绝大多数农民引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个政策在农村中遇到激烈反抗，是以冷酷无情的决心，在人和物力方面付出可怕代价实行的。斯大林的“从上而下的革命”的另一部分是1929年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提出并在以后年代中推行的关于重工业化的劲头十足的纲领。这些政策如果没有权力的极度集中，对不同政见的镇压，以及在一切方面使社会完全服从国家的支配，就不可能实施。在斯大林取得最高权力以前，这些方面的倾向已经有所发展，斯大林主义则使它们大大加强。共产党本身被变成斯大林意志的驯服工具；外国共产党也需要遵循和维护斯大林及其左右所决定的一切政策。斯大林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看来在1934年已经过去；经过以前几年的动乱，采取比较有节制的发展形式和在国家政权方面减少专横高压的作法的时候似乎已经成熟。然而，在以后的年代中，“大恐怖”吞噬了千百万苏联公民，消灭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许最多重要的人物。这些年代最惊人的特点（从一种可怕的字面意义上说）是举行一系列的审讯，“老布尔什维克”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许多其他人在公开的庭审中承认大量罪行，其中包括与托洛茨基（1929年已被从苏联驱逐出境）和外国情报机关同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和分裂苏联。当时和以后的这种镇压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它涉及苏联“权力上层”的各个方面的范围很广，包括它的行政、军事、科技、文化和其他干部，特别是警察和保安机构本身。苏联上层人物被当局赋予大量特权，但他们为这些特权付出的代价是根据莫须有的罪名突然被捕、被驱逐出国、被处死的危险。这个制度使得苏联社会的官僚等级制度中异常迅速升迁成为可能，因为需要弥补由于镇压造成的大量空缺职位；但是弥补空缺的人们本身同样也可能受到镇压。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权如此凶狠残忍地毁灭这么多它过去所曾提拔起来的人们。然而，到1939年前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取得很多成就；而且这种有目共睹的成就大大有助于模糊（至少是在国外）这个政权的镇压和专制方面。象1936年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制定这样一些事件，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但是，有助于模糊这个政权的消极方面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威胁以及苏维埃政权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参看共产主义；国际条目）从1928至1935年为各国民主党制定政策，宣称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必须把他们看作是工人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这在一切地方大大分裂了工人阶级运动，并在德国促成了纳粹的胜利。然而，1934年，苏联加入了国联，1935年共产国际采取的新“路线”宣称现在需要建立“人民阵线”，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激进派、自由派和其他一切具有善良意愿的人们为了维护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参加。在法西斯不断进行侵略的随后4年中，由于英国和法国执行绥靖政策，苏联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似乎是反法西斯的最坚强堡垒，事实上几乎是唯一的堡垒。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于这个形象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这一点很快也就被人忘却。苏联军队和人民的英勇斗争对于盟军战胜法西斯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战争使苏联遭受将近两千万人的牺牲，损失不计其数。另一方面，战争的胜利也意味着，斯大林对苏联安全的关心可以通过把合意的制度强加于邻邦来得到满足。1939年，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已经并入苏联。在战争结束时，斯大林所能接受的体制也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东德建立起来。到一定的时候，至少多少是在冷战的影响下，这种体制终于具有完全“斯大林化”的形式。无论战争的严峻考验或胜利都没有给苏联的斯大林体制本身的性质带来任何变化。相反，这个体制仍然实行镇压，劳动营接收源源不断遣返的战俘和从德国的强制劳动机构送回祖国的工人们。在战后年代中，又开展了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灌输斯大林主义正统观念的运动，对被怀疑为思想不轨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进行全面迫害；在这些人中特别受影响的是犹太知识分子、艺术家等等，他们被谴责为“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只是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才制止了镇压和恐怖的进一步的大规模的扩大。从学说上来看，斯大林主义的特点在于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正式的国家意识形态，它的主要原理和规定由斯大林凭权威制定，因此，要求完全的和绝对的服从。表现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正统观念的最有名的文献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初版出版于1938年，经常再版并按情况需要作适当修改。在出版时，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被认为是斯大林写的，但是，战后据说他是全书的作者。无论如何，它对于斯大林时代的官方真理提供了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梗概说明。斯大林有时也干预从历史和经济学到语言学的不同理论领域；他左右的人们也是一样。他和他们的见解都对苏联一切公民有约束力。不妨提一提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原理。也许最重要的就是断言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与托洛茨基的所谓冒险主义的国际主义针锋相对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含义，而且美化了列宁从前曾经谴责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之类的东西。斯大林主义的另一个原理是，按照马克思学说能够希望国家“消亡”以前，必须大大强化国家。斯大林主义的第三个原理与上一原理有关联，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加剧。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人们（斯大林主义者以及从右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主张：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续或“应用”。这种主张似乎站得住脚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斯大林维护和扩大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那就是说，经济活动手段的公有制。这也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这种制度的性质以及决定应把它看作一种“畸形的工人国家”、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还是一种“官僚集体主义”制度（参看托洛茨基条目）体制时感到困难的主要原因。人们在反对把斯大林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继续或“应用时”可能认为，斯大林主义在许多方面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把社会完全置于暴君国家的支配之下。斯大林的后继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继承的体系的主要结构。但是他们的确已经终止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斯大林主义已经随着斯大林的死亡而结束。（RM）参考书目①托尼·克利夫：《俄国──马克思主义剖析》，1970年英文版。②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974年英文版。③艾萨克·多伊切：《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1963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斯大林》，1966年英文版。⑤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1971年英文版。⑥A．诺夫：《经济的合理性和苏联政策──或者，斯大林是真正需要的吗？》，1964年英文版。⑦麦克斯·沙赫特曼：《官僚革命──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兴起》，1962年英文版。⑧约·维·斯大林：《斯大林基本读物──主要理论著作（1905—1952）》，1972年英文版。⑨列甫·托洛茨基：《被叛卖的革命──苏联是什么？它往何处去？》，1937年英文版。⑩罗伯特·C·塔克：《斯大林主义》，1977年英文版。国家（state）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超出其他一切以维持和维护阶级统治和剥削为职能的一种机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下列著名表述中：“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说法，但是它过于概括，也就过于简单化；然而，它毕竟代表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核心命题。马克思自己从来没有试图系统地分析国家。但他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后的第一篇长篇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大部分牵涉到国家；而且这个问题在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他的历史著作，例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和《法兰西内战》（1871年）中占有重要地位。恩格斯也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例如，《反杜林论》（1878年）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4年），对国家问题详加论述。列宁的最著名的一本小册子《国家与革命》写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其目的在于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来反对他所认为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这个理论的所谓歪曲；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有其他人关心国家问题，例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成员，如麦克斯·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最突出的是葛兰西。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才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种相对的忽视多少由于从2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后期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地位所造成的马主义思想的普遍贫困化；也由于一种过分的“经济”倾向性（参看经济主义条目），容易赋予国家一种主要是派生的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不加思考地把它看成只是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奴仆。相反，最近许多论述国家的著作一直关心研究和说明它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和社会的关系的复杂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经试图把国家说成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体现，驾于特殊利益之上，因此能够克服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个人作为私人和市民之间的分裂。马克思在他的《批判》中驳斥这些论点，认为国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代表普遍利益，而是维护所有制的利益。在《批判》中，马克思对国家不能维护普遍利益提出了一项主要是政治上的补救办法，即实行民主。但他随机进而论述这样的观点，这远远不够，仅仅“政治解放”并不能带来“人类解放”。这就需要对社会进行远为彻底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点就是消灭私有制。把国家看作统治阶级（由于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而得名）的工具的观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是基本的观点。恩格斯在他所写的最后一部书中说：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然而这里并没有回答作为脱离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一种机构，国家为什么和怎样会起这种作用；而且这个问题特别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国家和经济力量之间的距离通常十分明显。近几年来，两种不同的方法被用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第一种方法依靠许多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例如，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能够对国家以及社会施加的压力；这种阶级和在国家中掌权的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第二种方法强调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受的“结构上的约束”以及下列事实：不管掌管国家的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如何，它的政策必须保证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从第一种方法来看，国家是资本家的国家；从第二种方法来看，它是资本的国家。然而，这两种方法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尽管有它们的区别，两种方法都把国家看成服从于和受制于外在的力量和压力：国家从这种角度来看，的确是一种代理人或工具，它的动力和推动来自外界。这里却没有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很大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的现象，即独裁制度，例如从1852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后法国的波拿巴主义体制（参看波拿巴主义条目）来看，这一点是特别明显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法国作为政变的产物“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象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个人的权威”。他接着说，“斗争的结局，好象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将近20年后，马克思还在《法兰西内战》中说，波拿巴主义“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而且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拿破仑第一和拿破仑第三的政权，如同俾斯麦在德国的统治，都是这种时期的范例。恩格斯说：“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衰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同上）。这些表述简直在暗示，国家不仅享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使得它自身完全不依赖社会，它按照掌管国家的人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社会，而毋需求助于国家以外的任何社会力量。“东方的专制政治”（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就是早期恰当的例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60年代曾经对此极为注意，但这种注意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决没有把国家变成受外力支配的一种代理人或工具，而更多的是把它看作具有自己的地位、利益和目的的一种机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也谈到波拿巴国家的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接着他把这种力量描绘为“严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必须认为这种“国家机器”有它自己的利益和目的。然而，这并不与认为国家为统治阶级的目的和利益服务的观念相抵触。事实上，这里包含掌管国家的人们同拥有和控制经济活动手段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应当把这个观念看作是构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即“正式”的共产党人作家称呼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概念的基础。就它暗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一种融合来看，这种说法是有毛病的，真实的情况是一种合作关系，其中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都保持一种独立的特性，国家能够以相当大的独立性行动，来维持和维护社会秩序，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成为主要受惠者。这种独立性甚至在本条目开端就引用过的《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表述中也被暗示到，而这段表述却似乎把国家变成了一种从属的机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谈到“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这显然意味着，资产阶级是由不同的特殊因素构成的；它有许多分别的和特定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国家应当管理它的共同事务，它没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就不能这样做。国家在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合作关系中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控制阶级冲突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国家才可和维护的统治阶级具有许多不同形式，从“民主共和国”到专政；阶级统治所采取的形式对于工人阶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从私人所有和占有来看，它始终是阶级统治，不管形式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区分不同的政体，乃至提到美国和英国，把它们和沙俄对比，认为是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国家（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6页）。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列宁不再认为这种区分具有意义。他在1917年8月为《国家与革命》写的序言中说：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在这里指这些国家的‘后方’而言）已经变成了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在小册子本身中，他强调说随着战争的发生，“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用官僚和军阀来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6页）。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列宁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享有巨大威信，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其他资本主义统治形式（例如，法西斯主义）的区别的实际抹煞，很可能促成以后年代中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区分的有害疏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和其他地方所关心的是驳斥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可以改良的修正主义观念：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这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早已提出（“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而且在巴黎公社时期重申过的论点（“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国家将由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这时将发生列宁所谓的“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更替……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权机构，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页）。这忠实地反映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提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一个著名段落中说过：“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关于国家的这一和许多其他提法表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相似之处。二者的主要区别，至少就国家来说，在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认为可以在革命的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念。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常强调国家的强制作用，几乎不顾其余一切。国家本质上是一个统治的和剥削的阶级藉以对它所统治和剥削的一个或几个阶级推行和维护它的权力和特权的机构。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对下列事实的考察：统治阶级的统治不仅是靠强制来实现，而且是经过同意而取得；而且葛兰西还坚持认为，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在同意的征求方面起着重大作用（参看领导权条目）。国家和许多其他社会机构参加这种合法化过程在最近20年间已经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近几年来一些理论家在这方面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国家在危机和经济萎缩情况下能够完成取得（统一）的任务的程度究竟如何：一方面，国家在这种制度下需要满足人民的种种希望；另一方面，它也需要满足资本的需要和要求。有人认为，越来越不适应这种条件将产生“合法化危机”，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范围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参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条目）。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必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提出一次重大的观念上的挑战，因为这里存在生产资料属于公有制的社会，而其体制则是宣称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提出了已经产生的国家的性质问题。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讨论都被斯大林主义的经验弄得模糊起来，正如人们曾看到的，斯大林关于国家的思想强调它至高和持久的重要性，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动力，并为了对付它在国内外的许多敌人，国家决不是“消亡”，而是必须强化。他还谈到，他所谓“从上而下的革命”是“国家主动地”进行的。斯大林还认为，这种国家是一种“新型国家”，代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换言之，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再是一个极力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特权而不利于绝大多数的阶级国家；用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话来说，它毋宁是一个“全民国家”。这种主张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强烈反对。他们自己关于苏维埃国家（以及关于一切苏联类型体制的国家）的观点，大大受到他门对苏联类型社会性质的评价的影响。那些把这种社会看成阶级社会的批评者，也把其中的国家看作一个“新阶级”的工具，既然如此，从概念上说，与其他阶级社会的国家没有重大区别。另一方面，那些把苏联类型社会看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拒绝关于“新的阶级”的观念的批评者，把这种社会中的国家说成是在贪图权力和特权的“官僚”控制下的一种“畸形工人国家”，一次工人革命将最后把“官僚”赶跑（参看阶级；托洛茨基条目）。这种争论还在进行；但是不管怎样，在它的参加者中间，在关于这种社会中的国家拥有巨大权力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不同意见的。既使国家本身受党的领袖控制这个事实也不能影响这一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面临到许多不同的问题：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的确切性质和作用究竟如何？它的阶级性是怎样显示出来的？它能被改造为从属阶级的工具的程度如何？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怎样才能预防它篡取过分的权力；或是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怎样才能把这种社会中的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关于国家的这些和许多其他有待解决的问题，肯定会使它在今后许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RM）参考书目①C．博格斯和D．普洛特克编：《欧洲共产主义的政策》，1980年英文版。②T．克利夫：《俄国──马克思主义剖析》，1970年英文版。③H．德雷佩尔：《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1977年英文版，第1卷《国家和官僚机构》。④D．戈尔德、C．洛和E．O．莱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近发展》，1975年英文版。⑤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⑥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1973年英文版。⑦S．希宾编：《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1978年英文版。⑧弗·伊·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⑨G．小约翰等：《政权与国家》，1977年英文版。⑩拉尔夫·米里班德：《马克思和国家》，载博托莫尔编《卡尔·马克思》，1973年英文版。⑪尼·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年英文版。⑿R．C．塔克编：《斯大林主义》，1977年英文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monopoly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以国家作为直接涉及资本积累的一种重大的经济力量出现为特点（参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条目）。按照关于这一阶段的大多数分析，国家以某种方式与一部分资本，即大企业和大财团所代表的垄断资本相联系。这个阶段作为有别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而存在这是有争论的，但这个思想一直是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被认为取代于垄断资本，而垄断资本被认为与所有其他部分和阶级相对立，所以，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可以建立包括中小资本、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反垄断联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端于苏联和东欧的著作，而斯大林死后有几种不同的流派出现（见“参考书目”⑤、⑨，特别是⑦，这是一部全面研究的作品）。一种流派强调垄断组织的工具作用，认为垄断组织在垂死的资本主义即总危机中的帝国主义范围内争夺利润的斗争中使国家服从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流派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的内在规律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与积聚，促使国家站在垄断组织方面干预经济，部分由于生产关系同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部分由于垄断组织对于整个经济的重要性，部分由于垄断组织对国家调节经济周期的需要。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齐斯昌这样一些作者特别强调国家通过凯恩斯的积累、生产、需求、资本保值政策来稳定资本主义的作用。博卡拉（“见参考书目”③）和其他法国理论家从更加广泛的范围提出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是积累过多的结果，国家在当前的作用是设法通过资本的根本贬值来克服危机。跟法因和哈里斯（见“参考书目”④）一样，他们认为这一阶段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然而，从垂死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着眼看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苏联作者，却认为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认为这一概念起源于列宁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虽然实际上列宁并没有把这一阶段同垄断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同样，巴兰和斯威齐反对这种区分，理由是，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一直是重要的（见“参考书目”②）。而普兰查斯则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第二大阶段即帝国主义内部的一个阶段（见“参考书目”⑧）。按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国家与资本联结的方式是有争论的。在苏联著作中，基本因素是国家与垄断资本“融合”的思想。例如，在阿法纳西也夫看来，这一阶段包含一种崭新的现象：“垄断组织和资产阶级国家日益融合，在国家和垄断权结合的基础上出现国家垄断的监督和调节”，然而，“融合”思想并不是一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都承认的；博卡拉（见“参考书目”③）、法因和哈里斯（见“参考书目”④）都否认它，而赫佐格（见“参考书目”⑥）则从“统一中的对立”着眼强调国家的相对独立性。（LH）参考书目①Ｌ．阿法纳西也夫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1974年英文版。②保·巴兰和保·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1966年英文版。③保罗·博卡拉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76年法文版。④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⑤吉尔德·哈尔达克和狄特尔·卡拉斯：《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史》（1975），1978年英文版。⑥菲力普·赫佐格：《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作用》，1971年法文版。⑦鲍勃·杰索普：《资本主义国家》，1982年英文版。⑧尼·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英文版。⑨玛格丽特·维尔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理论》，1972年德文版。罢工（strikes）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们对雇主的通常从属关系的公开决裂。在整个19世纪（经常也在以后），在大多数国家中，罢工是非法行动，从而至少含蓄地地表示对国家的一种蔑视，罢工经常构成工人阶级不满的比较普遍的爆发的一部分。罢工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工会的热情评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证说，英国的罢工经常遭到失败，但预告“社会战争”的到来，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孤立的冲突自然而然演变成“真正的内战”，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形成起来。同样的启示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后来，第一国际（参看国际条目）的大量实际工作涉及对罢工工人的物质支援（在19世纪60年代罢工人数不断增加）。但是马克思承认，罢工可能只是比较保守的工会为了有限的目的的惯例行动。他提醒国际组织中的工会“不应当忘记：它……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意思是说，工会成员过去对“只局限于这些……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感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页）。巴枯宁及其支持者阐述了关于罢工的另一种观点，包括总罢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32年本鲍关于“全国节日”的建议）。1868年，国际批准了抵制宣战的罢工策略，使马克思很不高兴。后来，巴枯宁分子制定了革命总罢工的原则，它后来成为工团主义的中心口号。总罢工对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虽然只是作为一种有限的策略，特别是争取或维护选举权的扩大。1893年比利时的榜样为许多欧洲国家所仿效，虽然政治罢工的信誉由于德国工会的日益反对以及1909年瑞典劳工的失败而受到破坏。1914年8月，关于举行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的任何残余幻想都破灭了。改良主义的总罢工的没落（1926年英国的情况是一个证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重大发展是一致的。1905年俄国的革命高潮引起卢森堡的小册子《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的问世。她强调运动的自发性：“革命的生动的节奏，同时还有它最强有力的主动轮”。她论证说，这种自发的行动推翻了工会的陈规陋习，打破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改良主义界限，而显示出阶级斗争的内在统一性。列宁也受到1905年事件的深刻影响。19世纪50年代，他曾经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罢工提高阶级意识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脱离政治组织和斗争的罢工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国家政权，甚至总罢工也不可能。这一限制条件成为《怎么办？》的一个中心论点。“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页）。然而，他承认，1905年在国内一些地方，运动在几天之内就已从单纯的罢工演变成惊人的革命发动。和卢森堡一样，他从此坚持认为，群众罢工与革命意识的提高有着辩证的联系。在俄国革命后，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工人国家中罢工工人是“对自己举行罢工吗？”列宁在1921年论证说，“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它的机关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制度旧残余”（《列宁选集》第4卷，第585页）。在斯大林统治下，罢工虽未被正式禁止，实际上却被作为违纪、旷工行为，甚至“反革命破坏行为”，加以镇压。在西方，早期的一些共产党极其强调罢工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第三时期”（共产国际规定为1928年以后欧洲革命高潮的新阶段）。但是，随着1934年向“人民阵线”策略的转变，这种强调减弱，在1941年以后，在俄国的参战国中共产党很快反对罢工。自战争爆发起，共产党人的工会在许多国家中经常举行全国罢工作为一种政治示威运动（与第二国际在20世纪初类似）。同时，鼓吹以罢工推动阶级斗争的，主要是托洛茨基集团和其他集团，甚至包括“正式的”共产主义左翼。（RH）参考书目①J．布雷金：《罢工！》，1972年英文版。②W．H．克鲁克：《总罢工》，1931年英文版。③R．海曼：《罢工》，1972年英文版。④弗·伊·列宁：《论工会》，1970年英文版。⑤A．洛佐夫斯基：《世界经济危机、罢工斗争和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1931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马克思和工会》，1935年英文版。⑦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讲演集》，1970年英文版。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一种研究方法──或是，按照某些说法，一种同实在论有近似处，而又反对经验主义和实证论立场的较为一般的科学哲学──，发端于语言学，扩展到文学评论、文艺社会学、美学理论、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虽然它在许多学科中已有较早的前提（见“参考书目”⑥）。结构主义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把一个“体系”，既一批事实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孤立地考察的特殊事实，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它的基本概念，在皮亚杰看来，是总体性、自我调节和转化。在人类学方面，结构主义特别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有关，在这种形式下，它对晚近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有强烈影响（特别参看“参考书目”②）。然而，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主要结构主义思潮起源于阿尔都塞的著作，虽然他一直把他的观点同他所谓“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见《保卫马克思》，1969年英文版；“参考书目”②），马克思从社会理论中取消了人的主题，而创立一门关于嵌在社会总体结构内的各种人类实践层次（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新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人道主义的”或“历史的”（从目的论意义上说），而本质上涉及对社会总体（例如，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结构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支撑和产生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社会生活现象的“深层结构”。所以，哥德利埃在驳斥人类学中的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时说，对于列维—斯特劳斯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结构不是直接可以看到或观察到的现实事物，而是处于人的视觉关系之外的许多实在层次，它们的功能构成一个社会体系的比较深刻的逻辑”（见“参考书目”③，第45页）。这种关于现象之外的实在结构的思想不仅在人类学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都很有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的分析被视为结构主义分析的典型例子），在社会学中，特别是在对社会阶级和国家的研究方面，也很有影响（参看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年英文版）。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和历史研究的关系引起很多争论。阿尔都塞写道：“马克思把现代社会（以及任何以往的其他社会形式）既看成是一种结果，也看成是一种社会”，关于结果，“也就是说特定生产方式、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产物”的问题需要提出和解决（见《保卫马克思》，1970年英文版，第65页），但是，阿尔都塞很少或是没有顾及历史的变化。哥德利埃也自称注意历史，但认为，“变化规律涉及常数，因为它们反映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质。因此，历史并不说明什么：它需要被说明”（见“参考书目”③，第6页）；在另一著作中（见“参考书目”②），他强调（像马克思那样）矛盾是社会体系产生变化的基本特征，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说法中引进了不同的特殊因素。但是，哥德利埃并没有试图从这种观念中创立一种历史理论。某些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者把他们观点发展到一个极端，下结论说：“‘历史’不是真正的对象；关于存在真正的历史的观念，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历史’一词应当局限于指由历史哲学和历史编写实践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的非主体”（参看欣德斯和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第317页）。这就引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于这种结构主义的抽象的贫乏进行猛烈的反批评（特别参看“参考书目”⑧）。但是，也曾有过把结构主义方法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的尝试，特别是戈尔德曼的“起源结构主义”（受卢卡奇和皮亚杰的强烈影响）。他表述这种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下：“按照这种观点，构成人类行为的种种结构，实际上并不是普遍地设定的事实，而是产生于过去的起源并经历预示未来演变的种种转化的特殊现象”（见“参考书目”④，第21页）。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否认人类动因有任何因果影响和他们所主张的那种严格的结构决定论，都曾引起人们的批评，这特别是反映在普兰查斯和米里班德的争论中（参看“参考书目”②中布莱克本的著作），后者认为，一味强调“客观关系”的这种“超决定论”忽视和模糊了从民主立宪国家到军事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形式之间非常重要的区别。更一般地说，结构主义同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呈鲜明对比，后者强调人的意识和行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把他们的思想建立在一种包含进步观念的历史观基础上。因此，泛而言之，结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两极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局面的一种新的表现，即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门严格的社会科学，另一方面把它看作一种人道主义学说，这种学说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包含“产生一种完整的实际的社会组织，也就是说，形成一种全面完整的文明必不可缺”的一切要素（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71年英文版，第462页）；这样一来，便再次提出关于马克思的理论的决定论的一切基本问题。（TBB）参考书目①L．阿尔都塞和E．巴里包尔：《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②莫里斯·哥德利埃：《〈资本论〉中的结构和矛盾》，载罗赛·布莱克本编：《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1972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观点》，1977年英文版。④卢西安·戈尔德曼：《起源和结构》，载《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1970年英文版。⑤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963年英文版。⑥让·皮亚杰：《结构主义》，1970年英文版。⑦亚当·沙夫：《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74年法文版。⑧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1978年英文版。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参看基础与上层建筑条目。剩余价值（surplusvalue）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的特殊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采取利润的形式，剥削产生于工人阶级的纯生产额出售所得比工人作为工资所得要多。因此，利润和工资是剩余和必要劳动在受资本雇佣时具有的特殊形式。但是，利润和工资都是货币，从而只是劳动通过一系列历史上特定的中介作用（其中剩余价值概念具有决定性作用）对象化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形式，的确，是最普遍的商品生产形式。因此，产品的生产是为了按价值出售，价值是通过价格形式，那就是说，作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衡量来实现的（参看价值和价格条目）。产品属于资本家，他从产品的价值和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的价值的差额中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分为两部分：不变资本，相当于在生产过程中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可变资本，用于雇用工人，工人被付给他们所出售的劳动力的价值。其所以叫可变资本，是因为从生产过程开始到结束，它的数量是在变化的；作为劳动力价值开始的东西却以劳动力发挥作用所产生的价值而告终。剩余价值就是二者的差额，即资本家没有付给等价物作交换而占有的工人所生产的那部分价值。这里，没有不公平的交换；然而，资本家得以占有无偿剩余劳动的成果。其所以可能如此，因为劳动力是具有能够创造价值的唯一特殊的商品。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成分。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掉（消耗掉），它们的使用价值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将以新的形式在产品中重新出现。它们的价值只是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也被消耗掉，但劳动力的消耗就是劳动本身。既然劳动在商品生产中具有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具有二重性：劳动力既有能够创造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的使用价值，也具有能够创造价值（抽象劳动）的使用价值。资本家感兴趣的就是后者。当劳动力消耗掉的时候所产生的价值是新的价值，只是预料这种新的价值将大于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才雇用工人。工人阶级是由除开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们组成的。因为工人没有接近生产资料的其他途径，为了糊口必须出卖点什么，他们就势必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且无法自行利用它的创造价值的特性。所以，工人们不是在劳动市场中受不等价交换的剥削，因为他们是按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他们却是通过被迫加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阶级地位受剥削的，剥削实际上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虽然每一单个的雇佣劳动合同，像任何其他自由交换合同一样，不是强加于当事人双方的，工人们却根本无法不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办法谋生。所以这种自由虽然从单个的雇佣劳动合同来看是真正的自由，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谓工人的双重的自由：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的自由或是挨饿的自由。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大大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早期作者的分析。后者，特别是李嘉图倾向于认为剩余价值产生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劳动和工资的不公平交换。工人被迫低于它的价值出卖他们的劳动；那么，剩余产生于交换。但是，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力作了区分，就能说明如何在不存在不公平交换的条件下，劳动力能够按它的价值被出卖并在生产中产生剩余价值。这样，他证明，资本主义剥削，像以前一切生产方式中的剥削一样，产生于生产过程中；确定公平交换比例，并不能消灭剥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地位是阶级地位，取决于能否取得生产资料，而不是如后来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取决于个人收入，因为个人收入是交换合同的个别协商的结果。既然价值是一定的量，剩余价值的数额也是一定的量。一个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他或她生产的价值和他或她的劳动力的价值的差额。前者决定于特定的工人参加的劳动过程的条件以及它的产品的市场。后者决定于个别的劳动过程以外的劳动市场条件以及工人消费的必需品的价值。价值规律（参看竞争条目）倾向于保证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生产的价值相同，劳动市场的竞争倾向于保证劳动力有平均价值，至少是对于普通劳动。这样，我们就可以谈一种经济的平均剩余价值率，其中剩余价值率（有时称剥削率）规定为下列比率：剩余价值s/v=────可变资本如果熟练劳动生产的价值被认为是非熟练劳动的若干倍，并得到与此相称的额外报酬，即使这样，它的剩余价值率也保持不变（关于这是否是一个合理的假设的讨论，见“参考书目”④、⑤、⑥）。虽然工人所产生的价值可以这样区分，那么工人创造价值所花费的时间也就可以这样区分。因此，工作日可以同样区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在这段时间内工人生产他或她得到的工资的等价物；剩余劳动，在这段时间内，工人只是为资本家而生产。显然，这两部分这样区分，那么，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劳动工人为资本家工作花费的时间S/V=────=───────────────必要劳动工人为个人消费而工作花费的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资本家极力提高剩余价值率而工人则极力反对以致彼此斗争的历史。这发生在两种主要的情况下。第一，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涉及通过扩大每个工人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而不改变必要劳动的数量，来提高剩余价值率。这可以通过在强度上或长度上延伸工作日来实现，但是二者不仅遇到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反抗，而且有自然的限度，因为整个资本（即使不是个别资本家）所依赖的阶级的健康状况由于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高和工资过低将日益恶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847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博爱的资本家以及在长远利益上跟小资本相对立的大资本三者结合在一起，使10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得以通过（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8章特别是第6节）。当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达到极限的时候，增加每个工人生产的全部价值的另一种办法，是按对资本更为有利的比例来分配相同的量，那就是说，在工作日的时间不变的条件下来进行重新分配，使更多的时间可以作为剩余劳动时间而被资本所占有。这就需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那就是说，降低劳动力的价值。这就是榨取相对剩余劳动，可以通过两种办法实现。必须减少工人所消耗的使用价值的数量，或是缩短生产同等数量的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前面这种方法将遇到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所遇到的那种限度；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它的身体条件的恶化。后面这种方法使资本主义成为迄今为止最有生气的生产方式，不断改变它的生产方法和实行技术革新。因为只有通过技术改革，生产特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缩短。生产率由于实行死劳动以机器的形式取代活劳动的新的生产方法得到提高，使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价值降低。如果这种情况涉及其价值在劳动力的价值中有所反映的商品，即构成工人的部分消费品的商品，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下降，更大一部分工作日就可能花在剩余劳动方面。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导源于一切资本分享某一生产工人的消费品的部门中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这种分享是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物。一旦竞争者都采用新技术，产品价值下降，那革新的资本家的额外利润便逐渐消失。如果革新是在工资商品生产部门，这种好处便以降低劳动力价值的形式为一切资本所分享；如果革新是在终于进入工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效果将同样被感到，因为工资商品的价值将同样缩小。然而，如果革新是在专为资本家消费而生产的部门中，或是在生产专供这种部门使用的生产资料的部门中，最后的结果就不会是剩余价值率的变化，而只是某些奢侈品价格的降低。所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就资本家来说，并不是作为一个自觉过程而发生的，资本家的目的在于减少他们自己的单独成本以便增加他们自己的利润。竞争将促使他们丧失他们对他们的竞争者所取得的直接的利益，因为任何好处最后将在一切资本中间普及。究竟最后结果是不是榨取相对剩余价值──那就是说，产品是不是能对劳动力价值有任何影响──对于个别革新的资本家是无关紧要的。在两种场合下，他都受竞争势力的约束，最后丧失一切个人优势。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都可以从榨取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角度加以考察（参看“参考书目”②第7章；③）。虽然前者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特点，二者携手并进，随着技术的改革，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又为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新的势头奠定基础（参看劳动过程条目）。许多过程也能分析为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混合物；例如，已婚妇女参加有酬工作，这既容许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因为她们的低工资代表劳动力的较低的个人价值，这同时也为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打下基础，因为更多的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整个家庭完成的，而她们的成本再生产和资本付酬的必要劳动量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参看“参考书目”①）（SH）参考书目①V．比奇：《资本主义生产中妇女雇佣劳动评述》，1977年英文版。②本·法恩和L．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③S．希梅尔韦特：《增长和再生产》，载F．格林和P．诺尔编：《政治经济学的争论问题》，1979年英文版。④A．尤卡格利亚：《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折合》，1947年英文版。⑤R．罗索恩：《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和通货膨胀──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980年英文版。⑥R．托塔杰达：《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折合》，1977年英文版。剩余价值和利润（surplusvalueandprofit）资本家垫付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工人们借助生产资料生产一种新的商品以后,资本家通常出卖商品取得的货币比他垫付的要多。马克思用M—C—M′（货币—商品—货币）的公式来表示这个过程，M，即出售商品获得的货币超过M，即垫付的货币。如果支付和取得的价格与价值相当，额外的货币就是剩余价值，它在这种表现形式下相当于传统会计项目的毛利，即销货收入超出出售的商品的直接成本的那一部分。马克思认为，就整个资本来说（而不是就个人资本来说），从价值观念来规定的全部剩余价值相当于从价格观念来规定的全部利润，即使每一件商品的价格并不等于它的价值。和马克思的其他原理同时存在的这种“相当于”的可能性一直是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理论中的争论问题。劳动价值理论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的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工人的无偿劳动。工人平均每天（或小时，或任何单位劳动时间）生产一定数量的货币价值，但他所得到的工资只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的等价物。所以，工人只是被付给工作日的一部分的等价物，在其他部分即无偿部分中生产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工资的形式使这个事实模糊起来，因它使人感到工人每小时都到报酬，但是，从劳动价值理论来看，一部分劳动被耗费掉，工人都没有得到等价物，因此，它是无偿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对工人的剥削，并不违反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和法律，资本主义社会把工人看成是一种商品即劳动力的所有者，只有在市场上的交换中他能保证这种商品的全部价值，才受到保护。但是，既使工人被付给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个价值还是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因此，从一种社会观点来看，他们的一部分劳动被资本家阶级作为剩余价值占为己有。工资被工人们用于自身的再生产。与工资相当的劳动时间可以认为是生产为工人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果我们撇开不以商品关系为中介的对社会劳动再生产的贡献，例如家庭和家务劳动，或在非商品生产方式中耗费的劳动，总工资就相当于生产者本身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剩余价值则相当于社会剩余劳动。从社会再生产的观点来看，我们把剩余价值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具有的特殊形式。因此，资本家阶级占有剩余价值乃是占有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殊方式。资本主义社会象其他阶级社会一样，建立在特定阶级占有社会剩余劳动的基础上。能够发展的一切社会，都生产一种剩余，从而也都使用了剩余劳动；在一切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都被一个阶级通过某种剥削方式所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剥削形式就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被迫放弃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地租（参看地产和地租条目）。全部剩余价值中剩下归他的那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利润。这种利润一部分还要支付给其他人。资本家要对非生产劳动（参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条目）付给报酬，非生产劳动包括监督生产和维持生产秩序以及推销商品的工作。如果资本家以借款作为生产经费，那么一部分剩余价值就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贷款人（参看银行资本和利息条目）。在这些支付之后，资本家口袋中剩下的，马克思称之为企业利润。国家可以对这种剩余的利润课税，取得其中一部分。在运用常规的利润核算方法时，必须找出每一种方法究竟包括哪一部分剩余价值量。马克思通常用“利润”一词表示全部剩余价值，因为他在他的许多分析中，撇开了地租、利润进一步分化出利息、商业利润，等等（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1—4章，第21—24章）。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被看作是“正常利润”或“利息”，或“资本服务的要素成本”；而“利润”或“经济利润”一词是专供垄断或革新的额外利润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正常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DF）工团主义（syndicalism）“工团主义”原为法语，即英语工联主义。革命工团主义通常指法国劳工联合会书记费南德·佩卢蒂埃（1867—1901）的理论，以及该联合会在1902年并入法国总工会（CGT）后，由后者所制定的原则。工团主义学说从来不十分明晰或确切：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理论。其基调是要求会员发扬主动性；提倡战斗精神（包括怠工破坏活动）；通过纯粹的工业组织和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索列尔则宣传自发性和暴力（包括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的行动）以及革命总罢工的“神话”，虽然他和工团主义的工会实践的联系既不密切，也不持久。他的著作特别对意大利左翼有影响，其中有些人，著名的有墨索里尼，转向了法西斯主义。在1914年以前，主要是在具有无政府主义传统（参看无政府主义条目）、深厚的手工业基础而又缺乏制度化的劳资谈判经验的国家中，革命的工团主义成为工会运动的重要派别的正式立场。除法国总工会外，著名的范例还有西班牙的全国总工会和意大利的工联。其他地方的工团主义者反对采取正式的工会政策。在英国，工业工团主义教育联合会是1910年由汤姆·曼等积极分子成立的，他们反对集中化的劳资谈判而宣布团结一致和直接行动的口号。在美国，工团主义一词很少应用，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产联）同欧洲的革命工团主义显然有相似之处。在北欧许多地方，工团主义的主要含义是拒绝迎合社会党的需要。人们认为，这些政党是官僚主义的，为议会制度所腐蚀，容易同资产阶级国家妥协；为了摧毁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把力量集中在工业战场上。这些论点，还往往跟反对集中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介乎这种工团主义者和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中间立场，是德·利奥尼特的倾向（1908年他被开除出产联）及其在英国的追随者──特别是康诺利──，他们强调工业斗争的首要地位，但也认为革命政党具有一定作用。工团主义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战争的爆发，这时许多拥护者放弃了他们以前狂热的反爱国主义立场。在反战立场的人们中产生了许多战时工业斗争的领导人，在工人委员会运动中（参看委员会条目）在阐述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俄国革命引起又一次危机。早在1907年，列宁就曾攻击工团主义，和他更早揭露过的经济主义如出一辙。布尔什维主义同工团主义显然是不相容的；许多战前和战时的工团主义者都放弃他们的反党学说，表示忠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运动的某些特殊目的──工厂组织、产业工会制度、直接行动——被带进了新成立的共产党。但是，关于从下面实行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管理的基本理论──在俄国本身是工人反对派提出的──，完全被抛弃了。那些远离共产国际立场（或与此决裂）的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拒绝莫斯科的工人国家模式以及列宁关于党的主张（参看列宁主义条目）。逐渐地，在1922年联合为工团主义国际的那些留存的工团主义组织中，无政府工团主义处于支配地位。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工人阶级接二连三遭到失败，工团主义（至少是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以外）逐渐受到排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会正统观念的大敌。在新近关于工人监督的宣传和基层的左翼集团中，可以看到与工团主义思想的联系。但“工团主义”本身几乎已只是一个贬词。（RH）参考书目①G．布朗：《怠工行为》，1977年英文版。②G．D．H柯尔：《劳工世界》，1913年英文版。③M．杜波夫斯基：《我们要作世界的主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历史》，1969年英文版。④B．霍尔顿：《英国工团主义1900—1914》，1976年英文版。⑤A．D．刘易斯：《工团主义和总罢工》，1912年英文版。⑥S．G．佩恩：《西班牙革命》，1970年英文版。⑦F．F．里德利：《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1970年英文版。⑧D．D．罗伯茨：《工团主义传统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1979年英文版。⑨W．韦斯特加德—索普：《走向工团主义国际──1913年伦敦会议》，载《社会史国际评论》，英文版1978年第XX=2\*ROMANII卷。⑩G．A．威廉斯：《无产阶级秩序》，1975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R》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R race种族 realism实在论 reformism改良主义 reification物化 relationsofproduction生产关系 religion宗教 Renner,Karl伦纳，卡尔 rent地租 reproduction再生产 reproductionschema再生产公式 reservearmyoflabour劳动后备军 revisionism修正主义 revolution革命 RicardoandMarx李嘉图和马克思 Rosdolsky,Roman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Roy,ManabendraNath罗易，马纳卡德拉·纳特 rulingclass统治阶级 Russiancommune俄国公社 种族（race） 种族和种族关系的概念，必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中间产生异议。一方面，它们似乎表示对社会和习俗现象的生物学的，或者至少是文化论的解释。另一方面，它们似乎涉及政治方面的社会结合形式，而与产生于阶级构成的形式相抗衡。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作为政治学上的一个要素的种族的解释，不得不既涉及通常的习俗同阶级构成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涉及被认为同“种族关系”有关的种种情况。 事实上，认为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可以有一个发生的起源的看法，无论在生物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当中，都得不到什么支持。把人种进行全面的分类，被认为对于解释政治差别没有什么用处或关联，甚至关于具有共同的基因库的生物“种群”的比较窄狭的概念，本身并不能解释在政治上进行活动同时为追逐财富而竞争的实际的经验的集团。这些集团显然具有另一种根源，特别是包括产生于这些集团对于生产资料的差异关系的根源。人们有时颇为令人信服地证明，通常认为产生于文化或宗教的人种联系，在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发展中具有独立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许仍然认为，不同人种集团既然具有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职能，它们可以处于合作、共生或冲突的关系之中。 由于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在欧洲范围内发展起来的，过去是应用于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生产资料的关系和阶级结构进行分析，那么把它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应用于其他社会（特别是在殖民地外围）的时候，看来便往往需要加以引申。这种情况现在开始发生，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引申对于通常视为种族和人种问题的问题有一定影响。认为阶级斗争产生于狭窄的民族单位和种族纯一的单位，这是一种太狭隘和偏颇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一直在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而且资本主义始终应当理解为一种世界经济体系。在此范围内，有用的分析单位是世界范围的控制地区，它是从16到19世纪，随着某些欧洲国家政治上和经济上在海外的扩张而产生。在这种单位中，不能简单地把居民区分为一个单独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单独的无产阶级，自认为具有明显的不同利益的各种人种、种族集团，在发展着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千差万别的关系。 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关于没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社会制度乃是“封建”制度或“东方”制度这一看法，近来已让位于下列看法：随着16世纪以来北欧西欧宗主国中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正规发展，还产生了两个外围。一方面，存在一种“从属的奴役制”，其中古老的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内部具有新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存在新的殖民地形式。根据后面这些情况，政治相互影响的特殊形式开始被（虽然主要被非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是种族关系问题。 对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分析极其复杂(参看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条目)。它始终有一个起源于经济剥削基本形式的核心，可能采取这样一些形式，如果用输入的奴隶或合同工的种植园农业，还有强制农民处于依赖的地位以及采取种种包税形式等。而且，在新建立或重新建立的殖民地社会中，又增加种种集团，其中包括既不属于剥削集团，又不属于被剥削集团的自由民、有色人种和贫穷的白人、来自第三国的二流商人、以自由农场主、资本主义企业主或自由手工业者为身分的来自宗主国的移民，各类教士和行政官员。在这些集团的相互作用中，既有基本剥削结构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也有殖民集团之间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斗争。由于卷入斗争的不同集团通常所补充和有时甚至是输入的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种族、人种和民族背景，它们之间的斗争经常被视为种族或人种斗争。 然而，这种殖民地的社会形态，随着它们后来的发展，还增加了其他倾向。经常以麦克斯·维贝尔所谓“掠夺的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纯粹的殖民形式，逐渐被特别包括奴隶解放和土地改革的比较典型的自由放任形式所取代；不同集团在殖民地独立运动中据有政治优势；殖民地的经济体系逐渐或多或少（虽然始终不完全）与日益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合起来；改革和革命的力量在革命的民族模式和阶级模式之间陷于分裂。在这种不断改变的阶级秩序内部，种族分歧的语言经常成为人们藉以把彼此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手段。有时，这种划分过程具有把一切人列入这一或那一集团的简单形式，于是，在美国是白人或黑人，在圭亚那是东部印第安人或加勒比黑人，提供了一种基本结构原则，说明了一种状态，比较灵活的种族秩序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如在拉丁美洲或加勒比海许多地方那样。 在关于“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提法中，坚持按种族和人种区分有时可能被视为一种虚假意识的暂时形式，这种虚假意识在适当的时候将真正的阶级意识所取代。然而，种族和人种意识似乎并不服从这种转变。这种不服从也许完全不是基于虚假的意识，而是基于一种实事求是的理解，即一个集团与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关系是一种明显的关系，它有它自己的特殊利益有待维护。现代世界中的某些典型的种族关系的情况，可以在美国、南非共和国和许多后殖民主义的多元社会中找到。在美国，奴隶的后代需要在新创立的资本主义宗主国中与自由的工人移民竞争，并在以这些工人移民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中为一席地位而斗争。在南非，具有它内在的阶级斗争过程的白人经济通过关于劳动场地、城镇居留地、农村保留地等制度，剥削土著劳动。在后殖民地社会，如马来西亚和圭亚那，不同种族根源的工人后代，为资源、政治权力和影响而竞争。 然而，宗主国的阶级斗争本身并不能不受这些过程的影响。企业主和工人移居国外接受异地提供的机会，就在宗主国社会中留下空缺，而由来自较不富有的国家、特别是来自殖民地外围的工人填补。这些工人经常不被接受作为正式工人，这是殖民地社会秩序的旧习和关系造成的。在宗主国工人阶级多少已经被纳入现行秩序，如享有公民权或接受福利救济的权利的情况下，殖民地工人可能处于比这个阶级更卑微的地位。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像在美国所看到的，一个由悲观失望的群众构成的集团所具有的贫乏的文化和种种病态，而是意味着，围绕民族、人种和种族意识形态动员起来的独立的阶级斗争的出现。另一方面，福利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破产可能导致宗主国工人意识到需要同受到额外剥削的殖民地工人联合一致，或是导致去寻找种族主义的替罪羊，即把他们在经济危机情况下丧失的种种权利归罪于殖民地工人。 因此，种族和种族关系概念的使用不应局限于一种次要的假设，尽管这种假设可能会有它的用处；按照这种假设，一种独立的因素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正常过程的干扰。这里所使用的这种分析方法表明，以各种不同方式对有明显区分的集团的剥削，都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人种集团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是因为它们受到种种不同类型的剥削。种族关系和种族矛盾当然是由更加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造成的。 （JR） 参考书目 ①罗伯特·布伦纳：《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新斯密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②奥利弗·克伦威尔·柯克斯：《种姓、阶级和种族》（1948），1970年英文版。 ③菲利浦·马松：《统治的类型》，1970年英文版。 ④约翰·雷克斯：《社会学理论中的种族关系》，1982年英文版。 ⑤比埃尔·万·登·伯特：《种族和种族主义比较观》，1978年英文版。 ⑥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世界经济的起源》，1974年英文版。 ⑦萨米·朱拜达编：《种族和种族主义》，1970年英文版。 实在论（realism） 马克思从两方面涉及实在论，（1）普通的、常识的实在论，表示事物的实在性、独立性、外在性；（2）科学的实在论，表示科学思想的对象乃是无法归结为这种对象所产生的事项的实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1）包括自然界的本质的独立性以及存在（无论社会的还是自然的）的一般的超逻辑的性质，也就是说，“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2）既证实也深化了（1），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即解释结构、发生机制，或是说（用马克思惯用的术语）本质关系，同它们产生的现象（或现象形式）是这样的关系：（甲）在本体论上是有区别的，（乙）通常是异相的，（丙）也许是对立的。所以，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第3卷，第92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他批评李嘉图所谓强行抽象或强制抽象方法，即把现象当作规律的直接表现，而不考虑规律和（或）其作用藉以实现的复杂方式（见《剩余价值论》第10—11、13、15—18各章）；而且批评说，“除政治经济学外，在一切科学中都必须区分事物的外观和事物的实在”（《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555页）。（甲）—（丙）相当于现代科学实在论哲学中实在和现实领域的脱节的三种因素。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批评以及他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还表明他承认：（= 1\*ROMANI）实在的分层，（=2\*ROMANII）内在的复杂性和（=3\*ROMAN III）分化。可见，一种抽象可能出错，如果它没有把握实在领域的分层或内在复杂性（也就是说，如果它把一种必然的联系或关系同对于它的存在或效用必不可缺的其他联系或关系割裂开来）；实在的分化承认独立的（相对或绝对独立的）根源的动因或机制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多样化的决定的可能性，也承认决定性动因或机制在存在的一般的因果条件或总体性中的一致性。 马克思从来没有认真地怀疑（1）的倾向，他对（2）的信奉却只是逐渐随着他加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而发展的。在《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感觉论的影响下对抽象本身持批判态度，在走向《资本论》的科学的实在论的道路上揶揄类似康德和类似莱布尼茨的以及黑格尔的和实证主义的抽象观。尽管有大量材料证明马克思的普通的和科学的实在论，然而人们对二者都持有异议；后者直到近来才得到承认，整个传统一直认为马克思摈弃前者。首先是卢卡奇反对对思维和存在作任何区分，认为是“虚假的和僵化的二元论”（见“参考书目” ④，第204页）。科尔施把它说成“庸俗的社会主义”，葛兰西把实在论斥为“宗教的残余”。后来，例如科拉科夫斯基替马克思提出下列特殊的主张：事物的存在本身“随着它们的形象在人的头脑中出现而同时存在”（见“参考书目” ③，第69页），施密特则认为“物质实在从一开始就以社会为中介（见“参考书目”⑧，第35页），而“自然史就是人类史向后的延伸”（同上，第46页）。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无疑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地阐述两种认识对象的理论区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曾摸索过）。一种是认识一生产的可及对象，它是一种社会产物，在认识过程中积极变化；另一种是已获得的认识的不可及对象，它是一种（相对或绝对地）独立的、超事实地有效的结构或机制。那就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藉以思考人类认识的两个方面，即实践的可及方面和对象性的不可及方面纳入系统的关系中考察。因为马克思的独创性寓于他的实践和劳动过程概念之中，所以，他的实在论就容易被人忽视或庸俗化，或被以前存在的某种哲学传统（例如康德主义）的实在论所同化。其次，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地批判过经验主义，像批判唯心主义那样，后者是他从哲学进入社会历史科学的通道。结果，马克思的科学实在论只在可以说是“实践的情况”下和一些零散的方法论的情况中得到应用。此外，尽管马克思自己有实证主义倾向（参看实证主义条目），特别是在《德意志形态》一书中把哲学同实在论或意识形态本身等同起来，恩格斯型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过早地下结论说，任何实在论都应当是明显的或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超越了科学。所以，一种先验的实在论具有洛克主义或列宁主义的作用，却又具有批判的和辩证的形式的可能性，──一种科学的哲学的可能性，直到最近似乎一直遭到否认。这些看法有助于说明下列事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参看认识论条目）在马克思以后，一直摇摆于例如辩证唯物主义传统中表现出来的庸俗化的、极端自然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实在论同流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某种通常是反自然主义的和在判断上是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的唯心主义之间。 明显的科学的实在论，按其提出的一般原则来说，只能分离出马克思的科学实践的某些有认识论意义的特点。例如，马克思意识到基本生产关系的比较深刻的现实，藉此设法解释经济生活的明显现象，并批判政治经济学，认为它有内在矛盾，是在历史上发展着的，是依赖于它所指导的现象形式和日常活动的。而且他懂得他自己的实践是他所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在批判上和自我反思上与后者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从理论上说明任何以自然科学为依据的实在论的认识范围；而且他在对待实在的分化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最终摆脱一种残余的理性主义。 实在论固然是可以作为马克思的关于倾向的规律的概念的根据，在马克思说明他所研究的规律的方式中却存在认识论方面值得注意的含糊之处。有时，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它们被从以铁的必然性达到不可以避免的后果的倾向方面来看待；另外，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它们又不过被看成人类注定返回自身的异化力量。这两个观念当然可以在形式上协调起来。但这样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逻辑导致的结果之一，恰恰不是社会的“先验的实在”性的解体。这种推测尽管从马克思走向科学实在论道路的特殊具体的性质来看，格外显得说得通，如果它居然实现，并不会推翻科学的实在论（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科学”这个概念会对自身没有任何用处），而会推翻社会科学的不可避免的作用的论点（参看决定论；辩证法；唯物主义；真理条目）。 （RB） 参考书目 ①罗依·巴斯尔：《科学的实在理论》，1978年英文版。 ②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笔记选》（1929—1935年），1971年英文版。 ③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1958），载《马克思主义及其他》，1969年英文版。 ④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⑤J．梅法和D．H．鲁宾合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问题》，1─3卷，1979年英文版。 ⑥D．H．鲁宾:《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1977年英文版 ⑦A．塞耶：《马克思的方法》，1979年英文版。 ⑧阿·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1962），1971年英文版。 ⑨金·泽伦尼：《马克思的逻辑》，1980年英文版。 改良主义（reformism） 改良主义最好理解为在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性质以及最适宜于实现过渡的政治策略的长期存在的争论中的一种重大立场。至少从19世纪90年代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部分中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只提供了极含糊的答案的一些有关问题发生了争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不需要暴力就能实现；过渡将是一个渐进的社会改革的逐步平稳的过程，还是一个最好用冲突和危机导致社会转化的转折关头来说明的过程；过渡的实现是否可以通过工人阶级利用现有的政治设施（最突出的是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选举的执行机构），还是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斗争的新途径和人民管理的新形式补充甚至取代这些国家机构。从1890年起，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理论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但在1917年以后40年来，答案的抉择逐渐相当简单：或者是产生于列宁的启示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更确切些说，是暴动）道路，或者是可以追溯到考茨基的著作和1914年的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的改良主义。 必须区分改良主义同较少野心的社会改革政策。米里班德曾经指出（见“参考书目” ⑤），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始终存在一种社会改革的倾向；这种倾向既然不想把资本主义社会整个改造为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必须把它断然同正是一直坚持以此为目的的“改良主义”策略区分开来。 必须承认，主张暴动的社会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在对社会主义的需要方面是一致的。而他们的分歧集中在达到社会主义的方式上，从而也集中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引起的“眼前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规模和范围”上（同上，第178页）。1917年以后，至少有两代之久，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潮流倾向于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具有暴力的性质和暴动的形式，涉及在现行政治机构外部（有时也在内部）的斗争，终于导致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另一方面，改良主义的主张者认为可能通过宪法手段实现社会主义。他们首先寄希望于赢得对民主国家的多数控制，然后再利用他们作为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地位主持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和合法的过渡。对于“可能在不偏不倚的议会制国家范围内通过逐步的和和平的改革达到社会主义“（见”参考书目“ ①，第176—177页）的这种信念，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的规定性信念。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思潮始终一直是一种强大的思潮。各国社会民主党（参看社会民主条目）长期以来把它看成是它们的战略要点；而许多西欧国家的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后来还有理论，由于这些党逐渐对苏联和通过暴动夺取政权不抱幻想）已经为它所吸引。这两种政党被暴动道路的明显问题──主要是它的不得人心、它的暴力、它的先锋主义，以及“法治、宪制、选举制度以及议会的代议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极端强烈的吸引力（见“参考书目” ⑤，第172页）推向改良主义。但是，改良主义虽然能得人心，但也有它的问题──特别是改良主义政党从信奉社会主义滑向较不艰苦地追求社会改革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选举利益的显然顽固的倾向，以及与此相联的甚至坚决的改良主义者也感到逐渐铲除资本主义的困难，如果不搞掉反革命暴力的话。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证明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更经常成为促使工人阶级在强化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如在英国、挪威、瑞典、西德、奥地利）处于从属地位的决定性政治机制；另外，在它们采取更为坚决态度的个别场合下，它们不是成了社会主义的先行官，而是成了实行高压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进行暴力镇压的先行官（如1933年的德国和40年后的智利）（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见“参考书目” ①，第196页）。 西欧各国社会党人的困境，可以说仍然在关于改良主义的悖论方面。任何非改良主义的战略看来不得人心，又不可能有效地实行任何改良主义战略。这一悖论成为欧洲共产主义者左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左翼倾向于寻找一条既非改良主义的、又非暴动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潜在原因。在他们看来，单纯追求议会多数，或铲除资产阶级国家以前两个政权并存的短暂时期，应当被既争取议会胜利，也争取“开展直接民主形式和促使自治团体涌现”（见“参考书目” ⑥，第256页）的战略所取代。在他们看来，改良主义并不是“两个政权战略之外的任何战略的任何战略中固有的缺陷”，而是在“长期的转化过程”中，在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斗争所应避免的“一种永远潜在的危险”（同上，第258、263页）。比较正统的革命家却并不信服，认为这种新的说法乃是低估阶级暴力问题和阶级斗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中心地位的老一套改良主义倾向（见“参考书目“ ④，第167—187页）。这些观点究竟哪一种正确（如果有任何一种正确的话）的问题，是本世纪最后这些年代中有待西欧社会主义者解决的中心问题。 （DC） 参考书目 ①佩·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争论》，1980年英文版。 ②F．克劳丁：《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1979年英文版。 ③G．霍格逊：《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1977年英文版。 ④E．曼德尔：《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⑤拉里夫·米里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⑥尼·普兰查斯：《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⑦M．萨耳瓦托里：《卡尔·考茨基和社会主义革命》，1979年英文版。 ⑧E．O．莱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8年英文版。 物化（reification） 物化指人的属性、关系和行动转化为人所生产的物的属性、关系和行动的作用（或作用的后果），而物却变得对人独立（而且被想象为原来独立）并支配他的生活。也指人转化为物一般的存在，不以人的方式而按照物的世界的规律行动。物化是异化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和广泛的形式。 在黑格尔著作中，没有物化的术语和明确概念，但是，他的某些分析似乎与它接近，例如，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beobachtendeVernunft（观察的理性）的分析以及他在《法哲学》中对所有权的分析。物化概念的真正历史，起源于马克思和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解释。虽然物化概念已经包含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例如，《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物化”的明确分析和运用，是在以后的著作中开始的，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达到顶点。对物化进行最集中的探讨有两次，即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和第3卷第48章中。在第一次即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探讨中，并没有提出物化的定义，但物化理论的基本点却已包含在某些意味深长的论述中。“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 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资本论》第1卷，第88—9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在第二次讨论中，马克思扼要地概括了以前的全部的分析，表明物化不仅是商品的特点，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基本范畴（货币、资本、利润等等）的特点。他坚持说，物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统治的范畴……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同上，第3卷，第934—935页）。可见，物化在资本主义的完备形式下达到它的顶峰。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同上，第3卷，第938页）。 作为Verdinglichung的同义语，马克思使用了Versachlichung（物化）一词，Versachlichung的反面，他称之为Personifizierung（人格化）。于是，他谈到“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他把“粗俗的唯物主义”和“粗俗的唯心主义”或“拜物教”看作是“物化”和“人格化”的意识形态对应物。“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2页）。 尽管物化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一部分在他生前出版，一部分在他逝世后出版）中讨论过，而《资本论》一般是被看作他的主要著作的，他的分析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受到重视。只是在卢卡奇注意到这一问题，以一种独创方式探讨它，把马克思的影响和麦克斯·维贝尔的影响（他在他对官僚机构和合理化的分析中阐明了这个问题的若干重要之点，见“参考书目” ⑤）以及西美尔的影响（他在《货币哲学》中曾探讨这一问题）联系起来之后，对这一问题的较大兴趣才不断提高。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关于“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要的和最长的一章中首先提出这样的观点：“商品拜物教是当代即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特定问题”（见该书第84页），这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结构问题“（同上，第83页）。在卢卡奇看来“商品结构的本质”在下文中已经得到澄清：“它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物的性质，于是获得一种‘虚幻的客观性’，一种独立地位，它似乎如此绝对合理，无所不包，乃至掩盖它的基本性质即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任何痕迹”（同上，第83页）。卢卡奇撇开“这个问题对经济学本身的重要性”，着手讨论下列更加广泛的问题：“商品交换以及它的结构的重要性能够影响社会的整个外在和内在生活的程度究竟多大？”（同上，第84页）。他指出，物化现象或商品拜物教已被区分出两个方面（他称之为“宏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在客观上，对象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世界突然出现（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在主观上──只要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人的活动与他本身疏远，它成为一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非人的客观性，像任何消费品一样，要走它自己的道路，不以人为转移”（同上，第87页）。两方面经历同一基本过程而且服从相同的规律。这样，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原则、“以被核算和能被核算的东西为依据的合理化原则”（同上，第88页）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工人的“灵魂”，广而言之，人类的意识。“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不断在更高的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它自身，物化的结构逐渐更深刻地、更致命地和更肯定地深入人的意识（同上，第93页）。 看来，在20世纪20年代初，物化问题多少已经流行。在卢卡奇著作问世同年，苏联经济学家I.I.鲁宾发表了他的《关于马克思价值论的论文集》（原著为俄文；见“参考书目” ⑦）。本书第一部分就是论述“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的。本书集中谈经济方面的物化，没有像卢卡奇著作那样雄心勃勃，也没有那样激进；卢卡奇在他的物化理论中为“异化”找到一席地位，鲁宾却倾向于把物化理论看作空想的异化理论的科学的改造。然而，无论是卢卡奇还是鲁宾都被三国际的官方代表人物严厉谴责为“黑格尔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手稿》的发表对于卢卡奇所创始的对马克思的这种解释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但这一点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到充分承认。虽然关于物化的讨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不如关于异化的讨论，一些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戈尔德曼、J.加贝尔和K.科西克对它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当时被重新讨论的不仅有马克思和卢卡奇的著作，还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空间》，本书最后作出了如下论述，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古代的本体论研究‘物概念’，存在‘使意识物化’的危险，这是长期以来人所共知的。但是，究竟物化意味着什么？它从何而来？……为什么这种物化一再卷土重来，处于支配地位？怎样使意识的存在具有实证的结构，而物化对它起不起作用？”戈尔德曼认为，这些问题是针对卢卡奇的（不指名地），在海德格尔的某些实证思想中可以觉察到卢卡奇的影响。 关于物化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也已得到探讨。例如，关于物化、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关系，有许多争论。有的人倾向于把物化同异化或商品拜物教（或是二者）视为同一，另一些人却要把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有的人把异化看成一个“唯心主义”概念，需要用“物化”的“唯物主义”概念来代替，另一些人却把“异化”看成是以“物化”为社会学对应物的哲学概念。按照流行的观点，异化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现象，而物化则是它的一种形式或方面。在米·康格尔加看来，“物化是异化的一种高级的、也就是最高级的形式”（见“参考书目” ④，第18页），而且物化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对“整个物化了的结构”进行批判研究和实际“改造乃至摧毁”的一种方法论需要（同上，第82页）。 （GP） 参考书目 ①安德鲁·阿拉托：《卢卡奇的物化理论》，1972年英文版。 ②约瑟夫·加贝尔：《物化》，1962年英文版。 ③吕西安·戈卡德曼：《物化》，载《辩证法研究》一书，1959年英文版。 ④米兰·康格尔加：《什么是物化》，1968年德文版。 ⑤卡尔·勒维特：《麦克斯·维贝尔和卡尔·马克思》（1932），1982年英文版。 ⑥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⑦I．I．鲁宾：《关于马克思价值论的论文集》（1928），1972年英文版。 ⑧亚当·沙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1980年英文版。 ⑨柳波米尔·塔狄奇：《官僚机构──物化了的组织》，载M．马尔科维奇和G．彼得罗维奇编《实践》一书，1969年英文版。 生产关系（relationsofproduction） 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 宗教（religion）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在德国开始对社会进行思考的。在德国，后来恩格斯曾经说到，直接的政治活动几乎不可能，进步愿望主要通过批判正统宗教，即社会政治秩序的支柱来表现（参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1部分）。黑格尔的历史进化观表明，18世纪哲学家的简单的唯物主义是不适当的，认为基督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是一批骗子编造的是不够的（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需要分析使它们对人类必不可缺的人类状况和关系。宗教是人的不完善的自我意识的表现，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社会的人，或人类集体。它是对人的存在的歪曲，因为社会被歪曲了。用马克思的最著名的话来说，它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苦难群众的鸦片或镇痛剂。人们通向真正的幸福的道路，是要抛弃追求这种代用品的处境。马克思还补充说，自我解放不只是吸引人的，人的天职在于摆脱使他不完善和受屈辱的一切，来发挥他的最大潜力。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4条）中抱怨说，宗教的自由主义批判者承认宗教的世俗基础，但他没有注意到只有改造社会，才能根除宗教。恩格斯在他的晚期著作（《费尔巴哈》第3部分）中写道，费尔巴哈事实上并不希望消灭宗教，而只是想改造宗教，他把历史看成是一系列宗教改革，而不是具有宗教附属物的具体的社会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在他们青年时代曾经对这种变革可能带来光明的速度或圆满程度过分乐观。他们差不多相信，甚至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主义可能早在社会主义之前促使它塑造其生活的人们摆脱宗教幻想。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参看第1卷第1章B.[1]）中写道，工业使一切关系商品化，竭力消灭宗教和道德，或是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也许可以说它在一个半世纪以后在这方面有很大进展）。他们过于相信，宗教信仰可能不会控制工人阶级，他们倾向于把工人阶级设想得比现实中更是一块tabularasa（白板）。他们认为，所有这种虚构的东西都无需加以论证而被经验所驱散，而且新的无产阶级决没有受它们损害，或是说，现在早已摆脱它们。 轻信历史的故纸堆的一个更为明显的标记，是马克思的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下列说法：如果犹太人能摆脱他们现在做生意的生活累赘，犹太教可能迅速衰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最后一节）中比较审慎地重复了他的信念：宗教幻想的作用不过是掩盖生产制度的不合理现象，一旦人们彼此建立合理的关系，使整个社会摆脱失调现象，就会归于消灭。 马克思在他的青年时代曾经最系统地探讨过宗教；恩格斯反复回到这一问题，也许他要摆脱宗教教育的副作用不是没有痛苦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他关于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用了充分的篇幅来讨论革命危机时期政治和宗教的相互作用。他论证说，在16和17世纪欧洲的所谓“宗教战争”中，以及在中世纪教会和异教的冲突中有待研究的真实情况是为了竞争物质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而德国学术界只看到神学方面的争论，也就是从表面上看待过去时代自身的幻想（第2章）。这也许看来是对宗教的纯粹否定态度，但它承认这种可能性：在对官方信仰的反抗中产生的异端，是新的进步社会思潮所激起的。首先从宗教改革来看，就是如此。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最末一章中回顾了宗教问题，认为宗教是影响人类生活的力量的虚幻反映。首先是自然力量，产生种种神话，后来，社会秩序同样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他考虑到一神教的单一的神，在它身上早期一切神的属性集中起来，成为人类抽象观念的人格化。他在《费尔巴哈》（第2部分）中重新探讨了一神论的产生。这里，恩格斯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宗教概念似乎比任何其他概念离物质生活更远，似乎是最充分脱离物质生活的概念；它不是直接来源于现代生活，而是从遥远的过去借用的。他的答案是，任何“意识形态”要达到它的目的——用观念来满足我们而不顾现实——都必然是从长期为人珍惜的传统材料中开展起来的。但宗教思想的变化是与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相适应的。 东欧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被广大的农村人口所包围，后者在俄国为一种特殊迷信的宗教狂深深渗透，这种宗教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为沙皇效忠的。沙俄帝国中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派，促使情况复杂化。看来，坚决与一切宗教作斗争，乃是进步的关键所在。因此，普列汉诺夫站在最严格的唯物主义的毫不妥协的立场上，并对他所谓18世纪哲学家著作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精髓表示钦佩；他完全赞同恩格斯早期的一句名言：宗教已经山穷水尽（参看《战斗的唯物主义》，德文版13、20页）。但是，他的环境使他比较容易看出，宗教对于工人阶级中还没有充分的阶级意识的级层仍然有强烈的倒退影响。他对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些有名的进步分子滑向具有特别与卢那察尔斯基有联系的“造神派”形式的产生于厌倦失望的神秘主义感到愤怒。 对于列宁，这更是一个严重关切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警告不要做强制废除宗教的蠢事，像巴黎公社的一些布朗基派成员曾经要做的那样（“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的纲领”）。列宁表示同意，但他意识到，宗教的传染病不限于涉及变节的知识分子，也可能在被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弄得晕头转向的一些工人中发现，因为这种自发势力经常以无法预见的灾难威胁他们。他曾经写道（1909年5月26日），就国家来说，宗教应当是私人的事情；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它却不可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要开除党籍，如果他们同时也是bone fide（真心诚意的）社会主义者的话。无神论在党纲中并没有地位。既然宗教的控制以经济力量的作用为基础，工人阶级不能依靠宣言，而只能依靠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来抵制宗教，而且这方面的一致比在天国事务上的一致更为重要（参看《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13年斯大林的表述所强调的可能有某种差别，党应当维护一切团体的信仰自由，但必须谴责一切宗教是进步的障碍（参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第6部分）。 当党在俄国执政的时候，对这种障碍的感觉更加具体。布哈林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对宗教采取了强硬的方针，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他并不考虑（而马克思主义也许一直乐于这样）有选择地或格外地从人的个人处境出发，即个人对死和生的恐惧，在古代是对死者幽灵的恐惧出发而引申出宗教的主张（见“参考书目” ①，第172页）。布哈林论证说，年青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在世界观上是唯物主义者，而衰朽的统治阶级陷入宗教麻痹状态，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同上，第58页）。他嘲笑东正教的天国等级制度的圣米歇尔作为天使军的主帅，和沙俄的官僚制度极为近似（同上，第176页）。但是，必须积极地跟宗教作斗争，等待任何事物自行消灭是没有意义的（同上，第180页）。这不可避免地逐渐产生认为信徒对新秩序半心半意，不宜担任负责职务的倾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历史的试验性探讨，不久被他们的后继者，特别是考茨基在早期基督教历史领域所继承。其中潘涅库克（见“参考书目” ⑥，第26—27页）很注意资产阶级对唯物主义即它上升时期的哲学的短暂热情，它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不满的迸发所吓倒，又缩回到宗教，把它作为促使群众安分守己的手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他们的辩证的历史观所能解释的，而旧有的简单的唯物主义观点却不能。他们也进而回顾宗教以及像基督教这种特殊的宗教的起源。在他关于伦理学的演进的著作（1906年）的前一部分，考茨基像恩格斯一样对一神论者的出现和从道德上解释古老爱神崇扬的信条感到兴趣。在史前史或人类学的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从此留下了一种明显的标记。有人注意到，杜尔凯姆学派和它很有相同之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社会结构看成一种现成的事实，而是从人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来思考的。同一评论者补充说，实际上两个学派比它们的较为严格的准则承认宗教的演进有较多的独立性（见“参考书目” ⑦，第19、2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兴趣不断增长，考虑到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信仰。马克思指出，东方的历史经常具有宗教史的形式（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在一篇论述印度的文章（1853年6月10日）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富有启发的论点，在印度，奢侈的财富同赤贫的毗邻，在印度教中是以“纵欲享乐”和“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混合反映出来的。他还指出，对自然界的无可奈何的依赖可能表现为对自然神或动物的崇拜。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发生兴趣。 欧洲以外的一些地区多年来已有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考察它们的史料。在印度，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被吸引去研究古代，研究婆罗门教和佛教。对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使科萨姆比（见“参考书目” ④，第17页）谴责该国深受爱戴和具有广泛影响的经典（Gita）具有“似乎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的巧妙”以及“难以捉摸的机会主义”。恰托帕迪雅强调说（见“参考书目” ②），强大的唯物主义传统是全盛时期的印度思想的一部分，认为耆那教和佛教起初都是无神论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充满在印度比比皆是的迷信。后来原可指望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对立宗教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这一点成为棘手的事情。必须承认，印度共产党人在1947年印巴分治以前，和同样的非宗教主义者尼赫鲁一样，并不理解宗教仇恨的巨大破坏力。在中国，进行探索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把古代的祀祖同私有制的产生相联系，而把对最高的神的崇拜同需要神灵保佑的中央政权的产生相联系（见“参考书目” ③，第150、156页）。的确可以认为，像马克思在他学术生涯开始时一样，马克思主义把对宗教的历史探讨看作它的最引人入胜的任务之一。 （VGK） 参考书目 ①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1925年英文版。 ②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无神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1969年英文版。 ③亚里夫·狄利克：《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1978年英文版。 ④D.．D．科萨姆比：《神话和现实──印度文化形成的研究》，1962年英文版。 ⑤弗·伊·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26日），1963年英文版。 ⑥安东·潘涅库克：《作为哲学家的列宁》（1938），1948年英文版。 ⑦罗兰·罗伯逊：《宗教的社会学解释》，1972年英文版。 ⑧马丁·塞里格：《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⑨乔治·汤姆逊：《埃斯库罗斯和雅典──戏剧的社会起源研究》，1941年英文版。 伦纳，卡尔（Renner，Karl） 1870年12月14日生于摩拉维亚地区的下坦诺维茨，1950年12月31日在维也纳逝世。 伦纳中学毕业以后，投身军队，以便维持生活，直到他能继续学习，后来他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在学生时代，就卷入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参加了1893年第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他在军队服役使他熟悉了奥匈帝国的许许多多民族，激起了他对民族问题的强烈兴趣。他的一些最早的著作就是论述民族问题的。他对法律的研究主要是在法学理论和法律的社会学方面。他论述法律的社会职能的一部著作（见“参考书目” ③）是这一领域的最早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品，而且始终是一部经典著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伦纳开始被认为是与领导占优势的左翼的奥托·鲍威尔相对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比较富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右翼领袖。从1916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文章，特别关心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考虑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和阶级理论（论述“新的中等阶级”或他所谓“服务阶级”问题）。1918年他担任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首相（后来担任总统），1945年再次出任第二共和国总统（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 （TBB） 参考书目 ①雅克·汉纳克：《卡尔·伦纳和他的时代》，1965年德文版。 ②卡尔·伦纳：《奥地利各民族为建立国家而奋斗》，1902年德文版。 ③同上作者：《私法制度及其社会职能》（1904），1929年修订，1949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问题》，载《斗争》1916年德文版第IX卷。 地租（rent） 参看土地所有权和地租条目。 再生产（reproduction）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它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资本论》第1卷，第62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再生产包括生产和创造条件使生产能连续进行。但是，这种“条件”的范围和它们同生产方式的关系，近几年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关于再生产的意义的重大争论。一方面，有人主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所必不可缺的过程，应当包括在经济基础中，因此不言而喻构成生产方式本身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有人争论说，再生产依赖处于生产方式之外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任何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产生问题，具有条件，因此是阶级斗争的可能对象。 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解释（参看再生产公式条目），倾向于集中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即资本主义下的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方面。既然任何生产方式应能继续存在，如果它要代表一个历史时代的话，容许生产进行的那些条件也应当容许它们再生产。但是，从再生产的考虑出发，便把生产关系放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甚至简单再生产（全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阶级所耗费而不是积累），虽然它是生产过程的不断重复，但却能使简单的生产循环的某些造成错误印象的特点消失，并促使资本同整个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剥削性质明显起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复造成的不断榨取剩余价值这一情况，使资本（尽管是原来就有的）终于完全由积累的剩余价值构成。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这一特点，马克思得出下列结论：“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同上，第1卷，第626页）。这一论断对于每一单个工人，对于每一单个资本循环，严格地说并不适用，它适用于整个工人阶级。 但马克思很清楚，不仅劳动创造资本，而且正如这段文章接着说的“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同上，第626—627页）。 这里，所指的是雇佣劳动者即出卖劳动力的人同资本家“生产”的资本对立的关系。而且这种情况也是由关于反复的生产循环而不是单个的生产循环的考虑来阐明的。因为工人们必须花掉在一个生产阶段末尾领取的工资来恢复他们现在已耗尽的劳动力。因此，他们像过去一样在相同的情况下被再生产，脱离生产资料，而只有“主观的财富源泉”即他们的劳动力可供出售。 这样，就要把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上，第634页）。 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扩大了关于再生产的概念，使其包括生产过程本身之外，而又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继续存在所必需的那些过程。马克思曾经提供一个例子，说明为了保证“它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怎样在失业高潮中用政治手段防止技术工人移居外国（参看人口条目）。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他说到“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被认为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作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探讨的一部分的这段话，相当含糊，没有说明为了实现社会再生产需要再生产什么过程。 以此为焦点，关于生产方式的基本过程（没有这种过程的再生产，它就会停止存在）以及关于必须有哪些（可能有的）其他过程促使这种再生产顺利实现，展开了争论。 这两种类型的过程的区分，可以看作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区分的深入；这里，“上层建筑”因素是实际上为“基础”的再生产必不可缺的因素，但在定义上并不是“基础”的一部分。这样，上层建筑因素可以具有不同形式而不改变生产方式，但是这些形式会被保证基本过程的再生产需要所限制。举例来说，论证个人交换和拥有财产的自由的意识形态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不可缺的延续，但不是它的仅以经济关系作依据的定义的一部分，还有其他意识形态过程，例如“阶级合作主义”的过程往往也可能发生。不难看到，这种再生产观点很难免被指责为机能主义，因为它看起来好像生产方式只是为了再生产自身而存在，如果它们需要求助于其他非经济过程的手段，后者将自动地执行它们的目的论的职责（见“参考书目” ②、④）。 巴里巴尔的表述很难逃避这种指责，虽然它的确包含变化的可能性（见“参考书目” ①）。在他看来，存在三种情况或实践，即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情况或实践，所有三者都要再生产，以便使结构的总体即生产方式能够再生产。这种看法的确承认每个层次如何再生产是具有变通办法和相对独立性的，但由于各个层次保持稳定，变通的可能性便产生于经济层次的矛盾。有一种情况可能是由多元决定的，那就是牵涉到一个以上的层次的矛盾，但是如果要出现根本变化的话，这些矛盾必须包括经济矛盾以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可见，对于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来说，再生产和矛盾发生在不同的结构层次上。前者产生于整个生产方式的作用，后者可能发生在特定实践的层次，其中经济实践是关键性的。 阿尔都塞的后继者对此有所发展，他们对这种再生产概念有所批判，首先是用一定生产关系可能起作用的存在条件的观念来代替它（见“参考书目” ⑥），后来又在这一公式内把生产关系从这样一个“特权”地位降下来，扩大发生社会再生产的领域而且拒绝给它们以任何明确的界限（见“参考书目”⑤、③）。 女权主义者（参看女权运动条目）批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观点，认为它忽视了人民和他们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的许多内容，从而漏掉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决定性的组成部分。这发生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日常的和接代意义上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其次是人类或生物的再生产方面，承认人民不只是劳动力的潜在的供给者，使后者有别于前者。关于前者，关于家务劳动的著作已经证明，工资如何转化为劳动力不只是一个消费过程，因为劳动力并不产生于货币的直接耗费，而牵涉到劳动和使用价值的生产，二者都发生在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生产关系下，但却在作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这种关系上有所区别。 但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过程，也应当（再）生产新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脱离，婴儿的生产过程是与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相脱离的。这种脱离的意义成为争论的问题，究竟人民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来是无法预先知道的（见“参考书目” ⑦），还是具有它自己的涉及对妇女作为生物学上的再生产者的控制关系（不同于她们作为生产者服从的关系）的运动规律的一种劳动过程（见“参考书目”④）。 对人的再生产本身的考虑，促使某些作者认为，任何社会都应当有与它的生产方式衔接的或相应的一种在历史上特定的再生产方式（例如，鲁宾谈到一种“性的政治经济学”，见“参考书目” ⑧）。的确，恩格斯同样在他的一段经常被引证的话中提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但他在他关于家庭形式的发展的论述中没有认真对待他自己的规定，而认为这些再生产形式完全从属于生产形式。 另一些人也许认为，这种区分是一个错误，一种拜物教，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形式特有的而不是作为超历史的二元性的范畴（见“参考书目” ④）。既然性的差别关系到人类再生产的不同的潜在作用，那么，要想把对性的区别的理解和表现性的差别的社会形式，同对生产关系产生的阶级差别理解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承认下列论点才能达到，即再生产和生产之间、人类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之间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式，因而也是会起变化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到把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SH） 参考书目 ①L．阿尔都塞和E．巴里巴尔：《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 ②S．克拉克等：《单向度的马克思主义》，1980年英文版。 ③A．卡特勒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当代的资本主义》，1977年英文版。 ④F．埃德霍尔姆、O．哈里斯和K．杨：《不断概念化的妇女》，1977年英文版。 ⑤J．弗里德曼：《马克思主义关于总的再生产的理论和体系》，1976年英文版。 ⑥B．欣德斯和P．赫斯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1977年英文版。 ⑦B．奥劳格林：《生产和再生产──米雅苏的〈妇女、粮仓、和资本〉》，1977年英文版。 ⑧G．鲁宾：《妇女的买卖》，载赖特编《论妇女的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 再生产公式(reproductionschema) 在《资本论》第2卷第18至21章中，马克思研究了社会总资本不同部分的再生产，这不仅是价值量的再生产，同时也是物质的再生产；这两种再生产的关系在公式中被加以研究。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1）生产资料的生产；（2）消费资料的生产。结果，社会资本的运动是在它只包括两种资本的假定下被加以分析的。这种必要的抽象使下列一点很明显：既然它们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基础，那么这种再生产公式不足以分析许多单个的资本的相互作用，这种探讨属于竞争理论的更为具体的分析方面。马克思把再生产分为两种类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意味着，全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非生产地所消费（那就是说，完全被用来购买消费品）；扩大再生产意味着积累，全部剩余价值的一定份额被用来购买追加资本，可变的和不变的，以便扩大现有生产规模。 马克思把他对再生产的研究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但并不是所有这些假设都是严格必需的：（1）固定的和同等的资本有机构成（C/V）和剩余价值率（S/V）；（2）商品是按它们的价值交换的；（3）固定的生产率；（4）资本家拥有无限的后备劳动力。现在，我们用1和2分别表示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两大生产部类，于是得出C1+V1+S1=W1和C+V2+S2=W2，而C= C1+C2，V=V1+V2，S=S1+S2这些社会总额。 按照保·斯威齐的说法（见“参考书目” ⑥），在简单再生产中，既然S是被资本家全部消耗掉而不是积累起来，那么，用掉的不变资本应当相当于生产资料部类的产量，而资本家和工人共同的消费量,则应当相当于生活资料部类的产量。这就是说， C1+C2=C1+V1+S1 V1+S1+V2+S2=C2+V2+S2 消掉第一方程式两边的C1，和第二方程式两边的V2+S2，将要看到，二者简化为下列简单的方程式： C2=V1+S1 那么，这可以说是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它扼要地表明，在消费资料部类中用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应当相当于从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资本家所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如果这个条件得到满足，生产规模就会年复一年保持不变（见“参考书目” ⑥，第76—77页）。 这个方程式表达了为了社会总资本在相同的规模上再生产必须得到满足的一个条件。 谈到扩大再生产，情况就较为复杂了，因为我们现在必须把用于资本积累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C+△V）列入两个部类生产的公式。如果我们设想，作为第一个前提，全部剩余价值都转化为资本（最大扩大再生产），那么，每个部类把它自己的剩余价值完全用于积累，也就是说S1=△C1+△V1，S2=△C2+△V2，于是， C1+V1+△C1＋△V1=W1 C2+V2+△C2＋△V2=W2 既然两个有机构成C1/V1和C2/V2被认为固定的，△C1 /△V1和△C2/△V2这两个比值也应当是固定的，所以剩余价值的固定比例将转化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让我们假设这两个比例分别为Kv+KC（显然，Kv+KC=1）。于是，上面两方程式现在成为： C1+V1+KcS1+KvS1=W1 C2+V2+KcS2+KvS2=W2 投放到市场上交换的新价值量现在是什么呢？既然全部S被积累起来，第一部类应当出售V1和KvS1这些量，而消费C1和KcS1 这些量（都是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则把C2和KcS2 这些量投放市场，而消费V2和KvS2（都是消费资料）。这样，如果扩大再生产以最大规模进行（即资本家以他们的全部利润投资），表示两大部类的关系的方程式如下： V1+KvS1=C2+KcS2 我们现在要把以剩余价值全部积累的前提改变一下，让资本家消费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利润。资本家所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比例现在在方程式中有它的地位，所以（Kc+Kv）<1。新的方程式是： C1+V1+KcS1+KvS1+（1－Kc－Kv）S1=W1 C2+V2+KcS2+KvS2+（1－Kc－Kv）S2=W2 从上面的方程式中不难导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交换关系： V1+KvS1+（1－Kc－Kv）S1=C2+KcS2，简化为 V1+S1（1－Kc）=C2+KcS2 既然承认资本家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再没有理由假设两大部类有相同的积累比值Kv和Kc。那么我们可以把Kc分为Kc1和Kc2，把Kv分为Kv1和Kv2 。这时，基本交换关系成为：V1+S1（1－Kc1）=C2+Kc2S 2。上面这个方程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马克思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的重大成果；再生产本身不容许任意选择两个积累比值Kc1 和Kc2。这两个比值应当相适应，否则再生产过程会受到阻碍。 扩大再生产的这个基本关系表明，社会总资本怎样能脱离任何市场需要和有效需求问题而增长。这种可能性可以被扩大适用于固定资本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也可能引进生产率的增加和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改变。就这些改变来说，一切主要变数成为时间的函数，使得平衡条件更加严格得多（关于固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见“参考书目” ②）。 有一些理论家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有些像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因为后者也是建立在把社会产品区分为I（资本货物）和C（消费品）的基础上。但这是掩盖了深刻分歧的纯粹表面的相似。凯恩斯集中注意需求方面，而不研究再生产的条件，两大部类保持平衡的条件，而且他并不考虑消耗掉的不变资本的必要的再生产（按亚当·斯密的传统）。最后，可以看出，无论凯恩斯对国家的分析（国家据有的价值似乎产生于生产过程以外）或他对于由于消费倾向的下降而出现的长期萧条的探讨，同马克思对再生产和积累的分析都是不相容的（不同的观点见“参考书目” ⑦，关于对这种态度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①，并参看凯恩斯和马克思条目）。 长期以来，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参加了这个公式的讨论，其中有卢森堡、希法亭、鲍威尔、列宁、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罗斯多尔斯基准确地概括了全部争论（1980年）。他指出，再生产公式不过是种种单一的资本的具体的相互作用的第一位近似值，其视野只是表明在资本再生产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然而，罗斯多尔斯基补充了下列未经证实的意见：不可能把生产率、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列入公式。 对研究再生产的两项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卢森堡和希法亭。卢森堡从两方面批评了马克思的公式（见“参考书目” ④）。首先，她认为，公式中缺少生产黄金的第三部类，是一个错误，黄金这种产品起货币作用，既非生产资料，也非消费品，而是单纯的流通手段。因此，她提出区分三个部类的新公式，第三部类生产每年流通过程中所消耗的数量的黄金。但是，还存在一种缺憾；必要的交换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因为它们需要现有的全部黄金，而不只是上年度所生产的黄金数量。黄金的生产和消耗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所谓faux frais（意外开支），因此，马克思把黄金的生产连同其他金属列入第一部类，被看成货币的黄金对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没有直接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卢森堡的第二点批评──关于有效需求的批评。她指出，在马克思所提供的数字例子中，第二部类的积累速度似乎根据第一部类积累的需要任意变化，而不可能看到使社会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根源。在卢森堡看来，这个公式应当显示这种需求的不足；额外的有效需求必须产生于公式之外，也就是说，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所以，资本家迫不得已不断地在非资本主义世界寻找新的市场。然而，她也无法解释非资本主义世界对两大部类商品提供的交换价值的来源。把马克思的简单的数字例子概括一下，不难看到，不断增长的需求产生于两大部类本身内部，这是与实践中的再生产过程的平稳发展无关的。 希法亭（1910年）曾经企图利用这个公式来解释危机现象（见“参考书目” ③）。他论证说，资本再生产的关键是怎样保证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增长，这实际上只有通过价格调整的不断过程来实现。这只可能是暂时的；既然通常有机构成较高的第一部类的投资要多得多，整个过程必然经常发生积累的中断，以便恢复被破坏的平衡状况。希法亭观点中不清楚的地方是，作为资本积累的不同数值的后果，从而必然引起第一和第二部类产品失调的机制。 （PG） 参考书目 ①C．贝特尔海姆：《凯恩斯和马克思著作中的国民收入、储蓄和投资》，1948年英文版。 ②J．格洛姆鲍夫斯基：《扩大平衡再生产和固定资本》，1976年英文版。 ③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④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1951年英文版。 ⑤R．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⑥保·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 ⑦都留重人：《凯恩斯与马克思──总体方法论》（1954），载D．霍罗维茨编《马克思与现代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 劳动后备军（reservearmyoflabour） 存在一大群失业的和半失业的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特征，这是直接由资本积累本身产生和再产生的。马克思称这一大群为劳动后备军或产业后备军。资本的积累意味着资本的增长。但这也意味着竞争迫使资本家去采取新的、大规模的、更加机械化的生产方法。资本的增长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但机械化以机器代替工人，这样就缩减了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对劳动的净需求以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对比为转移，正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维持着劳动后备军。当就业因素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大于劳力代替因素以致使后备军人源枯竭，从而引起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上涨，这种情况就会自动促使代替因素对就业因素占上风。因为工资的上涨延缓了资本的增长，进而延缓了就业的增长，再加上劳动力短缺，这就会加速机械化的步调，从而也加速代替的步调。这样，资本的积累自动补充了劳动后备军（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参考书目” ②第63—64页）。此外，劳动力从严重失业地区的输入和资本向低工资地区流动，二者都有助于重新建立资本同一种相对过剩的人口之间的“正常”关系。 不论它的历史界限如何，资本主义制度一直产生着和维持着一支后备军。现代资本主义遍及全世界，它的后备军也是一样。第三世界的饥饿群众、工业化国家输入随后又逐出 “外籍工人”以及资本流向低工资地区，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 （AS） 参考书目 ①悉尼·H·库恩兹：《人口理论和经济解释》，1957年英文版。 ②E．曼德尔：《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介绍》，1976年英文版。 修正主义（revisionism） 修正主义可以作狭义的理解，也可以作广义的理解。从它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因为后者要以“通过人类的基本特征即劳动而自我创造”（见“参考书目” ⑤，第14页）的社会本体论为依据，同时以一种认为从事认识的主体在分析和行动上跟被认识的客体处于辩证关系之中的认识论为依据（参看辩证法、认识论条目）。由于原作者的身份而不受修正的世代相袭的僵化真理，是同这样一种学术和政治实践的传统完全不相容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如此，这种制度把不断的改变经常化，并在无产阶级身上造成它自身毁灭的动因的独特倾向，这意味着，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与它相联系的政治实践都不会萎缩为一整套没有时间性的公理。因此，1883年以来，不断改变的阶级结构的迫切需要以及马克思本人含糊的思想遗产，已使每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不觉地成为修正主义者。列宁修正过马克思。卢森堡、托洛茨基和毛也是一样。甚至恩格斯也被那些认为他对马克思的著作的解释是不革命的政治蜕化的理论根源的人们（见“参考书目” ③、⑨），谴责为“第一个修正主义者”。 然而，这又提醒我们，修正主义是很少如此广泛的、如此正面地来理解的。相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变得善于使他们自己的创新合法化，否认自己的创新，相反，认为它们直接来源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便奉为经典，而修正主义则具有狭窄的、消极的、变化的含义。在1914年以前，从这个词的最初的一般用法来说，修正主义是“这样一些作者和政治人物”的同义语，“他们虽然从马克思主义前提出发，但逐渐怀疑这个学说的不同因素，特别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预言”（见“参考书目” ⑦，第2卷第98页）。在1945年以后，相反，修正主义成了一些共产党用来批评其他共产党的实践、并用以诋毁对它们自己的政策、纲领或学说进行批评的人们的攻击之词。区分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这两个阶段是很重要的，主要因为在第一个阶段，这个词被用来针对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维护欧洲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浪潮，而在第二个阶段，它经常被用来针对愿意回到一种比较独立、有时甚至是革命的道路上来的批评者而为不同类型的保守主义进行辩护。然而，在每一个时期，这个词都被用来表示这样一个意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1917年以前是马克思自己的，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统观念）中包含的“真理”背离，随之有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危险，这种实践只可能改革或巩固资本主义（参看改良主义条目）。 当然，这种改良主义危险促使19世纪90年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罗莎·卢森堡在关于修正主义的第一次大辩论中批评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想要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格具有决定论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参看决定论条目），即认为资本主义危机、阶级分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伯恩施坦向支持这种论断的哲学挑战，倾向一种新康德主义（参看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条目），认为社会主义是合乎需要的，但却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也向这种论断造成的政治策略挑战，这个策略是拒绝与自由的中间阶级和农民结成议会联盟，他却认为这个联盟对于资本主义和平的和逐渐的民主的改造至关重要。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预言，他提出他的有名的另一种说法：“农民不会堕落；中间阶级不会消失；危机不会变本加厉；穷困和奴役不会增加”，相反地，社会主义者应当在下列比较现实的前提下建立彻底的联合：“生活无保障、依赖关系、社会距离、生产的社会性、私有主的无所事事，几乎种种现象有增无已”（转引自“参考书目” ④，第250页）。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的这种修正，1903年正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否定，但它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导致该党在魏玛时期的德国的更加温和政策。 这个词后来的用法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根源，它主要用来诽谤对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念进行挑战的人们。1948年以后，铁托的南斯拉夫被苏共谴责为修正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的旷日持久的中苏论战中，每方经常谴责对方为修正主义。苏联领导人经常谴责东欧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们通过缓和高度官僚化的共产党的政治垄断促使社会主义人道化的反复的和大胆地尝试为修正主义；最近某些欧洲共产主义者（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找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同样被西欧共产党和莫斯科的比较正统的同志谴责为修正主义。 最后，应当指出，修正主义也是1917年以后执行伯恩施坦路线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参看社会民主党条目）的一个特征。许多这样的党对1948年以后持久的资本主义繁荣的反应是，删改从它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历保留下来的学说和纲领的内容，（就是没有这种经历的英国党而言，则是删改从艾德礼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舆论）。新的一代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宣布资本主义要由一种混合经济所取代，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国有化，给社会党留下的任务只是在凯恩斯的论点的范围内追求更多的社会平等。这种修正主义的失败在于无法应付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卷土重来，这促使许多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与欧洲共产主义的某些立场类似的激进政策；这样，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内一种很不相同的修正主义的失败，开始形成19世纪90年代最初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就已引起的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 （DC） 参考书目 ①爱德华·伯恩施坦：《进化的社会主义》（1899），1961年英文版。 ②A．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前途》，1956年英文版。 ③C．F．埃利奥特：《QuisCustodetsactodetSacra? (谁维护神圣事物?)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问题》,载《思想史杂志》英文版1967年第28期。 ④P．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窘境──爱德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挑战》，1952年英文版。 ⑤C．C．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1978年英文版。 ⑥S．黑塞勒：《盖茨克尔分子──英国工党中的修正主义》，1969年英文版。 ⑦列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 ⑧L．拉比兹：《修正主义》，1962年英文版。 ⑨N．莱文：《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1975年英文版。 革命（revolution）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设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时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从它最全面的意义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的跃进。在陈旧的制度同争取自由的新的生产力之间，进而从人的关系上来看，在旧秩序内部的上层阶级同下层阶级之间，在以前的阶级同向它挑战的新的阶级之间，各种冲突的汇合，会带来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原来被剥削的阶级同新的统治阶级合而为一。后来，只是对于现代欧洲的革命，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时间认真加以考虑。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开始研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他的笔记中说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美国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阶级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领导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这些除旧立新的尝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虑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随它最初的最豪迈的阶段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认为这是最早的革命；虽然作为市民和农民打破封建优势的努力只获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暴动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竭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战斗，它不会推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就向他们暗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所有一切造反的运动必须推进到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动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种结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话（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另一个一般特点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产阶级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反对旧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甚至在当时自认为如此。 1848──1849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左派方面参加了德国的激进运动，有机会从内部看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终于导致失败的犹疑不决和软弱无能深感厌恶；后来他们在这方面思考了并写了许多东西。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使马克思深信，欧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业萧条为背景，群众的不满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发动群众以前，新的叛乱不会有任何机会。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甚至对支持他们的工人比对他们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会再冒险试验，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国。它能够在旧的框框内获得一种地位，尽管不是政权，使它能毫无阻碍地发展工业，这也就是对它有实际意义的一切。 恩格斯曾经企图（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把这种情况纳入马克思的设想，就德国而论，把俾斯麦的“统一”描写成“革命的”，这个例子说明他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多么灵活。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被不列颠的压力所破坏是亚洲历史上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的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动地加以阐明。在英国，还无法颠扑不破地证明阶级之间和它们所代表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甚至1789年法国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地承认）仍然很有争论。然而人们承认，马克思的假设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整个问题。 另一种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在很长时间内萦回于少数人的脑际，但是，马克思经常强调，在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前，不可能有实际意义。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只能是继资本主义而来的事物，它带来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第一次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为它不代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摆脱一切所有制。它的执政将是一种道义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它会清算过去，扫除人类的肮脏东西，使它从新开始（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1部分B3）。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从不背弃的另一个信念是，伟大的变革不可能在这里和那里个别地方发生，而应当是决定性数量的工业国同时行动的结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马克思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中作出结论说，这只是像一个犹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样漫长的斗争开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后来这成为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形象。在以后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认，1848年他们被青年的急躁情绪所左右，在资本主义在大陆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指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很不成熟的。政权是不可能靠少数热烈分子，即没有整个阶级的力量作后盾的战斗先锋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的（参看恩格斯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恩格斯后来认为俄国可能是这条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虑到那里的革命可能会被战争所促进而迫在眉睫（《俄国的社会状况》）4；1885年他告诉一个俄国记者，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由一批密谋者推翻整个社会）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话，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为沙皇制度如此不稳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维·查苏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会缓慢一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潮也许是武力的较量。马克思可能认为，少数国家，首先是英国由于其长期的政治传统，可以避免最后的严峻考验。但是，英国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在法国，政治精神比较活跃，但1848年以后不久，马克思懂得，在一个主要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他估计，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将保证这种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阶级将率先行动的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开展起来，在帝国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为选举力量的增长，因为他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强各国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写信给拉法格说，巷战和街垒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同军队作战时，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吃大亏，而且他承认，他还找不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但这就更有必要把群众吸引进来，尽可能扩大运动的范围，在德国，要把它推进到军队的主要征募地区，如东普鲁士。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些告诫。然而，他的文章被编者由于担心书报检查而大肆删改，他对此极为不满；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说，这使他容易被歪曲为“合法斗争的崇拜者”。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后，伯恩施坦开始提出导致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种种主张（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在这场复杂的争论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崩溃，只是愿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争论是关于原有意义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种实际可能性，或是说，现在是否只应依靠宪法的方法。 在俄国，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宪法权利，以后也没有多少宪法权利。列宁决心创立一个能够准备、然后领导革命的政党；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贯彻了事先筹划的革命主张。在1905年主要带有自发性的暴动中，他的党太小，没有经过考验，无法取得很大成就，它无论如何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败表明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不坚定一样。因此产生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群众代替它、甚至撇开它进行。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致“不断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确切些说，现在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这里，存在够多的复杂情况促使左派方面进行无穷的争论，正如修正主义在西方那样。 1914年当欧洲按照它的统治者的命令服从地拿起武器的时候，列宁试图反击这种责难，国际曾经愚蠢地预言战争意味着革命。他写道，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导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来（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暴动，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1916年3月，在战时的另一次论战中，列宁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设想为一次迅速的打击：它是一切战线上一系列的紧张战斗（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在俄国，1917年发生了列宁所期待的总危机。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见“参考书目” ⑧，附录2）中写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发动者的意图，但十月革命却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却离开正道。他和列宁曾经指望它成为欧洲暴动的讯号；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胜败要在国际舞台上决定。但是，东方和西方相距过于遥远，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太乐意仿效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感到被人离弃，首当其冲。不久发生一场争论，列宁以考茨基为主要论敌。问题是，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谴责他的批评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信奉改良主义。考茨基却谴责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革命后的过渡必不可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凭籍恐怖主义执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恐怖主义有别于这种专政的观点，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说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们自己惊恐而从事简直无用的暴行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制度。 以后几年欧洲另一些地方举行暴动的尝试失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狱中悠闲岁月中思考经验教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葛兰西。他根据19世纪意大利的种种事件，区分出马志尼的积极的起义和卡富尔所倡导的“消极的革命”，后者以耐心准备作为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分子变化”造成社会力量改变构成的方法。他设想，也许二者对于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后倾向“消极”类型。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后，更慎重地说，在1945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可以说有一个类似的转变。在西方，对革命目的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相信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别于仅仅用零星的改革来修补旧社会的任何办法。在苏联，可以看到向这个方向的缓缓移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理论已愿意采纳下列这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这个论点是在毛主义（参看毛泽东条目）的偏激学说的压力下得到承认的。毛主义同莫斯科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并一再重申斗争的国际性质。较近几年，北京已经放弃它的极端革命姿态。但是，自从列宁在1914年以前认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很有希望，乃是对欧洲革命运动的支持以来，武装斗争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在那里，这始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有外国背景的右翼军人统治，似乎没有留下选择余地。社会主义和民族情绪或农民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许多地区，提供指引线索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种改头换面的东西。（参看民族主义；战争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谢尔治·布里西安纳：《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1978年英文版。 ②罗宾·布莱克本编：《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本》，1978年英文版。 ④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⑤E.．J．霍布斯鲍姆：《革命家》，1973年英文版。 ⑥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年英文版。 ⑦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⑧弗朗兹·马雷克：《世界革命哲学》，1966年英文版。 ⑨列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2—1933），1967年英文版。 ⑩J．沃迪斯：《革命新理论》，1972年英文版。 李嘉图和马克思（RicardoandMarx） 马克思把李嘉图看成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把他视为自己的出发点，但同时明确地把他自己的理论同李嘉图的理论区分开来。虽然李嘉图提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相对价格由物化劳动时间来调节（这是他的主要科学成就），他并没有在抽象（产生价值）劳动同具体（产生使用价值）劳动之间，或是说社会必要劳动（它决定体现在某一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的准确数量）同个人劳动之间作严格区分。结果，既然货币的必然性和职能只能通过商品价值范畴（社会必要数量的抽象劳动时间）来解释，李嘉图并不懂货币究竟是什么。他把货币看作是流通过程中的一种单纯手段，结果推行萨伊定律（社会上供给与需求的必然平衡）和一种机械形式的货币数量论（导源于大卫·休谟），按照这种理论，物价水平决定于流通的货币数量，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论证的另一种情况。 李嘉图既然不顾相对价格的实质（价值），只对它的数量的决定感兴趣，就不可能理解劳动和劳动力的差别。因此，他不是通过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解释利润，而企图使单一物品的生产价格直接与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间一致，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指出，如果有人简单地设想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商品和生产价格这两个范畴就会彼此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当我们在分析一件商品时，如果处在简单的抽象水平上，那么利润率和资本势必是未知的，而且也无法像李嘉图那样单纯依靠设想得出来。结果是，李嘉图既无法说明统一的利润率从何而来，也无法确定它的计算方法。 马克思在回答同一问题时说明，利润不过是个人资本生产的总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所以利润率乃是社会剩余价值与全部社会不变资本和社会可变资本的比率。然而，虽说李嘉图没有解释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结果贬抑这种区别，认为它在经验上无足轻重，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后来导致李嘉图学派（穆勒、麦克库洛赫）的危机，终于迫使它完全放弃物化劳动时间同价格之间的联系（托伦斯）。但是，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关于相对价格的随机变动是由价值的相应变动来调节的论断，从经验上说，是正确的（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0章，特别是A，第5部分）。安瓦·沙克已经证明；从美国的数据来看，令人惊奇的是李嘉图的劳动理论的精确程度竟高达93%。（见“参考书目” ⑦） 李嘉图应用相对价格受物化劳动时间调节的原理，就能驳斥一种陈旧的通常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工资的上涨一定造成价格的上涨；相反，他证明，只有对于有机构成在一般水平以下的资本生产的那些商品而言，价格才上涨，对于有机构成较高的资本来说，价格一定下落，结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价格总额不变而利润额和利润率降低。 可是，这种有关的结论导致李嘉图专门集中研究工资和利润的反比，而且就他和马克思对积累的分析来看，产生了很大分歧。首先，李嘉图倾向于忽略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也在利润率的决定中起关键作用。因此，他倾向于把支配利润率的规律归结为支配剩余价值率的规律。这个同一疏忽也促使他忽视固定资本（机械化）在生产过程中在造成和维持失业劳动者的后备军方面的不断增长的作用。虽然李嘉图承认，机器有时可能代替工人，但他倾向于认为，整个说来，积累吸收的工人多于它“释放”的工人。因此，他通常反对救济贫民的做法，理由是、不如把钱花在投资上，这样变可以造成平衡，增加就业。最后，虽然马克思和李嘉图两人都坚持，资本主义积累以利润率趋于下降为特征，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却相反。在李嘉图看来，增加就业就会相应地增加对基本消费品，特别是农产品的需求。这就有必要求助于耕种生产率比以前使用的土地要低的新土地，在李嘉图看来，这将提高地租在总剩余中所占份额而降低工业利润的相应份额。所以，这种制度的发展会造成利润率随着工人所消费的物品的生产率的下降而长期下降，这时候，尽管比较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归于地租，但劳动力的价值会提高，而剩余价值率则会下降。其次，李嘉图怎样也无法合情合理地认识到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对于利用劣等地可能起的抵销作用。可见，李嘉图对利润率降低的预料，是建立在自然界的吝啬的基础上，而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降低的趋势是由于积累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这种情况会造成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但全面的利润率却会下降，因为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形式必然促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越来越快。 另一个重大分歧同危机问题有关。因为李嘉图把货币设想为便于交换的单纯手段，他倾向于把交换本身看成产品同产品的直接互换。在这种场合下，一件好的供应品的生产意味着，它的所有主自然拥有用它换取其他物品的手段。所以，如果排除局部的干扰或偶然因素，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萨伊定律）。马克思指出，一旦使用货币，这个论点就站不住了，因为生产某物并不保证它能换取货币，拥有货币也不意味着要花掉它。因此，货币是危机的可能性的根源，李嘉图对这一点完全没有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李嘉图看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最终只导致萧条，而据马克思看来，同样的机制也还是周期性危机的必然性的根源（参看经济危机；货币条目）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李嘉图超越于斯密的地方在于，他把地租看成财富的纯粹转移，而不认为它本身就是价值的源泉。但是，李嘉图只通过土地的不同肥沃程度来解释地租，这样，他只解释了级差地租而没有解释绝对地租。在马克思看来，绝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权对资本投资的障碍（参看土地所有权和地租条目）。 对李嘉图的著作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的评价，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是不一样的。像多布和新李嘉图学派这样一些作者倾向于尽量缩小马克思和李嘉图的分歧，认为他们的生产价格理论实质上相同，二者的分析归根到底建立在实际剩余（physical surplus）范畴之上。另一方面，像斯威齐、希法亭、佩特里这样一些作者则坚持说，马克思和李嘉图的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适用范围，李嘉图注意确定商品的相对价格，而马克思只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感兴趣。这个观点似乎是不充分的，如果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没有把对积累的分析同建立在它上面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价值概念就失去它raison d̉’être（存在的理由），从而在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中没有真正的地位。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与马克思的著作的联系的比较正确的评价，可以在鲁宾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二者都强调了价值对于马克思的全部分析的关键作用。 （PG） 参考书目 ①M．多布：《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和分配学说》，1973年英文版。 ②鲁道夫·希法亭：《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1904），载斯威齐编：《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949年德文版。 ③F．佩特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社会内容》，1916年德文版。 ④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1973年英文版。 ⑤R．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⑥I．I．鲁宾：《经济思想史》，1979年英文版。 ⑦安·沙克：《从马克思向斯拉法的转变》，1980年英文版。 ⑧保·斯威齐：《给希法亭〈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写的序言》，载《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949年英文版。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1898-1967） 1898年，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出生于当时隶属奥匈帝国的伦贝格（Lemberg；现为乌克兰的利沃夫，L’vov）。作为著名乌克兰语言学家的儿子，他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环境中长大，但尚在读高中时就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了一名有坚定信仰的国际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朋友们成立了在地下活动的“加里西亚国际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The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SocialistYouthofGalicia），该组织编辑了一份致力于反战斗争的非法期刊。俄国革命爆发后，该组织的一些成员成为了西乌克兰共产党（该党后来加入了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30年代初，党的几乎整个领导层成为了于苏共和苏联内部开始发生的大清洗的牺牲品；罗斯多尔斯基当时不住在乌克兰，因此免遭毒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斯多尔斯基移居到了布拉格，此后又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他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Institute,Moscow）工作了几年，为此他对维也纳档案馆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研究。他在三十年代初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直到生命的尽头都认同托洛茨基的思想。 作为一个遭受民族压迫的农民国家的一员，罗斯多尔斯基的主要兴趣是对民族问题和农民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以所写的名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问题》（MarxandEngelsontheproblemofthenationswithoutahistory，德语）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34年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后，他不得不离开维也纳，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乌克兰已经沦落到波兰的境地。他在伦伯格大学经济史研究所工作，随后出版了《东加利西亚村庄社区及其解体》（ThevillagecommunityinEastGaliciaanditsdissolution，Lwow，1936，波兰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两卷关于加利西亚农民压迫的著作的出版工作，这套书直到1962年才在华沙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罗斯多尔斯基居住在克拉考（Cracow）。1942年，他被盖世太保（Gestapo）囚禁。随后几年，他在德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和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度过。战争结束后，他在奥地利一所工会学校教了一段时间。1947年，他前往美国。在那儿，他的政治经历使他无法获得学术职位。但他偶然地在美国一家图书馆中发现了“在西方只有三到四份的莫斯科版原件（1939—1941年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立即意识到该手稿的巨大理论意义，并花了几年的时间对其作系统性的评注，这项成果便是罗斯多尔斯基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MakingofMarx’sCapital）（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 在美国居住的最初几年，罗斯多尔斯基从他的论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问题》（FrederickEngelsandtheProblemofthePeoplesWithoutaHistory，《社会历史年鉴》（Archivfursozialgeschichte）第四卷，汉诺威，1964年）入手完成了另一项理论工作：他批判了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些斯拉夫小民族的立场，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由于革命中的波兰与匈牙利贵族不愿真正地解放农民，因此后者投靠到奥地利君主势力的阵营。 罗斯多尔斯基在《1848-1849年奥地利国民议会中的农民代表》（ThepeasantdeputiesintheConstituentAustrianReichstag1848-9）一书中也考察了农民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在这部作品中，罗斯多尔斯基根据他对奥地利档案馆的详尽研究，从自由资产阶级和贵族无法对土地问题实施雅各宾主义”式的解决方案这一角度解释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 罗斯多尔斯基在其晚年打算写一部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历史著作。这项工作是为了反驳自列宁去世以来逐渐传开的谎言，即他会支持“和平共处的政策”。罗斯多尔斯基只写完了两章内容：一章考察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物质根源，以及布尔什维克与考茨基主义的斗争；另一章则考察了1918年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罢工——这是表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背叛工人阶级斗争的具体案例。 1967年10月20日，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底特律去世。 罗易，马纳卡德拉·纳特（Roy，ManabendraNath） 1890年左右生于孟加拉，1954年1月25日在台拉登逝世。 罗易是第一代印度共产党人之一。很早卷入他故乡孟加拉的革命运动，1910年第一次被捕。1915年，他离开印度，在美国对社会主义有初步认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他到了俄国，1920年被派赴塔什干为印度革命者组织训练中心。当年，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崭露头角，会上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一部分是他起草的，虽然经过列宁修改。当列宁对亚洲主要人口为农民这一事实有深刻印象的时候，罗易深信，不管怎样，印度存在一个迅速增长的工人阶级，能够进行政治领导。与此同时，他幻想大规模的工业化正在开展，从而使他相信印度资产阶级会满足于它现有的种种机会。因此，共产党人应当不与当时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所代表的中间阶级的民族运动打交道。列宁却主张独立地与它合作；但是否可能或应当有共产党人同“民族资产者”之间的联合，一直仍然是殖民地国家中的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在印度建立一个共产党是一个非常缓慢和困难的过程，罗易不可能很容易与发展情况保持接触，虽然他始终是乐观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一部书阐发了他的下列论点：英国政府和印度资产阶级更加接近，因为前者对群众的动荡惶惶不安，要用让步的办法来争取后者。由于坚持这种理论，他同共产国际官方的想法多少有些脱节，但是在1927年危机期间，当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无法把中国的年青的党从孤立和失败中挽救出来的时候，他的声望使他足以担任派驻中国的代表。次年，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重申他的下列信念：印度正在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他还把它的农业说成是处在根本转变关头。他从这里推断出向资产阶级作更大的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认为这将导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非殖民化的局面。在工业问题方面，他得到大多数英国代表的支持，于是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罗易作出的经济和政治结论都被否定。由于这一点以及他在中国没有成功，他终于失意了，1929年7月他被开除。1930年他回到印度，从1931年到1936年他在狱中。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站在反法西斯立场支持英国政府；从此，他脱离马克思主义，渐渐趋向一种自由主义。他的一些早期著作还是引人入胜的，虽然由于他主要靠自学成才，他的作品显得缺乏系统性。他论述唯物主义的一部著作（见“参考书目” ⑥），首先讲希腊人和古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一直谈到20世纪的物理学问题。这部著作表明他在一些地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持批评态度──“马克思走得太远”（见该书第199页）。他在关于中国的一部著作中企图对中国历史进行解释，如果作为在马克思主义者刚刚处在探索初期的领域的一种开拓性的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参看民族主义；革命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桑卡·高土：《印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主义》，1973年英文版。 ②索布汉拉尔·达塔·古普塔：《共产国际、印度和殖民地问题，1920—1937》，1980年英文版。 ③约翰·P·海思柯克斯：《印度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马·纳·罗易和共产国际的政策（1920—1939）》，1971年英文版。 ④马·纳·罗易：《转变中的印度》，1922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20世纪30年代），1946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唯物主义──科学思想史纲》（1934），1940年英文版。 统治阶级（rulingclass） “统治阶级”一词合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曾经加以区分的两个概念，虽然他们没有系统地说明。第一个概念涉及经济上统治的阶级，它凭借自己的经济地位统治和支配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第二个概念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现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势必运用国家政权，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进行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葛兰西在市民社会的阶级统治（他使用领导权一词）和政治统治本身或国家政权之间作了最清楚而明确的区分：“我们的目前所能做到的是，确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层次’：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的机体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次一方面适应统治集团在社会上运用‘领导权’职能，另一方面适应通过国家和‘法定’政府运用的‘直接统治’或控制的职能”（《狱中札记》，英文版，第12页；并参看第2篇第2章《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详细分析）。近几年来，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进行比较系统的阐明的人们，主要关心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一般文化影响）在维系和再现阶级统治中的特殊作用。葛兰西明确地承认它的重要性，但首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认为它主要说明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的阶级意识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处于从属地位。据说，“统治的意识形态”——它的要素没有得到非常确切的说明——保证了“平息”社会冲突、比较全面地把工人阶级吸引到现行社会秩序中去，而排斥公开讨论任何激进的、替换的社会生活概念。这显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能做到的事情；然而，统治的意识形态论点本身也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而对“经济关系呆滞强制”、政治上的镇压、顺利的改良主义来说，则是夸大了思想的影响作用（见“参考书目” ①）。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阶级统治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在新近的一些研究作品中（例如，“参考书目”⑤和 ④），极力强调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据说，阶级统治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国家政权，国家也不能完全被看成只是一个阶级的工具。另一些激进的思想家进而把经济控制同政治分开，而且，例如米尔斯宁愿用“权力精英”一词（见米尔斯：《权力精英》，1956年英文版）而不愿用“统治阶级”一词（参看精英条目）。 另一些问题，是由于在社会的特定历史形态下识别和鉴定统治阶级而提出的。在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争论中，多布提出了在14世纪后期和17世纪之间的欧洲封建社会中究竟哪一个阶级在进行统治的问题（见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6年英文版），类似的问题还能从其他方面提出。在古代社会或亚细亚社会，一个统治阶级的确切特征是难于描绘的。就资本主义社会来看，不妨问一问在20世纪后期它们是否完全像在19世纪一样被资产阶级所统治呢？或是说，是否统治阶级现在包括资产阶级分子、技术统治分子和官僚分子（像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些定义可能暗示的那样），同时由于工人阶级和其他组织的抗衡力量的增长而与各种从属阶级和集团处于不同的关系呢？最后，人们经常提出关于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一个新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统治阶级的问题（参看阶级条目；并参看“参考书目” ③）。这些问题乃是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争论的核心问题，而且引起种种理论澄清的新的尝试（见“参考书目”⑤、 ⑥以及一些比较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作品，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作品（见“参考书目”②、④）。 （TBB） 参考书目 ①尼古拉斯·阿伯克朗比·斯蒂芬、特纳·希尔和S．布莱恩合著：《统治的意识形态论点》，1980年英文版。 ②G．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1967年英文版。 ③乔治·康拉德和伊凡·斯泽兰尼：《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④拉尔夫·米里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⑤尼·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年英文版。 ⑥戈兰·塞博恩：《统治阶级统治的时候干些什么？》，1978年英文版。 俄国公社（Russiancommune） 俄国公社是古代俄国农民的一种共同体，其中土地不可分割地归公社所有，一般根据各户男性成年人数量，定期重新分配给各户。它最初被亚历山大·赫尔岑誉为平均主义的分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萌芽制度，后来，几乎被一切革命的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家当做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在道德和经济方面的破坏，可以实现俄国向世界表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特殊使命的途径。他们认为，公社保持了俄国农民的天然团结和社会主义本能。自由公社的联合可以取代专制的国家，为古代俄国社会制度同现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奠定基础。 在俄国评论家（米海伊洛夫斯基和查苏利奇）敦促下，马克思承认，至少俄国有可能避免公社土地占有制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恶劣弊病。在他看来，公社有内在的二重性：一方面是土地公有制，另一方面是应用于土地的生产力和动产的私有制。因此，它可能向每一方向发展。农民公社问题使他对他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澄清。1877年他认为，从原始公社所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然后到社会主义，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抽象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进程（参看历史唯物主义；发展阶段条目）。他无意于在《资本论》中创立“最大优点在于超历史的一种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他也曾指出，公社的前途大大取决于俄罗斯国家的政策。他的一般结论是：只有沙皇制度被推翻，进而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公社的社会主义潜力才能实现。 马克思的这种评价，给民粹派的唯意志论政策所带来的慰籍要比给普列汉诺夫所领导的劳动解放社中侨居国外的支持者带来的安慰要大，因为普列汉诺夫这时已经作出结论说，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化已经把公社破坏到如此程度，以致使它难于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跳板。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关于农民公社的争论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进行着。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对民粹派论点的最充分的驳斥，但是这个争论在20世纪头20年中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又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NH） 参考书目 ①P．W．布莱克斯托克和B.F.霍斯里茨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俄国对欧洲的威胁》（包括以上引用的文章和信件），1952年英文版。 ②A．赫尔岑：《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1852），载《哲学著作选》1956年英文版，第470─502页。 ③弗·伊·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参看第2章第12节和第3章第11节。 ④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分歧》（1885），载《哲学著作选集》，1961英文版第1卷，特别参看第3章。 ⑤F．文图利：《革命的根源》，1960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P》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P Pannekoek,Antoine潘涅库克,安东尼 ParisCommune巴黎公社 party政党 Pauperization贫困化 peasantry农民 periodizationof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 petty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 philosophy哲学 Plekhanov,GeorgiiValentinovich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 population人口 populism民粹主义 positivism实证主义 praxis实践 Preobrazhensky,EvgenyAlexeyevich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 priceofproductionandthetransformationproblem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 primitiveaccumulation原始积累 primitivecommunism原始共产主义 production生产 productiveandunproductivelabour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profit利润 progress进步 proletariat无产阶级 property财产 Proudhon,Pierre-Joseph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学 Psychology心理学 潘涅库克，安东尼（Pannekoek，Antonie） 1873年1月2日出生于荷兰的瓦森，1960年4月28日在荷兰的瓦赫宁根逝世。曾在莱顿大学攻读数学，并于1902年获天文学博士学位。在莱顿天文台工作，直至1906年，以后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1932年成为该校天文学教授。自1906年至1914年，潘涅库克居住在德国，在这里他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左翼的领导成员，并在柏林党校任教，直至受到驱逐出境的威胁；他还为《新时代》杂志撰过稿。他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直接从自然科学，并通过研究被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第四章）誉为独立发现“唯物辩证法”的、自学成才的工人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的著作而发展起来的；它尤其侧重于弄清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见“参考书目” ①）。第二，在政治行动领域，它提出一种通过工人委员会（见“参考书目” ③）而使工人阶级革命地自我组织起来的理论。1920年，潘涅库克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和第三国际的政策决裂的，后来和科尔施、哥尔特一起成为“委员会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见“参考书目” ④） （TBB） 参考书目 ①安东尼·潘涅库克：《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1909），1912年英文版。 ②同上作者：《天文学史》（1951），1961年英文版。 ③谢尔治·布里西安纳：《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1978年英文版。 ④D．A．斯马尔特：《潘库涅克和哥尔特的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 巴黎公社（ParisCommune） 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马克思各种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组成《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几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写的导言）；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是这样，特别是《国家与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为塔列尔的《巴黎公社》所写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对巴黎公社提出了有争议的解释。 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么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决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然而，重要的是，1/3的当选者均是体力劳动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分子。这个政府的成员是由巴黎选民在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意外地掌握国家权力一周之后所安排的一次特别选举中产生的。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18日，当时法国临时政府在其部分部队和民众举行联欢之后，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著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383页）。在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2页）。尽管公社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仍强调指出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页）。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公社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初步准备；这种专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是一种最适合于建立社会主义而实现劳动解放的国家。 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马克思和列宁对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质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出现的严格的一党制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部分。（参看蒙蒂·约翰斯通：《公社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以及政党作用的概念》，载“参考书目” ①）。近期在公社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是J·布吕阿的《1871年的政权和国家》，载《社会运动》杂志第79期（1972年4—6月号）。关于主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文选可参看舒尔金德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③）。关于近来史学问题的争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则收在利思所编的著作中（见“参考书目”①）。 （ES） 参考书目 ①J．A．利思编：《公社的形象》，1978年英文版。 ②J．罗热里编：《一八七一年》，1972年法文版。 ③尤金·舒尔金德：《巴黎公社—左派观点》，1972年英文版。 ④布吕阿、多特里、特尔生合著：《1871年公社》，1970年法文版。 政党（Party）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提出过一套完善的政党理论，只是在他们的晚年政党才开始表现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形式。恩格斯曾把政党描述为“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第2、3节）中，把法国保皇党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分裂归之为“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然而他并不认为每一次政党斗争必然反映冲突的经济利益，而主要是把“意识形态”因素看作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反对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理由。他把法国社会民主派说成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1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占有中心的地位。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他们都是联系不同的组织形式来谈论这种政党的。然而工人阶级的理论认识和自觉行动是作为他们政党概念的永恒因素而相互补充的，但情况不同，结合的程度也不同。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为他们从1847年至1852年曾担任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曾作过经典式的表述。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曾谈到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有较清楚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而这个运动他们认为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第二国际在其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宣称由于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因而每一个国家也只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一种经济主义和半宿命论的观念，即认为这些政党的不可抗拒的发展是与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社会地位增长密切相关的。 相反地，在列宁的政党观中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行动主义因素。列宁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高度重视这一因素。在列宁的著作中，如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一样，也可以看到关于政党不止一个的“模式”，虽然它们全都被设想为致力于把社会主义理论和意识同自发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集中的先锋队。列宁在这一课题上最著名的著作《怎么办？》（见“参考书目” ⑤）指出，在沙皇制度所造成的非法状态下，建立一个严密的、由职业革命家等级森严地组织起来的党最适合于当时的运动发展阶段。然而后来为了利用1905年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1917年二月革命所提供的较大程度的自由，他更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民主集中制（他第一次在1905年使用这个词，并强调其民主成分）基础之上的广泛的群众性政党。这个党的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对选举者负责、而且可以罢免。正是围绕党的性质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于1903年才第一次发生了分歧。后者批评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极端集中主义，第二年托洛茨基（见“参考书目” ⑩）和罗莎·卢森堡（见“参考书目”⑦）也同意孟什维克的批评并加以扩大引申。 在《怎么办？》中，列宁效法考茨基提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页）。他区分了“工联主义意识”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前者是工人能自发形成的，后者是政党灌输给工人的（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同时参看经济主义条目）。卢卡奇又把这种区分向前推进了一步，并把由经验地形成的“心理意识”同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形式，即共产党的正确阶级意识”的“赋予意识”对立起来（见“参考书目” ⑥）。 和这一思想相反（后来卢卡奇也把它作为“基本上是直观的”和反映“救世主或乌托邦主义”的概念而抛弃），葛兰西和陶里亚蒂认为，“相信党不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阶段，或者在夺取政权之后的阶段……都可通过外部强加的权威来领导工人阶级的想法，是多余的。”它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即把自己和这个阶级所有部分联系在一起”而真正取得成功，才能领导（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于1925年起草的《里昂提纲》，载葛兰西的《政治著作选集》，1978年英文版，第367—368页）。后来，葛兰西在狱中写道，政治变革的首创者（“现代王子”）的作用取决于靠“政党——把处于萌芽状态的集体意识集中起来变成普遍的和总体的意志的第一个细胞”（见“参考书目” ①，第129页）。 在苏维埃俄国于1921年出现了一党制——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历史环境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斯大林把一党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特征。在1945年以后建立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虽存在不止一个政党，但共产党领导人（有时是国家的宪法）坚持认为，这些党派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欧洲共产主义的各个政党（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和其他一些共产党都反对这一观点，它们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多党制，包括承认和反对党在法律范围内所行使的各种权利（参看布尔什维主义；阶级意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和当时的政治；中介；孟什维主义；工人阶级运动等条目）。 （MJ） 参考书目 ①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1929—1935），1971年英文版，第二部分，第1章。 ②蒙蒂·约翰斯通：《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政党概念》，1967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党——列宁和先锋队政党”，载E.J.霍布斯鲍姆编《马克思主义史》，1980年英文版。 ④弗·伊·列宁：《怎么办？》（1902），1961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十二年〉文集序言》（1907年），1962年英文版。 ⑥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⑦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载《罗莎·卢森堡讲演集》（1909），1970年英文版。 ⑧拉尔夫·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⑨约翰·莫利纽克斯：《马克思主义和政党》，1978年英文版。 ⑩列甫·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1980年英文版。 贫困化（pauperization）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使他确定了该制度的两种趋势：一种是不可避免的或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比如形成劳动后备军或利润率趋于下降，它们按一定的方向引导起反作用的因素，从而使起反作用的因素最终处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二是可避免的或可调节的趋势，不过这种趋势的无情压力可以用充分的反压力的相反趋势来抵消。 在分析工人阶级状况时，马克思论证说资本主义必然要造成维持一批备用的失业和半失业的劳动力（即劳动后备军）；这种备用的劳动力，加上盈利能力、竞争和资本流动等因素所造成的限制，必然会使工人的实际工资赶不上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实际工资下降，而剥削率却在上升。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之间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将使资本的能力增大，从而进一步拉大“劳动者的地位与资本家地位之间的巨大差距”。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马克思指出实际工资所以能继续提高，是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资本论》第1卷，第67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马克思还得出结论说：“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不过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同上，第3卷，第267页）。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指出如果生产资本增加，工资也许会增加，但“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7——368页）。 实际工资的增加一般不会超出上限这一事实，决不会妨碍资本家不断地尽最大可能地力图降低实际工资，而调节雇佣劳动力的条件却对工人绝对贫困化的趋势规定了客观的下限。比如，在劳动后备军多的地方，实际工资就可能甚至下降到低于维持生存的程度，因为当现有的工人“用完”时，新的工人又可以补充上来。然而，在繁荣期间，当某些地区的劳动储备军用完了，那末由于缺少立即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实际工资也可能在输入劳动力的费用或资本流动费用的范围之内增加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成立工会和社会立法形式体现出来的工人斗争本身，也可以调节资本购买劳动力的条件，而且除危机期间之外，这种斗争都可成功地挫败资本家削降实际工资的企图。因此，工人绝对贫困的固有压力是可以在适当条件下排除的。 然而，像米克这样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无疑马克思确实预见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管绝对工资会怎样，相对工资（即相对于财产收入的工资）将下降”（见“参考书目” ②，第121页），但实际上先进资本国家中并不存在相对工资的明显下降。因此，米克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有必要探索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运动规律”（见“参考书目” ②，第127—128页）。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的运动规律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既不存在“绝对”贫困化，也不存在“相对”贫困化，因此，任何形式的贫困化只限于边缘地区的不发达国家（通常是宗主国资本发展的产物）。这种看法往往与中心地区的工资压缩危机论有关（参看经济危机条目），因为没有贫困化就等于剩余价值率经常呈下降趋势。然而，这一观点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经验的看法，即剥削率不会大幅度地提高。但只要人们稍微注意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与反映现代国民收入的传统经济范畴之间的区别，这一看法就立刻站不住脚了（见“参考书目 ④）。 （AS） 参考书目 ①J．E．埃利奥特：《马克思恩格斯论经济、政治和社会》，1981年英文版。 ②罗纳德·L·米克：“马克思的‘不断贫困化’学说，载《经济、意识形态及其它论文》，1967年英文版。 ③R．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④A．沙克：“危机理论史导言”，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⑤T．索威尔：《马克思的“不断贫困化”学说》，1960年英文版。 农民（peasantry） 这一词通常是指那些在土地上从事劳动并拥有其生产资料即农具和土地本身的人。虽然这一词常常适用于从事土地耕作的一切直接生产者，但也有助于较精确地确定农民的地位和辨别自耕农及其他并不从事雇佣劳动的农业工人。自耕农是土地所有者或是土地的承租者，他们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可以适当地使用或处置他们的土地及其土地上劳动的产品。作为欧洲封建生产方式的主要阶级之一的农奴，是通过非经济的强制关系而与土地直接联在一起的劳动者（参看农奴制条目）。随着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瓦解，那些依然在土地上从事劳动的农奴变成了农民，他们获得土地的手段是超经济的方法，即依附于大地主。然而，在象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却有从其它（非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农民。农民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为维持其对土地的占有而必须支付租金或纳贡。这既可以采取劳役的支付形式（比如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一定的时间），也可以采取实物或现金的支付形式。决定农民使用土地和进入该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特定社会关系，取决于社会形态的和这一社会形态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具体特征。 农民在发展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们激烈而不断争议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这一争论集中表现为：农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之内是否仍然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和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他们是否是不仅体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痕迹而且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过渡性阶级？特别是在革命前的俄国，土地的问题或农民的问题由于其政治重要性而成了一个主要争论点。民粹派和民粹主义者认为农民代表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从这一点出发，“农民生产方式”就是一种基于小商品生产的方式，它只有一个阶级，因而在农民中间不存在剥削的关系。农民进行生产的组织是以家庭单位为基础的，而且据认为它代表了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并不包含会使农民产生内部分化和使这种方式解体的各种矛盾（见“参考书目” ④）。这一观点的信奉者们往往把农民的生活浪漫化，认为资本主义的趋势既不会使农业社会解体，也不会在农业社会内部得到发展。鼓吹这种观点的民粹主义者，反对把农民的斗争同俄国无产者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以极力维持农民的孤立状态。 列宁反对上述论点，明确地驳斥了认为农民生产代表了一种特殊经济形态的看法。他认为农民经济是一种过渡经济，它把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同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恰恰由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得到改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得到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是各种各样的，因而农民的社会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列宁还把农民生产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见“参考书目” 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常常是在农民社会内部通过农民本身的分化而产生的。通过具体分析19世纪末的俄国农民，列宁发现竞争使大部分农民破产，而使少数农民扩大了自己占有的土地。这一进程产生了为维持生存而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贫农阶层，和为不断形成的富农耕种的农业无产者，而那些富农则发展成了农业资本家。处于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是中农，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逐渐被驱入贫农的行列，从而成为农业无产者。 从上面的分析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残余消灭的速度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先前存在的生产方式内的阶级斗争。列宁概括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其一是他称之为“容克”的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是大地主本身发起运动并指导了这一过渡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大的前资本主义的庄园虽然慢慢被改造为资本主义的企业，但是它们不仅维持其广大的土地占有制，而且对劳动者的许多控制制度也没有改变。列宁认为如按这种模式发展，资本主义的成熟将极其缓慢，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许多特征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他把这种道路同另一种即“农场主”道路进行了比较，“农场主”道路的特点是农民所领导的一场革命，它摧毁了大土地庄园、消灭了奴役关系。这一进程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小片土地的农民或自耕农阶段。农民分化的过程十分迅速，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摆脱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余的束缚，从而使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 虽然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制约着这种生产方式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历史的事例表明，容克和农场主的道路特征也许并不普遍适用。在英国，凡农民被剥夺掉土地而却保留了大土地庄园的地方，地主都把自己的庄园出租给使用雇佣工人耕种土地的资本家农场主，这样，资本家农场主就能利用土地集中的有利条件而使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相反，在法国，农民则成功进行了一场完全保有土地占有权的斗争，从而使占有小片地产的广大小资产阶级阶层长期存在。这种摧毁大封建庄园的方式象英国的方式一样，证明也非常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参考书目” ③）。 关于农民的性质及其政治作用的辩论迄今一直很激烈，当前它仍以类似本世纪初俄国争论的方式在继续进行。对于迄今依然存在、特别在不发达国家中存在的广泛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的探讨（见“参考书目” ①和 ②）。这些探讨对于分析特定社会形态的农民的具体历史状况具有重要作用。显而易见的是，在许多国家里农民的分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其所以进展相当缓慢，其部分原因是在一定的阶段上，保留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残余却有利于资本的发展。但是，农民的长期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力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 农民的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进行的，因而它并不包含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并不需要利润生产（见“参考书目” (○,11)11）。此外，环境也许迫使农民接受一种低于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准。这两种因素表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农民也许能够比使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廉价地生产出粮食。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受资本控制的国家也许会采取措施保留非资本主义的农民的生产关系（见“参考书目” ⑤）。由于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并消灭农民的资本主义趋势同在一定历史阶段利用和加强现存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趋势之间存在着上述矛盾，以及由于农民阶级斗争的力量，所以农民消失的趋势并不是直线式的。 （ED） 参考书目 ①埃德华多·阿切蒂：《拉丁美洲的农民和农业结构》，1981年西班牙文版。 ②罗热尔·巴特拉：《墨西哥农业结构和社会阶级》，1974年西班牙文版。 ③罗伯特·布伦纳：《工业化前的欧洲农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1976年英文版。 ④A．V．查亚诺夫：“关于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载D.索纳等人所编的《农业经济理论》，1966年英文版。 ⑤伊丽莎白·多尔和约翰·威克斯：《国际交换与落后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⑥阿萨尔·胡塞恩和基思·特莱布合著：《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问题》，1981年英文版。 ⑦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1899），1970年英文版。 ⑧弗·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1962年英文版。 ⑨同上作者：《经济浪漫主义的特征》（1897），1960年英文版。 ⑩同上作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1960年英文版。 ⑪约翰·威克斯：《资本与剥削》，1981年英文版。 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ofcapitalism） 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运用辩证法阐述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而且还涉及每一生产方式内部发生的历史变化。资本主义，象其它生产方式一样，也被认为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随着其内在矛盾的成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沿着一条平稳的曲线，而是沿着一条具有不同阶段的起伏不平的道路前进的。比如，资本主义到本世纪50年代已达到的阶段，就被认为完全不同于资本范例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叫法很多，或者叫做垄断资本主义（见“参考书目” 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见“参考书目”②）或者叫做晚期资本主义（见“参考书目”⑤）。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一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固有的，因为社会由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只能从理论上概括为一种方式的矛盾逐渐成熟以致摧毁它自身并为新的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历史为什么要用不同的阶段来表述呢？对资本主义作这种历史阶段划分的原因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关系（无论狭义上定义的生产关系，还是作为总体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虽随着制度的成熟而加剧，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所变革。这些影响它们据以存在的整个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变革，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都会引起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然而，构造各种生产方式内在历史在原则上虽然是一种理论上的需要，但实际上分析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却是受现实的压力所驱使的，即是受对业已发生的历史变化所作的经验的考察和表述支配的。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概念，都是出于适应社会主义运动当时实际面对的制度的变化和重新预测资本主义灭亡的政治需要。 某些作家把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无论是从个别特征上还是从顺序上来看，人们对这些范畴的有效性都有不同的看法。这种争论部分源于不同的政治见解。比如曼德尔（见“参考书目” ⑤）就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同各共产党的政治战略连在一起的。当然，这种争论也部分源于理论上的模棱两可的解释：表述各阶段之间差异的原则问题既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参看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条目，有关宇野《政治经济学原理》（1964年）一书中所提出的批判性评论）。 资本主义各阶段之间的差异，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从广义上说）的程度不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性的观点，主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点，即生产日益具有社会化的性质，而资本和剩余价值则由私人所占有和支配。不过，这种占有和支配本身也被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采取社会化的形式。比如，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其扼要评论股份公司（这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时就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资本论》第3卷，第49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资本主义各连续阶段都以经济的一切方面日益社会化为特征的。随着分工发生质的变化，生产本身就不断社会化了。比如，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法就由据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变成相对剩余价值成为积累的主要动因的方法，因为此时机器（参看机器和机器大工业条目）已支配了劳动过程（即马克思称之为真正把劳动纳入资本的方法）。而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的建立，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比前一阶段更高了：生产性劳动（参看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条目）逐渐表现为集体劳动，即成为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力而不是个体化的手工工人，而且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将意味着任何一个行业的剩余价值的生产都依赖于一切其它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工资货物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 要把资本主义日益社会化的历史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固然要对生产方法中的上述变化进行区分（见“参考书目” ⑤），但占有方式的变化以及指导和支配经济再生产和社会分工的结构和关系的变化，也同样可说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区别。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占有主要表现为利润，分工则由销售商品的市场调节和指导的。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张是通过进出口商品来进行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制度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并与商品市场一道来指导分工，因为它可使信贷从不能盈利的部门转向可盈利的部门。利息成了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形式，因为它把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整个利润都表现为利息的形式：“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资本论》第3卷，第493—49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当这一阶段的金融资本占据过去由银行资本体现的统治地位时，另一种占有形式即创业利润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而在国际范围内，这一阶段的社会分工则是通过作为金融资本的输出来实现的，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都把这种金融资本看作是帝国主义的特征；实际上，人们把帝国主义看作是与垄断资本处于同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最近的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国家（与信用制度和商品市场相结合在一起）在调节社会分工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国家通过执行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由公共部门提供商品和劳务（或者作为商品，或者作为与市场相脱离的东西，如免费教育），以及通过建立有利于执行各阶级合作计划、指令性计划或收入政策的框架结构，起着支配经济结构的积极作用。而作为占有剩余价值一种形式的税收，在这一阶段变得举足轻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则被以跨国公司范围内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国际化了。生产过程由不同国家的工厂分别承担，而不是仅以商品交换的形式或外国贷款的方式来输出资本。按照这一阶段的理论，国家通常是与大的垄断资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参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目）。 这里采用的划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原则，与马克思划分封建主义历史阶段的原则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资本论》第3卷、第47章中，马克思就依据封建主义的三个不同阶段来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些阶段的标志（当然并不是它们的全部特征）都认为是由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所决定的，这些方式分别为劳动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由于占有方式不同，支配经济再生产的手段也不同，分别表现为强制、契约以及契约加市场（以货币命名的契约）。 然而，普兰查斯（见“参考书目” ⑥）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划分为历史阶段。跟他在其它方面所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他在这里断言，资本主义的分期不能以从理论上说明生产方式的抽象标准来划分，而只能以较复杂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虽是较低一级的抽象，但却比较充分地包含了实际社会的复杂性及其特片）的标准来划分。巴兰和斯威齐（见“参考书目” ①）也提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分期方案，他们主张在马克思所着重探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同标志最近阶段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之间进行截然的划分。他们关于后一阶段的概念也完全不同于这里所使用的概念（参看垄断资本主义条目），而且没有把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开。他们划分阶段不是以各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形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界线，而是以积累规律的变化为界线，然而后者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一种主要的变化，即在竞争转变为垄断时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结构的变化。我们在上面所采取的方法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前提的，即产生其积累规律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中产生这些矛盾的各种关系的形式却在变化；每一阶段的资本主义都受利润率趋于下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实际上，大的经济危机宣告了新的阶段的到来（比如18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标志垄断资本主义的开始，19世纪30年代的危机则标志主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开始）。然而，在战后长期繁荣期间（尽管已将近到头）从事著述的巴兰和斯威齐则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似乎已改变了这些规律。 曼德尔关于最近资本主义阶段的重要研究（见“参考书目” ⑤）虽没有遵循上述三重划分模式，但他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与这里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重要的是，他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即考察了导致资本主义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积累规律。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同样认为，马克思所确定的积累的矛盾仍然是新阶段的主要矛盾，但这种矛盾反过来又为新阶段的新的结构关系所促进。在曼德尔的著作中，在经济的一切层次中所发生的变化，从生产的新的社会分工到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活动，都从理论上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阐明。 （LH） 参考书目 ①保·巴兰和保·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1966年英文版。 ②保罗·博卡拉编：《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垄断资本主义》（1969），1976年法文版。 ③本·法恩和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 ④安德鲁·弗里德曼：《工业和劳动》，1979年英文版。 ⑤尼·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5年英文版。 ⑥尼·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英文版。 小资产阶级（pettybourgeoisie） 参看中等阶级条目 哲学（philosophy） 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实践的政治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中显示出特色的是它把革命的实践同激进的和全面的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理论的目的和主张并不是（社会的或政治的）哲学而是一种社会科学。那末这种科学和政治实践的结合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理解这种关系呢？ 马克思本人在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这在《资本论》中达到了顶点）转变之前，是作为哲学家开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这一转变的性质是什么？它与整个欧洲文化的那次较大转变是怎样相联系的？由于那次较大的转变，哲学一般地使自己的学术统治地位让位于科学，先是让位于17世纪的自然科学，后又让位于马克思所处世纪的社会科学。 因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同资产阶级的政治相对立的，所以它同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观念也是对立的。不过，资产阶级的理论不是被简单地抛弃，相反，是被辩证地吸收和改造了。特别显著的是，作为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马克思的学说，在抨击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同时，力图继承资产阶级文化在自然科学方面所确立的科学性这一传统，即也认为自然科学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的，特别是认为自然科学已开始承认自然的历史性并从理论上对它加以说明。然而在确定与资产阶级科学的这些关系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三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尽管这些哲学内的主要因素被加以利用，但它们都被改造成全面与资产阶级哲学相对立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哲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通过把资产阶级哲学并入自己哲学来利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哲学？是否存在一种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或内含于这种科学之中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同哲学本身相抵触并取代了哲学本身？自从马克思逝世以来的一百多年中，马克思主义本身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多半认为确实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应依据这种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哲学的对立。实际上，迄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般是根据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进行理论阐述的，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运动中已相继取得支配地位，一种与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密切相关，另一种则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密切相关。 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把科学的唯物主义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为现实界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矛盾驱使现实在不断的历史变化、演变和革命的过程中前进。由于充满矛盾，这个现实界只有用矛盾的命题才能得以真实地描述，从而需要一种取代形式逻辑及其无矛盾原理的特殊辩证逻辑。这种观点的唯物主义认为精神和物质本身在统一体内是对立的，而其中物质又是第一性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9页），是一种关于整个现实界的性质的理论。特别是，它需要用特殊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以具体说明，因为这些科学是逐步成熟的，这样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统一”观，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进行辩解。因此，它认为自身既是概括科学发现的又为科学发现检验证实。那末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科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和在所谓“旧序”（原为第一版所写，但后来放弃，最后又作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的论证几乎不能证明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哲学的传统趋势是正确的。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有助于证实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发展是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理论”，指的是各科学的概念的发展，特别是指相对思辩的概念发展，这些概念的发展虽为纯粹的经验发现所证实，但却超出了经验的证据范围。他认为，这些概念将有助于把独立的特殊的科学统一起来。这种非经验的概念统一过程需要迄今一直属于哲学领域的技巧与观念。尽管恩格斯本人是从哲学即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的，但他却认为也许自然科学本身的进步将最终会“使我的工作……成为多余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页）。他的“自然哲学”将变成“理论自然科学”。哲学本身将使自己成为多余的，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将为科学所利用并被改造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俄国革命的倒退和“Diamat”（主要在俄国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缩写词）成为共产党正统观念的精髓，上述第一种哲学的统治地位就开始让位于第二种哲学了。第二种哲学并不是一套界定明确的统一学说，而是一种联系松散的趋势；最初提出这一哲学的理论家是卢卡奇和科尔施，但几乎在此同时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这些新发现的著作支持的似乎是这一新的哲学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整个现实界的理论，认为人民和社会是在具体显示普遍的自然进程，把社会科学看作是社会的自然科学；而新的哲学趋势则是人本主义的，它重新肯定了“人是衡量一事物的准则”的旧的人本主义学说，维护人民和社会的中心地位及其独特性，不仅驳斥自然科学型的社会认识，甚至还驳斥了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本身，从而抨击了异化的和操纵的探究和实践模式。黑格尔式的异化概念，虽在《反杜林论》中完全没有涉及，但却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的核心；这种异化概念实际上象《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已处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象物化和拜物教这样一些有关的概念，显然也都成了评价性和道德性的概念。但重点还在于人是主词而不是宾词，即人是意识和价值的中心，从而在实质上不同于科学所描述的自然界的其它事物。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全符合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则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而随着“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必然失去其哲学特性而完全成为科学。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不是科学而是哲学，即任何科学都是作为总体化的人本主义哲学观范围之内必然组成部分存在的。它的论题是对浪漫主义运动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一般文化的反响，它们所继承的哲学传统主要是最接近于浪漫主义的哲学德国唯心主义：康德（参看康德主义条目）、黑格尔和人文科学的诠释哲学。所有这些都一致认为我们所知道的现实并不是不依赖于那种认识而存在的，而是由这种认识（部分）构成的。特别是诠释学，它抵制经验论的科学统一的学说，认为了解人和社会的事务不能使用象经验自然科学那样的逻辑和方法论，与其说它想要从因果关系上解释事件还不如说是想要理解观念和语言的意义。实际上，理解社会的语言是理解这种社会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在理解他们自己的语言时，也就是在理解他们的社会，这是没有任何科学能阻碍的。这种理解的理论的清晰表述并不需要经验观察的超然的客观性，而是需要对探讨中的社会活动进行“神入”，甚至参与其中；这种理论的清晰表述比经验的和科学的表述更富于理性和哲学性。 上述趋势在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和当代南斯拉夫持不同见解的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实践》杂志中）的著作中，都多少有所反映。但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及其对马克思早期哲学的高度评价，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特别是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们的谴责。如同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一样，阿尔都塞也反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中的黑格尔的和唯心主义的趋势。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科学，但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一种需要用分析才能揭示清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如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科学哲学。不过，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先进的自然科学共同具有的世界观。相反，它是某种较接近于正统的科学哲学观的东西，即认识论。科学是“理论的实践”，而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然而，在其后来的自我批判中，阿尔都塞限定了这一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仍是科学哲学，但在作为标准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它不同于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领域中的政治学”，是“理论上的阶级斗争”（见“参考书目” ①，第68和142页）。 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马克思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开始自己的理论研究生涯的，他承认哲学要求在思想领域中所占据的传统的和确定的最高地位。但即使在其早期阶段，马克思对这种要求以至哲学本身也持批判态度。马克思不是从其经验主义形式，即不是从以经验科学取代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来接受“哲学的目的”这一观念的，而是相反，把哲学的目的或目标看作是哲学自身的实现，从而认为哲学的终结或取代是不必要的。然而，他逐渐认识到哲学不是在现实本身中“实现”的，而是以另一种理论形式即科学来实现的。在各种理论中，最接近于现实和最能描述现实的是科学，而哲学是一种甚至使其最深刻的见解也易于受到故意歪曲的理论。因为哲学的本质恰恰是它寻求对概念本身之内的一切（其它）观念的认可，从而寻求那些构成一般思维的永远有效和先验基础的概念。正是这种探求迫使哲学在先验的独断论与完全的怀疑论之间摇来摇去。哲学的认可是科学不能容许也不需要的某种现象。科学在理论本身中并没有基础。实际上，一切理论在物质现实中均有其基础，而科学则是能认识这一点的唯一理论形式，从而也是能充分描述现实的唯一的理论形式。象哲学这样的其它理论形式虽由于其物质基础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述那种物质现实，但都是以一种神秘化的方式来表述的。在取代哲学的过程中，科学将占用哲学洞察的内容并把它们改变成比较适合科学本身的形式。 马克思既把这类的考虑和论证融入自己所维护的唯物主义中来反对唯心主义，又在构筑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时加以阐明。那种认为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哲学来进行维护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使人们确信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因。传统的唯物主义也许是哲学，但它似乎更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下述观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宗教中的唯心主义，因此哲学唯物主义尽管本身是对哲学唯心主义的一种进步，但它本身作为哲学依然是唯心主义的，它设想的思维基础不是物质现实而是（超验的）关于物质现实的不可避免的观念。从哲学上用以替代总的怀疑论的东西，往往是某种本体论、形而上学或认识论。非哲学的替代及其所承认的物质现实基础本身就是科学。对科学来说，认识现实是可能的，但任何观念，尽管深深埋置在概念结构之中，却并非完全无可争议的，一切观念最终都需要依据其是否适合于现实进行即使是间接的、但却是科学的验证。 传统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是某一主体对已知客体的掌握。这种认识是客体在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而在唯物主义看来，客体是示范的“物质材料”或“物质”。假使哲学的传统出发点处于主体的观念范围之内，而且这种出发点一般受“思想方式”的约束，那末就会提出这样的怀疑问题：这些观念怎么会构成对外在于并独立于观念本身的物质对象的认识？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看来，认识的对象不是物质的而是观念的，即是某一活动的精神产物，精神在其中对象化或异化了。异化包含着丧失和幻觉，即自我的丧失和关于失去的不是精神自身的产物而是某种其它东西的幻觉；而这就为黑格尔关于回复或调和的历史的长篇叙述提供了背景，这种认识上的长篇历史叙述被置于意识范围之内并导致绝对认识的终极目的。 马克思并不是把这种哲学唯心主义改变成它的哲学的对立物即哲学唯物主义，而是把它改造成一种社会科学的要素。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唯物主义，把物质的概念从物质转移到（物质的）实践上来。通过自然科学所获得的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就是对（这种认识本身所认为的）外在和独立于意识的客体的认识。但是，在接受哲学唯物主义的大部分内容时，马克思反对以个人主义的主—客体关系作为这种唯物主义的基础。他虽然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强调指出认识的实现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历史生产过程，但却赋予它以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认识的内容是从精神活动中抽象出来的，而精神活动则是从（物质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它最终源自于物质资料的经济生产。这样，思想和物质这一传统的两重性，也就为物质的实践所中介。物质的实践是我们认识自然界的恒定不变的条件。然而，对社会科学来说，社会历史的实践不仅是认识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也是认识的对象（参看认识论条目）。作为科学的认识对象的社会，是实践的整体结构，其基础是物质的实践。虽然我们并不生产自然，当然也不象唯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用纯精神活动生产自然，但我们确实在生产物品和手工制品，而在这样做时，我们也就不知不觉地生产或再生产了我们的社会关系，从而生产了社会本身。无疑这里存在着异化即存在着一种涉及丧失、幻觉和屈从的关系（但这不是由于自然的对象和活动而是由于社会的对象和活动造成的）。比如，劳动生产出商品，而商品却被资本占有从而不是成为劳动者的产物而是资本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产品支配生产者而不是生产者支配产品。社会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异化的产物，成为其成员所无力改变的一种自然的客体。但是，这种异化不应从哲学上理解成是人类状况的永恒特征，而应从科学的角度看作是某种可以发生变化的现象，而且科学能够并必然会对这种变化起有效的作用。社会结构的统一体是充满矛盾的，是一种以矛盾的资本主义方式为其基础的矛盾的阶级结构。在这些矛盾的压力下，其中以马克思的科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意识形态而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将最终消灭这些矛盾，使社会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并在这一过程中解放自己和整个人类。 科学的实在论和辩证法 在驳斥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体关系时，马克思拒绝了它的经验主义的特殊形式。马克思这样做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寻找现代科学哲学的支持的过程中，不仅削弱了经验主义的基础，而且削弱了其替代物诠释学的基础，并进一步削弱了维特根斯坦在其语言理论中所使用的哲学方法的基础。在利用和改造体现在柏拉图著作中极其著名的古代哲学学说时，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经验外观，如同自然界一样，是表面的，并同其主要现实特征相矛盾。正是这些实际的然而却是表面的外观（社会参与者们本能观念所记录的外观）被以日常语言概念化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明确地介入和影响着社会的理论工作。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理论的真正作用是透过现实的经验外表来揭示那些既导致现实的“现象形式”又导致现实的基本历史趋势的“真实关系”、主要结构及其力量。因此，科学中的理论概念既不可归结为经验概念，如经验主义，也不是由理论家对现实所作的主观解释，如唯心主义。科学中的理论概念相当精确地描述了（物质）现实的那些观察不到的特征。马克思的科学观是唯实的（参看实在论条目），最近发展起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集团就论证过这一点（可参看“参考条目” ③和⑩）。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发达的科学包括那些既不完全是经验的也不完全是先验的概念。它们超出严格的经验证据，但不是“从哲学上”而是“从科学上”作为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现实的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或发生的。由此还可以看到，科学方法的主要因素是概念的批判和创新。作为一种具有明确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社会实践的马克思的科学，使日常语言和现存理论的概念经受批判的检验，从而运用智力劳动把这种原材料改造成较适当的理论产物。但由于这些流行观念是社会本身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要理解和阐明的对象，因此马克思的科学在批判地反对这些观念的同时还力图通过追溯其物质状况来解释它们。马克思在这点上并没有屈从于“认识社会学”的强大诱惑，即假定对思想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跟它在认识上的评价是不相容的，从而包含着一种无凝聚力的怀疑的相对主义。相反，马克思由于从认识上探讨了有缺陷的观念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而揭示了社会特别是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认为它是一种神秘的客体，是一种产生掩盖其基本现实而使其参与者迷惑不解的现象的客体（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的“商品拜物教”）。这种客观的神秘化是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它具有政治作用，在阶级斗争中支持统治阶级。因而马克思对其它观念和理论所展开的科学的批判，其本身也具有政治的作用。他揭露这些观念和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在批判它们的同时批判了它们的物质条件，因为“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些需要幻想的处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这样，马克思的科学就抛弃资产阶级科学哲学的主要原则，即抛弃了科学对其客体而言的价值中立的准则。这种中立的准则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下述主张即认为仅靠理论批判就能改变这些有缺陷的观念或其神秘化的物质条件并不一致。他的科学是“批判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这种“批判实践”活动等同于“革命”（参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不是与旨在实际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相脱离，而是它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而且具有认识上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任何新兴阶级所共有的，但又是别的阶级不能取代的阶级所特有的。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不仅与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是一致的，而且也确实需要这种地位。这同阿尔都塞的看法完全不同，阿尔都塞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的本质是科学，而不是哲学。 辩证法以其唯物主义的形式把这些关系理论化了。从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来看，马克思所采取的严厉而令人不能接受的步骤，是把矛盾的逻辑范畴从思想扩大应用到物质现实界。这一步骤既可理解为前述论点的组成部分，也可理解为是异化和拜物教概念的普遍化。无论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但社会科学在这方面也不同于研究无机现实的自然科学；思想本身是社会科学对象的现实即社会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思想不仅需要从认识上（科学上）进行评价和批判，而且需要联系其物质条件进行阐发理解。塑造物质生活和物质劳动的基本结构和力量，也塑造精神生活和智力劳动。在力求以其明确的内容来反映现实的过程中，思想将以它本身也可能不知道的固有的结构方式来反映物质实践的现实。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这种可以辨明的联系，为对观念的分析提供了某种余地，从而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去揭示现实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种可以把对观念的批判跟对需要这种观念的（物质）实践的批判结合起来的渠道。辩证的矛盾观所范畴化的就是这种统一，而其中的异化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对科学来说，矛盾是一个关键性的范畴，是一个逻辑的范畴，它意味着它所适用的事物具有不合逻辑或不合理的成分。但是，实践以及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在辩证的科学看来，矛盾的思想体系由于包含着幻觉和神秘，因而反映了矛盾的、与自身相抵触的（物质）实践体系的结构上的不合理性。从根本上来说，造成其参与者思想混乱和迷惑不解的正是那些实践的不合理因素。因此，马克思的批判意味着一种不属于道德范畴而是属于理性范畴的评价。 然而，这些现实的社会矛盾不是“哲学的”，不是人类状况的永恒组成部分，而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一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其它有关的哲学学说。随着革命消灭了社会的结构矛盾，使这种社会结构的组织将变化得比较合理，较易于受参与者的控制，并较易于为参与者们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的“商品拜物教”）。诠释学的真实性将得以实现，但不是以其哲学形式来实现的。经验主义的真实性也是如此，因为科学实在论的真实性被取代了。社会现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将消失，与其一道的社会的神秘性也不复存在。对理论即社会科学将不再有任何需要，甚至可能不再需要理论（见“参考书目” ④）。 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么就会显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哲学及其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系的观点的最终含义。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说，不仅宗教和哲学，而且整个理论本身，甚至包括社会科学在内，归根到底都是唯心的。它最需要的是各种形式的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分以及由此而来的神秘化和异化的社会。科学正在吸收并取代哲学，把它的内容改造成具有较多的唯物主义内容、形式和存在方式的理论，这正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但是，完全的社会唯物主义是某种要以实践并作为实践历史地加以实现的事物，这种社会实践的可理解性和透明性将使社会唯物主义为其没有理论的行为者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因而唯心主义，那怕只是残余，都是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生活的活动方式连在一起的（参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8条）。 （RE） 参考书目 ①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1976年英文版。 ②路易·阿尔都塞和E.巴里巴尔合著：《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 ③罗·巴斯卡尔：《自然主义的可能性》，1979年英文版。 ④G.．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1978年英文版。 ⑤卢西奥·科莱蒂：《马克思和黑格尔》（1969），1973年英文版。 ⑥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⑦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 ⑧费·伊·列宁：《哲学笔记》（1929—1930），1971年英文版。 ⑨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⑩J．梅法姆和D．H·鲁宾合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问题》，1979年英文版。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Plekhanov，GeorgiiValentlnovich） 1856年11月29日生于坦波夫省的古达洛夫卡，1918年5月30日在芬兰的特里奥基逝世。他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是一个革命民粹主义的信徒。他反对当时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恐怖主义路线，是最早倾全力于城市工人工作的民粹派鼓动家之一。到1878年，他已公开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捍卫自己的下述观点：俄国公社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是，并将继续是俄国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1882年，他所翻译并由马克思作序的《共产党宣言》出版，次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反对民粹主义的长篇论文，并在日内瓦组建了劳动解放社。这个受普列汉诺夫才智支配的劳动解放社是19世纪晚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心。它的权威出版物有助于确立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并对列宁1914年前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被恰当地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在他所撰写和编辑的书籍、小册子和杂志上，不仅对民粹主义作了广泛的批判，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知识界取得支配地位，并概略地提出了支配1914年以前的运动的长期战略。由于认识到俄国多类型混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独特的和病态发展的特点，所以普列汉诺夫坚持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应当是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封建残余的民主革命。这一民主革命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加速阶级分化，并为第二阶段，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提供结社和出版自由的条件。这两种革命虽然目的截然不同，但在时间上却并不一定相隔很远。普列汉诺夫还断言，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特殊软弱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得不领导这场民主革命，加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人数上相对较少，在思想意识上又很落后，因此，它的任务就特别艰巨复杂。因而，普列汉诺夫要求社会民主党的知识界发挥重要作用，使工人阶级具有组织性、觉悟性和凝聚力。他一贯坚持，没有“知识界这一革命疫苗”的坚定的能动作用，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作为一位具有创见和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广泛的和国际的范围内所赢得的声誉仅次于考茨基。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探讨了近代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整个发展，并特别强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成熟思想的贡献，普列汉诺夫是把马克思成熟思想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人。他认为这种辩证的和唯物的方法阐明并统一了一切知识，他是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而且也运用于语言学、美学和文艺评论的一位先驱者。由于他相信以辩证方式加以运用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完美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整个使命所必需的，因而强烈反对任何用输入其他哲学要素来“改良”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因此，他是使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不受伯恩斯担及其支持者的折衷主义影响的主要捍卫者。 从1905年开始，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的政治领导者的地位迅速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对1905年革命持犹豫态度。于是他愈益献身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他在1914年成了毫无保留的“护国主义者”（即战争的支持者）。他在流亡35年后于1917年3月返回俄国。在其余生中，他坚决反对他认为是无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并痛心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为时过早并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如此，列宁仍极高地评价他的著作，认为它们是战斗唯物主义的，而且这些著作已成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几代积极分子的主要读物。 （NH） 参考书目 ①A．阿舍尔：《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德和孟什维主义的发展》，1972年英文版。 ②S．H．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1963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介于马克思和列宁之间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962年英文版。 ④L．H．海姆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1955年英文版。 ⑤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分歧》中的“劳动社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94），这两篇文章均载《普列汉诺夫哲学全集》第1卷，1961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1969年英文版。 ⑦同上作者：《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898），1940年英文版。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 政治经济学一词常常用作研究资源分配和总体经济活动倾向的经济学的同义语。就马克思的用法来看，这一词的较具体的含义一般是与某些探讨经济剩余的分配及其积累以及探讨确定价格、工资、就业和促进积累的政治安排的得失等有关问题的作家们的主要著作相联系的。特别是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以及像马尔萨斯、詹姆斯、约·斯·穆勒、麦克库洛赫和西尼尔这样一些作者的著作相联系的。马克思本人明确地区分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但主要是后者。参看李嘉图和马克思条目）和183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参看庸俗经济学条目）。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看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近些年来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已把政治经济学用作激进经济学的代称以使它有别于资产阶级的或新古典的经济学。然而，理论经济学的另一个派别也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它所研究的是民主政治进程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派别的著作认为政治进程会扭曲市场经济，因此政治进程并不是建立在市场（商品）关系的基础上的。 所有这些派别，尽管表面上似乎完全不同，但却都源于亚当·斯密的著作，而亚当·斯密著作的关键则是被称之为市民社会的自发的、自我调节的经济这一思想。正是亚当·斯密的天才发现了有可能把市民社会同政治领域（国家）分开，发现了如果任其不受阻碍市民社会可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发现市民社会具有达到最大限度收益状态、任其所有的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潜力，从而发现了要求产生一种能使市民社会处于独立于国家状态的哲学理想。 虽然亚当·斯密为后来一些学派和分支的出现奠定基础，但他的著作却应当放在适当的背景中去考察。除了孤立的个别的早期经济学家（特别是约翰·洛克和理查·康替龙）以外，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找到。宗教权力的逐渐削弱造成了需要对各种社会事件作出新的解释，造成自然科学特别是17世纪牛顿著作的自然科学得以发展的局面，并表明有可能运用科学方法来作出这种解释。在力图构筑一门关于是社会事件的科学的努力中所产生的一种思潮，就是孟德斯鸠的《法意》。他的著作是分类学的，但所提出的说明人类社会安排多样性的“模式”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解释。一群在整个17世纪坚持边教学边研究的苏格兰哲学家，写出了一批构成社会学起源的著作，他们把这些著述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弗兰西斯·哈钦森、亚当·弗格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翰·穆勒、洛德·凯姆斯就是这一派哲学家的主要成员。他们集体地而且是日积月累地提出了人类历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关键以及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提出了任何一种社会获得生存的方式。打猎、放牧、种地和经商被认为是四种主要方式，并依据生存方式来解释各种社会情况──政治权力的性质、道德的发展、妇女的地位、“阶级结构”等。这种解释并不是单一地说明因果；历史发展的模式既不是直线的、单向性的，也不是决定论的。这是一种大胆的思考，并为旅行家们记载的不同社会的情况和希腊、罗马时代以后的不同国家的历史记载所证实（参看发展阶段条目）。 亚当·斯密虽不是最“唯物主义”的苏格兰哲学家（约翰·穆勒才是），但却是最有影响和最有名气的一位。《国富论》中的四阶段理论虽不是最突出的，但这一理论的逻辑却使斯密把商业与自由联系起来。商业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是彼此相通决定的。商业可以看作是繁荣的关键，但只有不受阻碍的商业追求才能导致最大限度的繁荣。因此，自由又是商业发展的关键。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并可用流动（即可输送的）形式来积累财富的商业，使商人不受政治专制的支配，从而增加了发展自由的可能性。 在产业革命初期从事著述的亚当·斯密看到了工业生产的重大意义。工业生产中的分工可使产量和生产率获得空前的增长。如果能在广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提高了的产品，那么这种分工就证明是有利的，所获利润也可重新投资于进一步的创利活动。在探讨分工与市场发展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财富增长的过程中，斯密既使经济学摆脱了重农主义者所施加的农业倾向，又使经济学摆脱了重商主义者所施加的狭义商业倾向。剩余不只源于土地，获取财宝（贵金属）也不再是经济繁荣的唯一的或理想的方法。比如，财富可以表现为（能再生产的）可销售的商品。如果财富的占有者把财富用于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则财富就会增长。 斯密所提供的启示的另一个方面是必须让各个个人在不受外界（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去追求自身的自我利益。在论证寻求其自我利益的个人也间接和无意识地促进了集体利益这一点时，斯密把市民社会的概念具体地表述为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有益的体系。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利益；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表面上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一种有秩序的世界；这种秩序不是由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而是由许多个人的无意识的行为所促成的。私人利益的领域因而变成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自主的领域，私有的个人也从市民中分离出来。以前人们曾有种种担心，即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对经济领域的监督，秩序就可能崩溃，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会引起内战的爆发；与这些担心相反，斯密描绘了一幅关于恰恰由于国家不涉足私人领域而出现的一种和谐、友善和繁荣的景象。 因此，市民社会被证明是一种自主的、有益的和能不断进步的体系。鉴于财富是由可销售的、能再生产的商品构成的，因而作为生产主要动因的劳动（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的分工）就成了衡量这些商品价值的明显的尺度了。但是劳动不只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它还被看作是产生价值的起因或来源。然而，如果劳动是价值的来源，那么人们如何能证明非劳动收入的两个主要范畴──地租和利润──是正当的呢？ 随后的政治经济学成果──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广泛，足以包括大部分社会科学——均源于斯密著作中的下述要素。它们是：（1）历史发展的经济理论；（2）通过分工和发展贸易进行积累、使经济增长的理论；（3）重新把财富定义为由商品而不只是由财宝构成，从而激起了对重商主义政策的批评和对自由贸易的提倡；（4）把追求自我利益同集体利益协调起来的个人行为的理论，它为实行自由放任和尽量缩小国家的作用的政策提供了纲领；（5）劳动价值论，它断定劳动既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又是产生价值的来源。 李嘉图虽对上述斯密著作中的狭义的经济思想的（2）、（3）和（5）条进行了去粗存精，但却忽视了历史发展的经济理论。黑格尔在其国家历史的政府中所使用的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则源于斯密。马克思是通过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涉及斯密的经济学的。在这里，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与政治社会相脱离的思想十分重要。黑格尔通过论证市民社会同政治社会的分离既是基本的社会分离的起源又是历史进步的障碍，从而力图从理论上把普鲁士世袭君主制看作是理想的国家。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私人利益领域的市民社会与作为公共利益领域的政治社会之间的这种矛盾，只能用高于市民社会和处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政治安排──“超阶级的”途径来协调。这些就是等级制、官僚政治和世袭君主制。在批判黑格尔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普选权、无产阶级和民主制三位一体的思想，它能够通过引入共产主义而废除市民社会的矛盾，从而促进人类的自我解放。但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的自主性作为论点的基础。马克思后来的研究脱离了国家理论而转向研究市民社会运转的理论，即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无疑，历史发展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手中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的价值论使作为价值尺度和来源的劳动二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加剧了。马克思虽然同意积累的理论，但却力图运用内在批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机能的有利方面成为问题。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并运用价值论中的矛盾形成阶级斗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阶级斗争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他力图证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绝不会导致集体的理性或公共利益，而是导致危机的不断爆发，并且证明资本家克服这些危机的企图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将为通过政治斗争而实现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于是，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他证明了他的著作的基本范畴是历史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这样，纯粹的经济学也就变成了与其特定时代有关的经济学，变成了有时限的经济学了。但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的批判。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忽视了亚当·斯密著作中的（1）和（5）两个要点（特别是后一点），但却吸收了他的关于个人行为和提倡自由贸易的理论，并把它改造成纯经济学。在熊彼得和后凯恩斯派作家使积累的理论再度流行之前，除马克思主义者外所有的作家都忽视了这理论。英国经济学在马歇尔和庇古的影响下曾指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一简单的方程有许多例外，并提出为促进经济福利应由国家进行干预的论点。被粉饰为可充分利用资源的经济能力的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在凯恩斯批判萨伊定律之后再一次成了有争议的领域（参看消费不足条目）。最近又出现了自由放任的思想意识的复活。在芝加哥学派的手中，自由放任的思想锋芒既被利用来打击马歇尔──庇古为克服“看不见的手”失灵的问题而主张实行干预（特别是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论点，又被利用来打击凯恩斯关于反对经济的自我调节性的论点。这一新的古典学派虽通过回到斯密的论点而给自己贴上政治经济学的标签，但却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这一复归学派的一个趋势是把民主看作是有效发挥自由市场的障碍，并力图使政治从属于经济，即按市民社会的形象去改造国家。因此，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市民社会的理论仍然是广泛有效的。 （MD） 参考书目 ①M．德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79年英文版，第199—213页。 ②R．L．米克：“苏格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载《经济学、意识形态及其他论文》，1967年英文版。 ③J．奥马利：《卡尔·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编者序》，1970年英文版。 ④A．斯金纳：“苏格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贡献？”，载布雷德利和霍华德合编：《古典政治经济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1982年英文版。 人口（population） 马克思在《大纲》的导言中对方法进行探讨时，认为人口是一个应看作许多规定综合的具体结果的范畴的例子，要充分理解它取决于先对“比较简单的范畴”进行阐述或抽象。如果以无差别的形式来考察人口，即不首先考察构成人口的阶级，那么人口就成了无根据的和贫瘠的抽象，因为构成人口的阶级本身又取决于构成特定生产方式的剥削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是“相对过剩的人口”规律。（《资本论》第1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他在驳斥“牧师”马尔萨斯的自然主义决定论（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评论见“参考书目” ⑧）时，指出工资的水平与人口的绝对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认为使工资下降的“过剩人口”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恶习造成的，而是工人阶级为资本进行劳动的产物，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资本论》第1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为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出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作为累积的资本又被利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也是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的），而这些生产资料在以死劳动替代活劳动的过程中扩大了劳动后备军，确保一部分人口在正常情况下始终超出资本的需要，从而找不到工作。 早期资本主义力图阻止工人在萧条期间迁移，这就证明了造成和保持过剩人口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十分重要的。英国在1815年之前，是不允许从事机器工作的技工向外迁移的，那些企图这样做的技工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而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棉荒”期间（当时大量的棉工失业），工人阶级关于要国家通过援助或国民自愿捐款资助郎卡郡的多余人口外迁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绝。相反，“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他们仍然是‘郎卡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资本论》第1卷，第63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工资只是提供给就业的人的收入，但又必须养着失业者以构成今后剥削可随时得到的过剩人口，这就是工资形式的基本矛盾。现代国家已力图提供旨在维持远低于就业者生活水平的失业津贴来克服这一矛盾。但是，正如关于国家福利津贴的争论所表明的（见“参考书目” ④），福利津贴并没有消除矛盾本身，这些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人口规律的反映。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提出较充分的人口理论，库恩兹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③）是个明显的例外。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的分布是由劳动的需求决定的。在表述这一论点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苏联人口学家特别是乌尔兰尼斯的著作；乌尔兰尼斯依据经济发展分析了欧洲的人口增长，并特别强调19世纪最后25年期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过渡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库恩兹对这一说法提出了某些批评，认为它没有超出“与劳力需求据以支配劳力供应的因果联系或方式相关的”交互作用的范围（见“参考书目” ③，第133页），并进一步详细分析了劳动需求及家庭的不断变化的经济职能。 马克思主义者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人口问题也较少注意。但米雅苏（见“参考书目” ⑨）认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的家庭单位依然是这样一种唯一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即通过支配作为“活的再生产资料”的妇女而从事社会组织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的人类肉体再生产的组织。资本主义生产依然通过宗法家庭而与这种尚留有痕迹的形式联在一起，但这种联系现正被妇女和未成年人的解放所切断，使家庭单位失去了其直接向资本剥削提供劳动力的能力。曾一度是“自由劳动者”的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宗法家庭正逐渐被取代，这样自由劳动者就变成了总的异化的条件。米雅苏能够正视劳动力变成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真正商品”这一事实。在他看来，这造成的极权主义的情况远比最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家庭所造成的情况要野蛮。 历史学家一直从另一个角度关心人口变化的影响。马克思本人在《大纲》（“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谈到了人口增长和移民（以及战争）在早期社会（如罗马）发展中的重要性。最近，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都参与了关于人口的变化在西欧的“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过渡中的重要性的重大讨论。（见“参考书目” ②和专题论文集，载《过去和现在》第70—80，85，97期，同时参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条目）。参与争论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见“参考书目” ⑥）认为人口统计方面和其它方面都是重要的，不过这些都应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危机的背景中去考察；他还得出目前的研究还不能提供明确的答案的结论，“因为关于人口、生产和商业的量的证据还不充分”。 像米雅苏一样，恩格斯也认为对自然界的不断控制和生产力的发展都需要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因而需要对人的生产进行更大的控制。在回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所提的关于人口过度增长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也常提到这样的问题）时，恩格斯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页）。列宁（见“参考书目” ⑦）对他称之为“反动和贫乏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持极端反对的态度，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口学家一般都强烈反对马尔萨斯主义。但是，苏联和东欧的实际人口政策大都受实际考虑（包括劳动力的需求，担心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支配。（见“参考书目” ①）。然而，在中国，迅速增长的人口已导致采取减少人口出生率的有力措施，当然这也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参看再生产条目）。 （TBB和SH） 参考书目 ①约翰·F·贝济梅尔斯：《社会主义的人口政策──苏联和东欧人口统计学趋势的政治含义》，1980年英文版。 ②罗伯特·布伦纳：《工业化前的欧洲农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1976年英文版。 ③悉尼·H·库恩兹：《人口理论和经济解释》，1957年英文版。 ④&·德·布律诺夫：《国家、资本和经济政策》（1926），1978年英文版。 ⑤F．埃德霍尔姆、O．哈巴斯和K．扬：《不断概念化的妇女》，1977年英文版。 ⑥R．H．希尔顿：《封建主义的危机》，1978年英文版。 ⑦弗·伊·列宁：《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1913），1963年英文版。 ⑧罗纳德·&·米克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马尔萨斯》，1953年英文版。 ⑨C．米雅苏：《未婚女子、膳食和金钱──资本主义和家庭》（1975），1981年英文版。 ⑩《过去和现在》，1978、1979和1982年刊载的关于“西欧农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讨论。 ⑪B．T．乌尔兰尼斯：《欧洲人口的增长》，1941年俄文版。 民粹主义（populism） 这是一个用于称呼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运动、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要想提炼出民粹主义的一般概念，往往是徒劳之举。但是，我们可以有效地区分出使用这一术语的四种主要含义。 第一，民粹主义是指19世纪最后20年期间向北美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的激进运动。它主要表达了美国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农场主（他们并不是农民）的要求，反映了他们对经济权力特别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集中以及大的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集中的怀疑。他们还关心财政政策特别是货币改革的问题，要求有铸造银币的自由以防止农产品价格下跌。 第二，是俄国的民粹主义，它是这里所要谈的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它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密切相关。文图利在一本权威性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⑥）中，把冠以民粹主义标题的运动都包括了进去，其范围比后来的权威著作（见“参考书目” ⑦）所要列入的要广泛。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受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启发，其策略则来自拉甫罗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思想。这些首先充分反映在“到民间去”的运动中，后来又反映在19世纪70年代的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中，据文图利看来，19世纪80年代的“民意党”运动的（精英统治论）恐怖主义则使它们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最近的一些权威（比如瓦利斯基）则认为，民意党是对民粹主义本质的否定。俄国民粹主义所以仍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一种广泛的思潮──一种内部就有区别，既对革命的个人和运动又是对非革命的个人和运动有影响的思潮。它的中心思想是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俄国可以而且应当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依靠农民公社和小商品生产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民主的社会；它反对大规模的生产组织。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曾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过很大的影响。《资本论》第1卷就是由民粹主义者尼古拉·丹尼尔逊译成俄文的，而且民粹派知识分子都认真学习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与马克思本人不同，民粹主义者只把马克思的著作解释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异化后果的毁灭性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社会进程。俄国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因为那里存在着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潜在基础的农民公社（参看俄国公社条目）。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立即驳回这一观点，他给维·查苏利奇关于这一问题的复信（1881年3月8日）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马克思承认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那么俄国公社便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列宁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把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是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因为这些人的地位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损害，但他们又想消灭封建社会制度。列宁虽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归结为经济浪漫主义，归结为一种向后看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但却反对片面地谴责民粹主义，这些在他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辩论中都有所反映。列宁还区分了早期民粹派运动和作家的较激进、反封建和民主的意识的形态，和后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这样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右翼倾向，米海洛夫斯基是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列宁写道：“由此可见，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地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的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62页）。 第三，民粹主义一词是指拉美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中，民粹主义是弱小的本地资产阶级用以同各从属阶级结成反农业寡头联盟的政治战略，其条件是为促进工业化而不让这些从属阶级发挥独立的作用。这种做法从意识形态上说，是同以农业运动为基础、反对国家统治力量的民粹主义的思想意识相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拉美民粹主义的范例是瓦加斯及其后继者领导下的巴西的民粹主义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但应补充指出的是，这一术语在拉美的每一个国家和其它地方实际上一直用得相当随便并不那么严格，可用于国家权力的形形色色的结构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旨在动员下层社会集团支持的动听言辞和控制“边际集团”的操纵本领。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不过，它基本上还是靠这样一种政策来展开的，这种政策的基础是由一种巧妙的恩赐制度所巩固的领导人的个人感召力和对他个人的效忠。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道德的、感情的和反理智的，而其纲领也是非特定的。它认为社会区分为有权力的群众与反对群众的有势力的小集团。但是，阶级冲突的思想并不是民粹主义宣传的内容。它所颂扬的是作为群众保护者的领导人的作用。这样一种政治战略与其说是民粹主义还不如说是个人至上论，而按这种形式它就与法西斯主义有某些类似之处和联系了。 最后，我们也可以认为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但却是一种信奉类似于俄国民粹派的关于社会和民族发展观点的意识形态。奉行这种民族发展方式的（迄今）最突出也是最一贯的例子，便是坦桑尼亚，它追求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小规模发展战略，避免大规模的工业，至少在口头上鼓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由于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网络中，它发现很难完全摆脱资本规律的支配和无视这些规律而造成的不利后果。 （HA） 参考书目 ①G.．约尼斯库和E．盖尔纳合编：《民粹主义》，1969年英文版。 ②G．基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展和不发展》，1982年英文版。 ③弗·伊·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83），1960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960年英文版。 ⑤托尔夸托·迪特拉：“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和改革”载克劳迪奥·贝利斯编《拉丁美洲的变革障碍》，1965年英文版。 ⑥F．文图利：《革命的根源》，1960年英文版。 ⑦A．瓦利斯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1969年英文版。 ⑧F．C．韦福特：“巴西的国家和民众”，载I.L.霍雷维奇编《拉丁美洲的群众》，1970年英文版。 实证主义（positivism）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被公认为是实证主义或“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孔德的主要学术和政治研究课题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扩大到社会研究中去，即创立科学的“社会学”。他的科学方法观是进化论的和经验主义的。每一门知识都经历了三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最后的“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在这最后的阶段，要摈弃探讨现象终极的或感觉不到的原因，以有助于寻求可感现象的像法则一样的规律。与现代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一样，孔德致力一种解释的“总规律”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解释与所预言的事物是对称的。现象的可预见性反过来又是确定支配现象的条件，而这就是有可能使用技术和工程学科学的原因。 根据孔德的看法，由于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原因，人文科学没有过渡到“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但这种过渡现在已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本质上是批判的因而是“否定的”启蒙运动哲学虽十分清楚如何埋葬旧的社会制度，但新的制度的巩固却需要把实证哲学扩大应用于人类本身的研究。人文科学的领域一旦置于经验科学的研究范围，理智上的混乱状态就不复存在了，新制度的秩序也将从取得一致认识这一事实本身中获得其稳定性。认识社会的规律将能使公民了解可进行改革的范围，而政府则可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作为渐进而有效的改革的基础，从而进一步确定认识的一致性。新的社会制度──科学的工业社会──将以科学作为自己的世俗宗教，其功能则与旧的社会制度的天主教相似。 实证主义虽成了某种有组织的、国际政治和学术运动，但其中心论题在当今社会中的影响远比任何特定运动要大。维也纳学派的更有力、更系统的“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虽已成为20世纪经验哲学中的最有影响的趋势，然而直到最近几十年，把自然科学方法（经验主义哲学所解释的方法）扩大运用于社会科学的课题仍然一直是这些学科的主要思想趋势。有关社会发展的进化的或“分阶段”的各种理论都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的历史渊源，而且也一直有巨大影响，在这种理论中财产形式和社会关系中的差异都从属于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技术的现象。 在马克思主义本身范围之内，从哲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科学和主张把这种科学与革命的政治实践统一起来，就可能导致实证主义的或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的奥托·纽拉思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发展经验的社会学。这种经验的社会学提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作为有计划的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计划可以看作是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而社会重新组织的规模越大，它对社会学理论的促进也就越大。反形而上学的和反神学的经验科学的趋势及其有关世界观曾使当时的统治阶级感到不快。把经验科学扩大运用于社会同样也会受到今天统治阶级的抵制，因为统治阶级是依赖宗教和形而上学在群众的心目中制造假象的。纽拉思的科学观与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的科学观一样，是同经验的预测从而同技术是紧密相连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学”事业。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就是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工程学的实践相联系的经济科学的这种看法为基础的，但类似的观念在形成斯大林主义的形式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是通过“科学的世界观”来确立的，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有效地使其基本主张教条化，并使依据历史的“铁的规律”而进行的专制的技术统治合法化。 “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就属于对以“社会工程学”观点看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论进行批评的最重要的批评家的行列。真正解放的社会理论将是反省的和解释性的，它注重的是现实环境之外的潜在因素，而不是恭顺地束缚于对经验的现实的描述。像哈贝马斯和韦尔默尔这样一些思想家认为，当代社会人类统治的最有力的形式就依赖于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正是实证主义的遗产；他们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就发现了“潜在的实证主义”（见“参考书目” ⑧）。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传统创立的理论，只有随着它不再把自身看作是科学并放弃这种观念所从属的技术统治意识形态，才能成为解放的理论。当然，人们也可以反驳这些批判的理论家，说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并不十分严密。第一，他们对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纲领的拒绝是建立在没有充分批判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第二，他们也像实证主义者一样，认为科学与“技术理性”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这里可争辩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就是一直企图发展一种既是客观的又是解放的科学观，而且哈贝马斯和韦尔默尔也确实承认批判的自我反省需要用综合，即科学传统提供的那种因果分析来进行补充（参看认识论；科学条目）。 （TB） 参考书目 ①S．安特莱斯基编：《孔德的本质》，1974年英文版。 ②A．J．艾尔：《语言、真理和逻辑》（1939），1964年英文版。 ③T．本顿：《三种社会学的哲学基础》，1977年英文版。 ④A．吉登斯编：《实证主义与社会学》，1974年英文版。 ⑤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 ⑥哈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奥·纽拉思和R．S．科恩合编：《经验主义与社会学》，1973年英文版。 ⑧A．韦尔默尔：《批判的社会理论》，1971年英文版。 实践（praxis） 这一概念一般是指行动、活动；而按照马克思的含义则是指自由的、普遍的、创造和自我创造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创造（制造、生产）和改造（塑造）自己历史的人类世界及人自身；实践是人所特有的活动，由于有了实践人才区别于一切其他生物。在这个意义上，人可以看作是实践的生物；由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因而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是“实践”的“哲学”（最好是“思想”）。这一词源于希腊，而根据洛布科维奇的说法的，它是指“自由人所可能从事的任何一种活动；特别是指各种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见“参考书目” ⑤，第9页）。这一词由希腊文演变成拉丁文，从而成为现代欧洲的语言。在进入哲学领域之前，这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既用作地位低微的女神的名字又具有其它许多含义。另一位现代作家法伊·韦尔顿（他在1978年把实践用作一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对实践作了如下的解释：“实践意味着转折点、顶点、行动和亢奋；有些人则认为应指女神本身”。这一词虽是早期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中所使用的，但它的真正哲学史却始于亚里士多德，他力图赋予它以更贴切的含义。比如，他虽有时用其复数形式（praxis）来描述动物的生命活动乃至星辰运动，但却坚持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只适用于人类。他虽有时用这词表示一切人类活动，但却认为这一词应只看作是人的三项基本活动中的一项（其它两项活动是理论活动和制造活动）。这是为具体区分科学或知识而提出来的，根据这种区分，有三种基本知识即理论知识、制造知识和实用知识；这些知识又依据其目的进行区分，理论知识是真理，制造知识是生产某种东西，实用知识则是行动本身。实用知识又细分为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行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由于既与理论和制造知识相对立，它本身又分为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因而看来是相当严密的，不过他并不是严格地拘泥于这一概念。在好几个场合下，他都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对立，据此看来他似乎把制造包括在实践之中或把制造当作某种次要的东西而不予置理。然而，他有时似乎又把实践限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范围（不考虑经济学）或只限于政治学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又包括在政治学之中）。此外，他有时似乎又把实践等同于与坏的实践相对立的好的实践。然而，如果把所有上述复杂的说法看作是一种混乱，那就不恰当了；这些表述恰恰反映了对各种问题的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在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学派中，究竟是把一切人类活动区分为两种还是三种，这个问题决定于是否有利于把活动划分为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而这种两分法也为中世纪的经验哲学所接受了。由于很难对诸如医学或航海这样的应用科学和技艺（这些似乎既不适合于放到理论科学也不适合于放到实践科学中去）进行分类，所以休圣维克多提出把技艺作为第三种要素（除理论要素和实用要素之外），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响应。然而，在题为《实用几何学》的短篇论文中，他又提出区分理论的几何学和“实用的”几何学，从而提出在“应用”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这一建议立即被广泛接受了；这样，把“实践”看作是“对理论的运用”的思想，一直保持到今天。弗兰西斯·培根赋予这一意义上的实践概念以重要地位，并同时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是能在实践中收效的知识。不管是否同意培根的看法，但介于培根与康德之间的这一时期的许多哲学家都持有类似的实践知识观，即都把它看作是有益于生活的应用知识。比如，达兰贝尔在其为《百科全书》所写的序论中，就把所有的认识分为三种：“纯实践的”、“纯理论的”和那些试图“从其对象的理论研究中得出可有利于实践的”认识。不过，在其他许多作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知识是独立的人类活动本质的知识（特别是伦理的和政治的知识）的观点。比如，洛克就对所有的知识和科学作了三重区分，即物理学、实践学和符号学，并把实践学定义为“教人如何可以正确的运用自己的能力和行动，以求得良善和有用的事物。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伦理学”（《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721页）。 我们在康德那里，可以看到他对两种传统的观念作了修改：（1）实践是对理论的运用，即“运用于经验中所碰到的情况”;（2）实践是人在伦理上相应的行为。第一个概念在康德的《谈谈“道理上可以说得过去的，可是实践上却行不通”》这句俗话的论文中，显得特别突出。第二个要领，对康德则更为重要，是他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基础，也是他把哲学相应地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基础。比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区分了“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认识”，理论的认识是我藉以知道“存在什么”的认识，而实践的认识则是我据以想象“应存在什么”的认识。当康德坚持认为知识可以看作是与理论的或思辨的知识相对立的实践知识时，上述实践观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写道：“实践的认识或者是（1）绝对命令并迄今与理论认识相对立；或者包含（2）潜在的绝对命令的前提并迄今与思辨认识相对立”（参看《逻辑》，1800年德文版，第96页）。另一方面，康德又支持认为尽管区分为理论（或思辨）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但理性“归根到底是同一个东西”。理性的统一是通过把实践的理性（或理性的实际运用）置于理论（或思辨）的理性之上来实现的。“一切都涉及到实践”，而“道德”则是“绝对的实践”。康德关于哲学区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观点在费希特那里又得到了改进和补充。费希特比康德更强调实践哲学的重要性。而谢林则力图找到更高的、第三种“既不是理论的又不是实践的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因素。 黑格尔像谢林一样，承认要区分理论和实践，把实践置于理论之上，并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必须通过第三种更高的因素来实现。然而，他认为康德哲学的基本缺陷之一是把“绝对形式的要素”外化为体系的各个独立部分。因此，黑格尔拒绝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而是在自己的体系中依据不同的原则把哲学分为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区分则再现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之中（和在更高的综合中被不断地超越）。这样，理论和实践的区分就在纯思维（逻辑）领域、自然领域（具体地讲就是有机生活领域）和人类现实领域（即“有限精神”领域）中具有同样的地位。逻辑领域中所阐明的区分在自然领域中的实现并不完全，而在人的现实领域中的实现才是充分的。至于运用于作为主观精神和作为个体的人来说，理论和实践就是有限精神的两个组织要素了。个体的实践虽高于理论，但两者都不是“真实的”。理论和实践的真理是自由，这在个体水平上是不能实现的，而只能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机构的水平上即在“客观精神”领域中才能实现。这一点可以为人们所充分了解，因而这种自由只有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在“绝对精神”领域中实践。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实践虽成了绝对真理的要素之一，但同时却失去其独立性。首先提出把绝对真理这一要素从体系中排除出去并反对黑格尔的主张的，是黑格尔分子采什可夫斯基；他虽捍卫绝对真理的黑格尔体系，但却认为这种真理必须通过“实践”或“行动”来实现。（参看采什可夫斯基的《历史哲学引论》）。马克思是否读过这本书，不得而知，但他的朋友莫泽斯·赫斯深受这本书的影响。比如，在《欧洲的三头政治》（1842年）和《行动哲学》（1842年）中，赫斯就曾提倡过实践哲学，并坚持认为“精神哲学的任务，现在在于变成行动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概念成了新哲学的中心概念，这种新哲学并不想继续作为哲学存在，而是想以新的超哲学思维和在对世界的革命改造过程中超越自身。马克思虽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实践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意义深远地表述了这一点，但这种思想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已有所预示了。比如，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第1部分、第4节）中，他就坚决主张哲学必须具有实践性。“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则宣称实践是真正哲学的目的（即是思辨哲学批判的目的），并把革命看作是真正的实践（原则高度的实践）。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他对人的看法，认为从“肯定”还是“否定”的形式来看，人都是自由创造的实践的存在物，所谓“否定”就是通过批判实现人的自我解放。至于“肯定”的方面，马克思则写道：“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这里的实际生产的意思是通过比较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来进行阐述的：“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同上，第96-97页）。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有时似乎认为理论应被看作是实践的形式之一。但接着他又重申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并坚持实践在这种关系中的首要地位：“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或“革命的实践”就成了中心概念了。他写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同样，“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常把“劳动”与“实践”对立起来，并明确地把“劳动”描述为“实践的人的活动的异化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但他有时又矛盾地把“劳动”用作“实践”的同义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强烈主张“劳动”与他以前称为实践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对立，并认为一切劳动都是人的生产活动的自我异化形式，应当“消灭”这种异化形式。以前称之为实践的人的活动的非异化形式，现在称之为“自主活动”，尽管用词上有这种变化，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未改变：“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这一思想在《大纲》和《资本论》中都未改变。 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长期以来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曲解。曲解始于恩格斯，他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宣称马克思有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剩余价值论。这导致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马克思不是哲学家，而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广泛流传开来的关于实践的论点（也是由于恩格斯）只有一个，即实践是获得可靠认识的保证，而且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恩格斯对这一论点的表述如下：“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6页）。同样，“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这一段话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对实践作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解释，即实践是实验和工业。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捍卫并阐述了把实践看作是反对不可知论的主要论据和看作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的上述观点。正如列宁所说的“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但列宁力图以较灵活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点，他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像”（《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51页）。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像恩格斯那样，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和经济理论需要以重新解释了的旧的哲学唯物主义作为基础。因此，他们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最终被斯大林奉为经典。在其著名短文（《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译者注）中，斯大林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实践和布丁的著名论断并坚持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和标准的实践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他又力图证明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性，具体地讲就是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的原则。毛泽东在好几个场合也谈到了实践，并在其《实践论》（1937年）中引用了列宁的话（也有引用斯大林的），力图阐述“知行统一”观，并把实践看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参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286页）。 拉布里奥拉似乎是第一个受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影响的人，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实践的哲学”，并以此称呼马克思主义。葛兰西仿效拉布里奥拉的做法（而这一做法却受到让蒂尔和克罗齐的对马克思的批判的挑战），也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实践的哲学”，并力图按马克思的精神去进行阐述，有时甚至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精神（比如，他赞扬十月革命是一场速反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即反对马克思著作中的决定论因素）。但葛兰西所阐述的实践哲学是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因而缺少系统性，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如回到恩格斯的把实验和工业看作是实践的观点那里去）。在早些时候，实践的哲学从卢卡奇的著作中获得巨大的动力。卢卡奇严厉地抨击了恩格斯的实践观点：“恩格斯的最大误解在于他认为工业和科学实验的行为就是辩证的、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实际上，科学实验就其最纯粹的方面来说只是直观”。（见“参考书目” ⑥，第132页）。根据卢卡奇本人的说法，实践的概念是他的著作“主要关切”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很分散，因而并不像他对恩格斯的解释的批评那么清楚。尽管他后来在自我批评中说他本人对革命实践的看法“与其说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相一致，还不如说是与共产主义左翼流行的救世主式的乌托邦思想相一致”（《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版新序），但不管怎样，他对实践的阐述大大地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科尔施在其20年代的著作中，也断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哲学”，他这种看法的依据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确切地说是“革命的批判”和“实际的革命变革”的统一，这两方面都被认为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行动。”（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但不同于卢卡奇，科尔施对流行的关于“实践”的解释基本上是满意的，并以赞同的态度引证了恩格斯关于实践就像检验布丁的办法是吃的观点。马尔库塞在20年代后期（主要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影响）和30年代初（受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的影响）也独立地阐述了实践概念。比如，马尔库塞（在1928年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中）就曾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给自足的科学理论，而是“社会行动的理论、历史行动的理论”，再具体一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批判的理论”。他确定了“激进的行动”和“革命的实践”的概念，并探讨了实践、革命实践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在后来（1933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实践”概念本身及其与“劳动”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这现在依然是对实践所作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一。在这里，马尔库塞把“实践”等同于“行”，并把“劳动”看作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人确保自己简单生存不只通过实践（玩也是一种实践），而且要通过作为活动的实践，这是“人的存在实践本身”必然“要求”的一种特有的形式。在阐述“并非一切人的活动都是劳动”的观点时，马尔库塞恢复了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由王国”的区分。马尔库塞认为，在“必然王国”范围之外，人的存在虽然依然是实践，但自由王国的实践却根本不同于必然王国的实践；它是形式的实现和存在的充实并且有自己本身的目标或目的。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其力图摆脱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的错误解释和恢复、以展马克思的最初思想过程中，逐渐把实践看作是马克思思想的中心概念。根据他们的解释，马克思把人们看作是实践的存在物，把实践看作是自由、创造和自我创造的活动。更具体地说就是，某些南斯拉夫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使用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用”、“制造”和“理论”；然而，并不是一切的“实用”、“制造”和“理论”都是“实践”，只有这三方面中的“好”的才是“实践”。因此，实践并不是与“制造”或“理论”相对立，而是与“坏的”、自我异化的实践相对立。好的实践与坏的实践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区分，而是基本本体论的和人类学上的区分，或是元哲学的革命思维的区分。因此，他们不是谈论好的和坏的实践，而是喜欢谈论真正的和自我异化的实践，或只谈论实践和自我异化。他们于1964年创办的《实践》杂志的第一期就专门讨论了实践的概念。 实践的概念在最近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勒费弗尔和科西克，见“参考书目”④和 ③）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著作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他们来说，尽管对“理论”（特别是“批判理论”）的重视胜过对“实践”的重视，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始终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他力图用一种新的方法来阐述实践的概念。他把“劳动”或“有目的的理性行为”跟“相互作用”或“交往行为”作了区分：前者是“达到某种目的的行动或理性的选择，或两者的结合……它们都受基于经验知识的技术统治的支配”或者受基于分析知识的战略的支配；后者是“象征性的相互作用……它受具有约束力的交感准则的支配”（见《走向合理的社会》，1970年英文版，第91—92页）。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实践虽然包括“劳动”又包括“相互作用”，但马克思往往把“社会实践”归结为“实践的要素之一即劳动”（见《走向合理的社会》，1970年英文版，第91—92页）。 最后，简单提一下某些现存的争论。虽然人们一般都同意实践的概念应只限于人类，但对于应当如何运用这个概念却存在着争论。某些理论家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或行为的一个方面，因此应由某些专门的哲学学科（如伦理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认识论等）进行研究，但其他理论家则认为实践反映了人的活动的一切形式的特征。后一种观点有时被称为“人类学马克思主义”（这种称呼暗带批判性），但某些同意这一观点的人也认为实践的概念与其说是人类学的不如说是本体论的，它超越作为分离活动的哲学而成了某种更普遍的“革命的思想”。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能对实践的概念界定或阐述的程度。比如，某些人认为由于这一最普遍的概念可用于界定一切其它概念，因而它不能界定自身；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虽然它非常复杂，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分析和界定的。对实践的界定范围很广，从认为它只是人用以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人类活动到认为它是能够产生自由概念、创造性、普遍性、历史、未来、革命等各种复杂的活动。那些把实践界定为自由创造的人的活动的人们，由于提出一种纯“规范的”和“不现实的”的概念而不时受到批评。如果我们所指的“人”是现实存在的人，“实践”是指人类实际所做的事，那么很明显，人类历史往往就存在更多的不自由和不确定性，而不是相反。然而，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回答，人们认为自由创造活动的概念既不是“描述性的”又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反映人的本质性的潜力；是某种既不同于简单地是什么，也不同于单纯的应是什么的事物。 某些认为实践是自由创造活动的人，业已发展到把实践定义为革命的地步。人们反驳这一点说，这又恢复到实践是一种政治行动的观点上去了；但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则认为不应把革命理解为一种政治行动，甚至也不应仅仅理解为激进的社会变革。按照马克思的精神，革命应看作是对人和对社会的一种激进变革。它的目的是消灭自我异化，创造一种真正的人和人的社会（见“参考书目” ⑧）。 （GP） 参考书目 ①理查德·伯恩施坦：《实践和行动──当代的人的行动哲学》，1971年英文版。 ②恩斯特·布洛赫：《论卡尔·马克思》，1971年英文版。 ③卡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1963），1976年英文版。 ④昂利·勒费弗尔：《元哲学绪论》，1965年法文版。 ⑤尼古拉斯·洛布科维奇：《理论和实践──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的一种概念的历史》，1967年英文版。 ⑥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⑦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进入实践──哲学和社会批判》，1974年英文版。 ⑧加约·彼得洛维奇：《哲学和革命》，1971年德文版。 ⑨沃尔迪特里希·施米特—科瓦齐克：《社会实践的辩证法》，1981年德文版。 ⑩格尔森·S·舍尔：《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不同见解》，1977英文版。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 （Preobrazhensky，EvgenyAlexeyevich） 1886年生于俄国的奥廖尔省，1937年逝世。17岁时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起初在乌拉尔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直至内战结束。192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并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为党的三位书记之一。从1923年至1927年，他是党内连续出现的左翼反对派的主要经济理论家，要求更加重视工业化，并把国家经济上的困难同斯大林领导下的党内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联系起来。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加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原左翼反对派中最早与托洛茨基决裂并试图与斯大林修好的人之一。他被批准重新回到党内，但在1931年又被开除，1932年再一次回到党内，并在1934年声明放弃他在20年代的立场，但1935年他仍被捕入狱，1937年在狱中被枪决（见“参考书目” ⑦）。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结合孤立和落后农业经济的条件来论述通货膨胀和工业化资金问题，并以这方面的著作而著称。苏维埃经济一旦从战争和内战中得到恢复，显而易见，要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就需要相当数量的投资，投资对收入产生的影响在预期效果实现之前早就会感受到。随之发生的由通货膨胀造成的不平衡就会威胁工农联盟，对1921年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带来的危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证说，这种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不平衡是到处存在的。土地革命已造成了农户型农业的结构，农民习惯于自给自足，仅仅对用他们的剩余产品到城镇交换工业品感兴趣。因此随着经济恢复到1913年的生产水平，对工业品的需求就会大大增加，而这是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所不能满足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强调指出：“按战前的比例来维持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市场份额之间的平衡……意味着明显地破坏农村的实际需求与城镇商品生产之间的平衡”（见“参考书目” ⑧）。工业投资要在长时间内才会导致工业生产能力达到所需要的增长，而在短暂的过程中只能加剧工业生产能力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要扩大重工业生产能力，就需要进行大量投资，但这要从工业部门本身来筹集是不可能的，这种资金的数量太少，由于政治上的联合抵制和用农产品出口换取进口的能力有限，这种投资也不可能依赖外来资金。因此，农业部门必须承担起不断增长的投资的重负。这就要把农民消费的过剩部分用于投资，而这样也就同时解决了苏维埃经济由通货膨胀而引起的不平衡。国家贸易垄断将代替市场机制，以低价购入农产品，以高价售出工业品，从而使国家工业和私人农业之间的交换有利于前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最后部分（特别是第24章）中的原始积累来进行类比，把这种通过国家垄断价格政策的不等价交换机制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积累的方法上也是相同的。这种政策还会沉重地打击农民中的富裕阶层，从而抑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遭到布哈林的反对，布哈林论证说，除非是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否则农民会拒绝出卖其剩余产品，还认为，应把计划看作是一种对“确立自身的行为（后行为）的预计，如果调节是自发进行的话”（见“参考书目” ①，第54页）。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是与源于维持商品生产和私有财产关系的“价值规律”这一调节因素既同时存在又相互矛盾的一种调节因素。他的这种两种调节因素的论点的目的就在于要解决过渡时期的社会化与私有化之间的对抗（参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条目）。 应当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坚定信念来理解他的经济学。他一贯提倡更大程度的民主化；把苏维埃工业化看作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化的生产关系；他一贯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认为离开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的革命就不可能成功的建立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不同的观点见“参考书目” ②、③，至于反驳的观点，见“参考书目”⑤）。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本世纪最有创见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把再生产公式运用于具体分析苏维埃经济，他所建立的过渡理论，他所提出的两种调节因素的论点，他坚持把经济形式当作社会过程的观点，以及他对于工业化可能性所作的分析，使他成为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而不是重复马克思经济学的至今为止的极少数经济学家之一（参看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斯大林主义；发达和不发达条目）。 （SM） 参考书目 ①W．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1972年英文版。 ②R．B．戴伊：《列甫·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政策》，1973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过渡时期的理论》，1975年英文版。 ④A．埃里奇：《苏联工业化的争论（1924—1928）》，1960年英文版。 ⑤唐纳德·A·菲耳泽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苏维埃过渡问题》，1978年英文版。 ⑥P．R．格列高里和R．C．斯图亚特：《苏联经济的结构及其运行》，1981年英文版。 ⑦G．豪普特和J．J．玛丽：《俄国革命的缔造者》，1974年英文版，第191—201页。 ⑧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苏联工业化的危机》（1921—1927），1980年英文版。 ⑨同上作者：《从新经济政策到社会主义》（1922），1973年英文版。 ⑩同上作者：《新经济学》（1926），1965年英文版。 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 （priceofproductionandthetransformationproblem） 生产价格是专用以按照资本主义生产各个不同部门所投资本的平均化的资本额（把风险、市场能量和技术革新等方面的差异撇在一边）来解释利润率趋势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范围内，这一概念意味着产生出来的价值与商品生产中所耗劳动时间成正比。如果产生出来的价值与所耗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且各个部门的工资也一样，那么剩余价值即某一生产阶段新产生的价值与工资的差额，也与所花劳动成正比。如果把地租撇开不谈，那么剩余价值也就表现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剩余价值与所投资本之比就是利润率。但是，如各个部门的所花劳动的每单位投入资本不同（而且一般也没有理由要它们相同），那么剩余价值对所投资本之比即利润率在各个部门也就不同。这就出现了如何使利润率的平均化与劳动价值论协调起来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10章）所提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般办法是：商品的价格往往会偏离由商品中所体现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从而使利润率平均化。但是，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尊重只有劳动才产生价值这一规律，因为所产生的总价值和总的剩余价值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把价格偏离价值看作是总的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再分配。那么，价格与价值相一致或相偏离究竟有什么意义？价格是购买商品的货币量。根据劳动价值论，价值反映商品中所体现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时间（参看社会必要劳动；抽象劳动条目）。为了清楚地阐述货币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详细说明抽象劳动时间与货币之间的关系，即说明货币单位所代表的抽象劳动时间量，我们可以把这叫做货币的价值。如果商品的价格乘以货币价值等于商品中所体现的劳动时间，则价格与价值相符。如果商品的价格乘以货币价值大于或小于商品中所体现的劳动时间，则价格偏离价值。 马克思解决使劳动价值论与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相协调的办法，是从假定一切商品都具有准确反映商品中所耗劳动时间的价格这一点入手的。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如果各个部门所耗劳动时间的每单位投入资本不同，那么按照其最初价格来计算利润率就会因部门不同而不同。接着马克思又提出利润率的资本化将提高那些低于平均利润率的商品的价格，降低那些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商品的价格，以此来分配恒定的总的剩余价格量。由于马克思没有调节这一过程中的可变资本或不变资本，所以新产生的总的价值S+V，以及相当于货币单位的劳动时间，都没有改变。马克思使这种价格调节继续下去，直到利润率完全等于最初的平均利润率。马克思把由此产生的价格叫做生产价格，它们是藉以使利润率平均化和使总的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的价格。在这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对预定的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劳动价值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所得出的一切结论从总体上来说仍继续有用，只有上述再分配才能在特殊部门改变这些结论。利润率最终恰恰等于以最初价格计算的平均利润率。 虽然马克思的分析是抽象的，但却体现了各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的真实过程。如果一个部门的利润率超过平均利润率，资本就会流向利润高的部门，竞争就会迫使那个部门的价格下跌到它的利润率等于平均利润率。当然，这一分析脱离了竞争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实际上会阻碍利润率的平均化。马克思虽承认这些障碍是实际存在的，但又认为只有在研究了自由竞争的情况之后才能分析这些障碍。 马克思的解决办法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其根据是随着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的改变，类似生产投入和工人维持生存基本要素的那些商品的成本也会改变。马克思在通过转化而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在每一部门保持不变时，忽视了商品销售价格与成本之间的联系。后来为纠正这一解决方案所作的种种努力业已表明，要维护马克思主张的下述重要结论一般是不可能的：（1）利润率平均化；（2）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守恒性；（3）不变资本的守恒性；（4）最初平均利润率的守恒性。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全都是实现第一项的利润率的平均化，但却必须放弃这四项中的其它项。 这些解决办法可以分成两大类，这取决于解决办法重视什么样的附加限制。第一类使工人所消费的大批商品特别是这些商品中所体现的劳动时间在转化过程中保持不变。在一个普通的生产模式中，可以自然形成使各部门利润率平均化和使工人能购买按选择假定的一批生活资料（只要购买的这些生活资料没有多到能影响剩余产品的生产）的价格和工资。在这类解决办法中，一般不可能使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保持不变（或不可能使货币价值和剩余价值保持不变）。批评劳动价值论的人常利用这一点论证说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分析中是多余的，因为实际剩余价值据以被严格当作是剩余劳动时间产物的含义并不是始终一致的（见“参考书目” ⑤和④）。 第二类解决办法是通过使总的剩余价值与总的可变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或使货币价值和总的剩余价值保持不变）来实现利润率平均化的。这类解决办法，由于保留了严格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因而对劳动价值论具有积极的理论作用，也不妨害剩余劳动时间是剩余价值来源的这样一个论断。按这类解决办法，工资的购买力在转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化，因而一般说来工人的消费也会发生变化，正如工人消费所体现的实际劳动会发生变化一样。保持不变的是工人以工资形式所获得的抽象劳动的等价物。（见“参考书目” ③、①和②）。这两类解决办法一般都没有体现马克思所得出的（3）和（4）的结论：不变资本价值的守恒性和平均利润率的不变性。 生产价格比纯劳动价值所表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要具体，因为它考虑了通过资本竞争而使利润率平均化的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生产价格只是趋向成熟的具体价格理论的一个步骤，因为革新、短缺、供大于求以及对竞争的种种限制，也可以迫使市场价格在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期间内偏离生产价格。某些研究转化问题的作家已强调了这一质的方面，认为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必然会由价值出发进而研究生产价格、再而研究市场价格。因为价值是把不同部门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撇在一边来揭示的，从而能够从整个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去阐明剩余价值的来源；生产价格则跟一定的抽象程度相联系，这时候竞争也就存在于其中，而总的剩余价值也是据此在不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的。然而，市场价格则不能够再把竞争力量的全部复杂性置诸不顾了。那些强调转化问题对马克思抽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以及转化能够揭示隐藏的结构的人，反对那些只考虑量的解决方法的作家，因为这些作家认为价值论所以是多余的，是由于生产价格并不能从马克思认为重要的论据中推导出来，但却能从技术和工资的数据中直接推导出来。 （DF） 参考书目 ①G．杜梅尼尔：《从价值到生产价格》，1980年法文版。 ②D．弗利：《货币价值、劳动力价格和马克思的转化问题》，1982年英文版。 ③A．利波茨：“所谓转化问题的再考察”，载《经济学理论杂志》，1982年英文版。 ④阿尔弗雷多·梅迪奥：“利润和剩余价值”，载E·汉特和J.施瓦茨编《经济理论批判》，1972年英文版。 ⑤弗朗西斯·西顿：《转化问题》，1957年英文版。 原始积累（primitiveaccumulation）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七篇中解释和分析了原始积累。在考察了资本的生产发展规律之后，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据以历史地确定自身的进程。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阐述这一进程的前提，而这就是他对生产方式所作的较一般的分析。这导致必然把重点放在一种阶级的生产关系如何转变成另一种阶级的生产关系上。特别是，雇佣劳动者的没有财产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如何同操纵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对立的？ 马克思的回答既简单又有感染力。因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农业的生产关系，由农民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因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只能靠剥夺农民的土地，因此，从土地的生产关系的转变中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的起因。使农民离开土地就成了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所需要的雇佣劳动者的来源。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观点，而且他还通过讽刺地指出“所谓原始积累的秘密”来强调这一点。马克思的许多同代人把资本看作是作为积累的最初来源的节欲的产物。马克思则认为原始积累根本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积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已存在的情况下，节欲才会导致资本的积累。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的“秘密”应从现存关系的革命的广泛改造中而不应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量的发展中去寻找。马克思还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例来证明这一点。但是，他也考察了资本家财富的来源和考察了迫使农民成为雇佣劳动者并把他们训练成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无产者的立法。 马克思的概念虽然比较清楚，但它在分析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框架结构是否有效，人们尚有争论。即使马克思所举的英国的例子是正确的，但也不能当作是其他地方比如欧洲资本主义确立的典型。这使像斯威齐这样一些作家认为在前资本主义关系的解体中交换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的起源应到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中去寻找。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论》第3卷考察资本主义地租和商业资本的历史起源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斯威齐就是在答复与马克思持有同样观点的多布时提出上述看法的（多布的观点见“参考书目” ③）。在多布看来，资本主义起因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对资本主义产生来说，商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催化剂，而农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 多布与斯威齐之间的争论，以及其他人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都收集在希尔顿所编的书中（见“参考书目”④；同时参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条目）。这并非只是一场有关历史的学术辩论，因为它对今天理解据以造成不发达的方式具有深刻的意义（参看不发达和发达条目）。问题在于，究竟是应当依据来自外界的交换关系的发展和渗透，还是应当依据不断发展的内在的阶级关系特别是与地产有关的阶级关系来分析资本主义。布伦纳（见“参考书目” ②）认为与斯威齐、弗兰克和华勒斯坦等人相联系的第一种观点源于亚当·斯密的著作，而且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经济学》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一系列为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所设计的政策，以通过国家计划利用富裕阶级的财力援助社会主义建设。列宁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典型地把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的理论运用于俄国革命前经济发展的一篇著作。 （BF） 参考书目 ①R．布伦纳：《工业化前欧洲的农民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1976年英文版。 ②同上作者：《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1977年英文版。 ③M．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46），1963年英文版。 ④罗德尼·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6年英文版。 ⑤E．拉克劳：《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1971年英文版。 ⑥S．马格林：《老板们在做什么？》，1974年英文版。 ⑦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1926），1965年英文版。 原始共产主义（primitivecommunism） 这一术语系指没有世袭和独裁统治的对基本资源的一种集体权利和人类历史上先于剥削和经济上分为阶层的一种平等关系。很早以来，这一直是从分化为阶层的社会到僻野穷乡进行旅行的人们评论的话题，也是对人文主义著作（如莫尔的《乌托邦》）产生过影响和给予政治反叛者和实验性社会主义社团以灵感的主题；1877年，这个概念才由路易斯·享利·摩尔根第一次从人种学的角度加以具体化。以易洛魁族的第一手知识为基础，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描述了“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古代社会》1877年版，第562页），并在《美洲土著居民的家族和家族生活》（1881年）中详述了体现于美洲土人村落结构的“自然状态的共产主义”。 在以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一节摘要以及从该书本身为基础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分析了原始共产主义及其转变过程。他把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分析从生产为了使用到生产为了商品交换的这个中心思想运用于摩尔根和其他人的资料；并提出他自己关于从公社制家庭关系和两性平等关系相应地转变为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和妇女从属地位的看法。 19世纪末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的建立，在时间上恰好跟向恩格斯所概括的社会进化现实和原始共产主义提出的一般挑战相吻合（见“参考书目” ⑤）。居统治地位的人类学的见解是，私有财产和阶级区分是人类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只是在政治上分为阶层的社会中才由较不重要变得较为重要（比如，见“参考书目” ⑦）。这种看法反过来又遭到支持摩尔根和恩格斯观点的反对，特别是遭到英国考古学家戈登·蔡尔德（见“参考书目” ①）和美国社会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见“参考书目”（11））的反对。他们的观点以及其他人的著述在本世纪中期以后使原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实而被人们接受，虽然其他人常常把它归之为政治意义较少的一类词，如平均主义（见“参考书目” ②）。今天，人类学教科书通常认为，在平等的社会中资源是共同享有的；作为占有的财产完全是个人的；存在的这种状况并非来自继承，而是被证明了的智慧、才能和慷慨行为的直接反映；在基本上由集体决策的过程中，首领不过是“地位相同的人中的优秀者”。 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分析未分为阶层的社会，特别是法国人类学家所进行的这种分析，近来已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常有尖锐争论的、关于原始共产主义方式或生产方式的作品（见“参考书目” ⑩）。某些这类作品中存在一个问题，即未能区分开完全处于这种共产主义状态下的民族和处于阶级变化过程中的民族（见“参考书目” ③）。造成认为欧洲扩张时的所谓原始民族都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这一错误看法，一方面是由于摩尔根过高地估计了墨西哥已高度分化的阿兹台克人的民主，另一方面则由于恩格斯接受了诸如此类的摩尔根的错误分类。在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分析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未能对欧洲殖民主义给原始共产主义带来的变革作出解释。因此，某些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错误地认为，甚至在其它性质的平等社会中，妇女也是从属于男人的（见“参考书目” ⑤）。 （EBL） 参考书目 ①V．戈登.蔡尔德：《历史上所发生的事》，1954年英文版。 ②莫顿·费里德：《政治社会的演变》，1967年英文版。 ③巴里·欣德斯和保罗·Q·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④劳伦斯·克拉德尔编：《卡尔·马克思的人种学笔记》，1972年英文版。 ⑤埃莉诺·李科克：“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载贝特尔·奥尔曼和爱德华·维尔诺夫编《左派学说》，1981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男性统治的神话》，1982年英文版。 ⑦罗伯特·H·洛伊：《国家的起源》，1929年英文版。 ⑧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1974年英文版。 ⑨同上作者：《美洲土著居民的家族和家族生活》（1881），1965年英文版。 ⑩大卫·塞登编：《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⑪莱斯利·A·怀特：《文化的演变》，1959年英文版。 生产（production）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是致力于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那么在其理论领域就是研究生产所起的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具有社会和历史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定的结构是每一社会的特征，这种结构是其它经济的和社会的种种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在这一段著名的话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应根据生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来理解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现象。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把上述研究说成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这并不表明马克思认为可对他的结论作任何修改，而是说他的分析取决于进一步的逻辑和历史的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不能被当作是一种揭示社会组织及其发展的秘密的现存公式。 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围绕诸如决定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来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这是一个涉及到理解生产本身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2节）中，马克思以一般的推理总结说：“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在这之前，马克思还指出过：“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就是生产，而且……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6页）。这完全是从例如作为再生产体系的社会和从生产资料劳动过程内部的消费中得出的结论。接着，马克思又对分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作了类似的论述。这虽足以说明上述经济范畴不是同一的东西，但也表明这些范畴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而且，马克思也同时指出：“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生产……也决定于其他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因此，生产与经济的其它部分、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关系。确实，甚至构成生产对象的东西也可作不同的解释。对奴隶社会来说，只要奴隶可以进行买卖，人种的再生产就可以是一种生产活动。相反，对资本主义来说，重要的是确定劳动力是商品这一特点，而人种的再生产过程则必然存在于资本生产的领域之外。这个例子表明，把类似生产这样的范畴作为一般的、非历史的范畴来看待，不仅是有困难的，而且也是危险的。然而，它却使人们了解到，生产及其有关的要素总是社会性的，并具有具体的历史形式的，而且要推断出它们所包含的限定和界定的具体形式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时而把生产当作一般的范畴，以说明它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比如，劳动过程就意味着把一批原材料加工为成品，而在成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原来的材料，如织布就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这些原料就代表不变资本，而且被保存在商品产品中的正是这种不变资本，商品产品是保存原来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式。由于同样的原因，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保存并必然增加这一事实就被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生产既是一般的范畴又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性的范畴，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具体说明后一含义，生产的主要因素就是生产方式以及有关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力。而这些反过来又可由像剥削、生产资料所有制、技术水平等这样一些一般的范畴来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如果把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对生产的理解看作只与物质生产有关，那就错了。一般说来，它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再生产而且关系到社会形态的再生产。马克思很清楚社会生产着它自身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它自身的经济关系，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存在一种比如把生产只等同于资本或一般地等同于雇佣劳动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强调指出，统治阶级生产合法继承的手段，而无产者则必须通过家务劳动等等来再生产。这两种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包含生产性活动，其中大多数没有资本的直接参与且在内容上大部分是非物质的。这些活动虽可用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明”而不可与资本主义生产相等同，但它们仍然是生产而且必须当作生产来理解。在观念领域也是如此，观念是由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活动和关系，也就是由思维活动本身生产的（参看商品拜物教等条目）。马克思这样写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BF）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productiveandunproductivelabour） 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近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不从事商品生产的国家雇员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状况，提出了应如何解释他们的作用和重要性这样一个问题。然而，关注的中心却一直是这些工作人员的阶级地位；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至少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 马克思本人的分析，可以在《资本论》第2卷的开头和《剩余价值论》中看到。他对生产劳动的定义看来十分明确，而他对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则定义为不是生产性的雇佣劳动。生产劳动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雇佣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因此，生产劳动只涉及工人在其中被组织起来的那种关系，而不涉及生产过程的性质也不涉及产品的性质。歌剧演员、教师和油漆房屋的人完全像汽车司机和矿工一样，也可被资本家雇来从事智力劳动而获益。这就是决定他们是从事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的标准。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大多数非生产劳动者是商业职工、家庭的或私人的仆从和国家行政人员。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商业职工的活动为其雇主带来商业利润，但他们仍属于非生产劳动，因为他们并不从事生产，而生产才是整个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提到了商业无产者，认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并不妨碍商业工人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兰查斯，见“参考书目” ④）也指出过这一点。 马克思的上述区分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大部分分析都与生产劳动有关（比如，分析了资本主义据以发展的各种方式）。这种区分是得以考察非生产劳动的基础。因为非生产劳动是依靠剩余价值作为其工资的来源的，但这并不是分析非生产劳动本身。要分析的话，那还需要考察非生产劳动据以组织起来的关系和非生产劳动为什么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消灭的原因。这既可能是出于结构的原因，比如就商业职工来说，生产与交换是脱离的；也可能是出于历史的原因，比如争取提供福利服务（卫生、教育）或向某种职业（医生）提供优惠待遇的斗争。 然而，有一个思想学派（见“参考书目” ②）基本上是反对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它认为一切雇佣劳动不论是不是直接受资本雇佣都同样是受剥削的。另一些思想学派（见“参考书目” ①）则不同意这种看法，其理由是这种主张把剥削变成了实现剩余劳动的一般化的概念。这不仅会导致取消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的区别，而且不能区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剥削和封建主义条件下的剥削。但是，人们一般认为，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经济标准与获得工人阶级的成员资格和成为工人阶级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这还要取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条件。但这一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BF） 参考书目 ①本·法恩和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 ②I．古奥：《马克思的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1972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答辩》，1975年英文版。 ④尼·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英文版。 ⑤埃里克·O·莱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8年英文版。 利润（profit） 参看剩余价值和利润条目。 进步（progress） 进步的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充分地表述，但显然却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础。（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在《〈大纲〉导言》的最后一节涉及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则把各主要的生产方式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在同一序言中马克思还明确阐述了“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得以出现的条件同上。这一大体上是含蓄的概念的基本内容是双重的。第一，这种文化的进步── “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即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取决于“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在现代则主要取决于科学的进步。第二，这种进步不能像在孔德和斯宾塞这样进化论理论家那里一样看作是渐进的、持续的和完整的过程，而应看作是断续的、不协调的和在一定程度上是突发的由一种社会形式跳到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进程，而且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 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同意这种发展观，或者更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发展观，这不仅反映在日常的政治言论中，比如“进步力量”和“进步运动”已成了口头语；而且也体现在学术著述中，比如，马克思主义考古家戈登·柴尔德（见“参考书目” ①）就主张维护这种进步观，以揭示经济关系是如何促进文明发展的。弗里德曼（见“参考书目” ③）则从另一方面论证马克思主义不仅体现和扩大了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所提出的进步观念，而且还继续相信资产阶级现已放弃了的进步观念。最近，霍布斯鲍姆在其介绍《大纲》中探讨前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形态的那一部分内容时，指出马克思的目的是“以其最一般的形式去阐述历史的主旨”，而“这一主旨就是进步”；在马克思看来，“进步是某种可以客观地确定的东西”（“参考书目” ④，第12页）。在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参看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条目）那里，进步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虽基本上没有考察过），它们把历史进程看作是某种不断进步的解放运动。 另一方面，常常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竭力限制进步概念的重要性，从而为把价值评估引进他们认为是纯科学的理论中去开辟道路。这正是第二国际某些思想家的立场（如考茨基和大多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严格地拘泥于“经济决定论”的观念，尽管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面对社会主义的道德目标的问题（见“参考书目” ⑤）。这同样也是近来许多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立场；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严密的科学性，以反对包含一切形式的历史主义的思想意识。 （TBB） 参考书目 ①V．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自身》，1936年英文版。 ②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一种辩护》，1978年英文版第1章。 ③若尔日·弗里德曼：《进步的危机》，1936年法文版。 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介绍卡尔·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1964年英文版。 ⑤卡尔·考茨基：《伦理与唯物主义史观》（1906），1918年英文版。 无产阶级（proletariat） 参看工人阶级条目。 财产（property）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财产这个概念以及某些有关的范畴（财产关系、财产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并没有把财产仅看作是所有者可行使的财产权或看作是该行为的对象，而是看作在复杂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制度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种基本关系。在这种范畴的体系之内，生产资料所有权特别重要。兰格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所有权是既决定生产关系又决定分配关系的“有机原则”（见“参考书目” 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财产形式的变化是标志经济社会形态演替的主要特征。这一看法使对人类历史所作的严格分期（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亚细亚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变得十分简单明了（见“参考书目” ⑥，第2部分第1章；同时参看发展阶段条目）。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独创的分类法的可贵之处是它对当时西方流行的看法，即认为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成为标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从而促使对中世纪欧洲的土地权或英国统治前的印度土地权进行了大量的历史研究，人类学研究表明许多部落民族并不存在私有财产，至少在土地方面不存在私有财产（参看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社会条目）。 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放弃上述刻板的历史公式。比如，20世纪60年代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讨论（见“参考书目” ⑧）就促进了这一进程，而以较现实主义的方法分析罗马和日尔曼社会中的财产关系的种种努力也起了类似的作用。马克思在许多场合曾讨论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财产形式，比如马克思就说过：“因此，财产最初意味着（在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就是这样），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因此，它也将依照这种生产的条件而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作集》第40卷上册，第496页）。那些赞成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现代化的人，特别强调要恰当地分析在那些业已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里的财产关系和财产形式。根据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把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生产资料变成国家所有，对农业、小工业、小商业实行集体化，财产问题就实际上已解决了;剩下的事情只是把合作社财产变成公共（国家）的财产。要回答这些国家还存不存在财产这样一个问题，就必须引入占有的概念；占有意味着行使不同于法律上所有权的所有权和财产权（见“参考书目” ②）。如果借助于这一概念来分析实际的情况，那么社会遇到下述两个基本争论问题： 第一，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占有的可能性与全社会行使财产权的争论。这虽主要涉及国家管理的问题，但在地方一级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即由地方专职行政机关行使占有的可能性与由地方社团行使财产权的争论。 第二，由经济企业职能机构行使占有的可能性与由企业集体行使财产权的争论。这一问题首先是在大中型企业中出现的，这些大中型企业既包括国营企业也包括集体企业。在小型工业和商业内部，则有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生产者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可能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上述两种对立划分的出现和小生产者联合体的形成，代表了这些国家向进一步社会化发展的第一步。它们的出现和形成是同批判和反对流行的官僚机构的运动和思想密切相联系的。 （AH） 参考书目 ①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1891年德文版。 ②安德拉斯·赫格杜斯：《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1976年英文版，第3章。 ③卡尔·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1912年德文版。 ④同上作者，《关于国家的唯物史观和人类的发展》，1927年德文版。 ⑤奥斯卡·兰格：《政治经济学》，1963年英文版。 ⑥T．I．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年俄文版。 ⑦约·维·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24），1945年英文版。 ⑧F．托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文集》，1979年英文版。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年1月15日出生于贝桑松市，1865年1月16日在帕西逝世。蒲鲁东，这位自学成才的农民出身的手工业者，是把非贬义的“无政府”一词用于表述他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理想的第一个人。在其丰富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无政府主义以及法国工团主义的基本思想。由于认为“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和废除政府是同一回事”（见“参考书目” ②，第212─213页），因而他论证说，工人应该用经济手段，即通过自发组织自己的劳动（一个与补偿价值关联的概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来解放自己。他提出的在单独的或联合起来的自治生产者之间组织公平交换和发放无息贷款的制度被称为“互助主义”。他所设想的彻底分散的和多元的社会基本单位要在各个层次用“联邦制的原则”联合起来。在《神圣家族》（第4章第4节）中，马克思称赞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为“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页）。但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即马克思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严厉地谴责蒲鲁东试图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未能超越“资产阶级的水平”，蒲鲁东不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范畴的化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GNO） 参考书目 ①斯图亚特·爱德华编：《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著作选》，1969年英文版。 ②保罗·托马斯：《卡尔·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1980年英文版。 ③乔治·伍德科：《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956年英文版。 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著述有关，并且强调无意识冲动重要性。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许多思想和行为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本我”力那里，即可追溯到那些由于有意识的精神部分所起的作用而常常受到压抑的性冲动和侵略欲那里。精神分析学主要是治疗和解释各种精神病和其它心理失调症的。然而，弗洛伊德也提出了一套社会精神分析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抵触的。他强调的是构成有机社会行为的基础的无意识的心理促动因素，而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则是经济因素。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不会导致人的本性的基本改变。比如，他认为苏联建立的“新制度”就不会导致心理的根本变革，相反苏联的统治者“仍不得不用许多时间与难以驯服的人的本性对每一种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困难进行斗争”（见“参考书目” ②，第181页）。 精神分析理论和疗法在苏联一直为官方所否定，而且据认为列宁曾批判过精神分析学家是在“玩弄性问题”的资产阶级勾当（见拉曼尼：《苏联的心理学》，1973年英文版，第9页）。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曾接触过弗洛伊德的托洛茨基，却比较支持精神分析学。他在1926年曾宣称弗洛伊德的方法像巴甫洛夫的方法（参看心理学条目）一样是唯物主义的，并认为“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而完全抛弃弗洛伊德主义是过于简单化了”（见“参考书目” ⑧，第234页）。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托洛茨基的上述观点在苏联没有站住脚。 在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力图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概念以发展一种新的理解异化和意识形态等论题的方法。这些理论家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罗姆，以及威谦·莱希（1897——1957），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在被开除以前也是德国共产党的党员。 一般认为，本能的压抑，正如精神分析理论所描述的，可以看作是使人类同其自然状态相脱离。弗洛伊德认为性抑制是一切有机社会生活所必须的，但这一观点现在却受到了挑战。莱希把性抑制与一般由男性统治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联在一起。马尔库塞则企图解决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认为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包含着与马克思社会理论相对应的隐藏着的社会理论。在《爱欲与文明》中，他提出了一种“文明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依据爱欲与堕落（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和侵略本能）的对立来描述历史。正如莱希的早期著作一样，这一论点提出了依靠爱欲战胜堕落来实现未来革命解放的可能性，这种解放将消灭政治和经济的统治以及性异化。 精神分析的概念还被用于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用于说明为什么大部分人会依附于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不代表他们经济利益的各种政治信念。这种“虚假意识”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竟然支持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参看法西斯主义条目）。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中指出，应从对性压抑的反应角度去理解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这种非理性现象。像莱希一样也从事精神分析的弗罗姆虽认为应依据其无意识的根源去考察意识形态，但他较少强调性欲。他是依据极权主义和施虐──受虐狂的倾向来探讨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们的偏见的，他认为这种偏见在发达资本主义，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中很普遍（见“参考书目” ③）。弗罗姆关于法西斯主义个性的基本心理的描述类似于萨特对反犹太主义的描述。像弗罗姆一样，萨特也不满于正统的精神分析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突出了受压抑的性欲，但是他却同意这样的基本观点，即持有偏见的人会把内在心理冲突变成无知的遭受折磨的行动。弗罗姆的解释也类似于阿多尔诺的《极权主义的个性》的分析；在这本书中，阿多尔诺在霍克海默的指导下，为考察偏见和反犹太主义的心理根源而与美国心理学家进行了合作。在这些关于偏见的研究中，心理学的主题往往比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要明显得多。 这些基于精神分析的概念在较近的意识形态分析中一直在继续使用。比如，巴里巴尔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弗洛伊德的方法有着相似之处，并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著述与弗洛伊德的理论著述之间在认识论上的类似之处。”（见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合著的《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第243页）。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也对精神分析理论作了“非传统的”解释；在这方面，他们受到了雅克·拉康著作的影响，拉康强调无意识的语言结构，而非主要强调性的无意识结构。 （MB） 参考书目 ①西奥多·阿多尔诺等合著：《极权主义的个性》，1950年英文版。 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32），载《心理学全集》第22卷，英文版。 ③埃里希·弗罗姆：《自由的恐惧》，1942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精神分析学的危机——关于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论文集》，1971年英文版。 ⑤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964年英文版。 ⑥威·莱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1942），1975年英文版。 ⑦让—保罗·萨特：《反犹太主义者的肖像》，1948年英文版。 ⑧列·托洛茨基：《日常生活问题及有关文化和科学的其它作品》，1973年英文版。 心理学（psychology）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心理学的评论和对人的意识的研究，是他们关于唯心主义的一般批判和所捍卫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必须从社会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去研究人们用以思想和感觉的方式，因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这一立场意味着人具有一种不断变化的心理特性，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将出现新的意识形式。比如，在《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接着他又指出任何忽视工业的历史发展的心理学都“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对唯心主义心理学的批判还涉及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抨击，即认为这些观念是非科学的。恩格斯强调指出精神状态具有心理学的物质基础。比如，他说“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因此，“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 列宁在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时也探讨过这种心理学的主题。根据列宁的看法，“科学的心理学家，摈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第12页）。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于1908年，对苏联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列宁特别抨击了德国实验心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威廉·冯特，谴责他抱着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其探讨感觉时，列宁指出感觉是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并认为心理学家应从物质的方面去描述这一过程：“应该……干脆说：颜色是物理对象作用于视网膜的结果”《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51页）。 在革命后的岁月里，苏联的主要理论家都承认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发展一种经验的心理学。那时，俄国有许多不同的心理学派，为1921年以后的发展确定了一种模式。当时列宁签署了一项关于给巴甫洛夫许多特殊待遇的公告。在整个斯大林主义期间，巴甫洛夫心理学虽受到了鼓励，但却牺牲了其它心理学理论；巴甫洛夫心理学在1950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巴甫洛夫学说被宣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可以接受的心理学方法。 巴甫洛夫（1850—1936）依据反射和生理过程研究行为现象。他在革命前完成的一部最有名的著作，证明当给狗喂食时狗分泌唾液的自然反映（无条件反射）就会变成一般化的反映（即变成条件反射），所以在这之前如果给狗喂食时经常伴以铃声，那么它对铃声也会分泌唾液。巴甫洛夫的实验室禁止使用精神第一性的概念（比如思维、 感觉、预测等），他力图依据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来解释人的意识。他竭力主张“把心理活动的现象与客观现象置于生理事实基础之上，即主张把心理活动与生理活动，把主观现象与客观现象统一起来”（见“参考书目” ⑥，第409页）。 除了赞赏巴甫洛夫方法的生理学唯物主义之外，苏联当局还称赞他关于人类具有“极大可塑性”和具有“巨大潜力”的信念；苏联当局认为他们为创造一种新型社会所作的种种努力与巴甫洛夫的下述看法有着相似之处，他的看法是：“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一成不变的，只要提供适当的条件，任何事情都可办成，都会变得更好”（见“参考书目” ⑥，第447页）。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也同样认为人有可塑性，但这一心理学在苏联却一直受到批判。 尽管巴甫洛夫在苏联受到了官方的赞扬和鼓励，但他既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把他的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而其他力图有意识地创造一种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们的著作，却受到了禁止。比如，L.S.维果茨基（1896—1934）的理论就在1936年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维果茨基批评生理学对“反射论”的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把人类看作仅能对外界环境作出反映，而且还应考虑人为何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环境，这种新的环境反过来又会产生各种新的意识。特别是在其探讨儿童思维时，维果茨基力图创造一种“受一切历史唯物主义前提支配”的心理学（见“参考书目” ⑨，第51页），而且强调把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结合起来以创造一种能指导思维的语言工具。 斯大林去世后，巴甫洛夫在苏联的影响下降了（后来，在中国的心理学界的影响也下降了），而维果茨基的学生A.R.卢里亚和A.H.列昂节夫所发展的维果茨基的理论的影响却上升了。“能动性”概念取代了“反射”概念，并成为当前苏联心理学的主要特征，影响到从生理学到社会心理学各个方面的分析。虽然西方的心理学家往往使用不同的理论概念，但像维哥果茨基和卢里亚这样一些心理学家的大部分经验著述已得到国际的承认。 在西方，苏联心理学家的著述并没有导致一种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发展。那些对心理学感兴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或者转向精神分析学，或者致力于证明西方心理学的局限性。比如，他们对西方心理学的遗传论传统就作了许多批判，这种遗传论传统认为各个个人和种族集团的成就是天生的、生理能力的反映，而不是社会条件的反映。然而，在西方心理学内部，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这种心理学理论就其推论的依据而言是种族主义的、主张杰出人物论的，而且缺乏科学性；因此，对西方各种特定思想学派的批判，往往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角度去进行的（参看达尔文主义；人的本性；科学条目）。 （MB） 参考书目 ①M．比利格：《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学》，1982年英文版。 ②&．B．布朗编：《当代中国的心理学》，1981年英文版。 ③D.佐拉夫斯基：《机械的精神──巴甫洛夫与马克思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结合》，1977年英文版。 ④弗·伊·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1962年英文版。 ⑤J．麦克利什：《苏联的心理学──历史、理论与内容》，1975年英文版。 ⑥伊·彼·巴甫洛夫：《实验心理学及其它论文》（1932），1958年英文版。 ⑦&．拉曼尼：《苏联的心理学──哲学的、理论的和实验的问题》，1973年英文版。 ⑧&．塞夫：《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和个性心理学》（1974），1978年英文版。 ⑨&．S．维果茨基：《思想和语言》（1934），1962年英文版。 ⑩J．V．维尔施编：《苏联心理学中的能动性概念》，1981年英文版。 ⑪R．扎佐：《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昂利·瓦伦的生平和著作》，1975年法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O》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Oorganiccompositionofcapital资本有机构成organizedcapitalism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ientaldespotism东方专制制度overproduction生产过剩资本有机构成（organiccompositionofcapital）随着机器和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过程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参看资本；剩余价值条目）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机械化使一个工人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这就意味着每一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价值下降了（参看使用价值；价值条目）。然而，要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只有相对地增加一个工人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将其变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在用于生产出一定的产量的生产资料单位上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率的提高通常就等于与使用生产资料相联系的工人人数的减少。生产资料的数量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工之间的比率，称为“资本技术构成”（TCC），它从使用价值上看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由于没有办法对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和具体的劳动力进行衡量，TCC只不过纯粹是理论上的比率，它的提高跟生产率的提高是同样的意思。资本有机构成当然是可以从价值上来衡量的，但其结果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这种概念往往是被歪曲的）。如果价值毫无问题地反映使用价值的话，那么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比率的提高，同时也就意味着在价值上固定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的提高。但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使价值降低，因此这一点对于从价值上来看资本有机构成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完全不清楚。举例来说，随着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生产资料的单位价值下降了，而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的产物——不变资本——可能增长，也可能减少或维持不变，这要看具体的数量而定。在这种框架结构内，那些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在价值上必然会提高的人，他们的论断势必沦为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东西，除非是从一种含糊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去看待资本的实质。然而，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从价值上考察资本构成的动态，是马克思对于工业周期、工资运动、失业以及利润率的分析（参看积累；利润率下降；劳动力后备军；工资等条目）的中心。我们在这里要依据弗埃和哈里斯所提出的见解（见“参考书目”①、②）来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见解是不含糊的，而且是跟马克思的分析相一致的（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3卷第8章）。马克思把“资本有机构成”（OCC）定义为资本技术构成（TCC）的价值反映（按：马克思认为，“由资本有机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这种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有机构成”——译者）。在这里，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以它们的“老的”价值来估算的，并且从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价值变化中提出抽象的概念。由于OCC的变化只不过是TCC的变化的价值反映，所以OCC的变化是跟TCC的变化直接成比例的。与此相对照的是，“资本价值构成”（VCC）是TCC的价值表现。在这里，投入是以现行的或“新的”价值来估价的。VCC和OCC之间的差别，反映了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价值变化（可参看斯迪德曼的指数，见“参考书目”③，第132—136页）。因此，TCC的提高总是引起OCC的提高，但其总的效果只不过是在VCC中记录下来，它可能提高，也可能不提高。那么，这些范畴是怎样使用的呢？通过从一切资本所共有的东西——它们的自我增值的能力——的角度出发来对积累进行分析，马克思说明了相对剩余价值是如何通过机器的采用（TCC的提高，它使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来取得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使用更多的原料和运用更多的机器，投入的价值得到积累。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产出的单位价值下降了。至于确切地说这些价值是如何下降的，这决定于在生产中形成的价值是如何地在交换中实现的（参看竞争条目）。但是，由于调整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从先前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投入价值（OCC）和根据现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价值来进行计算的这同一投入价值之间（VCC），便出现了差异。对于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来说，这种差异可以表现得特别明显。“老的”价值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根据现行价值进行调整（即贬值），如果这种差异是特别明显的话，那就可能使积累过程发生突然的中断（参看经济危机条目）。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构成的各种概念，不是用来说明一些没有时限的、四平八稳的增长过程，而且适用于一种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关系的实质（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增值）不断地遇到这些关系的存在形式（如许多资本实行竞争）的障碍，而调整可能时而中断。以上的论述也提示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在各种资本构成的问题上感到困难。这是因为增值过程包含资本的整个周转过程，即生产和流通两者。流通不是生产的一种附带现象，但是也不能把资本一般地归结为许多相互竞争的资本。因此，生产价值的形成和这些价值在竞争中的实现，会涉及各种矛盾的决定因素；而各种不同的资本构成，便是旨在抓住这些真正的矛盾的范畴（有关这个问题的最近的争论见“参考书目”①④；同时参看矛盾；辩证法条目）（SM）参考书目①本·法恩和劳伦斯·哈里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争论问题》，载米里班德和沙维尔合编《社会主义记录》，1975年英文版。②同上作者：《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③伊恩·斯迪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1977年英文版。④伊恩·斯迪德曼等：《价值的争论》，1981年英文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capitalism）这个词是由鲁道夫·希法亭在他从1915年至20年代中期发表的文章中使用起来的，试图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发生的变化；它大体上是在《财政资本》（1910年）一书中已经勾划出来的思想的发展（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被认为具有以下特征：（=1\*ROMANI）由于大公司和银行占统治地位和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经济计划得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用；（=2\*ROMANII）这种计划扩大到国际经济中去，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之间出现一种“现实的和平主义”；（=3\*ROMANIII）工人阶级对国家的关系也要作必要的转变，这意思是说，现在工人阶级的目标应当是把那种由大公司所计划和组织的经济转变为一种由民主的国家所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希法亭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受到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其中包括布哈林）的批判，他们认为它夸大了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稳定性并且鼓励了改良主义的政策。然而，在过去10年中，它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可以看到它跟近来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些说法有某种近似之处。（TBB）参考书目①吉尔德·哈尔达克和狄特尔·卡拉斯；《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史》（1975），1978年英文版。②鲁道夫·希法亭：《阶级的事务合作？》，1915年德文版。③同上作者：《当代的问题》，1924年德文版。④H．A．温克勒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前提与开端》，1974年德文版。东方专制制度（orientaldespotism）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这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各种单个的资本、工业和部门在它们的整个产品的销售上遇到困难，从而引起总产量超过总需求的普遍状况。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无计划性的条件下，产品的产量和需求相适应、资本家的计划得以实现、从而使一切部门达到平衡这样一种状况，只不过是偶然发生，或者是在理论上的理想化而已。生产过剩是危机的伴侣，但要说它是危机的原因，则有所争议。古典派和新古典派的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萨伊定律，否认生产过剩有持续的可能性，并且认为通过在利润率不平衡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资本的运动，经济是有能力实行自我调节的。主张生产过剩的理论家们则认为，危机开始于在一个部门中生产对需求的过剩，然后扩大到其他部门中去，形成越积越多的不平衡，而不是使平衡得到恢复。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曾运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参看再生产公式条目）来演算出由两个部门的产量不平衡而导致普遍的生产过剩的例子。对再生产公式的这种运用目前仍有人继续研究，然而它并没有能够根据资本主义的表现（单个的或集体的）来解释危机的始因，从而仍有争议。（参看经济危机；消费不足条目）（MD）参考书目①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年英文版，第10章。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N》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N nation民族 nationalbourgeoisie民族资本主义 nationalism民族主义 naturalscience自然科学 nature自然 needs需要 negation否定 non-capitalistmodesofproduction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民族（nation） 引人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强烈地意识到民族的结构或性格问题。但是，民族性本身并不是一个使他们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他们盼望它尽快地消失；当时他们远为关心的则是民族的结构成份和社会阶级。在他们看来，许多民族都已经在消逝，诸如威尔士和较小的斯拉夫民族，对此他们不感到惋惜。他们很早就想到，工业的发展正在加速上述的过程的发生，把所有文明的国家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整体；一个资产阶级可能仍然保持其特殊的利益，而在工人阶级中民族意识则消失了（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甚至宣布“工人没有祖国”。 实际的政治情况使他们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去对待民族问题，然而，系统地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是由他们的后继人来做。这种观点先是在鲍威尔的经典著作（见“参考书目” ②）中提出，然后在斯大林的1913年写的小册子中定型。斯大林（他的作品跟鲍威尔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还有若干分歧）认为，民族不是一种种族的或部族的现象，它具有5个基本特征：一个稳定的、延续的共同体，一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资本主义上升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才出现了民族这种肯定的政治形式。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先的见解不同，斯大林把民族的出现归结为一个民族市场（同类居民的共同市场）的产业发展的需要。它最初出现在西欧，而当时比较靠近欧洲东部的则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工业的到处发展，燃起了人们同样的愿望。所有哈布斯堡和沙皇帝国统治下的人民，都可能具有民族的特征，因而有权要求独立。其中只有俄国犹太人除外，只有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他们的左翼组织，即成立于1897年的崩得，曾要求承认犹太人的民族地位，并要求它本身脱离社会民主党而自主。在经过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激烈争论后（会上对民族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终于引起了分裂。 把斯大林的公式用于早期的事例，则还有种种问题。举例来说，苏格兰人在中世纪反抗英国征服的时候，他们是否还不是一个民族，而只是具有单纯的民族性而已，还有，对于罗马人来说，是否也不应当给予民族的称号。同样地，把这个公式用于西欧的人民，也还在若干疑点，例如，一些甚至过去就够不上是真正的民族的西欧人民，如今却举行运动来争取他们的民族地位。恩格斯相信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民是相当满意他们被合并入法国的（参看《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6部分）。如果当时的情况是如此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就远远不是这样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西班牙的巴斯克人、苏格兰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注定要消灭的一些民族（特别参看恩格斯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载《新莱茵报》1849年2月15—16日）来说明。在亚洲，则进一步出现一些问题，看来，如果不把古老的伊朗、中国、日本或是越南看作民族的话，那就越来越困难了。在非洲，能够满足斯大林的5项要求的政治实体，是微乎其微的；在那里，民族和国家一样，都必须通过人们在深思熟虑下作出的努力来加以锻造，由卡布拉尔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统治下的葡属几内亚，便是一例（参看民族主义；鲍威尔；伦纳等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阿努阿尔·阿布德尔—马列克：《意识形态和民族的产生》，1969年法文版。 ②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1907），1924年德文版。 ③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几内亚革命——非洲人民的一次斗争》，1969年英文版。 ④约瑟夫·契列波夫斯切克：《论欧洲的小民族和年青的民族》，1980年英文版。 ⑤若尔日·豪普特等：《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问题（1848—1914）》，1974年法文版。 ⑥R.A.卡恩：《多民族的帝国》，1950年英文版。 ⑦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1936年英文版。 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bourgeoisie） 这个词纯粹应用于落后的或不发达的国家的情况，其落后性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共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对后者占有优势。在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可以根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而在落后的国家中，则至少必须考虑到以下四个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处于出现过程中的无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以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直接生产者。在落后的国家中，阶级斗争其所以特别复杂，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瓦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倾向，所以在两个剥削阶级之间便可能产生一种对抗性的作用，而这种对抗则与出现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同时进行；第二，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统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对全体人民的压迫，虽然它有时需要得到代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人物的支持（参看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诸条目）。落后国家的这些特点，已经在如何采取正确的策略来实行革命转变的问题上引起尖锐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能够在革命斗争中起任何作用。 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通常使用民族资产阶级这个词来指落后国家中反对帝国主义的那个资本家阶级集团。这意味着这个资本家集团在反帝斗争（这个斗争的特点是得到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支持）中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有力同盟者。可见，这个词通常用来断定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下的这种定义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它预定好在当地的一些资产阶级集团和帝国主义之间会有矛盾。至于“买办资产阶级”一词，则是用来说明当地的那部分倾向于跟帝国主义结成同盟的资产阶级。有一些作者区分落后国家的这两部分资产阶级时，试图通过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说明，并从这种关系中推断出它们的政治作用（见“参考书目” ①）。 根据这种方法，买办资产阶级被定义为其资本是处在流通之中（如商业、银行等）的那部分当地的资本家阶级。由于完全从事商品流通，这个资产阶级集团便具有跟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特别是商业资本结成同盟的特点。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则被定义为其资本是处在该落后国家的生产领域之中的当地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是固有的现象，而在民族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之间的竞争，则提供了民族资产阶级能够起一种反帝的作用的可能性。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本在跟帝国主义资本进行竞争中便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从原则上说，这便使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同盟者。但是，这也还可能产生一种相反的作用，即在竞争上的不利地位可能迫使当地的资本家阶级集团跟帝国主义资本结成同盟，从而使自己成为多国公司的供应者或附庸。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否在任何时候都是“民族的”，决定于任何一个特殊社会形态当时的具体情况。 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同盟的可能性，并不单纯地从狭隘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帝国主义倾向于压迫落后国家中所有的阶级，这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如此，而且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也是如此。正是由于这种压迫，使得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进步的作用，跟无产阶级结成暂时的同盟，或者是试图发动工人阶级去支持反帝斗争。 可是，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任何联盟，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资产阶级是资本的化身，它是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来生存的。此外，目前在不发达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往往统治着国家，因此它是工人阶级必须推翻的阶级。尽管存在着这种实质上的对抗，然而大多数革命理论家和领袖们都主张无产阶级在其夺取国家政权和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的特殊历史阶段上，应当跟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列宁在1920年写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义务“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或是在资产阶级之间，“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39卷，第50页）。大多数主要的革命领袖也都持同样的观点。斯大林在他的论述中国革命（1925—1927）的文章中，建议跟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虽然他小心翼翼地警告不要让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势力在这种同盟中处于附属的地位。毛泽东则具体实现了斯大林的这种建议，他通常被看作是跟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的主要支持者。不过，只要认真读一读毛的著作，就可以明显看到他并不主张把跟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看作是必须在一切不发达国家中加以运用的普遍的革命策略。相反地，他强调指出任何同盟都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势的结果，同时他还警告人们不要采取一成不变的公式来武断地在一切地方加以运用。毛泽东在主张跟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时，是很谨慎的。而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指半殖民地）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然而，……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矛盾论》）。这个问题也是在印度长期不断地进行争论的问题（见“参考书目” ⑤）。 （ED） 参考书目 ①伊利沙白·多尔和约翰·威克斯：《秘鲁的阶级同盟和阶级斗争》，1977年英文版。 ②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③毛泽东：《矛盾论》。 ④斯大林：《论中国革命》（1925—1927），1975年英文版。 ⑤M.N.罗易：《印度在转变中》，1922年日内瓦英文版。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人们普遍地感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是走了弯路的，这在他们早期的时候最为明显，当时他们大大地低估了这样一种行将爆破性地发展的力量。由于侨居国外并具有理性主义的观点，他们自然而然地对爱国主义的热情很少了解。他们把希望放在阶级斗争上，因而可能不太喜欢一种宣扬超越社会差别和模糊了阶级意识的情感。但是事情迫使他们承认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作为实践的组织者，他们也就不难了解到民族环境和民族传统是工人阶级运动所不容忽视的事情。 在他们关于民族问题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东西要比他们的谴责小斯拉夫民族时所表现的激烈情绪更能惹起人们的批评了。他们激烈地谴责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小斯拉夫民族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起来反对比较强大的讲德语的奥地利人和马札尔人，从而帮助保守主义重新取得统治。他们试图把当时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势力都弄得黑白分明，把它们分成反动的和进步的。依他们之见，奥地利人和马札尔人简直都是自由主义者，尽管事实上从这些人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来看，他们最低限度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当然，恩格斯也曾一度宽宏大量地提到世世代代受德国的压迫而愤忿不平的“英勇的捷克人”，但是他认为不管他们的斗争是输是赢，都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参看《新莱茵报》，1848年6月18日），而且他在战斗结束以后，还说了一些远为激烈的话。这种激烈的感情可以被看作是出于他们的一种疑虑，即怀疑当时使一些领导人受到影响的泛斯拉夫主义就是对反革命的最有力的同盟者俄国的支持。列宁后来（在1916年）则把这种敌对情绪加以合理化，他断言在1848年所提出的斯拉夫民族的要求，不管它们本身是如何正义，而在当时却是不合时宜的，因而使这些要求服从于更大的进步的需要的做法，乃是正确的（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22—723页）。 对于波兰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是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的，况且波兰为重新获得其自由所作的努力，不仅具有浪漫主义的魅力，而且具有政治吸引力。波兰的独立会削弱沙皇制度，在俄国和德国之间建立起一道屏障，从而使德国能够不受干预地进行发展。马克思克确实曾经对波兰能够靠自身的力量生存感到担心（论东方问题，第59条）。一个重要依据是波兰的自由曾经由于农奴贵族阶级的不负责任而丧失，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该阶级却在跟天主教会结成联盟之下领导着民族运动。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部分中，曾宣布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比较进步的党派。后来，恩格斯对这件事情的论述有所不同：波兰应当首先得到民族解放，才有可能取得任何社会进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摆脱外国统治之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任何目标之上，而且一个国际工人运动只能在自由人民的和睦的基础上繁荣发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7—430页）。除了波兰这个事例以外，恩格斯和马克思还认为独立对于爱尔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出于他们对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或其领导人有什么特殊的尊重，而是考虑到英伦诸岛整体的进步的利益。 民族解放战争是名正言顺地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的，不过这种支持很容易建立在一种浮移不定的基础之上，因为每一个战争都必不可免地具有各种不同的动机，一些动机要比另一些更成问题。除了勾起对旧日的冲突或压迫的回忆之外，战争还留下了使各国工人阶级的友好联系难以发展的怨恨。一切阶级都受到影响，而且政府也热衷于维持敌视外国的感情以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巴枯宁派跟马克思主义派发生分裂，是跟那种自以为是地反对德国或西方优势的亲斯拉夫情感不无联系的。巴枯宁就曾经希望建立一个斯拉夫人民的联盟，以保证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地位（见“参考书目” ③，第42页）。那些试图把马克思的思想灌入法国工人运动的人，如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往往很不舒服地意识到那种由于1870年战争失败所遗留下来的恶感，以及对马克思这种“德国的”学说的不信任感。在1893年，拉法格、盖得等人感到非得发表一个宣言来反驳对他们所进行的所谓反对爱国主义的指控不可，当时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之下，这种指控是比较容易被利用来对付一切左派的（参看拉法格致恩格斯的信，1893年6月23日）。饶勒斯是一位不那么完全信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具有一种认为一切人民都自然地属于他们本国的强烈意识，他把《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解释为：工人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被不公平地剥夺掉，因而必须加以恢复。 意大利和德国都曾经是争取统一的分裂的国家。当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力图挣脱他们所不想要的那种统一，而这种统一却是列宁这一代通常所向往的。列宁本人敏锐地感觉到沙皇帝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所有这些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沙皇和大俄罗斯的统治表示不满。列宁的策略是要建立一种在实践中不容易实现的良好的平衡，这种平衡的一方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有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义务，另一方则是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狭隘的、自私的民族主义。斯大林在1913年写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标准观点。这本书很可能是在列宁的指导下写成的，不管怎么说，它是跟这位导师的观点非常吻合的。 跟马克思主义原则中的许多论断一样，这本小册子在很多地方都跟当代形势所提出的问题难分难解。斯大林从考察1905年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着手，认为随着工业在俄罗斯帝国的进一步发展而引起的动乱，地方民族主义普遍地抬头，从而使工人有受到感染的危险，因此，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去遏制这种影响，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有些人是缺乏这种义务感的。然而，要遏制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能靠对民族自决权实行一种充分的社会主义保障。斯大林接着对奥地利的社会党领袖（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所采纳的纲领进行详细的批判，认为这个纲领是替哈布斯堡帝国（如今转变为奥匈双重王朝）解忧排难，而让其他所有的民族在樊笼中挣扎。尽管这个纲领试图给予这些民族以一种充分的文化自治来满足它们的要求，但是斯大林认为这是很不象样的东西；它没有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分裂为吵吵闹闹的民族派别。 对于俄国人来说，波兰是一个大问题。早些时候的那种地主贵族的叛逆活动已经消沉下去，还没有一种新的东西来代替它。一些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其中最雄辩的是卢森堡，认为对民族主义的支持目前已经成为落后倒退的东西，而波兰工人和俄国工人的联合则具有高得多的要求。这种观点遭到列宁的反对，列宁认为如果不承认波兰的自由权利的话，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联合。在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改变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看法，列宁则重申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联合各民族并使各国人民合并为一个大家庭，但是如果不给每一个民族以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机会的话，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9—720页）。 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学说的建立，这个国家沿袭了过去的许多争端，甚至芬兰和波罗的海一些省份也跟波兰一样分裂出去。为了给予每一个种族的共同体按照其规模和历史以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由，制订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措施。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加上对过去的惨痛的回忆，磨擦仍然难以避免。斯大林在第16次党代表大会上曾谈到两种对立的“蔓延着的偏向”的威胁：一种是地区的分裂主义，另一种是以国际主义面目出现的、主张过早地实行各民族合并的大俄罗斯主义。然而，要在不断受到外国入侵威胁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建设经济，这意味着必须求助于群众的爱国主义，如今这种作法由于已经涤除阶级社会的罪恶而获得净化，因而可以被认为合理合法的了。这在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是不能够以保卫社会主义的名义来进行号召的，所以设置一种苏沃洛夫勋章，并且制作了一部电影来歌颂这位沙俄帝国主义的英雄。所有这一切都远远地背离了马克思的宗教怀疑论的理性主义。 1916年在都柏林起义中献生的詹姆斯·康诺利，曾致力于把社会主义跟民族主义的起义结合起来。这项实验在爱尔兰所取得的成就甚微。然而，分离主义的运动在西欧如同过去在东欧那样地不断扩散。例如苏格兰民族党人——一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已经产生使人感受到的力量。各国共产党则倾向于把这些运动视为不受欢迎的分散活动，或者视为开倒车和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活动。这种情况甚至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屡见不鲜。许多亚洲国家以及实际上所有非洲的国家都包含着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愿望可能产生各种棘手的问题。无论在伊朗还是巴基斯坦，共产党人的观点都跟俾路支少数民族的观点格格不入，共产党人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应当跟其他进步的省份进行合作，而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在那些对帝国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地方，社会主义跟民族主义的融合和联系则取得许多成就，列宁在1914年以前一直欢呼亚洲的起义，认为这种起义对于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成功是非常有利的；同时，第三国际也跟它的对手第二国际很不一样，它对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进行全力的支持。在亚洲，可以跟欧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几乎是同时崭露头角，而后者由于有更好的组织和更明确的理论，往往取得领导地位，如同中国在反对日本的侵略和越南反对法国的统治所表现的那样。印度则是一个例外，在那里，由于跟西方有那么悠久的联系以及政治活动的宽容，使得民族运动沿着解放路线的开展有一个漫长的发动过程。在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于是否跟这种民族运动进行合作以及根据什么条件进行合作，长期争论不休；他们其所以没有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应归咎于他们所表现的脱离民族斗争的姿态。 在某些国家里，特别是在中国，最终会占上风的力量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现在来断定还为时过早。在欧洲，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全盛时期结束的一个里和碑（见“参考书目” ⑦，第84页）在这以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争论，则加强了每一个民族政党探索自己的前进道路的倾向（参看民族；革命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伊恩·库明斯：《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运动》，1980年英文版。 ②巴塞尔·戴维逊：《非洲走什么道路？一个新社会的探索》，1967年英文修订版。 ③霍莱士·班克罗夫特·戴维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1967年英文版。 ④托马斯·霍格金：《越南——革命的道路》，1981年英文版。 ⑤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1964年英文版。 ⑥汤姆·奈恩：《英国的分裂——危机和民族主义》，1977年英文版。 ⑦奥尔加·A·纳尔基维茨：《马克思主义和权力的现实（1919—1980）》，1981年英文版。 ⑧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1936年英文版。 ⑨托尔·多纳编：《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战争》，1940年英文版。 ⑩R.图兹穆罕麦多夫：《苏联中亚细亚的民族问题是怎样解决的》，1973年英文版。 自然科学（naturalscience）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关自然科学的问题往往给人们提供一种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诱人的选择。好几十年以来，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摘录出来并以小册子形式发表的那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是最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都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是表现出19世纪的思维特点的一种进步，而他们的学说的一些最有影响的解释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则借重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和类比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特别是借重了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引申出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达尔文主义发表了或深或浅的见解，而他们的理论的解释者则把这些见解作为把人类和社会的概念跟科学的方法和设想进行联系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曾提到达尔文主义是他们历史观的自然史基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页），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的发现跟达尔文对有机界的发展规律的发现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对于从达尔文主义引申出来的关于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形象——马尔萨斯的斗争规律和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规律，都同样地感到震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1—252页）。恩格斯甚至在他的对自然科学最为关注的著作中，也要对猿和人之间的劳动概念加以区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17页）。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都密切地关注着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科学发展。在把辩证法跟自然规律进行结合方面，恩格斯的进展要比马克思大得多（参看自然辩证法条目）。马克思则更多地把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和一种对劳动力进行管理的手段来关心。他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尽管它的直接效果是加深人的非人化”。他接着又说：“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象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马克思在《大纲》中强调指出工业和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预见到这种联系将会继续发展。（参看“资本”一章）。而在《资本论》第1卷，他在冷冰冰地叙述技术发明是如何用来控制工人的段落中引用了尤尔的话：“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资本论》第1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思想派系，都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是只要我们打开“科学”这个词来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它往往是被用来作为树立其正统性的一种手段，而且它所指的也往往不是自然科学（参看科学和技术革命条目）。当谈到自然科学的时候，通常所指的也就是为满足生产需要而进行的科学研究的资料。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鲍里斯·黑森的“论牛顿‘定律’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一文（见“参考书目” ②），它把科学革命中最著名的文献跟17世纪的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他一些立意相同的论文则强调认为科学理论是实践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布哈林认为，那种认为科学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的想法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它把职业科学家的主观热情跟科学的客观社会作用混淆在一起。科学的社会职能保留在生产过程中（见“参考书目” ②，第19—21页）。 葛兰西则认为一切科学假设都是上层建筑，而一切知识都有历史上的联系（参看《狱中札记》，第446、468页）。他说：“因此，事物本身不是我们的主观，而是怎样地从社会上和历史上为生产而进行组织，所以自然科学从本质上应当相应地被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一种人的关系……能不能在一定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这样说：自然所提供的机会不是预先存在的那些力量的发现和发明，也就是不是事物的预先存在的各种性质，而是跟社会的利益、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进一步需要密切地相联系的‘创造’？”（《狱中札记》，第465—466页）。 自然科学的作用和作为生产力的科学的发展，导致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别的缩小，从而使资本主义得以围绕着诸如微电子学、生物工程学等学科进行调整；同时，由于对进度、监督和管理采取日新月异的手段，使人们更加注意到有必要把政治学运用到科学、技术和医学中去。总的说来，秉承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参看辩证唯物主义条目）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实践看成是具有中性价值和居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东西（参看贝纳尔条目），而“批判的理论家”（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则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假说及其正统作用视为革命转化问题的核心。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 （RMY） 参考书目 ①安德鲁·阿拉托：《第二国际的再考察》，1973—1974年英文版。 ②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学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编》（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④罗塞尔·雅科比：《对自动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的政治学。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1971年英文版。 ⑤乔治·利希海姆：《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英文版。 ⑥基本科学杂志社集体创作：《科学、技术、医学和社会主义运动》，载《基本科学杂志》1981年第2期，英文版。 自然（nature） 人们可能会这样想，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所以“自然”这个范畴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然而事情远非如此。在马克思早期的笔记中就包含了对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以维护一种把注意力放在人类工业上的唯物主义。自然是独立地存在的，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只有通过人类劳动的一种转换关系，自然才显示出其性质和意义。劳动既非自然，又非文化，而是它们的母体。因此，尽管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会乐意被称为“唯心主义者”（这个绰号通常被用来批判那些强调马克思传统中的黑格尔思想成分的人），但是也很少会有人希望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不具有批判的性质。 对于人类来说，自然是供其利用的事物，而不是为自然本身服务的力量。人们试图发现自然的本身的规律，其目的在于征服自然，使其服从于人类的需要，即成为一种消费对象或生产手段。“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把自然加以历史化的方法，是布哈林、卢林奇（早期的）、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著的特点。这种方法可以用卢卡奇的话来归结如下：“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上凡是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这种自然都是跟人发生关系的，同时无论自然在跟人发生关系中所表现的形式即自然的形式是什么，它的内容、范围和客观性都是受社会制约的”（见“参考书目” ⑤，第234页）。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至少有两种思想成分在自然观方面倾向于缩小人类历史和人类目的的中介作用。第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源自于恩格斯，它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发展并成为苏联哲学的官方正统学说。这种方法主要不是从人类社会的中介作用出发来考察自然，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范畴加以本体论化，从而使自然不成其为人类对不可知的实体进行改造的东西，而是成为一种能够直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表达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顺乎自然并且对它的真实的范畴不加歪曲的话，社会主义就有了保障。第二种思想成分跟辩证唯物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但具有更多的实证主义的因素，把它称为实在论比较合适。它的追随者们会否认他们把辩证法的范畴本体论化，会对那种认为自然范畴和知识范畴会一一相符的说法提出某种不同看法，列宁、巴斯卡尔和蒂姆帕纳多的哲学论著都属于这种倾向之列，他们的作品具有注重自然科学和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特点。 对以上所探讨的三种倾向性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个集团把他们的哲学奠定在一种对自然的概念进行人本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并从这点出发来对自然科学、生物学和人文科学的概念和假设进行研究分析。辩证唯物主义的集团则把关于自然和科学的概念纳入一套辩证法规律之中。至于实在论者，他们倾向于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设想来考察自然的概念，并且把人文科学奠定在生物学的发现之中。 （RMY） 参考书目 ①罗依·巴斯卡尔：《科学的实在理论》，1978年英文版。 ②尼·布哈林等合著：《科学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马丁·杰伊：《辩证法的想像》，1973年英文版。 ④大卫·佐拉夫斯基：《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1917—1932）》，1961年英文版。 ⑤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⑥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阿尔弗莱德·斯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1971年英文版。 ⑧S.蒂姆帕纳多：《论唯物主义》，1976年英文版。 需要（needs） 参看人的本性条目。 否定（negation） 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否定不是象形式主义分析哲学在传播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表示不同意”的精神行为。它首先指的是这种否定的思想过程的客观依据，没有这种依据的话，那么“表示不同意”就成为人的好恶的随心所欲的表现，而不成其为认识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可见，否定的基本含意是由它作为一种客观发展的内在辩证要素的性质所限定的，这种要素包括：“形成”、中介以及转化。 作为客观过程及其发展和转化的内在规律的一个完整要素，否定是跟肯定不可分割的，由于可体会到斯宾诺莎的如下格言仍未失去时效：‘omnisdeterminato est negatio’——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而一切“更替”出自于“保留”。黑格尔则说：“直接的东西依照这个否定的方面，便在他物中没落了，但这个他物在本质上不是空洞的否定的，不是那被当做辩证法的通常结果的无，而是第一个的他物、直接东西的否定；因而，它被规定为中介物，一般说来在其内部包含着第一个东西的规定。所以，第一个东西本质上也潜藏和保存在他物之中”（见“参考书目” ②，下卷，第476页）。列宁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他在评论上述段落后写道： “这对于理解辩证法是非常重要的”。“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它保持着肯定，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95页）。 费尔巴哈倾向于以一种片面的方式来过分地强调肯定性，同时又想入非非地把直接性注入被他严加拒绝的黑格尔的中介和“否定的否定”之中。与此相对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赋予否定以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否定的否定”是一种普遍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他还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很详尽地探讨了这一疑难问题的各个方面。同样地，马克思也坚持认为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而，通过否定的否定，先前的“肯定”要素并不是单纯地重新出现。它是跟一些否定的要素一道，在一个性质不同的更高的社会历史发展水平上得到保存和更替。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肯定性从来就不可能是一种一往直前、不存疑难、没有中介的混合物；也没有具有某种否定性的单纯的否定能够产生一种自立的肯定。这是因为任何特殊的否定都必然依赖于它所否定的对象，而随后出现的结构则仍然依赖于先前的结构（参看《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样地，社会主义事业的肯定的结果，一定要通过发展和转化的若干连续的阶段来取得（参看《哥达纲领批判》）。 萨特对否定的强调则截然不同，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作为自由结构的“自为”处于“虚无化”之中（见“参考书目” ④），而且表现在他后来的反思之中。根据这种反思，“局部的总体化的漩涡构成其本身对整个运动的否定”（见“参考书目” ⑤），这就预兆着肯定性的自立结构的最终瓦解。与此类似的是，在批判理论（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中，否定和否定性也占着统治地位。这无论从本杰明到霍克海默来看，还是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否定》到阿多尔诺的“使辩证法摆脱肯定的特征”这一纲领性意图（见“参考书目” ①，第19页）来看，都是如此。（参看辩证法条目）。 （IM） 参考书目 ①西奥多·阿道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黑格尔：《逻辑学》（1812），1929年英文版。 ③列宁：《黑格尔逻辑学摘要》（1916），1961年英文版 ④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1943），1969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辩证理性批判》（1960），1976年英文版。 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non-capitalistmodesofproduction）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从事生活的物质条件再生产的一种具有历史特点的形态。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如同目前世界上许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那样，是通过非资本主义关系来进行的。从严格意义上说，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包括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然而我们在这里只涉及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指的是某种在历史上先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存在的社会形态，尽管它们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可能跟资本主义同时存在。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生产方式指的是生产组织的方式，这特别是从直接生产者和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上来理解。马克思有时把这种关系称为“剥削方式”（或剥夺），它指的是剥削阶级从生产者阶级那里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种关系是社会的基础，它在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决定着政治统治制度、思想意识和文化。直到近年，马克思主义者仍普遍地把社会发展归纳为经历过如下五种生产方式：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至于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是一种生产方式；有人则认为它只不过是后面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没有它自己的独特而明确的生产关系，因而不能算作是一种生产方式。近年来，这种阶段论产生了问题（参看发展阶段条目），特别是奴隶制生产方式遭到人们的批判，因为在历史上充满了各种性质不同的奴隶制（例如在古代和在新大陆）。 确定一种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是把生产者和剥削者联系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没有剥削的生产方式即原始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显然不在此例）。马克思的著作首先关心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论证，而对前者的论证最为突出。相对来说，对欧洲封建主义（参看封建社会条目）的定义的认识还比较一致；它的特征被概括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封建领地）中农民或农奴作为一个阶级被人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束缚在一块块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从事耕作，并且被迫把剩余产品缴纳给地主。但是，我们今天在使用地主这个术语时应当慎重，因为从现代的法律的意义上说，把剥削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定为封建所有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在社会上也是不通用的。 在确定其他几种生产方式（包括过去的和现存的）的特点方面，则存在着不那么一致的意见。把从古希腊到罗马灭亡这段时期地中海盆地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的生产方式定为古代生产方式（见“参考书目” ③，同时参看古代社会条目），这种概念会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然而，再进一步就很难达到一致的意见了。特别是在有关落后的国家方面，许多假定的生产方式都没有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得到普遍的接受，诸如血缘生产方式（见“参考书目” ⑧），殖民地生产方式（见“参考书目” ①和⑦，尽管这两位作者的用词有所不同），以及最负盛名的安第斯山生产方式。比这种试图说明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看法更为基本的，是关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以其内部矛盾来说明的争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生产方式在其内部再生产的过程中是否已经继承了倾向于破坏同一再生产过程的不稳定的力量。 当然，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论断。马克思通过图解说明，资本的集中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在逐渐地瓦解着资本主义，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被工人阶级所推翻的条件。至于是否所有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同样的矛盾，这是一件有相当大的争论的事情。正如人们可以从任何革命和思想发展中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的思想在一段时间里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人们无论在这个问题或其他问题上，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到不同的观点。在人们经常引证的一段话中（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明确地说明一切生产方式（除共产主义外）都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必不可免地瓦解。恩格斯大体上接受这种观点。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实质上是一种自主的发展，造成了一切社会的变更（参看《资本论》第3卷中恩格斯对“价值规律和利润率”所作的增补）。 马克思在他的关于印度和中国的论著中，制造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除了其他以外，就是对任何变革的抗拒并且缺乏破坏其自身的内部矛盾。这个论断遭到安德森的广泛的批判（见“参考书目” ②），今天还有少数人支持它（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至于认为马克思关于矛盾的分析符合资本主义特点的看法，则流传得比较广，这种看法已由科莱蒂令人信服地加以论证（见“参考书目” ⑥）。根据他对马克思的解释，资本主义的矛盾源自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在这里剥削的社会关系是作为形式上平等的关系被投影在上层建筑上。其结果是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不仅具有对抗性，而且从其天生不稳定的意义上看，还具有矛盾性。如果科莱蒂的这种论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引申出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冲突的一般理论来。 尽管如此，科莱蒂的论断仍然认为，阶级对抗至少可以有力地说明一切阶级社会的特征。在这种常理的基础上，人们断言在直接生产者和剥削阶级之间的冲突乃是一切生产方式的基本活力所在（见“参考书目” ④、⑤）。布伦纳认为，正是这种冲突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过程，并且使它们解体并转变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现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也许还有什么是“古代”生产方式，一般的见解比较一致。如果说有不太一致的意见的话，那就是在关于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关于如何说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形态方面。后一个方面表现为人们在关于落后国家实行资本主义转化的可能性及其实质的问题上展开广泛的争论（参看帝国主义；依附理论；不发达和发达等条目）。 （JW） 参考书目 ①H.阿拉维：《印度和殖民地生产方式》，载米里班德和沙维尔合编《社会主义记录》，1975年英文版。 ②P.安德森：《专制国家的世系》，1974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从古代到封建制的历程》，1974年英文版。 ④沙尔·贝特尔海姆：《苏联的阶级斗争》第1卷，1974年法文版。 ⑤R.布伦纳：《资本主义的起源——对新斯密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⑥L.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1968），1972年英文版。 ⑦P.P.雷依：《阶级同盟》，1973年法文版。 ⑧同上作者：《血缘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M》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Mmachineryandmachinofacture机器和大工业manufacture工场手工业MaoTse-tung毛泽东Marcuse,Herbert马尔库塞,赫伯特Martov,Y.O.(Tsederbaum)马尔托夫,尤·奥·(策杰尔包姆)Marx,KarlHeinrich马克思,卡尔·亨利希Marx,Engelsandcontemporarypolitics马克思恩格斯和当时的政治Marxism,developmentof马克思主义的发展MarxismandtheThirdWorld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MarxisminEasternEurope东欧马克思主义MarxisteconomicsinJapan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terialism唯物主义matter物质meansofproduction生产资料machanicalmaterialism机械唯物主义mediation中介Mehring,Franz梅林,弗兰茨Mensheviks孟什唯克派merchantcapital商业资本middleclass中等阶级modeofproduction生产方式money货币monopolycapitalism垄断资本主义morals道德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跨国公司机器和大工业（machineryandmachino－facture）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生产工具是工人的手工工具，这种工具的使用受到人的体力和技能的限制。随着以使用机器为特征的大工业或现代工业的发展，所有这些限制都消除了。机器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组成，它能够完成工人所进行的操作，但却能够摆脱手工工人使用手工工具操作所受的器官的限制。然而，机器并不是简单地代替在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中就已经简化了的那些劳动操作。这时候，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对人的专业和技能（马克思称之为主观原则）的依赖，被一种完全客观的过程所代替，这个过程以机器的型号、大小、速度之间的客观关系作为特征，从而也是以生产的连续性和自动化原则（参看自动化条目）作为特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使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而只有这样做才为它本身创造一种适当的技术基础，一种完全客观的生产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已经成为一种技术上的必要性，它对工人来说是一种事先存在的物质生产条件。利用机器来从事生产有时又叫做“大工业”，以区别于工场手工业的手工生产。由于协作和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便成为能够被资本家无偿地利用的社会劳动力。至于在劳动工具方面，情况则并非如此。机器的价值是在机器的经济寿命期内转移到产品上的（必须把机器的经济寿命跟机器的“精神磨损”区分开来，后者是从机器的经济寿命和物质寿命之间的差异中产生的）。跟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式下的工具比较起来，在大工业的条件下，从机器转移到产品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在产品的总价值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尽管产品的总价值是绝对地变得比较小了。机器的劳动生产率能够相应地按照它所取代的人的劳动力来衡量。总的说来，使用机器是为了使产品变得低廉，这就要求在生产机器上所耗费的劳动要小于使用该机器所代替的劳动。但是由于资本家所支付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的价值，因此资本家使用机器的限度，便由机器的价值和它所取代的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别来决定。这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使用机器的余地要比资本主义社会大得多。这是由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使用机器是为了减轻人们的工作负担，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机器则是纯粹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动力（参看价值；剩余价值；积累条目）。然而，机器本身并不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从资本的可变部分中产生，而所产生的数量则决定于剩余价值率和雇佣工人的人数。因为在任何具有一定长度的工作日的情况下，机器的使用只有通过降低商品成本才能提高剩余价值率，也就是通过减少一定数量的资本所雇佣的工人人数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可变资本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这种必然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动态研究的中心问题。马克思认为它带来以下几种后果：第一，机器这个减少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下却成为把全体工人阶级家庭转化为由资本所支配的（为其自身的增值）单纯的劳动时间的手段。劳动力被加紧剥削；工人丧失了技能并且不得不在机器的主宰下进行工作；工厂成为实行严酷纪律的场所，成为一个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缩影，它对有关劳动过程的社会立法是一种讽刺；科学、自然和社会劳动都被纳入机器制度之中，它们构成了资本家的实力，以对付处于劳动过程中的工人，从而使死的劳动统治着活的劳动。在每一劳动过程亦即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客观现实是：不是工人支配他的工作条件，而相反地，是工作条件支配着工人。第二，由于机器取代了工人，从而产生了剩余的工人人口，即劳动后备军。这种剩余人口的浮动则又对工资起调节作用，并且在通常的条件下保证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第三，由于不变资本有依靠可变资本的减少而增加的倾向，这就造成马克思所说的生产领域中的“内在矛盾”，因为只有活的劳动才能够创造任何价值，然而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这种活的劳动的数量却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对于分析资本构成的运动倾向具有肯定的意义（参看资本有机构成；资本价值构成条目，在分析利润率方面可参看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条目）。（SM）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e）马克思把工场手工业定义为建立在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那种协作形式（见《资本论》第1卷第14章）。在英国，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下叶，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它有两种形式。第一种，适用于生产那些从各个独立的手工艺过程中产生的产品（马克思举了机车和钟表生产为例，并称之为“混成的工场手工业”，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这时候，独立的手工工人被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在一个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然后在一段时间里，这些独立的生产过程被划分为各种细小的工序，它们成为专门的工人的专职，每一个工人只是一个完成局部工作的工人，而把所有这些局部的工序联合起来，则构成工场手工业的整个过程。第二种，适用于生产那些原来完全由一个手工工人在一系列工序中完成的产品（马克思举造纸和制针生产为例，并称之为“有机的工场手工业”，见同上引书）。同样地，这些工人也是同时受雇于一个工场之中，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从事同样的工作。逐渐地，这项工作被划分了，一直到商品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手工工人的个人产品，而是一个工场的手工工人的社会产品，而其中每一个工人只不过完成所组成的一个局部的工序。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形式，都采用了劳动分工，或者使劳动分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候，除了个别大规模的、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的生产过程以外，很少使用机器（虽然在17世纪期间对机器的偶尔使用，对于为数学提供实际运用的基础并促进机械学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从来没有达到一种技术上的统一，当时唯一具有机器生产的特征的项目，就是每个工人都已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集体工人”的那种片面性，即每一工人的专业分工都迫使他或她不得不作为在机器的调节下的集体工人的一个部分去工作。但是，从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中所产生的专业化，造成了工人跟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脱离的后果，因为工人由于专业化而丧失的东西，已集中在雇佣他们的资本的手里。这就是说，资本的社会生产力已投放在集体工人的身上，而这种生产力的增长则只有通过个体的劳动生产力的贫困化来实现。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分工不仅使工人专业化和把他们联合在一个单一的机制中，而且由此创造了一种使劳动生产力为了资本的利益而得到新的发展的社会劳动组织，同时还从历史上创造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的条件。可见，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是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的方法。不过这是一种有限的方法。手工技术仍然是生产的技术基础，而工场手工业所发展的技术等级制度，则为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自立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工场手工业还不具备一种能够不依靠工人本身而运行的客观框架结构；它基本上是一种以城市手工业生产和乡村家内作业为基础的人为的经济结构。如果不采用机器的话，资本就无法突破那种需要工人毕生从事他们的局部职能的局面，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意味着资本要经常地关心维持劳动纪律的问题，而这只有通过强制才能做到。为了取消工艺和技巧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原则的作用，便需要发展机器。最后，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出现和发展起来。古时候的作者们所关心的质量和使用价值；而到工场手工业的早期，作者们（从威·配第开始）便着手去发展减少商品生产所必要劳动时间的原则，从而不断地强调数量和交换价值（参看价值条目）。事实上，马克思其所以把亚当·斯密称为“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资本论》第1卷第386页），是因为他强调分工，并且透过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这面折光镜来观察社会的劳动分工（参看积累；劳动过程条目）。（SM）毛泽东(MaoTse-Tung)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中国湖南省韶山，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发动一场他相信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影响下的革命的领导者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公认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事实上是否曾作过任何首创性的理论贡献？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贡献究竟是发展还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引起热烈争论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难以否定的是，毛泽东不仅讲了，而且做了一些与众不同、富有意义的事情。至于这些创新活动在性质上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人们的一个争论不休之点；然而，人们可以举出事例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活动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部分如此。毛泽东往往被人们誉为或贬为一位“农民革命家”。他确实对农民起了一种作用，一种首先在首创性的程度上要大于通常被看作是正统主义者的作用；那么，对于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许最好能够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即首先要全面地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他从中所得出的结论。本世纪20年代，当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的时候，中国无疑是一个在经济上非常落后的国家。这意味着，当时无论对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或其先锋队的作用）是怎么说的，可是共产党必须依靠农民这个支持革命事业的最大的一股社会力量。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既不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如同托洛茨基所想像那样），又不单纯是“封建”或“半殖民地”的。在这个社会里，除了数量有限但却在迅速增长的城市工人外，还包含：中国的实业家或称“民族资产阶级”，人数很少但却很有势力的地主阶级，农民（富有的和贫苦的，有地的和无地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阶层——从手工业者和小贩到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买办”，从官僚和军人到僧侣、土匪以及农村无业游民。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源自于从不同历史时期沿袭下来的各种成份和阶层的共存的局面，并且在本国和外国的种种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反映在“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对于毛泽东所阐明的辩证法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概念中。几乎没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在谈到法国或英国的情况时，是从来不会提出“什么矛盾在今天是主要的？”这个问题的。他把下述情况视为公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而这种种情况将维持不变，直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把矛盾解决为止。至于毛泽东，他是根据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认为他的更为迫切的实际任务是断定应当在什么地方划清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认为这无论在中国和世界都是如此。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只不过是追随了马克思所拟定的、由列宁（和斯大林）所进一步发展的那条分析线索；根据这条线索，不仅是农民，而且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阶级和集团都可能参加革命的民主阶段，而在一个国家中，外国统治这一事实可以影响到各个阶级的不同表现。但是，毛泽东把这些思想加以系统化和整理加工，从中得出哲学的结论，并赋予这些结论以普遍的效准。成问题的是，毛泽东对革命所进行的这方面的探索，结合着他认为实践的第一性、理论是第二性和派生的观点，已经引起了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如此广泛而且往往是截然对立的解释。一方面，那些强调他的策略的灵活性和善于适应形势变化的人（如60年代以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会根据他在1938年和1945年所作的妥协，以及在50年代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让步，而断言他是一位投降主义者，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者，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然而，相反地，那些对他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价值以及百折不挠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做法抱有深刻印象的人，则会把他刻画成在所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中最激进的人物（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以来）。可以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若干真实的成分，前者针对的是他的策略，后者指的是他的比较一般的思想原则。也许，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至少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赋予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原则上接受了这一原理。毫无疑问，他对“无产阶级”这个术语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中文在这个词义上所包括的色彩，即没有财产的阶级；然而，他始终认识到城市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一个比较重要的、有意义的地方通常被加以强调，但却是含糊不清的，那就是有关无产阶级的客观本质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或无产阶级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提出，农村的无业游民和其他类似的成分可以通过学习和参加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来转变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种思路一直贯串在他后来的半个世纪的思想中。众所周知，这特别明显表现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像人们有时所断言的那样）对一般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下一种完全主观的定义。他是把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结合在一个复杂而又可变的样板之中，这部分是出于权宜之计，部分是出于他对主观力量在历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信念。在这个比较广泛的问题上，阿瑟·科恩曾断言：若非斯大林在1938年和1950年所发表的论著开辟了道路的话，毛泽东是不太可能提出关于在某些情况下上层建筑在历史变革中起了“主导和决定的作用”的观点的（见“参考书目”①）。然而，新近发现的《矛盾论》原稿证明，事实上毛泽东是先于斯大林提出这种观点的。这可以被看作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中所出现的，如今被中国人自己打上“唯意志论”的烙印的那些倾向的根源所在。但是，应当补充指出，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今日如此地批判对主观力量的过分强调时，其主要论点还是不能低估“人的自觉行动”是一种社会力量。在本条目开头曾提到毛泽东强调必须在每一场合识别“主要矛盾”的重要意义，除了这一点以外，他的辩证法的最重要的方面便是把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的三条规律归结为一条：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就已见端倪，当时他把对立统一的规律说成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从而明显地把这条规律置于否定的否定和质变到量变规律之上。到1964年，他明确地否定了后两条规律，说他并“不相信”否定的否定，而从质变到量变只不过是对立统一的一种特殊事例。有一些人把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思想发展看作是道家传统的“阴”“阳”辩证法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反映了斯大林的影响。不管怎样，它在逻辑上无疑是跟毛泽东的下面这种倾向性携手并进的，即他日益把历史发展看作是一个模糊不清和疑难重重的过程，同时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看作是一种奇迹，而这是跟我们所有的人内在的修正主义倾向大相径庭的。那末，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正面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是“群众路线”的概念，这甚至在理论上（更不用说在实践上）也不意味着把革命斗争（在1949年前）或国家管理（在1949年以后）交给人民自己去干，但是它毕竟引进了一种来自下面的民主参与的因素（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并在党的领导下），而这是列宁主义和苏联的传统所完全没有的。第二，尽管他有时候荒谬地夸大群众的能量，认为只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群众动员起来，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然而，与此同时，他确实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或者说是重验了）一种为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了解的思想，即人的变革应当伴随并促进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而不单纯是作为一种副产品从中产生。他在1949年前后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思想，虽然大体上源自于列宁（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的联盟），但却在一种较诸亚洲的介于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综合体前进一步的程度上把非无产阶级成分结合到中国的革命过程中来（当然，有的人把这看作是好事，有的人则不然）。他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战争，这场战争进行的方式是如此残暴和不公正，以至引起混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然而它毕竟把这个问题提到将来有待解决的日程上。最后，再回过来看看我们先前提起的他的思想的一个方面。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的原理上，毛泽东绝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他在1959年就曾提到工人在跟农民的关系上是“老大哥”。但是，他试图把这个原则（也许他没有领会到这个原则的一切含意，至少是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那一切含意）跟中国社会的引力中心是在农村，而农民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中起一种积极作用这种信念结合在一起。同样地，这个问题他也是提出来了，而没有解决；在他死后，中国城乡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不过，无论是好是坏，看来通过工业化和工人教育农民那种常规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如果不根据毛泽东所拟定的方向加以重大的改进的话，是不宜在将来采用的。（SRS）参考书目①阿瑟·A·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64年英文版。②詹姆斯·ChiehHsiung：《思想意识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演进》，1970年英文版。③《毛泽东选集》（1961—1977），英文版。④《毛泽东思想拾零》（1949—1968），1974年英文版。⑤斯图亚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未经彩排的毛泽东》，1969年英文版。⑦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者》，载狄克·威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1977年英文版。⑧约翰·布莱恩·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79年英文版。⑨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基础》，1982年英文版。马尔库塞，赫伯特（Marcuse，Herbert）1898年7月19日生于柏林，1979年7月30日卒于慕尼黑。马尔库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兵役后，不久就在柏林一个士兵委员会中从事政治活动。1919年，他曾一度参加社会民主党，但很快就退出，以抗议该党背叛委员会运动（参看委员会条目）。他先后在柏林和弗赖堡攻读哲学，在短时期内当过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学生。由于他从一开始就关心哲学跟政治的联系，于是便在1933年加入了社会研究所（同年被迫离开纳粹德国），随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美国定居。尽管他的许多观点跟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这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所提出的观点相似，然而由于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抱有浓厚兴趣，因而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要比他们两人更多。他对政治和社会斗争的毫不暧昧的态度，使他成为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新左派运动的理论家和杰出的代言人。正是通过马尔库塞的著作，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文化、独裁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判传播甚广，特别是在北美。马尔库塞的事业，反映了一种坚持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进行检验和重建的意图。对革命前途的高度关心，相信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力，以及对那些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主义”目标的捍卫，这一切都明显地贯穿在他的著作中。他所采取的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解放、扶植一种非集中化的政治运动以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早年马克思”的著作的重要性固然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承认，然而则更为马尔库塞所强调，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劳动和异化的一般理论成为他的所有论著的衬托。把这种理论跟弗洛依德的论著精心地结合在一起，也许首先可以标明马尔库塞的理论方案的特色。马尔库塞对社会和政治理论所作的最主要的贡献包括以下这些：早期发表的一部试图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跟马克思主义综合在一起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④）；一部对黑格尔论著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进行重新考察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⑤）；一部通过综合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理论来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再研究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⑥）；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分析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⑦、⑧），对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现代科学进行富有刺激性的评价（见“参考书目”⑧）；以及提出一种新的美学的概论（见“参考书目”⑨）。（DH）参考书目①保罗·布雷恩斯编：《批判的解说》，1972年英文版。②尤根·哈贝马斯编：《答赫伯特·马尔库塞》，1968年德文版。③威廉·列斯：《自然的统治》，1974年英文版。④赫伯特·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1928），1969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理性与革命》，1941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爱欲与文明》，1955年英文版。⑦同上作者：《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年英文版。⑧同上作者：《单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⑨同上作者：《美学的广度》，1978年英文版。⑩保罗·罗宾逊：《性的激进主义者》，1969年英文版。马尔托夫，尤·奥·（策杰尔包姆）(Martov,Y.O.【Tsederbaum】)1873年11月24日生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1923年4月4日卒于德国舍姆贝格。马尔托夫曾跟列宁一道创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火星报》集团（1900年），然而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03年），却成为孟什维主义（参看孟什维克派条目）的创始人。从那以后，他对列宁的那个狭隘的、高度集中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精英党的组织纲领进行挑战，而主张用一个广泛的社会民主党来取代它，以适应俄国当时的非法的（1905年革命后）和半非法的条件。在1905年跟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政权问题进行论战时，马尔托夫维护普列汉诺夫的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痛斥那种要求过早地实现社会主义执政的主张，理由是在落后的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前提，而且它的愚昧无知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还显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意愿。马尔托夫和他的孟什维克伙伴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一致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权利夺取并利用国家政权来“压制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愿的抗拒”。然而，以马克思在1850年对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劝告为依据，马尔托夫让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担当一种战斗的、革命反对派的角色，即埋伏在诸如苏维埃、工会、工人俱乐部、合作社以及城镇杜马这样一些“革命自治机关”里，以便在出现“两个政权”的情况下，促使官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去实施“民主的”政策。在大战期间，马尔托夫是齐美尔瓦尔德社会主义和平运动的中坚分子，并在1917年成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领袖；他反对官方的孟什维主义的“革命护国主义”和“联盟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人民阵线的政府，而在十月革命后，则主张建立一个包括从民粹社会主义者到布尔什维克派组成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作为一个半忠顺、半叛逆的孟什维克反对党的领袖，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少数人专政，认为这种做法既明目张胆地背离马克思关于由多数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又跟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背道而驰。马尔托夫断言，马克思并没有像列宁那样，把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由“有革命觉悟的少数人”强加给“没有觉悟的多数人”的国家政权，从而使后者成为“社会实验的消极对象”。他宣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现无产阶级多数人的“自觉意志”，它的“革命力量”只是用来对付“少数资本产义统治者”对于“把政权合法地转移给工人群众”所进行的反抗。据马尔托夫看来，正是由于坚定地信仰“国家政权属于劳动大众”，才使那些“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跟共产主义者断然分裂。他认为后者不仅笃信一种“少数革命派的专政”，而且致力于创造“那些旨在使这种情况永远维持不变的制度”。马尔托夫被人们看作是俄国社会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代言人，他跟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实践实行对抗。（IG）参考书目①安娜·布尔奎纳：《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运动及书刊介绍》，1968年英文版。②伊斯列尔·盖茨勒：《马尔托夫——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传记》，1967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马尔托夫和革命前后的孟什维克派》，载《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1980年意大利文版。④列奥波特·海姆逊：《孟什维克派——从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74），1976年英文版。⑤尤利·马尔托夫：《国家与社会主义革命》，1938年英文版。马克思，卡尔·亨利希（Marx，KarlHeinrich）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逝世。作为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者的马克思，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虽然他在世时基本上不为当时学者所注意，但是从他在1883年逝世后，他所制订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日益迅速地为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号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之下。然而，这种成就本身也就说明：由于人们试图把马克思的思想用来适应千差万别的政治形势，从而模糊了它的本来面目。此外，还由于马克思的许多著作未能及时出版，所以只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有机会对他的思想的涵量作出公正的评价。马克思出生在德国摩泽尔河畔特利尔城的一个生活优裕的中等家庭里。他的家庭，不论是父方还是母方，都有悠久的犹太教传统。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谙熟伏尔泰和莱辛作品的典型的启蒙派唯理论者，可是他作为特利尔的最受尊敬的律师之一，只是出于害怕失去他的职务，才同意接受洗礼，成为一名新教徒。马克思在17岁那年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接受了该校所流行的浪漫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当时他刚跟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她是特利尔的社会名流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马克思曾在这位男爵的影响下对浪漫主义文学和圣西门主义的政治学（参看空想社会主义条目）发生兴趣。第二年，马克思被他的父亲送进一家比较大的和思想比较严肃的大学——柏林大学，在那里又读了4年，在这期间马克思放弃了浪漫主义而接受了当时在柏林十分盛行的黑格尔主义（参看黑格尔和马克思；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条目）。马克思开始深深地卷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这个集团包括鲍威尔和斯特劳斯等人物，他们正对基督教进行一种激进的批判，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普鲁士的专制制度采取一种自由派的反对立场。由于他发现大学执教的前程已被普鲁士政府封死，马克思便于1842年10月在科伦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莱茵报》里当编辑，这是一份由莱茵地区的工业家支持的自由派报纸。马克思在报上发表的那些富有煽动性的文章（特别是经济问题上），导致政府封闭了该报，于是马克思便决定侨居法国。在1843年底到巴黎后，马克思很快就跟德国侨民工人的有组织的团体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派别进行联系。他还编辑了那份很快就夭折了的《德法年鉴》，该刊的目的是要在新生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德国激进的黑格尔主义者思想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在巴黎逗留的头几个月里，马克思很快就成为一个坚决的共产主义者，并且在一系列著作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作品直到1930年左右才发表。在那里，他概括地阐发了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并且建立在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劳动本质跟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在协作生产中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性进行对比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巴黎，马克思第一次跟恩格斯建立起终生的合作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底被驱逐出巴黎，跟恩格斯一道迁往布鲁塞尔，在那里住了3年，在这期间曾到英国进行访问。当时英国是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恩格斯的家庭在曼彻斯特经营棉纺业。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广泛地研究历史，并且制定了后来大家所知道的唯物史观（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这种观点是他在一份手稿（也是在他死后发表的）即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这部著作的基本论点是“个人的本质决定于制约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追述了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历史，并且预见到目前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崩溃及其为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在从事这种理论工作的同时，马克思开始参与政治活动，跟他认为不合事宜的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社会主义进行论战（在《哲学的贫困》中），同时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一个德国侨工组织，它的总部设在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它的主要的理论家。在该同盟于1847年底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写作《共产党宣言》，这个文献是他们的观点的最精辟的反映。《宣言》刚一发表，1848年的革命浪潮就席卷了欧洲。1848年初，马克思回到最早爆发革命的巴黎，然后到德国，在那里，他还是在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这份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支持一条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路线；由于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已经解散，马克思便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该报的编辑上。然而，随着革命趋于低潮，马克思办的这份报纸也被取缔，于是他便于1849年5月到伦敦避难，开始了“漫长的、不眠的流亡之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在伦敦定居后，马克思由于对一场新的革命行将在欧洲爆发持乐观态度，他便重新参加和整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写了两本分量比较大的小册子来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及其后果，这两本小册子的题目分别是《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很快他就开始认识到一场新的革命只能是一场新的危机的后果，于是便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以确定这场危机的原因和条件。在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马克思一家住在伦敦索荷区的一套三居室的住房里，饱受贫困之苦。到伦敦的时候，这个家庭已经有四个孩子，而且不久又添了两个。但是在索荷居住的时期，只有三个孩子成活下来。这时期（以及后来）马克思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恩格斯的接济，而后者则从他的父亲在曼彻斯特经营的棉花生意中领取一笔不断稳步增长的收入。除了恩格斯的接济外，马克思还靠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名国外通讯员的每周投稿所得来贴补生活。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马克思接受了几笔遗赠，因而使他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然而只有从1869年起，他才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一种足够的、有保障的收入。因此，不足为怪，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论著进展缓慢。在1857—1858年前后，他已经写出了一部厚达800页的手稿，这是他打算用来写作有关资本、土地所有制、工资劳动、国家、外贸和世界市场的草稿。这部手稿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大纲》或《草稿》，它直到1941年才发表。可是，19世纪60年代初，他突然中断了这项工作，而去创作一部共有三大卷的题为《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著，这部著作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前辈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进行了探讨。然而，直到1867年，马克思才有可能发表他的研究工作的首项成果——《资本论》第1卷，该卷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进行了研究。在那里他制定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关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概念，以及论证了后者最终必然导致的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主义的崩溃。《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在60年代期间已大体完成，不过马克思在生前还一直继续从事手稿的创作，这两卷是在他死后由恩格斯出版的。马克思之所以推延了他的《资本论》的创作，其原因之一是他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第一国际上（参看几个国际条目），他在该国际1864年成立时被选入总委员会。在筹备国际的各届年会和领导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斗争中，马克思的表现尤为积极。虽然马克思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但是在他的支持下总委员会的会址在1872年从伦敦迁往纽约，从而使国际迅速衰落。在国际存在期间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1871年巴黎公社，当时由于普法战争所造成的后果，巴黎公民举行反对政府的起义，并且掌握了巴黎达两月之久。在这场起义被血腥镇压的时候，马克思写出了他的一部最著名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这部作品热情地捍卫了公社的活动和目的。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使他不能够像他在过去工作中所突出表现那样不断持续地进行创造性的综合分析。不过，他仍然能够对当代的政治特别是德国和俄国的政治情况进行实质性的评论。在德国，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他的追随者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党而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进行妥协。在俄国，他在跟维拉·查苏利奇的通信中，曾设想俄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级并在具有和平村社特色的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马克思经常到欧洲一些温泉疗养地甚至到阿尔及利亚去疗养，以求康复。他的大女儿和妻子的去世，给他的余生蒙上了阴影。马克思为我们对于社会的了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思想并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如同他的某些追随者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名义下所引申出的那样。他的方法的辩证实质本身，意味着这种方法通常具有试验性和无约束性。此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马克思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马克思之间，还往往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马克思对于革命运动的未来发展的许多期望都没有实现，至少是截至目前如此。然而，他对社会的经济因素的强调和对阶级所作的分析，都对历史学和社会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DMcL）参考书目①施·阿文勒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1968年英文版。②博托莫尔编：《卡尔·马克思》，1979年英文版。③G．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1978年英文版。④R．汉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1974年英文版。⑤大卫·麦克莱兰：《卡尔·马克思——其生平和思想》，1974年英文版。⑥贝·奥尔曼：《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1971年英文版。⑦约·普拉门纳茨：《卡尔·马克思的人的哲学》，1975年英文版。⑧马克西米利安·卢贝尔：《马克思——生平和论著》，1980年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当时的政治（Marx，Engelsandcontemporarypolitics）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当时的政治所采取的态度，主要是期待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并努力去促其实现。在清算了自己原先的哲学信仰后，他们就把注意力放在另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上。一些敌对的理论，诸如空想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都由于跟革命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而在《共产党宣言》（第3章）和其他著作中受到批驳。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当时的某些革命运动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运动过于狭窄地局限于致力于纯政治的革命，而不是像他们所主张的那样应结合着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造来进行。因此，恩格斯总是乐于协助马克思去跟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论战，后来，他还教训俄国的激进分子彼·尼·特卡乔夫“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1页），因为后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比在更先进的西方更有可能发生。在批驳特卡乔夫的观点时，恩格斯所坚持的还是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概念，即先前在诸如《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类著作中所表达过的那种概念。不过，他们对政治的实际态度，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晚年，时而表现出一种脱离唯物主义的严格教义的意愿。这种情况，也许可以明显地从他们（特别是马克思）对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俄国事态发展的评价中看出，而当时在俄国崭露头角的实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尽管恩格斯跟特卡乔夫有争论和马克思自己过去也对许多俄国革命者不信任，但马克思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倾向于赞同民粹派关于通过农民公社（参看俄国公社条目）来走向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的俄国道路，虽然在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这种让步不是没有条件的。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达了这样的希望：俄国革命会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号，它们之间能够相互补充。这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基本上所关心的还是想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上更先进的国家获得成功，认为这些国家具备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先决条件。由于沙皇政府明显地具有普遍的和有害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看作是谋求推翻的许多欧洲制度的主要支柱。然而他们对匈牙利和波兰（它们的革命先后在1849年和1864年遭到镇压）的同情，也许更多是出于他们在国际局势上所持的方针，而不是出于对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的前景和社会性质的看法。至于其他一些民族，主要是那些跟匈牙利人、波兰人或“举止文明”的德国人有矛盾的东欧斯拉夫人民，则被他们——主要是当时任《新莱茵报》（这是马克思在1848和1849年编辑的日报）国外编辑的恩格斯谴责为“反革命”（参看民族；民族主义条目）。恩格斯正是在《新莱茵报》上和随后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没有历史的民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起源于黑格尔。列入这个概念范畴的有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苏格兰的盖尔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其他南斯拉夫民族，这些民族是“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残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2页）。基于同样的理由，恩格斯支持德国在1848年为夺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控制权而对丹麦发动的战争，认为这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6页）在恩格斯把有些民族贬为“没有历史的民族”所提出的理由中，有一条是他认为这些民族除了在语言、文化和地理上是支零破碎外，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把相当大量的人口集中到一个适当密集的地区去发展现代经济。由于创造这样的经济需要市场的发展和一个建立在全国范围基础之上的阶级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倾向于反对联邦制的观点，而主张建立大规模的单一制国家，这是跟他们的某些奥地利继承者（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的观点是不相同的。因此，他们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的第一条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页）。由于这种期望以及在1848年所表述的其他愿望没有得到实现，他们把普鲁士在1866年对奥地利的闪电般的胜利看作是最终有利于他们的事业的，因为“使资产阶级集中起来的一切，对工人来说当然都是有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5页）。尽管普奥战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喜欢的一种促进德国统一进程的手段，但是他们相信在某些情况下，战争本身会偶尔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1848年，他们曾号召对俄国进行一场革命的战争，以便不仅使波兰能够从沙皇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可以藉此巩固国内的革命。恩格斯甚至在这以前就把军事征服视为社会进步的一种有力的手段，他认为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尽管很残暴，但却不失为“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幸运的事实”；同样地，他还欢迎“精力充沛的美国佬”从“懒惰的墨西哥人”手里夺取了加利福尼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6页）。后来，由于他和马克思预料西方会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使他们燃起了希望，希望“俄国代理人”帕麦斯顿和其他人所进行的据说是半心半意的战争会引起欧洲“第六强国”即革命的干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8页）。尽管马克思在这时期跟托利党议员大卫·乌尔卡尔特这位仇俄分子有联系，但他对这场战争的兴趣与其说是对土耳其政府有任何偏爱，不如说是出于对革命利益的关心。同样的考虑也影响了他对1859年奥法战争的态度，也就是他尽管仇视哈布斯堡王朝控制意大利北部，但却认为奥地利的失败似乎是有利于作为革命的最危险的敌手的欧洲两大强国——俄国和拿破仑第三统治下的法国。当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失败时，马克思对此表示欢迎并且指出，一旦波拿巴投降，德国就不再是进行一场防御战，而有陷入已经扩大的俄国势力范围的危险。他在1870年9月为国际工人协会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以惊人的洞察力预言了德国那条后来一直奉行到1914年的外交路线：德国首先跟俄国进行比较紧密的联系，然后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再代之以准备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这时候所反对的便是“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8页）。马克思很少对欧洲的帝国（突出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不过在他到英国定居以后，欧洲殖民主义的问题便更多地引起他的注意。他和恩格斯对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看法，是跟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体系的概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体系在追求市场和原料来源的驱使下不断地进行扩张，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到来铺平道路。尽管这种扩张可能有助于延缓那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危机，延缓可能在这些地区中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像“太平天国”这样的起义看作是加速下述情况发生的可能的手段：“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西方国家在东方实行的许多政策——从“邪恶的”鸦片贸易到对印度大起义的镇压，都从道义上表达了强烈的谴责。然而，他们同时也对传统的东方社会保持高度的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旧中国”只是靠“与外界完全隔绝”来保存。至于印度，马克思的论述则要比中国广泛得多，他认为至少在西方入侵之前，那里始终过着“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由于建立在与外界隔绝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的基础上，东方专制制度在印度“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而在破坏这种制度的经济基础方面，英国的干涉“就在亚洲造成一场最大的……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马克思在其论述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的冲击的著作中，倾向于不那么强调其革命性质，而是更多地指出它所造成的破坏和灾难。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殖民主义现象的分析中，还指出宗主国工人有被帝国用掠夺物收买的可能（后来列宁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同时参看工人贵族条目）。恩格斯还认为，在使英国工人资产阶级化的各种力量中，突出的是爱尔兰成为“英国的第一殖民地”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页）。由占有者阶级人为地制造的英国工人和入迁的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对立，被马克思看作是“英国工人阶级没有力量”和资本家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因此他声明，他原先认为爱尔兰的解放将在英国工人阶级胜利之后，如今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8、380页）。英国工人运动尽管有种种缺点，但在第一国际内部，它仍然不失为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和巴枯宁的影响的斗争中的有用的同盟。然而，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反对蒲鲁东和巴枯宁的学说，但并没有因此采纳马克思的革命政治学观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认识到的，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由于《十小时法案》的通过和合作运动的发展，英国工人已经得到一些好处。同样地，尽管宪章运动本身在1848年后已趋衰落，但“人民宪章”的许多目标已经达到或是实现在望。在国际存在的最初几年期间，由于1867年的《改革法案》的颁布和工会组织条件的改善，英国工人领袖们便更加相信只要采取一种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就足以实现他们的目的。事实上，他们有可能通过马克思关于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而感到心安理得。马克思在演说中宣称：像英国、美国也许还有荷兰这样的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马克思认识到，虽然国际领导人中的英国工联主义者并不总是跟他的长远的政治抱负相一致，然而他们对于诸如波兰的斗争、意大利统一运动和美国南北战争等问题所表现的关心，说明英国工人运动正从19世纪50年代的长期休眠状态中重新觉醒。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之一——意大利的统一事业，在英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这不仅在工人当中，而且在其他阶级当中也是如此。然而这个问题却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在实现其目标上所最不抱希望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对马志尼在意大利有强大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在马克思看来，马志尼的政策是欠考虑的，它重视感情和道德修辞甚于意大利人民特别是农民的需要的实际价值。除了对马志尼和后来巴枯宁的影响感到担心外，马克思还认为，在强权政治的情况下，意大利的独立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奥地利，而后者不论其国内政治的性质如何，毕竟是对付俄国扩张的一个有力的缓冲器。在美国南北战争的问题上，英国社会中的对立分裂要远远超过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提到了英国上层阶级各界对南部联邦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到，维护联盟是未来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他和恩格斯对南北战争的关心，从感情上说是出于他们对奴隶制的痛恨，而从战略上说，则是出于他们希望由于这场冲突所造成的英国棉花的短缺，会促使在这个资本主义大中心爆发一场他们期待已久的经济危机。在第一国际成立前发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国际建立的第三个国际性大动乱，是1863年波兰起义。正如奥哲尔和国际的其他奠基人所指出的，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对波兰的普遍同情，事实上成为促使英法两国工人运动进行更紧密的合作的一种力量。然而，像蒲鲁东主义者集团还有后来比利时的塞扎尔·德·巴普这样的人，则并不怀有同样的感情，他们宣称波兰的恢复仅仅有利于贵族和教士。这种论断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对，这两人仍然坚持他们在1848年的看法，即认为波兰的分割构成了连结俄—普—奥神圣同盟的纽带，因而他们的结论是：恢复波兰不仅可以削弱普鲁士在德国的优越地位，而且在欧洲和“处于俄国管辖下的亚洲专制主义”之间安置了“二千万英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4—229页）。对于像路德维克·瓦伦斯基这样的波兰革命家的观点——认为民族独立斗争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斗争事业显得重要，恩格斯反驳道：“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1页）。尽管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表现出某种忧虑，但是他和马克思始终关心波兰的独立事业，把它看作是对欧洲整个社会主义有利的事业。同样的策略考虑也影响了他们对待70年代和80年代在俄国出现的革命运动的态度，特别是在波兰革命和巴黎公社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而革命潮流到处呈现低落的时候。他们并不要求那些积极跟沙皇制度作斗争的人严格遵循他们的理论。事实上是，由于马克思对于沙皇在欧洲的影响作用有所估计，所以他反而比较赞赏在俄国国内为革命积极从事活动的民意党人和民粹派分子，而不那么赏识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在理论上比较“正统的”俄国流亡者信徒。他赞同1881年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理由是别无其他办法可供选择，这跟他谴责欧洲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类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他曾谴责赫德尔和诺比林在1878年行刺德皇威廉一世的图谋以及1882年发生在都柏林公园的谋杀案。在马克思逝世两年之后，那位在理论问题上通常更为正统的恩格斯宣称，俄国在1885年形成了“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的例外情况，但他又补充说，这个革命可能迸发出一种革命者本身所无法控制的力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1页）。当然，这种革命在恩格斯有生之年并没有发生。由于看到俄国在19世纪末期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恩格斯还推断俄国很可能不得不追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不是依赖衰败的农民公社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恩格斯所作的这种结论，论证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例如后来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中所表述的观点的正确性。（参看布朗基主义；波拿巴主义；马克思时代的帝国；拉萨尔条目）（ITC）参考书目①S．阿文勒里编：《卡尔·马克思论殖民主义和现代化——他的有关中国、印度、墨西哥、中东和北非的专稿和其他作品》，1968年英文版。②S．F．布卢姆：《世界民族——对卡尔·马克思时代的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1941年英文版。③亨·柯林斯和契·阿布拉姆斯基：《卡尔·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第一国际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④伊·库明斯：《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运动》，1980年英文版。⑤霍·班·戴维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工党有关民族主义的理论》，1967年英文版。⑥若·豪普特、M．洛维和C．魏尔合编：《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848—1914）》，1974年法文版。⑦V．G．基尔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74年英文版。⑧E．莫尔纳尔：《马克思主义的同盟政策（1848—1889）》，1976年法文版。⑨A．瓦利斯基：《马克思恩格斯和波兰问题》，载《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杂志（华沙英文版），1980年第1期第5—32页。马克思主义的发展（Marxism，developmentof）“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在马克思在世时是没有人知道的。据恩格斯说，马克思曾针对他的女婿保尔·拉法格说的话评论如下：“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们不能由此推断马克思从原则上否定能够从他的著作中产生一个理论体系的想法，但是却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宣称要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按照世界观的方向进行发展，始于第二国际时期。例如普列汉诺夫曾在1894年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并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一词来表述它；而对于考茨基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啻是一种包含自然和人类社会两者在内的全面的进化论，而其中一部分是自然主义伦理学的和唯物主义（生物学的）世界观。恩格斯本人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请求而写的《反杜林论》（1878年）一书，是朝着这个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这部著作（其中一小部分是跟马克思合作的）在当时对社会党党员的觉悟所起的影响作用，要比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大得多，因为《资本论》在马克思在世时只出了第一卷（1867年），而其余两卷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和笔记编辑整理并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看来，马克思本人把他的理论著作主要地（如果不是完全地）看作是从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来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的一种批判，看作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是要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即物质生产进行的方式（广义上说即生产技术）及其组织的方式（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即“生产关系”，在其早期著作中还使用“交往关系”一词），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组织和思想表现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是在有意识地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中发展起来的，后者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意识的改变来变革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他们的观点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麦克斯·施蒂纳的著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施蒂纳号召他的公民同胞们“把国家和财产从他们的思想中排除出去”，并且一道加入一个“自由的联合体”。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指出国家和财产（金钱等等）决不是主观的幻想，绝不是只要不去想它就会从地球上消失的东西，而是实际情况的反映，然而也不必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永恒不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跟这种唯物史观的概念相一致的，它的内容不仅包含对“错误的表现形式”（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包含对必然产生这种表现形式的客观的（物质的、社会的）条件的批判。从这种意义上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单纯是“谬误的”，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关系的种种现象的适当的（如果不是完善的）反映。价值、货币、利润、剩余价值等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然表现形式（客观范畴），因此，它们只能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消亡而消亡。从原则上说，这种批判理论（如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是能够为任何个人所接受的。但是它却不能为整个阶级所接受，除非该阶级的存在并不需要竭力使生产关系的一整套复杂制度不被人们所认识。唯一能够吸取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又不损害它本身的阶级，是无产阶级，而且事实上，吸取这种批判还是该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必要前提。资产阶级中的个别成员能够超越他们阶级地位的限制（如恩格斯），然而如果整个阶级这样做就等于自杀，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有一种客观的障碍阻止着资本家阶级去接受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跟该阶级的生存利益攸关；相反地，资本家阶级对于这种理论要就充耳不闻，要就进行反驳。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跟巴枯宁或布朗基的革命理论（参看布朗基主义条目）是对立的。后者强调“主观因素”，强调对革命的不折不扣的奉献，并认为从原则上说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而马克思则断言只有在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事实上，马克思没有能够确切地说明这些客观条件是什么。他有时候说，在一个现存的社会形态中，当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最充分的可能限度之前，革命将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停滞将成为革命的前提条件；在《资本论》第3卷（第13、14节）中所论述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将最终达到这样一个停滞点。恩格斯则断定现代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革命，“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德国工人运动尽管受到政府的压制，然而在1875年以后却发展很快，由于德国工运实际上不可能实行革命的变革，但又有必要把工人阶级组织从文化上团结起来，所以便产生了建立一种明确的“世界观”的需要；这种需要因工人阶级教育的需求和工人阶级被排除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还有封建残余的）文化之外而更显得必要。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这种关于世界的无所不包的学说的发展，这种学说往往是直接地取代了宗教的观念。结果，像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便把流行的大众的唯物主义思想成分引进到马克思主义中。恩格斯和其他人则把马克思的历史观运用来解释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并把它看作可以跟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的科学成就。达尔文所取得的成就是在自然界方面，而马克思则是在人类社会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这样被研制出来，并在工人运动中（不仅在德国）创造了一种铭记着客观发展过程是不可战胜的意识，从而加强了它的自我认识。达尔文主义的普及者海克尔（1843—1919）对这一世界观的形成，要比黑格尔和他的辩证法重要得多。作为第一个几乎是清一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方面是在党员数量上表现出力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上表现软弱无力，这种脱节情况，却通过它本身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亚文化群的形成而被掩盖和得以弥补。跟实行半立宪主义的帝制德国的情况比较起来，在革命前的俄国出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希望和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脱节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是由一些知识分子精英传播给当时已受雇于大工业的少数工人的。列宁关于政党的理论很清楚地表现了这种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和政治理论，它必须通过一个专门为其传播而建立的组织——“新型的党”来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后来在斯大林时代，则又把这种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容批判地称为意识形态，认为它的使命在于保证这个干部政党的纪律性和排他性，以及保证党对领导权的无可争辩的要求。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核心的思想意识，首先是由干部政党在党内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然后再把它灌输给在革命后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虽然列宁曾经打算根据实际经验的情况来修改自己的理论，然而在斯大林领导下建设一个官僚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期，这种世界观的学说却凝固为教条。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和党的官方学说，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全体苏联公民必须接受的观点。这个时期，即大约从2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为一件“紧身衣”，不仅全体公民，而且连科学和艺术都受它的束缚。在苏联，有“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宇宙论、遗传学、化学等等的观点。在斯大林逝世后和新的领导人执政的情况下，自然科学在党的意识形态专家的偏狭监护下而使苏联的科技跟西方比较起来大大失利的状况日呈明显，于是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撤销了这种监护，但它仍然保留在社会科学、文教、艺术和文学之中，虽然在这些领域中也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化。把马克思对批判理论的贡献纳入一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不仅无助于发扬这些贡献，而且反而贬低了它们的价值。显然，马克思是一位令人信服的无神论者，但是他把宗教看作是不自由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并且确信随着生产者自由联合体的建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宗教将会完全消失。他是绝不会主张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识”来代替宗教的。他所喜爱的格言——deomnibusdubitandum（怀疑一切）——是会使他怀疑那种做法的。相反地，如果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见解，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那种由国家强加的、依靠权威决定的世界观的出现以及它们的坚持，只能解释为不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表现；只要这种意识形态的唯一服务对象——官僚主义统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被超越，那么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世界观将会自行消失。跟这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相对立的，是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是从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早期著作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拒绝那种由恩格斯开始的、试图把自然辩证法列入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并且强调“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和批判的自由。此外，对于这种“西方的”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批判，这种主张是由科尔施在1923年首先提出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没有能力进行这种批判性的自我纠正，才使它变得贫乏不堪，虽然在苏联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种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许多领域对西方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剑桥，皮尔罗·斯拉法、琼·罗滨逊和莫里斯·多布在几十年期间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中确实吸取了新李嘉图理论的若干成分（参看多布；李嘉图和马克思；斯拉法条目）。在美国，保罗·巴兰在1957年创始了把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用来解决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和发达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中的影响也有相当大的增长，这种影响往往是跟麦克斯·维贝尔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们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特别是后者，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广泛的和丰硕成果（参看历史编纂学条目）。这些西方研究者中某些人受到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批评，然而后者本身的研究工作，自从列宁逝世以后，除少数人（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瓦尔加）例外，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显著的成就。至于苏联哲学和社会理论所作出的任何进步，却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取得的，而首先是在诸如数理逻辑和控制论这样的高度专门化的领域中取得的。这些尖端学科在技术上（包括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马克思主义思想其所以在西方远为活跃并具有大得多的首创性，其主要原因之一，无疑是它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其它学科的进步的影响，一直抱开放的态度。(IF)参考书目①尼古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1921），1925年英文版。②依林·费切尔：《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70年英文版。③艾里克·霍布斯鲍姆等编：《马克思主义史》（1980—），英文版。④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⑤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卡尔·考茨基和唯物史观》，1929年德文版。⑦乔治·利希海姆：《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英文版。⑧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⑨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1964年英文版。⑩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英文版。⑪普列德拉格·弗兰尼斯基：《马克思主义史》，两卷本，1972、1974年德文版。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MarxismandtheThirdWorld)在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注意主要是由于殖民地的关系产生的，而且是跟反帝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确定了这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而且给马克思主义在（或关于）第三世界的理论和实际打下鲜明的烙印。中心的问题关系到：宗主国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影响；新阶级的出现和由此产生的阶级联合的类型；以及对这些社会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的条件起重要决定作用的阶级矛盾。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特别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宗主国的资本输入对“落后社会”所起的作用，然而这种看法是跟现实的发展不符的。他们揭露并痛斥这种作用的破坏的和剥削的性质，不过他们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被引进到一个社会中去，那它就会让它自身的发展逻辑起作用，打破前资本主义的结构，而且会以跟宗主国的欧洲所采取的同样的方式来产生资本积累和增长的动力。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所提供的框架结构来对上述发展进行分析。他提出了一种（俄国的）社会形态的概念，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存在着一种以上的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向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国家挑战。在俄国社会中，主要矛盾是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对抗，这种对抗将通过前资本主义方式的解体而解决。这种阶级力量的结合，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虽然在俄国，这个革命将要在坚定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在软弱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这就是一种两阶段革命的理论，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实现之前，必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很强调这一点，他否定了民粹派那种认为可以跳过资本主义而实现一个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参看民粹主义条目）。还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起了社会形态中前资本主义结构的解体。以上就是据以对第三世界社会的发展进行分析的框架结构，也就是近来的争论所涉及的方面。列宁把他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用于殖民地社会，仿佛非殖民地化社会的资本主义是跟宗主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同本同源似的；这是在近来的争论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按照列宁的见解，随着资本主义的引进，一个强大的民主运动正不断地在“亚洲每个地方”发展，正如俄国当时的情况一样。但是，跟俄国有所不同，在殖民地里，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处于先锋之列。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仍然跟人民站在一起。这种情况是跟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资产阶级需要民族国家来实现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这样一种分析，直到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才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使命及其阶级联盟联系起来。这时候，先前凡提到资本主义的地方，如今一般都用帝国主义这一专门提法来代替。然而，除了认为帝国主义所代表的不是本地的资本这种观点外，并没有提出关于这两种提法之间的结构性区别的问题。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各国共产党应当为殖民地国家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做些什么事情。他建议共产主义运动应当跟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最密切的联盟”，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援助”（列宁不说“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列宁的这种观点，在一场历史性的辩论中，受到印度共产党员马·纳·罗易的挑战，他反对那种主张跟资产阶级运动实行合作的号召，而是主张共产国际应当把它的全部力量用来建立和发展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组织，推动他们的阶级斗争，领导他们去进行革命并建立起苏维埃共和国。罗易的主张，回避了这样一种困难，即当时在殖民地中几乎不存在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列宁在1920年所提出的方案还有若干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它至今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对待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的各种不同观点的基本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和列宁的分析性的框架结构，都提出这样一种设想，即在一个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跟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将会以后者的解体得到解决。这就势必引申出处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中的各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种观点跟那种认为宗主国的资本跟殖民地的本国的封建主义结成联盟这种观点进行调和呢？因为这两个阶级是分别处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的啊！同样地，对于殖民地本国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宗主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没有作出一种结构性的解释，虽然这两个资产阶级都同样地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尽管如此，还是不妨这样设想：以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为一方跟以宗主国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决定着隐藏在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并限定阶级斗争的联合力量的那些结构性矛盾。通过1920年的辩论，列宁确实在一个方面重新修订了自己的观点，他接受了用“民族革命运动”（这是共产党人所要支持的）一词来代替他原先的提法，即“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同时承认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能够反对帝国主义，又能够跟帝国主义妥协，从而使运动变成共产党人所不能支持的改良主义运动。这固然是承认了一种现实，但却使上述的理论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究竟是什么条件决定运动的性质，这点并不清楚。不过，这种修订并没有使列宁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因为他仍然认为：“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34页），不这样看的话，那就是空想。在以后的年代里，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这种划分，便成为一种现成的称号，苏维埃国家在同后殖民主义国家打交道时，便可以从苏联的利益的要求出发，轻易地利用这些称号来使自己的行径合法化。1928年由共产国际为殖民地社会制定的政策，则根据中国的大失败的历史背景而略有修改。在中国，共产国际曾把一种跟国民党（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不分皂白地实行合作的政策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人，然而这种政策却以使中国共产党被蒋介石大批屠杀的1926—1927年反革命事变而告终。于是，共产国际在1928年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便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民族的民主革命的领袖，认为该阶级是易于动摇和妥协的。设想了无产阶级实行领导的可能性，然而总的方案仍不明确。强调了来自下层的革命，同时也强调了这样一个命题：“在主要的殖民地国家中，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土地革命构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轴心。”这便是毛主义的出发点（见毛泽东条目）。然而，共产国际的这条路线在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有所变化，当时采纳了人民阵线的政策，而对于殖民地国家来说，则恢复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信心。近年来，苏联共产党以及追随它的各国共产党，持有一种崭新的见解。他们以列宁为名，重新树立起民粹主义的关于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并将它应用于第三世界。那种长期确立的革命两阶段论，已被“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口号所取代；他们断言，由于在今日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使得这一口号的实现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的革命概念，更精确地说，这是一种进化的概念，而不是革命的概念。他们认为，在第三世界里，一般说来，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弱，而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一种领导力量。然而，在那里却存在着建立一种“民族民主国家”的各种可能性，这种国家是要在苏联的帮助下，由任何一个民主阶级领导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实行统治。这个领导阶级可以是工人或农民，也可以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革命军官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衡量“民族民主国家”的主要标准是它反对帝国主义并跟社会主义集团进行合作。他们还提出，“这种革命的一般框架结构，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是要超出资本主义的框架结构”，然而他们没有讲清楚这是为什么以及怎样去实现。这种见解，给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阶级理论提出了重大的问题，同时也在阶级联合和阶级矛盾方面提出了问题。跟这种见解以及其他认为可以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通过议会和平道路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看法相对立的，是主张发动下层进行革命斗争的“毛主义路线”。毛主义这一标签是这种性质的运动所自封的，而并非一定是受中国的支持和鼓励。毛主义这种标志源自于中国人在跟苏联进行论战中所使用的言辞。毛主义路线强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同时还十分强调土地革命，认为它是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上所归纳的不同观点，都是在列宁所预测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势必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解体这种理论框架中制订出来的。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是像在非洲某些地区存在的那些小农占优势的社会（他们认为这些社会属于前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发现了一种恰好相反的情况，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来非但没有使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农民社会解体，反而把它们保存下来并使它们服从于自己的需要。农民社会是工业生产的市场，而且还是市场的某些产品的生产者。它们首先是受雇于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季节性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者。于是，起而代替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的论断，是这样一种看法：在第三世界的社会里，资本主义不是从社会内部发展起来，而是从外部强加的，这种资本主义对于前资本主义农民社会具有“保留—解体”的作用。目前，这种“生产方式（共生）结合”的理论，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另一种观点则对这种“结合”论进行挑战，并把它指责为抛弃唯物主义的中心概念（即作为历史枢纽的在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矛盾的概念）的功能主义和唯意志论。这种观点认为，在第三世界里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实际上已经解体，在那里存在的就是资本主义。它反对把那里的土地生产关系仍然看作是封建主义的关系，同样地，它认为目前的农民社会已经不像它们在转变为殖民地以前那样，能够按照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进行自身再生产。由于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循环之中，它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在本地自供自给的基础上继续生存。输出季节性的劳动力，也是它们发生结构性转变的一种后果。它们是在资本的统治下被吸收了。不过，这样一种论述也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是以生产者和生产手段相脱离为前提的。然而，以这种农民社会而论，很清楚的是，它们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被吸收（就当是有这回事）并没有造成这样一种脱离，因为农民还继续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从这种观点变通出来的另一种观点，则是关于生产控制的观点，它认为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因此它跟宗主国的资本主义是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在宗主国，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方面具有一种“整体的”劳动分工的形式；而在第三世界，由于在这两个经济部门之间缺乏一种平衡的发展和对进出口的依赖性，因而呈现一种脱节的形式。总之，在论述第三世界和宗主国的关系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从那种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完全被资本主义控制的“依附论”的极端观点，一直到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和经济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地位的另一些说法，诸如“依附的发展”和“后殖民主义国家”等等（参看殖民主义；依附理论条目）（HA）参考书目①L.E.阿奎拉：《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1968年英文版。②H.A.阿拉维：《外国资本主义的结构》，载H.阿拉维和T.山宁编《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导论》，1982年英文版。③H.A.阿拉维等：《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生产》，1982年英文版。④S.阿明：《不平等的发展》（1976），1973年英文版。⑤F.H.卡多索和E.法列托：《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1979年英文版。⑥H.卡雷尔丹科斯和S.R.施拉姆：《马克思主义和亚洲》（1965），1969年英文版。⑦J.克安和J.R.罗贝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学》，1981年英文版。东欧马克思主义（MarxismInEasternEurope）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作为一个完全分立的专题而出现，开始于这个地区并入苏联的时候。起先，一些生于或卒于今日东欧国家的主要人物的著作，不是被列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如季米特洛夫、瓦尔加和1930—1945年间卢卡奇的论著），就是被并入梅劳—庞蒂所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如布洛赫和1918—1929年间卢卡奇的论著）。同样地，尽管颇有争议，如今也只有把非正统的研究方法归并入这一专题，至于1945年以后时期的正统的研究（包括它的内容、发展阶段和社会功能），则属于在东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最后，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这一地区，然而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则主要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可以根据四个具有明显含义的层次来分别进行。在有关的国家里——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些层次在时间顺序上无疑是各不相同的。根据这种分析，修正主义一词，除了目前所认为的对建立在自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现行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改革方案这层意思以外，还需要补充另外三层含义。第一，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的、跟官方的观点截然不同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进行恢复，结果形成了对现制度实行批判性的对抗，这种情况被卢卡奇恰如其分地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试图把马克思经典社会理论的某些观点直接运用于苏维埃类型的社会（这在东欧远较西方为罕见），是这个层次所带来的一个逻辑后果。第二，在以马克思社会哲学的若干主要成分作为典范的基础上以及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模式上，发展起对各自社会的批判理论，但所运用的是崭新的方法，这种情况被哈贝马斯最好不过地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建。第三，在显然试图打破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不过这种建立还是应当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超越，这是从它具有舍弃和保留（Aufhebung）这种意义上来看的。况且它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已经包含着重要的、即使是暗含的有关“复兴”和“重建”的各种理论观点。显而易见，在所有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层次中，最普遍的仍然是修正主义（它还是唯一能够在苏联找到鲜明的对比的东西）。然而，修正主义同时也是一个最自相矛盾的层次。一方面，它确实使极权主义的统治政党跟它们自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形成一种对抗，从而使一些相对来说非极权主义的原则得以从中精选出来。另一方面，修正主义又对远非列宁主义的任何设想所能理解的民主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挑战实行明确的开放。这两方面的内容有时候实际上被个别人如W.哈里希混同起来，然而这一事实并没使他的这种混合物减少任何矛盾。在理论上最能够反映修正主义的，自然是哲学和经济学这两个被官方认可的社会科学领域。在哲学界，像卢卡奇、布洛赫这样的思想家和他们的学生，哈里希和他的《德国哲学杂志》，聚集在波兰学生杂志《直言》周围的集团，以及匈牙利的“斐多菲俱乐部”，都力求克服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和人本学上的决定论和客观论（即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伦理学中的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在许多场合下人们表示相信，像这样一种经过修正的理论，不仅最终会成为人们原先期待的实现一般改革的工具（结束警察压迫、改良法制、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简化中央行政制度），而且可以成为（至少对于某些修正主义者来说）实现民主化的手段（工人委员会、自由结社、自由讨论、甚至在执政党内实行多元主义，有时甚至还可恢复多党制）。然而，在某些场合下（特别是在波兰），这样一种纲领终于被看作是跟任何形式的列宁主义都不相容；而在另一些地方，人们试图将写作《哲学笔记》和《国家与革命》（甚至职工会的争论）时期的列宁，跟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怎么办？》时期的列宁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对比。不过对于大多数修正主义者来说，已经由科拉科夫斯基加以典型地刻画的可以调和的和不可调和的反列宁主义，仍然是摆在未来的事情。在经济学方面，修正主义至少在那些能充分表达“市场社会主义”（它的来源有一部分是独立的）的观念中获得初步的思想反映。可以肯定，就纯经济的水平而言，在说明东欧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层次的特点的研究方法中存在着许多联系，其中包括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可能的改革模式的探讨。企图使集中的计划同非集中的市场机制实现理想的结合的愿望，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波兰的兰格，以及东德的F.贝伦斯和A.贝纳里，同时有关的理论模式则在1956年以后被诸如W.布鲁斯、M.卡莱斯基、O.锡克、J.科斯塔以及J.科尔奈这些经济学家极大地丰富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可以说明修正主义所作的努力，几乎完全是集中在纯经济的问题上，而避免涉及对制度实行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前提条件。这大致上也就是“布拉格之春”的捷克经济改革者们所持的立场。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经济学这一专业跟复兴马克思主义很少有共同之处，因为维护传统根源的愿望跟坚持这个专业领域的教条主义定义往往就是一回事。另一方面，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对于那些已经在运用非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构造社会主义模式从而涉入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意回避的问题领域的经济学家来说，肯定是多余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在经济学中得到反响，但这种影响仅局限于波兰（如利平斯基、科瓦列克和流亡国外的布鲁斯），而在匈牙利的影响则要小的多。复兴马克思主义（又称“实践哲学”）涉及对列宁主义的普遍抛弃，而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并恢复历史价值。总的说来，这种倾向是在社会运动休眠时期对各执政党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框框的反应。从思想上说，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层次跟西方的新左派和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在东欧，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最突出的成果仅仅局限于哲学，这首先涉及回到青年马克思，还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同样的哲学思想的重新发现（如A.沙夫、科拉科夫斯基、卢卡奇、A.赫勒尔、G.马尔库斯等人）的观点。在这方面，对青年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的著作的研究和解释，可谓普遍流行。有时候，原先的观点为有关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所丰富（如海德格尔和科西克，胡塞尔和瓦杰达，以及新康德主义和赫勒尔）。然而，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例，是莫德泽列夫斯基和库隆的《公开信》，它是一种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应用于苏联式的制度的一种微妙的方式。事实上，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的理论家们（马尔库斯、基斯和本斯），都是深谙这种经典理论的最佳使用方法的，但总的说来，他们对于阶级理论、实行社会关系变革的暴力模式、价值理论、商品拜物教概念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观能否应用于东欧的情况，是抱怀疑态度的。因此，马克思便作为一位哲学家被保留下来，然而这恰好是违背他本人意愿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在哲学上所表现的空想主义，意味着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一种新布尔什维主义的批判，也就是进行一种企图把现存制度置于那种只能沦为捍卫同样是极权主义社会制度的思想的庇护之下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⑦），这种论断是不公正的。与此同时，实践哲学家对社会理论所保持的沉默，则表明他们暗地相信：如果他们不退回到乞灵于神话或先锋主义或是两者的话，那末他们是不可能利用经典理论的，甚至是对这种理论的所能采取的最佳使用方式也罢。事实上，当库隆和莫德泽夫列斯基仅仅依靠复活工人阶级和委员会民主制（参看委员会条目）的经典主义神话来防范列宁主义的时候，从事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最后一位重要的理论家鲁·巴罗，则在10年之后写出迥然不同的东西；他公开地重新建立起经典理论和列宁主义政治之间的联系。新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代表了对波兰和匈牙利新形势的两种反应。从最近这两个国家的非官方领域就政治纲领所进行的讨论来看，后马克思主义占了压倒优势；而从理论成果来看，新马克思主义的成就无疑给人们以更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差别，多少可以根据两者的渊源有所不同来进行解释。1968年这一年，无疑反映了东欧各地（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终于放弃了对于来自上面的体制结构改革所抱的一切幻想。布拉格之春失败了，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各执政党从这种失败中所汲取的教训。总的看来，在随后一段时期，这些政党坚决不再去冒可能秧及政治和文化的任何经济改革或行政改革的风险了。面对着这样一种新态度，那些秉承东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不得不认识到：能够决定性地改变党和国家对社会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只能从下面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行。不过，任何足以探索这种可能性的途径，都受到各有关国家的社会环境的决定性的影响。在一些国家里，高压手段堵塞了建立一种多少能起作用的非官方领域的可能性，因而使政治说教不能添加任何新鲜语言，其后果要就是在缺乏任何热情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陈旧的概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属于这种类型），要就是撤退到一切持反对立场的人都能赞同的、像谈论人权问题这样一块再小不过的阵地上（捷克斯洛伐克的类型）。至于匈牙利的由上层谨小慎微地推行的现代化，虽然只限于经济方面，然而带来的结果却是保持了一种在相对上得到改进的法律框架，同时由于存在发展一种非官方领域（尽管它跟其他社会力量没有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一种主要是理论性质的讨论。最后在波兰，由于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的需要，从一开始就存一个发达的非官方领域，因此所开展的讨论主要是政治性和实践性的。在匈牙利，至少在开始的时候通过对社会活力的分析而发掘出来的结构改革的种种可能性，不断地受到一种行政的和经济的合理性的危机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来自上层的为应付这种局势而不断翻新的意图（“危机对策”）的影响；而在波兰，理论家们则倾向于抱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运动会在实践中探求其本身的社会形态的限度和弹性，这是一种跟实践哲学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看法。在匈牙利所进行的探讨其所以具有理论性质并使用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还应归诸于一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即布达佩斯卢卡奇学派的继续存在（至少直到1977年）所起的作用。这个集团跟西方新左派的各部分人的联系，使得在国际上有更多的讲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听众。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正是在这种国际交流中产生的，这种交流使这个学派几乎成为东欧唯一的接受法兰克福和斯塔恩贝格类型的“批判理论”的团体。在其他地方，只有波兰的社会学家斯坦尼斯基斯参与一种类似的事业，这个事业可以最一般地概括为试图围绕着博采自维贝尔、波拉尼、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体系的种种概念，去建立一种动态的社会理论，不过这种理论仍然保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模式特性。在上述这些基础上所采取的首要的步骤是：分析了苏维埃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再生产的新结构（基斯、本斯——“马尔克·拉科夫斯基”——马尔库斯）；分析了阶层的新形态（赫格杜斯、康拉德、斯泽兰尼）；分析了政治和思想制度（费尔、赫勒尔）；以及分析了各种社会运动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斯坦尼斯基斯）。尽管人们时而有可能从新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来预测波兰反对派的新政治成分（如斯泽兰尼、康拉德和赫格杜斯），然而更为普遍的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倾向于掩盖新社会运动中实际上是新的东西（如斯坦尼斯基斯，还有具有不同思想基础的巴罗）。在波兰，正当一个社会运动已经通过来自下层的创新而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进入现存制度的时刻，那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倾向于构造一种封闭的、几乎是没有改变的社会结构，以便显然能够顶住或兼并无论来自上层还是下层的改革因素（如拉科夫斯基、马尔库斯、费尔、赫勒尔、斯坦尼斯基斯等人的作品），就是试图制定一些具有极其僵硬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社会变革模式，其后果则是使所设想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技术统治阶段的胜利流于空想（如斯泽兰尼和康拉德的作品）。正是在波兰社会运动充分开展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这些理论问题，导致几乎普遍地采取后马克思主义来代替新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在匈牙利也是如此，尽管在那里事实上没有机会开展一种波兰式的运动。今天，总的说来，新马克思主义方法仍然为流亡国外的匈牙利的理论家（跟波兰的这类理论家相反）所遵循，当然他们的作品也是为了写给西方激进的读者看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大多数在国内持反对立场的重要理论家中占统治地位，前者有如莫德泽列夫斯基、米切尼克、库隆等人，后者有如基斯、本斯、瓦杰达等人（赫格杜斯和斯坦尼斯基斯这两个人看来是国内唯一不属于这种倾向的例外情况）。在哲学上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对最初由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提出的国家和市民社会问题进行再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从这个意义上看，后马克思主义是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的直接继续。在科拉科夫斯基的指引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倾向于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法来处理国家——市民社会这种两元性所固有的异化问题（也就是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民主的统一的问题），认为这种方法必不可免地会成为一种独裁主义的方法。为了取代这种方法，他们力求维护或重建沟通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中介制度，如法制、多元制和公开性（瓦杰达的主张）。因此，新社会运动可以被解释为市民社会的主动构成或自我构成的运动（库隆的观点），然而这种运动迄今却一直受极权主义国家的压制以至扼杀。后马克思主义者（科拉科夫斯基、库隆、米切尼克等）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都论述了建立公民社会的战略问题，它们本身既寄望于1980—1981年团结工会运动，又对这个运动作出了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人组织委员会的成就，它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后列宁主义的关系。然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几乎还没有开始应用，就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从哲学角度来看，拒绝采取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是如何言之有理，但却很少能够澄清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跟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的批判之间的关系。如果截然抛弃这种批判（如科拉科夫斯基所主张），那么理论家便大有替资本主义社会辩护之嫌；如果接受这种批判，至少是部分地接受也罢（如瓦杰达所主张），那么理论家便仍然要去设想出这样一种有关市民社会的可能方案，即这种市民社会不仅要摆脱独裁主义国家的束缚，而且要摆脱它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联系。事实上，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已经被1980—1981年的波兰运动创造性地提出来，然而即使在这方面，理论上的反映也落后于客观实践。最近，米切尼克在一篇从比亚洛莱卡监狱中偷送出来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了这种落后的状况。第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主义研究方法来说，也存在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拿关于社会运动的观点来看，这种观点几乎不可能恰当地说明现存制度的客观约束力及其自身所引起的困难，而这两者对于那些在不可能推翻所有东欧制度的条件下谋求改建市民社会的人们的活动领域来说，实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迄今为止，这样一个问题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结构的范围内，只是在对各东欧国家和苏联的不同社会独立性传统所作的历史探索中才涉及到，这种探索到东欧和苏联的制度设想为在中心地区是稳定的，而在某些边缘地区则有所不稳。但是，当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有助于克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主义偏见的时候，它本身跟社会变革的关系则主要具有追溯的性质（见“参考书目”(○,11)11）。单就这种研究方法而言，它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重要的防御性的反应，以应付对苏维埃社会中的记忆和传统的破坏。（孔德拉的见解）。然而，这种方法只有在把历史的和结构的方法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起它跟动态的社会理论的联系。近来，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瓦杰达）重新恢复了对结构主义分析的兴趣，而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斯泽兰尼）则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问题，这说明不管有多大的争论，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毕竟有着重要的联系，同时从这些倾向本身具有多元性来看，也说明东欧的精神生活有一些健康的成分。（AA）参考书目①R.巴罗：《东欧的抉择》，1978年英文版。②W.布鲁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1975年英文版。③Z.伊拉尔德和G.M.兹吉尔：《波兰——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社会》，1978年法文版。④安·赫格杜斯等：《匈牙利的新左派》（1974），1976年德文版。⑤L.科拉科夫斯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968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3卷。⑦G.康拉德和I.斯泽兰尼：《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⑧L.拉比兹编：《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文集》，1962年英文版。⑨M.拉科夫斯基《关于东欧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⑩F.斯尔尼茨基等编：《共产主义和东欧》，1979年英文版。⑪M.瓦杰达：《国家和社会主义》，1981年英文版。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steconomicsinJapan）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早是在本世纪初传入日本。日本社会民主党在1901年成立的当天就被取缔，尽管如此，它却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当时这种思想主要在学术界以外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当中起影响作用。《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日文译本是在1904年发表在该党的一份周刊上，而对《资本论》的节译介绍则发表于1907年，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日文书籍，力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加以介绍。这时候，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快就照搬进来的一系列欧洲（主要是德国）的思想和制度当中的一项。对于当时在日本经济结构中所进行的这种变革的特点，一直是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一个有若干争论的主题（详见下文），不过这种变革促使资本的扩张和外贸的增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这不仅是同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慢的增长率对比而言，而且甚至跟后来美国和德国的近代增长率相比，也是如此。跟这些比较老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同，日本的产业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直接由明治政府提供的基础之上，该政府负责建造现代的工厂、码头和矿山来出售，以便使日本的资本有能力跟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实行竞争，虽然这种做法要大大地依赖工业技术和技术知识的引进。接着就很快地引进了制度的结构，在这方面普鲁士所提供的宪政模式具有特殊的影响作用；根据这种模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力被一个行政机构紧紧地控制和限制着，而后者只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明治时代的宪政，其目的在于实行“现代化”而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权力转移，所以俾斯麦的德国给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在当时的社会思想和经济思想中，强调民族和历史发展特点的德国“历史学派”起着主导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对于具有强烈干预性质的日本国家来说，显然要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那种自由放任的政策更为适用，因此后者在各大学中很快就不受重视。这期间，日本自身通过1894—1895年对中国的战争和1904—1905年对俄国的战争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固然带来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一个贫困化的无产阶级的出现，何况还有一个在人口比例上大得多的农民阶级和农村失业者的拖累。俄国革命重新唤起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趣和支持，这无论在日本和欧洲都是如此。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党派、人民阵线、农工党派等，也都在这个时期成立。日本资本采取一种加紧实现垄断过程的办法来应付世界危机。作为今天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种特色的财阀集团，源自于日俄战争以后建立的卡特尔，然而金融资本则是在战争期间特别迅速地形成。虽然这些大商行的发展导致工会的迅速发展，然而城市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却仍然非常之差，同时在农村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在就业的工人人口中，几乎有一半受雇于农业和捕鱼业，而在工业制造业中还不到20%（见“参考书目”②，第16页）。在社会主义政党介入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提出普选权的要求和工会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思想便开始第一次进入大学。在新成立的经济系甚至在还没有正式建立经济系的大学里，往往都由那些在德国受过教育的教师担任教职，这些人一般都受大战前后在德国盛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速度，几乎可以跟日本资本的发展速度并驾齐驱。三卷本的《资本论》的第一个日文译本在20年代就已出版，而在1933年左右则以日文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该全集所附的索引，其详尽程度是其他文本所难以相比的。然而，30年代的严酷的政治迫害影响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失去了他们在大学里的职务，随着中日冲突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规模的逮捕和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校园外的任何发展。在大战以后，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体上是跟所有的政治运动脱离的；在政治运动内部，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而停滞不前。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却在大学经济系中占了优势，并且事实上曾经一度成为正统的学派。然而，随着跟美国的学术交流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的经济学也同样站住了脚。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即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两个主要学派，在人数上大致相等。这两个学派基本上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日本的多数大学里，基础的训练仍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两种成分，因此，跟西方有所不同，大多数日本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是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的。这就引起了某种有趣的折衷主义的发展，特别在数学运用的领域。数学的模式曾被越村信三郎运用来扩充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以对生产不平衡的危机进行思考（见“参考书目”④）；同时还被置盐运用来设计利润下降和产业后备军增长的趋势（见“参考书目”⑥、⑦）。森岛则以一种更为广泛的方式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纳入冯·诺伊曼的增长学说（见“参考书目”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把经济计量技术运用在他们的实验工作中。争论情况在本世纪20和30年代期间进行的关于日本经济的性质的争论，从政治含义上说，跟本世纪早些时候在俄国发生的争论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共产国际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动摇不定，即日本下一步的主要变革，究竟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呢？还是仍然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日本共产党终于在1932年采取了后一种观点，它认为明治维新没有给日本带来资本主义，日本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主义社会。这条路线的拥护者便以封建学派闻名，而其对立面则是劳农学派，采纳这一派的观点的是共产党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的左翼。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封建学派指出了日本国家的专制主义性质，认为这个国家并没有经过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过的那种改造。它断言，明治维新只不过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被安放到跟封建地主结成同盟的位置，而后者则在这种同盟保持其统治地位。在人数上占优势的贫困化的农业部门中继续存在主要以实物支付的高额地租这一事实，也支持了这一学派所坚持的意见，即认为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乃是在日本榨取剩余产品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劳农学派则把明治维新看作是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在这场革命以后在日本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剥削而不是封建主义剥削，他们还断言阶级结构已经随着农民的迅速无产阶级化而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场类似的争论竟在封建学派内部展开了。由于美国占领当局在战后所实施的土地改革，资本主义是否终于被带入日本？粟原认为，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实际上已被扫除，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正在农业中发展起来；它倒不如说，由于国家对农业的生产关系实行直接控制，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由上面强行加以实施。然而，正统的封建学派的理论家仍然反对这种观点，理由是：正如劳农学派的批评家所指出的，如果认为战后的土地改革已经从上面引进某种资本主义发展的话，那么，同时却断言明治政府不能在更早的时候这样做，这是自相矛盾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认为明治维新由于缺乏一种革命目标而不成其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只不过是一种由上面实行的改组罢了，那么，这种说法也应当适用于战后由一种占领势力所带来的那些变化。这些正统的封建学派理论家断言，占领后所实行的变革，事实上证实了他们所坚持的认为日本仍然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即日本仍然保持一种内在的半封建主义的结构，这种结构只不过是由美国帝国主义统治势力通过跟专制制度国家的合作来加以主宰罢了。于是，这样一种观点再一次成为他们关于在政治上必须优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据。但是，面对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本本身从50年代起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事实，这种理论观点失去了人们的支持。尽管如此，在日本共产党内修正主义倾向的发展，其根源便在于这种观点，而当这种观点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发展为接近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时，人们可以从中看到那种把一部分经济定性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描述的痕迹。另一方面，毫不奇怪，劳农学派的理论家们则把战后的土地改革分析为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私有制所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革，这种改革是针对大土地占有者的势力的。持这种观点的是社会党的左翼，该党坚持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实现日本民主化的下一阶段。在这种关于日本经济的性质、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的实质的争论中，有两个方面在当时的方法论的争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最终导致第三个集团即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宇野学派的发展。第一，导致封建学派把日本经济定性为封建主义经济的那些要素，被它们的批评者们视为可以作为描述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形式的基础，这便提出了关于一种生产方式的抽象特征和它的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以及这些关系在特殊经济中的特殊表现形式的问题。第二，正统派的（封建学派的）理论观点的动摇，反映了一个政党的理论观点的动摇，从而使经济理论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产生问题。于是，宇野弘藏便在196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中必须认识到下面这样三个有明确区别的层次：（1）原理源自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并且视情况的需要而发展。在这个层次上，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纯经济的运动规律可以制定出来。宇野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其所以利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英国经济作为他的主要例子，是因为当时这种经济正在发展成为一种纯资本主义经济的范例，所以能够从中抽象出那样一些基本的原理。然而，这些原理是任何实在的经济的某些方面所不能符合的抽象的东西。（2）下一个分析层次是发展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阶段论，正在通过不同的历史形式，经过不同的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才在全世界发生作用，并且产生了种种政策。宇野提出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商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占优势的是建立在毛纺工业基础上的英国商业资本；然后是自由主义阶段，占优势的是集中在棉纺工业的英国工业资本；最后是帝国主义阶段，这时候占优势的是建立在发展重工业基础上的德国、美国以及英国的财政资本。（3）第三是经验分析的层次，这个层次将考虑各特殊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而且适用于分析各个过渡时期，这时候需要对各种政治考虑和纯经济性质的考虑进行分析。宇野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整个时代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这时期由于内部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外部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政治对抗对政策所起的作用，因此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他认为对这三个分析层次作出一种明确的区分，就可以免于陷入正统理论所陷入的那种窘境，即感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符合《资本论》中所概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资本论》的分析是属于原理的层次，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则必须在经验的层次上加以分析，这样就能够鉴别出日本农业和阶级形成的特性。宇野学派还对价值和危机的理论（参看经济危机条目）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它在保持上面所概括介绍的那些应用方法的同时，还表现出一种不那么教条主义的健康倾向，而这种特点却是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具备的。宇野派的理论家跟日本的其他理论家的主要的分歧领域之一，是宇野所坚持的关于经济学可以脱离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而独立的观点。当然，该学派也以其本身的发展来证实这一点。尽管这个学派的一些追随者属于社会党的左翼，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学派，它的成员认为他们对社会改革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这种脱离运动的现象以及该学派对自身工作所作的种种限制，可能是上述各种层次的分析本身所包含的方法论上的脱节的内在反映。也许是过分狭隘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上，使它忽视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宇野把阶级斗争放到经验的、政治的层次上，然而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即阶级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在各种生产方式再生产的过程中所固有的东西，因此也可以说是在生产方式确立后（而不仅是在过渡时期）所固有的东西。宇野把诸如包含在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之中的资本主义矛盾，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而放在原理的层次进行分析，而其实这些矛盾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原因。在这方面，那些强调必须看到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规律的思想倾向，可能会在对世界经济的现状进行分析中取得更大的成果。（SH）参考书目①保罗·布尔克特：《评〈价值和危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集〉》，1983年英文版。②伊藤成：《价值和危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集》，1980年英文版。③S.H.金：《危机理论——对日本和欧洲若干新说法的评价》（此为博士论文，作于1982年，未发表，原文为英文。）④越村信三郎：《资本再生产和积累的理论》，1975年英文版。⑤森岛美智雄：《马克思的经济学》、1973年英文版。⑥置盐信雄：《有关马克思的理论的数学笔记》，1963年英文版。⑦同上作者：《有关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笔记》，1977年英文版。⑧托马斯·关根：《价值规律的必要性》，1980年英文版。⑨同上作者：《宇野理论——日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1975年英文版。⑩宇野弘藏：《政治经济学原理——关于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1964），1980年英文版。唯物主义（materialism）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唯物主义主张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或至少是决定于物质（唯物主义的比较普遍的形式是认为一切现实从本质上说是物质的，而它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则认为人类社会是物质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上，唯物主义通常是属于那种比较稀松的、不可简化的类型，然而它的概念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开。为了从一开始弄清一些术语的含义，我们制定了以下一些定义。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哲学唯物主义有别于历史唯物主义；而根据列宁的看法，哲学唯物主义则一般地有别于科学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包括：（1）本体论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存在单方面地决定于生物的（更一般地说是肉体的）存在，认为前者是从后者产生的；（2）认识论唯物主义，认为存在是独立的，承认至少某些科学思想对象的超事实活动；（3）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改造力量在社会方式的再生产和改造中具有构造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主要的因果关系是男人和女人的生产方式，他们的自然的（肉体的）存在的再生产和一般劳动过程的再生产。科学唯物主义的定义则决定于科学对现实（包括社会现实）的信念的（不断变化的）内容。所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包括一系列松散的（历史上变化的）实际信念和态度，即一种宇宙观（它可能包括诸如赞同科学的立场、无神论等）。本条目主要涉及哲学唯物主义，但是对于它跟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也略加考察。从哲学意义上看，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的主要含意是：①否认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从而否认其第一性；②在方法论上主张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以反对抽象的哲学思考；③由此产生的一种关于人类实践在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概念；④在人类历史中，强调劳动在改造自然和协调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意义；⑤强调自然对人的意义，而这是有变化的。在马克思的富有表现主义色彩的早期著作（特别是《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由于采纳了一种被理解为人种——人本主义的自然主义，马克思把人想象为在本质上跟自然是一致的；而在他的洋溢着技术的普罗米修斯精神的中、晚期著作中，则把人设想为在本质上跟自然相对立并主宰着自然；⑥始终信仰日常的、朴素的实在论，并且逐渐发展对科学的实在论的信仰，通过这种办法，马克思把人跟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对称的内在关系，因为人在本质上依附于自然，而自然则在本质上不依附于人。在这里，我们只能对③，即马克思的新的实践和转化的唯物主义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这种唯物主义必须依靠如下的观点来阐明，即人其所以区别于动物和动物的活动，是由于人具有双重的自由：摆脱本能的决定的自由和通过有计划的、预想好的方式来从事生产的自由。这一概念的一般特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精辟的表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个提纲有两个主题：一是揭露了传统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所具有的被动的、非历史的、个人主义的性质；二是弄清楚变革活动即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作用，对此，德国古典的唯心主义虽曾隐约地看到，但却以一种唯心主义的、异化的方式来表现它。卢卡奇首先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行批判的要旨，在于黑格尔把对象化和异化等同起来，从而把两者混淆。通过把对象化的现在的、具有历史特点的诸异化形式设想为一个绝对主体的自我异化的各阶段，黑格尔立即从推理上使它们改变形态并且排除了存在一种充分合乎人性的、非异化的人类对象化模式的可能性。然而，一旦把两者作了区分以后，马克思本人在对“对象性”及其同性物的运用中仍然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含义，堪称三倍于前。因此，弄清楚它们的含义，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至少要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做起。例如，该提纲的第一条包含着对（甲）事物的对象性或外在性和（乙）体现为主休的生产活动的对象化这两者进行区分的意思，但却没有明确地进行阐明；第六条则引申出（乙）和（丙）体现为社会形式的再生产或改造过程的对象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提纲的第一条责成马克思必须同时既保持事物不依存于思想这种唯物主义的洞察力，又保持把思想看作是活动这种唯心主义的洞察力，从而得以对（甲）和（乙）进行区分；用《大纲》导言的术语来说，就是对现实的对象和思想的对象进行区分；如果用现代科学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对不可及的认识对象和可及的认识——生产过程或活动进行区分。这种区分使我们可以弄清楚这样一个意思。即社会实践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自然科学的一种条件，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然而这种条件无论从本体论还是认识论上来看，都是社会领域中的结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意见是认为它不恰当地从不可及的领域中抽象出关于独立的现实的思想。而传统的唯物主义则是从可及的领域中抽象出人类活动在认识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提纲的第六条对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主的一切个人主义和本质论的社会理论展开批判，并且单单提出人的历史发展的社会性作为一把真正的钥匙，来探明费尔巴哈从人类学上进行解释的谬误的症结所在。这就引申出（乙）和（丙）之间的区别，即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和先前存在的、历史形成的社会形式的再生产和改造之间的区别；社会形式是人的活动的既定条件和媒介，然而它只能在这种活动中得到再生产和改造。由于不能够恰当地区分（甲）和（乙）这种已知对象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便既导致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又导致传统的唯物主义倾向。前者把（甲）归结为（乙），从卢卡奇和葛兰西直到科拉科夫斯基和施密特都有这种倾向；后者把（乙）归结为（甲），这是从恩格斯和列宁直到德拉·沃尔佩和当代“反映论”的倡导者的倾向。由于不能够恰当地区分（乙）和（丙）这种改造活动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或实践和结构的两重性），便既引起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唯意志论、自发论等后果，即把（丙）归结为（乙）（例如萨特），又引起决定论、物化、本质化等后果，即把（乙）归结为（丙）（例如阿尔都塞）。提纲的第九条和第十条鲜明地表述了马克思对于他的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之间区别的看法：“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9页）。传统的唯物主义的问题方面，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脱离历史的个人主义和普遍性。孤立的鲁宾逊式的人物，便又相互发生内在和外在的联系，并且跟他们共同的、顺乎自然的命运相关联。据马克思看来，这种概念引起了认识论的（参看认识论条目）以及实际上还有一般哲学的传统问题的出现。因为一种脱离物质实践的直观意识，它跟自己的本体、其他思维、外部客体以至它自己过去的状况的关系，都是成问题的。然而，无论是这些哲学问题还是引起这些问题的实践，都不能单纯靠一种理论的疗法来加以补救。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施蒂纳认为一个人只要从自己的脑袋里出几个主意，就可以消除产生这些主意的条件。针对这种见解，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恩格斯在他的晚期哲学著作中（特别是《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自然辩证法》）所制定的那种更富有宇宙性的唯物主义的样板，其重要性是很难加以夸大的。这种唯物主义不仅是造就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由于它的理论核心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辩证唯物主义，从而成为以后的大多数的争论围绕着它转动的轴心。恩格斯的这些论著充满了实证论和进化论的论题（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参看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条目），他主张以下两点：一是跟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对立，认为世界是各种过程的综合，而不是固定的和静止的事物；二是跟简化的唯物主义相对立，认为精神的形式和社会的形式都是不可简化的，而是从事物中出现的（事实上作为它的最高产物）。后来，列宁发表的那部有影响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其直接靶子则是针对当时已经在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如波格丹诺夫）中散布的马赫的实证主义概念。恩格斯和列宁都使用许多有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同概念（这些概念是作为互相排斥和完全彻底的范畴来处理的），而且经常谈到有关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定义，仿佛二者可以截然相等似的。然而，仅仅是事物不依存于人的思想这一点，并不能从原因上导致它在存在中居于第一位；因为这一点也是可以跟柏拉图、阿奎那、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并行不悖的。当然，也有可能认为在上述的（1）和（2）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思想源自于事物的话，那么达尔文主义对认识的可能性的解释是讲得通的；反过来说，一种完整的和严谨的实在论也会产生这样一种关于人的概念，即把人看作是棲身于一个过分延伸的自然之中的一种自然原因的承担者，但是，不论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令人满意地说明这种联系。恩格斯所主要强调的无疑是本体论方面，而列宁则在认识论方面。我们也许可以用下面这两段话来表达这种见解：自然界先于并且在原因上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思想和意识而存在，而不是相反。（恩格斯）可知的世界不依赖于任何（有限的和无限的）思想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列宁）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对怀疑论从实践上进行驳斥。沿着一条其中包括约翰逊博士、休谟、黑格尔等人所偏爱的思想线索追索下去，恩格斯断言：从断然拒绝相信关于一种独立的现实（它在这样或那样的描述下已成为可知的）的某种观念这个意义上说，怀疑论是站不住的，是不严肃的。虽然它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但却不断被实践特别是“实验和工业”证明是虚假的或矛盾的（这包括，恩格斯满可以补充说——正如后来葛兰西在他的关于理论上隐含的意识的观念中所表明——，怀疑论者本人的言论实践）。“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然而，在恩格斯那里，存在着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概念和科学上的形而上学之间的一种普遍的紧张关系；而在列宁那里，则明确地承认哲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一般科学来说，具有一种相对自主的、洛克式的或充当下手的作用。这就随之产生了以下各点：（Ⅰ）明确地区分了作为哲学范畴和作为科学概念的实物；（Ⅱ）在他的关于党性的学说中强调了哲学干预的实践性和利益性；（Ⅲ）通过区分“相对的”和“绝对的”真理来试图把科学变革跟进步思想协调起来，并且以一种规范的方式来分别对抗教条主义和怀疑论。把自然辩证法跟一种反映论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的标志。而这两者却都被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这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著中所否定，他还认为两者是不可调和的。葛兰西甚至走得更远，他在结合一种普遍的内在主观性来重新给对象性下定义时，认为它在历史上象渐近线那样地临近，但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最终实现，他宣称：“人们忘记了对于这种情况（指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把重音放在第一个词‘历史’上，而不是放在第二个词上，因为它具有形而上学的来源。实践的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思想的绝对世俗化和尘世化，是绝对的历史人本主义”（见“参考书目”②，第465页）。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动机抱有好感。而对唯物主义则怀有敌意。例如，萨特就认为：“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唯物主义能够（对自由）作出解释”（见“参考书目”④，第237页），这种说法确切地反映了人本主义——历史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宣扬它自己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纯属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如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所宣扬的；同时，如果是涉及本体论的题目的话，例如蒂姆帕纳罗对自然特别是生物学的“基础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所作的重要的再强调，那么他们的探讨则往往被本体论中的一种非反映性的经验主义所损害。在对唯物主义进行的任何探讨中，都潜在着关于物质的定义这一难题。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来看，它局限于社会领域（当然也包括自然科学），在那里，“物质”是从“社会实践”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因此没有引起特别的困难。但是从恩格斯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具有更多的全球性的要求，于是困难也就出现了：如果把物质的东西仅仅看作是一种持久地占据着空间、并且能够从感觉上辩认和再辩的东西，那末许多科学知识的对象，尽管它们从属性上说是依赖于物质的事物的，但却显然成为非物质的了。很清楚，如果人们把科学的本体论和哲学的本体论两者加以区分的话，那么诸如此类的考虑——正如列宁所认识到的那样——就无须否定哲学的唯物主义。不过，这种唯物主义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某些唯物主义者赞成这样一种想法，即世界是可以通过科学来彻底地认识的。但这又有什么根据呢？这样一种认识上的凯旋主义，看起来倒像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构想，从而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想法。另一方面，一种比较淡薄的设想是，任何可以认识的东西必须通过科学来认识，这如果不是赘言的话，也只不过是在特殊的领域中把唯物主义的真理搬到自然主义的可行性上。由于诸如此类的理由，人们可能更倾向于把唯物主义看作是采取一种立场，一种实践的方针，而不是一套半描述性的命题，并且更为具体地把它看作：①一系列的否定，这大体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张，例如在有关上帝的存在、灵魂、形式、理想、义务、绝对等等，或者是关于科学的不可能性（或下等的地位）和尘世的欢乐等等；②这些否定的不可缺少的依据，对它们进行科学解释的义务，即说明它们是虚假的或不合适的意识或思想意识的类型。然而，这样一种方针既事先要求对科学等方面进行某种实证主义的解释，又在必须合乎规范地论证自身这种要求面前基本上处于易受攻击的状态。事实上，论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和科学性的解释，可能要比论证唯物主义自身来得容易；也许只有对唯物主义进行这样一种特殊的阐明和捍卫，才符合马克思对那种被想像为现实的抽象思维所进行的批判的精神（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卢卡奇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从特点上说，是把马克思的前提用来对抗恩格斯的结论。然而，从当代现实主义的科学改造的观点来看，在上述两者经过提炼的形式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作为对自然进行实际调查的一种科学概念，需要一种非人类中心的本体论，后者具有各种独立存在和超事实效应的真实结构、机制、关系和领域。此外，这种超验的现实主义甚至能够从精神上而不是从文字上维护恩格斯关于“两大阵营的命题”，理由是：①它既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实在论；又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概念实在论；②精确地指出它们的共同错误在于把存在归结为人的属性——经验或理性——这两种“认识上的谬论”；③揭示了它们在体系上的互相依赖。在认识论上，客观唯心主义需要以主观唯心主义的物化事实为前提；在本体论上，主观唯心主义则需要以客观唯心主义的被设想为现实的观念为前提；因此，在分别检验它们的精巧的结构的时候，它们看起来可能都会有表里不一的两面：经验上的肯定和概念上的真理。历史的调查还给恩格斯的如下观点提供某些根据：从围绕着科学认识的变革的斗争的角度来看，更广泛地说，从围绕社会生活变革的斗争的角度来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作为辩证的对立面而联系在一起的。最后，还应当提到，对唯物主义所作的超验的现实主义的阐明，是跟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出现的自然主义方针相一致的。最后这种考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进行两方面的论战：既反对唯心主义，又反对庸俗的、简化的或“非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和恩格斯所指的机械唯物主义。而为了对唯心主义所特地赞赏的某些主观事物进行一种令人满意的“唯物主义的”阐明或批判的这种打算，便往往导致人们在实践中作出一种典型的“唯物主义的”反应，也就是力求防止简化论（例如，把哲学归结为科学，把社会或思想归结为自然，把普遍性归结为特殊性，把理论归结为经验，以及把人的代表力量或意识归结为社会结构等），同时避免回到会使唯心主义十分满意的二元论上。这样一来，通常又有必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观点上的交锋：既要反对各种各样的“客观主义”，例如形而上学、唯科学主义、教条主义、宿命论以及物化；又要反对跟它们在形式上是对立的而实际却是相辅相成的各式各样的“主观主义”，诸如实证论、不可知论、怀疑论、个人主义以及唯意志论等等。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要在上述这些在历史上形成的两个方面寻找一条中间途径，或是单纯按照黑格尔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综合，那就错了；我们倒不如说，它在对这些旧的对抗性共生体所共有的疑难——包括它们的错误和偏见——进行改造的同时，却从一个新的据点上突出了批判的内容。我们在一开头就说明，从（1）—（3）中，没有一项能够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它是人们会从一种哲学观点和一种经验性的科学之间的关系中看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根源于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即要求以一种科学的、现实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前提，同时包含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的制定之中。在这里，我们只能对前一个论点作进一步的评价。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惯于借助接近生物学的考虑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中说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总之，马克思主义者所主要考虑的只不过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即技术方面，从而描绘了人类支配自然的方式，但实际上却忽略了——可以这样说，——自然反过来支配人类的方式（这在生态学、社会生物学等学科中都作了推测研究）。（RB）参考书目①罗依·巴斯卡尔：《辩证法、唯物主义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②安·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③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1962年英文版。④J.P.萨特：《唯物主义和革命》，载《文学和哲学论文集》，1962年英文版。⑤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1962），1971年英文版。⑥S.蒂姆帕纳罗：《论唯物主义》，1976年英文版。⑦G.韦特：《辩证唯物主义》（1952），1958年英文版。⑧R.威廉斯：《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1980年英文版。物质（matter）参看唯物主义条目。生产资料（meansofproduction）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机械唯物主义（machanicalmaterialism）参看唯物主义条目。中介（mediation）辩证法的一个中心范畴。从字义上讲，它指的是通过某种中间手段来确立各种联系。中介本身突出地反映在认识论（参看认识论条目）和一般逻辑学上，它一方面涉及直接的或间接的认识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涉及推理或间接推理的问题。因此，认识的不同形式和多样性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和形式上的程序来加以确定，然而对它们的解释和论证则必须通过对存在的研究，而不是在它们本身的分类和规定效验这种框架中进行某种循环的引证。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中介要求有一种质的差别的意义；这种辩证法拒绝授予任何传统的哲学派系以自主权，而且把它们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从过去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承袭下来的，在特殊的意义上——例如“中间”或“手段”——还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承袭下来的“中介”问题）看作是对社会存在（包含其客观决定因素、内部联系以及复杂中介构成的总体）进行不适当的研究的不可分割部分。在最早提出中介的概念的人当中，亚里士多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道德所下的定义是“一种手段，因为它的目的旨在一种中间的东西”，同时他还坚持认为他的这一关键术语具有社会—人文的特征：“在对象的中间，我指的是来自每一极端的等距离的东西；它是一个东西，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跟我们相对的中间，我指的是不太多也不太少的东西，而这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见“参考书目”①，第37—38页）。在认识论中，问题表现为在进行认识的主体和他的认识所及的世界之间的中介的必要性，也就是有必要“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由此可见，在表明什么东西可以被认识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来保证其成功地实现方面，人的“实践”概念这一作为意识和对象之间的真正媒介，具有越益重要的意义。所以，远在歌德能够说出“实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介”之前（在一篇以这一论断为标题的文章里），维科就曾这样说道：“奇怪的是，哲学家们竟竭尽全力去研究自然，而自然由于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了解它；可是他们同时却忽略了对各民族世界即文明世界的研究，而这种世界由于是人创造的，人却是能够了解它的”（见“参考书目”④，第53页）。跟这种积累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哲学传统进行联系时，马克思否定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片面的权宜性和它的狭隘的实践概念，即“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在批判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中介概念的运用时，马克思指出他是通过一些虚构的“极端”来表现一种互相妥协的社会，这些极端“忽而起着极端作用、忽而起着居间者的作用”，因此，“每个极端忽而是对立面的狮子，忽而是中介的史纳格”，尽管事实上“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4页）。不过，他也承认黑格尔的开创性的成就，即抓住“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根据同样的精神，马克思指出劳动（或“工业”）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中介，从而鉴别出在“自我中介的自然存在物”的生产活动中人类自我构成的主要条件。然而，对于黑格尔来说，外化的活动中介跟“异化”是同义语；而马克思则突出了具有历史特点的、可以超越的第二层次的中介——货币、交换和私有制（它们附着在生产活动之上），指出它们应对生产的自我中介的异化转变负责（参看异化条目）。同样地，“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则通过这样的事实得到解释，即使用价值的生产，不得不根据一整套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的要求，被交换价值的生产所中介并从属于后者（参看商品拜物教条目）。列宁特别强调中介的动态转化功能，他指出：“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对立面？）”的过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85、191页）。他也同样注意强调指出在黑格尔的推理中所强调的逻辑的格的实践基础。对黑格尔说来，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这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逻辑的格把人的实践当做它自己的异在（=绝对唯心主义），相反地，人的实践经过千百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第一个前提：善的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第二个前提。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观的东西）。第三个前提就是结论：“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对主观观念的检验，客观真理的标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86页）。在这里，如同在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著作中一样，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通过从中介角度集中强调实践活动及其必要的工具性（参看实践条目）来加以阐明的。中介的其他重要方面还涉及否定以及“具体中介”同“具体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IM）参考书目①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基伦理学》，1954年英文版。②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1916），1961年英文版。中译文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81—257页。③乔治·卢卡奇：《赫斯·莫泽斯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载《政治论文集》（1919—1929），1972年英文版。④卓安巴蒂斯塔·维科：《新科学》（1744），1938年英文版。梅林，弗兰茨（Mehring，Franz）1846年2月27日生于波美拉尼亚的施拉维，1919年1月28日在柏林逝世。梅林早年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对俾斯麦的帝国政策进行抨击，但是从1890年起便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时他作为《莱比锡人民报》的编辑跟社会民主党（SPD）的左翼发生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激烈地谴责社会民主党跟政府合作的政策，跟罗萨·卢森堡一道筹建斯巴达克团，并在这个基础上于1917年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成为该党的领导成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1919年1月遇害的消息，加速了他的去世。梅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1898），广泛地考察了19世纪德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他的《马克思传》是第一部全面介绍马克思生平的传记，在该书的引人注目的内容中，包括为拉萨尔和巴枯宁进行客观辩护，不同意马克思对他们的某些批评。他的最杰出的著作《莱辛传奇》（1893），有助于建立起在文学和思想史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时他还在有关当代文学的论文中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在他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论述中（例如《莱辛传奇》的附录），他倾向于采用一种比较粗糙的“简化论”的方法，这招致恩格斯的含蓄的批评（见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梅林的信）。恩格斯指出了“被忽略的一点”，也就是承认马克思和他（恩格斯）曾把重点放在从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来的思想观念，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1页）。（TBB）参考书目①弗兰茨·梅林：《莱辛传奇》（1893），1938年德文版。②同上作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1898年德文版。③同上作者：《卡尔·马克思传》（1918），1936年英文版。孟什维克派（Mensheviks）这是从1903年到1912年期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一种派别，从1912年起则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列宁的支持者和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分裂，前者主张把“个人参加一个党组织”作为党员的一个条件，而后者则主张实行一种比较松散的办法。前者所坚持的是建立一个比较有纪律和集中的党，他们在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中取得多数，因而以布尔什维克派（多数派）闻名，而后者则被称为孟什维克派（少数派），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比较广泛的政党。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推动下，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看布尔什维主义条目）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分歧涉及阶级领导权的性质、同盟者以及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等问题。布尔什维克派主张这场革命应当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主要联合农民来进行；而大多数的孟什维克派则认为这场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主张跟自由派结成联盟。孟什维克派还不同意布尔什维克派关于工人阶级参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的想法，断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工人政党应当起“极端的革命反对派”的作用。在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他们所设想的是一种以西欧模式为基础的图式，即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觉悟会随着生产力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而逐渐发展，从而为最终进入社会主义创建客观的和主观的基础。1905年革命期间，孟什维克派曾在苏维埃起过重要的作用，革命失败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脱离了俄国的地下党组织，并集中精力从事建立合法的前沿组织。这导致列宁从1908年起谴责孟什维克派对非法党所采取的“取消主义”；1912年，布尔什维克派决定自己组织一个独立的政党。然而，在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努力之下，在俄国却建立起一个孟什维克派的非法组织的网络，称为“创议集团”。在1914年，大多数孟什维克派采取一种国际主义的立场，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但该党的右翼则支持“保卫祖国”和协约国反对德国的战争。然而，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在苏维埃中居领导地位的大多数孟什维克派，却在“革命护国主义”的口号下起来支持战争。在这方面，他们遭到了党的左翼，即由马尔托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反对；马尔托夫还强烈谴责党在1917年5月作出的决议，这个决议要使该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联合内阁中充当小伙伴的角色。从1917年6月到11月，孟什维克这个四分五裂的政党，无论在苏维埃还是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快地在布尔什维克派面前节节败退。在11月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他们只得到3%的票数，而布尔什维克派却赢得24%的票数。孟什维克派一致谴责1917年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变。而在一年以后，该党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多数派修正了他们对苏维埃政府的态度，并在内战中给予它以关键性的支持。这一立场受到孟什维克右翼少数派的谴责，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参加了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反苏维埃的政府。尽管经常有被取缔之虞，孟什维克派仍继续作为一个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直到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他们欢迎这个叛乱，但没有参与组织它），这次叛乱实际上导致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党派的取缔。一些主要的孟什维克党人被允许侨居西方国家，他们在那里发行了一份孟什维克派的报纸——《社会主义信使报》，直到1965年（参看列宁主义，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条目）。（MJ）参考书目①阿伯拉罕·阿舍尔编：《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和孟什维主义的发展》，1976年英文版。②爱得华·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1950），1966年英文版。③艾萨克·多伊切：《孟什维克派》，载《历史的讽刺》（1964），1966年英文版。④伊斯列尔·盖茨勒：《马尔托夫——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传记》，1967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孟什维克派》，1976年英文版。⑥列奥波特·海姆逊：《孟什维克——从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74），1976年英文版。⑦大卫·莱恩：《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1969），1975年英文版。⑧尤·奥·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合著：《俄国社会民主党史》，1962年德文版。⑨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1904），1978年英文版。⑩维多里奥·斯特拉达：《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1905年俄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载E.J.霍布斯鲍姆等编《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商业资本（merchantcapital）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由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即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劳动力可以买卖）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形式的存在。这就是说，资本主义不仅牵涉到货币交换，而且还包括资本对生产过程的统治。资本的生命周期包括三个连续的循环阶段：M-C…P…C＇—M＇。第一个阶段是货币资本转变为生产资本（M—C，即以货币交换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并由财政资本加以中介。第二个阶段（生产领域）是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物质转变，从而出现一系列新的商品（C…P…C＇）；这个阶段是由工业资本来控制的。最后，第三个阶段是商品或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也就是把商品销售出去；这个阶段就是商业资本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出现在原始积累的过程（即自由工资劳动力的产生）之前，不过当时产品确实已经进入了货币交换。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有些混乱，特别是在有关依附理论的论著中（见“参看书目”③、⑤）；而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则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时代是跟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相一致的（见“参看书目”①）。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社会里，商业也曾在存在某种形式的资本的地方得到发展，然而当时并不存在作为资本的发展基础的基本社会关系。商业资本可以用M—C—M这一循环来说明，在这一循环中，生产过程是不包括在内的，资本是纯粹处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买卖领域之中。关于商业资本的社会形态的转变中所起的作用，是有若干争论的。有些人（特别是恩格斯）认为，商业资本是资本主义藉以取代封建主义的手段。然而，马克思则明确地认为商业资本“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这个方法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他还断言商业资本不仅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反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把它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资本论》第3卷，第366、374页）。根据这些论断，有些作者认为：目前一些落后国家的不发达的状况，乃是欧洲殖民主义时期（1500—1850）商业资本对这些国家的不良影响的反映。特别还有人认为：商业资本跟当地的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最反动的分子实行勾结，从而增强了他们的实力，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见“参考书目”④、②）。这种论断是跟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的争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我们可以遇到商业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但这样一个术语的含义是不确切的。我们在上面提到，商业资本从定义上说是跟生产领域相脱离的，而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由生产从中进行组织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因此，商业资本不能够决定社会的基本性质，它是附加在社会之上，而这些社会的基本性质并不受它决定。商业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确定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它倒不如说是操纵产品对货币的交换的一种机制。（JW）参考书目①R.布伦纳：《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斯密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②伊丽莎白·多尔和约翰·威克斯合著：《国际交换与落后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③A.G.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1969年英文版。④G.凯：《发达与不发达——马克思主义的分析》，1975年英文版。⑤I.华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79年英文版。中等阶级（middleclass）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中等阶级”这个术语，但它们的含义并不总是首尾一贯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中写道：“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中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0页）。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他在描述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内部的发展时，也重复了这种用法。然而，马克思则把这个术语更多地用在“小资产阶级”这个意义上，来表明处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或阶层。在《剩余价值学说》中，他曾两次公开提到中等阶级的规模的不断扩大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参看阶级条目）。但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对中等阶级的不同成分进行系统的区分，特别是没有对“老的中等阶级”和“新的中等阶级”进行区分。前者包括小生产者、手工业工人、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们、小农场主和农民；后者则包括职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教师、政府官员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注意到中等阶级的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分析了中等阶级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它跟法西斯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把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中的一种保守成分来看待，或者看作是跟工人贵族一道形成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改良主义的成分（参看1850年的《新莱茵报评论》）；而在20世纪20和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它看作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但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也还出现了人所周知的“中等阶级激进主义”的现象，因此，在对中等阶级的政治态度进行分析时，如果不对组成该阶级的各种各样的集团进行区分的话，那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这些集团包括：店主，小生产者，高收入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这个集团正并入资产阶级），低薪资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职员等等。甚至把这些五花八门的集团进行区分以后，仍然难以在例如对“上层”和“下层”中等阶级之间进行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而这种分类也许能够充分地解释不同的政治倾向。事实上，后者看来受到各种文化因素和特殊的政治条件的强烈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是中等阶级的人数的增长，这个方面甚至受到了人们更大的注意。伯恩施坦在1889年就提出了“中等阶级没有消失”这个事实，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修正的主要依据之一（他并非毫无道理地断言，关于阶级两极分化的正统观点，所要求的正是中等阶级的消失）。后来，伦纳则又作出关于“服务阶级”人数的大量增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论断（见“参考书目”⑤）。新近试图对中等阶级下定义并划清该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界线的人，是普兰查斯（见“参考书目”④），他在这方面使用了两条标准：一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他对生产性工人所下的定义是那些生产剩余价值和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二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使用这样两条标准所带来的结果，——正如莱特所指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变得很小，中等阶级变得很大（见“参考书目”⑤）。这就给工人阶级运动的前途提出了一个问题，而普兰查斯并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布拉维尔曼）则在他们的分析中采取了截然对立的方针，他们或是认为中等阶级由于办公室工作的机械化和“丧失技能”而呈无产阶级化（见“参考书目”②），或是认为在公共服务部门和私营企业中工作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和专业技术工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该阶级在本世纪6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法国）的社会运动中已经显示出它的激进的力量（见马勒：《新工人阶级》，1975年英文版）。中等阶级无产阶级化的论点，是跟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论点截然相对的。提出后一种论点的主要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但也还可以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找到某种变相的提法。对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最后只能根据政治态度和组织的发展情况来作出判断。问题在于工人阶级政党事实上能否吸引无论在“丧失技能”意义上的还是在对待大公司和国家的态度上形成一个新工人阶级的意义上已呈无产阶级化的那部分中等阶级，或是说“中派”的政党能够发展成为代表中等阶级的特殊利益的实体。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必须涉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种现实的倾向，一方面要注意到中等阶级还缺乏同一性以及在该阶级所特有的、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强烈表现的政治观点的动摇性，另一方面则要注意到它的社会地位的某些明确的特点——它的市场地位和从它的社会地位考虑出发所起的影响作用，这是麦克斯·维贝尔在反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时所特别加以强调的（参看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条目）。（TBB）参考书目①尼古拉斯·阿伯克朗比和约翰·尤里合著：《资本、劳动和中等阶级》，1983年英文版。②哈利·布拉维尔曼：《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年英文版。③马丁·尼古劳斯：《马克思著作中的无产阶级和中等阶级》，1967年英文版。④尼古斯·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英文版。⑤卡尔·伦纳：《服务阶级》（1953），1978年英文版。⑥P.沃克编：《资本与劳动之间》，1980年英文版。⑦艾里克·奥林·莱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8年英文版。生产方式（modeofproduction）马克思并没有从任何单纯的、一贯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一术语。不过，这个术语从马克思使用以后起，却被制定为一种对历史进行系统的说明的核心要素，即认为历史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组成的一个连续的过程（参看历史唯物主义；发展阶段条目）。在这种说明中，各个历史时代（或是这些时代的理论特征）被看作是由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而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所代替则是由革命决定的。这种说明在第二国际时期的“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是很普遍的，（参看经济主义；几个国际条目）并且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被重新提出，作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正确的理解。这样一来，它就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参看辩证唯物主义条目），成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官方解释。至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其权威出处则见于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根据这种观点，辩证法便包含两种因素的平行发展。生产力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它们的内在矛盾才表现出来（详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这种观点导致对革命过程的一种决定论的看法：当生产力超过生产关系时，革命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然而，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的成功和在先进的德国的失败，除了说明其他的问题以外，还说明了意识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表明那种决定论的说法是有些毛病的。生产方式并不像马克思所提示的那样，通过直接的、自动的方式来制约上层建筑，因此，生产方式的崩溃看起来也不像是一种可以一刀切的东西。在这方面有种种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上层建筑制约了在基础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思想的和政治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因素，从而促成或阻碍生产方式的转变（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论条目）。阿尔都塞（特别是他在他和埃蒂耶纳·巴里巴尔合著的《阅读〈资本论〉》一书中）试图在仍然把生产方式作为中心概念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阿尔都塞不同意基础制约着上层建筑这种观念，并以下面这种看法来取代它：他把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这些层次看作是构成特殊的实践的层次，而所有的层次结合在一起则构成一个结构的总体，一种社会形态。这样，决定论的观念便被结构主义的因果关系所取代（参看结构主义条目）。在这里，生产方式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因为它是经济的层次，它制约着其他各种不同的层次，所以它便在有着内在联系的结构总体内占着“主导”地位。经济规定了种种限度，在这种限度内其他各种层次只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是由于经济给这些非经济的层次规定了为生产方式再生产所必要的职能。根据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的规定，生产方式是由两套关系或“联系”构成的：“对自然的真正的利用的联系”和“对产品的占有的关系”（见“参考书目”①，词汇表）。这两套关系据说是跟马克思通过“两个不可分离的要素”来对整个生产进行说明相一致的。“这两个不可分离的要素是：劳动过程……和决定这一劳动过程的社会生产关系”（同上）。但这种说法的麻烦之处，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见“参考书目”③），在于它立即把不可分离的东西给分离开来了。因为劳动过程本身被看作是某种历史的东西，而社会关系则被集中在产品的占有的范围内，也就是仅仅被集中在财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范围内。阿尔都塞通过先验地赋予一些界限和范畴以特性（而我们则必须在这种界限和范畴内寻找社会的特性）来使它们实体化。从而得以使生产本身实体化。然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思想所进行的基本批判则是，这种思想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说成是持久不变的。由此可见，尽管阿尔都塞跟原先的粗糙的经济决定论的形式实行决裂，否定了它的简化论，但是他对经济基础的理解基本上跟生产方式的概念没有多大区别。在他所假设的那种新关系中，非经济层次的相对自主性决定于这些层次对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的必要性，这就造成了对生产条件的阐明和对这些条件得以再生产的条件的阐明之间的脱节。这种情况被人们批评为缺少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关过程和辩证法的基本思想（见“参考书目”⑥）。另一种同样旨在否定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研究方法，是通过重新制定和扩大这些国际的有关生产方式的概念来确立的，这种替代方法主要是由于对马克思本人有关劳动过程的著作发生兴趣而产生的，这一情况受到了当时一份鲜为人知的手稿的英文本（1976年发表）的推动。这份题为“生产的直接过程的结果”的手稿，原是打算作为《资本论》第1卷第6章而写的。马克思本人在这一章以外对于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用法，结合阿尔都塞的两分法来看，肯定具有模棱两可的含意。在一些场合下，这一术语用来确定经济过程的类型，基本上是生产中的人和支配剩余产品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上面引用的序言中所说的）。在另一些场合下，它的含意看起来则要狭隘得多，例如在第1卷的“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中，把单个工业部门的机械化，如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气织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器的采用，都说成是在各自部门中“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在上述的手稿中，在意义上的衔接则比较清楚。由于对劳动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包含在资本之下作了区分，马克思也就区分了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所藉以进行的形式上的条件（“辩证唯物主义”和阿尔都塞的定义）和这些形式所导致的并藉以进行自身再生产的现实的生产条件。因此，尽管前者可以从形式上确定生产方式，但是它的再生产只能在后者进行；其结果是，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基础来对社会的其余部分实行影响的途径，决定于现实的条件，即生产方式能够进行再生产的条件。阿尔都塞把非经济的层次归结为起再生产的作用，从而既重新建立起他所要避免的简化论，又把生产方式的概念弄得贫乏到只剩下形式的、非历史主义的躯壳的地步。这正是他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见“参考书目”②、⑥、③）。所有争论的各方都乐意接受马克思下面这段经常被引用的话，作为“生产方式”的可行的定义（不过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恰巧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891—892页）。争论关系到对这段话的精确的解释。争论各方都同意最重要的问题是剩余劳动如何产生和它如何被使用，因为正是剩余劳动的生产促使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分歧则在于：究竟在什么程度上经济可以被先验地确定，以及从形式上跟其他的“层次”相区别。还有，决定是否意味着各个分立的实体相互间在起作用，甚至这些实体在结构上是互相联系于一个总体之中也罢，还是说，它意味着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的各种内在关系的内在发展。（SH）参考书目①L.阿尔都塞和E.巴里巴尔合著：《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②J.巴纳吉：《唯物史观中的生产方式》，1977年英文版。③S.克拉克：《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载《单向度的马克思主义》一书，1980年英文版。④S.克拉克等著：《单向度的马克思主义》，1980年英文版。⑤L.科莱蒂：《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载《从卢梭到列宁》一书，1972年英文版。⑥A.格鲁斯曼：《一种心领神会的结构主义》，1972年英文版。⑦约·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英文版。货币（money）货币是价值的一般等价形态，是商品的价值作为纯粹交换价值来出现的形式。价值的货币形态，是通过交换来组织的商品生产形式所固有的。在交换中，一定数量的商品，例如20码麻布，相等于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例如1件上衣。在这种等价交换中，上衣衡量出麻布的价值，麻布是上衣的相对的价值，而上衣是麻布的等价物。这种简单的价值关系可以扩大为使20码麻布相当于一定数量的跟它等价的任何一种其他商品：它可以等于1件上衣，10磅茶叶，40磅咖啡，或2盎司黄金。在这种扩大的价值形态中，每一种商品都起等价物的作用。扩大的价值形态可以转变为价值的一般等价形态，在这种形态中，一种商品被看作是可以随时衡量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尺度。在上述的例子中，如果把麻布当作一般等价物，那么它就可以衡量出1件上衣，10磅茶叶，2盎司黄金，以及其他商品的价值。从原则上说，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中所说的numéraire（铸币），就是一般商品等价物的一个特殊事例。货币是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一般等价物，一种在社会现实中出现的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它排除了其他一切商品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从原则上说，任何一种生产出来的商品都可以当作货币使用。马克思通常把黄金作为货币一商品来看待，他认为由于黄金具有耐久、均匀、可分割等自然属性，使它特别适合于担当起纯粹的交换价值尺度的职能。可见，价值的货币形态是潜伏在商品生产形态之中并直接从后者产生的。认为发展完善的交换关系可以不用货币而存在的那种“纯粹物物交换经济”的概念，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是找不到容身之处的。任何地方只要出现商品生产的形态，作为价值形态的货币就会发展，甚至在许多交易不用货币作为买卖媒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货币的最基本的属性是它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在起这种作用时，一般等价物并不需要具体出现，因为一种商品的价格可以用黄金来表现，但并不真正地需要用黄金来交换它。一旦一种商品作为社会所接受的一般等价物出现，那么这种货币—商品的一定数量便作为价格标准来使用，并且具有特殊的名称，如镑、元、法郎、马克、比索以及其他等等。国家可以在调节和控制价格标准方面起作用，正如它在调节惯用的度量衡标准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由于货币商品是一种生产出来的商品，它的价值也像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受同样的规律的制约。如果我们抽象地来看，把所有可能使商品交换的系数跟它们所包含的抽象劳动的系数发生差异的因素排除在外，那么，包含一个小时的抽象劳动的货币商品量，将购买同样包含一个小时的抽象劳动的其他任何商品量。货币商品的价值，如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不断地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虽然国家能够对价格标准实行调节，也就是调节包含在镑、元和任何货币单位中的含金量，但它却不能调节货币商品（黄金）的价值本身。货币商品一旦出现，它便开始起除了作为价值尺度以外的其他各种作用：作为流通的手段，作为价值贮藏的手段，作为支付的手段，以及作为世界货币。在作为流通手段时，货币起商品交换的媒介的作用。交换的形式是，先是售出商品以换取货币，接着再用货币购买另一种商品（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用C—M—C这一公式来表述）。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定的时间内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来使一定数量的商品得到流通。这一数量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货币商品的价值（这两者一道决定流通的商品量的货币价格），同时还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即在这期间每一笔货币所能参加的交易的次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些因素决定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至于这些货币是通过什么机制来供应的，这属于另一个研究课题。正是这个基本点上，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跟“货币数量论”迥然不同，后者认为商品的价格应当上涨或降落，以便使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跟事先确定的现有货币量保持平衡。由于货币只是短暂地出现在商品流通中，所以货币商品便有可能用标记或符号来代替，只要这些标记或符号事实上能够凭它们的面值来兑换成货币商品。因此，一些金属含量少于它们的面值的小额铸币，还有本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银行券，都可以取代黄金进行流通。一种不同的情况是由国家发行的纸币，国家对这种纸币不保证按其面值兑换成黄金。马克思在分析这种现象时，是从设想黄金继续跟国家纸币一道起货币的职能的作用出发的。这种国家纸币将代替黄金进行流通，但是如果国家发行的这种纸币超过流通的需要量时，那么这种纸币在市场交易中将相对于黄金的比价而贬值，直到它的黄金价值恰好足以满足流通的需求为止。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国家纸币所反映的商品价值，便按这种纸币发行量的比例而趋于上涨，然而形成这种变化的机制，却是这种纸币的价值在市场上相对于黄金的价值而下降。这时商品的黄金价格仍然由生产黄金和其他商品的条件来决定，只不过需要更大数量的国家纸币来跟黄金的价格持平。然而，这种结果对于“货币数量论”来说，则具有不同的依据和机制，这种理论认为商品货币价格的一般上升是由于货币量的增加而引起的，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国家纸币相对于一种持久性的商品货币一般等价物的贬值。由于有货币作为商品交易的媒介，所以购买和销售是不一致的。可见，萨伊定律——认为供销售的商品会跟购买商品的需求相一致，从而供给会在总的数量自行创造需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购买是跟销售相脱离的，所以交易危机（即商品卖不出去，从而不能换取货币）是可能发生的，虽然危机的决定因素是潜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关系之中（参看经济危机条目）。货币的周转允许和要求形成货币的贮藏，这是为了便于商品的流通，或是为了把积累具体化的社会抽象劳动作为目的本身。这种贮藏的存在，能够为流通中的货币提供必要的机动性，以适应流通的需求，虽然马克思在他的一般货币理论中并没有对货币流入贮藏或从中流出的机制进行论述。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贮藏货币的现象反映了资本家不愿意把货币投入他所面对的陷入崩溃的市场。货币贮藏者积累货币跟资本家的价值积累是有区别的。货币贮藏者积累货币的办法，是使自己投放到市场上的商品的价值大于购回的商品的价值。尽管货币贮藏者从流通中收回了货币，但他并没有得到额外的或剩余的价值，因为他所销售的商品的价值恰好等于他的所持有的货币的价值。可见，贮藏是对货币价值实行消极的积聚的一种办法。资本的情况则与此不同，资本是通过一种恒定的流通过程来进行扩大的，即利用货币去购买商品来从事生产，并且从销售生产出来的商品中获得剩余价值。如果销售者给购买者提供信用的话，那么支付商品的方式则有所不同。在这种场合下，货币的职能也就是作为偿还债务的支付手段。在商品流通中，信用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替货币，并且被看作是加速货币周转的办法。然而，在危机时期，货币又重申它作为支付手段的重要性，因为这时候生产者面对着无法在市场上销售商品以换取货币的普遍情况，都争先恐后地去筹集必要的现钱来偿付自己的债务。当同一种商品作为若干不同的国家的货币出现时，这种货币商品也就起世界货币的作用，它可以用来清算国际贸易的帐目并实行财富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资本是资本家在销售商品后所贮存的货币（这些货币还没有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从而没有把这部分价值重新投入生产）。并不是所有贮存的货币都是货币资本，因为货币可以被资本家或工人的家庭用来支付它们的消费，或者被国家用作周期性收支的拨款。这些储备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因为它可以被资本家的公司所动用，即被它们借用来作为资本来投入资本循环。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制度和一般商品等价物之间的联系已大大减弱；在正常情况下，信用制度就能起作用，而无须借助于货币商品。这时候，货币单位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货币商品的生产费用，而是根据在资本循环和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对价格的压力而自由变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结构（即从生产的商品形态中引申出价值的货币形态并且试图了解货币制度是如何调节商品和货币流通的）仍然有效，但是货币商品的价值是由它的生产费用所决定这一观点，必须以下列的观点来代替，即货币单位的价值的变化是根据资本主义积累中的各种矛盾因素来决定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说明，货币在它的每一种职能中都对一种社会关系起媒介作用。当货币担负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它反映交换中社会所必要的抽象劳动的等值，从而表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流通中的货币使私人劳动的产品有可能为社会所承认。作为支付手段来使用的货币，则对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起媒介作用。货币资本反映了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支配。因此，国家在调节货币中所起的作用，也应当看成是对上述社会关系的一种调节作用。（DF）参考书目①苏珊·布鲁诺夫：《马克思论货币》（1973），1976年英文版。②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1—5章。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capitalism）认为在19世纪末出现的垄断组织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特征这一思想，是由列宁和金融资本的理论家们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不过，自从巴兰和斯威齐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②）发表以来，垄断资本主义一词便具有不同的含意和新的突出点；在本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其所以重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生兴趣，该书是起了重大的影响作用的。在那本书中，这两位作者发展了他们在先前发表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⑦、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它的论点随后得到《每月评论》上的一个多产的写作班子的支持，并由在同一思想框架中写作出来的一些巨著（如布拉维尔曼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③）加以论证。虽然巴兰和斯威齐写的关于垄断资本的著作重新引起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特别是南美和北美，但是它却具有修正主义的性质。面对战后资本主义呈现的稳定和发展，他们断言马克思揭露的矛盾已经被其他矛盾所代替，而且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新的方法去遏制这些矛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的主要变化是以垄断组织代替了工业资本之间的竞争；换句话来，也就是每一家公司对它所销售的产品的市场的影响力增加了，而且在这里面还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据巴兰和斯威齐看来，这些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鲜明特征。尽管他们还是依据马克思的资本集中和积聚的规律来解释这种发展的原因，并且使他们的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是他们却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标准定律来论证。这种发展的效果是垄断资本公司的利润的增加。在巴兰和斯威齐学派所使用的垄断资本的概念中，垄断公司的暴利是通过一种规律的存在而获得的，这种规律取代了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全部利润大致上相当于“社会的经济剩余”，并据此制定出“一种垄断资本主义的规律，即随着垄断制度的发展，经济剩余趋向于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见“参考书目”②，第76页）。据他们看来，把这种经济剩余的增长的倾向用来代替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的规律，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从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资本主义所发生的结构变革的最本质的”事物。而且，正是从这种倾向中产生了新制度的最突出的一些方面。不过，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们的“经济剩余”的概念，是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迥然不同的。经济剩余是以市场价格而不是以价值来计算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计算是建立在他们对社会的必要费用的性质所作的一种基准的判断之上。他们认为，对于社会来说，剩余就是总产量减去生产费用。由于后者指的是社会必要的生产费用，所以有些纯粹属于产品推销所花费的商品费用不能列入它的项下。属于这类费用有不仅包括销售人员的工资，而且还包括严格说来不属于商品的基本职能所需要的每种商品的外观的费用；举个例来说，像为了增添汽车的华丽而采用的镀铬工序以及使人眼花缭乱的广告装饰，都不属于商品的基本职能所需要的费用，它们不应包括在社会必要费用之中，但却必须被看作是构成经济剩余的一个要素。这种把商品的部分价值断定为不属于使用价值的武断的定义，是跟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或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毫不联系的。还有，这种经济剩余的增长来源是被置于交换过程之中，置于市场支配之下，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则是建立在劳动过程之上，建立在这个过程跟价值实现过程相结合之上。至于布拉维尔曼，则是注意到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见“参考书目”③）。在一部著名的历史性和理论性的著作中，他考察了“科学管理”的出现，把它跟垄断资本主义的开始联系起来。他还追溯了劳动过程中的转变，劳动技巧的消失，以及在以后的年代中所显示出来的工人阶级的职业结构和地位的改变。然而，这部著作事实上并没有把巴兰和斯威齐所发展的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的概论（以及它的例如经济剩余这样的要素）作为中心思想来采用。因此，尽管这部著作跟巴兰和斯威齐的论著有联系并且使用了《劳动和垄断资本》这个书名，但是它对于那两位作者的垄断资本主义概念中那种以交换为主的考虑，并无进行修饰之意。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是在受卡莱斯基和斯坦德尔（见“参考书目”⑤、⑥）影响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他们认为经济剩余的增长势必导致经济停滞，除非是能够应付无能利用经济剩余的情况（他们把这种情况设想为固有的），或者换句话说，能够应付消费不足的情况。而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正是发展起各种机制去吸收这些经济剩余，从而能够保持增长。这些机制包括军事费用的增长，与群众消费相联系的“浪费性的”推销活动，以及庞大的国家支出。随着这些机制达到确实能够维持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的程度，处于中心地带的被剥削阶级起来推翻垄断资本主义的潜力也就削弱了。因此，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崩溃的种子只能在第三世界的革命中找到。他们预期：由于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张和从第三世界榨取“经济剩余”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将会引起这种革命的爆发。（LH）参考书目①保罗·巴兰：《关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英文版。②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合著：《垄断资本主义》，1966年英文版。③哈利·布拉维尔曼：《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年英文版。④基思·考林：《垄断资本主义》，1982年英文版。⑤迈克尔·卡莱斯基：《经济动态理论》，1954年英文版。⑥约瑟夫·斯坦德尔：《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1952年英文版。⑦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道德（morals）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宣称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宣称任何一种道德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并且跟一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利益相联系的，宣称不存在永恒的道德真理，宣称每一种道德形式以及像自由、正义这样的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宣称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道德的说教，以及宣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科学的批判。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则又充满着道德的判断，包括公开的和含蓄的。从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早期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的探讨所表现出来的对奴役制的痛恨，直到他在《资本论》中对工厂的条件和不平等现象所进行的猛烈的抨击，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满腔愤慨之情和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热望。恩格斯和以后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的确，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大都基于道德的原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上述的自相矛盾的情况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比比皆是。请想一想，马克思对蒲鲁东等人关于正义的呼吁是何等蔑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道德的词眼又是多么反感，而同时他却愤怒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对工人所起的骇人听闻的异化作用，还有在他对共产主义的往往是一带而过的看法中，则又提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在“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工作和生活（《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再想一想，恩格斯对道德教条的反感和他的“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的观点却跟他相信道德进步和“无产阶级未来的道德”的信念相依并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134页）。再不妨想一想，考茨基、卢森堡和列宁在攻击“伦理社会主义”的同时，难道不是也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谴责，并且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出自己的设想。我们还可以把托洛茨基的关于一切道德都是阶级的意识并且是“阶级欺骗的机器”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同他所接受的“无产阶级的解放道德”进行比较（见“参考书目”⑩）。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看，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却得以在各种各样的离经叛道的传统中得以避免。秉承这些传统的有如：德国和奥地利的受康德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伦理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在法国的受存在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东欧特别是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此类的离经叛道者，都拒绝接受或蓄意抵制反道德的思想，而倾向于使马克思主义包含道德的成分（不论是通过无上命令的形式、存在主义的信仰还是人道主义的解释和原则。）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也许可以通过两种办法来着手解决。第一种办法是提出这样的见解，即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道德的态度始终是混乱的甚至是自我欺骗的，即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摆脱或超越一种道德观。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成分是有助于认为这种见解是可能成立的。不过，第二种办法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比较切中要害的。这个办法在于划清以下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线。一个是关系到权利、义务、正义等等（即相当于德语的“Recht”一词的含义）这种道德的领域；另一个领域则是关系到人的权力的实现并从阻碍这种实现的障碍中摆脱出来，这个领域的最好的表述方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参看解放条目）。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前一个领域中的道德是固定在思想意识中的（这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是由阶级社会的条件（首先是贫穷和利益冲突）所造成的，可是它对于这种社会的对抗和矛盾既作了错误的描述，而又试图去解决它们。对于这个意义上的道德，马克思主义所持的观点类似它对于宗教所持的观点：号召人们抛弃宗教幻想，也就是号召人们去消除需要这种幻想的条件。同样地，消除贫穷和阶级冲突，作为权利、义务等等意义上的道德也就会消亡。解放的道德就是要求消除需要前一种道德的条件。这种见解，正如近来一些作者所注意到的，可能会产生以下两种观点：一是马克思似乎放弃了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看法，二是马克思缺乏一种发展的有关权利的理论。一般地说，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感人的道德观，但并没有一种发展的有关道德约束（即采取什么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有实现它的目的的理论，而且自从列宁以来就进行了大量的有关策略和战略手段的讨论，但除少数例外，它始终拒绝从一种道德观出发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SL）参考书目①艾伦·布坎南：《马克思和正义——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1982年英文版。②马歇尔·科恩、托马斯·纳格尔、托马斯·斯肯隆合著：《马克思、正义和历史》，1980年英文版。③尤金·卡门卡：《马克思主义和伦理》，1969年英文版。④卡尔·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1906），1918年英文版。⑤《马克思和道德》，载《加拿大哲学杂志》1981年第7期增刊。⑥莫里斯·梅劳—庞第：《人道主义和恐怖》，1969年英文版。⑦约翰·普拉门纳茨：《马克思的人的哲学》，1975年英文版。⑧马克西米利安·卢贝尔：《社会主义伦理学选编》，1948年法文版。⑨斯维托扎尔·斯托扬诺维奇：《理想与现实之间》，1973年英文版。⑩列甫·托洛茨基、约翰·杜威.乔治·诺瓦克：《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点对比》，1969年英文版。⑪艾伦·伍德：《卡尔·马克思》，1981年英文版。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这个术语指的是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进行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它在广义上可以指在欧洲殖民主义早期阶段（从17世纪开始）进行经营活动的公司，然而这个术语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使用起来，而且特别指的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产业资本国际化这一现象（参看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金融资本条目）。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看，产业资本国际化应当用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来解释。价值的扩大或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积累主要是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界内，靠牺牲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实现的（参看原始积累条目）。在这个被马克思称为“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早期发展阶段中，还不存在货币资本或生产资本输出的条件。在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实力雄厚，它操纵着资本主义地区和前资本主义地区之间的贸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发展了（参看信用和虚拟资本；资本集中和积聚条目），从而有利于货币资本的输出，这种情况已由列宁在他论帝国主义的著名小册子中作了记述（参看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条目）。生产资本（固定的生产资料）的输出，旨在瓦解落后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因为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是要建立在对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劳动力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瓦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参看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民条目）。不难想象，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本的输出，首先是采取向采矿业和种植园进行投资的方式，因为这些行业的产品可供出口，而无须依赖于当地市场，这种市场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扩大才能发展起来（列宁）。只有当资本主义在落后的国家里发展起来以后，生产资本的广泛输出（即广泛跨越制造业部门）才成为可能。生产资本的广泛输出，便产生了跨国公司。这种公司的总部设在一个国家里，而其生产设施则遍布全球。有关跨国公司的论著大多是介绍性的，并且往往具有折衷主义的理论倾向，特别是倾向于运用建立在依附论基础上的论断。不过，在这些论著中也有一些颇有价值的作品，它们记录了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国际化的复杂过程，尤其重要的是对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技术所作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经验性的论著，涉及到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所进行的一个主要的争论，即从世界范围来看，处于发达阶段的资本主义，其倾向究竟是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参看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条目中有关这一点的论述）。同样地，对有关转价问题（同一公司下属各子公司之间的国际交易）和各公司之间的市场协定问题所作的研究，便涉及这样一种争论，即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否仍然受资本之间的竞争矛盾的支配？一些经验性的论著提出的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也许是资本家阶级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着眼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其基本点是放在资本家阶级和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身利益的国家之间的联系上。而据某些作者看来，认为资本的国际化导致资本的民族性这种说法，变得含义不清了，因为跨国资本的利益是如此复杂，以致不能将其纳入一个民族国家的结构内。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说明要想了解资本的国际化，还有大量的理论综合工作和经验性的工作要做。（JW）参考书目①R.巴尔奈和R.穆勒合著：《遍及全球—跨国公司的权力》，1974年英文版。②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1960年英文版。③H.拉迪斯编：《国际公司和现代帝国主义》，1975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L》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L labouraristocracy工人贵族 labourpower劳动力 labourprocess劳动过程 Labriola,Antonio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 Lafargue,Paul拉法格,保尔 landedpropertyandrent地产和地租 Lassalle,Ferdinand拉萨尔,裴迪兰 law法律 legalMarxism合法马克思主义 Lenin,VladimirIlyich列宁,弗·伊 Leninism列宁主义 Linguistics语言学 literature文学 logic逻辑学 Lukács,György卢卡奇，乔治 lumpenproletariat流氓无产阶级 Luxemburg,Rosa卢森堡,罗莎 Lysenkoism李森科主义 工人贵族（labouraristocracy） 霍布斯鲍姆指出，“工人贵族”用语“似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就已使用，至少已用来描述工人阶级某种特殊的上层”（见“参考书目” ②,第27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一篇政治述评（1850年10月）中指出，宪章运动已分裂成两派，一派是革命者，“生活在真正无产者条件下的工人群众是属于”这一派的；另一派是改良主义者，它包括“小资产者和工人贵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9页）。以后列宁也把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同工人贵族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他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写的著作中，证明“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和工人贵族……）以及……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66-167页）。麦克期·阿德勒在研究工人阶级同法西主义关系中（见“参考书目” ①），把工人贵族归结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权阶层”，它“已经把自己从无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中深深地分离出来”，对保守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负有责任。阿德勒的分析最后把工人贵族概念同“资产阶级化”的概念（恩格斯在19世纪80到90年代的书信中已经使用这一概念）联结在一起，从而指出了当前争论的要点。霍布斯鲍姆断言（见“参考书目” ②），19世纪末英国工人贵族约占工人阶级的15%，他进一步考察20世纪的变化，特别提到了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这一“新工人贵族”。这表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跟工人阶级地位较为普遍的变化和新中间阶级的增长相形之下，工人贵族也就成为一种不那么重要的现象。 （TBB） 参考书目 ①麦克期·阿德勒：《工人阶级的变态》（1933），载博托莫尔、古德主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②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世纪英国的工人贵族》，载《劳动者》，1964年英文版。 ③H．F．穆尔豪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贵族理论》，载《社会史》1978年第3卷第1期。 劳动力（labourpower） 劳动力就是从事增加商品价值的有用劳动的能力（参看商品条目）。工人出卖给资本家换取货币工资的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同劳动是有区别的，劳动是人类生产力为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实际使用。劳动产品能作为商品买卖。但是，要对劳动本身即生产活动的买卖这一概念赋以确切的含义，却是不可能的。不能出卖劳动产品的劳动者必然出卖劳动力，并同意从购买者的利益出发和在购买者的指挥上消耗其劳动，以换取一定的货币量即工资。 劳动力范畴是在用劳动价值论解释余价值源泉中提出来的。资本家支付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又出售商品换得比他支付的货币更多的货币。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经常不断地出现，只是由于存在某种在使用时能够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这样一种商品，而且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商品；因为在购买和使用劳动力中，资本家榨取了劳动，而劳动就是价值的源泉。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来看，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于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价值，小于他们所榨取的由劳动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资本家按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或者按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但是这只能解释个别剩余价值，而不能解释整个生产体系的剩余价值，因为用这种方法获得的价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产者失去的价值。 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就是“自由”劳动者阶级的出现：首先，他们有“自由”处置自己劳动力的合法权力，以在交换这一限定的阶段中同潜在的购买者谈判；其次，他们同样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由”。因此，劳动力现象要求消除奴隶制和农奴制，消除对人们在交换中处置自己劳动力权力的一切限制。它也要求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生产和出售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迫使他们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力（参看原始积累条目）。 尽管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的一种商品，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点，并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尽管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出售的一种商品，但是这一商品的生产却同其他商品不一样。劳动力的生产是工人作为人的生物上和社会上的再生产。这一复杂的再生产过程涉及在总体上和资本主义关系或商品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在极为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由不拿工资的家务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较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常常是由残存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这些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观念形态；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的逻辑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参看家务劳动条目）。 其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它创造价值的能力。劳动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样，为了使用劳动力，购买者即资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间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关系。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引起了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超出通常谈判商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工资）范围的附加的斗争条款；引起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上的斗争。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上的和政治上的问题。 最后，劳动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转到了资本家手中）相异化，同对劳动产品的控制相异化。在劳动力商品出现后，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再现为工人同他或她的劳动和产品的异化。 尽管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在对价值理论的有条理的阐述上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能解决“劳动的价值”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乱，在有些场合“劳动的价值”指的是工资，在其他一些场合指的却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概念分解为劳动、劳动力这一对概念，消除了这种混乱（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和第17章）。这就使我们明白，出卖劳动力来换取资本家的工资这种交易，发生在生产之前，发生在产品中价值的出现之前；这也使我们明白了资本主义生产占有剩余价值的确切机制。马克思把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这一发现，看作是他对经济科学作出的最重要的积极的贡献。（参看剥削；社会必要劳动；抽象劳动条目） （DF） 劳动过程（labourprocess）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劳动过程就是劳动据以物化或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的过程。在这里，劳动就是从事劳动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识地改变了。因此，劳动过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劳动本身，即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第二，劳动所作用的对象；第三，用于从事劳动过程的资料。通常由先前的劳动过程所提供的那些劳动对象被称为“原料”。劳动资料既包括基础结构或同劳动过程间接相关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这样的劳动借以影响劳动对象的直接要素。它们总是以前劳动过程的结果，它们的特点既同劳动发展的程度有关，也同劳动在其中完成的社会关系有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一起被称作“生产资料”。由于劳动的作用而改变了劳动对象，这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我们同样可以说，劳动已对象化了。由于生产资料就是劳动过程所消费的使用价值，因此，这一过程就是“生产消费”过程。由于使用价值由此而被生产出来，因此，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所完成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 劳动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这对所有的人类社会形式都是共同的：人们一方面依靠他们的劳动这一主动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无生命的世界这一被动要素。但是，为了理解劳动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对劳动过程在其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作一考察。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也购买劳动力。然后，资本家是通过使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在他们的劳动中消费生产资料而“消费”劳动力的。这种劳动是在资本家监督、指挥和控制下完成的，所生产的产品是资本家的财富，而不是直接生产者的财富。劳动过程只是资本家已购买的物和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的产品就属于资本家（参看资本；资本主义条目）。 这些产品对资本家具有使用价值，只是因为它们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目的就是生产在价值上超过生产过程中消费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值的商品。因此，这种生产过程既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的劳动过程，也是创造价值的增殖过程；增殖过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着差额。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关键，就是把劳动力的价值同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增殖的价值区别开来。只有后者超过前者，剩余价值才可能创造出来。再者，资本控制了劳动力，这是由于人们在历史上同生产资料分离开了，因此人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只能进行工资交易。而资本家控制劳动，这是因为劳动力的使用是在资本家监督下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被迫完成比维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劳动。因而资本是一种强制的社会关系。 劳动过程涉及的是生产的质的运动，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内容的、生产某种特殊产品的过程。从量的观点来看，价值创造过程把这一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对象化的劳动，对象化的劳动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按照社会必要的持续时间加以衡量（参看贷币条目）。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一旦价值创造过程超过一定点继续下去，我们就有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式，或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在现代许多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在用语上存在着某些不准确之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往往被确定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不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坚持区分这两个过程，对于坚持为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的两重性是重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具有类似的双重特点。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是用于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资料，工人在实体上同生产资料发生联系，生产资料成为劳动活动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本质要素。然而，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就是用于吸收劳动的资料。在工人消费作为生产活动物质要素的生产资料（劳动过程）的同时，生产资料也消费劳动，以使价值得到增殖（增殖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一旦资本家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就立即转化为资本家对其他人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即有私人财产权证明为正当的、并最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的所有权。已经对象化的劳动或死劳动和运动中的劳动力或活劳动之间关系的这种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就是对以生产资料价值为一方和以他们所拥有的自行增殖的财产即资本为另一方的混淆。这样一来，就把生产资料看作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而实际上只有劳动才能够生产出东西来。（为了进一步理解这种颠倒的观念形态，参看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条目。） 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况的这一阐述，强调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区分了他称作的“劳动对资本从属”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同前资本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第一种形式出现于资本主义从以前的生产方式产生的过程中，它涉及的纯粹是榨取剩余价值方式上的转化。为了描述这种在迄今为止劳动得以完成的同样的生产技术基础（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劳动从属于资本的过程，马克思把这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所有的个人之间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封建城市中行会生产和封建乡村中农民生产的特征都在现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劳动条件商品和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间只是一种以买卖为基础的关系，只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由于这种“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并没有改变劳动过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长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目的长度。马克思认为，形式从属是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它存在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最后30年，在这一时期，劳动过程最初以协作为特征，后来又以工场手工业为特征。但是，随着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劳动过程本身不断地发生转化，或者说发生了追求生产率提高的革命化。机器成为劳动过程的主动因素，它把连续的、统一的和重复的任务强加给劳动，并使强制的严格的工厂纪律成为必需。科学知识作为机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随物，创造了一种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等级制度，先前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分工被消灭了（参看分工条目）。马克思把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及其生产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并把它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英国进行“产业革命”之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不断地转化为追求价值积累的劳动过程，一般地说，这标明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生产方式。 在马克思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之后，大约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几乎没再作过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极为成功。马克思逝世以后，工厂生产的发展似乎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著述。尽管有萧条、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等等，但是，在追求生产力增长中对科学的利用，还是引起了资本主义极其巨大的增长；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看作是劳动过程的必然的组织形式，而不论社会生产关系为何。这就是说，技术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独裁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本质则被看作是占优势的生产关系的机能。这同一种不同的观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把历史解释成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技术的发展被看作是一种平稳的、直线的前进过程，它决定了特定的时间点上的合适的生产关系。技术而不是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动力。列宁在热情地把弗雷德里克·温·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作为苏联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时，极大地推进了这两种观点。1918年列宁对泰罗制的评论就是： “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在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页。） 这种策略对苏维埃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起了步人后尘的影响作用，因为苏维埃的劳动过程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对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回顾起来或许并不令人惊讶，1929年到1932年苏维埃工业化就是依靠大规模引进资本主义技术，然后再对这些技术进行模仿；在复制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创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苏联始终存在着难题。如果要想说明技术是如何地由阶级关系决定而不是适得其反的话，那么这倒是一个十分清楚而又有争议的事例。 历史上“技术主义”概念在西方所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正在变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分析变得停滞不前了，从而使各式各样的后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的社会学应运而生，这些社会学为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从6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新发现上来，这成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复兴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布拉维尔曼著作的出版（见“参考书目” ③），证明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和阶级结构演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见“参考书目” ⑥中的某些例子）。布拉维尔曼的分析结构围绕着作为资本主义根本动力的资本积累，恢复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扩大和劳动贬黜同时发生的理论。关于前者，布拉维尔曼的分析涉及垄断资本主义，他强调垄断资本主义中管理和机械化的发展所具有的特别的重要性。寡头大公司的出现、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国家经济活动的发展，综合成这样一种分析思路，即证明资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布拉维尔曼特别强调劳动后备军的特征和构成的变化。强调性别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在办公室工作和劳务产业的劳动过程和职业上的变化。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劳动的贬黜，特别是对手艺劳动的贬黜，因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不断关心的是使劳动变得低廉，关心的是通过排除有碍于资本实现其重新组织生产的企图的一切技能和知识来保证对劳动过程实行有效的控制。布拉维尔曼认为，这后者构成了通过对手艺技能的贬黜而形成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一般趋势。 对布拉维尔曼著作的批判（见“参考书目” ④，该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目录）大体上集中在：他试图把现代工人阶级看作是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阶级，从而避开了对工人阶级意识、组织和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人们认为他的这种方法使工人阶级仅仅成了资本的对象，即被动地适应着增殖动态的变化，这就忽视了在生产的一定点上阶级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展的关键的方法（见“参考书目” ⑦）。此外，还可以认为布拉维尔曼的分析表明资本家的控制和统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进行的，而没有考虑到政治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意义；如果把生产内部的阶级关系看作是经常地对资本产生疑难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把政治机构和过程看作是能使这些关系保障资本安然无恙的东西。 尽管布拉维尔曼著作中的工人阶级不论在生产过程内部还是在生产过程之外都具有被动性（或许这部分是由美国的特殊条件决定的，见“参考书目” ①,第2章），但是，他的著作对于使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注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来说，以及为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中心论题提供了焦点和参照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参看积累；阶级意识：剥削；工业化条目） （SM） 参考书目 ①米歇尔·阿格里塔：《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1979年英文版。 ②M．伯格主编：《19世纪英国的技术和苦工》，1979年英文版。 ③哈利·布拉维尔曼：《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年英文版。 ④托尼·埃尔格：《增殖和“非熟练”—对布拉维尔曼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 ⑤斯蒂芬·马格林：《老板们在做什么？资本主义生产中等级制度的起源和作用》第1册，1974—1975年英文版。 ⑥西奥·尼科尔斯：《资本和劳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1980年英文版 ⑦吉尔·鲁贝里：《结构化的劳动市场—工人的组织和低支付》，1978年英文版 ⑧拉斐尔·塞缪尔：《世界的工厂—英国维多利亚中期的蒸汽力和手工技术》，1977年英文版。 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Labriola，Antonio） 1843年7月2日生于卡西诺，1904年2月12日在罗马逝世。 拉布里奥拉在拿不勒斯大学学习哲学之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1874年在罗马谋得哲学教授职位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拿不勒斯。最初他受黑格尔主义，后来又受赫尔巴特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欧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教授”。他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唯物史观论文集》（1896年），这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四卷本的开头两卷（最后一卷是在他逝世后，于1925年发表的）。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和重实效的，即使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也拒绝把他全部观念放进一个囊括一切的思想命题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巨大价值就是，它克服了抽象的历史“因素”理论：“由于产生了对一般社会科学的需要，阐述历史事实的各种分析学科就结束了，这种一般社会科学把不同的历史过程统一在一起。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这种统一性的顶点。”但是，这种统一起来的原理必须用灵活的方法加以解释：“决定其余一切的、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机制，即从这种机制中产生的制度、法律、习惯、思想、感情和意识形态是自动的和机械的结果。在这一基础结构和其余一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往往是微妙的和曲折的派生和中介的过程，它并不总是能被揭示出来的”（见“参考书目” ①，第149、152页）。拉布里奥拉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了最初是工团主义（参看工团主义条目）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他对他的学生贝奈戴托·柯罗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1895年到1899年间，柯罗齐发表了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论文（参看柯罗齐在1913年发表的论著）。 （TBB） 参考书目 ①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文集》（1895—1896），1904年英文版。 ②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社会主义和哲学》（1898），1907年英文版。 ③鲁吉·达尔·巴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其生平和思想》，1935年意大利文版。 拉法格，保尔（Lafargue,Paul） 1842年1月15日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1911年11月26日在巴黎逝世。 拉法格的家世极为混杂，他在法国学习医学，但不久就参与了左翼政治运动，起先受到蒲鲁东思想的影响。1866年移居伦敦后，成为马克思家庭的知己，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并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1880年以后长期住在巴黎，不久他成为法国工人党的主要鼓动家，在工人运动中努力不懈地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一直同恩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他是最多才多艺和最吸引人的、虽然不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他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反教权者；妇女权利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他也研究经济问题。1883年他在监狱中写了一部最受欢迎的著作《懒惰权》，在这部著作中，他用一些荒诞的夸张手法来论证工人应当更加闲逸，他是最先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他曾生活在殖民地的这一背景，有助于他对人类学和民族学新领域的兴趣。他最辉煌的著作《所有制的演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部才华横溢的著作。（参看民族主义；发展阶段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雅克·吉罗特：《保尔·拉法格选集》1970年英文版。 ②保尔·拉法格：《懒惰权》（1883），1907年英文版 ③保尔·拉法格：《从野蛮到文明时代所有制的演变》，1910年英文版。 ④乔治·斯托尔兹：《保尔·拉法格：社会主义的战斗理论家》，1938年法文版。 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通信集》，英文版。 地产和地租（landedpropertyandrent）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地租的理论可以在《资本论》第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在第Ⅱ册）中发现。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正是这一出发点，使他的理论同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理论区别开来）就是，地租是同土地有关的阶级关系的经济形式。因此，地租不是土地的属性，尽管它受到土地的不同的质量和效力的影响，地租是社会关系的属性。 马克思把地租区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包括两种类型。土地在肥力和位置上的差别，使农业部门内部等量资本取得不同的成果。这些差别就是级差地租第一种类型即级差地租Ⅰ的基础。当不同量的资本运用在土地上，它们再次获得不同的报酬。然而，同一般工业部门不同，比正常资本多获得的超额利润并不会自然地加给个别资本家。其中一部分可能作为地租被占有，这就是级差地租第二种类型，即级差地租Ⅱ。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在农业部门内，资本投入土地的程度受到地权的阻碍，农业的集约发展受到阻挠。在这一部门内，资本家的能力和追求超额利润的动机由于地租可能被占有而受到抑制。 级差地租涉及的是农业部门内部资本之间的竞争；绝对地租则来源于形成价值和生产价格的经济部门之间的竞争。资本流入农业时，资本或者是为了级差地租Ⅱ而集约地投入的，或者是投在新的土地上。在后一种情况中，在存在地权时就必须支付绝对地租，地权的存在不允许无偿地使用土地。但是，这种地租在量上并不是没有限度的。马克思证明，它至多等于产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额，由于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所以这一差额就是一个剩余价值正值。 随着对都市危机中地权作用的分析（参看城市化条目），马克思主义内部目前对地租理论兴趣有所恢复。由此而出现的论著大都反对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并用垄断地租来代替绝对地租；在垄断地租情况下，地租超过生产价格的水平是没有限度的。此外，也没有理由认为农业的有机构成就是较低。法恩认为（见“参考书目” ⑤）这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误解，他证明绝对地租的限度是由于在向新的土地扩展中选择集约发展而产生的。鲍尔认为（见“参考书目” ①）不可能存在一般的地租理论，然而，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和土地这种特殊关系，应当作为理论的基础。此外，决不能把资本有机构成同资本价值构成相混淆。马克思的绝对地租是从阻碍农业内部集约积累的分析中得出的，这是同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而不是同较低的价值构成相联系的。默里则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见“参考书目” ⑨），他在支持马克思命题时，证明这些命题对地产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存在及其作用可以设想为同地产的形式无关。 必须承认，对马克思分析的不同解释和突破，部分地是马克思的分析在准备上相当差的结果，这无论在《资本论》第3卷还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都是这样。所呈现的材料常常是假设的价格表格和级差地租表格的记录。法恩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价格和地租不可能从假定的资本、劳动和土地之间的生产的技术关系中得出。它要以在价值决定上正常的资本和正常的地租所构成的东西为基础，这两者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关系必须加以分析。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也考察了前资本主义地租的发展。他把封建地租划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地租形成一个逻辑顺序。它们就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这三种地租同封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相联系，例如，最后的货币地租就是以商品生产的一定增长为前提的，是用获得的货币以现金方式支付地租。然而，尽管存在商品生产，但生产方式仍然是封建的。就个人积累而言，马克思这里的分析同对现代不发达的分析有关，因为封建的货币地租形式还存留于和资本相对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地租问题的观点，并批判了其它著述者。例如，李嘉图除了任何经济部门都能取得的垄断地租概念外，就只有级差地租这一概念。对李嘉图来说，地租正是土地的一种属性，即自然的属性，而所有的地产决定了谁应该获得它。斯密在他所赞成的构成价格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价格是由互不相关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部分构成的）的范围内，承认绝对地租的可能性。但是构成价格理论本身是不连贯的，因为这三种收入形式不可能是无不相关地决定的，因此，它们受到纯产品量的限制。通过对这些及其他著述者的批判，马克思试图证明，只有通过对资本和土地的社会关系的考察，才可能对地租作出准确理解。同一般的工业部门相比较，这是一种由于利用土地这一条件而被歪曲了的价值关系。因此，剩余价值以各种地租形式被占有（地租形式只可能在分析上加以区分），不管地租的水平是什么，地权影响了那些对生产资料土地特别敏感的工业的发展。 （BF） 参考书目 ①M．鲍尔：《级差地租和地权的作用》，1977年英文版。 ②M．鲍尔：《论马克思的农业地租理论—答本·法恩》，1980年英文版。 ③S．克拉克和N．金斯伯格：《住宅政治经济学》，1976年英文版。 ④M．伊德尔：《马克思的地租理论—都市的运用》，1976年英文版。 ⑤本·法恩：《论马克思的农业地租理论》，1979年英文版。 ⑥本·法恩：《论马克思的农业地租理论—一个答辩》，1980年英文版。 ⑦本·法恩：《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第4章和第7章，1982年英文版。 ⑧本·法恩和劳伦斯·哈里斯合著：《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7章。 ⑨R．默里：《价值和地租理论》，1977年英文版。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 1825年4月11日生于布勒斯劳，1864年8月31日在日内瓦逝世。 拉萨尔是社会主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的儿子。他在柏林攻读哲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分子和革新主义者。1848年革命期间，同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发生了联系。他曾被捕，1849年5月经审讯被宣判无罪。1858年出版了一部按黑格尔方式论述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庞大著作，1861年出版了另一部论法律和法的观念演化的著作。1859年他发表了一个论意大利战争的小册子，从而又关心起国家大事来；19世纪60年代初在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国会之间爆发一场宪政危机时，他更显得活跃了。1863年，他组织了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并把该党的所有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 比马克思年轻7岁的拉萨尔，总显示出对马克思的极其尊重，在金钱上和出版事务上帮助马克思，敦促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的写作。1862年在伦敦对马克思的一次拜访中，还提出了跟他合办一家报纸的建议。马克思——更不用说恩格斯了—根本没有回报这种好意。他们不喜欢拉萨尔的过度自负、侈奢放荡的生活方式和浮夸的煽动，他们也不信任他的思想。他的混杂的著作极少赢得他们的赞许；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似乎向他们证明了他对这一问题极为无知，就象是从马克思那儿剽窃来的一样。但他们对他的早死还是表示震惊，他的死是由爱情上挫折而引起的愚蠢的决斗的结果。 他们极其强烈地反对拉萨尔最后几年的政治策略。拉萨尔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无能力进行严肃的革命斗争，同时还由于他的浓重的德国国家主义的思想，他撤回了对自由党人的支持，而同俾斯麦进行谈判，徒劳地希望通过俾斯麦和君主政体来实现他在“公开信”即1863年2月宣言中提出的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目标是实现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以使国家民主化；另一个目标是使国家不再只是一个“守夜人”或警察（他曾指责这是自由放任的自由党人所想要的东西），而是要积极地参与社会变革，要对工人合作社发放信贷，以逐步实现经济上的社会化。 他的政党的缓慢发展使他十分恼怒，在柏林他是一筹莫展，但是，他利用四处游说的方法，使他成为一个有成效的普及者；他的组织和他的名字一样，在他死后仍然存在着。1875年，当这一政党同意和由较接近马克思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领导的对立团体联合时，马克思愤慨地发现，哥达会议上所采用的纲领包含着更多的是拉萨尔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对它作了详尽的批判，例如反对拉萨尔所赞同的所谓永恒的“铁的工资规律”，并指出拉萨尔只攻击资本家，而不攻击地主。直到1890年这一纲领才得到改变。恩格斯在1891年2月23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对拉萨尔作的最后总结是极为严厉的。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他继续作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者而受到赞扬，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不久，他是获得树立纪念碑殊荣的社会主义英雄之一。 （VGK） 参考书目 ①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改革家斐迪南·拉萨尔》（1891），1893年英文版。 ②大卫·福特曼：《平坦而险阻的历程—斐迪南·拉萨尔的一生》，1946年英文版。 ③R．摩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第一国际（1864—1872）》，1965年英文版。 ④赫尔曼·奥肯：《拉萨尔政治活动传记》，1920年德文版。 法律（law） 马克思主义常被看作同激进的革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样，对法律抱有强烈的敌意，认为法律保护了财产、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统治，并认为在一个真正的人类合作的社会中，对法律的需要也就消失了。尽管马克思在大学一开始就是学习法律的，但他很快就对这门学科失去了兴趣，对法的理论、法的历史或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没作过任何系统的和持久的著述。在青年时代，他是一名左派青年黑格尔者和激进民主主义者（1842—1843），他赞成激进的黑格尔派的观点，认为“真正的”法律就是自由的系统化，是同人类活动“普遍”一致的内在规范的系统化。因此，它决不能作为一种高压统治的形式，从外部同人类相对立，试图把人类当作衣物一样加以限定。1844—1847年主要是在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进行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赞成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实际的、现存的法律是一种异化的形式，它把法的主体、法的责任、法的权力从具体的人类存在和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宣布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同时，实际上却在容忍并促进了经济、宗教和社会的奴役，使市民社会中作为法的主体的人和作为政治市民的人同经济人分离开来。1845年以后，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公布和制定，马克思阐述了法律本质上是一种附带现象，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点、需要和利益，而这些东西则产生于构成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形式这一成熟观点，可以同他早期的两种观点调和在一起，事实上是把它们纳入其中了。在对法律的异化形式的批判中，他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体系，而在对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形式的批判中，则把法律看作是一整套由国家认可的命令，特别是恩格斯更是这样认为。所有这三种观点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人类真正的无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法律不再是一种同个人相对立的外在的强制力量。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对革命以后的两个阶段作了区分：一个是，资产阶级习俗还没有消失，“资产阶级权力（法律）的狭隘限界”还不可能改变，每个人按照他的能力进行劳动，按照他的贡献取得报酬的阶段；另一个是，每个人按照他的能力作出贡献，按照他的需要获得报酬的这一最终阶段。恩格斯声言，在这一最终阶段，当私有制和阶级分裂已经消失时，国家和法律将消亡，因为这两者作为阶级统治的装置已失去存在的理由。 许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法律观点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都集中在有关唯物史观的比较一般的问题上，诸如法律和一般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从因果关系上或职能上加以理解，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如恩格斯认为的应该考虑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的有限制的反作用（双重决定论），在社会中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结构，法律是否就是这样一种结构。批评者认为法律能决定经济生产的特点，并断言法的概念和法的现实（如所有制）都是马克思生产关系定义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不可能再由生产关系来决定。捍卫者则试图证明，马克思使用“占有”和“所有制”这样的用语指的是作为法律的基础的事实，即使按决定论的观点，也仍然留下了这样的难题，即为什么有必要通过法律来保障在没有法律的时候已经获得和确定的权力呢？最近几年，一些马克思主义著述者，特别是苏联和苏联集团国家中的著述者，把法律当作一种物质力量，当作是不管什么社会都必然存在的某种形式，具有以阶级为基础的因素和具有影响着人类社会一般条件和需要的因素。 只有两位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家即卡尔·伦纳和叶·布·帕舒坎尼斯（1891—1937），在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家中引起兴趣和得到尊敬。伦纳反对法律是附带现象的观点，坚持认为法的概念是对生产方式描述的组成部分；他集中论述了贯穿于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中的法的概念所具有的连续性和相对确定性。他证明法的规范是中性的和相对稳定的，是以在一系列社会中都能发现的人的关系和活动为基础的。但是，这类规范要以不同的方式同各种法律机构和法律制度结合在一起，根据它们在其中发挥职能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完成不同的社会职能。在一定意义上，不管是在什么社会中，财产规范必然指明谁应该对什么负责，这种规范在社会职能上正经历着根本的转变，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摧毁了原先以户为单位的那种私有制的特点，并赋予它们以公共的和社会的特点的结果。相反，叶·布·帕舒坎尼斯则从根本上把法律看作是一种商业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资产阶级社会达到了最高点。在他看来，法律是以抽象的个人、法律当事人的平等和均等为基础的。它是在个人和法的替代物之间的契约模式上，看待所有的合法机构，其中包括家庭、刑法和国家。因此，法律在本质上不同于行政管理，后者强调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强调的则是从属于共同的利益而不从属于形式上的平等，从属于社会技术规范而不从属于个人，从属于目的一致性而不从属于利益的对抗。而在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政策和计划将代替法律。 现在，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统治的国家中，法学思想在发展中跟西方激进主义的观点发生根本的矛盾，后者日益强调法律的阶级本质，并且相信法律可以被自愿的、非正规的和参与制的程序所取代。苏维埃官方理论长期以来都把法律定义为由国家认可的规范总体，这些规范保证了有关生产方式的基础和性质，因此它有利于统治阶级。但是，赫鲁晓夫则声言，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结束，现在已经是全民国家的苏联，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社会在管理上的、教育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法律的重要性。据说这是为了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可预测性，这是为了组织生产和保护个人及其权利。法律现在被看作是在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指导社会的规则、必然性、公平的和有效的手段。象国家一样，法律被说成人类事务中的一种本质要素，在阶级社会的阶级利益中它被占有和扭曲；但在阶级消失时，法律并不会消亡，它还是社会中的一种非阶级的本质要素。 （EK） 参考书目 ①莫林·凯恩和艾伦·亨特合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法律》，1979年英文版。 ②约翰·N·哈泽德：《共产主义者及其法律—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的探讨》，1969年英文版。 ③尤金·卡门卡和艾丽斯·埃尔—松·泰合著：《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法律》，载尤金·卡门卡、罗伯特·布朗、艾丽斯·埃尔—松·泰主编的《法律和社会—法治理想的危机》1978年英文版。 ④叶·布·帕舒坎尼斯：《马克思主义与法律文选》，1979年英文版。 ⑤卡尔·伦纳：《私法制度及其社会职能》（1929），1949年英文版。 合法马克思主义（legalMarxlsm）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由彼·别·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尼·亚·别尔嘉也夫、谢·尼·布尔加柯夫和谢·柳·弗兰克等人发展起来的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种批判性的和学究式的解释，在1894至1901年间曾在俄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它的主要偏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和缺陷）看作是一种启发式的方法和对历史发展的貌似有理的描述。它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强调资本主义现代化、西方化和文明化对当代俄国的意义。它的目的，正如司徒卢威所指出的，在于既向朋友们也向民粹主义对手们提出“对资本主义的辩护”。甚至表现出对资本主义进行袒护的程度。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动员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一般都避免主动地参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组织。他们在政治上的克制部分地产生于这一团体所具有的学究倾向，并由于俄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法出版物的强制性的管制而得到加强。1895至1896年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的大部分政治领袖和理论家被捕和被驱逐出境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运用的最重要的宣传者。通过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的有影响的杂志（《新语》，1897年；《开端》，1898年），他们极为成功地取代了民粹主义，成为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他们的杂志也为在监狱中、在流放中或在地下的“非法分子”的理论著作的出版提供了出路。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仅对马克思的许多结论作了批判，而且也对马克思方法上的重要观点作了批判。在伯恩施坦的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出现之前，司徒卢威的论断就比伯恩施坦更为彻底地揭示：资本主义大崩溃和无产阶级具有实现社会革命能力的理论，无论在方法论上和经验上都是有缺憾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同哲学唯物主义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他们不断地关注着社会主义所必需具有的伦理学基础（参看伦理条目）。他们走向新唯心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哲学（参看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条目）。弗兰克、别尔嘉也夫和布尔加柯夫最终都成了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属于最先探讨和阐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发展和再生产公式的人们之列。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最先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对资本主义危机阶段性的解释中，他强调了生产品产业和消费品产业发展的比例失调。 到1902年，司徒卢威已成为俄国第一家自由派杂志的主编，并在1903年领导他团体的其他成员加入自由派的雏型组织—解放社。从1901年以后，这一团体就受到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猛烈抨击，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断定，这个团体的发展是从理论上的和经济上的批判分析倒退到哲学上的折衷主义，进而倒退到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典型例子。 （NH） 参考书目 ①尼·亚·别尔嘉也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1937年英文版。 ②R．金德斯利：《俄国第一批修正主义者—对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62年英文版 ③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1951年英文版。 ④A．P．门德尔：《沙皇俄国前进中的两难：合法马克思主义和合法民粹主义》，1961年英文版。 ⑤R．派普斯：《司徒卢威》（两卷本），第1卷《论左翼自由派》，1970年英文版。 ⑥彼·别·司徒卢威：《我同列宁的交往和冲突》，1933—1935年英文版。 列宁，弗·伊（Lenin，Vladimirllyich）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笔名。1870年4月22日生于辛比尔斯克（现名乌里扬诺夫斯克），1924年1月21日在哥尔克逝世。 列宁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袖和理论家；由于列宁强调由一个严密组织的政党来领导的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使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有了新的活力。他详尽阐述了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这个革命将依靠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建立起来和维持下去。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他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由他鼓动建立起来的第三国际（参看国际条目），他的思想传遍全世界，为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现代共产主义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列宁出生在一个有学识的小康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持有自由主义（虽然是温和的）观点的中学视察员，他在列宁16岁时去世。次年，列宁在参加中学毕业考试时，他的哥哥亚力山大因参与行剌沙皇的阴谋而被处死。毋庸置疑，这些事件给年轻的列宁留下了创伤，但他的非凡的毅力使他以最高分数通过了考试，获准进入喀山大学。进喀山大学不久，列宁就因参加学生抗议集会而被开除；在这以后，他即全力参加革命活动，就和他还活着的弟弟和两个姐妹一样。 列宁第一部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 ……》发表于1893年。这本书的目的是清除俄国民粹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观点—一直到1900年，这都是列宁著作的持续论题。他已经确立了在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中的领袖地位，在指导他们从纯粹的宣传转到对群众的经济鼓动上产生了影响。1895年12月被捕后，在监狱中继续写作，支持1896年的大罢工。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他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巨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理论作了最充分的论证。 1900年，列宁同在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小组进行合作。他制定了创办一张全国性报纸（《火星报》）的计划，以明确表达对沙皇主义的不满，同时为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并将领导民主革命的有纪律的党奠定基础。在他的纲领性的著作《怎么办？》（1902年）中，他总结了自己对于党的目标的观点，以及在非法条件下所应采取的必要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些目标的看法。 在1905年革命中，列宁认为，从经济措施上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要比立法上的方案更为重要。因此，他强调了土地国有化措施的重要性，认为这一措施能使资产阶级从土地所有者中分化出来，能推动农村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能把贫苦农民吸收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根据他1905年的主张，他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孟什维克把领导权让给自由党人的路线，参看《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为了对1914年战争的爆发和许多社会党领袖所采取的护国主义立场作出解释，列宁转到了由希法亭和布哈林作了阐述的垄断或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上。他在1916年完成了具有论辩性的、最有影响和最有特点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新的和最后的阶段出现了，在这一阶段里，垄断取代了竞争，资本集中和社会阶级分化已达到顶点；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全世界经济上的领土已从属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寄生性的剥削；经济垄断在政治的一致性和在对公民自由权的侵蚀上找到了它的补充；社会和国家都从属于金融资本的利益。列宁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已是好战的、寄生的、暴虐的和垂死的。然而，它使生产集中于托拉斯和卡特尔，使资本集中于银行，由此极大简化了使整个经济置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所有之下的任务。它自身已创造了“社会主义的完备的物质基础”。 到1917年春，列宁的革命理论的所有因素都已联结在一起。世界战争和经济崩溃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迫切性，野蛮状况不再有其他出路。军事官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将被人民民主组织即巴黎公社式的管理组织所取代，它的现代形式就是苏维埃（参看委员会条目）。银行和托拉斯中简化了的管理结构，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参加社会经济管理。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中，列宁详细阐述了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特性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1917年10月，在占领了大部分主要城市和军事苏维埃之后，列宁激励布尔什维克党在相对不流血的行动中夺取政权。 1918年春以后，列宁的著作极大地改变了调子。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城市的饥荒、交通和军队的崩溃、外国的干涉和内战。他的当务之急是保证最有效地动员政权和贫乏的资源、灌输严格的纪律和责任、坚持中央的权威。现在强调的是使党（和国家）组织的较低的责任上升到较高的责任，这是列宁考虑的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巴黎公社模式中的自我管理和非集中化，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更严厉的形式所代替，列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它的党来实行。这种吸收了阶级能量的政党—国家模式，通过列宁寄以信任的共产国际而被具体化了。他仍然相信，如果革命不迅速地扩大到欧洲，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就可能是脆弱的。 随着外国干涉和内战的结束，对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来的集中化的专制政权的怨恨产生了。1921年3月，列宁领导他的党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退却，这一政策采取了农民自由贸易这一极为宽松的形式。然而，列宁同时也坚持党内应有更强的纪律性、禁止派别活动以及采取反对非党批评者的严厉路线。列宁设想，在社会主义成分能够有效地扩大之前，有一个漫长的混合经济阶段；他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势下，有必要提高警惕和加强纪律。 直到1922年末和1923年，在他第二次突然生病被迫实际退隐之后写的最后著作中，他才有时间对俄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加以思考。他苦恼的是国家机关继承了沙皇时代许多最坏的陋习，共产党员成为专横的、不称职的管理者，并逐渐地脱离人民。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人变得如此粗暴，他们应该被剥夺权力（1922年12月《给代表大会的信》）。而且这个机关膨胀起来，跟它所做的有用工作不成比例，列宁建议狠狠地压缩机关的规模。他对于在这样一个工业（和无产阶级）已蒙受了如此严重的损害并受到农民群众的包围的国度中，党是否有能力保持社会主义的价值，感到没有把握。他最后的建议是，党和国家应该把最好的成员熔进一个模范的机构，这一机构应该在孤立的、落后的俄国中，保持一丝社会主义的光亮（参看《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1923年）。 按任何标准来看，列宁都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生命的每一方面都在为这一事业服务。作为一位领袖，他在理论分析和实践准备上的果断、决断和彻底性，使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维埃政府内享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他的同事们。他生性谦虚，过着俭朴的、几乎是节制的生活。他坦率地对那种过分的颂扬和对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的企图表示反感。1924年1月列宁逝世之后，同他所表示的愿望相反，他在盛大的典礼中被埋葬在红场的陵墓中，被党和国家奉为圣哲，受到了他自己的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数方式表达的纪念。 列宁是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共产主义政权和共产党继续崇拜他的著作和个人的榜样，仍然感到必须用他的思想为基准来判断当前的政策。（参看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条目） （NH） 参考书目 ①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66年英文版。 ②T．克利夫：《列宁》，1975—1979年英文版。 ③N．哈定：《列宁的政治思想》，1982年英文版。 ④弗·伊·列宁：《列宁全集》，1960—1970年英文版。 ⑤M．列文：《列宁最后的斗争》（1967），1969年英文版。 ⑥M．利伯曼：《列宁统治时期的列宁主义》，1975年英文版。 ⑦H．里格比：《列宁的政府—苏联人民委员会（1917—1922）》，1979年英文版。 ⑧D．舒布：《列宁》，1948年英文版。 ⑨A．D．乌拉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65年英文版。 ⑩B．D．沃尔夫：《发动革命的三个人》（1956），1966年英文版。 列宁主义（Leninism）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对社会科学理解的发展。因此，列宁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阐明了人和社会之间的因果关系，阐明了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作为分析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阶级同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水平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理论。在较为狭隘的定义上，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接受列宁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主要理论贡献的那种趋势。它特别对为了无产阶级和依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作了探讨，使党为了工人阶级而采取革命行动合法化。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有区别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革命实践或政治运动。 列宁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阶级的实践，这一实践首先就涉及夺取政权。列宁主义者强调，共产党就是起着一种斗争武器的作用。共产党是由有阶级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它主要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组织起来的。作为社会党基础的工联主义的危险在于，它注意的中心问题太狭隘，它以经济条件上的改良为基础，而不以革命行动为基础。列宁主义者把党看作是给受剥削群众带来革命理论和政治组织的催化剂，而不指望工人阶级意识的自发发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看来，夺取政权是革命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最初是在党的统治下建立起来的。列宁主义者反对那种认为能够把资本主义国家拿过来使之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观念，或者那种认为能够采取渐进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观念。 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的和帝国主义的现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规律导致商品和资本生产过剩的危机，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对利润的追求则引起资本输出，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暂时的稳定性。帝国主义造成了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工业国家和被迫进入这一世界体系的殖民社会之间的分裂，它导致了这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冲突。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定性，创造了有利于革命的条件。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为社会民主运动参与民族战争进行辩护的政策。帝国主义还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使革命的社会主义大动荡的焦点转移到东方；在列宁看来，俄国就是这种典型的情况。资本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就在“不发达”地区或半殖民地区，在这些地区，本土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而工业化却足以产生一个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依靠从殖民地勒索来的超额利润，宗主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暂时地安抚本国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不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把农民也作为一种革命变化的力量包括进来。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看法，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首次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然后，在社会主义秩序的创立中，贫民和中农又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宗主国内的资本主义矛盾也变得更严重，从而引起了世界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可能最后完成。 同古典马克思主义相比，列宁主义赋予革命的“苦力”（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赋予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身以更大的作用，赋予“不发达”和半殖民国家而不是赋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更大的作用；它强调的是党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参看政党条目）。罗莎·卢森堡是列宁主义这一论点的主要反对者，卢森堡强调了自发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性。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成功使许多列宁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就是苏维埃国家的实践，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这种观点特别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同苏联的利益是一致的。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列宁主义成为被苏联统治者和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支持者所利用的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斯大林把列宁主义描述成“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论列宁主义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列宁主义成了一种关于全世界共产党从属于苏联利益的学说。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参看共产主义条目）范围内同斯大林和苏联党的统治者的对立，使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得以把自己宣称为列宁革命实践的真正继承者，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集团就是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追随者。在以下的意义上，这两个集团都是列宁主义者，即他们都拥护党的领导作用，拥护革命的政治行动的首位重要性，他们都支持十月革命，赞同列宁的研究方法。第三个具有较多修正主义色彩的团体见诸欧洲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断言列宁的政策是列宁那个时代的俄国特有的。他们认为，列宁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对政治领导和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这类论题的研究方法。按照这种观点，一个更加公开、更为民主、较少集中化的共产党，便适合于西欧的情况。如果共产党要在议会民主制的条件下取得权力，不同阶级的和政治的联盟就是必要的。在坚持阶级斗争信条的同时，这些思想家认为参与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在政治上会有更大的好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保卫和扩大工人阶级权力的必要因素。他们特别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看作是列宁主义的特殊运用，而不看作是它的本质，认为这一目标不再适合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 （DSL） 参考书目 ①P.科里根、H.R.拉姆赛、D.塞耶：《社会主义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 ②圣·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1977年英文版。 ③N.哈定：《列宁的政治思想》，1977年和1981年英文版。 ④B.克内—巴兹：《列·托洛茨基的社会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 ⑤D.莱恩：《列宁主义—一种社会学的解释》，1981年英文版。 ⑥弗·伊·列宁：《怎么办？》（1902），1961年英文版。 ⑦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⑧弗·伊·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1969年英文版。 ⑨罗·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载《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61年英文版。 ⑩A.G.迈耶：《列宁主义》1957年英文版。 ⑪约·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载B.富兰克林主编：《斯大林著作精华》（1934），1973年英文版。 语言学（linguistics） 语言学是一门涉及对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系统描述，并对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进行详尽阐述的科学。它比较各种语言及其变化，解释在各种语言中所发现的相似和差异，创立解释语言形式上和职能上特点的理论。它也涉及哲学问题，如人类语言的起源、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它同思维和现实的关系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地、然而却是以相当系统的方式论述过语言学理论问题。马克思对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所作的观察的首要倾向，是涉及语言的本质或性质问题。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社会理论，包括了物质社会的活动和语言的统一的论题。因此，交往并不是语言的一种机能。相反，语言在逻辑上和在事实上都以人们的相互作用为前提：“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因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具有特征性的论题就是，从本质上而不是从偶然的或从属的意义上看，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假定同意识和语言互为先决条件这一前提联系在一起，它最初证明的是意识的社会性质这一论题：“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社会决定的观念似乎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概念同强调的天生论说法——这一理论强调了语言能力的天生的、生物上的决定因素——的界限，这就是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进行某些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根据（见“参考书目” ③）。它自然也反对关于个人语言在逻辑上可能性的推测，这为维特根斯坦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见“参考书目” ④）。恩格斯对语言的社会性质的论题作了补充，他从经验上的假设说明，语言（象意识一样）起源于劳动。自恩格斯以后，把语言的起源追溯到劳动，就成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共同要素。对恩格斯首创的假设的最激进的阐述是由卢卡奇提出的，卢卡奇坚持认为，劳动不仅解释了语言的起源，而且也解释了语言的结构上的特征。在卢卡奇看来，劳动是包括语言活动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基本的模型。 马克思思想的另一个倾向就是指出了语言、思维和现实的相互关系。按照这些推测，在职能上，语言和思维就象它们的起源一样，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是思维存在的方式。这一概念甚至在它的实际的措辞上，都是后康德的“语言哲学”和德国哲学（海德、施勒格尔、博普、格林兄弟、威·冯·洪堡）传统的直接继续。按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方式，思维和语言统一的论题，在某种意义上使人联想起语言学的一种松散的相对主义，即认为语言的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思维、世界观方式等等论题（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新洪堡主义等等）。然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接受语言学的相对主义，他们通常只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映论作为出发点，把重点放在人类思维形式的普遍性上。所产生的矛盾可以用几种方式加以解决。人类思维的普遍性同语言类型学所描述的普遍的语言结构有关。这种观点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探讨普遍性的。另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言语从属于行为范畴（如表现为言语行为理论），或者把语言追溯到作为人类生活普遍条件的劳动。 马克思关于语言学理论推测的第三个倾向是要处理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能够在语义学层次上加以解释的这种思考，似乎证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的语言”的假定。另外，马克思还指出：“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而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这些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语言的使用具有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特征，统治阶级的权力扩展到语言的使用上。这里产生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语言是否具有上层建筑（正如它把意识形态包含其中那样）的特征？（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条目 ）最可信的回答就是，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只是以社会所具有的一般性为前提条件（即人类活动必然的集体的性质），它同具体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相互联系是在语言使用的特殊的次要规则层次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相互联系的经验上的问题，现在属于社会语言学的领域。 在博普·格林和狄茨著作中出现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或“现代历史语法学”的结论，常常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上的准则而提及。恩格斯论述过比较语言史问题。他在论述古代日耳曼历史，特别在论述法兰克时代和法兰克语言的手稿中，总结了他在比较语言史研究中的发现（恩格斯：《论德国的史前史》和《法兰克时代》，见“参考书目” ⑥）。例如，恩格斯在研究了部落方言变音形式和语音特点之后，批评了德语方言的分类，这种分类以所谓第二德语元音的音变为基础，并认为每一种方言不是高地德语就是低地德语（见恩格斯：《法兰克时代》）。因此，他在地理学上和语言学上对法兰克方言进行了更确切的重新构造。恩格斯这些手稿是以讲这种语言的共同体的历史为依据并把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考察语言的发展，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础。 在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理论上显示出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回到了马克思关于语言和意识之间关系的理论上。就如卢卡奇所解释的那样，马克思的某些分析揭示了对象化对语言的作用。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暗示可以在此基础上贯彻“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语言学研究”的可能性（见“参考书目” ①，第209页注释16）。这在本质上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所走的道路，这种研究方法除了涉及其他论题外，还涉及“语言异化”的论题。结果，语言学理论加进了诸如“语言劳动”、“语言工具”、“语言资本”等范畴（见“参考书目” ⑤）。 语言是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现象的论题由苏联的语言学作了解释，这主要受到马尔观点的影响，马尔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语言具有阶级特征，因此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马尔看来，语言一开始就是作为阶级统治的手段存在的，它由每一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所决定。由于语言创造过程（语学发生）的这种统一性，因此所有已知的语言都可能归结为相同的因素，而语言之间的区别则由它们出现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事实来加以解释。在马尔看来，语言由阶级决定就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表现为不同阶级的产物，而不表现为部落的、种族的和民族共同体的产物。马尔的观点战胜了由巴库丁（伏洛西诺夫的笔名，他的著作是语言哲学年代的杰作，见“参考书目” ⑧）提出的对立的概念，巴库丁也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但他并不认为语言的共性同阶级的区别是一致的。各种阶级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不能假定阶级斗争决定语言，而应该认为阶级斗争是在语言内部进行下去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符号成为阶级斗争的舞台”（见“参考书目” ⑧，第23页） 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产生长期影响的第二种趋势，同伏洛西诺夫和马尔关于语言的社会性质的概念形成奇妙的对照。它同巴甫洛夫的反映论有关，这种反映论认为语言同第二信号系统是一致的。同在辩证唯物主义结构内部对语言和认识内在关系学说的阐述相比较，上述观点对一般语言学的影响较小。科学史和意识形态上的怪事是，巴甫诺夫的自然主义和马尔主义一直是官方一致和同时认可的学说。 斯大林论述语言学的文章结束了马尔主义的统治地位（见“参考书目” ⑦）。简单地说，斯大林主要证明的是，语言不能归结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内的一个方面。按斯大林的看法，语言应该解释成同劳动工具相仿佛，因为它能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制度。 卢卡奇对运用和阐释巴甫洛夫反映论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尝试，他在包括日常语言在内的日常生活理论中，提出了所谓“第一信号系统”的命题（见“参考书目” ②第2卷，第11—193页）。他也批判了巴甫洛夫的自然主义，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讨论了语言最初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因素，是社会生活继续下去的一种手段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语言学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否能够提“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如果能够的话，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这样提？马克思主义史表明，在对人类语言的解释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好几种形式）。因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理论，这种理论把语言的社会特性和社会交往作用放在首位。这一研究方法甚至扩展到对语言结构问题的解释上。然而，至少在当前语言学的研究中，在对语法结构形式表现的探讨时，专注于社会特征的研究可能消失了，语法结构最终成为现代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首要目标之一。一种理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并不取决于对语法描述的水平，而是取决于把人类语言学的知识同我们知识总体结合在一起的水平。 （KR和JK） 参考书目 ①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②乔治·卢卡奇：《美学的特性》，1963年德文版。 ③奥古斯托·庞齐奥：《语言产生和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传播》，1973年意大利文版。 ④费里哥·罗西—兰第：《维特根斯坦对马克思的利用》，1968年意大利文版。 ⑤费里哥·罗西—兰第：《语言学和经济学》，1975年英文版。 ⑥H．罗斯钦斯基和B．雷查拉夫—克勒塞合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语言、文风和翻译》，1974年德文版。 ⑦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英文版 ⑧V．N．伏洛西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73年英文版。 文学(literature)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点通过他们关于文学（包括戏剧问题）的观念而得到具体化，并受这些观念的支配，而其他的艺术几乎没引起他们的注意。绝大部分是在他们的通信中提出的思想、看法和偶然的评论，累积了他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一些尖锐的、具有明显独创性的贡献。但是，马克思的这些论题并不构成文学理论的综合体系，它们并不是完整无缺的，这主要是由传统上称作著作的“内容”，而不是著作的“形式”所确定的。而且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经常推动文学批评的“传统”，但提供的却是一种不可靠的“传统”，因为他们的解释既被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潮流所中和，也被他们有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提出的文学研究的根本基础的无知所弱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这个问题的分散著作的第一部简要的选集，直到1933年才由M．利夫希兹和F．P．希勒编辑出版，1945年前几乎没人利用过这一选集）。尽管在恩格斯逝世之后，在各种论题开始被系统地加以阐述和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结构之前的这半个世纪中，也有过两位值得注意的早期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人物，这就是梅林（1893年）和普列汉诺夫（1912年）。 在这个领域中，严格地构成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家著作基础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用表现现实加以概括。这一分析的基础就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涉及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决不能被归结为仅仅是道德的评判，更不能归结为只是对政治的赞美和谴责。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研究必定导致伦理上的和行为上的重新评价和抉择，但是，这是为了理解和分析的目的而对（文学）现实性利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主要论题就是阶级标准、现实主义作品的方法和接受，以及文学经验中的异化和消除异化。 阶级标准 用社会阶级的方法，把作品中现实表现的重要因素分离开，在马克思以前就已开始，这显然是由斯塔尔夫人提出的。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由于取代农民而成为主要的社会群体的贫穷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兴起，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同样强烈地意识到社会形式的相对不稳定性，意识到“阶级”的伦理和政治对于未来社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把社会生活及其文学表现中的事件理解为历史的和可变的。马克思最先就打算成为一位富有热情的幻想和使社会望而生畏的批判诗人，就像他的朋友恩·泰·亚·霍夫曼、亨利希·海涅和斐·弗莱里格拉特一样，但是，他放弃了这一目标，因为他更多地沉浸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并在从事政治评论和政治活动中，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 从马克思发现（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无产阶级是“现实本身的思想”的时候起，阶级就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必然以在文学创作和接受中受社会阶级影响的一整套价值为准则。同时，这一论题也必然被看作是从大量批评者对特定文学作品的见解和错误中逐渐地产生的。实际上，对文学进行阶级分析的关键性概念——阶级标准的概念——不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是由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普列汉诺夫和梅林都被作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 阶级标准的概念能运用于与文学作品相关的一系列事物中，从对政治观点的明确的阐述（这或多或少同阶级关系有关，在青年黑格尔所谓的有倾向性的作者中最为常见），一直到马克思在1860年2月29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颇为称许地描述了对“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即按人类进步运动意义上来讲）的党的赞成。然而，马克思仍然怀疑大部分作家是否能够跳出自身的利益（阶级利益）而寄情于真正博大的文学上，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马克思还是颂扬其成就的，如对巴尔扎克的小说（尽管他自称献身于君主政体的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甚至（或者特别）嘲笑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作者，他们尽管树起了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但仍然受他们的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的支配，欧仁·苏就是马克思早期嘲笑的目标（参看《神圣家族》第5章；并参看“参考书目” ⑩，第4章）。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中和阶级相关的事物的分析，广泛地蔓延开了，从强调阶级斗争（参见索罗蒙在1979年发表的论著，第292—300页）的巴库丁的激进人道主义（1929年，1965年），到戈尔德曼的“原生的结构主义”。戈尔德曼的著作（1955年、1964年、1980年）从一个阶级所表现的“世界观”的角度出发来对文学进行考察。列宁以故事情节分析为基础来对文学所作的那些寥寥无几的论述，完全被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布尔什维克文学批评中广为流行的“庸俗”分析的著作所代替。在那些著作中，作者的阶级出身被看作完全地和永久地决定他的态度和兴趣。这种把“阶级标准”的概念歪曲成一个简单的贴标签过程的分析，由苏联批评家V．弗里契作了示范；然而，这种观点最近又被萨特恢复了，萨特以极不相同的思想过程对福楼拜的阶级教育作了大量的研究。不用说，在敏感的批评者手中，“内容”的价值是作品中主要意义所在，因为作品的文学成就终将控制读者数量。 现实主义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本质上所进行的系统论述，为理解社会阶级的描写和在作品叙述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新黑格尔者的“典型性”概念是关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评论了拉萨尔在构造他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文学方法（见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这些书信以及恩格斯后来的一些书信，都仔细地推敲了他们关于小说中表现历史现象的论题。因此，恩格斯在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初）中，谈到她的小说《城市姑娘》时指出：“如果我要提出什么评论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来看，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41页）。卢卡奇对文学现实主义的研究就是对这种说法的主要的、虽然是狭义的注释。 对马克思的文学现实主义概念的探讨只是以这种说法开始的，这种说法就是写小说可以像写历史著作那样真实（甚至更为真实）。马克思赞赏霍夫曼和巴尔扎克的充满幻想的故事；而对于人们在阅读那些遵循一种在叙述描写上不受干扰的“反映”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时所提出的问题，没作任何暗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作者，如美国的L．弗雷纳（论舞蹈、未来主义）提出了布莱希特和其他人在20世纪30年代争论中详细阐述的问题，后者争论的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参见布洛赫等合著的《美学和政治》一书，1977年英文版）。最后，卡夫卡的著作似乎提出了决定性的论题。在具有更大自由的后斯大林时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跟菲舍尔、加罗迪、芬特斯等现实主义的“叛徒”所赞赏的卡夫卡的观点相对立。由于在苏联的正统观念统治时期，在苏联执政党在国外所控制的知识界内，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或马克思式的艺术家曾自由地对象征主义、幻想、超现实主义、讽喻手法和主体性作了试验，所以那些共产主义编者和独断者对一些争论问题的提法，便在很大程度把人们引入歧途。只有在对电影制作者、诗人、小说家、画家、工业设计者和其他创造性的贡献者作了合适评价后，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史才可能写出来。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和具有启发性的任务。 异化和消除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以他对的历史理论中阶级斗争论题为基础的，这对文学理论来说也是正确的。开始在小说中作为阶级标准（在其他有意义的因素中）理解的东西，却使具有理解力和受过训练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得出虚幻的、以体裁为基础的以及（或者）以冲突、混乱和失去人种潜力的社会生活为结局的文学上的形式标准。因此，马克思在谈到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对女主人公所期望的一般人性时，认为事实上她背叛了作者的观念和经历的狭隘性。他更广泛地评论道，工业时代已生产出创作观念上的贫困——古希腊的神话和美学的和谐将不再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特征受性欲驱使而失去了这些品质，而这些品质在文艺复兴时期在统治者圈子内获得过最高的赞扬（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 详尽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方面对个别文学作品的评论是可能的，而结果就将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详细得多的文学论述相形见绌。对生活质量的降低和对人类自我实现潜在性歪曲的愤慨情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家手稿》中)是最重要的。正是这种作为动机的和有权威的因素，以及他意识到消除异化（这个术语虽是莫拉夫斯基在1974年使用的，见“参考书目” ⑨）作为一种道德的可能性和实践的指导方针有助于促进愤慨情感强烈的范围和程度，使马克思主义有别于我们时代的其他哲学和历史理论。 把一种被认为几乎是空想的东西运用于对经验事实的批判分析是极大的冒险。对丧失、缩减、无知、混乱和贫乏的感觉，可能会掩盖事物的详情。从方法上说，也不允许采取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提出异化的事物及其存在空间的概念，而是武断地假定，对存在物的解释只能达到一定点为止，也就是在需要求助于可资利用而又缺乏的解释手段之前。然而，一般说来，文学和艺术却是推行上述方法的理想领域。巴罗（1978年）像目前其他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强调“一切艺术的解放的和人性化的力量”。艺术家和作家都是异化和消除异化难题的共同探讨者，而美学（文学）的价值就是把最明确的消除异化的价值准则授予公众领域。（参看美学；艺术条目） （LB） 参考书目 ①李·巴克森德尔：《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书目选注》，1968年英文版。 ②乔治·比兹特雷：《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现实主义的模式》，1978年英文版。 ③克里斯·布洛克和大卫·佩克合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指南》，1980年英文版。 ④彼得·德梅茨：《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判的起源》，1967年英文版。 ⑤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1976年英文版。 ⑥卢西恩·戈尔德曼：《论小说社会学》（1964），1975年英文版。 ⑦弗雷德里克·詹姆森：《马克思主义和形式——20世纪文学的辩证理论》，1971年英文版。 ⑧乔治·卢卡奇：《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阶级斗争》，1964年英文版。 ⑨斯蒂芬·莫拉夫斯基：《美学基本原理研究》，1974年英文版。 ⑩S．S．普劳厄：《卡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年英文版。 ⑪罗伯特·韦曼：《文学史的结构和社会》，1976年英文版。 ⑫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和文学》，1977年英文版。 逻辑学（logic）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论著的特征，就是对取自传统逻辑范畴表中范畴的自觉利用。起着重要作用的范畴有否定、量、关系、必然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是在这些范畴的结构内展开的。对这些范畴的解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范畴被看作包括思维在内的现实的形式（参看实在论条目）。 范畴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逻辑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但是，对辩证法的理解是以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范畴的看法为基础的。 否定 否定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逻辑学的基础。在论述判断形式的形式逻辑中能找到类似的东西，人们可能发现，“所有的都不是红的”中的宾词否定跟“不是所有的都是红的”中的判断否定相比，要更接近于内在的否定。然而，更为直接的考察必然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 在一个体系的发展中，每一种新的决定因素以数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否定这一体系。它要么把自身加到这一体系上，从而断定以前统一体中存在着多重性。现在存在的是这一体系和这一体系内部发展起来的增加的决定因素；或者就是破坏这一体系，从而断定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同于以前统一体的统一体。否定在其内在意义上是统一体中多样性发展的过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一种内在的否定。它不是一种以超越社会原则为基础的否定，而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阶级观点为基础的否定（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 量 交换价值（参看价值条目）和抽象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根本的量。对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为了获得交换价值）和质上不同的劳动的具体耗费之间（为了获得抽象劳动）的抽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对这种抽象和其他类似的抽象阐述，是为了在量的变化的基础上解释质的变化这一颠倒的过程。质的变化是由量的变化引起的这一变动规律，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的特点（参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章）。在这里，量具有外延量值——超出部分之外的部分——的意义。同黑格尔把量看作是要在统一体中加以克服的外在性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定量的概念是它基本理论结构的组成部分（参看唯心主义条目）。 关系 尽管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不相通约的外在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了内在关系的重要性。这些关系应该是围绕着整体的，整体内的这些关系都有其名称。社会生产关系是围绕着社会制度的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整体一直保持着逻辑主体的作用，这种逻辑主体不可能消失在一连串的多重关系中（见“参考书目” (○,12)12，第3章）。社会整体具有多重的方面，这些多重的方面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因此，由于确定了内在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也就排除了原子论者的世界观。其推论就是，一个原因并不是孤立地而是作为整体的一个方面产生其结果。另外，在原因和结果是同一体系的两个方面的时候，它们就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因为结果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就是原因所属的那个体系的变化。 必然性 趋势决定必然性。但是，趋势的实现也可能受到阻碍。因此，与传统的模态关系相对比，必然性并不意味着现实性，至多只意味着可能性。如果某一事物是必然的，那么，它是否发生和在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它的出现都是以趋势为根据的。对趋势的阻碍并不总是偶然的；整体的否定性是这些整体内对抗或矛盾趋势的基础。由于这种对抗，必然性以及科学的规律所指出的是理想的发展，而不是现实的发展（见“参考书目” ⑥，第2篇第1章（C）节（b）；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3章） 劳动场所社会化的趋势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然而这一趋势是同惩罚劳动力的趋势相称的，这必然导致劳动过程越来越少地受劳动者的控制。这两种理想的发展其中——每一种发展都显露出必然性——同劳动场所实际的发展趋势不相一致。 辩证逻辑 现实是辩证的，因为现实的变化是由矛盾产生的（参看矛盾条目）。非马克思主义者是难以赞成矛盾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矛盾的性质也有争论。 矛盾 为了理解矛盾，只要把上述几个范畴集中在一起就可以了。首先，矛盾的极点包含在一个整体内，因而具有内在的联系。其次，矛盾本身反映了多重性据以从统一体中产生的那种现实的否定性。这类矛盾并不都象“a是红的和a不是红的”这样的形式上的矛盾。形式的矛盾是“a是H和a是G”的一种特殊情况，它代表了统一体a内部的多重性——H和G，因而是矛盾的基本类型。如果H和G是外在的决定因素，就像柏拉图的宾词理论那样，那么，a的统一和它的决定因素之间就不存在紧张关系。但是，这里的决定因素是内在的。第三，统一体和多重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通过自身的变化得到解决的。这种特殊类型的变化是由同矛盾的每一极点联结在一起的趋势所确定的。这些趋势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最初的否定是一个一元整体内部的多重性的确定，后一个否定则是由统一体和多重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造成的变化（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3章；另见“参考书目” ④，第4章）。 选择逻辑 非马克思主义者否定矛盾的一个根据，就是既然相信矛盾包含在一切事物中，那么，在辩证法的体系中，岂非一切都能加以证明。然而，在把所指的东西解释为具有“永存性”或是一种“相关的”关系的形式体系中，矛盾可能被孤立起来，而无须一切都加以证明。更使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事实：一个具有永存性的完整的形式体系，能够在这一体系内的一定的命题和否定都是定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非矛盾的古典规律——非（A和非A）——也是一个定理（见“参考书目” ⑩）。其意义就是，在形式逻辑中，不存在确切的理由来反对世界为某些形式的矛盾提供基础的观点。因而，在形式逻辑中，更不存在确切的理由来反对世界为表现统一体和多重性之间紧张关系这种更基本的但更松散的矛盾提供基础的观点。这种证明一个不协调的世界是可能的意图，同康德那种认为矛盾只是属于思维本身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按康德的观点，辩证法必须归结于思维，因而不可能成为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 解释方法 辩证的观点并没有给解释提供圆满的方案，但它是以把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和它对手们的方法区分开来。 抽象 理论和实践都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孤立趋向从来没有充分地实现过。它们作为社会存在的对立要素而相互作用。由于量变构成质变的基础这一事实，这种相互作用必然同那种认为解释概念和假定的结构也是实践的观点相一致。这同那种认为它们是作为观念的产物产生的观点是对立的，这种观点对于它们所表现的现实是否存在的问题陷入了不可知论中。理论的概念是抽象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观念的产物。对它们的抽象是以实践为起点的（见“参考书目” (○,11)11，第5章）。在实践中，一个现实的一定方面总涉及对总体的抽象。一个概念表现的是在实际的或在可能的实践中所要加以强调的现实的方面。 作为一个理论整体，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抽象的，这种抽象所表现的就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极其有限方面的趋势。为了对所要获得的具体要求有用，一种抽象理论必然同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性别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是我们社会的全部方面（见“参考书目” ①第6章）。那种认为存在着包括一切方面的理论观点，同理论的抽象和实践可选择的性质是不相一致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假定，这些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理论，都将把经济理论看作是起作用的结构。 决定 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找出决定事物的因素来解释事物的（参看决定论条目）。马克思主义内部仍然在两种决定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一种观点认为，决定是一种作为前提的事物，它对结果起促进、产生或提供时机的作用。对于这是否能够成为这种事物的结果的怀疑，来自对这种决定观点怎样适合辩证法的考察。如果关系对整体来说是内在的，并且对所有的关系来说都依靠这些整体，那么，决定——作为一种促进或者产生的关系——本身必然是由潜在的整体特点所决定的。因此第二种观点就是，决定是一种能使整体内部的关系成为可能的整体的本质的事物。由于这些观点不是互不相容而是互相补充的，因此，重要的是承认这两种决定在马克思主义中都有其地位（见“参考书目” ②第1章第3节；“参考书目”⑤）。 唯物主义在对历史的阐释中，断定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具有首位重要的作用（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这种首位重要性所容纳的不是作为前提促进的决定，而只是作为能使整体内部的这种前提促进成为可能的整体的性质的决定。在很多方面，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具有的首位重要性，就象物理学具有的首位重要性的例子一样（见“参考书目” ⑦，第5章）。 目的论 不容怀疑，许多马克思主义解释中都有目的论的特点。有时候，生产资料的发展要求改变生关系；有时候，生产关系的保存要求改变生产资料。这类说法不可能简单地用前提的促进加以表现，前提促进已经卷入其中。这一观念是指，我们解释一个事件就在于：如果这一事件发生了，那么，它就是合乎事物状况的某种要求的促进（见“参考书目” ③，第9章）。装配线就是由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的，如果存在着一条装配线，生产工人就可能更容易被管束。目的论的解释没能消除对以整体的特点为基础的决定的需要。只是在某种社会整体内——在一种服务于特权的剥削社会内——装配线的存在只是因为它更易于管束工人。 现实的层次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上层建筑的地位和现象的地位是有争议的（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经济基础决定意识的上层建筑（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可以用两种决定观点加以解释。认为上层建筑是由作为前提促进的经济基础引起看法，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问题，即没有发展的观念体系，经济基础怎么可能存在。于是，人们便试图运用第二种决定方式来解释基础—上层建筑这一比喻，即认为基础是一种经济结构，在这一经济结构内，文化的、政治的及经济的情况的混合能够促进观念的变化。 现象不是作为经验主义的认识基础的那种感知（参看经验主义条目）。现象，如作为产品客观特征的交换价值现象，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可见，现象和现实的区分是一种社会区分，而这种区分是经验主义的那种感觉和理论的区分所从来不打算做的。现象需要用理论武器加以评判，而不能用来作为理论基础（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 相对性 马克思主义全部的解释逻辑是一种相对性的逻辑。在实践范围内形成的理论和概念是为了推动实践。因此，理论和概念同既定的客观环境有关。只有当整体内事物的内在联系被放弃了，概念和理论才可能被认为超越了实践。另外，因果上的和目的论上的联系同使它们成为可能的那些整体有关，因此，它们没有普遍的适用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概念的观念不同于那些强调关于语言学相对性的观念，这类观念起始于语言学，并且不可避免地受语言学限制。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概念的相对性是同社会、从而最终是同阶级，以及包含了物质体系的环境有关。因此，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相对性。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相对性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来达到的，但是，他们寻求的是超越实践的出路。有些人寻求出路的观点是认为，在感觉的判断上，我们得到的是现实本身（见“参考书目” ⑧，第2章第5节）。其他一些人寻求出路的观点是，赋予无产阶级前途以特殊的地位——这种前途能够与众不同地确定不被歪曲的现实的观点（见“参考书目” ⑨；第3节）。以上这些观点都同赋予概念和理论以相对特点的辩证法观点相抵触。 （MTF） 参考书目 ①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70年英文版。 ②埃蒂耶纳·巴里巴尔：《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载路·阿尔都塞和埃·巴里巴尔合著：《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 ③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1978年英文版。 ④米尔顿·菲斯克：《辩证法和本体论》，载J.梅法姆和D.H.鲁宾合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问题》第1卷，1979年英文版。 ⑤米尔顿·菲斯克：《决定和辩证法》，1981年英文版。 ⑥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第2卷，1929年英文版。 ⑦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年英文版。 ⑧弗·伊·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1962年英文版。 ⑨乔治·卢卡奇：《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载《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⑩理查德·劳特利和罗伯特·K·迈耶：《辩证逻辑、古典逻辑和世界的一致性》，1976年英文版。 ⑪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1978年英文版。 ⑫金德里奇·泽伦尼：《马克思的逻辑》1980年英文版。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 译自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词目（弦至译、路人甲校） 1898年，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出生于当时隶属奥匈帝国的伦贝格（Lemberg；现为乌克兰的利沃夫，L’vov）。作为著名乌克兰语言学家的儿子，他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环境中长大，但尚在读高中时就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了一名有坚定信仰的国际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朋友们成立了在地下活动的“加里西亚国际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The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SocialistYouthofGalicia），该组织编辑了一份致力于反战斗争的非法期刊。俄国革命爆发后，该组织的一些成员成为了西乌克兰共产党（该党后来加入了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30年代初，党的几乎整个领导层成为了于苏共和苏联内部开始发生的大清洗的牺牲品；罗斯多尔斯基当时不住在乌克兰，因此免遭毒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斯多尔斯基移居到了布拉格，此后又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他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Institute,Moscow）工作了几年，为此他对维也纳档案馆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研究。他在三十年代初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直到生命的尽头都认同托洛茨基的思想。 作为一个遭受民族压迫的农民国家的一员，罗斯多尔斯基的主要兴趣是对民族问题和农民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以所写的名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问题》（MarxandEngelsontheproblemofthenationswithoutahistory，德语）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34年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后，他不得不离开维也纳，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乌克兰已经沦落到波兰的境地。他在伦伯格大学经济史研究所工作，随后出版了《东加利西亚村庄社区及其解体》（ThevillagecommunityinEastGaliciaanditsdissolution，Lwow，1936，波兰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两卷关于加利西亚农民压迫的著作的出版工作，这套书直到1962年才在华沙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罗斯多尔斯基居住在克拉考（Cracow）。1942年，他被盖世太保（Gestapo）囚禁。随后几年，他在德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和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度过。战争结束后，他在奥地利一所工会学校教了一段时间。1947年，他前往美国。在那儿，他的政治经历使他无法获得学术职位。但他偶然地在美国一家图书馆中发现了“在西方只有三到四份的莫斯科版原件（1939—1941年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立即意识到该手稿的巨大理论意义，并花了几年的时间对其作系统性的评注，这项成果便是罗斯多尔斯基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MakingofMarx’sCapital）（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 在美国居住的最初几年，罗斯多尔斯基从他的论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问题》（FrederickEngelsandtheProblemofthePeoplesWithoutaHistory，《社会历史年鉴》（Archivfursozialgeschichte）第四卷，汉诺威，1964年）入手完成了另一项理论工作：他批判了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些斯拉夫小民族的立场，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由于革命中的波兰与匈牙利贵族不愿真正地解放农民，因此后者投靠到奥地利君主势力的阵营。 罗斯多尔斯基在《1848-1849年奥地利国民议会中的农民代表》（ThepeasantdeputiesintheConstituentAustrianReichstag1848-9）一书中也考察了农民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在这部作品中，罗斯多尔斯基根据他对奥地利档案馆的详尽研究，从自由资产阶级和贵族无法对土地问题实施雅各宾主义”式的解决方案这一角度解释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 罗斯多尔斯基在其晚年打算写一部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历史著作。这项工作是为了反驳自列宁去世以来逐渐传开的谎言，即他会支持“和平共处的政策”。罗斯多尔斯基只写完了两章内容：一章考察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物质根源，以及布尔什维克与考茨基主义的斗争；另一章则考察了1918年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罢工——这是表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背叛工人阶级斗争的具体案例。 1967年10月20日，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底特律去世。 卢卡奇，乔治（Lukács,György） 1885年4月13日生于布达佩斯，1971年6月4日在布达佩斯逝世。 卢卡奇作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1919年到1929年间）之一，度过了漫长而紧张的一生。他是多产的作者，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02年，几乎是在70年后他完成了《社会本体论导论》，在他逝世前不久，还留下了最后打算写的著作，即他的回忆录的提纲，这部回忆录恰当地取名为《经历过的思想》。 1918年以前，卢卡奇曾信仰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受到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克尔恺布尔的影响。（1908年前，卢卡奇就第一个复活了克尔恺布尔的著作）。他是乔治·西梅尔、麦克斯·维贝尔和恩斯特·布洛赫的朋友，他在德语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用德语写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匈牙利“星期日俱乐部”的知识上的领袖，这个俱乐部同弗里格斯·安塔尔、贝拉·巴拉斯、贝拉·福加拉西、阿尔诺德·豪泽尔、卡尔·曼海姆、卡尔·帕兰尼、威廉·斯泽拉斯、查理·托尔纳、尤金·瓦尔加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1917年，卢卡奇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精神科学自由学派”，巴尔托克和科达利也参加了这个学派，这一阶段他的主要著作有：《心灵和形式》（1910年）、《现代戏剧发展史》（1911年）、《美学文化》（1913年）、《小说理论》（1916年）、《海德尔堡的艺术哲学》（也就是他逝世后出版的《海德尔堡美学》，这部著作开始写于1912年，1918年放弃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卢卡奇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在1918年12月参加了共产党。在1919年匈牙利公社的几个月中，他担任教育和文化部长（“人民委员”），他任命了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安塔尔、巴尔托克、科达利、曼海姆、瓦尔加和其他人）担任政治文化的重要职务。匈牙利公社崩溃之后，他逃离匈牙利；直到1945年，他为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才回到匈牙利，把霍尔蒂政权对他作出的死刑判决置之度外。他在奥地利、德国和俄国过了若干年侨居生活后，于1945年8月回年匈牙利，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美学系主任。 卢卡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活动表现为5个不同的阶段。 （1）1919—1929年。作为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卢卡奇大量地参与日常的政治斗争，这一政治斗争被内部因素的对立败坏了，并不断地遭到贝拉·库恩和他在第三国际的朋友们的攻击。他的许多著作都涉及政治上鼓动性的论题，涉及对可行的政治策略的阐述，其顶点就是《勃鲁姆提纲》。《勃鲁姆提纲》写于1928年，这一提纲的观点同“人民阵线”的观点极其相似（7年以后，在季米特洛夫讲话后，这一观点成了第三国际正式的政策）。由于这些观点过早地提出来，被第三国际指责为“半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的理论”。他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理论创作收集在以下三本著作中：《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列宁：对他思想的统一性的研究》（1924年）、《政治论文集》（1919—1929）》。其中受到第三国际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人谴责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对从科尔施到本杰明和梅劳一庞蒂，从戈尔德曼到马尔库塞以到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2）1930—1945年。由于《勃鲁姆提纲》的失败而宣告放弃积极的政治活动之后，卢卡奇主要写了文学批评的论文和两本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历史小说》（1937年）、《青年黑格尔》（1938年）。他对文学的研究后来收入题为《欧洲现实主义研究》、《哥德和他的时代》和《论托马期·曼》著作中。在这一阶段，随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发表，他在理论上以对他早期的“反映”观点的修正并以对“同一的主体—客体”（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表述的）的否定为标志。1941年他曾被短期监禁，后在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被释放，季米特洛夫与卢卡奇持有同样的观点。 （3）1945—1949年。回到匈牙利后，卢卡奇大量地参与文化政治活动，发表了许多文学论文和通俗的哲学文章，他创立并在学术上主宰了文化月刊《论坛》。1949年，他受到党的理论家卢达斯、哈福特和里法的粗暴攻击，因为他在《文学和民主》和《保卫新的匈牙利文化》中所表述的观点，重提了《勃鲁姆提纲》的看法。这些攻击（法捷耶夫和其他俄国人也参加了）表明了匈牙利文化和政治上的完全斯大林化，这迫使卢卡奇退回到他的哲学研究上去。 （4）1950—1956年。他着手写了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的著作，这一阶段他主要完成了两部著作，即《理性的毁灭》和《特殊性：一个美学范畴》。1956年，他写了《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这年10月，他在依姆雷·纳吉的短命政府中任文化部长。起义被镇压后，他同纳吉政府的其他成员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夏回到布达佩斯。 （5）1957—1971年。这一阶段他完成了两部大型的综合性的著作：一部是论美学的著作（《美学的特殊性质》，1962年），一部是论社会本体论的著作（《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1年），后一著作用英文发表的三章是：“黑格尔”（1978年）、“马克思”（1978年）和“劳动”（1980年）。 卢卡奇的主要成就涉及从美学和文学批评到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广泛的领域。在美学上，他除了从强烈的反现代主义立场出发写了许多阐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著作，还创立了一种关于艺术和文学理论的最根本的、最综合性的命题。在哲学上，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他坚定地拥护辩证法主张，反对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他详尽阐述了异化和物化的理论，这一阐述出现在马克思那部论述这一问题的早期著作发表之前。在他活动的最后几年中，他还创立了不朽的、但还几乎没被人理解的社会本体论。。在社会学上，他关于阶级意识的理论对“知识社会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及更现代的理论，都产生过极大冲击和极强烈的影响。在政治学上，他最先被人记得的就是他关于组织问题的思想，他是最初拥护“人民阵线”和以群众在政治上参与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人物之一。 （IM） 参考书目 ①弗兰克·本塞尔编：《纪念乔治·卢卡奇80岁诞辰文集》，1965年德文版。 ②卢西安·戈尔德曼：《卢尔奇与海德格尔》，1977年英文版。 ③米歇尔·洛维：《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卢卡奇在政治上的演进（1909—1929）》，1976年法文版。 ④莫里斯·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先驱》（1955），1973年英文版。 ⑤依斯特万·梅查诺斯：《卢卡奇的辩证法观》，1972年英文版。 ⑥吉多·奥尔德尼编：《卢卡奇》，1979年英文版。 ⑦G.H.R.帕金森编：《乔治·卢卡奇的生平、著作和思想》，1970年英文版。 ⑧西奥·平克斯主编：《同卢卡奇的谈话》，1974年英文版。 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5部分中，把流氓无产阶级描绘成“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被分解出来的人群”，它包括“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扒手……妓院老板”等等，路易·波拿巴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就依靠了这些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2页）。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也用了类似的方式，他们偶然也提到流氓无产阶级，尽管在他们的分析中，这一概念已不再占十分突出的地位。鲍威尔（1938年）区分出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因素就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能找到恢复到资产阶级生活中的、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以及中下层阶级和农民中穷困的群众。但是，当他提到“整个流氓无产阶级”都被赶到法西斯主义者那一边去时，这一范畴所包含的内容却不够清楚，他进一步有力地强调了失业工人可能补充到法西斯主义队伍中去的限度。托洛茨基在他论法西斯主义的著作（1971年）中，简要地提及“工人中更大的群体转变为流氓无产阶级”，但他更为注意的是小资产阶级成为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 流氓无产阶级术语的主要意义，与其说是指出了具有较重要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清楚地加以确定的社会群体，还不如说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崩溃的极端条件下，很多人都可能从他们的阶级中分离出来，组成一个“自由漂浮的”人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反动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的影响。 （TBB） 卢森堡，罗莎（Luxemburg，Rosa） 1871年3月5日生于波兰的扎莫什奇，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逝世。 罗莎·卢森堡出生在一个相当富有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她是这个家庭的5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她是在华沙长大的。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聪明和学业上成功的姑娘；在她很年轻时，她就反抗笼罩在俄罗斯波兰中学中的那种约束性的制度，参加了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后来，为了逃避逮捕，她不得不在1889年离开波兰去苏黎世。她在那里进了大学，起先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后来学习政治经济学；最后，她完成了论述波兰工业发展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时，她也积极参加来自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流亡者的政治生活，反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1894年，她同从事相似活动的亲密同志利奥·约吉希斯一起，领导创立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约吉希斯是该党的主要组织者，卢森堡则是该党最有才智的人和该党的喉舌。他们俩人已形成了一种长久的和热切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紧密的政治联系超过了以后个人间的疏远。为了有一个适合发挥她的能力的更广阔的政治舞台，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移居德国。 在这以后，她在欧洲社会主义内部的重要辩论中崭露头角。在同修正主义争论中（参看修正主义条目），由于《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使她一举成名，这本书可能仍不失为一般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所作的最好反击。她坚决主张，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下去，它的危机和矛盾不可能得到缓和，因而不能像伯恩施坦所提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核心砍掉，否定社会主义纲领的客观基础，而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抽象的伦理上的乌托邦。工人运动确实要通过工会和议会活动为实现改良而斗争。但是，由于这些改良不足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工人运动决不能忘记它的最终目标：通过革命夺取政权。1904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书中，卢森堡介入了列宁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执，她批评了列宁关于高度集中化的先锋党的概念；她认为这一概念试图把工人阶级置于监护之下。在这里，她的命题——这也是她所有著作的特点——就是，工人独立的首创精神即自我活动使他们有能力经过自身的经历和自身的错误，认识到相应地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民主组织。在这些年中，她还有其他同列宁不一致的地方。尽管她痛恨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但是她同列宁不一样，她既不支持波兰独立，在更一般意义上，她也不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口号。 然而，对1905年革命的共同反应使他们更接近了；他们都设想，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进行到底。此外，在关于俄国工人的群众行动的问题上，卢森堡被认为是发现了一种有关国际联系的策略思想，而且她还开始敦促德国社会民主党去接受这种策略，说明这和其他事情一样，也是这一组织左派的事情。在《群众罢工、党的和工会》中，她提出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形式。最广大群众的创造力和消除官僚惰性毒害的自发表现，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联系在一起，并同更长远的要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中间潜伏着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全球性的斗争。1910年，这一观念使她同考茨基决裂了，考茨基主张重整党领导的谨慎的、以选举为特征的政策。她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同战争威胁有关的帝国主义问题。在她1913年的主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她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因作了解释。她证明，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不同非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必然会因为没有能力吸收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而崩溃。帝国主义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残存的非资本主义环境而展开的竞争斗争，但是，由于后者受到了侵蚀，就造成资本主义关系的动摇和这一体系的不可避免的崩溃。 卢森堡在德国领导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理智的杰出倡导者集合在斯巴达克派中，她在《尤尼乌斯小册子》和其他著作中，谴责社会民主党的护国立场是一种叛卖。战时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监狱中渡过的。在那里，她写了《俄国革命》，她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派休戚与共，完全一致，她赞同他们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但是，她也对他们的土地政策和民族主义政策，首先是对他们剥夺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对于他们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做这些不幸的、势所必行的事情作了批判。她在1918年后期获得自由后就参加了德国革命，在一次流产的起义被镇压后，她在柏林被右翼军官残酷地杀害了。 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有时被解释成一种政治上的宿命论，因为她提出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崩溃的理论；她的著作也被解释成一种无限制地相信群众自发性的理论。然而，这是对她的误解和歪曲。资本主义的崩溃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选择：一方面是危机、反动、战争，最终是灾变和野蛮状态；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因此，参加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必然的和紧迫的。在她看来，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命题，这种斗争的实质确实是由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自我解放的结果所提供的。但是，她并不否认需要组织，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有能力的领导的重要性。她同列宁的分歧常常被夸大了。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卢森堡毕生所关注的民主和解放，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因此，不应该把她同对这一传统持批判态度、跟她完全对立的人——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混为一谈。 (NG) 参考书目 ①莱里奥·巴索：《罗莎·卢森堡》，1975年英文版。 ②霍莱士·B·戴维斯主编：《民族问题—罗莎·卢森堡著作选》，1976年英文版。 ③保罗·弗罗利克：《罗莎·卢森堡》，1972年英文版。 ④诺曼·杰拉斯：《罗莎·卢森堡的遗产》，1976年英文版。 ⑤迪克·霍华德编：《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1971年英文版。 ⑥罗伯特·卢克主编：《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1972年英文版。 ⑦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1963年英文版。 ⑧罗莎·卢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1972年英文版。 ⑨J.P.奈特：《罗莎·卢森堡》，1966年英文版。 ⑩玛丽—艾丽斯·沃特斯编：《罗莎·卢森堡言论集》，1970年英文版。 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 李森科主义一词起源于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年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卡尔洛夫卡，1976年11月20日在苏联逝世）的生涯、影响和丑闻。李森科原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植物种植者，他狂妄地主张利用温度、湿度和其他简单的技术对种子加以处理，能够戏剧般地改变谷物季节形式和产量。他还主张，这些变化的有益结果可能传给后代——获得性的遗传。他的方法、主张和理论公然违抗了发展的植物遗传科学。结果，苏联和受苏联影响的国家的生物学的和农业的理论和实践，同国际上科学家和农业学家完全对立起来。1927年他开始出名，到1948年以斯大林为靠山结束了他的势力的全部对立面，李森科一直上升到控制了涉及遗传概念的所有学科。西方遗传受到了谴责，它在苏联的实践者也受到了迫害、监禁，有的还被杀害了。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的势力一直没受到挑战，斯大林逝世后他的势力衰落下去，但在赫鲁晓夫的保护下再度抬头，直到1965年两者都被废黜为止。在西方，李森科主义被看作是一种足以引以为训的实例：不要干预科学的相对自主性和它的中立地位的价值。对科学的政治干预会产生不利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结果。李森科主义成功地被当作一根棍子来使用，以此打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和社会观念，在冷战时期特别是这样。它疏远了许多进步的科学家，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的科学研究中产生严重的后果。 毋庸置疑，李森科主义窒息了苏联遗传学和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虽然人们已证明它对苏联已经困难的谷物生产的影响是惊人地微小。作为一种保护制度和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都造成惨重损失。然而，主要的问题却是，李森科主义丑闻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有效地排除了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探讨，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排除了专家们的作用。李森科作为一个农民或无产阶级科学家的出现，部分是因为苏联的资本阶级科学家极不愿意进行合作。在列宁同资产阶级专家的妥协结束后，完成“文化革命”和促进“红色科学家”的意图使许多十足的机会主义者被罗致。同样，需要余粮以供给城市无产阶级和出口（为了实现工业化而购买资本物品），导致了激烈的措施（见“参考书目” ⑧）。对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政策的轻易批评，有助于转移对较细微的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方面问题的注意，在这些方面，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优先作了具体的研究和发展。“李森科主义”起到了一种烟幕作用，在这种烟幕后面，人们认为西方的研究和发展走在更为细致地介入研究的资助制度下受到资本家的控制，因而使自鸣得意的情绪得以增长。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1957年）之前。西方制度已经被认为取得了较为巨大的成功；但自此以后，强调军费开支导致在西方研究和发展中获得大量的军事赞助，也增加了在安排研究任务上对顾客合同的直接依赖。李森科主义作为遗传学和农业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可信任的，但作为一种引以为戒的实例和作为一种进一步深入了解研究和发展重点过程，应该说它仍然有许多教训可以吸取。 （RMY） 参考书目 ①洛伦·格雷厄姆：《苏联的科学和哲学》，1973年英文版。 ②朱利安·赫克斯利：《苏联遗传学和世界科学—李森科和遗传学的意义》，1949年英文版。 ③大卫·佐拉夫斯基：《李森科事件》，1970年英文版。 ④多米尼克·勒库特：《无产阶级科学？李森科的事例》，1977年英文版。 ⑤理查得·勒温廷和理查得·莱文斯：《李森科主义问题》，载H·罗斯、S．罗斯主编的《科学的激进化》，1976年英文版。 ⑥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李森科的浮沉》，1969年英文版。 ⑦V．萨冯诺夫：《开花的土地》，1951年英文版。 ⑧约瑟夫·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1928），载《列宁主义问题》，1953年英文版。 ⑨罗伯特·M·杨格：《李森科主义的开端》，1978年英文版。 ⑩康韦·泽克尔：《俄国科学的死亡》，1949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K》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KKantianismandNeo-Kantianism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Kautsky,Karl考茨基，卡尔KeynesandMarx凯恩斯和马克思kinship亲属关系knowledge,theoryof认识论Kollontai,Alexandra柯伦泰，亚历山德拉Korsch,Karl科尔施，卡尔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KantianismandNeo-Kantianism）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著作，无论对于了解现代认识论还是现代社会理论来说，都具有根本的意义。在认识论方面，康德的论著把唯理论成份和经验论成份综合起来，从而有可能维护科学判断和常理判断的客观性，并且否定形而上学的推断。客观判断的形成，要求把基本概念或“范畴”以及“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应用于可能感觉的经验内容。智慧在有组织的认识中起一种积极的贡献作用，而当它超越可能的感觉经验时便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由此可以得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可能感知的对象的世界，即“现象”的世界，这种世界是跟“自在之物”有区别的，后者是独立于人的认识能力之外的。但是，为了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目的，甚至为了科学行为本身的需要，我们对于感性经验所不能达到的对象，也不可没有观念，这些观念有如：神、意志的自由和灵魂不灭，等等。这些作为“自在之物”（“本体”）的对象，不可能成为认识的对象，它们属于信仰的范围。通过认识论以及把这种理论跟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康德的论著一直是对那些在论述科学和认识方面几乎占普遍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重要源泉（参看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科学等条目）。康德承认：认识的主体在认识的构成中具有积极的贡献作用。这对于要想把科学的历史理解为除了经验性事实的逐渐积累以外的任何一种事物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假设；而且这对于任何科学的社会学来说，也是一种必要的设想。然而，康德对于“现象”和“自在之物”这两个领域所作的区分，不但是康德本身的观点发生严重困难之所在，而且也是后来在运用康德思想上产生重大歧义的根源。由于在康德的认识论中排除了对自在之物的认识，这就为把我们的认识相对地局限在“现象”或“表象”上开辟道路，从而使后来的批评家（从黑格尔直到当代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如布鲁尔和费尔拉班德等）在对科学的客观性的观念进行批判时，有可能利用康德的某些思想来推翻康德本人的立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来说，康德的认识论的缺憾表现在以下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第一，表现在认为人的智慧在认识构成中具有“先天的”贡献这种违反历史的说法；据康德看来，那些基本概念都是人的智慧的普遍属性，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倾向于把人的认识能力理解为受历史的变化和发展限制的能力。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康德主义把客观认识的“先天”条件放在人的智慧能力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则突出地把对客观认识的条件置于人的不可缺少的社会实践中，这种实践包括体力方面，又包括脑力方面。最后，恩格斯和列宁都声称，在可知的“现象”世界和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康德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固定的和绝对的，而在历史上只是相对的。认为对世界的强大的认识能力不决定于人的主观和先于人的主观而存在，这种认识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点。对于现代的社会理论来说，康德把现象世界（自然科学可能认识的客体）跟精神、意志、道德世界（信仰的对象）区分开来，也还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这种区分对于黑格尔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唯心主义社会本体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基础；在那里，对自我实现的精神的绝对认识，乃是对科学客观性和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出发点。一位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见“参考书目”③），马克思对黑格尔实行唯物主义的倒置，应当理解为回到康德哲学的唯物主义成份上去。黑格尔的影响在德国衰落以后，接着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文化便传播开来。作为对实证主义的一种“反叛”的形式，就是回到康德去，也就是把康德视为文化和历史科学的一种新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源泉。这种新康德主义运动不仅在地域上四处传播，而且在对康德著作的利用上也各不相同，但其特点是在自然科学和以人类文化与历史现象作为对象的那些知识形式之间作了基本的划分。我们藉以组织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的有关意义、价值和目的那些基本概念，在同一种意义上起着类似康德在论述自然科学知识时所说的直观形式和“先天的”范畴的功能。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这些建立起人文科学的概念，同时也就是人类行为者藉以创造社会世界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知识上主体和客体的最终的同一性，有利于在这一调查领域内在认识及其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质的差异的关系。富有哲理的马克思主义是跟卢卡奇和维贝尔的社会学结合在一起的，而后两者无论在思想上和历史上都植根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也是新康德主义的，其中最明显的是麦克斯·阿德勒的论著。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后来广泛地分裂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以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代表，另一种倾向则是形形色色的新康德主义。前者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大自然秩序的一个部分，对它持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主要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认识形式来对它进行理解。后者则认为在自然科学和人类历史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目的性和具有改造能力的性质所造成的，因此要求采取在质上有别于了解自然科学的形式来了解人类的社会实践。（参看认识论；哲学条目）（TB）参考书目①路·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载《〈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一书，1971年英文版。②J.布莱什：《当代释经学》，1980年英文版。③L.科莱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73年英文版。④H.S.休斯：《意识与社会》，1959年英文版。⑤S.科尔纳：《康德》，1955年英文版。⑥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1962年英文版。⑦乔·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英文版。⑧W.欧斯威特：《了解社会生活》，1975年英文版。考茨基，卡尔（KautskyKarl）1854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1938年10月17日在阿姆斯特丹逝世。考茨基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历史、经济学和哲学，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给社会主义报刊撰稿。1875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当他在1880年迁往苏黎世的时候，结识了伯恩施坦。从1885年到1890年，他生活在伦敦，跟恩格斯密切合作。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他回到德国，很快就树立起他作为社会民主党（SPD）的杰出理论家的地位，并创作了爱尔福特纲领（1891）的理论部分。他在1917参加分裂出去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之前，一直在社会民主党内。1922年他又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但已无法恢复他原先的威望。1934年，他移居布拉格，后来流亡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逝世。在1889—1914年这个时期，考茨基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建立成一门严肃的思想学科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他从1883年起负责编辑《新时代》杂志（这是1848年以来的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杂志），并且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反对“修正主义者”（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先是在一个专门问题即土地问题上（见“参考书目”②），后来则在更为广泛的问题上反对伯恩施坦。在19世纪80年代跟恩格斯一道工作后，他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后来还编辑了《剩余价值学说》。他写了许多东西来普及马克思的经济和哲学理论，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宗教思想。他的最早的思想指导方针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特别是布克尔、海克尔和达尔文的论点，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始终受上述这种模式的影响。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是把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的这种观点，在1927年发表的《唯物史观》一书中集其大成。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更富有宿命论成份的那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心态度，使他越来越跟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革命行动指南而不单纯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人们发生冲突。《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一书是考茨基著作中最后一部为各种倾向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公开的“修正主义者”外）所接受的论著。在这本书里他重申了工人阶级应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来反对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很有意思的是，他考虑到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同盟的可能性。在这以后，从他在大罢工问题上跟卢森堡发生争论时起（“参考书目”⑤），他发现自己日益受到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攻击。基于他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理论信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采取一种暧昧的立场，从而受到列宁的严厉的谴责。考茨基对布什尔维克所进行的批评，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所持的反对态度，以及他对议会民主制的支持，这一切都导致他被列宁定为“叛徒”的罪名。然而，考茨基在他生前一直坚持他的上述批评，不过同时也就日益退出政治活动。虽然考茨基不断地大量写作，直到逝世，不过在20年代早期以后，他再也没有写出过跟他的早期著作具有同样质量的作品。（PGo）参考书目①威纳尔·希鲁门堡：《卡尔·考茨基的作品——书目要览》，1960年德文版。②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1899年德文版。③同上作者：《基督教的基础——对基督教起源研究》，（1908年），1925年德文版。④同上作者：《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德文版。⑤同上作者：《政治大罢工》，1914年德文版。⑥同上作者：《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1919年德文版。⑦同上作者：《唯物史观》，1927年德文版。⑧加雷·斯汀逊：《卡尔·考茨基（1854—1938）》，1979年英文版。凯恩斯和马克思（KeynesandMarx）在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和约弗·凯恩斯的最主要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方法都具有宏观经济的性质，继承着一种始于重农主义学派并为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所完善的传统。他们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是：马克思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方法和估价，是把根子扎在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种特殊的学说（即由他所完善的劳动价值学说）之中；而凯恩斯及其学派对于宏观经济的计算，则具有一种纯经验的和“立竿见影”的性质（如以政府统计为依据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而不跟新古典学派的价值学说（虽然凯恩斯本人仍以此学说为依据）联系在一起。新古典学派的价值学说从实质上说具有宏观经济的性质，它不存在任何通过统计进行验证的可能性。这种情况跟其他情况联系在一起，也就引起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之间对于资本估价（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的爆炸性的矛盾，在这方面英国的剑桥学派（斯拉法、琼·罗宾逊等）已经阐明了新古典学派理论的一切具有毁灭性的结论。然而对于凯恩斯来说，回到宏观经济的计算（借助于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表）并不是出于科研上的探求，而是一种为追求既定目的而需要的实用手段，也就是要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形成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跟马克思相似的是，凯恩斯不接受新古典学派的这样一种定理，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具有自发地趋于平衡和或多或少地取得有保障的增长的倾向。而跟马克思不一样的是，凯恩斯同时也否定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商业周期（或工业周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发生作用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凯恩斯的想法是，政府采取一种正确的反循环的政策，特别是（但不仅限于）在税收、货币供应、信贷的扩大和紧缩、利率（“廉价货币”）、公共工程等方面，尤其是通过预算赤字（“赤字财政”）和预算盈余，可以保证充分或几乎充分的就业以及即使不是永久也是长期的显著的经济增长率。这种设想是奠立在一种特殊的危机理论之上（商业周期论，参看经济危机条目），这种理论基本上秉承着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俄国民粹派、卢森堡及其学派，以及大道格拉斯等人所主张的“消费不足论”的传统。跟马克思相似的是，凯恩斯否定“萨伊定律”，根据这种定律，一定水平的供应会自动地创造出其需求。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即现有生产与其现有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受储蓄率的限制的，而储蓄率对于高收入来说，显然要比低收入为高。国民收入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跟就业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一种充分就业的政策便有助于一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的实现。这些设想在美国罗斯福实行“新政”时期经过了试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日本以及随后几乎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得到实施。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其生产力的倾向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进行解释的基本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远不像凯恩斯那样建立在把周期作为单一原因来解释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始终把商品生产过剩的倾向跟资本过度积累的倾向（即不可能使额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上）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不仅跟消费和就业的水平密切相关，而且跟利润率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就业水平也是跟利润率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可见，一切能够促进充分就业的力量，只有在它们无损于利润率或者不带来其他有损利润率的倾向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作用。同样地，一切能够提高利润的力量，只有在同时为“最终的消费者”扩大市场即导致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加速长期的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周期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没有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在长期内加以解决。由于凯恩斯和他的信徒们所遇到的不是一般理论性的挑战，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这种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认为发展军备所造成的繁荣已经过去）重新出现失业现象的威胁，因此他们倾向于忽视马克思主义者的警告，同时把他们的论战目标集中在反驳“正统”新古典主义自由派的论断上，后者认为凯恩斯及其信徒们的政策到头来会导致迅速的通货膨胀。作为一位精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凯恩斯甚至断定，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名义工资水平提高而实际工资受到缓慢侵蚀的情况下，要比名义工资降低而纸币币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更少的反抗。不过，今天他的信徒们则主张有必要对工资实行控制以对付“滞胀”。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本人曾经想要通过政府政策（货币主义者表现在货币供应方面）来实现的东西，新凯恩斯主义者则想通过“收入政策”（即通过政府控制工资）来实现，在这方面可以跟或可以不跟工会官僚机构进行合作，这要看情况的可能而定。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实现充分就业而提出的建议，其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凯恩斯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并且完全在这种框架内提出自己的建议。这种制度的最大的弱点（它曾导致“新政”在实现充分就业上的失败，此外还反映在其他事例上）就是：“赤字开支”和有利于大众消费的一般措施确实能够暂时地提高消费品的销售和生产，但是它们只有在同时提高利润率和预期利润的情况下，才能够引导资本家去追加生产投资。这就需要许多偶合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一般是不具备的，而且当然也不是凯恩斯的政策所能创造出来的。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没有必要去接受资本主义的内部逻辑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去实现社会的目标，以及如何制订政治策略来为实现该目标创造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要创造另一种具有不同经济逻辑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向社会主义过渡，意味着剥夺资产阶级，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人们一直试图弥合凯恩斯主义的方案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之间的距离，这不但在理论领域如此（例如卡列斯基），在经济政策领域也是如此。后者表现为“混合经济”的倡导者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他们主张要有一个强大的公有经济成分，以便在利润率下降和私有经济成分发动“投资罢工”的情况下，能够产生足够的生产投资来抵销这种“罢工”。然而，没有证据说明这样一种模式曾经奏效或者能够生效，没有证据说明有可能把为追求利润而生产的逻辑和为满足需要而进行计划生产的逻辑这两者结合在一种经济之中。（参看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条目）（EM）参考书目①卡尔·库勒：《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1979年英文版。第2卷，第4篇。②P.马蒂克：《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局限性》，1969年英文版。③琼·罗宾逊：《马克思和凯恩斯》（1948），载霍罗维茨编《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④都留重人：《凯恩斯与马克思—总体方法论》（1954），载霍罗维茨编《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亲属关系（kinship）当人类学家研究“亲属关系体系”时，他们所考虑的事情是多种多样的，诸如社会个人的分类、社会集团的补充、性别的作用、资源的支配和转移、居处的动态、家庭的关系、婚姻和财产继承的法规、以及性的象征等等系统。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只能从生产方式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因为亲属关系体系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内运行，它们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部分，并且仅仅是在历史的、动态的框架结构内发生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亲属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这种研究的重点是在于研究一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制度和动态，以及研究所有社会中的广泛的社会发展过程跟日常生活的联系。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从以上这两种不同观点来看，这种研究的对象都是一种对人实行文化分类的社会体制，而这种分类既要照顾到生物学的事实（生殖），又要跟这些事实保留区别。在所有的生产方式中，亲属关系都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对亲属关系进行分析中的主要难题，是弄清楚各种集团的结构成分跟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同时既要强调亲属关系所起的结构性作用，又要强调它作为思想意识再生产的关键性因素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统治的关系（包括亲属集团和整个社会内部）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家出现以前，社会是由结构上相同的亲属集团组成，这些集团的内部关系（“政策”）也就由“亲属”关系所构成。在这里必须划清集团社会（由采集者、狩猎者组成）和血缘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大体上是平等的；后者虽然从现代标准来看也是平等的，但却把人民组织在一些潜伏着竞争的从属单位中，这些单位俨然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基础。今天，集团社会制度往往出现在土地贫瘠和资源有限的地区，而这些社会的亲属关系的通则是强调在对下属集团的成员身份不严加限制，强调集团之间的合作，并且愿意让别人在自己土地上使用为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所必要的资源。这些社会的平等实质还扩大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上：妇女在生产作用和她们的人身自主都得到确认和高度尊重（参看原始共产主义条目）。相形之下，血缘社会中亲属关系则在经常竞争的、自立门户的社会集团之间设置屏障。这种亲属关系往往发生在园艺业和畜牧业的社会里，它是以血统（母系、父系或父母两者）为通则，限制别人使用自己的资源，这种关系曾被人们错误地归纳为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但恰当地说，它事实上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前身而已。在这些社会里，竞争明显地出现在各世系（即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实行内部联姻的各群体）之间，并进一步从世系内部的地位和等级上反映出来（见“参考书目”⑧）。可见，这些制度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从中（特别是从世系之间和它们内部的等级关系上）可以找到社会等级制和阶级划分的起源。此外，如果再把居处从母系、叔伯系统直到父系的转移以及婚姻和财产转移关系的出现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对男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的起源作出最好的论证。在新近出现的有关妇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就恰当地把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地位差别放在比较广阔的社会经济角度中进行探讨（见“参考书目”①——有关世系之间及其内部的等级关系部分；④——有关男人社会结构的出现；⑦——特别是其中古典和萨克斯的文章；以及⑥）。在产生了国家的社会里，亲属关系在原先的集团社会或血缘社会中所占有的中心地位被另一种法律原则和组织原则所取代，尽管血缘关系的生产方式可能在那些具有混合生产方式的国家里作为一种被压缩的成分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从属地位的亲属体系在生产和日常生活组织中的实际职能虽然大部分仍然保留下来，但是它却失去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和政治上的自主权。在这些社会里，民族主义跟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种种特征发生冲突，而对剩余产品实行强制征收的制度则又跟民间集团的职能发生冲突。此外，在国家社会中，男人的统治地位具有一种更为广泛和严格的制度化的形式，而国家舞台便成为男人的领地。这种紧张和冲突的状况，虽然随着统治人物把亲属关系的思想意识移入国家立法制度和剩余产品的支配通则中去而可能在思想意识上有所缓和，然而总的倾向则是对血缘关系的完整性和这种关系的模式进行瓦解。西非王国达荷美就表现了这种动态（见“参考书目”③），这种动态在封建主义的欧洲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在那里，较为悠久的历史文献更为详细地记录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如何被吸收到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和个人主义的国家中来，而国家和市场又是如何逐渐地担当起亲属体系的职能，把这个体系瓦解为越来越小的单位。这不仅牵涉到跟国家相对立的法制单位的结构和规模的缩小，以及生产、消费和互助单位的结构和规模的缩小。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后农业国家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最终消灭了亲属集团在职能上独具一体的方面。人们越益以个人的身份跟国家打交道。伴随着劳动社会化而来的是个人生活（即家庭）的私自化，从而使生产劳动跟亲属关系相脱离；而家庭单位尽管在理论上仍然是消费和社会生产单位，但实际上其规模却不断缩小——最近缩小到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点是，家庭被于置于财富的社会生产和它的私人积累这种制度的矛盾之中。有大量的论著探讨了核心家庭的争议性问题（参看家庭，女权运动条目）。在这里我们还要讨论三个问题。首先要谈的是有关殖民主义对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或原始国家社会的影响。尽管在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殖民主义制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试图维持社会再生产的负担，即维持其下层阶级的生计，从而超越其生产剩余产品的利益范围。这些地方的人民，为了应付由于局部的无产阶级化所必然引起的对他们的生存基础的瓦解作用，便依靠前殖民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特点来重新改组他们的社会组织，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公社化的乡村（见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致查苏利奇的信和信稿中有关俄国乡村公社的论述，该信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封闭的独立村社（见“参考书目”(○,11)11）；以及从权宜之计出发未“假结亲缘”的妇女关系网（见“参考书目”⑦中布劳恩和卢博的文章）。在上述这些渠道中，亲属观念是能够使这些新的社会安排跟传统的公社合法形式结合起来的不言而喻的手段。类似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网络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心的城市贫民中。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之一，就是斯迭克所描述的在一个美国黑人妇女社团中出现的制造“亲属”关系网的现象（其中往往包括“假结亲缘”的做法，见“参考书目”⑨）。这些妇女所采取的这种权宜之计，与其说是要把亲属纽带关系局限在一定的范围，毋须说是要把亲属的互惠关系大大地扩展。这种做法，正如斯迭克所指出的，对于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并卓有成效的，虽然事实上有悖于资产阶级文化的那种自我奋斗的伦理。这种谋求生存的策略建立在各种经济合作的形式之上，并且还要依靠人们反对自己作为下等阶级被并入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那种反抗性。相反地，已经完全加入资产阶级社会的中等阶级，则适应历史的要求发展了一种核心家庭的形式，从而使公民社会的需求体现在亲属集团的结构之中。面临着近来核心家庭组织在结构上的瓦解，中等阶级已经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以市场合同制关系为基础的私生活方式。可见，中等阶级并不是把一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替换手段（连同一整套互助互惠的要求）延伸到“非亲属关系”中去，而是试图利用一种市场伦理学来挽救家庭集团。这种倾向通过诸如“谈判”、“调停”、“作用”、“合同”这样一些语言和策略表现出来，其后果是大大地限制了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则比较少见）那种跟亲属关系相联系的广泛的义务和要求的应用范围。另一种习惯上的亲谊关系则包含在“友谊”这个范畴中，这种关系，如同拉普所指出的，可能会产生感情上的支持，但不会产生承担分享财物的义务（见“参考书目”②）。因此，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并由于“支持”有抽象与实际之分而呈淡漠的关系。此外，这种关系是有极限的，它也象新的核心家庭一样，要受到个人的“代价和利益”的检验。最后，通过选拔出一整批专业人员来管理和维持上述关系，这一发展过程也就完成了。“亲属关系”可以解释为构成社会秩序的立即再生产的一整套实践。在国家出现以前的最原始的社会形态里，亲属关系处于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核心之中。随着农业国家的出现，亲属关系在职能上发生了分裂，一方面是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它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和事实上对统治进行反抗中所起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实现，亲属关系最后成为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统治状态本身。（NK和DSK）参考书目①古奥·卡特林：《努尔人的亲属关系再考察》，载贝德尔曼编《文化变迁——纪念伊文思——普里查德论文集》，1971年英文版。②同上作者：《家族的起源》，载赖特编《论妇女的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③N.卡茨和D.S.坎姆尼策：《生产方式和统治过程——达荷美的古典王国》，载莱昂斯和罗特坦编：《政治经济学的新方向——一种从人类学出发的研究方法》，1979年英文版。④E.B.李科克：《恩格斯<家族的起源>一书介绍》，1972年英文版。⑤R.拉普：《现代美国的家庭和阶级——意识形态理解札记》，1978年英文版。⑥W.莱希：《性的革命》，1945年英文版。⑦R.赖特编：《论妇女的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⑧P—P.雷依：《血缘关系的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⑨C.斯迭克：《人皆我亲》，1974年英文版。⑩E.泰雷：《爪曼阿布隆王国的阶级和阶级意识》，载M.布洛赫编《马克思主义分析与社会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⑪E.R.沃尔夫：《中美洲和爪哇中部的封闭公社》，1957年英文版。认识论（knowledge，theoryof）显而易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出现的种种紧张关系，诸如在实证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之间，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哲学之间，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人道主义或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等等，都源自于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矛盾心态和倾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能从他的著作中推断出：（1）他的认识论的观点和（2）关于超越马克思主义并对它内部的两分法予以部分解释的认识论的观点。关于（1）马克思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论题：（甲）对客观现实的强调，即根据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强调自然形态的独立的现实性和社会形态的相对独立的现实性，这就是在本体论或“不可及”范围内的现实主义；（乙）在认识过程中对工作或劳动的作用的强调，从而强调其产物即认识的社会性和不可简化的历史性，这也就是在狭隘的认识论或“可及”范围内的“实践主义”。（甲）是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实际变化相一致的；至于（乙），马克思则认为它依赖于有目的人的中介作用即实践。从一个主体的生产活动和一个社会过程的再生产或改造这种意义上看，对象化过程必须既跟（甲）那种作为外部存在的对象性相区别，又必须跟在特定的社会中具有历史特点的即异化的劳动形态相区别。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对象”及其同性物便有四层意思了。上述的这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论题——对象性和劳动，也就从认识论上排斥了经验主义、唯心主义、怀疑主义、教条主义、超自然主义以及反自然主义等等。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曾对唯心主义进行有力的、时而还是非常精彩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他个人历史上是他从哲学走向实在的社会历史科学的手段，并且为了解他的新科学的内容提供了钥匙。然而，马克思却从来没有对经验主义进行过等量齐观的批判。他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言论，只能从《资本论》所包含的科学现实主义，从方法论上进行实际的、非理论性的阐述中找到，以及散见于少量哲学篇章中。这种在批判上的不平衡状态，其后果之一便是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实在论的一头跟实践论的一头对比之下，便相对地落后了；同时还使马克思的认识论在精巧的唯心主义〔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只有（乙）没有（甲）〕和粗糙的唯物主义〔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只有（甲）没有（乙）〕之间浮移不定。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其中还结合了对先验论的猛烈批判）包括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即费尔巴哈阶段里，观念被看作是有限的、肉体的头脑的产物；在第二个阶段即别开生面的马克思阶段里，这种肉体化的头脑则被设想为历史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产物。第一阶段包含着对黑格尔的主语一谓语颠倒、把存在归结为认识（“认识论的谬误”）以及使哲学脱离社会生活（“推测的幻想”）等方面的批判。第二个是反个人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费尔巴哈的关于一种固定的人的本质这种人本主义或本质先于存在的论断，则被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社会性的论断所取代。“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他还认为生产力、资本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每个个人所遇到的既定的东西，是“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基础（参看《德意志识形态》第1章）。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想坚持这样的观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力求树立这样一种观念：社会过程的再生产和改造是在人的实践中并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而实践本身则反过来受这个过程的制约，并由这个过程赋予它以可能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马克思是否曾设想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从而使社会过程融合在实践之中呢？这一点很难证明（参看决定论条目）。不管怎样，《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不是人的实践，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关系、矛盾和倾向。“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资本论》第1卷，第12页）。马克思从来不大怀疑朴素的物质对象的现实主义——这种观念认为物质对象不取决于对它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然而，对于科学现实主义——这种观念认为科学思想的对象乃是真正的结构、机制和关系，认为尽管这些结构、机制和关系通常跟它们所产生的表现形式、表象或事件不相符合而且甚至是截然对立，可是它们在本体上对于后者却是不可缺的——，马克思却是逐步地、有起伏地并且是相当晚地才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参看实在论条目）。不过，到19世纪60年代左右，科学现实主义的主题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唱段：“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第3卷，第92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么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8页）。马克思自认为他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真正内在关系、因果结构以及动力机制进行科学的阐明来反对庸俗的经济学，而同时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恰如其分的（非拜物教的、历史学的）阐明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包括如下三个方面：①一般的科学实在论；②一个领域——特定的（或批判的）自然主义；③一个主体——特殊的辩证唯物主义。在①这方面，马克思跟任何科学家一样，关心的是对他所接触的现象作出首尾一贯、无懈可击、令人信服、并且以经验为依据的解释。在②这方面，他的自然主义的特点是具有一系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它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调查研究）的特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形态对实践、观念、空间和时间等因素的依存关系，还有历史的反射性；后者其所以需要，是考虑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历史所描述的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对理论的经验性检验既不能靠实验室的方法来确立，又不能在封闭的系统中自然地发生，面是要依赖于解释性的、非预见性的虚虚实实的准则。（在这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所乞灵的“抽象力”，既不能取代“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又无济于他的真正的经验性实践）。在③这方面，马克思的各种解释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采取了对所调查的对象进行解释性批判的形式，根据这些解释，所调查的对象被揭示为辩证矛盾的东西。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既涉及（Ⅰ）概念的和概念化的实体（经济理论和范畴以及各种表现形式），又涉及（Ⅱ）需要这些实体或对它们作出解释的对象（各种结构关系的制度）。就前者而言，实体是纯然虚构的（如工资形式），拜物化的（如价值形式），否则就是有缺憾的；就后者而言，马克思的解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逻辑上会导致对产生这些实体的对象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并且认定它们会发生实际的变革。马克思把特殊系统的辩证矛盾（诸如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本质性矛盾及其神秘化的表现形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矛盾引起各种各样的历史性矛盾，而后者既有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原则的倾向，又为用另一种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动机和手段，在这种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据马克思看来，如果唯心主义是哲学的典型的缺憾的话，经验主义则是生来缺乏常识。马克思决心既反对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各种形式、思想和观念（连同它的概念的或宗教的总体），又反对经验主义本体论的既定的原子的事实及其固定联系，他主张把真实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有结构、有差别并且是在发展着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要我们存在，就是我们认识的可能的对象。因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对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实质。在于反对它使现实非社会化和非历史化，认为它充其量只能够促进而不是能够维持“科学性”。还有，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终稿和其它地方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顶峰——黑格尔哲学所进行的批判，其实质在于反对它扰乱了科学的层次并且使现实非历史化，认为它只能促进而不能维持“历史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新的历史科学在认识论上具有两个要点：以唯物主义标志其一般形式（作为一门科学），以辩证法为其特殊内容（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然而，我们可以列举许多事实来说明，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融会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中还是割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在认识论上都落后于马克思的见解。这类哲学的辩证法实质上还是按照唯心主义的模型铸造出来，而它的唯物主义则基本上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形式。马克思（还有恩格斯）通常把教条主义跟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怀疑主义跟经验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决地否定了两者；他们宣称他们的前提“不是教条”，而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同时，他们还嘲笑那些“现代革命哲学家”的思想，说他们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页）。由此可见，一方面（在可及的范围内），他们所首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作为一个在经验上没有止境的研究纲领提出的；另一方面（在不可及的范围内），他们确定自己对一种具有超越事实的活跃的结构的客观本体论的信仰。关于（2），马克思对待认识论的立场也是围绕着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来转动的：即强调（甲）认识过程的科学性和（乙）认识过程的历史性（当然，新的历史科学的主题是用来给认识论增加分量的）。一方面，马克思使他对自己表现为在从事一种科学的创建，因此他看起来是在致力于建树若干认识论的前提（例如制定划分科学跟思想意识或是艺术之间的界线的标准）；另一方面，他把一切科学，包括他自己的，都设想为历史形势（和在历史形势中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有力动因）的产物，因此必须探求从历史上对它们进行解释的可能性。（甲）和（乙）构成了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内在的”和“外在的”方面）：只有（甲）没有（乙），会导致科学主义，即科学跟社会的历史领域脱节并势必形成缺乏历史反射性；而只有（乙）没有（甲），则会陷入历史主义，即科学被归结为历史过程的一种表现并势必导致在判断上的相对主义。以上这两个方面，是统一在一个对具有历史特征的认识论进行解释性批判的规划之中的。然而，正如在他的科学领域中所表现的那样，马克思从其哲学走向科学所经历的道路的特点是，他对内在领域的探索实质上仍然没有化为理论。的确，马克思在早期阶段中从无产阶级身上看到哲学的实现并认为必须通过该阶级来完成，可是紧接着，他这种明确的观点却在第二个即实证论阶段上突然停顿下来，在这个阶段里，哲学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被科学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这种有关哲学的抽象的综合的概念，被晚期的恩格斯所册立，成为第二国际的正统观念。不过，在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却存在一种独特的矛盾，这是因为他的实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只是一名受雇佣的低级劳工——一种显然为马克思所赞同的洛克功能。还有，只要社会条件不仅引起哲学上的“认识问题”，而且把认识作为实践的、历史的问题提出来，那就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摆脱认识论的干预以及如何处理由此引起的种种观点的。无论如何，如果在马克思的实践中含蓄着第三种观点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就是把哲学（以及一种有力的认识论）设想为依赖于科学和其他社会实践，也就是设想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形态的、融实践与认识于一体的要素。这种哲学，无论跟老黑格尔的“德国学者概念联系法”还是卢卡奇—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都毫无共同之处；它倒不如说是一种以其独到的全面优势为特征的自然主义科学。晚期的恩格斯在哲学上所进行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干预，其主要特征如下：（1）把一种实证主义的哲学概念跟一种前批判的科学形而上学结合起来；（2）把一种不可简化的、自然发生的宇宙学跟一种一元论、程序化的存在辩证法实行牵强的综合；（3）给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辩证法本体论配上一套反射性的认识论的轭具，在这里，思想被想象为实际的反射或对实际的临摹；（4）对主观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强调自然的必然性，同时强调在实践上对怀疑主义的批驳。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反杜林论》；这时期，自然辩证法跟反映论的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哲学的标志，它被普列汉诺夫（继狄慈根之后）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不幸的是，恩格斯对因果关系的偶然性所进行的批判，并没有辅以对它的现实性进行批判（休谟所同意的黑格尔的一种观念），或者是在同等的程度上注意到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实践对自然的必然性所起的媒介作用。此外，尽管他对科学史的特殊事件具有伟大的洞察力（例如，他的那篇堪称奎那以后的杰作——《资本论》第2卷序言），可是他的反映论所起的作用却是对可及的范围进行斧削并且倒退回冥思苦想的唯物主义。因此，反映在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和拉布里奥拉等人著作中的第二国际的主要思潮，充其量只不过是去拥抱一种实证主义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宿命论的进化论（以考茨基为例，在他那里达尔文的论点较之马克思的论点有过而无不及），而且所关心的主要是把马克思的著作系统化，而不是发展它，或者是扩充它。自相矛盾的是，由于恩格斯进行干预的主题是唯物主义，这种干预所表现的意图是为了确立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的自主状态，然而其结果却是出现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跟恩格斯所从事批判的超自然的一元论（海克尔、杜林等人的“机械的”、“简化的”、唯物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列宁的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坚持了哲学干预的实践性和利益性，以及比较明确地认为这种干预对于日常的科学具有一种相对和自主性；以上这两个方面都部分地改善了恩格斯思想中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阵容。列宁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反映论的论战性著作的发表，为的是遏制马赫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的传播（例如通过波格丹诺夫）；而在《哲学笔记》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那种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对照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把位置让给辩证思维与非辩证思维之间的对照。苏联在20年代曾出现过一次激烈的、然而却是为时短暂的辩论，这次辩论发生在诸如德波林这些人和布哈林这些人之间，前者强调的是辩证法的一面，而后者所强调的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成份。由此可见，恩格斯的认识论遗产中的两个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尽管曾被伯恩施坦所否定，但是却被列宁在不同时期加以强调，具体化为苏联哲学界在德波林和机械论者（他们在斯大林时期被册封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之前）之间的内部对抗，并且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对立思潮。在阿德勒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一种自觉批判的认识论；如果以康德的用语来表达的话，这有两层意义：从类比的意义上说，马克思像牛顿一样，已经有可能形成康德的一个问题，即社会化为什么是可能的？从直接的意义上说，就是社会性已经是经验是可能性的一个条件，正如空间、时间以及各种范畴在康德那里一样。对于阿德勒来说，马克思的理论应作为一种经验控制的批判论来理解。这种理论的对象——社会化的人类——是受类似自然规律的那些规律支配的，而这些规律是要依靠有目的的、以价值为指导的人的活动来起作用。在我们以上所考察的思想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门科学（参看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与此同时，却很少（如果有的话）有人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中的真正辩证法或黑格尔的成份。其原因，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马克思的著作的艰深来负责的（例如他在《资本论》中对价值理论的阐述以及后来发表的其他主要著作的内容）。可是，这种状况目前已经改变了。的确，曾促进法兰克福学派工作开展的卢卡奇在其所阐明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见“参考书目”⑨），在戈尔德曼创始的结构主义中，都给马克思提供了几乎跟恩格斯具有同样影响作用的典范解释；而在科尔施的著作（“参考书目”(○,12)12）和葛兰西的著作中（见“参考书目”⑦），则已经截然改变了恩格斯的传统所主要强调的东西。他们的认识论的一般主要特征可归纳如下：（1）历史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工人阶级的理论表现，把自然科学视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引起劳动认识过程的内在范围的瓦解，与此同时，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科学，而认为它是一种具有自己的广泛汇总的观点的、自给自足和自主的哲学或社会理论；（2）反客观主义和反反映论。这是建立在世界是由实际构成的思想之上的。这种观念导致科学的不可及范围的瓦解或是有效的中立化，并且相应地导致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判断上的相对主义；（3）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和批判方面的恢复（包括卢卡奇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主要成分的重新发现：拜物教的理论），而这些方面都曾被第二国际的实证论的科学主义所淹没。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主体的表现，而不是对一个客体的认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科尔施，见“参考书目”(○,12)12，第42页）。此外，它不仅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具有“为构成世界的完整概念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见“参考书目”⑦，第462页），而且正是和仅仅是通过这种自给自足的状况而出类拔萃。因此，卢卡奇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在于是否把经济动机放在首要地位，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这个论点卢卡奇后来在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还一再强调）……整体对其各部分的无所不至的崇高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方法的实质”（见“参考书目”⑨，第27页）。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然科学本身就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片断的、具体化的视象，它创造了一个由分隔在不同的局部领域的、跟任何有意义的总体性不发生联系的纯粹事实所组成的世界。这样一来，卢卡奇也就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历久不衰的传统，即将科学跟它的实证主义的错误表现混为一谈，并且赤裸裸地用辩证法的思想来跟分析性的思想相抗衡。对于卢卡奇来说，无产阶级是同一的历史主体和客体，而历史（根据卢卡奇的循环论法）则是这个事实的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即按照（这种循环论法）无产阶级由于变得不断自觉而赋有的意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依靠的商品的地位，因而开始去改变它。卢卡奇认为：《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对商品拜物教的论述，“本身包含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整个自我认识，这种认识应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见“参考书目”⑨，第170页）。卢卡奇的认识论是理性主义的，而他的本体论则是唯心主义的。更为特别的是，他的总体性（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是“表现性的”，因为它的每一阶段或部分都隐含着全体；它还是目的论的，因为它预先认为现在只是对着未来（实现了同一性的未来）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的本体论所具有的是结构，而恩格斯的本体论（突出过程）和卢卡奇的本体论（突出总体性），两者都缺少结构。对于葛兰西来说，自在的现实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残余，事物的对象性必须根据人们普遍的内在主观性来重新确定；这种主观性也就是认识的一致性，它像渐近线一样在历史上临近，而只有一种实践完成以后，才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最终实现。葛兰西指出：“根据实践的理论，人类的历史显然不能用原子论来解释，恰恰相反，原子论如同所有的其他的科学假设和见解一样，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见“参考书目”⑦，第465页）。这种观点包含着双重的瓦解：从不可及到可及的范围的瓦解，从内在到外在范围的瓦解。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葛兰西的见解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蒲鲁东的话，说像他这样一位“真正的唯心主义者”，他无疑相信“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7页）。葛兰西十分愿意坚持的关于我们认识的历史性（还有这种认识的各种对象的独特的历史性）并不能驳倒我们认识对象（还有它们的历史性）的他性观念，而实际上却是依赖于这种观念。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全都反对任何像恩格斯那种类型的自然辩证法；不过，卢卡奇这样做是为了提倡一种二元论的、浪漫主义的反自然主义，而葛兰西和科尔施这样做却是为了提倡一种历史性的、具有人的形态的一元论。卢卡奇把辩证法看作是原始的主体跟异化的客体重新实行统一的过程，主张只能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领域；而葛兰西和科尔施则认为，我们所了解的自然乃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它是辩证的。在葛兰西的那种存在和认识实现了统一的理论中，不可及性已经完全丧失。在卢卡奇的那种同一性是有待实现的历史后果的理论中，不可及性保留在两种形态中：（Ⅰ）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无活动力的自然，它被想象为跟人类解放的辩证法不发生任何整体的联系；（Ⅱ）作为在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实现以前的人类历史中的异化领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属第二代）以及他们的伙伴们的“批判理论”，其认识论的主题主要是：（1）对卢卡奇式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绝对历史主义进行一种修正，重新强调理论的相对自主；（2）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进行某种批判；（3）强调对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1）这个主题是伴随着无产阶级作用的逐渐分散的现象而提出的，这种现象最终导致失去任何有历史依据的解放媒介，这样的话，像是对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一种追忆，革命理论呈现为个人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一个阶级的表现），它被放置在像费希特所说的那种“Sollen”即“应该”的规范水平上。这种势必发生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裂现象，曾被马尔库塞辛辣地表达如下：“社会的批判理论不具备能够填补现在与未来之间鸿沟的概念，由于不能把握未来和显示成就，他仍然是消极的”（见“参考书目”(○,13)13）。这就突出了一种悲观主义和判断主义、这种东西（连同它关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分析思想的完全消极的、浪漫主义的和非辩证法的概念）把它的社会理论设想为（如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那样）认识论的真正的宝库，然而它却是在相当程度上离开了马克思的理论。不过，这倒使它能够去阐明那些被马克思本人的乐观的理性主义和普罗米修斯主义所模糊了的问题。（2）批判理论在一种解放的动机和一种纯技术或工具性的动机之间所进行的关键性比较——从霍克海默的《传统和批判理论》（1937）到哈贝马斯的《知识与人的利益》（1972）——在逐步进行，终于起来反对马克思本人对劳动的强调和他把自然纯粹当作人类的开发对象的概念。因此，马尔库塞所设想的解放的社会，其特征既不是合理调节必要的劳动，又不是创造性的工作，而是使工作本身能够升华为美感爱欲的游戏（见“参考书目”(○,14)14）。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马克思认识到劳动及其所起的作用之间的区别，这从他分清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的区别可以看到，但是他却把自身的实践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曲解，从而把人类自身的形成归结为劳动。不过，可以提出来争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的活动，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经常发生在一个具有历史特点的社会中并通过这个社会来实现的活动，因此，不是马克思，而是哈贝马斯对劳动采取一种错误的、不加批判的实证主义论断，即把它看成一种通常属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活动，也就是可以用演绎一法则论的模式来恰当地加以表现的活动。（3）哈贝马斯企图把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作为纯粹自然过程的一种结果的人类的概念；另一个是包括自然（它构入人类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来构造）在内的现实的概念。哈贝马斯的这种企图反映了任何超验的实用主义的二律背反。因为它导致这样一种二难推论：如果自然作为一种被构造的对象性而具有超验地位的话，那它就不能成为从事构造的立体的历史场所；相反地，如果自然是主体的历史场所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够单纯地成为一种被构造的对象性——它必须是自在的（而且，从偶然性上看，对于我们是一种可能的对象）。这样一种观点，看来是深为阿多尔诺所赞许的（从他坚持对象性对于主观性的不可简化性来看）。实际上，阿多尔诺是把第一哲学（包括马克思的认识论）所固有的弱点加以孤立，把它看作是把一对相互间不可简化的对立面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实行削减的一种经常性倾向（如在恩格斯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之于存在，以及卢卡奇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存在之于意识），他反对把思想奠定在无前提条件基础之上的任何尝试，并且主张一切批判的内在性。如果我们把以下这些作者的著作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是比较方便的。（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E.弗洛姆，H.勒费弗尔，R.加罗蒂，A.赫勒，以及E.P.汤普森；（Ⅱ）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萨特和梅洛——庞第；（Ⅲ）东欧的修正主义者，例如L.科拉科夫斯基，A.沙夫和K.科西克；（Ⅳ）南斯拉夫的《实践》集团，例如G.彼得罗维奇，M.马尔科维奇，S.斯托扬诺维奇等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尽管以上这些作者们的组合和志趣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全都赞成重新强调把人和人的实践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实践》第1卷，第64页）。对于这个问题的强调，在斯大林时期曾被忽视，它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显然应当归功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归功于对黑格尔的《现象学》进行新的人道主义的诠释（例如由A.科叶夫和J.依波利特所提倡的）。在这方面，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认为人性和人的需要虽然在历史上已被调节，但却不能够无限量地揉合在一起；第二，重点在于强调人类并不仅仅像是像经验所反映的那个样子，而是具有一种规范的理想——诸如脱离异化、不断完备、自我发展、充分地发挥创造性并且和谐地参加工作。前一个方面显示着从马克思到费尔巴哈的一种毫无疑问的局部折回。在这一类作者中，萨特的著作具有最深远的影响，它试图坚持去论证通过个人实践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可以看到，萨特的出发点在逻辑上阻碍着他的目的的实现。如果实行真正的转变是可能的话，那么一种特殊的环境（社会关系的某种特殊的综合）就必须从一开始建立在个人的情况的结构之内，否则的话，一个人就会具有一种不可解释的独特性，一种循环论的辩证法以及对条件的抽象的、非历史的综合（从“罕见”到“实践上的惰性”）。大体上说，反自然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到萨特，都既很少关心本体论的结构，又很少关心经验论的实证。这些偏向，在阿尔都塞和其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哥德利埃）的科学理性主义中，以及在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科学经验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中，都分别地得到纠正。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跟E.巴里巴合著的《阅读资本论》）中，人们可以找到以下几个最鲜明的内容：（1）一种反经验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有关社会总体性的新概念；（2）伴随着外在领域（“理论主义”）的崩溃而出现的对认识论进行一种批判的原理；（3）一种受科学哲学家G.巴契拉德和心理玄学家J.拉肯的影响的科学理性主义，其中不可及领域实际上呈中立化，结果形成一种潜在的唯心主义。（1）阿尔都塞一方面重申了有关结构和复杂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则重申了不可简化的社会性，即把社会的总体性看作是一种多元决定的、偏离中心的、复杂的、预定的、为结构所支配的整体。它反对经验主义，因为它（指社会总体性）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而且它的因果关系的形式不是牛顿式的（机械论的）；它反对历史主义和整体论，因为它是复杂的、多元决定的、但非“表现性的总体性”，它要受一个“主要成分”的影响或者可以用一种同性质的暂时性来说明其特点，而且它的因果关系不是莱布尼茨式的（表现性的）。它反对唯心主义，因为社会总体性是预定的；它反对人道主义，因为它的成分是结构和关系，而不是个人，个人只不过是这些成分的承担者或据有者。然而，当阿尔都塞想要坚持认为总体性是由结构所支配并以此来反对社会学的折衷主义时，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关于结构因果关系的正面概念进行明确的阐述。（2）尽管阿尔都塞反对把哲学归结为科学或反之把科学归结为哲学的一切做法，而坚持认为科学性的标准对于有关科学来说完全是内在的，可是他却没有阐明哲学（包括他自己的哲学）的明确的作用。看来，他尤其是忽略了有关科学的思想意识之间任何划分标准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对一种有待证实的科学的实践进行批判的问题。对于各种科学来说，它们的认识论的自主性是要跟它们的历史的自主性结伴而行，而且要对后者起巩固作用，而同时科学跟历史过程的脱节则预先测定和表现出思想意识（它被想象为神秘化的东西或虚假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这种观点是跟马克思的观点大相径庭的。（3）尽管阿尔都塞坚持现实和思想之间的区别，然而在他的体系内，前者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一种类似康德那样的有限的概念，因此它很容易蜕变为一种唯心主义，把不可及范围在诸如“说教理论”中消耗殆尽。重要的是，正如阿尔都塞把斯宾诺莎而不是把黑格尔看作是马克思的真正的先驱者一样，他把数学当作他的科学的示范，把它看作是一门显然是首要的学科。通过这门学科，概念的含意和运用之间的区别，以及数据的理论依附和理论限定之间的区别，都可能被弄得模糊不清。简而言之，阿尔都塞倾向于保全理论而舍弃经验，正如他为了保全结构而不惜以实践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为代价一样。如果说，卢卡奇以最纯净的形式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匈牙利思潮的话，那么德拉·沃尔佩则是最精神地勾划出实证主义的命题。他的最重要的著作《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旨在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以具体经验为指引的研究工具，以及重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社会学或“精神上的伽利略主义”。德拉·沃尔佩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放在一系列具有首要理由的唯物主义批判的历史顶峰的位置，这些批判可以包括从柏拉图对巴门尼德的批判到康德对莱布尼茨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重新安排了具有“不确定的抽象”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循环——抽象—具体—抽象（A—C—A），代之以具有“确定的理性抽象”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循环——具体—抽象—具体（C—A—C，或更为恰当的是C—A—C1），从而引起一种“从本质到前提，从一种最初的论断到实验性的预测”的转变（见“参考书目”⑥，第198页）。“任何名副其实的知识都是科学”（见“参考书目”①，第200页），而科学也永远符合这一据说马克思在《大纲》的导言中所制订的公式。这个公式，根据德拉·沃尔佩的解释，可归结为人们所熟悉的穆勒、杰文斯和波佩尔的假设—演绎法。至于德拉·沃尔佩在理论重建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举出以下四种：（1）这种重建的理论是被设想为既能不加区别地应用于社会科学和哲学，又能应用于自然科学。其结果是对社会科学进行一种超自然主义的阐述，并产生一种实证主义—预辩性的哲学概念，这种哲学概念则是被禁锢在一种一元论的、延续在学科内或跨出学科的科学观点之中，同时强化了这样一种概念，即认为马克思本身的发展是真线性和连续性的；（2）C—A—C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程序，它对许多理论思想都同样地适用，（3）德拉·沃尔佩从来没有明确地把理论先例跟历史原因加以区分，从而用一种潜在的历史主义来巩固他的著作中的公开的实证主义；（4）最重要的是，C—A—C，模式的定义中包含着严重的含糊不清之处。C｀到底是指一个概念化的问题还是指一个具体的客体，也就是说，这个循环所描述的过程到底是从无知开始还是从进行认识开始？如果它是旨在说明两者的话，那么继之而来的经验性的现实主义在把可及领域和不可及领域捆在一起的时候，便使现实失去层次并使认识失去历史性。A到底是像超验的现实主义和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指的是某种现实的事物呢？还是像超验的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的事物呢？最后，C｀究竟指的是（Ⅰ）表象，（Ⅱ）试验，还是（Ⅲ）应有呢？（Ⅰ）和（Ⅱ）之间的区别；就是马克思关于表象和调查之间的顺序的差别；（Ⅱ）和（Ⅲ）之间的区别，就是理论活动和应用活动之间的差别；（Ⅰ）和（Ⅲ）之间的区别，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拟定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层次的前提条件和他在《雾月十八日》或《法兰西内战》中对决定性的历史时机（《大纲》导言中所指的许多决定因素的综合）所进行的那种分析之间的差别。在德拉·沃尔佩学派里很有名气的成员科莱蒂，甚至否定了德拉·沃尔佩的那种有限制的、纯粹认识论的辩证法（主张任何辩证法都要把唯物主义排除在外），他批判德拉·沃尔佩在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超自然主义的重建中把具体化和异化这两个关键性的命题给省略了。可是，科莱蒂在把这些命题跟他自己的非层次化的经验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和新康德主义关于思想并非存在的概念实行调和时，也有很大的困难。看来，他最后只能落脚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证领域和批判领域之间的一种分裂之上，从而放弃了一种科学批判的概念。在科莱蒂的著作中，也象在哈贝马斯和阿尔都塞的著作中一样（他们大概可以算是当前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三位最有影响的作者），存在一种广泛渗透的二元论：作为真理的思想和作为情态的思想；作为某种自在之物的对象性和作为一种主体的对象化；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和作为一切物种中的一个类别的人（从宇宙要达到自我意识这种观点来看）。科莱蒂的著作在意大利被人（诸如蒂姆潘纳罗等）批判为忽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方面，至于阿尔都塞和德拉·沃尔佩的倾向，在对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现实主义的重建方面，总的看来是有弱点的。然而，在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将会永远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因为，一方面，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各种科学，所以任何一种合适的认识论，在其内在界限方面都要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但是，另一方面，科学绝不是唯一的一种社会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就具有比较大的外延的范围。于是，也就始终存在一种要把前者或者后者包含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概念中的情况，从而使认识论受到重大的束缚，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使自己屈从于一种它所要替换的理性。（RB）参考书目①M.阿德勒：《〈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选编》（1904—1927），1978年英文版。②T.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3年英文版。③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④P.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1975年英文版。⑤罗依·巴斯卡尔：《辩证法、唯物主义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⑥G.德拉·沃尔佩：《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1950），1980年英文版。⑦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⑧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⑨G.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⑩让一保尔·萨特：《方法问题》，1963年英文版。⑪G.琼斯·斯迭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部批判性读物》，1977年英文版。⑫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⑬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1968年英文版。⑭同上作者：《爱欲与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柯伦泰，亚历山德拉（Kollontai，Alexandra）1872年3月19日生于圣彼得堡，1952年3月9日在莫斯科逝世。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是俄国革命余波中一位有重大争议的人物，目前她的名字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被击败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她的生活和工作，从她逝世后一直很少被苏联当局所提起，如今却被西方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奉为一种启示和明鉴。柯伦泰在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在1917年间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后，她当选为国家救济人民委员，是列宁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妇女。1920年，她任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当时她已经发表了许多批判家庭关系和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著作。她在这些问题上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往往袖曲解为一种“自由恋爱”的立场），突出地表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和个人关系的自由意志论，但这些东西很快就被党在家庭方面的政策所摧毁。1920年，她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工人反对派”，并日益对官僚主义化、精英人物统治论以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对生产的绝对强调感到厌烦。因此，她必不可免地要失宠，遭到列宁的愤怒谴责，并在1922年被斯大林外放到奥斯陆去担任一个不重要的外交职务。从这时候起，她却幸免于斯大林的清洗（她的许多左派反对派的同志都在这些清洗中死去），后来迁升为苏联驻瑞典大使。柯伦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和演说家，她的威望使她和她的思想成为苏联官方的肉中刺。虽然她作为一种装饰品被一直摆设到她去世，可是她的生平事迹在苏联却很少被人提起。然而，在西方，她始终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热情地捍卫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迹和信仰，并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统治和官僚主义化的党的正统观念的殉难者。看来，关于柯伦泰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至少是因为她对否定她的思想的党仍然保持忠诚，她宁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选择而不是继续支持其反对派立场。（MB）参考书目①凯西·波特尔：《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传》，1980年英文版。②《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文选》，1977年英文版。科尔施，卡尔（Korsch，Karl）1886年8月15日生于汉堡附近的托德斯迭特，1961年10月21日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逝世。科尔施出身于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曾在不同的大学里攻读法律、经济学和哲学，并在耶拿取得博士学位。他是“自由学生运动”的成员，后来在英国居留期间（1912—1914）加入了费边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很快地左倾，先是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后来加入德国共产党（KPD）。在这期间，他积极地参加了委员会运动。从1920到1926年，他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给该党报纸撰写了大量稿件，并编辑该党理论刊物《国际》（直到1924年）。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被季诺维也夫谴责为“修正主义分子”（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并在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但他在政治上仍很活跃，参加了各种小派别的活动，直到1934年离开德国为止。从1938年流亡美国直到逝世，他逐渐地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主导形态。科尔施的最根本的论著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该书的宗旨在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其最初出现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来的每一变化、发展和修正，了解这是它的时代的必要产物……”。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经历过三个主要阶段：从1843—1848年，它仍然浸透着哲学思想；从1848—1900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份划分为经济学、政治学和思想意识；最后，从1900年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社会主义视为跟政治斗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一系列的纯科学考察。科尔施的这部论著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因为正如他所指出，当时第二国际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哲学问题很不注意。由于他的这部著作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大纲》发表10年之前以至更早一些时候问世的，因此他的成就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总的说来，科尔施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观的、主动的因素，这跟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定论的公式恰好形成对照。科尔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卡尔·马克思》（1938年）是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写成的，当时他已不再是一种广泛的政治运动的参加者，而且不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适用于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了。这本书的宗旨是要“根据近来的历史事件和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产生的新的理论需要……来重新阐明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原则和内容。”这时候，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唯物主义的科学来进行钻研，认为这门科学具有三个基本原则：历史的特征，批判的性质和实践的方针。根据这些原则，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双重的内容：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从这时候他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内容来看，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的哲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比较实证主义的看法。《卡尔·马克思》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也许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这在当时是马克思主义从相对来说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这本书虽然不像《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那样具有开创的精神，可是它仍然可以跟任何时代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其他论述相媲美，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至于科尔施的其他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应景的政论，然而其中有两篇例外。一篇是《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1922），这篇文章不仅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1920年颁布的工厂委员会法这一特殊的法律进行分析，而且还比较广泛地考察了法律和社会的关系；另一篇是《唯物史观》（1929），这篇文章对考茨基的同名著作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很有意思的批判。如上所述，科尔施从3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的看法，他的后来的观点在他的讲稿《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论题》（1950）中表述得最清楚，在那里他断言：“一切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重建并恢复它作为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理论的原先职能的企图，在今天都是反动的空想”。（PGO）参考书目①帕特里克·古德：《卡尔·科尔施》，1979年英文版。②卡尔·科尔施：《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1922年德文版。③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唯物史观》，1929年德文版。⑤同上作者：《卡尔·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论题》（1950），1965年德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J》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JJaures,Jean饶勒斯，让joint-stockcompany股份公司Judaism犹太教饶勒斯，让（Jaurès，Jean）1859年9月3日生于卡斯特尔（朗格多克），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遇刺身亡。饶勒斯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学生时代表现出色，后来成为一位大学教师。他的兴趣十分广泛，文笔流畅，富有口才。他早年涉足政治，1885年在他的原籍塔尔纳地区被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到1893年，在一次旷日持久的罢工以后，他被塔尔纳矿工推举为候选人，当时他已经肯定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主义者，他曾积极地为德雷福斯辩护并投身于政教分离运动。他不属于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较强硬的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但他对马克思非常尊重，经常引证马克思的话。应当说，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饶勒斯的看法不好，恩格斯便是其中的一个，特别是他对饶勒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看法（见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4年3月6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饶勒斯开创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基础的研究，并且试图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跟对各种理想及其影响的认识结合起来（见“参考书目”⑤，第14页）。其目的在于阐明社会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合法继承者与实现者。他颇有按照阶级斗争观点来探讨问题的思想，认为工人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可以领导法国前进。他坚持认为，工人应作为解放了的个人，而不仅是作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才有意义。饶勒斯是一位十分爱国的法国人，他曾经拟定一个军事改革计划，于1910年发表，这项改革以普遍的、短期的服役为基础，旨在使军队更有效率和更加民主。然而，他还是一位雄辩的和平维护者，对第二国际抱有很大的信心，把它看作是中流砥柱。当1914年战争临近时，他呼吁遏制战争，被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所暗杀。（VGK）参考书目①汉普敦·杰克逊：《饶勒斯的生活和工作》，1943年英文版。②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1898—1902），1922—1924年法文版。③同上作者：《社会主义研究》，1901年法文版。④同上作者：《新军队》，1910年法文版。⑤路易·菜维：《让·饶勒斯文选》，1947年法文版。⑥玛格丽特·皮斯：《让·饶勒斯——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1916年英文版。⑦沙尔·拉波波特：《让·饶勒斯——人、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者》，1915年法文版。股份公司（joint-stockcompany）股份公司从19世纪中叶起广泛地发展起来，不断地取代家庭开办的公司。今天，实际上所有的大公司，除了公有成份的以外，都采取这种法定的形式。股份公司的普遍化是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基本倾向相适应的。一个倾向是，每一巨额的货币贮存（“积蓄”）都具有使自身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倾向，也就是参与社会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的总分配的愿望。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只能通过把积蓄储存在金融机构（首先是银行）的办法来实现。然而，这种储蓄一般利率比较低，要比平均利润低得多。而通过股份公司制度，任何拥有资本主义公司的股票的人，都可望依靠他的本金收回比把钱存在银行里要高的收益，特别是如果把本金的长远价值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的话。另一个倾向是资本集中和积聚的不断增长，这种倾向表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商行，它们所支配的资本数量也越来越多。因此，它们除了其创办人所投入的资本外，也就需要征集更多的资本。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那些已失去其独立的经营买卖但却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积蓄的资本家，仍然可以参与现行的资本主义经营买卖，但却是通过一种“被动的”方式。如果他们拥有一些大公司的股票，那么他们的收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的经济命运）则始终跟这些公司的成败联系在一起。可是，通过购买某一公司的股票，一个货币资本的拥有者也就成为资本集中过程的一名受害者。他失去了自由支配自己的货币资本的权利，而是把这种权利交给那些实际上经营该公司的人（如董事和经理处等等，根据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例和惯例，还可以规定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头衔和职能）。实际上，在一些国家里，法学以至具体的商业法或破产法，都规定股票持有人无权按其占有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总额的比例来分得该公司的一部分资产。股票所有权只不过让持有人以分红（股息）的形式享有按照比例取得部分现行收益的权利。那些实际经管公司的人一般能够设法使自己获得利润总额中比较大的份额，这一份额可以看作是创业利润和利息（包括股票、公债、银行信贷等债款的利息）的总和。他们可以由于出席董事会的会议而获得特殊的津贴（这在法国和德国叫做“抽头”）。他们可以决定让自己享受董事和经理的高额薪金、退休金、交际费以及各种免费服务（包括汽车、洋房、游艇、度假和医疗开支等等）。他们还可以通过优先认股权而获得优先股或厚额的投机利润。象这样一笔比较大的份额，在股票最初浮动时所得到的收益尤为可观。希法亭在1910年曾把这种特定的创业收益称为创业者利润。随着股份公司的普及，资本的重复现象也就日益增长。一方面，资本是“实在的”、有形的资本，即建筑物、机器和其他设备、原料贮备、商品贮备、供支付工资和其他日常开支所需要的银行存款等。另一方面，资本又表现为存放在银行保险库和保存在保险柜中的股票和债券，这些证券不时出现在股票市场上。马克思把后一种形式的资本称为虚拟资本。显而易见，这种资本的重复现象并不等于实际资产的总值的增加，或是现有生产的总值的增加，或是现有生产和（再）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量的增加。这种虚拟资本的价值从长远来看是围绕着“实在资产”而摆动，但有时候也明显地跟它发生差异，因此，当虚拟资本的价值明显地低于实在资产的价格时，就会造成对投机者有利可图的那种倒买倒卖活动。股份公司的扩大和股票市场的出现，更为普遍地给投机活动创造强大的推动力，而这种投机活动原先只是集中在公债和少数特别冒险的公司的股票上，例如17世纪在西欧涌现的各种东印度公司或者是18世纪约翰·罗在法国所从事的投机活动。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并不决定工业周期的升降。这种活动只不过试图对这种升降情况进行预测。在股票交易上，一种股票在某一期间的价格，将决定于发行该股票的公司的预期收益（更精确地说，是实行分配的收益，即股息）和现行的利率。不过，这些预测是从来不准确的，事后的发展往往证明它们是错误的。各种各样的因素（诸如关于某一公司的经营状况的谣传，牵涉到该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在某一产业部门、某一国家或者甚至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地区中的一般经营状况的情报，以及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以至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健康状况的谣传等等），都会立即对某种股票在股票市场上的行情起影响作用。那些能够针对各种谣传而掌握了真实情报的“知情人”，那些拥有大量货币（或银行信贷）的大投机家，都可以设法影响股票的行情，以便通过先买后卖或先卖后买的办法来牟取暴利。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投机活动都绝不会直接增加在整个资产阶级内部实行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量。然而这些活动却能够明显地改变在不同的资本家集团之间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它们甚至还能够影响（至少是在短期内）资本的有效（生产性的）积累的比率。举个例子来说，一家公司想扩大它的“实在资产”，它需要额外的现金来进行购买，于是它试图通过发行新的股票来抵补这笔扩大资产的开支，但是它恰好赶上股票市场不景气，新股票的发行可能受到挫折，“实在资产”便不能扩大，这样一来，扩大的物质生产和扩大的价值生产也就受到逆阻。股份公司的创办人或者掌握“内情”的投机家们所玩弄的某些阴谋诡计，简直跟明目张胆地抢劫差不多。由于这是一小撮资本家对许多资本家进行的抢劫，所以资产阶级社会把它看得比那些基于制度而产生的大小资本家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形形色色的抢劫过程要严重得多。因此，在发生了若干起严重的违法侵吞的案件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颁布了对股份公司和股票交易实行比较严格的管制的立法，以便使那些最严重的违法事件比较难以发生。可是，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股票市场的投机家们欺哄“公众”的行径仍然是屡见不鲜。随着50多年来股份公司的普遍建立和资本主义大公司通过董事或董事会来经管等现象的出现，便产生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解释，这种解释基于把由经理经营的当代资本主义跟由业主经营的“老资本主义”进行对比之上。贝尔和明斯的论著（见“参考书目”①），还有詹姆斯·伯恩汉姆和加尔布雷思的著述（分别见“参考书目”②、③），都为这种解释立下丰碑。这种解释显然具有真理的内核。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本人要比这些作者早好几十年就已注意到资本的形式上的（“单纯的”）所有权跟能动地运用资本的能力之间日趋分离的现象，也就是存在于“被动的”资本家和“职能的”资本家（fungierendeKapitalisten）之间的差别，后者才是公司的真正的经营管理者。毫无疑问，作为资本本身所固有的这种划分，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建立而大为明显。因此，真正的争论是在另一些地方，也就是说究竟“经理们”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其本身利益并跟资本法定所有者的利益不同的新的阶级呢？还是说不论它们两者之间的利益和行为是何等不同，这只不过是同一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内部的职能差异而已。这些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回答。从一般的社会利益这一层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经理人员和股票持有者，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具有向工人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扩大“他们的”公司的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况自动地涌现于竞争的铁律，也就是涌现于私有财产在经济意义上而不是在这个词的纯法学意义上（马克思称之为“多种资本”）的存在。如果在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的话，那么这个规律也就失去它的实际作用。只要情况不是这样，那么人们也就无法说出在所谓的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大资本家之间经济行为有任何区别。因为牟取最大限额的利润和最大限度地扩大资本（资本积累），毕竟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从其产生时起就具有的基本特性，而不是经理人员的一种特异功能。再从个人的社会利益这一层来看，那些高层经理人员绝不是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高额收入和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内部情报、优先认股权等），使他们得以大规模地积累私人资本。当然，他们的个人资本只不过占他们所经营的资本的很小一部分，不过从绝对数上看仍然是相当可观甚至可以说是庞大的。这就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跟其他的资本所有者列入同一个社会阶级，并使他们具有为整个资本家阶级榨取剩余价值和捍卫一般私有财产的共同利益。最后，有人设想由于高层经理人员的权力不断增长，从而使那些实际控制着大多数大公司的主要财团（“垄断资本家”）失去其控制权，这种推测至少可以说是值得怀疑的。控制的技术可能发生差异或变化。一些财团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实力在下降，而另一些财团则会看到自己的实力在增长（例如，美国的摩根家族跟洛克菲勒家族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对比关系中）。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一些“新的”大王可能出现在上层（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克萨斯州石油工业在美国所获得的利益）。但是，我们很难找到任何论据说明没有财产的经理人员可以不顾那些身为亿万富豪的股东的利益而经营着资产达亿万元的大公司。因此，对于参加这种争论的人来说，他们所坚持认为的变化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内部的实际利益的不同，这表现在一部分资本家把通过分红的形式来分配现有的利润看作是他们的主要的利益所在，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想把大部分利润留在公司里作为扩大经营之用。但是，这种利益的不同只不过是出现在食利者和经营资本家（企业家）之间，而不是出现在两个不同阶级之间。情况毕竟是：如果你个人的现有收入已经非常之高，那也就没有很大的刺激力去尽量提高它，因为这只能增加你的税收负担，而你的收入到头来也会花光。食利者挥霍他们的收入，经理们经营日常业务，而大垄断资本家则就积累问题作出关键的财政决策（诸如扩大公司的规模，增加产品的产量和花色品种，以及对其他公司实行兼并等）。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往往“仅仅”拥有全部资本的5%或10%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拥有100亿、200亿或是300亿资本中的5%或10%），是无论如何不能否定他们在资产阶级内部所占有的这种职能性的劳动分工的位置的。这只能说明，股份公司（尽管有股东大会的制度也罢）只不过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许多资本家被剥夺掉自由支配他们的资本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少数很大和很富有的资本家的操纵（参看资产阶级；金融资本条目）。（EM）参考书目①A.A.贝尔和G.C.明斯合著：《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3年英文版。②詹姆斯·伯恩汉姆：《管理革命》，1943年英文版。③J.K.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1967年英文版。④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年），1981年英文版。⑤厄·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2），1974年英文版。⑥约翰·司各脱：《公司、阶级和资本主义》，1979年英文版。犹太教（Judaism）尽管犹太教的实质内容在论战中并不突出，但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该教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很重要的。首先，当马克思正处于从民主激进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在考虑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方面，除了当时作为国家的帮手的基督教外，犹太教也给马克思提供了一种考察机会；第二，马克思有犹太人的血统，他想使自己跟这种联系保持距离；第三，马克思经常被人指责为反犹太主义者。大部分已有的和源源不断地出现的有关这个专题的论著，都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两点上。马克思被卷入有关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论战，是在德国犹太人为争取其社会解放和废除其特殊身份而发起的运动进行了半个世纪以后，这个运动是在一个日益壮大的自由派院外活动集团的强有力的支持下进行的。当时马克思对于德国宗教的批判已经完成，他支持犹太人的争取公民权利的要求，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对基督教国家组织实行任何结构性的变革都最好能够对一种不合时宜的社会秩序进行破坏，一部分是由于公民权利只能促使政治解放，这种解放虽然是不够的，但它却是实现人类解放所必要的先驱。马克思并不是一下子就参加到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论战中来，在这以前，他曾经满怀兴趣地注视着揭开基督教的神秘性的争论。这种争论开始于大·弗·斯特劳斯的一部萌芽作品——《耶稣的生活》（1837年）。不久就出现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和布鲁诺·鲍威尔对神学的系统的批判。费尔巴哈保持了这种争论的原始范围，他没有去触动整个基督教神学，而是以人类学的术语来说明它，认为基督教的上帝只不过是人把精神上的自我投影到一个想象的神明之上（见“参考书目”⑧）。莫泽斯·赫斯则完成了青年黑格尔派沿着这条线索对宗教的批判，他否定了他们的“神学意识”，并号召人们对人类的条件进行一种社会分析（见“参考书目”⑤）。当布鲁诺·鲍威尔参加到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论战中来的时候，他所遵循是基于德国哲学传统的推理。费希特是第一个对18世纪后期所提出的最早的解放要求作出回答的人，他否定了这种要求，理由是犹太人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他认为，犹太人作为人来说，他们能够要求人权；但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分立者来说，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他们的分立要求得到正式的认可，因为即使是基督教徒也没有权利实行分立。黑格尔在《法哲学》（1821年）的一个著名的注释中，也同样地强调了犹太人的作为人的地位，但是把公民权的问题跟接受公民义务联系在一起。举例来说，如果犹太人愿意服兵役而贵族教徒不愿意的话，那么犹太人就有优先获得解放的权利。然而，鲍威尔却愿意追随费希特，他在两篇著名的论文中（见“参考书目”①）。不赞成犹太人的解放，其部分的理由是犹太人不愿意摆脱他们的犹太人作风，同时还由于基督教徒不能在他们自己还没有获得自由之前就给予犹太人的自由。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上参加了论战，他对鲍威尔的论断进行了批判的分析。跟赫斯一样，马克思号召对宗教进行社会分析，否定了鲍威尔的论点，后者认为犹太人只有放弃他们的犹太教才有资格享受公民的平等权利。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个人的私事，它跟作为公民的个人的问题有所不同，国家无权对它进行干涉，鲍威尔的反对意见具有神学的性质，因此是无效的。然而，在这里还有一个社会问题，马克思在下面这样一个问题上同意鲍威尔的观点，那就是犹太人尽管在数量上占人口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1%），可是他们却能够起比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得多的作用，这在当时是由于他们在传统上集中从事商业和贸易，这种地位赋予他们以政治实权。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强调指出财力的重要作用，因为这种力量不仅使犹太人得以提出公民权的要求，而且使他们得以把自己的社会的和商业的价值浸透到世俗社会的组织中去。国家需要犹太人所起的商业职能而且连它本身也在追求金钱过程中“犹太化了”。至于为其种族优越感偏见服务的犹太排他性，它并不像鲍威尔所论断的那样是由于犹太人拒绝接受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相反地是那种把犹太人作为世俗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要素加以保存的历史产物。可见，只有当犹太人放弃他们的作为商人和商贩的社会作用，或者是国家使自己从对商业主义的需求中摆脱出来，犹太人和他们对自己宗教传统中的那种神秘的自我主义的忠诚才会消失。马克思的主要论断包含在评论鲍威尔的两篇文章中，它们发表在唯一的一期《德法年鉴》上（1844年）。第一篇文章透彻地论述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摧毁了鲍威尔的神学观点。第二篇文章则论述了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社会作用，那是一篇简短有力的论战性文章，具有尖刻泼辣的风格，充满了论断和设想，对于19世纪上半世纪犹太人生活的现实经验或犹太教的思想传统没有讲多少好话。当这两篇文章第一次发表以后，它们没有起什么影响作用，现在所知道的唯一的一篇当时发表在犹太人报纸上的评论，对马克思支持犹太人的解放要求表示欢迎（见“参考书目”③）。至于具有论战性质的第二篇文章则没有引起任何评论，也许是因为这篇文章所使用的那种激烈言词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期间，随着犹太人争取解放斗争的成就而出现了正式的反犹太运动，马克思的这两篇文章则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及其反对者。于是，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受到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吸引的犹太人，也不得不对马克思的文章采取一种立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大量的作品，它们力求解决两个问题：马克思这个犹太人是否要比他仅仅在生物学上作为犹太人后代来得高明？还是说马克思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更精确地说，他是否同意反犹太的院外活动集团的主张即认为犹太人对国家、集团以及社会阶级的利益和福利抱敌视态度？关于第一个问题，有许多人企图把马克思说成是《旧约全书》传统的预言者（见“参考书目”⑦），说成是一位渗透犹太道德传统的世俗犹太人，说成是一位自我怨恨的犹太人或犹太教的背信者（见“参考书目”③）。人们还往往从“种族上”把马克思说成是犹太人。并且用种族理论来论证他的一切性格本质特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本人除了承认他自己的血统以外，没有作过任何评论。同时，除了对希伯来人的先哲们表示赞赏这点有文字可考外，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马克思是或自认为是犹太人或是受犹太文化的影响。随着纳粹统治时期的到来和犹太人在欧洲被大量消灭，关于马克思反犹太主义的问题成为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有一位犹太社会主义者曾指出，1843年发出的把人类从犹太人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那种号召，很象是为1943年事件开的处方（见“参考书目”③，第298页）。然而，尽管我们知道马克思并不反对对某些犹太人使用冒犯性的粗鄙语言（见“参考书目”⑩），但却没有根据把他看成是反犹太主义者。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他的关于犹太人的第二篇文章无疑一直被那些散布反犹太观点的人们利用来支持他们对犹太人的各种指控。不过，对这篇文章的歪曲利用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开始，但却没有引起他本人的抗议或评论，这也同样是事实。关于马克思跟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关系的争论目前仍在进行，而且看来还要继续下去（见“参考书目”④、⑥、⑨），但是这种争论很少触及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犹太教的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说犹太教是依靠历史才得以生存呢？还是说不管怎样它都要生存下来？莫泽斯·赫斯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62年重新提出了对犹太人问题实行民族解决的想法（见《罗马和耶路撒冷》），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直到19世纪末在政治上出现了犹太人复国主义，这种想法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这场争论主要具有敌对的性质，但它毕竟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一般民族主义的分析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见“参考书目”③，第9章和第10章）。（JC）参考书目①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德文版。②同上作者：《今日犹太人的才能及其成为基督教徒的自由》，1843年德文版。③尤利乌斯·卡尔巴赫：《卡尔·马克思和对犹太教的激进批判》，1978年德文版。④约瑟夫·克拉克：《马克思和犹太人——另一种观点》，1981年英文版。⑤莫泽斯·赫斯：《行动哲学》，1843年德文版。⑥赫尔穆特·希尔施：《马克思与莫泽斯——卡尔·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和犹太人的态度》，1980年德文版。⑦阿尔诺德·孔兹里：《卡尔·马克思——一种心理描绘》，1966年德文版。⑧卡尔·勒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德文版，1941年初版，1966年再版。⑨亨利·帕奇特：《马克思和犹太人》，1979年英文版。⑩爱德蒙·西尔贝勒：《社会主义者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1962年德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I》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Iidealism唯心主义ideology意识形态imperialismandworldmarket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individual个人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interest利息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s国际Islam伊斯兰教唯心主义（idealism）马克思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的，伦理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把现实看作是依赖于或包含在精神（有限的或无限的）或观念（特殊的或超验的）之中；历史唯心主义把历史变化的主要或唯一动因置于主体、观念或意识之中；伦理的唯心主义则把一种在经验上缺乏依据的（“更高的”或“更好的”）的状态设想为一种对行动进行判断或使之合理化的途径。马克思的反唯心主义，或者说他的“唯物主义”，其意图不在于否定观念的存在和（或）它的因果效力（相反地，跟简化论的唯物主义明显不同的是，它还坚持这点），而在于否定给这种观念添加的独立性和（或）把它解释为第一性。马克思在1843—1847年之间发表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唯心主义展开广泛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恩格斯清理了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并开始对它们的主要科学调查领域进行规划。这种批判由两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具有费尔巴哈主义的特点，在这里观念被置于有限体现的精神的属性的地位；第二个层次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这时候精神本身则处于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的地位。马克思在从事第一个层次的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注意力一开始是集中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上，其工作内容包含对黑格尔的把主客体颠倒的三段论法的批判。这种批判针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本体论，思辨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实体的唯心主义社会学，以及黑格尔把颠倒的主题等同起来的做法——首先是把存在归结为认识，然后是把科学归结为哲学；马克思提出前者的奥秘条件是一种无批判力的实证论，同时指明后者所产生的后果是对意识形态的百依百顺。在按照费尔巴哈主义的精神完成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后，马克思便进一步以发展中的人的社会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代替了费尔巴哈主义的固定的人的本性的命题。“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6条）。同时，马克思还坚持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马克思是既注意避免本体论的本质，又注意防止本质先于存在论的特性，既关心避免物化，也同样地关心防止唯意志论，这是因为他是从人的实践或劳动中形成他的社会形态再生产和转化的概念，以及一般历史过程的概念。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对怀疑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进行强有力的论战，但与此同时，他们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却往往沦为一种教条主义的和冥想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由卢卡奇和科尔施所创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重新强调马克思唯物论的主观的和批判性的方面的时候，却又往往偏向某种认识论的唯心主义。第二国际时期的康德主义者，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斯大林以后时期中出现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都对马克思的“伦理自然主义”持否定的态度。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切含义和地位，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从不同方面来看，唯心主义的问题，正如它在开始的时候那样，迄今仍然处于接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的地位。（参看认识论条目）（RB）意识形态（ideology）在以往的哲学批判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产生影响。一条是由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所发展的对宗教的批判，另一条是对传统的认识论的批判以及对德国哲学意识特别是对黑格尔关于主体活动的解释（参看唯心主义条目）进行重新评价。然而，以上这些批判并没有能够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歪曲跟特殊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则力求表明意识的“颠倒”形式跟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必然联系。意识形态的概念，正是通过对产生于并掩盖着社会矛盾（参看矛盾条目）的思想的歪曲，来反映上述这种关系的。因此，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明确的否定的和批判的内涵。跟那种单纯对马克思的某一阶段的著作进行研读的方法相对照的，是有必要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放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进行考虑，从而排除了这些阶段之间任何突如其来的“认识论中断现象”。这一概念的基本核心，是随着马克思对他的观点的发展和对新的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地取得新的范畴。第一个阶段包括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它可一直伸延到1844年。这个阶段的标志是主要针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进行的哲学辩论。当时，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还没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出现，不过这个未来概念的物质要素却已在他对宗教和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中具备了，他把这些概念描述为掩盖着事物的实质的“颠倒”。黑格尔的“颠倒”包含着把主观转化为客观和把客观转化为主观，这就是从观念必须在经验的世界中表现自己这种假定出发，普鲁士国家便作为观念的自我实现而出现，这样，“普遍的绝对”便决定着世俗社会，而不是被世俗社会所决定。但是，黑格尔的颠倒并不是一种幻想的感觉的产物。如果说黑格尔的观点是抽象的话，那么原因是“这种‘抽象物’就是政治国家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意识的颠倒，其根源在于现实本身的颠倒。同样的思想也贯穿在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中。尽管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基本原则，即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上帝创造人是一种颠倒，然而他却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他提出这种颠倒不单纯是哲学的一种异化或幻想而已，它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矛盾和苦难。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宗教的颠倒使现实的缺憾在思想上得到补偿，为了弥补现实世界的矛盾，它在超越现实世界的想象中重新制定了一种严谨的解决办法。第二个阶段从1845年跟费尔巴哈决裂起到1857年为止。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这时候他们自己的对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方法的一般前提已经具备，并终于放弃了第一阶段的以费尔巴哈主义为指导的方针。在这方面，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第一次被使用。“颠倒”这一观念仍然保留，但这时马克思已经打算用它来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所依赖的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前提，因为他们相信批判的任务在于把人从错误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不过他们忘记了”，——马克思说，——“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9页，1988年人民出版社版）。因此，如今被马克思称为意识形态的这种“颠倒”，把老的和新的黑格尔主义两者都包含在内，它是以意识而不是以物质现实作为出发点。与此相反，马克思则确信人类的现实问题不在于错误的观念，而在于现实的社会矛盾，而前者不只是后者的后果。实际上，人由于受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限制，只要他们不能够在实践中解决上述的矛盾，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些矛盾反射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上，也就是说，采取纯粹精神的和推理的解决办法，而这些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掩盖和曲解了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性质。这种意识形态的歪曲，通过掩盖矛盾的办法来为矛盾的再生产效力，因而也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可见，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否定的和局限的概念出现的。它之所以是否定的，是因为它牵涉到对矛盾的歪曲和曲解；它之所以是局限的，是因为它并不包含所有的错误和歪曲。意识形态观念和非意识形态观念之间的关系，不能解释为谬误和真理之间的一般关系。意识形态的歪曲不能通过批评来解决，它们只能随着产生它们的矛盾的实际解决而消失。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写作《大纲》时开始，它的特点是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以《资本论》的完成告终。在这些论著的行文中，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简直看不见了，然而马克思通过对“颠倒”这一概念的不断使用和再加工，表现出他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所作的恰如其分的经济分析。马克思在这之前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些观念把现实给歪曲或“颠倒”了，其原因是现实本身是颠倒的。但这是一种直接的、不通过任何媒介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进行的特殊的分析，使他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颠倒了的意识”和“颠倒了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在一定水平上反映现实本身的本质的种种表象作为媒介的。这种“现象的形式”的领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和竞争构成的，是作为“现实关系”的隐蔽水平在生产领域的颠倒表现。马克思是这样表述这个问题的：“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资本论》第3卷，第232—23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呈现在表面上的经济关系的办法来掩盖隐藏的本质形态。这些由流通领域构成的大量表象不仅产生意识形态的经济形式，而且这个领域本身还“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在这方面，市场同时还是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源泉。“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197页）。不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当然是掩盖着在交换过程的表面下所进行的东西，在那里“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并且证明它们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同上，第200、201页）。从早期对宗教的批判直到对神秘化的经济表象和貌似自由与平等的原则的揭露，都突出地表现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的一贯性。有关意识和现实双重颠倒的思想一直是贯彻始终的，虽然这种思想最后由于要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方面而弄得比较复杂。因此，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着批判的和否定的涵义，然而它仅仅用在跟掩盖矛盾的和颠倒的现实相联系的那种歪曲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所经常引用的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虚假的意识这种定义，是不够恰当的，因为它并没有具体说明所批判的哪一种歪曲，这样就为把意识形态跟各种各样的错误混为一谈开辟了道路。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意识形态的概念开始取得新的含意。开始的时候，它并不是必定要失去它的批判的内涵，但却出现了一种使其降为次要地位的倾向。这些新的含意具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的总和，并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个概念来表达；另一种则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当作跟某一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政治思想。虽然这些新的含意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概念进行系统的再加工的结果，但是它们最后还是代替了原先否定的内涵。这种替换过程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若干论述中，可以找到关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的成分。在他们的论著中，这个概念基本上是沿着否定的概念的方向推进，但其中仍难免有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之处，这些地方偶而还可以被看作是指往不同的方向。例如，葛兰西便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来支持他自己的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即解释为人从中意识到他们的对抗的社会关系的无所不包的上层建筑领域（见“参考书目”②，第133、164、377页）。恩格斯也在个别场合下提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范围”，这就足以使某些人可能相信意识形态包括各种形式的意识的总和（参看《反杜林论》第9编）。有助于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发展成为肯定的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发表，这个事实说明马克思以后的最初两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没有读过该书。因此，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还有特别是像列宁、葛兰西以及卢卡奇这样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都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立意识形态的否定概念方面的最有力的论据。在该书还没有出版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进行探讨的两部最有影响的著作便是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序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它们经常地被新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引用。然而在这两部著作中包含着重要的含糊不清的地方，因此当然也就无法在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和意识形态现象之间进行恰当的区分。这样，通过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些作者的著作，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观念便逐步地确立起来。但是直到1898年，在第一代的作者当中，还没有人公开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称为一种意识形态。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思想家是伯恩施坦。他的答案是：尽管无产阶级的观念在方向上是现实主义的，但由于它们是基于那些说明社会进化的物质因素，所以它们仍然被认为是反射出来的，因而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伯恩施坦把意识形态跟观念和理想等同起来，他只不过是在重复梅林和考茨基已经说过的东西。然而他却得出了他们所没有得出的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应当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一种征兆来看的是，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否定的概念没有任何明确的认识，尽管伯恩施坦当时已经由于他对马克思的“修正”（参看修正主义条目）而受到攻击，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那样一个问题上对他展开批判。这就说明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把捍卫意识形态的否定的概念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问题。可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发展，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是基于19世纪最后几个年代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在东欧。这时候马克思主义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创立一种政治实践理论的需要上，因此它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跟阶级斗争和政党组织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斗争着的阶级的政治思想便具有新的重要作用，并且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列宁扩充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含意，从而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在一种阶级对抗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显示出跟统治阶级利益的联系，而对它的批判则要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是要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或者引申来说，要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由此可见，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跟不同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政治意识，特别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上。因此，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在意义上的变化进程最终完成。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为掩盖矛盾所必要的歪曲，而是成为一种有关阶级意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中性概念。列宁的概念成为最有影响的概念，并且对于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所形成的新贡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卢卡奇那里就很明显，例如，卢卡奇从他的早期的著作开始，就把“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这样的术语用来说明资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两者，而不包括一种必要的否定的涵义。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或者说是“准备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确定是导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投降”的“最有力的武器”（见“参考书目”⑥，第258—259、227、228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虚假的，其原因不在于它是一种一般的意识形态，而在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在结构上是受局限的。然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支配和感染着无产阶级的心理意识。卢卡奇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超出了列宁的论述。对于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从属地位是由于资产阶级保持一种旧的意识形态并拥有更强大的传播思想的手段；而对于卢卡奇来说，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化现象之中的无产阶级，其状况及实践本身就使它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从属地位。另外，正如卢卡奇后来所认识的那样，他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一直过高估计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以至达到使它们仿佛变成可以代替现实的政治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地步。列宁对意识形态的看法还影响了葛兰西，后者显然是抛弃了否定的概念。不过，葛兰西对于否定的概念的想法跟马克思不一样，他把这个概念看成是“特殊的个人的任意杜撰”（见“参考书目”②，第376页）。于是，他阐明了“任意的思想意识”跟“有机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区别，并集中地对后者进行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明确地表现在艺术、法律、经济、生活以及个人和集体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世界观”（同上，第328页）。但是，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体系，它还必须具有影响人们的具体态度和提供行动的方针的能力。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浸透力，因为人的行动不能没有行为准则，不能没有指导方针。这样，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一块阵地，人们在这上面进行活动，并获得对他们自己的立场和斗争等方面的意识”（同上，第377页）。因此，就是在意识形态里并通过意识形态，一个阶级能够对其他阶级实行领导权，也就是说，能够争取到广大群众追随和同意。列宁和卢卡奇是把意识形态提到理论水平上来对待，而葛兰西则把意识形态按其思想表现和严谨程度的不同划分为四个层次，即哲学的、宗教的、通常的和民俗的。葛兰西通过对知识分子和思想意识机构（教育、宣传工具等）在意识形态产生中的作用所作的富有高度启发性的分析，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列宁和卢卡奇没有能够弥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自发的思想意识之间，即阶级的“归属”意识和心理意识之间的距离，而葛兰西则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双重决定因素的潮流。的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但是不可能在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况且，阶级本身创造出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因此，在这里不存在把一种科学从外部引入工人阶级的问题，任务倒是在于去更新现存的智力活动，使其具有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够取代一种有缺陷的意识，而是反映一种集体的意志，一种出现在阶级面前的历史方向。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两种主要概念的存在，是引起许许多多争论的根源。今天有一些作者相信，在上述说法中只有一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些作者由于不能够接受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着分歧，便力图把这两种说法调和起来。阿尔都塞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在过去20年中曾对意识形态作了最有影响的解释。他把意识形态理论区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种，前者把意识形态的职能看作是保障社会的团结，后者则认为前一种职能是由保障一个阶级的统治这种新的职能所限定。意识形态之所以能行使这些职能，是由于它是“个人跟他们的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一种表现”（见“参考书目”①，第153页），是由于它对个人提出质询并把个人构成接受各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的臣民。另一方面，阿尔都塞也肯定被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存在，认为它们反映被剥削的阶级的反抗。阿尔都塞还坚持认为科学是跟意识形态绝对对立的，但同时又把意识形态说成是社会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客观层次。这种看法的疑难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不可能把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存在跟整个意识形态都使个人服从于统治制度这种说法调和起来。此外，要把作为反科学的错误表现的意识形态跟作为社会客观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调和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是上层建筑所包含的只是意识形态的歪曲，而科学是安放在其他什么地方，但即使这样也是有问题的。（JL）参考书目①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年英文版。②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③佐尔格·拉林：《意识形态的概念》，1979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1983年英文版。⑤列宁：《怎么办？》（1902），1961年英文版。⑥乔·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imperialismandworldmarket）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概念中，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在使用上也许是最富有折衷主义的性质，同时也是最少照顾到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一个概念。这个术语的最通常的用法，是狭义地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帝国主义这个词已经成为强国对穷国和弱国实行压迫和“剥削”的同义语。许多对帝国主义提出这种解释的作者，都把列宁作为理论权威来引证，虽然列宁曾尖锐地批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作出那样的解释。帝国主义指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世界规模上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而帝国主义理论则是在这种积累建立起一个世界市场的情况下来对它进行调查研究。这种理论有三个要素：（1）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2）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所划分的时代；（3）根据世界的政治划分来把现象纳入“各个国家”。由于第一个要素包含着第二个要素，因此实际上只有两个相互有别的要素。这些要素组合起来，产生了以下的密切联系但又各有特点的调查线索：（1）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帝国主义的竞争”）；（2）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影响（生产方式的表现）；（3）受资本统治压制的人民所受的压迫（“民族问题”，参看民族条目）。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列宁的著作构成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他的最有名的论著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小册子，书名就叫《帝国主义论》。但是，如果把这部著作看作是列宁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规模的发展的分析所作的理论贡献，那就错了。理论基础是列宁称之为“通俗纲要”的东西，可以在他大约20年前写的两篇长文中找到，即《论所谓的‘市场问题’》和《经济浪漫主义的特征》。这两篇论文的目的都是在于捍卫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反对消费不足论的论断，从而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理论，并且展示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质，以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参看蒲鲁东条目）。在他的论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列宁列举了目前众所周知的下列的现象特征：（1）在与商品输出同时，“资本输出”具有首要的意义；（2）生产和分配日益集中在大托拉斯或卡特尔中；（3）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起来；（4）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势力范围；（5）这种瓜分进行完毕，这预示着资本主义内部将要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斗争。其中第一个特征——“资本输出”，往往被单独用来标志帝国主义时代的因素。可是，“资本输出”这个术语，正如列宁在他那两篇论文中所指出，是不明确的。这种不明确性的产生，是因为商品是资本，而资本实现其循环的形式之一是：M—C…P…C’—M’（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然后又回到货币资本）。在考虑为什么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的特征之前，必须考虑到输出这个词的用法。在论著中，帝国主义的特征不是用资本运动这个术语，而是用输出这个特殊的词来表述，这就在资本运动跟资本输出之间作了明显的区分，即前者是指国内的运动，而后者是指国际的运动。由于资本在仅仅越过国界或关卡时并不发生形态的变化，因此这种分析性的区分就必须通过这样一种说明来论证，即说明政治界线对于资本的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解释为什么在从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转移到一种比较具体的，即根据不同的国家来考虑世界划分的表述方式时，就一定需要若干附加的概念（就像对帝国主义本身那样）。这里明显地牵涉到对一个国家的概念所附加的意义。明确地进行政治划分，这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跟考茨基的概念不同之处。在列宁的表述中，资本输出是在世界被不同的统治阶级瓜分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阶级的势力是由每个国度中的国家来代表的。因此，资本输出意味着国家的媒介作用和统治阶级在利益上的势力冲突。这种势力冲突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也可能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或其统治阶级之间（表现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民族问题的冲突）。列宁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并把他的主要的政治结论发展为，帝国主义时代的积累产生资本主义内部战争的倾向。正是从这种框架出发，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定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地，共产国际在纳粹入侵苏联以前，也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定为帝国主义战争。至于考茨基，则是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农业地区）之间的关系，并且明确地断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会在帝国主义时代过程中趋于消失。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的两块基石，它们有助于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有关帝国主义论著的特点，这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依附论上。这种理论十分强调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统治，并且时而含蓄时而明确地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资本家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把其他一切资本家阶级下降到附庸的地位。关于帝国主义的这两种阐述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兼有经验性和理论性的问题。列宁所发展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从马克思的积累理论那里来的。资本主义代表着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反映着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这种对剩余产品的榨取是在生产中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购买和出售劳动力的基础上。购买和出售劳动力，既反映资本主义的实质，又决定这种实质。它反映工人跟生产资料的脱离（参看原始积累条目），而一旦这种脱离得以实现，劳动力作为商品这种状况便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的方式。这种再生产一定要通过商品流通来完成。一无所有的工人必须挣取工资来购买那些他们不再为自己而生产的商品，而资本家则必须出售商品来取得货币资本，以便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重新开始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是通过交换、生产、销售（资本循环）的不断重复的周期来进行的。由于这个道理，马克思把资本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是通过把一定数量的货币形式的价值用来交换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开始再生产的过程，并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一批已经增殖的价值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又必须通过销售而成为货币资本。这种在竞争条件下实现的自行增殖的过程，不断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这就是资本增殖的理论。这种增殖的理论完全是抽象于任何空间条件的一般理论。一旦我们要对世界的政治划分进行考虑的时候，就不需要专门的资本增殖理论了。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展的这种理论相对照的，是消费不足论者特别是卢林堡所进行的分析，后者否定资本主义是在进行自我再生产的结论，因而认为有必要制定一种关于资本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进行运动的特殊理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导致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种明确的分期，以说明资本的国际运动的不同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如上所述，资本具有增殖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关系不发展，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就在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的信贷机构相对来说是不发达的，从而使得货币资本的运动发生困难，这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部或这种形态跟前资本主义形态之间，都是如此。况且，在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还属于前资本主义形态，而货币的作用受到极端的限制，因此，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运动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外的社会关系的限制。结果是，这个时期资本的国际运动主要是商品与资本的运动，即商品贸易，而这种贸易逐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开辟了一个世界市场。在这种贸易中，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往往用来换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例如新大陆的奴隶制）内部所生产的原料和食品。至于这种贸易给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一个很有争议并在帝国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结合到对生产方式的表现进行分析的时候。有一些作者（斯威齐等）断言，单靠贸易就足以使资本主义实质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在19世纪过程中世界的落后地区实际上就是这样改变的（参看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目）。然而，马克思则断言，由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单纯贸易，只能具有加固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倾向。人们根据这种论断所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市场的早期发展，往往限制资本主义在列宁所说的“落后”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中发展。由此可见，在工场手工业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关系，发展了这些国家的生产力，然而却限制了其他地区实现同样的改变和发展。可是，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大工业的阶段（主要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14章），其特点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时伴随着资本的集中和促进这种集中的信贷机构的发展。这样就开始了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所进行的生产（集中），产生了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实行垄断的倾向。在马克思和以后列宁的理论表述中，伴随这种垄断化过程的是竞争的加剧。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论点。如同上文所指出的，考茨基把垄断化完全解释为跟竞争截然相反的东西，即认为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结束。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则采取一种中间的立场，即断言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竞争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消灭，但却会在这些国家之间继续进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就是用来说明这种状况的。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论断，垄断化和竞争加剧这两者结合起来，便宣告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况产生了一种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资本主义内部战争的倾向，并使经济领域中的冲突采取资本输出的形式。信贷制度的发展，促进了财政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参看金融资本条目），从而使货币资本的大规模输出成为可能。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货币资本（还有生产资本，下面要谈到）的输出无论过去和现在大都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进行，还有商品资本的运动也是同样如此。这反映了落后国家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都不发达。在有关帝国主义论著中有两个主要争论之点，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能否说明这个时代的特征，以及货币资本特别是生产资本的输出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如何。后一个问题的实质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一些形式的资本输出，是否有助于使落后的国家发生变化并使资本主义在那里得到发展。如果是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便可以被认为是进步的，这指的是在落后国家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这种倾向，将意味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出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便有必要对世界的政治划分进行明确的考虑。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单纯的交换并不能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采取强制力量来打破阻碍自由工资劳动力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使用这种强制力量则要求有国家的操纵。现在再看看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的说法，它认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倾向于跟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结成同盟，而这种同盟则阻碍落后国家的本国资产阶级去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政权（参看民族资产阶级条目）。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始终是软弱的，同时那里的资本主义也是不发达的。在这种分析中，资本主义本身还是被看作是进步的，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对世界实行帝国主义的统治，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不发达的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们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矛盾，便被视为重要的反帝力量。有许多作者，特别是毛泽东，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斗争有两个阶段的结论。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段，即推翻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资本的联合统治；接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它要求无产阶级、农民跟本国资产阶级（或至少是该阶级的分子）结成联盟，因为后者跟帝国主义资本有着强烈的矛盾。认为在一个由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统治下的国家里，以反帝为主的斗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个总的论断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可是，就一个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不发达国家而言，如何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这个问题倒是大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在一些国家里一旦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就有希望发展到跟目前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的水平和结构，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正在诸如巴西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里发生（见“参考书目”⑥）。可是，主张依附论的理论家却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种情况连可能性都不存在。他们使用“依附的资本主义发展”（或“歪曲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个术语来说明世界落后地区中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由于这个术语有它的吸引力，它便以一种相当主观的方式被普遍地使用。这种依附论给“依附的资本主义”所规定的特征，基本上就是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其资本主义转变的早期阶段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然而一个不同的特征是，目前的不发达的国家必须在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列强所统治的时代里实现其资本主义转变。这个事实就是依附论的理论家藉以奠定其全部分析的基础，这样一来，不发达国家的全部动力只不过是对外来统治的反应，而帝国主义这个术语也就在极端局限的意义上被用来说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依附论的理论家们对依附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假设，在逻辑上是奠定在这样一个命题上，即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已经消灭。正是这种所断言的竞争已经消失，使得帝国主义资本关心限制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此作为维护它们的垄断地位的一个方面。这种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平庸之见，近年来受到相当多的抨击（见“参考书目”②、⑦）。可以不夸张地说，从列宁那个时代直到本世纪70年代，帝国主义的理论基本上停滞不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发表了若干带有经验主义性质的作品。不过近年来又出现了理论上的争论，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这种客观条件所促成的。这种进展，充其量只不过以帝国主义跟前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依据，来对不发达的情况提供一种不完整的分析。在另一个极端上，依附论所持的那种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不发达地区虽然普遍但却是“依附的”或“歪曲的”，则需要增加令人难以接受的许多特别的论据，以便说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显然成功的资本主义积累现象。其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作家当中产生了一种健康的理论动荡，人们重新对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发生兴趣，并把它作为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积累动力的一种可能的解释。（JW）参考书目①安·布鲁尔：《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批判性的述评》，1980年英文版。②詹·克利夫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和演进》，1977年英文版。③罗德尼·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8年英文版。④T．肯泼：《帝国主义的各种理论》，1967年英文版。⑤列宁：《帝国主义论》（1916），1964年英文版。⑥B．沃沦：《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化》，1973年英文版。⑦约翰·威克斯：《资本与剥削》，1981年英文版。个人（individual）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人类的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125页）。这段话表明，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人类力量展现的过程，这种力量在人的背后通过“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来运行，直到阶级社会的终结。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废除，就可能缔造一个在共同协作的联合生产者的管理之下，使人的个性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并且使人感受到个人自由的世界。这样，作为一种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关于个人发展的理论（正如19世纪提出的其他许多理论一样）。作为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藐视根据个人的目的、态度和信念来说明问题，而是宁可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它们本身需要加以说明的事情。另一方面，象每一种宏观理论那样，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微观的理论来加以运用，但是它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理论的细节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方式，特别是那些脱离历史内容、根据抽象的个人来阐述的东西，都是仿效《鲁滨逊飘流记》编造出来的“鲁滨逊故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它们掩盖着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反过来说明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人”——马克思写道，——“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还有，作为对良好的社会和人类所要实现的目的的一种设想，马克思主义提出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和多方面发展的概念，认为这种个性发展是可以衡量的（但所依据的不是一种跟德国的浪漫主义有明显的联系的，事先规定出来的尺度），尽管它只有在社会联合和集体控制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相对来说是很少在微观的水平上论述人类的相互影响作用的，诸如关于个体的人的心理本质，关于个人的关系，关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等等。马克思主义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产物（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然而它还需要有一种关于个体的人的行为跟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来支撑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如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者所认为的），在于既要对生产和交往的物化的社会关系作出解释，又要参与实现这些关系，使它们受制于“结合的个人的力量”，因为共产主义所创造的现实，正是使任何事情不可能不依靠各个个人而存在的基础，这是由于现实无论如何只不过是各个个人先前交往的一种产物（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516页）。（SL）参考书目①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英文版，1971年再版。②斯蒂文·鲁克斯：《个人主义》，1973年英文版。③C.B.麦克弗逊：《关于占有欲的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1975年英文版。④约翰·普拉门纳茨：《卡尔·马克思的人的哲学》，1975年英文版。⑤D.F.B.塔克尔：《马克思主义和个人主义》，1980年英文版。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出现“工业化”这个术语，但这个概念还是显然存在的。马克思把“现代工业”、“工厂制度”或“机器体系”跟工场手工业作了区分。现代工业其所以区别于工场手工业，是由于机器起了主要的作用。“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资本论》第1卷，第415页）在跟工场手工业进行对比之下，马克思把机器体系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是“简单协作”，即仅仅是“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工厂中的“集结”，它们使用着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源。在第二个阶段里，是一种“有组织的机器体系”，这时候通过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接工作，产品便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当这种有组织的体系臻于完善，并且只需要工人从旁照看就能够进行整个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就成为“自动的机器体系”（同上，第416、418页。）人手操纵的工具变为机器工具，这就把工人降为“只是”一种动力的来源，而随着生产的扩大和人的体力的局限性，便需要用一种机械的动力来取代人的肌肉。在工厂的制度下，所有的机器都是由一个单一的“动力”即蒸气机来发动。然而，马克思强调指出，蒸气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它“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气机的革命成为必要”（同上，第412页）。改进蒸气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现代工业对新的交通运输工具的需求。远洋和内河轮船、铁路和电报系统，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机器”来建造，而像蒸气锤、钻孔机、机械旋床这样的机器，则又需要一种能够完全受人控制的大型发动机。莫兹利发明的转动力架，解决了在建造这种发动机方面的加工问题（同上，第421页）。在具有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工厂中，工人被降低为机器的侍从，而且“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的现象日益加剧，因为这时候对技巧水平的要求甚至比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要低（同上，第464页；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可参看“参考书目”①）。“现代工业”还改变着农业。农业使用了机器，同时还有工业生产出来的化学产品和其他新的技术。在农业竞争中所需要投入的越来越多的资本，迫使农民离开了土地，而新的机器则取代了大量的农业劳动者，并使其他一些人陷于贫困。因此，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过程加速了，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分裂。农业的工业化过程既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又使农业劳动者陷于贫困（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章，10）。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中，机器的使用和它在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中占有支配的地位，造成了“人口过剩”和“失业后备军”（参看人口条目），这是因为活的劳动不断地被机器所代替（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3；以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现代工业”乃是这种生产的最高形式，这种形式终于把所有其他形式扫在一边，并且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中的统治地位。现代工业通过对乡镇地方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制服和摧残，以及通过霸占全部的国内市场来实现其经济的统治（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参看“参考书目”②）。与此同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机器和工厂体系不断改进和扩充，从而引起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不断革命。“现代工业从不把……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资本论》第1卷，第53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虽然马克思把现代工业在英格兰的起点定在18世纪的后期，然而他却把1846—1866年这期间列为这种工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5）。不过，这种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反响并不局限在英国。在实现了国际的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以后，现代工业便以它的廉价的商品破坏了外国的手工业，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即由世界的一部分地区生产原料，供给世界另一部分地区的工业的需要（同上，第13章，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仅仅涉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利用他们的分析作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基础。尽管在俄国所实行的“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通常是跟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参看斯大林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两个条目），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却是第一个试图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分析用于苏联的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运用中，特别强调了不变资本部分在积累和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21章和再生产公式）。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观点导致对基本产品工业即“重工业”的重视，并从此成为苏联和东欧的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GK）参考书目①哈·布拉维尔曼：《劳动和垄断资本——20世纪期间的工作堕落》，1974年英文版。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1899年），1960年英文版。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1926年），1965年英文版。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马克思主义既关心知识分子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又关心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跟各种运动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知识分子截然划分为保守的和进步的。他们对人数比较多的前者的看法，是跟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任何社会都利用来缠绕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信仰的保护茧，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意识形态形成的假象，是跟这样一些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他们对于劳动分工的扩大，对于脑力活动脱离体力活动而成为抽象的、不现实的思维活动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A.B．；恩格斯致梅林〔1893后7月1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狭隘的专业分工使人们固定成为学者或体力劳动者（见“参考书目”⑩）。跟上述观点相对照的是，恩格斯曾对过去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致以敬意，认为他们的思想朝气蓬勃地流动在当时的翻天覆地、欣欣向荣的生活中（参看《自然辩证法》导言）。他和马克思认为，像这样的人物，都反映和阐明了新的先进阶级或社会潮流的动向。例如马克思就曾把培尔（他在早期写了一篇论法国唯物主义的惊人之作）提出来作为推翻一切形而上学的一个人物，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当时正迫不及待地准备向君主制和贵族阶层提出挑战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或同盟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则以类似的方式把自己跟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但跟这些几乎目不识丁的群众的关系，是不可能跟以往的知识分子和先前的运动之间所保持的关系相同。至于这种关系究竟可能或者应当是怎么样的，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留下最终的结论。一个复杂的情况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很看不起当时牵手或涉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产阶级分子，那些自命不凡而又一知半解的学者。他们在《并产党宣言》（第三部分）中对德国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嘲讽，指责那些咬文嚼字的人们试图把法国的思想变成毫无意义的抽象物和虚构的幻想。恩格斯在跟杜林进行的大规模的论战中，流露出他和马克思对那种贩卖假知识的活动表示厌恶，他们还担心工人运动有被它蒙骗和引入歧途的危险（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致倍倍尔等人的信）。他们不时表示希望工人阶级将会自己找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当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只出现了极少数的像约瑟夫·狄慈根这样的出身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对于列宁来说，事情显然是这样的，即除了工联主义的那种简单的观点外，思想只能从外面传入工人阶级。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为作为革命工人的知识分子而感到自豪（见“参考书目”⑧，第28页）。但是，列宁是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来看待知识分子特别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的，他对他们的缺点的尖刻批评使人联想起马克思对德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他指责他们软弱、散漫、动摇，这种责难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更为突出，当时他感到连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也都向失败主义低头，其中有些人甚至以空虚的幻想来自我安慰。他敢于告诉高尔基，说他欢迎这些人开小差，并且要用工人来代替他们。可是过了不久，他又郑重地告诉他的朋友，说他没有像“愚蠢的工团主义者”那样排除知识分子的想法，并说他是完全注意到知识分子对工人运动是多么不可缺少（见1903年2月7日和13日的信）。在1917年以前的实际情况是，在169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有79人；在普通党员的队伍中有15%的人上过大学（见“参考书目”⑦，第100页）。在向一群全神贯注的专职的听众讲解社会主义的时候，考茨基对于这样的人会有足够的数量改变自己的信仰抱有希望。他向他们保证，社会主义将会给脑力和艺术工作不仅带来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且还会带来更大的自由，因为企图在这个领域实行任何政府监督都将是愚蠢的，而口号将会是：“在物质生产中实行共产主义，在脑力劳动中实行无政府主义”（见“参考书目”④，第178—179，183页）。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发生，进行了一种实验，而由于俄国的落后，这种实验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列宁在1920年指出，有必要在每个领域中利用旧的知识分子，他们必须接受改造和再教育，而工人阶级也同样如此（参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当时，技术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的方法指导下所实行的高速工业化，导致这类知识分子跟政权的冲突，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则受到严格的监督。在任何场合下，受过教育的人都实在太不够用了，于是培养起来一支新的队伍，人员首先是尽可能地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招募，对这些人的忠诚和效率的培训甚于对他们的独立思考的培训。类似的困难后来也在中国发生了，由于这个国家的情况更为落后，所以困难也就更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境况好转，这场革命有一阵子看来准备把知识分子统统撇开，并且回到原始共产主义。在西欧，葛兰西曾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思考。他区分了这样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社团，抱着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所表现的那种不现实的超然态度；另一种则是每个阶级（农民除外）从自己的队伍中“有机地”产生的思考集团（见“参考书目”③，第118—120页）。他还希望看到从工人阶级中产生更多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广泛到足以包括所有的管理和组织人员在内。他写道：今天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的实际的建设者，而不是单纯能说会道的人。他还指出在“中等知识阶层”中的高失业率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律性的特征（同上，第122—123页）。在西方，人们对于工人阶级能够作为社会主义的担负者的信心日益降低，于是便更加重视起知识分子的作用来。但是，在美国，还没有一个自己承认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会走得像菜特·米尔斯那么远，以至把知识分子提高到进步使命的履行者的地位，以补充由于工人阶级的过错而形成的空白。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日益重视思想意识对历史的影响，从而也不断地重视跟思想意识最密切相关的男人和妇女的作用。这样就达到一种提高的认识，也就是社会主义要有前途的话，那它就必须跟对待面包和黄油的利益那样，把知识和艺术列为自己的一边。（VGK）参考书目①阿拉斯蒂亚·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学术传记》，1977年英文版。②G·罗斯·冈迪：《马克思和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未来》，1979年英文版。③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王子论〉和其他著作》，1957年英文版。④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年），1916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伦理学与唯物史观》（1906），1918年英文版。⑥《列宁和高尔基——书信、回忆录和论文集》，1973年莫斯科英文版。⑦马塞尔·利伯曼：《列宁统治时期的列宁主义》，1973年英文版，1975年再版。⑧格·瓦·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战士》（1908—1910），1973年英文版。⑨马丁·塞里格：《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⑩维农·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46年英文版。⑪菜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1962年英文版。利息（interest）参看银行资本和利息条目。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活动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人类博爱的观念以阶级为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恩格斯把以下两者作了对比：一方面是目前正由最激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各地实现的各国之间的博爱；另一方面是旧的本能的民族利已主义和虚伪的、自私自利的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由于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斗争。（参看《在伦敦召开的各民族的庆祝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共同的利益不仅在于为捍卫当前的阶级利益而进行超过国界的合作，而且在于带来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将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世界市场和现代的生产力，并且使它们接受最先进的人民的共同管理（参看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同盟的时候，把“人人皆兄弟”这个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在说明共产党人的特征时，首先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他们同时承认：“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同上，第262页）。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国际工人党在为建立波兰国家而奋斗中是绝对不存在任何矛盾的（参看《为了波兰》，重点是原来的）。马克思还致力于爱尔兰的独立，认为它是对英国革命的一种促进（参看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1870年4月9日）。如果说，第一国际设立目的，是要成为“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没有把这样一个组织看作是对于国际主义是始终不可缺少的东西。恩格斯在1885年写道：第一国际已经成为国际运动的“一种桎梏”，因为这时候的运动“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建立……并使它保持团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5页）。恩格斯的这种期望是过于乐观了，即使第二国际的建立也没有解决问题，该国际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出现的民族主义高潮中破产了。列宁从1914年起就号召国际主义者要“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18页）。他还主张在沙皇俄国（以及其他地方）被压迫的民族实行民族自决，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者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是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85页）。列宁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战后，都不断地强调：“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1页）。列宁还坚持认为：“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4页）。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曾指望1917年十月革命将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先驱。可是苏联的孤立状况导致在斯大林时期以民族利已主义的因素代替了列宁时期的国际主义的许多内容。这种现象，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孤立状态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消失。然而，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一个声明中，承认发生了“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平等权利原则的粗暴行为和错误”（见《苏联新闻》，英文版，1956年10月31日）。从那时候起，在实行互助（这对于古巴、越南和安哥拉这样的国家特别重要）和试图弥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同时，却出现了民族主义复活和某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极端的场合下导致了战争和在“为反对反革命提供国际援助”的口实下所进行的武装干涉）。这些发展在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最严重的挑战，因为他们在传统上认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这些发展还促使共产党之间形成紧张的关系。有些共产党还像30年代那样认为“对苏联的态度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而像意大利共产党（PCI）那样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则公开地对苏联进行批评，并宣布“一种不需要跟任何人发生特殊的或享有特权的联系的……新的国际主义”（《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决议》，1981年12月29日；见“参考书目”①，第28页）。（MJ）参考书目①恩利科·贝林格：《在波兰之后——走向新的国际主义》，1982年英文版。②艾萨克·多伊切：《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64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③帕尔米·杜德：《国际》，1964年英文版。④蒙蒂·约翰斯顿等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1979年英文版。⑤詹姆斯·克鲁格曼：《列宁对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的处理方法》，1970年英文版。⑥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70年英文版。⑦拉尔夫·米里班德：《军事干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1980年英文版。⑧同上作者：《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反共主义》，1972年英文版。⑨V.V.扎格拉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973年英文版。国际（Internationals）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1876），是在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联盟，当时这些地区的工人运动在经过1848—1849年的失败后正在复苏。虽然这个组织的建立，是出于对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表示支持的伦敦和巴黎工人的自发的努力，然而马克思（1864至1872年间）和恩格斯（1870至1872年间）都在它的领导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马克思立即认识到该组织“显示了真正的‘实力’”，但是在“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17页）。这里所提到的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到1852年间所领导的那个规模小得多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并使它们得到通过，这些文件的内容能够为跟英国工联的自由派领袖以及大陆上的蒲鲁东、马志尼、拉萨尔的追随者进行合作提供一个基础。协会既接收个人会员，也接纳地方性和全国性团体会员入会。它的总委员会（在正常情况下）由年度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会址设在伦敦，直到1872年。在第一国际的早期，马克思几乎起草了总委员会所公布的全部文件，他把自己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361页）。这里面包括采取行动反对从国外输入工人来破坏罢工，抗议对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党人进行虐待，以及举行反对战争的斗争。随着国际的发展，马克思得以使一些日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获得通过。例如，国际工人协会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对实行公有制作出任何特殊规定，而在1868年，尽管有为数不多的蒲鲁东派的反对，它宣布了要对矿山、铁路、耕地、森林和交通运输实行集体所有制。1871年的巴黎公社标志着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恩格斯对这次巴黎春天的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国际的法国支持者，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公社中起了重要作用。总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对公社的国际声援运动。马克思对公社所作的热情洋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辩护词——《法兰西内战》被总委员会的多数委员通过，并且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作为一个宣言来发表。公社的历史经验以及工人阶级的普选权的发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强调需要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形式。1871年9月，在他们的倡导之下，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公开主张必须“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参看政党条目）。这个目标被列入由马克思起草的、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章程（第7条甲）中，在那里还规定“夺取政权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的任务”。这些观点遭到巴枯宁和他在国际中的追随者的反动，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出发（参看无政府主义条目），主张放弃政治。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曾在1868年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尽管不赞成该组织的纲领，但仍然根据国际工人协会应当“让每个支部自由地形成其理论纲领”的原则（见《第一国际文件》，英文版，第3卷，第273—277、310—311页），于次年支持它的支部加入国际。马克思的支持者和巴枯宁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首先集中在国际工人协会应当如何进行组织这个问题上，这种冲突从1869年到1872年间不断升级。巴枯宁攻击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而同时却设法把国际置于由他控制的、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一个或若干秘密团体的监护之下。面对外受当局的迫害、内遭巴枯宁的分裂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巴枯宁反对这样做，他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找到支持者，同时还在英国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有来自欧洲13个国家和澳大利亚、美国的代表共65人参加，其代表人数比以往任何一届代表大会都要多。大会同意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并把巴枯宁和他的伙伴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理由是他们试图在国际内部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以及巴枯宁进行了欺骗活动（这方面的罪证是比较有争议的）。大会还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名言提出的一个建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动机，也许是担心总委员会在伦敦会被他们为了击败巴枯宁而不得不与之结成联盟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参看布朗基主义条目）所操纵。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国际工人协会的结束，它最后是在1876年的费城会议上解散的。一个叫做“反权威的”国际曾试图接过国际工人协会的衣钵，它在开头的时候得到一些成功，可是在1877年左右发生的分裂使它感到毫无希望，它在1881年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收场代表大会。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有了重要的发展，这些政党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是国际工人协会曾经为之如此艰苦奋斗（特别是在1871—1872年间）的东西。马克思直到他在1883年逝世的时候，恩格斯甚至在第二国际成立的前夕，都反对再搞国际组织。恩格斯认为“在目前搞这些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2页）。不过，恩格斯后来还是给这个国际提出重要的建议，并给它以大力的支持。第二国际（1889—1914）实际上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组织、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跟第一国际一样，它主要是以欧洲工人运动为基础，但在规模上要比它的先驱者大得多。第二国际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中起主宰作用，它的成员党当时都已经具有群众基础（或正在争取过程中）。到1904年，它们在21个国家里参加了竞选，得到选票660万张以上，赢得261个议席。到1914年，它们共拥有党员400万人，得到选票1200万张。第二国际基本上是各党派和职工会的一种松散的联盟。1900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由卡米尔·胡斯曼任专职书记，该局只起技术性和协调的作用，而不具有指导的职能。除了英国工党（它在1908年加入国际）作为一个主要的例外情况，对于大多数成员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乃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其他方面的倾向和影响也还存在。这里面首先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1893年和1896年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在政治斗争的问题上遭到挫败后被开除出国际。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以后，有两位理论家对于维护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作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第二国际每隔两年或四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决定采取共同行动或辩论有关政策的问题。在共同行动中包括号召每个国家从1890年起每逢五一节组织支持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行动。最初出现的各国党内左、中、右三种倾向的斗争也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上，对“米勒兰主义”问题展开尖锐的论战，即争论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在前一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种作法是否容许。最后通过了由考茨基起草的一个调和性的决议，决议指出如果得到党的批准，“在特殊情况下”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作为“一个临时的权宜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引自布劳恩塔尔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①，第1卷，第272—273页）。接着的一次代表大会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人们要求这次大会对于德国社会党前一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谴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决议予以国际性的支持和肯定。这就导致在策略问题上进行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起来反对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责，饶勒斯指出该党一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改变德国君主专制制度上无能为力，认为所以出现这种惊人的对照现象，其责任在于该党在理论上的僵化。这次大会支持了德累斯顿决议，其表决结果是：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不过，修正主义者仍然留在国际内和德国党内，他们使自己的思想继续浸透（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另一个主要争论的问题是殖民主义。在布尔战争期间召开的1900年国际代表大会就已经对殖民主义进行谴责。然而过了7年以后，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委员则提出这样的主张，即认为他们不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作用的殖民政策”（见“参考书目”①，第1卷，第318页）。在经过针锋相对的辩论后，大会以127票对108票否决了上述观点，并且通过一项谴责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决议，认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从其最深刻的本质来说必然要导致奴役、强迫劳动或灭绝殖民地的本地居民”（见“参考书目”①，第1卷，第319页）。反对战争的斗争是第二国际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从该国际成立时起就反映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它在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次大会是在欧洲上空战云密布时召开的。尽管在辩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最后还是在吸收了列宁、卢森堡和马尔托夫的修正案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决议。该决议在主张“竭尽全力……制止战争爆发”后接着说：“如果战争仍然终于爆发，那么（工人运动——本条目作者）就有责任主张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消灭”（见“参考书目”①，第1卷，第363页）。这个声明在以后两届代表大会上又得到重申。在战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即1912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是争取和平的一次动人的表现，它号召（又是全体一致地）一旦战争爆发的话就要采取革命的行动。然而，两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人们所赞同的这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掩盖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一层薄薄的面饰”（见“参考书目”⑥，第102页）。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都支持它们本国政府所进行的战争，因而导致国际的可耻的破产。资本主义扩张和工人运动民族统一这整个历史时期，也就此发展到顶点。只有俄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几国的党以及其他各国党内部的一些小集团，依然忠于国际所一再重申的原则。在战争期间，主要是一些中立国家的政党曾为恢复第二国际（当时它的执行局已迁往荷兰）作了一些尝试，但没有成功。不过到1919年，一个老第二国际的模糊翻版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重新组合起来，即“伯尔尼国际”，它于次年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7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有10个党的左翼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以及英国独立工党，在维也纳开会并组织起来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维也纳联合会”），外号“第二半国际”。这个组织把自己看作是走向一个包括整个革命的国际的第一步。1923年，在汉堡代表大会上，它跟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联合，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该国际在1940年停止活动。1951年，它为现在的社会党国际所继承。社会党国际是由世界各地主要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总部设在伦敦。第三国际（1919—1943）。在第二国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瓦解以后，列宁在1914年11月写道：“第二国际死了，它被机会主义所征服……第三国际万岁！”。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是在布尔维克党人的倡议下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当时正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欧革命形势高涨之际。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词的时候，列宁宣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3页），从而表达了当时普遍的思想状况和期望。他后来还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承认用苏维埃政权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定为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在第三国际的存在的整个期间，它的正式目标始终是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同盟”（见“参考书目”⑤，第2卷，第465页），虽然在1935年以后让这样一个目标退居到幕后。1920年7至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来自41个国家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参加，此外还有一些列席代表，其中包括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这两个党的多数派将在年底以前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参加共产国际。出于对新国际会受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渗入而变质的担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严格规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党派，都必须“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在军队中进行经常性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指出目前时代是“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的同时，它要求有“铁的纪律”，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集中制—国内在本国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在国际上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之下加以实现，并且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在代表大会之间都具有约束力（见“参考书目”⑤，第1卷，第166—172页）。共产国际的章程宣布要跟“只把白种人放在眼里的第二国际传统永远决裂”，认为它的任务是要联合和解放各种肤色的工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它强调指出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有必要同苏俄以及在跟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见“参考书目”⑤，第1卷，第138—144页）。列宁在1920年写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目的在于跟共产国际内部的“左的”倾向作斗争，并且主张共产党人可以有原则地参加议会选举，可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然而在1921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却遇到上述的倾向，当时他所看到的是革命浪潮已经衰退，原先基本上以俄国经验为模式的进攻性的革命策略已不再适于西方的情况。于是，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各党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结成一个统一战线，以争取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于这种需要，共产国际、第二国际以及维也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在柏林召开了一个代表会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在人们曾寄予希望的德国革命在1923年10月失败以后，共产国际认识到一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已经来到。在以后的几年中，苏联党内的斗争被带到共产国际里来。在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英俄工会团结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在1925—1927年的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在经过许多激烈的斗争以后，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击败了，而托洛茨基本人也在1927年9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一个内容广泛的纲领。这次大会同时也引导共产国际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民主主义被谴责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跟社会党领导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建议统统被否决。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没有必要再在“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以及资产阶级的议会专政形式和它的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形式之间”划什么界线（见“参考书目”⑩，第313页）。这种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是在德国，这就导致共产国际从1933年起修正自己的策略。1933年3月，在纳粹专政政权建立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公开建议其成员党跟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接触，以便向后者提出采取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行动的建议。这就促使法国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采取了联合行动。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是七大。这次代表大会有65个党参加，代表100多万党员（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员有785000人），它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为遏制法西斯主义浪潮而建立统一战线并扩大为人民阵线的一个强有力的事例。在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主要报告中强调指出：目前不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进行抉择，而是要在资产阶级民主和由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公开恐怖专政之间进行抉择。共产国际的新策略有助于促进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的形成。它动员起国际的力量去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去支持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成和平战线来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建议。始终在苏联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斯大林在30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些领导成员被镇压了，而且波兰共产党也在1938年根据莫须有的罪名被解散了。随着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它修订了自己过去以严格区分西方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为基础的策略。从1939年到1941年，它谴责当时的战争是在帝国主义双方进行的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然而在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以后，它则全力支持苏联及其西方盟国反对轴心国的斗争。共产国际在1943年6月按照它的主席团的建议进行解散，该主席团认为当时大大发展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在不同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这使得从一个国际中心作出指示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共产国际的解散还有安抚斯大林的西方盟国的意图（见“参考书目”②）。第四国际是在1938年由托洛茨基倡导成立的，它由对第二和第三国际持反对立场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小集团组成，它们把前者谴责为“反革命”。第四国际一直很小，并且始终存在严重的分裂。（参看托洛茨基主义条目，另可参看国际主义条目）（MJ）参考书目①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1961—1971），1966—1980年英文版。第1—2卷。②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2），1975年英文版，第1部分。③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1954—1960年英文版，第2—5卷。④亨利和阿布拉姆斯基·柯林斯，契曼·柯林斯合著：《卡尔·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第一国际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⑤珍妮·德加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1956—1965），1971年英文版，第1—3卷。⑥艾萨克·多伊切：《论国际和国际主义》，（1964），载《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72年英文版。⑦《第一国际文件集》，1—5卷，1963—1968年英文版。⑧《第四国际文件集。创建时期》（1933—1940），1973年英文版。⑨詹姆斯·卓尔：《第二国际（1889—1914）》（1955），1975年英文版。⑩A.I.索波列夫等著：《共产主义史纲》，1971年英文版。伊斯兰教（Islam）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伊斯兰教的起源及其历史作用没有发表什么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伊斯兰教的评论是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提示，同时也不完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探讨亚细亚社会性质的信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一直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东方的历史总是表现为宗教的历史？恩格斯在为《新时代》写的一篇关于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的文章中，则比较具体地抓住了伊斯兰教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过程，即在游牧文化和定居文化之间的政治动摇。恩格斯在对伊斯兰教所作的一个评论中重复了伊本·喀尔登的有关部族权贵循环交替的理论，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适应阿刺伯市民和游牧的贝都英人两者的需要的宗教，他指出：“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贫苦的游牧民经常团结在一位先知的背后去排斥那些颓废的市民，去改革道德风尚和恢复原始的信念。经过几代以后，循规蹈矩的贝都英人本身在道德上成为个人主义者，并且对于遵守宗教教规变得满不在乎。于是，又一位救世主在沙漠上出现，把城镇打扫干净。这样的政治统治的周期不断重复。然而，政治领导权的经常变换并不相应地带来社会经济基础的任何根本性的改造，这种基础始终保持明显的停滞性（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恩格斯把伊斯兰教中许多救世运动和教派运动解释为游牧民和市民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的表现，这就有可能把伊斯兰教本身看作是不定居的游牧生活和已形成定居的社会之间矛盾融合的结果。伊斯兰教始于伊斯兰纪元（根据先知从麦加迁到麦地那来确定），即公元前622年。它应当作为阿刺伯半岛各贸易中心的商业文化的一部分来理解。鉴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如麦克斯·维贝尔，已经把伊斯兰教作为“武士的宗教”来看待，那么不妨把伊斯兰教主要看作是城市权贵的宗教，这些权贵们享有通过麦加（该地在17世纪主宰着阿刺伯经济）来扩展贸易的经济收益。把市民的虔诚和部族的美德两者混合在一起的伊斯兰教，为政治统一提供了一种新的原则，这种政治统一是奠定在信仰而不是杀戮的基础上，它是围绕着对一位先知的忠诚和对普遍美德的笃守来进行组织的。在把各个分裂成性的部族统一在一个由城市的商业所领导的宗教团体之内的同时，伊斯兰教对贸易实行保护，并且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的活力的政治力量。在先知穆罕默德于632年逝世以后，这个新的宗教很快就在中东和北非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尽管它在政治继承权的问题上分裂成为两派：即阿里的追随者什叶派和“正统哈里发”的支持者逊尼派。伊斯兰教社会的扩张可以看作是城市的商业权贵和贝都英游牧民的武士实行融合的结果，这种扩张所取得的早期成就，部分是由于周围帝国（萨珊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衰弱，部分是由于伊斯兰教对受它保护并依附于它的基督教部族和犹太教部族实行一种庇护制度（通过所谓的“小米制度”）。因此，伊斯兰教的征服对于该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内的社会结构，并不起瓦解的作用。伊斯兰教是随着一系列教产世袭帝国的建立而传播起来，这些帝国具有下列的结构性的特征：（1）土地所有制由国家掌握，土地作为非世袭的俸地分配给地主，除了这种俸地所有制外，还有属于部族的和教会的财产（即卧各夫）；（2）在国家官僚制度中增加了奴隶这一层次，而一支奴隶大军的发展，在贵族即拥有俸地的骑士和一般市民之间起了社会缓冲器的作用；（3）城市文化和宗教虔诚的形成，是由商人阶级和宗教领袖（乌里玛）的利益和生活方式决定的，这在北非和中东比较发达的社会尤其如此。商人阶级的财富源自于内陆的奢侈品贸易，而宗教领袖所掌握的教法（沙里亚）则有利于他们在社会上居于优越的地位。在伊斯兰教社会分裂为三个帝国（萨非、帖木儿和奥托曼）之前，即在这个社会扩展和巩固的阶段（700—1500年），除了以奢侈品（香料、丝绸、香水、珠宝等）为基础的商业财富外，造纸、纺织、地毯、制革和陶瓷等行业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尽管在13世纪和14世纪期间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曾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特别是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成为农业发展、造船业、采矿业和纺织业的巨大中心。由于征服、扩张和手工业发展而形成的经济上的盈余，则通过皇室对科学、医药和艺术进行赞助的方式，为一种深奥而又合理的宫廷文化奠定了基础。这样一来，伊斯兰教便成为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创造性的媒介，而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则又通过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基础。伊斯兰教的社会缺乏它本身所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来说，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认为穆斯林的信仰、伊斯兰教神学的宿命论或是反对高利贷的法律准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看法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否定。例如，罗丁逊曾论证在《古兰经》（神的诵文）和逊奈（先知的正统教规）中有关经济行为的规定并不妨碍经济的发展；相反，一种资本主义成份还确实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得到发展，其发展情况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大体相同。然而，这种成份的扩大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限制：（1）自供自给的地方乡村经济；（2）国家在行会系统、贸易关系以及土地占有中所居的支配地位；（3）随着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引起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停滞（见“参考书目”⑥）。罗丁逊这种论断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把贸易和商业资本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划上等号。在伊斯兰教社会，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的内陆贸易，是控制在一个商人小集团的手里，而这个集团对于当地的生产和分配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农村的剩余产品通过税收的机制而归城市居民所支配，但是在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是不发达的，原因是农民的需求在当地就可以得到满足。贸易在伊斯兰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即当贸易在对欧洲的传统经济关系进行瓦解时，它的腐蚀后果则决定于进行贸易的生产社会的本质。因此，亚洲的古代社会是难以受到这样内陆贸易的干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期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会消除宗教的信仰和特征，然而迄今为止伊斯兰教却证明它对于向资本主义转化的世俗化影响具有高度的抵抗力。这种作为伊斯兰教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应结果的自我调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其目的在于制止农村的跟苏非派有关的神秘教义和尊奉诸圣的活动。这时候重新表现出对经文、《古兰经》的正统性以及简朴祭仪的重视；城市的注重经文的虔诚被附加在农村的群众性宗教虔诚之上。经过改革的伊斯兰教，既表现为对《古兰经》传统的恢复，又反映出使伊斯兰教跟现代工业的世俗社会并行不悖的一种企图。在第二个阶段中，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民粹派的反殖民主义的战斗立场，在这里，乌里玛是以城市贫民、失业青年和对现实不满的学生的代表者的身份出现。由于清真寺、马德拉沙（宗教学校）以及乌里玛都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具有清规戒律和战斗性的伊斯兰教，可能会成为反对亚洲和非洲的附庸制度的主要力量源泉。（BST）参考书目①E.阿施特尔：《中世纪近东社会经济史》，1976年英文版。②尼内斯特·盖尔勒：《穆斯林社会》，1981年英文版。③马赛尔·G.S.霍格逊：《伊斯兰教的进取》，1974年英文版。④莫里斯·隆巴德：《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1975年英文版。⑤麦克西姆·罗丁逊：《穆罕默德》，1971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伊斯兰教和资本主义》，1974年英文版。⑦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和穆斯林世界》，1979年英文版。⑧布菜恩·S·特纳：《维贝尔和伊斯兰教——一种批判性的研究》，1974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H》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HHadermas,jurgen哈贝马斯，尤尔根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andMarx黑格尔和马克思hegemony领导权Hilferding,Rudolf希法亭，鲁道夫Hinduism印度教historicalmaterialism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ism历史主义historigraphy历史编纂学Horkheimer,Max霍克海默，麦克斯Humannature人的本性哈贝马斯，尤尔根（Habermas，Jürgen）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尔多夫。哈贝马斯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变得激进进来。他当过阿多尔诺的助手，在阿多尔诺（还有其他人）的影响下，认识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在海德尔堡从事哲学教学以后（1961—1964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72年，他转入西德施塔恩贝格的麦克斯·普朗克协会。尽管他所从事的业务跟法兰克福学派是重复的，但他的思想却在一种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发展起来。例如，阿多尔诺认为认识和价值是没有最终的基础的，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重新制订批判理论的必要性是由于20世纪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俄国革命蜕化为斯大林主义，群众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败，无产阶级群众没有革命的阶级觉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常性的瓦解——不是变成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就是沦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这一切，都被哈贝马斯看作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还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许多根本的变化。国家干预在加强，市场得到维护并复原，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工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仅仅是指采取适当的手段来达到预定的目的）和官僚机构威胁着“公共领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开进行讨论这一领域），以及新型的危机倾向正威胁着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哈贝马斯发展了一种理论方针，一种可以跟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形形色色的学科进行联系的方针。截至目前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见“参考书目”①），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见“参考书目”④），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见“参考书目”②，③），对行动理论的发展（见“参考书目”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见“参考书目”⑤），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见“参考书目”⑥）。（DH）参考书目①尤·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②同上作者：《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合法性的危机》（1973），1976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交往和社会的演变》，1976年英文版，1979年再版。⑦同上作者：《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⑧大卫·赫尔德：《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1980年英文版。⑨托马斯·麦卡锡：《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1978年英文版。⑩约翰·汤普森和大卫·赫尔德编：《哈贝马斯——批判性的辩论》，1982年英文版。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1770年8月27日生于斯图加特，1831年11月14日在柏林逝世。黑格尔出身于一个税务官的家庭。他在图平根大学攻读哲学、古典文学和神学，先后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当过家庭教师。他在1801年任大学讲师（Privatdozent），1805年在耶拿大学当上教授，并且在那里完成他的主要论著《精神现象学》（1807年）。1808—1816年，他在纽伦堡艾吉迪安文科中学当校长；接着任海德尔堡大学教授（1816—1818）；从1818年起直到去世，他一直在柏林；在那里一个黑格尔学派开始形成。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哲学的重要作用有两个方面：第一，他深受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及其历史哲学的影响；第二，他从最完整的形式上即从[b]逻辑学[/b]上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利用它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态结构。康德在对认识论所作的批判中，把人类对真实的科学认识的要求局限在“现象”的范围，认为认识仅仅来源于两个方面的活动方式的结合：一方面是进行认识的主体的内在直觉与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外部产生的感性材料。而在这种通过批判性的反映建立起来的关系之外，则存在着“自在之物”，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认识的。黑格尔则反对康德的这种说法，他认为现象和本质两者是必然在一起的，而现实的最本质的结构是符合于自我认识的人的精神的。用神学的术语来表达的话，这就是说，上帝（[b]绝对[/b]）通过人的认识去实现自我认识。因此，人的思想范畴同时也就是存在的客观形式，而逻辑同时也就是本体。黑格尔把历史解释为“对自由的意识的前进”。社会组织的形式符合于对自由的意识，因此意识决定存在。一个历史时代及其人民的意识，首先表现在宗教中。“宗教是人民断定真理的地方……宗教是人民对最高存在的意识”（见“参考书目”⑤）。因此，那些把石头或动物当作“神”来崇拜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自由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其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对具有人的形态的神或一种“灵”（“圣灵”）的崇拜。历史的前进要经历过艰苦与贫困，灾难、战争与死亡，以至整个文化与民族的衰落。然而，黑格尔认为，通过这些历史的挣扎，更高的自由原则，对真理的进一步接近，以及在更高的水平上对真理的洞察，将会逐渐地出现。人类历史是朝着基督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法国革命以及立宪君主制这个方向前进的。宗教概念和哲学思想的进步，是跟社会和政治的进步相适应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正是通过他们了解到黑格尔的哲学）则是利用他们的老师的学说作为对当时已经变成保守的普鲁士王朝进行批判的武器。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越出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就是由一些开明官吏管理的立宪君主制度这一概念。黑格尔认为，只有受过哲学教育的官吏们才具有一种发展了的洞察力，他们能够洞察到主观精神（个体的人）与客观精神（国家）的统一；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则认为，所有的公民都能具备这种能力。基于这个理由，他们还主张通过普及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那种哲学洞察力，来克服传统的基督教的那种只不过是寓言般的宗教信念。这样一来，就用人类的观念取代了像寓言一般提出的基督教的神的地位：“人类是两种本质的结合：神成为人，无限客体化为有限，而一种有限的精神则又铭记着它的无限。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是奇异的工作者在主宰着自然，包括人类内部及其外部，而且是越来越完整地这样做，它使自然作为一种无能为力的材料从属于它自己的活动。只要它的发展过程无可指责，它也就无罪可言。堕落只是具有个人的特性，而对于人类和历史来说，则是超脱的。”（参看大·弗·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39年）），（参看黑格尔和马克思条目）。（IF）参考书目①施洛莫·阿文勒里：《黑格尔关于现代国家的理论》，1972年英文版。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1931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逻辑学》（1812），1929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法哲学》（1821），1942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历史哲学》（1830—1831），1956年英文版。⑥让·依波利特：《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1955），1969年英文版。⑦A.科叶夫：《阅读黑格尔著作导论》，1947年法文版。⑧卡尔·勒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的思想革命》（1941），1964年英文版。黑格尔和马克思（HegelandMarx）马克思的思想从许多方面受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的影响。他最初是在柏林求学的时候了解黑格尔的哲学，当时首先是接受了诸如爱德华·甘斯这样的学者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进行的共和主义的解释。跟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把世界历史解释为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但随着费尔巴哈对黑格尔重新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也就把物质的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参看《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进行的批判的改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消除了世界的虚假的主体即所谓的“世界精神”，另一方面则是把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延伸到未来。黑格尔所强调的在此时此刻已经完全实现了的自由王国，对于马克思来说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真实的可能性，而其实现则在未来。跟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辩证法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尽管影响着历史的进步，但并不能保证自由王国（参看解放条目）的实现，它只为这样一种发展提供客观的可能性。如果社会革命化这种历史可能性没有得到实现，那么社会倒退到野蛮时代（卢森堡）或是陷于“敌对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的境地也是可能的。黑格尔把资产阶级的立宪国家设想为历史发展的终点，马克思则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这一概念来代替它。这是一种摆脱了任何凌驾于它之上的强制力量的社会秩序，它的成员是通过共同协商的办法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的。据黑格尔看来，个人把自己从自然存在、从外部强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一个“精神化”的过程，个人通过哲学的直观看到自己的客观状况，从而了解到那些表现为从外部对自己的意志实行强制的东西，实际上是他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意志的思维人而存在的必要条件，个人也就是凭着这种直观来跟客观现实进行调和。黑格尔和保守的黑格尔派认为，只有受过哲学训练的国家官吏才完全具备这种直观、调和以及解放的能力，而青年黑格尔派在对这种思想进行归纳时，则把“精神化”的过程跟个人的公民身份成熟的过程统一起来。然而，这两种解释都使个人具有某种“双重特性”，一方面，他是感到自己必须受外部强制力量支配的自然个体；另一方面，他又是具有认识能力的“精神存在”，即认识到那些显然在否定自己的东西事实上就是他的自由和现实本身。解放也就是调和。但是，据马克思看来，只有当人的这种双重特性——既是人又是公民，既是自然个体又是精神化的存在——被克服而不再成为必要时，只有当人类不再把自己所受的社会约束客观化为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化本质”（即国家，后来又指资本）时，解放才是可能的。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作了种种批判，但是他仍然保持黑格尔的关于人类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进步的信念。他同时还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至于他自己的欧洲中心论，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关于印度和中国的论著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著作可以使人感受到黑格尔的第二个影响。了解这种影响，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宣称把它从倒立着的状态倒过来——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的动态和制度结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系是一个总体，也就是说，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体，因此它必须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来进行考察和阐明。然而，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和对特殊的经验性材料的整理，必须先于对这个总体的阐明。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范畴——价值、货币和资本所进行的辩证法的自我运动，应当体现被考察的对象的特性，而不是一种从外部强加进来的方法论体系所产生的结果。马克思曾强调指出他对经验性关系和事实的处理方法跟黑格尔的不同之处，他在他的早期创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黑格尔首先在他的《逻辑学》中发展了一种包含若干范畴的体系，然后把社会制度——诸如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以及它们的内部结构抽象地纳入它的体系。据马克思看来，对一个被考察的对象所作的唯一适当的辩证法的阐明，就是这种阐明能够使人感受到对象的动态和结构的个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动的“主体”（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正是为它而进行），也就是资本本身。然而，资本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实事物，而是由于个人和阶级的不自觉的相互作用和协作而产生的东西，它将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被超越而消逝。因此，它不是生产的真实的主体，而是“虚假的主体”。基于这个理由，如果把马克思的“资本”这一范畴在他的思想中所起的作用，跟“精神”在黑格尔的思想和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论的话，那至少也是一种曲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精神实际上在创造历史，可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上的真实主体。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成就绝不仅限于揭示这种生产方式的实际上的“无主体性”（阿尔都塞）；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以生产的独立的现实主体的面貌出现，而另一方面它既非“真正现实的”又非真正的主体，这种思想不言而喻地包含着对构成资本的那种生产方式的批判。根据马克思的看法，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注定要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无情地和短视地掠夺自然的社会制度，那种无论个人或阶级都受为“虚假的主体”即资本服务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规律支配的制度。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将会合理地调节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并且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使生产仅仅从属和符合于资本的利益那种情况截然相反，它的生产将旨在满足生产者的物质需要以及他们的（社会）活动、社会生活和个人发展的要求。它将作为生产的真正的主体来取代资本这种仅仅作为一种生产主体的“现象”而客观存在的“虚假的主体”。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只不过是在这种尚未实现的主体中找到自己的经验的化身。马克思仅仅从方法上而且是含蓄地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奠定自己对历史进步的信念。然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却试图越出这一范围，制定了一种唯物辩证法的本体论和发展学说（参看唯物主义条目）。从这种意图中产生了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出现事实上应当更多地归功于达尔文和19世纪的自然科学以及科学世界观，而不是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的许多思想家则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作出贡献。（IF）参考书目①卢西奥·科菜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1975年英文版。②依林·费切尔：《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1967），载《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一书，1970年英文版。③让·依波利特：《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1955），1969年英文版。④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⑤乔治·利希海姆：《〈从马克思到黑格尔〉及其他文章》，1971年英文版。⑥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出现》，1941年英文版。⑦奥斯卡·涅格特：《黑格尔哲学的现实与后果》，1970年德文版。⑧曼弗列德·里德尔：《黑格尔和马克思》，载《制度与历史》一书，1974年德文版。⑨迪特尔·沃尔夫：《黑格尔和马克思》，1979年德文版。领导权（hegemony）要对hegemony这个词下任何定义都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由于它可以用来表达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第一，它有统治的意思，如“霸权主义”（hegemonism）；第二，它有领导的意思，这就包含着某种同意的概念。例如，毛泽东用“霸权主义”这个词来表达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但这种统治又跟帝国主义的统治不一样。第二种意思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比较常用。安德森曾指出：无论孟什维克还是列宁，都把这个词用来表达建立在跟农民成分实行联盟的基础上的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见“参考书目”①）。布西一格鲁克斯曼则探讨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见“参考书目”②）。然而，使这个词充分地发展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则应归功于葛兰西。大多数评论家都一致认为，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领导权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他狱中写的作品中，除了个别的场合外，这个词都是用来说明工人阶级的一种战略。在1926年入狱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葛兰西使用这个词来表示工人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所必须建立的并且应当作为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的一种联盟制度（见“参考书目”⑦，第443页）。大约在同一时候，他用这个词来论证；苏联无产阶级应当牺牲自己的行业的、经济的利益，以便保持跟农民的联盟并为自己的广泛的利益服务（见“参考书目”⑦，第431页）。对这个词的类似的用法还见于这个时期他在共产国际的辩论，然而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这个词的用法则超出上述的范围，他还用它来表示资产阶级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方法。在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探讨时，他援引了两个历史事例——法国革命和意大利的复兴，他把两者作了对比，指出新的法兰西国家是建立在比较广泛的同意的基础之上，而统一了的意大利国家则只得到有限的同意。在探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同表现时，他引用了马基雅弗利和帕雷托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著作，把国家描绘为武力加同意。葛兰西认为，在现代的条件下，一个阶级其所以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不仅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武力组织，而且是由于它能够超越自己的狭隘的行业利益而实行一种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并且跟结成一种社会力量集团（葛兰西称之为历史集团）的形形色色的同盟者实行妥协（在一定限度内）。这种集团对于某一个社会制度来说，也就代表了一种同意的基础，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参看统治阶级条目）的领导权则在各种机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网络中建立和再建立。而这种“领导权的编织物”是由知识分子来编织的，因为根据葛兰西的看法，他们都是在社会中具有一种组织作用的人。由此可见，葛兰西的论述，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用的那种把国家定为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定义。尽管葛兰西认为领导权的形势寓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他认为从合法的立宪意义上来说，政治社会乃是各种政治机构从事活动的舞台，同时他还说明这两种社会的划分纯粹属于方法论的性质，并且强调指出它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存在着重叠的现象（见“参考书目”⑥）。的确，在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不断扩大的政治条件下，在随着工会和群众性政党的建立，随着经济开始转变为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而出现了改良主义以回答对政治舞台所提出的种种要求的政治条件下，领导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资产阶级也在从事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消极革命。这样一来，领导权的物质基础便通过改良和调和来构成，从而使一个阶级的领导地位得以维持，而其他阶级的若干要求得到满足。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的定义中，领导阶级或统治阶级确实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它超越了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它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曾为这种利益而斗争）而去代表社会的普遍进步。这样，葛兰西便使用领导权这一概念来论证：在政治学或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一种经济主义的观念（即在政治和文化中追求眼前的阶级利益），都不能对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作出精确的分析，从而不能够对国家政权的实质作出正确的理解（参看经济主义条目）。因此，这种观念是不宜作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战略的基础的。葛兰西在他所说的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科学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得出了种种的论断。他认为，一种充分扩展的领导权必须建立在积极的同意即社会各种集团藉以联合的集体意志的基础之上。这样，葛兰西就超越了那种建立在抽象的公民权基础之上的政治义务的理论，而论证了充分的民主管理是在领导权的最高形式中得到发展的。然而，他对领导权的各种不同形式（例如在意大利复兴时期起主宰作用的那种形式）所进行的分析表明，一种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意，可能导致一种政治制度建立在薄弱的基础之上，从而可能引起越来越多地依靠武力。领导权——可以说——是不能降低为一种由法律认可的东西，也不能降低为一种虚假的意识或对人民群众的摆布。人民群众的“共同意识”或世界观，据葛兰西看来，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形成的，其中一些成分是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相抵触的，这在日常的经验中处处可见。占统治和领导地位的思想意识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种比较严谨和有系统的世界观，它不仅要能够影响人民群众，而且还能够成为对社会机构进行组织的一种原则。他认为，思想意识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或反射出阶级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其说是由经济结构或社会组织所决定的“已知事物”，毋宁说是一个斗争的领域。它通过它体现在社会关系、机构和实践中的途经来组织行动，并且使一切个体和集体的活动充满活力（见“参考书目”⑧）。葛兰西为无产阶级制定了特殊的历史规划，即创造一个“经过调整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领导权和市民社会，或者说同意的领域，得到充分的扩展，而政治社会，或者说约束的领域，则不断地缩小。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创造一种不断地扩大的同意的局面，从而使各种不同集团的利益能够结合在一起去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发展一种战略去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候，一种新的领导权必须把人民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因素纳入正轨并加以系统化。可见，领导权这种概念也是葛兰西对民俗学和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他对宗教的探讨以及关于哲学家的系统化的哲学与人民群众的非系统化的哲学即世界观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是以此为基础。人们围绕着葛兰西的领导权这一概念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就他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分析以及他从中所得出的战略结论提出质疑（见“参考书目”①）。在这种争论中，有一个方面的内容牵涉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国家政权改变之前能够或者必须发展到什么程度，而留下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去发展的领导权又该达到什么程度。另一些问题则牵涉到革命政党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作用是什么。有一些作者强调的是领导权的同一性、一致性或是可能的总体性，而另一些作者所强调的则是它的不同成分（即不一定非以经济上划分的阶级为根源的那些成分），以及它通过什么方法来代表汇合在一起的如此不同集团和其中所表现的妥协。近来出现的一些解释则认为，领导权不仅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发展的战略提供了概念性的工具，而且它还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成就和局限性。（ASS）参考书目①P·安德森：《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②布西—格鲁克斯曼：《葛兰西与国家》，1979年英文版。③布西—格鲁克斯曼：《领导权与同意》，载A．S．沙逊编《葛兰西探讨》一书，1982年英文版。④B.德．卓万尼等著：《葛兰西著作中的领导权、国家和政党》，1977年意大利文版。⑤J.菲米亚：《葛兰西的政治思想——领导权、意识和革命过程》，1981年英文版。⑥安·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⑦《葛兰西政治著作选集（1921—1926）》，1978年英文版。⑧C.莫菲：《葛兰西著作中的领导权和思想意识》，载莫菲编：《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书，1979年英文版。⑨安·S·沙逊：《葛兰西的政治学》，1980年英文版。希法亭，鲁道夫（Hilferding，Rudolf）1877年8月10日生于维也纳，1941年2月在巴黎逝世。希法亭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后当医生，一直到1906年（但他在1915到1918年服军役期间再度行医）。不过他从中学时代起便对经济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从1902年起，他就经常给《新时代》杂志写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1904年，他针对庞巴维克从奥地利的边际效用说的观点出发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所作的批判，写了一本书进行答辩，这本书被保罗·斯威齐评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对主观价值理论所作的最好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②）。在同一年，他跟麦克斯·阿德勒一道创办了《马克思研究》。1906年，他应邀到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党校讲课，随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4年，他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一道反对军事预算，随后他任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自由》杂志的编辑。1920年，在获得普鲁士的公民身份以后，他就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任职，并在1924至1933年任国会议员，担任过两届政府的财政部长（1923年和1928—1929年）。纳粹掌权后，他不得不流亡国外，并于1938年迁至巴黎。法国沦陷后，他迁往非占领区，但终于被维希政府交给德国当局，死在盖世太保手中。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金融资本》这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进行分析的主要论著以及后来写的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作品（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TBB）参考书目①维尔弗里德·哥特沙尔施：《鲁道夫·希法亭学说中有关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治行动的说法》，1962年德文版。②鲁道夫·希法亭：《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1904），保罗·斯威齐编，1949年英文版。③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01），1981年英文版。印度教（Hinduism）马克思主义者对印度教发生兴趣，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尽管他并不经常研究它。对于马克思来说，印度教是一种压迫的、衰落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他也跟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对于该教的森然恐怖的面目感到厌恶。他在概括英国在印度的专制制度跟亚细亚的专制制度进行嫁接的现象时说道：“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的狰狞神像更为可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页）。他跟他在印度的追随者一样，对于任何认为印度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的看法都持怀疑的态度。在本世纪，印度以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把印度教作为一般宗教问题的一个部分来加以关心。至于印度国内，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放在当前跟印度教有关的各种实际问题，包括该教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问题，以及由于独立所引起的、往往伴随着隔离和屠杀现象的部落感情问题。罗米拉·塔帕尔指出：把印度教这个名称跟古印度联系起来是一种历史编年的错误，但是它却是一个便于说明宗教发展的标志。印度教是大约在两千年以前从雅利安入侵者的吠陀信仰中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内容十分庞杂的宗教，以至使人几乎难以对它的信仰内容下任何精确的定义；它是雅利安人和德拉维人思想的混合物，但也接受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影响。塔帕尔还指出在《奥义书》和后来的吠陀经中出现的“梵”这一概念，以及随后所采取的创造神、护持神和破坏神这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可以看作是对自然、生育和生命、以及死亡这种秩序的反映。后来，这三位神中的第一个——梵天，退居幕后；其余的两个，即毗湿奴和湿婆（这个神是雅利安—德拉维人思想的混合物，其祭典则跟生殖能力相联系），作为两个最高神明存在下来，分享着印度教徒的虔诚的信仰。在以后的年代里，出现了从崇向祭典仪式向一神崇拜的转变，也就是寻求个人同神的交往并且通常是狂热地信奉这个神，从而出现了“后期印度教的一种具有活力的形式”（见“参考书目”eq\o\ac(○,15)15，第131—133页）。到中世纪末斯，像伽比尔和那纳克这样一些导师，把伊斯兰教的思想结合在一神崇拜之中，使它具有新的含义。可以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表达了比较卑贱的城市市民和接触城市生活的农村手工业者在那个烦恼的时代里所产生的内心感情。（见“参考书目”eq\o\ac(○,15)15，第308页）。个人信奉，犹如神秘教的任何变种一样，本是摆脱传教上的独霸状态的一种方法。然而在整个时期，婆罗门的优势得到支持甚至不断扩大。庙宇表现为它的组织的一个方面，这是一种拥有富足的财源的机构。通过对中世纪南印度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些商人和商会给予庙宇以巨额的捐助，捐助者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并且获得神灵的保佑（见“参考书目”⑦）。在R．S．夏尔玛写的一篇论文中（见“参考书目”eq\o\ac(○,13)13第一部分），列举了当代的论著中对古印度和印度教的各种见解，其中有一些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他在另一篇论文中提出，在吠陀经典中，“祷文主要表现出对雅利安人的物质繁荣的关心”（见“参考书目”eq\o\ac(○,14)14，第39页）。他还可以补充这样一点，那就是至少印度教的教典——“达磨”（dharma）所主要关心的是男人和高级种姓的繁荣，而同时却把妇女和低级种姓排斥在外。像他在文章的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在经文中往往把妇女和作为种姓制度的苦役的首陀罗“混在一起归为一类”，这两种人显然代表“社会上最为人所不齿的成分”（见“参考书目”eq\o\ac(○,14)14，第29、32页）。根据德·恰托帕迪雅的说法，像摩奴这样一些制定“达磨”原则的立法者，“对于自由思考或理性论表现出极端的敌视”；这并不奇怪，因为要维护一种“使千百万劳动群众安于受奴役”的社会秩序，神秘和强制是同样地需要的（见“参考书目”①，第83页）。恰托帕迪雅把印度思想中的一种不可知论的对立传统放在突出的地位，他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即认为佛教在很多方面应当归功于早期的数论哲学学派，因为这两者都是“有意地和断然地”否定神的观点（见“参考书目”③，第95页）。南布迪里巴德也提出了一些有关的问题，他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同时也是他所在的南部喀拉拉邦的历史学家。该地区曾信奉佛教，但保留了自己的古老的社会实践的种种特色；跟印度北方有所不同，它在中世纪时期是朝着一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形态进行发展。在这一转化期间，兴起了一种旨在支持统治阶级及其宗教意识的广泛性的争辩文学，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灭佛教（见“参考书目”⑧，第三章）。一位著名的印度共产党人佛学家——拉哈尔·桑克里提扬纳写了许多作品，其中有一部是以虚构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对印度教若干世纪的演进作了批判性的叙述。近年来，一些试图了解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历史的宗教作家，也部分地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两位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工作的天主教人士，胡塔尔和勒穆辛尼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认为，吠陀的雅利安人所流传的神话，首先是反映一种游牧生活的需要，以后随着一个很突出的万神殿的发展形成，这种神话则又反映了向定居的农业生活的变化。从僧侣所扮演的中介人的角色中，推演出这样一种论断，即“只有神才能够跟神交谈”，这样一来，婆罗门本身也就成为神，而他们的职能本来是“反映了这个集团无能为力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属于下层阶级的个人，只有在完全接受这种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其个人社会地位才有可能提高。因此，“任何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社会运动都是不可能的”（见“参考书目”⑥，第36—38，45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印度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惊人对照。19世纪期间，以罗易为先驱者的许多印度进步人士，试图把他们同胞的思想从一种由于信仰、习俗和祭仪三者的复杂交织而形成的僵化思路中解放出来，以此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然而，民族运动的兴起却使印度教在一切方面，包括好的和坏的，得到了有力的复兴。维兰加——另一位基督教在印度的代言人，在对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坦率的考察的过程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跟它的敌对思想意识之间的冲突（见“参考书目”eq\o\ac(○,16)16，第113页）。关于这个问题，在英国共产党的印度理论家帕尔米·杜德的著作中有简要的叙述。他写道：了解当代政治的领袖们曾试图把民族主义建立在“仍然巨大的印度社会保守势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古印度对现代欧洲的“假定的精神优越性”的基础上。他提到像蒂拉克和奥罗宾多·高士这们的宣传家，他们建立了“母牛保护会”，发起了纪念象头神甘奈希和破坏女神时母（卡里）的民族节庆日。这些人虽然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者，但他们实际上却成为“社会的反动与迷信、种姓的分裂及特权的拥护者”（见“参考书目”⑤，第291—292，294页）。甘地是理所当然地被人们视为复兴的印度教的新圣哲。他把政治问题变为宗教语言，谈论神的统治时代（RamRajya），像人们对乌托邦的向往那样，他主张恢复这个黄金时代，以代替社会主义。他宣扬抛弃机器以及其他的现代事物，回到过去的简朴的乡村生活。杜德写道，所有这一切都被他的崇拜者想象为真正的印度和农民的希望，然而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部分在“无情的经济转变过程的困扰和侵害下显得惊慌失措的小资产阶级”所发的思古之情罢了，他们渴望从“古代事实的轻抚中得到某种慰藉”（见“参考书目”⑤，第510—511页）。至于尼赫鲁，他虽然是甘地的学生，但却像一位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者那样，经常对那种表现出“以贫为荣”的东西感到困惑不解，认为那是一种属于过去时代的遗风，当时人类“只能从物质匮缺出发来思考问题”（见“参考书目”⑩，第1卷，第85—86页）。尼赫鲁以这样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甘地主要是通过为贱民进行圣战而在“温和地却又不可抗拒地”瓦解着正统的观念，因而他在促使印度上进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任何不切实际的左派理论家要多得多（见“参考书目”⑩，第1卷，第299—300页）。共产党人对甘地及其所推崇的印度教信仰持不可调和的反对态度，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爱国主义斗争的主流，从而有陷入类似爱尔兰社会主义者的那种孤立的危险。自从独立以后，许多共产党人（例如穆克吉等人）感到必须重新修正他们对于圣雄及其对印度的贡献的估价，但是，圣雄跟落后的印度教浑然一体这种情况仍继续是一块绊脚石。至少，他们所存的某些疑虑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贝特尔海姆在对自由印度所作的考察中，列举大量材料说明种姓制度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所起的恶劣影响。跟势力仍然很大的穆斯林少数派的磨擦不断地在酝酿，时而爆发出来。南布迪里巴德写道：保守党人所大谈特谈的“印度之魂”只不过是印度教的精神，而“倡导这种理论的人则滑进了把非印度教徒视为异已的沙文主义的印度教观念”（见“参考书目”⑨，第295页）（VGK）参考书目1巴隆·德等编：《纪念萨卡尔教授文集》，1976年英文版。2查理·贝特尔海姆：《独立的印度》。1968年英文版。3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无神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1969年），1980年英文版。4同上作者：《印度唯心主义的社会功能》，1976年英文版，载巴隆·德同上引书。5帕尔米·杜德：《今日印度》，1940年英文版。6弗朗斯瓦·胡塔尔与热纳维埃夫·勒穆辛尼埃合著：《亚洲各大宗教及其社会功能》，1980年英文版。7D.N.贾：《公元9至13世纪南印度的庙宇和商人》，1976年英文版，载巴隆·德同上引书。8E.M.S南布迪里巴德：《喀拉拉邦的民族问题》，1952年英文版。9同上作者：《印度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和政治》，1966年英文版。10多罗西·诺曼编：《尼赫鲁——第一个六十年》，1965年英文版。11拉合尔·桑克里提扬纳：《从伏尔加到恒河》（1942年），1947年英文版。12R.S.夏尔玛：《古印度政治思想面面观》，1959年英文版。13同上作者：《谈谈印度早期的社会和经济》，1966年英文版。14同上作者：《早期〈吠陀本集〉中的财产形式》，1976年英文版，载巴隆·德同上引书。15罗米拉·塔帕尔：《印度史》，1966年英文版，第1卷。16巴斯蒂安·维兰加：《马克思主义对印度的历史观》，1976年英文版。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materialism）这个术语指的是通常所了解的以唯物主义概念来解释历史的那种学说的主体，它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科学的核心。根据恩格斯在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的导言，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就是用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恩格斯把马克思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它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另一个发现为剩余价值理论），而马克思则认为恩格斯独立地达到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理解。从这种理论本身出发，他们强调了这种理论形成的历史的和物质的前提。虽然学者们对于马克思所论述的不同主题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间的延续程度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很少有人会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的时候开始形成的（尽管不无其思想前提），而且也正如他们自己所相信的那样，这种观点构成了他们世界观的独特之处。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对这种概念所作的勾划，难以肯定地表明在1844—1845年以前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就已经具备成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而，到1844-1845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相当自觉地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作为他们以后的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导线索”。严格说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哲学；把它解释为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理论（或者更精确地说，若干经验论命题的一种综合）倒是最合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他们的事业的科学性质，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自己的方法并不建立在由哲学理论引申出来的抽象和教条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条件进行观察和精确的描绘之上，简单说来，是建立在“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前提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也给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单纯的先验的论据，但这些论据并不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于一种如此大胆地要求揭示历史和社会的理论来说，只有当它有能力为社会和历史的调查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规划时，它的正确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证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一段非常紧凑的文字把上述的要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尽管这篇《序言》的可靠性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但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至少两次把它作为自己的唯物史观的指导来提起，这个事实使它权威性得到加强。这篇《序言》的主题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体中，对它们的解释当然还必须以其他地方的论述为依据。马克思在《序言》中断定，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的现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竖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则又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就是这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1页）。随着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它就跟如今束缚着它的发展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随着这个矛盾使社会发生分裂，人民群众也或多或少借助意识形态的形式显示出“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于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种冲突的解决会有利于生产力，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能力的继续发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的物质前提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中成熟”）将随而出现。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代表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演进时代中的最近的一个，但它也是最后一个对抗的生产形式。随着它的消亡，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也将告终。上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它避而不提）就是：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经济组织，它们的兴起或衰落决定于它们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说明人类历史的一般过程。然而，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工厂等），而且还包括劳动力——技能、知识、经验、以及人在工作中所发挥的其他才能。生产力就是社会在从事物质生产中所掌握的各种力量。生产关系据说是要同社会的生产水平相适应，它们把生产力和人联系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从广义上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技术关系；另一种是支配着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经济管理关系（在法律上则表现为财产所有权）。这是物质工作关系和它们的社会经济外壳之间的对照，而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人。经济结构的类型是随着它们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而各异。“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实行〔它们的〕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资本论》第2卷，第44页）。与此相联系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也是具有类似的双关含意。马克思有时把它严格地用在生产的技术本质或方法的意义上，例如他曾说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中带来日常的革命。”而他更为经常地把这个概念用在另一种意义上，即用来说明作为某种生产关系结构的结果而出现并在其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的社会制度（方法或方式）。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说明人与生产力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牵涉到商品生产（参看商品条目）、取得剩余的某种方式、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等等。（此外，马克思有时候还用“生产方式”来概括部门生产收益的技术特征与社会特征两者）。在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形态中，可能存在一种以上的生产方式，不过在《大纲》的导言中提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及其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其原因正如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写的：“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但为了保持“文明的果实”，他们将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物质关系或社会关系或是两者——以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并有利用它的继续发展。由此出现的经济结构则又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可见，生产力并不对社会领域起直接形成的作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勾划出历史的大致的轮廓，即社会与经济进化的主要形式。生产关系能够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势头和质的方向。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把社会提高到一个以前所梦想不到的生产发展水平的这种倾向。然而，这种现象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命题，所出现的生产关系其所以能够确切地做到这点，正是由于它们有能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缘故。与此相关的是，人们经常注意到，标志着资本主义诞生的那种生产力并不同于说明资本主义的特点的那种生产力——例如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所特有的工厂和机器；可是，历史唯物主义却已预见到资本主义是作为对当时生产力的水平的反响而出现的。今天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否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是赞同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决定的思想。当然，马克思承认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作用，事实上他也论述过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影响作用的若干特殊事例，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一般理论见解中，却都是强调了生产力所起的基本决定作用。由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显然应居首要地位，这就能够回答为什么一般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问题。据马克思看来，社会的法律和政治的机构显然属于上层建筑机构，它们的基本性质是由现存经济结构的本质所决定的。至于其他哪些社会机构可能成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当然，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不同范围和领域反映着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而一个时代的一般意识则是由其生产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还断定，某些思想的产生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承认现存的社会关系或维护特殊的阶级利益。虽然经济对法律的和政治的结构的决定作用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然而它对其他社会领域、文化和意识的影响一般说来则比较弱，而且程度也不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看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间的不同层次，可是它们之间的这些关系还必须进一步清理，使其不仅能泛泛地适用于社会，而且适用于每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马克思把上层建筑来源于基础看成是一个规律，可是这个规律是规律之规律。在每个社会形态中，都有更加特殊的规律支配着这种一般来源的具体的实质。根据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重要脚注中（见第一章第四节）提到，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对该时代的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是，以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所假设的各种机制的实质和力量，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最有争议并且是长期争持不下的问题之列。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基础的一种附带现象，而且它也不忽视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必要性。这正是因为上层建筑是需要用来组织和稳定社会，而经济结构所带来的这些制度则是最能适合于这个社会的。同时，上层建筑和基础也不是像塑像和底座的那种关系；因为上层建筑对基础起“反作用”，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律是特别需要用来去固定现状，使其具有“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独立性（《资本论》第3卷，第894页）。这种职能本身赋予法律领域以某种自主，因为现存的生产关系是以一种抽象的、法典化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和合法化，从而孕育了思想意识的错觉，即认为法律对于经济结构是完全自主的。此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自由行为者之间签订的合同的虚假的法律关系，掩盖了生产的实质，特别是掩盖了把工资劳动者束缚在资本之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线索（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譬如说在封建社会里，传统和习惯也具有一种类似的稳定的职能，并且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在那里，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则被封建社会的其他生活领域所特有的复杂的人身支配关系弄得模糊不清。令人奇怪的是，在《序言》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分析，而这种分析却是在若干重要方面跟上述的唯物主义命题相联系的。在社会的生产组织中，人们对于生产力和产品有着不同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都具有某种特点。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意义上来了解个人的经济地位，跟其他人一道确立了某种共同的物质利益，并决定了他们的阶级身份。人们所熟知的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定义，也就是通过人们各自购买或出售劳动力（其基础则为拥有或不拥有生产资料）来确定的。通过以上方法确定的阶级地位，决定着该阶级成员所特有的意识或世界观，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心命题。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谈论到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时，就强调指出其中每一个阶级（应为集团——译者）在它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建立起“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不同的阶级的物质利益使它们发生分裂并导致它们之间的斗争。阶级的差异还表现在它们的成员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他们是属于某一阶级，因此阶级之间的对抗并一定能够被其参加者辨别出来，它也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神秘的或思想意识的形式而被理解（参看阶级意识条目）。一个阶级的最后成功或失败决定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话来说，“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凡是有能力并有动力去建立和维护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关系的阶级，也就有稳当的领导权。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最后胜利，如同资产阶级早期的上升一样，是由历史的基本潮流所保障的，而古代世界的奴隶们的英勇起义则是注定要失败的。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统治对于强迫直接生产者提供高于维持其生存水平的生产率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这样说道：“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然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不仅正在消灭阶级统治的可行性，而且还消除它的历史合理性。由于国家主要是一个阶级取得它的统治的工具，它将会在阶级后的社会中消亡。历史唯物主义断言，阶级的冲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轨道，都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得到说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根据说明各种特殊生产方式的性质的那种理论模式来进行理解。如果就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而言，这种理论是非常抽象的。例如，马克思是抽象地来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抽象的论述是有异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特殊面貌的。《资本论》突出地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并不据此去授权一个人去预计社会主义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来临，它只不过是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是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同时，也不是每一个社会的特殊发展过程都在单纯地重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某种普遍的辩证法。社会是很少孤立存在、不受触动和不受它们外界的生产力的影响的。因此，世界上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不是注定要经过同样的发展阶段，而且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演进也不单纯是一件内部生产发展的事情。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允许某些国家在发展上落后或者是跳跃前进，可是它们的发展进程仍然必须在社会经济进化的圆拱形模式内加以说明，而且其发展原因还必须归诸于生产力。《序言》把亚细亚、古代、封建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列为人类发展的几个主要时代，但是这些时代只是从总体上标志着社会经济演进的一般阶段，而不是历史要求每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去攀登的具体步骤（参看发展阶段条目）。马克思在1877年11月写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就否定了“任何一种要求每个民族非接受不可的关于普遍进程（marchegenerale）的历史哲学理论”。然而，这段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并不足以否定历史决定论。马克思可能是经常地相信一种必要的生产力决定着历史的演进，但同时并不认为每个社会集团都事先注定要经过同样的历程。事实上，马克思看来似乎曾经想修订他的特有的历史分期图式（或者至少是封建社会以前的那些分期），因为他并没有对人类早期的生产方式进行详细的分析。从原则上说，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图式所作的这种变通以及他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还有所设想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信条的。我们应当记住，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自命要对历史的每一个最终的细节作出解释。在它的广阔的视野之下，许多历史事件，当然还有它们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都是带有偶然性的。这种理论也不谋求对个人行为进行科学的解释，虽然它试图把这种行为纳入其历史的范畴。就历史具有不可逆转的倾向性而言，这些倾向性则不决定于个人的选择。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含蕴的解释能力，使它不至囿于哲学的决定论。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政治派别和思潮便往往以各自对这种理论所进行的不同的解释来相互区别。上面所介绍的是一种很标准的解释，但是无论在这种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定理方面，还是在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这个问题上，都贯穿着激烈的争论。要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首尾一贯的理论，而不把它贬低为若干陈词滥调的凑合，这项任务证明是非常艰巨的。这个理论提出了的长远要求但又缺乏一致的解释，就这点来看，要对它的活力作出精确的估价是非常困难的。（WHS）参考书目①埃蒂纳尔·巴里巴尔：《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基本概念》，载路易·阿尔都塞和埃蒂纳尔·巴里巴尔合著：《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②尼古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1925年英文版。③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一种辩护》，1978年英文版。④米哈伊尔·伊万思：《卡尔·马克思》，1975年英文版。⑤约翰·麦克默特里：《马克思的世界观的结构》，1978年英文版。⑥格奥尔基·瓦·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972年英文版。⑦威廉·H·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年英文版。⑧J·维特—汉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1960年英文版。⑨艾伦·W·伍德：《卡尔·马克思》，1981年英文版。历史主义（historicism）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历史主义这个术语的用法，几乎跟它在黑格尔以前的德意志社会思想中所具有的原始意义一样地纷纭复杂。它主要有以下两种意思：第一，在卡尔·波佩尔的论著中所涉及的历史主义。据波佩尔看来，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有过错的，因为他们散布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和有害的观点，即认为历史是具有型式和含义的，如果把它掌握住，就可以把它用于目前，以预测并造就未来。在波佩尔关于历史主义的观点中所涉及的形而上学和历史的融合，可能曾出现在黑格尔那里，但并不是马克思著作的主导思想的特征。马克思的观点是，历史本身没有含义，而只是人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赋与它以含义。同样明显的是，后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借助于所谓的对“历史规律”的高度洞察力来论证并支持极权的政治，波佩尔则把这些观点跟历史主义联系起来。公平地说，关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否能够被判定为历史主义这一问题，是应当跟他的思想的科学性、跟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跟他对事物的判断情况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至于目前这个术语的第二种意思，在许多方面是跟上面的那种含意相对立的。这种含意可以从青年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著作中所提倡的“回到黑格尔”的历史相对主义中找到，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从葛兰西的论著中找到。科尔施在提到黑格尔时直接了当地声称：“我们应当尽力去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变化、发展及其不同见解，因为它原先来自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作为它的那个时代的必要产物而出现的”。葛兰西在批判布哈林的时候，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见解进行批判的主要人物是阿尔都塞，他在《阅读〈资本论〉》第5章中把历史主义跟人道主义一起作为他的主要攻击目标。在这种争论中主要是再一次牵涉到了马克思的科学本质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这一复杂的问题（参看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步等条目）。（DMcL）参考书目①路易斯·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②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对人民社会学的企图的批判笔记》，载《狱中笔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③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④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⑤卡尔·波佩尔：《历史主义的贫困》，1957年英文版。历史编纂学（historigraphy）《德意志意识形态》宣称，德国人由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和历史，不能够像法国人或英国人那样现实地考虑自己的过去，而是把宗教想象为历史的动力。马克思对德国史学家的看法一贯不好，甚至包括像兰克这样的杰出史学家在内，认为这位“手舞足蹈的矮子”把历史贬低为“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3页）。至于德国以外的史学家，基佐对于英国革命的研究和关于这次革命跟1789年的渊源关系的认识，曾经给予早期的马克思以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不久就指出基佐在认识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特别是他的过于狭隘的政治观点。跟马克思比较起来，恩格斯则更像一位天生的史学家，他既倾心于写史，又热衷于从理论上研究应当如何写法。他对欧根·杜林所指控的许多错误之一，就是说他不懂历史发展过程，把历史仅仅看成是一种令人厌烦的关于无知、野蛮和暴力的记录，而忽略了“在这个喧器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在同一作品中，恩格斯还坚持认为应当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历史科学”来看待，因为它所研究的是物质的经常转换。某些历史学家，譬如说英国的史学家，他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坏习惯，那就是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中所抱怨的把历史割裂为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仿佛所有这些都是各个互不相干的部分。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自我批评，那就是当他在动手写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这样一部论著时，他的最初的研究并没有能够从前人的著作中汲取一切能够支持他所设想的命题的东西，以致使他未能充分地探明真理。不过，后来他完全意识到过于简单化看待历史过程的危险，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还打算对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进行彻底的修改。恩格斯有个学生，即青年考茨基，恩格斯一开始就感到自己有义务对他的粗枝大叶的、并由于一种忽视认真准备的奥地利式的训练而变得更糟的工作作风提出严厉批评。他在1885年7月24日写给倍倍尔的信中，说考茨基“完全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考茨基从恩格斯的指导中受益匪浅、从而得以继续作出重要的贡献。他很强调历史知识对于事件特别是军事事件所起的巨大的实际影响作用。他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编写历史的方法提出过尖刻的评论。他指出，蒙森对凯撒的歌功颂德最初出现在1854年，即在1848年巴黎工人起义几年以后，而这正是许多自由党人把拿破仑第三吹捧为社会的救世主的时候，特别是在德国，可见，正是拿破仑第三本人促进了对尤利乌斯·凯撒的崇拜（见“参考书目”⑨，第168页）在俄国，像列宁这样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对历史也同样地重视。布哈林对于他所发现的贯穿在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发表了很多议论，从博胥埃那种认为过去的记录显示出上帝对人类的指引的观念，一直讲到菜辛、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认为这些唯心主义观点用“赤裸裸的神秘主义或其他各种鬼名堂”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混了（见“参考书目”①，第59页）。在1917年革命后，正如在其他一切部门中必须利用专家一样，对于任何可以利用的历史学家必须加以利用，但同时又极力引导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25年，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在该协会中，波克罗夫斯基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在充当学者与官方之间的中间人方面起了杰出的作用。正如安提恩所指出（见“参考书目”③），波克罗夫斯基在开始的时候试图缓和对旧学派的学者们的冲击，并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和平共存的关系；但到1928年左右，这种作法开始变得困难起来。从1931年起，正如多伊切所指出的，斯大林的粗暴的干预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的历史编纂学所要实行的雄心勃勃和令人鼓舞的计划，而在斯大林主持下写的布尔什维克党史，那部“充满斯大林的神话的粗糙而又离奇的史纲”，却被树为样板。“西文的历史编纂学”——多伊切补充说——“很少犯有全盘捏造的过错，但就抹煞事实而言它并非清白无辜的”。多伊切对E·H．卡尔非常赞赏，认为他是“苏维埃制度的第一位真正的史学家”，虽然“主要由于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他对社会基础的兴趣并不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有的那样浓厚（见“参考书目”②，第91—95页）。历史不仅在苏联受到宣传的歪曲。在使葛兰西入狱的主要问题当中，有一个问题是他对自己的同胞柯罗齐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关于19世纪欧洲和意大利）表现的倾向所作的评价。葛兰西认为柯罗齐把这两段历史的起点分别列为1815年和1871年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把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以及复兴时期的斗争略去，而这种处理方法反映了一种想让读者对当前事物产生非革命思想的愿望，这在当时也就意味着把他们引向法西斯主义（见“参考书目”⑤，第118—119页）。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发言人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是不难予以反驳的。当时西方学者所引以为骄傲的客观性在美国受到如此严重的败坏，这种情况对于恢复工作进行缓慢并有待完成的欧洲来说，在程度上则要轻得多。苏联所进行的反击之一，就是针对在美国所广泛散布的有关苏联民族政策的著作。苏联指责这种作品跟乌克兰和中亚细亚民族主义者侨民所进行的宣传如出一辙，说它们竟把哈萨克被开辟为粮食生产基地之类的事情曲解为“殖民主义化”，跟美国西部那种依靠牺牲土著居民的利益来进行的开发混为一谈（见“参考书目”⑧，第9、284页）。另一方面，提出这种指责的苏联学者同时也承认，苏联在本世纪20年代动乱时期所出现的历史著作，往往缺乏批判能力，因为当时“苏联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仍然处于襁褓时期”（同上，第14—15页）。比较带有普遍意义的是苏联学者I.S.康在1960年对西文史学家屈从于反动的宗教思想的批判。他认为，他们要么像雅克·马里坦那样在恢复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其手段是把历史说成是受超验的东西所支配；要么像别尔嘉也夫那样悲观地贬低现世界及其事物，其办法是把它们跟“永生”进行对比。康还指出：在西方，任何进化的观点都被抛弃，他们要么提倡那种“复合的、独立的、自我循环”的概念，如斯本格勒的“各种文化”和汤因比的“各种文明”，以及罗撒克尔所说的“生活方式”；要么提倡C·比尔德的那种相对主义，根据这种理论，每一个历史学家和每一代人，都享有对过去进行各自想象的有效权利（见“参考书目”⑥）。另一位苏联批评家格列泽尔曼则参加了在马克思主义者与维贝尔主义者之间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指责后者对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和精神的结构上。他认为，汤因比的世界史纲是为了跟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划分进行抗衡而设计的，即旨在用孤立的“几种文明”来取代社会经济形态。他还指出，当代的资产阶级学者（例如出席1956年召开的第三届社会学国际会议的那些学者）是如何地抛弃任何历史进步的思想，并且以“变化”这种中立的标志来代替它（见“参考书目”④，第179、183—184页）。在反对任何模糊或惰性倾向方面，出现了以《年鉴》杂志为代表的一股强有力的反潮流。这个杂志做了许多工作来使法国跻身于历史写作国家之先列。该杂志是在马尔克·布洛赫和路西安·费弗尔的影响下，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创立的，并有费南德·布劳代尔这位杰出的继承人，它在50、60年代期间使自己的论点臻于完备。《年鉴》杂志对盲目和偏狭的思想方法进行不懈的斗争，并且用一种对历史的开阔的观点来跟它们抗衡，也就是把历史看作是一门主要的、对其他学科具有指导意义的社会科学。由于它赋予历史研究以强大的推动力，从而促进了各种新的观点和实验方法的产生，其中马克思主义也得以起显著的影响作用，并且得以摆脱苏联的框框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在英国，随着一份有关历史和历史思想的杂志—《过去和现在》在1952年的问世，一个类似的新的起点也就独立地出现了。这份杂志是由一个共产党人集团创办的，它尽管不是确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然而在思想上却是开通的、合理的和进步的，跟冷战时期的那种狭隘的偏见断然决裂。该刊发行几年以后，便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更为广泛的自由主义特色的刊物，在英语国家占有特殊的地位并享有盛誉，但它始终保持结合本国情况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的本色。由于通过广泛的辩论和思想交流，在西方历史编纂学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跟其他思想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大地缩小；今天，前者的重要性已经获得承认，虽然后者近年来注重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诸如“生物历史”、“心理历史”、等等，它们难以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调和。（VGK）参考书目①尼·伊·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种社会学体系》（1921），1925年英文版。②艾萨克·多伊切：《异教徒、叛教者及其他论文》（1955），1969年英文版。③乔治·M·安提恩：《苏联的学者兼官僚——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1978年英文版。④G.格列泽尔曼：《社会发展规律》，1960年英文版。⑤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⑥I.S.康：《历史变革和进步的思想》（1960），载M．雅沃尔斯基编《苏联政治思想》，1967年英文版。⑦乔治·卢卡奇：《历史小说》（1937），1962年英文版。⑧L.泽努什金娜：《苏联民族政策和资产阶级史学家》，1975年英文版。⑨卡尔·考茨基：《基督教的基础——对基督教起源的研究》（1908），1925年英文版。霍克海默，麦克斯（Horkheimer,Max）1895年2月14日生于斯图加特，1973年7月7日于纽伦堡逝世。霍克海默先后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弗赖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先是攻读心理学，后来主要攻读哲学，于1923年写成有关康德的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他自1930年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后，联合一些学者，形成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从而成为非常有影响的人物。虽然他的专业是哲学，但是他的社会科学知识非常渊博，这就保证他能够在该学派的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见“参考书目”②、③）。他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所采取的那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持批判态度，认为那种宣传是从表面上看待问题，并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种种“宿命论”和“实证论”的解释。他的工作的中心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和政治上获得新生。在霍克海默的指导下，社会研究所的方针是发展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虽然他的立场在一段时间内有相当大的变化，但是他至少突出了他的方案中的三个要素。第一，突出了一种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思想，他认为这种批判在结构上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批判相似；第二，强调了通过学科之间的研究来重建各门学科的必要性；第三，强调了实践在对理论进行最终检验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实践中必须坚持批判的要求，即“对社会进行自觉的有力的批判”。霍克海默的最主要成果如下：为批判理论奠定哲学基础并对经验论和实证论进行批判（见“参考书目”⑤）；对工具主义理性的起源和本质所作的主要分析（与阿多尔诺合作，见“参考书目”①）；对现代文化的商品化的阐明（见“参考书目”⑥）；对凝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思想意识上层建筑两者交叉之间（其交叉点就是家长制家庭）的极权主义的形成道路所作的探索，（见“参考书目”④）；以及对当代的文化和政治所作的大量的评论（见“参考书目”⑦）。（DH）参考书目①西奥多·阿多尔诺和麦克斯·霍克海默合著：《启蒙辩证法》，1947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②赫尔穆特·杜比埃尔：《科学组织与政治知识》，1978年德文版。③大卫·赫尔德：《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1980年英文版。④麦克斯·霍克海默：《犹太人与欧洲》，1939年德文版。⑤同上作者：《理性的失色》，1947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批判理论》（1968），1972年英文版。（本卷中收集了“艺术与大众文化”，“权威与家庭”，“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等论文，以及创作于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的文章）⑦同上作者：《1950—1969年及晚年笔记》，1974年德文版。⑧阿尔弗菜德·施密特：《论批判理论的思想——麦克斯·霍克海默的哲学原理》，1974年德文版。人的本性（humannature）人的本性这一概念，牵涉到相信所有个体的人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如果这些特点能够被解释为实际上表现出来的特征的话，那么人的本性这一概念便具有描述性；如果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潜在的素质势必要在适当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它便具有规范性。描述性的概念包罗日益丰富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可靠的客观信息。这些资料为任何健全的有关人的本性理论提供了经验性的科学基础。然而，一种单纯的描述性的方法却具有实证科学和史学通常所具有的弱点：（1）由于学术上的劳动分工和狭隘的专业划分，便产生了把人的本性缩小到只是它的某一个方面的倾向，例如生物学方面（侵略性，对领土的觊觎，对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的顺从），社会学方面（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禁止乱伦便是一例），或是心理学方面（弗洛依德所说的“利比多”和其他本能）。（2）描述性的概念被认为是不讲求价值的，但这种看法往往是错误的；经验性的科学研究始终是以某种利益为指导的（多少是不那么自觉地），至少是暗地牵涉到某种包含着价值的概念。然而，如果上述看法是对的话，那么描述性的概念便会在窥测人类发展的基本约束力和最佳可能性方面缺乏一种重要的实用的洞察力。（3）在描述性概念中，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二分法不能得到克服。那种分析性的、以结构为指导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案，把人的本性解释为一系列跟历史无关的行为模式；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所强调的则是行为方式的差异、习惯与规范的不同、以及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它以陷入相对主义告终。那种规范性的观点避免了相对主义，并且为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价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然而，它往往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性质，也就是说，它设想了人的结构，然而其效果却甚至无法从原则上加以检验。例如，霍布斯认为人的基本特点是对权力的私欲。这种欲望只能在一种自然状态中表现出来，而这种状态则是一种假设性的构想，因此，对于霍布斯的理论，既不能肯定，又不能推翻。人们之所以偏好这样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决定于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种理论比其他的理论更符合现实，而是决定于一种特殊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规范性的概念倾向于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由于把由历史所限定的人类生活的若干方式解释为自然的、永恒的和必要的，这种概念也就把一些社会的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加以合理化和合法化。几乎没有任何大思想家不试图从一种合适的人的“形象”中“汲取”自己的理论。马基雅弗利曾向他想象中的王子建议，不要单纯靠法律进行统治，而且还应当依靠武力，因为据他看来，人都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弄虚作假、胆小怕事、贪得无厌的”；他还认为残暴是可取的，因为“让人害怕要比让人爱慕安全得多”。一切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保守人物，都认为人的生性是自私的、侵略的、贪婪的，而且主要是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他们从这种观点出发来推论出强制的国家机器的合法性。一切维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则都同意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论》，1798年），即认为人是“生性懒惰、偷闲、厌恶劳动的，除非由于生活所迫才从事劳动”。随着自由主义逐渐让位给国家官僚主义，统治和等级观念便作为人类的主要遗传特征而愈益被强调。根据德斯蒙·莫里斯的说法是：“作为灵长目动物，我们早已有了等级制度，这是人猿生活的基本方式。”思想意识（参看意识形态条目）和人的本性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通过下列三条简单的规则来表达：（1）现存的思想意识倾向于发展怀疑论的观点；（2）这种怀疑论的一个变种，就是不愿意去支持任何结构性的变化，因为人类的动物本能是不容放纵的；（3）另一个变种是把人的本性这一思想本身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来加以否定。在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的长期规划方面还缺乏任何人类学依据的情况下，唯一妥善的办法据认为就是对于被尝试性的以至错误的方法所支配的发展持慎重态度。一些着眼于未来的理论家们，对现存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持激进的反对态度，他们在自己的关于人的本性的概念中表现出非常乐观的倾向。有时候，他们认为人的本质是好的这种信心，对没有希望的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困难起了补偿作用。至于那种着眼于过去的思想意识，则反映了那些希望恢复历史上已经过时的统治结构的人们的利益，只要它更多着眼于过去，它对人的看法也就更为阴暗，更为不恭，它把人基本上看成是坏的（懒惰、侵略成性、自私、贪婪、占有欲以至兽性）。它对人的想象越坏，那么社会进步方案的实现希望也就越小，对自由实行限制的理由也就越多。马克思的观点则是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自然主义就是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点。人不是由某种超越人世的神明创造的，而是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在生物进化到一定阶段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形态，也就是出现了人类的历史，它具有独立的、自我反省的以及以创造性方式进行活动——实践的特点。因此，人从本质上说就是实践的人。至于人本主义，则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人作为实践的人，既改变着自然，又创造着人的本身。人能够不断地对盲目的自然力量实行控制，并且创造一种新的符合人类需要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人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了财富，这种财富则又成为一种新的自我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没有把有关人的本性问题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但是他却作了若干具有永久性价值的贡献（包括他的早期的哲学著作和他的成熟的科学论著）。第一，他表明人的本性可以构成一种历史的动态概念，从而不致于陷入相对主义。这种概念既包含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变成分，又包括那些因时代的更替而变化的成分。“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资本论》第1卷，第669页）。第二，马克思超脱了那种介入利已的个人主义和抽象的、原始的集体主义之间的两分法。人的个体，既是关心确证自己和让自己的主观力量客观化的特殊的人，又是社会存在物，因为他的一切力量都经过社会的铸型，而他的创造性活动则是为了满足其他人的需要。“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b]社会存在物[/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第三，马克思赋予亚里士多德有关现实性和可能性这种区分以新的生命力。他认为，无论人的现实存在是何等堕落和异化，但人始终保存着一种进行解放和创造的能力。第四，马克思详细地论证了使人的能力遭到挫伤和浪费的各种条件：劳动分工，私有财产，资本，国家压迫，虚伪的思想意识等等。废除这些条件，便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如果把马克思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对手，并在不同的段落中阐明的各种观点汇集在一起，那么一些相当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会明显地出现。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性是根据人的自由、生产能力、创造性、社会性、大量的需求、以及人的理智的增长能力等来进行解释，这是一种规范性的概念。然而一年以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后者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它不能用来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规范性的概念完全是乐观主义的，它把人的消极的特征仅仅解释为事实现象，解释为一些短暂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看来会随着产生它们的不利条件的消除而消失。然而，在马克思逝世后这一个动荡不安、激动人心的世纪中，许多经验表明罪恶可能要比原先估计的根深蒂固得多。此外，人的本性这一概念缺乏一种内在的辩证法。由于它是一种历史概念，而且它的发展不能由外部原因决定，因此，人的自我创造的源泉应当来自人的本性的内部矛盾。人们应当认识到在“本质”本身中就存在着人的一般特性的冲突，而不是把“本质”说成是积极的和把“事实现象”说成是消极的。在论证人的本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传统之间有着基本的差别。在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方的思想意识否定人的一般本性这一思想本身，因为这据说它是跟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模式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不相容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人所具有唯一的一般特征，就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并且必须具有阶级性质的那些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例）所追随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但其论证的方法则更为深奥，它用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同形态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认为不存在一种经历一个总体化（参看总体性条目）过程、超越时代的人的本性。对于那些自命为人本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人的本性这一概念其所以极端重要，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激进的社会批判，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条件的一种批判，但如果不了解什么是人的话，那就不可能确定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什么是人的条件中的消极的东西。第二，如果在一切变化过程中没有某种不变的东西，也就是在历史中的人的话，那么关于人的历史这一概念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就会把这个概念分割为不同时代若干段历史。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者对于基本问题作了比较不带有批判性的正统的解释，他们把问题摆出来；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关于历史发展的那种严格的决定论遭到否定，人们采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解放，人作为自由和创造性活动（实践）的存在物的自我实现，并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对人的实践能力的分析，导致了对人的一系列普遍的能力的确定（例如，理智培养的无限能力，符号构通能力，概念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事独立创造活动的能力，在社会中协调与其他个人的关系的能力）。以上这些都不是本质，而只是潜在的倾向，跟它们经常地处于冲突之中的是那些对立的倾向（例如，行动乖异、重复以及具有破坏性，以统治力取代创造力，不是利用交往手段来建立起跟其他社团之间的桥梁，而是利用它们设置障碍，以及采取侵略性的行动，等等）。以上这两种对立倾向（它们都列入人的本性的描述性概念之中）的冲突，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源泉。人的本性的规范性的概念，为整个人文主义的批判提供了根据，它事先设想了对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倾向进行估价的一种基本标准。那些被判断为积极的和值得谋图实现的倾向是：（1）人类所专有的；（2）对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发展时期起作用的。因此，在一切有生命的机体中，只有人能够用符号交往并用概念进行思维。和平生活、自由和创造性，加速了进化并使文化的繁荣成为可能。侵略性和破坏性带来了历史时期的停滞和衰落。在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构成现实存在的人的本性的成分的同时，人的实践能力便是一种理想的目标，它赋予人类在历史中的自我创造以指导的意念。（MM）参考书目①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70年英文版。②埃里希·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人的破坏性的剖析》，1973年英文版。④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951年英文版，第一篇，第13章。⑤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英文版，1971年再版。⑥米海依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1974年英文版，第4章。⑦加约·彼得洛维奇：《马克思在二十世纪中叶》，1967年英文版。⑧亚当·沙夫：《人的哲学》，1963年英文版。⑨维农·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45），1966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F》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Ggeography地理Goldmann,Lucien戈尔德曼，卢西安Gramsci,Antonio葛兰西，安东尼奥Grǖnberg,Carl格律恩堡，卡尔geography地理地理知识是对形成社会生活的物质再生产基础的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人类创造的条件)的空间配置进行描述和分析。它同时还试图了解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社会生活的质量跟这些条件之间的关系。地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决定于社会的条件。一切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有其独特的“地理学识”，也就是关于它们的领土和各种价值在利用上的空间配置的实用知识。这种通过经验得到的“学识”，是作为个人和集团跟世界打交道的概念工具的一部分而加以编纂整理并在社会上传播的。它既可以作为一种不加严格限定的有关空间环境的意象来传播，又可以作为一种正规的知识实体来传播，后者也就是社会全体成员或一些享有特权的优秀分子从中接受教育的地理学。这种知识既可以利用来征服自然，也可以利用来统治其他的阶级和人民。它还可以用来从事把人民从所谓的“自然”灾害和国内外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作为一种正规的知识实体，资产阶级地理学在不断改变的实践要求的压力下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早先几个世纪所关心的是航海的精确性，接踵而来的是为确定私有财产和国家领土权所需要的治国实践。与此同时，世界市场的形成意味着“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的新的属性”，从而促进“普遍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一些按照自然哲学的传统从事工作的地理学家，例如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和卡尔·利特尔（1776—1859），开始着手对地球表层进行系统的描述，从而形成对各种价值（包括自然和人为的）进行开发利用的知识库存，并确定了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地理差异形式。到19世纪后期，地理的思想和实践深受以下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探求商业机会的直接参与，对原始积累的展望和劳力资源的开发，以及帝国的经营和殖民地的管理。随着世界被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地理的作用也进而提高，在这方面，像弗里德里希·拉特策尔（1844—1904）和霍尔福特·麦克金德爵士这样的地理学家，都致力于控制空间的斗争，也就是直接根据地理控制的办法来对原料、劳力供应和市场实行控制。近年来，地理学家们关心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空间配置的“合理安排”（所谓“合理”，通常是从积累的观点来看的）。从资产阶级地理学的历史中，有两种明显地强烈对立的思潮。第一种思潮在方法上具有深刻的唯物主义性质，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坚持环境或空间决定论（这是一种认为经济、社会再生产和政权的形式是由环境条件或空间位置所决定的学说）。第二种思潮在精神上具有深刻的唯心主义的性质，它把社会看作是为了遵循上帝的意愿或受人的良知和意志的支配而在积极地从事地球面貌的改变。在资产阶级地理学中，这两种思潮的紧张关系从未得到解决。此外，后一种思潮往往保存着一种强烈的思想意识的内容。尽管它希望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有一种普遍的理解，然而它却往往对这种多样性进行狭隘的、种族优越论的解释，从而使自己经常地成为散布种族、文化、民族优越论的工具。诸如“地理决定论”、“命定扩张论”、“白人天职论”以及资产阶级的“文明使命论”等等思想，都在地理学思想中自由泛滥。地理信息（例如地图）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利用来制造恐慌和加剧民族之间的敌视，从而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国内的压迫（特别是在城市地区）进行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对地理这门学科进行正面的论述，但他们却经常引证一些地理学家（例如洪堡）的论著，而且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行文中充满了对历史事件的评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中的那种根本对立是可以互相弥合的。他们断言：当我们作用于外部世界并改变它的时候，我们也就改变自己的本性；还有，虽然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在自己所选择的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下来进行创造的。不过，马克思显然注意使自己跟资产阶级思想中的决定论潮流保持距离，因此他通常是贬低环境和空间差别的意义，其结果是对地理问题采取一种矛盾的处理办法。譬如说，马克思往往把历史说成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单纯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然而他同时也承认亚细亚社会具有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它部分地是由于在半干旱的环境中兴修并维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而形成的。他后来还批判一些人，说他们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史纲”改变为“一种所有的民族都命定要走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同时强调指出他自己只不过是探求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胚胎中出现所经过的道路”（1877年11月写给奥·查皮斯基的信）。甚至在西欧，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浸透的不平衡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原因是不同的地方条件表现出无穷无尽的差异和层次（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47章）。此外，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进行分析时，并不引用地理的论据，理由是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增加任何新的东西，而且只能使事情变得复杂。然而实际上他也不得不承认劳动生产率受环境条件的影响，这种条件反过来又形成社会劳动分工的物质基础（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6章）。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工资率）是根据再生产的费用以及自然和历史的条件因地而异。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点的不同，一部分级差地租也就由此产生。至于这些级差的程度即随着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引起的工资和利润率的差异程度，马克思认为可以通过资本（如货币、商品、生产活动等）和劳动的流动来加以缩小。在这方面，他不得不考虑到地理扩张对资本主义历史动力的影响作用——殖民地化、对外贸易、资本输出、金贮备的枯竭等。他认为地理扩张有助于阻止任何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能够经常地通过这种方法来缓和。因为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矛盾在世界舞台上的投影而已。但是，马克思并不打算对这样一个过程进行任何系统的分析。他曾计划写一部关于危机和世界市场的著作，但未能实现。马克思的评论具有一种严整的主题。虽然大自然可能成为劳动的课题，但是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大自然的许多方面却是社会的产物。例如，土地的生产能力既不是天生如此，也不是不可破坏的（李嘉图的观点），因为土地肥沃性可以随着资本流通而提高或破坏。空间关系还受到交通运输业的积极影响，这种工业在资产阶级时代旨在缩短资本在流通中的周转时间（即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特的空间结构（物质和社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城市化，劳动的地域分工，等等），都是通过历史发展的特殊过程产生的。资本主义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创造一种地理图像，然而它只能发现这种图像有严重的缺憾并充满矛盾。它所创造的环境，既有利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道路，同时却又堵塞这些道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往往不了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处处可见的那种纤细入微的“地理学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早期著作中的一种例外。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把大自然和地理环境不容置疑地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卡尔·维特福格尔（1896—）试图重新把地理决定论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这种作法本身有严重的缺点，但它毕竟重新提出了生产方式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苏联，出于对复兴、计划、工业和地区发展的实际需要，也导致了地理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出现。那种对于发展这个国家的生产力的深刻而几乎是彻底的关心，是跟这样一种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即认为这种生产力的具体发展应被看作是具有地理差别的社会历史的一种动力。这种思想主要通过法国地理学家诸如比埃尔·若尔日（1909—）等人的著作传播到西方来。在20世纪早期，对于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的研究（这是马克思留下来没有触动过的一个题目）给马克思主义思想带来一种明确的有关空间的意象。希法亭、列宁、布哈林和卢森堡把有关剥削、地理扩张、领土冲突和统治等主题，生动地跟资本积累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后来的一些作者则大力地继续贯彻有关空间的意象。中心地区剥削边缘地带，都市剥削穷乡僻壤，第一世界征服并无情地剥削第三世界，不发达的状况是由外部强加所造成的，等等（参看不发达和发达条目）。阶级斗争是通过边缘地带反对中心地区、农村反对城市、第三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的斗争来解决。这种有关空间的意象是如此强烈，以致它自由地流回到甚至去解释资本主义腹地内的各种结构。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都市在剥削着各个地区，在这个都市中的少数民族居住区被形容为“内部新殖民地”。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资本论》的语言（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看来正让位给一种使人不容置疑的意象，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人民在剥削另一个地方的人民。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惯有的说法中，很少涉及阶级对抗如何转化为空间结构的具体过程，或者说空间的关系与组织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规则下产生的。在60年代期间，随着对资产阶级地理学进行激进批判的力量不断加强，在这些问题上透出了新的气息。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来对地理学的正统观点进行改造的尝试取得了某种特殊的优势。然而，由属于帝国思想意识范畴的保守思想家所主宰的资产阶级传统地理学，在对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生活方式和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方法上，却仍然具有全球性的、综合性的和急功近利的影响作用。不过，从相对上来说，它已经比较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而且也比较容易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效劳。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还是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所出现的只不过是埃利泽·勒克律（1830—1905）和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土生土长的激进传统的短暂风暴。这种激进主义的冲击最初是集中在对意识形态和地理学实践的批判上。它对地理书籍和教学中的种族主义、阶级论、种族中心论、性别歧视观点等等提出质疑。它对在地理学家中普遍存在的实证主义立场进行攻击，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统治意识的表现。它揭露了地理学家在替帝国主义效劳中所起的作用，揭露了他们在城市和地区的规划过程中如何贯彻社会统治的目标，以利于资本的积累。它试图通过对地理的哲学基础进行一种彻底的批判来揭露该学科的隐蔽企图和阶级偏见。此外，这种激进主义还谋求使地理学中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方面一致起来并加以维系，同时力求吸取资产阶级地理学的积极方面并且对埋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地理学观点加以重新理解。虽然那些比较常见的技术——从绘图到库存资料分析——都可资利用（如同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但是这毕竟跟资产阶级的实践过于接近，况且那种认定这些技术具有社会中立性的想法也在制造麻烦，因此需要更多的东西。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地理学家就在设法了解，不同的人民如何形成各自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图景，以反映他们的需要和要求；他们同时还表明不同的社会集团（包括儿童、成人、各社会阶级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掌握着不同形式的、而且往往是难以互相比较的地理知识。这已经是在确立一种比较合乎辩证主义的观点方面迈开一小步，而这种观点则是建立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命题之上，我们在作用于并改变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本性。从这样一点出发，可以为地理学安排一种新的日程，即通过对社会过程的考察，以及对由此所得出的对地理学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是有助于这些社会过程的实现）的批判性的回顾，来对物质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的积极建设和改造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看出，在一个社会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诸如建立在劳资对抗基础之上的那些矛盾）势必要反映在现实的地理图景（社会组织的空间）和我们对这种图景的解释之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研究仍处于襁褓之中。它正对资产阶级的问题重新进行探讨，并且探索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观点。它试图更深刻地洞察不同的社会形态是如何按照各自的想象去创造其物质的和社会的图景的。它在探讨资本主义是如何地改变和创造着大自然，它一方面使新的生产力固定在大地上，但同时又使生态变化处于不可逆转而且往往是有害的过程之中。它正在考察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空间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的影响作用——地理上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主义通过对资本和劳动力在地理上的动员而实现其空间的统一等等。它正在设法解释在一种由劳资对抗所主宰的社会形态中，一个地方的人民受另一个地方的人民剥削的现象（边缘地带受中心地区剥削，农业地区受城市剥削）是怎样发生的。它还正在调查空间组织（例如种族隔离）跟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地理学家们正在通过地区的兴衰过程、地区内部的竞争和改组、失业的输出、经济膨胀和生产能力过剩等现象，来设法了解危机在地理上是如何表现并堕落为帝国主义内部斗争和战争的。（DWH）参考书目①V.阿努钦：《地理学的理论问题》，1977年英文版②D.格雷哥里：《意识形态、科学和人文地理学》，1978年英文版。③大卫·哈维：《资本的局限》，1982年英文版。④R.J.约翰斯顿编：《人文地理学辞典》，1981年英文版。⑤M.基德隆和R·西加尔：《世界地图情况》，1981年英文版。⑥R.皮特：《激进地理学》，1977年英文版。⑦马西莫·奎尼：《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1974），1981年英文版。Goldmann,Lucien戈尔德曼，卢西安1913年6月20日生于布加勒斯特，1970年10月3日在巴黎逝世。戈尔德曼30年代期间在维也纳求学时，接触了卢卡奇的早期著作——特别是《悲剧的形而上学》（选自《灵魂与形式》）、《小说的理论》以及《历史和阶级意识》，最后这部著作对他的思想起了深远的影响作用。其他的主要影响来自让·皮亚杰的“遗传认识论”，还有60年代期间马尔库塞提出的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乃是控制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手段这一论点。这种观点在戈尔德曼的《论小说社会学》和他的新版《人文科学与哲学》中可以看到。戈尔德曼从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的探讨中受到启迪，从而制定了他自己的有关批判理解的概念结构。这种概念结构是以“主体和客体的部分一致”这种观念作为中心，从而使一种“超个人主体”的“统一世界观”的产生成为可能。据戈尔德曼看来，只有“超个人主体”才具备这样的客观能力，即通过一种“尽可能高的意识”而在哲学、艺术和文学上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相形之下，个人的意识则具有种种偶然性和局限性。由此可见，从事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便是“集体的主体”，它表现出历史意识的各种“重要结构”，以回答置身于能动的社会总体之内的一个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决定与要求。戈尔德曼发表了两篇博士论文：一篇关于康德，发表于苏黎世；另一篇关于拉辛和巴斯噶，发表于巴黎；这两篇论文都涉及详细的历史调查。在这以后，他的兴趣主要转移到方法论和超理论问题上。他在许多文章中探讨了这些问题，这些文章最初以论战的形式发表，后来被收集为多卷本。他从事创作的时候，正是结构主义在法国处于高度流行的时期，他力图阐明自己的立场，极力要在这个领域中发出批判的呼声。然而，当他把结构主义称为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并对它持反对立场的同时，却把他自己的方法称为“本源的结构主义”，以此来坚持其历史的广度。大大出乎他自己意料的是，他的最流行的作品竟是一卷本的文集《论小说社会学》，该书曾几度再版，发行量很大。该书在重新恢复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中的若干重要原则的同时，要比那位匈牙利哲学家以极端得多的形式强调了物化的力量；它把卢卡奇早期著作中的原始主题跟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的观点结合起来，并且在所谓积极的中介要从大规模具体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消失的情况下，寻找理解“新的小说”的关键。在这个时期，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两者对立起来，坚持认为“工业社会的进化创造了若干不可逆转的形势”（见“参考书目”②，第19页）。由于把这样一种背景看作是具有毁灭性的社会瘫痪并对它持反对态度，戈尔德曼热烈地欢迎1968年5月事件，把该事件看作是一种解放的行动。他曾希望把自己的乐观主义政治观点转化为一种新的理论洞察力，但他并没有活到实现自己愿望的那一天。（IM）参考书目①卢西安·戈尔德曼：《伊曼努尔·康德》（1948），1971年英文版。②同上作者：《人文科学与哲学》（1952，1966），1969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隐蔽的上帝》（1956），1967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辩证法研究》，1958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论小说社会学》（1964），1975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智力结构与文化创造》，1970年法文版。⑦同上作者：《卢卡奇与海德格尔》，1977年英文版。⑧同上作者：《文学社会学的方法》，1981年英文版。⑨萨米·纳伊尔：《戈尔德曼的遗产》，1981年英文版。⑩雷蒙·威廉斯：《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卢西安·戈尔德曼》，1971年英文版。Gramsci,Antonio葛兰西，安东尼奥1891年1月22日生于撒丁的阿莱斯，1937年4月27日在罗马逝世。葛兰西出生在贫瘠的撒丁岛上一个中下层阶级的家庭，1911年获得都灵大学的奖学金。在那里受到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奈戴托·柯罗齐的著作的影响。在都灵工人阶级运动的感召下，他在1913年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PSI），并且开始为社会主义报刊撰稿。他对于落后的农民文化和工业城市的体验，影响了他的观点的形成，即认为在意大利从事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都要具备一种全民的观点，并且必须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串着这样的主题，即工人阶级必须摆脱它的集团利益，同时必须强调文化和思想意识所具有的政治作用。葛兰西欢呼十月革命的成功，认为这场革命是由社会群众而不是由一些精英人物所实现的社会变革的范例，他还认为这场革命说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读到的东西都已失效，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提示人们革命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得到充分发展以后才能实现。在他的著作中，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被定义为民主管理的扩大。1919年，在葛兰西的协助下，在都灵创办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周刊——《新秩序报》。该报为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参看委员会条目）进行鼓吹，以便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移植到意大利具体环境中来。在索列尔的那种认为生产领域可以为一种新文明提供基础的思想的影响下，葛兰西认为工厂委员会有助于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让他们了解自己在生产和社会制度中的地位，并且在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保证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培养起工人阶级为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型国家所需要的技能。摧毁旧社会和维持工人阶级权力的唯一途径是去着手建立一种新秩序。由此可见，葛兰西关于领导权这一概念的根源，在这个时期就可以找到（见“参考书目”②）。这种新的工人阶级机构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产生的，即个人企业家的作用的削弱，银行和国家的投资的增加，以及由于这些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自由民主制的危机。1920—1921年间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导致葛兰西对它群众基础进行分析。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中一些有不满情绪的阶层，他们被大地主、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国家机器的成员当作工具来加以利用。他还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给意大利国家的统一提供新的基础，并且预言会发生政变，虽然他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新制度的脆弱性。1921年1月，在葛兰西的帮助下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PCI）。1922—1924年间，葛兰西先后在莫斯科和维也纳为共产国际工作，当时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争论的时候，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在苏联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以及西文的社会党人和新建立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于在1924年被选入意大利议会，葛兰西回到意大利，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致力于把意大利共产党从其早期的宗派主义改造成为一个扎根于群众运动的政党而斗争。他于1926年11月被捕，并被判20多年的徒刑。他曾写道，他在监狱中从事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进行考察。葛兰西在狱中写札记并从事各种专题的创作，这些作品受到监狱官的检查，而且可利用的资料也零星不全，但他最后竟写出了34本札记。由于他所作的每一札记都往往包含若干概念，深入到对某一个特别有争论的问题和历史事件进行探讨，而且它们当中许多问题往往有好几种说法，因此要对他在《狱中札记》里的思想进行编年的或分阶段的描述，是不可能的。葛兰西对意大利的统一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分析了意大利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新的民族国家如何作为一次“消极革命”的结果而出现，而在这次革命中农民群众充其量只能对新的政治秩序予以消极的同意。他把知识分子分为有组织的和传统的两种，前者是任何一个新的进步阶级为组织新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而后者则具有一种走回到一个早先的历史时期的传统。他给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非常广泛，认为知识分子应包括一切“在广义上具有组织功能”的人们（见“参考书目”⑤，第97页）。他还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的和智慧的能力，虽然他们当中目前只有一些人在社会上发挥一种知识的功能。知识分子组织着信仰的网络，组织着制度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因此，他又把国家定义为武力加同意，或是用强制武装起来的领导权（见“参考书目”⑤，第263页），其中政治社会组织武力，市民社会提供同意。葛兰西把“国家”这个词用在不同的意义上，把它用在狭隘的法律和宪法的意义上作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平衡，或者把它用来概括两者。一些作者批判葛兰西在国家观点上很“弱”，认为他过分强调了同意的因素（见“参考书目”①）；另一些作者则强调指出葛兰西试图对起干预作用的现代国家进行分析，然而其中区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界线，却越来越模糊（见“参考书目”eq\o\ac(○,12)12）。葛兰西声称，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市民社会包含着复杂的机构和群众组织，这些国家的政权性质也就决定了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战略来破坏现秩序并导致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胜利。阵地战，或者战壕战，至于运动战或正面进攻，则是在沙皇俄国这种迥然不同的环境下取得成功，它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策略而已。由于受马基雅弗利的影响，葛兰西断言“现代王子”（指革命政党）是能够促使工人阶级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有机组织，其办法是帮助该阶级去发展它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另一种领导权。不过，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危机有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消极革命来导致领导权的改组，这样做是为了预防工人运动对少数统治者操纵政治和经济的状况造成威胁，同时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葛兰西把法西斯主义、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以及欧洲所采用的科学管理和生产流水作业线等，统统列入这一范畴。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想法方面，葛兰西还提出：固然专业的哲学家在发展他们的抽象思维的技能，而其实所有的人在解释世界的时候都在从事一种哲学实践，尽管这往往是采取一种不系统的和非批判的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正在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它对一个时代的“常情”起影响作用。应当把一种哲学体系放在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也就是说不能把它单纯地放在抽象的水平上进行批判，而是应当把它跟它帮助各种社会力量形成的思想意识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能够帮助群众成为历史的主人公，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掌握着专业化的、批判性的知识技能并具有一种统一的世界观。葛兰西对他那个时代具有影响的两种观点进行批判，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可以用“我们遇事应抱逆来顺受的态度”这句话来反映，那就是柯罗齐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布哈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葛兰西认为这种解释是简单化和机械的）。葛兰西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他对于文学、民俗学以及大众文化跟“高层”或“官方”文化之间关系的批判观点上。对于后一种关系的分析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作为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究竟是如何跟人民群众和民族大众文化的发展发生联系的。在抱病多年以后，葛兰西终于在1937年因脑溢血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他的著作的出版发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争论（见“参考书目”eq\o\ac(○,⑨)⑨；eq\o\ac(○,11)11）。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他的思想的关键领域究竟是具有意大利特色还是具有国际性？他的思想跟列宁的思想有什么关系？他的各个不同时期著作之间的联系为何？他在狱中跟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他在这段期间对苏联的发展起什么作用？最近的一些解释集中在他的社会主义胚胎理论及其在批判性地考察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方面所作的贡献。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共产党所起的影响作用以及他的思想跟欧洲共产主义的关系，也属于争论问题之列。（ASS）参考书目1)P.安德森：《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2)布西—格鲁克斯曼：《葛兰西与国家》，1979年英文版。3)A.戴维逊：《安东尼奥·葛兰西—学术传记》1977年英文版。4)G.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个革命家的生平》（1965），1970年英文版。5)安·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6)同上作者：《狱中札记》，I—IV卷，1975年意大利文版。7)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选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8)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选编（1921—1926）》，1978年英文版。9)G.C.约克多：《读葛兰西—各种解释指南》，1975年意大利文版。10)C.莫菲编：《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年英文版。11)C.莫菲和安尼·S·沙逊合著：《葛兰西在法国和意大利》，1977年英文版。12)安尼·S·沙逊：《葛兰西的政治学》，1980年英文版。Grǖnberg,Carl格律恩堡，卡尔1861年2月10日生于罗马尼亚福扎尼，1940年2月2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逝世。格律恩堡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后，成为一名法官，后来有一个时期当律师，但同时继续从事农业史和社会主义史的研究。1893年，他和别人一起创办了《经济社会史杂志》。1894—1899年间，他在维也纳大学当讲师，1909年他当上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从而成为一个德语大学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教授”。1924年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的第一任所长，但在1928年由于中风而不得不辞退。格律恩堡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是所有杰出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导师，被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第二，他创办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又称《格律恩堡文库》），收集了那个时期所有主要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据他说，该《文库》旨在对学者个人和研究集团进行专门调查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提供一个总的看法；第三，在他担任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的短暂任期内，他使该所从事了富有成果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尽管他的后继人麦克斯·霍克海默给予这方面的工作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指导方向。（TBB）参考书目①卡尔·格律恩堡编：《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I—XV卷，德文版。②《纪念卡尔·格律恩堡70诞辰文集》，1932年德文版。③《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索引》（卡·格律恩堡），1973年德文版。其中包括君特·南宁写的格律恩堡传。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F》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Ffallingrateofprofit利润率趋于下降falseconsciousness虚假意识family家庭fascism法西斯主义feminism女权运动fetishism拜物教Feudalsociety封建社会feuerbach,Ludwig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inancialcapital金融资本financialcapitalandinterest银行资本和利息force武力forcesandrelationsofproduction生产力和生产关系formsofcapitalandrevenues资本的形态和收益Frankfurtschool法兰克福学派freedom自由利润率趋于下降（fallingrateofprofit）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是马克思对导致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有规律运动的各种基本力量进行分析的结果。在长期的加速发展之后必然出现减速发展的相应时期，最终导致普遍的经济严重失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而且根据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再一次濒临于这样一种危机时期。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普遍化的经济危机（参看经济危机条目）完全不同于由诸如庄稼歉收、货币失调等特殊事件所引起的商业周期或局部危机这样一些短期的周期性波动。商业周期和局部危机的原因可以用较具体的因素来说明，它们的周期性波动可以说是附属于长期周期性波动的（见“参考书目”2）。一旦潜在的条件成熟它们就会触发总的危机这一事实，只是突出了首先分析潜在倾向本身的重要性。资本家活动的动力是获取利润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使得每一单个资本家不是不在两个方面进行搏斗：一是在劳动过程中，为生产剩余价值而同工人进行斗争；二是在流通过程中，为以利润形式实现剩余价值而同其它资本家进行斗争。在同工人进行较量的过程中，机械化是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手段；而在同其他资本家抗衡的过程中，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成本价格）则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较先进的生产方法将包括工厂的规模更大、资本集约程度更高，在这些工厂中就通常的使用能力而言，单位生产的成本将比较低。增大每单位产出的固定资本的数量，是实现大规模经济的主要手段。因为规模较大的工厂可以使一定数量的工人把较大数量的原料相应地加工成较大数量的产品，原料和每一劳动力的工时产值都同时增加了。同时，每单位产出的固定资本较大，意味着每单位产出的折旧费用和辅助材料（电、煤等）的费用均较高，因此，对较先进的生产方法来说，资本化（单位产出的预付资本）的程度较高，意味着单位非劳动成本（单位不变资本C）也较高，而较高的生产率则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单位可变资本V）较低。总的来说单位生产成本C+V必然下降，所以后者的影响抵销前者的影响必然是绰绰有余的。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当现存的技术和知识达到极限时，单位产出投资的追加将使单位生产成本下降的幅度变小，可以看出，这意味着采取最低成本的方法，其利润转换率也就比较低，从而（根据置盐定理）会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可以看出，上述模式意味着较先进的方法易于实现较低的单位生产成本，但这往往以较低的利润率为代价。不过，竞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采用这些方法，因为单位成本较低的资本家可以以牺牲其竞争对手的利益来减低价值、进行扩张——比如通过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地盘来抵销其较低的利润率的损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笔资本都力求在市场上占据尽可能大的地盘，并竭力排挤、排除自己的竞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第552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上述过程可以用以证明即使实际工资和劳动日的长度及强度不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会快于剩余价值率的增长，所以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不受劳动力方面任何变化的影响（见“参考书目”4和5）。马克思指出，各种起反作用的因素会减缓利润率的下降，甚至能暂时扭转这一趋势。提高剥削程度、减低工资、使不变资本变得便宜、发展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工业、输入廉价的消费品或生产资料、以及把资本转移到有廉价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地方去，都可以提高剥削率、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而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但是，因为这些反作用的趋势恰恰是在严格的范围之内起作用的，所以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表现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已经投入的资本来说，利润率的任何下降都会减少利润总和；另一方面，积累会增加预付资本的股份总额，因而只要新资本的利润率呈正数，也就会增加利润的总和。因些，利润总和的运动取决于两种结果的相应的力量。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积累的下降，负效应就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开始出现停滞。危机就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的，虽然其具体形式受具体的制度和社会的因素制约。顺便应当指出的是，上述过程意味着利润总和呈“长期波动”的趋势，先是增加，然后减少、停滞、最后陷入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波动现象，可以用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来解释，这同（比方说）曼德尔所认为的利润率呈上升和下降的趋势正好相反。反对这一理论的人一般都争辩说，在资产阶级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概念中，这样一个过程在逻辑上是被排斥在外的；还说无论如何经验的证据并没有证实这一理论。无论哪能一种情况，只要对它们赖以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或）数据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就很容易证明上述两种看法哪一个也站不住脚，（见“参考书目”4、5、3和1。按：书目3的作者佩尔洛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书目1的作者哥登则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家，他们两人都发现估计资本股本的传统方法大大低估了资本股本，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大大过高估计了利润率）。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工资较高，工作条件的改善都会直接降低利润，而且也会进一步推进机械化，从而加倍地加剧利润率下降的内在趋势。然而，正如马克思所强调指出的，这些和其它一些主要在制度改良方面所作的努力，必然只能在由盈利性、资本的流动性以及全世界的竞争所严格限定的范围内起作用，因而依然要受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动态的制约。对国家干预的局限性，也可以作类似的论证。每一次危机都会加速弱小资本的全面崩溃，沉重地打击劳动力。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恢复的“天然”机制。每一次成功地恢复又导致更大程度的集中和积聚，而且一般都会使长期利润率和发展速度减低。因此，虽然其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但在工人有足够的阶级觉悟和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之前，并不会出现最后的危机（见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1978年英文版，第201—204页。参看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经济危机条目）。（AS）参考书目①R.哥登：《罕见的事件》，1971年英文版。②恩·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2），1975年英文版。③V.佩尔洛：《制造业中的资本与产出比率》，1966年英文版。④A.沙克：《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评多布的危机理论》，1978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马克思的竞争与完全竞争的比较》，1980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新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代数学的富有和理论的贫困》，1982年英文版。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参看意识形态条目。家庭（family）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依然支配着马克思主义的家庭观。恩格斯论证说，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丈夫与妻子之间的不平等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后者生育财产的合法继承人以换取膳宿。他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一种卖淫，并把这种以实利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婚姻同只有在无产阶级中才能发展起来的“真正的性爱”进行了比较；在无产阶级那里，由于雇佣劳动，丈夫和妻子都获得了受剥削的平等地位。这一分析虽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易于受到批评，但它依然是对家庭所作的唯一的唯物主义的说明，而且在试图解释不同阶级所特有的不同家庭形式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但是，恩格斯的阐述是以尚有疑问的路·亨·摩尔根的进化的人类学为基础的，把无产阶级家庭中明显的男人统治轻描淡写地说成说“残余”，而且没有考虑家庭分工及压在妇女身上的重担；妇女除了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外，还要从事“额外的”雇佣劳动。尽管有这些批评，但正如莫利纽克斯（见“参考书目”1所认为的，恩格斯考察的主要之点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官方家庭政策的基础。苏联就可以作为这种政策的典型。一方面强调妇女投身于生产性的社会劳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提供照顾儿童的设施，官方的意识形态则宣扬“劳动母亲”的地位。列宁本人就竭力主张实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但正如女权运动评论家（参看女权运动条目）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化的理解，从未把男人也包括在从事家务劳动的行列之内。在这方面，古巴的家庭法典体现了社会主义家庭改革的唯一进展，它责成丈夫与妻子一起平等地从事家务劳动和照顾儿童。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恩格斯所提出的观点之外再独立地对家庭进行什么分析，而且事实上表明，他本人的家庭观是自然主义的和非批判的。比如，马克思在论述工资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时，往往暗示工人是男性，妇女和儿童只不过是替代劳力和廉价竞争的威胁性的因素，马克思并没有对他的这种假定提出任何辩解。在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家庭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主题。《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家庭”，但这种号召已逐渐变成为消灭资产阶级家庭而支持无产阶级家庭即社会主义家庭的方案，它已经远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了。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家庭“往往是以假定的异性爱的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远没有达到以一般激进思想批判家庭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家庭的思想，比起空想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来，往往并不那么具有毫不妥协的批判性。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家庭分析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认识中达到了自己的高度，家庭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机构和意识形态，尽管其一切现象的特征具有私人性。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辩论常常转而涉及这样一些流行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家庭是已被国家“接管”了，还是处于“衰落”的过程中。最近的马克思主义的家庭分析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对不同的家庭形式作历史的解释。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今天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具有19世纪的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的特色；而这一认识已使家庭形式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按照阶级、种族集团等等有了更为明细的分类。另一种分析的主要兴趣，在于用精神分析的含义去解释家庭——当然这种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尚有争论。分析家庭碰到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家庭的定义。家庭一词历史上的两个明显的含义——（1）亲属关系的安排和（2）家务劳动的组织——业已趋向于合为一个概念，即生活在一起的亲人。然而，必须承认，意识形态对家庭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述形式上的定义。（MB）参考书目①马克辛·莫利纽克斯：《新与旧的社会主义社会——争取妇女解放的进步》，1981年英文版。②马克·波斯特：《家庭的批判理论》，1978年英文版。③丹尼斯·赖利：《家庭的左翼批判》，载《社会中的妇女》，剑桥妇女研究小组编，1981年英文版。法西斯主义（fascism）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几个欧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面临需要分析的新的迫切问题。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导致了法西斯主义；二是什么使得法西斯主义能得以取得胜利并摧毁了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托洛茨基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所写的一系列小册子和文章中，概述了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他主要是系统地表述工人阶级运动阻止德国法西斯主义推进的有效政治战略的。他论证说，虽然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但它却是晚期资本主义深刻的结构危机的反映，是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希法亭提出的）想以极权主义（参看极权主义条目）方式“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趋势造成的。鲍威尔（见“参考书目”2）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更系统的分析，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三个密切相关的过程的产物”。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许多人排斥于资产阶级生活之外，使他们成为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大战结束后，这些人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民兵”，形成了具有军国主义、反民主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保卫同盟”。第二，战后的经济危机使大部分收入较低的中等阶级和农民趋于贫困，这些人于是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纠集到上述“民兵”队伍中去。第三，经济危机减少了资本家阶级的利润，而要通过提高剥削程度来弥补利润损失，就需要制服工人阶级的反抗，但这在民主政权下显然是难以或不可能做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也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作了详细的探讨。诺伊曼在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所作的典型研究中，指出“在垄断制度中，没有极权主义的政权就不可以获得利润和维持利润……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见“参考书目”6，第354页）。他还把这种制度说成是一种“支配经济”，或者可以更广泛地称为一种“极权的垄断资本主义”。诺伊曼认为，在德国，导致垄断的资本集中和积聚过程比其它地方进展得要快。这一点再加上德国的经济危机特别严重，就使法西斯主义占了上风。波洛克于1932年到1941年间写的论文，对此所作的分析稍有不同，他虽然同意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却更强调实行干预的国家的作用，并把这种制度称做“国家资本主义”（诺伊曼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是一个矛盾的形容词短语，“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它经不起推敲”）。最后，从1945年起，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与几个美国社会学家一起对歧视性偏见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特别是探讨“极权主义的个性”和反犹太主义——其目的是揭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精神心理基础（见“参考书目”1，参看精神分析学条目）。最近对法西斯主义所进行的某些研究，虽然大都同意上述分析的主要方面，即把法西斯主义同垄断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地位受到的威胁联系在一起，但也提出了另外一些论点。普兰查斯（见“参考书目”8）在一项主要致力于批判性考察第三国际和意大利、德国共产党对付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及政策（特别是它们把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描绘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的研究中，就讨论中某些较为普遍性的问题，特别是探讨了与“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其它形式有关的法西斯主义的具体特征，这些其它形式包括波拿巴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军事专政。梅森在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研究所未解决的问题的短文中，特别提到了希特勒作为一个首领的重要性和反犹太主义的重要性；他还指出第三帝国也许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政权”，因而使人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带普遍性的问题——虽然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条件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都能出现，但它要取得胜利很可能要取决于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历史传统。最后，似乎有必要较多地考虑其他作家（当然也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就在阿德勒和鲍威尔）所强调的诸如失业这样一些现象；比如卡斯吞（见“参考书目”4）就曾指出“正是从失业大军中，冲锋队（德国社党的冲锋队）才能在这几年（1930—1932年）中纠集起一支30万人的私人军队”。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其它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可以导致更激烈的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也可以使右翼政治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TBB）参考书目①泰奥多·阿多尔诺：《极权主义的个性》，1950年英文版。②奥托·鲍威尔：“法西斯主义”（1938），载博托莫尔和伍德合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③戴维·比瑟姆：《面对法西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1983年英文版。④F.L.卡斯吞：《法西斯主义的兴起》，1967年英文版。⑤蒂姆·梅森：“关于纳粹主义的悬而未解的问题”，载R.塞缪尔所编《人民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1942年英文版。⑥弗兰茨·诺伊姆：《庞然大物——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42），1944年英文版。⑦弗里德里希·波洛克：《资本主义的研究》，1975年德文版。⑧尼·普兰查斯：《法西斯主义和独裁》，1974年英文版。⑨列昂·托洛茨基：《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1930—1933），1971年英文版。女权运动（feminism）女权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地位，是一个有争论的主题。一方面，可以认为女权运动——被看作是争取同男人具有同等权力的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很少受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人们又一直认为把妇女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只有作为人类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实现，而人类的解放只在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做到。从历史的角度确定女权运动的不同趋势，无疑是正确的。在英国和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传统是旨在使妇女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的民主、自由的女权运动。在19世纪，这一任务虽主要是扫除教育和职业的障碍，但这些改良运动背后的动力却往往很有战斗性。这种争取“平等权利”的战斗精神随着20世纪初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激烈斗争而达到了高潮。争取“平等权利”的女权运动的最低的胜利，是英国实行了关于同工同酬和消灭性别歧视的立法，美国也实行了相应的立法，以及目前正在争取的在社会政策、就业等等方面的许多改革。女权运动的第二个主要传统，可以说在性质上具有更大程度的“分立主义”的倾向。女权主义者的各种乌托邦著述常常描绘妇女的社会，在那里男人特有的那些所谓凶暴、好斗、等级森严和独断专行的特征不存在了。女权主义思想的这一趋势往往对男性的蛮横行为的改善持悲观的态度，倾向于建立女性社团和加强妇女彼此之间的联系。从历史上看，这一传统往往包含着以感情而不是以性爱来处理妇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一点上也像在其它方面一样，当代的分离主义倾向的女权运动的后继者们较少采取调和和温雅的立场。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英国和美国所形成的当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以费尔斯通和米列特这样的早期典范著述为代表）从对男性的蛮横（肉体的和精神的）和对男性的权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上的）不妥协的批判中，收到了政治效果。许多女权主义者都认为男性统治（父权制）是主要的社会鸿沟，比阶级或种族的划分更为要紧。女权运动的第三个趋势，是把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同比较广泛的社会主义前景和政治联结在一起。指出下述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即当代英国的女权运动在政治上所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影响，要少于受空想社会主义、自由意志论、毛主义、反殖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比如，“提高觉悟”这一女权运动的主要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法农和毛泽东。这些特殊的社会主义传统认真地对待意识形态、觉悟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那末女权运动在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多少解释，就有多少种答案。女权运动同正义、平等主义以及人的自身实现的精神是一致的，而这在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就可以找到。要了解《资本论》中的成熟马克思在其详尽探讨资本主义赖以为基础的原动力时如何为考察性的问题留有余地，是比较困难的。一般说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解释马克思往往比从反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解释，更能符合女权运动的需要。然而，近年来，阿尔都塞的追随者们却竭力从反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论证，可以把妇女受压迫理解为出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再生产（通过家庭）的需要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的需要。这些论证并不十分令人信服，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企图把显然存在于一切已知生产方式中的（压迫妇女）现象看作是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和女权主义的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马克思本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很少提倡女权运动。然而，恩格斯除了对家庭作了有巨大影响力的分析之外，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对女权运动采取比较赞同的态度。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女权运动看作是某些背离革命道路的“资产阶级偏向”之一，而女权主义者也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愿优先考虑性平等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相互同情和合作的基础已存在了一段时间。除了女权主义思想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批判传统可以与一个接一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这一问题所表示的深切关注相比了。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倍倍尔。他们在这方面都是依赖恩格斯的著作的。那些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其政策始终把解放妇女运动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即使在苏联，虽然许多批评家认为它在妇女的问题上不象古巴这样新近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彻底，但那里在的妇女地位同邻近的国家相比仍然要好得多（如果拿苏联的中亚同邻近的国家如同伊朗相比，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取男女平等的历史，可以通过像克拉拉·蔡特金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这样一些妇女的传记来探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权，虽基本上没有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去批判压迫的人身关系和家庭关系，但他们却努力改善妇女的物质条件，并制订了大量的改革立法和政策。当然，可以证明男女平等主义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纲领中所受到的重视，比那些新近以这种或那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政权所奉行的纲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要多（参看家务劳动条目）。（MB）参考书目①奥地弗·班克斯：《女权运动面面观》，1981年英文版。②舒拉密斯·费尔斯通：《性的辩证法》，1970年英文版。③凯特·米列特：《性的政治学》，1971年英文版。④朱丽叶·米歇尔：“妇女和平等”载朱·米歇尔和A.奥克莱合编：《妇女的是与非》，1976年英文版。⑤希拉·罗伯瑟姆：《妇女、反抗和革命》，1974年英文版。拜物教（fetishism）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的东西具有某些由占优势的社会关系赋予它们的特性，并表现出这些特性似乎生来就是属于它们自己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综合性的特征叫做拜物教，它的基本形式是作为价值的容器或载体的商品的拜物教。马克思把这比喻为宗教，人们在其中赋予某种存在物以一种虚构的力量。然而，这不是一种确切的类比，因为马克思认为，赋予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物质东西的各种特性都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产物。不过，它们不是自然的属性，而是社会的属性。它们构成真正的权力，但不受人类的控制，相反却支配人类，它们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关系的客观的“外在形式”。如果这些形式被认为是自然的，那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内容或社会本质不能直接觉察得到而只能靠理论分析去揭示。虽然这并不总是为们所了解，但马克思的拜物教的学说和他的价值理论是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的。他们都强调资产阶级社会中使用劳动力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劳动本身是一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劳动才表现为它自己产品的客观属性，即表现为价值。在其它经济形态中，无论是公社制的还是剥削制的经济形态，劳动由于是一种社会过程，故都能直接得到辨认。在这些情况下，劳动显然是由权威机构或是通过协约来管理和协调的。相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单个的商品生产者是彼此独立进行劳动的，这里所存在的协调是与个人的力量无关的——可以说是在他们的背后通过市场来进行的。这些个体的商品生产者都是在一种精心构筑的分工范围内活动的。但他们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只能靠产品的关系即商品买卖关系这种形式来实现。劳动的社会性质只是间接地体现在那些产品的价值之中，由于这些商品同样都是劳动的体现，因而可以彼此用同一尺度来衡量。这样，物就成了历史特定的社会特征的承担者。拜物教的幻觉产生于把社会特性同其物质形态混合在一起，价值似乎是商品所固有的，是作为物的商品生来就有的。由于这种初步拜物教的发展，起货币作用的一种特殊的物，比如金，就成了价值的化身，成了外观上的权力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权力实际上是社会的权力。同样，在资本的拜物教中，赋予生产资料以资本地位的特定的经济关系则被掩盖了。这种拜物教所支配的权力，即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潜力似乎生来就是属于它的；这是一种神秘的现象，即使没有生产性劳动的帮助，它的最高体现也就是能生息的资本的能力。因此，作为赋予经济过程的物的特性，使们屈从于物的统治的真正的权力，即资本主义特有的关系就戴上了假面具。这就导致了关于这些权力是天然产生的幻觉。但是假面具本身并不是幻觉。使自发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感性认识神秘化和失真的种种现象是真实的；它们都是客观的社会形式，既由主要的关系所决定又掩盖主要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以伪装表现自己的方式。比如，社会劳动的真实性被隐藏在商品价值的背后；再比如，工资就掩盖了剥削，因为只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似乎等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的更大价值。实际的社会好像生来如此，剥削的关系似乎是合理的。理论的任务就是揭示每一神秘形式的本质的隐藏着的内容。然而，这些形式或现象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延续多久，上述形式或现象就会持续多久。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随着共产主义的建立，对生产者来说经济过程将是透明的并将处于他们的支配之下。（参看商品拜物教条目）（NG）参考书目①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1978年英文版，第5章和附录1。②诺曼·杰拉斯：《本质与现象——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的诸方面》，1971年英文版。封建社会（feudalsociety）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兴趣相当广泛，但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们关于封建主义的著作，不仅集中考察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问题，而且也常常反映了上述兴趣。他们关心劳动的“存在形式”和统治阶级用以占有劳动产品的方式。因此，这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是在工业化的或工业社会中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与主要在农业社会中封建地主对农民佃户的地租的占有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雇佣作为个人的无产者去生产商品，而封建地主拥有的佃户则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从事生计需要的小规模的生产者。马克思把甚至是封建地租的最后的货币形式即货币地租也同资本主义地租区别开来；资本主义地租的水平最终是由资本的一般利润率决定的，而封建地租的水平——除了土壤的肥力和农民耕作的效率这些基本因素外——则取决于封建统治阶级在剥削地租过程中行使非经济强制形式的能力。非经济强制意味着在地主和佃农之间不存在一种由于土地的供求而形成的地租标准和就这种标准进行讨价还价的市场，而是佃农由于地主行使着无法抗拒的权力而不得不交付地租。在封建主义成为既定的社会中，这种力量已被农奴制赋予合法的地位。雇农在法律上是不自由的，他们虽然有权使用土地，但却被剥夺了所有权。他们在维持家庭生计和家庭经济的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之外，必须交出他们的劳动或劳动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封建社会从编年史和逻辑上来说，是古代奴隶社会（参看奴隶制条目）与现代的资产者和无产者社会之间的中间产物。然而，这种解释，不足以说明我们所知道的从中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西方封建主义特有的特征。不能简单地用在种植园或矿山从事劳动的奴隶与其主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古代社会的特征。情况可能往往是，只有少数的奴隶，而大多数却是自由和半自由的农民及手工艺人。剩余劳动大部分不是来自于受控制的奴隶的无报酬的劳动，而是来自地租和税收。另一方面，到封建时代还可以看到一些奴隶的存在，直到10世纪（英国甚至到11世纪）这些奴隶还在地主的庄园里劳动。而且在法律上农奴虽然是中世纪农民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尽管时多时少），但总有很大一部分身份自由的农民。因此，这是不是意味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没有办法区分封建社会和其它前资本主义社会呢？上面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简单解说，基本上没有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他们虽没有探讨中古社会的封建主义的全面演变，但却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他们不仅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感兴趣，而且也对日尔曼种族影响日渐衰落的罗马帝国这一点感到兴趣，并把中古社会的特定形式看作是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一种综合。这点并没有为人所理解，但它却提醒我们，对封建主义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应取决于把封建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而不应把它看作是两大主要的斗争的阶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一种静止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了解这种关系和其中包藏的高压统治的特定（和变化）的性质，就能理解封建的经济及其社会。不过，封建社会的内容远不只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农民对这种剥削的反抗。首先，我们必须不仅了解劳动的“存在形式”，而且要了解地产的“存在形式”。这就使我们碰到一种以其名称来命名封建主义的制度，即“采邑”制，这是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一个主要论题（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点忽视）。典型的采邑是封臣从君主那里得到的一块地产，其交换条件是为君主服军役，或提供帮助和献谋献策。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般关系的具体反映。君主和封臣就是通过宣誓效忠和长期发扬统治阶级的风尚来表达这种有效的关系的。这可以追溯到罗马权贵与其门客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可以追溯到日尔曼的武士头领与其从属之间的关系。下属要指望从战争的好处即掠夺中得到封赠，就得效忠、提供服务和献谋献策。不动产的采邑，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后来的赃物再分配，它最初是在加洛林王朝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形成的。正是这种君主——封臣的关系及其通过采邑反映出来的财产占有制，决定了中世纪的和现代的封建社会的概念，这与工厂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概念是一样的。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采邑在我们所说的“封建社会”中决不是普遍存在的。它主要是在罗亚——莱茵河流域和诺曼底人的英格兰发展起来的，当时许多封建地主，特别是这一地区南部和东部的地主，都把土地作为自主地产，即作为绝对财产来占有。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作为“封建制度的典型表现”的采邑概念，不仅在各地牢固树立起来，而且牢固到足以进入短暂的十字军耶路撒冷王国的法规中去。即使在最强大的早期中世纪国家——卡洛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吉利王国和盎格鲁——诺曼底王国——中，君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连结因素。当某些国家的权力分裂时，这种联结因素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具有地方性，有效的统治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实施。在公爵领地和由城主控制的郡或领地内部，封建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网也是内聚力的基础。宗教制度（主教和修道士本身也是封建地主）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巩固了这一点。这种统治主要是通过裁决权来行使的。召集自己的封臣参加御前会议的权利是各个君主行使封建社会权力的主要手段，封臣们作为起诉人、法律顾问和习惯法的陈述者出庭，由君主解决争端、惩处犯罪和习惯法的行为。御前会议也是征税和招兵的行政手段。在国家的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如封建君主权的扩大），御前会议首先是通过裁决权扩大等级控制。其次是制订税收制度、确立官僚和建立常备军。上述司法制度与君主——陪臣之间的关系有关，这种关系并不总是平静的，因为封臣在各方面基本上都是军事贵族。司法权在维护地主对农民统治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大封建主与其自由的臣属关系不同于作为一个阶级的地主与农民佃户之间的关系。军事臣属是自由人，他们的家庭产业权虽不是完全不可侵犯，但如果没有出现严重问题是不可能受到挑战的。而虽然对封建主忠心的改变可能招致叛逆罪，但这种改变并非决无可能。不过，即使具有自由人格身份的农民也很少有机会自由迁居和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那些没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就更不可能了。封建主对后者行使裁决权的目的，是要迫使后者在领地（家用庄园）上从事无酬的劳役，交付各种实物税甚至货币，这些都是按户摊派。到12世纪（虽然发展的速度在欧洲的不同地区不尽相同），管辖范围内的苛捐杂税大大增加了。封建权力的分散化，意味着乡村的小地主能对所有居民（不论是不是佃户）进行勒索，强迫他们到地主的磨坊里碾自己的谷物，用地主的葡萄榨汁榨葡萄，用地主的烤箱烤面包——所有这些地主都可收取报酬。如果农民被判拖欠债务则要交付罚金，如果离开忙于女儿出嫁，也要被罚款，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程度不等的沉重的遗产税。这种名目众多的对农民的勒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封建地租的本质定义是什么？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基本的封建地租是在封建主领地上从事的劳役，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占有剩余价值的一种直接明显的方式。他们认为，实质地租和货币地租的形成并不十分重要，它只是西方封建生产方式崩溃的标志——这同东欧从16世纪到18世纪长期持续的大庄园制和劳役地租不同。鉴于整个期间封建领地耕作的劳动地租方式的不断变化，这种看法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如果这是9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卡洛林王朝、13世纪的英国和17世纪的波兰的特征，那么这也是11世纪的法国、12——14世纪的英国和13——14世纪的东欧的特征，虽然这种特征在重要性上有所削弱。因此，人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仅把封建地租的一种形式看作是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特征，是不对的。西法兰克王国从11世纪起把私人管辖范围的收益附加到“通常的”封建地租上去，这一点使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些收益的性质。这些收益，以及大部分从占有土地上获得的地租，常常是以货币的形式实现的。要以货币形式缴纳地租和罚金，用货币获得豁免权甚至许可权（这直到12世纪后期才出现），农民就必须生产出超过维持生计和再生产需要的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必须像商品一样能在市场上出卖以换取现金。那末，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生产的作用又是什么？很清楚，与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相平行的，还有市场经济。也许绝大部分社会产品（主要是食物）不会拿到市场上去。大部分非市场生产是在农民家庭内部消费的，或以实物的形式从农民的手中转到地主的手中。还有一种维持封建主生活的经济，因为领地的部分产品虽然拿到市场上去进行销售，但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是在封建贵族家庭、大手大脚的高等牧师的宗教机构中直接消费的，以及为频繁地宴请家臣门客而消费掉。对市场农业生产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耕作、创造、祈祷、统治和作战之间的社会分工，毕竟是封建社会之前就已存在的。这样的分工意味着耕种者要生产出剩余粮食，以便能使其他人从事全日或非全日的其它活动。根据当时的情况，即土地与劳动的比率、技术水平、战争对生产的干扰（战争无疑是一种掠夺的形式）——可供使用的剩余产品在数量上或在利用程度上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当封建社会在11世纪开始稳定时，农民以上述方式就可以生产出剩余产品，因为局势比较太平，人口开始增长，技术也有了进步。交换农产品和制造品的当地和区域性的市场已开始从大量的村落中涌现出来。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统治阶级的特殊需要。这些特殊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的消费习惯沿袭下来的，由贵族机构的地位高的宗教人员（大主教、主教、大寺院主持）传下来的。所消费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几乎都是享受性的，这也是炫耀和奖赏的问题——换言之，这种消费具有政治作用。这些消费品有丝绸、香料、地中海的水果和酒。这些消费品的特征，首先是数量少、价格昂贵，而且都是在远离消费的地方生产的，特别是中东和远东生产的。这些货物都是国际贸易的商品；在一个封闭不变的封建社会里是不可能获得这些东西的，或者只能通过战争和掠夺偶尔地获得。封建统治阶级要用货币来购买这些东西，货币是他们通过地租和法定的收益得来的，而农民则是通过在当地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剩余产品来换取货币的。封建贵族的需求，刺激了国际贸易路线上的主要城市的发展，它们变成了大的商业中心（如威尼斯、科隆、布鲁日、伦敦等）。需求还集中在那些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具有重要性的地方，那里建有统治者、牧师、武装侍卫以及官员的常设机构。这样，高价的奢侈品再分发到各大寺院、主教的管区，再分发到包括君主的首都和地方首府在内的封建权力的要塞中心。此外，除了上层统治阶级所需求的国际的贸易的商品，还要加上欧洲制造的一系列的新商品，特别是高质量的羊毛纺织品。这就导致了中部的意大利、低地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一步的都市化，从而使国际贸易的又增加了粮食、油类、酒和木材。商品的销售、制造业和都市化的发展，使都市商人、零售商和工匠这样一些阶层的人数也增加了。人们业已提出这样的问题，既这些是否构成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对抗性的因素甚至是革命性的因素？有时这个问题还以另一种方式提出来。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是为了使用，那未生产向市场化发展是否同封建制度相抵触并最终腐蚀了这一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社会经济形态主要由资本所有者对无产的雇佣工人的剥削决定之前，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出现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就主要跟这一点有关，但这并不是全部，因为资本的形成也包括在内，更不必说资本家据以取代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贵族的社会政治进程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远途贸易的发展，专业化制造中心的发展以及都市化的发展，对当时以地主和农民这两大阶级之间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危害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封建社会中的都市化的程度各不相同。英国中世纪的城市人口大约在总人口的10％到15％之间。一些特殊的地区（如低地国家）城市人口高达30％。先进的都市化是以大城市为代表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在13世纪未大约都有10万居民；巴黎可能有20万、伦敦有5万人。然而，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社会结构。在许多重要方面，这种社会结构更多的是反映了跟农村相对照的情况。基本的生产单位是拥有不超过中等土地农户拥有的劳动力的手工艺作坊。基本的零售单位是由一个或两个经营的店铺或小贩的货摊。甚至富有的批发商货栈的劳动力也只是几十人而不是几百人。只有在那些类似部族的商业显贵的家庭中才集中了大批侍从人员，这种集中的侍从人员如果有的话，与其说是现代工厂制度的先兆，还不如说是封建贵族家庭的翻版。在每一个大城市，也有大批无家可归和受排斥的人，他们大多是农业移民。但这些人绝不是无产者。人们会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世纪的城市与封建制度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也不对它构成威胁。中世纪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的利益同封建贵族的利益不是根本相对的。无疑，这些资产阶级显贵获得了程度不等的政治自主和法律上的特权；这种情况主要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时出现的。有了这样一些特权，他们就能轻易地成为封建贵族等级制中的一员。在意大利，商业资产阶级的权力已能对农村的小贵族实行某些局部的控制，但即使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也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取得了部分胜利。商业资本家与封建利益之间与其说是对立，还不如说是融合。意大利大城市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当时是在为整个欧洲封建统治者和贵族做北部城市较小规模所做的事情——提供必需品和放贷。处于危机的封建主义愈来愈陷入了战争，所以它的统治者也越来越需要商业银行高利贷者提供的现金。而且，象往常一样，高利贷者和贵族借贷者是互相依赖、互相需要的。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通常是隐蔽的，有时也公开化，如中世纪后期的农民大起义。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根本矛盾。处于自己群体之中和作为独立家庭企业的管理者的农民，在经济上并不依赖于地主。因此，他们反抗的潜力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如果地租的标准不是由市场的力量而是由对抗双方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那末，农民抗拒的力量就能降低交纳给统治阶级的地租的标准，并降低交给国家的税收的标准。这是封建制度危机的根源之一。如果我们从比较简单的“封建生产方式”更为广阔的角度去确定“封建社会”，那就不应该忽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权利基本上是通过管辖权来实施的。而管辖权是政治，因此可以说，地主剥削农民剩余产品的手段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随着封建社会变得比较复杂，随着统治阶级热衷的职业——战争，逐渐成为中心任务并需要协力进行时，管辖权就不得不用另一种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捐税来加以强化，这主要是战争税，但这种税收必须尽可能少地触犯地主和资产阶级显贵的利益；这种税的征收要通过定期召开的会议（如议会、三级会议）来认可，这也是封建关系中议会因素的发展。这种会议往往反映当时社会制度的官方的观点，而不反映当时的社会实际。在法兰西王国和西班牙王国以及日耳曼各公国中，议会是以教会、贵族和“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之间的三重社会区分为基础的。这反映了神所创造的等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这些等级分为祈祷的人（教士）、从事战斗的人（贵族）和劳动的人（农民）。按照这一有机的社会观，国家的各个等级是相互依存的，而且都有各自的特定作用，不是生来属于或被指定为某一特定等级的人则必须排斥在外。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仅是触犯社会制度的犯罪，而且也是冒犯上帝的罪孽。这种教义至少可追溯到9世纪，而且是由教士特别传布的。这成了社会公认的准则，直到17世纪才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各种原则所废除。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准则虽必须与除三个最初的等级以外的其它社会各阶级相适应，但社会协调和静止不变的实质依然未变。中世纪的资产阶级从未对此进行有限地挑战，采取最接近挑战的立场的是农民的代言人，14世纪后半期，英国的约翰·博尔就曾宣言说：“当亚当耕作、夏娃纺织时，那时谁是绅士？”（RHH）参考书目①佩·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社会的历程》，1974年英文版。②马尔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961年英文版。③G.布瓦斯：《封建主义的危机》1976年法文版。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论封建主义》，1974年法文版。⑤M·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46）1963年英文版。⑥乔治·杜拜《欧洲经济的早期发展——武士与农民》（1973）1974年英文版。⑦B.热尔梅克：《13——14世纪期间巴黎手工业者的雇佣劳动》，1968年法文版。⑧R希尔顿：《农奴成为自由人》，1973年英文版。⑨L.库欣布赫和B.迈克尔合编：《封建主义——有关理论与历史的材料》，1977年德文版。⑩W.库拉：《封建制度的经济理论》1976年英文版。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1804年7月28日生于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1872年9月13日在纽伦堡逝世。他是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及书中所提出的宗教是人类愿望的折射是一种异化形式的学说，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他对黑格尔以及对宗教的批判曾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的父亲是当时的进步的著名的法学家和犯罪学家（保尔·约翰·安泽尔姆·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于1823年开始在海德尔堡学习，并由神学改攻哲学。1824年他转学柏林，听黑格尔的课；1825年他失去对宗教的信仰，成了黑格尔的哲学信徒并转入哲学系，1828年取得了爱尔兰根大学的学位。他的论文《论死与不死》（1830年），由于不承认灵魂永生不灭而受到了诽谤。1829年他在爱尔兰根大学担任哲学讲师，一直到1832年由于抗议学校借口他反对宗教而不批准他当教授，他才辞去教职。此后，费尔巴哈作为一个私人学者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在19世纪30年代，费尔巴哈发表了许多有关近代哲学史的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接着又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写了许多越来越具有批评性的批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文章。《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未来哲学的原理》和《关于哲学改造的初步提纲》（后两书均发表于1843年），造就了一代费尔巴哈主义者；这些人都效仿费尔巴哈，反对君主制，把绝对理性和宗教看作是想使人的权利同人相分离、以观念代替人的思考并用这些去统治人的非法的企图。至少他的那些在海德尔堡的学生，对宗教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在1848革命爆发之际把费尔巴哈奉为这场革命的精神之父和英雄——虽然费尔巴哈本人对这一革命采取了消极的、怀疑的态度，认为德国尚未完全从神学的幻想中解放出来，还不具备实行共和政体的条件。1850年，费尔巴哈改信摩莱肖特医学唯物主义，并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人决定于他所吃东西的质量，而不决定于针对原罪所作的令人不胜其烦的说教；用德国的双关语来说就是“人吃什么就是什么”。此后，除了一些关于伦理的片段文章外，他就很少有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了。1868年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赞扬他揭露了令人发指的、非人的状况；1870年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费尔巴哈既不是一位全面的也不是一位严谨的始终如一的哲学家。他提出了很多警句和思想，但却没有留下一种对任何重大问题构想首尾一贯和深思熟虑的立场，而这些重大的哲学问题对他的著作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他的“唯物主义”（叫做自然主义、非原子论的经验主义也许更为恰当）和他的认识论都是解释性的，且可能引起争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他看作是一个思辩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忽视精神的能动方面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指责他对于实践只是从他的“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马克思用以指庸俗的实践活动的用语）的表现形式去理解。费尔巴哈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而且直到该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俄国和法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后来也一直得到公认和受到赏识；他从作为19世纪的主要反神学的人物，而成为20世纪的把人提升为宗教主要内容的神学的主要人物。费尔巴哈把爱提高到人与人之间统一的原则的高度，把“我”与“你”之间的联系看作是一切人类活动（思维、说话和爱的最基本的内容，这些都受到现代神学家和某些其他坚持技术发展界限的哲学家的欢迎，但却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多大的兴趣，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异化观、唯物主义及其对黑格尔的批判，今年来引起了人们重新研究的兴趣，并成为新哲学看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认为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最终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对人来说人就是最高的存在物，从而为真正的革命哲学提供了出发点。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颠倒了主词和宾词作用的论断，无疑是促使马克思决定“使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原因；而费尔巴哈所创的批判探讨方法，即象探索宗教这样的社会机构的始因和作用的那种方法，则被马克思用来分析1843年的状况，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包含的成分之一。然而，只是由于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的发现和重新发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才有了透彻的研究和更好地被理解。马克思本人认为费尔巴哈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然而却是短暂的一个阶段；他对费尔巴哈并没有持久的兴趣，尽管1860年他曾从伦敦订购了七卷本的费尔巴哈全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虽然在官方的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中是一本重要的教科书，但他对费尔巴哈本人的哲学并没有进行有价值的研究，对深奥玄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也没有做出什么重大贡献。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直到最近任在苏联起作用的哲学家中间，对费尔巴哈虽在口头上唱了许多赞歌，但实际上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但并不成熟的先躯；只有阿·莫·德波林所作的研究才是严肃的，他认为费尔巴哈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费尔巴哈主义的变体（见他在1923年所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他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第一版之后就没有再版；当由于斯大林的指示而受到谴责并被撤消其哲学职务时，他受到的指控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作了不正确是评价。卡门卡的研究（见“参考书目”6）认为费尔巴哈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认为他的非原子论的经验主义、能动的精神理论和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全面的或伟大的哲学家。瓦托夫斯基（见“参考书目”3）则认为费尔巴哈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并认为费尔吧哈的哲学对辨证地理解思想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EK）参考书目①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1957年英文版。②同上作者：《未来哲学原理》（1843），1966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宗教的本质》（1851），1873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根据路德所了解的信仰的本质》（1844），1967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宗教本质讲演录》（1851），1967年英文版。⑥忧金·卡门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1970年英文版。⑦W.马克斯·瓦托夫斯基：《费尔巴哈》，1977年英文版。⑧费尔巴哈生前出版的10卷《费尔巴哈全集》，曾由博林和约德尔在1903——1811年间加以编篡出版。1960—1964年在汉斯·马丁·萨斯的主编下，由斯图加特和巴特坎施塔特的弗罗姆出版社和冈特·霍尔兹布格出版社联合再版了这套全集，分12卷，另附补充材料1卷，共13卷。金融资本（financialcapital）金融资本是马克思没有作理论阐述、但已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范畴的唯一的一种资本形式。它完全不同于银行资本、生意资本或货币资本这样一些其它的资本形式。根据希法亭第一次所公开揭示的概念(见”参考书目”5)金融资本具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它是由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融合而形成的；第二,它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级段才出现的，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的出现对资本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垄断集团(参看资本集中和积累条目)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必要的因素，也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景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正是这些趋于发展变化的方面才使金融资本在列宁和布哈林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使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20世纪的条件来说，金融资本的意义，无疑就像考茨基和鲍威尔在其承认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时所指出的，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初创思想的完善，金融资本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前才刚刚出现的(见“参考书目”1和3中关于希法亭的著作和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之间的联系的论述)。就一般的意义而言，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并不是金融资本所特有的。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所以可能存在持有、交易借入和贷出货币的专业银行资本家。不过是由于他们与各个生产部门有着连接的关系。只有通过把货币贷给工业资本家，他们才能利用利息来占有剩余价值，而且只有通过整个经济交易往来开办支付和外汇系统的业务，他们才能利用剩余利润来取得剩余价值(参看银行资本和利息条目)。然而正是把这两种资本合为一体的特殊方式才显示出金融资本的特征，它的本质在于这种联系不再是疏远的。正如希法亭所写的，金融资本起因于那些“使银行资本和工业不建立起比以往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力量”(着重号是本条目作者加的)。而且，这是各银行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一种密切联系，各银行支配着工业并迫使其进行变革。希法亭和列宁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指出了银行对工业实行控制的三条渠道：第一，股份公司的兴办使得各个银行在工业企业中握有占支配地位的股份，这不仅有助于控制而且促进了兼并以致“各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见“参考书目5”，第225页），第二，通过任命银行的经理担任工业企业的监事或任命工业企业的经理担任银行的监事而实现“个人联合”（《列宁选集》第2卷，第762—763页），即同一个人即握有银行的主要股票又握有工业企业的主要股份。第三，各银行通过处理自己的财务事项而详细地了解了与自己有关的工业企业的事务：它们逐日了解自己银行资产负责表的情况并操纵着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信贷（票据）。重要的是要看到，金融的资本的概念的发展所依据的不是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一般支配情况；而是要看这样一些支配的渠道，那就是前者在机构上的特殊表现形式及银行，跟后者在跟机构上的表现形式即股份公司实行结合并对它实行控制。实际上，这种结构还更具专门性，因为希法亭和列宁所指的是其它各个国家，但他们的想法主要是以他们对控制工业发达的中欧的银行体制的考察为基础的；在那里“通用银行”是很有代表性的。联合王国的商业银行在历史上一直集中于经营支付业务和向实业提供短期贷款，因为实业家对实业比银行家更为熟悉，而德国的通用银行则把这样一些职能同控制股份、发行股票和担任工业企业的董事职务联系在一起。银行与工业企业之间的连结并以银行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本身虽然很少改变，但金融资本概念的本质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因而它既是历史力量的产物，又有助于产生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被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或帝国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所固有的显著特征（参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条目）。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即在阶段中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虽导致少数大企业、托拉斯或卡特尔控制着整个实业界，但金融资本却是其主要特征。金融资本并不是任何银行跟任何企业的结合，而是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这就是银行控制大托拉斯并行使巨大权力的情况。非马克思主义者把类似的情况说成是本世纪前半期出现的对“金融权力”所进行的民粹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但希法亭、列宁和布哈林则认为他们的任务在于揭示各种决定金融资本的兴起及其前途的规律。金融资本是由马克思所证实的两种现象是作用所导致的。集中和积聚导致了工业的垄断企业，而现代信用制度是产生则使整个社会的储蓄集中到各个银行；垄断企业没有其它地方可以获得增进积累所需要的大笔资金，而银行除了将其大批流动资金投入工业也别无其它有利可图的选择，这种情况就必然导致银行和垄断企业的融会。因此，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融合本身也是推动垄断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为金融工业资本的集团都力图进一步控制其市场的无政府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创办新的工业企业是一个重要战略，它可以通过创业本身生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利润即创业者的利润。垄断即构成金融资本的基础又从金融资本那里获得新的动力；列宁认为垄断的形成与帝国主义的资本国际化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解释了金融资本的发展，他论证说，当“在交换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达到的阶段，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至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所取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1—142页）。然而，这又被看作是一种双重关系。帝国主义是垄断的条件，垄断是金融资本的条件，但金融资本本身却又是帝国主义的动力并是帝国主义的决定性的特征。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是这样表述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84页）。把不同于工业资本或其它形式资本的金融资本，强调为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列宁和布哈林从理论上批判其它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支柱。列宁谴责了考茨基把工业资本力图征服农业领域看作是帝国主义特征的观点，而布哈林在《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见“参考书目”8），则把对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般批判置于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即卢森堡未能区分构成帝国主义基础的特殊形式的金融资本和一般的资本。列宁和布哈林认为，现实即驳斥了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兼并农业领域的观点，也驳斥了卢森堡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在寻求市场过程中向非资本主义领域扩张的产物的观点。因为在20世纪之交，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是向资本主义工业已确定了的地区进行扩张。（布哈林曾把法国与1923年占领鲁尔作为例子，而列宁则提到了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和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帝国主义为争夺工业经济和非工业经济的斗争，只能用金融资本的统治来解释。争夺的特点是重新瓜分世界而不是单向未被开发的领土进行扩张，而且由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和成熟，重新瓜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中，金融资本就已成熟到形成了一个世界体系的程度，在这个体系中银行资本和生产资本都向外输出直到整个世界，已某种方式同金融资本集团联系在一起。按照列宁的观点：“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世界瓜分了。那就是瓜分一词的转意义言的。但是，金融资本还导致对世界的直接瓜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81页。）。鉴于世界已这样分割完了，因此托拉斯的进一步竞争发展必然会导致重新分割的斗争。这种争夺被看作是产生帝国主义的战争的主要因素，因此列宁和布哈林认为战争是金融资本统治的必然伴随物。在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同希法亭是有分歧的，因为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其核心是金融资本）虽是这两位更知名作家的理论基础，但他没有把战争看作是帝国主义竞争的必然产物。布哈林和列宁都认为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革命将推翻资本主义并摧毁其国家的条件，而希法亭却把屈从于金融资本的国家和托拉斯迫使国家所采取的干涉主义看作是为这样一种制度（他后来把它叫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这种制度无须改造就可以迅速地为无产者所接管和加以利用。首先正是这一点标志着希法亭与列宁之间的政治分歧。然而，那些围绕着帝国主义战争和托拉斯及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调节可能对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均势和对资本主义的预测产生什么影响的争论，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作为金融资本的核心的实力问题。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实力显然都集中在各个银行和少数控制着银行的资本家手中。金融的资本的概念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有效，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以各银行控制与其有联系的工业企业为基础的这一实力是不是还存在。斯威齐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和随后的书（见“参考数目”10）中，挑起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主要涉及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即关于特有的股票和连锁董事职务的数据是否证实希法亭所确认的控制渠道的存在；这一争议一直集中于美国。金融资本概念的各种理论问题——统治的含义、权力的含义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关系一体化的含义——还几乎没有探讨过。斯威齐一方面认为希法亭和列宁证明了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又认为银行家的统治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孕育时期只是一种过渡现象。他说：“经历过全盛时期的银行资本正再一次下降到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地位”（“参考书目”10，第268页）。对这一论点提出重大挑战的是费奇和奥本海姆（见“参考书目”4）以及科茨（见“参考书目”6），他们认为在美国大银行确实控制着大企业（虽然金融资本的理论强调金融资本导致托拉斯的力量的加强，但费奇和奥本海姆则认为银行的政策已使铁路和电力公司受到削弱）。他们认为美国银行实行控制的一个重要机制（除董事会代表制之外）是由其信托部门以代办养老基金和代表个人的方式来管理公司股票，从而使某些银行能有效地控制对全局有影响的股份集团。在科茨的著作中，还考察了银行集团内部的其它金融机构所拥有的股票的情况；而就英国的情况来说，明斯的著作（见“参考书目”9）证明说银行对养老基金的有价证券的管理使银行控制了大的股份集团，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使用这一点去控制工业的发展。实际上，这种权力在现代的美国和英国是否行使了，依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美国和英国在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的20年中卷入资本集中的合并浪潮，并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致力于工业调整，这虽然难以提供确切的引证材料和用数量来表示，但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它们是否以象金融资本概念所包含的有效方法来控制这些变化并为这些变化提供动力，那就更不清楚了。作为与银行统治这一命题的经验效力相对立的金融资本概念的理论坚实性，虽然无可置疑，但实际上却并非没有问题。主要困难在于两个不同的独立的东西即掌握在银行手中的银行资本和有机地纳入公司中的工业资本，虽被认为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依然是不同的，甚至依然是一个统治着另一个。在不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解释“融合”的情况下，这一概念仍能表明上述两个因素虽然还有不同之处，但却通过一定的渠道彼此相连结，并通过其联系而相互转化。某些转化虽已在（诸如提高工业资本的垄断程度）的概念中阐述过，但希法亭、列宁和布哈林却是通过把金融资本的种种特征拆散在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中来表述这一问题的。虽然希法亭指出金融资本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在有些地方又轻易地认为银行资本简直变成了工业资本：“银行……愈来愈成为工业资本家的了”（见“参考书目”5，第225页）。而列宁在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所定的序言中，则把马克思赋予银行资本的普遍特性（表现为生息资本）赋予金融资本，他说：“金融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特别流动灵活，特别错综复杂；它特别不固定，脱离直接生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1页）。一个不同的、然而又与融合的性质及金融资本诸要素的转化有关的问题，是把银行等同于银行资本，把只是从事工业活动的公司等同于工业资本。这意味着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联系形式，只要不属于上述的银行和公司之列，都被排除在理论探讨之外（也被排除在经验的调查之外），虽然金融资本似乎是一个更带普遍性的概念。作为这一理论限制所造成的经验缺陷的一个例子，是现代跨国公司既包括工业生产活动、商业活动，又包括分配和控制投资资金的银行货币活动（以留存盈余和储备的形式和以与银行相似的在大批货币融通市场上举债的形式进行这些货币活动）；它们把银行资本、工业资本以及商业资本融为一体，但由于这是在它们自身范围内进行的，所以根据银行和企业的情况来确定的金融资本概念不能完全适用。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战略来说，金融资本概念的现代有效性问题，最终取决于金融资本是否会形成这样一种政治的或经济的力量，即如果资本主义势必被推翻的话，这种力量也必然会崩溃，希法亭和列宁都指出权力的集中就是这种力量所导致的；后者认为几百个亿万富豪和百万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命运，而前者则认为掌握了柏林六家大银行就意味着掌握了最重要的大工业领域并将大大有利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初期政策的实施。在20世纪8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无疑仍需要废除银行的独立力量，但这样做与其说是与银行在金融资本范围内的统治地位不关，不如说是与它们作为银行资本的性质有关。除某些例外（日本的经济就是最突出的例外），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银行的力量并不主要是它们参与和控制工业（即使这种参与确实存在）的结果。这种力量是由它们的（和其它的）银行资本在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所发挥的结构性力量导致的，从而决定着影响整个经济的利率和汇率。这也是由各私人银行为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信贷活动而具备的斟酌决定权所导致的，但这种信贷是银行资本而不是与工业连在一起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银行体系成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贷款的主要来源，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地位虽使这些贷款具有很大影响力，但却并不构成金融资本。（LH）参考书目①汤姆·博托莫尔：为希法亭《金融资本》所写的“译序”，1981年英文版。②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1917），1972年英文版。③杰里·科克莱：《金融资本》，1982年英文版。④罗伯特·费奇和玛丽·奥本海姆：《谁在主宰公司》，1970年英文版。⑤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⑥大卫·科茨：《美国银行对大公司的控制》，1978年英文版。⑦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1964年英文版。⑧罗莎·卢森堡和尼·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1972年英文版。⑨理查德·明斯：《养老基金和英国资本主义》，1980年英文版。⑩保·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银行资本和利息（financialcapitalandinterest）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银行资本作为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大量资本起着重大的作用，它表面上似乎不受生产过程的支配，但在若干方面它既支配着生产过程又受生产过程的支配。银行资本具有包括证券、股票和贷款在内几种形式。虽然希法亭对其复杂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马克思本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生息资本和与它有联系的虚拟资本（获得收入的所有权）的各种形式。（见“参考书目”2，第9章）。生息资本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内脱离其所有者的商品。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它不包括诸如贷给工人的消费信贷（这属于高利贷一类），而只是贷给从事生产的资本家的贷款。使用这些贷款去资助生产，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并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付给放贷的银行资本家。生息资本的交换价值是必须偿还的利息，而它资助剩余价值生产的能力就是它的使用价值。支配利率变动和总的利息变动的各种因素，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在《资本论》第3章第5篇中，他强调指出利率是由供求的“偶然”力量所决定的，它反映了借贷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借贷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阶级的不同部分，因而不存在产生决定作用的规律，而象工资这样的反映资本主义两大阶级根本区分的收益形式，却有规律可循。然而利息，无论是利率还是利息的总体，则被认为是受生产所导致的总的利润所限制的，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以及银行业和靠利息为生阶层的发展，则预期会导致利息水平的长期下降。从短期来看，利率的波动被认为是潜在的商业周期的产物；在繁荣阶段利率一般较低，但随着危机的爆发利率则会上升到高峰。希法亭把这些变动置于商业周期过程中出现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失调基础之上（见“参考书目”3），并把这一分析扩大到揭示这些周期性的变动如何反过来影响整个周期间的金融活动，以及如何在总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能预见到金融危机（虽然前者只不过是“后一危机的一种症候、一种预兆”）。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息资本虽最终取决于产业资本，但确独立于它之外，而且是一种较普遍、较无约束的范畴。因为它同马克思赋予与商品相对的货币的那些外在的、普遍的和自由的特征相当（参看《资本论》第1卷）。同样，利息率则是作为一种比利润率单纯的范畴而出现的；与不同的资本产生众多不同的利润率相比（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有些言过其实），利息率的计算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只有一种形态（参看资本的形态和收益；信息和虚拟资本条目）。（LH）参考书目①劳伦斯·哈里斯：《论利息、信贷和资本》1976年英文版。②大卫·哈维：《资本的局限》，1982年英文版。③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武力（force）参看暴力条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forcesandrelationsofproduction）马克思的成熟经济著作中都贯穿这样一个思想，即生产力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态的一个基础。一般说来，这一矛盾是历史上相继出现一系列生产方式的原因，因为它会导致一种生产方式的必然衰落及其为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取代。任何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不只构成经济进程的基础，而且构成整个社会进程的基础。马克思以极其简明的话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它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沟，则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在同一个地方，马克思还指出生产力与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历史的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且，“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从而导致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就包含机器的发展、劳动过程的变化、新能源的开发以及无产阶级的教育这样一些历史现象。然而，也有一些组成因素，人们对其解说是有争论的。某些作家把科学本身包括在生产力之内（不只是作为结果而发生的生产资料的变革），而科恩（见“参考数目”2）则把地理空间作为一种力量包括在内。生产力的经济所有制构成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力。经济上的所有权不同于法律上的所有权，因为它关系到对生产力的控制。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有权获得养老金的工人也可以说拥有那些把养老基金投入生产的公司的份额，从而可以说在法律上成为公司生产资料的间接所有者（但即使是这样来解释法律地位，也易于受到批评，因为这种份额所有权只是在法律上有权获得收益，而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若如此，则他们当然不是握有生产资料的权力，从而也不会有经济上的所有权（参看财产条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据以发展的方式以及这种发展所导致的影响，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主要争论的议题之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一段著名引语的最明确的解释是：生产方式内部存在着这样一种一致性，即使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相一致，并由于这一点，生产关系与法律的、意识形态的和其他的社会关系也相一致（后者是指基础于上层建筑的一致）。这种一致性所以好象是一个，是因为在其中生产力是主要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关系本身又决定着上层建筑。这三个因素在因果关系链条中的各自地位从其对历史发展的意义而具有重要性。比如，生产力的发展将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而这种矛盾的激化又将导致现存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的崩溃。这样来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要历史作用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把生产力看作是基本动力，正确吗？在本世纪第三个25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中，对马克思的论点作这样的特定解释，引起了许多批评。在某些人看来，一个重要的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上述论点似乎具有一种不为人们所接受的政治含义；他们论证说，斯大林的加速实现工业化及其强行实行合作化的政策和在政治上进行镇压活动，都源于他把生产力看作最主要的东西的观点（托洛茨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结局，即如果苏联的生产力能成为现代工业的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关系就会具有真正的基础。此外，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关于生产力是首要问题的看法上似乎也是模棱两可的，他在有些地方就写过仿佛生产关系支配并引起生产力变化的话。比如，在《资本论》第1卷中，特别是在探讨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发展中（见1933年第一次发表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的手稿，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马克思似乎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工具和劳动过程革命化。如果马克思主义提出一种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影响的联系概念的话，即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既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又是这两部分据以相互作用的方法的决定因素，那末这样一种描述对那种生产力是首要的观点来说就不应成为问题了。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对此并没有提及，而且某些作家已提出他们将排除这两种不同因素之间起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将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合并或“融合”在一起，使生产力成为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见“参考书目”3第5章，1第235页）。尽管以生产力为主的观念会引起许多问题，但科恩却一直有力地重申这一点（见“参考书目”2以及5）。科恩证明了这一论点本身的一致性，并认为这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确实具有一种有效的、逻辑的重要地位。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联系的基本困难在于，这两者在生产方式内部被认为是必然互相协调的，而其中的一个方面又必然以导致矛盾或不相容性的方式发展；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不对称的因素，而且这是体系上的不对称，而不是偶然的不对称。因此，“一致性”并不能意味着是相互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这可能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引起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然后又反作用于生产关系，以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是倍增的，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却是不断减弱的；如果这样的话，那生产关系就成为主要的了，而生产力的成熟则会冲撞显示矛盾特征的“桎梏”。然而，科恩没有采用这种解释方法。相反，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主要的，因为它是由在某种意义上是外部发生的力量所导致的；存在一种动力，它外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首先对生产力产生影响。在科恩看来，这一动力就是人的理性，是人类通过发展生产力而力图改善自己的处境和摆脱匮乏的一种合理的、永远保有的推动力。科恩强调人类在克服物质匮乏过程中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这对其维护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第一位的观点来说却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且是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正如莱特和莱文（见“参考书目”4）所论证的，即使从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待人类追求利益的行为，从而避开非马克思主义的个人主义，但这种看法也忽视了阶级能量的问题。阶级利益并不能保证它具有改造历史的效力。莱文和莱特把阶级“能量”定义为“各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可以利用的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才略和物质资源”，并认为“把利益变成实践行动，对于任何合适的历史理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触及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和社会主义建立这种矛盾问题时，理论就成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了。那些赞同阶级能量和阶级利益在这样一种变革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作家，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看到阶级斗争的作用，这跟那种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是为了适应人类的某种利益而不可抗拒地在进行经济决定论，恰成鲜明的对照（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LH）参考书目①E.巴里巴尔：“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载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合著的《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②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一种辩护》，1978年英文版。③A.卡特勒等合著：《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当代的资本主义》，1977年英文版，第1卷。④A.莱文和E.O.莱特合著：《理性与阶级斗争》，1980年英文版。⑤威廉·H·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年英文版。资本的形成和收益（formsofcapitalandrevenues）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是从事资本循环的动态现象,它在循环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如果我们从货币资本的形态（M）开始，它先转化为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变成生产资本（P）。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商品资本（C1），它得通过出卖来实现，从而再变成货币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虽采取不同的形态，但M和C1本身却是不活跃的；只有谈论在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执行特定职能的资本时，这才有意义。生产资本P是一个过程。它是正在运转的工厂或农场。如果把资本主义制度设想得不那么复杂，那么开办工厂的企业对商品和货币交易也可能进行充分的控制，但实际上这些过程具有特定的职能，并且属于不同的资本形态。商业资本的特定职能是经营商品。通过为工业买卖原料来获取利润的大贸易商号或经营制成品（循环中的C）的主要街道上的连销商店，都反映了商业资本的特点，但也有许多中间形式。就只通过汇总而经营货币（循环中的M）的银行来说，它们所经营的也是一种商业资本。但是，与这些经营活动有关的货币制度的发展导致信用和另一种专门形式的生息资本的出现（参看银行资本和利息条目）。生息资本参与向工业资本提供货币资本的过程，因而工业资本循环中的最初的货币资本M就是从那部分资金中预借的。《资本论》第3卷的第四和第五篇就论述了这些特定形态的资本。它们是证实了马克思关于从考察高度抽象的一般范畴所揭示的原则出发就可以说明世界复杂性的主张的重要因素，因为马克思是在考察了无差别形态的资本性质之后才写出这些章节的。在《资本论》第1、2卷和第3卷的前半部中，马克思揭示了一般资本的规律和许多工业资本在竞争中的规律，而且认为只有依据这些规律才能理解各种特定形态的资本。特别是，前面的分析所揭示的是产生剩余价值和在各工业资本之间分配剩余价值的方式，而在《资本论》第3卷的第四、第五和以后的第七篇中论述的问题则是这种剩余价值如何以各种不同收入的方式在不同的特定资本形态之间进行分配的。行动者从只是一个的工业资本变成了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了。在前面的分析中，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的形式，现在工业资本得到的只是企业利润，而生息资本得到的是作为利息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得到的则是作为商业利润的利润，这种利润是从总剩余价值中扣除出来的。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所得到的收益，以及它们同其它形式的剩余价值的分离，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流通领域中运转的商业资本虽不直接产生剩余价值，但却以利润的形式占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领域中才产生的某些剩余价值。商人所做的不过是买卖商品；为了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也把资本用在商店的工人、雇员等劳动力上。但根据马克思的定义，这种劳动不是生产性的劳动（参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条目）；这种劳动虽并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却把流通的费用减低到非商业内行的工业资本家来经营时所需的成本以下，因而也可以说对剩余价值的创造起了间接的作用。在商业资本并不在由它控制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的条件下，它的利润是从它同工业（和农业）资本的买卖中获得的。商人从工业那儿购买的商品低于它们的价值，然后再以它们的价值进行出售。商人占有的这个差额往往相当于一般利润率。竞争确保商人从其所预付资本中获得的利润率相当于工业资本家从其资本中所获得的利润率，而且每一种利润率都相当于总的剩余价值除以（商业和工业）资本的总和。对商业利润的这种考察忽视了利息的扣除；而对生息资本性质的考察也只是集中于它与工业资本的关系方面。利息是工业资本家从其利润中支付的，余下的是作为总利润一部分的营办企业的利润。马克思认为这种分配所导致的各种比例是供求的“偶然”力量所决定的，所以不能要求有确定利息率（或企业利润率）的一般规律，只能要求对它可能涉及的幅度有一个一般的限制。源于剩余价值的最后一种收入是地租，但这种归于地主的收入不同于以专门的资本形式出现的收入。各种特定形态的资本不仅仅是把剩余价值分为不同形式收入的基础，因为每一种资本形态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历史冲击力。虽然商业资本依赖于作为其利润来源的工业资本，但在工业资本之前它就以一种古老的形式出现了。无疑，贸易和掠夺在资本主义产生中的作用，即原始积累的过程，意味着商业资本对积聚财源和促进资本所必须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是极其重要的。早期的垄断贸易公司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作用。然而，商业资本虽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但人们认为它在欧洲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中所占的优势已妨碍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能力。凯（见“参考书目”2）论证说欧洲范围内的商业资本由于工业资本的发展已失去其独立性，因而并未妨碍后者的发展，即没有妨碍通过组织生产而赚取利润的阶级的兴起。然而，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商业资本至少直到最近仍占有支配地位的，它在通过贸易而不是发展其资本主义生产来寻求利润方面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凯认为这种独立性至少从19世纪中期起就一直具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特点，因为它“既保留其独立性又失去其独立性”。在作为不发达国家的唯一的资本形态的意义上，商业资本保有独立性，但鉴于它是在世界范围内与工业资本相共存的，因而它必须调节自己的活动以部分地充当工业资本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作为代理角色，商业资本必须以工业资本所需要的方式进行贸易（向资本主义国家运送原料和食品，在较贫穷的国家出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成品），而为了满足欧洲对原料和食品的需要，而只能必须以最低限度的必要手段来左右当地的生产（参看不发达和发达条目）。马克思是部分依据信贷制度对资本集中的影响（参看资本集中和积聚条目），特别是依据信贷制度对股份公司形成的影响，来确定生息资本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信贷制度的这些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参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条目），并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一种马克思的抵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为据认为贷款给股份公司的人会由于作为剩余价值一种形式的利息的支配而获利较少。而且它们会引起阶级构成的变化，因为实际起作用的资本家有别于产业所使用的资本的所有者。然而，生息资本一旦形成就不会静止不变；它将形成许多更为复杂的特点，特别是希法亭（见“参考书目”1）等人所确定的生息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LH）参考书目①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②G.凯：《发达与不发达——马克思主义的分析》，1975年英文版。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其产生是与下述问题的争论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或为实际的目的而批判和推翻一切形式的统治的理论范围有多大？为把握这一学派的思想发展中心，就必须正确评价能说明其背景的一系列重大纷扰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左翼工人运动的失败，德国大部分左翼政党堕落为改良主义或变成听命于受莫斯科控制的运动，俄国革命蜕变为斯大林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这些事件向下述人士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人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鼓舞，但又准备承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预计进程”的必然组成部分的观点，或者认为只要制定了“正确的”党的路线。就会有“正确的”社会行动的观点，是多么的错误和危险。我们可以把法兰克福学派同反布尔什维克的激进主义和自由的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由于既敌视资本主义又敌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该学派的著作企图找到使社会发展可能保持活力的另一条道路。许多在六七十年代致力于新左派运动的人，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了令人感兴趣的解释，又突出了一些很少为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能及的问题（如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一般都是在“批判理论”的标题下提出的（见“参考书目”11和罗·雅科比：《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学派》，1974年英文版）。但应强调指出的是批判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也并不表明该学派的所有信徒都信奉同一思想（见“参考书目”5和9）大致可以归入“批判理论”这一标签的思想传统分为两个分支。一是以社会研究所为中心，它在1923年建于法兰克福，1933年从德国流亡，不久后迁居美国，50年代初又重建于法兰克福。该研究所的主要人物有麦克斯·霍克海默（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希·波洛克（经济学家和国民计划问题专家）、西奥多·阿多尔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研究家）、埃里希·弗罗姆（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哲学家）弗兰茨·诺伊曼（政治学家·特别精通法律）、奥托·马基尔希海默（政治学家、精通法律）、列奥·洛文绍尔（大众文化和文艺研究者）、亨利克·格罗斯曼（政治经济学家）、阿尔卡狄·古兰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研究所的“外围”成员瓦尔特·本杰明（散文家和文艺批判家），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通常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但这一叫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个研究所的成员的著作并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相互补充的体系。能真正算是这个“学派”的人，只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绍尔、波洛克以及（该研究所早期的）弗洛姆；而甚至在这些人中，其观点的分歧也是很大的。批判理论的第二分支源于尤里根·哈贝马斯最近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他的著作重新确定了批判理论的概念。对这一事业有过贡献的其他人有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尔（哲学家）、克劳斯·奥菲（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和克劳斯·艾德尔（人类学家）（见“参考数目”15）。下面谈谈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成员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情况。他们是截至目前为止阐发社会批判理论的最主要人物。他们著作中的许多共同要素可以看作是这一批判理论的思想。批判的概念曾从（康德的）理性和认识的可能性条件发展为（黑格尔的）对精神形成的思考，然后又发展为（马克思的）对特殊历史形态及资本主义和交换过程的集中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进一步发展了批判概念。他们在探讨一切社会实践中力图提出批判的见解，即提出贯注于意识形态批判的见解，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戏台系统了现实以掩盖不合理的权力关系并使之合法化。他们关系的是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是怎样通过思想表述出来以及他们是怎样在统治体制中展示和再现的。他们希望通过对这些体制的考察能加强对统治根源的认识、削弱意识形态的基础以及促使人们改变意识和行动。所有这些批判理论家由于都具有哲学素养，因而写的大都是评价德国哲学遗产的内容。这些著述被认为既是对德国哲学传统的分析，又是对这一传统的批判；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打破一切封闭思想体系的束缚、摧毁妨碍批判事业进展的各种传统。这四位思想家虽保留了许多德国唯心主义关心的问题（如理性、真理和美的性质），但却重新表述了康德和黑格尔理解上述问题的方法。他们像马克思那样将历史作为研究哲学和社会的核心（如马尔库塞，见“参考书目”12）。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在坚持一切知识都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同时，又坚持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利益（如阶级利益）而合理地判定真理的主张。他们捍卫自主的批判要素的可能性（见“参考书目”10和1）。这些批判理论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采用与过去和当代的重要哲学家、思想家进行一系列的批判性的对话方式展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言人物都试图综合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维贝尔、卢卡奇和弗洛伊德等人著作中的观点并与之进行争论。对哈贝马斯来说，某些英美思想传统，尤其是语言哲学和近代的科学哲学也是重要是综合和争论的对象。每个批判家这样做的动机时候似乎都是相同的——在交叉学科的研究中，为探讨社会复兴和改造的条件、文化的意义以及个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等问题奠定基础。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认识到；既然马克思主义表现为斯大林主义时就成了压制的思想意识，因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不一定就会提供真理的钥匙。它不仅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不足以解释一系列现象（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其它等）产生的原因，而且认为维贝尔和弗洛伊德这样一些人的思想和理论为解决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西方预期发生的革命始终没有发生——提供了重要线索。批判理论家们评价和在可能时发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表明他们要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相反，而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并发展它。因而，他们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并不足以成为认识当代社会的基础。国家权力所涉及的领域愈来愈多、“基础与上层建筑”愈来愈相互渗透、批判理论家称之为“文化工业”的现象不断蔓延、极权主义的发展，凡此种种都表明政治经济学必须与其他学科融合在一起。因而，政治社会学、文化批判、心理分析以及其它学科，都在批评理论的框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提出分工、官僚主义、文化模式、家庭结构以及所有制和管理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就大大地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并有助于改变政治的概念。他们的著作企图揭示各种妨碍将生产方式——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说成只是客观的结构和在人“以外”发展的事物的复杂关系和中介。他们尤其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决定论的”和“实证论”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强调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可变更的（在一种貌似独立的经济“基础”的推动下），并认为能够按照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模式来理解这些历史阶段。他们论证说，后来对马克思所作的解释正是马克思本人早年曾驳斥过的一种思想——“思辩的唯物论”，却忽视人的主体性的重要作用的唯物论。正统马克思主义（如德国共产党的理论）的传统的观点没有认识到既必须研究行动的客观条件，又必须研究理解和解释这些条件的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对文化或同一性的形式的各种成分进行分析，就是必要的，因为“历史是由从事局部认识的主体在既定条件下的活动创造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定不是并不是定期爆发危机的原因。这种危机的过程和解决它的办法的性质，都取决于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人物的实践和他们如何理解本身的处境。批判理论所致力研究的是结构与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即研究在特定社会现象中的主体和客观以及他们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些现象来进行协调。批判理论家们提出问题的方式虽千差万别，但他们认为通过对现代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探讨就能阐明未来的前景，这些前景如果实现了，就会提高社会的合理性。然而，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阐明那些不明显的现象，也不是像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说的那样只是“记忆”或“回想”有被忘却危险的往事——争取解放的斗争，从事这一斗争的种种原因，批判思想本身的性质。他们还提出自己理论和实践的新的重点和新的思想。比如，马尔库塞就为个人的舒适享乐——（与坚持苦行僧式和清教徙式观点的革命者相反）、为个人的自我解放（与那些简单地认为这种解放只来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的人不同）和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可能有与现存关系截然不同的关系（与要加速发展现存各种技术的人不同）进行辩解。这些观占显然偏离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见“参考书目”13）。然而，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和马尔库塞却从未提出一套严格的政治要求。因为他们以及哈贝马斯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的过程。因此，列宁的先锋组织的观点受到了批判性的评价，因为这样的组织被认为会导致一种根深蒂固的分工、官僚阶层和极权主义的领导。虽然这些批判理论家没有提出一贯的政治理论，但他们同意传统的看法，即社会主义和自由是一致的，合理社会的目标必须体现在这种社会的方法上，而且必须与这种方法相一致。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社会研究所在霍克海默任所长期间，对包括个人的身份形成、家庭关系、官僚主义、国家、经济和文化在内的许多领域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虽然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往往是从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的，但得出的许多结论却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突出了在可预见的将来进行社会改造的许多障碍。以下就是他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观点。第一，他们证明，经济和政治融合在一起的趋势将不断增强。垄断组织出现并干预国家事务，而国家也进行干预以保护和维持经济过程。第二，经济与国家组织愈来愈交织在一起，以确保地方的主动性从属于官僚政治的考虑、市场上原料的分配从属于中央的集中计划。社会的协调工作是由强大的公、私行政机构负责的，这些机构愈来愈自成体系，而且只考虑生产。第三，在官僚主义泛滥和机构臃肿的同时，由于实用理论——关心完成预定目标的手段的功效——深入人心，社会生活合理化的进程也在扩大。第四，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把工作任务分得愈来愈细。随着工作任务和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人几乎不可能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思考和组织。整个劳动的过程更难于了解，大部分职业成了完成各种孤立的、极小的产品的片断生产。第五，随着工作和知识的细微化，阶级的体验正在消失。统治愈益成为非个人的统治，人成了完成目的的手段而这种目的却似乎是独立存在的。决定这些过程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物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愈来愈只具有商品的性质，从而加剧了物化，社会关系也愈来愈难以为人们所了解（参看商品拜物教；交换条目）。冲突日益集中在那些并不能触及社会基础的边际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力图揭示似乎无个性特征的统治的特定社会基础，从而揭示是什么东西在妨碍人们“意识他们自己”是能采取主动和积极行动的“主体”的。在进行这一分析时，集中评价了“大众文化”传播思想与信仰的途径，即自我外（家庭外）的社会化用以摧毁个人、私人领域的方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都认为，资本主义时期、基督教的中古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的作品，都对单纯注重实效的世界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见“参考书目”2）。这些大师们的作品通过自己的形式与风格，体现了个人的经验，表达了他们的意图。阿尔多诺通常所说的“自主的”艺术将产生出美和秩序或矛盾和不协调的形象——即美学领域，它与现实相脱离同时又突出表现了现实（参看美学；艺术条目）。它的对象世界来自现存的秩序，但它却是以非因袭的方式来描绘这一秩序的。这样，艺术就具有认识和破坏的特点。它的“真理内容”就在于它能重新构筑成传统的意义模式。法兰克福理论家们认为，现今大部分文化产品已变成商品，而文化本身也业已成为一种“工业”。“工业”这个词，在这里是指文化产品的“标准化”，“虚假的个体化”或只有极细小的差异（如西方的电视和电影音乐），也指推广和传播技术的合理化。文化工业不寻求艺术形式的统一，它关的是“效果至上”。它主要是为了消遣和娱乐，提供一个机会使人们暂时逃避日常生活的负担和单调乏味的工作。但是文化工业并不能使人真心地逃避现实。它提供的娱乐——没有压力、比较自在——只是使人从生活的基本压力中轻松一下，使其重新产生工作的愿望。在分析电视、艺术、流行音乐和星相学时，阿多尔诺特别试图证明这种“工业”产品只不过是再现和加强了人们想要逃避的那种世界的结构。它们强调的信念是：生活中的消极因素是由自然原因和偶然原因造成的，从而宣传了宿命论、依附感和责任感。文化工业为现存秩序生产了一种“社会胶合剂”（阿尔多诺并不认为一切艺术和音乐的命运都如此。比如，他曾不厌其烦地强调舍恩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具有一种批判的、否定的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想通过对现代艺术和音乐的考察，来评价各种文化现象的性质。在这一探讨中，他们试图揭示人们是如何安排和控制大多数闲暇活动的。生产和消费这两个领域对个人的社会化有着重要的影响。非人的力量不仅控制着个人的信仰，而且支配了人的活动的动力。这个学派使用了许多心理分析的概念来考察社会是怎样造就个人、形成各类社会性格的。他们发现，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的重要性逐渐减低了。由于家庭愈来愈不能对外界的巨大的压力提供保护，因而父亲权威的合法性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结果是，男孩不希望长大后成为象父亲那样的人，而是愈来愈想趁格外象文化工业所提倡的那种形象的人，（在纳粹德国，这种形象就是法西斯主义）。父亲虽保有一些权力，但他的要求和禁令，充其量也只是在家庭内勉强起作用。因而，父亲的权力就显得专横。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对力量的概念只是抽象的，并寻求符号他们心中想象的、更有力的“父亲”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易于受外界力量影响（如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的状态。《极权主义的个性》（见“参考数目”3）这一典型的著作的目的，就是依旧上述压力所形成的性格综合症来分析这种易感性。这份研究试图将某些性格与政见（如民族扩张主义和民族偏见这样一些有法西斯倾向的政见）联系起来（参看种族条目）。它揭示出一种“标准化”的个人，这种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盲目屈从于传统的价值关、权威和迷信。研究揭示了意识形态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和人们为什么会接受“与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信仰体系。这种极权主义类型的性格同样会在能独立思考、能提出批评性意见的人身上出现。法兰克福学派论述当代文学和独裁主义模式等的目的是要促进解放斗争，虽然必须补充指出，该学派内部对这一斗争的确切含义是有争议的。不过，他们的著作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由于他们坚持人类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必须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矛盾就更为突出了。他们提出的关于社会根本变革重要性的理论并没有多少社会斗争的基础。他们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和政治概念；这是他们把相互矛盾的观点捏在一起的一个重要方法。正是由于看不到资本主义必然会转化，他们才如此重视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有助于可与现存统治结构决裂的意识，但矛盾主要是由一个有问题的论点引起的，这个论点使他们即低估了某些类型的政治斗争，又低估了他们的著作对这些斗争的重要意义。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解释为什么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没有在西方发生。在试图解释革命没有发生的原因时，他们低估了重大政治事件的复杂性。他们设想，与现存秩序作断然的决裂就一定会发生社会变革；但这一设想使他们不恰当地看重了可稳定社会的各种力量的作用。在试图解释他们预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原因时，他们夸大了“制度”吸收反对势力的能力。其结果是；批判理论忽视了西方内部的和西方以为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治斗争——以改变并在继续改变政治面貌的斗争（参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条目）。虽然他们对不断变化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不总能作出正确的评价，但他们对理论和批判的兴趣，，对各种压制激进政治运动的统治方式进行分析的兴趣，却颇有实际影响。他们在这些领域内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作些批判，但这里就不赘述了（见“参考书目”4、9、14和6）。值得注意的是，该学派的些最重要的失误已在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著作中提出来了；其中，哈贝马斯最为突出，他是在完全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和马尔库塞的框架中发展自己的思想的。他特别深入探讨了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试图阐明关于合理性的“好社会”的预言，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前景重新作了说明（见“参考书目”7和8）。他的研究仍在继续，这证明进一步阐明社会的批判理论是很有生命力的工作，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无批判地接受它的许多理论教义（参看认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条目）。（DH）参考书目①西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3年英文版。②西奥多·阿多尔诺和麦·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1947），1973年英文版。③西奥多·阿多尔诺等合著：《极权主义的个性》，1950年英文版。④佩·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1976年英文版。⑤赫尔穆特·杜比尔埃：《科学组织与政治知识》，1978年德文版。⑥雷蒙德·葛斯：《批判理论的概念》，1982年英文版。⑦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⑧同上作者：《合法性危机》（1973），1976年英文版。⑨大卫·赫尔德：《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1980年英文版。⑩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1968），本卷由30年代和40年代初所写的论文组成，1972年英文版。⑪马丁·杰伊：《辩证的想象力——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1973年英文版。⑿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41年英文版。⒀同上作者：《爱欲与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⒁约翰·汤普森《批判的注释学》，1981年英文版。⒂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尔：《批判的社会理论》，1974年英文版。自由（freedom）参看解放；决定论条目。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Eecology生态economiccrisis经济危机economics经济学economism经济主义education教育elite精英emancipation解放empiresofMarx’sday马克思时代的帝国empiricism经验主义engels,Friedrich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quality平等ethics伦理eurocommunism欧洲共产主义exchange交换exploitation剥削生态（ecology）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扩张趋势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但也着重指出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破坏性的行为。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片面地强调上述观点的前半部分，直到斯大林最终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最适宜的条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才能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已指出工业的扩张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各种破坏性的后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从长远来看这种进步将“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552—55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又明确地提到人类有为后代保护人类生活的生态先决条件的义务，他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本条目作者）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资本论》第3卷，第87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IF）参考书目①鲁道夫·巴罗：《一种新政策的要素——论生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1980年德文版。②伊林·费切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的进步信念与生态》，1982年德文版。③威廉·列斯：《自然的统治》，1972年英文版。经济危机（economiccrisis）在探讨危机理论时，我们必须把总危机同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区别开来；总危机是指再生产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全面崩溃，而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则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正常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追求利润的个人愿望会同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周期性地发生冲突。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仅仅是该制度把上述个人愿望与客观必然重新结合起来的固有的方法。当制度健全时，它会很快地从其固有的失调动乱中恢复过来。但如果制度不健全，则恢复期越长，恢复就越没有生气，其进入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在美国，从1834年到现在的150年中虽然出现过35次经济周期和危机，但只有两次——1873-1893年和1929-1941年的大萧条——称得上是总危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一统计表中会不会有一天再增加1980年的大萧条这一次（见“参考书目”10和3）。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马克思常常提到它的“运动规律”。比如，他认为利润率趋于下降就是一个一般规律，但同时又指出“阻挠和抵销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资本论》第3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起反作用的趋势。因此，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规律”怎么会从趋势和相反的趋势中产生呢？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方面，可能是从概念上把各种趋势看作是基于同等基础起作用的趋势。资本主义导致一系列的冲突的趋势，而某个特定历史的“紧要关头”的各种力量的平衡则决定制度的最终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结构性改革和国家干预似乎具有很大的潜力，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左右各种力量的平衡，从而实际上支配其后果。后面我们将可以看到，这一总的见解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重要的是区分占有支配地位的趋势和各种起抵销作用的次要趋势，因为后种趋势是在前者所规定的范围内起作用的，由于占支配地位的趋势起因于制度本身的性质并赋予制度以强大的推动力，所以次要的趋势实际上是在原动力的范围内起作用的，或者说被纳入一定的导向的（在这些范围内，次要的趋势也可以只作为基于同等基础的冲突的趋势而起作用）。从这一高度出发，那些结构性的改革、国家的干预以至未能触动制度的基本实质的阶级斗争，只具有有限的潜力，这正是因为它们最终将会从属于该制度的内在的动态。现在我们可以划分出两种主要的危机理论，这种划分同探讨资本主义历史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是一致的。一是可能性理论，它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规律是各种冲突趋势的产物；根据这种理论，每当历史的决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结合时就会出现总的危机。另一是必然性理论，它基于这样的看法，即认为规律是使各种抵销的趋势处于从属地位的、内在的占支配地位的趋势的表现；按照这种理论，定期出现总危机的特定形式和发生的时间，在一定范围内是由历史和制度的因素所决定的）。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下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是如何具体解释上述两种理论的。可能性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消费不足——停滞论；工资压缩理论。第一，消费不足——停滞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的纯产量的货币价值等于支付工人的全部工资加上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由于工人的所得少于纯产量的总值，因此他们的消费永远不足以把纯产量的总值购买回来，工人的消费产生了“需求缺口”。而且利润对工资的比率在增殖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越大，这种需求缺口也越大。当然资本家也消费其部分利润，这有助于填补一部分缺口。但是资本家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消费掉而是储备起来的；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这些储备被看作是需求的“渗漏”，其最终的基础依然是限制大众的收入和消费。如果相当于资本家储备的这部分需求缺口不填补上的话，那末部分产品就销售不出去，或至少不能按正常价格进行销售，结果整个体系就要收缩，直到利润降低到使资本家被迫消耗其全部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纯）投资从而也就谈不上增长。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经济逻辑易于使资本主义经济趋向于停滞。当然，需求的缺口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而且也可以通过投资需求（工厂和设备的需求）来填补。投资需求越大，该体系的生产水平和就业水平越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该体系的最终运动，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计划所导致的停滞趋势与资本家的投资计划所导致的起抵销作用的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家所以储备，是因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发展。但是只有具备客观可能性时，他们才会投资，而且这些又取决于两个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当某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的霸权能使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加以协调并巩固时，也就具备了发展大规模商业贸易活动的基础；当大批新产品、新市场和新技术同时出现时，要具备为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动力。只有基础和动力同时具备，发展的因素才会蒸蒸日上。然而，随着动力的耗尽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对基础的不断损害，各种对立的因素在某些方面会重新表现出来，而停滞就会成为一种趋势——当然，这种局面将一直延续到新的统治秩序（也许通过世界战争来促成）和许多新的发现能开创出另一个发展时代为止。垄断权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据说少数实力强大的企业能支配各自的行业，通过限制产出和抬高价格它们能够靠牺牲工人和小资本家的利益而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自己。鉴于大资本家把较大份额的收入储备起来，所以总的储蓄额将增加；另一方面，为维持价格和利润，大企业将只限于在本行业中进行投资，从而减少了可利用投资的出路，由于加大了需求缺口并同时减少了投资的机会，因此，从理论上讲，垄断将使停滞实际上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然，实际上战后的“垄断资本主义”直到最后“一直享有长期的繁荣……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先前的历史”（见“参考书目”14）。所以，由于存在着非常强有力的抵销因素，诸如战后的美国霸权、新产品、新技术和军事费用等等，这一切又足以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停滞现象。在这样一种框架内，任何可以加强和指导发展因素的经济干预，显然在原则上都可排除停滞的威胁。比如，凯恩斯经济学就宣称国家不管是通过本身的开支还是通过刺激私人消费，均可使产出和就业达到社会期望的水平，从而最终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参看凯恩斯和马克思条目）。消费不足论者也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他们只是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因而这种干预并不是普遍可行的。垄断会加剧资本主义停滞的趋势，而当停滞出现时，国家就会通过刺激总需求来抵销这种趋势。但接着垄断者将以抬高价格而不是以扩大生产和就业来与之对抗（就象各竞争的企业所做的那样）。因此，国家力量与垄断力量之间形成的对峙局面将导致停滞加通货膨胀即“滞胀”（见“参考书目”14、5和13）。如果国家退出这场斗争并采取紧缩措施，那我们就会处于衰退甚至是萧条的局面。从这一观点来看，由于国家不愿同垄断集团对抗，所以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事件。凯恩斯理论认为国家有驾驭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能力，而一旦认可这一前提，则危机的形成和摆脱就成了运用这一能力去实现政治目标的问题。因此，人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项通过价格控制、调节和有力的经济计划来削弱垄断势力的政治方案，将击中通货膨胀的要害，而增加社会福利费用和提高工资则不仅使工人阶级而且也会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获益（通过缩小需求缺口）。因此，假如能对国家施加足够的压力，那末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经济矛盾就可以移置到政治领域并在政治领域内解决。斯威齐本人故意避开了他论证中所固有的政治结论，虽然他警告说资本家本身也许会找到支配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方法（见“参考书目”14第31期，第12—13页）。但其他人就很少有什么保留了。（参看哈林顿著《社会主义》，1972年英文版，第12章；又同一作者所著《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与左派》，1979年英文版，第29页；以及《金元与理性》杂志各有关争论文章，特别是1979年10月和1981年7月—8月各期；此外还可参看哥登等人合著的《改变公司的四种办法》一文，载《民族》杂志，1982年5月15日英文版，第589—591页）。第二，工资压缩理论。工资压缩理论企图把总危机同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趋势联系在一起（参看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其出发点是承认假定其它条件相同，实际工资增长或工作日的长度缩短和工作日的强度减少时，潜在的利润率就下降。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假使其它情况均保持不变，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将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然而，这不过是说实际工资的增加（为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所作的调整）从趋势上看将减低利润率。如果利润率趋于下降与这种情况无关，那末（调整的）实际工资的增加仅仅只是促进先前存在的利润率的下降。这正是马克思所论证的，我们将在下一节里看到。但如果利润率趋于上升的话，那未只有实际工资有足够迅速的增长，才能表现出利润率的实际下降。这就是工资压缩理论者的典型主张。他们假定实际工资不变，技术改造也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和提高利润对工资的比率。这一理论的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利润率的一升将直接刺激投资高涨；该理论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利润对工资的比率的提高以及垄断力量的不断增长将扩大需求缺口，从而导致该制度的停滞的趋势，但国家能够抵销这一点从而维持繁荣；这实际上是消费不足或停滞理论的发展。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繁荣期持续到足以使劳动市场变得紧张起来，而同时工人又如此富有斗争精神，以致他们的工资需求导致实际利润率持续下降，那末最终就会爆发危机。从典型的意义来说，工资压缩理论力图把实际工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看作是这样一种证据，即在危机背后起作用的是劳动力。比如，通常处理所谓技术选择的数理方法就认为，利润率是趋于上升的，除非实际工资的增长逆转了利润率上升的进程（见“参考书目”12，第242—247页）。大多数现代支持工资压缩理论的人如罗默（见“参考书目”11）、鲍尔斯（见“参考书目”2）、以及阿姆斯特朗和格林（见“参考书目”1）都引证这一点。其他人，比如霍格逊（见“参考书目”7，第75—76页），只是把有机构成的经验稳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最后，卡莱斯基（见“参考书目”9）则通常被看作是提出下述论点的人，即国家干预将把消费不足的趋势变成工资压缩的现象。应当指出的是，甚至在传统的关于技术选择的文献中，实际工资高于生产率的增长，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足以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从沙克的图解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见“参考书目”12，第236页），在这个图解中，最大限度的工资率（纵截线）就是每个工人的纯产量。这里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因为危机只有当工人的工资增加得“过多”时才会出现，所以这一理论在看待资本主义时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它既可以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又可以使资本家的利润率有所提高。从这一观点来看，如果工人和资本家都作出充分的让步，国家在原则上就可以设法复苏，而如果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表现出某种克制，则国家就能进一步阻止危机。一般来说，可能必的理论的特征就在于：由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承认国家有决定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权力，所以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们的期望和前提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甚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也可能控制制度。如果这一前提不正确，那末围绕着它而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无论如何也会导致严重问题。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恰恰是必然性的危机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必然性理论现代最主要的必然性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过去，甚至把某些消费不足论的变种（如卢森堡的主张）也都列为必然性理论，但一般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主张本身论证的逻辑作了错误的理解而造成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试图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在经过长期的加速发展后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减速发展时期并导致危机。对于消费不足论显然是通过外在的因素（比如突然涌现的许多发现）来说明的东西，马克思则是通过立足于潜在的利润率的变化的内在因素来加以说明。一切资本主义行动的动力都是利润，而剩余价值则是其隐藏的基础。为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增加劳动日的长度或增大劳动日的强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了同其他资本家有效地进行竞争，他们必须同时降低单位生产的成本。增加固定资本就是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简单地说，相对于劳动力的固定资本的增加（生产的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而相对于产出的固定资本的增长（生产的资本化）则是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然而，可以看到，在采用较先进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固定资本的增长也往往会引起利润率的降低（参看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所引用的参考材料）。对首先采用这些规模较大、资本集约程度较高的方法个体资本家来说，较低的单位成本使他们得以降低价格、击败竞争对手而进行发展，从而以更大份额的销售来抵销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将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虽然有各种因素可暂时抵销这一下降趋势，但这些因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所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将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利润率的这种下降趋势对投资的影响，将造成总潜在利润量的“长期波动”，即先是增加，接着便是降低和停滞。在后面这个阶段，投资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将成为普遍现象，而新的投资不足则会使生产率的增长放慢，因此实际工资在一个时期内就可能相对于生产率的缓慢增长而增长。换言之，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工资压缩这类现象，都表现为盈利能力的危机效应。但是它们并不会导致总的危机，因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范围内存在着各种固有的机制，这些机制使能力适应有效需求，并使工资的增长维持在生产能力增长的限度之内（参看《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第25章；“参考书目”4）。每一次的总的危机都会使弱小的资本受到巨大的破坏，使工人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破坏和打击，则又有助于通过加强集中和积累、通过提高全面的盈利能力来恢复积累。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的”恢复机制。但由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因而每一次随后出现的高涨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长期的利润率和增长率一般都比较低，因此，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里，停滞和世界范围的失业问题在整个时期内将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积累本身所导致，而不是由不充分的竞争或工资过多而造成的，所以国有干预不管其意图多么好，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政治不可能也不会支配制度，除非它愿意承认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方法需要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正如耶费（见“参考书目”15）所指出的，可能性理论所特有的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性，也许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参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条目）。（AS）参考书目①P.阿姆斯特朗和A.格林：《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与寡头制——对沙克的评论》，1980年英文版。②S.鲍尔斯：《技术变革与利润率——对置盐信雄定理的简单证明》，1981年英文版。③A.F.伯恩斯：《变化世界中的经济周期》，1969年英文版，表11，第16—17页。④P.加雷纳尼：《关于消费、投资及有效需求的笔记——答琼·鲁宾逊》，1978年英文版。⑤C.哈曼：《危机的理论》，1980年英文版。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4部分。⑦G.霍格逊：《托洛茨基与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1975年英文版。⑧罗塞尔·雅科比：《危机论的政治——对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之二》，1975年英文版。⑨M.卡莱斯基：“充分就业的政治特征”，载《论文选集》（1943），1971年英文版。⑩10）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2），1975年英文版。⑪J.E.罗默：《关于利润率下降的持续争论——固定资本和其它问题》，1979年英文版。⑿A.沙克：“危机理论史导言”，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⒀同上作者：《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⒁保·斯威齐：1979—1982年发表在《每月评论》第31（3.6）、32（5）、33（5.7）和34（2）期上的主要文章。⒂D.耶费：《霍格逊与能动改良主义》，1976年英文版。经济学（economics）参看政治经济学条目。经济主义（economism）这是列宁在1899年的几篇文章中提出的概念（“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论Proqessionderoi》——均载《列宁全集》第4卷）；这些文章批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运动中的某些集团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割裂开来、并倾全力于经济斗争。列宁把这种态度同“伯恩施坦思想”联系起来（参看伯恩施坦条目）。列宁写道：“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某种独立的东西来看待，那它就毫无社会主义气味”（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79页）。在较后的一篇文章（1901年）中，列宁把经济主义定义为社会民主党运动中的一种分裂倾向，认为它具有下列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贬低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因素；力图限制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不懂得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革命者组织”。他的1902年的小册子《怎么办》？就主要是针对经济主义的，区分了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并谴责了“对自发性的崇拜”（即谴责了把趋向社会主义的自发运动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的观念）。可见，列宁主要是从实际政治背景出发来使用这一术语的。这一术语只在列宁关于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的和有纪律的政党来向工人阶级灌输发达阶级意识这一比较广泛的思想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参看列宁主义条目）。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经济主义也具有理论含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强调（从其批判者的观点来看，是过分强调）经济基础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而且一般说来，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决定论。葛兰西（见“参考书目”1第2部分第1节）是从其政治表现形式来着手探讨经济主义的——把经济主义等同于工联主义、放任的自由主义和各种其它形式的“选举弃权主义”，这一切都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政治行动和反对政党。然而，葛兰西接着又把经济主义同社会科学中的特定理论倾向联系起来，这种理论倾向就是“坚信存在着在性质上类似自然规律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相信类似宗教的先定的目的论。”在最近的辩论中，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参看结构主义条目）在驳斥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目的论的过程中，对经济主义一直采取极其严厉的批判态度，虽然批判得很不恰当。普兰查斯在其对共产国际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的研究（1974年）中，断言这种政策是建立在特殊形式的经济主义基础之上的。他的这种经济主义把帝国主义归结为一种纯经济现象（直线经济演变的过程），用经济落后来解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但却没有解释业已高度工业化、经济发达的德国为什么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就其各种意义而言，经济主义以及对它的批判，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以其它方式提了出来）。经济（以及技术）的发展在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中的确切作用是什么？特别是，针对作为人的能动作用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阶级意识和政治行动的（相对）独立的影响而言，上述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分量？（TBB）参考书目①安东尼奥·葛兰西：《经济主义的某些理论和实践的特征》，载《狱中札记》第2部分，（1929—1935），1971年英文版。②弗·伊·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1卷，第220—389页。教育（education）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初步原理（比如《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部分；《哥达纲领批判》第4部分；《共产主义基本原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教育理论。十月革命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的需要，大大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勃朗斯基、马卡连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基本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对此作出贡献的一些重要人物有倍倍尔、饶勒斯、蔡特金、李卜克内西、葛兰西、郎之万、瓦伦、塞夫。许多研究者当前正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以下几点：（1）对所有儿童一律实行义务免费公共教育，以确保消灭文化或知识的垄断，消灭教育的种种特权。在最初的表述中，这只能是一种由各种公共机构所办的教育。当时所以这样提，是防止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条件阻碍儿童的全面发展。后来，明确地提出了其它目标，比如必须削弱家庭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必须根据平等的条件来培养儿童，必须利用社会化的群体力量。无疑，最成功的革命教育实验，从马卡连柯学校到古巴的学校，都是按照社会的方案来进行的。（2）教育与物质生产相结合（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智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里所包括的目标，既不是进行较好的职业训练，也不是反复灌输职业道德，而是通过确保人人充分了解生产过程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历史形成的差距。这一原则在理论上的正确性虽然为人们所广泛承认，但其实际运用却提出了许多问题（许多半途夭折的或只是部分获得成功的试验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在科学技术迅速变革的条件下，尤其如此。（3）教育必须确保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科学与生产的重新结合，人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生产者。在这一基础之上，所有的人无论男女，其潜力都能得到施展。这样将出现一个能够满足普遍需求的世界，使个人在消费、娱乐、文化的创造和享受、社会生活的参与、人际交往以及自我实现（自身创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施展才能。这一目标的实现，特别需要改变社会分工，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迄今仅处于开创阶段。（4）社会在教育过程中被赋予新的巨大作用。学校的内部集团关系的这种改变（从竞争转向合作和支持）意味着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开放，并以教与学的相互促进和积极配合的关系为前提。以上所概述的理论并没有终结。对上述原则的解释或依据上述原则所进行的实践，还存在许多进退两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以及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在对下列问题进行辩论：人的个性问题；“本性与教养”的问题；学校和教育在流行的社会决定论范围内创新的可能性；以及教育的内容、方法、结构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的相对重要性。（ZF）参考书目①M.W.阿佩尔：《意识形态与学校的课程》，1979年英文版。②奥·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1886年英文版。③P.布尔丢和J.C.帕塞隆：《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9年英文版。④S.鲍尔斯和H.金蒂斯：《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1976年英文版。⑤兹苏萨·弗吉：《形成中的社会》，1979年英文版，第4章。⑥保罗·弗雷尔：《被压迫者的教育学》，1970年英文版。⑦安东尼奥·葛兰西：《可供选择的教育学》，1973年意大利版。⑧让·饶勒斯：《社会主义与教育》，1899年法文版。⑨保尔·朗之万：《思想与行动》，1950年法文版。⑩弗·列·列宁：《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1913），1963年英文版。⑪同上作者：《青年团的任务》（1920），1966年英文版。⑿同上作者：《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提纲的意见》（1920），1966年英文版。⒀D.林登贝格：《共产国际与阶级学校》，1972年法文版。⒁M.A.马纳科尔达：《马克思与现代教育学》，1966年意大利版。精英（elite）精英论，特别是维尔弗雷多·帕雷托和加尔塔诺·莫斯卡所创立的精英论，是有意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对立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断言社会分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和处于从属地位的集团，是一个普遍的、不可改变的事实。用莫斯卡的话来说，就是“在一切政治有机体中都可发现的许多常见的事实和趋势中，有一点十分明显，一眼就可看出，这就是在一切社会中，从尚不发达的、刚刚接触到文明的社会到最先进、最强大的社会，都出现了两个阶级——一个是进行统治的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的阶级”（莫斯卡：《统治阶级》（1896），1939年英文版，第50页）。第二，他们对统治阶级的解释也不相同；帕雷托主要是依据某些个人的优良品质来解释的，认为这些优良品质产生了一切社会领域中的精英；莫斯卡则是从“有组织的少数人”或“政治阶层”必然会统治无组织的多数人这种角度来解释的，虽然他也提到了这些少数人具有“受到人们高度尊敬的和极其有影响的”个人品质。但是莫斯卡还提出了许多限定条件，并最终形成了较复杂的理论（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根据这种理论，政治阶层本身是受各种（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势力”的影响和制约的，并同大多数作为确保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的次级精英联在一起。这使葛兰西（1949年）认为莫斯卡的“政治阶层是一个谜……这一概念极其飘忽不定，伸缩性很大”（葛兰西：《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札记》，1949年意大利文版）；虽然葛兰西在其它地方曾断定这所指的只不过是统治集团的知识分子阶层。米歇尔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了上述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米歇尔的关于政党的研究（见“参考书目”3）就一直被认为是“某个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精英论阵营的人的作品”（见“参考书目”1，第81页）。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感到失望的米歇尔，质问社会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会误入改良主义的歧途，并得出结论说领导人必然要脱离党员而混入现存的社会精英之中。他的“寡头统治的铁的规律”——就是利用了帕雷托和莫斯卡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还利用了麦克斯·维贝尔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导致上述分离和领导人逐步成为党的占支配地位的精英的条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教育和经验所培育的领导人的能力和意志与“群众的无能为力的状况”存在着差距；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少数派的领导人组织得较好，而且能够控制官僚机构。布哈林在回答米歇尔的部分论点时指出，群众所以无能为力是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状况所决定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因此，不存在什么寡头统治的普遍规律（参看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1921））。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普兰查斯（见《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一书，1973年英文版）笼统地考察了精英论，并且更为笼统地抛弃它，认为它对政治权力的基础提不出任何解释（这种说法很不确切）。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同情者则倾向于把精英论的某些因素纳入自己的观念，他们当然也倾向于承认人们（特别是米歇尔）提出了许多难以解决（虽然并非回答不了）的问题。在接受精英论方面走得最远的思想家是深受维贝尔权力概念影响的米尔斯（见“参考书目”4）。他所以不用“统治阶级”而用“权力精英”一词，是因为在他看来“统治阶级”一词是个“贬义词”，它的含义是经济阶级实行政治统治，而且“不允许政治制度及其代理人有充分的自主权”。接着，米尔斯又区分了美国社会的三个主要精英阶层——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因此他就面临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上述三个阶层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权力精英，那末他们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其他人（如米里班德，见他他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一书，1977年英文版）则主要是依据国家官僚政治来探讨精英阶层的，并特别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被看作是由官僚的“权力精英”进行统治的国家？这给分析上述社会的政治权力确实提出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究竟应当把统治集团看作是精英人物呢？还是看作是有效的“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参看阶级条目）。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还需要发展一种更为确切的有关精英的概念，需要更全面、更严密地研究精英人物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在考察社会主义政权及其领导人与追随者之间的区别时，尤其需要如此，因为这种考察不仅涉及整个社会生活，而且涉及社会主义政党本身。（TBB）参考书目①大卫·比瑟姆：《米歇尔和他的批判者》，1981年英文版。②T.B.博托莫尔：《精英与社会》，1966年英文版。③罗伯特·米歇尔：《政党》（1911），1949年英文版。④C.莱·特米尔斯：《权力精英》，1956年英文版。解放（emancipation）根据标准的自由主义的观点，自由就是不存在干涉，或者从狭义上说，甚至不存在强制。我可以随意干其他人不得阻止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源于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和黑格尔这样一些哲学家的广泛而丰富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把自由看作是自我决定。一般说来，如果自由就是对行为者的选择自由不加限制，那末人们就可以说自由主义的传统往往对这些限制可能是什么（常常把它们限定为故意的干涉）、相应的选择是什么（常常把它们限定为行为者实际上所想象或选择的任何事情）以及行为者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被视为首先是在市场中追求自己独立确定目标的孤独的个人）作了非常狭隘的理解。而马克思主义对有关的限制、选择，对人行为则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具体地说，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从扫除人的解放的障碍的角度来看待自由的，也就是多方面地发展人的能力和创造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在上述要扫除的障碍中，值得注意的是雇佣劳动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写的：“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是单个的无产者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7页）。克服这些障碍是一项集体事业，而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则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集体事业，即人们以社会合作和有组织的方式对自然的和社会的生产条件进行控制：“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只有联合的形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述的充分发展才能实现，这种形式的联合“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页）。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这种形式的联合——体现集体控制、联合或社会，体现发展多方面的个性和个人自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说过，也从未考虑过这些价值之间或这些价值与其它事物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往往把考虑这些问题看作是“空想”。但是，上述解放显然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批判理论”就是这样理解的，它把上述解放观看作是批判实际的（而且也许是未解放的）社会的出发点（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马克思主义的较广泛、较丰富的自由观，往往使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乃至贬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自由和公民自由。虽然马克思明确地重视个人自由，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却把自由权同利己主义和私有财产联在一起，在其它地方甚至还说过自由竞争只是有限的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资本统治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任何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下册，第161页）。一般说来，马克思往往认为交换关系与真正的自由是不相容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遵循马克思的，而且，特别是自列宁起，往往表现出这样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不承认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上”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这些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与私有财产或利己主义并无本质的联系；无论是经济竞争或交换关系并不是生来都与有关各方的自由不相容的（这两者所包含的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无疑也不是必然同解放不相容的，除非把解放看作是以普遍的利他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和法律上的自由的有限的特性，并不会使自由名不副实。不去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积累财产的自由）会妨碍其它更有价值的自由，不去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在其它情况下（比如持不同意见的自由）是以一种十分有限的方式运用的，而只是认为撕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假面具就必然会暴露资产阶级自由是一种幻想的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不把自由主义的自由称为自由，则往往会以自由本身的名义来使全盘取消和否认这种自由的行为合法化。（SL）参考书目①艾赛亚·伯林：《关于自由的四篇文章》，1969年英文版。②克里斯托弗·考德韦尔：《自由的概念》，1965年英文版。③G.A.科恩：《无产阶级不自由的结构》，1983年英文版。④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从1776年直到今天》，1964年英文版。⑤麦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1947），1973年英文版。⑥贝特尔·奥尔曼：《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1971），1976年英文版。⑦拉多斯拉夫·泽鲁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1979年英文版。⑧艾伦·W·伍德：《卡尔·马克思》，1981年英文版。马克思时代的帝国（empiresofMarx’sday）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形形色色的帝国曾作过很多探讨，其中包括古欧洲的罗马帝国，在印度建立的不久就趋于衰落的莫卧儿帝国，以及当时正摇摇欲坠的中国满清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是用看待欧洲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那个时代的欧洲扩张主义的。欧洲内部的资本主义和欧洲的扩张主义虽然都是野蛮的、可恶的，但对那些遭受其害的人来说，它们又是走向进步的必要的刺痛。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固守陈规的非洲和亚洲已在它们这些地区和欧洲甚至最落后的国家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差距。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过一个他极其厌恶的人—古罗夫斯基伯爵，此人是沙皇势力的工具，是泛其拉夫主义的代言人。马克思所以赞扬他，是因为他不是鼓吹建立“反对欧洲和欧洲文明的联盟”而是转而致力于把亚洲的“停滞的荒原”作为斯拉夫发泄能量的恰当出路。因此，“俄国是一个日趋文明的大国”（《东方问题》，第98号文件）。没有一个亚洲帝国可以被认为具有这样的长处，即使一半处于欧洲的土耳其帝国也是如此。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巴尔干地区的半野蛮状态就是由于土耳其的存在。如果这一地区的民族获得自由，他们很快就会健康地发展起对沙俄的厌恶情绪，而实际上他们却被迫仰仗沙俄的保护（见《东方问题》，第1号文献）。傅立叶的追随者们，除了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还为一种空想帝国主义拟订蓝图，并对作为法国扩张领地的北非特别感兴趣。他们希望通过与当地居民发展友好往来这样一种基本上是和平的过程来进行这种扩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有这种美好的幻想，然而象差不多所有的欧洲人一样，他们也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看作是扩大文明的范围。后来，当英国占领埃及时，恩格斯就很有把握地断定说民族主义领导人阿拉比——帕沙不会让外国金融资本家榨取农民，而只是希望由他本人来剥削他们。“在农民国家中，农民的存在为的是受人剥削”，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可能同情被压迫群众和谴责“英国人的暴行，但绝对不必因此支持他们现在的军事对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44—345页）。但是这一总的看法并没有妨碍他和马克思对当地形势的变化、占领者的动机及方法保持着警惕。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创立帝国主义的理论，没有一个这样的理论能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全部观点。马克思并不是对所有的殖民征服都持有欢迎的态度，如果它们只会妨碍他所认为的欧洲内部更为重要的事业的话，如第二次缅甸战争就是一个例子。1853年马克思就为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采取的态度感到沉痛，他认为英国在那个工区的战争是出师无名的。那里没有任何象在印度西北边界那样的战略危险，也不存在所谓的美国阴谋的证据。实际上，除了“要给破落贵族找些营生”之外，没有任何理由从事这场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8页）——这一因素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对英帝国主义的研究中可能估计不足。马克思还指出随着把亚洲的战费“让印度居民来负担”，印度财政发生危机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9页）。同一年，马克思把中国发生的动乱和造反归之于英国的干预和贸易，并富有预见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1883年在法国侵略印度支那期间，恩格斯曾把“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看作是帝国主义在这一热带地区进行侵略的最直接的动机，现在这一动机又“直接地和毫不掩饰地”反映在对印度支那和突尼斯的殖民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页）。由于霍布森、希法亭和列宁所代表的把资本输出看作是帝国主义灵魂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上述那样看待帝国主义及其作用的基本见解，同样很少加以注意。在随后的一年，恩格斯把荷兰在爪哇的统治看作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实例”，荷兰政府“在古代共产主义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组织商品作物生产，用于出口并侵吞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1页）。恩格斯认为，爪哇又一次象印度和俄国那样，说明了“原始共产主义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2页）并表示多么希望这种统治消失。大英帝国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把几乎没有什么土著居民的大片新拓殖民地包括在自己的版图之内，而唯一能够跟它遥相对应的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情况。马克思（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样）虽然对这些领土的兴趣远不如对类似印度这样的领土的兴趣大，但他却把《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章专门用于分析吉本·威克菲尔德的有组织的移民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是把英国的社会制度扩大到殖民地，其办法是控制土地的出卖，使其保持高价，以防止移民有自己的农场；在威克菲尔德看来，移民有自己的农场就意味着财产的分散，会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思曾提到威克菲尔德对一个企业主的做法表示感慨，这个企业主带了许多工人到澳大利亚西部，可一到达目的地，就发现所有的工人都逃走了。这是对资本主义真正实质的最好说明，金钱只有在有可供它剥削的工人的条件下，才会成为资本。恩格斯曾预期象澳大利亚那样的“真正殖民地”不久就会独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1882年，在对加拿大的短暂访问期间，恩格斯对其麻木不仁的状况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主要参观了法语区加拿大），认为在10年内它将乐于合并到美国去，因为美国已在那里获得了经济控制，而英国是不会提出反对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87页）。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由废除奴隶而改变了的老的种植园已归入“殖民地”的范畴。1865年，他和恩格斯都对“牙买加的暴行”感到公开的愤懑，恩格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1865年12月1日）把这看作是对当时在饱受经济困苦的黑人中间所爆发的一次小骚动的血腥镇压。在太平洋地区，英国的殖民者不久就展现了自己的抱负，而1883年恩格斯在评论兼并新几内亚的计划时曾把它看作是为昆士兰甘蔗种植园寻求真正奴隶劳动努力的一部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2页）。爱尔兰，这个英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和英国苏格兰人殖民的第一个领地，使长期生活在英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切。曾打算写英国史的恩格斯，在1856年访问该岛时对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感到震惊（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57页）。马克思则十分注意那里在饥荒和旧的高额地租制崩溃之后出现的由农业转向畜牲业的经济变化，驱逐可使农场得以巩固的佃户和大量移民的流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04—405页）。对英国工人阶级在大宪章运动之后未能表现出任何战斗的政治精神而感到困惑的马克思，发现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能够利用爱尔兰的廉价劳动力以分裂工人阶级。英国的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蔑视他们，把他们看作是劣等民族的成员。马克思写道，如果英国的军队撤走，那末爱尔兰就会立刻发生土地革命，从而也会在英国推翻土地贵族；这就为推翻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8—382页）。这一论证似乎并不象马克思通常的论证那么有说服力，这一次他像是在急不暇择，抓住了靠不住的东西。（VGK）参考书目①M.N.马施金：《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与殖民地问题》，1981年俄文版。经验主义（empiricism）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通常是敌视经验主义的，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这种敌视的确切目的和原因并不总是很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其早期的唯心主义批判不同（当然部分也是由于这种批判），马克思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从未系统地表述为是对哲学学说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实质上表现为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方法不同，都力图弥补哲学方面的这一遗漏，而诉诸“辩证法”来解决他们认识论中所缺少的反经验主义的内容。虽然从未赞同过经验主义，但年青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在1844—1847年期间的著作中，却信奉过某些具有经验主义特点的论题。明确反对先验论和任何先天观念的学说，把知识看作是不可简化的（甚至是唯一的）经验的东西，往往贬低抽象本身并转向培根的归纳法。然而，到《资本论》第1卷时，马克思信奉通常称之为“科学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已完全形成。他说“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资本论》第1卷，第34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相反，“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8页）。经验主义把世界看作是没有联系的各种现象的堆积，忽视了理论能动地组织和批判地改造这些现象所提供的事实的作用，而且看不到它的作用是力图在思维中重现形成这些现象的本质关系。规律是结构的趋势，这些结构不能从本体论上简单地归结为它们所导致的事件，而且通常是与这些事件不相同的；而认识这些规律，是作为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而能动地体现出来的。因此，为了反对把事实作经验主义的具体化和反对把事物人格化，马克思致力于区分（可转化的）认识过程和（不可转化的）客体的现实性。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反对经验主义。但可以这样认为，即前者由于其“反映主义”的认识论，而忽视了转化性并恢复到思辩形式的“客观经验主义，实际上把主体归结为认识的对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反经验主义的论战，既是针对辩证唯物主义又是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它通常是要力图证明它们所特有的概念如总体性（卢卡奇）、结构（阿尔都塞）或决定性的变革（马尔库塞）等，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所不可缺少的。然而，这一传统往往转向先验论，既忽视了马克思早期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又忽视了马克思成熟科学著作的坚实的经验基础。因此，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沿着马克思早期批判黑格尔（特别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的路线，在实际上忽视了不可转化性之后而趋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暗中把认识的客体与认识的主体等同起来。马克思的著作是反经验主义的，但并不反对以经验为根据。就这一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可能会再一次作出这样的选择：即不是成为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成为一种经验上来说是无限制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逐步发展的，而且是注重于实践的研究传统（参看认识论；唯物主义；实在论条目）。（RB）参考书目①西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3年英文版。②R.巴斯卡尔：《哲学的观念形态》，1983年英文版。③G.德拉——沃尔佩：《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1950），1980年英文版。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1895年8月5日在伦敦逝世。作为威斯特伐利亚的乌珀塔尔一家纺织厂主的长子，恩格斯被培养成一位严格的加尔文教的教徒，而在离开中学后他又被送到不来梅去学习经商。然而，从中学时代起，他就逐渐树立了激进主义的文学抱负。他先是对19世纪30年代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民主民族主义的作家非常感兴趣，后来又日益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为推迟其商业生涯，恩格斯抓住服兵役的机会，而于1841年去了柏林，并同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那里，他由于用笔名攻击了谢林的黑格尔批判而显得小有名气。1842年秋，恩格斯前往英国，到他的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工厂去工作。在莫泽斯·赫斯的影响下，恩格斯此时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而且在赫斯的《欧洲的三头政治》一书发表之后认为英国必然会爆发社会革命。在纺织区度过的近两年时光以及同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的接触，使恩格斯与鲍威尔集团疏远了。出于记录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以那种感受，他确信“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新的力量——工人阶级，将成为革命变革的工具。在离开英国到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期间，他同马克思进行了第一次重要的会晤。由于他们两人都反对鲍威尔集团，并且对德国以外的工人阶级运动的重要性抱有相同的见解，因此，他们同意合写一部阐明自己立场的著作：《神圣家庭》。这部著作标志着他们终身合作的开始。当时他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依然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虽然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政治更为重要。然而，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由于部分受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费尔巴哈批判的影响，而阐明了自己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立场。这是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开端。根据恩格斯本人的说法。他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然而，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以及关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与英国阶级意识形成的关系的著作，却对马克思的全面综合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恩格斯对他们两人阐发新思想的未完篇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从1845年到1850年期间是恩格斯同马克思合作极为密切的一个时期。恩格斯同他的父亲闹翻了，并全力以赴地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从事政治活动。他们的共同抱负是争取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意他们的立场，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加强与外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联系。为此，他们参加了德国正义者同盟（后称共产主义同盟），并在1848年革命前夕为该同盟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在革命期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在科伦的《新莱茵报》工作。1848年9月由于有被捕的危险，恩格斯去了法国，但于1849年初又返回了德国，并从5月到7月参加了武装抵抗反革命反扑的决战。他对军事的兴趣就是从这一期间开始的，而他对这一场革命的总的看法则反映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年）一书中。在瑞士和伦敦住了一段时期（这期间共产主义者同盟最终分裂了）之后，恩格斯于1850年定居于曼彻斯特并重新回到他家的公司工作。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70年。除了从事商业活动之外，他周济了贫困的马克思的一家，依然是马克思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主要合作者，并在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新闻写作中阐发他们两人共同的立场。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恩格斯对历史唯物史观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之间的辩证联系越来越感到兴趣（参看自然科学条目）。他的关于这些论题的未完篇的著作于本世纪20年代被最终收集在一起，以《自然辩证法》为题在莫斯科发表。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已经可以舒适地过退休生活，并移居伦敦。由于当时马克思的健康更加虚弱，恩格斯承担了他们两人的大部分工作，在第一国际的最后几年的活动期间尤其如此。正是在这一政治活动中，恩格斯反对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实证主义的倾向，写作了《反杜林论》——它是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最早尝试。这一著作和根据它的某些部分而扩写成的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使他在1880年到1914年期间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巨大声望。另外的著作，特别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巴尔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加强了他作为哲学家的地位，甚至使他在第二国际期间的影响比马克思还要大。在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于1885年到1889年期间就把主要时间用于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的第2、3卷了。但他仍积极参与建立第二国际的工作（参看国际条目），他把第二国际的建立既看作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最好工具，又看作是反对德法破坏性战争危险的屏障。当他正着手编辑《资本论》第4卷（后来作为《剩余价值理论》出版）时因癌症故去。1914年以前，恩格斯享有无比崇高的声誉。正是由于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了传播，他在这方面的作用超过了马克思（参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条目）。然而，在1914年和俄国革命后，他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争论。虽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他那些显然是唯科学主义的著作是官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却指责他是实证主义和修式主义。这两方面的解释都有严重的缺陷，因为恩格斯属于前实证主义的一代。他仅次于马克思本人，他的老师也黑格尔和傅立叶；应当从这种渊源去理解他对社会主义所作的解释。（GSL）参考书目①特富尔·卡弗：《恩格斯》，1981年英文版。②同上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联系》，1983年英文版。③W.O.汉德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1976年英文版。④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1977年英文版。⑤S.马尔库斯：《恩格斯、曼彻斯特和工人阶级》，1974年英文版。⑥琼·加·斯迭德曼：“恩格斯”，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编《马克思主义史》（1978），第1卷，1982年英文版。平等（equality）马克思主义理论承认两种平等，这同革命后社会的两个阶段是一致的。在第一阶段，主要流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分配原则——不同于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护的人的主张——只有在革命后的社会中才能首先实现；在这种社会中，迄今据以进行分配的一切其它标准都将作为不合法和不公正的东西而加以废除，然而，至少部分由于天资和能力的差别（这种差别或者是天生的，或者是周围环境条件的产物）所造成的个人成就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个人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大有差别（从体格以及相应的衣着和营养的需求的不同，到家庭人口的多少造成的负担的不同），因此，这种分配原则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平等（平等的待遇）。从形式上对每个个人旅行的都是同样的“理论上的平等”标准，但实际上每个人得到却是不平等的物质待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是同革命后社会的高级共产主义阶段相一致的。只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具有各种必要的不同需要的不同的人才能得到真正平等的待遇。比如，一个音乐家，即便并不公开演出也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乐器。当然，这里是预先假定，社会中那种普遍追求更多占有物的现象已经自行消失，社会将保证每个人有充分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社会中再也不存在权力和特权的等级制了。如果要回答那种认为这种观点是“空想”的广泛批评，人们就可以用许多高度工业化社会中自发出现的“后物货价值观”来证明。可以说，当每个人确信能满足各种活动（包括使这些活动多样化）的需求，而且社会关系支持并表达这些活动时，追求财产的劲头就会自行衰退，一个“合理的适度”社会就会建立起来。（IF）参考书目①艾格尼丝·赫勒尔：《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论》，1976年英文版。伦理（ethics）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主观道德需要而是建立在历史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像他的前人黑格尔一样，认为历史是渐进的。然而，历史进程中的进展是辩证地实现的；也就是说，是在矛盾中并通过矛盾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的进程决不会结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历史的终点。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就在于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物质前提。历史本身正朝着为实现更美好、更人道的社会制度的方向发展，而自觉地了解这一客观的历史趋势就可以使工业无产者加快这一历史进程，“缩短新社会诞生的阵痛”。同上述有效地洞察历史的见解相比，纯主观的道德需要总显得没有什么力量。在坚持上述见解时，马克思接过了黑格尔对道德主义的批判；不过道德评价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所固有的因素。只在历史朝着“更美好”、朝着解放无产者的形式而实现的“解放人类”的方向前进，推动历史发展才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事业。（参看进步条目）。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意图当然不是从道德上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力图证明这种生产方式所不能解决的固有的矛盾。不过，他的批判包含了许多明显的道德评价。“人剥削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化为“物”（货币、商品）之间的关系，对一切生产、自然和人类的生存的前提的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这些消极后果都包含着道德的评价。然而，由于马克思把这种生产方式的一切阶段，包括殖民主义扩张阶段，都看作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的必要前提，所以他不得不认可上述消极方面。在一篇论述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文章中，他写道“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这种造成进步的矛盾才能克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在对待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存在道德，而如果必须有，那末这种道德将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不尽相同。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似乎认为将不再存在规定每个人的行为标准的道德。比如，在同爱尔维修和法国唯物主义者争论时，他就曾写道：“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然而，恩格斯则认为历史是向越来越高的道德形态前进的，这种进步似乎意味着胜利的无产阶级的道德最终将成为人类的普遍道德。声称先前的道德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幻觉。比如，费尔巴哈的道德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的变化是同历史论的变化以及历史环境的变化相联系的。当实证主义的进步论破坏并取代历史进程中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时，就会出现从道德上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当大多数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斯陶丁格等）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时（参看新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条目），考茨基（1906年）却诉诸于原始的本能行动，在这种本能行动中，道德被看作是在“高等动物”中发现的“社会”动力。然而，由于面临积极地和广泛地干预历史进程的实际需要，和面临俄国的落后状况，列宁又把社会主义的道德任务看作是推动和加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05页）。构成这一定义基础的论点，显然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在道德上是高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然而，这种把伦理道德完全工具主义化的做法，提出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科拉科夫斯基（是“参考书目”3）认为，存在着与维持道德目标在原则上并不适应的手段（比如真正的人道的社会），以往那种把“罪恶”当作实现进步的必然手段的看法（如马克思论印度的文章），根本不同于那种由政党有意识地计划和利用“罪恶”手段的观点（见“参考书目”3，第225—237页；参看道德条目）。（IF）参考书目①奥托·鲍威尔：“马克思主义与道德”（1905-1906年），载《新时代》第24期，部分被翻译收入博托莫尔和古德所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书。②卡尔·考茨基：《伦理与唯物主义史观》（1906），1918年英文版。③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没有选择余地的人——论“目的高于手段”这一箴言的正确性》，1960年德文版。④弗·伊·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1966年英文版。⑤斯维托查·斯托扬洛维奇：《理想与现实之间》，1973年英文版，第7章。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许多共产党——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这样的大党，也有许多的小党——于20世纪70年代所创建的一种在战略和理论上进行变革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对苏共20大和围绕它的事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匈牙利和其它造反事件，中苏分裂，国际政治中出现的缓和）以及战后长期经济繁荣所导致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变化，作出的反映。70年代前后，主要的欧洲共产党已意识到今后政治上的成功将取决于它们对工人阶级以外的选民——特别是“新的中产阶层”——的感召力，和取决于它们与其它政治势力建立切实可行联盟的能力。非布尔什维克化，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核心，因为它对源于早期第三国际经验的政治和方法的信奉程度已大大削弱了。在欧共许多党看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是和平的、民主的，而且主要要用民族社会内部的原材料来构筑。社会主义本身应是民主的，且要与国内社会发展逻辑相一致。采取苏联的制度模式——特别是一党“资产阶级专政”的模式——和模仿苏联的模式，一般应予以排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党还提出“非斯大林化”和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主张。上述进程还意味着拒绝承认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地位。意大利共产党在1973年宣布了它的“历史性妥协”战略之后，成为第一个实行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就是一位意大利记者首先创造出来的）。意大利共产党设想通过与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就一项民主改革的有力纲领结盟，而开始走向社会主义（见“参考书目”3）。西班牙共产党在佛朗哥的统治下曾秘密活动了几十年，此时也公开活动并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包括让忠实的共产党员参与建设一个新的、先进的西班牙民主国家的工作（见“参考书目”1）。致力于同社会党就一个民主改革的共同纲领结盟而力图执政的法国共产党，在其1976年的第22次代表大会上也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放弃了对苏联模式的忠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见“参考书目”6和7）。这三个共产党的独特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使得它们在1976年的东柏林共产党会议上挫败了苏联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纳入亲苏路线的企图。欧洲共产主义的早期设想到80年代就已落空了。意大利共产党在1976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较大胜利和加入多数派集团（虽然没有参加政府）之后，天主教民主党却很少回报它们对议会的支持。到1980年，由于面临政治僵局和经济危机的后果，它的选举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特别是工会——开始削弱了。然而，即使“历史性妥协”已让位于同意大利社会党重新结成的“左翼联盟”，但意共仍把欧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战略。比如，1981年意共由于苏共操纵波兰宣布了旨在破坏团结工会的戒严令而之关系大大恶化了，认为苏联革命的进步动力已经消失。因此，今后第三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西班牙共产党在争取新的西班牙民主斗争的最初几年中，在选举和争取工会力量（通过工人委员会）方面都未取得成功。相反，新的社会民主党却迅速积聚了西共曾渴望争取及其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打算争夺的大部分力量。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到80年代初期，西共成了分裂的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争论的牺牲品。在这些争论中，西共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不愿让党内生活民主化成为争论的焦点。看来，该党难免要衰落并无法打开局面。法国共产党则遵循另一条道路。象西共一样，法共也“从上面”来推行欧洲共产主义化，虽然改变了战略观，但其党内生活并未改变。因此，当左翼联盟在选举上表现出过于有利于社会党时，法共领导在1977年以后突然宣布完全改变路线，放弃了欧洲共产主义以有利于重申过去的主张，即把工运中心主义、反社会民主党的宗派主义、亲苏维埃同挫败社会党力量进一步增长的目标相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党内的亲欧洲共产主义的势力遭到了清除。法国1981年的总统选举表明，这种从欧洲共产主义立场上的后退是加剧了而不是阻止了法共的衰落。然而，在密特朗的社会党胜利之后，法共受环境和自己愿望的驱使而再一次改变其战略，同左翼结盟加入了内阁。但是，要重新恢复正式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却是难以办到的。因此，欧洲共产主义，作为在左派的传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没有取胜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争取胜利的可行路线，曾在70年代受到过欢迎，但以80年代就已大大衰落了。在某些情况下——西班牙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应变得太晚了，不足以阻止复兴的社会民主党运动成功地占领了竞争的政治领域。就意大利情况而言，意共虽仍较信奉欧洲共产主义，但成功的前景却无从捉摸。（GR）参考书目①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1977年英文版。②费尔南多·克劳丁：《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1979年英文版。③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编：《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接见赫罗希奥·纳洛利塔诺访谈录》，1977年英文版。④彼得·兰格和万尼切利·毛利齐奥：《欧洲共产主义——专题资料汇编》，1981年英文版。⑤尼内斯特·曼德尔：《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年英文版。⑥乔治·马歇：《民主的挑战》，1973年法文版。⑦法国共产党：《法国的社会主义》，1976年法文版。⑧尼·普兰查斯：《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1978年英文版。⑨乔治·罗斯：《法国的工人和共产党人》，1982年英文版。交换（exchang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论》第1卷，第47页）。这样，马克思开始了《资本论》的创作，并由此得出交换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最直接的经济关系。一切阶级的所有的个人都必须要参与交换，但不一定参与生产。但交换只是整个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要理解交换的含义，就必须透过其最明显的外表去分析和揭示它赖以为基础的阶级关系。就最直接的方面来说，交换表现为简单的商品流通：商品C1—货币M—商品C2（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2节(a)）。商品C1—转换为货币M，货币M又转化为商品C2。所涉及的运动，是一组使用价值C2取代了另一组使用价值C1。从原则上来说，交换结果中所包含的价值可能会不同。一个商品所有者增加的价值是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所失去的价值。但总体上来说，总的交换价值必然保持不变。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原则是必须实行平等交换，并可以概括为一个格言：公平的交易不是抢劫。因此，马克思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揭示甚至在这种公平交换的条件下怎么还会存在着剥削的。让我们考察一下《资本论》第1卷第4章中M—C—M1资本总公式所涉及的交换。在这里，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从而出现了剩余价值。只有购买的某种商品所生成的价值大于它本身耗费的价值，才能形成剩余价值。这种有关的商品就是劳动力，而作为能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劳动力的存在，正是资本主义阶级的生产关系根本基础之所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强调交换自由、所有权的神圣性和自我利益的追求。然而正是交换的这些特征掩盖了隐蔽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的辛辣的概括：“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有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交换显然包括着生产者之间（和与非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之间形成等值的关系，从而构成作为价值实质的抽象劳动。这种价值形态表现为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货币在交换中的作用把交换中的作用把这种关系推向极端，使一切东西都具有自己的价格。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并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物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必然伴随物。但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与“巨大的商品财富”相适应的市场意识形态和市场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致常常按照自己的面貌去塑造一般的社会关系。比如，这种情况对那些不是商品交换的其它的交换形式也适用。对一知半解的人和卷入的经济行为者来说，以契约或收取地产租金的形式来买卖生息资本似乎是实际交换中的特殊情况。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是可据以占有剩余价值的具体的形式。即使它们产生了表现为价格的租金和利息，但它们并不直接涉及商品。一般来说，交换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关系，甚至扩大到不直接涉及市场本身的地步。比如，结婚就成了伴侣之间的一种隐隐约约的契约关系。总之，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个人的原子化，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私有财产关系的支配，即使其中不存在着交换。所以，对经济关系的崇拜浸透了整个社会关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这所以特别明显，是因为要具有资产阶级头脑的人不根据工资、利润和商品交换去看待非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交换是直接的经济关系，所以它就易于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正如自由放任主义的价值观是同交换的自由和协调联系在一起一样，经济危机也就被看作是市场机制的一种失败。这样就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和这样的思想，即工会将迫使工资治维持在可实现劳动的供求协调的水平之上。在对发达和不发达的理解上，某些人把不平等交换看作是因果性的因素，而马克思则认为重要的是必须依据交换的平等去解释资本主义的一致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平等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趋势，然而作为交换的必然附属物的竞争，则往往使这种现象成为跟隐蔽的现实相对立的东西。（BF）参考书目参看流通条目中的有关书目。剥削（exploitation）马克思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词的（按：exploitation一词还可作“利用”的解释——译者）：一个是一般的意义，即为潜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种东西；比如开发自然资源、利用政治形势或利用道德伪善，他曾写道：“身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愤慨地象十足的奴隶贩子那样贩卖儿童。……资本主义的伪善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资本论》第1卷，第434—435页中的注12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剥削是一个实用的、包罗一切并具有独特辩论力量的贬义词，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于攻击资本主义。它所具有的另一个更确切的含义，使它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主要概念。在任何社会中，只要其中的生产力的发展超出维持人们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从而有潜力发展、改变和维持自然的代谢，生产的剩余便可能产生剥削，这是阶级社会的基础。当一部分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归另一部分人支配时，就出现了剥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各个阶级的存在虽只是就彼此的关系而言的，但这种关系则取决于一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剥削形式。是剥削导致了阶级冲突，因此，不同类型的社会，其中的各个阶级以及为任何社会提供动力的阶级冲突，都可以具有产生剥削的独特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表现为工业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但其它的剥削阶级或阶层也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参看资本的形态和收入条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权，因而资本主义的被剥削的阶级即无产者，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来维持生存，虽然他们所拥有和出卖的劳动能力的具体素质也把他们分为若干不同的部分（参看劳动过程；分工；中等阶级；阶级意识条目）。资本主义不同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通常并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干预，也不利用非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具体特征，特别是它与交换过程相联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其所以产生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用与工人劳动力价值相等的工资来购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但是由于资本家控制着生产，所以他们榨取的劳动大于他们所付工资的等价物，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剥削看作是由劳动与工资的不等价交换造成的，马克思与他们不同，在他看来，劳动与劳动力是有区别的，后者按其价值进行出卖，而前者则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是在参与者背后，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换的虚伪口号下进行的（参看商品拜物教条目）。“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但如果让我们）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赚钱”恰恰是资本家的剥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马克思揭露了这一秘密以来，传统的经济学仍一直致力于再次掩盖其真相。以前的生产方式并不需要上述的脑力劳动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盖其剥削方式，因为在以前的各种社会中，剥削方式是很明显的，付出多少天劳动，或统治阶级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资本主义是唯一把它的剥削方法隐藏在交换过程背后的社会，因此，为了洞察它，就必须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使用的或适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计量剩余价值的方法，也掩盖了剥削。因为利润率（S/[C+V]）是剩余价值同包括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全部预付资本相比来衡量单个资本获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据全部预付资本的量来占有剩余价值的份额的。但是随着资本的扩大，利润率会下降，从而掩盖了剥削率会同进上升的情况，剥削应定为为剩余对必要劳动之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S/V（剩余价值/可变资本）。（SH）参考书目①罗莎·卢森堡：《什么经济学》（1925），1954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D》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D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 democracy民主 dependencytheory依附论 determinism决定论 Deutscher,lsaac多伊切，艾萨克 dialecticalmaterialism辩证唯物主义 dialectics辩证法 dialecticsofnature自然辩证法 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专政 distribution分配 divisionoflabour分工 Dobb,Maurice多布，莫里斯 domesticlabour家务劳动 Dzerzhinsky,FelixEdmundovich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 查理·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并把他的发现概括为遗传性规律、变异性规律、人口增加规律、生存斗争规律和引起形质趋异、不能改进的种类的淘汰天然选择的规律。马克思在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读到使他感到惊异的事，他写道：“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2页。）但当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这一点颠倒过来并以达尔文的动、植物的概念来描述人类历史时，马克思便作了嘲弄式的回答，因为不管选择适应性的调节在塑造整个自然的和历史的环境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他的理论主要重视的只是人类在其生产方式中所开创的进步。1873年马克思虽然将一本附有题词的《资本论》赠给了达尔文，但他也同样赠给了其他人，而且并无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他打算把《资本论》的任何部分、版本或译本献给达尔文。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中，曾对马克思的著作与达尔文的著作从方法论上作了类似的比较。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恩格斯还力图在自己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论文中把马克思的理论和达尔文的理论综合起来。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的最初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劳动特性，于是天然选择给一种非达尔文主义的遗传灵巧性的理论让路，以解释猿的后裔是如何逐步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尽管恩格斯偶尔也谈到历史的演变和种族、民族及阶级的兴衰，但他实际上并不信奉人类历史中适者生存的达尔文理论，而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人类生产活动方面的进步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是不会自然而然地纳入任何可以通过选择来保证只有最适应者才能生存和再生产的系统的。此外，恩格斯归之于马克思和达尔文的共同方法论，是否真的适合两位作家中的任何一位，这还是一个问题。 进化论者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意味着包括人的存在在内的自然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有些人，如潘涅库克，则企图把这种渐进的发展同马克思主义者所信仰的必然到来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些进化观点的主要障碍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即各个个人或阶级的斗争是渐进的还是革命的，自然界与历史领域之间的区别，以及人类行为的科学规律与人在改造社会中的有目的的行动之间的关系。 （TC） 参考书目 ①T.博尔：《马克思和达尔文——一种再思考》，1979年英文版。 ②T.卡弗：《马克思和达尔文的“主要思路”》，1982年英文版。 ③艾尔弗雷德·凯利：《达尔文的传人——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普及（1860—1914年）》，1981年英文版。 民主（democracy） 从其早期著述开始，马克思就致力于实现直接民主的理想。他的早期直接民主观涉及到对代议制原则所作的卢梭式的批判，以及认为真正的民主应意味着国家的消亡，从而结束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他所以提出这一主张，是因为“社会是一个有着休戚相关和相似利益的有机体，而且‘普遍利益’的独特的‘政治’领域将随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的消失而消失”。（见“参考书目”5，第44页）。这一观点后来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中再一次出现过，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说，它主张每一个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所以在那里“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这也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所以他从未提出过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集体选择或决策应当采取什么形式的程序问题。 然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以普选制、政治自由、法治和竞争为特点）的看法是复杂的，而且对它的相反的前景极其敏感。关于资产阶级民工共和政体，马克思写道，它的宪法虽批准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但却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把资产阶级统治“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7—428页）。从恩格斯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序言开始，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强调这后一种可能性，即设想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阐述这一思想的人是考茨基，而现在则是所谓的许多“欧洲共产主义者”（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 与此相反，列宁明确地不同意考茨基的观点，认为“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35页）。资产阶级民主，象任何其它国家形式一样，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它将被表现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所打碎和取代。这一观点在本世纪的所有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中一直占有主要地位，它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实行造反的过渡政治，对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之间的区别不感兴趣，并倾向于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同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不相容的。 在葛兰西的思想中，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可以看到一种替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葛兰西看来，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通过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去壮大人民的力量，发展反统治的文化，就可以推动它们所包含的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可能性的发展。这种观点已涉及着手解决民主的赞同和如何为社会主义争取民主的问题，而上述其它两种观点则未涉及。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问题，无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都没有详细地论述过（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某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某些思想学派（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却对此进行过批判性地探讨。最近，东欧的许多思想家一直在力图解决“实际现存的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民主化的问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思想家所在的社会中的人民却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 （SL） 参考书目 ①鲁道夫·巴罗：《东欧的抉择》，1978年英文版。 ②弗罗基米尔兹·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1972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1975年英文版。 ④卢西奥·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1968），1972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介绍》，1975年英文版。 ⑥艾伦·汉特编：《马克思主义与民主》，1980年英文版。 ⑦理查德·M·汉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⑧约翰·马圭尔：《马克思的政治学说》，1978年英文版。 ⑨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1982年英文版。 ⑩拉·米里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1977年英文版。 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 依附论是企图解释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原因的一种思想学派。该理论虽然包括一大批体现多种概念和方法的论著，但所有依附论作家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把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成是由外部力量制约的，也就是说，是其它的较强大的国家在统治着不发达国家。这使依附论思想家都采用一种流通论的方法（参看流通条目）。他们认为可以从交换中的支配关系出发来解释不发达的原因，这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几乎排斥在外了。 这支配关系的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剩余榨取”。依附论思想家认为“剩余”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从不发达国家那里榨取来的。不发达国家所以贫穷和不能发展，就是因为它得不到自己的“剩余”。这种“剩余”相应地被掠夺、被投资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去了，而这正是这些国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依附论断定，这种既榨取又盗用的双重性，既造成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又使这种不平等永久化。从历史上来看，“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抢劫是宗主国发展和殖民地停滞不前的最初原因，而这同一个原因则造成今天的不发达现象。 对据以榨取和盗用剩余的确切机制的描述，在上述论著范围内也各不一致。属于最早提出依附论之列（而且也许是最著名之列）的人有巴兰（见“参考书目”2）和弗兰克（见“参考书目”5），他们强调剩余榨取是世界最初成分富国和穷国（或地区）的原因，榨取是国家之间而不是阶级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虽然他们并不特别关心描述榨取和盗用过程的机制，但人们可以从他们的分析中推导出这样一点，即殖民时代的榨取主要表现为直接盗用产品（掠夺和抢劫），而现代的榨取则表现为将利润收回本国。 这种分析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首先，如果世界不是分成先进的地区和落后的地区，那末支配的关系就是有先决条件的，即一些国家可以榨取另一些国家的剩余。但这种榨取或盗用不能同时作为发达和不发达的原因，因为这只是一种假定的前提。其次，这种剩余产品的榨取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的，没有涉及到阶级，而实际上生产剩余产品和随之对剩余产品的占有是阶级关系的一个特征。最后，这一理论没有论述剩余产品是如何生产和最初是如何被盗用的，而只考虑了它是如何交换的。分析还很少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而这些是分析发达和不发达的基础。实际上这是暗示，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依靠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而是依靠其对其它国家的剥削而发展起来的。此外，把利润收回本国当作榨取剩余产品的一种机制，也是缺乏内在连贯性的。正如依附论思想家所假定的，如果资本投到不发达国家是由于那里的利润率高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话，那末把利润收回、拨出和投资到发达这国家这一总的趋势显然就是矛盾的了。人们从逻辑上必然会认为要利用利润率较高的条件，就应把利润重新投入不发达国家。 虽然其他作家如马里尼（见“参考书目”7）、艾曼纽埃尔（见“参考书目”4）和阿明（见“参考书目”1）反对否认阶级在占在剩余产品中的作用，但基本上是同意巴兰和弗兰克对发达和不发达所作的解释的。他所认为不发达是受外部力量制约的，并认为不发达的原因也存在于交换领域。因此，他们用以解释剩余产品榨取的机制虽不同于巴兰和弗兰克，且极其复杂，但仍可认为属于依附论学派。马里尼论证说，所以存在不发达，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资本主义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不发达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作用就是从事生产，其产品供出口。既然产品供出口，所以不需要工人阶级作为消费者，工人在“依附”国中受到超级剥削（他们的工资无法提高，因为不存在实现的必要性）。由于工资不能提高，国内的市场也就不会扩大，依附国的积累也必然受到阻碍或“受到损害”。根据马里尼的方案，不发达国家商品出口是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来实现的，因此发达国家就需要高工资。实际上，马里尼是在论证，剩余价值是“边缘”国家提供而被“中心”国家所占有的。消费不足仅仅提供了上述占有得以进行的机制。马里尼的分析犯了与建立在一般消费不足论之上的各种理论同样的错误。列宁曾极其明确地驳斥过这些分析（见“参考书目”6），这是他抨击民粹派经济学家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列宁证明了资本的扩张并不具有实现的问题，因为大批的剩余价值是通过生产性的资本消费而不是靠工人的消费实现的。由于把两种国家纳入了分析，所以马里尼未能摆脱消费不足论所遇到的理论问题。 在艾曼纽埃尔和阿明看来，剩余价值的榨取和随之占有是通过不发达国家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实现的。他们论证说，由于国际市场上利润率的平均化，先进国家通过交换占有的劳动工时比它们在生产中占有的工时要多，从而导致剩余价值由落后国家转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仅不能从理论上证实这一论点，而且就其对不发达本身的解释而言，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由于强调利润率的平均化，这就预示可以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不过是相对的剩余价值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将是一样的；也就是，无论怎样坏，留在落后国家的“剩余”也足以跟先进国家的积累率持平。 虽然关于资本输出的分析必须是探讨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不发达的理解既不能把它本身只局限于交换关系也不能以此为起点。如果交换关系是从生产得以进行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得出并成为其组成部分，交换关系就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了。 （ED） 参考书目 ①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1976年英文版。 ②保·巴兰：《关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英文版。 ③伊丽莎白·多尔和约翰·威克斯：《国际交换与落后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④阿吉里·艾曼纽埃尔：《不等价交换——帝国主义贸易研究》，1972年英文版。 ⑤安德列·龚德尔·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1969年英文版。 ⑥弗·伊·列宁：《经济浪漫主义的特征》（1897），1960年英文版。 ⑦鲁伊·莫罗·马里尼：《依附的辩证法》，1972年西班牙版。 决定论（determinism） 通常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论点，即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有条件的，以致在这种条件下不会发生其它条件其它情况。比如，由于深受牛顿物理学引人注目的天文学成就的影响，拉普拉斯就曾坚持认为要是知道宇宙在某一特定瞬间完全处于一种机械的状态，那末就没什么事物“不能断定，未来就像过去那样，会呈现（我们的）眼前。”在休谟和穆勒所阐述的富有影响的哲学形式中，这一论点表现为规律性的决定论，即对任何一个事件x来说，都存在一系列的事件y1……yn，以至这些事件会按某种说法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得出决定论的结果是有现实可能性的（作为形而上学论点的，决定论就是从中推出其表面上的道理的）；然而，最近科学哲学对这种条件所作的反思却表明，除了少数特殊的——实验上确定了的或自然发生的——限定的情况以外，规律是在进行限制，而不是规定唯一固定的结果；还表明，一般来说规律应看作是机制的倾向性而不应看作是各种事件的恒定的结合；所以，象规律般的结合或普遍的连结，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表面现实的，而是必然的和真正实现的（见“参考书目”3）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据以设想决定论的唯一含义就是（非休谟的、非拉普拉斯的）无处不在的决定论，也就是说现实的起因普遍存在，因而分层解释是可能的。因此，通常所理解的“决定论”，可以看作是建立在两个基点之上的：一是假设的错误，即一个事件是历史的因素导致发生的，因此在它发生之前就认为它会必然出现（这把“决定”和“注定”相混淆了）；另一个是天真的现实论者的本体论规律观。 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关于决定论的争论一直是围绕下述问题展开的：一定的或甚至是日期确定的未来结果（条件、事态、事件等）是否（1）不可避免的；（2）是否可以预见。（3）是否是注定的（不管人们怎么做，总是要发生的）。就第一点而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引申。在形式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如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看作是受反影响支配的趋势；而且他显然承认影响历史结果的原因或决定因素具有多样性。他写道：“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资本论》第3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与此同时，他也希望避免折衷主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著名的信中，则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对立的观点：“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阿尔都塞在其有影响的一篇论文（《矛盾和多元决定》，见“参考书目”2）中，力图通过他的“多元决定”的概念（借自弗洛伊德）达到这样的要求，即要避免一元论——包括经济简化论者（如考茨基，布哈林）和历史的本质先于存在论者（如卢卡奇、葛兰西）的方法，又要避免多元论。他论证说，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它决定着哪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上层建筑的层次在重要时刻或新时代开始时起决定作用。（参看马克思：“这两个时代（指古代世界和中世纪——译者）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章，第4节，第99页脚注）。 就其最抽象的意义而言，马克思似乎致力于整体化的（但结构上是不对称的）多元论，这种多元论既不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又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各种附加的或甚至是替代的解释范畴之间。但在后一个范畴内，把不在历史唯物主义描述范围之列作为真正独立起因起作用的某些决定因素（如天气）的事例，同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其效力受历史进程的中介支配的事例区别开来，也许是很重要的。总之，只要人类历史范围的各种事件的起因具有复杂性和不平衡性，那末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决定理论就毫无道理。 至少在表面上，历史似乎具有多元和多重原因的特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这暗示了一种直线发展的历史观。而在其致米海洛夫斯基的信（1877年11月）中，他又指责这样一些人，说他们想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46页）；在《大纲》中也有许多章节谈到这一点；这些都表明了多线的历史观。 关于第二点，这里只需指出的是——除了一两处显然是夸张的用词外——所有马克思的预见都是附有条件的，而且都受假定其他情况相同的从句的制约；因此，他不是波佩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参看历史主义条目）。 至于第三点，马克思显然不是宿命论者。在马克思看来，未来所以会发生什么事，那是由于或至少是依靠人们的努力，而不能无视人民的这种努力。任何其它的观点都是对历史进程的粗鄙的具体化，而且同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断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不是宿命论者，但葛兰西（他的《政治著作选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仍认为把1917年说成是“违背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一场革命”是恰当的；而最近由哈贝马斯（见其《哲学政治概论》，1971年英文版），和韦尔默尔（见“参考书目”9）所代表的批判路线，则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引用的一位评论家对他的方法表述的那一段话，虽然马克思本人是赞同的，但却是从主观主义的角度误解了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这段引文说“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页）。 正象关于决定论的一般争论与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纠缠在一起的一样，关于必然性的争论同关于自由的争论的也纠缠在一起。在《资本论》的第3卷的一段有趣的章节中马克思把两种自由观并列在一起；第一种自由观在于合理地调节必要劳动并把这种劳动减低到最低限度；第二种自由观在于把“人类能力的发展”当作“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马克思是否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自由创造活动完全不受社会形式（中介）和历史环境的限制或制约，尚不清楚。总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一种具有不同色彩的一般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他论证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虽然恩格斯把这一概念的出处归之于黑格尔，但他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是根据培根和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只有我们服从自然界，自然界才服从我们以及知识就是力量的论述去理解黑格尔的格言的，而不是根据斯宾诺莎或黑格尔的原义去把握的。如果这样解释恩格斯是对的，那末自然界和社会之间就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在社会科学中，知识或行动对所描述的必然性来说并不是外在的。另一方面，象从自然主义角度描述的那样，正是这样一种使来自社会进程的力量明显的错置，才成为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进化论（参看实证主义条目）和第三国际的历史辩护论（或极端唯意志论）的特征。普列汉诺夫在其著名的《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1908年）中，力图证明决定论的信念与高水平的政治活动是一致的，认为个人虽可能“使各个事件的单个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改变一个样子”，但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趋向”（见“参考书目”6，第169页）。虽然阿德勒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以各种方法调和目的论和因果性，即以非唯意志论的社会形态观对人的能力作用作出有意义的说明，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的倾向一直是反自然主义、反因果论和反决定论的。这一倾向在萨特那里达到了顶点，他力图把历史的可理解性建立在个人可自由选择事业这一点上，虽然他也坚持中介所起的多程序和多层次的作用，这种作用使通常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各种力量都受其支配。在萨特那里，正如在费希特那里一样，需要加以解释的，是限定而不是自由（或解放的可能性）。（参看辩证法；个人；认识论；唯物主义；实在论；科学条目）。 （RB） 参考书目 ①麦克斯·阿德勒：“科学争论中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1904），载博托莫尔和古德合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②路易·阿尔都塞：“矛盾和多元决定”（1965），载《保卫马克思》，1969年英文版。 ③罗依·巴斯卡尔：《自然主义的可能性》，1979年英文版。 ④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1978年英文版。 ⑤A.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⑥G.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908），1969年英文版。 ⑦让—保罗·萨特：《方法问题》1963年英文版。 ⑧S.蒂姆帕纳罗：“恩格斯与自由意志”（1975），载《论唯物主义》，1976年英文版。 ⑨A.韦尔默尔：“对马克思的实证主义的批判”载博托莫尔编，《当代对马克思的解释》，1981年英文版。 ⑩R.威廉斯：《决定论》，1976年英文版。 多伊切，艾萨克（Deutscher,lsaac） 1907年4月3日生于克拉科夫附近的切赞诺夫，1967年8月19日在罗马逝世。他出生在一个犹太教家庭，家中原想他成为一个犹太教的学者，但在青年时代他就放弃了宗教信仰并于1927年在华沙参加了当时处于非法状态的波兰共产党。1932年，由于他反对当时流行的针对法西斯主义的路线——那条认为对工人阶级威胁更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路线，而被开除出党。多伊切虽与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有联系，但却加入波兰社会党。1938年，他反对建立第四（托派）国际，理由是当时并不存在能使该国际有效地进行活动的条件。1939年，他离开华沙去伦敦。1940—1942年期间，在波兰部队服役。此后，他一边为《经济学报》和《观察家》这样一些报刊写新闻稿，一边著书立说，偶尔也从事讲学和播音工作。1966—1967年这个学期，他曾在剑桥大学开设的特里维廉讲座主持，他的讲稿后来作为《未完成的革命——1917至1967年的俄国》一书发表（1967年）。 多伊切的主要作品有关于斯大林的“政治传记”和关于托洛茨基的三卷本著作。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写作传记题材的杰出范例，并因其文学价值而著称。在这些和其它作品中，多伊切力图公正地评价苏联的经验。他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坚定而严历的批判者，但他在谴责的同时也对斯大林所策划的“从上面进行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多伊切的作品一个重要主题在于，认为苏联已出现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他们总有一天会实现1917年10月开始的“未完成的革命”所确定的目标。 （RM） 参考书目 ①艾萨卡·多伊切：《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1966年英文版。 ②同上作者：《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年）》，1954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年）》，1959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1963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异教徒、叛教者及其它论文》，1969年英文版。 ⑥戴维·霍罗维茨：《艾萨卡·多伊切—其人及作品》，1971年英文版。 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materialism） 辩证唯物主义，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一术语大概最初是由普列诺夫于1891年使用的。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让位于其后继者们的著作，在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速写词“Diamet”（这一速写词在苏联特别流行）。这一过渡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具体化，辩证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参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条目）。指导这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有两部创始人的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资本论》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经济科学；《反杜林论》中的恩格斯则被认为以“最终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见“参考书目”8，第23页）。辩证唯物主义是第二国际的有力思想武器，俄国革命胜利后，则成了共产党正统观念的本质。 就其本身的约定条件，辩证唯物主义是由两种资产阶级哲学混合而成的：一是自然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机械唯物主义；另一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前者的机械论与辩证法是不相容的，后者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也是不相容的；这两者作为“形而上学”和“观念形态”是排斥的、对立的。结果就出现了“世界观”意义上的哲学，即恩格斯称之为“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意义上的哲学。认为它是符合整个具体现实的理论主体，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作为一种“自然哲学”，它随着各个专门科学的不断成熟，既可概括它们的发现，又为这些发现所证实；这一理论还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因此，尽管马克思的理论著作是研究社会的，但恩格斯却通过提出“自然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其依据是“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规律……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事变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就被表述为支配“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极其普遍的科学规律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这一理论，一般说来是恩格斯的特殊贡献，它的政治目的是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用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有认识价值的重大证据去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使其它通常需要这种支持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如杜林的著作或“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得不到支持（参看本顿发表在“参考书目”6的第2卷的论文，第101页）。 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的结合，两者都发生了变化。严格地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不象其传统的原型那样是简化论的。它不把观念简化为物质，而是坚持其最终的同一性。从逻辑上说，它认为物质和观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对立的，但在其统一中，物质却是最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没有精神物质可以存在，但反过来就不行，而且精神从历史上就是由物质产生的并依赖于物质。由此可见，各个成熟的专门学科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其基础是物理学，虽然这些专门的学科并不能简化为物理学。从认识论的角度也同样可以看出，物理学向我们提供的是不受精神制约的客观现实的知识。辩证法的内容所维护的是，具体的现实并不是无差别统一体中的静止的实体，而是一个有差别的、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对立物的冲突使现实在不断产生进化和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前进，并在其革命的或间断的变化中产生真正具有新质的事物。这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精神就是这种新出现的事物本身。从逻辑的最基本的理智角度来看，现实的矛盾性质应理解为，矛盾的陈述是符合现实的，因而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取代形式逻辑及其无矛盾的基本原理的辩证逻辑（参看矛盾；逻辑学条目）。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有：（1）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渐进的量变将导致革命的质变；（2）对立统一的规律，它认为具体现实的统一是矛盾或对立的统一；（3）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它认为在对立物的冲突中，一个对立物否定另一个对立物，但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水平上的否定，它保留了两个被否定项中的某些东西（这一过程有时被表述这正题、反题和合题的三段式）。 无疑，马克思的社会学说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而且声称是科学的。如果要证明它所声称的具有认识上的科学长处，那末它就必须同既定的自然科学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和比恩格斯及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更可靠的一致性。而恩格斯和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那种一致性就是构成关于整个现实界的普遍理论的共同内容，即“共产主义世界观”。总之，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特别是把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及其机械的简化论强烈倾向与超然的客观主义联在一起，是有问题的，有矛盾的。这就是突出自然科学和突出作为社会的自然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是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结果，辩证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向经济主义，认为在社会物质基础中只有经济，乃至只有经济的“最重要的物质”方面即生产技术，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能，政治和理论的上层建筑只是附属现象。列宁和毛泽东都是致力于倡导“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他们抵制经济主义，但排斥革命的经济主义影响却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共产党的正统观念中存留着。 在20和30年代，随着俄国的革命蜕变为斯大林主义和党的官僚政治，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的支配，在苏联范围之外逐渐开始崩溃了，并让位于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有卢卡奇和科尔施，他们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的重新发现似乎证实了他们的论点。阿尔都塞和德拉—沃尔佩学派在过去的20多年中，则严厉谴责了上述黑格尔化倾向。与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苏联马克思主义一般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虽然最近也现出了一种趋势即反对那种用以替代形式逻辑的特殊逻辑的概念。 （RE） 参考书目 ①卢西奥·科莱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1973年英文版。 ②Z.A.乔丹：《辩证唯物主义的演变》，1967年英文版。 ③弗·伊·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1962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哲学笔记》（1895—1916），1961年英文版。 ⑤毛泽东：《矛盾论》（1937），1967年英文版。 ⑥J.梅法姆和D.H.鲁宾合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问题》，1979年英文版。 ⑦R.诺曼和S.塞耶斯合著：《黑格尔、马克思与辩证法》，1980年英文版。 ⑧G.V.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1969年英文版。 ⑨约·维·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载B.富兰克林编：《本质的斯大林》，1973年英文版。 ⑩G.A.韦特：《辩证唯物主义》，1958年英文版。 辩证法（dialectics） 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有争议的一点。它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马克思受惠于黑格尔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即以是科学的道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常强调的概念有：（1）方法，即最普通的科学方法，比如认识论的辩证法；（2）支配全部现实事物中某些方面的一系列规律或原理；（3）历史的运动，即关联辩证法。所有这三个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但其代表的例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方法论的评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自然科学的阐述以及早期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表现的“超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这些著作可以分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有两种辩证法的偏向：一是作为逻辑过程，另一是比较狭义地作为这一过程的动力。 第一，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将现实思辨地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原则，把两种古代形式的辩证法即作为理性的伊利亚学派的辩证法观念和作为过程的爱奥尼亚人的辩证法观念——作为自我发生、自我区分和自我列举理性过程的辩证法观念——结合在一起。第一种观念从芝诺的悖论（反题）开始，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的辩证法，再通过中世纪辩论的实践而发展为康德的批判。第二种观念则典型地表现为一种双重形式。在上行的辩证法中，证明存在一种更高的实在（如各种形式的神）；而在下行的辩证法中，则解释这一更高的实在在现象世界中的表现。古代怀疑论的超验的物质辩证法和新柏拉图的自我实现的内在辩证法以及从普罗提诺和伊里吉纳德后的基督教的末世学，就是典型的例子。上行的辩证法和下行的辩证法的结合，导致了一种半世俗式的原始统一，损毁或分裂以及复归或重新统一；或者说导致了一种半逻辑式的实体化和现实化。伊利亚学派和爱奥尼亚两种形式的结合则导致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是一种通过异化自身而实现自身，并通过承认这种异化不过是自己本身的自由表现或体现而恢复其自我统一的逻辑过程或辩证法；而且这种结合是通过黑格尔体系本身来概括和完成的。 第二，上述过程的原动力就是狭义上所认为的辩证法，黑格尔把它称之为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39页）。这是这样一种方法，它能使辩证法的评论者看到各种范畴、概念或意识形式从彼此中产生以形成内容更为丰富的各个总体，直到作为整个的概念、范畴或意识形式完成时为止的全过程。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完整的，而谬误则在于片面、不完全和不切实际；谬误可以通过它所产生的矛盾来辩认，而且可以通过更完全、更丰富、更具体的概念形式来体现这些矛盾加以纠正。在这一过程之中，可以看到著名的扬弃原则，当辩证法展开时，局部的见识是决不会丢掉的。实际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两种基本方式进行的：一是阐明某种概念中所包含但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内容，另一是弥补其中某些需要的、缺少的或不足的部分。与“反思”（或分析）不同，“辩证的”思维是根据概念形式的系统的相互联系来把握概念形式的，而不仅仅是依据其一定的差异来把握它们的，并把每一发展看作是先前较不发达阶段的产物，而这是先前较不发达阶段的必然的真实性或完成。因此，在任何形式与它在形成过程中的表现之间总存在着矛盾、潜在的嘲弄或新的意外情况。 马克思的思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1）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出色地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化的”逻辑，并在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继续分析了这一点，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劳动观成了分析的中心；（2）在紧接着的下列著作即《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则被纳入对思辨哲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的范围；（3）从《大纲》开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又重新作了肯定的评价。这一重新评价的范围，依然是一个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然而，有两点是无庸置疑的，即马克思一方面继续谴责黑格尔辩证法本身，另一方面又认为他自己在使用一种与黑格尔有关的辩证法。比如，他在反驳杜林的言论时说：“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阐述的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恰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第254页)。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他写道：“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这两个比喻——倒过来和内核——一直几乎是神学思辨的主题。内核的比喻似乎表明马克思认为可以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要素——这既不同于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观点，即认为可以全盘吸取黑格尔体系中的辩证方法；也不同于从伯恩施坦到科莱蒂的有实证主义倾向批判家的观点，即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被其唯心主义所破坏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取。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从未实现自己的愿望即“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1页）。 无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受惠到什么，但从1843年到1873年间，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显然是始终一贯的。（1）形势上来看，马克思的抨击有三个主要靶子——黑格尔的颠倒、他的同一性原则以及逻辑神秘主义。（2）从实质上来看，马克思则主要是抨击黑格尔不承认自然界的自主性和社会形态的历史性。 就第一点来说，首先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犯了把主词和宾词三重颠倒的错误。在每一个方面，马克思都把黑格尔的立场说成是倒立的，而把他自己的立场看作是对黑格尔的颠倒——即颠倒的颠倒。比如，马克思就把作为特殊事物特征的普遍性概念，以非简化的经验为根据的认识和作为国家基础的市民社会（后来的生产方式）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思辩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本质上唯心主义的社会学对立起来。但是，马克思是仅仅在证实黑格尔立场的矛盾还是要改变其问题体系，这点并不清楚。实际上，马克思通常所作的是后一种，他对黑格尔的术语和关系的批判，其目的也就是针对他的“颠倒”进行批判。马克思把无限精神看作是对（异化了的）有限存在物的虚幻的反映，把自然界看作是超验的现实；而黑格尔的关于无限、僵化的和有限的精神的内在唯灵目的的论则被这样一种方法论所取代，这就是致力于以经验为指导来研究历史上出现的、正在发展的人类与不可简化的、现实的、但可改变的自然界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论。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区分黑格尔著作的三种颠倒现象。不过，马克思的第二和第三方面的批判却暗示了它们的区别，指出黑格尔把存在归结为认识（即“认识上的谬误”）并把科学归结为哲学（即“思维的幻觉”）。 其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同一性原则（存在和思维同一于思维）的批判是双重的。在表层的即沿着费尔巴哈的改造方法所进行的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经验的世界是如何作为黑格尔的思想实体化的结果表现出来的；但在其深层的批判中，马克思则认为经验的世界实际上是它的隐蔽的条件。比如，马克思就指出黑格尔如何把他自己的活动或一般的思维过程，变成作为经验世界创造者的独立的主体（即理念）。因此，他论证说，这位思辨哲学家思考的内容，实际上是无批判地得来的经验材料，即从现存事态中吸收的经验材料，并以这种方法加以物化并使之永恒化。下图就是马克思驳斥黑格尔同一性原则的逻辑。 马克思对黑格尔同一性原则的批判图析 概念实在论的本质 ┌────────┐ │↓ 经验的世界有限的精神————→无限的精神概念上转化了的现实 │↑ └───────┘ 经验实在论的惩罚具体化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非批判的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的要素） 马克思的分析意味着：（Ⅰ）守旧性或护教学的是黑格尔方法的固有本质，而不是象黑格尔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个人的弱点或妥协的结果；（Ⅱ）黑格尔的逻辑理论与他的实际行为是不一致的，因为他的辩证步骤证明是靠非辩证的、非反映的、颇为粗略的经验考虑促成的。 最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神秘主义”、概念的单性产生及它所容许的观念形态上玩弄的种种手法的批判，集中在对哲学（以及一般的理念）的自主性或最终自我满足的批判上。但这里也有两点不清楚的地方：马克思是象《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所表明的那样在提倡真正的颠倒即用科学来同化哲学（用实证主义取代）；还是像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提倡改造的哲学实践，即虽受外界支配或依赖于科学和其它社会实践但本身又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哲学实践。 就第二点来说，马克思在其《经验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找出了两个概念上的空白；（1）关于自然界和一般存在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完全与思维相对立的另一种东西，即它是独立的现实的；就因果关系而言它不依附于任何精神，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也不以任何精神为其必要条件。（2）关于对象化和异化的区分——因为在从推理上把现存的、历史决定的、人的对象化的异化形式作为绝对主体的自我异化进行转化时，黑格尔在概念上首先假定存在着真正的人即存在人的对象化的非异化方式。一般地说，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因为对黑格尔来说“唯一……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总是（1）以“一处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资本论》第1卷，第56页）为前提的；（2）包含着现实的变化，它既导致事物的一去不复返和有限性，也包含产生真正新事物和突创的可能性。所以，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客观上都是有条件的、绝对有限的，未来是无尽期的（即不是终结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同一性原则的批判，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辩证法虽也许没有特别提到整体的现象，但却提到许多不同的形态和原则。比如，它可以涉及哲学、科学或世界的方式或方法；涉及存在、思维或它们之间的关系（本体论的辩证法、认识论的辩证法和关联辩证法）；涉及时间“范围之内”或“范围之外”的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辩证法相对于结构辩证法）；这些都是普遍的或特殊的，超历史的或短暂的范畴。而在这些范畴之内作进一步的划分也许就值得注意了。比如，任何与认识有关的辩证法就可能是超概念的、方法论的（批判的方法或分类的方法）、直观推断的或实存的（描述或解释的）；关联的辩证法就可能被主要认为是本体论的方法（如卢卡奇）或被看作是认识论的批判（如马尔库塞）。这样一些辩证方式可以这样阐述：（1）具有共同的始源；（2）它们在体系上的联系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3）但它们并不具有共同的本质、内核或胚芽的联系；（4）甚至更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回到黑格尔的著作中去理解它们。马克思也许实际上一直受惠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即使这种辩证法在他的著作中已完全得到了改造（所以内核和颠倒的比喻都不再适用了）和（或）以各种方式加以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常见的、明确的论点有：（1）世界观（如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2）是理性的理论（如德拉—沃尔佩，阿多尔诺）；（3）在本质上取决于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之间的关系（如卢卡奇、马尔库塞）。无疑，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自我理解，辩证法这一概念主要强调的是认识论。马克思就常把“辩证的”方法用作“科学”方法的同义语。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他在引用了圣彼得堡一们评论家对他的方法所作的显然是实证主义的评述（参看实证主义条目）之后，评论说：“这位作者先生……我的实际方法……描述得这样恰当……那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页）。然而，马克思的方法虽具有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但显然不是实证主义的，而是实在论的（参看实在论条目）。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的认识论的辩证法使他致力于一种特殊的本体论的辩证法和有条件的关联辩证法。在其致J.B.施韦泽（1865年1月24日）的信中，马克思评论说：“科学辩证法的秘密”取决于把“经济范畴”看作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61页）。马克思的辩证法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依据特殊矛盾的本质关系去解释思维中的矛盾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危机的，而这些矛盾和危机正是由上述特殊矛盾的本质关系所导致的（本体论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所以是历史的，是因为它既植根于它所描述的关系和环境之中，又是导致这些关系和环境变化的（有条件的）动因（关联辩证法）。 马克思把他的受经验支配的探讨方法同其半演绎的解释方法区别开来；为与此一致，我们可以把他的批判的辩证法同其体系的辩证法也区分开来。前者也是对历史的实际干预，它表现为三重批判——经济学说即动因观的批判，生产结构的批判和支撑它们的本质关系的批判；而且它把（历史化了的）康德的要素具体化了（这最初是麦克斯·阿德勒强调的），历史的有效条件和各种受到攻击的范畴、理论和形式都被精心地置于其中。马克思的批判辩证法多半被看作是经验上无穷尽、物质上有条件的和历史上受制约的辩证现象学。 马克思的体系辩证法是从《资本论》第1卷第1章的商品辩证法开始，面在《剩余价值论》的政治经济的批判史中达到了顶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归根到底都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商品的价值之间，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具体的劳动的有用特征与抽象的劳动的社会特征之间的结构性的根本矛盾。这些矛盾，加上它们所确立的其它的结构性的和历史性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与价值实现过程之间的矛盾，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等）都是：（1）真正的内涵的对立，因为这些矛盾的两极实际上都是互为前提的；（2）与现象的神秘化形式有着内在联系。这样一些辩证的矛盾，既不违背非矛盾的原则——因为它们可以得到协调一致的描述，也不违背“引力”的规律，因为由有关对象所导致的完全颠倒是（错误地）表述某个现实对象的概念，已由马克思所秉承的那种非经验主义的、分层的本体论不费周折地加以阐明（参看矛盾条目）。马克思把这些根本的结构性矛盾本身看作是直接的生产者跟如下三个方面相脱离而形成的历史遗产：（1）他们跟生产资料和生产的原材料相脱离；（2）他们彼此间相脱离，从而导致；（3）他们同社会关系的网络相脱离，而正是在这种网络中，他们才对自然界起作用（和反作用）。无可否认，这里面不止一处带有改变了的席勒的历史的先验图式的迹象，即把历史既看作是原始的无差别的统一、分裂和恢复的辩证法。比如马克思就说过：“需要说明（或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无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引起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8页）。马克思本可以把这看作是依据验所确立的概念。但无论如何，把这样一个概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是一种不适当的限制。比如，它可以作为形而上学的直观推断发挥作用，也可以作为具有经验主义含义的发展研究方法的基础发挥作用，而无需对其本身直接加以证明。 具有特色的并不是马克思的所谓“辩证的”界定或偏向，而是他的辩证的解释和批判；在解释中他是依据共同的因果存在条件来说明各种对立的力量、趋势或原则的，而在批判中则是依据其历史条件来说明各种不适当的理论、现象及其他。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什么要采取扬弃这一明显的形式？一种新的理论总要力图保留它要取代的理论所成功阐述了的大部分现象。但为在理论上保留这些现象，马克思彻底改变了它们原来的表述，而在将这些现象纳入新的批判解释范围时，马克思就对这些现象作了实际的改造。马克思在其批判的辩证法或体系的辩证法中是不是受惠于黑格尔的关于现实的概念？黑格尔的本体论有三个关健因素：（1）实现的唯心论；（2）精神的一元论；（3）内在的目的论。与第一点相反，马克思既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又抛弃了结构上并列的同一性形态，认为不能把物质和存在归结为精神和思维（或归结为精神和思维的异化）；针对第二点，阿尔都塞曾正确是论证说差异和复杂性对马克思来说是本质的必不可少的，德拉-沃尔佩也正确是强调指出他的总体需要经验的证实，而不需要思辨的证实；至于第三点，马克思强调的是因果必然性而不是概念的必然性——目的论只限于人的实践以及在其它方面“阐述它的合理意义”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5页）。最重要的是，对马克思来说，开创一门历史科学，本体论的成层作用现象和生成现象是不能简化的，而在黑格尔那里则是在本质和存在的范围内来探讨本体论的成层作用和生成作用的，并把它们分别分解为现实性和无限性（从而消融于观念的自我阐述领域之中）。在一切哲学的重大方面，马克思的本体论与黑格尔的本体论的不同，在程度上跟它与原子论的经验主义的不同是一样的，这种经验主义后来成为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的靶子。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的批判中表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暗中包含这种前提。 在辩证法问题上，最常见的立场有三种：一种认为它是无价值的东西（如伯恩施坦）；第二种认为它是普遍适用的；第三种认为它只适用于概念和社会领域，但不适用于自然领域（如卢卡奇）。恩格斯是第二种即普遍适用的立场的巨大权威。在他看来，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认为它们可以“归结为三个规律”：量的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 在恩格斯的论述中，存在着种种模棱两可的解释：这些规律被认为是先验的真理不是超经验的概括，这点并不清楚；这些规律是科学实践所必不可缺的或者只不过是权宜的阐述手段而已，这也并不清楚。除了众所周知的恩格斯的武断例子之外，对被想象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恩格斯的辩证法的贴切性也是有疑问的，当他反对任何归纳的唯物主义时就更为如此。虽然证据表明马克思承认恩格斯的一般推动作用，但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没有以任何自然辩证法为前提，也没有导致任何自然辩证法；而且他对先验论的批判也表明，关于现实中存在着辩证的或其它类型的过程的主张，具有归纳的和特定的主体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立场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必然真理黑格尔 ╱普遍的（矛盾） ╱╲经验主义的概括恩格斯 现实中的辩证矛盾 ╲ ╲特殊的（矛盾）（比如对资本主义来说）马克思 对于从卢卡到萨特这样的许多批评家来说，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假定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就它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把只有在人的领域里才有意义的诸如矛盾和否定这样的范畴又人为地（从而也是唯心地）应用到自然界去。这些批评家并不否认，作为社会历史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科学可以是辩证的；但争论的问题在于，是否可能有一种自然本身的辩证法。自然界与社会领域之间显然是有差异的。但它们之间的特殊差异比起它们的一般类似性来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实际上，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已变成一般自然主义的问题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取决于辩证法是否象所设想的那样广泛，社会是否具有足够的自然主义特性，以致可以把它扩大到自然界。尽管这样，人们也不可能指望得到一致的答案——自然界虽可能存在辩证的倾向和内涵的矛盾，但不会存在辩证的可理解性或辩证的理性。某些为恩格斯进行辩护的人（如P.鲁宾），就曾争辩说：人对自然界从认识上进行的探讨和人在自然界中的历史形成，都是以谢林的证实“超范畴”联系的可认识性的“中性点”（或辩证的同一性）为前提的。但是（测量和实验中的）认识上的同一或等同和（进化中的）历史现象则是以独立关于有关自然支撑点的实践为前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辩证关系都表现为非黑格尔式的不对称的内在关系（社会形式以自然形式为前提而不是相反）；所以任何认识上的或本体论的同一性只有在过度延伸的唯物主义的非同一性的范围内才会出现。 从短期观点来看，恩格斯的介入所引起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在第二国际的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导致了在许多方面与恩格斯一直自觉反对的海克尔、杜林及其他人的实证主义相类似的过度自然主义和一元论的趋向。但从较长期的观点来看，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反映论作为一种认识手段取代了同一性原则，而经过加工的世界观则巩固了一种同源形式）导致了某些形式上的后果，它们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绝对化或对之采取教条的封闭态度，把科学融进哲学，甚至把现状理想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采取心安理得的态度）。 如果恩格斯是不知不觉地把自然化的历史进程确定为一种“新的绝对”，那末卢卡奇则是力图证明历史的目的就是真正实现黑格尔曾在思辨哲学中徒劳无功地探求但最后却是由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中找到的那种绝对，发现无产阶级的命运和作用就是历史的同一的主一客体。在恩格斯和卢卡奇那里，“历史”的实质内容实际上被抽空了——恩格斯依据普遍进程的范畴对历史“客观主义地”进行解释。卢卡奇则“主观主义地”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完成的无条件的自我实现的行为，具有很多中介或阶段，而这种不断完成的自我实现的行为就是历史的逻辑基础。 尽管有这些原来的缺陷，但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辩证法的形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除了卢卡奇本人的历史自我意识的辩证法或主-客体辩证法之外，还有葛兰西的理论-实践、马尔库塞的本质-存在和科莱蒂的现象-现实的矛盾，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直接源于黑格尔。在本杰明那里，辩证法体现了历史的不连贯的和大突变的特点；在布洛赫那里，辩证法被看作是客观的幻想；在萨特那里，辩证法植根于个体本身总体化活动的可理解性之中；在勒费尔那里，辩证法则表示非异化的人的目的。在具有较多反黑格尔色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科莱蒂）中间，德拉-沃尔佩的辩证法，本质上在于非僵化的和非实体化的思考，而阿尔都塞的辩证法则意味着总体的复杂性。预先形成性和多元决定性。为在这两大阵营之间保持平衡，阿多尔诺一方面强调一切批判的内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思维的非同一性。 与此同时，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内部，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第三条规律被斯大林随意抛弃了，而第一条规律则被毛泽东降为第二条规律的一种特殊情况；从列宁以后，这一传统就不再遵循辩证法的大部分要点了。当然，出现这些变化也有充分的唯物主义的理由（和政治动机）。否定之否定是黑格尔据以把有限的存在融于无限之中的手段。然而，正如哥德利埃所指出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很少懂得马克思的对立统一与黑格尔的对立物的同一性之间的差别。在这一传统内，毛泽东最为值得注意，因为他一方面提出一系列关于区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有价值的见解，另一方面又像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强调矛盾发展的“相互联系和不平衡”的特征。 在其长期而复杂的历史中，辩证法有五个突出的基本思路，其中每一个都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1）源于赫拉克利特的辩证的矛盾，包括非独立的来源的各种力量的内涵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把这些矛盾看作是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构成要素；（2）源于苏格拉底的反驳论证或辩证的论证，一方面被改造为阶级斗争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理想的条件”（在葛兰西那里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在哈贝马斯那里是“不受约束的舆论”）下它将继续作为真理的标准而发挥作用；（3）源于柏拉图的辩证理性，它具有一系列的内涵；这些内涵从概念的灵活性和新颖性——它们易于受经验的、逻辑的和环境的支配，在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由启蒙和反神秘化（康德的批判）发展到基于物质基础的和有条件的集体自我解放的深刻的理性；（4）源于从普罗提诺到席勒的原始统一即历史的离异和有差别的统一的辩证过程，这一方面依然是马克思的关于商品形态的系统辩证法所暗示的违背事实的极限或极点，另一方面则作为争取社会主义实际斗争的促进因素而起作用；（5）源于黑格尔的辩证的可理解性，它在马克思那里被改造为既包括对从因果关系上描述社会客体又包括它们作解释性的批判——从其存在的条件来说，这种描述和批判既包括那些历史上具体的和依附于实践的社会客体，又包括那些完全不是这样的社会客体。（参看决定论；认识论；逻辑条目）。 （RB） 参考书目 ①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②R.巴斯卡尔：《辩证法、唯物主义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③卢西奥·科莱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1973年英文版。 ④德拉-沃尔佩：《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1950），1980年英文版。 ⑤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1卷，第1章。 ⑥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⑦哈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41），1955年英文版。 ⑧G.斯迭德曼-琼斯：《恩格斯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73年英文版。 ⑨A.伍德：《卡尔·马克思》，1981年英文版。 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ofnature） 19世纪科学的最引人注目的遗产之一，就是自然辩证法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对科学和自然进行了一系列的论战性的和探索性的思索，抨击杜林的“科学上的革命”，并对自然辩证法用了许多评论和思考。这些包含一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概念融入自然哲学的企图——这种企图实际上是要表明马克思主义可以阐述自然的各种规律，表明单一的本体论就可以包括自然界和人类。因此，可以用来洞察自然和社会进程的分析工具就被归结为辩证的规律。恩格斯看来似乎是在探讨19世纪的科学发现、理论和争论与辩证概念之间的调和性。比如，他对“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思考就说明了这一点。后来整理这一探讨的人把它变成了一种僵硬的、规定了推断的存在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参看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发展条目）。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提出了三条普遍的定理：提出正题——反题——合题或“否定之否定”这一命题作为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提出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作为对渐进的转变如何成为革命的变革的解释；提出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作为基本的辩证关系（参看辩证法条目）。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自然辩证法在西方很少有人赞同。它在苏联、中国和东欧，无疑受到了认真地看待，但它传播的是宗教式的教义而不是不断发展和不断深化的传统（参看哲学条目）。 （RMY） 参考书目 ①洛伦·R·格雷厄姆：《苏联的科学和哲学》，1973年英文版。 ②拉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2卷——“黄金时代“，第15章。 ③A.古斯塔夫·韦特：《辩证唯物主义》，1952年英文版。 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 这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列宁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虽然否认是他发现了阶级或阶级斗争，但却坚持认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然而，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准确地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他谈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这种社会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43一切阶级差别……必然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也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成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但是以上论述和马克思著作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对它作进一步的解释。 不过，有一篇重要的马克思著作，即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我们倒可以把它看作是他对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详细描述。马克思后来说巴黎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社会主义者，也可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2页）。然而，恩格斯于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新的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却说：“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根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看法，恩格斯的观点是有根据的。 对马克思来说，巴黎公社的意义（“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就在于，它不象以衣的专政，它已开始粉碎国家机器，并把权力交给人民。“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公社的市政委员会由普选产生，而且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废除了警察和常备军，并以武装起来的人民却取代他们；像其余的一切公务人员一样，“法官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马克思还说：“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然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同上，第337页）。总之，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作是将权力交给工人阶级并建立一个尽可能接近直接民主政权的尝试。 这表明，根据马克思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就是字面上所说的，即他所认为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一种统治的形式，无产阶级在其中将行使迄今由资产阶级行使而实际的管理任务委托其他人的那种统治权，而且也是一种管理形式，工人阶级在其中将实际进行管理并迄今履行由国家执行的许多任务。 这种把无产阶级专政既看作是统治形式又看作是管理形式的观点，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列宁的这部著作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严格依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阐述而写成的。然而，这部著作没有涉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却党的作用。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与“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有很区别的，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流行的恰恰是后一种表述。 同样地，对这一概念所附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已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成是在革命过程中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对自己敌人的一种无情镇压（参看社会主义的过渡条目）。列宁在1918年底就曾写道：“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37页）。这就意味着国家及其强制机构可以根据不严密的法律条款和借无产阶级的名义来使用镇压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的批评家们所强调的往往正是这一概念的镇压的一面；而且恰恰由于它已被广泛地同凌驾于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的党和国家的专政联系在一起，它才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陷入尴尬的处境。许多这样的党现在已从自己的党的纲领中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 （RM） 参考书目 ①埃蒂耶纳·巴里巴尔：《论无产阶级专政》，1977年英文版。 ②哈尔·德雷佩尔：《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第2卷《社会各阶级的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③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1919年英文版。 ④弗·伊·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1965年英文版。 分配（distribution） 在马克思看来，一种社会形态与另一种社会形态，像约·斯·穆所理解的那样，有着不同的分配关系；但马克思不同于其他作家，他认为分配关系源于生产关系。他说：“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批判”（《资本论》第3卷，第998—9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的核心是一个阶级受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对剩余劳动的榨取，相应地在各阶级之间形成了分配关系。但它是一种只有依据生生产关系有关的量和质的尺度才能理解的关系。尽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条件的分配关系作了很多阐述，但还是让我们根据资本主义的情况来说明一下这种分配关系。 基本的分配关系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进行的，从收入形式来说，资本和劳动分别是由利润和工资来表示的。因此，从分配上分析资本主义，就会把这种关系看作是在剥削反映出来的一种对抗现象，因为剥削表现为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反比关系。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利润是从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得到来的，即通过强迫劳动者在生产工资货物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进行劳动来创造的。于是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源于生产关系。工资作为生产的先决条件而预付的，而利润作为剩余价值在交换中的形式则是生产的结果，它本身就是资本与劳动在劳动过程中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关系，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的斯拉法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应主要被看作是两个阶级之间在纯产品份额上的冲突，而应主要看作是在生产问题上冲突的结果，因为在这种生产中，两个阶级的处境并不是同等的。 剩余价值的生产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关系的性质。但是剩余价值本身也必须进行分配。在各工业资本家之间，假定资本是通过信用进行流动的，就有一种按预付资本的比例分配剩余价值的趋势——形成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剩余价值还会通过诸如地租和利息等形式而被占有。对于地租来说，地产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利息来说，则必须分析金融资本。此外，竞争也是分配的最复杂而又最具体的主宰因素，困为当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工资时，竞争会使工资往往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 （BF） 分工（divisionoflabour） 马克思把社会分工定义为“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资本论》第1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英文版）。接着他又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劳动行为，市场上就不可能有彼此可进行交换的商品。但是反过来说就不对了，因为商品生产并不是社会分工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古代公社就有分工，但其品并不成为商品。同样，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工厂内部的分工也不是工人交换他们个人产品的结果。这表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分工要加以探讨。第一，存在着一种由私人生产者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系的社会分工，这是在各个个体的、独立的、竞争的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换的分工（资本主义）。第二，存在着工人之间的分工，每个工人完成一部分工序，所有的工序同时进行，生产出来的东西是集体工人的社会产品；这是生产中的分工，即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与劳动的分工，虽然它同交换中的分工是相互联系的，但这两种分工的起因和发展是完全不同的（参看资本；商品；交换；价值条目）。 首先考察一下社会分工。这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社会之中，而且是由人的生理差异造成的，用以推动特定社会目标的这种差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特定社会关系，此外，不同的共同体可以使用自己自然环境中的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当这些不同的共同体彼此接触时，这些差异就推动了相互的产品交换。因此，各个社会单位（家庭、部落、村社、社团或其他）内部或之间的交换，就为生产的专业化提供了动力，从而导致了分工。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品逐渐变成了商品，生产过程内部也出现了分工，但这种分工是资本主义的特定产物，它按以下方式与社会分工相互作用。寻求保值并从而寻求剩余价值把先前独立的手工业者融入了一个受资本控制的单一配置的生产过程之中（参看积累条目）。这样，生产中的分工就以牺牲社会分工而得到了发展。同时，各个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又分成了若干组成部分，每一部分变成了一个单独的生产工序；这样，社会分工又以牺牲生产中的分工得到了发展。但是，靠资本扩大的生产力增加得很快以致这两种分工都发展了，彼此之间不断划分界限又不断加以修正。因此，正是这种积累的动力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分工，而不是市场施加的限制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分工（参看协作；劳动过程；工场手工业条目）。 尽管存在着这种不断的相互作用，生产中出现的受资本控制的专业化在性质上也完全不同于各个不同资本之间交换中出现的那种专业化。首先，交换中的分工只把一切不同的生产过程（只要这些过程生产商品它们就存在）联结在一起；不同的劳动只是通过作为商品的那些劳动产品而联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只有在买卖活动中才能实现。相反，在生产的分工中，一个单独的工人并不能生产商品，每个工人只是集体工人即一切专业化活动总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唯一发生的买卖活动则是资本家对所需数量的工人劳动力的购买。 其次，社会的分工需要在大量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广泛地分配生产资料。但生产内部的分工则是以作为资本家独占的私有财产的生产资料的集中为前提的。 再次，用以组织这两种分工的方式也不相同。关于社会的分工，马克思所说的“偶然性与任意性的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起着支配作用，使资本在各个不同的劳动部门之间的分配带有明显的任意性。虽然每个资本家受生产使用价值的必然性制约，并最终受利润考虑的制约，但这些制约只是通过价格波动来冲击资本家的；因此，社会分工是由竞争过程从经验的角度来推行的。相反，“偶然性和任意性”在生产过程中则根本不起支配作用；每个工人有一定的职责，按一定的比例同其他工人以及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中的分工是由资本家进行规划、管理和监督的，因为它是从属于作为资本家私有财产的资本的一种机制；因此，它是由资本的强制力量先验地推行的。马克思总结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的专制是相互制约的”（《资本论》第1卷，第39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适用于工场手工业的情况更适用于机器大工业，在机器大工业中使劳动从属于生产资料的过程达到了顶点。（参看机器和大工业条目）。 最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加剧了“无产政府状态”与“专制”之间这种差异。生产内部的有组织的分工被赞美为是提高资本生产能力的机制，而阻碍并扭曲人的能力使工人终生局限于局部工序的现象却被轻易地忽略了。任何根据社会公认的标准去管理、控制和规划失调了的社会分工的有意识的努力，全都被谴责为是对个人自由、私人财产权和资本家个人独创性中企业精神的危险侵犯。于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往往把分工看作是根据偏好和技艺（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来获得的）来分配个人的工作，把专业化赞美为增进发展和提高生产能力的源泉，而且一般都倾向于不承认分工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历史的具体范畴和制度，不是被看作是暂时的，而被当作是永恒的；因为个人的爱好和生产技艺将永远存在，这就易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嘲弄为无希望的乌托邦的空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然而，这咱批判完全曲解了这段话。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证明人的劳动产品如何和为什么会支配生产者本身，以资本为其存在形式的物化劳动如何通过表面上的供求客观上规律支配着活劳动的。而且这种情况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本身创造的社会却把分工强加给各个个人。生产当然总是把劳动体现于产品的一种活动，但在其中实现这种体现的阶级关系对决定下述论述却是十分重要的：“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已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颠倒，正是由于这种颠倒，主体才被当作客体，而客体则被当作主体。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消灭分工看作是消灭私有财产关系的同义语；只有当人们支配生产和交换并自觉规划它们时，他们才是自由的。随着商品形态的消灭，劳动的社会特征就不再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客观的特征了；不再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其运动支配着生产者本身的社会关系了；更确切地说，情况恰恰相反；随着基于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分工的消灭，上述真正的颠倒也就消失了。 显然，为了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能继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某些形式的分工仍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有在实际生产领域之处，真正的自由才是可能的。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不是“专制”支配生产中的分工，而是由生产者本身的民主规划来支配分工，不是“无政府状态”支配社会分工，而是“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在社会化的生产关系条件下，机器特别是自动化的不断发展的潜力，将使生产中的这样一种经济时代成为可能，即第一次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创造也“真正的自由王国”，包括“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于是，我们将会看到：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底，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219页）。这样，分工就消灭了（参看共产主义条目）。 （SM） 多布，莫里斯（Dobb,Maurice） 1900年7月24日生于伦敦，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多布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剑桥和伦敦学习之后，他于1924年在剑桥获得教职。他在剑桥期间和退休以后的著述，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计划、价值理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学术著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斗士，并使自己的理论著述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著述注重于研究实际问题。在自传性的笔记中（见“参考书目”9），多布着重谈到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政治积极性。从1922年直到逝世，他一直是共产党员。 他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见“参考书目”5）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这部著作及其有关的著作，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参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条目）。他发表的许多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的著作——从1928年的《工资》到1970年的《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都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他的关于价值理论、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著作，在若干年内几乎是英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他对价值论的解释，特别是后来的著作（1970年和1973年），深受李嘉图和斯拉法的影响，他还与斯拉法合作出版了李嘉图的著作。 （LH） 参考书目 ①《剑桥经济学杂志》（莫里斯·多布纪念专辑）。 ②莫里斯·H·多布：《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进步》，1925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工资》，1928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46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1955年英文版。 ⑦同上作者：《福利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1969年英文版。 ⑧同上作者：《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和分配学说》，1973年英文版。 ⑨同上作者：《自传随笔》（1965），1978年英文版。 ⑩R.H.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6年英文版。 家务劳动（domesiclabour）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女权运动人士对妇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压迫的物质基础的探讨，曾被恩格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9页）、倍倍尔、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人看作是通过把妇女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而使其遭受经济压迫的家务劳动，已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现代女权运动的一个公认的范畴（参看女权运动条目）。以前论述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往往只是从她们在劳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来寻求其受压迫的原因的，造成这种不利地位的原因是妇女只是在家庭内部从事劳动。而家庭本身又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认为它的主要作用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人们所以重视家务劳动这一问题，看来是为了通过承认劳动也在家庭内部进行这一点来纠正上述多少有点矛盾的见解，他们认为应该承认性别分工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家庭内部进行的家务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和为资本进行的工资劳动（男女都从事，但主要是男性从事）。把经济的范围扩大到将大多数妇女劳动也包括在内，就可望对妇女遭受压迫的问题从物质上作出解释。 种种争论导致了这场关于要为家务劳动付工资的辩论，主张这样做的人认为家务劳动是为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因为它提供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在这些方面，除了家庭主妇不是雇佣的以外，家庭完全象一个资本家的工厂。因此，家庭主妇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过比那些领工资的人更受剥削而已。所有这些说法，都受到那些反对给家务劳动支付工资的人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将会把妇女的地位只局限在家中，家务劳动是在不同于为资本进行的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它与工资劳动的不同不只表现它不是雇佣的这一方面。 共同的基础在于家务劳动是在家庭内部生产供生产者家庭成员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的，它有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同于为资本进行的雇佣劳动，家务劳动很少受分工、协作或专业化的制约。辩论的焦点是，马克思的哪些范畴适用于家务劳动、它的产品、它的生产关系及其劳动者。 第一，人们论证说，家务劳动不是商品生产，因而并不生产价值，也更不可能构成剩余价值的来源。这一论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证。一是根据劳动力这一商品的特殊性质，劳动力并不“象任何其它东西”一样构成商品（参看劳动力的价值条目），它不同于一切其它商品，它不是由任何劳动过程生产出来的。相反，它是活的人类的一种属性，而活的人类是靠自己消费使用价值来维持生存的（但不是靠消费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其中有些使用价值就是由家务劳动提供的。二是依据可以从市场上获得大部分家务劳动的替代劳动，因而不同意把劳动力看作是家务劳动的产物。如果在家中烤面包的家庭主妇是生产性劳动力，那末为出卖而生产面包的面包师为什么不是生产性劳动力？如果我们把这一逻辑延伸一下，那末劳动力就会成为许多实业的产物了，劳动力的生产当然也就不是家务劳动特有的性质了（见“参考书目”6和10）。 事实上，有人认为家务劳动不应以其产品而应以其生产关系（一种不属于价值生产的生产关系）来加以鉴别。因为家务劳动的产品是不为销售而生产的，所以它的劳动过程不受价值规律作用的支配，即不受竞争的强制力量的支配；而竞争的强制力量则要保证把用于商品生产的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才有社会意义。没有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没有劳动借以获得抽象劳动特征的手段，而只有抽象劳动才构成价值的实质（见“参考书目”9和7）。所以，如果家务劳动不生产价值，它当然也就不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家务劳动不能生产剩余，或不能以某种方式获得不是价值的另一种剩余。如果能够证明存在一种家务劳动所持有的剩余获得的方式，那末这种劳动就构成了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而作为家务劳动者的家庭主妇也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只不过它所受的剥削方式不同于工人阶级而已（见“参考书目”3、5、6和8）。 与此相反，也有争论说，家务劳动不能构成生产方式，因为它的生产关系没有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尽管家务劳动不生产自己的生产资料，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却被应用于所生产的商品投入中去。那种认为应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依附于（但不同于）资本主义方式的“附庸的”生产方式的观点，是没有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象征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赖家务劳动向它提供劳动力——也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点，即如果作为在理论上具有独立自我再生产的能力从而符合历史时代特征的标准依然是生产方式必要条件的话，那末需要重新定义的正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见“参考书目”7）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末就没有必要把家庭主妇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且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只与雇佣工人有关，不适用于家庭主妇，因为生产性劳动是资本从中获取利润的劳动，这种劳动涉及到两种交换：一是购买劳动力进行的交换，另一是销售其有用产品时的交换。这两种交换都不包括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的产品不出售，它也不是雇佣劳动（见“参考书目2和4）。 如果为把家务劳动包括进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新定义的话，那末它将包含两种形式的劳动，而且这两种劳动形式劳动之间的区别并不明确表示不同的阶级。但这种分类就不再区别每种劳动形式中所包含的工人了；也根本没有必要使这种分工与人们之间的区分相一致。虽然这可能与双重使用妇女的生命力的现实相符合，但却不能说明性别的分工，因为在这种分工中妇女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既然揭示性别歧视的物质基础是这场辩论的原本目的，那末在这一点上就应当认为是一种失败。这并不完全使人感到意外，因为辩论本身纯粹是要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雇佣劳动的分析中得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适用还是不适用的问题。要进一步深入，，就需要有从对家务劳动和妇女压迫的研究中所得出的各种概念。这些概念首先是一些区分男人和女人的概念，而不是重新搬出马克思分析雇佣劳动的那些性别不分的范畴。承认性的差别无论是否会根本改变后一类范畴，都有待于对雇佣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作更充分的分析。但对家务劳动来说，一旦提出关于再生产这样的重要问题，就必然会涉及特定的性范畴。有趣的是，这场辩论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而且如果要分析妇女受压迫而不分析家务劳动中所涉及的特定的工人范畴，那我们将不得不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为避免这种疏忽，就必须澄清被看作是在家庭内部从事的私人劳动的家务劳动与被看作是包含在再生产中的劳动的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 （SH） 参考书目 ①M.库尔森，B.马格斯和H.温赖特：《家庭主妇及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一种批判》，1975年英文版。 ②M.达拉·科斯特：“妇女与社会颠覆”，载《妇女的力量与对社会的颠覆》，1973年英文版。 ③C.德文菲：《主要的敌人》，1977年英文版。 ④T.费伊：《家务劳动——对家务劳动及其与生产过程关系的分析》，1976年英文版。 ⑤J.加德纳：《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1973年英文版。 ⑥J.哈里森：《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1973英文版。 ⑦S.希梅尔来特和S.莫恩：《家务劳动与资本》，1977年英文版。 ⑧M.莫利纽克斯：《家务劳动辩论没有涉及的方面》，1979年英文版。 ⑨W.塞科巴：《家务主妇及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1974年英文版。 ⑩同上作者：《家务劳动——答批评者》，1975年英文版。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EdmundovichDzerzhinsky,1877-1926）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活跃于波兰和俄罗斯的革命运动。俄国革命后，他成为了契卡（1917年12月成立）的首任领导人，在1924年后领导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后来他成为斯大林的支持者；最终死于心脏病发作。 “会议以捷尔任斯基的报告开场。他是一个奇怪的苦行僧/禁欲主义者。在华沙的监狱里时，他坚持要干倒泔水这样的脏活，去清理别人的牢房而非先理会自己的；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力所能及的话，应该把全部不好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而非让其他人来承担。当俄国的革命事业陷入危机时，他担任了最不受欢迎的职位——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主席。在过去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他表现出独特的勇气与正直。当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Socialist-Revolutionaries，LeftSRs）发动兵变时，他只身一人前往对方的大本营，相信自己能说服他们——即使最后被他们逮捕时，捷尔任斯基也无惧被枪决的危险，以至于本来派去看守他的士兵最后反而释放了他，并弃暗投明。捷尔任斯基的身材又高又瘦，脸上洋溢着狂热的激情——容貌与圣·方济各的一些经典肖像如出一辙，是反革命分子与罪犯们的噩梦。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演说家，在讲话时他望向听众们的上方，显得好像根本不是在对他们而是在对着某个肉眼见不到的人讲话。甚至在谈到一个他自己完全了解的话题时，捷尔任斯基也经常令人好奇地、无法利索地发言。有时候他需要停下来，换种表达方式，有时候会无法把话讲完：他会说着说着，就在一个句子中间用一种稍显奇怪的、带贬抑语气的重音来结束讲话——好像在说：“我的发言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至少看起来如此。” ──亚瑟·兰瑟姆（ArthurRansome），1919年在俄罗斯 译自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词目（弦至译、路人甲校）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C》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Ccapital资本capitalism资本主义cartelsandtrusts卡特尔和托拉斯caste种姓centralizationandconcentrationofcapital资本集中和积累chanceandnecessity偶然性和必然性christianity基督教circulation流通citystate城邦civilsociety市民社会class阶级classconflict阶级冲突classconsciousness阶级意识colonialandpost-conlonialsocieties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colonialism殖民主义commodity商品commodityfetishism商品拜物教communism共产主义competition竞争consumption消费contradiction矛盾cooperation协作cooperativeassociation合作社corporation公司councils委员会creditandfictitiouscapital信用和虚拟资本crime犯罪crisisincapitalistsociety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criticaltheory批判理论criticsofMarxism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culture文化资本（capital）在日常用语中，“资本”一词通常用于表述个人所拥有的作为财富的资产。因此，资本可以表示为获得投资收益率而投入的一笔金钱。也可以表示投资本身；代表对生产资料权益的金融证券、股票和股份，或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还有，所有者对之有合法权益的投资收益率，是以利息支付，还是表现为索取利润的权利，均视资本的性质而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本一词的使用更为广泛，还用它来表示任何一项可用作收入来源的资产，哪怕仅仅是潜在的资产也被看作资本；比如，一所房子就可以是个人资本的一部分，同样，能获得更高收入的专门训练也可以是个人资本（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因此，一般说来，资本是指可为其所有者不断产生收益的资产（参看庸俗经济学条目）。这种理解有两个必然结果：第一，认为资本一词适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社会，不是某个社会所特有的；第二，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即作为无生命物的资本从不断生成收益这一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增殖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是建立在否定上述两个结果之上的。资本，就其总的性质而言，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虽先于资本主义出现，但资本的生产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占统治地位的，并支配其它一切形式的生产。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理解资本（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实际上，资本根本不是物，而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关系。固然，资本的目的在赚钱，但“赚”钱的资产却体现了拥有金钱的与没有金钱的这部分人之间的特定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不仅是金钱“决定”的，而且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私有财产关系本身不断再生产的结果。马克思写道：“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通过这种对立在资本上被人格化了。不仅工人的已经转化为独立权力的产品（这种产品已成为它们的生产者的统治者和购买者），而且这种劳动的社会力量及未来的……形式，也作为生产者的产品的属性而与生产者相对立。因此，在这里，关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社会形式”（《资本论》第3卷，第92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资本是一个复杂的范畴，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解释得了的。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就是致力于阐述资本的各种区分门类的。并非每一笔金钱都是资本。有一个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特定过程。马克思通过对流通领域中的两种对应的转化进行比较而探讨了这一过程，出卖商品是为了购买另外的商品，而买进商品则是为了随后出卖（参看商品条目）。如果以C表示商品，以M表示货币，则这两个过程就分别表现为C—M—C和M—C—M。但后一个过程，只有在运动终结时的货币量大于运动开始时的货币量，才有意义；而如果假定商品的价值与其货币形式之间不存在随行就市的波动，那末这一过程似乎也不可能有意义（参看价值和价格条目）。因为，如果交换不是等价的交换，那末价值就没有因此而实现，而只是由受损的一方转到获益的一方；但如果是等价交换，那末就有一个如何赚钱的问题。马克思是通过重点考察一种特殊的商品来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的，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能创造比它自身所有的更大的价值的特性，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劳动力的买和卖是通过工资进行的，而工人随后生产的商品却能卖出比投入的总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加上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更多的价值。但是只有在工人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能力时，劳动力才能成为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消除封建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所施加的束缚，而且必须使工人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劳动市场（马克思把这些历史前提叫做资本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因此，一系列独特的C—M—C的交易过程就表示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为换取工资而被出卖，然后用工资去购买那些为工人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商品。货币在这里根本不起资本的作用，相反，M—C—M的一系列交易过程则包括资本家用于投入的预付货币，这些投入然后变成产出，并卖得更多的货币。资本家的预付货币不同于工资，工资用于消费品上，因而全部消失了；而资本家的货币只不过是预付，它会以更大的数量重新出现。因此，在劳动力变成商品的历史条件下，货币就变成了资本，而M—C—M这一交易过程则应正确地表述为M—C—Mˊ；这里的Mˊ＝M﹢△M，△M就是剩余价值。M—C—Mˊ“因此……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资本论》第1卷，第177页）。鉴于资本是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所以资本有时被表述为“自行增值的价值”或“价值的自行增值”。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而且自行增值的价值依次所采取的特定表现形式相应地都是资本的形态。如果把资本的总公式进一步表述为：那就易于理解了；这里的LP代表劳动力，MP代表生产资料，P是表示把投入C变成具有更大价值的产出Cˊ的生产过程，而M和Mˊ仍与以前的意义一样。M和Mˊ都是货币资本，或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C是生产资本；而Cˊ是商品资本。这整个运动叫做“资本的循环”，其中资本是经过一系列变化的价值，它的每一个变化都与增值过程中的一定职能相适应。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与流通领域有关，生产资本与生产有关；而在循环的不同阶段采取上述各种形式的资本，叫做“产业资本”，它包括受资本主义关系支配的每一生产部门。“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要和产业资本相适应来改变他们的职能的机构，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资本论》第2卷，第66—6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参看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利息；商业资本；信用和虚拟资本；以及资本和收入的一般形式条目）。资本家是增值的货币的占有者，但这种价值的自行增值是一个客观运动；只有这个客观运动成为资本家的主观目的，货币持有者才成为资本家，即资本的人格化。这里的关键在于价值增值的客观运动，而不在于赚取利润的主观动机；后者完全依情况而定，而前者则规定了一切单个资本所共有的特征。就资本能增加自己的价值这一点而言，一切资本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把这种现象叫做“资本的一般”。当然，每一个资本获得的利润都是竞争的结果，但由于流通不创造价值，所以可供分配的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实际生产出来的利润。因此，为了理解资本在竞争中的表现，就必须首先考察这些想象的实质。马克思写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资本论》第1卷，第35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资本的一般”表现为许多竞争的资本，但后者是以各个资本在其构成、产生的使用价值等方面的差异为前提的；而由竞争造成的这些差异则决定着每一资本在上述所有资本所产生的总的剩余价值中占的利润份额（参看剩余价值和利润；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条目）。在这种利润形式中，资本似乎不依赖于劳动而生产财富；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就需考察资本是怎样产生出剩余价值的，即考察资本如何不断采取货币和商品的对立形式，资本如何表现为从属于物的社会关系。只有分析“资本的一般”，才能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质；只有在分析了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盗用为价值之后，才能确定竞争的现象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导致与实际不符的假象。因此，对“资本的一般”的分析必须先于对“多种资本”的分析，对资本的本质的分析必须先于对资本的表现形式的分析，对生产中的增值的分析必须先于对流通中的价值实现的分析。购置的投入物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首先考察一下生产资料。原料将全部消耗掉，因此它们据以参与劳动过程的形态也消失了；劳动工具也是如此（虽然它们可以参与多次生产循环）。结果出现了新的使用价值即产品；劳动把一种使用价值变成了另一种使用价值。价值只能存在于使用价值之中；如果某种东西失去了使用价值，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但由于生产过程是一个使用价值转化的过程，所以当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被消耗掉时，它们的价值就变成了产品。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被保存在产品之中，劳动是引起这种价值转移的媒介；如果从其特殊有用的属性或具体属性来看，这种转移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但生产资料仅仅是生产资本的要素之一，马克思把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并在生产过程中不会改变其价值量的那部分垫付的资本叫做“不变资本”。其次，考察一下劳动。任何生产商品的劳动行为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有用劳动，而且也是对人的抽象的劳动力，即一般的劳动或抽象劳动的消耗。正是这种劳动行为把新的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上。正如具体的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两种不同的活动，而是从不同方面考虑的相同的活动一样，劳动物质材料的价值的保存和新的价值的增加也不是两种不同活动的结果。增加新价值和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属于同一个活动，但只有依据劳动的二重性才能理解这一区别。因此，马克思把转变成劳动力的那部分垫付的资本叫做“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第一将再生产出自己价值的等价物，第二除自己价值的等价物外，还将生产出另外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多少视情况不同而变化。因此，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区分，第一，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有客观因素（生产资料）和主观因素（劳动力）；第二，从价值增值过程的角度来看则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是马克思著作的独创，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了解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一旦提出这种区分，就可以利用它去批判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的分析；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把资本区分为“固定的”资本和“流动的”资本。这种范畴的使用着眼于选定的某个期间（比如一年），而对资本各要素的考察则根据它们是在这一期间全部消耗掉的（流动资本——主要是购买劳动力和原料的资本），还是在这一期间部分消耗掉的（固定资本——主要是机器和厂房）来进行划分的，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这种划分所使用的方法。首先，这种划分只适用于资本的一种形态即生产资本，忽视了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其次，他还说到：“现在的区别只是在于，价值转移，从而价值补偿，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进行，还是一次进行。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就被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价值和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也被抹杀了。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式的区别（而商品流通当然只和已有的、既定的价值有关）；……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的这种做法，即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混同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并且不加批判地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沿用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不加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全部一次地通过产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区别开来。因此，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资本论》第2卷，第244—24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这是拜物教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由于社会生产过程而从属于物的社会性质，凭借拜物教，就被变成了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所具有的天然性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以及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思想，对揭示上述现实的颠倒是十分重要的。它为探讨剩余价值的生产，为探讨用于投资或作为新资本使用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以及一般地为探讨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提供了分析的基础（参看积累条目）。总的说来，资本是一种强制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从属于物，不管这些物是商品还是货币；这种关系还包含着以货币的形式表现的今天的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过去累积的未偿付的剩余劳动。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关系。（SM）资本主义（capitalism）资本主义一词是指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以其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资本可以表现为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材料的货币和信贷；也可以表现为有形的机器（狭义上的资本）；或表现为成品、半成品的存货。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它总是某个阶级——不顾人民大众的资产阶级——所掌控的私人拥有的资本；而这正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正如托尼和多布曾指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很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即使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一词也用得很晚。马克思虽使用过“资本主义的”这个形容词，或谈到过“资本家”，但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都没有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名词来使用。只是到了1877年，在其与俄国的追随者的通讯中讨论俄国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才使用了这个词。这一词用得不多，也许是由于在马克思时代，它还比较新。《牛津大词典》直到1854年才第一次列举了它的用法（为萨克雷所用）。“ism”这个后缀可用于表示某种历史状态（如专制主义），某种运动（如雅各宾主义），某种思想体系（如千年至福说），或上述含义的某种综合。例如，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一种历史阶段）又是一种思想体系。然而，资本主义这个词却很少表示宣传某种生产方式的思想体系。它只代表一个历史阶段。但这一有限的用法并没有使这一概念变得明确起来。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划分界限一直是一个易于引起争论的问题；为同它的起源的各种理论相吻合，它的起点不是被大大推迟，就是被大大提前了。特别是近年来，人们还对它的历史分期进行了热烈的争鸣。还出现了通过在其前面加上各种形容词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扩大它的含义的企图(参看资本主义的分期条目)。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分期的争论，往往是由在众多的均可表示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中突出某一点而引起的。因此，列举一下这些特征，也许会有所裨益。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据认为有下列特征：（1）生产是为了销售而不是由生产者本人使用；这不同于简单的商品生产。（2）出现了买卖劳动力的市场，其交换方式是按一定的时间付给货币工资（计时工资制）或按某项特定工作付给货币工资（计件工资制）；这种市场的出现及其所包含的契约关系，不同于早期的奴隶制或农奴制。（3）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即便不是普遍的，也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现象。由于采取货币的形式，资本就可使其所有者握有最大限度的调度灵活性。这一特征也使银行和金融中介发挥系统全面的作用。纯实物交易与使用货币相比虽是理想的，但它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可以同早期阶段进行一下比较，那时虽已使用有限的硬币，但通过借贷的手段来进行买卖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当时只有新生的商业资本向封建贵族提供消费贷款的例子（参看货币；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条目）。（4）资本家或他的代理人支配着生产(劳动)过程，这意味着不仅对工人的雇用和解雇有支配权，而且对技术的选择、产品的配制、劳动环境以及产品的销售也有支配权，这不同于转让制也不同于可供选择的现代初级社会主义的诸如合作社、由工人管理的企业、工人所有或国家所有的企业等各种形式。（5）支配金融决策。货币和信贷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利用他人的资金进行积累的事业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企业主有权靠借贷、发行股票和抵押厂房来筹集资金。工人对此不仅没有决定权，而且要蒙受由于资本家的失算如违约导致破产所造成的损失。然而，资本家不得不与债主或股东争夺控制权。有些作家（如贝尔和明斯，见“参考书目”①）把普遍的控股制及股东的被动状态看作是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参看股份公司条目）；另一位作家（见“参考书目”③）则把代表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工人利益的养老金股份所有制看作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些暗示资本主义正在消逝的说法，是要说明关键的因素是支配权，而不管它是否伴有所有权。这与社会主义的由计划权威进行控制的中央金融管理制是不同的。（6）资本之间存在着竞争。个体资本家对劳动过程和金融结构的控制要受其在竞争环境中的日常经营的制约；在这种环境中，他们要和生产同一种商品或类似代用品、或只是争夺市场和贷款的其它资本家进行竞争。这种日益加剧的竞争是作为一种不受个人意志左右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的，它迫使资本家采用能够降低成本的新技术和新措施，迫使他们进行积累以购买更好的机器。价值的这种不断变动，是资本主义动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应广义地理解竞争，而不应把它狭义地理解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因为完全竞争在简单商品生产中才有可能。竞争加剧了各大企业的资本的集中。垄断组织和卡特尔的出现旨在抑制竞争。技术的不断革命则导致了许多新的形式，如多种产品公司，乃至多国公司。但是这些不同形式并不会消灭竞争，只是改变了公司用以对付竞争的方式。某些作家（如加尔布雷思，见“参考书目”④）虽曾论证说现代的大股份公司能设法使自己同市场割裂开来，但美国汽车业和钢铁业最近在国际竞争中的经验表明，这一看法是有局限性的。对资本主义起因的探索是多种多样的，或者追溯到商业资本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或者追溯到封建制度内部由于改变封建地租和劳役的支付方式而引起的货币交易的发展。这一探讨涉及到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且主要与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的西欧历史有关。关于资本主义的起因，不管会提出什么样的论据，但一般都公认经15世纪到18世纪这一期间是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特许的垄断组织所进行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在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都起着重要作用。海上贸易由于快速船的发明变得比陆上贸易便宜，而且在此以前尚末（被欧洲）发现的许多地区，如今则通过包括买卖奴隶、贵金属和简单制造品在内的贸易而连结了起来。资本主义的工业阶段是从普遍使用动力机械开始的，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工业革命。从英国棉纺工业开始的这场革命，主要表现为普遍使用蒸汽机，它逐步发展到其它工业部门，并扩展到西欧和北美的其它国家。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学学科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同时得到发展。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开展了一场剥夺或取消国家在控制劳动市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中的作用的斗争，而亚·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则成了这场斗争的强大武器（参看庸俗经济学条目）。这场争取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至少在英国19世纪40年代就取得了胜利。废除了谷物法、通过了银行法和撤销了航海条例。经贸法的改革则使国家对穷苦人民的援助合理化，从而在理论上与自由放任主义相一致起来。从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虽然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且英国的经验也表明国家的作用不大，但它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这些国家的后来的资本主义方式发展中却依然很重要。与英国经验类似的唯一的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然而，有这样一种趋势，即把资本主义的这一中间发展阶段——处于迅速发展和技术进步之中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这期间存在着只有国家最低限度参与的个人所有的小企业和普遍的竞争——看作是合乎规律的阶段。因此，随后的几个阶段便算做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等。垄断的（金融的）资本主义阶段据说始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当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大规模的工业进程已成为可能。就上面所列举的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主要特征的每一点而言，许多作家都预言资本主义要崩溃。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家们（如弗里德曼和海耶克）把劳资谈判的发展，控制经济活动不利后果的立法的发展，看作是背离传统资本主义的迹象。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们则把垄断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或国家的支配作用不断增强，看作是不健康的迹象，或看作是资本主义晚期的迹象。列宁认为民族国家在帮助资本寻求海外市场中所起的作用（常常是从政治上控制殖民地），是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标志。在后凯恩斯时代，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例如肖恩菲尔德和加尔布雷德，见“参考书目”⑩和④）把国家用公共经费来缓解现实问题所起的国内作用，看作是预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见“参考书目”②）。然而，在大多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上面所列举的种种特征依然可以看得到。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使用借贷手段去筹措积累资金，买卖劳动力(虽多少受到了制止)，由资本家掌握雇用和解雇工人的权力以及操纵技术的选择权。从国际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已不象过去那么保守，而是变得比较开放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面临来自以前不发达的国家或西欧势力范围之外的国家的竞争。对所有这些经济来说，追逐私人利润依然是刺激企业活动的动力，也是制定和完成积累计划的主要动机和原因。这并不是否认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和取得了进展。从广义上来说，工艺和社会方面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演化一直有着重大影响。从蒸汽机出现和把蒸汽动力应用于铁路、炼钢业和电气产品开始的接连不断的发明浪潮，影响工业和农业的化学革命，轮船以及最近的雷达和电子技术的发明。已在个体资本的需求、控制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和影响范围等方面改变了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争取扩大公民权、争取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政治权利，争取信仰自由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斗争，也改变了资本主义运行范围内的立法和行政环境。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政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法西斯主义、独裁主义的、共和制的、民主制的、君主制的等等，但国际事件的交流和了解的增进，意味着到处都存在着一种民主的推动力，它迫使无论什么政治色彩的国家都要去顺应或以有效的压制办法去对付民众要在经济过程中享有更广泛支配权的要求。对资本主义国家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就反映了这些思考（见“参考书目”⑥，⑦）。那些强调认为工人不能支配劳动过程乃是劳动屈从于外界力量(参看异化条目)主要表现形式的人，把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的经济都列入资本主义形态。鉴于没有私有制（至少在非农业部门的活动中），所以这些人在资本主义的前面加上“国家”或“国家垄断”的形容词来表示上述经济的特征。这一标签还有一种更自由、随意的用法，即用以表示国家对私人所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加强干预（参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目）。比如，某些作家把美国经济就叫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列宁曾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表示苏维埃经济的一个临时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某些部门为国家所有，但资本主义方式在大部分经济中却普遍存在着。当时列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为例，认为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国家这个独一无二的托拉斯来经营的。这种情况被看作是马克思所预见的资本的集中和积聚过程的极限。列宁还强调苏俄的政治环境不同于德国，因而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进步，后来的作家，特别是托洛茨基，则把其他人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现象当作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堕落的表现或是尚未实现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迹象。在这些社会以及亚非新兴非殖民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匮乏和需要积累的持久压力，曾使某些作家提出，应当用工业化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表述这一世界历史阶段。这一观点最杰出的倡导者是沃·惠·罗斯托（见“参考书目”⑧），他提出一个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案，故意避开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范畴。用诸如人均产值、储蓄率等经济标准来划分阶段。把一切社会都贴上资本主义这一共同的标签，无论是加上还是不加“国家”或“垄断”这样前缀也罢，都促使这样一种观点的形成，即认为不同的社会都趋于走向高消费和先进技术的普遍阶段。这显然是想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殊的短暂的历史阶段的观点相抗衡。罗斯托的划分历史阶段的方法，虽然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许多批评，但它还是作为一种引人注意的东西而流传下来。他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资本主义真的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吗？社会主义的种种形式能与资本主义同时并行吗？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什么？这样的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参看向社会主义过渡条目）（MD）参考书目①A．贝尔和G．C．明斯：《现代公司与私有制》，1932年英文版。②C．A．R．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前途》，1956年英文版。③P．德鲁克：《看不见的革命：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在美国是如何产生的？》，1976年英文版。④约·肯·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1967年英文版。⑤R．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1976年英文版。⑥拉·米利班德：《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69年英文版。⑦尼·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年英文版。⑧沃·惠·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英文版。⑨同上作者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1963年英文版。⑩A．肖恩菲尔德：《现代资本主义》，1965年英文版。卡特尔和托拉斯（cartelsandtrusts）参看垄断资本主义条目。种姓(caste)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就对印度十分关注（着重参看他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些文章和《大纲》中的若干章节），但他的主要兴趣是作为亚细亚社会一般特征的村社所存在的“公社所有制”和不列颠资本主义对印度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而且很少谈到种姓本身（见“参考书目”⑧）。主要提到种姓的文章是《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其中马克思问道；“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页）。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的影响，得出结论说；“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同上书，第73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很少有人分析或解释过种姓制度。那些这样做的人，通常也总是力图把这种明确划分为四个等级的种姓制度比作阶级制度。比如罗萨斯就论证说，在印度，种姓制度掩盖了阶级社会的性质，而封建的形式则往往掩盖了印度作为一个亚细亚社会的性质（见“参考书目”⑥，第159页）。然而，他也承认，就其各种复杂性（涉及无数小的地方种姓团体）而言，种姓制度是印度所特有的现象；因此，仅仅依据目前的知识还不能明确地解释种姓制度的发展（同上书，第162页）。不过，一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印度历史学家（科萨姆比）批评罗萨斯的观点，说它“抹去了太多的细节，以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见“参考书目”④，第243页）。另一方面，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承认种姓制度中存在着重要的阶级因素；斯里尼瓦斯评论说：“一个拥有土地的种姓，不论其宗教地位如何，都会实行有效统治”（见“参考书目”⑦），而贝泰伊则争论说：“在传统社会中，而且甚至在五十年以前……阶级制度就从属于种姓结构。〔而〕有没有土地所有权以及生产制度内部的各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种姓联在一起的”（见“参考书目”②，第191页）。然而，大体说来，学者们都把地方种姓团体当作是麦克斯·维贝尔意义上的地位集团（见“参考书目”②，第188页；参看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条目），这种集团是由“生活方式”而不是由在生产制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从这一观点出发，种姓便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突出的一个范畴，他们写到：“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多级的阶梯”和作为这种多级阶梯的特殊例子的种姓制度，能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说明，还是说在这些情况下还需要作些特别的解释（比如宗教对种姓制度的影响；见“参考书目”③；参看印度教条目），尽管这些解释也许仍然是在作为“研究工作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如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所说的）的影响之下。后一种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都承认种姓与阶级有密切联系这一事实中得到了支持。此外，印度的经济发展也开始使种姓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的一点就是出现了重大经济利益集团的“种姓联盟”（见“参考书目”①，第122—135页）。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种姓制度的研究，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TBB）参考书目①F．G.贝利：《政治和社会变革—1959年的奥里萨》，1963年英文版。②安德烈·贝泰伊：《种姓、阶级和权力—变化中的坦乔雷特的阶级分层模式》，1965年英文版。③路易·杜蒙：《人类的等级制—种姓制度及其含义》（1967），1970年英文版。④D．D.科萨姆比：《印度的种姓和阶级》，1944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印度历史研究入门》，1956年英文版。⑥保罗·罗萨斯：《印度的种姓和阶级》，1943年英文版。⑦M．N.斯里尼瓦斯等人合著：《种姓—趋势报告及书目提要》，1959年英文版。⑧丹尼尔·索纳：《马克思论印度及亚细亚生产方式》，1966年英文版。资本的集中和积聚（centralizationandconcentrationofcapital）资本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就劳动过程来说，资本表现为支配劳动大军的、集中起来的大量生产资料；而就单个的资本家来说，它则表现为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作为资本的那部分社会财富。马克思把通过积累而不断积聚的过程叫做资本的积聚，把通过竞争和信贷而不断积聚的过程叫做资本的集中，这两个不同的过程反过来又对资本的上述形态产生着不同的作用。积累是把利润重新投入于更加新的、更有效力的生产方法之中。新的生产方法意味着最低限度的投资规模不断增加，按每个工人计算的投入资本的比率也不断提高——因此，资本的不断积聚是相对于劳动过程而言的。然而，即使积累有助于增加供单个资本家使用的资本量，但家庭成员对财产的分配，新的资本同旧的资本的分裂以及新的资本的出现，所有这些都会增加资本家本身的人数，从而减少任何一个资本家手中所积聚的社会资本。就后面这些因素而言，积累相对放慢了，而对所有权的实际影响却是趋于分散化。因此，总的说来，积累虽使劳动过程中的资本积聚了，但却常常使所有权分散化了。另一方面，竞争和信贷从两个方面使资本积聚。竞争促使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有利于大规模的投资，而信贷制度则使单个资本家能为这种投资筹集必要的大量资金。因此，劳动过程中的资本的积聚比资本的纯积累要快得多。同时，由于竞争摧毁弱小的资本家，信贷制度能使强者吞并弱者，因而竞争和信贷制度将导致资本所有权的集中，而这种集中则绰绰有余地抵补了由于单独积累所引起的所有权的分散化。所以，总的来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是生产的日益资本化和社会资本所有权的日益集中化（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资本论》第3卷，第15章；《剩余价值论》第3卷）。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两种现象虽都源于竞争战，但它们反过来又加剧了竞争。然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完全的”或“纯粹的”竞争概念本身意味着任何积聚或集中全部是竞争的对立物。人们一旦把资产阶级的竞争等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竞争现实，或等同于马克思对这种竞争现实所作的分析，那末资本的日益积聚和集中的历史事实似乎就成了证明竞争崩溃，以及“不完全竞争”、少数寡头控制和垄断统治产生的初步证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由希法亭首创并由卡莱斯基、斯坦德尔、巴兰和斯威齐发展的主要传统，恰恰把这两种现象等同起来。这使得该传统的支持者们这样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最终将由垄断者、工人以及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的结果来调节（参看经济危机条目）。瓦尓加（见“参考书目”③）和某些较近的作家则从相反的角度争论说，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不是取消竞争，而是实际上加剧了竞争；他们还说，盈利能力的经验证据实际上证实了马克思的竞争理论（见“参考书目”①，②）。应当指出的是，双方都求助于列宁。不用说，这场争论无疑对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和当前的危机具有重大意义。（AS）参考书目①詹姆士·克利夫顿：《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1977年英文版。②A﹒沙克：《新李嘉图派经济学：—一代数学的富有和理论的贫困》，1982年英文版。③E﹒瓦尔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1948年英文版。偶然性和必然性（chanceandnecessity）参看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条目。基督教（Christianity）马克思在其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曾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把宗教降到私人领域，把它从公共竞争的喧闹中驱逐出去，从而使自己摆脱了宗教的精神压力。马克思认为这种分离是人同人相异化的标志，它使个人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必要的前进步骤，而开创这一步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一种革命性的进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67页）。他认为基督教及其对个人和灵魂的束缚，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形式新教，是无个性特征的商品交换经济的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当恩格斯把路德教同他曾信奉过的加尔文教进行比较时也遵循同一个思想，认为加尔文教在性质上更成熟、更资产阶级化和共和化（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恩格斯宣称，加尔文教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或早期资产阶级中的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教的先定学说植根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是无法预测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马克思于1847年猛烈地抨击了那种认为基督教的原则可以为共产主义提供一种替代方案的论调；认为基督教原则只是意味着懦怯、屈从，而工人阶级需要的却是勇敢和自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在《共产党宣言》（第3节）中，基督教社会主义则被作为工人阶级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封建保守的骗人的东西而不予置理。但不久马克思就认识到，在一个像法国这样的主要农业国里，牧师的影响可能会依然很大；因此，法国政府为恢复教皇在罗马的统治进行了武装干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2—443页）。几年之后，在去莱茵地区的途中，马克思就不得不感到以美因兹的主教凯特勒为其倡导者的社会天主教对工人所施加的有害影响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2页）。恩格斯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是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日益参与国际贸易造成的。在其关于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他把宗教改革运动说成是旨在进行资产阶级的和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第一次尝试；这场斗争由于市民同农民之间缺乏联系受到了挫折，而被剥夺了继承权、处于社会之外的社会最低层的人只能以早期基督教的至福千年的精神沉迷于对未来理想世界的幻想；再洗礼运动则是近代社会主义的最初的微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恩格斯在其后来的岁月中，曾多次重新探讨基督教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他在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研究基督教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位开拓者）的论文中指出，在世界历史上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宗教，不能仅仅作为一种骗术而不予置理；应当了解它产生的条件。罗马帝国的巨大苦难，无望获得物质的慰藉，而代之以求助于精神拯救；它学会了谴责自己的罪孽，以求得神的赎罪。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原罪的信条是唯一的基督教的平等原则（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而这同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但他必然超出这一点，在其临终前，对早期基督教与他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运动作了比较，认为这两者虽都产生于被压迫群众，但基督教经过一段时期之后成了国教，而社会主义如今则无疑已争得了一种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迅速胜利的地位（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他的最后一次表态是在1895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结尾部分，在那里他称赞早期基督教是“一个危险的变革党”，它蔑视皇帝，拒不在他们的祭坛上献祭，从而破坏了国家的基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1页）。下一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基督教的起源问题也感兴趣。考茨基就是对此作过彻底探讨的一个人，此外，他在很多著作中还论述过后来基督教的历史。比如，他追溯了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神学的影响，把德国神学采用的康德的伦理学看作是反对唯物主义的基础（见“参考书目”③）。正是考茨基对早期基督教采取了最坦率的态度。他强调指出奴隶服从的信条对奴隶主是有用的，否则他们就会用武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力。他不承认早期基督教在罗马社会的冷酷的条件下，能够随着自身财力和地位的改善而对社会的苦难起任何减轻或缓和的影响作用，而宁愿把社会情况的改善归之于政治的或经济的客观原因（见“参看书目”④）。后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也常常持类似的观点。用苏联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基督教的赎罪教义反映了被压迫劳动群众的软弱、无能为力和末日感”（见“参考书目”⑥）。然而罗·卢森堡除被基督教向今世无望的穷人提供安慰的信条所吸引外，还对早期基督教徒均分财产的因素感到兴趣，尽管这种共有因素只是消费共产主义而不是生产的共产主义而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她在1905年革命的动乱期间从事写作，并抗议基督教神父用以中伤社会主义者的手法。从那以后，西欧出现了大量从不同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出发探讨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在天主教的国家中，作为保守主义支柱的天主教会的力量仍很强大，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上述思考如同处于天主教会所参与的法西斯统治之下的意大利的葛兰西的思考一样，往往必然涉及实际的路线。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则把17世纪的冲突当作最丰富的主题，因此，认为天主教尽管不是独立的，但却与新兴的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加尔文主义和无产者的再洗礼教的分枝的意识形态一道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卫理公会派与工业革命之间的联系。许多人都同意这样的结论即卫理公会派虽给予初期的工人阶级以有益的教训，但其总的影响却“阻碍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汤姆森的观点，见“参考书目”⑧，第23页）。但是同一位作家（汤姆森）指出，每一种宗教运动既有进步的作用又有反动的作用。“有两个救世主”，一个是统治者的救世主，另一个是劳苦者的救世主（见“参考书目”⑧，第4页）。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过去教会敌视共产主义的那种情况已有所变化，至少象后者对前者的敌视程度那样在不断减少。双方“对话”的大门已经打开；像法国的加罗第和英国的克鲁格曼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促进这种对话都很积极。基督教徒和各个教会都常常支持进步事业，包括支持殖民地的造反活动。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应当问一问自己，过去是否过于断然地否定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基督教的产物。（VGK）参考书目：①罗杰·加罗第：《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1970年英文版。②克里斯托弗·希尔：《革命前的英国社会和清教主义》，1964年英文版。③卡尔·考茨基：《伦理与唯物主义史观》（1906），1918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基督教的基础——关于基督教起源的研究》（1908），1925年英文版。⑤罗莎·卢森堡：《社会主义与教会》，1905年英文版。⑥瓦·伊·普罗科菲耶夫：《宗教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1959），1967年英文版。⑦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英文版。⑧乔治·汤姆森：《论宗教》，1949年英文版。流通（circulation）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把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同买卖商品和筹集资金的交换领域明显加以区别的。在积累资本过程中，这两个领域之间不断运动，从而构成资本的流通。如果说“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资本论》第1卷的主题，那末“资本的流通过程”就是《资本论》第2卷的主题（虽然《资本论》第3卷也综合了分配的各种关系并冠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副标题）。资本的流通可以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正是这种流通导致产业资本的循环：M—C…P…Cˊ—Mˊ。货币资本M，是预付用以购买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C的。然后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开始了生产过程，并构成生产资本的要素P。商品资本Cˊ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它包含着剩余价值。出卖或变卖这些商品又使循环回到货币形态，但它在数量上已扩大为包括利润在内的Mˊ。这种循环只有周而复始，才能不断提供积累。…P…构成生产领域，而且它将引起资本流通中的交换领域的中断，正如交换领域将引起生产领域中断一样，因为要使循环继续就必须买卖商品和生产商品。就资本的总体而言，流通把上述许多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结合在一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多种不同的经济平衡。从使用价值方面来说，必须生产出适当比例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并加以交换，以便在不同的经济部门能从事生产和雇佣劳动力。从交换价值方面来说，则应确立价格和得到货币和信贷，以使资本家和工人能按适当的比例获得适当的商品和所需要的利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某些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上述流通关系的经济学家，常把这些平衡中的这种或那种平衡当作分析的重点，把它的崩溃看作是产生危机和萧条的原因。可以认为马克思在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时虽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他还指出必须建立第三种平衡，这是把其它两种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平衡结合起来的一种平衡。这是作为价值关系一种平衡的流通。只有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矛盾才会在分析流通过程中呈现出来。这可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所证实的结果中推断出来。马克思揭示说，随着价值关系的形成，这种关系也就受到资本积累的改变，因为资本的积累通过采用机器、提高生产能力将减少价值。如果从生产的角度抽象地考察流通，那末只有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价值关系的基础上才可能理解经济危机。经济关系危机的必然性只能来自资本的流通，因为它通过交换协调着积累过程。马克思在论述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时就是以这一点为指导的。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由于理解流通过程的角度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派，尽管这些学派的认识并不总是很明确。在消费不足论看来，资本的流通取决于需求水平，并明显地处于交换关系的运动之中。对新李嘉图学派来说，流通取决于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则被看作是工资和利润之间逆关系的体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资本逻辑学派，虽用生产来决定流通，但却把矛盾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把矛盾看作是整个流通及作为决定因素的生产的结果。（BF）参考书目①本·法恩：《马克思的〈资本论〉》，1975年英文版，第7章。②同上作者：《经济理论与意识形态》，1980年英文版，第2章。③本·法恩和劳伦斯·哈里斯：《重谈〈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1章。城邦（citystate）参看古代社会条目。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虽然像洛克和卢梭这样的作家早就用“市民社会”一词来表述不同于自然社会或自然状态的公民社会，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却源于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作为离开家庭单位而参与经济竞争的各个个人的领域，同国家或政治社会是对立的。这是一个有着特殊需求的、自私自利的和分裂的领域。它可以自我毁灭。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够有普遍的利益；他不同意洛克、卢梭或亚·斯密所说的市民社会具有什么可以导致公益的固有的合理性。马克思在其批判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时，即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他对市民社会的探讨，在他那个时期的著作中是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进行的。这一术语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实际上就不再使用了，虽然可以认为他关于这一概念的某些政治含义依然存在。在其早期著作中，马克思还把市民社会用作衡量从封建社会转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尺度。他把市民社会定义为粗糙唯物主义、近代财产关系、每个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利己主义的领域，认为它是在中古社会灭亡的基础上产生的。先前的各个个人是许多不同团体如同业公会和等级的一部分，每一个同业公会或等级都具有某种政治作用，因而不存在独立的市民领域。随着这些局部性的团体的解体，才出现了市民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高于一切。旧的特权契约所规定的义务被彼此之间以及同社会相脱离的各个个人的利己需要所取代了。他们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法律，但这种法律既不是各个个人的意志的反映，也不符合他们的本质，而是靠惩罚的威胁来支配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市民社会的这种分裂的、相互倾轧的特性及其财产关系，必然需要一种不反映这种冲突而是抽象化的、远离这种冲突的政治。市民社会的上述特征必然导致现代国家的产生（同时也限定了现代国家）。但局限于形式上的、消极的活动和由于经济生活本质的冲突而变得软弱无力的国家，并不能抑制市民社会的分裂和苦难。因为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个人的政治身分，是跟他们的社会身分以及他们在生产领域中作为商人、散工或地主的活动相分离的。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私人生活范围的各个个人之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或国家与社会之间，同时逐渐形成了两种区分。作为现代国家和作为市民的抽象概念（这种市民是道德的，因为他超越了自身的狭隘利益）代表了普遍利益，而作为市民社会的具有真实官能享受的人则代表了实利主义；马克思认为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是大不相同的。在马克思看来，值得讽刺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体现为国家理想的最普遍的、道德的、社会的宗旨，只是为处于偏狭的和堕落状态的人们服务，这些人充满个人利己主义的欲望，从经济利益的需要出发来行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的特征即经济关系就是现代国家的本质。要真正消灭市民社会的冲突，要充分实现人类的潜力，就必须消除市民社会及其产物政治社会，这就需要以解放人类为目的的社会和政治革命。虽然葛兰西也继续使用“市民社会”一词来指私人的或非国家的领域，包括经济领域，但他所描述的市民社会根本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市民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需求的领域，而是各个有机体的领域，是一个能合理地自我调节、具有自由的有机体的领域。葛兰西坚持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是“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在这里领导权和‘自发的同意’是有机结合的”（见“参考书目”③，第12—13页）。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任何区分只属于方法论上的问题，因为即使象自由放任这样的不干预政策也是由国家本身制订的（同上，第160页）。在其《狱中札记》中，用了各种不同的比喻来说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比如，他把一个充分发达的市民社会说成是能够抵御经济危机“侵入”和能保护国家的堑壕体系（同上，第235页）。而在《札记》的另一个地方当把1917年的俄国及其“原始的”和不发达的市民社会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时，他又把国家说成是一个外部沟渠，认为在它的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市民社会的防御体系（同上，第238页）。马克思强调国家和市民社会两者的分离；而葛兰西则强调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认为日常在狭义上使用的国家一词可以指政府，而国家的概念实际上包括市民社会的要素。他指出狭义上看作是政府的国家是靠市民社会中所形成的领导权来保护的，虽然统治阶级的领导权要靠强制的国家机器来巩固；然而，国家也具有“道德的职能”，因为它要力图影响公共舆论，要支配经济领域。葛兰西还认为，法律概念本身必须扩大，因为风俗和习惯的因素可以在市民社会中形成一种服从的集体压力，而无需强制或制裁。在任何一个实际社会中，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都是很难划清的，但葛兰西却反对任何想把这两者等同起来或混为一谈的企图；他认为形形色色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或法国雅各宾派的著作就表现了这种企图。另外，葛兰西虽然承认国家在发展市民社会方面的作用，但却警告不要使中央集权制或国家崇拜论永久化（同上，第268页）。实际上，葛兰西是以充分发展的、具有自我调节属性的市民社会来重新解释国家消亡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被描述为个人利己主义的领域，而葛兰西却引证黑格尔关于作为有机体要素的等级和同业公会的探讨，认为这些有机体要素以集体的方式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共同利益，代表了管理市民社会和把它同国家联系起来的官僚机构和法律制度的作用（见“参考书目”④）。不过，他也指出黑格尔没有关于现代群众组织的经验，马克思虽然深为同情群众，但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见“参考书目”③，第259页）。这里所谈到的葛兰西与马克思的区别，可以同葛兰西强调分析市民社会的实际机体，同强调国家和包括经济在内的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关。但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一词既包含经济基础的因素，又包含上层建筑的非政治方面的因素（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因而同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是不符合的。要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著作中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就得考察政治这个概念本身。它涉及到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一个社会是不是有机的，其分界限就在于它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市民社会一词虽然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不再使用了，但是不受社会支配的、作为独立领域的政治消亡并代之以一种新的民主主义的主题思想，却在《法兰西内战》中多次出现过；这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也可以看到，葛兰西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ASS）参考书目①N﹒博比奥：《葛兰西和市民社会概念》，载莫非编《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年英文版。②卢西奥·科莱蒂：《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介绍》，1975年英文版。③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71年英文版。④L﹒拉扎多·米格里柯罗和P﹒米苏拉卡合著：《现代官僚机构理论》，载《葛兰西批判下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1928年意大利文版。⑤J﹒特克希尔：《上层建筑的理论家葛兰西》，载莫非编《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年英文版。阶级(class)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的概念都未曾作过系统的阐述，但这一概念却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阶级的概念是马克思整个学说的出发点；正是由于发现无产阶级是“现实本身的思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是一支从事解放斗争的新的政治力量，才直接导致马克思对近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进程进行了分析。在这一期间（1843—1844年），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也作出同样的发展，这在他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那些论文（1844年）中有所概述，并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一书中得到了发展。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这种社会形态的阶级斗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的主要基准点。后来，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冲突的概念扩大了，《共产党宣言》用一句著名的话宣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承认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明的特征的同时——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暗示“阶级自身是资产阶级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6页），对其他社会形态的主要阶级和阶级关系却没有作任何同样的分析。考茨基在其探讨阶级、职业和地位时（1927年），曾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许多阶级冲突，实际上是地位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点很清楚，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宣言》中曾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并把这种情况同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进行了比较。而在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上，第251页）。这里有一点很清楚，即马克思是想表明在除早期部落公社以外的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存在重大的阶级区分。因为他后来曾论证说：“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总是为整个社会结构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891—8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大多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效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其注意力都集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上，从而不得不对付下述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与基本阶级有关的社会等级或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在被恩格斯作为《资本论》第3卷最后一章出版的关于“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的手稿片段中，马克思曾指出甚至在英国，即使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也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阶级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资本论》第3卷，第100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剩余价值论》中探讨经济危机时，马克思也表明他已把原先的分析置之度外，认为“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562页）。在《剩余价值论》的其他地方，马克思把中间阶级的成长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象，指出：“〔李嘉图〕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同上书，第653页）。在谈到马尔萨斯时，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他（马尔萨斯——译者注）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少（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同上书，第Ⅲ册，第63页）。这些论述同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阶级”的分析并不完全符合；而且鉴于中等阶级在继续增长，所以从伯恩施坦到普兰查斯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得不反复考察这种现象，特别是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这种现象的政治含义。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状况及其发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第7节）中，马克思曾对一个业已充分形成的阶级下了一个否定性的定义，他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但在其《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5节）中描述工人阶级出现时，马克思却以肯定的方式阐述了同样的思想：“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页）。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普兰查斯就反对这种“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的区分（认为这是黑格尔的残余），他的见解似乎是认为阶级一出现就具备了充分的阶级意识和相应的政治组织；而这同卢卡奇（1922年）所阐述的观点针锋相对，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的形成是重要的，而这种意识是由革命政党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的（参看列宁主义条目）。实际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认识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越来越认识到），对工人阶级来说，要形成“社会主义的”或“革命的”意识，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而这是需要进行认真彻底的探讨的。“阶级利益”本身已不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被看作是一个客观的和明确的“社会事实”，而被赋予了这样一层含义，即通过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探讨和相互影响以及依据各种政治学说对这些经验的解释所产生的含义，因而是某种可以表现为不同形式的东西；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历史上的不同派别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复杂情况。然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比如马尔库塞，见其《单向度的人》一书）却认为工人阶级的特有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由于这个阶级本身已完全为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所同化，实际上已消失了。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韦尔默尔则对政治行为主要取决于阶级关系的观点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或不承认在国家全面调节社会生活的时代还有什么统治阶级的利益（见奥菲：《政治权力和阶级结构》，1972年英文版；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这些人一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只部分地取决于工人阶级，而越来越取决于各个集团的联合（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这似乎是从近年来占突出地位的激进政治运动得出的一种看法，因为这种运动就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妇女运动和形形色色的种族的、民族的运动就属于这类运动（参看女权运动；民族主义；种族条目）。上述这些问题，实际上同考察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研究结合得更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亚细亚社会中，作为社会变革主要力量的各个阶级的发展，看来由于缺少私有财产而被排除了，这种社会形态的统治集团可以说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是由国家机器的管理者构成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参看奴隶制条目）中，实际的社会冲突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楚——虽然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分是明显的——。马克思本人把这种冲突有时看作是自由人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有时则看作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此外，划分导致封建主义解体的各种社会冲突也有困难，而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既不同意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阶级斗争所起的作用，也不承认新阶级——城市市民——的出现和马克思所强调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冲突有什么重要性（参看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条目）。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农民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政治作用。正如业已指出的，马克思没有把19世纪法国的小农看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阶级，更谈不到把它看作一个革命的阶级。然而，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主要是在农业社会里发生的，而且农民阶层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情况依然如此）。虽然领导他们的常常是以城市为基地的政党或城市知识分子（参看殖民主义；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条目）。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是另一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出现了新的阶级结构。概括起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两种。第一种态度认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阶层或新贵阶层已经掌握了政权。比如，托洛茨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不承认苏联出现了新的阶级，但却把官僚机构看作是“变了质的工人国家”的统治集团。最近对此作了极为详尽研究的康拉德和斯泽兰尼则认为：“初期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是阶级结构，“而且无疑是一种两极的阶级结构……一极是不断发展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占据了进行再分配的职位；另一极是工人阶级，他们生产社会剩余产品，但却无权处置它们”。他们还认为：“这种两极模式的阶级结构并不足以对社会上所有的人进行分类（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区分本身不足以确定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身分一样）；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应划为中间阶层”（见“参考书目”③，第145页；参看中等阶级条目）。第二种态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韦塞洛夫斯基，他分析了波兰的阶级结构的变化，认为在波兰，由于个人同生产资料的联系的重要性日益减少，阶级差异已趋于消失；与劳动性质、与诸如收入、教育和文化素养等社会地位属性有关的次要差别也相应减少了（见“参考书目”⑦）。因此，他虽不同意出现新的统治阶级的说法并强调阶级统治的解体，但却承认还存在着地位的差异，这表现为不同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评价上述两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观点时，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第一，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这意思指的是生产资料是否真正地在公共的、集体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某个社会集团通过政党和国家机器行使权力来控制，从而实行新的“经济所有制”和“占有”（即是实质上的控制而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权；参看所有制条目）。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冲突仅仅是地位集团之间的冲突，还是具有较明显的阶级性的冲突；这些国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动乱——比如波兰最近发生的动乱——就会使人们联想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自19世纪末以来所作的研究充分地表明，阶级结构是一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部分著作想象的要远为复杂和疑难的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无疑深受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无疑是鲜明突出的阶级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受他们介入工人阶级政治生活的影响。这里简略提到的许多问题——其中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政治含义，第三世界的阶级构成及其作用，阶级和阶级斗争同包括民族在内的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冲突的关系——依然需要进行更深入、更严密的研究。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些问题不可能“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去解决，而要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才能解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TBB）参考书目①古格里埃尔莫·卡切迪：《论各社会阶级的经济特征》，1977年英文版。②安东尼·吉登斯：《先进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年英文版。③乔治·康拉德和伊万·斯泽兰尼：《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④马丁·尼古劳斯：《马克思著作中的无产阶级和中等阶级》，1967年英文版。⑤斯坦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1957），1963年英文版。⑥尼·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英文版。⑦W﹒韦塞洛夫斯基：《阶级、阶层和权力》，1979年英文版。⑧埃里克·奥林·莱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8年英文版。阶级冲突（classconflict）《共产党宣言》上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但自这句话第一次提出来之后，其命题的含义已作了各种各样的修改。恩格斯把它修改为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版所加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注①），这是考虑到还有尚未出现阶级区分的早期原始公社社会。后来，考茨基在1927年则争论说，《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某些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各地位集团之间的冲突；并说这一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宣言》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在《宣言》中曾指出“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的特征。比如，就封建社会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阶级冲突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就不一致：有些人强调农民造反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注重阶级亲缘关系和阶级区分的复杂性（参看发展阶段；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条目），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指出——而这已成为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主要阶级之间的划分最为明显，阶级意识发展得最为充分，阶级冲突也最为尖锐；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使社会的阶级分裂形态达到了历史发展的顶点。从这一观点来看，现代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斗争的结果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讨论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集中在从19世纪工人阶级运动的出现到当前的现代阶级冲突的发展这样一个问题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一期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阶级冲突是否真的一直在激化。马克思主义内部首先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伯恩施坦——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工人贵族和工人阶级较普遍资产阶级化（至少在英国）时，已提出了某些疑问——，他认为到19世纪末，阶级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的加剧显然并没有发生。他解释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中等阶级的发展，阶级结构日益复杂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所列举的这些因素都成了后来所有争论的主要论题。但最近的历史研究也注意到了其它一些特征，比如福斯特在一项关于英国19世纪时三个城市劳工运动的研究中（见“参考书目”①），就详细地考察了“1825—1850年期间的革命阶级意识的发展及衰落”，并把它的衰落看作是与自由主义化（扩大普选权、群众性政党的发展、从法律上承认工会）有关的变化所造成的，这种自由主义化使得重新加强资本主义的权力有了可能。很显然，这是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以不同形式重复出现的一种过程。而美国社会的发展却常常提出特殊的问题，在那里既没有出现过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政治性的阶级斗争。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的例外现象”一直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和其它的社会分析家们的研究对象（参看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06），1976年英文版）。这种情况曾使美国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的思想家彻底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米尔斯就把基本的阶级冲突概念（和工人阶级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的思想）当作“劳动形而上学”而加以抛弃了（见《权力、政治和人民——莱特·米尔斯文选》，1960年英文版）；马尔库塞也从广义上提出类似的论点（1964年），认为工人阶级已同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融为一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则提出了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即确定象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81年（波兰）那样一些反对派或造反的运动是不是阶级冲突；如果不是，那末这些运动又代表什么样的社会力量？这里的解释取决于事先作出一种判断，这些社会中是否已形成新的阶级结构，特别是是否出现了新的统治阶级。同样明显的是，在某些这样的社会中，民族斗争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参看卡雷尔·丹科斯：《爆炸的帝国——苏联的民族骚乱》，1978年法文版），而且这种现象具有十分广泛的意义，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冲突不仅包括阶级冲突，而且（甚至是主要的）包括民族的、种族的或宗教集团的冲突，乃至包括象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这样一些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冲突。当前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任务，是在一种严谨的理论框架内理解上述形形色色的斗争，并从实际经验出发去确定阶级冲突在不同结构的和历史条件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最近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普兰查斯，见“参考书目”④）所表明的那样，这一任务也意味着不仅要依据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而且更要依据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所结成的联盟，去考察20世纪后期的阶级冲突，因为这些社会集团的联盟的一方支配并指导着经济和社会生活，另一方则处于从属和受支配的地位。（TBB）参考书目①约翰·福斯特：《阶级斗争和工业革命》，1974年英文版。②卡尔·考茨基：《阶级斗争》（1890），1910年英文版。③弗·伊·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④尼·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英文版。⑤A﹒路易丝·蒂利和查尔斯·蒂利合编：《阶级冲突和集体行动》，1981年英文版。阶级意识（classconsciousness）马克思从早期阶段起就对阶级的客观状况和它主观上对这种状况的认识作了区分，也就是说对阶级的地位和阶级的意识作了区分。严格地说，社会的差别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各个阶级”的，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社会各个集团的成员地位才是由拥有(或支配)生产资料或不拥有生产资料来决定的。在前资产阶级的等级社会中，法律上认可的等级地位比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差别更重要。一个贵族始终是一个贵族，他是某种严格限定的特权的占有者。财产关系的制度隐藏在等级结构的后面，只要土地依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通常是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的话，那末等级制度同财产关系的制度就会完全一致。但随着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随着商业资本、工场手工业资本以及最终产业资本的发展，还有随着（部分被封为贵族的）资产阶级大规模地侵入农业领域，上述一致性就日益受到了损害。等级意识与阶级意识是有根本区别的。等级成员的资格通常是世袭的；从授予权利和特权或剥夺这些权利和特权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然而，阶级成员的资格则取决于对自己在生产过程之中的地位的逐渐了解；因此，它常常依然是隐蔽的，其背后仍有对旧的等级制的怀念情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中间阶层”尤其如此。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出现看作是第三等级同旧制度的统治阶级不断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他以法国小农的例子具体说明了产生阶级意识的艰难；这些小农不是用革命的方法使自身成为统治阶级，而是利用选举权使自己屈从于某一个君主（拿破仑第三）。马克思写道：“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小农中的政治阶级觉悟必然失败的变异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有限冲突（比如某个特定的企业或工业部门中的工会斗争）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直到成为整个阶级的共同事务，并产生一种适当的工具即政党为止。工业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大工厂和工业企业的集体劳动以及交往手段的改进，则促进了这种统一体的形成。阶级觉悟的形成过程同全面的阶级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相吻合的。它们彼此互相促进。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认识并积极追求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常常会同单个的工人或工人团体的特殊利益发生冲突；至少会使那些只顾自己发展的个别熟练工人的短期的、眼前利益同整个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团结显得特别重要。但工资结构的分化和不断富裕的诱惑却常常使高度工业化社会中的阶级团结和阶级意识受到削弱。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为竞相获得高档消费品而产生的“离析影响”（这至少已影响了部分工人）所起的作用，同1851年法国小农的“自然孤立状态”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在考茨基和列宁看来，充分的即政治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列宁还进一步认为工人阶级中自发形成的只能是“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即只能产生同资本相对立的、代表工会利益的那种需要和实用的意识。政治的阶级觉悟只能由知识分子来启发；他们由于受过较好的教育、消息灵通、同直接的生产过程又有一定的距离，因而有条件了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整个阶级关系。但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依据马克思学说确立的阶级意识，只能为工人阶级所接受，而不会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所采纳。列宁把一种“新型的政党”即由专业革命家所组成的干部政党看作是向具有实际经验的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的组织工具。卢森堡与列宁不同，她强调社会经验即阶级斗争的经验在形成阶级意识过程中的作用；甚至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失误也可以有助于形成能获得胜利的适当的阶级意识，而知识分子杰出领袖人物对工人阶级的恩赐却只能削弱工人阶级的行动能力，导致工人阶级的被动性。卢卡奇则提出了受到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指责的形而上学的阶级意识（见“参考书目”①）。不过，卢卡奇的阐述，比如关于党的作用，同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的定义，象列宁主义的定义一样，都是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的，即“充分的”或政治的阶级觉悟必须有自己的内容：“作为具体总体性的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制度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阶级的区分。……如果人们能够根据自己对直接行动和对社会的整个结构的影响去评价它和由此而产生的利益的话，那么通过把意识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就可能推断出人们在某种特定情境中会产生的想法和感情。也就是说，可以推断出合乎人们的客观情境的思想和感情。……阶级意识，实际上是由“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的典型环境所产生的各种适当而合理的反应构成的。因此，这种意识既不是构成阶级的各个单个人的所想或所感的总和，也不是其平均数。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的重大的历史行动，最终却是由这种意识，而不是由单个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这些重大的历史行动只有依据这种意识才能得到理解”（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英文版，第50—51页）。因此，以上述方式来确定其意识的阶级，不是别的而是“历史归因的主体”。经验的现存的阶级只有以上述定义所规定的方式认识自身，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才能（顺利地）开展行动。如果某个阶级（比如小资产阶级）不能做到这一点，或没有彻底完成这种转变（象191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那样），那末它的政治行动就必然会失败。就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定义来说，其问题在于它可能会被政治杰出人物所利用，这些政治杰出人物会利用他们所“占有”的理论，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摆出一副恩人的架势，或者实际上使真正的无产阶级失去其斗志（参看阶级；阶级冲突；意识形态条目）。（IF）参考书目①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②米歇尔·曼：《西方工人阶级中的意识和行动》，1973年英文版。③依斯特万·梅查洛斯编：《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诸方面》，1971年英文版。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colonialandpost-colonialsocieties）现代殖民主义的时代是从欧洲列强进行全球贸易扩张和全球征服开始的。但必须把前殖民主义的统治，特别是伊比利亚列强在中美和拉美的殖民统治，同新殖民主义区别开来；新殖民主义是同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全球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它始于16世纪的商业革命而且本身涉及相继发展的几个阶段。前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的目标，是直接榨取被征服民族的贡物，其主要手段是政治控制。相反，新殖民主义是同资本主义的兴起相联系的，它的目标和手段主要是经济方面——直接的政治控制尽管有时有帮助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重点是寻求原料和寻求市场（特别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得对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实行调整。与那种最初的强行侵入政策相结合的，是消灭或不消灭被征服领土土著居民的领土征服，并实行白人移民、建立奴隶种植园和采矿企业。除了后一类情况外，即使对作为当时在经济上很突出、海军力量强大的主要帝国主义大国英国来说，实现新殖民主义或不久被称为帝国主义的目标，主要也不是靠直接统治。许多在形式上依然是独立的那些国家，很快就处于世界帝国主义的经济统治之下。只是在19世纪后期，特别是受到德国的挑战时，才出现了对殖民地的重新争夺，即重新瓜分世界；当时为获得直接殖民统治的争夺，基本上是出于各竞争的帝国主义大国彼此采取针对对方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而不是出于殖民关系本身所必要的条件。因此，对第三世界的殖民社会与非殖民社会进行区分固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区分得太清楚反而会使人产生误解。为了避免把前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统治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混淆起来，人们常用“帝国主义”一词来表示后者，而不管是否实行征服也不管是否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参看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条目）。但必须区分早期资本主义的“老帝国主义”和19世纪后期的成熟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19世纪后期的成熟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列宁的著名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研究的主题。帝国主义是同金融资本的统治联在一起的，从而使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争夺在两次大战中达到了顶点。就帝国主义统治世界这一点而言，它的两个发展阶段必然导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改变，和导致新的国际分工，从而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在内部相互脱节，而在外部与宗主国的经济融为一体。这些社会不再是国内自给自足，而是集中生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需要的原料和食品，常常依靠不可靠的单一经营。另一方面，它们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产品提供了市场，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首先强调这一个事实，即它们成了宗主国资本投资的场所。宗主国的投资最初主要是投在种植园和采矿业中，但后来也投向那些可利用殖民地廉价劳力的劳力密集型轻工业制造部门。近年来，人们争论说，把重点放在输出的资本量上是不对的，因为新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以“合伙”形式出现的等级关系；这是在宗主国资本与殖民地本土资本之间建立的以前者控制尖端的现代技术为基础的一种等级关系；因此，宗主国对殖民地控制的实际程度，大大超出了宗主国投放于殖民地经济中的资本的票面价值。上述经济关系的性质，为理解后殖民社会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到20世纪中期，大部分第三世界都受到直接殖民统治的支配。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苏联集团的出现和不再愿意承认衰弱的欧洲国家对大部分世界的政治控制的经济大国即美国的崛起——南亚国家才于1947年获得独立，从而开始了非殖民化的进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在冷战期间选择了不结盟政策这一事实，加上它们的社会主义言论，曾使许多学者欢呼第三世界是走上了一条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范例。但是，这些国家由于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固有联系和在财政上欠它们的债而表现出明显的经济依附性，使这些学者的看法成了泡影。依附于宗主国资本的概念，不久就被看作是有关殖民地国家地位的另一种定义——某些极端的解释则认为依附性意味着政治上受压，经济上受操纵（参看依附论条目）。后殖民社会的概念，承认各阶级力量结成的较复杂的联盟。在受殖民统治支配的社会中，破坏了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并建立起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新的结构。这种新的结构不仅允许宗主国的资本发展，而且为本国资本在工业、商业和农业中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殖民社会中，殖民地政府是宗主国资产阶级的工具，是为反对本土的在权利上彼此冲突的各个阶级而设置的。但在后殖民社会中，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那里的政府不再受宗主国资产阶级的直接操纵了。后殖民国家的理论表明，把国家看作是某一单个统治阶级工具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者按照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解释，把国家看作是有利于整个统治阶级的社会形态的相对自主的再生产者，这无疑都不适用于新的情况。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再也不能无条件地操纵殖民地的国家机器，尽管它们可施加相当的影响。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同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由于下述事实而进一步复杂化了。它要同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本土的各个阶级，争夺对政府的影响。本土的各个阶级现在虽力图利用后殖民政府来促进自己的特殊阶级利益，但并不能绝对地支配它，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受强大的宗主国资本家阶级的左右。实际上，可以说上述阶级中没有一个单独的阶级能够成为“统治阶级”，因为这将意味着要排除后殖民社会中其它阶级的有力存在。后殖民社会的概念，同样是以一种单一的和边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位置，而宗主国资产阶级在这种社会中的存在则是结构性的，因此，这些竞争的阶级之间没有结构上的矛盾，而且在维护后殖民国家所支持的社会制度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由于受这一共同利益的支配，后殖民国家对每个单独行事的阶级就享有自主权，因为只有凭借这种自主权它才能调停这些阶级的竞争利益。因此，后殖民社会虽然是资本主义的，但却具有不同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国家所存在的阶级结构和状况。（HA）参考书目①哈姆扎·阿拉维：《后殖民社会中的国家》，1972年英文版。②哈姆扎·阿拉维等著：《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生产》，1982年英文版。③哈姆扎·阿拉维和泰奥多·山宁合编：《“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导论》，1982年英文版。④安东尼·布鲁尔：《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批判性的述评》，1980年英文版。⑤哈里·古尔伯恩：《第三世界的政治和国家》，1979年英文版。⑥哈里·马格道夫：《帝国主义——从殖民时代到当前》，1978年英文版。殖民主义（coloniaism）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的分析集中在下述的几个大的问题上。第一，力图证明对非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在某种意义上是19世纪欧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需求的产物，或是其倾向性发展的产物。第二，考察了工业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要关心的是这些影响对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和殖民化社会中发展社会主义可能产生的结果。因此，分析往往注重于殖民大国所创造的，并使之长期存在下去的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及其意义。第三，评价了殖民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发展对殖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可能导致的后果。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一直从不同的理论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上述问题，而所得出的各种答案则为马克思主义讨论后殖民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性质，提供了参数（参看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条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殖民主义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评论大不列颠在印度和中国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后果的，这些评论包含在许多文章和信件中，其中最详细的是马克思在1853年写的关于印度的文章。当时，马克思在写《大纲》的草稿，其中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附带探讨了殖民统治对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影响（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这些短文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控制和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作家所解释的那种“基本上”具有经济倾向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殖民控制，不仅作为获得市场和原料的手段是必需的，而且作为排除竞争的工业国家的手段也是必需的；在一些情况下，即在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再生产对资本主义的渗透特别对抗的地方，也需要实行这种控制。因此，他们虽把殖民统治置于需要市场、原料和投资出路这样一个总的经济背景之下，殖民统治的存在和作用却并不一定都能归结为这种需要。《资本论》第3卷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抵制工业资本侵入的分析；在那里，马克思强调了殖民国家对改造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性，因为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来说，国家的政治作用是很关健的（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许多批评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似乎有两个矛盾的因素。比如，当分析殖民主义对印度社会造成的后果时，马克思指出强行破坏纺织工业和忽视国家所组织的公共工程给经济造成了危害，但是他又显然自相矛盾地指出殖民统治是有益的，因为它输入了可使生产革命化的经济制度，输入了可使土著居民长期受益的技术变革。殖民影响既有害又有益的这种表面上矛盾的看法，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殖民地问题”争论的核心。卢森堡进一步分析了殖民主义的影响，认为它摧毁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把这种生产方式改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种消费不足论的观点出发，即认为殖民控制是摧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它的再生产不断受到缺乏有效需求的阻碍），卢森堡提出了四种破坏性的工业资本主义机制。商品经济的输入和贸易同农业的内在分离都会削弱自然经济的基础；强行占有其肥沃土地、原料和劳动力也必然会削弱自然经济的基础。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成功地实施这种破坏；当诸如贸易、投资和货币化这样一些经济机制不能限制自然经济的再生产时，作为最后手段的殖民主义便出现了。随着希法亭的著作问世，殖民控制就开始被明确地看作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希法亭把殖民主义同金融资本统治的出现，以及由19世纪后期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所导致的资本输出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这就为工业民族国家之间在吞并和巩固殖民地的问题上的冲突激化提供了基础（参看民族主义；战争条目）。列宁发展并推广了希法亭的分析，认为把资本输出到殖民地地区将导致扩张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化。列宁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的驳斥，注重于帝国主义在各民族国家中的互相竞争限制了它们共同剥削殖民地的可能性；这一点，加上他所坚持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渗透基本上是进步的思想，为第三国际在殖民主义问题上进行争论的某些论据提供了基础。第三国际争论的其它论据则是以考茨基的前提或布哈林（和希法亭）的主张为基础的；布哈林（和希法亭）的主张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在殖民地经济中均衡地发展，它的发展将限于那些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M﹒N﹒罗易和后来的尤金·瓦尔加对列宁的观点作了极其重要的发挥；普罗宁则是关于必须部分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论点的最杰出的代表。这些关于通过殖民控制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讨论，以及对这些方式给阶级结构和国家造成的影响所作的各种不同分析，为不发达理论（参看不发达和发达条目）和依附理论（参看依附条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批判独立后的“新殖民”时代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是否必须要强制推行损害当地经济成分并使殖民地人民贫困的一种特殊的殖民资本主义方式。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的观点，一直备受人们的批判；最重要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几点上：（1）殖民主义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特定阶段所特有的现象。虽然在19世纪后期，吞并和扩张确实是加剧了，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马克思的一般立论，特别是不足以证明列宁的分析。（2）关于存在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论证，如果不是站不住脚的话，那也是没有说服力的。一些作者，特别是巴雷特—布朗（见“参考书目”①），沃伦（见“参考书目”⑩）和奥康纳尔（见“参考书目”⑥）就曾具体说明了以下主要限制性因素：“金融资本”——其定义为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实行支配——只存在于少数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在19世纪后半期并没有显著增加；问题不单纯在于殖民地的利润率比较高，而在于可能实现的利润量，而后者在工业化的经济中却要大得多；19世纪和20世纪初很少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衰落和在技术上停滞不前，而列宁却把这种衰落和停滞同资本输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3）不管殖民地国家的活动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需求之间有多大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的分析都最终把前者归结为后者。这种经济决定论大大限制了对诸如殖民地的阶级结构及其经济集团的再生产这样一些问题的分析，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能仅仅用工业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求来解释清楚的。（4）对在殖民主义影响之前就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的分析，不是被忽视了，就是被置于无所不包的、未加确定的范畴之中，而这些范畴的普遍性从直观上就使自己显得毫无价值。这些范畴就是卢森堡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概念，或仅仅把前殖民社会跟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欧洲封建社会相提并论的观念。（5）对殖民资本主义可能为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创造基础的强调，导致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纠缠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这进一步束缚了马克思主义对殖民社会的阶级和国家进行严谨分析的可能性。（JGT）参考书目①M.巴雷特—布朗：《帝国主义的经济学》，1974年英文版。②S.克拉克森：《苏联的发展理论》，1979年英文版。③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④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1950年英文版。⑤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1951年英文版。⑥J.奥康纳尔：“帝国主义的经济意义”，载R﹒罗德斯所编：《帝国主义和不发达》，1970年英文版。⑦A﹒普罗宁：《印度》，1940年英文版。⑧M.N.罗易：《转变中的印度》，1922年英文版。⑨尤金·瓦尔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1948年英文版。⑩B.沃伦：《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先驱者》，1980年英文版。商品（commodity）一切人类社会都必须生产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商品是通过交换来组织这种生产时劳动产品所采取的形式。在这样一种制度中，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成了有权把它们卖给别人的特定行为者的财产。拥有不同产品的行为者在成交的过程中，彼此打交道，交换各自的产品。在交换中，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与一定数量的另一种产品互换。因此，商品具有两种职能：第一，它可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即亚·斯密所说的使用价值；第二，它具有通过交换获得其它商品的能力，马克思称这种可交换的能力为价值。因为商品按一定的量的比例关系彼此交换，所以每一种商品都可被看作是包含有一定的价值量的。一个时期所生产的全部商品，可以看作是同质的价值总体，尽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各种不同的、不能比较的、异质的使用价值的集成。各种商品，作为价值它们在质的方面是相同的，只是在量上即所包含的价值量不同。各种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在质上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每一种商品都是特定的，不能与另一种商品进行比较。劳动价值论把这种价值总体看成是所耗费的全部社会劳动在商品生产制度中所采取的形式。因些，生产商品的劳动，或者可以看作是具体的即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特殊劳动（比如织布就是生产衣料的特殊劳动），或者可以看作是形成一般价值的抽象劳动。只有当各种商品互相交换时，价值才表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则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商品，表现为货币。某种特定商品买卖成交的货币量，就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单个商品的价格可能与按它们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来衡量的价值不符；但一般地说，或按总的计算，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总的货币价格与它们的总的价值应当是相等的（参看价值和价格；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条目）。总的来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的统一。对商品形态的分析，是抽象劳动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商品理论确立了许多基本范畴，在这些范畴的范围之内可以表述和分析资本。资本是通过生产和交换过程而扩大的价值。一个资本家以一定数量的货币开始生产，他先用这些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然后出卖作为结果的产品，所得的货币要多于原先垫付的货币，其多出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因此，资本是基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制度和出现了货币价值形态的一种形态。用于表述和考察资本、商品、货币、买卖和价值的基本概念，都是建立在分析商品生产形态的基础上的。商品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是社会劳动。劳动的产品并不是由直接生产它的人消费的，而是由通过交换而获得这种产品的其他人消费的。商品生产者依靠其他生产者通过交换来向他们提供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过，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表现为生产者本人的私人劳动；这种劳动的耗费是为了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自己的私人需要，与整个社会无关。商品生产者与其他人的现实的复杂关系，由于商品生产所引起的社会分工，而变成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无法控制的市场力量。生产者的世界实际上是由其他人创造的，生产者认为他们只存在于物即商品的世界之中。生产的商品形态一方面使私人劳动作为可交换的产品而具有社会性质，另一方面又把社会劳动分裂为私人劳动。这种把人与人的关系同物与物的关系相混淆的现象，是商品生产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商品的拜物教（参看商品拜物教条目）。由于这种现象，人的劳动产品表现为一种独立的、不受控制的并与前不久生产了它们的人无关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不仅要扬弃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矛盾,而且要扬弃资本主义生产赖以为基础的商品形态的矛盾。马克思运用商品的概念分析了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但这些形式本身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商品。比如，劳动力虽然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其价值也不是直接源于生产它时所耗费的劳动，但它却按一定的价格即工资出卖，从而在市场上表现为一种商品。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经济中，资本本身也成了一种“商品”，也就是说，它有了价格（利润率），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参看信贷和虚拟资本条目）。在这两种情况下，商品的概念，都是在比拟和延伸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的。（DF）参考书目①I﹒艾萨克·鲁宾：《关于马克思的价值论的论文集》（1928）,1972年英文版，第1—5章和第7章。商品拜物教（commodityfetishism）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大致上只限于《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四节）。商品生产规定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使不同类型、不同技巧和不同数量的劳动作为价值而彼此相等（参看价值条目）；马克思在证实了这一点之后，便考察了这种关系在生产者面前或在一般的社会面前是如何表现的。在生产者面前，这种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裁缝与木匠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按一定比率彼此进行交换的上衣与桌子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上衣与桌子中所包含的劳动意义上的关系。但马克思很快就指出，这种作为物与物关系的商品关系的现象并不是虚幻的。这种现象不仅存在，而且掩盖了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同其他人的劳动联系起来的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89—9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除了上述的以外，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在《资本论》或其它地方再也没有明确地、详细地探讨过。不过，它的影响在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仍可以看到。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用以掩盖主要社会关系的最简单也最常用的一种手段。比如，不管什么时候，它总是把资本（无论什么形式的资本）而不是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利润的来源。因此，明确地提示商品拜物教，就成了分析非经济关系的起点和范例。它在现象与被掩盖的现实（前者不一定是虚幻的）之间确立了能在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加以采用的两分法。它探讨了被当作和归结为商品之间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一探讨已被应用于物化和异化的理论（参看拜物教条目）。（BF）参考书目①本·法恩：《经济理论与意识形态》，1980年英文版，第1章。②诺曼·杰拉斯：“本质与现象——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的诸方面”，载R﹒布莱克本编《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1972年英文版。③西蒙·莫恩：“意识形态、知识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载f﹒格林和p﹒诺尔编《政治经济学的争论问题》，1979年英文版。共产主义(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源于1830年中期的巴黎秘密革命团体；马克思是在两种不同而又联系的意义上来谈共产主义的：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实际政治运动；另一是作为工人阶级通过其斗争要实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就第一种意义而言——这不仅可能受到罗伦兹·冯·施泰因（1842年）关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描述（“整整一个阶级的反应”）的影响，而且也受马克思本人与正义者同盟中的法国共产主义者接触的影响——马克思写道：“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几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宣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地方只是共产党人总是强调“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在19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一般是作为描述工人阶级运动的同义语使用的，虽然前者用得更为广泛。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循上述用法的，甚至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所采用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参看社会民主条目)也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虽然恩格斯在1894年表示过某些保留。当时，恩格斯说虽然“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对一个其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的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政党”来说，却是不确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只是在1917年之后，随着第三(共产主义)国际的建立以及共产主义政党与其它工人政党发生激烈冲突而导致了分裂，共产主义一词才再一次取得类似于19世纪中期前后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含义。当时，共产主义一词，作为旨在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革命形式，与作为一种只是比较平和的、渐进改革的立宪运动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后来，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共产主义才逐渐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独裁主义政党所领导的运动，在这些政党中，禁止公开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政治战略，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都要服从苏联共产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才被看作是20世纪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运动；但它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们的广泛的研究和批判（这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研究和批判。克劳丁在研究30年代的共产国际的失误（在德国，那个时期的人民阵线失败了，在中国也是如此）以及研究苏联的政治影响，由于南斯拉夫的脱离、东欧的反抗、同中国共产党的破裂而衰落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衰退作了极其全面地叙述。克劳丁得出结论说：“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共产主义运动便走历史下坡路了”（见“参考书目”④）。东欧内部的一项在许多方面有着类似之处的分析是巴罗提出的，该分析还提出在世界的那一地区重新确定可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案（见“参考书目”①）。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则导致并表现为欧洲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虽然强调历史上形成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强调与社会民主主义实行暂时的和睦相处，但看来却标志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中作为政治趋势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明显分离可能会再一次缩小或趋于消失。第二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即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其早期和后期著作的许多地方都进行过探讨；然而这种探讨只是一般性的，因为他不想“为未来的饭店”开“（实证主义的）食谱”；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稿)中，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后来，他和恩格斯又赋予这一概念以一种更确切的社会学含义，把消灭阶级和分工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一部分，C）中，马克思论证说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社会，个人必须“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社会分工。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早期部落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区分或广泛分工的部落社会——看作是原始共产主义。在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强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就在于它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在《资本论》第3卷（第48章）中，他论证说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才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人将按劳取酬并购买消费资料（即存在着交换）；二是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每个人将尽自己的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并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共同的财富中领取自己的一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才把这两个阶段表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使之流行起来（不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早在1908年就提出这一用法了）。尽管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的官方迄今仍提这两个阶段，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今天讨论的焦点。今天讨论的焦点，主要与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实际生活经验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有关。一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或更确切地说，随着逐渐引进市场关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所起的有效作用看来是：既可以通过合理地配置生产资金和合理地进行分配而收到更大的经济效益，又可以把决策权真正下放给“自我管理的”各种国营企业和私营的小规模的企业（见“参考书目”②和③）。然而，这应当放到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考察；非市场机制仍不断以广泛社会服务的形式调配着很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尽管目前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征。第二个问题涉及到马克思关于人的需求和组织人的劳动以满足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需求的观点；这虽然为马克思主义设想未来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模糊的背景，但直到近年来人们却很少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加以研究，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也是如此。赫勒尔的一项重要研究指出了马克思自己概念中的某些矛盾之处（见“参考书目”⑤）。在《大纲》中，他认为克服了劳动的异化（其外在施加的特性），劳动就成为一种重要需要的吸引人的劳动，因为“所有的劳动基本上都成了脑力劳动即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的领域”；但在《资本论》（第3卷，第48章）中说，异化虽然终止了，而劳动并没有成为吸引人的劳动，因为“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只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即在闲暇时间中开始。因此，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劳动的义务（即强制性的义务）。赫勒尔论证说，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即在这种社会中将出现一种新的“需求结构”，日常生活将不是围绕生产性劳动和物质消费展开，而是围绕作为人本身的目的并成了第一需要的那些活动和人的关系来进行。但是，赫勒尔一方面承认应当探讨下述巨大困难，确定生产领域中的“真正社会需求”和确保每一个人对如何决定生产能力有发言权（如果共产主义社会，象预期的那样，被设想为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那末需要决定的数目就会大得非常惊人）；另一方面，她也承认马克思关于新的需求的想法虽带有空想性，但却非常丰富，因为它们确立了一种与衡量当代生活质量标准相反的规范。斯托扬诺维奇（见“参考书目”⑨）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进行创新的主要之处，在于它以批判的态度看待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以类似于赫勒尔的方法论证说：“只有从成熟的共产主义观点出发去进行探讨，才有可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只有从道德的（甚至是空想的）规范出发，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特征的讨论中，“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已基本失去意义，而且看来也太简单化了。发展到这样一种社会，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当前还不能预见，而且也许要经历许多挫折和反复。现在对大多数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存制度、实践和规范作较深入的、经验的、批判的研究，发挥他们固有的潜力，去发展马克思的理想，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进行更严密的探讨（参看伦理；道德条目）。韦尔默尔在其论证中，反对“以经济为基础的解放的‘机械论’”，主张“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义、社会主义伦理以及‘社会主义觉悟’”包括在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孕育的”社会主义要素之中（见韦尔默尔：《批判的社会理论》，1971年英文版，第121—122页）。这些主张，只要适当考虑其具体的特征和问题，也可以同样适用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参看平等；社会主义条目）。（TBB）参考书目①鲁道夫·巴罗：《东欧的抉择》，1978年英文版。②弗洛基米尔兹·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1972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1973年英文版。④费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年英文版。⑤阿格涅斯·赫勒尔：《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论》，1976年英文版。⑥弗·伊·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⑦斯坦利·穆尔：《马克思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1980年英文版。⑧汉斯·弥勒：《“社会主义”一词及其词类的起源和历史》，1967年德文版。⑨斯维托扎尔·斯托扬诺维奇：《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批判》，1973年英文版。竞争（competition）对马克思来说，竞争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和复杂的范畴。一方面，它属于资本本身的内在特性；离开了它，资本就难以理解了。另一方面，正如罗斯多尔斯基（见“参考书目”④）所论证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大部分理论，是运用抽象的方法从竞争中推导出来的。罗斯多尔斯基甚至认为，只是到了《资本论》第3卷时，马克思才有必要介绍竞争。在罗斯多尔斯基看来，在那以前，分析只涉及到与竞争中的众多资本相对立的一般资本。罗斯多尔斯基的看法虽走得太远，但却澄清了这样一点，即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的生产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不决定于在各阶级内部出现的竞争。因此，人们常常认为马克思把竞争所起的作用强调为是资本主义规律据以运转或发挥强制作用的一种机制。正象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具体方面一样，竞争本身也应从许多不同的复杂方面去理解。以上这种理解，无论跟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跟斯拉法（参看斯拉法条目）或新李嘉图学派（参看李嘉图和马克思条目）传统内的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理论从一开始就介绍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正是由于竞争如此复杂，涉及到各个单个资本之间的最直接的关系，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的结尾部分最终下决心去系统地论述它，然而他的逝世却使这一计划未能付之实现。不过，《资本论》的各个部分以及其它文章，都多次谈到竞争的意义；如果把这些拼凑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勾画出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的看法。在通常的情况下，马克思常常提到竞争过程造成的各种假象，并常常强调竞争造成的经济关系的现象恰恰是它们的真正基础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通常是由个体的经济承担者所采取的立场同他们所涉及的整个经济关系相脱节造成的。比如，在使利润率平均化的竞争中，价值和价格之间的转换就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利润似乎源于整个预付资本，然而利润却全部来自仅直接取决于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在讨论地产特别是地租时，马克思揭示了价值的结构和价格形态，这对分析竞争是十分重要的。在某一经济部门内部，每一个别资本的生产率的水平多少是不平衡的。联合的个别价值水平将导致正常的价值或市场价值，从而使某些资本得到剩余利润，而有些资本则形成亏损。部门内部的个别价值变动的幅度主要由业已积累的资本的不同规模来决定，竞争将促使那些低于正常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规模）的资本进行积累，并由此而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为部门内部的标准。同时，其它资本则通过增加超出标准的预付资本来寻求剩余利润，于是竞争就导致市场价值和使联合资本达到最低限度的规模，其中一些资本的规模减小，另一些资本的规模扩大。在生产方面，竞争关系到剩余价值的榨取，不管这种榨取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竞争的手段取决于资本规模的增加，不管这种增加是导致更大的协作还是导致分工，也不管劳动过程是否会由于机器和大工业的进一步采用和发展而发生变化。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竞争将从市场价值考虑出发去形成生产价格（参看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条目），价值与价格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以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本流动性和形成年均的或正常的利润率的趋势为基础的。在这方面，据马克思看来，信贷制度的充分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资金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流动（以及用于各个部门内部的积累）。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会随着支配供求的最直接的因素的变化而偏离生产价格，但这些因素多少是暂时性的。比如，工资的价值由于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而偏离劳动力的价值，就包括在这些因素之内。一般可以这样认为：价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分别与个别循环的三种资本形态，既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是保持一致的。商品的总流通包括作为收入（工资和供资本家消费的利润）的开支，而不只是作为资本的支出，而正是这一点说明了即使生产价格形成的结构和过程决定着市场价格的形成，市场价格也会偏离生产价格。上述分析是从形态上进行的，因为它主要涉及的是资本积累中的竞争的逻辑结构和价格形成的过程，但是，马克思还依据历史基础分析了竞争的形式，即分析了生产方式不同发展阶段的占支配地位的不同机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积累主要是通过资本积聚来实现的（参看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条目），当时利润率趋于平均化的倾向还不起作用。商品一般是按其价值交换的，而竞争就是建立在市场对商品和劳动力的或大或小的限制基础之上的。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即在通过集中进行积累的阶段，价格形态由于信贷制度促进各个部门之间的资本流动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里，马克思含蓄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列宁在其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中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并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和其它文章中，都强调指出垄断和竞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物，随着垄断的发展竞争也在加剧。尽管存在着资本的集中，相应出现了卡特尔以及出现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相互渗透，但上述情况并没有改变。然而，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内部，许多作家却认为垄断和竞争是互相排斥的，而且前者的发展是以放弃后者为代价的。像巴兰和斯威齐这样一些作家（见“参考书目”①）甚至得出结论说，资本积累的规律因此受到了破坏，资本主义将经历一个长期停滞的趋势。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分析现已过时，它只适用于19世纪的阶段。相反，人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竞争的理论，就其总体而言，恰恰是适合于垄断资本主义确立所需要的那些条件的。（BF）参考书目①保·巴兰和保·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1964年英文版。②K.考林：《垄断资本主义》，1982年英文版。③本·法恩：《论马克思的农业地租理论》，1979年英文版。④R.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⑤J.威克斯：《价值与剥削》，1982年英文版。消费（consumption）对人的劳动产品（使用价值）的消费，是人类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个人用以维持生存和进行繁衍的手段，即是人类从精神物质意义上（作为具有一定个性的人）上和从具体的历史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作为具体历史阶段的一定社会形态的成员），用以维持生存和进行繁衍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即商品生产普遍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消费主要表现为对商品的消费，但有两种消费不在此例，即对家庭内部生产的物品的消费和属于自耕自足农业的消费。消费分为两大部类：一是生产消费，它既包括生产者对消费资料的消费，又包括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消费；二是非生产性消费，它包括对一切不进入生产过程，不再参加生产的下一轮循环的商品的消费。非生产性消费，主要是由非生产阶级（统治阶级、非生产性劳力等）对消费资料的消费，以及国家的非生产性部门（军队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对消费资料和投资设备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构成的。消费既有生理上的因素又有历史的因素。它们都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需求方式”联在一起，人的需求方式也属于上述两大部类的消费范畴。基本的生理需求必须同历史所决定的需求区别开来，历史决定的需求源于生产力的新发展和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的改变（消费品的“普及”和以前专供统治阶级使用的服务的“普及”；参看劳动力价值条目）。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劳动机械化的普及，商品种类的日益繁多和劳动力在生理和精神上日益受到折磨，消费品越来越为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创新和变革所决定。因此，资本主义的消费愈来愈依存于资本主义生产。这既意味着消费范围的不断扩大，也意味着消费的质量有可能退化。总之，这表明，资本主义的企业在生产、分配和宣传方面正日益操纵着消费者。相反，在社会主义乃至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生产将日益由消费者来决定。消费者的需求得到自觉的表达（并由消费者民主地决定优先生产的项目），这种情况将越来越决定生产的格局。为需求而生产将取代为利润、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而生产，即取代为生产而生产，因为基本需求一旦得到了满足，积累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而且越来越没有用）将不再是消费的主要目的。消费将变得更富于人的创造性即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丰富多彩（参看平等条目）（EM）参考书目①艾格尼斯·赫勒尔：《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论》，1976年英文版。矛盾（contradiction）虽然这一概念可用作表示任何一种不和谐、紧张和压力的比喻，但就人的（或一般有目的的）行动而言，它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含义：表示满足一极而牺牲另一极的任何一种情况，即表示一种受束缚或处于紧张的状态。因此，内在的矛盾是一种双重的束缚或自我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某个体系、作用物或结构S不再跟这一体系的规律R进行运转，因为它是正在同另一个规律Rˊ进行运转；或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所从事的行动过程T将产生一个抵销的、抑制的、不断阻碍的或完全相反的行动过程Tˊ。形式的逻辑矛盾是一种内在矛盾，对主体来说它的后果在价值论上是不明确的，“A和－A”使行动过程（或信仰）尚待确定。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辩证的矛盾的特征既不同于（甲）排他的或“真正的”对立和冲突（康德的真正的排斥），因为它们的极限或两极是互为前提的，结果构成了内含的对立；也不同于（乙）形式的逻辑对立，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关系在意义（或内容）上是依存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所以，对A的否定并不导致其抽象的取消，而是产生新的、更高的、范围更广的内容。与第一种对比相联系的，是“对立统一”的主题，这是从恩格斯到毛泽东所主张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辩证法的特征。与第二种对比相联系的，是“有限否定”的主题，这是从卢卡奇到萨特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有联系的辨证法。在这两种情况下，辩证的矛盾在特征上都被认为是具体的。在马克思的成熟经济著作中，矛盾的概念特别用于表示（1）逻辑上前后不一致或内在离题的理论上的反常现象；（2）外在离题的对立，如作为包含（相对）独立起因的力量或趋势的供与求的对立，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互相影响以致其效果常常彼此抵销——获得暂时的或半永久性的平衡；（3）历史的（或暂时的）辩证的矛盾；以及（4）结构性的（或体系上的）辩证的矛盾。类型（3）的矛盾涉及起作用的非独立起因的力量，因此，力量F常常导致这样一种条件或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条件的产物，这种条件将同时或随后产生往往阻扰、取消、瓦解或改变F的抵销的力量F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与资本的矛盾就是这样一些矛盾的实例。这些历史矛盾是以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矛盾（4）为基础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一开始就为历史矛盾的产生提供了形式上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具体的有用劳动与抽象的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商品的这种矛盾直接表现为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的价值形态之间的区别，并外化为商品与货币、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是“辩证的”，这既包括（甲），因为它们构成了真正内含的矛盾，它们的两极在本质上是互为前提的；又包括（乙），因为它们在体系上或本质上跟一种神秘化的表现形式相联系的。类型（3）和（4）的辩证的矛盾，在马克思那里，既是以特定主体为基础的，又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却存在一条长期的批判路线（从伯恩施坦到科莱蒂）；这条路线认为辩证矛盾的概念实际上与（Ⅰ）形式逻辑，从而与有条理的论述是不相容的，而且或者与（Ⅱ）科学的实践，从而与唯物主义也是不相容的。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内含的矛盾，不论是在存在内部的（可用（甲）表示），还是在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可用（乙）表示）都既可作有条理的表述又可作出科学上的说明。只是当矛盾受到约束（不同于所描述的情况）时，才会违背无矛盾的原则；而假如思维包括在复杂交错的现实（不是假定的现实）之中，那末它的拜物教的或其它范畴上的神秘特性，就不包含科学上的谬见（参看认识论条目）。（RB）参考书目①罗依·巴斯卡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与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②卢西奥·科莱蒂：《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载《新左派评论》第93期，1975年英文版。③M.哥德利埃：《资本中的体系、结构和矛盾》（1966年），1972年英文版。④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协作（cooperation）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专门用了一章来探讨协作的概念。这一探讨是在分析了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之后进行的。在这之后又依次考察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所经历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两个阶段的发展形式。协作本身加上分工，是联系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抽象概念与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与分析的重要环节。在《资本论》第13章中，协作被简单定义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资本论》第1卷，第36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这一定义因其不以任何特定生产方式为转移，而受到人们的注意。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观察评论也是如此。比如，“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的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资本论》第1卷，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一般说来，马克思关于不以特定生产方式为转移的那些论述，通常都是从侧重于协作的使用价值方面来考虑的。因此，他断定协作形成的集体的劳动力量比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劳动力量的总和要大。然而，从上述引语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就其总的方面来说，协作也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物化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且，这一总的分析是同分析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即把协作当作生产者之间的一种（剩余）价值关系来研究的。在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中，协作虽然也为人们所知晓，但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可以得到数量众多的雇佣劳动者，才能得到有计划地利用。此外，竞争也使协作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因为要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就必须利用集体的劳动力量。因此，在竞争的条件下，仅仅考察资本主义的协作，就足以证明需要个别的和社会的资本积累，正如集体部分的劳动在使用生产资料方面会导致节约一样。就管理的特点来说，也可以从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方面来研究协作。协同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组织的作用，但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种组织作用是同为榨取剩余价值而在劳动过程中利用有纪律的工人的行为完全搅在一起的。作为结果而产生的较大的生产能力，表面上似乎来自资本或资本家的力量并从而归功于这种力量。这种情况往往掩盖了作为（剩余）价值来源的劳动力所起的作用。（BF）合作社（cooperativeassociation）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系统论述过合作运动或特定合作生产结构意义上的合作社，但关于这一问题的介绍和对此所采取的赞同态度，比人们有时想象的要多。洛维特（见“参考书目”①）对这些曾作过有益的核对和整理，以下就是他所提到的主要论述。我们可以把洛维特提到的归纳为几个要点。首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考察作为实际存在的或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生产方式（“联合的生产方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基层单位的合作社本身，但在一般展望工人阶级解放时却总提到它们。第二，“空想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旨在表述合作社或合作的术语。合作的概念本身没有受到指责，只是谴责它的各种失真的形式。比如，普鲁士的由国家提供支援的合作社，以及拉萨尔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辩护，都受到了马克思的抨击。合作商店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表面上的肤浅的事物，除非它们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部的生产性联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通过工人阶级的活动使“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国家政权）转交给生产者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合作社是对雇佣劳动的否定。就其肯定的形式而言，“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正如资本主义曾使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成为过时的东西一样，也可以使“雇佣劳动”成为一种陈旧过时的劳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3页）。但在资本主义内部，合作社的各种形式必然带有旧制度的残迹和包含着新制度的萌芽。然而，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是在推荐合作而不是从反面陈述取消它的理由。《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就明确地宣布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合作运动业已是一个“重大的事实”，它代表了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更大的胜利。它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表明雇主阶级并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合作运动在1848年到1864年期间才得到了许多假朋友的支持，那些“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切望利用它达到自己骗人的目的。必须反对这种现象，正如必须反对任何狭隘和自给自足的倾向一样。只要合作劳动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发展，它就永远也不可能击败垄断势力。只有政权才能使合作劳动摆脱“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3页）。马克思不能容忍那些看不到资本主义已陷于重重矛盾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切都能适应其继续存在的。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马克思坚持认为在工人阶级的实践中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可以看到（部分）共产主义的事物。他此时所谈到的合作工厂就是一个例子。由于他的这些看法在后来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只有通过引文来强调这一点。“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页）。马克思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通过公社社员们的合作形式这一点本应很清楚。但是：“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从工业观点来看，劳动者的合作工厂本身就体现了类似工人阶级创造的、现在——未来、外在——内在的或物质的辩证法，因而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特征。马克思说，这些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有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7—498页）（参看委员会；自我管理条目）。（SY）参考书目①T.洛维特：《马克思与合作运动》，1962年法文版。公司（corporation）参看股份公司条目。委员会（councils）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只有一次运动预示了20世纪的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这就是巴黎公社。象后来的运动一样，巴黎公社也是自发产生的，并代表了大众权力的极端民主形式，马克思称赞它为革命运动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第一个苏维埃是1905年10月在圣彼得堡建立的。它虽然只具有地方色彩，而且存在的时间也很短，但参与建立的主要人物之一托洛茨基认为它在1905年的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托洛茨基说：苏维埃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政治罢工和示威，武装工人并保卫人民不遭集体迫害。他断言苏维埃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形式”，因为它不象大多数西方民主政体那样有什么上下议院。它避免了职业上的官僚主义，选民有权在任何时候罢免他们的代表。它是以工厂中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它的权力实际上是“萌芽中”的工人政府。尽管苏维埃在1917年革命中显得十分重要，但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没有写过一篇总的理论文章来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加以论证。特别是列宁，从比1905年广泛得多的基础上，把苏维埃看作似乎是一种可以实现夺取政权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手段。但由于苏维埃当时受到了孟什维克的影响，列宁撤回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寻求其它的组织手段——比如比较窄的仅以雇佣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厂委员会——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所有这些策略的变化中，列宁关注的是强调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并寻求一种能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和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国家形式；而在这一争论中，列宁认为自己只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国家与革命》（1917年）基本上就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重新肯定。在1917年9月和10月，随着苏维埃恢复其革命性，列宁才把它看作是新型的国家政权的体现。在1917年革命前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见“参考书目”⑨）中，列宁宣布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它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8页）。他强调指出，这种国家机构比以前任何国家机构都民主得多，因为它能阻止职业政治家的官僚主义的滋长，它能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的职能授予选出的人民代表。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相反，列宁极力主张苏维埃政权实行集中制。在整个1917年革命过程中，托洛茨基对苏维埃问题的看法虽与列宁有相同之处，但他却把这一期间存在的局面看作是一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或者是资产阶级将主宰旧的国家机构，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只对国家机构作些枝节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将最终被摧毁。或者是苏维埃成为新型国家的基础，这将既摧毁旧的政府机构，又摧毁旧的政府机构为之服务的那些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则经常强调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可调和性，认为前者是工人阶级政权的直接反映。因此，在赢得苏维埃中的大多数（包括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之后，列宁就解散了立宪会议，并为这一步骤进行了辩护，说苏维埃与资产阶级国会相比，是更高级的民主形式。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参考书目”⑩）一文中，他又为区分两种类型国家的另一个标准提供了依据：“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83页）。在工人委员会的问题上，列宁和托洛基茨代表了极端左翼的立场，但在1918年后席卷中欧和西欧的、工人委员会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革命浪潮中，他们的观点就不怎么流行了。这一期间，出现了另外两种政治立场。由德国的艾伯特和柯亨这样一些人所代表的是右翼立场，他们两人同马克思主义联系甚少，认为委员会只是临时行使职权的机构，一旦建立了议会民主机构，就应加以取消。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考茨基和阿德勒这样一些“中派”人物的主张，他们力图把上述两种极端的立场调和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见“参考书目”⑥）一书中，考茨基虽然承认苏维埃是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但他又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反对他们力图把苏维埃理解为政府机构，因为苏维埃到那时为止一直是阶级的战斗组织。他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把资产阶级成员排除在苏维埃之外的做法，理由是这在德国将意味着要剥夺许多人的权利；同时排斥的标准是很不明确的；而且排斥反对者势必妨碍无产阶级的政治阶级意识的形成，因为这会使无产阶级得不到任何政治斗争经验。最后，他认为布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必将成为无产阶级内部的一党专政。以上提到的所有的作家，都是从直接的政治问题入手来考察苏维埃形式的，而葛兰西则对委员会的性质作了较多的理论分析，虽然这种分析有时带有乌托邦思想的倾向（见“参考书目”⑤）。他对委员会同其它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的关系也进行了思考。工厂委员会（葛兰西把它等同于苏维埃），不仅是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模式。无产阶级国家机构固有的一切问题都是工厂委员这种组织所固有的”（见“参考书目”⑤）。要把这些机构连结起来，并使之纳入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等级制中，就必须创造一种真正的工人民主制，准备取代资产阶级的一切行政和管理的主要职能。其它的无产阶级组织形式都不能适应这一任务。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不可能接替管理那种社会，它们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基本特征是竞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它们所组织的不是作为生产者的工人，而是出卖商品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工人委员会（相当于苏维埃）具有政治的方向，应将它同工厂委员会（相当于劳动委员会）相区别，工厂委员会关切的是各个个体工厂的经济管理。它主要被看作是实现“工业民主”的工具。这是包括悉尼·维伯和G.D.H.科尔这样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尔施及鲍威尔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们所主张的概念。鲍威尔的观点如下：“成立了工厂委员会，我们就在工厂中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合法的统治权就由象世袭的君主那样支配企业的老板与起议会作用的工厂委员会共同分享。超越了这一阶段，就可迈向共和制的工业政体。老板消失了，对工业的经济指导和技术指导就委交给管理委员会”（见“参考书目”③）。伦纳则揭露了上述看待工厂委员会政治前景的乌托邦观点中所固有的困境（见“参考书目”(11)）。他指出建立在工厂委员会基础之上的民主只能代表有限的和局部的共同利益，而不同阶级或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只能用政治手段——即政治民主而不是用委员会的专政来解决。因此，他认为经济民主是对政治议会民主的补充；工厂委员会只是经济民主的一种形式，这种民主在英国已经通过其它的形式（如合作社、工会等）取得了成功。在中欧的革命失败以及苏维埃在苏联的重要性下降之后，就很少有理论作品探讨委员会的意义了。只有荷兰的潘涅库克的国际共产党人和马蒂克的委员会共产党人团体例外，后者跟科尔施有联系。这两个团体认为委员会在政治革命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比以前任何理论家所认为的都要大，它们还把苏维埃政权看作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因此，它们批评苏联没有维持委员会的权力。它们倾向于把委员会看作是特殊的工人阶级政权形式，看作是一种不应使其服从革命政党指示的自发的工人阶级组织形式。（PGO）参考书目①麦克斯·阿德勒：《民主制和议会制》，1917年德文版。②奥斯卡尔·安威勒：《苏维埃——俄国的工农兵委员会（1905—1921年）》（1958），1974年英文版。③奥托·鲍威尔：《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19年德文版。④谢尔治·布里西安纳：《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1978年英文版。⑤安东尼奥·葛兰西：《政治著作选集（1910—1920年）》，1977年英文版。⑥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1919英文版。⑦卡尔·科尔施：《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1922年德文版。⑧同上作者：《社会论文集》，1969年德文版。⑨弗·伊·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1964年英文版。⑩同上作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1965年英文版。⑪卡尔·伦纳：“民主和委员会制度”（1921），载博托莫尔和古德合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信用和虚拟资本（creditandfictitiouscapital）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出售商品就是用商品来交换货币。然而，商品出售者可以同意购买者用今后的付款承诺来代替货币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出售者就向商品购买者提供了信用（信贷），在付款承诺兑现之前，他们便开始了一种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新关系。债务人通过货币转拨来跟债权人结帐，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就起了支付手段的作用。但在十分发达的信贷制度中，债务人常常用其他的当事人的付款承诺同债权人结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付款承诺可以互相抵销（比如A欠B1000美元，B欠C1000美元，而C又欠A1000美元，那末其债务就可以简单地互相抵销），而无需使用货币。在信贷交易集中的大的商业中心，由于可以互相抵销信贷，货币只调节少量价值的转拨。因此，信贷在商品的流通和价值的转移中可以代替货币。信贷减少为保持有价的商品货币所需的费用，加速资本的周转。银行为资本主义企业集中信贷。个体资本家彼此提供信贷，不仅会引起清帐所需要的费用，而且还要担当信贷交易中所固有的风险，因此，他们总是以存款的方式把信贷转入银行，并以借款的形式按照自己的需要从银行提取出来。此外，银行也可以通过认可或“接受”个体资本家的付款承诺达到同样的目的。如果原付款承诺人违约，则要担保用银行的资金赔偿。这种办法将用银行的信贷取代原债务人的信贷。最后，银行还可承兑私人付款承诺并在交易中签发其本身的付款承诺（银行券）。银行以高于它自己借款时所付的利率进行放款，或在承兑的情况下，通过对私人付款承诺进行“贴现”，以低于其票面价值买进这些付款承诺，并按其票面价值来收帐。信贷的发展将导致一系列不稳定的潜在的相互制约的金融因素，因为每一个当事人为向其债权人支付，都指望自己的债务人向自己支付。然而，举例来说，由于出现危机，商品销售下降，而导致一笔重大债务不能偿付，就可能爆发信用危机或信用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当事人都会力图把信贷变成货币，并要求以货币支付（参看经济危机条目）。由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种压力先是引起利率急剧上升，接着就导致最弱小企业的破产和对它们的兼并。马克思把促进商品的购买和销售的信贷同资本贷款进行了区分，因为资本贷款不包括商品的购买。资本放贷人是把货币交给某个资本家借款人，其目的是要以利息的形式分享由于使用这笔钱进行生产而得到的剩余价值（参看金融资本和利息条目）。实际上，商品买卖的信贷交易和资本贷款的交易在形式上是类似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金融制度中，两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同一个机构，比如银行，就常在这两种业务中起中介的作用。特殊形式的资本贷款也可以形成虚拟资本。在某个资本主义企业的合作或合股的组织形式中，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资产是以可转让的股票投入的，其中的每一股都有得到这个企业剩余利润的权力（参看资本和收入的形式条目）。这些股票的原持有人把实际货币投入企业。如果原持有人卖掉这些股票，则付给他们的货币就不进入该企业的资本循环，而仅仅只是出售者的收入。企业继续使原投资本周转，但这种原投资本已由企业不断积累的资本所创造的各部分剩余价值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股份所有权就代表从企业的剩余利润中获得一定数量的收入的权力。货币持有者或者可以放出自己的钱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息，或者可以购买股票从中分得一定的红利。如果剩余利润量同利息量相比风险较大，则股票价格的确定应使其象投资一样具有吸引力，与放款竞争。但是股票的这种价格可以超过实际投入该企业的资本的价值。马克思把这种超出部分叫做虚拟资本，因为它是与实际参与企业生产的资本价值不一致的股票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假定一家既没有要偿还的债务又没有要交纳的税收的企业，拥有1亿美元的资本，年平均利润率达20%，那末每一年就可获得2000万美元的利润。假定有100万张已售出的股票，那末其中的每一张股票都有权每年获得20美元的利润。如果放款的利率为年利5%，而股息量的风险就使投资者要求股票的收益为年10%，那末每一张股票就按200美元作价，结果100万张股票价格就成了2亿美元了。马克思把股票价格比1亿美元的实际资本超出的那1亿美元，叫做虚拟资本。一般说来，每当金融市场以上述方法把人们的大量收入“资本化”时，就会出现虚拟资本。比如，国债就相当于没有资本的投资，而完全是对某些固定部分的税收的一种预支。然而，金融市场却把国债看作似乎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并按照与放款的利率来为其确定资本的价值（参看金融资本条目）。（DF）参考书目①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犯罪（crime）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有几篇谈到犯罪的文章。首先，犯罪被分析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论证说，工厂生产的扩大所引起的英国工人的堕落，使他们丧失了意志，并无情地导致了犯罪。贫穷是动因，而家庭生活的恶化则使儿童不能受到适当的道德教育。恩格斯还指出，犯罪是个人对压迫的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难以收效并易于受到镇压，因此，工人不久就求助于集体的阶级斗争形式。但这些集体反抗所培育起来的阶级仇恨仍引起某些个人主义的犯罪形式。在其它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犯罪归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导致贫穷的工人的犯罪活动，而且导致欺诈或其它的骗人的勾当。马克思引用法国和费城的犯罪统计资料来论证说犯罪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不如说是“一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环境”的产物（“资本的惩罚”）。从上述犯罪因果观可以看出，镇压的治安措施并不能消灭犯罪，而只能抑制犯罪。要根除犯罪就必须彻底改变社会状况。文明的提高已减轻了暴力犯罪的程度（但却增加了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满足各个个人的需求，消灭了不平等现象以及消灭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将“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8页）。马克思后来指出，工人阶级在巴黎公社执政期间，实际上就消灭了犯罪（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385页）。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威廉·A·邦格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位既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又受非马克思主义实证论影响的刑法学家）通过论证资本主义的竞争引起利己主义——损害他人、追求个人的自我利益，而对资本主义与犯罪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虽然对社会有害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在一切阶级中都可以看到，但统治阶级的政治实力地位却使它的特定的剥削行为至少不被完全看作是犯罪行为。因此，犯罪统计上所提到的全都是工人阶级的犯罪活动。他认为，只有当社会主义消灭了利己主义的社会根源，犯罪才会消失。最近，马克思主义关于犯罪的分析，力图把从属阶级中的犯罪行为看作是对阶级统治的一种顺应，或对阶级统治的一种反抗；统治阶级的犯罪行为则被认为是进行阶级统治的手段。随着一定社会形态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犯罪的方式也在变化（见“参考书目”⑥、⑦、⑧、⑨、(11)和③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关于犯罪文献中的第二个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刑事审判。这种批判的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实施，不能实现其本身所宣称的公平和不偏不倚的理想。恩格斯于1844年发表在《前进报》上的几篇文章，就指出英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比如陪审员要具有财产资格）只对富有的阶级有利。在执法过程中实行令人反感的歧视，这在美国的基本犯罪学中一直令人注目。批判的另一个方面，是刑事审判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就着手了这一批判。马克思后来在《人口、犯罪和赤贫现象》一文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这里批判了统治阶级对其治罪行为所进行的头头是道的辩护，即批判它的抽象性和不能把犯罪放到导致犯罪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最近的一些著作，通过分析犯罪学对犯罪的因果关系、犯罪的控制对策的解释以及大众媒介对犯罪的描述，而批判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见“参考书目”⑥、⑦、⑩、(11)、(12)）。另一方面，对刑事审判的批判，则是抓住犯罪管理的政治经济形式。鲁舍和基尔希海默（见“参考书目”(13)）从劳动管理的角度，阐述了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治罪惯例的历史变革。在劳动不足的时代，刑罚机构（监狱、劳动教养院、苦役船等），可以以低价向雇主或国家提供稳定的强制劳动力，而在劳动过剩的年代，惩罚则可用来控制可能爆发的过剩人口。虽然这一直被当作经济主义（参看经济主义条目）受到批判，但这种分析在当代却被人们所发展和提高，用以说明建立少年法庭、监狱和警察的起因以及随后对这些所进行的改造，而且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治罪方针的短期变化与商业周期有关。昆奈（见“参考书目”⑤）则沿着某种不同的方向，暗示犯罪会促成国家的财政危机。国家要维持其合法性，就必须增加其控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滋长的犯罪的费用。当国家这样做时，它的确保其继续积累的资本能力就会受到威胁。因此，犯罪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是纠缠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犯罪的第三个主题，是对刑法的分析和批判，在这里就不再进行考察了。马克思本人对犯罪的某些评论，所涉及的问题与上述三点无关。在《剩余价值论》的带有讽刺性的一节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附录“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探讨了犯罪的社会后果。在评论一切有报酬的职业都是有益的主张时，马克思指出，按照这个标准，那末犯罪也是有益的，因为它导致警察、法庭、刽子手乃至讲授刑法的教授的出现。马克思接着说，犯罪使资产阶级生活不那么单调，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情节。它使失业劳动者离开了谋职的市场，并使其他人得以被雇佣来从事执法，从而防止竞争把工资压得太低。从推动防范工作这方面来看，犯罪还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为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社会生活中的越轨行为与正常行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留下了伏笔。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把官方提供的逮捕和审讯的数字当作有效的犯罪指数，但在《人口、犯罪和赤贫现象》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这些统计数字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定罪方法的专横性。他认为，动不动就诉诸于刑法的做法，既可能治罪，又可能致罪。这一段话对于现时代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出发来确定越轨行为的任务，是有启示的。（DFG）参考书目①威廉·A·邦格尔：《犯罪行为与经济状况》（1905），1916年英文版。②莫林·凯恩和艾伦·亨特合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法》，1979年英文版。③戴维·F·格林伯格编：《犯罪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犯罪学读本》，1981年英文版。④保尔·菲力普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法和法律》，1981年英文版。⑤理查德·昆奈：《阶级、国家和犯罪》，1977年英文版。⑥伊恩·泰勒、保尔·沃顿和乔克·扬：《新的犯罪学——关于不法行为的社会理论》，1973年英文版。⑦同上作者：《批判的犯罪学》，1975年英文版。⑧E.P.汤姆森：《辉格党人与搜捕者——恐怖法令的起因》，1975年英文版。⑨道格拉斯·海等合著：《阿尔比安的致命之树——18世纪英国的犯罪与社会》，1975年英文版。⑩弗兰克·皮尔斯：《强者的犯罪——马克思主义、犯罪和不法行为》，1976年英文版。⑪斯图亚特·霍尔：《对危机的警戒——抢劫行凶、国家、法律和秩序》，1978年英文版。⑿迪恩·克拉克：《马克思主义、司法和司法模式》，1978年英文版。⒀乔治·鲁舍和奥托·基尔希海默合著：《治罪与社会结构》，1939年英文版。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crisisincapitalistsociety）马克思主义者在传统上认为危机是社会运转的规律发生了故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故障被认为是由积累进程导致的，而积累进程则取决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参看经济危机条目）。但必须划清局部危机或局部衰退与导致一个社会或社会形态的变革的危机界限。前者是指象商业—政治周期这样一种现象，它意味着继表面上不断繁荣的景气后出现的经济活动急剧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的惯常的特征。后者是指一个社会的基础或有机规律遭到破坏，也就是说，那些决定着经济和政治活动（除了其他活动以外）的范围、限度及其变化的社会关系遭到腐蚀或破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规律等同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且把这种社会的根本矛盾表述为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假定马克思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末就会提出以下的问题：过去百年来的事件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据以支配社会动态的方式？危机的逻辑是不是已由受危机困扰的增长和不稳定的积累的发展方式变成了一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它对社会斗争的形式又产生了什么后果？马克思准确地预见了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密集工业和资本更加集中的方向发展的总趋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证明了企业和实业是如何逐渐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的（见“参考书目”③、(15)）。虽然根据许多部门（竞争的和垄断的私营部门，剩余劳动部门和国营部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是有益的，但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企业和实业的命运是相互联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网状体系顶多只能确保脆弱的经济平衡。经济生活的任何失调或混乱，都可能潜在地浸透整个体系。比如，一个大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就会影响到许多貌似健全的企业、整个共同体乃至政治的稳定。因此，如果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要得到维持，就需要有国家的全面干预。从这个角度来看待20世纪的国家活动的发展，扩大“干预主义的机制”就应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体系内部的变化所导致的日益广泛的影响（政治商业周期的低潮和高峰时期的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和（或）外部因素的冲击（比如，由于国际政治事件而导致原材料短缺），都必须认真地加以对付。调节经济活动和保持发展的长期企图，即与凯恩斯和财政货币管理思想密切相关的企图，已使国家的干预深入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参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目）。国家的干预本身已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表明，即便某些特定的国家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成功地把经济波动降低到了最低限度，那也只是靠把问题和潜在的危机往后拖延而实现的（见“参考书目”④）。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各个政府和国家都要承担越来越大的生产成本份额。此外，政府和国家为实现其越来越多样化的作用，也不得不扩大其官僚结构，从而增加了内部的复杂性。这种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反过来又需要加强合作，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加国家的预算。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和从资本市场上借款为自己筹措资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会妨碍积累进程和危及经济增长。这些抑制性因素已造成几乎永久性的通货膨胀的局面和公共财政危机（见“参考书目”⑦）。如果国家不能在它所碰到的制度上的抑制因素范围内提出适当的政策战略，结果就很可能形成一种使政策和计划不断改变而又不断遭到失败的局面（见“参考书目”①）。这些问题有深刻的结构上的原因，所以象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右翼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扭转其发展进程。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政治后果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哈贝马斯（见“参考书目”④）和奥菲（见“参考书目”⑧）论证说，即使各种经济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不导致战争和使当前一直存在的核灾难威胁变成现实，西方的阶级民主政体也会面临日益深化的合法性危机。国家将陷入种种矛盾，对经济的干预虽不可避免，但对经济实行政治控制却要冒向整个社会制度的传统合法性基础——即只有各个个体在竞争的孤立的条件下活动以及在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目的，才能恰当地实现集体目标的信念——进行挑战的风险。国家对经济和其它领域的干预，会引起人们对选择、计划和控制这样一些问题的关注。“国家的手”比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要明显并较易于看破。一般的居民会认为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被政治化了，即落入国家（通过政府）的潜在控制范围。这一发展，反过来又对国家提出比以往更多的要求。比如要求参与审议各种决策。如果这些要求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得不到满足，那末国家也许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关于收入、关于控制工作场所、关于国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及质量的斗争，也许会超出现存经济管理和政治控制的制度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排除要求根本变革这种制度的可能性。但这种变革不可能起因于象举行起义来推翻国家政权这样的事件，而可能是一个不断腐蚀现存制度的再生能力和逐渐出现替代制度的过程。那些拟订这一方案的人，倾向于削弱使人们的社会经验破碎化、原子化，从而个人主义化的各种社会力量。象差别工资结构、长期通货膨胀、政府财政危机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它们把经济危机的影响分散到诸如消费者、老年人、病人和中学生这“类”人身上去——这些因素都是旨在不断分裂阶级反对阵线并使其变得难于理解的一系列复杂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参考书目”⑤）。这些趋势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在许多西方社会中出现了所谓的“合作安排”。国家在力图维持现存秩序连续性的过程中，有选择地支持那些默许和拥护对国家说来极为重要的集团，垄断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工。这些“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集团”（工会或行业同盟）的代表将日益介入，与国家的代表一起，通过完全非正式的、议会外的协商程序，来共同解决影响政治安定的威胁性因素，以增进他们的集团的利益（见“参考书目”(12)、⑩和⑧）。这样，在那些强大的集团之间便实现了“阶级妥协”（见“参考书目”⑥）；但这却是以牺牲如老年人、病人、非工会成员和非白种人的脆弱团体的利益，以及牺牲那些在经济上不再重要、只有“日趋衰落”产业的脆弱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斗争的主要阵线可以不断地被分化。在这些情况下，政治后果依然是不确定的。但是却存在着可能加剧严重危机的重大趋势。这种合作安排所反映的对统治集团的偏袒和三方在讨价还价后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将影响较脆弱的团体对选举和议会制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也许是政权生存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合作安排会影响群众对在传统上疏导冲突的各种制度的接受，比如政党制和集体交涉的惯例。因此，这种新的安排也许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反对现状的运动的形成。这些反对现状的运动的基础就是那些被排斥在重大决策进程之外的人，如车间工人和工人代表、关心生态问题的人以及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见“参考书目”⑨）。然而，不能把上述趋势理解为可以不受国际条件和压力制约的东西。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生离不开国际市场，而且越来越依附于国际贸易。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所无法控制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联系的复杂性（见“参考书目”(14)），在先进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对称的经济发展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将可能加剧关于谁是经济世界的中心、谁是边缘以及谁控制什么样的资源这样一些斗争。不应忽视的是，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所具有的高度偶然的、固有的危险性质，这种危险性质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虽就存在了，但却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刻影响（见“参考书目”(11)）。因此，为了理解当前的危机趋势，就必须有区别地分析制约当代社会政治并构成其背景的国际形势。恰恰是国家舞台的各种进程和事件——特定国家形式的危机，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出现，各个政权、政党以及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国际形势发展的相互交错，业已成了影响社会有机规律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危机的主要决定因素（见“参考书目”(13)）。但是，还很难看出这样一种说明如何能采取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形式及其所强调的重点。如历史是生产力的逐步累积的产物，或历史是各个社会通过阶级斗争逐步演变的产物（见“参考书目”②）。各个社会内部和它们之间的发展，似乎已突破了这一概念图式的界限。（DH）参考书目①迈克尔·贝斯特和威廉·康诺利：《政治化了的经济》，1976年英文版。②安东尼·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③A.R.L.古兰德：《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发展趋势和经济结构》，1941年英文版。④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1973），1976年英文版。⑤大卫·赫尔德：《危机趋势、合法性和国家》，载约翰·汤普森和大卫·赫尔德合编：《哈贝马斯——批判性的辩论》，1982年英文版。⑥大卫·赫尔德和乔尔·克里格合著：《国家理论——某些对抗性的主张》，载斯蒂芬·波恩斯坦等编《资本主义欧洲的国家》，1982年英文版。⑦詹姆斯·奥康纳尔：《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英文版。⑧克劳斯·奥菲：《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1972年英文版。⑨同上作者：《自由民主党政治中的形式与内容的脱节》，1980年英文版。⑩L.潘尼特：《自由民主制中的社团主义的发展》，1977年英文版。⑪吉安弗朗哥·波吉：《现代国家的发展》，1978年英文版。⑿P.C.施米特：《西欧的利益调介方式和社会变革模式》，1977年英文版。⒀泰德·斯科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年英文版。⒁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英文版。⒂保·巴兰和保·斯威齐合著：《垄断资本主义》，1966年英文版。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criticsofMarxism）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中，就开始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的研究了。在经济学方面，最早的批判性评论似乎是阿道夫·瓦格纳的《国民经济的一般特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第一部分：基础》的第二版（1879年）所提出的，马克思本人（1879—1880年）对此已作了回答。但较重要的批判性的探讨是1894年《资本论》第3卷出版后展开的；著名的有威尔纳·桑巴特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批判》的长篇评议（1894年）和庞巴维克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批评家们把这一学说的逻辑连贯性作为自己的评判标准。庞巴维克是那些企图破坏这一学说、迎合新古典经济学的人的代表，而马克思主义者（如希法亭）则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对付他的批判。斯蒂德曼则代表了这样一些批判者，他们的批判虽然很有力，但批判的企图却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见“参考书目”(25）；他把斯拉法提出的框架（对新古典学派经济学批判）运用于评价马克思的逻辑，但结果却为抛弃马克思理论的整个结构提供了论据。批判的主要方面，一直是马克思关于价值、利润来源以及利润率趋于下降的各种理论；这些都是精心挑出来的靶子，因为它们都是马克思经济学说整个体系的核心。马克思关于价值并把它与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联系起来的概念，常常招致这样的批判：即认为把劳动看作是使商品在交换中具有共同尺度的因素，是武断的（见“参考书目”②和⑤）。人们把更大的注意力投入对“转化问题”进行攻击，并把这个问题解释为马克思宣称能够揭示价值与生产价格（及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批判者们认为，生产价格是一个可以观察得到的范畴，而价值论在解释经验现象时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或必然）形成这种价格。波特基维兹论证说马克思本人的量的解决办法是不完全的（见“参考书目”③），而他和后来的作家（见“参考书目”⑥和(23)）则提出了替代的解决办法。斯蒂德曼认为萨缪尔逊关于价值是通向生产价值的道路上的“无谓的迂回”的说法（1971年）是对的，因为在斯拉法的体系（或季米特里耶夫和波特基维兹的体系）中，价值和价格都分别直接源于实际的投入材料。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但也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参看“参考书目”⑦和(26)）《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能使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当作利润的基础来分析。然而，斯蒂德曼证明说，在他本人的体系中实际剩余价值并不是实际利润的必要条件（如果存在固定的资本和联合生产的话）；根据森岛的说法，则需要有一种不同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如果剩余价值不是利润的源泉（或它的必要条件），那对利润的解释就必然会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范围。庞巴维克针对马克思的说法而断言：利润来自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家对于时机的选择；利润是对等待的一种报酬。这种理论依然是以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为核心的。而熊彼得（见“参考书目”(22)）则放弃了价值论，把源源不断的利润与创新及企业家的能力等同起来，同时批评马克思忽视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中的恰当作用。除有关利润来源的理论外，支配利润运动的规律（对马克思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规律”），也引起了争论，即认为据以推论出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运用的逻辑是错误的。一般说来，许多作家都特别提到马克思的假定不足以得出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经验预见（依据价值或生产价格来计算），某些作家还由此认为马克思的规律没有实质内容（见“参考书目”(13)）。置盐提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显然是反驳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作用设想的批判，这一批判力图证明如果不是实际工资上升的话，资本家对新技术的选择决不可能导致利润的下降（见“参考书目”(19)），而希梅尔韦特（见“参考书目”(12)）和斯蒂德曼（见“参考书目”(25)）则把上述企图纳入斯拉法的体系（参考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虽然这些批评涉及到马克思论证中逻辑上的失误，但一般说来，只有运用不借助于马克思抽象方法的理论结构（比如斯拉法的结构）才能揭示这种失误（参见法恩和哈里斯合著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争论问题》，1979年英文版）。然而，批评者凯恩斯就不肯承认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他曾指望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到“解开经济之谜的线索”，但他却写道：“我所能发现的只不过是过时的争论精神”（1935年1月1日致肖伯纳的信）。实际上，马克思在抨击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时，已为凯恩斯埋下了伏笔，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持同情态度的左翼凯恩斯主义者却抛弃了马克思命题的理论基础。比如，琼·罗宾逊就认为“他依据价值概念所表述的重要思想，如果不用价值概念可以表述得更好”（见“参考书目”(21)）；她还抛弃了马克思有关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概念。因此，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学派的和斯拉法主义的批评者们的批判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即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不是多余的就是错误的。在社会学方面，这一现代学科的两位奠基之父——麦克斯·维贝尔和埃米尔·杜尔凯姆——所阐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意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这在维贝尔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不仅选择十分近似于马克思论述过的那些问题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社会各阶级和劳工运动的意义，现代国家和政权的性质），而且明确地（虽然很简单）批判了“唯物史观”。根据卡尔·勒维特的说法，可以认为马克思和维贝尔主要关心的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命运问题，不过一个是从“异化”角度来解释，另一个则是从“理性化”的角度来解释（见“参考书目“(16)）；他们各自的社会科学概念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实际社会区分是一致的。维贝尔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总的批判，是认为以一种特定的价值倾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构成历史的一种可能存在的前景，而其它的前景同样是可能存在的；他通过揭示宗教观念（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可能起的重要作用来具体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也坚定地表示，他并不打算用同样片面的“唯灵论的解释”去取代片面的“经济的解释”（见“参考书目”(27)）。在其详尽的探讨中，维贝尔通过强调地位集团的作用而冲淡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是最重要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从而使他的政权观接近于杰出人物论思想家的观点，虽然他特别强调民族国家的独立作用（见《经济和社会》（1921），1968年英文版）。维贝尔还特别重视官僚主义的病态现象，并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部分批判置于这样一个论点基础之上，即社会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不如说是导致“官僚专政”（见“参考书目”(28)）。杜尔凯姆虽然没有以同样的程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许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法国不象在德国那样发达），但他在《社会学年鉴》和其它地方评论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在其探讨“反常的分工形式”（1893年）时，以及在其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1928年）时，却不得不屡次面对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尽管在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系统的考察之前他已放弃了上述论题。他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不是以参与其中的那些人的观念，而是以意识不理解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去解释社会生活的（见他在1897年发表的著作，第648页），但却认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过分重视经济因素和阶级斗争。比如，他论证说（1893、1897年）阶级冲突是一种次要现象，是由于对欧洲业已存在的新型工业社会和分工缺乏管理所导致的。杜尔凯姆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反对把国家看作是整个社会的“智慧”和道德的执行者（1950年）。在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出现了由爱德华·伯恩施坦所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1899年）。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发展，阶级的两极分化并没有发生。而此后这一论点在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伦纳的“服务阶级”的概念（见《服务阶级》，1953年英文版），普兰查斯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分析（见《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英文版），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帕金，见“参考书目”(20)）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近年来，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已导致“新工人阶级”（见马勒1975年的论著）或新的阶级结论（见图伦1971年的论著）的概念（参看工人阶级条目），和导致对诸如少数民族运动（参看种族条目）或妇女运动（参看争取女权运动条目）以及阶级冲突关系的研究。它还导致对社会分层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新的阶级问题的研究（如康拉德和斯泽兰尼合著的《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在卡尔·曼海姆的著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见“参考书目”(17)）中，可以看到后来从社会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重要批判。曼海姆企图用一种较一般的认识社会学取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理论。他的批评和修正有三个主要特征：（1）反对意识与经济利益有直接联系，而认为在“思想方式”和与经济利益间接有关的一系列态度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2）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看作是阶级的意识形态，认为一切社会思想都具有“相对”性，而不能自称体现了科学的“真理”；（3）认为除阶级以外的其它社会集团（如以代划分的集团）对意识也有重大影响。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社会学角度所进行的批判，来自两位大的社会学家。在观点上深受维贝尔影响的雷蒙德·阿隆，他不承认“经济解释”的主张是历史科学，强调使政治从经济中独立出来，并在一项较全面的研究中批判地考察了萨特（他本人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见阿隆1970年的论著）。C.赖特·米尔斯，也受到了维贝尔的影响，他虽然很少批评整个马克思主义，但对把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分开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并喜欢用“权力精英”而不喜欢用“统治阶级”的术语(他认为统治阶级是以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相一致为其前提条件的)。新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大部分批评，实际上集中于国家和政治问题。许多批评家从“民主多元论”出发（如利普塞特，见“参考书目”(15)）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描述是不真实的；不存在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和把国家变成自己“工具”的“统治阶级”。总之，西方政治制度的性质及这种制度能够做到的政治竞争和选举竞争，制约着国家，使其不能长期执行偏袒任何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政策。一些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还论证说“国家相对自主”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参看国家条目）；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充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处于国际环境之中并与其它国家竞争的国家，除社会中的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之处，还有自身的利益（如斯科克波尔的观点，见“参考书目”(24)）。新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和重新评价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问题，但这一问题也要追溯到维贝尔那里。哈贝马斯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论证说，早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必须不仅依据社会劳动和物质生产而且要依据家庭组织和行为准则来表述，而且这两方面都主要取决于语言(见“参考书目”⑩)，这种批判是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论”所进行的总的批判是一致的(参看法兰克福学派；实证论条目)。波佩尔和阿尔都塞则从相反的角度，依据所谓的历史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提出了更彻底的批评。另一方面，一些新近的作家却坚决捍卫强调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老式历史唯物主义”（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年英文版）。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问题有待探讨，特别是关于由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和各个阶级在过渡中的作用的问题。把现代研究源源不断地揭示出来的复杂的实际现象同广泛构想出来的总公式协调起来，在这方面一直碰到很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使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这样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有倾向性地选择适合于自己图式的证据。比如指责他们在研究一直是他们探索领域之一的欧洲革命时就不适当地突出了阶级斗争。人们常常提出阶级斗争是否真的贯穿于整个历史，或如何才能全面地确定历史中的“各个阶级”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正像海尔布伦纳所说的，一直被认为是“它的心照不宣的目的论，它的未加阐明的千年至福的臆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参考书目”(11)）。“生产方式”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对它作过精确的阐述”（见威廉·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年英文版，第31页）。马克思主义者虽已讨论过它的许多难解之处，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如经济基础如何与观念、宗教、法律相联系等问题，而他们发现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观点还不是一致的。正像人们责备马克思本人一样，人们也责备他们在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上的看法“时严时松”（见“参考书目”⑧，第67页）。一位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过范围广泛的不同意见的中世纪研究学者认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发生显著的变化，而生产制度却不一定发生相应的变更。查理曼大帝时的欧洲与巴巴罗萨时欧洲之间的区别，比经济方式的任何潜在的连续性要重要得多（参看戈登·列夫：《历史和社会理论》，1969年英文版，第137—140页）。一种“方式”或社会经济结构让位于另一种方式或社会经济结构的过程或步骤，同样难以设计得那么令人信服，在早期时代尤其如此。许多批评家把马克思的历史变革理论看作是以技术变革为起因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否认这一点，虽然正像冈迪所说的，也许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有时“由于疏忽而滑向技术决定论”（见“参考数目⑨，第131页）。但不能说，他们已提出了一种把充分的精确性与充分的概括性相结合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观念、理想及其自主程度也是有问题的。卢贝尔曾谈到马克思本人思想中关于经济决定论与创造性的人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不能解决的矛盾”（参看奥马利和阿尔戈津合编：《卢贝尔论马克思主义——论文五篇》，1981年英文版，第51页）。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多半绕过历史中的伦理因素（参看伦理；道德条目）。而所有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今又同历史是否在任何地方都遵循同一个或类似的“规律”这个问题纠缠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于西欧的经验这一事实，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承认。西方的作家把它运用于其他地区(如印度等国家)迄今已在许多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间，引起了很多批评。近年来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作的最有价值的批判性的研究，无疑当推列泽克·科拉科夫斯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它分清了作为“解释过去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幻想”性，并论证：马克思的精神遗产基本上已被现代社会科学所吸收，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解释体系或方法已“名存实亡”，而把它当作一种有效的政治学说来吸收，则只是“一种粗劣模仿和伪造的宗教形式”。但是，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许多领域中的独特的解释力量（尽管还有某些未解决的问题）及其不是导致一种宗教而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一套合理规范的能力，在许多思想家看来，才使马克思主义对其它思想方法构成了永久的挑战。（编者合撰）参考书目①爱德华·伯恩施坦：《进化的社会主义》（1899），1961年英文版。②欧根·冯·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保·M·斯威奇编，1949年英文版。③＆·冯·波特基维兹：《对〈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结构的订正》（1907），保罗·斯威齐编，1949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与价格》，1952年英文版。⑤A.卡特勒等合著：《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第1卷，1977年英文版。⑥V.K.季米特里耶夫：《关于价值竞争和效用的经济文选》（1904），1974年英文版。⑦戴安内·埃尔森：《价值——资本主义劳动的体现》，1979年英文版。⑧M·伊万斯：《卡尔·马克思》，1975年英文版。⑨D.R.冈迪：《马克思和历史》，1979年英文版。⑩尤尔根·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载《交往和社会的演变》，1979年英文版。⑪R．L．海尔布伦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1974年英文版。⑿S．希梅尔韦特：《利润率趋于下降的长篇连载——对马里奥·科格伊的答复》，1974年英文版。⒀G.霍格逊：《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1974年英文版。⒁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⒂S.M.利普塞特：《政治的人》，1960年英文版。⒃卡尔·勒维特：《麦克斯·维贝尔和卡尔·马克思》，1932年英文版。⒄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29）1936年英文版。⒅森岛美智雄：《从现代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1974年英文版。⒆置盐信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1961年英文版。⒇弗兰克·帕金：《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学说——资产阶级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21)琼·罗宾逊：《一篇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论文》，1942年英文版。(22)约瑟夫·阿洛伊·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76年英文版。(23)弗·西顿：《转化问题》，1957年英文版。(24)T·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年英文版。(25)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1977年英文版。(26)同上作者和其他人：《价值的争论》，1981年英文版。(27)麦克斯·维贝尔：《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1904），1976年英文版。(28)同上作者：《社会主义》（1924），载W.G.朗西曼编《麦克斯·维贝尔翻译文选》，1978年英文版。文化（culture）从意识形态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概念。这一概念的许多用法，无论是用于为“为艺术而艺术”进行辩护，还是用于反对人类学中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往往引起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异常反感（见“参考书目”(14)）。然而，20世纪对美学以及一般的文化问题所作的最重要的探讨，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的。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也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方面，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十分重要，以致使某些作家认为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业已指出文化一词的极端的两种用法。就第一种用法来说，它主要是指艺术和文学及其彼此关系的审美领域。另一种是人类学的用法，它指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而且常常被看作是以意图、价值等为基础的唯心主义方法。在这两种极端的用法之间的某个地方，我们会随时发现它们的许多含义完全是在德国唯心主义思想范围之内发展起来的。按照德国的唯心主义思想，文化被认为是客观意向或客观精神领域及其在人类制度中的体现。这里，“文化”保留了它原来的关于修养、发展、开化（Bildung）的含义，有时与文明同义，有时又区别于文明，被看作是某种更深刻的、但几乎总是被赋予积极评价的现象。很少有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同意上述任何一种用法，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提出应把人的实践的不同方面进行区分——把艺术生产领域或观念、价值领域同其本身的内在逻辑分开。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用法，文化的概念也可以表明企图破除上述的区分，并依据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观念与人的实践条件等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种广义上的文化，在马克思关于“最蹩脚的建筑师”（他至少是在设计他的建筑物）与“最灵巧的蜜蜂”之间的著名比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换句话说，文化的概念处于意识的存在物即意识概念的核心，其中意识既同现存的事态联系在一起，又同可使现存事态发生变化的条件联系在一起。从一种粗糙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来看，这将导致二元论的文化观。文化既被看作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又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显得自相矛盾。这可以用其他的例子来说明：一方面是认识（在这里认识似乎只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现实的反映）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的“反映论”，另一方面是强调党派的正面作用的精神生产的工具观，这两方面令人费解地共存一起。在俄国革命的情况下，这种工具观成为列宁的文化革命观以及成为他和托洛茨基反对旨在创造一种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最突出的主题，是毫不奇怪的。后者当然是有党派性的，但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它在许多方面是不恰当的，是会起反作用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它的基础必须靠发展文化和教育以及造就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建立，这样能够吸收和体现资产阶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正如它吸收象泰罗制这样较先进的工作制一样）。本世纪5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然而，在中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以列宁曾经反对过的激进主义的态度去攻击资产阶级文化。列宁的文化革命概念，尽管在艺术问题上有其保守性，但看来却为广泛的文化概念定了调子；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前讨论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在苏联，文化的概念常常同“生活方式”的概念联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接近于作为开化（Bildung）的早期文化含义。（比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不仅把艺术，而且把“体育、运动和旅游”也包括在“社会主义文化要素”之内）。人们一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从卢卡奇和葛兰西开始的，而这当然也就成了极其重视文化问题的传统的起点，实际上，把这两个人看作是这一领域的后来作品的一对极其相似的先驱并不过分。卢卡奇所受的是德国新康德主义的教育，他的1920年的关于“新旧文化”的文章就是对源于这一总的传统，特别是源于西美尔传统的文化概念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新表述。他还把文化跟文明相对起来，认为文化是“有价值的作品和才干的总汇，这些作品和才干对直接维持人的生活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比如，一所房子的内在美和外在美……跟房子的耐久性能和防护性能就是相对的东西”。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已被资本主义的市场生产所破坏了，而且由于“文化社会学的前提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因此，其特征当前还无法预见的新文化，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才可能出现。卢卡奇后来的作品主要致力于美学。而且，《历史和阶级意识》所涉及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欧洲的物化的思维方式。卢卡奇的早期著作，是戈尔德曼关于文学和思想史的社会学著作的基础，卢卡奇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过重大影响的人之一。法兰克福学派与此有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多尔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阿多尔诺与本杰明有重要交往。本杰明既与社会研究所有联系，又与布莱希特有联系。阿多尔诺在美学上的造诣是最深的，但他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上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持有同样的观点，这种广义的文化观在很多方面可能受惠于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来》（1927年）和《文明及其不满者》（1930年）中所使用的概念。马尔库塞在其《文化的肯定概念》的文章中所阐述的思想颇具代表性。他说：“存在一种……反映精神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意义的一般文化概念。它指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生活的总体，因为观念再生产的领域（狭义上的文化，即“精神世界”）和物质再生产的领域（“文明”）构成了历史上既可区别又可理解的统一体”（“参考书目”(13)，第94页）。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虽不能看作是独立的，也不能“依据本身”去理解，但它也不是对独立的现存基础的纯反映。在美学方面“批判的任务不应全都探讨文化现象必然依附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应洞察体现于这些现象中并通过这些现象实现自身强大利益的总的社会趋势。文化批判应成为社会的观相术”（同上，第30页）。从商品拜物教和（特别是阿多尔诺的）物化的角度来分析，文化表现为两种主要形式。第一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肯定的文化”。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肯定的文化，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宗教，它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它在其发展过程中使精神世界与文明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价值领域，且被认为高于文明。它的主要特征是维护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普遍需要的、永远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一世界虽本质上不同于为生存而斗争的日常实际世界，但由于每个人本身都‘来自其中’，因而是可切实感到的，对实际状态无需作任何改造”（“参考书目”(13)，第95页）。因此，文化，特别是艺术，具有一种不明确的调和的作用。它一方面支持在现代社会中受到阻挠的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即幸福的许诺），一方面又把这些向往投入幻想的领域，从而通过“抚慰反抗的愿望”来肯定现状（同上，第121页）。文化的概念，正如阿多尔诺后来所认为的，与行政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如果说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至少还支持一种超验存在的话，那末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1947年）中所分析的“文化工业”中就不存在这种传统了。在这里，商品原则被推到了极端，不仅表现在“艺术”的生产中，甚至渗透进人的存在的领域；人的存在至多不过是露出洁白的牙齿而无人的气味和感情的某种东西（见“参考书目”②，第167页）。马尔库塞则把这种“‘文化商品化’的过程看作是‘高级文化’堕落成了‘物质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前者失去了自己的批判潜力。文化，象性活动一样，虽变得比较易于理解，但却是以一种堕落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见“参考书目”(12)，第3章）。甚至对这一状况所作的最激进的批判，也是作为另一种商品重新出现的。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就获得了相当的商业性的成功。任何想提出一种真正替代文化的企图（马尔库塞对这种前景的看法比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要乐观），看来只不过像是（落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样靠不住。批判理论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哈贝马斯，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则要少得多，但他在分析现代文明的合法性问题时却逐渐转向这一主题，并正在提出一种关于文化现代性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合理化的社会进程将日益被排除在那些受这些进程支配的人的常识性的判断力之外。这种探讨也许可对早期批判思想家们所确认的进程提供一种较全面、较有力的分析。卢卡奇对德国的文化批判传统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表述。如果存在一条来自卢卡奇的明显的影响路线的话，那末从扩散的角度来说，葛兰西对社会（在那里资产阶级更多的是利用领导权而不是靠武力进行统治）中社会主义政治的文化方面的强调，对于像雷蒙德·威廉斯和阿尔都塞这样形形色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则具有重大的意义。强调文化，在英国是最为明显的，这在威廉斯、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和由理查德·霍加特所创办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员们的著作中都是极其明显的。然而，甚至那些依据法国结构主义来批判这一研究方法的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虽然在涉及上层建筑现象时有所不同（见“参考书目”⑥和③）。比埃尔·布尔丢和他的法国同事的重要著作也是如此，该著作使用象征性的和文化的资本概念来追溯在教育制度、政治和狭义上的“文化消费”中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见“参考书目”⑤和④）。帝国主义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现象。因此，发达国家对电视、书籍、杂志和通讯社的有效垄断只是这一进程的一个方面，在这一进程中，第三世界既受西方生产领域中的“商业文化”的影响，又受其消费文化的影响，而消费文化则导致资金配置的失当（见“参考书目”(15)）。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片面地专注于上层建筑这一点，不管它是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较散乱的含义和表现的概念角度来看待上层建筑的，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然而，显然它已越来越意识到（部分由于女权运动）生产与再生产的相互关系了，而且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不是依据“名正言顺的文化”（culturewithacapitalK）而是依据复杂的机制来看待现存生产方式范围之内的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WO）参考书目①西奥多·阿多尔诺：《多棱镜》（1955），1967年英文版。②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合著：《启蒙辩证法》（1947），1972年英文版。③米歇尔·巴雷特等编：《意识形态与文化生产》，1979年英文版。④比埃尔·布尔丢：《差异》，1979年法文版。⑤比埃尔·布尔丢和让·克劳德·帕塞隆合著：《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0），1977年英文版。⑥特里·伊格尔顿：《批判与意识形态》，1976年英文版。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幻想的未来》，1927年英文版。⑧同上作者：《文明及其不满者》，1930年英文版。⑨卢西安·戈尔德曼：《现代社会的文化创造》（1971），1976年英文版。⑩乔治·卢卡奇：《旧文化与新文化》（1920），1970年英文版。⑪同上作者：《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⑿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1968年英文版。⒀同上作者：《否定——批判理论文集》，1968年英文版。⒁马歇尔·塞林斯：《文化与实践的理性》，1976年英文版。⒂哈伯特·希勒：《交往与文化统治》，1976年英文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B》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BBakunin,Michael巴枯宁,米哈伊尔banks银行baseandsuperstructure基础和上层建筑Bauer,Otto鲍威尔,奥托Benjamin,Walter本杰明,瓦尔特Bernal,JohnDesmond贝纳尔,约翰·德斯蒙德Bernstein,Eduard伯恩施坦,爱德华Blanquism布朗基主义Blosh,Ernst布洛赫,恩斯特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Bonapartism波拿巴主义bourgeoisie资产阶级Brecht,Bertolt布莱希特,贝托尔特Bukharin,Nikolailvanovich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bureaucracy官僚机构巴枯宁，米哈伊尔(Bakunin，Michael)1814年5月30日生于普列姆基诺，1876年1月16日在伯尼尔逝世。巴枯宁出身于俄国贵族地主的家庭。他是把无政府主义推行于国际革命运动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主要对手。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巴枯宁强调否定在辩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曾说：“热衷于破坏同样是热衷于创造！”（见“参考书目”②，第57页）。在成为一名社会革命家的过程中，他接受了威廉·魏特林和蒲鲁东的影响。然而，在他的早期活动中，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支持斯拉夫人民为反对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专制统治者而进行一致斗争的运动。由于在1848—1849年间发生的几次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他赢得了坚定的革命者的声誉。他在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7年，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于1861年潜逃。1863年波兰起义失败后，他不再相信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潜力，并且反对这种运动所反映的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愿望。接着，他试图把社会革命推广到国际范围。他的突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许多组织中得到发展，其中包括半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组织曾于1868年申请参加第一国际，这个申请被拒绝了，然而，在同盟宣称它自行解散后，它的日内瓦支部被吸收入国际。在国际支部中，巴枯宁的思想日益得到支持，特别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国的一些地方和瑞士。于是，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在马克思的鼓动下，巴枯宁被开除了，理由是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秘密团体，其政策是跟第一国际的政策相对立的，而其目的则在于瓦解国际。在开除巴枯宁的同时，作出把总委员会的会址从伦敦迁移到纽约的决定，于是国际便分裂成两部分，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在5年之内消失了。在论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对立的革命理论之间的分歧趋于明朗。这些分歧包括关于国际应当如何进行组织的对立观点，马克思主张运动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一种以自治支部为基础的联邦制结构。还有两个思想分歧值得注意：（1）马克思相信资产阶级国家要被推翻，他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应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而随着阶级由于社会化措施的实行而趋于消失，无产阶级国家也就“消亡”。（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相反地，巴枯宁则强调国家及其所体现的权威原则必须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取消。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2）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起一个跟一切有产阶级的旧政党相对立的独特的政党，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包括那些在议会舞台上争取有利于本阶级发展的各种让步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与此相反，巴枯宁则追随蒲鲁东，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是“专制主义的各种体现”；因此，他反对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行动。当他相信革命者应当组织起来有时甚至要秘密地组织起来的时候，他认为他们的使命主要只有一个，那就是鼓动被压迫阶级（农民和其他边缘集团以及城市工人）起来，用自己的直接行动去推翻现存的制度。然后，人民会在它的废墟上建设“未来的社会组织……它完全是自下而上地、通过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盟建立起来的，起先是在他们的工会里，然后是在公社、地区和国家里，最后是在国际和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大联盟”（见“参考书目”③，第206页）。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中，马克思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说明只要其他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就必须采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他还认为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GNO）参考书目①E.H.卡尔：《米哈伊尔·巴枯宁》，1937年英文版。②赛姆·多尔哥夫：《巴枯宁论无政府状态》，1971年英文版。③阿瑟·莱宁：《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选》，1973年英文版。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1973年英文版。银行（banks）参看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利息条目。基础和上层建筑（baseandsuperstructure）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像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比喻，来表达一种思想，即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决定着国家和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的存在及其形式。对这种思想的最早的表达方式之一，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那里提到：“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然而，上层建筑这个概念并不仅仅用以表示两个依附的社会层次即国家和社会意识的。看来，这个术语至少有一次被用来表示一个阶级的意识或世界观：“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但在多数场合下，这个比喻还是用来解释社会三个总的层次的关系，以说明上层建筑的两个层次是受基础决定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并不是独立的，它不能自行出现，而是以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因此，任何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都决定着与其作用相适应的国家和社会意识的存在形式。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任何变化，都会导致国家和社会意识的转变。马克思曾在一段话中对基础的含义作了更为详尽的表述，这段话也就成为他的比喻的经典式的表述方式：“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由此可见，经济结构并不被看作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生产结合或物质条件；它倒不如说是一种由人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阶级关系的总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级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891—8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然而，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特征要比上面的表述更为复杂。马克思意识到，基础的决定作用会被人曲解为经济简化论的一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进一步阐明这种关系的历史性和不平衡性，阐明它可以跟上层建筑所起的影响作用并行不悖。就第一个方面来说，马克思断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296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精神生产的特征是由物质生产的历史形式所决定的，但精神生产仍然被认为能够对物质生产起“相互作用”。换句话说，观念的上层建筑并不被设想为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而是被看作能够起某种影响作用的东西。其次，马克思认识到，物质生产的发展跟艺术生产和法律关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罗马私法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或者希腊艺术同不发达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但问题不在于理解一定的艺术或法律形式可以跟不发达的物质条件相适应，希腊艺术是以希腊神话为基础的，而神话则是人们安抚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和控制的自然力的原始的方式。所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些错误观念“有一个否定性的经济基础”（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页）。真正的问题是，希腊神话在更为发达的生产方式下仍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甚至被奉为典范或模式。马克思试图用人类历史童年时代的天生魅力来说明这一点，这显然是不够的，但至少表明他认识到，艺术和法律的形式由社会所决定这一点，并不一定能够限制它们对于其他的时代同样适用（参看艺术条目）。第三，马克思在回答那种认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决定作用只适用于资本主义，而不适用于基督教或政治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或古代社会的反对意见时，强调了上层建筑的影响作用。马克思重申了基础起决定作用的原则，他说：“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但他又补充说：“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阿尔都塞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在解释这段引文时，区分了“决定”和“支配”的不同涵义。根据这种区分，经济始终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但并不总是起支配作用的。它可以决定在一定时期内在上层建筑的两个层次之中何者居于支配的地位。这种区分究竟能否从马克思的原文中引申出来，还是有争议的，但原文至少表明了，基础的决定作用并不就是把政治和思想归结为经济现象，这个方面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恩格斯也反对以简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他在强调经济的“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指出这种决定作用仍然只能“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他摆脱了机械的因果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经济这个层次被看作是原因，而其他层次即上层建筑则被看作是它的结果。然而，经济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则使恩格斯得以用一种“辩证的”因果观来取代上述概念，根据这种辩证的因果观，最后的决定因素并不排除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作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够产生影响并对基础发生“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为了强调这一论点，恩格斯补充说：“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还进一步把具有实际影响的不同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表述为上层建筑诸成分之间及其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这种简释曾被人批评为把黑格尔关于自然——观念的关系这种概念转换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也就是把第一性原因和第二性原因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一来，上层建筑的作用就消失在“无穷无尽的一连串偶然事件”之中了。但不管怎样，恩格斯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享有很高的权威。虽然恩格斯竭力反对19世纪80年代掺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所作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然而他并没有能够扭转这种部分地由他自己的论著所造成的趋势。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实践概念（参看实践条目）的缺乏以及贯穿在这些著作中的那种脱离社会活动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对于助长以简化论的方法来研究基础与上层建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还由于最初两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些著作中，实践的观念得到最有力的表达）不甚了了而更加糟糕。的确，由于缺乏一种起协调作用的实践概念，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空间观念便容易产生一些有争议的解释。一方面，观念的上层建筑可以被看作第二性的现象，即仅仅是一种其真实性归根到底只能在生产关系中发现的反映。于是，意识也就失去其特殊内容和意义，并且被归结为经济关系。列宁的某些论述就时而给人以这种印象。例如，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社会的进化被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它只能集中到生产关系上去理解。列宁宣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仅仅是通过生产关系来说明经济结构的，并且也是这样地来论述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对于上层建筑本身，似乎就不需要再进行分析了。列宁后来再次肯定了这一思想，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41页）。这些论述同列宁那些为人所熟知的、但绝非简化论的关于政治组织和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的精心论证形成了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某些解释趋向于把上述空间观念的诸“层次”加以区分，似乎这些层次竟是一些彼此外在并按先后次序出现的截然不同的“整体”和“领域”。例如，普列汉诺夫列举了如下五种层次：（1）生产力的状况；（2）由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既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它部分地直接决定于已有的经济条件，部分地决定于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5）反映这种精神特征的不同意识形态（见“参考书目”⑤，第70页）。然而，这种空间与顺序相结合的结构，却未能表达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层次”都来自人的实践活动。这些不同的社会“层次”被看作是互不相关的现成“实体”，而对于社会总体是如何出现的问题却不作解释。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基础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就难以解释了。作为客观事物的经济究竟是怎样创造出作为另一种客观事物的艺术或理论呢？最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不能表达一种确切的含义。这部分是由于人们同时要求它起两种作用：既要描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特定的社会层次的发展，又要说明其中的一个层次如何决定其他的层次。执行第一个职能看来是恰当的；这就是说，它有助于描述制度上的差异的发展情况以及特定的实践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知识的领域——的发展情况。这些特定的实践领域是由特殊的机构所支配的。然而，它看来却不那么适合于用来解释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或者用以说明作为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的每一层次的产生，这是因为只要它还势必成为一种静止的观念的时候，它就倾向于把一些动态领域——诸如阶级斗争或实践——归结为一种跟其他层次相脱离的层次。于是，上层建筑由基础所决定的观点也就成为因果关系的外在模式。（JL）参考书目①斯图亚特·霍尔：《对“基础和上层建筑”比喻的再思考》，载J.布卢姆菲尔德编《阶级、领导权和政党》一书，1977年英文版。②佐尔格·拉林：《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1983年英文版。③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1960年英文版。④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1962年英文版。⑤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年），1969年英文版。⑥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英文版。鲍威尔，奥托（Bauer，Otto）1881年9月5日生于维也纳，1938年7月4日在巴黎逝世。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法律和政治经济学。1904年，鲍威尔给卡尔·考茨基送了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此后便经常为该刊撰稿。他曾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请求，写了一本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著，该书于1907年出版，成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年，他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书记，并跟阿道夫·布劳恩和卡尔·伦纳一道创办了该党的理论刊物《斗争》，并任该刊主编。奥匈帝国崩溃后，鲍威尔曾在短期间（1918—1919年）出任外交部长。1919年他强烈地反对在奥地利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以匈牙利为模式）的思想。在以后几年里，他制定出自己的“缓进革命”和“防御性暴力”这样一些概念，并按照这种精神发表了一部有关奥地利革命的巨著以及若干篇对俄国革命进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几篇收编为文集，译成法文（见“参考书目”⑤）。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有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名论著（“见参考书目”④）和一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化进行分析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③）。在1934年起义后，鲍威尔不得不离开奥地利，先是住在布尔诺（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移居巴黎（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TBB）参考书目①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1907年德文版。②同上作者：《奥地利革命》（1923），1970年德文版。③同上作者：《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第1卷：《合理化还是非合理化？》，1931年德文版。④同上作者：《法西斯主义》（1938），载博托莫尔和古德合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书，1978年英文版。⑤叶蓬·波尔代编：《奥托·鲍威尔与革命》一书，1968年法文版。⑥尤利乌斯·布朗塔尔：《奥托·鲍威尔生平著作选》，1961年德文版。本杰明，瓦尔特（Benjamin，Walter）1892年7月15日生于柏林，1940年9月27日在西班牙布港逝世。本杰明可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重要的文化理论家，生前并不出名，他的影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广泛传播。可是，关于他的著述的确切含义是一直有争论的，有一些人把他看作是超脱凡世以至赋有堪称异才的悲剧性人物，另一些人则把他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在本杰明的最早作品中贯穿着对神学的深刻的兴趣。他的第一篇主要文章是评论哥德的小说《亲和力》，这篇文章的意图是要用他自己的迹近清教徒主义的伦理来对抗20世纪初期文化理论中的非道德的象征主义。这种思想意图在他的《德国悲剧的起源》这篇博士论文中，进一步发展为对精神生活中的那种不问政治的“禁欲主义”展开全面的批判，然而看起来却是在反对17世纪路德教派的戏剧。这篇作品是本杰明在33岁的时候写成的，最透彻地阐述了作者的理论观点。然而，这篇东西也正如他所说的，“是我的德国文学阶段的终结。”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本杰明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解问题进行研究，其出发点是认为学院式的文学史所提供的经典准则只能起很小的辅助作用。他的这种转变也还受一个外来因素的影响，他的上述作品被法兰克福大学所否决，从而使他想在大学里干一番事业的希望破灭了。从1925到1933年间，本杰明主要靠写新闻小品来维持生计，他开始跟布莱希特以及当时其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密切交往。尽管他决定不参加共产党，然而他在1926—1927年之交这个冬季里对莫斯科的访问，确立并加深了他对新苏维埃国家的文化生活的兴趣。这反映在他这个时期写的生动而带有论战性的文章（主要是评论）中。纳粹的上台迫使本杰明离开柏林，并把他的新闻写作的生计大部剥夺掉。然而，他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那里获得一些研究任务，依靠这项报酬以及其他小额的收入，得以在巴黎重新开始创作。在那几年里，他在研究所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主要的理论文章，其中第一篇的题目是《法国作家的目前社会状况》。这篇文章分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他们正如本杰明本人一样，从投身于纯粹的文化先锋队伍转而参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替研究所完成其他作品，则大都跟他以形象的方式、即所谓“连拱廊式”复合结构的方式来阐述的法国19世纪思想意识形态史有关。其中包括《机械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这篇著名文章，它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艺术”是不能跟它的技术和社会阶级环境分割开来的。本杰明这篇文章和论爱德华·富克斯一文中对技术（Technik）理论所作的发展，对于了解他所理解的关于思想和文化没有独立的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很关键的。他所写的关于鲍德莱尔的两篇文章（当时只有《论鲍德莱尔的若干动机》这一篇发表了），则把他对阶级、技术和文化的理解融为一体，对法西斯主义和一般的反动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广泛的批判。本杰明在他晚期创作的这些非常杰出的文章中，大量地引用了弗洛伊德和法西斯人类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的著述。以上我们仅仅涉及本杰明本人提出发表的著作，这些论著给我们提供了他的思想顺理成章地发展的情况。可是，在他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很大的压力要把他从比较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布莱希特的立场（这是他很容易被归并入的）中分离出来。本杰明的一些朋友，例如阿多尔诺和热尔肖姆·肖勒姆，主要利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文中的一些费解的地方，以及主要是他早期创作的未发表的作品的章节，来把他说成是一位犹太神秘哲学家，说他的政治始终从属于一种空想的弥赛亚主义。当然，从近年来发表的本杰明的主要著作来看，这种说法很难站住脚。不过，本杰明的最后一篇作品——《哲学史提纲》，确实很难把它解释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这篇文章是他在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条约后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写成，它对参加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完全抱悲观的态度，把人的智力活动想象成为一种魔术般的回忆，并且把革命看作是在时间上的一种空想主义的停顿。然而，在本杰明的著作中出现的任何矛盾，都不能够排除在其成熟时期的主要著作中所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化进行分析的基本原则。（JR）参考书目①《瓦尔特·本杰明全集》，1972年德文版。②同上作者：《启明录》，1973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德国悲剧的起源》，1977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了解布莱希特》，1977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单行道及其他作品》，1979年英文版。⑥朱利安·罗伯茨：《瓦尔特·本杰明》，1982年英文版。⑦热尔肖姆·肖姆勒：《瓦尔特·本杰明——一段友谊的历史》，1982年英文版。⑧里查德·沃林：《瓦尔特·本杰明——一种赎罪的美学》，1982年英文版。贝纳尔，约翰·德斯蒙德（Bernal，JohnDesmond）1901年5月10日生于爱尔兰蒂珀雷里郡内纳赫，1971年9月15日在伦敦逝世。贝纳尔由于学识渊博并对自然与社会现象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被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称为“圣人”。有一位还把他叫做“万事通”。他是20世纪30年代“红色科学院”中的佼佼者，虽然对此还有争议。他在论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在英国和苏联。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在X射线晶体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此项成果有助于奠定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跟他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他本人所起的催化作用，他有两名学生（多罗西·霍普金和麦克斯·佩鲁茨）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贝纳尔是皇家学会会员和伦敦伯克贝克学院的教授，他既是斯大林奖金（后来从策略上考虑改为列宁奖金）的获得者，又是美国棕榈自由勋章的获得者。也许由于他的想象力过于奔放，他不能够像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长期和深入地集中钻研某一个专门的问题，以便取得最高的科学成就。然而，他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却使他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行动的科学方面作出贡献，这特别是表现在策划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岸进攻即D日的联合行动中。20世纪20年代初期，贝纳尔在剑桥大学加入共产党，他非常积极地在科学家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1931年，苏联代表团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科学技术史国际会议，这件事使他受很大的影响。在那次会上，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雄辩地论证了应当把科学跟生产的发展联系起来看，从而一反通常认为科学具有自供自给的性质这种信念。于是，贝纳尔便以最大的热情、像着了迷一般地去阐明科学紧密地反映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也许更有意义的是，他还认为应当把科学看作是对社会政策的先导。他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科学的社会职能》（1939年）和《历史中的科学》（1954年）这两部著作，它们始终被看作是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这些问题的典范论著。出现了“贝纳尔主义”，它的含义是：如果由资本主义以及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所造成的种种歪曲可以被消除的话，那么社会就可以沿着由科学合理性所决定的路线前进。科学既是照耀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灯塔，又是进步的发动机；贝纳尔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正在“对科学进行彻底的改造，这种改造使科学得以向全体人民开放，从而必定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新的力量”（见“参考书目”②，第900—901页）。他的观点当时在英国和苏联都很有影响，并且在苏联的影响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对冷战和苏联制造的李森科主义这一事件抱有反感。他发现他自己很难把对苏联的进步模式的忠诚，跟斯大林主义和对科学研究的可怕的破坏（特别是在他的生物学这个专业领域中）协调起来。他曾经把苏维埃国家作为好比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力量源泉来加以维护，而如今他越来越看到适得其反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公开地反对正统的共产主义，但随着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其他方法的出现（这些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合理性的作用，都持批判的态度），他在英国的影响日益降低。贝纳尔对于在英国学术协会中建立起科学社会关系这一研究专题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在帕格沃希会议上的表现也很活跃。然而，在1949年，出于冷战的原因，他被撤去在英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中的职务。他在提倡科学的工联主义方面的表现也很积极，并在建立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中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含糊地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而贝纳尔则在确立这种态度上起了带头作用，可是，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专家的作用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上所持的态度，却很暧昧。直到最近，科学家们一般仍然认为科学从相对上说不那么容易引起争议，然而对贝纳尔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却越来越坚持认为，把科学本身运用来解决社会组织的问题，但却把政治问题和应估价的问题分开或是弄得含含糊糊，那只能是回避问题。社会价值、优先权以及责任等问题，都应当在总的文化范畴内按照他们本身的要求来提出，而不需要交给一个新的官僚阶层或专家团体来处理。（RMY）参考书目①约·德·贝纳尔：《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1967年英文版。②同上作者：《历史中的科学》（1954），1969年英文版。③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学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④莫里斯·戈德史密斯：《圣人约·德·贝纳尔生平》，1980年英文版。⑤莫里斯·戈德史密斯与A.L.麦凯合著：《科学之科学》，1966年英文版。⑥多罗西·霍格金：《约·德·贝纳尔——皇家学会会员对其生平活动的回忆录》，1980年英文版。⑦卓纳森·罗森赫德等：《科学在十字路口上——50年来对激进科学之回顾》，1982年英文版。⑧加里·威尔斯基：《可以看见的学院》，1978年英文版。⑨罗伯特·M·杨格：《贝纳尔的问题的关联性》，1980年英文版。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Eduard）1850年1月6日生于柏林，1932年12月18日在柏林逝世。伯恩施坦是一个犹太人火车司机的儿子，从1866年至1878年在银行里工作。1871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并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人他都是在1880年结识的。从1881年到1890年，伯恩施坦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该报是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一份非法刊物），这份报纸最初在苏黎世，继而在伦敦发行。伯恩施坦从1880年起住在伦敦，直到1901年才回德国。在伦敦，他成为恩格斯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恩格斯使他成为自己的代笔人。同时，伯恩施坦还跟费边派发生联系并接受他们的影响。从1896至1898年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企图对马克思主义中他所认为的过时的、教条的、非科学的以及含糊不清的因素进行修正，同时却否认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1899年，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以最透彻的形式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在这部经典的修正主义的主要著作里，他对马克思关于工业不断集中和经济危机不断尖锐的预言以及工人阶级不断贫困化的理论提出质疑。“一种反对资本的剥削倾向的社会反作用……愈来愈使更多的经济生活领域受到它的影响”。他主张工人阶级要争取一种“不断的前进”的前景来防止“一场灾变”。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需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以逐步地“朝着民主的方向来改造国家”，他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参看有关条目）的想法，号召社会民主党要“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他写道：“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尽管历次党代表大会对伯恩施坦的观点进行谴责，然而他在1902—1906年、1912—1918年、1920—1928年间，仍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代表。他在以后的作品和讲演中，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并采取了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参看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条目），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主张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恩施坦呼吁实行和平解决，并在1915年12月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在脱离社会民主党后，他于1917年参加了更为偏向左翼的独立社会党（USPD）。战后他又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并于1920—1921年间参加起草该党的纲领。（MJ）参考书目①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1961年德文版。②爱德华·伯恩施坦：《克伦威尔与共产主义——英国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与民主》（1895），1980年英文版。③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1956年英文版。④卢西奥·科莱蒂：《伯恩施坦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1968），载《从卢梭到列宁》一书，1972年英文版。⑤彼得·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窘境——爱德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挑战》，1952年英文版。⑥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个反批评》，1899年德文版。⑦罗莎·卢森堡：《改良还是革命？》（1899），载玛丽—艾丽斯编《罗莎·卢森堡言论集》，1970年英文版。⑧保罗·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9年英文版。布朗基主义（Blanquism）这指的是法国伟大的革命家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的主要政治学说。布朗基继承了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密谋传统，他的目标是要组织一个比较小的、实行集中制和等级制的精英人物集团来举行一次起义，以便用他们自己的革命专政来取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由于布朗基认为阶级社会和宗教的长期奴役使得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对立即进行普选，而是等到人民在他们的专政（以巴黎为基础）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再教育以后再进行。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最后将会“没有政府”（见“参考书目”①）。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扬布朗基，认为他是一位英勇的革命领袖。他们曾两度跟布朗基的支持者发生短暂的联系，一次是在1850年（见“参考书目”⑦），另一次是在1871—1872年，即在巴黎公社以后，而在这以前马克思曾试图把布朗基引进第一国际，但没有成功。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那种试图人为地预先制造革命发展过程的“革命的炼金术士”的密谋行径（见1850年第4期《新莱茵报》的评论）。跟布朗基相反，他们把无产阶级运动看成是“绝大多数人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这种运动完全依靠工人阶级由于他们的联合行动和共同探讨而势必带来的智能的发展。恩格斯、伯恩施坦以及其他一些人曾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带有浓厚的“布朗基主义”色彩。然而，《告同盟书》认为德国革命的下一阶段是要帮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政权，而工人阶级在他们自己取得政权之前必须经历一条“较长的革命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1页）。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布朗基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而马克思则是从他那里借用过来，这是没有根据的。不仅多曼热（见“参考书目”④，第171页）和施比策(见“参考书目”⑧，第176页)都认为布朗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一个词，而且恩格斯也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概念跟布朗基所设想的革命专政之间的根本区别。恩格斯写道：“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无论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布朗基主义”都被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用来对列宁进行攻击。当代一些作者认为，“列宁的行动指南基本上源自由特卡乔夫[19世纪的民粹主义者]用俄国词句来表述的雅各宾—布朗基主义的传统”（见“参考书目”⑥，第170页）。然而，列宁在1917年4月则是否定了布朗基主义，说它是依靠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暂时还占少数，但是认识到了解到必须争取多数（参看《关于目前形势和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报告》）。布尔什维克宣称他们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已经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尽管他们的反对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是毫无疑问，由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通过苏维埃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从而使这次革命跟布朗基主义的革命模式迥然不同。（MJ）参考书目①赛米尔·伯恩施坦：《奥古斯特·布朗基与起义艺术》（1970），1971年英文版。②《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文选》，1956法文版。③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先驱者》，1956年英文版。④莫里斯·多曼热：《奥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1957年法文版。⑤哈尔·德雷偑尔：《马克思与无产阶级专政》，1962年英文版。⑥威廉·费施曼：《起义者》，1970年英文版。⑦梁赞诺夫和大卫·波里苏维奇：《论马克思与布朗基的关系问题》，1928年德文版。⑧阿兰施比策：《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革命理论》，1957年英文版。布洛赫，恩斯特（Bloch，Ernst）1885年7月8日生于路德维希港。1977年8月3日在斯图加特逝世。跟他的朋友卢卡奇和本杰明一样，布洛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驱使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足以防范使人类遭受毁灭的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手段。在纳粹统治时期，布洛赫流亡在美国。后来，他试图在民主德国寻找落脚点，可是由于他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只博得很少一点同情，便在1961年离开，在图宾根度过余生。但从那时候起，他成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其影响范围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领域。布洛赫的散文式的、没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从最好的意义上说，也只是布道说教，而不是据理分析。他的学说的核心是一种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即犹太教的关于赎罪始终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上实现的学说。他相信，一个经过“赎罪”的世界，必不可免地会跟现今这个世界根本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世界会是一个“乌托邦”，然而，它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一个人大可不必沉溺于基督教的关于死亡和再生的未世学。这种论题，首先见于《乌托邦的精神》一书(1918年)，并在《希望的原则》一书(1959年)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里，布洛赫重复亚里士多德的两分法，即所谓潜力（实物）和行动（理念），设想潜力能够在一个充满理智的光辉的世界中逐步得到实现。因此，原基的事物乃是宇宙的第一本源这种经院式的理论，在这里是同我们历史的发展平行地得到阐明，而不是跟一个不能达到的天堂垂直地联系起来进行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这个过程的历史“外表”的一个部分。例如，在他写的关于托马斯·闵采尔这本书中，布洛赫把16世纪的再洗礼革命视为只有今天才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得到充分实现的那种事物的前身。布洛赫认为历史是一种“坚持不断的启示”，它激励着当前的斗争。这种论调也在瓦尔特·本杰明在1940年写的《提纲》中得到呼应。（JR）参考书目①瓦尔特·本杰明：《历史哲学提纲》，载于《启明录》一书，1940年英文版。②《恩斯特·布洛赫全集》，1967年德文版，参看其中如下著作：《乌托邦的精神》（1918）《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1921）《希望的原则》（1959）③同上作者：《论马克思》，1971年英文版。④韦恩·哈德逊：《恩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82年英文版。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这个术语虽然经常被人们作为列宁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但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或运动，而列宁主义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分析（包括理论与实践）。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政治倾向的奠基人是列宁，可是它也是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托洛茨基、毛泽东）所采纳的实行社会革命变革的一种方法。布尔什维主义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诞生的。从那时候起，列宁已经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一个政党”而存在。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列宁和他的支持者围绕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条件问题跟马尔托夫实行分裂。列宁主张党员应当是积极的和政治上可靠的，而不是象当时其他社会民主党那样把党建立在职工会的基础上，并且不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参加党。在这个问题上所引起的分裂把该党分为两翼：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源自俄语большинство一词）和孟什维克（即“少数派”，源自俄语Мельшинство一词）。只是到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一词才出现在党的名称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从1918年3月起，该党改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12月，该党又一次改称为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从1952年起，党的名称最后改为苏联共产党，不再标上布尔什维克这个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建立在一种政治战略的基础之上，这种战略强调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或领导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积极参加政治。党要由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战斗力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至于那些仅仅同情社会主义思想而并不积极的党员，则应被排除出党。党在跟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从事压迫的统治集团，如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中负有领导的任务；此外，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灌输给群众，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群众是不会自发地接受一种具有阶级觉悟的政治观的。这是一种“新型”的党，它的决策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党员参与政策的制定和领导人的选举。但是政策一旦决定，全体党员就有义务执行并且必须对党的领导保持完全的忠诚。人们认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的武器。列宁所设想的党组织的模式，是适合于沙皇俄国的政治压迫条件的，至于生活在比较自由的社会里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则比较强调民主的因素。这也就使得在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集中主义成分和民主主义成分之间存在某种分歧以至紧张的状态，这两者都有各自的积极份子，他们都强调各自的概念是可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成功地夺取政权，在其他社会党中引起了反响。共产国际在1921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便以二十一条作为吸收成员的条件，从而使该国际得以按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见“参考书目”①）。此后，布尔什维主义便成为一种具有国际规模的运动。随着斯大林在苏维埃俄国的上台，布尔什维主义又跟他的政策联系在一起。高速度的工业化，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集中化的国家机器，农业集体化，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利益服从于苏联党的利益。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赋予体现为国家的上层建筑（见基础与上层建筑条目）以重要的作用，斯大林设想国家会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当这个目标在1936年苏联宣告实现后，斯大林便采取了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发展。斯大林还把苏维埃国家看作是工人阶级（全世界的）的政治表现。因此，从斯大林所提供的形式来看，布尔什维主义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跟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观点的结合。当苏联领导人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是一种统一的政治运动时，这个运动的内部也就出现了若干重大的分歧。主要的分歧见诸于托洛茨基及其第四国际的追随者（见托洛茨基主义条目）的政策以及毛主义的理论。第四国际在严格地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原则的同时，要求党员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党的领导并对党的领导实行更有效的监督作用。它把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主义视为由一些领导人对工人阶级实行非法统治的“退化现象”。此外，第四国际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建成。因此，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应当为世界革命创造条件，而俄国革命则被解释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至于毛主义者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强调上层建筑的变化的作用，这种变化可以不依赖于基础的变化，它对于社会主义的进化是必要的。不像苏联党所强调的那样，毛主义者并不认为社会关系要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变化而改变，而是强调甚至在经济达到高度成熟的水平之前就要在人民当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应当表现在群众的直接参与作用，以及缩小各类工人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差别。同时还大力强调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即铲除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培育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跟布尔什维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对这种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进行了批判。罗莎·卢森堡从原则上反对一种集中制的党组织和党的绝对领导的思想，认为这会束缚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跟列宁处于对立地位时，也声称党有取代工人阶级之虞。孟什维克则采纳一种比较渐进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和策略视为一种早熟现象，并且认为革命变革只能通过以职工会为基础的社会党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实现。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社会里，国家所起的主宰作用可以看作是生产力落后和人民群众缺乏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的结果。从这种观点来看，布尔什维主义是唯意志论的，在政治上则是机会主义的。至于共产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以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统观点，则仍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工人阶级取得和巩固政权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虽然这种概念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受到欧洲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批评。（DSL）参考书目①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1953年英文版第1卷。②P.科里根，H.R.拉姆塞，D．塞邦斯：《社会主义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③N．哈定：《列宁的政治思想》，1977年英文版。④B．克内—巴兹：《列甫·托洛茨基的社会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⑤D．S．莱恩：《列宁主义——一种社会学的解释》，1981年版。⑥列宁：《怎么办？》（1902），1961年英文版。⑦乔·卢卡奇：《列宁》（1924），1970年英文版。⑧罗·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载《俄国革命与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⑨A．G.迈耶：《列宁主义》，1957年英文版。⑩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行政部分归一个人来统辖，它对国家的所有其他部分实行独裁的权力，并凌驾于社会之上。因此，波拿巴主义乃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论著中称之为“相对自治”的那种东西的极端表现（见“参考书目”③）。在马克思一生中所见到这种政治制度的主要例证，便是路易·波拿巴的制度。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第一的侄子，他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成为拿破仑第三。这个事件使马克思写出了他的最重要、最光辉的历史著作之一——《雾月十八日》。至于恩格斯，他也相当注意俾斯麦在德国的统治，并且发现俾斯麦的制度跟波拿巴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主义是这样一种形势的产物，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阶级已经不能依靠立宪和议会的手段来维持其统治，而工人也同样不能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在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崩溃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波拿巴主义“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同样地，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书中谈到国家一般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时说；“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这些论断都强调指出了波拿巴国家的高度独立性，但它的独裁的性质也是同样值得强调的。波拿巴的国家的独立性及其作为斗争着的阶级的“表面中介人”的作用，并没有使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悬在空中”。马克思还说，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这可以理解为他指的是路易·波拿巴声称自己代表该阶级，并得到它的支持。然而，正如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的，路易·波拿巴还宣称他代表社会上一切阶级。事实上，波拿巴国家的真正任务是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并使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论述波拿巴主义类型的国家的著作中，还突出了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即国家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了那些实际上管理着国家的人们的利益。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谈到：“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所承认的那样，波拿巴的国家并没有阻塞法国的一切毛孔；因为，——马克思在那里写到，——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但这种论断并不背离这样一种观点，即半独立的波拿巴国家试图为其本身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服务。（RM）参考书目①哈尔·德拉佩尔：《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第1卷，《国家与官僚机构》，1977年英文版。②尼古斯·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年英文版。③马克西来利安·卢贝尔：《面对波拿巴主义的卡尔·马克思》，1960年法文版。资产阶级（bourgeoisie）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表述是：“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要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1页）；还有，“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并且掌握国家机器和文化成果的阶级（参看统治阶级条目），它跟工人阶级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然而在现代社会的这“两大阶级”之间，还有“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马克思还称之为中间等级。过去一百年来，对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分离的程度（即两极分化），以及关于它们之间的阶级冲突的强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非常重视新生的中间阶级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自由化所起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另一些人则强调中间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并且认为政治斗争在性质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另一个大问题是关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本质和作用。特别是，一方面随着股份公司的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所进行的干预，经理和国家高级官员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像“经理革命”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并入了“大资本家”的行列或是取代了他们，从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集团？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情况所进行的分析结果也迥然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普兰查斯（见“参考书目”③）从分析资产阶级的定义着手。他对资产阶级下的定义不是以财产所有权这种法律范畴为依据，而是以“经济所有权”（指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实际管理）和“支配权”（指运用生产资料的能力）为依据。根据这些标准，经理是由于他们行使资本的职能而属于资产阶级，而不论他们在法律上是否是资本的所有者。这种分析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容易推断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理和党的官员这一统治集团也是资产阶级，这样的话，资产阶级这个术语也就失去任何精确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含义。在对待高级官员（以及一般的国家官员）方面，普兰查斯则是按照他们同国家机器的关系归为一类，而不太注意这一事实，即国家在生产中作用的提高而使一些官员的职能转化为经济管理的职能。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现象所作的分析（主要是希法亭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所作的研究）则大不相同，他们把股份公司的增长和国家经济活动的急剧扩大看作是资本主义一个主要变化，认为它推动资本主义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但据希法亭看来，这种渐进的经济社会化，只有通过把政权从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并且把由大公司所组织和计划的经济转变为由民主国家计划和管理的经济，才能完成。近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则同这种概念相去甚远，奥菲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新形式的缩减已不再跟从经济上划分的阶级关系直接联系”；“关于统治阶级从结构上形成特权利益的说法这种老框框”；应当被对制度问题的处理进行分析这一新的准则所代替，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已经成为超越各种特殊利益的、绝不可偏离的一个目标”（见“参考书目”②）。属于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批判理论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所集中强调的是官僚和技术的统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统治。那些强调生产资料的法律上的所有制仍然具有重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新近的发展进行了迥然不同的分析。例如，曼德尔（见“参考书目”①）透过多国公司和银行（参看金融资本条目）的活动来对资本主义的国际集中化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一种新的、跨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有可能伴随着这种现象而出现。他接着考虑了国际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几种可能的表现，其中包括在西欧建立起一个跨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这种国家已经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形成轮廓。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在1945年后的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形成了一个国际资产阶级。人们比较普遍地认为，在大股份公司中法定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之间存在部分脱节的现象，然而“形式上的法定所有权一般仍然是经济所有权的必要条件”（见“参考书目”⑤）；或者，换句话说，“所有权跟管理权脱节”的程度被大大地夸张了，实际上“有产阶级”仍然在主宰着经济。（见“参考书目”④）（TBB）参考书目①厄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5年英文版。②克劳斯·奥菲：《政治权力和阶级结构——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1972英文版。③尼古斯·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3年英文版。④约翰·司各脱：《股份公司、阶级和资本主义》，1979年英文版。⑤埃里克·奥林·莱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8年英文版。布莱希特，贝托尔特（Brecht，Bertolt）1898年2月10日生于奥格斯堡，1956年8月14日在柏林逝世。布莱希特是剧作家、诗人和戏剧理论家，从他的创作生涯一开始，他就是一位热情奔放、富于创造的“被诅咒的诗人”，他喜欢写美国的事情（见《关于可怜的B．B．》、《太阳神》、《城市丛林》等作品），并且试图把德国剧坛从感伤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泛滥中解救出来。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危机给布莱希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在1928年下决心去创造一种“科学时代的戏剧”。他认为，超然冷漠、引人入胜而又发人深思的脚本、编导和表演，能够刻画出当代社会的矛盾；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什么也不是”——剧本《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主题），而只有通过新的方法来进行思考、组织并产生效率，也就是当“人帮助人”的时候（《巴登学艺》一剧的主题），才能够使被资本主义的盲目自我追求弄得野蛮不堪的生活焕然一新。博学多才而又对世事抱质疑态度的布莱希特，不仅持有上述的道德观念，而且还通过终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列宁的某些著作来丰富他的思想。在为《畜栏里的圣琼》一剧的创作做准备时，他发现了《资本论》，他在1926年10月曾向E.豪普特曼(他的许多合作者之一)提到他“一定要把它全部弄懂。”20年后，他把《共产党宣言》誉为“跟卢克莱修的《论物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是论述资产阶级的条件违背天理人情的一部享有盛誉的佳作”（见“参考书目”⑩，第47、134页）。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德国共产党的科学主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一些被他视为朋友知交的知识分子导师的影响，在这些人当中主要有弗里茨·斯特恩堡、科尔施和本杰明。布莱希特反对阿多尔诺的辩证法，认为他不是plumpe(唯物主义的)，他把法兰克福学派这一集团讽刺为迎合资产阶级时代的知识分子（见Tui—Roman，《杜兰朵》）。布莱希特也不接受卢卡奇的在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这种理论不符合辩证法并倾向于压制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见《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广度和多样性》一文），他还对卢卡奇在文学上和政治上行使莫斯科所赋予的权利表示嫌恶。布莱希特本人在苏联没有什么影响。他在那里的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思想家，诸如他的朋友谢尔盖·特列齐雅柯夫和导演V.迈尔霍尔德都被镇压了。在他活着的时候，只有《三分钱歌剧》这部作品在那里上演过。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布莱希特从德国悄然流亡，他曾希望最后能在百老汇的商业舞台上获得成功，然而，他既不去讨好那些后台老板，又没有让美国的左派人士感到他有奇货可居。在圣莫尼卡和纽约的那些年代（1941—1947），曾促使他的创作方法审时忖势地进行滑行，而同时他的作品的感染力只是从夹缝中得到提高。回到欧洲以后，他依靠自己的公司——柏林剧团（由他的妻子、大演员海伦·威格尔领导）来促进戏剧和创作方法的发展。50年代期间，该团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波兰等国所进行的巡回演出，给戏剧的实践带来肯定的效果。布莱希特立志要当后资本主义和后主观主义戏剧界的马克思。他用来阐明自己的实践的秘方，也就是“史诗的”（后来又称为“辩证法的”）戏剧观念和在表演、导演、创作上的“间离”创造性技巧，这两者都成为当代美学研究中的必读材料。但是，布丁好坏，一尝便知。象《母亲》、《措施》、《大胆妈妈》、《阿图罗·魏的发迹》、《高加索灰栏记》以及《伽利略传》等剧作，都包含有内在的效果，当它们把观众陶醉在剧情中的同时，却使他们获得辩证地看待客观现实的教益。（LB）参考书目①埃里克·本特利：《关于布莱希特的评论（1943—1980）》，1981年英文版。②《布莱希特戏剧集》，埃里克·本特利编，1961年英文版。③《布莱希特论戏剧》，约翰·威列特编，1964年英文版。④《布莱希特剧作选》，拉尔夫·曼海姆与约翰·威列特合编，1971年英文版。⑤《布莱希特诗集（1913—1956）》，约翰·威列特与拉尔夫·曼海姆合编，1976年英文版。⑥弗雷德里克·艾文：《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967年英文版。⑦约翰·富济：《布莱希特的本质》，1972年英文版。⑧艾里卡·曼克：《布莱希特评论选》，1972年英文版。⑨卡尔·H·舍普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977年英文版。⑩克劳斯·费尔克尔：《布莱希特年表》，1975年英文版。(11)约翰·威列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戏剧》，1968年英文版。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Bukharin，NikolaiIvanovich）1888年9月27日生于莫斯科，1938年3月13或14在莫斯科被处决。布哈林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三次被捕后，他于1911年逃亡国外，住在维也纳，在那里对奥地利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见“参考书目”②）。1914年，他从奥地利被驱逐到瑞士，在那里参加了1915年2月在伯尔尼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的反战会议。在这时期，他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跟列宁发生冲突，原因是列宁支持民族自决权。然而，列宁却在1915年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一书撰写了一篇推崇性的序言，布哈林在该书中断言资本主义的国内竞争正不断地被“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所代替。1916年，布哈林写了若干篇文章，这些文章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无产阶级国家，但却主张“原则上对国家采取敌对态度”，同时谴责“帝国主义的强盗国家”，认为这些国家必须摧毁。这些思想起初遭到列宁的反对，可是次年却反映在列宁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中。在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侨居一段时间后，布哈林在1917年5月回到莫斯科，那是在二月革命以后。他在十月革命发生的三个月以前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直到1934年都是正式的中央委员，而从1934年到1937年则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布哈林从1917年12月到1929年4月一直担任党报《真理报》的主编。1918年，他成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反对跟德国人签定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并号召进行一场革命战争。1920—1921年在关于职工会的作用的党内辩论中，布哈林主张把职工会并入国家机器。1921年，在容许苏维埃俄国内部开展自由贸易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布哈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从1922年末开始，他主张采取一种使俄国“长入资本主义”的渐进战略。他最先设想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却在1924年12月由斯大林首先宣布出来，从而斯大林成为这种理论的最先的思想倡导者。布哈林还主张对农民作出让步，主张扩大并平衡农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之间的交换。1928—1929年，斯大林放弃了这种政策，采取一种靠提高农民的“贡税”来大大地加速工业化的政策，于是布哈林起来反对他。1929年，布哈林被公开攻击为离经叛道者，并被撤去《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和他从1926年来就一直担任的共产国际的工作，接着又被清除出政治局。从1934到1937年，布哈林任《消息报》的编辑。1935年，他在起草苏联的新宪法（1936年通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他被开除出党。一年以后，在莫斯科的第三次大审判中，他以间谍和判国罪被判处死刑。他至今没有得到平反，虽然在呼吁为他平反的人们当中包括西欧共产党中的一些领导人。这些党在近年来对他的思想予以关注（苏共中央已于1988年2月4日为他平反——译者注）。（MJ）参考书目①尼·伊·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1917—1918），1972年英文版。②尼·伊·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1919），1927年英文版。③尼·伊·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共产主义ABC》（1919），1968年英文版。④尼·伊·布哈林：《改造时期的经济学》（1920），1971年英文版。⑤尼·伊·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种社会学体系》（1921），1925年英文版。⑥肯·科茨：《尼古拉·布哈林案件》，1978年英文版。⑦斯迪芬·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部政治传略（1888—1938）》，1974年英文版。⑧尼尔·哈定：《列宁的政治思想》，1981年英文版，第2卷第3、5两章和结束语。⑨悉尼·海特曼：《尼·伊·布哈林——一部带注释的传记》，1969年英文版。⑩莫希·列文：《苏联经济辩论中的政治暗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良主义者》，1975年英文版。官僚机构（bureaucracy）官僚机构问题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是凭他对摩塞尔地区饥馑时期国家行政机构运转失灵的亲身体会，形成了他的有关官僚机构的理论（参看他在1843年1月17、18、19日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官僚机构这一概念，是他从存在于掌握权力的机构和从属于这些机构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官僚主义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他把这种关系称为一种主宰着决策者本身的主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官僚主义国家的行政机构，即使是怀着最善良的意图、最充分的人性以及最大的智慧来行事，除了使日常生活中被称为官僚主义这种现象一再重现之外，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实际任务的。这些机构是根据它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来行事的，然而它们却把这些利益作为公共的或大家的利益来代表并强加给社会：“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的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页）。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官僚机构所进行的最初的批判是很激进的，但是他们对官僚机构的真正作用的估价决没有摆脱种种设想，而这些设想并没有被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经验所证实。马克思无论在他的早期或晚期的著作中，都把官僚机构局限为国家的行政管理，并且认为生活（指生产和消费）始于权力消失之时。例如，在《雾月十八日》第7章中，他把法官的行政权力描绘为“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一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而其效果则是：“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他并且得出结论说：“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692页）。然而，从上世纪中叶以来，一种具有官僚主义性质的管理方式日益在经济中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大工业企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想象到工厂中的白领职工现在已经成为跟国家管理机关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者。他们当时在写到工业中职员和经理的日益增长的作用时，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经验性的事实来看待（“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资本论》第3卷，第43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他们的另一个大错误是跟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没有考虑到即使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官僚主义的结构也还会继续存在、不断重现并且逐步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某些思想甚至为东欧国家的国家管理的辩护学说开辟了道路。例如，他们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会象一个大企业那样进行运转，而权威的原则无论如何必须加以维持（见恩格斯的《论权威》）。他们的关于由自由生产者组成社会的概念，跟他们关于官僚机构的早期观点只发生支离破碎的联系。在今天，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带有以上两种错误的痕迹。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社会里，官僚主义化的过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并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在商业企业中，管理的权力扩大了，而国家行政机构对经济决定的影响作用也大大地加强了。与此同时，工会和政党的领导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对于这些过程，马克思主义未能及时地或是有效地做出反应。因此，对于这些变化进行分析，便主要留给其他学派的社会科学家去做了（从麦克斯·维贝尔和米歇尔斯开始，参看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条目）。这一切对马克思主义起了双重的不良影响作用。一方面，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依然保留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并没有考虑到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日益重要的意义。这种倾向是欧洲共产主义潮流（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的严重障碍，因为它阻碍了对西方现存力量对比关系展开现实主义的、批判性的社会主义分析。另一方面，在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方针（即社会民主）中，这种情况则有利于一股官僚主义的而不是反官僚主义的潮流的兴起。工业官僚主义的主要口号乃是“参与制”（即西德的Mitbestimmungsrecht——参与决定权），它实际上确保对各种工人运动实行几乎是完全的控制。在东方，首先是俄国，新型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在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大教派”的一种成果而出现的。但这种结构主要仍然具有反资本主义而不是反官僚主义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类结构扩展到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并没有导致官僚机构的减少，事实上官僚机构甚至大有增加。这样，尽管议会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控制被取消了，尽管资本家对企业管理的控制也被取消了，但是却没有以非官僚主义的社会控制的新形式来代替它们。跟这种国家管理的模式相对立的，是南斯拉夫在1949年后所提出的自我管理的理论及其实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论也具有一种卫道的性质，它捍卫着这样一种实践，在这种实践中，自治机构大都是在形式上起作用，而官僚主义机关才起着一种主宰的作用。因此，可以断言，要使马克思主义想在西方和东方复兴，其主要条件之一就是立即对官僚主义进行切中要害、卓有成效的批判(参看波拿巴主义；国家条目)(AH)参考书目①安德拉斯·赫格杜斯：《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1976年英文版。②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1922），1961年英文版。③罗·米歇尔斯：《政党》（1911），1949年英文版。④C．莱特·米尔斯：《白领》，1951年英文版。⑤悉尼与比阿特里萨·维伯：《工业民主》，1920年英文版。⑥麦克斯·维贝尔：《官僚主义》（1921），载《麦克斯·维贝尔选集》，H．H．格思与莱特·米尔斯合编，1947年再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A abstractlabour抽象劳动 accumulation积累 Adler,Max阿德勒,麦克斯 Adorno,Theodor阿多尔诺,西奥多 aesthetics美学 agnosticism不可知论 alienation异化 Althusser,Louis阿尔都塞,路易 anarchism无政府主义 ancientsociety古代社会 anthropology人类学 archaeologyandprehistory考古学和史前史 aristocracy贵族统治 art艺术 Asiaticsociety亚细亚社会 Austro-Marxism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automation自动化 抽象劳动（abstractlabour）由于一个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所以，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两重性。第一，任何劳动的行动都是“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资本论》第1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根据这样的考虑，劳动是“有用劳动”或“具体劳动”，它的产品是一种使用价值。劳动活动在这方面“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同上，第56页）。第二，如果把劳动行为的特定性质撇开，任何劳动就被看作是纯粹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单纯的人类劳动，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同上，第57页），从这方面考察，人类劳动的耗费所创造的价值，叫做“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互不相干的活动，他们是同一活动的不同方面。马克思作了如下总结：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看，是人类劳动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同上，第60页﹞ 他强调指出，“这一点是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他首先阐明和论证的（同上，第55页）。 可是，关于马克思通过怎样的抽象思维程序来发现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本质，这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相当大的争议。马克思在谈到“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同上，第57页﹞的生理耗费时是以时间单位来衡量的，这意味着可以把价值解释为具体化的劳动的系数。但是，他同样坚持认为，“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并强调指出，“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同上，第61页﹞。 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是，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使生产这些商品的私人劳动变为社会的劳动﹝这是等价形式的一个独特性﹞；作为抽象劳动的劳动，只有在这种劳动的产品交换中来实现其等同。从表面上判断，这两种观点并不容易一致。 首先考虑“生理上的”解释。斯蒂德曼从马克思著作中引用一系列话来证实他的观点，他写道： 可见，所讨论的对象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通过市场货币流通“使其沟通的”商品生产经济，并只涉及到社会必要的、具有平均技术和强度的抽象社会劳动，这些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可以说，“价值量，是具体劳动的时间量。这一陈述精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的见解，它并不能由于指出马克思更关心“价值的形式”、“抽象社会”劳动的性质，以及“一般等价物”的事实而改变（见“参考书目”⑦，第211页）。 沙克的论断是属于同类型的。他论证抽象劳动的概念不是一种精神的概括，而是真实的社会过程即劳动过程在思想上的反映，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中渗透了商品关系。因为“当人类劳动被引向商品生产时，抽象劳动是人类劳动获得的性质”（见“参考书目”⑥，第273页），所以，在商品生产中，劳动“从一开始就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同上，第274页）。而且，这里就含有这么一个意思，只有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才能计算具体化的劳动的系数，这也就是价值表示的意义。此外，沙克还辨别了决定产品总价值、商品的单位的社会价值及其调节价格的在一定生产条件下所耗费的实际总劳动时间，以及说明调节价格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用来去满足所表现出来的社会需要的总劳动时间的不同（同上，第276—278页，并参看社会必要劳动条目）。 对于这种观点，批评家们则认为它与李嘉图的共同之处多于它跟马克思的共同之处(参看李嘉图和马克思条目)。把价值仅仅看作是具体化的劳动，必定会把不同类别的劳动变成可通约的，从而能把它作为总计的手段。但是，由此也就不存在把价值范畴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用法。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量的凝结，那末，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他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资本论》第1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把具体化的劳动变为抽象劳动的抽象，是一种社会的抽象，是一种很能表现资本主义特点的真实的社会过程。抽象劳动不是通过劳动过程的商品关系来把不同类别的劳动简化为共同的时间尺度的方式，而是在真实交换中的一种真实存在。鲁宾认为，在这里一定不能把交换放在它的特定的意义上来考虑，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循环的一个特殊阶段，而是应当比较一般地把它看作是生产过程本身的一种形式(见“参考书目”⑤，第14章)。只有在交换过程中，不同类别的具体劳动才能转变为抽象的和同一的劳动，私人劳动才能表现为社会劳动，这是通过市场来做到的，因此对于抽象劳动来说，是不可能事先确定出来的。科莱蒂则进一步论证，不仅抽象呈现于真实的交换，而且抽象劳动还是异化的劳动，交换提供了在抽象平等和劳动力具体化形式中的社会统一的因素，而其中人的主体性却被剥夺了(见“参考书目”②，第82页；不同的观点见“参考书目”①)。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多数的争议中，关于抽象劳动性质的争论是个核心（例如希梅尔韦特的见解，见“参考书目”④）。总的看来，具体劳动学派把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价格产生自劳动时间的问题。他们倾向于认为强调辩证法和方法论是不恰当和形而上学的。抽象劳动学派则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马克思如何运用他跟黑格尔对抗的成果来跟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实行决裂的，以及如何确定采取一种辩证法的方法来代替一种形式逻辑的方法以解决在价格产生的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参考黑格尔和马克思；生产价格条目以及相关条目中有关转化问题）。 （SM） 参考书目 ①克里斯·亚瑟：《辩证法和劳动》，载约翰·梅法姆和大卫—希勒尔·鲁宾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问题》，第1卷，1979年英文版。 ②卢西奥·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1972年英文版。 ③戴安内·埃尔森：《劳动价值论》，载《价值一资本主义劳动的体现》，1979年英文版。 ④苏珊·希梅尔韦特和西蒙·莫恩：《真实的抽象和反常的假想》，载伊恩·斯蒂德曼等编《价值的争论》，1981年英文版。 ⑤I.I.鲁宾：《关于马克思价值论的论文集》（1928），1973年英文版。 ⑥安瓦尔·沙克：《代数学的贫困》，载伊恩·斯迪德曼等编《价值的争论》，1981年英文版。 ⑦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1977年英文版。 ⑧约翰·威克斯：《资本与剥削》，1981年英文版。 积累（accumulation）“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资本论》第1卷，第65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揭示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使命或推动力的。马克思尽管引用了上述的宗教喻义，但他没有象维贝尔那样把积累看作是新兴的新教徒节俭道德的结果。他也没像以效用学说为依据的新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提出的那样，把积累看作是为了在将来消费中追求主观爱好的满足而牺牲目前的消费的节制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必须积累并不取决于个体资本家主观爱好或宗教信仰，而是决定于资本的本性。 由于竞争机制的作用，迫使单个的资本家去进行积累。因为资本是自己增殖的价值，所以至少要维持它的价值。由于竞争，资本不可能仅仅靠维持自身价值来存在，除非它还能增殖。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竞争机制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最初，积累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以创造雇佣劳动（参看原始积累条目），同时生产方法则维持不变。对于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继承和适应下来的不发达的生产方法来说，积累无论对于保证劳动大军的扩展，为生产提供原材料，以及确定在劳动管理中所许可的经济规模，都是必要的。在工场手工业中，积累对于使雇佣劳动在分工和协作中保持适当的比率来说是必要的。至于在机器和大工业中，积累为必要的固定资产的添置，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扩大使用提供了条件。 可是，积累并不仅仅是生产和变为资本的剩余价值之间的一种关系。积累也是一种再生产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考察了资本的流通，在《资本论》第1卷中这方面考察则较少。再生产是作为一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维持不变的简单再生产来加以考察的，而这种简单再生产则又体现为一种不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否生产规模都将扩大的再生产的基础。无论是简单还是扩大再生产，在经济各部门之间必须从价值和使用价值出发确定一定的比例，这一点则在再生产公式中加以考察。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分配（以及再分配）的全面考察来分析积累。在早期发展阶段，积累的基础是资本积累；在晚期发展阶段，集中（参看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条目）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资本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被加以利用。这需要有一个发达的信用体系作为先决条件。当积累的目标在于提高生产能力时，其实现的机制便是通过信贷。这就必然形成生产资本的积累和金融资本的积累的分离。这也就是形成虚假资本的基础，这种情况，当积累遇到无法克服阻碍剩余价值生产持续扩展的障碍时，它能导致经济危机的强化。另外，资本的集中和积累的不平衡本身也是与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正如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一贯强调的那样，积累的过程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牵涉到诸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国家作用的转变这样一些社会关系的一般发展情况。 在马克思看来，积累过程决不是平坦的、协调的或单纯的发展过程，它时常要被危机和衰退所打断。但是，资本积累的障碍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依据资本主义矛盾的强化程度而变动的，这种矛盾可以暂时被解决，从而出现一个扩展的新阶段。分析这样一种矛盾强化的发展，是马克思按照利润率趋于下降趋势的规律所作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而跟这种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为基础的规律相联系的发展的本身，则又跟对它是起抵消作用的种种影响发生矛盾。在这里，马克思就将自己跟李嘉图和斯密区别开，李嘉图认为利润率下降决定于农业生产率的下降，而斯密则认为关键在于市场的有限范围。 马克思在经济分析中，把相当大一部分力量用来分析积累过程的形式与结果，在这方面他借助于逻辑上和经验上的研究。他区别了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发展了劳动过程自身的规律。他还考察了积累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作用。由于机器和机器生产，迫使其他生产方式采取极端剥削方式来保持竞争。机器和机器生产本身创造了劳动后备军及其相关联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随着一部分沉滞的劳动阶层在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同时，他们的按照官方标准的贫困化的程度也不断加深。另外，甚至工人阶级在力量上不断组织起来并通过工会的组成来对抗积累的时候，他们也蒙受丧失技能之害并受机器的支配。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一些像列宁这样的人认为垄断是强化了而不是否定了竞争，从而强调了资本积累的必然性。另一些作者们则倾向于强调积累过程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而不顾其综合的总体性。消费不足论者强调指出一种萧条的趋势，认为垄断取消了竞争并对投资起了强制作用。因此，市场需求的不足就成为注意的中心（如凯恩斯的理论）。这方面，卢森堡的观点经常地被引证，虽然她还强调了军国主义的作用。这一思想路线较为近期的代表是巴兰和斯威齐。另一些秉承新李嘉图主义和斯拉法主义传统的人，则把积累看作像是一种公理的东西，以此来追随马克思，但是，由于他们在自己的分析中忽略了把强制因素结合到积累中来，这就使他们没有能够自圆其说。竞争只是为了使利润率和工资率趋于平均。因此，工资就被看作决定积累进度的关键。在生产率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工资提高和利润率下降，积累就受到威胁。 （BF） 阿德勒，麦克斯（Adler,Max）1873年1月15日生于维也纳，1937年6月28日在维也纳逝世。 阿德勒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后成为一个律师，但是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上，以后从事大学校内和校外的教学工作，并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的活动。1903年，在卡尔·伦纳和鲁道夫·希法亭的协助下，他在维也纳建立了一所工人学校；1904年他和希法亭创办了《马克思研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他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联系，有力地支持了工人委员会的运动。他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期刊——《阶级斗争》的撰稿人，从1927年该刊创刊以来就经常为它撰稿。阿德勒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他试图建立一种作为社会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在这方面他受到了在科学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和恩斯特·马赫的实证论的强烈影响。此外，他的著述还广泛地涉及其他的主题，发表了有关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变化、知识分子、法律和国家﹙批判凯尔森的纯粹法律理论﹚等问题的论著。（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 （TBB） 参考书目 ①麦克斯·阿德勒：《科学争论中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1904年德文版。 ②同上作者：《卡尔·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学意义》，1914年德文版。 ③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论社会学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区别》，1922年德文版。 ④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1930、1932），1964年德文版。 ⑤叶冯·布尔代：为麦克斯·阿德勒《民主和工人委员会》一书写的导言，1967年法文版。 ⑥彼得·海因特尔：《学说与意识形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麦克斯·阿德勒的哲学中的反映》，1967年德文版。 阿多尔诺，西奥多（Adorno,Theodor）1903年9月11日生于法兰克福，1969年8月6日在瑞士的菲斯普逝世。 从中学起，阿多尔诺在哲学和音乐两方面兴趣就同时增长。1924年，他通过研究胡塞尔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追随奥尔本·柏格和爱德华·斯特尔曼在维也纳学习作曲和钢琴。1931年，他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但是，由于纳粹主义的出现，他离开德国去英国。4年以后他移居美国，并在那里加入了社会研究所(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1953年他随同该所回到法兰克福，当上教授并成为该所的一位所长。阿多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最突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著作有很大的独特性。他的有关现代社会的一些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是稀奇古怪的。他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被官僚体制、行政管理和专家统治所编织的罗网网住。个性只是过去的事情：资本集中、计划化和群众文化的时代已经摧毁了个人的自由。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已经消失和死亡。社会和意识是“完全物化了”，它们看来似乎具有自然对象的特性——占着特定的地位和不变的形式(参看物化条目)。 但是，如果抛开形式来考虑内容的话，那是不能完全理解阿多尔诺的思想的。通过“激烈冲击的表述方式”、“惊人的夸张”和“戏剧性的强调”，阿多尔诺希望能削弱意识形态，并创造一种条件使社会的世界重新变得可以辨认。他广泛地采用散文和格言形式(这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书中表现得最清楚)来直接地表现他所关心的要破坏他所认为的封闭思想体系(如黑格尔的唯心论或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防止一种对社会不加反思的肯定。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即要求读者不仅仅是冥思苦想，而是要为创造性的重建进行批判性的工作。他要求保持和产生独立批判的能力，并有能力接受社会激烈变动的可能性。 阿多尔诺著述涉及领域是惊人的。他的选集(现在以一种标准版问世)合计达23卷(见“参看书目”⑦)。这里的论著是横跨各领域的，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音乐研究和文化批判。在他的成果中，有对所有哲学基本原理的挑战性的批判并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见“参考书目”⑦)，有对工具论的起源和本质的重要分析(见“参考书目”⑧)，有关于美学哲学的论著(见“参考书目”⑥)，还有许多关于文化的独创性的研究，包括对申贝尔格和马勒这样的人物的分析(见“参考书目”①)，以及对现代消遣娱乐产业的论述（见“参考书目”⑤）。 （DH） 参考书目 ①西奥多·阿多尔诺：《现代音乐哲学》（1949），1973年英文版 ②同上作者：《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1974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多棱镜》（1955），1967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社会学和心理学》（1955），1967、1968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文化工业的再思考》（1964），1975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5年英文版。 ⑦《西奥多·阿多尔诺全集》，共23卷，德文版（1970年起）。 ⑧西奥多·阿多尔诺和麦克斯·豪克海默：《启蒙辩证法》（1947），1972年英文版。 ⑨西奥多·阿多尔诺等：《极权主义的个性》，1950年英文版。 ⑩苏珊·巴克—莫尔斯：《否定辩证法的由来》，1977年英文版。 (11)尤根·哈贝马斯：《哲学政治学概论》，1971年英文版。 (12)吉利安·罗斯：《忧郁科学》，1978年英文版。 美学（aesthetics）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看不到关于艺术的系统理论。可是，这两位作者不但很早而且是终生对美学和艺术有兴趣，他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各种概要的论述，成为许多人试图创立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这在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艺术的零散的论述最近已经被收集为若干卷出版，并为一些考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发展的书籍所引用（见“参考书目”①、⑤）。由于这些论述本身就很零散，因而在后来作者的论著中出现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则重，也就不足为奇了。本词条首先要简略地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出发点以及它们是如何对不同的作者起启示作用的；其次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美学史和这一领域的近著中所包含的若干中心的论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 从马克思关于艺术在本质上是创造性劳动，跟其他(非异化的)劳动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论述中，建立起了一种人本主义的美学(见“参考书目”⑦)。当马克思在指出人类劳动的基本特性时，把工程师和蜜蜂作了比较(见《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在这里，工程师显然只是作为人类劳动者的一个例证来援引，而不是把他当作是应另眼看待的一类艺术家。认为一切非异化的劳动都是创造性的，因而也把艺术劳动从本质上看作是创造性的观点，为一种人本主义的美学奠定了基础，这种美学鼓舞着我们去考察艺术的历史发展及其如何从其他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成功地消除了艺术的神秘感（参看异化条目）。 持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艺术，也跟其他各种形式的劳动一样，正逐步成为异化劳动。艺术本身变成了商品，艺术生产的关系使艺术家的地位降为一个被剥削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部分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附录中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对一定分支的精神生产，如艺术和诗是敌对的”。他接着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艺术劳动的变态： “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歌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432页）。 对资本主义统治下艺术劳动和文化产品变态的这一分析，是后来的人（如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对“文化工业”批判的前提，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工业遵循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并把文化产品转变成商品，也就是说使文化和艺术屈就于一种循规蹈矩的地位，降低为复制品和毫无价值的东西，其作用是保证政治上的安稳平静。从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的一般原理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卢卡奇发展了一种艺术理论。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通过分析商品拜物教对意识的影响作用，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活和经验的具体化和片面化的性质。然而，具体化的思想并不能抓住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总体。卢卡奇便把他的余生全部投入文学和美学的创作，在他的这些著作中“总体”始终是一个中心概念。卢卡奇认为，伟大的作品善于透过表面的现象去理解和揭示社会的总体及其全部矛盾。 跟这个理论相关的是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卢卡奇认为，优秀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通过运用“典型”人物去描绘总体。这种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论上的依据，特别是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给一些很有抱负的女小说家写的两封重要信件。在这些信中，恩格斯坚决反对所谓“倾向小说”——一些直接地传播政治消息的小说，而是赞成那种仍然能从中得出正确的政治分析的“现实主义”的内容。“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艺术》，第176页）。接着，他举巴尔扎克为例，说他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尽管事实上他是一个正统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通过运用“典型”来对社会及其结构（阶级）冲突的精确描绘的现实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一个中心要点。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关于文学和艺术跟它们从中产生的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应当归功于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美学是明确地被列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一种阶级对抗在其中展开的“意识形态”。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比较早地提出艺术是时代精神的表现的这种观点，他认为“文学和艺术是社会生活的镜子。”（见“参考书目”①，第12页）。这样一种论述，以最粗糙的方式把艺术归结为只不过是从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这些物质特性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一种反映。至于有关艺术作为思想意识的较为复杂的论述，则可以从近期的作者例如戈尔德曼的著作中看到。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中，对于强调艺术的革命能量，以及艺术家所肩负的义务的问题，有着相当不同的传统信念。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清楚表明，他自己把客观的描绘放在比公开的党派立场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选摘了有关艺术的激进主义的理论。列宁劝告作家们用他们的艺术为党服务（见“参考书目”⑥，第22—27页）；那些以此来证明他的实利主义的人，却忽视了他关于文学艺术的其他论述，特别是他对托尔斯泰的研究（见同上引书第48—62页）。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和意识对政治变革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观点，从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本杰明到现代的电影制造商如哥达尔德和巴索里尼这样一些美学家和艺术家，已经制定了革命美学实践的纲领。 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主题 现实主义的概念，包括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论是原苏联和中国的官方观点，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见“参考书目”⑤、①），仍然是广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中心议题。同时它也是两种攻击的焦点。第一种攻击要追溯到卢卡奇跟布莱希特的早期争论（见“参考书目”④、①），在这场争论中，布莱希特指出，19世纪古典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不再适应20世纪的读者和观众了，特别是它不再有实现激进化的力量了。显然，如今的问题已经成为：对艺术或文艺的评价，究竟是从它对社会描绘的精确性和批判性着眼，还是主要从它的革命潜能来着眼。这场争论在今天已经演变为，在艺术、文学和戏剧中，把先锋派的和形式上创新的形式跟较为传统的叙事体形式对立起来，前一种形式倡导者指责后一种形式鼓励消极的和不批判的态度，尽管它的作品内容多么激进也罢。对现实主义的第二种攻击也是跟这一争论有关的。这种攻击指出，以统一的和连贯的叙事体为基础的传统现实主义在表现中使真实的矛盾和对立模糊不清，在它所表现的世界中制造了一种人为的统一。相反，现代作家的作品，则能通过对原事物进行片断和中断的处理技巧来抓住矛盾，从而让隐藏的和沉默的东西说话。阿尔都塞的合作者比埃尔·马舍雷以及法国的符号论者罗兰·巴尔瑟斯和尤里雅·克里斯蒂瓦等人的著作，对这种倾向很有影响。 在近年的论著中，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东德和苏联的论著中，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艺术在一个重要意义上虽然仍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来理解，但它已不仅限于反映社会生活，而是被看作是一种以中介形式来表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给予表现的形式和代号以应有的地位，即把它们看作是意识形态藉以在文学和艺术中产生的主要程序和规则。结构主义和诠释学，以及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作品的兴趣的恢复（见“参考书目”③），这一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艺术的组织机构和实践越来越被看作是理解作品和原文性质的必要条件——诸如出版者、美术馆、批评家等媒介者的作用。但是对于批评家（其中多是从事艺术和新闻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目前只有少数作家对他们加以严肃对待。最后，观众和读者的作用也被看作是艺术工作本身的组成部分，一些作者经常引用马克思在《大纲》导言中关于“消费产生生产”的论述来支持这种观点。释意学、符号学和接收美学——它们多数没有跻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提供了分析接收者在产生文化作品及其意义中的能动作用的洞察方法和工具。这就是说，作品的“意义”不再被认为是固定的，而被看作是决定于它的观众。 美学和政治的问题，仍然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见“参考书目”②)。这个问题跟以上探讨的有关现实主义的争论是有联系的。对本杰明著作的兴趣的恢复，引起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艺术创作手段革命化以便起政治行动和策略作用的这种可能性上，而不是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激进的内容以至文化产品的形式这样一些问题上。当前争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例如社会主义剧作家所考察的关于究竟哪一种形式能够最有效地表达激进思想的问题：是拥有巨大的观众并为技术革新和布莱希特的手法提供广泛余地的电视呢？还是观众较之为少，但却相对地摆脱了结构上和专业上的束缚、并且（就社区和街头戏剧而言）还相对地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的戏剧呢？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一种女权主义的批判的开展（参看女权运动条目），一种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文化理论和实践在近年中逐步兴起，它在着重强调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同时，对艺术中的家长制的主题以及存在于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中的家长制的关系进行批判并反其道而行之。 最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也给美学价值观提出了问题。认为不仅艺术本身，而且艺术批判的实践和组织机构必须被看作是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的这种认识。揭示了对艺术作品所授予的价值具有相对的和任意的性质。然而直到不久以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像卢卡奇这样的作者，竟然设法在文学中保持一种“伟大的传统”，按照一定的政治美学标准，这种传统也许跟主流的资产阶级批判的伟大传统有惊人的相近之处。至于有关“高深的”和通俗的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像有关批评的偏颇观点这个问题一样，很少被提出。目前，价值问题通过许多方式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从乐意接受相对主义对意识形态批判的结论，到试图在一种人类学或心理学所设想的人类共性的基础上重申美和价值的绝对标准(同时参看艺术；文学条目)。 （JWo） 参考书目 ①亨利·阿冯：《马克思主义美学》，1973年英文版。 ②李·巴赞达尔编：《艺术中的激进观点》，1972年英文版。 ③托尼·贝奈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79年英文版。 ④恩斯特·布洛赫等：《美学和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⑤大卫·拉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1978年英文版。 ⑥弗·伊·列宁：《关于文学和艺术》（1905），1967年英文版。 ⑦阿道弗·桑切斯·瓦兹盖兹：《艺术和社会——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集》，1973年英文版。 ⑧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和文学》，1977年英文版。 不可知论（agnosticism）恩格斯似乎感到，费尽心机去证明上帝不存在不仅没有什么意思，而且是浪费时间（参考《反杜林论》第1编，第四章）。对于他和马克思来说，宗教除了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现象外，只不过是一种愚昧之谈。对问题不置可否，或者承认上帝只是一种不可证明的可能性的不可知论的态度，看来是不足引起他们认真对待的。他们把基督教改革运动看作是“革命”的运动，因为它表现了新阶级对封建制度的挑战。而且从长远来看，由于旧教会的被推翻为知识阶层的逐步世俗化开辟了道路，宗教也就越来越被看作纯粹是私人的事情。 马克思在1854年中写的一篇关于《宗教权力的衰落》的文章中指出，自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分别地开始解除各种宗教信仰对自己的束缚”；在法国和各新教国家中，哲学在18世纪取得支配地位。在马克思的眼里，自然神论跟不可知论十分相似，它们都是一种抛弃旧教条的便宜方式。带来重大而肤浅变动的法国革命使上层阶级感到震惊，它们同在1848年的动乱中复活的各教派结成公开的联盟；但这在当时就已不足为虑了，政府承认基督教会的权威，这样做只不过是更为方便而已。马克思用1854年爆发的克里木战争为例描绘了这种情况，由于英国和法国站在土耳其一边，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士不得不为异教徒战胜基督教同伴而祈祷，他认为这将迫使教士在将来更成为政治家的工具。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19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对于他们所看到的中等阶级对宗教着迷的现象感到惊讶；但是当时世界各国的影响已经来到，从而产生了一种被他叫做“开化”的效果。像坦尼森和阿尔诺德这样的诗人以悲伤语调描绘信仰衰败，却以一种喜剧的光芒激发了恩格斯。恩格斯在1892年写到：不可知论几乎受到同英国国教会一样的尊敬，比救世主的地位高得多；用朗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的字眼来说，不可知论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6页）。恩格斯接着论述了不可知论对事物或因果关系真实性不确知的哲学意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沿着这种思路运用这个术语的，特别是列宁在1908年跟经验批判主义进行论战时，极力论证马赫及其实证论学派的新奇观念只不过是从被恩格斯批判为有害的不可知论的休谟的老观念中派生出来的。在列宁看来，既承认我们的感觉有一个物质的来源，但又把它们能否给予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正确信息看作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只是玩弄字眼而已。（参看哲学条目） （VGK） 参考书目 伊·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1962年英文版。 异化（alienation）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异化是指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机构，一个社会通过一种活动（或处于一种状态中）变成（或保持）异在于（1）自己活动的结果或产物（以及活动本身），及（或）异在于（2）其生活的自然，及（或）异在于（3）其他人，另外，通过（1）到（3）的任何一项或全部，也异在于（4）其自己（异在于其自身创造历史的人的可能性）。这样表述的异化总是自我异化，也就是，人（他的自我）的异化是通过他自己（通过他自己的活动）从他自己（从他的人的可能性）中产生。自我异化不仅仅是异化形式中的一种，而且也就是异化的本质和基本的结构。另一方面，“自我异化”不只是一种（描述的）概念，它同样也是对世界实行革命转变（异化消除）的一种呼吁或号召。 只是在20世纪的下半世纪才被编入哲学辞书的异化概念，今天已经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概念，并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双方所广泛使用。可是，在它被认作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术语以前，它已经在哲学范围外广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其意义是对从前的朋友或伙伴的疏远和厌恶；在经济和法律中，它是一个表达一个人将财产让渡给另一个人(通过买卖、窃取、馈赠)的术语；在医学和精神病学中，是一个表述反常和神经错乱的名词。在马克思把异化发展成为一个超出哲学的(革命的)“概念”以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已把它发展为一个哲学概念。然而在黑格尔制定有关异化的概念时，他也已经有了一批先驱者。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使用了这个术语但却跟黑格尔的(或马克思的)用意不近似，有一些人则是先表述了这种思想而却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还有一些人甚至达到某种使思想和术语之间相结合的地步。 基督教的原罪和赎罪的教义，被许多人看作是有关人类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最初的表述形式之一。有人坚持认为，《旧约全书》中的偶像崇拜的概念是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异化概念的最早的表述。赫拉克利特关于人对逻各斯的关系，也能够用异化概念来进行分析。还有一些人认为黑格尔关于自然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的形式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关于自然世界是宏大的理念世界的一个不完整投影的观点。在近代，特别能够在社会契约的理论家中找到有关异化的术语和问题。例如，胡果·格劳修斯是把异化作为一个表达某人自己将主权让渡给他人的名词来使用。但是，不论他们是使用这个术语（如格劳修斯）还是不使用这个术语（如霍布斯和洛克），社会契约的思想本身确实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意图，即通过有意的部分异化去推进异化消除的过程（达到更自由、或至少更安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出一个包含更多先驱者的名单。然而，在黑格尔以前的思想家中，恐怕没有任何人的作品能够像卢梭那样更易于用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概念来加以阅读和理解了。我们只想从许许多多的有关论点中提出两点：卢梭划分的自然的人（l’hommedelanature，l’hommenaturel，lesauvage）和社会的人(l’hommepolicé，l’hommecivil,l’hommesocial)之间的区别，可以同非异化的人和自我异化的人的区别相比；他的关于克服一般意志（volontégénérale）跟特殊意志（volontéparticulière）矛盾的设想，可以被看作是消灭自我异化的方案。但是，尽管有包括卢梭在内的所有先驱者，异化的真正哲学史却是从黑格尔开始的。 虽然在黑格尔早期著作中已经有了异化的思想（以Positivität实在性一词出现），但是，从他的《精神现象学》开始，异化才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加以明确的阐述。另外，虽然在该书中关于异化的最直接和最集中的论述，是在标题为“自身异化的精神；教化”这一部分中。然而，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全书的中心概念和指导思想。同样地，虽然黑格尔在以后的著作中没有关于异化的集中的和明晰的论述。但是，他在《哲学全书》中概要地提出的并在他以后的所有著作和演讲中进一步扩展的整个哲学体系，却是借助于他的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思想建立起来的。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自我异化的概念的一个基本的意义，是把它应用在“绝对”上。对黑格尔说来是唯一实在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在参与异化和异化消除的循环过程中是一个能动的自我，绝对精神从自我异化为自然（自然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异化的形式），它又从自我异化中复归为“确定的精神”即人（人是在异化消除过程中的绝对理念）。自我异化和异化消除在这种形式中是绝对存在的方式。 自我异化的另一个基本意义（它直接地由以上的意义派生），是它可以用于“确定的精神”，或者说是人。就其是一个自然的人说来，人是一个自我异化的精神。但是，就其是一个历史的人而言，他能够达到“绝对”（同样对自然和他自己）的充分理解，他能够成为一个异化消除的人，即“确定的精神”实现其达到对绝对精神理解的神圣使命。这样，人的基本结构也可以表述为自我异化和异化消除。 异化还有另外的意义能为人所具有。它是确定的精神（人）相对于生产行为、相对于其自身在客观中表现、相对于其自身在物理事物、社会组织和文化产品中的对象化的一种本质特征；并且，每一种对象化必然是异化的一个实例，生产出的物体成为生产者的异己物。在这个意义上的异化只有在它被充分理解的意义上才能被消除。 在黑格尔著作中异化还有更多的意义被人们所发现，例如，沙赫特断定黑格尔是在两种很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第一种意义，“异化”是指“诸如个人和社会实体之间，或者一个人的现实状况和基本属性之间”（如“自我异化”）可能出现的一种分离和不和谐的关系”；第二种意义，“异化”是指“在消除第一种意义上的异化的同时，放弃和牺牲特殊性和固执性，重新达到一致”（见“参考书目”⑧，第35页）。 在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和后来的一些著作如《基督教本质》（1841），《未来哲学原理》（1843）中，批判了黑格尔关于自然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的形式和人是在异化消除过程中的绝对精神的观点。对费尔巴哈来说，人不是上帝的自我异化，而上帝则是自我异化的人——他只是从人那里抽象出来的、绝对化的和疏远化的人的本质。当人创造了一个想象的更高的异在的人，将其高高捧在自己头上，并象奴隶般地顶礼膜拜时，他就从他自身中产生了异化。人的异化消除就在于消除上帝这个疏远化的人的影像。 莫泽斯·赫斯最先批判并扩展了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然而，在沿着同一路线展开更全面和更深刻批判的人是赫斯（同时代的）更年青的朋友马克思（特别是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赞扬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按：本引文中“外化”两字在本条目原文中均为“异化”）。但是，他批判黑格尔把对象化和异化等同起来，批判黑格尔把人看作自我意识，把人的异化看作是人的意识的异化：“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对异化的、对象化的本质的任何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同上，第165页)。 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但是，他强调指出宗教异化只是人的许多自我异化形式的一种。人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异化为上帝的形式；而且还把自己的精神活动的其他产物异化为哲学、共同意识、文艺、道德的形式；把自己的经济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商品、货币、资本的形式；把自己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国家、法律、社会机构的形式。人通过多种的形式使他自己同他的活动的产品相异化，并把它们塑造成一个分离的、独立的和强大的客观世界，面对这个客观世界他却是一个软弱的依附的奴隶。无论如何，他不仅使自己同他自己的产品相异化；而且他还使自己同那些生产出这些产品的活动，同他生活所处的自然，同其他人相异化。所有这些异化形式归根结底是一致的；他们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形式，是人同他的“本质”或“本性”、同他的人性相异化的不同形式。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3)……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同上，第96—99页)。 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揭露)并不以这种批判本身为目的。他的目的是为激进的革命、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开辟道路。这种共产主义的实现被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同上，第120页)。虽然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没有经常地运用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术语，但是，所有的后期著作，包括《资本论》在内，都提出了对现存异化的人和社会的批判，并要求解除异化。并且，至少在马克思后期的一部巨著即《大纲》中，广泛地使用了异化的术语。 《经济学哲学手稿》初版于1932年，《大纲》初版于1939年，然而它们实际上只是在1953年再版后才为人所了解。这可能是造成19世纪和20世纪头几十年在所有对马克思的解释（以及在一般的哲学讨论）中漠视异化和异化消除概念的主要的“理论的”（还有实践的）原因。在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对异化的某些重要论述最先是在物化的概念下展开的，但是在这本书中，没有对异化做出总括的和清晰的探讨。这种探讨只是在1932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才开始。马尔库塞（见其在1932年的论述）是最早强调手稿的重要性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异化概念的学者之一，奥·科尔纽（见他在1934年的论著）是首先比较细致地研究“青年马克思”的研究者之一，昂·勒费弗尔（见他1939年的论著）可能是最先试图把异化概念引进当时已经确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对异化更为广泛和更热烈的讨论。参加这个讨论的人，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有存在主义者和个性主义者；不仅有哲学家，而且还有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文艺批评家，作家等。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尤其是海德格尔有力地推动了异化的讨论。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出版，见1967年英文版）中，他使用疏远化（Entfremdung）去叙述人存在的一个非真实性的基本特性，并在1947年强调指出异化的重要性。在同一著作中，他运用了Heimatlosigkeit（意即“失去故土”）这一概念。还有人发现在马克思的自我异化和海德格尔的Seinsvergessenheit(意即“忘记存在”)之间，以及在马克思的革命与海德格尔的Kehre(意即“急转”)之间有某种类似。对异化的讨论作了进一步重要推动的还有：萨特，他无论是在其存在主义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中都运用了“异化”；保·提利克，在他把耶稣教神学、存在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合为一体中，异化概念起了重要作用；亚·科叶夫，他借助于青年马克思的洞察力来解释黑格尔；让·依波利特，他探索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特别是异化和对象化的关系）；J.Y.加尔维茨，他从基督教观点出发对马克思的批判，是立足于把整个马克思思想解释为一种对不同形式异化的批判的基点上；还有汉·巴尔特，他对真理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包含了一种对异化的详细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卢卡奇研究了黑格尔（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并试图确立他自己的异化概念（以及他同具体化的关系）；布洛赫在使用异化概念时并没有对它提出特殊固定的要求，而是试图表明疏远化（Entfremdung）跟异化（Verfremdung）的明确的区别；埃·弗罗姆不仅切实地研究了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概念，而且他在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研究中，把这种异化概念作为分析的主要工具。 在本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这些试图复兴和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当作唯心主义和黑格尔主义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来自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既定解释的代表人物（斯大林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来自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这些异化理论的反对者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早期叫做异化的东西，在他后期著作中用了诸如私有财产、阶级统治、剥削、劳动分工等科学概念作了更适当的表述。但是，反驳这种观点的人指出，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概念不可能完全简化为那些被用来起代替作用的概念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对于马克思的真正革命的解释，异化概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争论的结果是，那些坚持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异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减少了。 有不少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人却不接受自我异化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自我异化似乎是非历史的，因为它意味着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人类本质和属性（参看人的本性条目）。跟这种观点对立的看法是，自我异化不应该理解为对事实或理想的（“规范的”）人的本性的异化，而应该理解为对历史地产生的人的可能性的异化，特别是对人类为实现自由和创造性的能力的异化。因此，自我异化观念并不是要支持一种对人的固定不变和非历史性的看法，而是要求人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康格尔加强烈地维护这种观点，他指出；自我异化是指“人的自身的异化，即一个人从他自己的行为（工作）、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产、自己的创造中自我异化；从作为人类实践和人类成果的历史中异化”（见“参考书目”④，第27页），因此，一个人在还没有成为人的时候，才有异化或自我异化的现象，这种“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现象，“只有当它被看作是可靠的和唯一的真理的时候”，或者是当一个人活动在“一个现成的世界中并且不采取实践批判的（即革命的）方式从事活动”的时候，才会发生（同上）。 另外一个争论的要点是关于异化应该首先运用于个人还是运用于整个社会。在那些主张异化应该首先运用于个人的人中，有些人认为，一个人不适应其所生活的社会便是他的异化的一种标志。另一部分人（如弗罗姆在《明智的社会》一书中所说）则争辩说：一个社会也同样会得病或异化，因此，一个人不适应现存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异化”。在主张异化只能运用于个人的那些人中，许多人甚至形成一种更为狭窄的观念，即认为异化是一种关于精神感觉和状态的纯心理学概念。例如，埃里克·约瑟夫逊和玛丽·约瑟夫逊就认为，异化是“一个人跟自己、跟其他人，以及跟整个世界分裂的情感和状态”（见“参考书目”③，第191页）。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异化不只是一种情感，它首先是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存在方式。A．P．奥古尔佐夫在《苏联哲学百科全书》中给异化下的定义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范畴，表明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在客观上转变为一种控制他并跟他敌对的独立力量，以及人从能动的主体相应地转变为社会过程的客体。” 在那些认为“异化”是一种精神状态特征的人中，有的人认为异化是一种精神病理学的事实或概念；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异化虽然不“好”或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属于病理学范围。他们还往往认为一个人应当把异化跟两个相关的但却不同的概念——社会反常状态和人格崩溃区别开来。“异化指的是以精神疏远为特征的个人心理状态，社会反常状态指的是相对的非规范的社会系统，而人格崩溃则指由于个人内心冲突而引起的混乱行为”（M．莱文的观点，转引自“参考书目”③，第228页）。 大多数研究异化的理论家对不同形式的异化作了区分。例如，沙夫（见“参考书目”⑨）提出两种基本的形式：客观异化（或简单异化）和主观异化（或自我异化）；E．沙赫特尔提出四种形式（人同自然、同自己的伙伴、同自己的体力或脑力的工作、同自己相异化）；M．西曼提出五种形式（无能为力的、没有意义的、脱离社会的、反常的和自我疏远的）。每一种分类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因此，有些人并不想把所有这些形式收罗俱全，一览无遗，而是试图对应当（或确实）作为上述分类的依据的基本准则进行阐明。 自我异化究竟是人作为人的一种本质的、不灭的属性，还是只不过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上所具有的特性?这是一个特别为人们所广泛探讨的问题。一些哲学家(特别是存在主义者)认为异化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构成要素。人在他的真实的存在之外，还有一种非真实的存在，希望人有朝一日只生活在真实的存在之中，这是一种幻想。相反的观点则是，最初非自我异化的人，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同自己相异化，但是在将来又要复归于他自己。这种观点可以从恩格斯和许多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到；马克思本人似乎认为，人迄今为止总是自我异化的，但是，他能够而且他必将恢复他自身。 那些接受共产主义就是异化消除的观点的人们，在关于异化消除的可能性、有限性及其形式等方面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一种答案是，绝对的异化消除是可能的；所有的异化——社会的和个人的——能一劳永逸地被消灭。持这种乐观主义观点的最激进代表人物甚至认为，所有的自我异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大体上被消灭；在那里，异化只是通过个人精神错乱和无足轻重的“资本主义残余”的形式存在。不难看出这种观点的问题所在。除非人性是某种永远固定、一成不变的东西，绝对的异化消除才是可能的。然而，从面对现实的观点出发，就容易看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中，异化不仅以“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许多“新”的形式存在。因此，跟这些主张绝对的异化消除的倡导者相对立，有人主张只有相对的异化消除才是可能的。按照这种观点，消除所有的异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可能创造一个基本上没有异化的社会。这种社会将会促进非自我异化的、真正的人类个性的发展。 就那种把自我异化看作是本质问题的观点而言，其所主张消除异化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一些把自我异化看作是“心理的”事实的人，怀疑任何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具有的重要性以至关联性，认为消除异化的唯一方法乃是个人的精神力量即“自我内在的革命”。一些把自我异化看作精神病现象的人，始终坚持对它采取一种精神分析的疗法。持另一种极端观点的则是这样的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所依据的是一种退化变种的马克思主义即被称作“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的（特别是经济的）组织的被动产物。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异化消除的问题归结为社会变革的问题，而又把社会变革问题归结为消灭私有财产的问题。 跟以上两种观点相对立的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异化消除是密切联系的，因此，既不能脱离一方面来消除另一方面的异化，又不能将一方面归结为另一方面。创造一种有利于异化消除的个体发展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但是却不可能组织一个能自动地产生这种个体的社会。一个人只有通过他自己的能动作用才可能变成一个非异化的、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人。异化消除不仅不能被归结为社会的异化消除；而且社会的异化消除也不能简单地设想为随着经济组织的变化而使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或方面都自动地发生变化。根据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异化的社会，社会分为相互独立和冲突的领域（经济、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宗教等等），其中经济领域占统治地位；然而，这远非社会生活的永恒的事实。因此，社会的异化消除不可能脱离人类各种活动之间的异化消除。 同样地，经济生活的异化的消除问题，也不能只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解决。将私有财产转变为国有财产并不能导致工人或生产者状况的根本变化。经济生活中的异化消除同样要求消灭国有财产，并使它转变为真正的社会财产。除非在直接生产者自我管理的基础上组织整个社会生活，否则，这种转变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如果说生产者的自我管理是经济生活的异化消除的必要条件，那么这个条件本身也还是不够充分，因为它不能自动地解决在分配和消费中的异化消除的问题，甚至靠它来解决生产中的异化消除问题也是不够的。在生产中，一些异化的形式根源于现代生产手段的属性，因此，它们不能仅仅靠改变生产管理的方式来消除。 （GP） 参考书目 ①埃里希·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年英文版。 ②乔基姆·伊斯雷尔：《异化的概念》，1972年德文版。 ③埃里克·约瑟夫逊和玛丽·约瑟夫逊编：《独自的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1962年英文版。 ④米兰·康格尔加：《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问题》，1967年德文版。 ⑤依斯特万·梅查洛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1970年英文版。 ⑥贝特尔·奥尔曼：《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1970年），1976年英文版。 ⑦加约·彼得洛维奇：《马克思在二十世纪中叶》，1967年英文版。 ⑧理查德·沙赫特：《异化》，1970年英文版。 ⑨亚当·沙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1980年英文版。 ⑩普列德拉格·弗兰尼茨基：《社会主义与异化问题》，载埃里希·弗罗姆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书，1965年英文版。 阿尔都塞，路易（Althusser,Louis）1918年10月16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比曼得利。在本世纪60年代初，法国共产党员、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看法，它很快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在国际上赢得了读者。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影响下，他的作品出自于对当时为人们所广泛探讨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主题的挑战，从而提出了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概念。 阿尔都塞力求否定许多人对这些早期著作所赋予的优先地位，认为不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著作在表面上是何等相似，它们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其中每种模式所包含的问题体系——即理论框架或体系及其所决定的每个特殊概念、所提出的问题、中心命题以及省略的意义等等，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人的异化和自我实现的这幕思想剧（由人类这位作者来展示其有待展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黑格尔世界精神的方式来展示；可是，以后所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一种关于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科学理论，并具有其结构意义上的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样，这两种思想体系便被一种“认识论的断裂”（一种新的科学从其意识形态史前史中产生）所分割。在阿尔都塞看来，通过批判地阅读马克思著作去揭示这一断裂，就能够在它的论述中，在其明言和同样在其隐喻中辨别出它隐晦的问题的征兆。 在这种马克思思想分期中所展现的观念——问题体系和认识论的断裂，以及所谓“征兆读法”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看来，其本身都属于马克思所开创的革命新哲学。这种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是暗含在科学的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由于只是暗含，便需要明确表达和发展），它首先是认识论，即关于认识的理论或科学。它的主要打击目标是经验主义，这是一种认识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在认识中的主体要面对实在的对象并通过抽象来揭示它的本质；这种认识观从假设思想直接与实在接触、以及主体无中介地观察客体出发，来追求认识真理的外部保证。跟这种靠观察力的认识概念相对立，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它自己的认识论概念，即一种生产和理论实践的概念；因此，它本身也就被说成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参看认识论条目）。 阿尔都塞认为，这一实践完全在思想中进行。它只对理论对象起作用，而从不去直接面对现实对象本身；虽然它的目的正是去了解现实对象，但是更需要打交道的却是通过被他分别地称为普遍要素Ⅰ、普遍要素Ⅱ和普遍要素Ⅲ的东西亦即：是思想和抽象思维的理论原料；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的生产概念手段（即上述的问题体系）；以及这一过程的产物——一种经过改造的理论实体，即认识。理论实践不需要得到认识有效性的外部保证，因为每门科学都具有内在的验证模式来证实它自己的产品的效用。理论或科学的实践其所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实践，也不同于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是由于它不受超越理论的需求即社会或阶级利益的支配，而是由其内在的认识需要所决定；所以，它是自主的，不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是追随其自身发展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历史变迁无关。然而，它们都同样是实践，都是生产的类型。它们具有共同的结构形式，并各自具有自己特有的原料、生产手段、生产过程和产品。世界就是如此。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是认识论，同时也包含它的本体论，即关于绝对本性和存在构成的理论。 阿尔都塞坚持认为，实在是不可简化的，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它是受多方面因果关系制约的，因此一句话，它是多元决定的；而科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总体的概念，是不可跟黑格尔的概念混为一谈的，后者对复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表面的。黑格尔认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殊方面——它的经济、政治、艺术、宗教——所有这些都表达一种单一的本质，它本身只是世界精神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由于每个连续的整体都被设想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现，因而对历史的解释就变为简化论的，即简化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源泉。甚至马克思主义也受到这样的一些异常形态的污染：例如经济主义，它把上层建筑的要素看作只是经济基础的普遍决定论的被动结果；又如历史主义，它的错误特别表现在把所有的实践同化为一种共同的历史存在，它把知识作为相对物来处理，使科学丧失自主性，并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看作是现代世界、阶级意识或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自我表达，而不是看作一种客观性科学。然而，正确地理解的话，一个社会形态是没有本质或中心的，因此可以说是偏离中心的。这就是说，实践或结构具有真正互相区别的层次，虽然在这种层次之中，经济在因果关系上是主要的，但其它因素也是相对自主的，具有一种它们自己的特殊的效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历史。在一定情况下，它们甚至能起到支配作用，而经济方面的决定作用只是最终意义上的。 所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复杂性中把握住社会并对每个历史环节进行分析——阿尔都塞在简要地阐明这种观点时，还把社会形态称为一种决定结构。这种结构所确定的因果关系（被他称之结构因果关系）支配着历史的发展（参看结构主义条目）。人们不是这一过程的创造者或主体，这个偏离中心的过程是没有运动主体的。他们是社会形态的各种关系与结构的配角和效应。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否认有普遍的人性或人类本质。因此，他信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的著作在支持者和反对者那里同样引起强烈的反响。只有冷静的评价才能比较公平地对待它们。虽然他的言辞有时过分渲染和夸张，但是他所阐述的一些东西是重要的，特别是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从1845年起，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出现一种新的理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它无论在认识论上和政治上都优越于其早期著作。以一种反简化论的方式坚持这一点；主张科学的相对自主性；认为马克思自己相信客观科学认识的可能——这些他都毫无疑问地做到了，并希望以此为总体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都是优点。尽管如此，他的问题体系及其相关的观点，则缺乏有益的成效。除了理论上的荒谬以外，那些例如说马克思否定一切人性概念的论断，是无据可依的。阿尔都塞的这样一种论断也是没有根据的，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其幻想表现现实的意识形态；然而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也罢，马克思无论在成熟或年青时，都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对它成员透明的社会（参见拜物教条目）。阿尔都塞当然没有迫使自己同意马克思的这一种观点或其他观点。但是，他自称已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到跟一种愚昧主义相对立的东西。 另外，尽管阿尔都塞的体系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科学，却表现了许多唯心主义的特征。它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理论所应有的跟当代阶级斗争历史的联系。它在否定经验论的名义下，却把认识隔绝在一种完全循环的、自我生效的概念领域之内。在断绝了跟现实中既有的东西发生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却允许理论以一种更神秘的形式与现实沟通，它的奥秘只不过是让理论和其他社会实践（最终是生产方式）具有唯一的共同本质而已，至少是它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是这样。通过跟物质生产的类比，使阿尔都塞能够获得关于理论知识条件的重要观点。尽管如此，他如同立法般地制定社会现实的各层次都具有如此这般的内在结构，却产生了一种其价值值得怀疑的形而上学。譬如就政治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主张，而谈不上有任何可资比较的精细工作或洞察力。部分地为了弥补这些弱点，阿尔都塞后来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定义，但这并无补于事。他的最初的定义，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它的内容和主旨还是清晰的，然而这个新定义则是空洞无物的。先前说的是关于理论是实践的理论，如今哲学被说成是没有对象的，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然而却能代表理论，成为插足在政治中的理论干预；而同时它既非政治（阶级斗争），却又能代表政治，成为插足在理论中的政治干预。换句话说，哲学凭其本身一无所有，但事实上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最后必须指出，阿尔都塞提出作为综合的、具体的分析基础的观点，在他自己从事的工作中却是十分贫乏的，从对斯大林主义的论述可看出这一点。在他所阐述的事物中，对关键问题大有不值一提之概：一方面，陈述是不加论证、含糊其词的，充满了回避和辩解的气息；另一方面，在经济主义方面进行了令人惊异的平庸解释——对人道主义的解释也是如此。 （NG） 参考书目 ①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②同上作者：《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1971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自我批评论文集》，1976年英文版。 ④路易·阿尔都塞和埃蒂耶纳·巴里巴尔：《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 ⑤佩里·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争论》，1980年英文版。 ⑥亚利克斯·卡里尼科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1976年英文版。 ⑦诺曼·杰拉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述评》，1972年英文版。 ⑧瓦伦丁·杰拉塔纳：《阿尔都塞和斯大林主义》，1977年英文版。 ⑨安德雷·格鲁克斯曼：《一种心领神会的结构主义》，1972年英文版。 ⑩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1978年英文版。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和运动，它否认政治权力的原则，认为没有这种权力的社会秩序是可能的并是称心如意的。它的主要矛头指向组成现代国家的核心要素：它的领土及与此相一致的边界观念；它的统治权，意指在它的疆土之内居于所有人和产权之上的专独的管辖权；它对各种主要强制手段的垄断，其目的在于在内部和外部维持其统治权；它的独断的、要求压倒其它所有法规和习俗的法律系统；以及作为最高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的观念。无政府主义的锋芒所指则是直接地为“自然社会”即一种个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和自由形成的集团作辩护。 虽然无政府主义奠基于自由主义的理性原则，特别是以区分国家与社会为其基础，然而其学说千变万化的特性，使得人们难以对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派加以明确区分。但是，在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主权，强调私有财产和所有权的重要性，以及一切垄断的不公正。这种观点可以被看作是持有极端论断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资本主义”是这一学派的现代变种（见“参考书目”⑤，第12—14页）。相反，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把私有财产与国家一起当作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源泉来反对。由于坚持认为社会平等是所有个人最大限度自由的必要条件，因而可以用“共同体中的个性”来表达其理想的特征。这表现了一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自由的社会主义。 威廉·葛德文（1756—1836）首先系统地阐述了无政府主义。他的一些思想可能影响了欧文主义的合作社会主义者。可是，经典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更为广泛的、争论不休的社会主义运动整体构成的部分，最初产生于蒲鲁东的互助论和联盟论的观点。蒲鲁东采取一种基本上合作的态度接近社会主义，但是，他坚持认为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是一丘之貉，无产阶级不能通过运用国家权力实现自身的解放。巴枯宁身体力行地传播了后一种观点，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他的领导下，无政府主义在国际上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对手。可是，巴枯宁不同于蒲鲁东，他提倡用暴力和革命手段来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以导致一种集体主义的建立。巴枯宁的继承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强调的则是互助这一要素在社会演变中的重要性；主要是他发展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每件东西属于每个人”，而分配完全以需要为原则；在《国家——其历史作用》这篇文章中，他对无政府主义者所厌恶的东西进行了透彻有力的分析。 巴枯宁的战略想象是被压迫阶级会自发地起义，国家会在普遍的农民和工人起义过程中被消灭，并为根据联邦制原则结合为地区的、全国的、以至国际的自治公社所代替。被巴枯宁称赞为“勇敢而无保留地否定国家”的1871年的巴黎公社，近似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模式。在它被镇压（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缺乏集中制和权威，并且没有充分自由地使用它的强制手段的结果）以后的时期，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各种流派，得到了发展。以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以行动作宣传”的策略——暗杀政治领导人和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主义——意在鼓励人民起义。这种运动随即被镇压，从而导致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去开展了另一种替代办法，即与工团主义相联合的战略。其想法是把劳动工会变成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并使工会而不是公社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组织细胞。革命被设想为采取总罢工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将接收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资料，并消灭国家。在1895—1920年间，无政府主义通过工团主义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施加了它最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西班牙持续较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曾试图贯彻他们的革命概念。由于工团主义的衰落，无政府主义只能对社会主义施加有限的影响。然而在本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和倾向有明显的复兴（人们并不总是这样认识）。今天，吸收了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并更多受到甘地（1869—1948）所宣扬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手法鼓舞的无政府的和平主义，成为西方的和平运动中的一种有意义的趋向。 人们认为，由麦克斯·施蒂纳（1805—1856）、蒲鲁东和巴枯宁所阐述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都是相当重要的，以至值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们进行广泛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⑥）。总的说来，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如以巴枯宁为例）是一种与冒险主义和以革命空谈为特征的丧失阶级性的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结盟的小资产阶级现象。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种过时的“宗派主义”倾向，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集权化国家的发展的反抗。这一反抗所采取的形式并不是去否定任何实在的国家，而是否定“一种抽象的国家，这样国家本身是不存在的”（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英文版，第二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否认在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旨在夺取而不是直接摧毁政治权力的政治行动。“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如恩格斯所阐述，“只能在阶级消亡的必然结果的意义上论国家的消亡，随着阶级消亡，一个阶级为了镇压其他阶级的目的而必需组织的权力将自动地消亡”（见“参考书目”④，第27页）。 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批判中存在下来，并继续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进行批判的一个主要来源。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是一致的，只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不同，这种看法似乎论据不足。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们的分歧在于对国家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和资本的关系的看法，在于怎样能够超越作为一种异化形式的政治。 （GNO） 参考书目 ①大卫·阿普特和詹姆斯·卓尔编：《今天的无政府主义》，1971年英文版。 ②丹尼尔·盖林：《无政府主义》，1970年英文版。 ③《彼·克鲁泡特金论无政府主义和革命著作选》，1970年英文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联主义》，1972年英文版。 ⑤J.R.彭诺克和J.W.查普曼：《无政府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⑥保罗·托马斯：《卡尔·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1980年英文版。 ⑦乔治·伍德科克：《无政府主义》，1963年英文版。 古代社会（ancientsociety）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分期方面的依据和对相互连续的时期的解释，是跟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参看发展阶段条目），从而给传统的历史分期引进了一个崭新的范畴。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说古代世界而宁可说古代社会，这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咬文嚼字的表现。其经典论述见诸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马克思关于历史时代的分期表也许已经“被他的最忠诚的继承者们所一再修订”（见“参考书目”⑨，第19页），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一种简单而“庸俗”的说法事实上简直被奉为圣典。亚细亚社会被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前阶级时代所取代而不用了；“进步”这个词被用来说明一种直线发展的进化，说明各时代在编年上的承续；而“社会革命”则从字义上理解为一种制度被一个在旧制度内的被剥削阶级所推翻。不过马克思本人在1857年到1858年为准备写作《批判》及其续篇《资本论》而写的大量笔记，却削弱了这些主要观点的根基，这无论对于简单化的教条以及它的以后许多解释者和评注者来说，都是很不幸的。这部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著作，是马克思为自我反思而写作的，而不是为了发表。它最初在莫斯科出版（1939—1941），但是，直到1952至1953年在柏林出版前，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马丁·尼古劳斯翻译的优秀的英译本（1973），然而，其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为标题的一个直接有关古代社会的部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0页），从1964年起已经有了单行英文本。 在《大纲》的这一部分中人们了解到——虽然它是以高水平抽象和常常省略方式写作的——马克思区别了日尔曼的、古代的和斯拉夫的财产和生产方式，认为它们是源自于原始共产主义而又不同于亚细亚方式的另一种发展道路。奴隶制和农奴制“总是派生性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当然的结果”（同上，第496页）。由此可见，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不是在一种直接演进中从历史上相互连接，特别是亚细亚社会并没有在其自身中产生自我毁灭的种子。 为什么在1859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最直接的继承者）看来抛弃了《大纲》的比较复杂的方案，而为后来成为圣典的那种比较简单的直线的演进开辟了道路？这点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尽管如此，还是不妨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点，那就是他们对前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兴趣是从属于他们对历史发展理论的关心，因此，对于他们这种压倒一切的关心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理解来说，是既不需要在那方面从事广泛深入的研究，也不需要进行深奥细微的区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马克思自己并不探讨“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动力，除非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或是解释“一种奴隶经济的真正的经济矛盾”，或者是解释“为什么在古代发展的是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或者是解释古代模式为什么和怎样地被封建制所代替（见“参考书目”⑨）。比较近期的主要理论家，不论是列宁、葛兰西还是阿尔都塞，也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其原因也是一样的。他们的精力如果不是放在现代世界及其政治上，就是放在极其抽象和广泛的理论和哲学上，或者是两者兼顾之（如卢卡奇）。近年来也偶然有些例外情况，如辛德斯和赫斯特便在古代社会知识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挣扎（见“参考书目”⑦）。 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史学家有待找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去填补马克思主义文献所留下的空白。回顾起来，在《大纲》后进行第一次充分研究的成果是威尔斯考夫在1957年发表的著作（见“参考书目”(11)）。她所作的探索至今仍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题思想的最可靠的指南，况且她还有自己的分析。问题是再多再复杂不过的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在罗马帝国时期变成了一个政治统一体。帝国在公元2世纪初幅员最大，它包括西亚、从埃及到摩洛哥的整个北非，欧洲的大部分（包括英国但不包括欧洲大陆的北部地区），大概有175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和大约6000万人口。除了边缘的交叉地区，帝国的中心无疑牢牢地控制这片广袤的领土，或通过税收、进贡和战利品（在战争和征服时期）实行系统的剥削。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帝国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社会拼凑起来的镶嵌品。尽管有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移居各地，尽管各地新兴的显贵为罗马中央政府服务并要求罗马的公民权甚至参政地位，尽管在那些从来没有希腊罗马式的城市的地方（特别是在北部边疆和西欧）建设了这样的城市，以及尽管进行了长距离的、广泛的物资交流，各社会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当时不存在一种向全帝国范围发展的附属国制度，如同现代帝国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那样。因为象那样一种发展在当时既无可能又非必要。罗马统治阶级在他们征服和吞并的地区剥削各地的方式，并不要求干预或改变财产制度或社会生产关系。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人们试图规定出一种古代的或奴隶的生产方式（不论是把它们看作同一的或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显然已经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困境。 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从对生产方式的强调转变为对社会形态的强调，后者被安德森定义为“在其中一种生产方式支配下组成的各生产方式的具体联合体”（见“参考书目”①，第22页）。这种转变之所以必要，是为了记录现实，再引用安德森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在任何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总体中可能包含的各种生产方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的现实。这样也就克服了一个难题，即在罗马时期的意大利，特别是在若干世纪内当奴隶在大陆的数量非常之多而且占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时，自由的、拥有土地的农民在数量上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古代世界的其他时期和地方，依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难题。例如，公元前4世纪和5世纪的古希腊，只不过是一个在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在那里，奴隶生产方式在象雅典这样一些城邦里占统治地位，但是它在其他许多城邦也许是多数城邦中则显然不占统治地位。例如，在实行农奴制的斯巴达，或者在大部分“落后”地区如塞萨利、埃托利亚或伊利里亚，以及处在边缘地带的马其顿，都是如此。因此，当时的希腊能从什么含意上被称为一种社会形态呢？ 另外，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以后，一个入侵的希腊——马其顿统治阶级，在从埃及到巴克特里亚的新占领的东部领域中，建立了一种希腊式的城市文明，然而，处在底层的农民群众既无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自由，又不是作为动产的奴隶；而当时具有特色的政治结构则又是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城邦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往忽视了这个时期即如今人们通常所了解的古希腊时期，但是，新近出现的一项重大的研究说明，这部分远非最重要的东部地区应当被列为亚细亚的社会形态，而原先的希腊成分的地带则仍保持古代的生产方式（见“参考书目”⑩）。还有，直到全部领土被并入罗马帝国之前，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整体”，而且还是一种薄弱的文化“整体”。在罗马帝国，只是从罗马统治阶级继续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直接从奴隶劳动中攫取财富（这有别于对各行省的剥削）这种微弱的意义上看，奴隶生产方式才占统治的地位。而且扼要地说，从公元第2世纪起，西班牙、高卢、北非或叙利亚提供了大多数的皇帝，使统治阶级具有区域上的繁杂性，因此认为这个阶级仍然停留在奴隶生产方式的剥削上，就越来越不真实了。 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反映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所特有的那种缺乏一致的认识和情况不明的状况。认为土地私有制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古代社会的必要条件，或者认为城邦制即公民共同体是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这些看法也许没有什么人会有异议。但除此以外，大多数主要问题依然是有待继续争论的主题，明显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奴隶制的性质和作用（这在奴隶制条目中作了很好的探讨）；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可以跟我们在理解上要好得多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进行类比）。一种极端的做法是，把所有的难题搁置一边，保留那种过于简单的、直线式的观点，这种观点近来被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下一种偏执的、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定义的方式来详加辩护（见“参考书目”③）。 另一种极端的做法则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应该完全抛弃古代这一范畴，因为它的效用并不高于“达·伽马时代开创以来的非洲”（见“参考书目”⑧，第41页）。 这两种极端大概都得不到很多的支持，回避困难并不是解决困难。最严重的困难也许是出自于对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并终于取得统治地位这一辩证过程的探讨。危机一词一再被提起，然而，关于危机的明确特征甚至于它的时期，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在罗马帝国和从古代社会转向封建社会这两个问题上（参看封建社会条目），困难变得尤其严重。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奴隶生产方式当时只在一定意义上占统治地位；其次，帝国的东半部和西半部的发展是不同的，只是在西部封建制时期才最后取代了古代社会形态。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古代社会这种除教条外从来没有任何依据的观念了（见“参考书目”⑥中斯塔尔曼和海宁写的文章）。但是，东西两部的区别还需要作出解释，这种解释应当讲清楚被一道置于同一种政治制度下的亚细亚形态和古代形态之间的区别，还应当讲清楚日耳曼的方式是如何引进到西方帝国西部来的（见“参考书目”①）。第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们，大多同意封建制度的分期要比过去想象的晚得多，即大约经历了6个世纪的“过渡时期”；因此，对于那种认为我们应当寻找“一种后古代的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建议（见“参考书目”⑤），必须予以严肃的考虑，不过我们确实能够找到比“帝国——奴隶拥护者”更好的东西（见“参考书目”④）。总之，整个关于古代社会分期的问题已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对古代社会本身的叙述却有了基本的论断。 （MIF） 参考书目 ①佩·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制的历程》，1974年英文版。 ②L．卡波格曼西等：《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古代社会》，为葛兰西研究院编辑，1978年意大利文版。 ③G.E.M.德·圣·克鲁瓦：《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1981年英文版。 ④F．法沃里：《马克思主义概念对古代社会理论的有效性——罗马帝国的模式》，1981年法文版。 ⑤A．贾尔迪纳；《劳动和社会史——从古希腊时代到远古的对抗和联合》，1981年意大利文版。 ⑥H．海宁编：《苏联研究工作中所反映的古代史》，1980年德文版。 ⑦巴·欣德斯和保·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⑧同上作者：《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一种自身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⑨艾·霍布斯鲍姆：《介绍卡尔·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1964年英文版。 ⑩H．克雷西希：《古希腊的历史》，1982年德文版。 (11)E．C．威尔斯考夫：《古代东方和古希腊罗马的生产关系》，1957年德文版。 人类学（anthropology）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的兴趣，主要是由于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出版（1877年）而引起的。在1879年—1882年间，马克思对摩尔根和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及其他研究早期社会的学者的著作做了大量的笔记（见“参考书目”⑧、⑨）。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一书，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在某程度上是执行遗言”，完成马克思自己打算做但未能完成的工作，这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一点出发，反对“当时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提出的一般进化演进的学说”（见“参考书目”⑨，第2页），重视人类社会藉以从低级阶段迈进到高级阶段的那些特殊的“从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机制”。恩格斯在上述书中把这个过程概括为：劳动生产率，私有制和交换的发展，以亲属集团为基础的古老社会的瓦解，以及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的出现。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钻研并没有产生任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当博阿斯（1858—1942）、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1）在20世纪头几十年创立现代人类学时，马克思主义对它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一时期，一位名叫戈登·蔡尔德的考古学家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早期社会方面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参看考古学和史前史条目）；至于克罗伯的那本在1953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学的专著，只是粗略地（并且不准确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然而弗思（在1972年）却注意到“人类学家的一般著作总是乐意把本来已经很少加以运用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动力的思想一笔勾销”（见“参考书目”⑤，第6页），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来源于杜尔凯姆的传统的强烈影响。但是近年来情况已经起了深刻变化，用弗思的话来说，就是“由于社会人类学家面对处于急剧变化条件下的社会，从而提了一些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新问题”（同上，第7页）。 事实上，自从本世纪60年代初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见“参考书目”②），这种发展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在北美产生的一种激进的“辩证人类学”，它拒绝根据人种的优劣来作出“原始的”和“文明的”区分，认为人类学是对于“自然”的人的研究，指出人类学家的任务是“对其自身的文明进行无情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③）。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便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它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初形成，并与卢梭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很接近。戴厄蒙在同一部著作中进一步论证说，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关注原始和早期的社会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表现了他们“越来越憎恨和蔑视资本主义社会”（引自霍布斯鲍姆1964年出版的著作第50页。可能指《介绍卡尔·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书——译者），但是，他们对19世纪的进步观的笃信限制了他们进一步去探索原始文化的确切条件（见“参考书目”③，第419页）。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就是一例，他在详细阐述他所认为的必然的（一般来说即进步的）发展过程时，偶尔地提及“古代异教徒社会朴素的道德崇高精神”。马克思也曾以同样情绪赞扬古代传统社会，认为“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他接着又指出，“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而现代则……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487页）。 目前这种激进的人类学涉及两个主题：（1）坚持批判传统人类学与帝国主义的历史联系，人类学曾一度被看作是对训练殖民地行政官员作出重大贡献的学科，所以这种联系就显得十分突出；（2）对苏联的人类文化学的一种批判观点，即认为它忽略了对当今原始社会的研究，而致力于“早期”社会（使用考古学和史前史的材料）的研究，以便坚持那种进化的、进步的决定论所体现的五个发展阶段的理论（见“参考书目”④，第5——10页；同时可参看该书第201—213页Yu.Y.布鲁姆莱的《苏联人类文化学中的原始社会问题》一文，其中概述了苏联的观点）。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第二种主要形式，即法国结构主义者的人类学，已经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见“参考书目”①中所谈到的它对英国人类学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的形成，一部分取诸于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另一部分则取诸于阿尔都塞的方法论著作（参看结构主义条目）。这一思潮的最杰出的人物——哥德利埃、米雅苏和特雷把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运用于原始社会，以便对作为生产方式一般理论的组成部分的“原始生产方式”进行理论分析。这一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决定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它在生产方式中的位置），在这里出现几种不同的概念（见“参考书目”②，第36—38页）。哥德利埃认为，亲属关系既发挥着一种生产关系的功能，但又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因此，它既是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见“参考书目”⑥，第93—95页）。他在后来写的一部著作中又提出：“今天社会科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特殊的社会要素（例如亲属关系）会成为决定的因素并具有“结合”其他社会关系的功能（见“参考书目”⑦，第35页）。可是，特雷（在1969年出版的书）采取了更简化的方式，即把亲属关系设想为某种三重决定的因素（阿尔都塞的术语是“多元决定”）作用于一定的基础的产物（见“参考书目”(12)）；米雅苏也是这样看的，他认为家庭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见“参考书目”⑩、(11)）。 这种分析法也对其他的研究领域起影响作用。例如，哥德利埃考察了列维——施特劳斯通过对神话中的逻辑进行分析而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理论所作的贡献，并且着手解释了印加人征服安迪斯山脉部落公社引起生产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后果（见“参考书目”⑦，第4部分）。更普遍的则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神话和宗教仪式研究兴趣的恢复。通过对原始生产方式的观察来研究部落社会和亲属关系，也引起了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进化顺序问题（特别是关于亚细亚社会，见“参考书目”⑥）、农民社会问题（见“参考书目”⑩）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当前问题（见“参考书目”(12)）的广泛的兴趣。 最后，结构主义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哥德利埃把职能主义、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三者加以区分（见“参考书目”⑦，第1章），接着批判了：（1）职能主义所表现的经验主义（它混淆了社会结构和可见的社会关系），职能主义的那种关于职能相互依赖的观点（它排斥了因果关系的问题即每种职能的“特殊功效”），以及它的无视“矛盾”的存在的均衡概念；（2）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那种把历史看做“仅仅是连续的偶然事件”的概念（同上，第47页）。为了进行对比，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认为后者虽然也承认在社会关系表面形式之下存在真实的（即使是隐蔽的）结构，但是它除此之外还提出了“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规律这一命题”（同上）。 现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这两种看法有着深刻区别。第一种通过把人类学设想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而给它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其主要目的是批判现代文明。在这方面，它显然跟法兰克福学派实行的文化批判发生共鸣。但是，它所用的批判材料仍然取之于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根据戴厄蒙说法，其特殊论点就是“我们的意义上的原始公社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始模型”（见“参考书目”③，第424页）。第二种流行的想法是要通过建立一种以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表现为一个结构整体）为基本概念的新的理论图式，把人类学改造成一种科学。这种形式的人类学很接近社会学（即社会学也被当作是一种理论科学），而且事实上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原始和早期社会的社会学，它不断地与其他各种类型社会研究相结合。今天，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以典型的形式展示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人道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的分裂。 （TBB） 参考书目 ①莫里斯·布洛赫：《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社会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 ②吉恩·柯潘和大卫·塞登：《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初探》，载大卫·塞登编《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③斯坦利·戴厄蒙：《有争议的人类学》，载德尔·海默斯编《再创造的人类学》，1972年英文版。 ④斯坦利·戴厄蒙编：《走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1979年英文版。 ⑤雷蒙德·弗思：《怀疑论的人类学家——社会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1972年英文版。 ⑥莫里斯·哥德利埃：《经济学中的理性和反理性》（1966），1972年英文版。 ⑦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观点》（1973），1979年英文版。 ⑧汉斯——彼得·哈斯蒂克编：《卡尔·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77年德文版。 ⑨劳伦斯·克拉德尔编：《马克思的人类文化学笔记》，1972年英文版。 ⑩克罗德·米雅苏：《对自供自给的农业社会“经济”的初步分析》（1960），载大卫·塞登编《生产关系》一书，1978年英文版。 (11)同上作者：《象牙海岸古罗族的经济人类学——一种自给自足的商品农业经济》，1964年法文版。 (12)艾曼纽埃尔·特雷：《马克思主义和“原始社会”》（1969），1972年英文版。 考古学和史前史（archaeologyandprehistory）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和使用价值生产的著名分析强调了考古材料的重要性：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引用了这段话，对于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苏联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见1973年出版的阿尔齐霍夫斯基的《考古学》）；而在西方考古学中，这段话则被结合到V·戈登·蔡尔德的一种创新的史前史的综合研究中（见“参考书目”③，第70——71页；④，第18页和26——27页）。可是，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古学和史前史方面知识不多，只是略胜于懂得从洞穴中发现石器这样的一般知识（见上面的引文），此外还了解到在近东不毛之地出土的遗迹所证明的在亚细亚社会中水利灌溉系统的重要性（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并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马克思意识到斯堪的那维亚人是考古的先驱者（参看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并注意到史前史的发现以及新近所确定的时代分期（如旧石器时代等），所以通过某种方式作出跟摩尔根提出的社会进化阶段相一致的解释（参看克拉德尔编辑的《马克思的人种学笔记》，1972年英文版，第425页）。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利用原始人和古希腊罗马史的人种学资料作为论证原始社会和国家起源的基本材料的做法，直到20世纪仍然如此。例如，在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一文中，几乎没有引证考古学的各种发现，有的话也只是用来论证一切人民都通过类似的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直线演进的观念(参看发展阶段条目)。普列汉诺夫写到；“我们关于‘原始人’的观念只是一种假设”，因为“今天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被发觉……距离人类不再去过纯动物的生活的时刻已经有非常久的经历了。”这样一段论述意味着考古学资料基本上没有能力再现更早时候的社会形式，并使人回想起约翰逊在一个世纪前说的著名格言：史前史是“关于无用事物的全部假设”。当然，社会进化构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个主题，尤其是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但是，经过仔细的阅读可以发现，其中史前史几乎完全是靠人种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材料来编写的（根据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加的一个注释，该《宣言》的开头部分的一句话要订正为：“至今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这种缺乏考古学的论据的现象，如果仅仅根据主要的考古发现（如伊文思对克里特岛上青铜时代宫殿的发现）只是本世纪初才实现的这一点来解释的话，那是不正确和不充分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作品已经得到辨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遗址也已发掘出来，但是，由于与早期考古学的实践和结构有关的社会学原因，这些发现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当时，对考古遗物的研究没有构成人文科学教育的一部分，况且19世纪的考古学家基本上也并不关心这两位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感兴趣的社会进化问题。在欧洲，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刺激是民族主义的兴起（见“参考书目”⑨，第21页），而在近东，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人们想要证实《圣经》的历史准确性而得到推动。达尔文激发了对人类进化的兴趣，但是，早期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如加·德·莫尔蒂耶）所受到的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的训练，因此他们希望史前史能够通过确定一个个连续的、可以跟地球史进行比较的时代，来揭开一种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考古学具有一种能够吸引有闲阶级成员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感召力（见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1976年英文版，第113页），而古迹则容易被生活在农村而不易被生活在城市的人所发现。这样，跟哥德利埃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阶段的明显僵化所进行想当然的解释（见“参考书目”⑥）相反，在考古学实践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宽广鸿沟，使人怀疑以后的考古学发现会对于修正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出现的论述或者对于改变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普遍性的早期争端有重大的意义。 俄国革命以后，考古学在苏联第一次被纳入马克思主义传统。1919年，列宁创办的物质文化史研究院成为该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研究机构。20年代后期，莫斯科的A.V.阿尔奇霍夫斯基和列宁格勒的V.I.拉夫多尼卡斯等年青考古学家，开始系统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运用于研究考古材料，他们坚持认为在这一基础上恢复早期社会的形式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参看马松著《苏联考古学理论观点的来源》一文，1980年俄文版）。在30年代，苏联的考古学家如彼·彼·叶菲缅科抛弃了三个时期（石器、青铜、铁器）体系，代之以把史前史社会划分为前氏族制（dorodovoeObshchestvo）、部落制（rodovoe）、阶级形式，这种体系随后受到蔡尔德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④，第39页），并在50年代初被苏联考古学家斥为阶级理论的教条主义形式而被否定（见“参考书目”⑧，第12—14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阶段划分仍然是重要的并且吸引了人们的主要的研究兴趣，虽然在诸如中国什么时候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这样一些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见“参考书目”②，第501页）。在中国，严格地从学术角度考虑来制定的考古研究方案，跟社会的或抢救的考古计划对比之下，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其主要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考古研究所是按照苏联的模式于1950年建立的，然而有趣的是，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却一直分立出来，今天成为中国科学院（CAS）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所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西欧考古学在不断地发展。20世纪早期在欧洲所进行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其特点都是以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史前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国外进行的大多数主要的文物发掘工作，其经费都是由对发现珍贵文物感兴趣的私人和博物馆提供的。例如在近东，在最大的城市遗址中心，大的公共建筑物——教堂和宫殿几乎是被发掘一空，然而却很少提供有关资助和修建这些建筑物的社会基础的资料。至于为了弄清楚整个社会的运行情况而对居民点模式所进行的研究，或对同类型的居民点（村庄、要塞、各专业生产地段等等）的分布状况所进行的分析，则到50年代早期才被G.威利作为一个考古程序引进到西方考古学中，这大约是在谢帕·托尔斯托夫在苏联的中亚使用这种方法的15年以后。 在西方，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概念跟考古学材料结合的主要学者是澳大利亚——英国的史前史学家V.戈登·蔡尔德（1892—1957年）。蔡尔德强烈地批判种族主义者滥用考古资料，并试图把社会形态跟技术革新联系起来。他认识到在生产力中的工业技术的发展或进步不能自动地引起社会的变革，并且正确地体会到，尽管考古学提供的东西是不完全的，但却构成了记录社会进化的原始资料，有助于在人种学的一般原理或类比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更好的推测。 “自从人类从前人类中产生以来，人的需求就不是僵化的和固有的；而是不断发展的……跟其他的任何事物一样。这种进化，也正如过程的其他方面一样，必须运用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加以探讨……因此，在进化的层次中任何技术手段和过程的序列，都不能从任何一般原理中演绎出来，而必须依靠考古学的材料。技术标准比政治和道德标准的唯一有利条件，是它能够更容易地从考古学材料中得到辨认”（见“参考书目”④，第21页）。 尽管有经验主义的偏见，但蔡尔德对史前史社会变革富有想象力的论述，创造了被共同接受的术语——新石器时代和城市革命。然而，他的著作还是有可批判之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偏重技术，而且由于其描述重点放在确定史前史的各自分立的阶段，而不重视解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水平进化和转变的过程。不幸的是，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中，这种只注重对抽象的阶段进行静止的描述的方法，仍然支配着一些明确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对这种情况的尖刻批判可参看“参考书目”⑩，第204页）。 当西方的考古学大体上是脱离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发展的同时，史前史的发现——主要是通过蔡尔德的综合而传播——则对20世纪后半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讨论产生强烈的影响。例如，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争论中（见1962年出版的《今日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引证考古学的论著去修正或改变传统上公认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序列，去完善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概念。史前史的发现大大延伸了人类生存的时间广度，展现出来的景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所没有料想到的。人们追随蔡尔德的看法，认为欧洲的大部分历史是在近东野蛮人的边缘上度过的，而且欧洲是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好处的，因为这使它得以从古代近东所特有的停滞的、专制的管理形式中解放出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意识到阶级社会最初是在史前史时期出现，换句话说，这样一种认识可能会第二次迫使人们对《共产党宣言》一开头的那句话进行修正。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解体，社会不平等的开端以及国家的起源，如今都成为需要参照考古学资料来处理的问题。 同时，在西方人类学中，一种进化论思想的重新抬头以及对文化现象的唯物主义——生态学解释的再思考（参看人类学条目），对考古学起了强烈的影响。美国的一些考古学家，例如泰勒，试图“发现在人工制品背后的印地安人”（即根据这些遗物形成的“来龙去脉”来再现当时的社会），而在本世纪60年代，一种“新考古学”则试图制订一种考古学标准来识别社会政治综合体（如团伙或酋长制）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些发展影响了一些考古学家，尤其是R.MCC.亚当斯（见“参考书目”①），他对各种不同地区进化顺序进行比较产生了兴趣，并且默认受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可是，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在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上所独立地得出的结论，虽然是以更为实证和精深的科学观点为依据，但却与本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考古学家所提倡的目标雷同（参看上面提到的马松的文章，第20页；以及“参考书目”⑧，第13页）。 再现社会的以往形态度并对它们如何发展和转变的本身作出解释，对当代考古学研究来说几乎是普遍的指导目标。近来在考古学方法上的进步，例如，采用精密仪器来确定年月的技术，广泛运用物理化学分析来确定人工制品出处的方法，采取标准手段来复原动植物材料以直接记录以往生物活动的方法，注重对地区性定居模式的确定方法，凡此种种，使得有可能采取蔡尔德所想象不到的方法来实现考古学的目标。今天，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如A.吉尔曼，便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考古资料（见“参考书目”⑤）。但是，目前大多数有关人类演变的唯物主义的论述，仍然是缩小了社会的冲突，而把人类的史前史看作是一种适应特殊环境的形式或只不过是自然史的延伸。在马克思对古代工具的论述中所包含的那种认为有可能再现以往社会或者说考古学的乐观主义看法，已经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尽管当代的考古学家难以实现这种看法。对一种能够突出以往社会形态和它们的生产关系的史前史进行令人信服的综合工作，还有待人们去填补。 （PLK） 参考书目 ①R.McC.亚当斯：《都市社会的进化》，1966年英文版。 ②K.C.张：《考古学》，载L.A.奥尔良编的《现代中国的科学》，1980年英文版。 ③V.戈.蔡尔德：《历史》，1974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社会进化》，1951年英文版。 ⑤A.吉耳曼；《青铜时代欧洲社会层次的发展》，1981年英文版。 ⑥莫·哥德利埃：《“亚细亚生产模式”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各种模式》，载大卫·塞登编《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⑦S.格林：《史前史学家戈登·蔡尔德传》，1981年英文版。 ⑧L.S.克列金：《理论考古学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⑨K.克里斯蒂安森：《丹麦考古学的社会史（1805——1975）》，载G.丹尼尔编《考古学历史探讨》，1981年英文版。 ⑩J.L.洛伦佐：《格兰德河南部的考古学》，1981年英文版。 (11)B.C.特里格：《戈登·蔡尔德和考古学中的革命》，1980年英文版。 贵族统治（aristocracy）自从马克思首次提出关于统治阶级，它跟其他阶级的冲突以及它维持其领导权或霸权方式的理论后，许多历史学家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了以往各种特殊的社会。从古希腊罗马（见“参考书目”③）和欧洲前工业社会的古老政权（见“参考书目”⑦）直到19世纪工业社会（见“参考书目”⑤）。本庄荣治郎也同样用这种理论考察了日本的历史（见“参考书目”⑥）。 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促进对社会历史进行更深的分析并揭示各社会集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它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是跟帕雷托·凡勃伦和维贝尔等人的影响结合在一起的），可以从研究贵族统治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见“参考书目”⑨）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见“参考书目”④）那里看到。可是，这种分析方法也遇到了问题。 开始的时候，历史学家通过抓住各种特殊的社会（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13世纪的佛罗伦萨，17和18世纪的法国等等）来作为“封建”贵族统治的衰落和代表新时代的“资产阶级”的兴起的例证。到后来，通过这些以及其他事例，来从任何方面（不论是从他们各自的投资方式或意识形态）区分这两个集团，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有困难的。因此，当苏联的历史学家鲍里斯·波尔什涅夫得出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封建化”的结论时，霍布斯鲍姆则认为19世纪的英国贵族“按照大陆的标准差不多就是资产阶级”。布拉迪显示了一种克服这类困难的方法，他把16世纪的斯特拉斯堡的贵族阶级描述为“一种混杂的阶级，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地租收入者，另一部分是经商的人”。并研究了他们在实际中是如何结合起来的（见“参考书目”②）。 马克思关于阶级的概念中所潜在的含糊意义，也逐步明显化了。运用这个概念描绘前工业社会中的各集团的作法，受到了法国历史家罗兰·穆斯尼埃的有力的攻击，他主张用现代名词“等级”。对这种批判给予最有力的回击来自这样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既承认现代概念的价值，而又主张必须在分析中同时地运用“等级”和“阶级”的范畴（见“参考书目”⑩）。 （PB） 参考书目 ①汤姆·博托莫尔：《精英与社会》，1966年英文版。 ②汤姆·布拉迪：《斯特拉斯堡的统治阶级、政权和改革（1520——1555）》，1978年英文版。 ③莫泽斯·芬利：《古代经济》，1973年英文版。 ④J.M.赫克斯特：《社会史的一种新框架结构》，收于《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一书，1961年英文版。 ⑤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和帝国》，1968年英文版。 ⑥本庄荣治郎：《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史》（1935），1965年英文版。 ⑦维托尔德·库拉：《封建制度的经济理论》（1962），1976年英文版。 ⑧罗兰·穆斯尼埃：《社会等级制度》，1973年法文版。 ⑨劳伦斯·斯通：《贵族统治的危机》，1965年英文版。 ⑩斯坦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1957），1962年英文版。 艺术（art）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一般的美学理论，他们也没有对艺术和文学进行过任何系统的研究。马克思对这个问题顺便说的话与其说提供了一个可确信的解释原则，不如说更多地引起了争论。在《大纲》（导言）里的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中，马克思提到：“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不是同物质基础的发展成正比例的”。他接着指出：就希腊艺术来说，虽然它跟社会发展的特殊形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一定的方面它对我们仍然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并具有“永久的魅力”（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49页）。这种看法也就表明，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有些类型的艺术不是严格地由社会的物质基础决定的，它们具有永久的、超历史的价值（在这里，马克思提示了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在别的地方（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16节），马克思嘲笑那些“被莱辛讽刺的18世纪的法国幻想主义。既然我们在力学等方面大大超过古代，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造史诗呢？”上述的观点可以使艺术“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见“参考书目”⑤，第10页），而且，这些观点也跟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里写的几封信中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比较广泛的论述相一致（见1890年8月5日和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 另一方面，在有关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问题上，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的概念时指出：“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特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0页）。在这里，如果根据马克思关于消灭劳动分工重要性的总的观点，艺术本身作为一种特殊活动的存在都成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38页）。这一思想不仅纯属推测，迹近“替未来的餐厅泡制食谱”，而且从其字义上看，它对于任何复杂和技术发展的社会都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于艺术创造来说。但是，它表明了一个特别是贯穿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的本质的重要概念（参看人的本质；实践条目）。从这种概念出发，无论是艺术还是一种发展的美学意识，都象语言一样被看作是一种人类所普遍特有的能力；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虽然只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中担负知识分子的工作，但是，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艺术家。 具有开拓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是由梅林（在1893年）和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写作的。梅林所主要关心的是文学，而不是观赏的艺术或音乐。普列汉诺夫则旨在发展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他说：“在我看来，任何人民的艺术总是跟他们的经济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见“参考书目”⑦，第57页）。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分析在原始社会中，舞蹈是表达劳动的愉快（如狩猎），而音乐则是对劳动的协助（通过节奏）。但是，他在阐述劳动、游戏和艺术的一般关系时指出：尽管艺术的产生具有物质生活所需要的功利的源泉，然而审美的乐趣则具有自身欢乐的理由。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除了原始社会，经济只是通过阶级区别和阶级统治所起的中介影响作用来间接地决定艺术。例如，他在谈到18世纪法国戏剧和绘画时指出，它们表现了“优雅的贵族风味”的胜利。但是，在该世纪后期，随着贵族统治受到资产阶级的挑战，布歇和格勒兹的艺术则“在大卫及其学派的革命绘画面前相形失色”（同上，第157页）。 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在中欧发生的革命运动，把两个在某些方面相对立的主题——革命艺术和无产阶级艺术——引向争论的前沿。在苏联，在1917—1929年期间任教育和艺术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很少制止对先锋派的引进”（见“参考书目”⑨，第34页）；例如，他支持由夏达尔任校长的维切布斯克艺术学校，还支持由坎金斯基、偑夫兹纳等人执教、并成为“构成主义”摇篮的莫斯科艺术室的重建（同上，第38—39页）。在德国，工人委员会运动也支持艺术中的先锋派，尽管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失败，它的一些成就（如格罗皮厄斯的建筑之家）在法西斯胜利前一直幸存。本世纪20年代初期，在苏联和德国的革命艺术的代表人物之间还存在一种活跃的交流关系。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艺术(或文化)的观念，受到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中有托洛茨基)的批判，并且达到了把无产阶级文化组织看作是党的敌手和潜在反革命组织的地步。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认为无产阶级需要有它自己的阶级艺术、认为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有“党性的”这样一种观念起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强制下成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教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制度下，是谈不到在艺术中进行激进的试验或先锋派运动了，于是一种沉闷平庸之风便盛行起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完全排除艺术上的新颖思想，利夫希茨（他曾经与卢卡奇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共事）除了编辑第一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艺术的评论集之外（该书在1937年出版），还在大量地参阅马克思的笔记和早期著作的基础上，发表了一部很有意思的有关马克思美学思想的论著（见“参考书目”⑥）。 可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及后来，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西方做出的。布莱希特提出他自己的“史诗剧”来跟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相对抗，他是这样地评价卢卡奇及其在莫斯科的同事的：“直率地说，他们是创造的敌人，他们自己不要创造，（而是）扮演着衙役的角色并实行对他人的控制”(见“参考书目”②，第97页)。布莱希特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本杰明的美学理论，他把史诗剧看作是如何能使艺术创作的形式和手段朝着一种社会主义方向来加以改造的模式(见“参考书目”①)。布莱希特跟卢卡奇之间的论战，其实是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的论战的一部分，那就是发生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即以新的内容充实起来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和“现代派”(特别是德国的表现主义，以及立体艺术派和超现实主义)的支持者之间的一场论战；“现代派”的支持者除了布莱希特和本杰明以外，还有布洛赫和阿多尔诺(见“参考书目”②、⑨)。 拉斐尔的那部包含三篇关于艺术社会学的论文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⑧），是本世纪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另一个主要贡献，但只是在近年才广泛地被人们所知道。在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论文中，作者从对马克思《大纲》(导言)的原文进行详细分析着手，去建立一种艺术社会学，以便克服辩证唯物论“至多能在个别艺术问题上进行一些不确定的、零碎的研究”的现存弱点(同上，第76页)。拉斐尔强调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是经济基础与希腊艺术的中介这一观念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系列的神话和艺术的一般关系的新问题。他还考察了有关物质生产和艺术的“不平衡发展”的各种问题，最后他批判了马克思关于希腊艺术的“永恒魅力”的解释，以为这是“跟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同上，第105页)。对于希腊艺术其所以在欧洲历史若干时期中具有艺术的“标准价值”，拉斐尔自己的解释则是：每当经济和社会变革使得整个文化经历危机时，就会出现“复古”现象。在这些论文中的第三篇中，拉斐尔认为毕加索的艺术是现代派最为典型的例子，并指出现代派是跟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有关。 在过去20年中，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艺术的著作明显地以方法论的论著为主(即抽象地制定一种合适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概念)，只有为数不多的论著从事一些实质性的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克林詹德尔就工业革命中的艺术这一专题所作的卓越研究(见“参考书目”④)，在这里，他特别注意了艺术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新型的人”的力量的增长对艺术的影响作用；他的这项研究完成比较早，但最近又重新发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威列特对魏玛时期的德国在绘画、建筑和音乐方面的现代派运动所作的详细考察(见“参考书目”⑨)。至于最近的理论探讨，则集中在以下两个主题上：（1）艺术就是意识形态，（2）艺术是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基本表现。这两个主题从一开始就引起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注意，其根源则在于马克思自己对艺术的不同看法。 一方面，认为艺术就是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分析势必要去说明，在一个统治阶级存在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中艺术风格（包括形式和内容）在该阶级的整个思想观念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这就必须像戈尔德曼在文学创作方面所主张的那样（见“参考书目”(11)）：首先要建立起艺术创作和风格的内在含义的结构，然后再确定结构在一定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这种更为广泛的结构中所占的地位。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拉斐尔，在上面提到的研究工作中，都曾试图这样做。另一方面，由于有一些艺术可以被看作是被压迫阶级争取其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于是，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便围绕着“革命艺术”的固有特性及其分析。近来，把艺术视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有意义的方面，是对通俗艺术和“文化工业”（参看文化条目）的兴趣的不断增长，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成员（如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的著作，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根据他们的观点，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时代中的艺术，不仅由于机械再生产及其广泛传播而引进退化，而且还在促使互相争议的阶级和集团的安定联合方面具有较大的力量；同时，由于激进的创新容易被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机体所吸收，任何革命艺术的意识形态影响就被削弱了。然而，本杰明则持有相反的看法；在他看来，机械再生产的主要作用是毁灭了精英人物的艺术“光环”，是对“传统的摧枯拉朽”（见“参考书目”①，第223页），并缔造了无产阶级与新的文化形式（例如电影）之间的联系。 人们把艺术主题看作是创造力的表现，从而提出了在分析美学价值（参看美学条目）和人性（参看心理学条目）方面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这两个方面，不仅直到近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相对上说仍不很发展，而且在过去20年来逐渐增加的一批著作还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间的深刻分歧。不过，从社会实践的意义上说，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创造力的表现和一种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最终可以用理论术语来归纳），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对待艺术态度具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艺术（像一般精神生活一样）应当自由地发展，形成“百花齐放”，而不是一定要去适应某种艺术教条的要求，特别是一种政治权力强加的教条；第二个原则是跟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述的思想大体上相符，也就是在容许优秀天才人物的“阳春白雪”发展的同时，要更广泛地把美术的创造活动作为一般人的需要和乐趣之源加以培养和鼓励。 （TBB） 参考书目 ①瓦尔特·本杰明；《机械再生产时代的艺术创作》，载《启明录》，1968年英文版。 ②恩斯特·布洛赫等合著：《美学和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③曼弗雷德·克里姆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1968年德文版。 ④弗朗西斯·D·克林詹德尔：《艺术和工业革命》（1947），1968年英文版。 ⑤大卫·拉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1978年英文版。 ⑥米哈伊尔·利夫希茨：《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1933），1973年英文版。 ⑦格·瓦·普列汉诺夫：《艺术和社会生活》（1912），1953年英文版。 ⑧麦克斯·拉斐尔：《蒲鲁东、马克思、毕加索——关于艺术社会学的三篇论文》（1933），1980年英文版。 ⑨约翰·威列特：《在1917年至1933年的新的冷静思考——魏玛时期的艺术和政治》，1978年英文版。 ⑩同上作者：《艺术和革命》（1980），载霍布斯鲍姆等人编《马克思主义史》，1983年英文版。 (11)卢西安·戈尔德曼：《隐蔽的上帝》（1956），1967年英文版。 亚细亚社会（Asiaticsociety）尽管在19世纪对亚细亚社会的分析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和经验问题上考虑的中心，但是，“亚细亚社会”的性质，或者更加科学地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下简称AMP）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却表现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关于AMP的争论所引起的有关问题，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事物发展以外的思想，而且涉及到唯物主义地解释阶级社会、革命转变和世界历史的性质的问题。依据一种明显的二难推理，可以显示出“亚细亚社会”观念的争端。如果承认了亚细亚社会的社会经济特征，那么常用的那种符合目的论设想的有关历史变迁排列法（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能用不上了。不过，在承认AMP的合理性时，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还是把西方历史放在优越于东方历史的地位。这样，西方能动的、进步的特性便与静止的、倒退的东方形成了独特的对照，而且难以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跟“东方专制”的传统观念区别开来。认为亚细亚社会是专制的、暴君式的、静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发展成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辩护，也就是说，外部干涉无论多么不幸，却是内部变革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是在1853年产生了对亚细亚社会分析的兴趣，这是他们在报纸上批判英国对外政策的结果。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内容，受到了詹姆斯·穆勒（1821年发表的《英国印度史》），弗朗斯瓦·贝尔尼埃（1670年发表的《大莫卧儿帝国游记》）和理查·琼斯（1831年发表的《论财富分配和税利来源》）的影响。依据这些资料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缺乏私有财富，特别是缺乏土地私有权是亚细亚社会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的斗争和军事征服所引起的亚细亚社会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变动，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激进变革，这是因为土地所有权和农事活动的组织仍旧掌握在实质上的地主即国家手里。把农业和手工业合为一体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古代农业公社的连贯性，也决定了亚细亚社会的静止属性。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这些公社所依赖的灌溉系统需要有集中的行政机构去协调和发展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可见，专制主义和静止状态，便通过国家在公共工程中的主宰作用和村庄公社的自给自足和孤立状态得到解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熟著作中，他们把对亚细亚社会的这种初步的概述加以修改和扩充，形成了更复杂的AMP的观念。在《大纲》中，马克思注意到东方和西方的城市历史的一个关键性区别。在封建社会里，政治上独立的城市，是作为容纳交换价值的生产的逐步增长的场所而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资产阶级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而在东方则有所不同，东方的城市是由国家人为地创造出来并一直从属于农业和农村的，它只不过是强加在社会结构之上的“王侯领地”。马克思在这里特别强调自给自足的土地公有制，自给自足的农村是以国家为代表的社会统一的真正基础。 这样，AMP便被设想为一种从原则上说能够在亚洲之外产生的公共占有方式。类似这种把AMP作为公共占有形式的论述也出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那里又一次指出亚洲农村的自给自足和把手工业与农业合为一体是东方专制和社会停滞不前的主要基础。《资本论》是从乡村生产的单一性来确定亚细亚稳定的本质特性：“亚细亚社会不变的秘密”。这些公社的剩余产品以国家税利的方式被征收，因此，地租和税收是一致的。 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中，关于亚细亚社会的基本特征——私有财产不足，国家对灌溉工程的控制，村庄的自给自足，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生产方式的单一性——都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是，这些多样化的特性的要点，就是把亚细亚社会的停滞状况放在跟西方发展相对的地位，从而在反面验证了那些在欧洲封建社会中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从东方学家的观点来看，亚细亚社会是一种过分发展的国家机构和不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典型，而欧洲则是一种正面的典型。在亚细亚社会，由于集权化的国家控制着文明社会，不存在那些跟资产阶级兴起紧密联系的社会条件——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协会组织和资产阶级法律。缺乏私有财产就排除了作为社会变革动因的社会阶级的发展。从村庄的角度看，所有的居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被压迫阶级存在于一个“普遍奴隶身份”的国家中。可是要断定亚细亚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是困难的。很清楚，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最初阶级关系形式的种姓等级制度却不能用于对中国、土耳其和波斯的分析。马克思对印度的分析含蕴了这么一个意思，由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在结构，英国帝国主义虽然并非出于本意，却成为促进AMP瓦解的一个主要的外部力量。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英国通过在大陆上创造了私有财产，通过破坏停滞的AMP，彻底变革了印度社会。铁路系统，出版自由，现代军队和现代化的通讯方式，在印度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结构。有人根据这些文章宣称，马克思关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论述会引导出这样的命题，帝国主义形态越扩张，就会带来越深刻的现代化结果（见“参考书目”①）。亚细亚的特征终将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一种辩护，尽管是隐蔽的。由于AMP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含义，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时常争论是否破除这一特殊概念。 AMP概念经历了破坏、恢复和重振的长期历史。马克思曾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AMP当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时代标志”，而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却没有论及它。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俄国革命斗争的争论，促使这一概念恢复其重要性。不同的政治策略，是跟把俄国社会的特征看作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亚细亚的不同概念相关联的。1853年，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沙皇俄国视为“半亚细亚”性质；在1877年发表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发挥了关于隔绝的俄国公社是东方专制基础的观念。在1877年到1882年期间，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编辑委员会、查苏里奇以及恩格斯的许多信件中，大略地叙述了他的有关俄国社会结构和革命可能性的观点。问题在于俄国的公社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基础，或者说，它对政治发展是不是一种社会阻碍。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没有过深地渗透资本主义关系的俄国农村公社，是能够为社会主义提供基础的。另外，俄国革命必须跟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相配合。俄国作为“半亚细亚的”社会的问题，一直在有关革命策略的争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党人在俄国史上的乌托邦观点，认为公社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基础，抨击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建议是要复辟AMP和东方专政主义。历史分段直线的决定论跟多元论的对立是这些关于亚细亚社会争论点的依据。对于多元论的方法来说，承认AMP的合理性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非得承认一种机械的进化论的体系不可，即认为历史各阶段非得是依照必然规律来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出现。然而，在1931年列宁格勒会议上否定了用AMP的概念对亚细亚社会分析，此后，分段直线论的体系——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步占了优势。这一决定更由于斯大林坚持机械的分段直线论而得到确认。否认AMP就意味着亚洲社会势必要被纳入奴隶制或封建制的范畴。 战后，维特福格尔写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促进了对亚细亚社会的讨论。维特福格尔以经验为依据考察了水利的集中化管理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意义。维特福格尔在他的《中国社会和经济》一书中关于水利经济的研究，在理论上是受到维贝尔对中国历史所运用的“世袭官僚主义”这一概念的启发。维特福格尔认为AMP的概念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指出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整体问题；他对社会形态的“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就是以考察水利工程的公有制为依据的，认为这种工程的目的在于实现把人群和自然联接起来的生产劳动的基本过程。第二，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是否可能有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统治阶级自己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作为一个官僚阶级控制着国家机器和经济。后来，维特福格尔在1957年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作为一种“极权的比较研究”出现的；这个研究以尖锐的论战方式论证了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在1931年以后禁止使用AMP的概念。 非斯大林化运动的进程，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对AMP的兴趣的恢复。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推动下，对生产方式的分析成为重新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位的一部分。在精确地制定出各种生产方式中积累的法则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在传统的社会科学中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理论方面找到一种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选择。当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是去提出“依附”（参看依附论条目）、“不平衡发展”和“不发达”（参看不发达和发达条目）等概念，以便理解资本主义扩张对外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对AMP的兴趣就表现了这种倾向的一个方面。在替换各种直线的阶段发展理论方面，AMP往往是有用的。此外，亚细亚社会的观念作为对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另一种选择，在认识东方社会的特征上具有独特作用。尽管有这些所谓的理论上的优点，然而亚细亚社会和AMP的概念依然是有争议的。人们经常批判把封建的生产模式运用于亚洲和非洲，理由是这种模式十分模糊以至不能把这些地区社会实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体表现出来。在实践检验中，“亚细亚社会”的观念也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例如，在维特福格尔的著作中，各种不同社会在其发展和结构中所展现的极其不同的类型——沙皇俄国，中国宋朝，马穆鲁克的埃及，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波斯，夏威夷等等——都被囊括在一个简单的“水利社会”的概念中。马克思也是采取类似的方式来使用“亚细亚社会”这一术语的，他不仅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中国和印度，而且用它来描述西班牙、中东、爪哇和被哥伦布发现以前的美洲。几乎所有建立在公社所有权和自给自足村庄基础上，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社会，都不加区别地用AMP概念来表述。由于人们的经验不同，在把AMP运用于特殊社会方面，引起许多异议。不仅如此，AMP还充满了理论上的问题。例如，很难理解自给自足、自治的村庄怎样能跟必须干预村庄经济的集中化国家和谐共存。另外，亚细亚社会的社会特征，看起来是由于跟大规模水利有关的纯技术因素所形成，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所形成。况且，亚细亚社会理论所具有的关于技术决定论的设想，是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看法不相容的（原文如此——译者）。最后，对亚细亚社会的国家起源的解释引起了数不清的问题。在缺少阶级斗争的状况下，国家的起源只能被解释为征服的结果，或者说是由于国家的公共工程的职能所引起的。 事实上，“亚细亚社会”问题比所提出的那些技术问题深刻得多。在马克思主义中，AMP有一个从反面理解的重要意义。它的理论功能不是在于分析亚细亚社会，而是在于通过一个比较的结构去解释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因此亚细亚社会被界定为具有一系列缺陷——没有中等阶级、缺少城市、缺乏私有财产、缺乏资产阶级的组织制度，并用这些缺陷来说明欧洲的能动因素。可见，“亚细亚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出来的一个东方学的疑难问题。它可以从黑格尔、孟德斯鸠和霍布斯追溯到希腊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常不知不觉地承袭在关于欧洲专制主义讨论中所创造的对专横统治论述的习惯语言。因此，必须把“亚细亚社会”看作是东方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它是西方哲学中所流行的一种卓越而又有害的复原力。(参看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发展阶段等条目)。 （BST） 参考书目 ①施洛莫·阿维勒里：《卡尔·马克思论殖民主义和现代化》，1968年英文版。 ②安妮·贝利和约瑟夫·洛贝拉合著：《亚细亚生产方式》，1981年英文版。 ③巴里·欣德斯和保罗·Q·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④劳伦斯·克拉德尔；《论亚细亚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⑤厄内斯特·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1977年英文版。 ⑥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和第三世界》（1972），1977年英文版。 ⑦爱德华·塞德：《东方学》，1978年英文版。 ⑧吉安尼·索弗里：《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的一段有争议的历史》，1969年意大利文版。 ⑨布莱恩·特纳：《马克思和东方学的终结》，1978年英文版。 ⑩卡尔·奥·维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极权的比较研究》，1957年英文版。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这个名称是指从19世纪末到1934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兴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它的最著名的成员有麦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鲁道夫·希法亭和卡尔·伦纳。对这一学派的主要影响，除了本世纪初在维也纳的知识界和文化生活中涌现的创造热潮所起的扩散作用，正如鲍威尔在1927年所指出的，还来自于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强大思潮，在社会科学中出现的新理论倾向（突出的有边际效用经济学），以及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中需要正视的各种特殊的社会问题。 在1904年创办的《马克思研究》是这个新思想学派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这个刊物是由阿德勒和希法亭编辑的，一直到1923年不定期出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要早期论著见诸于此。1907年创办的新理论杂志《斗争》，使这种以其独特风格来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方式得以巩固。这个刊物很快地就跟考茨基主编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新时代》分庭抗礼。同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促进工人教育事业，并在迅速发展起来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起领导作用。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理论的基础主要是由阿德勒加以详细论述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学知识的体系……关于社会生活以及其因果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见“参考书目”⑥，第136页)，阿德勒在他的最早主要著作中，仔细地分析了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关系(见“参考书目”⑦)。他在这一著作以及后期著作中都强调因果关系的形式的多样化，并坚持说，社会生活中的因果关系不应该是“机械的”，而是以意识为媒介的。他在一次有关意识形态的探讨中强烈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指出：甚至“经济现象本身也不是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质’，而是明确地具有‘精神的’特征(见“参考书目”⑧，第118页)。在阿德勒看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所谓的“社会化的人类”或“社会联合”，他按照新康德主义的方法将其看作为一种“在超验上既定的知识范畴”(见“参考书目”⑥)，也就是一种由理论提供的、而不是由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前提的经验所产生的概念。阿德勒指出，正是对这一概念做了系统的阐述，才使马克思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创始人。 阿德勒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学体系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广泛地影响并指导整个学派工作的思想结构。这在希法亭的经济分析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希法亭在对边际效用经济理论所作的批判性研究中（1904年），提出了跟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相对立的命题，即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以“社会”和“社会关系”的概念为依据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目的是揭示经济现象中的社会决定论”，其出发点则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在1910年发表的《金融资本》的序言中，希法亭还特别引用了阿德勒的观点来论证：“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唯一目的——甚至有关政策问题——是去揭示因果关系”。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的目标，确实是要通过对信用货币和股份公司的增长的分析，通过对不断增长的银行势力的分析，以及通过对实行垄断的卡特尔和托拉斯在经济中上升为统治地位的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最近发展阶段中诸因果要素。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他从这些变化中推演出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并概要叙述了帝国主义的理论（参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条目），为以后布哈林和列宁的研究打下基础。 从鲍威尔和伦纳关于民族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鲍威尔在1907年发表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着手对民族和民族性进行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历史已经不再反映民族的斗争；而是民族本身表现为对历史斗争的反映。因为民族只有在民族特性中，在个人的民族性中被表现出来；而个人的民族性只是其受社会历史、劳动条件和技术发展决定的一个方面”。伦纳则更多地注意到哈布斯堡王朝中各民族的法律和宪法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种种跟社会主义运动争夺民众支持的民族主义运动），他还根据当时的情况发挥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思想，即在社会主义统治下把帝国改造为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它最终可以给作为未来的世界共同体的社会主义组织提供一种模式。 然而，伦纳最突出的开拓性贡献是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社会学。在1904年发表的《私法机构及其社会功能》这部著作中，他以现行的法律规范制度作为出发点，试图说明同样的规范是如何地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特别是经济结构的变革而改变其功能的。可是，在结论部分，他提出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作为法律社会学的主要问题，法律规范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很清楚，伦纳在这里也象在他的论著的其他地方所表述的那样，把法律看作是在维持或改造社会关系中起一种能动的作用，而不只是对经济状况的一种反应；他还援引了马克思在《大纲》导言中一些有关法律的论述来支持这一论点。阿德勒也同样地致力于制定马克思主义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他批判了凯尔森把法律当作一个封闭的规范系统的“纯粹法律理论”，指出这一理论只限于表述各规范要素在逻辑上的相互依赖，而排除了对法律的道德基础以及社会发展背景作任何的考察（见“参考书目”⑨）。在阿德勒的研究过程中，他从一些细节上考察了社会学的法律理论跟正规的法律理论的差别。 除了以上介绍的主要著作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还发表了许多其他引起较大关注的社会学论文。例如，他们是属于最先系统地考察“进行干预的国家”不断参与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16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中，伦纳指出：“国家渗透进私有经济直到其基本的细胞，不是使少数工厂国有化，而是通过有意的自觉的调节控制经济中所有私有成分”。他接着说：“国家权力和经济开始合并……国民经济被看作是国家权力的一个手段，而国家权力则被看作是强化国民经济的一个手段……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同样地，希法亭在1915年到1924年中发表的文章中以他在《金融资本》中的分析为基础，发展了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在这里，国家被看作开始具有为着所有人利益而自觉和合理地组织社会的性质。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存在着两方面发展的条件。如果工人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便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并实现合理的社会生活的集体秩序；如果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继续保住他们的政治统治，就会发展成一种团伙的国家。这后一种可能性在意大利和德国以法西斯的形式实现。而且，对有关法西斯运动所以能出现并得胜的社会条件，鲍威尔在1938年提供了一个最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参看法西斯主义条目)。希法亭自己在他的后期著作特别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历史问题》（1941）中，提供了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激烈修正的纲要，即认为国家（首先是现代民族国家）在社会构成中具有独立的作用。他特别指出，在20世纪中有一种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国家对社会的关系中，这是由于经济隶属于国家的强制力量而形成的。随着这种隶属的过程的产生，……国家变成了极权国家”。（参看极权主义条目）。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也很注意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构成的变化及其政治上的意义（参看阶级条目）。阿德勒在针对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失败和破裂而写的一篇题为“工人阶级的变态”的重要论文中，提到“即使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产阶级的概念已经表现了一定的分化”。在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形成了它的主体，失业的工人后备军（参看劳动后备军条目）是第二层次，在这两者下层的是流氓无产阶级。他接着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结构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致“我们能不能说它是一个单一的阶级都成了问题”，这种变化代表了新的现象。按照阿德勒的说法，在这种新的无产阶级中存在几个明显的阶层，从而出现了经常冲突的三种基本的政治倾向：由技术工人和机关雇员构成的工人贵族；城市和农村中有组织的工人；永久或长期的失业者。阿德勒进一步论证说，甚至在工人的主体中，各种组织的发展也引起了劳动者之间的致命性的劳动分工：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领取薪金的职员和能主动地做出决定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是广大被动的会员群众。他总结说，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的分裂，使工人阶级在面对法西斯运动时表现了软弱。 伦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著作（特别见于他死后发表的《现代社会变化》）中，集中研究了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公职官员和私人雇员——即被他称为领取薪金的雇员构成的“服务阶级”，他们的雇佣合同“并不产生一种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新阶级出现在工人阶级身旁，倾向于跟工人阶级交叉结合，逐步混为一体。伦纳还注意到，“工会斗争使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取得跟官员们相同的地位”（见该书第214页）。他在结论中叹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肤浅和粗心的态度对待“社会阶级的形成，首先是各阶级不断重新组合的实际研究”，并且断言；“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出现的（科学地说必定要出现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同上）。 在早些时候，鲍威尔也从一个不同的方面，即通过对俄国和德国革命中工人和农民的状况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考察，通过在1923年对奥地利革命所作的详细分析，对阶级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各种论著（特别见鲍威尔在1936年的论著）中，也考察了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最强大的官僚专制时出现的新统治阶级。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随着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影响方面上升到统治地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某些程度上黯然失色；以后在1934年，这个学派又由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受到极大的破坏。然而，在过去10年，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又有相当大的恢复。人们今天对它再一次进行广泛地讨论，既讨论它作为马克思社会学的一般结构（尽管它的“实证主义”倾向使它事实上被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实证主义而受到重新批判），同时又探讨它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变革的主要问题所进行的实际研究。 （TBB） 参考书目 ①奥托·鲍威尔：《什么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27），英译本见博托莫尔和古德编辑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书，1978年出版。 ②汤姆·博托莫尔和帕特里克·古德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③彼得·海因特尔：《学说与意识形态》，1967年德文版。 ④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2卷第7章，1978年英文版。 ⑤诺伯特·莱泽尔：《在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68年德文版。 ⑥麦克斯·阿德勒：《康德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德文版。 ⑦同上作者：《科学争论中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1904年德文版。 ⑧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1930年德文版。 ⑨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论社会学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区别》，1922年德文版。 自动化（automation）马克思是根据他发现的资本不断地试图摆脱劳动和劳动力依赖的趋势，来论述劳动过程发展进入了机器和大工业的阶段。机械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劳动跟活劳动相对立，作为一种支配后者的力量存在于劳动过程中；活劳动变为仅仅是机器的附属物。而且，由于采用机器的目的是通过尽可能地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于是便提出了如何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机械能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完全自动化的系统，从而摆脱工人的劳动，使资本从它所依赖的无法预见的和潜伏着很大的麻烦的人的因素中解脱出来？ 首先，在竞争过程中，每一个体的资本被迫把追求机械化作为降低产品成本的手段。还有，由于在每个资本实现其剩余价值的方式中（参看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条目），减少作为可变资本的比例，看来并没有使资本失去什么。但是，对于每一个体的资本是真实的东西，对于作为整体的资本却不是真实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量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总是生产出同量的价值，减少劳动量就是减少生产出来的价值。生产率的提高则减少必要的劳动，而且只要必要劳动不降低为零，剩余价值率就能够无限增长；但是，自动化根本不包含工人，因此，没有保值问题和零点的剩余价值问题。 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紧张关系；从使用价值的考虑中产生的趋向跟从价值的考虑中产生的趋向在矛盾中共存，并且所有这些都是由同一个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机械化过程产生。对待这个问题的最普通的方法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这也就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如何看待自动化的方法。他在《大纲》中指出机器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当形式”，但是“决不能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情况，是采用机器体系的最适当和最完善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2页）。只有处在共产主义关系下才是最适当的形式，这个社会奠基于“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同上，第218—219页）。 但是，这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下，资本既试图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又把劳动当作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不管怎样，通过自动化，集体工人和社会个体的发展达到最高形式；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因此，提高机械化的趋势最终必然破坏资本关系，因为自动化需要破坏这种关系。所以，这种趋势就使资本在活动中“促进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同上，第212页)。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这样的内在规律是需要工人阶级能动地反抗才能实现。(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5章和32章，以及积累；经济危机；利润率下降条目)。 （SM）
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163] ［前言］ 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就被一大批投机分子视为奇货可居。这些人以为，他们把在法英两国已经不足为奇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并把这种新的智慧当作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德国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诬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就算是创造了奇迹。这种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极其幸运地有那么一点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味道，而且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瘪的教授列入了永恒范畴的模式，这种理论后来也许还参考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施泰因先生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164]。这种最劣等的德国理论[165]，按照施泰因先生的观点，毫无困难地给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适当的解释，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制服了”它，把它“提高”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这种理论不会想到去稍许熟悉一下要提高的对象本身，去看一下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要使德国理论光辉地战胜外国人的可怜的挣扎，有了施泰因先生的贫乏的摘录就足够了。 针对不朽的德国理论的这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度，完全有必要向德国人指出他们从研究社会问题以来所有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地方。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现在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间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最近一年来才终于知道一鳞半爪，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重新发现了它，却又把它当作崭新的发现，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至于说德国人也有自己的东西，这只能是他们在表达这种思想时所用的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形式。他们俨然是真正的理论家，认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除最一般的原则外，只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规划，即社会制度。而最好的一面，即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真正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毫不介意地抛弃了。不用说，关于唯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这些聪明的理论家通常都是用轻蔑的口吻提一下，或者干脆就不提他。 我想向这些聪明的先生推荐傅立叶著作中不很长的篇章，他们可以把它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此，很遗憾，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由于这个缺点，很遗憾，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谢利叶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因而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海水变柠檬汁、北极和南极发出灵光、狮子改变兽性、行星交配。[166]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描述，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畴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使人愉快，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此外，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机智和非常幽默的批判，所以他那也是建立在天才的宇宙观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是可以谅解的。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从傅立叶的遗著中找出来的，曾刊载于傅立叶派在1845年初发行的《法郎吉》杂志第1册［注：《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创刊第14年第1辑，八开本，1845年巴黎《法郎吉》出版社出版。傅立叶手稿集：论三种外在统一的大纲，第1—2月号第1—42页。］。我从中删去了有关傅立叶正面提出来的体系以及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的那一部分。总之，要使外国社会主义者抱着一定宗旨写的著作能被不知道这一宗旨的读者所理解，我这种不受原文拘束的做法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片断绝对不是傅立叶著作中最有天才的作品，也不是他论述商业的最好的文章，但是，除魏特林外，德国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哪怕能稍微和这篇草稿相提并论的文章。 为了使德国读者不浪费精力去阅读那本《法郎吉》杂志，我必须指出，该杂志纯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刊载的傅立叶手稿，价值很不相同。发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派先生们已经成了德国式的妄自尊大的理论家，他们用神圣不可侵犯的、深奥的、抽象的、严肃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默。这使他们在法国受到应有的嘲笑，而在德国却得到尊重。他们在《法郎吉》第1册上所描绘的傅立叶主义的想象中的胜利会使运用绝对方法的教授欣喜若狂。 我现在就开始介绍《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所发表的一个题目。本片断的很大一部分也在该书中发表过。这里我只引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167] 我们现在接触到文明时代最敏感的部位。发表反对当今的愚蠢行为、反对正在流行的幻想的议论，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 如今反对商业上的荒谬行为就象在十二世纪反对教皇和领主的专横一样，意味着要被开除教籍。如果必须对这两个危险的角色进行选择，那么我认为用严酷的真相去冒犯一个君主，要比触犯现在象暴君一样统治着文明时代甚至统治着君主们的重商主义精神，危险性要小些。 而且只要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商业制度正在腐蚀和瓦解着文明时代，并且在商业中也象在其他一切事务中一样，我们在不精确的科学的指导下正日益走入歧途。 关于商业的争论进行了近半个世纪，就已经出版了千百册书籍。可是这一争论的发起者没有看到商业机构是直接违反一切常识而组织起来的。它使整个社会从属于一个寄生的和不从事生产的代理人阶级，即商人。社会上［注：“社会上”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一切基本的阶级：所有者［注：不应忘记，傅立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农民、工场主甚至政府，都受治于一个非基本的、次要的阶级，受治于商人。商人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属员，受他们雇用的代理人，可以更换的而且对他们负责的代理人，可是商人随心所欲地引导和阻碍流通的一切原动力。 关于与商业无关的其他谬误，舆论界和学术团体就比较容易商讨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哲学体系是危险的幻想，经验驳斥了我们有关完善化能力的高谈阔论，我们的自由学说与文明时代不相容，我们的德行是社会闹剧，我们的立法是迷宫。他们甚至嘲笑时髦的争论对象——意识形态[168]。但是商业上的信口雌黄及其关于商业来往、抗衡、平衡和保证的理论成了使一切都为之拜倒的圣约柜。可见，这才是我们必须打破的幻想。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现在受人盲目崇拜的商业制度是与真理和正义对立的东西，因而也是与统一对立的东西。 很难向当代人讲清楚，他们认为是一切智慧的典范的行动不过是在他们全部政策上打上的愚昧无知的印记。我们且看人所共知的后果吧：海上垄断、国家垄断、国债增加、由纸币引起的接连不断的破产、在一切贸易关系中增长着的欺诈行为。现在我们可以非难自由商业［注：这里以及下面的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即自由欺骗的机构，可以非难这种真正的工业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社会上的［注：“社会上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可怕力量了。 为什么社会机体中最善于欺骗的阶级最能得到“真理的使徒们”［注：“真理的使徒们”一词的引号和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的庇护？为什么宣扬蔑视肮脏财富的学者如今一心吹捧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的阶级，即证券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阶级？过去哲学家异口同声地谴责过某些昧着良心硬说拿不是偷这种论点的团体。同样是这些哲学家，为什么现在却成了一个更不道德的阶级的辩护人？这个阶级宣称，做买卖不等于欺骗，蒙骗顾客同偷盗他是两码事，证券投机和囤积居奇绝不意味着掠夺生产阶级，总而言之，人只应该为了钱，而绝不应该为了荣誉去工作；——因为商人齐唱的迭句就是：“我们不为荣誉做生意。”［注：德国商人也有这句口头禅。］如果现代科学支持那些公开信奉这种原则的人所干的事，因而走入歧途，那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 商业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既然商业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枢纽，只要存在着社会状态，就有商业。一个民族从它开始进行交换时起就是社会的，就组成了一个社会。因此，商业在蒙昧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它具有直接交换的形式。它在宗法时代变成了间接交换。在野蛮时代商业方法的基础是垄断、规定的最高价格和政府的强行征集，而在文明时代则是个人竞争或者是欺骗性的和混乱的斗争。［注：恩格斯在这一段中用自己的话转述了傅立叶的《各个时期所用商业方法的序列》一览表的内容。——编者注］ 关于不知道货币为何物的蒙昧人之间的直接交换，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说明。一个人打猎碰到了好运气，他就拿一块兽肉去换另外一个人制造的箭，后者不打猎，但需要食物。这种办法还不是商业，而是交换。 第二种办法即间接交换，是原始的商业，它要通过中介人进行。中介人成了不是他所生产的而且他也不想消费的物品的所有者。这种方法尽管很不好，尽管为恣意胡为留下很大的活动余地，它在下述三种情况下毕竟是非常有用的： （1）在只有农业而没有工业的新开发地区；所有的殖民地在初期都处于这种状况。 （2）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如在西伯利亚和非洲的沙漠，一个商人不避酷暑严寒把必需品运到远方去，这个商人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人。 （3）在受压迫和不自由的地区，在那里贝都英人掠夺商队，向商人勒索赎金，并且经常杀害商人；对于那些置危险于不顾而把用品运到远方去的商人应给予一切保护。如果这样的商人发了财，那也是他应得的。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商人既不是证券投机商，也不是囤积居奇者。他们不是把供消费用的货物卖给一个又一个投机商；他们一到当地就在商场或者公共集市上把货物公开卖给消费者；他们是工业发展的促进者。他们希望赢利，这在文明世界是再公平不过的了；谁播下了种子，谁就应该收获。但是，商人很少满足于这样起作用，他们单独或者合伙施展诡计，以便阻碍商品流通，随即抬高物价。 当中介人由于人数过多而成为社会机体上的［注：“社会机体上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寄生物，当他们取得默契，将商品囤积起来，借口这种人为的暖乏来抬高商品价格，总之，当他们用投机手段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充当这两者的简单的、公开的中介人的时候，商业就腐败了。我们在乡村和城市的小集市上还能看到那种公开的中介活动。谁要是买一百只牛犊或公羊，他对二十个农民来说就是一个有益的中间商人，否则这些农民要花费整个整个的劳动日把牛羊送到城里的市场上去。如果这个商人一到市场上就公开摆出他的牲畜来卖，那么他就是为消费者服务了。可是如果他用天晓得什么鬼花招串通别的“商业朋友”［注：“商业朋友”一词的引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把四分之三的公羊藏起来，对肉商们说，公羊很缺，因而他只能供给少数几位朋友，在这种借口下把公羊的售价提高一半，使买主感到恐慌，然后把藏起来的公羊一只一只牵出来，借着事先散布的恐慌情绪，按照抬高了的价格把公羊卖出去，从而向消费者勒索到一大笔钱——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流通，不再是公开地、不施诡计地提供商品了。这是复杂的流通，它的变化无穷的手段制造出我们商业制度的三十六种独特的罪恶，并且同合法的垄断势均力敌。如果人们施用奸计霸占所有的产品，使产品涨价，那就等于说施展诡计所攫取的要比垄断以武力手段攫取的还要多。 我不准备多谈野蛮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规定最高价格、强行征集和垄断，这些现象到了文明时代也还是很普遍的。我曾经在别的地方讲过，各个时期的各种行动方式有重迭相同的地方，所以不必对文明时代兼有发展的较高阶段和较低阶段的个别特征而感到惊奇。可见我们的文明时代的商业机构是各个时期的特征的混合物，不过在这个混合物中，文明阶段的特征占统治地位，而这些特征比野蛮时代的特征更令人鄙弃，因为我们的商业无非是在法律的伪装下有组织的合法的强盗经济，投机商人和中间商人可以因此联合起来，造成各种生活资料的人为涨价，既掠夺生产者，也掠夺消费者，从而迅速积累起五千万可耻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的占有者还抱怨说，人们不保护商业，商人无法生存，人们无所事事，假如商人不能再赚到五千万以上，国家就要衰落了！ 这时，一门新的［注：“新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科学教导我们，应该给予这些人充分的自由。人们告诉我们，让这些商人去干吧，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本来赚五千万的囤积居奇者或许只能赚到一百万，他那个体面的家庭就不得不靠五万法郎的年金度日了。 神啊！请防止这种情况吧！ ［注：这是味吉尔的史诗《亚尼雅士之歌》第三卷中的一行诗。——编者注］ 对商业的蔑视——所有的人生来就有的蔑视，除了几个从商业的勒索和诈骗中得到好处的沿海的经商部族以外，在一切值得尊敬的民族中都是很普遍的。靠商业获利的雅典人、泰尔人和迦太基人不可能嘲笑商业；任何人都不会嘲讽自己的生财之道。金融家绝不会嘲笑这种艺术：怎样在账单上加几个圈儿，或者让敌人把账簿拿走，而自己把钱箱放到保险的地方，虽然还要说是敌人把钱箱也拿走了。 实际上，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一切可敬的阶级都把商业当作嘲笑的对象。诚实的土地所有者靠着自己丰富的经验、辛劳和努力来经营自己的土地，才勉强使自己微薄的收入略有增加，人们怎么能尊敬一种完全为人唾弃的职业、怎么能尊敬这样一些满口谎言并以这种恶劣的手法赚取百万钱财的人呢？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一门被称为经济学的新科学把买卖人、证券投机商、囤积居奇者、高利贷者和破产者、垄断者和商业的寄生虫捧到了荣誉的顶峰。负债日益加重，总是想方设法借钱的政府不得不掩饰自己的蔑视，宽容这个掌管文明时代的钱箱并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幌子下榨取它们全部财富的商人吸血鬼阶级。商业要搞运输、供给和分配，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它做起来却象一个仆人那样：他每年提供的实际工作值一千法郎，而他从他的主人那里偷走一万法郎，相当于他提供的价值的十倍。 一个年轻的败家子每星期都要到犹太人那里去让他剥削自己。败家子内心里很蔑视这个犹太人，但又总是十分客气地问候他。现代的政府就象这种败家子一样，满怀明显的蔑视同商业签定了一个停战协定，而商业呢，它越是善于同被它掠夺的工场主结合在一起，它就越得势。在这种商业混合物中发现了新教条的苗圃、各种制度的宝库的经济学家，把道德连同他们对真理的梦想全部抛弃了，以便把他们的宠儿，证券投机商和破产者扶上宝座。接着所有的学者都争着降格以求；起初科学允许那班“商业朋友”［注：“商业朋友”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同它平起平坐——伏尔泰为一个英国商人写了一部悲剧［注：弗·伏尔泰的《扎伊拉》（作者献给自己的崇拜者兼保护人，英国大商人埃弗拉德·福克纳的一部悲剧）。——编者注］。如今，哪位学者想写一部悲剧献给证券投机商，那就会引起他们哄堂大笑！证券投机摘下了假面具，它不再需要学者的谄媚，它要秘密地而且很快就要合法地参加政府！我们不是也看到了吗，在亚琛会议上，两位银行家[169]不来就什么也决定不了。 任凭经济学的体系怎样赞扬商业的金牛犊，都不能消除各民族对商业的天生的蔑视。商业仍旧为贵族、僧侣、所有者、官吏、律师、学者所蔑视，为艺术家、士兵以及任何受人尊重的阶级所蔑视。它徒劳无益地一再通过诡辩向他们证明：必须尊重从事证券投机的吸血鬼，但是对这类暴发户天生的藐视仍然很普遍。每个人都屈从于鸿运亨通的教条，但是每个人内心里都照样蔑视这条商业九头蛇，它对此倒不在意，而且继续搞它的掠夺。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发表的著作揭露了这么多的人的罪行，甚至连那些仅仅在1815年存在了一个月的联邦主义者[170]的罪行也不例外；为什么这个世纪在它收集的罪行中既不放过国王的也不放过教皇的罪行，却丝毫没有想到公布商人的罪行？作家们异口同声地抱怨说，他们缺乏材料。为了向他们证明这种材料多得很，我想只系统地分析一下文明时代商业的罪行（三十六种）［注：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之一。我们的充满了个人竞争、混战和欺诈的商业具有的这三十六种令人鄙弃的特征，有如下述： 文明时代商业特征一览表 ［注：在傅立叶著作中这个一览表放在引言部分《问题的提法》（有些条目是恩格斯意译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枢纽：中介所有权与农业的解体： （1）商业的两重性。 （2）价值的任意规定。 （3）欺骗的自由。 （4）不团结，缺乏连带责任［注：“缺乏连带责任”一词易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5）资本的侵吞和转移。 （6）工资的降低。 （7）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 （8）引起萧条的过剩。 （9）不合理的干预。 （10）破坏性的政策。 （11）停滞或普遍丧失信用（反作用、反应）。 （12）赝币。 （13）财政混乱。 （14）流行性的犯罪。 （15）蒙昧主义。 （16）寄生现象。 （17）囤积居奇（accaparement）。 （18）证券投机。 （19）高利贷。 （20）无效劳动。 （21）工业彩票（冒险投机）。 （22）间接的集团垄断。 （23）国库垄断，即由于伪造所迫而实行的国家管理。 （24）异国的或殖民地的垄断。 （25）海上垄断。 （26）封建的、等级的垄断。 （27）无根据的［注：“无根据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挑拨离间。 （28）损失。 （29）伪造。 （30）健康的损坏。 （31）破产。 （32）走私。 （33）海盗行为。 （34）规定最高价格和征集。 （35）奴隶投机业。 （36）普遍的利己主义。 在这三十六种特征中，我只准备详细地分析一种特征，即破产。在这样做以前，我还要对其他几种特征略作说明。 二 关于流通的经济原则的虚伪性 （用表中第七、第八和第十二这三种特征，即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引起萧条的过剩以及赝币来证明。） 我们这个世纪虽然有这么多关于工业运动的理论，但总是不善于区别流通和阻塞。它把间歇的流通和连续的流通，简单的流通和复杂的流通混为一谈。还是论我们撇开这些枯燥的差别吧，事实将会说话，并将成为我们的、与经济学原则截然相反的原则基础。 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致认为，应当判处赝币制造者以死刑，不管他伪造的是货币，还是国家有价证券。对于银行券和硬币的伪造者也应处以死刑。这是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可是为什么商业事有这种制造赝币的权利，而别人这样做就会被送上绞刑架呢？ 商人签发的每张期票都包含有赝币的萌芽，因为很难确定这张期票是否真会得到支付。每个行将破产的人都使自己的期票涌进流通，而且根本不打算支付它们。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制造和推行赝币。 人们会反驳说，任何其他人都享有这样的特权，一个所有者也能象一个商人那样把期票投入流通。 并不是这样。一个所有者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一种权利是人们不能行使的，那么它就是虚幻的权利。人民在宪法上享有主权就是明证，尽管规定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特权，如果平民的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那他就连一顿午饭也吃不上。诚然，从对于主权的要求到对于一顿午饭的要求之间相距甚远。有许多权利就是这样存在于纸上而不存在于实际中，赋予这样的权利就是侮辱那些连最起码的权利都没有的人。 让所有者发行期票就是这种情况。他有权发行期票就象平民有权要求主权一样。但是享有权利和行使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所有者签发期票，他不提供保证就找不到愿意接受他的期票的人；而且人们就会象对待一个发行赝币的人一样对待他。人们就会要他用完全没有债务的不动产作抵押，此外还要加上高额利息。有这些代价，人们才肯接受他的期票，在这种保证下，他的期票就成了有真实价值的货币，而不是象旧货商的期票那样的伪币，旧货商借助于“商业朋友”的称号，想方设法使他在没有百分之一的保证金，没有一万法郎作为一百万法郎的保证的情况下，把这一百万“可靠的”期票投入流通。 政府被大大地愚弄了，它自己不去利用这种能力，却保证商人［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投机商”。——编者注］去利用！一个拥有一万法郎保证金的商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发行总计为一百万的期票。他这样做是得到赞助和许可的。他有权把这一大批票据投入流通，而法律不能过问他的资本是怎样安排的、他拥有多少保证金。就国库来说，如果它拿出一千万保证金，就肯定能按这个比例发行价值十亿的有价证券。可是，如果一个政府尝试这样做时不征询公众的意见，不向他们说明动机，那么这个政府将眼看着自己丧失信用、使国家遭受政治动乱；而政府只不过做了同样的事，只不过利用了许许多多阴谋家利用过的特权而已。这些阴谋家往往拿不出这种保证金的百分之一，而且不能经营他们的生意。 有人会回答说，这些阴谋家善于向愚人游说，骗取他们的信任；因此，提出如下的商业原则：欺骗和掠夺好心人和轻信者的技巧应受到一切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应当只给予商人，政府不得受惠。我并不主张允许商人和政府使用这种高明的技巧，而是相反，必须禁止商人和执政者这样做。 由此可见，商人具有发行期票形式的伪币（第十二种特征）的能力——这同制造赝币是同样的罪行，如果其他类型的骗子犯了这种罪就会被送上绞刑架，——可是文明人的商业制度却使这种欺骗竞赛（第三种特征）合法化并加以保护。 对于制造赝币的责难也象对于其他罪状的责难一样，有人可能会这样回答：为了实现流通，就必须有商人；如果给这些代理人戴上脚镣手铐，生意就没法做了；那时国家就会破坏社会信贷，使它的全部工业受到毁灭性的威胁。 商业确实具有这样的特性：如果社会机体表示反抗，它就会把我们的枷锁上得更紧。只要一个行政措施妨碍商业施展阴谋诡计，商业就会紧缩信贷，使流通瘫痪，而国家本来想消除一种痛疾，结果却染上了新症。这种效果在一览表中称为反应（第十一种特征）。 人们借口上述危险而奉行这样的原则：让商人去干吧，他们的充分自由是流通的保证。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原则，因为恰恰是这种充分自由制造了补种阻碍流通的诡计，如：证券投机、囤积居奇、破产等等。由此产生两种特征： （7）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 （8）引起萧条的过剩。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特征对于流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商业并不满足于把商品从生产者手中交到消费者手中，它阴谋通过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人为地造成那些不太充裕的生活资料涨价。1807年，由于证券投机，糖的价格在五月份突然涨到五法郎，而同样的糖在七月份就跌到两法郎，尽管没有增加一点儿新的供应。人们用假消息挫败了证券投机，就使糖又回到它的实际价值，并且排除了阴谋诡计和人为的害怕停止供应的恐慌情绪。这种阴谋诡计和人为的恐慌情绪每天都在某种生活资料上捣鬼，在并不真正缺货的情况下使它成为稀有物品。1812年，当收获有了保障，囤积居奇者的希望落空时，人们突然看到大量的谷物和面粉从他们的仓库中运出来。可见，只要把这些粮食加以合理的分配，就根本不会缺粮，根本不会有闹饥荒的危险。不过商业具有的特性是：早在危险发生以前，在看到有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时就停止供应、中断流通、制造恐慌情绪和人为的饥荒。 在过剩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那时商业会人为地造成对过剩的恐惧，阻塞供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商业积极地活动，囤积和预购粮食；在第二种情况下，它消极地活动，不进货，把物价压低到使农民连成本都收不回的程度。这就是第八种特征：引起萧条的过剩。 商业回答说：当它预见到无利可图时，就不需要进货；它不会糊涂到去囤积根本不可能涨价的谷物，它可以把它的资本更有利地投到那些通过囤积很容易变得更加稀少从而使自己获利的商品上。 我认为，这就是在只是空谈相互保证的社会制度下推行的方便而惬意的原则。因此，商业，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摆脱为社会机体服务的义务。商业这样做就象一支军队，人们允许它在有危险的时候拒绝战斗，在履行职责时可以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商业政策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义务都规定得如此片面。［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下面还有两段话，恩格斯没有摘录。——编者注］ 1820年，各省的谷物价格下跌到三法郎以下，而在这些省份，谷物价格只有到四法郎才抵得上成本。如果法国商业象它在适应双方利益的互惠制度下应当做的那样，为三千万人预先备办六个月的粮食，谷价下跌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了。这批从流通中抽出来保存在仓库里的储备粮将维持其余谷物的价格，农民也不会因为他的产品贬值和滞销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可是我们的商业制度起着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加重了由于过剩而产生的压力和由于饥荒所造成的灾难，因而在这两方面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我选择第八种特征即引起萧条的过剩来表明现存的商业方法本身就具有消极的罪恶和积极的罪恶，它经常由于不介入，由于玩忽一项对它来说是很容易履行的职责而犯罪。因为如果在一次饥荒中需用五亿法郎来收购粮食，那么这笔钱马上就能筹到手。可是如果要把这笔钱用于预防措施：在过剩的时候增加库存，那就连五百塔勒［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埃巨”。——编者注］也收集不起来。在社会机体和商业机体之间缔结的契约中，既没有互惠也没有保证。商业机体只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为社会的利益服务，所以，它所使用的大量资本是从整个生产中偷盗来的。我在一览表中把这种偷盗列为第五个特征：“资本的转移”。 因此，商业的两个方面对社会机体都没有最起码的义务，社会机体被捆住手脚，听凭米诺托的摆布，并且保证这个怪物有处置资本和生活资料的专制权力。是啊，专制权力，人们针对专制主义的高谈阔论如此之多，却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商业专制主义，即这个文明世界的真正总督！［注：这段话是恩格斯把傅立叶的原文删节后意译的。——编者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明机构保证商人犯了制造赝币罪而完全不受处罚，其他阶级犯了这种罪就被判处死刑；商人不受处罚是借口他们似乎帮助了流通，其实他们是积极地利用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消极地利用引起萧条的过剩来拒绝对流通提供帮助。 除了后果具有这种欺骗性外，还要加上毫无原则。经济学家承认，他们的科学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原则。准许象商人这一类如此腐败的代理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可真是登峰造极的无原则。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商业运动断断续续地在各种各样的痉挛状态，意外现象和越轨行为中进行，正象人们在当今的商业机构中天天可以看到的一样，这个商业机构只能造成既缺乏有规则的分阶段也没有均衡和保证的时断时续的流通。 这种混乱产生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结果：人民敢于谴责政府在金融方面滥用职权，却毫无勇气谴责商业滥用职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171]双双破产就是明证。破产不是突如其来的，人们很早就察觉它们会来临；只要及时作出部分牺牲就可免受损失。但是尽管有这些可以减轻罪行的情况，公众还是不予宽恕。他们理所当然地宣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是赝币、是武力的掠夺。 为什么同一些公众能平心静气地容忍商人发行伪币，却不允许政府这样做，哪怕政府十分谨慎地通过缓慢的贬值这种使纸币持有者有可能脱身的办法来准备破产也不允许。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是没有逃脱破产的可能性的。破产象闪电一样向他们袭来。有些人今天入睡时拥有三十万法郎，明天早晨醒来时就会因破产而剩下不到十万法郎了。国民公会仿效这种手法实行了三分之一公债值[172]。人们不厌其烦地谴责国民公会，说它的这种行动是货真价实的偷盗。可是他们却让每个商人有权进行更令人恼火的掠夺，在一次破产中窃取他所得的三分之二，而国民公会却侵吞自己从未得到的三分之二款项。如果把商业的罪行同其他罪行相比，甚至同重大的政治的丑行［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后面有“例如国民公会的丑行”一语。——编者注］相比，前者是多么令人气愤！ 以下的详细论述将证明，现代政治把商业交给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义务约束的商人，是把狼引入羊圈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偷盗。 现在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破产。 三 破产的等级 当犯罪变得十分频繁时，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并且成为犯罪行为的麻木不仁的目击者。[173]在意大利或西班牙，人们极其冷漠地目睹刺客杀死他要谋刺的受害者而逃进教堂，在那里逍遥法外。在意大利可以看到父亲为了使孩子的音色完美而阉割和残害自己的孩子，“和平之神”的仆人却鼓励这种残忍行为，以便得到唱诗班的好歌手。这种罪恶行径如果发生在其他文明民族，就会引起他们的愤怒，——然而这些民族［注：傅立叶指出这些民族是“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英国人”。——编者注］同样有其他令人愤慨的习俗，这些习俗一定会使意大利人情绪激愤。 在文明时代，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在习俗和见解上尚且如此不同，那么一个社会时代同另一个社会时代在习俗和见解上又该多么不同啊！在文明时代可以容忍的罪恶，在比较不完善的社会阶段会多么令人憎恶啊！几乎无法相信，自称秩序井然的国家竟能一度容忍象破产这样可恶的事情。［注：最后这句话是恩格斯节译的。——编者注］ 破产是前所未有的最巧妙的和最无耻的骗局。它保证每个商人有能力从公众身上窃取相当于他的财产或信用的一定数额，因此，一个富人能够说：我从1808年开业经商；我打算在1810年的某一天窃取不管是谁的数百万钱财。 让我们把暂时的偶然现象即法兰西新法典[174]及其惩罚破产的意图撇开不谈。既然人们对这种意图的结果意见不一，并且已经有办法回避新法典，我们想在这里首先让实践来作出判断，暂时把到目前为止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我们论证的基础，并且考察由哲学体系和原则引起的混乱：让商人有充分的自由，却不要求他们每一个人对慎重、正直和支付能力作出任何保证。 由此可见，除了其他舞弊行为外，破产是比拦路抢劫还要可恶得多的抢劫。可是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安之若素，以致只要投机者只偷盗一半，也会承认这是诚实的破产。 我们来详细地描绘一下这种在古代很少有人知道的英雄行为。这种英雄行为自那时以来已经发扬光大。它使分析者有可能考察一系列的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将为我们的完善化能力的进步提供证据。 破产的等级。第三十一种特征。 商业的罪行。由三个等级、九个种和三十六个类构成的自由系列[175] 右翼或上升翼。——轻松的色调。 Ⅰ．无罪的破产 （1）幼稚的破产。 （2）冒险的破产。 （3）悄悄的破产。 （4）死后的破产。 Ⅱ．可尊敬的破产 （5）糊涂人的破产。 （6）狂想的破产。 （7）无原则的破产。 Ⅲ．诱惑性的破产 （8）友爱的破产。 （9）体面的破产。 （10）风流的破产。 （11）善意的破产。 （12）有情意的破产。 系列的中心。——宏伟的色调 Ⅳ．战术家的破产 （13）富裕的破产。 （14）世界主义的破产。 （15）充满希望的破产。 （16）先验的破产。 （17）渐进的破产。 Ⅴ．善于机动者的破产 （18）连续发射的破产。 （19）密集队形的破产。 （20）纵深队形的破产。 （21）散兵队形的破产。 Ⅵ．捣乱家的破产 （22）大规模的破产。 （23）大型的破产。 （24）阿梯拉式的破产。 左翼或下降翼。——卑鄙的色调 Ⅶ．狡猾的骗子手 （25）有补偿的破产。 （26）别具一格的破产。 （27）得寸进尺的破产。 （28）虔诚的破产。 Ⅷ．笨伯的破产 （29）出于幻想的破产。 （30）衰朽者的破产。 （31）受压抑的破产。 （32）蠢猪似的破产。 Ⅸ．伪善的伙伴 （33）骗子手的破产。 （34）恶棍的破产。 （35）溜之大吉的破产。 （36）令人发笑的破产。 四 破产者的上升翼 在一个十分腐败、十分贪婪的世纪里，如果有人想以教育者的口吻来反对已被认可的罪恶即反对破产，就会遭到众人的嘲笑。聪明得多的做法是随声附和流行的论调，观察社会罪恶的有趣的方面。因此，我将证明：破产是骗局，是比它的帮凶和庇护者所认为的还要可笑得多的骗局，这些人认为破产这种商业上的掠夺行为无非是可笑的小事。 在恶行中如同在德行中一样，一切都是相对的。甚至强盗对于正义和荣誉也有他们的定义。因此破产者承认在他们之间卑鄙行为有其原则和有程度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打算把这一点作为我进行分类的依据。按照通常的规则，我把他们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轻松的优雅的色调；第二部分具有动人的崇高的性质；第三部分是不太显著的平凡的一类。右翼开始行进。 无罪的破产 （1）幼稚的破产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他初次进入商业生涯，不知深浅，没有准备好策略就轻举妄动，宣告破产。公证人很容易把这种事办妥。他把这种事说成是青年人的愚蠢行为，而且说：青年人期待着你们宽容，债权人先生［注：“债权人先生”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丑事变成了公众的笑料，因为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总是夹杂着有趣的事件，例如受骗的高利贷者，被愚弄的悭吝人［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被愚弄的阿巴公”（阿巴公是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中的主人公）。——编者注］等等。 这类破产者敢于冒险干出大量的卑鄙勾当，侵占商品，不光彩的借贷，盗窃亲属、朋友、邻人，这一切都被同伙用下述理由洗刷得一干二净，这个同伙向怒气冲冲的债权人说：“您能怎么样，他是一个不懂行的孩子，对年轻人的事不必深究了，他会逐渐在行的。” 这些幼稚的破产者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嘲笑。在商业中人们喜欢嘲笑。人们批评骗子，但更乐于嘲笑受骗者。如果一个破产者有嘲笑者站在他这一边，他一定会看到他的大多数债权人立即投降，并很快达成协议。 （2）冒险的破产，这是一些凭运气来决定要么债务加倍要么债务勾销的初试身手者的破产，他们恣意妄为，疯狂地投机经营，挥霍巨款，装扮成大人物，以便迅速得到临时信贷并巧妙地通过某些暗中的牺牲保全这笔信贷。这些冒险家一干起来，就连连失策，最后往往是逃之夭夭。人们把事情谅解为草率从事，并且很容易调解，因为它同前一种破产一样提供笑料。 这些冒险家在法国屡见不鲜，在这里荣膺投机家之名。他们最有把握的赌博是这样来加速终局的到来，在他们栽跟头的时候，人们还以为他们的事业刚刚开始，每一个为他们的第一笔生意提供信贷的人还以为：他在第一年不至于马上垮台呢。 （3）悄悄的破产，暗中破产，是指陷入困境的债务人建议达成“小小的协议”，或者打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或者把商品提价百分之二十五来抵偿。中间人向债权人指出，这样做对他们是很有利的，因为如果对某个债务人施加压力，迫使他破产，那么至少要损失百分之五十。 在商业中人们十分坚持这种比较计算法。有这样一批骗子，他们在窃取了您百分之三十的钱财之后，还要向您证明，您占了许多便宜，因为他们不是骗走了百分之五十。另外一些骗子还声称不得不忍受严重的损失，因为他们在您身上只赚取了百分之四十，本来是应该赚取百分之六十的。这种看来可笑的计算方法在商业中到处得到承认。它使暗中破产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人们还证明，这种百分之二十五的小折扣同由于破产所要损失的百分之五十相比，显然是一笔纯利润。债权人被这种论证的力量所动摇，同意了这个“小小的协议”。原来应该得到四千法郎的人，现在得到三千法郎，而且这绝不能叫作破产。 （4）死后的破产是在主人公死后宣布的破产；死亡成了为死者辩解的口实，说死者希望重振他的事业，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体面地做到这一点。因此人们称赞他那高尚的品质，深切同情他那可怜的孤儿。债权人哪里还肯打扰一个泪眼汪汪的寡妇呢！另外，如果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子，那这样做就是一种残忍行为！在此期间，这个寡妇依靠几个知己的帮助，在查封前就弄走了大量财物。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死者身上，说他没有时间来料理他的事业，再说死者也不能死而复生，揭穿这区区谎言。如果亏空是百分之二十五，很可能就把它抬高到百分之五十，而要这么干是不费什么事的。此外，既然破产百分之五十的人还算是诚实的，尤其是这涉及到非常值得尊敬的死者的罪责，而诋毁死者的名声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只宣告破产百分之二十五该是多么愚蠢啊！ 可尊敬的破产 上述四类破产是虚构的无罪。现在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无罪的破产。如果因为十分之九的破产者都是无赖，就侮辱所有的破产者，这是不公道的。我将举出三个真正可以原谅的类型。我们只应该谴责那些罪恶太多的人；因此我们先从这类同行中找出几个诚实的人，自从革命［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复兴”。——编者注］以来这伙人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以致在有些城市人们不再问谁破产了，而是问谁没有破产。 （5）糊涂人的破产是不幸者的破产。他一文钱也没有拿，把一切都交给债权人，老老实实地任凭债权人处置。其他破产者嘲笑他，说他是傻瓜［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若克里斯”（若克里斯在莫里哀的喜剧《斯加纳列尔》中是傻瓜的形象）。——译者注］，认为他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实际上，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同我们这个讲求完善化能力的世纪是不相称的。 （6）狂想的破产是绝望者的破产，他认为自己受了侮辱，有时竟开枪自杀或投水自尽。这就是说在十九世纪做一个老实人，尤其是在商业上做一个老实人，简直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我必须愉快地说，在商业界还会遇到这样的人物，但这是非常少有的，茫茫大海内罕见的游泳者［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编者注］。谁都能预卜他们的命运，因为谁都知道，十个搞商业的骗子九个会走运，而十个老实人就有九个会破产。 （7）无原则的破产是头脑简单的人的破产，他听任司法干预，听任它作出侮辱自己和把自己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裁决，不象许多机灵的人那样善于体面地有利地摆脱困境。——这三种诚实的骑士根本不能和那些高贵的同行相提并论，我只是粗略地提一下。我们还是来谈谈更能赢得行家赞赏的那一类人吧。 诱惑性的破产 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象受到其他许多邪恶者的诱惑那样受到破产者的诱惑呢？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那些充满魔力和赢得人心的家伙。 （8）友爱的破产，节约的破产是谄媚者的破产，他只希望他的债权人幸福，如果不得已而使他们破费，就会觉得难过，他迫使他们同意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以免吞没一切的司法从中干预。他使债权人明白，他要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他珍视他们的利益。他深切感谢他们向他表示的好意，他一想到还得让他们负担诉讼费就心里不安。于是这些花言巧语和其他的阴谋诡计诱惑了一些人，也使另一些人由于害怕吞没一切的司法而作出让步。 （9）体面的破产是那些在上流社会中深孚众望、直到最后一刻还能够保住家庭体面的人的破产。因为他们完全是规矩人，所以他们有一大批保护者，如果他们掠夺的不超过百分之六十，那就很容易达成协议，特别是如果利用家里的夫人和女儿当恳求者，再加上决心运用桑切斯的办法[176]：当她们去洽谈重要事务时，让她们披着薄如蝉翼的披肩，那就更容易达成协议。 （10）风流的破产是漂亮妇女的破产。对此抱怨是不体面的，对女性要有所照顾。一个漂亮的妇女作买卖，破产了［注：“作买卖，破产了”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窃取了您一千塔勒［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埃巨”。——编者注］；如果您使她烦恼不安，这只证明您不懂人情世故。她有权痛斥那些倔强的人。我曾听到这样一位太太谈起一个债权人，她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据说，他还有怨气，说实在的，我劝他去抱怨自己那五十个金路易吧，我该向他赊取加倍的钱才好呢！”他和这位太太过从相当亲密，她有权说他忘恩负义。 （11）善意的破产，这显然是使债权人占便宜的破产。这是怎样做到的呢？只要破产者窃取的不多，只窃取百分之四十，并且对余下的作出保证，十分可靠的保证。这被看成是幸运的事，以致公证人都向聚在一起的债权人祝贺，祝贺他们做了一桩极好的买卖，赢得了幸福之神的“真正的善意”。一万法郎只损失四千，收回六千，这是真正的利益。对商业还不习惯的人是不会珍惜这种善意的，他想全部索回他的一万法郎，并且认为，有人偷了他四千法郎。这是多么不体面的态度啊！一个人从您那儿只拿走了百分之四十的折扣，而且在其他方面象对待朋友那样对待您，却硬说他偷了您的财产！ （12）有情意的破产发生在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向您说些动人心弦的话，对债权人大谈其同情心和美德，以致债权人如果不马上让步，如果认为替这样的好人——这些人十分热爱被他们侵吞了钱财的债权人——承担义务并不是幸福，那就成为野蛮人了。这一类人付出的是动听的理由和谄媚的赞词，他们抓住债权人的同情心，同他只谈论他的和他们的美德。在谈话结束时，债权人就会感到关系大大改善了，并且发现自己有许多美德，这些美德足以抵偿被侵吞的钱数。他少了几千法郎，却多了一些美德，这对好心肠的人说来是一笔纯利润。 有一天，这些演员之一对我说：“我对于这些先生们非常抱歉，他们都是十分善良、十分可敬的人。”好心的小伙子为了表示他的敬意，在第一次交易中就利用期票掠夺他们，这是他给他们的礼物和表示欢迎的意思。他提走这笔钱是为了同他们结识，一个月后他破产了。对这些先生来说，用一万法郎换取他的尊敬［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是何等的快事啊！ 我信守诺言；我答应描述一群诱惑者。在所有这一类真正友爱的破产者中间，看到的不外是友谊、善意、好风度和温情。如果说这一类破产是为了猎取人心，那么其他类别的破产则引起人们的惊叹，展现出振奋的精神和超凡的品质，表现自己的英雄。 五 中心。——宏伟的色调 现在我们来研究商业精神的伟大发展，研究那些能证明本世纪在走向复兴和完善化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大规模活动。破产在这里施展它的才能，并且按照广泛的计划进行活动，对于这些计划的叙述将证明下述原则的英明：让商人去干吧，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靠欺骗和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崇高计划吧。 战术家的破产 （13）富裕的破产，这是具有商业天才的高级投机家的破产。银行家多朗特拥有两百万法郎[177]，他希望尽快地不择手段地弄到四百万至五百万法郎的财产。他倚仗自己那笔尽人皆知的资本，得到了价值八百万法郎的期票、商品等信贷。因此，他可以用一千万法郎的资金进行投机。他从事高级的投机活动，即买卖商品和国家有价证券。到年底时，他也许没有使自己的二百万翻一番，而是损失了二百万，您以为他破产了——绝对没有，他依然得到四百万，就好象他买卖做得不错似的，因为他手里有他早先得到的八百万，而且他借助“诚实的”破产来处理，可以将借贷的半数在几年内付清。这样一来，他在失去了自己的二百万以后，又重新拥有了从公众那儿掠夺来的四百万。多妙啊，这样的商业自由！现在您该明白为什么天天都听说某商人自从破产以来过得很好！ 破产者的另一种可能是：多朗特在侵吞了四百万后，不是作为幸运的骗子，而是作为不幸的商人，完全保持了自己的荣誉和社会的尊敬。我们来说明一下这种情况。 多朗特在考虑自己的破产时，就已经控制了舆论。他在城里的宴会和乡间的游乐为自己争取到热情的拥护者。纨袴子弟支持他，漂亮的女子为他的不幸——在今天不幸是破产的同义语——而惋惜。人们称赞他的高贵的、应该有更好的命运的品质。按照他的辩护人的说法，他几乎比被他掠夺了财产的那些人还要倒霉。全部过失都推到政治事件，糟糕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如善于制止愤怒的债权人进攻的公证人所常用的空洞词句上。在第一次风波过后，多朗特就派出几个调停人，及时送几笔钱，很快就钳制住舆论，以致谁敢反对多朗特，就说谁无人性。此外，那些被他窃取了大笔钱财的人都远隔一、二百英里，在汉堡或阿姆斯特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已经平静下来，这些人已经无关大局，他们在远方的怨言影响不了巴黎的舆论。再说，多朗特也只是让他们损失了一半，而习惯认为，只窃取半数的人，与其说他有罪，倒不如说他不幸，因此，多朗特在公众眼里一开始就是个一清二白的人。一个月以后，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其他更为轰动、损失达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破产事件上。这位只窃取了半数的多朗特又显赫起来了；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人们早已忘怀。多朗特的家又慢慢开始接待大家，他的厨师又重新施展他那左右人的食欲的故伎，某些对不幸无动于衷并且对上流社会也不照顾的怒气冲冲的债权人的叫喊，由于无人重视也销声匿迹了。 这样，多朗特和他的同伙窃取公众数百万钱财的活动不到半年就结束了，许多家庭破落了，其财产却到了他们手里，诚实的商人遭到了破产，破产把这些商人化为同样的骗子。破产是唯一象瘟疫一样蔓延并使诚实的人陷入骗子一样可耻地位的社会犯罪行为。诚实的商人尝够了二十个无赖破产的苦头，最后也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支付。 由此可见，所有破产的骗子中有十分之九把自己说成是遭遇不幸的诚实的人，并且同声喊道：与其责备我们，还不如可怜我们。如果听信他们的话，他们全都成了小小的圣人了，正如那些被罚做苦工的人硬说他们根本没有做过坏事一样。 为此，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提出采用惩罚性的法律和法庭。真行啊！用法庭对付那些一下子就盗窃数百万金钱的人！顺便讲一下，俗语说：绞死小偷，放走大盗［注：“放走大盗”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在商业中可不适用，因为甚至最小的破产都可以在商人的庇护下逃避司法追究。 （14）世界主义的破产。这是商业天才和哲学天才的联盟。一个破产者在掠夺了一个国家后，又在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制造破产，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了。这是一种可靠的投机。他初到一个国家时是个陌生人，如有必要就象犹太人做的那样，改名换姓，他凭借上次破产时积聚的资金马上就得到了信贷。现代政治有一个可笑的想法，就是把工业产品全盘交给那些和自己的祖国没有固定联系、没有大地产可依恋的人管理，他们作为世界主义者可以倚仗准备在巴黎、伦敦、汉堡、的里雅斯特、那不勒斯和加迪斯接连制造的六次破产进行投机。我将在连续发射的破产那一节中描述这种破产，这种破产以一个世界主义者作为它搞机动行动的中心人物。 （15）充满希望的破产。这种破产是在革命［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复兴”。——编者注］以后才出现的，只有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过去，年轻人进入商界没有这样早，他们不到三十岁根本当不了经理。现在，他们十八岁就经营管理一个商店，二十岁就可以制造第一次破产，这次破产使他们有理由对继续制造破产抱很大希望。在他们中间有人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制造了三次破产，并且不只一次侵吞了他们同伙的数以百计的塔勒。当人们看到他们时，会说：“他太年轻，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年轻人的世纪里。” （16）先验的破产需要有广泛的计划，宏伟的精神，三十到四十个伙计的办事处，大量的船只，在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然后是突然的垮台和可怕的崩溃，其反响遍及世界各地，出现一片倒闭的混乱现象，商人依靠这种混乱得到的油水可以维持十年之久。这是商业天才大放异彩的做法。这种做法至少要使四分之三的人受到损失，因为在这样巨大的场面中一切都必须是大规模的。 （17）渐进的破产是投机者的破产。他机智地布置自己的活动，可以经历七次到八次连续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走的道路必定不同于只筹划一两次破产的人所走的道路。 原则是： （1）第一次破产时只宜适度地掠夺。掠夺百分之五十就够了。不应该一开始就马上激怒人家，如果初次行动就因大肆掠夺而失去了信用，要搞第二次破产就很困难了。 （2）第二次破产时只宜掠夺很少很少，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便证明破产者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的做法已经比较灵活和比较谨慎，等他从第二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商人，一个值得尊敬的“商业朋友”。 （3）在第三次破产时则要大量掠夺，至少掠夺百分之八十，并且为自己表白：这不是寻常的亏空，而是由意外事件引起的亏空。借口一些紧急的情况来为亏空开脱，强调在第二次破产时自己行为良好，以便证明过失全在于意外事件。 （4）在第四次破产时只掠夺百分之五十，以便证明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如果不是环境所迫，他知道怎么安分守己。 （5）在第五次破产时可以掠夺到百分之六十了，因为公众对此已经习惯了；在舆论对此已经习惯的情况下，多百分之十或少百分之十是无损于这类投机的，因为人们知道，制造了四次破产的人，也会制造第五次和第六次破产。我就看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在第四次破产后，因为戴着象征虔诚和善行的天主教神父的帽子而被人们取笑；他并不感到困惑，而是准备第五次破产。 至于第六次和第七次破产那就任意而为了。人们制造这类破产只是在接近老年或者踌躇满志的时候。人们最容易原谅第六次破产，人老了，改也难了，没有人再感到惊奇了。不过人们对政府却有些议论，说它不想保护商业，说它是使诚实的商人遭受小小的损失的原因。 如果我在这里举出破产时所用的几个原则，人们是不会惊奇的。 这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就象它所由产生的经济学一样，它还没有固定的原则，甚至还没有一套系统的术语。因此在渐进的破产中只给前面四个等级命名。 完成第一次破产者只称“骑士”［注：“骑士”以及下面的“王子”、“国王”和“皇帝”等词的引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第二次破产时称“王子”， 第三次破产时封为“国王”， 第四次破产时则称“皇帝”。 第五、第六和第七级在商业界还没有命名。一个真正的“商业朋友”应该上升到最高的第八音阶。为了做一个“和谐”的破产者，他必须完成七次平均损失为百分之五十的“诚实的破产”，然后制造一次加强的，十足的破产作为一系列破产的中心，同时允许至少掠夺百分之八十，以补偿其他几次破产由于只作适度掠夺而遭到的损失。以前各次破产掠夺百分之五十，的确是诚实的定率，是人们无权非难的一笔微簿的收入，因为这是宣布破产时人们能够接受的定额，也就是如同买点心和乘马车的价格一样的固定价格。 善于机动者的破产 我们在这一节里要研究一些大规模的机动行动，它们要求不同的破产者为了商业的利益和崇高真理的胜利而协同动作。这些集体的机动给我们提供了四个善于机动行动者的类型。 （18）连续发射的破产。这种破产通常是由反击引起的，由一个波及一个的、一连串破产引起的。我将描述一个中间类型的、资产阶级型的破产，因为这种类型是广大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我们将找前面未作解释的那个世界主义行家来充当连续发射的机动行动的中心人物。 犹太人伊斯加里约带着十万法郎［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利弗尔”，——编者注］资本来到法国[178]，这些钱是他在第一次破产时赚到的。他在一个城市里开业经商，在那里有六家受人尊敬和有信用的商号是他的对手。为了夺走他们的主顾和声誉，伊斯加里约马上开始按成本出售他的商品，这是招徕顾客的可靠手段。不久，他的竞争者就以非常藐视的态度责备他，他对他们的埋怨付之一笑，并且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按成本抛售他所有的商品。 于是人们欢呼：竞争万岁！犹太人万岁！哲学和博爱万岁！自从伊斯加里约到来后一切商品都便宜了，公众对他的对手说：“正是你们，先生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你们赚钱总想多多益善，唯独伊斯加里约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有适当的利润就满足了，因为他不象你们那样生活挥霍无度。”老商号都说伊斯加里约是一个伪装的骗子手，他早晚要跳出来的，但是白费力气。公众反而指责他们忌妒他和诽谤他，并且越来越倒向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强盗打的是这样的算盘：用按成本出售商品的办法，他损失的只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就算每年一万法郎吧，但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重要的销售市场，在这些海港城市获得了大主顾的称号并且在如期付款的条件下得到了巨额信贷。这个诡计一直搞了两年，在此期间伊斯加里约虽然大量出售商品，但分文未赚。他的机动行动无人知道，因为犹太人只使用犹太人当伙计，这些人是一切国家的暗藏的敌人，他们从来不会泄露“自家人”所策划的欺骗行为。 当一切都成熟到可以展开活动的时候，伊斯加里约就利用他的全部信贷在各海港城市发出大批定货单，赊购了总数达五十万至六十万法郎的商品。他把他的商品运往国外，同时廉价出售他的全部库存货物。当所有商品都被变成现金时，善良的伊斯加里约就带着他的公事包销声匿迹，回到了德国，在那里，赊购的商品已经先期运到，他就赶快卖掉商品，结果，他离开法国时比他刚到法国时富裕了三倍，他拥有四十万法郎，他又前往伦敦或利沃诺，以便策划第三次破产。 现在面纱一下子掉了下来，在遭到伊斯加里约突然打击的那个城市里，人们清醒过来了。他们认识到，让犹太人，让那些无所牵挂的流浪汉经营商业是多么危险啊！不过伊斯加里约的这次破产只是讽刺剧的第一幕。让我们来研究连续发射的破产。 这个以色列人有六个竞争者。我们称他们为Ａ、Ｂ、Ｃ、Ｄ、Ｅ、Ｆ。 Ａ长期以来陷入困境，他已经没有财产，只靠他的好名声支撑着。但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到来夺走了他所有的顾客，这种竞争他只能对付一年。Ａ对于这种保护流浪汉的新哲学体系还不甚了解，认为自己不得不在伊斯加里约的策略面前低头并且宣告破产。 Ｂ经受这种打击的时间比较长；他早就看出犹太人的骗局，他期待着这场风暴赶快过去，以便把骗子手伊斯加里约夺走的顾客再夺回来。但是在这个期间他受到国外的一个破产的牵连，这就加速了他的垮台。他以为能够支撑两年，然而在十五个月后却不得不宣告破产。 Ｃ同一家外国商号合伙，这家商号让第二个伊斯加里约（这种人每个城市都有）弄得破产了；Ｃ由于他的伙伴破产而受到连累，Ｃ为了支持同希伯来的恶棍竞争而作出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牺牲以后，也认为自己不得不宣告破产。 Ｄ貌似老实，实际并不老实。他虽然二十个月来身受犹太人竞争之苦，但还有资金来维持。不过，由于犹太人加到他头上的损失使他很恼火，他只好跟着干起那不乏先例的罪恶勾当。他看到，他的同行中有三个人已经开步走了，他将作为一个同盟的第四个人在真不幸或假不幸的借口下加入他们的行列。因此，对二十个月来反对伊斯加里约的斗争感到厌倦的Ｄ，除了宣告破产就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Ｅ贷给他的四个相继破产的伙伴巨额款项。他相信他们都有支付能力，而在伊斯加里约的机动行动毁掉他们的事业之前，他们确实也是有支付能力的。Ｅ被这四家商号的破产搞得精光，另外，他自己再也没有主顾了，所有的公众都跑到按成本价格抛售商品的伊斯加里约那里去了。Ｅ看到他的资金完了，他的信用毁了，人们向他逼债，而且他已经无力清偿债务，终于宣告破产。 Ｆ拥有充足的资金，但是由于上述五个人的破产使人们推断他即将成为后继者，于是他在各海港城市便失去了信用。此外，还有几个达成了协议的破产者现在削价出售商品，以便能够在最初的支付期限还款。为了加速销售，他们削价十分之一，仍能赚回十分之四，因为他们是按损失百分之五十达成协议的。这可把Ｆ完全压垮了，他走投无路，只有象他的竞争者一样，宣告破产。 由此可见，一个流浪汉或一个犹太人的开业足以使一个大城市的整个商业界解体，使最诚实的人去犯罪；因为任何破产或多或少总是一种犯罪行为，虽然往往还用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如我所描述的上述六种破产的借口来加以辩解，而所有这些借口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事情的真相是每一个人都贪婪地抓住不受惩罚的盗窃机会。 有时连续发射的破产还会以跳射的形式在远方发生作用，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席卷十二家商号。这些商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一家主要的商号破产就会引起所有同它有利害关系的附属商号垮台，就象一列铅制的小兵［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就象一排用纸牌搭成的房子。——编者注］在为首的一个受到打击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这是在一些大的机动行动中值得注意的重大配合，这种在远方发作的跳射无论如何应当在比较精确的分类中构成一个特别的种类。 （19）密集队形的破产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来进行辩解以及使大多数商人敢于作决定命运的跳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相互支持，以多取胜，就象一个团那样，组成密集队形，以便用刺刀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样，当有利时机一到，破产者就集合起队伍，每天在交易所宣布几起破产，他们这样迅速地接连宣告破产，以致舆论被弄得晕头转向，而鉴于事态严重也就容易达成协议。在伦敦可以定期看到这类破产，巴黎在1800年也对密集队形的破产作了一次十分漂亮的尝试，它使很多“商业朋友”十分幸运地获得了成功。 （20）纵深队形的破产是指彼此相关的一系列破产，但是每隔三个月才爆发一次。纵深队形的破产同天天相继宣告破产的密集队形的破产不同，它必须在内部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便轮番宣告破产，即在前一个破产者刚刚达成协议时宣告破产。例如，Ａ破产后三个月达成了协议，这时Ｂ必须立即宣告破产，因为调停人现在认为公众思想上有准备并且会说：“这件事同Ａ的事是一样的，前者必定引出后者，因此应该作出同样的安排”。同样，Ｃ在三个月后宣告破产，然后是Ｄ，Ｅ，Ｆ，Ｇ；如果他们的行动配合得好并且保持一定的间隔，那么他们全都可以达成同样的协议。如果指挥得当，纵深队形是一种十分可靠的机动行动，但是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唯独破产的天才能够确定什么时机采取这种机动行动。 （21）散兵队形的破产是由一些小骗子开始的，他们发起一场大运动，而且就在自己的小商业中到处制造小型破产。由此可见，经营将是困难的，运动将白热化，过了不久人们就确实听到重炮轰鸣，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注意的数以百万计的破产爆发了。最后，运动以后卫散兵即小城市零售商、食品杂货商的破产而告结束。 捣乱家的破产 什么！这样恼人的事情还不够，那你们能给我们举出比上述一连串的情形更糟糕的事吗？ 我举出的只是最诚实的人。现在我们来研究下降的即可恶的［注：“可恶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一翼，在这里我们列举的破产者都按远大的计划行动，但是忽视道德方法，从而损害了高贵的同业公会的声誉。 （22）大规模的破产波及社会上的一切阶级直到十足的小人物、仆人以及把自己有限的积蓄存放在伪善者那里的其他人。破产迅速地掠夺数以百计的地主、小资产阶级和善良的人们。整个城市都卷进去了。一般说来，这类破产对社会上不从事商业的阶层打击特别大，而且严重伤害同业公会，因为这类破产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一些对行为规矩的商界人士不以为然的看法。 （23）大型的破产是某个不知名的暴发户制造的破产，他既无资金又无信用，却成功地投身于大事业，并且在那里制造了象身居高位和实力雄厚的银行家们所制造的那样巨大的破产。人们普遍要问：这么一个无赖怎么能够建立那样多的联系并且搞出这样有油水的破产。 这种人同前一种人不同，他是从另一条道路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即唤起舆论来反对商人的阴谋诡计，反对给这些买卖人以充分自由的荒谬法律。 （24）阿梯拉式的破产把破产者的荣誉捧上了天，使一个国家被蹂躏得象遭到汪达尔人的整个军队洗劫一样。在这种类型的破产中可以举出1810年奥尔良城一个名叫Ｔ的外行人所搞的一次高明的破产。这个家伙以一千六百万的亏空宣告破产，这笔钱如此巧妙地分摊给不幸的奥尔良城，以致这个城市一下子就垮了。市民的各阶层都遭到洗劫。难民一直逃到里昂，传出消息说：奥尔良完了，我们全都被毁了，Ｔ把一切都推入了深渊。他根据详细的报告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诱骗掠夺各阶级，从富有的资本家直到贫穷的仆人，后者一辈子就攒了几个塔勒［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埃巨”。——编者注］存在商人那里，却让这个商人在漂亮原则的掩护下拐骗了。这个原则就是：让商人去干吧，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是什么样的强盗行为啊！仅仅在商业的英雄业绩这一个方面就有多少罪行啊！说仅仅这一个方面，是因为应当看到破产只不过是这种欺骗性商业的第三十一种特征。科学借口商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而要求给商业以充分的自由。的确，商人对这一点是太清楚了，然而他们对国家和工业的利益所在却太不清楚了。因此，科学是用它那给商人以绝对自由的理论来愚弄我们。 六 下降翼。——肮脏的色调 现在我们由叙述伟大的英雄业绩转入叙述比较一般的成绩。破产并不象中心的三个种类一样全都是伟大的。不过我们在左翼也还可以举出一批值得注意的色调温和的破产者，这些富有资产阶级的优点和缺点的人将使我们在看了这么多光采夺目的丰功伟绩之后一饱眼福。我们还将看到一些能使读者兴奋的种类，特别是最后一类即败坏破产者团体声誉的伪善的伙伴。让我们从比较严肃的色调开始。 狡猾的骗子手 （25）有补偿的破产。实行这种破产，是为了使自己在一次不幸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补偿。例如，一个投机者今天由于诉讼失败，花掉了十万法郎，于是他第二天宣告破产，而这却给他带来了二十万法郎。这样，他非但没有损失掉诉讼费，反而赚了钱。商业的这种使自己在不利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补偿的能力，是它的绝妙的特性之一。他懂得利用任何陆上和海上的［注：“陆上和海上的”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灾难来为自己谋利益的艺术。一个船主如果遇到船只失事，他第二天就可以利用一次成功的破产使他的境况再次好转。这样的破产会无可非议地达到目的，因为公证人会说：这不是他的过错，事情迫使他这样干的，与其指责他，不如可怜他。 一个同样被夺去了存款的地主对此反驳说：如果冰雹、洪水毁了我的庄稼，而我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就得不到补偿。——真是妙论！难道地主不知道，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是一个依赖他人的阶级即依赖于非生产者、依赖于被称为商人的阶级吗？这些商人用自己的魔爪攫取了所有的工业品，靠大众的花费来赚钱，就象一支雇佣军，在没有敌人可掠夺时，便搜刮自己的朋友和善良的人们。商人就是这样，他是真正的工业哥萨克，他的座右铭是：我不是为了荣誉去工作，我必须多少捞一点。每个商人都想捞一把，如果有人以为借助诉讼或其他办法可以从他身上捞一把，那么他自有对策，这就是利用有补偿的破产从别人身上捞回来。 （26）别具一格的破产。这是聪明人的破产，他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拿出一部分钱应付风暴和制服难对付的人。如果他想在破产中赚二十万法郎，他就窃取三十万法郎，拿出三分之一来派用场，即送礼等等，他懂得如何安抚大喊大叫的人并使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儿送一笔钱，那儿送一笔钱，自己的事情也就畅行无阻。结果破产给他招来了许多朋友，这些人都尝过一点甜头，都说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规矩人。 （27）得寸进尺的破产。这种破产表演的是剧情发展越来越有趣的多幕滑稽戏。起初把事情说成是小小的困难，即资金周转不灵，因此要求打百分之三十的折扣，以免垮台。债权人有点坐立不安了，就悄悄地进行交涉，因为有人提醒他们事情也许还会恶化，必须支持某某人。但是过了三个月这个人又不行了。他再一次到债权人那里去，弄得债权人又为他的破产担心；他承认事情比预想的更坏，必须同意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有几个债权人发火了，事情纠缠不清了，于是便宣告破产，而条件却如此之好，不是损失百分之五十，而是损失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并且余款可以过几年才还清。而所以能这样容易地达成协议，是因为债权人受人巧妙地摆布，逐渐习惯了最初是百分之三十，后来是百分之五十，最后是百分之七十的损失，他们已疲于争斗，只好签字了事，在这件可恶的事情上彻底认输，虽然最初言明只损失百分之三十。这种方法并不是最坏的，可以推荐给那些恪守原则的投机家。 （28）虔诚的破产。这是从事各种宗教慈善事业、在举行宗教游行时手持华盖饰带[179]的圣徒的破产。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信贷和存款人，并能秘密地组织大规模的破产。我见过这一类破产，损失达百分之九十。这种破产的优点在于破产者能得到相当多的人原谅：咳，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要说他在商业上不走运，那是因为他不关心尘世的财富。——这种虔诚被用来促成妥协，虔诚的使徒通过妥协保住了一大笔尘世的财富，再加上对另一个世界的财富的希望。 笨伯的破产 在每一种职业中都可以发现一些无知的人，他们不按规章办事，用最好的材料做出最差的活。破产者当中也有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只会把黄金变成铜，在别人能进行出色交易的地方，他们却非常愚蠢地陷入破产。这里略述四种破产，因为这一类真正诚实的破产没什么意思。我举这一类例子只是为了保持分析的完整性。 （29）出于幻想的破产。这是上当受骗者的破产，这些人受花言巧语的引诱去从事商业，他们不懂商业的狡猾奸诈，当然象扑灯蛾一样，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1789年以来，可以看到许多根本不必卷进这场混战的大财主，怎样在混战中白白地丢掉了一大笔遗产，以丧失财产和荣誉的破产而告终。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只有诚实的人才会在破产中失去荣誉，而懂得商业的伟大原则的骗子手则善于利用自己的破产来获得财产和荣誉。但是处于商业这个马蜂窝里的大人先生们还想按照诚实的方法办事，他们遭到阴谋家的包围和戏弄，必然以出于幻想的破产而告终。许多小财主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受商业狂的引诱，抛弃了自己的田园，卖掉了自己的小片地产，到城里去开一家小店铺，走向他们的不可避免的破产。 （30）衰朽者的破产。这是至死还想手持武器的不可救药者的破产。有不少本应退休的人，他们因年龄所累，办事糊涂，不了解最新成果，在衰朽之年失去了慢慢积累起来的财产，并且顽固地坚持干下去直到不断重复的失败造成无法避免的破产。一个人年已八旬，独身，拥有二百万法郎，这对一个老光棍来说真是绰绰有余，但是他在应该退休思过之年还要顽固地继续从事商业这一行。应该怎样称呼这个人呢？如果这样一个人破产了并且在八十高龄时失去了自己的富足的财产，那可真是一个商业狂。这样的人就是衰朽的破产者，他是这一节的典型人物，对每一类破产我都举了一个典型人物［注：在傅立叶的原稿中有这些典型人物的名字。］，以免人们说我夸大其词。此外，在每一个城市里都能发现许多这样的高龄狂人，因为他们坚持继续搞商业，应当落得不光彩的下场。现在，一切都是精挑细选的，在商业中如同在战争中一样，需要的是对新战术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如果破产在年轻人看来不过是逢场作戏，那么对在二十年以前就应该考虑退休的富裕的老年人说来，就无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了。 （31）受压抑的破产。这是激烈的竞争者的破产，他们故意走向破产，他们破产是为了从对手身上争夺一点利润。可以看到他们中间许多人常常作亏本生意，希望对手先于他们而破产，于是自己便成为战场上的获胜者。特别是在运输公司和象波克城[180]那样的纺织品集市上充满着这种混战，其结果是“受压者”被迫宣告破产。 （32）蠢猪似的破产。这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他不按原则进行活动，使妻子儿女和自己一起破产，而且还落入司法机关的魔爪，遭到“商业朋友”的歧视，因为他们只尊重遵守原则的富裕的破产者。对于使妻子儿女同自己一起破产的人，商业上有一句行话：“这是一头十足的蠢猪。”假如他制造了一次有油水的破产，那么人们将称他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头脑聪明的人。 伪善的伙伴 我把那些使可尊敬的破产者团体遭到公众歧视的人称为伪善的伙伴。这种人有的令人愤慨，有的则令人发笑。我没有把那些盗窃数百万钱财的先验的破产者归入这一类，因为他们始终受人尊敬，不会损害团体的名声。在文明时代，大盗从来不受人歧视，而小偷倒是真正要处以绞刑的。既然他们激起舆论反对欺诈行为和小的破产，他们就不配加入团体，而只配得到伪善的伙伴的称号。 （33）骗子手的破产。这是一些小无赖制造的破产，他们在破产时尽干一些令人十分讨厌的小偷小摸行为，以致邻人说应该对他们判处绞刑。如果掠夺十万塔勒，人们倒不会这样说了，可是偷窃一百塔勒就会使人想到绞刑，不过这种想法对骗子手来说并不危险，因为破产者团体是不允许触动自己的同伙的。否则，司法机关会很快认为自己有权从追究小偷到追究大盗，而这对于那些按照伟大原则办事并且在一次“诚实”的破产以后在上流社会已占有地位的人将会是很麻烦的事。 （34）恶棍的破产。这是除了使用卑鄙的无赖手腕还使用巧妙诡计者的破产，例如他先自盗，然后再运用动之以情的策略。 小商人斯嘉本[181]制造了一次只有四万法郎［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这里和下面均用“利弗尔”。——编者注］的可怜的破产；他占有了三万法郎作为这一行动的利润，然后把余下的一万法郎交给债权人。如果有人问他为何亏空三万法郎，他就会说：他不善于象大商人那样记账，说他遭到了“不幸”。你们也许以为斯嘉本会受到惩罚，因为他是一个只盗窃三万法郎的小偷。——债权人难道不知道，如果司法机关插手，他会把其余的一万法郎当作一顿早餐吃掉？所以即使丢掉这一万法郎，也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想把斯嘉本判处绞刑，那也许得再拿出一万法郎，而且还不知道行不行。因此收下这不多的一万法郎，总比损失一万法郎，甚至还得花费这么多的钱要好些。斯嘉本通过他的公证人提出这种理由，这样一来，破产者就以司法机关来威胁他的债权人。而债权人又何必对斯嘉本发火呢？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学习他的崇高榜样，另一些人的经历已经超过了他。正象狼不会互相残杀一样，斯嘉本不久就找到了一批人签字同意他的建议，另外一些人由于害怕司法机关干涉也签了字，还有一些人是死硬派，他们说：哪怕牺牲一切也要把坏蛋送去做苦工。于是斯嘉本就指使自己的妻子儿女以他们所擅长的哭诉去博得这些人的怜悯。这样斯嘉本和他的公证人在几天之内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签字，那些拒绝签字、现在已用不着的人却受到了揶揄。人们拿这些人的愤怒来取乐，斯嘉本则报之以讨好话和深鞠躬，而且在第一次破产顺利结束后已经考虑新的破产了。 （35）溜之大吉的破产。这种破产多为大城市的一些小租赁人所采用，他们在付款期临近时就在夜幕的掩护下携带着自己的可怜的家当悄悄地溜走了。这种形式的破产在里昂的丝织工中极为常见。此外还必须把那些追逐时髦的男女计算在内，他们在餐厅、服装店和鞋店订购最好的物品，价钱在所不计，因为一旦债权人开始变得使他们烦恼，他们就存心以花言巧语相报，并且溜走了事。 这种形式的破产是很可笑的，使团体遭受不良影响。人们在指责这种人欺骗了二十个小店主时，也容易习惯于指责那种由于宣告破产而使二十个家庭遭殃的规矩人。为了不损害诚实破产的“商业朋友”应有的尊严，必须压制这种批评的自由。 （36）令人发笑的破产。这是小零售商的破产，这种人也象那些地位高势力大的银行家一样以最合适的形式来制造破产，而付给自己的债权人的数额不超过百分之五。里昂就有一个因扮演滑稽角色非常出色而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制造了这样的破产，他按照通例愿给自己的债权人提供百分之三的数额。有些债权人很愤怒，要法警去找他，但是他却象在舞台上演《律师巴特兰》一剧时所做的那样愚弄司法机关，而所有的公众都站在他一边。他的破产是一出非常滑稽的、有许多精彩场面的喜剧。债权人很想破口大骂，而公众却象嘲笑《律师巴特兰》中的吉约姆那样嘲笑他们。 我已经约略阐述了所有这些破产的定义。但是我列举的也是挂一漏万，只能把它看作一个轮廓，每个人都可以对遗漏的特征加以补充［注：恩格斯把傅立叶著作中这一段话的开头和末尾加以改写。——编者注］。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注意的。前几天巴黎报纸还报道了一个名叫Ｙ的人所搞的一次十分出色的破产，他只用一万法郎就办起了一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机构。它好象是叫商业振兴所或者别的什么响亮的名称，他利用这块招牌从几个呆头呆脑的人那儿弄来了百万法郎，这笔钱他照例以一次成功的破产相报。总之，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所收集的破产种类的数目增加一倍。 七 结论 ［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关于破产的结论》。——编者注］ 如果考虑到破产仅仅是商业的三十六种特征之一，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毫不留情地对待社会一切阶级的罪行甚至还公布国王和教皇的罪行的世纪里，这个如此可怕的罪恶之源即商业机构还未得到剖析。 人们在阅读这本有关商人的劣迹恶行录时，立刻就会问道：这个自称为崇高真理之友的世纪怎么能借口商业是必不可少的而真心诚意地热衷于骗人的商业呢？因此人们似乎只得忍受我们就商业的罪行之一即破产所列举的那些欺骗盗窃行为了。 不过我们还是把有关破产的话说完吧。 俗语说：司法机关只绞死小偷，这在商业上已被证明是谎话。破产，哪怕是最小的破产都可以在商人自己的庇护下逃脱司法追究。这在最后一类（伪善的伙伴）［注：括号内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即小破产者中可以看到。 要想举出几个狡猾的破产者受惩罚的例子，那是枉费心机；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人都成功，如果第一百个人失败，那这个人一定是个不善于玩弄阴谋的傻瓜；因为现在这种做法已经非常保险，以致老一套的谨慎的措施早就被人遗忘了。从前破产者都逃往特里扬，列日或卡鲁日，但是自1789年复兴时期以来这种习惯已经被抛弃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制造破产。人们可以不动声色地策划，而当破产发生时，他们就到乡间亲友家里去呆上一个月，在这期间公证人会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几个星期后他们又重新露面，公众对这些事情早就习以为常，视同儿戏，称之为“分娩”，并且若无其事地说：“某某刚生完孩子，又抛头露面了。” 我曾经指出，破产是唯一象瘟疫一样蔓延并硬把诚实的人拉上无赖汉道路的社会犯罪行为。如果除破产之外再加上证券交易和许多其他罪恶行径，那就会发现我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文明时代的人从来没有象他们从事商业以来那样干过这么多政治上的蠢事。只梦想平衡和保证的哲学家从来没想到要为社会机体争取到象政府——颇有预见地——要求其国库代理人所提出的那种保证！君主采用缴纳保证金和坚决惩罚胆敢挥霍或盗用公款者的办法来保证收税官的忠诚可靠。因此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收税官把税款攫为己有，却上书政府说什么“由于时世艰难，境况险恶，种种不幸事件，等等，一句话，我已破产，没有偿债能力，或者随便怎样说都行。您的金库应有一千万，我付给您一半，五百万，五年内付清。望您对可怜的税收员遭遇的不幸给予同情；请继续信用我，为您掌管金库，否则我现在要付给您的那一半也无力支付。如果您保留我的职务和收入，我将尽力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也就是说，当金库再度充实时，我将以第二次破产来报答您”。 所有破产者上书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这样。收税官之所以不效法这个榜样，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任何哲学学说都不能使他们免受惩罚，而破产者却能在下列原则的庇护下逃避惩罚：给商人以充分自由，不要求他们保证不搞阴谋诡计。 ［结束语］ 傅立叶写的就是这些。《法郎吉》第2册刊载的这篇文章的续文包括证券交易、囤积居奇（accaparement）和寄生现象等三章，这几章大部分都已经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182]一书中发表。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前面摘录的片断已经完全足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我的摘录也就到此为止。 让那些热中于在无底的［注：双关语：德文“grundlos”，既有“无底的”意思，又有“没有根基的”、“空洞的”意思。——编者注］理论的“茫茫大海”中乘风破浪而且首先致力于钓取“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德国学者先生们学一学店员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在这方面谈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注意。不错，他们会反驳我，说傅立叶同样是“抽象的”，他靠自己的谢利叶方法构思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但是这救不了他们。傅立叶的毕竟是天才的奇想不能用来为干瘪的德国理论的枯燥无味的所谓发展进行辩护。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有了对未来的构思，德国的理论却是首先随意地整理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指点未来应该走向何方。例如，可以把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代（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作一番比较。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终于不顾有四个世界帝国[183]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构思，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构思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被颠倒了的，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构思就没有任何内容了。 现在该是德国人真正停止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几份贫乏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最初从第三手材料中得到的事实向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的，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就是这样。在德国，哪一个论述社会问题的人不对傅立叶评论几句从而最彻底地暴露了德国人做事切实认真啊！其中就有一个凯泽尔先生[184]，他立刻利用“罗·施泰因的杰作”搞起世界史的构思，这种构思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所依据的全部事实都是杜撰的。至于傅立叶，德国的理论至少已经有二十次确定了他在“绝对观念发展中的地位”——每一次确定的地位都不相同，而且德国的理论每一次实质上都以施泰因先生或其他不太可靠的文件为根据。也正因为这样，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内容贫乏透顶。稍微谈谈近来大家称为“人性”的东西，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不如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是来自第三手或第四手材料——稍微谈谈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谈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185]，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却茫然无知，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的理论没有党性、“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有人却想用这些无聊的东西使德国走向革命、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要是我们德国那些半共产主义的和十足共产主义的讲师们花功夫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倒是和任何一本德文书一样容易买到），他们将会在那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构思并达到其他目的！他们将会在那里找到多少新思想——即使在目前对德国来说也还是新的思想！但是直到现在，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无产阶级的处境外，还未能对当前的社会提出任何责难，而且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处境，他们能够说的也不太多。当然，无产阶级的处境是主要问题，但是对当今社会的批判就仅限于此吗？傅立叶，除了他的后期著作以外，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他提供了这样的证明，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问题，也可以承认现存社会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一个人仅仅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也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不涉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对这方面进行批判的只有傅立叶一人。傅立叶毫不容情地揭穿上流社会的虚伪，揭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无聊；他嘲笑他们的哲学，嘲笑他们为使日趋完善的完善化能力臻于完善和为追求最高真理而作的努力。傅立叶嘲笑他们的“纯洁的道德”，嘲笑他们的划一的社会制度；他把他们的实践，把遭到他的精辟批判的和气的商业，把他们的并非享乐的放纵的享乐，把被他们当作婚姻关系的组成部分的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比。这就是在德国还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存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人们有时谈论恋爱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结果呢？说几句杂乱无章的空话，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对德国人的家庭不和抱怨几句——连个杂种都没生出来！ 德国人首先必须熟悉国外的社会运动，熟悉这个运动的实践和文献，——近八十年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业和法国的革命都属于这个运动的实践，——然后他们必须在实践方面和文献方面做出象他们的邻国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象各民族的功绩大小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到那时，这种诡辩式的争论已经没有听众了。 而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所有以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毫无例外地都很拙劣。这种简短的叙述至多只能评论一些著作，根本无法介绍这些著作本身。这些著作有一部分已成了稀有的珍本，在德国很难弄到，有一部分篇幅过于庞大，有一部分杂有许多仅仅具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意义并且在1845年已经引不起德国读者兴趣的材料。这些著作的宝贵内容即使在今天对德国也还是新鲜的，为了使它们容易理解起见，我们必须象法国人那样从事编选工作，法国人对待来自国外的一切材料要比我们实际得多。经过这样编选的国外重要的社会主义文献最近即将开始出版。一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能够同样流畅地写出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186]。可以预期，这一工作将给高明的德国理论家指出，他们的一切高见都已经陈旧了，在莱茵河和拉芒什海峡的彼岸，这些问题早已争出一个孰是孰非来了。他们只有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过些什么，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布鲁塞尔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下半年 载于《1846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1846年曼海姆版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63]这是恩格斯根据他和马克思早在1845年初拟定在德国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对沙·傅立叶的《论商业》手稿所作的摘译。马克思草拟的计划提纲表明，他们本来打算出版一套范围广泛的法英作者的著作文丛（见本卷第272页）。看来恩格斯是1845年夏天在布鲁塞尔开始翻译手稿的。前言和结束语多半是写于1845年秋天，因为它们是对当时出版的某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答复。 恩格斯选译了沙·傅立叶未完成的文稿《论三种外在统一》前七章的若干片断。傅立叶逝世后，在傅立叶派杂志《法郎吉》的前两期（1845年1—2月号和3—4月号）上第一次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大部分。这部著作中同傅立叶1808年匿名发表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一书相同的地方，编辑部用删节号代替，并标明了它们在该书中的页码。恩格斯在自己的译文中按照该书1841年版本恢复了那些相同的地方。 恩格斯节译了这七章，省略之处并没有全用删节号标明，在个别地方则用自己的话把译出的片断衔接起来。恩格斯的译文有些地方是节译或意译，而有的地方是用自己的话转述。 恩格斯对傅立叶原文的重要插话均用脚注说明。恩格斯的前言和结束语用老五号字刊印，傅立叶原文的译文用小五号字刊印。引文中的着重号照例都是恩格斯加的。——第318页。 [164]恩格斯指的是罗·施泰因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史随笔》1842年莱比锡版。——第318页。 [165]恩格斯说的“最劣等的德国理论”是指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是存在于1844—1845年并在德国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中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是费尔巴哈学说的唯心主义方面和被阉割了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特殊混合物。“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庸俗化，对它们采取高傲轻视的态度，这在格律恩的《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DiesozialeBewegunginFrankreichundBelgien》）一书（1845年8月在达姆施塔德出版）中格外明显。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反映出他和马克思准备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公开划清界线并批判它的代表人物的考虑，这时已经成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详尽的批判。——第318页。 [166]这里指的是傅立叶著作中关于幻想自然界将来所要发生的变化而作的描写：海水的怪味将会改变，南北极上空将会出现放热的灵光，野兽将会变成有利于人类的牲畜，等等。 谢利叶方法是傅立叶在分析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时所用的独特的分类法。特别是他想借助这种方法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他把关于社会心理因素——情欲的引力和斥力——的学说这一在他看来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则作为这门科学的基础。傅立叶在这种方法中以及在运用这种方法时把不科学的幻想的因素同合理的观察和辩证法的自发表现混在一起了。——第320页。 [167]恩格斯把傅立叶手稿中的导言（《问题的提法》）和第一章《商业方法的顺序》的材料并入第一部分。开头引的几个片断，从“我们现在接触到文明时代最敏感的部位”起到“阻碍流通的一切原动力”止，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书第331—332页。——第321页。 [168]傅立叶所说的“意识形态”、“思想家”是指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一批模仿者，为首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安都昂·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即1804年出版的五卷本著作《意识形态原理》的作者。——第322页。 [169]在神圣同盟各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举行的亚琛会议（1818年）上曾邀请欧洲最大银行的首脑参与拟定法国在拿破仑战败后的赔款条件。会上决定，法国赔款的信贷手续由英国的伯林银行和荷兰-英国的霍普银行办理。傅立叶这里指的显然是伯林和霍普这两个银行家。——第326页。 [170]1815年的联邦主义者，指拿破仑第一1815年从厄尔巴岛回来直到滑铁卢失败这一短暂统治期间自愿支持他的人。——第326页。 [171]指逃离英国的投机家约翰·罗所开设的专门银行经政府许可后于1716年在法国发行的银行券。1720年银行破产，罗逃之夭夭。因为事前罗已经把这个银行转为国家财产，所以他的破产是国家破产的隐蔽形式。 阿西涅币是法国革命时期从1789年12月起发行的有价证券。这种有价证券以出售被没收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即国有财产）所得的收入作为保证金。阿西涅币是作为纸币流通的。由于1794年7月（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证券的发行和投机激增，阿西涅币迅速贬值。1796年12月阿西涅币停止发行。——第332页。 [172]傅立叶错误地认为这次行动是国民公会干的。这是督政府于1797年9月30日采取的行动，当时督政府已经取代国民公会的统治成为最高政府机构。督政府削减了全部国家债券的三分之二，认为只有三分之一是必须由财政部偿还的，因此称之为三分之一公债值。——第332页。 [173]从“当犯罪变得十分频繁时，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并且成为犯罪行为的麻木不仁的目击者”起到“只要投机者只偷盗一半，也会承认这是诚实的破产”止，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341—343页。其余的段落，则按照《法郎吉》杂志发表的文字。——第333页。 [174]傅立叶所谓的法兰西新法典是指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第一民法典（Ｃｏｄｅｃｉｖｉｌ）。——第333页。 [175]傅立叶在手稿中列举不同种类的破产时曾指出破产者的真实姓名。但是《法郎吉》杂志在发表这一著作时，这些名字被删去了，而代之以虚构的、从文学作品中借用的名字。恩格斯自己在脚注中指出了这一点（见本卷第351页）。——第334页。 [176]暗指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耶稣会教徒、神学家托马斯·桑切斯的著作《论神圣的婚姻秘密》，这部著作以精细的诡辩和近似淫诲的大胆描写著称。——第339页。 [177]从“银行家多朗特拥有两百万法郎”起到第13条最后一段（“用法庭对付那些一下子就盗窃数百万金钱的人！”）止，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343—346页。——第340页。 [178]从“犹太人伊斯加里约带着十万法郎资本来到法国”起到“每一个人都贪婪地抓住不受惩罚的盗窃机会”止，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348—351页。——第344页。 [179]天主教举行祈祷仪式时在华盖下隆重地抬着所谓的圣餐。——第350页。 [180]波克为法国南部的小城，以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闻名。——第351页。 [181]从“小商人斯嘉本”到第34条末尾，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346—347页。——第352页。 [182]在《法郎吉》杂志3—4月号除载有恩格斯提到的《论三种外在统一》手稿的三章（第八一十章）以外，还载有手稿第十一—十八章，其中和《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相同的章节均删去。——第355页。 [183]恩格斯把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所描述的历史发展的情景同中世纪基督教封建主义的世界史分期法作了讽刺性的对比，这种分期法把世界史划分为四个帝国：亚述巴比伦帝国、米太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又包括了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等不同形式，罗马帝国似乎是存在到世纪末）。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以绝对观念或世界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为基础的世界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小亚细亚和古埃及的历史、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日耳曼民族的历史。至于那些历史不能纳入三分法模式的民族，黑格尔把它们称为非历史的民族。——第356页。 [184]恩格斯指亨·威·凯泽尔的著作《财产的个性》1843年不来梅版。——第357页。 [185]指普鲁士许多城市在1844—1845年根据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倡议而成立的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团体，其目的是诱使德国工人放弃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斗争。尽管统治阶级竭力给这些团体涂上无害的人道主义色彩，这些团体的出现还是唤醒了城市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引起了德国广大社会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注意。普鲁士政府慑于这些团体的活动具有它所意料不到的倾向，遂于1845年春以不批准它们的章程、禁止它们继续活动为理由匆匆予以取缔。——第357、413页。 [186]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出版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见注142）。他们准备吸收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参加《文丛》的出版工作，其中就有赫斯。但是由于赫斯的思想立场不坚定，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之一，使马克思、恩格斯无法同他以及一些德国刊物的其他许多出版者和编者合作，而且这也是《文丛》未能出版的原因之一。——第359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入门·托洛茨基与不断革命论LeonTrotsky(1879-1940)"leftmargin="0"topmargin="0"marginwidth="0"marginheight="0"scroll="no">YouneedtoupgradeyourFlashPlayer.varso=newSWFObject("preview.swf","sotester","100%","94%","7","#000000");so.addParam("allowFullScreen","true");so.addParam("scale","noscale");so.addParam("menu","false");so.write("flashcontent");
弗拉基米尔·列宁诞辰150周年（﹝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0年4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VladimirLenin150 弗拉基米尔·列宁诞辰150周年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毛琛译、季耶校 在列宁同志15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分享一下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回望革命家》（RevolutionariesReviewed）系列的最新文章，以此纪念弗拉基米尔·列宁——1917年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他带领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尝试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IlyichUlyanov,1870-1924）出生于一个洋溢着爱的大家庭，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相信所有人都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小时候他就表现出了旺盛的精力、幽默感和智慧，后来更是以“列宁（Lenin）”的名字，成为了极具影响力的革命理论家和组织者。他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爱戴，却从当时至今都受到保守势力的诋毁。 他出生时的俄罗斯是一个土地贵族制和工业资本主义结合的国家，处于沙皇的残酷统治之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对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和更广大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列宁以解放人民的名义，领导人民发动了1917年革命，推翻了这个制度。 尽管他的崇高理想最终遭到了挫折，但是那些致力于实现革命而非空谈革命的人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组织建设 列宁的贡献之一是组织问题上的贡献。他强调，“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务。”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严肃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摈弃一切懒散而业余的作风，“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相比于让一小撮活动家工作负荷过度，他更热衷于“建立一个大的组织，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工。”。 这样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相反，它应该“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斗争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 遵从这些观点，工人们将组织起一个强大的政党。“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个别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 列宁认为，这不是通过僵化的自上而下的纪律来实现，而是通过发展“一个由真正的革命者组成的严肃组织”，“一个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团体”，所有人“都具有对这个组织强烈的责任感”。 “民主集中制”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列宁的观点，尽管他常常被扭曲为与他观点背道而驰的僵化体制。对于如何推进革命过程，分歧的产生是必然且必要的，有组织的革命者应该“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并且这种斗争“无论如何也不会破坏和妨碍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们革命行动的统一。” 他解释说，“我们深信工人们在组织中团结一致，但是在组织内，必须对党的问题进行广泛而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的自由批评和评价。我们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保障少数派的发言权和中肯的反对意见，保障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所有的党内工作人员都由选举产生，保证对党的忠诚，必须能够被罢免”。 人民的代言人 尽管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或多或少赞同列宁提出的以上观点，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分化出了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列宁都认为对上面的观点严格遵从，而孟什维克党则倾向于更少的党内纪律。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另一个巨大分歧是工人阶级应该和哪个阶级联合起来推翻沙皇统治。孟什维克认为亲资本主义的自由派是明显的盟友，而列宁和他的支持者们则认为不应该相信亲资本主义的自由派，而选择更加激进的工农联盟。 列宁还拒绝狭义地理解工人阶级利益，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注意到“警察欺压人民，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 他特别反对把经济斗争和工作场所斗争放在首位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严肃的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 一个希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工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应该“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 他应该“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帝国主义和民主斗争 列宁的这些观点也同他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方向相吻合：反对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 他解释道，“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大国对世界各民族的愈来愈厉害的压迫，是极少数大国之间为扩大和巩固对各民族的压迫而进行战争的时代，是一些伪善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欺骗人民群众的时代，这些人在‘民族自由’、‘民族自决权’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为一些大国对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压迫辩护和开脱。”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社会主义革命者们应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将国家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例如，他呼吁支持爱尔兰（被压迫民族）反抗英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社会主义者应该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这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更多被压迫国家的血腥厮杀。 这种方法与为争取真正民主而进行的普遍斗争紧密相连，列宁认为这与社会主义革命密不可分：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就是说，只有充分实现民主，把最彻底的民主要求同自己的每一步斗争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胜利。……我们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实现一切民主要求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结合起来；这些民主要求就是：建立共和国，实行民兵制，人民选举官吏，男女平等，民族自决等等。” 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要求都无法实现，即使实现充其量不过是“不充分的、被扭曲的形式”。 因此，“基于我们的民主诉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得到完整实现，我们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剥夺资产阶级，因为这是消灭群众贫困和充分地、全面地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的必要基础。” 列宁赞同很多人所形容的长程的历史观： “在这些改革中，有一些将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前就开始，有一些要在推翻资产阶级过程中实行，还有一些则要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实行。社会革命不是一次会战，而是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所有一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会战的整整一个时代。这些改革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某一个国家的工人在一项基本的民主改革都未充分实现以前就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 他总结道，“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却是根本不可设想的。但是只要他们通过持久而坚决的革命民主精神教育，时刻准备着，则必有成功的一天”。 政治遗产 列宁奉献一生的进步工人阶级政党最终还是在革命斗争的觉醒中被打败了。尽管他怀有崇高的国际主义情怀，俄国革命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被孤立被敌视。敌对资本主义势力的对这场革命的联合绞杀阻碍了它实现深远的民主，最终在他的同志斯大林的带领下，走向了官僚独裁，这与列宁的遗愿背道而驰。 然而，尽管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最终遭受了挫败，但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分子仍然铭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持久的革命遗产。 2020年4月22日 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在美国劳工和社会运动斗争中活跃了六十年。他是《美国工人阶级简史》（AShortHistoryoftheU.S.WorkingClass）和《列宁与革命党》（LeninandtheRevolutionaryParty）等书的作者，拉罗什大学（LaRoche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 原文链结：http://www.rebelnews.ie/2020/04/22/vladimir-lenin-150/
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马克思主义 万毓泽 原载王一奇（编）《华文哲学百科》（2021版本） 马克思主义（上）：古典及其基础 导论 1.影响深远但众说纷纭的「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与恩格斯：谁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2.1马克思的基本思想 2.1.1哲学人类学 2.1.2历史唯物论 2.1.3资本主义批判 2.1.4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 2.2恩格斯：「第二小提琴手」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2.3马克思的遗产与争议 3.古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Marxism)的成形 3.1界定古典马克思主义 3.2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3.3资本主义转型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3.4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马克思主义（中）：从古典到当代 导论 1.从古典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的成形与特征 2.奠基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3.法兰克福学派 4.「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 5.「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合适的概念吗？ 马克思主义（下）：当代发展与反思 导论 1.当代的蓬勃发展 1.1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Marxism） 1.2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 1.3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Marxism）与政治马克思主义（politicalMarxism） 1.4超越欧洲中心论：黑人激进传统与海地革命 2.结语：「跨现代性」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 参考书目与网络资源
“getpolitical”声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简介“getpolitical”声明敬基译译按：这是英美一批左翼活动分子和学者共同发起的革命社会主义网上学习资源库。这个资源库目前收录了介绍马克思、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的幻灯片，以及出版社出版这几位革命思想家著作系列的导读和节录，更附有讨论大纲，方便有兴趣研习的朋友使用。我们首先把他们简短的声明译出，由此可以了解发起者的想法。我们的时代是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多重危机的时代。这是全球的抵抗、占领和造反运动的时代。这是与卢森堡、托洛茨基、列宁的思想沟通起来的时代：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改变社会的行动时，带着批评精神去使用那基于过去革命经验而形成的革命资源。年轻活动分子的新浪潮被迫成为激进的——找到当代问题的根源，要求将社会权力从1%的超级富翁转到处境日益艰难的99%的大众。赢得民主之战，创建一个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体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世界，这并非易事。我们面临的问题已形成不止两个世纪之久。千百万人民，一代接着一代，为了基本人权和尊严——为所有人的自由与正义——投身革命斗争，他们历经失败和胜利，获取累积的经验教训，并将之传递给那些继续斗争的人。卢森堡，托洛茨基和列宁属于20世纪那些最有洞察力、最引人注目的革命家之列。他们所提供的大量分析、战略和策略，与他们时代的群众斗争密不可分。对于在现今与将来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斗争的人来说，与这些思想批判地结合，能够丰富他们的思考和实践活动。一个全球活动分子的集合体——正在钻研关于如何理解和改变世界的著作的众多个人，正在把革命理论跟现今与将来的斗争连结起来的日益增多的学习团体——向99%的其余民众伸出双手，能够为社会变革起到有力的作用。是时候在最革命的意义上对政治热心起来了。
我们这一时代的思想武库——推荐阅读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简介我们这一时代的思想武库——推荐阅读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列宁PaulLeBlanc季耶译按：美国历史学工作者PaulLeBlanc是英国冥王星出版社（PlutoPress）“GetPolitical!”丛书的编辑之一，在一篇客座网志上提到了他最新编辑的托洛茨基文选《流亡者文集》。他认为托洛茨基、卢森堡和列宁的著作对当今反资本主义活跃份子来说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托洛茨基文选《流亡者文集》是我帮助编辑和推广的革命思想家三部曲的最后一卷。这三部书精选了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革命著作，列宁卷的标题是“革命、民主、社会主义”（Revolution,Democracy,Socialism），所选的文章都是紧密围绕这三个主题的；卢森堡卷的标题是“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orBarbarism），关注的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严酷选择，《流亡者文集》的内容则是关于这三位同志曾经为之奋斗的“更好的未来”。他们中有两个被他们终生反对的暴政谋杀了，但由于他们三个人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国际劳工运动的斗争经验中，因此对于今天仍然富有指导意义。显然任何一个人如果想了解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了解人类在20世纪经历的胜利与苦难，就必须要好好了解一下托洛茨基、卢森堡和列宁这三个人的生平与思想。这也是我一直的信念，所以把这三部书呈献给大家，它们绝不只是有历史价值，它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我们生活的时代，全球秩序混乱，危机重重。回顾几十年来的情形，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一直在下降，当然是有1%的人生活得愈来愈好，愈来愈有钱和有权。但即使是这1%的人也在提心吊胆。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既担心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担心我们。而我们（99%）中的一些人也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作为不断革命论（permanentrevolution）的理论家和代表人物，托洛茨基曾说过，革命就是“人民大众直接参与历史事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人民大众将不再容忍旧秩序，他们将打破将他们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藩篱，清理旧秩序的代言人，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新政权的最初根基。”托洛茨基谈到的时代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在那个时代（译者：指苏俄革命初期），所有的政治经济生活都由人民决定，所有人都要参与劳动并分享劳动成果，每个人的尊严、自由发展和创造性都能得到保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些曾经光辉耀眼的名词，现在我们有些人却故意将其本意歪曲和污蔑成反面的意义。但不管是什么标签，它们长久以来一直鼓舞着我们进行反抗、占领、抗议和革命运动。我们渴望的未来和我们急需的东西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需要全世界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成千万人的艰苦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的斗争有很大的盲目性，那么我们就很难争取到我们渴望的东西。我们的斗争热情必须要和深刻的智慧相结合。我们当今时代强权、压迫和剥削体系运行的结构和规律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去的群众斗争是如何赢得关键胜利的？过去的群众斗争出现过那些错误，原因是什么？在已有的斗争成果基础上，我们如何才能进行更富成效的斗争？强权势力必然会以各种方式来对抗群众的抗议和反叛运动。而今更甚于以往，立志于使世界更美好的激进份子更需要团结利用世界上各种可能的资源，1%的剥削者则为保护其权势和特权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包括镇压、同化、谎言、腐蚀、军队和暴力。要对抗这些手段，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建立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进行更有力的斗争等等，还要保证每个人拥有自由和尊严生活的权利。托洛茨基、卢森堡和列宁并不是全部智慧的代表，更不是智慧的终结者，他们自己也从没有这么说过。他们的思想之所以深邃有力，与劳动阶级长期丰富的斗争经验密不可分，与各种不同的人从事反抗压迫的斗争经历密不可分。我相信通过学习这三位革命家的著作，我们今天的组织工作和斗争工作将会愈来愈强有力。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326]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二十四岁。现在我的年纪比那时大了两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年由斯万·容涅先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注：见本卷第311—325页。——编者注]是根据美国版序言[327]写成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成的。现代大工业已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对一个生意人来说被看做智慧的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拉得尔菲亚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战役[328]以后，连那条规规矩矩的德国老原则也声誉扫地了，那条原则就是：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的废除及由它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固然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料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只对那些为了免于在竞争中毁灭而必须抓住每一文钱的急需钱财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这样，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其精神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直接矛盾，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 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规模的事业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欺压现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条件，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现在已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房屋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即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这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话。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以前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通常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些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我在1885年是这样写的。在1892年1月11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finde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个别分子还须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者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致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注：詹·凯·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提出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并且公开宣布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反对他们，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外的极大多数当选了。在密德尔斯布罗，一个工人候选人[注：约·哈·威尔逊。——编者注]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以前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可耻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协商，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在英国工人中间统治了几乎四十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管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大大鼓舞英国人的竞赛精神。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现，有格莱斯顿先生执政，新议会就不能开始工作，有新议会在，格莱斯顿先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注释： [326]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基本上是作者根据该书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本卷第311—325页）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译成的德译文。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亦按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6期上的德文照录于本序言中。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第367页。 [327]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60—266页）。这篇文章本来是作为美国版序言写的，但恩格斯后来又改用了另一篇阐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同上，第345—353页）做序言。——第367页。 [328]1876年5月10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览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月至9月也专门就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个事件叫做工业上的耶拿战役，是借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第368页。 上一篇（1892年英国版序言）回目录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264] 本书是再版的英译本。原书最初于1845年在德国出版。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著作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现在都并不使他感到有什么羞愧。这本书于1886年由美国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英文，次年在纽约出版。由于美国版已销售殆尽，而且从未在大西洋此岸广泛流传，现经有关各方一致同意，将英译本再版印行。 作者曾用英文为美国版写过一篇新的序言[265]和一篇附录。那篇序言同本书正文关系不大，其中谈的是现代美国工人运动，因此在这里作为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略去；而附录——原来的序言——则大部分被采用在本序言中。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人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266]的废除及由此而引起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最主要的一点是：美国——从商业观点看来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虽然是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殖民地市场的最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最初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住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267]，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欺压现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268]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269]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270]，“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12000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271]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认真地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有英译本[272]——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为题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273]上的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四十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现在照录如下：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274]；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275]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276]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器量较小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差不多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当中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认为是穷凶极恶的罢工，现在也逐渐被认为很有用处了，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低于雇主或不利于工人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曾经誓死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我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277]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278]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人口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为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和他们的帮手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的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主要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279]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国家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国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的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了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征兆本身，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实际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所谓“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也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finde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弗·恩格斯 1892年1月11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弗·恩格斯 “一八四四年的英国一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的工人阶级状况” 注释： [264]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英国版而写的。这个版本是1887年在纽约第一次出版的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的第二版。序言基本上由恩格斯1886年写的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60—266页）和该附录所包括的他所著“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同上，第21卷第198—205页）构成，只是文字上略有修改，个别地方有删节。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1892年英国版写的。——第311页。 [26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45—353页。——第311页。 [266]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粮食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更迅速的发展。——第312页。 [267]关于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做了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7—469页）。1831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但很多工厂主并不遵守。 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的。——第313页。 [268]“小爱尔兰”（《LittleIreland》）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关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42—343页）。 “七日规”（《SevenDials》）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区。——第314页。 [269]指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ReportoftheRoyalCommissionontheHousingoftheWorkingClasses.EnglandandWales》．1885）。——第314页。 [270]小宅子制——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给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工资中扣除（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9—470页）。——第315页。 [271]指1886年1月22日至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工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的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42—548页。——第315页。 [272]“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赛·穆尔翻译，由恩格斯校订的，1887年出版。——第315页。 [273]“公益”（《TheCommonweal》）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年至1891年和1893年至1894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年至1886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317页。 [274]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是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年、1842年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第317页。 [275]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318页。 [276]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18页。 [277]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1867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 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在英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是在1872年实行的。——第319页。 [278]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如“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62—465页）中，有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反而做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他们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实现了革命所提出的要求，虽然是以面目全非、滑稽可笑的形式实现的。——第319页。 [279]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1883年9月在南港举行的第五十三次会议的报告”1884年伦敦版第608—609页（《ReportoftheFifty-ThirdMeetingoftheBritish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heldatSouthportinSeptember1883》．London，1884，ｐ．608—609）。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于1831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形式发表。——第322页。 上一篇（美国工人运动——美国版序言，1887年）回目录下一篇（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译后记 麦克莱伦教授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马克思传记作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他撰写的《马克思传》《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等著作影响了几代学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麦克莱伦教授多次到中国访问并发表学术演讲，也与很多中国学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2013年在英国访学期间，段忠桥教授通过邮件介绍我与麦克莱伦教授结识，麦克莱伦教授热情而友好的回信让我非常感动。我们相约两次到坎特伯雷他的家中探讨马克思的正义论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等话题。坎特伯雷是罗马天主教会在英国最早的落脚点，是英国宗教文化的“圣城”，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和游客前去朝圣。走过这座城市最繁华的街道，就到了窗前开满鲜花的麦克莱伦教授家。不知有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走进过这个坐落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对面的房子，我相信它与这座城市很多著名的历史景观一样，已经成为英国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房子的每个角落，几乎都可以找到有关马克思的文化印记。在房子中间的小花园里，有绿草红花、黄色的小猫和一只见证过不少岁月的乌龟，房间的设计布局洋溢着浪漫的古典气息。与麦克莱伦教授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幽默的谈吐和亲切布菜的情景令人难忘。 值得提及的是，麦克莱伦教授编译的英文版《卡尔·马克思著作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文献在英美学界享有盛誉。我曾在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看到，在他主编的《卡尔·马克思著作选》一书上留下了很多读者的笔迹。从该书的借阅卡上可以发现，读者的年龄相差30多岁，可以说这部著作选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与他的其他著作一样，这部著作选对人们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历史语境很有帮助。他曾向我谈及编选这部著作选和他将《1841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成英文的初衷：“在20世纪，马克思的很多著作都在德国出版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最好的例子。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很多马克思的书。马克思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将它们翻译成英文，当然是有价值的。当我在20纪60年代末开始研究马克思的时候，就想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成英文。我不是第一个译者，但我确实使它成为一个流行的版本，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它。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当然能读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德文版。当时，很多人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不懂德语。出版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在内的马克思著作英文版肯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遍辑《卡尔·马克思著作选》是为了聚焦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关键作品。他们的著作在庞大的MEGA中出版了，但我不认为它真能改变人们对马克思的解读。尽管某些来自MEGA的事情可能非常有趣，比如‘两个马克思’，但它对改变人们头脑中的马克思的形象是非常有限的。”因篇幅所限，这段话后来没有在我有的对话中发表，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13年仲秋时节，麦克莱伦教授来北京访问，我邀请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发表学术演讲。“马克思、浪漫主义与生态学”是他这次演讲的主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又围绕恩格斯哲学谈了很长时间，并形成翻译本书的意向。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余盛编辑来访，我与他谈及翻译出版该书的意向，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选题，在与出版社同人商定之后，就与国外出版商联系购买了该书的版权，我们很快就此再次合作了。 麦克莱伦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传》与梅林撰写的《马克思传》和伯林撰写的《马克思传》一样著名，而且独树一帜。相比而言，他撰写的这部言简意賅的《恩格斯传》则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该书在英国出版已近40年，这次以中文形式出版之前，麦克莱伦教授对原文略做了调整，主要是对本书“延伸阅读”部分进行了必要的删节和补充，并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表达了自己关于恩格斯生平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新见。在翻译过程中，我曾遇到个别字句的难译之处，麦克莱伦教授在邮件中为我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值得提及的是，本书的英文版有两种版式：一种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口袋书”，印制精巧而易于携带；另一种则设计成常规的学术普及读物。大概出于篇幅更为简洁的考虑，在这两种版式中，麦克莱伦教授都未列出其中引文的出处和页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爱好者进一步阅读的需要，我在翻译时标明了书中所引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和重要回忆文章的出处和页码，这些内容均以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为准。关于书中出现的几处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概念或历史事实，我在脚注中做出了简要的说明。 本书是麦克莱伦教授为普及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而撰写的一个小册子，无论是与他撰写的《马克思传》相比，还是与崔斯特瑞姆·亨特、叶·斯潘杰诺娃等作家撰写的恩格斯传记作品相比，都是有些简短的，它实则是适合不熟悉恩格斯生平和思想的读者的入门读物。恰也因为其简洁、概要，基本涵盖了对恩格斯最重要的经历和最精彩的文献的勾勒，因而为想在短时间内把握恩格斯生平和思想概况的读者节省了很多阅读的时间。如同麦克莱伦教授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评价一样，“简洁而连贯”大概正是这本小书的妙处。 臧峰宇 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2014年夏
生平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生平年表 1820年 11月28日生于德国巴门市 1834-1837年 就读于爱北斐特中学 1937-1838年 在不来梅他父亲的公司工作 1838-1841年 在不来梅做办事员 1842年 11月：与马克思第一次会面 在柏林服兵役；撰写一系列著作对谢林做了尖锐的批判 1842-1844年 在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公司工作；其间结识爱尔兰女工玛丽·白恩士，后来同她在一起生活 1844年 开始与马克思合作，合著《神圣家族》；撰写《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章 1845年 移居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共同从事革命活动；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6年 与马克思一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7年 在巴黎和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 1848年 《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在科隆的《新莱茵报》工作 1849年 1848年革命失败；在南德意志参加军事战役；乘船去伦敦，投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1850年 移居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 1851年 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 1860年 父亲逝世 1863年 玛丽·白恩士在曼彻斯特逝世 1869年 离开欧门-恩格斯公司，从此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着手于撰写《爱尔兰史》 1870年 迁居伦敦，住在马克思家附近 1870-1872年 为第一国际工作；将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译成德文；撰写《论权威》 1873年 母亲逝世 1873-1878年 撰写《自然辩证法》 1876-1878年 撰写《反杜林论》 1878年 莉希·白恩士逝世 1883年 马克思在伦敦逝世；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中发表墓前讲话；着手整理马克思的遗稿 1884年 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5年 整理《资本论》第2卷并在汉堡出版 1886年 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7年 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出版 1889年 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成立 1893年 担任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名誉主席 1894年 整理《资本论》第3卷并在汉堡出版 1895年 为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导言；8月15日在伦敦逝世
延伸阅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延伸阅读 恩格斯——不同于很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清晰的表达方式，使用的专业术语最少，因而容易解读。这可能就是对他的评论几乎比任何其他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少的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直接回到原始文本。 1.全集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完整的英文版本，由劳伦斯与维沙特出版社在伦敦出版，也由国际出版公司在纽约出版。内容总共有50卷。 2.选集 恩格斯著作唯一的一部英文版选集是《恩格斯》（W.O.汉德森主编，哈蒙兹沃斯1967年版）。有很多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编在一起的选集，其中最流行的也许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选集》（莫斯科1935年版，多次重印）。这个选集具有完整再现摘录内容的优势，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全文以及《反杜林论》的大部分内容。少量摘录文本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和哲学基本著作选》（L.福伊尔主编，纽约1959年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选》（R.塔克主编，纽约1972年版）。还有很多在莫斯科出版的选集，如《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马克思恩格斯论爱尔兰》《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等等。 3.个人专著 《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翻译成英文并由劳伦斯与维沙特出版社和国际出版公司出版，后者包括爱琳娜·利科克撰写的内容丰富的导言。恩格斯论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由爱琳娜·马克思编入《1848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伦敦1971年版），此外，恩格斯论军事问题的文章由W.O.汉德森和O.查洛纳编成《作为军事评论家的恩格斯》（EngelsasMilitaryCritic，伦敦1959年版）一书。这两位编者还编译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译本（牛津1958年版）。关于这个版本的评论对理解恩格斯非常重要。另外，可参见由E.霍布斯鲍姆撰写导言的版本（圣奥尔本斯1969年版）。 4.评论 S.马尔库斯从文学和心理角度撰写了一部关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评论——《恩格斯、曼彻斯特和工人阶级》（Engels,Manchester,andtheWorkingClass，纽约1974年版）。关于传记，可参见古斯塔夫·迈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节略本（伦敦1936年版），这只是迈耶撰写的辉煌的两卷本德文版传记的一个苍白的影子，他是迄今为止可以参阅的最好的传记。格雷斯·卡尔顿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被遮蔽的先知》（FriedrichEngels:TheShadowProphet，伦敦1965年版），是一本相当薄的书。俄国人写的英文传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德累斯顿1972年版）（TheLifeofFriedrichEngels，伦敦1976年版）两卷本，这本书强调恩格斯个性的一面，具有真实的历史感，但也对恩格斯缺乏同情心，几乎没有对作为理论家的恩格斯做出任何评价。关于晚年恩格斯个性方面的论述，还可以参见Y.卡普的《爱琳娜·马克思：拥挤的时代》（EleanorMarx:TheCrowdedYears，伦敦1976年版）。嘉瑞斯·斯特曼·琼斯出版了一部关于恩格斯生平和思想的完整的研究著作。[1] [1]还有崔斯特瑞姆·亨特撰写的《穿礼服的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TheFrockCoatedCommunist:TheRevolutionaryLifeofFriedrichEngels，伦敦2009年版），值得一读。——译者注
第五章结论：恩格斯和马克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第五章结论：恩格斯和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 ——列宁 恩格斯与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素描） 为了对恩格斯做一个令人满意的描述，有必要尽可能地澄清他与马克思的关系。很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已经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一种合二为一的人物。恩格斯自己也通过对他身份过分谦虚的描述传达了这种印象。他在1884年写道；“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1]但是，这也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性格和视野上是不同的。此外．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和情感上，而且也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成因。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在很多方面，可能都会找到恩格斯和马克思很多不同的特征。例如：首先，恩格斯的衣服总是完美无瑕的：他经常修饰自己并着装整洁，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这样描述道：“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就像在普鲁士军队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1]马克思很少注意梳洗和修饰，被他的很多亲朋好友视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其次，恩格斯有条不紊，像一个老女仆，他的书房像一个牙医的诊室，他的书和报纸都以一种无可挑剔的顺序摆放起来。马克思的书到处都是，而且经常混杂在家具物品中间。最后，恩格斯的笔迹是整齐清晰的，马克思的笔迹众所周知是难以辨认的。 [1]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28页。 从这些差别中可以引申出更重要的事实；马克思——尽管他有时候深感遗憾——基本上是一个重视家庭的人：他17岁的时候就订婚了，他保持着对自己妻子的终生爱恋，妻子给他生了7个孩子。相比而言，恩格斯一直没有结婚[1]：他在年轻时是一个非常风流的人，即使在曼彻斯特过着半单身的日子时也是如此，尽管他那时候爱着玛丽·白恩士。这种关于家庭生活态度的比较在他们的友谊中永远都是一个注脚。马克思的妻子不赞成与玛丽·白恩士交往，并拒绝与她见面。当玛丽逝世的时候，恩格斯抱怨马克思对这个消息“冷冰冰”的——尽管他自己内心的反应也很平淡。他将马克思的态度与他对同情的“平庸”的认识做出比较，进而指出：“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马克思对此表示歉意，而恩格斯的回信表明，他不能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的好朋友。此外，马克思对莉希·白恩士逝世的评论确实表明，他有些瞧不起莉希没有文化。这些并非个别情况，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女儿销毁了不少关于马克思逝世的书信，这可能也伤害了恩格斯。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310页。 然而，他们关于家庭事务的不同做法确实使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帮助：暂时接受了他的私生子弗里德里希·德穆特与自己的父子关系。事实上，马克思欠这位朋友的是数不清的。除了为他付出毕生深厚而稳定的友谊之外，所有这些也都意味着，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最多的物质上的帮助。 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已经相对比较宽裕了，但是在伦敦定居之后，他实际上很快就陷入了贫困。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马克思是靠恩格斯维持生计的。最初，出于安全的原因，恩格斯只能在信中邮寄相对少量的钱，或者将银行票据撕成两半分别邮寄。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恩格斯每年都能为他提供丰厚的资助。从今天[1]的货币价值来看，恩格斯为马克思和他的家庭提供的资助超过了10万英镑。不止于此，恩格斯总是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来支持马克思：当马克思获得了一份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记者的工作，却对自己的英语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恩格斯定期把文章发给他．马克思可以在寄出前署上自己的名字。当马克向他请教军事问题、农业经济学、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展或以欧门-恩格斯公司为例简要介绍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运作方式时，他的朋友恩格斯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资料。 [1]这里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译者注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思想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关键的时刻，恩格斯使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了他毕生的工作——经济学研究，并为他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正是恩格斯在1843年底为马克思的《德法年鉴》寄去的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次引起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兴趣。15年后，马克思还将这文章描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实际上，恩格斯勾勒了很多对马克思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主题：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周期现象；一方面财富不断增长和另一方面日益贫困化之间的对比；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和公开的竞争导致垄断的趋势。在构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诸多笔记本中，马克思在经济学部分摘录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恩格斯的这篇文章。马克思的这一灵感主要是受到了恩格斯的启发，当恩格斯和马克思1844年9月在伦敦会面时，他们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2]。第一次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几部著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都是他们合作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巩固了恩格斯的这种影响，其丰富的细节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很多主题中得到了持续的体现。此外，恩格斯的著作开创性地使用了注册总局局长、工厂督察总监和议会调查人员所提供的统计学资料。这为马克思将他使用的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料运用到《资本论》的历史部分埋下了伏笔。最后，恩格斯为编辑《资本论》后两卷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应该为人们所遗忘。这项工作占用了他生命最后12年的精力，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为我们提供今天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96页。 《资本论》德文版第2卷（1885年）和第3卷（1894年） 恩格斯在如下这段话中概括了他与马克思的关系： 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2页。 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有些过于谦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正如上面详细说明的）恩格斯确实在马克思职业生涯开始的阶段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二是恩格斯总是强调一种稍微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马克思逝世后，这一点得到了凸显。当恩格斯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是有些差别的。据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仍然让他尽的义务是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细微差别承担责任，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或不想捍卫这些不同的观点，他们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意见：马克思的著作和晚年恩格斯的观点之间没有连续性。但是，差别同样也在那里，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了很长一段路。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是非常不同的，这必然对他们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某种影响。首先，恩格斯在一个虔信派家庭中长大，他从自己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要经过艰难的抗争，因此，他的唯物主义观点比马克思的更明显，也更有论战性，他似乎从来没有过完全为宗教所吸引的经历。其次，恩格斯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靠经商或服兵役谋生，在业余时间思考问题，而且很快就转向了对经济学和工人阶级的研究。特别是，他从未经历过深刻的、系统的、与黑格尔思想的专门搏斗，而马克思在信奉共产主义之前，花了七年时间对此进行艰辛的探索。这些差别往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事业的非正式分工中得到了增强。马克思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恩格斯则关注军事史，尤其是自然科学。此外，在马克思集中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更根本的方面，恩格斯承担起捍卫他们共同观点的任务——这个任务几乎必然要涉及过于简单化的问题。 左图为恩格斯的母亲伊丽莎白·弗兰契斯卡·毛里齐娅·恩格斯，右图为恩格斯1871年写给母亲的信。 这些不同的背景和成见的结果清晰地体现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负责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最后定稿这两部文献的比较中。从黑格尔思想、青年黑格尔派和法国社会主义的背景来看，马克思强调政治、自我意识和阶级斗争；恩格斯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印象深刻，谈论的更多的是技术发展和工业革命的经济结果。马克思的研究涵盖的辩证转化似乎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恩格斯具有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发展观念，更多借鉴的是启蒙思想。 这些差别在他们关于历史发展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的观点中也体现得很明显：马克思看到的是从公有制农业社会中产生的多线性发展路径；而恩格斯，特别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看到的只是一种单线的发展路径。但是，这种差别最显著地体现在他们的共产主义构想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构想是简单而乐观的。一旦生产方式为社会所占有，那么 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已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34页。 相比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下了一个有关生产劳动领域的著名段落： 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这两段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没有恩格斯乐观，却比恩格斯更辩证：必然王国是不能消除的，而且必须被用来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基础。 这种对人类历史最后形式的不同态度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而存在着。正是恩格斯接受了摩尔根的两性关系演化的观点（在他著作最站不住脚的部分），他才采用了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解释不同于后来历史发展的原始社会的动力。马克思很少关注这个领域，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氏族制度上。他正是在这种经济-政治的框架内思考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的；相比而言，恩格斯认为各种形式的杂交是极为重要的。总的来说，恩格斯倾向于将当下的社会与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进行对比，在某种程度上，他将过去的理想的共产主义当作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的模型。在这一点上，他追随的是卢梭。然而，马克思没有将当下的社会与原始共产主义进行这样的类比，没有这样来理解原始共产主义，他将这本身看作一个孕育未来共产主义的辩证过程。在这一点上他追随的是黑格尔。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遗产所作的贡献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将马克思的观点转化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党员巨大的增长数字，还是作为把握人类进步的关键的自然科学日益增加的声望，都促进了这个过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数增长要求一个系统的学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科学观念的威望增加，意味着它必须以这样的学说来指导，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已经受到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烈影响，恩格斯的天赋在于他是一个文思敏捷和表述清晰的作家——一个最具有语言表达才能的普及者，这使他令人敬佩地发挥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导师的作用。早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他就已经宣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76页。 恩格斯就这样将马克思的观点逐渐同化为科学的世界观，当然，马克思自己也称他的著作是科学的（黑格尔也是如此)，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这个术语没有多少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内涵。正是恩格斯和他的继承者使“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意义变得狭窄并逐渐削弱了。在这种语境中，很重要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频繁使用的“物质”概念与马克思的著作完全无关。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的规律在自然界客观存在且在独立于人的头脑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因而，自然的世界和历史的世界被分解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恰恰就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任何构造一种外在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历史过程研究的客观依据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所有的思想都是社会的，其意义只有通过对社会的研究才能够把握。 关于这种差别的一个具体例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是因为费尔巴哈不能以历史的方式来理解唯物主义，因而不能看到人类历史受到其物质需求的制约；而恩格斯攻击费尔巴哈，是因为他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1]，因而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恩格斯很愿意用相对比较长的时间致力于研究费尔巴哈（就像他的追随者普列汉诺夫一样），这也是他唯物主义——作为对世界的一种哲学解读——感兴趣的问题所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8页。 [2]同上书，231页。 尽管恩格斯自然不能承担马克思主义学说演变的唯一责任，但正是他的权威解释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渐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一种不仅在马克思的文本而且在恩格斯的文本中缺少的表述（它首先是由狄慈根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的，使它广为流行的是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他严重地依赖恩格斯的思想）。关于具体的哲学问题，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以考茨基为首，都深受恩格斯的影响。确实，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通过阅读《反杜林论》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俄国也是如此，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采用的就是类似的论调。这部著作（不像他后来的《哲学笔记》）更为重视的是其政治目的——为了防止布尔什维克遭受非正统哲学的攻击——而不是为了其哲学价值，这个价值是非常弱的。列宁几乎只依赖于引用恩格斯的话，马克思明显是不在场的。粗陋的唯物主义是最保守的理论，不足为奇的是，随着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巩固，对恩格斯思想的庸俗化就成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至今[1]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 [1]这里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译者注 恩格斯在晚年的很多书信中都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倾向，图为恩格斯写给康拉德·施密特、约瑟夫·布洛赫等人的信。 对此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乔治·卢卡奇是其中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1年）中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非常黑格尔化的解读，这与恩格斯的版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卡尔·科尔施几乎紧随其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马克思更具有人道主义意义的早期文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有助于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不同的侧重点。确实，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来说，在自然中存在辩证法的问题（相对于社会中的辩证法）似乎是一个准形而上学问题，对消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而这种反应只是在最近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版本和对马克思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旨趣中得到了部分的缓和。 然而，这些思考不应以任何方式减弱我们对恩格斯为社会主义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赞赏。马克思这样描述他的朋友，“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1]。确实如此，恩格斯的博学是引人注目的。正如恩格斯自己首先承认的，尽管他缺乏马克思那样卓越的天才，但他在最多样的发展方向发挥了自己强大的天赋。恩格斯是一个一流的语言学家、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至少是一个与马克思同等水平的历史学家，人类学的先驱，以及很多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公认的导师。恩格斯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学术思想遗产的借鉴也许比马克思更多，而他的博学让人想起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他还对启蒙运动具有一种抑制不住的乐观态度，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之际，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这个可能难以坚守的信念已经在问题更多的20世纪幸存下来了。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第四章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第四章哲学 现在恩格斯正忙于写他的批判杜林的著作。这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止写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 ………… 不仅普通工人和像莫斯特本人那样的、自以为在很短时期内就能知道一切并学会评论一切的曾经是工人的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 ——马克思 恩格斯（1891年）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贡献是对一种具有潜在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他在三部主要论著中完成了这一工作。第一部——产生最直接影响力的——是《反杜林论》（1877-1878年），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试图驳倒欧根·杜林的观点。欧根·杜林是一位柏林的社会主义者，那时他刚刚指责马克思的思想不是直截了当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众多德国追随者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第二部是一篇题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文章（1888年)，恩格斯认为这篇文章“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1]。第三部著作题为《自然辩证法》，尽管它主要写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但在恩格斯逝世后才出版，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试图论证以自然界本身的辩证运动思想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12页。 欧根·杜林 对恩格斯强烈地以科学为导向的一般的世界观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有两个普遍因素。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变得更加普遍，需要有一种明确的哲学阐述来引导党员，特别是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了竞争对手的理论体系。而且，非常自然的是，恩格斯对其理论体系的定位强烈地受到他越来越关注的英国和德国的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而自然科学在社会大多数人——不只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他将自己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用来做自然科学研究。1870年退出商界之后，他写道：“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1]对恩格斯产生特别重要影响的是能量转化定律的发现、作为生物进化基本单位的细胞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兴趣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恩格斯提出他的“世界观”，并使他强调一种辩证的自然概念而不是辩证的历史概念。特别是，达尔文的著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果是，他将生物学概念应用到社会领域。由此类推，恩格斯的一些直接受到科学家影响的著作又被用来影响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成员；他确实相信，“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4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58页。 左图为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笔记，右图为《反杜林论》第一版扉页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采用他的理论对手所持的某些立场。（《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一个“反毕希纳"的构思——路德堆希·毕希纳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庸俗唯物主义宣传家，他希望将一切事情都化约为物质的运动。）尽管恩格斯蔑视杜林的“创造体系”，然而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他仍提道，“论战转变成……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1]。鉴于诸如杜林、毕希纳、福格特和海克尔这些思想家提出的朴素唯物主义进化论观念在社会主义者中间日益流行，恩格斯为了“不在……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2]，提出了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4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43页。 《反杜林论》最醒目的主题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特别是对物质——一个在那时不为马克思使用而常为恩格斯使用的概念——的强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指出“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1]。因而是它们自己的终极原因。然而，与此同时，恩格斯又宣称他的唯物主义不同于“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2]。这体现在《反杜林论》三编的第一编即哲学编（另外两编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这里让自己将“自觉的辩证法”运用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4]中去。恩格斯确信，“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4]。恩格斯从将客体和思想看作静止的和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强调变化和联系的辩证法开始。作为辩证思想的伟大倡导者，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在于“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5]。但是，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相比而言，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在根本上是辩证的： 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6]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00页。 [2]同上书，363~364页。 [3][4]同上书，349页。 [5]同上书，362页。 [6]同上书，364页。 接着，恩格斯继续以批判杜林的方式，发展他自己的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人的意识，作为他的大脑的产物，也只是在人的精神中反映的自然界的产物。知识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因为“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1]。以数学的例子为根据，恩格斯表明，所有的知识都是经验的，而且必然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在随后的一章中，恩格斯声称，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他还试图表明，空间和时间是无限的。他赞同康德的天体从旋转的云团中产生的观点，而且研究了对理解物理学和化学有用的运动和物质概念。生命的起源被用来解释达尔文的原理。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76页。 然后，恩格斯继续否定无论是在科学、历史中还是在道德中存在的“永恒真理”。他对自由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沿着黑格尔关于必然的思路，只要它不被理解，就只能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然而，恩格斯试图完全承认： 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样一段时间的历史。[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56页。 他以对辩证法规律的简要说明结束了这一编。 在《自然辩证法》中，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的联系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保存下来的手稿开始于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审视，接着思考太阳系的起源问题，并预见到这时候“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越来越聚集在赤道周围，最终连在那里也不再能够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渐渐地消失，而地球，一个像月球一样死寂的冰冻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越来越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太阳上面。有的行星遭到这种命运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晚些；代替配置得和谐的、光明的、温暖的太阳系的，只是一个寒冷的、死去的球体，它在宇宙空间里循着自己的孤寂的轨道运行着”[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75页。 在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唯灵论者作简要的论述之后，恩格斯描述了他所熟悉的辩证法的规律。他接着用一章的篇幅论述运动的概念及其基本形式：“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1]在恩格斯看来，从一种真正辩证的观点中可以得出双重的结论，物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运动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这部著作的主要章节，这些思想通过对能源、潮汐摩擦、热力和电力等领域最新成果的研究而得到证实。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基本上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2]。在这里，恩格斯的物质观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例如谢林哲学，以及生命力理论有一种亲缘关系。这涉及用一种看似隐蔽的精神将物质装饰起来。因为尽管恩格斯说他的思想“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3]。但是，通过宣称使物质的精华进化为有思想的生命，他将一种深刻的目的论因素引入自己的思考中。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46页。 [2]同上书，3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81页。 恩格斯的认识论是他的自然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恩格斯来说，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包括“映像”和“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1]，而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2]。或者说，“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3]。与此同时，恩格斯绝不是想要完全放弃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事实上，似乎有些悖谬的是，对这个原理最精确的表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作为他自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发表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6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3页。 [3]同上书，317页。 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而言，最核心的是他对黑格尔的理解。在晚年的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是一位“最伟大的天才”的思想家，他“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同空想主义者对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一样的”[1]。确实，在老年黑格尔创造体系的做法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倾向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黑格尔也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着辩证法——但它是从属于精神的普遍中介。像马克思一样，通过将黑格尔的哲学转换到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恩格斯把黑格尔“倒转过来”，但结果并不是关于哲学可以被置于实践之中消解的思想——这是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的思想特征。恩格斯没有考虑过哲学可以被付诸实践的内容这种观念，因为他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有朝一日哲学将被完全取代。恩格斯的目标是建立一门像黑格尔的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体系化的唯物主义；如果说这个体系主要是以“物质”代替“精神”作为绝对物，恐怕不算是过分简单化的评价。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50页。 黑格尔及其《历史哲学演讲录》扉页 辩证法与这种“物质”之间的确切关系并不清晰。恩格斯表明，辩证的世界观体现在存在着“矛盾”的事物中。例如-1的平方根概念是矛盾的，它表明负数可以是什么的平方。更具体地说，恩格斯为马克思辩护，因为马克思以水为例，运用质量互变规律指出，在一定的温度下，水会变成水蒸气。又如，通过为了植物生长，麦粒必然消失这个例子，恩格斯证实了马克思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运用。然而，恩格斯阐释道： 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77页。 恩格斯预见到，有朝一日人们会放弃对“绝对真理”的探索，取而代之的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1]。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辩证法的重要性，它只是一种对事实的简单重述，表明理论并未发挥应有的助益作用。恩格斯相信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能够得到清晰的阐述——而这是由黑格尔第一次实现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认为这些“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2]。这显然只能在含糊的意义上被称为“规律”。（可能颇有意义的是，它们并不是被用阐述规律的典型格式来表达的，即当一切的量积累到足够程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中，识别何谓正题以及何谓反题就很困难。而恩格斯在对这些规律的具有启发性的特质的理解上也是模棱两可的：有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辩证思维不过就是对自然界不存在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的一种意识；但与此同时，他会谈论对这些规律的“证明”（他似乎指的是例证）并将辩证法描绘成“探寻新结果的方法”[3]，而不简单地被“证明”为对自然科学结果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因而，有人可能会说，这几乎是多此一举的）概括。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70页。 [2]同上书，31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77页。 有一则爱因斯坦的故事：当他面对《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时候，主张必须将它们保存起来，作为一个随着19世纪末的自然科学而产生的所有错误观念的引人入胜的概括。这很可能是杜撰的。作为后来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它们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三章政治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第三章政治学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 恩格斯（1888年，伦敦） 当恩格斯从虔信派的背景经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发展为共产主义，他早期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鲁尔区的工业城市长大，他深知工业化初期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他受莫泽斯·赫斯的影响，转向了共产主义，这意味着他的革命思想中仍包含大量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混合物。他移居到英国，意味着从德国的哲学思辨转向对社会现实和政治条件的深入研究。恩格斯对宪章主义和欧文主义印象深刻。他写了一篇赞赏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的文章以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很久以后还认为它是一个“天才的大纲”。 在1843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恩格斯阐述了他关于共产主义的如下观念： 于是，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必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国家各自单独得出的。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74页。 令人吃惊的是，正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表明的，恩格斯甚至在与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保持紧密联系之后仍然说，“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1]。因而．甚至到1845年的时侯，在恩格斯看来，革命还意味着在历史过程中超越非理性的混乱现状的某种内在原则的胜利。如果社会并不是合理有序的，那么其中不断增长的矛盾将会带来灾难和灾害，将造成总体的剧变。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处于阶级之上的，而且能以合理的理由将所有有洞察力的个人吸引到社会发展进程中来。共产主义思想家的使命是，在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并避免社会灾难的希望中，使这些合理的理由为大家所了解。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正是在1845年与马克思的合著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将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原则更为清晰地聚焦在社会经济现实领域。1846-1849年是恩格斯的生命中在政治上最活跃的岁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了他们的思想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将这些思想注入德国工人运动中。恩格斯激起了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的斗志，他作为首席代表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商谈，他在《新莱茵报》时是马克思的得力助手，然后他作为巴登战役的积极参与者结束了自己的革命岁月。从理论上看，恩格斯在这段时间做出了两个主要的贡献：一是确定了共产主义的基本观念，主要体现在形成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的《共产主义原理》上；二是他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 《共产主义原理》手稿 《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对前些年著述的概要汇总，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量的政论文章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是清晰的、说明性的和教谕式的，以教义问答的形式塑造了25个问题。“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无产阶级（不像以往的奴隶、农奴或工匠）完全是通过出卖劳动力的方式维持生计的群体。工业革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使社会基本上只保留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后者获得的只是不超过其最低工资的收入。肆无忌惮的竞争导致了经济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产阶级的增多、工资的萎缩，这种事态只能通过实施一个满足全社会各方利益的固定的计划来克服。这将涉及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这样的革命将是国际性的，可能是暴力的，还包括推行民主宪法。恩格斯描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会实施的计划，并进一步勾勒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可能意味着生产满足所需的充足商品以及取消劳动分工的可能性。城乡之间的对立消失了。共产主义也包括使妻子摆脱对丈夫的依赖以及使孩子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超越国界，渲染宗教过时论。他完成了对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差异的总结，并阐述了共产主义者对当代政党政治的态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30页。 恩格斯在这个文本中强调的是工业革命的历史必然结果。它在风格上不如《共产党宣言》，缺乏对与法国的社会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紧密相关的政治意识和阶级结构的关注，而马克思对此更为熟悉。最重要的是，它在整体设计上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力量，而《共产党宣言》在这方面是引人注目的。尽管如此，《共产主义原理》在对共产主义政策的最初表述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结尾指出，就德国而言，“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1]。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的革命岁月将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创办并发行一份报纸，以支持一个整合所有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其方案是全民选举，直接选举，取消所有的封建税费，建立国家银行系统，并使国家为入学和就业承担责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46页。 资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意味着，这份报纸没有至少在起初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的状况或利益诉求之类。恩格斯主要撰写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其中的主要观点是，以1789年以来的法国革命对封建德国的进攻为典型范例进行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他认为，将粉碎欧洲最保守的政权，恢复波兰的独立，并内在地导致一个作为统一国家的德国的形成。 1849年初，经历三个月的流亡之后，恩格斯回到科隆，发现自己对英国革命的希望破灭了，但他仍然对匈牙利和法国持乐观的态度。他特别把注意力转向了奥匈帝国的革命进程，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对“小的”或“无历史的”斯拉夫国家的胜利相当于文明对于野蛮的胜利。支持德国资产阶级意味着支持与他们同类的波兰和匈牙利的贵族，这使恩格斯写下了这段话： 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三个民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 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因此，它们现在是反革命的。[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只是在这场革命运动结束的时候，1849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倡导创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在这场革命失败18个月之后，他们继续活跃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里，并对革命复兴的迫切性保持乐观的态度。然而，很快他们就看清楚了，这将必须等待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来临。在写于1851年的一系列名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1]中，恩格斯总结了近期德国革命应吸取的教训。他对德国经济不发达的性质，对土地使用权的重要性，对缺乏真正坚实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原因都有非常明确的看法。 [1]恩格斯撰写的这组文章名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起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当时忙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且当时英文写作能力有限，就委托恩格斯代为撰稿。恩格斯利用马克思提供的一些资料和建议，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陆续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这组文章，当时署名“卡尔·马克思”。这家报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署名处理常常很随意，有时甚至以编辑部社论的形式发表。后来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编辑单行本时更名为《革命与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署名“恩格斯”。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题目改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译者注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恩格斯的政治活动处于最低潮的时期。他从英国的政治活动中退出了。保守派的反应在欧洲大陆牢固地形成了，这里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因而，恩格斯将自己的大多数文章仅仅限定为间接的政治性写作。这种情况在第一国际成立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政党、工会和个人的松散的联盟，力图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然而．他只是在1872年同盟解体前两年表现活跃。在1864-1870年这段时间，住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对住在伦敦的马克思的帮助微乎其微，不管怎样，恩格斯对第一国际在一开始时发挥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恩格斯加入第一国际成为会员，但没有组织任何分支。1870年，恩格斯搬到伦敦，他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随后的两年内，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这项活动中。他被选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通讯书记，并积极参与反对巴枯宁思想传播的活动。但是，恩格斯与英国工会会员（他们不喜欢他的“普鲁士”态度）的联系比马克思要差得多，而这降低了他的工作效率。 马克思（1866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恩格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党派都从第一国际解散和巴黎公社失败中强劲复苏了。恩格斯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导师和联络人——因为他称自己为“乐队指挥”，起到了在他逝世后才形成的社会党国际局[1]的作用。出于气质和思想渊源的原因，恩格斯觉得自己最欣赏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他对此行使了一种连续的监护权。恩格斯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保持着长久的通信联系。这个党是由拉萨尔的追随者与马克思的门徒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在1875年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拉萨尔派已经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但这个政党的领导变得越来越一致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它的队伍中已经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个过程以1891年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告终。就在这次大会前夕，恩格斯发表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的批判，旨在“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2]。他隆重地赞扬了由李卜克内西、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拟定的计划草案，认为他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1]社会党国际局（SocialistInternationalBureau）是1900年建立的第二国际常设机构，此前第二国际没有定期会议之外的组织架构。社会党国际局的常设秘书处位于布鲁塞尔，成员由每个国家派出的1~3位代表组成，这里聚集了当时很多社会主义杰出的代表人物，总共召开过16次全体会议。——译者注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93页。 1881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莱比锡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秘密会议 在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流亡中的理论家和现实中的实际政治家之间的张力。但他们共同分享了关于他们的党必然发展并即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接受了马克思和他之间基本的劳动分工：马克思致力于完成他的鸿篇巨制，而恩格斯为了捍卫他们的观点，发表文章与所有的论敌做斗争。在这方面他是非常成功的：《反杜林论》很受欢迎，其中有三章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重新发表，这部文献的译本语言种类超过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 恩格斯特别对“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倾向保持警惕，并抵制这种倾向的侵蚀，“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1]。尽管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进入半秘密活动状态，但恩格斯源源不断地为遭到禁止的党的出版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这个事件中，这段时期的迫害激发了党的活力，有助于（恩格斯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政策得以确立。如下方面也得到了增强：选票从1877年的49.3万稳定增长到1893年的200万，同一时间在议会中的席位从12个增加到44个。受到这一发展的鼓励，恩格斯在1891年预测，党将在1898年上台执政。这场胜利是用数字来计算的，他甚至还用一个图表来证明。他在1892年写道：“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2]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8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291~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对这种日益迫近的情况的信心和在党内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表明，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增长并取得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使恩格斯强调和平而不是革命的态度，他为此做过不少论述。革命的概念与资本主义——一个不是被推翻而是被继承的世界——的崩溃是统一的。对党的领导人来说，放弃暴力渐渐成为绝对的趋势，因此使他们将信念置于这些方面：或者是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伯恩施坦)，或者是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倍倍尔），但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克制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战术。这种差异在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再版导言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由于恩格斯在这篇文章发表几个月之后就逝世了，它被很多人视为他的政治遗嘱。特别是，伯恩施坦极其重视这篇文章，以其作为他自己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支撑。恩格斯确实在他的文章中宣称，“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1]。在评论他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坚持的看法时，恩格斯承认，“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2]。这项特权已经“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3]。由此所做的推论是： 在罗曼语族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1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22页。 恩格斯特别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数量的增加，在获得合法性的条件下，革命者“身强力壮、面带红光”：“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进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站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1]伯恩施坦——他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同伴都赞同他——认为恩格斯“比以往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赞美了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手段的普选权和议会活动，并拒绝通过革命剧变获得政治权力的观点”。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23页。 直到最近，被谨慎的柏林的领导人删去的恩格斯文章中这段更“革命的”段落才显得更清楚了。他只允许在抗议的情况下以这种形式发表。“我的看法是，”他写道，“通过完全禁止暴力的说教，你将一无所获。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而且任何国家的政党都不会放弃抵抗违法武装的权利。” 然而，尽管恩格斯没有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在根本上修正了他关于革命和合法斗争之间关系的看法，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在很多方面都有错误。首先，虽然他对党的革命目的比德国国内的同事们看得更清楚，但他还假定在当前的政策和革命的终点之间有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例如，将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这两个独立的部分（理论的和实践的）一分为二所造成的鸿沟，他是其中直接的设计师之一。其次，对于他来说，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是将自己组织起来，这样可以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使他们坚守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因为由此获得的政治自由当然有助于无产阶级的发展。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对改革的渴望，很少考虑到要准备与统治权力妥协。恩格斯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他自己党内的普通党员的态度，资产阶级在党员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至少在他们的视野中是如此。他没有看到党组织和工会中保守的当权派，而普通党员在革命剧变中将会失去太多的东西。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的人数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事实上，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知识较之其领导人来说是有限的，这使他忽视了经济斗争的重要性：蔑视英国工会、否定大罢工的想法，使他有一种明确选择合法活动或防御的姿态，而对分散式的基层活动没有多大兴趣。 恩格斯绝不仅仅关注德国，他指导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书信表明，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他是多么善于变通，而且消息灵通。他和维克多·阿德勒是亲密的朋友，他给予阿德勒持续不断的支持和建议，指导他创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在法国，他对盖德[1]和拉法格给予包括财务上的连续不断的援助，帮助他们创建一个有望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尽管他的努力不太成功，因为社会主义运动被分成了几个派别。在意大利，恩格斯与意大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拉布里奥拉和意大利工人党的创建者图拉蒂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朱尔斯·盖德（1845-1922），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因反对普法战争被判刑，后流亡瑞士。多次担任法国众议院议员，与马克思的女婿、工人运动活动家拉法格创立了法国工人党。该党后与独立社会党联盟、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等合并为法兰西社会党。——译者注 当然，可以说，在德国之后，恩格斯主要关注的是英国。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恩格斯无法参加政治示威活动或对衰落的宪章运动给予积极的支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对支持与自由党结盟的宪章运动领导人的倾向表示反感。他的结论是：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52页。 随着第二国际的来临，恩格斯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工会上，但他在1879年不得不表明：“毋庸讳言，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1]。19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出现工人阶级运动高涨的局面，但恩格斯仍然以其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混合物批判海德曼的社会民主联盟和贝尔福特·巴克斯与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同盟。他写道，“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2]。在这里，只有当工人意识到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被瓦解的时候，真正的普遍的工人运动才能够成为现实。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48页。 恩格斯在英国社会主义者中的影响部分地由于他支持爱德华·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的同居男友——而减弱了，根据乔治·萧伯纳的说法，艾威林“对金钱和女人绝对是没有良心的”。然而，爱琳娜和艾威林在组织伦敦东部非熟练工人的联合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他们对工人阶级运动高涨的支持在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中得到了体现。这次活动使恩格斯产生了联想，他宣称：伦敦东区的复兴依然是这个世纪末最伟大的和最富有成效的事实，我为能看到这个事实而感到自豪。然而，直到他逝世后，一个强大的工人政党才在英国出现——那时这个政党的发展路线与他的思想已经有些格格不入了。 爱琳娜·马克思，马克思的小女儿，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第二国际停止活动后，恩格斯才开始第一次对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俄国人最重要的莫过于抵御欧洲的反应。他对俄国人的期望也没有通过与诸如巴枯宁等人的联系而得到改善。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对俄语的娴熟掌握以及他在伦敦与俄国流亡者的接触，鼓励他在与民粹主义领导人彼得·塔切夫的争论中表达了对俄国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主张。与其他大多数民粹主义者一样，塔切夫认为，足够坚定的少数民族，应通过恐怖主义行动推翻沙皇政权，引进一种基于无所不在的村社的社会主义，从而绕过全部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恩格斯更倾向于相信下一阶段在俄国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并否认村社具有任何独立的生命力。他写道：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82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这时，某些民粹主义者——例如，普列汉诺夫——走向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自己认为，在日内瓦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流亡者与俄国的民粹主义活动家相形见绌，在对普列汉诺夫的同事维·查苏利奇的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中，他鼓励了民粹主义者的希望——这个观点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得到了重申。几年后，恩格斯同样致信给这位女士，对普列汉诺夫的反民粹主义著作《我们的差异》做出一个冷淡的回应。俄国人，他宣称，已经接近了他们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1]。恩格斯高估了民粹主义者的力量，他认为普列汉诺夫与他的朋友们的批评只会削弱反对沙皇的革命。然而，到1894年，他再次强烈地支持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边，承认村社的消亡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因而否认俄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任何独特的可能性。这一点构成了写于两年后的列宁的主要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70页。
第二章历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第二章历史学 我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这样做，我感到既高兴又骄傲。 ——恩格斯 恩格斯（1891年，伦敦） 正是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恩格斯的才华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他的描述性写作的天赋和他广泛的年代学和地理学兴趣，以及他的语言才能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的灵活性，使他成为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创作了大量题材广泛的文章，但是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他对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他对史前时期的研究；他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系统化的尝试。 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关于现代史的著作的意图直接起因于他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一篇发表于1844年早期（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的文章中，恩格斯已经尖锐地概述了他对现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这篇文章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涉及贸易、价值、地租、人口等基本范畴，声称附着于私有财产和竞争观念的经济学家们无法对它们给出一个恰当的概念性阐述——更不用说恰当的道德阐述了：“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这种矛盾无非是竞争的结果，因为否则他的整个体系就会垮台。”[1]恩格斯的结论是： 在通常情况下……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吞并小资本和小土地占有……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努力一次，也就消耗掉一部分日益衰败的力量。[2]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70~471页。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在他这篇文章的结尾，恩格斯宣布他有描述工厂制度的意图。他为此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于1845年初出版，对工业化在进入其最先进阶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做出了拓展性阐述。 恩格斯的这本书，开始于论述工业革命及其产物——工业无产阶级这一章。它是一部很有力度的著作，简洁的笔触和连贯的思路紧密结合，在开篇是一幅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业化进程所取代的18世纪农村生活的可笑的田园诗般的画面。 论述大城市的第三章构成了恩格斯这本书的核心。他从伦敦谈起，然后说到重要的约克郡，集中论述了曼彻斯特-索尔福德这个几乎有5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里形成了英格兰主要的大工业区。它的财富集中在这里大约1/3的人口都从事的棉花贸易上。恩格斯通过关注如下摘录的这个例子的生动细节来产生影响力。在描述被称为小爱尔兰的曼彻斯特时，恩格斯写道： 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妇女和孩子们到处走来走去，穿得破破烂烂，就像在这里的垃圾堆和烂泥坑里打滚的猪一样地肮脏。总之，这个地方看上去是这样讨厌，这样不顺眼，就是艾尔克河沿岸最坏的大杂院也不至于如此。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像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1] 而他得出的一般结论是： 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2]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57页。 恩格斯接着继续描述这些状况累积起来所导致的结果。他详述了疾病，特别是肺病，造成了“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1]。（在曼彻斯特，超过一半的工人阶级父母的孩子在五岁之前就死了。）他描述了文盲的偏执和狂热，而酗酒助长了不道德的淫乱和不断增加的犯罪。然后还叙述了剥削妇女和儿童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制度，以及接二连三地造成脊髓损伤的事故。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工厂主对他们的工人所拥有的权力，包括从租用女工的性好处到给工厂里商店的食品定价等一切方面。他接下来以同样的方式论述了矿业和农业生产部门的情况。在论述工人运动的一章——恩格斯以近期的罢工为根据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2]。之后，他讨论了中产阶级对工人的态度，集中说明在《济贫法》[3]中所示例的他们的贪婪和虚伪。最后他宣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克服阶级对立，医治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 [1]同上书，383页。 [2]同上书，512页。 [3]英国王室在1601年颁布的旨在救济贫民的法案，用于解决当时因圈地运动而造成的农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浪汉、失业等社会问题，起初称为《伊丽莎白济贫法》，后经过修订于1834年颁布了《新济贫法》，该法案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颁布《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助法》之后失去作用。——译者注 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棉纺织厂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在城市地理学和社会学相对现代的领域的一个创举，而恩格斯虽然只有24岁，但却是胸有成竹地写作的。书中很多感人至深的情节显然既来自他作为一个商人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也来自他与活跃的社会主义者的接触。恩格斯具有用语言表达他自己亲身经历的非凡才华，而这本书中很多描写的段落使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出色地使用了政府出版物和统计数据（正如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一样）。虽然最近有一份基于统计数据的报告指出，在恩格斯描述这些情节的时候，工人阶级的状况越来越好了，因而他的阐述失之偏颇、并不可靠，但这种观点是极其可疑的，而恩格斯的叙述是可以采信的。大体上说，这可能是供我们来研究的一份最佳的当代证明。恩格斯理所当然地表明，他的这本书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将英国工人阶级视为一个整体，但它走得更远：他在对工人阶级的描述中嵌入了对工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分析，这使它有了一个连贯的、历史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概念的框架。例如，恩格斯在这里能以很长的篇幅来处理他已经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简要提到的这些内容——驱动越来越大的商业的重要性，在资本扩张的时候召唤失业后备军，以及危机的周期性。 这本书的主要缺点——这并不减损其一般价值——是它的预见性。例如，他谈到社会很快就要崩溃了，“像力学和数学的定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地不可避免”[1]。这句草率的表述是在19世纪最严重的衰退即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衰退的影响下做出的。当然，在这个事件中，这场危机只是被证明为重工业大繁荣的先驱——主要基于铁路的扩张。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在大约20年后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让人极不愉快。[2]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29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339页。 恩格斯对非常广泛的自然史有持久的兴趣。例如，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不久，他试图理解失败的根源，写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论述德国农民战争的文章，认为在16世纪结合起来的贵族和市民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镇压农民起义，而资产阶级和贵族在1848年最终结盟，共同打击新生的无产阶级。“路德在1517年到1525年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恩格斯写道，“恰恰就是现代德国立宪派从1846年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也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目前正在经历的转变，这些资产阶级党派一度被推到运动的领导地位，但在这种运动中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1]他心中真正的英雄是托马斯·闵采尔，“他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直接想法和要求，并且只从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挑选优秀分子组成一派，这一派既要站在他那样的思想高度，又要具有他那样的魄力，这样一来，这一派就始终只占起义群众的极少数”[2]。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反杜林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节也反映了他的历史兴趣，这一节致力于反驳杜林关于暴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使用暴力本身依赖于基本的经济条件。恩格斯决定以书的形式重新发表这一节，并增加了论述暴力在过去30年德国历史上的作用的非常精致的一章。这一章专门研究了俾斯麦基于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德国统一的政策，指出他最终的失败是由于过度依赖经济实力已走向衰落的大土地所有者。 恩格斯也由此成为军事史和军事技术专业领域极少数的文职专家之一。他自己曾于1849年在巴登增长了军事经验，并为此写了一篇精彩的描述性报告。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为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新闻媒体撰写了很多篇关于军事的文章。通过撰写题为《波河与莱茵河》的小册子，他提高了自己在德国的声誉。这本小册子认为，如果奥地利没有占领北意大利——此举旨在对付意大利人，德国的安全就可以得到很充分的保证。尽管他对美国南北战争和1866年普法战争结果的预测都不准确，但是，他发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的论1870年普法战争的一系列文章写得很专业，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还为巴黎公社起草了详细的防御计划。特别是，列宁备受恩格斯论军事和武装暴动的著作的影响。 当他渐渐变老的时候，他对历史的兴趣比过去更浓了。农业史——马克思认为他是专家——是他注意力特别集中的领域。这些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缔结的成果体现为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它主要依靠路易斯·摩尔根出版于1877年的著作《古代社会》。马克思在逝世前已经对这本书研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恩格斯将他这本书描述为“实现遗愿”之作，因为他使用了马克思的笔记——尽管恩格斯对摩尔根的专门研究比马克思更多，他将摩尔根视为专家中的权威，更为集中地研究了他作品中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恩格斯看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认为，摩尔根的人类学发现“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1]。立足于摩尔根的理论，恩格斯比较了原始社会的公共特征以及后来产生的剥削关系。他研究了家庭的本质特别是妇女角色的不断变化，进而阐述了作为剥削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的兴起。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4~15页。 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路易斯·摩尔根和他的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扉页） 简单来说，恩格斯关于家庭发展的观点如下：婚姻有三种主要形式，大约相当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在蒙昧时代，是群婚；在野蛮时代，是对偶制婚姻；在文明时代，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婚姻。基于摩尔根从血缘制度中对家庭的原始形式的重构，他假设了一种存在于不受限制的性自由部落里的情况。这种情况随后被血缘家庭取代了，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分来划分的。接着就产生了普那路亚家庭，它遵循兄弟姐妹之间通婚的禁制，在一个家庭圈子内部共同拥有丈夫和妻子，然而，妻子的兄弟（和丈夫的姐妹）是被排除在外的。正是这种家庭结构形成了氏族——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通婚的女性血缘亲属圈子——的基础。在氏族内部，随着血缘亲属之间通婚的禁制越来越具有排他性，群婚引起了对偶制婚姻，然而，这并没有破坏妇女在共产制家庭中至上的地位，或者说仍将她们作为唯一可以识别的母亲而给予最高的敬意，因为“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46页。 随着以驯养动物和农业的普及为特点的野蛮时代的到来，男子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以前他只是拥有狩猎的武器，是食物的提供者，这时以同样的能力，他拥有了牲畜和（后来的）奴隶。由于按女系继承财产，他发现自己的孩子们失去了继承权。因此，按男系计算世系和父系的继承权开始盛行了。在一个动人的段落中，恩格斯写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父权制家庭的确立，为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开辟了道路，这使男人在家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使他能繁育自己的后代，他的财富无可争议是属于他自己的。展望未来，恩格斯宣告： 因此，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2]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80~81页。 恩格斯从家庭转而讨论摩尔根的另一个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据亲属制度恢复原始家庭形式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1]。也就是说，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氏族所包括的全部的人，在普那路亚家庭中，是由一个确定的女始祖的后代们构成的。任何成员都不能在氏族内部通婚，因为只有女系的后代即各代女儿的子孙还留在氏族内部，而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氏族领导由所有成员选举和罢免，而死者的财产仍然留在氏族内部，其成员应互相援助、保护。 [1]同上书，82页。 恩格斯想要表明，氏族也是希腊社会的起源，而且论证了氏族的瓦解为什么必然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国家是一个以领土为基础的、以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为特征的、以增加税收来维持公共权力的机构。古代雅典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表明“国家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1]。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地产的买卖意味着越来越趋向于以领土为基础的政府，而不是血缘关系。 [1]同上书，107页。 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09~110页。 恩格斯追溯在古罗马的同样的进程，接着又追溯在德意志人中的同样的进程，将它们超过后来罗马帝国的优势描述为他们的氏族制度以及由这种制度所激发的优点。 恩格斯的这本书将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转向这种可能性——性和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比原始社会更优越，因而具有引人注目的原创性。更具体地说，这本书对妇女解放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相当大地得益于倍倍尔在他的畅销书《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对这些主题的拓展。然而，他遭受了依赖摩尔根的苦恼，摩尔根坚持达尔文主义的进化体系，特别是他几乎完全不考虑亚洲和非洲的情况。他所指出的摩尔根关于原始的淫乱、群婚以及母系氏族在时间上早于父系氏族的观点都是非常可疑的。不足为奇的是，论家庭的部分是恩格斯这本书最薄弱的环节。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对这两方面做出严格的区分：一方面是人口的生产，另一方面是现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体现在他关于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1]的观点上，而他关于蒙昧时代和野蛮社会的对比表明，新的社会力量只是在后来才出现的——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假定了一种对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割裂。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2页。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版封面 缘于他的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愿意谈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做法以热衷工业的改造力量和进化论为特征，不太强调阶级斗争的主观因素和自觉意识。这种倾向在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著名表述中显而易见：“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1]；又如，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将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2]。而正是在他的《论权威》一文中，这个观点达到了顶峰。在这里，他以一个工厂为模型，描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遵守纪律的必要性： 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3]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4]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74页。 [3]恩格斯在这里套用的是但丁《神曲·地狱篇》第3篇第3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译者注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25~227页。 恩格斯似乎认为，在革命后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只是被工人以更有效的方式运行了——而不是通过社会解放的过程实现的彻底重组。合理性、计划和劳动分工将被保留，而生产过程仍然以最大的产量作为首要目标。恩格斯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达尔文的影响，重要的是他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最著名的宣言——“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体现了一种来自生物学的比喻。甚至他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著名阐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也可能使为自由而进行的全部现实斗争的必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了。 [1]同上书，63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在他的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有义务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确实是他最早提出的——基本原理做出一种阐述。随着这一理论日益得到普及，它需要提供一种比以往更清晰的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一点做出了长篇阐述：“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出这段容易被人们误解的阐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之前还没有出版。19世纪80年代，几位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根据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发表了他们的研究作品。这种粗糙的思路遭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合理的攻击。于是他们转向恩格斯，请他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做出一个权威性的说明。恩格斯答复他们的主要观点强调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总是以经济高于一切的重要性为基础的。（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化学的时候凸显了各种因素彼此间相互作用这个观点，恩格斯将其从自然科学转换到历史领域。）他愿意承认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要素，例如，法律安排——确实具有一种相对独立性的情况，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结构和为它们所特有的法律能够影响经济基础，而事实上，在极端的情况下，成为暂时的整体的决定因素。恩格斯也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3]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4]。恩格斯总结他的观点，并表明：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5]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5~696页。 有些评论者声称，恩格斯的这些表述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某种形式的修改。事实上，伯恩施坦用恩格斯的权威来加强他公然的修正主义观点。毫无疑问，恩格斯的论述确实走向了某种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没有太多地考虑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阐述——或许，除了他在署名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做的阐述之外。不过，确切地说，恩格斯的阐述确实体现了某种不同的、更不成熟的想法——他尝试将“经济因素”分离出去，并使之反对其他因素——这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它的社会历史内涵，而马克思往往倾向于强调这种内涵。
第一章生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第一章生平 我的状况是：74岁了，我开始感觉到这一点，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40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34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74岁，那么一切都会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 —一恩格斯 恩格斯（1891年，伦敦） 恩格斯的家族血统或他所受的教育都不能让他预示到未来的革命。一个繁荣的商业家族，具有强烈的宗教精神，而对学习的轻视（甚至不允许恩格斯完成他的学业）使得它似乎不是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沃土。这个家族的财产，根据它的一个传统，源自胡格诺派，是由恩格斯的曾祖父约翰·卡斯帕尔·恩格斯牢固确立的。他在位于莱茵省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巴门创建了一家漂白和纺纱工厂。恩格斯的父亲与戈弗雷·欧门和彼得·欧门合股，创办了一个繁荣的企业，该企业在巴门和曼彻斯特都有工厂。他的妻子，一个比他更温和、更敏感和幽默的人，来自一个荷兰的教师家庭。他们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长子。 巴门坐落在德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被称为“小曼彻斯特”，为工业革命的发展及其影响提供了持久的证据。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主义的反对，它还是一个在19世纪早期繁荣起来的严格的虔信派的中心。像英国的清教徒一样，虔信派固守《圣经》的字面真理，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反对世俗享乐的追求。恩格斯父亲经商的热情堪比其对教会的依恋，而青年弗里德里希的早期生活是通过反对这两者的斗争来塑造的。 恩格斯的故乡巴门（1840年前后） 恩格斯家谱 在他学习生涯的最后几年，恩格斯决定将他的生命献给文学，但他的父亲坚决要求他进入在巴门的家族企业——他确实在16岁时就过早地花了一年时间初学商业，并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写诗。1838年，恩格斯的父亲让他在不来梅的汉萨同盟港区继续当商业学徒。在这里，恩格斯开始享受以前在巴门狭小的范围内不可能有的经历。他在洛伊波尔德领事的办公室里帮忙，作为一个不拿薪水的办事员，工作不受严格监督，在办公的时候有大量喝啤酒和读书的时间。恩格斯有一处自己的住所，充分享受着不来梅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生活：他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时代的流必将淹没你们安宁的王国，那时你们就会不知所措。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这才是实实在在的！”[1]他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特别是他对宗教的看法开始在攻击正统基督教教义基础的神学家施特劳斯和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下发展：我已经得出了结论，仅当它能在理性面前为自己辮护时，才把教义看作神圣的。他开始在不来梅发表的文章中表达这些发展着的观点。这些文章主要包括对不来梅社会生活的生动描述，也包括对伍珀河谷的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刺骨的批评。恩格斯宣称自己是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追随者，这个文学运动的成员（最突出的是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在政冶上很激进，在宗教上很自由，而且对社会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恩格斯很快就发现，他所选择的文学生涯并不能令人满意，从而转向了哲学。那时，柏林大学是德国领先的大学，也是对恩格斯开始有很大吸引力的激进黑格尔主义的中心。因此，他很高兴在1841年4月离开不来梅，回家半年之后，到柏林去服兵役，在近卫军步炮兵连做一年制志愿兵。他立即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一群想运用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否定性的思想对当时的宗教和政治进行批判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团体。黑格尔将历史视为精神的发展过程，其中每一个历史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都是自然而然的阶段，因为它们都将被下一个阶段辩证地否定和超越。青年黑格尔派希望探索未来的道路，他们认为，在自己时代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中注定会产生一种更令人满意的世界观。正如恩格斯自己后来写道的：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2]。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恩格斯到柏林的时候，正值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短暂的兴盛期。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被短暂解除之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刚刚出版他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是一部融合了唯物主义和在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同人中引起普遍热情的人道主义的论著，它表明宗教只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欲望和能力在上帝身上的投影。在恩格斯看来，“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恩格斯到柏林的时候，又恰逢老谢林为自己被大肆赞扬的课程做就职演讲，在年轻的时候，谢林是黑格尔的朋友和同事，但此时被政府召回柏林，以遏制激进的黑格尔主义思潮。恩格斯在两个匿名的小册子里攻击谢林以相当神秘的方式捍卫的正统基督教，这标志着他在青年时代与宗教的最后决裂。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2页。 这两个小册子对黑格尔主义的有力辩护和对正统宗教的蔑视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很想知道作者是谁——起初被认为是巴枯宁。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兵役结束，到科隆去旅行，这次旅行使他的生活有了明确的方向。他回家途中在科隆停留的直接目的是与《莱茵报》的编辑见面。这是一份激进的报纸，由基督教礼贤会[1]的工业家创办，旨在宣传他们的自由主义学说，该报为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开设了专栏。该报的发起人——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莫泽斯·赫斯，他以“共产主义的拉比”著称。像恩格斯一样，他来自一个繁荣的商业家庭，并教导自己迈向共产主义。在以婉转的风格和近乎救世主的语气撰写的系列著作中，赫斯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宣讲共产主义学说。受到法国的社会学特别是圣西门积极强调工业发展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赫斯转向了黑格尔的具有未来指向的哲学，并声称费尔巴哈哲学的人道主义和法国的阶级斗争观念就要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国被付诸实践了。 [1]该会起源于德国莱茵省乌柏图的巴冕城，礼贤系莱茵（Rhenish）的直译，属于基督教新教教派信义宗。——译者注 恩格斯写的两个小册子《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谢林和启示》的扉页 这些思想对恩格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赫斯记述了他们之间的会面：“我们谈了一天的问题。恩格斯在与我会面的时候是彻底革命的，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共产主义者的印象。”恩格斯因此决定，通过前往他父亲在曼彻斯特——位于英国未来工业核心地带——的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将他的商业生涯和政治兴趣结合起来。当他在此途中再次在科隆停留的时候，遇到了《莱茵报》的年轻主编——卡尔·马克思。这是一次冷淡的会面。恩格斯只是将马克思视为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他们决裂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他们认为这份报纸应当成为“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1]然而，到英国之后，恩格斯以马克思所希望的方式继续为《莱茵报》撰稿。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从1842年到1844年住在曼彻斯特的这段时间对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决定性的。他后来写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 当时，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继续为德国的报纸写通讯，特别是他将两篇文章寄给了《德法年鉴》，这是马克思在《莱茵报》遭到查封之后去巴黎主编的刊物。其中一篇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以鲜明而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这一思想：工人阶级的穷困和随之而来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直接导致马克思关注经济学的主题。因此，当恩格斯1844年9月在回莱茵省的途中经过巴黎时，他和马克思的会面与两年前完全不同了：“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247页。 恩格斯回巴门最迫切的任务是将他在曼彻斯特搜集的材料写成一篇谴责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经典文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恩格斯在他父亲家里衣食无忧的时候写的。因为他还帮助赫斯组织公众集会，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因而他与父亲的冲突是不可免的。对此，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描述： 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30~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紧张的关系变得如此糟糕，因此，恩格斯最终决定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汇合。随后的三年是恩格斯在退出商界以充足时间投身于政治活动之前唯一一段没有被他的商业重负烦扰的岁月。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他们比邻而居，潜心从事这两项工作计划：详细介绍他们获得的新世界观，并使之为新兴的工人运动所接受。到1846年夏天，这两位朋友去英国旅行，恩格斯在那里可以为马克思做向导，他们回去之后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部针对他们此前的青年黑格尔派同人，旨在进行“自我清算”并涵盖对他们曾表述过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大概是最广泛的阐述的丰富的论战性文本。 为了使他们的观点为人们所接受，恩格斯和马克思不得不对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蓬勃发展的德意志流亡工人协会产生一些影响，并取代以往使他们受到鼓舞的相当模糊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工人看来，恩格斯“身材魁梧匀称，举止敏捷稳健，说话简洁有力：气概英武，像一个军人一样。他非常乐观．淡吐诙谐而中肯。凡是和他接触的人，立刻就会得到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1]。恩格斯在经济上仍然靠家庭资助。他在巴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使德国工人改变政治信仰。主要的流亡者组织——正义者同盟——原来在那里开展活动，它的中心这时在伦敦。1847年初，正是从那里来的一位使者请求恩格斯和马克思帮助，为同盟起草一个理论和行动连贯的纲领。1847年6月，恩格斯作为巴黎代表到伦敦参加同盟大会；同年11月，他和马克思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委托他们起草一份共产党宣言——同盟同时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所创作了最初的草稿，马克想创作了最终版本，但是，在它打算被发布之前，1848年在巴黎开始的摇撼大多数欧洲国家统治的一系列革命爆发了。 [1]这是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的评价。参见[德]弗·列斯纳：《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在巴黎作短暂的停留之后，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住在科隆。在被新赋予结社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不必要而被解散了，于是，这两位朋友把注意力转向了新闻事业。 作为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的主要助手，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这个奇迹迭出的一年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是这份销路广泛且订量不断增加的报纸的激进的记者。这份报纸旨在比激进的资产阶级猛烈地反对君主制更直接地推动工人阶级的事业。他的文章主要研究外交政策，而生动的风格和及时的报道使他成为不可或缺的记者。然而，到1848年秋天，德国革命的危机已经过去了，恩格斯作为反政府示威活动中的著名人物而逃亡法国，因为德国政府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在这段时间，反革命者正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恩格斯决定开始在法国的徒步之旅。他悠闲地穿过塞纳河谷、卢瓦尔河谷和勃艮第地区，来到瑞士。他将观察到的法国农民深深的保守特征和令他感到愉快的“最甜美的葡萄和最可爱的女孩”都热情地写进游记。 直到1849年1月中旬，恩格斯还留在瑞士，这时他被逮捕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了，因而他可以回到科隆。但是，革命的浪潮几乎已经过去了，《新莱茵报》也在这年5月被查封了。当时在莱茵省和南德意志爆发了激烈的民众起义，恩格斯回到他的家乡爱北斐特，用他的军事才能为起义者效力。然而，公民民兵中更多的中产阶级分子认为，恩格斯的存在可能会使人们“对运动的性质产生误解"，并要求他退出。（恩格斯的故事被聚焦在炮兵部队的经历，他在去教堂的路上遇到他父亲这件事[1]未得到证实。）恩格斯唯一的方式就是将重点放在农民和德国西南部小资产阶级的武装抵抗上，他在这场凄惨的战役中全程担任起义军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在决战失败后，恩格斯经热那亚乘船去伦敦，与在流亡中的马克思会合。 [1]据恩格斯·冯·艾内恩记述，这次战斗有一段插曲：恩格斯和他的父亲相遇了，老恩格斯目睹儿子的作为，感到恼怒万分。这次经历对他们日后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此老恩格斯发誓不再给恩格斯一分钱，后来恩格斯也只是同父亲保持着“冷淡的商业关系”。参见[德]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21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译者注 左图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右图为《新莱茵报》的终刊号 恩格斯在伦敦住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协助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重组后的中央委员会开展政治活动。虽然宪章运动几乎已经结束了，伦敦正在准备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对欧洲大陆爆发新兴革命的紧迫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然而，到1850年秋天，马克思已经得出了结论：这样的事件将不得不等待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因而，他与同盟中那些坚持认为不论经济情况怎样都要掀起一场革命的人决裂了。主要是因为遇到资金的压力，恩格斯决定接受他父亲的建议，加入在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他在1850年11月到那里，时年30岁。他想尽快回到伦敦参加新兴起的革命的期望被证明是虚幻的：他后来在曼彻斯特一直住了20年。 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生活基本上是双重的，在商业和共产主义之间一分为二。他不喜欢曼彻斯特，而且同意宪章运动领导人哈尼的观点：“宁愿被绞死在伦敦，也不愿平平静静地死在曼彻斯特。”他发现办公室工作单调乏味、浪费时间——虽然他的职位和身份变得更重要了。欧门—恩格斯公司雇用了大约800个在专业生产缝纫线的流程中的工人。这家公司是由彼得·欧门和戈弗雷·欧门兄弟俩经营的，恩格斯虽然在名义上只是一个高级办事员，但他通过密切关注他父亲的资本是否可能被滥用，力图让自己在他父亲看来是不可替代的。“困唯在于，”他向马克思解释道，“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1]他所谓的“和我的老头的计谋”大体上是成功的，到1854年，恩格斯的年薪中增加了利润份额，这使他的年收入在19世纪50年代末达到了现今[2]看来的将近20000英镑。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224页。 [2]这里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译者注 恩格斯大部分时间都与玛丽·白恩士住在城郊一栋有露台的房子里，玛丽是他第一次到曼彻斯特时认识的一个爱尔兰工人阶级女孩。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他在这里度过了夜晚和周末的业余时间。然而，他在市中心还有一栋单身寓所，他在那里招待自己在商界的朋友们。恩格斯是多么会使自己放松啊，特别是他通过饮酒来消遣：十几岁的爱琳娜·马克思曾描述过有一次在酷暑时节到曼彻斯特的时候，“女士们整天都躺在地板上，喝啤酒、红葡萄酒等。”恩格斯从社交聚会上回来的时候“烂醉如泥”，至少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喝得烂醉，我们不得不在家里为他添一张床"。 恩格斯与玛丽·白恩士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特别愉快的。当她在1863年突然去世时，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1]不久之后，她的妹妹莉希搬来代替了她的位置。恩格斯后来写道：莉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统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308、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恩格斯还从事了一些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们喜爱的活动；他参加了哈雷音乐会；他买了一匹好马，并经常骑着它去柴郡狩猎；他是两个人气兴旺的俱乐部——阿尔伯特俱乐部和席勒协会的杰出会员，他最终成为席勒协会的会长。马克思和恩格斯每年都多次相聚在伦敦或曼彻斯特。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有一个很大的朋友圈，其中包括龚佩尔特博士；一位杰出的儿科医生和塞米尔·穆尔；一位律师，他后来将《资本论》译成了英文；还有卡尔·肖莱马，在有机化学领域占据了英国的第一把交椅。 这种频繁的社交生活与大量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促进了共产主义事业。恩格斯经常以马克思的名义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因为他的这位朋友没有时间，起初也没有运用英文的必要的能力。恩格斯撰写的主要是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和近东与远东事件的文章，而且还创作了两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小册子。这些新闻稿基于对历史和军事科学文献极其广泛的阅读——包括一部从未出版过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大部头手稿。恩格斯还认真跟踪细胞学说和能量定律公式的最新进展。 恩格斯与马克思及马克思的三个女儿（1864年，伦敦） 这种生活节奏和商业焦虑损伤了恩格斯的健康——腺热[1]、痔疮以及1860年因他父亲逝世和随之而来的关于家族企业未来的谈判所造成的精神崩溃。他的妹夫埃米尔·布兰克不得不从德国赶来，因为恩格斯——用他自己的话说——“很难决定走这一步”。在这件事上，燕妮·马克思希望恩格斯成为“一个大棉纺厂厂主”的愿望实现了：他父亲的遗产使他可以将10000英镑的资产投入企业，成为享有20%的利润份额和5％的资本权益的合伙人。他与欧门兄弟的紧张关系还在继续着，恩格斯很高兴能够通过1869年的谈判让他在50岁的时候退休，过上自由自在的绅士生活。爱琳娜·马克思写道：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这时这种苦刑式的工作快要结束了，我才知道这些年对他说来是什么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去营业所，他喊得多么高兴：“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他回来，只见他从门前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挥舞着手杖，容光焕发地唱着歌。然后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大吃一顿，喝香槟酒，陶醉在幸福中。[2] [1]即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是由EB病毒感染引致的一种急性传染病。——译者注 [2][德]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39~40页。 1870年搬到伦敦后，恩格斯在瑞琴特公园路租了一栋很大的房子，距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的马克思家大约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莉希·白恩士在1878年逝世——恩格斯在她临终前与她举行了结婚仪式——她的侄女庞普斯为他料理家事。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朋友们敦促他回德国。“但是，”他回答道，“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工作了50年，这使我不可能使自己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党的代表人物。”他决定仍旧留在伦敦他的“安静的避难所”。海伦．德穆特为恩格斯当了七年的管家，最后，由卡尔·考茨基的前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青年理论家路易丝来接替她。每当周末，恩格斯都会招待他在伦敦的朋友们，并敞开房门接待国外来访者。爱德华·艾威林，即爱琳娜·马克思的同居男友写道：“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把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当作自己的麦加城。”[1] [1][英]爱德华·艾威林：《将军的家庭生活》，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48页。 恩格斯终于从商业的重担中解脱出来了，现在他可以用充足的时间全身心投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为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担任政治顾问的双重事业中了。19世纪70年代，他花了“八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来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撰写了在他逝世后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手稿。他对史前史和人类学有持久的兴趣，这使他撰写了深受欢迎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于1884年出版。但是，他的著作中得到最广泛传播的是1878年反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欧根·杜林的一部论战性的作品，其中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系统的、全面的解释。在“反杜林论”这一标题下，该书成为对全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指南。 然而，恩格斯将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在编辑马克思的《资本论》草稿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研究这些实际上非常粗糙的草稿感到沮丧。他写信给倍倍尔说，“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1]。恩格斯是唯一能够破译马克思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的人，尽管他视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还是设法通过向秘书口授而编辑完成了《资本论》第2卷并于1885年出版。事实证明，编辑更为零散的第3卷要困难得多，最终花了10年时间才完成。在他逝世前，恩格斯将破译马克思笔迹之谜的方法传授给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党的两个主要知识分子，而正是考茨基后来编辑了《剩余价值理论》，也被称为《资本论》第4卷。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这项学术研究与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密切关注并行不悖。恩格斯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颁布了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但到恩格斯逝世的时候，该党已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1875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成立，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精力充沛地批判在纲领上向他们的主要论敌费迪南·拉萨尔的追随者们所做出的让步。恩格斯不断地在信件和文章中反对党内的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形成所基于的阶级斗争要素比他预想的少。然而，1891年，他为帮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感到欣慰。他还经常影响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奥古斯特·倍倍尔，从萨克森的一个车工成长为党组织的主要缔造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党报的主编，很快成为修正主义运动的主角；卡尔·考茨基，一个来自布拉格的年轻记者，在恩格斯逝世20年后成为党的主要理论家。此外，恩格斯保持着与世界各地的通信。“每天，”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写道，“一个包括以各种欧洲语言撰写的书信和报纸的邮件被送到他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是如何找时间在他的其他工作之余翻阅，有序存放并记住它们的主要内容的。” 然而，渐渐地，身体欠佳削弱了他的工作能力。风湿病、支气管炎和视力微弱使他有时候一连几周卧床不起。他在庆祝70岁生日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风格：“我们一直到清晨三点半才散，除红葡萄酒外，还喝了十六瓶香槟酒，清晨又吃了十二打蠔。你可以看出我尽力向人表示自己还是那样生气勃勃。”[1]恩格斯还曾旅行：1888年，他在美国访问了两个月，而在1892年，他为之工作的第二国际达到了高潮，他被邀请参加即将胜利闭幕的苏黎世代表大会。然而，1895年夏天，很明显的是，恩格斯患了喉癌，他在这一年的8月逝世。他给马克思的女儿们留下了他3万英镑遗产中的大部分。爱琳娜继承了他父亲的书信和手稿，其余的由伯恩施坦和倍倍尔保管。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火化，他的骨灰从海滩之顶白色断崖[2]撒落在海面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位于英国南部的著名景点，海拔超过160公尺，据说是英国自杀率最高的地方。——译者注 恩格斯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1893年）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前言 下面的文字力图对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做简要说明。本书开始于一篇传略，在接下来的几章中论述了恩格斯思想的各个方面，旨在归纳恩格斯（主要通过与马克思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原创性贡献。正是最后的部分表明，恩格斯显然是一位现代思想大师。这是事实，他确实在诸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和游击战术这些不同的领域做了某种开创性的工作；但是，他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观点表明，正是他为后来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行了决定性的塑形。数以百万计的忠实于正统共产主义的人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解主要受惠于恩格斯——至少在历史学和哲学领域。 我很感谢我的朋友盖伊·夏普（GaySharp)和格雷厄姆·托马斯（GrahamThomas），他们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手稿并改进了它。
中文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中文版序言 这部关于恩格斯生平和思想的小传能够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我感到非常高兴。 社会失调问题在一个国家总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中国也遇到了这些问题。恩格斯富有洞察力地为我们描述了19世纪40年代的生动图景，必然会引起对此感兴趣的中国读者的关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仍然是关于快速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和国家的均衡发展造成威胁的经典阐述。 尽管恩格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他谦虚地低估了己，他说自己是天才的马克思的“第二小提琴手”。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里，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在《反杜林论》中所提供的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基础对苏联哲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而他在晚年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思想上层建筑之间关系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所做的评论乃是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讨论的出发点。这种情况跟同样适用于他对革命的暴力作用所做的评论。 恩格斯清晰而简洁的写作风格使他的著作非常容易被理解。我们——在中国和西方——仍能从他的贡献中受益良多。 我很感谢我的同人臧峰宇博士对本书的关心和重视，他承担了翻译本书的艰巨任务。 戴维·麦克莱伦 于英国坎特伯雷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188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美国工人运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374] 自从我应译者［注：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的希望写完本书的“附录”［注：见本卷第292—298页。——编者注］以来，已经过去十个月了。在这十个月中，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其他任何国家中至少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变革。1886年2月，美国的社会舆论在一点上几乎是一致的，即认为：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注：我在1844年写的那本书用英文出版是有道理的，这恰恰是因为，现代美国的工业所处的状况几乎正好相当于四十年代，也就是我所考察的时期的英国工业的状态。情况相似到何等程度，发表在伦敦“时代”月刊3、4、5和6月号上的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论“美国工人运动”的那些文章[375]已经证明。我之所以更乐意提到这些出色的文章，还因为这使我有可能同时批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毫无顾忌地散布的对艾威林的可恶的诽谤。[376]（恩格斯在1887年的单行本上加的注。）］，因此，使欧洲社会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共和国不可能发生，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外国引入的植物，它决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然而正是在那个时候，越来越近的阶级斗争已经呈现出它的巨大阴影：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377]和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特别是全国都在准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广大运动，这个运动说在5月开始就在5月开始了。[378]我的“附录”表明，当时我已经正确地估计了这些征兆，预料到会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但是，当时谁也不能料到，运动会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以这样不可遏制的力量爆发出来，会以燎原烈火的速度蔓延开来，会从根本上震撼［注：在德文版中不是“震撼”，而是“现在已经在震撼。——编者注］美国社会。 但是事实摆在那里，驳不倒也辩不掉。我很有趣地听去年夏天赏光访问我的美国记者们告诉我，美国统治阶级对此是感到多么惊慌；“新的转折”使他们束手无策，陷入了恐惧和张皇失措的状态。但是，那时运动还刚刚开始，那个由于黑奴制度的废除和工业的迅速发展而成为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只不过举行了一连串杂乱的、显然是互不联系的骚动。在年底以前，这种混乱的社会痉挛就开始采取确定的方向了。广大工人群众在国内辽阔的地区掀起自发的本能的运动，他们对于到处都是同样的、由同样原因造成的悲惨的社会状况的普遍不满同时爆发出来，这就使这些群众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特殊的阶级，一个实际上多少是血统的雇佣工人即无产者的阶级。这种意识由于一种纯粹美国人的本能使他们迅速地采取解放自己的下一步骤——组织具有自己的纲领并以夺取国会大厦和白宫为目标的工人政党。5月，掀起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芝加哥和密尔窝基等地发生了骚动，统治阶级试图用暴力和残酷的阶级的司法机关来镇压工人阶级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11月，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组成了新的工人政党，而且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窝基进行了选举。[379]在此以前，5月和11月只能使美国资产阶级想起凭合众国公债息票取息；从今以后，5月和11月将使他们同时想起美国工人阶级拿出自己的息票要求付息的日期了。 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相信，他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在现存社会关系下是固定的阶级；又经历了好多年，这种阶级意识才引导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于统治阶级各种派别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并且同这些政党对立的［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对立的”，而是“敌对的”。——编者注］政党。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而且在一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已经有了十七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在这个较为良好的土地上，工人阶级在十个月中就经历了本身发展的这两个阶段。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工人群众感觉到他们的悲惨状况的共同性和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感觉到同其他一切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他们为了表达这种感觉并把它变成行动，已经把每个自由国家里为这种目的而预备的政治机器开动了起来，——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是要找到一剂医治这些共同苦难的共同药物，并且把它体现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中。而整个运动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这一步，在美国尚待完成。 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订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 这个纲领，无论它最初的形式如何，但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造成鸿沟的原因，在美国和在欧洲是一样的；消除这种鸿沟的手段到处也都是相同的。因此，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归根到底”，而是“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编者注］一定会同经过了六十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欧洲战斗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相一致。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新的党也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凭借着它的形成这一事实本身就力图夺取政权，那末它在怎样对待一旦夺得的［注：在德文版中删去了：“一旦夺得的”。——编者注］政权这个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纽约和东部的其他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组织是按职业联合的路线进行的，每一个城市都组织了强大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在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于去年11月把亨利·乔治选为他们的旗手，因此，联合会的临时竞选纲领中浸透了他的原则。在西北部大城市里，竞选是在很不明确的工人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的，亨利·乔治的理论的影响即使已经看得出来，那也只是刚刚看得出。在这些人口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心里，新的阶级运动已经充分带有政治性，同时，在全国，我们发现两个分布很广的工人组织，即“劳动骑士”[380]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中只有后者才具有符合上述现代欧洲观点的纲领。 在美国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三种多少已经确定的形式中，第一种，即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的运动，目前主要是地方性的。纽约无疑是合众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城市，但纽约不是巴黎，合众国不是法兰西。我认为亨利·乔治的目前这样的纲领是太狭隘了，它不能作为越出地方性运动范围以外的任何运动的基础，即使作为总运动中的一个短期阶段的基础也不行。在亨利·乔治看来，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笼罩一切的原因。但从历史上看来，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在罗马共和国衰落时期，当自由的意大利农民被剥夺了田地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同1861年以前南部各蓄奴州里的“白种贫民”相似的阶级；在奴隶和“白种贫民”［注：在德文版中不是“白种贫民”，而是“贫穷的自由人”。——编者注］这两个同样无力解放自己的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古代世界崩溃了。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给地主进贡。直到近代的黎明时期，即到十五世纪末，农民大规模被剥夺才给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农民大规模被剥夺给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而是“农民大规模被剥夺了，并且这次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条件逐渐把成为无产者的农民变成了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变成了人”。——编者注］，这些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除了向旁人出卖劳动力以外就不能生活。但是，如果说土地被剥夺使这个阶级产生，那末，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现代的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则使它长存下去，使它人数增加，并使它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和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特殊阶级。所有这些，马克思都详细地论述过了（“资本论”第七篇“所谓原始积累”[381]）。马克思认为，现代的阶级对抗和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处境恶化”，而是“现今的屈辱”。——编者注］，原因就是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土地。 亨利·乔治既然宣布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自然就认为医治它们的药剂是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要求把土地交给社会，但不仅是土地，而是同样还有其他一切生产资料。但是，即使我们撇开其他生产资料的问题不谈，这里也还有另外一个差别。土地如何处理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共同占有土地和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种，对其他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厂等等也是一样；亨利·乔治却只限于像现在这样把土地出租给单个的人，仅仅把土地的分配调整一下，并把地租用于公众的需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于私人的需要。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实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变革；亨利·乔治所要求的，是把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实质上［注：在德文版中，“实质上”的后面加有：“早已”。——编者注］就是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极端派提出的东西，这一派也要求由国家没收地租。 当然，如果认定亨利·乔治已经把话一下子说完了，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有照我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来考虑他的理论。 美国工人运动的第二个大派别是由劳动骑士组成的。看来，这一派对运动的现阶段来说是最典型的，同时无疑也是最有力的。这是一个以无数的“集会”形式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的巨大团体，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色彩的个人的和地方的意见。他们共有着一个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不明确的纲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实际上无法遵行的章程，不如说是这种本能的感觉：他们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团结起来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们成为国内的一支伟大力量。这是真正美国式的怪现象：最现代的趋向披上了最中世纪的外衣，而最民主的、甚至叛逆的精神隐藏在表面的、但实际上毫无力量的专制之下，——这就是劳动骑士向欧洲观察家展示的一幅图画。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这种纯粹是表面的怪现象上，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在这个广泛的团体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这种巨大的潜力正在缓慢地但确实地发展成实际的力量。劳动骑士是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管它的起源和历史如何，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和细小的怪诞行为，不管它的纲领和章程怎样，这里存在的是美国实际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产儿，是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纽带，它不仅使他们的敌人，而且也使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使他们对未来的胜利满怀骄傲的希望。只说劳动骑士有能力发展，那是不确切的；他们是经常处于蓬勃的发展和改造的过程中。这是一块正在涌起正在发酵的由可塑性材料构成的实体，并且正在寻找适合它本性的形式。这种形式无疑是会找到的，因为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到那时，劳动骑士是否保留现在这个名称，那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一个局外观察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原料必定锻造出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从而锻造出整个美国社会的未来。 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且，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来的，因为直到最近，它的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移民，他们用的是本国语言，并且大多数人都不大懂得美国通用的语言。但是，如果说这个党是起源于外国，那末，它同时也就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并且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注：在德文版中“理解”后面的那句话改做：“这是迄今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从美国工人中看到的理解”。——编者注］，这种理解远远超过了美国工人迄今所达到的理解水平。这对美国无产者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掌握并利用欧洲的阶级伙伴在四十年斗争中所得到智慧上和精神上的成果，从而加速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到来。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的整个战斗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负有在运动中起极重要作用的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掉外国服装。它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占绝大多数的而且是本地人的美国人靠拢。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 参加运动的广大群众的各种分子——他们实质上并不敌对，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在实际上彼此隔膜——融合一起的过程，需要有一些时间，并且不能不发生一些摩擦，这种摩擦在某些地方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例如，劳动骑士在东部城市的某些地方和有组织的工会进行着地方性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摩擦也发生在劳动骑士内部，那里根本谈不到和平和协调。这并不是能使资本家欢呼的那种瓦解的象征。这只是标志着，初次［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初次”，而是“现在终于”。——编者注］按共同方向行动的无数的工人群众还没有找到适当地表达他们共同利益的东西，也没有找到最适合于斗争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找到保证胜利所必需的纪律［注：在德文版中删去了：“也没有……纪律”。——编者注］。这在目前只是为了伟大的革命战争而进行的第一次群众性征兵，是就地独自集合和装备起来的队伍，它们正在为组成一支统一的大军而汇合起来，但是还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统一的进军计划。正在汇合的各部队往往彼此阻挡道路；出现了混乱、怒气冲冲的争论，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最终目的的一致性终究会战胜一切小风波。这些分散的争吵不休的队伍很快就会列成一个长长的战斗横队，将在敌人面前摆成一条严整的战线，在威严的沉寂里闪射出武器的寒光，有勇敢的先驱兵在前，有坚定的预备队殿后。 达到这种结果，把各种独立的部队联合成一支具有临时［注：在德文版中不是“临时”，而是“共同的”。——编者注］纲领——不管这个纲领如何不够，但只要它真正是工人的纲领就行——的全国性的工人大军，这就是在美国须要完成的下一个巨大的步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制定无愧乎这个运动的纲领，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做许多事情，只要它愿意像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只占工人阶级少数的时候那样行动就行。这个策略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是用以下的话陈述的： “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82]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四十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这个策略到处都引向胜利，目前欧洲所有的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在同一旗帜下的统一的［注：在德文版中，“统一的”的后面加有：“伟大的”。——编者注］军队一样在战斗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26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87年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和2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注释： [374]恩格斯这篇文章是作为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1887年5月在纽约出版）的序言发表的。同年，本文由作者译成德文，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此后，在7月又分别以德文和英文在纽约出版单行本，并译成法文发表在7月9、16和23日“社会主义者报”上。这篇文章在书的出版以前，未得恩格斯的同意就被译成德文，并于1887年4月在“纽约人民报”上发表了，这引起了恩格斯正式抗议，他不满意译文的质量。——第383页。 [375]指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7年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一组文章。 “时代”（《Ｔｉｍｅ》）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第383页。 [376]恩格斯指的是有许多拉萨尔分子参加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艾威林的诽谤性的指责。艾威林和他的妻子——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及德国社会主义者威·李卜克内西一起，在1886年9月到12月斯间到美国做了一次宣传旅行，拉萨尔分子指责艾威林向执行委员会报了假账；恩格斯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好几个月的通信，并帮助艾威林证实这种非难是完全荒谬的和诽谤性的。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于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在主要由拉萨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过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383页。 [377]见注307。——第383页。 [378]指美国1886年5月1日和以后几天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为斗争口号的大罢工。这次罢工席卷了国内的主要工业中心——纽约、费拉得尔菲亚、芝加哥、路易斯维耳、圣路易斯、密尔窝基、巴尔的摩；罢工结果大约有二十万工人缩短了工作日。但企业主们马上就开始了反攻：5月4日，在芝加哥有人向警察队投了一枚炸弹进行挑衅，这给警察提供了用武器对付工人和逮捕好几百人的借口。进行了审讯，对芝加哥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们作出严厉的判决，其中四人在1887年11月被处绞刑；在这以后的几年中，美国工人在1886年五月大罢工中取得的成就全被企业主们一笔勾销了。为了纪念这次罢工，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全世界工人每年都要庆祝五一节。——第384页。 [379]1886年秋天，在准备纽约市政选举期间，为了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治行动，建立了统一工人党。建党的倡导者是纽约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即1882年成立的市的工会联合会。以纽约为榜样，这样政党在其他许多城市里都建立起来。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人党领导下，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窝基的选举上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统一工人党提出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亨利·乔治得到全部选票的31％；在芝加哥，工人党拥护者把一名参议员和九名众议员选入了州的立法议会，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候选人只差六十四票就当选了；在密尔窝基，工人党把自己的候选人选为市长，把一名候选人选为州的立法议会的参议员和六名候选人选为众议员，并把一名候选人选为美国国会议员。——第384页。 [380]“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该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以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为目的，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拒绝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386页。 [381]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4章。恩格斯提到的那一章在“资本论”第3版第1卷中编入第8篇，而从第4版开始这章编入第7篇。——第387页。 [38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和502页。——第392页。 上一篇（美国版附录，1886年）回目录下一篇（1892年英国版序言）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1886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301] 用讲英语的读者的本族语言呈献给他们的这本书，是四十多年以前写的。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都没有什么使他脸红的地方。这本书译成英文，完全不是作者倡议的。不过他还是可以讲几句话，为他没有阻止出版这个译本“作个辩护”。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粗鄙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谷物法的废除[302]、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印度的家庭手工织布业几乎完全被排挤、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全世界的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迅速增长以及其他的次要原因，引起了英国大工业这样巨大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工业状况同这种巨大的发展相比，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303]，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病痛。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病痛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工人的某些小的病痛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304]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的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305]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对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306]，——“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我刚刚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12000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307]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在美国，有两种情况长期阻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充分显露出来。这就是：私人购买土地容易和廉价以及移民的流入。在许多年中，这使得大多数的美国本地居民在年青力壮的时候就“退出”雇佣劳动，变成农场主、商人或雇主，而沉重的雇佣劳动，当一辈子无产者的境遇，多半落到移民的身上。但是美国已经度过这个早期阶段。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更为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越来越快地从国家和各州的手里转到私有者手里。防止无产者形成一个固定阶级的大安全阀，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了。美国目前存在着一个终身的甚至世袭的无产者阶级。一个六千万人口的国家，一个正在顽强地——而且十分有可能成功地——力图成为世界上主导工业国的国家，是不能经常给自己输入雇佣工人阶级的，即使每年有50万移民流入也不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向是要使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少数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这种趋向，尽管经常受其他的社会因素的反对和抵抗，在美国还是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强有力；结果就形成了美国本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诚然，他们和移民比起来是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但是他们一天天地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和移民的团结，日益尖锐地感觉到自己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他们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梯的那些日子。所以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真正美国的毅力，既然大西洋彼岸事变的发展至少要比欧洲快一倍，那末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美国将怎样在这方面也占居主导地位。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做到过得去，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而翻译本书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使我不能着手这项工作；第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即将出版），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德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注：见本卷第224—231页。——编者注]为题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的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四十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2月25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注释： [301]本文是恩格斯由于准备在美国出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而写的，美国版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英译本。恩格斯最初预计把这篇文章作为本版的序言或跋；但是，因为未能马上找到出版者，书的出版大大耽搁下来，所以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先为该书写篇新的序言（见本卷第383—392页）、而本文就作为该书的附录。1892年，恩格斯把这篇文章几乎全部包括到他的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11—325和367—383页）里。——第292页。 [302]见注220。——第293页。 [303]Truck-system是工人劳动的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种制度做了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7—469页），1831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但很多厂主并不遵守。 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的。——第293页。 [304]“小爱尔兰”（《LittleIreland》）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街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关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42—343页）。 “七日规”（《SevenDials》）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街区。——第294页。 [305]指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ReportoftheRoyalCommissionontheHousingoftheWorkingClasses．EnglandandWales》．1885）。——第295页。 [306]小宅子制——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给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工资中扣除（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9—470页）。——第295页。 [307]指1886年1月22日至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冶工人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的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42—548页。——第295页。 上一篇（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1845年）回目录下一篇（美国工人运动——美国版序言，1887年）
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184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147] 载有弗·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一文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的封面 Ⅰ．英国的一次罢工 在我那本论述上述题目的书中，我不可能逐点提供事实的依据。为了使那本书不致于太厚和太不好读，我在引用了官方文件的材料，没有偏见的作家的材料，或者引用了我反对其利益的那些党派的文章来证明我的论点之后，不得不认为我的这些论点是有足够依据的。而在我不是根据亲自的观察来对一定的生活状况进行详细描述的情况下，这样做足以使我经得起反驳。但是这还不足以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信念。此外，当事情涉及重大结论、当事实概括为原则的时候，当要描述的不是个别的一小部分人民的状况，而是整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事实就十分必要了。我不能由于上述原因而在我的书中到处提供事实。现在，我将在这里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缺陷，随时从我所掌握的资料中提供事实。为了同时证明我的描述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确的，我只引用了去年我离开英国后才发生并且在我那本书出版后才得知的事实。 我那本书的读者还会记得，我主要是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性，而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完全合法的，是要用英国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来戳穿他们的花言巧语。我写的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现在我再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此外，对于这些英国资产者我已经充分发泄了我的愤激之情，我不想在补充评述时再一次由于他们而情绪激动，因而我将尽量使自己心平气和。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和善的先生和好当家人，是一位老朋友，或者确切地说是两位老朋友。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早在1843年就同他们的工人发生了争执——天晓得是第几次了。工人不管怎么说也不肯放弃他们提出的增加了工作就要增加工资的要求，因而停了工。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这两个雇有许多烧砖工、木工和其他工人的建筑业大承包商招雇了别的工人，这样就引起了争执，最后，在波林和亨弗莱的制砖厂发生了一场动用枪枝和棍棒的流血战斗，这场战斗以六个工人被放逐到凡迪门岛而告终。[148]有关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在我那本书中可以读到。可是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每年总要对他们的工人耍点花招，否则他们就不舒服。于是，他们在1844年10月又挑起了争端。这次是博爱的建筑业承包商打算为木工谋福利。自古以来，在曼彻斯特及其四郊的木工中间就通行一种习惯，从圣烛节[注：二月二日。——编者注]到11月17日不用“点灯”，这就是说，在天长的日子里，从早晨六点劳动到晚上六点，在天短的日子里，天一亮开始劳动，天黑就收工。从11月17日起就要点灯了并且出全工。波林和亨弗莱早就讨厌这个“野蛮的”习惯了，他们决定用煤气照明来消灭这个“黑暗时代”的残余。于是有一天晚上，不到六点钟，干活已经看不清楚了，木工就放下工具，去拿自己的外衣，这时工头点燃了煤气灯并且说，他们必须劳动到六点钟。对这件事感到不快的木工召开了一个同业工人大会。波林先生非常惊奇地问他的工人，既然他们召开大会，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有几个工人说，这个会不是他们直接召开的，而是手工业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波林先生回答说，他跟手工业者联合会毫不相干，不过他倒愿意向他们提个建议：只要他们同意点灯，他准备每星期六让他们提前三小时收工，而且还允许——慷慨大方的先生——他们每天额外多干一刻钟，为此他们将获得额外的报酬！当然，这样一来，在所有其他工厂都开始点灯的时候，他们就要多劳动半个小时！工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建议并且算了一下，照这样办，在天短的日子里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每天将赚去整整一个劳动小时，每个工人就得分文不拿地总共额外多劳动92小时即９1/4天，而这两位先生就可以用这种办法在冬天的月份中从公司雇用的全体工人身上节省工资400镑（2100塔勒）。因此工人召开了他们的大会，向他们的同行解释说，假如有一个公司实行这个计划，所有其他公司都会仿效它，结果就会出现一次普遍的、间接的降低工资，使这个地区的木工每年被夺去约4000镑。于是作出决定：波林和亨弗莱雇用的全体木工都在下星期一提出一个季度后辞职的声明。如果他们的雇主置之不理，届时他们就停工。为此手工业者联合会保证，一旦发生罢工，就用普遍募捐的办法来支援他们。 星期一，10月14日，工人前去提出辞职声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可以马上就走。他们当然照办了。当天晚上召开了另一次全体建筑工人大会。在会上，建筑业各工种的所有工人都保证支援罢工者。星期三和星期四，附近地区所有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木工都停了工。这样一来，罢工就全面展开了。 如此突然地陷入窘境的建筑业承包商们随即派人到各地去，甚至派人到苏格兰去招雇工人，因为在整个附近地区找不到一个愿意为他们干活的人。过了几天，果然从斯泰福郡来了十三个人。可是罢工者一找到机会和他们谈话，向他们说明由于什么纠纷和什么原因才停工，有些新来的人就不肯继续干下去了。对付这种情况，老板们倒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违抗者连同他们的“教唆者”一起带到治安法官丹尼尔·莫德先生那里去。但是，在我们跟随他们到那里去之前，必须首先对丹尼尔·莫德先生的品德作一番应有的了解。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曼彻斯特的“stipendiarymagistrate”，或者说领取薪俸的治安法官。英国的治安法官一般都是由内阁在富有的资产者或地主中，有时也在神职人员中委任。可是这些“道勃雷”[149]丝毫不懂法律，所以总是大大失策，给资产阶级丢脸，使资产阶级受到损害，因为即使碰上一个工人，只要这个工人有一名机智的律师为他辩护，他们就常常仓惶失措，不是在判决他时忽略了某些导致胜诉的法律程式，就是被弄得只好宣布他无罪。此外，大城市和工业区富有的工厂主没有功夫天天在治安法庭消磨时间，他们宁愿找一个代理人。因此在这些城市里多半是应城市本身的要求任用领薪的治安法官，即谙熟法律的律师，这些人善于利用英国法律的诡计多端和微妙差别，并且在必要时加以补充和修改，从而使资产阶级受益。我们在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辉格党内阁大量任用的自由派治安法官之一。至于他在曼彻斯特市法院内外的英雄业绩，我们且举出两件事。1842年工厂主迫使南郎卡郡的工人于8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和埃士顿举行了起义，8月9日以宪章主义者理查·皮林为首的约一万名工人从那儿向曼彻斯特进发， “去同曼彻斯特交易所中的工厂主谈判，并且看看曼彻斯特市场的情况如何”。[150] 在城关迎接他们的是丹尼尔·莫德先生和全体可敬的警察，一队骑兵和一连步兵。不过，这一切只是为了走走形式，因为使起义扩大，强行废除谷物法[138]，是符合工厂主和自由派的利益的。在这一点上，丹尼尔·莫德先生和他那些可尊敬的同僚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开始和工人谈判，允许他们进城，条件是他们保证“不扰乱治安”和走一条指定的路线。他清楚地知道，起义者不会这样做，而且他也根本不希望他们这样做，——他要是稍加努力也许会使整个被迫举行的起义在萌芽状态中瓦解，但这样一来，他就不是为他那些要求废除谷物法的朋友谋利益而是为皮尔先生谋利益了；所以他撤回武装部队，让工人进了城，工人立刻使城里所有的工厂停了工。可是，既然起义带有坚决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且根本不理睬“可诅咒的谷物法”，丹尼尔·莫德先生就重新摆出了他的法官的威严，成批逮捕工人，并且以“破坏治安”为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送进监狱，——可见是他首先破坏治安，然后又惩办工人的。 下面是这个曼彻斯特的所罗门的生涯的另一特点。反谷物法同盟自从在公开场合多次遭到冲击以后，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必须凭票入场的秘密集会，可是在广大群众面前却要把这种集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当作公开集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当作曼彻斯特的“舆论”的反映。为了制止自由派工厂主的这种欺人之谈，有三、四个宪章主义者，其中有我的好朋友詹姆斯·李奇，弄到几张票去参加了一次这样的集会。当科布顿先生站起来要发言时，詹姆斯·李奇向大会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次公开的集会。这位主席没有作任何答复，反而叫来警察，立即将李奇逮捕！第二个宪章主义者又提出这个问题，接着是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聚集在门口的“绿头苍蝇”（警察）抓住并押送到市政厅去。第二天早晨，他们出现在已经得悉一切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前。他们被控告扰乱会场，他们刚要说话，又不得不聆听丹尼尔·莫德先生的训话。他对他们说，他认识他们，他们是政治游民，专门在所有集会上起哄，闹得规规矩矩坐着的人不得安宁，这种事情必须制止。丹尼尔·莫德先生清楚地知道，他无法给他们判处真正的刑罚，所以他这次就判决他们缴纳诉讼费。 正是在丹尼尔·莫德先生这个刚被我们描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品德的人面前，波林和亨弗莱的不服管束的工人被拖来受审了，工人为了谨慎起见带了一位律师来。第一个受审的是从斯泰福郡新来的工人，他不肯在别人为了自卫而停工的地方继续干下去。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手里有来自斯泰福郡的工人的书面合同[注：这份合同包括以下内容：工人履行为波林和亨弗莱劳动六个月的义务，并且同意他们付给他的工资。但是，波林和亨弗莱不受雇工六个月的约束，可以随时通知他一周后解雇。波林和亨弗莱虽然预付工人从斯泰福郡到曼彻斯特的路费，但是应该每星期从他的工资中扣除2先令（20银格罗申）来偿还这笔钱！——你们喜欢这个美妙的合同吗？]，现在这份合同已经交给了治安法官。工人的辩护律师反驳说，这份合同是在一个星期天签订的，因而是无效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带骄矜之气承认，在星期天签署的“业务协定”是无效的，可是他不能相信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会把这个合同看成是“业务协定”！于是，他不再问一问这个穷工人是否把这个文件“看成”“业务协定”，就向他宣布，他要么继续干下去，要么就到踏车[注：用人力或畜力踩动装在滚筒上的踏板以产生动力的装置。这里指当时在监狱里用踏车劳动惩罚囚犯。——译者注]上玩三个月。——噢，曼彻斯特的所罗门！这个案子结束以后，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把第二个被告带了上来。这个人姓萨尔蒙，是公司里停工不干的老工人之一。他被控威胁新工人，唆使他们也举行罢工。证人——一个新来的工人——作证说，萨尔蒙曾经拉着他的胳膊和他说话。丹尼尔·莫德先生问，被告有没有威胁过他或者打过他？证人说，没有！丹尼尔·莫德先生在对资产阶级尽了义务之后，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显示他的公正无私，他宣布对被告的起诉不能成立。被告完全有权在街上散步并且和别人交谈，只要他不说出威胁的话或作出威胁的行动。——因此，他宣布此人无罪。不过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起码得到了这样的满足：已经把萨尔蒙拘留了一夜，以抵偿他们所付的诉讼费，——这总算够本了。萨尔蒙高兴的日子并不长，因为他在星期四，10月31日，获释之后，在星期二，11月5日，就再一次被告到丹尼尔·莫德先生那里，说他在街上袭击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在萨尔蒙获释的那个星期四，来了一批苏格兰人，他们是被诸如什么纠纷已经结束、波林和亨弗莱在他们那个地区找不到足够的工人来完成他们扩大了的承包合同等等谎言骗到曼彻斯特来的。星期五，有不少长期在曼彻斯特干活的苏格兰细木工前来向自己的同乡说明停工的原因。他们有一大批同行，大约四百人，聚集在苏格兰人下榻的客栈周围。可是他们让苏格兰人象囚犯似地呆在那里，还派了一个师傅在门口站岗。过了一会儿，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来了，打算亲自护送他们的新工人到工作地点去。当这些人走出来时，聚集在外面的工人就劝告这些苏格兰人，不要违反曼彻斯特手工业者的规章去干活，不要给自己的同乡丢脸。果然有两个苏格兰人有点退缩，波林先生亲自赶上去，拉着他们往前走。人们一直沉住气，只是不让这些人走得太快，并且劝告这些人不要参与别人的事情，还是回家去等等。亨弗莱先生终于发怒了，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几个老工人，其中有萨尔蒙。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就抓住了萨尔蒙的胳膊。波林先生抓住了他的另一条胳膊。两个人扯着嗓子呼唤警察。警官来了并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这一问倒弄得这两个合伙人非常尴尬，但是，他们说，“我们认识这个人”。噢，警官说，这就够了，我们可以暂时放他走了。急需对萨尔蒙提出某种控告的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遵照他们的律师的建议，提出了上述控告。在讯问了所有认为萨尔蒙有罪的证人以后，威·普·罗伯茨——“矿工的总顾问”，所有治安法官都害怕的人——突然站起来为被告辩护。他问道，鉴于对萨尔蒙根本没有提出什么控告的理由，他是否应当把自己的证人带来？丹尼尔·莫德先生让他讯问了他的证人，这些证人证明，直到亨弗莱先生抓住萨尔蒙时为止，后者一直是心平气和的。在辩护和控告的发言都结束以后，丹尼尔·莫德先生宣布，他将在星期六作出判决。显然总顾问罗伯茨的出庭促使他在作出判决之前要考虑再三。 星期六，波林和亨弗莱除了原先的控告外，又对他们的三名老工人——萨尔蒙、司各脱和梅洛，提出了搞阴谋和恐吓活动的刑事诉讼。他们想借此给手工业者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为了有把握对付这位可怕的罗伯茨，他们从伦敦请来一位著名的律师蒙克先生。蒙克先生首先把新雇用的苏格兰人基卜生带上来当证人，上星期二控告萨尔蒙时这个人也作过证人。他作证说，星期五，11月1日，他和他的同事从客栈出来时，一群人连推带拉地围住了他们，这三个被告就在人群中。现在罗伯茨开始讯问这位证人，让他同另一个工人对质并问道，他，基卜生，昨天晚上是否对这个工人说过，他上星期二作证时不知道这是起誓作证，他也根本不知道他在法庭上应该怎么办和怎么说。基卜生回答说，他不认识这个人，他昨天晚上同两个人在一起，但由于天黑，所以他不能说这个人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个；鉴于苏格兰的起誓形式和英格兰的不同，他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记不太清了。这时蒙克先生站起来说，罗伯茨先生没有权利提出这类问题。罗伯茨先生回答道，假如有人要为一桩丑事辩解，提出这样的指责是完全恰当的，不过他有权利问他想问的问题，不仅要问这位证人出生在哪儿，而且还要问以后他每天住在哪儿以及每天吃些什么。丹尼尔·莫德先生承认罗伯茨先生有权利这样做，只是善意地劝他尽量扣住主题。罗伯茨于是让这位证人证实，他是在指控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才真正开始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在这之后，罗伯茨先生就让他走了。现在亨弗莱先生自己出来作证，他对这个事件的供述同基卜生的一样。对此罗伯茨先生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力图超过您的竞争者，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蒙克先生对这个问题又一次提出反驳。罗伯茨说，好，我把它说得更明确一点。亨弗莱先生，您知不知道曼彻斯特木工的劳动时间是按一定的规章确定的？ 亨弗莱先生：我不管这些规章，我有权利制定我自己的规章。 罗伯茨先生：完全可以。亨弗莱先生，您发誓，同其他建筑业承包商和木匠铺老板相比，您不是要求您的工人劳动的时间更长吗？ 亨弗莱先生：是的。 罗伯茨先生：大约是几小时呢？ 亨弗莱先生记得不太准确，于是掏出他的记事簿来计算。 丹尼尔·莫德先生：您用不着花许多时间来计算，您只要告诉我们大约共计多少小时就行了。 亨弗莱先生：好吧，在通常点灯前的六星期内大约是早上一小时和晚上一小时。在通常停止点灯那天以后的六星期内也是这样。 丹尼尔·莫德先生：那就是说，您的每一个工人在点灯前那段时间多干72小时，点灯后那段时间多干72小时，也就是在十二个星期内多干144小时？ 亨弗莱先生：是的。 这一番供述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蒙克先生气得瞪了亨弗莱先生一眼，亨弗莱先生不安地看着他的律师，波林先生则拉了一下亨弗莱先生的衣角——但是太晚了。已经清楚地看到今天又得扮演公正无私的角色的丹尼尔·莫德先生，听完了自供并且把它当众宣读。 又讯问了两位无关紧要的证人以后，蒙克先生说，针对被告而提的证据现在可告结束。 这时丹尼尔·莫德先生说，起诉人没有提出被告犯刑事罪的根据，因为他没有证明这些受到威胁的苏格兰人在11月1日以前就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因为既没有雇工合同，也没有证明这些人在11月2日前已经受雇的任何证据，而起诉是在11月1日提出的；可见这些人在这一天还没有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被告有权利以任何合法手段阻止他们到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去工作。——蒙克先生反驳说，这些起诉人从他们离开苏格兰上船时起就被雇用了。丹尼尔·莫德先生指出，诚然，有人说订过这样的雇工合同，但是这个文件没有交出来。蒙克先生回答说，这个文件在苏格兰。他请莫德先生在文件拿来以前暂缓处理这件案子。这时罗伯茨先生插话说：这对他来说倒是新鲜事。已经宣布起诉的证据提完，而起诉人为了提出新的证据却要求延期处理案子。罗伯茨坚持继续进行。丹尼尔·莫德先生宣布：这两种要求都是多余的，因为起诉没有任何根据。——于是被告就被释放了。 与此同时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他们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在木工会堂或社会主义者会堂召开大会，向各手工业者联合会呼吁支援（这种支援源源而来），随时随地揭露波林和亨弗莱的所作所为。最后，他们向各地派出代表，在波林和亨弗莱招工的地方向自己的同行揭露这次招工的原因，从而劝阻他们别去为这家公司做工。罢工开始后几个星期就有七位代表奔赴各地，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街头巷尾张贴的启事则要求失业的木工对波林和亨弗莱保持警惕。11月9日几位归来的代表作了关于他们执行任务的情况的报告。其中一位到苏格兰去的名叫约翰逊，他说，波林和亨弗莱派去的人如何在爱丁堡招雇了三十名工人；但是，这些人从他那里得知事情的真相以后，马上就说，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在这种情况下到曼彻斯特去。第二位代表是到利物浦去监视抵岸船只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前来，所以他无事可做。第三位代表走遍了柴郡，而他在所到之处都无事可做，因为工人的报纸《北极星报》已经到处宣传了事情的真相，打消了人们去曼彻斯特的任何念头；甚至有一个城市，也就是在麦克尔士菲尔德，木工已经募集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捐款，并且答应必要时每人再捐助一先令。在其他地方他鼓动同行募集这种捐款。 为了再一次给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提供同工人洽商的机会，星期一，11月18日那天全体建筑业工人在木工会堂集会，推选了一个代表团去向这些先生递交请愿书，然后举着旗子和会徽结队游行，向波林—亨弗莱公司的所在地进发。代表团走在前面，罢工组织委员会随后，接着是木工、砖模工和烧砖工、短工、泥瓦工、锯木工、镶玻璃工、粉刷工、油漆工、一个乐队、石工、细木工。他们路过自己的总顾问罗伯茨下榻的旅馆，一边走一边向他欢呼致敬。到了公司所在地，代表团走出队伍，其他的人则继续前进，到斯蒂文森广场去举行群众大会。代表团遇到了警察，警察盘问了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后，才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走进办公室，沙普斯先生和波林先生这两个合伙人向他们宣布：不接受仅仅出于威吓的目的而纠集起来的群众的请愿书。代表团否认有这种目的，因为游行队伍甚至没有停顿就立即继续前进了。在这支拥有五千人的游行队伍继续前进的同时，代表团终于受到了接待，被领入室内，在场的有警察局长，一名警官和三名新闻记者。沙普斯先生——波林和亨弗莱的合伙人——以主席自居，指出代表团讲话应当慎重，因为全部讲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有可能在法庭上被用来反对他们。然后开始问代表团有什么不满等等；并且说，他们想按照曼彻斯特通行的规章给这些人工作。代表团问道，在斯泰福郡和苏格兰招来的这些工人是不是按照曼彻斯特的手工业规章工作的？——回答说：不，我们同这些工人订有特殊的合同。——那么您的工人应该重新得到工作，而且是按通常的条件？——噢，我们不和任何代表团谈判，而只要让这些人来，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愿意按什么条件给他们工作。——沙普斯先生补充说：所有在他名下的公司总是宽待工人并发给他们最高的工资。代表团回答说，如果他象他们听说的那样参加了波林—亨弗莱公司，那么，这家公司是强烈反对工人的切身利益的。——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烧砖工被问道，他的同行究竟有什么不满。——噢，这会儿倒是没有，以前可多呢[注：见前述有关波林和亨弗莱的制砖厂里的流血斗争。]。——哦，你们以前的不满可多了，是吗？波林先生冷笑着回答，并且趁此机会大谈手工业者联合会，罢工等等，大谈它们给工人带来的贫困，——对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指出，工人决不愿意让人把他们的权利一点一点地夺走，例如就象现在要他们做的那样，每年白干144小时。——沙普斯先生说，也应该算一下，游行参加者由于那天没干活所造成的损失，如罢工的花费、罢工者的工资损失等等。——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并不要求您为这件事从您的口袋里掏一文钱。谈到这里代表团就离开了，并向聚集在木工会堂的工人作了汇报，同时发现不仅所有在这个地区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工人（他们不是木工，因此没有停过工）都来参加了游行，而且不少新招来的苏格兰人也在今天早晨罢了工。一个油漆工也说道，波林和亨弗莱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正如向细木工提出的那样，同样无理，不过他们也要反抗。为了加快事件的进程和缩短斗争的时间，作出了决定：波林和亨弗莱公司的全体建筑工人应当停工。工人执行了这一决定。星期六油漆工停了工，星期一装玻璃工停了工。几天以后，在波林和亨弗莱承包修建的新剧院里干活的只有两名泥瓦工和四名短工，而不是二百名工人。在新来的工人中也有许多人停了工。 波林、亨弗莱等人气得发狂。当又有三个新来的工人开始罢工时，他们就在星期五，11月22日，把工人拖到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前受审。先前的失败对他们毫无作用。首先受审的是一个叫里德的工人，他们控告他违反了合同；同时交出了被告在得比签订的一份合同。又一次担负起自己职务的罗伯茨马上指出，合同和起诉之间没有丝毫联系，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丹尼尔·莫德先生立刻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严厉的罗伯茨已经把这一点指出来了，但是，他费了不少力气才让对方的辩护人明了这一情况。最后，这位辩护人要求允许改变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他又来提出起诉，这次起诉比第一次更糟。当他发现这也行不通时，他请求继续延期。丹尼尔·莫德先生允许他考虑到星期五，11月29[注：杂志上误印为11月30日。——编者注]日，即考虑整整一个星期。他这次是否达到了目的，我不能断定，因为我正好缺少应该刊登判决的那一号报纸。这时罗伯茨转入进攻，他把几个招雇的工人以及波林和亨弗莱的一个工头传上法庭，因为他们闯入一个罢工工人的家里，侮辱了他的妻子；在另外两件案子中几个罢工工人遭到了袭击。丹尼尔·莫德先生不得不遗憾地判处全体被告，不过他尽量从宽处理，只要他们担保今后安分守己。 在12月底，波林、亨弗莱等先生终于达到了对他们的两个反对者进行判决的目的，理由仍然是殴打了他们的一个工人。不过这次法庭就不那样宽大了，它立即判处他们一个月徒刑，并且要他们保证刑满后安分守己。 此后有关罢工的消息少起来了。1月18日那天罢工还在全力进行。以后的消息我就没有看到了[151]。大概它同其他大多数的罢工一样已经停止了；波林、亨弗莱等人逐渐在外地、在罢工的个别叛逃者中招到了足够的工人；大多数罢工者经过长期或短期的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对此他们足以自慰的是，他们没有损害自己的尊严，而且维持了自己同志的工资——之后，都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至于争议之点，波林、亨弗莱等人已经明白，不能一意孤行，因为罢工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损失，而在这么一场激烈的斗争以后，其他的企业主也不想马上改变木工业原有的规章。 布鲁塞尔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下半年 载于1846年1月和2月《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38]英国的谷物法（最早于十五世纪通过）规定对农产品要征收高额进口税，目的是使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保持高价。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实行的几种谷物法（1815年和1822年），略微改变了谷物进口的条件，而在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就提高谷物进口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就降低进口税。 在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围绕着谷物法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废除谷物法的运动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同盟提出了贸易完全自由的口号，从而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时也降低了工人工资。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第266、281、397页。 [147]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之后于1845年下半年（大约在夏末）写成的。从标题，标号“Ⅰ”的小标题以及正文来看，恩格斯本想写一组文章，用具体、真实的材料来补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篇文章的主要材料来源是1844年10月—1845年1月载于《北极星报》的关于建筑工人罢工的报道。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罢工的过程。 这篇文章载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6年一月号和二月号。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份杂志“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99页）。恩格斯计划要写的这组文章的其他部分没有继续写下去。这篇文章在第一次发表之后，作者没有把它收进他生前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任何一种版本。——第277页。 [1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4—515页。 凡迪门岛——欧洲人原来称它为塔斯马尼亚岛，是流放地。——第278页。 [149]道勃雷（Dogberries）——在英国，人们借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一剧中的人物的名字来称呼治安法官。——第280页。 [150]引自1842年5月9日埃士顿-安德莱恩的工人大会决议，这个大会通过了在1842年起义期间向曼彻斯特进发的决定（关于起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20页）。——第281页。 [151]显然恩格斯指的是刊登在1845年1月18日《北极星报》第375号上的《曼彻斯特建筑业协会的联合大会》一文。该文指出，1845年1月11日为讨论波林和亨弗莱公司建筑工人停止罢工的条件而召开的大会进行得很热烈。关于这次罢工，《北极星报》没有进一步报道。根据《曼彻斯特卫报》1844年12月24日的报道，罢工于1844年12月23日结束。雇主不得不遵守其他建筑工地上通行的劳动规章。——第291页。 上一篇（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回目录下一篇（美国版附录，1886年）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弗·恩格斯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仅仅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于狭义的资产者是和工厂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作为农场主的资产者是和农业工人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相接触。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注：卡莱尔在他的1843年出版于伦敦的“过去和现在”（《PastandPresent》，London，1843）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登在“德法年鉴”上，希读者参阅[121]。——恩格斯原注］。 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像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andyet，thereisagreatdealofmoneymade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isworthtenthousand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bettersortof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supplyand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laissezfaire，laissezaller[122]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统治已日渐趋于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譬如说，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纳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 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封信所说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议，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也没有问题；而且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浅，甚至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赋予他们以权力，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张都要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答应工人说，对人手的需求增加，就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大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辨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辨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老板认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各自冒着风险来剥削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以政党、甚至以国家政权出面来反对无产阶级。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流浪汉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无产阶级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阔佬被传到，或者更正确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因为打搅了他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诉讼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末法官又要对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结果是罚他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末他几乎总是先被扣押起来，和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一切辩护只得到一个轻蔑的回答：“呵，我们懂得这些借口！”最后是被处以罚款，可是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工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游民（arogueanda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的）送进监牢。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得无产者有各种罪行的嫌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被迫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现在还在议会里不断地向那些还没有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块接一块地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随意在那儿游玩和欢跳。现在这种事情愈来愈少了，穷人的收入日益减少，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次开会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条例。1844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垄断一切交通工具的铁路公司适当地降低车费（降到1辨士1英里，约合5银格罗申1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路线上每天加开一班三等廉价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教却建议把星期日，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阔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议太露骨太公开：实在无法通过，因此才被否决。可是采取隐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权利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议期间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名声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去审理。那时英格兰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遍走全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上或书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为（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any）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证词——即根据原告的证词——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徒刑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工作。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邓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请愿书。除“青年英国”的代表弗兰德外，邓科布是唯一极力反对这个法案的议会议员。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科布靠拢，自由资产阶级看到工人的激愤，不敢坚持这个法案，在人民的激愤面前，根本也没有一个人特别热中于坚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可耻地破产了。 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bidshimtobe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新济贫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1601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谁没有工作，谁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1833年，当资产阶级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的事实。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或在工资低的时候领到一点补助金。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认穷人有被保护的权利；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销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不愿意工作，使懒惰、放荡和轻佻的人得到鼓励；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还给私生子发抚育费，这简直是在发私生子的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注：“济贫法委员会所获得的情报资料的摘要”1833年伦敦官方版（《ExtractsfromInformationreceivedbythePoor－Law－Commissioners》．Pub－lishedbyAuthority．London，1833）。——恩格斯原注］。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相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那套理论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去［注：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是古希腊的强盗，他把俘虏绑在铁床上，身体比床长的，把足切断，比床短的，就用力拉得和床一样长。——译者注］，并极其残酷地把这种理论应用在穷人身上。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替自己打算，彻底实行听之任之的原则，所以他们很想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适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在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用的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诚然，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让人们活活地饿死就在他们眼睛里也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至少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诱人们走上懒惰和失业的道路，间接地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不妨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用来警戒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 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新的济贫法，1834年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它一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些习艺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穷人的巴士底狱”（poor－law－bastilles）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就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了。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的面包和燕麦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想进城得事先请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准接受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很少能够见面，只有当主管人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见见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许可才能在特别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按法律规定，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显了，以致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只实行原则而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错了。法律条文对住在习艺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规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1843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由于某种过失而被关在停尸房中，整整关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海恩的习艺所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在这里显然是经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所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的： “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末，亚当的子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呵！” 1843年11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的习艺所里放出来两天就死掉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情况是令人气愤的。上面谈到的这个人叫做乔治·罗伯逊，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治疗。习艺所要他去压抽水机，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来压。他吃的是习艺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诉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坏。罗伯逊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里，她想把自己的一小份啤酒让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管理人的面把它喝光。罗伯逊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待遇也没有好一些。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们夫妇俩一起被放出来了，他离开习艺所时还挨了一顿臭骂。过了两天，罗伯逊就在莱斯特死掉了。据验尸的医生证明，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的办公室中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这个习艺所的规矩，都已被主管人拆开看过了！在北明翰的习艺所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1843年12月不得不派出一个官员去调查。他查明，有4个流浪汉（trampers——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注：见本卷第503页。——编者注］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blackhole）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节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个习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业者特别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子，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坐禁闭室的人数常常多到7个，而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里的则往往有20人之多。女人也经常因拒绝上教堂而被罚坐禁闭室。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当然，只有天晓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很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1844年1月在萨福克的拜克顿的习艺所里也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一个白痴似的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是极其荒唐的；为了省得看护们在夜里值班，就用绳子把那些不安静的或夜里常常起来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羊痫疯的男人在发病的时候闷死在床上，谁也没有去搭救他。在这个习艺所里，一张床上睡四五个、五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小孩子。在伦敦的邵尔底治的习艺所里，曾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挤在一张爬满了虫子的床上睡了一夜。在伦敦的拜特纳－格林的习艺所里，所方不让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到习艺所的房子里去住，从1844年2月28日到3月20日一直把她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锁在会客室里，里面既没有床，也没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也被带进了习艺所，当他请求把他妻子释放出来时，所方便认为他行为卤莽而把他关了二十四小时禁闭，吃的只有水和面包。1844年9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得信后马上到斯劳去探望，她在夜里十二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习艺所，但是所方竟不让她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许和自己的丈夫见面，时间只有半小时，而且还有女管理人在场；以后几次会面时这个女管理人也都在场，一到时间就催她走。在郎卡郡的密得尔顿的习艺所里，一间屋子睡12个人，有时甚至睡18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不受新济贫法的约束，而受较早的专门的法律（吉伯特法律）的约束。管理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1844年7月31日，在斯托克波尔特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也弯不过来，实在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一种比较适合于他的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费，他被判处在监狱里做两个星期的苦工。1844年2月，在巴斯弗德的习艺所里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床单已有十三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则有两个月到十个月没有换了，因而45个男孩子中只有3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铺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脏水桶中洗涤。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有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4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门的从一个分所里带出一个又聋又哑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 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埋葬穷人的圣布莱德斯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内死掉的穷人都被抛到一个14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填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烂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在曼彻斯特，贫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们的墓地，那末，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怎样哀号，他们对这种亵渎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贫民公墓，是贫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坟就被掘开，木桩打入新坟里，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发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件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所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就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说来，济贫法委员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产者都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在这个法律中，资产阶级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并在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便去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1838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替8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藏身之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是为人所憎恨的，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获得像在英格兰同样的意义，它也会引起穷人的更大的反对。但是，在一个拥有250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8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个别地方，都没有济贫法这种措施。 我希望在谈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谁也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incorpore〔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1844年议会的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新济贫法是自由党颁布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辩护，只是在1844年通过的Poor－Law－Amendment－Bill〔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做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注：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和各个党派间的差别，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只具有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顺便提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有的是比较坚决的激进党人，他们差不多就是宪章主义者，例如，下院议员埃士顿的亨得利厂主和托德摩尔登（郎卡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们不久以前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国”社的团体，这些人中有议会议员迪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弗兰德、约翰－曼诺斯勋爵等等。艾释黎勋爵和他们也有密切的关系。“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旧时的《merryEngland》（“美好的英国”）以及它的光辉方面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起来反对现存的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他们有勇气承认现在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的托马斯·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来就比上面谈到的所有那些人都进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摸索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对他寄以最美好的愿望。——恩格斯原注 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庸人们发出正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庸俗的怨言。——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123]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 “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说道：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也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的），外国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活跃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昏睡的粘液质的人；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其他工业部门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末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条件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内发生），那末无产阶级大多数都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看到了这种前途吗？刚刚相反，他们最宠爱的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书房里教导他们说，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甚至连人口也没有达到应有数字的国家也能够顺利地从事工业活动，尤其是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竞争。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尝试的话，那他们简直就是发疯，因为这样做只会赔钱。最好还是让他们去从事农业吧，到全部土地都耕种起来的时候，他们顺利地从事工业的日子或许就会到来。聪明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整个资产阶级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把市场一个一个地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美国投机分子甚至大胆地把一批美国货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又顺顺当当地作为出口货抛售出去！ 但是，就假定英国人保持住工业的垄断权，假定他们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不会消失，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尖锐、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地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加起来，使整个民族，除少数百万富翁外，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然而事变很可能不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商业危机（它是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国的竞争和中等阶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整个进程。我不相信人民会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1846年或1847年行将到来的危机，想必会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宪章将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在这次危机之后和下一次危机之前（按过去的危机类推，下一次危机应当在1852年或1853年到来，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因谷物法的废除而推迟，或因外国的竞争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国人民大概会对顺从地忍受资本家的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厌恶。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不变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末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的习气普遍地改好了，也都无济于事。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juste－milieu〔中庸〕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这一派别将在暴力行动扩展的过程中灭亡。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时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国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 注释： [1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26-655页。——第564页。 [122]《Laissezfaire，laissezaller》——“听之任之”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第566页。 [123]“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或宴会）”这一成语引自神话“一千零一夜”，在这个宴会上给饥饿者端来的是一个个的空菜盘。——第583页。 上一篇（农业无产阶级）回目录下一篇（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1845年）
农业无产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农业无产阶级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已经解体，空出来的小块土地集中到大佃农手里，小农被占优势的大农的竞争所排挤，他们和小资产阶级及以前过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产了。小农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他们被迫抛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农和大地主那里去当雇农。有一个时期，他们的新的状况虽然比过去坏，但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但后来工业发展有些缓慢了，机器的不断改进已经不容许工业全部吸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尔才看得到的贫困现象，也在农业区出现了。此外，历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在战争期间，战区生产缩减、输入停止以及必须用粮食供应在西班牙的不列颠军队，引起了英国农业的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动力还脱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现在，输入的阻碍、输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所说的agriculturaldistress，即农业灾难。农场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因而他们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资。为了提高粮价，议会在1815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禁止粮食输入。后来，这个自然是无济于事的法律经过了多次的改变，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农业区的贫困。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在外国的自由竞争存在时已经危在旦夕的急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严重地危害着农业工人。 在农业无产阶级出现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业中刚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贫困还不这么严重，也没有这样普遍；雇农和农场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解雇他们。但是现在完全变了。雇农几乎全成了短工，农场主只是在需要他们时才雇用他们，因此，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没有工作，特别是在冬天。在宗法关系下，雇农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住在农场主的庄园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农场主当然也竭力在自己的庄园里给这一代找点活干，当时打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那时每一个农场里的工人，严格地说，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农场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系，把雇农从农场主的庄园里赶出去，使他们变成短工。在19世纪20年代末，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有。结果，用物理学的术语说，从前处于潜伏状态的“过剩”人口，现在释放出来了，工资降低了，济贫捐也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农业区成了慢性贫穷的发源地，而工厂区则成了周期贫穷的发源地，修改济贫法是政府对乡村日益贫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此外，由于大农场制度的不断发展引起了脱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由于田间工作中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十分普遍，它的后果不久前甚至已成为官方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所以这个部门里也出现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样，我们便看到，工业生产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建立了大农场，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的意义），采用了机器、蒸汽发动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把劳动人民中这个还没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来了。但是农业中的停滞现象维持得愈长久，工人现在身受的打击就愈沉重，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里也表现得愈明显。“过剩人口”是一下子出现的，而且不能像在工业区里面那样用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吸收他们。只要产品有人要，新的工厂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新的土地是创造不出来的，而耕种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险的投资，所以战后开垦荒地的投资很少。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工人彼此间的竞争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这点我们以后将要谈到。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工资没有提高，“多余的”人口没有消失，新法律的残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极端愤怒。甚至最初已经缩减了的济贫捐几年后又回升到原来的水平。新法律的唯一结果就是：以前总共有300-400万半赤贫者，现在却有100万完全的赤贫者，其余的仍然是半赤贫者，但已经得不到任何救济了。农业区的贫困每年都在加剧。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整家整户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个或七八个先令过活，有时候连这一点钱也没有。有一个自由党的议会议员在1830年已经描述了这部分居民的状况，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他父亲是贫民，他母亲的奶没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来没有吃饱过，直到现在，只要没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无可满足的饥饿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强够做一顿简单的饭，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来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结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亲和丈夫的乐趣。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受冻挨饿，经常害病，无依无靠，像他自己一样老是忧虑、沮丧，自然也就贪婪、自私，并且令人讨厌。因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看到他们就一肚子气（hatesthesightofthem），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只是因为它比起一道篱笆来总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躲避风雨的地方。他要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饭，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到公然进行欺诈。即使他很想学他那个阶级中较强悍的人，去当一个真正的盗猎者或走私者，但他没有勇气；可是他一有机会就偷窃，并且教自己的孩子撒谎和偷东西。他对较富有的邻居唯命是听、卑躬屈膝，这说明这些邻居对他的态度是粗暴的、怀疑的；因此，他惧怕他们，憎恨他们，但从不敢用暴力去对付他们。他彻头彻尾地堕落了，屈辱得连失望的劲头也没有了。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风湿病和哮喘病把他带到习艺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让给另一个也将和他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 我们的作者补充道，除这类农业短工外，还有另一类较强悍的而且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较发展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过着同样穷困的生活，但他们不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他们比较关心家庭，但他们是走私者和盗猎者，常常同森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备队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常常坐牢，他们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社会，他们对有产者的仇恨也不亚于第一类人。我们的作者最后说： “由于礼貌的关系（bycourtesy），人们就用莎士比亚的话称这类人为'勇敢的英国农民'（《boldpeasantryofEngland》）。”［注：议会议员爱吉威克菲尔德“被揭露了的斯温，或农村中纵火的原因”，1831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E．G．Wakefield，M．P．《Swingunmasked，ortheGauseofRuralIncendiarism》．London，1831．Pamphlet．）。上面引证的几段话见该书第9-13页；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略去了原文中有关当时还存在的旧济贫法的地方。——恩格斯原注］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也还是正确的。1844年6月，“泰晤士报”派了一个记者到这些地方去调查这类人的状况，他的报告完全和这个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区每星期的工资不超过6先令，即不比德国许多地区的工资高，然而英国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国高1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不难想像的。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窄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年轻人住的是夜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没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贫穷的深渊里去。而且由于他们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拒绝工作，那就会有几十个失业者和习艺所里出来的人来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资，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绝工作的人就被认为是懒汉、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习艺所去，不会从济贫所得到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贫所的人就是那些农场主，而这个拒绝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资都是一样地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森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贵的《lordofthesoil》〔“领主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完全一样吗？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那末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有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的论调。 但是，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在这里产生了自己的结果。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七月革命后，即1830-1831年的冬季，纵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现象。还在10月初，在萨塞克斯及其邻近的几个郡里，由于海岸警备队的加强（这样一来，走私就困难了，从而，用一个农场主的话说，使整个海岸区都破产了），由于新的济贫法的通过，由于工资低和使用机器，就已经发生了骚动并且扩展到全区。冬天，农场主场地上的粮食堆、干草堆，甚至他们住宅近旁的谷仓和畜圈都被烧毁了。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场主和土地占有者皇皇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来没有抓到过，于是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Swing》］的神秘人物身上。人们绞尽脑汁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农村贫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伟大的动力——贫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农业区确实没有一个人想到。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业的季节，都一再发生纵火事件。1843-1844年的冬天，纵火事件异常频繁。我手头有几号这个时期的“北极星报”，每一号都报道了好几起纵火事件，并说明了消息的来源。下面没有提到的那几号“北极星报”都是我手头没有的，但是在那几号里面一定也有不少关于纵火事件的报道。何况这样的报纸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这类事情都报道出来。1843年11月25日，“北极星报”报道了两起纵火事件，并引证了不少以前报道过的这类事件。12月16日“北极星报”报道：在培德福德郡，两星期来每夜都发生几次纵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最近几天有两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剑桥郡有四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哈特福郡有一处农场被烧毁；此外，在几个地方还发生了十五起纵火事件。12月30日，诺福克发生一起纵火事件，萨福克发生二起，艾塞克斯发生二起，哈特福郡发生三起，柴郡发生一起，郎卡郡发生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发生十二起。1844年1月6日一共发生纵火事件十起，1月13日发生七起，1月20日发生四起。从这以后，该报每周平均报道三四起纵火事件，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像往年那样只继续到春天，而是一直继续到七八月。我从收到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刊的报道中看到，1844-1845年的冬天来临时，这种犯罪行为更加普遍起来了。 关于英国的纯朴宁静的农业区中的这种情况，读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得到人间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无法争取工人来支持他们一心想实现的幻想。无论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对谷物法的废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输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谈到——农场主不再依赖于土地占有者，换句话说，就是托利党的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场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绩。但是，如果农场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那末他们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觉的无产者。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赖德诺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议于1844年10月在他的领地所在地海华斯附近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淡，但是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说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当面向赖德诺伯爵说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来。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注：亚历山大索麦维尔的笔名。——编者注］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门口的谈话：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Yes，blasthim），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另一个人补充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士不老是为这为那向人乞讨的。'一个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女人说：'是呵，工人的工资老是下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钱的懒汉吧，教士们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猎的。天哪，我们宁愿到习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教士出钱。'另外一个女人说：'干吗他们不把每天老在萨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谁也不听他们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谈话的那个老头说：'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们有钱，他们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了摆脱那些穷教士，他们就向人捐钱；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们看透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们，难道你们老是怀着这种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吗？你们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道：'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是要他们付租金的。” 我们的记者在描述了这种贫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 “现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的穷困、他们对教堂的仇恨、他们对教会的显贵们的外表上的顺从和内心里的怨恨，在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区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 英格兰的农民向我们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人数众多的农业无产阶级在农业区里引起的后果，而在威尔士我们却看到了小佃农的破产。在英格兰的农村教区里重演着无产者和大资本家之间的对抗，而威尔士农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相类似。威尔士的农民多半只是小佃农，他们不能像条件比较好的英格兰大农场主那样合算而便宜地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在同一市场上和这些大农场主竞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许多地方的土壤只适宜于收入很少的畜牧业，而威尔士的农民由于眷恋自己民族的孤独性，就比英格兰的农场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们相互间的竞争、他们和英格兰邻居的竞争以及这个竞争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们破产到几乎不能维持生活的程度，而由于他们看不出自己的状况恶劣的真正原因，他们就把这种原因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例如高额的通行税等等。当然，高额的通行税也妨碍农业和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每一个承租土地的人都把这些税算到固定的开支里面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税还是由土地占有者负担的。此外，佃农们也都极端憎恨新的济贫法，因为他们本身经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险。1843年2月，威尔士农民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在有名的“利碧嘉骚动”中爆发出来了。许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涂黑了脸，结成几个武装大队，袭击了那些在英国用来代替关卡拦路杆的大门，在响亮的欢呼声和射击声中捣毁了这些大门，还打坏了通行税征收入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嘉”的名义写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卡马登的习艺所。后来，当调来了军队并且加强了警察时，农民们便异常巧妙地把他们引入迷途，当军队被四面山岗止传来的号角声引诱着向相反的方向推进的时候，农民们便打坏了这里的大门。当军队增加得太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火，甚至杀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较大的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争方式，另一些人由于害怕，他们都脱离了运动，结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静了下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变的经过和原因，事件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农民的贫困还是没有终止，而且，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租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的居民极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间孤零零的简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农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地租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竟比英格兰的高1-2倍甚至3倍。每一个打短工的农业工人都想成为佃农，因此，尽管土地本来已经分散得很厉害，却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块土地。虽然大不列颠的耕地有3200万英亩，而爱尔兰只有1400万英亩，虽然大不列颠每年出产15000万英镑的农产品，而爱尔兰只出产3600万英镑的农产品，但是，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却比大不列颠多75000人［注：济贫法委员会在1837年的议会会议上所提出的关于爱尔兰的报告。——恩格斯原注］。这一极不相称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兰为了土地而进行的竞争是多么剧烈，而当我们注意到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已经极端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竞争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农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兰人民就被束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是摆脱不了的。这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土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正如上面引用过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饱，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当储存的土豆已经吃完或者发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带着孩子，提着小锅出门讨饭；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兰去找工作，到收获的时候才又回来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根据上面引用过的报告，在8500000居民中，有585000个当家人过着极端贫困（destitution）的生活，根据艾利生郡长所引用的其他资料［注：“人口原理”第2卷。——恩格斯原注］，爱尔兰有2300000人没有社会的或私人的救济就无法生活，换句话说，有27％的居民是贫民！ 这种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图找出别的原因来，他们断定贫穷的原因是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块的土地租给大佃农，大佃农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其他的佃农，这些佃农再把这些土地出租给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耕种土地的人之间，有时候甚至有十层中间人夹在里面。有人认为贫穷的原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缴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经把地租缴给了那个和他订合同的中间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贫穷表现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农本身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农都不用缴地租，他们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过活；即使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断迅速的增加也会在几年内就使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去。那些情况好转的人养活的孩子，现在由于贫穷和苦难，在幼年时就夭折了。也有人说，这种贫穷应归咎于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民的无耻的压迫。固然这种压迫能加速贫穷的到来，但它并不是贫穷到来的原因。还有人指出，贫穷的原因是强加于一个天主教民族的属于新教的国教教会，但是，如果把国教教会取之于爱尔兰人的一切分摊一下，每人还摊不到两个塔勒；此外，什一税税款虽然由佃农缴纳，但这种税并不是向佃农征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现在，在1838年的折现法案通过以后，什一税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缴纳的，但是他相应地提高了地租，佃农的状况也就没有得到改善。类似这些很少能说明问题的解释，还可以举出几百种来。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在爱尔兰，贫穷以现在这种形式而不以某种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民族性格及其历史的发展。爱尔兰人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是和拉丁民族，和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这个民族的缺点，我们已经用卡莱尔的话描述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爱尔兰人讲的话，他说的毕竟比那位特别偏爱日耳曼性格特点的卡莱尔所说的更接近于真理： “他们不安静，但同时也懒惰（indolent），他们机警而又轻率、急躁，没有耐性而又缺乏远见；他们生来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马上报复或立即宽恕，交朋友快，绝交也快；他们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得可怜。”［注：“爱尔兰的状况”1807年伦敦版，1821年第2版，小册子（《TheStateofIre－land》．London，1807，2ndedition，1821．Pamphlet．）。——恩格斯原注］ 在爱尔兰人身上，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从它们。爱尔兰人这种重感情的容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深思熟虑，妨害他们从事冷静的坚忍的活动。这种人是根本不适宜于从事目前那样的工业劳动的。所以他们还继续从事农业，而且还是在最低的水平上从事农业。因为这里的小块土地并不像在法国和莱茵河地区那样人为地由大领地分割而成［注：这是一个错误。小经济从中世纪起一直是农业中占优势的经济形式。因此，小农经济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了。革命只是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它从封建主手里夺取了土地所有权，直接或间接地把这所有权交给农民。——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所以用投资的办法来改良土壤是不可想像的。据艾利生计算，要投资12000万英镑，才能使爱尔兰的土壤达到英格兰那样本来就不算高的生产率水平。英格兰移民本来有充分的可能来提高爱尔兰人民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只是极端残酷地剥削爱尔兰人民，而爱尔兰移民却给英国民族带来了一种酵素，这酵素将来是会产生结果的；爱尔兰对英格兰移民是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 爱尔兰人民试图摆脱无法生活的现状的尝试，一方面表现为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在爱尔兰的农业区里，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现在已成为日常现象：大多数场合是杀害直接的敌人——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农（他们的田地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块土豆地拼凑起来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颠合并[120]而进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不能不把英格兰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们说来，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并决不能消灭贫困，而只能表明，爱尔兰贫困的原因应当在国内寻找，而不应当像现在那样认为要到国外去找。但是，是否真正需要实现爱尔兰分离才能使爱尔兰人明白这一事实，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宪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兰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结束有关爱尔兰的论述，因为1843年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审判案，已经使德国的人们日益了解到爱尔兰的贫困状况了。 这样，我们已经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许多实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平，我们应当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的行动。 注释： [120]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把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给剥夺了，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议会。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RepealofUnion）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在1840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第563页。 上一篇（矿业无产阶级）回目录下一篇（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矿业无产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矿业无产阶级 对于像英国的那样规模巨大的工业说来，开采原料和燃料同样需要数目很大的一批工人。但是在工业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中，除农业区供给的羊毛外，英国本地只出产矿物，即金属和煤。康瓦尔有丰富的铜矿、锡矿、锌矿和铅矿，斯泰福郡、北威尔士及其他地区出产大量的铁，几乎整个英格兰北部和西部、苏格兰中部及爱尔兰某些地区都出产丰富的煤。 ［注：据1841年调查，大不列颠（爱尔兰除外）在矿上工作的工人数目如下： 男人 女人总数 20岁以上20岁以下 20岁以上20岁以下 煤矿…………8340832475 11851165118233 铜矿…………98663428 913120015407 铅矿…………94271932 402011419 铁矿…………77732679 4247310949 锡矿…………46021349 68826101 其他（包括那些未指出名称的矿）241626591 47249131716 总计139238 48454 31023031 193825 因为在煤矿中工作的多半就是在铁矿中工作的工人，所以算在煤矿工人中的一部分工人以及列在最后一项内的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应该列入铁矿工人中去。——恩格斯原注］。 康瓦尔的矿山雇用了将近19000个男人、11000个妇女和儿童，这些人一部分在地下做工，一部分在地面上做工。在矿井内做工的几乎全是男人和十二岁以上的男孩子。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看来，这些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似乎是相当不错的，英国人也常常夸耀他们这些强壮而勇敢的、甚至到海底下去开发矿脉的唐瓦尔矿工。但是，委员会的报告对这些人的力量的估计却有些不同。巴朗博士那个考虑得很周到的报告表明：矿井深处的空气含氧很少，并且混杂着尘土和炸药爆炸时的烟，这种空气对肺部很有害，妨碍心脏的活动，削弱消化器官的机能；紧张的工作，特别是每天上工前和下工后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在某些矿井中，甚至年轻力壮的男子也要在这上面花费一小时以上），也大大助长了上述疾病的发展，所以从小就下矿的男子的体力竟远不如在地面上做工的妇女；许多人年纪轻轻地就死于急性肺结核，而大多数人都在壮年时得慢性肺结核死去；工人们都未老先衰，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就失去了工作能力；很多人由于爬梯子吃力，弄得满身大汗，从温暖的矿井里出来后突然遇到地面上的冷空气，本来就有病的呼吸器官感染上急性炎症，他们常常因此送命。地面上碎矿和选矿的工作，是由少女和儿童来做的，这种工作被认为对健康很有益处，因为它是在新鲜的空气中进行的。 在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交界的地方，是蕴藏丰富的奥尔斯顿－摩尔铅矿所在地。关于这个地区的材料——“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密契尔委员的报告——和关于康瓦尔的材料几乎完全一致。这个材料也指出，矿井坑道内氧气不足，空气中充满尘土、炸药烟、碳酸气和含硫的瓦斯。因此，这里的矿工和康瓦尔的矿工一样，也是身材矮小，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患者继续工作下去的话（他们几乎总是继续工作下去的），这种病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结核，大大缩短这些人的平均寿命。如果说这个地区的矿工比康瓦尔的矿工活得稍微久些，这是由于他们从十九岁起才开始下矿井，至于康瓦尔的矿工，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做这种工作了。但是在这里，据医生证明，大多数人也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就死去了。在这一地区的官方登记册上记载的79个死亡的矿工中，37人死于肺结核，6人死于哮喘病，他们的平均寿命是四十五岁。在附近的几个居民点——爱伦达尔、斯坦霍普和密得尔顿，矿工的平均寿命各为四十九岁、四十八岁和四十七岁，因肺部疾病而死的各占死亡总数的48％、54％和56％。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仅仅是指满了十九岁才下矿的矿工说的。让我们把这些数字和所谓瑞典统计表——关于所有瑞典居民死亡情形的详细统计表——比较一下，这些统计表在英国直到现在还被人看做衡量不列颠工人阶级平均寿命的最正确的标准。根据这些统计表，十九岁以上的男人的平均寿命是五十七岁半，这样看来，英格兰北部矿工的寿命由于他们的劳动平均缩短了十年。但是不要忘记，瑞典统计表是工人的平均寿命的标准，所以它们所表示的，是无产阶级在不利的生存条件下可能活到的岁数，就是说，它们是低于普通人的寿命标准的。在这一地区里，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在研究大城市时已经熟悉了的夜店和栖身之所，那里肮脏、发臭和拥挤的情形也并不亚于大城市。密契尔曾参观过一间18英尺长15英尺宽的屋子，里面有七张像船上那样的双层床，住了42个成年男人和14个男孩，一共56个人。屋子没有任何通气孔；虽然最近三夜都没有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睡过，但是里面仍然又臭又闷，竟使密契尔一分钟也待不住。如果在炎热的夏夜往里边塞进56个人，那又将成什么样子呢！这并不是美国运奴隶的船只的统舱，而是“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住所呵！ 现在我们来谈谈英国矿业最重要的部门——铁矿和煤矿。“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的，而且正如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考察得非常详细。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谈的差不多都是这两个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我在前面已经详细地描述了产业工人的状况，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按照本书的篇幅所要求的那样，尽量写得简短些。 在开采方法大致相同的煤矿和铁矿里做工的，有四岁、五岁、七岁的儿童，但大多数都在八岁以上。他们的工作是把开采出来的矿石或煤从开采地运到马车道上或主要的矿井里去，以及把从矿井的一部分通往另一部分的门打开让工人和矿石通过，然后再关上它。看这些门的多半是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被迫每天在黑暗、狭窄、多半是潮湿的巷道里孤独地坐上十二小时，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他们不能不闲得发呆。可是搬运煤和铁矿石却是很繁重的劳动：必须在高低不平的坑道里把装满了煤或铁矿石的相当大的没有轮子的运矿桶拖着走，常常要涉过稀泥或水，爬上陡坡和通过低得有时必须爬着走的巷道。因此，这个吃力的工作就由年龄较大的男孩子和快成年的女孩子来做。随着情况的不同，每一个运矿桶或由一个成年工人拖着走，或由两个孩子，一个在前面拉，另一个在后面推着走。成年男子和十六岁以上的比较结实的青年所做的挖矿工作也是非常累人的。工作日通常长到十一小时至十二小时，往往还要长些，在苏格兰竟长到十四小时。把工作的时间延长一倍的事情是极常见的，因此，所有的工人都要在地下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往往达三十六小时。在大多数矿里都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所以工人们都是在肚子饿了而且又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间来的时候吃些东西。 矿工的表面状况一般被描写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工资甚至比周围的农业工人高（农业工人简直是吃不饱的），只有苏格兰的某些地区和爱尔兰煤矿区例外，那里是极其贫穷的。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回头来谈谈对于矿工状况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在和全英国最贫穷的阶级的状况相比较时才得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目前这种采矿方式所造成的恶果，并让读者来判断：究竟有什么样的金钱报酬能够补偿工人所受的这种痛苦。 运铁矿石和煤的儿童和少年都因工作太累而叫苦不已。就是在那些剥削工人最残酷的工厂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样普遍和这样极度的筋疲力尽的情形。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有这方面的许多例子。下面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孩子们一回到家，就倒在灶旁的石板地上睡着了，甚至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父母得把睡着的孩子洗干净，抱上床去。孩子们常常疲倦得倒在路上睡着了，于是父母必须在深更半夜去寻找他们，把他们在睡梦中带回家去。通常，每逢星期日，这些孩子为了稍微恢复一下一星期的疲劳，竟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睡觉上；上教堂和学校去的只是少数孩子，而且教员还常常埋怨说，虽然他们的求知欲很强，但他们总是打瞌睡而且很愚笨。女孩子和妇女的情形也是一样。人们极残酷地迫使她们去做力不胜任的工作。自然，这种几乎总是把人弄得极端虚弱的疲劳现象，是不会不影响工人的身体的。这样的过度劳动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肌肉的发展不平衡，也就是说，在拉东西和推东西时特别用力的胳膊、腿、背、肩和胸部的肌肉过分发达，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因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这首先是阻碍了身体的成长和发育。几乎所有矿工的个子都很矮小，只有瓦瑞克郡和莱斯特郡的矿工是例外，因为他们是在特殊的、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工作的。其次是延缓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性的成熟期，男孩子的性的成熟期常常要晚到十八岁。昔蒙兹委员遇到过一个十九岁的少年，除牙齿外，他身体各部分的发育竟和一个十一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差不多。这种儿童期的延长实质上也不过是发育受到阻碍的结果，其影响是必然要在以后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条件下和体质这样孱弱的情况下，两腿弯曲、两膝向里弯、两足形成外八字、脊柱弯曲等等畸形状态，是工作时姿势一直不自然所造成的最普遍的后果；这些畸形是这样常见，以致无论在约克郡和郎卡郡，或者在诺森伯兰和德勒穆，许多人（包括医生在内）都一致认为，单从体格上就可以在100个普通工人中认出哪一个是矿工来。妇女显然受这种工作的危害更深；她们的体格很少有完全正常的，更正确地说，几乎从来没有完全正常的。在报告中也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矿井里的工作使得妇女的骨盘结构不正常，因而引起难产，甚至常常造成死亡。除这类畸形外，煤矿工人还患一大串特殊的病，这些病也是其他矿工所患的，其原因很容易从他们的劳动的特点中得到解释。首先，他们都患胃病；食欲消失，多数都腹痛、恶心和呕吐，同时口渴得厉害，但只能用矿井里肮脏的、常常是微温的水来解渴。消化器官的活动受到了破坏，这又促成了其他疾病的产生。根据许多人的证明，煤矿工人们也常常患心脏病，如心脏肥大，心脏炎和心包炎，心脏的血管硬化和主动脉口狭窄等。这些疾病的原因就是劳动过度。疝气也几乎是普遍的现象，这也是肌肉过度紧张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矿井里，由于肌肉过度紧张，又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这本来是容易避免的），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这种疾病在某些地区的大多数煤矿工人中是在四十岁上出现，而在另一些地区甚至在三十岁上就出现，并且很快就使患者失去工作能力。那些在潮湿的矿井中工作的人当中，喘息的现象自然要开始得早得多；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工人们在二三十岁之间，即在有病的肺部特别容易感染各种炎症和热病的年龄，就有了喘息的毛病。这种工人所特有的一种病是所谓黑痰病（blackspittle），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在某些地方这种病比较轻微，而在另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苏格兰，却是不治之症；在这里，这种病除上述各种征候表现得特别明显外，还有呼吸短促而带有哨音、脉搏很快（每分钟一百多次）、时断时续的咳嗽等现象；病人愈来愈瘦，愈来愈弱，很快就失去工作能力。在苏格兰，这种病总是致命的。据东洛蒂昂的倍开特兰这个地方的麦克凯拉博士说，在一切通风设备好的矿井里，这种病根本看不到，可是从通风设备好的矿井转到通风设备坏的矿井去工作的工人却经常害这种病。这样看来，这种病之所以普遍存在，应当归罪于不安装良好通风设备的唯利是图的矿主。风湿病也是一切煤矿工人共同的疾病（只有瓦瑞克郡和莱斯特郡的煤矿工人是例外），这种疾病大部分是由于经常待在潮湿的矿井中引起的。所有这些疾病的结果就是各个地区（毫无例外）的煤矿工人都衰老得早，四十岁以后——在一些地区稍稍早一些，在另一些地区稍稍迟一些——就已经不能工作了。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还能继续工作的煤矿工人是极其少见的。根据所有的材料证明，这一劳动部门中的工人到四十岁就衰老了。上面所说的是挖煤的工人；至于经常把沉重的煤块举起来放到运矿桶里去的装煤工人，那他们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就已经衰老了，所以在煤矿区里甚至有这样一句谚语：“装煤工人，未少先老。”煤矿工人老得这样早，自然也就死得早，所以在他们中间很少能遇见六十岁的老人；甚至在矿井的设备好得多的南斯泰福郡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岁以上。由于工人这样过早地衰老，所以这里很自然地也像工厂里一样，失业的父母经常靠他们的孩子来养活，有时还靠非常年幼的孩子来养活。如果把煤矿中的工作所引起的后果再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萨斯伍德斯密斯博士所说的，由于童年时期的延长和未老先衰，一个人精力最充沛的生活时期就大大缩短了，而且寿命也因为早死而普遍地缩短了。所有这些都必须记在资产阶级的帐上！ 上面谈到的一切只是英国矿井的一般情形。但是有不少矿井的工作条件还要坏得多，这就是那些开采薄煤层的矿井。假如掘煤时把和煤层连在一起的砂和粘土带出一部分来，煤价就会太贵；所以矿主只让掘煤，不许动砂和粘土。这样一来，通常有四五英尺或者还要高一些的巷道在这里就低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工人只好侧卧着，把肘支在地上，用铁镐把煤掘下来。这种姿势就引起肘关节炎，而在工人必须跪着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膝关节炎。拖煤的妇女和儿童用挽具和链子拖着运矿桶在低矮的水平坑道里爬着走，链子往往从胯下穿过去，同时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用头顶和用手推。用头顶运矿桶引起局部刺激、肿胀和疮疖。此外，许多水平坑道都是潮湿的，因此，工人必须在几英寸深的脏水或咸水中爬行，这样也使皮肤受到刺激。不难想像，这种可怕的奴隶劳动是怎样助长了煤矿工人本来就有的各种疾病的发展。 但落在煤矿工人头上的灾难还不止这些。在整个不列颠王国里，再没有一个劳动部门中的工人的生命像在这里这样经常发生危险。煤矿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不幸事件产生的场所，而所有这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矿井中常常产生的矿坑瓦斯和空气混合起来，就成为一种爆炸性瓦斯，这种瓦斯一碰到火就爆炸，就会把附近的人都炸死。这样的爆炸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几乎每天都有。1844年9月28日，在德勒穆的哈斯威尔矿井中发生了一次这样的爆炸，结果死了96个人。同样在矿井中大量形成的碳酸气沉积在比较低的地方，常常积到一人多深，人一陷到里面就会闷死。按理说，把矿井隔成各个部分的门是会防止爆炸的蔓延和瓦斯的流动的，但是因为看门的都是小孩子，他们常常睡着了，或者是疏忽了，所以这不过是有名无实的预防而已。要是利用通风井来使矿井中的空气畅通，就完全可以消除这两种瓦斯的危害性，但资产者不肯出钱来办这件事。他要工人只使用戴维灯；但这种灯的光线很微弱，对工人毫无用处，所以工人宁愿改用普通的蜡烛。可是一旦发生爆炸，那当然就要归咎于工人的疏忽；但是只要资产者把通风设备搞好，爆炸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其次，随时都有水平坑道整个地或部分地崩塌下来的事故发生，把工人活埋或者把他们弄成残废；资产者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地把煤从水平煤层中掘干净，这就是造成这类不幸事件的原因。再其次，工人下矿井时攀缘的绳索的质量往往很坏，绳索一断，不幸的工人就坠到井底，跌得粉身碎骨。所有这些不幸事件（因为篇幅有限，我不能一一列举），根据“矿业杂志”[116]的统计，每年大约要夺去1400个人的生命。仅仅就郎卡郡一地而言，“曼彻斯特卫报”每周至少要报道两三起不幸事件。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验尸陪审员都是受矿主左右的，而在情况不是这样的地方，判断照例是这样的：“因不幸事故致死。”此外，陪审员很少考虑到矿井的状况，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却毫不犹豫地把大多数这种不幸事件的责任归之于矿主。 至于矿业工人的教育和道德，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康瓦尔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还不错，奥尔斯顿-摩尔甚至很不错；但是在煤矿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工人住在乡村里，住在偏僻的地方。只要他们在做那种繁重的工作，除警察外，谁也不关心他们。同时，由于孩子们很小就开始工作，所以他们的智力发展的水平是很低的。普通的学校他们进不去，在夜校和主日学里又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教师都是些废物。因此，只有少数人识字，能写的就更少了。据委员们证明，他们唯一懂得的，就是靠自己的繁重而又危险的劳动所换得的工资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他们从来不或者几乎从来不上教堂；所有的牧师都抱怨他们异常缺乏宗教感。的确，这些人在宗教的和世俗的问题上显得这样愚昧无知，连我们在前面许多例子中所谈的产业工人都为之逊色。他们只是从骂人的话里才有了宗教的概念。他们的道德被他们的劳动条件破坏了。一切煤矿工人的过度疲劳必然会促使他们酗酒。至于说到性道德，那只要谈一点就够了，这就是由于矿井里温度很高，男人、女人和孩子往往都是赤身裸体地工作，而在大多数场合差不多是一丝不挂的。这在黑暗而僻静的矿井过道中会引起什么结果，那是每一个人都想像得到的。私生子非常之多，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在这些半野蛮的人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也证明，非婚的性关系在这里还没有达到城市里那种卖淫的地步。妇女的劳动在这里也产生了和工厂里一样的后果；它破坏了家庭，使妇女完全失去了履行母亲的义务和料理家务的可能。 当“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在议会中提出时，艾释黎勋爵急忙提出了一个法律草案，绝对禁止妇女在矿井里工作并严格限制雇用儿童。这个法案通过了[117]，但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纸空文，因为连视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矿山视察员都没有任命。何况在矿场所在地的乡间，规避这个法律本来就是很容易的。因此，当去年煤矿工会正式通知内务大臣，苏格兰汉密尔顿公爵的矿里面有六十多个妇女工作的时候，当“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在威根附近（我记得是这样）的矿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已经暴露了违法的事实，那是毫不足怪的。在某些个别的情况下这个法律也许有人遵守，但总的说来还是一切照旧。 可是煤矿工人的苦难还不止这些。资产阶级破坏了这些人的健康，使他们每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并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任何机会，但它还不满足，它还用最无耻的方式来剥削他们。实物工资制在这里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并且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的。这里普遍采用而且多半是由于必要才采用的小宅子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此外，资产阶级还用其他的方法欺骗工人：煤是按重量出卖的，但工人的工资多半都是按容积支付，如果他的运矿桶没有完全装满，他就一点工资也拿不到，可是装多了又一文钱也不能多得。如果运矿桶里的砂子超过了定量，那工人就不仅完全得不到工资，而且还要罚款，但砂子的多少与其说是决定于工人，不如说是决定于煤层的性质。罚款制度在煤矿里一般都是极其厉害的，有时候一个穷人做完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去领工资的时候，才从监工——他高兴罚就罚，甚至不预先告知工人——那里知道不仅一个钱也领不到，甚至还必须缴多少多少罚款！监工处理工资通常都是独断独行的；他把工人做的工作登记下来，可以随意付给工人一些工资，而工人还必须相信他的话。在某些按重量计算工资的矿里，使用砝码与物重为一比十的不准确的台秤，秤上的砝码是没有经过当局检验过的；有一个矿里甚至有这样一条规则：工人要控告台秤不正确，必须在三个星期前预先告诉监工！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英格兰北部，还有以一年为期的雇工，工人在这一年内除了自己的雇主外不能给任何人做工，但主人却根本不负责给他们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就常常整月地没有工做，而如果他们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工作，那就会得到一个擅离职守的罪名，被送到监牢里去待六个星期。另外一些合同保证他们每两个星期有26先令的工资，但是诺言并不兑现。在某些地区，矿主借给工人一笔不大的款子，让他们以后用劳力来偿还，这样就把他们紧紧地束缚在自己身边了。在北方还有一种惯例，就是经常扣压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发，以便把矿工束缚在矿上。下面这一情况把这些被束缚的工人完全降到奴隶的地位：几乎煤矿区里所有的治安法官本身不是矿主，就是矿主的亲戚朋友。他们在这些贫穷的落后地区，在这些报纸很少，——而报纸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宣传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甚至很难想像，这些为自己的利益执掌着司法大权的治安法官会怎样剥削和折磨不幸的煤矿工人。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矿工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们活在世界上决不是仅仅为了供人榨取血汗。但是在他们中间，首先是在和觉悟较高的工厂工人相接触而不能不受他们影响的工厂区里面，也渐渐出现了对“煤炭大王”的无耻压迫的反抗精神。煤矿工人开始组织工会，时常举行罢工。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里，他们甚至全心全意地拥护宪章派。但是完全和工业生活隔绝的英格兰北部大煤矿区，并没有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只是由于宪章派和觉悟较高的煤矿工人本身的多次努力，到1843年，反抗精神才在这里普遍地觉醒起来。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工人完全投入了运动，他们成了全大不列颠煤矿总工会的首领，并聘请了布利斯托尔的律师，宪章主义者威·普·罗伯茨做他们的“总代理人”，他是在宪章派过去的多次诉讼中就已经出了名的。这个工会很快就扩展到大部分地区里；到处都任命了召开大会和征求会员的代理人。到1844年1月在曼彻斯特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时候，工会已拥有会员6万人以上，半年后，到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时候，会员已经超过10万人。在这两次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煤矿工人的一切问题，并就比较大规模的罢工的问题做出了决定。为了维护煤矿工人的权利，创办了好几种新的期刊，特别是泰纳河上的新堡创办的“矿工的律师”月刊。 1844年3月31日，诺森伯兰和德勒穆所有煤矿工人的受雇合同已经到期。他们委托罗伯茨草拟了一个新合同，提出了以下的要求：（1）不按容积而按重量计算工资；（2）过秤时要用普通的经政府检查官检验过的秤和砝码；（3）受雇期限为半年；（4）废除罚款制度，按实际做的工作付给工资；（5）矿主有义务保证专门替他工作的工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工作，或保证他们每星期领到四天的工资。他们把这个合同送给了煤炭大王们，并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谈判。但是矿主们的回答是：矿工工会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只和个别的工人打交道，而工会他们是永远不会承认的。矿主们也提出了一个合同草案，这个草案中连上述几点的影子都没有，工人当然拒绝了。这样双方就宣了战。1844年3月31日，4万煤矿工人放下了自己的铁镐，于是这两个郡里所有的矿井都空无一人了。工会的财力是这样雄厚，好几个月里每个家庭每星期都可以领到时个半先令的补助金。当工人用这种方法来考验他们雇主的耐性的时候，罗伯茨不辞劳苦地组织罢工，进行鼓动；他召开各种会议，东奔西走地跑遍了全英国，为罢工者募集捐款，劝告他们要沉着和守法，同时又向横行霸道的治安法官和实行实物工资制的业主展开了英国空前未有的斗争。早在年初他就展开了这一斗争。只要某一个治安法官判决煤矿工人有罪，罗伯茨立刻就到皇家法庭[118]去弄一个HabeasCorpus[119]来，把他的被保护人带到伦敦去，结果总能替他辩明无罪。例如威廉斯法官于1月13日在皇家法庭中宣布3个已被比尔斯顿（南斯泰福郡）的治安法官判了罪的煤矿工人无罪；这几个煤矿工人原来的罪名是：他们拒绝在一个有崩塌危险而且当他们刚离开那里就真的崩塌了的地方工作！更早一些时候，帕特逊法官曾宣布6个工人无罪，所以罗伯茨这个名字渐渐地使那些拥有矿井的治安法官们闻风丧胆。普累斯顿也有受罗伯茨保护的4个人被关在监牢里；2月初，罗伯茨到那里去就地调查这件事，但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发现这些被判刑的人在刑期未满以前已经释放了。曼彻斯特监禁了7个人；罗伯茨弄到了一个人身保护状，使得法官怀特曼把被告全释放了。普莱斯科特有9个煤矿工人被控破坏了圣海伦斯（南郎卡郡）的安宁而被关在监牢里，听候宣判；罗伯茨一到那里，他们就马上被释放了。这一切都是2月上半月的事情。在4月间，罗伯茨用这种方法从得比监狱中释放出1个煤矿工人，从威克菲尔德（约克郡）监狱中释放出4个，从莱斯特监狱中释放出4个。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些时候，直到这些《Dogberries》〔“道勃雷”〕——人们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烦恼”中的有名人物的名字来这样称呼治安法官——变得老实一些为止。罗伯茨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实物工资制。他把这些恬不知耻的矿主一个又一个地拖到法庭上，迫使治安法官违背自己的心愿来判决他们有罪。矿主们在这个行动迅速、事事出头的总代理人面前感到十分恐怖，例如在得比附近的拜尔帕地方，一家实行实物工资制的公司在罗伯茨刚到那里的时候就贴出下面这个布告： “通告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哈斯兰家认为有必要做如下声明：他们矿上所有矿工的工资，将全数以现金支付，矿工们愿意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悉听自便，如矿工在哈斯兰家的铺子里买东西，他们将和过去一样照批发价格买得。但是并不要求他们一定在那里买，不管他们是在这个铺子里或其他任何的铺子里买，他们的工作和工资仍照旧。 本特里克煤矿” 这些胜利在整个英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并为工会吸引来了大批新会员。那时北方仍在继续罢工。没有一个人工作，在输出煤炭的主要港口新堡，煤荒竟严重到必须从苏格兰运进煤来，虽然英国人的谚语《tocarrycoaltoNewcastle》〔“把煤运到新堡去”〕和希腊人所说的“把猫头鹰带到雅典去”一样，意思就是“完全多此一举”。起初，当工会的经费还没有用光时，一切都很好，但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工人就很难进行斗争了。他们穷困不堪；他们没有钱，因为英国所有工业部门工人的捐款和罢工的人数比起来是太微不足道了；他们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小铺老板赊欠；整个报界，除不多的几家无产阶级报刊外，都反对他们；资产阶级，就是其中少数很有正义感并想支援罢工者的人物，也只是从卖淫式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报纸上读到些关于罢工情况的骗人的报道；被派到伦敦去的由12个煤矿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向伦敦的无产阶级募集了一些款子，但是因为需要救济的人很多，所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尽管如此，矿工们仍然坚定不移，而更重要的是，虽然矿主及其奴才们采取狂暴的敌对态度并进行各种挑衅，但是他们仍然保持安静和沉着。没有采取过一次报复的行动，没有殴打过一个叛徒，也没有发生过一次盗窃。罢工就这样继续了四个月之久，矿主们仍然没有一点占上风的希望。但他们面前还有一条道路。他们想起了小宅子制；他们想起了倔强的工人的住宅是老板所有的。7月，他们叫工人腾出房子，一个星期以后，4万人全都被赶到街上去了。他们的残酷的手段是令人发指的。有病的和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和婴儿，甚至产妇都被他们毫不留情地从床上拖下来，推到公路旁边的沟里去。有一个走狗亲手抓住一个快分娩的女人的头发，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扔到街上，这样来寻开心。大批军队和警察站在那里，只要有人抵抗或只要指挥这种暴行的治安法官一示意，就立刻动武。但工人们连这也忍住了，没有作任何反抗。矿主们希望工人使用暴力，并竭力用一切手段来引起他们反抗，以便找到借口用军队来结束罢工；但是被赶到街上来的矿工们记住了他们的总代理人的劝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声不响地把他们的家具搬到多沼泽的草地上或收完庄稼的田里，继续耐心地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因为找不着更好的地方，就露宿在公路两旁的沟里；另一些露宿在别人的地段上的，因为“他们造成了半辨士的损失”而受到法庭的追究，被处以1英镑的罚款，他们当然交不出这笔罚款，就只好坐监牢。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这样在去年（1844年）多雨的深夏在露天里度过了八个多星期。除了床上的印花布帐子，他们和婴儿就再没有其他可以遮蔽的东西；除了工会的微薄的补助和小铺老板的愈来愈少的赊欠，他们就再得不到其他的帮助。那时，德勒穆的一个拥有很多煤矿的伦敦德雷勋爵曾以他的高贵的愤怒来威吓“他的城市”西恩的小铺老板们，不准他们再赊东西给“他的”倔强的工人。这位“高贵的”勋爵在整个罢工期间成了一个道地的小丑，因为他老是对工人发布一些傲慢得可笑而文理不通的“命令”，这些“命令”除了成为全国的笑料，就再也达不到别的目的［注：天下本无新奇之事，至少在德国是如此。我们的“施杜姆大王”也不过是英国模型的翻版而已，这一模型在它的本国早已被人遗忘，而且不可能存在了。——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矿主们看到无论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就花了很多钱从工人运动还没有发芽的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偏僻地方，雇人到他们的矿上来工作；这样一来，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又恢复了，罢工工人的力量被摧毁了。矿主们强迫工人脱离工会，和罗伯茨断绝关系，并接受矿主所提出的条件。煤矿工人对雇主的历时五个月的伟大斗争，被剥削者以值得我们极力称颂的毅力、勇敢、觉悟和理智进行的斗争，就这样在9月初结束了。这样一个4万人的群众斗争，需要多么高度的真正人类的文化、热忱和坚强的意志呵！我们知道，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还把这些人描写成极其粗野的和毫无道德的人。而这种压迫是多么残酷呵！它把这4万人逼得像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好像一支军队，不仅有纪律而且为一个愿望、一个意志所鼓舞，用最大限度的冷静和镇定把斗争一直进行到再反抗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而且这是什么样的斗争呵，这不是在和看得见的可以击败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在和饥饿与匮乏、贫穷与露宿作斗争，和自己的、由于富人的残酷而达到疯狂地步的激情作斗争。假如工人使用了暴力，那末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会遭到枪杀，几天之后矿主就会得到胜利。他们守法并不是由于害怕警察的棍子，而是事先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工人的觉悟和自制力的最好证明。 就这样，工人虽然无比地坚强，这一次还是被资本家打败了。但是斗争并不是没有结果的。首先，持续了十九个星期之久的这次罢工使英格兰北部的煤矿工人永远脱离了以前所处的精神睡眠的状态。他们苏醒过来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参加了文明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把矿主对工人的一切暴行揭露无遗的这一次罢工，最终唤起了这些工人中间的反抗精神，至少把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而3万个这样坚忍不拔和经得起考验的人，对宪章派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产。其次，在合法的范围内延续了这样久的罢工和伴随着罢工的积极的宣传，毕竟引起了社会舆论对煤矿工人状况的注意。利用对煤炭出口税问题辩论的机会，下院中唯一坚决拥护宪章主义的议员托马斯邓科布在议会中提出了煤矿工人状况的问题，争得了在下院讲坛上宣读他们的请愿书的机会，并且发表了演说，迫使资产阶级的报刊至少在报道议会的辩论时把全部事情做了正确的描述。这次罢工以后不久，哈斯威尔发生了一次爆炸。罗伯茨来到了伦敦，要求谒见皮尔，并以煤矿工人代表的身分坚决要求彻底调查这次爆炸事件。他终于达到了委派英国地质学界和化学界的第一流权威赖尔教授和法拉第教授去肇事地点进行调查的目的。由于这次爆炸以后不久又发生了好几次爆炸，而且罗伯茨又把关于这些爆炸的记录送给了首相，所以首相答应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也就是今年——1845年——这一次）中，如果可能的话，提出一个为保护工人所必需的各种措施的法案。如果煤矿工人不在这次罢工中表明自己是爱好自由的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们不委托罗伯茨来管理他们的事务，那末这一切成就都是不会有的。 北方的煤矿工人被迫解散自己的工会和被迫解聘罗伯茨的消息刚一传出，郎卡郡的煤矿工人就组织了一个约有1万工人的工会，并保证给他们的总代理人1200英镑的年薪。去年秋天，工会每月收入的款项都在700英镑以上，其中约有200英镑用做薪俸、讼费等等，其余的大部分是用来补助失业工人或者由于和雇主冲突而罢工的工人。工人就这样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资产阶级挑战的。这种觉悟是一切工人运动的重大成果，它由于工会的建立和1844年的罢工，才出现在英国煤矿工人中。再稍微过一些时候，在觉悟和毅力方面至今还落后于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就能够和产业工人相比，并且在各方面都将会同他们齐头并进。资产阶级脚下的地基就这样逐渐地动摇起来，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复。 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听警告的。煤矿工人的反抗只是使他们更加残酷；他们并不认为这应该使他们更加理智，不认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前进的一步，而认为这只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来对这些竟愚蠢到不同意继续忍受从前的待遇的人群发泄怒气。资产阶级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企图——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企图——在工人面前把不得不靠工会来养活的罗伯茨和工会的许多代理人说成是从他们这些穷工人口袋里骗去最后一文钱的狡猾的骗子。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 注释： [116]“矿业杂志”（《TheMiningJournal》）是1835年起在伦敦出版的经济技术周刊。——第538页。 [117]禁止在地下劳动中雇用妇女和十岁以下儿童的法案，1842年8月10日在议会通过。——第540页。 [118]皇家法庭是英国最古老的法庭之一，在19世纪（1873年以前）是一个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独立的高等法庭，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第543页。 [119]WritofHabeasCorpus（人身保护状）是英国的审判实践中通用的一种文件的名称，它责成相当的审级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将被捕者提交法庭，以便审查逮捕是否合法。根据对逮捕原因的审查，法庭或释放被捕者，或将其押回监狱，或取保释放。1679年法案所规定的这个程序不适用于叛国罪而经议会议决后也可以停止其效力。——第543页。 上一篇（工人运动）回目录下一篇（农业无产阶级）
工人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工人运动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英国工人，这已经不是普通说的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同胞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大腹贾；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销，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理智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接连发生了许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骚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议会所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例如，据昔蒙兹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各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的团体所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有两个工人因不愿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阶级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泼在他们的脸上，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员名册、基金会、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满了全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门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trades－unions〔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们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的企图。最后，它们还用金钱来帮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会的基金会来做，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分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thetramp〔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tramper〔流浪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了一个支薪的主席兼秘书，——可想而知，因为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收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合乎工会的利益，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在个别情况下，曾有人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中所有的工人结合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英工会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末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knobsticks〔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企图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一个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地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在罢工期间他投下的资本不能周转，机器也要生锈。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润又得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完结时，工会当然会使工资更快地（比它们不加过问时）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业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场上的情况一好转，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并且他们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样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的赊欠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资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场状况所引起的工资降低）看做他们的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想尽力抵抗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adacta〔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末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因此，特别激动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就产生了——不论是否得到领导者的同意——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用硫酸来灼伤人的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在1831年的激烈的工潮时期，曼彻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厂主，年轻的埃士顿，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人枪杀了，凶手没有找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纵火和企图进行爆炸的事件也经常发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企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重大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摩尔的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组织，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强迫工人接受低工资，把那些拒绝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波尔顿有人企图纵火焚烧爱恩司华斯－克伦普顿工厂，但没有成功。在短短的时期内这已经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图焚烧这家工厂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设菲尔德市参议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4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设菲尔德市伯爵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怀特锯木厂里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面来的一包火药引起的，损失重大。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赫车轮工厂被人放一把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所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说的。这些事实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国，甚至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情况很好的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所谓格拉斯哥的萨格［注：这些工人们被称为萨格［thugs］；按萨格是东印度一个著名的种族，他们以杀害一切落到手中的外人为生。——恩格斯原注］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1816年即已成立的棉纺工人工会的团结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在活动，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项。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女工来代替男纺工而被工人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叫做麦克弗尔逊太太的被杀死，两个凶手由工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麦克奎利的工贼被枪伤，工会付给开枪者15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莱安的也被枪伤了；开枪者得到20英镑，但被捕获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在1837年5月，在欧特班克和迈尔－恩得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大约有十个工贼遭到痛殴；同年7月，骚动还没有平静下来，有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委员会的主席和主要委员被控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斯·伍德工厂，他们被认为犯了罪，并被判流放七年。对这件事情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注：“怎样一种'原始的司法'（wild－justice）感在支配这些人呵！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理性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为自己阶级的逃兵和自己事业的叛徒：判他死刑，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因为国家的法庭和刽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所有这些都很像古代的'菲默法庭'［注：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秘密法庭。——译者注］或骑士时代的秘密法庭，好像这些法庭突然复活并呈现在人们的惊愕的目光之下，只是现在的这些法官穿的不是铠甲，而是粗布夹克，法庭不是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森林里，而是设在格拉斯哥建筑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感情用如此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在群众中传播很广，并且是非常强有力的！”——卡莱尔“宪章运动”第40页。——恩格斯原注］ 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于工业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许多论据来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论据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竞争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他们也会因为保存工会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损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在战争中，一方遭受损失自然对另一方有利，而由于工人和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至尊的君主们在彼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干的一样。在所有的资产者中，工会最疯狂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他一谈到最强大的工人队伍——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谈到这些自称能够叫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无策“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的法庭时，就气得语不成声。他还说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发明家的头和活跃的工业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112]！英国工人竟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真遗憾呀！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操纵骡机的粗纺工有一个时候也是随随便便滥用自己的力量。很高的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感激厂主的心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或甚至还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意向，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支援罢工时的那种倔强精神，而厂主们却接二连三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事件的时候，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竞争，就向沙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请求沙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骡机，以便“把生产从苦痛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几个月以后，一架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智慧、感觉和手指。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架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注：密纳发（Minerva）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智慧、学术、工艺和战争的女神，也是雅典的守护神。——译者注］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他从天上盗走了火，并把使用火的方法告诉了人们。他因此被宙斯用铁链缚在高加索山之巅，每天有一只鹰去啄食他的肝脏。后来海格立斯释放了他。古希腊人把普罗米修斯看做人类文化的奠基者。——译者注］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在工业中的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功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海德拉［注：海德拉（Hydra）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的九头巨蛇。它的八个头可以杀伤，第九个头是不能杀伤的，斩去一个头立刻就生出两个头。后为海格立斯所杀。——译者注］扼杀了。” 接着尤尔又证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经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注：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这位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释华特和其他许多人也没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愤怒向工会发泄的机会。这些大智大慧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煽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领薪俸，所以对鼓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发给这些代理人工资的并不是剥夺了他们工作的资产阶级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他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原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阅一下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纸“北极星报”全年的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经结成了工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们不能干革命，这种见解的根据就是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骚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的坏事作斗争的。而英国人呢，他们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们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这一斗争暂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穷困，1834年在里昂发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说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英国工人为了挣脱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忍受着一切，他们在慢慢地饿死，他们每天得看着家里的人挨饿，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报仇；这一切难道还比不过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吗？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就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英国工人也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部分地由于工人是被资产阶级逼着罢工的，部分地也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1843年5月间），那里就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保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虽然尺寸较大的砖必然会卖得贵些。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贼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会企图恫吓他们。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枝。由于恐吓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一支以步枪为前锋的制砖工人的战斗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驻扎步兵部队的军营［注：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见曼彻斯特平面图。——恩格斯原注］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进了工厂地区，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窖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敌人最好的枪靶子，而他们自己只好毫无目的地射击一阵。可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小时多，直到他们所有的枪弹都已经用光并达到了袭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军队开来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彻斯特3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们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显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还是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4英里多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1842年，一群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包围在市场广场上，几个把住所有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便把他们镇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国家当局（即资产阶级）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5年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WorkingMen's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无非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它们摆摆样子；这两种成分在今天本来也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但是，如果下院拥有全国舆论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表现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一丝圣光。英国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勋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也很少考虑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主义从1835年一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传播，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组成了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正对改革法案的结果和1837-1839年的商业停滞感到失望，好战和好杀的情绪高涨，所以宪章主义者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的。宪章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起来，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从前法国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居民讲了这样的话： “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们手里的工具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这是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是十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要拿几根火柴和一把浇上松香的干草就够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人们勇敢地用起这种武器来，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它究竟有什么办法！”［注：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话对工人起了什么影响。——恩格斯原注］ 但同时，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这位斯提芬斯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摩尔举行的20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 “朋友们，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们争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主义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 因此，反对新的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在那时已经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那时每次的群众大会上都有托利党人奥斯特勒发表演说，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的请愿书。1839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赛、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一次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结果就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企图已经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在1840年1月，约克郡发生了几次所谓警察叛乱（spy－outbreaks）[113]——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莱得弗德，——后来，激昂的情绪就渐渐平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协会的产生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1839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战斗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掩饰的革命的语言说话，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1841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请愿书上有350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政党过去曾经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1842年2月15日，自由党人和宪章主义者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就几乎抛弃了他们所珍惜的守法的习惯；他们要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资产阶级想叫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谈起早在1839年就由宪章主义者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资产阶级却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月底，市场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在市面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7月底和8月初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商业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要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诉苦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办法，那末也许他们最好是去溜跶一个时期。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得工人大哗，纷纷离开工厂，他们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结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们有5000人出发到埃士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afairday'swagesforafairday'swork》）。8月9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碍就进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了工。8月11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的宠儿——习艺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自己的惯例，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原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同时，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离开“合法”途径后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资产阶级又回到守法的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由他们煽动起来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奴仆一起当了特别警察——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踱来踱去；在普累斯顿，资产阶级曾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自发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装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逐渐散去，起义结束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干了许多别的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图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这和他们在春天所说的革命的话是很不协调的。他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们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承认法律神圣的先前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势罢了，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失，在停工时期他们倒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主义者在过去也根本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后来这个争论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说的话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诉诸物质力量了。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使宪章主义恰好成为真正的宪章主义的争论点，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废除谷物法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就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原则在口头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北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治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协会的章程中删去，理由是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一联系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治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在表决这个问题时斯特治失败了。这时，这位忽然变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争取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资产者，不久前的雅各宾党人，忽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universalsuffrage）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completesuffrega）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曾经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都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彩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说来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而已。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但是宪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战斗。自由竞争已经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资产者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这个要求至少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对它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主义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无产阶级。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宪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但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传教士斯提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宪章主义者才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宪章主义者都是真理了。宪章主义者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因工业发展而已经过时的那种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即allotment－system，关于此种办法请参看“导言”）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看来一般地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来的措施本身不是受不住竞争的打击（这样，以前的情况就会恢复起来），就是要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主义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特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中的繁荣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发［注：预言准确地实现了。——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穷困的出路。工人要争取实施自己的宪章，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到那时他们将要弄清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他们通过宪章就能做到而他们现在还不很清楚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宣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何而言。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接受同样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的方法来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合理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合理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他们的理论原则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sichselbstauflöst］的目的［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改为：“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合乎规律的进一步的政治发展，直到这一过渡成为可能的和必然的。”——编者注］。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阶级中倾向于他们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注：自然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狭义的欧文主义者。——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宽广得多、但是在发展［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发展”一词前有“理论上的”字样。——编者注］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固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更加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坚定不移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地坚决，使那些不自觉地纯粹为了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这种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也是穷困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愈来愈相信，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顺从地听任有产阶级榨取他们的脂膏。 这样，我们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比较落后，比较不开展，但他们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多，提出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这些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章主义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设施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Mechan－ics'Institutions》）[114]里面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在这里讲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说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去阅读，并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于是自满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说他们的Dixietsalvavi［注：Dixietsalvavianimammean——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编者注］，并且轻蔑地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但是工人也是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它里面不掺杂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智谋。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无产阶级曾经做过不少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译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行[115]。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越过边沁，迈步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的一切书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workingmen》〔“工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注释： [112]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向公元前494年起义的平民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因而把他们说得服服贴贴。——第511页。 [113]指设菲尔德、布莱得弗德及其他城市中由奸细所挑起的宪章派和警察的冲突。这些冲突使这一运动的许多领袖和参加者被捕。——第519页。 [114]Mechanics'Institutions是一种夜校，工人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科目和技术科目的知识；在英国，这种学校最初在格拉斯哥（1823年）和伦敦（1824年）出现。19世纪40年代初，这种学校有二百多个，大都在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学校来训练工业所必需的熟练工人，并使这些工人受他们支配。——第527页。 [115]戴·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F．Strauβ．《DasLebenJesu》．Bd．1-2，Tübingen，1835-1836）。关于蒲鲁东的著作见本卷注14。——第528页。 上一篇（其他劳动部门）回目录下一篇（矿业无产阶级）
其他劳动部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其他劳动部门 我们在工厂制度这方面谈得多一些，因为它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全新的产物。而其余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我们谈的就少多了，因为一般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情况或特别是工厂制度的情况，全部或部分是和这些部门的情况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考察工厂制度在各个劳动部门中已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部门中每一个部门有什么特点。 适用工厂法的四个劳动部门都是生产衣料的。我们现在最好是从那些向这类工厂领取原料的工人谈起；先谈诺定昂、得比、莱斯特的针织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谈到这些工人时说，工作时间长（由于工资低，不得不这样），再加上整天坐着，眼睛因工作本身的性质经常保持紧张状态，这就使他们的整个身体都衰弱下去，特别是影响了视力。晚上没有很强的灯光就不能工作，因此，工人通常都利用玻璃球来聚光，这对眼睛的害处很大。几乎所有的工人到了四十岁就得戴上眼镜。在这种生产中从事缠线和缝纫（缝合）的儿童，通常都不健康而且发育得不好。他们从六七岁或七八岁起就在狭小得令人窒息的屋子里每天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时。许多儿童被工作弄得疲惫不堪，逐渐虚弱下去，连最普通的家务事都干不了，眼睛很早就近视了，因此不得不在童年就戴上眼镜。委员们发现许多儿童都患有瘰疬症，厂主们大都拒绝雇用做过这种工作的女孩子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说她们的身体太弱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把这些童工的状况叫做“基督教国家的耻辱”，希望他们的工作受到法律的保护（格棱吉。“报告”附录第1部分Ｆ15页第132—142节）。报告还说，莱斯特的针织工人的待遇在当地所有的工人中是最坏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到十八小时，每星期挣6先令，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挣7先令。过去他们挣过20—21先令，但是大型织机的使用降低了他们的工资；大多数工人还在旧的简单的织机上工作，和改良了的机器进行着筋疲力尽的竞争。可见技术的发展每前进一步，工人的状况就倒退一步！但是不管怎么样，鲍尔委员说，针织工人却以他们的自由、以他们吃饭、睡觉或工作都不受工厂钟声的支配而感到骄傲。在工资方面，这些工人现在的情况并不比1833年工厂委员会写报告的时候好些；这是由于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萨克森针织工人的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不仅在所有国外市场上击败了英国人，而且（在劣等货物方面）在英国市场上也击败了他们。德国的爱国针织工人，由于自己的挨饿而剥夺了英国针织工人的面包，他们该多么心满意足呵！如果德国的荣誉要求他们的肚子老是空着一半，难道他们就不再为德国工业的光荣而骄傲地愉快地继续挨饿吗？呵，竞争和“国家竞赛”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晨报”（也是自由党的报纸，parex－cellence〔道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在1843年12月发表了亨克莱的一个针织工人描写他的同伴的状况的几封信。他附带报道了50个家庭的情况，这些家庭共有321人，依靠109台织机为生；每台织机平均每星期收入51/6先令，每个家庭平均每星期挣11先令4辨士。在这里面，房钱、针织机租费、煤炭、灯火、肥皂和织针总共要用掉5先令10辨士，每人每天只剩下11/2辨士（15个普鲁士分尼）做伙食费，至于做衣服就一个钱也没有了。 这个针织工人写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可怜的人们所忍受的苦难的一半。” 他们根本没有床铺，即使有，也只够一半人睡，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赤着脚跑来跑去。男人们含着眼泪说：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吃肉了，我们几乎忘记了肉的味道。终于有些人星期日也工作，虽然社会舆论从来也不原谅他们这样做，而且织机的轧轧声四邻都可以听见。 其中有一个人说：“看看我的孩子你们就全明白了。贫穷逼着我这样干，我不能老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饿得直叫，却不去用最后的办法清清白白地赚些面包。上星期一我早上两点钟就起来，差不多干到半夜，其余的几天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但是我吃不消，我不愿意把自己送进棺材里去。现在我每天晚上干到十点钟，损失的时间在星期天补上。” 无论在莱斯特，在得比，或在诺定昂，工资从1833年起就没有增加过，而最坏的是莱斯特还普遍实行实物工资制，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因此，这个地方的针织工人在每次工人骚动时都非常积极地参加，那是毫不足怪的；因为针织工人多半是男人，所以他们参加运动，就显得更主动和更有力量。 针织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生产花边的主要中心。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郡里面共有2760台花边机，在英国其余的部分却一共只有786台。由于严格的分工，生产花边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分成了许多部门。首先是把棉线缠到筒管上，这工作由十四岁或更大一些的女孩子（winders〔络线工〕）来做；然后把这些筒管装在机器上，把线从小孔中穿过去（这种小孔每台机器平均约有1800个），并把它引到规定的地方，这工作由八岁或更大一些的男孩子（thread－ers〔穿线工〕）来做；然后才是工人织制花边；花边从机器上取下来时是宽宽的长条形的，由很小的孩子把连接每块花边的线挑出来，把它们一块一块地分开；这个工序叫做running〔挑〕或drawinglace〔抽花边〕，这些小孩子就叫做lace－runners〔挑花边工〕。在这以后，花边就完全制好，可以拿去出卖了。无论是络线工或穿线工，都没有一定的工作时间，机器筒管上的线一用完，就需要他们；因为工作在夜间还继续进行，所以任何时间都可能需要他们到工厂或花边工人的工作间去。工作没有规律、常常做夜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在许多方面损害了身体，败坏了道德，特别是像大家一致指出的，引起了混乱而过早的性关系。工作本身对眼睛的害处是很大的；虽然没有发现穿线工有一般的慢性病，但在他们中间眼炎是很流行的，而穿线的工作本身就会引起眼痛、流泪、视力一时模糊等等。至于络线工，那末已经查明，她们的工作严重地损害视力，除了引起经常性的角膜炎，还常常引起白内障和黑内障。花边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机器造得愈来愈宽，现在使用的几乎全是需要三个男工操纵的机器；这三个人依次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所以他们合起来每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每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就可以了解，络线工和穿线工所以常常不得不在夜间工作，是为了不让机器停得太久。为了把线穿过1800个小孔，需要三个孩子工作两小时。有些机器已经用蒸气力来发动，因而男人的劳动就被挤掉了。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屡次提到有小孩子工作的“花边工厂”，由此显然可以推断，目前的情况不是花边工已移到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去工作，就是蒸气力已被普遍地用来制造花边。而两种情况都表示工厂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广。但是对健康最有害的是挑花边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多半是七岁、甚至是五岁或四岁的孩子。格菱吉委员甚至碰到过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做这种工作。经常在复杂的花边纹路中注视着需要用针挑出来的那根线，是非常伤眼睛的，特别是这种工作通常都得继续十四小时或十六小时之久。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眼睛也会变得非常近视，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很常见的）就会因黑内障而永远失明。此外，孩子们因为经常弯着腰工作，所以长大时身体很弱，胸部狭窄，并因消化不良而患瘰疬；子宫机能破坏的现象在女孩子中几乎是很普遍的，脊柱弯曲也一样地普遍，所以“从这些孩子走路的姿势上就可以认出他们是挑花边工”。绣花边无论对眼睛，或对整个身体，也都有同样的后果。做证的医生一致说，所有从事花边生产的孩子的健康，都因他们的工作而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些孩子脸色苍白，虚弱无力，他们的身体与年龄比起来都显得太矮小；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比别的孩子差得多。他们通常的疾病是：全身虚弱、常常昏倒、头痛、两胁痛、背痛、腰痛、心跳、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脊柱弯曲、瘰疬和肺结核。这种工作时刻都在极其严重地破坏妇女的健康，患妇女贫血症、难产和流产的到处都是（格棱吉在“报告”中的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这个下级官员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孩子们经常穿得很坏，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吃也吃得很不好，多半只有面包和茶，常常好几个月看不到肉。至于他们的道德状况，他说： “诺定昂的全体居民，警察、牧师、厂主、工人以及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一致肯定，目前的劳动制度是产生道德堕落现象的最肥沃的土壤。穿线工（多半是男孩子）和络线工（多半是女孩子）常常在半夜里同时被叫到工厂里去，又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可能知道他们需要在那里待多久，所以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在一块胡搞，工作完了就一块去游荡。这种情况大大助长了道德败坏现象。大家都承认，在诺定昂道德败坏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至于这种极端反常的情况对这些孩子和年轻人的家庭安宁和乐趣的严重破坏，那就不用说了。” 花边生产的另一部门即花边的编结，已扩展到农业地区——北安普顿郡、牛津郡、培德福德郡和巴金汉鄂。从事这一工作的大都是儿童和少年，他们都抱怨吃得不好，很少吃到肉。他们的劳动对健康是极端有害的。孩子们在狭小的、不通风的和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工作，老是坐着，弯着腰拨动编针。为了使身体勉强保持这种吃力的姿势，女孩子们都穿上带有木板条的紧身，由于这些女孩子大半都是很小就开始工作，那时骨头还很软，因此，这种紧身使胸腔和肋骨完全移动了位置，使胸部普遍狭窄。由于工作地点的空气不好，工作时又整天坐着不动，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患了消化不良症；她们在受到这种病的残酷（severest）折磨之后，就得肺结核死去。她们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道德方面的教育受得更少，又都喜欢打扮，因此她们的道德水平低得可怜，卖淫在她们当中几乎成了流行病。（“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白恩士的报告） 这就是社会为了使漂亮的资产阶级太太们能享受戴花边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很便宜的代价吗？总共只有几千个工人弄瞎了眼睛，只是一些无产阶级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只是一代平民弄得孱弱不堪，而这种孱弱的体质还是遗传给这些平民的同样是平民的子孙，——这算得了什么呢？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的英国资产阶级若无其事地把政府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放在一边，照旧用花边来装饰自己的太太和女儿。英国资产者的泰然自若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郎卡郡、得比郡和苏格兰西部有大批的工人在印花工厂中工作。在英国工业中，没有一个部门像这个部门一样在机械的发展方面获得这样辉煌的成果，但是也没有一个部门的机械的发展使工人的状况恶劣到这种地步。应用蒸气力推动雕花滚筒，又发明了用这种滚筒同时印四种到六种颜色的方法，这就完全排挤掉了手工劳动，正像机器的使用把手工劳动从棉纺织业中排挤出去一样。但是这些新发明在印花工厂中挤掉的工人比在棉纺织工厂中还要多得多。在这里，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做助手的小孩用机器做的工作抵得上过去200个工人用手做的工作。一台机器每分钟出28码（80普鲁士尺）印花布。结果印花工的处境就很糟糕；在他们向下院提出的请愿书中说，郎卡郡、得比郡和柴郡在1842年共印出1100万匹印花布；其中有10万匹是完全用手工印的，90万匹是部分用机器、部分用手工印的，1000万匹是完全用机器印的，印上的颜色少则一种，多则六种。因为机器大部分是新近才使用的，而且不断地在改良，所以手工印花工的数目总是比生产所需要的多；其中有许多（请愿书中说明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自然就完全没有工作了，而其余的平均每星期也只有一两天、最多是三天的工作，得到的是最低的工资。李奇在谈到一个印花工厂（郎卡郡柏立附近的第普里－戴尔）的时候说，那里的手工印花工平均最多只挣5个先令（“无可否认的事实”第47页），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机器印花工的报酬却相当高。这样，印花业完全实行了工厂制度，但不受法律对工厂制度的限制。这一行业所生产的是时髦的商品，所以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定货少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一半时间工作；如果某一个图案受到欢迎，生意很好，工厂就工作到夜间十点、十二点，甚至通宵工作。在曼彻斯特，我的住宅附近就有一家印花工厂。我不止一次地在深夜回家时看到工厂中还是灯火通明，我常常听说，在那里，孩子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很长，他们总想找个机会在石阶上或穿堂屋的墙角旁休息一会，打一会盹。至于这种情况是否真实，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否则我就把这个公司的名字指出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只是大致地提了一下这一工业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报告只谈到，在英国，至少这些孩子大部分还穿得相当好，吃得相当好（这是相对的，当然要看他们的父母挣钱多少而定），他们没有受任何教育，在道德方面还有很多缺陷。由于上面已经谈过工厂制度的情形，这里我们只指出这些孩子是处在这个制度的统治之下就够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谈别的。 现在我们再稍微谈谈衣料生产部门中其余的工人。漂白工的工作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把氯气这种对肺部极有害的物质吸进去。染色工的工作害处比较少一些，在许多场合下甚至还对工人有益，因为这工作需要全身使劲。关于这两类工人所得的报酬很少有人谈到，这就证明它并不低于一般的水平，否则他们是会抱怨的。由于棉质天鹅绒的销路广，所以剪绒工的人数相当多，共达三四千人。他们间接地因工厂制度而大遭其殃。过去用手工织机生产的商品织得不十分均匀，所以需要一个能手把线头一行一行地剪平。自从使用动力织机以来，每一行线都排得很均匀，每根线都和上一根平行，所以剪平绒毛的工作就不需要多大技巧。被机器剥夺了固定生计的工人迅速地投入了这种比较简单的工作，由于他们的竞争，工资降低了。厂主发现这种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女人和小孩去做，于是工资就降低到女工和童工的水平，成百的男人就完全被挤掉。其次，厂主还发现，让工人在工厂中工作比在工人的作坊中工作要便宜得多，因为他们反正要间接地替工人付这个作坊的房租。从那时起，过去用做剪绒作坊的许多小宅子的阁楼不是空起来，就是作为住房租出去，同时剪绒工失掉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要听从工厂里的钟声的指挥了。一个看上去不到四十五岁的剪绒工告诉我，他还记得那样的时代，那时每剪一码挣8辨士，现在每码只挣1辨士；当然，现在因为织出来的东西比较均匀，他可以剪得快些，但是现在每小时所剪的远不能超过以前一倍；这样，他的工资就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李奇把1827年和1843年各种纺织品的工资列成了一个对照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35页）。从表中可以看到，1827年剪绒工每码所得工资是4辨士、21/4辨士、23/4辨士、1辨士，而1843年每码仅得11/2辨士、3/4辨士、1辨士和3/8辨士。据李奇说，每星期的平均工资，在1827年是1英镑6先令6辨士、1英镑2先令6辨士、1英镑、1英镑6先令6辨士，而在1843年，同一种商品的工资是10先令6辨士、7先令6辨士、6先令8辨士、10先令，同时还有成百的工人连这样的工资也得不到。关于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上面我们已经谈过了。其余的纺织品几乎完全是手工织工生产的，这些工人也像剪绒工一样，由于从其他工业部门中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工人的竞争而遭了殃，此外，像工厂工人一样，工作不好就要无情地被处以罚款。拿丝织工来说吧。全英国最大的丝织工厂厂主之一布罗克赫斯特从自己的账本中拿出一些统计表交给议会委员会，从这些统计表中可以看出，1821年他对各种工作付出的工资是30先令、14先令、31/2先令、3/4先令、11/2先令、10先令，1831年他只付出9先令、71/2先令、21/4先令、1/3先令、1/2先令、61/4先令，虽然在这个部门中机器并没有任何改良。但是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在他的工厂里所做的，完全可以当做全英国的标准。从这些统计表中可以看到，这个工厂中织工的平均工资，除去一切克扣，在1821年是每周161/2先令，而1831年每周仅仅是6先令。以后工资又降低了很多；在1831年每码付工资1/3先令或4辨士的纺织品（所谓singlesarsnets——一种做衣里用的绸缎），在1843年只付21/2辨士。而许多住在农村的织工，只有接受每码11/2-2个辨士的工资，才能找到工作。此外还有任意克扣工资的情形。每一个领到经纱的织工都同时领到一张卡片，上面通常写着：某日某时缴回成品，如因病不能工作，必须在三天内通知办事处，否则即使有病也不能得到原谅；等待纬纱也不能成为获得原谅的充分理由；工作中如发生某些过失（例如在一定长度的织物上使用的纬纱超出规定等）应扣去不少于一半的工资；如果不能按期交活，每码扣1辨士。卡片上规定的所有这些克扣使工资大大地减少了，例如有一个收货人到郎卡郡的里城去收回成品，每星期去两次，每次给厂主带回的罚款都不下15英镑（100个普鲁士塔勒）。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他还算是一个最厚道的收货人。在过去，这类问题是由仲裁法庭来解决的，但因为坚持到这种法庭去解决的工人大部分要被解雇，以后这一惯例就逐渐消失了，如今厂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当工人告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接受了卡片，就是签订了契约，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和工厂工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此外，厂主每次都强迫工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说明他“同意扣工资”。如果他想抗拒，那末全城的厂主立刻都会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用李奇的话说，他 “不愿服从卡片上规定的秩序和法律，并且胆敢怀疑那些社会地位比他高（这是他应当知道的）的人的智慧”（“无可否认的事实”第37-40页）。 自然，织工是完全自由的，厂主毫不强迫他们到他那里领取经纱和卡片，按照李奇的绝妙的说法，他只是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Ifyoudon'tliketobefrizzledinmyfrying－pan，youcantakeawalkintothefire．》） 伦敦的、特别是斯比脱菲尔兹的丝织工，很久以来就陷入周期性的极端贫困之中，而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一切工人运动这一事实，就证明他们现在也还没有理由满意自己的状况。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引起了热病，这种病蔓延到伦敦的东部，并且促成了工人阶级卫生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成立。但是，从伦敦热病医院最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热病还是很猖獗的。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第二个重要的部门是金属制品的生产。这种生产的中心是制造各种精细金属制品的北明翰、生产各种刀的设菲尔德以及生产锁、钉子等等比较简单的商品的斯泰福郡，特别是乌尔未汉普顿。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先从北明翰说起。在北明翰，和生产金属制品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生产组织还保留着旧时手工业制度的某些特点。小师傅还存在，他们和自己的学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者——当他们需要蒸汽发动机时——在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工作，这些厂房被划分成许多小作坊，租给个别的师傅；在每个作坊中都装有由蒸汽发动机带动的传动带，再由传动带转动机器。莱昂·福适（“两大陆评论”[111]上关于英国工人状况的一系列论文的作者，这些论文表明作者至少研究过这一问题，而且无论如何要比英国人和德国人一向在这方面所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把这种和郎卡郡、约克郡的大生产相对立的生产组织叫做démocratieindusUtrielle〔民主工业〕。他并且指出，这种生产组织对师傅和帮工的状况都不是很有利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资本集中的趋势经常影响着他们；只要一个人发财，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发户的廉价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资本家竞争时，他们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下面我们将看到，学徒在小师傅那里过的生活至少也像在厂主那里一样坏，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将来他们自己也会变成师傅，因而他们就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换句话说，他们也受资产阶级剥削，但是不像在工厂中那样直接。所以这些小师傅不是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部分地依靠学徒的劳动生活，而且出卖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成品，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资产者，因为他们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北明翰工人的这种独特的中间地位，说明他们为什么很少完全地和公开地参加英国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北明翰是一个激进的城市，但不是纯粹宪章主义的城市。北明翰也有许多资本家开设的较大的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工厂制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里所实行的极精密的分工（例如在制造针的部门里）和蒸气力的应用，使厂主们可能雇用很多妇女和儿童。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材料）我们已经从工厂报告中熟悉了的那些特点：孕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无人照管，不关心甚至讨厌家庭生活，道德败坏，其次，男人从这一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机器不断改良，儿童过早地自立，男人靠老婆和孩子养活，如此等等。据报告所说，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许多孩子一天只吃1个辨士（10个普鲁士分尼）的面包，或者在午饭以前一点东西也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连一点东西都吃不到。他们常常衣不蔽体；许多孩子甚至在冬天还赤着脚。因此，所有的儿童，就他们的年龄来说，身体都很矮小，很孱弱，并且很少有发育正常的。他们用来恢复体力的东西是这样贫乏，但是还得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做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北明翰能服兵役的男人是这样少了。 一个检查新兵体格的医生说：“工人都很矮小、瘦弱而且体力很差；此外，许多人的胸部或脊柱都是畸形的。” 据一个征兵的下级军官证明，北明翰的男人比任何地方的都矮小：他们大部分身长都不超过5英尺4-5英寸，在征来的613个新兵中只有238个合格。至于说到教育，那末我在前面（第396-397页）讲到金属加工区的生活的时候已经举出了许多证言和例子，读者可以再看一下；同时，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在北明翰，五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没有进过学校；学生经常你来我去，所以要使他们好好地受点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儿童很早就离开学校去做工。从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在那里教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教员。一个女教员在回答她是否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时说：“没有，一星期3辨士的学费哪能这样要求。”有些女教员连这个问题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则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根本不是她们分内的事。一个女教员回答说，她不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她尽力向儿童灌输一些好的原则，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犯了一个严重的语法上的错误。据一个委员说，学校里经常吵吵闹闹，乱成一团。因此，儿童的道德水平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所有的罪犯有一半是十五岁以下的；仅仅在一年内就有90个十岁的罪犯被判了刑，其中有44人是刑事犯。照委员们的意见，混乱的性关系看来几乎是普遍现象，而且这种关系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格棱吉。“报告”和文件） 斯泰福郡铁业区的情况更糟糕。这里主要是生产简单的铁器，在这个劳动部门中既不可能进行特别细致的分工（也有一些例外），又不可能使用蒸汽力和机器。所以这里（在乌尔未汉普顿、威伦霍尔、比尔斯顿、塞治里、温斯菲尔德、达拉斯顿、达德里、窝尔索尔、温斯柏利及其他等地）的工厂较少，但是小铁铺却很多，这里的小师傅带着一个或几个学徒工作，这些学徒要一直替师傅工作到二十一岁。小师傅的状况和北明翰的差不多完全一样，但是学徒的生活多半还坏得多。给他们吃的几乎全是病畜和死畜的肉、腐烂了的肉和鱼、流产的牛犊或者在火车里闷死的猪的肉。不但小师傅这样做，有三四十个学徒的比较大的厂主也这样做。在乌尔未汉普顿，这种现象似乎是普遍的。这种饮食造成的自然结果就是经常闹肠胃病及其他疾病。此外，这些孩子多半吃不饱；除了工作服就没有别的衣服，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就不能上主日学。住宅又坏又脏，常常成为疾病的发源地，因此，虽然工作本身一般都无害于健康，可是孩子们仍然长得很矮小，发育得不好，孱弱不堪，而且常常被工作弄成严重的残废。例如，威伦霍尔城有许多人因经常在制造螺丝的车床上工作而成了驼背，并彆弯了一条腿——即所谓“后弯腿”（hind－leg），这样，两条腿就呈K字形；此外，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患疝气。这里也和乌尔未汉普顿一样，女孩子——女孩子也在铁铺里工作！——和男孩子的性成熟期往往很晚，有时要到十九岁。在几乎是专门生产钉子的塞治里城及其近郊，人们就在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牲畜栏似的简陋的棚舍里居住和工作。女孩子和男孩子们从十岁到十二岁起就开始拿起铁锤来工作，只有到他们每天能生产1000个钉子时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工人。他们制造1200个钉子，所得的工资是53/4辨士，或者还不到5个银格罗申。每一个钉子要打十二锤，因为铁锤重11/4磅，所以工人要举重18000磅才能挣到这点可怜的工资。在这种劳动繁重而营养又不足的情况下，儿童身体必然发育得不好，矮小而且孱弱，委员会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这个地区的教育状况，我们在上面已经提供了一些资料。这里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儿童甚至连主日学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了，但也很不经常；和别的地区比起来，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写字的就更少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七岁和十岁之间，即恰恰是适于上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做工了，而主日学的教员——铁匠或矿工——常常自己也几乎认不得多少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道德水平和这种教育状况是完全符合的。霍恩委员引了许多例子证明说，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他们缺乏思考能力，连自己该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笨头笨脑，愚昧得无可救药，以致他们常说，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的生活好极了，而事实上他们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穿得破破烂烂，吃也吃不饱，还常常挨打，往往挨打后好几天还感到疼痛。他们一天到晚工作，直到发出下工信号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懂得自己累不累，——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们。（霍恩。“报告”和文件） 在设菲尔德工资较高，所以工人的状况从表面上看起来也好一些。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几个对工人健康极端有害的劳动部门。在某些操作过程中，工人必须经常用胸部顶住工具，这就常常引起肺结核。另一些操作过程，例如制锉子，则阻碍整个身体的发育并引起肠胃病。切削骨头（作刀柄用）的工作引起头痛、黄疸病，而做这种工作的许多女孩子会得妇女贫血症。但是对健康最有害并引起工人早死的，是磨刀叉的工作，特别是在干石头上磨的时候。这种工作之所以有害，一半是由于必须弯着腰工作，因而胸部和胃部经常受到压迫，但主要是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五岁。设菲尔德的奈特医生说： “要比较明白地说明这种工作所带来的害处，应当说，磨工中活得最长的是那些酗酒最厉害的人，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比其他人都少。设菲尔德总共将近有2500个磨工。其中约有150个（80个成年男人和70个男孩）是磨叉的；他们总是在二十八岁到三十二岁之间就死掉。磨刮脸刀的工人，无论是干磨的或是湿磨的，都在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就死掉，而使用湿磨石的磨餐刀的工人则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死掉。” 这位医生把他们的病即所谓磨工哮喘病的经过描述如下： “他们通常是十四岁开始工作，如果他们的身体很好，在二十岁以前还感觉不到特别不舒适；再下去，这种特有的疾病的征候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在爬山或上楼梯时稍微用点力就喘不过气来；为了减轻经常不断的愈来愈厉害的呼吸困难，他们把两肩高高地耸起；他们的身体老是向前弯着，好像只有保持工作时那种弯腰的姿势才觉得最舒服；他们的脸色渐渐变成泥黄色，面部显露出忧郁的表情，常常诉说胸部有受到压迫的感觉。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哑，他们高声地咳嗽，声音就像从空木桶里发出来似的。他们时常咳出大量的灰尘，这些灰尘或者混在痰里，或者团成球形或圆柱形，表面复着一层薄薄的粘液。再过一些时候就出现吐血、不能躺卧、盗汗、水泻、极度消瘦以及肺结核的一切普通征候。他们这样被折磨几个月，甚至几年，既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养活家庭，最后终于死去。我必须补充几句，到现在为止，一切预防和医疗磨工哮喘病的尝试都完全失败了。” 这是奈特在十年前写的。从那以后，磨工的人数增加了，疾病蔓延得更厉害了，人们也试验过把磨石遮起来并利用气流把灰尘吹走以预防疾病的办法。这种试验至少是部分地成功了，但是磨工自己却不愿意使用这类设备，在某些地方甚至于把它打碎了，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一来将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干这种行业，并使他们的工资降低；他们宁愿“活不长，但要活得痛快”。奈特医生常常对那些有了哮喘病的初期征候到他那里去看病的磨工说：要是你们回到磨石边去，那就是去战死。但是从来没有人听他的话：谁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设菲尔德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一个长期做教育统计工作的牧师认为，在工人阶级的16500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识字的不超过6500人。原因是孩子们到七岁，最迟到十二岁，就从学校中被弄走，教员又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其中有一个是罪证确凿的小偷，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除了教书就找不到别的糊口的办法！）。设菲尔德青年中间的不道德的情形似乎也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可是，很难说哪一个城市在这方面数第一；当你读报告的时候，你会认为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数第一）。年轻人一到星期日就整天待在街上，掷钱赌博或嗾使狗打架；他们常跑小酒馆，在那里和情人消磨时间，一直坐到深更半夜，然后双双对对地到僻静的地方去蹓跶。有一个委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看到四五十个青年男女；他们几乎都在十七岁以下，每一个青年都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有些人在玩牌，有些人在唱歌和跳舞，所有的人都在喝酒。一些公开的职业妓女也坐在那里。所以，无怪乎所有的证人都说，早期的紊乱的性关系和卖淫（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十四岁到十五岁的少年身上）在设菲尔德是极常见的现象。极端野蛮的不顾死活的犯罪行为是很平常的。在委员会委员到来的前一年，这里逮捕了一伙图谋纵火烧城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引火物和长矛。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设菲尔德的工人运动也带有同样放任的性质。（昔蒙兹。“报告”和文件） 除了这些金属工业的主要中心，在瓦灵顿（郎卡郡）还有一些别针工厂（这里的工人，特别是童工同样是极端贫困、道德败坏和愚昧无知），在威根（郎卡郡）近郊和苏格兰东部还有几个钉子工厂。关于这几个地方的报告几乎和关于斯泰福郡的报告完全相同。 在金属工业里只有一个部门我们还没有谈到，那就是机器制造业。这个生产部门主要分布在工厂区，特别是在郎卡郡，它的特点是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样，从其他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的工人就失去了最后的藏身之所——制造那些使他们失业的机器的工作。在这里，刨和钻的机器，制螺旋、齿轮、螺丝帽等等的机器以及机械旋床都在排挤着大批的工人，以前他们都拿高工资而且经常有工作，现在却失业了；这样的失业者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许许多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斯泰福郡铁业区北面的一个工业区。这里陶器生产（potteries）很发达；它的中心是斯托克自治市（borough），包括亨莱、柏斯勒姆、莱因恩得、莱因德尔夫、厄特鲁里亚、柯尔利治、郎坡尔特、坦斯托尔和金山等地，一共有居民6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样告诉我们：在陶器制造业的某些部门中，孩子们在温暖而宽敞的房子里做着轻便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些部门里他们都既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穿不上好的衣服，却要从事繁重而紧张的劳动。有许多儿童抱怨道：“我老是吃不饱，多半只能吃到带盐的土豆，从来没有肉和面包；我不能去上学，我没有换洗的衣服。”——“今天中午一点东西也没有吃，我们家里从来就不吃午饭，吃的多半只是带盐的土豆，偶尔才吃到点面包。”——“我身上穿的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没有节日穿的衣服。”mould－runners〔送模型工〕的工作也是特别损害健康的，孩子们把制成的坯子和模子一起送到干燥房里，等到坯子干燥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把空模子送回去。他们这样整天沿着楼梯跑上跑下，搬运着不适合于他们年龄的过分沉重的东西，而且还得在高温下进行工作，这就使他们更加疲劳。这些孩子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消瘦、苍白、孱弱、矮小而且发育不良；他们差不多都患胃病，经常呕吐，食欲不振，其中有许多人由于虚弱而死掉。那些因转动辘轳（jigger）而被称为jiggers〔辘轳工〕的男孩，几乎也是同样地孱弱。但是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这些工人——成年男人和儿童——的手和衣服总是被这种液体浸得湿漉漉的，他们的皮肤渐渐变松，在经常和物体的粗糙而接触时就容易脱落，所以手指常常受伤出血，这样一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侵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有时还会引起肺结核，而在小孩子身上更常常引起羊痫疯。在成年男人中常见的现象是手上的肌肉部分麻痹——colicapictorum〔染色工的职业病〕和四肢全部麻痹。有一个证人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两个男孩在工作时抽风死掉。另一个证人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曾经在上釉的大桶旁当过两年助手。他说，最初他患剧烈的腹痛，后来就抽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从那以后，抽风的次数就愈来愈多，现在每天都要发作，并且常常在一天内要发十次到二十次羊痫疯。他身体的右半部已经麻痹，医生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支配右手和右腿了。某一个工厂的上釉房里有4个成年男工和11个男孩，4个成年男工都患羊痫疯和剧烈的疝气痛，11个男孩当中也有几个已经成为羊痫疯患者。总之，这一可怕的疾病是这种工作的极平常的后果，当然它也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在磨光陶器的工房里，空气中充满了微细的矽土尘埃，把这种尘埃吸到肺里并不比设菲尔德的磨工把钢屑吸进去的害处小些。工人们患着喘病，要静静地躺一回都不可能，喉咙溃烂，咳嗽得很厉害，说话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们也都是得肺结核死掉的。陶业区里的学校比较多，孩子们按理是能够上学的，但是因为他们年纪这样小就到工厂去做工而且工作日又这样长（多半是十二小时，有时还要多），所以他们就不能上这些学校去念书了。在委员会的委员询问过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三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全区都处于极端愚昧的状况中。上过几年主日学的孩子连字母都分不清。全区中不仅知识教育的水平很低，而且道德和宗教的教育也都是一样。（斯克里文。“报告”和文件） 在玻璃制品的生产中，工作对成年男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害处，但是小孩子却受不了。工作繁重，工作时间没有一定，常常在夜里工作，特别是工房里的温度高（华氏100°-130°），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许多小孩都是脸色苍白、两眼发红，往往几个星期看不见东西，严重地恶心、呕吐、咳嗽、经常感冒和患风湿病。当成品从炉子里取出来的时候，孩子们经常不得不在高到使他们脚下的木板都燃烧起来的高温下工作。吹玻璃的工人大多数都因虚弱和肺结核而死得很早。（莱夫查尔德。“报告”附录第2部分L2页第11、12节；弗兰克斯。“报告”附录第2部分K7页第48节；唐克莱德。文件附录第2部分H76页等；均见“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 报告大体上证明了工厂制度是在逐渐地不断地渗进一切工业部门里去，这特别表现在吸收妇女和儿童来工作这一点上。我认为没有必要到处把技术进步和成年男人被排挤的情形都叙述出来。只要稍稍熟悉工业的人就能毫不费力地把我所没有谈到的补充起来；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方面做详细的探讨，关于这方面的结果，我在谈工厂制度的时候已经谈过了。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结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业在家，结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结果大资本家掌握了企业，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在手工业方面，资本的威力排挤掉了小资产阶级，使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代之而起，而有时分工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关于这些手工业者，可以谈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和他们有关的一切，在一般地谈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我已经谈过了；此外，这个部门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在工作方式和工作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上都很少变化。但是，和真正的产业工人的接触、大资本家的压迫（这比小师傅的压迫厉害得多，因为帮工和师傅还维持着私人的关系）、大城市的影响以及工资的降低，这一切使得几乎所有的手工业者都积极地起来参加工人运动。这一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现在我们还要来谈谈伦敦的一部分工人居民，由于这些人受着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极端残酷的剥削，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我在这里指的是女时装工和女缝工。 值得惊奇的是，正是为资产阶级太太们制造装饰品的工作，给这些工人的健康带来了极其悲惨的后果。在谈花边生产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形，现在我们再拿伦敦时装商店的例子来做证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共达15000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的十足的奴隶。在一年内约有四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即使是在最好的商店中工作时间每天也达十五小时，在定货急迫的时候每天达十八小时。但是大多数商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女孩子们休息和睡眠的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六小时，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两小时。这样，她们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事实上她们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十九小时到二十二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九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话，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是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此外，由于工房和卧室里的空气郁闷，经常保持弯腰曲背的姿势，吃恶劣的难消化的食物，但主要是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和缺乏新鲜空气，结果女孩子们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残。她们很快就感到疲倦、困顿、衰弱、食欲不振、肩痛、背痛、腰酸，特别是头痛；以后就是脊柱弯曲、两肩畸形地高耸、消瘦、眼肿、流泪、眼痛、近视、咳嗽、鸡胸、气喘以及各种妇科病。在许多情况下，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致完全失明，视力完全被破坏，而如果目力还保持得不错，可以继续工作下去，那末肺结核便会结束这些女时装工的短促而悲惨的一生。甚至那些相当早就脱离这种工作的人，也常常不能完全恢复被损害了的健康。她们老是生病，特别是在婚后；她们生的孩子也是衰弱的。童工调查委员会询问过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断定，很难想像还有什么生活方式能像女时装工的生活那样损害健康，那样使人早死。 伦敦的女缝工一般也受到同样残酷的剥削，只是稍微间接一些。做紧身的女孩子们的劳动是繁重的，是容易使人疲劳和对眼睛有害的。她们得到的工资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承包人要对发下的料子负责，并把工作分配给女缝工，而他每件得到11/2辨士（合15个普鲁士分尼），在这里面他还要扣下一部分（至少是1/2辨士），因此，落到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手里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辨士。做领带的女孩子们每天必须工作十六小时，一星期只得到41/2先令（即11/2普鲁士塔勒），但是她们用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并不比用二十个银格罗申在德国物价最贵的城市里所买到的东西多一些。［注：参看1844年3月16日的“每周快讯”。——恩格斯原注］可是生活最坏的还是那些做衬衫的。她们做一件普通衬衫得到11/2辨士。以前她们可以得到2-3辨士，但是自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官吏们所办的圣潘克拉斯的习艺所以11/2辨士一件承做以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资了。每天要工作十八小时才能做成一件的绣花薄料衬衫的工资是6个辨士（即5个银格罗申）。这样，根据这里所谈的及女工和承包人的许多陈述看来，这些女缝工虽然每天很紧张地一直工作到深夜，可是一星期的工资也不过21/2-3先令！但是最可耻的野蛮行为则是强迫女缝工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发给她的料子的押金。因此，她们当然只好把一部分料子拿去当掉（这一点物主也知道得很清楚），以后自己吃些亏把它赎回来，如果无力赎回，那她们就得去见治安法官了。1843年11月就有一个女缝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不幸的女孩子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后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在1844年8月投河自杀了。女缝工们通常都像叫化子一样居住在狭小的阁楼里，而且每间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里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来源。她们在这里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缝到半夜，几年内便把身体彻底弄垮，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连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注：托马斯胡德，所有现代英国幽默作家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像所有的幽默作家一样，他富于同情心，但没有一点精神力量。1844年初，当描写女缝工惨状的文章载满了各家报纸的时候，他发表了一首优秀的诗“衬衫之歌”（《TheSongoftheShirt》）。这首诗使资产阶级女郎们流了不少怜悯的但毫无用处的眼泪。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它重抄在这里。它最初登载在“笨拙”上，后来又转载在所有的报纸上。当时各报都在讨论女缝工的状况，所以也不必专门引证。——恩格斯原注］；而楼下街道上却飞驰着大资产阶级的富丽堂皇的马车，也许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纸牌一晚上输掉的钱，就比她们在一整年中所能挣得的还要多。 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就是如此。我们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难道这种状况能够长久地继续下去吗？ 不，这种状况不能也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工人，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不愿意这样的。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关于这种状况说了些什么吧。 注释： [111]“两大陆评论”（《RevuedesdeuxMondes》）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的双周刊，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485页。 上一篇（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回目录下一篇（工人运动）
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 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英国工业无产阶级各个最重要的部分。根据上面（第299页）规定的原则，应当从工厂工人即工厂法所涉及的工人开始。这个法律规定了利用水力或蒸气力来纺织羊毛、蚕丝、棉花成亚麻的一切工厂的工作时间；因而，它的效力及于英国工业各个最主要的部门。在这些生产部门工作的工人是英国工人中资格最老、人数最多、智慧最高、力量最大、因而也最不安分而且是资产阶级最恨的。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的正是这些工人，首先是棉纺织业中的工人，正如领导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的是他们的主人即厂主，首先是郎卡郡的厂主一样。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在这些生产部门中工作的人如何因新机器的出现而首先被迫脱离了以前的生活条件。因此，后来陆续发明的新技术也极其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这一部分人，这就毫不足怪了。在尤尔［注：安·尤尔博士“大不列颠的棉纺织业”1836年版（《TheCottonManufactureofGreatBritain》．ByDr．A．Ure．1836）。——恩格斯原注］、培恩斯［注：爱·培恩斯“大不列颠棉纺织业史”（《HistoryoftheCottonManufactureofGreatBritain》．ByE．Baines，Esq．）。——恩格斯原注］等人写的棉纺织业史中，每一页上都讲到日新月异的改进，其中大部分也已经在纺织工业中的上述其余部门里被采用了。手工劳动几乎到处都被机器排挤掉，几乎一切操作都用水力或蒸气力，而且每年都有更新的改进。 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见前）的生产能力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5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就要使5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的人的生计。产量不变而需要工人更少的骡机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它的每一次改进，即锭子数目每增加一次，都又一次地减少了所需工人的数目。骡机上的锭子已经大大增加，使许多工人都失业了：以前一个纺工和几个接断头的童工（piecers）管600个锭子，而现在他一个人就能够看两架骡机，总共是1400-2000个锭子，这样，两个成年纺工和他们的一部分助手就得失业。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我手头有一本书［注：“一位曼彻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议会议员威·拉释莱出版并献给工人阶级。1844年伦敦奥利维利尔书店版第28页及以下各页（《StubbornFactsfromtheFactories》．ByaManchesterOperative．Pub－lishedanddedicatedtotheWorkingClassesbyWm．Rashleigh，M．P.London，Ollivier，1844，p．28ff．）。——恩格斯原注］，是曼彻斯特一位公认的宪章派领袖詹姆斯李奇写的。作者曾在不同的工业部门里，在工厂里和煤矿里工作过多年，我个人也许知道他是一位诚实、可靠而且能干的人。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他掌握了工人自己搜集起来的、关于各种工厂的许多极为详细的资料。他做了若干统计表，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1829年，35个工厂总共比1841年多用了1060个纺工，虽然在这个时期内这些工厂里的锭子数目已经增加了99239个。他还举出了5个工厂，在这些工厂里连一个纺工都没有了，因为那里只使用自动纺机。锭子的数目增加了10％，可是纺工的数目却减少了60％多。而从1841年起，——李奇补充道，——通过把锭子改为双排（doubledecking）等等办法而实行了许多改进，结果上述工厂中的某几个厂从1841年起又解雇了一半纺工。在一个不久以前还有80个纺工的工厂里，现在只剩下了20个纺工，其余的不是被解雇，就是被迫做童工的工作，拿童工的工资。关于斯托克波尔特，李奇也报道了同样的情况，1835年这里有800个纺工，1843年却只有140个了，虽然这个城市的工业在这八九年中有很大的发展。在梳棉机方面最近也做了类似的改进，这就剥夺了一半工人的生计。一个工厂里安装了改良并纱机，结果八个女孩子中有四个失业，而其余四个的工资也被厂主从8先令减到7先令。织布业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动力织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了手织机在织布业里的一切地盘。因为它生产的要比手织机多得多，而且一个工人能看两架动力织机，所以在这里也有许多工人失业。在所有的工厂生产部门中，在纺麻和纺羊毛方面，在蚕丝的加工方面，情形都是一样；动力织机甚至已开始夺取毛织品和麻织品生产的个别部门。仅仅在罗契得尔一地，在织法兰绒及其他毛织品的部门里用动力织机的就比用手织机的多。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通常总是这样回答：机器一改进，生产费用就减少，结果成品的价格就降低，而价格一降低，消费量就会增加，因而失业的工人很快就能在新建的工厂里重新找到工作。当然，资产阶级有一点是完全对的，这就是在有利于一般工业发展的一定的条件下，以廉价原料制成的商品的价格每降低一次，都会大大地增加消费量，促成新工厂的创办。但是除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论断就没有一个字是对的。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价格降低的结果显示出来和新工厂建立起来以前，是要经过许多年的。他们绝口不谈，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真正的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因此，整个整个的劳动部门或者完全取消了，或者改变得很厉害，弄得工人必须从头学起；在禁止童工劳动的问题被提出来时，资产阶级总说，要想获得必要的工厂技能，必须从小即从十岁以前学起（例如见“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几个地方），但是在这里他们却竭力避免提到这一点。最后，他们绝口不谈，技术发展的过程在不断地继续着，即使工人真的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了工作，机器的改进还是要把他从那里排挤出去，使他最后失去对明天的信心。但是资产阶级却获得了机器改进的全部利益。在最初几年，当许多老机器还在工作，改进还没有普遍实行的时候，资产阶级抓到了发财致富的最好的机会，这时要资产阶级看到机器生产发展的坏的一面，那未免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机器一改进，工资就降低，这也是资产阶级激烈地加以反驳的，但工人却再三地坚持这一点。资产阶级要我们相信，虽然计件工资随着生产的改进而降低了，但每周的工资一般说来与其说是降低，不如说是提高了，工人的状况与其说是变坏，不如说是改善了。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工人所引的多半是计件工资下降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里每周的工资也毫无疑问地随着机器的采用而降低了。在骡机上纺细纱的所谓精纺工确实拿到较高的工资，每周三四十先令，这是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坚强的工会来反对降低工资，同时他们的劳动也需要长期的训练。但是普通的纺工所得的工资就很低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和不适于纺细纱的自动纺机（ｓｅｌｆ－ａｃｔｏｒｓ）竞争，而且这种机器的应用又大大打击了他们的工会。一位这样的纺工告诉我，他一个星期挣的钱不超过14先令，这和李奇的材料是符合的，他说，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普通纺工一星期挣不到161/2先令，三年前一星期挣30先令的纺工，现在勉勉强强才能挣121/2先令，而去年一年的平均工资也没有超过这个数目。的确，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是下降得少一些，但这只是由于一开始就不高的缘故。我认识许多女工，都是有小孩的寡妇，她们拚了命每星期也只能挣八九个先令，而每一个知道英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人都承认，这一点钱是不够养家的。所有的工人都异口同声地断定，工资随着机器的改进而普遍降低了。工业资产阶级说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机器的使用而改善了，工人自己却认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而要证实这一点只要在工厂区里的每一个工人大会上听听就可以了。但即使真的只是相对工资即计件工资降低，而绝对工资即工人一星期挣的总数并没有变动，那又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这只是说，工人必须心平气和地看着厂主老爷们装满自己的腰包，看着他们从每一种改进中得到好处，却连极小的一份也不分给他们工人。资产阶级在和工人斗争时连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都忘记了。这个在其他场合下把马尔萨斯当做神的资产阶级惶恐地向工人叫道：假使没有机器，英国人口中增加的那几百万人到哪里去找工作呢［注：例如昔蒙兹先生在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一书中就是这样发问的。——恩格斯原注］？多么地荒谬！似乎资产阶级自己知道得不够清楚，假使没有机器和机器所促成的工业繁荣，这“几百万人”根本就不会出世，也不会长大！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这些聪明的资产者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现在，这当然已经晚了，因为在这方面也发明了而且使用了机器），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对工人只能产生不利的并且经常是很严重的后果；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要避免陷入绝望状态，在这里工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在内心里、在表面上都反抗资产阶级，或者过酗酒和放荡的生活。英国工人有的选择了第一条路，有的选择了第二条路。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叙述了成百次的破坏机器和反抗资产阶级的骚动，而关于放荡生活，我们已经谈过，这当然只是绝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最倒霉的是那些不得不和新采用的机器竞争的工人。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是由机器生产的同样商品的价格来决定的，而因为机器生产比手工生产便宜，所以和机器竞争的工人得到的工资是最低的。在旧式机器上工作的工人，如果他不得不和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竞争的话，他的遭遇也是一样。当然，另外还有谁会来担负这种损失呢？厂主既舍不得扔掉旧机器，又不愿意受到损失；对死的机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他就在活的工人身上，在整个社会的替罪羊身上打主意。在这些不得不和机器竞争的工人中间，生活得最坏的是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他们得到的工资最少，甚至在有足够的工作时，一星期所挣的钱也不超过10先令。动力织机一个跟一个地从他们那里夺取了织物业的各个部门；此外，手织业又是在其他劳动部门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难所，因而在这里总是人手过多。所以，一个手工织工平时一星期能挣六七个先令就算是幸运的，甚至要挣这个数目，他每天就得在他的织机上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八小时。此外，大多数的织品都需要一个潮湿的工作地点，为的使纬纱不致老是断掉，这样，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也由于工人穷，租不起好房子，手织作坊中地下几乎从来都是既不铺木板，也不铺石板的。我访问过不少手工织工；他们住的房子都是在最破落最肮脏的大杂院和街道里，通常总是在地下室中。往往是五六个织工住在一座只有一两间工作室和一间大的公用卧室的小宅子里，而且他们中还有些是已经结了婚的。他们的食品几乎光是土豆，有时有点燕麦粥，牛奶很少见，肉类就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爱尔兰人或者祖先是爱尔兰人。这些不幸的手工织工，每次危机都是他们最先受到打击，最后摆脱危机的恶果，而且还要被资产阶级当做一种工具，用来反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看吧，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叫道，看看这些穷织工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来评判工厂制度吧！［注：例如尤尔博士在他的“工厂哲学”中说的。——恩格斯原注］似乎手工织工的状况这样坏并不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似乎资产阶级自己对这一点了解得不像我们这样清楚！但是这里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说几句谎，装一装好人，在他们是算不了什么的。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机器生产的发展日益挤掉成年男工的事实。在机器上工作，无论是纺或者是织，主要就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种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地灵活。所以男人对这种工作不仅不必要，而且由于他们手部的肌肉和骨胳比较发达，甚至还不如女人和小孩子适合，因此，他们几乎完全从这个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去了。这样，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气力所代替，于是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了。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资比较低，而且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代替了男人。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纺纱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骡机的纺纱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在使用自动纺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子，间或是失了业的老纺工。［注：“郎卡郡某些棉纺织业部门的工资情况变得非常紊乱：几百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工做着接断头的助手的工作或其他某种工作，一星期最多挣八九个先令，但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十三岁的童工一星期却挣5个先令，而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竟挣10—12个先令。”1844年10月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报告。——恩格斯原注］在动力织机上工作的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及二十岁以上的女人，有时也有几个男人，但他们很少有二十一岁以后还继续做这种工作的。在粗纺机上工作的也同样只是女人，最多只有几个男人从事磨梳棉机和刷洗梳棉机的工作。此外，一切工厂都还要雇一定数目的小孩子来装卸筒管（doffers），雇几个成年男人做监工，雇一个机匠和一个司机管理蒸汽机，另外还要雇用木匠、看门人等等。但是主要的工作都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这一情况厂主也是否认的，他们去年还公布了一个详细的统计表，想证明机器决没有排挤成年男人。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工厂工人中，妇女占一半以上（52％），男人大约占48％，而所有这些工人中有一大半是十八岁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厂主老爷们很小心地不告诉我们，成年工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男工，多少是女工，而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里。他们本来就是很明显地把机匠、木匠以及一切多少和工厂有点关系的成年男人，甚至连办事员等等都列在表里面，可是他们没有勇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说出来。这些表充满了捏造的、歪曲的、黑白颠倒的材料，以及可以吓唬门外汉但不能向内行人证明任何东西的平均数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表里面竟一字不提，这只证明了作者即厂主们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和不老实。我们可以从艾释黎勋爵于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为辩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发表的演说中摘引一些关于工人年龄和性别的资料，这些资料并没有受到厂主的反驳，而厂主所发表的材料也只涉及英国工厂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不列颠的419560个工厂工人中（1839年）有192887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岁以下；242296人是女性，其中有112192人在十八岁以下。这样，男工中就有80695人在十八岁以下，而成年男工一共只有96569人，占工人总数的23％，就是说，还不到四分之一。在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56．25％；在毛纺织工厂里占69．5％；在丝织工厂里占70．5％；在纺麻工厂里占70．5％。这些数字想来已经足以证明成年男工被排挤的事实；但是要证实这一点，只要随便到一个工厂里去看看就可以了。结果现存的社会秩序必然会颠倒过来，而这种颠倒既强加于工人头上，就要使他们遭到最致命的后果。首先是女人出外工作完全破坏了家庭。如果妻子一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丈夫又在同一个地方或别的地方工作同样长的时间，那末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他们像野草一样完全没有照管地生长起来；或者每星期花1个或11/2先令把他们托付给旁人照管，而那些人会怎样对待他们，那是不难想像的。所以在工厂区，小孩子因缺乏照顾而酿成的不幸事件就惊人地增加起来。根据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的记录（根据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的材料，霍金斯博士报告第3页），在九个月内有69个孩子烧死、烫死，56个淹死，23个摔死，77个因其他不幸事件致死，就是说，一共发生了225起不幸事件［注：1843年由曼彻斯特医院记录下来的不幸事件中有189件——一百八十九件！——是烧伤、烫伤的，其中有多少人死亡却没有说明。——恩格斯原注］，而在非工厂城市的利物浦，十二个月内一共只发生了146起致命的不幸事件。煤矿中的不幸事件都没有包括在这两个城市的这些数字里面，而且更应该注意到，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管不了索尔福，所以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可以认为是差不多相等的。几乎每一号“曼彻斯特卫报”都要报道一起或几起严重地烧伤、烫伤人的事件。母亲出外工作也是小孩子死亡率增高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完全可以由事实证明。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婴孩当然只好丢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她们急忙赶回去给孩子喂奶，自己也随便吃点东西。这奶是怎样喂的，那也可想而知了。艾释黎勋爵引述了几个女工的话： “Ｍ．Ｈ．二十岁，有两个小孩子，小的还是乳儿，由大一点的孩子照顾。她早晨五点钟一过就到工厂里去，晚上要到八点才回来；奶整天从乳房往外流，把衣服全弄湿了。——Ｈ．Ｗ．有3个小孩子，星期一早晨五点离开家，星期六晚上七点才回来；一回来就要替小孩子做许多事情，忙到早晨三点钟以后才睡觉。她常常被雨淋得浑身透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做工。她说：‘我的乳房痛得要命，我浑身都让流出来的奶浸透了。’” 这个可耻的制度只是鼓励了人们采取用麻醉药使孩子保持安静的办法，而事实上这个办法在工厂区已经传布得很广了。根据曼彻斯特区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琼斯博士的意见，这种习惯是常见的痉挛致死事件的主要原因。女人在工厂里做工不可避免地要把家庭整个地拆散，在目前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状况下，这种情形无论对夫妇或者对小孩子都会产生最严重的败坏道德的后果。一个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没有时间让孩子在初生的几年中享受最普通的母爱的母亲，一个很少能见到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是不能成其为孩子的母亲的，她必然会对孩子很冷漠，没有爱，没有丝毫的关怀，完全像对待别人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孩子，以后对家庭是没有丝毫眷恋的，他们在自己创立起来的家庭里也永远不会感到一点家庭味，因为他们太习惯于孤独的生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工人家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儿童劳动也是促成家庭离散的一个原因。孩子们一到他们挣的钱多于父母花在他们身上的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交给父母一部分钱作为食宿的费用，其余的就自己花掉。这样的事情往往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鲍尔：关于里子城的报告，其中的几个地方；塔夫耐尔：关于曼彻斯特的报告第17页及其他各页；以上均引自“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一句话，孩子们都逐渐自立起来，把父母的家看做小旅馆，如果他们不满意这个旅馆，他们就常常另外换一个。 在许多情形下，女人在工厂里工作并不完全破坏家庭，但是使它头脚颠倒了。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这种情形是很多很多的；仅仅在曼彻斯特一地就可以数出几百个这种不得不专搞家务的男人。这种实际上的阉割在工人中激起什么样的正义的愤怒，它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原封不动的时候会使整个家庭关系发生什么样的根本变化，那是不难想像的。我手边有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罗伯特·朋德的英国工人写给奥斯特勒的，这个工人住在里子城泽边木屋的男爵大厦里（为了资产阶级可以到那里去找他，所以我把详细地址写出来）。这封信的率直精神，我在翻译中未必能表达出一半来；缀字错误在德文中还可以适当地表达出来，但是约克郡方言的特点就完全失去了。他在这封信里说到他认识的一个工人出去找工作，在郎卡郡的圣海伦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就在这里，先生，他找到了他，他走近他的小屋的时候，您想，他看到了什么？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着两条脏床单，火炉旁有两个木墩子。我这位可怜的朋友走进去的时候，可怜的杰克坐在火炉旁的一个木墩子上，您想想看，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用缝衣针替老婆补袜子，他一看见老朋友站在门口，就想把针线活藏起来，可是朱（我那个熟人的名字）看到了一切，他说：‘见鬼，杰克，你在干什么呀？老婆呢？你这是干什么活呀？’可怜的杰克很不好意思，他说：‘我知道这不是我干的活，可是我那可怜的老婆在工厂里；她早晨五点半就到那里去，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回家时已经累得啥也不能干了。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我就得替她做。我没有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说着就痛哭起来，他说：‘不错，好心的朱，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100金镑还要难。但是我从来不愿意相信你或别人会看到我替老婆补袜子，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我老婆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我害怕她会病倒，那样一来我就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了，因为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朱，这工作可糟糕呀。’他接着又伤心地哭着说：‘以前可并不是这样。’朱问道：‘可是，杰克，告诉我，这些时候没有工作，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杰克回答道：‘我告诉你，朱，凑合着活下来了，可是也真难过呵。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有的是工作，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是懒汉。'朱说：'可不，你哪里是懒汉。'杰克说：'我们的家曾经布置得很好，那时玛丽也用不着工作，我挣的钱足够我们两人用。可是现在什么事情都颠倒过来了；玛丽得出去工作，我只好留在家里看孩子，扫地，洗衣服，做饭，补衣服。我那可怜的女人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总是累得动也动不了。你知道，朱，一个过惯了另一种生活的人，这日子真难过呵。'朱回答道：'是呵，真不容易。'杰克又开始哭起来；他说，要是他没有结婚，或者根本就没有生下来，那该多好；但是他和玛丽结婚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弄到这个地步。杰克说：'我为这些事情哭过不知多少次了。'先生，朱后来告诉我，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就用他所有从小在工厂里学会的骂人的话咒骂工厂、厂主和政府。” 还能够想像出一件比这封信里所描写的更荒谬更不近情理的事情吗？但是这种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而又既不能使男人真正成为女人、也不能使女人真正成为男人的情况，这种最可耻地侮辱两性和两性都具有的人类尊严的情况，正是我们所赞美的文明的最终结果，正是几百代人为了改善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状况而做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眼看着人们的一切勤劳和努力到头来都成为笑柄，我们只能对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本身感到失望，或者承认人类社会以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走错了道路。我们必须承认，两性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是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如果说工厂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女人统治男人的现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原来男人统治女人的现象也应该认为是不近人情的。如果现在的女人，像过去的男人一样，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她谋得了大部甚至全部家庭公共财产这样一件事实上，那末财产的共有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合理的，因为家庭的一员以自己担负了大部分的责任而矜骄自夸。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注：有多少已婚妇女在工厂中工作，从厂主自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郎卡郡412个工厂里做工的有10721个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只有5314人也在工厂里做工，3927人做别的工作，821人没有工作，其他659人不详。可见每个工厂都有两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人。——恩格斯原注］当孩子们不像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只给父母饭费而要赡养他们的失业的父母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相互关系。霍金斯博士在关于工厂劳动的报告里证实了这种关系是很常见的，在曼彻斯特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正如同在另一种情况下女人是一家之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是一家之主。艾释黎勋爵在他的演说（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发表）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因为他的两个女儿上酒馆而责骂了她们，她们却说她们已经被训得烦死了：去你的吧，我们还得养活你！也应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了。她们丢开父母不管，从父母家里搬了出去。 在工厂里长大的未婚女人并不比已婚的好。一个九岁起就在工厂里做工的女孩子自然是不熟悉家务的，因此，所有的工厂女工在这方面都完全是外行，都不会管理家务。她们不会缝纫，也不会编织，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她们连最普通的家务都不熟悉；至于怎样照顾孩子，她们更是一无所知。“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举了几十个例子来证明这个事实，而关于郎卡郡的报告的作者霍金斯博士则发表了以下的意见（“报告”第4页）： “女孩子们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就很早地结了婚；她们没有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熟悉家庭主妇的最普通的责任，而且即使她们有了这一切，她们在婚后也没有时间来承担这些责任。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看不见自己的孩子：照管孩子的是特地花钱雇来的女孩子或老太婆；此外，工厂工人的住宅又经常不是一个所谓的家（home），而是一间地下室，里面既没有做饭的器具，也没有洗濯、缝纫和补缀衣服所必需的用具，缺少能使他们过愉快而有文化的生活并能使家庭具有吸引力的一切东西。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特别是为了保全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我只能竭诚希望，总有一天会禁止已婚的妇女在工厂里做工。” 个别的例子和证言见“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7、38、39、72、77、50页。塔夫耐尔文件第9、15、45、54页及其他各页。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最大的祸害。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在道德方面引起了更加严重得多的后果。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在一间工作室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没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的人们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这一切对妇女的性格的发展是不会有什么好影响的。厂主即使注意到这一点，也只是在真正发生了什么丑事的时候才会出来干涉；至于比较放荡的人对比较规矩的人、特别是对年轻人的经常的但不大显著的影响，他就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预防。而正是这种影响害处最大。在“1833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许多证人都说工厂中的谈话是“猥亵的”、“下流的”、“肮脏的”等等（考威尔文件第35、37页及其他许多页）。我们在大城市里大规模地看到的事情在这里小规模地发生着。人口的集中对人们有同样的后果，不管这种集中是发生在大的城市里还是小的工厂里。工厂愈小，接近的机会就愈多，交往就愈不能避免。后果是免不了的。莱斯特的一个证人说，他宁愿让他的女儿去讨饭，也不愿送她进工厂，工厂是地狱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鲍尔文件第8页）。曼彻斯特的另一个证人“毫不犹豫地断定，工厂中的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经丧失了童贞”（考威尔文件第57页）。委员会委员考威尔简直就认为，工厂工人的道德比工人阶级的中等道德水平还要低一些（第82页），霍金斯博士则说（“报告”第4页）： “道德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出来的，但是，如果相信我亲身的观察，相信那些和我谈过话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且也相信我得到的一切证言所产生的总印象，那末工厂生活在道德上对青年妇女的影响是非常令人丧气的。”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jusprimaenoctis〔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 要正确地估计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产生的后果，必须先考察一下儿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性。现代工业一兴起，工厂就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完全是小孩，而且他们主要是从孤儿院里领来的，厂主把他们当做“学徒”成群地长期雇用。他们吃的、住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隶，受雇主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虐待。早在1796年，派西沃博士和罗皮尔爵士（棉纺织工厂厂主，现任首相的父亲）就那么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令人发指的制度在社会舆论中所引起的愤怒，竟使得议会在1802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惊人的虐待[106]。自由工人的竞争渐渐地抬起头来，把学徒制挤掉了。工厂愈来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来，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较流通了，也比较清洁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的相对数目就减少了一些，他们开始工作的年龄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们很少雇用八九岁以下的孩子了。以后，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来保护儿童，使他们不会因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残害。 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的死亡率之高，就足以证明他们幼年的生活条件对健康如何有害。这些原因对活着的孩子也有影响，虽然其程度不像对已经死了的孩子那样厉害。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也要造成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体质或者使发育受到阻碍，因此，工人的孩子的体力都比一般的孩子差。一个在贫穷和各种各样的困苦中、在潮湿和寒冷的环境里、在穿得不暖住得很坏的情形下生长起来的工厂工人的九岁的孩子，绝对不会像在比较健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地有工作能力。他在九岁时就被送进工厂，每天工作六小时半（以前是八小时，再以前是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甚至十六小时），一直工作到十三岁，而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八岁每天就要工作十二小时。对他的身体发生不良影响的原因仍然不停地起作用，而工作又愈来愈重了。就假定一个九岁的孩子，甚至是工人的孩子，可以坚持每天六小时半的工作而不致对他的身体有显而易见的损害，但是待在污浊、潮湿而且经常是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对健康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好处的。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拖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固然，资产阶级会说：如果我们不雇孩子们到工厂里来工作，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他们用来替自己辩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要不是工厂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些专门为工人的福利而设立工厂的、“好心的”、“仁慈的”资产者会怎样保护工人的利益呵！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工厂视察员没有盯住厂主以前，他们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承认的证据（“1833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们。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说：孩子们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间或是从五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更经常地是从七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岁起；工作时间常常是长到每天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吃饭时间除外）；厂主允许管理人殴打孩子，而且常常自己也动手。这个报告甚至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苏格兰厂主骑着马夫把一个十六岁的逃跑的工人追回来，叫他走在马前面，强迫他和马跑得一样快，而且不断地用长鞭子抽他！（斯图亚特文件第35页）在工人的反抗比较强烈的大城市里，这种事情当然发生得少一些。然而就是这样长的工作日也还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贪欲。他们的目的是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投入建筑物和机器里的资本多生利，使它尽可能地加紧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厂主就实行了可耻的夜工制。有些厂主实行了两班制，每班的人数都足够充分保证工厂工作的进行，一班在白天工作十二小时，一班在夜里工作十二小时。任何白天的睡眠都代替不了的夜间的休息这样经常被剥夺，对于小孩子和年轻人，甚至对于成年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难想像的。整个神经系统受刺激，因而身体整个地衰弱下去，这就是这种劳动的必然结果。这种劳动的另一后果便是酗酒和纵欲。一个厂主证明（塔夫耐尔文件第91页），在他的工厂里实行做夜工的两年内，非婚生子的数目增加了1倍，道德水平竟降低到使他不得不停止夜工。别的厂主做得更野蛮，他们强迫许多工人一连工作三四十个小时，而且这样的事情每星期都有几次；这是因为厂主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换班：换班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工人能替换出来睡上一两个钟头。委员会关于这种野蛮行为和它的后果的报告超过了我在这方面所听到的一切。这里所叙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可是我们将会看到，资产阶级还经常地引用委员会的证据，把它解释得对自己有利。这种制度的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委员们报告他们遇到过大批的畸形者，而这些人之所以畸形完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最普通的畸形是脊柱和两腿弯曲。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里子城的弗兰西斯沙普是这样描述这种畸形的： “在我到里子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股骨下端这样奇怪地弯曲的情形。起初我以为这是佝偻病，但是到医院里来看这种病的人很多，得这种病的年龄又都是小孩子通常已不会得佝偻病的时候（八岁到十四岁），而且只是在孩子们进工厂工作以后才开始得这种病，这一切迫使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已看见过将近一百个类似的病例，我可以极肯定地说，这些病是劳动过度所引起的；据我所知，所有的病人都是工厂里的孩子，并且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生病的原因是劳动过度。”——“显然是因为站得太久而引起的脊柱弯曲的病例，我遇到过不下三百件。”（劳顿博士文件第12、13页） 在医院里工作了十八年的医生，里子的海依博士，也同样证明： “脊柱弯曲在工厂工人中是很常见的；在某些场合下这只是过度劳动的结果，在某些场合下则是长时间的劳动在生来就弱或由于营养不良而衰弱下去的身体上造成的后果……在这里，各种各样的畸形比这些病更常见：膝盖向里弯，关节上的韧带常常松弛而缺少弹力，腿的长骨弯曲了；这些长骨头的粗的一端特别弯曲而且发育过度；这些病人都来自工作时间过长的工厂。”（劳顿博士文件第16页） 布莱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门特和法普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在德林瓦特、鲍尔和劳顿博士等三个委员的报告里描述了许多这类畸形的例子；不大注意这种现象的塔夫耐尔和爵士戴维巴莱博士在他们的报告里也举了个别的例子。（德林瓦特文件第69页上关于两弟兄的例子，第72、80、146、148、150页上关于两弟兄的例子，第155页及其他许多页；鲍尔文件第63、66、67页上的两个例子，第68页上的三个例子，第69页上的两个例子，关于里子的报告第29、31、40、43、53页及以下各页；劳顿博士文件第4、7页上的四个例子，第8页上的几个例子等；戴巴莱爵士文件第6、8、13、21、22、44页，第55页上的三个例子等；塔夫耐尔文件第5、16页及其他各页）调查过郎卡郡的委员考威尔、塔夫耐尔和霍金斯博士完全忽视了工厂制度所引起的这些医学上的后果，虽然郎卡郡的畸形者在人数上完全可以和约克郡相比。我每次走过曼彻斯特总要碰见三四个畸形者，他们的脊柱和腿弯曲的情形和上面所描述的完全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他们，并且也有可能仔细地观察他们。我自己认识一个畸形者，他的情况和海依博士所描述的完全符合，他是在盆德尔顿城道格拉斯先生的工厂里弄成畸形的。这个工厂由于不久以前还整夜整夜地工作，所以在工人中间至今还是臭名远扬的。一看这些畸形者，立刻就可以猜到使他们畸形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畸形都是一样的：膝盖向里同时又稍微向后凹进去，双脚成为里八字，关节畸形而粗大，脊柱往往向前或向旁边弯曲。但是搞得最残酷的看来还是麦克尔士菲尔德区的那些仁慈的丝织厂主们；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工厂里有年龄很小的（最小的只有五六岁）孩子在做工。在塔夫耐尔委员引用的补充材料里，我们看到一个叫做莱特的工厂监工的供述（第26页），他的两个姊妹的身体都被工作弄得畸形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他有一次计算过麦克尔士菲尔德好几条街上（其中有几条是那里最干净最漂亮的街道）的畸形者的数目：他在唐利街看到十个畸形者，在乔治街看到五个，在沙洛特街看到四个，在瓦特考茨看到十五个，在班克托普看到三个，在勋爵街看到七个，在磨坊巷看到十二个，在大乔治街看到两个，在习艺所里看到两个，在派克格林看到一个，在皮克福特街看到两个。这些畸形者的家属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畸形是缫丝工厂的过度劳动造成的。在第27页上讲到一个男孩子，他因身体畸形已不能上楼梯；那里还提到几个女孩子，她们的脊柱和骨盘都是畸形的。过度的劳动还造成了其他的畸形，特别是扁平足，这是戴巴莱爵士（譬如在第21页上他就提到两起）和里子的内外科医生们常常遇到的（劳顿文件第13、16页等）。即使年轻人有比较结实的身体，比较好的营养和其他条件，受得住这种野蛮剥削，但是他们也免不了要闹背痛、腰痛、腿痛、关节肿胀、静脉扩张，或大腿和小腿上生大块的顽固的溃疡。所有这些疾病在工人中几乎是普遍的现象。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巴莱爵士在他们的报告里举了几百个例子；他们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患这些病中的任何一种病的工人；而在其余的报告里，也有许多医生证明这些后果确实是存在的。在关于苏格兰的报告里有无数的例子毫无疑义地表明，每日工作十三小时甚至对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工人，无论是男工或女工，都至少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对丹第和丹弗姆兰的纺麻工厂来说是如此，对格拉斯哥和拉纳克的棉纺织工厂来说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疾病都是从工厂劳动的性质本身产生的，这种工作如厂主们所说的确实是很“轻易的”，但正是这种轻易比任何别的工作更能使身体衰弱。工人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但是他们必须老是站着，无权坐下。谁要是在窗台上或筐子上坐一会，他就要受罚。这样长久地站着，上身经常机械地压在脊柱上、骨盘上和腿上，这就不能不产生前面所说的那些后果。这样老是站着完全不是工作本身所必需的，诺定昂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至少在并纱间里已经安上了座位（结果，上面所说的那些疾病都绝了迹，因而女工们也同意延长工作日了）。但是，在工人只是替资产者工作而很少有兴趣把工作做好的工厂里，他利用座位确实很可能利用到超过厂主所同意和对厂主有利的程度，而为了使资产阶级少损失一点原料，就只好让工人牺牲他们的健康了［注：里子城一个工厂的纺纱车间里也已经安上座位了（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恩格斯原注］。此外，长时间保持这种站立姿势，加上工厂里的空气大半都很坏，这更使得整个身体显著地衰弱下去，从而又引起其他各种与其说是局部的、不如说是全身的疾病。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满地都是，并且还渗到地里。工人们由于热，都穿得很少，因此，室内温度一不平均，就势必要感冒；在这种热地方待久了，他们就害怕新鲜空气；而随着身体各种机能的逐渐衰退，体内发出的热量也减少了，这就要靠外面的热来维持，所以工人在窗子关得紧紧的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反而感到最舒服。此外，从工厂的热空气里走到街上那种刺骨的或潮湿的寒风里的时候温度总是急剧地改变，工人没有足够的防雨器具，淋湿了又不能换上干衣服，这一切加起来就经常引起感冒。如果我们记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恐怕除了腿上的肌肉，全身就没有一块肌肉真正紧张起来，真正活动起来，如果我们记住，工人们丝毫不能抵抗上述各种原因所起的使身体衰弱和钝化的作用：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身体，发展肌肉的力量，增进肌肉纤维的弹性和强度，而且从小就被剥夺了在新鲜空气里活动的机会，那末，当医生们在工厂报告中几乎一致肯定，他们发现工厂工人对一切疾病的抵抗力都特别弱，生活力普遍减低，整个智力和体力都不断在衰退，我们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让我们先听听戴巴莱爵士的话吧： “工厂劳动对工人有下面几种不利的影响：（1）无条件地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2）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3）睡眠被剥夺（由于工作时间长、腿痛和全身不舒服）。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因此，特别是男孩子，除了很少的例外，很快就失去儿童的新鲜的玫瑰色的脸色，比其余的男孩子苍白而消瘦。连赤着脚站在织布房的泥地上的手工织工的学徒都比他们好看些，因为这些学徒总还偶尔到新鲜空气里去走走。但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孩子，除了吃饭就没有一分钟的空间，他们也仅仅是在去吃午饭的时候才走到新鲜空气里去。一切成年的男纺工都苍白而消瘦，都有消化不良和胃口时好时坏的毛病；他们从小就在工厂里工作，在他们中间很少有或者简直就没有身材魁梧、体格强壮的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职业对男人身体的发育非常有害。女人担负这种劳动比男人容易得多。”（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我们在下面将看到，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特殊的疾病。）（戴巴莱爵士的总报告） 鲍尔也说了同样的话：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布莱得弗德的工厂制度造成了许多畸形者……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对身体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各种显著的畸形上，而且还更普遍地表现在发育受阻碍、肌肉松软和体格孱弱上。”（鲍尔报告第74页） 前面已经引证过的里子的外科医生［注：所谓外科医生（surgeons），和有学位的医生（physicians）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家，因此，他们不仅从事外科医生的业务，而且也从事一般的医务。由于许多原因，大家宁愿找他们看病，而不找有学位的医生。——恩格斯原注］弗沙普写道： “当我从斯卡博罗搬到里子的时候，我立刻看到，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比斯卡博罗及其附近地区的孩子苍白得多，肌肉也远不如他们发达。我还发现，许多孩子就他们的年龄说来是太矮小了……我诊断过无数的瘰疬病、肺部疾病和胃肠疾病，作为一个医生，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些病是由工厂里的工作引起的。我赞同这样的意见：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削弱了身体的神经力量，造成许多疾病滋生的地盘；假使没有新的力量从农村里源源不绝地流进来，工厂工人这一种人是很快就会完全退化的。” 布莱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门特也这样说： “在我看来，这里的工厂中所实行的劳动制度引起了整个身体的特别衰弱，因而使小孩子极其容易感染流行病和偶发的疾病……我坚决认为，工厂对通风和保持清洁没有任何必要的规定，是特别容易产生或感染我在行医时经常遇到的那些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证明： “（1）我有机会观察过工厂制度在最良好的环境中（在布莱得弗德的伍德工厂里，这是这个城市中设备最好的工厂，凯博士在这里当过厂医）［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对儿童健康所起的影响；（2）这影响是无可怀疑的，而且甚至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也为害很大；（3）1842年一年中，在伍德工厂里做工的孩子有五分之三找我看过病；（4）这个制度最有害的后果，与其说是表现在畸形者人数众多上面，不如说是表现在大多数人都虚弱多病上面；（5）自从伍德工厂中儿童的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以来，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引用了所有这些证言的委员劳顿博士自己也说： “我觉得这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孩子们的工作时间长得不近人情，长到残酷的程度；甚至成年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量也未必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的。结果许多人夭亡了，许多人终身带上了残疾。担心那些活下来的人将产生衰弱的后代，从生理学的观点来说，是太有根据了。” 最后，霍金斯博士在谈到曼彻斯特时说道： “我相信大多数的旅行者都会看到，曼彻斯特的居民，特别是工厂工人，一般都矮小、瘦弱而且脸色苍白。在大不列颠或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到过人们在体格和脸色方面这样显著地够不上民族标准。已婚的女人惊人地缺少英国妇女的一切特点……我必须承认，从曼彻斯特的工厂里领来给我看的一切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抑郁而苍白的；他们脸上没有一点青年人通常具有的生动、活泼和愉快的表情。他们中有许多人告诉我，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他们一点也不想在新鲜的空气里跳跳蹦蹦地玩一下，而宁愿静静地待在家里。” 我们再从霍金斯的报告里引证一段话，这段话固然只有一半和这里所谈的有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有效地证明： “无节制、放荡、不关心将来，这就是工厂居民的主要恶习，这些毛病都很容易从今天的制度所产生的风气上得到解释，而且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从这个制度里产生出来的。大家都公认，消化不良、忧郁病和全身衰弱在这类工人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十二小时的单调的工作之后，想找点什么东西来刺激一下，那真是太自然了，而当上述疾病终于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愈来愈频繁地到烧酒里面去寻求解脱。” 委员会的报告中举出了几百个例子来证实医生和委员们的这些话。关于青年工人的发育因工厂劳动而受到阻碍这一点，也有成百的证据来加以证实；例如考威尔举出了同在一个主日学里读书的46个十七岁的男孩子的体重：其中26人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04．5磅，其余的20个虽然也属于工人阶级，但不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17．7磅。曼彻斯特最大的厂主之一，一个鼓动厂主们反对工人的家伙——如果我没有弄错，就是罗伯特海德格莱格——自己有一次就说过：这样继续下去，郎卡郡的工厂工人很快就会变成侏儒族。［注：这一句话并不是从工厂报告中引来的。——恩格斯原注］一个管理征兵的军官（塔夫耐尔文件第59页）说，工厂工人适于服兵役的很少，他们又瘦又弱，常常被医生们认为不合格而不得入伍。在曼彻斯特，他很难找到一个5英尺8英寸高的人，大多数的人都只有5英尺6-7英寸高，可是在农业区里大多数的新兵都有5英尺8英寸高（英尺略短于普鲁士尺，大约每5英尺短2英寸）。 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男工们都很快累垮了。大多数人一到四十岁就不能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支持到四十五岁，能支持到五十岁的就非常少了。失去工作能力的原因，除整个身体衰弱外，还有视力的衰退。这是在骡机上工作的结果，在这种机器上工作时，工人必须经常注视着一长排平行的细线，因而眼睛老是很紧张。在哈帕尔和拉纳克的几个工厂里工作的1600个工人中，只有10个人超过四十五岁；在斯托克波尔特和曼彻斯特各工厂里工作的22094个工人中，只有143人超过四十五岁。在这143人中，有16人是由于特别开恩才留在工厂里面的，其中有一个人做的是小孩子的工作。在一份包括131个男纺工的名单上，只有7个人超过四十五岁，可是这131人向哪一个厂主要求工作都因“年龄太大”而遭拒绝。在波尔顿的50个被当做废物的纺工中，只有两个超过了五十岁，其余的平均还不到四十岁，可是这些人都因为什么年龄太大而失业了！一个叫做艾释华特的大厂主在写给艾释黎勋爵的一封信里自己承认，纺工们一接近四十岁，就不能纺出规定数量的纱了，因此“有时候”就要被开除；四十岁的工人他已经称他们为“老头”了！［注：所有这些事实都引自艾释黎勋爵的演讲（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发表）。——恩格斯原注］马根多士委员在1883年的报告中也这样说： “虽然我知道儿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从而在思想上对这一点已经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我仍然很难相信那些比较苍老的工人自己所说的岁数，这些人老得多么早呵。” 主要是替工厂工人看病的格拉斯哥的外科医生斯麦里也说，对工人来说，四十岁已经是老年（oldage）了（斯图亚特文件第101页）。关于这一点，塔夫耐尔文件第3、9、15页和霍金斯报告第4页、文件第14页等都有证明。在曼彻斯特，工人的这种未老先衰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四十岁的男人看起来都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老十岁到十五岁，而在富裕的阶级中，无论是男人或女人，只要他们不狂饮，他们的容貌总是保持得很好的。 工厂劳动对妇女身体的影响也是很特别的。因工作时间过长而引起的畸形在妇女中比男子更为严重；骨盘的变形（一半是骨盘骨本身位置不正常和发育不正常的结果，一半是脊柱下部弯曲的结果）就常常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劳顿博士在他的报告中说：“我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过骨盘畸形和其他几种疾病，但是每一个医生毕竟还是应当把这些现象看做很长的工作日在儿童身上引起的可能的后果，这已由医学界有极高声望的人物证实了。” 许多产婆和产科医生都证实了工厂女工分娩比别的妇女困难，同样还证实了她们常常流产（例如见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页和第13页）。此外，女工们还患一切工厂工人共有的一般衰弱症，她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如果早停止工作，那她们就得担忧她们的位置会被别人占去而自己会被解雇；此外，她们在这一段时间内也拿不到工资了。女工们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了孩子，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也一点不稀罕。如果资产者老爷们还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末他们的太太大概也会同意我的意见：间接强迫一个怀孕的女人直到她分娩的那一天还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以前还要长），老是站着并且还要常常弯腰，这是残酷的事情，是卑鄙的野蛮行为。但是还不止此。如果女工们被允许在分娩后两星期可以不工作，那她们就会感到高兴，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很长的期限。许多人在产后一星期甚至三四天就回到工厂里整天做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厂主问监工：“某某人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她生了多久了？”——“一星期。”——“那她早就该回来了。别人在家里只住了三天。”自然，不管女工们怎样衰弱，怎样痛苦，解雇的恐惧，失业的恐惧还是把她们赶回工厂来了；厂主的利益不允许工人因为生病就留在家里；工人是不应当生病的，女工也不敢在分娩后躺在家里，否则厂主就不得不把机器停下来，或者就要为了考虑临时的解决办法而大伤其高贵的脑筋；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解雇那些竟敢生病的工人。 请听听下面的话（考威尔文件第77页）吧： “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简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请假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严厉的，我们要是有四分之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险。'”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明（戴·巴莱爵士文件第44页）：工人托马斯麦克杜特有点发烧， “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无论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几乎一切工厂里的情形都是如此。年轻的女孩子们在发育期间的劳动还引起了很多反常的现象。有些年轻的女工，特别是那些吃得比较好一点的，由于工厂里的温度高，就发育得比平常快，因而有些女孩子在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完全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被工厂报告称为“优秀的”曼彻斯特产科医生的罗伯顿在“北英格兰内外科医学杂志”中说，他遇到过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她不仅是一个发育完全的妇女，而且甚至已怀了孕；十五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彻斯特是十分平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中的高温和热带气候的酷热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和这种气候下的情形一样，发育得太早，结果衰老得也早。但是，妇女们性的发育受到阻碍的事也是常见的：乳房很晚才发育或者根本就不发育，考威尔文件第35页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月经常常到十七八岁、有时要到二十岁才开始来，甚至常常根本就不来。（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页；劳顿博士文件第14页等；戴巴莱爵士文件第5页等）月经不调而且在月经来时感到剧痛和全身不适的事很平常，妇女贫血症很常见，这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一致证明了的。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壮的孩子来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彻斯特的报告，她们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莱一个人认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说，在他所视察的苏格兰，结了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并且除格拉斯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们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帮助：在曼彻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脸色红润而且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脸色苍白的、腺病质的。但是一到九岁，乡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红润的脸色，因为他们被送进了工厂，并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来了。 此外，在工厂劳动中还有几个对健康特别有害的部门。例如在纺纱工厂和纺麻工厂里，屋子里都飞舞着浓密的纤维屑，这使得工人，特别是梳棉间和刮麻间的工人容易得肺部疾病。这种纤维屑有些人的身体受得了，有些人就受不了。但是工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在哪一部分找到工作，他就得到哪里去，不管这对他的肺部有什么样的影响。把这种纤维屑吸到肺里去，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参看斯图亚特文件第13、70、101页；马根多士文件第24页等；鲍尔关于诺定昂和里子的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3页等；巴莱文件第12页〔一个工厂中发生五起〕、第17、44、52、60页等，以及他的报告；劳顿文件第13页等等）但是特别有害的是亚麻的湿纺工作，做这种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姑娘和小孩子。水从锭子上溅到他们身上来，所以他们的衣服的前襟总是透湿的，地上经常有积水。纺纱工厂的并纱间的情形也是这样，只是在程度上稍微好一些，而后果也是经常的感冒和肺部疾病。说话时声音嘶哑、刺耳，这是一切工厂工人的特点，而湿纺工和并纱工尤其厉害。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巴莱爵士都极其尖锐地抨击过这种工作的害处，也同样抨击过大多数厂主对做这种工作的女孩子们的健康漠不关心。纺麻的另一个后果是肩部的特殊畸形，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引起的右肩胛骨向前突出。纺麻也像在水力纺纱机上纺棉一样，常常引起膝盖骨的疾病，因为在接断头的时候要用膝盖来抵住锭子，使它停止转动。做这两种工作，工人必须时时弯腰，而且机器又安得离地不高，这就引起了身长发育不足的毛病。我曾经在曼彻斯特一家棉纺织工厂里工作过，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纺纱机车间里，就我的记忆所及，没有一个长得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们都矮小；发育不良，胸部狭窄，体形很难看。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工人还会成为残废。机器上的工作常常酿成许多相当严重的不幸事件，结果还使得工人暂时地或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最常见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了一节，比较少见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整条胳膊等等被轮子卡住并且给轧碎了。受了这些伤——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伤——以后，往往染上破伤风，因而死亡。在曼彻斯特，除了许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大批的残废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只脚，第三个人少半条腿；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但是机器上最危险的地方是从大轴上给各种机器传送动力的传动皮带，特别是在这种皮带装有扣子的时候，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谁要是被这种传动皮带带住，转眼间就会被卷起来摔到天花板或地板上去，摔得一根完整的骨头都留不下，立刻就死去。从1843年6月12日到8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下面这些严重的不幸事件（比较不严重的它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一下）：6月12日，曼彻斯特一个男孩子因一只手被机器轧碎而得破伤风死去。6月16日，萨德尔渥斯城一个青年被轮子卷住，轧得粉碎。6月29日，在曼彻斯特附近绿野猎场机器制造厂做工的一个青年跌在一块磨石下面，被磨石弄断了两根肋骨，严重地伤残了身体。7月24日，奥尔丹一个女孩子被传动皮带卷住转了五十转，死后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7月27日，曼彻斯特一个女孩子掉到清棉机（最初在子棉上加工的机器）里，结果因伤死去。8月3日，达金菲尔德一个筒管旋工因被传动皮带卷住而死去，所有的肋骨都断了。在1843年一年中因在机器上受伤并弄成残废而到曼彻斯特医院来医治的人就有962个，而这个医院登记下来的其他不幸事件是2426件，这样，由于别的原因引起的不幸事件和机器引起的不幸事件的比例是五比二。这个数字里面还不包括索尔福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私人医生所治疗的人。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时，即使受伤者因此失去劳动能力，厂主们最多也只付医药费，在治疗期间照付工资的就极其少见了。至于不能再工作的工人以后如何生活，那是和他们不相干的。 关于这种事情，工厂报告写道：在任何情况下责任都应当由厂主来负，因为孩子们还不会遵守预防办法，而成年人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遵守这些办法的。但是写这个报告的是资产者，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并且胡诌一大堆关于工人的“犯罪性的疏忽”（culpabletemerity）的废话。这当然改变不了事实。事情的实质是这样：既然孩子们不会谨慎小心，那就必须禁止使用童工；既然成年人常常不够谨慎，那末他们或者同样是小孩子，就是说，他们还处在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危险的发展阶段上，而应当在这上面负责的，不是使他们不能受教育的资产阶级，还能是谁呢？——或者是机器装置得不好，必须在周围加上隔板或栅栏，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应当关心的；再不然就是有一种比对于危险的恐惧更强烈的动机支配着工人，——他们为了要多挣一些钱，必须赶快工作，没有谨慎从事的时间，如此等等，——在这种场合下应当负咎的也还是资产阶级。譬如说，许多不幸事件是由于工人在机器还在运转时就开始擦洗机器而发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资产者强迫工人在机器停下来的休息时间内擦洗机器，而工人自然是不愿意随便牺牲他的休息时间的。每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对他来说都是这样地宝贵，使他宁愿一星期冒两次生命的危险，也不愿把这一小时奉送给资产者。如果叫厂主把擦洗机器所必需的时间包括在工作时间内，那就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要去擦洗转动着的机器了。总之，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终生赡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赡养他的家庭。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不幸事件比现在还要多得多，因为那时的机器比较坏，比较小，装置得比较挤，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安全设备。但是像前面引证的材料所表明的，不幸事件的数字现在还很大，使人们不得不严肃地考虑下面这件事实，这就是，仅仅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竟有这么多的勤劳的工人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因资产阶级的过失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穷困和饥饿的厄运。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如果读到一件件的残酷得野蛮的事情，读到孩子们怎样光着身体被监工从床上拖起来，手里拿着衣服就在拳打脚踢下被赶进工厂（例如斯图亚特文件第39页及其他各页），他们的梦魔怎样被拳头所驱散，他们又怎样在工作中呼呼睡去，一个在机器刚停住的时候就睡去的可怜的孩子怎样在监工的吆喝下惊跳起来，闭着眼睛重复平时的操作；如果读到，累得走不回去的孩子怎样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觉，只有用皮鞭才能把他们赶出工厂；成百的孩子每天晚上回家时怎样疲倦到由于瞌睡和食欲不振而吃不下晚饭，他们的父母发现他们跪在床前，原来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如果读到这一切和几百件其他肮脏卑鄙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切证据都有委员会本身认为可靠的许多证人起誓证实的报告中读到的；如果想一想，这是一个“自由党的”报告，是资产阶级的报告，是做出来反驳托利党以前的报告并证明厂主们的心地纯洁的；如果想一想，委员们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记载所有这些证据是违背他们的本意的，那末对这个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装满自己的钱袋为唯一目的的阶级，难道能不感到愤怒，能不感到憎恨吗？但是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挑选出来的奴才尤尔博士的嘴说出来的话吧。 这位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277页及以下各页中写道，有人告诉工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和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不相称的，这就破坏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工人不应当这样想，他们应当努力表现自己的勤劳和忠诚，并为自己的老板的成功而欢欣鼓舞，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监工、经理，最后甚至可以成为股东，从而（多聪明呵，你说得真像鸽子咕咕叫一样！）“市场上对工人的需求立刻就会增加”！！——“要不是工人这样不安静的话，工厂制度的发展会得到更加有益的结果。”接着就是一段抱怨工人倔强的冗长的耶利米哀歌，而在讲到工资最高的工人（精纺工）的罢工时，竟说出了下面这些天真的话： “是的，正是他们的高额工资使他们能够维持一个有薪俸的委员会，并且给他们吃着就这种工作说来是营养过多、刺激性太大的伙食，因而得了神经营养过度的毛病！”（第298页） 让我们听一听，这位资产者是怎样描写童工的劳动的： “我参观过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许多工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孩子受虐待或者受体罚；也没有看到过孩子们情绪不好。他们看上去都很快活（cheerful），很机灵，对他们的肌肉的轻微活动感到愉快（takingplea－sure），充分地享受着适合他们的年龄的活动。生产的景象决没有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点伤感的情绪，相反地，它永远使我感到振奋。看一看走车退回的时候他们怎样灵巧地接上断头，看一看他们用自己的纤巧的手指活动了几秒钟之后，怎样在空闲的几分钟内采取各种姿势玩耍着，直到把线抽出来又绕上为止，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delightful）。这些活泼的（lively）小鬼的工作就像是一种游戏，因为已经习惯了，做起来非常轻快。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技巧，很愿意把它显示给每一个参观者看。疲劳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因为他们一走出工厂，就在最近的一个游戏场上跳跳蹦蹦地玩起来，和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孩子们一样。”（第310页） （当然罗，好像活动一下肌肉并不是被工作弄得疲劳僵硬的身体的直接需要似的！但是尤尔应当再看看这一瞬间的兴奋是不是在几分钟以后就消逝了。而且这种情形尤尔也只能在中午，即在孩子们工作五六小时以后看到，而不能在晚上看到！）至于工人的健康，这个资产者为了证明情况非常之好，更是恬不知耻地引用我们多次引证并摘录过的1833年的报告。他企图断章取义地摘引几句话来证明工人当中连一点腺病质的迹象都没有，证明工厂制度使工人摆脱了各种急性病的痛苦（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工厂制度同时却给工人们带来了各种慢性病，这一点尤尔当然绝口不谈了）。要了解我们这位可敬的尤尔怎样厚颜无耻地对英国公众撒下弥天大谎，就应当知道，这个报告共有厚厚的对开本三册，一个脑满肠肥的英国资产者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的。让我们再听听他对1833年自由资产阶级所颁布的工厂法的意见吧。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只给了厂主们一些最起码的限制。而在尤尔看来，这个法律，特别是义务教育，是一种用来对付厂主的荒谬而专横的措施。这个法律把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抛到了街头，而结果会怎样呢？不能再做轻松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们现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们被人从温暖的纺绩间赶到冰冷的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偷窃为生；在尤尔看来，这种生活同他们在工厂和主日学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来实在太悲惨了！尤尔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加深了穷人的痛苦，使得有良心的厂主所进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顿，至少也受到了极大的妨碍。（第405、406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1802年的学徒法我们已经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约在1817年，新拉纳克（苏格兰）的厂主罗伯特欧文（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开始上请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须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小孩子的健康。赞成他的，有已经去世的罗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家，他们先后使政府通过了1819年、1825年和1831年的工厂法，前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107]，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约凯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议而通过的1831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使用二十一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间（晚上七时半到早上五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规定，在任何工厂里，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工人为了不致遭到解雇的危险，就不能出面做证反对自己的老板，所以这项法律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多大好处。在工人不那么老实的大城市里，大厂主共同决定遵守这项法律，但是就在这里也有不少厂主和乡下的厂主一样，根本不理睬这个法律。这时工人们已广泛地要求十小时法案，即规定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的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十小时的法律。工会通过宣传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当时以迈克尔萨德勒为首的托利党博爱派抓住了这个计划并把它提到议会里去讨论。萨德勒达到了组织议会委员会去调查工厂制度的目的，这个委员会在1832年的议会常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是工厂制度公开的敌人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做的十分不公正的报告。高贵的热情使萨德勒做了许多毫无根据的不确实的论断，他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从证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即使不是虚假的，至少真理也是被歪曲和颠倒了。厂主们慑于这个把他们描写成恶魔的报告，就自动请求官方进行调查。他们懂得，一个真实的报告现在对他们只会有利；他们知道，当权的是和他们交情很好的辉格党人，真正的资产者，反对限制工业是这些人的原则。他们果然达到了成立一个完全由自由资产者组成的委员会的目的，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就是我在这里常常引用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比萨德勒委员会的报告稍微接近真实情况一些，但是它却向相反的方向背离了真实情况。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流露出对厂主的同情、对萨德勒报告的不信任、对独立行动的工人和十小时法案拥护者的敌视；报告中没有一个地方承认工人有权过人的生活，有权独立活动和自己下判断。报告责备工人，说他们鼓吹十小时法案不只是替孩子们着想，而且是替自己着想，它把工人宣传家称为蛊惑者，称为存心不良的阴险的人等等，一句话，它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资产阶级一面。但是报告仍然不能替厂主洗刷干净，根据它的自供，应当由厂主负责的丑事还是很多，甚至就从这个报告来看，鼓吹十小时法案、工人对厂主的愤恨、萨德勒委员会用来骂厂主的最尖刻的词句，也都应当认为是完全公正的。全部区别只在于，萨德勒的报告责备厂主们那种公开而毫无掩饰的残酷行为，而这个报告却表明这种残酷行为大都是在文明和人道的假面具之下进行的。譬如受委员会之托去郎卡郡进行过调查的医生霍金斯博士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几行就表示他自己坚决拥护十小时法案！马根多士委员也声明，他的报告并没有包括全部真实情况，因为很难说服工人提出不利于他们的老板的证据，而由于工人的激动本来就被迫做了较大让步的厂主们，往往又对委员会的访问做好了准备，打扫了工厂，减低了机器的转动速度，如此等等。譬如在郎卡郡，他们就使用了这样的诡计：把监工当做“工人”介绍给委员会，这些监工滔滔不绝地述说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何不关心甚至讨厌十小时法案。但是这些监工已经不是真正的工人，他们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较高的工资而替资产阶级效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们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愤怒和冷酷无情，表明了整个卑鄙的工业剥削制度是怎样毫无人性。在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的对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度而产生的许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们冷酷的锱铢必较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竟企图用手中的数目字来证明，如果不再允许他们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国就必然会和他们一起毁灭。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令人愤怒呢？恐怕只有我刚才引用过的尤尔先生那些无耻的胡说八道才能引起更大的愤怒，假使这些胡说八道不是那样可笑的话。 这个报告的结果就是1833年的工厂法。这个法律禁止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织工厂除外）；规定九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四十八小时，或每天不超过九小时，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六十九小时，或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规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再一次禁止所有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规定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两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没有厂医的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罚。为此，厂主有权从孩子们的工资中每周扣下1辨士作为教师的薪金。此外，还任命了厂医和视察员，他们随时可以到工厂中去要求工人宣誓做证，在厂主违法时，负责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诉。这就是尤尔博士那样不可抑制地破口大骂的法律！ 由于实施了这个法律，特别是由于任命了视察员，工作日平均缩短到十二三个小时，童工也尽可能地由成年人来代替了。因此，几种最惊人的祸害几乎完全绝迹了；只有身体极衰弱的人才会弄成畸形，工厂劳动的恶果一般说来表现得不太明显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工厂报告中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在那些按照约凯霍布豪斯爵士法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多不超过十三小时的工厂和工人中也经常出现各种不十分严重的疾病，如脚肿，腿、腰和脊柱软弱而且疼痛，静脉扩张，下肢溃疡，全身衰弱，特别是肠胃衰弱，作呕，食欲不振，有时又有不自然的饥饿感，消化不良，忧郁症以及工厂中的灰尘和恶劣空气所引起的各种肺部疾病等等。在这一方面，关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的报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疾病在实施1834年的法律后也还没有绝迹，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破坏着工人阶级的健康。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干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们有更多的骗人理由来吹嘘他们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假使今天再派一个工厂调查委员会出去，它就会发现情况多半还是和过去一样。至于事前毫无准备就颁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命令，因为政府并没有同时设法建立好的学校，所以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厂主们雇了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每天把孩子们送到他们那里去待上两小时，这样就算遵守了法律的条文，但是孩子们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甚至工厂视察员（他们只限于直接履行自己的职责，即检查厂主是否遵守工厂法）的报告也提供了许多材料，证明前面提到的各种祸害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视察员霍纳和桑德斯在他们的1843年10月和12月的报告里说，在那些可以不用童工或者可以用失业的成年工人来代替他们的部门里，许多厂主仍然要他们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甚至还要多些。在这些地方，刚超过受法律保护的年龄的年轻人特别多。其他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们缩短休息时间，使孩子们工作的时间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受法庭追究的危险并不能制止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和他们因破坏法律而获得的利益比起来实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现在生意这样好的时候，厂主们所受的诱惑就更大了。 但是，工人中间十小时法案的宣传并没有停止。1839年这种宣传又热烈起来了，已故的萨德勒的地位在下院内由艾释黎勋爵所代替，在院外则由理查奥斯特勒所代替，——这两个人都是托利党人。奥斯特勒经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早在萨德勒在世时就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他们简直就称他为“善良的老王”，“工厂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厂区里，没有一个孩子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当他到城里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不参加到大家的行列里去迎接他。奥斯特勒也竭力反对新济贫法，因而被一个叫做桑希尔的辉格党人送进了债务监狱，因为他在这位先生的庄园里当过管事，欠了这位先生一笔债。辉格党人曾经屡次向奥斯特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击济贫法，就替他偿还债务，并且保护他。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监牢里，并且从那里散发他每周的“弗利特寄语”[108]反对工厂制度和济贫法。 1841年上台执政的托利党政府又注意到了工厂法。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1843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把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六小时半并加强义务教育的法案；这个法案的要点是要求创办比较好的学校。然而这个法案由于非国教徒的宗教狂热而未获通过，因为义务教育虽然并不要求非国教徒的子女学习宗教课程，但学校要受国教的监督，而圣经又是大家必读的书，宗教也就成了全部教育的基础，所以非国教徒认为这对自己是一种危险。厂主们和自由党人都支持非国教徒；工人们由于宗教的争执而分裂了，所以没有什么活动；这个法案的反对派，虽然没有在索尔福和斯托克波尔特这样的大的工厂城市里得到支持，虽然在其他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里，由于害怕工人，只敢对这法案的某几点进行攻击，但是，他们仍然为自己的请愿书征集了将近200万人的签名，这就把格莱安吓得撤回了他的整个法案。次年，格莱安删除了法案中有关学校的一切条文，他没有再提过去的条款，只提议把八岁到十三岁的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六小时半，并使得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成为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把十三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及全体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十二小时；此外，还实行一些限制，使过去那种常常规避法律的行为成为不可能。他刚提出这个法案，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宣传就重新高涨起来。奥斯特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和工人们的捐款，他还清了债，并全力投身于这个运动。下院中拥护十小时法案的人数增加了，从各方面来的大批请愿书又给这法案带来了新的拥护者。1844年3月19日，艾释黎勋爵以179票对170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工厂法案中“夜间”一词应了解为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上六时这一段时间；因此，由于禁止做夜工，连休息时间在内，工作日也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如果不算休息时间，实际上已限制为十小时了。但是内阁不同意这样做。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而在第二次表决这个法案中的某一条的时候，下院以微弱的多数把十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一起否决掉了！在这以后，格莱安和皮尔宣布他们将提出一个新法案，如果这个法案通不过，他们就要辞职。这个新法案就是原来那个旧的十二小时法案，只不过变更了一下形式而已，3月间否决了这个法案的主要点的下院，现在在5月间却把它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原因是拥护十小时法案的多半是托利党人，他们宁愿法案垮台也不愿内阁垮台；但是不管这两次前后矛盾、互相排斥的表决的原因如何，下院只是使自己在全体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宪章派认为必须改组下院的意见获得了一个明证。以前投票反对内阁的三个议员，现在投票拥护内阁，从而拯救了这个内阁。每次表决时，反对派总是大批地投票拥护内阁，而执政党却大批地投票反对内阁［注：大家知道，在同一次会议中，在讨论糖的问题时，下院又出了一次丑，起先反对内阁，以后由于使用了“政府之鞭”，就变为拥护内阁。——恩格斯原注］。这样，格莱安提出的两类工人各工作六小时半和十二小时的提案便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由于这一点，同时也由于对补足停工（如因机器损坏或因冰冻、旱灾以致水力不足而产生的）时间的限制及其他某些不重要的限制，工作日要超过十二小时几乎是不可能了。毫无疑义，在很短的时期内，十小时法案也会通过的。不用说，厂主们几乎全都反对十小时法案；他们中间未必能找出十个赞成这个法案的人来；他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是会通过的。工人想要什么，他们就能争得什么，而在去年春天他们就证明他们的确是要求十小时法案的。厂主们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而因此工资也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自然，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还会带来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厂制度的另一面，这一面的后果是比这种制度所引起的疾病更难用法律条文来消灭的。我们已经一般地谈到过工厂工作的性质，并且谈得很详细，足以从已经举出的事实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真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来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觉和唯一的思想。如果某一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愤怒还没有成为压倒一切的感情，那他就必然要酗酒，要做出通常所谓堕落的事情。根据官方委员会委员霍金斯的意见，仅仅是体力衰退和工厂制度所引起的疾病，就足以使工人不可避免地要堕落。如果再加上精神萎靡不振和前面提到的使每一个工人堕落的种种情况，那末堕落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因此，正是在工厂城市里，酗酒和纵欲达到了我前面所描写的那种程度，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注：我们再听一听一个权威法官的话：“如果我们把爱尔兰人的恶劣影响和全体棉纺织工人群众的无休止的劳动联系起来视察一下，对于他们的可怕的堕落就不会感到怎么惊奇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没有间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是不会使人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有所发展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drud－gery）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注：息息法斯（Sisyphus）为希腊神话中哥林多之王，被谪在冥府中推运巨石至山顶，而这巨石每次推上都一定又滚下去。——译者注］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钝，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判决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他身上培养兽性。他逐渐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抛弃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轻视人生中的舒适和高尚的娱乐，生活在肮脏、穷困和缺乏营养的状况中，并把最后的一点工钱花在各种放荡生活上。”（詹菲凯博士，同前书）——恩格斯原注］ 其次，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十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虽然他在十二小时内只有两小时半没有工作）。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连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工人从他的家里到工厂要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厂主是根本不管的。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官还是对工人说： “你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但是现在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 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治安法官的嘲笑，忍受同一个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这样的法庭判决是很常见的。1844年10月，曼彻斯特肯尼第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厂主就根据贴在厂里的一条规则——在一个车间里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的工人同时丢开工作——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官承认厂主有理，并用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回答工人（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工厂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请看吧：（1）工厂的大门在上工十分钟后即行关闭，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3辨士；（2）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动力织机上的织工）如在机器转动时缺席，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每小时罚3辨士；在工作时间内未得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3辨士；（3）没有自带剪子的织工每天罚1辨士；（4）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5）织工不在一周前预先通知厂方不得离职；厂主可以因工作不好或举动失当不经事先通知即开除任何一个工人；（6）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6辨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6辨士［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9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规则，根据这份规则，迟到三分钟的扣一刻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罚1先令，其余的日子罚6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彻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们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李奇也说，工人在早晨到工厂的时候，常常发现工厂的钟快了一刻钟，因而大门已经关了，而拿着罚款簿的办事员却在车间里乱转，把大批没有到的工人记下来。有一次，李奇就亲眼看到95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门外面；这个工厂的钟比城市里一般的钟晚上慢一刻钟，早上快一刻钟。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钟的针拨回去，因而工作时间就比规定的时间长，但工人并没有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资。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钟。又有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钟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轴转动次数的机器钟；如果机器转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钟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应该转动的次数转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规定的转数不到时间就转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满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证人补充说，他认识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挣钱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但她们还是宁愿去做娼妓也不愿忍受这种暴虐的统治（引自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罚款的情形。李奇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怀孕后期的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就被罚款6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罚款的事完全是随便乱来的。商品到了仓库才进行检查，而仓库管理人甚至不把工人叫去就开了罚款单；工人直到监工付给他工资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受罚，而那时商品可能已经卖掉，至少已经拿走了。李奇有一张长达10英尺的罚款单，罚款总数达35英镑17先令10辨士。他说，在开这张罚款单的工厂里，一个新的仓库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罚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5英镑（34塔勒）。（“无可否认的事实”第13-17页）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李奇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会说谎的人。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那他只要把请愿书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议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投资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讲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监视。 还有两种办法特别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truck－system（实物工资制）和cottage－system（小宅子制）。工人们把用商品支付工资叫做truck，这种支付办法以前曾通行于全英国。“为了使工人方便起见，使他们不受小商人的高价的剥削”，厂主就开一个商店，出卖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为了使工人不到别的价钱比较便宜的商店里去（因为tommy－shop〔工厂商店〕中的价格通常都比别的地方贵25-30％），支付工资时不用现款，而用工厂商店的购买券。这种可耻的制度引起了公愤，因此1831年公布了TruckAct〔实物工资法〕，根据这个法律，对大多数工人采用的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被宣布为无效的、非法的，谁要这样做就处以罚款。但是这个法律也像大多数的英国法律一样，只是在个别地方具有实际效力。当然，在城市里这个法律是执行得相当认真的，但是在乡间，旧制度仍被直接间接地充分采用着。在莱斯特城里，这种制度也是很流行的。我手边就有十几份对违反这个法律的案件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都是1843年11月到1844年6月间做出的，其中一部分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一部分发表在“北极星报”[109]上。自然，这种制度现在是不那样明目张胆地实行了；工人们多半都能领到现钱，但是，厂主们还是有足够的办法强迫工人到工厂商店里而不到旁的地方去买东西。这样就很难揭穿这类厂主；现在，只要他们的确把钱交到工人手里，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干自己的罪恶勾当了。1844年4月27日的“北极星报”刊登了约克郡哈得兹菲尔德附近霍姆菲特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谈到一个叫鲍威斯的厂主： “这个该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规模地存在，而且谁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来，真是叫人奇怪。这里，有许许多多老实的手工织工为这个该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恩格斯原注］分子的例子，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因为他对待可怜的织工们实在太可恶，附近的街坊没有不诅咒他的。一匹价值34-36先令的料子，他只给20先令的现钱，其余的就只发给呢子或衣服，定价要比其他商人贵40-50％，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经霉烂的。但是自由贸易派的'信使报'［注：“里子信使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恩格斯原注］却说：他们并不是非要货物不可呀，这是完全随他们便的。呵，不错，可是他们要是不想饿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们要的现钱超过20先令，在领经纱时他们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们20先令再加货物，那经纱总是够他们用的。这就是他们的自由贸易。布鲁姆勋爵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应该积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请求救济。好呵，我们是不是就积存这些霉烂的东西呢？这话要不是一位勋爵说的，那就只能认为这个人的脑袋也像用来偿付我们的劳动的那些货物一样地霉烂了。当没有缴纳登记费的报纸非法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霍姆菲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莱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的厂主已经成了虔诚的自由贸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两次教堂，还诚心诚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饶恕我们吧。'（英国国教的祷词）［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是的，饶恕我们到明天吧，好让我们再把霉烂的货物付给我们的织工。” 小宅子制初看起来害处要小得多，它的产生更是无可非难的，虽然这种制度对工人的奴役并不下于实物工资制。在乡间，工厂附近常常缺少工人住的房子。因此，厂主就常常得造这种住房，而他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房子会给他投下的资本带来极大的利润。如果工人住宅的房东一般能从他的资本中获得年利6％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这种小宅子会给厂主带来双倍的利润；因为只要他的工厂不关门，他就总有房客，而且是按时付房租的房客。这样，他保险不会受到其他房东可能受到的两种主要的损失：他的小宅子永远不会空闲着，他也没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险。但是房租通常是把这两种可能的损失都算进去的，因此，如果厂主收的房租和其他房东收的一样多，他就可以在工人身上做一笔获利12-14％的好买卖。厂主把房子租给工人，从而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双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和他竞争，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利益是从必须珍惜每一个小钱的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口袋中取得的；但是这种事情对厂主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的全部财富本来就都是靠牺牲工人而获得的。既然厂主用解雇的威胁来强迫工人住他的房子，要他们缴纳比平常高的房租，甚至缴纳他们根本不住的房子的房租（这是常有的事），这已经不是不公平，而是无耻了。自由党的“太阳报”［注：1844年11月底的“太阳报”（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恩格斯原注］引了“哈里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许多厂主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并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因为厂主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竞争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来规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小宅子制又给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们搬家，而且只给他们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没有吃的，而且也没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汉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汉是毫不容情地要被送到监狱里去关一个月的。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经在本书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资产阶级和手无寸铁的工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无私——谈到这种英雄事迹时是不能无动于中的，因为无动于中就等于犯罪。让我们再把1845年自由的英国人的状况和1145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的状况比较一下吧。农奴是glebaeadscriptus（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由工人也被小宅子制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把jusprimaenoctis（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农奴没有权利弄到一份财产，他所有的一切，地主都可以拿走；自由工人也没有财产，而且由于竞争也不可能弄到一份财产。甚至连诺曼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厂主都做了：厂主通过实物工资制每天都在侵占工人直接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习俗的法律来调整，同时也由习俗本身来调整；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来调整，但是这种法律没有被遵守，因为它既不符合习俗，也不符合老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转让，加之当时又没有资本，所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卖农奴的；现代资产阶级却强迫工人出卖自己。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来买这些必需品的金钱的奴隶——他们都是物件的奴隶。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人理会，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是“伪善的”（hypocritical）。——译者注］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whiteslaves（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 最后，我从一首表现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诗中摘引几节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是北明翰的爱德华·波·米德写的，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110]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 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 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 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 但他气力大，谁都比不上， 像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 他能使人民成群地灭亡。 他像他祖先摩洛赫一样， 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 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 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凶狠， 用铁腕操纵人们的命运， 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 用人们的鲜血铸造金银。 这些奸贼是无耻的恶魔， 把人权的基础践踏净尽， 耻笑父亲们痛哭的眼泪， 取笑母亲们垂死的呻吟。 饥啼寒号欣慰他们心窍， 悲叹哭泣是悦耳的音乐， 老人儿童的尸骨堆成山， 堆满了他们宫殿的地窖。 没有心肝的凶恶的国王， 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 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 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怒就快要觉醒， 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 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 ［注：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谈论厂主们对最近十二年来所受到的控诉的答辩。这些人是无可理喻的，因为他们已被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弄瞎了眼睛。他们的某些答辩我已经在前面顺便答复过，所以在这里我只消再说几句就够了。 你们来到了曼彻斯特，并且想考察一下英国的生活条件。自然，你们会很好地被介绍给一些“可敬的”人物。你们会提出一些有关工人状况的意见。你们会认识几个最大的自由党厂主，例如罗伯特·海德·格莱格、艾德蒙·艾释华特、托马斯·埃士顿等等。你们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厂主是了解你们的，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他领你们到他的乡下的工厂去；格莱格先生领你们到柴郡的石矿坡去，艾释华特先生领你们到波尔顿附近的塔尔顿夫，埃士顿先生领你们到海德去。他领你们到设备很好甚至还可能有通风设备的建筑物中去，他使你们注意那高大的空气流通的厂房，漂亮的机器和几个看起来很健康的工人。他招待你们一顿丰富的早餐，然后向你们提议去参观工人住宅。他领你们到一些看起来是新的、干净而且舒适的小宅子里面去，他自己也和你们一起走进这一家或那一家。他当然只领你们到监工、机匠等人那里去，好让你们“看看专靠工厂过活的家庭”。在别的小宅子里，你们就会发现只有妻子和小孩在工厂里工作，而丈夫却在补袜子。因为厂主在场，你们不便提出太轻率的问题；于是你们以为工人的工资都很高，生活都很舒适，而由于乡间空气新鲜，脸色也比较健康。于是你们就开始放弃英国到处都是贫穷和饥饿的想法，发现这是过分的夸张。但是小宅子制如何使工人变成奴隶，也许附近就有一个工厂商店，这你们却一点也不会知道；工人不会向你们表示他们如何憎恨厂主，因为厂主就在你们身边。厂主甚至还建立了学校、教堂和阅览室等等。他利用学校来养成孩子们的服从的习惯，他放在阅览室中的书籍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他把那些阅读宪章派或社会主义书报的工人解雇，这一切都是瞒着你们的。你们看到愉快的宗法关系，你们看到监工们的生活，你们看到工人同意在精神上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时资产阶级许给他们的东西。很久以来厂主们就特别喜欢“乡村制造业”，因为在这里，工厂制度的害处，特别是在卫生方面的害处，部分地由于空气新鲜和四周的环境比较好而抵销了，同时也因为在这里对工人的宗法制的奴役保持得最长久。尤尔博士对此歌颂备至。但是倒霉的是那些想独立思考并成为宪章主义者的工人：对于他们，厂主们的慈父般的爱护和关怀一下子就消失了。你们如果想到曼彻斯特的工人区去看看工厂制度在工厂城市中的影响，那末在有钱的资产者给你们协助以前，你们是得好好地等一个时候的！这些老爷们不知道工人想要什么，他们所处的情况怎样。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会使他们不安甚至会迫使他们违背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丝毫没有关系，工人要做的事情，他们是能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恩格斯原注］ 注释： [106]1802年的学徒法把儿童学徒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十二小时以内，并禁止让他们做夜工。此项法律只是在棉纺织业和毛纺织业中实行，并且没有规定工厂视察制来加以监督，而事实上厂主们也不遵守它。——第436页。 [107]1819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禁止儿童和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做夜工，并规定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其中不包括吃饭时间，由于这段时间厂主可以任意加以安排，因此实际上工人每日工作时间达十四小时或十四小时以上。 1825年的法律规定每天吃饭时间总共不得超过一小时半，以便每个工作日的总时间不致超过十三小时半。正像1819年的法律一样，1825年的法律没有规定工厂视察制来加以监督，而厂主们也不遵守它。——第456页。 [108]“弗利特寄语”（《TheFleetpapers》）是1841-1844年间奥斯特勒在弗利特债务监狱中用书信集的形式出版的周刊。——第460页。 [109]“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为菲·奥康瑙尔，40年代乔·哈尼也曾任该报主编。1845年9月至1848年3月间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468页。 [110]爱·米德的“蒸气王”（《TheSteam-King》）一诗是由弗·恩格斯译成德文的。该诗原文登载于1843年2月11日“北极星报”第274号上，比德译文多两节。该诗的俄译者为萨·马尔夏克。——第472页。 上一篇（结果）回目录下一篇（其他劳动部门）
结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结果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结论并且再用这些结论来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证。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那末我们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负有责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中拥有政权的那一部分，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握有统治权，因而应该对它不允许参加政权的那些人的状况负责。在英国，正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指资产阶级）至少有责任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有责任注意，譬如说，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一点是无须乎我来给我的德国读者证明的。如果我是写给英国资产阶级看的话，那当然又当别论了。——恩格斯原注 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主耶稣的第1886年，我们德国的资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恩格斯在1887年英译本美国版上补加的注 这五十年来一切变得多厉害呵！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我们的德国资产者呢？！！？——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长，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再一次地特别从工人的健康状况这一角度来把这些情况一个一个地考察一下。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末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乡间，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污水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地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这样，大城市工人区里的脏东西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总要引起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被污染了的河流冒出来的水蒸气也是一样。但是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就这样不得不弄脏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末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前面引证过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说得完全正确：肺部的疾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而这类疾病也确实是在工人中间最常见。伦敦的特别是伦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容憔悴的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早晨，当大家忙着去上工的时候，如果到街上去蹓跶一下，那就会大吃一惊，怎么竟遇到这许多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的人。甚至在曼彻斯特，人们看起来也还不至于这样。这些每走一步都可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萎靡不振、没精打彩的面孔，我只是在伦敦才看到过这许多，虽然肺结核在英国北部的工厂城市里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除其他肺部疾病和猩红热外，和肺结核同样厉害的，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病疫——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灾害的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而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陈述写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污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也几乎总是这样。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转为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里，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修筑得坏而保持得又不好的街上都可以发现，而传布得最广的还是在贫民窟中，虽然它在较好的区域里自然也找得到个别的牺牲者。在伦敦，这种疾病已经猖獗好久了。它在1837年闹得特别厉害，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官方报告。根据萨斯伍德·斯密斯博士的关于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1843年该院收容的病人有1462人，比过去的任何一年都多418人。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污秽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病人多半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工人，他们在路上、甚至到达伦敦以后都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酒，氨制剂以及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16.5％死亡。在曼彻斯特也发现这种恶性的热病；在旧城、安柯茨、小爱尔兰等处的较坏的工人区，这种病几乎从来没有绝迹过，但在这些地方，也如同在英格兰各城市里一样，这种病还没有蔓延得像预料中的那样厉害。但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像之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1817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1826年和1837年，伤寒都特别猖獗，而每次都延续了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候。在爱丁堡，在1817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忠热病的将近有6000人，在1837年流行病期间则将近有10000人，而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新来临，不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严重性和死亡率也增高了［注：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期的肆虐情形，和1842年危机之后的猖獗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整个苏格兰的穷人有1/6患了热病，乞丐般的流浪者以惊人的速度把这种灾害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十二年还要多。1843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12％，共达32000人，其中有32％死掉，可是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通常不超过8％。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七天和第十五天；在第十五天上，病人的皮肤通常现出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注：艾利生博士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1844年10月于约克举行的会议上所宣读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恩格斯原注］。在爱尔兰，这种流行病也是相当常见的。在1817—1818年的二十一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39000名，据艾利生郡长说（“人口原理”第2卷），在后来的某一年中，甚至达60000名。1817—1818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1/7，在同一时期，在里美黎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1/4，而在瓦特福德的贫民窟里竟占19/20［注：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屋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是怎样塞满了人，有病的和没病的又怎样都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末人们就只能惊奇，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蔓延得更广一些。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极端不够，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医生的忠告，连饮食方面应注意的最普通的事项也不知道，那末这死亡率就显得太小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前面引证过的那个报告的作者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处境是生病的原因；他说，正是匮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危险，使它迅速蔓延。他证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期中都有伤寒病流行起来，而且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说，患伤寒的人多数都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爱尔兰医生大部分也证明了这一点。 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工人吃的食物一般都很不容易消化，对小孩子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弄到比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给孩子喝烧酒，甚至食鸦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就患上了遗害终身的各种消化器官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消化不良症，可是他们以后还是不得不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而且他们又哪里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没有改变以前，他们又怎么能遵守比较适合的饮食规定呢？——但是，由于消化不良，他们还在童年时代就又染上了其他疾病。几乎所有工人都患着瘰疬，患瘰疬的父母常有患瘰疬的孩子，特别是在带有父母遗传下来的腺病质的孩子们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的影响的时候。婴儿发育期间的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佝偻病（英吉利病，关节结节性赘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极常见的。骨头的硬化延缓，骨胳的成长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佝偻病的普通现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这些疾病在商业停滞、失业以及危机发生时工资低落的时期怎样由于工人生活变化无常而变得更加厉害，那就用不着我来说明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饱饭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质量坏但数量毕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经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起来。正是在最迫切地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个半饱的孩子们（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间真不知有多少！甚至在工业繁荣时期也是很多的！）是不能不极度衰弱，不能不患瘰疬和佝偻病的。而他们也正是这样，这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大批的工人的孩子所遭遇到的缺乏照顾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整个工人阶级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的衣服不适用，因而也不能防止伤风，非到病得最后躺倒就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陷入极度的困境，通常得不到任何医疗等等情况，那就可以约略地想像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了。而个别劳动部门中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还不打算在这里谈。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的健康恶化。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都联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烧酒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快乐的泉源，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么不舒适、不亲切、潮湿而且肮脏；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条件，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不能摆脱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经被混浊的空气和恶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馆里得到满足，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极强烈的诱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诱惑呢？相反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溺于酗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宁可说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起着作用：多数人这样做，教育又不够，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诱惑，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他们自己就给孩子们酒喝），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这一切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厉害，实在不能责备工人们爱喝酒。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一种染上了就要受到责备的恶习。它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成为一定条件作用于没有意志（至少在这方面没有意志）的对象时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负责的是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对象的人。但是，正像绝大多数工人必然要沉溺于酗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灭性的影响。它日益加强工人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容易感染疾病的倾向，它促进肺部疾病和胃病的发展，也极度地助长伤寒的发生和蔓延。 使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有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关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例如曼彻斯特医院每年医治22000个病人，其中有住院治疗的，也有只接受医生的诊断和药品的。但是，对于一个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疗（根据盖斯克尔的计算［注：“英国的工业人口”第8章。——恩格斯原注］）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patentmedicines）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而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告诉外行的工人说，这些药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往往在一星期之内就卖出20000—25000盒这种万应灵药，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来治泻肚子，有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里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袋。这些特许专卖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主要是鸦片的酒精溶液）制成的水药，即市上出售的所谓“高弗莱强身剂”。在家里工作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就给孩子们吃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她们中的许多人所想的，使他们强壮起来。由于她们不知道这种“强身”剂是如何有害，她们常常几乎是在孩子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们吃这种药，并且一直用这种药灌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的感应愈来愈迟钝，服用量就愈来愈增加。如果这种水药不再起什么作用，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酒精溶液，常常是一次15—20滴。诺定昂的验尸官曾向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做证说［注：“矿山、煤坑以及雇有大批童工但不受工厂劳动限制法约束的生产部门和工厂中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一个和第二个报告。第二个报告中的格棱吉报告（《ReportofCommissionofInquiryintotheEmploymentofChildrenandYoungPersonsinMinesandCollieriesandintheTradesandManufacturesinwhichNumbersofthemworktogether，notbeingincludedundertheTermsoftheFactories'Regu-lationAct》．FirstandSecondReports．Grainger'sRept．，secondRept．）。报告书通常叫做“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是最好的官方报告之一，其中包含许多最有价值的但也很可怕的事实。第一个报告公布于1841年，第二个报告则晚两年。——恩格斯原注］：据一个制药者自供，他在一年内为配制“高弗莱强身剂”就使用了1300磅糖浆。这种治疗对孩子们会引起怎样的后果，那是容易想像的。他们逐渐变得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药剂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里都有很广的销路。 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内工作的产业工人是如此，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除了他们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那些肌肉，其他肌肉都是不发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病，总是愁眉苦脸，不高兴。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统计表就无可反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詹格莱安的报告，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稍低于2.25％，即每45人中每年有1人死亡［注：“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第五次年报”（《FifthAnnualReportofReg．Gen．ofBirths，DeathsandMarriages》）。——恩格斯原注］。至少1839—1840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次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46人中才有1人死亡。但在大城市中，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统计表（公布在1844年7月3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根据这些统计表，下面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在曼彻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1：32.72，不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1:30.75；在利物浦，如包括西得比这个郊区在内，是1:31.90，不包括西得比在内，是1:29.90；可是，根据柴郡、郎卡郡和约克郡（这一地区包括许多农业区或半农业区以及许多小城市，总人口为2172506人）的综合材料，死亡率是1:39.80。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郎卡郡的普莱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聚居的地方，而因为煤矿中的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很好，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业区。但是这些工人是住在乡下的，他们的死亡率是1:47.54，就是说，比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字约低2 1/2。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1843年的死亡统计表。在苏格兰的各城市里，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1838—1839年是1:29，而1831年在旧城甚至是1:22；在格拉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统计（“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104]，自1830年以来，平均是1:30，而有些年份则是1:22或1:24。平均寿命大大缩短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而各阶级的平均寿命，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所以显得比较长，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普赫霍兰德提供的，他受官方委托，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注：参看“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区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者”1844年第一个报告中的附录（《ReportofCommissionofInquiryintotheStateoflargeTownsandpopulousDistricts》，firstReport，1844．Appendix）。——恩格斯原注］。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1 一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45 一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6 二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5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8 二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一等房屋：缺 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25 从霍兰德所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里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18％，三等街比一等街高68％；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31％，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78％；而肮脏的街道经过清扫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25％。他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报告，这些话从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口里讲出来，要算是很坦白的了： “既然我们发现某些街上的死亡事比别的街上高3倍，而整个等级的街又比其他等级的街高1倍，既然我们又发现死亡率在糟糕的街上几乎总是高的，而在情况较好的街上几乎总是低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大批的同胞，我们的成百的近邻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毁灭了（destroyed）。”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有些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事实。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二十二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十五岁。在议会报告书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刚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注：“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3卷霍金斯博士关于郎卡郡的报告。这里引证的是“曼彻斯特最高统计权威”罗伯顿博士的材料。——恩格斯原注］，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证过几次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论文里面，我们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里各种小儿病的死亡数字加以比较，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2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4倍，而患胃病的则比农村多1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的比较起来是2.5:1。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3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2倍，因痉挛而死的多9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1832年的议会工厂委员会报告中借用来放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3版）里面的。 在每10000年死亡人口中 5岁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岁以上 拉特兰德郡－卫生状况良好的农业区 2885 891 1275 1299 1189 1428 938 112 3 艾塞克斯郡－沼泽地农业区域 3159 1110 1526 1413 963 1019 630 177 3 工厂出现以前1779-1787年的卡赖尔市 4408 911 1006 1201 940 826 533 153 22 工厂出现以后的卡赖尔市 4974 1136 1114 1114 553 532 298 38 3 工厂城市里子 5286 927 1198 1198 593 512 225 29 2 除了贫穷阶级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视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儿的死亡率上升。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被交给雇来照看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辗死，被马踩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彻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在伦敦也一样地多，只是报上很少登出来罢了；我手头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讯”上的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从12月1日到7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不幸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也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来说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贫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英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资产阶级也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可是他们却无动于中。然而，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是没有权利申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丝毫也不感到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们还是资产阶级，还不能抛弃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事实上，虽然在现在，在几十万牺牲者已经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105]，虽然他们夸耀他们这种不仅没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连卫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反驳的谋杀的罪名，继续把统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第一条道路。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做正确的选择。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议会会议上要想真正实施原来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就倾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赞成。此外，有大批的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但是那里教师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课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论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NationalSchools〔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话，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顺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间直到现在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书了，但这里所谓能念书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可以看出来。只要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念书，于是厂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写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而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国教高教会派的、教友会的、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里，根本就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作业”。工人所受的其他各种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来。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没有谈到真正的工厂工业。 该委员会委员格棱吉说：“在北明翰，经我考试过的孩子，一般地连一点勉强可以说是有用的知识都没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那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就在这方面他们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的。”该委员会委员霍恩说：“在乌尔未汉普顿，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的十一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也没有听说过天堂或阴间的生活’。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不知道2×2等于多少，说不出两个辨士合多少法寻（1/4辨士），甚至当人们把这些钱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说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离乌尔未汉普顿只有一点钟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还是很频繁的。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纳尔逊、威灵顿、拿破仑这样的人物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对大盗狄克·杜平、特别是以越狱闻名的小偷杰克·谢伯的生平、事迹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道2×2是多少，也不知道4个法寻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说，10个法寻就是10个‘半辨士’，还有一个也是十七岁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只简短地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hewasnojudgeo'nothin'）。”（霍恩。“报告”附录第2部分Ｑ18，№216、217、226、233等） 这些孩子被人们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原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ｑ39页，Ｉ.33）。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六年主日学，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们的救主赎罪’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ｑ36页，Ｉ．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只能读一些小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也在内，以为圣约翰大概就是圣约翰·威斯利”（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ｑ34页，Ｉ．58）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教主的主的儿子（hewastheSaviour'sLord'sSon）”；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昔蒙兹要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念书；他们说不出他们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刚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的问题，在他依次问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疯病的人！”（昔蒙兹。“报告”附录第1部分Ｅ22页及以下各页） 陶业区和郎卡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现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经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则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理由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现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衰老、懒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打算都认为是太费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话，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该抱怨的。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昔蒙兹指出［注：“手工业和手工业者”。——恩格斯原注］，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详尽地告诉有产阶级，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注：“人口原理”第2卷第196、197页。——恩格斯原注］。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也就是饿死或自杀的人。不久以前自杀还是上等阶级的值得羡慕的特权，现在在英国的无产者中间也时髦起来了，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 但是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穷，也常常缺这缺那，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却比较小，他们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但是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时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注：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结社的自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恩格斯原注］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又要做什么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蠹鱼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产业工人： “他们的生意永远像赌博一样，今天还很兴隆，明天就完蛋；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蕴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以它那殃及全世界的痉挛般的动荡，以它那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注：普罗特斯（Proteus）是希腊神话中替普赛顿（Poseidon）服务的海神，有预言力并能变幻种种形态。——译者注］——蒸气，把他们的一切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冷静、沉着、长期的安静，人类这些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愤激、怨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安排、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安排、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铜蒸气、棉絮尘埃、醉后的吵嚷、愤怒和苦役的、阴暗而沸腾的陀斐特［注：陀斐特（Tophet）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欣嫩子山谷，为犹太人焚人以供牺牲之处，以后成为焚毁垃圾的地方。参看旧约全书耶利书第19章。——译者注］呢？”［注：“宪章运动”第34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往下，在第40页中又写道： “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罪恶就是不公道和背叛真理、背叛现实、背叛世界秩序，世界上唯一的难于忍受的痛苦就是意识到自己受了不合理不公道的待遇，因此，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一切都是公道的吧？首先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的公道与否是怎样想的呢？……他们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回答，他们的行动是更明显的回答……愤激，下等阶级反对上等阶级的凶恶的复仇的意向愈来愈厉害了；他们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和对精神主宰者的教训的信仰愈来愈降低了。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是必须承认它是确实存在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可悲的，而如果一切都仍然照旧的话，那将会是致命的。” 在事实方面，卡莱尔讲的完全对，只是在责备工人对上等阶级的炽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错了。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注：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权威人士的证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亚当斯密的“原富”（前引用版）第3卷第5编第1章第297页上找到。——恩格斯原注］。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所有这些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注：耶利米是希伯来的先知。参看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译者注］颠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弗安博士则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于自愿；同时现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罪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eoipso〔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在大城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原因。” 在做了一长段有关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写道：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注：“人口原理”第2卷第76页及以下各页、第135页。——恩格斯原注］ 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见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鲁·尤尔博士［注：“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PhilosophyofManufactures》．London，1835）。我们以后还要提到这本恶名昭彰的书。这里所引证的见该书第40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经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经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经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爱尔兰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使不是爱尔兰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经常来往使得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阶级中。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注：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Sybil，ortheTwoNations》）中，几乎和我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见解。——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谈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证实了。他说：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经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公开地说过，每年穷人们互相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内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注：曼彻斯特的帕金逊掌教著的小册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人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伦敦和曼彻斯特版第3版（《Onthepresent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orinManchesteretc．》．BytheRev．Rd．Parkinson，CanonofMan-chester．3rd．edit．LondonandManchester，1841．Pamphlet）。——恩格斯原注］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恐怕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资产者——监工、工头等类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视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论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现在一些口头禅或对infidel（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本能的恐惧上。一切教派的牧师都很不受工人欢迎，虽然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现在，只要大叫一声《heisapar-son！》（“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也可以大致说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据艾利生郡长说，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3万个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没有夸大，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十二幢房子中有一家酒店，而在1840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在苏格兰，1823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2300000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6620000加仑。在英格兰，1823年有1976000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7875000加仑。［注：引自“人口原理”的几个地方。——恩格斯原注］1830年颁布的啤酒法案便利了所谓jerry－shops〔下等啤酒店〕的开设（在这些酒店里许可卖零杯的啤酒），这也助长了酗酒的风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酒店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就必然有一家jerry－shop〔下等啤酒店〕。此外，还有很多bush－shops〔私酒店〕，即没有获得许可的秘密酒店，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盖斯克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在曼彻斯特一地就有一百多家，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156000加仑。此外，曼彻斯特还有一千家以上的酒店，因之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也和格拉斯哥一样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闹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许多，在曼彻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饮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铺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的情形，谁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注：1843年2月28日在下院的演讲。——恩格斯原注］，他说，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2500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想像的。不错，戒酒协会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但是几千个《Teatotallers》〔“戒酒主义者”〕对几百万工人说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爱尔兰的戒酒使徒马太神甫在英国的城市里巡行的时候，往往有3万到6万工人《pledge》（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就全都忘了。譬如说，要是计算一下过去三四年中在曼彻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究竟有多少，得出的数字一定会比全城居民的总人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现象有显著的减少。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注：艾利生郡长“人口原理”第2卷。——恩格斯原注］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了较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吗？既然谁也不关心这个阶级的教育，既然他们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而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他们这些总是处在动荡不定的、毫无保障的状况中的人来说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零乱肮脏、连做夜店都不够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风败俗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踌躇满志的资产者对工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着。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 1805年………………………………4605 1810年………………………………5146 1815年………………………………7898 1820年……………………………13710 1825年……………………………14437 1830年……………………………18107 1835年……………………………20731 1840年……………………………27187 1841年……………………………27760 1842年……………………………31309 换句话说，在三十七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6倍。在1842年发生的这些逮捕事件中，仅郎卡郡一地就有4497起，即14％强，在密多塞克斯区（包括伦敦在内）有4094起，即13％强。这样，我们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1/4以上，虽然它们的人口远不及全国人口的1/4。从这些犯罪统计表中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绝大部分的罪都是无产阶级犯的，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读不会写，有58.32％不完全会读会写，有6.77％读和写都不错，有0.22％受过较高的教育，还有2.34％的教育程度不详。在苏格兰，犯罪的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当事人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到1837年已经有3176件，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189件。在艾利生郡长本人做官方报告的拉纳克郡，居民在三十年中增加1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1倍，即比居民的增长快5倍。至于所犯的罪，则和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一样，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谁也不会去偷窃他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侵犯私有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7140，在法国是1:1804，在英国，当盖斯克尔写书的时候是1:799；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28904，在法国是1:17573，在英国是1:23395。在农业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是1:1043，而在工厂区则是1:840［注：“英国的工业人口”第10章。——恩格斯原注］；现在，在全英国这比例几乎是1:660［注：这是已定罪的犯人人数（22733人）除以居民总数（约15000000人）所得的数字。——恩格斯原注］，而从盖斯克尔的书出版以来，总共还不到十年呵！ 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后果，这些事实真是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二十年，——要是在这二十年中英国工业不像以前那样走运，这个比例就只会增大，——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拿起一张报纸而不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显著的例子。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手拿出一张，这是1844年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个报纸已经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息了，它只选择最惹人注意的事实来叙述：在一个工厂里，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但治安法官强迫他们复了工；在索尔福，几个男孩子偷东西被捉住了，一个破产的商人想欺骗他的债权人。附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比较详细些：埃士顿发生了两起偷窃案、一起破门入盗案和一起自杀案；柏立发生一起偷窃案；波尔顿发生两起偷窃案和一起偷漏消费税案；里城发生一起偷窃案；在奥尔丹，发生了一起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偷窃案，几个爱尔兰女人打架，一个不是工会会员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员殴打，一个儿子殴打母亲；罗契得尔发生许多起斗殴案、一起袭击警察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在斯托克波尔特发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件、一起偷窃案、一起欺诈案、一次斗殴，一个男人殴打老婆；瓦灵顿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次斗殴；威根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伦敦的报纸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各式各样的欺诈、偷窃、抢劫以及家庭纠纷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我手边正好有一张1844年9月12日的“泰晤士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的消息。它报道了一起偷窃案、一起袭击警察案、一项要父亲出钱抚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父母遗弃孩子以及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似的报道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竞争所包含的原则的彻底实现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中；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感到愤怒，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件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却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简直无法相信，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使得整个阶级这样极端盲目，我还想说，简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发展总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一种使有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注释： [104]考温所写的“从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看居民的卫生状况”，这篇文章载于1840年10月号“伦敦统计学会会刊”。——第391页。 [105]首都建筑法案（MetropolitanBuildingsAct）于1844年在英国议会通过。——第394页。 上一篇（爱尔兰移民）回目录下一篇（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
爱尔兰移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爱尔兰移民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顺便提到迁移到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在本章中就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种移民的原因和后果。 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爱尔兰人在家乡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而在英格兰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自从爱尔兰人知道，在圣乔治海峡彼岸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工资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来。据估计，到现在为止，这样迁移来的爱尔兰人已经在1000000以上，而且每年还有近5000人迁移过来，他们几乎全都奔向工业区，特别是大城市，并且在那里形成了居民中的最下层。例如伦敦有120000爱尔兰贫民，曼彻斯特有40000，利物浦有34000，布利斯托尔有21000，格拉斯哥有40000，爱丁堡有29000。［注：拉纳克郡郡长阿契波德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两卷本1840年版（ArchibaldAlison，HighSheriffofLanarkshire．《ThePrin-ciplesofPopulation，andtheirconnectionwithHumanHappiness》．2vols．1840）。作者是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和他的哥哥威巴艾利生博士一样，是有宗教情绪的托利党人。——恩格斯原注］这些人是在几乎一点文明也谈不到的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惯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粗野，喜欢喝酒，过一天算一天，他们迁移到英格兰来，把自己的各种粗野的习惯带给英格兰居民中对教育和道德本来就不大感到兴趣的那个阶层。让我们听听托马斯卡莱尔是怎样说的吧。［注：“宪章运动”第28、31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有弥勒斯人［注：弥勒斯是爱尔兰古赛尔特国王的名字。——恩格斯原注］的野蛮的面孔向你打招呼，这些面孔流露出假装的纯朴、浮躁、无理、穷困和嘲讽。英格兰马车夫在赶着马车过去的时候用鞭子抽弥勒斯人，而弥勒斯人却用自己的语言咒骂他两句，并脱下帽子向他行乞。这是我们的国家必须消灭的一种最糟糕的祸害。穿得破破烂烂、从来不知道发愁的野蛮的弥勒斯人，随时都在准备着去做那种只要手上有劲、脊梁结实就可以胜任的任何工作，而工资只要够他买土豆就行。调味品他只需要盐；过夜的地方只要随便在哪里碰到一个猪圈或狗窝他就觉得不错了，他住在草棚里面，穿一身破烂的衣服，这种衣服脱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只有在节日或特别隆重的场合才这样做。英格兰人要是不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那他就找不到工作了。不大文明的爱尔兰人不是凭着自己的长处，而是凭着自己的短处把本地的英格兰人排挤出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他肮脏而无所用心，耍滑头，发酒疯，他是道德堕落和秩序混乱的祸根。一个还在竭力游泳、在水面上挣扎着的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不是浮着而是已经沉下去的人怎样才可能生存下去的例子……大家知道，下层英格兰工人的生活水平愈来愈接近于在一切市场上都和他们竞争的爱尔兰工人的生活水平。凡是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只要有力气就行的工作，工资都不合于英格兰人的标准，而是接近于爱尔兰人的标准，也就是说，这种工资比‘一年只有三十个星期吃最坏的土豆也只能吃个半饱’所必需的稍稍多一点，——稍稍多一点，但是每从爱尔兰新来一只轮船，就向这个水平靠近一步。” 如果撇开对爱尔兰民族性格的过分的和片面的责备不谈，那末卡莱尔在这里的描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花4辨士（合3+（1/3）银格罗申）像牲口一样挤在轮船甲板上迁移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工人，总是随遇而安的。最恶劣的住宅在他们看来也是很好的；他们不大讲究衣着，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穿在身上就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鞋子；他们的食品是土豆，而且仅仅是土豆；他们赚的钱要是超过以上这些需要，就立刻都拿去喝了酒。这样的人要挣很高的工资干什么呢？一切大城市中最坏的地区住的都是爱尔兰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某个地区特别显得肮脏和破烂，就可以预先猜到，在那里遇到的大部分将是一眼看去就和本地人的盎格鲁撒克逊面貌不同的赛尔特面孔，听到的将是音调和谐的带气音的爱尔兰口音，这是道地的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失去的口音。有时候我甚至在曼彻斯特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听到爱尔兰人的话。几乎在任何地方，住地下室的那些家庭大部分都是来自爱尔兰的。一句话，如凯博士所说的，爱尔兰人发现了最低的生活需要是什么，现在又把这个教给英格兰工人。他们也带来了肮脏和酗酒。这种不爱清洁的习惯是爱尔兰人的第二天性。它在人口不密的农村中还没有多大害处，可是在这里，在大城市中，因为人口非常密集，就足以使人颤栗并招致各种各样的危险。弥勒斯人按照在家乡时的老习惯，把一切废弃物和脏东西都倒在自己门口，造成了污水坑和垃圾堆，结果把整个工人区都弄脏了，空气也弄得污浊不堪。如同在家乡一样，他紧靠着自己的房子就盖起猪圈来，如果不能这样做，他就干脆把小猪放到自己屋子里。在大城市中饲养牲畜的这种不像话的新方法，完全是爱尔兰人传来的。爱尔兰人爱自己的小猪，就像阿拉伯人爱自己的马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在猪长得够肥的时候他就把它卖掉；而在这以前他和猪一起吃，一起睡，孩子们和猪一起玩，骑在猪背上，和猪一起在泥里打滚。这种情形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看到千百次。这些小破屋子里面如何肮脏，如何不舒适，是很难想像的。爱尔兰人不习惯使用家具。一捆麦秸、几件完全没法子穿的破烂衣服，这就是他的床铺。一个木墩子、一把破椅子、一只当桌子用的旧木箱，再多就不需要了。一把茶壶、几个瓦罐和破土碗，就足够把他那也当做卧室和起居室的厨房陈设起来。如果他没有生炉子的东西，他就把手边可以烧的一切——椅子、门框、飞檐、地板都送到火炉里面去，只要真有这些东西的话。此外，他要很大的地方做什么呢？在爱尔兰，他的土房子一共只有一间屋子，一切东西都摆在里面；来到了英格兰，一家人所需要的也不多于一间屋子。可见现在已成为普遍现象的这种许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的办法，主要也是爱尔兰人带来的。因为穷人到底也应当有一点享受，而其余的一切享受社会又不容许他有，所以他就只好到小酒店里面去。烧酒是点缀爱尔兰人生活的唯一的东西，再加上他那种满不在乎的快乐的性格，这就使得他老是喝得酩酊大醉。爱尔兰人具有南方人的轻浮性格，具有几乎可以和野人相提并论的暴躁的性情，他轻视所有那些正是因为他性情粗野而享受不到的人类享乐，他既肮脏，又贫穷，——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他的喝酒的嗜好。诱惑是太大了，他简直不能抵抗，只要得到一点钱，他就把它喝光了。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既然社会使他陷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酒徒的那种境地，既然社会丝毫不关心他，注定他要变得粗野，那末，当他真正变成酒徒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够责备他呢？ 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这样的竞争者斗争，这个竞争者是处于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阶段上的，因而他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因此，如卡莱尔所说的，在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爱尔兰工人竞争的一切劳动部门里，工资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一天一天降低。而这样的劳动部门是很多的。所有那些不大需要或者完全不需要技能的部门都向爱尔兰人开着大门。当然，对于那些必须有多年的训练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规的活动的劳动部门，轻浮的、无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要当个机匠（me-chanic——在英国，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门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匠），要当个工厂工人，他就必须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习俗，即在本质上变成英格兰人。但是，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因此，这些劳动部门都首先被爱尔兰人所包围。手工织工、泥瓦匠、搬运工人、小工等等中都有许多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侵入在这里大大地促进了工资的降低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即使那些侵入其他部门的爱尔兰人已经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们仍然保存了一些旧习惯，这些旧习惯足以使那些在他们影响之下的英国同伴趋于堕落。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有1/5或1/4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在爱尔兰式的肮脏环境中长大的爱尔兰人的孩子，那就会了解，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才智和道德的发展、他们的整个性格，都染上了爱尔兰人的许多特征，也就会了解，为什么现代工业及其最直接的后果给英国工人造成的那种令人愤慨的状况还会更加恶化。 上一篇（竞争）回目录下一篇（结果）
竞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竞争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竞争怎样在工业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就创造了无产阶级：由于布匹的需求增加，织工的工资提高了，兼做织工的农民抛弃了农业，以便在织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我们已经看到，竞争怎样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到无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们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们也看到，竞争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把他们也变为无产阶级；竞争怎样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现代工业中获得充分发展并能使自己的一切后果无限加深的竞争，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创造了无产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竞争对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注：这是英国厂主的惯用语。——恩格斯原注］——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只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资而工作。如果他非饿死不可，那末他宁愿懒懒散散地死去，也不愿忙忙碌碌地死去。当然，这个限度是相对的，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别人更习惯于舒适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还算比较有点文化的英格兰人所需要的，就比穿破衣、吃土豆、住猪圈的爱尔兰人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刚迁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人在随便哪一个猪圈里都可以住下来，他们每星期都会从稍稍像样一点的住宅里被赶出来，因为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喝了酒，付不起房租，像这样的人到工厂里做工一定是很蹩脚的。因此，给工厂工人的工钱应该够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子女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是，为了使他们没有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为其他的人，工资也决不能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对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员都在工作，那末每一个人就可以相应地少领一些工资，于是资产阶级就广泛地利用机器劳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采用了机器劳动，雇用女工和童工进行生产就很合算）来降低工资。当然，有的家庭并不是每个成员都能工作；这样的家庭，如果工作的人只能挣到根据全家都能工作的情况而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那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一种平均工资，在这种工资标准下，全家都能工作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好，而能工作的成员较少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坏。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情愿放弃他已经习惯了的那一点点舒适和文明，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猪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烂烂也可以，只要不赤身露体；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饿。工人情愿只拿一半工资，等待着好日子到来，但是不愿像很多失业者那样饿死在街头。这一点点东西，这一点聊胜于无的东西，就是最低工资。如果工人比资产者所需要的多，因而在竞争斗争结束时还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那末他们就只好饿死。要知道，资产者要是不能从出卖他们的劳动产品得到利益，当然就不会给他们工作。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而最高工资则决定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在竞争着的。资产者只能靠商业或工业来扩大自己的资本，在这两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资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间接地需要工人，因为，假若没有商业和工业，谁也不会付给他利息，谁也不能使用他的资本。可见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因此，当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竞争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许甚至还不大够的时候，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停止，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就开始了。寻找工人的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涨的价格可以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他宁愿稍稍增加一些工资，也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这样，资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资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经增加的需求所容许的程度。资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润，但是当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润即平均利润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资了。 从这里就可以确定什么是平均工资。在平常的情况下，即在工人和资本家都没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间展开特别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在现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资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资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至于比最低工资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如果工人习惯于每星期吃几次肉，资本家就只好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他能吃到肉。这种工资不能再少，因为工人之间没有竞争，他们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这种工资也不会再多，因为在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来拉拢工人。 由于现代英国工业很复杂，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难确定，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均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能够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正因为如此，产业工人的工资平均高于普通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资，特别是高于农业工人的工资，而后一种情况当然还说明了城市中食品价格的高昂。 换句话说，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买主因而“成了存货”，那末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用政治经济学上的话来说，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费用不会“再生产出来”了，只会白白花掉，所以谁也不会在这上面投下自己的资本。在这一点上马尔萨斯先生及其人口论是完全对的。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给他们算清了的［注：“人们说，奴隶体力的消耗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而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则由自己花钱来补偿。实际上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短工和仆人等等的工资应当保持一定的高度，以便让他们能够按照社会方面日益增长、保持稳定、或不断降低的需求来延续短工和仆人的后代。但是，如果说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那末这种消耗比起奴隶体力的消耗来要主人花的钱通常到底是少得多的。用来恢复或补偿奴隶体力的消耗的基金通常是由懒散的主人和漫不经心的监工来管理的”，如此等等（A．Smith．《WealthofNations》［亚当斯密“原富”］麦克库洛赫4卷版第1卷第8节第134页）。——恩格斯原注］。 因此也可以说，亚当斯密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做的论断是完全对的，他说： “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调节工人的生产，调节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进行得太慢，需求就会使它加快，如果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会使它缓慢下来。” 这种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上涨，他们就生活得比较好些，结婚的人多起来，出生率逐渐提高，养活的孩子也多起来，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业、贫困、饥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现了，而疾病就会消灭“过剩人口”。发展了亚当斯密上述论点的马尔萨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圆其说的；只是当他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现有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错了。“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如说是由于工人彼此间的竞争，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竞争。假定某个厂主每天可以雇十个工人做九小时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那末他只要雇九个工人就够了，而第十个人就要没饭吃。在对工人的需求不太大的时候，厂主就可以乘机用解雇的威胁来迫使九个工人拿同样的工资而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即工作十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第十个工人解雇，并把他的工资省下来。在这里小规模地发生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重演着。由于工人彼此竞争而使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限度，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许多工人就没有工作做。市场失去了一批顾客，因为这些失业工人已经什么都买不起了。他们过去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商品已经不再需要，因而也用不着再制造了。过去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也失了业，市场又失去了一批顾客，事情就这样循环不断地继续下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假若没有其他情况插进来的话，事情就会这样继续下去。工业中采用了上面说到的那些可以增加生产的手段，这就逐渐使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这些商品的消费量增加，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工人终于又在新的劳动部门找到了工作，自然这是经过了长期痛苦的。如果这里再加上英国近六十年来对国外市场的侵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工业品的需求的不断的和迅速的增加，那末对工人的需求就增加起来，而人口也以同样的比例随之增加起来。这样，大不列颠的人口并没有减少，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并且还继续在增加。虽然工业不断在发展，虽然对工人的需求大体上是在增加，但根据官方各政党（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的供认，英国经常有过剩的无用的人口，而且工人之间的竞争一般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的。 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发生。国内市场和一切国外市场都充斥着英国货，这些东西又只能慢慢地消费。工业活动几乎在所有的部门中都逐渐停止下来。小的厂主和商人无力克服资本收不回来的困难，破产了，较大的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停止了营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或者只是“短时间地”开工，就是说，大约只做半天工作。工资由于失业者彼此竞争，由于工作时间缩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获利而日益下降。贫穷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如果某个人还有些积蓄的话，这些积蓄也很快就花光了。慈善机关被围得水泄不通，济贫捐增加1倍、2倍，可是仍然不够，挨饿的人不断地增加，数目惊人的“过剩人口”突然出现了。这样继续了一个时候：“多余的人”勉勉强强地挣扎着活下去，或者有些人挣扎不下去，死掉了；慈善事业和济贫法帮助许多人勉勉强强地延长自己的生存；其余的人在那些竞争不大显著、离开大工业较远的劳动部门中找到了工作，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一个人为了马马虎虎地维持一个时候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呵！——情况又渐渐地好转起来：积存的商品逐渐消费掉，商人和工业家的普遍的颓丧情绪使这些存货不会很快地得到补充，直到最后，高涨的价格和各方面传来的好消息又使他们重新加紧活动起来。但是市场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涨。第一批运来的货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来的货物还要看涨。人们怀着这种还会涨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费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刚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渐渐地传到了英国，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场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涨，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紧张到极点，于是出现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们运用虚拟资本，靠信贷来维持，而如果他们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转卖出去，那就得宣告破产。他们大于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贪得无厌使他们发疯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疯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市场。忽然有一天，国外的一些根基不稳的投机家由于要钱用就开始出售货物——自然是低于市场价格，因为他们是迫不及待的。一个人一卖，其他人也跟着卖，物价开始波动起来，大吃一惊的投机家们把自己的货物抛到市场上去。市场混乱起来了，信贷动摇了，商店一家跟着一家停止付款，一家跟着一家宣告破产。原来当地的和运输途中的商品已经比消费所需要的多了2倍。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还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英国。这里的人们也惊慌起来，国外的破产引起了英国国内的破产，商业停顿又使许多商店倒闭了。这里的人们在惊恐之余也把所有的存货都抛到市场上去，这又引起了更大的惊慌。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大致一样地进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爱尔兰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在这些工人转到较活跃的工业部门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没有他们也行。为了稍微补一下空子，就延长工作时间，雇用妇女和少年，而当危机到来，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经被人占据了，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这个后备军就构成英国的“过剩人口”，它在危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间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这些人靠行乞和偷窃，靠打扫街道、拾马粪、用手推车或毛驴运送东西、摆小摊或者靠各种零碎的偶然的工作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活。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靠偶然赚得的一点点钱，如英国人所说的，“不让灵魂和躯体告别”。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有哪一行不去干！伦敦的清道夫（crossingsweeps）是世界闻名的。以前，不仅一切大城市的广场，而且一切大城市中的大街都是由济贫所或市政管理机关雇用的失业者来打扫_的。现在却用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了，机器每天隆隆地穿过大街，夺取了失业者的饭碗。在马车往来频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人推着小车，时刻冒着被往来奔驰的轿车和公共马车车轮辗死的危险，拾取新鲜的马粪去出卖。为此，他们常常还得每星期向街道清洁管理处缴纳几个先令，而在许多地方这种营生是根本禁止的，因为要不禁止，收集起来的垃圾里面所含的马粪就会太少，不能当做肥料卖出去。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能够弄到一辆手推车去搬运东西，那他要算是幸运的，如果除小车外还弄到钱买一头毛驴，那就更幸运了；毛驴要自己找东西吃，或者只得到一点人们扔掉的东西，但是仍然能够给人增加一些收入。 “多余的人”大多数都去做小贩。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当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涌到街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此为生的人是如何地多。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争先恐后地叫卖鞋带、背带、带子、橘子、饼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在其余的时候，也随时都可以碰到这种叫卖橘子、饼干、姜啤酒和荨麻啤酒［注：工人，特别是不喝酒的人喜欢喝的两种起泡沫的清凉饮料。前一种由水、糖和姜制成，后一种由水、糖和荨麻制成。——恩格斯原注］的小贩在街上站着或徘徊着。这些人卖的东西也有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谓jobbers〔零工〕则在街头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点零活，但是能碰上这种好运气的人并不多。 伦敦东头的牧师威岑卜尼斯说：“冬天里，在伦敦一切船坞的大门口，每天早晨还在破晓以前，就已经有成百的穷人等着开门，希望找到一点零活，而当最年轻力壮的、和船坞的行政人员最熟识的人们都已经被雇用的时候，其余的成百的人在失望之余便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到自己的破屋子去。”[103]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起来反抗这个社会，那末除了去讨饭，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断加以驱赶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但是这些人的乞讨方式是特别的。他们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来走去，时而停在这里，时而停在那里，唱一支诉苦的歌或者说一段可以唤起过路人同情的话。而奇怪的是，这种乞丐几乎只是在工人区里面才会遇到，并且他们几乎专门靠工人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有时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条热闹的街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自己那种穷苦无告的样子来感动人。在这里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而且他们自己也随时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实际上，这种无言的但非常动人的呼吁几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并且是在工人经过的时候才能碰到。在星期六晚上，当工人区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资产阶级尽量避开这些被玷污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情形比什么时候都多。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 根据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这种“多余的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有150万。在苏格兰，因为没有济贫法，这些人的数目无从确定。至于爱尔兰我们将单独地来谈。而这150万人只是那些真正向济贫所请求过救济的，大批勉勉强强可以活下去而不采取这种最后的非常令人讨厌的办法的人并未包括在内。同时，这个数字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于农业区的，因而在这里不能加以考察。在危机时期这个数字自然大大地增加起来，而贫穷也达到最高限度。例如拿1842年的危机来说，这次危机是最近的一次，因而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要知道，危机每重复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强一次，也许不迟于1847年就会到来的下一次危机，根据所有的征象来判断，将更加猛烈，更加持久。在1842年的这次危机时期，济贫捐在一切城市中都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在斯托克波尔特，每收1英镑房租，就要付出8先令济贫捐，因而仅仅是这一项捐税就占了全城房租总额的40％；此外，整条整条的街都空了起来，以致这个城市的居民比平常至少减少了20000人，而在空房子的门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条：Stockporttolet——斯托克波尔特出租。在波尔顿，抽济贫捐的房租平时每年平均是86000英镑，这时降低到36000英镑。可是需要救济的穷人的人数却增加到14000，即达全部人口的20％以上。在里子，济贫所拥有10000英镑的准备金，可是这一笔钱和募集来的7000英镑在危机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就用光了。到处都是这样。反谷物法同盟的一个委员会根据厂主提供的详细材料于1843年1月写了一份关于1842年工业区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里说：济贫捐比1839年平均高1倍，而需要救济的人数却增加了2倍，甚至4倍；许多申请人是过去从来没有请求过救济的，如此等等。这个报告又说：工人阶级得到的食品比1834—1836年少了2/3；肉的消费量大为减少——有些地方减少了20％，有些地方减少了60％；甚至那些在最坏的时期还能找到足够的工作的手工业者，即铁匠、泥瓦匠等等，也因为没有工作和工资降低而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在现在，在1843年1月，工资还在不断降低。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厂主们的报告里面所说的呵！ 所有的街上都有饥饿的工人站着（由于他们的老板关闭了自己的工厂，不能给他们工作了），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讨，成群结队地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请求帮助，但是他们不是像一般的乞丐那样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们的人数、以他们的态度和言语来威胁人。一切工业区，从莱斯特到里子，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这样。骚动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例如7月间就北斯泰福郡的陶器工厂里发生过；工人中弥漫着可怕的愤激心情，终于在8月间爆发了各工厂区的总起义。当我在1842年11月底到达曼彻斯特的时候，在十字街头还到处碰到一群一群的失业者，许多工厂还关着门。在以后几个月里，直到1843年年中，这些不得已而徘徊街头的人才逐渐减少，工厂也重新开了工。 在这种危机时期失业者受了多少窘迫和困苦，就不用说了。济贫捐是不够用的，是远不够用的。阔佬们的慈善救济不过是杯水车薪，它的作用一瞬间就完了，因为在乞丐很多的地方，施舍物只能帮助很少的人。假若在这种时候小商店的老板们不尽可能地赊东西给工人，——自然，他们将来在结算的时候是会因此得到可观的报酬的，假若工人们不尽量互相帮助，那末每一次危机都会使大批“多余的人”饿死。但是，因为最严重的时期究竟不太长——一年，最多是两年或两年半，大部分人到底还能熬过艰难困苦保住生命。至于每一次危机通过疾病等等间接地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暂时我们先来看看使英国工人陷入困苦状况的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现在还使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 注释： [103]恩格斯引自威·岑卜尼斯牧师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状况的报道。这篇报道起初载于“每周快讯”，后来又转载于1844年5月4日“北极星报”第338号。——第371页。 上一篇（大城市）回目录下一篇（爱尔兰移民）
工业无产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工业无产阶级 研究无产阶级各个部分时所应当遵循的顺序，很自然地决定于上述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第一批无产者是出现在工业里面而且是工业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产业工人，即从事于原料加工的那些人。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的生产，只是由于产业革命才重要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无产阶级，即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才能够产生。第三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农业，第四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爱尔兰，这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相应的各类无产阶级时所遵循的顺序。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许爱尔兰人是例外）的发展水平是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的，所以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工业无产阶级本身的队伍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顺序：我们会看到，工厂工人，产业革命的这些初生子，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而其他工人的参加运动，却要看他们的手工业被产业革命侵害的程度如何而定。这样，以英国为例来观察工人运动和工业发展之间的这种一致的步调，我们就会更好地懂得工业的历史意义。 可是因为目前几乎整个工业无产阶级都已经卷入了运动，而且它的各个部分的状况，正由于他们都从事工业，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考察这些共同点，然后再就各个部分的特点来更详细地研究这些部分。 上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工业如何把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它用这些资本来建立庞大的企业，从而使从事手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它用这些资本来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把个体手工业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目前，无可争辩的和容易解释的事实，是“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业所消灭，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贫穷的工人［注：参看我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97]。这一著作谈到了“自由竞争”，可是工业只是自由竞争的实践，而自由竞争又只是工业的原则。——恩格斯原注］。 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并不就止于此。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的确，农村比起城市来也有它的优点，在那里通常可以更廉价地雇到工人。因之，农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是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里的工资降低了又利于在农村中开办新的工厂。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仍然全力继续下去，而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假若工业中的这种疯狂的竞赛还能这样继续一百年，那末，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而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许会在瓦灵顿或牛顿附近的某个地方碰头。人口的这种集中在商业中也沿着同样的道路进行着，因而，如利物浦、布利斯托尔、赫尔和伦敦这样几个大港就几乎垄断了大不列颠的整个海上贸易。 因为这些大城市中的工商业最发达，所以这种发达对无产阶级的后果也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干净；在这里，时代已经走得这样远，连《OldmerryEngland》〔“美好的老英国”〕这句话也没有人懂得它的意思了，因为关于《OldEngland》〔“老英国”〕，甚至在老头子们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曾经是最稳定的阶级，现在变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其中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弄到些钱，但九十九个破了产，而这九十九个中一多半都只是靠破产生存的。 但是，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无产者，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他们的生活如何，大城市对他们的影响又如何。 注释： [9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96-625页。——第300页。 上一篇（导言）回目录下一篇（大城市）
大城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大城市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太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间中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注：这是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美丽如画的帆船时代写的。现在，这样的船如果还出现在伦敦，那就只有停在船坞里面了，而布满太晤士河的已是熏得漆黑的丑陋的轮船。——恩格斯在1892年版上加的注］。 但是，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费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绎不绝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 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 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北明翰和里子，形容所有的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呵！）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 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在我住在英国的那一个时期，在极端令人愤怒的情景下真正饿死的至少有二三十个人，而很少能碰到一个陪审员有足够的勇气在验尸的时候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见证人的供词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可是资产阶级（陪审员都是从他们里面选出来的）总要找出一条后路逃避那个可怕的判断：“饥饿致死。”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下不敢说出真相，因为这就等于判决他们自己有罪。可是还有更多的人不是直接由于饥饿而是由于它的后果死掉的：经常挨饿引起不可救药的疾病，因而增加了牺牲者的数目；饥饿使身体虚弱，结果在另一种条件下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地过去的事情，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严重的疾病和死亡。英国工人把这叫做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他们难道不对吗？ 当然，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有谁能保证他经常有工作做？有谁能向他担保，如果明天厂主根据某种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地把他解雇，他还可以和他的全家活到另一个厂主同意“给他一片面包”的时候？有谁能使工人相信只要愿意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使他相信聪明的资产阶级向他宣传的诚实、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切美德真正会给他带来幸福？谁也不能。工人知道他今天有些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明天有没有却由不得他；他知道，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雇主的任何逞性、商业上的任何滞销，都可以重新把他推入那个可怕的漩涡里去，他只是暂时从这个漩涡里面挣扎出来，而在这个漩涡里面是很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不沉下去的。他知道，如果他今天还能够生存，那末，他明天是否还有这种可能，就绝对没有把握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没有财产的阶级因社会战争而遭遇到的那种状况。让我们看看，社会给工人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衣服和食物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社会让那些对它的生存最有贡献的人如何生活下去。我们从住宅说起。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 现在就从这些贫民窟中挑出几个来研究一下。我们从伦敦［注：在这一段已经写成的时候，我在“彩色杂志”（1844年10月）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伦敦工人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许多地方和我的这一段几乎逐字逐句都是一样，而且在本质上是和我这一段通篇完全一致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穷人的住宅。一个医生的笔记”。——恩格斯原注］，从它的著名的“乌鸦窝”（rookery）圣詹尔士开始，这个地方现在终于有几条大街穿过，所以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圣詹尔士位于该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周围是富丽堂皇的大街，在这些街上闲逛的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人物，这个地方离牛津街和瑞琴特街，离特拉法加方场和斯特伦德都很近。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街道狭窄、弯曲、肮脏，热闹程度不亚于大街，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圣詹尔士可以看到的几乎全是工人。在这里，买卖是在街上做的；一筐筐的蔬菜和水果（所有这些东西不用说都是质量很坏的，而且几乎是不能吃的）把路也堵塞住了，所有这些，像肉店一样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塞满了人，而且里里外外都很脏，看来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住在里面。但是这一切同大杂院和小胡同里面的住房比起来还大为逊色。这些大杂院和小胡同只要穿过一些房子之间的过道就能找到，这些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而在这个小偷很多的区域里，门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给小偷去偷。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里。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掺杂着小偷、骗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其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卷入他们周围的那个道德堕落的漩涡里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堕落，一天天地丧失了力量去抵抗贫穷、肮脏和恶劣的环境所给予他们的足以使德行败坏的影响。 但是，伦敦的贫民窟并不止圣詹尔士一处。在一大片像迷阵一样的街道里隐蔽着成百成千的大大小小的胡同，这些胡同里的房子对于凡有可能稍稍多花一点钱租个比较像人住的地方的人来说，都实在太坏了，这些贫穷到极点的人们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在富人们的华丽大厦紧邻的地方找到的。例如不久以前，由于检验一个尸体，很体面的人们居住的波特曼方场附近的地方被描写成“一群因肮脏和贫穷而道德堕落的爱尔兰人”的住所。在如同朗－爱克及其他虽然不是贵族式的但也够体面的街上，有许多地下室，这里面常有病弱的小孩和穿得破破烂烂的饥饿的女人爬出来晒太阳。紧靠着伦敦第二个大戏院德留黎棱戏院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些最坏的街道：查理街、英王街和派克街。这里的房子也是从地下室到阁楼都住满了贫苦的家庭。在韦斯明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根据统计学会会刊的材料，在1840年，5366个工人家庭住了5294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26830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在汉诺威方场的贵族教区圣乔治，根据同一材料，有1465个工人家庭总共将近6000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居住着；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间。这些不幸的穷人（连小偷也不希望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点什么）是怎样受着有产阶级的在法律掩护下的剥削呵！上述的德留黎棱戏院附近的这些糟糕透顶的房屋是按照下列标准收房租的：地下室是两个房间每星期3先令（1塔勒），一楼是每个房间4先令，二楼是4 1/2先令，三楼是4先令，而阁楼每间是3先令。这样，仅仅查理街的经常挨饿的住户每年向房主缴纳的贡税就达2000英镑（14000塔勒）之多，而上述的韦斯明斯特的5366个家庭一年缴纳的房租则达40000英镑（270000塔勒）。 但是最大的工人区是伦敦塔东边的怀特柴泊和拜特纳－格林，伦敦的工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听听拜特纳－格林的圣菲力浦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顿先生是怎样讲自己的教区的吧： “这里有1400幢房子，里面住着2795个家庭，共约12000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400码（1200英尺）见方的一片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租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10—12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我认为在伦敦的主教唤起公众注意这个极端贫穷的教区以前，城市西头的人们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比知道澳洲和南洋群岛的野人更多一些。只要亲眼看一下这些不幸的人们的苦难，看一看他们吃得多么坏，他们被疾病和失业折磨成什么样子，我们面前就会显现出这样一个无助和贫穷的深渊，仅仅是这个深渊有可能存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就应该引以为耻。我在工厂最不景气的三年间在哈得兹菲尔德附近做过牧师，可是，我在那里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在拜特纳－格林看到的这种穷得毫无希望的情形。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稭或刨花的麻袋。”[98] 仅仅从这一段描写里就可以想像出这些住宅一般地是什么样子。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我们再听一听某几个有时候不得不到这些无产阶级住宅去看看的英国官员所说的话吧。 各报在报道萨雷的验尸官卡特先生1843年11月14日检验四十五岁的安·高尔威的尸体的情形时曾描写过死者的住所。她和丈夫及十九岁的儿子住在伦敦百蒙得锡街白狮子大院3号的一间小屋子里面；里面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任何家具。死者和她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粘满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裸的身体），因为他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床单。羽毛牢牢地粘满了整个尸体，不净尸就不能进行检验，在净尸的时候医生发现尸体极其消瘦而且被跳蚤、虱子等咬得遍体鳞伤。屋里的地板被拆掉一块，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 1844年1月15日，星期一，两个男孩子被带到伦敦乌尔希浦街警察局的法庭上，罪状是：他们饿得受不住，偷了一家小店里的一只半生不熟的小牛蹄，并且立刻把它吃光了。法官觉得还必须进一步调查，他从警察那里得到了下列的材料：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退伍士兵（后来当了警察）的寡妇，丈夫死后留下了九个孩子，很穷苦。她住在斯比脱菲尔兹地方的奎克街普尔斯－布莱斯2号，生活极端贫困。当警察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发现她和六个孩子不折不扣地挤在一间不大的杂屋里面，除了两把没有座子的旧藤椅、一张折了两条腿的小桌子、一个缺口的茶杯和一个小小的钵子，就什么家具也没有了。灶里面一点火星也没有，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破布，这堆破布少得用一条女人的围裙包起来就可以拿走，可是这却是全家的床铺。他们盖的是自己的少得可怜的衣服。这个不幸的女人告诉他，去年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床去买食物；她为了得到一些食品，把床单押在食品店里面，总之，她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这个女人一笔相当大的补助金。 1844年2月有人替一个六十岁的寡妇泰莉莎·比硕普和她的二十六岁的生病的女儿向马尔波罗街警察局的法官申请救济。她们住在格娄弗诺方场布朗街5号的一间小小的杂屋里面，这间杂屋的大小和一个柜子差不多，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破布，这两个女人就在上面睡觉；一个木箱又当桌子又当椅子。母亲靠扫地膝一点钱。据房主说，她们从1843年5月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逐渐把一切都卖光和当光了，同时房租一次也没有付过。——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她们1英镑。 我并不想断定伦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地贫穷。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诚实的家庭，比伦敦所有一切阔佬都诚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无产者都毫无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没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命运。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总算是幸运的。伦敦有5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他们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辨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谓夜店（lodging-house）里面去，用这点钱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呵！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摆满了床；每一间屋子有4张、5张、6张床——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每一张床上睡4个、5个、6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吵闹、打架，而如果同床铺的人彼此很和睦，那末事情就更糟；他们商量好共同去盗窃或者去干那种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兽行。而那些没钱住这种夜店的人又怎样呢？哪里可以睡，他们就睡在哪里——在过道里，在拱门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主不会去打搅他们的任何角落里。一些人幸而走进私人慈善事业在某些地方办的收容所里面去，另一些人睡在维多利亚女王宿下的公园里面的长凳上。我们看看“泰晤士报”[99]在1843年10月所写的吧： “从昨天登载的警察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每夜平均有五十个人左右在公园里面过夜，他们除了树木和堤上的几个洞穴，就没有任何东西来防御坏天气。这大半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受了士兵的引诱，被带到首都来，并且被抛弃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去受命运的摆布，去挨饿受穷，她们对年轻人的恶习是毫不在乎的。 “这的确可怕。穷人总是有的。贫穷会在任何地方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总会以各种丑恶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脏里。我们觉得，在这个有数百万人口的首都中，在它的成千的小街和胡同里，总会有许多苦难，许多是很刺眼的，也有许多是永远也不会暴露出来的。 “但是，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区碰了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切穷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唇呻吟的人们的苦难！这里在互相冲突，这里一切矛盾都在斗争，只除了引诱人的恶习和接受别人引诱的恶习……但是让人们记住一点：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的最华丽的街区，每一年每一个冬天的夜里，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年纪很轻但因染上恶习和受过折磨而显得衰老的女人，她们被社会所唾弃，因饥饿、肮脏和疾病而活活地腐烂着。让人们记住这些，并且要学会行动而不是议论。上帝可以做证，这种活动的场所现在是多么广阔！”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寄宿的夜店。这些地方是多么拥挤，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表明。在上奥格尔街新开办的能容300人过夜的“流浪者收容所”里面，从开始寄宿那天（即1844年1月27日）起到3月17日止，总共收容了2740人，有的住一夜，有的住了几夜；虽然一年中比较舒适的季节已经到来，但是想到那里以及到白十字街和华坪的收容所去投宿的人却大大地增加了，而每天晚上都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地方不够而被拒绝。在另一个收容所里面，在普雷豪斯广场的中央收容所里面，1844年的头三个月内平均每夜有460人寄宿，总共是6681人，分发了面包96141份。虽然这样，但根据管理委员会的声明，只有在城市东部也开办了流浪者收容所时，这个收容所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投宿者的需要。 现在我们撇开伦敦来一个一个地看看联合王国的其他大城市。先从都柏林开始。从海上一进入这个城市就会感到它是那样地柔媚，正如同一进入伦敦就感到它是那样地雄伟一样；都柏林海可算是不列颠诸岛中最美丽的一个海湾，爱尔兰人常常把它比做那不勒斯湾。城市本身也是美丽如画的，那里的贵族区比英国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好，更雅致。但同时都柏林的穷人区却可以归人世界上最可怕最丑恶的穷人区之列。诚然，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咎于爱尔兰人的那种正是在肮脏环境中才觉得舒服的性格。但是，既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任何大城市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成千的爱尔兰人，既然任何穷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逐渐沉没在这种肮脏的环境中，那末，都柏林的贫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只有爱尔兰的城市才有的东西，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东西。都柏林的穷人区散布在全城，房屋的肮脏和不适于居住，以及街道的零乱荒芜都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根据习艺所监督的报告［注：皇家医学学会会员、曾任该会主席等职的威·巴·艾利生博士在他的一本书中曾引用过这个报告。这本书就是“关于苏格兰贫民的管理以及这种管理对大城市卫生状况的影响的考察”1840年爱丁堡版（Dr，W．P．Alison．F．R．S．E．，fellowandlatePresidentoftheRoyalCollegeofPhysiciansetc．etc．《ObservationsontheManagementofthePoorinScotlandanditsEffectsontheHealthofGreatTowns》．Edinburgh，1840）。作者是有宗教情绪的托利党人，是历史学家阿契波德·艾利生的哥哥。——恩格斯原注］，可以想像这些区域的穷人的拥挤：他们说，1817年在军营街，在52幢房子共计390个房间里面住了1318人，而在教堂街及其邻近的街道上，在71幢房子共计393个房间里面住了1997人。 “在这个区域及其邻近的区域里有很多臭气熏天的（foul）小胡同和大杂院，许多地下室光线只能从门口透进去，住的人往往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床铺。可是，例如尼可尔生大院，在28个狭小而简陋的尼间里住着151个人，穷得在整个大院里只能找到两张床和两条被。” 都柏林的贫穷严重到这样一种程度：仅仅是属于“济贫协会”的一个慈善机关每天就要为2500人，即为全市人口的1％开着大门，——白天给他们吃，晚上让他们走。 关于爱丁堡，艾利生博士向我们述说了类似的情形。这个城市由于它的位置优越，不愧有现代雅典之称，但是在这里，新市区里的贵族区的富丽堂皇和住在旧城的穷人们的肮脏贫穷也成了一个惊人的对比。如艾利生所指出的，这个相当大的城区的肮脏和丑恶并不下于都柏林的最坏的区域，“济贫协会”在爱丁堡也会发现需要救济的人数不下于爱尔兰的首都。艾利生甚至断定，在苏格兰，特别是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穷人的生活比联合王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坏，并且最穷的并不是爱尔兰人，而是苏格兰人。爱丁堡旧教传教士李博士在1836年曾向宗教教育委员会做证说： “我从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像这个教区的这种贫穷。人们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财产；常常是一间屋子里面住着两对夫妇。我在一天之内看过7幢房子，里面都没有床，有些房子里面甚至连麦稭也没有；八十岁的老头们都睡在光地板上，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脱衣服睡的。我在一个地下室里发现两个苏格兰家庭，他们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进城后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在我去的时候正在咽气；每一个家庭教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肮脏的麦稭；此外，在这个黑得甚至在白天也很难看清人的地下室里还有一头驴子。——看了像苏格兰这个地方的这种贫穷，就是铁石心肠也会不忍的。” 汉能博士在“爱丁堡内外科医学杂志”上也报道了类似的事实。从一个议会报告书［注："济贫法委员会就大不列颠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调查结果向内务大臣提出的报告”连同附件于1842年7月向议会提出（3卷对开本）（《ReporttotheHomeSecretaryfromthePoor-LawCommissioners，oranInquiryintotheSanitaryConditionoftheLabouringClassesofGreatBritain》．WithAppendices．PresentedtobothHousesofParliamentinJuly1842．——3vols．infolio）。这些材料是一些医生的报告，由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爱得文·查得威克收集和整理。——恩格斯原注］中可以看出，爱丁堡穷人的家里是多么肮脏，可是，在这种条件下肮脏也是意料中的。晚上，鸡宿在床柱上，狗，甚至马也和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因而这些住房自然极其肮脏和恶臭，而且各种各样的虫子都在里面繁殖起来。爱丁堡本身的布局就对住宅的这种恶劣状况起了最大的促进作用。旧城位于一座小山的两个斜坡上，沿山脊是一条大街（high-street）。从这条大街的两边向山下伸出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胡同，由于它们是弯弯曲曲的，人们就把它们叫做wynds〔弯街〕；这些小胡同就构成该城的无产阶级区。在英格兰，每一家人都尽可能地力求住一幢单独的小房子，在苏格兰的城市里却刚刚相反，房子都盖得很高，像巴黎一样地有五六层，里面住了许多家人；因此，人们非常拥挤地塞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的情形，就更加严重了。 在英国的一本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城市工人卫生状况的文章［注：“机工”（月刊）1843年10月号。——恩格斯原注］，文章中说道：“这些街道常常窄得可以从一幢房子的窗子一步就跨进对面房子的窗子；而且房子是这样高，这样一层叠一层，以致光线很难照到院子里和街道上。城市的这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近没有渗水井，也没有厕所，因此，每天夜里至少有5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粪便要倒到沟里面去。因此，街道无论怎么打扫，总是有大量晒干的脏东西发出可怕的臭气，既难看，又难闻，而且严重地损害居民的健康。如果说，在这些地方人们不仅忽视健康和道德，而且也忽视最平常的礼貌，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但如此，凡是和这个地方的居民比较熟识的人都可以证明，疾病、贫穷和道德堕落在这里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里，社会已经堕落到无法形容的下流和可怜的地步。贫穷阶级的住宅一般都很脏，而且显然是从来没有打扫过。这些住宅大半都只有一个房间，虽然空气很不流通，但是由于玻璃被打破了，窗框又不好，所以屋里还是很冷。屋子是潮湿的，往往位于地平线以下，家具总是少得可怜或者干脆就没有，一捆麦稭常常成为全家的床铺，男人和女人、小孩和老头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水只有到公用的水龙头那里去取；取水的困难自然在各方面都促进了肮脏的传播。” 在其他大海港城市中，情形也并不见得好些。在利物浦，尽管它的商业发达，很繁华，很富足，可是工人们还是生活在同样野蛮的条件下。全市人口中足有五分之一，即45000人以上，住在狭窄、阴暗、潮湿而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里，这种地下室全城共有7862个。此外，还有2270个大杂院（courta）；所谓大杂院，就是一个不大的空间，四面都盖上了房子，只有一个狭窄的、通常是上面有遮盖的入口，因而空气就完全不能流通，大部分都很肮脏，住在里面的几乎全是无产者。关于这些大杂院，我们在谈到曼彻斯特的时候再来详细地说。在布利斯托尔有一次调查了2800个工人家庭，其中有46％每家只有一间屋子。 在工厂城市中我们也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形。诺定昂总共有11000幢房子，其中有7000—8000幢盖得后墙一堵挨一堵，因而空气就无法流通；此外，大部分是几幢房子只有一个厕所。不久以前做了一次调查，发现一排一排的房子都是建筑在仅仅盖上了一层木板的不深的污水沟上。在莱斯特、得比和设菲尔德，情形也是一样。关于北明翰，上述的“机工”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这样说： “在旧市区有不少地方到处是臭水洼和垃圾堆，肮脏而无人照管。北明翰的大杂院很多，有两千多个，工人大部分都住在这种大杂院里。这种大杂院通常都很狭窄、肮脏、空气不流通，污水沟很坏；每一个大杂院四周有8—20幢房子，这些房子只有一面透空气，因为它们的后墙是和其他的房子共用的，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公共垃圾坑或类似的东西，其肮脏是无法形容的。但是必须指出，较新的大杂院是建筑得比较合理，保持得也比较不错的，甚至在旧的大杂院中，小宅子也不像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那样密集，因此，在北明翰发生流行病的时期，死亡事件就比起离开它总共只有几英里的乌尔未汉普顿、达德里和比尔斯顿少得多。北明翰也没有住人的地下室，虽然地下室有时不是照它应有的用途来加以使用，而在里面设立了作坊。供无产者寄宿的夜店是很多的（400个以上）；它们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心的大杂院里面。几乎所有的夜店都脏得令人作呕，发出一股霉臭；这是乞丐、流浪汉（trampers，这个字的本义下面再谈）［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小偷和妓女的藏身之所。这些人住在这里，根本不讲究什么礼貌，也不要求什么舒适；他们在这种只有这些已经堕落的人才能忍受的氛围中吃饭、喝酒、抽烟和睡觉。” 格拉斯哥在许多方面是和爱丁堡相像的：有同样弯弯曲曲的小胡同〔wynds〕、同样高的房屋。关于这个城市，“机工”杂志曾经这样说： “工人阶级在这里差不多占总人口（将近30万）［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的78％，他们住在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贫穷和肮脏方面超过了圣詹尔士和怀特柴泊的最糟糕的小胡同，超过了都柏林的郊区和爱丁堡的wynds〔弯街〕。这些地区有许多在市中心——特隆盖特以南、盐市以西、考尔顿、‘大街’后面以及其他地方；这是一片一望无边的像迷阵一样的狭窄的街道和弯弯曲曲的小胡同，在这些地方差不多每走一步都可以遇到破旧的、空气不流通的、好几层的、没有自来水的、半坍塌的房子所形成的大杂院或死胡同。这些房子真正是塞满了人。每一层住着三四家，有时达20人之多，有时每一层整个地都当夜店租出去，在一个房间里，不能说安插了，而简直是塞进了15个到20个人。这些区域是居民中最贫穷、最堕落和道德败坏到极点的一部分人的藏身之所，这些地方应当被看做那些可怕的要命的流行性热病的发源地，这些病就从这里蔓延到整个格拉斯哥。” 让我们看一看，政府的手工织工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詹·库·昔蒙兹是怎样描写这个城市的这些部分的［注：詹·库·昔蒙兹“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1839年爱丁堡版（《ArtsandArtisansatHomeandAbroad》．ByJ．C．Symons．Edinburgh，1839）。——作者本人看来是个苏格兰人，属于自由党，因而狂热地反对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这里所引证的在该书第11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我曾经看到过我国和欧洲大陆的最严重的贫穷状况，但是在我看到格拉斯哥的一片片像迷阵一样的小胡同以前，我不相信在一个文明国家里竟有这么多的罪恶、贫穷和疾病。在最下等的夜店里，一间屋子里面有10个、12个、乃至20个人，有各种年龄的半裸或全裸的男人和女人，杂乱地睡在地板上。这些房子通常（generally）是这样肮脏、潮湿和破烂，甚至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马放在里面。” 在另一个地方，作者写道： “住在格拉斯哥这些贫民窟里面的经常流动的人口有15000到30000。城市的这一部分全是狭窄的街道和当中一定有一堆垃圾的四四方方的大杂院。不论这些房子的外观是怎样糟糕，但我还是怎么也想不到里面会那样肮脏和贫穷。在我们（警监密勒上尉和昔蒙兹）［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在夜间去看过的那几个夜店里面，地板上躺满了人；有男人，有女人，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半裸着身体，杂乱地躺在一起，有时一间屋子里面有15个到20个人。他们的床铺是一堆半霉烂的麦稭M和一些破布。家具一点也没有或者很少，只有炉子里面的火使这些洞穴有些像住着人的样子。偷窃和卖淫是这些居民的主要的生活来源。看来谁也不想把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注：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肮脏的牛圈。这里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译者注］打扫一下，谁也不想消灭这个地狱般的洞穴，消灭这个处在王国第二大城市心脏里面的罪恶、肮脏和传染病的巢穴。在我仔细地调查其他城市最贫穷的地区的时候，无论是在道德和健康的恶化方面，还是在人口的密集方面，我都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情形。地方当局承认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房屋是破烂和不适于居住的，可是，正是在这些房屋里面人住得最满，因为按照法律这些房屋是不准收房租的。” 英国中部的大工业区，西约克郡和南郎卡郡的拥有许多工厂城市的人口密集地区，是丝毫不亚于其他大城市的。约克郡西部的毛纺织业区是一片丘陵绵延、青葱翠绿的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丘陵越向西越陡峭，直到险峻的黑石山脊才达到它的最高点，形成了爱尔兰海和德意志海的分水岭。艾尔河流域和柯尔德河流域是英国最美丽的区域之一，这里密布着许多工厂、村庄和城市。里子在艾尔河畔，连接曼彻斯特和里子的铁路沿着柯尔德河前进。灰色的粗石块砌成的房屋和郎卡郡那些变黑了的砖房比起来是这样美丽，这样整洁，使人看了就觉得愉快。但是，一走到城市里面去，就会发现令人愉快的事情是很少的。如像上述的“机工”杂志在另一个地方所写的（我自己相信这种描写是正确的），里子位于 “一个向艾尔河河谷逐渐倾斜下去的斜坡上。这条河约有一英里半长的一段蜿蜒曲折地穿过该城，在解冻或大雨滂沱的时候就猛力地向四面泛滥。城西较高的地区，就这样一个大城市说来，是相当清洁的，但是位于该河及其支流（becks）沿岸的那些地势较低的地区却是肮脏的、拥挤的，它们本身就足以缩短当地居民、特别是小孩子的寿命。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一提寇克盖特、马许胡同、十字街和里士满路附近的工人区的令人作呕的情形。这些地方的街道大多数既没有铺砌过，也没有污水沟，房屋盖得杂乱无章，有许多大杂院和死胡同，甚至最起码的保持清洁的设备也没有。所有这一切就完全足以说明这些不幸的、肮脏和贫穷的渊薮中的过高的死亡率。在艾尔河泛滥的时候（顺便说一说，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住房和地下室常常积满了水，不得不把它舀到街上去；在这种时候，甚至在有排水沟的地方，水都会从这些水沟里涌上来流入地下室［注：必须记住，这些“地下室”不是堆东西的，而是住人的。——恩格斯原注］，形成瘴气一样的饱含硫化氧的水蒸气，并留下对健康非常有害的令人作呕的沉淀物。在1839年春汛的时候，由于排水沟沟水外溢竟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后果：根据出生死亡登记员的报告，本城该区本季度的出生和死亡之比是二比三，而本城其他区域同一季度内的比率却恰好相反，即出生和死亡之比是三比二”。 在这个城市的其他的人口密集地区，根本没有污水沟，或者虽有但是修得很坏，一点用处都没有。在某些街上的房屋的地下室中，很少有干燥的时候；在其他区域的许多街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稀泥。居民一次又一次地用煤渣填平坑洼，想把街道修好，但是并没有用，一堆堆的垃圾还是到处堆着，房子里倒出来的污水还是积在水洼里面，直到风把它吹干，太阳把它晒干为止。（参看“统计学会会刊”第二卷第404页市参议会报告书）——在里子，普通小宅子所占的面积不超过5码见方，通常包括1间地下室、1间起居室和1间卧室。这些白天黑夜都塞满了人的房子里的拥挤，不仅对居民的健康而且对他们的道德都又加了一重威胁。这些小宅子是怎样拥挤，可以从上面引用过的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看出： “在里子，我们看到过兄弟姊妹及男男女女的寄宿者和一家的父亲母亲同宿在一个房间里；由此就发生了许多使人一想到就会发抖的恶果。” 离里子仅7英里的布莱得弗德也是如此，该城位于几个河谷的交叉点上，靠近一条黑得像柏油似的发臭的小河。在晴朗的星期天——因为在工作日这城市是被灰色的烟云笼罩着的——从周围的小山上看去，该城呈现出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色；但是城市里面也和里子一样地肮脏和不适于居住。城市的老区位于陡峭的斜坡上，这些区域里的街道条狭窄而不规则的。在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里，堆着垃圾和脏东西；房屋破旧、肮脏、不适于住人，在河的紧旁边，在谷底，我看到过许多房屋，最下一层有一半陷在山坡里，根本不适于住人。在谷底，在工人住宅挤在高耸的厂房当中的地方，是整个城市中最肮脏和建筑得最糟的部分。在布莱得弗德的比较新的区域里，正像在其他任何工厂城市里一样，小宅子比较整齐，排成一列一列的，但是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和传统的安置工人的方法分不开的一切弊病，关于这方面，在讲到曼彻斯特时，我们还要更详细地讲一下。约克郡西部其他城市如班斯里、哈里法克斯、哈得兹菲尔德的情形也是一样。虽然哈得兹菲尔德由于它那令人神往的自然环境和最新的建筑形式，成为约克郡和郎卡郡一切工厂城市中最美丽的一个，但是它仍然有许多坏的区域。由市民大会选出的城市调查委员会在1844年8月5日的报告中写道： “大家知道，在哈得兹菲尔德，整条整条的街道和许多胡同及大杂院都既没有铺砌，也没有下水道或其他任何排水沟；这些地方堆积着污泥、垃圾和各种废弃物，这些废物在逐渐腐烂，发酵；几乎到处都有污水洼，因此，这里的住宅都是又脏又坏，以致疾病丛生，威胁着全城的健康。”[100] 如果我们步行或坐火车越过黑石出脊，我们就到了英国工业完成了自己的杰作的典型基地，英国的整个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即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南郎卡郡。现在，我们面前又是一片丘陵绵延的美丽的地区，这地区从分水岭往西向爱尔兰海慢慢倾斜下去，就是里布尔河、艾尔威尔河、梅塞河以及这三条河的支流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碧绿的夹谷。一百年前左右，这地方大部分还是一片居民稀少的沼泽，现在却布满了城市和乡村，成为英国的人烟最稠密的地区了。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的发源地，也是英国工业的中心。曼彻斯特的交易所是英国工业生活中的一切波动的寒暑表；曼彻斯特的现代化的生产已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在南郎卡郡的棉纺织业中，自然力的利用、机器（主要是动力织机和骡机）对手工劳动的排挤以及分工都达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三个要素是现代工业的特征，那末我们必须承认棉花加工业在这方面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走在其余一切工业部门的前面的。现代工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在这里一定会达到最充分最完备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在这里一定会以最典型的形式出现；工人由于蒸气力和机器的应用以及分工而受到的屈辱在这里一定会达到极点，工人一定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屈辱；同时无产阶级摆脱这种屈辱的企图，在这里也一定会达到极点并带有高度的自觉性。因为曼彻斯特是现代工业城市的典型，也因为我对它的了解就像对自己的故乡一样，并且比该城的大多数居民还了解得更清楚，所以这个城市我们要多谈一些。 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就工人区的情况说，和中心城市很少有什么差别，只是这些城市的工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比曼彻斯特更大。这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它们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在曼彻斯特或通过曼彻斯特进行的；它们在各方面都依赖曼彻斯特，因此，居民只有工人、厂主利小商人，而曼彻斯特还有大批商业人口、许多委托商店和大零售商店。所以，像波尔顿、普累斯顿、威根、柏立、罗契得尔、密得尔顿、海华德、奥尔丹、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斯托克波尔特等城市，人口虽然有3万、5万、7万，甚至9万，但是它们几乎都是些大的工人区，只是有一些工厂、几条大街和几条市外公路把它们隔开，大街两旁是商店，公路两旁是厂主的有花园围绕着的别墅似的房子。这些城市本身都建筑得坏而杂乱，有许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它们的建筑物是用鲜红的、但时间一久就会变黑的砖（这里普遍使用的建筑材料）修成的，就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把地下室当做住宅，在这里是很普通的；凡是可以挖洞的地方，都挖成了这种深入地下的洞，而很大一部分居民就住在这样的洞穴里面。 除普累斯顿和奥尔丹外，位于曼彻斯特西北11英里的波尔顿算是这些城市中最坏的了。我到那里去过好多次，就我所看到的来说，这个城市只有一条大街，而且很脏，这就是第恩斯盖特街，这条街同时也是市场；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阴森森的讨厌的大窟窿，虽然这里除了工厂就只有一些一两层的矮房子。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城市中较老的一部分是特别荒凉和难看的。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很难说这是一条小河还是一长列臭水洼。这条黑水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 以下就说斯托克波尔特，它虽然位于梅塞河的柴郡那一面的河岸上，但仍属于曼彻斯特工业区。它夹在沿梅塞河的一个狭谷里面，街道在河岸的一边是陡峭地顺山而下，在另一边是同样陡峭地顺山而上。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的铁路就通过高架桥越过这个城市和整个狭谷的上空。斯托克波尔特在全区是以最阴暗和被煤烟熏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出名的，事实上也的确给人一种特别阴沉的印象，从高架桥上看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那些从谷底到山顶一长条一长条地分布在全城的无产者的小宅子和地下室给人们的印象还更加阴沉。就我的记忆所及，在这个区域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见过这样多的住人的地下室。 在斯托克波尔特东北数英里，是埃士顿－安得－莱因，这是这个区最新的工厂城市之一。它在一个出坡上，运河和泰姆河从山麓流过，一般说来是按照新的比较有规则的体系建筑起来的。五六条平行的长街沿山岗横排着，它们和其他向河谷倾斜下去的街道交叉成直角。在这样一种街道分布体系下，工厂都被排挤到市中心以外去了，何况为了要靠近水源和水路交通线，这些工厂本来就会集中在河谷底部的；在这里，工厂全都挤在一起，从烟囱里喷出浓烟。因此，埃士顿比起大多数其他的工厂城市来，给人的印象要舒服得多：街道比较宽阔、清洁，鲜红色的小宅子看起来比较清新悦目。可是工人小宅子的这种新的建筑体系也有坏的一面，因为在每一条这样的街道的后面都隐蔽着一条脏得多的后街，由一条狭窄的夹道通到那里去。在埃士顿，除了市郊的几幢房子，我没有看到过一幢可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些街道，街上的小宅子又坏又破，砖头摇摇欲坠，墙壁现出裂痕，涂在里面的泥灰也已经脱落了；这些街道被煤灰弄得又脏又黑，它的面貌，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不比该区其他城市的街道好一些，只是在这里这样的街道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一种例外。 再往东一英里是斯泰里布雷芝，这个城市也在泰姆河畔。如果从埃士顿登山，那末从山顶向左右眺望都会看到许多美丽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别墅一样的华丽的住宅，其建筑式样大部分是伊丽莎白式，这种式样和哥德式的关系正像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一样。再向前走一百步，河谷里的斯泰里布雷芝就出现在眼前。但是和那些华丽的别墅，甚至和埃士顿那些朴素的小宅子比起来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呵！斯泰里布雷芝在一个比斯托克波尔特夹谷还要狭窄的弯弯曲曲的狭谷里面，夹谷两边的斜坡上杂乱无章地布满了小宅子、房屋和工厂。在走近城市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批小屋就是拥挤的，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而全城的情况也就和这第一批房子一样。只有很少的几条街伸展在狭窄的谷底；大部分街道是纵横交错的，沿着斜坡时起时伏。由于街道分布在这种倾斜的地势上，几乎一切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有一半陷到地里面去。在这种紊乱的建筑体系下形成多少堆大杂院、后街和小胡同，从山上朝下看就可以看见。从山上看下去，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就像一幅鸟瞰图一样地展现在下面。再加上可怕的肮脏，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郊区很美丽的城市却给人这样一种可憎的印象。 关于这些较小的城市，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这些城市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城市里的工人的生活是和曼彻斯特一样的。因此，我只描写了每一个城市的建筑形式的特点，但要补充一点，就是对曼彻斯特工人住宅状况的一般特点的一切评论，对它周围的这些城市也是完全适用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中心城市吧。 曼彻斯特位于一串小山的南山坡下，这一串小山从奥尔丹起绵延于艾尔威尔河和梅德洛克河的河谷间，到克萨尔－摩尔山达到终点，这是曼彻斯特的跑马场和“圣山”[101]。曼彻斯特本城位于艾尔威尔河左岸，在该河及其两条支流——艾尔克河和梅德洛克河之间，这两条小河就在这里流入艾尔威尔河。在艾尔威尔河右岸，在这条河的急转的河曲环抱之处在索尔福，再往西是盆德尔顿；艾尔威尔河北边是上布劳顿和下布劳顿；艾尔克河北边是奇坦希尔，梅德洛克河南边是休尔姆，再往东是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再往前，差不多在曼彻斯特以东是阿德威克。所有这些房屋的总和，通常就叫做曼彻斯特，这里的人口至少有40万，也许还要多。这个城市建筑得如此特别，人们可以在这里住上多少年，天天上街，可是，如果他只是出去办自己的事或散步，那就一次也不会走进工人区，甚至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无意识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识的打算，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而在那些不能公开这样做的地方，这种事情就在慈善的幌子下进行。在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长宽各为半英里的商业区，几乎全区都是营业所和货栈（ware-houses）。这个区域几乎整个都是不住人的，夜里寂静无声，只有值勤的警察提着遮眼灯在狭窄而黑暗的街道上巡逻。这个地区有几条大街穿过，街上非常热闹，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是些辉煌的商店；在这些街上，有些地方楼上也住了人；这里的市面是不到深夜不停止的。除了这个商业区域，整个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姆的全部、盆德尔顿和却尔顿的大部分、阿德威克的三分之二以及奇坦希尔和布劳顿的个别地区，——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即在却尔顿和在奇坦希尔的较低的地方，而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他们住在却尔顿和阿德威克的郊外房屋或别墅里，或者住在奇坦希尔、布劳顿和盆德尔顿的空气流通的高地上，——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里经过。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业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两排几乎毫无间断的商店所组成的，而那里住的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愿意而且也能够保持街道的整洁的。诚然，这些商店和它们背后的那些区域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商业区和靠近资产阶级住区的地方，商店就比背后藏着工人们肮脏的小宅子的那些商店更漂亮些。但是，为了不使那些肠胃健壮但神经脆弱的老爷太太们看到这种随着他们的富贵豪华而产生的穷困和肮脏，这些商店总算是够干净的了。例如第恩斯盖特街从老教堂一直向南伸展，在起头的地方是两排货栈和工厂，接着是第二流的商店和几个啤酒店，再往南去，就是商业区的尽头，这里是一些比较难看的商店，愈往南，就愈肮脏，同时酒店和小饭馆也愈来愈多，最后，在街道的南端，小店的外貌就使人丝毫不会怀疑这些小店的主顾是工人，而且也只是工人。从交易所向东南伸展的市场街，看上去也是一样：最初是些第一流的华丽的商店，楼上是营业所和货栈；接着（在皮卡第莱）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大旅馆和货栈；再往前去（在伦敦路），在梅德洛克河旁，是工厂以及为资产阶级下层和工人开设的小酒店和商店；再往前，在阿德威克－格林附近，是高等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房屋，在它们后面，是那些最富有的厂主和商人的大花园和别墅。这样，了解了曼彻斯特，就可以从几条大街推出利它们毗连的地区的情况，但是很少能由此看出工人区的真正面貌。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是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的；我也知道，零售商因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性质就必须住在繁华的大街上；我知道，在这种街道上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这一带的地价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我毕竟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曼彻斯特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的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然而，曼彻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建筑得更不合警察的规定，更没有一定的计划，而是更偶然地堆积起来的。当我连带考虑到资产阶级那种热心的保证，说什么工人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自由派厂主，曼彻斯特的《bigwigs》［注：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英语中《bigwigs》的意思是“要人”或“大亨”，而和它发音相同的《bigwhigs》的意思却是“辉格党巨头”。——译者注］对该市的这种可耻的建筑体系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 还要补充一下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串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现在我就来描述工人区本身的情形。首先要谈的是曼彻斯特旧城，它位于商业区北边和艾尔克河之间。这里的街道，即使像托德街、朗－密尔盖特、威色－格罗弗和修德希尔这些比较好的街道，也都是又狭窄又弯曲的，房屋又肮脏又破旧，胡同里的建筑更是令人作呕。如果从老教堂顺着朗－密尔盖特街走去，就会看到右边有一排老式房屋，这些房屋的门面没有一间不是东倒西歪的，——这是旧曼彻斯特，工业时代以前的曼彻斯特的残迹，以前住在这里的居民和他们的子孙都搬到本城建筑得较好的区域去了，而把这些对他们太不合适的房屋留给包括很多爱尔兰人在内的工人居民。这里才真正是一个几乎毫不掩饰的工人区，甚至大街上的商店和酒馆也没有人想把它们的外表弄得稍微干净一些。但是这一切和后面那些只有经过狭窄得甚至不能同时走两个人的过道才能进去的胡同和大杂院比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像这样违反合理的建筑术的一切规则而把房子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弄得一所贴着一所地挤作一堆，实在是不能想像的。而且这不能只怪建筑物是旧曼彻斯特时代保存下来的。这种杂乱无章的情形只是在最近才达到顶点，现在，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的建筑方式比较古老因而还保留下那么一点点空隙，人们就在这里补盖起房子，把这个空隙填起来，直到房子和房子之间连一小块可以再建筑一些东西的空地也没有为止。我现在从曼彻斯特的平面图上描下一小块来证实我的话。这远不是最坏的一块地方，而且占地还不到整个旧城的十分之一。 这张图可以充分地表明全区的、尤其是艾尔克河附近的建筑方式是如何不合理。在这里，河的南岸很陡，有15英尺到30英尺高；在这个陡坡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有三排房屋，最下面一排紧靠水边，而最上面一排却已经是屋檐齐及山顶，面临着朗－密尔盖特街。此外，河岸上还有工厂，总之，这里的建筑也和朗－密尔盖特街下段一样密集而杂乱。大街左右有很多有顶的过道通到许多大杂院里面去；一到那里，就陷入一种不能比拟的肮脏而令人作呕的环境里；向艾尔克河倾斜下去的那些大杂院尤其如此，这里的住宅无疑地是我所看到过的最糟糕的房子。在这里的一个大杂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这是艾尔克河畔杜西桥以上的第一个大杂院——我指出这一点，是考虑到可能有人要想证实一下我的话，下面紧靠着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要到杜西桥以下的那些大杂院里去，大半要从一条狭窄而肮脏的台阶走下去，而要进入屋内就必须跨过一堆堆的垃圾和脏东西。桥以下的第一个大杂院叫做爱伦大院，在霍乱流行的时候，这里的情况曾使卫生警察不得不命令居民都搬出来，清扫一番，并用氯气把房子熏一遍；凯博士在一本小册子［注：医学博士詹菲凯“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的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1832年第2版（《TheMoralandPhysical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es，employedintheCottonManufactureinManchester》．ByJamesPh．Kay，Dr．Med．2ndedit.1832）。作者对一般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没有加以区别，但是在其他方面，这是一本出色的书。——恩格斯原注］里，对这个大杂院当时的情况曾做过一番令人惊心动魄的描述。从那时起，这个大杂院显然已经有一部分拆掉重新盖过了；至少从桥上看下去，就马上可以看到一些断垣残壁和高耸着的垃圾堆旁边有几所较新的房屋。从桥上看到的这幅景象——一堵一人高的石墙小心翼翼地遮住了这幅景象，使个子不很高的过路人无法看到——就是全区的一般面貌。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积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在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这就容易想像到这条河留下的沉积物是些什么东西。桥以下，可以看到陡峭的左岸上大杂院里的垃圾堆、脏东西、泥土和瓦砾；房屋一所耸立在一所后面，由于坡很陡，每一幢房子都看得见一小块；所有这些房屋都是被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摇摇欲坠；在后面，是旧的兵营式的工厂厂房。在比较平坦的右岸，是一长排房屋和工厂。靠边的第二所房子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废墟，里面堆满了垃圾，而第三所房子造得这样低，它的最下一层竟不能住人，所以就没有窗子，也没有门。在这后面，是穷人的墓地和利物浦—里子铁路的车站，再往后就是习艺所——曼彻斯特的“穷人的巴士底狱”，它像一座城堡，从小山上的锯齿形的高墙后面森严地俯视着对岸的工人区。 杜西桥以上，左岸较平，右岸较陡，但是两岸住房的情况丝毫也不见得好些，而且更坏了。在这里只要从朗－密尔盖特这条大街向左一拐弯，就会迷失方向；走出一个大杂院又走进另一个大杂院，走过一些拐角、一些狭窄而肮脏的胡同和过道，几分钟以后，终于堕入五里雾中，根本不知道天南地北了。到处都是半倒塌或完全倒塌了的房屋，其中有一些事实上已经就有人住了，这种情形是很耐人寻味的；房子里很少有铺上木板或石板的，几乎到处都是破烂的装置得很坏的窗和门，而且是多么肮脏！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仅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点文化气息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住。不久以前，由于里子铁路新修的延长出来的一段要在这里跨过艾尔克河，这些大杂院和胡同的一部分被拆掉了，可是余下的部分却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例如在铁桥附近就有一个大杂院，它那肮脏的令人作呕的面貌远远地超过其他一切大杂院，这是因为以前它四周都有房子包围着，很难走到里面去；尽管我认为自己很熟悉这一带地方，假若不是建筑铁路桥梁时打开了缺口，我也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大杂院。沿着坑坑洼洼的河岸，从上面拉着晒衣服的绳子的那些木桩旁边走过去，就走进了这一堆乱七八糟的矮小的平房中，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土地，地上没有铺任何东西，每一家都只有一个房间，厨房、起居室、卧室，什么都是那一间唯一的房子。在这样一个长不到6英尺宽不到5英尺的洞穴里，我看到了两张床——这算什么床铺呵！——另外再加上一张梯子和一个炉灶，正好填满了整个房间。在其他许多小屋里，我根本就什么也没有看到，虽然门是敞开的，而住的人就站在门口。门前到处是脏东西和垃圾；垃圾下面似乎是铺了石头的，但是看不见，只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用脚踏下去才感觉得到。这一整堆住着人的牲畜栏，两面被房屋和工厂包围着，第三面是河。这里，除了一条沿河的狭窄的小路，只有一个狭窄的有顶的过道通到外边去——通到另一片几乎建筑得一样坏和一样不整洁的像迷阵一样的房屋里面去。 这已经够了！整个艾尔克河河岸的房屋都是这样建筑的。这是一些毫无计划地胡乱堆在一起的房屋，全部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接近于倒塌了；房屋内部的肮脏零乱和周围的肮脏环境完全相配称。住在这里的人怎么能够讲究清洁呢？要知道，他们就连大小便的地方也没有。这里的厕所是这样少，每天都积得满满的；要不就离得太远，大部分居民都无法利用。附近只有艾尔克河的脏水，而自来水和抽水机又只是那些“体面的”市区里才有，人们怎么能够洗澡呢？现代社会中的这些奴隶的住屋并不比杂在他们小屋之间的那些猪圈更干净些，这实在是不能怪他们的！苏格兰桥以下沿岸有六七间地下室，室内的地面和离它不到6英尺远的地方流过的艾尔克河水浅时的水面比起来，至少要低两英尺，对岸桥以上离桥不远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房屋，最低一层没有门，也没有窗，根本不能住人（而这种情况在这一带并不少见）；还应当指出，由于没有更适当的地方，附近居民经常用这种敞开的最低一层房子做公共厕所，——像这幢房子的上面一层和那六七间地下室，房主们还恬不知耻地把它们出租！ 我们撇开艾尔克河，再鑽到朗－密尔盖特街另一边的工人住宅的中心去，我们就会走进一个稍微新一点的工人区，这个区域从圣迈克尔教堂起一直伸展到威色－格罗弗和修德希尔。这里至少比较整齐一些。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紊乱不堪的建筑，至少是可以发现一些长而直的街道和死胡同，以及按照一定计划建筑起来的通常是四方形的大杂院。但是，如果说前面那些区域里的每一幢房子都是胡乱地建筑起来的，那末，在这里，这种胡乱建筑的做法却表现于整条整条的街道和整个整个的大杂院，在建筑这些街道和大杂院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到其他街道和大杂院的地位。街道时而朝这一面转，时而又朝那一面转，每走一步都会闯入死胡同或者碰上死角，使你又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要不在这个迷阵里住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就怎样也摸不清这里的方向。这些街道和大杂院的通风（如果这个词还可以用到这里的话）状况和艾尔克河一带一样坏，虽然这个区域在某些方面比艾尔克河流过的那个区域优越一些（这里的房屋比较新，有些街道间或还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几乎每一所房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而这在艾尔克河畔，由于房屋比较陈旧，建筑得也比较马虎，就很少看到了。在其他方面，如脏东西、垃圾堆、灰堆和街道上的死水洼，却是两个地方都有的，而在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区域里，除了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碍居民的清洁的情形，这就是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这里，正像曼彻斯特大多数其他工人区一样，腊肠制造商把院子租下来，在那里盖起猪圈；几乎每一个大杂院里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隔开的角落，院里的居民把一切废弃物和脏东西都往里扔，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面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的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穿过这个区域，修筑了一条相当体面的宽阔的街道——密勒街，这样，这里的后景就相当成功地被隐蔽起来了，但是谁要是为了好奇，走进许多条通向大杂院的过道中的一条去看看，那末每隔20步他就会碰到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猪圈。 曼彻斯特旧城就是如此。重读了一遍自己对它的描写，我应当说，我不仅丝毫没有夸大，而且正好相反，对这个至少住着两三万居民的区域，我还远没有把它的肮脏、破旧、昏暗和违反清洁、通风、卫生等一切要求的建筑特点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而这样一个区域是在英国第二大城，世界第一个工厂城市的中心呀！如果想知道，一个人在不得已的时候有多么小的一点空间就够他活动，有多么少的一点空气（而这是什么样的空气呵！）就够他呼吸，有什么起码的设备就能生存下去，那只要到曼彻斯特去看看就够了。不错，这是旧城，——和当地居民谈到这个人间地狱的可憎的状况时，他们就会强调这一点，——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属于旧曼彻斯特的那几百所房子老早就被原来的住户遗弃了，只是工业才把大批的工人（就是现在住在那里的工人）赶到里面去；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只是工业才使这些牲畜栏的主人有可能仅仅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它们当做住宅以高价租给人们，剥削贫穷的工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只是工业才可能把刚摆脱掉农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做无生命的物件，当做一件东西来使用，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固然，这些区域原来的规划就不好，很难从这种规划中弄出什么好东西来。但是在改建时，土地占有者做了些什么，地方当局又做了些什么来加以改善呢？什么都没有做。相反地，只要哪里还空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地价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上涨，而地价愈是涨得高，就愈是疯狂地在每一小块土地上乱盖起房子来，一点也不考虑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赚钱，反正无论多坏的小屋，总会找到租不起好房子的穷人的。但是这到底是旧城，——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那末我们来看看新城（theNewtown）是怎样的吧。 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Irishtown），在旧城的那一边，在艾尔克河和圣乔治路之间的粘土小山上。在这里，城市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一片片迷阵似的街道，像一些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粘土地上。房屋，或者不如说是小宅子，情形都很糟，从来不修理，肮脏，有潮湿而龌龊的住人的地下室。街道既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有的在小院子或猪圈里关着，有的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蹓躂。这里街上的污泥竟这样厚，只有在天气很干燥的时候，才能希望走过这里而不致让烂泥掩没了脚背。在圣乔治路附近，一堆一堆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集在一起，到处是一条条的街道、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愈接近市中心，就愈是挤在一起，愈是乱七八糟。固然，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铺砌过的街道，或者至少也可以看到铺砌过的人行道和污水沟，但是肮脏的情形，以及房屋，特别是地下室的恶劣状况还是一样。 在这里，不妨一般地谈谈曼彻斯特流行的工人区的建筑形式。我们已经知道，在旧城，房子的排列大半是纯粹出于偶然的。每一所房子在建筑时都没有考虑到其余的房子，而几所房子中间的一块不规则的空地，由于没有其他名字可用，就称它为大杂院（court）。在这个区域中的一些稍微新一点的地段和工业繁荣初期形成的其他一些工人区里，房子的分布是比较有计划的。两条街道之间的地方被划分为较有规则的多半是四方形的大杂院，这些大杂院一开始就是以近似附图所表示的那种样子盖起来的，经过有顶的过道从街上通到里面去。房子的完全没有计划的分布固然很妨碍通风，因而对居住者的健康非常有害，但是这种把工人关在四面都被建筑物围起来的大杂院里的办法就更有害得多了。这里空气根本不能流动；只是在生火的时候，烟囱算是大杂院中闷人的空气的唯一出口［注：但是，有一位聪明的英国自由党人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硬说，这些大杂院是城市建筑艺术的杰作，因为它们像许多露天的小方场一样，可以改善通风状况，促使空气流通！假如每一个大杂院都有两个或四个宽阔的露天的面对面的出口，让空气可以自由流通，那也许真可以改善通风状况，促使空气流通；但是这些大杂院从来也没有两个这样的露天出口，甚至难得有这么一个，几乎一切大杂院都只有一条狭窄的有顶的过道。——恩格斯原注］。此外，这些大杂院里的房屋大半都是两排盖在一起，两排房子共用一堵后墙，这就足以使那里不可能有任何良好的通风了。又因为街道警察对这些大杂院的情况漠不关心，同时房屋里扔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扔在什么地方就留在什么地方，所以，在那里看到脏东西以及一堆堆的煤灰和垃圾，也就用不着惊奇了。我曾经访问过一些大杂院（在密勒街），这些大杂院至少要比大街低半英尺，没有排水沟，下雨时积起来的水一点也流不出去！ 后来出现了另一种建筑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普遍地采用了。现在，工人小宅子几乎再也不一所所地盖了，总是一盖就是几十所，甚至几百所；一个业主一下子就盖它一整条或两三条街。这些街道排列如下：第一排是比较高级的小宅子，很幸运，这些小宅子有一个后门和一个小院子，因而房租也最贵。这些小宅子的院子通向一条两端都盖有房子的弄堂（back-street），其中一端有一条窄缝或有顶的过道通到这条弄堂里去。大门开在弄堂里的那些小宅子，房租最便宜，一般也照管得最坏。它们和第三排小宅子共用一堵后墙，第三排小宅子的门开在另一条街上，房租比第一排便宜，但比第二排贵。这样，街道的布置情况就约略如下图： 由于房屋和街道是这样排列的，所以第一排小宅子的通风还相当不错，第三排的通风至少也不比前一种建筑形式中类似的小宅子差；但是中间一排的通风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大杂院中的小宅子一样坏，而弄堂也并不比大杂院更整洁些。业主们宁愿要这种建筑方式，因为它既节省地面，又使他们能通过第一排和第三排小宅子的较高租金来更顺利地掠夺工资比较多的工人。 这三种小宅子建筑形式不仅在全曼彻斯特，甚至在整个郎卡郡和约克郡都可以看到，它们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但大半都单独存在，所以仅仅从这一特征就可以看出城市各部分的相对年龄。第三种形式，即有弄堂的那一种形式，在圣乔治路以东、奥尔丹路和大安柯茨街两边的广大工人区里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曼彻斯特的其余工人区和郊区也很常见。 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叫做安柯茨的广大区域里，沿着两条运河集中了曼彻斯特的大部分最大的工厂——六七层高的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及其细长的烟囱耸立在低矮的工人小宅子的上空。所以这个区域的居民主要是工厂工人，而住在最坏的街上的则是手工织工。靠近市中心的一些街道是最老的，因而也是最坏的，但是这些街道都铺砌过而且还有污水沟；在这里我是把那几条同奥尔丹路和大安柯茨街靠近而又与之平行的街道算在里面的。再向东北可以看到几条新修建的街道；这里的小宅子看起来漂亮而又清洁，新的门窗刚刷上油漆，室内也粉刷得干干净净；街上空气比较流通，街道之间还没有盖房子的空地比较大，也比较多。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少数住宅的情况。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这就是几乎每一幢小宅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许多街道都没有铺砌，也没有排水沟；而重要的是这个漂亮的外表仅仅是一种伪装，这种伪装过十年就什么也不会留下了。原因是这些小宅子并不比街道建筑得好一些。初看起来，所有这些小宅子都非常漂亮而坚固，外表结实的砖墙骗过了人们的眼睛，如果经过新建的工人区而不看一看那些弄堂，也不仔细看一下房屋是如何建筑的，那就会同意那些自由派厂主的说法：任何地方的工人也没有英国这样好的住宅。但是，只要走近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小宅子的墙是薄到不能再薄了。支持地下室、房屋底层和屋顶的重量的外墙，最多也不过一块砖那么厚，也就是每一行中，砖的长边是紧靠在一起的（）；但是，我也看见过不少同样高的小宅子（其中有些在我看到时还正在建造），它们的外墙只有半块砖那么厚，因为砖不是横排而是直排的，就是说，不是长边靠在一起，而是短边靠在一起（）。这样做，一半是为了节省材料，一半是由于盖房子的业主向来不是地基的所有者，按照英国的习惯他们把地基租上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九十九年；期限一满，地基和它上面的一切建筑物都要毫无代价地归还原主。所以租地的人总是精打细算使自己盖的房子在土地租赁期满时尽可能地变得不值钱；而由于这种小宅子常常是在满期前二三十年才盖起来的，这就容易了解，盖房子的业主是不愿意在这上面多花钱的。此外，这些业主多半是建筑公司老板或厂主，他们很少或根本不愿花钱修缮，这一半是由于他们不愿意减少自己的收入，一半是由于租期短促的缘故；在商业危机来临，大批工人失去工作的时候，往往整条整条的街道空起来，因此，小宅子很快就倒塌毁坏，不能住人了。根据一般的估计，工人住宅平均只能用四十年。当你看到那些新房子的似乎可以维持几个世纪的外表美丽而结实的外墙时，你会觉得这种说法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实际情形却是这样：建造房屋的时候光打小算盘，以后又丝毫不加修缮，房屋时常空起来，住户经常更动，最后，在能够住人的最终十年里，房客——大部分是爱尔兰人——又大肆破坏，常常把房屋里的木质部分拆下来生火，由于这一切，这些小宅子过了四十年就变成一堆瓦砾了。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工业繁荣时期而且主要是在本世纪才修建起来的安柯茨区，也还是有许多破旧的倒塌的房子，而大部分房子现在甚至已经到了能够住人的最后阶段了。至于这样白白地浪费了多少资本，以及只要在建筑上和以后的修理上怎样稍微多花一点钱，就可以使这个区域在许多年中保持清洁、像个样子和能够住人，这我就不谈了。我在这里要谈的只是房屋的状况和居住者的生活条件，在这一方面我应当说，再也没有比这种安置工人的制度更有害更伤风败俗的了。工人不得不住在这种恶劣的小宅子里面，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去租较好的房子，或者是因为他们做工的工厂附近没有较好的房子，有时也因为这些小宅子是厂主的，厂主只是在工人租他的小宅子时才给工人工作。自然，这种四十年的期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如果房屋是在闹市里，那末，即使地租昂贵，但是总有希望找到住户，所以房主就会做一些修缮工作使房子在四十年以后还多少能住人；当然，他们所做的只是最必需的，而且这些修理过的房子正是最坏的。有时，在流行病威胁之下，卫生警察们平时酣睡着的良心惊醒了，于是他们就到工人区来进行突击检查，把整排整排的地下室和小宅子封闭起来，譬如在奥尔丹路附近的许多胡同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会持续多久，这些被禁止住人的房屋很快又住上了人；而且房主寻找新房客的时候，甚至比以前更占便宜，因为人们知道，卫生警察一时半时是不会再到这里来了！ 曼彻斯特的东郊和东北郊是资产阶级唯一没有替自己盖上房子的郊区。原因是这里一年中要刮上十个月到十一个月的西风和西南风，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而这种煤烟确实是不少的！）。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 在大安柯茨街以南是一个建筑了一半的巨大的工人区——一片光秃秃的丘陵地带，上面零零落落毫无规则地散布着一排排的或排成四方形的房子。房子之间是一片空地，地下是粘土，高低不平，不长草，一下雨就几乎不能通行。这里所有的小宅子都肮脏而破烂，常常是建筑在低洼的大坑里，一般说来很像新城。北明翰铁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河河谷相提并论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在这条小河两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这里的河岸大部分是陡峭的，房屋一直建筑到河边，和我们在艾尔克河沿岸看到的完全一样；房屋和街道的规划无论是在曼彻斯特方面的，或是在阿德威克、却尔顿和休尔姆方面的，都同样糟糕。但是最可怕的地方——假若我对每个地方都仔细地一一加以描绘，那就没有个完了——是在曼彻斯特这边，在牛津路西南，叫做小爱尔兰（LittleIreland）。在梅德洛克河的一个河湾里，有一块相当深的凹地，四周都是很高的工厂、很高的河堤和盖了房子的河岸。在这块凹地里，密集着两片小宅子，共有两百所左右，大部分都是两所共用一堵后墙，一共约有4000人住在这里，几乎全是爱尔兰人。小宅子都很破旧，肮脏，小得不能再小；街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大部分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妇女和孩子们到处走来走去，穿得破破烂烂，就像在这里的垃圾堆和烂泥坑里打滚的猪一样地肮脏。总之，这个地方看上去是这样讨厌，这样不顺眼，就是艾尔克河沿岸最坏的大杂院也不至于如此。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像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任何人只要看一看这个区域的外表，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又听说，这些最多包括两间屋子、一间阁楼有时再加上一间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20个人；听说在这个区域里，大约每120人才有一个厕所（不用说，这厕所多半也是根本不能使用的）；听说不管医生们如何进行宣传，不管卫生警察在霍乱流行时就小爱尔兰的状况怎样发出警报，现在，在1844年，小爱尔兰的状况还是和1831年完全一样，听到这些话，他会说些什么呢？——凯博士说［注：见前面引用过的凯博士的著作。——恩格斯原注］，在这个区域里，不仅是地下室，甚至所有房屋的第一层也都是潮湿的；过去有许多地下室曾经用泥土填掉，但现在渐渐又被挖开，住上爱尔兰人；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它的地面比河面还低，水经常从一个用粘土封住的窟窿渗入屋内，住在里面的一个手工织工每天清早都必须把水舀出，倒到街上去！ 稍稍往下，在梅德洛克河左岸，是休尔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工人区，情形和安柯茨几乎毫无区别。在建筑物比较密集的区域，房屋比较坏，而且都快要倒塌了，在居民比较少的地方，建筑物比较新，空气也比较流通，但大部分都淹没在肮脏里面。而且无论在哪里，房屋总是在潮湿的地方，无论在哪里，都有住人的地下室和弄堂。梅德洛克河对岸，曼彻斯特本城，是第二个大的工人区，它沿着第恩斯盖特街两旁一直伸展到商业区域，在许多地方都丝毫不亚于旧城。特别是在紧靠着商业区的地方，在桥街和码头街之间，公主街和彼得街之间，建筑物密集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要超过旧城中最狭小的大杂院。这里有许多狭长的胡同，这些胡同之间是狭小的、角落很多的大杂院和过道，它们的出入口是这样紊乱，如果不熟悉这个迷宫中的每一条过道和每一个大杂院，那就每一分钟都有走入死胡同或走到完全没有打算去的地方的危险。据凯博士说，住在这个拥挤、破落而肮脏的区域里的，是曼彻斯特居民中最堕落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的职业就是盗窃或卖淫；这种说法在今天显然还是正确的。在1831年，卫生警察曾来到这里，发现这里和艾尔克河沿岸或小爱尔兰一样脏（我可以证明，目前的情况并不见得好多少）；此外还发现，在议会街，每380人才有一个厕所，而在议会道，每三十幢住满了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 过了艾尔威尔河，在这条河所形成的一个半岛上，我们可以看到有8万居民的索尔福城，这里实质上是一个工人区，只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横贯其中。曾经有一个时候，索尔福比曼彻斯特更为重要，是四周各个区域（SalfordHundred——索尔福群城）的中心，这些区域直到现在还叫这个名字。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相当古老的、因而直到现在还是肮脏而破落的、非常不卫生的地区；这个地区位于曼彻斯特老教堂对面，情况之糟和艾尔威尔河对岸的旧城完全一样。离河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个比较新的地区，但是也已经超过了四十年，因而也是够破的。整个城市都是由大杂院和狭窄的小胡同所组成的，这些小胡同狭窄的程度，使我想起我过去看到过的最狭窄的街道——热那亚的狭窄的小街。在建筑方式上，索尔福比曼彻斯特还要坏得多，在清洁方面也是这样。在曼彻斯特，警察间或（每隔六年到十年）还到工人区去一次，封闭一些最坏的住宅，强迫人们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中最脏的地方打扫一下，而在索尔福，警察显然是从来不这样做的。礼拜堂街、格林盖特和砂砾胡同两边的小胡同和大杂院，大概从造好以后一次也没有打扫过。现在，利物浦铁路经由一座高耸着的高架桥通过这些街道的上空，一些最肮脏的角落是消灭掉了，但是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好了一些呢？当你乘火车通过这座高架桥的时候，从桥上往下看，还是可以看到相当肮脏相当贫穷的景象；如果不怕麻烦，到这些胡同里逛一下，从洞开的门窗向房屋和地下室里望一下，那就不难相信，索尔福工人住的房屋根本谈不上清洁和舒适。在离索尔福中心较远的地区，在伊斯林顿，在瑞琴特路，在波尔顿铁路后面，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奥尔德菲尔德路和十字胡同之间的雷普街两旁，许多大杂院和小胡同是最糟糕的，这个地区的工人住宅就肮脏和拥挤而论都可以和曼彻斯特的旧城媲美。在这个地方，我遇到一个人，看样子已经六十来岁，住在一个牛棚里；在这个没有窗子、没有地板、甚至地上什么也没有铺砌的方匣子里，他装了一个像烟筒似的东西，放了一张床，就住在里面，一下雨，雨水就从破烂的屋顶往下漏个不停。这个人已经太老，太衰弱，不能做经常性的工作了；他用手推车搬运粪便等等来维持生活；粪坑就紧靠着他住的牛棚。 我在二十个月的时间内有机会亲身观察到的曼徹斯特各工人区就是如此。如果所我们在这些地方游历的结果概括一下，我们应当说，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35万工人几乎全都是住在恶劣、潮湿而肮脏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糕极不清洁的，建造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总之，在曼彻斯特的工人小宅子里，既不可能保持清洁，也不可能有什么设备，因而也就谈不上家庭乐趣；在这些住宅里，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经堕落的、失去人性的、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经沦为禽兽的人们才会感到舒适而有乐趣。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已经看到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描述。我再引证一个自由党人，厂主们所公认、所推崇的权威，一切独立的工人运动的死敌西尼耳［注：纳骚威西尼耳“就工厂法问题给商业大臣（查理波立特汤姆生阁下）的信”1837年伦敦版第24页（NassauW．Senior．《LettersontheFactoryActtotheRt．Hon．thePresidentoftheBoardofTrade（Chas．Pou-lettThomsonEsq．）》．London，1837，p．24）。——恩格斯原注］先生的话来做补充。他说： “当我参观爱尔兰城、安柯茨和小爱尔兰工厂工人的住宅时，使我感到惊奇的只是在这样的住宅里竟能保持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健康水平。这些城市——就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数目来说，这都是些道地的城市——在建造的时候，除了从事投机的业主的直接利益，就什么也没有考虑到。木作老板和建筑公司老板合买（亦即租若干年）［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若干地皮，在那上面盖上所谓的房子。在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一整条街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沟建造起来的，因为这样一来，不用另外花钱挖土就可以得到较深的地下室，而这种地下室并不是用来做储藏室或仓库，而是用来给人住的。这条街上没有一所房子逃过霍乱的肆虐。这些郊区的街道通常都是没有铺砌过的，街心是一堆一堆的粪便，一滩一滩的死水；房屋是背靠背地建筑起来的，两所房屋共用一堵后墙，没有通风和排水的设备，整家整家的人都挤在地下室或阁楼的一个角落里。”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曼徹斯特闹霍乱时卫生警察所表现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当这种流行病到来的时候，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全都惊慌起来。他们忽然想起了穷人的那些不卫生的住宅，而且一想到每一个贫民窟都会成为传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传播，会侵入有产阶级的住宅，就吓得发起抖来。于是立刻委派了一个卫生委员会来调查这些区域，并且要它就这些区域的情况向市参议会做确切的报告。作为该委员会委员之一并特地调查了每一个警政区（第十一区除外）的凯博士从委员会的报告中搞出了几段。总共检查了6951所房子——当然只是在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及其他郊区都不在内；其中2565所极需在内部加以粉刷，960所没有及时地做过必要的修理（wereoutofrepair），939所没有足够的污水沟，1435所是潮湿的，452所通风不良，2221所没有厕所。在经过调查的687条街道中，248条没有铺砌，53条只是部分地铺砌过，112条通风不良，352条街道上都有死水洼、成堆的脏东西、废弃物等等。——不用说，要在霍乱到来以前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干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只打扫了几个最坏的角落就算了，其余的仍然保持原状。自然，那些清扫过的地方过一两个月就又变得和从前一样脏了，小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至于这些房屋内部的情形，该委员会所报道的，和我们所听到的伦敦、爱丁堡从其他城市的情形是一样的。 “往往是整家的爱尔兰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往往是一堆肮脏的麦稭和一条用旧麻袋做成的被单就当做全家共用的被褥。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由于贫穷、迟钝和放荡而堕落下去。调查人员常常在一幢只有两间屋子的房子里发现两家人；一间是大家睡觉的，另一间用做公共的饭厅和厨房；常常甚至是几家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空气里挤着12—16个人。除了诸如此类的传染病来源，还要加上在屋子里养猪以及其他脏得令人作呕的事情。”［注：见前面引用过的凯博士的著作第32页。——恩格斯原注］ 这里还必须补充的，是很多只住着一间屋子的家庭为了收取一定的费用还接纳一些搭伙食的和寄宿的人，这些寄宿者甚至往往不分男女和屋主全家同睡在一张铺上。例如“工人阶级卫生状况报告”就认定丈夫同妻子和成年的小姨子睡在一张床上的事，在曼彻斯特就至少有六起。普通的夜店在这里也很多。据凯博士统计，这种夜店1831年在曼彻斯特本城有267个，从那时起，一定又增加了很多。每一个夜店容纳二三十个人，所以这些夜店每夜总共要住5000人到7000人。这些房屋和它们的老主顾的特点也和其他城市中的一样。每一间屋子里都没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上五张到七张铺，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统统安插在这上面，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在这些罪恶的渊薮里笼罩着什么样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气氛，是用不着我来说的。每一幢这样的房屋都是犯罪的中心，也是干各种令人发指的事情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强制着把各种恶行集中在一起，这些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据盖斯克尔［注：彼盖斯克尔“英国的工业居民，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因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劳动调查“1833年“正义得伸”出版社版（P．Gas-kell．《TheManufacturingPopulationofEngland，itsMoral，SocialandPhysicalCondition，andtheChanges，whichhavearisenfromtheUseofSteam-Machinery．WithanExaminationofInfantLabour》．《FiatJustitia》．—1833）。这一著作主要是描写郎卡郡的工人状况。作者是自由党人，但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般还并不认为自由党人必须歌颂工人的“幸福”。因此，他还能公正而清楚地看出现状的、特别是工厂制度的坏的方面。但同时他这本书是在工厂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以前写的，而且从不可靠的材料中引用了一些论断，这些论断是后来被委员会的报告所推翻了的论断。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作者像凯博士一样把一般工人阶级和特殊的工厂工人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一著作整个说来虽然是好的，但在引用时，对于个别的细节还须谨慎。我们在“导言”中所叙述的无产阶级发展史，主要是以这一著作中的材料为根据。——恩格斯原注］统计，仅仅曼彻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里。而“每周快讯”杂志“根据官方的报告”提出的数字，是全体工人的12％，这和盖斯克尔提出的数字大致相符，——工人的总数是175000，12％就是21000人。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住人的地下室至少也和曼彻斯特本城一样多，所以在整个曼彻斯特，连同郊区在内，住地下室的人共有四五万。大城市里的工人住宅就是如此。如何满足住屋的需要，是可以当做一个尺度来衡量工人其余的一切需要是如何满足的。不难想像，在这些肮脏的洞穴里只有那些穿得很破、吃得很坏的人才能住下去。而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绝大多数工人都穿得很坏。用来做衣服的料子都是非常不合适的，无论是在女人的衣橱里或男人的衣橱里，都几乎根本没有亚麻布和毛织品，只有棉织品。衬衫是用漂白布或是杂色的印花布做的，女人的衣服大部分也是印花布做的，毛织品的裙子很少能在晒衣服的绳子上看到。男人们大都穿着粗布及其他粗棉织品做的裤子和同样的料子做的上衣或夹克。粗布（fustian）甚至成了工人服装这个名词的同义语，工人被叫做fustian-jackets〔粗布夹克〕，而工人也这样称呼自己，借以和那些穿呢子（broad-cloth）的老爷们相区别，而呢子也就成了资产者的标志。宪章派的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在1842年起义时来到曼彻斯特，他穿着一套粗布衣服在工人的热烈欢呼声中出现在他们面前。在英国，即使是工人也都戴礼帽，礼帽有各种样式，有圆形的，有圆锥形的或圆柱形的，有宽边的，有窄边的或根本没有边的，只有工厂城市里的年轻人才戴便帽。没有礼帽的人就用纸做一顶四方形的矮帽子戴在头上。工人的全部服装，即使都是完好的，也很少能适应气候。英国气候潮湿，天气变化无常，这比什么都容易引起感冒，因此，几乎整个有产阶级都穿法兰绒的内衣；法兰绒的护胸、紧身和兜肚很多人都用。工人不仅不可能采取这种预防办法，而且一般都几乎永远做不起一件毛织品的衣服。粗棉织品虽然比毛织品厚、硬而且重，但在御寒和防湿方面是远不及毛织品的，而且由于厚，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一湿就不容易干，而且无论如何没有像呢子之类的毛织品那样密实。如果工人居然有这么一天能够买一件毛织品的上衣预备星期天穿，那只有到“廉价商店”里去买，他在那里买到的是一种很坏的所谓《devil'sdust》［注：直译是“魔鬼的灰尘”，这是一种用旧毛织品经过开毛机（这种机器在英语中叫做devil）加工而制成的料子。——编者注］，这种料子制造出来“只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给人穿的”，只要穿上两个星期就裂了缝或是磨穿了；要不然就是在旧货商那里买一件穿旧了的上衣，这种衣服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再穿上几个星期就完了。但是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而且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很多很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他们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上面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不然就是补丁连补丁，连原来的颜色都认不出来了。英格兰人或英爱混血人居然想出办法来缝补这样的衣服，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技巧确实是惊人的：他们毫不费力地把呢子补丁或麻布补丁补在粗布上，或是把粗布补在呢子和麻布上，但是不久以前才迁来的真正的爱尔兰人却几乎从来不缝补他们的衣服，除非是万不得已，即当它有破成几块的危险的时候才缝补一下。衬衣的破布通常总是从上衣或裤子上的窟窿里拖到外面来。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注：托马斯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28页（ThomasCarlyle．《Chartism》．London，1840，p．28）。关于托马斯卡莱尔下面还要谈到。——恩格斯原注］所说的，爱尔兰人穿的是 “一身破烂的衣服，这种衣服脱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只有在节日或特别隆重的场合才这样做”。 爱尔兰人还带来了英格兰从前所没有的赤脚走路的习惯。现在，在一切工厂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妇女和小孩赤着脚走来走去，这种习惯在最贫穷的英格兰人中间也逐渐流行起来了。 饮食状况也和衣着一样，工人所得到的都是有产阶级认为太坏的东西。在英国的大城市里，各种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但是价钱很高；而工人必须用他那不多的几文钱来养家，他们是花不起这样多的钱的。加之工人一般都是在星期六晚间才领到工资，——不错，有些地方星期五就发了，但是这个很好的办法还远没有普遍实行起来。所以工人要到星期六下午四点、五点或七点钟才能上市场去，而资产阶级在上午老早就把最好的东西挑走了。早晨市场上有的是最好的食品，但是等到工人来的时候，最好的东西都卖光了，即使还剩下一些较好的，工人大概也买不起。工人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导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版。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最贫穷的工人为了用不多的钱买必需的食品，哪怕是买质量很差的食品，也还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办法：因为星期六晚上十二点钟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而星期日又完全停市，所以在十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商店就把那些不能保存到星期一的货物以想像不到的贱价出卖。但是，这些到晚上十点钟还没有卖出去的东西，十分之九到星期日早晨就不能吃了，而最贫穷的阶级星期日的餐桌正是用这些东西点缀起来的。工人们买到的肉常常是不能吃的，但是既然买来了，也就只好把它吃掉。1844年1月6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曼彻斯特有十一个肉商因出售不能吃的肉，被地方法庭（courtleet）处以罚款。其中一个有一整头牛；一个有一整口猪；一个有几只羊；一个有五六十磅牛肉；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根本不能食用了，因而全被没收。在这些肉商里面，有一个被没收了六十四只肚子里填满了馅的圣诞节吃的鹅，这些鹅没有及时在利物浦卖出去，因此就运到曼彻斯特来，在这里的市场上摆出来的时候已经腐烂了，发散着强烈的臭气。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当时曾登载于“曼彻斯特卫报”[102]，而且提到了当事人的姓名和罚款的数目。在7月1日至8月14日这六个星期中，该报还报道了三件类似的案子。据7月3日该报报道，在海华德没收了一只200磅重的猪，肉商发现这只猪已经死掉而且甚至已经腐烂了，可是还把它切成块拿出去卖。据7月31日该报报道，威根有两个肉商因出卖不能吃的肉被分别处以2英镑和4英镑的罚款，而其中的一个已经不是初犯了。最后，据8月10日该报报道，波尔顿的一个小商人有二十六只不能吃的火腿被没收，并且被当众焚毁，这个商人被处以20先令的罚款。但是这里所举出来的还远不是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并且不能把这些事情看做六个星期的平均数，也不能根据这个数字推算出一年的平均数来。有一个时期，这个每周出版两次的“曼彻斯特卫报”每一号都报道了曼彻斯特或邻近的工厂城市中所发生的这类案件。这里应该记住一点：由于市场的范围很大，所有的大街两旁都是市场，并且由于市场监察员监督不严，许多事情都逃过了他们的眼睛，——要不是这样，那又怎样解释肉商肆无忌惮地把已经发臭的整头整头的牲畜拿来出售的事情呢？只要注意一下，在罚款像上面讲的那样微不足道的场合下，这种勾当对小商人的诱惑力是多么大，只要想一下，什么样子的肉才被监察员认为完全不能吃而加以没收，那就决不会相信工人平常所弄到的肉都是质量好的和有营养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贪婪还要使他们在其他方面吃苦头。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上面我们引证了“曼彻斯特卫报”，现在听一听另外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我是喜欢拉反对者来做证人的，——听一听“利物浦信使报”是怎样说的吧。 “把咸黄油冒充新鲜的出售，不是在一块块的咸黄油上涂上一层新鲜的黄油，就是把1磅新鲜的黄油放在上面让人先尝一尝，在尝过以后却把咸的卖出去，或者洗掉盐再把黄油当做新鲜的出售。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照净糖的价钱出卖。制肥皂时剩下的废弃物也掺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咖啡粉里面擦上菊苣及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甚至没有磨过的咖啡里也掺假，而且假货还真像咖啡豆。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这种粘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茶叶里面往往掺上黄荆叶子及其他类似的杂物，或者把泡过的茶叶晒干，放在烧热的铜片上烘烤，使它恢复原来的颜色，然后当做好茶叶出卖。胡椒里掺上豆荚磨成的粉末及其他东西。葡萄牙红葡萄酒干脆就是假造的（用颜料、酒精等制成），因为大家都知道，单是在英国喝掉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就比整个葡萄牙所生产的还要多。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 （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几句，由于烟草普遍地掺假，去年夏天曼彻斯特某几个最著名的烟草商人曾公开地说，要是不掺假，他们的生意就无法做下去，价钱在3辨士以下的雪茄烟，没有一枝完全是用烟叶制成的。）像这种掺假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几打来，把石膏粉或白垩掺在面粉里，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卑鄙行为。当然，事情并不仅仅限于食品掺假。到处都有骗局：把法兰绒、袜子等等拉长，叫人看起来好像长一些，只要洗一洗马上就缩短；比规格窄1．5英寸或3英寸的呢子被当做宽的卖出去；磁器上的釉薄得一到手就裂开了，这类骗人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几千件来。——Toutcommecheznous〔和我们那里完全一样〕。但是吃这些骗局的苦头最深的，除了工人还有谁呢？有钱人不会受骗，因为他可以多花些钱到大商店里去买东西。大商店的老板是珍惜自己的声誉的，假如他们出售劣等的掺假的货物，最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此外，有钱人在吃的上面很讲究，他们的味觉很灵敏，比较容易识破骗局。但是穷人即工人每花一文钱都得盘算一下，必须以不多的钱买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太注意质量，而且也不善于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味觉，结果，所有这些掺假的、甚至常常是有毒的食物都卖给了他们。他们不得不到小商人那里去买，甚至还常常要赊账。而这些小商人由于本钱小，营业费用大，一样的货色却不能橡大零售商卖得那样便宜；而人们要求他们的却是价格低廉，再加上别人的竞争，于是他们就只好有意无意地备办掺假的货物了。此外，大零售商在自己的买卖里投下了大宗资本，骗局一旦被识破，就要丧失信用，遭受破产，可是小店主的营业面不出一条街，如果他的骗人的伎俩被揭穿了，那他会失掉些什么呢？要是他在安柯茨再也得不到信任，他可以搬到却尔顿或休尔姆去，那里谁也不知道他，他又可以重施他的欺骗伎俩了。掺假的行为除非和漏税有关，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但是，英国工人不仅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骗。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规定的。在警察局的报告里，因犯了这类罪而被处以罚款的事情，每天都多得难以置信。从下面几段摘自“曼彻斯特卫报”的话就可以看出，这类骗人的事情在工厂区是如何普遍；这里所涉及的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而且我手边就连这一个时期的报纸也不全。 1844年6月16日“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四个小商人因使用重量不足的砝码被判处5先令到10先令的罚款。——斯托克波尔特法庭开庭。两个小商人各被判处罚款1先令。其中一个有重量不足的砝码7枚和不合规定的秤一具；两个人以前都受过警告。 6月19日“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一个小商人被判处罚款5先令；两个农民被判处罚款10先令。 6月22日“卫报”。曼彻斯特治安法官判处十九个小商人21/2先令到2英镑的罚款。 6月26日“卫报”。埃士顿法庭开庭。十四个小商人和农民被判处21/2先令到1英镑的罚款。——海德低级法庭判处九个农民和小商人5先令罚款，并缴纳讼费。 7月9日“卫报”。曼彻斯特有十六个小商人被判决缴纳讼费并且被处以10先令以下的罚款。 7月13日“卫报”。曼彻斯特有九个小商人被处以21/2先令到20先令的罚款。 7月24日“卫报”。罗契得尔有四个小商人被处以10先令到20先令的罚款。 7月27日“卫报”。波尔顿有十二个小商人和小饭馆老板被判决缴纳讼费。 8月3日“卫报”。波尔顿有三个小商人被处以21/2先令到5先令的罚款。 8月10日“卫报”。波尔顿有一个小商人被处以5先令的罚款。 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的主要是工人，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量的方面受骗的也是他们。 每个工人平常的饮食当然是随着工资变化的。工资较多的工人，特别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挣一点钱的那些工厂工人，在大家都有工作的时候，就吃得好：饭桌上每天都有肉，晚上还有猪板油和干酪。如果挣钱较少，那就只有每逢星期日吃一次肉，或者一星期吃两三次，而面包和土豆就要吃得多些。如果挣钱更少，肉食就减少到只有切成小片夹在土豆里的一点点猪板油；挣钱再少的，那就连这一点点猪板油也没有了，只有干酪、面包、燕麦粥（porridge）和土豆；最后，在工资最低的工人中，即在爱尔兰人中，土豆就成了唯一的食物。此外，一般都喝点淡茶，茶里面有时放一点糖、牛奶或烧酒。在英国，甚至在爱尔兰，茶被看做一种极其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饮料，就像咖啡在我们德国一样。喝不起茶的，总是极端贫苦的人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工人得有工作做。如果他没有工作，那就只好碰运气了，别人给他什么，他讨到什么，或者偷得什么，他就吃什么。如果他什么也弄不到，那就只好饿死，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用说，食物的量也和它的质一样，是由工资决定的，工资少的工人，特别是如果他们还有一大家人，那末即使是在有工作的时候，也要常常挨饿。而这些工资少的工人，数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伦敦，工人的竞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剧烈，这一部分工人的数目是很多的，但是在其他一切城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而由于没有别的食物，就吃土豆皮、菜帮和烂水果［注：“每周快讯”1844年4月号或5月号所登载的萨斯伍德·斯密斯博士关于伦敦贫民状况的报告。——恩格斯原注］，贪婪地抓起一切即使只含有一丝一毫养料的东西。如果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到周末就花光了，那末常常就是一家人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完全吃不到东西，或者只能吃到为了免于饿死所必需的那一点点。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很多疾病。只要疾病一发生，特别是家庭的主要供养者男人一病倒（由于他紧张地劳动，需要食物最多，所以第一个病倒的总是他），缺吃少穿的情况就特别严重起来，社会的残酷性也特别鲜明地暴露出来：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 最后，我们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本章中所叙述的事实再概括地说一说。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资产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褴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我们现在就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注释： [98]恩格斯引自奥尔斯顿牧师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起初载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第周快讯”，后来又转载于1844年5月4日的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第338号。——第309页。 [99]“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的报纸，1785年创办于伦敦。——第312页。 [100]哈得兹菲尔德居民于1844年7月19日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本城的卫生状况。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该委员会的报告。这篇报告载于1844年8月10日“北极星报”第352号。——第322页。 [101]克萨尔－摩尔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山，工人们常在那里举行集会。恩格斯把它比为古罗马的圣山，也就称它为“圣山”。根据传说，公元前494年，古罗马的平民曾起义反抗贵族，后来退往圣山。——第326页。 [102]“曼彻斯特卫报”（《TheManchester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该报从1821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352页。 上一篇（工业无产阶级）回目录下一篇（竞争）
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导言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也不谈它对现在和将来的巨大意义。这是将来的一部内容更广的著作的题目。现在，我们只谈几点，这几点是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所必需的。 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都住在靠近城市的农村里，靠自己挣的钱也能生活得不错，因为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还是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场，而竞争（后来由于取得了国外市场和扩大了贸易而替自己开辟了道路）的威力也还没有对工资发生显著的影响。加以本地市场的需求还不断地在扩大，这种扩大和人口的缓慢增长是步调一致的，并且保证了一切工人都有工作；此外，他们之间还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散居在农村。所以，大部分织工甚至还能够积蓄一点钱，并且租一小块地在空闲的时候耕种。至于空闲的时间，他们愿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在什么时候织布和织多少布是随他们便的。的确，他们是蹩脚的庄稼人，他们的耕作是马马虎虎的，也没有很多的收入；但是，至少他们还不是无产者，他们，如英国人所说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他们是定居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比现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等。 工人们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诚实而安静地、和和气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乎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空到园子里和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已经是一种休息，此外，他们还有机会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滚木球、打球等等游戏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大部分是些强壮、结实的人，在体格上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区别。孩子们生长在农村的新鲜空气中，即使他们有时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到底还不是经常的，当然更谈不到八小时或十二小时工作日了。 这个阶级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究竟怎样，是不难想像的。他们和城市隔离，从来不进城，因为他们把纱和布交给跑四方的包买商，从他们那里取得工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紧靠着城市住了一辈子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的收入，把他们吸引到那里去寻找工作。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和农民一样，由于有一块租来的土地，他们大部分和农民有直接联系。他们把乡绅——当地最大的土地占有者——看做自己“天然的长上”，向他讨主意，有了小的争吵，就请他当公断人，对他表示这种宗法关系所应有的尊敬。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那些引人过不道德的生活的邪路——附近没有酒馆和赌场，而他们有时去那里过过瘾的小酒店的掌柜也是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大佃农，有好的啤酒，喜欢严格的生活规律，每天晚上很早就把买卖收了。孩子们成天和父母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们结婚。年轻人是在幽静纯朴的环境中、在和婚前的游伴互相信赖的气氛中长大的，虽然婚前发生性的关系几乎是普通现象，可是这仅仅是在双方都已经把结婚看做道义上的责任时发生的，只要一举行婚礼，就一切都正常了。一句话，当时英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思想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们按时上教堂去，不谈政治，不搞阴谋活动，不动脑筋，热中于体育活动，带着从小养成的虔敬的心情听人讲圣经，由于他们为人忠厚温顺，和社会上比较有特权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于村子以外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的运动却一无所知。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生活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布莱克本附近斯坦得希尔的织工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制造成的（1764年）。它是后来的骡机的雏形，是用手摇的，可是不像普通的手摇纺车，手摇纺车只有一个锭子，而它有十六个至十八个锭子，只要一个人摇就行，因而能够生产比过去多得多的纱。从前，一个织工需要三个女纺工供给纱，纱还总是不够，织工常常得等着，现在，纱却比现有的织工所能用的多了。新发明的机器使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本来就已增长了的对布匹的需求更加增大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织工，而他们的工资也就提高了。现在，因为织工在织机旁能赚更多的钱，他们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农业而专门织布了。这时，四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用来缠纱）的家庭，一天工作十小时，每星期可赚4英镑（合28个普鲁士塔勒［注：德国旧时的银币，1塔勒合3马克。——译者注］），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又有足够的工作，就常常挣得更多；一个织工在自己的织机上一星期赚两英镑的事，也是常有的。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这样逐渐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织工阶级，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财产，甚至连虚假的财产（例如一小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workingmen）。此外，纺工和织工从前的那种关系也完结了。从前，纺纱和织布是尽可能地在一个屋子里进行的。现在，使用珍妮纺纱机像使用织机一样，都需要有气力，于是男人也开始做纺纱的工作了，而且这个工作变成了全家生活的唯一来源；可是另外一些家庭却刚刚相反，把过时的、落后的手摇纺车扔在一边，不得不单靠当家人的织机过活（如果他们买不起珍妮纺纱机的话）。后来工业中无止境地发展的分工就是这样从织布和纺纱开始的。 这架最初的很不完善的机器的出现，不仅引起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在这以前，有许多小的土地占有者，即所谓自耕农，他们过着平静的、完全不动脑筋的、庸庸碌碌的生活，就像他们中间的兼营农业的织工一样。他们沿用祖传的不完善的老方法耕种一小块土地，他们以那种一切都从习惯而且世世代代都不知道改变的人们所特有的顽强性来反对任何新事物。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小佃农，可是这不是现代所谓的佃农，而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契约上的可以继承的租佃关系或者由于古老的习惯，从父亲和祖父手里继承了小块的土地，一直稳稳当当地坐在上面，就好像这些土地是他们的财产一样。现在，在产业工人放弃了农业以后，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新的大佃农阶级，他们一租就是50英亩、100英亩、200英亩或者更多的土地，这些人就是所谓的tenants-at-will（即每年都可以退佃的佃农），他们因为耕作得较好而且经营规模较大，所以能提高土地的收益。他们的产品可以比小自耕农卖得便宜；而小自耕农除了卖掉那块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做短工即做一个农村无产者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小自耕农天生的惰性和无法改进的祖传的粗枝大叶的耕作方法，使得他在和这样一些人竞争时找不到其他出路，这些人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具有大规模经营和投资改良土壤所产生的一切优越性。 可是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在这里。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用手摇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的构造不断在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把它们加以改造或者换成新的；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这越往后就越不行了。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础，而由于水力纺纱机的出现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普累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在1767年发明的，在德国通常叫做Ketten-stuhl〔经线织机〕，它和蒸汽机一样，也是18世纪机械方面最重要的发明。它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打算用机械发动，而且是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的。郎卡郡菲尔伍德的赛米尔·克伦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特点，于1785年发明了骡机。大约在同一期间，阿克莱又发明了梳棉机和粗纺机，于是工厂生产方式就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了。这些机器经过一些不大的改变，逐渐用来纺羊毛，以后（19世纪的头十年）又用来纺麻，这样，就从这两方面排挤了手工劳动。但是事情还没有停止在这里：在18世纪最后几年，一个乡村牧师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动力织机，在1804年左右，他把这种机器又改进得足以压倒手工织工；这些机器由于有了蒸汽机发动，就加倍重要了，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在1764年发明的，从1785年起已用来发动纺纱机了。 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给了机器。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这里加以研究的对英国有产阶级十分不愉快的一切事实。我们已经看到，甚至仅仅像珍妮纺纱机这样一架很不完善的机器已经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配合得很好、构造得很精密的机器，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异了。 现在，我们来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英国工业的发展［注：根据波特著“国家的进步”一书伦敦版，该书第1卷出版于1836年，第2卷出版于1838年，第3卷出版于1843年（Porter．《ProgressoftheNations》．London，1836-Ⅰvol．，1838-Ⅱvol．，1843-Ⅲvol．）（系根据官方资料写成）；这里还根据其他一些资料，其中大部分也是官方的。——恩格斯原注。这里所描写的产业革命的历史轮廓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没有更好的资料。——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先从它的主要部门棉纺织业开始。在1771—1775年输入英国的子棉平均每年不到500万磅；1841年输入52800万磅，而1844年输入就不下60000万磅。1834年，英国输出55600万码棉布，7650万磅棉纱和价值120万英镑的棉针织品。同年，棉纺织业中使用了800多万锭子，11万台动力织机和25万台手工织机，水力纺纱机还没有计算在内。根据麦克库洛赫的计算，全联合王国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几乎有150万人，其中仅仅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就有22万人；这些工厂所使用的动力，蒸气力是33000马力，水力是11000马力。现在这些数字已经远远地被超过了；可以大胆地假定，在1845年，机器的数量和生产能力，以及工人的数目，都将比1834年增加二分之一。这种工业的中心是郎卡郡，郎卡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而棉纺织业又使得郎卡郡完全革命化，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地方；这种工业在八十年内使郎卡郡的人口增加了9倍，并且好像用魔杖一挥，创造了居民共达70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波尔顿（60000居民）、罗契得尔（75000居民）、奥尔丹（50000居民）、普累斯顿（60000居民）、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共40000居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工厂城市。在南郎卡郡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近代的一些最大的奇迹（虽然这一点从来没有人谈到过），所有这些奇迹都是棉纺织业造成的。此外，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形成了第二棉纺织区（包括拉纳克郡和伦弗鲁郡）的中心，这个主要城市的人口自兴办这种工业的时候起到现在也从3万增加到30万。诺定昂和得比的织袜业，由于棉纱价格的降低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由于针织机的改良（这种改良使人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织两只袜子）又获得了第二个推动力。从1777年发明了网布机那时起，花边的生产也成了重要的工业部门；以后不久林得里发明了花边机，而后来在1809年希斯科特又发明了络丝机。这样一来，制造花边的工作无限地简化了，而对花边的需求随着它的跌价而大大增长，以致现在从事于这种生产的已经不下20万人。它的主要中心是诺定昂、莱斯特和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戴文郡等）。和棉纺织业有关的劳动部门，如漂白、染色和印花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由于用氯代替大气中的氧漂白，由于对染色和印花有影响的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在机械方面出现了促进印花发展的一连串的极其光辉的发明，这些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推动力；由于有了这种推动力，又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引起了需求的增加，这些部门就空前地繁荣起来。 在羊毛加工业中也开始了同样的活动。这种工业过去曾是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可是过去的产量根本不能和现在所生产的相比。在1782年，前三年收集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把那些机器改装得适用于纺羊毛的尝试完全成功了。从这时起，在羊毛加工的区域中开始了我们在棉纺织区中所看到的那样迅速的发展。1738年，约克郡西部地区生产了毛织品75000匹，而1817年就生产了490000匹，并且毛纺织业的发展是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的：1834年输出的毛织品比1825年多450000匹。——1801年加工的羊毛是10100万磅（其中有700万磅是输入的），而1835年加工的是18000万磅（其中有4200万磅是输入的）。这种工业的主要中心是约克郡的西部地区，在这里，特别是在布莱得弗德，英格兰的长羊毛制成供编织等用的毛线，而在其他城市，例如里子、哈里法克斯、哈得兹菲尔德等地，短羊毛制成合股毛纱，然后再制成呢绒织物；其次，是郎卡郡和约克郡接近的那一部分，即罗契得尔附近地区，这里除了生产棉纺织品，还生产许多法兰绒；最后，是英格兰西部，这里生产最精致的呢子。在这里人口的增加也是值得注意的： 1801年1831年 布莱得弗德29000人77000人 哈里法克斯63000人110000人 哈得兹菲尔德15000人34000人 里子53000人123000人 整个约克郡西部地区564000人980000人 从1831年以来，这些地方的人口至少又增加了20—25％。在1835年，全联合王国从事纺羊毛的工厂是1313个，共有工人71300人，在这个数目中只包括了直接或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广大群众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包括织工在内。 麻纺织业中的进步开始得比较晚些，因为原料的天然特性给纺纱机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的确，18世纪最后几年，在苏格兰已经有人做过这种尝试，但是一直到1810年，法国人日拉才实际上做到了用机器纺麻。而他的机器也只是在英国加以改善，并在里子、丹第和拜尔法斯特普遍应用以后，才在不列颠的土地上得到了它们应有的地位。从这时起，英国的麻纺织业才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1814年，有3000吨［注：英国1吨等于2240英镑，约1000公斤。——恩格斯原注］亚麻运入丹第，到1833年就有19000吨亚麻和3400吨大麻了。输入大不列颠的爱尔兰夏布从3200万码（1800年）增加到53000万码（1825年），其中大部分又从大不列颠输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麻织品的输出从2400万码（1820年）增加到5100万码（1833年）。纺麻工厂的数目在1835年达到了347个，共有工人33000人；其中一半是在苏格兰南部，有六十多个在约克郡西部地区（里子及其附近），二十五个在爱尔兰的拜尔法斯特，而其余的在多尔塞特郡和郎卡郡。麻织品的生产是在苏格兰南部、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但主要是在爱尔兰。 英国人在蚕丝加工方面也获得了同样的成绩。他们从南欧和亚洲取得已经纺好的原料，而主要的工作就是捻成细线。在1824年以前，生丝的高额关税（每磅4先令）大大限制了英国丝纺织业的发展，英国丝纺织业的市场仅仅限于本国及其殖民地（因为那里有保护关税）。后来，进口税降低到一个辨士，工厂的数目就立刻大量地增加了。在一年内线锭的数目从78万增加到118万，虽然1825年的商业危机也使这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一些时候，但在1827年这一部门中所生产的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因为英国人在技术方面的技巧和经验保证了他们的捻线机优越于他们的竞争者的拙劣机械。1835年，大不列颠共有捻丝厂263个，工人共计3万人，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柴郡（麦克尔士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曼彻斯特和索美塞特郡。此外，还有许多从事于废茧加工的工厂；用废茧制成一种特别的丝（spunsilk〔纺丝〕），英国人甚至用它来供给巴黎和里昂的织绸厂。用这种方法加工的丝主要是在苏格兰（佩斯里等地）利伦敦（在斯比脱菲尔兹），同时也在曼彻斯特和另外一些地方织成绸子。 但是，从176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的巨大高涨，并不仅仅限于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里去，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东西毫无联系的发明，也由于它们正好出现在工业普遍高涨的时候而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其次，当工业中机械能的巨大意义在实践上得到证明以后，人们便用一切办法来全面地利用这种能量，使它有利于个别的发明家和厂主；此外，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的工人和各个工业部门加倍地工作。随着蒸汽机的出现，英国的丰富的煤藏第一次成了重要的东西；只是在现在机器的生产才开始萌芽，而对铁矿的注意也随着加强了，因为铁矿是给这种生产提供原料的。羊毛消耗量的增加使英国的饲羊业兴盛起来，而羊毛、亚麻和蚕丝输入的增加又引起了英国商船队的扩大。发展得最快的是铁的生产。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解铁矿石的时候总是用木炭，而由于森林砍伐殆尽和农业发展，木炭的产量愈来愈少，价钱也愈来愈贵。上一世纪才开始使用烧过的煤（焦炭），而在1780年以后又发明了把焦炭所熔解的铁（在此以前，只能从它得到生铁）变成锻铁的新方法。这种把熔铁时掺杂在铁里面的碳素提出的方法，英国人叫做搅炼；它给英国的制铁业开辟了崭新的活动地盘。炼铁炉建造得比过去大50倍，矿石的熔解由于使用热风而简化了，铁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以致过去用木头或石头制造的大批东西现在都可以用铁制造了。1788年，一个著名的民主派托马斯·倍恩在约克郡建成了第一座铁桥，跟着就出现了其他许多铁桥，现在几乎所有的桥，特别是铁路上的桥，都是用生铁造的，而在伦敦甚至用这种材料建造了一座横跨太晤士河的桥（萨得克桥）；铁柱和铁的机座等等成了很常见的东西，而随着瓦斯灯的使用和铁路的修筑，英国的制铁业又获得了新的销售领域。螺丝钉和钉子也逐渐地用机器制造了。设菲尔德人亨茨曼在1760年发明了一种铸钢的方法，这种方法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劳动，并且使人们能生产出以前完全没有的便宜的物品。由于原料的质量较高，工具经过改进，机器装备比较新，分工比较精密，这时英国的金属制品生产才重要起来。北明翰的人口从73000（1801年），增加到200000（1844年），设菲尔德的人口从46000（1801年）增加到110000（1844年），仅仅后一城市的煤的消耗量在1836年就达到了515000吨。1805年输出了4300吨铁制品和4600吨生铁，而到1834年就输出了16200吨铁制品和107000吨生铁，铁的全部生产在1740年没有超过17000吨，到1834年就几乎达到了700000吨。光是熔解生铁，每年就要消耗300万吨以上的煤，甚至很难想像，煤矿在最近六十年来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意义。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切煤藏都正在开采，光是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煤矿每年就有500万吨以上出口，使用工人四五万。根据“德勒穆纪事报”[94]的报道，上述两个郡开采的煤矿： 在1753年是…………………14个， 1800年是…………………40个， 1836年是…………………76个， 而在1843年是…………………130个。 同时，现在所有煤矿的开采都比过去紧张多了。锡矿、铜矿和铅矿也在同样地加紧开采；和玻璃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即陶器的生产，这种生产在1763年左右由于约瑟亚·威季伍德而获得了特殊的意义。他开始根据科学原则制造陶器，促进了艺术风味的发展，并且在北斯泰福郡8英里见方的一片地方建立了陶器厂（potteries），这地方从前是一片不毛之地，现在却布满了工厂和住宅，并且养活了6万以上的人。 一切都完全卷入了这个总的巨流。农业里面也发生了变革。不仅土地的占有和耕种，如我们所看到的，转到了另一些人的手里，而且农业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大佃农开始下本钱来改良土壤，拆毁不必要的篱笆，排干积水，施以肥料，使用较好的农具并实行系统的轮作制（croppingbyrotation）。科学的进步也帮助了他们：亨·戴维爵士把化学应用于农业得到了成功，而技术的发展又给大佃农带来许多好处。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起来：尽管从1760年到1834年有6840540英亩荒地变成了耕地，可是英国却由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了输入粮食的国家。 在交通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紧张的活动。1818—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1000英里的公路，法定宽度为60英尺，而且几乎所有的旧公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制加以改造。在苏格兰，公共事业局从1803年起修筑了约900英里公路，并建造了一千多座桥梁，因此，苏格兰山地的居民立刻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大部分山民从事于盗猎和走私；现在他们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赛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爱尔兰的情形也完全一样。在科克、里美黎克和克黎等郡之间，以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任何车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隐匿处和南爱尔兰地方赛尔特－爱尔兰民族的堡垒；现在这里已经是道路纵横的地方，而这样一来也就给文明开辟了进入这个偏僻地方的道路。整个大不列颠，特别是英格兰，在六十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国、法国的一样坏，现在却布满了最好的公路网，而所有这些公路，像英格兰的差不多一切东西一样，都是私人企业家一手建立起来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1755年以前英国几乎没有运河。1755年，郎卡郡开凿了从桑奇－布鲁克到圣海伦斯的运河，而在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凿了第一条大运河，即布黎纪瓦特公爵运河，这条运河从曼彻斯特及附近的煤矿流到梅塞河口，并在巴顿附近通过一条导水槽越过艾尔威尔河。从这时起英国就开始了运河的建设，布林德利是头一个重视这一建设的人。从那时起，四面八方地开凿了许多运河，许多河流也疏浚得可以通航了。仅仅在英格兰就有2200英里运河和1800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兰开凿了横贯全境的凯利多尼亚运河，在爱尔兰也开凿了几条运河。而这些工程，像铁路和公路一样，也几乎全部是私人和私营公司一手建立起来的。 铁路只是在最近才修筑起来的。第一条大铁路是从利物浦通到曼彻斯特的铁路（1830年通车）。从那时起，一切大城市彼此都用铁路联系起来了。伦敦和南安普顿、布莱顿、杜弗、科尔彻斯特、剑桥、埃克塞特（经过布利斯托尔）以及北明翰之间有铁路相通；北明翰和格罗斯特、利物浦、郎卡斯特（一线经过牛顿和威根，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和波尔顿）以及里子（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哈里法克斯，一线经过莱斯特、得比及设菲尔德）之间有铁路相通；里子和赫尔以及新堡（经过约克）之间也有铁路相通。此外还有许多正在建设和设计中的支线，因此，不久以后从爱丁堡坐火车到伦敦只要一天的时间便够了。 蒸气不仅在陆路交通工具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通工具具有了新的面貌。第一艘轮船是1807年在北美的哈德逊河下水的，而在大不列颠则是1811年在克莱德河下水的。从那时起，英国建造了轮船600多艘，而在1836年停泊在英国港湾中的轮船总计已在500艘以上。 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注：1887年和1892年出版的英译本中，在“工业”一词之后还有“和商业”这几个字。——编者注］，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ancienrégime〔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此外，爱尔兰只是在18世纪初才进入了平静状态，这里的居民过去在发生骚动的时候被英国人残酷地屠杀，减少了十分之一以上，现在也开始迅速地增长起来，特别是从工业繁荣开始吸引了许多爱尔兰人到英格兰去的那个时候起。大不列颠的巨大的工商业城市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数很少很少的手工业者。可是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而在狭义的工业以外，在手工业方面，甚至于在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也被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但同时，随着从前的手工业生产的被消灭，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消失，工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从前，他们总有希望自己弄一个作坊，也许将来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现在，当师傅本人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开办独立的企业必须有大量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稳定的阶级，而在过去，工人的地位往往是走上资产者地位的阶梯。现在，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在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 这个现在布满了整个大不列颠的广大的工人群众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天天地吸引着文明世界的注意。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95]通过时起已成了全国性的问题。议会中一切稍微重要一点的辩论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而且，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对这个大问题保持缄默，并把自己的私利说成真正的民族利益，但是他们是决不会成功的。议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阶级的问题都获得更大的重要性，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虽然资产阶级是议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1844年最近的一次会议所讨论的还始终是工人的问题（济贫法案、工厂法案、主仆关系法案）[96]。工人阶级在下院的代表托马斯·邓科布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而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提议拒绝纳税的激进资产阶级却充当了很可怜的角色。甚至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实质上也只是关于爱尔兰无产阶级状况和帮助他们的办法的辩论。早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向工人让步的时候了，工人们不是在恳求，而是在威胁，在要求；要知道，不久也许就太晚了。 可是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穷发财的厂主们，却不正视这种贫穷的状况。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阶级——代表民族的阶级，他们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脓疮；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的穷苦状况，因为对这种穷苦状况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正是他们，正是有产的工业家阶级。因此，关于工人状况的一切谈论，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对有关工人的一切总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时就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土地正从他们脚下逝去并且每天都可能崩溃，而这种很快就会发生的灾祸又像力学和数学的定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地不可避免，可是他们还是很安然自得；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事情：虽然天知道英国人用了多少年来“研究”和“改善”工人的状况，可是他们还没有一本专门阐述这种状况的书。但因此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的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有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命运去任意摆布他们。这种愤怒经过不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几乎是可以算出来的）就会爆发为革命，和这个革命比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 注释： [94]“德勒穆纪事报”（《DurhamChronicle》）——周刊，从1820年起在英格兰的德勒穆出版。该报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第293页。 [95]这里指1832年6月英国议会所进行的选举法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方便之门。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成为主要力量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297页。 [96]指1844年的议会会议。并见本卷第460-462、571和581页。——第297页。 上一篇（德文本第一版序言）回目录下一篇（工业无产阶级）
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目录 说明…………………………………………………………………………………………………………………………………Ⅰ—Ⅶ 卡·马克思 （1844年1月—8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3—4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5—42 一论生产…………………………………………………………………………………………………………………………5 二论分配…………………………………………………………………………………………………………………………5 三论交换…………………………………………………………………………………………………………………………12 四论消费…………………………………………………………………………………………………………………………3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43—181 序言…………………………………………………………………………………………………………………………………45 ［第一手稿］………………………………………………………………………………………………………………………49 工资……………………………………………………………………………………………………………………………49 资本的利润……………………………………………………………………………………………………………………62 一资本…………………………………………………………………………………………………………………62 二资本的利润…………………………………………………………………………………………………………63 三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65 四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66 地租……………………………………………………………………………………………………………………………75 ［异化劳动］…………………………………………………………………………………………………………………89 ［第二手稿］……………………………………………………………………………………………………………………104 ［私有财产的关系］………………………………………………………………………………………………………104 ［第三手稿］……………………………………………………………………………………………………………………112 ［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112 ［共产主义］………………………………………………………………………………………………………………117 ［需要、生产和分工］……………………………………………………………………………………………………132 ［货币］……………………………………………………………………………………………………………………150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156 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182—185 弗·恩格斯 （1844年1月—8月） 报刊和德国暴君……………………………………………………………………………………………………………189—190 *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193 *普鲁士局势………………………………………………………………………………………………………………194—195 *德国消息…………………………………………………………………………………………………………………196—197 一个叛徒的命运……………………………………………………………………………………………………………198—199 啤酒骚乱……………………………………………………………………………………………………………………200—201 *普鲁士的牧师专制………………………………………………………………………………………………………………202 *圣彼得堡新闻……………………………………………………………………………………………………………………203 *法国消息…………………………………………………………………………………………………………………204—206 瓦勒内战……………………………………………………………………………………………………………………207—208 *普鲁士新闻。——西里西亚骚乱………………………………………………………………………………………209—210 西里西亚骚乱的详情………………………………………………………………………………………………………211—21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44年9月—1848年2月） 弗·恩格斯。大陆社会主义………………………………………………………………………………………………217—218 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221—236 卡·马克思。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237 卡·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238 卡·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239—271 ［Ⅰ．李斯特的一般评述］…………………………………………………………………………………………………239 ［7］Ⅱ．生产力理论和交换价值理论………………………………………………………………………………………252 ［Ⅲ．第三章片断］。［论地租问题］……………………………………………………………………………………263 Ⅳ．李斯特先生和费里埃……………………………………………………………………………………………………268 卡·马克思。*《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272 卡·马克思。*笔记本中的札记……………………………………………………………………………………………………273 弗·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英国的一次罢工………………………………………………277—291 弗·恩格斯。维多利亚女王的访问。——“王室”之间的不和。——维克同德国资产阶级的争执。——对巴黎木工的判决…292—293 弗·恩格斯。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294—297 弗·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和驱逐………………………………………………………………………………298—299 卡·马克思。珀歇论自杀…………………………………………………………………………………………………300—317 弗·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318—359 ［前言］………………………………………………………………………………………………………………………31 一……………………………………………………………………………………………………………………………321 二关于流通的经济原则的虚伪性…………………………………………………………………………………………328 三破产的等级………………………………………………………………………………………………………………332 四破产者的上升翼…………………………………………………………………………………………………………336 五中心。——宏伟的色调…………………………………………………………………………………………………340 六下降翼。——肮脏的色调………………………………………………………………………………………………349 七结论………………………………………………………………………………………………………………………354 ［结束语］……………………………………………………………………………………………………………………355 弗·恩格斯。费尔巴哈……………………………………………………………………………………………………360—36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364—36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368—372 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的片断…………………………………………………368 第三章《圣麦克斯》的片断………………………………………………………………………………………………370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373—380 卡·马克思。保护关税派…………………………………………………………………………………………………………381 卡·马克思。需求…………………………………………………………………………………………………………382—383 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384 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草稿的一页……………………………………………………………………………385—386 弗·恩格斯。改革派的利尔宴会。——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387—390 弗·恩格斯。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391—396 弗·恩格斯。宪章运动。［“民主派兄弟协会”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397—399 卡·马克思。法国的局势…………………………………………………………………………………………………………400 弗·恩格斯。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尔。——基佐的外交政策…………………………………………401—405 弗·恩格斯。宪章运动。［支持全民请愿书群众大会］………………………………………………………………406—409 附录 致《社会明镜》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413—417 要求卡·马克思作出的不在比利时发表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的保证…………………………………………………418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419—423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1847年6月……………………………………………424—437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致汉堡同盟支部………………………………………………………………………438—440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47年9月……………………………………………………………………441—457 《北极星报》关于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的报道…458—466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告瑞士人民书…………………………………………………………………………………………467—470 1847年11月30日弗·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471—473 1847年11月30日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474—475 1847年12月7日弗·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476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年12月31日举行新年晚会的报道………………477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民主协会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478—480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在布鲁塞尔举行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的报道……………………………481 注释…………………………………………………………………………………………………………………………485—534 人名索引……………………………………………………………………………………………………………………535—552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553—563 期刊索引……………………………………………………………………………………………………………………564—567 插图 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的第1页…………………………………………………………………46—47 弗·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的信的片断…………………………………………………………………………………………191 载有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的《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的封面………219 载有弗·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一文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的封面…………………………275 载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一文和卡·马克思的著作《珀歇论自杀》的《社会明镜》杂志的封面……………………………………………………………………………………………………………………………………301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第1页……………………………………………………………………………372—373 卡·马克思《保护关税派》手稿的一页…………………………………………………………………………………380—381 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384—385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德文本第一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德文本第一版 序言 本书中所考察的问题，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本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的，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proetcontra〔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著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而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都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典型，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时，对英国的灾难的揭露将推动我们去揭露我们德国的灾难，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93]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最后，我还要做两点声明。第一，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注：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解释，原作中凡用《Mittelklasse》（“中等阶级”）的地方，在本书中以后均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同样，我也经常把工人（working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第二、我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在竭力强调农业区的贫困，否认工厂区的贫困，而保守党人却刚好相反，他们承认工厂区的贫穷，但不想承认农业区的贫穷。因此，当我描述产业工人的状况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只有当我亲身观察了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保守党人或宪章派的材料。 弗·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 注释： [93]指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及1844年夏天发生的包括布拉格近郊织工在内的捷克工人的骚动。——第280页。 上一篇（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回目录下一篇（导言）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弗·恩格斯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92] 工人们！ 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也许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才是例外；还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而来自欧洲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们国家的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且很快就确信，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经常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他们庄严地宣布过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对你们的诉苦他们曾认真地注意过吗？除了负担派来调查你们的状况的五六个委员会的经费，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委员会的大本大本的报告都永远放在内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他们是否打算过从这些日渐腐烂的“蓝皮书”中哪怕编写出一本易读的书，使每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到绝大部分“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状况呢？没有，他们当然不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来把你们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 但是我希望，我对他们来说才是外国人，而对你们来说却不是。我的英语也许不很道地，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平易近人的。顺便说一句，无论在英国或是在法国，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把我当做外国人看待。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wholesaleselfishness］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产生的。我确信，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正是由于我把你们当做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当做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所以我和大陆上其他许多人一样，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希望你们很快地获得成功。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莱茵普鲁士） 注释： [92]“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这一篇文章是恩格斯用英文写的，他本打算以单行本出版并分发给英国各政党的某些领袖、著作家和议会议员们。1845年和1892年德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转载了这篇文章，1887年的美国版和1892年的英国版并没有把这篇文章收在里面。——第273页。 回目录下一篇（德文本第一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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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语：「跨现代性」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2.结语：「跨现代性」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 如出身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ussel（1993b:65）所言，现代性尽管是「欧洲现象」，但却是在与「非欧洲的他异性」（non-Europeanalterity）的辩证关系中构成的。Dussel（1996）又将这种「他异性」称为现代性的「底侧」（underside）。探索现代性的底侧，意谓必须同时探索拉美、非洲、亚洲的异质时间性及其与欧洲现代性的交错互动、相互构成，探索现代性如何将多种异质的、相互掣肘的时间性（节奏、序列、方向）交织在一起，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动力下，既促成繁荣与进步，也巩固暴力与野蛮。由此观之，任何针对现代性的线性叙事或欧洲中心论都是粗暴的：它忽略了与欧洲相互构成的他者，忽略了黑色大西洋，忽略了现代性的另类传统与遗产。而「跨现代性」（transmodernity）的视野是一种「世界性的伦理解放计划，在其中，构成现代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的『他异性』将能够完整自我实现」（Dussel,2000:473）。最有活力与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很可能就是拥有「跨现代性」视野的马克思主义（Dussel,1993a,2000,2019）。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不囿于「历史∕方法论内部论」与线性叙事（见本文第1.4节），能将生态、性／别、种族等多重（社会）范畴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架构（见「马克思主义」（上）第2.2、2.3节、本文1.2节），更将「受压迫者的自我解放」（见「马克思主义」（上）第3.2、3.4、「马克思主义」（中）第2节）视为「世界性的伦理解放计划」的核心。 此外，若要深化马克思主义，另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是密切关注国际「马克思学」的发展，尤其需留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的出版状况。国际学术界正不断根据MEGA²文献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重新诠释（或重建）马克思及恩格斯的思想，以及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MEGA²的编辑方针是「严格地以文本语文学（Textphilologie）为根据……。目标是真实记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和文献遗产。……记录文本的产生过程，并记录各种不同的版本、未完成的内容以及各种异文（Textvariante）」（Hubmann,2017:272）。 晚近凡研究马克思，已无法回避MEGA²，尤其是第四部分陆续出版的文献。中国大陆过去十余年来陆续有一批学者（主要分布在中央编译局及几所高校的哲学系）投入MEGA²的研究与诠释。[1]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锦芳主编出版了十二卷的「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丛书，内容不仅涵盖《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资本论》的1857-1858年、1861-1863年手稿，还纳入了马克思晚期的《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2018年底，上海辞书出版社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的影印本，宣称「经典著作的影印、翻译和解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前提，在这三项工作的基础上，才能生发出中国化的阐释」。[2] 英语学界亦然。例如由MarcelloMusto及TerrellCarver等人主编的书系「马克思、恩格斯及各种马克思主义」（Marx,Engels,andMarxisms）便强调要「利用1990年代以降MEGA²的学术发现，来挑战至今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以带入跨科际的以及其它的新批判观点，并将『继受研究』（receptionstudies）整合进来」，[3]目前已出版近五十本专书，质量俱佳。 MEGA²分为四个部分： （1）第一部分「著作、文章、草稿」（Werke,Artikel,Entwürfe）：共32卷，收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各种哲学、历史、政治、《资本论》相关著作以外的经济著作及手稿，已出版24卷。 （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DasKapitalundVorarbeiten）：共15卷，已全数出版。 （3）第三部分「通信」（Briefwechsel）：共35卷，收录所有马恩的通信，包括别人给马恩的书信，达一万四千四百封，已出版15卷。 （4）第四部分「摘录、笔记和旁注」（Exzerpte,Notizen,Marginalien）：共32卷，收录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大量读书笔记及摘录，已出版16卷。 自从MEGA²第二部分完整出版以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不再能只以三卷正式出版的《资本论》为基础，还必须考虑到出版前的大量手稿，以及恩格斯的编辑工作。这是MEGA²的重要意义之一。 除了正式著作及书信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总共留下约250个摘录笔记本和其它的零星摘录，还在约1000册书籍中做了旁注和笔记。MEGA²第四部分收录了这方面的资料，特别值得重视。比如说，马克思1849年底定居伦敦后，开始在大英博物馆对政治经济学以及许多其它的学科进行密集研究。他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总共留下二十四本笔记，共1250多页，是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宝贵材料（见如Pradella,2015；Musto,2018:65-73；万毓泽，2022）。这些笔记现在统称为《伦敦笔记》（LondonerHefte），收录在MEGA²第四部分的第7卷到第11卷，其中第10、11卷尚未出版。 又比如说，「马克思主义」（上）第2.2节曾提到，MEGA²第四部分的第26卷和31卷分别收录了马克思1878年3-9月的《地质学、矿物学与农业化学的摘录与笔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1877年中期至1883年初的《自然科学的摘录与笔记》；第18卷的《摘录与笔记》则收录了马克思1864年2月至1868年10月、1869年11月、1870年3/4/6月、1872年12月的摘录及笔记，内容涵盖农业化学、土壤侵蚀及森林砍伐问题、资本主义农业与气候问题、农村经济与社会关系、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等，又称为马克思的「生态学笔记」。 1878年6-9月，马克思仔细研究并摘录了英国地质学家JosephBeeteJukes的《地质学自学手册》（TheStudent'sManualofGeology，第三版，1872年），并在这份「生态学笔记」中写下：「物种的灭绝仍然在发生（人自己就是最积极的灭绝者）……自人类存在以来，问题仍无法解决。」（Dieextinctionofspeciesschreitetnochvoran{manselbstthemostactiveexterminator}.…seitexistenceofman,Problemnochnichtlösbar.）（MEGA²,IV/26:233）这种以「生态」面貌出现的马克思相信未来仍会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再以《自然科学的摘录与笔记》为例，书中收录了马克思对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电学等各领域著作的摘录。马克思晚年对电学有高度的兴趣，不仅在给恩格斯的信件中表达对当时慕尼黑电气展览会的关注，也摘录、研究了法国电学家ÉdouardHospitalier写的教科书。这些摘录与笔记的出版，已经推翻了过去常见的刻板印象，也就是以为只有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并做了深入的研究，而马克思则对自然科学缺乏关注。Hundt（2014:132）就曾批评：「现有的马克思传记几乎不提他1878年的地质学研究，或只是用一行字带过；这些地质学研究不太符合常见的、公式化的马克思形象。」 晚近以MEGA²为基础的马克思传记，已越来越能还原马克思的原貌，如瑞典学者Sven-EricLiedman晚近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就详细讨论了马克思后期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且特别强调德国有机化学家肖莱马（CarlSchorlemmer，1834-1892）（也是积极参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影响（Liedman,2018:467-507）。有意思的是，肖莱马与马克思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马克思也对肖莱马的化学研究有所贡献。肖莱马曾将一本自己和英国化学家HenryE.Roscoe合著的著作《化学教程大全》（AusführlichesLehrbuchderChemie）赠送给马克思。在书的扉页上，肖莱马写下一行字：「致亲爱的朋友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提出的许多更正及一些建议」（Stanley,2002:50-51）。[4]马克思人生最后几年还与EdwinRayLankester（1847-1929）有密切来往，两家人常互相拜访。Lankester是英国顶尖的动物学者、演化生物学者，且有进步的生态思想，是当时少数关切伦敦污染与生态问题的学者。马克思对Lankester的演化研究极感兴趣（尤其是他对「退化」的研究），Lankester也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资本论》（见如Feuer,1979）。 此外，马克思终其一生都非常喜爱数学。1840年代起，一直到过世前不久，他都经常利用空闲的时间研究数学，留下了近千页的数学手稿，其中包括了读书摘要、笔记，以及对特定数学问题的讨论。他在1860年11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写文章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Marx,1860）后来又在另一封信中说：「有空时我研究微积分。顺便说说，我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如果你愿意研究，我准备寄给你一本。我认为这对你的军事研究几乎是必不可缺的。况且，这个数学部门（仅就技术方面而言），例如同高等代数比起来，要容易得多。」（Marx,1863） 1870年代，马克思广泛研究了函数和导函数，试图把数学与他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用来探讨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和平均利润等问题。他在1873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己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信中说：「为了分析危机，我不只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Marx,1873）。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在1876到1878年间，几乎每周都拜访马克思。他在1909年回忆说，马克思当时正在重新「研究数学、微分和积分，以便自觉地对付当时政治经济学中刚出现的数学学派。这个学派的领袖……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1835-1882）」（转引自Vollgraf,2017）。杰文斯是边际效用学派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而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是主观的心理现象，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迥异。但可以确认的是，马克思本人完全不反对将数学应用在经济学研究中，而且他自己也尝试这么做，只是过世得太早，未能将两者完整结合。尚未出版的MEGA²第四部分第30卷将收录马克思在1863、1878和1881年在三角学、代数和微分学等方面的数学摘要，相信可为理解马克思提供更多线索（目前可参考Ricci,2018；Baksi,2020）。 最后，我们以晚期马克思及其笔记为本文收尾。JasonW.Moore（2014:259）认为资本主义有三大支配逻辑：将自然视为外部（external）、将空间视为平坦（flat）、将时间视为线性（linear）。某些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也倾向落入这三种逻辑。然而，阅读晚期的马克思，尤其是他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历史学笔记》、《自然科学的摘录与笔记》等文本，或许有助于从中提炼出三种对抗逻辑：将自然视为内部（internal）、将空间视为不均（uneven）、将时间视为交织（intersecting）。MEGA²第四部分第27卷《民族学、古代史、土地所有制史》（Ethnologie,Frühgeschichte,GeschichtedesGrundeigentums）将包括现有的《印度史编年稿》、《古代社会史笔记》及其它各种尚未出版的摘录与评注，同样会是宝贵的研究资源。若能将这些笔记与其它著作（如马克思自《伦敦笔记》以来对殖民史的研究、1860年代对美国南北战争与奴隶制的分析、1860-70年代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马克思与俄国革命家的通信等）合而观之，将有助于我们从「跨现代性」的视角重建与重估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遗产。 [1]开风气之先的是南京大学的张一兵（见如2020），但他对MEGA²的解读已陆续受到新一辈学者的挑战（见如鲁克俭，2006）。晚近几份有代表性的研究见聂锦芳（2018,2019）、鲁克俭（2016,2018）、赵玉兰（2019）。 [2]〈中国学界直接面对马恩经典，国内首次影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2018年12月23日，http://wenhui.whb.cn/zhuzhan/xinwen/20181223/232015.html。 [3]见https://link.springer.com/bookseries/14812。 [4]肖莱马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科学问题上的重要顾问。1859年考上化学家李比希主持的吉森大学化学系，后赴英国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OwensCollege）担任实验助理。他在英国结识马克思与恩格斯，与其成为挚友，并积极参与国际工人运动，加入了第一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1871年，肖莱马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74年成为欧文斯学院的第一任有机化学教授，开设化学史和化学哲学的课程。他一直在英国定居，直到1892年逝世，留下650页未完成的化学史手稿（收藏在曼彻斯特大学）。肖莱马协助校订了《资本论》的草稿，还参与讨论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并相当认可恩格斯的想法（见Engels,1873；Marx,1873）。由于肖莱马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大多没有保留下来，因此容易让人忽略他们的关系。
1.当代的蓬勃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1.当代的蓬勃发展 1.1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Marxism） 1.2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 1.3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Marxism）与政治马克思主义（politicalMarxism） 1.4超越欧洲中心论：黑人激进传统与海地革命 1.1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Marxism） 分析马克思主义可说是第一个完全从英语世界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潮流。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一部分英美学者运用了分析哲学的概念工具，试图为马克思主义赋予「分析性」的基础。最初聚集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是一群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包括如JonElster、AndrewLevine、PhilippeVanParijs、AdamPrzeworski、JohnRoemer、EricOlinWright等。他们组成了「九月小组」（内部又自称「非胡扯马克思主义小组」），从1979年至2000年定期聚会。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蔚然成形，「代表兴起了一群理论家，他们尝试使用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取径，来阐明并解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问题」（Callinicos,1989:2）。第一部采用这种取径的巨作，是英国哲学家G.A.Cohen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Marx’sTheoryofHistory:ADefense，1978）。DavidMcLellan（1999:964）将该书描述为「一部智识的精心之作，它完全采用了英国分析哲学的严谨，来捍卫一种传统的、虽然是功能论的历史唯物论版本」。Cohen版本的历史唯物论可概括为两项命题，分别是发展命题（developmentthesis）与首要性命题（primacythesis）： （a）生产力的发展贯串整个历史（发展命题）。 （b）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要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释（首要性命题）（Cohen,2000:134）。 根据这两项命题，当原有的生产关系无法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迫使生产关系转型。针对「发展命题」，Cohen的论证方式是进一步提出三项命题： （c）人或多或少具有理性。 （d）人的历史处境，是匮乏（scarcity）。 （e）人拥有某种程度的智慧，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 他指出： 「身为理性的存在，人知道如何满足自己的迫切需求，并倾向于占有并使用满足那些需求的手段。就此而言，人某种程度上当然是理性的……。」 「（e）告诉我们，人倾向于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察觉更好的做事方法。知识不断拓展，有时可用于生产所需，且我们看到的确是如此。由于他们的理性（c）和他们严酷的处境（d）使然，当知识提供扩大生产能力的机会时，他们会倾向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不这样做便不合乎理性。简言之，我们提出这样的理由来确认发展命题，即要是发展命题是错误的，将违反人类的理性。」（Cohen,2000:152-3） 为什么McLellan认为这是一种「功能论的历史唯物论版本」？因为Cohen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我们断定，生产力的性质可以对生产关系的性质做出功能解释……。比较好的解释所采取的形式是：在t时刻，生产关系之所以是R类型，是因为在t时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R类型的生产关系最适合生产力的运用与发展。生产关系之所以稳定存续，是因为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旧的生产关系便不再存在，这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不再有利于生产力，且新的生产关系之所以成形，是因为新的生产关系倾向于对生产力有利。」（Cohen,2000:160-61） 虽然Cohen的功能论受到其它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评，但从这部著作中已大致可以看出Wright（1994:181-2，另见Duvoux,2012）指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四项特征：（1）恪守传统的科学规范；（2）强调系统性的概念化工作；（3）试图阐明理论内部各种概念之间的步骤与联系；（4）重视个体的意向行动（intentionalaction）。由此也可知，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独特的方法论（如「辩证法」），也反对用晦涩的哲学语汇包装马克思主义（如「黑格尔哲学」）。 在进行研究时，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使用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当中最先进的方法」（Roemer,1986:1-2）。也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像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实证主义」避之唯恐不及，反倒试图积极吸收「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 若进一步看，较知名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大致有几项主张。 首先，他们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寻找可靠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s）。这个立场经常又跟「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联系在一起。Elster（1985:5）为「方法论个体主义」提供了这样的定义：「所有社会现象（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原则上都能够只根据个体（的特质、目标、信念和行动）来加以解释」。而阐明个体具有的这些特质，就是为社会科学的解释提供「微观基础」。换言之，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采用涂尔干（ÉmileDurkheim，1858-1917）式的「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研究策略，而是要在（宏观的）「社会事实」与（微观的）「个体」之间建立联系。JohnRoemer最早在1979年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工资歧视（wagediscrimination）理论时就使用了「微观基础」一词（Roemer,1979）。随后，在《马克思式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AnalyticalFoundationsofMarxianEconomicTheory）一书中，他则主张从「个体的行动」当中推导出「经济的总体行为」（Roemer,1981:7）。这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方法特征。 其次，为了建立这种微观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运用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赛局理论（gametheory）乃至更广泛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举例来说，Elster（1985）在讨论阶级形构（classformation）的问题时，便运用了赛局理论的概念，讨论理性的个体行动者在哪些条件下可能克服「搭便车」（free-rider）的困境，形成相互合作的阶级主体、采取集体行动。有趣的是，这往往促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homoeconomicus）模型（行动者具有稳定的偏好，且追求效用极大化）及一般均衡理论搭建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此，也有人不无反讽地将这类马克思主义称为「新古典马克思主义」（AndersonandThompson,1988）和「瓦尔拉斯式马克思主义」（WalrasianMarxism）（DevineandDymski,1989）。由于部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极度仰赖一般均衡理论，因此也可能倾向忽略「资本主义的动态不稳定性」（Callinicos,2018b:161）。 第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Roemer建立的「一般剥削理论」（generaltheoryofexploitation）便完全不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即将「剥削」视为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个体行动者出发，将剥削视为进行市场交换的个体因拥有「不同的生产性资产所有权」（differentialownershipofproductiveassets，DOPA）而导致的差异（相关的讨论及批判见如Bertram,1988；DevineandDymski,1989；DymskiandElliott,1989；Warren,2015；Tarrit,2020；Vrousalis,2021）。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Elster（1986:192）则宣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死亡了……。劳动价值论在知识上破产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另一项支柱，即利润率因节约劳动的技术变迁而趋向下降，也同样站不住脚」。 但我们仍必须留意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歧异。首先，即使是Elster这样最极端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也从未臣服于传统的理性选择或预期效用理论（见如Elster,1979,1983,1999,2015），他甚至大力批判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倾向使许多人忽略「情绪」因素：「情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是没有了情绪，一切都不再重要。没有情绪的生物，根本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也没有自杀的理由。情绪是生命的原料」（Elster,1999:403）。Przeworski（1985:381）也认为「理性选择的架构在存有论上的预设（尤其是预设了未加区分、亘古不变、彼此无关的『个体』）是站不住脚的」，据此，「个体行动的理论必须比当前这种理性选择的典范包含更为脉络化的信息」。反过来说，理性选择行动模型的倡议者也不必然奉行严格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如赛局理论便常用来分析超个体的行动者（如国家、阶级或厂商）之间的策略互动。 其次，Cohen在其著作中压倒性地强调结构因素，并主张使用功能解释，但JonElster和JohnRoemer则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立场大力批判功能论；Cohen、Elster和Roemer皆宣称要在传统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传统）的脉络下来诠释或重建马克思主义，但E.O.Wright的科学观却更接近「实在论」的立场（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歧异，可参考PhilpandYoung,2002的讨论）。 1990年代以后，部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投注了更多心力在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上，尤其是分配正义与平等主义的议题（Cohen,1995,2000b,2008,2011；Roemer,1996,1998,2005）；部分人物更关注制度设计与改革的问题，如PhilippeVanParijs便成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在国际上最重要的左翼支持者之一（VanParijs,1992,1995；VanParijsandVanderborght,2017）。 但很清楚的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多数成员最后都远离了马克思主义。AdamPrzeworski后来表示：「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知识方案……。我们最后发现马克思主义所剩无几，没什么可以从中学习的了」（Munck,2007:490，转引自Burawoy,2020:476）。其中仍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知识传统的，可能只有以严肃的阶级分析与开展「真实乌托邦」（realutopias）计划闻名的社会学家ErikOlinWright（1947-2019）（Burawoy,2020:484）。Wright后期也鲜少再自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与MichaelBurawoy（1947-）共同倡议「社会学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Marxism），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资本主义发展动态的理论」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矛盾再生产理论」两个角度来重建马克思主义（BurawoyandWright,2001:468）。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分析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以下贡献。 首先，由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及极为重视「科学」方法，因此，对其进行深入评价，有助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关系。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像AlvinGouldner（1980）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合理的吗？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也曾说马克思主义有「冷流」（科学分析）与「暖流」（艺术、希望、乌托邦主义）两个面向（Bloch,2012）。然而，当研究者提到「科学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心目中的「科学」是否仅局限于「实证主义」科学？如何看待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投入发展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潮流？如何评估实证主义与实在论的差异？（举例来说，部分批判实在论者提出了许多论据，支持马克思在阐释劳动价值论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时使用的科学方法，见如Collier,1989；Fleetwood,2001a,2001b,2012。）「辩证法」多大程度上可以与科学方法对话？ 其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者如阿图塞〔LouisAlthusser〕）往往过度强调社会结构（如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将行动者化约为结构的承载者（bearer）或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正因为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微观基础」的重视绝对有其价值。举例来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AlexCallinicos（2007:xix）虽然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有诸多批判，但他也完全承认「行动必须透过意向来解释，也就是必须赋予行动者信念与欲望，而这些信念与欲望使行动者以某种方式行动」。换言之，研究者有必要系统性地探究人类行动与互动的复杂性。 从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于「微观基础」的追求是合理的，也值得与晚近强调「社会机制」（socialmechanism）的「分析社会学」（analyticalsociology）潮流对话。但「微观基础」不见得等同于「化约论」（reductionism）（某些版本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倾向将宏观的社会事实「化约」为个体的意向行动与互动），而是可以发展为多层次（multi-level）或跨层次（inter-level）的解释策略，而非将宏观化约为微观（或将微观化约为宏观）（cf.Wrightetal.,1992；Wan,2011,2012；Bunge,2003）。再者，就算要建立以行动者的行动与互动为核心的微观基础，也不一定要拥抱理性选择理论或「经济人」模型，而是应该考虑到行动者的「自发性、创造力、洞识（直觉）、感受情绪的能力与社会性」（Bunge,2010:110），兼容并蓄地运用社会人（homosociologicus）、合作人（homocooperans）、评价人（homoaestimans）、创造人（homocreativus）、游戏人（homoludens）、馈赠人（homodonator）、情绪人（homoemotionalis）、互惠人（homoreciprocans）等各种行动理论或「人的模型」（万毓泽，2018d）。部分与分析马克思主义有深厚渊源的学者，晚近在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赛局论（behavioralgametheory）等领域皆有重要贡献（见如Gintisetal,2004；BowlesandGintis,2016；Gintis,2014），参与开创了某种「新的人性科学」（newscienceofhumannature）（Corning,2011:10）。马克思主义若真的严肃看待「微观基础」的问题，理应参照这类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将其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 最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道德哲学的关注，有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者常见的「伦理赤字」（ethicaldeficit）（Callinicos,2018b:165）。即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多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作品仍有重要的启发：马克思主义必须努力耕耘规范性的政治哲学议题，比如说，必须更有系统地处理当代平等自由主义（egalitarianliberalism，如JohnRawls、RonaldDworkin、ThomasNagel）的贡献与局限（见如Callinicos,2018a）。 1.2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始终有一股张力。一方面，他们赞叹资本主义大幅提高了「生产力」，也热烈期待「生产力」的跃升能够为社会主义创造丰裕的物质条件。有些论者将这种观点称为「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文字便是例证：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彷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MarxandEngels,2014:108） 这往往让古典马克思主义者充满了「生产力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甚至技术乌托邦主义的色彩（见如Josephson,2010），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便说「马克思主义从技术发展是进步的基本泉源出发，并且以生产力的动态为基础建立共产党的纲领」，在《文学与革命》的结论中则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将应用机器来主宰整个自然，包括其松鸡与鳣鱼在内。他将指定地点来造山与开河。他将令河流改道，将给海洋订下规则。」（Trotsky,2008a:55；1923）因此，许多论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严重的生态盲点。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深深忧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农业与工业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掠夺。几乎所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很看重《资本论》第一卷的这个段落：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Marx,2017a:481-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持续研究农业化学问题，并在过程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生态视角。后期的马克思这么说：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Marx,2017b:829） 如日本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岩佐茂（2016:65）所言，后期的马克思注重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而不是「控制自然」。换言之，不应轻率将马克思视为强调「支配∕控制∕征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另见Saito,2017a:9-11,257-8）。 只是这个论点长期以来都受到忽略或低估。除了极少数例外（如Mandel,1972；Parsons,1977；Bahro,1980），一直要到1980年代后期，才陆续有学者试图重建或发展某种「绿色的马克思（主义）」，藉此与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主义等学术或政治潮流对话，并在JamesO’Connor（1930-2017）的组织下，于1988年创立《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这份具指标性的期刊。这股潮流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不可小觑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让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崭新的认识，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开拓了丰富的可能性。 大体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虽名为「阶段」，但两者没有严格的时间分界，也有部分论者至今仍坚持第一阶段的看法，因此与其说是「阶段」，不如说是「理论立场」）。 第一阶段受到1980-90年代的绿色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共产阵营」的陆续垮台）所影响，特别强调马克思及恩格斯著作中的缺陷。根据FosterandBurkett（2016:7-8）的整理，这些论者对马恩的批评主要包括：（1）马克思否定自然的内在价值；（2）马克思将自然视为「人的无机身体」，从而把自然工具化；（3）马恩拒绝从能量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劳动价值论，如恩格斯似乎过于轻视生态经济学的先驱波多林斯基（SergeiPodolinsky，1850-1891），也因此未能将政治经济学与热力学结合；（4）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未能将自然生态的条件纳入考虑；（5）马克思未能区别化石燃料与其它再生能源。此外，他们还引入生态学等领域的理论资源来「绿化」马克思主义，或进一步发展马恩力有未逮的论点。这个阶段以JohnClark、AndréGorz、JoelKovel、DanuelTanuro、JoanMartinezAlier、TedBenton、JamesO’Connor等人为代表（关键文献见如Gorz,1994；Benton,1996；O’Connor,1998）。以O’Connor为例，他最知名的看法是提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会导致生产过剩（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第二重矛盾则是因「生产条件」遭到破坏而导致的「资本生产不足」。他根据马克思1857-58年的经济学手稿区分出三种「生产条件」：一是劳动力，二是手稿中所谓的「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如森林、油田、水），三是手稿中所谓的「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如空间、都市基础建设）。O’Connor的作品启发了相当多的后续研究（见Engel-DiMauro,2019的评论）。 第二阶段约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学者试图回归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典（包括之前未出版的笔记与手稿），透过细密的文本挖掘与重建，来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奠定理论基础，尤其是建立「历史唯物论生态学」的「整体方法」（FosterandBurkett,2016:4）。代表人物包括JohnBellamyFoster、PaulBurkett、ElmarAltvater、BrettClark、RichardYork、MartinEmpson、斋藤幸平（KoheiSaito）等。其中，「物质变换裂缝」（metabolicrift）是晚近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重要分析架构（见如Foster,1999；Saito,2017b,2020；York,2018），其主要理论依据除了前几段的引文外，还来自《资本论》第三卷的这段文字： 「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Marx,2017b:818） 「物质变换裂缝」不只有理论建构，也有经验研究，如Longoetal.（2005）便运用该理论来解释全世界鱼类种群减少的危机。此外，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处理当前迫切的生态危机（如气候变迁、栖息地破坏、物种灭绝）及环境正义问题，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都市农业、畜牧业、煤炭业的政治经济学、农业燃料、污染物排放控制、地表覆盖变迁、「人类世」（Anthropocene）等各种议题的研究（见Wishartetal.,2020的文献整理）。 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作品确实带来不少生态的洞见，甚至有潜力让后人从中建立细致的理论模型（如「物质变换裂缝」），但仍然有论者认为应该凸显（而非压抑或忽视）马恩著作中的张力或矛盾，以及他们的时代限制（见如Malm,2017,2018；Löwy,2017）。无论如何，可预见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将持续下去。 1.3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Marxism）与政治马克思主义（politicalMarxism） 另一个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而言极为重要的流派，是意大利自1960年代起从工人主义（operaismo；workerism）[1]运动中发展出的「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Marxism），代表人物包括意大利的AntonioNegri（1933-）、MarioTronti（1931-）、SilviaFederici（1942-）以及美国的MichaelHardt（1960-）等（关于自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可参考Wright,2002；Turchetto,2008；以下部分文字摘录、改写自万毓泽，2006,2007）。 自主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马克思两份（常受到忽略的）文献。他们认为这两份文献可以让阅读者以截然不同的视角来诠释马克思，并开展不同的政治想象与实践。 首先是《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中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篇文字常被称为「消失的第六章」（themissingsixthchapter），因为马克思原先将这个部份的手稿安排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六章，但出版时拿掉了。 其次是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这部分的手稿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首次以德文发表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题，简称《大纲》（Grundrisse）（相关研究见Rubel,1950；Nicolaus,1968；Müller,1978；Rosdolsky,1992；Musto,2008）。[2]其中最受注意的部份通常称为〈机器残稿〉（FragmentonMachines），是《大纲》中散布在笔记本VI与笔记本VII之间的一部份手稿。 先从〈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谈起。1933年，这份文献首先以德文和俄文出版，但一直要到1960年代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后，才成为研究的对象。对MarioTronti、AntonioNegri等自主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篇文章「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以及生产方式与主体性的内在关系的问题一起呈现出来」（Read,2003:103），可说是摆脱「客观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区分出两种「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分别是「形式上」的从属与「实际上」的从属。如果使用《资本论》中的用语，前者对应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后者则对应「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情况下，「资本是使已有的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例如，使适应于独立的小农经济农业方式的手工业劳动从属于自己」，而这种从属「本身并不能改变实际劳动过程的性质，并不能改变实际劳动方式的性质」（Marx,1982:80）。相对地，「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则「在变革各种生产当事人的关系的同时也变革了这种劳动的方法和整个劳动过程的实际性质」（Ibid.:80-81）。重要的是，随着第二种从属形式的发展，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共同的）劳动的生产力，由于协作、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运用，以及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生产过程转化为自然科学、力学、化学等等的自觉的运用……只有这种社会化劳动能够把人类发展的一般成果，例如数学等，运用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去。」（Ibid.:83-4） Negri的MarxBeyondMarx（1984）一书有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的《大纲》，且整体而言呼应了其它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对「消失的第六章」的解读。Negri写道： 「《资本论》这个文本……的作用是将批判（critique）化约为经济理论，将主体性消解于客观性之中，并将无产阶级的颠覆能力从属于资本主义力量所拥有的那种重组、压迫的智能。我们若要再度正确地解读《资本论》（不是知识分子的煞费苦心，而是为了群众的革命良心），就必须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来批判《资本论》，必须透过《大纲》的范畴来重新阅读《资本论》——前者充满了无产阶级的能力所领导的、无法超越的敌对关系（antagonism）。」（Negri,1984:18-9） Negri认为，《大纲》中的马克思是充满「革命意志」的行动者（Ibid.:10），而非只致力于《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所谓的「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Marx,2017a:3）。对Negri来说，《资本论》往往不由自主流露出「高度的客观主义」，但《大纲》却「代表了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随着这些笔记而来的，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彻底突破，而这正是革命行动的基础，也是革命行动之所以有别于意识形态与客观主义的基础」（Negri,1984:19）。 Negri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出发，指出活劳动乃内在于资本：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之所以能转化为资本，是因为有对立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剥削了活劳动。AntonioNegri与MichaelHardt合著的《帝国》（Empire）便有类似的观点：「诸众（multitude）是社会世界的真正生产力量，而帝国只是一个攫取的工具，仅依赖群众的活力而生——如马克思总会说的，一个由死劳动构成的吸血鬼体制，只能藉由吸取活劳动的血而生存」（HardtandNegri,2002:123，中译略有修改）。 综合以上的讨论，自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之下不断飞跃的技术进步，其实是受到工人阶级的反抗所驱动。因此，故事的说法必须颠倒过来：「资本的样态（configuration）是受到劳动的生产力量与组织力量所决定」（Bowring,2004:104）。用Tronti（2006:240）的话来说，资本的整部历史，就是「资产阶级藉由资本对工人阶级行使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支配（dominiopolitico），以从工人阶级身上解放出来的一系列尝试」。更具体来说，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量，换言之，「资本是阶级斗争中的依变项」（Bowring,2004:101），而非自变项。当政治经济学理论沉溺于寻找那些推动资本主义「创新」的客观动力时，Negri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创新总是一种产物、妥协或回应，简单来讲，是源自于工人的敌对关系的一种约束」（Negri,1996:158）。《帝国》延续了这样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永远必然是一种回应式的历史……。藉由将限制加诸于资本之上，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决定了危机，同时也指示了转型的方式与本质。实际上，无产阶级创造了资本在未来必须被迫采取的社会与生产之形式」（HardtandNegri,2000:360）。 自主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我们可以从〈机器残稿〉的只言片语当中，找到当代「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capitalism）或「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capitalism）的许多特色（Boutang,2011；Bofo,2012），包括经济的自动化与信息化、弹性生产、非物质劳动（Lazzarato,1996）、情感劳动（affectivelabor）的重要性日增（Hardt,1999）、工作与生活的界线日渐模糊等。其中，「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的一种：「非物质性劳动的另一种面貌，是关于人类接触与互动的情感劳动。例如，医疗照护劳务主要仰赖于关怀性与情感性劳动；而娱乐事业亦同样关注情感的创造与操纵。即便这样的劳动是肉体的与情感的，它仍然是非物质的，因为其产出乃是无形的。」（HardtandNegri,2002:386，中译略有修改）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类劳动中看到沟通、合作、团结、建立连带的潜能： 「非物质劳动直接牵涉到社会互动与合作。……非物质劳动的合作面貌与之前的劳动形式不同，不是由外所加诸或使其组织化而产生的；事实上，合作乃是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本身。……劳动力的合作力量（尤其表现在非物质的劳动力上）提供了劳动自己增殖（valorizingitself）的可能性。」（HardtandNegri,2002:387-8，中译略有修改） 这类略嫌松散的分析，尽管表现出「自主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一贯的乐观态度，却也遭受许多批判。如HesmondhalghandBaker（2011:160）便语带嘲讽地写道，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先是把「护理师」和「计算机工程师」等各种不同的劳动混为一谈（都归类为「非物质劳动」），接着再将所有这类工人视为「拥有同等的对抗资本的能力」。 一言以蔽之，自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中心」取径，让他们特别注重生产关系的层面。他们在《帝国》以及其它晚近著作中的许多核心概念，一方面借用了某些具有争议的资本主义类型学分析（如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一方面持续追溯阶级构成的历史变化：从「专业工人」、「大众工人」到「社会化工人」，再到更富有政治哲学意涵的「诸众」（multitude）等。Negri和Hardt在耙梳BaruchSpinoza著作的过程中，找出了「诸众」这个概念，并将之视为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下力行抵抗、实现「绝对民主」的「新革命主体」（Negri,2004；HardtandNegri,2004）。Negri与Hardt认为，「诸众」作为一种「阶级概念」，和「工人阶级」的意涵是不同的：前者包含「所有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作的人，因此是有潜力成为反抗资本统治的阶级」，而后者则是一种「有限的概念」，「基本上包含产业工人……，只包含错综复杂的社会生产中少数的工人」（HardtandNegri,2004:106；另见HardtandNegri,2002:52）。 自主马克思主义持续启发许多当代的政治与社会思想（见如Dyer-Witheford,1999；DeAngelis,2007；AlcoffandAlcoff,2015）。如果要进一步为其定位，可将其视为某种版本的「政治马克思主义」（politicalMarxism）（万毓泽，2006）。三十余年来，「政治马克思主义」主要与美国史学家RobertBrenner（1943-）与加拿大政治理论家EllenMeiksinsWood（1942-2016）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联系在一起。部分研究者采取了他们的研究取径或发挥其论点（见Blackledge,2008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首先提出「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是法国史学家GuyBois（1934-2019）。这必须追溯到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初期著名的「Brenner辩论」（Brennerdebate，论战文章结集见AstonandPhilpin,1985）。Brenner在分析西欧如何由封建过渡到资本主义时，采用了一种阶级中心的视角。他认为，决定农业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封建领主与农民的力量对比。由于英国的农民力量相对较弱，因此封建领主能建立起绝对的土地所有权，并逐渐引进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关系；相较下，法国的农民力量较强，能够取得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法国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封建主义危机，也就是透过绝对君主制（absolutemonarchy）将王权集中起来（Brenner,1985a,1985b）。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在英国（而非法国或其它国家）确立起来，是中世纪晚期阶级冲突下的偶然结果（contingentoutcome）或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由此出发，Wood在总结Brenner的论点时，便提出以下看法：「阶级斗争导致了历史运动」，故阶级斗争是「历史运动的运作原则（operativeprinciple）」（Wood,1985:105）；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正统」历史唯物论（以前文的Cohen为代表）中那些经济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倾向。 GuyBois在回应Brenner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时，批判了Brenner。他认为Brenner的解释策略展现了一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t）的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中，阶级斗争脱离了一切的客观情况，而且，最重要的是，脱离了特定生产方式独有的发展规律」（Bois,1985:115）。在这个背景下，他将Brenner的解释方式称为「政治马克思主义」。 要言之，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以「阶级中心」的角度来解释历史变迁。这种取径反对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长期冲突趋势来解释历史变迁。据此，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企图重建历史唯物论，以阶级为分析核心，着重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历史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1960年代兴起的自主马克思主义，在「重建历史唯物论」这个层次上，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取径是极为类似的。在自主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是阶级斗争当中的「依变项」，这可以视为对历史唯物论的重要修正。他们亦强调分析「阶级构成」与劳动过程，这也能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的侧重相互呼应。 1.4超越欧洲中心论：黑人激进传统与海地革命 前述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相当有影响力，启发了一部份学者在历史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见如Comninel,2000；Teschke,2003；Lacher,2006；Post,2011；Dimmock,2014；LafranceandPost,2019；Lafrance,2019），但也有学者强烈批评其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 欧洲中心论通常以三种相互关联的面貌出现：历史内部论（historicalinterna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单向扩散论（one-waydiffusionism）（Dunford,2017）。历史内部论（或方法论内部论）的特色是将现代性理解为欧洲（与北美）内部的现象；普遍主义的特色是认为「西方」的理念、经验与制度为放诸四海皆准；单向扩散论则主张「西方」的理念、经验与制度在历史上逐渐扩散到非西方世界（cf.AnievasandNisancioglu:4-5；Tansel,2015:78）。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马克思主义」在探讨资本主义起源时确实有「历史∕方法论内部论」与「单向扩散论」的色彩。 AnievasandNisancioglu（2015:24-5）便指出，Brenner等人的论点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过于狭隘。就「时间」而言，他们只从单一的角度（阶级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历史；就「空间」而言，他们则将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局限于单一地理区域，即英国农村。这种作法既无法解释「16世纪之前（英国内外都）广泛存在的形式上的自由雇佣劳动为何没有导致资本主义」，也避而不谈「殖民主义、奴隶制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简言之，政治马克思主义「冻结」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跨社会」（intersocietal）的过程，包括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挪用的各种「发源于欧洲以外的技术、文化、制度、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发现与发展」（另见以下文献对Brenner的批判：Blaut,2000:45-72；Tansel,2015；Anievas,BirnbaumandNisancioclu,2015）。 那么，该如何让历史「解冻」？晚近随着后殖民研究、全球史、相互连结的历史（connectedhistories）等研究取径的兴起，已有效挑战了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这里要讨论的，是W.E.B.DuBois、C.L.R.James、EricWilliams、WalterRodney、AngelaDavis、CedricRobinson等人为代表的「黑人激进传统」（blackradicaltradition）透过「种族资本主义」（racialcapitalism）等理论概念对欧洲中心论提出的批判。 CedricRobinson（1940-2016）在其经典《黑色马克思主义：黑人激进传统的成形》（BlackMarxism:TheMakingoftheBlackRadicalTradition，1983）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向来过于倚赖欧洲的经验与模型，严重忽略了黑人奴隶、非裔美国人的经验，因此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偏见。这种对于种族与奴隶制问题的忽视，或将其化约为阶级关系的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是牙买加哲学家CharlesW.Mills批判的「白人马克思主义」（whiteMarxism）的通病（Mills,2003；见Cole,2017的回应）。 Robinson率先发展了「种族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组织与扩张沿着种族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资本主义延续了「欧洲封建主义的社会、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结构」，而非彻底与其断裂。事实上，欧洲的第一批「无产阶级」就是种族化的主体，包括爱尔兰人、犹太人、罗姆人、斯拉夫人等，他们都深受掠夺、殖民、奴隶制所害。资本主义的扩张并没有导致「同质化」，而是「差异化」：「将区域、次文化、辩证性的差异夸大为『种族』的差异」。到了十九世纪，「种族」已被用来「合理化对非『欧洲人』的支配、剥削和∕或灭绝」（Robinson,2000:2,10,26-27）。简言之，「种族资本主义」利用、建构、巩固「种族差异」并从中榨取利益。 BostonReview于2017年制作专题「种族、资本主义与正义」，由哈佛历史学者WalterJohnson撰写长文〈重新创造世界：奴隶制、种族资本主义与正义〉（ToRemaketheWorld:Slavery,RacialCapitalism,andJustice），并邀请多位重要学者响应，包括以《咸水奴隶制：从非洲到美洲离散的中间航程》（SaltwaterSlavery:AMiddlePassagefromAfricatoAmericanDiaspora）一书闻名的历史学者StephanieSmallwood。 WalterJohnson早在2004年著名的文章〈基础与隐蔽：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奴隶制问题〉（ThePedestalandtheVeil:RethinkingtheCapitalism/SlaveryQuestion）就主张：不论是亚当斯密或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都「将奴隶制的事实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制在将西方政治经济学架构起来的语汇之中是『难以想象的』（unthinkable）」（Johnson,2004:300）。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使用「奴隶」与「奴役」来模拟现代无产阶级的处境： 「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MarxandEngels,2014:112-3,123-4） 吊诡的是，如Shilliam（2015:200）所言，马克思与恩格斯明明承认「美洲的发现」、「美洲的殖民化」「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是形成「世界市场」的重要因素（MarxandEngels,2014:99-100），却依旧把仍在发生中的奴隶制（及其抵抗）排除在他们擘划的解放路径之外。事实上，若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及庞大的奴隶数量，无产阶级的运动绝不能说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MarxandEngels,2014:122）。《共产党宣言》的叙事，反映出明显的欧洲中心论。 根据Johnson（2004:303）的解读，马克思（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看待十九世纪的（美国）奴隶制的： （1）劳动者并没有与土地分离。 （2）商品化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本身。 （3）资本与劳动不是契约关系，而是同时存在于受剥削的身体之中。 （4）对劳动的支配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从这种角度来看，（美国）奴隶制是「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不仅无需进一步理论化，更必然被「资本主义」（以「自由」的雇佣劳动为特色的工业生产方式）取代。 Johnson在2017年的文章中再度指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将奴隶制视为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残余形式」，但实际上「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没有密西西比的历史，曼彻斯特的历史就不会发生」。Smallwood（2017）也在回应Johnson时说：「在马克思的大多数著作中，奴隶制的主要功能只是启发性的：奴隶制是一种非历史的陪衬，可藉其来凸显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惨无人道」。 把奴隶制当成「前」资本主义的残余，反映了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线性史观，以及背后的欧洲中心论与方法论国族主义：他们以欧洲个别民族国家的经验出发，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并进而将一切其它事物排除在「资本主义」或「现代性」之「外」（「不」属于资本主义或现代性）或之「前」（是资本主义或现代性出现「之前」的事物，必然随着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发展而衰微）。这种观点忽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奴隶制是相互构成的。ThiawandMack（2020:145-6）的描写相当精准：「大西洋奴隶制是具全球规模的动荡时刻，具有不同的模式、节奏和规模，其特征是人民、物品、思想等的复杂流动，最终为表现为许多形式的现代性奠定了基础」。没有建立在种族殖民与暴力之上的黑色大西洋（BlackAtlantic），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Eckert,2007；Evans,2009）；没有资本主义的刺激，奴隶制也不会长期成为全球商品生产的劳动基础。糖、烟草、茶叶、棉花、咖啡等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商品都是如此（见如Mintz,2020；Liu,2020；Beckert,2017）。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及经济扩张甚至在美洲促成了新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包括巴西的咖啡、古巴的糖、美国南部的棉花等），史称「二次奴隶制」（secondslavery）（Tomich,2004,2018）。 以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全球「棉花帝国」为例，它不仅在英国工厂锻造出大批的现代无产阶级，也把美国种植园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奴隶牢牢整合进全球的生产与消费链。如Beckert（2017:101）所分析，棉花帝国「把似乎相对的事物，像是奴隶和自由劳动力，国家和市场，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凑合在一起」。事实上，棉花帝国不仅容纳或利用了美国既有的奴隶制，更反过来促进了美国奴隶制和非洲奴隶贸易的发展（另见万毓泽，2022）。据此，「黑人劳动不仅成为美国南方社会结构的基础，更成为美国北方制造业和商业的基础、英国工厂体系的基础、欧洲商业的基础、世界范围买卖的基础」（DuBois,2013:3）。如果从这个角度重新诠释马克思，可以这么说：「马克思描述的英国商品交换和资本循环总是受到殖民劳动和殖民地工人身体的幽灵所纠缠」（Lowe,2015:83）。也因此，已有部分在「黑人激进传统」下写作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奴隶制」的范畴写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见如Ford,2011；Sorentino,2019）。 上述见解，不见得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历史唯物论兼容。实际上，马克思本身在分析「棉花帝国」时，便采取了相当动态的分析视角。马克思虽然试图将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放在「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Marx,2017a:559），但也指出资本积累过程会不断利用、制造「自由」缔结契约的雇佣劳动以外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剥削。也因此，《资本论》第一卷数次将「奴隶贸易」和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市场」相提并论。比如说，1834年的英国劳动市场曾严重缺乏劳动力，当时的工厂主向济贫法委员会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填补劳动力的缺口。马克思引述了这段报告： 「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同意下，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代办所。农业工人的名单造好以后交给了代办所。工厂主们纷纷赶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英国南部运出来。这些人体包裹就像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通过运河或用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业区四处乱走，濒于饿死的境地。……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继续存在，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就像把黑人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样……。」（Marx,2017a:254，重点为笔者所加） 可见，只要是资本积累所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可能出现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与奴隶制并无二致。 JairusBanaji（2010:41）指出，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这类文字当中得出结论：「那些一般来说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formsofexploitation）有可能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积累）」。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构（socialformation）之内可能容纳、接合、部署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与剥削形式（如残酷的奴隶制，而不只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这恰恰是前文讨论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及其欧洲中心论未能顾及的。以下举两个例子。首先，Banaji的一系列理论与历史著作（如2010,2016,2018,2020）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商人资本与商业资本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商人资本的影响力持续了四、五百年，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逐渐让位给生产资本；且商人资本不仅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更对「生产」领域造成影响，因为「商业资本的竞争越激烈，个别资本就有越强的动力去追求控制生产的手段」，从「包工网络（putting-outnetworks）和小农农业，到奴隶种植园和现代意义下的工厂」，都在其控制与利用之列（Banaji,2010:271,273）。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政治马克思主义」）不够重视的问题，因为他们运用的分析范畴「沉浸在形式主义的方法之中」，以「简单的形式抽象」来书写「没有任何具体历史内容的历史」（Banaji,2010:48）。 其次，晚近部分经济史研究，如刘仁威对十九世纪全球茶叶贸易的考察（Liu,2020），皆佐证了Banaji的论点。如刘仁威所分析，中国和印度的茶叶生产卷入全球贸易竞争后，不论是中国的徽州和武夷山，或印度的阿萨姆，其组织劳动的方式都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这些茶产区没有出现技术革命或机械化生产，而是运用、改造既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幅强化对劳动力的控制与剥削，形成「劳力密集的资本积累」（labor-intensivecapitalaccumulation）。重点在于：我们不应将中国和印度的茶叶生产视为「前资本主义」、「前现代」或「半封建」，因为「中国所谓的独立农民家庭和印度不自由的质押工人（indenturedworkers），无论机械化的程度如何，在生产经济价值时，都是横跨全球的资本积累循环的一部分」（Liu,2000:189）。 以印度为例，1865年起，印度官方推动了一系列惩罚性的劳动契约法，将劳工的违约视为犯罪。这种制度让种植园主「同时拥有正式的法律与绝对的权威，使工人无法罢工、暴动或离开雇主」（Liu,2000:132-3），从而将采茶工人与种植园紧紧扣连在一起。刘仁威指出，「阿萨姆茶叶的故事清楚告诉我们，大都会的资本积极资助了殖民地的质押工的兴起，这非常接近晚近文献所揭示的，伦敦与北美银行如何资助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Liu,2000:127；另见Zhang,2021对刘仁威著作的评论）。 这些研究一再提醒我们：全球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典型」的「自由」雇佣劳动，而是农奴、奴隶等「前现代」的社会关系）的结合，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常态。研究者必须摆脱历史∕方法论内部论、欧洲中心论及线性史观，才能充分体认这点。 在「黑人激进传统」中，千里达非裔社会主义者C.L.R.James（1901-1989）的《黑色雅各宾》（TheBlackJacobins，1938）是示范之作。《黑色雅各宾》讨论了极度具有理论意义的奴隶自我解放：海地革命（1791-1804），试图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中心论与线性书写，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放置在更宏观而动态的历史脉络中考察。James本人曾参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见如Høgsbjerg,2013；Finn,2021），而影响James最深的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正是《俄国革命史》阐释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让James理解到历史不是线性的发展历程，也让他找到理解海地革命的钥匙（Schwarz,2017）。海地并不因奴隶制而「落后」，奴隶也有能力自我解放。 EricHobsbawm将他所谓「革命的年代」视为现代性诞生及扩张的关键年代，但他的历史书写却局限于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忽视了爆发于同一时期、对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与艺术都影响深远的海地革命（见如Geggus,2001；Garraway,2008；DillonandDrexler,2016；Dun,2016），可说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实际上，海地的革命与建国才是第一个将自由带给国境内所有人民的革命，是启蒙的激进化，是真正具有「世界历史」（马克思的用语）意义的事件（更多讨论见万毓泽，2021；史学界晚近对海地革命的研究见如Dubois,2004；GeggusandFiering,2009；Popkin,2011）。虽然海地革命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但它（1）回过头来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且（2）把革命或解放的意义推到极致，甚至拓展了新价值，因此，部分论者强烈反对将海地革命视为「法国大革命的一章」或「法国大革命的附录」（Hurley,2008:116；Tomba,2019:44；另见Nesbitt,2008；Getachew,2016）。C.L.R.James的《黑色雅各宾》之所以超越时代，就是因为James透过研究、述说海地革命，指出「法国革命注定失败，因为它将人类自由的革命想象局限在法国之内；唯有透过一场革命，将血腥残酷地剥夺了奴隶人性的殖民统治彻底推翻，才能实现人类自由的计划」（Lowe,2015:160；对《黑色雅各宾》的知识社会学分析见Høgsbjerg,2016,2020；Douglas,2000）。 StuartHall（2003）指出，C.L.R.James与欧洲知识与政治传统的关系，可归结为「在欧洲之中，但不属于欧洲」（inbutnotofEurope）。更精确地说，James的知识立场，是在与欧洲的「殖民依赖性、庶民性（subalternity）、他异性（otherness）」的关系中形成的（Hall,2003:59）。同样的状况也适用于其它人，例如非裔美籍女性学者AnnaJ.Cooper（1858-1964）。她在法国完成的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奴隶制的态度》（L’attitudedelaFranceàl’égarddel’esclavagependantlarévolution，1925）长期受到忽视，但该论文对海地革命的讨论甚至早于C.L.R.James（见Greene,2017的讨论）。这些都值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正视。 [1]意大利文的operaismo通常英译为workerism，但这种译法容易引人误解。英文的workerism和法文的ouvrièrisme在概念上对应的是意大利文的fabbrichismo（由意大利文的「工厂」〔fabbrica〕变化而来，或可直译为「工厂主义」）。这个词常具贬意，意谓只注重工厂内的斗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斗争，但operaismo的一项特色恰恰是密切注意劳动的性质在整体社会中发生的变化（Thoburn,2003:161-2n）。 [2]《大纲》的〈导言〉提出「五篇」的研究计划，大致勾勒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架构：一般的抽象规定；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
马克思主义（下）：当代发展与反思——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马克思主义（下）：当代发展与反思 Marxism（Volume3of3）:ContemporaryDevelopmentsandReflections 导论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放置在欧美社会整体的政治社会脉络下来考察，尽可能抽丝剥茧、梳理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要旨及发展逻辑。 本文共分为三个条目：「马克思主义（上）：古典及其基础」、「马克思主义（中）：从古典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下）：当代发展与反思」。全文结构如下。 「马克思主义（下）：当代发展与反思」分为两节。第一节讨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主要分析对象包括「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自主马克思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黑人激进传统」，并带出「超越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意识。第二节则承继「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分析视角，从「跨现代性」的角度讨论「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
5.「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合适的概念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5.「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合适的概念吗？ 「西方马克思主义」预设了东（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与西（非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但这种对立符合历史事实吗？ 前文已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极为仰赖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手稿》是在苏联的梁赞诺夫（DavidRiazanov，1870-1938）的领导下，由一批马恩文献学者共同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¹）编辑工作的成果。 MEGA¹的编辑工作能顺利进行，重要的因素是梁赞诺夫与西欧学界的广泛联系，包括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合作，以及与德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联系等（Kangal,2017:126）。换言之，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的持续出版，本身已经跨越了「东」与「西」的分界。 其中一位常被忽略的人物，是施穆科勒（KarlSchmückle，1898-1938）。他是柯尔施的学生，一战后加入德共，并参与了前文提及的1923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周」。他在「社会研究所」的创办人韦尔的推荐下，1925年从德国移居苏联，加入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协助编辑马克思早期的许多著作，贡献匪浅。但随着斯大林的掌权，MEGA¹的编辑工作开始遇到困难。梁赞诺夫在1931年被捕，施穆科勒遭解职；1935年之后MEGA¹的计划完全停摆。1938年，梁赞诺夫和施穆科勒都遭到处决。施穆科勒从博士论文《乌托邦的逻辑历史因素》（Logisch-historischeElementederUtopie，1923）开始，便钟情于对乌托邦的研究，与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有异曲同工之妙。离开MEGA¹的编辑工作后，施穆科勒写了许多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并一再回到乌托邦的主题上（更多细节见Kangal,2018,2019a）。 施穆科勒的政治与知识历程是由「西」到「东」，而他在「东」的工作促成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最后命丧苏联官方枪下，留下许多与文学、艺术、哲学有关的作品。像这样的人物，便很难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架构来理解（Kangal,2018）。 再者，像曼德尔这样继承「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见「马克思主义」（上）第3.3节），同样难以划归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或外。他反对第三国际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试图结合理论与实践（如他长期扮演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领导角色），并显然不只关注政治经济问题（见Mandel,1971对「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讨论；又如他甚至写过一本书讨论犯罪小说，见Mandel,1984）。如果继续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标签，很容易让我们从过于扁平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发展。 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时，还必须提到一位经常受忽略的秘鲁革命家：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Mariátegui，1894-1930）。他1919年底赴欧洲，游历了法国、德国、奥地利，并在意大利待了两年，1923年返回秘鲁。旅欧期间，他不仅密集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和法国工团主义者索雷尔（GeorgesSorel，1847-1922）的著作，还参与了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并写了许多政论。1923年回国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秘鲁本地的状况，积极反对独裁统治，于1928年创立秘鲁社会党，同年底发表知名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Sieteensayosdeinterpretacióndelarealidadperuana）；来年再发表文集《捍卫马克思主义》（DefensadelMarxismo）并创立秘鲁工人总联合会（ConfederaciónGeneraldeTrabajadoresdelPerú）。 根据Löwy（1998:76,81-2；另见2014a）的看法，马里亚特吉是「最重要、最有创造力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且他的「异端马克思主义（hereticalMarxism）与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葛兰西、卢卡奇和班雅明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皆有深刻的亲近性」；透过创造性地阅读索雷尔，他极力与「决定论、实证主义式的历史唯物论」搏斗，从而挖掘出「革命斗争中灵性的、伦理的面向」。 马里亚特吉的重要性在于他是拉丁美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的思想与政治发展历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创立者有密切的联系：都与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也都试图寻找一种有战斗力、能因地制宜、强调文化因素的马克思主义（如他特别关注拉丁美洲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以及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另见Löwy,2007a；Webber,2015）。 在讨论拉美的马克思主义时，Löwy（2016:39）这样界定「欧洲中心论」： 「把自身局限于将那些用以解释欧洲十九世纪历史进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机械地移植到拉美，它要求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欧洲现实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设法在拉美找出对应物，以便削足适履地逼迫现实去『符合』理论。在这种机械套用方法的检视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就被炮制出来了：拉美土地所有制结构被视为封建的，当地资产阶级即便不具有革命性，也具有先进性，农民对于集体社会主义是冷漠的等等。在『欧洲中心主义』或明或暗地否定了拉美的特殊性的背景下，拉美似乎成了位于热带的欧洲，只不过其发展延迟了一个世纪并且位于北美帝国的统治之下而已。」 由于马里亚特吉恰恰反对「削足适履地逼迫现实去『符合』理论」，使他成为最早试图摆脱这种「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另见「马克思主义」（下）第1.4节）。适度抛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术语的束缚，或许能让我们看见马克思主义更多元化的发展。
4.「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4.「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经哲手稿》）的出版有密切关连，因此值得略加说明。 《经哲手稿》出版后，马库色说这部手稿「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能够让关于历史唯物论的起源、原始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Marcuse,1973:3）。 《经哲手稿》出版后，大致有两种解读的立场（Musto,2015:233-4）。有些人认为《经哲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不成熟的作品，无法与其「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作品相提并论；也有人认为《经哲手稿》是马克思作品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但却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慢慢流失。这两种对立的立场导致了著名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争，其中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如：青年马克思的作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份吗？马克思在「青年」与「成熟」的著作之间具有连贯或统一性吗？还是有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 这些理论争论往往也具有政治背景或意涵。亲苏联或共党的学者倾向低估《经哲手稿》的理论地位，如法国共产党在1960年代初期以前几乎无视《经哲手稿》的存在（Poster,1975:50）；对官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立场的学者则纷纷在《经哲手稿》中找到反叛的理论资源，如马克思在手稿中几乎如预言般地批判了「粗陋的、无思想的共产主义」，让反对斯大林主义与苏联体制的知识分子大为振奋（Hirsh,1982:17）。 《经哲手稿》出版后，其中的「异化」论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正如Musto（2010:90）所言，「异化」论「似乎完美表达了时代精神，且在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成为反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世界中最民主和进步潮流的聚集地」（对《经哲手稿》的出版史及各种版本的考察，见Musto,2015）。这就是SidneyHook（1966）所说的「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Marx’ssecondcoming）的背景。 法国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深受青年马克思及异化论的影响（综述见Poster,1975:36-71），主要原因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促使人们反思「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和命运」（Musto,2015:244），而他们从异化论中「看到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Poster,1975:51）。另一个思想脉络，则是法国1930年代以后出现的「黑格尔复兴」（Poster,1973；Kelly,1983）直接或间接引发了对马克思的兴趣。整体来说，从战后到1960年代，许多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皆投入研究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并从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基督教神学等多重角度对马克思展开解读。[1] 黑格尔专家AlexandreKojève（1902-1968）和JeanHyppolite（1907-1968）是法国引进、诠释黑格尔的两位关键人物，对法国哲学、社会与文化思想的发展有难以估计的影响（Heckman,1973；Stone,2017）。Kojève于1946年说：「我们可以说，当前任何对黑格尔的诠释，如果不只是空谈，都会是一种斗争的纲领（其中一种「纲领」叫做马克思主义）」（转引自Heckman,1973:128）。这段话清楚指出了黑格尔研究的政治性。与其密切相关的青年马克思研究也是如此。Hyppolite于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ÉtudessurMarxetHegel）主张《经哲手稿》「或许包含了马克思整个哲学的意义与基础，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哲学对他的双重影响」。他进一步说：「马克思的所有原始概念及来源是他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的异化思想」，而人的解放就是「人在历史中积极地对抗每一种自我本性的异化」（Hyppolite,1969:128,130）。 梅洛庞蒂、沙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1901-1991）是另外三个重要的例子。梅洛庞蒂曾于1930年代赴德国留学，受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影响，回法国后又受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AlexandreKojève的影响（王东，2006:117）；沙特同样曾留学德国，他的著作代表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顶峰；列斐伏尔则是先透过超现实主义作家布勒东（AndréBreton，1896-1966）认识了黑格尔，之后才阅读马克思（Anderson,1995:187），并早在1930年代就与翻译家NorbertGuterman（1900-1984）合作，先节录翻译了一部份《经哲手稿》，以〈黑格尔辩证法批判〉（Critiquedeladialectiquehégélienne）为名发表于1933年6月及8月的《前哨》（Avant-poste），接着再出版法文版的《列宁的黑格尔辩证法笔记》（CahiersdeLéninesurladialectiquedeHegel，1938），该书「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列宁的黑格尔研究在法国知识界的传播」（吴昕炜，2008:13）。他们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揉杂了存在主义、现象学、黑格尔主义等各种哲学传统（Jay,1984:276-384），Poster（1975将其统称为「存在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Marxism）。[2] 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或许是《争鸣》（Arguments，1956-1962）这份期刊。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法共陷入严重危机，许多成员退党，并试图发展更开放、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匈牙利革命对法国左翼知识界的影响，可参考Christofferson,2004）。《争鸣》就是这样一个同时具有开放性与战斗精神的平台。《争鸣》的重要成员包括如莫兰（EdgarMorin，1921-）、列斐伏尔、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阿克塞洛斯（KostasAxelos，1924-2010）、吕贝尔（MaximilienRubel，1905-1996）、布尔戴（YvonBourdet，1920-2005）、富热罗拉（PierreFougeyrollas，1922-2008）等。如曾担任《争鸣》主编的阿克塞洛斯所言，他们都相信马克思本身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引自Memos,2018:1316）。但尽管他们都主张某种「开放马克思主义」（Marxismeouvert）（BourdetandAxelos,1957），彼此的理论立场、思想脉络与政治倾向却各异。举例来说，莫兰原本是法共党员，受卢卡奇的学生GeorgeSzekeres（1911-2005）的影响而不断在党内提出异议，要求法共更重视文化因素，1951年因「违反纪律」被开除出党，后又受《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影响，展开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Hirsh,1982:90-91）；富热罗拉发展了海德格式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对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society）的批判（Poster,1975:229-30）；布尔戴是「自我管理」（autogestion；self-management）运动与思潮的要角，立场更接近古典马克思主义（见如Bourdet,1970）；吕贝尔则是具有强烈自由放任（libertarian）左翼色彩的「马克思学」（marxologie）旗手，创办了《马克思学研究》（Étudesdemarxologie，1959-1994）（见如AbensourandJanover,2008；Anderson,1997）。但这些知识分子统一在这份期刊的旗帜下，追问了各种重要却受到压抑的理论与经验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上层建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弱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无产阶级为何未能实现其历史使命等（Poster,1975:213；Hirsh,1982:91）。简言之，如果将《争鸣》视为一个集体的知识－政治计画，并从《经哲手稿》出版的效应史（Wirkungsgeschichte）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贡献是一方面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放置在开放的整体性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断「揭露新的异化模式」，并在开展理论的过程中「维系了上层建筑的自主性」（Poster,1975:263）（更多关于《争鸣》的讨论，见Elden,2004）。 前一节提及的「人道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挑战官方马克思主义时，也极为重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经哲手稿》。除了前文讨论过的弗洛姆之外，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长期倡议「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MarxistHumanism）的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Dunayevskaya，1910-1987）。她生于乌克兰，幼年移民美国。曾担任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时的俄文秘书（1937-1938），后与托洛茨基决裂，主张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托洛茨基主张的「堕落工人国家」。1955年创立「新闻与通信委员会」（NewsandLettersCommittees），出版《新闻与通信》，在美国开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她与法国或东欧的部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并没有将阅读的焦点集中在《经哲手稿》或青年马克思，而是把马克思的著作视为一个开展的整体，并在介入美国社会运动（尤其是民权运动、工人运动、黑人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提炼出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Anderson,1988）。她在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776年迄今》（MarxismandFreedom:From1776UntilToday）中这样讨论马克思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方法和人道主义，在理论上威胁到了他们的存在，就像工人阶级在生活中威胁着他们的存在一样。俄国的危机越是深刻，就越是需要靠某种意识形态把工人维持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个个都是计画者，他们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摧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Dunayevskaya,1998:39-40） 杜娜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主张青年与成熟马克思的延续性与统一性。成熟马克思是对青年马克思的发展与深化，而非断裂。「《经哲手稿》不仅仅是为『科学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人道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在发现『科学经济学』或『现实革命政治』过程中『通过』的一个阶段而已。」（Dunayevskaya,1965:64）。她写道：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表述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生命的后三十年，他不断地坚持和发展了这些观点。当然，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丰富了，就是说，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越来越具体。……他一刻也没有把自己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分开，也没有把它们与他的哲学分开。早期人道主义中的任何东西，他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尽管他曾在另一阶段上把它们称为共产主义。」（Dunayevskaya,1998:41） 她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命名为「新人道主义」： 「马克思把新社会定义为：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国家的权力永远不会强加于个人的权利之上。这是他对自己的社会预见所做的最好的概括。人类自由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原则，而马克思的哲学的最恰当的名称是新人道主义。」（Dunayevskaya,1998:130） 另一方面，最知名的反对见解，来自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图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他的《保卫马克思》（PourMarx，1965）和《读《资本论》》（LireleCapital，1965，与ÉtienneBalibar等人合着）不仅在法国有巨大的影响力，更影响了欧美许多人对马克思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以及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46）代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认识论断裂」（coupureépistemologique）：在此之前的马克思仍处于「意识形态」阶段，此后则转变为「科学」的马克思（关于阿图塞的理论在法国战后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见Benton,1984；Lewis,2005；Elliott,2006）。 与《经哲手稿》、青年∕成熟马克思有关的争论，往往与另一个更复杂的争论有关，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式辩证法）的关系。前文已提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奠基者卢卡奇、柯尔施都试图凸显马克思著作中的黑格尔哲学元素。从卢卡奇以降，许多批判色彩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极为强调「总体性」，因为黑格尔说过「真理是全体」（DasWahreistdasGanze）（Hegel,1979:12），也都强调辩证、矛盾与否定（性）（如马库色、阿多诺、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黑格尔联系的问题不仅涉及存有论、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伦理学等各领域，还涉及学术史或思想史的重要议题，例如列宁1909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1914-1915的「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的诠释有哪些差异？其理论及政治意涵为何（见如Anderson,1995；Pateman,2019）？由于这是极为复杂的学术课题，本文无法详论（另可参考如孙善豪，2002；BurnsandFraser,2000）。 但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有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既与官方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又试图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元素。除了最知名的阿图塞外，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GalvanoDellaVolpe，1895-1968）、科莱蒂（LucioColletti，1924-2001）都是重要的代表。德拉－沃尔佩对科学方法的探讨仍影响目前意大利的社会科学家（见如Jossa,2014:45-8）。 [1]这种「青年马克思热」却也往往使人忽略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如神学家PierreBigo在其《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Marxismeethumanism，1953）中甚至主张「马克思不是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毫无贡献」（转引自Musto,2015:245）。 [2]Poster是在非常宽松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他认为「存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以下特征：（1）非列宁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消除先进工业社会中的一切异化结构；（2）着眼点不只是「生产关系」，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关系；（3）强调人类能透过其主体性积极创造世界；（4）反对建立封闭的理论（Poster,1975:viii）。但要强调的是，这只是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其中一个侧面，并非全貌。
3.法兰克福学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3.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过程恰恰见证了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渡。该学派的诸多人物也常被归类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1]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JohannWolfgangGoethe-UniversitätFrankfurtamMain）的「社会研究所」（InstitutfürSozialforschung）为核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组成的学术社群。「社会研究所」由韦尔（FelixWeil，1898-1975，柯尔施的学生）于1923年创立；1930年，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接任所长；1932年，霍克海默创办「社会研究所」的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fürSozialforschung）（1932-1941）；1933年搬离德国，先落脚日内瓦，1934年迁往纽约，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基地重整旗鼓，并于1939年将《社会研究杂志》改名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in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发行至1941年；1951年迁回德国。 「社会研究所」成立后，1923年5月，韦尔和柯尔施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周」（MarxistischeArbeitswoche），参加者共24人，包括卢卡奇、柯尔施、魏复古（KarlAugustWittfogel，1896-1988）、波洛克（FriedrichPollock，1894-1970）、亚历山大（EduardLudwigAlexander，1881-1945）、福加拉西（BélaFogarasi，1891-1959）、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KazuoFukumoto，1894-1983）等人。该次聚会的讨论主题为：（1）当前的危机问题（由EduardLudwigAlexander负责）；（2）方法问题（由卢卡奇和柯尔施负责）；（3）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组织问题（由福加拉西负责）（Alexander,1985:54，转引自Gardner,2020）。 这些参与者多积极参与政治，部分是共产党党员。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寻找一种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无产阶级，这种无产阶级看世界的眼光将不再是考茨基式的革命观，也不再是允许资本主义无休止地存在下去的改良派观点，而是充满黑格尔辩证法精神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Wiggershaus,2010:22）。但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激进马克思主义的根源有时会被忽略（见Kellner,1975对MartinJay的名作TheDialecticalImagination的批判）。1924年6月，法兰克福大学举办了「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立大会，第一任所长格吕恩堡（CarlGrünberg，1861-1940）在致词中强调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但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党派政治意义上的，而纯粹是科学意义上的。……在这所新成立的研究所中，马克思主义从此算找到了自己的家」（Wiggershaus,2010:35-6）。「社会研究所」成立后，主要的研究课题就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史及其批判」（Wiggershaus,2010:39）。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在1930年代以后「主要的兴趣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上层建筑」（Jay,1996:21），但学派成员早期确实曾试图对资本主义提出严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两位代表人物是波兰经济学家格罗斯曼（HenrykGrossman，1881-1950，1925年移居法兰克福，来年应格吕恩堡之邀加入「社会研究所」），以及「社会研究所」的共同创立者，德国经济学家波洛克（更详细的讨论见Dahms,2011:3-44）。 格罗斯曼于192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DasAkkumulations-undZusammenbruchsgesetzdeskapitalistischenSystems）以《资本论》第三卷为基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崩溃」理论。Anderson（1990:24）称之为「两次大战之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唯一重要著作」。Grossman的贡献晚近又受到学界的注意（见如Kuhn,2007；方敏、蒋澈，2015），并将其放回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来考察（Kuhn,2016），其部分经济与政治作品的英译也已由澳洲政治经济学者RickKuhn编选出版（Grossman,2017,2018,2020）。 波洛克曾于1927-28年访问苏联，并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对话（Jay,1996:19）。他长期研究苏联的经济体制，先在1929年出版《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验，1917-1927年》（DieplanwirtschaftlichenVersucheinderSowjetunion1917-1927），1941年又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以英文发表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文：〈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性与限制〉（StateCapitalism:ItsPossibilitiesandLimitations）（Pollock,1978）。波洛克与霍克海默自1911年起便往来密切，他的研究显然影响或启发了霍克海默。霍克海默1940年写的〈威权主义国家〉（TheAuthoritarianState）指出，自由资本主义在当代势不可免地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并逐渐转化为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Horkheimer,1978；更多讨论见Gangl,2016；Abromeit,2011:394-424）。这些研究不仅值得与「马克思主义」（上）第3.4节提到的各种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文献相互参照（如堕落工人国家论、国家资本主义论、官僚资本主义论等），也能与晚近政治经济学及经济社会学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ofcapitalism，VOC）取径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1931年，霍克海默在接任「社会研究所」主任的就职演说〈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DiegegenwärtigeLagederSozialphilosophieunddieAufgabeneinesInstitutsfürSozialforschung）中强调，研究所的任务是「依据当代的哲学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研究」，且「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够在这些当代哲学问题中形成紧密的合作」（转引自Wiggershaus,2010:50）。有学者将他倡议的研究方案称为「跨科际的唯物主义」（interdisciplinarymaterialism）（Abromeit,2011:89）。其中，心理学或精神分析是重要的一环，如《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创刊号中就有三篇与心理学有关，相当程度上可视为「马克思与弗洛依德的结合」（Kautzer,2017:51）。 1937年，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著名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正式将他开创的理论命名为「批判理论」。该文说：「在目前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真正的理论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affirmative）的，就像与之相应的社会也无法称为『生产性』的。……思考者自身的本性促使他去改变历史、在人与人之间确立正义。」（Horkheimer,1982:242-3） 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而是集合了一群才华洋溢的左翼学者，对哲学、文化、美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2]等各种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个「学派」的每位成员都有高度的个人风格与独树一帜的知识传承，无法一概而论。如果要找出他们的共通点，或许就像霍克海默说的，是「对现存的社会采取批判性的研究取径」（Jay,1996:xi）。限于篇幅，以下仅择要讨论班雅明（WalterBenjamin，1892-1940）、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霍克海默、阿多诺（TheodorW.Adorno，1903-1969）、马库色（HerbertMarcuse，1898-1979）等人的一小部分贡献。 德国哲学家、文化批评家班雅明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外围成员，经常为《社会研究杂志》供稿，与阿多诺往来密切。他生平唯一的专书是《德国悲剧的起源》（UrsprungdesdeutschenTrauerspiels，1928），其余作品多为论文及杂文。尽管他的思想揉合了极为混杂异质的传统，包括犹太神秘主义、自由放任（libertarian）思想、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但这些异质传统却在班雅明身上透过「炼金术般的熔合」（alchemicalfusion），打造出「哲学家的黄金」（Löwy,1988:95-7,2005:4）。班雅明的文字富含意象与诗性，或许是因为对他而言，「哲学的其中一项使命，就是恢复语言被阻塞的丰富象征，把它从落入的认知贫乏性拯救出来，使语词再度起舞」（Eagleton,2019:453）。 Bronner（2019:7，中译略有修改）对班雅明著作特色的概括堪称中肯：「他那些明确属于政治范畴的著作并无创见，以1926-27年的《莫斯科日记》为例，它们对他所处时代的重大事件几乎没有提出深刻见解。但当他研究波特莱尔（CharlesBaudelaire）的诗作、歌德（J.W.vonGoethe）的《亲和力》（DieWahlverwandtschaften）或卡夫卡（FranzKafka）和普鲁斯特（MarcelProust）的小说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班雅明关于建筑、摄影、浪漫主义以及翻译的文章同样如此。他那些探讨现代性对于个人体验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影响的文章，很是吸引人并具有煽动性。」他这类文章，包括他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DasPassagen-Werk）（对十九世纪巴黎都市景观的研究），对后来的文化批判、文学与电影批评等领域以及现代性的相关研究影响深远，甚至常见诸于各类文化性质的随笔与散文（见如李欧梵，2006和班雅明的虚拟谈话）；此外，也值得与法兰克福学派另外两位常被忽略的人物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1889-1966）、洛文塔尔（LeoLöwenthal，1900-1993）进行比较研究（见如Frisby,1985；Osborne,2005；Forrest,2007；Berry,2012）。 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班雅明最重要的知识遗产之一，是他对正统历史唯物论隐含的进步史观的反思。他甚至可说是二十世纪第一个与「进步」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Löwy,2019）。1939年8月，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让班雅明对斯大林主义彻底幻灭，促使他在来年自杀前写下最后一篇作品：〈历史哲学论纲〉（ThesesonthePhilosophyofHistory，原题为「论历史的概念」〔ÜberdenBegriffderGeschichte〕）。Löwy（1985:59）将〈历史哲学论纲〉誉为「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来，最激进、最具开创性、最有发展性的革命思想之一」，也将班雅明版本的历史唯物论称为「带有浪漫主义碎片的历史唯物论」（Löwy,2014b）。 《历史哲学论纲》第九条写道： 「保罗·克利（PaulKlee）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前方，嘴微张，翅膀展开。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猛烈地吹击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场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断垣残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Benjamin,2014:270，中译略有修改）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视为受「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不可避免的「进步」。班雅明则认为不仅必须批判「人类历史的进步」这个概念，更要批判「人类历史在一种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之中前进的概念」（Benjamin,2014:273，中译略有修改）。班雅明甚至在〈历史哲学论纲补遗〉中批判了马克思的革命观： 「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或许，情况恰好相反。也许，革命是火车上的乘客——也就是说，人类——拉动紧急刹车的尝试。」（Benjamin,1940） 这种对于「进步」的反思，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着的《启蒙的辩证》（DialektikderAufklärung，1947）一书中，则上升为对启蒙理性的全面批判。他们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归根究底是启蒙精神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毁灭。他们写道：「唯有能以统一性去把握的，启蒙才会承认其为存在或事件；其理想是一个可以推论出一切的体系。……启蒙自始便把完全数学化的世界等同为真理，认为如此便保证不会回到神秘事物。」（HorkheimerandAdorno,2008:30,49）。人类透过启蒙理性，试图支配自然、支配一切事物，最后回过头来支配了自己： 「神话过渡为启蒙，自然则过渡为单纯的客体性。人类权力的扩张，其代价即为与被宰制的事物的异化。启蒙和事物的关系，正如独裁者之于百姓。他对百姓的认知，仅止于他能宰制他们……。他们被贬低为管理的单纯对象，如此的管理也构成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原型……。」（HorkheimerandAdorno,2008:32,63） 霍克海默1947年还以英文出版了《理性的消蚀》（EclipseofReason），开展他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此书的德文版书名就是「工具理性批判」（ZurKritikderinstrumentellenVernunft）。从1930年代后期一直到整个1940年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强调：理性由于过份强调「工具」与「技术」的面向，只重手段、不问目标，于是逐渐退化为非理性。「到了现在，技术的理性就是宰制的理性本身」（HorkheimerandAdorno,2008:157）。[3]不仅如此，当代的工人阶级已被系统性地整合进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cultureindustry），成为被动、孤立的消费者：「名副其实地迎合文化工业体系的大众心态本身就是体系的一部分」（HorkheimerandAdorno,2008:158）。他们对「文化工业」提出了沉重的批判： 「现在的文化让一切事物看起来都很相似。电影、广播、杂志，构成一个系统。每个领域自身都是一致的，而且也和其它领域如出一辙。……所有在市场垄断下的大众文化都是同一的……电影和广播再也不需要冒充为艺术。……消费者变成研究机构的量表上面的统计资料，和政治宣传群众再也没有什么差别。……大众文化时期的新事物就是排斥新事物。……唯有机械性的生产和复制的节奏大获全胜，才能够保证一切都不会改变。」（HorkheimerandAdorno,2008:156-7,159,172） 悲观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常见的特征，而阿多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不仅是其中的典型，更带有强烈的菁英主义色彩。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流行文化的鄙夷，甚至曾说「只要进电影院，不管我多么警觉，都会让我更愚蠢、更糟糕」（Adorno,2005:25；另见Kellner,2001及Jenemann,2013对阿多诺著作中「愚蠢」〔Dummheit；stupidity〕这个概念的讨论）。 阿多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同样不抱希望。他在1936年3月18日给班雅明的信中，批评班雅明具有「无政府主义式的浪漫主义，盲目相信无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自发力量：无产阶级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他警告班雅明「不要诉诸实际工人的实际意识，和资产阶级比起来，除了革命乃符合他们的利益以外，绝对没有任何优势存在，甚至带有典型资产阶级性格的残破毁损的一切印记……。」（Adornoetal.,1977:123-4）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中，马库色对1960-70年代欧美学生运动的影响力最大，特别是其《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One-DimensionalMan:StudiesintheIdeologyofAdvancedIndustrialSociety，1964）。他在书中对当代社会提出诊断： 「大众运输和大众传播的工具、食衣住的商品、娱乐与信息工业势不可挡的产出，都带来固定的态度与习惯、特定的智识与情感反应，使消费者或多或少愉悦地与生产者结合在一起，并透过后者与整体结合在一起。产品起了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推动一种看不出虚假成分的虚假意识。……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那些在内容上超越了既有的论述与行动世界的理念、渴望与目标，要不是被排斥，要不然就是被化约为既有世界中的词语。」（Marcuse,2015:49-50） 这种「单向度」的社会导致「否定性思维」（negativethinking）的衰微。一旦抛弃了否定性思维，所有人都只能「理性地、有生产力地生活和死亡」，并深信「替代性选择只是乌托邦」（Marcuse,2015:204）。借用阿多诺的说法，这导致了「对肯定性事物的拜物教化」（Adorno,2008:18）。也因此，阿多诺1966年出版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Dialektik）及其它著作（包括讲课记录）都一再将「否定性」视为其辩证思想的支柱（Buck-Morss,1977:63）。这种对「否定性」的强调，仍不断启发当代左翼的研究者与活动家（见如Hollowayetal.,2009；Safatle,2016；Grollios,2017）。 马库色在悲观之余，亦试图召唤新的历史主体：「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一种本质上新的历史主体所组织、维系和再生产，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理性的、自由的。」这种「新的历史主体」能够「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有能力知道和掌握事实、评价各种替代性选择」，从而达成实质的「自我决定」（Marcuse,2015:326）。这类主体不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他雄辩地说： 「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倾向，使传统的抗议方式失去了作用……。在保守的群众基础之下，是底层的放逐者和局外人，其它种族、肤色的受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无法就业者。他们生存在民主的进程之外；他们的生活就是最直接、真实的要求，告诉人们必须结束无法容忍的生活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对抗也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对抗是从体制的外部打击体制，因此没有被体制引向歧路；它是一种根本的力量，在破坏游戏规则的同时，揭露该游戏是受操纵的游戏。」（Marcuse,2015:330-31） 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1930年加入「社会研究所」，1940年离开，之后未再与「社会研究所」有任何联系。1950年移居墨西哥，1962年协助成立墨西哥精神分析学会，推动精神分析在拉美的发展。他一直支持各种进步议题（如反越战），试图为精神分析注入人文主义的元素。 1941年，弗洛姆出版《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主旨是「分析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中，使法西斯国家的人民甘愿放弃自由，同时普遍存在于我们千百万人之中的那些动态的因素」（Fromm,2015:27，中译略有修改）。法西斯主义及其与阶级、家庭结构的关系是法兰克福学派1930年代的研究重点。弗洛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从1929年便开始对德国蓝领与白领工人的政治态度与人格结构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曾对3,300人进行问卷调查（Wiggershaus,2010:73-4；另见Brunner,1994）。「社会研究所」迁往美国后，1936年发表了著名的《权威与家庭研究》（StudienüberAutoritätundFamilie），弗洛姆便负责其中的社会心理学部分，并开始发展「权威人格」的概念。《逃避自由》则更有系统地将「威权人格」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基础」。书中写道： 「在德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中，对绝大多数的低阶中产阶级而言，施虐–受虐性格颇为典型……。纳粹式意识形态最能吸引的对象，正具有这种人格结构。由于『施虐–受虐性格』一词与性变态或神经官能症的概念有关，因此我宁可不谈『施虐–受虐性格』，尤其当我指涉的对象是正常人而非神经官能症患者时，因此我改以『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character）来取代。……这类人崇拜权威，有向权威顺服的倾向，同时自己也想成为权威，让他人顺从。用这个词还有另一个理由。法西斯体系自称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与政治结构中，权威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因此我以『权威人格』一词，指涉这种性格表现了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基础。」（Fromm,2015a:188，中译略有修改） 他在该书中对当代社会的诊断仍极有现实意义： 「『自由』若要获得最终胜利，前提在于民主体制必须发展成以个人成长与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个人的生命意义不再需要所谓的『成功』或其它东西来背书，个人不再需要屈从于国家或经济体制等外在力量，或受其操控。最后，个人的良心与理想不再是外在要求的内化，而真的是自己的良心与理想，并且表现出独特的自我所追求的目标。」（Fromm,2015a:304，中译略有修改） 弗洛姆对「权威人格」的分析，启发了许多研究，包括阿多诺等人于1950年出版的社会学经典作品《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Personality）（Adornoetal.,1950；学界历来对该书的论点及研究方法有诸多批判，晚近有趣的评论见Kranebitter,2020），并在晚近的研究中得到共鸣（如针对民粹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或政治心理学研究，见Sakurai,2020）。有鉴于晚近「情绪社会学」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亦有论者认为弗洛姆的作品能够促进社会学与精神分析的对话（见McLaughlin,2014）。 弗洛姆1939年底与「霍克海默的圈子」决裂（Wiggershaus,2010:366；Kamau,2012），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但他直到1980年过世前的许多作品，都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MarxistHumanism）的深化发展。1965年，弗洛姆受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影响，发起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国际会议，并将论文编辑成书（Fromm,1965a）。「实践派」的核心主张为「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一个能进行自由创造活动的存在」；「人正是通过这种创造活动在改造世界，发挥人潜在的特殊才能，并满足其它人的需要」（见Marković,1981）。中国著名美学家、人道主义的倡议者朱光潜（1897-1986）的一句话颇能反映这种精神：「我们都是人而却否定人在创造和改造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能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吗？」（朱光潜，1984:50） 对弗洛姆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Fromm,1965b:207）。他的著作一贯生动表现出这种精神。比如说，他在1976年的《占有还是存在》（ToHaveortoBe?）中就说：「马克思教导说，奢侈和贫困一样是罪恶，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存在得好（tobemuch），而不是占有得多（tohavemuch）（我这里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一位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由苏联共产主义呈现出来的庸俗冒牌货）」（Fromm,2015b:3，中译略有修改）。 这种「激进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强调「社会主义与一个官僚主义的、以物为中心和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系统是格格不入的」（Fromm,2015b:148）。这类人道主义者还有以下主张： 1．生产必须为人的真正需求、而不是经济的需要服务。 2．应该建立起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其基础是合作而不是剥削。 3．用团结来取代相互对抗。 4．一切社会活动的目标是人的福祉和消除人的痛苦。 5．不应追求最大限度的消费，而是要追求能够促进福祉的合理消费。 6．个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Fromm,2015b:148，中译略有修改） 这类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式诠释，通常极为强调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引发了诸多争论。本文下一节将简要讨论与这部手稿有关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 [1]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在台湾的继受史，见曾庆豹（2010）。 [2]法兰克福学派部分较不为人所知的成员，如FranzL.Neumann（1900-1954）、A.R.L.Gurland（1904-1979）、OttoKirchheimer（1905-1965）（三人皆任职于「社会研究所」），对政治学与政治理论有很重要的贡献（见如Wiggershaus,2010:293-309；Buchstein,2010,2020）。由此可见这个「学派」的异质性。 [3]《启蒙的辩证》同样强调工具理性对自然的支配，但没有直接使用「工具理性」这个概念，而是把「形式逻辑」、「数学形式主义」当成攻击目标，因为形式主义使自然变成可以计算及支配的对象（见如HorkheimerandAdorno,2008:30）。对工具理性的更多讨论见渠敬东（2000）。
2.奠基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2.奠基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1908-1961）在1955年的《辩证法的历险》（LesAventuresdeladialectique）中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并特别着重讨论卢卡奇的思想，从此这个用语便广为人知（Merleau-Ponty,1970:30-58）。但在梅洛庞蒂之前，柯尔施就有类似的表述。他在1930年的文章中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采取一种反哲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观点」，而布尔什维克则在「宣传列宁主义」的口号下，「企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它的哲学派别」。什么哲学派别？主要就是卢卡奇、柯尔施和其它「西方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内部形成的「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Korsch,1989:71-2）。以下就从这个「敌对的哲学流派」说起。 1923年是关键年份。该年，卢卡奇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GeschichteundKlassenbewußtsein.StudienübermarxistischeDialektik），柯尔施也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usundPhilosophie）。两本书都高举「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地位，也都强调实践与工人阶级的主动性。Korsch（1989:58）自己也认为，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论点「在许多方面与卢卡奇在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所确立的命题相一致；这些命题是他在辩证法研究中发现的，并写进大约与我的书同时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当中」。 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1929年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历史与阶级意识》高举「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书中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Lukács,1996:47-8）在他看来，庸俗马克思主义已丧失辩证的精神。「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认识到「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性（德文：Totalität；英译：totality）的观点（以下所有德文原文皆引自Lukács,1977），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辩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局部现象都当成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各个环节（Momente）」，换言之，必须「把社会当成总体性来认识」（Lukács,1996:76-7，中译略有修改）（「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参考Jay,1984）。 这本书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著名的「物化」论（德文：Verdinglichung或Versachlichung；英译：reification）。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要到1932年才出版，但《历史与阶级意识》透过对《资本论》「商品拜物教」等作品段落的解读，以及与韦伯与齐美尔著作的交互参照，提出了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颇有相通之处的物化理论（见如BuenoandTeixeira,2017），因此卢卡奇也被誉为「青年马克思的发现者」。 卢卡奇在阐述其物化理论时，透过以下文字来说明「商品结构」的本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gespenstigeGegenständlichkeit），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彷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Lukács,1996:143-4） 他引用了马克思论「商品拜物教」的著名段落：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Marx,2017a:7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极大（见如Kavoulakos,2017），为后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日常生活批判乃至当代的批判传播研究开辟了道路（见如Fuchs,2020）。除了对物化提出批判外，他也指出「从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的可能性：当无产阶级成为「历史过程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时，换言之，成为「能够（客观地）充分认识社会的主体」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达到了新的阶段，其实践就能改造现实、破除物化（Lukács,1996:292）。卢卡奇藉此严厉批判「旧的直观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一再强调「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他说：「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Lukács,1996:304）（更多晚近从实践、总体性、辩证法等角度对卢卡奇的研究见如Thompson,2012；Feenberg,2014；Burman,2018；López,2019。） 再来是柯尔施。他在一战后快速左倾，先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再于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从1920到1926年是德共的领导成员，为该党报刊撰写了大量稿件，并编辑理论刊物《国际》，直到1924年。 柯尔施1919年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化？》（WasistSozialisierung?）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绝不是一码事。……社会化的所有形式只有在起到了我们认为是『产业自治』形式的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时，我们才承认它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化』」。何谓产业自治？「在任何产业（这里的『产业』是industry的意思，是任何有计划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在内）中，一切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代表，取代迄今的私有主或由私有主指定的管理者，成为了控制生产过程的执行者。」他进一步区分出产业自治的三个层次：（1）一个产业中所有企业的联合组织（相对于中央政府，具有一定的自治权）；（2）个别的企业（相对于联合组织，具有一定的自治权）；（3）联合组织以及个别企业内的管理部门（除了高阶管理者外，一般的劳动者也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可以参与和自己有关的事务）。此外，他强调必须让「消费者组织」参与产业自治，来照顾消费者的权益。（Korsch,1919，中译略有修改；英译见Korsch,1975；另见Rusconi,1975的介绍。）他同年的另一篇文章〈革命前后的社会化问题〉（DieSozialisierungsfragevorundnachderRevolution）同样强调「国家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就算由中央政府或地方当局指派的官吏来取代私人资本指派的经理，工人阶级也不会赢得更多自由，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会更人性化」。这种「简单的雇主转换」只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社会化（转引自Bonnet,2011:73-4；更多讨论见柴方国，1998）。柯尔施在这方面的思想至今仍相当有价值，除了能让人重新评估德国一战后蓬勃发展的委员会运动（Rätebewegung）外，一方面值得与当代众多关于工人控制（workers'control）、委员会民主（councildemocracy）或经济民主（economicdemocracy）的文献对话（见如Demirović,2015；Vrousalis,2018；Dubigeon,2019；Backhausetal.,2019；Muldoon,2018,2021a,2021c；Popp-MadsenandKets,2021；Popp-Madsen,2021），另一方面也可以接轨至晚近政治哲学界关于「激进共和主义」（radicalrepublicanism）或「社会共和主义」（socialistrepublicanism）的讨论（见如Gourevitch,2013；Roberts,2019；Thompson,2019；Muldoon,2019,2021b；O’Shea,2020；Leipoldetal.2020）。 柯尔施1923年的关键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试图恢复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他严厉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们……日益倾向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Korsch,1989:5）。他和卢卡奇一样，都强调「社会现实总体性」（TotalitätdergesellschaftlichenWirklichkeit）和工人阶级的「精神行动」（geistigeAktion）。在革命过程中，这样的精神行动是「革命的科学批判和鼓动工作」，而夺取政权后，则表现为「科学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专政」（ideologischeDiktatur）（Korsch,1989:54，以上中译皆略有修改，德文皆引自Korsch,1966）。换言之，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涵盖的不只是政治、经济事务，还必须纳入精神的、意识形态的面向。 1930年，他为该书受到的各种批评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反批判〉，文中不仅批判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精神压迫体系」，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眼中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的特征。首先，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其次，它是整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由某个党或党领导层的专政；最后，它是整体的激进社会变革的一环，目的是消灭阶级和阶级矛盾，为「国家的消亡」（AbsterbendesStaates）创造条件，从而消灭一切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让多数人得以自由发展。他强调，从第一天起，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为每一个个别的工人创造精神自由的条件。该文是用这句话总结的：「社会主义，不论是其目的或手段，都是一场实现自由的斗争」（Korsch,1989:91，中译略有修改）（更多关于柯尔施的研究见Bartonek,2018）。 最后是葛兰西。1928年6月，意大利当局以「阴谋反对国家，煽动内战与阶级仇恨，进行颠覆性宣传」等罪名判处葛兰西20年徒刑。1929年1月，他获准在狱中写作，2月8日开始做读书札记，即第一本《狱中札记》。至1935年，共写了三十多本笔记本，近三千页，涉及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文学等各领域。其中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息息相关的，是他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以及对市民社会、领导权（霸权）、（有机）知识分子等概念的拓展。 关于经济决定论，葛兰西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在他看来，《资本论》在俄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书」，因为《资本论》的要旨在于论证「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也就是俄国「怎样会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会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但十月革命「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Gramsci,2008:8-9）。换言之，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确实带有「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色彩」，不应不加反思地挪用。他的质问相当接近托洛茨基式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俄国人民「何必等待英国的历史在俄国重演，等待资产阶级成长起来，等待阶级斗争开始，以便形成阶级觉悟，并且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灾难呢？……〔俄国〕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使自己迅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样的生产水平……，受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在英国今天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Gramsci,2008:10-11；cf.Davidson,2018a；Thomas,2016） 关于「领导权」，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从1890年代起就广泛被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俄国革命家使用的概念。他在《狱中札记》中说： 「一个社会集团的绝对优势（supremazia；原中译为『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支配』（dominio；原中译为『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direzioneintellettualeemorale）。一个社会集团支配着（原中译为『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它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便开始行使『领导权』（esseredirigente）（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原中译为『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支配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权力，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Gramsci,2014:59，中译略有修改；义文见Gramsci,1977:2010-11）（请注意：葛兰西经常将direzione〔及相关的dirigente〕及egemonia两字混用，中文多译为「领导权」或「霸权」。direzione、dirigente都来自意大利文动词dirigere，意思是领导、打理、指挥。） 葛兰西区分出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piani）（Gramsci,2014:11，义文见Gramsci,1977:1518）：一个是「市民社会」（societàcivile），即「通常称作『私人』组织的总和」，另一是「政治社会」（societàpolitica）或「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统治集团行使着「领导权」；而在「政治社会」中，则是由国家或司法单位来行使「直接的支配」（dominiodiretto）。领导权的行使能够让人民对统治集团强加在社会生活上的整体方向给予「『自发』的同意」（consenso«spontaneo»）。如何做到？这是统治集团「因其在生产界的地位与职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任）」所使然。不管是行使文化或思想上的领导权还是遂行强制性的统治，「知识分子」都是统治集团的重要「代理人」（commessi）。 他进一步分析，在市民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革命战略必须调整为「阵地战」，也就是在市民社会的战场上打持久的战争，关键是攻克、守住一个又一个阵地，在意识形态、道德、知识上逐渐取得领导权。从葛兰西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一切由下而上的对抗政治都必须仔细检视既有的意识形态架构内的矛盾（尤其是统治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架构内的矛盾），才能找出介入点。只要社会运动或左翼政党试图用某个另类的计划来对抗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他们就会面临这样的任务：既要克服那种整体化（totalizing）的意识形态批判带有的宿命论意涵，也要克服决定论（determinism）的那些使人麻木无力的倾向」（Rehmann,2013:117-8）。（更多关于葛兰西的讨论见如Anderson,2017；Rosengarten,2015；另见Haugetal.,2012对「卢森堡－葛兰西路线」的讨论：这个概念在1990年代以降德国左翼的重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来都是各自党内的政治领导人，但都在1920年代后期被迫离开政治。 卢卡奇1928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新纲领，反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刚通过的「第三时期」路线（该路线主张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即将爆发，世界革命形势大好，此前居于守势的共产国际将全面反攻，并趁势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卢卡奇因此遭到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猛烈攻击，从而淡出了政治工作。1930-1945年，卢卡奇在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从事理论研究。据他自己的说法，在这段期间，「我不得不为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斗争，就是说，用几条斯大林的语录等等使我的著作有可能发表，并且在这些著作中以必要的谨慎把我分歧的观点按当时历史环境许可的程度公开表达出来，因此有时需要保持沉默」（Lukács,1990:227）。 1923年10月，德共党人在汉堡发动起义失败，德共转入地下。由于不满德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柯尔施在党内遭到严重警告。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柯尔施被季诺维也夫谴责为「修正主义分子」，并在1926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先移居丹麦，后迁往美国。晚年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 葛兰西1926年遭法西斯逮捕入狱。尽管他是意共创始人、反法西斯斗士，但由于他的政治理念经常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格格不入（例如他在狱中也明确反对「第三时期」路线），因此对意共来说，葛兰西往往带来「政治上的尴尬与危险」（Saccarelli,2008:30）。意共为此不断拖延出版或扭曲葛兰西在狱中的手稿与言论（Saccarelli,2008:32-3），甚至把葛兰西「加工成斯大林主义者」（Bianchi,2020:22）。 换言之，两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就这样联合起来瓦解和破坏了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实践相结合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在力量」（Anderson,1990:38）。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三人的命运，预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走上脱离工人阶级政治、遁入哲学与美学的道路。
1.从古典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的成形与特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1.从古典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的成形与特征 PerryAnderson于1962-1983年担任《新左评论》（NewLeftReview）主编时，大量将各种欧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及争论引进英语世界。在讨论细节前，我们先根据他在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1976）中的说法，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Anderson,1990:32-3）： 卢卡奇（GyörgyLukács,1885-1971） 柯尔施（KarlKorsch,1886-1961） 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 班雅明（WalterBenjamin,1892-1940） 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 德拉·沃尔佩（GalvanoDellaVolpe,1895-1968） 马库色（HerbertMarcuse,1898-1979） 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1901-1991） 阿多诺（TheodorAdorno,1903-1969） 沙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 戈德曼（LucienGoldmann,1914-1970） 阿图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 科莱蒂（LucioColletti,1924-2001） 这些人大致出生于1880至1920年代的欧洲，涵盖约两个世代。 就一般的见解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的是1920至1960-70年代在欧陆兴起的思潮，在这段期间，「中欧及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的庸俗化和第三国际以俄共为主导的教条化下，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理论反思和重建」（姜新立，2019:272）。他们的学说大致有以下特点。首先，许多学者试图复苏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辩证法元素，突出总体性、主体性、实践等面向。其次，试图凸显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反对将其化约为经济基础的「反映」；第三，与第二点有关，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政治经济学（如马克思试图揭示的「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而是哲学、文化、艺术与美学。最后，他们广泛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各学科研究成果，如德语区的学者受齐美尔（GeorgSimmel，1858-1918）、韦伯（MaxWeber，1864-1920）、弗洛依德（SigmundFreud，1856-1939）、海德格（MartinHeidegger，1889-1976）等人的影响，法语区的学者有强烈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或结构主义的色彩，意大利语区的学者则吸收了实证主义的成果等。用Anderson（1990:70）的话来说，「这种同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时常公开同它对立的当代各种思想体系的不断汇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从未见过的」（晚近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简要评述见Kellner,2005；Femia,2007；Pensky,2019）。 但在Anderson（1990:36,49）看来，除了上述几点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特征是「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如果说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沿着一条离开一切革命政治实践的永无止境曲折道路前进」。是什么「巨大的历史压力」，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政治实践呢？主要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陷入腐败、革命动能不再，且第三国际下各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陷入「政治上孤立和失望的环境」（Anderson,1990:50-51）。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要不是没有共产党的位置（如西德、美国），要不就是斯大林化的共产党垄断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如法国、意大利），因此，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工作的活动余地缩小到或者是服从组织，或者是个人陷于孤立」（Anderson,1990:53）。由于在共产党内部，只有组织的上层才能从事政治与经济理论的工作（如帝国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体制、阶级斗争的战略等），且必须绝对维持对苏联的忠诚，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与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Anderson,1990:54）。 Anderson（1990:109，中译略有修改）进一步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三大特色：首先是「认识论的著作占显著优势，主要集中在方法问题上」；其次是「美学（或更广义的文化上层建筑）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领域」；最后则是「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这一切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在面临工人运动的沉寂、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共产党的斯大林化等多重因素包围下的挫败与孤立。
马克思主义（中）：从古典到当代——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马克思主义（中）：从古典到当代 Marxism（Volume2of3）:FromtheClassicaltotheContemporary 导论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放置在欧美社会整体的政治社会脉络下来考察，尽可能抽丝剥茧、梳理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要旨及发展逻辑。 本文共分为三个条目：「马克思主义（上）：古典及其基础」、「马克思主义（中）：从古典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下）：当代发展与反思」。全文结构如下。 「马克思主义（中）：从古典到当代」共分五节，焦点是对当代哲学、文艺思想影响甚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该文将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衔接古典与当代，讨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说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并检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适用性。
3.古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Marxism)的成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3.古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Marxism)的成形 3.1界定古典马克思主义 3.2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3.3资本主义转型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3.4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3.1界定古典马克思主义 有些学者根据时序的先后来界定「古典马克思主义」，将其限定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俄国革命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如Renton,2002）。据此，古典马克思主义内部可能就具有强烈的多元性甚至矛盾性。其中，在第二国际内部占据一定地位的决定论式马克思主义，经常被等同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1891年《艾尔福特纲领》已从「自然主义、宿命必然性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所讨论的「历史趋势」（Colletti,1972:55；另见Hansen,1984）；德国社民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考茨基（KarlKautsky，1854-1938）在解说《艾尔福特纲领》时，虽然提醒人们不能「消极地束起双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灭」（Kautsky,1963:84），但也明白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失败：它的瓦解只是时间问题；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以自然的必然性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产。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以代替现存的社会形势，不再只是愿望；它已成为必然的东西」（转引自Callinicos,1990:17-18）。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将这种马克思主义称为「庸俗、公式化、毫无传统可言的马克思主义」（转引自Kautzer,2017:46）。但要注意的是，第二国际并非只有德国社民党，也不是只有「决定论」式或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观（关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见如Giordani,2018；GaidoandQuiroga,2021）。 另一方面，Callinicos（1996:15，另见2007:429-30）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具规范性的定义：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启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潮流，由后来的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对派所延续。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将社会主义设想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是受剥削和受压迫者自己解放自己，而非交由某个代理人为自己完成解放。」 Deutscher（1988:39）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我称之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和庸俗马克思主义（vulgarMarxism）之间，有着惊人的矛盾，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永远是一种羞辱的矛盾。」他补充说明，所谓古典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同代人以及其后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人所发展出来的思想体系」，而「庸俗马克思主义」则是「诸如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们、斯大林主义者们、赫鲁晓夫份子以及其它类似份子的假马克思主义」。 Callinicos和Deutscher等人的界定方式，呼应了HalDraper（1966,1992）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在Draper看来，古往今来，「由上而下的社会主义」（socialismfromabove）始终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1825-1864）、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1850-1932）、费边社（FabianSociety）、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然。他们背后的核心世界观是「必须由那些不受大众控制的统治精英以不同的形式把『社会主义』交给感激涕零的大众」（Draper,1966:4）。但另一方面，「由下而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frombelow）则针锋相对，相信「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透过积极行动的群众『由下而上』地解放自我、凭自己的力量争取自由、掌握命运，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行动者」（Ibid.）。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开宗明义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以及他对生产者合作运动的重视，都生动表现出这种精神（关于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更详细的讨论见Musto,2018:171-97；Löwy,2014c；Comninel,2014；关于马克思和合作运动，以及更广泛的对「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讨论，见Elliott,1987；Hudis,2012；Lorenzo,2013；Roberto,2014；Chattopadhyay,2016；万毓泽，2018b:77-8）。 本文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特色有二。除了强调「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外，还特别着重对（转型中的）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PerryAnderson在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之对比「古典马克思主义」时，便特别强调前者逐渐远离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见「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人物。[1] 3.2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由于强调受压迫者的自我解放，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极为重视工人的基层自治组织，对群众、政党、工会的关系也有相当细致的看法，与「包办替代主义」（由党或党的菁英来「包办」革命）差异极大。以下简要论述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的观点。 列宁的〈怎么办？〉（1901-1902）和〈进一步，退两步〉（1904）常被视为「列宁式政党」、「先锋党」或「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主流的看法认为「列宁把党视为革命的工具。……党一定要……紧密受到控制，而且是彻底忠实的组织。关键是狂热精神，而非党员本身。党员的一言一行乃至作梦都必须以革命为念。……纪律要严明，不容异己」（LeBlanc,1990:2）。 托洛茨基1904年的〈我们的政治任务〉批判了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强调「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正如党不能把工厂当作榜样一样」（Trotsky,1904）。他进一步说： 「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竞争，通过长久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几十个、几百个新的、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问题时，这些派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为了加快这一过程和使它简单化而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Trotsky,1904） 列宁1902-1904年的著作确实反对党内的普遍民主，主张建立集中、严密的地下党。但批评者往往忽略了他的写作脉络：沙俄当时仍是高压的警察国家，根本不容许有合法的反对派，遑论是革命派。因此，当沙皇专制面临危机，一般人民得到局部的政治自由时，列宁便放弃了〈怎么办？〉等文章中的许多主张。比如说，1905年底，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与非党的革命性〉中写道： 「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按：指党代表与党组织接受全党的监督与领导），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只有全党实际参加来指导这一活动，才能够切实地使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明显地区别开来。」（Lenin,1905b） 同年稍早的11月，列宁在〈论党的改组〉中，则首度提出党内民主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普遍选举制、公开性、干部任期制以及严格的报告义务等（Lenin,1905a）。 另一方面，〈怎么办？〉中的「灌输论」亦极为知名。列宁写道：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Lenin,1901-02，重点为笔者所加） 然而，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工人自发建立了苏维埃，此时列宁便认为「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Lenin,1905a）。托洛茨基晚年未完成的斯大林传记也提到，「1905年8月，斯大林重述了列宁写的〈怎么办？〉一书中企图说明自发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阶级觉悟的相互关系的一章的内容。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运动在听其自然发展的情况下，不可挽救地会倾向于机会主义；革命的阶级觉悟是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怎么办？〉的作者本人后来承认他的理论带有偏见性质，从而承认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他是在反对『经济主义』及其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盲目崇拜的斗争中附带提出这种理论作为斗争武器的」（Trotsky,1998b:81）。 简言之，若要完整评价列宁的组织与党政理论，不能仅以〈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作品为依据，还必须考察他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大量著述，因为这些文字都是「针对当时运动面临的具体局势所提出的具体响应」（Molyneux,1998:49）（另见尹彦，2003；郑异凡，2009；Draper,1999；Lih,2006；Löwy,2009）。 卢森堡则在1906年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等许多著作中阐述了她的组织理论。她也批判列宁早期提出的集中制，强调群众的「自发性」：「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之所以起着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未经训练的』，而是因为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Luxemburg,2012:178-9）。 卢森堡的许多文字，都彻底批判了「由上而下」的社会主义： 「人们认为，只需要把旧政府推翻，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来领导，就可以发布实行社会主义的命令。这又只不过是幻想。社会主义没有也不能通过命令来实现，也不能通过一个哪怕是很出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来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群众，通过每一个无产者来实行。群众被资本的锁链束缚在那里，就必须在那里把锁链砸碎。」（Luxemburg,2012:432）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和任何一次革命所遇到过的最巨大的任务。这一任务要求彻底改造国家并且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实行彻底的变革。这种改造和变革是不可能由某个行政机构、委员会或者一个议会下命令来完成的，它只能由人民群众本身去着手和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无产阶级群众必须学会从被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的死机器变成这一过程的会思考的、自由的、主动的领导人。」（Luxemburg,2012:409-10） 卢森堡1918年在狱中撰写的〈论俄国革命〉尽管引起许多争议（例如卢森堡后来改变了她对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一事的评价），也不应被当成她对俄国革命的全盘否定，但其中仍有许多真知灼见，无疑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珍贵遗产： 「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Luxemburg,2012:404） 另值得一提的是，卢森堡眼中的「人民群众」绝非只有男性无产者。她的女性身份使她对性别议题极为敏感，并在二十世纪初期就针对家务劳动等问题提出了批判。举例来说，他在1912年的〈女性选举权和阶级斗争〉（FrauenwahlrechtundKlassenkampf）这篇演讲中指出： 「只要资本统治和工资制度继续存在，只有那些创造剩余价值、产生资本主义利润的劳动才会被认为是生产性的。……无产阶级女性和母亲在家中的所有辛劳都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活动。这听起来粗暴又荒唐，但恰恰对应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粗暴和荒唐，而无产阶级女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晰敏锐地掌握这个粗暴的现实。」（Luxemburg,1912） 再看葛兰西。葛兰西从1918年起，就对俄国的「苏维埃」组织形式产生浓厚兴趣，并研究了各国的工人代表制。他号召工人建立「工厂委员会」（comitatodifabbrica）（由工厂的全体工人选举代表，不分脑力与体力劳动）： 「目前，工人应当着手在『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的口号下，把最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同志选进广泛的代表机构中，『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这个口号应当同另一个口号，即『国家的全部权力归工人和农民』的口号结合起来。」（Gramsci,2008:18；更多讨论见Williams,1975；Joll,1989:23-33） 葛兰西1926年1月在法国里昂（Lyon）参加意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著名的〈里昂提纲〉（「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文中说： 「认为党能够通过外部强加的权力来领导工人阶级，这是不必要的。……我们坚信领导阶级的能力不在于『宣告』自己是阶级的革命机构，而在于它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真正』能够把自己同那个阶级的所有阶层连结起来，真正能够在群众中开展一场按照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方向发展的运动。党只有靠它在群众中活动的结果，才能使群众承认它是『他们的』党。」（Gramsci,2008:104）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1930）中则说： 「唯有以研究群众本身的政治进程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党与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而我们绝不会忽视这样的角色。在这样的进程中，党与领导人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成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成分。若没有一个起领导作用的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消散殆尽，就像没有封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样。但是推动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Trotsky,2008b:xvi） 综上所述，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史可说是受压迫者由下而上的自我解放史，也是一部追求「自我管理」的民主运动史（Roper,2012；Barker,2008；NessandAzzellini,2011；Azzellini,2015；AzzelliniandKraft2018；Marik,2018；Amini,2019）。一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皆出现蓬勃的工人委员会运动，但都遭到镇压（如德国1918-1923年的革命运动，又如1919年3-8月短暂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JanosandSlottman,1971；Kuhn,2012；Broué；Harman,2017；Pelz,2018）。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数百人更在1919年1月的柏林起义中遇害。再连结到苏联的状况：列宁过世、托洛茨基失势、左派反对派被剿灭，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促成了「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巩固。 借用卢卡奇的话，「官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方面取得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胜利之后在苏联出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一再重新解释，以适应斯大林统治的需要」（Lukács,1990:279），并成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工具」以及「二十世纪最血腥、最压迫的政权官方意识形态」（Ducange,2020:121）。尤有甚者，「马克思名言集也出现了，大多数名言都脱离原本的脉络」（Ibid.）。「官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严重背离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成形，成为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最后，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位代表人物，同一时期还有一些左翼活动家或知识分子延续了「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理念，也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如荷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天文学家、革命家潘涅库克（AntoniePannekoek，1873-1960）是「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communism）的倡议者，特别重视工人委员会式的民主。他认为「工人委员会是在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工人藉此来争取统治、摧毁资本主义、组织社会生产」；「这里实现了完整的民主，每个参与劳动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委员会组织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属于劳动者的民主，让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Pannekoek,1941-2；更多讨论见Gerber,1989）。潘涅库克的委员会民主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柯尔施（KarlKorsch，1886-1961）相当接近，除了值得比较外，也意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有其模糊不明之处（见「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 3.3资本主义转型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转型，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也有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与批判。 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卢森堡和英国的BelfortBax）已开始关注殖民地与帝国主义问题。美西战争（1898）和第二次波耳战争（1899-1902）等重要事件的爆发，使帝国主义问题成为第二国际内的争论焦点（GaidoandQuiroga,2021:52）。 1900年9月，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中通过卢森堡起草的决议，其中对帝国主义提出了分析：「所有重要的文明国家一致卷入同样的军国主义、海上扩张主义，同样地追逐殖民地，到处出现反动，尤其是国际间出现了持久的战争威胁，或者至少是一种持续的敌视状态。」（Luxemburg,1900）从1900年到1907年，第二国际内出现多次争论，如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荷兰的万科尔（HenriVanKol，1852-1925）提出的决议草案竟主张「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Lenin,1907）；伯恩斯坦更在会议中强调「不应在殖民政策上采取简单否定的立场，而是应该实行积极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我们应该放弃那种立即放弃殖民地的空想。这种观点的最终结果就是把美国还给印地安人。殖民地就是在那儿。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文明的民族必须对不文明的民族进行某种监管」，导致另一位德国代表认为伯恩斯坦「比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还要帝国主义」（DayandGaido,2011:25,26）。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最后「大会从决议中删去了这句话，而且比过去的决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Lenin,1907）。 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17）等。这些著作虽然都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却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了大环境的变化，必须对世界局势有所厘清，再据此提出政治战略（从十九世纪末到一战前的帝国主义文献汇编见DayandGaido,2011）。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或许是其中最通俗、却最重要的代表著作。该书运用了希法亭对金融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的分析（Hilferding,1994），并综合了英国激进自由派经济学家霍布森（JohnA.Hobson）的帝国主义理论，确立了帝国主义不是一种「政策」，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阶段，而是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达到的「最高阶段」。 此外，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也值得一提。该书的独特贡献在于（1）凸显了「帝国主义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之间的关系」：由于工人没有能力消费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导致资本家必须向「非」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扩张，以寻找市场、原料及投资机会；（2）主张帝国主义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后」的阶段，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3）「对于资本主义扩张对世界各民族和文化的影响具有人类学的敏感度」，并在书中考察了美洲／非洲原住民承受的灾难、法国／英国殖民主义对阿尔及利亚、印度、南非、中国的侵略等议题（LeBlanc,2010:163-5）。关于最后这点，卢森堡「极为重视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类型的社会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形式、经济体系）的并存」（LeBlanc,2010:163）。与其它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卢森堡对殖民主义、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各种村社结构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关怀（Löwy,2010），相当值得与晚期的马克思做比较，也值得从后殖民或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重新加以阅读（见如Hudis,2018；LeBlanc,2018；Chowdhury,2018；Scott,2021；GordonandCornell,2021）。 自希法亭、卢森堡、列宁、布哈林等人以来，对资本主义的分期（periodization）与积累阶段（stages/phasesofaccumulation）进行分析，便成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遗产（进一步参考Heininger,2004:18-31；Callinicos,2009），并可视为后来各种（马克思主义）「中层理论」（middle-range/intermediatetheory）的先驱（McDonough,1995,1999,2003），包括托洛茨基–曼德尔（ErnestMandel）的长波理论、法国的调节学派、美国的积累社会结构论、日本的宇野学派等。此外，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也始终未曾停歇，并在晚近DavidHarvey（2008）、JohnSmith（2016）、PatnaikandPatnaik（2017）等人的辩论中再度受到注目（另见Higginbottom,2018；Callinicos,2021）。 古典马克思主义另一项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贡献，来自托洛茨基与俄国经济学者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Kondratiev，1892-1938）论辩时发展出的资本主义「长波」理论（Trotsky,1923）。 1920年代初期，已经有经济学者注意到，资本主义除了短期的景气循环（businesscycle）外，似乎还可区分出更长期的经济波动。康德拉季耶夫研究了1790-1925年的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以物价、利率、股价、工资、对外贸易、煤炭和生铁的产量及消费量等统计数据为基础，计算出资本主义自1789年以来，经历了两次约五十年的完整长周期（Harman,1999:132）。熊彼得则在1939年首次将这种长期经济波动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Schumpeter,1964），并沿用至今。 康德拉季耶夫论述经济长波的首部主要著作《世界经济及其在战时和战后的变动》出版于1922年。他认为，这些经济的长期波动是资本主义的「内生」因素造成的，因此将之称为周期／循环（cycle），以彰显其循环特性。他认为，192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将会「决定性地削弱世界经济组成要素当中的不一致」，故「〔经济危机〕是一个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而新的平衡将取代已经崩溃的旧有的平衡」（Day,1976:69,68）。 托洛茨基于1923年六月阅读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后，立刻写了〈论资本主义发展的波动〉一文加以批评。他说： 「康德拉季耶夫教授试图把他在短期景气循环中观察到的『严格节奏』（strictrhythm），移用于他所谓的长期循环的时期，我们可以马上拒绝这种作法了。这种尝试显然是以形式上的模拟为基础，而做出的错误概括。短期循环的周期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在动力所决定的。这种力量，只要有市场，便无处无时不会出现。至于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不深思熟虑便同样称之为循环的那些长周期（50年），其特征和持续时间却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在运作所决定的，而是由那些让资本主义得以出现的外在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对新国家和与新大陆的吸纳，自然资源的发现，以及战争与革命等『上层建筑』秩序的重要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中扩张、停滞与衰退期的特征与更迭。」（Trotsky，1923b，重点为笔者所加）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曼德尔（ErnestMandel,1923-1995）是二战后首先严肃讨论长波理论的人。他在1962年以法文完成的巨著《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Traitéd'EconomieMarxiste）处理了马克思讨论过的短期景气循环，但尚未讨论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波动。但两年后，他以英文发表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学〉（TheEconomicsofNeo-Capitalism）便比较了康德拉季耶夫、托洛茨基、熊彼得的论点，并大胆预言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将于1960年代末期左右结束（见Mandel,1964；Louçã,1999:104-5）。其它版本的长波理论（尤其是受熊彼得影响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即认为资本主义可透过内生的因素（主要是技术革新）而自动从衰退长波过渡到另一波扩张长波。相较下，曼德尔的长波理论继承并发展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故本文称之为托洛茨基－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反对粗糙的技术决定论（衰退长波会引发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会带来新的扩张长波），强调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尤其是政治因素，即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以及金矿的发现、殖民地的征服等因素）（Mandel,1998；Went,2002a；Went,2002b），因此可视为一种「辩证、因参数而异的社会－经济决定论」（dialectical,parametricalsocioeconomicdeterminism）（Mandel,1992b）。这种形式的「决定论」能够在历史危机中看出几种结果的可能性，而不是无限的可能性或单一的可能性。换言之，曼德尔的看法很接近Molyneux（1995）所谓的「相对的决定论」，以有别于「绝对的决定论」与「绝对的非决定论」两种极端。 3.4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线并存、共同演进。如果我们将「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及「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那么当代仍然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断试图继承、恢复、丰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下将焦点摆在战后法国以「自我管理」（autogestion；self-management）为核心的左翼思潮与运动，尤其是希腊裔的法籍思想家CorneliusCastoriadis（1922-1997），以及他参与创立的团体「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oubarbarie）（1949-67）及其同名刊物（1949-1965）（以下部分文字节录及改写自万毓泽，2018c）。 卢森堡1916年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又名《尤尼乌斯小册子》）中说： 「有一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毁灭，就像在古罗马那样，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人种退化，一大片墓地；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方法即战争的有觉悟的斗争行动取得胜利。这是世界历史的一种两难处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摆动，要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来决定。」（Luxemburg,2012:323） 这是一种开放的史观：人类的未来往何处去，取决于受压迫者的自我解放运动，而非取决于「客观」的经济规律（Löwy,2013:91-9）。这种观点当然与第二国际内占主导地位的决定论史观格格不入，却成为「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法国团体的命名来源与行动指南。 Castoriadis在1950年代的文章中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只能是工人的管理（gestionouvrière）。工人要管理权力，也就是群众自主机构（苏维埃或委员会）的权力；工人要管理经济，也就是由生产者导引生产，且同样由苏维埃式的机构来加以组织。」（Castoriadis,1955:9-10）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一种彻底的政治－经济民主化，由工人接管经济生产、掌握政权机构，而非仰赖党或官僚的发号施令。他说： 「社会主义是不再把社会划分为发号施令者（dirigeant）与执行者（executant），而这既意谓要在所有层次落实工人管理（工厂、经济与社会），也意谓要建立群众机构的权力（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各级委员会）。社会主义绝不是某个党的权力，不论这个党的意识形态或组织结构是什么。」（Castoriadis,2012:197） 这是典型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就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立场。尽管Castoriadis后来不再使用「社会主义」等概念，甚至宣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哲学反思……总是与更广泛的自主（autonomie；autonomy）计划扣合在一起，也就是追求一种强而有力的、清楚明白的政治（lapolitique），其目标是彻底探询、转化现存的社会制度。」（Adams,2014:xi）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仍生动表现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关怀。 1965年，「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前成员YvonBourdet（1920-2005）和AlainGuillerm（1944-2005）创办了期刊《自我管理》（Autogestion）（后更名为《自我管理与社会主义》〔Autogestionetsocialisme〕），继续推动「自我管理」的研究与运动；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激进左翼也将「自我管理」列入政治纲领，当时的学运领袖龚本第（DanielCohn-Bendit,1945-）的名作《左翼主义：共产主义老年病之药方》（LeGauchisme.Remèdeàlamaladiesénileducommunisme，1968）甚至有近八十页「剽窃」自《社会主义与野蛮》（Hastings-King,2014:2n）；此外，「自我管理」的思路也影响了法国的左翼工会运动，如1960-70年代的法国民主工联（Confédérationfrançaisedémocratiquedutravail，CFDT）便是显例。法国知名政治理论学者PierreRosanvallon在积极参与法国民主工联的过程中，亦出版了他早期的代表作《自我管理的时代》（L’Âgedel’autogestion，1976）。 到1970年代为止，这种「自我管理」式的社会主义观一直在法国激进左翼的理论与实践中占有重要位置。如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1901-1991）当时便在《自我管理》的创刊号发表〈自我管理的理论问题〉（Problèmesthéoriquesdel’autogestion），主张「应该从两方面来研究自我管理：它既是开辟道路的斗争手段，也是重新组织整个社会的手段：由下而上、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全面改造社会。其原则意谓延伸到社会的所有层级。」（Lefebvre,1966:68） Castoriadis的「自我管理」或「自主」方案包含了一部份经济民主的构想。事实上，晚近许多经济民主的文献都很值得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话（参考万毓泽，2020）。Castoriadis指出，工人在个别企业或厂场内的「自我管理」是不够的，还应该将「自我管理」延伸到经济领域，因为「在官僚化的经济与社会『调控』的脉络下设想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的工厂，是荒谬无比的」（Castoriadis,2005:35）。换言之，要有更宏观的、总体经济层次上的经济民主。他的设想大致是： 1．要有真正的消费者主权，才能带来个人的自主。 2．赋予生产者集体的决策权力，在生产单位进行工人的自我管理。 3．透过集体有意识地、民主地决定如何在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之间分配消费品，以及如何在整体消费与整体投资之间分配总产品。换言之，社会成员必须共同决定是否要追求经济成长（Castoriadis,1999:174-5,1997:413,1957:46-8）。 4．由民主决定的经济计划并不是僵化、无弹性、不容质疑的教条，而是要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新问题与新困难的出现，随时重新检视并调整。 若真的实现自我管理，意谓「对社会做全盘的重新安排，就像如果工人的自我管理巩固了，长远来看也会出现另一种人格。另一种对经济及组织的导引方式，另一种权力模式，另一种教育等，也必然随之出现」（Castoriadis,1964:76）。 Castoriadis的思想历久弥新，晚近不断被重新挖掘与诠释（见如Memos,2014；Karalis,2014；Popp-Madsen,2021；Schismenosetal.,2021）。本文之所以特别着墨其思想，还有另一个原因：Castoriadis早期曾参与希腊与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派」）运动。虽然在《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创刊号中，由Castoriadis执笔的发刊辞严厉批判了托派「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改良主义态度」，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恰恰是托派观念表现得最肤浅的地方」（Castoriadis,1949:1），但「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各种变体）仍然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延续到当代最重要的学术与政治遗产之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主义」深刻影响了1930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外的若干人物或思潮。其精髓或可概括为四点（Bensaïd,2006）：（1）以不断革命论对抗「一国社会主义论」；（2）过渡性的要求、联合阵线策略与对抗法西斯主义；（3）对抗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体制；（4）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关于「托派」的发展历史，可参考以下不同立场的书写：Callinicos,2015；Bensaïd,2002a）。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为处理其中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想上特别有意义的第一及第三点。 首先是第一点（以不断革命论对抗「一国社会主义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背后的学理基础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unevenandcombineddevelopment，以下简称UCD）。这是托洛茨基对历史唯物论极有创造性的诠释与重建，十余年来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其中与历史社会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学者）的高度重视。国际关系学者Rosenberg（2006:313）便认为，UCD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概念化历史过程本身，在其中，可以重新发现『国际』行为的地缘政治动力乃内在于社会发展的整体过程之中」。AlexanderAnievas和KeremNisancioglu的一系列著作便从UCD的角度重新书写资本主义的起源史，并藉此提炼出一种严肃看待非西方社会的「国际主义」式社会变迁理论以及「非欧洲中心论」的欧洲史（AnievasandNisancioglu,2013,2015,2016a,2016b,2017a；AnievasandMatin,2016），已受到各方重视并引发争论（见如DiMuzioandDow,2017；Duzgun,2017；Mielants,2017；Davidson,2018a,2018b,2018c；Medved,2018；Post,2018；AnievasandNisancioglu,2017b,2018；ChristieandDegirmencioglu,2019）。由于过去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深受后殖民理论的冲击（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VivekChibber对RanajitGuha、ParthaChatterjee、DipeshChakrabarty等后殖民理论家发动的攻击及其掀起的国际论战，如Chibber,2013；Warren,2017），Anievas和Nisancioglu等人的知识方案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去欧洲中心主义化」，因此格外重要（另见「马克思主义」（下）的1.4节）。 「不平衡发展」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已见雏形；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托洛茨基自《总结与前瞻》、《俄国革命史》以来等著作，则为这个理论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所谓的「不平衡」，意谓资本主义带来的是区域与区域、区域内部的不平衡发展；所谓的「综合」，则意谓在受资本主义中心国支配的边陲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殖民地中，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包括阶级关系、产业结构、技术等）往往与该社会最落后的成分（如封建关系、农奴制）「综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托洛茨基分析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俄国时指出： 「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不是从手工业开始的。资本主义对俄国的征服，是伴随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而实现的…。藉由使落后国家处于经济奴隶的地位，欧洲资本将其主要的生产部门与通讯工具（moyensdecommunication）扩散出来，跨越了一连串中间的技术与经济发展阶段，而这些阶段原来在起源国中是必须逐一通过的。」（转引自Löwy,1995:112） 他又在〈三种俄国革命观〉一文中说： 「俄国的发展，首先显出来的是它的落后性。但历史的落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依样画葫芦地于100年或200年后再走先进国家所已走过的道路。宁可说这个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综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上最高的成就，纳入了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造成一种独特的阶级关系。」（Trotsky,1998a:592，中译略有修改） 这使得俄国本国的资产阶级相对软弱，并且让俄国（集中在现代大工业中）的都市无产阶级拥有相对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地位。如Smith（1994:7）所言，「综合与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存在，嘲弄了所谓资本主义具有固定、必然的发展阶段的各种说法」。换言之，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使马克思主义者「得以摆脱把历史视作为一系列预先决定的、次序不变的历史阶段的演化式史观」，从而在政治战略上「脱离了欧洲中心论，认为边缘国家有可能成为历史运动的先锋」（Löwy,1995:116-7）。 再看第三点（「对抗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体制」）。苏联的官僚化与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是促使古典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面临困难、发生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见「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在此之前，托洛茨基则极力试图捍卫并延续古典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在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试图回到（或挽救）列宁的传统。列宁1917年8-9月写的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详细讨论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指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就是强调「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Lenin,2001:25）。而最能说明国家机器特征的，就是「官吏」和「常备军」这两种机构，列宁将其称为「『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Lenin,2001:26-7）。他批评当时许多人都片面强调「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但却刻意「忘记」马克思学说的关键：「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Lenin,2001:22）。 《被背叛的革命》进一步发挥马克思及列宁的国家消亡论，严厉批判「那些崇拜苏联的人们，这些人崇拜一个丝毫不打算『消亡』的官僚国家」。托洛茨基这样描述当时的苏联：「官僚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让位于民众，反而变成一种毫无监督的力量统治着民众。军队不但没有被武装的人民所代替，反而产生了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Trotsky,2008:59,61）。讽刺的是，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竟然在1935年的第七次大会中通过决议，声明「社会主义最后不可变更的胜利，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面的加强，在苏联已经成功了」。但托洛茨基反问，如果社会主义已经胜利，为何还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违反整个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专政若有『加强』的必要（就是政府的压迫若有「加强」的必要），不是证明没有阶级的和谐社会胜利了，而是证明新的社会对抗增长了。那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由于劳动生产率低，所以缺乏生活资料」。归根究底，对整个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言，「官僚制度与社会的和谐，是互相成反比例的」（Trotsly,2008:71,62）。他进一步说： 「批评的自由和思想斗争乃是党的民主制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在人们所宣扬的，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容许党内各种派别的存在，那完全是堕落时期的一种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就是派别斗争的历史。」（Trotsky,2008:100） 「党的民主制，仅只遗留在老一代人们的记忆和回想之中了。而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文化机关和体育机关的民主制，也都跟着消灭了。高踞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各级党部书记的无限权威。早在『极权主义』这一名词从德国输入的几年之前，苏联的政制就已经是这种制度了。」（Trotsky,2008:104） 托洛茨基过世后，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分裂或重组最相关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就是（托洛茨基来不及充分发展的）「苏联的社会性质」问题。托洛茨基及部份以「正统」自居的追随者将其视为「堕落工人国家」（degeneratedworkers’state）。根据托洛茨基晚期的看法，苏联这个工人国家是「一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制度」，或「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一个矛盾的社会」，它「一开始立即带有两重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它保障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它又是资产阶级的，由于它根据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来分配生活用品，而且接受这种方法的各种的结果」；而苏联的未来「可以向前走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后退到资本主义」，其走向「要由各种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决定，而且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要在国际范围内」（Trotsky,2008:57,238,63,58）。 但也有许多后继者不满托洛茨基始终将苏联视为「工人国家」（尽管是「堕落」的），陆续开辟了不同的理论道路，提出诸如「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如C.L.R.James、RayaDunayevskaya、TonyCliff）、「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capitalism，如CorneliusCastoriadis、ClaudeLefort）、「官僚集体主义」（bureaucraticcollectivism，如MaxShachtman、JamesBurnham、IrvingHowe、BrunoRizzi、HalDraper）等看法，并在政治上集结起来（见以下不同立场的批判性考察：McNeal,1977；vanderLinden,2007；Callinicos,2015；Sperber,2019）。 这些争论不仅间接影响了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的诊断，对当前的「争取另一个世界的运动」而言也仍有意义：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的样貌究竟为何？如何看待国家或科层体制在其中的角色？苏联式体制（的失败）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在学术领域，托洛茨基留下的对于官僚体制的分析，也与其它的社会科学家（如韦伯）鼎足并立（见如Mandel,1992a；Twiss,2014）。 当代继承托洛茨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经常认为自己是在延续「古典马克思主义」，但也强调必须秉持开放的精神来深化传统。如曼德尔就曾说，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持续发展、纳入新的事实和新的科学考虑」，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之一就是考察重要的经验变化」（MandelandAgnoli,1980:7，转引自deJong,2020）。这些都是重要的提醒。 [1]Das（2017,2020）则只列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他取其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称为「MELLT马克思主义」），不包括葛兰西。本文认为，葛兰西固然可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尽管这个概念有其限制），但也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2.马克思与恩格斯：谁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2.马克思与恩格斯：谁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2.1马克思的基本思想 2.1.1哲学人类学 2.1.2历史唯物论 2.1.3资本主义批判 2.1.4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 2.2恩格斯：「第二小提琴手」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2.3马克思的遗产与争议 2.1马克思的基本思想 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晚年在谈到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时，曾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的思想驳杂、著述分散，导致后人很难为马克思重建出一个「统一」的面貌。Beilharz（2005:476）的说法十分生动：有好多个马克思，包括那个有强烈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与伦理色彩的青年马克思，后来东欧的马克思复兴运动藉其来追求（共产官僚体制下的）解放；也有被结构主义运动挪用的后期马克思，试图在《资本论》中重建一套商品符号与资本主义结构的理论；也有主张直接民主、充满鲁索（Jean-JacquesRousseau）色彩的马克思；也有批判专业分工、带有席勒（FriedrichSchiller）影子的马克思；还有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进行人类学探索的马克思；能阅读俄文、视野恢弘、以至少四种语言写作《人类学笔记》的晚期马克思；写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学家马克思…… 马克思的作品涉及的层面亦极为广泛。以201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马克思手册》为例，第一篇「基础」篇便涵盖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主题，包括：历史唯物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意识形态、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主义）与《资本论》、劳动与剥削、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再生产、技术问题、异化理论等（Vidaletal.,2019）。其中每个主题都引发诸多争论。 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固有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是使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百花齐放的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并非马克思的专论，只能极为简要（也因此可能过于简化）地勾勒马克思在四个领域的主要思想：哲学人类学、历史唯物论、资本主义批判、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以下部分文字摘录或改写自万毓泽，2018a:37-43、101-7）。 2.1.1哲学人类学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对「人」表现出根本的关怀，也提出了一套「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anthropology），不仅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也指出人「应该」如何。 马克思如何看待「人性」？部分论者认为必须细致区分马克思的两种人性观：一种是相对恒定的、超历史的人性，另一种则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人性。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 「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diemenschlicheNaturimallgemeinen），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变化的人的本性。」（Marx,2017a:586n） Geras（1983:24）的经典著作曾沿着这种思路，将「人性」（humannature）和「人的性质」（natureofman）区分开来。「人性」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一般本性」，是「一种持续的实体，一套（相对）永恒的人类特征」；而「人的性质」则是马克思所谓的「在每个时代发生历史变化的人的本性」，是「人类在某个特定脉络下的整体特性」。采用这种思考方式，就可以既肯定人性中某些历久不变的成分（如「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同时又批判「人天生自私自利」这种非历史、忽视特定社会关系的人性观。 如Ollman（1976:74-6）所分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的一般本性」大致上涵盖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力量」（Kraft；power）和「需要」（Bedürfnis；need）。在特定条件下发挥「力量」，可满足或实现「需要」；而「需要」也让人认识到「力量」的存在。马克思以下这段话揭示了以「力量」与「需要」为核心的哲学人类学：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natürlicheKräfte）、生命力（Lebenskräfte），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Anlagen）和才能（Fähigkeiten）、作为欲望（Triebe）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Bedürfnisse）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Wesenskräfte）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Marx,2014:103，重点为原文所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使用「类本质」（「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类力量」（Gattungskräfte）、「本质力量」（Wesenkraft）等词汇，表示马克思相信人具有某些相对稳定的「本质」，而非像黏土一样，完全受外力（不论是自然力或社会力）形塑。正是这些「本质」构成了「人的一般本性」，让人与其它物种区别开来。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使人一方面「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一方面又改造人自身，即「改变他自身的自然」（Marx,2017a:167）。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的讨论重心逐渐转向「生产」和「劳动」，并据此建立他的历史唯物论。的确，马克思经常从满足物质需要的角度讨论「生产」，如这段著名的文字：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MarxandEngels,2009:519） 然而，TerryEagleton（2000:72）指出，马克思不只是在狭义的经济意义上理解「生产」。「生产」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相当于『自我实现』」，可以是「品尝一颗桃子」、「聆听一场弦乐四重奏」或「建筑水坝或制造衣架」。因此，马克思说，「生产」就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就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Marx,2014:54,78,53）。 对马克思而言，符合人类本质的、不受异化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freieLebensäußerung），从而是生命的享受」；在劳动中，「我的个体生命，乃至我个体性的属性得到了肯定」，劳动从而是「真正的、能动的财产」（wahres,tätigesEigentum）。相对地，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却是「生命的外化（Lebensentäußrung），因为我是为了生活、为了给自己取得生活物资而劳动。我的劳动并不是生命」（Marx,2016b:270，中译略有修改）。尤有甚者：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Marx,2014:47-8） 这就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知名批判。有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马克思在中后期的「成熟」著作中放弃了「异化」、「外化」等用语。但这并不是事实。比如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里，就有不少段高度类似《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字，如： 「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fremdeMacht；按：也可译为「异己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出去（entäußertsich）；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据为己有。」（Marx,1998d:266） 从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出发，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摆脱异化、实现「人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能够发挥多面向的潜能（本质力量），也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要。 2.1.2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区分出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唯物论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与命题，而研究者可据此架构起一套更具系统性的理论，如G.A.Cohen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Marx’sTheoryofHistory，1978）便试图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满足当代分析哲学要求的清晰与精确，同时与社会科学的功能论接轨（见「马克思主义」（下）1.1节的讨论）。在这个层次上，马克思并没有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完整论述，而是散见于各种著作（包括抽象的理论提示和具体的历史研究）。 第二个层次，则是马克思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具体研究及结论，如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美国的南北战争、俄国与印度村社的历史演变、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批判等。这些文字同样散见于他的各种专书、政论、手稿及笔记。 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大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2]「生产方式」、「阶级斗争」、「剥削」、「剩余劳动」、「基础」、「上层建筑」等。至于基本命题，可以三段文字为代表。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这两段著名文字：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Überbau）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Basis）。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bedingen）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Marx,2009b:591）[3]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型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Marx,2009b:591-2） 这两段文字都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并勾勒了「基础」（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种具启发性的「建筑隐喻」（姚远，2020；张又升，2019），也是后来许多人试图建立历史唯物论「模型」的出发点。[4]如Callinicos（2007:224-5）就据此提出了「古典历史唯物论」的几个核心命题： i.生产力的发展将与既有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 ii.这种冲突会根据生产方式的性质，以特定的形式出现。 iii.潜在的矛盾发展成熟时，会迫使统治阶级设法缓解这些矛盾；但如果统治阶级做不到，就会面临社会解体的威胁，甚至是革命。 iv.危机的结果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成败，而阶级斗争可能因危机带来的物质艰困而加剧。 除了前面引用的两段文字，《资本论》第三卷的这段话也相当重要：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Marx,2017b:799） 这段文字将生产关系与「剥削」（以及相对应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支配）结合在一起讨论，是后来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的方法论基础。 直接生产者是否具有自身劳动力 是否具有生产资料 奴隶无 无 农奴部分 部分 无产者全部 无 独立生产者全部 全部 和许多人的印象相反，马克思所谓的「剥削」（榨取剩余劳动）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Marx,2017a:221）。 这种对「生产关系」及「剥削」的看法，可大致整理分类如下（参考Cohen,1978:65）： 这种史观之所以是「唯物」的，是因为马克思强调人的物质生活、生产活动以及从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只考察观念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有两点值得略加引伸。首先，唯物论并不贬低精神因素或政治层面的影响力。曾有人批评，既然中世纪是由天主教统治，雅典和罗马则是政治因素优先，那么唯物论便不适用了。马克思的回应是：「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Marx,2017a:80n）。其次，由于马克思的唯物论强调社会关系，使他对「资本」的看法与多数经济学取径格格不入：对他来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Marx,2017a:732）。 2.1.3资本主义批判 根据Löwy（2007b）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涉及五大基本问题：剥削的不正义、因异化而丧失自由、金钱式的量化趋势、非理性、现代的野蛮状态。本文以Löwy指出的五大问题为基础，略作引伸讨论。 剥削（的不正义）：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机制是竞争性的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原动力则是对利润的无止尽追求。利润从何而来？马克思认为，不论是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或地租，归根究底来自于「剩余价值」，也就是劳动者提供的剩余劳动。因此他说，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Marx,2017a:252）。而为了尽可能榨取剩余劳动（也就是「剥削」），资本会不断设法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和「相对」剩余价值（提高劳动生产力、缩短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虽然马克思本身并不使用「正义」之类的语汇，但不少论者依旧认为他背后有个基本预设：剥削是不正义的（另见本条目2.3节）。 因异化而丧失自由：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某种除魅化的「宗教」，商品取代了神的位置。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以及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都指出人在资本主义这种新的「宗教」之下受到多重的支配（如资方对劳方的支配，又如劳资双方都受盲目的「市场力量」的支配），已经丧失了自我作主、不受支配的自由。 金钱式的量化趋势：众多书写「现代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文学家都曾喟叹，在交换价值主导的社会中，「质」的区别被消灭了，只剩下「量」的比较与冰冷的算计。《共产党宣言》对此有极其著名的描写：「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MarxandEngels,2014:102-3） 非理性与野蛮状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指出资本主义会不断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严重的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着生活水平倒退、政治混乱甚至军事冲突。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就已指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MarxandEngels,2014:109-10）这是资本主义这个貌似「理性」的体制下的极度非理性；资本主义在推动人类各方面「进步」的同时，也不断将人卷进野蛮的深渊。 2.1.4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 成熟的马克思通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其一，指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二，指工人阶级透过革命而实现的社会运作模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引述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之父」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的追随者对《资本论》的批评，说他的理论工作「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Marx,2017a:11）。确实如此，马克思中后期撰写的大量政治经济学笔记及著作，主要贡献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机制提出因果解释，而不是凭空设想完美的社会制度。 与孔德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几位代表人物）相反，马克思并不试图巨细靡遗地描绘未来社会的样貌，因为他认为只有透过「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Marx,2009c:407），才能找出问题及解决方式，而不是仰赖某些理论导师精心擘划的蓝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绝对反对「先知–追随者」式的菁英主义的。 的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构想，往往受「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所启发，而不是在象牙塔内构思出一套缜密的体系，再以先知的姿态要求无知的人民实践。其中最重要的例子非巴黎公社莫属。如马克思所言，巴黎公社的工人「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巴黎公社解放了什么样的「新社会因素」呢？就是马克思高度赞赏的「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Marx,2009c:159,158；另见万毓泽，2018c）。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是浪漫怀旧的、回归原始社会的、齐头式平等的主张。他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这种主张称为「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Marx,2014:76）。他认为，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所促成（但也为其设下限制）的高度生产力下，才有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这里不妨借用恩格斯的话：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Engels,2009b:258）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人的「自由」或「自由个性」息息相关，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Marx,2017a:569）。1840年代起，「自由」逐渐成为马克思思索未来社会运作形式的重点，但马克思不是只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考察自由，而是将自由的问题与人的联合、人的共同体等问题结合起来思考。 许多学者都已讨论过，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让个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恰恰不是虚幻的孤立个人，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普遍由下而上结合起来的自治单位，马克思在不同的文本中称之为「联合起来的个人」（vereinigteIndividuen）、「共同体」（Gemeinschaft）、「联合体」（Assoziatio）或「自由人联合体」（VereinfreierMenschen）。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简单对立将被扬弃，尽管个体与集体的张力不可能消失，但透过由下而上的自愿结社与充分的自我管理，两者的冲突将减至最低：个体在集体中实现自由，集体透过个体而存续。这里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重要文字：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共同体（wirklicheGemeinschaft）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MarxandEngels,2009:571）（说明：中文第一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将「共同体」〔Gemeinschaft〕一词译为「集体」，是不太恰当的，但新的译本已改译为「共同体」。） 这种对「真实的共同体」的向往，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以来的人性观（或「哲学人类学」）的一部份。在1844年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5]中，马克思就是这么写的： 「由于人的本质就是人真正的共同体（wahresGemeinwesen），所以人藉由实现他们的本质而创造、生产了人的共同体，生产了社会本质（gesellschaftlicheWesen），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与单一个人对立的抽象而普遍的力量，而是每个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财富。」（Marx,2016:255，中译略有修改）[6]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后期的著作中，将这种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共同体理解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Marx,2017b:121,443,445,829），从事的是「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2009d:158）。《资本论》第一卷的这段名言就是在描述这种社会：「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将众多的个人劳动力当成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Marx,2017a:77）。或者，用他在1872年〈论土地国有化〉中的话，这将是一个「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associationsoffreeandequalproducers）所构成的社会」（Marx,2009d:233）。在这个阶段，如他在《哥达纲领批判》所言： 「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genossenschaftlicherReichtum；按：这个词汇或许也可译为「合作性质的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Marx,2009f:435-6） 借用一位学者所言，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重读马克思时，最好谨记：若严肃看待马克思的思想，就应该将他诠释为「阐述经济民主的哲学家，而非强调国家控制的哲学家」（Collier,2004:112）。他多数与「共产主义」相关的论述，最终都扣连着经济的民主化与自我管理。 2.2恩格斯：「第二小提琴手」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马克思在1866年2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Marx,1866）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不只是终身不渝的友情，两人在思想上亦有密切的合作。但恩格斯始终以「第二小提琴手」自居。他在1884年的一封信中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Engels,1884） 尽管如此，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却发挥了关键的角色。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时，绝对不能忽略这点。著名的「马克思学」创始人MaximilienRubel（1905-1996）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思想方式的真正产物」，而是「恩格斯心灵的果实」；尽管恩格斯自认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但实际上「非自愿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因此，研究者的任务是严谨考察「恩格斯的作品在社会主义思想遗产发展过程，乃至工人运动命运中的位置」（Rubel,2000:47-8,53,54）。 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影响。首先，马克思在世时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马克思过世后，恩格斯利用生命最后的十二年，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四版和《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分别出版于1885年和1894年），对马克思学说的流传与系统化功不可没。在整理第二卷的手稿时，恩格斯在信件中留下这样动人的文字：「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Engels,2009d:509）。 恩格斯强调，自己的编辑工作是「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文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新得出的各种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Marx,2017b:893）。然而，根据现有的研究，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其实分成几类：调整原文的编排方式、提高某些段落的价值（例如将注释改为正文）、扩充原文（如加入自己的话、补充历史资料）、删除原文、精简原文、修饰原文（如加入连接句、删除重复句）、修正原文（如订正术语、数字、引文）等（VollgrafandJungnickel,2002:42-3）。一般情况下，这些改动有助于表达马克思的思路，但某些改动则有待商榷。其中较受注意的，是《资本论》第三卷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有关的章节，恩格斯在其中某些段落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影响了后人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理解（较详细的讨论见万毓泽，2018b:122-39）。 其次，恩格斯的文字简洁明快，这让他在阐释与传布「马克思主义」时表现出强大的威力。如列宁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所言：「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Lenin,1984:9）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都有这种简洁明快的特色。 而最重要的「论战性的著作」，当属有「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之称的《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5月至1878年7月）（前述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便是由这部著作的三章改写而成）。虽然恩格斯写这部著作只是为了「收拾无聊的杜林」（Engels,1876），但恩格斯在该书中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Weltanschauumg），一种包含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面演化论（Fetscher,1991:347）。这部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在社会民主党内外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反杜林论》和恩格斯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可说是「马克思主义」成形过程中最引发争议的一部份，主因之一在于恩格斯将辩证法运用到自然世界（即所谓「自然辩证法」），并将辩证法总结为三大「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的相互渗透；否定的否定（Engels,2015:75）。 这些争议，可以追溯到卢卡奇（GeorgLuká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对恩格斯的批判。他认为恩格斯错误地追随了黑格尔的脚步，将辩证法「扩大到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上」（Lukács,1996:51n）。 多数论者都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差异，但自1960-70年代以来，这种「马恩差异论」逐渐上升为「马恩对立论」，且已成为学界极为流行的说法，JohnGreen（2008:313）甚至称其为「新正统」（neworthodoxy）。根据这种「新正统」，马克思是「人道∕人文主义哲学」的伟大阐发者，而恩格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机械唯物论」（Ibid.）。GeorgeLichtheim（1964）、AlfredSchmidt（1971）、NormanLevine（1975,1984,2006）、TerrellCarver（1983）、PaulThomas（2008）等人的著作是这种「新正统」的主要代表。在「马恩对立论」的倡议者看来，「辩证法」只限于人文社会世界，任何将辩证法延伸至自然界的作法，都等于向「粗陋的实证主义」投降（Foster,2016）。 自Lukács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严厉拒斥「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一方面也严厉提防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对人文社会研究的入侵。换言之，对他们而言，自然科学和外部自然界都座落于「机械论和实证主义的范围」（Foster,2020）。换言之，「两种文化」壁垒分明的现象，同样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发扬光大（另见「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 然而，美国著名哲学家HilaryPutnam（1982:206）曾说恩格斯是「他那个年代拥有最丰富科学知识的人之一」。就今天我们对马克思的了解而言，恩格斯的理论工作与马克思并没有冲突，因为马克思也不断借鉴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将其整合进自己的研究工作。 过去常见的刻板印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基本的分工，其中自然科学、军事的部分由恩格斯负责，马克思则专攻政治经济学。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近年出版的文献，马克思其实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关注。MEGA²第四部分的第26卷和31卷便分别收录了马克思1878年3-9月的《地质学、矿物学与农业化学的摘录与笔记》（ExzerpteundNotizenzurGeologie,MineralogieundAgrikulturchemie）以及马克思、恩格斯1877年中期至1883年初的《自然科学的摘录与笔记》（NaturwissenschaftlicheExzerpteundNotizen）。从这两卷资料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广泛摘录、研究了多种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学、矿物学、农业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电学等。这两卷的出版，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过去对马克思的认知。比如说，就连恩格斯也是透过马克思的介绍，才阅读、摘录了德国农学家、气候学家弗腊斯（KarlNikolasFraas，1810-75）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KlimaundPflanzenweltinderZeit.EinBeitragzurGeschichtebeider，1847），并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了动物及人类的活动影响植物界、导致气候变迁的问题（见Engels,2015:312-3；更完整的讨论见万毓泽，2018b:153-6）。 晚近有越来越多学者试图重新评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贡献，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庸俗化的、「实证主义」版本的马克思。这些学者认为，我们必须将恩格斯勾勒的自然辩证法（特别是他关于「自然史」的看法）（1）放置在思想史的脉络；（2）与当代的科学知识对话，才能充分理解其洞察力（见如McGarr,1994；Wan,2013；Kangal,2020a,2020b；Blackledge,2019；Leslie,202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恩格斯的思想有丰富的生态意涵，对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而言有不可抹灭的贡献（见「马克思主义」（下）的1.2节）。 恩格斯说： 「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dieNaturnichtist,sondernwirdundvergeht）（Engels,2015:15）。 「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量的分割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以及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Engels,2015:78） 若使用今天的语汇，恩格斯的学说对自然提出了一种历史性的、非化约论（或「突现论」的）的理解方式，这是相当能够与当代科学对话的。 对恩格斯而言，自然哲学的任务首先是「从理论和哲学的角度，摘要和总结由自然科学所揭露的自然世界的基本特征」（Sayers,1996:158）。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下，恩格斯从「辩证」的角度理解「自然的基本规律」，能够使他的自然哲学有别于十九世纪德国流行的化约式、物理主义的唯物论；其次，由于他将自然理解为「一套复杂的历史转变过程」，便能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尤其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和热力学定律（Callinicos,2003:301）。 这里不妨先区分出两种科学（HollingsworthandMüller,2008，另见如Stepin,2003）。首先是笛卡儿–牛顿典范（Cartesian-Newtonianparadigm）或「科学I」。这是一种机械论（mechanistic）的世界观，强调化约（reduction），关注线性的因果关系与可逆性（reversibility），理论基础是以牛顿为代表的古典力学；典型的隐喻是把世界当成一个巨大的机器，如时钟。其次是「复杂科学」（complexitysciences）或「科学II」，强调的是非线性（nonlinearity）、突现（emergence），包括各种新兴学科，如非线性动态系统理论、非均衡热动力学、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理论、混沌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 许多人文社会学者对自然科学的印象只停留在「科学I」（笛卡儿－牛顿典范）的阶段，甚至经常简单将自然科学等同于「实证主义」，并往往不假思索地将恩格斯的自然哲学等同于「粗陋的实证主义」。然而，恩格斯实际上敏锐察觉到「科学I」面临的挑战，也因此，他特别重视地质学、古生物学、热力学（第二定律）、有机化学等新兴学科。 如当代两位重要的化学家所言： 「在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那个时代，物理科学看来已经摒弃了机械论的世界观，而更接近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思想。恩格斯谈到了三大主要发现：能量及支配其性质转换的定律，作为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的细胞，和达尔文关于物种演化的发现。鉴于这些伟大的发现，恩格斯得出结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已经死亡。」（PrigogineandStengers,1984:252）。 又如Bensaïd（2002:288，转引自Callinicos,2006:211）所言： 「十九世纪中期，三项同时出现但逻辑各异的创新，促使牛顿典范的瓦解：达尔文的演化论、能量守恒原理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关于转型的『科学』指涉的不再是事实的确定性，而是机率、选择和分岔（bifurcation）。这些科学处理的是不稳定性和非均衡（disequilibrium）、非周期性运动和时间之矢。」 若将恩格斯一些不合时宜的术语及行文段落汰除，他的基本思路与系统思维和复杂科学有诸多共通之处（另参考Dobronravova,1997；Rosser,2000；Sève,1998,2005,2008；Fuchs,2003,2005；Hofkirchner,2006；Wan,2013；张涛，2016）。比如说，《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系统，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Engels,2015:133，中译略有修改）。在这个段落中，「以太粒子」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系统」却是极为先进的想法。 此外，恩格斯的部分思路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社会）科学哲学的几项关键问题，如突现（包括其历时性及共时性的面向）、组织层次（levelsoforganization）、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等（Wan,2013）。 当代亦有不少自然科学家受到（自然）辩证法的影响，英语世界较知名者如StevenRose、StephenJayGould、RichardLewontin、RichardLevins等。这些学者除了活跃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外，亦反对各式各样的化约论（如基因决定论、社会生物学，或是有「新心灵科学」之称的演化心理学）；法国也有部分哲学家及科学家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当代自然科学面临的挑战，如GillesCohen-Tannoudji、PierreJaeglé、HenriAtlan、EftichiosBitsakis、LucienSève、GeorgesGastaud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社会∕自然科学的关系。 2.3马克思的遗产与争议 马克思留下的知识遗产极为庞大，但也引起许多争议，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经常与处理、回避或解决这些争议的过程有关。以下仅列出几种重要的争议及一部分重要文献：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为何？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继承或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Smith,1990；Rosenthal,1998；BurnsandFraser,2000；MoseleyandSmith,2014）？马克思与其它哲学家或哲学传统（如亚里士多德、斯宾诺沙、康德）的关系又为何（Howard,1985；McCarthy,1992；Pike,1999；Bianchi,2018；柄谷行人，2019）？ 具有强烈人本主义关怀的「青年马克思」与身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老年（成熟）马克思」的关系为何？两者是否有根本的断裂？（Mandel,1971；Musto,2015,2021） 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或将其运用于经验分析（如工业关系社会学）？（Jaeggi,2016；Evans,2021；Musto,2021；Soffiaetal.,2021）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否具有根本的缺陷？例如：劳动价值论是否站不住脚？又如著名的「转化」问题：《资本论》第一卷讨论的「价值」与第三卷讨论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否有逻辑上的矛盾？又如：如何在理论与经验上理解《资本论》第三卷讨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崩溃」论吗？（MandelandFreeman,1984；Cullenberg,1994；FreemanandCarchedi,1996；Freemanetal.,2004；Kliman,2007；Moseley,2016） 如何运用、发展或修正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提出的概念、命题或理论，如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晚近的例子见如Carchedi,2011；Kliman,2012；Roberts,2016；Wolff,2016；CarchediandRoberts,2018；Saad-Filho,2019）。如何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情势下重新阅读《资本论》？（Harvey,2018；Jameson,2011；Fornäs,2013；Callinicos,2014；Fuchs,2015）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为何？恩格斯简化或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吗？恩格斯有哪些独立的贡献？（Carver,1983；Arthur,1996；StegerandCarver,1999；Wan,2013；Foster,2016,2020；Heinrich,2016；Stanley,2002；Blackledge,2019,2020b；Kangal,2019b,2020a,2020b；Mavroudeas,2020；Saito,2021） 与阶级问题相比，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不够重视「民族」与「性别」问题？如何进一步挖掘他们在这方面较不为人知的思想？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理论？如何将「性别」因素纳入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书写？（Harman,1992；Anderson,2016,2018,2020；Brown,2012；Federici,2004；Bhattacharya,2017；Giménez,2019；Ferguson,2019） 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写1890年德文版序言时，曾写道：「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MarxandEngels,2014:80）。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吗？（Callinicos,2007；Das,2017；Blackledge,2020a）「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仍然是最重要的「革命主体」吗（万毓泽，2007；Lebowitz,2015）？还是应该发展（至少同等）重视性别、族群、种族等其它社会范畴的「交织性」（intersectional）马克思主义？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种族资本主义」理论吗？（Robinson,2000；Bohrer,2019；Go,2021；JenkinsandLeroy,2021；Andersonetal.,2021） 马克思对「民主」与各种相关制度（如议会制）的看法为何？又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可能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史）吗？（Draper,1977；Springborg,1984；Elliot,1987；Mostov,1989；Levin,1989；Femia,1993；Nimtz,2000,2019；Roper,2012；Abensour,2011；Chrysis,2018；Popp-MadsenandKets,202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诉诸于「正义」或「平等」的道德原则吗？可能建立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吗？（Peffer,1990；Rooksby,2012；Blackledge,2012；Thompson,2015；Fischer,2015；Shoikhedbrod,2019）又，如何透过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无支配的自由等理论资源，来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观（Roberts,2017）？ 马克思主张单线的历史演化论吗？是欧洲中心论者吗？可能阅读出某种「后殖民」的马克思吗？（Nimtz,2002；Chibber,2013；Anderson,2002,2016；Samaddar,2018） 马克思是不是强调工业化与生产力、忽略生态环境问题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难以为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当代世界提供灵感来源？（Foster,2000；黄瑞祺、黄之栋，2005,2013；FosterandBurkett,2016；岩佐茂、佐々木隆治，2016；Saito,2017a,2017b；斎藤幸平，2020；Foster,2020） 马克思（与恩格斯）究竟如何设想「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对当前又有何启发？（Hudis,2012；Chattopadhyay,2016,2021；Ware,2019） [1]恩格斯1882年11月给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的信中说：「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Engels,1971:385） [2]在较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的概念是「交往」（Verkehr）、「交往形式」（Verkehrsform）、「交往关系」（Verkehrsverhältnisse）或「生产和交往关系」（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ältnisse）。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交往」的确切看法及其理论意涵是学界还在争论的议题。 [3]《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也引述过这段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亲自修订过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1872-75）中，马克思把「制约」这个字改成了「支配」（dominer）（Marx,2016a:75n）。这有可能是为了降低「制约」一词（常被理解为机械的「决定」）的决定论色彩。 [4]这两段文字扼要表达了孙中兴（2013）区分的历史唯物论的三个面向：「形构论」（社会形构涵盖的元素，如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论」（这些元素的相互关系，如基础「制约」上层建筑）及「历史论」（社会形构的发展动力，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5]马克思旅居巴黎期间（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留下了「巴黎手稿」，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以及〈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但后者经常受到忽略。针对该文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如Hudis（2012:56-8）及吕梁山、潘瑞（2013）。 [6]这里的「共同体」（中国大陆的译本在不同的脉络中译为「社会联系」或「社会存在物」）的原文不是Gemeinschaft，而是Gemeinwesen。恩格斯在给倍倍尔（AugustBebel）的信中，建议在「国家」逐渐消亡后，把「国家」这个词改成Gemeinwesen，并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Engels,1963:7-8）。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作品中，也用这个字来指涉（共同体中的）「个人」，例如这句话：「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daswirklicheindividuelleGemeinwesen）（Marx,2014:81）。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在1850-60年代逐渐放弃了Gemeinschaft这个词汇，而较常使用Gemeinwesen，如《大纲》就出现多次（Basso,2012:98,174）。
1.影响深远但众说纷纭的「马克思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1.影响深远但众说纷纭的「马克思主义」 没有任何一种思潮，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拥有如此广泛且历久不衰的影响力。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或革命者，也成为许多政党甚至政权高举的旗帜；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几乎无所不在，从哲学、美学、文学、神学、文化研究、（社会）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传播学到法学，都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与批评者；就连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部分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宣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 然而，也没有任何一种思潮，经历了如此丰富的理论与经验拓展，有如此多的版本与变体，以及如此多的（在论敌眼中的）「扭曲」甚至相互矛盾。以下仅举其荦荦大者：古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Marxism）、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istMarxism）、黑格尔马克思主义（HegelianMarxism）、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Marxism）、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rationalchoiceMarxism）、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Marxism）、自由放任马克思主义（libertarianMarxism）、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Marxism）、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humanistMarxism）、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Marxism）、黑色马克思主义（BlackMarxism）、后殖民马克思主义（postcolonialMarxism）、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feministMarxism）、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psychoanalyticMarxism）、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社会学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Marxism）。此外，还有反映各地区历史与文化特殊性的区域性马克思主义，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国马克思主义、英语世界马克思主义（AnglophoneMarxism）、法国马克思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拉美马克思主义、非洲马克思主义、印度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根据Mandel（1994:9-10）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以下因素综合发展的成果：（1）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与历史学说）；（2）政治解放运动的发展；（3）自我组织的工人运动；（4）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如「空想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至少）包含两大核心内容：解释性社会理论（explanatorysocialtheory）和规范性政治哲学（normativepoliticalphilosophy）（cf.Boucher,2012:2）。历史唯物论、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等学说属于前者；对「异化」的批判、人的（自我）解放与自由发展、对「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的讨论等属于后者。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独有的影响力也与这两大核心内容有关：首先，改革者或革命者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机制为何？解释性的社会理论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其次，理想的社会具有哪些特质？如何矫治社会的沉疴？如何从此岸的「必然王国」走向彼岸的「自由王国」？这类问题则可由规范性的政治哲学提供方向。 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各自在不同的层面继承、发展或调整了马克思的学说。除了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外，许多流派的马克思主义都试图与政治社会运动紧密结合，并在结合的过程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与政治面向，介绍时势必得在一定程度上剖析其发展的政治脉络。大体而言，影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时间点包括：（1）1883年（马克思过世）；（2）1917-1923年（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3）1945年（二战结束与冷战开始）（4）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匈牙利革命）；（5）1960年代中后期（蔓延全世界的政治与社会抗议运动）；（6）1989-1991年（「共产主义」集团的瓦解）；（7）1990年代后期以后（「全球正义运动」、「争取另一个世界的运动」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以下从马克思与恩格斯说起。
马克思主义（上）：古典及其基础——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马克思主义（上）：古典及其基础 Marxism（Volume1of3）:ClassicalFoundations 导论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放置在欧美社会整体的政治社会脉络下来考察，尽可能抽丝剥茧、梳理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要旨及发展逻辑。 本文共分为三个条目：「马克思主义（上）：古典及其基础」、「马克思主义（中）：从古典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下）：当代发展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上）：古典及其基础」分为三节。第一节简单勾勒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性与历史渊源。第二节分析马克思及恩格斯的主要贡献与争议，以及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关系。第三节则探讨「古典马克思主义」及其遗产。针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本文不采常见的「时序」式分析（即将其限定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俄国革命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提出两项规范性的判准：「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及「资本主义转型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