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歌（多种语言、版本及相关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PDF文库:国际歌（多种语言、版本及相关文献） 国际歌 【多种语言、版本及相关文献】 中文版歌词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萧三于1923年译自俄语版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国际歌（mid格式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国际歌（mp3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唐朝摇滚版国际歌（mpga格式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法语版（mp3格式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英语版（mp3格式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法-英语版（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德语版(1)（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德语版(2)（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德语版(3)（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俄语版（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匈牙利语版（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西班牙语版（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南斯拉夫语版（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梵语国际歌（ram格式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超现代版国际歌（mp3格式下载） 视频下载 影片中的国际歌（wmv格式下载） 唐朝摇滚版国际歌（下载） 记录片：二战后英国外交大臣指挥演唱《国际歌》（rm格式下载） 各国歌词 中文（Chinese）：国际歌 法语（Français）：L'Internationale 俄语（Russian）：С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 英语（English）：TheInternationale 西班牙语（Castellano）：LaInternacional 德语（Deustch）：DieInternationale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巴黎公社诗选（瓦尔鲁编）【CHM电子书下载】 ·鲍狄埃诗选【CHM电子书下载】 ·巴黎公社诗选抄（选） ·列宁：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巴黎公社时期音乐 ·巴黎公社文学 参考文献 ·《国际歌》五线谱（英文）.pdf ·连环画《国际歌》.zip ·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pdf ·鲍狄埃诗选.pdf ·鲍狄埃评传.pdf ·欧仁·鲍狄埃.pdf 你站在哪一边？——各国工人与斗争歌谣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人物传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人物传记 国际共产主义人物传记 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梅林：《马克思传》 伯恩斯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为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而作） 第一国际人物传记 Ø巴枯宁传 第二国际人物传记 Ø倍倍尔自传 第三国际人物传记 Ø列宁的一生.chm路易斯·费希尔 Ø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1888-1938[美]科恩 Ø小林多喜二传 第四国际人物传记 Ø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 Ø双山回忆录 Ø郑超麟回忆录（上册）.pdf（下册）.pdf（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Ø为改变而生活——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陈玉平）.pdf 苏联共产党人物传 俄罗斯的暗夜（薇拉·妃格念尔沙俄民粹党活动家回忆录） Ø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2册) 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 Ø包惠僧《二七回忆录》︱文字版网页 Ø陈毅资料选 Ø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 Ø吴玉章回忆录 Ø历史的回顾上、下（徐向前） Ø曾生回忆录 Ø宋任穷回忆录 Ø宋任穷回忆录(续集) Ø天山雄鹰——为纪念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诞生六十六周年而作（作者赛福鼎艾则孜） Ø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黄火青） Ø何长工回忆录 Ø王首道回忆录 Ø耿飚回忆录(建国前) Ø耿飚回忆录(1949-1992) Ø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 Ø薛暮桥回忆录 Ø刘华清回忆录 Ø沧海一栗——黄文欢革命回忆录 Ø赛福鼎回忆录 Ø杨明《皖南星火》 Ø万毅将军回忆录 Ø文强口述自传 其他各国共产党人物传 Ø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Ø罗易回忆录(全二册) Ø河上肇自传【上】、【下】 Ø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上、中、下 Ø卢卡奇自传 Ø贝林格（意共总书记的传记） Ø铁托自述Ø雷声隆隆（英国共产主义工运领袖的自传） Ø斗争之路——米高扬回忆录 Ø铁托内幕故事（作者吉拉斯，原南共政治局委员） Ø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俄国人1949年为什么逮捕我？——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西方亲苏左翼知识分子的不情愿自供） Ø三十年战争的终结（越南将军的记述） Ø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上、下） Ø饶勒斯传 Ø拉科西在法西斯法庭面前 Ø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 Ø艾黎自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巴黎公社 Ø巴黎公社公报集第二集 Ø巴黎公社公告集 Ø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 Ø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二卷 Ø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录 Ø巴黎公社史料辑要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Ø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上、下册） 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之四巴黎公社 Ø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 Ø巴黎公社诗选 第一国际的创立 第二国际的创立 社会党国际局文件（1900-1907） 米勒兰事件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 第三国际的创立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pdf下载】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pdf下载】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pdf下载：ⅠⅡ】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pdf下载：Ⅰ、Ⅱ】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1928年7—9月Ⅰ.pdf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pdf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1922年) 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pdf 第四国际的创立 布尔什维克的创立 俄国十月革命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下载CHM格式下载本书PDF格式）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0）一、二、三卷 djvu格式（繁体竖排，djvu阅读器）下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上）十月革命（下） 《俄国革命透视》（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1921年）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chm电子书下载 Mao'sChinaandAfter: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lic(MauriceMeisner)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亚洲（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越南、南亚、印度尼西亚、中东） >>>欧洲（总论、德国、苏联、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其它国家） >>>北美 >>>拉丁美洲>>>非洲>>>国际共运>>>知己知彼 亚洲 中国 中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中国共产党浙南历史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文献选编（上）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 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 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1921-1949）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 保密工作简史（党史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 第1辑 第2辑 第3辑 第4辑 第5辑 第6辑 第7辑 第8辑 第9辑 第10辑 第11辑 第12辑 第13辑 第14辑 第15辑 第16辑 第17辑 第18辑 第19辑 第20辑 第21辑 第22辑 第23辑 第24辑 第25辑 第26辑 第27辑 第28辑 第29辑 第30辑 第31辑 第32辑 第33辑 第34辑 第35辑 第36辑 第37辑 第38辑 第39辑 第40辑 第41辑 第42辑 第43辑 第44辑 第45辑 第46辑 第47辑 第48辑 第49辑 第50辑 第51辑 第52辑 第53辑 第54辑 第55辑 第56辑 第57辑 第58辑 第59辑 第60辑 第61辑 第62辑 第63辑 第64辑 第65辑 第66辑 第67辑 第68辑 第69辑 第70辑 第71辑 第72辑 第73辑 第74辑 第75辑 第76辑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年）︱文字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年）︱文字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1932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1933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1934—1935年）（第1-729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1934—1935年）（第730-805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1936—1938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1939—1940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1943—1944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1945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1946—1947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1948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1949年1月至9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第5册 第6册 第7册 第8册 第9册 第10册 第11册 第12册 第13册 第14册 第15册 第16册 第17册 第18册 第19册 第20册 第21册 第22册 第23册 第24册 第25册 第26册 第27册 第28册 第29册 第30册 第31册 第32册 第33册 第34册 第35册 第36册 第37册 第38册 第39册 第40册 第41册 第42册 第43册 第44册 第45册 第46册 第47册 第48册 第49册 第50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第5册 第6册 第7册 第8册 第9册 第10册 第11册 第12册 第13册 第14册 第15册 第16册 第17册 第18册 第19册 第20册 第21册 第22册 第23册 第24册 第25册 第26册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49） 甲1卷 甲2卷 甲3卷 甲4卷 甲5卷 甲6卷 甲7卷 甲8卷 甲9卷 甲10卷 甲11卷 甲12卷 甲13卷 甲14卷 甲15卷 甲16卷 甲17卷 甲18卷 甲19卷 甲20卷 甲21卷 甲22卷 甲23卷 甲24卷 甲25卷 甲26卷 甲27卷 甲28卷 甲29卷 甲30卷 甲31卷 甲32卷 甲33卷 甲34卷 甲35卷 甲36卷 甲37卷 甲38卷 甲39卷 甲40卷 甲41卷 甲42卷 甲43卷 甲44卷 甲45卷 甲46卷 甲47卷 甲48卷 甲49卷 甲50卷 甲51卷 甲52卷 甲53卷 甲54卷 甲55卷 甲56卷 甲57卷 甲58卷 甲59卷 甲60卷 甲61卷 甲62卷 甲63卷 乙1卷 乙2卷 广东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目录：1921-1949 《新青年》（前称《青年杂志》） 第1卷（第1-6号） 第2卷（第1-6号） 第3卷（第1-6号） 第4卷（第1-6号） 第5卷（第1-6号） 第6卷（第1-6号） 第7卷（第1-4号） 第7卷（第5-6号） 第8卷（第1-6号） 第9卷（第1-6号） 第10卷（第1-4号） 第11卷（第1-5号）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第7期 第8期 第9期 第10期 第11期 第12期 第13期 第14期 第15期 第16期 第18期 第19期 第20期 第21期 统一战线 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大事记 中国民主促进会大事记1945.12-1949.10 附民进历史文献资料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9-1988上、下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88-1998）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中】、【下】 中国的卫星党 民族政策文件彙编第一、二、三编 新华日报论公民自由（1942-1949） 中国工农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1949） 【1】 【2】 【3】 【4】 【5】 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 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1949年10月—1988年8月）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罗章龙） 中国回忆录（1921-1927）（〔苏〕C.A.达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关于红五军在平江暴动前后情形和斗争中得的教训及现在工作概况（1929年） 四川工人运动史料选编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下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作者华岗、1930年著、表达当时的中共官方论点） 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五卅运动【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 五卅运动在河南（李光一，李国强编，1985年版） 五卅运动在河南（庞守信编，1986年版） 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 省港大罢工原始资料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广州起义资料（【上】、【下】）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1925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4：1928 近五年业上海之劳资纠纷.pdf（6.13MB） 上海市劳资纠纷统计.pdf（6.24MB） 八七会议 杜岗会师文件［30年代红军会师的文件资料］ 红三团、红九团三坪会师史料汇编 括苍游击根据地 黄良成《忆长征》（59年版） 《刘志丹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下）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一九二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 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料汇编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 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 五二○运动资料 【第一辑】 【第二辑】 劳动改造法学参考资料第一辑 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 抢米事件（抗战大后方。特务政治、赤贫、政治派系的暗斗） 边区战勤资料选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2】、【5】、【6】、【7】、【8】辑 延安的阴影 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下册）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2】、【3】辑） 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 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 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反侵略中的基层倡议］ 任质斌在中原八年（八路军干部在中原地区的活动文件）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浙东抗日根据地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二卷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三卷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四卷 中原解放区教育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苏中解放区十年（陈丕显） 山东解放区大事记 山东抗日割据的文件 朱瑞在山东（某高级军事干部的抗战文集）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 牺盟会和决死队 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下】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2】、【4】辑 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 豫皖苏边文献资料选编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二】 冀鲁豫边区敌军工作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二） 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一辑 太岳抗日根据地（河南部分） 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川陕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1】、【3】 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4）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 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 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 八路军山东纵队文件选 安吴青训班文件集［抗战时期敌后干部训练的文件］ 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二卷 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27-1937） 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37-1949）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二）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五年）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重庆谈判资料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 国民参政会纪实（下）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 贵州东南的土改文献 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土改试点文件与当事者回忆） 江西党史资料第三十一辑江西土地改革 北京地区革命史资料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 中国纪事1932—1939（李德德国）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美裴宜理）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刊：1957 同青年工人谈思想（北京重型电机厂青年工人写作组）（文革的毛路线小册子）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 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一）（1949-1959）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土地改革 马锡五审判方式 策反吴化文档案选编“为匪多年，只做嫖客！”。左翼政客的实用主义遇到流氓之后…… 甘肃文献（地下党在甘肃的文献） 隐形战线（关于城市工作） 山东城工部文献一组（山东城市工作部的文献资料集） 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六集）一九三一年三月——一九三二年年底.pdf 厦门大学地下活动文件集 敌后两年（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敌后工作文件集）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3） 东北解放区出版发行工作的回顾 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 河南城市工作文件选 青岛解放档案史料汇编 档案史料选编：渡江战役 桂林解放 接管成都 湘西剿匪大事记 江西剿匪文件 中共重庆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史料选编（下册）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西方左翼目击中共如何领导40年代农村运动）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 延安使命－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963天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 革命与建国 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 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人民与文艺（1948） 大众文艺丛刊——第三辑论文艺的统一战线（1948） 大众文艺丛刊——论批评（1948） 大众文艺丛刊——新形势与文艺（1949）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1 华北治安战（下） 华北治安战（上） 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上） 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新民主出版社）.djvu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 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上、下册）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料汇编（上册）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料汇编（中册）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料汇编（下册） 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吴传启文录.chm 吴传启无产阶级专政与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pdf 吴传启过渡时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djvu 战斗的声音：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文艺作品选集（1957反右。特色的精神见证） 关于西藏问题（1959年3月—5月的文件、资料）（官方著作） 喇嘛王国的覆灭 魂牵雪域——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研究 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1957） 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1958） 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 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文集.chm（zip压缩包） 《真实的文革经济：研究资料集成》.chm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966年末北京汽车分厂和国棉三厂搜集的内部资料，主要为各种中央领导人在66年后期的讲话，其中许多讲话为原始记录稿，未经当事人审定，颇有价值。）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文革史稿文革史料汇编(1) 文革史稿文革史料汇编(2) 文革史稿文革史料汇编(3) 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 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增订版） 中阿决裂后的拉美亲阿五党文件汇集 《特权论》（1974） 越中情义深.pdf（1.19MB） 越中友好与黎笋的背叛.pdf（1.26MB） 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_1949-1994（1-5册）.pdf（58.35MB）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沈志华编译）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集.pdf（29.77MB） 鞍钢四十年.pdf（7.03MB） 中国科学家回忆录第一辑 “新民主主义”变脸·私人资本蹦达无效，低头退场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 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原私营工商业者社会主义改造纪实 进一步开展对城市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办公厅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丛刊之一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 绍兴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公私合营后的新气象 缪云台回忆录 和工商业者漫谈思想改造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南卷 跟祖国一道前进为社会主义立功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文件彙编 银川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和经济验论文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法参考资料汇编（下册） 吴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 我国过渡时期私营工业调查统计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 私营工商业的光明大道经济资料编辑委员会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法令选编（下辑）（1953-1957年）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贡献力量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发言选辑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陕西卷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卷南京分册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青海卷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贵州卷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山东卷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浙江卷上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卷广州分册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黑龙江卷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内蒙古卷（少量缺页）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辽宁卷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卷下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川卷成都分册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北卷武汉分册 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 当前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政策问题 改开年代 温州民间融资及开放性资本市场研究（40.5MB） 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9-1989） 1981-1985文艺通报选编_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_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陈锦华：国事忆述大官写的 陈元集——运行·调控·发展 当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一个很能干活的工人。他爱老板。老板爱他。许师傅说：要有爱…… 地县领导工作经验文集 第三期整党重要文件 访日归来的思索_邓力群 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研究——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学员毕业论文选 工业企业管理文件选编_（续编一）（上） 胡耀邦_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 坚持承包制搞活大企业1990年，高级官爷、通天厂长们聚首北京纷纷发言，捍卫企业承包制 揭批“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的革命罪行 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 劳动问题研究资料_第二辑_劳动人事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办公室 李鹏论发展中国电力工业权威的声音。 林炎志：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改造专家。努力成为老板最爱。努力中…… 民主对话的理论与实践_中国工运研究所资料室编 企业的希望在于改革——王亚忱同志谈朝重的改革与治厂 全国钻井系统基层建设经验交流会材料选编 日本朋友对我国经济工作的看法和建议80年代前期，日本阔老、高官、文化精英如何支持和谐的改革开放政策。 荣高棠体育文论选 上海企业家论企业改革改开时代初期，厂长们摩拳擦掌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思想政治工作文献选编_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编选组改开时代的文献为主 思想政治工作与5500万吨原油_大庆石油管理局党委宣传部编 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第一期）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对话录 我的办矿哲学——论建设现代化煤矿红帽子老板的经验之谈 我国与周边国家进行矿业投资合作的前景分析 笑迎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建设_林炎志 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若干问题_陈野苹 宣传动态（选编）_1980 宣传动态（选编）_1979八十年代初中宣部内刊。多少和谐事，尚在推动中 一九八六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文件汇编 一心一意谋发展_范钦臣 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六辑） 怎样当厂长 怎样实行厂长负责制_中共辽宁省委经济工作部 整党与党的建设_薄一波 中朝经贸合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调查报告选编 中国西南对印度贸易问题研究 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资料汇编 组工通讯_（1978.6——1979.12）一本杂志，拨乱反正 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pdf（26.66MB）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 民国资料 《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吴基民，2008）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chm 托派刊物《斗争》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1936-1937） 第一期（1936年1月）第二期（1936年2月） 第三期（1936年3月）第五期（1936年5月） 第六期（1936年6月）第七期（1936年7月） 第八期（1936年8月）第十一期（1936年11月） 第三期（1937年4月） 托派刊物《动向》第1-2期（1939） 托派刊物《动向》第3-4期（1939）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新声》 阶级斗争原理（费觉天，1927） 揭开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黑幕（列强对华投资的真相。简短可读）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下册） 基希《秘密的中国》（捷克德语作家记述30年代有产中国） 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 续中国经济史略——抗战至解放前（五十年代对民国经济的一个叙述）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刘文辉，归顺军阀、资料尚可） 史良自述 张群先生话往事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 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康泽） 国家主义论文集（繁体竖排） 中国早朝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帕克斯·M·小科布尔） 战地总动员——民族革命战争地总动员委员会斗争史实（根据1939年10月油印版重印） 两年，在国民党集中营（民国著名记者萨空了）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马歇尔使华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 蒋廷黻回忆录（从内部看国民党外交） 民国自由派政论杂志「观察」言论选 陈公博《苦笑录》 冯玉祥自传 冯玉祥选集下卷 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 张治中回忆录 我的父亲卢作孚 李宗仁回忆录 宋云彬《红尘冷眼》（1924年加入中共的民主人士1938-1966年日记）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 乱世奸雄（迁政信） 今井武夫回忆录 冈村宁次回忆录 香港、台湾 那年十二月，我们抗议世贸（全球联阵2006年12月） 台湾工运经验（台湾劳工阵线1993年版） 团结不折弯——香港独立工运寻索40年（2012） 香港边缘劳工口述 工厂·厨房·垃圾场——香港女工十五年 两代纵横——蜕变中的香港劳工与社会 〔台湾〕劳工运动史例（工运丛书第四册） 70年代台湾左翼运动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 日本 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网页版 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 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抗战期间的八路军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资料。）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 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1933年—1945年） 野坂参三选集战后篇（1946年1月—1961年2月） 我的战后经历：一个前共产党干部的证言（袴田里见） 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日共总书记市川正一的法庭讲话） 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1922-1982）（上、下册）（日共官方钦定本） 关于苏共领导及其领导下的机关团体对我国民主运动和我们党的干涉和破坏活动（日共小册子） 日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日共《赤旗报》文章 季莫费耶夫和美帝国主义日共《赤旗报》评论员文章 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日共《赤旗报》评论员文章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日本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 日本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历次全体会议主要文件 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 战后日本工人阶级状况（50年代苏联官方文人的著作。资料还算可读） 宫本显治：我们党斗争的道路 占领下日本情况的分析——美国怎样控制着日本（日共调查委员会）［五十年代文件。值得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济（二战后的日本50年代的经济） 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 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战后日美关系的总结（石原） 日本的土地与农民（美国职业学者的研究。包含了五十年代初的占领军土改的叙述）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 日本改造法案（北一辉著作,文字版）.chm|日本改造法案（北一辉著作） 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民国期间，日资在华的合办事业的真面目） 日本垄断资本 日本民族资本的现状与趋势（50年代的主流左翼：中小资本=民族资本，垄断资本=买办） 在日本的外国资本 三菱财阀史 日中友好运动史 松山芭蕾舞白毛女：日中友好之桥_清水正夫（日本进步芭蕾舞活动家的书。值得读）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60年代日本留苏左派访谈） 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和目前的前进道路——日本共产党成立四十二周年纪念文集（1964） 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1960） 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1982） 韩国 怒火冲天·韩国通讯（韩国70年代学运的通讯） 李在五《韩国学生运动史》 史无前例的拷问政治《韩国通讯》［韩国反独裁运动时期的通讯集］ 拷问政治——怨恨的爆发［南朝鲜政治压迫的新闻报道］ 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 东南亚 工会组织入门——菲律宾（台湾女子劳动者协会1989年出版） 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菲毛派领袖的著作） 缅甸共产党为维护民族独立、民主和恢复国内和平而斗争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在柬埔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柬埔寨革命的伟大胜利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主流学者的著作，还算可读） 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1960-1970） 马来亚共产党资料汇编（1948-1989）.chm 红色高棉运动的前前后后.chm（人民日报资料汇编） 菲律宾共产党资料汇编.chm 泰国共产党的曲折之路.chm 新加坡介绍50年代末新加坡政治经济形势的小册子。 越南 越南劳动党三十年来的斗争第一册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越南劳动党报刊文选 和平还是暴力？——越南劳动党报刊文选 越南劳动党三届五中全会和七中全会文件 越南劳动党三届八中全会文件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向社会主义迈进——越南劳动党文件 帝国主义破坏越南的和平和统一的阴谋计划（越共文件） 胜利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中国官方报道小册子） 越南南方工人运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三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主要文件 《难忘的岁月》第二集［越南抗法斗争的资料。作者很能打］ 抗击美国海空战争的人民战争［越南共产党干部写的，打美国的书］ 七个英雄的故事［越南战斗英雄的资料］ 黎笋：我党国际任务中的若干问题［越南共产党领导层谈国际任务］ 武装革命群众建设人民军队［越南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书］ 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70年代越南共产党的大会文件］ 越南民主共和国十年来的成就［越南共产党自夸成就的官方资料］ 印度尼西亚 印尼共产党（修）文件选编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五篇重要文件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59年9月7日至14日）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论印度尼西亚目前形势 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法西斯政权而斗争 〔荷〕沃尔伏《千岛之国》［五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工农运动的记述］ 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民族起义（1926年）［20年代印尼工农起义的记述。作者是印尼共秀才班子］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南亚 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 喀拉拉邦——关于印度共产党执政情况的报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印度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1961年4月7日至16日） 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胜利 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成就和斗争 印度共产党第四代表大会文件选辑 印度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印度一些革命派的重要文件、文章汇编 印度游击运动及其它［一组国际主流左翼的资料］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印度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文件选辑 印度工人阶级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业工人 锡兰（斯里兰卡）共产党文件选编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锡兰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当代旁遮普锡克人问题研究.pdf（40.76MB） 英美侵略克什米尔的阴谋 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道 雪山·雪人·女神·节日——尼泊尔风情记 中东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以色列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集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伊拉克共产党文件、言论选集（1958年7月—1960年3月） 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大事年表（一九一七——一九五八）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战略通道（中东油路运输的意义。） 巴勒斯坦问题和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官方资料。 纳赛尔：革命哲学小资激进派的呓语。看看也好。 伊朗现代史概要记录了不少五十年代伊朗工农运动的情况。 战斗中的伊朗五十年代伊朗工农运动动态与主流左翼的立场。 美帝在叙利亚阴谋失败记 战斗的阿曼阿曼的反帝运动的资料，值得一读 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第1号创刊号 第2号 第3号 第4号 第5号 第6号 第8号 第12-13号 第14号 第15号 第20号 第301号终刊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一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二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三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 各国共产党反华言论（1965年出版） 法国共产党反华言论 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华言论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华言论 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华言论 美国共产党反华言论 加拿大共产党反华言论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反华言论 欧洲 总论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戴维·麦克莱兰,1979年初版） 西欧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以西方的观点专门研究西欧的政治和社会 西欧共产党（资料丰富、翔实） 社会党国际局文件（1900-1907）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下】 欧洲共产主义的希望（作者看来是资产阶级学棍） 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 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一卷：共产国际的危机 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下册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谈文集第三辑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级——各国共产党对莫斯科会议的反应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光荣的四十年——一九五八年七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保卫民主和自由的 西欧社会主义——一代人的经历 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 欧美共运风云录（1945-1991）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矛盾 英镑区（五十年代英镑区的形成） 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剥削（统计资料） 德国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梅林） 1：现代科学共产主义（1830—1848） 2：三月革命及其后果（1848－1863） 3：拉萨尔的鼓动和党派的争论（1863－1869） 4：党的合并和反社会党（1869－1891） 1918德国革命史资料 德国工会简史 1923年的德国 1923年德国统治危机与前革命形势。亲苏主流的调子，但资料读读尚可 为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德国人民阵线而斗争（1936－1938）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1945） （中国官方文人著作。还算可读。书后附录系列历史文件）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一卷：从开端至1917年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东德官方著作） 第三帝国的兴亡（共3卷）（W·夏伊勒） 一小撮西德资本家（德国资产阶级群丑图，值得一读。） 舒伦堡回忆录-纳粹德国的谍报工作 西德军国主义 西方的战略（西德总理著） 国社党治下德国经济复兴史（繁体竖排） 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苏联 俄国革命全史 俄国革命史 茨维特科夫-普罗斯维契斯基《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6年》 俄国共产党党纲（1919年）（繁体竖排）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 俄国社会革命党研究：1901-1925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 苏联外交反思（谢瓦尔德纳泽） 苏联外交简史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篇（1979） 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册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二册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 第一卷（1917－1928） 第二卷（1929—1940） 第三卷（1941—1952） 第四卷（1953.4—1961.11） 第五卷（1962—1965） 第六卷（1966—1968.6） 第七卷（1968.7—1969） 第八卷（1970—1972.2） 第九卷（1972.3—1973.9）【缺】 第十卷（1973.10-1975.10） 第十一卷（1975.11-1977.6） 第十二卷（1977.7-1979.3） 第十三卷（1979.4-1981.3） 苏联经济改革决议、条例选编（1975-1984年）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第一分册）1898－1919 （第二分册）1920.3－1925.4 （第三分册）1925.4－1929.4 （第四分册）1929.4－1938.11 （第五分册）1939.3－1954.2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1964年10月）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上册）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下册）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 第6卷 第7卷 第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 第12卷 第13卷 第14卷 第15卷 第16卷 第17卷 第18卷 第19卷 第20卷 第21卷 第22卷 第23卷 第24卷 第25卷 第26卷 第27卷 第28卷 第29卷 第30卷 第31卷 第32卷 第33卷 第34卷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集”丛书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一】【二】【三】【四】【五】 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 英国 在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 1926年英国总罢工 英国共产党三十年（英共领导者高兰的著作）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 像狮子一样站起来［英国共产党下院议员］ 人民的英国史〔英〕A.L.莫尔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外交政策 费边论丛（英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分析资料。） 英国垄断资本 军情五局内幕（[英]彼得·赖特著）.pdf 生产率竞赛——从国际比较看英国制造业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地球的未来（2009年） 法国 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 法国现状与人民阵线多莱士，繁体竖排 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 法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 法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 法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 法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1982年2月3日至7日于圣乌昂） 法国共产党史【第一卷】、【第二卷】（法共钦定本）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法国共产党为保卫共和制度而斗争 法国社会主义简史 让我们说实话：法共总书记谈法共对内对外政策 光荣的道路（亲法共作者对法共1939-1941年间的活动记述） 法国总工会简史（法共小册子） 战后法国的阶级斗争（人民日报资料汇编） 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 苏联和我们（作者为五个法共文人）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卷） 战后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比较研究：以法、意为个案 合作分子（法共作家） 法国与托拉斯 罗曼·罗兰回忆录 意大利 意大利共产党历史（1921—1943年） 意大利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选辑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集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大利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谈话］ 《欧洲共产主义：它在意大利等国的渊源及其前途》：“共产党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共产党”指当时的意共） 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1）无产阶级闹天宫（上） 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2）无产阶级闹天宫（下） 意大利工会运动简史 开口者，杀！——黑手党罪恶录 西班牙 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文集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一场长达163天的，反对西班牙法西斯资本主义的罢工 伯内特·博洛滕《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三卷（1991）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文字版pdf】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 多·伊巴露丽热情之花回忆录（1939-1977）（期间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繁体竖版） 佛郎哥的遗产——当代西班牙 西都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 匈牙利 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作者备拉·库恩）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关于匈牙利事件 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纳吉） 匈牙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目击者的报导（亲苏宣传品） 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 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 匈牙利社会主义资料选编 匈牙利事件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资料汇编）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史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 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 南斯拉夫经济制度 南斯拉夫资料续编 在南斯拉夫的监狱和集中营里（有关铁托消灭亲苏共产党人） 在南斯拉夫的监狱和集中营里 陷入资本主义泥坑中的南斯拉夫经济.djvu 铁托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面目.djvu 前南斯拉夫内战与西方大国的矛盾.djvu 南斯拉夫战后经济发展中的投资、南斯拉夫的报酬制度.djvu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观点选编.djvu 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言论 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有关人道主义的言论.djvu 南斯拉夫内战与解体.djvu 南斯拉夫资料汇编 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1963年） 南斯拉夫的实验1948—1974 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现代修正主义.djvu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一辑.djvu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二辑.djvu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三辑.djvu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四辑.djvu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五辑.djvu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六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七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八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九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十辑.djvu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十一辑.djvu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十二辑.djvu 分道扬鑣——苏南冲突始末 铁托传 波兰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回顾与展望——波兰向何处去（波共党内文人的苦谏之作）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59） 波兰：从工会运动到军事镇压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关于波兰目前局势 波兰在十字路口（团结工会前后）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 十二月转折——（波兰）米契斯瓦夫·弗·拉科夫斯基 瓦文萨自传 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 其他国家 布拉戈耶夫《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 争取和保障奥地利独立的道路（奥地利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及宣言）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奥地利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芬兰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瑞典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挪威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北欧四国共产党论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摩洛哥共产党文件集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1964年4月16日至21日） 捷克斯洛伐克公審梵蒂冈间谍案（50年代初捷克审判西方间谍的资料） 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布拉格之春前后回忆） 现代修正主义者走上了向社会民主主义蜕化并同社会民主党融合的道路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 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选辑 到人民中去；对垄断资本发动攻势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新西兰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 希腊民族英雄：尼科斯·贝劳·扬尼斯（希腊工农运动活动家的一生） 在监狱里和在‘自由’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的日记（土耳其共产党员） 认识与展望——政治和经济论文选集（荷兰工党头目著作） 北美 詹姆斯·坎农：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一个参加者的报告 ﹝美﹞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1974） 约翰·布朗（美国反奴隶制） 带枪的黑人（美国民权活动家的著作） 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 美国黑人斗争史 美国工人运动史（张友伦陆镜生） 为何我们需要工会——美国工会运动简介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工会运动（50年代苏联的官方著作。资料可读） 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从殖民地时期到美国劳联的成立 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从美国劳联的成立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出现 ·美国劳工实况1943-1944 ·美国劳工实况1945-1946 ·美国劳工实况1947-1948 ·美国劳工实况1951-1952 ·美国劳工实况1953-1954 ·美国劳工实况1955-1956 ·美国劳工实况1957-1958 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文政策的影响（美国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对外政策。） 美国对德国问题政策史略（1918-1919）（美国的外交手段的论述） 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六十年代美国的亚洲政策） 美国农业经济概况 美国农业垄断资本的统治 美国侵入澳大利亚（美资对澳大利亚的渗透） 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19世纪美国外交的历史） 美国史纲（1492年—19世纪70年代） 美洲政治史纲 1898年的美西战争 为垄断组织服务的美国有组织的犯罪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 美国帝国主义 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拉丁美洲 马里亚特吉的革命理论与实践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解放运动译文集 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论文集）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美罗·亚历山大） 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1959年—1976年）——马列主义经验的几种类型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英勇斗争中的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 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即亲苏的古巴共产党） 七十年代的古巴——注重实效与体制化［古巴经济的分析，资料不错］ 拉丁美洲的游击运动 薩尔瓦多（当地的经济、劳资斗争的动态） 被禁止的自由_英属圭亚那的故事 解放神学【上】【下】 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渗透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 非洲 非洲共产主义（60-70年代非洲反帝运动的概述） 非洲工会运动［非洲工会运动的记述，资料不错值得一读］ 黎明的曙光——非洲早期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风云人物 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斗争与非洲人民的解放运动［五十年代列强资本对非洲的瓜分］ 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刚果［资本压榨下的刚果工农。经济分析和资料］ 八十年代的非洲——一个危机四伏的大陆［非洲危机的专门著作。值得读］ 坦桑尼亚史 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 西南非洲及其人文问题 国际共运文献 世界左翼动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一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二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三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四卷 当代国际共运大事记（1979-1984）（纯日志性资料）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第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 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 第5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 第6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 第7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第8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第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第10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第11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 第1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 第1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第1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第15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第16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 第17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 第18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上 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下 第20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上 第21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下 各国共产党论社会党（1958） 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1960） 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 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批判托派经典文献） 旅苏纪事（马员生、在苏联流放的中国老托派、坚持独立思考。资料很有意思） 社会主义与中间阶级（英国AnerdwGrant著） 工人阶级多数︱文字版〔美〕安德鲁·利维森 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上、册）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文字版（英）P·阿姆斯特朗A·格林J·哈里逊 劳工的全球化 殖民地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和农民状况（落伍资本主义地区的农民生存状况） 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的小资激进改良主义派系的分析） 知己知彼 哲学观点摘录伯恩斯坦 墨索里尼战时日记（繁体竖版） 墨索里尼自传（繁体竖排）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决定性的一年1945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 亨利·福特自传：我的生活和事业 布热津斯基言论选集［美国高官及智囊的言论集］ 西门子回忆录 工党的展望（〔英〕C.R.艾德礼） 哈韦尔自传 英国右翼工党分子的思想和政策 麦克米伦回忆录（1、2、3、4、5、6）（英国保守党首相） 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英工党】艾德礼） 通往权力之路——撒切尔自传 最新英国剖析（英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概述。资料还可以） 关于三个世界问题文选 戴高乐主义与大资本 戴高乐言论集：1958年5月-1964年1月 被死神打断的回忆——密特朗回忆录（卓越的资产阶级反革命） 恢复事实真相——蓬皮杜回忆录（内含1968年5月的文件汇编） 我的经历（昂纳克）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东德最后一任总党棍的哀鸣） 吉田茂的执政生涯［力挽狂澜，老板英雄］ 尼雷尔（小资爱国活动家的折腾。） 杰出的津巴布韦人——穆加贝（吹嘘之作。但有些资料） 卡翁达自传赞比亚必将获得自由 纳赛尔传（严肃的传记。有产埃及的自强之路。国家资本主义的范例） 阿明 恩克鲁玛自传 苏加诺演讲集 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 我对祖国的职责（伊朗国王巴列维著作。白色革命美梦成空） 对历史的回答（伊朗国王流亡后的哀鸣） 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 法西斯新论（科普性读物。较详细但未必有深度） 法西斯体制研究（类似的东西。同上作者。）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英〕弗·卡斯顿） 我的选择（作者原韩国下级军官，投奔北方。有趣的资料） 布迈丁言论选编 萨达姆的伊拉克（有产自强派国家机器运转情况。算可读） AFP：三个字的革命——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李光耀40年政论选（有产波拿巴专制魔王的第一手资料） 梵蒂冈——宗教、财政与政治（宗教与资本的联姻介绍。不错的科普读物） 没有财产权的权利：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美〕阿道夫·贝利著（讲人民资本主义的） 奥里娅娜·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录（很有内容，不少反革命精英） 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 印度对华战争 尼赫鲁自传 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 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 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 郭华伦《中共史论》【一】、【二】、【三】、【四】 （台湾教授的系统的反共史论） 石油帝国 总体战（鲁登道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PDF文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作家 希法亭(Hilferding,Rudolf) Ø金融资本 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 布哈林 Ø过度时期经济学.pdf Ø食利者政治经济学 卢森堡、布哈林 Ø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河上肇 Ø《资本论》入门 保罗·斯威齐 Ø资本主义发展论 Ø垄断资本 王亚南 Ø中国经济原论 其他 Ø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 Ø高峰：垄断资本概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历史与当代 Ø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 Ø高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研究 Ø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运行特征(高峰主编) Ø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Ø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Ø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 Ø鲁宾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垄断资本.djvu 〔参考〕资产阶级经济学 Ø〔加〕马克·拉沃：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2009） 新政治经济学 Ø博兰尼:大转型 Ø[巴西]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 Ø[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 Ø美]菜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 Ø奇尔科特: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 Ø[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 Ø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意）阿锐基著 Ø反市场的资本主义 Ø贡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Ø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Ø作为世界体系的的社会主义 Ø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巴西]卡多佐 Ø我们时代富有魅力的伟大男人：保罗斯威齐文选 Ø增长的政治经济学_巴兰 Ø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 Ø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 Ø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 Ø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 Ø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 Ø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第4卷） Ø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Ø梁玉国：依附战略与东亚发展 Ø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 Ø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布罗代尔 Ø资本主义的动力 Ø资本主义论丛 Ø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 Ø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 Ø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I Ø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II Ø法兰西的特性-空间与历史 Ø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I Ø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II Ø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III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PDF文库: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 Ø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第四卷 Ø《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 Ø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 马克思︱恩格斯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3年,1885-1886年）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 Ø未来哲学原理 Ø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Ø宗教的本质I Ø宗教的本质II Ø基督教的本质 Ø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 Ø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释（初稿) Ø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教程 Ø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释 Ø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提要和注释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 Ø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第1-4册 Ø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 Ø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2册) Ø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 ·主要篇目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往时的有产者》、《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 Ø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 ·主要篇目有：《唯物主义史论丛》、《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唯物主义历史观》、《卡尔·马克思》等。 Ø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 ·主要篇目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等 Ø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四卷） ·包括：关于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关于维·格·别林斯基的著作、关于亚·伊·赫尔岑的著作，及书评 Ø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 ·主要篇目有：《没有地址的信》、《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亨利克·易卜生》、《当代小市民的思想》、《艺术与社会生活》等 卢卡奇哲学著作 Ø 历史与阶级意识_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1919-1922年）（文字网页版） Ø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djvu格式） Ø理性的毁灭 Ø青年黑格尔(选译) Ø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 狄慈根哲学著作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 辩证法的唯物观 辩证法的逻辑 人脑活动的本质 拉布里奥拉 论历史唯物主义 阿尔都塞Ø马库专栏 保卫马克思（1965）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读资本论（1970） 列宁和哲学（1971） 自我批评论文集（1976） 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1976）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Ø马库专栏 马尔库塞（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1964） 第三条道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 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文集第1卷 马尔库塞文集第2卷 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 马尔库塞文集第5卷 马尔库塞文集第6卷 艾思奇哲学著作 Ø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Ø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东欧马克思主义 〔南〕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南〕加约·彼得洛维奇：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一位南斯拉夫哲学家重释卡尔·马克思著作 〔南〕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上册】【下册】 〔匈〕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治论文集 〔匈〕米哈伊·瓦伊达：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匈〕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 〔波兰〕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 〔波兰〕亚当·沙夫：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1959） 〔波兰〕亚当·沙夫：语义学引论（1962）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 〔波兰〕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其他著作 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哲学观点摘录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作）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另一个译本）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詹姆逊) 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册） 李达《唯物辩证法》.djvu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 〔日〕九鬼周造著作精粹 〔美〕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 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聂锦芳主编） 〔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苏联 马克思主义文库专栏 列宁 斯大林 托洛茨基 布哈林 普列汉诺夫 巴布石金（巴布石金回忆PDF版）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 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 古比雪夫文集 李可夫文选 苏联外交简史 俄国民粹派文选 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中）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下） 基洛夫 基洛夫 基洛夫的少年时代 为了幸福——基洛夫的一生 基洛夫论青年 基洛夫被暗杀以后 巴枯宁Ø马库专栏 巴枯宁言论 上帝与国家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克鲁泡特金Ø马库专栏 互助论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一个反抗者的话（《全集》第3卷） 面包与自由 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欧洲古典人物 罗莎·卢森堡Ø马库专栏 卢森堡文选（上卷） 卢森堡文选（下卷）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 卢森堡《论文学》 资本积累论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 考茨基Ø马库专栏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第一卷 土地问题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社会革命 基督教的基础 夺取政权的道路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摘录）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2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5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6分册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 帝国主义 梅林Ø马库专栏 马克思传 论历史唯物主义 保卫马克思主义 论文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Ⅰ：现代科学共产主义（1830—1848）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Ⅱ：三月革命及其后果（1848－1863）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Ⅲ：拉萨尔的鼓动·党派的争论（1863－1869）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Ⅳ：党的合并·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69－1891） 拉法格Ø马库专栏 拉法格文选（上卷） 拉法格文选（下卷） 财产及其起源 宗教与资本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拉法格《文论集》 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倍倍尔Ø马库专栏 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施坦、维·阿德勒在1898年间的几封通信（摘录） 倍倍尔文选 1910妇女与社会主义（PDF） 1911我的一生123 （PDF） 蒲鲁东Ø马库专栏 什么是所有权 贫困的哲学（上卷） 贫困的哲学（下卷） 布朗基《祖国在危急中》（1871） 饶勒斯文选 鲍威尔文选 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福尔马尔文选 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世界大战（保尔·连施对社民党支持战争的辩护）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论文选译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各国政治人物欧美 克拉拉·蔡特金Ø马库专栏 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 论青年教育 蔡特金文学评论集 葛兰西Ø马库专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 葛兰西的生平 葛兰西文选（1916-1935） 葛兰西《论文学》 现代君主论 实践哲学 卢卡奇Ø马库专栏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djvu格式） 理性的毁灭 青年黑格尔（选译） 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 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繁体版） 民主化的进程 卢卡奇自传 卢卡契文集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 卢卡契传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文集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论文学、艺术和文化 威廉·福斯特Ø马库专栏 美国共产党史 三个国际的历史 美国历史中的黑人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展 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福斯特等著） 白劳德 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齐奥赛斯库 齐奥塞斯库选集（1965—1968年） 齐奥塞斯库选集（1969—1973年） 齐奥塞斯库选集（1974—1980年） 齐奥塞斯库选集（1981—1983年） 齐奥塞斯库选集（1984—1986年）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霍查 恩维尔·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霍查深入开展反对外来表现和对其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思想斗争 霍查在庆祝阿尔巴尼亚独立五十周年和解放十八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铁托选集（1926-1951年） 铁托自述 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比利时亲毛分子的著作） 卡德尔论文选（南斯拉夫）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三卷 陶里亚蒂论葛兰西 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 他们热爱生活——法共烈士遗书 雅鲁泽尔斯基选集（1981-1987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波兰政府总理） 圣蒂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费尔南多·克劳丁《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亚洲 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胡志明选集第二卷 胡志明选集第三卷 我党国际任务中的若干问题（黎笋） 黄文欢文选1979-1987（越南） 艾地选集第一卷第二卷（印度尼西亚） 艾地《激发雄牛精神！继续前进，决不后退》（1963年底1964年初） 艾地《论马克思主义》 艾地《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 德田球一自传［日共早期领导者的自传，值得阅读］ 德田球一自传［日共早期领导者的自传，值得阅读］ 宫本显治日本革命的展望（日共领袖的著作） 宫本显治：我们党斗争的道路 野坂参三：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和目前的前进道路［60年代的一篇讲话。看看就得］ 拉美 格瓦拉Ø马库专栏 格瓦拉革命文选.chm 《游击战》.pdf 拉弗列茨基《格瓦拉传》.pdf 切·格瓦拉（上、下册）.pdf 格瓦拉演说集 格瓦拉记录短片 【图库】切·格瓦拉 〖参考〗黄纪苏文集（格瓦拉剧本）.chm 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演说选 卡斯特罗言论集上卷 卡斯特罗言论集下卷 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 在古巴统一革命组织马坦萨斯省委会上的讲话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群众大会上的演讲 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工作方法的某些问题 古巴独立史 古巴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第一卷（1492-1845） 拉丁美洲诗集之二——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各国学者 卡尔·科尔施Ø马库专栏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伊萨克·多依彻Ø马库专栏 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 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未结束的革命，俄国，1917—1967 佩里·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西方左派图绘（现代政治译丛）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巴特摩尔 平等还是精英（即《精英与社会》） 现代资本主义理论（文字版PDF） 〔法〕夏尔·贝特兰 夏尔·贝特兰：《大跃退》.CHM 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 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 夏尔·贝特兰：《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 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 保罗·斯威齐、夏尔·贝特兰论向社会主义过渡 保罗·斯威齐Ø马库专栏 我们时代富有魅力的伟大男人：保罗·斯威齐文选.chm 保罗·斯威齐价值问题的论战 从斯威齐与贝特兰的通讯说起 斯威齐、马格多夫：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向 附：马格多夫：社会主义，民主与计划 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pdf（1942） 垄断资本.pdf（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 沃尔特·本雅明Ø马库专栏 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 本雅明文选（1999年大陆选本） 单行道（随笔集，1923-26年） 德国悲剧的起源（1925） 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 雷蒙·威廉斯Ø马库专栏 文化与社会：1780年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1958） 漫长的革命（1961） 现代悲剧（1966） 乡村与城市（1973） 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1974）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 政治与文学（1979） 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1989） 霍布斯鲍姆Ø马库专栏 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1968） 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1969；1981） 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1971） 传统的发明（1974） 民族与民族主义（1985） 论历史（1997）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2002）（epub格式） 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2007）（epub格式）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2008）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2011）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2013） [英国]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914）.pdf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pdf 第三卷上册：第二国际（1889-1914）.pdf 第三卷下册：第二国际（1889-1914）.pdf 第四卷上册：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1931）.pdf 第四卷下册：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1931）.pdf 第五卷：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31-1939）.pdf 乔治·柯尔《费边社会主义》 〔美〕埃里克·奥林·赖特Ø马库专栏 阶级（1985）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1997） 〔英〕拉斐尔·塞缪尔《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M.C.霍华德，J.E.金）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足本（2011） 〔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 〔美〕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的反对派》（1985） 〔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 青年们，读马克思吧！（〔日〕内田树、石川康宏） 〔苏〕卢森贝《资本论》注释【一】【二】【三】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美〕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1962） 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著名日本革命者的作品］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日共学者，自称野吕荣太郎的弟子］ 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G·A·科亨： 赖西：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台版。即《全世界受苦的人》） 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 异端的影像——帕索里尼访谈录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 列斐伏尔：论国家 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 井上清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第一册《天皇制军队的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 《日本军国主义》第四册《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 《日本军国主义》全四册 《日本历史——“国史”批判》［批判官方教科书］ 《战后日本》［左翼学者对战后日本局势的记述］ 《日本近现代史》 《日本历史》（共三册） 《日本农民运动史》 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说 維果斯基全集卷1 維果斯基全集卷2 維果斯基全集卷3 維果斯基全集卷4 維果斯基全集卷5 維果斯基全集卷6 維果斯基全集卷7 維果斯基全集卷8 維果斯基全集卷9 东欧马克思主义 〔南〕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南〕加约·彼得洛维奇：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一位南斯拉夫哲学家重释卡尔·马克思著作 〔南〕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上册】【下册】 〔匈〕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治论文集 〔匈〕米哈伊·瓦伊达：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匈〕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 〔波兰〕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 〔波兰〕亚当·沙夫：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1959） 〔波兰〕亚当·沙夫：语义学引论（1962）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 〔波兰〕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著名科学家与共产主义运动 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与社会 历史上的科学 鲍林 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chm 告别战争：我们的未来设想 维纳 控制论的先驱—维纳 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chm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革命化学家肖莱马 回忆列宁第二卷 保罗·郎之万 〔法〕保罗·郎之万《思想与行动》 保罗·郎之万（传记） 居里︱居里夫人 约里奥-居里传（贝·格·库兹湼佐夫著） 居里传（玛丽·居里著） 居里夫人（漫画传记） 鲁宾斯坦 美帝国主义的前途.djvu 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由战争转向和平时期（1921-1922）.djvu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垄断资本.djvu 各国左翼文人 斯特朗 斯特朗文集（一）换了人间 斯特朗文集（二）千千万万中国人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 斯特朗文集（三）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征服中国 （西方亲苏左翼文人对中共抗战与夺取政权的记述）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俄国人1949年为什么逮捕我？——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西方亲苏左翼知识分子的不情愿自供。） 斯大林时代 史沫特莱文集 中国的战歌 中国红军在前进大地的女儿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中国在反击中国人的命运 革命时期的中国人 埃·斯诺 复始之旅 为亚洲而战 大河彼岸 海伦·斯诺 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30年代的中国） 重返中国（海伦·斯诺在文革时期的中国） 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 艾黎自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 <!-- .style1{font-size:12pt}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PDF文库: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 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 陈独秀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 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 陈独秀选集 陈独秀年谱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一）、（二）、（三）、（四）、（五） 李大钊选集 李大钊遗文补编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 瞿秋白年谱长编 瞿秋白年谱新编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 传记《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chm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王凡西 王凡西选集（第一、二、三卷） 郑超麟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 郑超麟回忆录（下册） 彭述之 《彭述之选集》第一卷 《彭述之选集》第二卷 《彭述之选集》第三卷 《彭述之选集》第四卷 《彭述之回忆录》上卷 《彭述之回忆录》下卷 奥国是怎样失败的（1938年4月） 陈其昌 圣雄甘地（1934） 谁先干涉日本的侵略（1938.5） 人口西迁与中国前途（1939.5） 海南岛与太平洋（1940） 罗章龙 《罗章龙回忆录》上册 《罗章龙回忆录》下册 陈碧兰《妇女问题论文集》（1935年2月） 周履锵文存（2022） 熊安东自述 张国焘年谱及言论 阮啸仙文集 邓中夏文集 方志敏文集 恽代英文集（上） 恽代英文集（下） 郭沫若年谱（上册） 郭沫若年谱（下册） 林伯渠日记26-27 谢党哉日记 宋庆龄年谱 王亚南 王亚南文集第一卷 王亚南文集第四卷 王亚南文集第二卷 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原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王亚南中国经济论丛.djvu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pdf［djvu格式电子书）］ 政治经济学史大纲.djvu 政治经济学论文选集.djvu 战时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djvu 社会科学新论.djvu 社会科论纲.djvu 论当前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经济现象和市场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现论与中国人口问题.djvu 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 关于学习《资本论》的几个问题 王亚南《资本论》研究.djvu 王亚南《资本论》讲座·第一册.djvu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下（郭大力王亚南译）.djvu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上（郭大力王亚南译）.djvu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郭大力王亚南译）.djvu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郭大力王亚南译）.djvu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郭大力王亚南译）.djvu 王亚南译韦斯特马克著人类婚姻史.djvu 王亚南译地租思想史.djvu 王亚南译[英国]克赖士著经济学绪论.djvu 陈翰笙 地下工作二十五年（学者的地下活动自我介绍） 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40年代以英文发表于海外） 陈翰笙集.pdf 许涤新 官僚资本论.pdf［写于四十年代。作者是都市小知愤青出身的老干部，后长期为党内秀才。］ 八十年代中国经济问题.pdf 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1949—1957年）.pdf 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3—1949）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957）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第一集） 毛泽东思想万岁（13-43）.chm 毛泽东思想万岁（43-49）.chm 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chm 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chm 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chm 苏联解密档案选：毛泽东著作 【民间制作的《毛选》或毛著版本，供参考】 《毛泽东选集》第6卷（“润之赤旗”整理版） 《毛泽东选集》第7卷（“润之赤旗”整理版） 刘少奇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 刘少奇选集（上） 刘少奇选集（下）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 周恩来选集（下） 周恩来教育文选 周恩来经济文选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周恩来外交文选 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 周恩来政论文选（上） 周恩来政论文选（下） 周恩来旅日日记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 朱德 朱德选集 朱德军事文选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 邓小平文选（2） 邓小平文选（3） 邓论坚持党的领导 论工人阶级与工会 陈云陈云文选（1） 陈云文选（2） 陈云文选（3） 李先念李先念文选 李先念文选 李达 李达译卢波尔著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djvu 李达学术思想评传.pdf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djvu 李达《唯物辩证法》.djvu 陈伯达 陈伯达文章讲话汇编.chm 陈伯达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近代中国地租概说 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 中国四大家族 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而作） 斯大林和中国革命 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竖版） 人民公敌蒋介石 毛泽东,陈伯达,任弼时,许涤新新民主主义的新经济政策.djvu 杨松陈伯达社会科学基础教程.djvu 有事和群众商量.djvu 人性·党性·个性.djvu 中国经济的改造.djvu 新人生观的创造.djvu 万里 万里文选（1）、（2）、（3）、（4） 万里论城市建设 高岗 高岗文集 高岗文选 高岗同志电讯电文选集 军事文选粟裕军事文选 彭德怀军事文选 聂荣臻军事文选 罗荣桓军事文选 刘伯承军事文选 徐向前军事文选 叶剑英军事文选 陈毅军事文选 曾中生军事文稿 其他 王明言论选辑 博古文选·年谱 张闻天选集 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 邓恩铭文选 罗亦农文集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 李维汉选集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 李富春选集 董必武年谱 董必武选集 杨尚昆回忆录 邓子恢文集 彭真文选 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彭真） 习仲勋文选 乌兰夫论民族工作 包尔汉选集 王恩茂文集（上册、下册） 江华在浙文集 陈否显：三年游击战争 陈丕显：历史上的转折在湖北 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 朱瑞在山东（某高级军事干部的抗战文集） 康克清文集 陈赓日记（续） 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1949-1959） 任弼时选集 郑洞国回忆录 叶飞回忆录 我的回忆3 我的回忆2 我的回忆1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文字版】 刘英自述 赛福鼎回忆录.pdf 廖汉生回忆录.pdf 黄克诚自述 纪念吴芝圃文集 郭汝瑰回忆录 杨易辰回忆录.pdf 戎医生涯-王增寿回忆录 艰苦奋战的冀鲁边-周贯五回忆录 回顾四十年代-焦善民岳南回忆录 东纵一叶——东江纵队王作尧回忆录 地下工作十五年-郭有义回忆录 地下烽火-李维民回忆录 从闽西到京西-刘忠回忆录 周里回忆录［某南方地下党负责干部的斗争回忆］ 卢叨文集［福建地下党干部的文章集］ 关锋文编.chm 关锋边鼓集.djvu 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老干部的文集。代表了那个时代亲苏派左分子的一种典型思路。］ 薛暮桥经济论文选［一生多彩多姿：左青、共干、红地盘的官儿、进城后特权群体一分子、复辟吹鼓手。］ 袁宝华经济文集［从左青到割据集团的官员，最终走上复辟谋士的路］ 段云选集［三十年代的都市左青，抗战中的敌后经济干部。毛时代曾出任国家计委的副主任。］ 朱理治文集［负责银行工作的中共老干部的文集］ 王学文经济学文选（一九二五——一九四九年） 经济问题探索集［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 徐雪寒文集［中共老干部的经济文集。值得读］ 狄超白集［党内秀才的经济问题文集］ 陈晖《中国铁路问题》 我的编年故事·抗战胜利前在延安.pdf（老共干于光远的回忆） 我的编年故事·1945-1949（迎接全国解放）.pdf（同上） 胡绩伟：青春岁月［某高干回忆当年如何成为左翼青年］ 乔冠华：国际述评集.pdf［中共老干部的外交评论文集］ 张浩文集［工运活动者、割据集团领导者、身受酷刑而不低头的硬汉、阶级调和的宣传家。本名林育英，十月感召的无数青年之一……］ 李凡夫文集.pdf［又一位小左青-老共干的各时期文章集。从民国黄金十年到红色割据，到抗战与进城］ 王右木文集.pdf［四川早期工运活动家的文集］ 孙铭勋教育文选.pdf 李之钦论教育［老干部谈教育工作。从割据年代到改开］ 徐铸成新闻评论选.pdf 江华司法文集（领导讲话，拳风逼人） 陈公博《寒风集》（自述） 文人胡乔木文集第一、二、三卷 邓力群文集第一卷 邓力群文集第二卷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 周扬文集第一、二卷 鞍钢宪法资料汇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2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21年 2021年 《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第31-60卷）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28日星期二12:00:00 列宁全集第31卷（1917年8月—9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32卷（1917年7月—10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33卷（1917年10月—1918年3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34卷（1918年3月—7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35卷（1918年7月—1919年3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36卷（1919年3月—6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37卷（1919年6月—12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38卷（1919年12月—1920年4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39卷（1920年5月—11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40卷（1920年11月—1921年3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41卷（1921年3月—6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42卷（1921年6月—1922年3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43卷（1922年3月—1923年3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44卷（1893年—1904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45卷（1905年1月—1910年11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46卷（1910年11月—1914年7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47卷（1914年8月—1917年10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48卷（1917年11月—1919年6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49卷（1919年7月—1920年11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50卷（1920年11月—1921年6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51卷（1921年6月—1921年11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52卷（1921年11月—1923年3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53卷（1893年—1922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54卷（1912年—1916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55卷（1895年—1916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56卷（1901年—1915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57卷（1888年—1913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58卷（1913年10月—1913年12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59卷（1888年—1914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60卷（1915年—1922年）前言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俄〕季诺维也夫（3篇）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25日星期六23:30:00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摘录）（1924年6月19日）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摘录）（1924年6月26日） 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1925年1月） 感谢Earblt录入及校对 埃内斯特·曼德尔《模式化教条主义的僵局》（1991）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25日星期六23:00:00 感谢Coward翻译、赤心校对 〔新发现苏联地下左派反对派文献〕德国的法西斯政变（1933年4月1日）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25日星期六22:40:00 感谢Zveza翻译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第三部分 斗争文件）。之《党成立时的组织原则》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25日星期六22:30:00 感谢白萌翻译；赤心校对 ﹝英﹞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上册）之《第五部分新秩序的传播》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16日星期四21:00:00 大事年表 第一章社会和平的时光 第二章从迷信到科学 第三章启蒙运动 第四章奴隶制与工资奴隶 第五章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第六章“自由劳工”经济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卡尔·考茨基《知识分子与工人》（1903）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16日星期四19:45:00 感谢徐之颢翻译 【全书上传完毕】〔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1998）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12:30:00 一、野营旅行 二、野营旅行中实现的原则 三、这种理想可欲吗？ 四、这种理想可行吗？人性的自私，或贫乏的社会技术是它的障碍吗？ 五、结语 〔附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旗手、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斗士——纪念G.A.科恩 感谢云生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卡尔·考茨基《格鲁吉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农民共和国——印象和观察》（1921）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7日星期二23:00:00 【PDF电子书】 感谢沈晨雪、美竹雨果、穗雪凛译校 【全书上传】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1981）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6日星期一20:00:00 【PDF电子书】 感谢龚义哲翻译；彼得格勒公众号制作电子书 【小册子】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年10月28日）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6日星期一12:30:00 感谢长生录入；先知1917校对 郑超麟（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6日星期一11:50:00 陈独秀传（残稿）（约1943年） 致唐宝林的信（1998年2月5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德〕考茨基《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1898）（即《土地问题》之第五章、第八章）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6日星期一11:20:00 感谢尹平之录入及校对 ﹝美﹞迈克尔·史蒂文·史密斯《纪念乔治·诺瓦克》（1992年）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YangChenhuan翻译、赤心校订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之《第二章 放弃原则并开始编造神话》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叶关情录入及校对 坎农《青年和社会主义运动》（1974年3月15日）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志愿者翻译、赤心校对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第二部分给同志们的信 致纽黑文的一位同志（1940年1月4日） 伯纳姆派的毕业生（内部通告）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1月11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1月18日） 致法雷尔·多布斯（1940年1月18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1月19日） 致罗切斯特的一位同志（1940年1月22日） 致奥斯卡·库弗（1940年1月22日） 致汤姆·克里（1940年1月22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1月24日）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1998）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译序 前言 感谢云生录入及校对 ﹝英﹞尼尔·福克纳《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导言：历史为什么重要 第一章猎人和农夫（250万年前—公元前3000年） 第二章第一个阶级社会（公元前3000—公元前1000年） 第三章古代帝国（公元前1000—公元前30年） 第四章古代文明的终结（公元前30—公元650年） 第五章中世纪的世界（公元650—1500年） 第六章欧洲封建制度（公元650—1500年） 感谢长生录入及校对 ﹝英﹞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上册）之《第四部分伟大的转变》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大事年表 第一章征服新西班牙 第二章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 第三章新秩序诞生的剧痛 第四章亚洲帝国最后的繁盛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之《第九章 教条主义派与直接行动派的对立（1908年）》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保尔·拉法格（书信稿5篇）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致茹尔·盖得的信（草稿）（1879年6月） 致茹尔·盖得的信（草稿）（1879年11月29日） 致茹尔·盖得的信（草稿）（1880年1月） 致贝努瓦·马隆的信（1881年11月） 致联合会成员书（1882年1月23日） 感谢卢比修MNF录入及校对 《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第21-30卷） 更新时间：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23:50:00 列宁全集第21卷（1911年12月—1912年7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22卷（1912年7月—1913年2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23卷（1913年3月—1913年9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24卷（1913年9月—1914年3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25卷（1914年3月—1914年7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26卷（1914年7月—1915年8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27卷（1915年8月—1916年6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28卷（1916年7月—1917年2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29卷（1917年3月—4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30卷（1917年5月—7月）前言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英国﹞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1998）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8日星期日15:30:00 感谢木原录入及校对 最后的地狱——青勃40年代诗辑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2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工人诗歌公众号提供 【专题】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2日星期一23:50:00 唐祈《时间与旗》（1948） [阿富汗]帕尔希士：《春天》（4首） [伊朗]穆罕默德·阿里·查瓦赫里（扎伐熙里）：洪流（2个译本） [伊朗]莎蕾《小雕镂匠》 [伊朗]穆罕默德·沙赫里雅尔《冬婆婆》 埃利希·魏纳特：登台朗诵的十年（1934） [西班牙]赫苏斯·洛贝斯·巴彻科：愤怒与憎恨的诗（5首） [希腊]彼得罗斯·安提奥斯：希腊的微笑（组诗·五首） [法国]玛特兰·里弗：如果我相信迎春花（外四首） 感谢工人诗歌公众号提供 【全书上传完毕】〔美〕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1951）之《第三部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2日星期一15:20:00 第二十二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洲各国人民 第二十三章俄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十四章西半球的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第二十五章经济大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二十六章人阵阵线、新政和睦邻政策 第二十七章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革命后果 第二十九章美国对西半球的掠夺 第三十章华尔街夺取世界霸权的斗争 第三十一章美洲的富裕和贫穷 第三十二章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 第三十三章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会运动 第三十四章西半球的问题 第三十五章今日西半球的迫切问题 第三十六章美洲的将来 地图六幅 感谢木原录入及校对 〔俄〕亚·沃隆斯基：《在山口》（1920年代）【全书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1日星期日23:55:00 认识生活的艺术与当代 在山口 论作家的艺术 弗洛伊德主义与艺术 艺术创作札记 观看世界的艺术 十月革命十周年与苏联文学 感谢苏北山录入及校对 〔美〕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1951）之《第二部 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1日星期日16:55:00 第十一章二十二个国家的诞生 第十二章美洲各国间的战争 第十三章美国的领土扩张运动 第十四章美国与加拿大工业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成长 第十五章发展迟滞的拉丁美洲经济 第十六章泛美主义 第十七章奴隶制度的废除 第十八章拉丁美洲的革命和独裁者 第十九章墨西哥革命 第二十章美国人民的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斗争 第二十一章为民主而斗争的世纪 感谢木原录入及校对 〔美〕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1951）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23:55:00 第一部殖民地时期 第三章西半球的征服 第四章政治与经济的组织 第五章奴隶劳动 第六章殖民地的教会 第七章夺取殖民地的国际斗争 第八章西半球的革命 第九章西半球的革命（续） 第十章革命的成就 感谢木原录入及校对 〔俄〕季诺维也夫（3篇）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21:20:00 共产国际的策略（1921年8月） 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2年1月22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摘录）（1923年6月12日） 感谢Earblt录入及校对 詹姆斯· P.坎农《斯大林派与联合阵线——在芝加哥社会主义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1940年9月29日）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16:30:00 感谢志愿者翻译、赤心校对 ﹝俄﹞亚·米·柯伦泰（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12:00:00 《姐妹》（1923年） 卖淫现象与斗争方法——柯伦泰在第三次全俄地区妇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21年） 感谢爱舞之阳翻译 郑超麟（4篇）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11:00:00 中共福建党组织支部工作大纲（郑超麟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文件（郑超麟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8年8月26-27日） 谈蒋光赤、萧三、王独清（郑超麟口述，1990年3月17日-8月12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卢森堡和第四国际》（1935年6月24日）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11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向东翻译、赤心校对 卢那察尔斯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923年）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11日星期四23:45:00 感谢Zveza翻译 陈独秀（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23:30:00 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1932年11月17日） 为陈独秀与其他人被捕向国际无产者的呼吁书（左派反对派临时委员会（中国地区），刘仁静起草，1932年12月）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第四国际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5篇）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23:30:00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委会（多数派）： 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彭述之起草，1938年7月） 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彭述之、刘家良起草，1939年1月29日） 临委对D.S.函的决议（彭述之起草，1940年6月）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彭述之起草，1940年6月6日） 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1941年1月10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少数派）： 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1947年10月20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郑超麟（2篇；朋友悼文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23:30:00 元和致云光的信（1928年8月10日） 回忆巡视福建中共党组织工作（1980年6月3日） 悼郑超麟老先生（郑学秋1，998年8月2日） 迟到的讣告——悼郑超麟先生（张建智，1998年8月）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之《第一卷》之《各个德意志工人协会的联合大会》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20:45:00 感谢琥珀录入及校对 〔美〕威廉·I.罗宾逊 《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2004）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20:15:00 第三章跨国国家 感谢世涵录入及校对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之《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起源》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17:25:00 感谢叶关情录入及校对 《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第11-20卷）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17:10:00 列宁全集第11卷（1905年7月—10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12卷（1905年10月—1906年4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13卷（1906年5月—9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14卷（1906年9月—1907年2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15卷（1907年2月—6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16卷（1907年6月—1908年3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17卷（1908年3月—1909年6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18卷（1908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19卷（1909年6月—1910年10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20卷（1910年11月—1911年11月）前言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从土改中学习》（1950）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8日星期一23:50:00 从土改中学马列主义…………………陈体强 土改中的学习…………………………全慰天 我在土改中的学习……………………汪瑄 我们的土改工作组……………………史国衡 土改动员前后…………………………袁方 音乐在土改过程中的功用……………冯友兰 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程厚之 感谢江风录入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7日星期日11:30:00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感谢sovietlijie收集 【PDF文库】【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II（政治经济学）】〔参考〕资产阶级经济学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7日星期日11:30:00 〔加〕马克·拉沃：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2009） 感谢RedD收集 【PDF文库】【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I（哲学）】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7日星期日11:30:00 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聂锦芳主编） 〔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 〔美〕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感谢热心网友收集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 辩证法的唯物观 辩证法的逻辑 人脑活动的本质 感谢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收集 【PDF文库】【文艺作品】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23:50:00 〔捷克〕奥勃拉赫特：无产者安娜（小说） 感谢龚义哲收集 王独清《圣母像前》（诗集） 感谢先知在1917收集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23:50:00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 陈其昌《谁先干涉日本的侵略》（1938.5） 感谢先知在1917收集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23:50:00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纪念保罗·弗莱雷诞辰一百周年（﹝加拿大﹞彼得·麦克拉伦，2021年9月19日）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YangChenhuan翻译、西风、彬华校订 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23:40:00 感谢工人诗歌公众号提供 【新增专栏】赵世炎（55篇，1915-1923年的文献）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2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先知在1917收集、录入及校对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之《第三章黑格尔》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1日星期一17:10:00 感谢落雨耀灵录入及校对 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巴黎公社，1871（﹝法﹞迈克尔·洛维，2021年3月18日）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1日星期一15:10:00 感谢王鹤凡翻译、博约校对 托洛茨基：发布地下报刊（1933年4月18日）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1日星期一14:50:00 感谢Spartacus2021翻译 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的解放、科学与政治》（1983） 更新时间：2021年11月1日星期一14:00:00 感谢PengYu翻译、K、素校对 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1974）〔美〕鲍里斯·列维茨基（Borys Levytsky）编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31日星期日23:20:00 感谢雪球录入 《诱惑的城市》及其它——罗迦诗选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31日星期日21:00:00 感谢工人诗歌公众号提供 【全书上传】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文集（圣地亚哥·洛佩斯·佩蒂特 编）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30日星期六17:00:00 【PDF电子书下载】 感谢余君翻译 【全书上传】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一场长达163天的，反对西班牙法西斯资本主义的罢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30日星期六10:00:00 【PDF电子书下载】 感谢余君翻译 《江亢虎新俄游记》及附录（1925）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17:20:00 感谢刘彦游录入及校对 陈其昌：一年来日本侵略政策之转变与内田外交之前途（1932年9月7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09:1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王凡西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09:00:00 《恩格斯评传》译者序（1938年9月5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刘仁静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09:00:00 《日本能否独霸远东》译者序（1938年3月25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英﹞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上册）之《第三部分中世纪》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7日星期三23:55:00 大事年表 第一章混乱的世纪 第二章中华帝国的重生 第三章“活化石”拜占庭 第四章伊斯兰革命 第五章非洲文明 第六章欧洲封建主义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俄〕季诺维也夫（3篇）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7日星期三23:15:00 共产国际今昔（1919年11月） 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9月1日） 孟什维主义、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1920年10月） 感谢Earblt录入及校对 《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第2-10卷）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23:55:00 列宁全集第2卷（1895年—1897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3卷（1895年—1899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4卷（1898年—1901年）前言 列宁全集第5卷（1901年5月—12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6卷（1901年秋—1902年2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7卷（1902年9月—1903年9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8卷（1903年9月—1904年7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9卷（1904年7月—1905年3月）前言 列宁全集第10卷（1905年3月—1905年6月）前言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 ﹝美﹞道格·亨伍德（DougHenwood），1997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4日星期日11:40:00 译者前言 引言 第一章金属工具 感谢Balmung录入及校对 〔俄〕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提纲）——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3月）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20:50:00 感谢Earblt录入及校对 〔美〕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之《第四章 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1817—1868年）》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20:40:00 感谢远夷则录入及校对 江亢虎《社会主义与中国》（1914年10月）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20:10:00 感谢刘彦游翻译 ﹝英﹞菲尔·赫斯《居伊·德波和他的景观理论》（2021年6月4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17:00:00 感谢博约翻译、白萌校对 尹宽《一个无政府党和一个共产党的谈话》（1922-23年）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14:0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加布里尔·库恩（GabrielKuhn）编译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1日星期四16:0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比﹞厄内斯特·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1日星期四12:00:00 第一章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 感谢吕陌翻译、树林校对 郑超麟（5篇）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1日星期四10:40:00 马素博士的告密（1924年12月17日） 《向导周报》与上海外国捕房（1924年12月27日）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1927年10月20日） 南北军阀统治下的外交（1927年10月27日） 苏州铁厂工潮之悲愤（1927年10月27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尹宽《硕夫同志关于巡视工作的报告》（1928年2-3月）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1日星期四10:35: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1日星期四09:15:00 第二十章罗谢尔代替了克吕泽列。对抗行为开始。保卫伊西炮台 第二十一章巴黎遭受轰击。伊西炮台陷落。公社委员会改组公安委员会。罗谢尔逃走 第二十二章反对公社的阴谋 第二十三章梯也尔对外省的政策。极左派出卖了巴黎 第二十四章第二届公安委员会的无能。旺夫炮台失手。拉普路的爆炸。拆除旺多姆圆柱 第二十五章死亡前夕的巴黎 第二十六章5月21日（星期日）下午3点钟凡尔赛分子侵入巴黎。公社委员会解体 第二十七章星期一。5月22日。凡尔赛分子占领东部各市区。巴黎奋起 第二十八章星期二，5月23日。蒙马特尔失守。大屠杀。我们丧失土地。巴黎在燃烧。市政厅的最后一夜 第二十九章星期三，5月24日。公社委员会退出市政厅。名人公墓失手。凡尔赛分子成百枪杀公社战士。公社战士枪决六名人质。炮击之夜 第三十章星期四，5月25日。整个左岸落入凡尔赛军之手。德勒克吕兹牺牲。带臂章的人领导屠杀。公社委员撤离第十一区区政府 第三十一章 抵抗集中在伯利维尔。星期五在阿克索街枪决了五十二个人质。星期六，5月27日，第二十区全部被占领。拉雪兹神父墓地失守。星期日，5月28日，战斗在上午11点钟结束。星期一，5月29日，文森炮台投降 第三十二章凡尔赛分子的疯狂。屠杀场。军事法庭。瓦尔兰的死。埋葬尸体 第三十三章俘虏队伍。温室。萨多利。告密人 第三十四章水上监狱。炮台。第一批诉讼 第三十五章军事法庭。死刑。判决的总结 第三十六章新喀里多尼亚。放逐 感谢林檎录入及校对 【校订版】詹姆斯· P.坎农《关于选举政策的总结发言（二月全体会议）》（1948年）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22:35:00 感谢谷书存翻译、白萌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934年1月1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21:25:00 感谢Zveza翻译 郑超麟《赵世炎在法国》（1960年11月14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21:15: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罗章龙：世界工读运动的讨论（1920年3月21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21:15: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英〕珍妮·德格拉斯（J.Degras）选编，1971》之1929年、1930年文件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21:15:00 1931年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关于在经济危机加深和一些国家有利于革命危机的发展条件下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任务的提纲（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关于对苏联进行干涉战争的危险的决议（节录） 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节录）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和红色工会国际欧洲书记处就日本侵略满洲发表的呼吁书 1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四周年的宣言（节录） 1932年 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给西班牙共产党的信（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党员状况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提纲（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工会党团工作的决议（节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任务的提纲（节录）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的教训的决议（节录）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关于远东战争和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反对对苏军事干涉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西班牙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的宣言（节录） 11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五周年的宣言（节录） 1933年 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德国形势和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 4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德国形势的决议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9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独立工党的信（节录）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六周年的宣言（节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 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提纲（节录） 1934年 3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奥地利事件的宣言（节录） 感谢乔木录入及校对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16:00:00 译者前言 前言 第一章理性主义 第二章浪漫主义 感谢落雨耀灵录入及校对 郑超麟（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14:50:00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1925年6月4日） 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1927年10月）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陈其昌（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14:45:00 国际政治现状（1932年4月） 英日在华合作会实现吗？（1937年5月11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13:30:00 第二部分给同志们的信 致法雷尔·多布斯（1939年12月15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2月21日） 致西雅图的一位同志（1939年12月27日） 致党员（1940年1月3日） 致党员（1940年1月3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1月3日） 致法雷尔·多布斯（1940年1月3日） 致西雅图的一位同志（1940年1月4日）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王凡西：犹太人问题的过去、现在及将来（1938年11月25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12:3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马赫诺走向苏维埃一方意味着什么？》（1920年10月10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11:50:00 感谢布尔加科夫佐仓绫奈译校 ﹝英国﹞克里斯·哈曼《从托洛茨基到国家资本主义》（1990年夏）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8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苍白翻译；施帕德校对 〔俄〕季诺维也夫（4篇）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8日星期一19:00:00 〔说明〕后三篇文库专栏已收，但属于不同译本，一并收录参考。 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声明（代表俄国共产党）（1919年3月2日） 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1919年3月5日） 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1919年4月） 垂死的国际和新生的国际（1919年11月 感谢Earblt录入及校对 卡尔·拉狄克《鲍里斯·萨文科夫》（1925年5月14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Zveza翻译 工人与二战——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在社工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2年10月2日-10月4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23:40:00 感谢志愿者翻译、王鹤凡校对 郑超麟（18篇）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10:45:00 悼陈乔年、郑覆他、许白吴三同志！（1928年6月） 《费尔巴赫底哲学》译后记（1935年7月25日） 《宗教本质讲演录》译者序（约1937年） 记“少年共产党”——对于胡华、萧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一文的纠正和补充（1979年8月21日） 记罗亦农（1979年12月11日） 党史三讲——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讲话（1980年1月7-14日） 共产国际的电报是谁拿给汪精卫看的？（1980年3月30日） 再写八七会议（1980年4月24日） 三写八七会议——与李维汉商榷（1981年5月22日） 回忆陈延年兄弟（1983年） 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1983年1月15日）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1983年11月27日） 陈独秀的五只碗（1986年12月12日） 北伐是哪方面要求的（1987年12月19日） 潘凤仙不是陈独秀的养女（1988年4月12日） 记汪泽楷（1989年1月7日） 鬓霜初偿苏州梦（1993年4月12日） 陈独秀的身高问题（1994年6月17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德﹞迪特马尔·达特《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3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郭定彬同志录入及校对 〔法〕让·勃吕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 ：自运动的起源至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1952）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3日星期日21:50:00 第三章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进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四章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 感谢小瞳录入并校对 ﹝英﹞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上册）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2日星期六19:00:00 第二部分古代世界 大事年表 第一章铁与帝国 第二章古代印度 第三章最初的中华帝国 第四章希腊城邦国家 第五章罗马的崛起与衰落 第六章基督教的兴起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厄内斯特·杰尔曼（Ernest Germain）（即曼德尔），1961年）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23:40:00 感谢Redsthink录入及校对 纪念爱尔兰社会主义者雷纳·奥康纳·李萨特（1941-2021）（爱尔兰社会主义民主社，2021年7月2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23:15:00 感谢王鹤凡翻译 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封公开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王凡西起草，1936年1月10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21:35: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重校版】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1986）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20:50:00 序言 一、基本的历史背景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 感谢田七重校 维果茨基、教育和革命（﹝英﹞雪莉·富兰克林，2021年5月27日）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17:15:00 感谢王鹤凡翻译 詹姆斯·P. 坎农（2篇）（1948）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16:50:00 1948年选举政策——在全国委员会二月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948年） 关于选举政策的总结发言（二月全体会议）（1948年） 感谢谷书存翻译、白萌校对 郑超麟（20篇） 更新时间：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16:30:00 二十七年“改造”总结（1979年6月3日）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1979年7月17日） 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已经解决（1979年10月13日） 致《漳平文史资料》编辑部（1982年10月24日） 少时听到的陈桂芳事迹（1982年） 关于天主教传入漳平的时间问题（1983年） 就观音亭争执问题答复福满村村民（1986年4月16日） 朱蕴山与陈独秀的一首诗（1987年11月16日） 徐霞客游漳平——一个待开发的旅游点（1988年1月18日） 丁字碑（1988年8月28日） 九十自述（1990年5月1日） 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1992年9月5日） 记谢澹如（1993年6月1日） 就陈独秀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的问题与张君同志商榷（1994年11月4日） 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是哪一日写的？（1995年9月4日） 瞿秋白论陈独秀（1996年1月30日） 纪念陈性初（1996年9月27日） 刘少奇二三事（1996年10月27日） 致钱伯城先生（1997年3月11日） 八七会议七十周年感言（1997年8月6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并附PDF】伊萨克·多伊彻 《未结束的革命，俄国，1917—1967》（1967） 更新时间：2021年9月30日星期四20:50:00 感谢Sovietlijie翻译 2020年《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一卷：前言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20:45:00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无架构的暴政（乔·弗里曼（Jo Freeman），1972年）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17:30:00 感谢陈信行翻译、Karlcx校订 ﹝英﹞巴托莫尔《法兰克福学派》（1984）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17:15:00 原序 导言 感谢鼠拨土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美〕R·L·海尔布隆纳（Robert LHeilbroner），1980）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16:00:00 感谢苏永学全书录入及校订 罗莎·卢森堡生活和思想里的革命民主挑战（﹝美国﹞保罗·勒·布朗，2006年9月23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14:45:00 感谢十月评论杂志志愿者翻译、聂孟校订 ﹝美﹞李福仁《悼念陈其昌》（1946年2月16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14:20:00 感谢施帕德翻译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23:30:00 圣蒂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费尔南多·克劳丁《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 周恩来旅日日记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 感谢希哲收集 霍查《欧洲共产主义是反共产主义》（1980）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16:20:00 感谢铁匠翻译；闲汉统筹收集 霍查：《霍查文集》增订版（1946-1956）及其它（1949-1977）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14:30:00 〔说明〕《霍查文集》增订版（1946-1956）部分，系程风翻译、整理，霍查专栏开设之前，曾发布于“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其余文献由闲汉统筹收集整理。现统一发布于霍查专栏首页。因篇目甚繁，不再罗列。 感谢程风翻译、整理；闲汉收集整理 【全书上传】〔苏〕罗伊·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1977）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22:30:00 感谢雪球录入；闲汉统筹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之《第八章 戈尔德菲尔德的斗争》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17:50:00 感谢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悼念伏龙芝》（1925年11月13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17:40:00 感谢Zveza翻译 【全书上传】〔苏〕罗伊·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8日星期六20:40:00 感谢雪球录入；闲汉统筹 列夫·托洛茨基《追忆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6月4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23:20:00 感谢Zveza翻译 贝利亚是怎样被捕的？（〔苏〕基·谢·莫斯卡连科，1990年6月10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23:10:00 感谢闲汉收集及统筹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几点意见——李立三在中央第八次委员会上的讲话（1950年6月28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23:05:00 感谢馍羽录入；闲汉统筹 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8篇）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23:00:00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关于加拿大支部工作的决议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关于希腊问题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关于波兰局势的决议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论英国支部的统一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墨西哥问题 感谢NZN翻译、李明校对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8篇）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21:40:00 创造性的研究过程（1923年） 列宁的方针：研究、宣传、组织（1931年）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1932年） 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1932年） 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1933年） 纪念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书出版二十五周年（1934年） 列宁著作中的《资本论》（1937年3月27日） 列宁怎样学习外国语（1937年9月） 感谢Balmung录入及校对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1940）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16:30:00 罗伯特·施维舍尔 社会民主党在汉堡港 感谢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13:30:00 第二部分给同志们的信 致全体多数派（1939年11月20日） 致查尔斯·柯蒂斯（1939年12月1日） 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2月14日） 致比尔·摩根（1939年12月15日）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欲望辩证法：大屠杀、垄断资本主义和激进回忆（本·阿格尔（Ben Agger），1983年10月）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11:45:00 感谢鲁鹏翻译、苏旺旺校对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之《第七章 为生存而斗争》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11:30:00 感谢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全书】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5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闲汉收集及统筹 【中苏论战资料】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1956年2月25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21:40:00 感谢闲汉收集 苏珊·桑塔格（4篇）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21:20:00 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苏珊·桑塔格，2001年） 在土星的标志下（论本雅明）（苏珊·桑塔格，1978年） 乔治·卢卡奇的文学批评（苏珊·桑塔格，1965年） 萨特的《圣热内》（苏珊·桑塔格，1963年） 感谢闲汉录入 〔美〕威廉·福斯特（2篇）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21:10:00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美国的繁荣”（1957年2月） 党的危机及其出路（1957年12月前） 感谢光头录入；闲汉统筹 李立三（2篇）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21:05:00 立三致中央政治局信——对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意见（李立三，1928年1月16日） 苏维埃的建立（恽代英李立三，1928年2月） 感谢闲汉录入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2篇）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21:00:00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起义的声明（《新生活报》1917年10月18日（31日）） 论时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给各主要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信件（1917年10月11日〔24日〕） 感谢闲汉录入 周任辛集（上册）（2018年12月）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周履锵提供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英〕珍妮·德格拉斯（J.Degras）选编，1971》之1929年、1930年文件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16:00:00 出版说明 序言 1929年 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美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信（节录） 3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共产国际成立十周年的宣言（节录） 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印度革命运动的宣言（节录）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5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欧洲各共产党会议筹备国际反战日的声明（节录） 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7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经济斗争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的决议（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布哈林的决议（节录）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墨西哥的宣言（节录） 7月18日共产国际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节录） 10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阿拉伯斯坦起义运动的决议（节录）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英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1930年 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共产党的决议（节录） 2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日本即将开始的选举的决议（节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决议（节录）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节录）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苏共报告的决议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9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选举结果给德共中央委员会的贺电 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就俄国革命十三周年发表的材料（节录）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决议（节录） 11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李立三的政策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12月经政治书记处认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关于工厂党支部的通知（节录） 感谢乔木录入及校对 【罗莎·卢森堡书信集】致利奥·约基希斯（1894-1915）（28封）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11:35:00 感谢陈先森录入及校对 〔美〕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1951）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09:50:00 第一部殖民地时期 第一章新世界的发现 第二章美洲的印第安人 感谢许智明录入及校对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2日星期日23:50:00 总序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衣俊卿） 中译者序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导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 感谢许智明录入及校对 ﹝比利时﹞曼德尔《第四国际继承巴黎公社的事业》（1971年5月16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2日星期日21:50:00 感谢一点翻译、田七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纪念普列汉诺夫》（1918年6月4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09:00:00 感谢Zveza翻译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1933年）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08:40:00 感谢Balmung录入及校对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更新时间：2021年9月8日星期三11:40:00 出版说明 绪论普鲁士人怎样侵占巴黎和地主贵族怎样占领法国 第一章联盟第一次攻击巴黎。国民自卫军各营联合起来，夺得了大炮。普鲁士人侵入巴黎 第二章联盟向巴黎开火。建立中央委员会。梯也尔下令进攻 第三章3月18日 第四章中央委员会召集选民。巴黎的各区区长和塞纳省的议员们反对中央委员会 第五章中央委员会接受职务，改组机关和占据巴黎 第六章区长、议员、新闻记者和国民议会攻击巴黎，反动势力向旺多姆广场进军和受到惩罚 第七章中央委员会克服一切阻碍，并且迫使区长们屈服 第八章公社宣告成立 第九章里昂、圣太田和克列索的公社 第十章马赛、土鲁斯和纳尔榜的公社 第十一章在最初几次会议时公社委员会就已经发生动摇。大批当选的区长和副区长作了逃兵 第十二章4月3日的出击。巴黎人到处被击退。弗路朗斯和杜瓦尔牺牲。凡尔赛分子屠杀俘虏 第十三章马赛公社和纳尔榜公社的失败 第十四章公社的巨大资源。公社委员会的严重缺点。任命克吕泽列。关于人质的命令。中央委员会。银行 第十五章争夺讷伊和阿尼埃尔的最初几次战斗。调停人的失败 第十六章公社委员会的宣言。4月16日的补充选举。最初几次争执。失败的萌芽 第十七章我们的巴黎妇女。为了撤退讷伊居民而休战。凡尔赛的军队和巴黎的军队 第十八章财政、军事、治安、对外联络、司法、教育、劳动和交换等公共机关 第十九章共济会会员参加公社。伊西炮台第一次失手。成立公安委员会 感谢林檎录入及校对 访问匈牙利历史学家托马斯·克劳斯（Alex Anfruns）——透过谎言和误解重解列宁（2020年11月16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7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DekadenzVan译、树林校订 〔泛非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沃尔特·罗德尼（1942-1980） 更新时间：2021年9月7日星期二23:35:00 感谢伯科夫斯基译、施帕德校 ﹝美﹞坎农《新党成立了》（1938年2月） 更新时间：2021年9月7日星期二23:20:00 感谢李玥译、赤心校 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之《第一卷》之《拉萨尔的登场及其后果》 更新时间：2021年9月7日星期二22:40:00 感谢琥珀录入及校对 ﹝英﹞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上册） 更新时间：2021年9月7日星期二21:45:00 第一部分阶级社会的兴起 第一章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第二章最初的文明 第三章最初的阶级分野 第四章女性受压迫 第五章最初的“黑暗时代”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颠倒的世界：罗德尼的1972年大作（﹝英﹞里奥·泽里格，2020年11月10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7日星期二21:00:00 感谢卡卡译、鲁鹏校 〔书评〕阿根廷的工人自我管理：通过占领工厂、建立合作社，来挑战新自由主义（杰罗姆·沃伦，2021年2月11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7日星期二20:45:00 感谢小狼译、施帕德校 〔诗〕召唤（内斯托尔·马赫诺，1907年）（附俄语原文） 更新时间：2021年9月5日星期日16:05:00 感谢mangiamerda刘昊文译校 托洛茨基《关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简略想法》（1922年4月25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5日星期日16:00:00 感谢Zveza翻译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背景（本·阿格尔（Ben Agger），1988） 更新时间：2021年9月5日星期日15:50:00 感谢鲁鹏译、唐有铧校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报告（2010年2月）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日星期三22:45:00 报告 气候和反资本主义战略动员丹尼尔·坦努乐 反资本主义与气候正义埃斯特·维瓦斯 国际形势报告洛朗·卡拉索 国际与愿景相配合萨尔瓦托雷·坎纳沃 得与失佩内洛普·达根 决议 第四国际的作用和任务 反对以色列进攻加沙，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国际声援伊朗人民 声援海地 资本主义气候变化和我们的任务 感谢赤心收集及校对 曼德尔《致王凡西同志》（1981年2月25日）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日星期三21:2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王凡西（书信2封） 更新时间：2021年9月1日星期三21:20:00 致曼德尔同志（1981年3月6日） 致周履锵同志（2002年10月7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致编辑部的一封信，以代替先前承诺的文章）》（1923年4月21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9日星期日17:15:00 感谢杨进翻译 埃内斯特·曼德尔《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1980年3月31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9日星期日17:00:00 感谢双秀翻译、赤心校对 【全书上传】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前12章）（1885年）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9日星期日15:15:00 感谢藤花无言录入及校对 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决议报告（2003年2月）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9日星期日12:40:00 报告 ↘生态与社会主义 ↘为同性恋的解放而斗争 ↘在反资本主义战斗的中心区：让我们再发动、再组合、再定位 ↘第四国际大会关于国际政治形势的意见 决议 ↘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国际主义 感谢赤心收集及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放开罗莎·卢森堡！》（1932年6月28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9日星期日12:30:00 感谢志留翻译、施帕德校对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23:50:00 第二部分第一阶段“最初的”世界产业工会 第四章经济领域里的最初努力 第五章“无产阶级暴民”的意外行动 第六章富于战斗性的工会的结构 感谢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格蕾丝·卡尔森：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无名英雄（﹝美﹞安·蒙塔古（Ann Montague），2021年4月21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23:45:00 感谢白萌翻译、双秀校对 尹宽（6篇）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21:50:00 进化与革命（1922年8月） 大屠杀中上海报纸的论调（1925年6月） 上海五卅周年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1926年6月） 硕夫同志对于安徽工作的报告（1927年12月9日） 硕夫同志致南陵同志信（1928年2月27日） 美援与中国（1948年5月17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9年1月18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18:20:00 感谢Zveza翻译 国际妇女节的社会主义起源（﹝阿根廷﹞辛提亚·弗雷西亚（Cintia Frencia）、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2017年3月8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18:00:00 感谢韩达翻译、李明校对 比尔·奥纳施：一生致力于美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美﹞亚当·希尔斯，2021年7月20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17:40:00 感谢白萌翻译、双秀校对 ﹝英﹞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上册）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23:50:00 引言 第一部分阶级社会的兴起 大事年表 序言在出现阶级之前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7篇）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23:55:00 政治通信（庞巴杜尔和谋反）（1903年11月25日） 政治通信（革命的学校）（1903年12月15日） 政治通信（新“中间阶层”）（1904年2月10日） 政治通信（爱国主义罗斯的画面）（1904年2月25日） 政治通信（两种人群）（1904年3月5日） 政治通信（《灾难当前》）（1904年10月5日） 政治通信（人民教育基金）（1904年10月20日） 感谢Zveza翻译 书介：《对自然的掠夺：资本主义与生态裂痕》（﹝英﹞罗亚尔（Camilla Royal），2020年10月）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23:40:00 感谢皮皮橘翻译、志愿者校对 ﹝美国﹞保罗·勒·布朗《列宁主义组织观点的六个发展阶段》（1993）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23:30:00 感谢李明、田七翻译、田七校对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第一部分。之《8．阿本主义：一种疾病的个案史》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匡红翻译；赤心校对 ﹝英﹞克里斯·哈曼《经不起逻辑检验的批评——回应曼德尔》（1990年冬）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23:30:00 感谢白萌翻译、苍白校订 【补录后重传】〔法〕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全六卷）（1901）之《第一卷 制宪议会（下）》之《第十章逃亡瓦伦》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22:50:00 〔告读者〕原书PDF电子版第427、437、447、448、455页缺失，现已补录，重新上传。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美〕威廉·I.罗宾逊 《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2004） 更新时间：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09:00:00 第二章全球阶级的形成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 感谢世涵录入及校对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9日星期四15:45:00 感谢明昶CHANG录入及校对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之《致汉斯·狄芬巴赫（1914-1917）》（14封）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9日星期四15:30:00 感谢陈先森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回忆列宁》（第五卷）（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外国著名活动家等的回忆文章）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8日星期三23:00:00 感谢雪球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回忆列宁》（第三卷）（同时代人对列宁在十月革命至1920年春这一时期活动的回忆文章）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6日星期一22:40:00 感谢雪球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列宁的战友、学生、老布尔什维克、工人和农民的回忆文章）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5日星期日14:30:00 感谢雪球录入并校对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16:15:00 第三篇生产过程 第九章前言（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现实性） 第十章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占有规律 第十一章向资本过渡（“资本来自货币的发展”） 第十二章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 第十三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第十四章在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保存（“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第十五章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和两种基本形式 第十六章相对剩余价值和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价值增殖的增长困难） 第十七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 第十八章“同时并存的工作日”。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和产业后备军（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 第十九章再生产过程和占有规律的转化 第二十章原始积累和资本的积累 附录：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评论 感谢GnothiSeauton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9-10月）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14:50:00 感谢蛤耶克、李蛤蛤、马尔瓦西里、周文智、安德切尔、dovens、朝寝坊录入及校对 【回忆·纪念】郑超麟（8篇）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12:30:00 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沉痛追思郑超麟（王观泉，1998年8月1日） 深切悼念郑超麟老先生逝世（《陈独秀研究动态》，1998年8月1日） 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纪念郑超麟伯伯（戴晴，1998年8月1日） 独秀峰下的风景——告别郑超麟先生（陈思和，1998年8月5日） 生命如此结束——记爷爷的去世经过（郑晓芳，1998年8月10日）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贾植芳，1998年8月中旬） 虽死犹生——悼郑老（高国发，1998年8月） 我的太爷爷（毛毛） 郑超麟——他曾是陈独秀的机要秘书（叶永烈，2016年）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第九届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召开——卡尼亚派地位得到巩固》（1981年7月24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11:50:00 感谢志愿者翻译、PengYu校对 面包与玫瑰的十五年（﹝阿根廷﹞安德里亚·达特里，2020年9月）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11:30:00 感谢鲁鹏翻译、博约校对 生态社会主义：一场至关重要的结合（﹝法﹞迈克尔·洛维，2020年12月16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11:30:00 感谢鲁鹏翻译、PengYu校对 【托派人物小传】厄尼·泰特：1934-2021（﹝加拿大﹞巴里·韦斯雷德，2021年2月11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11:00:00 感谢杨吉姆翻译、李明校对 〔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之《第一篇 商品、货币和资本》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23:00:00 第一章商品 第二章货币 第三章货币变为资本 感谢至渊录入并校对 詹姆斯·坎农《关于党的领导的问题》（1943年10月）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21:50:00 感谢彭星铭翻译、志愿者校对 第四国际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4篇）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21:20:00 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陈独秀，1934年5月17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鲁迅所谓《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特别声明（王凡西起草，1936年7-9月）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所谓“托派”勾结广西军阀问题的紧要声明（陈独秀起草，1936年9月17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对“DS”来信的决议（1940年）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詹姆斯·帕·坎农《致国际书记处的一封信》（1938年2月9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20:40:00 感谢关山梦翻译、志愿者校对 纪念本雅明逝世八十周年：十论其对批判理论的贡献（迈克尔·勒维（Michael Löwy），2020年11月15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17:30:00 感谢王鹤凡翻译、西风校对 泰德·格兰特《于英国工党党大会上申诉开除党籍决定的发言》（1983年9月）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17:30:00 感谢杨进提供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1961年12月5日的决议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17:25:00 感谢Redsthink录入及校对 〔俾斯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案（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进行危害治安的法令）（1878年） 更新时间：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17:00:00 感谢无法被狙击的街道录入；闲汉统筹 〔德〕耶克《第一国际史》（1904） 更新时间：2021年8月8日星期日23:55:00 出版说明 前言 第一章第一国际的建立（1864-1866） 感谢DamianChen录入及校对 美国的革命延续与阶级斗争政治：詹姆斯·P·坎农的托洛茨基主义遗产（﹝加拿大﹞布莱恩·D·帕尔默，2017年） 更新时间：2021年8月8日星期日23:40:00 感谢张维尔翻译、二十六画生校对 柯伦泰生平年表（﹝英国﹞卡西·波特（Cathy Porter），1980） 更新时间：2021年8月8日星期日23:30:00 感谢王鹤凡翻译、皮皮橘校对 就《“先知”引起的话题》而论（刘平梅，1999年8月28日） 更新时间：2021年8月8日星期日23:15: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托派对中国改革的看法——笔访政论作家、托派元老一丁先生（楼国华，1986年4月） 更新时间：2021年8月8日星期日23:05: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新增专栏】赵芳举（1916-2009） 更新时间：2021年8月8日星期日22:30:00 永恒的怀念——王振华烈士生平忆略（1983年） 武汉失败的责任应由陈独秀负吗？（1998年） 先烈的革命史实不容随意编造——评陈宛茵的《“胡世合事件”与〈囚歌〉的传播》（2000年） 【附录】“胡世合事件”与《囚歌》的传播（陈宛菌） 刊载于《陈独秀研究动态》上的文章（2005年4月5日）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第一部分。之《7．联盟活动的危害》 更新时间：2021年8月5日星期四16:00:00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专栏】江亢虎（1920年至后期文献） 更新时间：2021年8月5日星期四16:00:00 江亢虎简介（汪佩伟） 江亢虎年谱简编（汪佩伟） 1920-1923年 与徐又铮书（1920年3月） 陶译季特《政治经济学》序（1920年8月） 求学与救国——在江西教育会讲演（1920年10月2日） 社会改造说——在江西教育会讲演（1920年10月3日） 在江西女子师范讲演词（1920年10月4日） 社会主义之今昔——在山西大学讲演（1920年11月17日至20日） 代议制之改良——在山西法政学校讲演（1920年11月21日） 与靳总理书（1920年12月） 《新银行论》序（1920年） 书古唐村（1920年） 社会主义与新村（1920年） 《贫民借本问题》序言（1921年4月） 三十节国庆在俄感言（1921年10月） 与全国学生联合会书（1921年12月） 石苍石《政论》序（1921年） 与叶焕彬书（1921年） 忽忽三十年（1921年） 在北京大学爱智学会演说词（1922年8月14日） 第二次欧游回国宣言（1922年8月） 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说明书（1922年8月） 双十节正告国人（1922年10月10日） 《新俄游记》自序（1922年10月10日） 游湘留别书（1922年） 对上海劳工各团体演说之大要（1922年） 南大一年来之教训与感想（1923年10月） 学生运动与公民运动（1923年） 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1923年） 复李绎之书论《太平天国志》事（1923年） 1924-1925年 与孙中山书（1924年3月） 《新新日报》发刊词（1924年3月） 与吴子玉巡使书（1924年10月） 代表中国社会党对于时局之宣言（1924年11月） 与某某省当局书（1924年） 社会党与军民长官（1924年） 代表中国社会党对于时局第二次宣言（1925年1月1日） 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宣言（1925年1月28日） 《新星》发刊词（1925年1月） 答费保彦书（1925年2月） 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关于国民代表会议宣言（1925年4月） 新社会主义与劳动纪念节（1925年5月1日） 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对上海租界惨杀案宣言（1925年6月3日） 为复辟嫌疑案启事（1925年8月6日） 请觐溥仪原函说明书（1925年8月11日） 1926-1935年 五月特刊感言（1926年5月） 致蒋介石总司令函（1926年9月） 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宣言（1926年10月） 发起国际智识大同盟旨趣书初稿（1927年1月） 政党政治卑论（1929年1月） 宪治促成会宣言（1930年1月） 《作新篇》序（1930年2月） 致蒋介石书（1930年7月） 敬告日本政府与国民书（1931年10月） 致蒋介石书（1931年11月） 社会制度改造发凡三纲九目（1935年9月1日） 感谢刘彦游录入及校对 【新增专栏】卡斯特罗 更新时间：2021年8月4日星期三23:30:00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3年） 感谢高牧原收集 罗莎·卢森堡《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是什么？》（1894） 更新时间：2021年8月4日星期三23:30:00 感谢韩达翻译、李明校对 马克思致卢格（1843年5月于科隆） 更新时间：2021年8月4日星期三23:30:00 感谢闲汉录入 卡冈诺维奇访谈录（1990—1991年两次访谈）（库马涅夫 笔录） 更新时间：2021年8月4日星期三10:30:00 感谢网友LaGlacePluie（冰雨）录入 【专题】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文献 更新时间：2021年8月4日星期三10:00:00 何震﹝何殷震﹞ 公论三则（1907年6月10日） 女子宣布书（1907年6月10日） 去非子 破坏社会论（1907年6月10日） 感谢霍尔德录入及校对 郑超麟（8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22:40:00 元和致元光的信（1928年8月20日） 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1942年2月4日） 悼陈独秀同志（1942年5月31日） 致郭雄（1982年3月16日） 致张纪恩（1982年8月6日） 致张纪恩（1985年11月17日） 颠倒了的照片必须再颠倒过来（1991年3月6日） 致王凡西（1990年9月2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王凡西（2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22:30:00 致郑超麟（1992年10月14日） 致曼德尔（1992年4月10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约翰·里德（2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20:00:00 与协约国在一起（1914年） 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1917年） 感谢闲汉录入 伊罗生（3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18:50:00 伊罗生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1934年5月20日） 致吴文津先生（1974年12月9日） 宋庆龄（1985年）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托尼·克里夫《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同性恋者》（1978年8月26日）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17:10:00 感谢佐仓绫奈翻译 尹宽（9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17:00:00 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上海市民的出路（尹宽起草，1926年9月6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政治形势及上海市民运动的方针、口号（尹宽起草，1926年10月19日） 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组织上海市民政府（尹宽起草，1926年10月20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暴动的意义及宣传工作（尹宽起草，1926年10月28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上海自治运动问题（尹宽起草，1926年12月25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夺取武装，人民武装自卫，召集市民代表会议（尹宽起草，1927年2月22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市民代表会议，反对鲁军及外国兵越出租界（尹宽起草，1927年3月2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响应北伐军，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市政府（尹宽起草，1927年3月5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大纲——关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尹宽起草，1927年3月23日晨）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朝鲜之将来（陈其昌〔清晨〕，1930年12月25日）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23:2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悼念钱妮·罗森伯格（Chanie Rosenberg，1922-2021）（唐尼·格卢克施泰因，2021年6月6日）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22:40:00 感谢博约翻译、轮值义工校对 巴枯宁的三演讲（1871年5月）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22:40:00 感谢西兰录入 华金·毛林（3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22:40:00 西班牙的智识衰退（1930年10月）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1936年4月15日） 法西斯主义的危险——1936年6月16日在西班牙议会发表演讲 感谢闲汉统筹 【新增专栏】布朗基（1805—1881）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6日星期一14:20:00 布朗基给大学生的号召书（1830年12月11日） 四季社入社仪式（1830年底） 十五人案件·公民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在刑事法庭上的答辩（1832年1月12日） 关于七月革命以来法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布朗基在“人民之友社”1832年2月2日会议上的演说 谁做的汤应该由谁来喝（1834年3月前） 四季社委员会的号召（1839年5月12日） 1848年2月25日的演说 为红旗而斗争（1848年2月26日） 中央共和社致政府书——提沃利大厅（1848年3月2日） 要求延期举行选举的第一份请愿书（1848年3月6日） 要求延期举行选举的第二份请愿书（1848年3月14日） 致政府书（1848年3月17日） 致巴黎民主俱乐部（1848年3月22日） 发表政见（1848年3月30日） 致临时政府（1848年4月20日） 鲁昂大屠杀。中央共和社致临时政府书（1848年5月2日） 告人民书（1851年2月25日祝词） 关于反对告人民书的叫嚣（1851年4月） 给梅拉的信（1852年6月6日） 奥·布朗基致卡·马克思（1862年1月22日） 祖国在危急中（1870-1871） 感谢闲汉统筹 【新增专栏】马赫诺（Махно НесторИванович1888—1934）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5日星期日11:00:00 马赫诺主义者宣言（1918年） 【附录】加米涅夫1919年5月12日致马赫诺的电报 1919年5月12日复加米涅夫的电报 1919年5月12日—5月13日再致加米涅夫的电报 谁是格里高利耶夫？（1919年5月18日） 第416号电报（1919年5月31日） 【附录】马赫诺主义运动（列昂·托洛茨基，1919年6月2日） 【附录】九十二号密令（列昂·托洛茨基，1919年6月3日） 【附录】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824号命令（托洛茨基等，1919年6月4日） 1919年6月9日电报 1号命令（1919年8月5日） 自由地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文本（1919年11月5日） 马赫诺主义者的一些公告（1920年） 组织问题与综合概念——俄罗斯海外无政府主义小组（《工人事业》编辑组，1926年3月） 对组织平台的补充（问题与回答）——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海外小组（《工人事业》编辑组，1926年11月2日） 马赫诺运动史（阿尔西诺夫，1921） 感谢闲汉统筹 【全书上传完毕】﹝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2007）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4日星期六14:05:00 第七章解体及其后果：从1985年至今 第八章代结论 第九章元理论注释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美〕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之《第三章 英国工会运动的诞生（1764—1824年）》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4日星期六14:00:00 感谢远夷则录入及校对 《拉法格文选》前言（1982年12月）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4日星期六13:50:00 感谢田丰录入及校对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之《致考茨基夫妇》（15封） 更新时间：2021年7月24日星期六13:45:00 感谢陈先森录入及校对 《社会主义与同志解放》（即同性恋解放）（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Colin Wilson，1995）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7日星期六23:55:00 译者序 引言 第一章为什么同志会受到攻击？ 第二章偏见者们怎么说？ 第三章家庭和同志压迫的起源 第四章资本主义的问题，用革命来解决 第五章同志解放运动 第六章同志运动在今日 第七章社会主义者怎么说？ 感谢继轲翻译、C.Y.L顾才怪校对、酷儿工友服务社提供译本 托洛茨基（3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7日星期六23:50:00 反对不法政府的合法反对派（1902年12月1日） 冯·普勒韦先生的新运动——就内务部的周年纪念施政演说所做的评论（1903年2月15日） 感谢Zveza从俄文翻译 无线电，科学，技术与社会（1926年3月） 感谢李七夜翻译 尹宽（10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23:45:00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尹宽，1923年3月）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尹宽，1923年4月）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尹宽，1925年12月） 上海总工会二次被封（尹宽，1926年6月） 上海总工会被封以后的话（尹宽，1926年7月）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赵世炎、罗亦农、尹宽、陈延年、李立三、周恩来六人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周恩来起草，1927年4月） 资产阶级叛逆后的中国时局（尹宽，1927年5月） 五卅以来上海工人阶级斗争之略述（尹宽，1927年5月） 读者的回声：对于《布尔塞维克》的希望（尹宽，1927年11月8日） 赵世炎和旅欧支部（尹宽，1960年11月16日）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俄〕亚·沃隆斯基：《在山口》（1920年代）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23:45:00 亚·沃隆斯基生平（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感谢日天大仙人翻译、苏北山校对 译者序（刁绍华） 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会见和谈话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伊·巴别尔 安得列·别雷 感谢苏北山录入及校对 〔美〕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1951）之《绪言》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17:30:00 感谢木原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17:20:00 感谢小瞳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15:45:00 第二部分“自由专制主义”。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1792—1795年） 第一章立法议会的结束。革命激情和国防（1792年8—9月） 第二章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自由资产阶级的失败（1792年） 第三章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 第四章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第五章热月党国民公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人民运动的终结（1794年7月—1795年5月） 第三部分“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社会的巩固（1795—1799年） 第一章热月党国民公会的终结。1795年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共和三年宪法 第二章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第三章第二督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终结（1797—1799年） 结论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 革命遗产 附录阿尔贝·索布尔的两篇论文 第一篇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 第二篇什么是大革命？ 感谢陈嘉祺录入及校对 斯大林（14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23:55:00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于1906年6—7月） 五一万岁！（1912年4月） 十月变革〔原始版本〕（1917年10月24日和25日）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载1923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3号） 悼列宁——斯大林在1924年1月26日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论列宁——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1924年2月12日） 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1924年4月）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载于1927年11月6—7日《真理报》第255号）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 广播演说（1941年7月3日）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二二七号。1942年7月28日于莫斯科） 告人民书（1945年5月9日）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的讲话（1948年3月14日） 感谢闲汉统筹、收集和录入校对 【新增专栏】华金·毛林（Joaquín MaurínJuliá1896—1973）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16:00:00 华金·毛林与托洛茨基的对话（1924年7月7日）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华金·毛林，1936年5月） 【全书】《走向第二次革命》（1935）译者：佑君 感谢闲汉统筹 〔法〕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全六卷）（1901）之《第一卷 制宪议会（下）》之《第十章逃亡瓦伦》 更新时间：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11:40:00 〔告读者〕原书PDF电子版第427、437、447、448、455页缺失，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补录后，将重新上传。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国际歌》1923年瞿秋白译本（附曲谱）【另附1926年国民革命军版歌词】 更新时间：2021年7月9日星期五09:45:00 感谢先知在1917收集、整理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选（17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8日星期四23:55:00 〔说明〕来源：《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编，国史出版社2018年7月 毛泽东主席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谈话记录（1966年5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对安斋库治等人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1967年12月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对我党中央就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给缅共中央的贺电草稿的修改（1968年3月26日） 毛泽东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5月24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侯赛因谈话记录（1968年8月5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处理马共主席穆沙要求发表文章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 毛主席接见意共（马列）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7日） 毛主席会见澳共（马列）希尔谈话记录（1968年11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新共拟派代表团来华会谈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12月19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69年2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在巴拉圭共产党总书记克雷依特等给我党中央的三封信上的批示（1970年1月12日） 感谢维萨里昂收集、整理；佐仓绫奈统筹 【PDF文库】【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 更新时间：2021年7月8日星期四22:00:00 王凡西选集（第一、二、三卷） 〔说明〕同时链接于“王凡西”专栏。 感谢谢孟湘网上收集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1年7月7日星期三22:00:00 【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 《罗章龙回忆录》上册 《罗章龙回忆录》下册 感谢谢先生提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 【中共党史资料】〔说明〕此次补传2本，即第71—72辑。至此，《中共党史资料》第1至76辑上传完毕。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I（哲学）】 《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 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 感谢希哲提供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7月7日星期三21:05:00 第二部分给同志们的信 致文森特·邓恩（1939年10月25日） 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0月26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1月2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1月4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1月8日）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郑超麟（4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7日星期三19:15:00 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1924年12月） 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1925年5月） 新经济政策之第五年与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1926年4-5月） 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论（1927年1月）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厄内斯特·曼德尔《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1959年）（署名：厄内斯特·杰尔曼） 更新时间：2021年7月7日星期三18:50:00 感谢Redsthink录入及校对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更新时间：2021年7月7日星期三11:50:00 《论俄国革命》 出版前言 【附录】关于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版本（商鼎） 《书信集》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26封）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6封） 感谢陈先森录入及校对 埃内斯特·曼德尔：禁不起事实检验的理论（1990年冬） 更新时间：2021年7月6日星期二22:00:00 感谢赤心、蜀国人翻译，素侠云雪校对 托洛茨基（8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6日星期二22:00:00 寻常的乡村（1901年3月29日—9月26日） 反对派里的波布钦斯基们（1902年11月1日） 论兼并什利谢利堡200周年的纪念日（1902年11月1日） 斯拉夫主义的骗子（1902年11月15日） 彼得堡的祖巴托夫组织（列·托洛茨基，1902年12月15日） 对唯心主义思想光谱的评论（1903年2月1日） 在芬兰问题上进行爱国主义告发的报刊（1903年2月1日） 周年庆上的奴才行为（1903年2月1日） 感谢感谢Zveza从俄文翻译 捍卫加泰罗尼亚的自决权!（第四国际执行局声明，2017年9月21日） 更新时间：2021年7月6日星期二22:00:00 感谢今人翻译、天明收集 【第四国际】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所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集体讨论提纲（1932年7月1日） 更新时间：2021年7月6日星期二18:00:00 感谢Zveza从俄文译出 郑超麟《“恩格斯”》（1995年4月21日）〔注：回忆楼国华〕 更新时间：2021年7月6日星期二17:40:00 感谢墨绖而歌录入 【增补本】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红旗杂志1964年21、22期合刊） 更新时间：2021年7月6日星期二10:30:00 〔说明〕读者"KrasnayaDnmt来信表示，中马库原先上传的此文有缺失：“根据我手头的红旗杂志影印本，该链接中给出的文章有大片缺失。我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增补了它缺失的内容。”现予更换，并感谢这位热心读者！ 感谢KrasnayaDnmt录入和校对 【PDF文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PDF文字版）】（28卷︱总49卷） 更新时间：2021年7月5日星期一23:55:00 〔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从1986年开始编译，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正在编撰的历史考证版（MEGA，即按原貌完整展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其写作过程的版本）为蓝本，同时参考德、英、俄等其他版本开展编译工作。原计划出70卷，2020年出齐。从现状看，至2021年出版了32卷。 感谢民间志愿者收集 毛泽东文稿（22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4日星期日23:15:00 〔说明〕这些文稿基本上未被收录进中国大陆的任何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万岁》），全部来自民间流传的材料或海外公开档案。 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谈话记录（1955年12月8日） 毛泽东主席同长征、艾地在宴会上谈话纪要（1956年3月14日） 毛泽东接见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4日） 毛泽东主席同哥穆尔卡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15日） 波兰代表团拜会毛主席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同过境我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谈话记录（1965年2月12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托我党将其有关国际共运的声明转交其他左派党的请示》上的批示（1965年3月10日） 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洪韬、裴文、文凯和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谈话记录（1965年3月19日） 毛泽东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1965年8月3日）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稿）》的修改（1966年3月） 毛泽东主席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二次谈话记录（1966年3月29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毛泽东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波共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给李敦白的一封信》上的批示（1967年8月14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5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1月） 毛泽东在《关于同印共左派米斯拉联系问题的请示》上的批示（1967年11月17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缅共柯生（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6日） 感谢维萨里昂收集、整理；佐仓绫奈统筹 尹宽《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1935年6月15日） 更新时间：2021年7月4日星期日12:0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补附音频】托洛茨基同志的演讲：苏维埃共和国-兄弟联盟！ 更新时间：2021年7月4日星期日16:50:00 〔说明〕译者发来关于该篇演讲的历史录音。现予补传。 感谢先知在1917提供 托洛茨基（7篇） 更新时间：2021年7月4日星期日11:00:00 国家机器里并不醒目但极其重要的螺丝钉（1900年10月15日） 谈谈地方自治局（1900年12月23日） 关于一个老问题（1901年2月14—15日） “自由”关系里的“不自由”时刻（1901年9月2日） 在龌龊和荒芜的世界中（来源于我们的社会生活）（1903年2月15日） 地下报刊里的祖巴托夫分子（1903年7月1日） 工厂检查处和分权的庞巴杜尔作风（1903年7月1日） 感谢感谢Zveza翻译 【新增专栏】爱玛·戈德曼（Эмма Гольдман，EmmaGoldman，1869—1940）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6日星期六23:50:00 《戈尔德曼散文集：无政府主义与其他》（1910） 感谢塔露拉整理录入 工团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威胁（发表于1913年1月—2月） 感谢Anaki翻译 布尔什维克的真相（1918） 亚历山大·柏克曼的最后时日（1936年7月12日） 感谢威玛勋爵翻译 政治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1920年代年份未查明） 感谢北地猫录入 杜鲁底并没有死（1936年）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 【新增专栏】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6日星期六21:30:00 五十年足够了！（《每月评论》1995年4月号） 美国的意识形态（2003年5月15日至21日）■ 世界的贫困﹑贫困化与资本积累（《每月评论》2003年10月号） 毛泽东主义的贡献（2006年6月9日至10日） 中国发展道路的贡献（2006年9月12日） 超越自由主义全球化：更好还是更糟的世界（《每月评论》2006年12月号） 何为世界替代主义（法刊《外交世界》2007年1月号）■ 世界社会论坛对人民的斗争有用吗？（2007年3月21日） 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专访阿明教授（2008年8月） 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欧洲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比：起源与历程（2008年8月） 尼泊尔，充满希望的革命进展（《每月评论》2009年2月）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2009年12月美国《每月评论》） 抓住危机（《每月评论》2009年12月号） 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0年8月3日） 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2010年8月3日） 埃及的运动——对话萨米尔·阿明（SamirAmin）（2011年2月9日，13日） 马克思主义在三大洲的使命（《每月评论》2011年第9期） 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秋天，但还不是人民的春天（2012年10月2日） 对话萨米尔阿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采访，2012年12月31日） 中国2013（《每月评论》杂志2013年第3期） 埃及人民的重大胜利（2013年7月4日） 亚非拉国家、民族和人民面临的新旧挑战（2014年7月1日） 法西斯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复辟（《每月评论》2014年9月刊） 我们还能再造一个有万隆存在的世界吗？（2015年4月18日） 当代帝国主义（《每月评论》2015年7月） 解读《资本论》，解读历史资本主义（《每月评论》2016年7/8月合刊） 2017年法国大选：一出冷酷的闹剧（2017年6月19日） 重建工人和人民的国际组织是当务之急（2017年8月10日）■ 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2018年4月29日） 共产党宣言，一百七十年后（《每月评论》2018年10月发布遗稿） 感谢闲汉收集；罗曼录入（带■号的三篇） 约翰·里德《帕特森之战》（1913）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10:00:00 感谢闲汉统筹整理 〔德〕本雅明：评歌德的《亲合力》（1924—1925）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23:50:00 评歌德的《亲合力》（1924—1925） 〔附录〕亲合力（选译） 感谢闲汉收集及整理 何仁《我在革共党工作的经验（1973年4月至1974年9月）》（1978年9月12日）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墨绖而歌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波兰〕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981）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23:50:00 五、怎么办？ 附录 波兰的教训（1981年8月） 波兰的教训（续） 感谢郭定彬同志录入并校对 〔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23:15:00 俄译本出版说明 感谢至渊录入并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要重建生活，首先要认识生活》（原文原载于1923年7月11日《真理报》）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21:15:00 感谢弗拉基米尔·西穆里奇康斯坦丁·别尔采夫佐仓绫奈译校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18:00: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一卷 【说明】原为图像版，现换上可复制文字的版本。 感谢当值义工收集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1844-1853）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1854-1860）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1861-1867）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1868-1883）【1949年出版】 感谢民间志愿者收集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 感谢逆旅收集 《彭述之回忆录》上卷 《彭述之回忆录》下卷 感谢先知在1917收集 马里亚特吉的革命理论与实践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史 加拿大共产党反华言论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反华言论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册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二册 感谢希哲收集 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1958）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PDF文库】【列宁全集（版本II-2017年增订版-图像版PDF）60卷】（增补文献约60万字）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23:55:00 感谢民间志愿者收集 ﹝英﹞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创造历史——社会理论中的行动、结构与变迁》（1987）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23:55:00 中文版序言 译者导论 第四章意识型态与权力 第五章传统与革命 感谢万毓泽提供译文、博约简体版校对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2007）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23:50:00 第六章从镇压“布拉格之春”到改革（1968—1985）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第四国际召开第十四次世界大会（《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报导，1995年）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22:30:00 感谢墨绖而歌校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第四国际领导人——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大卫·斯托特，1995年7月22日）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22:3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录入及校对 楼国华（2篇）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22:30:00 《法兰西内战》译者序言（1937年3月15日） 《论犹太人问题》译者前言（1938年10月4日）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周仁生《晚风吹来忆往昔：林松祺──我的带路人》（约1993-94年）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22:3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录入及校对 刘平梅（2篇）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22:30:00 陈独秀脱离托派、脱离第四国际了吗？（刘平梅，2002年6月11日） 斯大林下令杀害托洛茨基及其同志（2003年1月6日）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熊安东《胡诌叙怀》（2015年12月31日） 更新时间：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22:3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卡尔·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11:30:00 第三章国家扩张要求的原因 第四章帝国主义的各种类型和目标 感谢尹平之录入并校对 ﹝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10:20:00 原序 第一章论资本主义 第二章封建制度的没落与城市的成长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战争》（摘录）（1917年2月）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4日星期一23:30:00 感谢明昶CHANG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早上好，彼得堡的扫院工！》（1905年11月15日）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4日星期一23:1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翻译 ﹝法﹞皮埃尔·弗朗克《陈独秀：“中国共产主义之父”》（1951年）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4日星期一22:5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录入及校对 彭述之《陈独秀在莫斯科》（1982年）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4日星期一22:5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二卷（1911）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4日星期一17:00:00 感谢成阳整理及录入 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一卷（1911）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2日星期六23:55:00 出版者说明 奥古斯特·倍倍尔（弗·伊·列宁） 序言 第二版序言 童年和青年时期 学艺和漫游时期 回到维茨拉及以后 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和社会生活 感谢琥珀整理及录入 东北义勇军之考察（陈其昌〔陈清晨〕，1932年8月5日）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23:30:00 感谢杨大本事收集及录入 郑超麟（12篇）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22:40:00 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教育（1924年10月） 帝国主义的“大上海”梦想已在暗地里进行了（1924年11月） 战争与加税（1924年12月） 国民会议之怒潮（1924年12月） 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又一抗议——雅礼罢课事件（1924年12月） 请看帝国主义的横暴（1925年3月）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账（1925年3月） 从凡尔塞到洛迦诺（1926年2月28日） 替段祺瑞辩护之国家主义者（1926年3月） 苏维埃政权万岁！（1927年12月25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信（1988年3月25日） 托洛茨基无罪，托派无罪——中共应当平反中国托派（1991年2月10日）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全书上传】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 更新时间：2021年6月4日星期五21:20:00 感谢拾伍录入并校对 〔波兰〕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981） 更新时间：2021年6月4日星期五18:50:00 三、党的官僚机构和社会主义民主 四、社会主义与个性自由 感谢郭定彬同志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列夫·托洛茨基《1905》（1908—1909） 更新时间：2021年6月4日星期五12:20:00 感谢Uni、佐仓绫奈译校 郑超麟：就《布尔塞维克》问题答尹宽同志（1927年11月）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日星期二23:20:00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新增专栏】尹宽（1897–1967） 更新时间：2021年6月1日星期二23:20:00 直系军阀马蹄下的山东人民（济南通信）（1924年10月13日） 关于巡视青岛济南情形致伯海信（1924年10月16日） 关于巡视青州团的工作情况致伯海信（1924年10月29日） 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的列宁（1925年1月） 革命家孙中山先生（1925年3-4月） 青岛日本纱厂工潮之扩大（青岛通信四月卄九日）（1925年4月29日） 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1925年12月） 革命烈士总追悼周（1927年5月） “拿下青天白日旗，举起镰刀斧头红色旗！”（1927年11月2日） 读者的回声：对于《布尔塞维克》的希望（尹宽，1927年11月8日） 关于在寿县为军阀柏烈武开办学兵团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25日）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考茨基《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1901年6月）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22:15:00 感谢明昶CHANG录入及校对 【新增专栏】片山潜（1859－1933）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21:45:00 日本社会党（1904年7月15日） 1904年8月14日在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日本之经济状况及其劳动运动（1922年11月13日发表） 给跟帝国主义斗争着的中国工人和农民（1925年8月） 日本无产阶级反对日帝国主义（1931年9月9日） 日本与国际联盟（1932年6月4日）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诞生与发展问题（1933年3月） 一九一八年的日本“米骚动”（1933年8月） 日本的农民斗争（1933年） 感谢探雪寻梅、飞鸣镝、史高治、百达乐、闲汉录入及校对 卡尔·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17:30:00 出版者说明 第一章关于民主和关于民族国家的若干问题 第二章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性 第五章贸易协定 第六章关税同盟和国家联盟 感谢尹平之录入并校对 中国托派人物小传（2篇）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23:55:00 王国龙口述自传（2012年）（沈克成、王永胜整理） 我所认识的王国龙先生（沈克成，2012年3月）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文章（21篇）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23:55:00 第7期（1946年9月1日） 马歇尔元帅的新胜利（作者：刘默第2-3页） 从工人立场看外汇新汇率（作者：舒严（郑超麟）第2页） 大战留下的创伤（作者：E.Atwood；唐盛译第5-6页） 硬杀与软绑（作者：木君〔王凡西〕第6-8页） 第8期（1946年9月25日） 政府问题应如何解决？（作者：三男〔王凡西〕第1-3页） 关于劳协事件（作者：振声〔王凡西〕第3-4页） 中立与是非（读者通信二）（作者：管佩秋第11-14页） 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我们要的国民大会是甚么？（作者：舒严（郑超麟）第1-2页） 我们看华莱士事件（作者：刘默第2-3页） 工会人员的安全问题（作者：萧振华第4页） 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作者：穆德（郑超麟）第5页） 再论中国共产党底革命观（作者：穆德（郑超麟）第9页） 评胡绳《论发展生产力》（读者论坛）（作者：守敬第9-12页） 青年人的两大问题（读者通信）（作者：朱醒石第12-13页） 电话公司怠工事件（工厂通信）（作者：觉新第16页） 第10期（1946年10月25日）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作者：兰因（郑超麟）第2-3页） 第12期（1946年） 工人自编生活指数（萧振华第2页） 第16期（1947年6月1日） 苏联有反动的设施，我们也要反对（作者：木君〔王凡西〕第2页） 工人自编生活指数，工资不打折扣！（作者：振声〔王凡西〕第2-3页） 我们的政治主张（本社第3页） 国际通讯4篇（第16页） ↘日本战俘不肯被人利用去破坏罢工 ↘印度托派为印度共产党受迫害事向政府抗议 ↘美国托派统一进行顺利 ↘越南政府感谢美国托派援助 感谢彼得格勒公众号整理及录入 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新声》、《求真杂志》等文章（147篇）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23:55:00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印埃的反英运动（第4页） 犹有余恨话“保甲”（第4页） 站在学生的岗位上谈民主（青波第14，24页） 妇女的两个切身问题（蕴梅第15页） 〔诗歌〕献给同学们：为助学联欢会而作（蓝天〔陈景光〕第28页） 不是情书（逸卿第34页） 编后（第26页）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从老生常谈中透视青年的出路（刘乃光〔张开〕第11-13页） 展开妇女职业阵线（碧遥第17页） 怠教（卫星第26-27页） 我生活在切烟机旁（陈长根第29页）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严拒“访问”（光第2页） 『五卅』运动的历史教训（韵霓〔陈碧兰〕第4-5页） 对症下药消除内战（青直第12、16页） 对于尊师运动的看法（卫星第13-14页） 可笑的日子（诗）（希烈第31页） 没有太阳的一隅：一个师范学生的申诉（李志远第32-33页） 两度学徒（莫琳第33页） 一个丝织工人的来信（招弟第35页）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失业危机在突进中（刘乃光〔张开〕第3-5页） 民主与国民大会：本刊读者作者编者第一次座谈会（六月九日）（第11-16页） “升官图”反映出来些什么（嵆山〔谢山〕第22-24页） 〔诗歌〕为卖血者请命（蓝天〔陈景光〕第24页） 吹口哨（工埸特写）（史轮第27-28页） 〔诗歌〕做不完的工作（蕴梧第28页） 歌场的一夜（子丹第29页） 〔诗歌〕救主的钟声（希烈第29页）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明打暗杀（第1页） 从“反内战”说到“反内乱”（卫星第3-4页） 论“经济民主”（竹云龙〔籍云龙〕第13-15页） 论欧文等空想主义者（恩格斯第15页） 女儿毕业母亲典质期满（宣平通讯）（陈惠贞第32页） 信箱：工人与党派（何耀朋第33-34页）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劫收”下之台湾（刘乃光〔张开〕第6-8页） 读书难！难读书！（卫星第13-14页） 读“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动向”以后（竹云龙〔籍云龙〕第15-17页） 青年与职业：本刊读者·作者·编者第三次座谈会（第18-20，10页） 纪念逝世六周年的诗人王独清（张芸第22-25页） 瓯海米潮（温州通讯）（沈念〔周仁生〕第30-31页） 汽水厂的面面观（维路第32-33页）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第一届市参议会的成就（唯康〔张开〕第3页） 青年与文艺（旭东﹝彭述之﹞第9-12页） 〔诗歌〕万人坑（希烈第22页） 和两位女工友的谈话（小记者第23-24，12页） 苦果·泪珠·微笑（海龙第25-27页）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从张家口陷落看中共（刘乃光〔张开〕第4-5页） 印制厂工人绝食记（克文第26-27页） 一篇“铁”与“血”写成的历史：东北通讯之一（卞珂第28-30页） “女人的痛苦更比男人深一重”（工厂通讯）（志超第30-31页） 添丁（海龙第31-32页） 〔诗歌〕浪花（小草第32页） 《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无条件停战！（陈鹰第1页） 我们对“宪草修正案”的态度（群音〔陈碧兰〕第1-2页） 暗云低迷的日本政局（流光第2-3页） 站在人民立场话征兵（青锋第8-9，12页） 和平与裁军（刘乃光〔张开〕第10-12页） 工人与工会（华贝〔籍云龙〕第14-15页） 〔诗歌〕看吧！我们重见真理与光明：祝“青年与妇女”的诞生（寒流第26-27页） 沉默的古都变动了（以弗成都通讯第32-33页） 经济危机下的工人生活（工厂通讯）（刘浩然第33页） 信箱：怎样解决“独身”和结婚的矛盾（张秀华第34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期 台湾事变的前因后果（刘乃光〔张开〕第3-4页） 信箱：一个迷途者苦闷的申诉（赵真心第14-15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再论“第三方面”：评施复亮与平心二先生的争论（纪芬〔刘家良〕第6-8页） 紧急措施以后：黄金风潮的基因与副因（竹云龙〔籍云龙〕第9-10页） 评当前的男女分校问题（韵霓〔陈碧兰〕第11-13页） 巴黎通讯：“联合政府”下的法国现状（亚生第13-14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3期 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和平（镜微﹝彭述之﹞第1页） 信箱：关于批评苏联、共党、左派人士与联合阵线的讨论（李永健第14-15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4期 信箱：关于普选全权国民会议的讨论（曼青第14-15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5-6期 信箱：对于联合政府问题的讨论（吴思明第18-19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美国对华政策改变了吗（流光〔张开〕第1页） 印度制宪大会休会以后（啸涛第2页） 抗议北平美军暴行（唯康〔张开〕第2页） “国大”开幕的前前后后（刘乃光〔张开〕第5-8页） 从摊贩事件说到中国经济的崩溃（青锋第9-10页） 从“懒工”到“勤工”（新新公司通讯）（庄军第25-30页） 〔诗歌〕梦：我独自徘徊在残破的原野上……（希烈第26页） 争取合理的年赏（工厂通讯）（林静毅第30-31页） 《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从国共决裂到改组政府（韵霓〔陈碧兰〕第1页） 方兴未艾的反美运动（刘乃光〔张开〕第5-6页） 狄克推多下的太原：太原来客谈（廓流第25-26页） 女工婚后的大难题（女工通讯）（志超第27页） 《动力》《动向》《女声》《银行通讯》及其它 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刘光宇来源：《动力》1930年第2期） 两个数目（NathanielPeffer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分析与结论（木君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评叶青的哲学倾向（南冠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哲学上一个旧案的重提（三男〔王凡西〕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编者后记（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第二次大战与中日战争（梁石生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南冠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被背叛的革命》读书札记（义方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胜利后的上海妇女（韵霓〔陈碧兰〕来源：《女声》1945年第24期） 银行生活——银饭碗之梦（竹云龙〔籍云龙〕来源：《银行通讯》1946年总第七十二期） 银座漫谭——小银行员的内幕（竹云龙〔籍云龙〕来源：《银行通讯》1946年第2期） 《新声》1947年第7期 生活指数与最近工潮（唯康〔张开〕第2页） 战后世界矛盾及人类前途——评一群『新民主主义』者的内部争论（纪芬〔刘家良〕第6-8页） 《新声》1947年第8期 第三次大战与中国的前途（韵霓〔陈碧兰〕第3-5页） 老问题的新发展（竹云龙〔籍云龙〕第10页） 中国社会究竟是何种性质（信箱）——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是否正确（吴世明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1期 知识份子的幻灭与新时代的展望（纪芬〔刘家良〕第8-10页） 国际鳞爪 ↘巴黎劳工反对工会分裂（沈念〔周仁生〕译第10页） ↘英国经济的新危机（沈念〔周仁生〕译第10页） ↘伊拉克人民的骚动（沈念〔周仁生〕译第10页） ↘印度群众的一个大集会（沈念〔周仁生〕译第10页） 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的讨论（信箱）（张务普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2期 战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分析（金戈第3-4页） 关于中共能否取得政权的讨论（信箱）（周永新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4-5期 最近学潮的回顾与检讨（晓澜第7-8页） 新的国际领导带来新的希望（巴黎通讯）（阿堵第15页）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有否前途问题的讨论？（信箱）（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6期 日本工人斗争的动态（金戈第9-11页） 透过远东烽火看东南亚（刘乃光〔张开〕第9-10页） 中共新政协与土地改革（王景波第11-12页） 史大林主义的党制——克林姆宫与各国共产党的关连（纪芬〔刘家良〕第13-14页） （信箱）一个力量薄弱的革命党“要怎样能形成一个群众力量”（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7期 中国往那里走（旭东第2-3页） 从币制改革到『补充』『修正』（刘乃光〔张开〕第7-8页） 美国工人政党的竞选总统运动（康君〔张开〕译第8页） 印度市政选举中的左派（康君〔张开〕译第8页） 《新声》1948年第9-10期 『行宪』前夕（流光第2-3页） 大钞与邮电加价（韵霓〔陈碧兰〕第2-3页）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再讨论（信箱）（世明第15-16页） 《新声》1948年第11期 论『九龙事件』（翟光〔刘家良〕第2-4页） 经济崩溃与改革币制（竹云龙〔籍云龙〕第4-5页） 血溅九龙城（香港通讯）（招志坚〔阮仲琦〕第13-14页） 《新声》1948年第12期 从东北局势看中国前途（流光第1-2页） 自由主义者往那里去（刘乃光〔张开〕第8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1期 创办宗旨（本社同人）（第1页） 老子的哲学及其社会思想（欧伯﹝彭述之﹞第37-44页） 编辑室谈话（编者）（第79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满库黄金遍地工潮（康君〔张开〕第8-10页） 民主的内容与怎样实现民主（欧伯﹝彭述之﹞第13-21页） 大时代的小船（谢少翁〔籍云龙〕〔籍云龙〕第68-76页） 旅途随笔：自重庆到上海（苏闲第77-78页） “胜利”在珠江（广州通讯）（刘朝真第79-80页） 编后余谈（第80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3期 评“下关事件”（鹤皐〔彭述之〕第3-4页） 论官僚制度（陈人白﹝彭述之﹞第10-14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读者意见：我们这些来自僻野的湘南乡间的青年&编者答复（第1页） 论昆明李闻被刺事件（鹤皐〔彭述之〕第3-4页） “密勒氏评论报”一封读者的信（第20页） 崇明之行（地方通讯）（唐德第77-79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5期 从“周报”被迫停刊说起（海明〔刘家良〕第2-3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6期 内战之透视及其出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观察内战及其出路）（海明〔刘家良〕第4-7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7期 论国民会议（陈人白﹝彭述之﹞第8-15页） 今日的广西（特约通讯）（陈治华第77-80页） 《求真杂志》1946年第8期 “人民世纪”之讽刺（第23页） 青岛剪影（地方通信）（志青第79-80页） 《求真杂志》1947年第9期 中国当前的立宪问题：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陈人白﹝彭述之﹞第7-13页） 感谢彼得格勒公众号整理及录入 郑超麟（6篇）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23:55:00 列宁与职工运动（1924-25年） 《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译者序言（1929年6月22日） 《理想良人》译者序言（1931年2月14日） 《小英雄》译者序言（1934年） 《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译者序言（1939年5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译者序言（1949年7月25日） 感谢先知在1917整理及录入 〔波兰〕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981）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21:10:00 中文版出版说明 作者自序 西班牙文版序言（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导言 一、革命的异化 二、社会主义和官僚机构 感谢郭定彬同志录入并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恳切和礼貌是日常关系中必需的润滑剂》（1923年4月3日）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16:10:00 感谢弗拉基米尔·西穆里奇、康斯坦丁·别尔采夫、佐仓绫奈译校 〔法〕让·勃吕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 ：自运动的起源至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1952）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16:00:00 第一章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 第二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工人和阶级斗争 感谢小瞳录入并校对 关于陈其昌的2篇参考文献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15:00:00 赵济先生忆陈仲山及其他（周绍强，1992） 也谈陈仲山及其他（王观泉，1993）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2007） 更新时间：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15:00:00 第五章从苏共二十大到镇压“布拉格之春”（1956—1968）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上传完毕】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第二、三卷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6日星期日18:30:00 感谢闲汉整理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第一卷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5日星期六09:30:00 感谢闲汉整理 卢那察尔斯基《在音乐世界中》（1923）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23:15: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整理 陈其昌（1932-1934；8篇）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13:30:00 睡眠与工作（陈其昌〔清晨〕，1932年） 苏联新城市建设计划（陈其昌〔陈清晨〕，1932年） 热河怎样了（陈其昌〔清晨〕，1933年2月） 热河失陷！（陈其昌〔清晨〕，1933年3月） 哀张学良（陈其昌〔清晨〕，1933年3月） 处置伪军问题（陈其昌〔清晨〕，1933年6月-7月） 多伦克复（陈其昌〔清晨〕，1933年7月） 哀冀北民众（陈其昌〔清晨〕，1933年9月） 不堪设想的中国前途（陈其昌〔陈清晨〕，1934年1月28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法〕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全六卷）（1901）之《第一卷 制宪议会（下）》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10:00:00 第九章1791年的政党与阶级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2007）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17:35:00 第四章从“伟大的卫国战争”到东欧的结构趋同（1941—1956）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重校】﹝德﹞斐迪南·拉萨尔《论工人问题》（发表于1863年4月16日）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17:3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并校对 ﹝美﹞拉·杜娜耶夫斯卡娅《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民族学笔记”和妇女解放》（1984年）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和校对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23:50:00 第二部分 编者的话 致全国委员会全体成员（1939年9月8日） 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0月24日）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联合劳动的本质和特征（摘自1977年出版的《论自由联合劳动》一书）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23:45:00 感谢南城南落录入和校对 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69年10月） 更新时间：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23:00:00 序言（乔治·诺瓦克） I．社会历史中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II．资产阶级国家：面对日常现实 III．无产阶级执政 感谢韩达翻译；PengYu校对 卢卡奇《反思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62年） 更新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微信公众号Spartakusbund授权转载；闲汉收集及整理 马尔库塞访谈录（1977） 更新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闲汉收集及整理 【译文校对重传】波格丹诺夫《什么是卡尔·马克思？》（1913年） 更新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闲汉翻译 【译文校对重传】安德烈乌·宁（2篇） 更新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23:50:00 工团主义者和国际在德国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1922.4.26） 感谢Commie翻译 西班牙的工人运动（1922年8月23日） 感谢Dusty-Cat翻译 【全书上传完毕】〔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更新时间：2021年5月3日星期一23:55:00 第五讲什么东西不是商品？ 第六讲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 第七讲全球化向何处去？ 第八讲自由主义欧洲有何作用？ 第九讲什么样的危机？ 第十讲为何终将失败？ 结论 译后记让世界懂中国 感谢志留录入及校对 列宁向俄国工人发出的五一节呼吁（1896年5月1日） 更新时间：2021年5月3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彼特潘翻译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5月3日星期一23:50:00 第一部分 6．伯纳姆个案 感谢匡红翻译；赤心校对 13．无产阶级方向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幸德秋水（2篇） 更新时间：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23:50:00 《续一年有半》引言（1901年9月） 《一年有半》引言（1901年8月18日） 感谢闲汉收集、整理 杜波依斯《我们在中国的访问》（《人民画报》1959年6月） 更新时间：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香草飘香录入 李立三（5篇） 更新时间：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23:50:00 立三同志给政治局与四中全会的声明书（1931年2月15日） 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1951年10月2日） 看了《燎原》以后（1963年6月4日；8月4日） 李立三接见“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总站”林如海、王小华谈话记录（1967年1月23日） 给毛泽东的信（1967年6月20日） 感谢闲汉录入 郑超麟（4篇） 更新时间：2021年4月24日星期六23:55:00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译者序言（1938年3月28日） 《诸神复活》译者序言（1941年2月17日）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1998年4月4日） 致罗孚先生（1998年7月18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1930年） 更新时间：2021年4月24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傲铁录入及校对 罗莎·卢森堡《马提尼克》（1902年5月15日） 更新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15:40:00 感谢何健飞根据德文原文译出 【新增专栏】安德烈乌·宁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8日星期日23:55:00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初步的考虑（1914年2月） 政治形势、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必要性（1931年11月27日） 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1932年5月） 感谢B站用户BR-Gabriel翻译 工团主义者和国际在德国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1922.4.26） 感谢Commie翻译 西班牙的工人运动（1922年8月23日） 感谢Dusty-Cat翻译 在2月16日的选举之后（1936年2月） 走向工人联盟的新阶段（1936年3月） 工会统一大会（1936年4月24日） 对全劳联代表大会的评论（1936年5月） 西班牙无产阶级向着革命前进（1936年9月6日） 为什么要让工统的工会加入工总？（1936年9月23日） 在普莱斯大厅的华金·毛林追悼会上的讲话（1936年10月25日） 革命政权的问题（1937年4月25日） 政权机关与西班牙革命（1937年5月19日） 政治形势与无产阶级的任务（1937年6月） 感谢佑君翻译；闲汉统筹 与〔秘鲁共产党〕贡萨罗主席的访谈（《每日新闻》 1988年7月）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8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红色文献翻译＆红砖厂青年报VOY翻译 土耳其民族问题（易卜拉欣·凯帕喀亚，1971年12月）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8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红砖厂青年报VOY翻译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23:55:00 第一部分 12．“朋党”和“领袖崇拜”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中共党史资料】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23:55:00 〔说明〕此次补传13本，即第26—30、39、40、46、53、54、56、57、64辑，尚缺第71—72辑。 感谢希哲提供 陈尔晋（陈泱潮）《特权论》（1974年）【并附文字版PDF】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和整理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三部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10:00:00 第三部序 在十月的日子里 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 伊里奇迁居莫斯科和在莫斯科工作的头几个月 1919年 回忆1923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哥尔克的生活 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讲话（1924年1月26日） 列宁的为人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答脑科研究所调查表中提出的问题（1935年） 作者小传 感谢雪球录入及校对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二部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18:00:00 第二次侨居生活 反动年代日内瓦1908年 巴黎1909—1910年 新的革命高潮的年代1911—1914年巴黎1911—1912年 1912年初 克拉科夫1912—1914年 战争的年代克拉科夫1914年 伯尔尼1914—1915年 苏黎世1916年 侨居国外的最后几个月1917年 二月革命返回俄国 在彼得格勒 再度转入地下 起义的前夜 感谢雪球录入及校对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5日星期四23:50:00 ﹝说明﹞之前由弓长录入至《慕尼黑1901—1902年》（第一部分第三篇），现统一换上新校版本。 序 第一部 在彼得堡1893—1898年 在流放中1898—1901年 慕尼黑1901—1902年 在伦敦的生活1902—1903年 日内瓦1903年 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1903—1904年 1905年·国外侨居 重返彼得堡 彼得堡和芬兰1905—1907年 从俄国到国外去1907年末 感谢雪球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英国﹞泰德·阿兰 /塞德奈·戈登，1952）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3日星期二23:50:00 序言（宋庆龄） 致中国读者 修订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部：死与生 第二部：敌人——肺结核 第三部：敌人——法西斯主义 第四部：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 尾声 译后记（巫宁坤） 感谢马由冰录入 紫墟诗集《誓言》（铁犁出版社1949年9月）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3日星期二14:00:00 感谢吴季录入 〔法〕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全六卷）（1901）之《第一卷 制宪议会（下）》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15:00:00 第七章教会组织法 第八章结盟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美〕菲利普·丰纳（Philips Foner）《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1973）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11:00:00 二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感谢梁遐观录入及校对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10:20:00 第一部分 11．“官僚主义”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美〕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之《第二章 工人阶级的起源》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10:10:00 感谢远夷则录入及校对 〔法〕让·勃吕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 ：自运动的起源至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1952）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10:00:00 序言（加斯东·蒙慕梭） 导言 感谢小瞳录入并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案》（1937）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09:00:00 导言（乔治·诺瓦克，1968年3月1日） 感谢田七翻译（2021年4月重校） 【新增专栏】陈其昌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09:00:00 十多年以前的事（陈其昌〔陈清晨〕，1935年7月） 三国演义与我的幼年（陈其昌〔陈清晨〕，1935年8月） 莱茵问题的归趋（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 学习作文的最大毒害（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 学生运动的研究（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1月5日） 致鲁迅先生（陈其昌〔陈仲山〕，1936年6月3日） 再致鲁迅先生（陈其昌〔陈仲山〕，1936年7月4日） 我的职业观（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9月） 过去一年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9月-10月） 风穴寺的回忆（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10月） 欧洲左右营垒对立之激化（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11月4日） 《日本向全世界挑战》译者序（陈其昌〔陈清晨〕，1938年5月末） 欧战的僵持与可能转变（陈其昌〔陈清晨〕，1940年） 国际月话（陈清晨〔陈其昌〕，1940年）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新增专栏】西奥多·阿多诺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1日星期日17:30:00 哲学的现实性（1931年5月7日） 论流行音乐（1941） 瓦莱里、普鲁斯特与博物馆（1955年） 马克思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西奥多·阿多诺口授，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记录，1962年夏）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1966年） 文化工业再思考（1967年） 艺术与反艺术（节录自1970年出版的《美学理论》)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央通讯》第7期 1927年10月30日） 更新时间：2021年4月11日星期日15:00:00 〔说明〕此文在《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文献之中作为附录一，但错字较多。 感谢闲汉整理 托尼·克里夫《托洛茨基论替代主义》（1960年秋） 更新时间：2021年4月9日星期五17:00:00 感谢黄胜利翻译 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文化与传播（﹝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1964年以前所作；《每月评论》2013年7/8月号） 更新时间：2021年4月9日星期五17:00:00 感谢雨宫花凛录入及校对 【新增专栏】李立三 更新时间：2021年4月9日星期五17:00:00 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1926年5月6日） 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词（1926年5月14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词〔要点〕（1927年8月30日） —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1930年1月发表） 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词（1948年8月1日） 宣教工作的群众路线怎样走法（1949年4月1日） 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1949年5月1日） 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1949年6月12日） 关于工厂管理民主化与劳资纠纷问题（1949年7月10日） 学会管理企业（李立三起草，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要学习您的榜样——悼念任弼时同志（1950年10月） 关于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1952年5月20日） 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中共八大期间李立三的发言，1956年9月23日） 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李立三主持起草，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 给薄一波同志的一封信——关于开展固定资产管理问题讨论的建议（1964年2月25日；发表于1980年2月25日） 感谢为了光和热、黎纳、闲汉、香草飘香、人群中最亮的光头&刘峻岩收集、录入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中共党史资料】 更新时间：2021年4月9日星期五17:00:00 〔说明〕此次补传8本，即第25、31、32、61、62、63、69、70辑，尚缺第26—30、39、40、46、53、54、56、57、64、71—72辑。 感谢希哲提供 【新增专栏】斯内夫利特（马林） 更新时间：2021年4月8日星期四12:40:00 俄国革命五周纪念（1922年11月2日） 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1922年11月8日） 吴佩孚和陈炯明（1922年11月8日） 《新俄罗斯》（1922年11月15日） 外国资本家对孙中山的劝告（1922年11月15日） 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1922年11月22日） 吴佩孚与国民党（1923年5月9日） 第二次的世界战争（1923年5月16日） 临城案件与国民党（1923年5月23日） 墓中人语（1923年5月23日） 土匪和外交团（1923年5月23日） 美国与日俄会议（1923年6月13日） 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1923年6月13日） 危险人物的蔡元培和荷兰殖民地政府（1923年6月13日） 北京政变与上海工会之主张（1923年7月11日） 他们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1923年7月18日） 美国人第二次造谣（1923年7月18日） 纪念A·A·越飞（1928年6月16日） 为了自由与文明！（《斯巴达克斯》1941年1月创刊号同化协议译） 致女儿女婿的信（1942年4月11/12日） 感谢为了光和热、星辰北海、闲汉收集、录入；同化协议翻译 【全书上传】〔奥〕弗兰茨·柏克瑙《西班牙战场：内战见闻实录》（1937年） 更新时间：2021年4月7日星期三23:30:00 感谢闲汉收集及整理 ﹝英国﹞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皮埃尔·布迪厄与社会批判的复兴》（2002年5月） 更新时间：2021年4月7日星期三21:50:00 感谢漫游的小卡片翻译、当值义工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对“文化”的渴求》（1908年11月23日） 更新时间：2021年4月7日星期三21:40:00 感谢Uni佐仓绫奈译校 【PDF文库】【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I（哲学）】 更新时间：2021年4月7日星期三21:20:00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 〔日〕九鬼周造著作精粹 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 感谢Jupiter收集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21年4月6日星期二09:45:00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意大利工会运动简史 法国共产党反华言论 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华言论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华言论 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华言论 美国共产党反华言论 感谢希哲收集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之《绪论》 更新时间：2021年4月4日星期日20:20:00 感谢叶关情录入及校对 《回忆列宁》（1969-1970）->第一卷亲属忆列宁：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25篇） 更新时间：2021年4月4日星期日20:00:00 感谢雪球录入并校对 【补传】立此存照：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刊登的有关中共整肃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资料汇编（1935-1938） 更新时间：2021年4月4日星期日14:00:00 〔说明〕原已上传，但不知为何，未有链接。现予更正 王凡西：《伯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译者小引（1936年8月23日）（“伯林斯基”现通译“别林斯基”） 更新时间：2021年4月4日星期日15:4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红军的神圣任务（托洛茨基，1920年3月10日）（附演讲音频） 更新时间：2021年4月4日星期日15:15:00 〔说明〕先前已上传据俄文版翻译的版本，但不完整，且年份错误。现根据英文完整本重新校正。 感谢先知在1917翻译 ﹝英国﹞格兰特《评“国家资本主义”论——对克里夫同志理论的回应》（1949年） 更新时间：2021年4月4日星期日13:30:00 感谢k2e4z7x9翻译 丹尼尔·本赛德：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和现代——回答来自“前进”的俄国同志的问题（2006年12月29日） 更新时间：2021年4月4日星期日11:40:00 〔说明〕中马库先前发布过丹尼尔·本赛德：《“我们不可能抛弃历史而重新开始”——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本赛德访谈》，并非完整版，仅为原文中的八个问题的部分，且时间有误，不可能是2010年10月，因为作者那时早已逝世了……现上传完整版。 感谢聂大富翻译；先知在1917校订 列夫·托洛茨基：《1905》德文版序言（1909年10月） 更新时间：2021年3月31日星期三21:45:00 感谢佐仓绫奈根据英译文翻译和校对 五卅凶手之供状——上海美国商团团员论述五卅惨案书（洛梨·史密斯，1925年） 更新时间：2021年3月31日星期三21:45:00 感谢李星录入译序、萨马斯特录入正文 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1980年3月10日前） 更新时间：2021年3月31日星期三21:45:00 感谢闲汉收集、整理 【新增专栏】幸德秋水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21:00:00 祭自由党文（1900年8月）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日〕幸德秋水述，1901年出版） 致俄国社会党书（《平民日报》社论·1904年三月刊） 《渡美日记》（1905-1906年） 死刑之前（1911年1月24日前） 感谢闲汉收集、整理 【新增专栏】拉雅·杜娜叶夫斯卡娅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18:30:00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46年4-5月） 感谢（女神读书会翻译组）小毛线翻译 苏联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1941） 对俄国经济的一种分析（1942） 从哪里开始？理论与实践的新关系（1956） 马尔库塞与杜纳耶夫斯卡娅就《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通信（1957年） 走向新的组织概念（1959） 1960年马尔库塞与杜纳耶夫斯卡娅关于自动化的通信（1960年8月）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1966年10月） 回忆托洛茨基（1965） 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1969年） 全球资本的结构性危机和回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需要（1978） 《马克思的晚年著作》（节选）（1982） 【参考】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一生都奉行她的哲学的伟大社会主义人本主义者》 感谢黄胜利收集、整理 马尔库塞致杜纳耶夫斯卡娅（论《新俄罗斯共产主义宣言》及多伊彻）（1961年3月6日）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18:30:00 感谢黄胜利收集、整理 【新增专栏】让-保罗·萨特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18:30:00 《自我的超越性——一种现象学描述初探》（1934）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年）（附译者序二篇） 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来源：《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日） 拒绝诺贝尔奖的声明（1964年10月22日） 感谢闲汉收集、整理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巴枯宁传》（1961）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23:40:00 第二章爱情与形而上学 斯坦凯维奇和娜塔丽。同胞之情。康德和冥想生活。 第三章浪漫的盛夏 莫斯科。米哈伊尔和塔蒂安娜。费希特式的幻想。 感谢群安马议员录入；北地猫校对 〔法〕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全六卷）（1901）之《第一卷 制宪议会（下）》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23:00:00 第五章市镇生活 第六章国有财产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曼德尔（2篇）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23:00:00 改良的资本主义还是人道的社会主义？——Ph.冯贝特曼与E.曼德尔的一场争论（1986年9月中旬） 曼德尔致王凡西的信（1992年5月23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补充】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里夏德·米勒、革命工长组织与苏维埃运动的起源（拉尔夫·霍夫罗格（Ralf Hoffrogge），2008）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4日星期三15:45:00 2018年第二版序 附录“我的过往为我洗脱嫌疑”——里夏德·米勒对于德国共产党将其开除的申诉始末 感谢红色雪绒花从德文译出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译后记（龚义哲） 感谢龚义哲提供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2007）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17:45:00 第二章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期（1917—1929）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17:15:00 致谢 序言 第一章资本主义的肇始 感谢远夷则录入及校对 柯伦泰《纪念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949年2月）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17:10:00 感谢Uni佐仓绫奈译校 【补录】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14:15:00 自序 附录：王亚南生平 感谢TheProphetArmed整理 悼念陈镜林（杨林，2020年12月23日）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1日星期日14:00:00 〔说明〕这篇悼文刊出后，作者又作了一次校对，有十多处更正。现换上最后定稿的新版本。 感谢杨林供稿、志愿者录入及校对 〔南〕爱德华·卡德尔（文选17篇，1944-1978）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1日星期日12:00:00 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4） 社会主义与民主——1952年3月31日关于人民委员会总法令草案的报告 我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1953年4月7日在克拉克耶瓦茨《红旗》汽车厂发表的演说 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1954年10月8日在奥斯陆向挪威工党积极分子作的讲演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1958年4月25日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新经济组织体制和人民委员会的改组——答《政治报》编辑问，发表于1961年10月8日《政治报》 贯彻新分配制度中的问题和任务——1961年3月20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自治的宪法基础（1963） 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和目标——摘自1964年在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关于农业发展的迫切问题——1965年10月20日在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负责经济部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委员会讨论会上的发言 改革的社会经济目的——1965年12月23日、30日答贝尔格莱德电视观众问 自治发展与共盟改组——1967年6月10日在贝尔格莱德政治科学高等学校的讨论会上答听众问 南斯拉夫——各平等民族的社会主义自治共同体（1969） 我国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问题——1970年10月4日在南共联盟主席团第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1971年5月5日在南斯拉夫第二次自治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工人自治和过去的劳动——1971年11月18日在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衰会议上的发言 修改宪法的基本原因和方针——1973年4月在贝尔格莱德电视台的谈话 感谢李将敬思录入及校对 〔美〕菲利普·丰纳（Philips Foner）《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1973）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1日星期日11:40:00 一弗·恩格斯关于卡尔·马克思逝世的讣告 三卡尔·马克思传略 四美国对卡尔·马克思逝世的反应 感谢梁遐观录入及校对 卢那察尔斯基（3篇）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23:55:00 致安娜·巴尔科娃（1921年11月24日） 致安娜·巴尔科娃（1922年9月8日） 俄国的春天（1925年）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 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22:0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 王凡西（家信2封）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21:55:00 致坚坚（王凡西，1976年之后，7月25日） 致儿子宇平（1987年9月10日） 感谢先知在1917錄入及整理 潘涅库克《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策略》（1920）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17:20:00 感谢Coward译出 柯伦泰《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解答》（1905） 更新时间：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Uni佐仓绫奈译校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2007） 更新时间：2021年3月17日星期三23:50:00 第三章从斯大林的“大跃进”到“伟大的卫国战争”（1929—1941）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更新】〔美〕马克斯·伊斯特曼《列宁死后》（1925）之《第二章 反波拿巴派》之注释[5] 更新时间：2021年3月17日星期三23:50:00 〔说明〕校译者原注“这句话出处不详”。现找到出处，更新了原注释。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译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6:50:00 第一部分 9．党的体制问题 10．“保守主义”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托洛茨基（7篇） 更新时间：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6:00:00 致马克斯·伊斯特曼（托洛茨基，1923年5月22日） 致约翰·冈瑟（托洛茨基，1933年5月30日）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1937年3月15日） 托洛茨基的四篇军事命令（1918年8月13-27日） 感谢先知在1917译出 约翰·里德（7篇） 更新时间：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6:00:00 〔诗〕格温娜维尔（1907年） 〔诗〕致路易丝（1920年） 感谢先知在1917译出 【全书上传】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 更新时间：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0:50:00 感谢成阳录入及校对 卡尔·考茨基《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1901年） 更新时间：2021年3月8日星期一12:55:00 感谢克拉夫托从德文原文译出 卡尔·李卜克内西（3篇） 更新时间：2021年3月8日星期一12:45:00 卡尔·李卜克内西为制定一个左派纲领而草拟的提纲（1914年11月） 1914年8月4日前后（卡尔·李卜克内西，不早于1914年12月）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发表的声明（1914年12月2日）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书信七封） 更新时间：2021年3月8日星期一12:15:00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23年10月31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27年5月15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列·达·托洛茨基（1927年5月19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克·蔡特金（1925年7月3日以后）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约·维·斯大林（1937年7月5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约·维·斯大林（1938年3月7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约·维·斯大林（1938年6月14日） 感谢纱列里录入并校对 〔美〕马克斯·伊斯特曼《列宁死后》（1925） 更新时间：2021年3月8日星期一11:35:00 原译者序 第一章列宁和托洛茨基 第二章反波拿巴派 第三章列宁的遗嘱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译 【更新重传】葛兰西（2篇） 更新时间：2021年3月8日星期一10:15:00 国家和市民社会（《狱中札记》选） 现代君主──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札记（《狱中札记》选） 感谢夏洪、苏北山、墨绖而歌补录注释及校对 克拉拉·蔡特金《无产阶级妇女们，准备起来！》（1914年8月5日） 更新时间：2021年3月8日星期一08:5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安那其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2011） 更新时间：2021年3月7日星期日15:00:00 感谢黄河观察家译出 亚·米·柯伦泰《给有翼的爱若斯让路吧！——写给劳动青年的一封信》（1923年） 更新时间：2021年3月7日星期日12:50:00 感谢Uni佐仓绫奈根据俄语原文译校 列夫·托洛茨基《论巴黎公社》（1917年3月17日） 更新时间：2021年3月7日星期日12:50:00 感谢佐仓绫奈译校。本译文谨献给巴黎公社150周年。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日星期二23:55:00 马克思印度编年史稿 感谢冬晨鸟收集 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1982） 布拉戈耶夫《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 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1974） 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 感谢希哲收集 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1957） 感谢红色雪绒花收集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 感谢佐仓绫奈、雨宫花凛收集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中共党史资料】 更新时间：2021年3月2日星期二17:20:00 〔说明〕马库原有第73—76辑。此次上传49本，尚缺第25—32、39、40、46、53、54、56、57、61—64、69—72辑。 感谢佐仓绫奈、雨宫花凛收集 列夫·托洛茨基《工人通讯员及其文化角色》（1924年8月15日） 更新时间：2021年3月1日星期一23:40:00 感谢Uni佐仓绫奈译校 【新增专栏】〔英〕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1917-2000）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8日星期日23:55:00 背离的不断革命论（1963） 感谢苍白译出 〔法〕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之《第一卷 制宪议会（1789-1791）（下）》之《第四章组织法》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8日星期日22:50:00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关于陈独秀的参考评论（4篇）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8日星期日21:50:00 从“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看陈独秀后期思想的复兴及其意义（﹝日本﹞佐佐木力，2001年9月） 吉野作造和陈独秀（﹝日本﹞佐佐木力，2002年） 中国加快为陈独秀恢复名誉（﹝日本﹞佐佐木力，2002年7月10日） 陈独秀与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日本﹞佐佐木力，2009年12月15日） 感谢墨绖而歌重新校对 ﹝俄﹞亚·米·柯伦泰《女工与母亲》（1916年）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7日星期六23:30:00 感谢佐仓绫奈据英译文译出，Uni据俄文孤本原件重新校订 ﹝英国﹞本顿（Gregor Benton）：官僚为了权力而斗争（1976年4月15日）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7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别惹蚂蚁重新校订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23:55:00 澳大利亚版引言（戴夫·霍姆斯〔DaveHolmes〕） 第一部分 1．讨论所暴露的问题 2．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3．他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 4．组织问题 5．知识分子和工人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托洛茨基谈组织问题（1935年10月）（选自弗雷德·泽勒著作《三点即全部》）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23:45:00 感谢洪磊译出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23:00:00 感谢闲汉、意大利海军上将录入 《回忆列宁》（1969-1970）->第一卷亲属忆列宁（部分）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4日星期三14:30:00 〔说明〕此次上传的是两人（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回忆文章共14篇，第一篇《回忆伊里奇》因篇幅较大，分章发布。其余按篇发布。 感谢雪球录入并校对 毛泽东：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1930年1月5日）（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未删减版）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葛兰西《马克思主义问题》（译自《狱中札记》）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23:00:00 感谢夏洪、苏北山、海雾录入、校对及整理 评埃里克·赖特《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美﹞道格·埃纳·格林（Doug EnaaGreene），2020年11月14日）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2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杨吉姆翻译、凡人校对 菲律宾共产党声援印度人民战争（2013年7月19日）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2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生人翻译；扎姆校对 关于西班牙人民战争（﹝西班牙﹞何塞·迪亚斯，1940年2月）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2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王琛玮翻译 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1年1月28日）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2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闲汉录入及校对 1979年英国工人罢工手册（going onstrike）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1日星期日17:15:00 感谢吴季、烧肉翻译 【专栏】﹝美﹞保罗·斯威齐（13篇） 更新时间：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15:00:00 战后日本经济透视（1980年2月） 马克思以后一百年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1983年3月）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及校对 多国公司和银行（1978年1月） 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1978年4月） 美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1979年12月） 资本主义与民主（1980年6月） 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1980年10月） 资本主义的批判家——凯恩斯（1981年4月） 论美国经济危机（1981年12月） 经济停滞的原由（1982年6月） 对资本主义的设想（1986年1月） 古巴会像东欧国家那样垮掉吗？（1990年9月） 资本主义与环境（2005年1月） 感谢雨宫花凛录入并校对 ﹝英﹞巴托莫尔《法兰克福学派》（1984） 更新时间：2021年2月9日星期二16:15:00 译序 感谢胡杨录入及校对 〔英〕艾伦·索内特：奋勇斗争的年代——六七十年代英国汽车工人的斗争（2010） 更新时间：2021年2月9日星期二14:15:00 致谢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组织 中文版序言 序言 1．考利的汽车生产 2．霍斯曼罢工 3．哈罗德·威尔森当上了首相 4．工会在六十年代末取得的重大进展 5．“扑灭纷争” 6．为了保卫计件工资制而罢工七周 7．爱德华·希斯当选：1970—1974年的激斗岁月 8．石油危机与三日工作周 9．管理层在劳动速率方面的反扑 10．打击报复 11．工程工联不服从国家劳资关系法庭的判决 12．右翼控制了工会 13．又一次大选 14．英国利兰公司被国有化 15．1975年运输工会代表大会 16．强制推行工人参与 17．1975年运输工会选举：车身厂的舞弊 18．官僚向会员代表制度发动了闪电战 19．琼斯和斯坎隆打压“内部敌人” 20．琼斯和斯坎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继续生产” 21．反对限薪的斗争 22．妇女与夜间工作 23．“四代表”调查团的调查结果 24．不白之冤 25．左派大获全胜 26．迈克尔·爱德华兹来到英利——粉碎了莱德计划 27．差点被工会开除 28．形势开始变得对右派不利了 29．“宿怨之冬” 30．爱德华兹的“复兴计划” 31．德里克·罗宾森被解雇了 32．无法无天的管理层 33．工人奋勇斗争，领导背后叛卖 34．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卖 35．保守党推行了更多的反工会法律 36．致命的失误 37．撒切尔的第二届任期 38．一些结论 译后记 感谢龚义哲翻译 【全书上传】﹝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1952） 更新时间：2021年2月6日星期六21:20:00 感谢木运录入及校对 【哲学小册子】〔南〕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8） 更新时间：2021年2月6日星期六16:3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之《第七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 更新时间：2021年2月4日星期四21:20:00 感谢琥珀录入及校对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更新时间：2021年2月4日星期四17:15:00 第一部分“民族、国王、法律”。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1789—1792年） 第一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 第二章国民制宪议会。妥协的失败（1790年） 第三章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和法国的重建（1789—1791年） 第四章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年） 第五章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 感谢陈嘉祺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论性别解放和家庭关系的3篇文献） 更新时间：2021年2月4日星期四16:00:00 致莫斯科女工庆祝活动和集会的一封信（1923年11月28日） 感谢Lambda佐仓绫奈译校 【译本一】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解放女性和保护母亲们（1925年12月） 感谢佐仓绫奈翻译；Uni译校 苏联的家庭关系——由托洛茨基回答的14个问题（1934年6月—7月） Lambda龚义哲佐仓绫奈译校 〔美〕菲利普·丰纳（Philips Foner）《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1973） 更新时间：2021年2月4日星期四12:30:00 中译本序 译者的话 导言 感谢梁遐观录入及校对 布哈林〔4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23:15:00 关于自决权的提纲和十五点政纲（1915年11月） 论工会的任务与结构（1921年1月16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12月3日） 资产阶级理论家对现代资本主义某些问题的看法（1929年5月24日）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悼念陈镜林（杨林，2020年12月23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22:45:00 感谢杨林供稿、志愿者录入及校对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更新时间：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22:30:00 1972年第二版序言（乔治·诺瓦克） 感谢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2007） 更新时间：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22:30:00 第一章导论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潘涅库克：马克思主义如何？（1948年2月7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12:00:00 感谢穆日翻译 德国“国际”派的决议（由斯巴达克派纲领的拥护者于1916年3月通过并向昆塔尔代表会议提出）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12:00:00 感谢加特林涅夫录入并校对 悉德尼·胡克：《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英译本绪言（1945年9月）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12:00:00 感谢雨宫花凛录入并校对 对现在革命形势的估计及我们现在的任务（布哈林，1928年6月29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12:0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马尔库塞：自由和历史的绝对律令（1972）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12:00:00 感谢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录入并校对 〔法〕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全六卷）（1901）【《第一卷 制宪议会（上）》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3日星期六23:30:00 第三章革命的日子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10:00:00 感谢马由冰录入及校对 布哈林致高尔基的信（不早于1925年6月23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10:00:00 感谢黄胜利录入及校对 怎样当好一名师长（林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10:00:00 感谢闲汉录入及校对 蒲鲁东（2篇评述文献）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22:40:00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芾甘（巴金）翻译及整理，1929年6月） 感谢盖德录入、闲汉校对 蒲鲁东学说（麦利荪，1941年11月）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和校对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之《慕尼黑 1901—1902年》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21:10:00 感谢弓长录入及校对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社会主义的战略性失误》（1988年）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21:1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波兰〕亚当·沙夫（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21:10:00 波兰事件应当归罪于苏联吗？（1983年） 我的中国观（2001年8月）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新增专栏】哈罗德·拉斯基（4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13:00:00 卡尔·马克思：一篇短论（1921年） 公民自由的展望（1938年6月21日） 为《托克维尔全集》中之《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拉斯基，1949年） 感谢闲汉录入和校对 《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1948） 感谢沉浮录入、Commie校对 【新增专栏】达·波·梁赞诺夫（5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13:00:00 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1923年） 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札记）（1924年） 梁赞诺夫作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三十次会议，1924年7月7日，星期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编者导言（1926年） 感谢闲汉录入和校对 《德国农民战争》俄译本序（1925年9月） 感谢电机铜板录入 【全书上传】﹝法﹞吉尔斯·达维《从危机到共产化》（2019）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23:55:00 感谢Coward全书译出 托洛茨基（6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23:55:00 托洛茨基和约翰·里德的谈话（约翰·里德记录，1917年10月17日） 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命令（1918年8月8日） 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命令（1918年8月14日） 对喀山劳动人民的警告（1918年8月末） 致红军和海军的第八十三号命令（1919年3月9日） 感谢先知在1917翻译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1926年9月27日）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和校对 俄国革命的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1956年4月通过的决议（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1956年4月）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16:00:00 感谢Redsthink录入及校对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2007）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17:00:00 中文版序言 译者的话 前言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英国﹞格雷厄姆·柯克伍德《书介〈理解马克思主义〉》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16:00:00 感谢红色指针译出 《鲁迅全集》之《呐喊》之《社戏》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16:00:00 感谢李去兹重校 〔美〕威廉·I.罗宾逊 《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2004）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13:00:00 序言 第一章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划时代的变化 附录：全球警察国家（2020年6月11日）（世涵译、Shizuku校） 感谢世涵翻译、录入及校对 贝多芬：处在革命时代的音乐家（﹝英国﹞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2020年12月16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12:00:00 感谢白萌翻译、ShengKai校对 书介：选举与革命（德里克·莫里森（Derrick Morrison），2014年7月）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12:00:00 感谢韩达翻译、natsuko校对 生日快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纪念恩格斯诞生200周年（1820年11月28日-2020年11月28日）（﹝英国﹞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 更新时间：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12:00:00 感谢一点翻译、丘寒校对 杜波依斯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美国﹞比尔·穆伦（Bill Mullen），2016年）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coward翻译、继轲校对 气候变化与反叛：采访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约翰·莫利纽克斯（《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采访，2020年2月4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五达翻译、natsuko校对、凡人编辑 〔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之《第六章 自上而下的革命》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琥珀录入及校对 C.L.R.詹姆斯的革命性解答（﹝美国﹞比尔·V·穆伦（Bill V.Mullen），2020年9月11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22:00:00 感谢杨吉姆翻译、碳烤肥羊校订 生日快乐：夸梅·桑布鲁（1934-2016），黑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美国﹞鲁万·穆纳辛格（Ruwan Munasinghe），2020年10月13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22:00:00 感谢嵛偲翻译、纪海宁校订 纪念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意大利﹞卢卡·佩雷蒂（Luca Peretti），2018年1月6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22:00:00 感谢朱奥托翻译、日土兀、当值义工校订 〔法国〕路易·阿尔都塞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22:00:00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1968年2月） 列宁在黑格尔面前（1968年4月）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新增专栏】〔南斯拉夫〕加约·彼得洛维奇〔8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5日星期五23:50:00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1963年3月） 论异化（1967年） 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1967年） 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实质（1968年） 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1971年） 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与革命（1973年） 革命的哲学概念（1979） 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和革命理想（1983年）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新增专栏】巴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9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5日星期五23:50:00 关于出版《工人丛书》问题（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1884年9月15日）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第一版序言（1898年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及其任务（1903年12月15日、1904年1月15日） 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1905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06年4月） 工人阶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交第二次齐美瓦尔德会议的宣言草案（P·阿克雪里罗得、S·拉宾斯基、L·马尔托夫，1916年） 在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伯尔尼）上的发言（1919年） 给尤·马尔托夫的信（1921年4月20日） 列宁1895年在国外（1926年）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普列汉诺夫（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5日星期五23:50:00 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问题（1883年9月25日） 关于出版《工人丛书》问题（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1884年9月15日） 纪念“劳动解放社”成立三十周年（致纽约党组织的信）（1913年10月13日）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南〕米·马尔科维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5日星期五23:50:00 今天的辩证法（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1979年） 理性与历史实践（1979） 感谢黄胜利录入及校对 格·季诺维也夫〔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16:30:00 纪念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14日） 上海事件的世界性历史意义（1925年6月7日）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布哈林〔5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16:30:00 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4月19日）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1927年6月18日） 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1927年7月10日） 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8月18）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在联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1927年12月13日）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11:15:00 第二篇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最早阐述 原始笔记 第四章劳动货币理论的批判 第五章从价值到货币的转变 第六章货币的职能 一、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第七章货币的职能 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第八章货币的职能 三、作为“货币的货币” 感谢GnothiSeauton录入及校对 加米涅夫〔3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11:15:00 加米涅夫所作同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的简要记录（1928年7月11日） 加米涅夫对同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简要记录的补充（1928年7月11日） 加米涅夫关于同布哈林谈话的便函（1928年7月11日） 感谢黄胜利录入及校对 布哈林〔12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10日星期日23:50:00 布哈林关于领导人撤换程序的问题致加米涅夫的信（不早于1923年7月30日）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关于通报对改组书记处意见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1923年7月29日）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关于不同意政治局决定致斯大林的信（1923年8月6日） 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关于政治局工作程序等问题致斯大林的信（1923年8月10日） 布哈林关于组织工作意见致加米涅夫的信（约于1923年8月） 布哈林在1928年联共（布）七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1928年7月10日） 布哈林在1929年联共（布）4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1929年4月18日） 布哈林在清党会议上的发言速记记录（1933年11月21日） 布哈林在清党大会上的报告（不晚于1933年11月21日） 布哈林在联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1937年2月26日上午） 布哈林给斯大林的信（1937年12月10日） 布哈林给拉林娜的信（1938年1月15日） 感谢黄胜利录入及校对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更新时间：2021年1月9日星期六23:50:00 作者序 作者序 英译者的话 中译者的话 第一篇导言 第一章《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来源 第二章马克思著作的结构 第三章卡尔·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问题 感谢一夫录入及校对第一及二章，GnothiSeauton录入及校对其余部分 〔英〕穆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更新时间：2021年1月9日星期六23:50:00 前言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英国工会运动简史》艾伦·胡特 AllenHutt,1952 更新时间：2021年1月7日星期四23:55:00 第四版序言 第十一章走向胜利与和平（1943—1945年） 第十二章战后的危机（1945—1951年） 感谢秋林录入并校对 ﹝德﹞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年） 更新时间：2021年1月4日星期一23:55:00 第三版序言 感谢傲铁录入及校对 阿尔都塞（6篇） 更新时间：2021年1月4日星期一16:50:00 论文化大革命（1966年11月—12月） 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1970年1月） 阿尔都塞论鲁迅（1977年） 感谢吴子枫译出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回答八个问题（1967年11月） 致我的英语读者（1977年） 阿尔都塞访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1980年4月） 感谢闲汉整理 【文献资料】十月革命后的右倾路线（1917.11） 更新时间：2021年1月4日星期一12:45:00 感谢闲汉整理 E.P.汤普森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刘军，1996年） 更新时间：2021年1月4日星期一11:15:00 感谢江树录入及校对译 托洛茨基和约翰·里德的谈话（约翰·里德记录，1917年10月17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4日星期一10:40:00 感谢先知在1917翻译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1927年7月2日反对派的提纲（托洛茨基 等，1927年7月2日） 更新时间：2021年1月4日星期一10:40: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并校对 列夫·加米涅夫：《马基雅维利著作集》序言（1934年） 更新时间：2021年1月4日星期一10:4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新开专栏】〔南〕爱德华·卡德尔（1910—1979） 更新时间：2021年1月3日星期日23:55:00 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教育（1975年11月21日） 论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1976年）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1979年）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德〕卡·考茨基《回忆和探讨》（摘译）（1936—1938） 更新时间：2021年1月3日星期日21:50:00 感谢李将敬思整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2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20年 2020年 【新开专栏】〔南〕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PredragVranicki，1922—2002）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31日星期四23:55:00 人道主义解说（1961年） 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1965年） 社会主义和危机（1971年） 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1973年） 自治——持久的革命（1985年） 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意味着什么（1987年） 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1987年）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南〕米·马尔科维奇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31日星期四23:55:00 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的新形式（1981年） 社会理论中的批判思想（1983年） 南斯拉夫自治政治体制和扬弃异化（1950—1965）（1986年7月）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梅林《马克思传》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29日星期二23:55:00 第十一章国际的创始 第十二章《资本论》 第十三章国际的全胜时代 第十四章国际的衰微 第十五章最后十年 感谢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3篇）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29日星期二17:30:00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1918年2月21日） 红军誓词——经工人、农民、士兵及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1918年4月22日） 托洛茨基同志的演讲：苏维埃共和国-兄弟联盟！——世界上将有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苏维埃共和国！（译自托洛茨基在1919年的录音讲话，1919年4月） 感谢先知在1917译出 〔美〕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2篇）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28日星期一23:50:00 苏联有一个统治阶级吗？（1978年10月） 资本主义之后是什么社会（1985） 感谢雨宫花凛收集、录入和校对 【马克思主义入门小册子】《理解马克思主义》（UnderstandingMarxism，2019）作者：〔美〕理查德·D·沃尔夫（RichardD.Wolff）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27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ahjol、达瓦里氏瓦洛佳译校 【罗莎·卢森堡书信集】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6-1918）（22封）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24日星期四12:30:00 感谢其土录入及校对 〔秘鲁〕马里亚特吉《文明与须发》（1924年11月7日）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22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及校对 克鲁巴特金说“停战罢”（即《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给西欧工人的信》）（1919年4月28日）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22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闲汉收集整理 拉萨尔《工人纲领——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2年4月12日）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22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闲汉整理 蒲鲁东《人民银行》（节选）（1849年1月31日）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22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闲汉收集整理 波格丹诺夫《经济科学大纲》（1897年 初版）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22:45:00 感谢闲汉等人录入 对朱正著《瞿秋白传》的审读意见（郑超麟 遗稿，1987年10月11日-1988年2月11日）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22:00:00 感谢墨绖而歌录入及校对 什么是托派？（刘家良，1942年）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22:00:00 感谢墨绖而歌录入及校对 《十月评论》悼念彭述之的4篇文章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22:00:00 为什么要纪念彭述之？（梁嘉，1983年） 敬悼无产阶级革命家彭述之（1895—1983）（《十月评论》同人，1983年11月29日） 我所知道的彭述之（陆人，1983年12月6日） 悼念马克思主义战士彭述之——对彭述之政治思想和活动的评价（《十月评论》编辑部，1983年12月15日） 感谢墨绖而歌录入及校对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23:50:00 引论旧制度的危机 第一章社会危机 第二章制度危机 第三章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 感谢陈嘉祺录入及校对 〔秘鲁〕马里亚特吉《现实与想象》（1926年3月25日）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及校对 波格丹诺夫《什么是卡尔·马克思？》（1913年）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闲汉翻译 蒲鲁东《向制宪国民议会致辞》（节选）（1848年7月31日）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大狗子翻译 〔法〕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全六卷）（1901）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22:10:00 译者前言 本书1969年版出版说明 第一卷制宪议会（1789-1791）（上） 导言 第一章革命的原因 第二章选举和陈情书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群众与先锋队》（1938）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7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黎纳翻译 【专栏·E. P.汤普森】2篇纪念文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7日星期四23:55:00 一个工人阶级历史学家的养成（﹝英国﹞邓肯·哈拉斯（DuncanHallas），1993年10月） 悼E.P.汤普森（〔法〕米歇尔·罗伊（MichaelLöwy），1994年） 感谢卡卡翻译、月影校对 〔南〕米·马尔科维奇（2篇）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7日星期四23:55:00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伦理学（1962年5月） 论当代南斯拉夫的短篇小说（1978年）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向陈独秀及其战友致敬，向人民中国的老同志致敬礼——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决议（2003年）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22:15:00 感谢姜君羊翻译；匡红校对 空洞的非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莫菲实实在在的回应（﹝英﹞诺曼·杰拉斯（Noeman Geras），1988年）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22:15:00 感谢指树可名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史太林大纲》（1927年5月7日）（杨湛笑译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上海书局1930年初版）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22:15:00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南〕米·马尔科维奇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22:15:00 马克思的辩证法和今日的人道主义（1964年） 工业文明社会彻底人道化的可能性（1972年）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俄〕季诺维也夫《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1916年3月）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22:15:00 感谢Universe录入及校对 〔南〕米·马尔科维奇《马克思论异化》（1989年）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0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波兰〕亚当·沙夫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0日星期四23:55:00 作为一种思潮的结构主义（1978年） 异化和社会行动（1983年） 感谢螂群领袖整理 〔俄〕季诺维也夫《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会议的筹备经过、人员构成及其思想面貌》（1915年10月）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7日星期一14:10:00 感谢Universe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加〕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7日星期一13:50:00 第九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结论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斐迪南·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五幕历史悲剧》（1859）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7日星期一11:4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并校对 柯伦泰《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1909）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6日星期日22:45:00 感谢公众号“木棉浪潮”及译者蓝巴勒允予转载 《苏俄的文艺政策》（鲁迅译，1930年代出版）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6日星期日16:00:00 以上感谢闲汉收集、统筹翻译、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巴枯宁言论》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6日星期日14:0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并校对 丹尼尔·本赛德《永久的丑闻》（2009年）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5日星期六14:20:00 感谢王文菲译出；素侠云雪录入及校对 〔南〕米·马尔科维奇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5日星期六14:20:00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1975） 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77） 卢卡奇的批判思想（1988） 激进的民主：合理的重建（1988） 谈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1989） 传统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社会主义（1991年）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并校对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泰德·格兰特、艾伦·伍兹 合撰，2000） 更新时间：2020年12月1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k2e4z7x9译出 〔加〕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之《第八章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新开专栏】〔波兰〕亚当·沙夫（AdamSchaff，1913—2006）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23:50:00 异化是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1981） 职业与劳动（1982）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问题（1987年12月23日） 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1989年1月8日） 共产法西斯主义——起源和社会职能（1990） 《困惑者纪事》（1995）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1996年3月） 需要一种新的左派（1997） 致2050年我的曾孙的一封信（1998） 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1999年3月14日）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新型社会主义（2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佐仓绫奈、加特林涅夫录入并校对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1959）.pdf 语义学引论（1962）.pdf 感谢逆旅收集 加米涅夫：反四月提纲系列材料（1917年3月—4月）->《关于列宁的提纲》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23:50:00 〔说明〕原为“摘译”。感谢 佐仓绫奈查到其余部分（即末三段），已予补上。 曼德尔与资本主义崩溃（﹝苏格兰﹞乔治·克雷文（George Kerevan），2020年8月3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星原翻译、韩达校对 解放与科学：曼德尔逝世25周年（﹝荷兰﹞亚历克斯·德·荣（Alex deJong），2020年7月19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紫阳翻译、杨吉姆校对 〔加〕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之《第七章 资本主义式帝国主义的起源》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23:50:00 译者序 前言 序言 感谢陈嘉祺录入及校对 〔英〕艾伦·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1952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23:50:00 第九章走向大灾难的道路（1930—1939年） 第十章工会和战争（1939—1942年） 感谢秋林录入及校对 卡尔·考茨基：古斯塔夫·迈耶尔的《恩格斯传》（1921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雨宫花凛收集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托洛茨基：失业者与工会（1924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7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杨进译出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8月15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6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雨宫花凛收集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卢卡奇《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1923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6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和校对 【新开专栏】斐迪南·拉萨尔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6日星期四23:50:00 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3月1日） 论工人问题（发表于1863年4月16日） 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决议案（1863年秋） 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案（1863年11一12月）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并校对 【全书上传】﹝俄﹞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1886年初版）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5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螂群领袖整理 1905年孟什维克代表会议文件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5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全书上传】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年莫斯科出版）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4日星期二23:40:00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布哈林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1日星期六23:55:00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19年） 论进攻策略（1920年） 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1924年） 在“左派共产主义”旗帜下的第二国际（1924年） 在俄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1924年5月） 关于在青年中进行工作——在俄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4年5月） 在俄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1924年5月27日） 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1925年2月25日） 我党在农民政策方面的新任务（布哈林，1925年4月24日） 论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全俄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5年） 关于俄共（布）党内的争论——1925年4月3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报告 在莫斯科省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1月8日） 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1927年6月30日） 海涅和共产主义（1931年） 马克思的学说及其历史意义——理论分析的经验（〔苏〕H.布哈林，1933年） 感谢雨宫花凛收集、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中文版序言（拉尔夫·霍夫罗格（Ralf Hoffrogge），2020年5月）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全书上传】﹝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1840年6月）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闲汉收集 加米涅夫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23:55:00 加米涅夫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1月1日） 加米涅夫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7年12月8日）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巴枯宁致马克思的三封信（1864，1865，1868）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闲汉收集 亚·波格丹诺夫《偶像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1908）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9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大狗子录入 加米涅夫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9日星期四23:50:00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科里尼科夫、托洛茨基、叶夫多基莫夫六人声明（1926年10月17日） 加米涅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11日）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巴枯宁传》（1961）之《第一章 叛逆者的诞生》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7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群安马议员录入；北地猫校对 【新开专栏】蒲鲁东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23:50:00 致马克思（1846年5月17日） 国民议会开幕式（1848年5月5日） 致《人民代表》报主编的信（1848年7月6日）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和校对 【新开专栏】克鲁泡特金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23:50:00 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摘录）（1873年） 革命宣传纲领（不早于1874年） 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结论（节译）（1906年10月）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和校对 彼·克鲁泡特金致列宁的一封信（1920年12月21日）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和校对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公报（1948年4月26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赤心录入 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年5月22日至27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雨宫花凛录入并校对 〔加〕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之《第六章 农业资本主义及其以后》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从殖民地时期到劳联的成立 （1947）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20:15:00 序言﹝美国﹞菲利浦·方纳（PhilipS.Foner） 第一章美国劳工的起源 第二章殖民地时期美洲的劳工情况 感谢国际共运史开发社集体录入、校对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之《在流放中 1898—1901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20:15:00 感谢弓长录入及校对 加米涅夫：反四月提纲系列材料（1917年3月—4月）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20:15: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和校对 【丹尼尔·本赛德专栏】保卫共产主义──清算的责任：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主义（卡特琳娜·莎玛莉（Catherine Samary），2012年1月13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雨木翻译；宋治德校订 托洛茨基《伏特加，教堂和影院》（1923年7月12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黄素蓉翻译、五叶、阿迪校订 【新开专栏】波格丹诺夫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23:50:00 俄国读者要从恩斯特·马赫那里寻找什么？（1906年9月4日） 关于院士案的一批材料（1923年） 《论无产阶级文化》（文章选辑）（1918-1923）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和校对 拉狄克《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4年1月22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和校对 【专栏】柯伦泰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23:50:00 共产主义与家庭（1920年10月） 感谢黄素蓉翻译、五叶校订 性关系与阶级斗争（1921年） 感谢陈晗懿翻译、五叶校对 克拉拉·蔡特金《组织起劳动女性》（1922年11月）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马冰洁翻译、五叶校订 〔加〕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之《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农业源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英〕艾伦·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1952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23:50:00 第六章“国家的社会机器的一部分”（1914—1918年） 第七章战后的危机（1919—1924年） 第八章总罢工和罢工以后（1925—1929年） 感谢秋林录入及校对 弗兰茨·梅林《关于青年恩格斯的几点意见》（1895年10月9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和校对 〔民主德国〕安奈利斯·拉希察《卡尔·考茨基》（1988）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和校对 〔德〕卡尔·考茨基《反对失业的斗争》（1937年3月13日、4月4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和校对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23:50:00 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 为何我们需要工会——美国工会运动简介 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1）无产阶级闹天宫（上） 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2）无产阶级闹天宫（下）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资本论》辞典（久留间鲛造、宇野弘藏等编） 70年代台湾左翼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美〕马克斯·沙赫特曼《记住列夫·托洛茨基！》（1967）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先知在1917译出 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英﹞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Laclau）、尚塔尔·莫菲（ChantalMouffe），1987年11月）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指树可名录入及校对 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920-1921年）【补充3篇】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23:50:00 ·论工会——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派同志的提纲（1921年1月16日） ·工会的当前任务——伊格纳托夫派提纲（1921年1月19日） ·列·托洛茨基、尼·布哈林等人提出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1921年1月25日）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但我清楚我是正确的”——尼·伊·布哈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中写给斯大林的信（1937年4月15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加〕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23:50:00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理论（1924年） 第四章商业抑或资本主义？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考茨基，1886年11月22日前后）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迫敛录入，佐仓绫奈、闲汉校对 ﹝苏联﹞卢那察尔斯基《列宁与文艺学》（1932）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凌云子录入 【新开专栏】加米涅夫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16:40:00 论列宁给高尔基的书信（1924年） 列宁主义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无神论》第一章《真诚的悲观主义》（1908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15:0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并校对 托洛茨基《放射性和唯物主义》（1923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15:00:00 感谢灰衣之蛾翻译 【增补】阿尔都塞生平传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15:0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弗·梅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简介（1908年3月）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及校对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爱琳娜·马克思》（1899年）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及校对 德国革命时期的极左派资料（1920）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及校对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8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及校对 普列汉诺夫民粹派时期文摘（4篇）（1879-1881）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日星期日23:50:00 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1879年1月15日） “土地平分”社宣言（1879年11月） 土地平分（1880年1月） 给《土地平分》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 感谢闲汉录入并校对 弗·梅林《纪念国际》（1904年9月21日） 更新时间：2020年11月1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及校对 【新开专栏】巴枯宁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23:50:00 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主要发言记录（1869年9月10日） 上帝与国家（1870年—1871年间作） 感谢闲汉录入并校对 保尔·福尔给英国工党的一封信（1940年3月15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及校对 【专栏】布哈林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23:50:00 《复仇者》（1919年12月16日） 工人革命时代的文化问题——在大剧院莫斯科组织积极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0月9日）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1925年3月10日） 感谢闲汉录入并校对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13:30:00 第三部分产业政治 第七章烟草业 感谢常官录入及校对 〔加〕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之《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的争论》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13:30:00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资料】苏俄1920年代初围绕“出版自由”问题的一场论战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13:30:00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弗·梅林《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1911年12月8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13:30:00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专栏】葛兰西（2篇）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13:30:00 工厂委员会（1920年6月5日） 工厂委员会的策略（1919年10月11日）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倍倍尔《一个新的“共产党人”》（1874年3月13日和3月20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13:30:00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关于改进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季诺维也夫同志准备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提纲，经俄共中央委员会批准（1920年12月14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13:30:00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布哈林《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报告》（1925年4月12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13:30:00 感谢佐仓绫奈整理、录入和校对 【专栏】卢那察尔斯基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13:30:00 《通俗说明〈纯粹经验批判〉》一书前言（1904年9月12日） 未来主义者（1913年5月17日） 诗集《稞麦的话》前言（1918年） 艺术论（1926年）（鲁迅译） 《文艺与批评》译文文集（1911-1928）（鲁迅译） 《无产阶级和艺术》（六篇）（1918-1922）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年）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6日星期一22:45:00 感谢闲汉收集 第二国际与罗马尼亚的工人运动（〔罗〕格·扎哈里亚 ，1989年8月2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5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普列汉诺夫批判取消派的六篇文献（1910）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5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蘑菇君录入、闲汉校对 娜·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根据的担心》（1919年2月6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5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闲汉录入及校对 〔加〕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之《第一章 商业化模式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专栏】列·托洛茨基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23:50:00 “劳动计划”——致比利时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1934年1月9日） 出路（1934年8月） 革命教师的任务——致莫里斯·多芒热的一封信（1934年8月10日） 为第四国际而斗争——致所有革命无产阶级组织和集团的一封公开信（1935年8月） 感谢施用勤译、十月评论杂志供稿 〔美〕保罗·M·斯威齐《1989年并不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失败》（1990年4月）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3日星期五22:00:0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 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 南斯拉夫经济制度 马尔库塞文集第1卷 马尔库塞文集第2卷 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 马尔库塞文集第5卷 马尔库塞文集第6卷 感谢雨宫花凛提供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1964年10月） 感谢逆旅提供 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爱尔兰﹞玛德琳·约翰逊﹝MadeleineJohansson﹞，2020年7月17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3日星期五18:00:00 感谢杨吉姆翻译、凡人校对 第四国际紧急会议：殖民地世界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一份决议（1940年5月19日至26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3日星期五18:00:00 感谢DaslithicChen翻译、继轲校对 泰德·格兰特《社会主义外交政策》（1962年10月）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3日星期五18:00:00 感谢杨进提供 ﹝法国﹞丹尼尔·本赛德《托洛茨基：世纪明灯》（2000）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3日星期五18:00:00 感谢十月评论杂志社翻译 【全书上传】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里夏德·米勒、革命工长组织与苏维埃运动的起源（拉尔夫·霍夫罗格（Ralf Hoffrogge），2008）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2日星期四22:0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专栏】布哈林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2日星期四22:00:00 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文化及其他——答伊·巴甫洛夫教授（1924年） 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1924年） 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年2月17日） 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1923年10月的教训（1925） 感谢黄胜利录入并校对 -------------------------------------------------------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私人启事（1898年 10-11月）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2日星期四22:0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及校对 完全的人——和卢卡奇的谈话（1970年1月1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1日星期三10:00:00 感谢闲汉收集、录入及校对 【专栏】布哈林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1日星期三10:00:00 苏维埃联邦从MaximGorky〔高尔基〕期待着什么？——为MaximGorky的诞生六十年纪念 感谢闲汉整理 【专栏文献补录】林彪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1日星期三10:00:00 关于作战指挥问题向军委的建议（1934年5月4日） 在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38年4月16日）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1940年7月） 在战斗中，技术最能直接打击敌人（1944年10月18日） 战术指示（1946年11月15日） 打胜仗的根本办法（1947年12月） 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60年9月）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1964年12月29日） 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9月） 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1966年11月10日） 感谢闲汉收集整理 【PDF删除说明】斯大林专栏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0日星期二23:50:00 〔说明〕马克思主义文库于6月1日上传了两本文字版《斯大林全集》PDF（见斯大林专栏之末），义工佐仓绫奈建议其余的PDF已属多余、重复，予以删除。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0日星期二22:30:00 古比雪夫文集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 感谢逆旅收集 巴枯宁 巴枯宁言论 上帝与国家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克鲁泡特金 互助论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一个反抗者的话（《全集》第3卷） 面包与自由 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蒲鲁东 什么是所有权 贫困的哲学（上卷） 贫困的哲学（下卷） 【修改重传】中阿决裂后的拉美亲阿五党文件汇集 感谢闲汉收集 【全书上传完毕】卡尔·考茨基《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23:55:00 第三章政治革命 第五章怎么办？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专栏】布哈林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23:55:00 俄国革命及其意义（1917年5月-6月） 经济政策的新方针（1921年8月6日）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1922） 布哈林信件十封（1924-1936） 感谢1905整理 托洛茨基《就共产党本质致一名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一封信》（1920年8月）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杨进翻译 卡尔·考茨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7年8月）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雨宫花凛整理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8篇）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23:50:0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的一页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1934年11月11日） 列宁的品格 列宁如何对待博物馆工作 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斗争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研究马克思主义（1924年9月20日） 列宁是科学工作者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及校对 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爱尔兰﹞梅夫·麦格拉斯（Maeve McGrath），2020年7月27日）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月影翻译、natsuko校对 威廉·李卜克内西《世界政策、中国动乱、德兰士瓦战争——1900年7月28日在德累斯顿“特里亚农”大厅的演说》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及校对 【专栏】格·瓦·普列汉诺夫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23:55:00 奥古斯丹·梯叶里和唯物史观（1895年11月） 格·瓦·普列汉诺夫回忆恩格斯（1898，片段）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共50卷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3日星期二23:15:00 〔说明〕中马库原有18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现单独列为（1921-1949）。此次上传的是1949-1966年的50册文献。因数量较多，这里不单独列出每册的链接。有兴趣的读者，请自己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网页下载。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1日星期日10:00:0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全书上传完毕】﹝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10日星期六16:50:00 【说明】已将先前上传的《导言》中《当前的观点》部分单独分出。 感谢林檎录入及校对 〔加〕艾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9日星期五22:30:00 致谢 导论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埃内斯特·曼德尔《第四国际》（译自《今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4章）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9日星期五22:30:00 感谢张晓默录入、赤心校订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7日星期三16:45:00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59） ﹝美﹞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1974） 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和目前的前进道路——日本共产党成立四十二周年纪念文集（1964） 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1960） 各国共产党论社会党（1958） 感谢闲汉收集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上册）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下册） 感谢雨宫花凛提供 《毛泽东选集》第6卷（“润之赤旗”整理版） 《毛泽东选集》第7卷（“润之赤旗”整理版） 感谢文水十收集 艾伦·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1952）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5日星期一23:55:00 第二时期 第二章“防卫而不是反抗”（1850—1880年）第三时期 第三章新工会运动（1880—1900年） 第四章工会参与政治（1900—1910年） 第五章伟大的攻势（1910—1914年） 感谢一笑万山横录入，秋林校对第三章；秋林录入、校对第二、四、五章 【全书上传完毕】柯林尼可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1976）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5日星期一23:30:00 第二章体系 第三章认识论的忧郁 第四章暧昧的政治 结论 后记 阿尔都塞的简历 感谢马由冰录入及校对 安东尼·潘涅库克《组织问题总论》（1938年）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4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黎纳翻译；龚义哲校对 后马克思主义？（﹝英﹞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1987年）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4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指树可名录入及校对 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4日星期日23:50:00 第五章德国革命及其后果 感谢琥珀录入及校对 【重校】苏联工会章程（—九四九年四月）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4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矢沢雪丸录入 【全书上传】〔巴西〕保罗·弗莱雷《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1993） 更新时间：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11:00:00 感谢树叶录入与校对 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8日星期二10:00:00 第十二章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超帝国主义” 第十三章战争的经济进化 第十四章世界经济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感谢黄胜利录入 〔德〕路易莎·考茨基《卡尔·考茨基》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7日星期一21:30:00 感谢闲汉提供 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1902年3月）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7日星期一21:30:00 感谢椎叶紬录入并校对 卡尔·考茨基《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之《第四章 俄国另一次革命的可能形式》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7日星期一21:3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卡尔·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1937年）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7日星期一14:0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专栏】瞿秋白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7日星期一14:00:00 《饿乡纪程》（1920） 《赤都心史》（1921） 感谢闲汉收集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6日星期六22:00:00 导言 感谢林檎录入及校对 奥·倍倍尔《在国会上就选举社会民主党副主席问题的发言》（1912年2月20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克拉夫托从德文原文译出 普列汉诺夫《论策略》（1901年11月）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保尔·拉法格《1849年的五月起义》（1885年11月14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尼·布哈林《回忆伊里奇》（1925年1月21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卡尔·考茨基《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之《第二章 工业中的社会革命》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20:30:00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十三卷（1979.4-1981.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系列专题 〔南斯拉夫〕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南斯拉夫〕加约·彼得洛维奇：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一位南斯拉夫哲学家重释卡尔·马克思著作 〔南斯拉夫〕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匈牙利〕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治论文集 〔匈牙利〕米哈伊·瓦伊达：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匈牙利〕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 〔波兰〕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感谢昨夜星辰提供 在迷雾中的艰难前进——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之书评（﹝英国﹞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1994年11月）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17:00:00 感谢文祥翻译、当值志愿者校对 格·叶·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发展中的主要阶段》（1921年11月13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15:40:00 感谢闲汉收集 阿尔都塞生前最后对话录——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作者：阿尔都塞与纳瓦罗，1988年出版）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15:40:00 感谢闲汉收集 斯大林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15:40:00 给列宁的信（1922年9月27日）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1917年3月29日在全俄党的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感谢闲汉收集 林彪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15:40:00 关于军队领导问题的报告（1938年8月） 给抗日前线将士的慰问信（1938年8月26日） 今年怎样练兵（1944年10月18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5年5月） 谈东北目前形势（1946年6月16日） 一九四七年的任务（1947年1月1日） 在东北部队群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2月） 在军事干部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2月） 感谢闲汉收集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0日星期日23:55:00 五一节和统一战线（1924年5月1日） 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1924年5月） 给利马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的贺信（1927年） 秘鲁社会党纲领草案（1928年10月） 感谢闲汉收集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0日星期日23:00:00 革命的士兵（1872年3月） 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威廉·李卜克内西，1895年3月30日）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 奥·倍倍尔《祝贺威廉·李卜克内西七十寿辰》（1896年3月29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0日星期日23:00:00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 在俄国的华籍俄共党员组织章程（1920年）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0日星期日23:00:00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和图书馆战线》（1932年10月24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0日星期日23:00:00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 柯伦泰自传（1920年代）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0日星期日23:00:00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 【校订重传】辩证法的奥秘——约翰·里斯的《革命的代数》之书评（﹝英国﹞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1998）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20:50:00 感谢移山翻译、宋治德校订 布哈林（文献5篇）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20:50:00 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和策略的提纲（布哈林，1915年2月27日至3月4日） 作为革命理论家的列宁同志（1920年4月23日）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摘录）（布哈林，1922年11月18日）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9日） 列宁还活着（1927年4月22日）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 布哈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民族问题时的发言（1923年）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 1939-1969年西班牙国内反法西斯革命战争的教训（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主义〕，1969）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23:00:00 感谢▽翻译；闲汉校对 论工人控制权（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1967）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23:00:00 感谢黎纳翻译 1905社会革命党纲领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23:00:00 感谢皇甫心翻译；闲汉校对 哪个东方才是红的？——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23:00:00 感谢红砖厂青年报VOY组织翻译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1922年4月2日起在柏林国会大厦举行的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记录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21:45:00 感谢闲汉录入及校对 布哈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1925年12月19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16:00:00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 卡尔·考茨基《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之《第一章 俄国的农业革命》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16:00:00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23:55:00 原出版者前言 序言 绪论 第一章德国宗教改革及其后果 第二章普鲁士邦和古典文学 第三章法国革命及其后果 第四章两次革命之间 感谢42A、琥珀录入及校对 〔美〕布里森登《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22:45:00 第一章世界产业工会的先驱者 第二章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1905年） 第三章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对立 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录入及校对 卡尔·考茨基《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22:45:00 序言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校订重传】虚假意识──悼波普尔（﹝英国﹞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1994年10月）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移山翻译、当值志愿者校订 【新开专栏】〔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Mariátegui，1894-1930）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3日星期日14:00:00 〔说明〕马库新上传的马里亚特吉的两篇文章，先前上传的苏格兰作者迈克.冈萨雷斯对他的介绍文章，以及《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一书，都转移到专栏下的文件夹。 〔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插图版）（2012）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2日星期六18:20:00 中文版序言从欧洲看中国 引言 第一讲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 第二讲利润从何而来？ 第三讲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 第四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感谢志留录入及校对 奥古斯特·倍倍尔：社会民主党与反犹主义——1893年在科隆党代会上的讲话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2日星期六15:50:00 感谢克拉夫托翻译 【专题】中苏论战资料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1日星期五23:55:00 注：文档均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公开的信件的PDF版录入而成，由人民出版社发行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月二十四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来信（1966年2月24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1964年8月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给苏共中央的信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1964年7月28日） 感谢佐仓绫奈、昨夜星辰提供 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1日星期五23:30:00 第四章和平大会 第五章和平宣传站 第六章我的竞选参议员运动 感谢杨睿录入及校对 从终点前进（摘译导言及第一章）（〔法〕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1999年）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1日星期五22:40:00 感谢Yanagishita翻译、闻白、当值志愿者校对 ﹝美﹞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不再需要阅读列宁著作的十个理由——《革命、民主、社会主义：列宁选集》导言（2008）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1日星期五22:30:00 感谢星原、madaohiki、张兄合译；madaohiki、季耶校对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托洛茨基》（1924年4月19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0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老炸疯翻译、李将敬思校订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流放的托洛茨基》（1929年2月23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0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老炸疯翻译、李将敬思校订 英雄的纳萨尔巴里农民万岁！（查鲁·马宗达，《解放》，1971年7月至1972年1月） 更新时间：2020年9月10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袁近泉翻译、闲汉校对订 【全书上传完毕】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 更新时间：2020年9月8日星期二23:50:00 第二十九章对农民经济的斗争 第三十章国际借款 第三十一章保护关税与积累 第三十二章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 译后记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官僚主义还是工人政权（泰德·格兰特〔Ted Grant〕、罗杰·西尔弗曼〔RogerSilverman〕，1967年） 更新时间：2020年9月7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JuiHungChang译、杨进供稿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通过（1933年2月4日—8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6日星期日23:3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0年9月5日星期六23:45:00 艾地《论马克思主义》 艾地《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感谢昨夜星辰收集 〔波兰〕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感谢裂狞收集 托洛茨基《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1937年11月25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4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国道4号翻译 托洛茨基《宗派主义，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1935年10月22日）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日星期三23:00:00 感谢k2e4z7x9翻译 悼念保罗·西格尔（1916~2004）：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美国﹞杰夫·麦考勒、克利夫·康纳，2004年5月）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日星期三23:00:00 感谢纪海宁译张维尔、季耶校 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之《第九章 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日星期三23:00:00 感谢只爱软中华录入及校对 附录：新发现的陈独秀一篇演讲录（陈晓明）【演讲原稿已发】 更新时间：2020年9月2日星期三23:00:00 感谢木运录入及校对 亚·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9日星期六22:45:00 感谢北方快乐水整理 马克西姆·高尔基《忆列宁》（1924-1930年6月）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22:00:00 感谢黄胜利整理 我们怎样改造思想——在上海浦东中学的演说（1921年11月19日；新发现的历史文献：陈独秀1921年一篇演讲）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22:00:00 感谢凌云子录入；指树可名校对 纪念列夫·托洛茨基遇刺79周年（〔美〕比尔·范奥肯，2019年8月21日）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19:20:00 感谢先知在1917翻译 一九三七年每日纪事（1月2日—8日；摘自《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19:20:00 感谢坂白花夜录入 马克思主义与美国“例外论”（威廉·福斯特，1947年9月）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19:20:00 感谢该用户已注销录入；闲汉校对 越共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迫害（《社会主义组织者》，1987年）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19:20:00 感谢指树可名录入及校对 毛泽东《致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的信》（1937年6月24日之前）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19:20:00 感谢闲汉录入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23:55:00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 第三卷（1941—1952） 第四卷（1953.4—1961.11） 第五卷（1962—1965） 第六卷（1966—1968.6） 第七卷（1968.7—1969） 第八卷（1970—1972.2） 第九卷（1972.3—1973.9）【缺】 第十卷（1973.10-1975.10） 第十一卷（1975.11-1977.6） 第十二卷（1977.7-1979.3） 苏联经济改革决议、条例选编（1975-1984年）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篇（1979） 感谢逆旅收集 悼念约翰·萨维尔（﹝英国﹞艾瑞克·霍布斯鲍姆，2009年6月16日）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2日星期六11:15:00 感谢周旋久翻译、卡卡校订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红色拿破仑（刘易斯·布莱恩特，1923年） 更新时间：2020年8月19日星期三23:15:00 感谢老炸疯翻译；李将敬思校订 维克托·塞尔日和第四国际（1939年4月） 更新时间：2020年8月19日星期三23:15:00 感谢陈湘翻译 【全书上传】〔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更新时间：2020年8月19日星期三23:15:00 感谢雪球录入及校对；木运录入目录 【全书上传完毕】﹝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 更新时间：2020年8月19日星期三23:15:00 第五章现在经济学的趋势 第六章关于摩擦和预期：经济学说上的某些最近的趋势 第七章帝国主义 第八章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规律问题 感谢周致言录入及校对 【校订重传】﹝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辩论（1982年1月1日） 更新时间：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17:00:00 感谢赤心翻译；田七校订 李福仁小传（Baruch Hirson；普罗米修斯学术图书馆） 更新时间：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15:40:00 感谢近卫堇翻译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0年8月9日星期日14:30:00 德国工会简史 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论文选译 感谢闲汉收集 〔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感谢丁一新收集 马来西亚左翼文学选│诗歌 更新时间：2020年8月8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吴季录入 【全书上传】〔英〕安德鲁·格林《放纵的资本主义》（2006） 更新时间：2020年8月8日星期六11:30:00 感谢小姚录入及校对 〔英〕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小说，1940） 更新时间：2020年8月7日星期五23:00:00 感谢日天大仙人录入及校对 【林彪专栏】新上传文献82篇 更新时间：2020年8月7日星期五16:20:00 感谢闲汉收集 中国支部在战争和苏联的问题上决议谴责那些不愿捍卫苏联的人（1940年6月10日） 更新时间：2020年8月7日星期五11:00:00 感谢韩达翻译、coward校对 【托派人物小传】张开 更新时间：2020年8月6日星期四23:50:00 我的简要经历回忆（张开，2018年6月30日完稿）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沉痛悼念张开老同志（十月评论社仝人，2018年12月13日） 缅怀乃光（张开）（萧舟，2019年1月12日） 感谢丁一新收集 〔土耳其〕易卜拉欣·凯帕喀亚的一生和斗争（1973年） 更新时间：2020年8月5日星期三23:45:00 感谢闲汉收集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20年8月5日星期三23:45:00 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1963年） 俄国社会革命党研究：1901-1925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文革史稿文革史料汇编(1) 文革史稿文革史料汇编(2) 文革史稿文革史料汇编(3) 延安的阴影 感谢丁一新收集 秘鲁革命与斗争文献 更新时间：2020年8月5日星期三23:00:00 ·新旗帜——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九届会议（1979年6月7日） ·我们是先驱者！——秘鲁共产党第一军校的一份文件（1980年4月19日发表） 秘鲁共产党总路线（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8年） 基础文件 国际路线 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丹志成 原译） 军事路线 三大工具的建设路线 群众路线 感谢红色文献翻译、红砖厂青年报VOY翻译 【专题】中苏论战资料 更新时间：2020年8月5日星期三12:00:00 中方文献 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康生，原载1960年2月6日“人民日报”） 中苏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陈毅，原载“红旗杂志”1960年第三期） 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陆定一，1960年4月22日） 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并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为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而作（于兆力，原载《红旗》1960年第7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15日）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红旗》杂志社论）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1月27日） 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红旗》1960年4月16日第八期）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4年5月7日）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红旗杂志1964年21、22期合刊） 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红旗》1970年第五期） 苏方文献 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 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摘自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苏斯洛夫，1964年2月14日） 预祝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在法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斯洛夫，1964年5月15日） 另，《九评苏共》前4篇经闲汉补充注释，现已重传。 感谢闲汉提供资料 ﹝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 更新时间：2020年8月4日星期二20:30:00 第三章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 第四章经济危机 感谢周致言录入及校对 书介：关于另类右翼，你应该知道的那些事（﹝英国﹞约翰·纽辛格（John Newsinger），2019年3月） 更新时间：2020年8月4日星期二18:30:00 感谢移山翻译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 更新时间：2020年8月4日星期二15:30:00 第三回论战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对伏隆左夫—尼古拉·昂 第二十四章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第三编积累的历史诸条件 第二十五章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矛盾 第二十六章资本的再生产及其社会环境 第二十七章对自然经济的斗争 第二十八章商品经济的侵入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坎农，沙赫特曼和早期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布莱恩·帕尔默在哈瓦那“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2019年5月19日） 更新时间：2020年8月4日星期二16:50:00 感谢杨吉姆翻译、季耶校订 《反抗的提纲》﹝法国﹞丹尼尔·本萨德，2004年 更新时间：2020年8月4日星期二16:30:00 感谢十月评论翻译；Coward、凡人校订 【全书上传完毕】《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更新时间：2020年8月4日星期二11:50:00 感谢韩达录入及校对 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之《第八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 更新时间：2020年8月4日星期二12:15:00 感谢只爱软中华录入及校对 印度革命与斗争文献 更新时间：2020年8月3日星期一23:50:00 易卜拉欣·凯帕喀亚的一生和斗争（1973年） 纳萨尔巴里三十年——斗争与牺牲的英雄史诗（知乎用户秋七月 译红色文献翻译校） 印共（毛）城市工作手册（红色文献翻译组 译） 感谢闲汉收集 【上传完毕】《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之《第四部 新闻报道》、《第五部审判》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龚义哲译出 印度革命与斗争文献 更新时间：2020年8月2日星期日23:55:00 抓住这个机会（查鲁·马宗达，1966年） 选举的教训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责任（查鲁·马宗达，1967年4月3日） 有历史意义的四月十六日（查鲁·马宗达，1968年5月2日） 附：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纳萨尔巴里斗争一周年（查鲁·马宗达，1968年6月） 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党纲（一九七〇年五月印共（马列）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给一位同志的信（查鲁·马宗达，1971年7月23日） 与同志们同行（阿兰达蒂·洛伊，2010年3月19日） 感谢闲汉收集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之《第三部 个人记述》 更新时间：2020年8月1日星期六12:30:00 感谢龚义哲译出 〔德〕卡·考茨基：一封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信（1909年3月26日） 更新时间：2020年8月1日星期六12:30:00 感谢闲汉收集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1963年3月） 更新时间：2020年8月1日星期六12:30:00 感谢孤松整理；闲汉校对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更新时间：2020年7月31日星期五16:30:00 中译者序 匈牙利革命与工人代表会运动年表（1956年10月—1963年3月） 第一部文献 感谢龚义哲译出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更新时间：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11:50:00 卢卡奇：民主化的进程 葛兰西：现代君主论 葛兰西：实践哲学 【考茨基文献】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2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5分册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6分册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 帝国主义 感谢闲汉收集 王凡西《初论批林批孔》（1974年3月18日） 更新时间：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11:50:00 感谢墨绖而歌录入 ﹝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11:30:00 序言 第一章价值论的条件 第二章古典政治经济学 感谢周致言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1970）之《第四章》【增补“操纵”一节至书末】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10:00:00 感谢依然录入与校对 【全书上传】《饶勒斯文选》——各篇直接上传至饶勒斯专栏，篇目按时间顺序重排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6日星期日17:45:00 《饶勒斯文选》中译本编者说明（2005） 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德国社会主义在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思想中的最初维形（1892年） 共和制和社会主义（1893年11月21日） 贝努瓦·马隆《社会道德》（第2版）导言（1894年6月）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4年12月） 资本主义社会“蕴涵着战争，就像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1895年3月7日） 社会主义原则（1896年4月19日） 社会主义和自由（1898年12月1日） 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1900年2月10日） 欧洲（争取建立欧洲和平同盟）（1900年8月5日）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联盟”问题的发言（1900年9月26日） 两种方法（1900年11月16日） 附：茹尔·盖得《两种方法》（1900年11月16日）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00年11月17日） 致《社会主义运动》杂志（1901年4月7日） 必要的修正（1901年8月3日） 理由（1901年8月26日） 社会主义与生活（1901年9月7日） 共和国与社会主义（1901年10月17日） 方法问题（1901年11月17日）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01年）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就“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问题的发言（1904年8月19日） 和平和社会主义（1905年7月9日） 军备竞赛是“和平的保障”吗？（1905年10月27日）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07年8月20日）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反军国主义（1907年9月7日） 不管怎样（1907年9月19日） 达马达事件（1908年3月27日） 新军队（1910年11月） 在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局势与反对战争的行动”问题的发言（1912年11月24日） 在威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4年7月25日） 必须保持冷静！（1914年7月31日） 感谢秋越录入及校对 1966-1971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魏昂德（Andrew Walder），2014）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5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郑三妮翻译 【全书上传】〔美〕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1973）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5日星期六21:30:00 感谢指树可名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5日星期六17:00:00 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第4卷） 感谢启迪收集 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23:50:00 第一章非洲各族人民 感谢周旋久录入及校对 【专栏】第四国际 ->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21:40:00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为受迫害的革命者组织辩护和救济（1938）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青年问题的决议（1938年9月11日） 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国际书记处对于莫利尼耶小组的声明（1938年9月18日） 感谢NZN翻译、coward校对 【更正重传】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21:40:00 该文献之第4点与第5点内容重复，经读者指出并更正，兹深表感謝！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之《第六章 激进派的复活，1937—1949年》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23:50:00 感謝常官录入及校对 ﹝美﹞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艾伦·梅克辛斯·伍德（1942—2016）》（2016年）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李明翻译、子建校对 埃内斯特·曼德尔《论工农政府》（1984年4月）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23:50:00 感謝伯尔尼库斯翻译吕杨鹏、Coward校对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之《卢那察尔斯基，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苏维埃政权的文化班头，文艺理论家、作家、剧作家、翻译家》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23:50:00 感謝小狼录入 【专栏】第四国际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23:50:00 第四国际声明：致摩洛哥被奴役的人民（1936年） 为第四国际在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先锋队争取国际支援的倡议（第四国际书记处，1936年8月5日） 感谢Nzn翻译、冷漠校对 悼念查尔斯·凡·盖德伦（1913.8.14-2001.10.26）（﹝英国﹞佩内洛普·杜根（Penelope Duggan）、特里·康威（TerryConway），2001年12月10日）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23:50:00 感謝别惹蚂蚁翻译、季耶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二部：孟沙办学校（1959） 更新时间：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23:50:00 第十八章淑伊·瓜贝尔的终身大事 第十九章马具匠的儿子 第二十章幻想与乌云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2日星期日14:00:00 普列汉诺夫《论战争》（1914-1916） 感谢逆练收集 胡志明选集第三卷 中阿决裂后的拉美亲阿五党文件汇集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2月27日）（网页。非PDF） 感谢闲汉收集 毛泽东著作（苏联解密档案选） 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 列斐伏尔《论国家》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維果斯基全集卷1 維果斯基全集卷2 維果斯基全集卷3 維果斯基全集卷4 維果斯基全集卷5 維果斯基全集卷6 維果斯基全集卷7 維果斯基全集卷8 維果斯基全集卷9 感谢风骏乐行收集 戏剧《万岁，西班牙！》（〔苏〕亚非诺干诺夫，1937）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雪球录入 张铁生《在西班牙》 （1938）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雪球录入 红色角落：秘鲁早期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1894-1930）（﹝苏格兰﹞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2019年9月24日）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23:00:00 感谢毛琛翻译、madaohiki校对 弗里达·卡罗的艺术（﹝苏格兰﹞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2019年7月16日）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23:00:00 感谢谷书存翻译、coward校对 罗莎·卢森堡（﹝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回望革命家》系列，2020年4月21日）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23:00:00 感谢Madaohiki翻译、碳烤肥羊校对 列夫·托洛茨基（﹝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回望革命家》系列，2020年6月10日）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23:00:00 感谢毛琛翻译、季耶校对 欧内斯特·曼德尔和第四国际（弗兰克·洛弗尔（Frank Lovell），1995年）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23:00:00 感谢马玥新翻译、coward校对 美国革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路线》（1981年 6月）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13:00:00 感谢红砖厂青年报VOY译制 泰德·格兰特《致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公开信》（1950年9月） 更新时间：2020年7月8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杨进提供译文 〔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1970）之《第四章》 更新时间：2020年7月8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依然录入与校对 台北木工工友会五一传单（1928年） 更新时间：2020年7月8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梁宝龙录入 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二部：孟沙办学校（1959） 更新时间：2020年7月8日星期三23:50:00 第十五章黑佃户 第十六章世界奔溃记 第十七章工人组织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埃内斯特·曼德尔：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南非﹞查尔斯·凡·盖德伦，1995/96冬） 更新时间：2020年7月8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别惹蚂蚁翻译、凡人校对 【专题】中苏论战资料 更新时间：2020年7月6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闲汉提供资料 第四国际 更新时间：2020年7月5日星期日23:50:00 关于法国支部任务的决议——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 改良斯大林主义已失败，争取建立第四国际！（国际左翼反对派巴黎会议通过的决议，1933年9月13日） 感谢NZN翻译、coward校对 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前言——由第四国际紧急会议通过（1940年5月19日至26日） 感谢DaslithicChen翻译、coward校对 托洛茨基还是多伊彻？——论新修正主义及其理论渊源（1954年冬） 感谢张劲松翻译、coward校对 詹姆斯·坎农 更新时间：2020年7月5日星期日23:50:00 关于俄国问题的演讲——1939年10月15日于纽约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0月15日） 感谢紫阳翻译、coward校对 托洛茨基还是多伊彻？——论新修正主义及其理论渊源（1954年冬） 感谢张劲松翻译、coward校对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 更新时间：2020年7月5日星期日23:50:00 第三回论战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对伏隆左夫—尼古拉·昂 第十九章伏隆左夫及其“过剩”论 第二十章尼古拉·昂 第二十一章司徒卢威的“第三者”和“世界三大帝国” 第二十二章布尔加科夫及其对马克思分析的补充 第二十三章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及其“不平衡”论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古巴“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相关文献4篇 更新时间：2020年7月3日星期五23:00:00 托洛茨基抵达哈瓦那（﹝墨西哥﹞帕布罗·奥本弗里（PabloOprinari），2019年5月30日） 感谢宴之傲翻译 “在古巴我们需要托洛茨基才能理解苏联发生的一切”——访谈“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组织者、古巴学者加西亚（2019年5月27日） 感谢薛定谔猫翻译吕杨鹏校对 当今古巴对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论（﹝西班牙﹞塞尔拉（HéctorPuenteSierra），2019年6月） 感谢王鹂摘译、吕杨鹏校对 托洛茨基思想在古巴——采访2019年5月6~8日哈瓦那托洛茨基会议主办方（﹝加拿大﹞罗勃·莱昂斯（RobLyons），2019年6月4日） 感谢42A翻译、继轲校对 【新开专栏】〔法〕让·饶勒斯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日星期三16:30:00 《饶勒斯传》﹝法国﹞沙尔·拉波波尔（CharlesRappoport），1915 法朗士给拉波波尔的信 作者的话 饶勒斯给拉波波尔的一封亲笔信 第三版序言 第一部饶勒斯的为人 第一章饶勒斯的一生 感谢Madaohiki录入旮旯校对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日星期三16:30:00 插图 前言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没有他就没有十月革命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 ——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工农红军的总指挥 斯维尔德洛夫，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 ——苏维埃政权的大管家，有非凡组织才能的领导人 季诺维也夫，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 ——武装起义的反对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感谢韩达录入 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第四国际1938年成立大会文献（1938年9月通过） 更新时间：2020年7月1日星期三13:30:00 感谢NZN翻译、冷漠校对 弗兰茨·梅林《工人阶级与世界大战》（1914年7月30日） 更新时间：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木东从德文原文译出 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二部：孟沙办学校（1959） 更新时间：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23:50:00 第十二章次子 第十三章勒弗尔斯·孟沙法官 第十四章丑黑姑娘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罗莎·卢森堡与最后的斗争：现在不是迈向社会主义就是在野蛮中灭亡？（﹝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2020年4月24日） 更新时间：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Madaohiki翻译、碳烤肥羊校对 《回望革命家》系列之3：安东尼奥·葛兰西（﹝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2020年5月26日） 更新时间：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纪海宁翻译、季耶校对 评里奥·泽里格《弗兰茨·法农：致力于第三世界解放的战斗的思想家》（﹝南非﹞特雷沃·恩格瓦尼（Trevor Ngwane），2015年12月5日） 更新时间：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纪海宁翻译、季耶校对 我对乔治·施莱弗的个人回忆（﹝美国﹞玛丽莲·沃格特·唐尼（Marilyn Vogt-Downey），2020年6月12日） 更新时间：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coward翻译、季耶校对 悼念雷蒙·莫利尼耶（﹝意大利﹞里维奥·迈坦（Livio Maitan），1995年） 更新时间：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赵浩宇录入 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二部：孟沙办学校（1959） 更新时间：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13:40:00 第十章长子 第十—章棕色皮肤的俊小子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13:40:00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感谢雪球收集 米勒兰事件 福尔马尔文选 李可夫文选 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俄国民粹派文选 伯内特·博洛滕《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三卷（1991）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文字版pdf】 感谢闲汉收集 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增订版） 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主义 苏联外交简史 感谢佐仓绫奈收集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足本（2011） 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更新时间：2020年6月21日星期日22:00:00 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重新统一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全文）（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 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全文）（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宪章，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中苏冲突和苏联与其它工人国家形势（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感谢Redsthink录入 瞿秋白《多余的话》（1935年5月） 更新时间：2020年6月21日星期日22:00:00 感谢闲汉收集整理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第五章 栽培自由之树》 更新时间：2020年6月21日星期日19:30:00 感谢王异录入及校对 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二部：孟沙办学校（1959） 更新时间：2020年6月21日星期日19:30:00 第八章黑人学校改成高等学校记 第九章孟沙校长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1970） 更新时间：2020年6月20日星期六16:20:00 中译本序言 中译本出版前言 纪念版引言 前言 序言 第二章 灌输式教育作为压迫的手段——其先决条件——一点评论提问式教育作为解放的手段——其先决条件灌输式教育与师生之间的矛盾提问式教育与师生之间矛盾的取代教育：一个互动的过程，以世界为中介人作为不完善的存在，意识到自身的、不完善，并试图变得更完善 第三章 对话关系——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的精髓对话关系与对话对话与寻找教育项目内容人与世界的关系，“生成主题”以及教育项目内容作为自由的实践“生成主题”调查及其方法通过“生成主题”调查，批判意识的觉醒调查的各个阶段 感谢依然录入与校对 〔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1970）之《第一章》 更新时间：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依然录入与校对 威廉·皮克《卡尔·李卜克内西》（1951年） 更新时间：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闲汉录入与校对 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二部：孟沙办学校（1959） 更新时间：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23:50:00 第六章新教育 第七章白皮肤的黑姑娘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 更新时间：2020年6月9日星期二23:50:00 第二编本问题的历史发展 第一回论战西斯蒙第—马尔萨斯对萨伊—里嘉图—麦克洛克 第十三章萨伊对西斯蒙第 第十四章马尔萨斯 第二回论战洛贝尔图对吉尔希曼 第十五章吉尔希曼的再生产理论 第十六章洛贝尔图对古典学派的批判 第十七章洛贝尔图对再生产的分析 第三回论战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对伏隆左夫—尼古拉·昂 第十八章问题的新提法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斯大林是怎样毁灭了美国共产党的？（﹝美﹞厄尔·白劳德，1960年3 月） 更新时间：2020年6月9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闲汉录入 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二部：孟沙办学校（1959） 更新时间：2020年6月1日星期一23:50:00 第三章世界大战 第四章新释奴运动 第五章哈莱姆高地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高岗文献3种 更新时间：2020年6月1日星期一23:50:00 高岗文集 高岗文选 高岗同志电讯电文选集 感谢闲汉收集 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更新时间：2020年6月1日星期一23:50:00 第一章关于生日 第二章非洲事务委员会 第三章我的旅行的习惯 感谢杨睿录入及校对 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二部：孟沙办学校（1959） 更新时间：2020年6月1日星期一23:50:00 第一章瓜贝尔夫妇 第二章亚特兰大大火记 感谢聂孟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0年6月1日星期一23:50: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名索引（第1至39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第1至39卷）》 感谢凌云子收集 新编《斯大林全集》全20卷正卷（诸夏怀斯社版，文字版PDF） 新编《斯大林全集》全10卷档案附卷（诸夏怀斯社版，文字版PDF） 感谢闲汉收集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更新时间：2020年5月31日星期日23:50:00 ·论永久军备经济（〔英〕托尼·克利夫，1957年5月） ·毛泽东与斯大林主义（〔英〕托尼·克利夫，1957年4月） 感谢“闲汉”收集文献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0年5月30日星期六23:55:00 威廉·福斯特 美国共产党史 三个国际的历史 美国历史中的黑人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展 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福斯特等著） 其他 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白劳德） 感谢闲汉收集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茨维特科夫-普罗斯维契斯基《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6年》 感谢雪球收集 青年们，读马克思吧！（〔日〕内田树、石川康宏） 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PDF文库】重传 更新时间：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23:00:00 青年们，读马克思吧！（〔日〕内田树、石川康宏）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 感谢雪球收集 苏格兰马克思主义学者尼尔·戴维森讣告（﹝苏格兰﹞史蒂文·爱德华兹，2020年5月17日）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七点水翻译、凡人校对 【译文重订·全书上传完毕】〔阿尔巴尼亚〕《霍查文集》之《帝国主义与革命》（1978）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23:50:00 第一部分 第二章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仍保持完整有效性 第三章革命与人民 第二部分 第一章“三个世界”的理论：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理论 第二章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计划 第三章“毛泽东思想”——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 感谢克尔芬克斯、思惑译闲汉校 托洛茨基《结束了吗？》（1937年2月1日）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7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苏思先翻译natsuko校对 【全书上传】威廉·皮克传略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7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民德之声制作；闲汉提供文献 拉科夫斯基《权力的“职业风险”》（1928年 8月）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4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小狼翻译碳烤肥羊校对 卡尔·考茨基《列宁的墓志铭》（1924年1月28日）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4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闲汉翻译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23:50:00 第八章马克思对解决这个困难的尝试 第九章从流通过程角度看这个困难 第二编本问题的历史发展 第一回论战西斯蒙第—马尔萨斯对萨伊—里嘉图—麦克洛克 第十章西斯蒙第的再生产论 第十一章麦克洛克对西斯蒙第 第十二章里嘉图对西斯蒙第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网站建设】更新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搜索”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Park-ma编写代码 埃内斯特·曼德尔《纳粹种族灭绝的物质、社会和意识形态前提》（1988年）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星原翻译、素侠云雪校对 托洛茨基《为提升谈吐水平的斗争》（1923年5月15日）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杨进提供译文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2020年5月5日）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毛琛翻译、madaohiki校对 弗拉基米尔·列宁诞辰150周年（﹝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2020年4月22日）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毛琛翻译、季耶校对 纪念罗莎·卢森堡的翻译者乔治·施莱弗（George Shriver）（﹝美﹞彼得-胡迪斯（PeterHudis），2020年4月26日） 更新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Madaohiki翻译 《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泰德·格兰特、艾伦·伍兹，1969） 更新时间：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23:45:00 感谢杨进提供中译文本 【全书上传完毕】保尔·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之《第四章 封建财产》 更新时间：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23:00:00 感谢六韬录入 【PDF文库】重传 更新时间：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23:00:00 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 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 欧美共运风云录（1945-1991）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感谢雪球收集 ﹝奥地利﹞奥托·鲍威尔：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摘录）（1936年） 更新时间：2020年4月30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雪球录入及校对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 更新时间：2020年4月30日星期四23:55:00 第四章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 第五章货币的流通 第六章扩大再生产 第七章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新开专栏】﹝奥地利﹞奥托·鲍威尔 更新时间：2020年4月29日星期三21:00:00 《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摘录）（1907年） 感谢雪球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重传 更新时间：2020年4月26日星期日23:50:00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 饶勒斯文选 倍倍尔文选 陈公博《寒风集》（自述） 〔说明〕上传时出错，现予重传，并补传前2个PDF文件。 感谢雪球收集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 更新时间：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23:50:00 原序 第一编再生产问题 第一章我们研究的目的 第二章魁奈和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第三章对于亚当·斯密分析的批判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专栏】第四国际 更新时间：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23:55:00 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分歧（﹝斯里兰卡﹞莱斯里·古纳瓦达尼，1954年3月） 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政治局（1959年7月） 为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第三次草案（1958年8月） 感谢Redsthink录入 1976年天安门群众为争取抗议而斗争（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刊物每月评论栏，1976年5月） 更新时间：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23:55:00 感谢可用随风录入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本顿（Gregor Benton）2文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23:30:00 ·官僚为了权力而斗争（1976年4月15日）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1976年4月18日） 感谢可用随风录入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第四章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7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王异录入及校对 邱季龙《深沉悼念王国龙（1914–2010）》（2010年）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7日星期五23:5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一个国营商店的政治工作——中共齐齐哈尔市百货公司第二商店支部工作经验介绍（1954）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23:00:00 感谢奥克佳布里斯基录入 【专栏】拉法格 6篇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4日星期二23:55:00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1900年2月25日） ·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1903年）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1904年3月16日） ·上帝的信仰（1906年1月） ·在法国社会党图卢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1908年10月） ·认识问题（1910年）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专栏】第四国际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4日星期二23:55:00 来自莫斯科的讯息——在第四国际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报道（﹝英国﹞彼得·弗莱雅，1988年10月9日）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不要依种族来瓜分（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3月决议） 俄国军队滚出车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95年3月） 感谢龚绛录入 不断革命论概要（﹝斯里兰卡﹞考尔文·席尔瓦，1954年）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23:00:00 感谢Redsthink录入 民主、社会主义和过渡纲领（密歇尔·巴布洛，1959年）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23:00:00 感谢Redsthink录入 【全书上传】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台版。即《全世界受苦的人》）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2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录入及校对 刘平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托派》（2004年）【繁体转简体再校版】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1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墨绖而歌再校 〔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15、1924）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23:40:00 〔说明〕这本书的英文本是由英国肯尼思·塔巴克编选出版的。书中收集了罗莎·卢森堡1915年写的《反批判》和布哈林1924年写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两篇作品，编者还为这两篇作品写了一个介绍性的绪言。 感谢秋越录入校对 第四国际简介：它是什么组织？它的目的是什么？（密歇尔·巴布洛，1958年8月12日） 更新时间：2020年4月8日星期三23:00:00 感谢Redsthink录入 保尔·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之《第三章 血族集产制》 更新时间：2020年4月8日星期三23:00:00 感谢六韬录入 利维奥·迈坦《对莫斯科会议的纲领的革命性的批判》（1961年） 更新时间：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3:00:00 感谢Redsthink录入 江亢虎（上传1913-1916年年文章） 更新时间：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3:00:00 感谢三金道人整理文献 给革命者沙拉·罗维尔的集体画像（﹝美﹞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1994年） 更新时间：2020年4月6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赵浩宇录入、丁一新校、赤心提供原文文献 詹姆斯·伯纳姆《科学与风格——回应托洛茨基同志》（1940年2月1日） 更新时间：2020年4月5日星期日23:55:00 〔说明〕此文系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中译本又名《论苏联国家性质》）一书的两篇附录之一。至此，此书翻译及上传完毕。 感谢Wstdq译、吕杨鹏校订 托派人物小传 更新时间：2020年4月4日星期六11:15:00 ·敬悼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曼德尔（十月评论社同人，1995年7月28日） ·战士风骨，慈母心肠——悼陈碧兰（汝良，1987年9月） ·楼子春（国华）生平简介（郑超麟，1995） ·亲切悼念王凡西老革命家（1907-2002）（十月评论社同人） ·悼念刘平梅同志（1920-2007）（十月评论社同人） ·悼念老战士章华同志（1924-2008）（十月评论社同人） ·悼念陈华老战友（1928-2008）（十月评论社同人） ·悼念老战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十月评论社同人） ·永远怀念郑泽鉴老战士（1918-2014）（十月评论社同人） 感谢龚绛录入及校对 《中共之兵运工作》（中联出版社，1946年11月） 更新时间：2020年4月3日星期五23:55:00 〔说明〕此书是民国统治者在丑化和污蔑中共军队之余，试图借鉴其经验做法来改良自己军队的一个尝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1980年） 更新时间：2020年4月1日星期三14:00:00 感谢木运录入及校对 拉法格 4篇 更新时间：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23:55:00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回答让·饶勒斯（1895年1月10日） ·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1896年12月） ·交易所的经济职能（1897年2月） ·在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巴黎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899年12月）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熊安东回忆录（2006）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9日星期日19:00:00 感谢龚绛录入及整理 敬悼无产阶级女革命家陈碧兰（1902—1987）（《十月评论》同人，1987年9月10日）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8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多多罗录入 【全书上传完毕】《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8日星期六23:55:00 第一部分苏联体制 第三章增长、停滞与改革的缘起 第二部分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六章民主化 第三部分苏联解体之后 导言 第九章休克疗法 第十章休克疗法的命运 第十一章俄罗斯的政治演变 第十二章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感谢李大宝校对 张其昀：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四十四年二月二日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大专青年先锋营演讲）（1955）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5日星期三23:55:00 感谢高加索的废物神父索索录入 泰德·格兰特《支离破碎的“联合国”》（1971年12月31日）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4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杨进提供译文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4日星期二23:55:00 鲍威尔文选（感谢 雪球提供电子书） 〔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 异端的影像——帕索里尼访谈录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 解放神学【上】【下】 劳工的全球化 《从MEGA1到MEGA2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pdf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新开专栏】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1923-2004）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4日星期二23:55:00 〔说明〕无新文献上传。仅将文库先前上传的迈坦的三篇文章归类于此 〔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3日星期一22:00:00 感谢小姚录入及校对 中国民间异议思想文献原始文献选（1966-1976）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2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夏洪收集、整理及录入 〔日本〕麻生久《无产政党与劳动组合》（1928）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1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蒙蒙录入 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1927年4月10日杨光 编）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1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林钊义录入 拉法格 4篇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1日星期六23:55:00 ·左拉的《金钱》（1891年） ·赞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拉法格和德莫连之间的辩论（1892年5月21日） ·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892年9月） ·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1894年）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阿尔巴尼亚〕《霍查文集》之《帝国主义与革命》（1978）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0日星期五23:55:00 克尔芬克斯、思惑译闲汉校 托洛茨基：《民族主义和经济》（1934年1月4日）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9日星期四21:15:00 感谢施用勤从俄文直接译出 香港工运的回顾与前瞻（张明，1984年）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9日星期四21:15:00 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录入 戈文丹：他们不能摧毁的革命家（对吴文关于越南托派运动著作的评价）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9日星期四21:15:00 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录入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第三章 “魔鬼之窟”》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8日星期三23:55:00 感谢王异录入及校对 江亢虎（上传1912年文章）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7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三金道人整理文献 坎农《论中国问题》（1955年）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6日星期一22:00:00 感谢彭星铭翻译赤心校对 拉法格 5篇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6日星期一22:00:00 ·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拉法格，1888年） ·在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1889年7月14日） ·1876—1890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1890年8月） ·五一节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1891年5月） ·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声明（1891年10月）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增补·繁体字版PDF】马克思主义简介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23:30:00 《馬克思主義導論》.pdf 《列寧生平與思想簡介》.pdf 《羅莎·盧森堡簡介》.pdf 《托洛茨基與不斷革命論》.pdf 〔说明〕“马克思主义简介”专栏已上传过上述PDF的简体版，兹补上繁体版PDF（由宋治德先生重新校订过）。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实战经验】怎样赢得罢工：《劳工笔记》指南书（2019年11月）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20:40:00 感谢工人自习室提供中译本及允许转载 日本“松川事件”被告佐藤一的狱中手记（1951）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2日星期四23:55:00 〔说明〕补录了：《松川事件笔记》的打字意义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1日星期三23:55:00 感谢水镜录入及校对 拉法格《资本的宗教》（1886年2—7月）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1日星期三23:55:00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土改的经验与心得》（1950）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0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陆农师录入 【新开专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0日星期二23:50:00 《列宁回忆录》 ·序 ·在彼得堡（1893—1898年） 感谢弓长录入及校对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历史】施用勤文稿3篇 更新时间：2020年3月9日星期一20:00:00 ·施用勤：反法西斯斗争史上被遗忘的一章 ·施用勤：未经修改的伪造的档案——评《通向权力之路》 ·施用勤：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共产共妻？ 感谢施用勤先生赐稿 奥古斯特·倍倍尔《在议会的演讲》（1911年11月11日） 更新时间：2020年3月9日星期一20:00:00 感谢木东翻译 拉法格 更新时间：2020年3月9日星期一20:00:00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勒卢阿—博利约的批判（1884年9月）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的批判（1884年10月）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周恩来】 更新时间：2020年3月9日星期一20:00:00 周恩来外交文选.pdf 〔说明〕这本《文选》的PDF电子书出错，义工发来，现予补上。 周恩来政论文选（上）.pdf 周恩来政论文选（下）.pdf 感谢猛龙过江提供文献 【校订重传】《我们全都要》（关于意大利战后“大众工人”的小说）〔意大利〕南尼·巴雷斯特里尼 更新时间：2020年3月8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詹姆斯·P·坎农《工会问题》（1928年7月） 更新时间：2020年3月7日星期六15:00:00 感谢近人翻译宴之敖校订 【新开专栏】参考图书·工人小说 更新时间：2020年3月7日星期六15:00:00 〔说明〕工人小说是深度了解工人状况与斗争的重要渠道，兹单独分类。重要作者将设专栏。目前试设专栏〔日本〕小林多喜二和德永直。 先前上传过德永直中短篇小说选.chm，但未作为网页版上传，现予补做。 【新开专栏】江亢虎（上传1911年文章） 更新时间：2020年3月6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三金道人整理文献 有幸轻狂——塔里克·阿里访谈埃内斯特·曼德尔（1989年） 更新时间：2020年3月5日星期四13:00:00 感谢Aleph、保维翻译、素侠云雪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之《第六章 中国历史分期》 更新时间：2020年3月5日星期四13:00:00 感谢曹一二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更新时间：2020年3月5日星期四13:00:00 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册）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宫本百合子选集》第三卷《宫本百合子选集》第四卷 〔说明〕后2本收录于PDF文库中的文艺作品栏目，第一、二卷已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新开专栏】威·爱·伯·杜波依斯 更新时间：2020年3月4日星期三16:15:00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感谢一冰校对 埃内斯特·曼德尔《向乔治·布莱特曼致敬》（1986年6月） 更新时间：2020年3月3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杨吉姆翻译、素侠云雪校对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历史】施用勤文稿5篇 更新时间：2020年3月2日星期一11:40:00 ·《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真相》中译本译者前言 ·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的布哈林 ·莫把历史当演义——十月革命是德皇收买的革命？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 ·《难忘的一九一九》中的穿越 感谢施用勤先生赐稿 世界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美国「社会主义行动」1998年8月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政治决议（摘要） 更新时间：2020年3月1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多多罗录入及校对 曼德尔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9日星期六23:40:00 像雪球越滚越大的金融危机（1987） 日本能取代美国的位置吗？──日美经济比较（1988年5月） 资本主义，欣欣向荣？（1988年5月） 世界股市崩溃的前因后果（1988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新开专栏】熊安东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23:15:00 ·祭陈道同（熊安东，2014年5月） ·熊安东口述生命史（段跃，2012年7月30日） ·悼念熊安东老战士（十月评论社同人，2018年5月30日） ·迟来的悼念（赤心，2018年7月） ·纪念终身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熊安东同志（素侠云雪，2018年8月6日） 【PDF文献】熊安东自述.pdf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托洛茨基：《如何反对战争?》（1937年11月17日）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23:30:00 感谢赵浩宇录入 怀念杜畏之先生（1906-1992）（军行，1993年6月11日）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23:30:00 感谢赵浩宇录入 悼念格莱斯（李福仁）（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月刊》，1988年5月）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23:30:00 感谢赵浩宇录入 悼乔治·诺瓦克同志（1905-1992）（《国际观点》，1992年9月14日）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23:30:00 感谢赵浩宇录入 曼德尔：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纽约时报》记者大卫·斯托特（1995年7月22日）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23:30:00 感谢赵浩宇录入 悼皮埃尔·弗朗克（1905-1984）——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巴黎 1984年4月18日上午10时）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23:30:00 感谢赵浩宇录入 【专栏】郑超麟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23:50:00 由《诸神复活》谈郑超麟（钱伯城，1996） 再谈郑超麟兼及托派问题（钱伯城，199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纪念政治马克思主义代表艾伦·伍德（韦维·克切伯尔〔Vivek Chibber〕，2016年1月15日）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4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丁一新收集及校对 【专栏】彭述之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4日星期一23:50:00 答连根同志的公开信——不要妄想「专」把「政治问题」转化成「个人问题」（彭述之，1941年5月26日） 【PDF文献】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理论、政纲、传统及其干部的历练（1977年）.pdf （彭述之批向青的小冊子，并附1960年的文章《对苏达的批评的批评》） 感谢丁一新收集及校对 〔阿尔巴尼亚〕《霍查文集》增订版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3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程风翻译、整理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的起源及其在今天的意义（约瑟夫·汉森，1973）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2日星期六20:45:00 感谢素侠云雪、张兄翻译星原校对 托洛茨基《保卫母亲和为文化而斗争》（1925年12月）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2日星期六20:45:00 感谢周致言录入 厄内斯特·曼德尔《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新译本）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1日星期五23:30:00 〔说明〕此文系《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第7章，原译本为兆立所译。 感谢田七翻译当值志愿者、季耶校定部分译文 罗莎·卢森堡《教会与社会主义》（1905年）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0日星期四16:00:00 感谢克拉托夫从德文版译出 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法〕米歇尔·罗伊，1988）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0日星期四16:00:00 感谢张金鉴翻译土日兀、王鹂校订 詹姆斯·P·坎农《1958年社会主义者竞选的统一行动》（1958年3月） 更新时间：2020年2月20日星期四16:00:00 感谢Sadepravda翻译素侠云雪校对 比较俄国两次民主革命（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1998年12月）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9日星期三23:30:00 感谢赵浩宇录入 【PDF】布哈林的三本遗著（丛书名《布哈林文集》）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9日星期三23:30:00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1937） 《辩证法概论》（1937） 《时代》（未完稿自传体长篇小说，1937-1938） 感谢闲饭制作 施用勤《富尔教授的谎言》（2016│2020）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7日星期一10:00:00 感谢施用勤先生赐稿 《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1997）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6日星期日14: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纪念艾瑞克·弗洛姆一百周年诞辰（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1980年4月）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5日星期六10:00:00 感谢小狼翻译星原校对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脚下的安德烈·布勒东和列夫·托洛茨基——纪念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成立80周年（米歇尔·罗伊（Michael Löwy），2018年12月14日）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5日星期六10:00:00 感谢杨吉姆翻译、季耶校对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5日星期六10:00:00 ·悼念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安德鲁·格林（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2008年1月3日） 感谢李娜译、季耶校 ·新书书介：建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甘达（Anup Gampa）、索耶尔（JeremySawyer）合撰） 感谢祟艺译、星原、季耶校 ·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入门书介（﹝瑞典﹞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2017年6月19日） 感谢解倒悬译、星原校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二十本必读书目（更新版）（伊恩·安格斯（Ian Angus），2019年7月27日） 感谢新人译 ·新全球女权主义宣言──《99%的女权主义：一份宣言》书介（克里斯汀·玛丽（Christine Marie），2019年5月16日） 感谢宴之傲译、季耶校 ·寻找东欧的另类出路：访谈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塔玛斯（罗伯特·纳莱〔Róbert Nárai〕访谈克劳乌斯·塔玛斯〔KrauszTamas〕，2019年4月） 感谢星原译、值班义工校 【第四国际】筹备与成立的相关文件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10:30:00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国际预备会议（1933年2月） 1、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1933年2月4日—8日） 2、致共产国际的电报（1933年） 3、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的呼吁（致德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全体社会民主党工人与全体德国无产者，1933年） 筹备第四国际的第一次国际会议（1936年7月29—31日，日内瓦） 4、筹备第四国际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文件（三份短篇决议）（1936年） ↘一封关于工会提纲事宜的短笺 ↘国际领导机关章程 ↘关于雷·茣利尼耶案件的决议 5、第四国际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草案）（1936年七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1936年7月） 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1938年9月3日，巴黎） 6、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会议纪要（1938年9月3日） 感谢Nzn译、赤心校（第4篇）；感谢龚义哲翻译（其余各篇） 托洛茨基《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1923年7月）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22:15:00 感谢周致言录入 【专栏】郑超麟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22:15:00 郑超麟致范用信（八封）（1989年-1998年） ﹝日﹞木山英雄《老托洛茨基派的狱中吟——郑超麟》 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校对 答初中生们关于罗莎·卢森堡的问题（保罗·勒布朗克（Paul LeBlanc），2019年2月1日）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22:15:00 感谢星原翻译吕杨鹏校对 追悼德国罗莎·卢森堡研究学者安娜丽丝·拉施扎（Annelies Laschitza,1934-2018）（约恩·舒特拉姆（JörnSchütrumpf），2018年12月16日）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22:15:00 感谢向东翻译季耶校对 纪念保罗·西格尔（Paul Siegel，1916-2004）（艾伦·沃尔德（AlanWald），2004）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22:15:00 感谢朱奥托翻译季耶校对 悼念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科林·巴克（Colin Barker,1939-2019）加雷思·戴尔（GarethDale），2019年2月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22:15:00 感谢宴之傲翻译季耶校对 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四：党的合并·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69－1891）之《第六章 反社会党人法》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2日星期三14:00:00 感谢林钊义录入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1日星期二21:0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20年2月6日星期四19:30:00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 阶级斗争原理（费觉天，1927） 〔说明〕费觉天，生卒年月不详，1920年12月与李大钊等九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感谢不翔龙提供（第二本） 【全书上传完毕】梅林《论文学》 更新时间：2020年2月4日星期二09:50:00 约翰·高特弗里特·赫尔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歌德的《哀格蒙特》 歌德和现代 彷徨歧途的歌德 席勒和现代 《强盗》 《阴谋与爱情》 《威廉·退尔》 “青年德意志” 纪念海涅 海涅评传 社会主义抒情诗 一个无产阶级的诗人 格奥尔格·维尔特 略论自然主义 今天的自然主义 艺术和无产阶级 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 莫里哀的《悭吝人》 简论伏尔泰 爱弥尔·左拉 查理士·狄更斯 亨利克·易卜生 亚历山大·赫尔岑 列夫·托尔斯泰 高尔基的《夜店》 感谢42A、任平生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更新时间：2020年2月3日星期一14:30:00 对文学的审理 附录：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的各个阶段（玛丽亚·维塞著） 感谢吕杨鹏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丹尼尔·本赛德《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2009） 更新时间：2020年2月1日星期六21:00:00 第五章为什么革命来的总不是时候？ 第六章为什么政治会扰乱时钟？ 第七章为什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绝非组织的盲目崇拜者？ 第八章谁偷走了剩余价值？ 第九章为什么资本先生容易心脏病发作？ 第十章为什么说马克思既不是环保天使也不是生产本位主义魔鬼？ 第十一章马克思博士是如何思考的？ 第十二章一笔没有所有者的遗产，急寻执行人 大事年表 感谢马由冰录入及校对 工会组织入门（菲律宾）（台湾女子劳动者协会1989年出版） 更新时间：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不翔龙、恰夫录入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3） 更新时间：2020年1月18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蛋庝的蛋蛋整理网上电子文本 【新开专栏】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1898-1967） 更新时间：2020年1月15日星期三21:30:00 〔小传〕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1898-1967）（亦见“马克思主义文库词目R”） 另，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D条目）： 〔小传〕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EdmundovichDzerzhinsky,1877-1926） 感谢弦至译、路人甲校 陶希圣《汪记舞台内幕》（1940） 更新时间：2020年1月14日星期二21:40:00 感谢谢孟湘收集 《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译者序言（刘仁静，1933年6月29日） 更新时间：2020年1月13日星期一23:00:00 感谢木运录入及校对 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更新时间：2020年1月13日星期一14:50:00 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校对 曼德尔 更新时间：2020年1月11日星期六19:00:00 欧洲工人运动面临经济衰退（1977年12月10日） “开放”和各国共产党的危机（1989年年底）（此文部分内容涉敏感，已做和谐化处理） 感谢莫谈国士、土豆录入及校对 第四国际 更新时间：2020年1月10日星期五23:00:00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第四国际执委会决议案（1975年1月） 八一九政变后的苏联——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1992年1月） 感谢土豆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文献2篇 更新时间：2020年1月9日星期四21:45:00 建立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妇女和保护母亲（1925年）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年10月10日） 感谢土豆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更新时间：2020年1月8日星期三23:55:00 第十九章兴登堡选举 第二十章斯大林干涉德共事务 第二十一章俄国外交政策对共产国际 第二十二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十三章德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 第二十四章国防军和红军 第二十五章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 第二十六章联盟的失败 第二十七章宣传鼓动 第二十八章综述与结论 人名对照表 感谢雪球整理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更新时间：2020年1月7日星期二23:55:00 原序 志谢 第十二章占领鲁尔 第十三章施拉格特路线 第十四章古诺罢工 第十五章暴动的准备 第十六章德累斯顿、汉堡、慕尼黑 第十七章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俄国党的影响 第十八章左派共产主义和道威斯计划 感谢雪球整理 梅林《马克思传》（1918）之《第七章 流寓伦敦》 更新时间：2020年1月3日星期五20:30:00 感谢陶尘校对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弗朗兹·法农 更新时间：2020年1月2日星期四20:00:00 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台版。即《全世界受苦的人》） 【全书上传】恽逸群《蒋党真相（三十年见闻杂记之一）》（1948） 更新时间：2020年1月1日星期三23:00:00 感谢谢孟湘收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9年 2019年 【全书上传】〔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2002年）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31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李明校对全书 托洛茨基1933年文献三篇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29日星期日22:00:00 ·用一只手（1933年） ·特米多的危险——史大林的最近演说的意义之分析（1933年1月11日） ·是史大林还是苏维埃在削弱呢？（1933年） 感谢木运录入及校对 梅林《马克思传》（1918）之《第六章革命和反革命》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15:30:00 感谢陶尘校对 【全书重校上传】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南斯拉夫]密洛凡·德热拉斯，1963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9:00:00 感谢星火重新校对 【全书上传】〔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21日星期六22:45:00 感谢秋越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00:15:00 感谢李大宝录入校对 泰德·格兰特《评第四国际》（1970年5月）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15日星期日21:00:00 感谢杨进译出 【补录】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四《第三章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四特森多尔夫时期”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10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林钊义录入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更新时间：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10:10:00 ·第七章统一共产党 ·第八章赔款危机 ·第九章卡尔·拉狄克 ·第十章共产党的来比锡大会 ·第十一章俄国党内争夺继承地位的斗争 感谢雪球整理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更新时间：2019年11月29日星期五23:55:00 ·第五章卡普-吕特维茨暴动 ·第六章走向新经济政策 感谢雪球整理 【全书上传】〔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更新时间：2019年11月28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42A录入及校对（第五章先前已由阿芬录入上传 讣告：拉尔夫·米利班德（科林·巴克〔ColinBarker〕，1994年6月） 更新时间：2019年11月27日星期三22:15:00 感谢弦至译出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更新时间：2019年11月19日星期二14:15:00 ·第一章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第三章1918年的德国 ·第四章1919—1920年的内战时期 感谢雪球整理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07）【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19年11月3日星期日22:50:00 ·第三章新自由主义国家 ·第四章不均衡地理发展 ·第五章“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第六章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第七章自由的前景 ·译后记 感谢42A录入及校对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07）之《第三章新自由主义国家》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08:00:00 感谢42A录入及校对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第六篇《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08:00:00 感谢吕杨鹏录入及校对 【更正说明】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皮埃尔·布鲁埃艾米尔·泰米姆合著，1961）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24日星期四18:40:00 原译本中误把ConfederaciónEspañoladeDerechasAutónomas译成“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正确译名应为“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现予统一更正，包括原来的缩略语“右协”也统一改为“自联”。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之《第七章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23日星期三08:30:00 感谢曹一二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1914）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22日星期二11:00:00 感谢不翔龙整理 【全书上传】〔英〕阿萨·勃里格斯《马克思在伦敦》（1982）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17日星期四09:00:00 感谢秋越录入及校对 〔韩〕黄皙暎《客地》（工人斗争小说）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13日星期日23:45:00 感谢龚义哲录入 【全书上传】《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2011）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11日星期五22:30:00 感谢刘炎提供电子文本 埃内斯特·曼德尔的生平和斗争（﹝加拿大﹞巴里·韦斯雷德（BarryWeisleder），1995年9月10日）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19:00:00 感谢马玥新翻译赤心校对 资本主义政治迫害——如何与其斗争？（﹝美﹞詹姆斯·坎农（JamesPatrickCannon），1950年2月）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19:00:00 感谢关山梦翻译五叶校对 美国斯大林主义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美﹞詹姆斯·坎农（JamesPatrickCannon），1953年5月）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19:00:00 感谢伯尔尼库斯翻译五叶校对 〔日〕藤井一行《社会主义与自由》【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13:00:00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社会自由问题——“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扩大” ·第五章“党性”与精神自由 ·第六章《1936年宪法》体制与社会主义自由 ·结束语 ·附录 感谢中间人录入及校对 【第四国际】2018年新发现苏联左派反对派地下文献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7日星期一14:00:00 ·列宁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作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时间：不早于1930年） ·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监狱北区编辑部的社论（作者：ПЗР，十号，1932年12月10日） ·〔参考·附录〕死者终于发声（2018） 感谢Zvezazvezd翻译 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0年10月5日）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7日星期一12:00:00 感谢张维尔翻译赤心校对 厄内斯特·曼德尔《自我管理：危险及其可能性》（1974）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7日星期一12:00:00 感谢GnothiSeauton翻译吕杨鹏校对 埃内斯特·曼德尔《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一位实至名归的马克思主义学者》（1968年4月）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7日星期一12:00:00 感谢田七翻译 厄内斯特·曼德尔《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辩论》（1982年1月1日）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7日星期一12:00:00 感谢赤心翻译 柯伦泰《三代情事》（小说，1923年） 更新时间：2019年10月6日星期日10:30:00 感谢KayH翻译 郑超麟《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更新时间：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10:30:00 感谢刘兆丰录入 【全书】弗洛伊德主义批判（〔苏〕M·M·巴赫金B·H·沃洛希诺夫，1927） 更新时间：2019年9月24日星期二15:40:00 感谢志愿者42A校对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之《第二编托马斯·莫尔》 更新时间：2019年9月23日星期一15:00:00 ·第一章为莫尔写传记的人们 ·第二章人文主义者莫尔 ·第三章莫尔与天主教 ·第四章政治家莫尔 感谢42A录入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四】第六部反社会党人法（第七、八、九章） 更新时间：2019年9月14日星期六10:00:00 ·第七章反社会党人法的垂死挣扎 ·第八章九十九天 ·第九章总崩溃 感谢林钊义录入 裴宜理《上海罢工》之《第五章保守主义时期，1927—1937年》 更新时间：2019年9月10日星期二18:00:00 感谢夏瑾录入及校对 【新增专栏】〔美〕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OlinWright，1947—2019） 更新时间：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16:00:00 ↘纪念赖特（ErikOlinWright，1947—2019）专刊（2019年3月） ·1.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OlinWright）（1947—2019）——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到「真实乌托邦」计划（VivekChibber│陈宗延译、宋治德校） ·2.阶级是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OlinWright）智识生涯的关键主题（AlexCallinicos│宋治德译） ·3.坠入真实乌托邦：ErikOlinWright速写（修订版）（林宗弘） ·4.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悼埃里克·奥林·赖特（DavidCalnitsky│吕杨鹏译、陈宗延校） ·5.真实乌托邦的实践与理论（MichaelBurawoy│陈宗延译、宋治德校） ·6.今天如何成为一个反资本主义者（ErikOlinWright│陈婉容译） ·7.赖特（ErikOlinWright）（1947—2019）生前专访：阶级为何重要？（ErikOlinWright│陈婉容译） 感谢李大宝校订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第五篇《宗教因素》 更新时间：2019年8月11日星期日12:55:00 感谢吕杨鹏录入及校对 泰德·格兰特《托洛茨基与今日世界的关联》（1990） 更新时间：2019年8月3日星期六17:20:00 感谢杨进翻译 【PDF文库】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19年7月15日星期一12:00:00 ·美国工人运动史（张友伦陆镜生） ·《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吴基民，2008） 感谢回声、田七提供文件 〔英〕詹·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更新时间：2019年7月14日星期日14:30:00 ·第5章法西斯主义 ·第6章里昂提纲和南方问题 ·第7章监狱 ·第8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第9章知识分子；马基雅弗利；“领导权” ·第10章现在和未来 ·葛兰西年表 ·书目提要 感谢薛定谔猫录入及校对 王凡西《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约1986年） 更新时间：2019年7月13日星期六18:50:00 感谢庄七校对 日本“松川事件”被告佐藤一的狱中手记（1951） 更新时间：2019年7月12日星期五00:30:00 感谢左青录入 【PDF文库】之【文艺作品】 更新时间：2019年7月11日星期四10:30:00 ·张天翼文集：第一卷短篇小说 ·张天翼文集：第二卷短篇小说 ·张天翼文集：第三卷短篇小说 ·张天翼文集：第四卷短篇小说 ·张天翼文集：第五卷长篇小说 ·张天翼文集：第六卷长篇小说 ·张天翼文集：第七卷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张天翼文集：第八卷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张天翼文集：第九卷文艺评论 ·张天翼文集：第十卷文艺评论 ·张天翼日记（1957-1974） ·张天翼研究资料 ·张天翼论 ·张天翼的文学道路 感谢左青提供文件 社会主义与民主：艾伦·伍德的政治参与（FrancesAbele、GeorgeComninel、PeterMeiksins著，2016年11月24日） 更新时间：2019年7月7日星期日17:30:00 感谢汪小英译、陈宗延校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之《第八章结论：历史和社会变革》 更新时间：2019年7月6日星期六16:15:00 感谢曹一二录入及校对 新发现的历史文献：英国工运人士联署声明《营救陈独秀》（1933） 更新时间：2019年7月5日星期五15:00:00 感谢曹一二翻译、宋治德校阅 共产国际的兴衰（泰德·格兰特〔TedGrant〕，1943年6月） 更新时间：2019年7月4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杨进翻译 保尔·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之《赞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1892） 更新时间：2019年7月1日星期一21:00:00 感谢六韬录入 【PDF文库】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19年7月1日星期一20:00:00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 感谢元欲之提供文件 格里·弗利《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埃内斯特·曼德尔在安特卫普去世》（1995.8） 更新时间：2019年6月13日星期四10:00:00 感谢赤心翻译 裴宜理《上海罢工》之《第四章激进主义的全盛期，1919—1927年》 更新时间：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17:40:00 感谢夏瑾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莫斯科的精神”——追悼上海被害之工人与学生》（1925.7） 更新时间：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阿芬录入 【PDF】【列宁专题文集】列宁 更新时间：2019年5月29日星期三19:00:00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感谢蛋疼的蛋蛋提供文件 塔里克·阿里《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Miliband,1924–1994）》（1994年9月） 更新时间：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马玥新翻译、季耶校订 翻译罗莎：英语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简介（彼得·胡迪斯〔PeterHudis〕，2019年1月9日） 更新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12:40:00 感谢向东翻译、马小红校订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之《第五章郭沬若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 更新时间：2019年5月19日星期日23:00:00 感谢曹一二录入及校对 保尔·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1892年） 更新时间：2019年5月18日星期六23:00:00 ·第二章原始共产主义 ·第五章资产阶级的财产 感谢六韬录入 【全书上传】《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更新时间：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11:55:00 感谢李大宝校订 托洛茨基《论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导》（1937年12月） 更新时间：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16:00:00 感谢杨进翻译 【PDF文库】那年十二月，我们抗议世贸（全球联阵2006年12月） 更新时间：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16:30:00 感谢丁一新提供文件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更新时间：2019年4月13日星期六12:30:00 感谢赤心、龚义哲翻译 【上传完毕】〔美〕贝尔·胡克斯《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2000） 更新时间：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19:30:00 ·11．结束暴力 ·12．女权主义的阳刚之气 ·13．女权主义为人父母的方式 ·14．婚姻解放以及伴侣关系 ·15．女权主义的性立场：相互自由的伦理观 ·16．彻底完美的幸福：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 ·17．再爱起来：女权主义的心脏 ·18．女权主义的宗教精神追求 ·19．有远见的女权主义 感谢冷漠录入 托洛茨基《要量力而为》（1923年5月31日） 更新时间：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07:30:00 感谢杨进翻译 【再校版】〔苏〕马尔科夫《美国工会官僚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工人出版社，1951年第1版） 更新时间：2019年4月9日星期二18:30:00 感谢不翔龙录入 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更新时间：2019年4月9日星期二07:30:00 ·第4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5章亡命布鲁塞尔 〔说明〕包括先前录入上传的网页，都已由吴朗重制了页面，修正了一些错误，并将临时记号替换为成链接。 感谢吴朗录入及校对 〔英〕詹·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更新时间：2019年4月7日星期日14:30:00 ·第2章社会党 ·第3章工厂委员会运动 ·第4章共产党 感谢薛定谔猫录入及校对 〔苏〕马尔科夫《美国工会官僚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工人出版社，1951年第1版） 更新时间：2019年4月6日星期六23:20:00 感谢不翔龙录入 〔美〕贝尔·胡克斯《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2000） 更新时间：2019年4月4日星期四23:55:00 ·导言更靠近女权主义 ·1．女权主义政治：我们的立场 ·2．提高觉悟：不停地变心 ·3．姐妹情谊仍然强有力 ·4．具有批评性意识的女权主义教育 ·5．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生育的权利 ·6．内外兼修的美丽 ·7．女权主义的阶级斗争 ·8．全球女权主义 ·9．工作的女性 ·10．种族和性别 感谢冷漠录入 保尔·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1892年） 更新时间：2019年4月3日星期三23:55:00 ·第一章现代财产的形式 感谢六韬录入 泰德·格兰特《回答大卫·詹姆斯》（1949年春） 更新时间：2019年4月2日星期二23:15:00 感谢杨进提供文献 〔英〕詹·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1977） 更新时间：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09:40:00 ·编者的话 ·译序 ·序论 ·第1章出身 感谢薛定谔猫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19年3月20日星期三16:30:00 ·香港边缘劳工口述.pdf ·工厂·厨房·垃圾场——香港女工十五年.pdf ·两代纵横——蜕变中的香港劳工与社会.pdf ·〔台湾〕劳工运动史例.pdf（工运丛书第四册） 感谢asdf制作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之《第四章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 更新时间：2019年3月18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曹一二录入及校对 【PDF重新上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3册） 更新时间：2019年3月11日星期一18:00:00 〔说明〕有读者告知，原PDF无法打开，现换上新版PDF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第四篇《公共教育进程》 更新时间：2019年3月9日星期六19:00:00 感谢吕杨鹏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译后记 更新时间：2019年3月4日星期一16:00:00 感谢冷漠录入及校对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更新时间：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16:30:00 ·第十章无阶级倾向的环保主义的局限性：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的教训 ·第十一章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200周年纪念 ·第十二章李比希、马克思和土地肥力损耗：关乎当今农业 感谢冷漠录入及校对 泰德·格兰特《尼克松-毛泽东会谈背后的意义》（1972年3月3日） 更新时间：2019年2月26日星期二23:40:00 感谢杨进提供文献 【全书上传完毕】〔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之《序》、《致谢》、《导论》 更新时间：2019年2月24日星期日22:00:00 感谢GnothiSeauton扫描及校对 【全书正文部分上传】〔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更新时间：2019年2月20日星期三22:30:00 感谢GnothiSeauton扫描及校对 【更正】托洛茨基《战争中的苏联》（1939年9月25日）（李星译） 更新时间：2019年2月18日星期一20:00:00 【说明】此文翻译时，误将第一节的小标题当作副标题并入全文的标题，即《战争中的苏联：苏德条约与苏联的阶级性质》；另外，《官僚层：年轻却腐朽》一节，原为一段，翻译时误分成两段。现予更正。感谢读者指正！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更新时间：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18:00:00 ·第三章来自北方的无产者 ·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 感谢夏瑾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20:30:00 ·台湾工运经验（台湾劳工阵线1993年版）.pdf ·团结不折弯—香港独立工运寻索40年（2012）.pdf 感谢asdf制作 罗莎·卢森堡《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译序》（1918年7月） 更新时间：2019年1月20日星期日00:10:00 感谢吴季重校 【PDF电子书】工会组织入门——菲律宾（台湾女子劳动者协会1989年出版） 更新时间：2019年1月19日星期六12:30:00 【新增专栏】泰德·格兰特TedGrant（1913–2006） 更新时间：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23:50:00 ·论中国革命（1949年） ·论打入主义问题（1959年） 感谢杨进提供文献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1928年5月25日） 更新时间：2019年1月9日星期三10:00:00 感谢土豆录入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第三篇《土地问题》 更新时间：2019年1月4日星期五20:15:00 感谢吕杨鹏录入及校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8年 2018年 〔巴基斯坦〕费兹·阿哈默德·费兹诗选（补录） 更新时间：2018年12月29日星期六21:30:00 〔说明〕一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读者发来了费兹诗选中原来列为从缺的作品：《狱中日记》（7首）、《中国的土地》（3首）和《祖国啊，当我想着你的时候》，深为感谢！至此，费兹诗作的中译本基本上已收录齐全。 感谢sovietlijie同志提供 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在1928年9月1日第四十六次会议上通过） 更新时间：2018年12月28日星期五23:00:00 感谢土豆录入 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信（1921年1月8日） 更新时间：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22:40:00 感谢土豆录入 〔巴基斯坦〕费兹·阿哈默德·费兹诗选 更新时间：2018年11月29日星期四16:30:00 〔说明〕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杰出诗人费兹·艾赫迈德·费兹（FaizAhmed Faiz，1911—1984），也是巴基斯坦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并因此而两度入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曾经收录了他的14首诗，10首来自《印度巴基斯坦 缅甸和平战斗诗选》，其他系孙用所译。兹重新编排，增补了所能收集到的其他大部分诗歌中译本，以及相关介绍评论。未能找到的篇目，也予以列出。 感谢吴季收集和校对 《郭金升事件》（河北人民出版社1952年11月版） 更新时间：2018年11月12日星期一12:40:00 感谢白桦林录入 左翼看经济大崩解（香港左翼网络，出版日期：2009年5月） 更新时间：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23:55:00 【PDF下载】 感谢丁一新提供档案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第二篇《印第安人问题》 更新时间：2018年11月8日星期四19:00:00 感谢吕杨鹏录入及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第三部；附录）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31日星期三10:0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第一部—第二部）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12:3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3年版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25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阿芬收集整理 【上传完毕】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第七部至第九部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24日星期三20:15:00 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第四部至第六部（37-63章）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12:45:00 第一卷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四部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五部整社 第二卷文化大革命 第六部当今绝对正确 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第一部至第三部（1-36章）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22日星期一23:00:00 第一卷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一部回归 第二部组织起来 第三部大跃进——大摔跤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17日星期三18:20:00 ·中译本序言 ·译者的话 ·前言 ·经济演变概况 感谢吕杨鹏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中国·革命与建国）->大众文艺丛刊（共5辑）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23:20:00 〔说明〕中共解放前夕创办的统一文艺问题、批判胡风文艺观点的丛刊： ·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 ·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人民与文艺（1948） ·大众文艺丛刊——第三辑论文艺的统一战线（1948） ·大众文艺丛刊——论批评（1948） ·大众文艺丛刊——新形势与文艺（1949） 感谢张可提供文献 【重传】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卷）PDF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23:55:00 〔说明〕经读者指出，原上传版本的PDF已无法打开，现重传新版本，位置也有移动，归到服务器的另一文件夹下。 〔补充〕马库原先只有第1-11卷，现将12、13卷补传。 〔意大利〕南尼·巴雷斯特里尼《我们全都要》（关于意大利战后“大众工人”的小说）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龚义哲译出 李森科和李森科主义（海勒娜·希恩〔Helena Sheehan〕，1985年）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21:00:00 感谢夏三月译出 【全书上传完毕】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更新时间：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王虫录入校对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之1917年4月至6月部分 更新时间：2018年9月21日星期五13:45:00 感谢王虫录入校对 【全书上传完毕】《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更新时间：2018年9月20日星期四16:00:00 感谢施用勤翻译和提供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之第八部分《十月革命》、第九部分《十月回忆》 更新时间：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14:00:00 感谢施用勤翻译和提供 1984-8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之回顾（2014年2月26日） 更新时间：2018年9月7日星期五12:00:00 译者：花生校对：禾水重校：永远的黄粱梦、阿芬 PDF文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21卷） 更新时间：2018年8月31日星期五23:50:00 〔说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PDF文库中，先前上传过这套丛书的第2-4卷，现予补齐。 感谢葛兰东提供电子书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之第七部分《十月革命前夕》 更新时间：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12:10:00 感谢施用勤翻译和提供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更新时间：2018年8月27日星期一23:50:00 ·中译本序（裴宜理） ·英文版原序（裴宜理） ·导论 ·第一部分 地缘政治，1839—1919 ·第一章 移民城市 ·第二章 来自南方的工匠 感谢夏瑾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之第六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更新时间：2018年8月22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施用勤翻译和提供 PDF文库-> 〔美〕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1962）.pdf 更新时间：2018年8月21日星期二23:40:00 感谢田七提供文档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之第五部分《反革命的进攻》 更新时间：2018年8月20日星期一12:00:00 感谢施用勤翻译和提供 霍布斯鲍姆《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之《男人和女人：左翼的形象》 更新时间：2018年8月19日星期日12:15:00 感谢路人韦某录入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之第四部分《七月事件前》 更新时间：2018年8月18日星期六22:50:00 感谢施用勤翻译和提供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之《革命的第一阶段》、《英国战俘营》部分 更新时间：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17:00:00 感谢施用勤翻译和提供 葛兰西《国家和市民社会——略论政党发生内部危机时在结构方面的几个问题》（1930年）（《狱中札记》选） 更新时间：2018年8月14日星期二23:30:00 感谢方人也录入及校对 葛兰西《现代君主——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札记》（1931-1934）（《狱中札记》选） 更新时间：2018年8月14日星期二23:30:00 感谢方人也录入及校对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之《第二章 背景》 更新时间：2018年8月12日星期日17:00:00 感谢曹一二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 译） 更新时间：2018年8月11日星期六14:20:00 ·译者前言 ·编者的话 ·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说明】上传的文本，在文字上跟已出版的图书稍有出入。暂未注明。 感谢施用勤翻译和提供 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1992） 更新时间：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10:00:00 ·自序 ·引言：历史终结？ 感谢丁一新扫描、马震寰校对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之《第三章 革命和社会分析》 更新时间：2018年8月9日星期四10:00:00 感谢曹一二录入及校对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更新时间：2018年8月8日星期三21:40:00 ·第六章生态危机的规模 ·第七章可持续发展什么？ ·第八章全球化与居所的生态道德 ·第九章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技术能解决问题吗？ 感谢冷漠录入及校对 【重校上传】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小说） 更新时间：2018年8月6日星期一23:30:00 感谢白桦林校订 【全书上传完毕】《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新西兰〕布莱恩．S·罗珀（2013） 更新时间：2018年7月25日星期三23:50:00 第五章美国革命和新民主 第六章民主在法国的革命复兴 第七章1848—1849年革命 第八章资本主义扩张、全球化和民主化 第九章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批判 第十章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的先驱：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及1917年俄国革命 感谢宴之敖录入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更新时间：2018年7月24日星期二21:40:00 ·第四章生态与人类自由 ·第五章 “让他们吃下污染”：资本主义与世界环境 感谢冷漠录入及校对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更新时间：2018年7月23日星期一23:55:00 ·“西方学者看西方”总序 ·前言 ·第一章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第二章生态盈亏底线的专制：经济简化论的环境与社会后果 ·第三章全球生态与公益 感谢冷漠录入及校对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18年7月20日星期五17:00:00 ·（第一分册）1898－1919 〔说明〕第一分册先前已上传，这次补传的是后四个分册。这里一并列出。 ·（第二分册）1920.3－1925.4 ·（第三分册）1925.4－1929.4 ·（第四分册）1929.4－1938.11 ·（第五分册）1939.3－1954.2 感谢苏一百、蛋疼的蛋蛋收集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3）【全书上传】 更新时间：2018年7月19日星期四23:20:00 感谢一匹年轻的下等马校订 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Belem EcosocialistDeclaration，2008年12月7日） 更新时间：2018年6月26日星期二09:30:00 感谢杨子升翻译、五叶校订 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98） 更新时间：2018年6月4日星期一11:30:00 ·前言 ·托马斯·潘恩 ·工人运动的传统 ·工人阶级的形成，1870—1914年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 ·节日的诞生：五一劳动节 ·社会主义和先锋派文艺：1880-1914年 感谢路人韦某录入 苏联官僚政权解体与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第四国际第十三次世界大会决议（1991年2月） 更新时间：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13:00:00 感谢尹铭录入 【重新上传】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双山 译） 更新时间：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15:30:00 〔说明〕原为单个网页。现重做，按目录将各篇分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PDF文库】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更新时间：2018年5月5日星期六19:40:00 【说明】此书大部分内容已录入上传，见《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感谢苏一百提供文件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更新时间：2018年5月3日星期四09:00:00 ·中译本序 ·序言 感谢曹一二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苏〕卢森贝《〈资本论〉注释》全三卷 更新时间：2018年5月2日星期三15:30:00 ·全三卷【一】【二】【三】 感谢蛋疼的蛋蛋提供 〔英〕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1989）（1958-1987年的演讲与论文选录） 更新时间：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10:50:00 感谢GnothiSeauton扫描及校对 【PDF文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200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文字版PDF） 更新时间：2018年4月25日星期三12:00:00 ·〔参考〕中央编译局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的介绍 感谢蛋疼的蛋蛋提供 托洛茨基《为“红色恐怖”而辩》（1920）（《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第4章，原题为《恐怖主义》） 更新时间：2018年4月24日星期二23:15:00 感谢阿芬录入 玛丽·克里斯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论文集：〈社会再生产理论〉书介》（2018年4月5日） 更新时间：2018年4月22日星期日21:00:00 感谢解倒悬翻译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之《第一章 问题》 更新时间：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23:20:00 感谢曹一二录入及校对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07）之《第二章 建立赞同》 更新时间：2018年4月19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刘祥录入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18:00:00 ·黄良成《忆长征》（59年版） ·《刘志丹传》 ·宋云彬《红尘冷眼》（1924年加入中共的民主人士1938-1966年日记） ·郭华伦《中共史论》【一】、【二】、【三】、【四】（台湾教授的系统的反共史论） 感谢查夫桑提供 【PDF文库】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pdf 更新时间：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18:00:00 感谢蛋疼的蛋蛋提供 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更新时间：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23:50:00 〔说明〕根据伦敦新帕克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法国往何处去？》（Whither France?〔1934-1936〕）及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1979年版的《托洛茨基论法国》（LeonTrotskyon France）译出。其中《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已有译本，不再重译。 感谢龚义哲翻译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0）（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译者：丁笃本） 更新时间：2018年4月15日星期日23:50:00 ·【chm电子书下载】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 更新时间：2018年4月6日星期五00:10:00 ·革命的开端（1917年2月27日〔新历3月13日〕） ·发展中的冲突（1917年3月6日〔新历19日〕） ·战争还是和平？（1917年3月7日〔新历3月20日〕） ·从谁那里以及怎样保卫革命？（1917年3月8日〔新历21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次演讲（1917年5月5日〔新历18日〕） 翻译：征遼之睟校对：龚义哲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双山 译） 更新时间：2018年3月22日星期四13:00:00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 ·致陈独秀（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二日） ·致中国同志【北京】（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七日） ·要行动的战略不要揣测——给北京同志们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 ·致李福仁（8封。一九三五～一九三九） ·附录：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一九三九年×月） 感谢安德烈录入及校对 【PDF文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关于红五军在平江暴动前后情形和斗争中得的教训及现在工作概况（1929年）.pdf 更新时间：2018年3月22日星期四12:00:00 感谢sovietlijie提供 论党、苏维埃与生产型工会——施略普尼科夫1920年给俄共九大的报告 更新时间：2018年3月20日星期二00:20:00 感谢若羽提供文本 访谈：G.M.塔马什论卢卡奇（2018年3月7日）（附录：反对将卢卡奇档案库的手稿移走之联署） 更新时间：2018年3月19日星期一15:00:00 感谢吕杨鹏译、宋治德校 〔专题〕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更新时间：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14:00:00 ·塞萨尔·巴列霍——现代诗歌的革命之声（莱拉·巴尔特） ·〔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致罗斯福》 ·〔智利〕米斯特拉尔：工人的手 ·〔西班牙〕安东尼奥·马查多：罪行发生在格拉纳达（飞白译本） ·谚与曲（选3则） 感谢吴季收集及录入 【PDF文库】卢森堡文选（下卷）.pdf 更新时间：2018年3月13日星期二14:00:00 感谢年轻的老赵提供 〔专题〕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更新时间：2018年3月10日星期六14:00:00 ·《乔·希尔》——词：阿尔弗雷德·海斯（1930）曲：厄尔·罗宾逊（1936） ·〔牙买加〕麦凯：哈莱姆的孤影·哪怕我们必死 ·奥登《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卞之琳译） ·〔秘鲁〕巴耶霍诗散译（6首）（译者：王央乐） 感谢吴季收集及录入 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哈尔·德雷柏〔Hal Draper〕，1966） 更新时间：2018年3月8日星期四10:00:00 感谢张兄译吕杨鹏校订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更新时间：2018年3月3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一匹年轻的下等马扫描及校对 柴方国《科尔施关于社会化和工厂委员会的思想》 更新时间：2018年3月1日星期二23:50:00 感谢尹铭录入 〔专题〕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更新时间：2018年2月8日星期四23:50:00 “永远团结，工会给我们力量……”（无名工人）（澳大利亚工运歌曲） 拉尔夫·查普林：团结到永远（SolidarityForever，美国工运歌曲） 俺是枕木（日本铁路工人之歌） 爱沙尼亚民歌2首（《奴隶一定要泅水》《嘴唱着，心碎了》） 感谢吴季收集及录入 【杰克·伦敦作品选】小说三篇 更新时间：2017年2月4日星期日23:50:00 ·德布兹的梦想 ·叛逆 ·一块牛排 PDF文库 更新时间：2018年2月1日星期四23:50:00 ·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pdf ·李在五《韩国学生运动史》.pdf 布鲁耶《莫斯科集会呼吁给托洛茨基平反》（1988年12月4日） 更新时间：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09:30:00 感谢土豆录入 【重校】楼国华《伊朗动乱的真相》（1979.1）（原网页有较多错字及末尾三段遗漏，现予重校上传） 更新时间：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09:15:00 感谢丁一新校对 〔英〕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1891年2月） 更新时间：2018年1月15日星期一12:00:00 感谢路人韦某录入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马克思、恩格斯与政治》（《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第三篇） 更新时间：2018年1月13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阿芬收集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更新时间：2018年1月8日星期一15:40:00 ·十九世纪鞋匠的政治激进活动（霍布斯鲍姆与琼·斯科特合著，1980）（即《非凡小人物》之《第三章 政治鞋匠》） ·身份政治与左派（1996年5月2日） 感谢阿芬收集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更新时间：2018年1月7日星期日23:50:00 ·英国早期工人的捣毁机器运动（1952）（即《非凡小人物——反对、造反及爵士乐》中的《第二章 破坏机器的人》） ·列宁与工人贵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70年） 感谢阿芬收集 〔英〕威廉·莫里斯《艺术与社会主义》（1884年1月23日）（程代熙译本） 更新时间：2018年1月5日星期五11:0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整理 《列宁全集》第44卷（书信）（1893年—1904年） 更新时间：2018年1月2日星期二23: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整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7年 2017年 梅林《论文学》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22日星期五09:40:00 ·《智者纳旦》——莱辛的五幕戏剧诗 ·弗利特利希·高特利普·克洛卜斯托克 ·约翰·高特弗里特·赫尔德 感谢任平生校对；阿芬重校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18日星期一21:20:00 〔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上册】【下册】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感谢丁一新收集 告革命学生书（传单）（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1935年12月22日）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12日星期二09:00:00 感谢土豆录入 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1918）之《第三章 流寓巴黎》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11日星期一12:20:00 感谢吴朗录入、校对及制作网页 【全书上传】《发现上帝的人——莱奇》（〔英〕雷克罗伏特，1971年）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11日星期一00:10:00 感谢吴朗录入校对 曼德尔《在国家专制与富豪专制以外寻找一条民主自主的出路》（1991年1月）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10日星期日01:00:00 感谢昨日霓虹录入，赤心校对 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1918）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9日星期六23:55:00 出版说明 序言 第一章青年时代 第二章黑格尔的弟子 感谢吴朗录入、校对及制作网页 曼德尔《东德政治革命及其面对的危机》（1989年11月27日）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昨日霓虹录入，土豆校对 【重校】乔治·诺瓦克《保卫恩格斯》（1978年）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28日星期二18:00:00 感谢昨日霓虹校对 曼德尔《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之《附录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示意图》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26日星期日19:00:00 〔说明〕曼德尔《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一书原有三个附录，先前上传的中译本，仅译出一个。现上传志愿者所译的一个附录（列为“附录一”），原附录为“附录二”。 感谢田七译出 曼德尔《海湾战争的经济后果》（1991年2月）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26日星期日16:00:00 感谢昨日霓虹录入，土豆校对 曼德尔《资本主义衰退长波与工人阶级》（1992）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26日星期日15:50:00 感谢楽天录入 上海工人联合会告绸厂工友书（1937年2月）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25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昨日霓虹录入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致河北省委一封公开的信（1932年10月22日）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25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土豆录入 【重校】〔西班牙〕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之《结束语》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25日星期六00:05:00 另：有读者告知，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PDF中，第105、113页损坏，各缺下半页。已重制和重传。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施略普尼科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924年1月18日）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15:30:00 感谢路人韦某录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15:30:00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并得到六十一票的反对派的决议案（1924年1月12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4年1月20日） 感谢路人韦某录入 【重校】〔西班牙〕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之《上册：共产国际的危机》第1-4章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13:30:00 〔说明〕此书已上传，但录入错误很多。现予再次校对。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PDF文库】李大钊（全集五卷）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10日星期五23:50:00 李大钊全集（一） 李大钊全集（二） 李大钊全集（三） 李大钊全集（四） 李大钊全集（五） 感谢丁一新收集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吴朗校对及排版 托洛茨基：关于戴斯委员会的几篇文章（1939-1940）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11:3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乔治·诺瓦克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10:30:00 ·《列夫·托洛茨基案》导言（1968年3月1日） ·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四十年后对杜威委员会的回忆（1977年） 感谢田七译出 乔·格林《出席1991年2月第四国际第13次世界代表大会个人报告》（第二部分世界政局）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10:20:00 感谢姜君羊翻译；季耶校对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10:15:00 ·战争年代成长的青年群体（熊安东，2004.10） ·青东农场管制七年（熊安东，2006.1） 感谢丁一新收集 〔法〕皮埃尔·弗朗克《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1979年）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10:00:00 感谢长征扫描、郢歌客校对 王凡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介绍与批评》（1960年9月15日）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13:30:00 感谢土豆录入、路标校对 哈曼《工人是历史的动力——回顾20世纪的经验教训》（2000年1月21日）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13:25:00 感谢丁一新收集 第四国际 ->托派人物小传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11日星期三12:00:00 ·沈文铨自述（2005） ·痛悼姜君羊同志〈1922─2006〉（十月评论社同人，2006年11月） ·痛悼梁时杰同志〈1922─2006〉（十月评论社同仁，2006年8月23日） ·痛悼周冀瓯（兆立）同志（1929-2006）（十月评论杂志社同仁，2006年8月18日） ·悼念兆立同志（1929.12.23──2006.8.14）（邱季龙，2006） 感谢丁一新收集 ﹝南斯拉夫﹞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卡尔·科尔施》（1961）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10日星期二16:00:00 〔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本导言》（弗雷德·哈利迪，1970年7月）一文之中的“柯尔施”已全部改换为“科尔施”。 感谢尹铭录入 杜威《为墨西哥听证会辩护》及《手段和目的》（1938年）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7日星期六15:30:00 〔说明〕第二篇《手段和目的》的副标题为“其独立性以及列夫·托洛茨基关于《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的论文” 另有热心读者告知，文库里的《斯大林选集》文字版PDF现在下载察看皆为乱码。兹为版本问题。现已重新上传了新版本。 感谢素侠云雪扫描，土豆录入 皮埃尔·布鲁埃《托洛茨基与托派如何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1985）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2日星期一15:0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托洛茨基起草，1940年5月） 更新时间：2017年9月30日星期六09:0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关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决议（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40年9月）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9日星期五21:0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PDF文库】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集”丛书）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7日星期三09:30:00 感谢赤狐狸编译局提供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本导言（弗雷德·哈利迪，1970年7月）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6日星期二15:00:00 感谢尹铭录入 〔专题〕布莱希特诗选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5日星期一13:30:00 ·《布莱希特选集》之诗歌部分（冯至、杜文堂译，1959年版） ·〔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贝尔托德·布莱希特的诗》 感谢吴季收集和录入 〔专题〕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4日星期日14:30:00 ·哥伦比亚人民斗争中的民歌（普拉西多·阿尔德马，1963.5.17） ·〔巴拿马〕卡洛斯·张马琳：我爱一个祖国——致诗人尼古拉斯·卡瓦列罗 ·〔古巴〕曼努埃尔·纳瓦罗·卢纳：革命母亲的颂歌——献给卡米洛的双亲艾米丽亚·戈里亚兰和拉蒙·西恩富戈斯 ·〔加纳〕乔治·阿翁纳尔·威廉斯：向华盛顿进军无题 感谢吴季录入 【PDF文库】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共五卷）（“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集”丛书）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21:10:00 感谢赤狐狸编译局提供 楼国华《鲁迅的杂文》（笔名“一丁”，1981年）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12:00:00 感谢墨谈国士录入及校对 〔英〕理查德·霍加特《谁是“工人阶级”》（1957）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12:00:00 感谢阿迪网上收集 【全书上传完毕】周鲸文《风暴十年》之《第十二章 道德堕落和文化灾殃》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20:30:00 感谢赤色风暴录入、校对 〔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1890年）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9日星期二10:30:00 感谢阿芬收集 【全书上传完毕】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12:00:00 〔说明〕本次上传内容包括：第三编政治危机（5月25—30日）（第19-24章）、《尾声》、《译名对照表》 感谢阿芬收集 流放中的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建立（〔美〕阿奇·格蒂，1986）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7日星期日11:00:00 感谢阿芬收集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第二编社会危机（5月14—24日）（第12-18章）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6日星期六13:50:00 感谢阿芬收集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一位不受驯服的革命家（帕齐斯〔GeorgPaizis〕，2012年）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09:00:00 感谢宋治德译出 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4日星期四12:45:00 ·社会主义的未来（2003） ·赛义德、文化政治与批评理论——伊格尔顿访谈（2005年） ·镜像之魅（2009） ·足球：资本主义之友（2010.1.15） ·大学的缓慢死亡（2010年） ·论邪恶 ·悲剧、希望与乐观主义 托洛茨基《论史太林派的外交政策》（1933年5月12日）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11:30:00 感谢阿芬录入 【PDF文库】及梅林专栏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2日星期二11:30:00 ·梅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pdf ·为改变而生活——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陈玉平）.pdf 〔说明〕一位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美国华裔左派的自传。〔另外〕有读者反映PDF出现页码排序错误，已重制上传。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pdf 〔说明〕有读者告知，马库的PDF文库中仅上传了此书的上、下册，遗漏了中册。现予制作补传。 【杰克·伦敦作品选】政论及其它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1日星期一13:00:00 ·阶级斗争 ·流浪者 ·论极限 ·我怎样变成社会党人 ·革命 ·我的生活观（本篇收集自网上，做了更正补录） 感谢路人韦某录入 托洛茨基《关于所谓“左翼作家”》（1930年之前，具体时期不详） 更新时间：2017年9月10日星期日00:10:00 感谢阿芬录入 托洛茨基《给法国工人的一封公开信——史大林的背叛与世界革命》（1935年6月10日） 更新时间：2017年9月9日星期六15:40:00 感谢潮汕托派、阿芬录入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1983）【全书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17年9月8日星期五12:00:00 第一部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2．十年论争 3．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女性问题 第二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 4．早期观点 5．马克思:成熟阶段 6．恩格斯:有缺陷的阐述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运动 7．第二国际 8．走向革命 第四部分从女性问题到女性解放 9．二元遗产 10．劳动力再生产 11．超越家务劳动 感谢一匹年轻的下等马录入校对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1920年香港机工罢工文献 更新时间：2017年9月7日星期四23:00:00 ·机器工人罢工宣言 ·香港机器工人同业书 感谢梁宝龙提供文献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1956年5月） 更新时间：2017年9月7日星期四22:30:00 感谢郢歌客补录及校对 曼德尔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沙玛利，1997） 更新时间：2017年9月6日星期三10:00:00 感谢赤心网上收集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弗兰克·格拉斯〔即李福仁〕，1939年年底） 更新时间：2017年9月5日星期二16:00:00 感谢郢歌客校订译文 〔新西兰〕布莱恩．S·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2013） 更新时间：2017年9月4日星期一09:30:00 前言和谢辞 绪论 第一章起源：古希腊世界的民主 第二章压抑民主：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 第三章中世纪早期和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第四章英国革命和议会民主 感谢宴之敖录入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更新时间：2017年9月3日星期日01:00:00 感谢郢歌客校订全书（2017.8） 王凡西《记汪孟邹先生》 更新时间：2017年9月2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素侠网上收集 【专题】1920年代苏联的党内斗争·弗·米·斯米尔诺夫（三篇） 更新时间：2017年8月31日星期四13:35:00 ·联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基本建设投资（弗·米·斯米尔诺夫，1927年2月） ·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总结——关于价格政策问题（斯米尔诺夫，1927年3月底） ·谁在说“高烧胡话”（斯米尔诺夫，1927年4月） 感谢路人韦某校对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07） 更新时间：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15:00:00 ·导论 ·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 感谢刘祥录入及校对 【新增专栏】〔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1917-2012） 更新时间：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15:00:00 〔说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先前曾在“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栏目上传过霍氏的“年代四部曲”，以及《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1979年7月）和《工人运动的世纪》（2000）二文，现都转入新增的霍氏专栏。另外上传一篇相关评论： ·霍布斯邦的半个“马克思”——《如何改变世界》书评（帕特里克·沃德〔PatrickWard〕，2011年3月）（感谢宋治德译出） 国际共产主义者号召全世界工人：为成立第四国际而斗争！（1934年3月） 更新时间：2017年8月28日星期一16:00:00 感谢赤心翻译，龚义哲校对 曼德尔《〈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攻击》（1974年5月） 更新时间：2017年8月27日星期日09:30:00 感谢赤心翻译，龚义哲校对 曼德尔《社会主义及其前途》（1992年7月） 更新时间：2017年8月27日星期日09:30:00 感谢墨谈国士录入，赤心校对 乔治·诺瓦克《从列宁到卡斯特罗——个人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重要性》（1964年6月5日） 更新时间：2017年8月27日星期日09:30:00 感谢连正炎译出，龚义哲校对 托洛茨基 更新时间：2017年8月27日星期日09:30:00 ·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口号（1933年） ·党在文艺和哲学领域里的政策（1933年6月16日） 感谢尹铭录入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米歇尔·罗伊，2010） 更新时间：2017年8月26日星期六10:30:00 感谢丁一新收集 〖PDF文献〗郑超麟 更新时间：2017年7月8日星期六00:30:00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pdf（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下册）.pdf [保加利亚]斯米尔宁斯基诗文集〔所缺末1首诗、4篇小品文及译后记，据实体书补录〕 更新时间：2017年7月7日星期五21:00:00 ·诗——罗莎·卢森堡 〔小品文及其它〕·访员 ·狂欢节的故事 ·你没有发言权！ ·楼梯的故事 ·译后记（孙用） 感谢吴季录入 黄公演自传《过去的岁月》（1983年写，2004年改） 更新时间：2017年7月3日星期一15:00:00 感谢丁一新提供 阿力斯·柯林尼可斯《一位工人阶级的历史学家——怀念爱德华·汤普森》（1993年12月） 更新时间：2017年6月28日星期三00:40:00 感谢宋治德译出 斯大林致中国北京、广州、汉口、上海谢廖金的电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5号，1926年10月） 更新时间：2017年6月27日星期二12:50:00 感谢龚义哲录入 克尔纳《论一国社会主义》（1926年12月初） 更新时间：2017年6月26日星期一23:30:00 感谢路人韦某校对 托洛茨基《英国往何处去？》（1925） 更新时间：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18:00:00 〔说明〕原中译本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著者“托罗斯基”，译者张太白，上海春潮书局民国18年4月份出版 感谢解答者初校；竑昊二校 曼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1976-1981年） 更新时间：2017年5月16日星期二12:50:00 〔说明〕文库根据向青的校对将此书改正后重新上传，同时将原译本的错误之处附在说明之中。 感谢向青校对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皮埃尔·布鲁埃 艾米尔·泰米姆合著，1961） 更新时间：2017年5月3日星期三14:0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殷夫诗文选 更新时间：2017年4月30日星期日01:00:00 ·“Marchs8”s（“三月八日”：一篇速写） ·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 感谢吴季校对 梅林《论文学》 更新时间：2017年4月29日星期六11:30:00 ·弗朗茨·梅林和他的文学批评（译者） ·莱辛的《爱米丽娅·迦洛蒂》 ·《明娜·封·巴恩赫姆或：军人之福》 感谢任平生录入 〔美〕罗尔夫·熊曼《犹太复国主义秘史》（1988） 更新时间：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18:30:00 感谢阿芬整理 曼德尔：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有关的若干问题（1982年10月1日） 更新时间：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09:40:00 感谢阿芬录入 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1951年4月，巴黎）决议 更新时间：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10:00:00 感谢赤心翻译，龚义哲、素侠云雪校对 【专栏】约翰·里德 更新时间：2017年4月16日星期日20:30:00 ·论IWW的歌手（1918）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前言（1919） 〔参考〕约翰·里德小传（阿·威廉斯，1967） 感谢吴季录入 雷蒙·威廉斯《多样的城市与多样的乡村》（《乡村与城市》第25章，1973） 更新时间：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00:30:00 感谢阿芬收集整理 【专栏】雷蒙·威廉斯 更新时间：2017年4月5日星期三01:00:00 ·文化是通俗的（1958） ·“标准英语”的发展（《漫长的革命》〔1961〕第二部分第四章） ·社会写作（1991） 感谢阿芬收集和录入 【专栏】托洛茨基 更新时间：2017年4月4日星期二17:30:00 ·关于工业的提纲（1923年3月6日） ·托洛茨基就民族问题与格利亚谢尔、布哈林、斯大林等的信件辑（1923年3-4月） ·托洛茨基就政治局分工问题致俄共（布）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1923年6月15日） ·就开放酒类买卖致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1923年6月29日） ·针对开放酒类买卖提出的决议草案（1923年6月30日） ·四十六人声明（完整版。1923年10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感谢阿芬录入 克里斯·哈曼《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1996年冬） 更新时间：2017年4月3日星期一00:10:00 感谢阿芬录入 【专栏】克里斯·哈曼 更新时间：2017年4月2日星期日01:00:00 ·论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2004年1月）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评《《资本复活》（2006年春） ·伊拉克和中东的当前局势（2006年春） ·如何评价刚去世的加尔布雷斯？（2006年6月） 感谢阿芬录入 〔保加利亚〕斯米尔宁斯基诗文集 更新时间：2017年4月1日星期六14:30:00 ·〔保加利亚〕斯米尔宁斯基《红色骑兵连》（郭恕可译本） ·赤脚的孩子 ·〔小品〕富人家事（陈九瑛译） ·〔小品〕致彼岸世界的信（陈九瑛译） ·楼梯的故事（莫洛） ·斯米尔宁斯基（陈九瑛） 感谢吴季录入 【专栏】克里斯·哈曼 更新时间：2017年3月31日星期五12:00:00 ·解析帝国主义（2003） ·次贷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2008）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2009） 另一译本（简）：19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经济危机（2009） 感谢阿芬收集整理 【上传完毕】〔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更新时间：2017年3月30日星期四00:05:00 第九章还有哪些问题未解决？（有删节） 缩略语表 索引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感谢阿芬校对 皮埃尔·布鲁埃《1934—1936年的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卡里略还是极左派）》（1983年12月）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12:00: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青年与第四国际（1936年8月1日召开的青年预备会议通过的提纲）（2003年10月9日）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17:00:00 感谢Neet翻译，龚义哲校对 艾伦·M.伍德《新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一种新的美帝国主义？》（2003年10月9日）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7日星期一15:30:00 感谢瞿恩收集；阿芬整理 〔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21:50:00 第六章现期成本“利润率” 第七章利润率为什么会下降 第八章看似可选的消费不足理论 感谢阿芬校对 【新增专栏】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1942-2009）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23:00:00 ·深刻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至关重要（摘译自2014年9月1日西班牙《起义报》)，写作日期不详） ·利润率和世界的今天（2007） ·战后资本主义的主要发展趋势（2007） ·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反思（2008） ·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探究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介绍克里斯·哈曼新著《僵尸资本主义》（2009） （包括安德鲁·克莱曼关于《僵尸资本主义》的书评，以及哈曼的访谈） 感谢丁一新阿芬收集整理 郑超麟《给群兄信》（1997年4月15日）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20:30:00 感谢徐艺恒录入 〔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13:30:00 第三章加倍辛劳，双倍麻烦：网络公司繁荣和房价泡沫 第四章转折点：1970年代而非1980年代 第五章利润率和积累率的下降 感谢阿芬校对 【部分上传】《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丛书）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01:00:00 【说明】录入者只计划上传此书的4个部分内容（其余或将作为PDF上传），包括： ·1921年初的国内局势 ·喀琅施塔得风潮要塞水兵、士兵和工人的要求 ·武装镇压喀琅施塔得人的准备工作对要塞的第一次强攻 ·喀琅施塔得起义与第十次党代表大会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PDF】《苏联及东欧群运资料辑第一辑》（十月评论出版，1990年5月）（按：该资料辑只出过一辑）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17:00:00 感谢丁一新收集 肯·希尔斯基科普《一个政治马克思主义者：艾伦·麦克森斯·伍德，1942—2016》（讣告） 更新时间：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09:00:00 感谢师史安译木平丁一新校 从未结束的卢卡奇争论（G.M 塔马什，2017） 更新时间：2017年3月19日星期日11:20:00 感谢徐艺恒译宋治德校 〔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更新时间：2017年3月18日星期六23:50:00 ·致谢 ·译者序 ·第一章导论 ·第二章盈利能力、信用体系与资本消灭 感谢阿芬校对 皮埃尔·勃鲁埃《克莱门特生平简述》（1979） 更新时间：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09:40:00 转载自“荆棘鸟”；感谢小番茄翻译 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1944）【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13:30:00 中译本导言（向青） 7.转向群众工作 8.伟大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 9.与马斯特分子的合并 10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 11在美国的“法国转向” 12在社会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附录 ·大事记 ·坎农小传（约瑟夫·汉森，1974年8月23日）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是如何写成的（坎农，1945年12月21日）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一本重要的新书（《第四国际》杂志，1944年9月） ·坎农著作简介 ·译后记 感谢革命马克思主义编译社提供电子文本 〔法〕丹尼尔·本赛德《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之《第四章 幽灵为什么微笑？》 更新时间：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11:00:00 感谢夏瑾录入及校对 CHM电子书制作上传 更新时间：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15:00:00 ·大卫·狄奥普《锤击集》.chm ·莫桑比克战斗诗集（1975）.chm ·奥威尔《动物庄园》（张毅高孝先译）.chm ·奥威尔《一九八四》.chm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译本）.chm ·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尼基福罗夫，1931-1934、1952）.chm ·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伦理心理学探究》（1947年）.chm ·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1976年）.chm 感谢阿芬制作 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部 三月革命及其后果》 更新时间：2017年3月13日星期一08:00:00 第三章斐迪南·拉萨尔 第四章德国革命的尾声 一法兰克福和柏林 二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三德国的流亡者 第五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第六章五十年代 一 政治衰退 二经济繁荣 三 资产阶级的文学和哲学 第七章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 一 马克思和拉萨尔 二马克思论商品和货币 三 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 四拉萨尔写的悲剧 五 拉萨尔的法哲学主要著作 第八章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 第九章普鲁士宪法纠纷 一 新纪元和俾斯麦内阁 二拉萨尔的战役计划 三 拉萨尔和进步党 四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注释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皮埃尔·布鲁埃《托洛茨基与西班牙革命》（1967年4月） 更新时间：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00:05:00 感谢龚义哲翻译 王凡西《关于托洛茨基九封信的几点感想和说明》校订 更新时间：2017年3月9日星期四09:30:00 【说明】王凡西生前曾校订过已印行的《托洛茨基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和《几点感想和说明》，现据其手稿做了校订。 感谢丁一新校订 楼国华《长达半世纪的一件历史公案》（1993年7月30日） 更新时间：2017年3月9日星期四09:30:00 感谢何伟录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1938年10月28日） 更新时间：2017年3月8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何伟录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告民众书（1937年7月20日） 更新时间：2017年3月7日星期二00:05:00 感谢何伟录入 托洛斯基论苏联的命运（阮金兆编译，1941）.pdf 更新时间：2017年3月7日星期二00:05:00 感谢丁一新收集 彭述之 更新时间：2017年3月6日星期一12:00:00 ·评陈独秀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再论十月革命的经验（1934年2月27日）（力文录入、贺越校对） ·论国民会议（彭述之，1946年10月）（贺越校对） 感谢力文录入、贺越校对 坎农《即将到来的美国革命》（1946年11月15日） 更新时间：2017年3月5日星期日21:30:00 感谢赤心译出，龚义哲校对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国工运先驱尤金·德布斯的两篇文献 更新时间：2017年2月19日星期日00:05:00 尤金·德布斯竞选总统的演讲《我的论点》（1908年5月23日） 尤金·德布斯《在听取判决前的演说》（1918年9月14日） 感谢阿芬录入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PDF上传） 更新时间：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11:00:00 【PDF】反对世银IMF小册子（反世银／IMF团结阵线，1997年） 【PDF】马克思的阶级理论（StuartHall，1982） 感谢丁一新收集 【PDF】一份无政府主义纲领（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小组联盟〔GAF〕，1976年3月） 更新时间：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11:00:00 感谢丁一新收集 【PDF】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成立大会宣言（1948年9月） 更新时间：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11:00:00 感谢丁一新收集 彭述之《我的一生经历忆述》（1976） 更新时间：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00:30:00 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法〕丹尼尔·本赛德《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之《第三章 为什么阶级之间会有斗争？》 更新时间：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15:50:00 感谢夏瑾录入及校对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更新时间：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19:15:00 感谢阿芬收集 托洛茨基 更新时间：2017年2月8日星期三21:00:00 ·手腕还是革命政治？──答捷克同志问（托洛茨基，1929年7月1日） ·苏联的外交政策（1934年6月16日） ·访托洛茨基谈俄国问题（1938年3月25日） 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卡尔·李卜克内西《主要敌人在国内！》（1915年5月） 更新时间：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02:00:00 感谢龚义哲译出 詹姆斯·坎农《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及其意义》（1934年6月） 更新时间：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02:00:00 感谢赤心译出，龚义哲校对 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1937年8月15日） 更新时间：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02:00:00 感谢赤心录入 关于詹姆斯·伯纳姆退出工人党的声明（1040年5月21日）（《保卫马克思主义》附录） 更新时间：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Loser译出，龚义哲校对 〔法〕丹尼尔·本赛德《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之《第二章 上帝是怎么死的？》 更新时间：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00:30:00 感谢夏瑾录入及校对 〖专题〗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各国文艺散篇） 更新时间：2017年1月10日星期二23:55:00 [朝鲜]李相和《期待暴风雨的心》（1925） [朝鲜]朴世永《山燕》（1936） [朝鲜]朴八阳《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 韩国诗二首：《蜘蛛》《德国诗抄》（1974） 我不是韩国人〔散文诗〕（韩国工运诗人宋竟东） 感谢吴季录入和收集 第四国际为斯大林党设立“情报局”告全世界工人书（1947年10月） 更新时间：2017年1月9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素侠云雪提供文件，赤心录入 〔塞内加尔〕大卫·狄奥普《锤击集》 更新时间：2017年1月1日星期日15:30:00 感谢吴季录入（包括1964年出版的中译本中的16首诗；另外搜集的5首译诗；同题诗作的其它译本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6年 2016年 卡尔·李卜克内西《狱中诗二首（写在卢考狱中；信念）》（1918） 更新时间：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23:50:00 感谢吴季录入 革命还是改良——两种对立的观点（〔美〕赫伯特·马库塞〔英〕卡尔·帕泊尔，1972） 更新时间：2016年12月25日星期日14:40:00 感谢孙卫录入，阿芬收集 〔法〕丹尼尔·本赛德《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2009） 更新时间：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23:50:00 ·引言 ·第一章马克思是怎样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感谢夏瑾录入及校对 坎农《争取成立新党和新国际》（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决议，发表于1933年9月30日《战士报》） 更新时间：2016年12月21日星期三10:00:00 感谢赤心译出，龚义哲校对 瓦尔特·本雅明 更新时间：2016年12月15日星期四12:00:00 ·译作者的任务——波德莱尔《巴黎风光》译者导言（1921年） ·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界之最后一景（1929年） ·普鲁斯特的形象（1929年） ·什么是史诗剧？（1939年） 感谢吴季收集整理 美国参加中国战争之趋势（1941年3月31日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24日星期四11:00:00 感谢左翼上的羽毛录入 【增补】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1973）第十一章之一节《斯大林：非性欲施虐症的临床案例》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23:40:00 说明：此书文字版系从网络收集，可能是根据早期译本（1994年或2000年），部分内容省略未印：第十二、十三章缺；第十一章也缺少现在所传的这节。 感谢阿芬收集和校对 第四国际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14日星期一00:05:00 ·关于世界政治局势的报告（曼德尔，1979） ·大选胜利后的津巴布韦（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3月29日） ·保卫萨尔瓦多革命！抵抗帝国主义的干预和血腥镇压（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4月10日） ·保卫波兰政治革命！（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1年4月3日） ·英国不得插手马尔维纳斯群岛（第四国际书记局声明，1982年5月1日） ·进行示威反对战争贩子罗纳德·里根（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82年5月6日） ·反对斯里兰卡的反动恐怖（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3年8月1日） ·苏联的改革（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1988年12月） ·帝国主义军队必须撤出波斯湾（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90年9月6日） ·政治革命与德国统一问题（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0年2-3月会议的两份决议案，1990年2-3月） 感谢赤心录入 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2000）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13日星期日00:40:00 感谢阿芬收集 卡尔·考茨基《小规模农业企业的竞争力》（1894）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12日星期六01:00:00 感谢阿芬收集 〖参考〗第十二章莫斯科革命中心（中国革命的悲剧〔节译〕）（《研究（资料与译文）》1984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09:00:00 感谢阿芬录入 【新增专栏】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10日星期四10:00:00 ·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1921年） ·国家对色情文学的垄断（1927年12月） ·克尔凯郭尔——哲学唯心主义的终结（1933年4月） ·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4月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学院的讲话 ·与布莱希特的对话（1934年7-8月） ·一种别样的乌托邦意志（1935年12月末-1936年2月初）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二稿）（1936年） ·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1936） 【另一译本】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1936） ·论趣味（1938年） ·评斯滕贝尔格的《全景》（1938） ·历史哲学论纲（1940年初） ·《历史哲学论纲》补遗（1940年） PDF文献·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 ·本雅明文选（1999年大陆选本） ·单行道（随笔集，1923-26年） ·德国悲剧的起源（1925） ·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 感谢吴季收集整理；志愿者阿迪提供PDF 推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星荧，1982年4月）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9日星期三21:45:00 感谢墨谈国士录入 欧洲共同市场危机（欧内斯特·曼德尔，1974年6月）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8日星期二00:10:00 感谢墨谈国士录入 曼德尔《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1983年5月）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镰锤星录入 贾培尔《什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987年）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12:50:00 感谢镰锤星录入 【PDF】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地球的未来（2009年）马丁·恩普森（MartinEmpson）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24日星期一15:00:00 感谢林静、欧阳达初、谢凯健、林致良、吴嘉伦译出 左弦诗文与评论选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01:00:00 感谢郑东、吴季录入 【专栏】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18日星期二00:05:00 ·这是场直接立足于社会问题的运动——谈法国三月大社运（2006年3月25日） ·重拾1968的基进性（2006年） ·另择全球化运动：靠共识已行不通？（2008年3月4日） ·共产主义的力量（2010年） 感谢洪世谦、沈石译出 莫桑比克战斗诗集（1975）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17日星期一11:00:00 感谢吴季录入 【新开专栏】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16日星期日14:15:00 ·简单介绍本赛德生平和著作（季耶，2010年4月24日） ·“第三条道路”是普罗大众的出路吗？（1998.12） ·丹尼尔·本萨义德论马克思主义如何当代化？（2006年12月） ·“我们不可能抛弃历史而重新开始”——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本赛德访谈（2010年10月） 感谢丁言实、赤心收集 李永爵〔李平〕《夕阳红》（2008）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15日星期六15:00:00 感谢丁言实收集 缅怀孟宪章同志（赵芳举，2000年）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14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丁言实收集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1923年10月8日、24日）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10日星期一00:30:00 ·致中央委员会（1923年10月8日） ·致中央委员会（1923年10月24日） 感谢龚义哲译出 托洛茨基：论德国革命的失败（·论欧洲革命的道路〔1924年4月11日〕·我们正在经历哪个阶段？〔1924年6月21日〕）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9日星期日23:40:00 感谢龚义哲译出 托洛茨基《内战问题》（1924年7月29日）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00:50:00 感谢龚义哲译出 【PDF文献上传】马尔库塞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7日星期五00:50:00 ·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 ·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 感谢志愿者提供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pdf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6日星期四23:00:00 感谢志愿者提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说明、索引（第四十至五十卷）.pdf 更新时间：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00:30:00 感谢蔣可提供 D.W.弗姆《南美解放神学》（《当代美洲神学》第4章） 更新时间：2016年9月18日星期日19:50:00 感谢游击队员校对 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16年8月31日星期三00:40:00 ·怀念阮金兆同志（姜君羊，2004年9月） ·「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曹惠白，1975年7月）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西安事变告民众书（1936年12月20日） ·最近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发展与我们的工作方向——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1948年11月11日）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时局宣言（1949年1月25日） ·我们对于国共准备重新和谈的态度和主张（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员会，1949年3月20日） ·中国第三次革命（1949年4月第四国际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 ·中共统治与我党底任务（1951年9月15日） 感谢丁言实收集 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书（1953年11月16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战士报》） 更新时间：2016年8月30日星期二10:50:00 感谢赤心翻译，龚义哲、素侠云雪校对 阿尔都塞《在黑格尔之前的列宁》（1969年4月）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9日星期一15:00:00 ·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1960年） ·阿尔都塞论文科与教育改革（1967） ·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阿尔都塞访问稿（1968年2月） ·在黑格尔之前的列宁（1969年4月） ·哲学的改造（1976年3月） ·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哲学在线；等 陈独秀先生百年祭（1979年）（楼国华，1979年10月26日）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丁言实收集 就唐宝林《中国托派史》访问王凡西（〔英〕格里戈尔·班顿，1996年）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00:30:00 感谢丁言实收集 向青《中国托派和抗日战争》（1977年）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4日星期三00:20:00 感谢丁言实收集 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3日星期二23:50:00 ·1941年秋天至1944年的回忆（王国龙，2000） ·曾猛其人（王国龙，1992年2月） ·李季的声明（1950年11月3日） 感谢丁言实收集 要虚假的产业民主，还是真实的工人权力？——曼德尔论工人监督（1969年）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3日星期二00:30:00 感谢万毓泽编译；丁言实收集 郑超麟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2日星期一23:50:00 ·「青年马克思」与异化论（郑超麟，1988年） ·隔海书简（1996-1998）（郑超麟、胡秋原） ·中国托派遗老郑超麟病逝上海（明报特稿 1998年8月6日） 感谢丁言实收集 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2日星期一00:05:00 ·对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声明（1946年1月16日） ·战后国际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第三次全国大会（建党大会）上犀照代表中常委的政治报告（1948年9月） 感谢丁言实收集 彭述之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1日星期日23:30:00 ·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及其后果——「不断革命论」与「阶段革命论」斗争的新发展（1943年3月29日） ·关于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1960年4月26日） ·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1967年2月18日）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已故的彭述之陈碧兰夫妻长眠于流亡地（日本《读卖新闻》，1998年4月21日） 感谢丁言实收集 陈碧兰《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1965年12月）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1日星期日00:20:00 感谢丁言实收集 〔美〕托马斯·潘恩《常识》（1775-1776）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0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志愿者收集 陈其昌之死（回忆录片段）（陈道同，2000.12.11） 更新时间：2016年8月20日星期六00:30:00 感谢丁言实收集 托洛茨基怎样预示苏联的解体（迈尔斯〔JimMiles〕，1994年11月） 更新时间：2016年8月19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丁言实收集 杨林《纪念周仁生先生逝世十周年》 更新时间：2016年8月14日星期日18:45:00 原载《十月评论》杂志第42卷第1期（总第238期）2015年6月30日出版 戚本禹回忆录（2016） 更新时间：2016年8月10日星期三17:15:00 感谢阿迪收集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57年10月） 更新时间：2016年8月8日星期一23:55:00 ·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1957年10月11日） ·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决议）（1957年10月1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殖民地革命（决议）（1957年10月） ·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皮埃尔·弗朗克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感谢石魂录入 托洛茨基《号召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致所有工人阶级革命组织与团体》（1935年春起草，1938年8月3日讨论后发表） 更新时间：2016年8月5日星期五15:20:00 感谢龚义哲译出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更新时间：2016年8月1日星期一23:55:00 ·美国劳工实况1945-1946.pdf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60年代日本留苏左派访谈） 感谢阿芬、征遼之睟收集 托洛茨基 更新时间：2016年7月29日星期五14:30:00 ·列宁主义和图书馆工作（1924年7月） ·Д·И·门捷列夫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9月17日在第四届门捷列夫代表大会上关于纯化学和应用化学的报告 感谢施用勤译出 缅怀李永爵同志（周履锵，2008年9月5日） 更新时间：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10:00:00 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国际反对派和共产国际（1933年八月全会文件） 更新时间：2016年7月23日星期六00:10:00 感谢赤心翻译；龚义哲校对 中央宣传部关于取缔托派书刊及其他反动书刊问题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函（1953年7月10日） 更新时间：2016年7月22日星期五00:30:00 感谢阿芬录入 伊罗生 更新时间：2016年7月21日星期四00:30:00 ·赖安关于艾萨克斯的书面报告（1936年9月7日） ·伊罗生致茅盾（1980年10月25日） 附：茅盾致伊罗生（1980年11月17日） 感谢阿芬录入 〖续二〗中国民间异议思潮文献选辑（1956-1957）（艾青《散文诗四首》等） 更新时间：2016年7月20日星期三00:30:00 感谢继轲收集、整理及校对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6年） 更新时间：2016年7月19日星期二10:20:00 来源：网络搜集。参考文献：〔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见考茨基专栏 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更新时间：2016年7月15日星期五10:00:00 ·记沈文铨（1921年-2010年）（林东，2010年11月24日） ·追思沈文铨（1921年-2010年）（俞益敏，2010年12月20日） 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汪文郁） 更新时间：2016年7月15日星期五10:00:00 来源：网络搜集 德国需要一个新党！（国际左翼反对派执委会1933年5月全会文件） 更新时间：2016年7月14日星期四21:30:00 感谢苏一百译出，龚义哲校对 曼德尔致郑超麟的信（1992年1月22日） 更新时间：2016年7月14日星期四19:30:00 感谢素侠云雪录入及校对 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更新时间：2016年7月5日星期二00:20:00 ·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世界革命——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48年5月） ·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54年） 感谢墨谈国士录入 《美国劳工运动简史》，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编，工人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 更新时间：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20:45:00 感谢阿芬录入 〔美〕霍华德·法斯特《我的父亲》（散文） 更新时间：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21:35:00 感谢吴季录入 第四国际和苏联——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的提案（1936年七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的纲领） 更新时间：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00:30:00 感谢开化录入 CHM电子书制作上传 更新时间：2016年6月21日星期二13:00:00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年.chm ·潘汉年《全面抗战论》（1938年）.chm ·上海工会基层组织改选工作点滴经验（劳动出版社，1951年10月）.chm ·《工会住宅生活工作经验》（1954年12月）.chm ·孙家麒《蒋经国建立台湾特务系统秘辛》（1988）.chm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chm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现代革命史文献丛刊，2007）.chm ·陈玉琦《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7）.chm ·周仁生（任辛）文存（2006年）.chm 感谢阿芬制作 《毛泽东集》简体横排重制版（第1卷）.pdf 更新时间：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10:00:00 说明：经义工校对后重制，换下旧版；网页版亦更正了文字，并补录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版）》 感谢sovietlijie校对及提供资料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第三编〈《乌托邦〉》及《译者后记》 更新时间：2016年6月19日星期日15:4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 更新时间：2016年6月18日星期六23:55:00 ·〔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陶里亚蒂论葛兰西 感谢葛兰东提供电子文件 【PDF文库】〔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pdf 更新时间：2016年6月15日星期三01:20:00 感谢阿迪提供电子文件 【PDF文库】美国劳工实况1955-1956.pdf 更新时间：2016年6月14日星期二11:30:00 感谢阿芬收集（尚缺“美国劳工实况1949-1950.pdf”）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第一编》 更新时间：2016年6月13日星期一10:00:00 《中译本重印说明》、《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及《第一编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时期》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竹海夜雪提供文本 坎农《与一位墨西哥青年革命者的谈话》（1974年8月15日） 更新时间：2016年6月12日星期日11:30:00 感谢赤心译、龚义哲校 上海工会基层组织改选工作点滴经验（劳动出版社，1951年10月） 更新时间：2016年6月4日星期六16:30:00 感谢巴门录入〔此书原由其他志愿者录入部分，但未查实名字。特此致歉〕 《从一个村看解放区的文化建设》（1947，新教育丛书） 更新时间：2016年6月3日星期五00:0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四部曲小说） 更新时间：2016年6月2日星期四15:00:00 网络收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加〕M.C霍华德，〔澳〕J.E金 更新时间：2016年6月1日星期三10:00:00 网络收集 〖续〗中国民间异议思潮文献选辑（1956-1957） 更新时间：2016年5月30日星期一20:00:00 感谢继轲收集、整理及校对 柯林尼可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1976） 更新时间：2016年5月29日星期日23:55:00 ·原序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感谢迷糊录入及校对 中国民间异议思潮文献选辑（1956-1957） 更新时间：2016年5月27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继轲收集、整理及校对 〔澳〕伊安·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1993） 更新时间：2016年5月26日星期四23:50:00 影片《罗莎·卢森堡》（1986） 更新时间：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23:30:00 来源：Bilibili 柯林尼可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1976） 更新时间：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09:40:00 ·导言 感谢迷糊录入及校对 新社会的新女工（1949年8月·妇运丛书） 更新时间：2016年5月9日星期一01:0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葛兰西《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1926年11月） 更新时间：2016年5月8日星期日23:30:00 感谢葛兰东录入 坎农的传统：“不要扼杀党！”（1986年）（乔治·布雷特曼撰写序言） 更新时间：2016年5月4日星期三09:00:00 感谢毛线、雪球翻译龚义哲校对 改组派之真面目（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9年12版） 更新时间：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00:3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上海租界的黑幕（汪伪宣传部1943年7月编印，为汪伪政权“收回”英美租界进行宣传） 更新时间：2016年4月27日星期三10:0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与军事斗争——弗·恩格斯的新书》（1924年3月19日） 更新时间：2016年4月26日星期二10:20:00 感谢莫得翻译龚义哲校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待整理文献一览表（欢迎志愿者协助） 更新时间：2016年3月27日星期日13:45:00 由中马库更新 〖专题〗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各国文艺散篇） 更新时间：2016年3月21日星期一12:00:00 我，一名小小铆焊工——通用汽车工人自述（〔美〕本·汉珀，《琼斯妈妈》杂志1986年9月） 伍迪·格斯里（WoodyGuthrie）歌2首 ·上帝保佑美国·肥沃的土地 非洲诗选（叶君健译） ·［莫桑比克］诺埃米亚·德索萨：假如你想认识我 ·［莫桑比克］若热·雷贝洛：诗 ·［南非］杰姆斯·马休斯：忿怒象刀刃一般锋利 ·［莫桑比克］阿尔曼多·卡布扎：那些奇怪的日子 ·［南非］奥斯瓦尔德·姆沙里：囚徒 ·［南非］丹尼斯·布鲁特斯：寒冷 ·［译后记］ [塞内加尔]达维特·却勃：·不！·痛苦的岁月 波兰革命诗歌选 ·红旗·华沙革命歌·写在去西伯利亚之前 ·暴风雨来临之前·在饥寒交迫中学习 [乌克兰]谢甫琴柯：当我死了的时候（遗嘱）·我的歌呀，我的歌呀！·哦，人们！可怜的人们！ 黄励：工人苦 感谢吴季录入 马来西亚左翼文学选（小说4篇） 更新时间：2016年3月20日星期日16:40:00 ·蓝登记（张戈，来源：1984年9月20日出版的《火炬》第50期） ·女工宿舍（絮影） ·盼亲人——为亡友而作（吴迪） ·墨迹未干（T．M．，来源：1984年9月20日出版的《火炬》第50期）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第一篇及附录） 更新时间：2016年3月19日星期六00:15:00 感谢黔进派录入 国际妇女节的真实含义（柯伦泰，1913年3月） 更新时间：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09:45:00 感谢南风吹梦到西洲译出 《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民国十八年五月）【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16年3月15日星期二00:30:00 ［萨孟武］八，布尔札维克主义马克斯主义与孙文主义的比较 ［潘公展］九，十年来共产党专政下的苏俄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我逃出西伯利亚的经历》（1923）（中译本原名《杜洛斯基之脱逃》） 更新时间：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23:55:00 校对者镰锤星将已过时的中译名，改为最新的译名后，逐一做了注解。现换上新版 《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民国十八年五月） 更新时间：2016年3月10日星期四10:30:00 ［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 ［胡汉民］三民主义之认识 ［汪精卫］分共以后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 ［戴季陶］中国国民党的独立是中国独立的基础 ［胡汉民］列宁主义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战术 ［萨孟武］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与马克斯之社会革命之比较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一位热忱的捍卫者（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2016年2月） 更新时间：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00:05:00 感谢宋治德译出 孙家麒《蒋经国建立台湾特务系统秘辛》（1988）【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16年3月10日星期四13:30:00 ·第六章蒋经国怎样挟天子令诸侯 ·第七章蒋经国怎样任用亲信 ·第八章蒋经国的「联战」手法 ·第九章蒋氏父子怎样陷害知识分子 ·第十章蒋氏父子怎样制造舆论 ·第十一章关于「最伟大父亲」的蒋介石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孙家麒《蒋经国建立台湾特务系统秘辛》（1988） 更新时间：2016年3月8日星期二11:55:00 ·绪言 ·第一章蒋经国怎样开始部署窃国阴谋 ·第二章蒋经国怎样夺取军权 ·第三章蒋经国怎样建立特务组织 ·第四章蒋经国怎样操纵今天的国民党 ·第五章蒋经国用什么方法欺骗台湾青年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周宪文《资本主义与统制经济》（1933）【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16年3月7日星期一11:30:00 附录·一 中国统制经济论·二 中国农业统制论·三 谷贱伤农与食粮专卖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我逃出西伯利亚的经历》（1923）（中译本原名《杜洛斯基之脱逃》） 更新时间：2016年3月5日星期六00:05:00 感谢镰锤星校对 周宪文《资本主义与统制经济》（1933） 更新时间：2016年3月4日星期五12:00:00 ·第一章资本主义与统制经济 ·第二章晚近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统制经济运动 ·第三章最近日本的统制经济运动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悼念艾伦·麦克森斯·伍德——一位剖析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冲突的政治理论家（戴维·麦克纳利，2016年2月10日） 更新时间：2016年3月3日星期四00:30:00 感谢林致良译出、宋治德校对 《叶紫选集》 更新时间：2016年3月2日星期三23:50:00 来自网络 《鲁迅全集》 更新时间：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18:00:00 来自网络。原制作者：钱建文 方贤石《黎明出征》（韩国工人斗争小说） 更新时间：2016年2月20日星期六23:55:00 【专栏】托洛茨基 更新时间：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10:00:00 ·革命者是如何形成的？（托洛茨基给一位法国同情者的信）（1929年7月11日） ·斯大林官僚层把苏联带往何处去？（1935年1月30日） ·知识分子和党的环境（1937年12月21日） ·访托洛茨基II：防卫组织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1938年3月24日） 译者：史丹。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专栏】托洛茨基 更新时间：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00:20:00 ·官僚自保的恐怖（1935年11月2日）（原题《官僚道路上激增的镇压》） ·学会思考——给某些极左派的忠告（1938年5月22日） ·论工人自卫问题（1939年10月25日） 转自网刊《惊雷》杂志，感谢何伟译出，龚义哲校订 潘汉年《全面抗战论》（1938年）【上传完毕】 更新时间：2016年2月15日星期一23:50:00 ·坚定民族胜利的信心 ·『加强我们的团结』 下编·上海中立区问题 ·承认上海中立区的外交意义 ·中苏不侵犯条约的展望 ·迅速确定胜利的外交路线 ·从敌人封锁海岸说起 ·从暴日轰炸首都说到争取外交优势的对日绝交 ·我们不要辜负了国际的同情 ·我们在九国公约会议中要争取些什么？ 附录·『九一八』六周年纪念 ·从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抗战 ·今年国庆纪念的历史任务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革命的决议（1971年8月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 更新时间：2016年2月5日星期五14:30:00 感谢张晨译出龚义哲校订 《工会住宅生活工作经验》（1954年12月） 更新时间：2016年2月5日星期五00:05:00 感谢摩西录入 潘汉年《全面抗战论》（1938年） 更新时间：2016年2月4日星期四17:30:00 ·为什么动员不起来？ ·广泛的游击战争 ·改善与提高军队的政治教育 ·召集国防代表大会的建议 ·提高民族的警觉性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为何阶级斗争是中心？（艾伦·梅克辛斯·伍德，1987） 更新时间：2016年2月4日星期四00:05:00 感谢陈宗延译出、宋治德校对 陈玉琦《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7） 更新时间：2016年2月2日星期三00:30:00 《工人阶级多数》[美]安德鲁·利维森（1974年） 更新时间：2016年2月2日星期二00:30:00 ·第六章当前的局势 ·第七章将来 感谢阿芬录入 潘汉年《全面抗战论》（1938年） 更新时间：2016年2月1日星期一00:50:00 ·全面抗战释 ·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 ·如何确保抗战的全部胜利？ ·群众动员的基本问题 ·恢复北伐时代民众运动的前提 ·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反汉奸 ·动员群众保障抗战的胜利 ·〖附〗潘汉年（1906-1977）年谱简编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更新时间：2016年1月31日星期日00:05:05 ·“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和滥用（1990） ·民主与资本主义：彼此是友是敌？——伍德访问记（1995年） ·对斯文兰登的回应（1996年2月） 附录：·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划时代转变（斯文兰登） ·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工、国家与阶级斗争（1997年3月） ·回到马克思（1997年6月） ·什么是“后现代的”纲领？（1997） ·再访《共产党宣言》（艾伦·梅克辛斯·伍德等，1998年2月） ·什么是资本主义？（2002年8月） 转自先驱社网站 《劳动政策和工商业政策选集》（胶东新华书店，1948年8月） 更新时间：2016年1月30日星期六00:05:05 感谢asdf录入、制作 【校对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更新时间：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01:00:05 感謝sovietlijie同志录入 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历史时间的挑战与责任——21世纪的社会主义》序言〔美〕约翰·福斯特，2008 更新时间：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01:00:00 感谢大熊猫录入 詹姆斯·坎农《我们在保卫工作中如何克服极左主义》（1973年10月29日） 更新时间：2016年1月28日星期四14:15:00 感谢Loser翻译龚义哲校订 【新增专栏】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更新时间：2016年1月24日星期日00:10:00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MeiksinsWood，1942-2016），马克思主义学者，近日辞世。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录了她的两篇文章及三本著作，为纪念艾伦·伍德，现将她的文献移入新辟的专栏。 《毛泽东集》第一卷 更新时间：2016年1月23日星期六17:00:00 ·北京政变与商人 ·「省宪经」与赵恒惕 ·英国人与梁如浩 ·纸烟税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 ·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三三三一制 ·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如果讨赤志同仇仇亦吾良友 ·颂声来于万国 ·「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邹鲁与革命 ·向左还是向右？ ·赤化原来如此 ·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李春涛）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右派的最大本领 ·宣传报告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湖南的农民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感謝sovietlijie同志录入 【第四国际】四个组织的宣言（关于新国际的必要性和各项原则）（1933） 更新时间：2016年1月22日星期五00:05:00 感谢非仝翻译龚义哲校订 托洛茨基《致全世界工人》（第四国际筹备大会通过）（1936年7月4日） 更新时间：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23:40:00 感谢继轲翻译龚义哲校对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更新时间：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01:00:00 （现代革命史文献丛刊，2007） 托洛茨基《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筹备大会通过，1936年7月29—30日） 更新时间：2016年1月15日星期五11:15:00 感谢龚义哲校对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美国版前言（1937年3月3日） 更新时间：2016年1月5日星期二00:3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的三个典型事件》（光明日报社辑，1952年4月版） 更新时间：2016年1月4日星期一10:50:00 感谢asdf；KhaKassad；李星录入、制作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卅”惨案致函香港各工团的信（1925年6月15日） 更新时间：2016年1月3日星期日09:45:00 感谢梁宝龙录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5年 2015年 路易斯·费希尔《列宁的一生》 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14:00:00 根据CHM电子书制作成网页版 切·格瓦拉（专栏） 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13:50:00 ·切·格瓦拉少校在北京首都机场上的答词（1960.11.18） ·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格瓦拉少校的讲话（1960.11.19） ·格瓦拉少校离京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1960.12.2） 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共5卷） 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14:40:00 据主人公网友2005年录入版制作 托洛茨基：希特勒的命运（1934年1月） 2015年12月26日星期六01:3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毛泽东集》第一卷 2015年12月25日星期五10:40:00 ·例言 ·给宫崎滔天的信 ·体育之研究 ·工人夜学招生广告 ·工人夜学招生广告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民众的大联合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 ·*文化书社启事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新时代发刊词 感謝sovietlijie同志录入 托洛茨基：苏俄与世界革命（1933年10月1日） 2015年12月23日星期三00:4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前10篇） 2015年12月22日星期二09:00:00 感谢施用勤翻译 托洛茨基专栏 2015年12月21日星期一00:30:00 论国民党法西斯蒂（1933年） 论史大林与霍华德的谈话（1936年3月18日）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苏俄经济的危机》（1932年11月）（赵昕初译本） 2015年12月20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希特拉意欲何为》（1933年9月） 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14:4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论苏俄革命与国际形势的四篇报导（托洛茨基，1932年2-5月） 2015年12月17日星期四12:30:00 论苏俄革命与国际形势的四篇报导（托洛茨基，1932年2-5月） 一答纽约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问题（1932年2月15日） 二与美国联合通信社的代表谈话（1932年2月29日） 三答“芝加哥日报”的代表的问题（1932年4月23日） 四答柏林MontagMorgen周刊的三问题（1932年5月12日）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专栏 2015年12月14日星期一12:00:00 我看俄德将有战争：假使希特勒派在德国得势（1932年4月） 在中国和无产阶级中的农民战争（1932年9月26日，译者：axisforce） 【另一译本】论中国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译自TheMillitant周报，五卷四十二号（1932年9月26日）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专栏 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09:20:00 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大学的职任——托洛茨基“东大”第三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说辞（1924年3月21日） 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1934年2月23日） 第四国际的苏联支部（1936年1月11日） 论苏联的新宪法（1936年4月16日）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专栏 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23:55:00 法国的革命间歇期（1936年7月9日）（1934-1936年文集《法国向何处去》的末篇） 战争与第四国际——对有思想的青年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演说词（1935年7月22日）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论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大会》（1935年9月） 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16:1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戴雨农先生全集》之《讲词、手令、函电部分》【全集上卷上传完毕】 2015年11月26日星期四10:45:00 肆、情报（共19篇；篇名从略） 伍、行动游击（共27篇；篇名从略） 陆、中美合作（共12篇；篇名从略） 柒、一般工作（共42篇；篇名从略） 捌、附录 一、三十五年一月苏州上海新闻记者访刊有关「忠救军」之新闻 二、「四一」纪念大会训条 三、戴先生化名表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戴雨农先生全集》之《讲词、手令、函电部分》之《叁、人事训练》（38篇） 2015年11月24日星期二00:3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戴雨农先生全集》之《讲词、手令、函电部分》之《贰、组织纪律》（64篇） 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戴雨农先生全集》之《讲词、手令、函电部分》之《凡例》、《壹：革命理论》（15篇讲词） 2015年11月19日星期四11:4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谁保护苏联，谁帮助希特勒？》（1935年7月29日） 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14:2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之《肆、对日抗战》（24-34节） 2015年11月9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过渡要求综述（1938年3月23日） 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15:30:00 感谢张晨译出，龚义哲校对 《劳资协商会议》（工人出版社，1950年5月） 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23:30:00 感谢姜晴信录入（转自新青年论坛）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之《伍、胜利前后》 2015年11月1日星期日20:1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托洛茨基专栏（CHM电子文件制作上传） 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23:55:00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王凡西译）.chm 托洛茨基：新路向（1923）.chm 托洛茨基《论列宁》（1924）.chm 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chm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chm 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chm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香港译本）.chm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chm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1929年）.chm 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它是什么？如何来对付它？.chm 第四国际《过渡纲领》与起草过程讨论文集（1938年）.chm CHM电子文件制作上传 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23:45:00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chm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1957）.chm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1973年）.chm 伊萨克·多伊彻《马克思主义与当代》.chm 风雪之碑：日本近代社会运动史.chm 野坂参三《亡命十六年》.chm [西班牙]阿尔贝蒂诗选.chm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之《陆、思想精神》 2015年10月29日星期四16:1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智利〕古斯塔夫·马林《囚牢狱室里的歌声——一个国际流亡者的手记》 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023:55:0 感谢阿芬录入 《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尼基福罗夫，1931-1934、1952） 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20:00:00 说明：网上流传的文字版中，《企图逃跑》一篇缺了一页。上传时已予以补录。 《戴雨农先生全集》之传记部分 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20:00:00 《肆、对日抗战》（17-23节） 《七、空难殉职》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CHM电子文件制作上传 2015年10月25日星期日16:15:00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chm 美国工运史（1865-1920）——美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抗争史.chm 《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何在》（入门小册子）.chm 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chm 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chm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chm 包惠僧《二七回忆录》.chm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chm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chm 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chm 多列士《今日的法国与人民阵线》.chm 《控告吉田政府》（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1950年）.chm 列宁的最后斗争.chm 斯大林肃反秘史.chm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 2015年10月24日星期六22:45:00 来源：网络搜集 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张毅高孝先译） 2015年10月23日星期五09:15:00 来源：网络搜集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之《肆、对日抗战》（10-16节） 2015年10月22日星期四00:0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CHM电子文件制作上传 2015年10月21日星期三23:55:00 皮埃尔·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chm 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chm 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chm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chm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chm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主编，1940年）.chm 墨索里尼战时日记.chm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chm 鲁塞尔·布洛克《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75）.chm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之《肆、对日抗战》（1-9节） 2015年10月19日星期一15:1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译本） 2015年10月14日星期三23:55:00 来源：网络搜集 《戴雨农先生全集》（1979年版） 2015年10月12日星期一23:55:00 【传记】 贰、鹏程发韧 叁、安内御侮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戴雨农先生全集》（1979年版） 2015年10月9日星期五14:00:00 ·序（张式琦） ·编撰说明 【传记】 壹、少年时代 录入者注：戴雨农即戴笠；书中「领袖」「蒋公」之前照例空一格，录入时一概省去。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原书名：《意大利勃兴中之慕沙里尼》）【全书上传完毕】 2015年10月3日星期六23:55:00 二十不流血的革命 二十一到罗马之路 二十二结论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原书名：《意大利勃兴中之慕沙里尼》）南京书店1928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2日星期五22:45:00 十七法西士党的产生 十八奇妙的黑衫 十九转机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原书名：《意大利勃兴中之慕沙里尼》）南京书店1928年10月第1版 2015年9月29日星期二22:45:00 十三宣传工作 十四战濠中 十五爱国信徒 十六意大利的恐怖时代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原书名：《意大利勃兴中之慕沙里尼》）南京书店1928年10月第1版 2015年9月27日星期日23:55:00 序一 序二 一儿时 二不守规则的小学生 三流民生活 四智识阶级底流氓 五共和国的真面目 六国权运动者 七艺术家之言 八社会党的左派 九领袖 十叛党除名 十一主战派 十二主笔室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香港托派《十月评论》资料 2015年9月26日星期六23:55:00 ·马可斯的帽子戏法（1981年3月） ·法国铁路工人罢工的经验（潮转，总第121/122期1987年1/2月） ·南朝鲜民主运动的新发展概况（五）（思齐，十月评论总第140期1989年1月） 感谢姜晴信录入 解放三十年以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社会活动家段的访问录（2005年4月） 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00:30:00 来源：《十月评论》网站 香港托派《十月评论》资料 2015年9月22日星期二10:20:00 ·柬埔寨——昨天和今天（作者：涓滴，总第77期，1983年5月） ·停止插手柬埔寨！（作者：军行，总第77期，1983年5月） ·秘鲁左派的团结与「光明道路派」——秘鲁革命工人党领导人雨果·布兰科的访问记（总第89期，1984年5月）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全书上传完毕】 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23:55:00 【附录】 ·世界经济学导言 ·Technocracy与法西斯蒂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之【附录】《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月刊发刊宣言》 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00:0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 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15:15:00 【PDF】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 说明：这是1966年末由北京汽车分厂和国棉三厂搜集的内部资料，主要内容为各种中央领导人在66年后期的讲话，其中许多讲话为原始记录稿，未经当事人审定，颇有价值。 感谢sovietlijie同志制作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之《中国的土地问题》 2015年9月10日星期四14:2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之《中国钱币革命论》 2015年9月8日星期二10:4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之《中国革命的经济政策》 2015年9月5日星期五8:4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皮埃尔·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全书上传完毕】 2015年9月4日星期四23:55:00 第三部从争取群众到不战而败 ·第三十九章准备起义 ·第四十章莫斯科对德国革命的看法 ·第四十一章德国的十月 ·第四十二章又一次失败导致的后果 第四部被历史诅咒的工作？ ·第四十三章历史与政治 ·第四十四章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嫁接到德国的庄稼上 ·第四十五章保尔·列维：一个被错失的良机？ ·第四十六章卡尔·拉狄克：错综复杂的作风？ ·第四十七章对失败的总结 感谢龚义哲译出 【PDF】王观泉《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1994年·足本） 2015年9月3日星期三23:55:00 感谢sovietlijie同志制作 詹姆斯·坎农《俄国革命的第五年》（1923年） 2015年9月2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张晨翻译龚义哲校对 安东·潘涅库克《党与阶级》（1936年） 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23:00:00 感谢李星译出 曾国炎《第三次印支战争》（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2015年8月24日星期一14:00:00 序 一、背景 二、柬埔寨 感谢阿百校对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之《国民党的文化统制运动》 2015年8月17日星期一00:1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之《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批判》 2015年8月16日星期日23:5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之《革命与文化问题》 2015年8月15日星期六16:0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之《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 2015年8月13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罗莎·卢森堡书信选 2015年8月12日星期三23:55:00 ·致考茨基夫妇（未署日期，约1904年于茨威考监狱） ·致考茨基夫妇（1906年3月13日收迄） ·致考茨基夫妇（1906年3月15日收迄） ·致克拉拉·蔡特金（约1907年8月1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日期不详］星期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5年）星期二 【校订】罗莎·卢森堡《柏林秩序井然》（1919年1月14日） 2015年8月11日星期二23:55:00 宋治德来信指出，此文中译本末两段译文有误：“……尤其最后、也最重要的一句译为：「我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依然这样！」容易误以为是罗莎·卢森堡形容自己。其实，「我」是拟人修辞指革命。”并做了改译。现予以替换。 迈克尔·洛伊《欧内斯特·曼德尔全传》 2015年8月10日星期一23:55:00 来源：《十月评论》第38卷第1期（總第230期）2011年6月28日出版 毛泽东 2015年8月9日星期日17:50:00 ·致野坂参三（1943年3月15日） ·致野坂参三（1945年5月28日） ·致达赖喇嘛（1954年4月10日） 感谢sovietlijie同志录入兼校订 智利经济改革对劳工的影响（约翰·雷尔、约瑟夫·科林斯，1995年） 2015年8月8日星期六23:40:00 感谢后新左派录入 托洛茨基《致苏联工人的公开信》（1929年3月29日） 2015年8月7日星期五14:15:00 来源：《十月评论》史丹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29年》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1934年12月）之《法西斯蒂的技术——论革命的组织与宣传》 2015年8月7日星期五00:1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柬埔寨——空寂的城市，挤塞的田野（齐觅民，1978年9月10日《十月评论》） 2015年8月6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阿芬录入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2015年8月4日星期二23:10:00 ·中国革命怎样进行 ·论法西斯蒂 ·人类的自由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 2015年8月3日星期一00:30:00 感谢冰城校对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2015年8月3日星期一00:10:00 ·中国社会主义之旗 ·国民党恢复总理制与中国法西斯蒂的组织问题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全书上传完毕】 2015年8月2日星期日12:55:00 第二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第六章决定论与能动论 第七章历史哲学 第八章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第三部政治 第九章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 第十章民族革命 第十一章农民革命 尾声 后记 录入者注：在录入和校对过程中，对部分译文、标点以及注释进行了修订，酌加了一些注释。由于中译文内翻译错误不少，录入和校对时难以一一纠正，故上传【英文版PDF】供下载，以便读者对照阅读。 感谢sovietlijie同志录入兼校订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之第三篇《青年法西斯蒂》 2015年8月2日星期日11:5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1927年4月5日） 2015年8月1日星期六23:55:00 ·附：〔俄〕亚·米·格利戈里耶夫《关于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感谢sovietlijie同志录入兼校订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2015年7月31日星期五10:30:00 ·序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 ·独裁与革命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十三章抗战政治推进中六中全会的收获》【全书上传完毕】 2015年7月30日星期四08:45: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主编，1940年9月版） 2015年7月29日星期三00:40:00 第十一章七年来我国政治的进展 第十二章国民参政会的研究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十章政治制度与人的问题》 2015年7月28日星期二09:3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九章「国败官邪」党政机关应速革新》 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13:15: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八章争取抗战的言论自由》 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11:3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七章战时言论自由的重要及言论界的责任》 2015年7月22日星期三20:3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革命社会主义VS“欧洲共产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透视（梅唐〔LivioMaitan〕，1977年6月28日）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23:50:00 转自新青年论坛 《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六章论国民精神总动员与国民的要求》 2015年7月19日星期日11:45: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5年7月18日星期六23:20:00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士官生的暴动的发言〔节录〕（1917年11月11日） 苏维埃政府给美国大使的照会（1917年11月21日） 致各同盟国政府使馆的照会（1917年12月20日） 俄国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发表的声明（1918年1月4日） 向各同盟国人民和政府发出的邀请（1918年1月11日）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明（1918年2月10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18年3月27日） 感谢伍壹录入 〔资料〕1919年法国黑海水兵起义 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20:50:00 转自新青年论坛 卢卡奇《访谈：列宁的性格》（1971年） 2015年7月16日星期四23:55:00 转自新青年论坛 《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五章自力更生的抗战阵容》 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10:0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四章坚持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2015年7月12日星期日23:1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周鲸文《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三章政治开展是保卫祖国的基本条件》 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08:3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周鲸文《民主主义的斗争》之《第二章抗战建国的基本政治观念》 2015年7月10日星期五10:0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王凡西《念怀宋云彬与许志行》（1984） 2015年7月9日星期四16:00:00 感谢张曼平教授协助整理文章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主编，1940年9月版） 2015年7月7日星期二23:55:00 序 第一篇抗战建国的理论 第一章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2015年7月3日星期五23: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澳〕坎贝尔《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之《第五章澳大利亚共产党的诞生与巩固（1920—1945年）》【上传完毕】 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00:4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澳〕坎贝尔《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之《第四章大战暴露出改良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无能》 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工人与祖国——《共产党宣言》相关段落的笔记〔乌〕罗斯道尔斯基（RomanRosdolsky），1965年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01:00:00 感谢宋治德译出 切·格瓦拉（专栏） 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15:10:00 青年格瓦拉未曾发表的日记书信（1953年7月——1956年11月） 从古巴到刚果——切·格瓦拉刚果日记摘编（1965年） 转自新青年论坛 【PDF】卢森堡《论文学》 2015年6月22日星期一23:55:00 感谢Mrtn制作 【PDF】葛兰西《论文学》 2015年6月21日星期日23:5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全书上传完毕】 2015年6月20日星期六15:30:00 ·第十二章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译后记 感谢五叶校对 〔澳〕坎贝尔《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之《第三章工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 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20:25: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澳〕坎贝尔《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之《第二章大罢工和工党的诞生》 2015年6月13日星期日01:0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王凡西《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与态度》（1959年5月） 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23:30:00 感谢素侠云雪校对 〔澳〕坎贝尔《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 2015年6月10日星期四00:20:00 ·第一章工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850—1890年）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墨索里尼战时日记》（1915年9月—1917年2月）（全书上传完毕） 2015年6月10日星期三01:00:00 第二（一九一六年二月至五月） ·墨索里尼……在内线上 第三（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七年二月） ·注意 ·在多贝尔都湖那边 ·战壕中的十二月 ·圣诞节 ·途中给一九一七年的一个敬礼 ·伤了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之《第十一章重塑民主》 2015年6月9日星期二15:50:00 感谢五叶校对 《墨索里尼战时日记》（1915年9月—1917年2月） 2015年6月5日星期五21:30:00 第二（一九一六年二月至五月） ·卡尼鄂拉山中的一月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托洛茨基《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1936年） 2015年6月4日星期四23:50:00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4年第3期，来庆立编译 《墨索里尼战时日记》（1915年9月—1917年2月） 2015年6月3日星期三23:50:00 第二（一九一六年二月至五月） ·从扎武塞克山之坡到罗蓬山之巅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季诺维也夫《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任务）》（1920年5月） 2015年5月31日星期日12:00:00 感谢阿廖沙校对 《墨索里尼战时日记》（1915年9月—1917年2月） 2015年5月30日星期六23:55:00 ·献辞 第一（一九一五年九月至十一月） ·同我们的兵士在战壕中 ·从尼禄山到佛尔西格山到扎武塞克山 ·在火线上人是如此生活如此死去 ·雪泥中的山战 ·我军向里伐与蒙法尔科内前进 ·高山的战壕中之冬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网页重排】〔美〕鲁塞尔·布洛克《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75） 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23: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1976） 2015年5月27日星期三23: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全书上传完毕） 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17:00:00 结论 附录 附录一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纲 附录二第三国际东方局“致台湾共产主义者书”（1931年3月10日） 附录三大事简表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 2015年5月25日星期一15:30:00 第六章最后的破坏与党的重建企图（1931〜1932） 第一节逮捕共产党员与重建党中央的企图（1931年3月至10月） 第二节台湾赤色救援会的成立（1931年5月至12月） 第三节武装暴动的尝试与党的覆灭（1931年5月〜1932年4月） 第三篇台湾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日共及中共的关系与台湾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关系 第七章台湾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日共、中共的关系 第一节第三国际控制下的台湾共产党 第二节日共指导下的台湾共产党 第三节台湾共产党和中共的关系 第八章台湾共产党对台湾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 第一节台湾共产党和文化协会 第二节台湾共产党和农民组合 第三节台湾共产党和工人运动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埃里希·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1973） 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23:5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 2015年5月23日星期六20:30:00 第二篇台湾共产党的演变与毁灭（1928～1932） 第四章第一次破坏与党的重建（1928〜1930） 第一节台湾共产党第一次被破坏（1928年4月） 第二节东京特别支部的成立与破坏（1928年9月〜1929年4月） 第三节党中央在台湾成立（1928年11月） 第五章改革同盟与临时代表大会（1930〜1931） 第一节党内斗争与第三国际的干涉 第二节改革同盟的组成（1931年1月27日） 第三节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与新的政治大纲（1931年5月31日〜6月2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法国社会党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统一问题的决议（1945年8月12-15日） 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23:50:00 感谢探索号译出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19:50:00 第二章台湾共产党成立前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节在日本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节在中国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 第三节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三章台湾共产党的成立 第一节上海建党大会 第二节党的政治方针与主要决议 第三节党的组织与成分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 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23:50:00 导论 第一篇台湾共产党成立的根源与建党经过 第一章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与台湾的民族主义运动 第一节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 第二节台湾的民族主义运动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季诺维也夫（专栏） 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23:50:00 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1919年4月） 垂死的国际和新生的国际（1919年11月）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重校版】军队里的政治工作（汪仑，1938年） 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00:30:00 感谢曙光录入征遼之睟校对 〔韩国〕丁声镇《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狀》（2010年） 2015年5月17日星期日00:40:00 感谢大熊猫录入 季诺维也夫（专栏） 2015年5月16日星期六18:00:00 再论统一战线的策略（1921年12月） 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关于对待加入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以及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提纲）（1921年12月） 关于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简要报道）（1922年2月）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景（1922年4月）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关于费边社政策的报告（肖伯纳，1896年8月） 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lionful录入 拉狄克（专栏） 2015年5月13日星期三23:55:00 中国人民的领袖（1925年3月14日） 孙中山的社会政治思想（1926年3月12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拉狄克（专栏） 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23:55:00 中国的夺权斗争（1924年10月26日） 广州（1925年9月1日） 对中国最近事态的评价（1926年1月30日） 再论中东铁路问题（1926年2月2日）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1926年3月12日） 中国国民军的失败（1926年3月26日） 英国干涉中国的纲领（1926年4月4日） 中国革命一周年（1926年5月30日） 列宁与中国革命（1927年1月21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拉狄克（专栏） 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23:55:00 拉狄克自传 广州的胜利（1924年10月24日） 英国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兰皮书”（1925年7月31日） 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925年8月13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季诺维也夫《德国事件的教训和统一战线的策略》（1923年12月） 2015年5月10日星期日23:30:00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季诺维也夫（专栏） 2015年5月9日星期六23:55:00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告欧洲、美国和日本工人书（1920年9月） 《列宁主义》（摘录）（1924—1925年）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季诺维也夫（专栏） 2015年5月8日星期五23:30:0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格·季诺维也夫关于伯尔尼预备会议的报告（1915年7月14日以前） 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27年7月7日） 格·叶·季诺维也夫自传（1934年9月25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季诺维也夫（专栏） 2015年5月7日星期四10:00:00 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昆塔尔（1916年6月10日） 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其头五年的活动——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1924年）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1927年4月24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罗亦农（专栏） 2015年5月6日星期三10:25:00 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1925年5月9日） 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经过及今后我们的工作（1926年6月2日） 对于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 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1927年12月21日） 就义诗（1928年4月）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1949年5月） 2015年5月6日星期三11:2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罗亦农（专栏） 2015年5月5日星期二10:30:00 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1927年3月26日） 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1927年4月6日） 继续斗争，胜利终是我们的（1927年4月14日） 党的中心工作要集中在倒蒋（1927年4月18日） 在中共“八七”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1927年9月10日） 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计划决议案（1927年10月） 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1927年10月17日） 江西省委应即搬到农民斗争中心地区去（1927年10月17日） 关于目前形势与工作任务问题致安徽省委信（1927年10月23日） 利用新军阀战争，发展更广大的农民暴动区域（1927年10月24日） 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10月下旬） 加强陇海路工人工作（1927年11月29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之《第十章平等的社会》 2015年5月4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五叶校对 罗亦农（专栏） 2015年5月3日星期日23:55:00 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1927年3月15日） 要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直接争到政权（1927年3月19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1927年3月19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与今后的工作方针（1927年3月25日） 严阵以待，集中兵力，保护上总与俱乐部（1927年3月26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工人阶级是中心[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1992 2015年5月3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陈宗延译出 杭州发生了什么事？（军行，1975年8月15日，《十月评论》杂志第10期） 2015年5月2日星期六23:20:00 感谢史纲录入 阿尔都塞（专栏） 2015年5月2日星期六23:15:00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pdf 读资本论（1970）.pdf 自我批评论文集（1976）.pdf 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1976）.pdf 罗亦农（专栏） 2015年5月1日星期五23:55:00 江浙两省政治经济状况及今后工作进行方针报告大纲（1927年2月9日） 对于区委江浙两省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进行方针报告决议案（1927年2月中旬） 中共江浙区委农民运动决议案大纲（1927年2月14日） 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与当前工作（1927年2月24日） 上海总同盟罢工及其前途（1927年3月2日） 联合小资产阶级与右派军事势力决斗（1927年3月9日） 市民代表会议就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1927年3月12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罗亦农（专栏） 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23:55:00 全国政治军事现状及上海民众的出路（1926年11月8日） 东南的军事政治情形及上海自治运动的现状（1926年11月12日） 暂停暴动宣传（1926年11月19日） 天津会议后的政治局势与上海自治运动（1926年11月25日） 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年12月18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上传完毕】 2015年4月29日星期三23:55:00 ·论策略（提纲） ·三月事件和德国统一共产党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罗亦农（专栏） 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23:55:00 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1926年9月3日） 上海暴动的善后工作及继续问题（1926年10月24日） 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的总结和第二次起义的准备（1926年10月25日） 上海暴动第一幕的经过及教训（1926年10月26日） 九江攻下后的上海暴动问题（1926年11月6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新增专栏】罗亦农 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23:40:00 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经过及今后我们的工作（1926年6月2日） 上海工人运动的新策略（1926年7月10日） 目前政治现状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1926年7月26日） 要把经济罢工与社会反日斗争结合起来（1926年8月25日） 全国政治状况和今后党的责任（1926年9月25日） 准备作大的行动（1926年10月9日） 江浙区各地最近工作方针决议案（1926年10月17日） 浙江独立与上海工人起义（1926年10月18日） 感谢征遼之睟校对 《马克思传》（部分）〔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McLellan） 2015年4月26日星期日22:30:00 〖说明〗文字版系从网上搜集得来。应指出的是，该译本可能存在许多误译、含糊之处。权供读者参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整理 托洛茨基（专栏） 2015年4月25日星期六01:30:00 关于俄国革命的三种观念（1939年8月）（史丹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 〖原译本〗三种俄国革命观（1939年） 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1935年2月1日）（史丹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 〖原译本〗工人国家、政治反革命与波拿巴主义（1935年2月1日） 〖说明〗此次上传的两篇托洛茨基文章，系《十月评论》的史丹所译。两文在马库中都已另有译本上传。 感谢史丹译出 切·格瓦拉（专栏） 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23:50:00 【图库】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画传 〖说明〗删去原有的“格瓦拉相册”、“格瓦拉像”、“切格瓦拉画传”三个文件（皆为压缩文件），将内容整理成网页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整理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全书上传完毕】 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10:20:00 第三十章人口问题与社会主义 1．可怕的人口过剩 2．人口过剩的形成 3．贫穷与繁殖力 4．人口减少与粮食过剩 5．社会状况与人口增长力 ·结束语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01:30:00 第二十七章个性的自由发展 1．无忧无虑的生存 2．食品的变化 3．共产主义的厨房 4．家庭生活的变化 第二十八章未来的妇女 第二十九章国际关系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切·格瓦拉（专栏） 2015年4月22日星期三00:35:00 《游击战》（1960年5月） 《游击战》.pdf 格瓦拉谈古巴革命的矛头和旗帜（1959年） 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1960年10月5日发表在古巴“绿色橄榄树”杂志） 丽佳（1961年？） 格瓦拉谈拉丁美洲的武装斗争（1962年5月1日） 游击战：一种手段（原载一九六三年九月份的一期《社会主义古巴》杂志） 格瓦拉致菲德尔·卡斯特罗书（1965年4月1日） 玻利维亚日记（1966-1967年） 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索飒，199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22日星期三00:25:00 第二十三章国家的消亡 第二十四章宗教的未来 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 第二十六章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与艺术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01:30:00 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 1．有劳动能力者人人劳动 2．利益一致 3．劳动组织 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5．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6．消费能力的提高 7．在劳动义务上人人平等 8．取消贸易。改变交通面貌 第二十二章社会主义与农业 1．废除土地私有制 2．土壤改良 3．耕作方式的变化 4．大规模经营与小规模经营。电气化的发展 5．未来的葡萄种植 6．防止地力耗竭的措施 7．消灭城乡差别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00:50:00 德国革命大事年表 感谢龚义哲译出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20:10:00 第十九章农业革命 1．海上竞争与农业人口外流 2．农民与大地主 3．城乡矛盾 第四编社会的社会主义化 第二十章社会革命 1．社会变革 2．剥夺剥夺者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18日星期六17:00:00 第十五章妇女的法律地位 1．争取民法范围内平等权利的斗争 2．争取政治平等权利的斗争 第三编国家与社会 第十六章阶级国家与现代无产阶级 1．我们的社会生活 2．阶级矛盾的计划 第十七章资本主义工业的集中过程 1．工业给农业带来的变化 2．继续无产阶级化与大企业的统治地位 3．财富的集中 第十八章危机与竞争 1．危机的根源与影响 2．中间贸易和物价上涨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埃里希·弗洛姆《人心及其善恶本性》（1964）（原译名《人心》） 2015年4月18日星期六16: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16日星期四22:30:00 第十四章妇女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 1．家庭生活中的革命 2．妇女的才智 3．男子和妇女在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上的差别 4．达尔文主义与社会状况 5．妇女和自由职业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埃里希·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年论文集） 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00:2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并补录了第八篇《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 托洛茨基《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1937年8月9日）（译者：王凡西） 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00:20:00 感谢镰锤星录入 埃里希·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伦理心理学探究》（1947年） 2015年4月14日星期二13: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整理。副标题“伦理心理学探究”未译出，系收集者所补。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14日星期二13:30:00 第十三章妇女的职业地位 1．妇女就业的发展和推广 2．已婚妇女的工厂劳动。家庭工业和损害健康的工业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11:00:00 第十二章卖淫是资本主义世界必需的一种社会行业 1．卖淫与社会 2．卖淫和国家 3．买卖少女 4．卖淫增加。未婚母亲 5．道德犯罪和性病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无产阶级不自由的结构〔美〕G．科恩（G.A.Cohen），1979年 2015年4月12日星期日23:5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整理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11日星期六02:00:00 第十章婚姻作为生活保障手段 1．结婚的减少 2．杀婴与堕胎 3．为了婚姻的教育 4．当今婚姻生活的贫乏 第十一章婚姻的机会 1．两性人数的比例 2．婚姻的障碍与婚姻的阻力。妇女过剩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专题〗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回忆·评论 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17:15:00 ·我第一次在伦敦逗留（考茨基） ·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莫泽斯·赫斯，1841年9月2日） ·《美妙的十年》片断（巴维尔·安年科夫，1880年） ·回忆卡尔·马克思（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1909年） ·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格·维尔特，1845年7月） ·八十年代初期的人物和运动（厄·贝·巴克斯，1918年） ·我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格·亚·洛帕廷，1883年9月） 感谢biaogang录入（来自“天益马克思主义”论坛） 托洛茨基《苏维埃与革命》（1907） 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17:12:00 感谢李丹枫译校〖说明：曾于3月21日上传，现由译者校订后重传〗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17:10:00 《革命的年代：1789～1848》（1962） 《资本的年代：1848～1875》（19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1987） 《极端的年代：1914～1991》（199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制作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17:15:00 中译本序 序言 第一部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早年经历 第一章早年 第二章革命的前奏 第三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四章民粹主义倾向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五四运动 感谢sovietlijie同志录入兼校订 【译文更正】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1992）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11:15:00 说明：刘平梅在写于2002年8月27日的《书评〈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文中指出大陆译本略去了一些句子。现据以增补，主要在《导论》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7日星期二15:15:00 第九章家庭的解体 1．离婚增加 2．有产者的婚姻与无产者的婚姻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4日星期六15:00:00 第一编过去的妇女 第五章宗教改革 1．路德 2．宗教改革的结果。三十年战争 第六章18世纪 1．德国的宫廷生活 2．重商主义与新婚姻法 3．法国大革命与大工业 第二编当代妇女 第七章作为性生物的妇女 1．性欲 2．独身与自杀频繁 第八章当代婚姻 1．当作职业的婚姻 2．出生率下降 3．金钱婚姻与婚姻交易所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3日星期五14:30:00 ·序言 ·三十四版序（1902年9月15日） ·五十版序（1909年10月31日） 第四章中世纪的妇女 1．日耳曼妇女状况 2．封建主义与初夜权 3．城市的繁荣。寺院和卖淫 4．骑士风尚与妇女崇拜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2日星期四15:40:00 第二章母权同父权之争 1．父权的产生 2．母权在希腊神话和戏剧中的反映 3．雅典的合法妻子和娼妓 4．各民族习俗中的母权制残余 5．国家制度的产生与罗马氏族的解体 第三章基督教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2015年4月1日星期三13:30:00 第一章妇女在原始社会的地位 1．原始社会的主要时代 2．家庭的形式 3．母权制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帕尔乌斯《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的传单（1905年夏） 2015年3月31日星期二13:30:00 感谢biaogang译出 王凡西《炮火中的世界动向》（1939年） 2015年3月29日星期日00:10:00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及校对 爱德华·伯恩斯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00:30:00 【说明】新增了“伯恩斯坦”专栏。“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的“德、奥社会民主党早期文献”专题所收录的作者的著作，相关链接转入本专栏。 感谢忘生录入及校对 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德国国会关于军事拨款的声明（1914年8月4日） 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00:30:00 感谢探索者录入 〔日〕藤井一行《社会主义与自由》 2015年3月26日星期四01:00:00 第四章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自由问题——早期苏维埃政权文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1．国家政权与精神自由 2．创作活动自由与“无产阶级文化”论 3．非共产主义作家的问题 4．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 感谢阿汐录入 〖新增专栏〗M．N．罗易 2015年3月25日星期三10:00:00 《罗易回忆录》选录 第二卷新的信仰 ·32．终于到了柏林 ·34．德国革命的失败 ·35．内战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36．柏林的一场不流血的战役 ·37．德国共产主义的老卫士 ·38．左派共产主义 第三卷在圣地 ·44．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第四卷革命到了亚洲 ·69．布尔什维克的黄金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败坏作用 ·72．向阿默达巴德大会提出的呼吁 感谢探索号录入 乔治·何克谈1945年的“青年军”运动（1945年） 2015年3月23日星期一22:30:00 感谢杨威利录入 新的社会力量：农民和边缘人（智利革命〔阿连德时期〕文件，1971年2月） 2015年3月22日星期日16:30:00 感谢Kevin译出 托洛茨基《苏维埃与革命》（1907） 2015年3月21日星期六23:30:00 感谢李丹枫译校 周恩来《论“贤妻良母”与母职》（1942年9月25日） 2015年3月20日星期五16:50:00 感谢姜晴信录入 〖专题〗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各国文艺散篇） 2015年3月16日星期一16:00:00 ·门头沟矿工歌谣 ·朝阳矿工歌谣 ·白茆山歌 ·江海民歌 ·藏族民歌 ·白河藏族情歌 感谢吴季录入 《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即民国时期大生纱厂的工人歌谣选 2015年3月12日星期四16:30:00 感谢吴季录入 〖专题〗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回忆·评论 2015年3月11日星期三16:30:00 ·我的父亲（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3年5月） ·卡尔·马克思（回忆片断）（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5年） ·伦敦的早年生活（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6年4月） ·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封信（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7—189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列宁全集》文字版 2015年3月7日星期六23:50:00 〖说明〗“著作”之未上传部分，经初步排版后，现基本全部上传，包括第8卷、第13～28卷、第37～42卷。个别篇目暂略。 陈仲山（其昌）致鲁迅的第二封信（1936年7月4日） 2015年3月5日星期四16:50:00 感谢大熊猫录入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1904年8月） 2015年2月25日星期三19:45:00 感谢镰锤星录入 殷夫诗文选 2015年2月13日星期五11:40:00 感谢吴季录入 罗章龙《椿园载记》之《十二、陇海铁路大罢工》（1984年） 2015年2月8日星期日11:15:00 感谢二七校对 曼德尔《论伊朗阿拉伯财政资本的抬头》（1974年） 2015年2月6日星期五00:30:00 感谢鐮锤星录入及校对 常委对法区扩会意见书的批评（陈独秀起草，1932年5月20日） 2015年2月5日星期四14:00:00 感谢丁一新校对 共产国际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若干重要文件（1936-1937年） 2015年1月9日星期五10:00:00 感谢五叶校对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2015年1月8日星期四16:00:00 ·第九章国际主义与全球化 〖说明〗本章的译文可能存在不少错误，需要校对。现姑且上传，请读者注意。 感谢五叶校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历年更新文献2014年 2014年 《列宁全集》第36卷（1919年3月—6月） 2014年12月29日星期一15: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法西斯主义的劳工政策（[意大利]亚尔白特，1933年） 2014年12月28日星期日10:50:00 感谢姜晴信录入 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工人阶级统一宪章（1945年6月12日） 2014年12月27日星期六10:01:00 感谢红色左轮枪译出 [英]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上传完毕） 2014年12月26日星期五14:50:00 第三章卢森堡 一剩余价值的实现 二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 三小结 第四章霍布森 一消费不足 二垄断和资本输出 三帝国主义的政治 四小结 第五章希法亭 一金融资本 二保护主义和经济区域 三资本输出 四帝国主义 五小结 第六章布哈林和列宁 一布哈林 二列宁 三工人贵族 四超帝国主义 五共产国际 六小结 感谢中孚校对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2014年12月25日星期四10:45:00 ·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的性质（希勒尔·蒂克廷，2007年3月） ·市场经济、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奥尔曼教授访谈（2009年） 〖说明〗以上两篇文章都出自此书作者之手，现作为“附录”补入，供读者参考。 〔法〕保尔·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3年） 2014年12月24日星期三15:35:00 感谢张晓默录入 〖专题〗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回忆·评论 2014年12月23日Tus11:00:00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泰奥多尔·库诺，1933年） ·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1873年2月15日） ·伦敦的卡诺萨之行（奥古斯特·倍倍尔，1911） ·卡尔·马克思在莱比锡（威廉·布洛斯，1914年） ·第一次英国之行——忆马克思（爱德华·伯恩施坦，191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网页重排】《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09: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西班牙]阿尔贝蒂诗选 2014年12月18日星期四00:23:00 【说明】“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专栏曾收录阿尔贝蒂（又译“阿尔维蒂”）的零星译诗，现一并删除，改附于此书后面。 感谢吴季录入 [法]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上传完毕】 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00:14:30 九、为第四国际的生存而牺牲的人们 【说明】此文曾由红草单独录入，上传到“第四国际”专栏。现删除，改放到弗朗克此书当中。 附录 一、重新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摘要） ·殖民地革命 ·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国际 感谢五叶校对 【网页重排】《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1968）［英］帕特里克·西尔、摩林·麦康维尔合著南灿译 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00:0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网页重排】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 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23: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法]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2014年12月12日星期五10:30:00 七、世界形势的转变（1968年） 八、托洛茨基主义派的“长征” 感谢五叶校对 托洛茨基《论列宁》（重校版） 2014年12月10日星期三12:45:00 感谢伍壹校对 [法]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2014年12月7日星期日14:30:00 五、从第四国际成立到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1938-1948年） 第四国际的成立（过渡纲领） 世界大战的考验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六、1948年至1968年 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到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 第四国际的分裂时期 重新统一了的第四国际 感谢五叶校对 詹姆斯·坎农《斯大林派领导人的受审》（1949年2月6日） 2014年12月4日星期四16:15:00 赤心补译龚义哲校 【PDF文库】《彭述之选集》第二卷.pdf 2014年12月3日星期三14:0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上传 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6-7月） 2014年12月2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异教徒译出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01:00:05 日记摘抄（备忘）（1926年11月26日）（原有缺漏，补录） 日记摘抄（备忘）（1927年2月19日）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92年版。译者：黄柱宇唐伯讷） 感谢阿芬录入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01:00:00 致斯米尔诺夫（1928年2月） 致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1930年5月23日） 致出版社（1933年11月9日） 致《纽约时报》编辑部（1939年12月4日） 托洛茨基关于党内分歧致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摘录）（1923年10月23日） 日记摘抄（备忘）（1926年11月26日）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92年版。译者：黄柱宇唐伯讷） 感谢李星录入 [法]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02:00:00 三、1929年至1933年：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形成 保卫苏联 反对希特勒的危险的统一战线 为纠正共产国际的斗争 四、1933年至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的准备 《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 第一个《过渡纲领》草案 “打进去主义” 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战争将临 感谢五叶校对 [法]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2014年11月22日星期六10:00:00 绪言 一、历史的连续性 二、1923年1929年：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 苏联的政策 英俄委员会（1926年）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 不断革命还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感谢五叶校对 詹姆斯·坎农《保卫俄国反对派！——反对工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1928年10月27日） 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00:50:00 感谢Magribe译出；龚义哲校订 欧内斯特·曼德尔（专栏） 2014年11月6日星期四10:45:00 ·马克思主义对今日革命的辩护（1989年） ·托洛茨基的经济观点与今日苏联（1991年） 感谢新煜校对 【重校版】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年9月—1899年4月） 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13:30:00 感谢姜晴信校对 〔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2014年10月25日星期六16:4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提案》（1907年5月） 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14:00:00 感謝镰锤星录入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2014年10月22日星期三15:50:00 ·两位先驱者 ·人民的儿子 ·“社会主义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寻访故地 ·后记 ·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平大事记 感谢姜晴信录入 〔德〕克·蔡特金《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摘录）（1922年） 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00:45:00 感謝MartinZhou录入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14:30:00 ·“恩格斯是我们公认的卡诺和毛奇” ·“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 ·“并无悒悒不乐” ·乔治·朱利安·哈尼 ·愛琳娜·马克思 感谢姜晴信录入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之《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2014年10月18日星期六23:55:00 感謝姜晴信录入 [西班牙]米格尔·埃尔南德斯《人民的风》（诗集，1937） 2014年10月11日星期六14:45:00 “专题：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各国文艺散篇）”中曾收录诗人的几首作品，现改附在该诗集之后。 感谢吴季录入 托洛茨基《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方针》（1940年6月30日）（原题为《希特勒占领法国之后会发生什么？》） 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18:45:00 感謝柯钦译出；龚义哲校 詹姆斯·坎农《社会主义美国会是什么样的》（1953年1月23日） 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18:40:00 感谢草木灰译；张兄校；个别译文龚义哲校订 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韩国首富郑周永传》第五章） 2014年10月7日星期二10:00:00 感谢阿芬（1-2节）、李丹枫（3-5节）校对 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 2014年10月6日星期一10:00:00 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补录：《亢斋载记》存稿之《五、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录入者：阿芬） 感谢面朝大海校对 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 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23:55:00 十六、京绥铁路罢工 十七、正太铁路罢工 十八、“二七”大罢工 感谢面朝大海校对 詹姆斯·坎农《无产阶级政党怎样转向工会工作》（1936年12月5日） 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10:20:00 感谢赤心译；龚义哲校对 威廉·李卜克内西《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1865年9月） 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勇敢的战士校对 【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23:20:00 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日报）《工人之路》文献： ·汉奸录——帮助帝国主义之新华轮船（第21期，1925年7月15日） ·红毛鬼之自供（邓中夏，《工人之路》第30号，1925年7月24日） ·港政府造谣之新法（《工人之路特号》第32号，1925年7月26日） ·汉奸录（留港之邮政局文员26人）（《工人之路特号》第35期，1925年7月29日） ·政治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先生在罢工委员会招待各界时演讲（工人之路特号第53期，1925年8月16日） ·香港态度之可异（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191期第2版） ·港走狗汉奸之写真（《工人之路》特号第200期第3版） 感谢姜晴信录入 卡尔·李卜克内西（专栏） 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00:45:00 ·少数派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理由（提纲）（1914年12月2日） ·［附录］革命群众就1914年12月2日事件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十封信 ·不顾一切！（1919年1月15日） 感谢勇敢的战士校对 [美国]伊文思《毛泽东以后的中国》（1978年） 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00:4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日本劳动年鉴》·《社会·劳动运动大年表》翻译工程 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22:30:00 热切希望关心工人运动、掌握日语且有翻译经验的志愿者加入“《日本劳动年鉴》·《社会·劳动运动大年表》翻译工程”！热心志愿者可联络马克思主义文库管理员，商谈翻译事项；也可以直接联络翻译小组（QQ：1152930193；QQ群：15316447）。 ·《日本劳动年鉴》PDF电子书（附中文介绍的下载页面）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文艺散篇） 2014年9月21日星期日23:50:00 ·[印度]弗查尔—乌尔·拉希姆《生活》 ·[巴基斯坦]尤苏夫·查法尔：《正义》、《两条道路》 ·[巴基斯坦]阿赫马德·纳迪姆·卡斯米《今天与明天》 ·[巴基斯坦]扎呼尔·纳赛尔《我在你面前有什么错》（摘录） ·[西班牙]M．亚尔托拉鸠勒《给萨透尼诺·鲁兹：一个排字工人》 感谢吴季录入 琼斯妈妈《南部工厂的文明》（1901年） 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23:55:00 感谢MartinZhou翻译；吴季校对 詹姆斯·坎农《明尼阿波利斯的胜利》（1934年5月29日） 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00:00:50 感谢一叶知秋译；龚义哲校对 弗兰茨·梅林致布尔什维克的公开信（1918年6月3日） 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00:00:45 感谢勇敢的战士校对 詹姆斯·坎农《工人统治下的美国》（1953年1月16日） 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11:00:00 感谢毛线、雪球译；张兄校订 【新增专栏】蔡和森 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21:00:00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部分）（1926年2月10日）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11日） ·统一，借债，与国民党（1922年9月13日） 蔡和森文集.pdf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pdf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季诺维也夫（专栏） 2014年9月15日星期一17:20:00 ·临近的德国革命和俄共的任务（节选）（1923年8月）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会议记录（1923年8月21日）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公布列宁信件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6年4月14日）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避免争论致斯大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1926年7月13日） ·我们为什么投票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就苏维埃改选问题提出的决议案（1926年7月） ·声明（1926年10月16日）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致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主席团（1926年12月14日） ·国际局势恶化下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草案）（1927年1月）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1月） ·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27年4月） ·叶夫多基莫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5月25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7年7月） ·关于莫洛托夫同志有关反对派“起义”的发言的声明（加米涅夫等13人，1927年8月4日） ·斯大林的三个国民党（1927年8月）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会议记录问题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7年10月12日） ·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发言和宣读的建议（1927年10月15日） ·我们的意见分歧和非党工人（1927年11月3日） ·致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伊·捷·斯米尔加（1927年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言论》（上、下）.pdf（“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1979年版） 2014年9月14日星期日22: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专题】德国革命 2014年9月13日星期六23:55:00 ·【苏联档案】俄共（布）与1923年的德国革命（1923年7月至10月）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一卷：从开端至1917年（PDF上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9月12日星期五17:00:00 ·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致列宁（德国问题）（1921年7月3日） ·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再致列宁（1921年7月3日） ·托洛茨基就德共问题致列宁和布哈林（1921年8月15日） 附《德共代表团就“三月发动”问题致俄共中央》（1921年6月16日） ·就法共任务致列宁（1921年9月） ·就法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1922年11月22日） ·就意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1922年1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PDF文库→苏联和其他国家著作】[英国]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2014年9月11日星期四23:55:00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914）.pdf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pdf 第三卷上册：第二国际（1889-1914）.pdf 第三卷下册：第二国际（1889-1914）.pdf 第四卷上册：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1931）.pdf 第四卷下册：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1931）.pdf 第五卷：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31-1939）.pdf 【新增专栏】季诺维也夫 2014年9月9日星期二23:55:00 说明：暂未上传新文件，仅将已上传的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相关文件，以及其他作者（如托洛茨基）专栏中季诺维也夫与之共同撰写或签名的文件，链接到作者专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詹姆斯·坎农《我们在工会中的目标和策略》（1924年7月24日） 2014年9月7日星期日23:30:00 感谢草木灰译出龚义哲校对 【重校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开幕式”至第二次会议） 2014年9月5日星期五23:5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第II册） 2014年9月4日星期四22:50:00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提纲） 感谢姜晴信校对 【重校版】勃鲁埃《托洛茨基档案的最后秘密》（1980年5月4日）接受法国《世界报》访问 2014年9月3日星期三23:55:00 原上传版本中有不少错误，现重校后上传。较严重的错误如：“德共领导人表面上似乎稳如泰山，但也有人开始（遗漏了“谈到一些小干部投靠了纳粹。他们有的主张拿起武器，有的”）准备长期搞地下工作。”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文艺散篇） 2014年9月2日星期二23:55:00 [苏格兰]休·麦克迪儿米德诗选 增补三首：《悼约翰·台维孙》（1934），《铁厂有感》（1935），《Krassivy》（1943）及王佐良的评介 [尼加拉瓜]卢本·达里奥《激浪的功绩》 [多米尼加]马努埃尔·德尔·卡乌拉尔《黑人家里空空》 [墨西哥]迪亚斯·米隆《云》 [伊拉克]拉希德·阿里－雅辛《大马士革》 [印度]苏康塔·勃哈塔查理《一个婴儿的诞生》 [印度]华腊特霍尔《战争的一页》——摘自长诗“列夫·托尔斯泰的房子” [印度]菲拉克·戈拉克赫普里《大地之歌》 [印度]苏米特朗达·潘特《·献给马克思主义》、《献给新霞》 感谢吴季录入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文艺散篇） 2014年9月1日星期一23:55:00 [法国]伊凡·戈尔《电》、《·巴拿马运河（1918年后稿）》 [德国]恩斯特·施培德勒《伦敦一家施粥厂门前的孩子们》 [德国]雅可布·范·霍迪斯《世界末日》、《早晨》 [德国]鲁道尔夫·莱昂哈德《亡故的李卜克内西》、《蒙古人的髑髅》 [德国]卡尔·奥藤《心的登极》、《工人！》 [德国]尼古拉斯·博尔恩《自然诗》 [奥地利]埃尔弗里德·哈斯莱内尔《无题》 ——以上诗作录自绿原编译的《德语国家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感谢吴季录入 [秘鲁]巴列霍作品选（诗歌、小说、评论） 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10:00:00 说明：因本站搜集的巴列霍作品不少，现将“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的各散篇汇集到专栏中，并补录一些诗歌译本及评论。 ·巴列霍诗选（零星译作。译者：韦平、赵珊珊、于凤川、陈光孚，等） ·《人类的诗篇》（34首）（译者：赵振江）（原上传21首，现增补13首） ·巴列霍诗5首（译者：范晔） ·巴列霍散文诗12篇·诗3首（译者：陈实）（增补译诗3首） ·艺术杂谈（节选）（评论） ·诗和诗人（评论） 感谢吴季录入、收集 托洛茨基《“争取建立第四国际”？不，就是第四国际！》（1938年5月31日） 2014年8月30日星期六14:30:00 感謝毛线译出，龚义哲校对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第II册） 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23:20:00 “会议记录”之第二十至第二十四次会议（闭幕）的记录（1921年7月8日至7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纲）》（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16:15:00 感谢MartinZhou录入 《俄国革命透视》（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1921年）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16:10:00 ·前言 第一部革命的创造者（在农民、工人和士兵中间） ·第一章布尔什维克和城市 感谢大熊猫校对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第II册） 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23:55:00 “会议记录”之第十五至第十九次会议的记录（1921年7月3日至7月7日）。 整理过程中将相关文献链接到作者专栏。如下： 卢卡奇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时的发言（1921年7月2日） 克拉拉·蔡特金 ·共产国际三大庆贺克拉拉·蔡特金65寿辰及蔡特金的发言（1921年7月5日） 卡尔·拉狄克 ·在共产国际三大会议上就列宁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1年7月5日） 柯伦泰 ·在共产国际三大会议上就列宁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1年7月5日） 托洛茨基 ·在共产国际三大会议上就列宁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1年7月5日） 布哈林 ·在共产国际三大会议上就列宁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的讨论发言（总结）（1921年7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世界产业工会歌集》选录 2014年8月24日星期日14:30:00 感谢MartinZhou录入 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4年5月26日） 2014年8月23日星期六15:10:00 说明：文库先前上传过1958年出版的摘译本。1979年出版的这份全译本是在上述译本的基础上补译的，并有所改动，所以全文照录。 感谢呱呱校对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2014年8月22日星期五20:45:00 “会议记录”之第六至第十四次会议的记录（1921年6月26日至7月2日）。其中第十二次会议及其后系第II册，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新校的文件。 整理过程中将相关文献链接到作者专栏。如下： 卡尔·拉狄克 ·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6月30日） 【附录】对上述报告的讨论及拉狄克的总结发言（第十四次会议，1921年7月2日晚） 克拉拉·蔡特金 ·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六次会议上对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的讨论发言（1921年6月27日） ·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九次会议上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发言（1921年6月29日） ·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三次会议上对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1年7月2日） ·蔡特金针对黑克尔特发言的声明（1921年7月2日） 布哈林 ·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二次会议上对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1年7月1日） 托洛茨基 ·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九次会议上就意大利问题的讨论发言（1921年6月29日） ·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四次会议上对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1年7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彭述之《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小册子。署名：欧伯。1938年）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16:50:00 感谢烧牛录入，染色工提供纸质文稿 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一）》（即《反提纲（一）》；1927年11月） 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10:00:00 感谢Andryushka校对 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二）》（即《反提纲（二）》；1927年11月） 2014年8月16日星期六00:40:00 感谢MartinZhou校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专题汇编 2014年8月15日星期五16:45:00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讲坛”出版社1953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 ——增补《美国公使对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信的复信》（1865年1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原名《世界进化的趋势》，1924年7月28日） 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23:50:00 感谢阿芬录入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8月12日星期二15:35:00 ·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报告的结束语（摘录，1923年4月21日） ·四十六人声明（摘录，1923年10月15日） 感谢MartinZhou校对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 2014年8月10日星期日10:45:00 第九章社会无意识 第十章两种学说的命运 第十一章一些有关的思想 第十二章信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陈独秀（专栏） 2014年8月9日星期六23:55:00 ·寸铁（1926年3月27日—11月25日） ·寸铁（1927年1月27日—4月6日）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1924年10月1日）【完整版。马库上原仅半篇，现予补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 2014年8月8日星期五23:55:00 校者序 第一章我的一些个人经历 第二章共同的基础 第三章人及其本质的概念 第四章人的进化 第五章人的动机 第六章病态的个人和病态的社会 第七章精神健康的概念 第八章个人和社会的特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重校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2014年8月7日星期四00:05:00 已上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告和信件”及“会议记录（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之第一至第五次会议的记录。纠正了个别翻译错误。部分文献校对时参照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再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新版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有少许修订，更改了译名（如“列维”改成“莱维”），但也存在一些错误。整理过程中，已将相关文献链接到作者专栏。如下： 柯伦泰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 克拉拉·蔡特金 ·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约翰·里德 ·关于美国黑人状况的发言（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7月26日） 托洛茨基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1919年1月24日） ·关于苏联共产党和红军的报告（1919年3月2日）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1919年3月6日） ·关于季诺维也夫有关共产党作用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0年7月23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1920年8月） ·托洛茨基作《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的报告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对报告的讨论和托洛茨基的总结发言（1921年6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2014年8月6日星期三00:10:00 ·“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 ·我的学艺生活 ·青年时代 ·拉施塔特碉堡里的三天 ·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汉 感谢BRS录入，勇敢的战士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00:05:00 ·《我们斗争的任务和方法》之《三分裂和统一》（1915年5月） ·民族和经济（摘录）（1915年7月3、9日） 感谢镰锤星校对 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俄国革命透视》（1921年）《第八章在进攻冬宫的时候》 2014年8月4日星期一11:30:00 感谢阿芬校对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1905年》（摘录）（1908年） 2014年8月3日星期日23:00:00 感谢MartinZhou校对 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1914） 2014年8月2日星期六17:15:00 第五章工资规律 第六章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倾向 感谢roses校对 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之《十一、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 2014年7月26日星期六01:00:00 感谢MartinZhou校对 【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00:05:00 ·省港大罢工大事记 ·罢工工人教育进行状况（《工人之路》第478期，1926年10月31日） ·粤港罢工纠察队奋斗概况（冼一宇，1926年12月15日） ·省港罢工的胜利（邓中夏，1926年8月）（秋火录第二节。阿芬补录全文） ·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启事（1925年6月13日） ·《工人之路》特号出版启事（《工人之路》第8期，1925年7月1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委员会成立宣言（《工人之路》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工人之路》第29期，1925年7月23日） ·全港商店定期大罢市（《工人之路》第200期，1926年1月13日） ·伍朝枢对四商会报告罢工磋商经过详情（《工人之路》第216期，1926年1月29日） ·香港帝国主义之奸狡（群众，《工人之路》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 ·广东政府交涉署关于香港当局公布磋商解决罢工经过的声明（《工人之路特号》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 ·香港辅政司宣布磋商解决罢工的经过（译自香港西报。《工人之路》第218期，1926年1月31日） ·香港二次大罢工已实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3日） ·香港二次罢工与港政府（《工人之路》第220期，1926年2月2日） ·香港二次罢工情形（《工人之路》第224期，1926年2月6日） ·再接再厉之省港罢工（洪筠，《工人之路》第227期，1926年2月9日） ·二次罢工后香港恐慌近状（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7日） ·港政府又拿捕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9日） ·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邓中夏，1926年3月31日） ·罢工解决又停顿（大，《人民周刊》第10期，1926年4月30日） 感谢秋火录入 周鲸文《风暴十年》 2014年7月23日星期三14:10:00 ·第十一章民主自由的绞刑 ·第十三章狼与狐的外交手段 感谢赤色风暴打字bambi校对 罗章龙笔下的冯玉祥（据作者回忆录整理） 2014年7月8日星期二18:00:00 感谢吴季整理 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1968—1977年） 2014年7月7日星期一01:00:00 ·致巴乌罗·格拉斯的信（1968年3月6日） ·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1968年） ·在超现实主义面前：阿尔瓦雷兹－里奥斯（1962年） ·论卢西奥·方迪（1977年3月） ·林（1977年） 感谢陈越译出 纳特·温斯坦：一位毕生的革命者（杰夫·麦克勒，载于2014年5月13日的《社会主义行动报》） 2014年7月6日星期日15:00:00 感谢连振言译出 罗莎·卢森堡《〈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2014年7月5日星期六15:30:00 感谢KINGHEROGXY校对 【重校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2014年7月4日星期五23:5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葛兰西《对南方问题的若干看法》（节录）（1926） 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14:40:00 感谢呱呱录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著作书信补遗。1840—1895） 2014年6月29日星期日23:5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笔记和文章。1867—1893年） 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00: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托尔斯泰论》（1908年9月15日） 2014年6月26日星期四00:05:00 感谢新煜录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著作。1849年秋—1873年5月） 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20: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国民党工运头子陆京士工运言论 2014年6月22日星期日15:20:00 ·纪念“五一”与中国劳动者的出路（《中华邮工》1936年第5期） ·中国工人运动的过去与将来——为纪念五一而作（《中华邮工》1940年第1期） ·工人运动的方向（《公益工商通讯》1947年第1卷第4期） 感谢姜晴信录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20:0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 2014年6月19日星期四19: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重校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 2014年6月18日星期三16:4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志愿者须知 2014年6月15日星期日23:50: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 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23: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王凡西《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致友人书》（1966年） 2014年6月12日星期四18:30:00 感谢镰锤星校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资本论》第三卷） 2014年6月11日星期三23:4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特里·伊格尔顿《猪排与菠萝》 2014年6月9日星期一22: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雷蒙·威廉斯《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 2014年6月9日星期一22: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之《七走向繁荣》（全书上传完毕） 2014年6月8日星期日00:01:00 感谢KINGHEROGXY校对 [美国]工人版《共和国战歌》 2014年6月8日星期日00:01:00 感谢姜晴信录入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文艺散篇） 2014年6月8日星期日00:01:00 工厂里有一个青年（1917年以前俄罗斯工人民歌） [以色列]阿里·阿叙尔《希望胜过绝望》 [伊朗]穆罕默德·沙赫里雅尔《沉思》 [伊朗]沙赫纳斯·爱拉米《秋雨》 [伊朗]达里亚《自由》 [印度]瓦拉托尔《我们的回答》、《期待》 波兰民歌三首：·庄子后面的地里·啊，老爷，你，老爷·过了礼拜一是礼拜二 捷克民歌二首：·靠近赫拉基什杰城的草地·我的风镐 罗马尼亚民歌四首：·橡树叶儿摇不停·穷小伙子·我是雅斯孔萨的青年·小鸟儿，小鸟儿 印度尼西亚诗选（《译文》第4期总第22期，1955年） ·职工（密耶拉）·童工（达约）·穷人（萨怒西·班尼） ·荷车马的恳求（M·达里）·加尔托逊托诺（K·亚古斯蒂亚） [法国]比埃尔·迦斯加《关于一座岛》 [法国]安德烈·里倍拉蒂《奥丹》 感谢吴季录入 陆京士《一年来劳工运动的检讨》（1948年） 2014年6月7日星期六14:00:00 感谢姜晴信录入 克拉拉·蔡特金（专栏） 2014年6月7日星期六13:55:00 ·关于妇女劳动问题（1889年7月19日） ·打倒战争——在妇女代表集会上的演讲（1915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集 【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2014年6月6日星期五10:50:00 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日报）《工人之路》文献： ·纠察队的责任（邓中夏，第20号，1925年7月14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第八次常会（第20号，1925年7月14日） ·罢工工人的组织（邓中夏，第22期、第23期） ·英浩生轮船海员罢工之经过（第31期） ·香港近况（第31期） ·罢工工人之责任（何耀全，第37号） ·此次罢工的意义与价值（韓亮兼，第37号） 感谢虹色录入 【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2014年6月6日星期五10:50:00 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日报）《工人之路》文献：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黄平，《工人之路》第22期，1925年7月16日） ·赞成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邓中夏，《工人之路》第22期，1925年7月16日） ·工人组织特别法庭之讨论（张振名，《工人之路》第34-35号） ·红毛鬼乞和之初步（邓中夏，第27期，1925年7月21日） ·汉奸录（第27期，1925年7月21日） 感谢姜晴信录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资本论》第二卷） 2014年6月5日星期四23:5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罗章龙（专栏） 2014年6月4日星期三23:30:00 ·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1970年代） ·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1981年） 感谢阿芬制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一卷） 2014年6月3日星期二23:0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著作。1844-1848.2） 2014年6月2日星期一23: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 2014年5月31日星期六23:55: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 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23: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对美国记者Klyman论欧洲时局（1940年） 2014年5月29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天意录入 周恩来（新增专栏） 2014年5月28日星期三10:00:00 包括《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政论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关于论文〈统一与青年〉》（1934年夏天） 2014年5月27日星期二00:30:00 说明：标题原译《关于“统一与青年”的纲要》，现改正。此文应为托氏针对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作者题为《统一与青年》的文章而发。 感谢展望翻译；阿芬校对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之《六欧洲和日本的新转折》 2014年5月26日星期一00:30:00 感谢KINGHEROGXY校对 妇女运动概论（杨之华，1927年） 2014年5月25日星期日22:50:00 感谢西如录入及校对 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普列汉诺夫，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第173号） 2014年5月24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竹海夜雨录入 往时的有产者（普列汉诺夫，1893年4月23日）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18:55:00 感谢竹海夜雨录入 《列宁全集》第5卷（1901年5月—12月） 2014年5月21日星期三22:3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5月20日星期二23:50:00 ·苏维埃政府向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进行停战谈判的呼吁书（1917年11月15日〔28日〕） ·同中国军阀的冲突（《在第六次省纺织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译，1926年1月31日） 感谢阿芬校对 雷蒙·威廉斯（专栏） 2014年5月19日星期一23:50:00 ·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1961年）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1973年11～12月） ·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1985年）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特别会议上（《工人之路报》1917年11月8日报导） 2014年5月18日星期日22:40:00 感谢呱呱录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专栏） 2014年5月17日星期六18:30:00 ·“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布哈林、奥新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1918年4月） ·提纲：《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1922年3月） 感谢天意校对 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对杜威哲学的一个评价（摘译）（乔治·诺瓦克，1975年） 2014年5月16日星期五10:23:55 感谢呱呱录入 伊罗生《〈草鞋脚〉序言》（1973年） 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阿芬校对 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全书上传） 2014年5月14日星期三14:30:00 感谢柴荣制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年—1949年9月） 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10:00:0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保尔·拉法格《工人党的目的》（1882年6月18日） 2014年5月12日星期一22:45:00 感谢张晓默录入 陈独秀（专栏） 2014年5月11日星期日00:10:10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1924年10月1日） ·陈独秀致中央函，及中央覆函——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1927年12月）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1931年3月15日） ·中国将往何处去？（1931年9月13日） ·抗日救国与赤化（1931年10月1日） ·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1931年10月2日） ·《一个新闻记者的杂评》跋（1931年12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之《七、辗战太行山区》 2014年5月10日星期六16:10:00 感谢阿芬校对 陈独秀（专栏） 2014年5月9日星期五20:30:00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七月十四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1938年7月14日） ·民族野心（1938年7月16日） ·论游击队（1938年7月21日） ·说老实话（1938年7月27日） ·资本主义在中国——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1938年8月） ·敬告侨胞——为暹逻《华侨日报》作（1938年8月1日）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1938年8月2日） ·我们为什么而战？（1938年8月2日） ·“八一三”（1938年8月15日）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1938年8月21日）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1938年8月24日）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1938年10月12日） ·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10日） ·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 ·给Y的信（1942年5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年—1949年9月） 2014年5月8日星期四00:10:0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陈独秀（专栏） 2014年5月8日星期四00:05:00 ·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1931.2） ·上诉状（1933年6月15日） ·中国的一日（1936年5月） ·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1937年10月2日） ·抗日战争之意义——十月六日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1937年10月6日） ·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1937年10月9日） ·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1937年10月10日） ·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十月十五日在汉口青年会讲演（1937年10月15日） ·打倒消极先生（1937年11月8日） ·“言和即为汉奸！”（1937年11月9日） ·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1937年11月11日） ·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1937年11月21日）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1937年11月21日） ·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十一月在武大讲演（1937年11月） ·实庵自传（1937年11-12月） ·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2月21日） ·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 ·抗战到底（1938年l月） ·为自由而战——在武昌艺专讲演（1938年1月） ·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在汉口市立女中讲演（1938年1月）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1938年2月19日） ·《我对于抗战的意见》自序（1938年2月18日） ·抗战中应有的纲领（1938年2月）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1938年3月5日） ·致《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答《抗战行动旬报》征集抗战集体意见问题之一（1938年4月） ·抗战与建国（1938年4月25日）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38年5月15日） ·我们断然有救（1938年6月5日） ·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1938年6月10日） ·抗战一年（1938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密利本德（专栏） 2014年5月7日星期三20:00:00 ·东欧经济向什么方向发展？（节译）（1991年） ·哈罗德·拉斯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1993年） ·社会主义的似合理性（1994年） 感谢天意录入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 2014年5月6日星期二23:50:00 ·第五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第六章其它各种诊断 ·第七章各种解答 ·第八章通向健全之路 ·第九章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弗洛姆《生命之爱》（1986年） 2014年5月5日星期一22: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同盟正面临决定性的转折》（1934年6月） 2014年5月4日星期日16:00:00 感谢展望翻译；阿芬校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电子书制作上传 2014年5月3日星期六11:30:00 ·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chm ·密利本德《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chm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chm ·弗洛姆《逃避自由》（1941）.chm ·刘平梅《中国托派党史》.chm ·苏联党狱之真相（王凡西编译，1937）.chm ·俄共“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chm ·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较研究（1985）.chm ·“奥登一代”诗选.chm ·白雅帖《流亡诗集》.chm ·希克梅特诗集.chm ·山洪——泰国新诗选.chm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922）.chm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 2014年5月2日星期五00:15:00 第二部给共产党定位的尝试 ·第二十三章统一共产党的初期活动 ·第二十四章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 ·第二十五章三月行动 ·第二十六章三月行动失败导致的后果 ·第二十七章莫斯科妥协 第三部从争取群众到不战而败 ·第二十八章艰难维持下来的团结 感谢龚义哲翻译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专栏） 2014年5月2日星期五00:10:00 ·论我们党内的状况（1923年11月28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萨普龙诺夫和拉法伊尔拥护者提出的决议案（1923年12月12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译）（1924年5月28日） 感谢天意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5月1日星期四10:00:00 ·必须立即从实际上统一起来（答问）（1917年7月15日） ·回顾与展望（发生了什么事？）（1917年8月26日） ·俄国革命的性质（1917年9月4日） ·国际策略（1917年9月6日） ·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节译）（1920年12月7日） ·生产民主（1921年1月11日）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1921年1月14日） ·答彼得格勒同志们（1921年1月15日） 【附录】《俄国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 ·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职工会问题的副报告（1921年3月17日） ·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译）（1924年5月27日） 感谢天意校对 马克思主义文库特别公告（2014年4月24日） 2014年4月30日星期三20:00:00 ·→向劳伦斯&维沙特出版社（Lawrence&WishartPublishers）发出的请愿书： 请允许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继续在公众中流通！ 感謝曹一二译出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年） 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23: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马克思（专栏） 2014年4月26日星期六23:50:0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9月1日）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底）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1866年9月）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给比利时支部的建议》（1936年3月27日） 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23:55:00 感谢展望翻译；阿芬校对 恩格斯（专栏） 2014年4月24日星期四10:00:00 ·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1869年2月17日和21日之间） ·英国的选举（1874年2月22日）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882年4月）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论反犹太主义（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1890年4月19日） ·伦敦的5月4日（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890年9月7日）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 ·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10月、1892年1月） ·卡尔·肖莱马（1892年7月1日）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和7月16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之《六、延安宝塔山下》 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23:55:00 感谢阿芬校对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之《五、建立秘密电台》 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23:50:00 感谢阿芬校对 “奥登一代”诗选——《英国现代诗选》选录（译者：查良铮） 2014年4月20日星期日23:30:00 ·W．H．奥登（1907－1973） ·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 ·C．D．刘易斯（1904─1972） ·刘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 ——并附其他人的译作 附录：奥登的诗歌及其晚年（作者：MargaretRees译者：吴季） 感谢吴季提供 《列宁全集》 2014年4月19日星期六23:50:00 ·列宁全集第2卷（1895年—1897年） ·列宁全集第4卷（1898年—190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四：第六部反社会党人法 2014年4月18日星期五22:55:00 第一章混乱的一年 第二章新的进军 一维登宫的检阅 二决定性的斗争 三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第三章问题和答案 一皇帝的告谕 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感谢姜晴信校对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什么把我们开除出党？（给党代表大会的信）（1927年8月） 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23:55:00 感谢阿芬校对 列宁（专栏） 2014年4月16日星期三23:50:0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1895年11月7日〔19日〕以后） ·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5年秋）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12月9日〔21日〕以后） ·新工厂法（1897年夏）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 2014年4月15日星期二13:30:00 感谢成熟公民1970校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4年4月14日星期一23:00:00 ·马恩全集第35卷（书信。1881—1883.3） ·马恩全集第36卷（书信。1883.4—1887） ·马恩全集第37卷（书信。1888—1890） ·马恩全集第38卷（书信。1891—1892） ·马恩全集第39卷（书信。1893—1895.7） ·马恩全集第40卷（著作。1844-1848.2） ·马恩全集第41卷（恩格斯早年著作书信） ·马恩全集第43卷（著作。1848.6-1849.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陈碧兰《我在中国妇女运动的经验》（1976年12月29日） 2014年4月12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何任录入和校对 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上传完毕】 2014年4月11日星期五00:10:00 第三章莫斯科两次审判之分析 第四章托洛茨基与莫斯科审判 第五章莫斯科审判之国际反响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及校对 感谢施用勤老师校对译名 [英]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2014年4月10日星期四16:40:00 第七章巴兰 ―垄断和停滞 二增长和剩余 三发达国家 四不发达的根源 五不发达的持续 六小结 第八章依附论 一弗兰克 二沃勒斯坦 三拉克劳的批评 四阿明 五依附论：资产负债表 六小结 感谢中孚校对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之《五马歇尔援助计划：美国改变方针》 2014年4月8日星期二21:00:00 感谢KINGHEROGXY校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4年4月5日星期六23:40:00 ·马恩全集第32卷（书信。1868—1870.7） ·马恩全集第33卷（书信。1870.7-1874） ·马恩全集第34卷（书信。1875—188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二：三月革命及其后果（1848—1863） 2014年4月4日星期五23:30:00 第二章《新莱茵报》 一德国的政策 二欧洲的政策 三莱茵省的鼓动 四历史地位 第九章普鲁士宪法纠纷 四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感谢姜晴信校对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三、卷四 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00:10:00 【第五部党的合并】 第三章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二海牙代表大会 三最后的党派斗争 【第六部反社会党人法】 第十章清算 一反社会党人法的结算 二老年派和青年派 三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四爱尔福特纲领 第十二章回顾与前瞻 感谢姜晴信校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4年3月29日星期六23:30:00 ·马恩全集第28卷（书信。1852—1855） ·马恩全集第29卷（书信。1856—1859） ·马恩全集第30卷（书信。1860—1864.9） ·马恩全集第31卷（书信。1864.10-186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三、卷四 2014年3月24日星期一23:50:00 【第四部党派的争论】 第六章社会民主工党 二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第五部党的合并】 第一章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一色当、吕岑、凡尔赛 第四章哥达合并代表大会 第五章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一帝国破产的开端 感谢姜晴信校对 过渡纲领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乔治·诺瓦克，1971年） 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20:50:00 感谢张晨翻译镰锤星校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4年3月21日星期五23:40:00 ·马恩全集第17卷（1870年7月—1872年2月） ·马恩全集第18卷（1872年3月—1875年3月） ·马恩全集第19卷（1875年3月—1883年5月） ·马恩全集第21卷（1883年5月—1889年12月） ·马恩全集第22卷（1890年1月—1895年8月） ·马恩全集第27卷（书信。1842—1851.1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3月20日星期四13:00:00 ·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5月16日） ·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1927年5月16日） ·附：托洛茨基就提交提纲致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5月18日） ·就提纲事致皮亚特尼茨基（1927年5月18日） ·就提纲问题致中央书记处（1927年5月18日） ·就发言稿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27年6月4日） ·就发言稿的引用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7年6月9日） ·一个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决议（1927年6月） ·托洛茨基的声明（关于所谓“内战中枪杀许多共产党员”的谎言，1927年6月） ·托洛茨基的札记（中俄革命比较。1927年6月25日） ·给联共（布）中央全体中央委员的信（1927年6月27日） ·托洛茨基和叶夫多基莫夫的声明（1927年6月28日） ·附：季诺维也夫就声明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便条（1927年6月28日） ·托洛茨基就社论给季诺维也夫的便条（1927年6月28日） ·就准备开除反对派一事致奥尔忠尼启则（1927年6月28日） ·就发言记录问题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1927年6月29日） 感谢CW解答者校对 追悼我们的死者──区芳同志（劳他，1931年11月27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油印刊物《火花》第一卷第六期） 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23:55:00 感谢梁宝龙录入 庇护九世上天堂去（[法]保尔·拉法格，1881年） 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00:35:00 感谢张晓默录入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三、卷四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16:00:20 【第三部拉萨尔的鼓动】 第一章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一1863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 【第四部党派的争论】 第六章社会民主工党 一南德和萨克森的鼓动 【第六部反社会党人法】 第十一章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 感谢姜晴信校对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之《十六国际关系》 2014年3月16日星期日20:30:00 感谢KINGHEROGXY校对 卡尔·拉狄克（专栏） 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00:10:00 ·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提纲草稿（1925年8月） ·热月危险和反对派（1927年6月） 感谢CW解答者校对 卡尔·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1944） 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19:40:00 【《巨变》PDF下载】 感谢马景文译出并提供电子书 共产主义战士寒君（刘平梅，2004年3月18日） 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23:5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23:40:00 ·就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委问题致中央全会（1921年8月7日） ·致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2年8月23日） ·托洛茨基就外贸垄断问题致列宁（1922年12月12日） ·托洛茨基就簿记问题致列宁等（1922年12月13日） ·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问题致中央政治局（1923年1月15日） ·就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问题致全体中央委员（1923年1月20日） ·致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1923年1月25日） ·书记处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分工的设想（923年1月29日） ·关于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问题的提纲（1923年2月12日） ·对季诺维也夫关于政治局委员会分工的建议的意见（1923年2月15日） ·关于改组和改善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1923年2月22日） 感谢阿芬校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1864年9月—1870年7月） 2014年3月12日星期三00:1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英]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2014年3月10日星期一16:00:00 第十章第三世界中的阶级和政治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之后？ 感谢中孚校对 《列宁全集》第43卷（1922年3月—1923年1月） 2014年3月7日星期五23:15:00 说明：其中《年表》及所附的《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出版说明系秋火录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列宁全集》目录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16:10:00 【说明】凡前面标注了“Ø”符号的，意即本卷内容均已排版上传。如无记号，则仅上传该卷目录，文献内容仍待整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三、卷四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16:10:00 【第四部党派的争论】 第五章德国的工会 三工会运动的分裂 【第六部反社会党人法】 第十一章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 二工会的十年 三修正主义 感谢姜晴信校对 托洛茨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两次发言（1927年6月） 2014年3月4日星期二00:05:00 感谢于子兼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3月3日星期一00:20:00 ·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1928年2月27日） ·致谢尔盖·谢多夫（摘要）(1928.4) ·就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致梁赞诺夫（1928年5月中旬） ·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摘录）（1928年8月20日） ·就停止政治活动问题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不早于1928年12月16日） ·致福金（1929年2月12日）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的四封信（1929年4月29日～8月26日）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信（1932年1月4日） ·致亚·李·勃朗施坦（索科洛夫斯卡娅）（1933年1月8日） ·就国内局势致联共中央政治局（1933年3月15日） ·1933年日记（摘录）（1933年7月15日、8月11日） ·[另一译本]1935年日记（摘录）（1935年2月7日～9月29日） ·关于离开挪威情况的证词（1935年） ·日记（摘录）（1937年1月7日） ·关于列夫·谢多夫之死（1938年2月18日） ·致墨西哥总统的信（不早于1940年5月24日） 感谢阿芬校对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著、漆豪校注）1976年版 2014年3月2日星期日00:05:00 序言·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 感谢宇文录入张伢子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3月1日星期六23:50:00 ·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1927年10月5日） ·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27年10月6日） ·7小时工作制（1927年10月10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会议上就纪念日宣言发表的讲话（1927年10月15日） ·针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问题的发言（1927年10月23日） ·致中央书记处（1927年10月24日） ·他们怎样瓦解共产主义青年团（给一位党团员的信）（1927年10月31日） ·反提纲（1927年10月） ·致《争论专页》编辑部（1927年11月2日） ·关于争论中的发言（1927年11月2日） ·就反提纲致列·加米涅夫（1927年11月4日） ·口头左转之后大步右转（周年庆祝总结）（1927年11月8日） ·托洛茨基等就游行中的暴行致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11月9日） ·提纲（1927年11月13日） ·反对派的“声明”和党内状况（1927年11月17～20日） 感谢阿芬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2月28日星期五23:10:00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7月11日） ·致《真理报》编辑部和政治局（1927年7月11日） ·答戈利曼（1927年7月13日） ·就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讲演致卡涅夫斯基（1927年7月16日） ·热月（1927年7月） ·就党内状况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1927年7月26日） ·就枪毙逃兵问题致奧尔忠尼启则（1927年8月1日） ·论战争危险和国防政策——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会上的发言（摘录）（1927年8月1日） ·答曼努伊尔斯基（1927年8月3日） ·喀琅施塔得（1927年8月3日） ·中国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与孟什维主义（1927年8月）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1927年8月6日） ·托洛茨基等13人声明（1927年8月8日）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1927年8月9日） ·给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的信（1927年8月12日） ·托、季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1927年9月6日） ·就南方面军问题致谢列布里亚科夫（1927年9月12日） ·就叶努基泽问题给埃利钦的便条（1927年9月12日） ·就（中国革命新阶段问题的）提纲草稿致季诺维也夫（1927年9月17日） ·就洛佐夫斯基的文章致季诺维也夫（1927年9月22日） ·“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与党内制度（1927年9月24日） ·就法国债务问题致拉柯夫斯基的信（1927年9月30日） ·托洛茨基等5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10月1日） ·托洛茨基等告全体党员书（1927年10月4日） 感谢阿芬校对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四 2014年2月27日星期四16:30:00 【第五部党的合并】 第一章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二俾斯麦的醒悟 【第六部反社会党人法】 第四章科学的收获 感谢姜晴信校对 《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托洛茨基、坎农、邓恩、沙赫特曼，等）（1938年4月—7月） 2014年2月27日星期四16:20:00 ·为成立大会准备纲领（1938年3月20日） ·劳工党问题（1938年4月） 感谢达索译龚义哲校对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四（第五部党的合并） 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00:10:00 第一章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九全德工人联合会 第二章拉萨尔的策略转变 三拉萨尔同司法和警察的斗争 感谢姜晴信校对 八月全会总结（卡尔·拉狄克，1927年8月12日） 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00:05:00 感谢阿芬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2月25日星期二00:30:00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1926年12月12日） ·反对派声明（1926年12月13日） ·札记（关于美国投机商艾维·利的信）（1926年12月）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1月6日） ·关于《列·托洛茨基全集》第14卷第1册前言（1927年1月8日） ·艾森贝格的便条和托洛茨基的批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注释）（1927年1月13日） ·对文章的几点说明（战争·和平·革命）（1927年1月14日） ·对外政策的提纲（1927年1月15日） ·托洛茨基致索恩采夫（附《当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基础》，1927年1月28日） ·托洛茨基就注文问题致巴甫洛夫（1927年2月15日）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2月16日） ·关于注释（1927年2月16日） ·致中央委员（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状况评价）（1927年2月21日）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与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件往返（1927年1月26日～2月22日） ·札记（1927年2月26日） ·我们能取得经济独立吗？（1927年3月19～27日） ·不肖徒辈（1927年3月） ·德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问题（1927年4月2日） ·关于农业任务的提纲（1927年4月11日） ·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1927年4月15日） ·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提纲（1927年4月15日） ·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决议草案（1927年4月16日） ·关于对外政策的提纲（1927年4月19日） ·不要倾倒垃圾！（1927年4月21日） ·提交瓦尔金的意见（关于英俄委员会）（1927年4月26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通过决议后发表的声明（1927年5月初） 感谢阿芬校对 周鲸文《风暴十年》(1959)之《第十四章革命再革命》 2014年2月24日星期一20:20:00 感谢赤色风暴录入bambi校对 《列宁全集》第34卷（1918年3月—7月） 2014年2月24日星期一15:4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文艺散篇） 2014年2月23日星期日18:20:00 唐弢：驿火——1938年邮政工人刊物《驿火》创刊献诗 [危地马拉]奥托-腊乌尔·冈萨莱斯2首（向无产者致敬·革命之树） [塞内加尔]大卫·狄奥普3首（非洲·反抗暴力·受不了呵，穷苦的黑人） [象牙海岸]伯纳尔·布阿·达吉耶2首（你就是主人·擦干你的眼泪吧！） [莫桑比克]里利尼尤·米凯亚7首（献给你的诗（号召）·怀念祖国·起来吧，祖国！·对抗的感情·我生活在什么地方？·复活的声音·我们生在这里） 感谢吴季、老摩录入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四（第五部党的合并） 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00:05:00 第三章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一几十亿赔款时期的无产阶级 第五章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三理论的不确实性。恩格斯反对杜林 感谢姜晴信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2月21日星期五00:10:00 ·给一位不知名的收信人的信（1926年9月21日） ·论党的统一（1926年9月） ·就反对派问题答同志们问（1926年9月） ·关于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1926年9月） ·关于政治局的决定（1926年10月16日） ·是否需要争论？（1926年10月） ·对我国革命的评价及农民问题（1926年10月29日） ·答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指责（1926年10月29日） 感谢阿芬校对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卷三、卷四 2014年2月20日星期四01:00:00 第三部拉萨尔的鼓动 ·第一章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二进步党的工人政策 三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 第四部党派的争论 ·第一章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章自上而下的革命 二普奥战事前的工人阶级 三普奥战事后的工人阶级 四普选权的最初尝试 五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开端 ·第四章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 第五部党的合并 ·第二章财源茂盛 一滥设公司骗局和文化斗争 二农业社会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 ·第五章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二鼓动工作的实际成果 感谢姜晴信校对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2014年2月19日星期三15:15:00 八黄金时代 九是一个新的、已被驾驭的资本主义吗？ 十美国统治地位的黯然失色 十一过度的积累 感谢赤色逻格斯校对 论联共第十七次党大会（托洛茨基，1934.1） 2014年2月18日星期二17:30:00 感谢葛轶冰录入 关于反对派（卡尔·拉狄克，1926年8月） 2014年2月17日星期一00:20:00 感谢阿芬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2月17日星期一00:10:00 ·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计划原则、工业化速度及无原则性（1926年5月2日） ·英国工人运动问题（1926年5月18日）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谈英国总罢工教训宣言内容的建议（不晚于1926年6月4日） ·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1926年6月6日） ·托洛茨基就速记记录发表的声明（1926年6月9日） ·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主席团代表团会议上就英国矿工罢工问题提出的建议（1926年6月18日） ·论平等（1926年7月11日）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声明（1926年7月11日） ·谈谈施米特同志关于工资的建议（1926年7月）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1926年8月）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委员（关于布哈林歪曲我国性质）（1926年8月13日） ·反对派声明（反对将奥索夫斯基开除出党）（1926年8月13日） ·给一名匿名共产党员的信（1926年8月25日） ·给拉狄克的信（1926年8月30日） ·托洛茨基答Б．尼基京问（1926年9月5日） ·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26年9月7日） ·三个标准（1926年9月） ·供宣传用的问题与答复（据拉狄克《关于反对派》）（1926年9月） 感谢阿芬校对 [英]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之《第十一章帝国主义之后？》 2014年2月16日星期日20:40:00 一跨国公司 二中心资本：统一还是对抗？ 三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 四小结 感谢中孚校对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2月14日星期五00:01:00 ·我们的意见分歧（1924年11月） ·《日常生活问题》日文版前言（1925年8月13日） ·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日记）（1925年12月9日） ·关于经济失败主义的指责（1925年12月12日） ·提纲（即关于“国民经济提纲”的提纲）（1925年12月） ·对口号和意见分歧的分析（1925年12月14日） ·论列宁格勒反对派（1925年12月22日） ·经济问题笔记（1926年1月15日） ·稳定和口号（1926年2月13日） ·关于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附1919年东方战线报告）（1926年3月25日） ·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4月6日） ·托洛茨基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发言所作的札记（1926年4月7日） ·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不早于1926年4月） 感谢阿芬校对 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2014年2月13日星期四12:30:00 附录二季诺维也夫的自招是怎样取得的 附录三苏联党狱中主要被告传略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及校对 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中国人（[法]保尔·拉法格，1880年6月9日） 2014年2月13日星期四20:00:00 感谢张晓默录入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2014年2月10日星期一23:50:00 ·中译者的话 ·前言 ·原书出版说明 感谢BRS录入及校对 托洛茨基《再论波拿巴主义──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和苏维埃波拿巴主义》（1935年3月） 2014年2月3日星期一00:10:00 译者：史丹 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詹姆斯·坎农，1945年8月22日） 2014年2月2日星期日16:00:00 感谢素侠云雪译出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2014年2月2日星期日00:10:00 十四失业剧增 十五失业与积累 感谢呱呱校对 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詹姆斯·坎农，1953年5月8日） 2014年2月1日星期六22:50:00 感谢张兄译出 1934和1936-37上海纺织业罢工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八章第7—12节） 2014年2月1日星期六16:35:00 感谢秋火录入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之《十三石油和1974年的大震荡》 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01:00:00 感谢KINGHEROGXY校对 PDF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补传 2014年1月28日星期二18:00:0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 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2014年1月27日星期一22:20:00 编者序 第一章苏联党狱的历史渊源 第二章苏联党狱之客观的原因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及校对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之《第九章法商水电业》 2014年1月17日星期五14:00:00 感谢阿芬校对 曼德尔 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00:10:00 ·中国革命（译自1979年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55—159页） ·中苏争论（译自1979年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84—198页） ·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译自1979年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214—217页） ·第四国际（译自曼德尔《托洛茨基》一书第10章） ·马克思主义100年（1983年5月16日） 感谢鲁连校对 托洛茨基论工农联盟和强迫集体化问题（美）理查德B·戴RichardDay，1981年 2014年1月15日星期三18:55:00 感谢鲁连校对 国际和国际主义（艾萨克·多伊彻，1964年10月22日在伦敦大学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2014年1月15日星期三17:50:00 感谢鲁连校对 葛兰西 2014年1月15日星期三17:45:00 ·执政党和执政阶级（发表于《新秩序》） ·向无政府主义者进一言（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一1920）》） 感谢鲁连校对 第四国际 2014年1月15日星期三17:40:00 ·莫斯科和北京的争执进入新阶段——第四国际书记处1963年7月25日通过的关于中苏分歧的声明 ·第四国际关于中印冲突的声明（第四国际书记处，1963年4月） 感谢鲁连校对 【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2014年1月14日星期二23:30:00 《工人之路》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日报），1925年6月24日创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被迫停刊。 ·记清三个方法（邓中夏，第24期，1925年7月18日） ·香港帝国主义损失一万万余元了（邓中夏，第26期，1925年7月20日） ·我们与我们的敌人（黄平，第26期，1925年7月20日，及第27期，1925年7月21日） ·香港商人之最高觉悟（邓中夏，第216期） ·中国机器总会革退香港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职务及会籍之宣言（第228期，1926年2月6日） ·打倒工贼韩文惠！（第228期，1926年2月10日，署名：裕） ·工贼王泰秽史（第228期，1926年2月10日） ·吴铁成先生在罢工代表大会演说词（未完）（第228期） ·吴铁成在罢工代表大会演说词（第229期） ·伍朝枢报告罢工磋商经过详情（第260期） 《人民周刊》1926年2月7日在广州创刊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机关报。Ø总目录 ·香港工会运动的进步（署名：黄平第6期，第8-11页） ·为何要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署名：冯菊坡第8期，第5-11页） ·驳斥香港通牒（邓中夏，署名：中夏第15期，第3-14页） ·陈森问题应怎样解决（署名：代城第17期，第2-3页） ·报纸停业与复工条件（署名：木第17期，第3-18页） ·陈森问题的教训（第18期，第3-17页） ·最近几个罢工的观察（署名：黄平第18期，第4-22页） ·广州印务工人的经济斗争（署名：苦力第25期，第4-11页） ·停止杯葛后两种不能满意的倾向（署名：代城第27期，第2页，1926年10月15日） ·火柴工人罢工（署名：苦力，第27期，第2-3页，1926年10月15日）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与广州工人运动之现状（署名：菊坡第33期，第4页） ·广州最近工潮（署名：千钧第39期，第3-4页1927年1月20日） 感谢姜晴信录入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第六章（节译），[法]让·雅克-玛利Jean-JacquesMarie，1980年） 2014年1月13日星期一14:20:00 感谢张伢子校对 胜利的组织者（卡尔·拉狄克，1923年8月24日） 2014年1月12日星期日23:50:00 感谢呱呱校对 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1903年3月）（完整版） 2014年1月11日星期六23:50:00 感谢呱呱校对 罗莎·卢森堡：关于党校问题的发言（1908年9月13—19日） 2014年1月10日星期五23:20:00 感谢呱呱校对 列宁（专栏） 2014年1月10日星期五23:20:00 ·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年11月2—4日〔15—17日〕） ·论党的改组（1905年11月10、15、16日〔23、28、29日〕）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1906年3月下半月）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 ·当前的主要任务（1918年3月11日）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 ·在阿列克谢耶夫练马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4月7日报道） ·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1918年4月23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1918年4月29日）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5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1918年5月14日） ·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1918年5月22日）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5月26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1918年6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纪念E．布洛赫（曼德尔，1987年） 2014年1月9日星期四23:00:00 感谢呱呱校对 【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2014年1月8日星期三23:20:00 ·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郑超麟《党史三讲》之二，1980年1月10日） ·英国帝国主义眼前所走的侧径（萧楚女，1925年7月25日） ·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萧楚女，1925年8月1日）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1960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制作 评欧洲共产主义（曼德尔，1979年） 2014年1月7日星期二23:30:00 感谢呱呱校对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之《十九左翼的抉择》 2014年1月6日星期一11:20:00 感谢KINGHEROGXY校对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版序言》 2014年1月5日星期日20:30:00 感谢sovietlijie同志录入 列宁（传记·回忆·评论） 2014年1月4日星期六18:30:00 ·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30年） ·列宁的方针：研究、宣传、组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31年） ·列宁的编辑工作（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32年） 感谢秋火录入 托洛茨基（专栏） 2014年1月4日星期六08:00:00 ·十三人声明（〔苏〕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1926年7月） ·八十四人声明（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1927年5月） 说明：《八十四人声明》开头加上由野耕补译的《英译者按》 感谢Dyer校对、野耕翻译 周鲸文：风暴十年（1959） 2014年1月3日星期五11:30:00 ·船（序幕）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怎样取得政权 ·第二章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 ·第三章中共政权的本质 ·第四章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 感谢赤色风暴录入bambi校对 【专题】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2014年1月3日星期五00:30:00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的宣传大纲——响应北伐军，消灭孙传芳（1927年2月19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号召广大市民罢市罢课，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1927年2月20日下午）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1927年3月2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宣传大纲——准备武装暴动（1927年3月2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罗亦农3月15日在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报告） ·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施英（赵世炎），1927年3月）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78年5月） 感谢秋火录入 重庆地区托派发动的一次轰动大西南的反特斗争——胡世和烈士殉职五十二周年祭（赵芳举，1997年5月1日） 2014年1月2日星期四23:30:00 感谢赵芳举 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 2014年1月2日星期四00:01:00 感谢廖真译出 曼德尔：什么是不断革命论？（译自《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1986年夏季号） 2014年1月1日星期三00:01:00 感谢dyer录入
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在布鲁塞尔举行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的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在布鲁塞尔举行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的报道 2月22日晚，布鲁塞尔黑衣修女街“古宫”的大厅象过节一样，灯火辉煌，装饰着波兰和比利时的旗帜，许多人在这里隆重举行了克拉科夫革命两周年纪念会。讲演者有：列列韦尔、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瓦劳、律师卢布林纳等人；他们热情洋溢地论述了克拉科夫起义的纯民主主义性质。本报将在下一号详细报道这次纪念会[284]，现在只提一下，在公开的会议以后举行了宴会。有将近一百人参加，比利时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频频举杯祝贺。即席歌唱者也不乏其人。 载于1848年2月24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6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84]关于在布鲁塞尔举行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会的报道，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没有见到，因为该报的最后一号即第17号是1848年2月27日出版的。——第48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民主协会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民主协会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283] 参加会议的人从来没有这样多。许多听众站在大厅深处。接收了七名新会员。 由于卡尔·马克思作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协会过去召集的会议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马克思用法语作的报告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是听众的注意力并没有松懈。 根据一个会员的建议，一致决定——不，有一票反对——由协会出钱刊印这个演说。 我们只指出，布赖埃尔医生的演说的结束语，即认为生产资料（机器等等）应当属于全社会而不应当属于社会的单个成员，博得全体的赞同。 现在我们对马克思的演说作一简短分析：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伟大成果。一般地说，企业主所理解的自由贸易首先是原料的自由贸易，特别是谷物的自由贸易。反谷物法同盟的鼓动只追求博爱主义的目的：为人民提供较便宜的生活资料，就象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一般只渴望改善劳动阶级的状况一样。” 马克思先生提到，人民，特别是英国人民，对这些自我牺牲的人毫不领情。他说，现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然后他评论了英国自由贸易派的最典型的观点。嘲笑他们向各阶层人民——工厂工人、小企业主、租佃者、农业工人——所说的那些相互矛盾和口是心非的话。详细地评述了受到反谷物法同盟奖赏、目的在于证明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有良好影响的三篇文章。 为了指明自由贸易派的博爱主义词句纯粹是空话，马克思先生简单扼要地描述了英国工人对自己的厂主的态度。 他接着说，在英国废除谷物法的斗争不过是工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斗争。就废除谷物法来说，工人阶级只能遭到直接的损失。马克思先生在说明这一情况之后，指出那种促使英国工人去支持资本家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工人希望肃清英国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 随后，马克思先生详细地驳斥了自由贸易派的以下论断：工人阶级会从一切商品的跌价中，从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生产资本的增长中得到好处。他指出，相反，随着所谓的国民财富的增长，工资必定越来越降低。他说：“其实，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所有经济学家在表述经济规律时都是从自由贸易已经完全实现这一前提出发的。因此，自由贸易越是充分实现，那些在每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的有关确定工资的规律就越是能丝毫不差地被运用。但是，决定着工资水平的基本规律即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宣布的规律却在于，正常工资是使工人能作为工人生存下去并且延续自己的后嗣的工资；因此，这就是说，最低工资也就是工资的正常水平。 自由贸易就是资本摆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束缚它发展的民族桎梏。这是资本对劳动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并没有消除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反而使它更加尖锐了。马克思先生大声说，难道我的敌人由于他扯断了束缚他同我斗争的绳索就不再是我的敌人了吗？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的整个制度，才能对工人有帮助。 马克思先生继续说道，自由贸易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阶级之间建立的友爱，也正在地球上各国之间建立起来。只有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头脑里才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把摆脱了民族桎梏的剥削即被提升到世界主义高度的剥削称为普遍友爱。 马克思先生接着回答了自由贸易派的一些诡辩，例如，自由贸易会实现国际分工，在这种分工下，每个国家将根据自己的天然使命进行生产，而且都能在每个生产部门中为自己选择一定的专业，等等。“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不懂得一国如何靠牺牲别国而致富，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先生本来就不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靠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马克思先生简单地谈了一下保护关税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处于落后状态下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的手段，是消灭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手段，是使在工业方面不发达的民族依赖于世界市场，即依赖于其他民族的自由贸易的手段。 马克思先生在结束时说： “先生们，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它加速了社会革命，而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派可以赞成自由贸易。” 载于1848年1月1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5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83]这一叙述马克思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的报道载于1848年1月1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5号，标题是《上星期日（1月9日）民主协会的会议》。民主协会曾经两次（6日和9日）通过这家报纸发出即将举行公开会议的通告，邀请自己的拥护者来听取“卡尔·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由协会出钱刊印马克思的演说。伯恩施太德执笔的关于1月9日马克思讲演的简讯载于1848年1月19日《改革报》。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1848年2月初在布鲁塞尔出版。——第47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年12月31日举行新年晚会的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年12月31日举行新年晚会的报道[281] ……然后，卡尔·马克思发言，并用法语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218]祝酒；他在清楚和确切的分析中强调了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比利时自由派的使命，正确评价了国家的自由主义宪法的良好作用，宪法允许自由争论、结社权利和为整个欧洲的利益撒播人道主义的种子。［注：该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以下注释：“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前几次举行的会议中，卡尔·马克思有一次在会上就‘什么是工资’这个重要问题作了报告；他讲得清楚、实事求是和容易了解，他引用实际的证据十分尖锐地批判了现存的状况，因此我们打算在最近把报告介绍给我们的读者。”[282]——编者注］（热烈鼓掌） 载于1848年1月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2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18]指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民主协会。该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的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先进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被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协会组成后不久就开始讨论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问题，以便在革命事件迫近的情势下加强欧洲革命力量的国际团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马克思在伦敦逗留期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宪章派领导人以及流亡在伦敦的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代表就有关代表会议问题顺利地进行了磋商。显然，恩格斯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民主派也进行了类似的磋商。1848年初达成了协议，预定于1848年8月25日比利时革命十八周年时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会议。但是由于1848年2月在欧洲开始的革命事件，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派得以武装比利时工人，并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在马克思于1848年3月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惩治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未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带有更狭窄的纯地方性质，到1849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395、477页。 [281]1848年1月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2号刊登的报道中说，1847年12月31日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举办的新年晚会有将近130人出席。他们当中有各国（比利时、德国、波兰、法国等）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除了马克思以外，发言的还有德国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威·沃尔弗，他为“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愿望的表达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繁荣举杯祝贺。波兰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约·列列韦尔以波兰民主派的名义向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致敬，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燕妮·马克思在晚会结束时朗诵了诗。报道指出，新年晚会是国际民主力量增长和团结的重要显示。——第477页。 [282]在以后的几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没有找到有关马克思的《什么是工资》这一报告的报道。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协会作了一系列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除了为讲演准备的其他材料以外，马克思还拟定了《工资》的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5—660页）。——第47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1847年12月7日弗·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1847年12月7日弗·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 公民恩格斯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证明：商业危机仅仅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交易所是制造无产者的主要场所。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19年莱比锡版第8年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3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3年5月31日于[曼彻斯特] 多维尔街25号 亲爱的弗雷德：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但是，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认真思考，并和“权威们”［注：指卡·肖莱马和塞·穆尔。——编者注］商量，所以我不敢冒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在这里向穆尔讲了一件我私下为之忙了好久的事。然而，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或者由于涉及这一问题的因素很多，而大部分还有待于发现，所以问题至少暂时无法解决。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那些统计表，在表上，价格、贴现率等等在一年内的变动是以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来表示的。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如上所说，穆尔认为这个课题暂时不能解决，我也就决定暂且把它搁下。 法国的灾难[88]使我高兴的是，它和梯也尔及其走狗们的出丑联在一起，而使我不高兴的是，如果结局相反，我可以预料，各种人物会很快离开伦敦；同时，我还认为，无论是从法国的利益出发，还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目前任何暴力的灾难都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我绝不相信，这一事件会导致复辟。无疑，“乡绅会议”[90]曾指望在巴黎、里昂、马赛，尤其在巴黎发生某种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动武，就会逮捕一部分激进的左派，如此等等，简而言之，将造成一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迅速地导致复辟的局势。波拿巴本人在试图实现政变，也就是说最终完成政变时，由于巴黎人的纯粹消极的反抗，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而且深深意识到，如果这样持续六至八天，那末，政变就会遭受失败，并且无法挽回。因此，出现了在林荫道等地方进行无缘无故的凶杀，即恣意实行恐怖的信号。正是莫尔尼先生这个事实上的头目，后来无所顾忌地说出了由他本人制定的这项行动计划。 此外，“乡绅会议”缺乏果断的精神，而只有当他们面临的不是三个，而是一个僭位者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表现出这种精神。相反，这些家伙指望的是，让事变本身来帮助他们摆脱布利丹的驴子［注：十四世纪法国唯名主义哲学家布利丹认为意志自由是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因而传说他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成了一句俗语。——译者注］的处境。 但是现在，当他们处于议会的有限范围时，他们内部会立即开始内讧。每个人都指望从最接近的派别中，例如从中间派左翼中把必要的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便把对手排挤出去。至于麦克马洪，在我看来，这个目光短浅的“正直人士”是绝不会独立自主地行事的。此外，还有一个必然加速这伙人分化的因素。唯一能使这些人形式上联合起来的就是上帝，即天主教。右派中较激进的和较“正直”的人无疑会要求内阁对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和西班牙采取明确的立场[91]，而我觉得，完全撇开内部的阻力不说，他们也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步骤，因为他们不得不对俾斯麦先生有所顾忌。然而，实际上至今指挥着“乡绅会议”的全部活动，并且也指挥着老妖婆即麦克马洪的妻子［注：伊丽沙白－夏绿蒂。——编者注］的是耶稣会神父们，他们是不会让人轻易地撇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议会就能够象不久前那样极其容易地再度迅速变换场景。要知道，要摆脱“必不可少的人”［注：指梯也尔。——编者注］，总共只要九票就足够了，顺便说一下，同黑格尔相反，这证明必要性并不包含着可能性。 前天，我曾到南港去看德朗克。他胖得不象样子，这同他的身材很不相称。我在他那里偶然看到了一个德国庸人借给他的施特劳斯的《新旧信仰》一书。我翻阅了一下，对这个可恶的神父和俾斯麦的崇拜者（装出一副谈论社会主义的伟人样子），竟没有一个人给予痛斥，这说明《人民国家报》有很大弱点。 今天，我同穆尔一起去巴克斯顿，所以星期一［注：6月2日。——编者注］以前我不在家。同龚佩尔特会一面之后我就回来。单纯的散步和无所事事对我很有益处。 附上杜西的来信。在我给孩子的信中，我说，她最近的一封来信使我放心，等等；她指责我对利沙加勒不公正，那是没有根据的。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我要等回来同你商量之后再回信。信就留在你那里。 肖莱马刚刚来了。他不能跟我和穆尔一起走，因为罗斯科病了，现在又要准备考试。 肖莱马读了你的信［注：见本卷第82—86页。——编者注］以后说，他基本上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暂不发表更详尽的意见。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卡·马· 注释： [88]1873年5月24日，法国国民议会的保皇党多数派迫使政府首脑梯也尔辞职。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傀儡麦克马洪元帅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按照反动集团的设想，麦克马洪执政应该是复辟君主制的一个步骤，因为梯也尔尽管是坚定的保皇党人，却认为必须暂时保存共和政体，以防止群众的革命发动。——第81、87页。 [90]“乡绅会议”、“地主议会”是对法国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成立于1871年2月，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多数议员（630名议员中占430名）是保皇党人。——第87、112页。 [91]法国教权主义保皇派集团为了复辟君主制，竭力利用国际局势，要求法国同罗马教皇一起反对德国的所谓文化斗争（见注118），并支持西班牙的卡洛斯派运动（1873年7月，代表最反动的贵族和天主教集团的卡洛斯派在西班牙发动了内战）。——第8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88.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可以想象十英镑寄来得多么是时候。我家两次面临被查封财产的危险：一次是因为没有付可恶的六英镑九先令市政税，另一次是为了一先令十六便士的国税。支付期限到星期五截止。 至于痈，情况是这样的：上边那个，我根据自己的长期的实践曾对你说过，一般地说来，应当切开。今天（星期二）接到你的信后，我拿起锐利的刮脸刀（亲爱的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的纪念品）亲手切开了这个坏家伙。（我不能让医生来动生殖器的地方。另外，艾伦证明，我最好是动手术。我始终承认必要性。） 正如洛尔米埃太太所说，脓血一个劲儿地流，简直象喷泉一样。我认为这个痈算是好了，不过还需要加以护理。 至于下边那个，它越来越凶恶，非我所能控制，并使我彻夜不能成眠。如果这个坏家伙继续逞凶，那末我自然不得不找艾伦，因为这个坏东西长的地方使我无法观察，也无法自己治疗。不过，一般地说来，关于痈，我显然比大多数医生懂得多。 另外，我仍然坚持我最近在曼彻斯特时对龚佩尔特说过的看法，那就是：两年半以来腹股沟发痒和它的后果脱皮对我的体质的损害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厉害。这个病从我背上长第一个特大的痈以前半年就开始了，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 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比任何时候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 明天我将寄给你《察赫斯》［注：霍夫曼《小察赫斯》。——编者注］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 我亲爱的，你明白，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这特别令人高兴，因为在其余方面，这个民族是天下最愚蠢的民族。 由李比希“发现”并推动申拜因进行他的研究的事实是：土壤上层所含的氨总是比下层的多，虽然，由于植物吸收，土壤上层所含的氨似乎应当少些。这个事实是所有的化学家所公认的。只是原因不详。 到目前为止，腐烂被认为是氨的唯一来源。所有的化学家都否认（李比希也同样）大气氮可以成为植物的营养物质。 申拜因（通过实验）证明，大气中任何燃烧着的火焰都把一定数量的大气氮变成硝酸氨，任何腐烂的过程也都是硝酸和氨的来源，水的简单蒸发是形成植物的这两种营养元素的手段。 最后，李比希对这一发现发出了“欢呼”声。 “一磅煤或木材燃烧时，空气中不仅得到回收这一磅木材或在一定条件下煤所必需的元素，而且燃烧过程自在地〈注意黑格尔的范畴〉使一定数量的大气氮转化为生产谷物和肉类所必需的营养物质。”[213] 我以德国人而自豪。我们的职责就是解放这个“能深刻思索的”民族。 你的卡·马· 注释： [213]尤·李比希《化学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部分第72—73页（J.Liebig,《DieChemieinihrerAnwendungaurfAgriculturundPhysiologie》.7.Aufl.,Th.I,Braunschweig，1862.S.72—73）。——第18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7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7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二百五十英镑。德朗克大约四个月以前寄来过五十英镑，今天寄来了二百英镑。 小燕妮可惜一直没有复元。咳嗽还没有好，她太“虚弱”了。学期一结束，我马上把她和其他孩子们一起送到浴场去。我虽然很信任艾伦，但还是非常希望龚佩尔特（在度假的时候他大概会到大陆去的）到这里来看看我们，给小燕妮诊断一下，对我谈谈自己的意见。老实告诉你说，我对这个孩子非常担心。我觉得，在这样的年纪消瘦得这样厉害，很危险。 帕麦斯顿在波兰事件上玩弄他的老手法。交给俄国人的照会，其原件是从彼得堡送到伦敦的。帕麦斯顿收买了乌尔卡尔特那里的亨尼西，给这个爱尔兰流氓在法国的一条英法合资经营的铁路上找了一个肥缺（一个高薪的闲职）。此地政客们卖身投靠的行径，远非大陆上所能比拟。不论我们或法国人，都想象不到会有这样恬不知耻的情况。关于“扎莫伊斯基伯爵”，我已经向乌尔卡尔特分子再三谈过，说这个家伙在1830年至1831年间出卖了波兰人，他派一个满员的军，不是去对付俄国，而是越过了奥地利的边境。由于他老是私人同帕姆搞阴谋诡计，现在这些人终于对他产生了怀疑。[339] 南军对北军的征讨[340]，我看是里士满的报纸及其追随者掀起的叫嚣迫使李进行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绝望的举动。不过，这场战争会拖下去，而且从欧洲的利益来看是很合心意的。 伊戚希给我寄来了一本他新出的小册子——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说[341]。我现在每天必须花十个小时去搞政治经济学，所以不能要求我把自己余下的时间消磨在阅读他的小学生练习上。因此，暂时只能放在一边。有空时我研究微积分。顺便说说，我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如果你愿意研究，我准备寄给你一本。我认为这对你的军事研究几乎是必不可缺的。况且，这个数学部门（仅就技术方面而言），例如同高等代数比起来，要容易得多。除了普通代数和三角以外，并不需要先具备什么知识，但是必须对圆锥曲线有一个一般的了解。 请你对附去的“鲁西荣公爵”的小册子为我写一个多少有点论据的评论，——他以前的名字叫“彼”，这你大概想得起来，——因为他每天都写信来纠缠我，要我作出“裁决”。 附上一份“经济表”，这是我用来代替魁奈的表[342]的，天气很热，但是你如果有可能，就仔细看一看，如有意见就告诉我。这个表包括全部再生产过程。 你知道，亚当·斯密认为，“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构成，也就是全部分解为收入。李嘉图也承袭了这种谬论，不过他把地租当作只是偶然的现象排除出去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斯密的这种见解，而那些持不同见解的人，又陷入了另一种荒唐见解之中。 斯密自己也感到，把社会总产品分解为单纯的收入（可能每年都被消费掉）是荒谬的，而他在每一个单个的生产部门中，把价格分解为资本（原料、机器等等）和收入（工资、利润、地租）。果真是这样，社会就必须每年都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从头开始。 至于讲到我的表（这表将作为概括插在我著作最后某一章当中），要了解它，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数字一律以百万为单位。 2．生活资料在这里是指每年列入消费基金的一切东西（或指可以列入消费基金而不积累起来的东西，积累不包括在这表里）。 在第Ⅰ部类（生活资料）里，全部产品（700）都是由生活资料组成，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不变资本（原料和机器、建筑物等等）。同样，在第Ⅱ部类里，全部产品都是由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组成，就是说，由作为原料和机器重新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商品组成。 3．上升的线用虚线表示，下降的线用实线表示。 4．不变资本是由原料和机器组成的那一部分资本。可变资本是换取劳动的那一部分资本。 5．例如在农业等等中，同一种产品中的一部分（例如小麦）构成生活资料，而另一部分（还是以小麦为例）又以它的自然形式（例如作为种子）作为原料进入再生产。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身，因为这样的生产部门，按一种性质来说，属于第Ⅱ部类，而按另一种性质来说，则属于第Ⅰ部类。 6．因此，整个事情的要点是： 第Ⅰ部类，生活资料。 劳动材料和机器（就是机器中作为损耗包括在年产品中的部分；没有消费掉的部分不列入表内），例如=400英镑。用于换取劳动的可变资本=100英镑，它再生产出来时成为300英镑。其中100英镑补偿产品中的工资，200英镑是剩余价值（无酬的剩余劳动）。产品=700，其中400是不变资本的价值，但是它已经完全转移在产品中，所以必须予以补偿。 在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这种比例中，是假定工人用1/3工作日为自己工作，2/3工作日为自己的“天然首长”工作。 因此，如虚线所表示的，100（可变资本）是作为工资用货币付出的；工人用这100（用下降的线表示）购买本类的产品，即购买价值为100的生活资料，因此，货币又回到第Ⅰ部类资本家那里。 剩余价值200在它的一般形式上=利润，而利润分解为产业利润（包括商业利润），以及产业资本家用货币支付的利息和他同样用货币支付的地租。支付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这种货币，由于用来购买第Ⅰ部类的产品，又流了回来（用下降的线表示）。这样，由于全部产品700中的300是由工人、企业家、货币资本家和地主消费掉的，因此在第Ⅰ部类中由产业资本家花费的全部货币就流回到他那里。第Ⅰ部类的产品（生活资料）的剩余为400，而不变资本则缺少了400。 第Ⅱ部类，机器和原料。 因为这一部类的全部产品（不仅是产品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而且也包括代表工资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的那部分）是由原料和机器组成的，所以这一部类的收入不能在它自己的产品中实现，而只能在第Ⅰ部类的产品中实现。如果象这里所做的那样，撇开积累不谈，那末第Ⅰ部类只能按它补偿它的不变资本所需的量，从第Ⅱ部类购买东西，而第Ⅱ部类也只能把自己产品中代表工资和剩余价值（收入）的那一部分用在第Ⅰ部类的产品上。所以第Ⅱ部类的工人把货币=133+(1/3)用在购买第Ⅰ部类的产品上。第Ⅱ部类中的剩余价值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也象在第Ⅰ部类中一样，分解为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这样一来，这400就以货币的形式从第Ⅱ部类流到第Ⅰ部类的产业资本家那里；而后者由此把自己的价值400的剩余产品卖给了前者。 第Ⅰ部类用这400（以货币形式）从第Ⅱ部类购买那些为补偿它的不变资本=400所必需的东西，所以，第Ⅱ部类用在工资和消费（产业资本家本身、货币资本家和地主）上的货币以这种方式又流回第Ⅱ部类。这样，在第Ⅱ部类的全部产品中还余5331/3，它就是用这些来补偿自己所损耗的不变资本。 部分发生在第Ⅰ部类内部、部分发生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运动，同时表明了货币怎样流回这两部类中相应的产业资本家那里，他们又重新拿这些货币来支付工资、利息和地租。 第Ⅲ部类表明了全部再生产。 第Ⅱ部类的全部产品在这里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不变资本，而第Ⅰ部类的全部产品，则表现产品中补偿可变资本（工资总额）和瓜分剩余价值的各阶级的收入的那一部分。 我把魁奈的表附在下面，在下一封信[125]里我准备简单地把它解释一下。 祝好。 你的卡·马· 顺便告诉你。埃德加尔·鲍威尔找到了一个职位——在普鲁士出版局里。 注释：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339]马克思指的是刊登在1863年7月1日《自由新闻》第11卷第7号上不署名的文章《对波兰的干涉》（《TheInterventioninPoland》）。——第357页。 [340]指南军于1863年夏季再次进攻北军而遭到失败的尝试。在李将军指挥下的侵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叛军于1863年7月1—3日在格提斯伯格会战中被北军击溃，向南退却，进入弗吉尼亚。——第357页。 [341]马克思指的是小册子《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日和19日拉萨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Arbeiterlesebuch．RedeLasselle’szuFrankfurtamMainam17．und19．Mai1863，nachdemstenographischenBericht》）。小册子于186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57页。 [342]下面马克思所引用的《经济表》是与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ⅩⅫ本第1394页的《全部再生产过程经济表》一致的（见注25）。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对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周转作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89—592页）。 魁奈的表是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中的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周转的图解（德尔版第65页——见注253）。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323—366、405—407页）以及恩格斯《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写的第二编第十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49—280页），对魁奈的《经济表》作了详细的分析。——第35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1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十分感谢你寄来十英镑和《海军》［注：：弗·恩格斯《海军》。——编者注］（这个条目写得很精彩）。 至于我妻子的病，一方面有好转，而另一方面比我想的更坏。问题是在没有弄清病的性质以前，艾伦向我隐瞒了病的真相。昨天再也瞒不住了。我妻子患的是天花，而且非常厉害，虽然她曾种过两次牛痘（除了鲁普斯，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因此艾伦就马上把孩子们从家里弄走。这是一种可怕的病。琳蘅［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要是传染上，我立刻就把她送进医院。直到现在，我自己担负看护的任务（主要任务）。但是这使我非常疲劳，所以今天我一收到十英镑，就马上雇了一个女看护。许多星期以来，我妻子非常焦躁，因为我们遇到了许多麻烦事，这样一来她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就减弱了，可能在公共马车、店铺或这一类地方受到了感染。 写文章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最近几星期以来，我给《论坛报》写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主要是关于华沙会议［注：：卡·马克思《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编者注］、波兰现状[129]、意大利、法国以及金融市场［注：：卡·马克思《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编者注］。关于中国还什么也没有写。 你收到科拉切克的文章了吗？［注：：见本卷第106、109和110页。——编者注］ 医生已允许我妻子饮少量的波尔多酒，因为她非常虚弱。昨天夜里是可怕的，说真的，此刻我感到自己也病了。 鬼知道我们是多么不走运。 我把可怜的孩子们放在与我邻近的李卜克内西家，我每天给他们送食物去。由于宗教仪式，他们不愿去学校寄宿。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129]看来是指《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6—200页）。——第113页。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南〕米·马尔科维奇，197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米·马尔科维奇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 〔南〕米·马尔科维奇 本文原载于法国《人与社会》杂志1975年。中译文来自《哲学译丛》1981年第1、2期，张伯霖译，顾良、毓才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沿着两条对立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有少数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新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接受了下来，他们从未偏离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模式，即苏联哲学界所认识的模式。其他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最能符合他们建设一个确实比较自由、比较人道的社会的计划，他们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作用和实践作用，强调它还将不断发展，而不太重视对它的论证和宣传。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青年理论家小组，他们曾参加过游击战争，并于1950年前后，开始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大学讲授哲学。五十年代期间，他们在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理论斗争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后来，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实践》和《哲学》，并在科尔丘拉岛组织了一系列夏季讨论会。他们激烈地批判了本国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十多年以来，他们受到过一些压力，特别是南共联盟采取了行动，坚持要把八名“实践派”的教授开除出贝尔格莱德大学。 作为一个哲学思潮，“实践派”的中心思想是：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一个能进行自由创造活动的存在。人正是通过这种创造活动在改造世界，发挥人潜在的特殊才能，并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历史条件可能会干扰和阻碍人类自我实现的这一过程。因此，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揭示国家、市场、政党等历史性机构本质的和内在的局限性，并指出革命的各个阶段，也就是说，指出最终要导致消除这些局限性的各个实践阶段。革命不应该仅限于夺取政权，应该把革命看作是人与人关系的彻底变革，看作是推动人类解放的不断进行和不断深入的过程。 1.“实践派”的意义 南斯拉夫哲学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那段时间里，曾经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社会现象。 一些讨论哲学问题的报告会吸引了众多的听众，社会各阶层人士都阅读哲学著作和哲学论文。《实践》和《哲学》两种杂志发表的一些论文、一些哲学会议和哲学辩论会，都被当作文化生活中的大事，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哲学同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真正的社会需要是脱节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实际上，哲学往往不介入政治，往往是统治阶级的卫道者，它或者过于抽象，或者大大落后于它要阐释其深刻意义的社会进程后面。智慧女神之鸟必定要等到薄暮时分才展翅飞翔，那时事件已成过去，必要的经验已经具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南斯拉夫哲学的一个特点却是，它倾向于把社会进程提前进行思考，用非常具体的批判语言来表达对当前的认识，而其根据不仅是业已过去的往事，而且也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具体的、批判的思想对于任何现政权始终是一种挑战，尤其当这个政权左右局势和实现计划的能力取决于它的意识形态对行动领域的控制程度时，则更是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不仅与资产阶级政权有矛盾（他们要摧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在革命政权代替了资产阶级政权以后（他们对这一行动给予了合法的支持），只要他们开始凭自己的头脑进行思想，也就是自由地思想，他们与革命政权就会有更多的矛盾。因此，“实践派”居然冒险，对当代世界和南斯拉夫社会进行了完全自由的分析。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实践派”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和为什么十多年来它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攻击的靶子。 “实践派”的命运并非绝无仅有。大家知道，在堪称本世纪最有创见的那些哲学家中，有许多人受到了自己的党的警告，乃至迫害，这些人有：卢卡奇、布洛赫、科尔施、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费舍尔、马列克、伊里因科夫、列斐伏尔、加罗蒂、沙夫、赫勒、马尔库塞和其他许多人。然而，“实践派”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坚持了很长的时间，而从未放弃过它自己的任何原则和信念。至于别的那些人，党的官僚机构或者迫使不甘驯伏的理论家（卢卡奇、沙夫）进行自我批评，或者使他们在党内彻底孤立（科拉科夫斯基、列斐伏尔、加罗蒂），或者长期不让他们讲话（科尔施、科西克、伊里因科夫）。由于存在一系列有利的因素（我们下面将会分析），类似情况在南斯拉夫没有发生。“实践派”的哲学家们仍在大学任教，尽管当局自1968年以来已多次要求把其中的某些人开除出去。他们照旧公开发表他们的著作，虽然大多数出版社给他们吃了闭门羹。他们用很少的经费和巨大的热情继续出版《实践》和《哲学》杂志。当局竭力要把他们孤立在知识“界”的狭小天地里，但他们却同国内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整个社会的全力支持。为了切断他们同外国哲学家的联系，当局吊销了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出国护照。然而，思想的传播和交流不需要通常的运载工具。 大多数南斯拉夫人并不明白何以为了几个哲学家的事会引起这么多的议论。有的人面带微笑地说，这是大卫与歌利亚之争[1]。但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他们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中将起关键作用）正等待着这场冲突的结束，以便对某些关键问题作出解答。这些问题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不顾政权的压力，维护自己从事自由思想和独立思想的权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能同意容忍真正的和创造性的（不是教条主义的和卫道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且不谈各种其他形式的批判思想？更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是否是一个走上了错误道路的先锋队，它具有病态的自信，因而当它面对革命的有力抵抗时，不可能放弃狂妄自大和专横跋扈的那种领导作风？或者能否说，官僚主义是一个新的压迫阶级，它把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的只言片语作为幌子，制定出一个掩盖现实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在各方面都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看作是自己的天然敌人？不管属于何种情况，社会主义有多大希望能保存人民群众二十多年来享有的某些基本自由？又有多大希望能保存业已成为整个体制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自治原则（即使以初步的和局部的形式而出现）？ “实践派”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实践派尚能苟生，人们则还可以保持乐观。这个独一无二的经验的历史教训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尽管官僚主义者是要实行一呼百诺的、任何人不得反对的那种统治，但他们也可能被迫容忍批评意见的存在并与之共处。一个开明的政府或许可以客气地允许知识分子自由的思想，而知识分子也就可以根据政府的愿望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但是不能把这些意见写出来。知识分子越懦弱，官僚主义就越强横，二者的关系就是如此。此外，促使革命的先锋队转变为一小撮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普遍存在着唯命是从、回避问题和甘当被动角色的倾向。保存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唯一办法也许是，在摧毁了旧政权之后，要立即注意限制先锋队的权力，要坚决抵制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行命令主义、专制主义和粗暴打击的苗头。 假如“实践派”消灭了，这将完完全全说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之间的对立太深，因而不能考虑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就南斯拉夫而言，条件确实是非常有利的：南斯拉夫是最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革命后不久，当时他们还很年轻，就从斯大林主义的样板里看到了威胁他们自己的危险。他们作了真诚的努力来避免官僚主义，建立了实行自治的最初形式，并且保障了相当大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如果人们想要让国家保住他的自尊并且在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继续享有特殊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就必须维护这些民主的管理形式。另一方面，无论从哪方面讲“实践派”都不是轻易能成为牺牲品的。它的大部分成员参加过游击战争，他们的履历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他们的学术声誉相当高。他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他们受到追究，肯定是因为他们公开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讲了几句真话。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如果断然决定要用暴力来制止他们讲话，这就刚好证明，官僚机构对公众舆论实行绝对控制，同进步力量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哲学选择中得出实践的结论是势不两立的。 2.1945至1964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的发展。“实践派”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涨，南斯拉夫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时期以前，南斯拉夫的哲学界相对地说对国内的现代哲学思想不甚关心。但是有两股重要的思潮值得一提：①南斯拉夫具有悠久的反抗传统，这个传统特别表现在描写反抗土耳其和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的民间诗歌里；②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把总的革命方向同对南部斯拉夫地区不发达的乡村社会的研究结合了起来。 古典哲学对于参加过解放战争和1948年以后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年轻一代没有什么吸引力。在南斯拉夫各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除了少数人例外却一味地照搬欧洲各主要流派，十分缺少就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并能为解决社会冲突打开出路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当时是唯一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哲学。 直到1947年，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方面，即由苏联哲学家介绍过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没等到1948年与斯大林主义发生冲突，贝尔格莱德大学和萨格勒布大学里最有天赋的哲学系学生很快就开始怀疑，他们在《联共（布）党史》第四章里所读到的东西是否真是革命哲学的绝对真理。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肤浅的、简单化的、教条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形式谈不上有任何批判。 从这个观点出发，人们对随后发生的事就不难懂得了。那些不久即将成为“实践派”核心的大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大部分在游击队里担任过领导职务。他们对苏联所取得的成果的态度不可能是盲目的崇拜或感到低人一头。“我们搞自己的革命，因此我们有权走自己的路并受到平等的对待”。革命理论的作用并不是为了赞美过去，而是为了预见未来的发展。既然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实现（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乃是最初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由一成不变的固定公式所规定。它必须随着在实践中每跨出新的一步而采取崭新的形式。 1948年标志着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四号人物，是一个大独裁者，而随着他的独裁的破产，就为独立地和批判地研究问题打开了道路。对于曾积极参加过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意识到斯大林教条主义给苏联哲学造成了什么危害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关于未来一切研究的基本设想是：不断地寻求真理，而不是无保留地忠于当局或现制度。“进步就是真理”这个原则变成了“真理是进步的”。马克思主义丢开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质。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出规定并强制推行一种官方的解释。“修正主义”成了无的放矢的标签，因为根本的目的不再是保卫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克思主义遗产，而是要注意马克思主义遗产未来的发展，这在概念上就包括了修正和扬弃的原则。经典作家中的第四号人物斯大林的失败，不能不在对待其他三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态度方面引起重大的连锁反应。他们的信条不再被当作任何事件必定证实的终极真理，而是被当作推动新的研究的卓有成效的行动路线。 就伦理学而言，1948年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人们意识到了以下的事实：凡能实现所谓革命目标的手段，不见得都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只要革命者依旧认为，为了实现彻底的社会改造，暴力往往是必要的；或者认为，一个革命者在阶级敌人面前不应该透露自己组织的真实活动情况，那就说明陈腐的耶稣会学说自然被革命者实用主义地加以广泛应用而毫不怀疑。一些社会主义者使用最荒谬的谎言和物质威胁手段来强使另一些社会主义者像他们一样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着想。看来真正的革命目标是一个比他们的设想复杂得多的问题。即令这个目标就其抽象的概念形式而言是简单的，如果为达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不合适，这一目标在实际实现的过程中，也有发生重大改变的危险。使用了非人道的手段和违背。正义的手段，使“工作人员”（他们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顾用的）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使他们完全偏离了他们认为已确定了的目标。显然，为了避免只看到虚伪的意识形态神话和辩解而看不到荒谬的专横行为，应该采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目的和手段，而每一个行为都必须根据它的动机和效果来加以判断。 否定关于一切革命者（理论上和实践上）必须步调一致的要求，标志着南斯拉夫政治思想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受到坚如磐石般的团结的迷惑。《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就相信，无产者的团结是能够动摇强大的和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唯一社会力量。 然而在1948年，团结的道路上出现了新的情况。显然，抽象地要求团结纯粹是形式，问题是团结要具体地建立在确定的原则和政策基础之上。这些原则和政策，通常或者是由一个有权威的中心强制推行的，或者是一些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协商一致的。在这个选择中，只有第二条道路能够促使有关各方获得较大的自由、自主和自决的权利。由于各个社会集团或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条件，相互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歧，但这些分歧并不必然导致整体的瓦解，相反，分歧往往能有助于整体的丰富，提高它的创造性和加快它的发展速度。一元论和多元论相结合、统一原则和个别原则相结合，这就是南斯拉夫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一个根本特点，尤其是“实践派”发展的根本特点。 五十年代是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时期，是客观评价哲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各种其他思潮的时期，也是制订新的哲学理论基础的时期。这种新的哲学，虽然保持了马克思的传统，却明确地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模式，与此同时，它竭力把马克思逝世后在哲学和文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吸收到南斯拉夫的哲学思想中来。 从这种新的远景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对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手稿进行深人的研究，打开了通往揭示一种深刻的、复杂的、人道主义的哲学的道路。然而，长期以来，这种哲学却被当作黑格尔的思想，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或者忽视它，或者抛弃它。看来，马克思探讨过的一些问题——实践、存在与本质的冲突、人的真实需求与基本能力、异化、解放、劳动与生产等等，不但不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胡思乱想，而且预示着他成熟时期所从事的全部研究，它们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也是整个过渡时期的关键问题。 不要很长时间就会明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没有给当代的问题提供答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却发生在东方落后的农业社会，对此应该作何解释呢？如果在一场表面的革命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官僚社会，这种革命算是什么革命呢？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呢？国家的消亡意味着什么？一个不是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怎么可能运转呢？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所指的应该是什么？既然说有异化，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说人的本质是普遍的，历史又怎么可能解释得通？如何克服相对主义？如果人是“实践的存在”，而实践又首先是劳动与生产，实践这一论据怎么能是评价的标准？怎样才能把决定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历史进程受人类意识和人类意志的独立规律所制约）和自由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人类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协调起来呢？关于总体、发展、自我实现、否定、超越等规范的辩证法概念，它们的价值哲学的基础是什么？怎样理解物质范畴，才能既不放弃唯物论又不陷入康德前期的绝对二元论？以上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和辩论。提出一些正确的问题一方面促使打开对整个现代文化的眼界，另方面又促使建立一个能够努力从事集体的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团体。 在战争和政治革命刚刚过去、正统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西方的文化几乎在各方面都被看作是颓废的和走向衰亡的文化，唯有像精确科学和技术这样一些从意识形态方面说来属于中性的领域才是例外——五十年代初年，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就变得多种多样了。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冷战最严重的时期，也是麦卡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实际上也是反对一切外国科学和文化的时期，那时，意识形态的歧视和偏见真是达到病态的地步。相反，在南斯拉夫文化生活中，美学标准和知识标准却代替了意识形态标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被当作对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艺术的一种讽刺而加以抛弃。音乐、绘画、雕塑、文学以及其他各个文化领域相继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诸如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些当时被怀疑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学科，研究的方向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人们接受了经验主义的某些原始形式，而这些形式当时在西方已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了。 在哲学方面，对西方各哲学流派提出的基本假设进行全面的批判虽然仍在继续，但这种批判并不排除对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等哲学具体贡献的真正兴趣。在这些哲学的影响下，人们对语言哲学、科学方法论、价值哲学、哲学人本学和伦理学——这些不属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范围内的问题和学科——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在1948年以后的过渡时期中，出现了知识分子从事集体研究的好现象。1950年，塞尔维亚哲学学会成立了。在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里，也相继组织起了哲学学会。在1958年后，南斯拉夫哲学协会也成立了。 50年代期间，针对当时的基本问题，曾举行了几十个报告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哲学的本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意识形态、异化、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些讨论是在完全自由和极其诚挚的气氛下进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间展开真诚对话的气氛下进行的。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一派人选择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说，他们仅限于从字面上去捍卫和证实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些经典作家的著作，另一派人则反对一切正统观念，强调要发展这些经典中对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革命性的东西。 前者引证自然科学的哲学，并且试图利用这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就来重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观点。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马克思那些人道主义的早期著作不在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内。因此，他们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仍然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他们的研究提纲的主要目标是要提出关于自然界、社会、人的思想的最普遍的规律。这实际上也是整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纲领。 后者则对“辩证唯物主义”持否定态度，因为“辩证唯物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和本质上保守的思想倾向，它至多只能促使现有科学知识的普及化和系统化，而无助于创造一种真正的时代意识，以便把实际的社会力量引向使这个世界得到解放并实现人道化的方向。从这个观点看，哲学的根本任务则是：为全世界的彻底解放创造人的历史条件和可能性。 在这个人道主义思想倾向的内部，一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意见：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科学；另一部分人则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本质上是革命的空想。前者认为，教条主义的根本局限性在于，它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为了解除马克思学说的这种神秘色彩，他们主张不仅需要重新研究和重新解释经典作家的原著，而且在对现代问题的研究中要求具有高水平的客观性和批判性，从而恢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调整先验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把人看作是“实践的存在”，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根据关于历史条件和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知识而建立的、克服了异化的人类共同体）。他们认为，马克思已经超出了纯哲学范围并且建立了一个囊括全部社会现象的社会理论。为了从事这样的研究，就要制订出一种普遍的批判性质的研究方法。 根据后一部分人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根本局限性在于，它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变为一种几乎是客观的科学。科学的本性就是把整体分成部分、实行计量、把人降低为物，研究平衡而不研究变化、并把变化只看作是不变世界中的位移。因此，必须把哲学与科学明确地区分开来，把在研究人的异化问题和人的解放问题上用不上的科学搁置起来。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青年时代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关于未来和关于可能的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激进的，因为它意味着要推翻现实的存在。由此，科学知识就被束缚在真实存在着的客体的框框之中，这就是科学知识因循守旧的根源。 虽然这两派的代表们每次会面都发生冲突（在某些问题上他们仍旧得不到一致意见），但他们无疑也在相互影响，相互谅解的苗头已经呈现。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是他们都坚决批判教条主义，拒不接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观点，是他们对贯穿于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人道主义的赞赏，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本身、对马克思的遗产和对现实所采取的批判态度。 1960年8月，南斯拉夫哲学协会在贝尔格莱德组织了一次关于“主体与客体问题、实践与反映论”的专题讨论会，在这次会上，人道主义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辩论。 在这场生动并具有戏剧性的辩论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试图挽救反映论－这是由苏联哲学家们和保加利亚哲学家托多尔·巴甫洛夫所阐发的认识论的关键。对这一理论最主要的异议是：首先，这一理论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经验，并且回到了十八世纪关于自在的物质客体和精神主体的二元论。其次，所谓“反映”是一切意识的基本属性，这个假设有一点教条主义的味道。如果精神的产物根据定义是现实的反映，也就是真理的反映，那还怎么去怀疑精神的产物呢？再者，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意识不但不消极地伴随和复制物质过程，它往往会先于物质过程而出现，并反映还没有存在的物质客体。先假设这里的反映是指创造性的反映，然后用这和假设来给反映论下定义，这种做法使人想到是达成一种默契，使人可以把反映的概念扩大到变得毫无内容的程度。 在这场辩论中，占优势的意见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范畴是人类自由创造活动的范畴。自从人们证明了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这两个范畴可以从实践的概念中派生出来以后，关于这两个范畴的二元论就已经过时了。当我们赋予我们所说的客体以某种意义时，得到意义的并不是这些客体本身，而是人的历史世界的客体，这些客体被人的实践活动所改造，受“以往”的知识、受语言、需要以及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的全部文化所调节。主体不仅是反映外部现实的焦点，而且是复杂的、历史的活人，他不但注意行动的后果并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也预见着尚未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反映这个范畴才具有意义。不过，目前实际上已经确证，某些精神产物在物质现实中有它们先前的对应物，这些精神产物能被认为是反映吗？ 贝尔格莱德的争论，标志着根据积极的精神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制定理论根据的时期结束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全部退出了哲学协会和哲学期刊，他们六十年代期间在哲学界只起微乎其微的作用。另一方面，人道主义者们想到，在回答了根本性的问题以后，在具体的行动方面迈开前进的步伐就成为必要的和紧迫的事了。一旦人们清楚地看到，革命哲学的作用不应只限于对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论这种现实是社会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革命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揭示现存社会的局限性以及克服这些局限性的历史可能性，人们就会觉得必须在实践指导下从事具体的社会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来超过原有的批判理论。如果批判只限于对现代世界异化现象作泛泛的分析，那批判也成为异化了的批判，因为它只是在思想上，而还不是在现实中肃清异化。另一方面，具体的批判不能只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许多异化形式——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被统治阶级少数人所占有、政治异化与国家权力、民族主义，特别是劳动的专业分工、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少数人与从事下贱的机械劳动的多数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在革命后的社会里也还存在。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世界才有异化，这等于用一种与革命活动风马牛不相及的、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语言来谈论自己本身的问题。真正的哲学批判必须是具体的，就是说，它必须从自己直接的意识形态领域出发。 这个新方向，是1962年在斯科普里召开的南斯拉夫哲学协会年会上以及在一本题为《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文集里明确提出的。这本论文集收集了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哲学家（苏佩克、彼得洛维奇、弗兰尼茨基、康戈尔加、马尔科维奇、科拉奇、克来希奇等）的一些论文。 1963年至1968年间，举行了一系列极其活跃和卓有成效的哲学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进步、自由与民主的概念，对职业政治工作人员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现存的自治形式局限性的分析，关于在由政治控制的社会中对市场经济和对人的全面发展批判，社会主义新批判的性质。 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在社会批判的发展中曾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与一部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弗洛姆、马尔库塞、布洛赫、哈贝马斯、戈德曼、曼德尔、博托莫尔、卢贝尔、K·阿克塞罗、S·马列特、M·柯拉科夫斯基、科西克、格洛恩、隆巴多、哈迪斯、赫勒、弗来歇尔、瓦尔托夫斯基、图凯尔、比恩鲍姆等）都来这里聚会。曾创立了科尔库拉中心的那一派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苏佩克、彼得洛维奇、弗兰尼茨基、坎格尔加、戈里奇、宾亚克、库瓦茨奇；马尔科维奇、塔迪奇、库拉克、克来希耶、米利奇、斯托扬诺维奇、戈鲁鲍维奇、契沃塔克）又创办了《实践》杂志，该杂志的创刊号是在彼特洛维奇和苏佩克的主持下于1964年问世的。当时，南斯拉夫哲学学会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杂志——《哲学》是对各种哲学问题和各种哲学派别全都开门的一个学术性刊物。1967年成立的新编委会使这个刊物带上了政治倾向性和批判的性质。从《哲学》杂志选出来的一些文章与《实践》杂志的文章一起刊登在《实践》杂志的国际版上。 3．1964年至1794年间在当局不断增加压力的情况下“实践派”的发展。 由于“实践派”的成员大部分都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并且由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同南斯拉夫五十年代的总政策相吻合，所以官方对这份刊物还没有什么直接的不利的反应。“老大哥”的眼睛密切地注视着我们，每次哲学会议都有“情报员”参加，他们把会内（与会外）听到的话写成详细的报告。1957年，鲍里斯·齐赫尔利用苏南关系有所进展的那个短暂时期，在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长篇的文章，攻击“修正主义者”。他的论据主要是：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加批判地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并且企图把西方哲学家的某些观点塞进马克思主义中去，从而造成了思想混乱。然而在当时，完全可以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一篇长文进行答复，许多不喜欢齐赫尔的人都了解，党不再支持齐赫尔了。 主要的领导人带着复杂的心情听了布莱德讨论会的录音。他们对平庸无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抱幻想。但他们对非正统派在搞什么名堂抱有怀疑。非正统派似乎有点“唯心主义”的色彩，他们要求实行完全的自主和自由思想，他们异乎寻常地胆敢事先不向领导请示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示自己的立场，他们的过分积极似乎忽视现实条件，他们的人道主义由于某些原因似乎成了“杰出人物统治论”。60年代期间，人们已经习惯地把这股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称为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个“贬义”词的真正意思是：哲学家们并不实际地支持党并同党合作，从而在此时此地建设起新社会，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诸如异化、人性、实践、解放、自我完善、什么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这类抽象的问题，而马克思也只是在其青年时代著作中才对这些问题作过探讨。政治家们并不懂得，这种在当时相对地没有危险的抽象人道主义，当它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出现时，就会引起重大的麻烦。 自1963年以来，“实践派”的哲学家们发现：在南斯拉夫社会里依然存在着两种异化形式（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工人阶级还受到新生的技术官僚的剥削；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使原来的资本与劳动关系重新出现；自治只是在企业、共同体和地方组织这些低级部门中得到了建立；因此，自治的发展要求逐步取消职业警察，在地区、共和国和联邦各级建立工人委员会；真正人人当家作主的民主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实行全面的民主化，随后则是党的消亡。 1963年至1968年间，人们竭力动员忠诚于党的理论家对这些批判进行意识形态的反批判，但是，愿意这样做的大学教师寥寥无几，而且他们的论据又软弱无力。他们说：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怎么可能自己剥削自己呢？马克思对市场的批判在原则上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适用；攻击官僚主义无非是无政府主义者向有组织社会的进攻；批判现有水平上的自治，就是批判自治原则本身，因为在地区一级的和联邦一级实行自治无非是墨守成规的一种表现形式；党的民主化（即允许少数人继续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就等于允许在党内组织宗派等等。 1968年是一个转折点。6月2日和3日，贝尔格莱德的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自6月3日至10日，学生们占领了该市各大学的校舍。接着，类似的事件在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大学随之发生。这些都是战后南斯拉夫社会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的起点。那些批判现制度的理论家们越发被怀疑，似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众闹事的根源。 为此，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这些理论家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对“实践派”的成员。他们有的被撤销了重要的社会职务，有的被开除出党，他们的组织有的被解散，有的组织经费被彻销或被降到最低水平。此外，最高层的领导还要求把那些对大学生影响最“坏”和最“恶劣”的哲学家开除出大学，特别在贝尔格莱德。在这种情况下，“实践派”之所以能够继续活动和继续出版他们的刊物，并在一定的意义上继续在南斯拉夫的哲学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这完全是各种情况的巧合： （1）1948年以后，民主化在南斯拉夫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千百万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都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再想倒退回去是不可能的了。青年人和新的一代的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染上任何意识形态的狂热，他们拒不接受斯大林主义。当采取的措施多少使人想起过去常用的行政命令时，在执行过程中就遭到了抵制。虽然在属于最高政治机构里的各个组织里很少实行自治，但自治在社会各基层组织里，即企业里和大学各科系里，毕竟已成了现实。否定工人委员会对有关内部组织和人事政策的决定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触犯宪法。 （2）1948年至1968年间，“实践派”有充裕的时间确定自己的学术声誉和政治声誉。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的一般老百姓也容易相信，他们受到国内外各种敌人的威胁。但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是，南斯拉夫的老百姓不是那么轻易就相信，有些社会主义者会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或者实际上从来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能相信，为了迎合党的某种奇怪和不可思议的利益，任何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别人要他承认的东西。因此，给哲学家加上的诸如“无政府自由主义者”、“反对派”、“极端主义者”、“自治的敌人”等形容词，实际上只是恼怒的表现，而不是事实。我们还要指出，“实践派”对于保持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它的消灭必然会使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尤其是克罗地亚共和国）和亲斯大林主义者的力量（特别是塞尔维亚共和国）抬头。这两股危险的保守势力当然随时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同“实践派”算账并为党助一臂之力。但是党并不信任这些同盟者。因为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思想状况并不相同，所以，力图保存国家联邦结构的政府很难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对“实践派”施加的压力协调起来。例如，克罗地亚当局不能把“实践派”成员的教授们开除出大学，而把几十名在1971年参加过民族主义运动的教授留下。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当局很难把“实践派”的教授从贝尔格莱德大学开除，而犯有同样“错误”的教授却继续在萨格勒布大学任教。 （3）南斯拉夫想保持它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各地所取得的声望，而且同非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政治和经济关系对她说来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些关系由于1972年的事件多少受到了损害。对国内自由的任何限制，对知识分子的任何镇压措施都会被解释成是重新回到斯大林主义去的明显征兆。这就会把多年来推行的一贯政策（不结盟和向世界开放）而取得的成就尽数葬送。 （4）“实践派”不仅内部异常团结，而且他们同大学其他教师也很团结。当局使用的方法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这些方法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已久经考验这些方法主要就在于破坏被迫害者的斗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局对可能同情“实践派”的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利用开会的机会并开动宣传机器进行粗暴的攻击，禁止刊物出版，以关闭（大学的）各科系相威胁，制造某些人是外国豢养的间谍的谣言来混淆视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尽管如此，他们保留了实行和解的一点回旋余地。也就是说，只要“实践派”改变政策，他们的刊物仍可继续出版；属于“实践派”成员的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仍将担任教职，但他们不能继续授课；或者，错误最严重的（两名教授）必须辞职，其他六人可以留任，等等。 这套把戏早已为人所皆知，所以惯用的花招也全遭破产；“实践派”没有犯通常易犯的那些错误。无论在学派内部，在学派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或在教授与学生之间，人与人的关系并未受到损害。在长达六年之久的严酷压力下，这些关系反而更加巩固。几所主要大学——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大学——学生的支持，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生们曾威胁说，如果有人敢碰一下他们的教授，他们就要举行罢课，而在具体的经济形势下这样的罢课会演变成什么性质就很难预料了。 由于以上的原因，1968年以后，“实践派”的活动虽然有所减弱，但却从未中断过。一部分著作照常在出版。《哲学》和《实践》杂志也继续发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讨论会继续在举行。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同部分合作者一起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规划。自1971年起，该学院配合《哲学》杂志以及塞尔维亚哲学协会，就当代的理论，每年组织一次年会。这些年会是在相当紧张的气氛下举行的。1974年2月，当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警察搜查了与会者的房间，没收了准备用以发表会议文件的录音磁带。诗人德·依戈雅托维奇（与会者之一）由于向会议通风报信而横遭逮捕，并被判处三年半徒刑。 4．“实践派”的基本观点 （1）哲学观“实践派”的哲学家们不仅研究的专题不同，而且他们的基本观点也不同。因此不应该把他们看作一个铁板一块的哲学学派。使这些哲学家统一起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而不是理论学说。然而，这并不排除他们可以提出某些取得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基本观点。 例如，就哲学的性质而言，“实践派”成员们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造就一种能够指导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全部活动的总体性的批判意识。由于这种意识是总体性的，它有别于各不同科学学科零碎不全的知识；由于它是批判的，它不仅仅是各实证科学知识的总体。 可是，当人们着手确切地规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分歧就出现了。彼得洛维奇、坎格尔加和日沃提奇认为，可以有“纯哲学”的存在，即可以有先于科学和完全独立于科学的哲学。根据马尔科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的意见，在马克思的传统里，哲学不能是“纯粹的”；它是从先验的抽象观点出发，向着日益丰富的、力图囊括当时全部科学知识的理论而发展。 （2）哲学的出发点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正统观点，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这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是抽象的、非历史的、二元论的观点而被摈弃。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在造就一个比较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保证人的完善。这个基本哲学假设的内在含义是说，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人能够从事改造世界、发挥人潜在的特殊才能并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这类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的根本潜能就是实践，但在某种不利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潜能的发挥会受到阻碍。个人的实际存在和他潜在本质之间的差距，即人的本质和他可能的存在之间的差距，是由异化造成的。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分析，并指明使人在实践中能够完善自己的实际步骤。 这就是为人们所一致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据。当然还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在不同的著作里来探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简单地列举一下我在各篇论文里提出的几点见解。必须把实践同关于实践的纯认识论范畴区别开来。实践的纯认识论范畴只是指主体变革客体的全部活动，这种活动是可以被异化的。实践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理想活动的目的在其本身，它具有根本的价值，同时也是对其他一切活动形式进行批判的标准。 不应该把实践同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起来。劳动和物质生产属于生活必需的领域。人类的生存有一些必要条件，例如不同的分工、老一套的活动、从属关系和等级制度。只有当劳动可以让人自由选择并让每个人表现自己和完善自己时，它才成为实践。 如何理解人类的潜在活动能力呢？这种活力应该是普遍的——否则，就没有一个普遍的批判标准，哲学则也就成为相对的了——这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的潜在活动能力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历史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并成为一系列变化着的简单现象。唯一可能的解答，就是把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理解为潜在的察赋，它是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并且它只能缓慢地改变，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适应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新潜力所代替。 但是，人性只是由创造、思考、交往和群居等“实证性”能力所构成的。怎样证明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正确的呢？人类历史中的苦难与罪恶又作何解释呢？唯一的解答还是要对马克思的乐观主义有所割爱并容纳关于人性两极化观点。作为数千年阶级社会生活的结果，人也接受了一些潜在的消极品性：侵占、利己，贪婪、权欲和破坏性。所有这些品性都是对人性概念的写照，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哪些潜在品性占优势，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这取决于他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因此，当一位哲学家提出关于人性的一种规范性的集体概念时，这意味着他具有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他已建立起这种生活方式所特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使得受他的规范概念所肯定的那些“积极的”潜在品性占优势，而使那些不受欢迎的“消极的”潜在品性受到压制或逐步改变成为社会所能接受的形式。 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把真实的需求（真正的）和虚假的需求（人为的）或真正的自我完善和虚幻的自我完善作出区分。这里，真理的概念比一般的认识论概念更为广泛。关于真理的概念，一方面是要与直接现实相一致（真理的描述概念），另方面则是要与理想的规范和基本的可能性相一致（真理的规范概念）。 （3）哲学的方法“实践派”的哲学家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和进行密切的合作，他们必定有某些共同的方法论公理。但是要确定这些方法论公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使南斯拉夫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团结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拒绝正统的辩证观念。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相信，他们能够继续恩格斯的研究并能够找到关于（由黑格尔揭示并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作了“唯物主义”阐释的）“辩证法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与质转化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新的科学证明。 根据这种理解，辩证法就成了固定不变的和徒具形式的方法，变成了一劳永逸地和先验地固定下来的准则，这样的堆则适用于任何特定的场合，无论是天体力学或革命的历史。“实践派”的某些哲学家在否定关于辩证法的这种解释的同时，丧失了对哲学的一般方法问题，尤其是对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兴趣。结果在他们论述两分法的著作里，对立面之间缺少了媒介，并且，他们有把人的本质、异化、革命、人类共同体这样一些关键性概念看作是超验概念而不是看作历史范畴的倾向。 “实践派”的另一些哲学家则把具有决定意义的方法问题看作一种理论方向。他们坚信辩证法是哲学批判的好方法，他们一方面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著作中的内在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其他方法（分析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进行批判的考察，努力发展辩证法。同其他方法不同，辩证法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下述这些规范淮则： ①必须把现实理解为一个具体总体，而不能理解为彼此孤立的各部分的组合，通过这样的研究，人们发现辩证体系不仅可能被修改，而且还有发生彻底变化的可能性。 ②实行两分法，这只是概念在探求真理过程中的最初摸索，只有更为深刻的分析才能揭示对立面之间的中间环节； ③研究对立面当时的结构关系和它们的结构关系，必须以研究它们的历史关系为补充。对象表面的静止状态，不过是其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只有在对象的起源和它未来的可能性的启示下，才能完全理解对象。 ④推动一切事物运动的动力，是事物内部的各对立力量和趋势的冲突。推动思维活动的动力，是矛盾的发现；所有的问题无不是这样的或那样的矛盾。解决问题，也就意味着把矛盾搞清楚； ⑤同物质（以及已被物化了的有关人的事物）世界严格的外在规定性不同，人类的独特活动—实践的特点表现为自决，就是说，人有意识地、协调一致地投身于实践中去，并通过实践去实现由他自由选择的特殊可能性； ⑥使对象发生根本性质变的原因，是对象突破了对象内在本质的局限（否定之否定）。 根据这种观点，辩证法既不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精神的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性结构，而是在历史上属于人类实践的一般结构，是人类当时基本的批判观点的一般结构。这种批判观点同正统观点不同，它允许发展：在这种方法的帮助下设计或创造出一个对象，这同时也使这种方法得到充实和变得更加具体。 （4）有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哲学的问题从实践的辩证法的观点看，这绝不意味着存在自在的现实、自在的真理或白在的价值。当然，必定先存在一种有结构的现实。不假设这种现实的存在，就不可能懂得何以会有一种有组织的、协调的活动。我们所能认识和具体说明的一切物质的和文化的现实，都由我们的实践活动所历史地规定的特殊条件联结起来。 由于同样的理由，承认自在的真理，这就或者是把认识论范畴（真理）同本体论范畴（事实）混淆起来，或者假设有某种超人的意识的存在。真理作为价值尺度，是个人的范畴和历史的范畴。 自在的价值也是同样。自在价值赖以存在的观念的和非历史的世界是没有的。胡塞尔的所谓第三世界是虚无的。尚未为人类认识的世界是盲目的、无意义的，无真理的和无价值的世界。对象和过程只有当它们同人类的需要发生联系时才有价值，它们也是历史的产物。 以上的方法是，把人类特有的产物列入到先验的和超人的范围中去，与此相反的方法则是把这些产物贬低为简单的物，也就是使它们物化。在本体论中，物化一词就是倾向于认为，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是某种客观的原始结构的一种次生现象，例如：存在物，物质、自然界，不依人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然而，在人类的世界（即哲学所探讨的世界）里，所有客观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全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同人类活动发生关系。例如，支配历史进程的诸规律，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每次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的相对固定的模式。但是，有意识的主体可以改变这些条件并改变行为的模式。在认识论里，所谓物化就是倾向于把自然科学的模式看作是一般知识的范例。把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和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中去，不仅导致庸俗的简单化，而且也造成机械的、不动脑子的和没有创造性的人云亦云。人类行为的所有这些物化形式（它们是异乎寻常的非人环境造成的后果），被说成是存在的天然形式。同样，在价值哲学里，物化是以行为主义的形式而出现的，它把人有意愿和有目标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对刺激的反应，从而把关于价值的一切争论都贬低为陈旧过时的，非科学的理论思辨。这样的现实可以得出以下有趣的结论，即人的生活在外表上同老鼠、鸽子的生活是类似的。当价值哲学探讨人类特有的活动，即自由、创造和具有想象力的活动时，便惨遭破产了。例如，没有任何一场革命是可以用机械论或行为主义的假设和语言所解释得通的。 （5）有关社会实践的问题建立在实践概念基础上的哲学，自然要关心它的原则的实际结果，何况，从根本上说，这是为检验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这一观点所必须采取的步骤。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什么社会组织形式能使人类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创造能力，并成为满足个人和社会团体真正需求的手段？ 同那些不懂得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的哲学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相比较，上述问题更具有普遍性。关于私有制、资本、资产阶级国家，以及所有其他有关特定社会制度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人，他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人究竟是利用了还是浪费了自己丰富的潜能？ 在这个根本问题里（其所以是根本的，因为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人），批判研究的根本目标是要发现哪些社会制度和特殊社会结构在损害人类，阻碍人类的发展并把简单的、容易预测的、无聊的和刻板的行为模式强加给人类。因此，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如果又是从一种特定形式（社会主义）的观点，抽象地否定另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形式（资本主义），那么这种批判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批判。彻底的、全面的批判的根本立足点是要指出，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形式。因此，由私有制产生的典型的人是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只顾自己私生活的人劳动按行业分工使具体的个人固定地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只能利用了他们的部分潜力；市场对生产的调节，使生产者和产品降低为简单的商品，使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成为追逐利润，使生产成为受盲目的经济力支配的无法控制的竞争过程；国家把公民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使有关社会普遍利益的决策中心变成了为少数异化了的杰出人物所控制的职业活动；党成了缺乏平等和缺乏真正民主的、等级森严的政治组织，它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强制性的纪律，制造并保持一种人为的统一意志和虚假的自觉信仰的统一。 辩证法方法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实践问题，就是把作为抽象否定的批判同作为具体否定的批判严格区别开来。前者的目的是彻底摧毁被批判的对象，而后者的目的是铲除被批判对象的基本局限性方面而保留其他方面（所有制、成分、结构），即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是“不断地批判一切现存的现实”（“实践派”的研究方法具有这种特征，因而激怒了官僚主义集团），而另方面这种批判并非要破坏批判对象，而是要扬弃它。扬弃在历史上的实际形式就是革命。就一次社会革命而言，其标志并不在于使用暴力、取消政府、夺取政权和经济崩溃。马克思曾讲过，社会革命可能在英国、荷兰和美国以和平方式进行。他也曾清楚地写道：“夺取政权只是社会革命漫长过程的序曲”，他认为（与社会革命有别的）政治革命具有“狭隘性”，并且必然导致少数杰出人物的统治。经济崩溃并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新政府所必须采取的经济过渡措施时曾作了描述。这些措施是谨慎的和渐进的，并且力图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革命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①社会经济形态的观点。每个社会都属于具有结构特性的某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 ②基本的内在局限性的观点。结构上的特点干扰和阻碍社会的历史潜在力量的发展和实现（例如私有制阻碍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合理协调）。 ③扬弃的观点。变革的实现无论通过使用暴力，通过彻底改变现状或通过一系列逐步的改革，扬弃的观点在变革中始终存在着。唯一重要的条件，就是消除有关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基本的内在局限性。 从这个观点看问题，二十世纪的任何一次革命都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迄今为止在苏联、中国、古巴、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革命，无非是革命的第一步，或是业已流产的革命尝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未被真正的公有制所扬弃，相反却变为国家所有制或统治集团所有制。劳动的专业分工还广泛地存在，而且，劳动还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样工时长、单调乏味、使人变得迟钝愚蠢或被白白地浪费掉。市场不再是生产的唯一调节者；它已被国家计划所取代，但是后一种方法还远不是合理的和民主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以利润为杠杆。资产阶级国家没有被一系列自治机构所扬弃，却被改组成为一个官僚制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允许在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里有较大的民主权（例如在南斯拉夫），或者只允许较小的民主权（例如在俄国）。党日趋像资产阶级（类型）政治组织那样永久存在下去。就党的社会成分（一般党员和领导）而言，党的确日益向工人阶级开门，但党的组织始终还像过去那样专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意识形态灌输也更加严厉。看来，一党专政不比资产阶级的多党制优越。只有当权力的一切垄断被粉碎，当国家、政党这些专制的、实行等级制度的机构逐步消亡、并被社会各部门的生产者和公民的自治协会取代时，政治异化的克服才能真正实现。 所有这些观点，都被自称维护马克思和南共联盟声望的某些政客指斥为“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共联盟正是依靠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才吸引了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一代游击战士反对斯大林统治的，同样，南共联盟在1958年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的也正是这些思想。 “实践派”的弥天大罪似乎正是他们过于把这些思想当真了。 注释： [1]据圣经传说，非利士人歌利亚向以色列的勇士骂阵挑战，为以色列王的小儿子大卫所杀。参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译者注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52] （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不久以前闭幕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国际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头五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一国际时期（1866—1872年）召开的，马克思领导了第一国际，他试图（照倍倍尔的恰当说法）自上而下地确立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各国社会党没有团结起来、巩固起来以前，这种尝试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国际是在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的。以后在布鲁塞尔（1891年）、苏黎世（1893年）、伦敦（1896年）、巴黎（1900年）和阿姆斯特丹（1904年）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新的国际依靠各国坚强的党，完全巩固下来了。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代表共884人，他们来自欧洲、亚洲（日本，部分来自印度）、美洲、澳洲、非洲（来自南部非洲的代表1人）的25个民族。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第二国际已经完全巩固，标志着国际代表大会已经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在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形式上对各国并没有约束力，但在道义上却意义重大，以至不遵守决定的情况实际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恐怕比各国党不遵守本党代表大会决定的情况还要罕见。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使法国社会党人联合了起来，大会反对内阁主义的决议[53]真正体现了全世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意志，确定了各国工人政党的政策。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成了确定社会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最高机关。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更加坚定地确定了这条反对机会主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关于这一点，克拉拉·蔡特金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工的刊物《平等》（《DieGleichheit》）杂志[54]说得对：“在所有问题上，某些社会党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由于各国社会党人的合作已经得到了纠正，这些党已开始采取革命的路线。”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动摇不定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证实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深刻的见解。1886年4月29日，恩格斯在给第一国际老战士左尔格的信中写道：“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刺激是不会没有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71页。——编者注］ 在斯图加特，并不缺乏法国竞争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确实必要，因为德国人当时表现得很庸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国的自由派（而且不仅是自由派）正在拼命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说成值得仿效的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有头脑最杰出的思想领袖们自己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丝毫不顾面子，坚决地指出来，引以为戒。克拉拉·蔡特金的刊物写道：“在阿姆斯特丹，德累斯顿的决议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议会上一切争论的革命主旨，而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在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佩普洛夫在侨居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和大卫〈我们还要加上伯恩施坦〉在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都是些刺耳的机会主义的不协和音。这一次德国代表在大多数委员会内，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成了机会主义的首领。”卡·考茨基在评价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一向所起的实际上的领导作用，这次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现在来探讨一下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关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内未能消除意见分歧。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是由大会自己解决的：127票赞成，108票反对，10票弃权，革命派获得多数。我们顺便指出一个可喜的现象，俄国社会党人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一致本着革命的精神投了票。（俄国共有20票，其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0票，波兰代表除外；社会革命党人7票；工会代表3票。其次，波兰共有10票：波兰社会民主党4票，波兰社会党和波兰非俄属部分6票。最后，芬兰两个代表共有8票。）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委员会内形成了机会主义多数派，在决议草案中出现了这样的离奇古怪的句子：“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有一位美国代表说，这是倒退到罗斯福那里去了。用“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在殖民地进行切实的改良工作之类的任务来替这种倒退辩护的尝试是十分不妥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反对在殖民地也要进行改良，但是这同削弱我们反对对其他民族征服、奴役、施加暴力和进行掠夺的“殖民政策”这一原则立场，没有也不应有丝毫共同之处。一切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既适用于宗主国，也适用于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极其混乱的。大会从决议中删去了这句话，而且比过去的决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我们俄国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赞成非党的工会，即肯定了我国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批人主张工会中立的立场。伦敦代表大会在主张党的工会，反对工会中立方面前进了一步。大家知道，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部分工会中，特别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不满。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实际上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工会应该中立呢还是应该同党更加接近？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表示赞成工会同党更加接近，对这点读者只要读一下大会的决议就会相信的。决议根本没有谈到工会应当中立，也根本没有谈到工会应当是非党的。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坚持工会同党接近，反对倍倍尔的中立主张，所以他向莱比锡工人作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时（1907年《前进报》[55]第209号附刊），完全有权利宣布：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我们要谈的一切都谈到了。它永远否定了工会中立的主张。”克拉拉·蔡特金写道：“已经没有人〈在斯图加特〉在原则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趋势，即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各种组织尽量紧密地团结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力量。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同志〈应当说是孟什维克的代表，是他们派普列汉诺夫到委员会里去为“工会中立”辩护的〉和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借口他们国家的特点，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致行动这一坚决的政策……” 应该指出，普列汉诺夫这个不能成立的（蔡特金说得对）论据，就这样发表在俄国各家合法报纸上。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上借口说，“俄国有11个革命政党”；“工会到底应当同其中哪一个政党一致行动呢？”（引自《前进报》第196号附刊1）。普列汉诺夫这个借口，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俄国的每一个民族中，争取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都只有两个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56]，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即所谓“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57]，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和达什纳克楚纯[58]等等。出席斯图加特大会的俄国代表团也立即一分为二了。11这个数目字完全是随便编造的，是在蒙蔽工人。在原则上普列汉诺夫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任何地方，包括工会内部，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英国人虽然也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联盟（S．D．F．）[59]和“独立工党”（I．L．P．）[60]，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要反对决议。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遭到屏弃的中立思想已经给工人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危害，这点从德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中立思想在德国传播最广，运用得也最多。结果，德国工会的机会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以致象考茨基这样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的人也公开承认了这种倾向。他向莱比锡工人作报告时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代表团在斯图加特所表现的“保守性”，“只要看一下代表团的构成就清楚了。其中有一半是工会的代表，这样，我们党‘右翼’的力量，就显得比他们在党内的实际力量要大了”。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无疑会加速俄国社会民主党同我国自由派如此钟爱的中立思想彻底决裂。我们在保持必要的小心谨慎和循序渐进的态度、决不轻举妄动的同时，必须在工会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使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日益接近。 其次，关于侨居问题，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派鼓吹限制落后的没有觉醒的工人（特别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迁徙权。狭隘的、行会式的闭关自守精神和工联主义的排他精神使这些机会主义者意识不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启发和组织无产阶级中那些还没有参加工人运动的阶层。大会拒绝了一切这类企图。甚至在委员会中，主张限制迁徙自由的人也寥寥无几，贯穿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是所有国家的工人在阶级斗争中要团结一致的思想。 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只有来自半资产阶级的“费边社”[61]的一个英国妇女，主张可以不争取完全的妇女选举权，只要争取有限制的、有产妇女的选举权就行了。代表大会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主张女工在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时，不要同资产阶级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妇女联合，而要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联合。大会认为，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必须完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男女平权，不要贪图任何方便而歪曲这些原则。 在委员会内，在这方面发生了很有趣的意见分歧。奥地利人（维克多·阿德勒、阿德尔海德·波普）为自己在争取男子的普选权的斗争中的策略辩解，他们认为，为了取得这个权利，方便的做法是，在鼓动时不把妇女也有选举权的要求提到首要地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蔡特金，早在奥地利人开展争取普选权的运动时就反对这种主张。蔡特金在报刊上写道：无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应该的；奥地利人为了贪图方便，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牺牲了原则；如果他们也能同样坚决捍卫妇女选举权，他们就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鼓动的规模和加强人民运动的力量。在委员会里完全赞成蔡特金的，还有一位卓越的德国女社会民主党人齐茨。阿德勒间接为奥地利人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只谈到要进行不断的斗争来争取全体公民确实都有选举权，而没有谈到在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男女平权的要求）以12票对9票遭到否决。上面提到的齐茨在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同时在斯图加特举行）上的发言，最确切地表达了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观点，她说：“我们在原则上应当要求我们认为正确的一切，只有在斗争力量不足时，我们才接受可以得到的东西。这是社会民主党一贯的策略。我们的要求愈低，政府的让步也就愈小……”读者从奥、德两国女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次争论中可以看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稍微背离坚定的原则性的革命策略的言行，态度是多么严厉。 大会的最后一天，讨论了大家最关心的军国主义问题。声名狼藉的爱尔威为他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辩护，他不善于把战争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不善于把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工作联系起来。爱尔威的草案——用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表明他完全不懂得，采取某一种斗争手段并不取决于革命者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 爱尔威固然轻率、浅薄，热中于华丽的词句，但如果只是教条式地讲些社会主义的空泛道理去反驳他，那目光也就太短浅了。这个错误以福尔马尔犯得最重（倍倍尔和盖得也没有完全避免）。他这个人非常自满，醉心于老一套的议会活动，他大骂爱尔威，却不知道正是他自己的狭隘刻板的机会主义迫使人们承认，尽管爱尔威本人对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其思想中有一线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运动处于新的转折时，理论上的荒谬往往掩盖着某种实际的真理。问题的这一方面，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在发言中所强调指出的，他们号召人们不要只重视议会斗争方式，号召根据未来战争和未来危机的新情况来行动。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一起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案，在修正案中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这样一改，倍倍尔原来那个教条主义的、片面的、僵化的、可以作福尔马尔式的解释的决议案终于面目为之一新。决议案重申了一切理论上的道理，以教训那些为了反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的爱尔威分子。但是这些道理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辩护，去一味推崇和平手段，歌颂当前相对和平与平静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经验，要发扬运动中有积极作用的和创造性的方面。 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蔡特金的刊物，正是十分正确地抓住了大会反军国主义的决议中这一个最出色最重要的特征。蔡特金在谈到反军国主义的决议时写道：“这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TatKraft）和工人阶级对自己斗争能力的坚强信心终于一方面战胜了无能的悲观主义的说教和力图局限于旧的、单纯议会斗争方式的僵化思想，另一方面也战胜了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之流的愚蠢的反军国主义的狂热。由委员会和各国将近900名代表最后一致通过的决议，用热烈的词句表述了从上次国际代表大会以来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涨；决议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无产阶级的策略要有灵活性，要能够发展，能随着条件的成熟而更加锐利（Zuspitzung）。” 爱尔威思想被驳倒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机会主义是对的，而且也不是从教条主义和消极的观点来反驳的。迫切要求采取更坚决的和更新的斗争方法，这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完全承认的，同时也是与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危机的全部情况密切相关的。 不是进行空洞的爱尔威式的威胁，而是明确地意识到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坚定不移地决心斗争到底，准备采取最革命的斗争手段，——这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的意义。 无产阶级大军在所有国家中正在日益坚强起来。他们的觉悟、团结和决心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资本主义搞得自己危机四伏，有增无已，而这支大军必将利用这些危机来摧毁资本主义。 载于1907年10月圣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出版的《1908年大众历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79—89页 注释： [52]本文是列宁应种子出版社之约，为《1908年大众历书》撰写的。 《1908年大众历书》的编印是种子出版社利用合法形式刊印不合法材料的一次尝试。《历书》阐述了俄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活动、对外政策问题、工会活动、罢工运动以及农民状况，介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提供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革命斗争的大事记。为《历书》撰稿的除列宁外，还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亚·罗日柯夫、尼·尼·巴图林等人。《历书》印了6万册，只有几十册被警方没收，因而在工厂和军队中流传很广。——64。 [53]指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这个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67。 [54]《平等》杂志（《DieGleichh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双周刊，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后来也是国际妇女运动的机关刊物，1890—192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2—1917年克·蔡特金任该刊主编。——67。 [55]《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69。 [56]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全称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70。 [57]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即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即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是1900年秋天在国外建立的。这个组织就其提出的要求来说接近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1905年在部分农民中暂时有些影响，但很快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排挤，以后再未起什么明显的作用。——70。 [58]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是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特殊派”）。这个组织是亚美尼亚民族联邦主义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它象崩得一样要求实行联邦制的建党原则，并宣布自己是亚美尼亚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它借口“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条件”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辩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与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实行统一的决议。 达什纳克楚纯即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是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于1890年在梯弗利斯成立。党员中，除资产阶级外，民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占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受骗的农民和工人。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该党同社会革命党接近。1907年，该党正式通过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加入了第二国际。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他们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结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联盟，组织了外高加索议会。1918—1920年间，该党曾领导亚美尼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20年11月，亚美尼亚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什纳克党人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1年2月，达什纳克楚纯发动叛乱，被粉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该党在外高加索的组织陆续被清除。——70。 [59]社会民主联盟（S．D．F．）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70。 [60]独立工党（I．L．P．）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于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70。 [61]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1884年成立。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本卷第322—327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78—284页）。——71。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12月9日和1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12月9日和15日〕）一俄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地波及到愈来愈广泛的居民阶层，因而许多非党组织相继建立。对人们要求联合的呼声的镇压和迫害愈长久，这种要求也就愈强烈。各式各样往往没有固定形式的组织经常产生，它们的性质也是非常独特的，这里的组织不象欧洲的组织那样有明显的范围。工会带有政治性质。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例如罢工），形成了种种临时性的或者比较固定的组织的联合形式。这种现象有什么意义呢？社会民主党对待这种现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全体人民日益深刻地划分成各个阶级，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项工作在群众中的成效也就愈大。俄国目前的革命产生了而且正在产生许多非党组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是要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资产阶级制度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阶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革命是全民革命。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革命不是阶级的革命；当然不是这么说。但是，这个革命的矛头是指向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过时和就要过时的那些阶级和等级的，因为它们同资产阶级社会格格不入，阻碍这个社会的发展。既然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在它的一切基本特征上已是资产阶级式的，既然绝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都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生活，那么反革命分子自然是区区少数，同“人民”比较起来确实是“一小撮”。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性质必然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斗争的“全民的”、初看起来是非阶级的性质。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象其他国家的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比较不发展。诚然，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1848年的德国，更不要说1789年的法国了。但是毫无疑问，在我国，“文明”和野蛮、欧洲方式和鞑靼方式、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纯粹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说，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清除封建残余，既改善无产阶级的、也改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条件。其实，如果仔细看一看现在俄国每个工厂、每个办公室、每个团队、每个巡逻队、每个教区、每个学校等等提出的无数要求、委托和申诉，我们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纯粹是“文明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求。我想指出，这本来不是特殊的阶级要求，而是起码的法律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破坏资本主义，反而会使资本主义走上欧洲方式的道路，会使资本主义摆脱粗暴、野蛮、贿赂以及其他“俄国”农奴制的残余。实质上，无产阶级的要求在大多数场合下也仅限于这样一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完全可以实现的改革。俄国无产阶级目前的迫切要求不是破坏资本主义，而是为它扫清道路，促进和加强它的发展。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工人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在运动的最初阶段就自发地表现出来了，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还没有提出来，提到日程上的只是工人在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属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经济要求。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是在最低纲领范围内，而不是在最高纲领范围内进行革命的。至于农民这个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广大居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最高纲领”、他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地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农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不管这个说法在我们那些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温情的骑士的温情的耳朵听来是多么“逆耳”。当前的革命的上述性质使一些非党组织相继产生，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运动必然具有表面上非党性的迹象，即非党性的外表，当然只是外表而已。对“人道的”文明生活的要求、对联合的要求、对保护自己的尊严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笼罩了一切，联合了一切阶级，大大地超过了任何党性，激励着还远远不能提到党性高度的人们。由于对当前的、必需的起码的权利和改良的迫切需要，对以后的一切事情的想法和考虑都推迟了。对当前的斗争的热中（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使人们把这些当前的起码的目的理想化，把它们描绘得十全十美，甚至有时给它们披上幻想的外衣；普通的民主主义，即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被当作社会主义，被列入社会主义“范畴”。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非党的”；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构成一个“解放的”（实际上，是解放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一切的一切，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斗争中的先进作用，都带有轻微的“社会主义”的味道。在这种条件下，非党性的思想不能不暂时取得某些胜利。非党性不能不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因为时髦就是毫无办法地跟在实际生活后面做尾巴，而最“一般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就是非党的组织，非党的民主主义，非党的罢工主义，非党的革命性。现在试问，各阶级的拥护者、代表人物应当如何对待非党性这一事实，如何对待非党性这种思想呢？应当不是指主观上，而是指客观上，即不是指必须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而是指由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观点，必然形成对待这个事实的某种态度。二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非党性是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产物（或者也可以说是：表现）。资产阶级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因为在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们当中，没有政党就意味着没有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新的斗争。谁进行“非党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谁就或者是不了解自由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是把这个资产阶级制度神圣化，或者是把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把“改善”这个制度的工作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82]。反过来说，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制度方面，谁就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的思想。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的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在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的专制政府垮台以前，谁对专制政府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专制政府。在现代的欧洲，谁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谁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观点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统治地位，支持资产阶级在正在诞生的自由俄国中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是“冷淡”和“漠不关心”的，饥饿者在一小块面包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从来不愁面包，从未缺少面包，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场合。但是，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起来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忘记这个真理就等于实际上根本拒绝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俄国革命虽然还处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但是已经提供了不少的材料证明上述的一般看法的正确性。只有社会民主党，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一贯坚持严格的党性的。我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不能够容忍社会主义的党性，不想听到阶级斗争，这只要回想一下不久以前罗季切夫先生的演说就够了，这个人已经上百次地重复国外《解放》杂志和俄国自由派的无数附属机关报所再三重复的东西。最后，俄国各色各样的“激进分子”——从《我们的生活报》、“激进民主派”[83]到“社会革命党人”为止——的观点鲜明地表现了中间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土地问题上，就是说，在“社会化”（无须资本社会化的土地社会化）的口号中最明显地表现出，社会革命党人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了。大家还知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能够容忍，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性思想却不能容忍。在我们的文章中没有分析俄国各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纲领和策略是怎样反映出各阶级的利益的。这里我们只是顺便提一提这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我们应当谈一谈关于我党对待非党组织的态度的实际政治结论。社会主义者可不可以参加非党组织呢？如果可以，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呢？在这种组织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能绝对地和原则地回答说：不可以。如果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参加非党的（即或多或少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资产阶级的）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在民主革命时代，拒绝参加非党组织，在一定的场合下就等于拒绝参加民主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必须把这些“一定的场合”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他们只有在严格规定的、严格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因为，如果非党组织的成立，正象我们所说的，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太发展，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严格的党性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谁不履行这个义务，谁就实际上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不管他的“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信仰是多么真诚。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参加非党组织仅仅作为一种例外才是允许的。而参加非党组织的目的、性质、条件等等都应当完全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准备和组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自觉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可能迫使我们参加非党组织，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起杰出作用的这样的民主革命时代。例如，为了向没有明确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听众宣传社会主义，或者为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共同的斗争，参加非党组织可能是必要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参加非党组织是贯彻自己的观点的一种手段；在第二种情况下，是为了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而缔结的战斗协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参加都只能是暂时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在充分保证工人政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以及在被派到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当代表”的党员和党组接受全党的绝对监督和领导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当我们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的时候，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是有巨大的、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现在，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就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的活动提出报告，就这一活动的条件和任务提出报告，一切党组织就这一活动作出决议，这些都应当作为工人政党的日常活动。只有全党实际参加来指导这一活动，才能够切实地使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明显地区别开来。我们在非党的联合会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第一，利用一切可能性进行独立的联系，宣传我们的全部社会主义纲领。第二，从最坚决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观点出发，确定目前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提出民主革命中的政治口号，提出进行斗争的革命民主派（不同于做交易的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应当实现的改革的“纲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让我们的党员参加今天由工人建立、明天由农民建立、后天由士兵等等建立的非党的革命组织，并在其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完成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双重任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扩充和加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需要获得自由，以便进行推翻资本统治的无情斗争。载于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新生活报》第22号和第2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33—141页注释：[82]希腊的卡连德日意为没有限期。古罗马历法把每月初一称为卡连德日（亦译朔日）。罗马人偿还债务、履行契约等都以卡连德日为限期。希腊历法中根本没有卡连德日。因此，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就等于说无限期地推迟，永无实现之日。——127。[83]激进民主派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1905年11月成立。该派采取介乎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曾出版过一号《激进报》。该派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但也容忍内阁对议会负责的立宪君主制。在土地问题上，该派主张无偿没收国家、皇室、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而对私有主土地的没收则给予最低限度的补偿。1906年初激进民主派组织瓦解，其成员加入了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无题》周刊和《同志报》。——128。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论党的改组（1905年11月10、15、16日〔23、28、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论党的改组[61]（1905年11月10、15、16日〔23、28、29日〕）一我们党的活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已经争取到了。当然，这些权利是极不稳固的，如果指靠现有的自由，即使不是犯罪，也是愚蠢的。决定性的斗争还在后面，因此，必须把这个斗争的准备工作提到首要地位。党的秘密机关必须保存。同时绝对必须最广泛地利用现有的比较广泛的自由。除了秘密机关以外，绝对必须建立大批新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的（以及接近党的）组织。不进行上述工作，要使我们的活动适应新的条件以及胜任地解决新的任务，那是不可想象的……要把组织工作放到新的基础上，就必须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按照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即应在1906年5月召开，但是现在必须提前召开。如果我们不抓紧时机，就要失掉时机，就是说，工人们迫切要求建立组织的心情，将会采取不正常的、危险的形式表现出来，将会使那些“独立党人”[62]等等得到加强。必须加紧按照新方式建立组织，必须让大家讨论新的办法，必须大胆而果断地确定“新方针”。我深信，今天报上发表的、由我党中央委员会署名的告全党书所[63]确定的新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多数派”的拥护者，不止一次地说过，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条件下，“选举原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实际生活也证实了我们的话。在一些出版物中（见阿克雪里罗得为之作序的署名一工人的小册子，以及一封在《火星报》上发表并收入《工人论党内分裂》小册子中的署名“许多工人中的一工人”的信）从前的一些少数派拥护者也不止一次地指出，事实上过去从未实行过任何认真的民主化和真正的选举。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向承认，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如果需要证明的话，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就特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64]总之，任务很明确：暂时保存秘密机关，同时发展新的、公开的机关。如果运用到代表大会问题上，这个任务（具体实现这个任务，当然要善于实际运用和熟悉一切地点和时间的条件）就应该是这样：根据党章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时立即开始运用选举原则。中央委员会解决了这个任务，即委员会的委员——形式上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组织的代表，实际上是党的继承性的代表——作为有表决权的当然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全体党员选出的、因而也是正在加入党的工人群众选出的代表，中央委员会根据自己的权利邀请他们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其次，中央委员会声明，它将立刻向代表大会建议，把这种发言权改成表决权。各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是不是同意这个建议呢？中央委员会声明，它认为，他们无疑是会同意的。我个人也深信这一点。不可能不同意这种做法。决不能设想，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领导者不赞成这个提议。我们相信，《新生活报》详细登记的党的工作人员的投票，很快就会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还需要为这一步骤（为把发言权改成表决权）进行斗争，那么结果无疑也是这样的。从另一个角度，即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看一看这个问题。实现我们所提议的计划对于社会民主党有没有什么危险呢？可能有的危险是，非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群众一下子涌进党内来。那时党就会淹没在群众之中，党就不成其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进部队，而将沦为群众的尾巴。这无疑是一个可悲的时期。如果我们党有蛊惑人心的倾向，如果党性基础（纲领、策略规定、组织经验）十分缺乏或者薄弱、动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危险可能是很严重的。但是全部问题在于，这个“如果”恰恰是不存在的。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不仅没有过蛊惑人心的倾向，相反，我们一直在坚决、公开和直接地同那些稍微企图蛊惑人心的现象作斗争，要求那些加入党的人提高觉悟，坚持继承性在党的发展事业中的重大意义，宣传教育全体党员都要在各自所在的党组织中遵守纪律和接受教育。我们有坚定不移的纲领，这个纲领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正式承认的，它的根本原理并没有引起任何实质上的批评（对个别条文和措辞的批评，这在任何有生命力的党内都是理所当然的和必要的）。我们有若干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多年工作中不断地和系统地制定出来的。我们也有一些组织经验和实际组织，这种组织起了教育作用而且无疑已经收到效果，虽然这些效果不能一下子很明显地看出来，但是只有瞎子或者两眼昏花的人才会加以否认。不，同志们，我们不要夸大这种危险性。社会民主党已经树立了声望，确立了方向，造就了一批工人社会民主党员干部。现在，英勇的无产阶级以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斗争决心，证明了他们善于为明确的目标而团结一致地、坚忍不拔地进行斗争，善于本着纯粹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进行斗争，如果这时候还有人不相信正在加入我们党或者将在明天响应中央委员会的号召而加入我们党的工人中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么，这种怀疑就太可笑了。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做了不少工作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同志们，不要凭空给自己制造恐惧吧！不应当忘记，在任何有生命力的和蓬勃发展的政党内都永远会有一些不坚定的动摇分子。但是这些分子正在受到或者将会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定而团结的核心的影响。过去，我们党处于地下状态而停滞不前。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说得很对，他说，我们党近几年来处在地下状态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地下状态正在被突破。勇敢地前进吧，拿起新的武器，把它分发给新的人，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号召所有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到我们方面来，把他们成百成千地吸收到党组织中来。让他们的代表给我们各个中心的队伍增添新的活力，让他们把年轻的革命的俄国的新气息灌输进来吧。直到现在，革命已经一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理论原理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重要口号是正确的。而且革命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正确的，证明了我们对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性的期望和信赖是正确的。在进行党的必要的改革时，我们要把任何细枝末节抛到一边，我们要立即走上新的道路。这并不是要取消我们原来的秘密机关（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无疑已经承认和肯定了秘密机关，因为实际生活和革命进程比决议和决定更百倍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会使我们从唯一真正革命和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核心中得到新生力量，这个阶级已经给俄国赢得了一半自由，它将要给俄国赢得全部自由，并将引导俄国经过自由而走向社会主义！二《新生活报》第9号发表的我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在党组织内充分实现民主原则的一项决定性步骤。代表大会代表（他们最初只有发言权，但是以后无疑会得到表决权）的选举，必须在一个月内进行完毕。因此，各级党组织应该尽快地讨论关于候选人和代表大会的任务问题。必须估计到，垂死的专制制度可能再一次企图取消所诺许的自由，迫害革命工人，特别是迫害工人领袖。因此，公布代表的真实姓名未必妥当（除特殊情况以外）。在黑帮分子还当权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沿用在政治奴隶时代学会的使用假名的办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代表候选人的选举，——仍然按照老办法，“以防破坏”。我们不必详细论述这些秘密的预防办法，因为熟悉地方工作条件的同志不难克服在这方面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在专制制度条件下积累了丰富革命工作经验的同志，应当帮助那些在新的“自由的”（暂时还是带引号的自由）条件下开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同志，给他们出主意。不言而喻，我们党委会的委员在这方面要很机智：以前的那些形式上的特权现在必然失掉意义，因而常常必须再“从头”开始，向党内广大的新同志证明坚定的社会民主党纲领、策略和组织是十分重要的。不要忘记，在此以前，我们经常只是同那些从一定社会阶层分化出来的革命者打交道，现在我们将要同典型的群众代表打交道了；这一变化要求我们不仅要改变宣传鼓动方法（必须更通俗化，善于处理问题，善于用最简明的和真正有说服力的方式解释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而且要改变组织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一谈新的组织任务的一个方面。中央委员会决定邀请一切党组织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且号召一切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参加这些组织。为了真正实现这个良好的愿望，只是简单地“邀请”工人是不够的，只是简单地增加以前那种组织的数量也是不够的。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体同志共同独立地、创造性地制定新的组织形式。这里不能预先提出任何现成的标准，因为这完全是一项新的工作；这里应当依靠对地方条件的熟悉，更主要的是依靠全体党员的首创精神。新的组织形式，或者确切些说，工人政党的新的基层组织形式，无条件地必须比旧的小组更广泛些。此外，新的支部大概应当是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松散的”组织。在完全有结社自由和完全保障居民的公民权利的条件下，我们当然应该在各地建立社会民主党的（不仅是工会的，而且是政治的、党的）团体。在目前条件下，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努力奔向这个目的。必须立刻发挥全党的工作人员、一切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首创精神。必须马上在各地组织演讲会、座谈会、群众大会、群众集会，传达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消息，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指出代表大会的新的组织形式，号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根据新原则共同锤炼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项工作会提供大量有指导意义的经验，会在两三个星期内（如果积极进行工作的话）从工人队伍中涌现出社会民主党的新生力量，会使更广泛的阶层对我们现在决定同全体工人同志一起重新改建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兴趣。这样在一切会议上就会立刻提出建立党的团体、组织、小组的问题。每个团体、组织、小组都会立刻选出自己的常务委员会、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总之，就是选出常设领导机构，进行组织工作，同党的地方机构取得联系，领取和散发党的出版物，征收党的工作所需的经费，组织集会、报告会、演讲会，以及筹备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党的委员会当然必须注意帮助每个这样的组织，提供材料使它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历史以及党在目前的伟大任务。其次，现在还必须关心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所谓地方经济据点，即由党员开设的饭馆、茶馆、酒馆、图书馆、阅览室、蒂尔［注：这是一种备有各式枪支的打靶场，凡是想打靶的人花少量的钱就可以用手枪和步枪在这里打靶，我不知道适当的俄文词，因此称为“蒂尔”（这里列宁借用法文tir一词的音译。——编者注）。俄国已经宣布了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公民们有权聚在一起学习射击，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危险。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大城市中，你们都可以看到在地下室和往往在城郊等地设立的公共的蒂尔。而工人学习射击，学习使用枪支，绝不是多余的事情。自然，只有当结社自由得到保障，能够把那些敢于查封这类机构的警察坏蛋交付法庭惩办的时候，我们才能认真地和广泛地进行这项工作。］等等，不要忘记，除了“专制的”警察以外，还有“专制的”老板也会迫害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解雇参加宣传鼓动的工人，所以，建立一种尽可能不受工厂主任意摆布的据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说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想方设法利用现在已经扩大的活动自由，这种自由愈有保障，我们就愈要有力地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现在，工人将要发挥出的巨大首创精神，是我们昨天的地下工作者和“小组活动家”所不敢设想的。现在，社会主义思想正通过或者将要通过往往是我们无法探索到的道路来影响无产阶级群众。根据这些条件，必须注意更适当地配置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党员［注：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曾经表示希望在党委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大约是八比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57页。——编者注）。现在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现在应当希望在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有一个知识分子党员，就必须有几百个工人党员。］，不要使他们在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而且用自身的力量就能应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地方虚度光阴；要使他们深入“下层”，到工作更艰巨、条件更困难、迫切需要有经验和学识的人、思想闭塞、政治生活不活跃的地方去。现在，为了配合连最偏僻角落里的全体居民都参加的选举，同时也为了适应公开的斗争（这点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到民间去”，以便打掉各个地方的旺代的反动气焰，保证把那些从各大中心城市发出的口号散布到全国，散布到全体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当然，走任何极端都是有害的；为了尽可能牢靠地和“模范地”安排工作，现在我们常常需要把优秀的力量集中到某一个重要的领导岗位。经验会证明，在这方面应当保持怎样的比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与其空想根据新原则建立组织的标准，还不如展开最广泛的和最大胆的工作，以便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总结和概括党的现有经验。三我们在前两节已经谈到党内选举原则的一般意义，以及新的基层组织和新的组织形式的必要性。现在我们还要探讨一个极迫切的问题，就是关于党的统一问题。谁都知道，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绝大多数都极不满意党内分裂而要求统一。谁都知道，党内分裂使得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或准备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有些冷淡。工人们对于党的“上层”能不能自行统一这一点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今年5月间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都正式承认了统一的必要性。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半年，可是统一问题几乎没有进展。难怪工人开始不耐烦了。难怪那位在《火星报》上并在“多数派”出版的小册子（1905年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人论党内分裂》）上谈统一问题的作者即“许多工人中的一个”，竟用“下面来的拳头”来威胁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当时，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对这种威胁很不高兴，而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种威胁是合乎情理的，并且基本上是完全公正的。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能够而且必须实现自己的意向（我不说“威胁”，因为这个字眼带有责难和蛊惑群众的意思，我们应当竭力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时候了。的确，不是口头上而是真正能够在党组织中实行选举原则（这不是好听的空话，而是真正改善、扩大和巩固党内联系的真正的新原则）的时候，现在已经来到了，或者至少是即将来到。“多数派”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已经直接号召立即运用和实行选举原则。少数派也走着同样的道路。而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切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机构、会议和群众大会上等等，都是占压倒优势的多数。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可能不是仅仅劝说统一，不是仅仅争取许诺统一，而是用两个派别组织中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的简单决议真正地统一起来。这里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因为大家在原则上都承认统一是必要的，而工人需要做的只是实际解决这个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作用的关系，大概可以用下面的一般公式很确切地加以说明：知识分子善于“在原则上”解决问题，善于绘制蓝图，善于议论必须做……而工人则实地做，把灰色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如果现在我说，我们在代表大会以及在代表会议上建立了关于党的统一的“灰色理论”，我这样说，丝毫不是蛊惑群众，绝对不是贬低觉悟性在工人运动中的伟大作用，绝对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巨大意义。工人同志们！请帮助我们把这个灰色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吧！你们要大批地加入党组织。你们要把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变成庄严的、盛大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请同我们一起来解决合并这个实际问题，让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外（这是个证实违反常规的例外！）是一分理论九分实践吧。的确，这个愿望是合理的，从历史的角度说是必然的，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在侨民习气的气氛中，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空谈理论”（往往是徒劳无益的，这也用不着掩饰），现在，真不妨碍现在略微地、稍稍地“走到另一个极端”，稍稍把实践更向前推进一步。由于造成分裂的种种原因，我们曾在统一问题上耗费大量的纸墨，现在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措施无疑是适当的。特别是我们侨居国外的人，都渴望做点实际工作。而且我们已经写成一个很好的、全面的关于整个民主革命的纲领。让我们为了这个革命事业而统一起来吧！载于1905年11月10、15、16日《新生活报》第9、13、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83—93页注释：[61]《论党的改组》是列宁1905年11月初从国外回到俄国以后为《新生活报》写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分三章，分别发表于《新生活报》11月10日（23日）第9号、11月15日（28日）第13号和11月16日（29日）第14号；第1章还转载于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旅行家》杂志1905年第41期。这篇文章是1905年12月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党的改组》决议的基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19页）。——77。[62]独立党人是祖巴托夫式的组织独立党的成员。独立党即独立社会工党，于1905年底在彼得堡成立。1905年12月15日（28日）《俄罗斯工人》杂志第4期刊登了该党的纲领。独立党的首领Ｍ.Ａ.乌沙科夫是沙皇政府彼得堡保安处的特务，俄国国家证券印刷厂的工人。1904年秋，他在财政部的支持下成立了彼得堡机械工人互助协会，担任主席。1905年10月，他倡议成立了黄色工会性质的中央工人联合会和妇女工人联合会。这些组织都以调和劳资、引诱工人离开政治斗争并敌视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宗旨。乌沙科夫建议设立劳资争议调解处，召开全俄工人互助协会代表大会，并向政府提出罢工自由的问题。乌沙科夫这一套同工人运动作斗争的办法，被称为乌沙科夫主义。1908年初，随着乌沙科夫主义退出政治舞台，独立党不复存在。——77。[6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书》（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14—117页），这个文件曾以《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标题印成单页并刊登于1905年11月10日（23日）《新生活报》第9号。文件附有脚注：“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通过。”——78。[64]参看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的发言和他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56—157、168—169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它用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战斗纲领武装了党和工人阶级。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07—213页）中论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及其意义，并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中论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78。
《列宁全集》第6卷——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1901年秋—1902年2月）“……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摘自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序言照作者的原定计划，这本小册子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1901年5月《火星报》[2]第4号）一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中所谈的那些思想。我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在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迟了些。推迟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3]。当时自然要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为这次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星报》的组织观点；无论如何，这次尝试成功就有希望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个派别的现象。读者知道，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而且，正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4]在第10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因此，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作者早就关心这些问题，还在筹划《工人报》[5]复刊时就曾想在这个报上提出来，不过这次复刊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见第5章）。原来设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尽可能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种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经济主义”比我们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用“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的大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4—331页。——编者注］）。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派”对于《火星报》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表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那我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说明”。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说明”的尝试，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许下的诺言，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象“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都谈不拢？其次，阐述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点，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阐述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变成了说明“经济派”感到满意的手工业方式和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再次，人们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意见愈没有根据，人们愈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我们怎样才能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就愈要坚持这个“计划”。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派”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了；《工人事业》已经具有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整整一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业》进行的乍看起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我们就不能前进。尼·列宁1902年2月注释：[1]《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的写作工作早在1901年春天就开始了，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曾预告要出这本书。后来由于情况变化，列宁修改了原定计划，直到1901年秋天才正式撰写。1902年1月列宁写完了这本书，2月撰写了序言。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登出了该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消息。1902—1903年，《怎么办？》在俄国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广为传播。不少人受了它的影响而成为《火星报》的拥护者。《怎么办？》一书对于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对于列宁火星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中、以及以后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对列宁这本书的评价有过分歧，可是这种分歧并没有越出《火星报》编辑部的范围。书中的主要论点，即关于工人运动的自觉因素和自发因素的关系的论点，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论点，已写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而这个纲领草案是由普列汉诺夫起草、经《火星报》编辑部修订并得到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反火星派（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阿基莫夫）通过批评《怎么办？》来反对《火星报》编辑部所制定的党纲草案时，火星派（包括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都表示赞同列宁的这本书以及它对“自觉因素”即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的提法。可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孟什维克开始对旧《火星报》的基本思想进行系统的修正时，普列汉诺夫却承担起“反驳”列宁《怎么办？》一书的观点的任务。1904年，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声称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列宁早就有原则的分歧。1905年3月23日《前进报》第11号发表了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蛊惑宣传的产物》，对普列汉诺夫作了答复。这篇文章经列宁校阅、修改和补充过，列宁还给它写了一条很长的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关于党纲的历史》）。1907年11月，列宁把《怎么办？》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删去了第5章第1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同时增加了5条脚注。他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里指出《怎么办？》的写作背景、它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并驳斥了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们对该书的攻击和歪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中，《怎么办？》这一著作是按1902年版刊印的，并参照1907年版作了校勘。——1。[2]《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1。[3]1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崩得国外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部等）举行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召开实现统一的代表大会，上述各组织的代表于19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会议，通称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并谴责了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表现。但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和补充上。在这种情况下，火星派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列宁（化名“弗雷”）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揭露了联合会背弃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言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45—249页）。在代表大会宣布了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1。[4]《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2。[5]《工人报》（《Рабочая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2。
什么是社会化？（〔德〕卡尔·科尔施，191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科尔施什么是社会化？WasistSozialisierung?〔德〕卡尔·科尔施说明：本文写于1919年，同年3月在汉诺威“自由德国”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第一次发表，扉页上印有“社会主义丛书第一种”和副标题“实践社会主义的纲领”字样〔KarlKorsch,WasistSozialisierung?EinProgrammdespraktischenSozialismus,Hannover:FreiesDeutschlandVerlagsgesellschaft,1919〕。来源：《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1983年第3辑（总第27辑），第219—240页。译者：陈国雄译。译自《卡尔·科尔施全集》第2卷，法兰克福：“欧洲”出版公司，1980年，第99—126页〔KarlKorschGesamtausgabe,Band2,FrankfurtamMain:EuropäischeVerlagsanstalt,1980,Seite99-126〕。1．社会化的目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社会化”的意思就是对生产进行新的调节，以达到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目的。社会化的第一阶段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由此而引起的劳动的解放，社会化的第二阶段在于劳动的社会化。2．什么是生产？社会化的任务与生产有关。但是这里所说的“生产”，并不是指制造物品的技术过程，并不是指人与（天然的或者人工制造的）材料的关系。“生产”在这里只是指较多的人之间的与每一技术生产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从而是指“社会生产关系”。通过“社会化”进行新的调节的对象，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生产。“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社会主义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结构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生产的社会进程主要被看成是个人的私人事务。相反，社会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也就是说，实行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把生产的社会进程看成是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全体人员的公共事务。3．什么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第一步是消除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且代之以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是所有为生产目的而使用的实物或物品。根据爱尔福特纲领，生产资料特别是指：“土地、矿山、矿井、原料、工具、机器、交通手段”。不是一物的内在性质，而是为了生产目的使用它，才使它成为生产资料。因此，一般说来，处于其最初状态和状况（自然界）的全部土地和在地球表面下面和上面由有意识的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一切变化（设置）都可能成为“生产资料”。为生产目的使用一物，是为了通过使用该物而产生生产行为。生产行为可以是演出或者是服务，它们能够直接满足当前的需要，例如，正在音乐会上演出的大师的行为，赶出租马车的马车夫的行为或者列车上的铁路员工的行为。但是，一般说来，生产行为在于制造作为满足未来需要的手段的物品（消费资料）。在前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是演出或者服务所需要的东西（钢琴、马车、机床），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是制造消费品所使用的东西（原料、机器等）。任何生产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消费服务。使用生产资料产生出某种生产行为的人类活动叫做劳动。因此，劳动本身并不是一种在其他种类的生产资料之外的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在任何生产上的使用、从而是任何生产的一般的和必要的条件。正如第2节所说的，生产，即使用生产资料来产生出生产行为，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不是由那些以自己的劳动来独立满足自己需要的单独的个人进行的，而是由通过共同的劳动产生出共同的生产行为的很多人的分工合作进行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为进行这种共同的生产所使用的物质的生产资料不是进行生产和进行消费的团体的公有财产，而是个别参加或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个人的私有财产。4．什么是资本？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由于雇佣劳动的出现而成为资本。在一个社会中，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社会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另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之外，并且他们只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在这个社会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获得支配社会生产进程和占有它的全部收益的权力，他从这些收益中扣除一部分用来购买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他决定没有财产的生产者（无产的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提供劳动。劳动力在“劳动合同”签订前是自己的天然所有者的类似财产的私人权利，通过劳动合同，则成为他人的私有财产。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进行时不属于自己的天然所有者，而是属于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2]这个意义上的“资本”，作为对社会生产的私人支配和剥削的权利，在使用没有财产的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的社会中，就可以是对生产资料的任何一种私人占有，不管生产资料是什么都是一样的。“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标记，不是一定的物质种类的生产资料的标记。因此，能够成为“资本”的，不仅是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中往往只能用这个名称作标记的、与天然的“土地”相对立的过去劳动的产品（“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设置”），而且还有土地（“自然界”）本身；任何一种“生产资料”，当它是建立在不自由的雇佣劳动之上的生产的（属于私有财产的）物质基础时，它就成为资本。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主从用他的生产资料进行的社会生产（没有他的劳动）中得来的收入说成是他的租金，那么，资本家的任何不劳而获的收入，以及所谓的“地租”，都属于这种租金。这样，资本家不仅是在土地上建立的生产企业的所有者，以这种身份得到狭义的“资本租金”，而且是建立了生产企业的土地的私有主，作为土地的私有主，他把生产成果的一部分在“地租”的名义下归于自己。“地租”和“狭义的资本租金”，作为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样都是“资本租金”。5．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如果在一个社会中，“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成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基础，那么，这个社会中现有的任何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都会成为资本。一个这样的社会制度的全体成员就划分为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剥削和统治生产的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是被剥削的无产的雇佣奴隶阶级。属于资本家阶级的，不仅是社会生产的直接的领导人和受益者，更确切地说，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人，只要他直接或间接在统治社会生产方面和在社会生产的收益方面有某种份额，而这个份额又不是对他本人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生产劳动的报酬，他就属于资本家阶级。不管他是否除此之外，还得到部分以自己的生产劳动为依据的收入（所谓的“企业主利润”）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不成为生产资料的私有主（地租和其他资本租金的获得者）也能够得到这种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早期发展阶段，通常一个人同时是社会生产的领导者和受益者，现在，这些职能通常都分给较多的个人或人群，他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直接参与对生产的统治和对生产收益的分享。我们在前面已经对这种情况有所认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与资本主义工厂主共同剥削在工厂中进行的生产。资本主义职能的这种分裂有另外两种典型情况，一种情况是，真正的所有主并不亲自领导生产，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别人去领导，例如，他作为股东，让股份公司的管理业务的理事会去领导。另一种情况则更为普遍：生产企业靠信贷进行生产。同样，很多人作为“资本家”参与这种企业，即首先是所谓的和法律上的企业“所有主”，另外就是贷款人。他们共同分享对有关生产进行的统治和剥削。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把劳动从它在生产过程进行时所从属的资本主义的外来统治和剥削下解放出来。所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是消除统治着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以及消除由这一对立产生的社会阶级划分、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6．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私法和公法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化和解放生产劳动，就是要求把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即“所有制”转变为另一种正在形成的表现形式。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是一种永久有效的，而只是一种暂时有效的社会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私有主的统治社会生产和占有社会生产成果的权力，与政治上有所依据的权力关系（国家对各个公民的统治权和税收权）相比，表现为一种经济上有所依据的权力。但是，正如第二节所指出的，这两种权力同样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们的产生和延续都取决于容忍和支持它们的社会观点，特别是取决于承认它们和在必要时强行承认它们的国家法令。“一件物品的所有主能够（……）任意处置该物品，并且排除其他人的任何影响”。[3]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这种一致性，由于我们现在的、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标志的法律制度所特有的把总的法律分为私法和公法的划分而变得模糊不清了。“Publicumiosest,quodadstatumreiRomanaespectat,privatum,quodadsingulorumutilitatem”。[4]（公法是针对国家整个集体的福利，私法为各个人的利益服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会不折不扣地把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私法来处理，因为国家和社会会因此而分崩离析。生产资料所有主“任意处置自己的物品”的权利，始终并且到处都受到公法的即为公众的利益而颁布的命令和禁令的限制；同样，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没有财产的雇佣工人由于对自己劳动力只有形式上“自由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而产生的物质上的不自由，实际上到处都通过对合同自由的强行限制和公法对工人的某种形式的保护而被削弱。7．社会化和社会政策从迄今为止的阐述中，看来可以得出结论说，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消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原则上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从单个资本家的权力范围中夺取生产资料（没收），把生产资料置于公职人员的权力范围内（国家化，市镇化以及其他还需要讨论的形式）。另一条道路是，在不没收所有主的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从内部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内容，也就是说，把按照迄今为止的、私法的观点是属于资本主义所有主的私人财富的生产，以后当作公法的事情来对待，对生产的调节不再是私法的所有主单单根据自己私人权利才有权去做的事情，而是一定的、公法的机构如按专业和地区划分的工人、企业主以及联合的工人和企业主的协会（工作集体、同业公会）都有权去做的事情。现在，第二种“社会化”形式的主要代表是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他看来，“社会化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把生产、经济生活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他认为，社会化也可以这样进行，即“公众通过法律和法令日益牢固地参加对经济生活的支配”，如今他就像二十年前一样，代表这样一种论点，“在一个好的工厂法中，能够比在上百家企业和工厂的国家化中，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一观点，就像这里的提法一样，在于把“社会政策”和“社会化”完全等同起来。他认为通过对私有主的权力在社会政策方面逐步加以限制，不断发展的私有制就会转变为公有制。但是，实际上，社会政策按其概念说来是以资本家的私有制为前提，并且只是调解资本家自己的权利与公众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所以，不发生飞跃和激烈的转变，社会政策是永远也不可能转变为真正的社会化的。伯恩施坦的思想除了承认资本主义思想方式以外，还包含了对真正社会化说来也是重要的成分，这一成分在后面将会显示出自己的作用。目前我们要把握住一点：不一下子或逐步地把私有主从社会生产过程中完全排除出去，就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8．社会化和财产划分。“不彻底的措施”从任何真正的社会化的这一反面的条件中首先得出下面这一点：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在所有那些只不过是把私有财产分给更多有权利的人的过程中发生的私有主的变换。属于这一点的，还有财产从个人转给私法上的所谓的“法人”，例如，把属于个人财产的企业变为股份公司的共同财产。这一类的过程不是社会化，正如被一些不学无术的社会主义反对者有时也当成是“社会化”的简单的分配方案（例如，大地产分为很多个体所有主的小的居住区）不是社会化一样。这一类事情以后不予考虑。同样，把私有主完全排除出生产过程的要求，造成所有这样一些措施的缺点，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在不劳动的所有主与一无所有的工人之间进行权力分配和成果分配。这些措施有：1）考茨基的建议，即“对大规模经营的土地立即实行国家化”，但“土地上的现有企业”，作为向国家租用土地的“私人企业”则可继续经营。——其中还有2）百年来善意的资本家一再卓有成效或毫无成效地提出来的“分红”方案，即把企业的总收益的一部分付给自己的雇佣工人。3）新近一再在“工业民主”的虚假名称下推荐的、由企业成员选出该企业工人和雇员代表（工人委员会、企业委员会、雇员委员会）参加原则上继续由资本主义所有主保持原状的对企业的统治和管理。所有这些“不彻底的措施”，正如上面第7节所谈到的伯恩施坦的计划，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被社会主义看成是分期付款。在较不利的情况下，它们——这特别适用于大多数所谓的“分红”方案——与为自己的解放而奋起的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正相对立。9．社会化的任务通过“把私有主完全排除出生产”的要求，虽然保证了区分单纯的“社会政策”和真正的“社会化”（前面第7节），并且防止了社会化与简单的私有财产分配和形形色色的“不彻底的措施”（前面第8节）互相混淆，但是，除此之外，社会化的任务就其内容来说还没有比较详细地加以确定。在把资本主义私有主完全排除之后，同一些生产资料在同一时间也只能由一定数量进行生产的工人用于生产——正如任何消费资料，在它完成自己使命的那一瞬间，只能由一定数量的人消费或用掉一样。根据这一客观事实，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不可能也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需要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决断，即哪些人员能够和应该把现有的生产资料用于生产，生产应该在怎样的劳动条件下进行，生产成果应该以什么方式在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当中进行分配。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有对社会生产关系的调节，有一个财产制度。规定这个制度是社会化的任务。按照一个执行了的社会化计划如何解决这一任务的情况，按照这个计划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作出什么样的决定，这个计划创造出真正的公有经济的不同完美程度的公有财产，或者这个计划虽然消除私有制，但只是以某种特殊所有制的形式来代替私有制。10．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对立最大的危险是在执行社会化计划时创造真正的公有制的任务没有完成，这种最大的危险是从下面这种情况产生的，即在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从生产中排除出去以后，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也有两种利益的对立：一方面是每一单个生产部门中进行生产的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其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全体的利益。简言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的冲突。一旦在调节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特别照顾到消费者或生产者的利益，那么，通过所谓的“社会化”，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生产资料“社会化”，而是新的资本主义替换迄今为止的私人资本主义，这个新的资本主义可以根据情况而被看成是消费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区乡的、消费联合的资本主义）或生产者资本主义。只有在避免两种危险，一视同仁地公平对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情况下，通过社会化所产生的才不是某一等级的特殊所有制，而是真正的公有制。把消费者资本主义的危险推得更近的那些社会化形式，是通过国家化，通过市镇化，通过生产企业与消费合作社的合并而进行的社会化。而生产者资本主义的危险是在试图把社会化按照生产合作运动和现代工团主义的方向（“矿山属于矿工”，“铁路属于铁路员工”等）进行时产生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社会化的目标，既不是消费者资本主义，也不是生产者资本主义，而是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全体说来的真正的公有制。11．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要求把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调节社会生产关系所提出的要求加以划分，是从通过社会化所要消除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分成其单个的权限而产生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中，包含着两点：a）有权获得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的生产的全部成果，扣除在原料、工资、税收等方面的全部花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资本家对于由雇佣工人的不自由劳动持续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侵占权），b）对生产过程的统治权，这种权受到普遍的公法特别是所谓的社会立法的限制。与此相比，关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从进行生产的工人的立场提出来，也有两层意思：a）工人有获得劳动成果的权利，b）与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意义相适应的工人参加对生产过程的统治。但是，这些要求，从消费者的立场提出来，意思就是：a）把全部社会生产的成果分给全体消费者，b）把资本主义私有主的统治权转给全体消费者的各个机构。12．社会化的两种基本形式从这些观点来看，看来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属于考虑之列的不同的“杜会化”形式采取不同的态度。这些形式的一类，即社会化的第一种类型，只是间接满足进行生产的工人的要求，而直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相反，这些形式的另一类，即社会化的第二种类型，从进行生产的工人的观点来看是一种直接的社会化，而从全体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只是一种间接的社会化。a）从进行生产的工人的观点间接来看，从全体消费者的观点直接来看，社会化是企业的国家化或市镇化，也是把生产企业合并为消费合作社。在所有这三种场合，进行生产的工人因资本主义私有主被国家、区乡、消费联合的工作人员所代替而得到的，根本不是共同统治生产和共同使用生产的权利，他们同以前一样是雇佣工人。如果此事就此作罢，那么，通过所谓的社会化，实际上不是建立全体人员的公有制，倒是建立了消费者等级的一种特殊的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就会被消费者资本主义所代替。这一点既适用于另外两种已提到的形式，也特别适用于国家化的形式。由此产生出社会化和国家化这两个往往当作同一意义使用的术语的真正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并不是任何社会化都是以国家化的形式进行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单纯的国家化，仅仅就其本身来说，不会被承认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化。b）从进行生产的工人的观点看来是直接的、从全体消费者的观点看来是间接的社会化，在于一个企业（一个工业部门）占有的全部生产资料转归进行劳动的企业参加者（工业部门的参加者）。通过这一过程，进行劳动的生产参加者取得了对整个生产过程及其成果的完全统治。单单由此当然不能建立真正的公有制，正如通过a）中讨论的社会化形式不能建立真正的公有制一样。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私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只会被生产者资本主义，被某一类的生产者的特殊的所有制所代替。13．社会化的两种基本形式的补充需要“社会化”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共同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一种类型和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化总是把私人资本家排除出去，私人资本家迄今为止a）对工人来说，伪称代表消费者的利益，b）对消费者来说，伪称代表作为生产者的工人的利益，实际上，私人资本家获得社会权力，并且在进行劳动的企业参加者和进行消费的全体人员的份额缩减的情况下，从社会生产的成果中得到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是，通过取消这一多余的中间环节，生产者与消费者、劳动者与享受者之间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利益对立才真正起作用。如果因此要建立公有制，而不是某个等级的特殊的所有制，那么，这种利益对立必须在这些“社会化”形式的任何一种形式下加以消除。这种利益对立的消除，在国家化的、市镇化的、合并为消费联合的企业那里与在以生产合作社方式和辛迪加方式社会化的企业那里是不相同的。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如果发生真正的社会化，最终结果应该是相同的。a）所以，最终结果关系到生产成果的分配。显然，在两个看来是如此不同的问题上，即从由从事劳动的企业参加者以生产合作社方式或辛迪加方式承办的一个企业（工业部门）的总成果中，生产参加者必须向国家、市镇、全体人员的其他机构交付多少，以及国家合作社、市镇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的生产企业中，工资应该是多高，这实际上关系到到处都同样需要的对下面这个问题的解答：总成果的多大份额应该归于生产者本人，多大份额应该归于全体人员？b）最终结果也同样关系到对生产过程的统治权的分配。对社会生产的统治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规定组成的。属于这些规定的是，1．关于应该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规定，也就是说，应该通过有关的生产部门把多少货物量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2．关于生产进行的方式的规定，也就是说，选择材料、生产过程和人。3．关于这些人进行活动的条件的规定（温度、空气、公共卫生规章、劳动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工资和其他等等）。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私人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私有主“任意”作出所有这些规定。迄今为止，工人只是间接地、通过政治斗争、通过实际的劳动斗争、从而通过法律规定和集体劳动合同（工资合同）的作用，才能对劳动条件的内容（上面第3点）施加一定的影响，并且也许还能对劳动过程的选择（上面第2点）施加一定的影响，只要劳动过程影响到劳动条件。在企业外，作为国家公民和工会成员，工人与企业主是平等的；在企业中，企业主是老爷，而工人是奴隶。只是由于有了1916年的志愿服务法，才开始了那种从11月革命以来以更快的速度前进的发展，这一发展也在单个企业内部创建了享有受公法保护的参与决定权的推选出来的工人代表（“工人委员会”，“企业委员会”）。显然，以建立真正的公有制为目的的“社会化”既不应该把在纯粹资本主义私人经济中由一个人执行的各种权力完全转交给由全体消费者（国家、区乡等）指定的公职人员——那样一来，主要参加生产的工人本身仍然是不自由的——，也不应该把所有这些决定权只交给某个企业（某个工业部门）的进行生产的工人，全体消费者不应该无条件地听凭这一企业（这一生产部门）的全体工人的摆布。不管在生产者和全体消费者的权利之间能够怎样来划这条界线，但是可以肯定，在两种原则上不同的社会化形式那里，结果必须匀称地来划这条界线，以便公平合理地消除对立的利益，从而实现真正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14．社会化的两种基本形式的补充能力如果能够借助社会化的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是国家化、市镇化，另一方面是生产合作社、辛迪加），通过对互相冲突的利益的相应的协调，同样建立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一切现有生产资料的真正公有制，那就证明这两种基本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合适的出发点，并且，可以在不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的情况下，并行不悖地走这两条道路。a）由此可以得出，热烈拥护“国家化”的人惯于提出的对生产合作社的（辛迪加的）社会化形式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是以错误的前提条件为根据的。谁也不认为要把在一个企业中因利用全体人员占有的生产资料所得到的成果，一点不剩地全部在进行劳动的企业参加者中间分配。不言而喻，倒是应该从这一成果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更一般的目的。当不能算出这一部分的绝对量的时候，那就要取它的相对量，即一个企业（一个工业部门）中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总价值（土地和设备的价值）与所雇佣的工人人数相比越大，该企业（该工业部门）的总成果中用于更一般的目的的份额就会越大。这样，就能避免单个企业（工业部门）的工人本身由于得到土地租金和资本租金而成为资本家，成为他人劳动的剥削者。b）反过来同样可以证明，在正确运用国家化（市镇化等）方面，雇佣劳动制度最坚决的反对者提出来反对这种类型的社会化的那些意见是没有根据的。不是雇佣劳动本身，而是雇佣劳动只作为“资本与劳动”这一对立物的一个因素，与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是不相容的，因为凡是存在着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方，被这种所有制排斥在外的工人就受到它的剥削。在特殊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再存在的地方，工资的支付只不过是把归于生产者的生产成果在生产参加者之间进行分配的一种技术形式。不管是在一个生产合作社的企业中，在扣除相当可观的、向国家、市镇和其他公共目标交纳的付款之后，其余部分作为盈利分给企业参加者，还是在一个纯粹的国营企业中，支付给工人相应高的工资，这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区别。此外，工资支付的这种技术形式甚至与国家化（市镇化等）的社会化形式也不是必然地和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极而言之，一个纯粹的国营企业（正如在私人经济中，很多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做了的那样）把在企业中得到的利润的一部分以固定工资“分红”的形式给与自己的工人，这种技术的区别也会归于消失，而关系到生产成果分配的社会化的两种基本形式便完全合而为一。c）如果人们从进行生产的工人的立场出发，因生产合作社——辛迪加的社会化形式比国家化形式使工人能更有效地参与对生产的统治而宁愿选择前一种形式，那同样是不正确的。因为一种社会化形式比另一种社会化形式所具有的这种优点，只能在下面的时间内存在，即在国营企业、市镇企业等坚持私人资本主义所发展的、不民主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把工人排除在企业内部的任何参与决定之外）这段时间内存在。而工人按其本质说来，是绝对不需要这样做的。正如我们在上面第13节b所看到的，由于我们的“社会政策”的最新发展，由于1916年的志愿服务法，由于1918—1919年的革命发展，已经强迫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接受企业成员选出的“工人委员会”（企业委员会）由公法保护参加企业的管理。那些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而已经社会化的企业，也就是说，国营企业、市镇企业、消费合作社企业，是更有能力去做和做到这种组织上的继续发展！也可以使国营企业、市镇企业、消费合作社生产企业中选出的工人和职员代表，立即对决定劳动条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加决定要运用的劳动过程，至少是谘询性地和顾问性地参加其他的企业管理。换言之，一种对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都适合的关于生产过程的统治权的分配，可以用国家化（市镇化等）的方法完成，也可以用辛迪加化的方法完成。15．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对立的消除迄今为止的阐述的最重要的结果如下：无论是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的私人的权力范围交给全体人员的公共机构的权力范围（国家化、市镇化等），还是把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主的占有转到全体生产参加者的共同占有（生产合作社—辛迪加的社会化），仅就其本身来说，都不是由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所有制。确切些说，除了这两种措施以外，还始终需要所有制概念的内在的转变，还始终需要使每一种特殊的所有制完全从属于全体人员的共同利益的观点。在这里，伯恩施坦强调的那种思想是不无道理的，这种思想强调所有这样的措施的经久不变的意义，即在迄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人已经企图通过这些措施来减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影响（所谓的“社会政策”）。正如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完全消除，并由社会的特殊的所有制代替的时候，不管这是全体消费者的工作人员的特殊的所有制，或是生产者团体的特殊的所有制，这些措施对于完成社会化仍然是必要的。对于这种特殊的所有制说来，关心生产成果按适合社会各部分人的利益的方式进行分配，以及一般说来，把“生产、经济生活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仍然是必要的。只有这样，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才从个人的“私有制”，经过部分社会的“特殊的所有制”，向整个社会的“公有制”继续发展。16．作为“工业自治”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因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由两种不同的、为实行真正的公有制而互相补充的对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组成的：把生产资料从单个私人所有主的权力范围转到某些社会工作人员的权力范围，以及为了全体人员的利益而对社会生产的现领导的权限作出公法上的限制。通过同时实行这两种变革，既不会产生现在通常理解为国家化（市镇化等）而实际上只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通常的消费者资本主义）那样的东西，也不会因此而产生现在称为生产合作社—辛迪加的社会化而实际上只是生产者资本主义那样的东西。由此而产生的，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一种新的、比较完美的形式，下面把这种形式称为“工业自治”。17．什么是“工业自治”？工业自治在于，在任何工业（这里“工业”是英文“Industry”的意思，所以是任何有计划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在内）中，一切从事劳动的生产参加者的代表，取代迄今的私有主或由私有主指定的生产领导者，成为对生产过程进行统治的执行者，与此同时，由国家的“社会政策”强迫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接受的对所有制的限制，则继续向着有效的全体人员的所有制发展。至于这种工业自治的意思是指国家化（市镇化等），是指为了直接的生产参加者的利益而对转到全体人员指定的公职人员手中的统治权的补充限制，或者相反，是指一个工业的生产资料转归它的成员占有，是指为了全体消费者的利益而对已经形成的生产者团体的特殊所有制实行补充的国家法律的限制，这对于正在形成的“工业自治”的本质说来，是无关紧要的。18．工业自治的实现一个工业部门以“工业自治”形式进行社会化，其结果按照各种情况的需要会有所不同。可能个别企业的社会化是以（谢夫莱〔Schäfle〕所说的）“设施化”〔Veranstaltlichung〕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形式取得成功的典型例子，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有数十年历史的耶拿“卡尔—蔡斯基金会”[5]。对于目前情况具有更大意义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用工业自治的方法可以使很多尚未成熟到、并且也许永远不会成熟到实行集中的“国家化”的工业立即社会化，立即转变为社会的公有制。在用这种方法社会化的工业中，自治有不同的形式：1．包括有关工业部门一切企业的辛迪加，与国家中央管理相比，具有只由对消费者利益的必要照顾所限制的自治权，2．单个企业，与包括各个企业的、并且部分集中地对它们进行管理的辛迪加相比，具有有限的自治权，3．在管理部门和辛迪加内部，正如在单个企业内部一样，与最高的业务领导（工厂领导）相比，其余的生产参加者（比较狭义的职员和工人）的各个不同阶层具有有限的自治权限即独立调节特别涉及他们的事务的权力。对于这些“自治的”工业说来，全体消费者的利益如何体现的方式，也是按照各种情况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在这里，公有经济的目标是消费者组织（国家、区乡、消费合作社和特别建立的抱有某一目的的社团）参加对自治的辛迪加和单个企业具有约束力的、公开的对需要的确定，这种对需要的确定以纯粹的需要生产来代替为市场的交换生产。只要这种纯粹的需要经济今天还不能完全实现，那么，代替今天个人之间的交换经济的，首先是不同的工业部门互相之间的交换经济。在这种状况下，单个工业部门就不是只为需要生产，而且一部分还是为市场生产（在这里，也要特别考虑到出口贸易）。这里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企业获得过分高的收益，另一个企业甚至连给工人发放勉强凑合的工资所需要的收益也不能得到。在这里，只要事情关系到已组成辛迪加的同一产业部门的不同企业，那么，这一企业的损失当然是由另一企业的额外收益来抵偿；技术上十分不完备的企业由辛迪加停止其生产。撇开这一点不谈，每一自治企业，同样，每一自治辛迪加，把自己的产品的价格定得如此之高，以致企业（包括在辛迪加中的全部企业）的总收益使一切从事劳动的生产参加者不断得到足够的生活费。由构成单个自治工厂或自治辛迪加的特别的生产者小组向全体消费者索价太高的情况，通过公法保证消费者组织参加决定价格，就可以避免。消费者进一步参加管理生产，限制生产者小组自治，这是由前面第14节b所强调的任何企业（任何工业部门）的总收益都分为两部分的原则产生的，在这两部分中，只有一部分供从事劳动的生产参加者支配，另一部分，例如以征税的形式，用于全体消费者的更一般的目的。在那里，确定这两部分的原则已经定出来：在把更一般的消费者目的所要求的费用的绝对量确定之后，这些费用的抵偿就按照下面的原则分给单个的工业部门（单个的企业），即在任何工业部门（任何企业）中，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总价值（土地和劳动的价值）与雇佣的工人人数之比越大，它必须从自己收益中交出的也就越多。只有工业部门（企业）收益中的剩余部分才用于有关的生产者团体的特殊目的（例如，储备的形成，企业的改进和扩大，工人报酬，养老金等）。也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在纯粹需要经济还不存在的公有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上，生产者自治发现自己的界限在于考虑由社会总生产去满足的一般的消费者需要。而又是消费者组织（国家、市镇、消费合作社等）关心这一界限的遵守，为此目的给消费者组织在管理自治工业方面的参与决定权。19．工业自治优于“国家化”外行人通常都以简单的国家化的形式来想象“社会化”的执行。通常提出来反对“社会化”的大部分意见，就是以社会化和国家化的这种相提并论为根据。所以，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只有在限于非常狭小的生产部门的范围，在“成熟”到实行集中管理而没有非经济性危险的企业才是可行的；在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则必须耐心等待它们逐渐成熟，很多生产部门甚至完全不是朝着逐渐成熟到实行集中化的方向发展，而是正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后面这两种生产部门根本不可能在没有非经济性，没有生产力下降的情况下“社会化”。其次，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任何“社会化”一般都会导致官僚主义化，公式化，从而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和导致僵化。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从它们反对不宜于实行集中的“国家化”的生产部门实行集中的“国家化”这一点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些反对意见的意思不是反对社会化本身，不是反对立即普遍开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正如我们所看见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国家所有制决不是一码事。对于我们来说，国家化只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社会化的所有形式只有在起到了我们认为是“工业自治”形式的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时，我们才承认它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对于工业自治形式的这种社会化说来，通常提出来反对集中的“国家化”的一切意见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官僚主义的公式化和僵化一扫而光，个人积极性不但没有被窒息，而且还尽可能得到提高，因为通过自治使一部分企业参加者发挥这种积极性的机会得到扩大，而这部分企业参加者在资本主义私人经济之下没有发挥积极性的机会。而非经济性这种危险最有可能是这样产生的：由于把私有主排除出生产，个人私利停止产生一种进行尽量经济的生产的经常的推动力。但是，应该立即指出，单纯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同把个人的私利排除出生产动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在公有经济的这个第一阶段，个人私利作为进行尽量经济和尽量有利的生产的动机，甚至对生产还更有利。20．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劳动的解放。进一步向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在本文最初的一些论点中，“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只被说成是公有经济的第一阶段。并且还谈到，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以前不自由的、在生产中受“资本”剥削的“雇佣劳动”只是获得自由，但还没有社会化。实际上可以想象一种甚至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在我们这里大规模实现的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物质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财产，而从事劳动的生产者对自己劳动力的私人［所有］权，作为对在社会生产成果中享有与自己劳动的质和量相应的份额的权利，还要继续存在较长一段时间。在自治的生产中，自己管理自己事情（在前面第18节确定的界限内！）的生产者团体，例如，一个企业的全体从事劳动的企业参加者（领导人、职员、工人）要独立作出关于自己的劳动条件，特别是关于要支付给各个小组的工资的决定的时候，尽管工业劳动者具有无疑是强烈发展了的团结精神，但相当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的决定的结果不是全体参加者的劳动力的社会化这个意义上的。不是简单相等的原则或相等时间付相等工资的原则，也不是已经超越这一点的、照顾各种不同需要的要求（例如，单身汉和家长）可能被接受为报酬的一般原则。暂时将只有“同工同酬”的原则及其反面即“不同工不同酬”作为工业报酬的一般准绳，以便通过把最好的“人手”和“头脑”吸收过来，在可能范围内提高按照份额而获得的全部生产成果的绝对量，尤其是工业“企业家”的特殊的才能，在公有经济的这个第一阶段，将不会比在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更差的报酬，而是得到更好的报酬，在资本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生产成果的绝大部分根本不是归企业家自己，而是归“资助”他的资本家（见前面第5节）。不仅报酬，而且具有特殊的企业家才能的人的实力地位，在各个自治的企业或辛迪加中，将比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更不受限制，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银行的金融资本“控制着”工业，因而，一种特别的工业企业家即金融企业家，超过所有其他各类的工业企业家而进行广泛深入的最高统治。所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根本不会把个人私利的动机从生产中排除出去，从而引起生产力的减弱，社会生产劳动的生产率的下降，实际上，在公有经济的这个第一阶段，只会在大得多的生产参加者的范围内，促进劳动的解放，从而促进经济私利动机的扩大。社会化了的工业的最初发展阶段的特点将是：不同的工资，企业参加者的所有各组以不同的组按不同等级分红的形式，参与分享共同生产的成果。作为所有主资本主义被消灭的资本主义精神将作为工人资本主义复活；代替现在不能对物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利用，首先将是任何一个工人对自己劳动力的私人权利的没有限制的利用。也许英国社会主义者肖伯纳的下述猜想会实现，即最有才能的脑力劳动者会成为社会最后的剥削者。只有逐渐地随后在自治的、由于有产的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停止而净化了的生产中，才会产生构成建立公有经济的第二个、较高的阶段的先决条件的那种公德心，在这一阶段中，物质的生产资料和每个人的劳动力将成为公有财产，同时，每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对社会生产作出贡献，为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参加分享共同生产的成果。“工业自治”的特殊的社会化形式，正如在本文中所表述的那样（尤其是前面第18节），是促进这种发展的，因为这种社会化形式创造了首先是已经“社会化的”小组利己主义即自治的特别小组的利己主义取代个人个体利己主义的可能性。此外，经济政策的措施不再能够大大促进从公有经济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而要加快这一过渡，首先要考虑可以概括在“教育的社会化”这个名称之下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措施。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撰写专文。21．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迄今为止的阐述所具有的任务是，规划一下实际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图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为了通过实际执行社会化来创立真正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有各种不同的途径。这些途径是：a．首先是通过国家立法和区乡的命令使个别生产部门社会化的政治行动，b．其次是起促进作用地参加没有强制地以自由竞赛的方法在（消费的和生产的）合作社方面所作的努力，c．第三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行动，它力图通过签订工资合同和通过强行按照协定承认工会和选出的工人代表在各个企业的参与决定权，促进资本主义私有制内部的变革。最后这种斗争方式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是革命动荡时期为了直接夺取资本主义企业主对生产过程的统治和把他们置于全体企业参加者的监督之下而进行的斗争，正像今天按照斯巴达克同盟的纲领，在各个企业中，在很多地方，正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一样。并且最后这种手段对于赞同社会主义理想的人说来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这不是由于某些道德上的要求而该受到谴责的社会化手段；正如政治革命不是道德上该受到谴责的争取政治解放的手段一样。相反，正是工人阶级的这一普遍的和“直接的”行动，比起其他的社会化方法，具有不可估量的优点，即这一行动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斗争中，同时就最强烈和最有力地引起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精神上的动力，没有这种动力，这种经济是不能存在多久的，更不能从公有经济的第一阶段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但是，这种直接的社会化行动只有在革命时期持续存在的那段时间中并且在下面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运用，这个条件是：革命后通过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全体人民的意志而取得统治的最高权力，作为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追认通过政策之外的“直接”行动所完成的社会化。如果这一前提不复存在，就再也不能指望产生这一条件，那么，除了政治行动的领域、合作社的自助和工会进行的为争取由协定规定更为有利的劳动条件的斗争以外，只有通过对新生的一代不间断的教育工作才能有效地促进向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的过渡。而这就是这样一些人的持久的巨大的任务，他们的热切渴望和革命激情，是社会生产关系始终缓慢的、充满停滞和倒退的发展永远也满足不了的。注释：[1]《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340页。[2]《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15页。[3]《德国民法典》〔BürgerlichesGesetzbuch〕第903条。[4]乌尔比安〔DomitiusUlpianus〕的话，见《查士丁尼法学汇编》〔Digesta〕第1册《论正义和法律》第1.1.1.2节〔LiberPrimus,Dig.1.1.0.Deiustitiaetiure,Dig.1.1.1.2〕。[5]卡尔—蔡斯基金会〔CarlZeiss-Stiftung〕，卡尔—蔡司公司的主要持股方。
马恩全集第三十六卷——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4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4年10月15日于伦敦 老朋友： 昨天给你寄去了我那本关于家庭等起源的小书，今天又邮汇去了五英镑。希望你同时都收到。 你说倍倍尔在夏天看望过你，我听了很高兴。你对他的看法同我完全一样，他是整个德国党内头脑最清楚的人，而且绝对可靠，从不茫然失措。特别难得的是：他那杰出的演说家的才能是一切市侩都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甚至俾斯麦都曾对他的造纸厂合伙人贝伦斯说过，倍倍尔是整个国会中独一无二的演说家，可是这个才能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浅薄。这是从狄摩西尼以来未曾有过的。所有其他的演说家都是浅薄的。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病是局部的，虽然有时令人厌烦，但是对整个健康毫无影响，而且决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它最坏不过使我不适于服兵役，但是也许过几年我还能够骑马。四个月以来，我不能动笔，但是我口授并几乎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的英译文（校订了已译完的那部分，即全书的八分之三）。另外，我现在找到了一种办法。它使我多少能够活动，但愿不久会有进一步的好转。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更猛烈的狂风暴雨时期来到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 马克思的小女儿［注：爱琳娜。——编者注］嫁给了一位很可爱的爱尔兰人艾威林博士。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到我这里来。另一个女儿［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你认识她，现在也在我这里，她向你衷心问好。她还常常很高兴地谈起在日内瓦跟你一起度过的那一天的情景。 希望你的健康状况继续好转，如果你再出什么事，要立即告诉我。上一次我很长时间什么也不知道。下次你可不能再这样干了。 你的信件和其他材料，等我能清理文稿时就立即给你找。[86]从5月起，我的身体不能做这件事，而现在又要处理那么多急迫的工作，这件事也无从考虑。需要彻底清理的东西有六大箱以上，甚至书籍也还没有整理到我可以随手拿来充分使用的程度。 好吧，祝你健康，而刚毅你本来就是足够的，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你的老弗·恩格斯 波克罕向你问好，他一星期以前给我来过信。他的情况还是原来那样，没有变化。 注释： [86]贝克尔在1883年11月23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提醒劳拉·拉法格：她曾当着马克思的面并在马克思的同意下，答应把贝克尔在1848—1849年期间为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这一小册子而寄给马克思的信件还给贝克尔。后来贝克尔还请恩格斯再找一找他当时寄给马克思的其他一些材料。——第75、107、165、219、32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6年5月28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但是，既然我已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战，那也只好这样了；反正我是得不到安宁的。此外，友人莫斯特对杜林的《哲学教程》的吹捧[25]已明确地给我指出，应当从哪里进攻和怎样进攻。这本书一定要仔细读一读，因为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更明显地暴露了《经济学》[34]中所提出的论据的弱点和基础。我将立即订购这本书。实际上，该书根本没有谈到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它倒论述了一般的科学理论，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该书还有一整章描写未来社会或所谓“自由”社会，其中从经济方面说得极少，却为未来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拟定好了教学计划。所以，这本书暴露出的庸俗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看，就能同时从这一方面来揭露这个家伙。对于批判这位贵人的历史观——认为杜林以前的一切都是废话——来说，这本书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可以从里面引证他自己的蠢话。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里。［注：套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中的一句话。——编者注］我已经订好了计划——j’aimonplan。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这样一来，莫斯特及其同伙就失去了说什么“冷酷”等等的借口，而杜林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应当让这些先生们看到，我们是善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人的。 我希望威廉［注：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在《新世界》上登载莫斯特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就是为《新世界》写的。莫斯特总是不善于剽窃，竟把自然科学中最可笑的谬论，如环体和恒星分离说（根据康德的理论），安在杜林头上！ 问题不仅仅在于威廉缺乏稿件，这可以采取赫普纳和布洛斯那时的做法，用刊登其他时事文章等等来补救。主要的是威廉切望填补我们的理论空白，对庸人的一切异议给以回答，并且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图景，因为庸人毕竟也会在这方面向他们提出问题；同时，他想在理论方面尽量离开我们而独立，由于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所以他在这方面总是走得比他自己意料的远得多。他因此也就使我不得不认为，同《人民国家报》的那些理论上的蠢才相比，杜林总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著作总还比那些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糊涂的先生们的著作要好一些。 关于土耳其事件，你的见解完全正确；我还是希望事态向前发展；最近一周，事态看来有些停滞，而东方革命比其他革命更加要求迅速的决断。苏丹［注：阿卜杜-阿吉兹。——编者注］在宫廷中聚积了大量金银财宝——这就是对他永无止境的搜刮怨声载道的原因——，数量相当之大，索弗特[23]要求从其中拿出五百万英镑，可见那里的钱财必定还多得多。但愿三国皇帝的哥尔查科夫照会[35]的递交会使事态导致危机。 代我向燕妮和龙格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荣誉，我竭力不辜负这个荣誉。祝愿取了三个大名的小家伙已经康复。［注：见本卷第16—17页。——编者注］ 对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和我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对我批判杜林［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感到我对于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我能在这方面进行活动，虽然要十分小心，但毕竟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连这部著作［注：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在海滨这里的闲散对此有不小的帮助，我可以有功夫推敲各个细目。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绝对有必要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 从1853年以来，赫尔姆霍茨先生一直没有中断对自在之物问题的探讨，但始终没有弄清楚。此人不知羞耻，现在还若无其事地再版他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以前［注：查·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编者注］出版的荒谬货色。 莉希和我衷心地问候你们大家。我们将于星期五［注：6月2日。——编者注］返回伦敦。彭普斯的文风有了那样大的进步，我感到很高兴，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注意得不够。 你的弗·恩· 注释： [23]1876年5月10日，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索弗特（穆斯林院校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个运动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召开参议会批准国家预算。由于5月10日的游行，苏丹不得不满足索弗特提出的某些要求。例如，宰相（首席大臣）和伊斯兰教总教长（伊斯兰教僧侣的首脑）被撤职。——第14、20页。 [25]指的是约·莫斯特吹捧欧·杜林《哲学教程》一书的稿件。莫斯特关于杜林的文章1876年夏发表在《柏林自由新闻报》（《BerlinerFreiePresse》）上。——第14、15、18、242页。 [34]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E．Dühring．《CursusderNational-undSocialökonomieeinschliesslichderHauptpunktederFinanzpolitik》．2．Aufl．，Leipzig，1876）。第一版是1873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时主要利用了该书的第二版。恩格斯作了很多批注的书，以及包含有摘自该书第二版的大量摘录加上恩格斯的批判意见的手稿保存下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680—688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这本书以毁灭性的批判（主要见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18页。 [35]指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柏林备忘录，同意备忘录的还有法国和意大利。这个文件是三大国的代表哥尔查科夫、安德拉西和俾斯麦在1876年5月13日起草的。柏林备忘录是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而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其中要求同起义者签订两个月的停战协定。备忘录本应在5月30日递交给土耳其政府，但是，由于这一天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宫廷政变，备忘录未能递交。——第2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89] 曼彻斯特 1873年5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注：卡·肖莱马在这段的页边上写着：“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卡·肖·”。——编者注］ 1．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位置移动（是在时间之中的——为了使老黑格尔高兴）——机械运动。 （a）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地说，可以把下落看做这样的运动。向着许多物体所共有的一个中心点运动。但是，只要单个物体不是向着中心而是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运动，那末虽然它还是受落体定律的支配，但是这些定律已经变化成为［注：卡·肖莱马在这段的页边上写着：“完全正确！”——编者注］ （b）抛物线定律并直接导致几个物体的相互运动——行星等等的运动，天文学，平衡——在运动本身中的暂时的或外表上的平衡。但是，这种运动的真正结果最终总是运动着的诸物体的接触，一些物体落到另一些物体上面。 （c）接触的力学——相互接触的物体。普通力学，杠杆、斜面等等。但是接触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接触直接表现为两种形式：摩擦和碰撞。二者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新的、不再仅仅是力学的作用，即产生热、光、电、磁。 2．本义上的物理学——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科学，它逐一研究了每种运动形式之后确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运动形式互相转化；并且最后发现，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在一定的强度（因运动着的物体而异）下就产生超出物理学范围的作用，即物体内部构造的变化——化学作用。 3．化学。对于研究上述运动形式来说，无论它研究的是有生命的物体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没有多大关系。无生命的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甚至是最纯粹的。与此相反，化学只有通过那些在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人工制造这些物质愈来愈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它构成了向关于有机体的科学的过渡，但是，这种辩证的过渡只是在化学已经完成或者接近于完成这种实际的过渡的时候才能实现。［注：卡·肖莱马在面边上写着：“这是最根本的！”。——编者注］ 4．有机体——在这里，我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注：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我也不谈。——卡·肖·”。——编者注］ 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你的弗·恩· 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论，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 注释： [89]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谈了他从1873年开始写的一部卓越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构思。这封信寄到曼彻斯特，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在那里。恩格斯还请马克思把这封信转给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看。在信稿上保留有肖莱马作的边注。——第82页。
德语（Deustch）：国际歌DieInternational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歌->各国歌词 国际歌DieInternationale 德语（Deustch）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德语版(1)（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德语版(2)（下载） Yourbrowserdoesnotsupporttheaudiotag. 德语版(3)（下载） (1910versionbyEmilLuckhardt) Wachtauf,VerdammtedieserErde, diestetsmannochzumHungernzwingt! DasRechtwieGlutimKraterherde nunmitMachtzumDurchbruchdringt! ReinenTischmachtmitdemBedränger! HeerderSklaven,wacheauf! EinNichtszusein,tragtesnichtlänger Alleszuwerden,strömtzuhauf... Refrain |:Völker,hörtdieSignale! AufzumletztenGefecht! DieInternationale erkämpftdasMenschenrecht!:| Esrettetunskeinhöh'resWesen, keinGott,keinKaisernochTribun! UnsausdemElendzuerlösen könnenwirnurselbertun! LeeresWort:desArmenRechte! LeeresWort:desReichenPflicht! UnmündignenntmanunsundKnechte, duldetdieSchmachnunlängernicht! Refrain InStadtundLand,ihrArbeitsleute, wirsinddiestärkstederPartei'n! DieMüßiggängerschiebtbeiseite! DieseWeltmussunsersein! UnserBlutseinichtmehrderRaben, Nichtdermächt'genGeierFraß! Erstwennwirsievertriebenhaben dannscheintdieSonn'ohn'Unterlass! Refrain
包惠僧：二七回忆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二七”回忆录 栖梧老人（包惠僧）著；裘沙绘图工人出版社，1957年10月第一版 【CHM电子书下载】【PDF下载】 ·流浪在武汉 ·转变的一年 ·开端 ·摸索中前进 ·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 ·陇海铁路罢工 ·初到郑州 ·江岸一夜 ·一个青年工人 ·暴风雨前 ·英勇的战斗 ·血染江岸 ·各地的斗争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chm电子书下载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Mao'sChinaandAfter: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lic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著杜蒲译 中文版序言(v)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英文原著第三版序言(ix) 第一部：革命的遗产 第一章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3) 第二章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11) 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失败与无产阶级革命(21) 第四章毛主义革命与延安传统(31) 第二部：新秩序1949-1955 第五章新国家(53) 第六章城巿：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71) 第七章土地改革：农村的资产阶级革命(85) 第八章工业化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后果(97) 第九章农业集体化1953-1957(121) 第三部：乌托邦主义1956-1960 第十章百花齐放：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与自由(145) 第十一章不断革命：大跃进的思想渊源(179) 第十二章大跃进期间的经济(191) 第十三章人民公社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1960(199) 第四部：热月的反动1960-1965 第十四章官僚的复辟(227) 第十五章新经济政策1961-1965(241) 第十六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253) 第五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1966-1976 第十七章文化革命的概念(271) 第十八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291) 第十九章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结果(327) 第二十章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与毛主义时代的终结1969-1976(349) 第六部：邓小平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1976-1998 第二十一章毛泽东时代的遗产(383) 第二十二章邓小平的复出与对毛主义的批判(397) 第二十三章市场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417) 第二十四章争取民主的斗争(451) 第二十五章邓小平时代的结束：1990年代的中国(481) 有关文献的说明(515) 参考文献(521) 人名、书名与文章名中英文对照表 **第24章、第25章不上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198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CHM电子书下载】【PDF下载】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作者：[英]P.阿姆斯特朗，A.格林J.哈里逊 译者：史敏、张迪恳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CapitalismsinceWorldWarII: themakingandbreakupofthegreatboom PhilipArmstrong,AndrewGlyn,JohnHarrisonLondon:Fontana,1984 译者前言 作者序 第一部分战后的重建（1945—1950年） 一混乱和绝望 二混乱的背后 生产资料工人战争的破坏投资阻碍资本和劳动力美国和英国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国际关系先进国家之间的关系殖民地与苏联的关系 三大国政策 山姆大叔一心为己对欧洲和日本的援助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美国的占领政策约瑟夫大叔的控制人民民主捷克的情况东方和西方 四最初的两年 投资和工资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 五马歇尔援助计划：美国改变方针 欧洲发生了危机吗？美国的经济问题美国的劳工马歇尔计划是怎样实施的 六欧洲和日本的新转折 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英国总结 七走向繁荣 美国的衰退1949年的贬值朝鲜战争时的高涨投资与繁荣 第二部分大繁荣（1950－1974年） 八黄金时代 工人和生产资料利润利润的份额和利润率生产与实现工资工资为什么上升？出口政府支出投资日本的经济奇迹 九是一个新的、已被驾驭的资本主义吗？ 福利国家西德的共同决定法国的经济计划工作日本的产业政策结论 十美国统治地位的黯然失色 贸易的增长国际垄断寡头美国经济的回降国内的低积累国外投资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美国获利维持美元的代价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 十一过度的积累 工人阶级的发展60年代晚期的充分就业问题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积累与对劳动力的需求利润受压生产率的增长产品工资国际竞争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利润率的下降纳税后利润工人是否得到好处通货膨胀 十二经济过热 过度积累的形成罢工浪潮和工资激增意大利的热秋1968年5月紧缩与1970—1971年的衰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贬值盈余国家美国的竞争力与国际收支问题1972—1973年的短暂繁荣商品繁荣谷物市场一个时代的终结 十三石油和1974年的大震荡 石油危机大震荡 第三部分形势在崩溃（1974年—） 十四失业剧增 失业就业结构是谁丢掉了工作？ 十五失业与积累 新技术实际工资产量的停滞应该责怪消费者吗？或许应该责怪外国人吗？或许是政府应该受到谴责？投资和积累利润利润、资金和信心积累和生产率生活水平和通货膨胀 十六国际关系 东方集团 不发达国家 石油生产国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债务 发达国家不平衡的发展 国际货币 贸易 贸易保护主义 十七资本家和工人 退却中的工人仿效日本重新布置中的生产改组中的劳动 十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修辞 政治经济学实际的方案紧缩性货币政策摧毁福利事业减税私营化和放松管制打击工会军国主义政策见效吗 十九左翼的抉择 充分就业的障碍就业工资产业民主产业政策结论 二十未来展望 附录 A数据说明 B资料来源 相关阅读：悼念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安德鲁·格林（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摘录）（〔苏〕格·叶·季诺维也夫，1923年6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摘录）[1] 〔苏〕格·叶·季诺维也夫（1923年6月12日） 同志们，自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已经工作六个月了。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要想做出许多新的了不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有些问题看来比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显得更清楚了。因此，我认为在这次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我们还得再通过一些新的政治决议。 国际形势 关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以后将有专门的报告，因此，我只能稍稍谈一谈。显然，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这段时间里，某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变化。美国出现高度繁荣。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国家的经济情况也出现某些好转。中欧的情况仍然是一片混乱。日本和印度发生经济危机。今后事态如何发展，还很难预见。瓦尔加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他说美国已日益接近经济危机，其他正在开始复苏的欧洲同家是紧步美国的后尘，或者相反，这些欧洲国家将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工业高涨时期，现在还不得而知。 至于国际政治形势，当前最令人注目的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我深信，英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政策的改变同整个资产阶级国际政策的改变一样，证明国际资产阶级之所以欺压苏维埃俄国，原因并不在于俄国的软弱，而在于它的力量的日益强大。英俄冲突的直接结局如何还不清楚，但是已经很明显，我们毕竟看到资产阶级对苏维埃俄国的国际政策开始了新的篇章。国际资产阶级觉察到，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不象资产阶级最初想象的那样，是共产党人的投降。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和第二年，这帮老爷当真以为新经济政策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俄国的根本性的投降。他们在笑眯眯地期待着有一天俄国共产主义会自我毁灭。如今他们开始相信，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连瞎子也会看到，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绝不是投降，而是相反。自从世界市场上俄国的粮食重新出现时起，世界资产阶级就开始明白了这一点。现在证明，俄国共产党人从俄国工人阶级那里从来也没有得到象现在这样坚定不移的支持。正因为如此，现在国际资产阶级的首领们在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得赶快行动，因为如果我们再放过两年，那就太晚了。这就是对待苏维埃俄国的国际政策的新变化的根据。这一变化也许将在国际政策中占居整整新的一章。 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 至于法西斯主义和反动派，很遗憾，我们看到，它们越来越猖獗。保加利亚昨天的事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你们大家今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鲍里斯国王在国家发生政变和整个政府以及斯坦鲍利斯基党的所有代表遭到逮捕之后颁布了一项法令，按照整个法律程序免去了斯坦鲍利斯基的总理职务。大家看，事情干得是有准确法律根据的。所有这一切只是证明了一点，如果错让国王或皇帝继续逍遥自由，那么始终会留下隐患，这个皇帝有朝一日还会颁布类似的法令。斯坦鲍利斯基农民政府的民主党人先生们完全罪有应得。 至于法西斯主义，我认为，在那些法西斯主义特别猖狂的国家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应该侧重于经济方面。不应把反动派的任何表现都叫做法西斯主义。必须分辨清楚并认识到，比方说，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已与半年或一年前的情况大不一样了。 同志们，总之，现在的形势基本上还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的形势一样。新战争的危险变得更加明显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欧洲曾几次出现过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燃起战争的局势。整个形势依然未变，我们所能预料到的危险还和从前一样。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在这一时期，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了。同志们，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在我们这样的会议上详细地批评汉堡第二国际的工作。我认为不值得这样做。有些报界的同志指出，即使从彻底的改良主义观点看，汉堡第二国际的工作也是经不住任何批评的，的确是这样的。那是一次没有头脑的代表大会。那次代表大会没有任何固定的、哪怕是改良主义的原则路线。这纯粹是一番衰败的景象，就象我们最近看到的合并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衰败景象一样。谁还留在第二国际里呢？实际上，只有两个象点样子的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象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这样一些人在汉堡都不起任何作用。走到台上的是一些比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还坏的人物。新出现的一批人物甚至连考茨基后期的“社会主义”传统都没有了。同志们，大家回忆一下，想当年甚至第二国际对是否吸收工党参加的问题都表示过犹豫。我记得很清楚，那好象是在1908年，考茨基证明说不准接受工党参加第二国际。只是在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接受了这个党以后，考茨基为了不失面子才对已经通过的决议进行了“理论”论证。难道说这个时期工党变好了和更具有革命性了吗？丝毫也没有。我觉得是相反，是第二国际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只是因为这样，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工党不仅被吸收进第二国际，而且在那里坐了第一把交椅。 如上所述，那是一次没有头脑和没有灵魂的代表大会。我们看到了一场有趣的俄国孟什维克和英国工党领袖进行论战的闹剧。不久前还把自己封为第二半国际左翼的俄国孟什维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变成了第二国际的极右翼。只要回忆一下合并后的第二国际在汉堡通过的臭名昭著的组织章程就够了。这既不是笑话，也不是儿戏，而是事实：聚集在汉堡的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通过决议说，他们的执委会委员只要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就自动暂时退出执委会。而当这位“社会主义”部长一旦被资产阶级象挤柠檬一样从内阁挤了出来，那么他就又可以成为第二国际执委会最合法的和最可敬的委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决议。这就等于说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如果他们当中有谁作了贼，那他就不能再作为他们的组织的可尊敬的成员，而一旦刑满释放，那就又可以就这个贼展开辩论，决定是否再把他吸收进可尊敬的人的行列中来。第二国际的这批先生堕落到了极点，简直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们的批评对他们已经无济于事，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完全超出了对一个多多少少象个革命者的人所能提出的最低要求。 在我们共产党的报纸上，人们试图从各方面来证明，汉堡国际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国际。甚至保尔·列维先生也带着藐视的口气说：这算什么国际，在这里，这些人在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而另一些人也在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这倒更象一座巴比伦塔。是的，阿志们，这的确不是什么国际。但是我们只是应该记住这样一点：这些先生也不需要任何国际。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这样的批评同样也是不中用的。这意味着白白浪费时间。我们不必去证明第二国际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国际。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明白并向工人们讲清楚，社会民主党先生们不需要任何真正的国际，这些人需要的仅仅是一面用来欺骗工人的国际招牌。他们在汉堡出色地证实了这一点。 汉堡国际的意义 汉堡的这个联合组织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强我们的敌人的力量呢？在有些国家里，在短时期内也许是可能的。我们有些法国朋友对我说，在法国，汉堡代表大会可能会对一部分落后工人产生某些影响。这是可能的。同志们，大家回想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当时我们有些同志夸大了这次联合的意义，认为它几乎会形成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时期，并且会为社会民主党增加许多力量。但是，还没过一年，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到，这次联合不仅没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强，而且相反，使它削弱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严重。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几乎根本召集不成群众性的集会。它在国会的发言同样平淡无奇。从前，当这些英雄比较纯正的时候，他们还有过一点彻底性，而现在他们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相信，现在在整个国际范围内都将出现这样的局面。 在汉堡，在代表大会期间，有一小部分稍有良心的与会者就已直言不讳地说过，第二国际是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二半国际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而存在，从我们共产党的利益的角度看，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聚集到汉堡来，仿佛是专门为了加速它们的解体过程似的。 共产国际——无产阶级唯一的战斗机构 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十分清楚地证明，除了共产国际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国际了。我们还没有争得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很遗憾，这是事实。但是，不管怎样，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工人联合组织在一心一意地为团结我们国际范围内的力量而工作，那么这个组织就只能是我们的第三国际。只要回忆一下海牙的那场喜剧就够了，阿姆斯特丹分子在那里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进行着比赛，看谁更厚颜无耻。与此同时，同样还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两次与鲁尔区有关的代表会议：一次在埃森，一次在法兰克福。这是事实，战后在欧洲的腹地从事活动的两个大党——德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第一次不仅在原则上相互支持，而且共同携起手来开展巨大的实际政治运动。这一运动还不够有力，我们还不能战胜资产阶级，我们还举行不了大的罢工或起义，甚至大的示威游行，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这样的事实，即在欧洲的危急关头，两个大的共产党在苏维埃俄国的全力支持下手携手地进行了工作。我相信，许多诚实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在看到这一切之后，都会得到这样一个初步的印象，即只有我们的国际组织在试图组织反对资产阶级的国际斗争。是的，我们的组织的比重还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现在实践证明，我们不仅一起通过决议，而且也一起行动。当两个欧洲大国相互掐住对方的喉咙打起来对，这两个国家的两大共产党却象兄弟一样团结一致地工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一个证据，说明我们的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战斗机构。 这些事件也说明了其他一些问题，并且证明，共产国际的确在开始成为统一的世界共产党。世界党意味着什么呢？这绝不意味着象个别同志有时强加给我们的一种看法，认为这意味着要取消各国共产党。不，这仅仅意味着，当历史真正要求国际性行动的时刻，共产国际就会作为统一的政党来组织这一行动。这就是说，在这样的时刻共产国际是根据国际斗争的需要来集合自己的党和领导自己的力量。我不想使用过分响亮的词句，所以我不说德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在鲁尔危机时期进行的共同斗争证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世界共产党。但是有一点已被证实，这就是我们无疑有了这种世界共产党的萌芽。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加重了我们国际组织的分量。这是事实。 …… 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手腕还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 我现在来谈谈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我认为总的说来，我们已经克服了在贯彻这一策略的道路上存在的障碍和困难。例如，当你看到法国工人运动现在是怎样发展的，当你看到不仅我们的共产党人朋友，而且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也都在努力热情地贯彻统一战线策略，这时你就会感到真正的满意。有些同志在几个月前还对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屑一顾，现在他们自己也学会了出色地实行这一策略。 我想，在这方面只剩下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某些朋友往往是用下面的方式来表述的。他们通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统一战线？这仅仅是战略手腕，还是说统一战线真正表达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我认为，这个问题前提法本身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了清除这一策略道路上的最后障碍，这次执委会扩大全会必须对这一问题仔细加以研究。 到底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呢？它仅仅是策略手腕，还是说它表达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我们要用下面的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请问：在共产国际活动的最初年代，即在1919-1920年，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愿意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真诚地接近或友好呢？我认为当时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从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的人都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接近。 现在我要接着问：那我们在1919年和1920年是否实行过统一战线策略呢？没有，没有实行过。这就是说，如果你们指的是共产同际存在初期，其中包括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的这段时期，那么你们就会看到，情况是这样：同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近和友好是有的，而统一战线的策略则没有。 所有这一切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真诚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近。我们一向都有这样的愿望，我们现在希望，将来也永远希望，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希望和将来也希望整个工人阶级都联合起来和团结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真正胜利的唯一重要的前提。 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质 那么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大约从1921年开始作准备，1922年最后提出，而现在，即在1923年则在大力贯彻，这里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呢？增加了什么新的东西呢？这里新增加的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战略手腕的东西。这里首先应该谈谈群众与领袖的问题。我要重申，对社会民主党和工团主义工人群众，如同对无党派工人群众一样，从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始终主张同这些群众接近和友好，以便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至于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我们的确在这一方面实行了转变，这一转变完全是由整个力量对比决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满怀信心指望无产阶级革命会很快到来，出战争带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会更严重，群众的革命情绪、他们的急切心情、他们的愤怒使我们有可能越过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立即诉诸群众，把他们吸引列我们方面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希望。这样也就决定了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的路线。这不单纯是我们的良好愿望。我们的愿望是建立在当时的许多事实基础上的。 但是，事情有了变化。从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起，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另-一种信念。我们看到，事情并没有发展得那么快。群众的愤怒是强烈的，但是情绪毕竟开始低落。结果，资产阶级坐得更稳了，社会民主党所依靠的力量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大。总之一句话，世界革命的发展比我们设想的要缓慢得多。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得不放弃越过社会民主党领袖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愿望。我们对自己说，有一点是照旧不变的，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密切联系，但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则必须改变。我们现在不可能越过社会民主党领袖把社会民主党群众吸引过来。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在广大群众面前揭露这些领油。我们必须同这些领袖进行斗争，逐渐地、或许经过几年的时间，那时我们将做到使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最后认清这些社会民主党领袖的面貌。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于是就产生了新的统一战线策略。 战略手腕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有些人发出呼吁，对于这些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是不想也不会和我们一起走的。我们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呼吁。我们必须这样做。与此同时，我们坚信，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总部并不想同工人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也不会和我们一起走。如果有谁对此多少有过一点怀疑，那么现在，在汉堡代表大会之后，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地被证实了。总之，简单说来，战略手腕表现在我们向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总部发出呼吁，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总部实际上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目的，而且不愿同我们一起斗争。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所以我说，问题的提法本身——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是战略手腕还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是不正确的和愚蠢的。我们过去希望现在仍然希望同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由于大约从1921年起形成的这种力量对比，我们必须向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出呼吁，我们必须给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写信，尽管我们十分清楚，这些人不想反对资产阶级。从狭义上来说战略手腕就表现在这里。 所谓战略手腕是否正当的问题 我还要问你们，这种战略手腕是否是正当的斗争手段，是否是可以允许的，是否是道德的？任何一个郑重的共产党人都不会说这里有什么不可允许的东西。要知道，这无非是组织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我们的阶级在数量上是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还相当大，所以工人阶级至今还没有获胜。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志对我们说：好吧，就算是这样；但是何必要这样大声地对我们说呢，这不是在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反对我们提供方便吗？同志们，我毫无保留地承认，在反对不可调和的敌人的斗争中存在着各种军事计谋，但是唯有这样的军事计谋不会败坏我们自己的军队。以法国共产党为例。大家都记得，不久前在法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恰恰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闻所未闻的混乱。法国党内的这次危机是否能排除呢？是否能在政治上使这个党站立起来，并绐它指出正确的道路呢？如果我们不仅怕对这个党的领袖说，而且也怕对包括工团主义者在内的所有法国工人说：问题是要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为了在他们面前揭露社会民主党领袖，为了说明事实上进些人拥护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所以我们才向所有这些列诺得尔和茹奥之流的人们发出呼吁。如果我们在这里不把话说透，如果不把统一战线策略的全部战略意义向法国同志讲清楚，我们就不可能把法国共产党人，更不用说把法国工团主义者争取到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来。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法国，而且也适用于一切与我们一起走的工人。总而言之，我们每走一步，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就试图加以污蔑、诽谤和歪曲。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当害怕直接谈论我们的战略手腕。对于集聚在我们周围的有觉悟的少数人，我们必须充分地指明他们的道路．否则我们就永远也争取不到大多数。 还有一点。不应忘记统一战线策略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在1921年的最初几个提纲里就已经谈过这些危险。我认为，我们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道路上取得的成就越大，我们今后在社会民主党群众中的工作越深入，这种危险也就越大。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勇往直前，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我们什么也不怕。我们党在这方面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毕竟不要忘记危脸。 …… “工农政府”的口号是必要的 同志们，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尽快摆脱旧传统的最好的办法是：我们现在把“工人政府”的口号发展成“工农政府”的口号。大家记得，事情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起先是统一战线策略，然后是工人政府。我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了，把这一公式加以扩大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举几个例子。美国共产党（工人党）未经我们任何提示，自己提出了工农政府的口号。这一口号正是因为采取了这一提法，立即在美国这一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里得到巨大的吸引力。工会运动的左翼由于一般说来是关心政治问题的，所以完全支持这一口号。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斗争。后者试图直接在组织上与部分农民党合并，从而失掉了在工人阶级中的阵地。社会爱国主义者正在寻求新的社会基础。我们不仅在美国发现这种情况，一般说来这是时代的征兆。我们在国际范围内也看到这种现象。可以肯定地说，整个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日益失去社会基础，因此现在拼命地在城市的小市民，职员，官吏和部分地甚至在农民中寻找新的社会基础。你们还可以在美国、德国和几乎所有的地方看到这类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简短地说，我们的战略应该是这样：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失掉一些阵地，我们则应当立刻去占领这些阵地，因为工人阶级是我们的主要堡垒。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失掉这些阵地，另一方面又在农民中寻找新的阵地。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呢？我们应当立即在这个新领域里赶上社会民主党，并在这一领域里同它进行决斗。我们在占领社会民主党失去的阵地的同时，还要留心地观察，看它走向何方，我们要对它进行跟踪并竭力在它企图占领新阵地的地方超过它。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作为一种宣传口号，这一提法几乎到处都易为人们所接受。今后我们不再说劳动的政权、社会主义的政权等等，今后我们将在一般宣传中把这些概念表述为工农政府的口号。对于一个尚未成为社会主义者、而仅仅开始辨认社会问题的劳动者说来，这个提法是最易于理解的。我要问，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工农政府”的口号在一系列国家中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在一系列国家中，工农政府的口号具有直接的迫切意义，事实上在我们中间半年前谁能想到工农政府的口号会成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口号之一呢？请大家读一读关于福斯特和鲁腾贝尔格审讯案的报道吧，那时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一口号在美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的确这一口号在象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怎么会不能接受呢？我已说过，在这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日益失去阵地，正在寻找新的阵地。我们坐在萨克森工人政府中的同志们竞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涉及农民现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吗？ 在萨克森工人政府里，我们有些问题提得非常得当和明智，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现实。难道涉及农民的问题真的连一个也没有吗？当然，这样的问题是有的，尽管在萨克森贫苦农民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整个德国，特别是在东普鲁士，贫农是一个很大的阶层，而不管怎么说，普鲁士在德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再以波兰这个国家为例。我们已经看到，在那里，农民问题具有直接决定性的意义。在波兰，没有农民，光靠无产阶级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当然，我们在波兰可以建立一个始终都站在极端反对派立场的严肃的共产党，但是没有农民，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制度是不可能的。 一个现在就已具有在明天（从历史的意义上说，明天一词可以意味着五至十年以后）就战胜资产阶级的心理的共产党必须现在就准备好相应的口号。工农政府的口号最适合于这项任务。我们采取这一口号本身就是在开始作准备并把某些阶层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如果农民知道共产党人提出了这一口号，对于事情的开端来说，这就已经很好了。单是这一点就为新的力量对比奠定了基础。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看一看另外一些国家的事态。以芬兰这样的国家为例。我们在工人阶级中已经争得了多数。在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比例是24：3。在芬兰，农民绝对地决定着革命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政府”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但是或许有人对我们说，象波兰和芬兰这样的国家毕竟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就算是这样。但是请问，那么法国呢？再过几个月，法国就要进行选举了。大家知道，法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如果全党在法国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那么让·雷诺同志现在在农民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就会取得更大的规模，难道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毫无疑问，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激进社会党人和整个声名狼藉的“左派集团”，将是一个最准确的打击。 现在谈谈德国。在德国不存在俄国革命前那种意义上的革命农民。但是，即使在这里，在东普鲁士，我们也有很大的农民阶层，他们无疑将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对于那些在斗争中已经厌倦、已经不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资产阶级的工人阶层来说将会起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只会起好的影响。 同志们，我认为，甚至象瑞士、挪威、荷兰、丹麦这样一些没有参加过战争、农民因而也没有遭受破产的富裕国家里，工农政府的口号也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在那里也有这样的农民阶层，这些阶层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不仅不矛盾，而且部分地是一致的。至于巴尔干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在一段时期里，我们在那里有过所谓的农民政府，但恰恰在最近垮台了。这就再一次地证明，在当前激烈的斗争中，“中间的”政府是不可能巩固的，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的重要性和同农民的联系 大家知道，有些人不止一次地试图建立所谓的绿色国际，即农民国际。不久前，就在前几天，我们还见到一份电报说斯坦鲍利斯基先生又在试图建立绿色国际。众所周知，现在斯坦鲍利斯基就在不远的地方。他试图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反对共产党人，结果他垮了台，也不能不垮台。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建立绿色国际的意图无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从实质上来说，我们在近代政治史上有过几次农民党不无成效地试图起独立政治作用的事例。不管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在巴尔干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只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才成为可能，因为经过战争，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非常清楚，农民党不可能长期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就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争取第二种结局。我们应当仔细地研究农民队伍中发生的分化。如果我们想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就不能仅仅成为城市的党。我们既应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党，同时又要同农村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俄国共产党至少在20年的时间里都曾仅仅是城市的党。但仅仅是在通过千百万士兵和农民并同全体农民保持了足够的联系时，它才得以战胜资产阶级。 请不要再对我们说，我们党没有能在农村进行工作的人。人是足够的，只是要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普通工人毕竟是同农村有联系的。当然，如果普通工人知道他们的党不认为在农民中的工作有任何政治意义，那他们就会很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而一旦工人知道了他们的党认为这项工作具有巨大的决定性意义，那么这些普通工人就会利用每一次到农村去、往农村寄信和寄报纸的机会来建立同农民的联系。我不怀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土地法案，并以“给人民以土地”为副题发表这一法案时，在德国这样的同家，工农政府的问题将日益成为迫切的问题。我不怀疑，如果在象美国这样的工业国家里，如果年轻的共产党能卓有成效地实行工农政府的口号，那显然就是因为这一口号是适时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巴尔干国家，实际上在整个欧洲，我们都应当提出这一口号。 问题的困难 我不隐瞒，在我们中间，对这个问题的准备是不充分的。我们各国党对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讨论过。这是一个新的、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在宣布统一战线策略时，我们曾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惘然不知所措，就是因为我们各国党准备不足，我一分钟都不会忘记这一教训。我有些担心，在工农政府的口号问题上，这种情形是否又会重演。这一口号可能不会一下子就被人们所理解。同志们，我要预先告诉你们，如果在讨论中真的证明，我们各国党对这一口号的运用还没有做好准备，那我们完全同意暂时不要最后通过这一决议。这样可以让各支部彻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过几个月以后，再来通过决议。但是，我个人认为，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教训对于我们各国党来说，不会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各支部毕竟多多少少地学会了见机行事，并且明白，机动灵活的策略，对于在资产阶级社会变节者包围的环境里活动的各国共产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事情是这样，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真正达到了充分的相互了解，那么我建议最好在这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批准这一口号。我们看到，形势在发生变化。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中越来越失去“人心”。我们已经冲破了阿姆斯特丹领袖们的反革命阵线。在最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队伍里，内部危机日益尖锐。另一方面，我们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在不断壮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应丧失时机。 “工农政府”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工农政府的口号同我们旧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我们中间或许有的同志会提出疑问：既然我们提出了工农政府的口号，是不是因而就放弃了我们的旧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否仍旧是工人的政党，还是变成为工农的政党？ 谁要是对整个统一战线的策略有所了解，谁要是开始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战略，那他就应该明白：工农政府的口号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绝不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工农政府是未必能实现的。苏维埃政府事实上是工人的政府。政权是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执掌的。国家的权柄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懂得，必须迎合农民，必须吸收他们参加国家的领导。一句话，必须明智地管理国家。正因为如此，俄国无产阶级考虑到国内力量的实际对比，建立了同农民应有的协作，开创了农民支持工人的局面。由此可见最伟大的革命——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这对于我们的共产党来说是可行的。问题是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利用和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由此可见，当我们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一步也不能离开这后一点的。 要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道路。工人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 但是，这个阶级及其政党可能明智地行事，也可能愚蠢地行事。如果我们的阶级能够明智地行事，那我们就能够很快地达到目的，付出的牺牲也会少一些。我们要善干部分地使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阶层保持中立，部分地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行事，如果我们是从行会的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阶级解放使命，鄢我们自己就将推迟胜利的时刻。 新口号的适时性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是普遍推行工农政府的口号的时候了。 早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就已经感到情况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对于中欧的一些国家，我们几乎已经这样地提出了任务。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几乎对于所有的国家都是有意义的，它正在成为真正国际性的问题。正当汉堡代表大会如此清楚地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完全无能，我们就应当加紧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王德威尔得之流的先生们将试图争取农民，但是，只有在我们毫无作为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按要求那样来行事，那我们就能成为把广大农民阶层争取到工人阶级一领导者方面来的政党。 法西斯主义和“工农政府”口号 即使在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我们的口号也必将起到不少的作用。就拿意大利这个典型的法西斯国家为例来说。请大家注意一下时间顺序。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恰恰是在农民奋起争取土地的那些农民地区产生的。最初，法西斯主义曾是土地占有者对这一农民运动的一种反应。现在，法西斯主义上台后，它的深仇大恨正向这些农民地区发泄。墨索里尼在有些地方恢复了纯粹中世纪的法律，如禁止在八小时以外离开家门。现在法西斯匪徒搜索的正是这些农民地区。这帮匪徒把触犯法规的农民集合起来，强迫他们喝法西斯士兵的尿。这些事实是我们的意大利同志告诉我们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法西斯主义的愤怒和仇恨与日俱增。那又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毫无办法。我并不是要通过这件事来专门指责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我知道，在农民中的工作很薄弱，这几乎是我们所有支部的国际性通病。我们在意大利也看到同样的情况。改良主义者也好，共产党人也好，最高纲领派也好，都没有为发动农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尽一点力。显然，在现时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工农政府的口号是最适宜不过的了。必须提出这一口号。 “工农政府”口号是绝对适宜的 当然，社会民主党先生们马上会对找们进行辱骂，会证明说我们提出这一口号无非是一种蛊惑宣传。但是，希望战胜资产阶级的工人们对这一口号的评价却不同。他们看到，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这一斗争中会找到同盟者。同样，劳动农民对这一口号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我们会做到不仅使广大的劳动农民阶层保持中立，而且把他们争取过来。当然，在有农民的每一个国家里——哪个国家没有农民呢？——，我们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这一口号。当然，我们这里指的首先是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还有一点。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向你们作过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苏维埃共和目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国际现象，而绝不仅仅是俄国革命的一个插曲。我们曾向你们证明，几乎每一个国家在革命后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阶段来实行这一政策。我们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不单纯是俄国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到时候都将提出工人阶级同农民进行应有协作的问题。如果事情是这样——毫无疑问，一定是这样，那么我们认为，工农政府的口号也同样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当我们观察一系列国家的形势时，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一口号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适宜的。现在我们对落后的工人和农民说：我们想消灭富人的国家，我们想建立劳动的国家。现在让我们再加上一句：因此我们建议成立工农的政府。当我们通过这一决定时，那么社会民主党再想超过我们，即使在议会的舞台上也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新口号的危险性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光是通过决定是不够的。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口号也同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样，包含着严重的危险。工农政府的口号所包含的危险在于，我们某些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够的支部会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精神来解释这一口号。大家都记得俄国社会革命党是什么样子。这个党说，它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党。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然，在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并执掌几年政权之后，它不仅可能把很大部分农民争取过来，而且可能把一大部分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在苏维埃俄国，只要事情发展顺利，经过几年的时间，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即跟着我们党走的不仅有全体工人阶级，而且有农民，有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的先生们只是忘记了Chronos（时间）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的，当无产阶级——领导者第一个投入斗争，第一个组织起来并带领农民的革命部分推翻资产阶级之后，经过几年的时间它就能取得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一致支持。但是，仅仅是在之后。为了在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不能为小资产阶级所掺和，它必须是一块铁板铸成的。的确，如今在俄国，不仅是农民，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怠工之后，开始真诚地支持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通过伟大革命时代的几年英勇斗争证明：它们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它们为苏维埃俄国争得了完全的独立，它们发展经济，支持科学，重视知识分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开始倒向我们这一边。但这只是证明，党必须是工人的政觉，它绝不能接受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的提法：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党。 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所带来的危险在于我们一些不够坚强的党可能会使我们党的阶级性质模糊起来。现在我们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我们仍然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不可调和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仍然是牢牢坚持阶级观点的工人政党。党的界限必须划分得清清楚楚。我们党的社会成分必须是工人，是无产阶级。但是我们的工人政党必须善于巧妙地行动，学会随机应变，根除宗派主义。我们必须尽力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这个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事情并不是这样：一边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另一边是无产阶级。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简单，那么胜利也就不困难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一小撮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人数众多的阶层，存在着千千万万的农民、小市民、职员、知识分子等等。如果我们想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如果我们想在国家里起领导作用，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准备自己的胜利。如果我们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较短期间取得胜利（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善于争取中间分子，部分地使他们保持中立，部分地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必须善于向一切与资本的统治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阶层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道路。 必须扩大我们的活动基地 总之，我们丝毫不应隐讳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所带来的危险_既然怕狼，就不要到森林里去。我们多少已经学会了对付灵活策略的困难。统一战线策略的实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学会游泳，我们的党跳进了水中，我们有些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从实质上说，应该把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面开展的运动算作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开展的第一个运动。曾经遇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障碍差不多已被我们克服。现在已经到了扩大我们的活动基地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党的心理的时候。最后，我们党必须认识到自己不是只为自己提出特殊“工人”任务的行会式的党，而是在真正准备战胜资产阶级的党。如果我们能够既从理论上，也从组织上、政治上采取预防措施，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除了好处之外，不会带来任何坏处。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在英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在美国、在德国，一句话，在所有的国家，情况都是这样。 走向胜利的道路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用一句话概括过我们的任务，即：到群众中去！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明确和发展了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正象过去6个月的情况已经证明的那样，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为崇高的任务：唤起我们党夺取政权的意向，使之变成为在每一个工作步骤上都意识到自己是要在明天战胜资产阶级的党。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自己怀着夺取政权的意向，并用这一意向去感染广大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层。当千千万万的无产者满怀着夺取政权的意向时，胜利就不是那么困难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大大全会（1923年6月12-23日）速记记录》1923年俄文版第6-14、36-45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主席团的报告。——统一战线。——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民族问题。农民问题。
〔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MARXISMANDPOLITICS RalphMiliband OxfordUniversityPress，1977 感谢42A录入及校对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 〔英〕拉尔夫·密利本德 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译 黄子都译 译者的话 前言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三章保卫旧秩序（上） 第四章保卫旧秩序（下） 第五章阶级和政党 第六章改良与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蕴涵着战争，就像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法〕让·饶勒斯，1895年3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让·饶勒斯 资本主义社会“蕴涵着战争，就像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1] 〔法〕让·饶勒斯（1895年3月7日） 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议会的好意，因为尽管经过一天非常重要的、但是时间很长的辩论后，大家都很疲劳，仍然盛情地同意听取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发言。此外，我要请求你们的不是宽容，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宽容，我请求的是公正，因为我们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与你们在这里讨论新的军事预算，我们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 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有关逐条讨论军事预算的方式，不仅是有关军队组织的某一个问题，而且是有关决定军队组织原则本身的社会基本构想。 先生们！这意味着，我们之间存在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为讨论问题造成巨大困难。 此外，我别无选择地不得不立即就谈到令人不安的、甚至令人痛苦的一些问题，两年来由于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受到猛烈攻击：这是战争问题、军国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关于祖国和军队的思想观点、法国社会党人与社会主义国际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和我党关于领土问题的观点，我们的朋友瓦扬刚在这里谈到了这些问题；不管谈论这些问题是多么危险，我们不能够、也没有权利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摆在全国面前，它们也必须摆在议会面前。 先生们！假如你们仔细观察（当然你们是这样做的）其他国家议会中内容广泛的辩论，你们就会知道，在所有的地方——在伦敦、罗马、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所有的问题（其中包括俄国问题）的讨论是自由的。那里在讨论关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务活动家、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制度、法国对内政策的动向以及这一政策对欧洲整个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我觉得，在我们这里也应当保障对最重要问题发表意见的这种自由。（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如果有人由于害怕损害法国的威望（请相信，法国的威望对我们来说是同样宝贵的），而提出异议，说什么对25年前发生的事件的痛苦回忆要求我们大家都非常谨慎，非常警惕，那么我要坚决地回答：我们的祖国在经受了这些考验后，虽然暂时失去了自己的部分领土，但是丝毫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实际威力、自己的尊严、对自由和生活的无限权利。（鼓掌） 先生们！你们希望和平，你们渴求和平！欧洲所有的统治阶级、所有的政府、所有的民族也完全明确地在同样的程度上真诚地希望和平。 左边席位上有人说：也许不是同样的程度？（大厅内活跃） 让·饶勒斯：尽管普遍地都非常渴望和平，军事预算到处在膨胀，一年比一年增长，大家所诅咒的、恐惧的和拒绝的战争随时随地可能爆发。 这是什么原因？也许你们会感到枯燥无味，我必须首先说，在我看来，什么是这种矛盾和经常的战争威胁的原因，尽管普遍渴望和平。（大厅内活跃）只要在每个国家里人数很少的阶级掌握大量的生产和交换资料，只要它有权支配其他人；只要这个阶级能够把自己的法则——没有节制地竞争、不停地为生存而斗争、不断地追逐财富和权利——强加给它所统治的社会；只要这个特权阶级依靠强大的军事王朝，或者依靠寡头共和国的职业军队，以便防范可能出现人民愤怒的爆发，只要凯撒主义能够玩弄深刻的阶级矛盾，以便欺骗这些阶级并嗾使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最左边席位上鼓掌声）借助愤怒的人民群众扼杀资产阶级的议会自由，并借助陷入困境的资产阶级扼杀人民群众中觉醒起来的共和意志；只要这一切继续存在，每个国家内部的各阶级之间、各种人之间的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战争总是会导致各国之间的战争。（不同席位上发出声音：对！对！）正是每个国家内部各阶级之间的深刻对抗和它们的利益冲突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 100年前，波兰农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最终导致与其他国家的战争。革命的法国向欧洲提出挑战，起初是为了回答享有特权者的暗中背叛，后来是为了在绝望的情况下尽快摆脱自己的贵族和国王；英国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和庞大的殖民地，把整个欧洲的君主制和封建制势力发动起来反对我们。拿破仑继续战争，越来越扩大军事行动，已经完全不是根据必要性和正义的考虑；他这样做出于本能，甚至出于习惯和为了解闷，但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在和平时期无疑会遭到削弱）并把革命时期狂热的、充满理想主义情绪的人民变成英雄主义的、听凭他随意摆布的民主。 后来，十二月冒险分子[2]用老迈的、颤抖的手把法国投入最后的赌博；霍亨索伦王朝领导的普鲁士容克战胜法国后，把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统治强加给德国，并按照封建军国主义精神实现了德国统一，而德国统一本来可能通过另一条道路实现。 此外，普遍的、残酷的殖民主义竞争成了各欧洲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起因，因为只要在两个互相竞争的公司或两个贸易集团之间发生冲突，就足以给欧洲和平造成威胁。 在此之后，怎么能不担心每天都可能爆发各国之间的战争？在我们的社会里到处是竞争的无休止的混乱状态、阶级对抗和政治斗争（在其后面往往隐藏着社会斗争），人类的全部生活实际上只是一系列不断的战斗和战役。因此，怎么能不认为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 那些真诚地自以为是为和平事业服务的人，与我们相对立，为现今的社会辩护并赞扬它。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实际上他们是在为经常的战争根源以及军国主义本身进行辩护。 因为这个受尽折磨的社会企图摆脱惊恐不安，而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本身，由此社会不得不经常地武装起来，以回应敌人的武装；在我们这个无限度的竞争和生产过剩时代，可以看到军队之间的竞争和军事部门的生产过剩。由于生产本身变成了战场，战争也就成为最重要、最活跃、最狂热地得到发展的生产部门。（最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不仅如此，各国以这种方式消耗自己的资源来维持军队；各国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请大家允许我完全坦率地说）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军队与民主力量的自由生活隔绝开来，把他们关在兵营里，实施消极地服从的纪律。（最左边席位上鼓掌，而中间席位上有人反驳） 欧洲目前存在建立职业军队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根本不是秘密已经有20年了。国民会议用热烈欢呼声和“在谈论军队的时候，就谈不上民主”的喊声来迎接关于军队的法案的著名报告人。[3]会议对贝尔弗尔的辩护人丹菲尔-罗什洛发出嘘声，他反对消极服从的思想。（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正当德国皇帝[4]作为军队的统帅在国境线的那一边对他的士兵说，从今以后，在同内部敌人斗争时，他特别需要他们的忠诚，他们必须准备坚定地、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被传染上社会民主思想的父亲和兄弟开枪，而与此同时，也许几天后，在议会辩论中有人对我们说（我对保守党的发言人[5]表示感谢，我感谢他的真诚和坦率），军队是我们在国内外的最主要的支柱。我们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先生们！这样一来，你们遇到了这样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尽管所有国家、所有政府都希望和平，尽管所有大谈博爱的国际代表大会，但是战争终究可能随时爆发，另一方面，正当民主和自由精神到处在发展，庞大的军事机构也在加强，在共和主义思想家——我们的学说的创始人看来，这些军事机构始终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你们的残酷无情、混乱不堪的社会，即使当它希望和平的时候，即使当它处于表面上稳定的时候，总是蕴涵着战争，就像天空中的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先生们！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最终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就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消除经济斗争和当代社会的混乱状态，结束为生存而进行的全面斗争（这种生存斗争会导致战场上的全面斗争），并建立社会和谐和团结的制度。 只要你们合乎逻辑地、仔细地考虑原则的有效性和结果的现实性，而不是考虑良好的愿望，你们就会相信，社会党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维护和平的政党。（最左边席位上有人鼓掌） 但是，先生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表示对战争的仇恨，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准备接受对我国施加的残酷暴力。（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在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很好！） 让·饶勒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最左边席位上有人鼓掌）也许有人会忘记，但不是我们！卡普里维首相[6]在讨论军事法案时（最近在这里多次引用过他的话，我想再一次引用他的话），为了证明自己抱有真诚的和平愿望，用德国国务活动家直截了当的话语说：“德意志民族吃饱了。” 先生们！而我们则不得不悲痛地说：“法兰西民族受到了伤害。”（有人说：对！对！大厅内活跃） 我们没有忘记祖国受到的严重伤害，因为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我们的祖国，而且是所有国家的权利。（许多席位上鼓掌） 尽管我们认为不应该忘记这一切，但是我们同时认为，无论我们或其他任何人没有仇恨的权利，因为即使我们的国家是多么高尚和多么宽宏大量，它过去在长时期内对你们熟悉的国家表现出残忍和专横——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认识到自己的许多错误，使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至于带有极端危险的敌意。不要仇恨，不要抛弃，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我们不仅是作为法国人，而且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反对侵犯我们的权利，请你们理解这一点，我国人民遭受的痛苦，是我们每个人的痛苦。当社会主义力图解放全人类的意志的时候，一部分法国人却被强制地违背自己的意志与他们希望属于的那个历史群体隔绝开来。（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我们之所以进行斗争，我们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实行人对人的统治；我们之所以反对那些力图保持统治和占领的旧精神的资本势力，不是为了容忍这种暴力、统治和占领的最粗暴形式，在那种形式下，人民的自我意识遭到公开压制，渴望互不分离的人们被粗暴地隔断了联系对！对！） 我们之所以反对军国主义，并不是为了把它最后的猎获物留给它。我们感到愤怒的是，在我们的国内冲突、罢工和经济斗争时，法国士兵被迫向自己的兄弟们开枪。但是，在法国边界那一边被招募到帝国军国主义的军队中去的那些人，除了到时候向自己的兄弟们开火，又该怎么办呢？ 因此我认为必须从这个崇高的讲坛上声明：对于世界无产阶级中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来说，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一项抗议活动，由于必然的逻辑，同时也是对于那些对不愿意承认别国军事占领的人民采取暴力兼并行动的谴责。（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但是，复仇战争并不是出路。（再次鼓掌） 马塞尔·阿贝尔[7]：假如这样的话，那是柏拉图式的抗议。 让·饶勒斯：复仇战争只会把争论地区变成新的杀戮、流血和破坏的场所；在不断恢复战斗的情况下，它不会有别的后果，只会煽起狂热，导致双方无休止的动荡不安；由于经常遭到威胁，它只会使两国人民遭受经常的军事专政；即使祖国没有因失败而遭到毁灭，在获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它的自由也可能被毁灭。（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先生们！这不是出路所在。出路——不仅对于那些从我们这里分割出去的人民，而且对于可能成为侵略者牺牲品的所有其他国家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来说——出路在于在整个欧洲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 在阿尔萨斯—洛林、爱尔兰和被分裂的波兰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阿尔萨斯—洛林感觉到，在它旁边，一颗国家的巨大心脏在永不休止地跳动，它是被强行从这个国家分割出去的。爱尔兰在国外没有任何民族依靠力量。对于波兰来说，假如国家的内部生活需要一个明显的组织才能默默地存在下去，它早就不存在了。 尽管如此，对于这些遭到侵略、分裂和并吞的国家来说，准备和实现复兴的时候到来了，而且只有借助于普遍自由的发展才能做到。 戈蒂埃·德·克拉凡伊[8]：这对我们来说时间太长了，我们不想等得太久！ 让·饶勒斯：随着各国政府不得不越来越考虑社会舆论，特别是随着在欧洲实行普选制（它已经在比利时实行，今后将在奥地利—匈牙利实行，也许可能采取另一种形式），有着不同利益的人们、互相同情的人们、各国人民的所有思想、所有力量都负有参加社会生活和立法活动的使命；甚至战败者也可能成为一种力量，胜利者有时也不得不向他投降，始终必须尊重他，——这样一来，他就不完全是战败者了。 由于事物的本质，被压迫民族的策略现在发生了变化，就像无产阶级本身的策略在改变一样。同样，无产阶级放弃了现在变得没有效果的街头斗争，取而代之的是组织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朝着夺取政权前进；同样，被打败的、受压迫的、受侮辱的民族放弃了过去的武装起义，力图利用政治自由的发展来达到民族独立。（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爱尔兰曾经密切注视战争在欧洲引起的最细微的反应，盼望外国军队登陆，希望他们会把自己从侵略者那里解放出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密茨凯维支在自己的《波兰人民和波兰朝圣者书》的结尾中写下了可怕的祈祷：“上帝啊！为了解放祖国，请赐予我们全球战争！”[9]不！甚至在伦敦的议会里多数派获得政权或失去政权都取决于爱尔兰，瓜分波兰的三个大国为了保持对舆论的影响或为了实现其在议会中的计谋，不得不诉诸波兰人的民族感情，采取一项既是被迫的又是奇怪的步骤，恢复他们使之分裂的国家表面上的统一。在这样的时候，我有权说，现在有不同于战争的其他手段和其他道路，以便在欧洲达到最起码的正义。（最左边席位上热烈鼓掌） 战胜国要扩大和巩固自己的自由，只有自由也给予战败者和被征服者。由于这些战败者和被征服者具有共同的观点、感情、传统和希望，以及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并与他们被迫从那里分裂出来的历史群体联结在一起的精神共同性，他们是统一的国家。因此，你们经常看到，在议会斗争的背景下显示出各国的形象，各国状况将发生出乎意料的深刻的组织变化，这些变化在地图上来不及得到反映。 先生们！政治自由的发展，但主要是社会正义的提高，不仅将消除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不法行为，而且将消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法行为。仅仅诉诸两个人的兄弟情谊是无法使他们和解的，只有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共同的高尚事业中来，使他们忘记自己的委屈，才能使他们和解。同样，要使各个国家放弃从前的嫉妒、争吵和统治野心，放弃充满傲慢和仇恨、荣誉和流血的光辉而又可悲的过去，只有使它们共同提出统一的高尚目标，只有使它们懂得，历史赋予它们怎样的使命，夏多勃利昂在100年前就指出了这样的使命——彻底解放人类，人类在摆脱了奴隶制和农奴依附关系后，希望并且一定会摆脱雇佣劳动。（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在实现或仅仅准备实现这一伟大事业——到那时不再存在人对人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到那时不再需要政府，后者的支柱是为保护侵略者阶级的垄断地位而建立的武装力量；到那时形形色色的旗帜只不过是为了使大家娱乐，而不是为了破坏他们的团结，——我要问，在这样的兴奋和欢乐时刻，有谁会企图阻碍有的群体与那个与之有着很多世纪友谊的历史群体建立更为亲近的、更为家庭式的、更为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中呢？（最左边席位上再次鼓掌） 马塞尔·阿贝尔：我们等不及那个时候！ 让·饶勒斯：雇佣劳动者、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最渴望新秩序，因为他们在现今的制度下遭受的苦难最深，他们现在比其他人更积极地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促进各国人民的国际联合。正因如此，我们与他们在一起，并像他们那样成为国际主义者，准备消灭作为战争根源的社会不平等，并准备消灭战争，战争是维持军队的借口。 （译自《饶勒斯文选》1959年巴黎法文版 第82—95页，李兴耕译） [1]这是饶勒斯1895年3月7日在法国众议院的演讲。标题是《饶勒斯文选》法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2]指1851年12月2—4日参加路易·波拿巴政变的人。——编者注 [3]指1872年5月在法国国民会议提出关于军队的法案的报告人尚济将军。该法案于1872年7月27日被通过。——原编者注 [4]指威廉二世。—原编者注 [5]指茹尔·德拉福斯3月4日的发言。他说：军队是“我们的安全在国内外的最好支柱。”——原编者注 [6]卡普里维在俾斯麦辞职后于1890—1894年任德国首相。——原编者注 [7]马塞尔·阿贝尔（MarcelHabert）是法国律师，布朗热主义者，1893年当选议员。——原编者注 [8]戈蒂埃·德·克拉尼伊（GauthierdeClagny）是法国右翼政治活动家，反对议会制，凡尔赛的议员。——原编者注 [9]密茨凯维支的这本书1834年于巴黎出版，当时他流放在那里。——原编者注 感谢秋越录入及校对
第六章关税同盟和国家联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 第六章关税同盟和国家联盟 在媾和时，关税问题还具有另一重意义。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我们探讨的起点，回到了国家的扩张问题。这一问题据说已经成了欧洲诸国的迫切任务。对它们来说，民族国家的范围已经不够了。 这里面合含着不小的一点真理。强大国家的形象已经出现，不列颠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中欧各国应该怎样在这些强国旁边维持存在呢？ 这三个第一流大国（不久中国也将以平等地位跻入它们之列）的面积对它们本国工业的增长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并非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是因为这三个大国都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这一点它们谁也做不到），而是因为它们都向本国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这样的市场给工业奠定了基础，使它得以在这种基础上组织起巨大的康采恩；这些大康采恩能够以最强大的财政力量和巨型企业所具有的种种工业优越性来在国内外从事竞争。中欧的工业也需要有这样一种广阔的国内市场作为其坚实的基础，如果它要同别国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的话。迄今为止，德国的国内市场还一直能对它的工业提供足够的基础，供它在世界市场上顺利地扩张经济势力。这种情况开始在发生变化。不仅对于德国工业而且对于邻国的工业来说，它们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正在于此，而不在于获得新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在于把民族国家扩展成多民族国家呢？这就等于说，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同民主的需要背道而驰的；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民主只有在民族国家里才能获得最完美的表现。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放，它在任何情况都决不能放弃民主。于是它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要不就必须努力阻挠经济的发展，要不就只有用阻挠政治发展的方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幸好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通过征服毗邻的其他民族地区来把民族国家扩展成多民族国家，仅仅是扩大国内市场的途径之一：这一途径所要求的代价和所包含的危险都最大，它同广大群众的民主要求完全背道而驰，它阻挠政治的发展，而且朝这个方向走得越远，其所引起的内部和外部的反抗和摩擦也就越多。 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采取一个村社不断壮大和并吞毗邻各村社的方式，而采取各村社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的方式；在这个共同体里，各村社都依然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并且保持着处理村社事务的自治权。 扩大国内市场的最好和最有前途的办法不在于把民族国家扩展为多民族国家，而在于把各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国家联合成国家联盟。大帝国的形式应该是国家联盟，不是多民族国家，也不是殖民国家，这种大帝国是资本主义赖以达到其最后的、最高级形态所需要的，而无产阶级将在这种最后、最高级形态中夺得权力。 这种联盟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可以是一个由若干联盟组成的联盟。它表现为这样一种富于伸缩性的国家形式，它可以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最终可以一直发展到世界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已经组成第一个这样的联盟。不列颠帝国之所以强大，应归功于及时把它的最强大和发展最快的殖民地变成联邦。要使俄罗斯帝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就必须同时使它从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变成一个由若干自治民族国家组成的联盟。 奥地利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位于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所有欧洲国家来说，却有更紧密联合的必要。 德意志帝国同它的邻国组成一个关税同盟，会成为欧洲合众国的起点。 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目标，但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实现它呢？ 有人提到1833年在普鲁士领导下为准备建立德意志联邦而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中欧关税同盟的目前这些赞助人却往往忘记注意到：德意志关税同盟只有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立并且发挥作用的。它所规定的关税是最低限度关税；它对于德国工业发展的巨大作用不在于排除外国，而在于消除国内贸易的一切限制和障碍，从而创造了德国工业所需要的国内市场的广泛基础。 只有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德意志关税同盟才得以成立。 对任何产品所征收的任何较髙的关税，固然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生产者，但却不利于它的消费者。如果这种产品是一种生产资料，那还会损害其他生产部门。因此每一项关税都会促使受其影响的各生产部门要求补偿由于提高对本身产品的关税而受到的损害。要实行任何保护关税，都会使各工业部门竞相争取立法因素方面的优待。要同样满足所有部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通常最多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势力最大而且大多也正是经济上最强大的部门才能获得发展。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还适用于依靠这个或那个工业部门的情况来决定其本身繁荣与否的地区。在这方面，也是那些最强大和最有势力的才最有前途。保护关税本来应该用来保护弱者，可是它却使强者在牺牲弱者利益的情况下享有特权。 因此，凡是规定较高税率的关税，都会产生一种最终只有依靠国家暴力才能加以解决的矛盾，它们与自愿协议恰恰相反。 就因为这一点，德意志关税同盟要建立在保护关税的基础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同时，普鲁士的对手奥地利也企图建立一个把全德国和奥地利都包括在内的关税同盟，但却建立在保护关税的基础上。这个计划因此就失败了。奥地利只有依靠单独实行保护关税，它因此就同德国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并且从而为它在政治上脱离德意志联邦作了准备。 今天的情况也并没有什么不同。的确，德国正面临着决定命运的时刻——这里特地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就如此经常被使用的字眼。德国需要扩大它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说，需要取消德国和邻国之间的一切贸易限制和关税限制。但是，如果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在自由贸易式的关税基础上才有可能。只有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欧洲各小国在缺少巨大国内市场方面的缺陷。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放弃这种基础。 然而仅仅有自由贸易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经验教训我们——而且很容易证明为什么必须如此，在民主日益发展的时代，不同的国家若要长久地结成一个共同体，那就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也即所有参加国都有民主的要求和民主的局面才有可能。当十八世纪末叶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的时候，它所以能组成一个自愿结合的联邦，那只是因为它的整体和局部都是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已经看到，大不列颠各联邦国家联盟是如何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它的扩展要取决于英国本部的民主分子对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家的控制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要成立德意志帝国，不仅需要建立自由贸易式的关税同盟，而且还需要有关于实行普遍而平等的选举制度的民主特许来作为准备。 人们所渴望建立的中欧关税同盟或甚至国家联盟，其成立目前也同样将取决于各成员国国内的，特别是作为结合中心的核心国国内的那些主张自由贸易和充分民主的阶级和政党能够献出多大的力量。帝国主义政策是德国工业发展不能获得其急需的进展的最严重障碍。 对内政策足以影响对外政策；反过来，对外政策也足以影响对内政策。两方面中的一方面也可以迫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尽管世界大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改变，而且战争的后果可能引起这种改变，然而它却不需要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地，社会民主党从来就主张并且一直到今天还独一无二地全力主张下列这一切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将使战争以持久和平而告终，赋与所有参战国以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气氛和前景，并把德国及其邻国提高到更髙级的国家存在形式。这些要求是：放弃一切征服政策，裁减军备，国与国之间在贸易和接近方面享有最大自由，实现民主；这一切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意志最主要的基础。我们只须继续忠于我们自己，以便争取德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所能期望的结束这次战争的最美好的结局。 在这方面，我们的下一个成就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而是取决于战争结束时的力量对比关系。但是不论真正的和平会具有何种形式，我们越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纲领，越是不使我们自己背离这个纲领，越是有力地维护它，我们就越能在战争结束后获得劳动群众的信任，获得所有争取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与持久幸福的人士的信任。 人们不应该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所显示出来的表面矛盾而产生错觉。社会民主党有责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保卫无产者的利益，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但同时又要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立的期间，这种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促进资本主义。我们在对它进行斗争的同时却又要去促进它。这怎么可能呢？ 这种可能性在于：有各种不同的促进资本主义的方式。资本的动力是利润——“没有利润就不会有烟囱冒烟”。利润增殖，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这种增殖可以通过两类方法来实现：一类是通过提髙劳动的生产力。工人生产得越多，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他的生活费用就越多，人们可以从他身上榨取的东西就越多，利润也就越大。另一类方法是：单纯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东西，而不去增加他的生产力。在这两类方法中，第二类方法是最方便，最唾手可得和最廉价的。它既不需要新的开支，也不需要多费心机。它只需要权力。属于这类方法的有：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髙食品价格（例如用征收间接税或农业税的办法）；提髙房租或提高不是租给资本主义租地人而是租给工人自种的土地的地租。 属于第一类方法的有：采用新机器；改善生产和企业的组织形式；用较先进的经营方式来代替较落后的经营方式；用大企业代替小企业；建造或改进交通工具；提高工人教育水平和增强工人体力；科学地安排生产过程。 第二类方法由于资本的较快增殖可以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作为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工人的贫困化，它们最终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第一类方法中的某些手段可能也会使工人阶级暂时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它们却能准备好一种物质基础，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劳动才能赖以解放。第二类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损害工人的利益；实行了第一类方法，则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日益提髙，尽管剥削不断加剧，但却不仅可以使资本家，而且也可以使工人在物质方面都有所改善。 我们不能也不该妨碍第一类方法中各种手段的实行。我们只能力求在这些办法实行时不但不致损害工人，而且还要让工人分享革新的好处。 与此相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第二类方法中各种手段的实行。工人的抵抗越强有力，在这方面资本遭到的障碍越是大得无法克服，那末资本就越会被迫流向那唯一仍然向它敞开着的使它得以赚取利润的另一条渠道，即提高劳动的生产力。 通过这种方式，社会民主党就解决了历史任务的表面矛盾：它一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又促进资本主义。 这一点也可以适用于帝国主义问题。按照我们的论述，对这一点已不再可能有任何疑问，即当帝国主义企图用暴力手段来压迫和剥削农业国工人的时候，它总是实行第二类方法的。这种手段可能会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最终它会变成阻挠经济发展的手段。 纵然帝国主义并不直接针对本国工人，而是针对外国工人，也即一方面针对它所占据的殖民地的工人，另一方面针对被它看作是争夺殖民地时的竞争对手的其他工业国的工人，然而，对工人阶级来说，帝国主义的危险性并不因此稍减。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这样说：他们自己会从对殖民地工人弟兄的加紧剥削中得到好处，而其他工业国家里的工人同志则由于妒忌他们这种好处而成了他们的敌人，因此必须用暴力对待这些敌人。最富于欺骗性的莫过于获得这种好处的前景了：那些在外国被弄得一无所有的工人恰恰作为压低工资的人而到资本主义国家来。作为这种工人，他们就面临着受到当地工人敌视对待的威胁。因此，甚至对于老大帝国里由于帝国主义而获得所谓特权的工人来说，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也只能是加紧压低工资和工人阶级分裂为敌对的队伍以及妨碍工人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用小恩小惠来进行引诱，以便使工人背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瓦解他们的国际团结；这种小恩小惠即使能够兑现，也只能是极其短暂的，而且必然会以劳动阶级受到极大的削弱和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而告终。 因此，对帝国主义必须像对压低工资、对延长劳动时间和对用捐税来提髙食品价格等做法那样地进行坚决的斗争；目的不在于阻挠经济进步，而在于迫使资产阶级在扩大利润、扩张剥削地区以及增加工业品出口和食品与原料进口时，不再采用最容易和最方便的帝国主义方法，而采用那种无疑需要更多理智的民主方法和自由贸易方法；这种方法将替经济的发展开辟最广阔的前途，但同肘又会在体力上、精神上和政治上加强无产阶级。 再错误也莫过于这种意见了，即认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不许人们在资本还居统治地位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法。恰恰相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把这种反对看作是当代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任务。
布哈林在联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1937年2月26日上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布哈林 布哈林在联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37年2月26日上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05905 我从伊克拉莫夫同志的最近发言讲起。伊克拉莫夫同志大谈所谓右派反革命组织的档案问题，然而这个名称暗指的是我的个人档案。我批评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因为从证词看得很清楚，那里大量的文献是党和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 伊克拉莫夫同志对其中的一个文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折，但这并不是策特林[1]供词中所说的那个文件。策特林在供词中说的是我们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而伊克拉莫夫同志谈的是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草案，在策特林的供词中关于这个草案只字未提。（喧哗，许多人插话：还是老一套；又是律师的玩意儿）。如果那里有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如果那里有初稿，此初稿是我提交，后来在斯大林同志指导性的指示的影响下作了很大的修改，即使这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根据把这个草案看做反革命。第二，如果这个文件保存在档案中，我也看不出有任何错误，因为档案中保存的是同某一重要事件有关的全部文件：如果这是纲领草案，那里就有这一草案的各种各样的方案，如果这是提纲草案，那就有这些草案的各种各样的方案。 伊克拉莫夫同志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构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危害。我准备回答一切问题，但对这种东西我不能回答。 米高扬同志说，我像托洛沃基那样，给政治局送去大量的信件，致使政治局除了读我的信件外，干不了别的事。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给政治局大量的信是要攻击政治局。而我在这期间没有给政治局发一封旨在攻击它的信。（席上喊声：而最近关于绝食[2]的信呢？）同绝食有关的信，请允许我保持自己独立的看法。（科萨列夫[3]：而给伏罗希洛夫的信[4]呢？）给伏罗希洛夫的信完全是在神经质的情况下写的。其中只有一句话会引起反感，我对此深为遗憾，而从总的看，其中没有任何进攻性的东西。我不能给别的任何人写信。当我写信的时候，在政治局就有人对我说，你抛出大量的信件。如果我给个别政治局委员写信，这看来也不完全合适。说我使用某种狡猾的手法，先给政治局写信，然后给斯大林个人写信，利用他的善心。（斯大林：我不抱怨。）我谈此事是因为有人已提及这个问题，然后提出许多指责和准指责，说我给斯大林写的信同给政治局的不一样。很自然，一个人写信给党的正式机关是一种写法，而在给国内和党内的最高权威斯大林同志写信的时候，他在这里表达了一系列的犹豫，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写上在正式的文件中没有写的东西。这里存在某种差别，某种细小的不同。我觉得还在列宁时期这种做法已经确定了。当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给伊里奇写信的时候，他提出不提交政治局的问题，同他谈自己的不同意见和犹豫，等等。谁也不以为这里耍什么狡猾手段。现在同样如此，写信给政治局是一回事。而写信给斯大林又是一回事。我个人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有人说我想用斯大林同志的善心投机。我想，斯大林同志不是可以利用其善心投机的人。 第二个问题是似乎我攻击内务部。我想说，所有指责我的同志都出于同一个论断。这个论断就是：证人的证词说的都是实情，不实之处只在于他们没有全说出来。所有反对我的同志都发挥这一论断，对我批判针对我的证词的方法提出批评。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论断。 我在这里必须说，诬告这种事是有的。我不谈自己，不谈李可夫，也不谈这里所涉及的人。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到底有没有诬告的事呢？我知道有过，《真理报》上登载过此事，那上面直接写道：“不管托洛茨基分子诬告什么人，我们都能识别出正直的苏联人。”我说的是，存在不存在诬告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般说来，存在诬告的事实，那么怎么能得出这样的论断，这些人只讲实情，只是有时没有讲完全？可能有谎言，需要作具体分析，哪些是实情，哪些是谎言。 我个人并不事先先验地认为证词都是正确的。由于我觉得自己在如此这般问题上是全然无辜的，所以请允许我不是为这些证词辩护，而是摧毁它们。辩护的任务在于摧毁它认为不正确的证词。推毁这些证词是不是攻击内务部呢？我认为不是对内务部的攻击，因为内务部不是证词的主体。它不必为证词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它搜索这些证词，它获得这些证词，它设法弄到这些证词，它帮助形成这些证词，然而，它不必为每一个证词的真实性负责。这是侦查的材料，还要经受检验，等等。 另一个问题，较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一系列证词（它们的量很大），等等？我在受到不同的同志攻击的札记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那里谈得很详细。我这里只说明如下：“右派的大量统一的污蔑可从以下情况得到解释……（宣读。席上喊声：读过了，读过了。斯捷茨基：这您全是从托洛茨基那里取来的。在审讯期间托洛茨基也在美国的报刊上写过同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写过，我这是从记录中抄来的。我不知道谁那么好心地把记录提供给托洛茨基，但我是按记录读的。其次，我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写过，不过，引文之后我是自己写的。我不知道，也许斯捷茨基能告知，托洛茨基也是这样写的，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处在并不特别愉快的境地。 我写道：“这样的以及更为鲜明的例子……（宣读）……披捕者也许会认为，又是因为我而被捕了”。（什维尔尼克[5]：您把人们想得太坏了。）昨天梅日劳克[6]还说，如果不是斯大林同志制止了，他会把我撕碎的。（梅日劳克：会这么做的。喧哗。）我说的就是这个，我自己就是这么说的。有人指责我，说事情并非如此，但我引用的是这样严肃的的旁证，你们的旁证。（席上喊声：为的是取消对您的指控。）我在这里也写了，不存在法律资料，就是说，没有取消指控。这是大家知道的。你们说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人……（宣读。）……向全世界”。（科萨列夫：您这是为记录说的，读这些东西，而不是为自己辩白。） 科萨列夫同志，我没有什么可为记录宣读的，因为这些已经印在上面了。）（科萨列夫：我们全都读过了。） 莫洛托夫：应当懂得，有过两个托派案件，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他们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暗害分子，等等，可以相信这些供词吗？ 布哈林：可以。（米高扬：为什么？） 莫洛托夫：如果您的逻辑是这样的，从我的讲话得出结论，承认自己的罪过只是出于个人利益，那怎么能解释托洛茨基分子的行为呢？我们要您做我们曾要皮达可夫等人做的事。因此您……多少可以满足全会对您的这种期待。 布哈林：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我个人决不是在败坏托派案的声誉。 莫洛托夫：你的朋友们遵循这种做法，他们先也否认，然后说是的。 布哈林：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批犯人起初否认，后来承认，而另一些没有过错的人则会不承认，予以否认，而过后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又予以承认。 米高扬：你很熟悉拉狄克，他为什么承认？ 布哈林：我以为我相当了解拉狄克。但现在我认为，我对他了解得不够。 莫洛托夫：托洛茨基分子供认的东西属实吗？ 布哈林：当然。 莫洛托夫：而你的学生提供的证词就不属实。 布哈林：不，哪些托洛茨基分子？ 莫洛托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利夫希茨，等等。 布哈林：我这里说的只是一种情况…… 莫洛托夫：我的问题不难回答。 布哈林：……我来回答，这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里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 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分子的供词是属实的。 布哈林：哪些托洛茨基分子？ 莫洛托夫：索柯里尼可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 布哈林：他们针对我的那部分供词不属实。（笑声，喧哗）你们笑什么，这里没有什么可笑的东西。 莫洛托夫：关于他们自己的供词属实吧？ 布哈林：属实。 莫洛托夫：而有关阿斯特洛夫及其他人的属实吗？ 布哈林：我昨天晚上巳经说过，我不相信罗齐特会搞恐怖，策特林会搞恐怖——我不相信。至于阿斯特洛夫，我不知道。 莫洛托夫：怎么不知道，有阿斯特洛夫的供词。 布哈林：我说的是他在供词中所说的：这里有属实的，也有不属实的。 莫洛托夫：哪怕有一个右派分子的供词是属实的，还是没有这样的右派？ 布哈林：也许有。不过，请允许我分开来讲。我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地说话？因为我不习惯于简单地指责别人，说某某人某某人从事恐怖活动，我认为“属实”。这已经几乎是一种指责了。为此需要哪怕某些资料。而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问到的那些人，你们知道的很清楚，从1932年起我就没有见过这些人。 莫洛托夫：阿斯特洛夫你见过没有？ 布哈林：在对质时见过。但我并不知道他的变化，不知道从我了解他和见过他以后，他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我肯定，我同这些人失去联系已经有好几年了。 莫洛托夫：但他们的供词属实还是不属实？ 布哈林：关于他们我什么也不能说。理论上什么也不能排除。但是对我目前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我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非，因为我不熟悉他们，我已经不了解他们。我不能解任何一个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在继续反党斗争中他们可以走到任何地方。但在这里同我有什么关系？ 波斯蒂舍夫[7]：让我向他提一个问题。当李可夫同工会某些中央委员一起读柳亭纲领的时候，他同你谈过此事吗？ 布哈林：没有，没对我说过。（席上插话：说谎！）可以随便说多少个“说谎”。 米高扬：而李可夫关于你的札记说得很准确，可见无火不冒烟。 布哈林：一般说来，无火之烟大概是不可能的。 米高扬：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布哈林：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关于我的札记叫做烟。 米高扬：李可夫说的对不对？ 布哈林：他说什么，那是他的事。他说，是托姆斯基的过错，这是他的看法。但我不知道。我不能因为一个人死了，就说是他的过错。 波斯蒂舍夫：那你就谈活人，李可夫没有死，你就谈他吧。 布哈林：关于活人我只能说如下一点。如果不谈早先的年月，那么在1935年和1936年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没有参加三人团的乌格拉诺夫。 莫洛托夫：第四个人是不可能参加三人团的。 布哈林：维·米·你认为这种俏皮的说法是对我的驳斥，而这恰恰是对你自己的驳斥。因为“三人团”是当时流行的名词，谁也没有提到“中心”，因为三人团就是三人团。 莫洛托夫：你认为这很俏皮？ 布哈林：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我认为很有说服力。 赫鲁晓夫：而策特林说过，你们实际上是第二个中央。（布哈林沉默） 布哈林：（席上喊声：您今天就像所有被告的律师。）如果说我想败坏内务部的新组成，那么我要声明，我绝对不想败坏它。（洛佐夫斯基：我们这里写着：供出于需。）供出于需，这意味着提出证词的那些人知道，总的气候是什么样的。（笑声，会场喧哗。波斯蒂舍夫：这总的气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请说一说，你们询问右倾运动的领导，他们就会指出我、托姆斯基、李可夫，这有什么奇怪的。（丘巴尔[8]：那你为什么不指出自己呢，为什么你的学生们不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没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中心呢？）就是说没有成立自己的中心，也可能是不想指出。（丘巴尔：没有成立，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反革命中心。）就关于“中心”我有专门的一节，我想对你们谈谈此事。曾有过“三人团”它半公开地存在到1930年，被叫做布哈林集团。然后是第二阶段，关于这个阶段我想在这里谈谈。在此期间曾有过偶然的会面，但会面已不像当时那样经过仔细安排。后来就是这一切全都停下来的阶段。……我应当说，大约在第一阶段，那时确实存在“三人团”，施米特根本没有加入。我记得，托姆斯基甚至害怕这位施米特；后来托姆斯基和施米特开始新的接近（如果真有过接近的话），对此我一无所知。 同志们，现在我继续讲下去。我对内务部机关是否有某些怀疑呢？有的，就像你们每个人那样。如果在叶若夫同志的提纲里写道，那里揭发了多少双重间谍（席上喊声；间谍——不是机关。这不是间谍，而是已关起来的人。）我说的是机关的组成人员。（柯秀尔[9]：您对证词部分有怀疑？）也许还有间谍，也许还有机关尚未彻底清洗。关于此事我能不能写？可以写。可以把这看做是攻击中央委员会吗？我不认为。 可以这样提问题：一些杰出的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而你反驳他们，就是说，你反对中央。可以这样反驳吗？我认为不能，否则就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只要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等说话，就根本不能辩护。（丘巴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采用这种手法。）（赫鲁晓夫：你同库里科夫讨论的是什么样的干部——党的干部，还是反革命干部？）这我以后讲。……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反驳。我不想败坏任何人的名声，但我过去和现在都要尽我之所能为自己辩护，我有责任辩护，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责任，也是党的责任，因为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我就责任出来辩护。 还有一个许多同志都重复的一个说法，由于我详细发挥了我的论证——丘巴尔同志想把此论证说成是中世纪的决疑法，他们就说，这不是法庭，如果那是法庭，就是另一回事了；而我们要从政治上掂量一切。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也不理解这原理。说这里不是法庭，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论断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这里没有对个别事实做出判断？难道没有分发大批证词？有关事实的证词？分发了。难道这些事实的证词没有去压制同志们的头脑，让他们去议论并作出结论？压制了。（席上喊道：这不是法庭，这是中央委员会。）我知道，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不是革命法庭。如果在叫法上有区别的话，那这只不过是同义反复而已。区别何在？问题在于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构的相互关系。问题先按党的程序详尽解决，然后按苏维埃程序贯彻。第一次解决时也是对所有的细节作出估量，有时甚至是很小的细节，然后按苏维埃程序予以贯彻。所以我认为结果是一样的。难道问题是靠直觉解决的？不，是靠对事实的估量来解决的。实际上，这就是党的法庭。 既然如此，那我要问，怎么驳倒众多的事实？我认为，这些事实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各别的面对面的私下谈话，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所有其他的事实。我请求同志们细想一下，从辩护的角度看该怎么办。如果你们有一些事关面对面谈话的事实，怎么能够予以推翻？只有对人说：没有，此外没有别的办法。（波斯蒂舍夫：你们开过许多会，谈谈会议。）波斯蒂舍夫同志，请等等，我要谈到会议的。我要答复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谈到的许多事情。……如果不要听，我就不说了。（斯大林：您不想讲？）不，我想讲。关于第二类事实。这里要求仔细分析，对事实、矛盾进行比较，确定你那时不可能在那里。我就是这么做的。谁反对这种做法？丘巴尔同志说，这是诡辩。（丘巴尔：毫无疑问。席上喊道：说得对。布琼尼：耶稣会教士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布琼尼志，也许你知道耶稣会教士的历史……（布琼尼：我起码知道自己的党，而您污蔑自巳的党。）同志们，是否需要做这样的分析？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推翻事实，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而你们却为此向我大力开火。 现在我请你们注意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发言。先谈索柯里尼柯夫和库里科夫。谁也没有提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关于他们我在书面回答中巳详细谈到。我认为，有一段时间同我最接近的策特林的那一类的证词我已经予以摧毁。（喧哗，笑声。施基里亚托夫：摧毁了？！波斯蒂舍夫：只是从你那里简直什么也没有剩下……）好。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认真地谈过这一点呢？这不是回答。（卡冈诺维奇：谈到过您的基本论据，即因您没有为策特林辩护，他抱怨您了。）但这决不是我的基本论据。我把好多事实、许多日期做了对照。我就是根据这些推翻策特林的所有说法的。（莫洛托夫：不是这么回事。你的辩驳一钱不值，因为有足够的事实。）如果有谁说过，我会非常感激的，但这一点谁也没有说过，谁也没有说过此事。我不想败坏策特林的名声。对中心的组成、柳亭纲领、斯列普可夫会议、恐怖行动等，我作了一系列对比。……马特维也夫在10月17日的速记记录中供认，1932年秋在乌格拉诺夫家里开过一次会议。 他声称（读）：“乌格拉诺夫邀请我去家里喝杯茶。我去乌格拉诺夫那里，在他家遇到一些人。乌格拉诺夫说，开始彻底粉碎右派了，在这种局势下旧的反党斗争方法已不中用了，必须转向更为积极的斗争方法。乌格拉诺夫直截了当地提出必须转向恐怖手段的问题，首先是针对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说的时候，乌格拉诺夫几次强调，最大的祸害是斯大林。我记得，库里科夫，还有别的什么人问乌格拉诺夫，这是他个人的观点，还是来自“三人团”（布、李、托）。乌格拉诺夫回答说：“谁需要，谁就知道”——这一字不差是乌格拉诺夫的说法”（速记记录，第3页） 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是怎么回答的？ 布哈林：我说，乌格拉诺夫说：“谁需要，谁就知道”。同志们，1932年秋库里科夫向乌格拉诺夫打听恐怖行动的指令，而他本人在供词中却针对我，供词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说他在1932年秋从我这里得到指令。并且似乎他早从在乌格拉诺夫那里得到的指令证实了这一指令。 卡冈诺维奇：当乌格拉诺夫和库里科夫一道的时候，他不一定要谈马特维也夫。他可能是春天同库里科夫在一起，而秋天同马特维也夫在一起。马特维也夫说，库里科夫在场。 布哈林：库里科夫以及别的什么人还曾向乌格拉诺夫打听！（米高扬：这不是大矛盾，这里没有任何矛盾。）也许没有矛盾。然而这东西完全推翻了库里科夫关于恐怖行动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这是1932年的事。 米高扬：库里科夫面对面地向你证实了一切，你提不出任何东西予以反驳。有没有这些东西？我对对质记忆犹新。 布哈林：关于我们同库里科夫的谈话，我并没有否认。我否认的是说我给予什么恐怖行动的指令。（雅基尔[10]：你们为什么要库里科夫这类骗子？埃赫[11]：干部，干部。波斯蒂舍夫：科托夫供认，乌格拉诺夫提出了杀害斯大林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向我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即他们为什么指供自己。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久前已经回答过了。关于其中之一可以这样说，理论上说，他们既然要继续斗争，那就什么都干得出。至于其他部分，我已经说过，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我请诸位审视一下如下事实。他们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想，既然对他们讲，你反正要被揭穿，你撤谎，你是两面派，他们就会做这样的打算，如果他们承认点什么，自我诽谤，这对他们会好一些。这是诽谤的情况。而另一种情况，谁真正有罪，被揭发，罪证、自觉有罪、担心害怕等等都向他压来，反正一切都会被揭穿，那时还会更槽。（卡雷金娜：而同库里科夫的对质呢？要知道，这是挑衅，污蔑。）我说自我污蔑，这是一种猜测；我说这是一种猜想，并且我同时还说，我不能回答全部问题；如果我知道审讯规则，向被告提出的全部问题，他们的全部供词，其他供词向他提出的指控，如果我知道这些招供的程序，等等，那我就可以，就能够回答全部问题，但我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谈谈中心。我必须说，如果不算1930年以前时期的“三人团”那就没有过任何中心。（莫洛托夫：没有过记录？）是的，没有过记录。什么都没有。（波斯蒂舍夫：就是说，乌格拉诺夫以及其他人在说谎？） 卡冈诺维奇：您从帕米尔回来，向您通报了柳亭纲领，您为什么不去中央，而是去李可夫那里打听消息？ 布哈林：那时我们还会面。（卡冈诺维奇：在街头？）不。可能是我去他那里，或者他来我这里。 卡冈诺维奇：当您从帕米尔回来，您为什么不去中央，说“同志们，我没有参加中央全会，请向我通报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去找李可夫？ 布哈林：这时我们还没有中断联系。是的，我正是从李可夫那里得知“所发生的一切”的。（米高扬：就是说，“三人团”还存在到1932年？）不是这样。从这一事实不能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三人团”已变成人们不密切的和非派别性的联系。（米高扬：而密切的程度？）部分原因是，事情可能变成组织某种秘密组织，或者相反，组织消失，即完全拆散。 卡冈诺维奇：请您证实一下您在对质时的供词：您在1932年还同党斗争？ 布哈林：我没有这么说。 卡冈诺维奇：不，是这么说的。 布哈林：我还要谈库里科夫，那时我将谈到这一点。…… 关于中心。我收集了给我寄来的所有供词。一部分供词说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其他供词加上乌格拉诺夫，后来还有科泽列夫的方案，把施米特和瑟尔佐夫包括了进去。后来，来了科托夫方案，又把斯米尔诺夫包括在内。（席上喊声：而布哈林列入哪儿？列入所有的方案里？）不，没有列入所有的方案。请看，问题在于……（阿库里努施金：您最好说说，谁加人了中心？）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你们说——谁被列入了这些一方案，而要我说说关于这些方案的真相。不过，这些方案实际上不可能都存在。存在这众多的方案本身就使长期存在这“中心”的说法不攻自破。 还有两种方案。有一份卡申的供词，其中说，“从1934～1936年间同托姆斯基的多次谈话中我了解到，是托姆斯基、瑟尔佐夫和乌格拉诺夫领导整个右派地下恐怖组织。”最后还有扎伊采夫方案，它谈到一个似乎把所有中心联合起来的“超中心”。对此我还要说一下，曾分离出三人团，当时党的正式文件中把它叫做布哈林同志集团。有三个人：我、李可夫、托姆斯基。此集团在三人团领导的斗争期间（至1930年）实际上是存在过的。至于乌格拉诺夫，他毫无关系，很少来，仅有时来一下。（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同你们亳无关系？你们的基本据点。波隆斯基：他在莫斯科组织起巨大作用。）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组织起过巨大作用，这不说明任何问题，不过波隆斯基对此应知道得很清楚。维·米·正确地指出，他没有加入三人团。而当时甚至已有“三人团”这个名词。关于施米特。在那个阶段施米特根本没有参加。关于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也根本没有参加。瞎说斯米尔诺夫加入什么组织队伍有什么好处？我很清楚（布琼尼：那你就说说，什么你知道得很清楚，你不清楚的是什么？）布琼尼同志，等一等，等一等。（布琼尼：你对耶稣会教士很了解，请说说，您是怎么扮演耶稣会教士的角色的。）斯米尔诺夫·福马起初说，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路上会见我，要我甚至不出席中央全会。（茹可夫：他在什么地方会见你的？还是在路上？）他后来同谁联系，我不知道，但福马·斯米尔诺夫也没有参加“三人团”。也许他后来投靠了乌格拉诺夫或者别的什么组织，但那时期没有福马·斯米尔诺夫。我决不想由此作出结论，说福马·斯米尔诺夫没有从事任何右倾的工作。我甚至不想说，他没有自己人、自己的组织或集团，但他完全是独立行事的。 我再重复说一下，你们不是从党史的角度，而主要是从目前形势的角度来评论我的活动的，但这样做当然需要知道党史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不过，我要对你们说，从1932年起我没有见过他乌格拉诺夫，并且我觉得，他也不在莫斯科，所以我也不可能见到他。1935～1936年我一次也没见过李可夫。1935～1936年我一次也没见过托姆斯基。最后一次见到施米特不知是1932年夏，还是1933年夏。 如果存在一个从事什么活动的、有集中领导等等的什么组织，那从这些事实的观点看来该怎么解释它呢？或者我说的不是真话，那就请你们证明，我见过乌格拉诺夫，见过托姆斯基，见过李可夫，见过施米特。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并不存在。至于1935～1936年，这绝对是真的。如能说，也许你搞错了，不过1935～1936年可以而且排除在外，那就很好了。要知道，关于我说了很多，说直到最近，到今天，我是耶稣会教士，叛徒，从事破坏活动，唆使儿子去反对老子，等等，等等。对这些我认为需要用大量事实来为自己辩护。 至于乌格拉诺夫，你们全都知道，他不在莫斯科。（米高扬：他来莫斯科，来过两三次莫斯科。）有可能，不过我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工作。（米高扬：你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的，我知道的我就讲，我不知道的，我就无法讲。请证明，我在莫斯科见过他。（波斯蒂舍夫：您是通过斯列普可夫[12]同他联系的。既然从1932年起斯列普可夫和马列茨基[13]就关在监狱里，我怎么能够通过斯列普可夫同他联系？（波隆斯基：您同拉狄克有联系。）而拉狄克难道同乌格拉诺夫有联系？（会场喧哗。安德列也夫：请不要妨碍发言者，否则他无法说话。）我肯定，我同什么暗害理论，同托派集团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一点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谈在这里发表的几个有分量的发言。莫洛托夫同志谈的是很有分量的有关历史性质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应当证明，我怎么会必然滑入反革命的泥坑。我在党内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对这个问题我不多谈。我要说的是，我做的不单单是坏事。我也干了许多好事，在十月起义期间，在十月起义以前及以后都是如此。所以，如果……（莫洛托夫：甚至托洛茨基也做过一点好事，然而现在他是法西斯间谍，落到这地步！）对，对。不过我要指出这一事实，否则党就不会让我担任非常负责的职务。我也为党干了好事。（莫洛托夫：谁也不怀疑。） 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我反对列宁的斗争是我的极大的缺点，这是严重的、有罪的一场大斗争。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后，我迅速认识了错误，你们知道，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发表了声明。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召见了我，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你们知道，参加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不仅我一个人，参加的还有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布勃诺夫·安德列，叶梅里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后者很清楚党走过的历史道路和实践道路（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没有和你一起参加反对列宁的阴谋。）阴谋倒是没有，但您加入了“中心”。在这“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里还有一个左翼。而你，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你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冒丧失专政的危险进行战争）加在我头上的时候，你犯了个错误，我对此表示过反对，这是该集团中的极左翼。（莫洛托夫：我没有这样说过。）你说过的，甚至提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提出此提纲的恰恰不是我，而是莫斯科区域局。 涉及党史的第二个意见是作为党的一种类型的“劳动党”问题，是1923年出现的问题。不过，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读过这份当时叫做“备忘录”的著名文件没有？某些政治局委员似乎看过。要知道，那里说的是一种假设——“我们是否可能出现这种东西”？但未曾有过任何指令，也没有鼓吹过。没有过。那个时期大家都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理论化，这种理论化被用于实际问题和迫切的问题。（莫洛托夫：你算了吧，不知是理论化呢，还是出卖理论的灵魂。）好吧，就算是出卖理论的灵魂，我井不辩护说这里有什么宝贵的思想。（加里宁：结果还是辩护。）我不知道，我只解释有过的事情，说的也是这个。这是问题的某种假设性提法。诚然，问题的提法本身是有害的，我同意这一点，因为问题的提法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应当区分一定的路线和问题的某种抽象的理论提法。（卡冈诺维奇：您以后在党的方面的整个路线说明，这不是偶然的理论化，而是深刻的根源。） 一切都可能。不过我以后的情况说明的是另外的事。例如，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期间我有很多尖锐的讲话。这是事实，谁也不能从党史上抹去。在那里我和全体同志一起非常激烈和热烈地捍卫党的一元性，摧毁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这一切都记忆犹新。（卡冈诺维奇：这延续了多少年？）喏，四年。（卡冈诺维奇：不到四年。）也许吧，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从1906年起是党员。建立党以及党的队伍和组织的阿题，众所周知，是从作为流派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时产生的。（莫洛托夫：加米涅夫比你早加入党，但他滑到哪里去了。）是的，但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如果计算我有多少年捍卫党的立场，那么年份不算少了。（斯大林：少了。）不特别少。 其次，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他在这里援引极其卑鄙的库兹明的行动纲领（我是第一次听到）时，我像他一样感到愤慨，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叶若夫：您的学生。莫洛托夫：不仅库兹明，还有斯列普可夫。）这是令人愤慨的纲领。你们以为我不懂得，这种纲领不仅应受谴责，而且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我在这里反对一点，我同库兹明从来没有接近过。库兹明从来不是我的亲密学生。（席上喊声：但推行您的的路线。）不对。他有自己的一套，尽管他加入了青年集团，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席上嘘声：他是用从您那里得到的证件进入教授学院的。）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向你们保证，关于学院的成分我比你们知道得清楚。我现在说别的，库兹明是一个非常硫远的人，而决不是最亲密的人，他不住在莫斯科。有一个明确无误的政治事实：库兹明很长时间拒绝同我握手，因为他认为我完全叛变了。（斯大林：而斯列普可夫是否亲密？）斯列普可夫过去非常亲密。我不想仅仅因为他写了这个卑鄙的纲领，就说他那时同我不亲密。现在他们都离我有几千公里之遥，不过我说，所有的证词都说，库兹明是亲密的人之一。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说——不对。库兹明被当作最重要的事实，对此提出异议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因为我要为自己辩护，我必须辩护。（莫洛托夫：在青年人中斯列普可夫加入了没有？）加入了，，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伏罗希洛夫：这怎么搞清楚——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他们全都结集在一个集团之中，由你间接领导，思想的、实践的和组织的领导。而你这个组织者是微不足道的。）是的。不过在其内部分成若干部分。（伏罗希洛夫：这已经是你的事了。）这是我的事，我也没有说这是你的事，我没有把库兹明强加给你，而是说，他是最疏远的人之一……（席上喊声：在亲密的入中间一批远一点的人。），而是疏远的人中间的一个。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我讲话或写条子的时候，我是想给策特林一个信号，不过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给你们送去一份，我怎么搞出多份并分发出去？（莫洛托夫：鬼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你什么都会做出来。）如果这么说，说我杀了自己的老娘，因为鬼知道我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论据。（莫洛托夫：问题在于你的行动路线。）关于最后几年我提出了一条论据，请予以审查。（伏罗希洛夫：在这三年里你是单独工作的。请仔细看看7日的《消息报》。）我，当然咯，从事“破坏活动”？好吧，我从事破坏活动？同志们，这么说，你们亏心不亏心。 梅日劳克同志感到委屈，因为我说过，他加入了集团，他否认，说没有参加，说他参加的是中央委员会建立的集团，有许多人加入了该集团。梅日劳克同志认为不是所有的证词都是真实的。然而列文指供他。那里直截了当地写着。你们说那里写得不对吗？（梅日劳克：您是不光彩的撒谎者。）或者存在不真实的证词？（梅日劳克：1921年和1922年不是在您的学校工作，而1926年和1927年是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这是受中央委员会的派遗。）您和斯列普可夫同时睡在一张床上过夜。（梅日劳克：坏蛋，卑鄙的家伙！在什么样的床上，什么地方，不光彩的撤谎者？）当然可以不体面地骂人，发脾气，但事实还是事实。它对您的名誉损害极小，因为那是全然不同的时代。（梅日劳克：那时当然会见过斯列普可夫，我不否认此事。但我同他睡在什么床上？这是子虚乌有的。） 我不同意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所做的结论，他谈到了库里科夫。关于索柯里尼柯夫我不同意，原因是这怎么是1932年的事？他的证词的主要中心是最近右派同托洛茨基左派的联系。其第一个证词依据的就是这一点。（叶若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宣读了文件，你为什么绕过文件？）我引用刊裁在《真理报》上的索柯里尼柯夫的发言，我没有其他的任何文件。而那里说的是同右派的联盟，在最末尾谈到同右派中心的联系和右派组织。关于库里科夫。在对质时库里科夫的证词我记得很清楚。拉扎尔·莫伊谢维奇在这里引用文件。该文件听起来像是证词。此文件我没有签字，没有读过，没有检查过。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涉及的正是卡冈诺维奇，一点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您说的完全没有说服力。 卡冈诺维奇：怎么没有说服力，这一切都是写着的？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场，用速记记下的，而他却说没有说服力。 布哈林：在我的笔记的右边用大字母写到卡冈诺维奇，而关于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记上。（席上喊声：你那里写上的，没写上的，还少吗？）在我的笔记上没有，而我相信自己的笔记，超过相信别人的。 卡冈诺维奇：他在这里声称，他的记性坏了，他的神经受到可怕的刺激，等等。而他在这里说，对他来说别的都没有说服力。有七名政治局委员在场，有速记记录，他对这一切都不信，而只信自己的笔记。 布哈林：这一点我来回答您，您读的涉及我的东西，您说都记上了，但那里记的尽是一些无法理解的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喧哗，闹声）其次，卡冈诺维奇同志制造了一条极端尖锐的反对我的结论，超人的尖锐。他这里还是引用库里科夫的证词。库里科夫说，在右倾反对派初期他曾到我家里来，我不知道怎么办，有时还哭了。卡冈诺维奇同志把哭变成1932年春在街头哭，并就此作出这样的结论：布哈林到底哭什么？他哭是由于看来他尝到了恐怖行动的全部后果。（卡冈诺维奇：你自己这么说的。）什么废话！我来回答您，拉扎尔·莫伊谢维奇，说的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哭。我不知道，您是在哪本残暴的教科书上看到这种胡说八道的。 卡冈诺维奇：可以把没有详解的速记记录拿去做任何鉴定，可以查明的。 布哈林：对这一点我来回答您，卡冈诺维奇同志，您请求我不要根据未经修订的速记记录来批评您，而您却把根本没有修订的速记记录当作大炮来反对我。昨天有一处根本无法理解的地方。您讲到科学院时提到一本文集的前言，说前言是我写的，其实这本文集有两位编辑——我和德波林[14]。我认为前言是德波林写的，也许还有什么别的人，后来阿多拉茨基还有别的什么人提出申诉，这以后就更换了，因为那里有失误的语句。在你们看来前言不好，而整个前言的内容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不能这样的。当我向你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那时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斯大林：有一个条子，您读出来。（把条子交给布哈林。） 布哈林：“兹证明，科学院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文集的前言，从……字起是布哈林的笔迹所写。除我以外，这样一些人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席上喊声，谁？读名字。）出版者恰金、瓦列里安诺夫和列宁格勒国家图书出版社的代表……（席上喊声：谁写的？）恰金写的。我没有看到别的什么。我记得此前言不是我写的，是德波林写的。好吧。即使我弄混了，搞错了，然而文集的内容仍留着。难道一句不成功的话就决定一切？也许我搞错了，让我们把手稿找出来。也可能恰金搞错了。我们有几个文集：有马克思纪念文集，有列宁纪念文集，有恩格斯纪念文集。马克思纪念文集的前言是我写的，这我记得很清楚。（卡冈诺维奇：说的就是这本文集。） 我想这里可能弄混了，因为第一个前言是我写的。阿多拉茨基[15]同志，你记不记得谁写了第二个前言？（阿多拉茨基：不记得。）我队为第二个前言不是我写的，让我们核对一下，因为恰金也可能搞错，他会记错的。（笑声。斯捷茨基：第一个文集也被扣下了。）好的，好的。斯捷茨基同志，您经常这样做的，先是扣下，然后实行监督，最后不承担任何责任。在一系列文章上也是这么办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卡冈诺维奇：那里准确地指出，是什么样前言，以什么样的语句开始。）对的，不过我说的是，恰金可能把第一个前言同其他的前言弄混了。（席上喊声：全都搞乱了，唯你除外。）我说过，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因为当阿多拉茨基控告此前言的时候，我根据德波林的请求同这位阿多拉茨基或者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此谈过话，那是阿布拉姆·莫伊谢维奇的请求。此事我记得很清楚。也许是他写的，也许是我。我只是认为，较为可能的是恰金把两种文集搞混了。这不是个大事实，这一切都可以核查。不过，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已不那么重要了。（斯捷茨基：问题不在于文集，而在于在你的科学院中的反革命集团。） 关于反革命集团——好的，我对你们说。在科学院被捕的人们中间，在我的熟人中问，依我看职位最高、党内地位最高的是科学院党组书记彼切尔斯基，是斯捷茨基派他去担任主要负责人，由他处理党组内的全部事务。他是被派去监视的，他想组织一个党组，他自己专门扮演土皇帝的角色，这时大家还没有看出他是个小人。这是第一个，因为科学院党组书记，这是个大人物，他是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斯捷茨基有意派去或任命的。（斯捷茨基：谈谈你的集团。）而彼切尔斯基是否加入了你的集团，这我不知道，也不感兴趣。 第二。第二个是干部部部长……（席上喊声：第二个比第一个更糟。）……布瑟金。布瑟金早在我去科学院以前已在那里。是沃伦斯基介绍我同布瑟金认识的，他当时是科学院办公室主任，老契卡人员。沃伦斯基安排布瑟金住在科学院宿舍，我们都到过那里。布瑟金经常出入列宁格勒政府机关。这就是第二个被捕者。接下去，那里还有谁呢？乌拉诺夫斯基。乌拉诺夫斯基是生物部的，我记得他是《自然界》杂志的编辑，同我从来没有任何联系。这就是乌拉诺夫斯基的情况。 什么事在这种那种程度上同我有关？现在就说说，什么同我有关。在我们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需要一个既懂哲学，又搞技术的人。有一次我在巴库做报告，在科学院巴库分院，分院的院长是某加尔别尔。（斯捷斯基：托诺茨基分子。）我不知道他曾是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当时是科学院分院的院长。他问我，能不能去从事技术史的研究。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人。我收到一份专电，——我甚至曾拿它去对质，不过它在什么地方丢了。请我就这位加尔别尔的事同贝利亚或巴基洛夫谈谈。他得到斯捷茨基办公室和中央委员会文化宣传部的批准，被从那里调来了。（斯捷茨基：请您说说，关于这个集团您同拉狄克是怎样议论的，您说这是您的手枪。）您没有好好读拉狄克的证词。他说的“手枪”是指姆拉奇科夫斯基。（巴基洛夫：插话听不清楚。）是的。我不能使您确信……（巴基溶夫：那您为什么归咎于斯捷茨基呢？是您要的他。他为您在巴库组织了托洛茨基白卫工作。然后您要了他。）我是在你们这里有生第一次见到他，而在你们那里他是科学院整个分院的院长。既然他在你们那里担任这种职务，我说，我能对他事先就持不信任的态度吗？（巴基洛夫：拉狄克谈到这一点。）我讲我所知道的，而不是别人知道的事。如果你们要拉狄克对你们说，那就让拉狄克对你们讲好了。我对你们讲过了；你们相侑谁，那是另一回事。顺便说一下，关于加尔别尔我在拉狄克的证词里没有读到。加尔别尔在研究所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关于瓦西里耶夫，他在研究所不是我任命的，他当时是在越飞的研究所。我知道他有过一段反对派的历史。但瓦西里耶夫是惟一一个很熟悉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历史，同时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由于研究所需要这样的人，我就选上他并要了来。我能从那里把他要来，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越飞研究所里有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同志，所以那里的监视待别厉害。我认为，那里的风险并不很大。这就是全部情况。而拉狄克所说的，他说的很多的东西，我不一定全都得信。（斯捷茨基：他从哪里知道你的研究所全部由反革命分子组成？）并不是整个研究所。（斯捷茨基：请读一读拉狄克的证词。） 我还要向卡冈诺维奇同志提一个问题：好吧，我为什么要鼓吹巴甫洛夫？（卡冈诺维奇：谁知道您在那里鼓吹什么。席上喊声：我们都知道，他在鼓吹谁。）好吧，关于此事我不说了。莫洛托夫，你知道吗？（莫洛托夫：我知道你在那里什么好事也没干。）这是超级公道，我别无他言了。我想说一下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所说的有关柳亭纲领的情况。关于柳亭纲领卡冈诺维奇是这么说的：喏，布哈林说过谁写的，各种各样的阴谋，耶稣会教士，等等；请说说事情的实质。据我的理解，卡冈诺维奇同志所说的事情的实质，指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例向的政治实质和斗争的尖锐形式。不过，同志们，我应当说，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柳亭纲领的情况，我对它的政治实质一向持最否定的态度。（卡冈诺维奇：这还不一定。）不是不一定，而是对丑恶的反革命文件的否定态度。 当某些人指出，某些部分同右派思想相近，其采取的就是这种手法。当然有一些思想是同过去右派所捍卫的思想相近的。是这样。不过，同志们，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历史地看事物。一切都在变动中。如果说在柳亭纲领中有某些右派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我早就放弃了，那怎么能把它们强加于我呢？如果在那里说的是这些右派思想向右演变，而这时我自己却向左演变，那怎么能说实质相同等等呢？关于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我曾在思想上和实践上捍卫某一极端有害的集团，这就不用说了，但我要说，我早就离开它而走向党，并热烈地捍卫党的路线。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信任。我说的是同我整个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此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有近似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你的行动纲领。（卡冈诺维奇：还由于托姆斯基同李可夫讨论过这个行动纲领，而后来在中央全会以后李可夫又同布哈林讨论过。）事实总归是事实，不管是李可夫，还是托姆斯基，都没有告诉我他们看过柳亭纲领。怎么解释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如这里人们说我的那样，我好饶舌。但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卡冈诺维奇同志说，我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在《消息报》任职期间从来没干过好事。（卡冈诸维奇：您说说您在1932年对刺激因素的怀疑，您在第17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关于实验室的发言。）关于刺激问题，我在反驳米高扬同志发言时已经详细讲过了。 米高扬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你承认1932年你对刺激问题还不清楚，那就是说你还持旧的立场。我对此表示反对。我这样表述：我不清楚的是农业中的刺激问题。（加马尔尼克：这意味着反对农业集体化。席上喊声：没看到社会主义的动力。）因为有过不同的任务，解决了不同的任务，如摧毁富农，把农户联合起来，组织上巩固，这也属于集体化的发展。所以我说，关于工业化、集体化、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这一系列问题对我来说是清楚的，我完全同意。这些极端重要的问题对过去来说是完全清楚的。（斯捷茨基：而您1934年的文章，那是什么？） 关于实验室的问题（卡冈诺维奇的问题）解释非常简单。我谈实验室问题是因为我专门研究过此事，这是我的职务的一种。我应当在代表会议上报告我当时的实际工作。你们看到，现在卡冈诺维奇同志还在指责我，说我关于实际工作什么也没讲。（莫洛托夫：你们别干扰布哈林同志讲话。他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好的。我接受你们的意见。同志们，我想说的是，对我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我向你们保证、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如何，我都要否认自己有罪，因为我确实没有犯那些伪证人强加于我的任何罪行。 我在党的面前犯的过错是很严重的。在社会主义坚决进攻的时期我的过错尤其严重，那时我们集团实际上成了巨大的阻力，给社会主义的这种进攻造成严重的危害。我承认这些过错，从1930年到1932年我有长长的尾巴，我已经意识到了。但我要用和承认自己的过错同样大的力量去坚决否认强加于我的罪行，并且以后也要始终予以否认，这不是因为这仅具个人意义，而是因为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承担额外的东西，特别是当党不需要，国家不需要，我个人不需要的时候。（会场喧哗，笑声。） 尽管我不能解释许多事情和向我提出的合理的问题，我不能彻底解释指控我的那些人的行为问题，甚至一半也无法解释。不过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依我看，这种情况也不能成为给我定罪的论据。我重申，我有很多过错，但我要全力反对诸如背叛祖国、搞暗害活动、搞恐怖活动之类的罪名，因为具有这种品质的任何人都是我的死敌。我准备采取任何手段去对付这号人。（喧哗。喊声。皮捷尔斯：你自己写了。）我的处境的全部悲剧在于，这个皮达可夫及所有此类人物毒化了整个气氛，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不相信人的感情——无论激情、无论心灵活动还是眼泪。（笑声。）过去作为一种论证方法的一系列人的行为，并且其中并无不体面之处，现在已失去自己的力量。（卡冈诺维奇：两面派手法耍得太多了！）同志们，我讲的是过去……（赫罗普梁金：该进监狱了。）什么？（赫罗普梁金，早就该关进监狱了！）好吧，关吧。您以为你喊关进监狱，我就会有另一种说法？我不会的。 莫洛托夫（主席）：下面李可夫发言。 注释 [1]策特林，（1898～？）——1918年入党。1926年～1928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编辑。1929年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1931～1933年在苏联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后遭镇压。 [2]1937年联共中央决定于2月18～19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布哈林问题。布哈林决定不参加全会，同时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3]科萨列夫，弗·米·（1881～1945）——历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党中央西伯利亚局成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 [4]指1936年9月1日布哈林写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5]什维尔尼克，（1888～1970）——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4年起任俄共（布）中央检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5～1926年任列宁格勒区委书记和联共（布）西北局书记。1925年起为中央委员。 [6]梅日劳克，（1893～1938）——1918年起任乌克兰副财政人民委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 [7]波斯蒂舍夫，（1887～1939）——1926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年起为联共中央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中央书记。后遭镇压。 [8]丘巴尔，弗·雅·（1891～1939）——1907年加入俄国杜会民主工党。1920～193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7月至1934年任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先后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决，后平反。 [9]柯秀尔，斯·维·（1889～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2年调任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3年起先后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死，后平反。 [10]雅基尔（1896～1937）——1917年入党。1925年起任基辅军区司令。1930～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后遭镇压。 [11]埃赫（1890～1940）——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7任党的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区委第一书记。后遭镇压。 [12]斯列普可夫（1899～1937）——1919年入党。1924～1928年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1928～1932年任伏尔加区委常务局委员和宜传鼓动工作部部长。后遭镇压。 [13]马列茨基（1901～1938）——1919年入党。1925在《真理报》工作。1929～1932午任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计划委员会学术秘书和经济室主任。后遭镇压。 [14]德波林，阿·莫·（1881～1963）——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1907～1917年为孟什维克。1928年加入联共。192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0年起在斯维尔德格夫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 [15]阿多拉茨基，弗·维·（1878～1945）——历史学家。曾任中央档案局副局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等职。
无产阶级不自由的结构（〔美〕G．科恩（G.A.Cohen），197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无产阶级不自由的结构 〔美〕G．科恩（G.A.Cohen）（1979年） 来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问题》。编者：蔡声宁、王枚。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236页。译者：罗燕明 作者注： 本文的1—8节是“Capitalism，Freedom，andtheProletariat”（该文发表在《自由的观念》[TheIdeaofFreedom]，AlanRyane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9）第18—25页的修改稿。 本文曾经在许多地方得到阅读，把它们全部列出来似乎才是合理的。我非常感谢本文的许多评论者，首先要感谢RobertBrenner，KenCoates，JonElster，ArthurFine，KeithGraham，AlanHaworth，GrahameLock，DavidLloyd．Thomas，JohnMcMurtry．JanNarveson，ChrisProvis，JohnRoemer，WilliamShaw，HillelSteiner，ChaimTannenbaum，RobertvanderVeen，RobertWare和ArnoldZuboff。我也感谢Philosophy&PublicAffairs编辑特别敏锐和有益的批评。——原注 本文原题为“TheStructureofProletarianUnfreedom”，载Philosophy&PublicAffairs，Vol，12，No.1，1983，第3—33页。本文的部分译文参考《资本主义、自由与无产阶级》，毛兴贵等译，参见刘训练编：《后伯林的自由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特此感谢。——译者注 ——〔美〕G．A．柯亨《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9，第67页） 一 卡尔·马克思认为，某一社会阶级的某一成员，由于他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属于该阶级。根据这一公式，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规定为（字面上或事实上）一无所有的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生产者。他推论工人是被迫出卖劳动力的（由于饥饿的痛苦）。 本文不涉及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成员的定义是否得当，相反，不论他从这一定义中推论出来的结论正确与否，我只想就其真实性作出评价。工人真的被迫出卖劳动力吗？ 这个问题在现实世界的非学术界人士之间是有争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此答案不一。我认为有一个熟知的右翼的答案十分有力。本文既反对无视这一答案有力之处的左派，也反对无视这一答案有局限性的右派。 一些人否认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其理由是工人可以有其他选择。接受失业救济金，乞讨，或者干脆不做任何打算，听凭命运支配。 二 工人确实可以自由地做这些事。承认他有饿死的自由，从他有饿死的自由的事实中获得了讽刺力；没有人以——例如强行喂食的手段迫使他活下去。然而，推论他因此而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却误解了被迫做某事的含义。我被迫做某事，是指我没有合理的或可以接受的选择方案．我没有任何选择未必是事实。至少就通常情况而言，当一个人说，“我被迫做此事。我没有其他选择”，这后一句话是诸如“我没有其他值得考虑的选择”这句话的省略。“X被迫做A”最确切的意思是“X被迫选择做A”，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的论点即是指这个确切的意思。所以，他有选择挨饿或乞讨的自由这一事实，并不否定上述有待讨论的论点，这一论点确认他有做其他（不能接受的）事情的自由。 三 罗伯特·诺齐克大概同意这种说法：许多工人在出卖劳动力方面别无可以接受的选择，他还认为他们未必因为没有任何选择才把出卖劳动力看作是被迫的。但是他否认除了做A别无可以接受的选择就是被迫做A，无论A有多么糟，也无论其他选择更糟得多。因为，他认为只有当缺乏可以接受的选择能够用不公正的行为来加以解释时，别无可以接受的选择才意味着是被迫的。反映获得和交换史的财产分配，也许没有给工人以别的可以接受的选择，但是，如果获得和交换摆脱了不公正，那么工人仍然不是被迫地出卖他的劳动力。 诺齐克对议题的非议以道德为理由来判定什么是被迫做某事。这是一个错误的理由，因为它的结论荒谬——如果对罪犯的监禁被证明是公正的，那么罪犯就不是被迫入狱。因此，我们可以把诺齐克的非议放在一边。 四 然而，关于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的观点还有一种非议，这种意见并不从道德论据出发纠缠什么是被迫。不过，我们将在第五节中讨论它。我必须先说一下，我是怎样看“被迫出卖劳动力”这一谓语的。在这里，含有这一谓语的观点来自卡尔·马克思。我觉得马克思是参照社会生产关系来把握阶级特征的，而这一观点被用来满足这样的条件：它打算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说出点什么。但是，生产关系对马克思来说是客观的；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不取决于他的意识．假如工人是在确切的马克思主义含义上出卖劳动力，那么这必定是由于他的客观环境，而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看法，他的自我意识水平和教养程度。主观能力的局限是否会使我们发生兴趣，这无论如何是大可怀疑的。不自由，不同于某种类似于它而又与它有很大差别的事物：无能力。但是,即使人们能够说，缺乏自信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迫使某人出卖劳动力，这也无关紧要（个人的主观局限可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这种可能我们将在下面第十四节中讨论）。 客观情况迫使他做A，这么做是由上述主观因素之外的各种因素造成的。许多人可能会争辩说，压力的真正来源，以及更加客观的压力是旁人的行为，是他们进行过的或正在进行的行为，或者，他们将要进行的正是试图去做A的行为。我赞同哈利·弗兰克福特的看法①，他认为上述辩解是错误的，但是在本文中，出于两个理由，我同意这么说。首先，这里讨论的限制越严厉也就越能使人乐于证明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其次，正如我将要谈到的，在生产关系迫使去做某事的地方，都是人迫使人去干。因此，在这里，“没有无压力因素的压力”的条件是具备的，尽管从一般观点看，这一条件并不存在。 ①弗兰克福特指出，自然物和人类行为的独立运行过程同样迫使人们做某些事。见他（1973年）的著作，第83-84页。（注意，人们在否认无能力限制了自由的同时可以同意弗兰克福特的这个观点。内部障碍是否限制了自由的问题不同于什么性质的外部障碍限制了自由的问题）。 某一社会的生产关系，或许相当于该社会不同地位的人们的能力，这些能力与该社会生产力即生产者的劳动技能和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有关。我们可以把这些能力的正常使用和不正常使用区別开来。如果强制是构成生产关系的这些能力正常运用的结果——只有如此，我才把工人看作是这里所要求意义上的被迫出卖劳动力。 如果一个百万富翁被一名敲诈者所胁迫，而出卖他的劳动，那么他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上被迫这么做的，因为这位敲诈者没有运用经济力量使他这么做。合乎本义的强制必须反映经济力量的运用，然而不是它的任何运用，仅仅是它的正常运用。对于“正常”，我不能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是在直觉中这是不难识别的。例如，一位资本家强迫人们为他工作而雇佣枪手迫使他们这么做，由此引起的强制应视为经济力量的非正常运用。同样，人们还能看到与本题无关的解除强制的情况：一位行善的资本家或许愿意按照“先来先招待”的原则把他企业所有权中的大量股份送给工人。这就不是资本能力的正常使用。 但是假定经济结构的强制不是象上面所说的那样，通过以其能力构成经济结构的人们的正常行为起作用，而是象阿尔都塞主义者似乎设想的那样，通过某种更加非人的途径来实现。我们出于不同的理由还可以这么说，如果资本主义结构使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外没有别的选择，那么这也是人们的行为迫使他这样做的。因为资本主义结构并非在一切意义上都是自我维持的．它要靠大量的深思熟虑的人类行为来维持，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国家方面．如果（我经常这样认为）国家的运转代表资本家阶级，那么建立在工人必须出卖劳动力基础上的任何结构的强制背后，都有足够的人类意志来满足这样的规定，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施加压力的人。 这个规定也可以由比“国家是资本家阶级的工具”这个教义弱得多的原则来满足。这么说吧，国家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秩序，而是因为它是主导的秩序，而国家正是用来维护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秩序的。因而，这也能够证明人施加压力的说法． 五 在“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上述解释中，有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所考察的命题．如果某些人的客观地位与无产阶级相同却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那么无产阶级就不是在确切的意义上受人所迫，从而该命题是错误的。这种人似乎是存在的。 我想这些无产者最初并不比大多数人占有更多的财产，现在却上升到了小资产阶级一类的地位，从而高于无产阶级。英国的惊人例子来自某些外来移民集团的成员，他们刚来乍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但是通过努力、技能和运气攀上了统治阶级集团。想想看吧——这是当代的例子——这些人，在英国本地资产阶级卖给他们的，以往关门很早的店铺里，十分情愿地长时间工作。他们最初的资本主要来自于笔笔存款，这些存款是他们还处在无产者地位时很可能十分痛苦地积蓄起来的，或是某种外来资金的形式。客观地讲，大多数①英国无产者都能够获得这些。因此，大多数英国无产者并非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①至少是大多数，我们可以论证，所有的英国无产阶级都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上，但我坚持认为是大多数，以免一些聪明的人发现无产阶级的客观状况比那些现在成功的移民曾经遭受的最坏状况更坏。也可参见p.74注①（即下面第“六”节的第一个注释——录入者）。 六 上述议论有两种可以预料的反对意见。现在我来加以批驳。 第一种意见认为，前面提到的那些人，当他们还是无产者时，毕竟被迫出卖了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情况并不表明无产者没有出卖劳动力，而是表明某种不同的事情；无产者没有被迫保持无产者的身份。 这种意见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原意。但是在阐明马克思主义者的原意之前，我必须捍卫关于自由和约束的一般观点：自由和约束的根本属性包含两个时间标志。例如，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我能够自由地出席明晚的音乐会，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来阻止我这么做。因此，我现在可以自由地出席明晚的音乐会。同样，我被强制地进行某种活动的时间也未必同这一活动的时间相一致。我或许已经被迫出席明晚的音乐会了（因为已经做了保证，如果不去，我将受到很大的损失）。 而当马克思主义者说无产者被迫出卖劳动力时，他们并非指口X在t时是一位无产者，那只是因为X仅在t时受到强迫并于t时出卖劳动力”，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t＋n时受到强迫，无论n值多么小。X可能于星期二受到强迫于星期二出卖劳动力，但是如果他没有在星期二受到强迫而于星期三出卖劳动力（例如他在星期二可以自由进行的活动若是发生在星期三，他就可以不去进行），那么他尽管在星期二是一位无产者，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意上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确切含义是，这位无产者于t时受到强迫继续出卖劳动力，由于相当大的n而经历了一个从t到t＋n的时期．因此，由于存在一条脱离无产阶级的道路（这条道路证明了相反的事例，无产阶级可以在我所指出的小于n的时间里达到自己的目的①），他们尽管还是无产者，但已不在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意义上出卖劳动力了。 ①这一点可能会受到反驳，因为n的大小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我的辩护涉及到我同一位工人的谈话，我对他说出了真实情况：他没有被迫（继续地）出卖劳动力。他可以采取步骤使自己上升为店主。持其他见解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也许会否认大多数无产者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不能举出相反的事例说明所有的人都受到强迫这一判断。因为，我们未来的小资产阶级在他发家之前还是一位无产者，在这种时候。除非我们荒谬地设n=0，他才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 那些选择了提高其阶级地位的无产者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这种选择。大多数无产者都可以象我们用相反事例所说明的那样有这种选择。因此，大多数无产者并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 七 现在我来谈第二种反对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只有极少数无产者才能作出出人头地的选择。资本主义由于需要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如果更多的工人得以发家，它就不复存在了①。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位置必然只能供少数工人脱离他们的等级。 ①“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里，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只要一个工人绝顶聪明，善于投机钻营，天生具有资产阶级的本能，而且运气又非常好，那他自己就能变成他人劳动的剥削者。但是，在没有劳动可供剥削的地方，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36页） 我赞成这种意见的前提，但是它是否驳倒了从该前提出发得出的论点？它是否驳斥了大多数无产阶级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这一观点呢？我认为没有。 这里有一个类比可以说明这一点。一间关着10人的屋子，只有一扇又大又重的锁着的门．在每人的不等距离上仅放了一把沉重的钥匙。无论谁拾起这把钥匙——每人都能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在体力上做到这一点——拿着它走向门口，都可以通过一番自我努力，发现开门出屋的方式。但是一旦这么做了，只能有单独一人可出去。看守人安装的光电装置使这扇门开到仅够一人出去的程度。然后它关闭了，留在屋里的人没有谁能把它再次打开。 所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这9人还将留在屋内。 现在假定这些人没有一个打算尝试一下，以便取得钥匙离开屋子。也许这间屋子还不坏，他们不想出去，或者这间屋子相当差，但他们懒得花费必要的努力离开它。或者很可能没有一人相信自己能够在其他人有干涉能力的面前得到这把钥匙（由于如此缺乏自信，虽然没有一人面临着干涉，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从其他人那里拿走钥匙）。假定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他们根本不愿意离开屋子，以至于出现了反常的情况，其中一人试图出去，其余的人也不会加以干涉。这种普遍的无所作为与我的观点有关，但并不是对我的观点的解释。 因此，我们无论选择了谁，都可以肯定其余的9人没有一个企图获得钥匙。所以也可以肯定被选中的人能够自由地获得钥匙并使用它①。因而，他并没有被迫留在屋内。但是，还可以肯定我们能够选择任何人。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们决没有一人被迫留在屋内，尽管至少有9人必然要留在屋内，而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将留下。 ①无论关于“X可以自由做A”的正确分析是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X愿意做A，并试图做A，他就是自由地做A。在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关于自由的充分条件就是这些。 有人曾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所述条件并不充分。他们说。一个人或许会做他并非自由去做的事情，因为他或许会做的事情是他非法地、或违反道德地自由去做的事情。赞同这番废话的人可以发现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非主格使用的“自由”，它是通过上述充分条件而被辨明的。 现在，请考虑一个稍微不同的例子，它是上述情况的变体。在这个新的情况中，有两扇门和两把钥匙。还是10人，但是这一次其中一人试图出去，并且成功了。而其余人的举动如前。现在有9人必然要留在屋内。但是剩下来的9人中的每一个人，他或她，确实可以自由地离开屋子。这两种情况的共同点是，至少存在一个可以出去的手段而没有一人去试图使用它。而每个人是可以自由地使用它的，因为按照前提并没有一人挡道。 这一类比的适用性是明显的。就客观情况而言，无产阶级的出路很少。但是，大多数无产者都没有试图逃离，作为结论，某一无产者正在积极地寻求着每一条出路是错误的，然而大多数无产者面前都摆着一个逃离的手段。所以尽管大多数无产者必然保持无产者的身份出卖劳动力，但是可能没有一人，或至多只有少数人被迫这么做。 在我做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客观地位的结论中，我利用了某些关于工人抱负和意图方面的意识事实。这是合理的。因为，如果工人们被客观所迫而出卖劳动力，那么无论他们主观状态如何，他们都要被迫这么做。但是他们实际上的主观状态却表明，他们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所以他们也没有客观地被迫出卖劳动力。 八 有人会把问题提得更为广泛，说我们已经在无产阶级状况中发现了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断言的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我们所肯定的大多数无产者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这个根据上来，我们就能更精辟地描绘与压力和自由有关的客观状态。而上述意见不会受到否定，只能被我们补充新的意义。 这个根据出自对锁在屋内的人们这一事例的推理。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钥匙离开屋子。然而必须注意他的自由的条件性。他是自由的，不仅因为其余人没有一人打算获得钥匙，而且还在于他们不去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条件是具备的）。所以，只要其他人不去运用他们的相同条件的自由，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一个人能够运用所有人都具备的自由，这一点不多说了。但是，如果任何一人打算去运用它，由于这种状态的结构，所有其他人都将失去它。 每人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都取决于其他人不去运用同样有条件的自由，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状况非常不自由。虽然每个人都有离去的个人自由，但是他要与其余人一起忍受我将称之为的集体不自由。 为了捍卫这种看法，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为什么人们不试图离开的原因。前面提到的理由——缺乏欲望、懒惰、缺乏自信——没有一个不是说一个人为了自己而需要什么和害怕什么，但是人类动机的编年史表明人们有时也关心别人的命运，当他们承担共同的压迫时就会抱有这种观念。假定，但并非脱离实际，那间屋内有一种团结一致的气氛。这就产生了关于不试图离开的第四种可能的解释。即没有一人愿意满足于不从属于普遍解放的个人逃离①。 ①在一篇关于第七、八两节内容的激烈评论中，埃尔斯特尔指出本文包含对两个错误推理的回避，一是组合谬误（“对每一个人是真实的，对所有人一定也是真实的”），二是分解谬误（“对所有人是真实的，对每一个人也一定是真实的”）：“他可以自由地离开本阶级这一点对于个别工人是真实的，但对于所有工人来说，并不同样真实。个别工人可以自由地离开本阶级的原因在于其他工人不打算离开，其他工人不打算离开的原因在于，所有人可以同时获得的可期待的事物，并不必然也是一人可以单独地，排他地获得的可期待的事物。”埃尔斯特尔认为这一类结构遍及社会生活。 这个新的假定没有推翻每个人可以自由离开的论点。我们可以设想（仍然适用于每个人），如果与实际情况相反，一个人企图使用这把钥匙（假定旁人对他抱以轻蔑的态度，却没有去制止他），他就不会遭到干涉。每个人仍然可以自由离去。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伙人向他们的看守人提出自由的要求，而看守人简直回答不了他们已经自由了（尽管作为个人他们是自由的）。团结的前提证明了集体不自由。但是，除非我们十分荒谬地说，团结产生了不自由，而这就是答案，否则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集体不自由，无论是否存在团结。 让我们再回到无产阶级的话题上。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大多数无产者可以自由地脱离无产阶级，尽管在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无产阶级就整体而言是不自由的，是一个被囚禁的阶级。 马克思经常主张，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但是不是出卖给特定的资本家，而是被迫出卖给某一个或其他的资本家。他强调这个差別的意识形态价值。然而，我的论点是，从集体的意义看，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特定的无产者被迫把自己出卖给某些资本家或其他资本家。这一点也具有意识形态的价值。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一部分，并与“超经济暴力”①的剥削形成对照。它不要求特定个人的不自由。在这种剥削关系的两面存在一个具有重大意识形态价值的幕后者。 ①该语源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06页，见科恩1978年著第82—84页关于不同剥削方式的讨论。 九 断言无产者有单独逃离的自由，包含这样的意思：并非无产阶级的每一条出路都受到了企图逃离者的光顾，何故如此？有以下几点。 （1）逃离虽然可能，却不容易，人们通常不会干可能的却是困难的事情。 （2）这里同样有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②。长期据有从属的阶级地位——例如从出生起——会形成一种幻觉，即过于看重该制度的稳固性，把轻易的脱离视为神话，认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第806页。 （3）最后，有这样一件事实：并非所有的工人都愿意成为小资产阶级。尤金·德布斯说，“我不想高于工人阶级。我想同他们一起上升”。这就证明上面分析的锁在屋内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态度。布莱希特的话有时也运用于工人： 他不要仆人， 亦不要老板。① 这些诗句想象了一种更优越的解放道路。不仅从工人阶级中解放出来，而且从阶级社会中解放出来。 ①引自《统一战线之歌》 十 在本文的以下篇幅中，我将探讨反驳第七节和第八节论点的意见。从现在起，我按照这些每节的编号，把它们所阐述的论点称之为论点7和论点8。撇开对细节的表述不谈，这两个论点如下； 7：英国无产阶级的出路要多于打算脱离的工人。因此，工人可以单独自由地脱离无产阶级。 8：英国无产阶级的出路非常少，而它的工人人数又非常多。因此，英国工人没有集体脱离无产阶级的自由。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实用语言中，工人没有在分割的意义上被迫出卖劳动力，但他们在复合的意义上被迫这么做了。 两个论点相辅相成。希勒尔·斯坦纳指出过它们之间有潜在的冲突，但未必已成为事实，这个潜在的冲突关系到我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表述（见第六节），即工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还是工人。论点7的结论意在否定这一主张。n越大越容易反驳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而肯定论点7的结论。但是当n增长，无产阶级的出路增加时，论点8的结论相应减少了可靠性。为了毫不含糊地证明这两个论点，人们必须在两相对立的压力下，凭直觉选择一个似乎合理的n，这一要求不难达到，例如五年足矣。 右翼读者将赞成论点7，但是他们试图反对论点8．而左翼读者则会在每一论点上做出相反的反应。在以下5节中，我先来论述反对论点8的三种右翼观点，然后再谈反对论点7的两种左翼观点．这里所探讨的反对意见没有一条对这些论点的前提表示异议。涉及前提的反对意见在最初的那篇文章中已讨论过了，这里一并删去。 十一 那种认为——不同于弗兰克福特——只有人类行为才能强迫人们做事的人，可能会对论点8所做出的工人没有集体自由这一结论提出下述反驳： 屋内的囚犯没有集体自由，因为只有一条出路是看守人行为造成的。如果他们在外漫游而进入一个山洞，由于特殊原因只有一人能够离开，那么虽然就集体而言他们不能离开，但并非没有自由，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留下。就复合的意义而言，大多数无产者必须继续作为无产者，这是对的，但这应归之于一种数量关系，并不反映人类意图，所以，无产阶级没有集体离开的自由这一说法是不对的，它与集体不能是对立的。总之，人们所承认的无产阶级上升的限制不是由那些可以用强迫和不自由的概念加以解释的因素引起的。 我从四个方面来回答这种反驳。 首先，关于山洞的说法，如果是为了阐明人们只有受到他人的强迫时他们才是被迫的这一命题，那么同样也能说明这一命题未必是那么回事。因为下述说法看来是错误的：缺乏帮助的漫游者被迫留在山洞里只是因为某个人把他们放在那里或留在那里。 其次，强制者的要求（无论多么值得怀疑）在山洞的实例中获得满足是可以争辩的，我说，没有集体离开的自由是因为一旦某个人离开了，其他人便不能再离开了。个人不自由在于一个人做A的企图会受到正在做A的另一人的妨碍，同样，集体不自由也在于在大于n的时间里做A的企图会受到在不足n的时间里成功地做了A的妨碍。只要出路的数量受到限制，这一类比就适用于无产阶级。他们没有集体自由，是因为企图逃离的人多于出路，成功者将使失败者受到监禁。 撇开因人多于出路的而产生的这些相互制约不谈，事实在于对立的数量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结构。在第四节中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结构通过各种渠道与人类行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从而迎合了导致上述异议的非弗兰克福特的顾虑。无产者获得解放手段的途径受到限制，其原因在于私有财产的权利是通过资本主义政权的运行而得到贯彻的。 最后，即使我们必须放弃工人没有逃离的集体自由这一提法，采用他们不能够集体地逃离这一观点，这也是一种策略上的让步而已。因为，任何关心人类自由及其发展前途的人同样必须关心因结构而引起的无能力（或者他们所愿意称呼的那种东西），拒绝它对自由的排斥。即使他坚持漫游者没有被迫留在洞内是正确的，他也难以否认无论谁释放他们，谁就是在解放他们。 十二 无产者的状况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集体自由，反对者（第十一节）持这样的怀疑态度，但是他没有对不同于个人不自由的集体不自由这一根本概念表示非议。我现在来论述另一种出于不同原因的怀疑论。到底什么原因限制了非无产阶级位置的数量，这一问题姑且不论，但是缺乏达到这些位置的途径，证明我把工人描绘为缺乏集体自由了吗？我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没有逃脱的自由；只是由于他们在分割的意义上是自由的，我才把他们的不自由叫做集体不自由。 集体不自由可以定义为，只要A不可能被某一团体的全部成员所实施，该团体就在A一类的行为方面遭受集体不自由。集体不自由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程度越高，实施A的最大人数与该团体总人数之比越小。集体不自由特别吸引入之处在于，如我们的例子所示，作为个人的一伙人的自由要多于作为团体的同一伙人的自由；可以这么说，只要能够在分割的意义上实施A的人多于能够在复合的意义上实施A的人，集体不自由就表现为不可分割的。而且集体不自由越大，上述比例越小，行为A也就越重要或越令人向往。 一个分担着集体不自由的人，他大致是处于这样一类人之中，这些人被置于如此地位，以至于如果有足够的其他人获得了相应的个人自由，那么他们将失去他们的个人自由。更准确地说，X在A类行为方面分担着集体不自由，只要X属于人数为n的一伙人，这伙人是这样的： （1）他们当中不超过m数的人（在这里m＜n）可以自由地（在复合的意义上）实施A，并且， （2）不管m的成员是否实施A，n—m的剩余者（在分割的意义上）将没有实施A的自由。① ①分担集体不自由的概念或许可以用来给无产阶级下定义，例如作为一个社会的最大团体，其全部成员都在出卖劳动力方面分担着集体不自由。与我在科思1979年著第25页里叙述和反驳的定义不同，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可以把基思·约瑟夫爵士与工人阶级区别开来。 当人们使用术语采取两种方式进行表达时，或许会把集体不自由与团体不自由区别开来。对于后者，我这里不去说它．在上述集体不自由的定义中有关的因素是个人而不是团体一类的东西。我们不是在讨论作为团体的团体自由和不自由，而是在讨论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人自由和不自由。因此，举例来说，无产阶级有没有推翻资本主义的自由不在本文的阐述范围，因为甚至当无产阶级可以自由地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个别无产者也永远没有推翻资本主义的自由。 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根本的自由形式，是以下列句式规范地表述出来的：“X与Y一道有自由地做A”，在这里，y是另一个活动者，而且在这里，如果X与y一道做A，那么y也与X一道做A（后一条件是必要的，它可以排除用y擦地板这一类行为。“一道”在上述句式中指“共同在一起”）。这种自由可以称为一道的自由，或有关系的自由。请注意，这里的关系不是对称的，也不是可传递的。如果我同你一道自由地做A，就得不出你同我一道自由地做A这样的结论。因为，举例来说，做A表示看电影，你可能喜欢与我一道去看电影，但我并不想去看电影。如果我向你自由地表示爱情，而你向他自由地表示爱情，因此得不出我向他自由地表示爱情的结论。一道的自由暗含着第八节的观点，在那里，我曾假定，有一种团结感促动了屋内的每个人，以致遗憾的是每个人都不撇开他人而去的自由（虽然可以自由离去）。但是，一道的自由不同于这里所谓的集体自由；在后一种情况下，描述人们有无自由采取行动时无须指明另一人。 有人会说；既然有趣的集体不自由只有在个人拥有自由时才能发生，为什么它就应该引起人们的关心？为什么我们唯独不应该关心个人的自由？①这个问题忘记了这是一个涉及团体内每个人的事实，即他们自由的相互条件性，它确认集体不自由的观念。一旦有足够的人行使了共存的个人自由，集体不自由便导致个人不自由。如果我可以自由做A，但在A的方面分担着集体不自由，那么我的自由就要少于我能有的自由。 ①有人或许会答道。因为有某些我们希望团体去做而不希望也不需要个人去做的事情。这种回答已离开了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已对团体和集体自由做过区别。 人们可能会宣称，某些证明我对集体不自由所下定义的结构，通常并不能作为缺乏自由的例子。假如——举例来说——有家住有百名游客的旅社，为游客安排了一次乘车旅行，由于车座有限，只能吸收提出申请的前40人。假定只有30人想去，那么按照我的观点，100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而他们的情况却表现为集体不自由。反对者会说，这里所谓的不自由似乎也是错的。 我不同意。假定所有的游客确实想去，那么说他们没有去的全部自由似乎是妥当的。但是一旦涉及个人自由，他们就很少有理由抱怨说，没有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而他们也没有因为缺乏这样的愿望而减少不自由。为什么这种情况在集体不自由的情况下就应该有所不同呢？受到阻碍的愿望可以减轻不自由，而有时为了使不自由引人注目，又需要受到阻碍的愿望，但是它并不是不自由的必要条件。 乘车的例子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假定这次活动只有一辆车子，他们正确地预见到一辆足以满足需要。我们还可以相应地假定，如果有更多的人要去，也有更多的座位可供使用。如果这一切是事实，那么集体自由的全部有效性就不再偶而与游客的愿望相一致。集体不自由虽然还存在，但可以说这纯粹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城里只有一辆车子，而这类假定与无产阶级状况是一致的，那么游客的集体不自由就不仅仅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这里还有两个关于乘车例子的变体，它们仅由于技术原因而具有不同意义．在第一个例子里管理部门先了解每个人想不想去，再决定安排多少车辆。这种情况有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甚至在复合意义上也可以去的时刻，尽管他们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之后又会改变主意。但是管理部门或许不同游客商量，而根据对游客不同的正常愿望的了解，安排一辆车。在这种情况不存在所有人都可以在复合意义上自由去的时刻，但是集体不自由仍然还是纯粹技术性的，不必对此大加抱怨。 这时，接受了我关于集体不自由的概念的人或许会争辩，这一点总的来说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甚至当集体不自由与人的欲望丝毫没有上述那种间接的或直接的，以及通过顺利途径沟通的因果联系时，它也未必是可悲的。现在（或当我第一次写到这里时），伦敦缺少公共汽车售票员，以至于许多人都有获得此职的自由。然而由于我们之间只有少数人有幸成为汽车售票员，大量的集体不自由也同样存在。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咬文嚼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对的，但是一旦涉及摆脱出卖劳动力给他人的不自由时就不妥当了。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涉及某一行为的集体不自由程度取决于这一行为的性质。我承认出卖劳动力的集体不自由不仅仅在于它是集体不自由就是可悲的，因为某些集体不自由同某些个人不自由一样，不是可悲的．这种特殊的不自由强迫工人去做的事情构成了厌恶和反对的特定对象。他们被迫使自己隶属于他人，后者则因此而获得了对他们的，即工人的生产性存在的控制。下节我们将对这两部分人作对比研究。 十三 在一个不涉及集体不自由的概念的争论中，希勒尔·斯坦纳和简·纳维森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给工人造成了不自由，那么这种意义也同样适用于资本家。如果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选择给工人造成了不自由，那么资本家也是同样不自由的，因为他除了投资也别无选择。有时，同情马克思的作者也说类似的话。因此，加利·扬争辩说，“同样的推理方法”表明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给某个资本家……同样这位资本家被迫从这位工人身上获得劳动力。 我现在来分析资本家被迫投资的主张。即使我们假定他们就是如此，他们与工人之间的差別也仍然会大得足以使斯坦纳与纳维森的非议变得毫无意义。 工人与他的劳动力之间的联系要比资本家同他的资本之间的联系紧密得多，我出卖劳动力等于我把自己置于别人的摆布之下，而我本人的投资情况却不一样。我带来了我的劳动力，我成为这桩交易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把雇佣劳动叫做工资奴隶制的原因，也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出下面这番话的原因。“在命令之下，为了別人的利润工作对于受过智力教育的人来说……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事情，他们已不再认为自己的天性要低于他们所服务的人。”我敢肯定，许多人会认为把雇佣劳动叫做工资奴隶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夸大。但是，请注意，没有一个人会说，甚至以夸大的方式说，必须进行的投资是奴隶制的一种形式。 但是斯坦纳和纳维森无论如何没有权说资本家是被迫投下他们的资本的。首先，有些人非常富，他们可以在剩余时间里把钱花费在消费品上。但是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余的更多的简朴处世的人吧。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时，他们的意思是指他们没有可以接受的选择，如果他们打算活下去的话。但是有人会说，资本家对于投资确实有可以接受的选择：他们可以用自由出卖劳动力取而代之。①当然，斯坦纳和纳维森为了捍卫他们的观点，或许会否认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我出于某些理由可以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他们要是采用这种方法，首先就不应该提出他们的类比。所以每一个资本家都没有被迫进行投资，他们毕竟可以出卖劳动力，或者他是被迫的，那就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与投资相比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 ①我们可以不去考虑身患重病的资本家这一特殊情况。如果资本家总的来看不投资就不能活下去，他们的讨价地位与工人相比还是有重大的差别。 人们或许会说，资本家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被迫投资的：就他以这种资格行动而言，他没有其他选择。就算这样吧——我也说不准就是如此——但是这与所谈的问题毫不相干。因为我们有时适当论述个人，他们“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②，这里就不谈这种抽象的形式了。在这里我们对抽象人物，如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的自由和约束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人的自由，从而也是作为资本家的人。如果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被迫投资，那么这并不等于作为资本家的人被迫这么做，资本家要想成为资本家就必须被迫投资，即使这是事实也文不对题。必须指出，为了证明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的观点的合理性不必坚持使用“作为工人”或“只要他打算成为工人”之类的片语。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页。 那些没有富得发昏的资本家或者被迫投资，或者被迫出卖劳动力，所以除了出卖劳动力外他们还有一个工人所没有的选择。但是他们不是神仙。他们处在“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中①。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事实上接受资本主义。但是从哪里进入资本主义强加给他们的一整套关系，人们面临着选择余地有所不同。资本家的选择余地显然要大大超过工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没有说明资本家在分割意义上的自由与在复合意义上的自由的区别。因为斯坦纳与纳维森提出的非议没有提到它。然而我们可以设想，具有同样普遍形式的非议确实涉及到这一区别。 单个资本家比单个工人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你所强调的不是作为个人的工人不自由，而是他与他的阶级的其他成员所分担的不自由。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作为阶级的资本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类似的集体不自由。他们不能全部变成劳动力的卖主。因为凡是在有人想成为劳动力卖主的地方就必须要有人成为劳动力的买主．所以资本家也遭受着与工人相应的集体不自由。 我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种非议。 首先，请回忆一下，集体不自由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表现。请注意，即使这种非议有别的什么道理，它至少证明资本家的集体不自由要比属于工人的集体不自由少得多．因为除了——比方说——两三个资本家外，任何团体成员都没有受到结构上的限制而不能把各自的财产交给这两三个人。相反大多数人脱离无产阶级，只留下两三个工人，从结构上看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更深入一步．资本家要想成为雇佣劳动者，未必会有任何集体不自由。因为，如果所有的资本家确实打算这么做，以至于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愿意扮演雇主的角色，那么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工人不仅愿意而且能够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 最后，这种非议无视资本家还有一条既不作资本家也不当雇佣工人的道路；把他们的财富，不是象上面所述的那样交给个别人，而是交给整个社会．我不是在提建议，认为这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资本家不愿走这条道路具有实践上的必然性。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结构上的障碍阻止资产阶级实行彻底的自我消除，而群众要想从无产阶级中摆脱出来却要遭受结构上的障碍：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十四 不同意第七节的左翼反对意见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提出质疑：无产阶级的出路要多于企图逃离的工人。这种观点认为，推测绝大多数工人有单独逃离的自由，是不现实的。因为大多数人缺乏名望和个人气质方面的资本。他们没有商业上的精明才干，不知道怎样搞好自己等等。 为了评价这种非议，我们必须区别做某事的自由和做某事的能力。 假定世界上游得最远的人，已开始服长期拘役，那么他虽有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能力却没有这么做的自由。我的情况与此相反。我有横渡海峡的自由却不具备这种能力。 可以这样概括，一个人没有做A的自由其含义是他试图做A，但由于一个或更多的其他人的行为而做不成A。一个人缺乏做A的能力的含义是，他试图做A，即使周围环境完全有利，他也做不成A。做A要（在做的时间里）同时具备做的能力和做的自由①。 ①或许可以说，一个人只要同时具备做A的能力和自由就能够做A。 有人反对关于无能力的上述定义，因为这一定义提出侥幸做A的人便有能力做A。我说，要是他侥幸做A，那么他所表现的做A的能力就是侥幸的。我不是6个月的婴孩，我有侥幸打瞎公牛眼睛的能力。 关于“X做A是否不自由”的上述分析既容易引起争论，又难以解释清楚。有的人要求把放弃行为的自由变成对自由的放弃，使问题更复杂化了，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认为如果你挡了我的道，即使是偶然的，你也给我造成了不自由。另一些人，如哈利·弗兰克福特，会维护一个简单一些的分析：对他来说，自然障碍限制了自由。我认为他是对的。但我决心继续走下去，就象他决心停步不前一样。 按照确定的一些定义，左翼的非议，如前所述是不成立的。因为名望的缺乏和气质的缺陷使工人不具备离开本阶级的能力，却没有限制他离开的自由。然而各种定义一旦合并起来，必然引出一个能使左翼观点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些定义证明，一个人如果因别人的行为而缺乏做A的能力，那么他不仅没有能力做A，而且也没有自由做A。要弄清这个结论怎样反映左翼观点，让我们先回到锁在屋内的囚犯的例子中去。 每个人都可以（有条件地）自由地逃离。我规定过，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拿起和使用钥匙，所以每个人都具有逃离的能力。这个规定并非要证明他们可以自由地逃离，但是它却使他们的自由显得更加逼真。现在假定某些人或所有人由于不能拾起钥匙而缺乏逃离的能力。再假定他们不能拾起钥匙是因为他们太衰弱了。看守人为了增加逃离的困难，消除任何人逃离的可能性，只给他们低标准的食物。这样，我们的定义就证明没有能力使用钥匙的人也没有逃离的自由。 工人若是因为个人的缺陷而不能脱离无产阶级，那就没有必要按照规定的定义贬低他们逃离的自由。除非这些缺陷能够被恰当地归因于他人行为（例如，这是由于不必要的坏教育？）。如果使工人遭受灾难的缺陷是正常产生或受到维护的，其性质相当严重，那么他就没有逃离的自由，就要被迫出卖劳动力。此外，他是否在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含义上出卖劳动力，这取决于缺陷的原因是否恰当地与现行生产关系相联系。对这—问题的肯定答案将推翻第七节的观点。如果说资本主义使大多数工人没有能力作任何别的事情是有道理的，那么主张大多数工人在分割的意义上有不做无产者的理由就是错误的。 十五 论点7认为（大多数）英国工人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他们还有一个上升为小资产阶级的合理选择，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位置已被占满是错误的。这一推论所依据的原则是，一个个人如果有合理的或可以接受的选择道路就不是被迫地做A。对第十四节的非议可以视为对这一原则的挑战。它认为即使当事者面前有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但如果他没有（或者按照这种非议的进一步说法，别人使他没有）得到它的能力。那么他也是被迫地做A。 不同意论点7的结论的另—个不同的左翼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于坦纳鲍姆。坦纳鲍姆接受上述加有着重号的原则。即他同意一个人如果有可以接受的选择道路就不是被迫做A，而且他也不否认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相应地要优越于无产者①。他的反对意见是，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出路并不是象我所假定的，会产生一个不同于仍然作为工人的可以接受的选择。因为人们必须考虑——而我则没有——占据小资产阶级地位的努力所引起的风险是很高的，这一点可以从新建企业的破产率上判断出来，还可以从失败的代价上判断出来，因为一个打算成为而没有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工人往往要比他做此打算之前更加糟糕。坦纳鲍姆的非议没有涉及论点7的前提。出路或许存在，但是——这种非议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难以知道它们在何处，而且无成效地寻找它们的代价也十分可观。因此，关于企图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选择，人们所希望于它的那种效用②，以通常标准来衡量已经低得不足以使人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大多数工人没有被迫地出卖劳动力。 ①某些左派有所不同。他们反对论点7的结论，其理由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并不比无产者更好，他们工作时间长，假期时间短，资金有风险等等。我的回答是：（1）小资产阶级作为“他自己的老板”，有一个自治权。左派对此不妥当地加以蔑视，他们特别强调这种权利由于“无产阶级化”而会丧失。（2）无论如何，我们把论点7的结论建立在更高等级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地位的可资利用的性质上，是可能的，因为工人同样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 ②某一行为道路的预期效用等于该效用同其每一个后果的概率的乘积的总和。 对于预期效用的关心也说明了移民小资产阶级的例子（见第五节），论点7就是以他们为根据的。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运气一般要糟于本地无产者，后者不是种族歧视的牺牲者，因此也不易遭受极度的剥削。所以，很少有成功可能性就能使移民出于理智而努力逃离。所以，外来移民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不合比例的高数量应较少地归因于不同技能和态度，而应较多地归因于客观环境，这与最初观察到的情况刚好相反。 为了评价坦纳鲍姆的观点是否正确，让我们把它运用到某个人身上，我们把这个人看作典型的工人，我称呼他为W： （1）W试图走小资产阶级道路的预期效用要低于继续作为工人的预期效用（尽管成为以及继续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效用要高于继续作为工人）。 （2）如果——而且只有——新选择的预期效用与原来道路一样，这一选择才在相应的含义上可被接受（关于接受的相应含义是，一个人如果除了做A别无可以接受的选择，他就是在这种含义下被迫做A），因此： （3）小资产阶级的出路不表明W有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此： （4）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出路不表明W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因此； （5）论点7的结论并不能从它的前提中引伸出来。 第一个前提（或多或少）是个实际问题，第二个前提则是个概念问题。我们在判断实际前提是否真实时，必须对因创立小资产阶级企业而遭到破产的部分概率持怀疑态度，这些破产应归于纯粹的个人缺陷。请看第十四节。我们即使能够对这部分概率作出必要的剔除，也很难辨别实际前提是否真实，因为答案包含许多属于判断的问题，同时还包含虽不属于判断但也不能利用的情况；破产统计没有指明由前工人所创立的企业在联合王国内获得成功的次数，也没有把那些新的企业同其他企业区别开来。但是，为了重点考察体现在前提2中的概念性主张，我假定实际前提是正确的。 如果一个人被迫做A，如果他没有可以接受的选择，那么怎样才能在所要求的含义上达到可接受性呢？假定我正在做A，而做B则是另一种选择。为了弄清做B是不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我应该只考虑B的最有可能的后果的效用还是应该统计它的所有可能的后果，计算该效用同每个可能后果的概率的乘积的总和，以便把这一结果同做A的预期效用加以比较，从而获得答案？ 这个问题看来是清楚的，做B的最有可能的后果不可能是全部的计算。因为如果它是全部的计算，那就等于我在枪口逼使下拿出钱来也算不上被迫，这支枪毕竟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臭火的概率。人们在通常含义下被迫做某事总是要伴随着一些别的选择，这些选择可以带来很高的报酬，但可能性却很低。 所以很明显，预期效用必然体现在有关约束的计算之中。但是我认为预期效用的表现方式要比坦纳鲍姆的前提工作允许的更为复杂。即使某一选择的预期效用要低于既定的道路，它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你没有被迫去布莱顿，因为你可以去马盖特，虽然你在那里可能会少点快乐。” 坦纳鲍姆反对意见的前提2是错误的，但与它相类似的某些事物可能是真实的。对直观材料的考察使我得出了有关可接受性的下述特征，至少这是第一个近似值： B相对A来说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如果 或者A特別糟糕，而B比A更糟糕。 或者A不是特別糟糕，而B则特别糟糕。 上式可简化为； B相对A来说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如果 B比A更糟糕以及B特别糟糕。 在这里，预期效用是判断道路好坏的标准。为了进行这种分析，人们不仅要对行动道路作出相对的判断，而且要对它们做出某种意义上是绝对的判断（我不准备详细地说明它）。即我所谓的“特别糟糕”。如果我们只被允许做相对的判断，我们就要承担如此结论；每当一个人做某种他要做的最好的事情时，他就是被迫做这件事。保持理智的人们不会永远受到强制． 这一定义的某些结论有必要再说一下。 首先，即使A是一条十分令人向往的道路，人们也可能被迫地接受它。因为所有其他选择如此糟糕。你可能被迫地走进一家华丽的餐馆，因为所有其他餐馆太糟糕。你未必打算去那里，（仅仅）因为你受到强迫．然而这是另一码事。你做每一件你被迫做的事情是因为你被迫做它，这么说是不对的。 其次，相对于A的所有其它选择可能绝对糟糕，而且都不比A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还没有被迫做A。因为其中的某些选择也可能不比A更糟。可以肯定，在这一类情况下存在着强制。人们或许被迫做A，或B，或C……但是人们没有被迫地做其中任何既定的事。 第三，评价现实生活中的效用和可能性的最大困难意味着人们是否被迫做某事，通常是棘手的问题。但那不是反对这种表述，因为这是个棘手问题。 我们假定走小资产阶级道路的预期效用要低于继续作为工人，那么如果我对选择的可接受性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坦纳鲍姆的非议得以成立的唯一条件就是尝试小资产阶级道路的选择是特别糟糕的事情。 我不能说是否如此，因为很难通过资料来掌握和辨认事实，还因为关于强制的一般观念含糊不清。我曾确信这一点：在为了判明当事人是否被迫做某事而对各种行为道路的好坏进行估价时，我们应该仅考虑他的偏好还是应该使用更多的客观标准？一般观念看来让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游离不定。这一观念的缺陷似乎在于下面对话的双方都不是在滥用这一观念； “我被迫去印度餐馆，因为我讨厌中餐。” “由于中餐并不讨厌，你并不是被迫去印度餐馆。”
论伊朗阿拉伯财政资本的抬头（曼德尔，197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论伊朗阿拉伯财政资本的抬头 曼德尔（1974年） 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来，石油价格上涨，已大大增加了产油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与伊朗的石油生产者的货币收入。这一庞大收入——估计一九七四年达七百五十亿美元——如何运用，可能有以下途径： 一、国家中央银行把它贮藏起来，以支持本国货币；私人持有者以黄金或货币的形式，予以贮藏。 二、以短期方式，存放在外国银行或国际性的公司中，或者用它在帝国主义国家购买公开上市的短期债券（国库债券）。 三、用它从国外输入非生产性的物资（军火、奢侈品、等等）因而并不进入商品的再生产过程。 四、用它从国外输入生产性物资，以加强产油国的资本积累与商品生产（用于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粮食与消费品之输入，也属这一范畴）。 五、用它作国外长期投资。这方面必须把下述各种范畴，予以区分： A．投资于可随时变换现金的价值方面（股票、债券） B．固定投资。 C．在工业、财产、商业或运输业的公司中参加股份，或者成立此类新公司，参与行政管理。 在上述油元的五类运用方式中，只有第一种运用方式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起着通货收缩的效果，因而被认为是对目前进行中的经济衰退，成为极有限度的一种辅助因素。一如帝国主义国家某些政治家所说的，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收支赤字，而招致“六十亿美元从西方经济中被抽走”，这种说法其实忘记了下列事实：这六十亿美元中的大部分仍然留在西方，或以支付货款的方式，或以各种投资方式，又流回西方。 事实上，相反的说法，更有根据，油元以短期方式投放在美国或欧洲银行中，它就助长了信用膨胀，亦即助长了纸币的膨胀，而决非助长通货收缩。 的确一部分油元已起着“吸收”美国、英国国家债券的作用，把国库债券从通常买家（私人银行）那里吸收了去，如此就减少了这些银行扩展信用的可能性。不过，这儿，信用限制的真实原因，并不在于石油生产国之吸进短期公家债券，而是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英国底中央银行，在其执行通货收缩与限制信用的明显政策时，并未依照“阿拉伯酋长们”吸进这些债券增长而比例地在世界货币市场上扩展它们的措施。 在现阶段，很难估计产油国把收入运用于上述五类途径各占多少。一般地说，可以这样估计，一九七四年有三百亿美元用于增加商品输入及在产油国家内的投资（上述第三第四类），三百五十亿美元则投资国外（第二类第四类），其余多份是用于储备。 产油国正计划好的未来几年的投资纲要，是非常广泛的。沙地阿拉伯已进行了一个五年计划，以现值计，其预算为六百亿元；阿尔及利亚的四年计划（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年）投资二百二十亿美元。科威特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财政年度内，就计划投资四十亿美元以上。我们可以这样估计：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帝国主义国家因油价高涨而累积的收支赤字，由于对增加产油国家的装备，专利及技术援助的供应之故，在未来数年将大大减少。但没有石油输出的那些半殖民地国家，它们的收支赤字，就不能减少，而只会恶化。 新财政资本出现了 第四国际第十次大会中，我们指出产油国家统治阶级手中，由于油价高涨而带来的庞大与迅速的资本积累，一个自发的阿拉伯与伊朗财政资本正在形成中。许多代表听了之后，也觉得吃惊。 那时还只是一种可能倾向的，现在已充分成熟了。伊朗国王之收购西德克虏伯托拉斯百分之二十五股权，就是国际财政资本中出现这个新兴的与独立部分之公认的表征。 财政资本是银行资本（货币资本），它投资于生产部门（工业、运输、等等），并参与这些生产部门的管理，甚且进一步掌握了管理独占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财政资本是与高利贷资本不同的，后者是以持有股票与利息率为满足的。 从石油出口上获取收益的这批占有阶级的所作所为的愈来愈多的资料，绝无丝毫置疑地证实了这个阶级的占支配地位的部分，正跨越利息生活的寄生阶段（古老的埃及巴夏的高官型的），而开始以财政资本的典型代表资格行使其技能。 伊朗资产阶级的例子，在克虏伯托拉斯的管理处中出现，决非一个孤立的例子。在地产方面，一九六一年成立的科威特的投资公司正在美国收购克华（KIAWAH）岛，准备发展成为一个大型旅游中心。它又在乔其亚州亚培拉塔城中心一个城市新发展计划中取得了控制股权，在伦敦它已参加竞投（总值二亿六千万美元）圣马丁地产公司。此外，它又取得两间轮船公司控制权，其一常用来往于英国与塞浦路斯，另一常用来往于英国与爱尔兰之间。 在阿拉伯国家本身来说，阿拉伯财政资本，与帝国主义大垄断企业联手（阿拉伯人往往在其中占有财政与政治的控制权），正在忙于大规模工业计划的整个系统的工作。沙地阿拉伯公司——彼鲁明PETROMIN，与马可拿（MARCONA）国际财团（包括美国、日本与西德集团）合作，正在阿拉伯开办一间冶金厂，耗资五亿美元。阿拉伯石油海洋运输公司有总值二亿四千万的四处储油库。阿巴•哈比地方的都督正在但斯岛建设一个液化石油气厂，耗资三亿，是与美日集团合作的。沙地阿拉伯与西德托拉斯贺欠斯特集团合作，正在建设一间氮肥（NITRO-GRAIN）厂。它又与豪斯顿天然气公司合作，正在建设一间三亿美元的木酒精气厂；又与日本三菱公司在JUBAIN地方建设一间炼矿化工综合工厂。道（DOW）工厂正与伊朗资本合作在伊朗建设一间耗资五亿美元的石油化工厂。一个法国—黎巴嫩集团与一个沙地阿拉伯私人集团正在建设一间货柜厂（沙地占百分之五十九股权）。上星期消息传来，说由于伊朗国王出面担保，使美国格鲁曼飞机场（正在建造幻影式战斗机）能够在今后四年内获得一个美国银行集团与伊朗美利银行的二亿美元借款。 许多银行与投资公司已成立起来，（通常总是由阿拉伯或伊朗的财政资本占支配地位）与帝国主义国家最出名的财政资本合作，一起投资到工业及其他发展计划中来。试举下面实例：法国阿拉伯银行联盟（李拿斯信用基金）；阿拉伯银行与国际投资（十三个欧洲银行集团参与）；阿拉伯国际投资公司；中东国际基金；约旦阿拉伯银行；科威特亚利银行；投资金融银行（黎巴嫩亚迪银行，加阿拉伯私人股票持有人，加伦敦哈布禄士银行，加东京拿摩拉证券抵押公司，加法国大象银行）；阿拉伯法国公司（阿拉伯占百分之五十四，其余百分之四十五由东京银行、工业家哈诺信托公司及欧洲银行联盟分担）科威特投资公司，科威特国际贸易合同与投资公司。 最后提到的这间公司正在中东与非洲狂热地进行财政与工业企业的创建工作。它正在埃及、苏丹、塞内加尔成立投资公司。它参与埃及（水泥）乌干达（一间皮革厂）苏丹（一间运输公司）塞内加尔与尼及利亚（一间地产公司）。 结论是很显然的：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是财政资本的活动而非寄生的金利资本的活动。关于阿拉伯财政资本活动关系的最详尽的名单已在法国雇主集团所出版的企业杂志的今年九月二十六日该刊上刊登。 仅仅是石油托拉斯的仆从？ 对于我们认为一个新的自发的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抬头的推论，普遍有两种反对意见。 第一种反对意见说，阿拉伯伊朗的政府与企业家仅仅是石油公司，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团（伊森Exxon，前称伊索Esso）的仆从而已。为了支持这一见解，引据了许多不同的因素：十月战争迄今，这些托拉斯已掠取了庞大的超额利润、油元中不可轻视的数量已存入洛克菲勒集团的大通银行，洛克菲勒集团之轰动一时的重新向埃及投资、基辛格政策（前洛克菲勒高新雇佣的顾问），迫使以色列逐步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撤退。此项反对理由之中，最最狂妄可笑的一个说法，甚至说美国水门事件及提名洛克菲勒出任副总统，都是石油托拉斯的阴谋的一部分。 谁都不能否认过，石油输出商的卡特尔（企业联合组织）的政府决定把油价提高，已带给这些托拉斯以庞大利润，必须强调指出，得益者不仅是美国托拉斯，欧洲托拉斯，例如皇家荷兰砚壳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也同样得益，无可否认，一方面在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连同其政府也包括在内）与另方面帝国主义石油托拉斯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益合流。 承认这两类不同的与自主的资本主义所有主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益合流是一件事，但承认它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或者一个集团明显的隶属于另一个集团，却是全然不同的一件事，研究过去数月来“石油危机”的发展后，足以看出，说在阿拉伯、伊朗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石油托拉斯之间利益的一致这个推论，是站不住的。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最近一次会议决定石油价格暂不调整，但要提高费用，提高石油托拉斯缴交的税。石油输出国警告西方石油消费者，石油的零售价格如再提高，决非阿拉伯、伊朗政府的人为决定的结果，而是石油托拉斯为避免超额利润减低而拒绝支付油税的结果。 比上述具有一种象征价值的决定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阿拉伯国家政府现在正把油井的所有权转移——当然是对自身有利而对帝国主义托拉斯不利。阿拉伯石油公司（ARAMCO）的收购国有这事如何确切适应洛克菲勒集团的“利益”，仍然是一个秘密，有待我们的批评家把真相弄清楚。 这类反对意见的另一说法，是强调提高油价具有绝对的或主要的政治性质。根据这种观点，阿拉伯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资本积累，却是为了迫使帝国主义政府放弃他们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中片面支持以色列的政策。 说阿拉伯政府正在运用他们新的经济与财政势力，以改变中东的政治军事力量关系，这种说法其实与一种新兴的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抬头这一推论，并不冲突。伊朗、尼日利亚与委内瑞拉，所有参与提高油价的决策的资产阶级政府竟会具有一种相同的原始的政治利益，这需要加以解释的，如果考虑到伊朗国王与伊拉克统治者之间的显著的矛盾，就很难加以解释了，这种矛盾远远超过伊朗国王对巴勒斯坦正义斗争之大部分并不存在的同情，更不必说他对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情这一往事，因为后者根本是谈不到的。 显而可见，使这些统治阶级团结一致，实非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或计划，而是出于在垂死国际帝国主义的历史特定时刻中，在世界规模上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榨取超额利润的总分赃中谋取利益的可能性，这一重新分配，是以不利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有利于某些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而进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一般地是用把政权转移到当地统治阶级，即改直接统治为间接统治，并把殖民地资产阶级提拔为它的剥削企业中的主要伙伴的地位，因而挽救了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国、北韩、北越与古巴为例外）诸国的统治权。不过，在实行政权转移时，它做得非常成功，并未把它榨取的剩余价值即利润的任何重大部分也转移了。现在，殖民地资产阶级在二十年来的殖民地革命中抓到赚钱的机会，拿出支票要求兑现了——这而且还是一张很够味道的支票呢！它要求分取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大份。在石油输出国中，利用一种杰出的有利的条件，至少现在是这样做的了的。 为了明白有关的庞大剩余价值的分配情形，必须重显这一事实：在中东提取一桶石油的平均费用大约不超过美元十分到十二分。两年前，石油公司每桶石油竟要价二美元到三美元！今天，他们则以十一元六角五分出售（当然还要加上运输、提炼、批发等的利润）。在这十一元六角中，落到石油输出国占有阶级手中的剩余价值，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之前是九元二角三分，在十月之后，则为九元七角四分；落到石油公司之手的剩余价值，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之前为二元四角二分，十月之后为一元九角九分。即就依这个金额来说，仍然是抽油成本的十倍以上。 从前，剩余价值按照石油托拉斯占百分之九十，当然统治阶级占百分之十来瓜分的。后来，百分之七十五比百分之二十五，再后改为百分之六十七比百分之三十三，再后来改为双方各占一半，现在已改为百分之二十比百分之八十，这里是仅就石油生产国的输出价格而言。如果把托拉斯在运输、提炼、分配等等上面所占取的利润计算进去的话，则剩余价值的分配仍然大致上照百分之四十比百分之六十上下。 第三世界的报复行动？ 对于我们认为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已自发抬头的论断的第二种反对意见，是刚巧与第一种反对意见相反方向产生。这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不是占有阶级之间利润再分配的问题，而是“第三世界”的全面报复行动，是“贫穷国家”向“富有国家”的反攻行动的问题。根据这个论断，某些国家的“繁荣”全然依靠它们所拥有的“廉价能源”。现在这个年代，事情颠倒过来了，“第三世界”的人民现在以牺牲富有国家的人民为代价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且，油元大部分都操纵在国家或公共机构手里，与公共机构打交道，又怎能谈得上“财政资本”呢？有些美金的收益，不是使石油输出国的全体居民都得到好处吗？ 说阿拉伯、伊朗各银行及投资公司全部或大部分都是公共机构，是太过夸大其词了。科威特国际贸易合同与投资公司的百分之二十五股份便是私人所有的。在科威特投资公司中，私人股份占一半之多。在前述的大部分的联合投资的企业中，私人股份持有人并非全属外国人，其中也有阿拉伯人。他们所占股份接近或超出百分之五十。 其次，不要忘记，在殖民地国家，“公有”与“私有”的分界大部分往往是虚构的，正如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代一样。酋长们、都督、国王视公共预算为他们私有。所有这些国家的高官显贵们的贪污腐败、盗窃、浪费乃是私有资本累积的典型源泉。 而且，我们顺便要提及的，在这些国家与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间是本质上的区别，表明在阶级结构上的区别，不管在大规模生产手段的国有化的外表上相类似。苏联、中国官僚曾赋予自己在消费品方面的重大物质特权。可是，他们不可能像科威特酋长或其他国君及大企业或菲律宾统治或香港一个高级警官等那样累积私人资本。该警官现在因为贪污而收取歹徒贿赂在数年内累积相等于一百万美元。 说整体的“阿拉伯群众”从石油涨价上得益这种说法，仅仅在像科威特那样人口稀少的稀有与例外的例子才有可能。作为石油大输出国之一的伊拉克每年每人平均收入现在是三百七十元。埃及是二百二十元。不管科威特提供的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不管阿拉伯经济社会发展银行，阿拉伯投资公司以及沙地阿拉伯发展基金——他们总共支配几十亿美元——上述国民平均年收入将不会在未来几年中有重大的增加。 剩余价值的投资如何分配这件事，绝不会影响到“阿拉伯团结”观念。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妨引用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英国前卫报：“事实上，在第三世界大规模投资的可靠性与盈利性，是大大值得怀疑的。在这方面，海湾石油统治者或伊朗国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活动，同伦敦或纽约的任何公司或银行一样，是无可厚非的。” 如果“阿拉伯团结”的立场是这样的话，则“第三世界人民团结”就更有理由了。在一九七四年预计的石油纯收入的七百五十亿中，石油输出国只准备提供三十亿以援助方式给半殖民地的非石油输出国。这只不过是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由于油价提高而不得不付出的额外费用的零头而已。 当然，阿拉伯、伊朗油元的增涨的收入中，以一部分去投资，势必促进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结果，包括重工业的基础的发展，必然有利于它们工业化。这就是，资本，包括财政资本在内，在其他国家，在另一时代，在另一种条件下，所会完成的任务。不过，在这一场合，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可能保证群众生活水平之迅速提高。更加不能说是自动的提高。（我们重说一次，在半空的国家像科威特与利比亚则属例外） 资本投资，将优先投放在具有一种很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中，这些部门雇用较少劳动力（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化学工业，等等。）通货膨胀与货币经济的扩张对农业与手工业的破坏，减少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比之新兴的非常现代化的工业所带来的工作机会更少。区域性的失业与半失业将持续打击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与叙利亚，更不要提那些发展更落后的阿拉伯国家了。在这一失业压力及资本累积（包括愈来愈多的私人资本的累积在内）所支配下的社会结构的总体后果之下，贫与富之间，资本与劳力之间的鸿沟，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只会扩大起来。巴西那种典型的发展，证实了阿拉伯的未来趋向。因此，这不是“贫穷国家战胜富有国家”的问题，而是显然地在占有阶级各集团之间进行对世界剩余价值的一次再分配，虽然其中某些有关国家的居民可能从这一豪门夜宴中得到一些残羹剩饭。 不平衡发展与综合发展法则 根据这同一理由，如果从阿拉伯、伊朗这一新兴自发的财政资本的抬头而得出结论，说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社会性质已经改变，说它们已从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新的帝国主义列强，这未免言之过早了。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公司的财政所有权，不过是决定该国性质的半殖民地或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之一而已。社会结构，发展的程度，前资本主义残余在生产关系中所占的比重，在世界市场所占的地位，它的政权性质，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质及其组成的成分，以上这些因素，必须与第一个因素结合起来，以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 阿拉伯、伊朗的统治阶级之拥有与控制各该国这一新兴自发财政资本的层份，既不是经理人员，也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而只是所有主而已，他们拥有对土地，国家的所有权，这是极端寄生性质的一种统治方式。这不但表明技术知识必须从帝国主义国家输入，由此表明这些国家的依赖性，也决定了重要工业部门的联合投资性质，而且也表明这种新兴财政资本（像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财政资本一样）对真正的土地革命没有兴趣，因为土地革命势必把它手中的占有物的重要部分剥夺了去。可是，不经土地革命，就不可能与落后决裂。 阿拉伯、伊朗自发财政资本的抬头——像巴西自发的财政资本出现一样——标志着一个转变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终结。万一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恢复它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而悍然发动军事侵略，这显然不是一次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在这种帝国主义冲突中，世界无产阶级不应该支持任何一方的。恰恰相反，这是帝国主义企图维持和加强阿拉伯国家正面临崩溃威胁的依赖性的半殖地这种地位。这是帝国主义以及其代理人的掠夺战民争，企图夺取他人的石油资源。在阿拉伯国家方面，这就是反抗掠夺，保卫国家独立的正义战争了。在这一条件下，世界无产阶级当然要同情与支持阿拉伯国家这一边。 不过，从阶级观点来看问题，帝国主义争取控制权，与阿拉伯国家争取独立之间的冲突，即使后者是在本国统治阶级领导之下进行了，都不能优先过阿拉伯群众与他们本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对后一冲突保持沉默，或者在“阿拉伯反帝团结”（且不说第三世界团结）这一藉口之下把后一冲突遮掩起来，就等于跑到街垒的对方去了，换一句话说，就是等于去支持剥削者反对被剥削者了。 油元恰如其分地促成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的成长，油元也将促成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促成资本主义对古老农村的解体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一方面是在阿拉伯、伊朗资本阶级与另方面是阿拉伯、伊朗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正如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对俄国所做过的一样。这一阶级斗争愈发展，则阿拉伯财政资本的自发性将与政治、社会及军事的限制发生冲突：它为了对付威胁性的社会革命而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 在西方报纸上，曾特别强调帝国主义者为了重新取得中东油井的控制权而发动可怕的军事干涉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新的兴起，一个比之过往的纳萨主义者更加强烈反帝的新政治领导的出现，苏联在中东势力的大大加强等等。 这一切当然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人们往往忘记了另一面的事实：新的群众运动的兴起，不但反帝反封建，而且愈来愈带来有反资本主义性质，这是阿拉伯统治阶级所面对的危机。 如果沙达已减弱苏联在埃及的势力，如果今天阿拉伯资产阶级正在设法减弱苏联在整个中东的势力，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换取美帝减弱它的亲以色列政策而做出来的外交手段，它也因是阿拉伯统治阶级，在它进一步转变自己为一个资本阶级之后，懼伯一切反资本主义的因素的存在与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也门内战会持续多年之久，这就是为什么在DHOFAR仍在进行内战，这就是为什么在约旦，甚至沙地阿拉伯或伊朗也将有内战的可能性的原因。阿拉伯、伊朗的统治阶级非常清楚理解到：他们除了取得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之外，另无他法，足以有效地反对他们本国被剥削的群众。 处于这一情形下，（帝国主义者与阿拉伯统治阶级）双方在剩余价值重新分配的肮脏买卖中所施展的讹诈行为，是受到双方对共同利益的清醒的自觉所限制的，对于这一共同利益，除非自身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否则国际资产阶级是不会置之于险地的。在帝国主义的及一般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中，这是屡见不鲜的，当它为了掠取一切时，往往不惜孤注一掷。不过，事实并未表明已到这一地步，不但华盛顿如此，即就利雅得（沙地阿拉伯首都），更不用说德黑兰，都未到此一步。 主要由油元的累积所创立的阿拉伯、伊朗财政资本的自发兴起所表明的全部演变，可以最清楚地说明了不平衡发展与综合发展法则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革命之延迟，使得生产力的新的扩展暂时成为可能。这一扩展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发生的，是在国际总的资本主义制度加剧衰亡的条件之下发生的，冲突加剧，矛盾深化，不仅在资本与劳力之间是如此，而且在帝国主义中心与殖民地之间也是如此。苏联、中国的官僚曾谋求殖民地资产阶级联盟的一贯政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任何一个工人贫农的革命领导的弱点，给予殖民地资产阶级再获得苟延残喘凡二十多年之久，在形式上的政治独立中投机取巧，这一政治独立是帝国主义为了避免更坏的前途而被迫准予的。 殖民地资产阶级，在某些国家中，突然一旦掌握了巨大的资本资源，它现在就把这批资本资源累积起来并按照向帝国主义国家学得的模式而投资。不过，这种投资行为仍然是在旧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中进行的，在这体制中，中世纪（甚至比中世纪更早的）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未解放的奴隶与现代的财政大亨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制度下，殖民地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托拉斯组织中斤斤计较于获取最高的课税，另方面却仍然保持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 阿拉伯统治阶级，即使当他们离开贝鲁特的王官和蔚藍海岸（Côted'Azur）的俱乐部，而转到工厂与船坞去，他们仍然未摆脱中世纪，即使化了庞大金钱，他们仍然未能脱掉外皮，正如他们不能把他们社会中的落后关系消除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社会革命才可能。但是，无论是伊朗的国王，沙地阿拉伯的国王，或者巴林酋长，或者。及资产阶级［注：原文如此，疑为“或者埃及资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都不可能领导这个社会革命。恰恰相反，他们必将被社会革命所推翻。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第八期，1975年4月14日出版。
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对杜威哲学的一个评价（摘译）（（美）乔治·诺瓦克，1975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乔治·诺瓦克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对杜威哲学的一个评价（摘译）PragmatismVersusMarxism:AnAppraisalofJohnDewey'sPhilosophy（美）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1975年原译：译文发表时标题为《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作者名字译为“乔治·诺凡克”。来源：《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4月出版。说明：本文是译者对诺瓦克《对杜威哲学的一个评价：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书的摘译。据译者介绍：“美国纽约拓荒者出版公司1975年出版了托派诺凡克的这本书”。作者“在《导言》中说，他这本书就是根据托洛茨基本人l940年的建议和要求，经过三十多年之久才写成发表的。”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当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蔓延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搅动了美国时，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某些机敏的美国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注意。特别是它的经济学说被芝加哥学派的比较激进的成员当作他们自己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改革方面的著作的辅助性支援来加以欢迎。他们因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无耻邪恶而看重它，而且因为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强调环境在形成社会制度和个人特征中是决定性的而对它有好感。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在1906年写道：“再也没有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更加合乎逻辑的经济理论了”。美国大学中第一个社会学系的缔造者斯莫尔（AllionSmall）在他所编辑的《美国社会学杂志》1912年5月号上说：“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主义是最有益的酵素”，他还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将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个类似于伽利略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中西部的学者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分析能阐明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或辩证逻辑。在哲学中，他们更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革命结论而不是它的哲学。杜威是单纯地不关心、而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在拒绝黑格尔的矛盾逻辑后，感到没有义务同它的唯物主义继承者相妥协。象凡勃伦、比尔特（CharlesA．Beard）、斯莫尔和杜威这样一些在进步党中占领导地位的思想家，都从马克思主义源泉那里借用看来有用于实际目的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并没有一致之处。虽然杜威参照古代雅典的奴隶贵族政治的作用来说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特殊特征，但他却尽量避免把这同一种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扩展到去发展他自己的逻辑理论。一般地说，进步党思想家们为使唯物主义适合于他们的事物图式和他们思想的习惯，就必定磨灭它的锐利的锋芒，阉割其革命本质。尽管有政治上的不一致，最早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却对实用主义者答以善意。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西蒙士（A．M．Simons）或象鲍廷（LouisBoudin）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化者的著作中，没有在哲学平面上发生任何冲突的证据。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个友好地中立的时期，是和进步党人同劳工站在一起反对财阀政治相一致的。这种亲睦一直坚持到三十年代初期，随后让位于不信任，最终酿成公开的敌对。这个变化的后面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世界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上支持者的削弱。另一个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胜利，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出现。随着工人阶级作为最大的革命力量来到前列，它的学说和方法就越来越同一切其它的学说和方法尖锐地相对立，并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攻击。这种发展也影响了这个国家中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从反对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中的一个同盟者，变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最珍爱的思想和基本立场的一个威胁。尽管有把这种倾向调和与结合起来的微不足道的努力，主要的实用主义者却越来越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含意相敌对。同时，少数真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受了俄国革命领导者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鼓舞，也帮助了划分敌对的哲学派别的工作。这种相互排斥，又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帝国主义对于美国思想生活的日益增长的干与（预），以及在它的压力下实用主义的屈从，而进一步凝固起来。主要的实用主义者采取了一种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保卫者的无保留的立场，不仅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赝品，而且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代表。到了三十年代，杜威感到已经没有好好熟悉马克思思想的欲求了。资本主义危机和马克思主义随之而来的蔓延，使得他知识中的这个缺陷不那么可怕了。他利用其作为对莫斯科审判的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机会〕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它的最后判决是说马克思的学说无可救药的沾染了黑格尔主义，并导致适合于神学的绝对主义。只有恢复对于工具主义的优点的信仰，致力于保卫和扩展一种超越于阶级斗争舞台之上的民主政治，文明和文化才能得到促进。马克思主义对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一部分具有学院背景的激进知识分子中间，曾经流行过关于杜威主义的优点以及它同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相容的幻想。这些社会主义运动的同路人曾在有关这两者的真实关系的问题上制造了相当大的混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主义运动右翼的思想家首先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同实用主义配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的较大的方面》（1913年）一书中，瓦林（w．EngtishWalling）从杜威那里汲取其教育、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许多思想，并力图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实用主义流派在大西洋彼岸产生前的实用主义者。在后来的调和者中间最著名的是若干自夸是“非独断的”思想家的哲学教授。这使他们能够断定，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即使不是同一的，至少也是在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上彼此和谐一致的。杜威的两个学生在这个范围内有着惊人的意见一致。一个是拉蒙特（CorlissLamont），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哲学；另一个是胡克（SidneyHook），纽约大学的退休哲学教授，他在1940年以前曾醉心于左翼政治，以后又经历了一个作为美国国务院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辩护者的生涯并在1972年支持尼克松。在1947年2月25日《新群众》杂志上辩论这个问题时，拉蒙特写道：“我认为无可争辩的是杜威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其主要含意和内容是彻底地反唯心主义的，而且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的世界观相一致的力。胡克则在1940年出版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中断言：“在今天，表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最好的要素的、世界上最卓越的人物是约翰·杜威……他是独立地发展和系统地阐明了这些思想，而这些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的。”费攸尔（LewisFeuer）支持这个判断。“在比尔特、凡勃伦和杜威这些人那里，古典的美国社会科学不仅受马克思的影响，而且和马克思有着相同的基本原理。这些美国人对于下层普通人的信任，也是基督的社会主义的信任；他们认为科学是解放的方法，这种信心和他们认为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首要性的这种信念，是象马克思的信心和信念一样有力的。古典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在他们注视其社会界的方式方面，确实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许多学者发现一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而这是三十年代的自然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政治、哲学著作》导言，第9一10页）。在纯意识形态方面，把这两种哲学捏在一起的这种企图，或者表示重新陷入美国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幼稚状态，或者表示没有能力再越雷池一步。但在拉蒙特和胡克那里，这种等同却执行着一种较为确定的功能。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都避免同任何左翼政党或纲领在最终发生什么关系。他们寻找着减弱资本主义统治者和工人群众之间利益冲突的道路，或者寻找把这两者调和起来的某个共同领域。在探索这种妥协时，他们在理论上的出发点是否认这些阶级各自的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区别。拉蒙特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而胡克则在一个荒瘠和卑屈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做这件事情。为维持这种错误立场，他们不仅违背明显的事实，而且无视相敌对的哲学的最权威的声音。杜威本人是注意到工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的对立的。罗素说杜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神学等同起来：“我有一次听他说，在艰难地从传统的正统神学中解放出来之后，他不打算让自己被另一种神学所束缚住”（《西方哲学史》第848页）。杜威倾向于把任何类型的系统思想都分类为“绝对主义”、“独断主义”或“神学”。在任何场合下，他都精明地和充分坦率地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从普列汉诺夫经过列宁到托洛茨基的一切关心这个问题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实用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尖锐地区别开来。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六章第四节）中，列宁指出实用主义如何象实证主义一样，归根到底是从同样的主观主义前提出发并达到同样的反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科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同作为中间阶层的先入之见的表现，作为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工具而发挥作用的杜威主义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深刻对立，已经通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这些倾向之间冲突的爆发表现出来。在美国，冲淡或抹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的每一个企图，都或迟或早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思想同实用主义的目的和思想联结起来，或甚至在一开始就明确地用杜威主义去补辩证唯物主义之不足。例如，伊斯特曼（MaxEastman）就是如此。他在三十年代末期抛弃社会主义之前，就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吸收进工具主义，并把列宁描写成在实际上是杜威的一个没有公开宣布的门徒。美国哲学中的阶级表现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互关系的记录，它们的主要代表的证词，在它们的阶级联结中的歧异，它们的方法和主要原则应用于特定场合时的冲突，这一切都有助于证明两者的根本对立。它们所具有的无论什么的共同点，都是附属于它们的主要的不一致的。这两种哲学并不是和谐的与调和的，而是在基本上互不相容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它们表现了具有相互对立的利益和愿望的两种不同社会力量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道路上的战斗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则是走向衰落的中间阶层力图抓住任何救命手段的安抚性哲学工具。在今天的美国发生着作用的主要社会倾向，具有三条主要的理论路线。具有反动、军国主义和镇压的倾向的垄断资本主义，赞助最落后的偏见和从宗教到种族主义的古老思想，它力图把它的掠夺目的隐藏在保卫“民主”的口号后面。当“自由世界”的旗手们自己领头走向蒙昧主义和文化上的倒退时，就乞求封锁或甚至消除进步的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这并不是同第二种倾向工具主义气味相投的地域。工具主义在尖锐的区别被弄得模糊、轮廓含混和事物的准确位置不确定的朦胧世界里，才感到最安适。当它能够避免在尖锐的两种选择中作出抉择，和能够磨平与掩饰歧异时，它就畅快。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在主要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它靠含糊和杂凑过日子。第三种倾向马克思主义，不能容忍蒙混和权宜之计。它诚实和老实地断言资本和劳动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它们的斗争必将进行到底。这种关于二十世纪“压制不住的冲突”论，对于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者来说，听起来就象疯子的叫喊或世界末日的霹雳。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异同〔第一，关于辩证法〕杜威把辩证法和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等同起来。杜威主要从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版本上去了解辩证法。在他看来，在客观事实中看到在运转着的矛盾的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种把互不相容的对立结合在一起的荒谬事情。尽管杜威拒绝这些名词所代表的东西，他在《经验和自然》一书中的分析，却包含有对实在的辩证法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的要素，但这些却被表现在一种没有展开的和偶然的形式之中，并被蕴藏在一种相反的概念的模型之中了。〔第二，关于矛盾观〕当杜威走向工具主义时，他用一种特有的方式修改了黑格尔逻辑的范畴。他用他自己的倾斜性的、渐进主义的“冲突观”，去代替黑格尔关于矛盾的界限明确的定义。在个别情况下敌对各方之间的斗争，就其本性来说，并不必然导致一方把另一方毁灭的否定。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的“不平衡”，是在一个改造了的情况中，由差异的调整和调和来加以解决的。据此他就在其逻辑中删去了辩证法的主要之点，使它围绕着改善“麻烦情境”、而不是围绕革命化而旋转。以奴隶主叛乱告终的1820-1860年期间的妥协，证明了杜威的逻辑只适用于这样一些情境：在那里，敌对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还是如此地没有展开，以致能通过相互顺应来予以仲裁，但当它们的分歧达到破裂点时，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垮了。它只适用于阶级斗争还未达到最大限度的紧张的时期。而另一方面，符合于阶级斗争的真正动力学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却能说明其挨次相继的一切阶段，从相对的阶级和谐与妥协盛行的进化时期，一直到公开的阶级战争提上议事日程的革命的爆发。杜威认为矛盾只有主观的特性。它们存在于头脑中而不存在于外部世界。他的门徒胡克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虽然判断、断言和证明能够是矛盾的，但把矛盾归诸事物和现象，却是无稽之谈。“自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来，矛盾的是命题或判断或陈述，而不是事物或事件，这已是逻辑理论的常识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202页）。关于矛盾的本质和范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形式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学派的概念要广阔得多、正确得多的概念。矛盾不仅客观地存在着而且普遍地运转着，因为每一事物由于它的内在本质以及其外部联系的必然性而运动和变化着。杜威确实试图通过把肯定和否定同物理、生物过程联结起来，超越其功能主义而达到矛盾性的客观性。他说自然界的结合和分离，动物中间的选拔和排除，就是逻辑理论中肯定和否定的原型。在物理的、有机的和智力的平面上有着可以比较的过程，看来就指出了矛盾性的普遍性。然而，杜威却无意于采用这样勇敢的一个概括。〔第三，关于认识论〕辩证思想家能够同意杜威认为没有一劳永逸地确定的绝对真理的观点。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但是，杜威把永恒真理的不可能性同不存在客观真理相混淆了。杜威在反对某些唯心主义者时所说，真理并不现成地传给我们，而是人的历史活动和连续不断的实验的产物的议论，是可以接受的。对真理的探究和对错误的揭露与根除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然而，杜威甚至没有对真理的相对方面作一正确的解释。象辩证法家一样，杜威承认一切事物永远不断地走向灭亡。他从认识到这个事实滑到一种没有为绝对真理留有余地的过于简单的相对主义。〔第四，关于伦理学〕杜威的抛弃不朽的原则，以及他的关于道德是和有效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同意的。然而，杜威的伦理观的主要议论同马克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教导相冲突。在道德冲突和阶级冲突的关系上他们根本不一致。他鼓吹一种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无阶级性道德，而且在改善或解决冲突中和稀泥，他否认道德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有阶级性。〔第五，关于民主观〕〔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哲学在民主问题上相抵触。在原则上双方都致力于民主目的。但它们在对这整个问题的看法上却不一致。民主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现在的条件下如何能保持和扩大它？我们社会中哪些力量是它的保护者和促进者？马克思主义用一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杜威主义用另一种。自由主义者拒不承认下列事实的意义，即民主之进入历史，包括进入美国史，并不是用一种和平的逐步的方式，而是通过革命。就自由主义者认识到这个事实而言，他们也把它当作偶然的和无关的事而加以排除。反之，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民主是阶级斗争的政治产物。美国哲学的一条新路美国哲学面临20世纪世界的整个发展形势，要找一条使自己同劳工主人结盟的道路，否则就毫无结果，但这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工人运动本身也需要有一种科学的哲学来启蒙和指导，以便克服它现在的困难。美国哲学和美国劳工一道，现在来到了十字路口。它不能使时代继续停留在实用主义阶段。如果它要避免停滞不前和倒退，它就必须找到一条新路。激进人士经常谈到把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需要。这个工作必须通过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思想应用于美国在一切领域中的发展的问题来实现。在哲学中，这一工作不能不通过对工具主义的彻底的批判性评价来进行。因为作为美国思想中最进步的学派，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前驱，必须要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慎重考虑杜威主义，说明它已经过时，也说明它的优点和积极成就。从根本上说，实用主义是和辩证唯物主义不相容的。它们的方法和学说是不能调和的。决不能使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意识形态混杂起来。在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中作出抉择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对一切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哲学，而且也要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宣战到底，而实用主义在其一切基本的方面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精髓。而同时，又不能把实用主义斥责为完全错误的、没有价值的和要一古脑儿抛开的。它并不是中间阶层的思想代表偷偷地加诸于这个国家的哲学上的。它产生于深深植根在美国人民历史和习惯的那些倾向之中。象资产阶级民主本身一样，在美国的观点和制度的发展成长中，它是一个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阶段。作为反映美国社会发展的进步的和不成熟的以及倒退的趋向的混合物，在它的错误和结构上的不适当中间，包含有大量的正确的和有价值的见识。实用主义在削弱教权主义的权柄、摆脱传统唯心主义和学院理性主义的最坏弊病、提出科学实践是认识的模型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帮助曾经是远离人民的专业人员的领域的哲学同日常生活的需要发生密切的交流。它竭力把哲学带到尘世来，使它朝着解决美国人民的社会问题前进。工具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表述平民的要求时，抓住了美国生活中的某些最健全的倾向。杜威主义给予技术的崇高地位，它的对于为增进人的社会力量和共同财富而征服自然的价值的强调；它的关于实践在人类生活和思维中的首要性的重视；它的坚持通过把思想付诸实际结果的检验来确定其真理性和价值；它的在其最勇敢代表那里接近于唯物主义的功利主义；它的进化的乐观主义；它的藐视任何的绝对化；它的民主主义；它的要求哲学参与社会改良，工具主义的这一切贡献都是美国思想的永久收获。当然，在这各点中没有一点是为马克思主义所不熟悉的。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已经把它们吸收到它的世界观中，或者能容易地同化它们，以及在事实上给予它们以更有根据的表述。这样，尽管工具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它却有某些因素和倾向能够提供一条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的确，工具主义在其发展的界限内，趋向于否定它本身并寻求一个在左边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盟。这惹得象胡克和拉蒙特那样的某些把事情搞错了的知识分子，把这两者混淆和等同起来，或甚至把辩证唯物主义从属于杜威主义。工具主义的固有的激进主义，要求一般观念在社会实践中证明其效力。然而，这个要求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受科学指导的革命运动才能充分实现。这样，在某些情况下，实用主义者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内在的革命，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正如工人运动的先进部分，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经验的教训，打破传统的经验主义而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至于他们对新信念坚持得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在使哲学成为人民的向导中，将附带地第一次实现实用主义本身所提出的希望。杜威曾试图使哲学走出图书馆和课堂，并使之成为比较好的教育的一个工具，启发人民的工具，改革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工具。这个进步的目的属于我国智力活动的最好的传统之列。马克思主义将建立在这个希望上面。但杜威的世界观却使他探索着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力量中间去实现这一工作。（徐崇温摘译）
曼德尔：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兆立译自《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1986年夏季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什么是不断革命论？曼德尔（兆立译自《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1986年夏季号）八十年来，不断革命论一直是国际劳工和革命运动内部的一个讨论的课题。人们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来从事这个讨论。世界上不少发展不足的国家也发生了革命与反革命。在这些革命与反革命中，这个理论可以在真正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考验。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历史上屡次发生的事故一样，由于一些参加争论的人的政治需要、思想混乱、或者偏见，这个原先非常清楚的理论，却被这些人所衍生的细节问题（如果不是干脆歪曲的话），弄得愈来愈难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就是一个先例。）在目前的国际革命运动中，对于不断革命论又发生了新的争论。有人指责不断革命论使极左的战略和策略合理化。因此，我们觉得，应该以清楚的和简明的词句，把托洛茨基在以下几本主要著作中所逐渐发展起来的理论的几个主题，重新叙述出来：《总结与前瞻》（1906年）；《无产阶级与俄国革命》（1907年）；《一九零五》（1909年）；《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总结与前瞻》的序言（1919年）；《一九零五》的序言（1922年）；《日常生活问题》（1923年）；《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不断革命论》（1930年）；《俄国革命史》（1931-32年）；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的导言（1938年；《过渡纲领》（1938年）；《三种俄国革命观》（1940年）[注]。我们把这些主题伸延到托洛茨基死后所发生的一些新的历史问题上，例如核子武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想引用托洛茨基的这些书籍中的文句，因为虽然他对不断革命的主要论点早在1906年已经形成，他的立场还是跟着时代逐渐进化而来。我们这里所叙述的结论是它在1933-40时期的最后形式。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贫农的支持下，如果不夺取政权，即，如果不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或者统治阶级的旧国家）和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可能完全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个论点是基于以下五个命题：1.1）在落后国家，革命的任务不但是政治性的：废除专制主义的、半封建的、或其他形式的独裁制度完全实现政治民主；不受帝国主义束缚的国家独立，被压迫国家的少数民族的解放；由国家来没收外国资本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大公司等等。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土地革命；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消除国家走向工业化、近代化道路上的一切主要障碍。在那个意义上，我们决不能说，通过沙皇的推翻，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这些未完成的任务，只有通过十月革命才得以实现。1.2）在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政权之所以成为完全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障碍，不但是因为资产阶级所起的功能（例如它无能或者害怕充分动员群众），而且因为它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矛盾。归根到底，这些利益的矛盾来自不平衡和综合的发展律，换句话说，来自这些国家的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因为这些国家渐增地而且“矛盾地”把土地财产、工业财产和银行财产、“民族”资本家财产、和外国帝国主义财产结合起来。1.3）在落后国家，不可能存在资产阶级（或者古老的统治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之间的“中间”性或“联合”性政权。更确切地说，虽然在一些落后国家中，大多数革命过程的参与者是农民，但是农民却不能在政府和国家权力方面起独立的作用；它历史性地注定或者是跟资产阶级走，或者跟无产阶级走。在所有的落后国家，工农联盟的建立，是革命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但是这个联盟之能导致革命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能够坚实地建立起来，换句话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4）不断革命论，不但解释了落后国家实际发生的革命过程，而且也是使革命胜利的必要的指导。因此，在本质上，不断革命论，不但相应于革命的真正的历史过程，而且也是使那个历史过程完满地结束的必要的战略。虽然，一般说来，在革命开始时，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的主要（但不一定是唯一）的要求，是要实现民族民主的任务（有时也可能是实现和平），但是，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才能胜利。1.5）在落后国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充分而完全地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尚未完成的任务。这个事实决不是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局部地实现某些任务（如形式上的独立、或者局部的土地改革），也不是说，在任何落后国家，都可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某些落后国家，由于无产阶级太弱或者几乎不存在，是不可能建立它的“专政”的。这就意味，在这些国家，不可能在目前阶段充分地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也意味，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任务的实现仍然是破碎的、杂乱的、和扭曲的。这当然不能构成理由，在落后国家（不管它如何落后）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压迫者的革命斗争。2）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它的党），如果不变成全国公认的政治领导，如果不能通过变为全国政治领导的途径而获得全国的统治权，也即是，如果不能实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重建工作”（托洛茨基语），它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这个论题是基于以下四个命题的：2.1）上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应该优先实现的中心任务。所有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都认识到这个优先性，而作出相应的行动。这并不是说，在动员群众的时候，所有这些任务都有同样的重要性，或者，群众运动的所有部分都采取同样的中心口号。这也不是说，在革命过程的第一阶段，除了民族民主任务以外，群众运动就不会提出其他的要求。然而，那个民族民主的要求应该优先地提出，就要看当时的政治现实，譬如，推翻独裁政权，争取民族独立，或者发动土地革命。2.2）无产阶级并不是在革命过程的第一阶段从事群众斗争的唯一社会阶级，当然不是在政治上支持民族民主中心要求的唯一阶级。基本上，农民、城市贫民（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将是它在斗争中的天然同盟军。这个过程能够，而且应该，由政治的联合阵线或者其它形式的联盟来表达。在这些联合阵线或联盟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争取政治的领导权。这才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国家的重建工作”的具体途径，因为在任何国家，这些阶级都占人民群众的大多数。2.3）形成这种联盟和阵线的具体过程，不能够事先依据纯粹客观的标准来决定。这要依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政治结合，而政治结合也要依据过去的历史、从事解放斗争的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不同程度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党的重量、以及这个党的组织和领导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众的能力。但是，虽然这种联盟有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例子，说明“民族”或者“自由”资产阶级会接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因此，如要进行斗争来充分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人们必须有系统地教育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换句话说，有系统地让群众知道，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而且无能力与帝国主义完全决裂、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实行完全的政治民主。2.4）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国家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不可能成功，除非联合阵线政策与有系统地教育群众和谴责资产阶级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政策应该包括：对这些政党在朝向实现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要求的过程中可能会采取的种种提议和实际步骤，作批判性的支持。这种联合阵线就不会是机会主义或者阶级合作，如果无产阶级：——保持其组织和政治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宣传自己为“社会主义”或“反资本主义”而误导；——不会为了要避免与“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冲突而放弃实现和巩固工农联盟；——不会想要参加联合政府，支持这种政府，或者维持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3）无产阶级，如不保卫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就无法夺取政权。这个意思就是，无产阶级首先要为民族民主革命要求而斗争。如果它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夺取了政权，它就至少要在开头实施某些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措施，而且它在革命胜利以前就要为这些社会主义的任务而斗争。从这些有限度的措施到全面实施社会主义任务，还会有一些延迟，但是不会是无限期的延迟。这个延迟时期的长短要看客观和主观的情况（最重要的条件是，阶级斗争的律动具体形式，以及其实际需要）。革命的不断性就是在于以下的事实：在革命过程中，不存在这样一个“阶段”，无产阶级不必或者不应为它自己所特有的反资本主义的要求而斗争。换句话说，在革命过程中，不存在这样一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够或者不需要实施它的一些要求。革命，从为民族民主的斗争，“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而不中断其连续性。这个论题是基于以下五个命题：3.1）工人在斗争中提出自己的要求，包括反资本主义的要求。工人争取自己阶级要求的斗争，是落后国家在革命危机时所展开的真正阶级斗争。这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想出的“教条的偏见”。关键不在于是否“过早地发动”那个斗争。关键在于，在革命时领导和有意识地支持工人阶级解放运动，或者反对和镇压这个解放运动。因此，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自我解放和自己组织的理论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革命者能够而且应该尽量地沿着正确的道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革命者应该采取必要的策略，和形成必要的联盟。但是，他们决不应该，为了所谓“政治的优先次序”或者“历史的需要”，放弃了保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放弃了支持无产阶级的独立动员。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在他们所参加或者目睹的所有革命中所采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和各种各样的斯大林主义者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的态度，表达了劳工官僚层的特殊利益，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没有共同点。3.2）国家的权力的连续性不能中断，因此，在实现“民主”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任务之间，政府的阶级性质的连续性也不能中断。（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的实际构成不能改变！）就是这个同样的国家权力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二个任务。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甚至能够实现初步的社会主义任务，这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莫大的讽刺，是没有任何历史事实证明过的。就像没有经过真正的社会和政治的革命，就能够从资产阶级国家进展到无产阶级国家、从资产阶级政权进展到无产阶级政权的概念一样，这个观念是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精华。可能发生的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政权会在某一国家共存了一段时期，换句话说，不同形式的双重政权的局势。但是双重政权总是牵涉到不同阶级的不同政权，既不是工人与资产阶级单纯“结合”的军队，也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单纯“结合”的国家机构。3.3）革命，从民族民主任务的实现进展到社会主义任务的实现，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是不断革命过程的首要一面）。我们不能事先单是以这样的“客观标准”（如无产阶级在人口中的百分比、农民的分化程度、城市抑或乡村的相对重量等等），来决定某一国家的革命任务集合的律动和范围。主要的其决定作用的因素，包括阶级斗争的现实。阶级斗争的现实，既是客观，也是主观，而且又与群众动员的内在逻辑有关——需要保持和增进高水平的群众参与、群众的自我活动、和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3.4）不断革命的战略也表达这个事实：无产阶级政权，既不能走上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也不能实现“非资本主义同时又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道路或经济。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与一致保卫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不可调和的。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中可能有较大的国有化部门一样，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可能有较大的私有部门，但是，归根究底，或者是无产阶级国家拥有支配权（包括用专制的方法对付资产阶级，但这不一定事先假定工人阶级可以享受民主），或者是价值规律占支配的地位。前者的情况是与资本主义破裂。后者的情况仍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再）融合在一起。这两种趋势之间的斗争之得到结果，必然经过一段时期，但不是无期限的，也不需要几十年。3.5）无论在积极行动的无产阶级的自觉领导下，或者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甚至是官僚化的政权）的推动下，或者，如历史所显示的，在这两者的种种结合下，逐渐社会主义化的问题，是与充分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完全不同。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同样地，正如所有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了解的，如果无产阶级要避免不必要的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冲突和内部的分歧，私有财产的完全消失，特别是小农、手工业者、修理店、小服务公司等等的消失，需要几十年，或者甚至要一到两百年。这还需具备所有使社会主义经济充分地发展的条件，和所有劳苦大众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需要已得到满足。私有财产的消失，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论，并不表示没有阶级的社会已经存在。4）在二十世纪，革命过程是从国家的平面开始，然后在国际上展开。这个过程，只能当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或者至少在所有主要国家，取得胜利，才能完成（“主要”的意思是在人口方面，以及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具体重量上）。这个论题是基于以下六个命题：4.1）在帝国主义时代，革命过程的世界性是基于经济的世界性、世界市场的重量、和那个市场对所有国家的影响，包括哪些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工人国家虽然能够摆脱价值规律和世界市场的支配，但它们不能使自己脱离世界市场的影响，除非这些工人国家能够建立起比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的劳动生产力和对消费者需要的满足。以为这种情况能够在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达到，那绝对是乌托邦的想法，特别是这些国家，从工业、技术、劳动者的技能和文化的角度看来，既不是最发达的国家，又不能享受到国际劳动分工。4.2）在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和政治的国际化，不是别的，而是经济的世界性集中表现。这个阶级斗争和政治的国际化，不但是从国际战争的经常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地方”战争）表现出来，而且也从1917年以后的所有内战变为国际性的内战表现出来，因为国外的资本主义强国一定要干涉无产阶级之夺取、巩固和保持它的政权。阶级斗争的国际化，也渐增地倾向于在“和平”时期表现出来，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斗争，虽然这不是呆板的、机械的倾向，不是在每个国家、在每个时候、和在每种斗争中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国际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活动、设计和方案的国际化，反应迟慢，即使就工会的日常事务来说，也是工人斗争成功道路上的障碍物，更不要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了。4.3）因此之故，在一个国家，或者在少数几个国家，是不可能完全建成国家正在消亡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些国家不包括最工业化的国家。世界市场的压力（包括消费者的新要求和一般的“消费主义”的压力），以及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的威胁和压力，都表示不可能在一国或者少数几个国家消除物资缺乏的情况。如果物质缺乏的情况不消除，社会阶级和国家消亡是不可能实现的。斯大林认为可以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修正主义理论，不但是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向国际发展的古典观念完全相反，而且也与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古典观念完全相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理论是企图使这一个社会提供法理的依据。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紧张的状态愈来愈严重，国家机构的权力经常在增强中，一个特权的社会阶层（官僚层）不但独霸政权，而且控制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物，工人和贫苦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的真正运转之外。事实上他的理论就是官僚专政的理论化。4.4）在一国或者少数几个国家内，不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表示，一旦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它和其他的工人国家，一定要等到革命有了新的胜利以后，才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新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不断革命的过程继续开展。它不但在工人国家之内，而且在国际的搏斗场上，继续开展。如果国家权力被特权官僚层所篡夺，这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必需经过新的反官僚的政治革命阶段。如果没有发生这种篡夺——如果工人阶级能够真正地行使国家政权，而且通过改革使它的权力伸延到处理社会剩余产品和主要的生产资料方面——，那么，这个不断革命的特殊阶段就会采取和平的方式。这时候，市场和货币经济就会慢慢地受限制，小商品的生产和拥有会慢慢地衰减，国家机构会慢慢地衰微，社会就会逐步地进展到计划的、民主集中的工人管理的更高阶段，民主的自我管理的团体就会直接行使权力。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步骤，要看一连串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无产阶级的相对重量、它的文化和阶级意识水平、和先锋党的正确政策。4.5）不断革命的战略的含意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形之下，无产阶级革命扩张到新的国家的可能性，决不能隶属于优先“保卫现有的社会主义基地”的方针。相反的，革命的每一次新胜利，应该被视为保卫现有工人国家的最有效方法。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或者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是不能有矛盾的。这样的矛盾并没有物质基础。有物质基础的倒是，劳工官僚层（包括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的利益与他们本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4.6）与“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对抗的，并不是经过“革命战争”，或者经过没有得到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劳动群众支持便人工地“引起”的革命暴动，而“将革命输出到”那个国家的荒谬观念。与“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对抗的，是一条准备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在有利时机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路线。这有利的时机就是，资产阶级陷入深刻的危机，再加上群众行动愈来愈具有爆炸性。在这种时机中，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才算成熟。5）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在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的胜利，甚至在世界规模上的胜利，只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终结。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和私有财产的废除，虽然是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两个条件本身，并不是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暴力的社会关系的充分条件。革命在政治上获得胜利以后，还要不断地发展。基本的生产关系和所有的上层结构（家庭、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科学、艺术、伦理、行为模式等等）的不断的革命性转变，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这个论题是基于以下六个命题：5.1）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对消费品的合理要求的充分满足（既是消费品的充分供应）为先决条件。但是消费品需要的充分满足，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基本社会主义关系的建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前者不会自动产生后者。它需要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革命的转变。这些转变有时是同时发生，有时是互相矛盾，有时是互相补充的。在那个意义上，不断革命的过程也必须继续，一定会继续，而且在每次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实际已经在继续。5.2）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由于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和私有财产的消失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的建立之间不同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需要进行不断的革命。这种不同步就成为所有其他矛盾的物质基础。不同步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意识落在实际存在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意识水平是过去的产物。要使工作成为个人需要的表达，成为个人的自我了解，成为人格的充分发展，而不成为希望得到报酬的活动或者怕受处罚，就需要有深刻的心理革命。同样地，要使人们了解，当基本需要已经满足以后，继续积累财物的作法，不但是浪费时间，而且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也需要深刻的心理革命。在这些方面，光是灌输教条，就不会有持久的结果。物质的先决条件——生产方面的高度自我管理、消费品方面的高度满足、以及技术方面的急剧转变，使机器适应生产者的需要——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这些心理革命彻底实现以前，将会发生真正的革命性的实验、实行、争论以及深刻的冲突。5.3）劳动群众（日增的公民群众）真正行使经济和国家权力的先决条件是：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地选出的工人代表具有真正的权力，工人会议和政治的多元性（即多党制）。但是，为要使这些自由和权力具有真实的内容，而不是徒具形式，劳动者（公民）群众必须处于真正行使权力的物质和社会的环境之中。这就表示生产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劳动分工应该消逝，而这种消逝又反过来要依靠以下两个先决条件：工作日的急遽缩短，和文化及资料方面的完全破除阻碍。在这个意义上，不断的文化革命——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废除文化和资料一切垄断——则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与这个文化革命有密切相互关系的，就是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彻底革命。5.4）正如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一样，国家的消亡（所有官僚机构的完全消失）也是不可能在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完全实现的。但是，这不是说，在胜利的革命被孤立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对地不足的情况下——这个工人国家和它的整个社会不可以避免走上官僚化或者官僚堕落的道路。虽然发展不足会有利于官僚化，但不一定必然导致官僚化，特别是这个国家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而且它的劳动者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这多份要看主观的因素：工人和贫农的自我组织的经验和现实，革命先锋队（特别是它的党）对官僚层的性质和危险有深刻的了解，以及它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工人自我管理的信奉。5.5）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之间的进展不一致，没有比在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和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上，表达得更明显了。民族偏见、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在资产阶级失去政权和财产之后很久，还会残存。因此之故，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以及在被压迫者之间必然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一定会残存。没有民族之间关系的革命，没有经常地对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不平等发动激烈的斗争，没有经常地显示国际的团结和合作，特别是对被压迫的和较穷的民族，则世界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这些障碍就无法扫除。要使人类消除核武器和其他破坏力非常大的武器的威胁，就需要完全禁止这些武器的生产。这个意思就是，需要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限制国家的主权，特别是最富和最发达国家的主权。5.6）对妇女的压迫，是社会压迫的最早的形式，比阶级社会的建立还要早。不幸的是，在资本主义被废除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对妇女的压迫还会残存。它的彻底消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实现的必要先决条件。这个消失需要以下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工人国家要有意识地采取“正确的行动”，也即是，采取使它在实际上比较容易克服妇女在几千年中所遭受的歧视、暴力和不平等的措施；另方面，是独立的妇女运动的生气勃勃活动。如果妇女们不积极地活动和行使自己的权力，男女平等就不可能实现。6）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的特点也表现在它所不主张的问题上。这个理论并不包括以下的观念：6.1）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所有的或多数的国家同时胜利；6.2）惟恐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会走投无路，必然会被世界帝国主义打垮，或者必然会被专横的官僚层所压制，所以即使有可能夺取政权，它也不应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6.3）胜利的工人国家有责任用革命战争来扩张世界革命；6.4）在落后国家，如果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任何进步，特别是工业化的进展，都是不可能的；6.5）在帝国主义时代，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民族”资产阶级都不会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6.6）即使“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这些行动，但由于它的反帝行动往往是犹疑的和暂时的，所以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支持这些行动，因为这样做会自动地失去它的阶级独立性；6.7）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该将它的阶级利益从属于保卫或者扩展其他国家的革命的需要；6.8）在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不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含义就是：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如果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方面、无产阶级的相对重量方面、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程度方面、以及革命领导层的质量方面，都没有什么进展，那么，匮乏、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情况就会很难消失，限制官僚层的工作就没有什么进展，而且内部镇压的情况就很难减少；6.8）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完全实现之间的过渡时期，国家必然残存的含义就是，严厉限制包括组织自由、表达自由、反对派之使用公众传播工具的自由在内的政治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或者需要保持一党制。所有以上的观念都是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或者不断革命论的严肃信奉者，从来没持有这些错误观念。它们决不是不断革命论的一部分。[注]以上著作除了《一九零五》、《日常生活问题》尚在翻译，《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收录在施用勤翻译的《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之中，其它著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都有电子版。
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阿道尔夫·里埃拉，AtaulfoRiera）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 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 阿道尔夫·里埃拉（AtaulfoRiera）廖真译 作者简介：阿道尔夫·里埃拉是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LCR-SAP）领导成员。 布尔什维克的一位领导人卡尔·拉狄克写道：“法西斯主义就是铁箍，资产阶级希望用它来箍住已经破裂成碎片的资本主义圆桶。” 对于三十年代的德国，没有比拉狄克这篇文章阐述得更真实的了。为了克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和调整利润的比例，德国资产阶级须要扫除一个巨大的障碍，即德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其力量曾经保持了工资的增长和预定的社会消费，从而使资产阶级进一步减少了利润收益。 就在这个问题上，议会民主，工会立法，工人政党和工人权利就不再是适合时宜的东西了。对老板来说，使用纳粹作为突击队去消灭民主和镇压工人阶级，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一下子就能采取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国社党（NSDAP,NationalsozialistischeDeutscheArbeiterpartei）直到1930-31年，当革命浪潮和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明显衰退之时，才开始得到大企业的财政援助的。而且，两个主要的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激烈地互相对抗之中（这妨碍了工人阶级组成一个联合战线以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反对党被解散，它们的活动分子被赶到最初的集中营去，工会被解散，并被纳粹领导的“劳工阵线”（D.A.F）所取代。 罢工和工会权利被禁止，工人阶级被分裂，并且，至少在表面上，阶级斗争已趋于消沉了。 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新武装的纲领，纳粹开始制订它的经济政策。 正如厄内斯特·曼德尔所解析的，统计数字说明了总的情况。全部工业利润和商业投资从1933年的6.6万亿马克增加到15万亿马克。德国人工厂的利润表明了那里的工人是被当成奴隶一样看待的。 生产枪炮、坦克和战争物质的克虏伯（Krupp）工厂雇用千千万万来自东欧的强迫劳工，他们只得到稀少的食物，被迫住在毫无卫生条件拥挤不堪的工棚里，屈服于严酷的体罚，工作到筋疲力尽。 一个名叫威尔汉姆·杰格尔（WilhelmJaeger）的医生曾几次参观过克虏伯工厂，并把那里可怕的生活条件向严酷的上司和克虏伯的私人医生提出报告，但是，他枉费了心机，情况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 根据德意志矿井（FritySchacht）受理强迫劳工机构的官方规定，这些劳工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处理，每个劳工每天必须付给工头4马克。褐衫党头子希姆莱即由此积聚了一大笔财富（作为I.G.Farben染料公司股票持有者的所得除外）。 儿童：难以为生 法本染料公司（I.G.FARben）也从几个集中营弄来童工使用。奥斯维辛（Auschwitz）褐衫党头子鲁道夫·霍斯（RudolfHöss）向纽伦堡法庭陈述，法本染料公司和克虏伯导弹工厂的工人是怎样挑选来的。那些适于工作的人，判决后即被送到工厂内部的集中营去，而其余的人则送去死亡集中营。幼小的孩子一不能劳动便常常被杀害了。 对于那些适于劳动而判决暂缓执行的人，暂缓的期限也是很短的。1942年4月30日集中营总部下达一道命令，要求“使用罪犯从事劳动，必须严加管理，使其在工作时间竭尽全力，以获得最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长度，由集中营长官决定，不受限制。” 被判处驱逐出国的人亦一样要工作到筋疲力尽，然后加以消灭，并随即找来替补的人。 活着的躯体被榨取到它所能给予的各种东西之后，剥削尸体的时刻就到来了。一家但泽商行用人体的脂肪来制造肥皂，头发用作战争的工业品，而金牙则小心剥下来熔成金锭，拿来填补德国银行的保险库，甚至骨灰也拿来作肥料。 资本主义的竞争也在死亡集中营里运作。人类在这里除了作为可消费的，和可任意处置的商品之外，也是种族灭绝狂热竞争的目标，就像其它的商品竞争一样。 托普夫父子公司（J.A.Topf&Söhne）获准在阿斯茨维兹建造焚尸炉。狄狄埃尔的好些工厂给柏林褐衫党建议如何提高集体灭绝的效率。 工人抵抗能力的虚弱使大实业家们增加向纳粹提供资金的自信。 第一批富有的支持者（属于法西斯主义的人）是来自钢铁和煤炭重工业部门，中心人物包括有矿山所有者人员埃米尔·基尔多夫（EmilKirdorf），他憎恨工会，为了破坏罢工，他建立了用于收买官员的资金（他在1929年参加纳粹党）；还有鲁尔钢铁大王阿尔伯特·沃尔格勒（AlbertVoegler）和弗利茨·蒂森（FritzThyssen），他在1923年曾会见过希特勒，1931年正式成为纳粹党员。 他们是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进行大规模竞选活动的中心人物；在1932年1月27日，总统选举的前夕，他们还组织了希特勒与全国富翁的工业俱乐部的集会。 氢氧化钾和褐煤工业也为纳粹党提供为数众多的支持者。 来自银行的支持也卷进来了。这些主要的银行家在总理就职典礼的前夕，组织了冯·巴本（VonPapen）和希特勒的会见，德意志银行的E.G.斯特喀斯，德意志信用社和通用私人银行，同许多重要的保险商行都参加了。 最后但不是最小的加入到支持者行列来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工业卡特尔法本染料公司的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GeorgVonSchnitzler）。 感谢他们的财政支持，纳粹才能够在1931年至1933年进行庞大的和实际而又持久的竞选运动。结果是：在1930年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会选举，国社党得选票18.3%，1932年全年3月得30%，1932年7月得37.3%。 但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并不是实业家们手中的简单的傀儡。纳粹的兴起归因于一起而来的几个因素。经济危机则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很清楚，没有来自大资本的资金，他们要走上权力不会这样快和这样容易。 一获得权力，希特勒便把军火和枪械的生产提高十倍。 在1939年，59%的股份资本是在159家公司的手中。在那给德国资本带来丰收的那几个肥年中，其他的企业都赶忙加入到这场紧张的嬉戏中来，如著名的西门子公司，德国电器公司（AllgemeineElektricitäts-Gesellschaft,AEG），曼内斯曼（Mannesmann）和好几家克虏伯工厂，以及外国商行，如像公用汽车公司，美国的石油公司等。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获得丰富的赃物，德意志银行就侵吞了物资委员会代售的从犹太人家里和企业中没收来的物资。 利润来自奴隶劳动 在1939年以后，大部分仍在私人手中的德国大企业，在掠夺德军占领的地区中，充当了一个活跃角色；他们同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串通一气；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从无限制地剥削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机会中得到收益。 德国企业家们做梦都想得到惟他们之命是从的丰富的劳动力，而首要的是绝少，甚至一点也不用付给工钱。七百万的平民老百姓就是从被占领的国家强迫弄来从事田间劳动的；只需付予最小的代价便生产出最大的利益。以这样的劳动力是很容易得到最高利益和提高生产率的。 德国老板们的卷入已达到了可怕的高度，法本染料公司和其他商行在死亡集中营搞［此处字迹模糊，结合上下文推断，应为“搞”字——录入者注］起了协作，有时则直接渗入进去。 卡尔·克劳赫（CarlKrauch）是法本染料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他为阿斯茨维兹公司选择厂址（阿斯茨维兹的全名是：奥斯维辛–莫诺维茨（Auschwitz-Monowitz，莫诺维茨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附属营）工业公司）。 法本染料公司恶毒地敌视工会，它的做法一直被视为最具特色的。在阿斯茨维兹公司的大门上，就写有这样的标语：“Arbeitmachtfrei”（劳动带来自由）。这并非是褐衫党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法本染料工厂长期用来赞扬打击工联主义和工人的战斗精神的。 1941年9月3日，六百名苏联战争囚犯和282名病犯在贝肯诺被谋害，用的就是法本染料公司实验室生产的齐克隆B（ZyklonB）毒气。 1942年，法本染料公司得到批准在阿斯茨维兹的它的新合成橡胶厂残酷剥削劳动力。 C.H.Korl商行夸耀它的炼焦炉为达豪（Dachau）和卢布林（Lublin）集中营提供过服务；这些集中营对此曾给予“十分满意”的赞誉。 “我们保证炼焦炉的效率”他们写道，“以其坚固可靠，使用起来，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至于毒气齐克隆B，法本染料公司以高价把它的专利卖给Tesch&Stabenow和Degesch两家商行〔注：前者是布鲁诺·特施（(BrunoTesch,齐克隆B的发明者）创立的公司，后者是德意志杀虫公司（DeutscheGesellschaftfürSchädlingsbekämpfung）的简称。〕，前者每月要运送两吨晶体氯化物到阿斯茨维兹，后者则要0.25吨。 二次大战的最后两年，由于有了强制劳动，掠夺得来的原料由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Speer）规划的“总体战”工业合理化，返其主要工业，使生产率得到空前提高。由此军火公司的股东们得到了半票的利润和红利。 在1943年和1944年间，军火生产提高17%，钢铁生产一年之中从3200万吨提高到了3460万吨，克虏伯的坦克产量提高了三倍，从1942年的9400辆到1944年的23300辆。同一期间，Messerchmidt和Heinkel的战斗机生产也提高了三倍，由13000架提高到36000架。 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极大程度是由于工业家们本身，由于纳粹已没有能力再继续进行战争。 资本家的钓饵 战后，某些纳粹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受到审判和判决，而对于工业家们却给予宽大待遇，这是值得注意的。 例如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HermannJosefAbs），1938年至1945年，是德意志银行的经理，战后他成了阿登纳总理的一位要好朋友，而且在1957年至1967年还出任银行的主席；直至到死，他还保留着梵蒂冈财政顾问的职位。 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GustavKruppvonBohlenundHalbach）男爵是克虏伯商行的创始人，也是它的董事会的主席，在纽伦堡受到控告，但由于“健康状况”而没有受到审讯。 他的儿子阿尔弗里德·克虏伯（AlfredKrupp）在1943年成了克虏伯工厂的所有者，甚至不属于被告之列。后来，他与其他九个董事一起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讯，并在1948年被判处12年监禁。但是，三年之后，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考（JohnMccoy）下令将他释放了。 他的公司财产没有被没收。他的个人巨大财富也得到归还。 法本染料公司和它的主席卡尔·柯罗茨（KarlKrauch）的情况也一样。卡尔·柯罗茨的绰号是“阿斯茨维兹之父”，他和公司的23个主要人物经过一年的审讯，结果24人中有12人被判处18年半的徒刑，而他们没有一人服满刑期。 实际上他们之中甚至没有表示过些少的悔恨。他们差不多全部在公司中保留着领导的职位。这些在纳粹年代中养肥了的人，在国会“民主”中还能够安逸地消磨时光。 为什么给这些人宽大待遇？对他们的判决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存在有问题。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只不过是为个人和集体的眼前利益服务而已。巴隆·克虏伯竟玩世不恭地宣称： “我们在克虏伯商行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希特勒会给我们带来兴旺发达的可能。他真的这样做到了。……在他执政的这些年，我们感到非常之惬意。我们要求这样的制度，它使我们能够好好工作，就是说使我们安定地工作。 “我曾说过，我不知道任何有关消灭犹太人的情况，我要补充说：当你买一匹好马时，你不必过于挑剔它的微小的缺点”。 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老板都会说这些话的。正如弗来德理克·克拉尔蒙特（FredericClairmont）所指出的，为什么说通过对德国大资本的高层人物的审判，对整个资本制度是一个威胁。 而且，面对苏联的威胁，在经济上社会上巩固西德就是必要的了。 冷战要求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面对资产阶级直率的要求建立纳粹制度并使其永久化的意图，促使工人阶级起来反抗也该是毫无疑义的了。 “德国人民的共同责任”这句话，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很有用的。作为一个借口，使德国人民自认有罪，以掩盖大企业和资本主义应负的责任，如同过去用这句话来掩盖纳粹主义一样。 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 纳粹分子完满地实现了神圣的竞争、灵活性和生产率的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的“后工业家们”最心爱的三位一体。推行到疯狂极限的纳粹制度正确无误地表明，此乃逻辑的必然。 注：关于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财团的关系，详细地分析可见丹尼尔·古林（DanielGuérin）的经典著作《法西斯主义与大实业》FascismandBigBusiness（美国探路者出版社）该书探讨了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及其与资本主义大财团的关系。
重庆地区托派发动的一次轰动大西南的反特斗争——胡世和烈士殉职五十二周年祭（赵芳举，1997年5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重庆地区托派发动的一次轰动大西南的反特斗争——胡世和烈士殉职五十二周年祭赵芳举（1997年5月1日）一、一封检举信二、复仇的火焰三、胡世和壮烈牺牲四、砸烂餐厅余怒未消五、《告全市人民书》和重庆托派组织散发的反特传单六、苍坪大街成了挽联世界七、贺耀祖召集紧急会议和他的黄山之行八、蒋介石被迫忍痛处决田凯——田士兴九、长安寺追悼大会，胡世和驾返岳池十、尾声附：后记一、一封检举信1945年旧历的正月初六，这天是春节后重庆电力公司职工开始上班的第一天。业务科长张玠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张科长拆开一看，原来是检举苍坪大街“中韩文化协会餐厅”私自搭线避表偷电的举报信。一时营业厅和工人候工室里议论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中韩文化协会”，实际是利用官方这个名字，而餐厅是国民党大特务吴汉治、田凯、江德懋和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等共同开办经营的。吴汉治是餐厅的总经理，田凯（又名田士兴）是外交经理兼无锡饭店总经理，也是警察局长唐毅的拜把兄弟；江德懋也是该餐厅的外交经理兼小龙坎电影院的总经理。在他们的头脑里不存在“偷电是违法”这个概念，正如他们说的：“什么偷电不偷电，你电力公司算老几？！”问题已摆在面前，偷电照章必须取缔，但谁敢去执行？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营业科下属有“抄表”、“票据”、“收费”和“用户”四个股，用户股专管装表供电、拆表停电和接户线的检查维修。当然，发现偷电自亦立即剪线取缔。用户股包括内、外勤共配有工人四十多名，外勤工人编制为七个小组，每组五人，其中领班技工一人，帮工一人，小工三人。这天早晨为派工取缔中韩餐厅偷电，已先后派过三个小组，但都一再推诿拒绝前往。稍后，小组领班技工刘振基一步踏进候工室，用户股长章畴叙把他叫到了营业厅，说：“中韩餐厅偷电，你带小组去剪线取缔，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们去就是。不就是几个特务开的那家馆子嘛！”章股长的脸上立即呈现极为赞赏的神情，并加派了技术员罗鸿灿共同前往。刘振基只带了小工胡世和、朱云成两人，叫他们扛上梯子拿上工具，他自己只拿了一把钳子，径往中韩餐厅。二、复仇的火焰新年刚过，一大早中韩餐厅食客很少，空荡荡的。特务的耳目灵通，他们已经得到要来剪线的消息。楼上大厅的楼口站好了十多个穿白衣的青年特务服务员，大特务江德懋站在前头，走前一步拦住了走在前头的刘振基。几句对话余音未落，刘振基侧转纵身登上了梯子，钳子尚未接近电线，即被特务一把拉了下来，把他们团团围住。在小特务们抓住刘振基双手的同时，江德懋举手狠狠向振基左脸打去。技术员和两个小工边喊边上前阻拦，但屈于寡不抵众，被特务们连打带推，一起赶下楼来。剪线不成，刘振基他们回到了公司。公司营业大厅里挤满了职工，发出一片咆哮声。刘振基左脸颊一片青肿，嘴角挂着血丝，讲述着事情的经过。业务科长张玠（民主士绅张澜的侄子），用户股长章畴叙（进步作家章靳以的胞弟），他们也极感震怒。他们已不只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而是为特务的横行被激起愤怒！张玠一拳打在办公桌上，高喊着“无法无天！”章畴叙从腰间掏出一支自卫手枪甩在桌子上：“跟他们干到底！”自然，章股长也不是想用这支手枪去和特务拼命，而是表示支持工人斗争的决心，一定把取缔偷电和特务斗争到底！几年的相处，我早已知道章畴叙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基层领导；张玠也是一个公正倔强的人。“恶人先告状”，这时，传达室的工人王炳云得到消息，殴打刘振基的大特务江德懋已去官井巷派出所抢先报案。聚集在营业厅的职工顿时燃起了复仇的火焰。盛怒之下一哄而起，在毫无组织和准备的情况下，十多人追向官井巷拦截江德懋为振基复仇！刘振基是我们托派的同志，不管怎样，都必须向大特务江德懋讨还这笔打人债。我约同事杨世明（我们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同学，也都是转业到此的要好同事，此人正义感很强）急速跑在最前头，赶到官井巷口时正与江德懋相遇。我俩一前一后将他牢牢抓住，江想伸手去掏腰藏的手枪，已被世明将其双手反背扭住。我左手抓住他的衣领，右手狠狠掌击他的脸颊，小腹受不住我膝头的冲击腰已弯下。世明腾出右手正要去缴他的手枪时，派出所已有十几名警察跑步赶来，将我和杨世明抓住。公司的十几名职工匆匆赶来，已无能为力。我俩当即被押往派出所关在候审室里。尽管在警察眼里把我俩看作是“打人凶手”，但我们心里却感到无比舒坦，也算平熄了心头复仇的火焰。遗憾的是未能缴获特务腰藏的手枪。当天下午，电力公司经理室秘书（名字记不起了）、业务科长张玠、用户股长章畴叙、职工刘振基、罗鸿灿、徐昌裔等和中韩餐厅来人吴汉治、江德懋，另有派出所长（名字记不起了）等一起在派出所进行谈判。刘振基叙述剪线经过，话音未落，江德懋一手指着自己脸上贴着的大块纱布，一手指着徐昌裔大声吼：“就是你打我，就是你！”一手又指指肚子：“把我打成内伤！”徐昌裔胆小怕事：“你看清楚是我吗？是赵芳举，你去看，就在候审室里！”接着又补上一句：“不要冤枉好人！”也难怪，徐昌裔和我都是穿的米色粗呢大衣，身高都是一米七。经过一番反复争论，双方勉强达成协议：一、双方互有殴打，各有轻伤，不再追究；二、窃电照三个月按用电量计算补清电费；三、保证今后不再窃电；四、电力公司有权随时进入餐厅查看线路；五、赵芳举、杨世明立即释放。刘振基坚持自己的意见：“中韩餐厅偷电打人，必须拆回电表永不供电”。中韩餐厅吴汉治、江德懋坚决反对，公司来人对此未表态。谈判到此不了了之。三、胡世和壮烈牺牲这天下午工人没有派出工作，大部分在候工室里议论纷纷，情绪激愤，认为对中韩餐厅不能就此罢休。至于如何干法，没有具体的统一意见。刘振基已向托派组织（重庆地区）上级作了汇报，我想，必有明确指示。当天晚上我们电力公司的托派成员开了一个碰头会，大家认为和中韩餐厅这场已经挑起的斗争，不能停止在“偷电打人”，一定要藉此事件引向反特政治斗争。条件已经成熟，一旦事态扩大，全市工人一定会支持我们。《新民报》、《新蜀报》、《益世报》、《新华日报》等社会舆论也一定支持我们。电力公司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如张玠、章畴叙等已经在支持我们的行动。并在碰头会上一再强调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政治身份，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场斗争是托派组织发动和领导的，这是组织纪律！最后决定，次日早在候工室工人群众当中展开鼓动宣传，和偷电打人、横行社会的特务斗争到底，拆回电表永不供电。不把中韩餐厅斗垮，今后就不能保障我们电力工人外出工作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我们托派对形势的估计和行动纲领。在这里有必要先将重庆电力公司的托派情况谈一谈：1940年11月底以前，在工人当中只有刘振基一人，1940年11月30起，我进入电力公司，在职员当中也只我一人。1943年春，我通过用户股长章畴叙介绍黎昌坤进公司用户股为学工。记得是安排在刘振基小组工作。振基对他进行托派影响，他在思想上逐渐靠拢托派，成为托派成员。黎昌坤后又被调校表室工作，黎对校表室技术员任培江进行托派思想影响，使任培江解放后被打成“半个托派”而受到严格审查并“永不重用”（三中全会之后已提升为电业局总工程师）。刘有绶进入电力公司之后，一段时间是刘振基小组的帮工（技术工），受刘振基影响成为托派中坚成员。刘有绶做事极有魄力，能力很强。解放后全公司（包括三个发电厂）工人都知道他是进步工人，由先进被选为电业工会主席，曾代表西南电业工人出席了北京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后以执行李立三的“错误工会路线”——“工会监督党”和公司军代室“顶牛”而被撤职。胡世和、朱云成都曾经是刘振基小组的工人（普工），思想上都倾向于托派，有一定的思想觉悟。有事吩咐，他俩总是：“我们听刘师傅的，没错”。用户股职员萧一可，彼此在生活上长期相处，我对他影响较深，思想倾向托派。在政治上许多问题我俩的看法是一致的。胡世和被特务枪杀后的《告全市人民书》就是萧一可执笔的。中韩餐厅“偷电打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旧历的正月初七，电力工人候工室里坐满了工人，时针指着上午八点，但大家似乎都没有外出工作的准备，派工员也没有派工的打算。我们照昨晚商定的计划，在工人们情绪依然极度高涨的情况下，插在工人中间有目标地作了一阵面对面的鼓动宣传，指明：“正义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决不是孤立的。假如一旦事态扩大，社会各行业是支持我们的。特别是公司三个发电厂和各大工厂工人弟兄以及供水、水运、公交、码头等工人都会支持我们。中韩餐厅特务殴打执行任务的刘振基，是对全体电力工人的最大污辱！”刘振基表态一如昨天，愿带头前往中韩餐厅剪线拆表停止供电。刘有绶、黎昌坤、胡世和、朱云成等首先表示共同前往。继之刘振基的湖北同乡领班技工吴兴芳、刘瑞根郑重声言各率小组工人一同前往。赓即异口同声全体响应。他们都在准备带上自己的“武器”：扳钳、手锤、扁铁之类的工作器具。这时营业厅的职员也闻风而动。赵芳举、杨世明、萧一可、毛日章、徐昌裔和罗鸿灿以及派工员陈尊云等，已有八、九人等待工人一起出动。用户股长章畴叙挥动双手表示热情支持。这是第二次剪线拆表，又将出现什么局面，谁也无法预料。中韩餐厅大门前早已站了一排身穿白衣的特务，足有二十多人。大特务吴汉治站在一排特务的后边楼梯口，双手插腰，显然是决定要和电力公司的工人打斗一场了。电力职工在靠近中韩一边的马路上站成一片，刘振基小组的帮工杨ＸＸ（名子记不起）矮个小伙子，首先攀上电杆剪断了中韩餐厅的电线，其它工人正要向楼上冲去，在吴汉治的指挥下，白衣特务一拥而上，同电力职工撕打成一片，顿时成了战场。我在注意打斗的瞬间，冷不防被楼上扔下的凳子砸中了右肩，礼帽被打落，急速退到马路中间。我看得很清楚，中韩餐厅隔壁无锡饭店门口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米色服装的人，对我们的工人又推又打，举手猛击胡世和一拳，胡即举起手中的扳钳向这人头上击去，手未收回即被此人向其腹部开了一枪。胡世和再次举起扳钳时手已松开，扳钳落地，两手捂着下腹站不住了。开枪的人就是山城红极一时的大特务无锡饭店总经理兼任中韩餐厅外交经理田凯又名田士兴。田凯开枪后乘机逃逸。大特务田凯枪杀胡世和的枪声一响，与中韩餐厅相距五十公尺的评书场（即今五一电影院）里急速跑出约四十名警察（大部分是总局的警官），将现场团团围住。他们让二十多名白衣特务“服务员”（也包括吴汉治），全由后门逃走，而将电力公司工人作为“聚众闹事”全部抓捕。胡世和脸色惨白，腰身弯着站立不稳，由两个警察架着胡的两臂，连拖带拉一路流着鲜血一起拖进了相距一百公尺远的保安路警察总局（即今八一路军区招待所）。胡世和刚刚被拖到总局大楼前的坪埧即停止了呼吸。大家一拥围拢过来，瞬时响起了一阵愤怒的吼声，淹没了警察局长唐毅的“训话”。唐毅提高嗓门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聚众闹事扰乱治安于法不容！暂时放回听候处理。把死了的人抬走！”工人们又是一阵怒吼。事情当然不会就此了结，愤怒的火焰必将在山城燃烧起来！胡世和是电力工人的阶级弟兄，也是我们重庆托派的革命朋友，他的牺牲为我们带来了悲痛，也为我们带来了自豪。他没有死，五十二年匆匆过去，但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一想到他，心情总是沉甸甸的！在一片怒吼声中，工人弟兄将胡世和的遗体抬到了中韩餐厅的大厅，在大厅一端镶拢两张餐桌将遗体安放在上面。买来香烛纸钱点上油灯，由工人轮班守护。这时是旧历的正月初七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四、砸烂餐厅余怒未消胡世和被特务枪杀，事态骤然扩大。公司托派同志分别交换意见之后，急速通过电话分向三个发电厂与工人联系。继之刘振基亲自前往大溪沟发电厂，黎昌坤前往弹子石发电厂，分头发动工人与特务斗争。刘有绶是否去了鹅公岩发电厂（地点较远），我不敢肯定。消息一到，工人哗然，自发情绪特别高涨，群起立即行动。三个发电厂共出动七部卡车满载二百余人，驶向城内“精神堡垒”（即今解放碑）苍坪大街。钢锤、火钩、铁棒、人手一根，瞬时中韩餐厅已被四面包围，而餐厅大小特务早已逃匿无踪。一部分工人冲上楼去，但见胡世和长眠桌上，悲痛与怒火陡然爆发，高呼“砸烂特务窝子”。所有餐桌、椅凳、厨柜、锅碗、家具和门窗等，瞬间尽成碎片。除胡世和遗体停放之大厅一端安然未动之外，一半以上的木地板已被撬烂。厨房存放之两百斤猪油木桶已被倒入炭灰、大粪加以搅拌。工人阶级对特务的一贯愤恨，一起发泄出来。他们集结于苍坪大街达两小时之久，直到电力公司经理室传话之后，满载工人的七部卡车，他们高喊着“砸烂中韩餐厅！”“消灭特务！”的口号绕“精神堡垒”一周愤愤而去。这时是初七下午一点三十分。五、《告全市人民书》和重庆托派组织散发的反特传单正月初七的下午两点，大家都没有上班，用户股长章畴叙叫来本股文书员萧一可，让他为胡世和被枪杀事件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全市人民支持我们的要求：立即枪毙偷电杀人的特务田凯。并告诉我协助萧一可写好这份书告。书告是以公司主管的示意而以工人的名义向全市厂矿机关单位发送，当然是公开性质。经我俩商定：“为特务田凯枪杀电力工人胡世和告全市人民书”为标题，内容详述了胡世和为执行取缔中韩餐厅偷电任务而被外交经理大特务田凯枪杀的经过，并斥责了重庆警察总局出动大批警察，蓄意抓捕电力工人，掩护、放走杀人凶手及所有打人特务的帮凶行为。书告提出了立即枪毙杀人凶手田凯的要求。内容文辞强硬，事实确凿，矛头明显指向民愤极大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下午五点半，《新民报》社的负责人陈铭德，由章畴叙陪同来到用户股，来意是要看一看这份书告的起草内容。看后，陈先生认为：“不宜过分强调‘特务’的问题，而主要是中韩餐厅偷电和它的外交经理田凯枪杀执行取缔任务的工人，特别是标题更不宜冠用‘特务’字样”。当然，我们理解陈先生所处的地位，况且陈先生已首先当面表示坚决支持电力工人的正义行动。我和萧一可同他短暂地争议之后，作了如下决定：书告的标题改作《为电力工人胡世和被田凯枪杀事件告全市人民书》（只记得大意如此），但在内容上，我们还是坚持田凯、吴汉治和江德懋等一伙的特务身份。陈先生勉强同意。这份呼吁书，我们托派认为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庞大的特务组织是他的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一场反特政治斗争，当前是最好的时机，必须把中韩餐厅违法偷电、特务开枪杀人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贯残害人民联系起来。当然，这份半官方的公开呼吁书也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重庆托派组织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反特政治斗争，不失时机地散发了大量反特传单。根据幸存者至今健在并亲临现场散发这一传单的当年重庆托派成员刘志超回忆：《传单》，约略记得是重庆托派领导人之一隗宽执笔拟稿和范文华的协助缮印的。具体内容文字已回忆不清，只记得内容措辞强硬，并号召全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和国民党特务斗争到底。六、苍坪大街成了挽联世界正月初八早晨九点钟，一条苍坪大街早已集满了市民群众。电力公司文书股同仁给胡世和烈士送来一副挽联，准备挂在中韩餐厅灵堂遗像的两边，表示对胡世和烈士的哀悼。挽联写着：但求任务完成，哥子尽可从容去；不得公平解决，我等还得继续来！有人建议挽联应该挂在餐厅的外墙上，也好让市民群众看看。遂即将挽联高高悬挂在二楼餐厅的外墙上，群众一拥而来，互相推敲着挽联的含义。稍后，电力公司各科股的同仁，都陆续送来了措辞不同的挽联。外面的单位、商店和各行业职工都陆陆续续送来了各式各样尽皆措辞激愤的挽联。现将至今尚能记得的几副挽联写在这里：（一）说什么「劝斗殴鸣枪示警」；（引唐毅语）无非是大特务偷电杀人！（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三）尽忠职守，临危无惧，世和烈士芳百世；残害人民，至死不改，田凯特务臭万年！正月初九上午十一时，《新华日报》专人送来未具名挽联一副（所有挽联一般均未具名），用苍劲的毛笔字写着：特务横行何处去？自由光明几时来？这副挽联挂在了餐厅大门的左上边。就在初八至初十的三天之内，中韩餐厅四十余米长的二楼外墙上，全被挽联所覆盖。参观拜读者之多，大街为之拥挤不通，车辆绕道而行。“友邦”人士包括各大使馆、美军、外侨和中外记者等等，前来参观摄影者终日络绎不绝。“胡世和事件”一时轰动大西南并传出国外。先后专为前来苍坪大街瞻仰者不下二十万人。从正月初八起，重庆各报除《扫荡报》、《中央日报》之外，都在头版大篇幅连续报道中韩餐厅偷电，外交经理田凯枪杀电力工人的“胡世和事件”，主张严惩杀人的凶手田凯，以告慰死者英灵和平息山城人民的义愤！各报特别是《新华日报》，天天都有被检抽的报道而开成无字“天窗”。从初八起，我开始剪辑各报对“胡世和事件”的报道文字，至正月十五日止，共剪辑报道（包括社论、专题论述和短评等）大小二百余篇，订成了厚厚的一本真实的历史记述。为了妥为保存，暂时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至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只见抽屉被撬，剪报集册不见了。这偷盗不是别人，正是公司工会理事、国民党市党部特务杨秀臻（解放后已被处决）。杨在头天下午我在最后装订剪报册时，他刚好碰见，并翻阅浏览一遍，说：“以后借来看看”，但以后多次在办公室见面，再也不提剪报的事。又据办公室工人李诗反映：头天晚上杨秀臻曾到办公室来过一趟，在我的办公桌边坐过一阵。到此，一番心血付之东流！也好，这本剪报集册若不是被人偷走，解放后就如同我的十二本《列宁选集》和《共产党宣言》一样，必然成为我的又一“罪证”！七、贺耀祖召集紧急会议和他的黄山之行正月初十上午九点，重庆市长贺耀祖在电力公司大饭厅，召集重庆市各主要厂矿、公司单位工会代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到会代表的单位有：电力、供水、公交、水运、码头和采石建筑等共计工人代表四十多人。刘振基和我都不是工会领导成员，而是作为“胡世和事件”的当事人而出席这个会议的。贺耀祖知道这几天重庆工人正在酝酿罢工，要求枪毙杀人凶手田凯，因而情绪表现有些激动而又显得无可奈何。开口就说：“召集这个会议，就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并说：“田凯枪杀工人胡世和，罪不容恕，必将受到国法的严惩！”话音未落，大家一哄而争相发言。刘振基讲述了两次取缔偷电被毒打和大特务田凯枪杀胡世和的经过，顿时全场怒吼，一致要求立即枪毙田凯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并指控：“田凯杀人至今三天已过，依然逍遥法外；唐毅局长包庇凶手放走田凯，也必须受到惩处！”工人声言，两天之内不枪毙田凯，当即发动全市罢工。贺市长突然站起来，伸出双手向下搧动着，要求大家尽量忍耐一些。接着又说，他作为一个市长，没有说杀就杀的权力，还得请示有关上级和经过法律程序。最后，市长保证两天之内定有答复。会议到此为止。据灵通人士消息：不知是市长的主动还是上级的召见，贺耀祖于正月十一日大早去了黄山。他在黄山官邸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其实，老蒋早己清楚知道。听完汇报只说了八个字：“影响极坏，处决田凯！”“禀报委座，据唐毅局长汇报，田凯已畏罪逃跑”。“跑了？！娘稀比，拿唐毅抵罪！”贺市长匆匆下山回城，首先召见唐毅，唐毅一听，吓得两腿一软跌坐在沙法上。连说：“田凯已被抓获，现羁押在黄桷垭专人看管”。（其实，田凯是经唐毅包庇有意藏匿的）。贺耀祖一听，心头松了一口气：“那就好，听候处理”。正月十二日上午，重庆市政府派人送来一副未署名的挽联，说是市长喊写的。挽联写着：忠于职守胡世和死无遗怨；蔑视国法田士兴杀有余辜！挽联贴在了中韩餐厅大门的两边，似乎显得特别重要。群众翘首驻足争看，议论纷纷。这副挽联足以说明，田凯的末日即将来临。八、蒋介石被迫忍痛处决田凯——田士兴田凯枪杀胡世和之后，国民党不少高级官员包括特务组织，都为包庇田凯上窜下跳、说情买好。田凯是军统特务，市警察总局唐毅局长的拜把兄弟，重庆的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势力。人们谁不知道，就是侍从室也得让他三分。这些情况，蒋介石并非不知，但迫于重庆广大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忍痛处决田凯以平民愤。正月十三日上午九点，从太平门老巴县衙门看守所押出了杀人凶手大特务田凯，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尽可以说。他直摆脑袋：“我田凯竟会这个下场！后悔呀，还有什么说的！”法警拿过“处决杀人犯田凯”的标牌插在田凯的背上，押上了刑车。九点半，专人通知他老婆收尸。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条红毯，跑到苍坪大街中韩餐厅门前（传说是在中韩餐厅门前就地处决），这才有人告诉她是在菜元坝河边枪毙的。这天中午饭后一点钟，我和萧一可（我们托派的好朋友），漫步绕到了临江路西来寺街，看见田凯安静地睡在路边他自己的大门前一块竹凉板上，还是穿着他那一身米色的毛呢服装，脸朝天没有覆盖。光脑袋的头顶右后处，有一个不到一公分直径的小洞，没有血迹。据说，这是执法行刑的兄弟伙看在“田大爷”的份上，特别破例用小手枪处决的。保住了脑袋没有开花。我们在参观这个“杀有余辜”大特务尸首的同时，有一个田凯的邻居老年妇女站在田凯尸首旁，指指点点控诉着他：旧历除夕的年夜里，她喂的猪仔叫了几声，田凯说吵了他打牌，跑来她家把猪仔给枪毙了。她又说：“大年初一，田凯在百老汇吃茶，把茶碗拂落地下打碎了，这是不吉之兆，合该枪毙！”九、长安寺追悼大会，胡世和驾返岳池大特务田凯被处决，这是抗战陪都重庆工人阶级在托派的发动和领导之下，同国民党特务斗争的最终胜利。正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半，电力公司工人和胡世和的爱人胡大嫂以及他们唯一的婴儿，一同将胡世和的遗体由中韩餐厅移往广阔雄伟的古剎长安寺，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会后三天让市民自由前往吊唁。灵前摆放的花圈、花篮、鲜花、果品琳琅满目。自正月十三日下午至十六日中午，三天之内，日夜前来吊唁的市民群众，多达五、六万人。十六日下午一时大会结束，电力公司的职工们层层护围着胡世和烈士的灵柩，抬上了一辆大卡车。胡大嫂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坐在驾驶台右边。市长贺耀祖一面和胡大嫂握手，一面招呼着：“胡大嫂保重身体，抚养好孩子”。车的右侧厢板上贴着用白纸写的一排七个大字：“胡世和驾返岳池”。灵车绕城一周，向川北岳池县缓缓驶去。十、尾声为顾念胡世和因公殉职，重庆电力公司董事会决定，发给家属抚恤金两千元。又据知情人谈，不是给钱，而是发的二十两黄金。当时黄金市价每两一百多元，二十两黄金足已超过这个数字。也有人当面评价：“宁肯要人，也不要那二十两黄金！”我说，一个烈士的英雄事迹是无价的，它可以“流芳百世、传颂千年”。司马迁尝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胡世和之死重于泰山，胡世和烈士永垂不朽！赵芳举写于1997年春节后记：重庆解放1950年初，电力公司军代室曾一度查询1945年初重庆电力工人反特斗争中牺牲的工人胡世和的情况。据工会有人透露，胡世和可能同“中美合作所”的殉难志士一样评为烈士。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延至夏季，黎昌坤告诉我，军代室已经调查清楚：“‘胡世和事件’是托派分子一手搞的”。这就是说，电力公司军代室也不能不承认这场反特斗争是托派一手发动、领导直至最终胜利这一事实。我说，不管是谁搞的，胡世和的烈士身份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所带来的社会轰动效应，对蒋家王朝的崩溃所起的催化作用，应给予高度的评价！它为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完稿于1997年劳动节
第四章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四章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一、家世——小米商的儿子二、忍与狠三、斯大林化的毛泽东四、文采风流一、家世——小米商的儿子五一节和十一节，天安门前有成万的穿着白制服红领巾的少先队，面北站在广场南边；在他们后面是机关干部的队伍，在他们前面是二三百人组成的军乐队。红旗在天安门上飘扬，在少先队的头上飘扬。在上午九时五十分的时候，乐队开始悠扬地奏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这时从天安门楼上的西边有个胖胖的穿着灰色制服的人走了出来，后边跟着一群人；他举起右手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雷动的掌声响遍了广场。这时乐队正奏到：“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个胖子走向天安门楼上玉石栏杆的正口，站在中央，左右陆续站满了人。十点，广播宣布开会，继《东方红》之后奏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个胖子就是今日中国的主人——毛泽东。他十年前住窑洞时的瘦相貌，与今日站在天安门上的胖子相比，是迥然不同了。我不是来给这个胖子画像，但是读者一定要追问，从前一个瘦瘦的人，今天忽然胖了，必有原因。于是要追问他的传统、家庭环境、事业顺逆等等。我亲眼看过的是这个胖子，有时同他在一起开晚会；我不认识那个瘦子，那要回溯到二十年到五十多年前的情况。我又讨厌为独裁者写传记，那是红色政权宣传部长的专业，别人不可代庖。但读者必要追问这胖子的身世，我也不能违背读者的盛意。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城附近的韶山乡，我在1955年底在湖南视察农业合作化运动时，特邀几个人由长沙乘汽车去瞻望“主席故乡”。韶山乡离湘潭县城，据我记忆大约有一百多华里，特意的为“主席故乡”修了一条柏油马路，沿途风景还说得过去。我们于午中到达韶山乡，先在马路尽头的新建的招待所休息一会，然后由向导领着我们参观。韶山乡并不大，人家分散着居住，在这散落的人家周围是相当高的群山，山上长满了绿树和竹子。毛泽东的故居距招待所有半里路，位于一个小山坡下面。房子是乡间式两层小楼，墙壁用泥坯砌成。这房子有五六间大，和房连在一起的有牛圈、猪圈、粮仓、磨房。毛泽东的父亲是乡间碾米的小粮商，在磨房里还有三个碾米的小磨；据向导讲，毛的父亲作粮商，毛泽东十四五岁时就帮他父亲写帐，有时帮助送粮。家里有猪有牛，墙壁上还保存一个“主席”梳牛的刷子。毛泽东自住屋角的小屋，屋上有一层阁子，这就是在外边看来好似二层楼的房子。小房前有一个一亩地大的水池，乡间用来洗涤及猪牛洗澡的场所；唯今日在池旁已立上一个油漆木牌，说明这是“主席童年的游泳池”。在马路旁边已建起一个为纪念主席故乡而设的韶山学校，是一个小学，可容四五百儿童，一切设备虽不能说都现代化了，但在乡间这是绝无仅有的小学。在一间客厅里，一条长桌上边摆满了各国来宾的献礼和提名录，墙上挂满了毛泽东童年的事迹照片和说明，其中有一幅是“全家福”照片，内中共有五人，即毛泽东，父母和两兄弟。从相片上看毛泽东今日的相貌胖胖的有似其母。他当时还是瘦长的个子和两兄弟站在父母的背后。他的父亲是瘦子，一张小脸有如刀削过一样，留着两撮小胡，给人一看所得的印象就是显明的“奸商”，或者是戏台上的小丑。韶山乡小米商的儿子毛泽东，在四五十年后成了中国的独裁者。他还想用他童年时刷牛的铁刷子，刷洗中国人民。毛泽东在乡间受的小学教育，小屋内还保有几本残存的课本。中学时代他进了湖南省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今日的长沙也扩建一新。中学毕业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充当了每月八元现洋薪金的馆员，就在这里他得到一些马列主义的ABC。为了纪念他，这个图书馆今日特将他昔日工作的小屋、桌子、坐位，保持原有的相貌，供人参观。以后，毛泽东便进入革命活动时期。凡是他居住过或活动过的地方，均成了“革命圣地”，均建筑纪念，如长沙的清塘，为毛泽东和他第一位老婆居住的四间小屋，现已翻盖一新。其它如井冈山、贵州遵义、陕北延安等等这些“革命圣地”，都已大兴土木，为革命事业“千古留念”。二、忍与狠毛泽东四十年的革命活动，由一个小米商的儿子，中学生，图书馆员，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且最终成了功。贯穿他的历史，我得出两个字，是他成功的秘诀。这两个字就是“忍与狠”。我的故友杜冰坡先生的书斋内，挂了一副毛泽东亲笔画的小幅字画，年份是1947年写的，文词是唐诗人杜牧题楚霸王项羽庙诗。诗只四句，文曰：“胜败兵家事有之，忍辱包羞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每到杜先生家里聊天，坐在沙发上，我常读这四句诗，而且由这诗里我体会毛泽东的心情；同时我不断回忆他的历史。这个“忍辱包羞”就是毛泽东早年的革命活动的原则，“卷土重来”的报复就是毛泽东晚年活动的原则。毛泽东加入共产党不算不早，但在党活动的初期，他是默默无闻。在共产党组成之初，代表的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沈玄庐、李汉俊等人。毛在党内地位和学问修养，均不能和这些人比。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虽只有几个人，选举中央负责人时，他还是名落孙山。但他是有野心的人，中央的地位虽都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等人占有，他悻悻地肯低着头回到湖南省充当省支部委员。他心中充满不快，一个“忍”字吞了下去。1922年冬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没有参加，理由是他“忘了开会地点，又碰不到同志，所以错过机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毛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国共合作中当了国民党的宣传部副部长，但在发表文章时与党的政策不合，陈独秀不断地申斥他，他的满腔怒火又以“忍”字吞下去了。1927年5月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的湖南五县的农村报告和加强土地斗争的建议，根本未许讨论；而且在大会上取消了他的表决权，中央委员名单又未圈定他，只作了候补中委；这次他虽吞下了“忍”字，终于气愤患病了。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他并未参加，但他称为满意的是开除了陈独秀书记职务，自己被委派为“湖南秋收暴动”及改组省党部的特派员。可是自己的主张却未得到重视，精神还是不愉快的。11月中共中央又开会议，决议《中国之现状与党的任务》，指责机会主义的遗毒，所整的对象是湘、鄂、赣、粤四省的党员，尤其是指责毛泽东在湖南指导的秋收暴动，犯了军事投机和乱搞土匪的过错。在中央政治局临时扩大会议提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下，毛泽东被撤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之职。毛泽东又吞“忍”下去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因在国内不能立足乃在莫斯科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这时在湘赣边境打游击，号令已出自莫斯科党人之手，对领导权的争夺，他有望尘莫及之感。由组党到这一时期，可算毛泽东屈辱的阶段，他以忍辱渡过了这个阶段。毛泽东日夜思维，在党内终不受人重视，动辄得咎，这个岁月如何能了？于是“力量”就是一切的念头，充满了他的心坎。“打天下”常用力量，报复也得力量，于是背马列主义上了井冈山。《水浒传》中的武松以景阳岗打虎成名，难道毛泽东不能以在井冈山打游击成名？结果这两个人都如愿以偿了。由井冈山搞杂牌军队开始，毛泽东显示了一点力量。党中央对他有另眼看待的样子。说起来这点血本，也是可怜的；干部多是他过去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和一些走投无路的党员，军队是杂牌军队中的散兵游勇和井冈山附近的土匪。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份力量，毛泽东靠这份力量在井冈山革命有七年之久。这一期中，他在又忍辱又斗争中过生活，他已由纯忍辱走上抗冲的边缘。由“忍”到“狠”的开始。毛泽东在井冈山上虽有四五千人的军队，一方面他对敌人斗争，他的敌人是国民党军队和贫穷。救治贫穷，只有打土豪，事实就是打家劫舍。另一方面他还得对党内的敌人斗争，最初是湖南省党部，最后是中央那群压制他和看不起他的那群“同志”。在湖南省的小圈子里，他由于向外开展，在湘赣边区搞组织，和透过中央（1928年党中央由俄国回到上海时，给他以前敌委员会和军中党务的权力），他终于跳出湖南省党部的控制，自己得到适当的权力地位。这时自己便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表示。如1929年2月9日，党中央曾下令毛泽东朱德离开军队，他就于4月覆封长信，表示不服。那时的中共中央空名一个，又奈军权在握的毛泽东何！分庭抗礼并未表面化，只不过是表示一下自己是有力量，有力量就好说话，中央还是领导机构，毛泽东还不敢公开反抗，自立门户。1928年时的共党中央，领导大权已经落到李立三的手里，毛泽东无论在党务和军事方面还得听李立三的指挥，就如1929到1930年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等两次进攻长沙，一次进攻南昌，就是被迫执行李立三的命令。不幸这次失败，给毛泽东制造了攻击李立三的本钱，攻击李为左倾机会主义（录入者注：周鲸文在此误为“右倾机会主义”了）的盲动冒险家，而李立三也就由此一蹶不振，他的亲近的党徒的头颅，都吻过了毛泽东的利刃。李立三的失败，并未给毛泽东带来红运走上舞台，这时由苏联回国的王明取李的地位而代之，于是毛泽东的斗争由李姓转到王姓身上。王明也以苏派健将的身份掌握中央，对毛泽东的挑战不时予以有力的回击；毛泽东就在又忍又狠的途中向前迈进，唯此时狠的成分多过了忍。1935年初毛泽东凭着军力，党羽、暗箭，在贵州遵义会议终于使舌尖锐利的王明低了头。毛泽东在流亡途中黄袍加身，贵州遵义会议奠定“王权”的根据。事后虽有张国焘和他的斗争，那已是风险过后的余波了。毛泽东虽在党内取得了领导权，但是党在流亡逃竄中，力量所剩无几。他逃到陕北之后，依靠刘志丹、高岗的地方团队；但把毛的和刘、高的力量放在一起，也不值得一击。这时的毛泽东对党内虽可称王，对党外还是小股，一方面向国民党频送秋波。从前攻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那时不得不忍予以一试了。1936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名义向国民政府通电要求议和，并派周恩来潘汉年和国民党的张冲在上海会商，随后潘汉年又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几经谈判，终于接受了国民党提出的四原则：（一）遵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野心家毛泽东在困难的紧急关头，正待以最大的忍辱“向蒋委员长致敬”，突然在本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和杨虎城向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蒋氏，要求停止内战，全国抗日。这一行动成了毛泽东的大救星。他的危在旦夕的一点残余力量，本面对着溃灭，现在却得到喘息的机会；而且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被承认为合法政党，红军得到改编，革命力量得到保存。在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如下的四项原则：“（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毛泽东虽以为这是扩大力量的千载良机；但为掩护这一企图，于1937年9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复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政府再提出四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当抗日前线之职责。”野心家毛泽东在面对不利于己的环境时，则用忍，忍字背后包含着报复和杀气腾腾。他对党内斗争如此，对党外斗争也如此。他对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都为达成最大的企图，以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为例，在《共赴国难宣言》发出之后，毛泽东向出发的第八路军部队讲话，表明其真实内心，他说：“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毛泽东于实施时，他说：“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这是忍。“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这是忍与狠交叉的边缘。“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这是狠的开始。结果，毛泽东是按着这条路线施行下去，抗日战争中扩充了红军的力量，抗战后向国民党反攻，于策动反攻之时，犹恐力不从心，随时还配备了“统一战线”，“国是协商”，“蒋毛会谈”，“政协会议”，“军调小组”，平时为宣传工具，如遇局势发展对己不利时，还有个退步的余地。毛泽东以忍渡过党内的压迫，终至“忍辱负重”走上领导的阶梯，发展其忍的抱负，打倒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大批杀戮异己分子的党员同志，完成党内统一天下，唯我独尊。毛泽东在对付党外的斗争，从1935年他领导共产党起，也是经过忍辱的阶段，终于走上报复，发挥了他的狠。在自己力量不值得一击时，向国民政府提议“停职议和”，“共赴国难”，要求国共合作；待力量稍强时，试着进攻，而玩弄着“边打边谈”；有时下讨伐令，有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这就是用忍辱原则不与国民政府决裂，用狠的原则与国民政府斗争。待其力量长成壮大时，他只用狠的原则了；吞占了大陆，驱逐了国民政府，一统江山，称为霸王。他的狠的原则得以充分发挥，乃是面对着中国六亿人民。忍的含义，本来有两种：平常有修养的人用忍是养生之道，求其身心康泰，不含有报复的意思；政治人物用忍是为掩护自己的弱点，待机会到了，实行反攻，这忍包含有报复的意思。而报复时就是用狠，忍的偿还要高出忍的付出。列宁的“退一步，进两步”的战术就是这个用意。中国古语“大丈夫能屈能伸”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放的开，才能抓的紧”的格言也是这个意思。毛泽东深得此中奥妙，而且运用自如，所以能有今日的成功。忍与狠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又合乎政治人物的作战技术。但可不能说，凡是马列主义信徒，都会运用它；也不是所有政治人物，都通此战术而又能灵活运用。同是马列主义者，因为不善于用忍与狠，最后搞得失败了；原因就是当忍不忍，当狠不狠；或是当忍时用了狠，当狠时误用了忍，一大批共产党首领纷纷滚下台去，就是这个原因。同样的，与共产党斗争的政治人物，也常失败于忍狠搞得不当不灵；当忍不忍，当狠不狠，以致走上没落的途径。就以蒋介石为例罢：他不当容忍共产党时，他容忍了，所谓“边打边谈”阶段；而在自己力量走向下坡路时，他却用狠，想一举而灭之，如淮海会战，结果是一败涂地。这就是犯了不度德不量力，以自己所欲代替了现实。用共产党的术语，这就是非马列的唯心论者的悲哀。毛泽东深得此中奥妙，这不只是纯理论的企图，还须与他这个人的性格结合起来，才能生效。不然同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那些以前的领导人纷纷倒在现实面前，而毛泽东偏偏后来居上称为霸主。毛泽东这个人的性格是慢吞吞的，稳健的，不是性急的人那样的遇事如火烧屁股。他与人聚谈正经事，有人性急，他常幽默地说：“历史长得很，忙什么？”他于处置那些斗争大事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他必先试探一下，酝酿一个时间，然后才作最后决定。二十年的国共斗争可以提供这个材料，就是在他执政的八年中，如各种运动，他先放火让它烧一气，他在旁边观望一个时期，然后他才作结论或放大或缩小。对抗美援朝，他先把解放军派往朝鲜打仗试一下，然后方决定发言志愿军出国作战。这些事都可看出，在他运用忍与狠的分寸上，他都掌握一定的试探时间；如看情势对己不利，则用忍，如看情势对敌方不利，则用狠。他决不肯感情用事，陷自己于被动的地位。就是毛泽东的有名战术：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少我打，敌多我跑等等，也是运用同一的道理。到现时为止，毛泽东在国内事务上已经脱离了忍的阶段，即有时不得不观望一下，那只是为掌握全局应有的考虑。他在国内已经走上狠的阶段，一切要按他的意旨行事，为了稳定政权，可以实行大捕、大杀、和“改造教育”。八年以来，共产党镇压杀死的人民有数百万人，劳动改造的又有数百万到千万人，全国在他的恐怖统治之下。惟他对国际事务，在深夜里还不断动脑筋去想何事当忍，何事当狠。忍与狠在今日的毛泽东的心中，只有在国际问题上，他还考虑应用的分寸。毛泽东已从党内解放出来，居于领导，不必用忍了；毛泽东在党外斗争已从国民政府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也不必用忍的工夫了；那他只有充分发挥他的狠。在党内在其特务的巡视下，谁人稍有烦言或有不同的意见，谁就在整党中被整；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捆着手脚挨打，而罪以反党之名。在党外，有这样广大的人民，他的骗术不一定完全生效；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时看他的作为不顺眼；于是毛泽东便于六个月到一年之间向人民进行不断的斗争，每次都得整死不少人，不但消灭了大批有意见的人，还在恐怖政策之下，吓住了广大的人民。这一切人民所付出的热血和冷汗，都是为了安定毛泽东的政权。忍在政治人物身上就是包藏杀机，因为他时有“有朝一日得势”便要实行报仇雪恨。明朝末季有个流寇张献忠，大家都熟习他的故事。据传说当他微贱时在四川为人佣工赶驴脚，他的驴在一家门前撒跑粪，这家的主人很刁怪，非要张献忠打扫干净不可；他迫于势弱不得不忍受，但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立下报复志愿，将来得势势必杀尽四川人。后来果然当了流寇之王，当他竄到四川时，真是杀人如麻，把女人杀死还割下小脚堆了一个脚山，流寇大王面对脚山哈哈大笑。张献忠一时的忍，便是后来千万人的流血。毛泽东的忍，他的政敌和中国人民便替他付出流血的代价。能忍的政治人物，其性格里必有阴柔的成分，这样在表面才不易为人发现，尤其不容对手方发现。这不只是技术问题，以为任何人都可伪装；这实与性格有关，因为性格外露的人，或是有急燥性的人，遇有屈辱的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不耐，既便想忍耐一下，也不易掩藏得住，常常因一言一行愤事而误了前程。拿共产党的巨头来比较一下，王明是性急外露的性格，毛泽东就是阴柔的性格。平常我们看人以为脸面瘦削，眼球不住的转，说话带笑，留有两撮小胡的人是阴险之徒，腹里藏刀，不好对付。这是一种典型，一见就可看清他的身份，这人虽说不好对付，实在还好应付。另一种人，表面去看像个“草包”，无足轻重，说话慢吞吞的，长带笑容，心中若一无所有，惟眯缝着的眼里藏着一把利刃。这种人就具有阴柔性格，既有阴险而又柔和。对这种人就不易应付。他的阴险放在肚里，柔和露在表面，很多人容易上他的当。帮助毛泽东的忍辱和执行顺利，就是他的阴柔性格。他怀有雄心，在不得势时，在党内初期像一个草包，被人轻视，置之不理；在逃到陕北之后，自己力量薄弱，不断向蒋介石致书说愿“在先生领导之下”云云，（如1938年9月周恩来携毛此函在武汉见蒋）；这个人的忍的工夫和阴柔性格之间表示了真诚的合作。毛泽东不善于在大会上讲话，但善于座谈，最好在一群人围坐聚谈时，发挥了他的所长。在少数人群谈时，他能谈上几个小时，不感疲倦，香烟是一支接着一支地吸，说话是慢吞吞的，而且所谈的是上天入地东拉西扯。所以一般人都恭维说“主席有幽默”。他每句有“风趣”的话，都被党徒和逢迎的民主人士记得很熟，到处传说，把“主席”看成是“笑面活佛”。本来献媚承恩之人，有这种卑鄙心理，是毫不足怪的。但是这类传达“主席的金口玉言”，使局外人上了不少的大当，吃了不少苦头。可是当时用我的冷眼观看和体会，他的话虽有点趣味，但是笑里藏刀。迷于利禄，或见权势者自己就要短三寸的人，对他的话奉为经典，就很难怪了。我记得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在少数人聚谈，谈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他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听这句话的人，都说主席幽默得很。“西门大官人”是谁呢？熟习《金瓶梅》小说的人都知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西门庆，他有财有势，玩弄五个老婆和不少妓女，而且《金瓶梅》主要描述就是这人和他的五姨太太潘金莲，充分发挥了淫荡的色情狂的故事。毛泽东的“幽默”一开口先想到了“西门大官人”，而内心里是“你们不能不选我”。他说时虽类乎有点幽默，实际又是一把利剑刺到民主人士的心里。于是在选举时，百分之百的选举了毛泽东。再举一个例。在1956年秋季毛泽东招集了高级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谈话中心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一个人东拉西扯地谈有四个钟头，真是信口开河。他说：“这几年把人民搞得太苦了，应当让他们透口气”，“搞社会主义是愉快的事，不能让大家如芒在背……”，“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大家有份，应互相监督。”毛泽东当时以笑脸说这些话，听这话的人四下传达，以致1957年初展开了大鸣大放，红色中国真像有自由发言权了。甚至外国记者在北京发出的专电也说“中国走向自由”，“毛泽东脱离了莫斯科的控制，争取了思想的领导。”毛泽东的阴柔假笑，使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广大人民在炎热的夏天过了痛苦的日子。检讨、坦白、追杀……是“鸣放政策”的真实后果，反右派斗争是鸣放政策的真正企图。当我在北京听到毛泽东允许“鸣放”时；一般人眉飞色舞，有些人要吐胸中苦闷。有一次和两三朋友闲谈，他们都跃跃欲试。我当时就说：“看一下再说罢，至少看个一两年才能看出毛的意图是否真实，不要一下子再上圈套。你们要说也要有些分寸，别留给人家整你们的机会。我是一言不发的。”朋友们都批评我消极。当我离开北京不到半年，我的朋友们已经上了火山，烧得焦头烂额，有如落水狗被大家投石追打。毛泽东的“幽默”阴柔，使这些人们伤尽了尊严和脑筋，外国观察家也受了一次报道不实的教训。而毛泽东于售出这个阴谋之后，在青岛发出冷笑：“你们这些蠢材，合配该挨打，合配受欺骗。”忍的工夫加上阴柔的性格，毛泽东得到了成功。恨的心肠加上阴柔的性格，毛泽东玩弄民主人士和中国人民于股掌之上。给你一个假笑脸，接着就是追击嘶杀。不过这都是具有时间性的，日久人们都会被教训明白的。用毛泽东的话：“忙什么，历史还长得很呢！”我曾说过共产党人，尤其是首领人物，常以自己的意识解释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今日他说黑的合乎唯物辩证法，明天他说白的也合乎唯物辩证法。辩证法就是为他骗人而有的学问。他们说合乎革命的利益就是合乎唯物辩证法，怎样做或说都可以，只若是合乎革命的利益。他们口中的革命利益，就是他们心中的自己的利益；他们口中的保障人民利益，就是保障他们心中的自己统治的政权。所以按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话永久是对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以马列主义来注释自己的言行。他可以不守诺言，因为诺言就是为骗人的。列宁不是说过：“国际间签订的协定是为了撕毁的”吗？所以在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撒谎两字，因为撒谎能符合革命的利益，那就是最高的艺术。毛泽东懂得这套艺术，故不时表演，最近显著的艺术表演就是鸣放政策；那些听了他讲话的人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本来以为“主席的话”不是戏言，他们是按主席的意旨行事；但转眼之间执行“主席”意旨的人们成了“主席”打击的对象。毛泽东阴柔的性格，面孔，谈吐，正合乎马列主义最高的骗人标准。阴柔虽是毛泽东的性格，但有时他外示刚强，这就是在某些场合需要吹牛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10月1日国庆节前夕，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外宾，陪客的有大批高级干部，毛泽东即席发言，其中我听到两句话最为动人，他说：“资本主义国家胆敢发动战争，我们就从地球上把他们消灭干净。”我不记得第二天这话是否登在报上。这个话是否属于吹牛范围，那得有待历史去证明。另一次，1953年在政协开会，他致闭幕词，其中有关朝鲜战争遣送一万多被联合国军俘虏的中国军官士兵问题，他举起右手在主席台上大声地说：“中国在朝鲜被俘的官兵，都得送回来，一个也不能少。”说时气势凶凶，给我们政协委员和列席的高级干部一个深刻印象：“主席发怒了！如不按主席的意旨行事，就意味着方停战不久的朝鲜战争有再起的可能。”这段话未登在报上，但是一千多高级干部都是亲耳听到的。可是主席一怒之后，约有一万五千多的中国俘虏经过询问不愿返“工人祖国”的大陆而被欢迎到台湾去了。朝鲜战争并未为“主席”一怒再起。事后，我常想，毛泽东已经够威风的了，为什么还要在一批高级干部（不是一般群众）面前吹牛，而且事实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我替他有些面红。但是我知道马列主义的继承人毛泽东是满不在意的；因为吹牛也是合乎革命原则，有时事业有些成就依靠吹牛的功效不小。忍与狠，阴柔和吹牛，是性格，也是艺术，它们帮助毛泽东走上红运。这个走红运的人被其党徒歌颂得“似太阳在空中照”了。三、斯大林化的毛泽东正在走红运的毛泽东，他的历史还未到盖棺定论之时。但是就他的所言所行，论断他的身份还不能算太早。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国共产党的首领和政府主席的表面头衔，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追溯他的全部历史和他的现在的行为和抱负，才能论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想给他画一个如下的轮廓，大致不会相去多远。毛泽东是封建意识加上马列主义的混血儿。毛泽东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幼时读四书五经，中年熟读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马列主义入门，而且从事于革命活动。在意识里这种封建思想和马列主义，是交杂着在他的血液里。他的几十年的活动就处处表现这种交杂的情况。就是他的“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具体问题”的创作，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具体到他个人的问题上，更充分表现封建时代的帝王和革命元首的一致性。他所期望的而且身体力行的，就是帝王和革命元首的统一。他本身就作成这个统一的典型。恰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落后的俄国和五十年代落后的中国，又给予共产主义退化的制度一个推行试验的机会。俄国出现了斯大林，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人类的进化历史走到二十世纪，本应循着正常的轨道迈进；推翻封建束缚人的制度，改进资本主义的缺点；给人类带来快乐幸福，解放人类享受充分的自由民主。退化的共产党制度钻了一个空子，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打出了缺口。斯大林和毛泽东做了那个退化制度的主人，反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历史过着黑暗的日子。按着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四十年前的俄国和十年前的中国，都不适宜发展共产主义制度，因为这里还不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大批产业工人，社会经济没有具备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阻止不了野心家，他们要统治，有勃勃的政治欲，他们生年有限，等不了俄国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也等不了中国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所要的是政权，是统治。于是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的统治权，就被这些野心家制造条件抢夺过去，把退化的共产制度强行加在俄国和中国人民的头上，而且被迫效仿的还是大有其人，东欧七个小国，北朝鲜外蒙和北越都如法炮制了。在野心家的心里夺取政权是第一要义，什么主义不主义，那是死的东西，由活人解释。中国的野心家更了解这一点，传统说法就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名言。有了政权，尊佛、尊孔、尊马克思、列宁，“悉听尊便”。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是奋勇登先当仁不让的。斯大林在俄国是彼得大帝的化身，毛泽东是中国古帝王的化身，也是俄国斯大林的化身。我们这样论断毛泽东并不是故意褒贬，即不是恭维他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也不是贬低“革命领袖”为封建残余，实在是事实回答了一切。毛泽东生长在封建家庭，父亲是乡间小米商，他幼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他才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稍懂事务时，正是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形势；小朝廷处处皆是，若说毛泽东“少有大志”，如果真有的话，也不过想做个小军阀，或者再大一些搞一个小朝廷。他在自传里曾说：“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个人当时正是保皇党人物。共产党成立时他才二十七八岁，这时共产党还只是十几个人，多数是学者文人，大有中国古时秀才想造反的情势。而且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也只给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一个粗略轮廓而已，这些人哪有分毫马克思所说的先进工人的气质。知识分子共产党人想造反，回顾一看两手空空，真是一筹莫展。这时谈革命，人民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还寄以期望，于是毛泽东这群人以国共合作名义参加了国民党，而且参加了“北伐”，想培植实力篡夺政权；待他们的企图暴露时，就被人赶出了国民党；大批人到上海住在洋人庇护下的租界，毛泽东背着革命的抱负上了井冈山。这时他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便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天下是打来的”！于是把“打天下”的招牌挂出去，号召流亡，拉拢土匪，乱搞杂牌军队，而旗帜是镰刀斧头共产主义。古时草莽英雄起事，初起时自己还不知是怎回事，待确定了企图称王称帝，便耍制造一些奇迹烘托自己是真命天子，天命所归。刘邦斩蛇说赤帝斩了白帝，合乎“天下属炎刘”。二十世纪是人民觉醒的时代，若再来一套迷信骗术，没人会信，于是不能不用新的方法和技术。人民既然觉醒，那么野心家就来一套最使人民向往的莫测高深的远景——共产主义。那时谁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做个解释，共产主义就是“有饭大家吃”。这个口号简单明了；于是流氓、地痞、二流子、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念不好书的学生、流落无着的军人，就在“有饭大家吃”的旗帜下来“打天下”。在毛泽东的心里打来天下，他既是皇帝又是革命元首，而且这个皇帝的权力超过秦皇汉武；因为在共产主义之下一切是属于国家的，不只是物质的，国家握有一切；而且是精神的，人民绝对服从。这个国家就是共产党，这个国家主人就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以“打天下”号召群众，这既是封建意识下的建立新王朝，又是二十世纪最新式的革命政权；他本人自许既是封建制度的皇帝，又是二十世纪共产革命的元首。用他自己的话：“这就是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具体问题”，“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中国封建帝王思想具体结合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说毛泽东有封建帝王思想，这并不是“污辱革命领袖”；1945年他到重庆会见蒋介石于途中填的那首《沁园春》词，显明地暴露自己内心的封建意识；从“江山如此多娇，引天下英雄尽折腰”句起，都是暴露自己封建意识，绝没有革命气氛。天下英雄所抢的是锦绣江山，并没想到人民的饥苦。他这首词的封建皇帝气味十足，远不如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那首诗还有念念在民的革命气氛。石达开的诗云：“扬鞭慷慨泣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但决苍天方溃溃，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涕痕。”这首诗充满了革命的悲天悯人的味道，说出自己的苦心。而毛泽东的词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知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且看今朝”。毛的这首词，不但自比帝王，而且对前代帝王还不心许，所以有“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共产主义下的帝王的权力自然非秦皇汉武所可比拟的了。说者或以为这不过诗词玩玩而已，毛泽东实际情况未必真比拟帝王。那么也让我介绍一下。据在延安住过的人告诉我：“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活像一个山大王，只欠两根头上的花翎，出入大批随从就像一窝蜂，开会时他未到时大家探头探脑，他将走进，大家交头接耳嗡嗡之声：‘主席来了！主席来了！’上得台去，训话有如‘山下的喽罗听着’的口气，看来还不如梁山泊聚义庭上宋江那样的文雅。”到北京一变山大王气氛而有帝王装腔作势的神气，深宫简出，不见凡人。开会时他一进礼堂，或看戏，他一露头，全场人起立致敬鼓掌，他慢吞吞地走进，目中如若无人，后边跟着护驾亲王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一群人。他就了位，场内则鸦雀无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所看到的不是革命元首而是一个新时代的扮演的皇帝上朝。尽管毛泽东自比秦皇汉武，而且说他们俱不足道，且来看我。但我个人以为秦皇汉武虽略通文采，可是气魄不小，有英雄气概。毛泽东虽自况满腹经纶，若以比之前代帝王，我说至多能比曹操。曹操能文，横槊赋诗；曹操亦能武，领兵打仗，毛泽东此处还逊一着。曹操能网罗天下英才，毛泽东亦以统一战线网罗了不少人才；唯曹操还容徐庶一言不发，毛泽东是绑着人打。曹操做事顾及天下舆论，有心篡位而不敢行，毛泽东处理事务也有些虎头蛇尾，有顾虑，过分审慎；没有秦皇汉武的气魄敢说敢行。在性格上毛泽东有类曹操，阴险多诈，外示温和。毛泽东既有封建意识，产生帝王思想，因而想作帝王；实际上他已是一朝人王帝主。但是帝王不是二十世纪的时髦东西，毛泽东又有一套自作解释的马列主义武器，而身体力行的是追逐帝王化身的“革命元勋”斯大林。这在外表上你只能看到斯大林式的毛泽东，本质上你才能了悟到中国皇帝的毛泽东。现在我们就从几个要点来分析表面上马列主义信徒斯大林式的毛泽东。毛泽东教训中国人民“以俄为师”，自己以斯大林为师。而且以斯大林为师是最光荣的。不过自从苏共赫鲁晓夫揭穿斯大林的罪行，斯大林的名誉行市已不怎样高贵，低落得到可厌可耻的地步。各国共产党纷纷谴责斯大林，原来“崇高无比的革命导师”盖棺论定还是个嗜杀狂的屠夫。正在一步一趋以“斯大林为师”的毛泽东，本拟一模一样使斯大林重生，不在苏联而是在中国；但一经举世批判斯大林罪行，这个徒弟缩手缩脚有不良于行的现象。其他国家共产党于批判斯大林罪行，攻击其“个人崇拜”时，还可把责任推到已经下了台的人物，而在中国毛泽东是效法斯大林的人，又是亲身执行斯大林政策的人，这个责任无法推辞，何况自己还诚心为斯大林二世。我看到他缩手缩脚的情况有三点：第一、在《人民日报》上，在党的第一篇重要文件《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一面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这是轻轻的描述；接着就提到斯大林对革命事业的功勋，这一段是着重的写。而在正式文件之外，毛泽东在高级党政干部聚会中，指示说：“我们必须保护死的斯大林！”他的训示，在红色中国谁敢不服从？所以在中国反斯大林的热风始终是刮不起的。但是毛泽东的眼睛不能不面对赫鲁晓夫的颜色，表面上反一下斯大林罢：具体的表现，各机关办公室里不挂斯大林像片了，五一、十一游行示威不举着斯大林像片了；并且连一切过去高举的各国共产党首领像片的队列一概取消了。而“毛泽东！斯大林！似太阳在空中照”悠扬的歌声，任学生干部高唱，很得自由，并未受禁止。第二、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之一为欢迎对其作“个人崇拜”，毛泽东本也欢迎这一着的。但迎着举世批判斯大林这个错误的风头，毛泽东也回避了一下。我曾说过，无论毛泽东出现在正式会场，或出现于娱乐晚会，我们这群与会的人一定要起立致敬，报以热烈长久不停的掌声，而且是类乎命令行事的。有一次我坐在怀仁堂最后一排第一个坐位上，典礼局长余心清走到我的面前，向我说：“一会主席出来（由怀仁堂正厅出来，第一个先经过我这排坐）你带头起立鼓掌。”一会主席果然出来了，我遵令起立鼓掌，接着掌声大作，毛泽东慢慢地走过我的面前，面上活现愉快之色。但是在批判斯大林之风一起，这样搞下去和莫斯科的音乐有些不合拍调。周恩来这次奉命出马了。他在聚会上向一群高级干部说：“以后主席出席会场不要起立鼓掌，这风气不好。”然后他带有幽默的口气说：“以后谁若再起立鼓掌，一经发现，下次会我们不通知他出席，晚会我们不发给戏票！”从那天起，毛泽东一进会场没有了热烈的掌声，而代之以肃然致敬。第三、自从苏联抨击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在中国正在受崇拜的毛泽东，还不肯放弃这个嗜好，于是也不能不有所表示。这回是刘少奇出来说话。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他说：“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能够充分正确的和最有效的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个人崇拜”变个名词为领导人的重要性。刘的这段话是为毛泽东保全面子，为毛泽东和自己铺平斯大林再世的道路。以上三个例子是说明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缩手缩脚的情况。表面上是敷衍面子；骨子里，过去是羡慕斯大林，现在是学习斯大林，将来必须做斯大林。现在就谈回来谈谈毛泽东如何做斯大林。其实所有共产党的首脑人，都是斯大林的化身。第一、独裁专政。毛泽东从打天下起就有帝王思想，而且要比秦始皇汉武帝。这两个皇帝都是有大气魄和极端专制的。秦始皇吞并六国，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且是收天下兵器铸为金人，以为万世一统。斯大林就这样做过，如制造共产党附庸国，思想统一于马列主义，批判党就是反革命，武器只是属于红军——统治者的工具。毛泽东也是这样做的。专制帝王把无限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手里，秦始皇如此，斯大林、毛泽东也都如此。这类人都想神化自己身份，以便行使绝对的权力。什么集体领导，在斯大林脑里根本没这个观念，毛泽东得势之后也正向此方向发展。自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毛泽东的神气一天有一天的不同，愈发展愈接近神，而愈少人的气味。这是独裁者的本色。就在举世轰动的匈牙利骚乱之后，他不同情匈牙利人民，而洋洋自得地说：“匈牙利的党搞得不够坚实，干部没经验，未深入群众，所以闹出事来。我们这几年搞了不少次运动，大家虽然辛苦一些，但是搞得干净彻底，党的组织深入群众中去，所以不容易闹事。”这就是很显明地说自己高明，对中国人民统治得彻底，手段毒辣，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人民的反抗。这就是独裁者的嘴脸。同时他等于反证一下，假如有斯大林硬性的镇压，而不是赫鲁晓夫的“开明”，匈牙利也未必发生这次事变。毛泽东学习斯大林独裁专政，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表现上或稍有不同。因斯大林的性格阴险而刚强，毛泽东的性格阴险而柔和。故在表现时斯大林似凶神、战神，毛泽东似神怪故事中的巫婆，内里是阴险的，而表面有些温和。同时毛泽东生长在中国封建社会，结合其个人性格，故而有时表示假谦虚，实行以退为进的办法。1956年正是他学习斯大林最起劲之时，忽然波兰匈牙利接连不断地有人民反抗活动，斯大林作风有点不时髦了，这真给毛泽东泼了一头冷水。于是毛泽东讲假谦虚了；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上表示有倦勤之意，这样可抵制某些代表对毛不满情绪，在党章上故设名誉主席为自己拟定一个可进可退的席位。毛泽东虽未退就名誉主席，实际上是耍一套阴柔把戏，故示谦让之风。这种作风在中国社会是会起些作用的；本来人们可以对他不满意，经他假示谦让，人们也就不念旧恶了。这就是等于西洋人做错了事，一经说出对不起（Iamsorry）的道歉话，对方也就原谅不究了。但是，任何表面现象都是为达到一个真正目的：保障政权，实行专政独裁。什么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都是为专政独裁作表面的欺骗和解释。斯大林是专政独裁，毛泽东也是专政独裁，至于他俩之中，谁的眼睛出火，谁的嘴边有笑容，这都与专政独裁无关的。第二、玩弄马列主义。共产党人都是主张阶级国家观，而且是国家有机体说的实行者。阶级国家观能为他们带来独裁专政的口实，他们说封建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都专过政，为什么工人阶级不能专政呢？工人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同时也就是共产党元首的独裁专政。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坚持这种主张。共产党人的国家有机体说，也可以说社会有机体说，给共产党人带来独裁专政的方便。他们说社会（国家）是有机的生长，如自然人的生长一样；于是小的部分服从大的部分，个别的服从全体。人在社会内如身体的细胞，人在工厂内如机器中的螺丝钉。在共产党人眼中，人只是活的工具，是筹码，是为达到某些目的的物质条件。斯大林坚信此说，力行此说。毛泽东也是惟恐落后一步的。这种极权专政风行于俄罗斯和大陆的中国。斯大林与毛泽东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只有这两位元首可以自由解释马列主义。换句话，马列主义可以为他们两人服务。斯大林解释马列主义谓为发展；毛泽东以自己的抱负领着流氓、农民“打天下”，谓为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实际。马列主义是他们治党和统治万民的经典，谁反马列主义就是叛道的异教徒，杀之可也。惟这个经典最后的解释权操在独裁者手里，一件事今天可以这样解释，明天可有另一解释；就如今天这个行动是革命的，明天这个同样的行动同样的人就被判为反革命。其间的奥妙处就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什么时候什么事对统治者有利的就是革命的；反之对统治者不大有利，或是统治者另谋作法，昨天统治者认为是革命的，今天也就变为反革命的了；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这个以己利为先的反复无常的大师。我在北京时，常有进步人士劝我靠紧共产党，因为进步与落后的分别，就是谁靠近了党和谁未靠近党之别。我深明这套作风；但我仍不积极靠近党，反而我提出一个反问：“靠近党，必经过靠近党人，那么靠近哪个党人是可靠而不惹祸呢？从前在俄国靠托洛茨基的人，被斯大林焚尸；以后靠斯大林的人如贝利亚，弄得身首分家。在中国假如在革命胜利之初，我们靠近高岗、饶漱石，现在不是进步分子反而成了反革命分子，以靠近党争取进步头衔所付的代价真可观了。所以认着不进步也不以生命作赌，去靠近变化无常的党人。”这样一谈，惹人一场冷笑。什么经典也限制不了革命元首，他有权自由解释；而且是按着自己利益解释的。马列主义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利益服务。第三、没有法制观念。本来谁都知道共产国家是严刑峻法的，为什么说斯大林和毛泽东没有法制观念呢？原来他们是制法者，站在法令之上，不受法令拘束；法令是为统治人民的，法令是他们统治人民的工具。所说的，他们没有法制观念是指的这一点。斯大林一生杀人如麻，赫鲁晓夫于他死后控诉他极端地破坏了苏联的法制。毛泽东在其统治期中在中国大陆上虽然还没人敢控诉他，但是他所作所为已经给他写下供状。我们承认每一个朝代有自己的法制，所谓法制就是按自己的法令行事，统治人民兼约束自己。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于短期内除了《共同纲领》及政府组织法之外，可谓无法无天，任意行事，据说是一切按革命政策行事。以后才逐渐制定了一些单行法。共产党自从有了法，法内杀人不算数，法外还要错捕人，错判人，错杀人；公正地统计，错的数字还高过不错的数字。法内杀人，就以共产党的法制来说，是合法的；但是法外杀人，只有昏聩的封建君主和清明的马列信徒，而在20世纪是很少见的。共产党法外杀人是透过运动，一有运动就不大讲法制，而专讲革命；而且在运动之外，也不一定按法行事，如高岗、饶漱石的被囚禁，即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也未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一声被宣布为反党，就由党执行囚禁了。共和国的法在领袖眼里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在共产党的一般首脑人物眼里也不算什么一回事。法制云云，只为统治人民而已。中国有句古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有法前平等的味道。在共产党国度里，此说没有市场。因为法令既为人民而设，法令也只有人民来守。统治者和其高级羽党是站在法令之外的。我试举一个例。在大陆上每次运动中，高级首长是指挥运动而不受运动拘束的。通常的作法，毛泽东把他们——部长级干部——召集起来，指示一番，于是三反运动、肃反运动、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地在人民中在干部中烧了起来；人们是死的死了，杀的杀了。元首和其高级党羽是玩火的，是法外人，是运动中的裁判。人家有些毛病可以杀头，他们有同样的毛病可以哈哈大笑。苏联法制被斯大林破坏了，中国的法制也拘束不了毛泽东，所谓独裁者身份就特别有此点缀。第四、好战和高谈和平。谁若以为共产党是和平主义者，那真是有头脑的傻瓜。共产党是最有战斗性的，排他性的；而且他们以为除了共产党外，举世都是他们的敌人。即使暂时策略中，以某些人，某些国为友，在暗中他也划个记号：这些东西都是斗争与消灭的对象。在国内消灭这些人和阶级之后，就要在国外消灭那些国。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主张，和平政策本是斯大林欺骗神经衰弱者的法宝，在和平政策之下，他认为自己力弱时就要和平，自己力大时就要战争；三十年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历史是这样发展的。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之后，他也循着这条路线发展。好战为本质，和平为休养自己，欺骗别人。在毛上台之后，除了打了朝鲜战争外，他透过其喉舌，不断地推行五项和平共处原则，在国际间不断地说中国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和平建设环境。这一方面说目前不要战争，要有和平建设环境；另一方面也说明，和平建设之后中国有个大企图。那时是，谁要打仗，我就和谁打；而且是你不打我，我要打你。共产主义不是人所共知的有实行“世界革命”的目标吗？在毛泽东的心中不是和平竞赛的胜利，这样说着玩玩，骗骗人则可以，而实是想以武力征服资本主义世界。这样，他们会说是正确的战争。毛泽东像斯大林一样要以枪杆子征服敌人的，他们的目标是征服资本主义世界，持久和平是他们欺骗神经衰弱者的幌子。而且在征服资本主义世界的目标下，毛泽东是始终和克里姆林宫的步调一致，利害一致。谁希望这个好战分子走出共产主义阵营而采取铁托路线，那一定是无知的幻想。第五、个人崇拜。据赫鲁晓夫的揭露，斯大林对其个人崇拜的欣赏，简直到了卑鄙无耻疯狂的程度；这是个人英雄主义，自大狂的充分表现。毛泽东在这点不落后斯大林。他说过：“歌颂帝王是不当的，但是歌颂革命人物功德是应当的。”在他那首《沁园春》词里，自比秦皇汉武，而且说这些人且不足道，数风云人物你们看我的。自吹自擂，俨然是历史上盖世无双的人物了；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自大狂吗？他如何欣赏对其个人的崇拜呢？他到什么地方最喜欢人家以《东方红》的歌欢迎他；这歌开头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他1950年访问莫斯科之后，在“伟大的会见”的画像之后，又出现了到处歌颂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歌曲，其词云：“毛泽东！斯大林！似太阳在空中照。”在会场中，他一露头，大家就得起立致敬；长期鼓掌的声音，拍调是附和“毛泽东！斯大林！似太阳在空中照”那首歌的韵调。我看见毛泽东得意矜持的颜色，他快乐的心真要跳出来了。个人崇拜，疯魔了斯大林，在中国疯魔了毛泽东。以上五点是根据事实叙述毛泽东如何学习斯大林，现在他正在如何做中国的斯大林。但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俄国有了斯大林才那样独裁专政，也不是因为中国有个毛泽东才学斯大林独裁专政；根据我们了解的共产主义制度，谁在台上，谁就是斯大林，谁就是专政独裁者。因为共产主义只有产生这类人物。在台上的人必须是马列主义信徒（不管他如何解释马列主义）；是信徒就须是独裁者。马列主义是统治工具，谁在台上若离了马列主义便失去统治力，便似一无所有。以马列主义神化了的党和党魁，离了马列主义控制人的符咒，还成了什么东西。四、文采风流我们谈过了毛泽东的成功妙诀，性格和作风，那么不谈谈的文采风流，就有点辜负他的盛意。因为毛泽东有横槊赋诗的姿态，有羽扇纶巾的雅致，有小资产阶级的温情。秦皇汉武固然略输文采，但是在当代人物中，毛泽东虽几次修改其“文选”，他还是一位知识较差的人。尼赫鲁于会见毛泽东之后，说毛的世界知识的缺乏，令人惊奇；这虽似对毛不敬，但可能是公道之论。我们不能因喜欢一个人就说他是“天生圣人”，也不能因为不喜欢他，就说他什么也不是。公道之论，毛泽东对中国的知识多，对世界的知识少，这是环境使然，不足为怪的。他幼读四书五经，入师范学校，学识的基础不能算好。但他可能自修。据他自传中称述，他年青时喜读《精忠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志》、《西游记》等。在1920年左右，他才与马克思主义接触，而他所读的只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中译本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克尔克浦著的《社会主义史》。以后他在延安居住时期，在国民党政府忙于对日作战，在国内外情势保证共产党生存和发展情况下，他有了安闲的心情和时间熟读了《资治通鉴》、《金瓶梅》、《桃花扇》、《西厢》、《封神演义》等；而压轴的读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著作等书。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多，在政治方面他得力于《资治通鉴》；这部书是教帝王如何统治，比较历代帝王得失，指出一条正确的统治术。据接近他私生活的人说，他的案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与中国知识并列在案头的就是洋知识马列主义学说。当他在屋里治学问搞政治的时候，他就把这两套中西学问结合起来。对中国的知识他比较熟，一则有古书为师，再则有活生生的现实；对洋知识他就较差，翻来翻去是几本马列主义而且是译本。他在1950年前未到过外国，不懂得外国文字，自然他也就未看见过20世纪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天天讲资本主义资本集中，他本人就未参观过20世纪的大型工厂，所能看到的只是民国初年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工业的雏形。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旧封建知识分子和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的人。从毛泽东的文章和谈话中，可知他对中国的小说读得不少，在小说中他似乎最欣赏《水浒传》和《金瓶梅》。《水浒传》结合马列主义是说明官逼民反；《金瓶梅》若必结合马列主义去看，一定是《金瓶梅》写官僚地主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他们荒淫无度的生活。从毛泽东津津乐道的部分，似乎欣赏西门大官人的春色无边。毛泽东的风雅可从他喜欢看的戏目观察出来；在怀仁堂的晚会中，他出席观剧，由他点出的戏，有政治作用的为《将相和》，战国时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一个名相容忍了傲将，终至结成刎颈之交。有《三打祝家庄》，《水浒传》里故事。纯娱乐的有西厢记的《红娘》，有佳人才子的《游园惊梦》；和中唐盛事的《贵妃醉酒》。从后边这些剧目可以看出毛泽东“才子的心肠”。所以说，不只是“风云人物且看今朝”，实际上，“风流人物且看今朝”不是无因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享受的尾巴，露在无产阶级元首的脊骨背后。古代帝王，马列主义的继承人，小资产阶级的“才子”，三者集中于一人之身，真是够古老、够摩登、又够文雅了。毛泽东就是这种复杂的化身。××××1953年9月13日晚间，怀仁堂里有个晚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均到场，高级干部出席者约有千人。毛泽东是精神焕发，笑容满面；怀仁堂是金碧辉煌，灯光闪耀。节目有大鼓，相声和京戏。大鼓由名演员小彩舞唱《大西厢》，相声由侯宝林表演。当小彩舞敲着牙板歌唱红娘的那种俏皮姿态时，歌声缭绕，台下的人张着嘴笑，毛泽东也眉飞色舞。接着是雷震掌声。我看这种太平景象，豪华的高贵生活，心中忽然想起了安徽、河南等省严重的水灾，灾民的生活是困苦万分；两相对照，颇有所感，不由地在自己的坐座上提笔填了一首词。今抄下来，以纪我当时的感情和毛泽东的文采风流。点绛唇（怀仁堂听大鼓）牙板慢敲，妙歌催倒人多少；画堂缭绕，赢得千人笑。梦回清秋，想露冷霜峭；中原道，一片汪潦，惨绝饥民叫。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三章中共政权的本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三章中共政权的本质一、从“打天下”到阶级联盟二、特权阶级三、镇压机器四、党的领导和宗派斗争五、特权阶级的生活一、从“打天下”到阶级联盟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宣言、文告、典纪，真是洋洋乎大观。在其取得政权之前几年中，除了极少的开会决议、声明之外，只有毛泽东这个文人发表几本小册子和一些零碎的文章；再则就是所谓马列主义专家几本通俗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直到政权宣布成立九年之后，还没有一本权威性的马列主义大作。这一切说明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由昔日肤浅的墙皮上口号式的宣传开始，到今日不深入的普遍性的八股文章，在中国还是漂浮在表面上。但是共产党终究以马列主义的招牌在中国取得了政权。如果我们单从“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字义里去看历史和了解这个政权，或是从统治者御用的文人的笔下，去看历史和了解这个政权，我们便很容易被文章骗过。我参加红色政权有几年之久，我看见过现实，我参与通过文告、法典，我更看了不少风雨不透的应时文章。我常想：假如一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看见这些大法、宣言、文章，他们将向往这个时代，认为真是天堂实现在地上了。但是真实的现实并没有大法、宣言、文章……这样美。如果把现实情况留给后代子孙，他们会憎恨这个时代，至少要长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祖先怎会那样胡闹，愚蠢。这个时代可能成了他们诅咒的时代。古人说：历史是无情的；是的，历史虽为聪明人所编述，但是经过后人的反复考证，可以翻出过去时代的肮脏。我们所以说，真正无情的倒是鲜明活生生的现实。我们想了解红色政权的本质，“经典”、“大法”、“文告”……虽为重要的材料，但是读“经典”、“大法”、“文告”……，很容易把自己陷入死角里，拿人家骗人的谎言来欺骗自己。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权者随时修改历史，修改文章，如《毛泽东选集》把过去说错的话改正过来适应今日的情况，来证明自己当日有高明远见；同时统治者又把现实按着自己的想法要求作勉强的解释。不了解这一点，就难看到事实的真面貌。比如说本来是土匪或军阀，一经登上井冈山，便成为革命的志士，但他们原来的作风，并未改变。这就是不管他是酒肉荒淫的和尚，一入庙门便称为佛门弟子一样。共产党在中国，起初不过是有极少的知识分子从事马列主义研究工作，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文人看见当时中国的情况，想有所改革，作一个“大同”的梦，这原是不满意现状的人的一种想法。马克思主义狂妄之说在这方面走到极端，而在中国却获得了发展的温床。这个思想在词句上虽在中国颇为生疏，但其含义确是混熟，因为中国儒家早就有一套大同思想，中国文人都是颇为熟习而且心向往之。我想进过清朝科举考场的陈独秀之能接受马列主义，主要的背景可能是导源于儒家大同思想；其他的人或多或少也有同类的情况。因为在陈独秀等人搞马克思思想之初，在中国所能见到的马列主义书籍是凤毛麟角，只不过给这些人一个粗略的轮廓。这就是说，共产党在中国开始搞活动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如1921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会只有12个人，代表了当时约57个党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22年在上海召开，出席的12个人代表着123个党员。这些知识分子以自己对马列主义的一知半解，作为思想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在半致密半封建的落后中国社会是不着边际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云云，真等于无的放失，大有渔夫撒了网捞不着鱼之苦。于是“思想”便要“结合实际”了，而且还要“具体结合中国现实”。中国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是军阀割据。军阀以前的朝代是怎么起家的呢？多数是篡位，“夺天下”；少数是平民起家，“打天下”。中国共产党熟习了这套历史规律，“要得政权秘诀在此”。于是双管齐下。1923年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按着列宁的指示，美名其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它是想透过合作，藉那个“颇具革命性”的国民党搞些势力，然后取而代之，“夺天下”。宋太祖赵匡胤不是取周朝而代之，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吗？曹操的儿子曹丕不是以汉臣而代汉朝自称魏王吗？这套手法为何不用？中国共产党是用过这套手法，不过结果没有耍好“移花接木”，而是被国民党清洗出去。那是1927年前后的事。于是惶惶然只剩下平民起家的手法“打天下”。这个手法汉高祖刘邦曾用过，明太祖朱元璋也曾用过，他们都成功了。历史上亦有不少想平民起家的人，未得成功而中途失败了。共产党遂采取了“打天下”的路线，马列主义对中国人虽是陌生，但“打天下”这条路线对一般中国人是很熟悉的，因为历朝历代多数是如此成功的。既有好汉想“打天下”，就有野心家，文人，唯利是图分子和不逞之徒，他们不但在“打天下”时可以混水摸鱼，在天下打成后还可拜相封侯。共产党既要“打天下”，马列主义这个旗帜虽为幌子，但那只是标语，口号，墙皮上的文章，党员也不需要了解马列的共产主义；实际上他们也不了解马列主义，只有高级首领时而发表谈话，时而写些马列主义文章来敷衍外界。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所教育党员的只是“打天下”，党员脑中充满着的思想也是“打天下”。张口闭口所说的，也是“打天下”。“打天下”包括了一切。除了高级首脑心中有数之外，一般党员对将来的前途还是模糊，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想法。三十年前的情况不讲，就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八年之后，还在不断地整党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和非马列主义思想；例如今日大张旗鼓地在党内斗争右派分子。这些思想在共产党开始“打天下”时，就种下了深根。“打天下”本是帝王创业夺取江山的术语，共产党用这套术语，对党员和被争取来的群众，是很能起号召作用的：“我们是‘打天下’，大家有份”。历来平民出身的皇帝在搞事之初，附和他的都为不逞之徒。刘邦以亭长起义，随他起事的是一般囚徒，以后招集一些流亡分子，再后事业有点规模，才有些文人，武士供其驱使。不过刘邦的号召是“秦王无道，民不聊生！”“我若为王，人民便可安居乐业，消除秦朝暴政”。共产党决定“打天下”路线之后，给党员与群众的印象就是创造一个新型的帝国，绘画一个美丽的远景，用俗语讲，就是：打来天下，一反苛政；有饭大家吃，有福大家享，一反暴政，给人民自由平等。这是是何等具有诱惑力的广告，比刘邦的招牌更进一步。所不同的，不过后来刘邦作了汉朝皇帝，毛泽东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邦以“刘姓”统治天下，毛泽东以“党性”统治天下。时代演进，统治方法与形式，也自各有不同。本来共产党在西方国家的宪政下是新型政党，移到中国，“便要结合实际”，“结合具体的条件”，这一结合首先便与帝王的思想行动结合起来。共产党要“打天下”，落后的群众以为又要出真命天子，于是先动其心而加入者为地痞流氓，二流子，游手好闲分子，他们是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天下不乱就缺少他们活动的地盘。共产党“打天下”，他们先加入共产党。以后，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参加，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个美如梦境的共产主义招牌。这些青年有的苦闷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有的为私人动机走上革命阵线，有的被迫上了梁山。而党教给他们的中心思想是“打天下”，谁能多出力就是“功臣”。臣就是臣仆的意思，功臣就是功狗。这个名词是帝王时代用的，共产党也用，而且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北京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上还不是常常作文表扬“功臣”，如头等功臣某某吗？这个帝王思想的尾巴，在革命成功之后还是掩盖不了的。共产党稍微作点好事，便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吹说这是“皇恩浩荡”。我当时看到这四个字出现于党的机关报上，以为革命的政权而引用此词句，真有些莫名其妙，后来体会较深，才了解这是个新型的王朝。过去历史上王朝，夺得天下，说是“天意所归”。共产党破除迷信，不用天意，而用“民意”。于是他们自称代表人民，一切的头衔冠以“人民”两字，一切对他们有利的事，就说对人民有利，于他们不利的事，就扣以“反人民”的大帽子。实际上是盗用名义，人民成了他们的奴隶。可见共产党在中国三十几年的历史中，他们的开始时期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而实际上在思想和行动中是以中国古帝王“打天下”为其蓝本，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一直贯穿到今日他们的行动。“取天下”为共产党中心目标。野心虽大，但手法如不高明，不施用高级骗术，也会无成的。如1923年初，试欺骗国民党，想攀龙附凤取而代之，唯当时的国民党还在方兴阶段，一经发现共党阴谋，就驱而逐之。于是共产党放弃篡位思想，而采取“打天下”路线。但是“打天下”也不是空手能起家的。纵然自己是一小撮野心家和一群不逞之徒要打天下，但如不施骗术，如何能行得通。于是乃求救于骗术。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一件法宝——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百年来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受军阀和封建势力的剥削迫害。这是事实。这是中国广大人民反抗的对象。这里所谓广大人民，以阶层论，为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中起领导作用的为这些阶级中的知识分子。远如太平天国虽名为农民起义，领导者为知识分子。近如五四运动更显著的为学生运动，总结当时的情势不外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个民主自由的运动。共产党这一小撮知识分子想“打天下”，便不能忽视这个既存的事实。于是乃有所谓低级纲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夺取政权的助力，以达到野心家的新型帝国。本来共产党所联合的对象，他们自己可以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中国的客观环境是具备了这个条件。但是中国缺少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本来是适于担任此任务，可是因为官僚、军阀、地主、豪门混进了它，阻碍了它的前程。而其它民主政党，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不得发展。只有在苏联指导和支持下的共产党，自己有军队，而且利用中国各政党的弱点，它最后成了功。共产党说它是代表工人阶级，但组党之初，党员是清朝秀才进士，如陈独秀、董必武；是大学教授，如李大钊；是知识分子，如瞿秋白、毛泽东；以后又添了法国留学生周恩来等人。这里哪有工人阶级分子？就在当时他们搞工人工作时，据他们讲当时中国工人为数不过二百万人，中国其他阶层则有六万万人之多。就在他们取得政权之时，中国工人才只有三百万人。他们说是代表工人阶级，而且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就算他们代表了工人阶级，他们也没有成功的条件。于是在以军队打天下之时，乃施展骗术，欺骗幼稚的农民阶级为其效命疆场，欺骗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为其喝彩；欺骗了走投无路的资产阶级为其输财，美名其曰：这都是“革命阶级”，“革命的朋友”。这些“革命阶级”捧共产党上了台，换取了阶级联盟的头衔，而自己却掘了坟墓。共产党以帝王打天下的思想，东征西战三十年，搞了些军事资本；又以欺骗的统一战线，麻醉了四个阶级，搞了些政治资本。在1949年，它宣布四个阶级联盟的政权的成立。共产党喻这四个阶级是“抬轿子”，而坐轿子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喻为这是四个人“打麻将”，而做庄的永久是共产党。帮助打天下的农民阶级在被利用之时，每人分得一块土地，未及温暖，实行农业合作化了；帮助捧场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预备过渡时期尚相当长久，但隔夜之间实行社会主义化了；代表这些阶级的民主党派，本来是被邀的“请大哥帮忙来协商国事的”贵宾，但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已成阶下囚了。这些事实只描画出共产党从当初组党，“篡天下”，“打天下”，到“阶级联盟”几个阶段中所表现的面貌。同时看出这四个阶级的散漫，无力，幼稚，以致有今天这个局面。至于共产党的真实嘴脸，且看下文分解。二、特权阶级共产党以利用四个阶级起家，故在政权成立之初，不得不作出政权是四个阶级有份的样子，于是在《共同纲领》开宗明义地描上一笔，说这个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统一战线的政权。这一笔，起了两个作用。一方面表示共产党对上述捧场阶级和人士的过去合作，有了交代；另一方面共产党可以继续欺骗这四个阶级和人士，使竭尽未了的力量来维持这个初建尚未稳定的红色政权；同时尚可欺骗外界，以减少他们对红色政权的压力。但从文字的含义里已经透出，这个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所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里说：被专的对象是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称他们是国民，是被压迫的对象，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就是联盟的四个阶级也得经过改造而过三关——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主革命关，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关，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关。这四个阶级的人，谁不好好为“人民服务”，“改造思想”，谁就不能取得免票过关。以后毛泽东又说过：“今天在民主专政的圈内的人，大家已经过了关，但看最后社会主义的一关过得怎样。为人民立功，人民是不会辜负你们的”。表面上是四个阶级专政，文章里是无产阶级专政，骨子里是共产党专政，骨髓里是毛泽东专政。这话怎讲呢？所谓四个阶级，主要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三个阶级，支持了共产党，而且是在取消自己阶级以后，仍然继续捧共产党，这样才能过关。过不去关的人，等于“拼诸四夷”，是反人民，反革命，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这一套大帽子在红色政权之下给谁扣上，那还了得。共党政权才成立三年，于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5年底有农业合作化高潮，当年冬季又有公私合营“社会主义的改造”。三把利剑刺死了三个阶级，首先是刺死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工商业或大或小，四年内的“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回光返照，终于走上了一无所有，“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最后虽有一点小尾巴，公私合营中的私份，有固定的极轻微的利息，而且只限几年，那已等于全部捐献或没收。资产阶级徒有其名。其次是刺死农民阶级。一个农业合作化高潮，把农民的土地以合作化的方式，收为公有。虽也留一个小尾巴——说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是自己一份土地的所有者；实际上也是全部没收；“人民公社”实行后，才算名副其实。农民只剩下劳动的身份。最后是刺死小资产阶级。小有产者，手工业者与资产阶级走了同一命运。他们只剩下出力的身份。小资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他们除了到国家机关，不管其为政府单位，工场、学校、报馆等处工作外，别无去处。他们从前也一无所有，现在更是一无所有。所不同者，从前在广大的市场谋职业求生活，老板也许是私人；今天则只有向国家机关、工厂、学校等处去工作，老板是国家——共产党。小资产阶级只剩下一个未了的梦境。三把利剑刺死了三个阶级，那么只有一个工人阶级尚依然存在。工人们只是日夜工作，既不握有生产工具，也不是资方，想对他们盗取也没什么可取的了。那么只有一个空名，但这个空名用处颇好，既然工人阶级有劳动创造价值的光荣头衔，共产党把它扣到自己的头上，自称是代表工人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据共产党的理论，为了创造无产阶级的社会，最终工人阶级也会自消自灭。阶级在消灭中，特权阶级在生长中。阶级的划分从来是基于物质基础，农民阶级之所以由来因为农民有土地，资产阶级因为他有工场，商店……工人阶级因为无产而有劳动。共产党执政几年，中共的统一战线内的四个阶级在消灭中，而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在生长中。大致趋势，一方面是广大无产而工作的平民，他们的前身是几个被消灭阶级的成员；另一方面是权力、财势、荣誉集中一身的共产党。如果冠以阶级头衔，前身是平民阶级，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后者是特权阶级，统治而又剥削的阶级。共产党执政几年，以阶级联盟专政为名，实行的是共产党专政；名义上是四个阶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实际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掌握一切，管制一切，握有一切，天下是党的天下。正是中国古书上称道王朝的情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党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其他阶级不论是存是亡，如今日大陆上的四个名存实亡的阶级，或是仅有残余的势力，是在统治阶级之外，全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如用阶级来称呼，它就是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我们说共产党是特权阶级，是统治剥削阶级，不是随便送给它这个称呼，实在因为有现实情况的根据。首先，党有绝对的权力，是君临万民的，是主宰者，是万能的，凡是国家大小事物，以至个人的生活方式，统统由党来掌管。其次，党是国家一切财富的主人，由它随便支配，人民的生活劳动，和干部的生活劳动，统统由党来规定，供给。再次，党有特殊权力；一般平民不但被统治于党，也被统治于党员之手。而且就权力来讲，平民不能和党员享有同等的权力。因为一切事务都要通过党，党布置一切，党握有一切，党员自然有优先权、优越权。就单以党的首领和党员的享受待遇一项而言，与一般平民相较就有天上地下之别了。党在革命初期过程中，并没有显著的暴露特权阶级的性质，还有与人民共甘苦的号召，还有打来天下大家有份的诺言。但是党一经取得了天下，一方面是消灭原有的阶级，一方面自然是创造新的阶级。被消灭的阶级没有了物质基础，其成员一律被贬为空无所有的平民，这些平民有一个被统治被剥削的共同性，可以称为被统治被剥削阶级或平民阶级。新的统治者原来队伍很小，看不出独占性和其特殊权力，但到天下统一，统一在党的手里，于是扩大吸收党员，成为一个少数的集团，一个有特殊而又共同利益的阶级。因其居于统治剥削的地位，而且有特权，称之为统治剥削阶级或特权阶级。阶级既然如此划分，于是手疾腿快的人尽量钻进统治阶级，这就是一般的积极分子争先恐后的入党，表示忠于党，争取领导和统治地位。这个组织日益扩张，便与其他党外人员距离愈远。共产党是统治阶级，其成员是统治者。其他空无所有的人们形成的平民阶级，不但是被统治而且是被奴役被剥削；用好一点词句说，他们是机关干部，雇员，是厂矿的劳动者，是各企业单位的工作员，是学校、文化机关的脑力劳动者，总之一句话，一切劳动是为这个新型阶级共产党服务。共产党居于统治，有特权，有荣誉，有享受，那么他们是想回到旧时代的王朝吗？是想深居皇宫不问天下大势，等待树倒猢狲散吗？如果这样，便是历史重演，不必我们去研究了。共产党得了天下，必须积极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才正符合这一少数人特权阶级的最大利益。旧王朝，一人得了天下，人民各安其业，只把一部分财物以税赋的方式交给皇帝，他用这个财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用这个财物维持军队，政治机构和法庭来保卫他的政权。这原是很简单的。共产党不但气魄很大，而且胃口很大，他们不想作这小气的事。他们真正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权力操在党，一切社会财富，不管是土地森林、矿山、银行、企业和一切可以生产的工具，全归国家所有。谁是国家？工人阶级的代表共产党。共产党占有这天上地下人间的一切，历史上的王国还有比这个更富有更强大的吗？有了这样光明的前途，共产党为什么不实行共产主义？有了政权，一党天下可以统治万民；有了特权；可有凡人不能享受的快乐；有了全国财富，可以随便支配，无人管制；这一切正符合了共产党的最大利益。如果他们不实行共产主义，真是天地间最大的傻蛋了。再进一步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些平民劳动者有了衣、食、住，而且可能相当丰富，在这些平民劳动者之上，统治阶级共产党不还是锦上添花，生活得更优裕吗？共产党的统治没有任何理由不实行共产主义，而且共产党说了千句谎言，不值得一顾，只有这句“为实行共产主义而奋斗”，却是由衷之言，我们不能稍有疑虑。因为这是符合他们这个阶级最大利益的。为了了解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我们不要为它的“民主”两字愚弄了。因为任何制度如果有了民主，便都能拯救其弊而返归正常。共产党口里说民主，实际绝对无民主，不但对被统治者无民主，对党内也无民主。一切都是少数人统治，天王圣明的统治，对被统治者所采用的民主制度完全是假的，是操纵的，骗人的东西。民主选举由乡级人代会到全国人代会，以至一切其他方面有关选举事项，一切人选由党操纵、摆弄、指派、命令。对党内也是同样的手法。所以不同者前者是被统治的，后者于选举上虽听上级命令，而地位是统治人的而已。共产党如其友人希特勒一样，绝对反对二十世纪的民主方式，他们说这是软弱的、分散的；他们所要的是独裁专政，专政下的“民主”。这个“民主”据我们考察确是假民主，连一点民主气味都没有。共产党以这个方式实行独裁专政，绝对排斥一切可以和它争权的阶级，绝对排斥这些阶级代表的政党，绝对排斥非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样才能符合共产党人的最大利益，使这个新型阶级立于不败地位。如果在其统治范围之内，允许有真正的民主，允许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允许其他党派有独立自主的活动，那将使其绝对的统治发生问题，“共产党万岁”发生动摇。所以要彻底的专政，无情的斗争。在党——这个特权阶级——内也要有铁的纪律，坚决反对党内的宗派。因为不如此，这个特权阶级就很难保持地位于永久不坠。共产党这个新兴王朝，不似历史上旧王朝那样愚蠢，局限于一小撮人，而且死守，终至衰老崩溃。共产党与此相反，它扩大并巩固自己的阶级。它的方法是不断地吸收党员，不断地联系围绕在它周围的群众；而又不断清洗党员，不断地打击周围群众。这是又吸收又清洗，既联系又打击。这也是斗争的形式。靠拢党的分子，盲目信任党的分子，给他们个积极分子的帽子戴上，拉进党来，或是把他们放在信任栏内从事于党外活动。那些在党内有正义感的，明辨是非的人很可能起作用，很可能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危险分子，于是扣以“反党”、“右派”等等罪名，清洗出去。那些在党外的这类人也扣以“落后”、“右派”……等等罪名予以打击。这样作法，就是分化。有的被拉进来或得信任；有的被打击，陷于孤立。这样就造成相当数量唯利是图的人进党，或是团结在党的周围。党什么时候发现他们中有不盲从党的领导，尚有良心正义，明辨是非者，就按上述方法清洗出去。如此川流不息的加强党的新血液，新力量；排出旧血液，旧力量。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中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的人们，有相当数量的人想进党，而且是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但是党的大门不是普渡众生的佛门，而是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衙门，一道铁闸隔断了万万千千的群众。衙门内的是统治者，衙门外的是被统治者。也可以说衙门内的是特权阶级，专为统治和享受；衙门外的是平民阶级，专为共产党服务。人间事都是充满矛盾，有利的一面，就有弊的一面。共产党高视了自己，武装了自己，光荣了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的统治者，装饰自己的是各种特殊权益。但是另一方面，它以六万万人为仆从，为群众，自己筑一座高墙把群众放在墙外，发号施令，予取予求，墙外的万民——平民阶级就只有劳动，听领导，向党贡献所有。于是摩擦就日益显明，阶级的矛盾就因之发生。我在北京八年，亲眼看到人民普遍的冷讥热诮的诅咒党。而党和党员呢？真是作威作福，官气十足，处处摆出统治者的架子。不但我看到了听到了这种情况，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之所以如此，是为提醒党员，如若如此下去，自己的阶级政权怕有江山不稳之虞；同时为了麻醉和缓党外的平民阶级，和供党驱使的尚未脱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民主党派的对党的不满。他在1957年2月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大文章内，就是特别指出这个矛盾。他例举，党员与群众的矛盾，人民与政府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一目了然，这些矛盾就是党和人民的矛盾。他想借他的假开明，“让大家透一口气”，和缓这个矛盾。但是在“大家透一口气”中，指出了一手包办的“党天下”（储安平的话）；指出了党脱离人民的现象，官僚主义；指出了党员奢侈生活，人民的饥饿情况……，这些矛盾就是新阶段中的阶级斗争。假开明不只是假的，而是阴险的陷阱，等到找出谁在说话，谁在说人民的话，就扯下假面皮，一声令下，大加讨伐。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从此也就看出，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互相冲突，一小撮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而向广大人民进军。表演的形式，是打击说人民心中话的人们，数目之多约以万千计；是镇压群众中的勇敢分子，如汉阳中学的教师；最后是以恐怖性的宣传大队向广大人民“说服教育”，“全民整风”。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在起事之初是少数的知识分子想“打天下”，目的是建立一个新式王朝；得了天下之后，自己的党便全盘特权化，想通过党的统治消灭其他阶级，走向共产主义。愈是走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愈显明党是特权阶级，统治阶级；党外的广大的人民便形成空无所有被统治被剥削的平民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只有日渐加深而不会日趋和缓。所谓和缓只是镇压力大的代名词而已。因之，我们可以总结来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只会有两个阶级，即掌握一切的剥削成性的特权阶级的共产党，和被统治被剥削的一无所有的平民阶级。而且这种形式愈是走进共产主义社会，愈为明显。绝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有几个有物质基础的阶级同时并存。因为，这些个阶级，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已没有了物质基础。共产党所谓的“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便没有了阶级的存在”，证之以今日发展的实情和趋向，那只是欺人的谎言。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固在消灭之中，而新阶级的形成和划分是势所难免的。即一方为共产党统治剥削特权阶级之形成，另一方为被消灭的原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员，一律降为被统治被剥削的平民阶级。以共产党所为所行发展的趋势来看，以我个人的体会和研究所得的结论来说，我敢断定，假如共产党的政权继续存在，阶级划分的前途，一定循着此种方向发展的。而两个阶级的斗争也会愈趋尖锐。三、镇压机器共产党想一党统治，一个阶级统治，但是统治是要通过机构的。这个机构在现世来说，就是国家。据我们所了解的国家，不过是在某一定地区某一定人们组成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福利服务。不过，历史上有时这个机构为少数野心家利用，偏差的为达到其少数人的利益。我们可以喻国家为一公司，其股东是人民，人民推出董事会管理公司的事务；有时认为董事会不胜任和不称职时还可另选改组。但有时这个董事会为一些野心家把持，错误执行事务，而专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股东有时也对这样的强行霸占的董事会无法控制，这时董事会已不能按公司目的行事。但这只是一时的，经过相当时间不按公司目标行事的董事会还会倒台的，其方式有的经由革命，有的经由新人出来推倒这个坏董事会，而重新组织新董事会按公司的目标办事。共产党一开始就看重了国家这个机构，想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们对国家的解释是完全歪曲事实。他们说国家是阶级的独占物，国家为专政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的国家观，他把国家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作为一般的解释。共产党就想利用这个镇压的机器——国家，来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过去，我在研究马克思共产党人的思想时，虽也可指出他们的学说所包含的毒素，但总以为他们也许因为环境不好而发为气愤，共产主义也许有些大公无私成分。今日目睹现实，不但发现其学说邪恶，而事实表现更劣于学说百倍。共产党人常夸其党员品质高尚，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从其欺骗、自私自利、伤天害理、毫无人性的表现中，他们真可谓是特种材料制造的；但须附上注解：最恶劣的材料。以恶劣品质的共产党人而援引恶劣的国家学说，明目张胆地声明利用国家这个机器来镇压群众，其残酷情况是可以逆料的了。共产党明言国家就是他们的，即所谓“无产阶级独占”而加以利用。当他们压迫人民时就利用它，不过添枝添叶地把被镇压的人民说成是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结论是应当镇压。但有时他们遇到困难时，又把国家形容成似乎是大家的，似乎不专属于这个无产阶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斯大林求救于国家的幽灵，说是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共在韩战进行“抗美援朝”时，大题标明：“保家卫国”，唤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的爱国心。按他们的说法，国家本是阶级独占的，共产党统治就是占有这个国家。国家就是无产阶级的独占物。为什么当他们有困难时就请各阶层人民爱国，而且各阶层人民所爱的国，是共产党独占用以镇压人民的国。这真是一个讽刺！一般人民比共产党天真，一提到爱国就联想到他们传统思想上所深印的国家，而忘却了新近共产党所教给的学说：国家就是阶级的独占物。共产党当政时，国家就是共产党。如果人民有共产党那样聪明狡猾，当斯大林高呼俄罗斯国家之魂时，或是毛泽东呼吁大家爱国时，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很有理由“置之不理”，而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保卫你这个阶级的国家！话说回来，我们还是谈共产党如何利用“阶级国家”这部机器来统治人民和镇压人民。它的政治机构，由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乡政府，一切由党包办；与政府级平行的有各级党委会，指导各级政府，如在省政府之外就是省党委会，指导省政府。虽然也有民选这一名词，但是无民选之实。这些政府都有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参与会议的人，名义为选出，事实是由候选人名单提出到选举完成、都由各级党部指导。被选出的人是先由党部指定的，其中虽也有党外人士被选，那是党为了起影响作用而虚设的牌位。如此各级政府的发号施令就是党的发号施令，而且党除了名义上允许各级政府执行业务，它自己本身又随时发出指示，领导政府。人民就在党领导之下，规规矩矩地工作，生活。共产党透过政府发号施令之外，特别注重宣传教育工具。这套机器是学校按党的要求教育学生，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等都是这个阶级国家的宣传喉舌，透过它们改造人民的思想。思想的中心表面上是为社会主义奋斗，实际就是巩固这个阶级的政权，排斥打击非党的思想，这是想从内心里俘虏广大人民。这些工具日夜为党的统治服务。有了发号施令机关，有了麻醉人民的宣传机器，这还是不够的。单是欺骗说理，共产党虽已得了大利，但还是放心不下的。于是共产党又求最有力的工具作为镇压工具的核心——那是专指军队、警察和法院。而与人民日日接触的，特别是警察。我们先简略地谈军队、法院，以后特别来讲警察。共产党的军队是这个阶级政权唯一的保障。毛泽东于开始活动时就宣明此义，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说：“有枪就可造党……造文化，延安的一切，皆枪杆子造出来的”。军队和党政的关系是如此重要，遇有大事就出动军队镇压，平时军队则是这个阶级的“万里长城”。法院的任务本可以说是保卫国家法令利益和保障人民的权益。共产党的国家则偏重于前者而疏忽于后者。因为共产党把法院（监狱）视为保障这个政权的镇压工具之一。自从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头四五年法院的积案如山，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反革命案件。我记得1954年在政法委员会上听到董必武的报告。他说：“重大的案件都已处理了，那就是杀的杀了，判刑的判刑了；较次要的案件尚有一百多万，未得清理”。他说有个违警小便的人在监狱里蹲了四年苦牢，无人顾理。据我们所知，这些较轻的积案，法院临时抓工，如大学生，街道代表，分工的代为清理了一批。但是此批清了，新案又来了，共产党的法庭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因为这个政权为求得自己的安全，毫不吝啬地施行逮捕，监禁，监狱满了就送往边疆劳动改造作苦工去。据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主要虽是清洗旧司法人员出去，另一方面暴露了共产党法院的大批错杀、错判、错押的案件。共产党为保障它的阶级特权，是不惜人命和蹂躏个人权利的。对一个人有一点疑惑就囚禁起来，说话不谨慎也囚禁起来，有点历史关系交代不清也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居心打击天主教，1956年夏我在上海视察提篮桥监狱时，就看到囚禁七八个月之久尚未定刑的大批男女老少天主教徒。我在视察上海杭州监狱时，得进监房询问一些犯人，我分别问他们所犯何罪，几乎异口同声回答是“反革命”。我索取他们的判决书一看，一点小事，一点过去历史，或是信疑参半的案子，一判就是十年，十五年，少则五年。等我问监狱的主管人，为何这等一律？他说：“法院的审判员体会国家的政策，是宁重勿轻，宁冤屈百个好人，不能放纵一个坏人。同时，国家也没量刑标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也是审判员宁顾左倾，而免受右倾“对反革命分子宽大”的责难。共产党就利用法院这个镇压机器把成千万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动以百万计的人丧了生命，大批的人住在监里，为共产党劳动生产。广大的人民在法院的法网笼罩之下，心中长留着阴影。今天是走动自由的平民，明天也许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送监狱去尝铁窗风味，而在监里的所受折磨痛苦是超出人的忍耐力之上。共产党就以这样的残酷恫吓中国善良人民，不许乱说乱动。共产党利用镇压机器控制人民最普遍而又深入的为警察机关，毛泽东的打手——特务头子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这个系统的大批爪牙被派到各省、各市、各县、各区去领导镇压工作。在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代，一般人民讨厌警察而不怕警察，称他们为“巡警狗”，不过是夹着尾巴求食物的可怜东西。那时的巡警，不过抓抓小偷，维持交通，劝解人民争吵，干一些不关重要的事，而且常常碰钉子招来污辱。警察在文明国家本是负有庄重的任务。这个不必去讲。到了共产党统治的时代，警察机关被视为最重要的镇压工具；警察是经过严格选择和训练的。警察是神气十足，有锐利的目光，锋快的爪和牙，不是夹尾巴的丧家之犬，而是肥壮的警犬，它的鼻子嗅觉力特别强，咬起人来入骨三分。共产党的警犬是具有高度能力的，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围绕着人民，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管制与监视之中。共产党的警察制度，高级的是中央公安部，省的是公安厅，县市的是公安局，区的是公安分局，直到基层的公安派出所——这是一个直接管治百姓，监视人民的有效机构。公安派出所是分布在居民区，每一派出所管辖一定的户数，它管制人民的一切。试例举一下，户口由它管，凡人出门先要到派出所声明去处任务，何时回来，遇有客人来探，三日之内必须报户口，说明来处，身份，来此何事。警察以查户口为名，不管黑夜白日，随时进入民宅，问东问西，目光四射。居民若卖点私人的东西，必须由派出所盖印登记，你如由别处汇点钱来，也得写入户口簿上，以凭察看。据说前者是为防止偷盗，后者是防范反革命分子互相接济作非法活动。如果家人不和争吵，派出所出面干涉，教育一番。你如日常生活吃的好一些，初期有“闻香队”向警察报告，这就引起重视；你的钱哪里来的，你是享受的资产阶级。于是平时注意你的活动，捐献时或派公债时，你就是被勒索的对象。警察工作虽是深入民间，但这还是表面的，警察的后面还有街道委员会，它接受派出所的指示，一切有关动员，捐献，推广运动，了解各家情况，统由街道委员会负责；或用开会的办法，或派代表分家访问；它的任务也是警察任务，它必须按时向派出所报告一切情况。防奸细，防特务……，为其重要的任务。在派出所，街道委员会之外，每个人，每一户都有一种特派的使命，尤其是派出所认为的积极分子更须担当这个特派任务，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监视其家中的其他的成员，每一户有责任监视邻居，凡是认为有可疑之处，随时报告派出所。每人每户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监视之下，都有被检举的可能。在共产党警察统治之下，一家人夫妻不能相信，父子不能相信，兄弟姊妹不能相信，亲友间不能相信，邻居不能相信，每个人每个户都是其他人或其他户监视的对象。每个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共产党制造了黑云弥天，每个人都疑惑其它人是自己的敌人，是派出所的密探。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作出最大的谨慎，同时又有些人为共产党指使陷害他可能陷害的人。所以，我们说共产党的政权是警察国家，这并不单指这个警察机关，是应把警察所布置这套警察网统统包括在内。在这个网里，谁人不恐怖，不惊心，不低头了？但于对付一般居民之外，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等范围内，又有一套办法。平时在机关工作的人，一言一行也都被人监视，一句不得体的话也会被人报告，或是在检讨会里被人提出批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许多若隐若现的阴影，每个人都是另外人的监视者。这样就搞得大家精神不安，守口如瓶，说起话来满口马列主义术语，行起事来小心翼翼。在机关里，每个人都是囚徒，机关也如同监狱一样。在人民群中，正如在机关单位中一样，每个人都惊心怯胆，都不知何时何日大祸临身。只有党员、积极分子、警察……是自由自在，统治者的气味十足；因为他们是在自己所属的小天地中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在他们所管治的范围内的人都是他们的子民。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也是心怀小鹿，不知上级何时怒气喷到自己的头上。内部宗派斗争不知谁胜谁败，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固然盛气依然，不幸被圈到败者的一方，就有了吃不尽的苦头。更何况，他们之中也是勾心斗角，说不定什么时候，上了别人的阴谋圈套，或是真的犯了错误，被人检举，于是落水狗一样被人喊打。总之，在红色政权之下，一般人民和干部都日夜惶惶，有今天没明天；不知什么时候被装入囚车。党员、积极分子、警察，在为统治者当打手的时候，吐气扬眉，不可一世；但因内部有摩擦和斗争，也是心神不定。这就是红色政权恐怖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一个特权阶级——共产党——统治着中国六万万人民，绝对地实行独裁专政。它利用国家这个机器透过军队、法院、警察阵雨人民，进行血腥的统治，恐怖的统治；而大书特书是为了人民幸福，自由，快乐，要实行共产主义。但先肥了的是共产党这个小阶级；先自由，快乐的是这个阶级；愈是实行共产，他们的权利愈大，特权愈高；而一般人则愈是走近奴隶制度的深渊，愈是梦想不到了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和享乐，只有一个阶级有份，这个阶级就是惯于骗人以图自肥自乐自在的至高无上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虽然被学者批评为病态哲学，但共产党所表现的事实又去马列主义十万八千里。他们充分表现自私自利，好大喜功，浪费资财，不惜民命，毫无人性的一个极端残暴野心家的集团。如他们成功，它将把人类文明送回到黑暗时代。而在他们迈向前进之中，这个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将有不断的斗争。人类文明野蛮的界限，就要看谁胜谁败了。真理正义胜利，就是击败这个邪魔共产党。真理正义失败，就是魔高万丈的时候。历史可能走曲路，但是它是正直的向前发展，这样一个集团特权阶级，是难容于二十世纪。但有良知良能的人，如不运用聪明和代价，它也不会轻易退下搅乱世界的政治舞台！四、党的领导和宗派斗争共产党于长成之后，自然形成一个特权阶级，所谓政府就是它统治人民的执行机关。但是这个特权阶级最高形式的党，如何实行领导呢？文件里他们也讲“民主制度”。在人民选举中，在党的组织中，也都是开口民主，闭口民主。而这个民主确不是通常一般人所了解的民主，它是共产党盗用了这个人民喜欢的名词。在人民选举中，由下级的乡人民大会，到中央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候补人名单到选出的代表，一概由党指示、指派、圈定。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因为党，据他们自称，是大公无私的，聪明睿智的，有这样的领导责任。他们称道这是“民主”。共产党对这样的“民主”怎样来解释呢？它的掩身法是什么呢？请看他们所提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说：“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据我了解的真实情况，他们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允许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待代表们发言之后，党再按群众的要求，作出指导，实行集中。这在表演上似乎还可说得过去。实际上，代表们在发言时，已经受了经验的教训，以过去千千万万人因知无不言而吃的苦头后果，谁还敢知无不言。这就说明在会场中绝对不可能“发扬民主”，更何况被选的人全是由党指派圈定，哪里还有民主。事实上只有集中。毛泽东掩护其“假民主制度”，曾不断地说：“我们的民主制度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意思是说，接受群众的广泛意见，“民主基础”；经过整理分析作出指导，再送到群众中去，“集中指导”。实际上，群众所反映的意见已经是党指定的意见，而党最后指导的原则，早已在独裁者的办公室内作成了成案。揭穿来说，民主是假的，指导确是真的。这才完成了独裁专政的真正理论。“民主集中制”，就是独裁专政的别名。因为二十世纪是民主的时代，愚弄人民不能不盗用“民主”。共产党对人民如此。党内如何呢？在党内也是讲民主集中制，既民主又集中。而共产党常向外界夸口的，就是党内民主。实际说来，这也是一派谎言。在党内各级组织常开会讨论，或是选举各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作法在党内也是对付人民一样，一切都是内定的，指派的。发言有范围，选举有腹案，哪里还称得起民主。而且在党内有铁的纪律，有领袖的意旨，谁敢碰这些东西。如果谁敢违反纪律，谁敢向领袖的意旨挑战，那就是准备被清洗出党。如果真有大胆民主的发言，而且人数不少，那就形成了党的领导权的争夺战。在苏联有过这种情况；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斗争，在会场上“发扬民主”，在会后动刀动枪，托洛茨基派走上走死逃亡的下场。在中国共产党未得政权之前，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都在“发扬民主”的斗争中被斗下台了，最后上来的是抓住时机予敌人以致命打击的胜利者毛泽东。发扬民主就是向领导者挑战，就是争夺领导权，一场嘶杀之后，胜者为王。这是现实的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我在红色中国亲眼看的是这样情形：无论是在什么会上，大家讨论什么问题，绝对多数是按领导意图发言，遇有“落后分子”不明真相地很诚恳地说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于是先有“卫道”的积极分子予以批评打击，最后总是共产党领导人面色严肃，杀气腾腾地给你一个回驳，而作出他的结论。这结论就是党的指导。民主，民主，在红色的中国，真如古诗所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骗人的，绝没有民主味道，但是集中确是事实，因为集中指导才符合于独裁专政之道。可是集中之后，集到最高级，谁来作最后的指导者呢？列宁说过，这个集中指导要透过集体领导。在共产党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或它闭会期间的常委会或政治局来负这个责任。但我们翻开所谓工人祖国的苏联党史，和我们深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共党史，就根本没发现这回事。斯大林以党总书记的身份，在苏共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之后，把大会所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里的98人，即70%，逮捕及枪毙（大部分发生于1937—38年），政治局委员幸存者无几（注一）。中共虽没大杀领导人，但是采用了釜底抽薪办法，就是大杀反对派的党员群众。几次争夺领导权，如清除陈独秀，清算李立三、王明，大批共产党员都死于当权派的手里；反对派有的落荒逃走，如张国焘；有的认罪低头如李立三、王明；有的自杀，如高岗。注一：《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演说》32页。集体领导，原则上是被承认，事实上是被否决。斯大林一手遮天否决这个集体领导于前，毛泽东否决这个于后。就是以清算斯大林成名的赫鲁晓夫，虽口口称誉集体领导，斥骂个人崇拜，到头来他也必定走上个人的独裁专政之途。这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举一个他自己所说的例子就可说明。当他在莫斯科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指责斯大林的罪恶时，座中有人递上一个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说：“你是中央委员，当时你为什么不说话纠正斯大林的过错？”赫鲁晓夫接到纸条之后，在台上即刻请送纸条的人站起来，如此三次催问，终看不见座中有人站起。赫鲁晓夫于是当场回答：“我当时不敢站起来，正如送纸条的这位同志”。这在赫鲁晓夫谈笑风声的当时，虽有一些幽默，但说明共产主义制度下一条真理：斯大林在台上时，台下的中央委员或大会代表不敢站起来质问其过失，如赫鲁晓夫其人；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以开明者自居清算斯大林的时候，在其高唱民主、集体领导的时候，他站在台上，台下送纸条的人不论其身份为中央委员或大会代表，有秘密送纸条的勇气，而无勇气站起来承认这纸条是他送的。这就是共产党民主的气氛，这就是所谓集体领导的写真。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骗人民和党员的，集体领导又是骗党员，尤其是骗高级人物。按之共产党的性质，集体领导没有不走上个人独裁者的道路，因为党内党外全没民主。民主的真意，不是单纯地举手和填写选票，共产党也有这套手续而不能称为民主者，因为举手或填写选票的背后有个力量，不让举手或填选票的人行使自由自主的意志，他的意志是从上面发下来的，他是机器照上级指示行事。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党内党外，谁不听从上级的领导，就被说成是反党，反人民。在高级的人物中，如中央委员，谁敢向真正领导者提出相反的意见？任便组织章则规定集体领导，他们有份领导，但是发表与真正领导者相反意见的人，迟早会被诬以反马列主义或反党的罪名，清洗出去。在斯大林时代的集体领导美名之下，把大批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活生生地送进坟墓。赫鲁晓夫上台不久，高唱集体领导而且是以反斯大林作风愿以身作则，大家才把他捧上台来；将及两年，他就把集体领导中要人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比洛夫四人打出领导的圈子，最近又把布尔加宁打下台去，科以反党罪名，送到边远的地方。马林科夫是发电站站长，莫洛托夫是驻外蒙大使……。赫鲁晓夫在举世观瞻之下，暂时还未好动用“杀”字。但从各个角落来看，赫鲁晓夫也势必走上全副武装的独裁者的途径，因为共产党的制度只能产生独裁。何以共产党制度必定产生独裁呢？因为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这就没有从容坐谈国家大事的缓冲机会。谁同意当权者的意见，或者说拥护他的意见，这人就是忠实同志，马列主义的真信徒；谁持与当权者相反的意见，这人就是野心分子，马列主义的叛徒。于是在领导层中所谓集体领导根本不可能，谁若在当权者外另有主张想集体领导，他就得准备掀起党内的斗争。成者为王，败者为囚。赫鲁晓夫就以集体领导者自居，把马林科夫逐渐排斥下去，他居正位，口里还不断说些骗人的集体领导的鬼话。中国共产党是“以俄为师”的党，一切抄袭苏联，苏联的“民主集中”以及独裁专政，正合乎毛泽东由“打天下”到一手统治天下的口味。本来在中共得到政权之后，毛泽东一步一趋学斯大林的独裁专政，把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早已置之不理。（实际上列宁的这个原则，根本也不适合共产党这个组织。）正当毛泽东想冠带表演斯大林式的独裁者角色时，忽然斯大林死了。平常呼“斯大林万岁”乃改成“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联同志万岁”，未几赫鲁晓夫又高唱什么列宁博物馆中的“集体领导”制，毛泽东心中甚感不快，扮演独裁将成，被人浇了冷水。北京的个人崇拜空气，为之减色。游行不高举领袖们相片了，毛泽东进会场不许大家像过去一样肃然起立致敬了。于是“集体领导”的牌子，抬到了怀仁堂。中国共产党俨然尊重赫鲁晓夫的号召了。中国共产党真正实行集体领导了吗？没有的事实，鬼才相信呢！中国还是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大事的决定权握在他一人手里，他虽在集体领导的美名下，但他是高出于其他领导人之上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等等，都是拥护“主席”的忠实战友同志。共产党以枪杆打天下，还是以枪杆治天下，共产党同样的可以枪杆治党。因为在没有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所用的或是所看见的，唯有力量。除了力量之外，则别无选择。斯大林的专政，毛泽东的专政，同是枪杆的产物。当独裁者统治力量压倒一切其它势力时，他是“吾皇圣明”，他的力量压不住时，起而代之者会以叛党之名，马林科夫由上台到下台是最近例子。如此说来，共产党内是充满了权力斗争的故事，所以有不断的清党。毛泽东不断叫党员洗脸，洗去尘垢，干干净净拥护他的领导；洗不干净的人——对他有三心二意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是右派分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党的敌人。中国共产党虽然有了马列主义旗帜，有了民主集中制，有了集体领导的诺言，有了沉重的镇压机器，但是党内宗派活动依然存在。所以中共每次党内整风运动，都标明以打倒宗派主义为主。宗派主义在无民主的共产党制度下，必然存在。不过，在党的清洗斗争时，不大敢露头，一露头就被打下去；或是露了头，因为实力充足就上了台。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一露头就上了台，就是例子。但相反的，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他的列宁研究小组若在斯大林当政时露了头角，他的脑袋早就搬了家。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充满了宗派，就是他们所说的山头主义，这是有些历史来源的。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是收集天下流亡分子，确是很复杂，在打游击的当时又不能集中训练，于是在陕北有高岗的山头，华东有陈毅的山头，在东北有林彪的山头，华中有刘伯承的山头，山西有彭真的山头，有太行山山头，有吕梁山山头……等等。这些山头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他们虽名义上是在马列主义的领导下，实际上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很少，大家忙着打仗，哪有工夫钻研主义。但这群分在各方的党员，他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患难相共，思想意志很为接近，自然就产生一股粘力。在分散的当初，还不以为相亲相助的可贵，等到天下一统，他们就特别感觉到过去一起工作奋斗的人们的可亲可靠。这些人们在遇到困难时，或是作权力斗争时，就容易守望相助。但是这是违反党统一领导的，违反个人独裁专政的，于是中央一整党，就提出消灭宗派主义，意思就是整山头。最近在反右派之外，在共产党党内又出现了“新修正派”。据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就以此罪名被斗争的。又出现了“地方主义派”，“分散主义派”，如浙江省主席沙文汉等人，山东省党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袁子扬等人，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冯白驹等人，都是以此罪名被开除出党籍或是被无情斗争。此外，在行政上，毛泽东怕出现独立王国，乃于政权初定，就取消五个大行政区，其着眼点就是消灭山头主义。共产党党内的宗派斗争由来已久，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关于过去争党的领导权所表现的宗派斗争，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的被整下台，这已是人所尽知的事，我们在这里不便多谈，而且是过去很久的事，谈来也只作史料而已。唯自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高岗——饶漱石联盟却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林彪打入冷宫，也是一件公开的秘密。其他零零碎碎的派系斗争，不胜枚举，这都是共产党内宗派斗争的显著的表现。高岗以当年在陕北根据地收容逃窜的毛泽东为自己莫大功勋，并且自己在党内在军方都有相当的势力。在党遇为难之时，他是功臣，在党成功之日，虽已封侯拜相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职；但他在党内，还是受刘少奇的钳制；行政上虽身为副主席，同时还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他又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钳制。他们总以为高岗为眼中刺，而高岗又以自己功高，不肯俯首，于是他就利用东北的“独立王国”和中央对抗。但是衡量起来自己的力量还是孤单，乃又联络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之助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争党的领导权，而斗争之时高唱要“清君侧”，简言之，不反对毛泽东领导，专反对毛之左右手，那就是刘少奇和周恩来。高岗——饶漱石联盟是有一套做法，如果实现，党内可能有流血的斗争。不过谋事不秘，与谋之人当中有毛泽东的特务，未及事发，先被告密。于是于1954年初，中共中央以开会名义召高、饶入京，一入都门便是“牢门深似海”，永无重见天日的希望了。清洗高、饶是在1954年春天，毛泽东要了一套把戏，借口回湖南家乡过农历春节，闪在一旁看龙虎斗。党这时在北京开高级会，在刘少奇主持下斗争高、饶。在斗争时，刘及其党羽尽数高岗的罪恶，高则分辩颇不服气，然自知既被斗争绝难幸免，乃当场拔枪要行自杀，为卫士夺去，未如所愿。而毛泽东书就的高、饶罪状，由刘少奇在会上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高岗，华东政府主席饶漱石，未经法院审判，就被党私自囚禁起来。不久高岗还是实行了自杀，饶漱石终身囚禁，爱妻也在党的强迫下，另嫁其他同志。高岗事件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胜利中结束了。林彪这个人对党功劳不可谓不大，他于1948年打下了东北，奠定了共产党胜利的基础，然后又率领百万东北健儿入关，占领华北、攻夺江南，他的势力真是“功高震主”。毛泽东心神不安了。虽对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但不给他到任。让他以养病为名，实际等于让他退休。林彪虽不一定有病，但必须休养；于是住在北京，去俄京，都以养病为名。据他的一个部下和我一个朋友讲：“林老总和我们一行人在中南区没有事让我们作，简直没有让我们到机关办公。这回中南军政委员会结束，我们是狼狈不堪的。”林彪是胜利的悲哀者，现在虽在名单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身为元帅，最近党八次代表大会二届会议又被选为副主席，这只是徒居其名，在国务院的会上从未有林彪的足迹。林彪的没落也是宗派斗争的下场。他之所以未如高岗名正典刑，实在他是居于可疑之位，尚无可资责难的活动。共产党是不许党内有宗派的，但事实上宗派不能不存在。大的宗派就是党的正统，小的宗派只若露头就得打击。中国共产党明知党内的宗派不少，山头不少，故必须不断地整党，不断地斗争，不断地清洗。大宗派能镇压住小宗派，那就是党的太平日子；宗派斗争强烈化，那就是党的灾难。共产党内的宗派问题是会与党共生死的，因为宗派问题就是权力争夺问题，是争领导权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什么都是空的，无保障的，只有权力在手，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党正统的内在敌人，就是宗派。至于谁是马列主义，谁是反马列主义，那本无一定标准，它的标准是谁当权，谁的话就是马列主义。而且我们看到共产党统治以来，今天这样作，说是合乎马列主义；明天那样作，也说是合乎马列主义；例子甚多，不胜枚举。举个显明的例子，就可以概括一切。在解放战后，骂国民党蒋介石是“卖国贼”，墙皮上标语是“彻底铲除卖国贼蒋介石”……1954年发表宣言，要武力解放台湾……这似乎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国策了。但到1955-57年，毛泽东一看形势不对，乃又改了腔调，主张和平解放台湾，高呼国共第三次合作，不呼“蒋贼”而呼“蒋先生”了，台湾的“领导人”了；……这又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这个例子是最显明的，其他诸如此类者亦甚多，可见他们是随便解释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是他们骗人的工具，也是在党内吓人的工具。但是党内人士都熟习这一套，马列主义限制不了野心的共产党员，他们眼睛看到的是权力——和权利。据我的了解和体会，在共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宗派主义也永不能消灭。这因为导源于权力和权利的斗争。我在红色中国参与这个政权几年之久，深深体会到讲争权夺利在任何制度下也没有比共产党制度下这样厉害。因为权力是一切权利的来源，故党人拼命争权力，有大批人因争权力，脑袋搬了家，最近的高岗就是很好的例子。有的人争不到权力转而争取权利。这虽是小事，但在共产党制度下也来得分为显明。党员在这方面是分毫必争的。争官级是拼命的事，自然不必讲了。其他如争住所，争汽车、争待遇、争吃小灶、争戏票、争坐次、争……共产党人也是红着眼睛去争的。因为住房分大小好坏，汽车分新的旧的，待遇分高的低的，吃食分好的坏的，戏票分前排后排，坐次分高分低……这一切大小、好坏、高低、新旧都是分阶级的，都是地位重要与不重要的分界线，都是革命光荣等次的划分标记。所以党人拼命地争。在旧时代，我们认为这些争是可耻的，是自私自利的，但在共产党制度下，争这些东西是家常便饭的，是每个人应争的权利。从这里看出，共产党内的阶级性很强，从这里看出党内斗争的无时或止；从这里看出，共产党自私自利的相貌。共产党所高唱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那一套骗人的滥调，完全破产。共产党开始讲斗争、争夺，自己本身又是争夺最厉害的集团——而且是为争夺私利而恬不知耻的集团。五、特权阶级的生活共产党常自诩说：共产党员品质是高贵的。斯大林且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就我个人讲，在我未看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时，在我脑里，也曾有个时期，以为一个革命政党的成员一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但我对他们有几分敬重之心。最近八年与他们相处，得以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我这点敬重心也烟消云散了。一般人都会想到，一个出自草泽民间的党，在未得势之前，过的是穷苦生活，尤其在中国这个落后社会的民间，生活都是很苦的，这个党的成员，一定已养成吃苦耐劳的俭朴作风。共产党曾咒骂当时的统治者，站在人民的痛苦上过着腐化奢侈荒淫无耻的生活。一般人以为共产党得势之后，一定一反前者，不会重陷覆辙。这个想法可算一般人对共产党的估计和期许。可惜这种想法都落了空。共产党人的享受、排场、奢侈、腐化，真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写共产党人的生活花絮，本可成书，但这里的篇幅是不允许这样作的。我只能根据实情，描画一个轮廓。同时，我还要请读者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是处在穷苦不堪的今日中国的社会，它不是物资丰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也不是号称革命三十年后已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苏联，中国还是第二次大战和内战后疮痍满目的国家。人民住的是破房子，在人口密集的上海，平均每人占二公尺房间的地位；吃的是杂粮，在穷苦地区，吃的是糟糠、树叶、野菜；穿的是粗布，在穷苦地区的人民穿的褴褛不成样子，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张棉被，在贵州山区，在西北甘肃，甚至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十七八岁的姑娘出街还裸着下体。中国的经济情况，平时是如此，若遇天灾：如水灾、旱灾、风灾、雹灾，该区人民的生活痛苦情况，更难以想象。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有了这个背景，在我们描述共产党人的生活——一个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号召的革命党人的生活，才能突出的惊人。论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若说可以论断的话，那是以那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论断生活水平的高低，以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论断生活方式的正与不正。同时加上人们的理智，论断是否合理。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奢侈，纽约的百万富翁或以为不如他们的更奢侈；如果我们说共产党荒淫，色情狂分子或者摇头以为不如他的更荒淫；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不惜民命的浪费，罗马皇帝尼罗在坟墓里还会不服，说他的浪费有甚于毛泽东十倍……诸如此类，争辩下去就很难论断。我们叙述共产党人的生活腐化是事实，我们之称其为腐化奢侈，是以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为标准。然后听者才能比于自身，如美国奢侈的百万富翁和千年前的尼罗皇帝；述者才不碍于口，以中国情况为背景，根据实情，作公正的述说。人们生活的大轮廓，在物质方面是衣、食、住、行和声色。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介绍共产党人的生活。在住的方面，1948年前，党的首脑在延安还住窑洞，1949年后搬进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他的大小干部进占了北京、天津、上海……最好的楼房，他们和资本家换了班。原有的陈设看来已经很好，他们还要修整一新，添设更多的更好的家具。地毯必求特制，沙发必求舒适，浴池面盆必要进口货，花园必求精美，仆役上下奔走如云。如果你访问这个住居，关上大门，放眼一看，这决不是穷苦不堪的中国，而是纽约富豪的别墅。但是原有的楼房究竟有限，共产党人花费人民的血汗积蓄，倒是很有气魄，于是由北京作起，在全国各大城市大批修建要人的住宅，建筑要新式的，设备要摩登的，这样才合乎新贵族的口味。于是你每到了一个城市，不管城级是大是小，凡是一片新建筑的地方，就是新贵晏居之所。此外，在大小城市，除了原有的一级的旅馆作为招待外宾和干部的招待所，还一律建筑一些新的大楼专为贵宾和要人的来往居住。据我所看到的，只有上海因为过去外国人遗留下的洋楼、旅馆甚多，故未见建造新的，其余地方都是场面一新。这些招待所，人民固不能住，就是摩登式的大旅馆，人民纵然有钱也不许进住，如北京的北京饭店、和平宾馆、六国饭店、前门饭店、西郊宾馆、新侨饭店……上海的锦江饭店、百老汇大厦……天津原有的利顺德饭店、泰来饭店……这些个新起的和旧有新修的大旅馆，除了被招待的外宾归侨和干部有资格进住外，所有中国人民是只有资格远远站在墙外企足仰望一下而已。从前帝王一得天下，忙着修建宫殿、王府、宫邸、和衙门，今日共产党这群新贵也忙着作这等事。不管老百姓生活如何，任便万万千千的老百姓住草棚子，睡在土地上，新贵们必要住高楼大厦，睡在西梦思式软底床上。共产党动则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他们的高贵生活是建筑在人民的饥寒的痛苦之上。当寒冷的冬天，人民无钱无力买煤取暖冻得手裂足破的时候，北京的各新贵住宅的高大烟囱冒出如风柱的黑烟；里边是如八十度的夏天，穿着衬衫，汗津津下。这真是天堂地狱的分别。新贵“革命”有功，应上天堂；人民革命有罪，应长久蹲伏地狱。所谓改善人民生活，只为改善新贵的中上级干部，人民两字只是被有意错用的幌子。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一次我坐三轮车和车夫闲聊，当我们路过新扩建的北京饭店时，我故意说了句：“这楼造的很漂亮。”他顺便回答我一句带有讽刺的话：“好啊！多盖一些大楼等到共产主义时，我们好去住！”这话表面看来是没毛病的，而内里的含义，却是意味深长的。又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看他们修理房顶，休息时间我和工人闲谈，问他们工作情况。一扯到他为某要人修筑楼房的情形，他形容那楼造得如何讲究，内里设备如何周到精致等等，于大夸工程之余，最后他叹一口气：“这得多少钱啊！”他拂拂自己身上的尘垢，有些失望之色。其次，我们再谈谈新贵的“食”。本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吃食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过去在旧时代，只若是小康之家，你若肯出钱就可买到猪牛肉和鸡鱼之类。但在共产党来了之后，食物成了问题。米是在统购统销之下受了管制，农民只能有收获量中的一部，说来都是不够吃的，于是补充的是野菜，杂粮等等。城市的人是被规定数量，配给足者只能果腹，多数人是吃不饱的。食的油，在乡村每人每月配给二三两，在城市每人每月六两到八两不等。猪肉是经常买不到的，有的城市限制每人每次买两角钱的或五角钱的肉，多数人是买不到的。谈新贵食的问题，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外边人只知道中共的上中下三级干部是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列。小灶为高级首长专享，中灶为中级干部的伙食，大灶是为一般干部用的。这已粗略说出上中下的区别。但是等你进到幕后一看，上中级“首长”不但有富丽辉煌的“公馆”，还享受着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至少我看见过的部长级的人们，全系如此。每家都有很有名的厨师，过去侍候王公和军政大员的厨师都侍奉这个新主人。在要人公馆，我吃过溥仪“宣统皇帝”的御厨师，所作的中菜西菜。此外，各大饭馆的名厨师，也都调来各“公馆”侍奉。我每在各“首长”家食饭，他们必津津地夸耀他们的厨师过去侍奉过哪位名人，或是由某大饭馆调来。从这大批厨师的征调到“公馆”，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吃的不是白米咸菜，而是鸡鸭鹅鱼，山珍海味了。那么在中国不是限制买肉和食油吗？这对权贵是例外，他们有特许的购肉购油券，市场开市，先有卡车或吉普车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们取用，剩下轮到人民头上的些残皮碎骨。“首长”们在家中吃喝还不算，最热闹的几乎成年大摆宴席，一摆就是百桌以上。北京饭店、和平宾馆、新侨饭店、怀仁堂……是这些宴会的中心点。你几乎每天可以看到晚饭的时候，北京饭店门前摆上六七百辆汽车。不到过北京的人难以想象，到过北京的人就司空见惯。原因是在北京会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每次千人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年开会一次，人数也在千人以上。各民主党派包括共产党每年开中央委员会一次或大会一次，人数皆在数百人到一千人。中央三十几个部每部每年至少有一次专业会议。此外就是大批招待各国的访问团、观光团、文艺工作团、贸易代表团等等。所以北京不只共党的首都，还是大吃大喝享乐的所在地。我们不少朋友——红色政权的新贵——为了吃宴席，闹了胃病。过去民间有个传说：“李闯王到北京，正赶过新年，大摆宴席，他看见热闹很开心，于是下令天天过年，一连过了十八天的年。本来命中注定他的命运有十八年的天下，因为连着过了十八个年折损了他的福运，所以过了十八天被吴三桂引进清兵把他赶出北京，失掉了天下。”这故事未必属实，但这是民间对权贵享乐的一种反抗表现。共产党在北京，天天大摆宴席，天天过年，在老百姓眼里，这就是“折福”，这就是以人民的财富铺张浪费，也就是人民无声的抗议。其次，再说到“行”，这是交通工具问题。中国人民在乡间多是步行或骑驴马，乘自行车……，在城市乘三轮车，骑自行车，在大城市有电车和公共汽车，只有新贵才许乘汽车，而且高级首长特乘专车。共产党在分配车辆时特别着眼阶级，官大的，地位重要的坐头等好车，次要者次之。就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级的人物乘坐从苏联买来的吉士，部长级的坐苏联的吉摩，部长以下乘坐美国的汽车，或是苏联产品胜利牌，再次就是机关公用车，那是一些杂牌旧车。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新贵们除了争夺好楼房外，就是争夺汽车，国民党时代留下的汽车都被分光了，但是新贵太多，汽车日感不足，于是从苏联、波兰、捷克，订购大批的新车，北京已成了汽车的都市。不过汽车聚集的地方是党的机关，要人公馆和招待所。人民是无份乘坐汽车的；纵然近二三年来北京有公营出租的旧破汽车，多是为了补救机关的车辆不足，人民是不易租到的；而且人民已成习惯，谁敢凭空乘坐汽车增加自己的困难和被监视。所以在各大城市有个显明标记，坐汽车的必是要人或中上级干部。你若想分别阶级，汽车是最好的标准。党政机关的门岗是很严的，假如你是平常人，甚至干部，如没坐汽车而到这机关办事，必致被盘问个底朝上，方才允你进去。假如你是坐汽车的，门岗不加盘问一挥手便放你进去。但这也有例外，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地方，府右街的国务院周恩来所住的地方，虽有汽车还要看入门证的。新贵们的汽车本来说是为“首长”代步办公而用，但是太太看戏坐汽车，少爷小姐上学坐汽车，每天晚上戏院影院门前是摆了汽车的长蛇阵。在炎热的夏天，人民在街道上步行，权贵的汽车飞过，尘土蔽天。在寒冷的冬天，汽车飞过，留给人民面上的，是冷风夹着灰尘。真是使人有：“可怜天下父母心，生兄当为共产党”之感。现在用几行字谈谈共产党的“衣”的问题。当共产党穿着褴褛的衣服进了城时，城市的人都钦佩说：“看人家共产党人多俭朴！”于是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学共产党的朴素。不到一年满街都制服化了，不问男女都穿着大同小异黑蓝色的制服。而且当党进占北京之初，积极分子在街上看见有个女人穿着毛想外的狐皮外套，他就向前干涉，故意污蔑说：“站住！真奇怪，狐狸才穿毛向外的皮袄；你是人，怎么变成狐狸？如果你是狐狸，就用四蹄走罢！”共产党人当时看到城市资产阶级这种打扮，真是有点生气。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是由乡下来的仇恨资产阶级那种吃穿的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热烈学共产党的朴素时，共产党首脑人物，一进城就换了新装，西洋毛料的制服，冬天是狐皮，貂皮外套，海龙皮领，水獭皮帽。于是共产党由上级到中级实行这样的打扮，如果你未到过北京，你总可在画报上看过这群相貌。（但狡猾的共产党人有时也扮俭朴相，登在报上，给人民看，表示自己俭朴，毛、刘、朱、周四人最近一张合像，穿着布制服，登在报上就是这个用意。）老爷如此打扮，太太也不能落后，于是也照样地穿呢料、穿皮袄，小姐、少爷也都摩登式地打扮起来。于是在旧货拍卖行里，左翻右看的主顾，多是共产党人；在百货公司买穿买戴的多是共产党首长，出入大饭馆衣帽整齐的多是共产党人。在共产党人穿戴上中国最好的东西时，他们发出号召“要美化中国”，不反对人民穿好衣裳。尤其是在五一节，和十月一日国庆节大游行，事先动员人民，尤其是学生，要穿过新年的衣裳。中国人民在七八年的无情压榨下，已经是穷到入骨，谁还有钱制作新装，学生们回家向父亲索制装费，多数的父母是报之以泪眼。于是大家翻箱倒柜，把十年前的旧东西翻出一些，互相借用，扮演天安门前服装表演游行大会。在观礼台上一看，据我目光所及，五一节因天气已暖，女学生花洋布的服装较多，看来还好，市民的褴褛行列，就很难入眼。到十月一日游行，天气已凉，除了学生于过天安门十分钟时脱去披盖的东西，露出五一时的花色服装外，大队人海是一个蓝黑的队伍，类似向穷困进军。而在天安门上的首长，和在观礼台上的高级干部，和东西洋外宾，倒是衣香鬓影，有一种富贵气象。最后，我们谈谈共产党人的“声色”。本来“食色性也”，娱乐是生活趣味的一种，绝不可少。不过这应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过分就是为社会不许，召来物议。对于女色，共产党人在革命期中是很随便的，有一杯水主义，就是说男女搞了一气就算了，事之轻易有如喝一杯白开水。当初在地下工作，男女一起，为了掩护安全，本是同志就装成夫妇，“喝一杯水”也就算了。同时红区女性不多，尤其是出色的女性更少，她们若不为首长独占，同志们就大家喝一杯水。这也是难怪的事。但到共产党取得政权，表面上摆出严肃的面孔，大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空气，面骨子里花样翻新。可惜红色中国的官报不许报道桃色新闻，假若允许的话，恐怕连党的宣言指示，都会被挤得找不到空地刊登报端的机会。共产党的中上级干部革命多年，从前是青年后生，“革命”成功时，多数已是年近半百，有的到了花甲之年，但是不论是独身汉或是有妇之夫，一朝有权有势富贵荣华，春心就动荡生波，想要饱尝春色，常住温柔乡里。古代王侯将相都是如此的，中国共产党以“打天下”为己任，打下天下不能不享这份艳福。毛泽东作了四次新郎，最后的新娘蓝苹，在“革命”成功后已是徐娘半老，她常以憔悴的面貌出现于众人面前。最近三四年我们已经看不见她这副忧愁的面貌。据暗地传说这位在延安时期“主席”的爱宠已经放进冷宫以泪水洗面了。当她在延安被“主席”看上时，“主席”曾深夜提着灯笼遍访党内各要人说：“不娶蓝苹就不能革命。”而今也许不冷落蓝苹另求新欢，就不能实行专政了。二号头子进北京前，就看上一位助产学校的学生王光美，王光美作了刘少奇入幕之宾，刘少奇的前妻埋头于共产主义革命。朱德司令在军阀时代，本前后有七个姨太太，到了北京，普遍传说他娶了梅花大鼓名演员花筱宝。自从这个传说一出，在过去她献技的西单商场再也看不见她的芳踪。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恋上了电影明星张瑞芳，若不是他老婆张小梅有力量，以及三反运动的帮助，徐冰和这位电影明显一定是双飞双宿的鸳鸯了……本来共产党作事什么都是秘密的，男女关系更是秘中之秘，但是高岗死后，党中央指责他，在东北一时期中，曾奸污过一百五十名以上的妇女，而且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王部长，是他这行把戏的引线人，为此王部长在高岗死后，还作了检讨。有这一个例子，使我们想到住温柔乡里的党政要人生活是够腐化的了。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说说中下级情况。北京有个文工团，党的领导人奸污了二十九个女演员。某地一个监狱长奸污了六十九个女犯。广西省一个高级首长雇佣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女秘书，硬要和她恋爱。她有次躲避回家，这位首长派遣警卫员拿着手枪逼着这位女秘书回机关同首长睡觉。乡下的领导干部专门玩弄霸占地主的妻子女儿。共产党在玩弄女人时，则不划分“敌我界线”了。在红色中国年青的女人进机关当干部，有一个严重的顾虑，尤其是大学校女学生，此种顾虑更多。那就是青年女人一进机关当干部，假如被机关首长看上了，如果你想爱他或嫁他，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不爱他或不想嫁他，那就发生不少的麻烦。结果是你必须满足首长的欲望，由他包占。如果你反抗不从，打击你的不必求法院，共产党的机关有很多于你不利的大帽子给你戴，直至你屈服。如果你想辞职或转机关工作，首长一批“不准”，你就插翅难飞。我听到过很多干部谈论这些事，我也听见过年青女人尤其是女学生谈论这种顾虑。所以在大学读书的女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找到对象，因为如没对象，毕业后一经分派工作，就会碰到这种困难。这样一种霸占的情况，大家一谈就有点变色的。就是女学生在校读书，共产党的色狼也常追到学校里。天津前任市长黄敬每到周末晚间派市长专车到津沽大学去接女学生，名义为伴舞。北京大学的女宿舍门前也常有首长的专车来接舞伴。而这些学生都是有点修养的资产阶级女儿。我在当时目睹这种情况，曾藉题吟歌古代，实际是讽刺今朝，写了一首四句诗：题目为《嘲王孙》；其词为：“龙子龙孙贵且尊，自诩高贵超凡群；为何欲饱色情狂，便向民间索钗裙。”中国历代皇帝一登宝座，便要选天下美女充斥后宫，明朝还要豹房专为此事而设。皇帝都自谓为真龙天子，其子其孙就是龙子龙孙与凡人不同。共产党也常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高贵品质，有类于古时的龙子龙孙，与资产阶级不同，且与资产阶级为敌，势必划成界线。惟独在追求女人时，共产党人不分阶级了，而且愿意拥抱妩媚多娇的资产阶级的女儿。共产党人选择女人的方法，不采取古帝王选美的彰明较著的办法，而是透过娱乐晚会、跳舞会，这是人才聚集之所，可以随便的挑，随便的选。这种跳舞会不似西洋作风，每一群人自己成一帮，一小群熟人在自己圈子内玩。共产党的跳舞会是群众大会，大家混在一起，不分帮，不分群，熟人伴舞，生人也伴舞，女人就是大家的舞伴。自然在这种场合，首长又占了光。有的女人以与首长跳舞为荣，首长接近女人的机会就多；有的女人稍有自尊，但首长移樽就教，也不能拒绝，这样首长又占了光。一切机会都留给首长。我亲眼看见高岗在每次舞会，都是最后走的人，他污辱了一百五十个女人不是无因的。在红色的中国最近几年来，民间的娱乐只有看电影、听戏、听大鼓，没有了舞场，没有了跳舞之所。可是各机关无论大小，每星期六或节日都有晚会，有时是演剧，多数是跳舞。中南海的怀仁堂和赵登禹路的政协礼堂，除了白天开正式会，晚间似专为晚会而设的。一有晚会，要人的汽车如流水一般蜂拥而至，动以千辆计。而晚会节目是首长指点的。值得一提的，在1956年春政协开会期间，会后不知为什么毛泽东顺口提到了周信芳（麒麟童）的名字。陈毅副总理当时在场，他猜测一定是“主席”想看周信芳的戏，当时打电话到上海把周信芳的全班人马用专车急速送到北京。结果第三天我们在怀仁堂看到了不远千里而来的周信芳剧团的演出。××××共产党机关活跃的是周末晚会，当人民无处寻求快乐的场所时，共产党各机关晚会却热火朝天。而各机关最精彩的晚会，不是一般的各机关，甚至不是北京饭店、政协礼堂、国际俱乐部等地的晚会，而是中央党首长要人的中南海紫光阁的跳舞晚会。这里的音乐是一级的，设备是华丽的，服侍是周到的，女人是特邀漂亮的，饮食是丰富的，气氛是温柔醉人的，参与的人是中央高级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各高级党政军首长，这一群统治中国的人物。我为描述这群人的欢乐图，也藉讽刺古代而于1954年2月13日写了一首诗，题曰：汉宫行乐歌，今抄在这里作为本章的尾声：汉宫行乐歌昭阳宫里暖香熏，娇滴妩媚多丽人；王侯步步踏春色，将军殷殷拜榴裙。娇莺歌啼羽衣舞，粉蝶翩翩动芳尘；乐声震天天欲坠，春情撩人人愈频。艳舞春风花红日，万里江山困饥民。（注二）注二：当时水灾区灾民甚多。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二章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二章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一、统一战线——高级的骗术二、民主党派——被骗和用以骗人的工具一.统一战线——高级的骗术（一）中国共产党的三件法宝中国共产党之夺得政权，外在原因虽得利于它的敌人的错误和弱点，以及苏联的不断指示和支持；但它本身也另有一套，不容忽视。首先，它的政治目标——共产主义，是坚定不移的，虽然这个目标常为野心家服务。有了这个目标便可以影响不满意现状的人们，便可以吸引追求“乌托邦”的人们。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他们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问题，解决困难。比较来说，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处理是比较冷静些，客观些，很少感情用事去作盲目的武断。这是他们的思想武器。反之，他们的敌人，常是大而无当，处置问题，常是以主观愿望代替了客观事实；而且是凭空武断，不虚心，没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共产党人掌握这个冷冰冰的呆板的思想方法，可以知己知彼；自己的错处发现后，急求改正，发现敌人弱点，就积极去攻；遇有可乘之机，就充分利用。于是政治和军事攻势发源于此。宣传、分化、利用，三个不同的技巧，分头进行。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又破坏了敌人的力量和威信。其次，共产党的组织力很强。这是说他们自己的组织是严密的，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党是不断清洗和整顿的。党的领导必须定于一尊。争这一尊时，虽也是大杀大砍，但是一尊既定之后，最高领导权就不容任何人挑战，而且他和围绕在他周围的高级人士是高出于铁的纪律之上。铁的纪律是专为束缚普通党员的，这样一个组织真似铁的组织一样。但是这铁的组织的危机，在内部常达到了高峰，那就是争领导权的时候；你杀我，我杀你，最后胜利者登上宝座。陈独秀、李立三、陈绍禹都是这样被打下擂台，他们的头颅虽得保存，而替死鬼的中下级干部死于此斗争中者，就不可胜数了。共产党组织力之强，不只限于对内，他们对外的活动能力，亦是值得注意的。为了发展组织或瓦解敌人，他们的活动是无孔不入的；在潜入其他组织、人民团体、生产单位、以及国民政府的机关等等，他们是伪装各形各式的人物，进行活动。最可耻的，他们为了掩护活动，在上海曾开设过妓院。组织是严密的，活动的方法手段是多形多样的；而且造谣、分化、离间……是正常的，他们称之为“革命的高等技巧”。这一技巧的高级形式，就是统一战线。毛泽东曾一再地说：“共产党的成功有三宗法宝——马列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和统一战线。”三者缺一不可。用马列主义为斗争武器，武装党员的头脑，用它否决一切古今不适合于他们目标的思想言论；用马列主义思想否定一切以往社会制度，其目的为引诱人民站到自己这边来。共产党明白空讲理论，还不济事；于是曲解马克思思想：想革命就要武力，就得搞军队。他们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原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认为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必要大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产业工人必大大加多，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为突破这个形式，工人阶级必起而革命，走上生产工具为社会所有而非私人私有的阶段。谁想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所看见的社会情况和所预言的发展情况，不适合了共产党的野心家。因为照马克思的分析论断，这种革命应先发生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如英国、美国和德国。只有这类国家才具备了革命的条件。但是七十年后这样的革命发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百年之后，又发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且革命的成功都靠的武装力量。这何能自圆其说？于是有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之说。列宁自命与马克思齐名，毛泽东则仅附骥尾，同样的以武力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他说：“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说来他们不算不聪明，因为古今帝王打天下，都曾以武力为其主要工具。毛泽东抓住了这一点，在1927年带领一部士兵上了井冈山之后，中国革命的斗争则显著的是军事活动。国军对共军作五次的围剿，共军东逃西奔，国共之间的军事对抗的活动，盖有年矣。直到1949年以后，共军的大胜利，才算告一段落。共产党这次成功，表面虽可归功于军事胜利，但是军队是附属于政治的，为政争的工具。军队的得失成败虽颇为重要，战略和战术的优势以及掌握得法与否，这都是成功失败的重要因素。战争的失败者都当承认在这些方面不如敌人。这些事留待军事评论家去推敲检讨。我们是以军事为政治的工具，故看重于政治方面。政治的得失，决定了军事的成败。不然，国民政府指挥下的五百万大兵摧枯拉朽的溃散于共军的破烂的百万大军之前，就很难解释。固然说者会提出战略战术和指挥人员的高明与否，士气盛旺与否……等等因素，是战场上胜负的关键；但是回转过来，这些因素也是决定于政治的。共产党人知道在中国搞共产革命，实是脱离实际。虽然如此，野心家还想在中国搞革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革命须要经济条件成熟，因为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中国的共产党人等待不及经济条件成熟，而来一套政治改造经济条件的理论。经济条件不成熟也得革命来满足野心家的政治欲望。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是依靠资本主义极端发达下的大批产业工人为革命的队伍，中国共产党想要政权已等待不及了，乃以农民为其基本队伍。谁都知道，尤其是毛泽东更知道，中国社会阶层力量的构成是橄榄形态：即两端小，中间大的形态。这是说以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等形式的少数人的大资产阶级站在一端，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极少数人站在另一端；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人的阶层站在中间。这一中间阶层是包括全部农民，无论其为中农、小农和佃农；包括小资产阶级，无论其为小手工业者，中等民族工业家，正当营利商人；还包括广大的自由职业者和先觉觉人的知识分子。从生产方法发展的程序来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正当于欧洲产业革命的初期，由手工业转向工业，由重农而转为重工。这历史任务是资本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其动力是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工业家反对落后基尔特（行会）的束缚，在中国又必须反对官僚资本的独占垄断。这里显明地指出，中国的产业革命的过程，是靠广大的中间层；社会主义革命所赖以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所能表现的，在当时还是微不足道。从历史的进程来讲，是以民族独立为目标而反对半殖民地状态，以民主自由为目标而反对封建统治。这一民族与民主的革命任务，虽然占中国社会阶层的两小端的分子都可或多或少的有份，而担当这一任务的中间力量，不容置辩的当然是中国多数人形成的中间阶层。（注一）注一：见拙著《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3-4页，1947年版。我们若检讨五十年来政治斗争的历史，以现实情况为对证，“以代表一极端的国民党来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并不代表官僚、地主、资本家和买办的一群，而以三民主义为号召行动的今日的国民党，其所作所为却完全代表这群人的利益，而和中国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完全相反。”“以代表另一极端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它的革命理论是以实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为其归宿，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多数人的中间阶层是它想铲除和消灭的对象；轻松些说：也是它斗争和争取的对象。不过，按之他们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以资本主义大发达，财富及生产工具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里，而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形成坚固的堡垒为先决条件。这是共产党斗争的目标和所赖以成功的社会基础。很显然的，今日中国的社会是被它所想消灭的人们占满了，它自己本身的社会基础仍是微乎其微，甚至不足与道。但它为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能不有所作为。在理论上，它知道今日中国的历史任务不是它能担当的，而自己也不能‘飞跃’，于是便同意今日中国多数人的路线，而又想假道利用过渡到其目标。但吾人必须记取，共产党最终目的还是摧毁这条路线，也可以说用过河拆桥的办法。同之，在行动上，它懂得中国这个落后的国家，不能容忍其等待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形成阵容，再行发动革命，于是乃提前行动，转移其中心到非其正当对象的农民，而又以武装力量为其保障。恰巧，落后的中国又最适于发展武装力量。从这里，我们知道代表另一极端的中国共产党，今日它并没有其份内的社会基础，同之，其理论距离事实尚远，并不适于今日中国的需要。但是它今日既有组织（和野心），便不能不活动，而其号召所执行的又可以说完全是别人的路线——这条路线正是中间阶层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注二）注二：以上两段，同见上述（注一的）拙著，4-5页。共产党于1949年前，东拉西扯的，说这是共产党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说：“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变质’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了。”说来真也奇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于共产党人之手，天下岂有此理？而于其得到政权之后，隔日之间宣布这段革命已经结束，而目标是迈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自造其说者，真可谓尽任意胡诌的能事了。共产党于组织之初，首先祭起一件法宝——马列主义；这个法宝在落后的中国的天空飘来飘去，毫不着实际。于是，又祭起一件法宝——武装力量；这个法宝倒是古今中国野心家熟习的东西，帝王由它创成一统江山，流寇用它走南闯北，吃喝不尽，尤其民国以来的南北军阀用它割地自肥，每个人都是小皇帝，每个地区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共产党的野心家有鉴于此，何不捷足先登呢？但是打着一个马列主义的旗帜，在中国社会不易生长，不易生根，人民畏之如虎，不知是什么东西。单搞军阀似的军队，不成个样子，显不出与其他军阀有何不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又不易与邻近的武装力量相容相处，有被吃掉的可能。自己既无社会基础和成功的条件，于是乃不得不乞灵于欺骗，于是共产党祭起了最后的法宝——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共产党的高级骗人技术。未受其害者不知其妙，受其害者有哑子吃黄连之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欺骗，他们称之为“阳谋”；大有诱计在此，愿者上钩之意。原来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取得一个他们认为的绝好经验，也可称之为一个规律。就组织来说，争取党员并不是严格的，入党之后，教你一套党的目标和党的纪律，看来像有其事，一般泛泛者流有饭吃有事做就跟着走下去了。但有些稍明事理的人，以共产党所讲的和其行为一相对证，发现文不对题，言行不一，他们又脱离了组织，共产党称之为罪大恶极的叛徒。虽说如此，共产党并不灰心，还是照样的活动，照样争取人们入党。因为少数人明白了真相走出了共产党，但是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它有六万万人，从这些尚未明白共产党真相的人们当中活动，大有可为，大可争取。简言之，你受骗了，明白了，不干共产党所教给的这些勾当了，但是还有大批未曾受过共产党玩弄欺骗的人；共产党还可继续欺骗别人，反正在中国被骗的后备队伍是雄厚的。就统一战线——共产党这套法宝来说，在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所取得的经验和规律，正与党组织对党员的进退所采的态度一样。不过在统一战线方面活动范围扩大，而灵活性又高，所欺骗的对象形形色色而已。中国共产党以唯物辩证理论而特别精通一件事：那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功利主义的“惟利是图”。他们用以骗人的统一战线，也是根据这一原则。这都要看它当时所处的环境如何，如何作法于它有利。说来这本是精通世故的权谋家的一套本领，不过共党常常求教于这个办法而已。（二）统一战线运用的三阶段熟习中共历史或记忆近四十年中国历史的人，都能道出中共如何乞灵于统一战线。在它这套法宝实施用时，欺骗了多少人，而又解救了它的危难。简略来讲，共产党之赖统一战线起家，以至全盛，可分三个阶段。1、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靠人起家的阶段这一阶段是指出共党组织之初，本身并没有力量，乃借着国共“联合阵线”培植自己的力量，加入国民党。在1922年8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它的宣言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争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求自存加入了国民党，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不作国民党的附属品。因之，虽口口声声说：“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起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注三）注三：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申明书。但是颠覆活动不断的进行，于是在国民党内造成“左派”、“右派”、“中派”等名词，尽其挑拨离间的能事。挑拨离间发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未如愿。国民党北伐后，国共的关系分裂的现象逐渐显露；共产党彷徨歧途，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莫斯科于斯大林击败托洛茨基之后，于1927年3月斯大林主张联合蒋介石右派。他说：“拉狄克（Radek）给我们带回了过激的革命口号，‘摆脱国民党右派’，‘打倒右派’……假若再多一些这种的革命口号，那么，中国革命就完了。……既然我们现今占有多数，而且右派还在服从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将右派驱除？农民所需的耕马，不管它是多老，只要能用一天，他决不会把它赶走。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等到一天右派对我们毫无用处的时候，自然我们要把它赶跑。可是我们眼前是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之中有很有能力的人才，他们能够统领军队，能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蒋介石或许对革命不同情，但是他却在统领着军队，专心一致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此外，有些右派分子是和张作霖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他们很懂得怎样打击他们部下的士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他们诱导参加革命阵营。再者，他们之中又有和富商们有密切关系的，又可从他们的私囊挖出经费来。故此我们对右派应加以无穷利用，正如榨取柠檬汁一样，直到榨干取尽为止，再把它丢弃。”（注四）注四：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83页。斯大林想利用的老马——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真的走上清共的政策。于上海“四二二”事件后，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路线已有新的转变，在那里已开始形成由千百万民众和农民所组成的统一战线而奔向农民革命，这定加强扩大革命战争的力量而从事对帝国主义，对豪门，对大地主，对军阀，以及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分子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不能放弃统一战线，这回所统的不是国民党右派，而转方向于国民党左派。在回答他的政敌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中国共产党脱离中国国民党左派而自组苏维埃时，斯大林说：“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左派）是什么意思？……这不过是要放弃地盘，陷国民党的盟友于窘境，而让革命的敌人额首称庆罢了。这不过是要削弱共产党，阴谋颠覆革命的（左派）国民党！而把国民党的旗帜，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旗帜，双手奉上给国民党右派。这正是目下帝国主义分子，军阀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分子所求之不得的事。照此推论下去，我们必须陷入敌人的魔掌中了……”（注五）注五：同上书，86页。中国共产党是受莫斯科指示而照着行事的。在这时的魔术——统一战线，初期渗透入国民党，分裂之后，想找大树来遮荫，所以靠右了一下。谁知蒋介石“反动透顶”，看透了他们的阴谋，大举清共，杀个鸡飞狗跳。于是共产党又送秋波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这一班人所主持的武汉政府，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其目的也想藉他们的势力先求生存，次则将这些资产阶级左翼驱除，取而代之，走向“无产阶级的工农专政”。武汉政府这些国民党左派探悉共产党的阴谋，同时对于军事和农民运动被此之间也有不同的争辩。斗争由争辩而分家。共产党走左翼的统一战线又挨了一个耳光。于是各奔他乡，有的投诚国民党，有的转入地下，有的背着马列主义上了山。统一战线——高级骗术，由国共合作的灵验到武汉分家时的不灵验，这一方面说明，“纸包不住火”，欺骗的戏法终究会被人揭穿的；另方面说明，共党成立不久，还不够阴谋老练，还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故玩弄的把戏常露马脚。这次魔术不灵，给它带来十年恶运，使共产党人在江西一带受五次围剿，弃甲曳兵，路经草原雪山，逃向北方，名之曰“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靠人起家而想成事的统一战线的魔术初试的遭遇，骗了人，害了自己。但是“失败是胜利之母”，共产党人对此颇具信心，遇有机会，还会祭起这件法宝，反正人是健忘的，即使是与他交手过的敌人。2、抗日统一战线——休养发展力量的阶段机会来了！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在东北发动侵略，这时全国民情沸腾，趋向于全体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在1934年七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主张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残部移转于川黔之间，听到这个消息，乃接莫斯科的指示，在8月1日在毛儿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共产党要藉这个护符起死回生。但是蒋介石能力虽然平常，办法也并不多，有些措施间接帮助了共产党，可是他是坚决反共的，这一点当不容忽视。所以在共产党弃甲曳兵西窜北上之时，他还是派兵紧紧追击，但惜所用的队伍，多系杂牌，很不济事。其中一个主要矛盾就是蒋介石想借剿共的机会一石两鸟，一并削弱地方军人的势力。而身为地方军人者，不能不为自己盘算，不能在剿共中消灭自己。所以共军窜抵川黔之际，都没有走绝路，随时都找到生路，这个方便之门大家是心照不宣的。终至使毛泽东带领不够三万的残兵北逃陕北，依附于刘志丹、高岗所割据的一块小天地。这时虽可住脚小息，而人困马乏，精神颓丧的，情形是不言而喻了。蒋介石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仍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这一点是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相抵触的。任便他说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民是目睹国土沦丧，全心想对日作战，而不愿把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消耗于内战之中。蒋介石看不到这个潮流，反而镇压抗日的活动，抗日的言论被禁止，抗日的活动为非法，而且事实昭彰，东北是在他的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给日本的，华北的权益，尤其是冀东特殊化，是经由他的部下何应钦签订的《何梅协定》而让与日人的。但是蒋的对日退让，并不能满足日本军阀想吞并中国的野心，于是不断地侵略事件接踵而至。1936年日本又在绥远滋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可抑止。而蒋介石在这种严重气氛中，未能因势善导，反而在这年冬季预备对共产党作最后的围剿，自己亲到西安坐镇。就在这种气氛中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主持这次兵谏的人是东北统帅张学良将军，与其同谋者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的背景与动机，是很显明的。张学良将军率的东北军是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失去东北家乡，从九·一八之日就为蒋介石服务，由华北转兵华中，最后又调到西北担任剿共的任务。他们目见国土沦亡，白山黑水可爱的故乡不知何日才能回去，而经年累月为蒋介石的安内的政策拼命，何年攘外，尚不可知。所以全体官兵忍耐力已到忍无可忍的境地。同时，他们在想剿共任务可能又正是蒋介石想消灭他们的手法之一。杨虎城所率领的西北军虽没有如东北军丧失家乡之痛，但是目睹国亡无日，兼以有被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苦，他们同情东北军，故行动上趋于一致。于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等八项主张。这些主张都是当时人民的要求，也是对国家事务的解决办法。这一场戏剧性的西安事变，张杨的主张经蒋介石的同意，张学良将军乃于圣诞节日亲身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表示自己一片赤衷是为了国家民族，丝毫不参杂个人权益和恩怨。谁知张氏到了南京，一去不返。虽经军法审判定罪，旋经蒋介石请求，已蒙国民政府大赦，而蒋介石私自囚禁张氏已逾二十年之久。西安事变主要背景和动机，简言之，就是一群流亡的军民要求抗日，想抗日就必须停止内战。这一点虽是符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实际这一要求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共产党不过想透过此路线达成其阴谋的目的而已。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和停止内战，曾于西安事变之前，在西北前线与周恩来会谈过，张仍主张拥蒋抗日，周氏为其说服。故于西安事变后，反蒋者多欲杀蒋以谢国人，而张氏乃一本初衷，保护蒋氏安全，仍主张拥蒋抗日。恰巧这时莫斯科也指示中共为了保全势力，避免内战，不要伤害蒋介石。两者乃不谋而合，只是后者另有隐私的目的而已。抗日统一战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共产党利用时机把它喊出，而透过这条路线，保全了自己，并且为自己作了休养发展的契机。上文已经说过，共军于“长征”抵达陕北之后，人数不足三万，而人倦马乏，已入釜底游魂，如果蒋介石以三五十万之众一举而歼灭之，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但是蒋氏不察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已不容再有此一举，于是乃有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国是为重的张学良，一心想抗日，对共党，正如其他一些好心肠的人一样，不甚了解，以为一经停止内战，同是中国人走上抗日的大道，抗日之后，大家可以和平相处的。因之，发动西安事变。结果，中国走上抗日的道路。同时西安事变保存了共产党的势力，而且透过此转机，于次年三月国共谈判，改编红军为第八路军，共产党为合法组织，这样给它一个日后长成的机会。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的军力想要保存是很难想象的；同之，如抗战中没有第八路军这个番号，共军发展不会这样迅速的。但是，虽说如此，我们也得承认，纵然因无西安事变，共军被消灭了，没有了第八路军的番号，共军自然遭遇不少困难；可是，在腐败的政府统治之下，抗战八年，共党还可在混乱的局势下生长力量；所不同者，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伪装下，共产党得与各方联系，尤其在西安事变之后，它以公开的地位，合法的军队，与各方接触，而接触的结果是不愉快的。因为共产党已决定抗日统一战线就是自己的护身符，为自己争取休养时间和扩充力量的机会。故抗日战线的程序一展开，全国军民热情地走上战场，共产党便阳似抗战，而阴是混水摸鱼。开始时，共军不与国民党的正牌军搞摩擦，而专吃杂牌的地方军队。在华北吃过共军之亏的，有宋哲元的部队，韩复渠的部队，石友山的部队，阎锡山的部队，北上抗日的李宗仁部队；最后连西安事变他们的救星东北军，也被他们吃掉一部，拉垮一部。在北方，共党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名词印到地方军人的脑里，就是不详的代名词。在它的背后是瓦解这些军队，吃掉这些军队。而共党于吃饱之余，躲在山上“抗日”，渐渐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个沉痛的事实，活在今日的抗日将领，都能为你说上三天三夜。我是不满意共党这样作法的，举两个例说明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心情。第一个例，1939年东北一个义勇军首领赵侗被杀。赵侗曾在七·七事变后领着一群抗日战士，其中不少人是我主持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附近打游击，后来扩展到几千队伍。共产党看中了这个队伍，渗透进去一些人，拉拢一些人，最终把赵侗驱出部队，而代之以党员高鹏。赵侗于1938年底绕道香港到重庆，又聚集百多个青年知识分子，于次年重新走上抗日的大道。当他北上到华北寿县的时候，被共军深夜包围，一举歼灭干净，死里逃生者仅二三人。这时报纸上载着这段新闻，我在《时代批评》上警告共党勿作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待我与驻香港共党负责人廖承志（现为中共中央委员）谈及这段惨案时，他一口否认没有其事，并说：“赵侗现在华北作生意，生活很好。”当时我想赵侗若是作生意的话，地点一定是阴曹地府。另一个例子，1941年新四军事变之后，国民党大行镇压，不少进步人士，都逃到香港，这时我正在香港；我的一个老朋友于毅夫（共产党员，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他到我家谈话，希望我多作些抗日统战工作。我当时反问一句：“这个统一战线还有什么新内容没？”他未作答。我接着说：“如果还是老一套，你们已经无什么可作了。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你们把人得罪得透心凉了；所有的地方实力派都吃过你们的亏，部队或多或少地被你们吃掉！”接着我举出不少例子，于毅夫张口结舌不能谈下去了。这两个例子，说明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美名下所怀的居心，所干的勾当——无情面地吃掉别人的力量，不能吃掉的即予歼灭。而自己躲在山上，举着抗日的旗帜，壮大势力，坐以待变。在抗日末期，共军力量已较为可观，乃进而与国民党的正牌军摩擦，这时的国民党当然也不肯相让的。于是有新四军事变的一系列的冲突。最近蒋介石以亲身的体验，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揭露共产党抗战初期的姿态，也可以说共产党的行动在抗战初期已为日后作了结果。“二十六年（1937）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1）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共产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2）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注六）注六：蒋介石《苏俄在中国》，86-87页。这就是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党的路线，共产党为贯彻此路线而奋斗了。3、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成功的阶段抗战胜利之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扩大的力量已相当可观，军队由1937年两万人改编，到1945年已号称百万之师；党员由当时四万人之众，一跃于1945年而称党员百万。日本帝国主义真是中国共产党的救星。没有抗日，共产党哪有机会创造这些资本。有了这些资本，就可问鼎中原。但共产党自知力量虽长大，而与国民党对比，还是不够强大，国民党还是它意料中的大敌。对它的战略，必须是又敷衍又打击。在运用统一战线时，就是团结联合不满国民党的人，同时就是孤立国民党。共产党明知在抗日战争中因为它那套瓦解友军，吃掉友军的作法，得罪了大批地方实力派；但是，这不要紧，反正还有未亲受其害的人，统一战线戏法还可以演。例如在抗日胜利前后，共党对地方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等人所进行的拉拢，就是根据这一经验。不过，这回是要夺取政权了，不止要有“友军”，而且还要有“友党”。争取友党，共产党一眼首先盯住了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开始作民盟的工作。（在1944年前，这个组织显著的是包括三党二派，即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乡村派、职教派。我于民盟创党之初即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加入民盟，后来大家不谈组织，我也就不提了。1943年沈钧儒派的救国会才行加入。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盟员以个人为本位，而不以党派为本位了。）夺取政权为当务之急，而主要对象为国民党，于是共党展开了统一战线的高级技巧。在1945年共产党意料国民党是庞然大物不可轻敌，于是一时伸出谈判之手，一时给你一枪，这就是“又团结，又打击”。也就是周恩来口中的“边谈边打”。对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用这套办法：团结、分化、打击、渗透。跟共产党合作的，则团结，如中国民主同盟；可以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则进行分化，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的死跟国民党走的，则孤立打击，如脱离民盟的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而到紧急关头，如1947年以后，共产党要给国民党以致命的打击了，要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了，谁再反对内战，就被认为帮助国民党，为敌人争取喘息时间。我个人当时因继续反内战而遭到共产党人的抨击的。（注七）共产党之所以能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起这种影响，就是它无孔不入的渗透工作，起了作用。注七：见1949年2月香港《华商报》。锣鼓喧天，好戏登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政府，“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统一战线又统了四个阶级，美其名曰这个政权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政府是联合政府。这时被打击的是反动派，不许乱说乱动，被圈出在人民之外了。中国人民在共党的统一战线的圈套下把它捧上舞台，而呻吟叫苦是抬轿子的阶级，被消灭的阶级。统一战线——高级骗人技术，在北京红色政权成立之后的二三年间，还不断地起着作用，还有不少人上了它的钩。对政权的稳定起了不小的作用。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侨胞，还不断受这个骗术的玩弄。从上述统一战线的三个阶段，头一阶段靠人起家，被愚弄的是国民党；第二阶段吃亏的是地方实力派；第三阶段——最后阶段是击溃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势力，俘虏了各民主党派，玩弄了四个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这四个阶级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得看中共的脸色，自掘坟墓埋葬自己。一篇谎言已经揭穿，就此在大陆上告一段落。魔术已经不灵，而另换一副统治的面孔。但骗人的余地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在海外、在国际间、在那里想吃这付毒药的人，一定还有后备队伍。二.民主党派——被骗和用以骗人的工具（一）花言巧语诱惑上钩欲了解共产党的法宝——统一战线的作用，工作方法和真实面貌，应先透彻了解在大陆上的民主党派的遭遇，由被骗到被利用以骗人的过程。共产党在这阶段，高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意思凡是有一点“民主”气味的团体和个人，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就阶级讲，除了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这一阶层的人们外，其他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民主爱国人士（包括华侨）都在统一战线之内，都是“自己的人”，都须要“统”；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大地主，官僚资本家不是自己人，都须要杀头，劳动改造，和管制。不过要“统”的阶级有四个，要“统”的人们又这样多，于是不能不找代表性的人和团体去“统”，透过这个代表性的人和团体再统其所代表的人。什么人和团体和代表性呢？毛泽东盘来盘去一眼盯住了民主党派。这些人们是有阶级性的，是有代表性的，而且都有一套讲究和活动力。不抓住这些人，就不能与国民党平分春色，更不易谈称朝称帝了。在抗战胜利的前后几年中，国共的摩擦时而紧张，时而和缓；国内的民主党派担心这两个集团因争权夺利要误国家大事，不能不想办法组织一个第三种力量，折冲于国共之间，使他们有所顾虑，至少令他们知道，这个砝码，看是非和情况，再作选择，加入哪一边都会对另一边有不可估计的损失。也许用这套办法，使国与共不敢胡作胡为。根据这套想法，于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成立了。这个组织名义上包括三党二派，实际上有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各地方实力派，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当时真称得起民主大同盟了。就以现在大陆上的、台湾的、和海外的小党派的负责人来说，他们多数曾是民盟的分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今日的民主同盟）的出现，给中国政治带来一种新空气，许多不满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们以为自己有了出路，有了可以依靠斗争的组织，中国人民正义的呼声有了代言人。国民党当时对民盟如眼中刺，而中共却起了利用之心。毛泽东为夺取政权铺平道路，先放出中国需要“新民主主义”，继之以中国需要“联合政府”，这两个幌子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他们以为中共需要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且时间相当长，它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以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这套把戏虽明明骗人，但被骗的人都以为是真的。一般人看共产党文件，多看重表面，而忽略其伏笔，看了上段而忽略它的尾巴。民盟的负责人中间，有些就上了这个当。另方面中共既看中了民盟可资利用，于是于1943年乃派遣其外围核心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一群人加入民盟，想于其中起左右作用。从民盟成立之时起，共产党就处处想利用它，不过，它知道民盟这群人有进步性而不一定跟着共产党走，故行动往来颇具一番假虚心；遇有事情，总是向民盟“请教”。就以重庆政协开会期间和会后，事无大小，周恩来都是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来商量。商谈的地点多数不在客厅里，必约民盟的代表在罗隆基和我住的房间里，表示亲密，不拘形式。这时共产党似乎必得抓住民盟，找个同伴，以为进退之据。民盟的当时情况虽被共党患了假相思，民盟的领袖们如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等人并不是想断绝了国民党这条路，这时时与国民党人接触，无如国民党铁了心，硬把民盟向共产党那边推。就如国民党派特务于1945年末袭击民盟在重庆的机关报——《民主报》；1946年在成都派特务侮辱民盟主席张澜先生，1947年底强迫解散民盟总部……这一系列的事，看出国民党的愚蠢，正给共产党以更好的利用之机。国民政府从1947年冬起，逐渐走了下坡路，而疯狂的反动程度并不减少，例如强迫解散民盟总部。因之，大批的民主党派人士被迫逃到香港。民盟的总部在香港恢复了组织，且于次年春还开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接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布成立。在1948年中许多党派负责人都到了香港，如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已先到港），致公党的陈其尤，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茅盾等人；而且每个党派都有一批人聚集在香港。共产党于是有文章可作，邀各党派每星期开个座谈会，交换国是意见，随时争取各党派发表时局宣言、声明，这自然一面指责国民政府，一面支持了中共。今天说来，这些党派固然显得天真幼稚，但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实的对照是很明显的：国民政府迫害这些党派和其组成分子，例如解散民盟总部，逮捕大批民主人士。而且国民政府内部互相倾轧，眼看是大厦将倾。同时，共产党虽不一定受人爱戴，但它还有一副假面孔，称兄道弟，在政治路线方面是民主统一战线，主张的是“新民主主义”，要成立的是“联合政府”，允许人民的是“民主”、“自由”。而且对民主党派极尽其拉拢能事。两方对照，这就很显然了。一方是镇压、迫害；另一方是“同情”、招呼。于是不期然而然的，各民主党派支持中共发出的重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当然谁也知道，这次召开政协的主人不是蒋介石，而是井冈山上的好汉毛泽东了。这时响应中共的号召——欺骗，和日后参与中共政权的党派和个人，一些人是想谋求国是解决；一些人是激于义愤，受不了国民政府的迫害镇压；另一部分人是官僚政客，正好乘机图利；还有一部分人是堕落成性，死心跟共产党走了。那时在香港活动的共产党负责人潘汉年、方方、乔木、连贯等人和他们的同路人，在“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重开新政协”，这一套召开的阴影下，摆出一副假虚心的面孔；好似中国事，大家有份，大家来搞。这样“统一、民主的新中国”就能实现。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请客电报如雪片飞来，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北上共商国是。毛周发给我们八个人的电报是在1948年12月中，约我们于最近期中迅速北上。时间迫促，限于两星期内动身。这八个人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民盟副主席沈钧儒，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还有郭沫若、沈雁冰（茅盾）和我。他们知道我近二年来常批评共产党，不一定能如邀而往，特请章伯钧几次向我说服，至少要去走一趟。我果如他们所料，“以私事待理，未便成行”为词，婉言谢绝，允于日后前往。其他诸人于圣诞节前夕，偷乘苏联货船北上“商谈国是”去了。这些人被运到大陆，转送到哈尔滨，以后又移住沈阳。据后来他们告诉我的，这些“民主人士”是很好的被招待于旅馆中，闲余时间，游山玩水于满洲大地，从未谈及政治。有的人如章伯钧穷极无聊，把他的时间放在逛书摊里。我以后（1949年春）到了北京，和他们开玩笑说：“幸而我未争先受这趟罪”！原来中共首脑们知道这些人有用，至少是可以利用去骗中国人民，因之尽早把他们骗来，先行冷藏冻结起来，随时可以驱使。另方面，他们知道这些人在中国社会有一些号召力和活动力，日久生变，说不定另搞出一套名堂。其中最值得他们注意担心的是：李济深、章伯钧和我几个人正在搞军事活动。所以非把这些人冻结不可。果然，李、章北去之后，留我一人在港，便感空虚无能为力了。关于这类事，以后我们到了北京，于三反运动前后，我们都作了交代检讨。至于我为何终于北去呢？原因是简单的。于1949年3月，我们的民盟总部决定迁往北京，盟内盟外很多朋友都因香港无法站脚，不能不北去，而且许多人已经北上了。我单独地留在香港有些孤寂。这是环境形势促成，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一点，我虽常批评共产党，但我觉得中国局势可能是和平谈判，最后走向联合政府之路。我在北上前写了一篇文章《展望大局》，内容就是这样看法。有了这个观察，便觉得自己奔走国是有年，这个机会就是为人民说话的时机，不应随便放过。我是以此种心情去了北京，参加了中共政权；而八年来一无作为，只学得一点经验，那就是中共的骗局。这大批民主党派人士，首先是到东北，待北京“解放”之后，于1949年春，纷纷到了北京，我是在三月底去到北京的。我们这些人分别住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处，大家都等待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底开幕，它的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和社会上有代表性的人物，总共有662人。民盟总部除有16名正式代表2个候补代表外，在这次会上有民盟盟籍出席的人就有一百多。党派的代表名单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各党派协商的。其他以各种名义，如人民团体，学术界，华侨等等推出的代表也都是以协商为名，实际是由共产党指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订临时性的宪法——《共同纲领》，通过政府组织法，和选出政府。会谈的本身就是最高的立法机关。我亲身参加这个会。论来，以代表身份，应该有所作为。但是在共产党指导下的“民主机构”，我这份代表，成了不能自主的机器，实际上每个代表都同我一样；例外的，只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首脑，才有运用脑筋的必要。《共同纲领》由共产党提出，大家也讨论了，情势所限，在小组讨论时，代表所能建议和修改都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其他内容是不许删动的，即使有人提出一些意见，也是经由共产党人的解释，予以否决。在大会上提出这个纲领，无保留的，无异议的，热烈一致地全场举手通过。在选举政府人名单时，事前也是由共产党拟定，交小组讨论，结果也无保留的，无异议的，在大会上全场投票一致通过。就是在会上代表的发言，也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主持这件事的，不用说又是共产党。这样一手遮天，一手包办的事，共产党说是“新式民主”，主要的特点是“背后协商”，所以特别有其优越性。我所了解的和体会的，这个“民主”的特点，所谓“背后协商”，实是“当面指示”，所谓“优越”，是共产党一手包办，这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注解了。《共同纲领》真是把人民的要求全都列入了；对党派说：“这是联合政府”；对知识分子说：“这里有民主，有自由”；对资产阶级说：“有公私两利的经济”；对农民说：“土地改革，个人分得了土地”；对民族分子说：“民族平等团结”；对爱国分子说：“我给你一个伟大的祖国”。这真是“民主，自由、幸福、繁荣、富强新中国的诞生！”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都是画饼充饥。在这里稍微提上几句，简略的作一个轮廓，以明了实际情况，详细地则留待本书以后叙述。所谓联合政府，虽然，民盟主席张澜，民革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但这是两个空牌位，为共产党作陪衬。其他如民主党派的几位部长，如交通部长章伯钧，司法部长史良，邮电部长朱学范，卫生部长李德全，轻工业部长黄炎培……这些民主党派的人士虽身当要津，但是有职无权，一个十足的傀儡；真的有职有权，决定事务的人是共产党的副部长。所谓联合政府云云，实际就是这样。至于“民主，自由，”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还能谈什么民主，自由！他们盗用这个名词，不过是为骗弄铁幕外的一些门外汉而已。其次是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这是真的，这是共产党想利用农民所放出的饵食，不旋踵的工夫，这些农民分得的土地未等亲热一番，已经农业合作化，而以另一个手段夺回了。再次，公私两利，公私兼顾，是用以欺骗资产阶级的一套，最后于1955年底在天安门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成功，所有的全国工商业，不为国营，至少要公私合营。这些大城市于数天之内统统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一切一切，弄得拥护《共同纲领》的人目瞪口呆；才明白这才是共产党的真面目。新民主主义阶段原来说是很长，现在这么短，联合政府原来是各党各派有份，有地位，现在在共产党的玩弄下，原来是一群傀儡，可怜虫。民主党派在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本来要取消一些，缩编一些，因为大的任务已完成，而且毛泽东已被拥护上了台。最初只想保留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其他的小党取消名义，合并到三个党派里。预计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四个组织取消名义，合并于民盟；致公党合并于民革。那时已经着手，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之取得民盟负责人的地位是那时开始。九三学社正在交涉之中。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有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他这一醒悟，保存了几个小党派。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民主党派有什么用？作些什么呢？这将从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讲。对内，共产党知道，虽然说四个阶级联盟组成统一战线的政权，自己说代表工人阶级，其中有三个阶级是陌生的，这就是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它将如何争取这些阶级分子来支持共产党？这就要有所利用。民主党派在这些方面是有影响力，因之只好利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社会知名人士，为它蒙过这一关。于是遇有大事，除了成立政府由各党派成立的政协通过外，还要各党派联合宣言，如“抗美援朝”，“解放台湾”，都由各党派联合声明，其他方式就是共产党政府决定某项事情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要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拥护。这不只是声势问题，实因在中国这个复杂而又落后的社会，共产党登高一呼，并不能引起群声响应，它必透过在社会里有声望的人和党派，说出同样的话，这些人和党派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和分量，至少使落后观望的群众感到：“张澜、李济深等人不是共产党，他们都这样说，这样号召，一定是不会错的……，”至少使正直的群众把怀疑共产党的作用打了一个折扣。换句话说，共产党心里的话，由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口中说出，就有说服力，揭穿言之，就更能骗人。所以共产党显然先骗了民主党派，还得利用民主党派去骗人民。再有，中国是个六万万人的国家，共产党执政之时号称百万党员，1956年号称一千万党员，这个数目若在小国确实可观；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比数上，真是一小撮人面对浩浩大海。几粒红色的颜料，如何能染变大海，于是不能不利用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在他们熟习的人民群中为共产党散布拥护支持的种子。简言之，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深入工作的地方，由民主党派去工作。因为民主党派不只在这些人群中有号召力，而且民主党派就是这些人的前身，它们懂得这群人的心理、习惯、感情和语言，这样套上共产党的指示目标，传达到这些人群中去，这对共产党来说，就是事半功倍。为了达成这个任务，红色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导下，进行了分工，免得党派间摩擦和费时费力。各党派工作的划分是这样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专负责吸收、影响、教育旧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党员。民主同盟负责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这就是在高等学校，对大学教授和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作。民主建国会负责工商界工作。农工民主党负责技术人员，包括中西医。民主促进会负责中小学教育方面。九三学社负责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工作与民盟相杂，不过影响力小些，社员不多而已。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负责对台号召工作。致公党负责海外华侨工作。1949年以来，各党派内部的分工大致如此，其中虽有调整，那是枝节的部分。共产党利用下的民主党派，不但为对内欺骗人民的工具，对外也为欺骗国际的工具，这是共产党对外斗争的一部分；不只是用来骗“帝国主义”，而且是用来骗“中立主义”，和独立后前殖民地的国家。这样有利于中共的活动，使落后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如何的羡慕这个大国。中共在国际间利用民主党派作骗人的工具，是为达到一个目的：使人相信中国是一个多党的国家，政府是联合政府，这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可以不必怕他们国内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可以合作的，中国不就是好例子吗？中共在这方面的技术是用心良苦的，今举几个显明例子，大家一看就可以明白其用心了。第一、政府人员中摆上一些空位，让给有职无权的民主党派人士，对内对外表示是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绝不是我们从前所了解的应有的内容。这个内容拿到西方更无人能想象得出。说来，令人作呕！第二、对外宣传必有不少民主人士发言，如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黄炎培等等人士，使外边人得一个印象：这些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多年为民主事业斗争的人。但是发言的稿子是共产党人作的，或是经过共产党的批准。第三、国际活动多派民主人士，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必有多人是民主人士，就如和平理事会，和彭真于1956年率领出国的议会式的代表团等等，民主人士占的比例数颇多。但是所可注意的，凡是这样出国的代表团，其中主持行动方向的人是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只是留声机片。第四、资本主义或中立主义国家的代表来到北京，必让他们有机会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见面谈话，谈话内容大纲是由共产党事先就给预备好了的。第五、民主党派的章程上，必印一条“党费由党员交纳或自由捐献”。外国颇注意这一点，以为党由自己收费开支，这个党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外国人问到这一层，我们就说“党费由自己捐献交纳”。实际上所有党派的开支，无论上级和下级，全由国库开支。从1949年到1954年，我是民盟中央委员会下的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可证实这种情况。头两年所有民盟上下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我出名向财政部领取，然后年终向它报销；后二年地方组织经费，由当地组织向财政机关去领，免去了由中央领取再发的多层手续。以上几点就是共产党对外利用民主党派的作用，其想达到的目的是可以想象到的。今天说起来，共产党人厚着脸皮还可支吾其说，但是想骗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是司马昭之心，人人可见的。不过，若不把它指出，许多国家以为这是不足轻重的小事，那就为共产党所想展开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出一条路，于是分化、渗透、颠覆、第五纵队等等工作就有了基础。民主党派自从1949年登上了共产党这只船，成了共产党的俘虏，当了共产党的骗人工具。最初由于联合政府这套迷药，似醒似醉混了两年。但是越混下去愈痛苦，就是利禄熏心的人也觉得末路将至，“吃统一战线饭”的日子愈来愈短，地位愈来愈低，待遇愈来愈冷淡，而自掘的坟墓就需要启用了。这时从各方露出消极的空气。本来共产党早有此打算，而且也是不隐藏的。记得1954年在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开会期间，曾请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作政治讲话，我也被邀列席旁听。陈毅说：“阶级、党派的存在都有时间性的，它们过了时代需要就得取消淘汰。中国的古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合乎唯物辩证法的”。民主党派人士听到此话，虽赞其高明，但内心是灰色的，这时已证明共产党想逐渐地消灭民主党派。可是不能行之过急。于是在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张澜（民盟主席），李济深（民革主席）都改为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国务院的副总理黄炎培（民建主任委员）也取消职位，换到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去。部长们也有的去职（如李书城去掉农业部长职），这已露出转变的端倪。“狡兔死，走狗烹”，汉高祖刘邦这套手法是合乎共产党唯物辩证法的。陈毅口爽为之道出。但是世事多变，1956年有清算斯大林，有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全世界共产党又走向困难，于是中共不能不考虑本身问题。1955年感到知识分子不满意，有“六不”现象；农村中因合作化过急，农民表示消极；党派人士背后议论纷纷，甚至在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提出将近百条不满统战部工作的意见。这还是多事之秋，更何况台湾尚未“解放”，于是毛泽东看到，郊原还有狡兔，走狗还得利用，不能早烹。1956年毛泽东放出八个不着边际的大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不指出范围和内容界线，令你在五里雾中捉摸。当1956年在北京讨论“百家争鸣”时，我就向人提说：“毛常提对联式的口号，令人无从捉摸，这次百家争鸣就是这样，怎样鸣，什么界线，范围如何？我摸不出一个轮廓。”但是讨论的人便纷纷猜测领导意图，有的说唯心唯物论都可以鸣，有人说争鸣也须以马列主义为领导等等。实际上我心里明白，毛泽东惯用这套手法，提出几个字，叫你捉摸，解释多点，或解释少点都可以。然后他看形势再下定义，并采取下一步的措施。这一回，他提出这个口号，正如他自己向高级人员所谈的：“几年来，运动搞的太凶了，人民和干部都喘不过气来，这回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先喘一口气。”“先喘一口气”一定还有下文的。这是毛泽东对付人民的手法。他对付民主党派如何呢？民主党派不也是喘不过气来，有消极的现象吗？他于“百家争鸣”的时候，对党派也放出八个大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对民主党派打一针强心剂。于是刘少奇在中共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也牵强地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到社会主义阶段，也可代表改造后的资产阶级”。这真是新闻了。民主党派从1949年10月1日起已日趋没落，死亡无日，（实际来说，从1949年政协开会后等于死了）。这回“长期共存”，不是“皇恩浩荡”吗？不更可骗人吗？何况，不止“共存”，而且还要“互相监督”，这真是“新民主”了！我早了解共产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有一次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专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我故意说几句讽刺的话；但在表面上，不能指出话里的毛病。我说：“我很惭愧几年来参加革命政权毫无贡献，说起来，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的组织也没对共产党有什么建议贡献。从今后，有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目标和任务，我们个人和组织都应当振奋起来，不负领导的期望。”我记得很清楚，话在嘴边虽如此说，而我心中是沉痛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被共产党玩弄得不成样子，现在还假惺惺地提什么“互相监督”，这不是骂人吗？这不是哄不懂事的小孩子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骗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让他们在绞刑套里喘一口气，然后还是绞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玩弄民主党派，“狡兔”尚在，“走狗”还得养活一时，不能就烹，有时还须利用。（二）横眉竖眼且看颜色一般的印象，每个政党都有阶级性，代表一些社会上的利益，因之，政党都有自己奋斗的目标和纲领。在红色中国的党派，除了共产党外，还有七个小党派；它们在参加北京政权前都有自己的活动对象和奋斗的纲领。其他党派的纲领如何？我未见过，但是我深知民主同盟这个组织，它有奋斗的目标和完整的纲领。对这个纲领，我是参与意见的，而且我愿为它忠实奋斗的。可是这些党派参与北京政权之后，一律地取消了自己的纲领，在党章的第一条先大书：“本党（盟、会、社）是以《共同纲领》为纲领。”接着就是另一条：“本党（盟、会、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这两条就是给民主党派确立了地位。表面上有这几块招牌，对外表示独立，实际上民主党派已经是名存实亡。但是这还不够，还不许各党派的成员有什么“分庭抗礼”，“闹独立性”的思想，如果这样，就是不革命，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在1949年底就开始整“分庭抗礼”思想和“闹独立性”的思想，而且被整的人一直追溯历史到他参加北京政权前的两三年。我们民盟被整的人就不在少数，罗隆基和我这群人就是被整的对象。本来我们的盟是独立的，参加北京政权，也是为“共商国是”，在“联合政府”有盟的一份。这在我们这群人脑中本是正常的想法；也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短于应付环境的能力，由始至终，碰到这类问题就受打击，罪名是“分庭抗礼”，“闹独立性”。因此，多年来脱不掉落后分子的帽子。按之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我们倒清楚得很；一个王朝上台，那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分庭抗礼就是不尊重王朝，有意造反，那个罪名还得了。但是我们愚蠢地认为这是民主时代，革命是大家有份，争持本党的独立，并不算什么过分。谁想到共产党就是王朝，谁能开始就那样落后地想以共产党比作王朝。结果，你不懂得，不明白，就得人家用棒子打，一直打到大家承认共产党王朝是不许“分庭抗礼”的；共产党以外，不许有独立的组织。就我个人的体会，本组织没有了纲领，没有了独立性，没有分庭抗礼的气魄，就一直感到什么都完了；过去奋斗的史实被人盗用了，而且继续被人利用，自己良心惭愧，便觉没有力量，便觉一点智慧，没有发言的勇气了，便一直在争取不发言的自由。但是沉默就是反抗，于是不得不在大小会上背诵书本马列主义经典和《人民日报》的论调。如果，你的言论稍不留意露出一点旁观者的态度，人家就会送给你另一顶帽子：“作客思想”。我个人的体会虽只限于我个人，但我知道很大一批民主党派分子与我有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感慨。只有堕落成性的唯利是图的分子伪装进步奔走于权势之门；看他摇摆那条尾巴样子也是很可怜的。民主党派既发言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共产党派谁来主持其事呢？虽无明文规定，但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是直接负责的，它的机构内专设“民主党派处”，凡是民主党派的事，不论大小，它都过问；如果民主党派开会，主要讨论的题目内容，也请示统战部，会后把议决或声明，须得送统战部看过。选举的人名单先请统战部批准，会中还得很荣幸地请统战部长李维汉亲临致训指示。在地方也请地方统战部长。在会议中每天都有情报员向统战部报告与会的人们思想动态，有时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席旁听，亲自取得第一手材料。平常的事务如布置什么座谈会，怎样工作，也得请示统战部。有时吸收某人入盟入党，也得征求统战部的意见。统战部点头即可，摇头就等于判定那人还有可疑之处。统治民主党派的统战部，上自部长，下至工作人员，对民主党派人士是很有气魄的。开会时，他或他们坐在上座，气势严肃，目临下民。据在日伪时曾受过日本统治的人们告诉我，统战部大老爷的气势和日本侵凌中国时代的指导官，一模一样。从这里就可看出他们那种主人气势凌人的面孔。他们对待“民主人士”颇具高兴了“招之即来”，不高兴了一摇手“挥之即去”的气派。何况，你的生活、地位，甚至命运，都操之在他们的手里。共产党何以有这样的拿手？因为他们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一切的道理。所以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把一切可以令人谋生的路子堵死，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统由国家管制或经营，谁想活着就得伸手求怜于共产党。人们就如同小鸟一样，所有可以获食的地方，统由共产党把持，你想活就得飞向他的身边得几粒小米，不想活“听君自便”。共产党得到一条规律：绝大多数人是想活的；想活着就得听他们摆弄。有一次在1952年二三月间，正是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看徐冰（邢西屏）副部长。这人与我相识甚久，在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主持东北大学时，他在我们的学校有课教。在那时以后，我凡与中共打交道，他常常作通信传达的人，说起关系来还不算坏。那一次谈话，他很严肃，提到张东荪先生，他有些气恼，（这时张东荪已在三反运动的开始，过不了关，正在停职反省；不久就被软禁。）徐冰说：“我们共产党今天可非昔比，我们愿给谁个颜色看，就给谁个颜色看。”话后让我在民盟好好作坦白检讨，挖掘愈深愈全面愈好。这是对我的恐吓，同时要我交代我一生的活动历史。关于交代全部历史，我倒不在乎，因为有目共见，我的二十年奔走活动都是为了民主运动，没作过官，没枉过法，只有一条垂直的路线。后来我在民盟检讨交代历史时，他们说我夸耀过去的清白光荣。中共的统战部副部长脱口而出，共产党今天可以随便给谁颜色看。我听了这话领悟颇深：一个自命为革命无私的政党，竟能纵情任性的随便给人颜色看；在其统治下人民的遭遇，是可以想象得出了。民主党派被玩弄的情况，是可想而见了。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统战部就是民主党派的直接统治者；事无大小，都得向统战部请示。统战部中上级人员，无论在中央或地方，都是气焰万丈，不可近人，正如军阀时代的幸进的小人得势，见了凡人都不睁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统战部的周围包围着一群党内外的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们是民主党派的所谓“积极分子”，他们是统战部的报耳神。我毫无成见地可以良心作证地说：这群人都是邪恶之徒，不正派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取得主人的欢心，赏给一些骨头。统战部的部长和高级干部就得意这些人，闲着说笑打骂，高兴大吃大喝。这些腿子们为证明“热烈拥护”共产党，多是无事生非，所送上的情报又添油添醋，结果民主党派中只有他们是“积极分子”，是可靠分子。主子们于欢心之余，又怒骂“民主人士”了，抓住机会就对这些民主人士狠狠地整。这时统战部所不得不敷衍的，只是民主党派的少数上层。即在上层中它也给分化、分家，列出谁是进步，谁是中间，谁是落后，这就分别给以不同的颜色。民主党派不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直接通过统战部，实际最直接领导的当推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自从这些民主党派在北京挂起招牌之后，共产党派些党员参加各党派工作。有的党派如民盟在好久以前就有共产党员潜入，他们直到北京才公开党员身份，（举例如民盟中委周新民、闵刚侯等人。）这些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成了主宰。大家说话得先看他们的颜色，决事则先听他们的意见，待办的事则先由他们主张。他们三三两两结队成群，在民主党派中是直接的指挥官，透过他们再上呈统战部。这就所谓透过共产党员的领导。如你关于这个问题作表面上、理论上的讨论，共产党是闭口不承认这回事的，而事实如此，他们会有会心的微笑。最后，让我提及举世皆知的大笑话。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在1956年毛泽东目睹国内外情势，放出了十六个大字的号召诺言，对人民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民主党派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把人玩弄得太不成样子了。在1957年春夏之间，共产党还故制陷阱，希望大家“大鸣大放”。“鸣放”虽为对人民而设的陷阱，“鸣放”与“互相监督”有关，因为不鸣不放，如何去作监督工作。于是在鸣放政策下，在互相监督的诺言下，噤若寒蝉的民主党派人士也开了口，按着共产党划定界线说些话。本来这些话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再平常没有了。而且这些说话的人，是摸着共产党的脉搏说的话。结果，倒是中国的老格言有预见：“忠言逆耳”。鸣放方才开始，对政策执行人员的作风，和所犯的可以改正的错误，提供一些良善的意见，共产党内有人跳脚大呼“收兵”，大呼“这些鸣放的人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于是如火烧天搞起反右派的无情斗争。共产党下了讨伐令，“打倒右派”，足足闹了数月之久。本年在共产党说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后，共产党本身进行整风运动，并公开声言希望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提供批评意见。谁知民主党派人士方一开口，提供一点忠言；方一开口试试“监督”的味道，统治者就怒吼了：“你们也敢说话，大胆的奴才！给你们颜色看看！”于是党的整风运动，转而为整右派运动，实际上是整民主党派，而在民主党派中又以民主同盟为其打击重点。在大陆上的报纸，大加讨论的是民主同盟的两个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海外也有不少关于此事的消息。牵涉在内的有不少民主同盟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都是全国的知名人士。共产党为何看中了民盟加以打击，因为民盟的组成员多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校长、院长、专家。多是全国闻名人物。正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对事的感应就灵敏些，所以在鸣放时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不管是如何选择词句，只若是鸣放，对共产党就有点不利。不利的话出诸知名人士之口，一定有些影响，那还了得。因为共产党一贯允许的只是“歌功颂德”，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民主同盟中高级知识分子多，故共产党重点是整民盟。民盟中西洋留学生多，尤其是美国留学生多，故重点的打击美国留学生。我说这话是根据实情，民盟这个组织其成员如此，稍知内幕者都可道出；惟我说此次是特别打击民盟中的美国留学生，是由于我见到被打击人物多是这群人，如曾昭抡、钱伟长、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彭文应、孙大雨、陈仁炳、储安平一串数不尽人物。他们都是美国留学生，都成了祭坛上的羔羊。这回算尝到了苦味，和“互相监督”下共产党这副脸色。其他民主党派中被整的显著人物，还是一贯被整的那些人；如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从三反运动起就不断地挨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陈铭枢，被整也不知多少次了，弄得人啼笑皆非。九三学社的许德珩也是从三反中整起。其余如龙云，黄绍竑等人是被整名单中新进人物。我很有自知之明，假如我在北京，这次也会挨到重点的打击，就连我远在香港，还不断地提到我的名字和过去的活动。在我们人民和我的朋友们受尽苦难的期中，我本着良心写这部书，一则作为我自己的回忆录，一则为世人介绍红色中国真实情况。共产党所设的陷阱，是毛泽东十六个大字。“大鸣大放”、“互相监督”，诱引人说点话，共产党就根据这些话任便注释，然后科以“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等罪名。在炎热的暑天本来生活就不舒服，千千万万的人紧张地开会，被打击的人满头大汗作检讨，“俯首认罪”，或是听人批评裁判，停职反省；有的患精神衰弱，血压高，有的人自杀了，有的判处了死刑。而设陷阱的人——毛泽东——避暑青岛海边，赏不尽的有明月，清风，碧海。在大家苦难的尾期，10月1日他又在天安门上接受万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了！在他们眼前走动的还有强作笑脸，遍体鳞伤的民主党派人士！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民主党派已经被玩弄得不成样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已经被肢解得不成形了。民主人士变成了囚犯。但是，共产党还以为未满足，它对人民想挤出最后一滴血，对靠它吃饭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势必挤出他们可以利用骗人的一切机能和影响。请看1958年3月16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民主党派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及会后的大游行。参加大会和游行的人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央常务委员张治中；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等以下大批民主人士。这些首脑人物多数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游行时蹒跚走路，提着笨重的脚，口里喊着：“决心拥护共产党！”“决心跟共产党走！”“我们决心‘交出心来’！”“把心交给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等等口号。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游行前二日已经给共产党上了“诚心诚意接受共产党领导，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决心书。在大会上还通过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教育公约》；次日《人民日报》还特写社论，题为《自我改造的正确道路》。社论特别赞扬“交出心来”这一点。我看到这段新闻，说不出内心有多少悲哀和厌恶。悲哀的是我这批老朋友悲惨的命运！厌恶的是共产党导演的这幕丑剧。继北京大游行之后，广州市、上海市以及其他大城市，各民主党派下级组织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照北京一样举行开会游行，喊口号和献决心书。最出奇的是上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们，在游行时，把用红纸剪裁的一棵心挂在胸前；以后大队向共党市委会献决心书时，我想共产党人一定接受他们用纸剪裁的赤心。共产党之所以导演这幕令人恶心的丑剧，不外是想藉此粉饰门面，挽回一些已失去的人心，再想骗骗老百姓；同时给外界看看，表示大陆上虽经过反右派打击民主党派，而今民主党派依然存在，经过斗争，民主党派更靠近了共产党，更决心支持共产党。如果在这两方面给人这样一点错觉，共产党不惜厚着脸皮导演这幕丑戏的。我可以正告中国共产党，你们这套骗术不灵了，中国人民已经十分清楚你们的丑恶面貌。就是被你们迫害写决心书的人们，被你们俘虏，不得不说恭维话的人们，他们“交出来的心”是一颗被污辱恼丧至极的死心、凉心。你们搞这套丑戏，正是证明你们失去信心，众叛亲离；你们的辩证法不灵，你们是病入膏肓，来一个回光返照；你们是黔驴技穷，碰昏了头脑。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你们穷途末路，无技可施，分明是“吊死鬼擦胭粉，死不要脸”！××××以上所述是简略地说明民主党派如何被共产党欺骗，上了它这条贼船，共产党又如何利用他们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而民主党派的地位是那样可怜，民主人士所逢的遭遇是那样可耻可怜。我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参加过中国红色政权，而且有八年之久，我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级人员，参与过政务院下的政治法律委员会，制订过统治中国人民的法令。我亲眼看到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亲身体验过民主人士像俘虏一样的遭遇，我是感到疚心而痛苦的。我现写这部书，使我想起1952年10月1日在怀仁堂开会，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偷偷地写了一首诗，记在我的笔记簿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主党派所处的地位和我自己的心情。怀仁堂是满清王朝帝宴居之所，建筑是宫殿式，现在的红柱上的对联和门前的匾额，还有慈禧皇太后的笔迹。到了民国时代，总统府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他们使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等都驻节在此。张作霖的大元帅府也设在这里。中国红色政权的宣布成立就是在怀仁堂里决定；于是北京的发号施令的中枢就是怀仁堂，政治上大轴戏都在这里唱；不但政治戏在此表演，就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京戏晚会以及各国文工团到中国表演也在此地。我这首诗歌咏怀仁堂，由这首诗可看中国政权历史的垂直线，尤其可以看出红色中国的政治面貌，和我们这群民主人士的心情。今把这首诗抄在这里，作为本章的尾声：怀仁堂宇宙一戏台，人在其中戏；英雄与伟人，转眼成土泥。怀仁帝王堂，昔为军阀窥；今作人民场，欢乐工嘻嬉。朝演政治剧，晚间舞长衣；真真亦假假，欢乐与嘘唏。我为观戏人，偶作拉拉队；啼笑两不分，作人真灰退。人生原如斯，何如作老尼；坐听松涛响，强如军乐吹。饥餐赤松子，胜如食官糜；放浪舒心骸，长歌不受羁！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怎样取得政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怎样取得政权一、时代背景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中国一部历史，说明一个朝代的衰落和另一个朝代的兴起，有两个基本条件，代表着两个方向。一方面是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生气勃勃，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希望。如果一个新起的朝代仍不能具备后边这个条件，它还是被另一个新起者代替。一个没落的王朝退下去，紧接着一个王朝走上来，如清朝取明朝而代之，是一种例子。也有一个没落的王朝退下去，经过战乱多年，另一个王朝才上台，如唐朝末期，经过五代残唐，宋朝才统一了中国，这是又一种例子。总结这个历史规律，退下去的王朝，必是自身腐化，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上来的王朝，如果能立稳的话，必是具有朝气，有些改革，使人民能够生活下去，否则，它也将是被驱逐的对象。人类的历史走到二十世纪，这是人民的时代，这是民主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由古老的帝国，经过革命而出现了中华民国，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年代，又出现了共产帝国。在红色帝国不满十年的统治下，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这种情况是令人不能忍受的。这说明按之历史的规律，一定还在变，肯定的必有巨大的变化，而且是向着正确合理的方向变化，向着人民的时代所要求的方向变化，向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变化，向着大众幸福的道路上变化。共产党的极权政权是违背着这个时代的方向，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渴望要求；但是在人民的历史前进中，它插进一脚，而且建立了政权，已将有十年之久。这是个事实。现已证明它虽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人类的毒瘤，但是它是存在的现实，是一个力量。我们得面对现实，而运用我们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将其摧毁。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红色政权，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它也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如一片原野，能生五谷，也能生莠草。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因为人们不善于耕耘，未能善自辨别谷莠，在这个时期生出了大批毒草，以致为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由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而且这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又是有历史性，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我们要追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以至为中国人民之患，其主要原因为中国百年来的落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正适合这种病菌——共产党——的潜伏和发展，它能潜伏在人民群中，利用外在对它所造成的有利条件，而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代的人，尤其是与共产党交往的民主党派，多不了解共产党，以致被它的五花八门的骗术骗过。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政府虽以共产党为敌，但本身腐败，官吏无能，在与共产党斗争的紧要关头，自己在政策上、措施上，弱点毕露。这些弱点变成了共产党取胜的“优点”。当我提到这些原因时，只是公正地叙明这段历史，提供当代一个历史的教训。在我们承认共产党得利于这些原因之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共产党主观的努力。它在骗取群众时有一套宣传技巧；它在发展组织与控制党员时有一套马列主义和党的纪律；它在与广大阶层接触时，有一套高级骗术——统一战线；它在搞军队时另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这些主观的努力与艰苦的斗争是与它取得政权分不开的。这一章主要的是叙明时代的背景如何对它有利；它如何得到苏联的支持，如何利用抗日战争发展力量，它如何利用了当代人民的要求，作为它夺取政权的资本；同时，叙明与它斗争的对方如何的暴露弱点，给它造成有利的机会。至于它如何施展骗术，及其主观努力的方面以致有助于它的取得政权，将散见于本书各章。一.时代背景（一）骄傲的王朝和列强的入侵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它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着很重要的一部。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在国际家庭中，它的版图之大，物产之富，又是可观的。中国人口众多，在世界各国人口的比例中，它的人口竟占第一位。这一个古老的大国在历史上有过光荣的日子，昌盛的日子，它的文化在百年之前还是亚洲文化的正宗，许多亚洲国家民族都受它的文化的渲染。文化的昌明，一方面说明文物制度的优越，另方面说明人的创造和人的优秀。百年前中国是“天朝大国”，是“华夏之邦”，住在它周围的小邦小国和它保持友好关系，每年或每几年向它入贡，表示钦敬。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和被统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一种高大自满的气氛，提起外国就称为“夷狄”，“番邦”；对外国人称为“老番”，“洋鬼子”。提到自己的国家，是“天朝”，自称是“华夏之民”。一个古老的大国已经很骄傲，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民不用分说是有优越感，更不用说自尊心了！中国古圣先贤从生活体验中得出一套哲理，不断提醒人们的注意。那些名言说：“骄者必败”！“满招损，谦受益”！但是谁能经常听信这些话而又能身体力行呢？闭关自守、自给自足、骄傲自大的天朝大国和它的人民，终竟招来骄者必败的证验。在中国统治者欣赏锦绣江山过着奢侈靡乱生活的时候；在其卫国的壮士还拿着大刀长矛和土炮用为作战武器的时候；在其生产保留在中古生产方式的时候；在其教育人民尊孔保王的时候；受了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武装起来的西方炮舰、洋枪、大炮逼到了闭关自守中国天朝的大门。一方是空虚的，落后的骄傲；一方是处心积虑的，坚甲利兵的进侵；结果是会很显明的，那就是近百年中国丧权辱国的耻辱，也就是强国侵略中国的血腥史。这段历史酿育了中国今天的局面。论来一国兴衰在历史上不是稀罕的事；论来，百年时光在人类长久的历史中不过是星光一闪。不过生活在一百年的人民，如遇升平之世，他们是快乐的、幸福的、骄傲而满足的；如遇动乱之世，他们是苦难的、辛酸的、抱怨而反抗的。中国人民在近百年中就是处于苦难辛酸抱怨而反抗的境地。统治者对内失去安定民生之道，对外步步屈辱，人民是受了这双重的苦难。在这期间爆发了无数次的人民起义、造反，革命，显著的如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共产党席卷大陆。我们若寻求根源，这都是一脉相传的。这里包含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不安于现状，有要求，故而起义、革命、反抗。至于乘机而起作为领导的人物和集团，其动机如何？是否能始终追随人民，满足人民的要求，或是窃取人民革命的果实而自肥，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以百年史实为证，人民对于这些次的革命领导者是失望的，只有孙中山先生因未竟其功而逝，我们不能妄加评论。在十九世纪的中叶，满清的王朝已经日过中天，走着下坡路，虽然王朝的统治者还以为自己的前程如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实际上也算不了是什么了不起的战争，清廷对英军未加什么有计划的抵抗，在昏愚帝王与朝臣畏事的情况下，于1842年竟与英国订立中英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商埠，割让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其后列强与中国订约者争先效尤。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之战，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些战争的后果都是中国吃亏，有的割地，如香港割与英国，台湾、澎湖割与日本；有的以租借形式让与外国，除了上海、天津、广州、汉口、汉阳等商埠有外国租借地外，还有以租让形式给与列强的，旅顺大连先租让给帝俄为期25年，日俄战争又归日本独占；胶州租让给德国为期99年；威海卫、深州湾等租给英国；广州湾租给法国，为期99年；在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又经巴黎和会决定转让给日本。这些列强百年来在中国进行的侵略，不但是透过战争形式，要中国割地赔款、租借、划分势力范围圈，而且列强还享有治外法权，有特殊利益，在其租借地和租借地外有开发矿产的特权，中国的主要税收都作为对外借款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操在他们的手里了。此外，中国还为大国面子及被恐惧和敲诈之故，丢掉了大块的土地。这一点如不提及，就漠视了远东近代史的丑闻。在百年史中，中国人民最痛恨和与之斗争最强的，第一是日本，第二是英国。英国是鸦片战争后不断寻求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国家，开了列强欺压中国之先风。日本是甲午战争后每次有事都从中国方面得到权益，如甲午战割据台湾、澎湖等地，日俄战后据有“南满”势力范围，欧战后又继享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欧战中提出臭名远扬的“二十一条件”，以及1931年九·一八后入侵东北，及1937年七·七事变后入侵中国的血腥的事实。不过，现代人是容易忘掉一件大事，那就是俄国侵略中国的痛史。首先，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帝俄向中国进侵已不是近代的事，而在清朝强盛的时期已经开始，不过那时的中国兵力还足以抵阻住北方的鞑子。但是在康熙廿八年（1689年）清朝鼎盛的时候，中国以大国风度拱手让给帝俄大块土地，这是中俄划界《尼布楚条约》的杰作。该条约规定：“一、自黑龙江支流格林必齐河，沿外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领，北属俄国领。”这就是中国把尼布楚至贝加尔湖以东之地区拱手让给了俄国。其次，在俄国的恐吓下，中国丢了大块国土。那是1858年的事，俄国派12000哥萨克兵进驻黑龙江口，清廷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把原定的国界推翻，“将黑龙江北岸完全划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东至东海之地为中俄两国共管。”纵然如此，俄国未为满足，于1860年乃以斡旋英法联军进侵北京之功，认为对俄国要表示感谢，要求将乌苏里江中俄共管的地区，让与俄国。清廷不敢抗拒，乃于1860年（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与俄使增订北京续约十五条，割沿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兴凯湖、白琳河、瑚布图河、珲春河、图门江为界，以东为俄领，以西为中国领。总上两款来看，中国先以大国之风，后以畏惧之心，丢失了广大的领土。《瑷珲条约》是俄国取了《尼布楚条约》所定的我国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广阔富庶的地区；隔年之间，俄国又藉《北京续约》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90万3千方哩的国土，强行夺去。今日苏联的阿穆尔省及东海滨省广大地区和远东重要大港海参威，都曾是我们中国领土。俄国在我国东北进一步侵略的野心，甲午战争又给它带来了机会，日本在这一战，占据了远东半岛，它想吞而不吐，这如何能使以朝鲜、“满洲”为其侵略对象的帝俄，熟视无睹。它乃联合德法出而千涉，硬要日本退出远东半岛。而它于此时诱惑新败于日本的清廷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为军事同盟而修的东方铁路公司（即由俄国边境到长春的铁路）的合同，就是脱胎于此。签订这个密约的俄罗斯王国，于1898年德国因故借口侵占胶州湾时，它以保护中国同盟国派军舰占据了旅顺大连，并要求中国租给它旅顺大连“不冻港和续修铁路”，如不允许，它便以流氓的口气说：“另有办法”。中国政府于新败的余惊，哪敢不唯命是从。俄国于租得旅顺大连之后，于清朝同治八年，俄政府便以远东租界改建为关东省，设立总督管制；接着，在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之乱，中国人民因俄国军民在修路时对东北地方很多暴行、骚扰，自然是对他们感情很坏，乃乘义和团之变，地方军民向俄国驻军进攻。结果，俄国派来了大批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杀死不少中国人民，占据了整个东北。它本想长久驻兵，但因国际舆论的压力，和英日同盟新近成立，乃不得已与中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和交还《关外铁路条约》。条约虽成，而俄国拒不撤兵，并提出中国不能够接受的条款。正在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了。俄国战败之后，在朴茨茅斯日俄签订和约，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帝俄的“南满租界和俄国从中国所获得的一切权利特权、让与及特许一切公共营造物和财产，概行让与日本。”更于1907年以后，三次日俄密约中，彼此划定势力范围，俄国除保留北满权益外，更随而侵入外蒙，日本除占有南满外，更深入内蒙。俄国不仅垂涎中国的东北，夺取那样大的土地，在西北、蒙古，它的进侵也是不遗余力的。仅就新疆来讲，于1871年俄国乘新疆回民作乱，派兵占据了伊犁，不肯撤退，几经交涉，中国无故赔偿俄国占领伊犁的军费九百万卢布，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一部土地，并允俄人在蒙古各盟，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东三省两国交界通商，均不纳税，其面积共有423万平方里。关于俄国侵略蒙古，可谓导演者出自帝俄，而终究完成在斯大林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夕，俄国向清廷提出各项要求，如允许俄国自库伦至俄边有建筑铁路权，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在外蒙殖民等等。根据这个蓝本，俄国怂恿外蒙独立，一切训练军队，财政，采矿及管理公用事业之权，悉数落于俄人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俄国派使密赴库伦与蒙古私自订立了《蒙俄协约》，《通商章程》，《开矿合同》，《筑路条约》等，蒙古成了俄国口中的肥肉。后来虽经北京政府交涉，在《中俄协约》中，中国所争得的只是“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在俄国革命初期，蒙古王公于1919年11月7日曾呈请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还政中央。未几，于1921年3月因俄国白党作乱进攻库伦，在日本指使下又宣布外蒙独立。待红军由恰克图攻入库伦，于1921年11月5日赤俄与蒙古签订《俄蒙修好条约》，彼此互相承认为唯一的合法政府。从此，外蒙吞在俄国人的口里一去不复返了。总结这些简略的叙述，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百年的屈辱痛史，写在纸上寥寥几行，活在这百年中的中国人民是痛心疾首的。这百年历史是由中国人血泪写成的。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堂堂大国竟至沦入这种境地：国，被人欺凌；家，破碎不堪；人，流离失所。屈辱打击了自尊，灾难破碎了幸福，压迫激起了反抗。百年历史不仅是辛酸，也有慷慨激昂轰轰烈烈的故事。（二）民族的觉醒和个人的觉醒历史上每有一个王朝或任何统治者，当其没落之时，外在强敌压迫它愈甚之时，它对内必是极尽剥削压迫能事；反之，新兴的朝代在外敌压迫之时，内部必与人民同力合作，共同奋斗。近百年来，中国的王朝和其统治者，对外步步屈辱，对内与极尽其剥削压迫的能事，满清政府的末年正好为这个事实说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人民是不甘于这样屈服的。当英兵进迫广州之时，人民的队伍，如三元里义民就和洋兵打了硬仗。而清朝政府是对外屈辱，对内压迫，自己已不成为一个健全的统治机构，毫无振作可能，这时人民纷纷起义，最显著者当推金田起义的太平天国。洪秀全等抓到了人民的迫切要求。对外求独立，民族自尊，对内求改善人民生活。一呼百应，他们以少数之众，转眼之间，风靡全国，占有半壁江山。如不因军事错误和内部倾轧，推翻风前残烛的满清政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同时他们以民族自尊心情过切，不肯灵活运用外交，使列强的力量转而帮助了清廷。但是太平天国虽然功败垂成，它总是表达当时人民的意志，为中国历史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至于洪秀全、杨秀清等的个人动机，以及其招致失败的原因，倒是另一回事。那就是说，他们是否为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真心的为民族和人民奋斗，或是只利用当时人民内抗朝廷和外抗强权的情绪，而想做成自己的王朝，只有无私的历史会给以公平判断。太平天国自始至终搞了十四年，终因内在矛盾太多，在曾国藩和列强势力夹击之下垮台了。但是腐朽的王朝，并未取得这一教训，只看见了坚甲利兵不如列强，未看见自己的落后腐化；也未注视人民的迫切要求：如民族自尊，生活的改善和人民的解放。于是忙着派员到外国视察，派留学生学洋事，不惜重资买外国洋枪、洋炮、洋舰。文化上来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务上办兵工厂，……这一切一切还是抗不住列强的欺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丢失国土，丧失权益，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不绝如缕地降到古老中国的头上，任便王朝昏迷腐朽，而中国人民是清醒并且有无比的力量的。中国人民怀着满肚辛酸，反抗的情绪与日俱增，在太平天国死灰未熄之前，终于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给腐朽的王朝敲了丧钟。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并未能去掉压迫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帝王主义、封建主义。人民还是处于不满的境地。外国的侵略和剥削仍旧存在。皇帝倒了，民国以来，倒是产生不少土皇帝，大小不同的军阀。但是人民向前奋斗的努力并未曾中止。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就是顺应了人民的这一奋斗。接着九一·八日本进侵中国，七·七事变后，一场血的斗争，终于1945年使日本走上投降之路。中国人民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租借地没了，治外法权取消了，失去的国土收复了。截止目前为止，尚待清算的就是俄国（包括帝俄赤俄）掠夺中国的领土。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外所受的痛苦，已因第二次大战同盟国的胜利，大部分得到清算，而在我们胜利之时，加在我国头上的污辱，只有苏联。历史犹新，大家都是有目共见的。1945年根据雅尔达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的密约，而由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毛泽东政权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同样的因日本战败，我国应收回的东北领土权益，反被苏联夺去了。苏联在革命初期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所掠的权益，又自食其言地吞了回去。此外，并强夺了外蒙古，而且强迫中国用条约加以保证。百年来中国人民不断斗争的，对外所进行的反抗，对内所进行的革命，综括来说，其目的不外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民主自由；经济的解放——生活的改善。几次轰轰烈烈的革命都是循此目标前进的。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产生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是他们领略了人民这种要求，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普遍要求的情绪，最终达成其统治中国大陆的目的。至于他们是否真代表了中国人民，满足了人民的要求，那是另一回事。本书下文自有一番介绍。（三）总结历史背景有利于中共的成功条件总结百年的历史，演变到中共取得政权之时，择要地归纳一下，我们可以说：除了共产党的主观努力之外，其所以促成共产党走上成功之路，不外四个因素：（一）中共得到苏联的全面支持；（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共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三）不满现状的反抗人民给中共一个可乘之机；（四）当时的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为中共铺平成功之路。这四个因素，一经提起，是留心中国问题者人所共知的；但不是世人一般都能全然了解的，尤其是这一历史教训的宝贵性还未被普遍的重视。我提到这些，不但是方便于我们中国人重温旧课，从历史教训中领取教益，发奋图强；而且是有助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自处；并如何看待世界各处足供共产党活动的温床；是有助于了解苏联在落后国家的活动；是有助方才觉醒的国家民族如何去认识共产党，勿给它以可乘之机；是有助于各国的政府如何觉悟，改善自己的工作和措施，勿以反共为怀，反而给共产党铺上了长成壮大和成功之路。历史教训，提醒了中国人！中国人民今日所受的空前灾难，足可供世界各国的警惕和参考。1、中共得到苏联全面的支持中国与苏联接壤，由东北到新疆，中国的边疆在苏联的包围之下。百年来俄国是侵略中国的一个大敌，帝俄时期如此，赤俄时期更变本加厉。从前沙皇侵略中国所未完成的任务，到了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到是由斯大林一手完成了。近年由斯大林血手而强迫中国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凌辱中国，侵夺权益，是不容置辩的证明。中共席卷大陆之后，中国大陆已成为苏联的殖民地，变为其第一号有力量的卫星。俄国这个大国，住在中国的边界，三百年来自中国打交道开始，就对中国打主意，而且是从中国夺取了不少土地和权益，我们在上文已有所叙述。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于1924年宣言取消由帝俄侵夺的权益。这是近百年来，对受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兴奋，因之换取了不少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以为世界上真有以“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苏联这种有作用的欺骗，直到二十年后才被揭穿，露出了它与帝国主义同样的嘴脸。苏联这种欺骗，二十年的历史可为证明。当它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以“革命者”自居，若再对帝俄血淋淋掠夺的权益据为己有，一方面是自己没有力量去维护，因为那时它自己是千疮百孔，在列强武力干涉之下，自顾尚且不暇，何能有力去维护掠夺的权益。同时中国也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酝酿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恶势力，不容再长久忍受这种外在的压迫。这种形势换来了苏联的一纸欺骗宣言。但是事实证明苏联想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野心并未截止，它在宣言平等与中国建交之前，就先作一手，使“革命输出”，在中国扶植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就成立了，它恐这个小党力量不足，指使共党加入国民党，美名其曰“国共合作”，它的顾问、军人、技术人员，源源不绝地来到中国。这就显明地看出，它一方暂时取消侵凌中国的权益，一方输向中国一个共产党，扶植它的侵略工具。到了1945年，它认为再踏上深入侵略的时机成熟，乃与国民政府签定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无耻的，食言自肥的又将它曾经宣言放弃的帝俄掠夺的东西，再度吞在肚里。这样既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力量，阻碍国军收复东北；复大力扶植了中国共产党，由它平时的指示、支持，到处帮助建军、帮助牵制“敌人”，最后把中国共产党扶上统治中国大陆的宝座。其报酬，首先还是同毛泽东再签一道《中苏友好同盟协定》，苏联掠夺中国的土地权益，由共产党再来一次保证。当苏联完全能控制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成了苏联的真正忠顺的走卒，中国完全变为苏联的殖民地之后，1954年才由赫鲁晓夫提出取消了《中苏友好同盟协定》的小规模枝枝节节的权益，而换去了大规模的生吞活剥的权益，那就是在“中苏团结一致”，“中苏友谊牢不可破”等等言语下，给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戴上“牢不可破”的枷锁。我们翻阅一下历史文件，或是我们熟习中国掌故的人，我们都可知道，由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一直到其成功，一切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在莫斯科决定；指示由莫斯科发出，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中共的大批高级人物到莫斯科受训。苏联送到中国来的不但是具体问题的具体指示、方针和策略，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军火、卢布、政治军事顾问、特派员、技术人员等等。不怪中共首脑人物于成功之时肝脑涂地由衷地声明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开莫斯科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句话，就把我在此段中所要说的，所要证明的，干干脆脆地一语道破。百年来，强国所加于中国身上的是侵略，是剥削；西方强国于凌辱中国得到一些权益之后，送到中国来的是商品，是内战用的军火，和零零碎碎的资本主义文化；俄国也是侵略中国，也贩卖军火，而最重要的于赤俄革命之后，送来一套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组织方法，斗争技巧，同时在其指示训令之下，在中国扶植了为它效忠的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俄国扶植了中国共产党；俄国达到了奴役中国的野心；中国共产党得到俄国的支持、指示，取得了政权，骑在人民的头上。但是人民不会健忘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强国，包括日本在内，曾经加予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和它们侵夺的权益，已因第二次世界同盟国胜利作了结束，它们已经悔罪，在战争开始时，自动地撤消；或是在战后，对我国有所补偿。这里唯一例外的，是俄国所加予我们身上的凌辱、痛苦和掠夺，日益加深。这笔帐还待清算。中国人民记忆犹新，不能因中国共产党高呼：“中苏友谊万岁！”迷昏了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因共产党自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忽视它的本质是祸国殃民为苏俄效命的走狗。2、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共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一个势力的长成，都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除了其自身主观努力之外，还要看当时的环境，中国有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就是说明环境、时势，对于一个势力的长成是如何重要。就是人身上的病菌之所以能繁殖壮大，以致为身体之患，也是靠自然条件，卫生条件和人体抵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势力的长成壮大以至成功，也有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它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让我们回忆一下，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有的走死逃亡，销声敛迹；有的领着一点点人马，背着马列主义上了井冈山。它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正当它即将死亡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开始在沈阳放炮，开始侵略中国，直到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这场斗争才告结束。但在这十四年中给共产党创造了壮大长成的机会。日本帝国主义者给中国共产党一服救命剂。当日本开始进侵之时，中国当局以为日本力量强大，乃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希图大事化了，希图国联制裁，希图以苟安容忍换取日本的适可而止。但是中国人民是主张向日本抵抗的，是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就是这个当儿，共产党为了保全自己，壮大自己，它虚伪地采取了“团结抗日路线”，它博取广大人民的同情。故在国军以十百倍的力量在江西对它进行五次围剿时，还未能把它歼灭，反而使它逃窜陕北，作卷土重来。当共产党于1935年后逃到陕北时，它只剩了二万多人马，国军再来一次大歼灭战不是不可能将它粉碎。但当时，华北早已被日本特殊化了，日军又进兵绥远，全中国人民抗日的情绪高于其他一切，深恶痛绝的反对再有内战。这时“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事变的结果，内战停止了。第二年春共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当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共产党就决定扩大力量以便夺取政权为唯一的当务之急，毛泽东曾训示军队，他说：“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八年抗日战争，共产党是在实际活动中照此决定进行的。他们扩展军队，吃掉不少抗日的友军；他们不断地和中央军冲突，牵制抗日队伍；而对日本军队呢？他们有时是勾结，有时玩捉迷藏，多时是坐在山头上看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共产党就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高喊抗日，扩大宣传；而实际上是扩展自己，打击和吃掉友军，控制抗日行动；结果，它是在抗日后方根据地发展了实力，保存了实力。由抗日战争起到结束，它由二万多人开始，而扩展到一百二十万大军。抗日战争中使共产党长成、壮大；在抗日之后，它就走上以军力夺取政权的尝试。日本帝国主义者，是第一次大战后破坏世界和平秩序第一个祸首，它给国际联盟敲了丧钟。因为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引起希特勒上台，进行侵略，使穆索里尼大胆侵占阿比西尼亚，以致结果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加害于中国的，是侵略战争带给中国的灾难！其影响于中国局势，是给共产党制造了长成壮大的机会，以至共产党取得政权，以中国人民为其惨无人道的镇压和剥削的对象。3、不满现状的反抗人民给中共一个可乘之机百年的历史给中国人民无限痛苦和灾难，他们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强权是指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国贼是指满清王朝，及民元后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官僚等等。总之，人民是不满意现状的，他们要过快乐幸福的生活。而这一百年中，人民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们在反抗、在斗争、在要求变一下，自然他们希望向好的方面变。在人民要求向好的方面变时，他们自然有要求，积极的人们自然就要有所行动。但是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虽有要求，但他们在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方面却相当落后，他们自己不能有很好的组织，社会上也缺乏有力的正确领导。民元后，虽也出现了政党，大党是被军阀、官僚、地主混进去，以至包办；小党，好一点的是有些知识分子、文化人，但未能深入民间；而多数的官僚政客的党派，他们博取的是个人升官发财。其他民间组织就很混乱，无力；有的是道教门、青红帮、哥老会，它们所起的积极作用少，而倒退的成分多。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人民要求的是在变。在这个人群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在活跃，代表人民作出艰苦的斗争，而且是轰轰烈烈的，如五四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反英反日运动，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在社会上是撒了一些种籽，而狡猾阴险的共产党却偷拾了它的果实。中国人民不满意可恶的现状是真实的、迫切的；而狡猾阴险的共产党虚伪同情人民的要求。就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假充急先锋；当时，谁知它是极想乘机发展，谁知它的尾巴夹着俄帝。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共产党空口答应给人民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王国；当时，谁知它所要的，是独裁专政、特权阶级。中国人民要求过问国事，共产党提出政治协商，各党派各阶层参加的联合政府；当时，谁知它是一党独裁，把民主党派变成俘虏。……人民的要求是正当的，共产党对人民的要求，在其未得政权之前，它的一切宣传、口号，就是虚伪的响应这种要求。这样他就欺骗了广大的人民和人民中的民主党派，有利于它的长成，和夺取政权。人民的要求既是正当的，是反映人民对现状的不满，与之呼应的声音，在真假未辨之前，在未受过残酷教训之前，无宁也得把它当好的方向对待。这种说法，虽难免有“人民无预见”之讥，但是一部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人民有了要求和希望，才给骗子造了机会，花样百出，利用人民，达成其自私自利的企图。这类事实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骗子的能手，当它实行欺骗之时，真是“酸眉苦脸像有情”，等到它欺骗成功，骑在人民的头上，它才露出了其邪恶的真实面目。共产党骗了人民三十多年，但在它上台之后，不到两三年，它的穷凶恶极的相貌便暴露在人民面前。当1956-57年，它还玩弄欺骗手法，说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人民已向它清算、反抗，人民已向它进军。现在它已与人民为敌，人民又以它作为必须打倒的对象。从这里，又可得到一个规律：人民是有时被骗的，为坏人利用；但是人民还是清醒的，人民是善恶力量的试金石。违反人民要求的，人民还是早晚将其击碎。时间是无情的，时间将为人民的历史作证。总结近百年的历史，使中国共产党产生、坐大、长成以至成功，外来的影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中以俄国扶植共产党，日本侵华给共产党造机会，为重要的因素。内在的主要因素，一个条件为共产党欺骗中国人民，利用人民的希望要求，乘机达成它统治人民的企图；另一个条件为当时与共产党斗争的政府，弱点毕露，为共产党铺上了成功之路。关于后边这一点，虽应在本段加以概括的叙述，为了着重起见，我要以当时的材料移到下文交代。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一）中共的意料是什么1949年4月2日的下午，在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礼堂，中共首脑们招待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同盟总部的负责人们，我是其中之一。当红军的前总参谋长叶剑英元帅和我握手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报之以微笑。中国有句格言：“时势造英雄”。本来英雄们都是有他们的主观的愿望和企图，但是如果没有于他们有利的时势，他们也许一生潦倒，一事无成。同时，时势的推移也常有超出他们的主观愿望之上。中国历史上两个平民起家皇帝，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在他们贱微之时，并没有作皇帝的梦。刘邦当亭长的时候，朱元璋不用说就食僧寺的时候，就是他给郭子兴当部将的时候，刘、朱也都未能做皇帝的梦。后来时势转移，把他们拥上了皇位，当然这与他们随时增高的主观愿望和谋事的技巧分不开的。共产党自组织之初，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希望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但是那是不可知之数，即使有那一天，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之事。远的如1927年国民党北伐时代，共党盘据江西，以至“长征”退居陕北的时代，他们的梦作到如何程度且不去讲；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间，时势的发展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共产党轻而易举地得了天下，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在其未得天下之前，他们有什么意料呢？我今举出几件他们意料的事情：第一、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果把决议实行下去，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准备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他的总部进驻淮阴。第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未得实行，于1946年春有一次在重庆“民主之家”——特园，这是民盟主席张谰先生驻节的地方，也是民主党派常开会的地方，周恩来流着眼泪和我们说：“这次撕毁政协决议，中国将有十年流血的内战！”他估计内战十年，还未敢提到胜利究属于哪一方。第三、1947年初，民主党派都集中到上海，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在马思南路他的寓所里，或在其他处，聚会谈话，他一再说：“希望大家坚持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案，反对内战。”我是亲与其会，亲耳听到他的谈话。他们的意料还不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顺利如梦一般的实现。第四、1948年秋，当中共军事逐渐得势之时，已由“反对内乱”口号而转为“解放战争”的口号时，毛泽东发表一篇文章，他强调：战争还得继续四年之久。他也没意料到次年10月1日能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几个例子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都是共产党首脑的意料所及。至于垂手而得天下，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他们是三年前意料之所未及。如追究其源，那就是共产党的敌人给他们造成了成功的条件。在论到这些条件之前，还举两个共产党人意料的事件，而共产党的敌人也使他们发生意料之外。在1956年共产党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毛泽东向一批高级官员，包括各小党派的负责人，他于批评王明（陈绍禹）时说：“我想（意料）假如在王明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时候，1931—32年，国民党若使用利诱收买政策，给王明一个部长职位，他会出卖党，共产党会垮台了，绝无有今日。”国民党当时未这样作，直使后来时过境迁，毛泽东还有意外之感。1956年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闭幕之后，虽在节约声中，毛泽东却分批大宴全体委员，共有五个晚会。接着周恩来以政协主席及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又小规模地宴请各地方的各职业界的委员们。于2月8日中午在国务院设了一桌酒席宴请东北籍的朋友，在坐的有我，高崇民、张学思、徐寿轩等人。饭后周恩来很高兴地回想到他十二岁随其伯父在沈阳读书时的情况，他说：“他看到张作霖那时的威风。”言外之意，“我也有今日”。在他兴高采烈之时，他说：“天下事常有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不能不敷衍国民党、蒋介石，为此1945年秋毛主席不能不去重庆和蒋介石会谈。毛主席去重庆时，我们的党内每个高级人员都捏着一把冷汗，恐怕是凶多吉少。我们怕蒋介石像囚禁张学良先生一样把毛主席扣起来，那样，我们的党就垮台了。”蒋毛的“重庆会谈”顺利进行，毛泽东于心悸之余，在重庆参政员招待会上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在愉快的气氛中，出乎共产党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乘坐飞机安详地返回了延安，延安机场上的欢迎人员疯狂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二）什么使中共出乎意料之外敌人的弱点虽不能说就是自己的长处优点，但是敌人的弱点常常帮助自己成功。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对抗，在最后阶段所表现于现实方面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共产党成功之前，国民政府虽以共产党为死敌，但他们怎样帮助了共产党呢？这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当时有什么弱点可资共产党利用呢？活在这十几年中的中国人民，是有目共见的。为了提供历史的教训，不妨简略地提一提，也好为当代的人及中国后世子孙清楚这个大转变时代的真实情况。历史是最公正无私，谁也不能掩盖历史。第一、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末期，国民政府已到了腐化无能的境地，胜利之后不但未振作，反而走了下坡路。政府机构的职能是瘫痪不灵，其中主要原因，作官的人只想享受，过的腐化生活，为了填饱自己的私囊，不但为目前享受，还要为将来打算，所以营私贪污，成了公开行为。这样发号施令的政府，如何能对付坚苦斗争的共产党。第二、胜利之后，接收的大小官员，都要“五子登科”，使广大光复地区的人民，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失去的人心，正是给共产党加重了筹码，有了更好的宣传和动员材料。第三、胜利后人民的生活不但不安定，未能改善，并且通货膨胀，法币的毛荒贬价，有如黄河开了闸板一泻千里，人民日夜碾转于穷苦之中。最后发出金元券，一下子把人民的积蓄搜光。无恒产的人们也失去了恒心，惶惶的人民，正是共产党可以争取的对象。这些灾难的人民虽不一定喜欢共产党，但是他们可能对当政者失望，没有了选择的对象。不用说人民支持共产党，就是人民采取中立态度，也使当时走下坡路的国民政府够受了。第四、当时国民政府不检讨自己的过失，只是过责旁人，尤其不分青红皂白，凡是不给他们喝彩的，都被视为“附敌分子”，扣上“共产党分子”的帽子。同时明知某些人不是共产党人也非其同路人，一概排斥到共产党那方去。在抗日胜利后，内战期间大批的中间人士被迫赶到解放区去了，这是中国老话：“为渊驱鱼”的办法。一个多难的政府正需要更多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广大人民支持的时候，他们却天天缩小这份有利于自己的力量，造成自己更多的困难，结果显明的是给共产党作了增援的工作。第五、在抗日当中和胜利之后，中国人民普遍的要求民主自由，国民政府不但不知顺应这种潮流而善自诱导，反而制造恐怖，名曰：“防范共党分子”，实际上受迫害的倒不是异己分子的共产党，而是一些善良的人民和一些正义感颇深的知识分子。国民政府这一着又给共产党制造了宣传材料，给他们铺好了招募的道路。第六、军事失策。当有可为之时，国民政府聚重兵于城市，把乡村交给红军自由活动，最显著的是国民政府大军进驻东北之时，正中了毛泽东的三十二个字战术，即“敌人进攻，我们撤退；敌人扎营，我们骚扰；敌人避战，我们进攻；敌人撤退，我们追击。”待国民政府军力不能胜任时，却想一举而歼灭敌人，反而被敌人歼灭，最显著的为淮海之战。最后，东北丧失，共军得假手东北新募的百万健儿，一举而荡平华北直抵广州。此时局势已定，历史大书特书曰：号称五百万国民政府的精锐大军，败于一百万的破烂共军。以上略举这六点，不过是说明国民政府的弱点，帮助了共产党成功。这就是共产党首脑于欣快庆祝胜利之时而率直地说：“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意思是说，他们恨国民政府是真的，知道它的无能腐化是真的，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却未想到国民政府腐烂到那种程度，无能到那种程度，昏愚到那种程度，无理到那种程度。甚至崩溃垮台的时间之速，令人不敢想象，使他们垂手而得天下，所以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百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所争的是国家的独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生活的改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抓住了这一点精神，如果他不早逝，很可能贯彻他的主张，把这段革命完成。谁知在他死后，国民党并未按他的主义行事，丢掉了这个机会。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初，虽有它的远大目标，但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在这段期中还没有具备他们所以成功的条件，还没有他们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工人阶级。所以在最初不得不依靠国民党，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找不到工人的力量，乃转而以“落后”的农民为他们的基本队伍，这是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学来的农民起义，野心家藉以“打天下”的路线。于是原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转而以农民阶级为基础。这是违反马列主义的理论的，但是正合“打天下”者的口味。共产党为了骗人蒙蔽过关，定出它的低级纲领，名之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号召下，共产党偷取了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而预想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历史会证明，假如国民党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不会得到成功。假如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政党是有足够的力量的话，例如中国民主同盟，共产党想夺取政权，恐怕是劳而无功的。正因为国民党未按孙中山的主义行事，未能遵循人民要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才有成功的机会。正因为中国中产阶级没有有力的政党，以至摆来摆去在国共之间打秋风，被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才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者，他们才得成功。以至使共产党人虽得天下，而总觉不适其份，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之感。（三）假使当时国民党政府听取人民意见国民政府当日的反动，腐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已如上述。国民政府当日的无能、愚蠢，一手包办，排斥异己，失去了一切可以抵制中共进展的机会，在这里再略作举例的叙述。一个无能愚蠢的政府，必是外面表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内里表现脑满肠肥，昏迷沉沉，毫无生气。这就是说，既不能聪明的有所作为，又不能虚心的听从别人的意见办法。国民政府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才造成自己的失败，而帮助对方成功。首先，我们知道在日本投降之时，共产党虽在抗日期中休养生息，扩大了很大的队伍，但是国民政府因抗日有功，声望还是可观的。它的军队有五百万，有的经由美国装备训练，可称为精锐的部队。如果国民政府不骄傲自满，很有信心地处理国内事务，局势不会转变得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如果他们不盲目地自欺地制定“半年”“三月”消灭共军的不实际的计划主张，也不会陷入泥足，一发而不可止，终于土崩瓦解，抱头鼠窜，给人民带来无比的灾难。稍有常识的人都觉得，抗日八年，全国军民都须要生养休息，都要有个喘气的时间才能恢复力量，这是绝不许再有内战。谁发动内战，谁就要自食失败的后果。国民政府不了解这个常识，不了解军民普遍的心理。一个聪明而能左右局势的政府，在这时不但要自己控制，稳定全局，即使共产党挑衅，也要设法制止，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而国民政府不此之图，反而制造紧张事件，驱八年久战疲倦之兵，重临战场，陷颠沛流离之民，复入于水深火热之中，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领兵打仗的将校很懂得，在军队久战之后，须要一个休养时间，加以装备训练，然后才有力量，士气才不致因疲劳而下降。中国对日本作战已经八年，军队转战各战场可谓疲于奔命，在日本投降之后，他们的体力精神都须要休养，而国民政府不体察这个因素，硬把他们驱上内战的战场。更何况把云南、广西等等的部队，在抗日胜利之后，不但未得休息，还未得与他们久别的父母妻子会面温存，就用军舰飞机送到人地生疏天气寒冷的东北去作战，部队的疲倦和厌战的情绪是可以想象到的，以这样的军队和休养十足的共产党作战，在战场上失利是注定的。在东北的战场上，我们记得除了四平街有一段激烈的战斗外，国民政府的军队号称三十万之众，不是打败的，而是跑败的。华北部队是投降。中原战争除了淮海之战算场战争外，其他也是自溃的。至于西北胡宗南所部四十万大军是跑在共产党之前溃败的。长江以南的二百万部队也是各奔他乡而解体的。共产党的军事胜利，不是因为解放军是天兵天将，而是国民政府的部队人心涣散，各方逃跑，交枪不打的。梁漱溟先生在北京以他亲眼所见的故事讲给我听。他说：“在共产党部队迫近重庆时，他正住在重庆郊外的北碚温泉。有一次北碚地方商会得到通知说明天有部队路过此处，叫他们预备茶水和饭食。商会照办了。次晨由早到晚大批的中央部队陆续通过北碚，这些兵和官惊惶的情形令人不可想象，有的人穿一只鞋，有的人都不能站定安静地喝一口茶水，有的人一边走着，乡下人跑到他们的跟前，向他口里送一块猪肉，这些官和士兵是边走边吃的。好象后边敌人迫近，刻不容缓地逃生。据估计这次路过的军队有十万以上，而共产党的追兵，据事后知道才一连人，而且是在数十里之外。”这不是一幅散兵逃兵的仓皇的可怜像吗？这不是中央军瓦解的写真吗？这不是共产党部队所得到的意料之外吗？这一段是说当时国民政府，不体察大势，不了解军民心理，无知无识一意孤行所得的结果。其次，我再举例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并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办法。我知道在当时的舆论界不断地对他们提出劝谏警告，他们是置若罔闻的。我现在把我自己经历的写在这里，可以为这段作很好的说明。在抗战期中，以至在日本投降之后，我观察国共的摩擦纠纷，对中国复兴是个很大的障碍和危险，我总想中国应有种势力调解这种危险的情况，这个力量虽不一定比国共的力量大，但起码有左右局势的力量。那就是公正的主张国是，国共纷争时，谁有理就帮谁争取对方的合理让步，把国是安放于正确的途上，辩明了谁是谁非。这个想法，对今天的局势说来，是不适用的，因为时势变了，共产党已经实行独裁专政。但是当时针对那时的情况，我是这样想而且是这样作的。我后来加入的民主政团同盟（即今日的民主同盟），也是本此精神工作的。1945年11月我回到战时的首都——重庆，那时内战火焰已在华北燃起，大家还未看到根本的祸源将发生在中国的东北地方。有一次在重庆各界人士聚会谈论通电反对内战时，我即席发言提请大家注意，大意是“发表通电反对内战是对的，但请大家注意，目前内战的根源是在东北，如果不先将此初的战火根源扑灭，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时国军正推向东北，共产党正在那里发展部队，这两个力量都想控制东北，以图控制全局。接着我在重庆发刊《东北文化》，连续不断地发表几篇文章，强调东北实行地方自治，以地方人士为中心，组织各党派的地方联合政府；同时强调国共武装力量都退出东北，以地方保安部队维持治安，这样可以避免内战，可以缩小国共斗争的范围，中国政治可以走上协商之路。当时的民主党派首脑人士，多以为我这主张有时代价值。接着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有过类似的主张。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我以这个意见和当权的国民党首脑人物如邵力子、陈诚、吴铁城、张群先生等人交谈，真假反映却是不一。邵力子很天真地说：“这样作，虽限制了共产党，但是又出来了个新力量，蒋先生未必同意。”陈诚先生在谈话时，同意我的主张，国共军队撤出东北；但事隔三日，他到前方去指挥军队作战了。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前，周恩来飞回延安请示机宜，我请他把我这项意见向毛泽东提出，看他怎样反映。待周恩来回到重庆时，他告诉我说：“毛先生完全同意。”我知道毛泽东这个“完全同意”也是假的，他的用意是埋头于争夺东北，表面上不得罪任何足以妨碍他这种工作的人。在这期间另有一段新闻，当时的报纸都有记载，那就是美国的马歇尔将军，以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资格，前来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他抵达重庆的第四天，我个人和他有过长时间的谈话，在座的有罗伯逊公使和他的两个顾问。我分析给他听：中国的内战必须起始在东北消灭，不然是祸患无穷的。我主张国共军队同样撤离东北，由地方保安队维持当地治安。地方政权由地方素孚众望的人们与各民主党派组织地方联合政府，这个机构的首脑我提议由尚被囚禁的张学良先生担任。同时，我分析给他听，国民政府以既定的方针把军队送到东北，结果他们是要失败的，其中的理由就是他们碰到三个对头，他们中间虽有不同的心事，但是对国民政府不利，却是不约而同的。第一，苏联的阻碍。中央的武装部队愈进入东北，苏联的阻碍力愈大，疑心也愈大，这不但因为他们暗中帮助共产党，同时也防范中央军带来的美国势力。第二，共产党的抵挡。中国共产党是拼命与国民政府争取东北的，他们知道谁若掌握了东北，谁就可以统治中国。这份抵抗力量在苏联直接支持之下，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如果中央军真的把披着中国服装的共军驱散，可能走上战场的是俄国大鼻子的红军。这场战争短期看不出真像，一看到其真像，便面貌改观了。第三，东北人民对多年来国民政府的措施感觉不满意。东北的丢失是国民政府的责任，今日这个政府毫无刷新振作的象征，却发表一批贪官，想骑在人民的头上。而且加上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歪邪作风，不但是坏官，而且是以胜利的姿态出现；东北人民对他们有反感，因而影响他们的活动，这是很清楚的。这三个对头，加上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无能，注定了他们是必定失败的。我劝马歇尔将军若想调解国共关系，避免中国内战以至战后恶果，多考虑我的意见和办法。他当时很感兴趣，但说我的办法不大实际。他说：“中国的国防军不能不送到满洲的边疆去。”我和他辩论说：“不按我的意见想办法，一定要失败。”接着我问他：“你有什么实际办法？”马歇尔将军有些窘住了，离开了席位，半刻方说：“周先生，我是听取意见的。”以后我们又谈了一些话，我作了关于我的意见的一些解释，他送我出门，相约以后再谈，作为此次会谈的结束。以后我们又会谈两三次，但都没有深入这个问题。我和马歇尔将军首次会谈的大致经过，重庆报纸都有报道。事过三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洛夫约我吃午餐，在座的有他的两个秘书，一位是费得林，现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另一位我忘记了名字。席间彼得洛夫问我和马歇尔将军谈了一些什么，并询我对东北问题的意见。我当然把我一贯的主张向他说，希望国共军队都撤出东北，在东北组织地方联合政府，这样才能避免国共双方进行的内战，才可保持远东的和平。我知道他是和中国共产党一鼻孔出气的，我未向他作如我向马歇尔所说的关于谁胜谁败的分析。我的意见未被当权的国民政府接纳，也未被调解国共冲突的马歇尔将军尝试。而事实的发展是这样的：中央军进驻东北，死守城市，等待被歼，其在东北被共军击败情况和所遇困难，不幸的是循着我所预见的路线实现了。首先是苏联延缓由东北撤退苏军，这样就给共产党以充分的时间，组织队伍，到处抽调壮丁；这时共产党派到东北的有二十二个中央委员，从事争夺这一地区的工作。等到中共军队组织好了，可以和中央军正面作战，可以夺取城市，苏军才开始撤退了，躲到后面。这显明地是苏军在掩护中共。同时东北人民有的被共产党欺骗，有的被共军威胁，加以他们对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作风的普遍的不满意，于是在中央军和共产党军夺取东北之战中，人民的行为有利于共产党了。在马歇尔将军调解国共纠纷的使命失败之后，内战火焰由小而大，中央军逐渐失势之时，他不得不离开中国。在其临行之前，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派张君劢先生和罗隆基先生前往其寓所，为他送别。正直的马歇尔将军托张罗两先生给我带个口信说：“请致语周先生，我很遗憾当初未采纳他的意见和办法。”悻悻之余，这位有勋功于第二次大战的美国三军的灵魂——总参谋长，离开了灾难重重的中国，而招来中国舆论界“误尽苍生马歇尔”之讥！最后，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那种冥顽不灵的情况，不体察自己的力量和内战的后果。1947年7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派魏德迈将军前来中国作实际调查。在他的9月19日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由于它的反动领导，镇压和腐败，已失去民众对政府的信仰。另方面谴责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紧紧抱住苏联，其最后目的只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中间的温和派，不由自主地陷于国民党的错误领导及镇压和共产党残酷的极权主义的夹隙中。因国民政府的镇压，不论国民党内部的，以及少数党派中的中间温和派分子，均无能力产生任何影响作用。”（注一）注一：罗伯·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中译本203—204页。魏德迈将军还呼吁争取每个可能的机会以重振中国民气和进取精神。他还说：“假使蒋主席要想阻止共产主义，即必须集中全力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国民政府既不想对政治经济有所改革，对人民的和有利于国事前途的意见，也充耳不闻，在既不能战又没有解脱办法的犹豫中，把中国大陆政权奉送给毛泽东了。上述这些例子，说明一个腐败的政府，自己无能，而偏示自高、自大、自满，在昏聩之余，看不出行动的方向。同时以狭隘的心肠，排斥别人，甚至盲人骑瞎马不知临深渊的危险；最后自己顽固和反动的程度，就连于自己有利的事情办法，也认为甚可疑惧，一意孤行其事。结果是自焚了，而留给人民的是灾殃。共产党所意料的困难，国民政府为之解除，而且在时间上为之提前；共产党所顾虑的对方的力量和社会基础，国民政府为之自毁长城，自绝于国人，自己逃散；共产党所不愿的明眼人提供一些解决国是的意见，增加他们的顺利进军的阻碍，国民政府是充耳不闻；虽然打着反共的旗帜，好象一心一意为共产党的开路先锋。中国的政权换了手，这个局势突然之来，中共当局认为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船（序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船（序幕）在近代交通工具未被使用之前，当古老的中国还在王朝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所用的交通工具，在陆上是轿、车、和牲畜，在水上只有船和类似船的筏子。这种交通工具本来是为人代步的，或是代人输运东西的，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如果你自己操纵这个交通工具，或是这个交通工具为你所有，除非遇到打家劫舍的强盗，你是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你能由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可把你想输运的东西由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这种交通工具若是属于别人，由别人操纵，这里就会发生种种问题。有的规规矩矩地按双方同意的约定行事，那就是你付了代价，对方把你和你的东西送到你所要到的地方。有的横生枝节，出了不小的岔子，你不但失去所有，而且常常丧失了生命。这种例子，在陆上，有组织的贼党，他们以轿、车、马为交通工具，有时把你送上盗贼的虎口，荒芜人烟的森林或是深山峡口就是这类强人聚集打劫的处所；有时他们把你送入贼店，你平安地住在这旅店，待夜半三更从地穴里钻出几个大汉，拿着明亮的刀杀了人，劫夺了财产。这类事在古代的写实小说里常常提到，而且描述得是惊心动魄的。中国这个大国，幅员之大，在世界上是稀有的。这个大国有世界闻名的大山，也有世界闻名的大江大河。最著名的大江，谁都知道我们的扬子江，黑龙江、珠江、嘉陵江、鸭绿江；最著名的大河，谁都知道我们的淮河，黄河；此外，在内地还有大湖，如洞庭湖，鄱阳湖等等。在这些大江、大河、大湖之间出现过惊心动魄的故事，那就是贼船的故事。贼船！这个名词和它所代表的意义，中国人是熟习的，因为生活的经验，传统的传说，小说的记载，已把这种故事深印在人们的心坎。贼船！在术语上来讲，也代表欺诈，毒狠，使被玩弄的人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在小说中描写贼船的故事是有声有色的，那不是小说家的幻想创造，而是千百个真实故事的写照。现在我抄录一段《水浒传》中的贼船故事：“宋江正在危急之际，只见芦苇丛中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宋江见了，便叫：‘梢公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俺与你几两银子。’那梢公在船上问道：‘你三个是什么人？却走在这里来？’宋江道：‘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一味地撞在这里。你快把船来渡我们，多与你些银两。’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拢来，三人连忙跳上船去。一个公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一个公人便将水火棍抻开了船。那梢公一头搭上橹，一面听着包裹落舱有些好声响，心中暗喜，把橹一摇，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去。……“宋江在船舱里悄悄地和两个公人说：‘也难得这个梢公救了我们三个性命。’又与他们说：‘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却说那梢公摇开船去离江岸远了，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火把也自去芦草中明亮。宋江道：‘惭愧！正是好人相逢，恶人远离。且得脱了这场灾难。’只见那梢公摇着橹，口里唱着江湖歌来，唱道：‘老爷生长在江边，不爱交游只爱钱；昨夜华光来趁我，临行夺下一金砖！”“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都酥软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耍。’三个人正在那舱里议论未了，只见那梢公放下橹说道：‘你这撮鸟，两个公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今日欲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宋江道：‘家长休要取笑！怎的唤做板刀面？怎的是馄饨？’那梢公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甚鸟？若要吃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船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宋江听罢，扯定两个公人说道：‘却是苦也。正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那梢公喝道：‘你三个好好商量，快回我话。’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们也是没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怜见，饶了我三个。’那梢公喝道：‘你说什么闲话，饶你三个，我半个也不饶你！老爷唤作有名的狗脸张爷爷。来也不认得爷，去也不认得娘，你便都闭了鸟嘴，快下水里去！’宋江又求告道：‘我们都把包裹内的金银财帛衣服等项，尽数与你，只饶了我三人性命。’那梢公便从船板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大喝道：‘你三个要怎地？’宋江仰天叹道：‘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那两个公人，也扯着宋江道：‘押司罢罢！我们三个一处死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们三个好好快脱衣裳，跳下水去！跳便跳，不跳时，老爷便剁下水里去。’“宋江和那两公人，抱做一块，望着江里，只见江面上咿咿呀呀橹声响。梢公回头看时，一双快船，抛也似从上水头急溜下来。船上有三个人，一条大汉，手里横着托叉，立在船头上，梢头两个后生摇着两把快橹。星火之下，早到面前。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便喝道：‘前面是什么梢公？敢在当港行事，船里货物，见者有分。’这船梢公回头望了，慌忙应道：‘原来却是李大哥，我只道是谁来。大哥又去做买卖，只是不曾带挈兄弟。’大汉道：‘张家兄弟，你在这里又弄这一手。船里行货，有些油水么？’梢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这几日没道路，又赌输了，没一文。正在沙滩上闷坐，岸上一伙人赶来三头行货，来我船里。’……”人类的历史如地球不断周转一样向前迈进，它走过了原始时代，封建时代，终至走进摩登的时代。人类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有了惊人的发明。人们所穿的，住的、用的、行的都有了大大的改善。这虽然因地区的不同而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二十世纪人类的文明对于各国人民和各族人民都或多或少起有感染作用。在落后的国度，住在原始的穷乡僻壤的地方，在夜中虽然仍旧点着油灯，但是他们到城市时总可以看到电灯；他们自己纵然以牲畜代步，到了城市，他们可以看到汽车、火车、汽船。就使有些人们未出过家乡一步，但奥妙的耳朵如听古代传奇故事一样听人讲过这些新奇的东西。这些东西已不是《封神演义》上所说的神怪东西，而是真实事物，它们是为改善人的生活而被发明和使用的。它们是为解放人，而不是束缚人的；它们是为人利用，而不是奴役人的。尽管二十世纪的人类文明的春风，吹遍五大洲，吹活了无数的春草万物，使它们有生气，有活力，使人类度过了黑暗的时代，生活点缀得更有彩色，更丰富，更美满。但是人类历史遗留下的毒素还不能一扫而清，坏人们还是保持历史上的污浊，欺诈。给他们以变本加厉的就是利用了现代的物质文明，作打家劫舍的勾当，满足他们少数人的野心欲望，任便他们插着“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我这里亦讲一段关于船的故事。确切年代让历史家去说明考证，但可略述的，这事不是发生于宋朝的梁山泊年代，也不是发生于明末的李自成流寇年代。故事是这样的：在中国人祖先发源地黄河流域，发生了大灾荒，人民到处逃难，找不到安身的地方，凡是有灾难的地方，成了惯例的，一定就有人祸，各种各形的土匪出现在灾民的左右，人民扶老携幼颠沛流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惟独到了这种极端困难的境地，人们求生的愿望更特别强烈，他们愈到苦难不堪的境地，愈是梦想天堂，甚至一宿安身，也就等于上了天堂。大批的难民聚集到黄河渡口，他们面带优容，唉声叹气，孩子们是哭叫不停。滚滚的河水是流个不转，它从上古我们祖先未到过这个地方以前，它也是这样流过的。它见过中国的兴衰，它看过敌人铁蹄踏过河的两岸，它听过人民灾难时的诉苦，随着这河流东逝的有过不少人们的眼泪。但是它也看过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的日子，在月明之夜它听过渔夫的歌声，也听过丝弦妙音激动它的洪流。兴衰动乱对它成了不生疏的事故。这回它流着，岸上人的哭声，叫声，叹声，织成悲哀的曲调。这批聚集在黄河渡口的难民，虽然都是逃难，但是成分却很复杂，不过其中绝对多数是贫苦的农民和荒芜了土地的地主，富裕农民；其他成分，有离了军队的军官，失业的文职官员，有走江湖的政客，有离开学校的学生、教员，有靠卖文为生的文人，有奔走国事的知识分子，还有大批各形各类的商人。这个复杂难民集团，各人所要求的不同，心事不同，因之腔调也不同。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搭船渡过黄河，然后各求其追求的目的。大家聚集在黄河渡口，有的坐着打瞌，有的在人群中吹牛，有的谈家常，有的站在河岸引颈左右探视，看有没有船的踪影。一个黑影从上流出现，有人喊：“船来了。”大家蜂拥一样齐往高岗上跑，伸着脖子看，然后众口一声地说：“是船。”大家都面现喜色，连打盹的人也站起拍拍衣上的尘土，眼看要登船到达彼岸的样子。船由黑影变成船形，越走越近，真是一只船，而且是不小的船。大家满怀着信心以为这回可以搭上远行了。等到这只大船靠近岸的时候，只见船上的水手头上包着白布，脸上一条一条的伤痕，而且都是疲劳过度，狼狈不堪的样子。有好事的人问了声：“你们怎么回事？”船上的人垂头丧气地说：“船被强人打破，险着沉没，你们看着我们身上的伤痕罢！怎样？我们还忙不过来堵塞船底的漏洞呢！”这船也不靠岸，看样子是顺流而下了。岸上的人自然不想也不能搭这只船，只有大失所望。不过有三五个独身汉会点水术，他们性急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下水去，游到船旁爬上船板。到里一看这只船果然是破烂不堪，水手都如丧家之犬，他们似悔非悔的，随着这只船顺流而下了。岸上的人，于失望之际，目送这只破船飘向东海。期待！期待！一个黑影子又出现在上游，大家又兴奋，又不信任自己的兴奋。在犹豫之间，这只黑影子变成船形，很快地离岸不远了。在岸上人还信任自己的眼睛时，他们了解这是洋船，洋人的船，虽然看不清船上人的面貌，但从过去所看过的印象，这只船上的人一定是黄发蓝眼，说话带着嘟噜。洋船呜了几声汽笛，很威风地过去了。岸上的人像看玩意似的也让这只船随风而逝了。期待！期待！再期待！太阳已经快要爬到山尖，假如它轻松地再流过去，不又是一个漫漫的长夜吗！人们心里有点着慌。有的悲观主义者说：“今天还得在此挨过一夜了！”有的乐观主义者满怀信心的人说：“今天一定能有船来！”有的气急的人不时还吐出不三不四的骂声。孩子的哭叫声，众议纷纷声，绞成了一团。人们心理是很有趣的，有的愈到绝望的时候，偏偏想“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苦难中偏偏回味过去温暖的美梦。这种心理像电流一样穿过渡口难民的脑海。但是未知的时候，却是很沉重地系住他们的心头。在群众沉迷在各种复杂的思想里，忽然听到霹雳的呼声说：“船来了！”大家如梦初醒，不由自已地都站了起来，多数是跑到高处瞭望。果然，一个庞大的黑影在远处浮动，渐渐看到船的周围插着各形各色的旗帜，渐渐听到船上送出锣鼓的声音，最后能看到船上人的影子和船的真像。岸上的人们活跃起来，大家交头接耳谈论这只船。有的近视眼硬说他看见了船头的几个大字：“慈航普渡”！有的说他看过《西游记》好象唐僧取经时乘着乌龟变的船。有的说薛仁贵征东，唐王跨海东征的船就是这个形状，上面插着各色的旗，里面奏着管弦，美女妙舞。有的看过西洋电影的人，冷眼看这船有似银幕上的海盗，水手都似暗藏武器，眼光露着杀人的光芒。未等船靠岸，岸上的人们已经对这船议论纷纷了。船靠岸了！先下来几个短打扮的人，既不像农民，也不像工人，更不像水手。衣服是特制的有似京戏中的打手，既不文雅也不通俗。面貌虽然带着凶像，但是嘴巴却很乖巧，满口江湖话，倒也能打动人。他们走下跳板，向岸上站立的难民先打一个作揖的手势，然后开了腔：“老乡们，辛苦了，你们等船够辛苦了。我们的船是到下游办货，现在空着，老乡们不嫌小且肮脏，就请搭我们这只船，保管将诸位送到你们想去的地方，而且我们是白送，不收船费。”这一席话把岸上多数的人说得如吃灵丹妙药，忧愁的眉头换上一幅抿不上嘴的笑脸，五分钟前对船还议论纷纷的人，现在多是饥不择食，大家背包罗伞，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船。有的人稍微不慎被挤下跳板掉到岸前的稀泥里，他还是挣扎上来，身上衣服湿得虽像落水狗，他却在船上找一个好位子安置着自己。岸上的大批人数逐渐减少，船的肚里装了一仓新货。锣鼓响了，跳板撤去了，插着各色旗帜的臃肿的船慢慢地向中流驶去。黄河的水仍然很倔强，洪流还是激湍，乌云笼罩着大地，四野寂静，偶尔有几只老鸦横着飞过船旁，呀呀地叫了几声。天色由灰转黑，大地在睡眠了，留在后边远远的岸上似隐似现活动着几条人影。船行的很平静，船上伙计对这批难民客人招待的很不错，要水给水，要茶给茶。这群客人由于疲劳都渐入睡乡不大理睬船上人们的活动。在这批客人还未得尝酣梦的滋味时，船上一阵锣鼓，旅客们都被惊醒了，楞着眼睛看是怎么回事。这时一群短打扮的人们拥着一个大胖子出现在船的舵楼上。这胖子粗眉大眼，一脸横肉，看来在五十以内，嘴巴上却是净光没一根胡须。这时站在他两旁的短打扮的不是江湖说客而是纠纠武夫，每个人手中都擎着亮光光的大刀。在大胖子背后还站着四五个横眉竖眼满脸胡须的人们。大胖子向着横躺竖卧的旅客开口了：“你们来得好，我们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们！有钱的把钱全交出，有物的把物全交出。谁若说个‘不’字，它的代价就是自己的人头。”说完这话顺手一挥，短打扮拿着刀的人们像饿虎一样扑向羔羊，在旅客中响起哭叫求赦之声。稍有不驯的人，就立刻的人头滚地，尸首抛到河里。财物堆积在舵楼前，大胖子面不改色，嘴里吸着香烟，旅客已缩在一团。“报告”！短打扮的人向大胖子打了一躬说：“财物都搜完了！”这时大胖子眯着眼睛又开口了：“要钱的就别要命，要命的就跟我走，听我的命令。”船板上一片沉寂，只有流水的声音。大胖子发怒了：“怎么不吭一声！”短打扮的人们齐声吆喝说：“你们不吭就是反抗，你们摸一摸项上的人头！”船板上回复着杂乱的声音：“是……是……我们听命令！”大胖子改怒为笑说：“我看你们耗子尾巴也没有什么脓水！”“听命令的就是我的人；反抗的，不驯的就是我刀的朋友，叫他们接吻！”大胖子很幽默地说出了自己的哲学，这时很像有学问的人，尤其当他说到“接吻”二字时，他的粗眉都带着笑意。“听着，我的话就是命令，只许服从，不许考虑。这只船，就是我的王国，你们都是臣民，仆从；听我命令的人，有吃的、有穿的、有福可享！反抗的，不驯的人，有祸有殃！”大胖子越说越有兴致了！“现在听我的命令：男女壮丁在船上做工、煮饭、洗衣、修船、打扫；鞋工、织工、铁工，……都由你们担任。读书识字的人，我要教你们一套，去到各处摆卦摊，以算命卜卦为名给我当眼线。做过买卖的人，给我作生意，到各处私运军火器械，买些细软的东西给我。当过兵的，加入我的勇敢队。江湖政客，要献出你们的经验、关系、路线。有好学问的人，编入师爷房，多想着计策，多造些骗人的东西……”大胖子一边说，一边吸烟，这一套话如数家珍一样，行云流水清清楚楚地说出来，丝毫未加思索，站在他旁边的短打扮的人们都裂着嘴在笑。船板上的旅客，一面听着，一面记着，各人心中如怀一个小鹿忐忑地在跳动，脑子里盘算自己的命运。气氛是沉静的，甚至听到每个人呼吸的声音。不过寂静之中，时而出现婴儿的哭声，然后就有嗡嗡之响，大家有个交头接耳的机会。过了一会，大胖子的脸又严肃了！好似等待什么似的。在人群中有几个江湖政客，他们似乎猜到了大胖子的心思，有个两撇小胡的人用眼看左边两三个同行，递个眼色，对方点了点头，于是他站起来向前走了两步，扬着脖子向舵楼上说：“大王神明，我愿拥护大王，效犬马之劳，虽死不辞！”接着那两三个同行也照样做，说了同样的话，特别高声地喊出：“万死不辞！”大胖子听到这些话，面色改为从容一些，把眼投到大批旅客的脸上。于是他又开口了：“这里还像有不服气的人！”用手一挥，然后说：“你们去按个的教训一番。”这时短打扮的武士又像饿虎一样扑向人群。船上顿时又响起骂声，求赦声、皮鞭声、哭声、喊声、和撕打声，在刀光闪处又有一批人头尸身投到河里。大胖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手叉着腰，用冷笑的眼看着这群人。在人们哭喊呻吟之后，船上死沉沉的寂静。大胖子和他的党羽似乎满足了心愿，舵楼上发出了胜利的笑声，乌云漏下的几棵小星照着他们的笑脸。紧挨舵楼下站的是惯于谄媚的江湖客，二流子、流氓，他们好似又看见了太阳；其他的农民、商人、学生、工人们都怀着死里求生的心理，口头上说着：“唯大王所欲。”坐在船板上一个角落里有个书生样子的人，他看到这群人灾难的经过，看见船的发现，船怎样诱惑这批人群，也看见了船上的血腥故事。在大胖子脸上现出胜利的笑时，他从自己坐着的角落向胜利的一群投个冷眼。船上的一阵风暴侵袭到每个人的身心，侵袭到每个人的血液，沉默、呻吟、恐惧、愤恨等等情绪结成一股说不出的力量。当人们愁结心怀的时候，天气渐渐起了变化，气流由温暖变成凄凉，风度由缓慢变成急流。刹时间，一阵狂风如龙卷水似的起自中国的大地，逼近了黄河两岸。河！开始在翻腾，开始在澎湃，浪涛惊天。船！这时如一片树叶，如一片浮萍，卷到浪峰，又似要钻到河底，东飘西摇，大有破碎的样子，作着垂死的挣扎。船上的歹徒们慌张得狼狈不堪，既怕船沉，自己葬身于鱼腹之中，又忙着镇压被迫害的人群。在这同时，被迫害的人们，心里开始有了希望，心里开放了新生的火花。骚扰开始起在船上的一角。风浪吞掉一些人，骚扰挤掉一些人；他们有的随波而去，埋身在祖国的大地；有的拼死挣扎，获得了新生，到处传播船的故事。风暴在继续中，风暴在结束的开始！大地一定恢复它的苏醒，善良的人们一定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1907年6月—1908年3月） 目录 ·凡例 ·前言 1907年 ·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纪念葛伊甸伯爵（1907年6月）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在7月8日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宣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07年7月） ·政论家札记（1907年8月22日〔9月4日〕）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1907年8月下半月）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9月和10月之间）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1907年9月） ·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1907年10月8日〔21日〕） ·革命和反革命（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1907年10月27日〔11月9日〕） ·第三届杜马（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1907年11月5日〔18日〕）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907年11月5日〔1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07年11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 ·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1907年11月上半月） ·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1907年11月和12月8日〔21日〕之间）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 第一章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第二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结束语 跋 1908年 ·政治短评（1908年2月13日〔26日〕） ·《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1908年2月13日〔26日〕） ·新土地政策（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工会的中立（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论葡萄牙国王事件（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1908年2月29日〔3月13日〕） ·《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的补遗（1908年3月26日〔4月8日〕） ·公社的教训（1908年3月10日〔23日〕） ·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1908年3月12日〔25日〕） ·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1908年3月12日〔25日〕） ·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1908年3月12日〔25日〕） 附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1907年7月14日和23日〔7月29日和8月5日〕之间） ·列宁全集第16卷年表（1907年6月—1908年3月）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目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目录·凡例·前言1905年·全俄政治罢工（10月13日〔26日〕）·势均力敌（1905年10月17日〔30日〕）·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1905年10月18日〔31日〕）·失败者的歇斯底里（1905年10月18日〔31日〕）·革命的里加的最后通牒（1905年10月18日〔31日〕）·小丑大臣的计划（1905年10月18日〔31日〕）·俄国局势的尖锐化（1905年10月18日〔31日〕）·《不列颠工人运动和工联代表大会》一文的两条注释·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10月19日〔11月1日〕）·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鲍曼（1905年10月21日〔11月3日〕）·最新消息（11月4日〔10月22日〕于日内瓦）·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两次会战之间（公历11月15日于日内瓦）·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年11月2—4日〔15—17日〕）·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1905年11月3日〔16日〕）·对维·加里宁《农民代表大会》一文作的两处增补（1905年11月3日〔16日〕）·论党的改组（1905年11月10、15、16日〔23、28、29日〕）·无产阶级和农民（1905年11月12日〔25日〕）·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13日〔26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1905年11月14日〔27日〕）·没有得逞的挑衅（1905年11月15日〔28日〕）·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15日〔28日〕）·天平在摆动（1905年11月18日〔12月1日〕）·向敌人学习（1905年11月18日〔12月1日〕）·革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1905年11月20日〔12月3日〕）·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1905年11月23日〔12月6日〕）·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05年11月24日〔12月7日〕）·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12月9日和15日〕）·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塔墨尔福斯“多数派”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1905年12月12日-17日（25-30日）·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1905年12月底）·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1905年底或1906年初）1906年·要不要抵制国家杜马？（1906年1月）·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906年1月）·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1906年2月7日〔2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文献（1906年2月11日〔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文献（1906年2月底）·告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全体男女工人书（1906年2月11日〔24〕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1906年2月底）·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3月20日〔4月2日〕）·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1906年3月20日〔4月2日〕）·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1906年3月下半月）·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为卡·考茨基《再没有社会民主运动！》小册子俄文版写的序言（1906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1906年4月25—26日〔5月8—9日〕）附录·《全俄政治罢工》一文笔记·《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一文笔记（1905年10月17日和19日〔10月30日和11月1日〕之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提纲）·《列宁全集》第12卷年表（1905年10月—1906年4月）
列宁的编辑工作（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3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 列宁的编辑工作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32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重视编辑工作的哪些方面，从他1913年写给卡斯帕罗夫同志的一封信可以看出来。卡斯帕罗夫给《启蒙》[1]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伊里奇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您的文章我已经收到和读过了。依我看，题目选得很好，论述得也很对，就是在词章上下的工夫不够。有许多过分的（不知怎么说才好？）‘鼓动’，并不适合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依我看，或是您自己加一下工，或是我们试改一下。”[2] 可见，选择主题，论述主题，文字上的修饰，这就是伊里奇注意的三个方面。 选择主题很重要。要选政治上重要的、为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 我观察过《火星报》的编辑工作。我记得，每个主题都进行了多么详细的讨论。我记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就选择什么主题的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谈话和交换意见。连主题的配置——什么问题放在前面，什么问题放在后面，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火星报》编辑部开会（或用通信的方式）的时候，就详细地讨论每个主题——它的共产主义比重。因此，当我看到编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到，选择主题是多么重要。 当然，这对《火星报》特别重要。当时还没有中央委员会，《火星报》是唯一的党的机关和实际上的领导机关。当时还要规定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针。现在就不同了：拟定主题已经容易得多，但人们还是经常忘记，拟定主题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们的许多杂志和报纸，主题的选择还是自流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列宁学习。 主题问题和计划性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选择主题，配置主题，这也就是计划。计划的总的性质是由党在某段时间或某个时期的总的任务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伊里奇在《火星报》和《曙光》[3]杂志编辑部声明的草案中已经做了确切而清楚的阐述[4]。但是，如果以为，这对于杂志，特别是对报纸来说已经够了，那是不正确的。每一期的计划都要以当前的迫切问题为依据。它应当把总的原则具体化，使每一期都尽可能密切地和“转瞬即逝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不然计划就是死的计划。 当然，由于秘密刊物即国外秘密刊物的出版条件，报纸送到目的地的时候，某一问题已经变了。但是伊里奇总是特别注意主题的迫切性和计划同实际生活的深刻联系。 主题的论述对杂志和报纸说来，其意义并不次于主题的选择。主题的论述决定着方向。主题也许选得很好，但是主题的论述决定问题是否阐述得正确。同一个主题既可以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也可以从民粹派[5]的观点、从自由派的观点论述。主题的论述是问题的关键。而且一个主题即使是由同一派的人写，不同的色彩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什么提到首位、特别强调哪些地方、从哪些联系和中介中把握问题，这都是重要的。 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列宁的文章研究他是怎样论述问题的。了解了伊里奇写文章的方法，可以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他在写文章以前，通常是先写好提纲。从这个提纲可以追溯伊里奇的整个思想过程。有许多文章，伊里奇把提纲改了两遍、三遍；把这些提纲比较一下，看看伊里奇为什么要修改提纲，修改后的提纲比原来的好在什么地方，他朝哪个方向改变论述主题的方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伊里奇的文章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上论述同一个主题。基本的意思仍然不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在较早的时期，多带理论性，在较晚的时期，多带鼓动性。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一书中就谈到宗教观念和落后的经济形式的联系，揭示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说法的根源。1920年，当过渡到新的经济形式的问题成为当时的迫切问题的时候，伊里奇在非党的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会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再如关于马尔萨斯主义[6]的问题，90年代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论证了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小资产阶级性，后来，到1913年医生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学说》一文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把在这两种场合论述主题的方法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只是举这样两个例子。在列宁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列宁怎样把以前从学术上论述过的某些问题同不同时期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他怎样在另一种情况下从另一个方面抓住关于另一种联系的问题。1922年，有一次我向伊里奇谈过这一点。他认为，最好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阐明一下，因为这关系到辩证地对待主题的问题。这个问题须要进行巨大的研究工作。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会有很大好处。《火星报》编辑部关于主题的论述进行过极其热烈的辩论。我因为是《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出席了。关于主题论述的讨论使问题的整个提法都大大深刻化。 最后，是文笔问题。文笔应该和内容相适应。文章的语言和笔调应同文章的论旨相适应。理论文章不适于用鼓动性的笔调写，鼓动性的文章不适于用学院式的语言写。文笔是一种艺术。笔调，风格，善于形象地叙述，做出必要的比较，这些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伊里奇非常重视文笔，他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风格上下过很多功夫。关于伊里奇的语言和风格，人们写了不少东西。伊里奇逝世后不久，《左翼文艺》杂志[7]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阐明了伊里奇讲话的结构如何使他的讲话热情洋溢，如何有助于强调基本思想和色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模范中学学习过，把很多时间都白白地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面。但是这使他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他可以坐上几个钟头来翻看各种字典，达里字典也包括在内。在他快逝世的时候，他还特别关心这本字典的再版问题。伊里奇的语言是丰富的，他能使用许多民间成语和语汇。常有这样的情形：校对员没有认出是引自列宁著作的引文而在某个成语或语汇的旁边打上一个问号或是惊叹号，有时甚至就照自己的意思改了。但是，列宁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鼓动性的著作用的语言，对群众是亲切易懂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语言上下过很多工夫。他从流放处写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8]的一封信中谈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为工人写作[9]。我从流放处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的一封信描写过伊里奇在这件事情上怎样利用我的帮助：有时我要装成一个不懂外文术语和科学术语、不懂一些人所共知的事物的“无知的”读者。 善于写作是一种艺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那些有写作才能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不仅是风格和语言的问题，而且是发挥和阐明问题的全部方法。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0]，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有时一个什么人发表了一个正确的、很引人注意的思想，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就把这个思想抓住，把它表述得那样漂亮、那样出色，给它穿上那样光芒四射的服装，使发表这个思想的人本身都很惊奇，觉得难道真是他这个这样简单的往往很笨拙的思想变得这样意想不到地美妙迷人。我曾几次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的谈话，看到他们怎样相互“补充”。 现在，我来谈谈，伊里奇是怎样同编辑同仁和最亲近的撰稿人一起工作的。例如有某个新的主题必须加以阐述。可是谁也不表示愿意写。这时，伊里奇就找他认为最适合写这个主题的人谈话，在他身上做工作。他并不立刻提出要写这个主题的文章，而是先同他谈这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引起对方对这些问题的兴趣，用一定的方式引导他，看对方说什么。有时谈到这里就谈不下去了，这时，伊里奇就找别人，开始同他谈话，当他看到对方“上钩”的时候，他就开始更详细地讨论问题，他从回答和对话看出，对方将要怎样论述问题，这时，他就向他详细地谈他自己的意见，更详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就提议：“你来写写这个问题吧，你会写得很好”。于是，这个被伊里奇的谦诚态度所感动的人就答应了，而且叙述的常常简直就是伊里奇的意见。《前进报》[11]和《无产者报》上有很多没有署名的文章。人们就争论起来：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是伊里奇还是别人。有人就说：“当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他的话！”另一些人就说：“不，这显然是某某人写的！”他们就这样争论起来。当然现在要来回忆某篇文章是谁写的，那是很困难的：不仅以前的编辑记不起，就是作者自己也常常记不起，那些文章是不是他们的。但是这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不管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即使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写的，主题的选择和论述，他也是参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对编辑部内部的作者有影响，对编辑部以外的作者也是有影响的，这就是他的全部革命活动、他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他的文章等等发生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作者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政治上已经定型的、有经验的人，他就向他们提出一定的要求。他就前进派[12]准备同《真理报》合作的声明写给高尔基的信就有代表性。 “如果……如果象您所写的，‘马赫主义[13]、造神说[14]和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已经永远地陷入了绝境’，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我愿意诚心诚意地和您一起为前进派的归来而感到万分高兴。但是我还要强调‘如果’，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愿望。” 接着谈道： “如果他们已经明白了，我就要向他们致千百个敬礼，而一切个人的东西（这是尖锐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他们还没有明白，还没有吸取教训，那就请勿见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政策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15] 对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提出某种最后通牒——要求原则上的坚定性。对年轻的新进的作者却是另一种态度——关怀备至，给予许多如何改正错误的指示。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作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沉醉于什么，甚至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但是还能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不惜任何时间去帮助他。他可以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地修改这个作者的文章，直到这篇文章象个样子为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修改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总是极力保存作者个人的特点。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非常谨慎地、往往是用暗示的方法讲给作者本人，他的文章须要作哪些修改。 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克尼波维奇的信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但是非常用功，读过很多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农民经济分化问题》。书中不恰当地引了彼·马斯洛夫（孟什维克[16]，写过许多有关土地问题的著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马斯洛夫有过很多争论）的一些话，有些不正确的解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写了一封长信，但是这封信遗失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重写了一封。信一开头是“亲爱的同事！”几个字。一开始就赞扬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您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着手写一部重要的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说得非常谨慎然而还是提到：要尽可能踏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接着谈道：“在一系列数字之后，有时是否会忽略农户的类型、即农户的社会经济类型（大业主-资产者、中等小业主、半无产者、无产者）呢？”意见是用问话的形式提出的。由于作者不会不了解这个指责的严重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又极力说明错误的根源：“由于统计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一系列数目字’是吸引人的。我想建议作者考虑这种危险性：我们的‘讲坛主义者’[17]一定会用这种办法完全扼杀资料中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波利斯在大学里是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领导的研究组中工作的。——娜·康·注），把阶级斗争湮没在一系列、一系列的数字中。作者固然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他所写的一部巨著中，特别应当注意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讲坛主义者、自由派和民粹派的这条‘路线’。当然，既要注意到，又要铲除掉。”接着又讲到马斯洛夫：“最后，出现了马斯洛夫，这有点象Deusexmachina。（某种突然出现的东西。——娜·康·注）Cur?Quomodo?Quibusauxiliis?[18]要知道，他的理论距离马克思主义远得很。民粹派正确地称他为‘批评家’（=机会主义者）。”又是以问话的形式给作者指出改正的途径：“或许作者是非常偶然地信任了他？”最后说：“这就是我在阅读这本有趣的重要的著作时的一些想法。握手，并祝工作顺利。”[19] 伊里奇就是这样培养青年作者的。伊里奇全部巨大的编辑工作都是口头进行的，大多数场合下都没有作任何记录，而这样的工作是很巨大的。伊里奇很注意“驯化作者”。他尽力登载应该被吸收参加工作的作者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教育方法。当我在流放期间写第一本小册子《女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了很多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之前先出国，并把《女工》的手稿也带了去。后来，他从慕尼黑用化学药水写的信中说，《火星报》编辑部决定秘密出版这本小册子，并转达了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20]的意见。维拉·伊万诺夫娜很喜欢这本小册子，她认为，有些地方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写，但是她说，这本小册子是“写得顶呱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提意见时，也象同其他新进作者一样同我谈话：“你是否觉得，这个地方要这样说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了我要写什么问题以后，常常替我找些有趣的材料——从外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统计表，等等。不过从前，在1917年以前，我很少写东西。例如我一篇文章也没送《真理报》发表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吸收工人作者参加写作。他出国前，同巴布什金（涅瓦关卡的五金工人）商议好，要他给《火星报》写通讯，物色工人通讯员和作者。我流放在乌法的时候，也物色了一些工人为《火星报》写东西。《火星报》的其他代办员也这样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写信给在纺织厂作过染色工、当时（1900年11月）住在伦敦、准备回国的诺根同志，要他务必同《火星报》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组织小组（现在叫队），给《火星报》送情报，写通讯，等等。 伊里奇给诺根的信中说：“我们对您的合作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同各地工人建立直接联系方面。您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吗？您不讨厌东奔西跑吗？做这种工作大概经常要在外面跑。”[21]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看到一篇工人通讯是多么高兴。在慕尼黑的所有的编委即马尔托夫和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都和他一样感到高兴。他们把工人的通讯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工人通讯通常都是用当时先进工人用的特殊语言写的。他们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新辞汇和新术语，但是往往用得很特别，不正确，搭配不当。这些工人通讯必须加以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这件事。他很注意保存这些通讯的精神、风格和特点，使它们不失掉本来的色彩，过分知识分子化，而保存其本来的面目。这个工作大部分要我来做，因为修改工人的文章，我已经有些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在彼得堡涅瓦关卡星期夜校工作时获得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我的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看过。 当时先进工人的语言使地方上的许多工作人员感到很难为情。他们送给我们的通讯不是原稿，而是已经“加过工”的；加工之后，通讯中最主要的东西往往都被删掉了，通讯失去了工人的面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这种情形总是很生气，坚持要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地方组织常常以担心被破获为理由，而不乐意告诉这种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重视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从他1902年6月16日写给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的信中可以看出。 他写道：“亲爱的朋友……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少收到这种能真正鼓舞群众情绪的信。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给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报刊，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同时，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们对《怎么办？》一书的反应如何，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工人们的反应。 总之，请使您处的工人小组以及马尼亚（工人委员会；当时彼得堡有两个党委员会：一个是工人的，我们在信中把它叫作马尼亚，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我们把它叫作万尼亚。——娜·康·注）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将大大加强他们同《火星报》的接近程度以及您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其次，如果马尼亚的领袖中确实有能干的人，最好让其中一人到我们这里来一趟，请把这个意见转告他们，并请谈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22]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是要工人写通讯，还要工人给《火星报》写文章。我有一次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给巴布什金写了一封信（我们很了解他；巴布什金曾在星期夜校我教的那一班学习过，还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课的小组）：“我们对您有个请求。请您到图书馆为我们找一份《俄国财富》[23]杂志（从去年12月份起）。因为有个名叫达顿诺夫的在那份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使人愤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写成不懂得什么团结、没有任何需求和憧憬的人。舍斯帖尔宁在该杂志上反驳了达顿诺夫。达顿诺夫又写了一篇更使人愤懑的文章，接着，《俄国财富》杂志就宣布这个问题不再继续讨论。请您读读这些文章（如果需要，请您买所需的几期《俄国财富》杂志，我们付钱），并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或短评（我在信中写的是‘短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以后，改成‘文章或短评’。——娜·康·注），尽可能多收集一些实际材料。很重要的是，在《火星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添了‘或《曙光》杂志’几个字，他希望厚本的科学杂志上能够出现工人的文章。——娜·康·注）或《曙光》杂志上发表一篇比较了解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生活情形的工人（伊里奇在‘工人’下面画了三条着重线。——娜·康·注）写的反驳这种无稽之谈的文章。”巴布什金写了这篇反驳文章，编入作为1901年10月《火星报》第9号的附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署名是“保护工人的工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物色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由于当时的条件，做这个工作，要进行复杂的通信，建立秘密联系，当时工人通讯员和作者一共只有几个人。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的人数有了增长，这使伊里奇无比地高兴。现在，工人通讯员已经是一支强大有力的大军了。 写于1932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 [1]《启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根据列宁的指示创办，在彼得堡公开出版。 [2]《列宁全集》第36卷第249页。 [3]《曙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由《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1902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 [4]《列宁全集》第4卷第283-292页。 [5]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 [6]马尔萨斯主义是十八世纪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动的人口理论。 [7]《左翼文艺》是一个叫做左翼文艺战线的文艺团体于1922-1925年出版的杂志。这个团体与未来主义及其他形式主义派别有联系。 [8]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并成为其首领之一。十月革命后，敌视苏维埃政权，堕落为亡命的白党分子。 [9]《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原文为“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 [10]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1897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 [11]《前进报》1905年1-5月在日内瓦出版，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 [12]前进派是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党内派别，1905年12月成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瓦解。 [13]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在德国和奥地利产生的一个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经验批判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 [14]造神说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想。 [15]《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53页。 [16]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的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一派占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一派占少数，称为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人。 [17]讲坛主义者即讲坛社会主义者，是19世纪70-90年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 [18]为什么？怎么搞的？用的是什么手段？ [19]《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9页。 [20]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51-1919），最初是民粹派，后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人。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任《火星报》编辑，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 [21]《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页。 [22]《列宁全集》第36卷第98页。 [23]《俄国财富》是1876年在彼得堡创立的月刊，19世纪90年代初转到民粹派手里，并成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
《列宁全集》第6卷——目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目录·凡例·前言1901年·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序言·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一）什么是“批评自由”？（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三）俄国的批评（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一）自发高潮的开始（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四）组织工作的规模（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五全俄政治报“计划”（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结束语·附录：《火星报》同《工人事业》实行统一的尝试·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1902年·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月上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对纲领草案的三个修正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14日〔27日〕以前）·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批评（3月14日[27日]以前）·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的修正案（3月22日[4月4日]以前）·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30日〔4月12日〕）·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补充意见（3月31日〔4月13日〕）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补充·评国家预算·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答“一读者”·破产的征兆·俄国经济生活1．储金局·《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关于“斗争”社·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告俄国公民书》的引言·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革命冒险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新罢工法草案附录·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材料（1901年12月—1902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要点（8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的未完稿（8月）·致英国博物馆馆长·《列宁全集》第6卷年表（1902年1月—8月）
第一版序言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一版序言[1]卡尔·马克思喜欢历史悖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一个世纪即1850年，马克思沉迷于某种带有异想成分的推测：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Républiquechinoise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乘坐喷气式飞机飞往中国，他们发现，在中国的墙上不仅写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口号，而且还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口号。在马克思时代以“天朝”而闻名并被马克思称为“活化石”的这片国土，如今不但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一个“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国家的入口，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字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马克思当然从未作过这种预言），“先进的”西方世界中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竟然会深深植根于“落后的”亚洲这片最古老的国土上。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悖论苦思冥想。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这一假定的基础之上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才告诉人们，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创建使社会主义具备现实的历史可能性的工业前提，并同时造就出现代无产阶级这一注定会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历史现实的社会力量。然而，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却利用农民的造反力量实现了一场现代最伟大的革命。当然，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并非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首创。第一次马克思主义革命发生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与他们最初的期望完全相反）不久便被迫将自己的革命活动限制在一个缺乏马克思规定的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和社会先决条件的国家里。如今，这些活动的社会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对那些期望人类的社会主义前途的人来说，这些结果令人十分沮丧。30年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一条不同的革命道路，在一个更加落后的国家里取得了政权。在过去了的1/4多的世纪里，他们形成了一条新的革命胜利后的道路，它的最终社会结果还难以预料。本书便是一部关于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进行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时代正式始于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高高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但革命本身已走过了它的历史顶点。在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前的几个月，人民解放军的农民士兵就已开进了北京和其他城市，他们受到了城市居民（这些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的热烈欢迎。而在远离古代中国都城和近代中国城市的辽阔的农村偏远地区，在此之前就已完成了革命的决定性战役。征服城市并在北京宣告建立人民共和国只是这场革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趋于完成的短暂的一瞬，而在此之前，这场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革命性内战经历过20多年艰苦的岁月。英雄的、严峻的革命时代已成为过去，那为1949年的胜利者尚无法预见其进程的新的革命一幕业已开始。然而，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1949年10月1日却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日子。如果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决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决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单一的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革命事件是决定性的，就像巴黎群众一举攻占巴士底狱、或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震撼世界的10天”里一举夺取政权那样。对于中国革命者来说，既没有巴士底狱可去进攻，也没有冬宫可去占领。近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点，给中国革命提出非常不同的和更加艰巨的革命任务。当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时，摧毁旧制度的战斗已经结束并取得了胜利。10月1日并不是北京的革命暴力时代的开始，而是革命者推翻统治者的革命结束之日，这一天可以回溯到（并反映了）为夺取政权所进行的多年的斗争和付出的牺牲，也正是在这一天里，人们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发展自己国家的和平任务。在长达数十年的摧毁旧的统治的革命暴力中，逐渐孕育着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芽，奉献给1949年10日1日，正是在此之前的革命性破坏和革命性创造的全部历程。在过去的1/4多的世纪里，每逢这一天，中国领导人都要站在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庆祝国庆节——“新中国”正式诞生的纪念日。但是，一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却不能从这一法定节日开始。革命产生了新社会，但新社会决非从无中产生的。尽管毛泽东曾宣告说，中国是一张白纸，勤劳的中国人可以在上面写下他们所希望写上的任何新的革命词句，但历史的往事却不可能这样轻易地一笔勾销。因为在马克思的中国信徒宣布革命的有利之处在于“一穷二白”之前的一个世纪，马克思就曾指出，革命事件的历史真理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从中国的过去承继下来的特定条件和经验的产物。新的制度并不像至今还很流行的（但却是错误的）“共产党接管”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于1949年突然从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头脑里完全成熟地出现的。那些准备和发动革命的人不是外来的入侵者，他们既是具体的中国历史环境的产物，又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要理解他们在1949年以后创造的中国历史，就必须首先理解他们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因此，本书第一部是关于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历史环境的总论，阐述他们直接碰到的、承继下来的历史条件。第二部到第五部试图叙述和评价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既从1949年毛泽东宣布新中国诞生之时起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之日止的历史。我并不想把这一段历史当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实例来研究，因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本书以下各章将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和标准全景式地研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是“现代化者”，既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无法建立一个评价其成败的高水平的判断标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痛切地认识到写作当代史的困难和危险。距一个历史时代、特别是距一个刚刚结束的革命时代越近，那么认识这个时代所具有深远意义的特征也就越困难。今天看来似乎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也许在明天就显得毫无意义。而对一个试图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来说，他既苦于资料过多又苦于缺乏资料，我只是希望，本书没有遗漏太多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也不致包括过多的将被证明是琐碎的事情。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许多研究和撰写现代中国史的学者们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本书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中开列他们的著作，这当然还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我确信他们将会原谅我运用他们的著作来作出他们可能不赞同的解释。我特别感激詹姆斯·谢里登、西尔维娅·格拉戈夫、罗伯特·马克斯、林恩·卢布科曼、霍华德·特明和洛兰·迈斯纳通读全书原稿，并且提供大量深刻的批评和意见。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回答他们和其他人所提出的全部问题。我十分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教职员以各种形式向我提供的帮助。我还特别感激塞西尔·亨尼曼、海伦·赫尔和卡丽·马克斯，他们慷慨地为我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注释[1]录自《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前言第1—5页，原标题为《前言》。由于该译本略有删节，本序言最后两段录自《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序言第5页。[2]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77—278页。[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l卷，第669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十九左翼的抉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九左翼的抉择 充分就业的障碍 就业 工资 产业民主 产业政策 结论 社会主义者还从来没有集中关注于经济方面，但是，社会主义的许多远大志向却有赖于经济上的成就。所以，70和80年代日益增多的经济困难向各左翼政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60年代明显的自动增长曾维持了就业并为提高生活水平及社会福利提供了财源，现正在消逝而成为过去。那时候的繁荣依赖于增长的积累，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第十一——十三章）所论证的那样，这种高积累率是不可能持久的。挑战就是要在保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扩大他们权力的同时重建繁荣的局面。 工人的政党对这个挑战的反应可举1974年——1979年英国工党政府和1981年当选的法国密特朗政府为例。在讨论他们最初的成功和后来的失败以前，注意了解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是很重要的。软弱不是根本问题。没有适当的政策，最坚定的方法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保持充分就业通常是左翼政党经济政策的基础。从70年代中期以来，恢复充分就业一直是首要的任务。这不仅仅是为了失业者，而且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工作就会增加产量，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其他成员。福利国家确实从充分就业中增加了这种收益。因为既然在工人失业时国家要保证他们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那么在工人就业时追加的消费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工人就业是为了生产供出售的产品和劳务，那么，社会的其他成员获得的就不仅是雇主得到那部分盈余，而且还有工人交纳的额外税款和省下的失业救济金的支付。如果工人受雇于国营部门，其他社会成员为新受雇的工人的生产所付的实际费用并不是付给他的工资总额，因为受雇工人不再领失业救济金并且要付税。只有实得工资同救济金的差额（对低收入的国营部门雇员来说这一差额通常是很小的）才体现为实际成本。所以，受雇制造供出售商品的工人所生产的东西比他们因受雇而额外消费的要多的多。而国营部门的工人受雇后的追加消费更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充分就业的结果可以提供财力，以便获得较好的公共服务和改善社会最差部分的状况，并从各方面为将来争取更大收益提供必要的投资。 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旦高利润率和高积累的基本条件消失，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用也会烟消云散。增加政府支出和削减税收曾经作为解决60年代轻微的经济衰退的方法，看来已经不再会有预期效果了。英国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在1976年的工党大会上明确阐述了这个问题：“我们通常认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能使我们摆脱经济衰退并增加就业。我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选择已经不复存在。虽说过去的确有过这种情况，那只是在战后，每次都以给经济注入剂量愈来愈大通货膨胀而起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更高水平的失业。”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缺乏克服实际工资与通货膨胀、政府借款、国际收支平衡与投资等方面困难的政策。这一章就从讨论这些困难开始，然后概述在英国工党政府和法国社会党政府执政时期这些问题是如何表现的，以及这些政府如何采取对策。 充分就业的障碍 在低利润率和低积累的条件下，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而使需求大量扩张势将导致通货膨胀。雇主们利用高消费来恢复他们已被缩减了的利润率。有的雇主则需要提高价格以使效率较低的旧机器制造出更多有利可图的产品。没有这样的价格上涨，他们就不会增加雇用工人的数量。这种价格的上涨势必降低实际工资。对于工人来说，失业率的下降和选出他们认为会支持他们的政府增加了工人的信心。面对价格上涨和几年来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形势，充满火药味的工资谈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两种压力互相影响。大幅度的工资上涨迫使企业进一步提高物价；物价上涨又迫使工人要求进一步提高工资以保持其生活水平。随之就出现物价—工资—物价螺旋式的上升。按照工人的看法，物价控制是明显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如果工资的上涨进一步侵蚀了利润，那么在低生产率和低利润的工厂里就业将受到危害。投资也将受到进一步打击，从而减慢为将来提供更多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速度。当利润降低时，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为提高就业开出的药方就意味着严格抑制工资。 显而易见，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是在国际收支方面出现不断增长和无法忍受的赤字，那么实得工资、公共服务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超过整个生产的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就是，增加的每一个雇佣工人都必须为雇主生产利润，即工人生产的商品价值应超过雇主支付的雇佣成本。这项成本（工资总额加上雇主交付的社会保险金）对于雇主来说，要比社会其他成员对这一雇用所付的成本（相当于工人净得工资和原领救济金之间差额的工人追加消费）大得多。所以这种对社会其他成员（且不说对有关的工人）大有裨益的工人就业，都受到资本主义利润率准则的扼制。此外，企业将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投资：即实际工资相当低，从而既能产生为这种投资筹集资本所要求的利润水平，又能产生一种期望，使人认为这个投资项目将会有令人满意的利润。这种私人的赢利准则和社会的收益准则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之下，那时用于投资项目的资金可能会被闲置起来。 工人要战胜由私人赢利准则决定雇工和投资的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特征，唯一的方法是变革这种经济运行的基础。这就要求要么使主要工业部门国有化，要么对私营部门加以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以达到同一目的。在这个基础上，计划实际工资的增长将成为整个生产和支出计划工作中优先考虑的一部分。 所有左翼政党对降低失业所采取的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大幅度扩张政府支出。他们也提出了非常有必要改善公共事业的问题，公共事业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就业机会，因为受雇于公营部门工人的支出可以增加消费品工业的雇工人数。问题是如何为这种支出筹得资金，怎样征集用以弥补增加了的预算赤字所必需的资金（政府部门借款比率）。政府额外支出的大部分将由减少失业救济金的支出和增加税收来抵消。如果投资急骤增长，促进产量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借款比率甚至可能下降。但是这一过程需要时间，所以政府至少将暂时被迫增加借款。遗憾的是，控制资金的金融机构深知，政府借款的巨额增加将对经济起破坏作用（见第十八章）。执政的左翼政党对这一难题的反应是要让全融机构被迫付出政府所需要的资金，必要时就实行国有化。 经济扩张也会威胁到国际收支平衡。任何收入增加的一部分都将花在进口货品上，尤其是假如消费品工业缺乏竞争力的话。即使竞争力很强的工业也需要增加进口的原料。一个办法是允许汇率向下浮动，使用来平衡进口开支而需要增加的输出品具有竞争力。但是低汇率同样意味着较高的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将侵蚀实际工资。这种带有危险的扭转通货膨胀螺旋上升的办法将引起本国货币资本的外流，从而促使汇率进一步下降。左翼政党应付这些困难的提案集中于外汇管制（防止资本外逃）和进口管制（防止外贸收支平衡恶化）。明显的困难在于：在高度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上很难实行有效的资本控制，也很难避免别国对进口管制实施报复。 经济扩张只有与适当的投资水平同时并行才能得以维持。反之就不能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足以实现人们对改善生活水平和福利服务的期望。此外，任何政府由于必须进行贸易都要受到国际竞争压力的冲击。这就使政府不得不接受某种强加的现代化模式而无法顾及本国的偏好。 如果出口工业不能达到国际的生产效率，那么在出口工业中不得不耗费越来越多的劳动以便补偿即使是毫无变化的必需进口货的开支。假定英国向澳大利亚出口汽车交换铁矿石，如果日本汽车生产商将生产率提高一倍，因此生产成本降低一半，那么一辆汽车只能换来大致相当于从前一半的铁矿石（假定采掘铁矿的生产率不变）。如果英国汽车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那就无法防止一辆汽车换购的铁矿石会越来越少。如要进口同等数量铁矿石，就必须有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于出口汽车的生产。这意味着能投入其他方面如公用事业部门的劳动将减少。竞争性的国际市场使人欲罢不能。它强化了现代化的必要性，并且部分地支配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无法顾及本国的考虑。 所以左翼政府必需增加投资以确保执行政府规划所必需的财力增长，并且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受世界市场的发展和政府在这一市场上的现有地位支配的现代化模式。如果要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样去做，那就必须保证实际工资同劳动生产率之间“适当的”平衡，并使雇主相信市场将会平稳而迅速地扩大。恢复有利可图的生产条件妨碍了实际工资的大幅度增长，而按照左翼政府支持者的观点来说，实际工资的增长是左翼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左翼的）抱负和资本主义制度强行造成的必要条件之间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情况再加上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其他问题，使得雇主们几乎不大可能相信经济扩张会持续下去。再者，左翼政府的当选将会降低雇主以最能赢利的方式引进新技术的自由。有关解雇、承认工会、获得信息的权利甚至决策权这类问题的立法加强了工会同雇主打交道的地位。加上工人们重新恢复了白己的信心，这就必然会削弱雇主控制基层车间的程度。雇主对实际工资的前景和扩张的持续性以及今后能否控制工厂等问题的疑虑更可能造成投资的停顿而不是投资激增。左翼政党对可能出现这类问题的反应是建议由政府掌握计划投资的权力。然而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对私营企业下达的关于投资额的指令能否实现。因为这一指令践踏了雇主自己关于怎样做对他们才是有利可图的估价。另一选择办法就是普遍实行国有化。 对于任何左翼政府试图在70年代中期以来的条件下恢复充分就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的讨论构成了本章其余部分的背景，这一章随后将对英国工党政府和法国社会党政府进行评价。中心是论述它们通过增加政府支出以发展经济和提供就业机会以及通过产业政策增加投资的计划。既然在撰写此书时，密特朗政府执政仅两年半，我们的分析就必然是暂时性的，尽管密特朗政府仿效英国工党政府所建立的模式看来是太不吉祥了。 就业 工党在竞选宣言中保证它“将把充分就业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以增进社会平等。”1974年春天，工党政府上台时，面临60万登记失业的人数，它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扩张性的预算，使英国成了唯一的没有随1973—1974年石油价格上涨而实行严厉紧缩政策的主要国家。在10月份的选举以后，雇主联合会马上就对政府施加了强烈的压力。这个联合会的理事发表了致首相的公开信，信中说道：“价格控制、限制利润和社会恐吓必然造成经济危机……可能在一年内搞垮这个国家。”政府顶算在税收上对公司作了重大的让步，并放松了价格控制。财政大臣宣布今后4年里政府支出的年增长率将以2％为限，但这将不足以防止失业率上升。1975年4月的预算又作了进一步的削减。 最引人注目的政府支出的削减是在1976年秋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项协议以后实行的。由于各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拒绝向英国继续提供信贷，一场英国货币危机迫使工党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阿瑟•伯恩斯解释了银行家们的理由：“我拿不准英国人是否能独自改正他们在经济管理上所犯的错误。你们一定还记得我是一个老派的保守主义者，自然对工党政府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它是一个恣意挥霍浪费的政府”（《星期日泰晤士报》，1978年5月28日）. 英国财政大臣同意在两年内削减30亿英镑的支出以偿还贷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正好一致的英国商界和金融界非常欢迎这种“从外部强加的”政策。由于削减支出，甚至使1975年2月宣布的有节制的增加支出的计划也无法实现。到1978年，住宅建筑支出的增长只有计划的一半。教育经费则毫无增加。政府的全部支出（不包括迅速增加的失业救济金之类的转移支付）在1973年至1978年间几乎没有增加。政府支出的停滞大大助长了失业率的上升。到1977年失业大军达到了150万人。从前面所引的卡拉汉首相的讲话就可看出工党政府要放弃扩张政策。 当失业率开始急骤上升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别的就业计划和培训措施。到1977年底，17万7千名工人得到了临时就业津贴，4万7千名工人被纳入创造职业计划，8万名工人被安置在其他计划里。但是这些计划都有严格的限制。 最明显的是，政府并没有制止失业率的猛增，也未能靠那些计划所包括的人数降低失业总水平。英国就业部的调查报告发现，由雇主代为要求领取津贴的那些学校毕业生中有3／4不管怎么说是应当被雇用的。临时就业津贴对被留用的工人在一年内每人每周发给20英镑，否则他们就会成为多余的人而被解雇。为了设法避免这种情况，申请这种津贴将受到细致的审查。但是，在既定的总需求水平下，在一个公司里保全一个工作岗位，常常意味着在另一公司失去一个工作岗位。而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仍继续经营，这比起把生产集中在利润率较高的企业来，就收率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就业者的收益就小了。 这是“创造职业”计划中的普遍问题。如果政府并不准备扩大需求，那么大部分这类计划的主要作用无非是由国家财政支出费用对雇主进行补贴，以及为政府造成一个影响为数不多的失业工人的构成的机会。 所以尽管工党政府避免了像撒切尔政府时期出现的那种激烈的紧缩现象，但很明显，它也没能维护住战后形成的有关充分就业的共同意识。 密特朗政府也打算部分地依靠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减少失业。最初，他们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和转移支付，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把公营部门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8万人扩充到1982年的12万人等措施，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密特朗政府希望通过促进消费增长，加上出口借助世界经济恢复的潮流而上升，将会使利润增加并刺激投资。他还希望1982年的经济增长率能达到3％，1983年失业人数将开始下降。 对这些扩张计划的头一次重大打击发生在1982年6月，这正好是密特朗政府执政一周年。当时迅速增加的进口货和比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国家上升更快的通货膨胀率刺激了对法郎的投机，并导致法郎于上年秋季贬值3.5％之后不久，紧跟着又贬值6％。社会保险缴款增加了，一些失业救济金发放的期限缩短了。政府宣布它的意图是要将政府赤字稳定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井将1982年和1983年政府赤字增长的指标降低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1983年3月，随着第三次法郎对马克贬值8％，进一步采取了紧缩措施。这个一揽子紧缩计划被认为是自1966年威尔逊政府实行“贬值后的一揽子计划”以来西欧仅有的最大的一次紧缩，它导致产量下降1％左右。随着税收增加和国有化工业产品价格上涨，政府投资也减少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把预算赤字降低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法国的就业率在1982年几乎没有下降（与联邦德国和英国下降了大约2％相比），在1983年则下降了大约0.75%（与英国的下降率差不多，但比联邦德国低得多）。劳动力增长的下降（部分是由于采取鼓励提前退休和资助培训的措施）抑止了失业率的上升。在密特朗政府执政头一年失业者增加了25万之后，在1982年的剩余时间和1983年失业率就一直保持稳定。这得助于一项特殊政策，即缩减周工作时间——每周工作39小时，工资照旧——以及在1982年把有薪假日从4个星期增加到6个星期。虽然措施本身很吸引人，但是这些措施仅仅是依靠扩散工作（减少工作时数）或是缩短工作年限（提前退休）来降低失业率，而不是通过增加职业。 所以削减政府赤字的压力既是为了使国内资本家打消疑虑，也是为了维护货币的信用，从而迫使工党和社会党政府放弃以政府大量支出为中心的通货再膨胀政策。为了缩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长队，这两个党的政府都被迫退回到零敲碎打的计划上来。实施这些计划从坏里说，大多数不过是摆摆样子；最好也仅仅是将职业分摊得更均匀些。尽管密特朗政府曾广泛控制了可以缓解政府为赤字筹措资金和控制资金外流等难题的银行体系（见下文），但最终他被迫放弃了上述政策。政府虽然口头上大谈“夺回国内市场”，实际上他们却明显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除了一些临时的无关宏旨的管理规章，如要求所有的进口录像机都要通过在普瓦泰（Poitiers，法国中西部城市）的一个不显眼的海关进口〕。总理莫罗解释说“夺回只是一个竞选运动所需要的口号。一旦我们负起政府的责任，就必须改写这个口号，而不能再照原样说了”（《金融时报》1982年6月6日）。 工资 两个政府都因未能说服工人阶级支持者放弃增加工资的要求，而在试图增加就业方面遭到了挫折。继1974年矿工罢工之后，在工党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工资迅速上升。工人在工资上升中所得到的被高度通货膨胀所侵蚀。1975年年中通货膨胀的年率达到超过25％的高峰。接着英国工会理事会接受了连续几轮有关限制工资的谈判协定，结果收入增长减少了一半——这是前所未有的让步。虽然缓和了通货膨胀，但是这个政策实行的第二年，实际工资下降了6％。实际工资下降和政府未能创造就业机会或改进公共服务构成了挫折，同时工资政策在一系列严重的罢工斗争中，尤其是在国营部门的罢工中，开始崩溃。然而，这些挫折却保证了制造业利润率的迅速提高（1975—1978年间利润率增加了1倍）。放弃扩张政策是在限制工资政策成功地抑制了工资上涨之时，而不是在工资政策崩溃之后。 密特朗政府上台不久将法定的最低工资提高了6％左右。但是紧跟着又制定严厉的措施。1982年6月法郎贬值后，工资指数化协议中止了（除了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以外，其他甚至连1982年实际工资增加4％的许诺也没有实行），并强行冻结工资4个月。这是法国自1950年以来第一次中止自由的集体谈判。随后政府计划仅按预计的通货膨胀率相应地增加工资（因此如果低估了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就会下降）。这意味着在冻结时期实际工资的损失不会得到补偿，并且也意味着将摒弃那种每3至6个月按前一段消费物价实际上涨率调整工资的周密的工资指数化的传统制度。在国营部门内也将强制推行进一步削减实际工资的措施。1982年货币贬值后的第二年，实际工资的增长便已停顿。 尽管工资战线的形势缓和了，法国雇主们却在为取得更大的让步而顽强地战斗。他们声称，缩短工作小时、延长假期、增加课税和社会保险费，总共使他们一年多花了大约100亿英镑，并要求将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分5年等量扣减。由于这些钱必须通过向工人课税来筹集，这就意味着通过减少工人实得工资来使工人为工作小时和福利的改善付出代价。政府接受了雇主主张的逻辑，同意冻结他们的纳税水平（免除了纺织工业的某些缴纳）作为稳定就业的方法。1983年秋季，官方统计局描述公司的财政状况处于危险的境地，事实是：公司的利润率已经下降到前所未有的最低水平。 产业民主 这两个政府在就业、生活水平和福利方面的最终目的只是维持繁荣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表示面临严重经济困境和前政府的攻击也将决不退让。这些成就还是不算大的。 相比之下，两个政府关于工会作用的观点是相当激进的。两个政党都设想工会应远远超出原来为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集体劳资谈判的传统作用。他们保证要大大扩大工会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在英国，这个目标被称为“产业民主”。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是履行1974年的声明所作出的“使力量对比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转向有利于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庭”的保证的核心。 工党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可分为三部分。首先，工党保证它自己将撤销前保守党政府对工会在法律上的某些限制。工党政府上台后很快就废除了劳资关系法、工资管理局以及关于法定收入的各项政策。 其次，工党作了很大的努力使与工会达成的“社会契约”发挥作用。其大意是：作为合作的报酬，英国工会理事会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成为工党的伙伴。这个想象上的新颖的安排起源于1973年英国工会理事会——工党联络委员会的一个名为《经济政策和生活费》的文件。这个简略而模糊的报告讲到需要“一个对付通货膨胀的替代战略……以便为工会和将来的工党政府之间的合作打下基础”。工党作了若干具体的政策许诺（所有这些后来都包括在1974年2月的声明中）。工会理事会同意帮助“创造一种合适的经济气候，以便使货币收入和生产同步增长。” 在工党政府执政初期，工会领导人曾在政府的一些部里获得了职位。《泰晤士报》在评论本（Benn）有关工业战略的早期讨论时（见下文）指出“以前很少见到工会成员出入英国贸易工业部的总部大门”（福雷斯特，第79页）。可是这个“社会契约”唯一的实际后果只是前面所说的自愿的收入政策。经济政策仍继续由政府的大臣们和文职官员制定。尽管各个工会在一个短时期内可以进入贸易工业部的总部大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允许进入通向其权力之路。 工党采取的第三个步骤是建议在公司一级的决策中给予工人更多的发言权。1971年本曾建议，一个公司要继续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时，应以同时提高每年由劳工代表签署的同意接受的证书作为条件。1974年工党的两个竞选宣言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论更为冗长和模糊不清。10月份的宣言说：“我们将实行新的立法，以利于推进我们在私营和国营部门中迅速扩展产业民主的计划。这将包括对公司法以及对支配国有化工业及公共服务的各项法规进行重大变革。” 1975年8月，工党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征询如何或是否实现这个总的许诺。建成这个以布洛克勋爵为首的委员会就用去了6个月的时间，委员会的报告直到1977年1月才公布。 英国工会理事会以前曾迫切要求在决定公司的方针大计中享有一半权力。这个由3名工会理事会的代表，3名公司负责人和几位“中立的”律师和学者（其中有一人提前脱离委员会就任英国工业联合会理事）组成的委员会，却将这一目标打了折扣、改头换面抛了出来。大公司必须任命一个由相同人数的工人和资方代表以及双方同意的一部分“中立者”组成的机构，这些“中立者”将在其中保持平衡。人们称它为“2X＋Y”公式。委员会似乎花了两年时间才决定，最好的公式就是建立委员会本身所遵循的公式。 各工会对这个报告有明显分歧。1977年英国工会理事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折衷的决议：“代表大会呼吁总会应敦促工党政府对所有愿意通过工会机制对战略计划的决定进行联合控制的工会提供法律支持。这项立法将包括，在董事会中双方应有同等的代表参加，但也应该与更明确地建立在劳资集体谈判基础上的各种更灵活的联合管理形式连结起来。” 1978年5月，政府提出了一份白皮书。它建议可以由产业民主委员会（“如果已经成立的话”）或者由自动避撞系统那样的调解机构起草一个实施法案，以便把它提交议会批准”。白皮书指出：“参与的目的是取得谅解和合作……求助于法律上的违约行为将是例外”。但是，从未有任何立法提交给议会。 1981年选举前，法国社会党公布的《80年代施政纲领》提出了一些相当激进的改革主张将授予受雇者对雇佣、解雇和工作时间等条款的否决权。工人对企业合并、关闭和重要投资计划也同样有发言权。这个纲领指出：“社会党人为工人争取的真正权力必须通过摧毁资本主义取得。” 密特朗政府执政期间，授权奥洛克斯于1981年9月提出报告。6个月之后，政府推出一份经过修改降了调的报告，以奥洛克斯法案的形式提交议会。这个法案建议： 1．限制资方惩戒工人的权力。有关劳动操作的规则应有清楚的说明并只能涉及实质性的问题。＿诸如禁止在流水线上说话等细微末节的规定，将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罚款也同样受到禁止。 2．凡雇佣50名以上（含50名）工人的企业，每年必须举行有关工资、工作时间及工作条件的谈判。（尽管任何一方都不应被迫达成协议）。一旦有50％的公司一级工会表示抵制本行业一级工会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这个协定在他们的公司里实施。 3．公司必须准许工会代表和职工代表有更多的有酬时间去执行工会的职责，并可有更多的保护措施对付制裁。工会代表、职工代表以及工作委员会、保健和安全委员会有查阅公司帐簿之类的广泛权力。要成立全行业的委员会，它有权查阅有关各公司经营成效的报告。 4．国有化的企业部门成立“车间委员会”，并授予工人出席各委员会的合法权利。在私营部门，给予工会和资方3年的时间，通过谈判产生一种双方都同意的产业民主形式。 前两项条款虽然对于较弱的法国工会来讲是很重要的（见第十二章）。但也不过是保护工会和雇员的一般标准措施。第3项条款大体上是促进双方意见上的一致。“产业保密”原则在50年代和60年代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查阅报告虽然很重要，但是这与掌握真正的决策权力相距甚远。以此代替真正的产业民主就同接受以自由报道的行为代替议会民主一样。只有最后的条款体现了某些产业民主的真正成份。 法国雇主协会立即严厉地谴责奥洛克斯法案，指责它既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又易使企业决策陷于瘫痪。 产业民主对于处于危机时期的雇主似乎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改革形式，因为这不需付出直接的经济代价。但是他们对此抱有敌意也是不足为奇的。这类建议是试图破坏现存经济制度的真正基础——雇主对资本调度的控制。 产业政策 产业民主的建议试图给工人较多的控制决策的权力，从而对资本的权力提出了挑战。他们打算在企业内把工人和资本的权力关系再融为一体。但甚至连这种建议最坚定的鼓吹者也不认为这些办法能够导致经济复苏。 但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却争辩说，有关重新改组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混合经济的建议确实会给人带来希望。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再度混合”私人资本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然后利用后者（国家）所赢得的砝码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只有当高积累率得到恢复，这个纲领的其它目的才可能实现。否则提高生活水平和福利拨款不久也将陷于困境——因为利用闲置的资金和再分配只能生产这么多东西；进一步的进展要依赖产量的增长。如果仅是由工人主持他们公司的不断减员，产业民主甚至可能已证实了双重意义的胜利。所以通过提高优先发展地区的投资水平来支持经济扩张的产业政策具有决定的意义。工党的政策有两个主要部分。一是至少在每一种产业中对一个领先的有利可图的制造业公司实行国有化，然后通过国营企业管理局指导该公司的经营。其观点是这些新国有化的公司将要承担重大的投资项目和技术革新。这个建议的设计师斯图亚特•霍兰说：这些新企业将发挥“对其它大企业的带动作用”，根据是：“……少数控制市场的公司中有一家领了头，或者某一产业中居首要地位的几家新企业中有一家脱颖而出率先大规模地创出了新产品或新技术。剩下的其它主要企业，如果以前曾经踌躇不前，迟迟不引进同样的新产品和加工工艺，现在就不能这样做了，除非他们敢冒着销路、利润和市场份额被首先改革的企业夺去的危险”（霍兰，1975年，第155页）。 计划协定构成了新工业政策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政府要求所有上要公司应提交公司的计划，详述产量、雇工和投资等计划指标……。政府将对这些计划进行调整，使之与整个经济目标配合，同时让企业自行决定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这一办法意味着将为政府提供充分的手段来实行经济计划而不必采取社会主义的对“制高点”（主要企业）实行国有化的传统方法。 1973年4月，英国工党反对派提议在下届工党政府执政时将强制实行计划协定，并提到不管那些公司是否同意，要对100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它们的产量大约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中的20至25家实行国有化。1973年工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主张。《卫报》形容这个政策“简直是一场产业和金融革命”（福莱斯特；第74页）。但是由于工党领导的坚持，“强制”一词从1974年2月竞选宣言关于计划协定的一节中删去了，同时，一些关于国营企业管理局工作范围的说明也被删去。 本主持英国贸易工业部不久，就在一切方面都陷入困境。新闻界对他怀有敌意，就是贸易工业部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持不合作态度。据说，常务次官安东尼•帕特爵士向本致意时说：“贸易工业大臣阁下，我猜想您可能不打算贯彻工党施政纲领中的产业策略吧”（考文垂贸易委员会等，第33页）。新闻界利用泄漏出来的文件煽起一股“本”恐慌。英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迈克尔•卡拉汉反这这个“进行干涉的路线”，并表明了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敌对态度”。《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工业联合会告诉威尔逊先生，进一步对工业推行国家干预和国有化政策，绝对没有妥协和协商的余地”（1974年9月16日）。 威尔逊首相和希利大臣大声疾呼需要保持信心。威尔逊说：“私营企业必须具有必要的信心，依靠民众来保持和增加投资以尽他们的职责。而增强信心需要对什么是国营工业什么是私营工业有一明确的界限”（福莱斯特，第81页）。 同时，威尔逊任命工业巨头唐纳德•赖德爵士为国营企业局局长。在1974年6月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公民投票（按：指英国于1973年1月加人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威尔逊又将本调离了贸易工业部。官方的借口是因为本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观点使得他的处境困难。1974年8月公布的产业政策计划表明企业界施加的压力获得了胜利。计划协定将纯粹是出于自愿的。国营企业局的权力因“必须通过协议才能取得……公司拥有的财产”这一条款的规定而受到极大的限制。该局的借款被限制于5年内不得超过10亿英镑。这笔钱按通行的股票价格计算，还不够购买一个像卜内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国营企业局还被要求必须在公开市场上出价收购股票，除非公司的董事们同意由政府接管——而赢利的大企业几乎不可能这样做。 政府把8个国营企业拨给了国营企业局。这些企业中的人多数早己被接管，因为它们已接近破产。其中的两个，即英国雷兰德汽车公司和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大约占国家企业局经营总额的十分之九。为了恢复赢利，企业局大力缩小经营规模。在企业局接手经营的头两年，雷兰德汽车公司裁减了19000名职工，罗伊斯公司裁减了5600名职工。企业局的其它活动都属于表面的和纯粹商业性质的。它按商业利率借款给中小公司。 唯一签订计划协定的公司是美国克莱斯勒有限公司设在英国的子公司，它是在1976年春季签订这个协定的。美国克莱斯勒有限公司曾经愿以3500万英镑的价格把这家在英国蚀本的子公司转让给英国政府，以避免支付遣散费和其他倒闭费用。英国政府不愿让这家公司倒闭，因为这样将会有大约6万人直接和间接地失去工作，但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对这个企业实行国有化。他们选择的办法是向这个企业提供5500万英镑的投资贷款，并保证在3年内为其弥补一定比例的亏损，其最高限额达到7250万英镑。作为交换条件，克莱斯勒的英国子公司同意签订计划协定。后来在克莱斯勒公司在欧洲的分公司（包括在英国的子公司）被法国的普吉奥汽车公司接收时，工党政府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计划协定的意义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放弃了原先的产业策略之后，工党于1975年11月向全国经济发展理事会（这是一个由雇主、工会和政府三方组成的经济讨论会）提交了另一个可供选择的长期产业策略。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制造企业被挑出来，根据其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有的内部情况良好，采取适当行动后，可使其经营有利；有的则向其余的制造企业提供大量的投入。为此，成立了40个左右的“部门工作组”。这意味着让其余三分之一的制造企业自行沉浮。 工作组主要做两项工作。首先，为资方与政府商谈（在较小程度上也是同工会商谈）怎样分配一年大约30亿英镑的国家津贴提供讲坛。其次，使得有可能用一种比通过残酷的竞争和破产更有秩序的方法来实现产业的合理化。合理化涉及到对失去工作的人不进行计划的再分配。 对于所面临的问题，工党的产业政策已完全不适用了。英国工业继续走下坡路，从1973年到1978年，制造业每小时的产量仅仅上升了5％，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同一时期却上升了15—25％。从1974年到1978年英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7％。1978年的制造业投资仍然和1974年的水平一样。到1979年中期，进口的制成品比1973年增加了70%，而同期国内产品的产量却根本没有增长。这是放弃扩张政策和对工业失去控制的必然结果。 密特朗的政策重点是按照1982年2月通过的国有化法案大大扩充国营部门。政府已经接管了电气和电子工业以及化工方面的五个主要工业集团。实行国有化的还有两个最大的钢铁工业集团、39家银行、2个主要的金融控股公司和一个经营飞机、武器、计算机、电信和药品的大公司。 国营部门从事的工业活动所占的比重几乎增加了1倍，现在约占销售额的30％。国营部门的活动集中于大型企业，现在国营企业的产量几乎占了大企业产量的一半。它控制了烟草、钢铁、人造纤维、武器和航空工程（见表19.1和19.2）。大约90％的银行业现已为国家所有。 表19.11982年法国的国有化 （国有化企业中工业所占％） 销售额17.229.4 就业数11.022.2 投资额43.551.9 雇工2000人以上的公司47.7 雇工500—2000人的公司15.4 雇工500人以下的公司2.7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法国经济调查》，1983年3月，表18。 表19.21982年法国工业的国有化 （国有化企业的营业额百分比） 国有化前 国有化后 汽车4040 烟草9999 钢铁80①80 有色金属1363 基本化学2354 人造纤维075 药品928 玻璃035 建筑材料18 纸和纸板09 机床612 工业设备314 武器5875 办公设备036 电气设备026 电子设备144 家用设备025 船只建造017 航空工程5084 ①已将法国政府1973年以来，即在实际进行国有化前，已经对马西诺夫和沙西洛夫的企业进行了有效控制这一事实考虑在内。 资料来源：德利昂和迪律波蒂，第191页。 这些国有化的数额并不意味着实行了大规模没收财产的政策。首先，真正涉及的范围要比竞选前提出的狭窄得多。竞选前的某些国有化建议，包括保险业和接管普吉奥汽车工业集团被冻结的少数投机股本，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只是母公司完全国有化了，重要的子公司仍旧归私人投资者经营。第二，并不是所有由国家接管的企业都完全国有化了。国家现在只是往5个主要工业集团里才是唯一的股东，而在其它一些公司中，国家只是占多数股的股东。第三，政府经常强调他们希望避免“悄悄的国有化”或“偷偷的国有化”。他们说如果要保持私营部门的自信心，那么新的“混合经济”参数必须让大家都清楚。 最后，政府在付给私营部门补偿费方面是慷慨的。《金融时报》评论说：假定亏损得到弥补，“五大工业集团”的股东在企业被国家接管时，所得到的补偿比应得的多得多（1982年5月24日）。 1982—1983年政府的过渡计划为已大量扩充的国营部门列举了许多目标。 1．加强调查研究、开发和革新工作。在领导私营部门进行必要的经济调整中起“火车头”的作用（这和荷兰的“寡头垄断领导”的概念似乎一样。见前）。 2．促进减少工作时间；实现青年就业；协助增进退休、“均衡就业”政策和改善工作条件。 3．增加工人参加管理的机会和改进培训。 4．促进实现地区的平衡发展和保护环境。 银行业应该鼓励与工业贷款相关的更多的长期储蓄，应该对工业的需要更加敏感，应该依据政府的计划优先顺序来分配中、长期信用贷款，并以降低利率为目的。 过渡计划的主题之一是国营部门应能具有国民经济需求的长期观点，而不受短期的盈利或资金流动性约束。但是这实际上与政府的其它声明相矛盾。该过渡计划指出：国有化的公司应与国内外的私有企业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1982年夏季，工业部长谢范内芒说，将希望国有化企业能有盈利，而且不会出现“未付票据”。 对国营部门制定计划的重要制度性结构是在国有化公司和政府之间签订5年“计划合同”的制度（这同工党提出对计划协定提出的建议很相似，见前）。在合同条款规定的范围内，企业经营者享有完全自主权。实际上，部长们对企业经营者这种自主权的强调大大超过了合同对企业经营者的限制。密特朗在谈到国有化公司的经营者时说：“他们享有完全的决策和行动自主权”（《金融时报》，1982年2月18日）。 国有化公司的最高职位通常不是由社会党人担任。工业集团是由来自政府或企业的专业管理人员负责的。银行则由高级银行家或政府文职官员管理。设在罗纳—普朗克的化学制品公司的主席，虽然工会因为他曾主持裁减大量职工而开展了要驱逐他的长期攻势，但是他仍然被留任。后来据说只是由于政府过多的干预，他才辞去职务。听说国有化企业的最高薪水“公认低于”私营部门。但是一年大约有8万英镑的高薪也使他们很难与普通工人打成一片。 政府为某些部门选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1983年2月，政府与一个重要的电子公司签定的计划合同所定的目标中包括，在5年内将公司的营业额和出口额增加1倍。由于电子工业在工业结构中占有战略地位，所以被单独挑选出来。 1981年12月公布的机床工业计划，其目标是要使进口机床数量从60％下降到30％，机床出口额从占产量的15%提高到30％，并在3年内将产量增加一倍。对其他进口商品制定指标的有：家具从占市场销售量的20％降低到15％，鞋从市场销售量的25％降低到10％。 政府宣布，它打算用一套方法去完成他们的目标，井赚取尽可能多的钱财。国有化计算机公司主席霍尼韦尔－布尔说：“国有化主要理由之一是：它是组织把资金转移到那些需要资金的公司，使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唯一手段”（《金融时报》，1983年3月17日）。政府要求银行拿出大约6亿英镑供国有化工业资金融通之需，但政府也向银行保证这是仅此一次的贷款。 以机床计划为例，它包括：为客户提供10至12年的贷款和补贴，为投资于机器人的各公司提供高额补助贷款和免费租用机器的计划。还有一项由机床公司自行引进机器人的计划和公共购买政策（强迫国有化企业购买法国产品）。政府计划把150个左右的制造企业合并成较大的企业单位。还要求一些公司集团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实行专业化。政府要求各产品的零部件实行更大规模的标准化以及在研究、开发和销售网络方面实行联合。研究和培训的经费可以得到财政补助。这一计划大约有3.3亿英镑的政府经费作支撑。在化学工业方面，国有化企业被纳入一项重大的结构改革计划，包括关厂和裁员大约10％。一位公司的高级职员忧郁地对《金融时报》记者说：“一旦我们越过结构调整时期，我们就将进入另一阶段——合理化阶段”（1983年9月20日）。 政府对职业问题显得冷酷无情。它警告新的国有化企业中的工人，他们并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如果必要，他们必然会象私营企业里的伙伴一样被解雇。在其它部门中，如在钢铁企业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威胁。 对私营部门和对资本主义盈利的标准给予重视，是一个被反复提出而且事实上被不断强化的主题。就像英国贸易工业部大臣本被替换一样，在法国更激进的谢范内芒也被一个合适地取名为费边的人所取代（罗马皇帝费边被称为“拖延者”，是一个惯于躲避正面交锋的人，后来成立的费边社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1981年秋季，密特朗再一次向工业界保证经济将只是进行“略多一点的混合”（《金融时报》，1981年10月3日）。莫罗总理在巴黎的一次实业家集会上说，他期待着工业界“增加生产，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投资和出口”。但是他得到的只是不信任的嘲笑（《金融时报》，1981年11月20日）。费边说过，“国家本身不应代替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政治不应干涉工业。将来表现为创造就业机会、技术革新和发展的主要努力应愈来愈多地来自中、小公司（主要又是私营中小公司）”.....。（并且）有关风险、利润和竞争的观念丝毫也不会使他们感到羞愧——而是恰恰相反”（《金融时报》，1983年4月13日）。 几个月之后，他强调了这种意思：“需要给予法国工业决定工业品价格的自由以便提高利润率”（《金融时报》，1983年10月12日）。执行这一计划的部长罗加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因为他认为，市场是“包括一切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金融时报》1981年7月22日）。 密特朗经济政策的倾向很清楚。为了增加竞争力，将在运用政府资金和强行改组法国工业部门上作一系列尝试。但是，由于缺乏总体的扩张，这一进程将因投资不足而在深度上受到限制——1981年到1983年之间，工业投资下降了10%。而且，由于没有总体的扩张，已经实现了的那种合理化也将引起更多的人失业。法国工人所能盼到的最好结局是：如果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有重大复苏（见第20章）；如果工业合理化在法国同在其它国家样有效，那么法国工业将能获得经济高涨的一份成果。 结论 从法国和英国的左翼政府的经验中得出主要结论是，在长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条件下，要想保证就业、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社会服务和工会的权利是极端困难的。经济指挥系统——私人利润——的逻辑是无情地强行削减工资、实行合理化、失业，削减政府开支以及雇主采取攻势以重新获得对普通工人的控制。支持战后形成的共同意识的经济条件已不复存在。这时左翼政府面临严峻的选择。他们可能屈服于经济的（资本主义的）“现实”，而抛弃扩张计划，设法调整工业，以便加强它自身利用未来世界经济上升的能力，同时在符合这个战略的有限范围内，保护工人的利益。或者，他们也可以通过广泛推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设法打破利润的束缚，以为社会进行充分的生产来取代为私人利润的有限生产。但这个策略只有战胜了来自国内外的难以对付的反对意见才能成功。那时才会出现发展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真正实际的问题。
评欧洲共产主义（曼德尔，1979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评欧洲共产主义（1979年）说明：欧内斯特·曼德尔这篇文章发表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展望》1979年冬季号，原题为《评欧洲共产主义》。——编者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年第6期13—17页，易克信摘译。原标题为《托派理论家曼德尔评欧洲共产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反映的是某些共产党内所发生的重大政治进程，但这个用语并不确切。实际上，这一进程发端于欧洲之外，并席卷了许多非欧洲国家（如委内瑞拉、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等）的党。但是，重大的分歧甚至冲突却把意共、法共、西共、英共、比共等主要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彼此分隔开来。一、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这些共产党正在不断地把自己变成“古典”社会民主党变种。它们从效忠于苏联变为效忠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从历史上看，策略上的决定性转变发生在一九三五年，当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统一战线”，表要支持和捍卫那些可与苏联结成反纳粹同盟的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反法西斯大同盟”时期，这一政策推行得更加卖力。这一政策的内容就是在短期或中期内拋弃推翻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国家的目标，实行阶级合作，限制劳工运动，支持殖民地帝国反对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对西班牙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所发生的那类革命群众运动。自“冷战”结束以来，这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的普遍做法。这一比较典型的改良主义政策至少已经毫不间断地实行了四分之一世纪。长期以来，法、意等国的党已深入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机构之中，在国有化企业、地方企业以及大商业中牢固盘踞。西班牙共产党摆脱了长期的地下状态以后，也希望尽快地取得法、意两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得到的东西。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中的这种有力地位，以及不间断的长期任职，产生了一种与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间在古典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相同现象：形成了一个与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了的欧洲共产主义劳动官僚集团，他们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机构同生共死，为了保持他们的这种地位，他们反对急遽改变那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得以苟延残喘的阶级力量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平衡。欧洲共产主义的劳动官僚集团越来越不愿意危害他们自己的特权，危害他们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指示来行动的有限的权力地位。这一进程尚未引起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质变，虽然近几年来趋向相当明显，但尚未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在完全改变为典型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上仍然有强大的障碍。与俄国革命和苏联的传统联系，仍然存在于许多老领导人、干部和好斗分子的政治意识之中。与苏联集团的物质联系也远未完全割断。欧洲共产党害怕革命的左翼取代它们同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关系。欧洲共产主义内部也有许多分歧，在多大程度上采用古典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这个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二、哪些不是新的东西，哪些是新的东西斯大林主义把共产党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捍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工具变成了为苏联的政策和利益服务的工具。这种转变之得以发生，是由于真正民主选举的党的领导遭到了粗暴的破坏，莫斯科不断进行干预，从唯命是从的党员中遴选新领导人，这些党日益仰仗苏联的物质援助。苏联官僚集团的发言人表示他们不反对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灵活”（应读作：改良主义的）战略。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兴趣是维持欧洲的现状。欧洲共产主义者也为和平共处的事业竭力效劳。但是，如果认为欧洲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个神话，欧洲共产党在资本主义欧洲的作用没有重大的变化，或者甚至把欧洲共产党说成是“欧洲的斯大林主义者”，那也是错误的。欧洲共产党同资产阶级的一体化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一个的党接二连三地抨击无产阶级专政，公然承认现存国家是劳工运动将要“占据”的“阶级斗争舞台”。它们在纲领中宣称“列宁主义”与它们的现行政策毫不相干，甚至自称不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做法同与克里姆林宫的公开冲突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政策问题上爆发了争吵。欧洲共产党日益加紧了对苏联现行政治结构甚至社会结构的批判。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比较进步的发言人已不再承认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之间的公开分歧决不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形势和发展这类问题的争端上。分歧已涉及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日益增多的国际冲突上。日共在千岛群岛的冲突中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苏联。法共违背苏联的意愿，赞成法帝国主义的军队拥有独立的核武器。意共公开表示反对苏联和古巴在非洲之角的政策。所有的欧洲共产党都支持厄立特里亚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而苏联却支持埃塞俄比亚。西共和意共批评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而苏共却采取相反的立场。那么试问，欧洲共产主义者实行这些改良主义政策究竟符合谁的利益，代表什么社会势力？过去这些政策符合苏联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今天则越来越符合本国劳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个劳动官僚集团屈服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压力之下，已经与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了。三、策略的选择欧洲共产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继承和变化的混合物。要了解欧洲共产主义，就必须进行社会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分析本世纪初以来所进行的策略大辩论的内在辩证法。这场一直分裂着国际劳工运动的大辩论是紧密联系着阶级斗争本身的客观动力问题而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策略辩论，使人产生类似的回想。欧洲共产主义的策略家们所主张的，本质上正是伯恩施坦的路线，他们正在得出相似的结论。欧洲共产主义者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尽量避免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构同工人阶级及群众之间的正面冲突。他们认为这类冲突有害无益，毫无必要，与“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过渡”的需要正相抵触。必须实行向社会主义的逐渐过渡，这种过渡要尊重议会民主的基本制度，只有通过绝大多数人一致赞同的改革才能加以实行。欧洲共产主义者寻求广泛长期的协定，不仅是同社会民主党和劳工运动、工人阶级的其他成分搞这种协定，而且也同资产阶级的一些派别搞这种协定。欧洲共产主义者象伯恩施坦一样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里他们的自相矛盾最为突出。他们既要继续做马克思主义者，又要宣扬渐进主义；既要继续支持阶级斗争，又不断地大搞阶级调和。他们想要避免劳资之间的正面冲突，可是事实上决无可能，因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日益加剧，这种冲突势必定期重演。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某些发言人为渐进主义作辩护的理由是工人阶级力量强大，共产主义劳工运动在“不可抗拒地高涨”——这又是典型社会民主党的用语。他们的论据无非是：我们巳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致使资本家不敢再利用右翼来冒险孤注一掷；正因为我们十分强大，我们就能够迫使他们进行越来越多的改革，以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既然如此，又何必冒险进行毫无把握的冲突呢？但是欧洲共产主义者未能同时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渐进主义之所以必要，就因为它是对付法西斯政变威胁的唯一可行办法。渐进主义之所以可能和更为可取，是因为大企业已经变得十分衰弱，以致心甘情愿听命于议会民主，而不敢利用右翼来冒风险。可是实际上，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周期性的突然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就会普遍发生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和社会上其他被压迫阶层的斗争形势日趋尖锐。斗争采取更加激进的形式，产生了同资产阶级社会决一死战的要求。这是一种客观的现象，而决非出自革命鼓动家的“煽动”。同时，对此种客观情势惊恐不安的资产阶级，则要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最高价值”（私有财产和利润）。他们有近千年的政治训练和经验，善于玩弄权术。他们可以施展种种花招，诱骗群众，躲避群众运动的攻击锋芒，暂时采取不可避免的让步，只要能保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即便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也在所不惜。只要保住了这些最后的堡垒，他们就可以等待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他们在前一阶段害怕“丧失一切”的心情愈强烈，在反击时采取的手段就愈残暴。只要劳工运动善于利用社会总危机所造成的力量优势和群众动员组织的巨大规模，对资本家加以致命的打击（即剥夺他们的财产，摧毁他们的国家机构），就能避免遭受这种反击。如果渐进主义者得逞，如果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限制、削弱和分裂群众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力图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同资本主义妥协和解，那么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就无法避免。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渐进主义也不会每一年在每一处都导致这种惨重的失败。事件进程的方向和结局取决于客观阶级斗争的进展和深度。我们谈的是总的历史趋势和基本的策略选择，而不是某个国家在某个时刻的具体做法。从这个观点出发，历史证明对于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欧洲共产主义变种是极为不利的。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化从来没能使调和主义者避免他们所害怕的正面冲突。凡是在他们控制工人阶级的地方，冲突总是以血淋淋的长期的失败告终。欧洲共产主义奢论证说，革命的（列宁主义的）策略在工业化国家中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是，除了俄国（那里毕竟获得了成功）以外，任何地方都从未真正实行过这种策略（也许部分不成功的例外是一九二三年的德国和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渐进主义的策略倒是反复尝试过多次，但每一次都是以血淋淋的失败告终。这正好从反面证实了这种策略的错误。四、基本的理论修正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修正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种修正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奇怪地交织在一起。按照逻辑，人们一定会假定，这样的理论会强调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和垄断资本之间日益加深的互相渗透作用。可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却做了个异乎寻常的推断：正因为国家日益变成维护垄断资本统治所必需的渗透一切的社会工具，就可以假定它也成了一种半中立的、自主的阶级斗争舞台。在国家干预和国家预算用来支撑垄断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可以用来把人们逐渐引入社会主义，使劳工运动“在国家内部”占据越来越多的阵地。这个论据，老社会民主党人就曾用过多次，更不用说其后继者了。在对理论进行修正方面，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论证手法确实比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高出一筹。欧洲共产主义者的一个论据是建立在语义混乱的基础上，把“国家机器”同邮政局、幼儿园等公益机构混为一谈，从而作出不必“打碎国家机器”的错误结论。另一个论据则是同渐进主义的逻辑紧密相连的。他们硬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内部实行改革能够引起质变。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大多数市长等高级官吏、国会议员、内阁部长都由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担任，甚至总理、总统也由共产党人担任，经过许多年或者几十年，就不能再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了。同时还要考虑到工资增长的情况。五十年工资不断增长就会引起“从量到质”的变化，使劳动工资和劳动工资制度趋于消失。显然情况并非如此。资本家允许工资增长，但不管增长到何种程度，总不能消除利润。只要还产生利润，资本就仍在积累，而资本主义也就远远没有消失。如果“社会主义的市长”或“社会主义的”高级官吏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管理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力求取得某些改良成果，使穷人、被压迫、被剥削者能过上尚堪忍受的生活，那就根本算不上提出了真正的理论问题。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在国家机构内部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由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来管理资产阶级国家是可能比资产阶级政客的管理作恶较少。但这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唯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才能真正把资产阶级的统治改变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欧洲共产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国家特性的错误理解，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宣称他们在“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可以对阶级斗争加以决定性的区分，在国家保持“充分就业”和允许大量失业从而急剧改变劳资间经济关系的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对策。欧洲共产主义的这些新凯恩斯派发言人看来是忘记了，经济危机和失业增长既不是出于邪恶雇主的阴谋诡计，也不是由于“错误政策”的可悲后果，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欧洲共产主义者竭力推行“反垄断联盟”的经济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既不能真正损害资产阶级的要害部门，也不能保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逐渐过渡”；或者，这类政策要真是损害了大企业，就会引起力求避免的正面冲突。要想既保持资本主义，又要它发挥违反其基本运动规律的作用，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五、社会主义与民主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采取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其决定性根据是西方群众对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认为，如果要想把社会主义同民主结合起来，除了采取渐进主义策略，别无他途。在这里，理论上的根本错误是把群众的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国家制度混淆起来了。西方群众的确是深深眷恋于民主自由，尤其是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后，这种眷恋之情更加强烈。但不能把这看做是对议会民主制度的依恋。在无所选择的时候，这两者常常好象是协调一致的。但是，革命形势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出现这样的选择机会：建立民主选举的、由群众自己控制的工人和人民委员会。于是，两种民主立法机关（普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代议的老式立法机关和工人直接实行民主的新式立法机关）就会在群众思想上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在事先是不能决定胜负的。如果工人政权的保卫者不能成功地使大多数劳苦大众通过其亲身经历相信工人委员会能够提供更大的民主自由（不仅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自由，还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那么在这场决斗较量中资产阶级国家就会占上风。为了避免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从中渔利，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在范围上应该是指工资收入者（在帝国主义国家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作为—个阶级的统治，建立这种统治要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和人民委员会，采取多党制，工会独立，保证有罢工的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总之，无产阶级专政在结束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时，必须保证群众和个人以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要比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所享有的更多，而不是较少。但是，我们能否不制造革命危机，不冒流血失败的危险，“逐渐地”把间接代议制民主改造成“更直接的民主”，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更高形式的民主呢？我们能否采取渐进的“国家民主化”过程，以逐步消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责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大多数弊端呢？当然，所有这一类民主的进步的改革是值得争取的，但这类改革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性质。“国家民主化”或者是毫不触动资产阶级政权的一切神经中枢，这就毫无任何民主化可言；或者一开始去触动这些中枢，就势必引起正面冲突，资产阶级国家为了苟延残喘，必定用暴力阻止这种“民主化过程”。恩格斯正确地指出，归根结底，国家是人们的武装团体。当代历史中的每一次革命危机都是由这一个阶级解除那一个阶级的武装这个问题来解决的。实际上一直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着决斗，智利和葡萄牙最近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革命危机中，资本家宁可放弃百分之五十的财产，也不愿放弃百分之五的武器。他们非常懂得，如果他们能完整地保持军队和政权，他们迟早会夺回失去的财产。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动乱局面中，阶级调和主义的逻辑不是主张扩大群众的民主自由，反而主张限制这种自由。这种结局我们已见过多次了。阶级调和的鼓吹者在政府中任职时，他们必定要实行镇压（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阶级斗争白热化时的辩证法是：或者支持群众消灭资本主义的自由，或者支持资产阶级国家去限制群众的“过激”自由。渐进主义和调和主义的逻辑最终必定是在革命形势下采取反革命政策：拯救濒于死亡的资产阶级秩序。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已经走上的道路。六、资产阶级和欧洲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看法仍然有矛盾和分歧。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赞赏欧洲共产主义政党抛弃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但是资本家对于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根本疑虑与敌意却并未减弱。有些资产阶级政客认为，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宣扬“多元论”、“政治交替”，尊重议会制度，不断加强对克里姆林宫的批评等，都是为了愚弄公众。有人甚至说这一切做法都是受了克里姆林宫的指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比较有理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承认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上层确实发生了某些重要改变。但他们仍然怀疑这种变化是不是“根本的”，究竟能走多远。他们大肆散布这种怀疑论调，出于双重目的。一是尽可能久地不让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染指政权，二是不断进行讹诈，迫使欧洲共产主义做出思想上、政治上的更大让步。此外，资产阶级一面承认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脱离了苏联官僚集团，一面又强调指出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部联系远未割断。法、意、西等国的资产阶级仍然尽一切可能阻挠共产党人进入政府。他们认为现在还不需要共产党在政府中去对工会及群众运动施加影响，用改良主义措施去扑灭革命烈火。七、官僚集团和欧洲共产主义苏联、东欧国家的官僚集团对欧洲共产主义日益感到愤懑，他们害怕欧洲共产主义的政策会威胁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这种威胁确实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对克里姆林宫日益加强了独立姿态，包括在物质方面的独立。这包含着一种明显的威胁：到一定的时候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将不再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它们今天已经部分地这样做了。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这种转变将大大削弱苏联官僚集团的国际地位。其二，更大的威胁在于，欧洲共产主义仍然对苏联等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有限的、前后矛盾的批判。这种批判对于苏联、东欧等国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东欧等国党内和苏联国内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同欧洲共产主义的这种批判姿态有密切关系。东方共产主义反对派和欧洲共产主义的结合既有政治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方面的根源。共产党人反对派在欧洲共产主义对官僚专政的批判中找到了强有力的炮弹。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至少一部分）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还有更深刻的思想上的近似关系。这些反对派不满于官僚专政，又由于闭塞落后，欧洲共产主义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个“选择模式”。他们处于苏联政权的高压之下，又感到苏联工人冷漠无情，于是怀疑工人阶级是否有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他们就幻想同官僚集团中的专家治国论者结成“大联盟”，这正好同欧洲共产主义主张与“新中间阶级”结成“反垄断联盟”的做法不谋而合。既然欧洲共产主义造成了这些实际威胁，克里姆林宫似乎该给予致命的打击吧。但它至今仍未采取这种行动。它只是迂回曲折地进行激烈的争辩，间接支持西方党内斯大林主义死硬分子组成的某些分裂派。但这些分裂派在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一代中找不到真正的追随者，这一失败暴露了克里姆林宫进退两难的窘境。同欧洲共产主义公开决裂在任何地方（也许芬兰例外）都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莫斯科对帝国主义国家中政治生活和力量对比施加影响的能力。唯一的办法是勉强维持一种难堪的和局。八、欧洲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欧洲共产主义遇到了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渐进的社会民主化过程。这一过程将最终导致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差别的消失，那么，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就难以单独存在下去。如果和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统一的改良主义政党，形势显然（意大利可能例外）不利于欧洲共产主义。所以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在取消党的边缘政策面前退缩了。为了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他们坚持说他们的渐进主义策略“根本”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用虚构的差别来掩盖真实的同一。他们之所以迟迟不肯割断把他们同“社会主义阵营”连在一起旳脐带，也正是为了保持使欧洲共产主义有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但是，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对待斯大林主义的这种犹疑不决态度，立即引起了一些其他的深刻矛盾。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多党制，但又不谴责苏联的一党制；他们主张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工会独立和有罢工的权利，但又不公开为在苏联、东欧实行这种权利而斗争；他们谴责“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压制，却又不为在这些国家建立保障这类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而奋斗。他们对于明确支持官僚化工人国家中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畏首畏尾，踌躇不前。很明显，对资本家的“渐进主义”只能伴之以对官僚集团的“渐进主义”。这类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俯拾皆是。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内部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官僚主义的，虽然比十年前略有减轻。对派别活动仍然严格禁止，对公开辩论的控制比前有所放松。由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而开除出党的事例已很少见。但矛盾仍很突出。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准备给予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东西，他们却不愿意给予自己党内的成员。一般人比较普遍地认为，只要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对克里姆林宫仍然采取现在这种居间调停的姿态，就根本不可能对斯大林主义、对官僚集团做出彻底的、公正的、科学的解释。所以这就成了这些党的内部在政治上、思想上持久冲突的根源。企图在西欧国家工人中强制推行阶级合作、“社会契约”和紧缩政策，已经在意、法、西等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工会内部引起了巨大的反抗。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已完全不能再象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动乱时期那样保持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控制。它们和资产阶级对此都深感忧虑。因此，法共和西共并不急于参加强制推行紧缩政策的联合政府。它们在对资本主义较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宁可实行“反垄断联盟”。不过这样一来，它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有用性就化为乌有了。欧洲共产主义者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他们本身的利益是要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一体化；但工人阶级的觉悟迅速提高，已包含有反官僚体制的健康成分，他们期望殷切，难于控制，反资本主义的战斗精神日益高昂。欧洲共产主义者承受着来自这两方面的正相反对的压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压力使他们面临分裂的危险。这些党的内在冲突和危机将不断加深，势必在尖锐的革命危机关头造成大规模的分裂。欧洲共产主义正到处碰壁，走投无路。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在西方社会中的地盘越来越小。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策略是没有前途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恩斯特·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贡献（E．曼德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恩斯特·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贡献[比利时]E．曼德尔*本文译自K．布洛赫、A．赖夫编：《思想就意味着超越：纪念E．布洛赫1885-1977年》，科隆／法兰克福一美茵河畔，欧洲出版社1987年，第222-234页（ErnestMandel，“AntizipationundHofnungalsKategorien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In：DenkenheisstUeberschreiten：inmemoriamErnstBloch1885—1977／KarohBloch；AdelbertReif（Hrsg．）。Koeln，Frankfurt／Main1978，sS．222—234．）。副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来源：《现代哲学》2009年第4期。译者：金寿铁*作者简介：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23—1995），20世纪极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认为是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生前曾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晚期资本主义》、《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等。【摘要】在最基本的类冲动萌芽中，希望已经是超出单纯类冲动的东西，它已经吸收了充满幻想的想象能力、思想上的预先推定能力。希望是最卓越的人的冲动，希望连同社会劳动、概念构成和意识构成一道属于我们人类学特性的基础。想象的人乃是希望中的人。人类历史不仅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也是一部包括希望、计划、预先推定、诗作、教育、哲学论述、政治计划和斗争等的历史。希望和展望对于每一种政治都具有重要意义。预先推定—希望—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也是革命的现实政治的范畴。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人是社会生物，劳动和交往能力是人的本质的两个主要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含语言、概念构成（Begrifsbildung）和意识能力，没有开放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社会劳动是不可能的。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的高度发达的交往能力——在动物那里，也有退化的低级的交往能力——是被迫建立在社会生活生产基础上的。此外，劳动与交往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1]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5章中敏锐地表述的一样，人所特有的劳动本身是在双重意义上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不仅以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表达关系为前提，而且以社会上可听懂的声音、语言和概念为前提，它与旨在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而开展的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和流通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人的劳动还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特性，即在进行生产的意识中是以预先推定的、想象的计划为前提的：“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作为劳动计划、作为尚未实现的物质现实，劳动产品是自身实现的先决条件。因此，人的预先推定（Antizipation）能力和幻想（Fantasie）能力是与社会劳动能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匠人（homofaber）之所以能够是工匠人，是因为他同时是想象人（homoimaginosus）。的确，人自身方面的概念、抽象、计划构成能力和想象能力是与自身物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最紧密地交叠在一起的。无论是最起码的反应能力还是业已明确的复杂概念和思维结构都不是“纯粹”幻想的产物，即不是纯粹脑力劳动的产物或与物质劳动能力全然无关的东西。人的概念和思维能力来源于作为物质生活经验的精神加工这一最后目的，即来源于自然和社会之中对社会个体的理解。就像马克思所表述的一样，根据这一理解，建立在物质束缚基础上的那种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与劳动中的某种人的目标相适应，或者与恩格斯在广义上所谈论的东西相适应：“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3]因此，劳动计划产生于人脑，这种产生于人脑的计划在物质上被现实化之前，在自身方面乃是物质现实生产的最后目的，只要劳动计划本身尚未在物质上被现实化，情况就是如此。不仅诸如人的理念的想象一类的概念绝不因其现存而完整无缺，而且这种概念也永远不会脱离它所伴随的社会过程，尽管这类概念不是这一过程的纯粹机械的映像，而是同一因素的创造性重构。它既取决于客体，又取决于主体。人的预先推定能力、充满幻想的想象能力的基础是自我保存冲动，亦即旨在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的本能的、类冲动的束缚关系。这一预先推定的最重要表现是恐惧（Furcht）和希望（Hofnung）。恐惧可以是纯粹类冲动的东西——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必然的，但是，在动物那里，它能够是或者属于占支配地位的冲动——然而，纯粹的、类冲动的希望是不可能的。因此，布洛赫有理由强调，在最基本的类冲动萌芽中，希望已经是超出单纯类冲动的东西，它已经吸收了充满幻想的想象能力、思想上的预先推定能力。所以，希望是最卓越的（paxexelence）人的冲动。希望连同社会劳动、概念构成和意识构成一道属于我们人类学特性的基础。想象的人（homoimaginosus）乃是作为希望中的人（homosperans）。作为物质束缚和需要的产物，劳动计划是与物质的实现条件固结在一起的。并非每一个思想上的计划都导致某种物质产品。并非每一个预先推定的希望都变成现实。只有这样一个计划，即在其实现中不仅可以找到客观先决条件，也可以找到主观先决条件的计划才能变成现实。并非所有期望都是现实而可能的期望。就现实而可能的期望而言，梦想显得分外清晰。脑力劳动能力、概念能力均与生活经验的最后目的相符，在四面八方，这些能力相互组合在一起，这种能力无需必然符合业已存在的物质现实，仅凭相互组合，它就在现实的可能性与梦想之间说明这种预先推定的区分。但是，在自身方面，可能的东西仅仅部分地重新被规定。因为正像人们制造自身固有的历史一样，人们也生产自身固有的生活。因此，我们人类学特性的现实向度取决于这样一个中间领域，即物质上、社会上、历史上不可能的东西与物质上、社会上、历史上可能的东西之间的领域。自然、社会中的所有那些变化都显得是物质上可能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的实现却依赖于某种具体的、特定的实践。进言之，这种实践既不是自发地也不是同时地源自自身物质先决条件的存在。恰恰相反，物质的可能性界限并非一开始就在所有方向上勾画好的。大的框架已被划定。但是，在这一框架之内，存在无数变种和变种可能性。一旦勾画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如果新兴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上、政治上、意识上虚弱不堪（这种虚弱伴随着最初阶段的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从而现代工人运动的展开就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但是，例如，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具体的、特殊的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这四个地区，生产方式拥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背景，拥有其政治的、社会的史前史。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本身的特点、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特点均发生在市民阶层夺取政权之前，这些独一无二的特点或者伴随这种夺权过程，或者妨碍这种夺权过程。在随后的50年中，这一切对阶级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影响。而且，由于此，这些特点极其不同地塑造了这四个国家，尽管在“发展—成熟—衰弱”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框架及其矛盾增长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历史的、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历史的、物质的现实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不完整的总体，而这种总体本身至少包含若干发展的可能性。无论历史宿命论还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天壤之别。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每一个生产方式中，阶级斗争不是以革命阶级的胜利而告终，就是以斗争中的双方阶级的同归于尽而告终。资本主义并不导致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而是限于进退两难境地：社会主义或倒退到野蛮。因为物质不是呆滞的、无运动的；因为人的实践客体和人的思维客体持续处于变化中的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之中。人的实践本身能动地干预这一变化。人只能日益接近这种总体性认识。正如人的认识日益接近“业已存在的和业已可能的过去”（Bereits—Bestehende—und—bereits—potentiell—Vergehende）一样，人的认识也日益接近“尚未存在但业已可能的东西”（Noch—nicht—Bestehende—aber—bereits—MSgliche）。现实性乃是一个矛盾的现实性，我们是在这个矛盾的推动下认识到变化中的总体性的，这就是说，在人的认识中已经包含了这种总体性的全部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预先推定不仅是一种人类学的向度，也是一种认识论的向度和科学的向度。“迄今最陌生地被视为极端异类的东西——未来与自然、预先推定与物质——恰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性中重合了。没有物质就没有（现实的）预先推定的基础，没有（现实的）预先推定就没有可把握的物质的基础……。这个现实地可能的东西与某种内含未来的那种萌芽一道开始。”[4]在此，主体因素的创造功能连同它的类冲动的希望精确地得到了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5章中说道：如果我想要实现某个劳动计划，我就必须把我的意愿隶属于这一目的。显然，我对这一计划的实现不是抱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这样，这种隶属就激发一种意义深远的事件。换言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梦想着、期望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原因会在下述两类不同情感的无数组合中变动不居：一方面，这些原因源于对刑法、贪婪、欲望等意识的恐惧；另一方面，这些原因源于对最纯粹的利他主义和人类之爱的希望。在缺少这种愿望和这种希望的地方，确切地说，在情况发生逆转的地方，各种计划的实现变得十分艰难，即产品生产者对此不仅漠不关心，而且听任荒废。他甚至恶狠狠地、一个劲地破坏这一计划（在特定条件下，奴隶、囚犯的情况就是如此）。完全无望的生产者是恶劣的，即非创造性的生产者：这一法则的有效性一再为全部人的历史所证实。对基本的创造性实践有效的东西也一般会更恰当地符合全部社会的、改变社会本身的实践。一个历史混合人物，例如伟大的尼德兰革命的半封建领袖威廉·封·奥拉宁可被称为那一小群自信和清心寡欲的自觉的革命者的典范：“既无需寄希望于理解，亦无需寄成功于坚持”（Pointnestbesoindéspérerpourentreprendre，nideréussirpourpersévérer）。但是，广大群众乃至整个社会阶级却难以到达这样一种行为动机，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行为太过于间接地纳入到整体之中。因此，在历史上，社会变革这一阶级实践的最终目标总是以阶级利益为先决条件的，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实践越是伴随愿望和希望，就越是富于广度和效益。愿望和希望用某种形式浇铸这种利益，而这种形式是行动中的大众可以直接领会和通达的。人类的美好愿望和希望就是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和不自由，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现代历史上，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起义风暴连绵不断，在这每一阶段中，这种美好的愿望和希望都帮助工人运动获得一种巨大的活力，如果仅仅从物质利益出发是根本无法为其产生进行辩护的。只要工人运动满足于这种辩护，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不会有那种惊天动地、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力。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愿望和希望也是与工人阶级的起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没有为其日常物质利益进行辩护的坚韧斗争，那么工人运动方面的梦想就面临破灭的危险。阶级的特殊希望与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这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即整个社会的解放起到一种古老的历史过程的作用。作为社会的产物和交往的生物，人原来就是共同协作的。从一种无阶级社会跃入一种对抗性的分裂社会——发生在约7000年到10000年前——对人的思维和人的情感产生了巨大的梦幻般的震惊，究其原因，这种跳跃与人的协同本性格格不入。因此，人类历史不仅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也是一部包括希望、计划、预先推定、诗作、教育、哲学论述、政治计划和斗争等的历史。进言之，政治计划和斗争包括下述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返回到无阶级社会的“黄金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到达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社会不平等源自何处？如何才能废除社会不平等？希腊哲学家、罗马革命政治家、早期奴隶起义、犹太预言家、早期基督教教父、最温和的改良主义先驱和代表、最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最激进风暴的代表都以特殊方式即与自身时代、自身社会及其阶级相称的方式一再表达了这些问题。但是，巨大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它来源于连续性，即问题提法及其答复的内在的自我批判的展开。维也纳诗人列瑙[5]在叙事诗《阿尔比派教徒》中，用美好的结束语概括地、象征性地表达了这种无坚不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阿尔比教徒紧随胡斯[6]数着那个灾难深重的、沾满血迹的家乡，在胡斯和齐斯卡[7]之后来了路德和修顿[8]，三十年代，塞文山脉上的奋斗者巴士底狱的风暴，如此等等。的确，所谓“乌托邦主义者”意义上的人们大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旨在实现其希望计划的物质社会的先决条件。的确，早期革命群众运动的全部尝试均归于失败，事实上，在物质和社会条件成熟之前，实现一种无阶级社会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那些思想家和奋斗者的所有努力都枉费徒劳或有害无益。恰恰相反，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拓宽可能性的视域，有力地促进了理论和科学，并且恰恰通过把尚未存在的实际可能性（Noch—nicht—real—Mögliches）逐渐地转变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Wirklich—Mögliches），意味深长地提升了他们的认识。不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学到了好些东西。或许，他们的著作未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但在缓慢地、艰难地、充满矛盾地起作用。用科学社会主义克服空想社会主义意味着同时保存和再生产其有益的、富有成果的要素，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以空想社会主义中现存的东西为前提条件。布洛赫写道：“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趋势学的马克思主义乃是被中介的现实的未来科学，并且在自身中加上客观现实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用做行动……首先，未来的视域——正如马克思主义与此有关一样，借助这种视域，过去成为前室——赋予现实以自身真正的向度。”[9]因此，他表达了双重真理。现实的认识总是对自身运动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了伟大的发现，那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这一规律远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才大规模地显现出来。《资本论》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预先推定的著作，一部不是19世纪的，而是20世纪的著作。再则，马克思不是以解释世界而是以改变世界为前提，而实现《费尔巴哈论》第11条命题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祥地。换言之，马克思不仅仅是以未来的关系为前提，不仅仅是以现实的可能性或尚未实现的东西为前提，而是以这一现实可能性的实现为前提，即把精神、意志、情绪的力量的张力用作实现这个尚未存在的东西，从而在现存的现实与应该付诸实现的期望的潜力之间，努力彰显革命个体的极端张力。一个恶劣的革命者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脱离实际，好高骛远，更不理解关于实现革命计划的物质社会条件和主客先决条件。一个恶劣的革命者是这样一个人，他过分热衷于现存的现实，热衷于当下，热衷于日常例行琐事，而对突然的、出乎意外的转折丧失应有的理解、情感和预感，以致把未来视域置之度外，用火山式的突然爆发超越未来视域。在此意义上，没有未来的视域就没有真正的、总体的现实理解。1914年8月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夕，面对官方社会民主党的屈膝投降，列宁、罗莎·卢森堡以及许多国家的一批国际主义朋友和战友不单是表达了道德上的拒绝态度。他们更在尚未实现的东西、所期望的东西中看待这种卑劣的屈膝投降，但是，他们不是通过一相情愿的梦想，而是通过一种精确的分析来展望世界大战的前景：世界大战将导致资产阶级社会和帝国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从而必然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1917至1918年的历史进程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才赋予1914—1915年国际工人运动以总体向度，使其内部的屈膝投降和意见争执告终。没有革命的展望（Perspektive）就没有现实的革命政策，就没有现实的革命实践。当然，这种展望必须基于科学的现实分析而不是基于不切实际的梦想，就是说，这种展望必须认识到现实的社会矛盾，揭示其动力乃至趋势的强化，而不是简单地建立在某种值得想望的变革的预感上。总而言之，展望与未来相联系，展望既是希望，又是恐惧。对于每一种政治希望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言，展望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按照革命市民阶层的观点，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0]者奥托·鲍尔通过把政治界定为“预见的艺术”业已修正了这一格言。他的这个定义无疑是面对市侩资产者向前迈出了一步。他试图把政治局限在历史上最微不足道的、无意义的现存事物的装饰上，因为他根本上成了保守分子，即极端害怕未来和变革。但是，他也暴露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被动的、宿命论的向度：在所谓“预见的艺术”中，显然缺乏改变现实的能动要素，因而它必然缺乏完整的改造要素。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政治是这样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尽可能地移动可能性的界限，即充分地利用对现存事物的革命的潜在改造作用，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的和革命政党的首创精神，并把这种首创精神作为结构性要素一并列入具有预见性的发展之中。1914年7—8月之后，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对革命的希望和对革命的恐惧起到了十分关键性的作用，由此决定性地把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时代精神区别开来。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纷纷为其屈膝投降进行辩护，声称社会民主党人不可与群众失去联系，而群众确实支持开赴战场。然而，几年后，当群众同样转而支持革命时，论据就发生骤变了。那时，“原理强度”（Prinzipfestigkeit）重新被揭示出来并得到了确定。“对非大众化的勇气”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标志。对革命的恐惧、对跳入未知世界的恐惧、对日常事务乃至久经考验的战术进行决裂的恐惧，凡此种种，在自身方面都可通过全部特定社会分类和利益而加以清楚的说明。相反，革命的希望鞭策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展翅飞翔，使它向前迅猛发展，更何况，革命发展开始呈现出具体的造型。预先推定成为高峰体验，政治计划成为政治上群众行为的目的。今天，在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我们同样感受到类似的体验。众多发展趋势犹如潮水般地汇合在这种体验里。人们可以通过大量历史的、社会的、经济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人文科学的要素（例如，在理论的、修正的内在逻辑范围里）说明这种体验。甚至可以通过个体心理学的要素（例如，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外伤性个人体验[11]）来说明这种体验。但是，不言而喻，在我们看来，关于欧洲共产主义转变的主要原因——正像自身时代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到德国古典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一样——在于一种深刻的信念之中，即深信在西欧并不存在中期的或甚至长期的革命前途，因此，革命是不可能的，而且，革命简直是不可期望的，因为革命只能以某种灾难而告终。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的残渣余孽源于这一根源的最后目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造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尝试，为了把这一社会引向自觉的轨道，必须从自觉地改造经济和国家人手，必须以建设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为目标。在这一预先推定的计划中，不仅汇入了同时代的社会科学成果，也汇入了过去时代革命群众和乌托邦革命思想家的前期工作。就计划的预先推定这一特征而言，其构想受到感觉的支撑，其实现受到内驱力、希望的刺激。希望的驱力方面对个人、集团和社会阶级的革命活动具有卓有成效的反作用，更何况，希望同时与某种理性确信即历史物质的可能性和计划的必然性相称。在文学的“有益”作用中，托洛茨基[12]特别敏锐地表达了客观趋势及其与希望领域的相互关系：“为了刮胡子，我们需要一面镜子。如果不在文学之‘镜’中观看，我们又该如何改造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呢？当然，在此我们只能依靠一面镜子而阅读，谁也想不到新文学需要一面忠实之镜的客观性。新文学越是为内驱力所把握，就越是有力地改造生活，就越是能够意味深长地、动态地描写生活。”[13]虽然还不很成熟，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理论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国家消亡、永久的文化革命、国际性的全方位的解放动力学等。社会主义理论除了蕴藏着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性准备工作这一强有力的因素之外，还有经验上尚未证实但日益增长的预先推定的片段，这对于内在的理论联系，对于它所承载的政治说服力，对于目前广大的群众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灾难之后，当今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仅限于宣告：“临时推翻资本主义是适当的，然后，我们可以张望源于这种推翻的社会主义，但我们并不过问这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这是一种完全不考虑社会主义预先推定的说教，这种说教出自一种失败的革命计划，今天这种计划已无力说服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在西方，今天一幅具体的社会主义图像——我们有意识地从“具体的乌托邦”引出这一形式，因为我们相信，确实存在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成了一种实践的、革命的日常政治的实际准备。只要还没有赢得这一确信，即存在另一种具体的抉择，那么资本主义就不会被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就那个东方集团的“真正的社会主义”[14]——绝不是社会主义——而言，这种抉择是根本不同的，需要深思熟虑的抉择。今天，对实现这样一种计划的希望已经深深感动了数十万革命者，因此，面对空前灾难，他们不至于倒退到听天由命、万念俱灰，不至于驶向资产阶级的世界或自杀式的悲观绝望。相反，这种希望将进一步鼓舞广大群众的斗志，鞭策其革命步伐，使得向世界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突破变得容易些。75年前，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革命者在一篇实用论文中，详尽论述了一份革命报纸作为工人阶级前卫的共同组织者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附加了一首罕见的梦（希望）的颂歌：“这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质问我：‘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征求意见，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从哲学上来深化早已深化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总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事变的任何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惜的是，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15]列宁被视为革命的现实政治家的典范，显而易见，预先推定—希望—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它们也是革命的现实政治的范畴。[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81页以下。[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以下。[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82页。[4]E．布洛赫：《希望的原理》，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59年，第273页以下。[5]尼古劳斯·列瑙（NikolatlsLenau，1802—1850），奥地利诗人，以写哀伤和抒情诗著称。他早期的创作受浪漫主义影响很大，以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抒情诗为主，这些作品大都收在《诗集》（1832）、《新诗集》（1837）里。他的后期的代表作是三部叙事长诗《浮士德》（1836）、《萨沃纳罗拉》（1837）、《阿尔比派教徒》（1847），这些作品借宗教题材表达了诗人对宗教的怀疑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译者[6]胡斯（JanHus，1372—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1398任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教授，开始进行反教廷运动，史称“胡斯”运动。其后形成胡斯派。——译者[7]齐斯卡（JánZiska，1376—1424），波西米亚将军，胡斯派军事领袖。——译者。[8]乌尔利希·修顿（UlrichVonHutten，1488—1523），德国人类学家，马丁·路德的支持者，他有句名言：“自由之风劲吹”（DieLuftderFreiheitweht），其后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校训。——译者[9]E．布洛赫：《希望的原理》，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59年，第331—332页。[10]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us）。指从l9世纪末到1934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兴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译者[11]在这方面，参见西班牙共产党前任领导成员乔治·塞姆朗的著作：《弗雷德里克·桑切斯传记》，巴塞罗那：艾迪托利尔·普兰涅塔出版社．1978年。[12]托洛茨基（LeoTrotzki，1879—1940），联共（布）党内和第三国际时期反对派的领导人。托派“第四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24年列宁逝世后，在党内激烈的斗争中，托洛茨基成了失败者。1926年托洛茨基被剥夺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1927年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38年在巴黎组织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党），反对第三国际。1940年被暗杀于墨西哥城。著有（托洛茨基全集》，多迭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几乎一切领域。——译者[13]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版社，1924年，第7l页。[14]这里指前苏联东欧的官僚国家社会主义。——译者[15]列宁：《怎么办？》，第30页以下，《选集》两卷本第1卷。莫斯科，1946年。
各地的斗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各地的斗争自二月四日全京汉铁路各段分会执行总工会的命令进行总同盟罢工以后，各处工人与反动统治阶级都发生了不同方式与不同情况的斗争。在郑州方面：四日下午三时左右，驻军师长靳云鹗即将郑州工会执行委员长高彬，副委员长姜海士骗到该师司令部，先用花言巧语要他两人劝工人上工，高彬、姜海士不为所动，后即将他两人加上脚镣手铐，牵到车站及工人住宅区游行示众，以示威胁，最后把他两人关了监。五日又把工会副委员长刘文松捉去，靳云鹗亲自为他松绑，优礼相待，进行挑拨离间说刘文松是好人，高彬等把罢工的责任推到刘文松一人身上，他不信。他希望从刘文松口里得出高彬对主持罢工的责任。那时刘文松还没有变坏。激于义愤，很慷慨地说：罢工是京汉铁路全体工人的事，决不是哪一个人的事，郑州工会是我们三个人负责，他们两人坐牢受苦，我决不能怕祸偷生，你们把我也关起来吧！不然叫我们的弟兄看起来，我还能做人吗？靳云鄂的参谋副官同他问长问短，归根到底说到罢工复工的问题，刘文松一言不发，最后也把刘文松关了监。六日军警当局多方设计追捕凌楚藩，凌楚藩是一个很乖巧的人，在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的开始，就躲了起来。当天，军警把同凌楚藩住在一起的王宗培、钱能贵捉去，也是脚镣手铐，押解到郑州车站游行示众，企图威胁工人。七日上午，京汉铁路全路紧急戒严令下，又将司机彭占元、马定清捉去，严刑拷打，打得皮破肉烂才释放出来。这样的威逼，工人不为所动，更激起了全体工人的愤怒。到当天下午四时左右，郑州军警又疯狂似的到处逮捕工人，工人拒捕，予军警以反击，造成流血惨案，死伤多人。在长辛店方面，自罢工以来，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纪律，维持地方秩序，颇得地方群众和舆论的好评。军警方面对工人施行威迫利诱，赵继贤请出宛平县的县长及京兆尹的代表向工会商洽复工的条件，进行分化工人的诡计，其卑鄙无耻的行为与郑州军警当局大同小异。但长辛店的工会负责人对军警的警惕性比较高，罢工的第二天，工会即转入地下活动，军警屡次到工会寻找负责人，都没有找到。六日夜晚十二时左右，驻长辛店的陆军第十四混成旅会同当地的警察，挨户调查人口，搜索工人，在工人家中捕去史文彬、吴汝明、陈励茂、武把、洪尹福等十一人，押解到十四混成旅司令部，严刑审讯，剥去衣裤，打得皮破血流。当时正是三九寒天，他们十一个人关在拘留所里，带着脚镣手铐，一丝不挂地差不多达两天之久，每一个人哆嗦发抖，冻得死去活来。当夜，工人纠察队分途报信，次晨天还没有大亮，长辛店的三千多工人集合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门前，当前一面大旗，上面大书“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工人群众均手持小白旗，一致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声震天地。该旅旅长便拿出他的法宝，下令冲锋。密集的武装队伍由内向外，对工人群众射击，一时弹如雨下，接着数十骑马队向群众冲来，当场中枪死去四人，重伤三十余人，轻伤无数，工人群众不得不四散奔逃。史文彬等十一人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的拘留所拘押了两天多，到京汉铁路恢复交通以后，才解到保定关在直鲁豫巡阅使署的监牢里。“二七”惨案以后又有工人二十余人被捕，也关在这里，一直到曹吴失败之后，他们才从监狱里出来。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关在保定监狱里的工人和我们的同志，吃尽了苦头，受尽考验，但他们保持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气节。信阳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在罢工的过程中，军警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对工人威迫利诱，每日里都有新的花样，工人的团结象铜墙铁壁似的，敌人都无能为力。七日下午，约在五点钟左右，工会执行委员长胡传道被军警绑上车头，强迫开车，胡传道不为所屈、并厉声说：“二千多里长的一条铁路，三万多员工掌管的复杂细致的技术，火车头开出去，这三万多人都要动脑筋，费气力，这三万多人中如果缺了一相打旗的，挂钩的或是加油的，这个火车头就寸步难行了，如果象你们这样蛮不讲理地把火车头开出去，一定要出轨或是翻斤斗，开火车是要有方法有条件才能开，不比强盗杀人放火，把人杀了，把火放了，就完了。你们蛮不讲理地把我绑上车头，就同强盗杀人放火一样，你们杀人放火不负责任，我开车可要负责任，你们杀了我，不过是一条人命，在罢工问题没有解决前，我把火车头开出去，所出的乱子和带来的灾难，要比我这一条人命大得多，所以我宁可被你们杀死，也不能出卖工人为国家社会造成灾难。”胡传道的话还没有说完，带领军警的军官指挥大刀队砍去胡传道的左右臂，当时胡传道就昏倒了。反动军警并当场枪杀了反对复工的工人数名。随后用两个军警绑架一个工人，强迫复工，这样屠杀工人的情况，从江岸一直到郑州都是一样。工人在这样的黑暗势力压迫之下，生命都在呼吸之间，所以全路工人从二月七日日深夜至八日早晨，才忍痛复工，罢工运动虽然是失败了，而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工人的战斗意志和信心增高了。当江岸军警正在屠杀工人时，项德龙和工人纠察队在一起，乱枪袭击时，死里逃出，潜伏在江边，到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江边上岸，到法租界长清里一个同志的寓内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联络处，开始调查工人死难的情况，拟定善后的办法。这次大屠杀，在江岸方面：死难的工人三十七人，受重伤的二十七人，轻伤及在事变中失踪的还不在少数。被捕的百余人。长辛店方面：死难的工人四人，受重伤的二十余人，被捕三十余人。郑州方面：死难的工人二人，受重伤的十余人，被捕的数十人，也有失踪的。信阳方面：死难的工人二人，受重伤的数人，受轻伤及被捕的亦不在少数。其他各分会及各站各厂，死难的，受伤的被捕的工人，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不可能进行调查，事后也就没有资料可查了。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在“二七”惨案中牺牲的另一位战士——施洋烈士。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之初，施洋同项德龙即有密切的联系，对工会的宣传组织工作提供了很多意见。他在武汉各个工会都参加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他长于词令，勇于斗争，他不畏强权，不怕艰险，每与人争论，他的道理总要占上风。因此一般权要与学阀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武汉各工会的代表齐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时，施洋以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的身份，被邀请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典礼。也就是协助项德龙对工会成立大会的领导工作。罢工运动发生，他也做了很多宣传鼓动工作。虽然因为他的律师业务很忙，在罢工运动中，没有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但他在罢工期间每天夜晚都要到江岸工会与项德龙共同策划，到夜深人静时才回家。二月五日，刘家庙举行群众示威大会时，他代表武汉工团联合会出席讲演，他那锋利的词令，慷慨激昂的态度，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的情绪。他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所谓“过激派”。他自己也从不避讳一切活动，并把他的好打“抱不平”、好帮助穷人，说成是律师的天职，法治的精神，保障人权。他常说：“我们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果能用血淋淋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是骗人的，是不兑现的支票，就是在群众面前瓦解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打垮了反动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为得执行法律，如果被他们杀害或是关监，我们就是求仁得仁，一个革命家同反动统治阶级如果不面对面地多打几个回合，反动统治阶级也不会垮，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施洋不怕坐监不怕杀头，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是我们的同志与工人群众所共知的。他在每一次的工人罢工运动中，都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在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中，他经常同工会与工人群众在一起斗争，敌人非常仇视他。“二七”惨案在江岸爆发时，施洋正在汉口地方法院出庭，为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汉口陆军稽查处派了两个便衣暗探到施洋律师事务所，借接洽官司为名来找施洋。施洋的夫人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就对他们说：施先生到地方法院出庭去了。他们就从后城马路到地方法院去，在新市场附近，遇着施洋坐着人力车回家。他们上前把施洋截留下来，先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查抄了一番，然后把他押解到陆军稽查处，转警察厅，未经审讯，即押解到武昌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的监狱里。到二月八日下午五时陆军审判处才开始审讯。他上公堂时带着三四十斤重的脚镣，二十多斤重的铁链，很大的一副手铐，虽然走路艰难，他的态度仍是从容自若，不改常态，审判他的人先问了他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之后，他首先向审判官提出两种抗辩，他抗辩的内容是：第一，施洋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本来就没有犯法，即令犯了法，也应该由夏口地方法院审理，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无权审理律师施洋，如果你们一定要审理的话，那末你们就是渺视国法，逾越权限，你们首先就犯了国法，你们就要考虑你们对法律上应该负什么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用不着脚镣手铐，尤其是这样天字第一号的重脚镣手铐，全世界的文明国家都废除了，你们最好是采用文明国家的作风，废除这种落后的刑具，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墙高数丈，重门叠户的监牢里，你们也够威风了，我也够受折磨的了，再加上这样的刑具，你们从天理国法人情各方面来考虑一下是否确当。那个陆军审判长姓孙，也是一个法政学生出身，对同道有点同情，他说：你的第一项申诉可以转呈，你安心守法，不要着急。第二项申诉，这是监狱的惯例，如果你守法的表现好，主管监狱的官员会给你卸除刑具，即宣布退庭。施洋下了公堂，回到监狱，刚刚坐下，即有人在牢房外高声喊道：“施洋下刑具”。这就是施洋在革命斗争最后的一次胜利！在公堂上审讯的情况，并不很恶劣，在宣布退庭前，审判处长说：你的供词我还有些没有听清楚，记录恐怕也不够好，你恐怕也还有要说的话没有说出来，你下堂以后写一个亲笔的书面口供呈上来。你我是同道人，你尽管放心，我必凭情判断，决不冤枉你；不过这是军法机关，只重命令，与普通法院不同，你在亲笔供状上不必发牢骚……。施洋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陆军审判处长强调“只重命令”四字，无疑是给他暗地送的一个警告，他已知道事态的严重了。九日七时起床，他草拟了一个供状，约二千余言，仍然是据理力争。十日为同狱的难友策划农历年关的福利，草拟申请书。十一、十二两日为难友石玉贵草拟请假释诉状。十三日写狱中日记及诗一首，十四日一是无事，到十五日拂晓，突然提出在陆军审判处刑场执行抢决。行刑前狱吏问施洋有无遗嘱，施洋从容笑说：“我的遗嘱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万的施洋。”说完从容就义。施洋是为工人阶级，为革命事业，光荣地牺牲了！他的身后萧条，一贫如洗，只剩下他的夫人郭继烈和一个在当时不满三岁的女孩儿，及一个十多岁的小弟弟。他的棺殓埋葬都是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工会负责办理，葬于武昌宾阳门外洪山北麓。他死难时年仅三十四岁。“二七”血案后，死难的要安葬，死难的家属要生活，受伤的要医治，被捕的要营救，失踪的要寻找，失业的工人约二百余人要救济，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项德龙接受党的指示，在京汉铁路建立了济难会，进行善后工作。自一九二一年八月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告成立起，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止，这一时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南方的海员组织活动与北方的铁路工人组织活动，形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两大洪流，在这两大洪流中党吸收了不少优秀的工人如苏兆征、项德龙等入党，在天津、上海、广州、湖北、湖南各大城市和工、矿地区，都普遍地建立了工人运动的根据地和共产党的组织。全国各城市工人和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之下都活跃起来。在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中，不仅是武汉的工人和学生沸腾起来，就是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学生对于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运动也起来声援。“二七”惨案之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更加残酷了，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会都被查封了，工人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剥夺了，武汉工团联合会与所属的十八个工会也被查封了，武汉的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也受到限制。在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统治之下的直隶（河北）、河南、湖北三省的工人运动，不得不很快地转入地下活动，其他各地也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当时所遭遇的一股逆流，工人运动暂时遭到挫折。在这时候，第二国际的走卒湖南劳工会的头子王光辉等勾结一些流氓政客郭聘伯、袁正道、郭寄生等，工贼张卢士英、张德惠等妄想同共产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千方百计地挑拨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动摇分子杨德甫、罗海澄、周天元、黄子坚等同共产党的感情，离间京汉铁路工人同共产党的关系，他们到处利用反动统治阶级的报纸对共产党作恶意的攻击，说什么：“共产党鼓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牺牲工人，报效俄国。”“共产党人得了俄国人的钱，在中国发动罢工运动，壮大俄国人的声势。”“共产党侵吞了京汉铁路工人的救济款。”企图污蔑中国工人阶级“争自由、争人权”的革命运动。“二七”大罢工后，工人运动受到挫折，一时转入低潮。但不久爆发了省港大罢工、上海五卅大罢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武汉，工人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工贼张*、郭聘伯等妄想勾结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同共产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武汉工人纠察队将张、郭聘伯等捕获，在汉口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审，把这几个工贼宣告死刑，当场执行枪决。上一篇回目录
人名、书名与文章名中英文对照表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人名、书名与文章名中英文对照表A阿里，塔里克〔TariqAli〕)阿洛特，肯尼思〔KennethAllott〕阿诺德，马修〔MatthewArnold〕安炳炯〔Byung-joonAhn〕安多斯，斯蒂芬〔StephenAndors〕昂格尔，乔纳森〔JonathanUnger〕奥克森伯格，迈克尔〔MichelOksenberg〕B白杰明〔GeremieBarme〕白霖〔LynnT.WhiteIII〕白乐日〔EtienneBalazs〕《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HundredDayWar:TheCulturalRevolutioninTsinghuaUniversit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2〕白思鼎〔ThomasB.Bernstein〕班尼斯特，朱迪斯（JudithBannister)包德甫〔FoxButterfield〕包瑞嘉〔RichardBaum〕鲍伊，罗伯特〔RobertBowie〕《被出卖的美丽岛》〔FormosaBetrayed,Boston:HoughtonMifflinCo.,1965〕《北京的白天，北京的夜晚》〔BeijingDays,BeijingNights〕《北京日记》〔PekingDiary,NewYork:HenrySchuman,1950〕《北京与新左派》〔PekingandtheNewLeft,Berkeley,Calif.:CenterforChineseStudies,1969〕《北京周报》〔PekingReview〕贝克尔，贾斯珀〔JasperBecker〕《被困住的鹿：一座中国县城的政府与经济》〔TetheredDeer:GovernmentandEconomyinaChineseCounty,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贝热尔，玛丽-克莱尔〔Marie-ClaireBergère〕贝特兰，夏尔〔CharlesBettelheim〕毕克伟〔PaulPickowicz〕卜德，德克〔DerkBodde〕布里奇海姆，菲利普〔PhilipBridgham〕伯恩斯，约翰〔JohnBurns〕波拉尼，卡尔〔KarlPolanyi〕波林，罗伯特〔RobertPollin〕柏思德〔KjeldErikBrødsgaard〕《不断革命论•总结与展望》〔ThePermanentRevolutionandResultsandProspects,NewYork:PathfinderPress,1974〕《布尔什维克文化》〔BolshevikCultur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5〕《布尔什维克政策中的乌托邦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无产阶级文化论战》〔UtopianismversusRevolutionaryHeroisminBolshevikPolicy:TheProletarianCultureDebate〕布拉德沃思，丹尼斯〔DennisBloodworth〕布莱彻，马克〔MarcBlecher〕布朗，比尔〔BillBrown〕布劳克利，马尔库斯〔MarcusW.Brauchli〕布鲁格，比尔〔BillBrugger〕布伦南，利萨（LisaBrennan）C《朝鲜战争的起源》〔TheOriginsoftheKoreanWar,2vol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1,1990〕《超越对中国的老生常谈》〔BeyondtheRhetoriconChina〕《陈村：一座毛泽东中国农民社区的近期发展》〔ChenVillage:TheRecentHistoryofaPeasantCommunityinMao’s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陈佩华〔AnitaChan〕陈志让〔JeromeCh’en〕程，切斯特〔J.ChesterCheng〕程木〔ChengMu〕《重新整顿时期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变化》〔MacroeconomicChangesintheChineseEconomyDuringtheReadjustment〕《创造性的毁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中国的环境》〔CreativeDestruction:CapitalistDevelopmentandChina’sEnvironment〕《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TransformationfromthePressurizedSystemtoaDemocraticSystemofCooperation:ReformofthePoliticalSystemattheCountyandTownshipLevels,Beijing:CentralCompilationandTranslationPress,1998〕崔之元〔ZhiyuanCui〕D《大逆转》〔TheGreatReversa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0〕）《大转型》〔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Press,1957〕《当代马克思主义》〔MarxisminOurTime,SanFrancisco:RampartsPress,1971〕《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IdeologyandPoliticsinContemporaryChina,Seattle:WashingtonUniversityPress,1973〕《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FundamentalIssuesinPresent-DayChina,Beijing:TheForeignLanguagePress,1987〕德克尔斯，沃尔夫冈〔WolfgangDeckers〕德里克，阿里夫〔ArifDirtik〕邓恩，约翰〔JohnDunn〕《邓小平的中国官僚体制改革》〔DengXiaoping’sReformoftheChineseBureaucracy〕《邓小平时代》〔TheDengXiaopingEra:AnInquiryintotheFateofChineseSocialism,NewYork:HillandWang,1996〕《第五届全国人大与决策过程：改革、调整和反对》〔TheFifthNationalPeople’sCongressandtheProcessofPolicyMaking:Reform,ReadjustmentandOpposition〕《东方视野》〔EasternHorizon〕董辅礽〔DongFureng〕杜希德（DenisTwitchett）《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ReappraisingtheCulturalRevolution〕多比耶，让〔JeanDaubier〕多伊彻，艾萨克〔IsaacDeutscher〕E《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Ghosts:China'sSecretFamine,London:JohnMurray,1996〕《俄国革命的反传统趋势：摧毁与保留过去》〔IconoclasticCurrentsintheRussianRevolutionandPreservingthePast〕《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TheRussianPeopleandSocialism,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56〕）《俄国与中国的反传统主义与文化革命》〔IconoclasmandCulturalRevolutioninChinaandRussia〕F《法定继承人们》〔HeirsApparent,London:Secker&Warburg,1973〕《反回忆录》〔Anti-Memories,New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68〕《反抗与官僚：中国的十二月党人》〔RebelsandBureaucrats:China’sDecember9ers,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Press,1976〕《翻身》〔(Fanshen,NewYork:RandomHouse,1983〕菲尔德，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FrederickVanderbiltField〕菲尔德，罗伯特·迈克尔〔RobertMichaelField〕裴觉世〔SethFaison〕费正清〔JohnK.Fairbank〕《风不会止息：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TheWindWillNotSubside:YearsinRevolutionaryChina1964-69,NewYork:PantheonBooks,1976〕《凤阳之行：中国新家庭承包制的调查》〔ATriptoFengyangCounty:InvestigatingChina’sNewFamilyContractSystem〕福尔肯海姆，维克托〔VictorFalkenheim〕傅高义〔EzraVogel〕弗里德曼，托马斯〔ThomasL.Friedman〕福山，弗朗西斯〔FrancisFukuyama〕G《赶走一切的害人虫》〔AwaywithAllPest,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9〕高英茂〔MichaelY.M.Kau〕葛超智〔GeorgeKerr〕戈德堡，哈维〔HarveyGoldberg〕戈德曼，默尔〔MerleGoldman〕《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EconomicGrowthofNations:TotalOutputandProductionStructu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格利森，阿博特〔AbbottGleason〕《革命者到半官僚：干部“正规化”的过程》〔FromRevolutionarytoSemi-bureaucrat:The“Regularisation”ofCadres〕《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TheYenanWayinRevolutionary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耿德华〔EdwardGunn〕《共产党中国的城市》〔TheCityinCommunistChina,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1〕《共产党中国的工业社会》〔IndustrialSocietyinCommunistChina,NewYork:RandomHouse,1969〕《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1949—1965》〔AgriculturalProductioninCommunistChina,1949-65,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70〕《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6〕《共产主义变革初期的中国农村》〔AChineseVillageinEarlyCommunistTransition,Cambridge,Mass.:MITPress,1959〕《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underCommunis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9〕《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ProgrammeforConsolidationofthe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工人权利就是人权》〔WorkersRightsAreHumanRights〕《工业管理：群众参与的实验》〔IndustrialManagement:ExperimentsinMassParticipation〕《工业中的劳动组织与奖励机制：文化大革命前后》〔LaborOrganizationandIncentivesinIndustry,BeforeandAftertheCulturalRevolution〕古德曼，戴维〔DavidS.G.Goodman〕《关心亚洲学者通讯》〔BulletinofConcernedAsianScholars〕《关于毛的新视野》〔NewLightonMao〕《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GuanyuShehuizhuyideMinzhuyuFazhi,HongKong:BibliothequeAsiastique,1976〕《关于资本主义的论争》〔TheControversyoverCapitalism,Oxford:ClarendonPress,1969〕《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TheCulturalRevolutionaryinKwangsi,YunnanandFukien〕《广州的民主运动》〔TheDemocraticMovementinGuangzhou〕《过渡时期的中国农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949—1956》〔PeasantChinainTransition:TheDynamicsofDevelopmenttowards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Press,1980〕《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Journal〕《国家农业政策：大寨榜样与后毛时代的地区变化》〔NationalAgriculturalPolicy:TheDaizaiModelandLocalChangeinthePost-MaoEra〕《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郭益耀〔Y.Y.Kueh〕H哈里森，詹姆斯〔JamesHarrison〕哈梅罗，西奥多〔TheodoreMamerow〕海尔，埃里克（EricHyer）汗，阿齐祖尔·拉赫曼（AzizurRahmanKhan）汉弗莱，休伯特〔HubertHumphrey〕韩敏洙〔HanMinzhu〕豪，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Howe〕何汉理〔HarryHarding〕《“河殇”的修辞：从文化批判到社会行动》〔TheRhetoricofHeShang:fromculturalcriticismtoSocialAct〕《合作与冲突：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与集体化的形成》〔CooperationandConflict:CooperativeandCollectiveFormationinChina'sCountryside〕亨特，尼尔〔NealeHunter〕洪若诗〔JoshuaHorn〕《红色中国随记，1936—1945》〔RandomNotesonRedChina,1936-1945,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7〕《红卫兵派别和广州的文化大革命》〔RedGuardFactionalismandtheCulturalRevolutioninGuangzhou,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82〕《后毛时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列宁主义国家的民主进程》（PoliticalReforminPost-MaoChina:DemocracyandDueProcessinaLeninistState,Ph.D.thesis,DepartmentofPoliticalScience,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1985）《湖北与江西的农民骚乱》〔PeasantRiotsEruptinHubeiandJiangxi〕胡平〔HuPing〕华安德〔AndrewWatson〕怀特，戈登〔GordonWhite〕怀廷，艾伦〔AllenWhiting〕《黄河的丧歌：中国电视剧“河殇”的读者指南》〔DeathsongoftheRiver:AReader’sGuidetotheChineseTVSeriesHeshang,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EastAsianProgram,1991〕《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SeedsofDestruction:NationalistChinainWarandRevolution,1937-1949,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霍布斯鲍姆，艾瑞克〔EricHobsbawm〕《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ComingAlive:ChinaAfterMao,NewYork:Mentor,1982〕J《极端时代》〔TheAgeofExtreme,NewYork:PantheonBooks,1994〕《计划、市场和渐进的经济改革》〔ThePlan,TheMarketandEvolutionaryEconomicReforminChina〕吉拉斯，米洛凡〔MilovanDjilas〕《积累、技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Accumulation,Technologyand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吉内肯，亚普·范〔JaapvanGinneken〕加赛德，罗杰〔RogerGareide〕《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Build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江的获益，党的损失》〔Jiang’sGain,theCCP’sLoss〕金，卡瑞恩-埃米〔Caryn-AmyKing〕《今日美丽岛》〔FormosaToday,NewYork:Praeger,1964〕）《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经济发展趋势，1996年》〔TrendsinDevelopingEconomies,1996,Washington,D.C.:TheWorldBank,1997〕《经济发展战略》〔StrategyforEconomicDevelopment〕K卡德纳，约翰〔JohnGardner〕卡尔，爱德华·哈利特〔EdwardHallettCarr〕卡尔姆斯，杰克〔JackCalmes〕卡恩，约瑟夫〔JosephKahn〕卡诺，斯坦利〔StanleyKarnow〕康普顿，博伊德〔BoydCompton〕凯内兹，彼得〔PeterKenez〕科布尔，帕克斯〔ParksM.Coble〕克劳斯，理查德·柯特〔RichardCurtKraus〕克莱因，唐纳德〔DonaldKlein〕《克林顿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表示支持中国》〔ClintonBacksChinaonTaiwan,LoudandClear〕克罗契科，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MikhailKlochko-МихаилАнтоновичКлочко〕柯明斯，布鲁斯〔BruceCumings〕《科学技术》〔ScienceandTechnology〕龚志强〔C.K.Kung-Chi-KeungKung〕库特勒，斯坦利〔StanleyKutler〕库兹涅茨，西蒙·史密斯〔SimonSmithKuznets〕L拉迪，尼古拉斯〔NicholasR.Lardy〕莱维，理查德〔RichardLevy〕《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导》〔ReportfromaChineseVillage,NewYork:Pantheon,1965〕李，埃德蒙〔EdmundLee〕李，贝内特〔BennetLee〕黎安友〔AndrewNathan〕李芾甘〔LeeFeigon〕李鸿永〔HongYungLee〕《理论与社会》〔TheoryandSociety〕利皮特，维克托〔VictorLippit〕里奇曼，巴里·马丁〔BarryMartinRichman〕《历史的讽刺》〔IroniesofHistory,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6〕《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NewYork:TheFreePress,1992〕利斯，西蒙〔SimonLeys〕里斯金，卡尔〔CarlRiskin〕李卓敏〔LiChoh-ming〕联合出版物研究处〔JPRS〕《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讨论文集》〔UNCTADDiscussionPapers〕《列宁的道德困境》〔TheMoralDilemmaofLenin〕林，珍妮弗〔JenniferLin〕《林彪的浮沉录》〔TheRiseandFallofLinBiao,NewYork:AvonBooks,1977〕《林彪的垮台》〔TheFallofLinBiao〕《林彪事件：政治与军事政变》〔TheLinBiaoAffair:PowerPoliticsandMilitaryCoup,WhitePlains,NewYork: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sPress,1975〕林春〔LinChun〕林培瑞〔PerryLink〕林奇，凯瑟琳〔CatherineLynch〕林伟然〔LinWeinan〕刘宾雁〔LiuBinyan〕《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TheAbortiveRevolution:ChinaUnderNationalistRule,192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刘成厚〔LauShinghou〕《刘少奇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LiuShao-ch’iand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revisededition,Armonk,NewYork:M.E.Sharpe,1998〕刘易斯，约翰·威尔逊〔JohnWilsonLewis〕卢布科曼，林恩〔LynnLubkeman〕卢茨，汤姆〔TomLutze〕卢德〔Luddite〕《论中国发展中的积累与消费关系》〔OntheRelationbetweenAccumulationandConsumptioninChina'sDevelopment〕罗宾逊，托马斯〔ThomasW.Robinson〕罗伯茨，莫斯〔MossRoberts〕罗德明〔LowellDittmer〕骆恩典〔StanleyRosen〕罗萨里奥，路易丝·多〔LouisedoRosario〕罗兹曼，吉尔伯特〔GilbertRozman〕M马尔罗，安德烈〔AndréMalraux〕马克斯，鲍伯〔BobMarks〕马克斯，罗伯特〔RobertMarks〕《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论历史上的劳动分工》〔Marx,MaoandDengontheDivisionofLaborinHistory〕《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困境》〔ThePredicamentofMarxistRevolutionaryConsciousness〕《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TheMarxianRevolutionaryIdea,NewYork:W.W.Norton,1969〕《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MarxismandtheChineseExperience,Amonk,NewYork:M.E.Sharpe,1989〕马歇尔，马克〔MarkMarshall〕《马修•阿诺德诗集》〔ThePoemsofMatthewArnold,NewYork:BarnesandNoble,1965〕马依坦，利维奥〔LivioMaitan〕麦考密克，巴雷特〔BarrettMcCormick〕麦考密克，汤姆〔TomMcCormick〕麦克法夸尔，罗德里克〔RoderickMacFarquhar〕麦克莱兰，詹姆斯〔JamesC.McClelland〕迈斯纳，丹〔DanMeisner〕迈斯纳，米切尔〔MitchellMeisner〕《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MaoandChina:FromRevolutiontoRevolution,NewYork:Viking,1972〕《毛泽东的中国》〔Mao’sChina〕《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Mao'sChinaandAfter〕《毛泽东访谈录》〔InterviewwithMao〕《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与信件》〔MaoTse-tungUnrehearsed:TalksandLetters,Harmondsworth,Middlesex,England:Penguin,1974〕《毛泽东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脱钩》〔MaoZedongandFriedrichListonDe-Linking〕《毛之后的中国教育：进两步，退两步，再重新开始？》〔ChineseEducationAfterMao:TwoStepsForward,TwoStepsBack,andBeginAgain?〕《毛之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知情人的评说》〔EconomicReforminPost-MaoChina:AnInsider'sView〕《毛主席在南方视察时与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记要》〔SummaryofChairmanMao'sTalkwithResponsibleComradesatVariousPlacesduringhisProvincialTour〕《毛主义工业遗产的讽刺》〔SomeIroniesoftheMaoistLegacyinIndustry〕《毛主义遗产与中国新工业战略》〔TheMaoistLegacyandChina’sNewIndustrializationStrategy〕梅纳特，克劳斯〔KlausMehnert〕米达尔，扬〔JanMyrdal〕米尔顿，戴维〔DavidMilton〕米尔顿，南希·多尔〔NancyDallMilton〕《明天的中国》〔Tomorrow'sChina,NewYork:CommitteeforaDemocraticFarEasternPolicy,1948〕《民主的呼喊：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文章与讲话》〔CriesforDemocracy:WritingsandSpeechesfromthe1989ChineseDemocraticMovemen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民主反对资本主义》〔DemocracyAgainstCapitalism,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摩尔，巴林顿〔BarringtonMoore〕N《南华早报》〔SouthChinaMorningPost〕尼克尔斯，布鲁斯〔BruceNichols〕《纽约书评》〔NewYorkReviewofBooks〕《农村工业与技术的内部转让》〔RuralIndustryandtheInternalTransferofTechnology〕《农业承包责任制：在昔阳与大寨的实行》〔TheResponsibilitySysteminAgriculture:ItsImplicationinXiyangandDazhai〕P珀金斯，德怀特〔DwightPerkins〕佩珀，苏珊娜〔SuzannePepper〕Q漆豪〔QiHao〕《骑虎难下：后毛时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政治》〔RidingtheTiger:ThePoliticsofEconomicReforminPost-MaoChina,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3〕乔克蒂克，翁格〔OngJoktik〕《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Authority,ParticipationandCultur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3〕R《人民公社的命运》〔TheFateoftheCommune〕《人民中国》〔People'sChina〕《人权观察/亚洲部份》〔HumanRightsWatch/Asia〕荣敬本〔RongJing-ben〕S赛德尔，维克托（VictorW.Sidel)塞尔策，乔伊斯〔JoyceSeltzer〕赛尔登，马克〔MarkSelden〕赛珍珠〔PearlS.Buck〕桑森，布伦达〔BrendaSansom〕《上海日记》〔ShanghaiJournal,Boston:BeaconPress,1969〕《上海：一座亚洲都会的革命与发展》〔Shanghai:RevolutionandDevelopmentinanAsianMetropoli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上海与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前后》〔ShanghaiandChinesePolitics:BeforeandAftertheCulturalRevolution〕《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ShanghaiCapitalistsandtheNationalist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HarvardUniversity,1980〕《上山下乡》〔UptoTheMountainandDowntotheVillag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7〕《事关面子：中国的经济改革重创了妇女》〔AboutFace:China’sEconomicReformsHitHardestagainstWomen〕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史景迁〔JonathanD.Spence〕施拉姆，斯图尔特•雷诺兹〔StuartReynoldsSchram〕史密斯，克雷格〔CraigSmith〕史密斯，理查德〔RichardSmith〕）施特劳斯，弗朗茨·约瑟夫〔FranzJosefStrauss〕舒尔曼，弗朗茨〔FranzSchurmann〕《双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TheHundredFlowersCampaignandtheChineseIntellectuals,NewYork:Praeger,1960〕《斯大林主义、饥荒与中国农民》〔Stalinism,FamineandChinesePeasants〕《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对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的影响》〔TheStalinistLegacy:ItsImpactonTwentieth-CenturyWorldPolitics,Harmondsworth,Middlesex,England:PenguinBooks,1984〕斯蒂茨，理查德〔RichardStites〕《斯拉夫评论》〔SlavicReview〕斯米尔，瓦科拉夫〔VaclavSmil〕斯诺，埃德加〔EdgarSnow〕《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Ssu-Ch’ing: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of1962-1966,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斯特朗，安娜·路易斯〔AnnaLouiseStrong〕苏晓康〔SuXiaokang〕索林杰，多萝西〔DorothyJ.Solinger〕T塔克，罗伯特〔RobertTucker〕《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TheDevelopmentofFormosanNationalism〕谭宁邦〔GeraldTannebaum〕泰韦斯〔FrederickC.Teiwes〕特雷蒂亚克，丹尼尔〔DanielTretiak〕《天安门》〔TheGateofHeavenlyPeace,NewYork:VikingPress,1981〕《甜酿之诗章》〔StanzasfromtheGrandeChartreuse〕《调整时期的中国农业，1979—1983》〔ChineseAgricultureDuringthePeriodofReadjustment,1979-1983〕童大林〔TongDalin〕《通向权力的长征》〔TheLongMarchtoPower,NewYork:Praeger,1972〕《推倒长城》〔BringingDowntheGreatWall〕W瓦利茨基，安德烈〔AndrzejWalicki〕外国广播信息服务〔FBIS〕《外国在华投资继续攀升》〔ForeignInvestmentinChinaStillClimbs〕王鲁湘〔WangLuxiang〕王远义〔WangYann-iee〕魏昂德〔AndrewG.Walder〕《伟大的十年》〔TenGreatYears,Beijing:ForeignLanguagePress,1960〕韦德-贾尔斯〔Wade-Giles〕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威尔逊季刊》〔TheWilsonQuarterly〕韦纳，蒂姆〔TimWeiner〕《威斯康辛州报》〔WisconsinStateJournal〕《文化大革命史》〔AHistoryoftheCulturalRevolution,NewYork:VintageBooks,1974〕《文化大革命视野中的广州民主运动》〔Guangzhou’sDemocraticMovementinCulturalRevolutionPerspective〕《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政体》〔ShanghaiPolityintheCulturalRevolution〕沃克，肯尼思〔KennethR.Walker〕伍德，埃伦·梅克辛斯〔EllenMeiksinsWood〕《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斗争与省级造反》〔TheWuhanIncident:LocalStrifeandProvincialRebellionduringtheCulturalRevolution〕X西格森，乔恩〔JonSigurdson〕《西行漫记》〔RedStaroverChina,NewYork:RandomHouse,1938〕《昔阳县的组织、增长与平等》〔Organization,GrowthandEqualityinXiyangCounty〕《现代亚洲杂志》〔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现代中国》〔ModernChina〕香港联合研究所〔HongKongUnionResearchInstitue〕小岛丽逸〔KojimaReiitsu〕谢里登，詹姆斯〔JamesSheridan〕辛格，阿吉特〔AjitSingh〕《新共和》〔NewRepublic〕许慧文〔VivienneShue〕Y《亚洲观察》〔AsiaWatch〕《亚洲研究》〔AsianSurvey〕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ofAsianStudies〕杨，玛丽莲〔MarilynYoung〕杨庆堃〔C.K.Yang〕《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DemocracyorNewDictatorship?〕叶孔嘉〔K.C.Yeh〕《一场欺诈的剖析》〔AnatomyofaScam〕《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文化大革命与阶级理论》〔AnAbortiveChineseEnlightenment:TheCulturalRevolutionandClassTheory〕《1997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China:HumanDevelopmentReport,1977,Beijing:1998〕《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述评》〔The1967ShanghaiJanuaryRevolutionRecounted〕《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的变革》〔ChangesinChineseIndustrysince1978〕易劳逸〔LloydE.Eastman〕易社强〔JohnIsrael〕伊塔卡〔Ithaca〕《医疗与公众健康》〔MedicineandPublicHealth〕伊维德〔WiltIdema〕《一位美丽岛民关于美丽岛独立运动的观点》〔AFormosanViewoftheFormosanIndependenceMovement〕《应征：交易者》〔HelpWanted:DealMaker〕于光远〔YuGuangyuan〕俞彤〔YuTung[YuDong]〕《狱中札记选》〔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远东经济评论》〔TheFarEasternEconomicReview〕约翰逊，查莫斯〔ChalmersJohnson〕约瑟夫，威廉〔WilliamJoseph〕Z《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ReportstotheFifthNationalPeople'sCongress〕《张春桥与上海一月革命》〔ChangCh’un-ch’iaoandShanghai’sJanuaryRevolution,AnnArbor:CenterforChineseStudies,UniversityofMichigan,1978〕张旭成〔ParrisChang〕赵冈〔ChaoKang〕赵国钧〔ChaoKuo-chun〕赵文词〔RichardMadsen〕郑宇硕〔JosephCheng〕郑竹园〔ChengChuyuan〕《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Tribune〕《知识分子》〔TheIntellectuals〕《知识青年与城乡不平等，1958－1966》〔EducatedYouthandUrban-RuralInequalities〕《中国城市的就业和经济增长，1949—1957》〔EmploymentandEconomicGrowthinUrbanChina,1949-1957,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1〕《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AnEconomicProfileofMainlandChina,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7〕《中国大陆的农业政策：文献研究1949—1956》〔AgrarianPoliciesofMainlandChina:ADocumentaryStudy1949-1956,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7〕《中国的党、军队和群众》〔Party,ArmyandMassesinChina,London:NewLeftBooks，1976〕《中国的第二场革命》〔China’sSecondRevolu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1987〕）《中国的饿殍》〔StarvingtoDeathinChina〕《中国的发展经验》〔China’sDevelopmentExperience,NewYork:Praeger,1973〕《中国的干部政治平反：旅行者手记》〔PoliticalRehabilitationofCadresinChina:ATraveler'sView〕《中国的工业革命》〔China’sIndustrialRevolution,NewYork:PantheonBooks,1977〕《中国的观念》〔TheChineseIdea〕《中国的环境危机》〔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Armonk,N.Y.:M.E.Sharpe,1993〕《中国的极左派评析，1958—1981》〔TheCritiqueofUltra-LeftisminChina,1958-1981,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中国的教育革命》〔China’sEducationalRevolution〕《中国的经济特区：拯救蹒跚的实验的一剂药方》〔China’sSpecialEconomicZones:TheCurrentRescueBidforaFalteringExperiment〕《中国的军火商：指令利润》〔China’sArmMerchants:ProfitsinCommand〕《中国的民主》〔Chinese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5〕《中国的民主运动，1978—1979》〔TheDemocracyMovementinChina,1978-1979〕《中国的民主种子：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SowingtheSeedsofDemocracyinChina:PoliticalReformintheDengXiaopingEr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中国的农村工业化：灵活的专业化、莫比乌斯带所有制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China’sRuralIndustrialization:FlexibleSpecialization,Moebius-StripOwnershipandProudhonianSocialism,unpublishedUniversityofChicagoresearchpaper〕《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TheTransitiontoSocialisminChina,Armonk,NewYork:M.E.Sharpe,1982〕《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China’sSocialistModernization,Beijing:ForeignLanguagePress,1984〕《中国的市场、毛主义和经济改革》〔Market,MaoismandEconomicReforminChina〕《中国的收入与不平等：家庭收入的构成、分配与增长，1988—1995》〔IncomeandInequalityinChina:Composition,DistributionandGrowthoftheHouseholdIncome,1988-1995〕《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China’sFourModernization: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Boulder,Colorado:WestviewPress,1980〕《中国的危机与希望》〔China’sCrisis,China’sHop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CulturalRevolutionandIndustrialOrganizationinChin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4〕《中国的文明与官僚》〔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4〕《中国的现代化》〔TheModernizationofChina,NewYork:TheFreePress,1981〕《中国的越南战争及其后果》〔China’sVietnamWarandItsConsequences〕《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以来对发展的探索》〔China’sPoliticalEconomy:TheQuestforDevelopmentsince1949〕《中国的转折点》〔TurningPointinChin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2〕《中国发生了什么：一场交易》〔WhatIsHappeninginChina:AnExchange〕《中国改革的局限》〔TheLimitsofReforminChina,Washington,D.C.:TheWilsonCenter,1982〕《中国共产党的1962—1964年“文化革命”》〔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CultureRevolution”of1962-64〕《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CommuniquéoftheSecondPlenarySessionoftheNinthCentralCommitteeoftheCCP〕《中国工业的现代化》〔TheModernizationofChineseIndustry〕《中国焦点》〔ChinaFocus〕《中国经济的出类拔萃》〔ChinaEconomy’sClassAct〕《中国：经济评估》〔China:ReassessmentoftheEconomy,Washington,D.C.,1975〕《中国经济与外贸展望》〔TheChineseEconomyandForeignTradePerspectives,Washington,D.C.,1977〕《中国崛起》〔ChinaRising:TheMeaningofTiananmen,Chicago:IvanR.Dee,1990〕《中国开始解开军队—工业之结》〔ChinaMovingtoUntieItsMilitary-IndustrialKnot〕《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ChinaCrosse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NewYork:Macmillan,1960〕《中国贸易报告》〔ChinaTradeReport〕《中国农村的巿镇与社会结构》〔MarketTown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中国人口的变化》〔China'sChangingPopulation,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7〕《中国人权论坛》〔ChinaHumanRightsForum〕《中国日报》〔ChinaDailyNews〕《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ClassConflictinChineseSocialis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1〕《中国士绅》〔China'sGentr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53〕《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China:TheImpactoftheCulturalRevolution,London:CroomHelm,1978〕)《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ThePoliticsof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AgricultrueinChina'sModernEconomic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中国向何处去》〔WhitherChina?〕《中国预测下年度GDP增长为10.5%》〔ChinaExpectsGDPtoExpand10.5%overComingYear〕《中国争取民主的抗议活动》（ThePro-DemocracyProtestsinChina,Armonk,NewYork:M.E.Sharpe,1991）《中国政治与文化大革命》〔ChinesePoliticsandtheCulturalRevolution,Seattle:WashingtonUniversityPress,1976〕《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TheGoldenAgeoftheChineseBourgeoisie,1911-1937,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中华帝制的衰落》〔TheFallofImperialChina,NewYork,FreePress,197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革命委员会，1967—1979：讣告一则》〔TheProvincialRevolutionaryCommittee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67-1979:AnObituary〕《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小工业》〔RuralSmall-ScaleIndustry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Press,1977〕《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性变革纪实》〔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DocumentaryHistoryofRevolutionaryChange,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指标手册》〔People’sRepublicofChina:HandbookofEconomicIndicators,Washington,D.C.,1975〕《中情局称中国经济挑战日本》〔CIASaysChineseEconomyRivalsJapan’s〕《中苏分裂——撤走专家》〔TheSino-SovietSplit:TheWithdrawaloftheSpecialist〕《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Boston:BeaconPress,1966〕邹谠〔TangTsou〕《组织化的中国：官僚机构的问题1949—1976》〔OrganizationChina:TheProblemofBureaucracy,1949-1976,Californi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1〕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
参考文献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参考文献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出色研究文献，均见载于各期刊，这些期刊主要包括AsianSurvey,AsiaWatch,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BulletinofConcernedAsianScholars,ChinaQuarterly,ChinaFocus,ContemporaryChina,FarEasternEconomicReview,HumanRight,AsiaWatch,IssuesandStudies,JournalofAsianStudies,ModemChina及PacificAffairs。曾于上述或其他刊物的文献，又与本书所述的历史相关的，实在浩如烟海，不少已在注释中提及，但囿于篇幅，恕未能一一在此列举。以下所列仅包括本书正文曾经引用、或作者于编著本书时曾经参阅的书籍，并未收录本书所有参考文献；读者如有意深入研究个别题目、或了解有异于本书各章的诠释，惟望本书目略有助益。英文参考书目Ahn,Byung-joon.ChinesePoliticsandtheCulturalRevolution.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76.Ali,Tarik,ed.TheStalinistLegacy.Harmondsworth,Middlesex,England:PenguinBooks,1984.Andors,Phyllis.TheUnfinishedLiberationofChineseWomen,1949-1980.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3.Andors,Stephen.China'sIndustrialRevolution:Politics,PlanningandManagement,1949tothePresent.NewYork:PantheonBooks,1977.——,ed.WorkersandWorkplacesinRevolutionaryChina.WhitePlains,N.Y.:M.E.Sharpe,1977.Arkush,R.David.FeiXiaotungandSociologyinRevolutionary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1981.Arnold,Matthew.ThePoemsofMatthewArnold.EditedbyKennethAllott.NewYork:Barnes&Noble,1965.Bachman,DavidM.Bureaucracy,Economy,andLeadershipinChina:TheIndustrialoftheGreatLeapForwar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ChenYunandtheChinesePoliticalSyste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5.Bahro,Rudolf.TheAlternativeinEasternEurope.London:Verso,1981.Balazs,Etienne.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4.Banister,Judith.ChinaChangingPopula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7.Bardenson,R.D.Half-WorkHalf-StudiesSchoolinCommunistChina.Washington,D.C.1964.Barme.GeremieandJohnMiniford,eds.SeedsofFire:ChineseVoicesofConscience.NewYork:HillandWang,1989.Barnett,A.Doak.Cadres,BureaucracyandPoliticalPowerinChina.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ChinaAfterMao.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7.——.ChinaontheEveofCommunistTakeover.NewYork:Praeger,1963.——.CommunistChina:TheEarlyYears1949-1955.NewYork:Praeger,1964.——,ed.ChineseCommunistPoliticsinAction.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9.Baum,Richard.ChinesePoliticsintheAgeofDengXiaoping:TheCyclesofRefor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PreludetoRevolution:Mao.thePartyandthePeasantQues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5.——,ed.China'sFourModernizations: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Boulder:WestviewPress,1980.——,andFrederickC.Teiwes.Ssu-Ch'ing: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of1962-1966.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Becker,Jasper.HungryGhosts:China'sSecretFamine.London:JohnMurray,1996.Bennett,GordonA.Huadong:TheStoryofaChinesePeople'sCommune.Boulder:WestviewPress,1978.——,andRonaldH.Montaperto.RedGuard:ThePoliticalBiographyofDaiHsiao-ai.NewYork:Doubleday,1971.Benton,Gregor,ed.WildLilies,PoisonousWeeds:DissidentVoicesfromPeople'sChina.London:PlutoPress,1982.Bergere,Marie-Claire.TheGoldenAgeoftheChineseBourgeoisie.1911-1937.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Bernstein,Richard.FromtheCenteroftheEarth:TheSearchfortheTruthAboutChina.Boston:LittleBrown,1982.——,andRossH.Munro.TheComingConflictwithChina.NewYork:Knopf,1997.Bernstein,ThomasP.UptotheMountainsandDowntotheVillages:TheTransferofYouthfromUrbantoRuralChina.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7.Bettelheim,Charles.CulturalRevolutionandIndustrialOrganizationinChin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4.——,andNeilBurton.ChinaSinceMao.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8.Bialer,Seweryn.Stalin'sSuccessors:Leadership,Stability,andChangeintheSovietUn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Blecher,Marc,andVivienneShue.TetheredDeer:GovernmentandEconomyinaChineseCounty.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Bodde,Derk.PekingDiary.NewYork:HenrySchuman,1950.Borg,Dorothy,andWaldoHeinrichs,eds.UncertainYears:Chinese-AmericanRelations,1947-1950.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0.Bowie,Robert,andJohnK.Fairbank,eds.CommunistChina1955-1959:PolicyDocumentswithAnalysi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2.Brandt.Conrad.Stalin'sFailureinChina,1924-1927.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8.——,BenjaminSchwartz,andJohnK.Fairbank,eds.ADocumentaryHistoryofChineseCommunis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2.Brinton,Crane.TheAnatomyofRevolution.NewYork:Vintage,1965.Brugger,Bill.China:LiberationandTransformation,1942-1962.London:CroomHelm,1981.——.China:RadicalismtoRevisionism,1962-1979.London:CroomHelm,1980——.ContemporaryChina.London:CroomHelm,1977.——,ed.ChinaSincethe"GangofFour".NewYork:St.Martin'sPress,1980.——,andDavidKelly.ChineseMarxisminthePost-MaoEra.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BulletinofConcernedAsianScholars,ed.ChinafromMaotoDeng.Armonk,N.Y.:M.E.Sharpe,1983.Butterfield,Fox.China,AliveintheBitterSea.NewYork:TimesBooks,1982.Cell,Charles.RevolutionatWork:MobilizationCampaignsinChina.NewYork:AcademicPress,1977.CentralCommittee,CommunistPartyofChina.ResolutiononCertainQuestionsintheHistoryofOurPartysince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Beij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81.——.SocialistUpsurgeinChina'sCountryside.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57.Chan,Anita,RicardMadsen,andJonathanUnger.ChenVillag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StanleyRosen,andJonathanUnger.OnSocialistDemocracyandtheChineseLegalSystem:TheLiYizheDebates.Armonk,N.Y.:M.E.Sharpe,1985.Chang,Kuo-t'ao.TheRis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2vols.Lawrence:UniversityofKansasPress,1971-72.Chang,ParrisH.PowerandPolicyinChina.UniversityPark:Stat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78.——.RadicalsandRadicalIdeologyinChina'sCulturalRevolution.NewYork:ResearchInstituteonCommunistAffairs,ColumbiaUniversity,1973.Chao,Kang.AgriculturalProductioninCommunistChina,1949-1965.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70.——.ManandLandin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Chao,Kuo-chun.AgrarianPoliciesofMainlandChina:ADocumentaryStudy(1949—1956).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7.Chen,Erjin.China:CrossroadsSocialism.London:Verso,1984.Ch'en,Jerome.ChinaandtheWest.BloomingtonandLond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79.——.MaoandtheChineseRevolution.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ed.MaoPapers:AnthologyandBibliography.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0.Chen,Johsi.TheExecutionofMayorYinandOtherStoriesfromtheGreatProletarianCulturalRevolution.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78.Ch'en,TheodoreH.E.ThoughtReformoftheChineseIntellectuals.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60.Cheng.ChesterJ.DocumentsofDissent:ChinesePoliticalThoughtSinceMao.Stanford:HooverInstitutePress,1980.Cheng,Chu-yuan.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GrowthandStructuralChange.Boulder:WestviewPress,1982.——.CommunistChina'sEconomy1949-1962:StructuralChangeandCrisis.SouthOrange,N.J.:SetonHallUniversityPress,1963.Cheng,Peter.AChronology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otowa,N.J.:Littlefield,Adams,1972.Chesneaux,Jean.TheChineseLaborMovement,1919-1927.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8.——.PeasantRevoltsinChina,1840-1949.London:ThamesandHudson,1973.Chow,Tse-tsung.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0.Ci,Jiwei.DialecticoftheChineseRevolution:FromUtopianismtoHedonism.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4.Clark,AnneB.,andDonaldW.Klein.BiographicDictionaryofChineseCommunism,1921-1965.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Coble,ParksM.TheShanghaiCapitalistsandtheNationalist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HarvardUniversity,1980.Cohen,JeromeAlan.TheCriminalProcess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49-1963.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ed.ContemporaryChineseLaw:researchProblemsandPerspectiv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Cohen,WarrenI.Americ'sResponsetoChina:AHistoryofSino-AmericanRelation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0.CollectionofImportantDocumentsoftheGreatProletarianCulturalRevolution.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70.CommitteeofConcernedAsianScholars.China,InsidethePeople'sRepublic.NewYork:Bantam,1972.Compton,Boyd,ed.Mao'sChina:PartyReformDocuments,1942-1944.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6.Croizier,RalphC.,ed.China'sCulturalLegacyandCommunism.NewYork:Praeger,1970.Croll,Elisabeth.ChineseWomenSinceMao.London:ZedBooks,1983.——.FeminismandSocialisminChina.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8.——.ThePoliticsofMarriageinContemporary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ed.TheWomen'sMovementinChina:ASelectionofReadings.London:Anglo-ChineseEducationalInstitute,1974.Cui,Zhiyuan,RongJingben,WangShuanzheng,etal.TransformationfromthePressurizedSystemtoaDemocraticSystemofCooperation:ReformofthePoliticalSystemattheCountyandTownshipLevels.Beijing:CentralCompilationandTranslationPress,1998.Cumings,Bruce.OriginsoftheKoreanWar.2vol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1,1990.Davin,Delia.Woman-Work:WomenandPartyinRevolutionaryChina.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6.Daubier,Jean.AHistoryof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NewYork:Vintage,1974.Decision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oncerningtheGreatProletarianCulturalRevolution.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66.Deng,Xiaoping.FundamentalIssuesinPresent-DayChina.Beij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87.——.SelectedWorksofDengXiaoping(1975-1982).Beij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84.——.SpeechesandWritings.Oxford:PergamonPress,1984.Dernberger,RobertF.,ed.China'sDevelopmentExperienceinComparativePerspectiv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0.Deutscher,Isaac.IroniesofHistory:EssaysonContemporaryCommunism.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6.——.MarxisminOurTime.SanFrancisco:TheRampartsPress,1971.——.TheUnfinishedRevolution:Russia1917-1967.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7.Dirlik,Arif.AftertheRevolution:WakingtoGlobalCapitalism.Hanover,N.H.:UniversityPressofNewEngland,1994.——.AnarchismintheChinese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1.——.TheOriginsofChineseCommunis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RevolutionandHistory:TheOriginsofMarxistHistoriographyi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andMauriceMeisner,eds.MarxismandtheChineseExperience.Armonk,N.Y.:M.E.Sharpe,1989.Dittmer,Lowell.LiuShaoqiand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revisededition.Armonk,N.Y.:M.E.Sharpe,1998.Domes,Jurgen,ed.ChinesePoliticsAfterMao.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9.——.TheInternalPoliticsofChina.London:C.Hurst,1979.——.SocialismintheChineseCountryside.London:C.Hyrst,1980.Donnithorne,Audrey.China'sEconomicSystem.London:GeorgeAllen&Unwin.1967.Draper,Hal.KarlMarx'sTheoryofRevolution,Vol.I:StateandBureaucrac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7.Dreyer,June.China'sFortyMillion:MinorityNationalitiesandNationalIntegration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6.Dunayevskaya,Raya.PhilosophyandRevolution.NewYork:Dell,1973.Dunn,John.ModernRevolutions.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2.Eastman,LloydE.TheAbortiveRevolution:ChinaunderNationalistRule,192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SeedsofDestruction:NationalistChinainWarandRevolution,1927-1937.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Eckstein,Alexander.China'sEconomic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QuantitativeMeasuresofChina'sEconomicOutput.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80.——.WalterGalenson,andTa-chungLiu,eds.EconomicTrendsinCommunistChina.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68.TheEigh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Documents).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56.Encausse,HeleneCarrere,andStuartSchram.MarxismandAsia.London:AllenLane,1969.Esmein,Jean.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NewYork:Anchor,1973.Fairbank,JohnK.China:ThePeople'sMiddleKingdomandtheU.S.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ChinaPerceived:ImageandPoliciesinChinese-AmericanRelations.NewYork:Knopf,1974.——.TheUnitedStatesandChina.Fourth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9.FangLizhi.BringingDowntheGreatWall.NewYork:Norton,1992.FeiHsiao-t'ung(FeiXiaotong).China'sGentry:EssaysinUrban-RuralRelatio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3.——.TowardaPeople'sAnthropology.Beijing:NewWorldPress,1981.Feigon,Lee.ChenDuxiu:Founder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3.——.ChinaRising.Chicago:IvanR.Dee,1990.——.DemystifyingTibet.Chicago:IvanR.Dee,1996.Feuerwerker,Albert,ed.HistoryinCommunist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Fewsmith,Joseph.DilemmasofReforminChina:PoliticalConflictandEconomicDebate.Armonk,N.Y.:M.E.Sharpe,1994.Fokkema,D.W.LiteraryDoctrineinChinaandSovietInfluence,1956-60.TheHague:Mouton.1965.Friedman,Edward.BackwardTowardRevolution:TheChineseRevolutionaryPart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4.——.andMarkSelden,eds.America'sAsia.NewYork:Vintage,1971.——,PaulPickowicz,andMarkSelden.ChineseVillage,SocialistState.NewHaven:YaleUniversityPjress,1991.Frolic,B.Michael.Mao'sPeople:SixteenPortraitsofLifeinRevolutionary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0.Fukuyama,Francis.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NewYork:TheFreePress,1992.Fung,K.K.SocialNeedsversusEconomicEfficiency:SunYefang'sCritiqueofSocialistEconomics.Armonk,N.Y:M.E.Sharpe,1982.GaoYuan.BornRed:AChronicleoftheCultured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7.Gardner.John.ChinesePoliticsandtheSuccessiontoMao.London:Macmillan,1982.Gargan,EdwardA.China'sFate:APeople'sTurbulentStrugglewithReformandRepression.NewYork:Doubleday,1991.Garside,Roger.ComingAlive:ChinaafterMao.NewYork:Mentor,1982.Gasster,Michael.China'sStruggletoModernize.NewYork:Knopf,1983.Ginnekan,Jaapvan.TheRiseandFallofLinBiao.NewYork:AvonBooks,1977.Giltings,John.ChinaChangesFac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TheRoleoftheChineseArm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67.——.SurveyoftheSino-SovietDispute,1963-67.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8.——.TheWorldandChina,1922-72.NewYork:Harper&Row,1974.Gleason,Abbott,PeterKenez,andRichardStites,eds.BolshevikCultur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5.Goldman,Merle.China'sIntellectuals:AdviseandDissen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LiteraryDissentinCommunist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SowingtheSeedsofDemocracyinChina:PoliticalReformintheDengXiaopingEr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Goodman,DavidS.G.,ed.BeijingStreetVoices.London,1981.Gramsci,Antonio.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71.Gray,JackandPatrickCavendish.ChineseCommunisminCrisis:MaoismandtheCulturalRevolution.London:PallMall,1968.Gray,JackandGordonWhite,eds.China'sNewDevelopmentalStrategy.London:AcademicPress,1982.AGreatTrialinChineseHistory.Beijing:NewWorldPress,1981.Grieder,Jerome.HitShihandtheChineseRenaissance:LiberalismintheChineseRevolution,191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0.——.IntellectualsandtheStateinModernChina:ANarrativeHistory.NewYork:TheFreePress,1981.Greider,William.OneWorld,ReadyorNot:TheManicLogicofGlobalCapitalism.NewYork:Simon&Schuster,1997.Griffith,WilliamE.TheSino-SovietRift.Cambridge,Mass.:MITPress.1964.Grunfeld,A.Tom.TheMakingofModernTibet.Armonk,N.Y.:M.E.Sharpe,1996.Guillermaz,Jacques.TheChineseCommunistPartyinPower,1949-1976.Boulder:WestviewPress,1976.——.AHistor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1921-1949.NewYork:RandomHouse,1972.Gurley.JohnG.China'sEconomyandtheMaoistStrateg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6.Hamrin,CarolLee.ChinaandtheChallengeoftheFuture.Boulder:WestviewPress,1990.HanMinzhu,ed.CriesforDemocracy:WritingsandSpeechesfromthe1989ChineseDemocracyMovement.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Harding,Harry.OrganizingChina:TheProblemofBureaucracy,1949-1976.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1.——.China'sSecondRevolution:ReformAfterMao.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1987.Harris,Nigel.TheMandateofHeaven:MarxandMaoinModernChina.London:QuartetBooks,1978.Harrison,JamesP.TheCommunistsandChinesePeasantRebellions.NewYork:Atheneum.1969.——.TheLongMarchtoPower:AHistor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1921-1972.NewYork:Praeger,1972.Heilbroner,RobertI.TheNatureandLogicofCapitalism.NewYork:Norton,1985.Herzen,Alexander.FromtheOtherShore.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56.Hinton.HaroldC,e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49-1979:ADocumentarySurvey.Wilmington,Del.:ScholarlyResources,1980.Hinton.William.Fanshen:ADocumentaryofRevolutioninaChineseVillage.NewYork:Vintage,1966.——.TheGreatReversa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0.——.HundredDayWar:TheCulturalRevolutionatTsinghuaUniversit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2.——.Shenfan:TheContinuingRevolutioninaChineseVillage.NewYork:RandomHouse.1983.——.TurningPointinChin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2.Hobsbawm,Eric.TheAgeofExtremes:AHistoryoftheworld,1914-1991.NewYork:Pantheon,1994.Hoffman.Charles.TheChineseWorker.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74.Hofheinz,Roy.TheBrokenWave:TheChineseCommunistPeasantMovement,1922-1928.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Honig.Emily.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s,1919-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andGailHershatter.PersonalVoices:ChineseWomeninthe1980s.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8.Hopkins,TerrenceK.,andImmanuelWallerstein,eds.ProcessesoftheWorldSystem.BeverlyHills,Calif.:SagePublications,1980.Horn,Joshua.AwaywithAllPests.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9.Houn.Franklin.ToChangeaNation:PropagandaandIndoctrinationinCommunistChina.Glencoe,Ⅲ.:TheFreePress,1961.Howe.Christopher.EmploymentandEconomicGrowthinUrbanChina,1949-1957.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1.——,ed.Shanghai:RevolutionandDevelopmentinanAsianMetropoli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Hsia,Adrian.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NewYork:SeaburyPress,1972.Hsiung.JamesC.IdeologyandPractice:TheEvolutionofChineseCommunism.NewYork:Praeger,1970.Hsu,ImmanuelC.Y.ChinaWithoutMao.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Hsueh,Chun-tu,ed.RevolutionaryLeadersofModernChi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Huang,PhilipC.C.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ed.TheDevelopmentofUnderdevelopmentinChina:ASymposium.WhitePlains,N.Y.:M.E.Sharpe,1980.Hunter,Neale.ShanghaiJournal.Boston:BeaconPress,1971.Isaacs,Harold.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1.Israel,John.StudentNationalismin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6.——.andDonaldW.Klein.RebelsandBureaucrats:China'sDecember9er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6.Joffe,Ellis.BetweenTwoPlenums:China'sIntraleadershipConflict,1959-62.AnnArbor:CenterforChineseStudies,UniversityofMichigan,1975.——.TheChineseArmyafterMao.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7.——.PartyandArmy:ProfessionalismandPoliticalControloftheChineseOfficerCorp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5.Johnson,Chalmers.PeasantNationalismandCommunistPower.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2.——,ed.IdeologyandPoliticsinContemporaryChina.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73.Johnson.KayAnn.Women,theFamily,andPeasantRevolutioninChina.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JointEconomicCommitteeoftheU.S.Congress.AnEconomicProfileofMainlandChina.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7.Joseph,WilliamA.,ed.ChinaBriefing1995-1996.Armonk,N.Y:M.E.Sharpe,1997.——.TheCritiqueofUltra-LeftisminChina,1958-1981.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Karnow,Stanley.MaoandChina:FromRevolutiontoRevolution.NewYork:Viking,1972.Karol,K.S.China:TheOtherCommunism.NewYork:Hill&Wang,1967.——.TheSecondChineseRevolution.NewYork:Hill&Wang,1974.Kau,MichaelYing-mao,ed.TheLinPiaoAffair.WhitePlains,N.Y: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Press,1975.——.andSusanH.Marsh,eds.ChinaintheEraofDengXiaoping:ADecadeofReform.Armonk,N.Y:M.E.Sharpe,1993.Kerr,GeorgeH.FormosaBetrayed.Boston:HoughtonMifflinCo.,1965.Klein,DonaldW,andAnnB.Clark,eds.BiographicalDictionaryofChineseCommunis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Knight,Nick.LiDaandMarxistPhilosophyinChina.Boulder:WestviewPress,1996.Kraus,RichardCurt.BrusheswithPower:ModernPoliticsandtheChineseArtofCalligraph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1.——.ClassConflictinChineseSocialis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1.——.PianosandPoliticsinChi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Kung,Chi-keung.IntellectualsandMasses:TheCaseofQuQuibai.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1995.Kuznets,Simon.EconomicGrowthofNations:TotalOutputandProductionStructu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Lardy,Nicholas.AgricultureinChina'sModernEconomic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EconomicGrowthandDistributionin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andKennethLieberthal.ChenYun'sStrategyforChina'sDevelopment:ANon-MarxistAlternative.Armonk.N.Y:M.E.Sharpe,1983.Lee,Bennet,andGeremieBarme,eds.TheWounded:NewStoriesoftheCulturalRevolution.HongKong:JointPublishingCo.,1979.Lee,HongYung.FromRevolutionaryCadrestoTechnocratsinSocialist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1.——.ThePoliticsof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Lee,LeoOu-fan.TheRomanticGenerationofChineseWriter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3.Lenin,V.I.CollectedWorks,45vols.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46-1967.——.SelectedWorks.2vols.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52.Levenson,JosephR.ConfucianChinaandItsModernFate:ATrilog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LiangCh'i-ch'aoandtheMindofModem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9.——.RevolutionandCosmopolitanis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1.Levine,StevenI.AnvilofVictory:theCommunistRevolutioninManchuria,1945-1948.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Lewis,JohnW.LeadershipinCommunistChina.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63.——,ed.TheCityinCommunist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1.——,ed.PartyLeadershipandRevolutionaryPowerin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0.——,andLitaiXue.ChinaBuildstheBomb.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8.Leys,Simon.BrokenImages:EssaysonChineseCulturalPolitics.NewYork:St.Martin'sPress,1980.——.TheChairman'sNewClothes.London:Alison&Busby,1981.——.ChineseShadows.NewYork:Viking,1977.Li,Choh-ming.TheEconomicDevelopmentofCommunist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1959.Li,Zhisui.ThePrivateLifeofChairmanMao.NewYork:RandomHouse,1994.Liang,Heng,andJudithShapiro.SonoftheRevolution.NewYork:Knopf,1983.Lichtheim,George.Marxism:AnHistoricalandCriticalStudy.NewYork:Preger,1961.Lieberthal,Kenneth.GoverningChina.NewYork:Norton,1995.——.RevolutionandTraditioninTientsin,1949-1952.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0.Lifton,RobertJay.RevolutionaryImmortality.NewYork:RandomHouse,1968.——.ThoughtReformandthePsychologyofTotalism.NewYork:Norton,1961.LinChun.TheBritishNewLeft.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3.——.Marx'sConceptionoftheNon-CapitalistRoute.Beijing:InstituteofMarxism-Leninism-MaoZedongThought,1984.Lin,Weiran.AnAbortiveChineseEnlightenment—TheCulturalRevolutionandClassTheory.Ph.D.dissertation.Madison:DepartmentofHistory,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1996.Lin,Yu-sheng.TheCrisisofChineseConsciousness:RadicalAntitraditionalismintheMayFourthEra.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79.Lindbeck,John,ed.ManagementofaRevolutionarySociety.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71.Link,Perry.EveningChatsinBeijing.NewYork:Norton,1992.——.RosesandThorns:TheSecondBloomingoftheHundredFlowersinChineseFiction,1979-198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ed.StubbornWeeds:PopularandControversialChineseLiteratureAftertheCulturalRevolution.Bloomington,Ind.: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3.Lippit,Victor.TheEconomicDevelopmentofChina.Armonk,N.Y.:M.E.Sharpe,1987.LiuBinyan.China'sCrisis,China'sHop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PeopleorMonstersandOtherStoriesandReportagefromChinaAfterMao.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2.——,withRuanMingandXuGang.TelltheWorld.NewYork:Pantheon,1989.LiuShaoqi.CollectedWorksofLiuShao-ch'i.3vols.HongKong:UnionResearchInstitute,1968-69.Liu,T.A.andK.C.Yeh.TheEconomyofMainlandChina:NationalIncomeandEconomicDevelopment,1933-1959.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Luxemburg,Rosa.RosaLuxemburgSpeaks.NewYork:PathfinderPress,1970.Macciocchi,MariaAntionietta.DailyLifeinRevolutionaryChin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2.MacFarquhar,Roderick.TheOriginsoftheCulturalRevolution.Vol.I:ContradictionsAmongthePeople.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4.——.TheOriginsoftheCulturalRevolution,Vol.II:TheGreatLeapForward,1958-1960.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3.——,ed.ChinaUnderMao:PoliticsTakesCommand.Cambridge,Mass.:MITPress,1966.——,ed.TheHundredFlowersCampaignandtheChineseIntellectuals.NewYork:Praeger,1960.Madsen,Richard.MoralityandPowerinaChineseVillag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Maitan,Livio.Party,ArmyandMassesinChina.London:NewLeftBooks,1976.Malraux,Andre.Anti-Memoirs.New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68.Mancall,Mark.ChinaattheCenter.NewYork:TheFreePress,1984.——.ed.FormosaToday.NewYork:Praeger,1964.Mandell,Ernest.PowerandMoney:AMarxistTheoryofBureaucracy.London:Verso.1992.MaoZedong.ACritiqueofSovietEconomics.TranslatedbyMossRoberts.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7.——.MaoPapers.EditedbyJeromeCh'en.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0.——.Mao'sRoadtoPower:RevolutionaryWritings,1912-1949.ed.byStuartR.Schram.Armonk,N.Y.:Sharpe,1992.——.OntheCorrectHandingofContradictionsAmongthePeople.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57.——.PoemsofMaoTse-tung.EditedbyWongMan.HongKong:EasternHorizonPress,1966.——.SelectedWorksofMaoTse-tung.4vols.London:Lawrence&Wishart,1954.——.SelectedWorksofMaoTse-tung.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61.——.SelectedWorksofMaoTse-tung.Vol.V.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77.Marks,RobertB.RuralRevolutioninSouthChina:PeasantsandtheMakingofHistoryinHaifengCounty,1570-1930.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84.Martin,Helmut.CultandCanon:TheOriginsandDevelopmentofStateMaoism.Armonk,N.Y.:M.E.Sharpe,1982.Marx,Karl.Capital.Vol.I.Chicago:Kerr,1906.——.SelectedWritingsinSociologyandSocialPhilosophy.EditedbyT.B.BottomoreandMaximilienRubel.London:Watts,1956.——.WritingsoftheYoungMarxonPhilosophyandSociety.EditedbyLloydD.EastonandKurtH.Guddat.NewYork:Anchor,1967.——andFrederickEngels.SelectedCorrespondence.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53.——.SelectedWorks.2vols.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50.——.Werke.Berlin:Dietz,1964.McComick,ThomasJ.America'sHalf-Century: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intheColdWarandAfter.SecondEdition.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5.McCough,JamesP.,ed.FeiHsiao-tung:TheDilemmaofaChineseIntellectual.WhitePlains,N.Y.:M.E.Sharpe,1979.McDonald,AngusW.,Jr.TheUrbanOriginsofRuralRevolution:ElitesandMassesinHunanProvince,China1911-27.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Mehnert,Klaus.PekingandMoscow.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3.——.PekingandtheNewLeft:AtHomeandAbroad.Berkeley:CenterforChineseStudies,1969.Meisel,JamesH.Counter-Revolution.NewYork:Atherton,1966.Meisner,Maurice.TheDengXiaopingEra:AnInquiryintotheFateofChineseSocialism.NewYork:HillandWang,1996.——.LiTa-chaoandtheOriginsofChineseMarxis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Mao'sChina: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lic.NewYork:TheFreePress,1977.——.Marxism,MaoismandUtopianism.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82.Michels,Robert.PoliticalParties.Glencoe,111.:TheFreePress,1949.Milton,David,andNancyDallMilton.TheWindWillNotSubside:YearsinRevolutionaryChina,1964-1969.NewYork:Pantheon,1976.Moody,PeterR.ChinesePoliticsAfterMao:DevelopmentandLiberalization,1976-1983.NewYork:Praeger,1983.Moore,Barrington.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Boston:BeaconPress,1966.——.SovietPolitics:TheDilemmaofPower.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9.Mosher,Steven.BrokenEarth:TheRuralChinese.NewYork:TheFreePress,1983.Munro,DonaldJ.TheConceptofManinContemporaryChina.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77.Murphey,Rhoads.TheFadingoftheMaoistVision:CityandCountrysideinChina'sDevelopment.NewYork:Metheun,1980.Myrdal,Jan.ReportfromaChineseVillage.NewYork:Pantheon,1965.——.ReturntoaChineseVillage.NewYork:Pantheon,1984.——andGunKessle.China:TheRevolutionContinued.NewYork:Pantheon,1970.Nathan,Andrew.Chinese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5.——.China'sCrisi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0.NationalProgramforAgriculturalDevelopment,1956-1965.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60.Nee,Victor.TheCulturalRevolutionatPekingUniversit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9.——,andDavidMozingo,eds.StateandSocietyinContemporaryChina.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Oksenberg,Michael,ed.China'sDevelopmentalExperience.NewYork:Praeger,1973.——,andRobertOxnam,eds.DragonandEagle:UnitedStates-ChinaRelations,PastandFuture.NewYork:BasicBooks,1978.OntheHistoricalExperienceofthe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61.Orleans,LeoA.ProfessionalManpowerandEducationinCommunistChina.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1.——,ed.ScienceinContemporary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1.Peck,James,andVictorNee,eds,China'sUninterruptedRevolution:From1840tothePresent.NewYork:Pantheon,1975.PengShu-tse.TheChineseCommunistPartyinPower.NewYork:MonadPress,1980.Pepper,Suzanne.China'sEducationReforminthe1980s.Berkeley:CenterforChineseStud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1990.——.China'sUniversities:Post-MaoEnrollmentPoliciesandTheirImpactontheStructureofSecondaryEducation.AnnArbor:CenterforChineseStudies,UniversityofMichigan,1984.——.CivilWarinChina:ThePoliticalStruggle,1945-1949.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erkins,DwightH.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1969.Chicago:Aldine,1969.——.MarketControlandPlanninginCommunist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6.——,ed.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5.——,ed.RuralSmall-ScaleIndustry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Perry,Elizabeth.RebelsandRevolutionariesinNorthChina,1845-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0.——,andChristineWong,eds.ThePoliticalEconomyofReforminPost-Mao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ickowicz,PaulG.MarxistLiteraryThoughtinChina:TheInfluenceofCh'uCh'iu-pai.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1.——.MarxistLiteraryThoughtandChina:AConceptualFramework.Berkeley:CenterforChineseStudies,1980.Polanyi,Karl.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Press,1957.Price,DonC.RussiaandtheRootsoftheChineseRev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Price,R.F.EducationinCommunistChina.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0.Prybyla,JanS.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stChina.Scranton,Pa.:InternationalTextbooks,1970.Rawski,ThomasG.China'sTransitiontoIndustrialism.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80.——.EconomicGrowthandEmploymentinChi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9.Rice,Edward.Mao'sWa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2.Richman,BarryM.IndustrialSocietyinCommunistChina.NewYork:RandomHouse,1969.Riskin,Carl.China'sPoliticalEconomy:TheQuestforDevelopmentsince1949.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7.Robinson,Joan.EconomicManagementinChina.London:Anglo-ChineseEducationalInstitute,1975.——.ReportsfromChina.London:Anglo-ChineseEducationalInsitute,1977.Robinson,ThomasW.,ed.TheCulturalRevolutioni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1.Rosen,Stanley.RedGuardFactionalismandtheCulturedRevolutioninGuangzhou(Canton).Boulder:WestviewPress,1982.——.TheRoleofSent-DownYouthin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TheCaseofGuangzhou.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1.Rosenberg,WilliamG.,andMarilynB.Young.TransformingRussiaandChina:RevolutionaryStruggleintheTwentiethCentu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Rozman,Gilbert,ed.TheModernizationofChina.NewYork:TheFreePress.1981.RuanMing.TheEmpireofDeng.Boulder:WestviewPress,1994.Rue,John.MaoTse-tunginOpposition,1927-1935.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6.Saich.Tony,ed.TheChinesePeople'sMovement:PerspectivesonSpring1989.Armonk,N.Y.:M.E.Sharpe,1990.Salisbury,Harrison.TheLongMarch:TheUntoldStory.NewYork:HarperandRow,1985.Schell,Orville.DiscosandDemocracy:ChinaindieThroesofReform.NewYork:Pantheon,1988.——.ToGetRichIsGlorious.NewYork:Pantheon,1985.Schiffrin,HaroldZ.SunYat-senandtheOriginsoftheChinese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0.Schram,StuartR.IdeolegyandPolicyinChinasincetheThirdPlenum,1978-84.London:ContemporaryChinaInstitute,UniversityofLondon,1984.——.MaoTse-tung.NewYork:Simon&Schuster,1967.——.MaoTse-tungUnrehearsed:TalksandLetters,1956-71.Middlesex:PenguinBooks,1974.——.ThePoliticalThoughtofMaoTse-tung.NewYork:Praeger,1969.——.La"evolutionpermanente"enChine.Paris:Mouton,1963.——.ed.Authority,Participation,andCulturalChangein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3.——,ed.TheScopeofStatePowerinChina.NewYork:St.Martin'sPress,1985.Schurmann,Franz.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2nded,rev.andenl.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0.Schwarcz,Vera.LongRoadHome:AChinaJournal.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4.Schwartz,Benjamin.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1.——.CommunismandChina:IdeologyinFlux.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4.Selden,Mark.ThePoliticalEconomyofChineseDevelopment.Armonk,N.Y:M.E.Sharpe,1993.——.TheYenanWayinRevolutionary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e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DocumentaryHistoryofRevolutionaryChange.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9.——,andVictorLippit,eds.TheTransitiontoSocialisminChina.Armonk,N.Y:M.E.Sharpe,1982.Seybolt,PeterJ.,ed.TheRustificationofUrbanYouthinChina.WhitePlains,N.Y.:M.E.Sharpe,1977.Seymour.JamesD.,ed.TheFifthModernization:China'sHumanRightsMovement,1978-79.NewYork:HumanRightsPublishingGroup,1980.Shaffer,Lynda.MaoandtheWorkers.Armonk,N.Y.:M.E.Sharpe,1982.Shanbaugh,David.TheMakingofaPremier:ZhaoZiyan'sProvincialCareer.Boulder:WestviewPress,1984.Shanin,Teodor,ed.LateMarxandtheRussianRoad.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3.Sheel,Kamal.PeasantSocietyandMarxistIntellectualsinChina.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Sheridan,James.ChinainDisintegration.NewYork:TheFreePress,1975.——.ChineseWarlord:TheCareerofFengYu-hsiang.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6.Shirk,SusanL.CompetitiveComrades:CareerIncentivesandStudentStrategiesi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2.Shue,Vivienne.PeasantChinainTransition:TheDynamicsofDevelopmenttoward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TheReachoftheStat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8.Sidel,Ruth.WomenandChildCareinChina.NewYork:Hill&Wang,1972.Sidel,VictorW.,andRuthSidel.ServethePeople:ObservationsonMedicine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NewYork:JosiahMacy,1973.Sigurdson,Jon.RuralIndustrializationin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EastAsianMonographs,1977.Singer,Daniel.TheRoadtoGdansk.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2.Siu,Bobby.WomenofChina:ImperialismandWomen'sResistance,1900-1949.London:ZedPress,1982.Siu,HelenF.,ed.Furrows:Peasants,IntellectualsandtheState.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andZeldaStern,eds.Mao'sHarves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Skocpol,Theda.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AComparativeAnalysisofFrance,Russia,and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Smedley,Agnes.TheGreatRoad:TheLifeandTimesofChuTeh.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56.Smil,Vaclav.TheBadEarth: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nChina.Armonk,N.Y.:M.E.Sharpe,1984.——.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Armonk,N.Y:M.E.Sharpe,1993.Snow,Edgar.TheLongRevolution.NewYork:RandomHouse,1972.——.TheOtherSideoftheRiver.NewYork:RandomHouse,1961.——.RandomNotesonRedChina,1936-1945.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7.——.RedStarOverChina.NewYork:RandomHouse,1938.Solinger,DorothyJ.FromLathestoLooms:China'sIndustrialPolicyinComparativePerspective,1979-1982.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1.——.RegionalGovernmentandProvincialIntegrationinSouthwestChina,1949-1954:ACaseStud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Spence,JonathanD.TheGateofHeavenlyPeace:TheChineseandTheirRevolution,1895-1980.NewYork:Viking,1981.——.ToChangeChina:WesternAdvisersinChina,1620-1960.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969.——.TheSearchforModernChina.NewYork:Norton,1990.Stacey,Judith.PatriarchyandSocialistRevolutioni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Stalin,J.V.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theU.S.S.R.Moscow:ForeignLanguagesPress,1952.Starr,JohnBryan.ContinuingtheRevolution:ThePoliticalThoughtofMao.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9.Stavis,Benedict.ThePoliticsof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inChin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78.Strong,AnnaLouise.Tomorrow'sChina.NewYork:CommitteeforaDemocraticFarEasternPolicy,1948.Su,Shaozhi.ChinaandtheMakingoftheNew,SocialistSpiritualCivilization.Beijing:InstituteofMarxism-Leninism-MaoZedongThought,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1981.——.DevelopMarxismUnderContemporaryConditions.Beijing:InstituteofMarxism-Leninism-MaoZedongThought,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1983.——.MarxisminChina.Nottingham:Spokesman,1983.Su,XiaokangandWangLuxiang.DeathsongoftheRiver.AReader'sGuidetotheChineseTVSeriesHeshang.Ithaca:CornellUniversityEastAsianProgram,1991.Sun,Yan.TheChineseReassessmentofSocialism,1976-1992.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Sweezy,PaulM.Post-RevolutionarySociet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0.——,andCharlesBettelheim.OntheTransitiontoSocialism.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1.Tawney,R.H.LandandLabourinChina.London:GeorgeAllen&Unwin,1932.TheTen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Documents).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73.Terrill,Ross.800,000,000:TheRealChina.Boston:Little,Brown&Co.,1972.——.TheFutureofChinaAfterMao.NewYork:Dell,1978.——.Mao.NewYork:Harper&Row,1980.Thaxton,RalphA.ChinaTurnedRightsideUp:RevolutionaryLegitimacyinthePeasantWorld.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3.TheThirteen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Documents).Beij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87.Thompson,E.P.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NewYork:Pantheon,1964.Thurston,AnneF.EnemiesofthePeopl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Tien,Hung-Mao.GovernmentandPoliticsinKuomintangChina,1927-1937.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2.——.TheGreatTransition:PoliticalandSocialChangeintheRepublicofChina(Taiwan).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Tiewes,FrederickC.PoliticsatMao'sCourt:GaoGangandPartyFactionalismintheEarly1950s.Armonk,N.Y:M.E.Sharpe,1990.——.PoliticsandPurgesinChina.WhitePlains,N.Y:M.E.Sharpe,1979.Townsend,James.PoliticalParticip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7.Trotsky,Leon.OurRevolution.NewYork:1918.——.ThePermanentRevolutionandResultsandProspects.NewYork:PathfinderPress,1974.——.ProblemsoftheChineseRevolution.NewYork:PioneerPublishers,1932.Tsou,Tang.America'sFailureinChina,1949-1950.2vol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3.——.TheCulturalRevolutionandthePost-MaoReform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6.Tucker,RobertC.TheMarxianRevolutionaryIdea.NewYork:Norton,1969.Twitchett,DennisandJohnK.Fairbank,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1991.Ulam,Adam.TheUnfinishedRevolution:AnEssayontheSourcesandInfluenceofMarxismandCommunism.NewYork:Vintage,1964.Unger,Jonathan.EducationunderMao:ClassandCompetitioninCantonSchool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2.——,ed.ThePro-DemocracyProtestsinChina:ReportsfromtheProvinces.Armonk,N.Y.:M.E.Sharpe,1991.UnionResearchinstitute,ed.TheCaseofP'engTeh-huai,1959-1968.HongKong:UnionResearchInstitute,1969-70.——,ed.Documents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CentralCommittee.2vols.HongKong:UnionResearchInstitute,1971.——,ed.Who'sWhoinCommunistChina.2vols.HongKong:UnionResearchInstitute.1969-1970.U.S.CentralIntelligenceAgency.China:EconomicPerformancein1987andOutlookfor1988.Washington,D.C.:DirectorateofIntelligence,1988.——.TheChineseEconomyin1988and1989.Washington,D.C.:DirectorateofIntelligence,1989.——.People'sRepublicofChina:HandbookofEconomicIndicators.Washington,D.C.:DirectorateofIntelligence,1976.Vogel,Ezra.CantonunderCommunis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9.——.OneStepAheadinChina:GuangdongunderRefor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9.Wakeman,Frederic,Jr.TheFallofImperialChina.NewYork:TheFreePress,1975.——.HistoryandWill:PhilosophicPerspectivesofMaoTse-tung's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3.Walder,AndrewG.ChangCh'un-Ch'iaoandShanghai'sJanuaryRevolution.AnnArbor:CenterforChineseStudies,UniversityofMichigan,1977.——.CommunistNeo-Traditionalism:WorkandAuthorityinChinese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Wales,Nym.RedDust:AutobiographiesofChineseCommunists.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2.Walicki,A.TheControversyoverCapitalism.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69.Waller,DerekJ.TheGovernmentandPolitic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London:Hutchinson,1981.Wallerstein,Immanuel.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Wang,Gungwu.ChinaandtheWorldsince1949:TheImpactofIndependence,ModernityandRevolution.London:Macmillan,1977.Wang,Ming.Mao'sBetrayal.Moscow:ProgressPublishers,1979.WangY.C.ChineseIntellectualsandtheWest.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66.Wang,Yaan-iee.TheChineseIdea.Ph.D.Dissertation.Madison:DepartmentofHistory,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1997.Wasserstrom,JeffreyandElizabethPerry,eds.PopularProtestandPoliticalCultureinModernChina.Boulder:WestviewPress,1992.Watson,JamesL.,ed.ClassandSocialStratificationinPost-Revolutionary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Weber,Max.TheReligionofChina.Glencoe,111.:TheFreePress,1951.——.TheTheoryofSocialandEconomicOrganization.NewYork:TheFreePress,1964.Weil,Robert.RedCat,WhiteCat:ChinaandtheContradictionsof"MarketSocialism".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6.Wheelwright,E.L.andBruceMcFarlane.TheChineseRoadtoSocialism:EconomicsoftheCulturalRevolution.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0.White,Gordon.RidingtheTiger:ThePoliticsofEconomicReforminPost-Mao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3.White,LynnT.III.CareersinShanghai.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oliciesofChaos:TheOrganizationalCausesofViolenceinChina'sCultural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Whiting,Allen.ChinaCrosse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NewYork:Macmillan,1960.Whitson,WilliamA.AHistoryofChineseCommunistMilitaryPolitics,1927-1961.NewYork:Praeger,1973.Whyte,MartinK.SmallGroupsandPoliticalRitualsi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4.——,andWilliamParrish.UrbanLifeinContemporaiyChina.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Wilson,Dick.TheLongMarch:TheEpicofChineseCommunism'sSurvival.London:HamishHamilton,1971.——,ed.MaoTse-tungintheScalesofHistor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WilsonCenter,ed.TheLimitsofReforminChina.Washington,D.C.:WoodrowWilsonCenterforInternationalScholars,1982.Witke,Roxanne.ComradeChiangCh'ing.Boston:Little,Brown,1977.Wittfogel,KarlA.OrientalDespotism.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7.Wolf,Eric.EuropeandthePeopleWithout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2.Wolf,Margery,andRoxanneWitke,eds.WomeninChineseSociety.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5.Womack,Brantly.TheFoundationsofMaoZedong'sPoliticalThought.Honolulu:UniversityPressofHawaii,1982.Wong,John.LandReforminChina:I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ofAgriculture.NewYork:Praeger,1973.Woo,Jung-en.RacetotheSwift:StateandFinanceinKorea'sIndustrializ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1.Wood,EllenMeiskins.DemocracyAgainstCapitali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WorldBank.TrendsinDevelopingEconomies.1996.Washington,D.C.:TheWorldBank,1997.Wright,MaryC.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ism:TheT'ungChihRestoration,1862-1874.rev.ed.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6.——,ed.ChinainRevolution:TheFirstPhase,1900-1913.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8.Wu,HongdaHarry.Laogai—TheChineseGulag.Boulder:WestviewPress,1992.Wu,Yuan-Li.TheEconomyofChina:AnInterpretation.NewYork:Praeger,1965.Wylie.RaymondF.TheEmergenceofMaoism:MaoTse-tung,Ch'enPo-taandtheSearchforChineseTheory,1935-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0.Xu,Dixin,et.al.China'sSearchforEconomicGrowth.Beijing:NewWorldPress,1982.Xue,Muqiao,ed.AlmanacofChina'sEconomy,1981.HongKong:ModernCulturalCo.,1982Yahuda,Michael.TowardstheEndofIsolationalism:ChineseForeignPolicyAfterMao.London:Macmillan,1983.Yang,C.K.TheChineseFamilyintheCommunistRevolution.Cambridge:MITPress,1959.——.AChineseVillageinEarlyCommunistTransition.Cambridge:MITPress,1959.Yao,Wen-yuan.OntheSocialBasisoftheLinPiaoAnti-PartyClique.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75.Young,MarilynB.TheVietnamWars1945-1990.NewYork:HarperCollins,1991.——,ed.WomeninChina.AnnArbor:CenterforChinaStudies,UniversityofMichigan,1973.——,andWilliamsRosenberg.TransformingRussiaandChina:RevolutionaryStruggleintheTwentiethCentu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YuGuangyuan.OntheObjectiveCharacterofLawsofDevelopment.Beijing:InstituteofMarxism-LeninismandMaoZedongThought,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1982.——,ed.China'sSocialistModernization.Beijing:ForeignLanguagePress,1984.Yu,MokChiuandJ.FrankHarrison,eds.VoicesfromTiananmenSquare.Montreal:BlackRoseBooks,1990.Yue,DaiyunandCarolynWakeman.TotheStorm:TheOdysseyofRevolutionaryChineseWome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5.Zagoria,DonaldS.TheSino-SovietConflict,1956-61.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2.Zweig,David.AgrarianRadicalisminChina,1968-1981.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9.中文参考书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数》，北京：1979年。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万岁》，2卷本，台北，1967、1969年。王希哲，《王希哲论文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1981年。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1981年。迟新，《四人帮案》，香港：天地图书，1977年。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二十未来展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二十未来展望 由于战争的影响，1945年的资本主义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了80年代初期，年复一年的经济停滞，又留下了堆积如山的问题。而在这中间却出现了历史上最可观的繁荣时期。 虽然发达国家在繁荣时期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是它们仍继续受资本主义逻辑的驱使。它们的动力仍是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中，机械化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全靠阶级之间特定关系的支撑。积累的成功主要取决干雇主能否充分控制雇员以确保顺利进行生产和盈利的能力。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优越条件，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有秩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这些关系的关注使资本主义复苏，扩张、危机和失业各连续阶段保持了首尾一致的状态。 这样的探讨对我们了解过去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并不为预测将来提供任何简单的公式。在回顾历史时，论述事件的发展过程常常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过去40年里的某些决定性时期，未来是完全未知的。战后的激进主义先是被接受，后来又被果断地放弃了。这是因为从全世界范围来说，资本主义力量比社会主义力量强大。事后看来，对双方力量的强弱可以很清楚地作出估价，但是在当时，力量对比情况仅能被谨慎地注视着而且是有条件的，力量强弱之分只能在事态冲突中充分显现出来。对战后时期的研究能够弄清楚那些决定将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还不能确切预测各种力量冲突的结果。 基本的经济问题是，过去10年中发生的停滞是否还会持续下去，或者说接着将要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崩溃，还是一个复苏和持续扩张的时期。 持久的经济复苏只能建立在积累高涨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生产率的增长达到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的高度，为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以及同工人阶级和解提供基础。必要的先决条件是恢复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充分控制，只有这时雇主才会真正相信经济增长不致被通货膨胀上升和利润遭到侵蚀所搅乱。他们怀着这样的信心就可能促使政府采取扩张的措施，提供增加的市场以促进投资，而这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推进经济扩张。我们认为，10年的大量失业都没能恢复上面所说的那种控制程度，更不用说恢复只有在更有利的经济环境里才能保持的那种信心了。 在收入政策上的种种尝试以及与工人在改组生产上的合作，也不会恢复这种信心。雇主们要求的不仅是好心肠，而是更多的东西。撒切尔和里根的货币主义政策已经是够大胆的，而任何试图通过推行比撒切尔和里根走得更远的货币主义政策来恢复雇主们可接受的控制程度，都会冒促使工人阶级产生巨大的政治反抗的危险，也将冒把资本主义经济推入无法停止的滑坡的危险。 不能排除在将来的某一时候会有持久的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不经过长期的社会动乱，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较少的罢工次数、质量小组、微型集成电路之类的技术以及选出某些右翼政府，当然都不能证明这种基础（指恢复持久的繁荣）的建设正在接近于完成。 假定持久的经济复苏没有很快出现，那么可能会出现经济崩溃吗？除非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巨大冲击达到高峰，否则，稳定的工人消费不致会引起较大的下降趋势。将政府支出作大量削减达到足以引起经济急剧下降的局面，这实际上意味着摧毁整个福利国家。实际工资和政府支出，到现在为止已经证明是极富于弹性的。工人阶级在50年代和60年代斗争获得的利益，甚至在大量失业的条件下，也是很难逆转的。在发达国家中工人阶级必需遭到政治上的失败（远远超过他们至今遭受的任何打击），才能为大幅度降低工人生活水平和削减社会服务提供基础使之达到足以引起经济衰退的程度（即使在当时，这种影响也可能被大量增加的军费支出抵销）。这种智利式的失败只能发生在社会大动乱之后的时期，而现在还看不出会有这种迹象。 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导致剧烈的螺旋形下降吗？例如，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掀起的一场禁止日本进口商品的重大运动，似乎仅是对经济停滞的影响进行重新分配。日本大量生产输出品的工业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受到这种打击，从而将第一次面临严重的失业。在欧洲和美国这种工业会有些许恢复。但是如果日本的工业失去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它将被迫把大量的出口商品投向第三世界市场（见第十七章）。欧洲和美国的出口工业将受到损害，可能同抵制进口商品的工业所得的利益相等。既然出口工业具有更大的活力，出口可能受到的严重削减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积累下降。股票市场将受到打击，信心将进一步下降。 如果贸易保护主义取得了成功，日本就会被迫大力进行紧缩以便把进口支出削减到与较低的出口销售额相一致的程度。向其它地方进行补偿性的贸易扩张也是没有保证的。全力以赴的贸易战实际上至少将加剧经济停滞。 投资是总支出中变化最大的部分。投资的崩溃可能会导致经济的大幅度下降吗？投资急剧下降最有可能是国际信贷体系的危机造成的。企业依靠不断地更新贷款以便保持股票持有数和投资的水平——并且依靠扩充信贷为经济增长筹集资金。猛烈的信用收缩将引起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使生产远远落后于销售。企业将削减新建工厂和机器的投资以便能够从现金流量中偿还贷款。急于解雇工人将进一步减少消费支出。这时，产量和就业的严重下降完全是意料中事。 以极端的方法来运用货币主义政策可能导致这种信用崩溃。但各国政府不可能把货币压缩如此之紧，以致引起国内市场崩溃。将迫使中央银行利用可行的老练手法使信贷体系多少维持平衡，从而防止因信用危机而强化未来下降趋势的影响，这样做也许可能象1974—1975年那样，避免灾难的发生（见第十三章）。 国际信贷结构似乎更加脆弱得多。例如拉丁美洲借债国大量拖欠贷款，尤其会对美国主要银行的生存造成威胁。如果当局不能防止银行业的倒闭，那么国内信贷系统将陷于瘫痪。这对于投资以及严重依赖信贷的工人对耐用品的消费和建房支出来说，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这种可能性，不得不对银行的活动与债务国的政策进行协调。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避开这一灾难。但它不可能跳出这个深渊。大部分负债累累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方向，虽然并不表示立即拒绝还债，但却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控制事态发展方面处于非常软弱的地位。这使得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大量花费纳税人的钱去对那些贷款的偿还前景有明显危险的银行进行补偿，以设法维持银行业的信心。这种大量的拖欠贷款，以及它对发达国家信贷体系的灾难性影响是不能不加考虑的。 除了这种崩溃之外，最近10年来所经历的那种经济停滞未必是动荡不定的。比较廉价的生产工艺和新产品的发展也能产生较低的但是稳定的积累率，尽管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即使较低的积累率也能引起一定程度的生产率增长，能够提高就业职工的实际收入，尽管失业水平会很高并可能不断上升。如果政府支出缩减，那么税收也可能稍有减少，从而促进消费。即使利润率大大低于繁荣时期，投资水平也可能缓慢上升，以保证实现盈利的缓慢增长。发达国家之间的持续贸易为新的生产能力代替旧的生产能力提供了某些机会，即使贸易总增长率很小。通货膨胀也可能高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如果增长加速，可能威胁经济起飞，但不会马上危及经济运行。 1975年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大体上是沿着这条线发展的。他们完全可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上升和下降，特别是，如果政府打算通过扩大需求或加强紧缩打破这一格局，希望沿着撒切尔主义的路线（见第十八章）为再度扩张扫清道路时更会如此。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可以说明资本主义一定要处于不是繁荣就是萧条的局面。 近10年来持续的经济停滞是由阶级之间的对峙造成的。雇主们面对着因经济繁荣而变得非常强大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可能重温1947年后那一段时期的成功，已经不可能使他们的控制达到所要求的那种程度。工人也已经不可能保证充分就业，因为任何当选的左翼政府都想在避免与资本主义断然决裂的条件下追求充分就业这一目标，而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压力迫使这些政府这样做的。持续的停滞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即以因失业和公共服务愈益恶化而受蹂躏的生命而言，进一步证明：应当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道路，以便打破这个僵局。
十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修辞 政治经济学 实际的方案 紧缩性货币政策 摧毁福利事业 减税 私营化和放松管制 打击工会 军国主义 政策见效吗 在经济繁荣时期，确立了一种广泛的共同意识。左翼和右翼的主要政党普遍接受了一种“混合经济”的概念——即带有一些国营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也承认工人作为工人应有的某些权利，尤其是关于自由工会的权利。另外，他们赞同政府作为政府应负的一定责任，特别是提供各种福利服务和保持大致的充分就业的责任。这种共同意识的确切参数，因国家不同而各不相同。而且在整个繁荣时期略有变化，同时对这种意识的界限问题也有过争论。尽管这样，主要政党之间的意见仍带有广泛的一致性；在英国，这种共同意识被称为“伯茨克尔主义”（Butskellism），这是用保守党领导人伯特勒（Butler）的前一半姓和工党领袖盖茨克尔（Gaitskell）姓的后半部分拼起来的词，表示保守党和工党的意见一致。 到70年代末，由于经济状况不允许继续安排好就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服务，这种共同意识陷入了日益紧张的状态。在一些国家中这种共同意识已完全破灭。两种对立的观点已经或者正在出现。左翼选择的观点（虽然至今还是犹豫不决）正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这里我们先考察一下新右翼政党在80年代初期雷厉风行的经济政策。 首先采取这种政策的主要政府，是英国1979年当选的保守党政府。一年以后，美国一位提出类似纲领的总统当选。因此，这种政策便把撒切尔和里根这两个人的名字连接起来了。 要解了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必须抛开经常用来描绘这两个人的简单化的口号，所以我们一开始便讨论用来论证这些政策的修辞和政治、经济理论，然后考察这些政策的实质和逻辑。 修辞 政治家们用来宣扬这些政策的引人注意的言辞，主要不外集中于两个概念。一是认为通货膨胀既不道德，又是头号公害。因此撒切尔曾讲到有必要恢复“有信誉的货币”，她所委派的英格兰银行总裁罗宾·利伊彭伯顿也说，通货膨胀对自由世界的危害，比共产主义更大。这些口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另一核心概念认为：以前的历届政府，乃至整个国家一直在肆意挥霍浪费。因此，“我们必须量入为出”的老调被作为一种深奥的见识一再重弹。受到削减教育经费打击的学龄儿童并不仅仅是那些被告知停止供应免费午餐的学生。我们大家都必须为了“当好家”而“勒紧裤带”，这些牧师式的说教主要目的是为攻击就业、生活标准和福利供应提供依据。这种充满高尚道德的论调有助于把犯罪思想逐渐灌输给任何一个不愿作必要牺性的人。 政治经济学 对这些说教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进行理论论证的，是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机构，该机构最著名的撰稿人就是哈耶克。 这种观点强调的中心是要“让国家停止对人民的干预”。共同意识所认可的愈来愈多的政府干预，用哈耶克一本书所用的书名来说，就是将不可避免地《通向奴役制的道路》。一旦政府卷入，经济结果就不再反映与人力无关的市场力量，而变成政治性的了。利益集团联盟以一种实质上是专横独裁的方式，把他们的意图强加于他人。这种情况与经济效率和自由权利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人们可能会得出非常激进的政策决断：“那些巧妙地保留国家权力观的自由意志论者，把这种权力仅限于‘守夜人’的活动，主要着重于法律、秩序和国防方面。……当然不会有征兵，不会有反吸毒的立法，也不会干涉私人性行为，但同样也没有社会保障——甚至连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也没有起码的保健服务，更说不上市镇和乡村建设的规划条例”（布里坦，第55页）。哈耶克本人主张取消国家发行货币的垄断权，提倡私人发行通货；实行货币的竞争性流通。 不论是撒切尔还是里根都没有采取这种办法。但是他们确实接受了这种理论的基本内核，而又不带有任何真正自由意志论者的色彩。 在政治经济学的这类主要观点之中，可以辨别出两种比较狭义的经济理论。一种是货币主义，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增长率过于迅速。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关键的经济任务是控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率。使货币供应增长放慢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政府的赤字（即减少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赤字的坏处在于它必须通过增发更多的货币或借款来筹集资金。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供应增长太快，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政府吸走了那些原本应该投向工业的资金，利率提高，故而“排挤”了私人投资，导致长时期的就业不足和低收入。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特别是用赤字支出推动就业的办法更是灾难性的。无论如何，就业总是倾向于一种以自由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率。所以任何新职业的产生之后不久就将被经济领域中其他方面的失业所完全抵消。政府的开收越大，其唯一的最终结果是：私人投资更少，或通货膨胀率更高。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试图提供比经济自发产生的就业更为充分的就业。 撒切尔政府起初支持纯货币主义的论点，尽管后来它的观点变得更实用主义了。里根政府总是分别采用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方法。供给学派所提倡的就是构成新右翼经济观点的第二种理论。 欧洲人错误地理解供给经济学这个词，他们把它与政府对工业的干涉联系在一起。这与美国对供给经济学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反。 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认为使经济复苏的方法是大幅度地减税。降低所得税意味着储蓄、工作和投资可以获得较大的收益。所以，减税以后人们工作将更努力，工作时间也将更长，投资也会更多。产量将会上升，失业率则将下降。供给学派相信虽然降低了税率，但收入增加将使课税基础增加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致税收总额反而上升。但是，供给学派认为政府的支出还是应该削减，一来可以更大幅度地减税，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的大量支出，尤其是福利费的支出因降低了劳动的必要性从而破坏了对人们工作的刺激。与失业是由于需求不足的解释（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完全不同，供给学派断言失业来自于缺少刺激工作的动力，经济萧条则来自于对投资的刺激不足。虽然大多数货币主义者同意供给学派注重减税及增加刺激的观点，但是他们对这种方法能使自然失业率降低到什么程度以及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来降低都持有很大的怀疑。所以货币主义者们并不认为应当在相应地削减政府支出之前，先削减税率，因为政府赤字将引起通货膨胀或利率上升，或二者共同上升。相反，供给学派却认为货币政策如卡得太紧，将导致利率上升和破坏以减税促进投资的良好效果，从而有害于经济复苏。 实际的方案 虽然上节所述的观点确实对撒切尔和里根的思想有所影响，但是，就像他们用这些理论来阐明政府的共同目标一样，他们也用这些理论使政府的这些共同目标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故意完全避而不谈阶级问题。 新右翼害怕的主要不是决策本身的政治化，而是做出一个工人阶级有很大发言权的政治决策。他们所担忧的不是任何老的利益集团的联合，而是工人运动的政治力量。 哈耶克明确表示：“一个多世纪以来，政府关于劳工工会的政策，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工会所做的事，如果不是完全被禁止，也很少是合法的。而现在工会成为一般法律规定对其也不适用的、唯一拥有特权的组织。工会已成为唯一重要的例外，政府的基本职能——防止强迫和暴力行为——对工会明显失效。我们自由社会的整个基础受到工会僭取的权力的严重威胁”（哈耶克，第66—68页）。 同样，新右翼的目的不是使政府削减任何人和所有人的负担，而是要减轻工人运动和在繁荣时期按工人意愿制定的进步法律对雇主们的负担。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构成了一种很清楚的而且是非常激进的企图，即按资本主义的条件去解决近15年来的经济困难。它企图通过从根本上改变所有政党过去已经同意的参数来对付繁荣时期最后几年出现的主要问题——工人们逐步增长的获得改善工资、国家福利和工作条件的能力。换句话说，它企图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恢复到30年以前的状态。而且，哈耶克很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 “然而，这条道路仍然被所有时髦理由中那种最愚蠢的理由，即‘我们不能使时钟倒转’堵住了。人们不禁要感到惊讶，那些习惯性地使用这种陈词滥调的人是否意识到，这种论调只是表达了我们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宿命论信条。……只有把已被放弃的原则再次用于现行的政策才能使我们避免对自由制度的成胁”（哈耶克，第87—88页）。 对于哈耶克来说，“自由制度”只能是“资本主义”。新右翼认为，如果为有利可图的生产和持续积累重新创造条件需要恢复人们获得共同意识以前的那种政治，那就应该这样做。 现将为达到这些结果而谋划的一些最重要的政策对照60年代的正统作法概述如下。 紧缩货币政策。政府的责任决不是去保证充分的就业，而是要防止因“过多的”就业（新右翼的语言）给物价和利润带来的后果。用哈耶克的话来说，传统的需求管理仅仅是“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把责任推卸给继任者。在这方面我们自然正在遭受开创了这一处理方式的那个人（即凯恩斯）的报应，因为我们已经处在凯恩斯知道我们将会死去的那种结局之中”（哈耶克，第109页）。 削减福利供给。政府与其去保证改善福利事业，倒不如应该把福利服务减到整个经济能够负担的较低水平，以便不致损害“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 减税。不是按富有者多负担的方式征收为筹集福利事业资金所必须的各种税款，而是应该减税，尤其是减少收入最高层的税收以减少政府对于收入分配的“干预”。这种收入分配是市场产生的，并且是市场本身的高效率运行所需要的。 私营化和放松政府管制。政府不必限制企业以损害工人和消费者利益来追求利润的方式，应该扩大而不是限制私人谋取利润的范围。 削弱工会组织。政府不应承认组织起来的工人拥有保障工会权利的立法，而应削弱劳工立法以便允许雇主拥有破坏工会组织的更大自由。同时政府应在与愈益重要的政府部门工会打交道方面，做出榜样。 在考察这些政策在英国和美国的实施情况时，我们把重点集中在这些政策的逻辑性和一贯性上。因为在写这本书时，这两个政府还在台上，所以要作出最后论断，还为时过早。 紧缩性货币政策 在撒切尔政府执政初期，认为紧缩货币可以降低通货膨胀而对其它方面毫无影响的意见很流行。这种观点认为只要简单地宣告对货币供应的增长规定强硬的指标，就足以抑制工资和物价的增长。货币主义理论的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80年谈到英国时声称：“到1982年通货膨胀降到1位数时，其副作用将仅仅是生产和就业的微弱降低”（斯图尔特，第172页）。毫无疑问，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荒谬的乐观想法。紧缩货币的政策是通过引起经济衰退甚至萧条而起作用的。对经济问题的治疗，恐惧往往比魔术更有效。 如果政府使信贷的增长低于通行的通货膨胀增长率，那么，利息率将会上升。这就减少了企业投资的收益，使得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更加昂贵，并由于筹集资金现在变得更昂贵而促使业企卖掉存货。对这些影响的力量，多年来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急剧的信用紧缩无疑会降低支出。这种紧缩的动力是靠浮动汇率来支持的。高利率将吸收能提高通货价值的外国资金，从而使出口品失去竞争力，而进口货更有吸引力。国内生产的产品销售进一步下降。这对一个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其对外贸易额占产量的比例较大）要比对一个象美国这样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的冲击更大。 引发一次衰退的目的是要恢复生产和投资的赢利。这一目的是否成功主要不是取决于用衰退（即降低通货膨胀）来降低工资和物价增长的程度，而是靠比降低物价增长更多地降低工资增长的程度（即压缩实际工资和提高利润）。衰退在促进生产率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也是同等重要的。 在经济衰退中，那些生产率最低的弱小企业首先破产。他们的退出使平均生产率上升。持续的通货膨胀紧缩同样给管理部门造成压力，迫使其改变工作实践——缩小经营规模，强迫工人加速生产而不增加工资等等。这种机制是可怕。经理们确实认为企业已到存亡攸关之时。最关重要的是，通货紧缩削弱了工人对这些改变工作实践的抵抗。害怕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工人意识到对抗可能使企业因冗员过多而裁员或倒闭，而且不可能找到其他工作。在同样的压力下，工资的上升已被压低，可望降到低于物价的增长率。 强调采取货币政策，而不是运用财政政策来促成通货紧缩并引起一次衰退，不过是经济方面的次要问题。无论如何，只要激进的供给学派热衷于减税，削减政府支出也会在这方面起同样的作用。但是，利用货币政策时，由于它的所谓对通货膨胀的直接冲击，可能在总体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成为决定性因素。对于新右翼的观点来说，主要困难是如何赢得选民对紧缩经济方案的支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像货币主义那样学究式的教条起作用了，它们作为一种基本原理被用来服务于背弃战后各政党共同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府的职责是保持充分就业。 英格兰银行总裁的顾问福德在为该银行颇有声誉的《季度公报》撰文时，概述了这一策略：“……以众所周知的凯恩斯关于有管理的需求趋于下降的解释，以及将更多的努力集中于最终目的而不是中间目标，作为这样一种策略的基础和出发点将是可能的。但是这将意味着要专门宣布生产和就业的目标。这将是一种非常危脸的做法，这些目标，或是不会为公众舆论所接受，或是不足以保证通货膨胀率会大幅度下降，还可能是两种情况同时发生。利用货币供给和政府借款这种有力的中间目标，能使当局与产量和就业问题保持距离，而只需强调工业成本趋势在产量和就业方面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总之，不管利用中间目标的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为表示与过去决裂的决心，并能使当局满怀信心地在没有航标的海上航行，从一开始，它们就是极其重要的”（1983年7月，第207页）。所以货币主义在推销保守党的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政党的广告代理处一样重要。 撒切尔政府最初几年确实采取了激烈的货币紧缩政策。利息率从低于通货膨胀率的5％，增加到几乎10％以上，这就打击了商品销售的机会，从而在各个方面打击了生产和就业。高昂的借贷成本阻碍了固定资本投资。从1979年第二季度到1981年第二季度，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相当于产量的1.5％。强加于公司现金头寸的限制，导致库存的大量减少。在同一时期库存的减少相当于产量的3.5％。高利率加上由于英镑作为石油货币的新地位而产生的信心，明显地扭转了先前英镑贬值的局面。英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令人震惊地降低了50%。这使出口大受打击，两年中出口的下降相当于产量的2％。进口的增长则相当于产量的2.5％，排挤了国内的产品。这些发展彼此助长，他们的混合力量成为1980—1981年经济下降的原动力。 后果是严重的。产量的下降比60年来任何一次衰退（包括1929—1932年的经济衰退）都要巨大。到1981年春，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增加了一倍，失业人数占整个劳动力的12％。1982年，一年中宣布清理的公司达12000家，是1979年清理率的2倍半。工业部门受到的打击最重。在1979年12月以后的12个月中，制造业的产量下降了15％，远远超过30年代的任何一年，那时最大的年下降率只有5.5％。1983年初，制成品的进口量比1979年高出24％，而国内制成品的产量却停留在比1979年下降16％的水平。 经济的衰退集中于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部门最受国际竞争的制约。如果这种策略成功，这些部门必然要经受最强大的压力，而对他们的回报也必然最为有利。 1982年美国发生的经济衰退的程度同1980年—1981年英国的经济衰退差不多。但是，因为持续时间比英国短，所以产量只下降了大约2％，而英国则下降了4％。同时，利息率上升很快，实际利率达到了10％左右，这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同英国一样，库存减少成为导致产量下降1％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私人投资也明显下降。由于美元升值，美国工业竞争力下降了20％，促使出口迅速下降。同英国一样，政府购买货物和劳务的支出微有增加，转移支付增加很多，有助于缓和收入降低对消费的冲击。工业受到最沉重的打击。1982年工业生产下降了8％，失业率上升到10％以上。 摧毁福利事业 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都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福利拨款。在第一届撒切尔政府执政期间，废除了许多现款救济金。与原收入挂钩的失业福利补助也取消了。在1983年，对拿平均工资的人来说，这笔补助金将是每周18.60英镑。工伤福利补助也被取消。 其他许多现款救济金按实际价值也降低了，救济金与物价或收入挂钩的办法也被削弱或取消了。养老金也不再同平均收入的变动挂钩，这个变化在1983年使一对领养老金的夫妇每周少拿2.25英镑。对丧失工作能力的救济金削减了5％，并取消了与收入的挂钩。这使得一个已婚的领伤残救济金的人，在1983年每周失去4.25英镑。 削减了对地方政府的补贴以及对经费的限制，使得地方政府当年经费的实际价值减少了3.5％。地方政府的资本开支下降了40％。这严重地打击了对住房、学校和老人之家等等的拨款。 在教育方面，从1980年至1982年，撒切尔政府裁减了18000名教员。在1978／79年和1981／82年期间，对每个中学生书本费的支出，从22.70英镑下降到19.90英镑，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因素，这一下降是很大的。学校伙食费的价格失控，平均上涨了一倍。社会大学（OpenUniversity）的收费在1981至1983年期间上涨了79％。 健康方面，尽管实际支出增加了，保健水平却下降。主要是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超过75岁的人口在保健方面的花费几乎是就业年龄人口的8倍。而超过75岁的人口每年大约增加4万5千）。处方收费上涨了600％。一般牙科收费上涨了170％。 在美国，1981年当里根试图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时，他在国会中首次遭到重大失败，只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但是许多其他方面的福利拨款被砍掉了。 贸易调整补助用于对因大量进口而失业的人提供一年的失业救济。当里根上台时，有50万工人领取这种救济款，多数是被汽车工业及其配件工厂解雇的工人。1982年的预算把这个项目的经费砍掉了一大半。1981年，有14万新的退役军人加入领取失业救济的大军。现在救济金不再发给那些可以重新应征入伍和因品行不良被开除的人。 华盛顿也采用了许多州已经采用的“劳动福利”计划。这些计划迫使人们要么在一周内花费很多时间去找工作——通过组织“职业俱乐部”，人们必须每周花费40个小时在这里阅读招工广告和填写申请表——要么按最低工资率为国家工作足够的小时，取得用救济费支付的工资。 劳动福利计划主要靠折磨领取救济金的人，而不是给他们找工作来节省资金。新泽西州推行这种计划后，有2879个人找到了工作，同时却有9016个人失去了救济金。在密执安州，任何个人脱离了这个计划，就会按“不合作行为”被除名。 具有领取食品券资格的4口之家的年收入上限已从14000美元下降为11000美元。福利费中生活费用的增加被长期拖延。有资格领受学校午餐津贴的条件更苛刻，午餐津贴的基金也减少了。结果，里根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在马萨诸塞州，学校伙食的平均价格上涨了50—85％，就餐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 198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美国贫穷状况的报告中谈到：有3440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四口之家年收入9862美元——约合6500英镑）。这就表明大约有七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196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福利的削减采取了多种形式，它从不同方面打击个人生活。他们可能砍掉一个人作为公民或者作为公民之中的一个特殊部分以现金和实物形式享有的权利。削减养老金的实际价值就是一个例子。削减的办法还可能是使人们难以得到某种福利的权利，而不是正式废除它。医院等候住院的名单越来越长就是实例。另一种可能是要取得权利必须花很多钱（低收入阶层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享受这种权利）。处方收费是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所有福利的削减表明，政府削减了它应保证公民享有充分福利水平的责任。这样就等于他们试图从根本上破坏战后确立的共同意识的一个参数。这一破坏起了两个主要作用。 首先，削减福利意味着政府不必花这么多钱。这样就紧缩了通货、降低了赤字，如果达到足够的程度，就使减税成为可能。 其次，与政府削减其它经费不同，削减福利使人们更加迫切地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人们愈是不能忍受失业，就愈能接受较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削减获得补助金的权利使工作与获得足以生存的物品和服务的能力二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有助于强化资本主义强加给工人的主要纪律，即为了生活就要按照雇主的意愿为雇主干活。 减税 里根在竞选活动中，曾许诺对个人所得税全面削减30％。他说他将实行“对任何人的税率都同等削减”，而不是“纳说人档次之间的财富转移”。实际情况却是，不但削减税额较小（三年中才削减23％），而且很不均衡地专对富人有利。首先，最高一档税率降低了29％，超过平均减税率。其次，这个减税法案中纳税等级越高，获利越大（如：全部税率一律减去一半，使原来要将收入的三分之二付税的人的实际所得翻了一番。但是所有不用纳税的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第三，不论是个人补助费水平，还是各累进税等级的起征水平，都没与通货膨胀挂钩。这就意味着最穷的人，其纳税等级将迅速上升，其速度将决于各纳税等级的减税率。计算表明在1980年，年收入1万美金的家庭实际要付更多的税，而年收入25万美金的家庭税后收入将增加五分之一左右。 里根的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非常直率地说：“供应学派的减税法案的困难在于要把最高纳税等级的税率从70％下降到50％，其余都是次要的。最初的论据是最高纳税等级税率太高，对美国经济有着最大的破坏作用。后来，为了把减税作为一项政治问题使大家满意，不得不降低所有纳税等级的税率。但是我认为肯普·罗恩提案（最初的减税建议）始终是为了降低最高税率的特洛伊木马”（阿克曼，第43—44页）。不要忘记，这个特洛伊木马不是为了吞服苦药用的白糖，而是实施一个骗局。 这些新的逃税法门是专为特殊集团开放的。例如，免除石油暴利税将使石油公司从1986年开始，每年节省30亿美元。戴维·斯托克曼在总结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使减税法案得以通过而进行的游说活动时说：“你知道在经济的最前线出现的贪婪行为吗？自私肮脏的人确实被喂肥了，贪婪的水平和机会主义的程度正在失去控制”（阿克曼，第50页）。 对于企业的最大减税是加速折旧，这将使美国财政部到1986年时每年损失530亿美元，而且以后的年份还将更多。 总统的经济报告，实际上承认了所有这些税收减免的作用不是让企业因缴纳公司税而使利润率下降三分之一，而是使其税后利润率高于税前收益率。正如有人评论所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得到这样的鼓励”（鲍尔斯等人，第185页）。 撒切尔夫人却没有按照里根逐步实行全面减税的步骤制定庞大计划。她的政府虽然反复声称它的长期目标是大幅度削减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但又试图回避宣布明确的指标和时间计划。 撒切尔的第一届政府削减了所得税。1979年所得税基本税率从33％降到30%，个人津贴的提高也比4年来的物价上涨率超过5％。但是财产增值税率在1979年从8％上升到15％。国民保险特别税分三个阶段从6.5％增加到9％。以750英镑为起点的应纳税收入的所得税率则从25％上升到30％。税率平均水平也提高了。 所有这些改变的真正结果和里根所制定的计划一样，大多数人最终要付更多的税款。一个拿平均工资的工人全部税款的负担从1979年的44％上升到1983年的48％。但是那些收入高的人结果是付税更少。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84％降低到60％。一个年薪4.5万英镑的公司董事每周实际所得增加了120英镑，即上升了四分之一。 到目前为止，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的税制变化，等于是把经济不富裕者的收入重新分配给那些同两个政府成员有着同一背景的人。 所以，所有有关减税的讨论无非是掩盖大规模地把穷人的收入再分配给富人的骗局。正象J．K．加尔布雷思所指出的，提倡改进刺激，以便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是最应时的理论。普遍减税可能有这样一种经济逻辑：即以减税从工人身上换取对工资的节制。工人的实得工资将会增加。因劳动成本增长缓慢而获得的任何收益都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但是在英国和美国并没有出现在政治上可能出现的对福利国家的更大攻击。大规模减税相应地意味着巨大赤字，从而破坏财政政策的紧缩立场。所以至今他们要么不予实施，要么增加其他形式的税收，足以抵消减税而有余。因经济衰退引起课税基础的收缩，意味着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实际上是上升了。如在英国已从1979年的39％上升到1981年的43％。 私营化和放松管制 两国政府都采取了“不干涉”经营管理的政策。他们认为最好是由资本家在尽可能不受政府干预的环境中作出生产的决定。在美国，这方面的动向主要是采取对现存私人资本活动“放松管制”。在英国，其突破点是将以前国家拥有和控制的企业改为“私人”经营。两国侧重点的不同主要反映了美国强调的是国家通过法规而不是用国有化的办法去控制私营企业（电力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要只是站在那里不动，做一些放开的工作”，这是放松管制的主要倡议者，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默里·韦登鲍姆说的话。1981年政府放弃了要求汽车制造商在所有车辆里安装防撞“气袋”或其它消极的安全制动器的法律规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说这种改变将使他们每天节省50万美元。如果确实如此，美国所有的汽车制造公司在4年中将节省大约15亿美元，可是消费者的意外死亡、药费和保险费等等所花费的钱估计达45亿美元。 供应学派声称企业已被烦琐规章的蛛网牢牢地捆住了手脚，这种做法正在窒息创新和投资，正在限制个人自由。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工作安全、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以及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韦登鲍姆把这描绘为“社会管理规章的新天地”。 这些控制当然要企业花钱，据估计大约是120亿美元。但这也同样对生活的质量有确实的好处。整个70年代散发到大气中的有害微粒下降了一半，二氧化硫下降了六分之一。平均每辆汽车行驶一英里所造成的污染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使水生物在一些重要水域又得以生存。对社会福利起作用的四个方面的常规分析表明，每年从“空气清洁法”中得益210亿美元；控制水污染年得益120亿美元；因汽车安全水平提高而使死亡减少，能减少损失60亿美元；工厂事故减少而节省的费用达100亿美元。所有这些作用都被看成是放松管制的主要目标。 能源工业是要求放松控制的特别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代表石油公司的美国石油协会迫切要求开发美国本土属联邦政府拥有的第三大油田。他们保证说，国家公园、森林、大草原等等只会受益。动物是喜爱石油公司的：“可以看到北美驯鹿、驼鹿以及它们的幼仔在钻井架周围几百码以内的田野里吃草，或者在横贯阿拉斯加的一部分高架的输油管道下休息和吃草，因为那里气候更温暖，草更青葱”（阿克曼，第131页）。 政府放松管制的热忱似乎是没有止境的。1980年詹姆斯·米勒第三在一份联名报告中论证说：回避缺点不是无代价的，那些不愿意在钱财上冒险的人，很可能买到价值便宜而不可靠的产品。政府机构把质量指标强加于人的行为与有效地表达消费者偏好是相抵触的”（阿克曼，第119页）。他后来被任命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在第一届撒切尔政府时期，私营化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政府资产，或是这类资产中政府的少数股权，卖给私营部门。英国航天公司、有线和无线电讯局、阿美善姆国际和英国合营港口都完全私营化了，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出售。全国费运公司售给了“雇员”（主要是管理人员）。英国工艺技术集团（以前的英国国营企业局）卖掉了在弗兰提（Ferlanti）的几家高级技术公司并出售了在弗雷的英国国际计算公司还有其它24个小企业的股票。最大的一笔现金交易是英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出售股票。 国营工业的附属机构也被卖掉了。英国铁路公司卖掉了气垫船服务部、洗衣厂和旅馆及其公司在苏波布雷克的假日惊险游乐场。英国煤气公司把他们怀奇农场油田股票的50％投入市场。政府部门也拿出资产出售。这些资产有国家海事研究所、11个皇家兵工厂、24个公路服务站、伦敦北部的1个小酒店和1个家畜词养中心。 国家的建筑物和土地也被出卖。40多万栋地方当局营造的房星，以低于市价多达50％的价格出售。整个房地产都卖给私人开发者，包括默色赛德的3312栋住房的地产。英国国民保健事业的建筑物和土地也同样在出售中。 私营化的另一主要形式是雇用私人承包商承办原先是国家雇员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签订契约，把活包出去。政府各部门、国民保健事业局以及保守党控制的一些地方当局承包出去的工作，从清洁工作、垃圾收集、洗衣、下水道的保养到供应伙食，从安全保卫、打字、照相复制、车辆维修到计算机服务、摄影、设计以及审计工作。里根政府把这种做法更加推进了一步。他打算将政府准备花400万美元在得克萨斯建造的监狱交给美国教养协会管理，并按每个犯人每天23.5美元付酬。 放松管制的作用是非常简单的，即允许资本通过合法地打破垄断而赚取更多的钱。巨大的社会性开支之所以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是因为这些费用基本上都不用企业承担。这样放松对私营企业的管制表明，战后确立的共同意识中政府应负的一项责任己差不多被政府放弃了，这项责任是保护工人免受“过度”污染、危险工作和劣质产品的危害。 私营化有着更复杂的影响。它为私人资本开辟了一些有利可图的活动领域，但是它对私人积累可获得的总财力的影响却不显著。在政府抛售国营企业资产的那几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如果企业原先是为了使投资额超过当时的利润而借款，那么私营化的作用肯定会降低政府的债款数额。但是，如果私人资本贷款给国营企业或是贷给做同样事情的私营企业，私营化在这方面就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了。如果政府贱价出售资产，那么很明显，投资者或购买股票的投机商人将获益，然而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但是假如政府按实际市场价值出售其资产，那么，私人投资者仅仅是从持有政府公债转变为持有同等价值的股票。 如果私营化能够增加这些企业的赢利，那也只能是增加了私人积累能够得到的总盈余。害怕被新的资方解雇，可能迫使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或增加劳动强度，特别是在以工会组织较弱的私营部门工人接替工会力量很强的国营部门工人的地方。资方作为一个整体从增加了的利润中得到了好处，但私营化工业中的工人却付出了代价。如果私营化使企业服从市场的压力，刺激资方砍掉亏本的服务部门，那么利润的总额还要增加，这一次付出代价的就是消费者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是，资方只是在生产上组织得较好，以致于效率的提高不需要工人付出较大的努力，那么这一次利润的增加就是以工人被解雇为代价。国营企业的工人本已赢得有利条件，或者说，那些企业的行为反映了社会的考虑，就这方面来说，私营化只是对工人所得权利发动攻击的一种方法。 打击工会 1980年10月，主演过电影《邦佐的坏时光》的前明星——不久就将成为第一个曾担任过工会领导人的美国总统，里根——写信给支持他竞选总统的少数工会组织中的一位主席时说“请你放心，一旦我当选总统，我一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给你的会员们提供可能得到的最先进的设备，调整职工的层次与工作日，以便使他们相应地得到最大程度的公共安全。……我向你保证，我的政府将与你们携手共事，来实现美国总统与你们会员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阿克曼，第110页）。这个工会组织就是航空控制专业人员组织。10个月之后，1981年8月3日，里根下令解雇了这个组织1万1千名全体成员，这个工会的领导人都带着镣铐被粗野地投进了监狱。打击工会一直是里根处事方式的特点。航空控制专业人员组织主席罗伯特·波立本来应该更多地注意他的候选人的演说，而不是去注意他信里写的什么。1980年4月23日，里根曾说道：“我们应该密切注视是否应当对工会组织进行限制，就像用反托拉斯法去限制企业一样。劳工力量已变得如此强大，他们是在全行业基础上与资方进行讨价还价。我已考虑了一段时间，他们应受到与施加于工商企业的同等限制”（阿克曼，第101页）。里根还没有尝试用反托拉斯法去对付工会组织，也没有提出废止最低工资和其他保护劳工的法律（尽管他从来没有停止公开指责这些法律），但是他用其他方法惩罚了工人。 航空控制专业人员组织事件是个典型例子。此事可追溯到70年代初期，当时联邦航空局己断定控制塔台上的士气不佳。一份1978年的专家报告书责备了苛刻的管理办法（航空控制人员对监督者“限制自由”的评价，比士兵对军官的评价还低）。这个报告提出一项由“工会和管理当局共同合作，提高工作活力的方案”。联邦肮空局采纳了这个方案，因而避免了一场预料中的罢工。 1978—1981年间航空运输增长了五分之一，控制人员或设备却没有任何增加。为了移动飞机就不得不扭曲规章和冒生命危险。像这样过度紧张的工作是要付出重大代价的。控制人员得溃疡病的比率高于其他大多数人，并且有许多人成为酒徒。尽管工作25年以后可以退休（如果超过50岁，工作20年就可以退休），但只有11%的人做满这样长的时间，半数的人因病而退职。 里根在联邦航空局打击罢工的计划里加进了两个新办法。一个是立即解雇（卡特也曾打算以解雇相威胁），另一办法是制定一项极为重要的减少飞行的计划以减轻对控制空运的压力。这个计划还可以使主要航线得以减少亏损，因为那些航线正苦于飞机容量过剩大约50%和新近放松管制后来自其他经营者的降低价格的疯狂竞争。罢工失败后，新的空运控制人员不得不签署同意不参加工会行动的协议。 政府对航空控制专业人员工会组织的处理办法，威胁着其他国营部门的职工。在私营部门，工人被迫以降低工资、冻结工资、过早调整现行合同和放松了的劳动规章等形式向资方做了重大的让步。1982年在货车运输业出现了最大的工资让步：不再普遍增加工资，生活费的调整既低于过去（只能弥补通货膨胀率的一部分即70％），也不得经常进行。汽车制造业工人接受了这样的合同，即不再普遍增加工资和推迟调整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得到90％的保护费）。劳动规章的重大改变，也被接受了。这也许是更有深远意义的事——它加速了已经发生的变化过程（见第十七章）。《商业周刊》报导了钢铁工业、汽车制造工业、铁路运输业、肉类加工业、橡胶工业，航空运输业、建筑业以及其它工业的很多实例，即通过增加职责和合并工艺使工作范围“扩大”，以及资方在采用新技术后在规定工作时间和改变人员配备上取得更大的灵活性。一个观察家评论道：“你可以退回到任何一次经济衰退中去，找到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更放肆地追求劳动控制的例子，但是你只有回到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才能找到眼下出现的追求劳动控制的如此多的事例”（《商业周刊》1983年5月16日）。 撒切尔在她执政的头两年对待政府部门工会组织的办法，同里根对付航空控制专业人员工会组织的办法截然不同。1979—1980年，她批准了一系列大幅度提高工资的解决办法，这是前工党政府建立的类似做法的结果。甚至在1981年，一些势力较强大的政府部门工会也赢得了很大的成功：矿工和自来水工人均增加工资9%，消防人员人均增加工资10％，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增加工资了7.5％。只是在1982—1983年，政府才有准备地安然渡过了一次自来水工人罢工和两次铁路工人罢工。尽管制定了在1976—1984年间裁减15％文职人员的目标，但在头18个月中，撒切尔却几乎没有裁减过一个多余的行政人员。早期私营化运动主要集中在那些很少有工会反对活动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国家石油公司，英国航天公司和电讯局。那些本来是私营化对象的但预料将会有强烈反抗的企业，如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电信公司一开始就被搁起来了。一眼就可以着出，这种情况同政府的整个激进方针是很不一致的。 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要力图避免国营和私营部门工会联合起来反对政府。1970—1974年，就是这种工会联合行动曾反对希思领导的前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并最终导致希思政府下台。从那以后，国营部门的工会势力已经增强，并成为1978—1979年冬季罢工浪潮的先锋。所以在失业已经把私营部门工会削弱到足以防止他们对国营部门里的兄弟姐妹们作有力支援之前，对国营部门工会要慎重对待。而对于1982年以前的情况是否已经如此还不能作出判断。 希思政府的教训同样也体现在对待私营部门工会的方针上。他们的策略集中于以立法来限制工会的权力，把权力从工厂转移到国家手中，准许雇主到法院去控告工会破坏新限制规定的行为。雇主普遍不愿利用这种立法手段，并且直到希思政府执政末期，雇主同盟——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总裁仍在明确地谴责这一方针。在利用这种法律手段的少数场合，工会住往拒绝履行法院的判决，而政府只好被迫让步。 撒切尔夫人从希思的惨败中得出两个主要的结论。其一是立法手段作为一种调整劳资关系的武器其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她决定在用其它方法削弱工会组织以前，不进行重大的法制改革，换句话说，她把反工会的立法主要是看作在用其它手段达到改变劳资力量对比时起支撑作用的方法，而不是作为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首先采用的手段。 1980年和1982年的就业法要比希思的劳资关系法温和一些。第一次立法还规定可为举行秘密罢工的投票和选举提供资金，但是，是否使用这种方法由工会决定。它限制工会在罢工期间设置的纠察人员不得超过6人，并取消了从豁免到民事诉讼的几类次要诉讼。最后，第一次立法规定，在一座现在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工人的工厂里，将工人开除工会或拒绝工人参加工会都是非法的，同时，成立这种只雇用某一个工会会员的新厂，要求这一工会的会员必须占全厂工人的80％以上。 第二次就业法案规定行业纠纷的定义和范围，不包括工会之间和政治上的争议，并使得工会要对他们的代表的非法行为负责，除非这些行为明显地与工会无关。这个法案还宣布规定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商业合同是不合法的，并要求对于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而被开除的工人给予补偿，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如宣布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工厂为不合法，将非正式的罢工视为非法或要求协商合同应受法律约束，这一法案并没取得什么进展。 劳工大臣詹姆斯·普赖尔在总结了希思政府三个方面的教训时说：“保守党没有打算使自己卷入到试图通过雇主们要求我们通过的法律，然后又不去执行的困境中去。……如果我们现在采取某些行动表明我们仅仅是以反保守党政府的姿态再次与工会联合，那将是大错特错了（《商业周刊》1979年4月16日）。 继而采取的“温和再温和”的策略非常有效地起到了分裂工会运动的作用。1983年大选后不久，印刷工会，即英国全国书画刻印协会，由于它的会员试图阻止一家工厂只雇用单一工会会员而采取的行为，被这家小雇主控诉于法院。在以格外强硬的警察行动来对付工会设置的大量纠察员之后，法院对全国书画刻印协会强行课以总数达50多万英镑的罚款，并下令冻结该协会的全部财产。英国工会理事会面临是否全力支持这个工会组织与政府斗争的困境。工会理事会会议匆忙作出支持这一斗争的决定，但法院却不予理睬，随后工会理事会同意只支持合法行动。这就剥夺了全国书画刻印协会为取得罢工胜利而可能采取的任何方法。这对政府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但是法律措施只是对政府主要策略起了辅助作用。为了改变私营部门劳资间的关系，政府采取了“双刃剑”的策略。其主要目标是大规模的工业工厂——即那些厂一级的工会组织最强大，并使雇主在工作程序和操作标准上作出了最重大让步的工厂。 这把利剑的一边是强制性的惩戒。政府利用了其在英国雷兰德汽车公司里占多数股的地位试图并且显示了：甚至在像汽车工业那样有强大的工厂工会组织的阵地上，强硬的新型的管理方法也能够达到目的。一位观察家作了如下的概述：“政府宣布要获得持续的财政补贴要靠在减少亏损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雷兰德汽车公司管理部门的目的在于单方面地控制基层车间，以便减少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配备过多的现象并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特别是焊接和喷漆工艺方面的机器。他们的方法是，向车间工人直接传达工作要求。威协说要开除那些要罢工的人，并警告说：如果引起政府撤消补贴，就关闭工厂。如果工会号召罢工，就从劳动大军中挑选工人。1980年2月和4月，英国运输工人工会和英国机械工人混合工会（后者情绪不高）先后号召罢工，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拒绝。从那以后，资方一直实行一种单方面控制的体制（虽然各工厂之间有些不尽一致）。结果是：降低了熟练工人的职业界限；提高了装配线上的劳动强度，尤其是大量地减少了多余的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索斯凯，1984年，第26页）。 这把利剑的另一边是猛烈的通货紧缩。迫使那些本来愿意和工厂工会组织商议“君子协定”的经理们，只得按雷兰德汽车公司的样板行事，同工人努力进行面对面的较量。 所有与工会较量、绕过工会、降低工会的合法地位、或者以大量解雇工人来削弱工会组织的企图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共同意识的参数的策略。自由工会有效地行使代表权的权利本身就是原先共同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但是由于强大的工会对于工人来说始终是共同意识的其他部份——就业和福利服务的保护者，削弱工会的重要性现在更普遍地认识到了。 军国主义 撒切尔和里根都提出要大规模地增加军费开支。里根要求从1982年起的五年中每年军费实际增长7.5％。撒切尔的目标是每年增加3％。这与普遍要求减少政府作用及特别迫切地要求减少政府部门的赤字大相径庭。看来这种军国主义与经济恢复计划是自相矛盾的。对这个“第二次冷战”的解释归结为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纯军事方面的原因，如苏联军事能力的增强。无庸置疑，美国在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属于经济范围，即为了获得主要原料。而且，美国通过反复重申“防御”的重要性，想让它的同盟国在经济事务上与它保持一致，因为在防御事务上美国在同盟国中的支配地位还未受到挑战。毫无疑问：正像在第一次冷战时期那样，军国主义通过把左翼——内部的敌人——与苏联联系起来，在对劳工运动发动的广泛攻击中同样起了极其重要的思想意识方面的作用。 政策见效吗 对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经济学作出最终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激烈的通货紧缩对利润率带来的好处似乎只限于眼前。1981年英国制造业的生产率确实引人注目地上升了10％，但这仅仅补偿了几个月以前经济衰退间的下降幅度，当时产量下降之快使企业来不及着手解雇工人。把第一届撒切尔政府的4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制造业生产率年增长3.1％，比前工党政府执政时1.4％的年增长率要高，然而这不是大量投资和较快引进新技术的结果。1982年英国在战后第一次出现制造业新投资低于通常的旧设备报废水平的情况。所以固定资本存量下跌，如果把由衰退导致的强行合理化所造成的额外报废计算在内，其下跌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所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对效率低的领域进行合理化和实行提高工作强度、改组生产的计划而取得的。少数公司声称已经取得可观的效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钢铁公司和雷兰德汽车公司，它们利用国家所有制取得很好的效果，办法是威胁工人，如果不接受管理局的计划，就关闭工厂。在进行了4年“撒切尔试验”以后，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情况是不是一种更为普遍的进程的先导。有些生产率增长仅仅是靠实现了一种更集约地利用生产能力的改进而取得的。1981年的一个调查表明，企业只须增雇工人20％，产量就能增加10％。在产量下降的1979—1982年间，实际工业利润下降了19％。1983年扭转过来了，当产量稍有增长时，利润增加的速度却是工资增长的3倍。但是这时的利润率仍低于60年代的水平。 1983年，以库存和消费者支出的增加为基础，美国的生产有了明显的恢复。头三个季度利润回升的速度大约是以前的平均回升速度的两倍，反映了工资的缓慢上升趋势以及许多企业在过去困难的4年中对降低成本所作的努力（摩根保险信托银行的调查报告，1983年11月，第6页）。经过计算，1983年生产率大约增长了3％左右，反映了在70年代生产停滞下后“成本的降低”，它是对进口货不断增长、废除管理规章以及经济衰退的反应（同上，第11页）。但是1983年利润率的上升，不过是扭转了前一年的下降，生产率还远远低干高水平，这就使人们怀疑，企业的投资是否会跃增到足以保持产量和生产率恢复势头所需要的程度。 里根经济学的实施中有一个重要方面，与撒切尔夫人热切支持的紧缩政策截然不同。当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正忙于削减政府的总支出和增加税收时，里根却在推行供应学派削减高收入者的税收和增加军费的政策，使得1982—1984年期间用于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政府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美国政府的赤字从70年代末期微乎其微的数字上升到发达本资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占国内总产值的4％。预计还会进一步增加。在财政上受保守的银行家控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出面制止扩张，他们极力压缩信贷，并把实际利息率保持在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由于对防止资金外流无法进行严格控制，其它国家只能跟着提高他们的利息率而别无选择。所以当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从高值美元中获利时，高利率就成为其它地区经济回升缓慢的一个合适的理由。 最后，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成功是由什么构成的。这并不是政治家和金融评论员们通常引述的那些准则。通货膨胀并不是根本的问题，主要基于增加库存、住房贷款和消费信贷而取得的微小回升几乎也不相干。真正的成功是由于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和持续积累而重新建立的条件所构成的，这些条件包括对劳工运动给予严重打击以便足以阻止劳工运动在积累上升和经济条件大幅度改善时进行有效的反击。到1984年初，还未能做到这一点，现在还看不到更加扩张的政策的总动向。 （本章由阿迪校对）
第六章改良与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六章改良与革命 一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并说：“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一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尽管这可能是很平常的话，但是却非常值得强调指出，这确实是马克思最基本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首先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什么样的战略呢？一百多年的辩论足以表明，不管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多么清楚明确，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却成为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最有争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也没有使这个辩论变得比较缓和。在这个战略的主要问题上阵线的分野仍然和过去一样深刻，而且在未来的很长一个时期内这种情况无疑还会继续下去。 这种分野之所以持久和难以消除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这些分歧也涉及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概念的含意。这两条道路中的每一条道路，在它们各自的支持者看来都是唯一合理的和现实的道路，基于同一理由，另一条道路就被谴责为是不现实的、失败主义的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或歪曲；同时也有这种可能，即每一条道路的反对者以不同程度的似乎是有理的理由为自己所选择的立场辩护，说自己代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代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如此等等。 相当精确地判定在某一特定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对这一战略问题的立场是什么，这并不是没有意义或不可能的。但这决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更重要的是设法澄清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在这一革命战略问题上真正的分野在什么地方。这样做是特别需要的，因为争论中难以避免的尖刻和辛辣使这些真正的分野究竟何在大大地模糊不清° 上面谈到的两条道路实际上就是通常被称为“改良主义”的道路和“革命”的道路。由于某些原因（现在我们就将讨论这些原因），这两个名词都是相当容易引起误解的，而且没有提供一种对这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的正确比较。那些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改良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标签，认为这是对他们的革命诚意和革命目标的侮辱；他们反过来谴责他们的对立面是“冒险主义者”和“极左”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前进战略问题的论战中的所有这些“帽子”，都纯属武断；辩论中使用的标签，没有一个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拥护宪政者”和“主张起义者”可能最接近于对这两种立场的描述，但这里也还有问题。我在特定的意义上将继续使用“改良主义者”这个名词，但不含有贬义。 在开始讨论这两种不同的战略之前，必须澄清一个混乱的因素。这就是在工人运动的内部和外部，经常存在一种社会改良的趋向。从这种趋向并不想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全面改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这点来说，必须把它同“改良主义”的战略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坚持认为这样做正是它的目的。 如前所述，社会改良一直是资本主义政治内在的组成部分，而支持这种改良的人不仅不关心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反而把社会改良看成是反对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预防措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它称之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2]他们还写道:“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这些人所要求的改良决不包括“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这需要革命），并且“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3] 最后这段话显然是一种夸张，因为改良能够影响而且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了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取得这种改良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例如在第一国际里所做的那些工作。[4]尽管一百三十年过去了，但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时兴的；而且包括的人远比“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多得多。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从明显的保守人物如路易·波拿巴、俾斯麦和迪斯雷利（Disraeli）的改良中看到了同样是有限的和出于预防的目的（马克思曾嘲笑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社会主义”）；在1848年的革命后，他们还把这种看法应用于他们所称的“共和派的小资产者”身上，认为这些人“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灭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说:这些人“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还看到有些工人的运动和团体，它们的目标并不超出一定的和有限度的改良取得的成绩，英国的工联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它的狭隘的和坚决不革命的意识和目的感到婉惜。[6]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同英国工会领导人一起共事，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对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有好处，例如在第一国际里的情况。[7]列宁也把这种对局部改良的关心称之为“工联主义意识”，他要求革命政党把这种局部改良扩展为更大的反资本主义的目标。当然，不管工会的眼界多么具有局限性，它们也很少只是关心“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问题，因为仅仅是这些问题本身也会引出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这种对工人阶级多方面的改善并不要求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也并不想要取代那个制度。这种“工联主义意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工人内部一种重要的倾向，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倾向。 二十世纪以来，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工会之中，它也开始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中大的（甚至是最大的）工人政党。英国、德国、瑞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毫无疑问，大多数这样的政党正式明确地表示承担达到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义务；这些党内也有许多人深信他们的党所承担的义务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或者至少他们相信他们的党终有一天能够认真地承担起这个义务来。 不管对这种希望抱什么看法，明显的是:上面谈到的这些党事实上是社会改良党，这些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和最主要的人员稳固而舒适地置身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之中，哪怕是从渐进的和温和的观点来看，他们根本无意于从事任何类似全面变革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改良，多少同保守党的领导人一样，常常把这种改良设想为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用以抵挡要求进行过于激进和迅速改良的压力。这些领导人所宣称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个有缺陷的社会所要求的各种改进的同义语。这些改良并不是一个连贯的和全面的变革战略的组成部分，更不是社会主义变革。 相反，“改良主义”却是这样的一种战略，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确，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个主要战略之一（不论好歹，它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这个传统中经常得到最大赞同和支持的一种战略，尽管关于这一战略也有一些欺骗性的花言巧语。这一战略自然包括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寻求各种各样的改良——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但是，和社会改良党不同，这些受特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指导的政党则并不认为这些改良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它们至多只是通向一个要大得多的目标的最好步骤和部分手段。这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并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 我在第四章中就已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很容易地接受了下述观点，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希望的场所；他们还很容易地为革命运动设想出一种战略，这种战略要求彻底卷入“平常的”政治生活中去和寻求改良，把它同他们长期关切的推进革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这个革命目标自然远远不是任何种类的改良主义者所能想像得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的特点。马克思在《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认为这个特点“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8] 同样，在上面提到过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党的有局限性的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感到满足”。他们写道： “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9] 在这里，“不间断地进行革命”显然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范围内奋力推进这些目标，而这个奋力显然包括了为进行各种改良而施加的压力。的确，列宁在1905年把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革命运动的直接目标。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要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10] 这一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推进革命战略思想中经常被错误对立起来的两个概念，即“两个阶段”的概念和“不断革命”的概念结合了起来。“两个阶段”的概念实际上是指还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又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要为建立这样的共和国而斗争。“不断革命”的概念，至少在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时，包括不断施加压力，以便把进程向前推进，为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本身实行革命的决裂创造条件。[11]在1905年，列宁就曾断言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为建立这样的政权而斗争，而且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2]取得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对于它的全部重大意义，他说道：“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一革命的成功标志着“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13] 不管人们对这一“方案”怎么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小心翼翼地拒绝超越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这个想法的确令人不可思议），[14]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为改良而斗争同推进革命的目的和目标是不相容的。相反，这种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个传统的内部，无疑还留有争论和辩论的余地，如进行什么样的改良，对这些改良的重要性如何估计，以及以什么方式实行这些改良等等。支持“革命”战略、反对“改良主义”战略的人一般都倾向于对改良相对地给予较小的强调和评价，他们迫切要求实行那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是可能达到的改良，作为对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工人领导人“暴露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策略同样也为工人运动本身所采用。但是，实行这种策略是有限制的。如果“暴露策略”推进得太远，末了很可能是暴露了实行这一策略的那些人自己，并使他们处于徒劳无益的宗派主义的孤立境地。不管怎样，也不管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改良的重要性的强调程度存在着不同，这并不是主要区分这个传统内部两种不同战略的地方。换句话说，寻求改良并不表明就是“改良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也不能解释为“渐进主义”，后者的意思是：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想象为通过长期的一连串的改良缓慢地但是确定地前进，而在前进的终点（或在前进的过程中）可能发现资本主义已被超越，这是西德尼·韦布（SidneyWebb）和最初的费边社社员对社会主义的粗略设想。但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声宣布他们不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更多地是指由上面鼓励、指挥和管理的一件一件的集体主义的社会工程，而不是他们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变形（在三十年代初，韦布曾受到苏联很大的注意，这不简单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把韦布他们所想象的社会主义比作是国家强加的集体主义）。不管对“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会怎么说，它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为如此顺利的渐进主义的向前发展，像费边主义那样明显地强调说服中等（或上层）阶级的成员接受国家干预和集体主义的措施。 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对推进到社会主义确实有一个长期的观点，这一观点确实包括相信需要一点一点地切除资本主义的结构。但是“改良主义”是从斗争方面来设想这一过程的，更具体地说，它包括许多不同阵线和不同方面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改良主义”仍然十分明确地是一种斗争的政治。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这种斗争的政治被设想为在资产阶级民主所规定的宪政范围内进行，并且把极大的重点放在市、地方和国家一级的选举成功上面，希望在地方、地区和全国的议会中取得多数，或至少有强有力的代表。在适当的时候，这也包括参加竞选总统，希望或者直接当选，或者至少能为这个或那个目标取得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显然有许多可以交换的东西。 强调宪政、选举制和代表，这在“改良主义”的定义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的极左的反对者们往往把它歪曲地描绘为必然是专门关心选举的成功和增加代表。实际上，“改良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那些与选举和代表无关的斗争形式也是相容的。例如，旨在达到特定的或一般的要求，反对政府的政策，抗议某项措施等而举行的工业斗争、罢工、静坐斗争、工作斗争、示威游行、进军、发起运动等等，虽然这些斗争都是在一定的宪法范围内进行的。[15]毫无疑问，这些活动以及进行这些活动的方式和时间可能由于过份关心选举而受到影响，甚至很大的影响。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甚至完全不是这样。 在谈了上面这些之后，有必要指出：“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宪政、关心选举和争取当选为代表的抱负仍然是无可非议的；同时也要指出下述重要事实：即正是这种类型的政党和具有这些特征的政党，在先进资本主义的整个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历史中支配着工人的运动。另一种支配着工人运动的主要类型的政党是象英国工党这样的社会改良党。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原因对工人阶级政治的性质是有重要意义的，并且使这种政治制度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显得突出起来。 根本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宪政对革命运动产生了相当大的约束力，并导致它们倾向于所谓互惠的宪制政体。在资本主义阴影下成长起来并取得合法承认和政治接受的以工会和政党形式出现的工人运动，它们真的可以宣称它们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它们还可以宣称它们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它们又是现存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必须是合法和符合宪法的，或者毋宁说它们的确是这样，因为在这种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选择非法的、非宪政和秘密活动的。[16] 至少在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情况，合法性和合宪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目标或一定不要放弃革命目标。毕竟在一切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这样的政党和集团，它们领有马克思主义的证书和拥护革命的政策，但却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范围内活动。它们在这个制度内工作，虽然热情有高有低，有时还与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发生对抗。在这个方面，“改良主义”政党同他们的左翼反对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其所强调之点和对前景的看法不同，而不是在根本问题上和眼前的选择上有什么不同。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改良主义”党的选举抱负造成它们之间的区别，这包括政策、纲领、政治行为等各个方面。 真正有选举抱负的政党，不管它们想要超越资本主义结构的最终意图是多么真实，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下述诱惑，即用强调它们眼前的目标（和不是太眼前的目标）的相对温和来扩大它们的号召力。我前面引用过的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中，在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情况时说：我们将“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就象夺得大部分工人的选票一样[17]。他的话固然说得很好，但他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夺得”可能是买来的，或者是以在思想和政治纲领方面付出很高的代价才得到的。在恩格斯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他似乎认为为了最终能受到大多数德国选民（工人阶级和非工人阶级）的欢迎，当然不需要冲淡党的纲领。但这至多只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假设，这种假设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党的领导人本身会认为这是非常可疑的。情况既然是这样，他们必然会感到，要他们冲淡他们的纲领使之变得温和和令人放心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 其次，恩格斯的观点还忽略了象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所面临的另一个诱惑，这就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庞大组织的监护人，这些组织的活动效能和未来前途决不会因采取“极端”政策而遭受危险。恩格斯曾经警告不要在他所说的“前哨战”中把党所组成的“突击队”消灭掉，并且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党“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18]但是这很容易被解释为（而且确实已被解释为）不愿意以可能吓走投票者的政策和态度去“消灭掉”潜在的选民的支持，——而这自然意味着抹去党所承担的义务的锋芒。至于说“决战的那一天”，这还远得很，意思也模糊得很，因此对党的领导人不足以引起不安的影响。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首先意味着关心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日常斗争并促进各个方面的改良；其次是彻底进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去，目的是在选举中取得最大程度的支持，并参加议会和其他代议制机构——地方委员会、地区性的议会，诸如此类，等等。 如果“改良主义”的全部含义就是这些的话，那么它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起的辩论和斗争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激烈和不可调和。毫无疑问，还有许多争论的问题而且很尖锐，但更多地是涉及对某一具体事件的战略和策略、着重点和看法方面，而不是在全面立场和总战略方面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的确，这恰恰就是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大辩论的情况，而斯大林主义在知识和历史领域中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时间上倒过来解释从前的事件、立场和态度，把后一时期分歧的深刻性移到前一时期中去；在前一时期，这些分歧不具有那么大的引人注目的性质。 在1914年以前，列宁同考茨基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就已很大。但是，就拿考茨基作为这方面最明显的实例来说，他直到本世纪初仍断然地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尽管他的反对不象当时表现的那样重要，但他仍然是欧洲马克思主义派系的一部分，而且确实是欧洲马克思主义最杰出和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欧洲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俄国马克思主义。在那时，考茨基在列宁的眼中决不象后来那样被看成是“叛徒考茨基”。相反，列宁1902年在《怎么办？》一书中怀着很大的敬意引用了他的话；在1905年，列宁反问说:“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Bebel）和考茨基两人的方向不相同的特别方向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然后他自己回答说:“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使列宁那时相当夸大了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完全一致”，但是他否认他自己和以后的敌人之间的根本分歧仍然是值得注意的。”[19] 不论在1914年以前还是以后，列宁主义都不是这种敌视参加议会的革命战略。列宁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写于1920年），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他所认为的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和极左倾向。实际上，列宁正是攻击马克思曾经称之为“议会迷”的对应面，即反议会迷，后者企图阻止革命者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所提供的条件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马克思本人在第一国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吵，除其他原因外，同后者中的许多人轻视“日常”的政治和反对革命者为了卷入这种政治而持久的和有纪律的组织起来也有关系。马克思本人对卷入这种政治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列宁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中的“改良主义”同另一个派系（大概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列宁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涉及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1914年之后，列宁主义的确变成了列宁在1905年曾经否认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的那种“特别方向”。由于战争、第二国际的垮台及其所有主要成员对“民族利益”的支持，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多少是统一的运动，或至少作为一个能够容纳许多重大分歧的运动，已被彻底摧毁了。列宁相信，战争开辟了加强阶级斗争的时代并把无产阶级专政列入了议事日程；一个崭新的、同过去完全不同的组织必须把那些同曾经统治着第二国际的那类党完全不同的革命党集合在一起。事实上，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列宁所做的就是把起义策略列入议事日程，首先应用于俄国，然后，随着他们夺取了政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巨大威望，这一策略也就应用于整个国际革命运动。 二 “起义策略”（在这里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革命策略”太不确切）不是指列宁要任何地方的革命者都准备立刻举行起义。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即使在这一时刻，他也不认为共产党人能够忽视另一种不同的策略。他确实是大大夸大了战后所存在的革命可能性；在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爆发的革命，以及从1918年到1920年支配着各地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激进情绪（这种情绪导致大的工业罢工和社会骚动），无疑也大大地鼓舞了他。但是他的错误估计（尽管有许多消极影响），并没有使他相信单凭意志和宣言可以立即进行革命。他确实相信的是，把准备夺取政权作为一件极端迫切的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夺取政权不可能立即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举行，但是把这列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话）的革命议事日程却是刻不容缓的事。 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批准加入共产国际的著名的二十一项条件的大量引证中可能得到最好的说明。这二十一条是1920年7—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第一条是，每一个党（现在称作“共产党”）的日常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并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一切决定。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运用下述方式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第二条要求“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市政机关等等”机构中撤销所有“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 第三条宣称“在欧美各国，阶级斗争几乎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第三条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秘密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非常法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是绝对必要的。” 随后几条规定了共产党人的如下职责:在农村中开展宣传，同各个地方的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进行不懈的斗争，以及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特别迫切需要履行这一职责。 第十一条要求共产党“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第十二条规定，属于第三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十四条规定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并且应该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用物资”；他们还应“在敌人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公开地或者秘密地进行宣传工作。” 这个文件非常明确地指出，新的共产国际将建立在与它的前身截然不同的路线的基础上（还应当再加上一句，与那以前的国际——即马克思的第一国际也不相同的路线基础上）。第十六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有一个比第二国际更加集中的组织形式 至于说要求改称“共产党”（第十七条），文件宣称，这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二十一项条件的最后一条可能最能代表整个文件的精神:“党员中凡拒绝接受本条件和共产国际的论点者，原则上必须清除出”。 二十一项条件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们确实就象是一支国际大军的战斗命令，这支大军在一个最高统帅指挥下由一些国家的支队所组成，准备向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发动进攻，这个进攻是不会耽误得很久的；因此这支大军正在把那些腐败的和不可靠的分子从队伍中清除出去，因为这些分子拒绝清算他们过去的错误，拒绝同胜利的俄国革命领导人向他们提出的战略保持一致。 但是到1920年革命潮流已经开始低落。到颁布二十一项条件时，一度存在过的这支国际大军已开始解体；它的一些主要支队不久前被决定性地击败了。新的共产党远没有在它们各自国家的劳工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而发现自己已很难牢固地站稳脚跟，并且看来在许多国家里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将只能勉强地立足，地位相当不稳。但是二十一项条件仍然是贯穿第三国际整个历史的基本文件，并且被用来为莫斯科中央集权的领导那种审问官似的和专横的目的服务。国际工人运动在往后的二十年中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 列宁主义是适应于（或至少是企图适应于）一种特殊政治战略的政治类型，这种政治战略我曾称之为“起义策略”。在列宁失去工作能力和逝世之后不久立即统治着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主义，把这种类型可怕地歪曲了，并且根据斯大林在任何特定时间和任何特定地点所想要达到的目的，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战略。其实，列宁主义作为一种连贯性的起义策略的战略，从来没有被第三国际认真地执行过，这当然也意味着从来没有被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认真地执行过。 在第三国际于1943年解散以后，这一战略也没有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所执行。当然，第三国际解散后，这些党的领导仍然完全屈从于斯大林的指挥。但是把这些党的放弃起义策略（实际上是放弃）归诸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看来不是真正可信的。放弃起义策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莫斯科的鼓励，但是放弃的原因比这要深刻得多，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即党内外对放弃这一策略所表现出来的反对是很微弱的。如果放弃起义策略的战略不符合有关国家中非常强大的、必然的趋势，那么纵然有莫斯科的威望、压力和压制，在革命运动中它也必然会遭到较大的反抗。在这里起作用的远比这多得多，这使得左翼反对派对莫斯科的谴责微不足道，而这一点对了解先进资本主义的生活和劳工运动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根本的出发点不仅在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此满怀信心地期望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并没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甚至并没有多大的现实前景，而且在于第三国际和它的成员国支部所想要取代和摧毁的旧的领导仍然对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工业的和政治的运动）保持着大部分控制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着最大部分的控制权。这些领导人在口头上和纲领上必然要对战争和战后产生的激进情绪作一定的让步，但在政治方面的让步实际上总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事实是，“改良主义”的领导人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党的存在（他们对二者如同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和保守派的对手们一样憎恨和害怕），变得比他们以前更为“改良主义”的了。实际上，原来属于第二国际的那些老党都是社会改良党，同时又是政府党，它们的力量在1918年以后甚至比以前更强大。最重要的是，这些党的领导在抵抗共产党的挑战中取得了显著和重大的成功。换言之，列宁主义的策略即起义策略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遭到了失败。战争和革命的动乱遗留给这些国家的，一方面是社会改良党，这些党的领导根本没有进行任何革命的想法，而且他们的确把自己和他们的党看成是反对革命的堡垒；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它们形式上致力于革命，但却按照第三国际的训条执行机会主义的和刚愎自用的政策，这多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同于这二者的社会主义“第三势力”，不论在哪里都得不到任何重要的支持。诚然，这样说未免太过分；说得更确切一点那就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它既独立于那些老的第二国际的党，又独立于那些新的第三国际的党，而能够在各自的劳工运动中起一点稍稍像样的作用。这一点在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时特别贴切和意味深长。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从二十年代后半期起蛮可以称自己是列宁主义起义策略的继承人。托洛茨基主义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一小批有献身精神和有才干的追随者。但是这些小集团在它们的工人运动中始终极端孤立，而且从来不能对各自的共产党构成严重的挑战。 对于这些失望和失败（它们很快成了对1917年和以后抱很高希望的嘲弄），马克思主义内部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由来说明这一点。这些理由与资本主义经受经济混乱和衰退考验的出人意料的能力有关，与保守势力保卫其制度的同样出人意料的能力有关（这些势力通过对思想的控制，必要时通过肉体上的镇压来进行这种保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这种保卫的最极端的形式”同时也与资本主义对危机和压力作出反应的能力有关，这种反应就是在全面更新的花言巧语的装饰下进行一些小心谨慎的和零星的改良——例如美国的“新政”。马克思主义者也曾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充当了资本主义的保卫者和社会稳定的代理人的角色，——尽管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第三国际采取“人民阵线”的战略之后，对这一点已不象他们过去那样大肆宣传了。 关于列宁主义的策略为什么不能有很大的进展，在列举的任何这种解释中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进去，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合法性、宪政、选举制和议会类型的代议制机构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 列宁本人1920年在同左派共产党人的辩论中碰巧就非常强调这一点。他写道:“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但是，他接着就提出警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却不是这样看。他还写道:“……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这种群众要厉害得多……。”[20] 可是，甚至这个说法也大大低估了“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的熏染”的广泛性和顽固性；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导致列宁发表如下这种荒谬的见解:“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日益成熟和逼近。”[21] 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策略不得不去适应列宁完全错了的事实（或至少确曾去适应这一事实）。适应的一种方式就是强调“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这一新的学说，这一学说很快就成为斯大林主义教义的一部分。从更广泛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仍然不只是一种而是两种。这使得列宁主义肯定地用起义策略去代替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战略的那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然后第三国际和它的共产党却又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战略。 三十年代初，在第三国际灾难性的“第三时期”以及随着采用“人民阵线”政策之后所发生的情况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放弃了起义策略，这种放弃几乎没有得到承认，在理论上也没有作系统的阐明。正如我早先在讨论“改良主义”含意时所指出的，这种放弃并不包括放弃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不包括放弃在不同战线的阶级斗争，不包括放弃必须用暴力对付保守派的暴力的可能性，更不包括放弃对苏联的无条件的支持。事实上，这种无条件的支持给共产党打上了一种特殊的印记，使人们加深了这一印象：即使事情早已不是这样很久了，人们还以为它们仍然支持起义策略。[22]共产党的“改良主义”也不要求各共产党正式地和明确地放弃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教义上承担的义务。[23] 但是，这确实包括逐渐地和更明确地接受宪政和选举制，把这看作共产党用以“通向社会主义”的一条可以接受和可以做到的“道路”；并且包括拒绝任何“夺取政权”的想法，至少在具备合法性和宪政的条件下可以说是这样，或者已开始具备这种条件、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即使不具备这种条件也可以说是这样。 这一战略的产生和制定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早期，这一战略并不是执行得非常明确，有时斯大林作出决定根本不让执行——例如在东欧，但这是在明显例外的条件下。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在解放了的西欧国家中，这一战略被非常忠实地执行着（在意大利，1943年就已经是这样地执行了）。[24]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那时只是在俄国领导人的同意下行动的），果断地、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宪政和选举制。他们加入了联合政府，单就真正制定政策来说，基本上只起次要作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刻，他们在稳定这种制度上却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那时，如杲采取一种更“革命”的不同的战略是不是现实以及是不是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一直是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显然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更重要的事实是，那时所推行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一个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战争只不过是部分地使这一过程暂时中止），尽管有种种挫折、变迁和失望，而在以后的年代不但继续下来，而且更加发展了。”[25]法国共产党在1968年5月意外地得到了朝着起义策略方向前进的机会，但是它毫不犹豫地摒弃了这一机会。这里又一次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法国共产党是否错过了一个革命的机会。但是不管对这一问题采取什么态度，至少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法共采取非常坚定的行动是基于以下的信念：采取起义策略的任何做法都将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极左”冒险主义的表现，这种冒险主义将遭到粉碎，并使工人运动倒退几十年。 “改良主义”战略在以后的年代很快得到了阐明，特别是在意大利，随后是在法国。现在这一战略被阐述得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在各级的选举取胜、特别是全国性的取胜而向前推进；同其他左翼或带激进倾向的政党结成联盟（虽然不是经常同“极左”政党和集团结成联盟），以求获得选举和议会的多数（适当的时候，也希望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多数票）；组成一个左翼联合政府，共产党在政府中应起重要作用，如果可能的话，应起支配作用；完成一项巨大的社会经济改革纲领，以便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结构改革和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被看成是包括许多年甚至更长），多党制的局面将被保持，也将包括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公民权利（言论、结社、运动等自由）不但要维护而且要加强；代议制机构不仅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要加以改善，以便能够更民主和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普选取得合法地位的行政权力，只有在同一基础上通过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选举以求得保持。 这一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对外政策，特别是同苏联的关系，重点是越来越强调完全的民族独立，摆脱对苏共的任何屈从。西方共产党设想，一个有他们参加的政府，甚至是一个以他们为主的政府，充其量也只能同苏联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不能损害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甚至不能损害现存的联盟，如北大西洋联盟。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可能寻求结束冷战时期产生的那些联盟制度——北大西洋联盟和华沙条约。不管在今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这些共产党还意味着什么，它既不意味着机械地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也不意味着它不批评苏联的对内政策，特别是苏联在公民和民主自由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在带有各种保留的情况下（这些保留并不影响其主要趋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竟然会采取这样明确的“改良主义”战略，从总的政治角度来看，这一事实显然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从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这个方面来看，也是同样重要的。对这一问题必须作进一步考察。 实际上，“改良主义”战略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不重要的），通过选举方式取得行政权力是否可能？第二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问题），当共产党或者左翼联盟中的共产党取得了这种权力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显然，这些都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心问题。 三 在一个时期中，马克思主义者相当普遍地争论说:如果一个或几个保证要推行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政策的左翼政党看起来有可能赢得选举的多数时，那么统治阶级就不会允许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类似某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就会发生，最大的可能是从国家制度内部和通过一次军事政变。这种选举将不会举行；带来这种选举威胁的宪政制度将被废除，某种形式的右翼独裁政权就会出现。 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作为一种可能性是很有道理的。不仅在普选看起来会造成彻底变革的威胁的情况下有这种可能，而且当选举预示产生一个决心实行改良的政府，虽然这种改良并不会真正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但却被当权者认为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同样有这种可能。毕竟这正好是1967年在希腊发生的情况。当时陆军上校们在普选前接管了政权，因为右派害怕他们会在选举中失败而让一个温和的实行改良的政府上台。右派试图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种倾向各国必定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把它看作是一种可能性是合理的（和恰当的）。从右派的观点来看，危险性越大，这种可能性也越大。 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可能性当作必然性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很可能使得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政变成为不可能。在有些情况下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这样的政变成为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使得严肃的人们不会积极地加以考虑。特别是在有强大选举传统和基础牢固的工人运动的国家里，在多少是正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危险的”选举仍将举行，这种选举可能使左翼政府上台，共产党人在政府中拥有大量的代表，也可能是占优势的代表。这样的政府宣称：它们的目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彻底的改造。 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以“改良主义”为一方和以列宁主义为另一方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分歧。争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在机构上的含意。 在前一章里，我强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下面这个看法给予的重视，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也着重指出了在这一思想遭到第二国际的忽视之后，列宁重申了这一思想的意义。他指出要“打碎”现存的国家权力机构并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26]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这句话的意思看来是指直接或通过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来行使人民的权力。卢森堡为探索这种新的机构形式提供了另一个更为具体的样本。这个样本包括在她为新建立的德国共产党所写的纲领草案中，这个纲领草案在1918年12月14日以《斯巴达克同盟需要什么？》为题发表在《红旗》上。文章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可在以下事实中找到，即广大工人群众将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相反，他们自己将充分参加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并且有意识地和充分自决地指导这种生活。” 文章继续说：“无产阶级群众必须以本阶级的机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代替资产阶级的传统机构（联邦委员会、市政委员会、议会），并且从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到最小的村社都应用这一原则。无产阶级群众必须占据所有政府职位，必须控制一切职能，必须以社会主义目标和其本阶级的利益作为检验国家一切需要的试金石”。[27] 纲领还规定，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将由全德国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将选出执行委员会，作为立法和行政权力的最高机关。[28] 这个纲领的经济和社会要点同样具有深远的性质。[29]毫无疑义，“改良主义”战略和我所说的列宁主义战略所提出的近期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规模和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主要的理论分歧在于:一方接受必须“打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代之以完全不同类型的、体现和表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思想，另一方则或多或少地明确摒弃这一思想。 表面看来似乎分歧来源于和平和合法过渡的前景与暴力前景的对立，前者基于左派在选举中获胜，后者基于一个政权在战争中的失败从而使夺取政权成为可能，或基于极度的经济上的危机和混乱、或政治上的垮台、或任何这些可能性的综合，为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能性。但实际上这并非必然是二者对立的所在；通过宪法途径取得政权后，也可以对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的重建；而夺取政权并不必然包含这种全面重建。的确，从扩大人民权力这个意向来看，和平过渡可能比暴力革命更有利于这一目标。[30] 总之，主要的理论分歧是：一种方案设想通过主要的政治机构——最明显的是指从资产阶级民主继承下来的议会，来完成社会主义的转变，尽管这些机构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需要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进行改革；而另一种方案则设想现存政治机构的彻底变革（即“打碎”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和主要的组成部分。持后一立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书是列宁在1918年回答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写的（考茨基的这本书是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批判）。 ※※※ 这两种“方案”或“模式”——以“改良主义”为一方和列宁主义为另一方，构成了论战的两极（这个论战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中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中心）；而这一论战将再继续一个长时期，因为“改良主义”的战略现在为一些共产党所坚决赞同，这一战略也遭到各种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强烈反对。但是，就这两种“模式”中没有一种“模式”描述了现实的前景和预测来说，事情很可能是这样:即互相对立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许多不同的理由，我认为实际情况是:不论两种战略的真正分歧是什么，它们都不象所说的那样，因为所说的情况并不符合可以观察到的任何可能的情况。 首先谈谈列宁主义的战略，现在很清楚（或应该很清楚）：“打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不就开辟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成功的起义策略，其结果是现存的国家被“打碎”了，如果要想使革命取得成功、得到保卫和巩固的话，这种策略产生的革命形势要求一种新的行使权力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不能提供的——至少从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专政”的含意、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赋予这个词的含意来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提供这种方式的。 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权力经常被强调，而这种权力由无产阶级和它的盟友来行使也受到了颂扬。这个权力几乎是直接行使的，仅仅通过严格服从于人民的代表机构这个媒介。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这样写道: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31]必须镇压资产阶级并粉碎它们的反抗，“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的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32]接着，他又写道:“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民主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33]确实，列宁说道:“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于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34] 类似的思想倾向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也很明显。列宁这样写道：“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还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因为它是建立在苏维埃基础之上的，而“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35] 不过，在第一本小册子（指《国家与革命》——译者）和第二本小册子（指《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译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当列宁写第二本小册子时，他所领导的国家并没有“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它不会也不可能变成是那样的东西。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原来的意义上看，对存在于一方面需要民主另一方面需要指导这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处理得太不费力了（特别是革命的形势下），因而全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如同我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列宁用断言党的专政（因而也是党所控制的国家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对付这一问题。但是，不久他就认识到他只是给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重新下了个定义，而不是履行这个名词最初提出的保证。事实上，如果说列宁主义的那种革命时期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少可能的时期，那是不算过分的；因为这一时期要求在已被革命“打碎”了的国家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原来的国家”）。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也不能说卢森堡在1918年设计的那种金字塔式的委员会可以解决指导和民主的问题。因为她所建议的这种结构很自然地在最上层有一个“作为最高立法和行政权力机关”的执行委员会。[36]很清楚，不管她的意图是什么，这一机构将是而且必定是一个极端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也许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但并不等于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者在夺得权力后必须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以代替旧的国家，如果他们的革命想要存在下去并开始履行革命的诺言和目标的话。这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其中进行工作的物质条件很可能是很不利的，而且这种不利条件因新政权的内外敌人的敌视和反对而进一步加重了。由于第一阶段的兴奋情绪逐渐消失、面对第二阶段人世间各种需求艰难的情况，新政权本身的有些支持者（这种人可能很多）不可避免地将动摇起来并离开革命。[37]新政权有可能保有十分广泛的人民支持并且有可能依靠人民的不断卷入。倘若做不到这一点，那它就非常可能很快就走向失败。但是国家指导和人民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而这种紧张关系是不能靠祈求和口号来解决的。葛兰西在1919年说过：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必须不再成为一个公式，一个用来夸耀革命的词藻。凡愿意为这个目的努力的人，也应当愿意为这个手段努力。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建立新的国家，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制度方面的经验；在这个国家中，工人和农民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普遍的、坚强组织起来的制度”。[38] 这至少是承认“原来的国家”在新制度中必然占重要地位。但是，这样做还只是提出一项议事日程，而不是行动计划。 一些共产党把“改良主义”战略同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当然他们自己不是这样说），这种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 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共产党在其中占重要或优先地位的左翼政党联盟，按照一个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政策的纲领在大选中获胜并“被允许”执政，那将发生什么情况？ “改良主义”战略的左派批评家们通常争辩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有多大变化。换句话说，“改良主义”的领导人不会去设法贯彻使他们当选的那个纲领。无疑在现存国家系统的人员上会有相当大的变动——这在不小程度上是因为迄今被排除在政治大军之外的人们期望在各级行政机构中得到报偿。某些制度上和行政上的改革有可能试图进行。某些社会改革将被提出并有可能得到履行，甚至某种程度的国家所有制将被采用。所能期望于这些领导人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左派批评家们继续争辩说，这些领导人现在已经很好地融合到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他们将起使现存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代理人的作用，而不是起新秩序的缔造者的作用。左派批评家们进一步说：在他们充当稳定化的代理人的角色中，他们需要（并愿意）限制和压制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他们掌权这件事本身使这种战斗性更增强了。因此，这个自称是革命的政党可能将变成一个可耻的“秩序党”——也许还没有可耻到如此的地步。在适当的时候，这个党将被赶下台，而旧的秩序却多少是完整无缺的。 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方案”。它可能需要进行某些修正，但是，认为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左翼政府的执政可能带来类似这样的结局，确实不是没有理由的。战争结束时和之后不久在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共产党参加政府这件事毕竟带来了这样的结局。大家公认，这些政府并不是左翼政府而是资产阶级的联盟，共产党在这些政府中只充当次要的角色。但是，尽管现在的环境可能有所不同，从战后到现在这些年代也已表明共产党经历着某种程度的“社会民主党化”，这种情况有可能因官方的压力而得到增强，但却不可能因党内外左派的压力而得到补偿。因此下述情况一点也不可笑：即聪明的保守党人（以及左派批评家）同不聪明的保守党人一样，都相信一个确实有共产党参加的左翼政府——或者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政府，对资本主义和现存的社会秩序几乎并不构成什么大的威胁。而实际情况甚至可能共产党参加政府会成为维持这个制度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但是，另一方面，假定一个受到选举和议会多数支持的左翼或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确实决定贯彻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措施，包括相当严厉的国有化措施，强制的经济协调和计划，大规模推进劳动立法、社会福利、教育、住房、运输和环境保护等一切有利于“低收入的集团”和直接反对富人的财政政策。对一个宣称其目标是根本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政府来说，这些大概应当是人们期望它做的事情。不可能期望它立即做到每一件事情，但至少可以期望它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开端。那又会怎么样呢？ 对后一种“方案”要指出的第一件事或许是:确实很少有这样的先例。事实上，唯一有理由被看作是近乎这种先例的是智利的阿连德（SalvadorAllende）。这当然不是说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所发生的事是结论性的，虽然它是值得重视的。[39]倒不如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尽管围绕着“改良主义”展开了一系列争论，而“改良主义”战略却几乎还不曾受到过检验。迄今为止，这种“改良主义”的政府已经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案”，他们很少做甚至根本没有做什么引起当局关切的事情。 关于贯彻实行上面一系列措施提出的第二件事，无疑是它必然将引起来自保守势力的最猛烈的对抗，这些保守势力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但显然远没有失去他们全部巨大的阶级力量。 这种阶级力量存在于国家系统内部和全社会。当然，必须假定，作为这一“方案”的一部分，同时，左翼势力在选举中获胜也部分地证明:这些左翼势力已经深深地渗入社会，他们在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中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国家系统中有了许多朋友。但是，先拿后者来说，大部分高级国家人员以及至少相当大数量的低级人员，他们很可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和感情上都站在保守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政府一边，这样指望他们显然是实际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怀疑和踌躇；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他们将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是完全有害于“国家利益”的纲领和政策。遍及官僚政治中的许多文官，许多地区和地方的行政人员和官员，大多数各级法官，以及警察和一般官员可以被认为是（为了慎重起见，的确必然会是）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政府的。赞助不应看作是不可改变的，但必须假定赞助在开始时是存在的。 毫无疑义，同政府目标相协调的新人将会产生，由这些人充实起来的新的行政机构可能建立起来。但是，同样不能低估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上可能发生的脱节甚至混乱，对这种情况，国家系统中持保守倾向的人是没有理由试图去纠正的，恰恰相反，他们只会加重混乱。这意味着一场战斗——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将同样在各级国家系统内部进行。顺便提一句，即使国家在这以前已被“打碎”，这场战斗也必定会进行的。不过，怎样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国家系统内部和外部的情况而定。那些被卷进保守派方面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将深受左派势力（首先是政府）对进行这场斗争的态度的影响，即受他们的决心、智慧和判断能力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会立即受到他们在依靠人民支持和依靠人民首创精神的影响。 资本主义社会保守势力的阶级力量大都采取以下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控制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工业、商业和金融等活动手段，控制绝大部分报纸和其他许多政治通讯手段以及一般思想意识手段；依靠大的精心培植的政党、社团、压力集团和各种组织，其中许多是自诩为“非政治”性的组织，这意味着他们是不属于任何特定政党的保守派；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教堂及其卫星组织，依靠的程度视具体国家而定，但却到处都不容忽视。 也不只是有组织的、集体的权力的事情，而且还有个人方面的影响和活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为加强保守势力和推进保守的目标作出贡献。必须把大量属于中间和上层阶级的人们，以及在他们的团体中占据着有相当影响和负责地位的人们计算进去，这些人将愿意尽其所能地在拯救国家、保卫自由和国家独立、保卫他们孩子的未来或诸如此类的任务方面提供帮助。 可以设想，在新政府就任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特别是在竞选中，剧烈的两极分化将会发生。一旦新政府就职，这个斗争就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有可能出现一个短期的休战，因为失败的一方受到失望和士气低落情绪的包围。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拖得很久，保守势力会很快认识到他们正面对着一项看起来一天比一天更为紧迫的任务，即使这个可憎的政府变得不稳定和最终使它变得无所作为。在这项任务中，他们需要得到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国际资本利益集团的宝贵帮助。正如我在前面一章中所指出的，这方面的阶级斗争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的确，在这种情况下，这里设想的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试验”，无疑将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际的团结和支持，以便使内外保守势力为造成不稳定局面而作的努力受到中立，或至少减轻这种努力的冲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同这些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大部分责任落到工人运动的头上。在许多情况下，这包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作艰巨的斗争，实际上后者必须被算作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保守势力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认为在一个存在着强烈改良色彩政府的欧洲国家中主要将面对美国的反对的这种观念现在已经大大过时。在有些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执政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所能期望于这些政府的是它们将试图使这个敢于冒犯的政府就范。这些国家中左派的责任显然是使他们的政府这样做变得更加困难，最好是变得无法进行。 政府采取的每一改良步骤都将加强它的反对者的决心设法使其失败。反对派自然会利用一切宪法手段和有利于它的制度上的机会，例如议会。但这只是斗争的一个方面，而且决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前面已经讲过在国家系统内将进行什么样的斗争，这里发生的一切很可能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愠怒的和拖敌视态度的官僚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阻挠一个激进的和从事改革的政府的工作，并使之信誉扫地。 这个斗争还将在市民社会的每一个部分中进行——在工厂和发电站、码头和仓库、商店和营业所、军营、学校和大学，以及报纸、广播、电视，还有街道。它将采取千变万化的形式，因为一切社会生活形式在巨大的社会紧张和社会危机的情况下都变得“政治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的“政治”性质到目前为止由于普遍接受流行的观念和标准而变得模糊不清的情况，现在已由于普遍的争论而变得明显和突出起来，因而这种“政治”性质也就更加鲜明和更加扩大了。 按照定义，必须接受这样的看法，即“改良主义”的政府将试图使这个紧张的阶级斗争或多或少保持在宪法的范围之内，并且希望防止它发展成为阶级战争。必须预计到某些法西斯类型的集团参与单个的暴力行动，这个政府将希望这种行动能够得到限制和遏制，一般说来保守势力也不会鼓励和支持，更不必说发动和煽动旨在推翻政府或以某种方法把政府搞掉的不法行动。 总之，保守势力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很大程度上将依政府自身的态度和行动为转移。它（指政府）已经通过选举获胜达到执政并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这个事实本身就给了它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低估这一点是荒谬的；但是，如果这个政府认定这一事实必然会使它的反对者循着宪法的严正道路去做，这同样是荒谬的。反对者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是许多人，他们直到那时为止一直是重视宪法的，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引起他们不这样做的诱因，后来发现如果继续循着宪法道路去做，他们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将使自己相信，他们的爱国责任心要求他们偏离这条道路，并鼓励其他人也偏离这条道路。 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以宪法主义和合法性为一方，而以违反宪法、暴力、军事政变和内战为另一方。至少在初期阶段，也可能在一个长时期中，涉及的问题并不是暴力和鼓励暴力，而是使经济、行政和职业方面的体制遭到破坏和造成混乱，这些全都不是非法的并且肯定不是暴力的。政府在这里所面对的是保守势力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寻求许多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在其意图、性质和后果方面都是充分好战的，使得有理由把它称之为阶级战争而不是阶级斗争，但也还没有达到诉诸武力和内战的地步。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如何反应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也是“改良主义”战略感到最难掌握的形势。“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完全知道马克思的话是对的:普选可以给人以统治的权利，但并不给人以统治的权力。但是，知道这一点和知道怎样按照这一点去做，同甘愿按照这一点去做完全是两码事。 政府将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它“通情达理”、寻求妥协及和解、把它的一些比较“狂热”的建议放进冷藏库直至“比较有利”的时刻、暂时停步和加强自己。政府中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非常愿意听从这种劝告，并且准备从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找到一段恰当的话，或者从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找到一个这方面恰当的先例来支持他们的妥协倡议。 这些倡议并不一定总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倡议作为一个总战略加以接受，就只能被保守势力看作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的表示，并且鼓励他们以更大的决心努力使政府不稳；而政府的支持者就会失去信心，变得士气低落、陷入混乱和出现分裂。广大的动摇不定的群众将变得更易于接受反对派的呼吁。 不管怎样，如果政府确实决心推行它的纲领，它也必须把加强力量作为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以便使取得进展和生存下去成为可能。进攻和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是一回事。 实际上，政府只有一个主要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人民对它的支持。但是，这种在选举投票时表现出来的支持，在整个极端困难的时期都必须始终保持下来并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党派对于他们自己的党员无疑将会这样去做，或试图这样做。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也将起一部分作用。不过，对这些组织要求的东西比它们能够提供的要多得多，这就要求有一个灵活而复杂的在整个市民社会中起作用的人民参与的机构网，这个机构并不想取代国家，而只是要成为国家的补充。这适应“双重政权”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人民参与机构并不非难政府，而是起防守和进攻作用，总的说来，在那种半革命和特别多事的状态下，它是一个支持的因素。 “改良主义”战略如果认真采纳这个观点并且实行到底，那么就一定会导致在公民生活各个方面极大地扩大民主，也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国家的性质和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果真如此的话，这就说明“改良主义”战略最终包含了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下述命题的正确性，这个命题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无论如何并不就会使下面这一命题也成为正确：必须“打碎”现存的国家以便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把这一石匾同上面那个命题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在前面就已指明的，他们在“打碎”现存的国家同他们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是一种虚幻的联系。继“打碎”现存的国家之后产生的是另一个“原来的国家”；仅仅因为“原来的国家”在组织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进程中是绝对必需的。 这个转变的进程既包括又需要根本改变现存国家的结构、运转方式和人员，同时也包括和要求建立起一个相当于“双重政权”的人民参与的机构网。“改良主义”的战略，至少根据对它的这种“硬性”解释，可以把指导与民主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足以有效地制止保守势力，并且提供可以进行上述转变的条件。 在许多制度中完全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那里激烈的社会变革最终必须依靠武力。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则可以相信能提供这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通过采取一种避开镇压一切反对派和窒息公民自由的战略而达到的。这种战略充满着不确知的事情和易犯的错误，充满着危险和困境，也可能最终证明是难以实行的。这正说明需要对这种战略的性质作冷静的评价，而不是把一些口号接过来。依靠镇压一切反对派和窒息一切公民自由的制度，不管是出于必需还是出于选择，也不管这种制度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够有什么成就，从政治方面来说，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灾难性的倒退，即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往后倒退。资产阶级民主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而残缺不全，并且经常处于来自保守势力的严重伤害的威胁之下，在持久和严重危机的时代更是如此。但是，不管公民自由是多么不充分和多么不可靠，它们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数百年来人民坚持不懈斗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任务正是要保卫这些自由，并且通过去掉它们的阶级局限性而使之得以扩充和扩大。 [1]《马恩全集》第19卷，第375页。 [2]《马恩选集》第1卷，第280页。 [3]同上，第280—281页。 [4]参阅H.柯林斯（H.Collins）和C.阿勃朗斯基（C.Abramsky）合著:《马克思和英国劳工运动》（伦敦，1965年）。 [5]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恩全集》第7卷，第290—291页。 [6]参阅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英国》（莫斯科，1953年）这种情况书中到处可见。 [7]参阅H.柯林斯和C.阿勃朗斯基：《马克思和英国劳工运动》。 [8]《马恩全集》第7卷，第104页。 [9]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全集》第7卷，第292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第543页。 [11]托洛茨基所设想的“不断革命”（“不断革命”这个概念同他有最密切的关系），意味着更加强烈地相信在俄国有必要和有可能越过资产阶级革命直接通向无产阶级专政；对他来说，“不断革命”还意味着在国外推进革命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德斯切尔：《武装的预言家》，同前书，第6章）。 [12]《列宁选集》第1卷，第551页。 [13]同上，第617—618页。 [14]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列宁放弃了这一计划，他对于能够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看法同托洛茨基1905年的看法很接近。 [15]卢森堡1904年在一篇题为《社会民主党和议会主义》的文章中对这一战略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趣的讨论。她写道：议会制度“对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来说是进行阶级斗争最强有力的和不可缺少的工具。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从资产阶级那里拯救出来并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是社会民主党的一项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她断然拒绝任何放弃议会之外的阶级斗争，“真正的办法不是隐瞒和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相反：要在议会内外极力强调和发展这一斗争。这包括加强无产阶级在议会之外的行动以及可靠地组织我们代表的议会行动。”[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R.罗克尔编，伦敦，1972年），第110、103页]。还请参阅《卢森堡言论集》中的《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同前书，第158页。 [16]对于西欧共产党最初几年的历史来说，应有一些小的保留。请看下文。 [17]《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9页。 [18]同上。 [19]见列宁:《两种策略》，《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557页脚注。但是，列宁在同一著作中尖锐地指责考茨基，因为他对俄国革命者就他们对临时革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而进行的争吵中持相当超然的态度。列宁写道:“尽管考茨基现在企图讥讽一下，说我们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争论，就象还没有把狗熊打死就争着分熊皮一样，但是这种讥讽话只是表明，甚至聪明的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谈论仅仅从传闻中知道的事情也是要陷入窘境的。”（同上，第597页）这一点提得很尖锐，但是并没有后来争论中的那种强烈的敌意，也没有理由是这样，因为列宁所批评的人是他所认为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20]《列宁选集》第4卷，第218，220页。 [21]《列宁选集》第4卷，第216页。 [22]对苏联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在某一时期甚至把某些共产党推入非法地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法国共产党由于积极反战曾被取缔。 [23]例如法国共产党在1976年才明确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而事实上它早就悄悄地放弃了。关于放弃这个词的含意和意义，请看下文。 [24]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和由于不同的原因，西班牙共产党在俄国的指导下，在西班牙内战中就已运用了这一战略。 [25]第一个对这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出明确解释的共产党是英国共产党。它的纲领《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首次于1951年公布，得到了斯大林的完全赞同。 [26]见上文，第149-151页。 [27]H.格鲁伯:《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第106页。 [28]同上，第111页。 [29]纲领的经济要求包括没收所有大中农业康采恩的土地并“在统一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由“委员会的共和国”将所有银行、矿山、煤矿和大的工商企业收归国有，没收超过一定限额的财产，接管一切公共交通和通讯工具，在一切企业中选出管理委员会“以便管理企业的内部事务，并同工人委员会保持一致”，等等。 [30]见下文，第200-201页。 [31]《列宁选集》第3卷，第206页. [32]同上，第206页。 [33]同上，第206—207页。 [34]同上，第212页。 [35]《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636页。 [36]H.格鲁伯:《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第111页。 [37]葛兰西相当充分地论述了这些需求。他写道，“革命所需要的人是头脑清醒的人，这些人不会使面包店没有面包，这些人使火车飞跑，这些人为工厂提供原料并且懂得如何使乡村的生产转变为工业生产，这些人抵抗罪犯的袭击以保证人民的安全和自由，这些人使集体的服务网能够营业，这些人不使人民陷于绝望和陷于恐怖的大屠杀。即使在一个百把人的乡村中，当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必需去解决的时候，语言上的粗心和乱用术语，只能使人大笑（或大哭）”。[葛兰西：《新秩序，1919-1920年》（都灵，1953年），第377—378页]，见N.巴达罗尼:《葛兰西与革命问题》（《辩证法》杂志，1974年3月第4—5期，第136页）。上面那段话引自1919年6月写的一篇文章中。 [38]1919年6月12日《新秩序》，见《新爱丁堡评论》，《葛兰西（二）》，第54页。 [39]参阅R.密利本德:《智利军事政变》，见《社会主义者花名册》（伦敦，1973年）。
第五章阶级和政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五章阶级和政党 一 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和保卫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有一系列众多的武器供他们使用。那末，怎样才能消灭这些统治阶级？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将如何建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预言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这一点是能够达到的。而另一个不亚于此的重要主题是：这一点必须达到。毫无疑问，渴望的变革必须主要依靠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以及这些矛盾对上层建筑所产生的必然的和多方面的影响，或至少与这些有联系。但即使如此，这个变革也必须通过人类的干预和实践才能取得，而且这将是日益发展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结果，在这些对抗中工人阶级必然起着主导的作用。 为了使工人阶级能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就必须组织起来。在进行阶级斗争时，面对着统治阶级所能部署的一整套强大力量，工人阶级和它的盟友除非组织起来，否则想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范围内，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分歧。决不能把这些分歧说成是把“组织”简单地和令人误解地换成了“自发”。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曾经提倡过把纯粹的自发当作革命实践的一种方式。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的，即使是一个大规模的总统招待会也需要有组织，如果想有点收获的话。 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也没有任何人曾经主张革命应由一个有组织的集团或政党来进行而不需要有任何范围的民众支持。这种做法有时曾被当作革命行动和革命变革的一种方式，但它并不属于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种做法总是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拒绝，并被斥之为不过是“盲动主义”。 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个问题并不是在组织和自发之间、或者政党和阶级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他们这样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选择。但是这些分歧却是非常实际的，而且这些分歧是集中在对工人阶级和组织的关系以及二者各占何等份量的不同看法上。不同之处可能是着重点放在那里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着重点不是一个细节问题。 这些分歧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在有关阶级和政党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紧张点。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二者的关系所引起的问题不仅对推进革命的进程，而且对形成马克思主义计划本身和计划的性质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一问题也和对其他问题一样，总是有一种想要模糊和否定这一紧张关系的企图，其办法是指出在阶级和政党之间必须建立起“辩证的”相互关系。这无疑是可取的，但是这样说不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以不同的话再次说明这个问题的存在。 由于对阶级和政党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也就需要首先指出马克思本人的态度，就他自己的着重点是十分强调阶级的行动这点上看，他站在分歧的一端。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生命不只是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可以说是一切革命者公开宣称的目的。他所关心的是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解放。他在1864年写的《第一国际临时章程》序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 这个说法以及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其他任何说法并不排除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的必要性；他的著作中曾经无数次提到工人阶级有必要把自己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他不是特别关心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应该采取的形式，而是情愿把这个问题留给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根据各自的情况去决定。[2]马克思的一个明确的指示是：党不应该是孤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由“职业密谋家”组成的宗派集团。他在1850年猛烈谴责这些“职业密谋家”是“革命的炼金术士”。” 不论党采取什么形式，对马克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日益提高的觉悟和它为自身的解放所作的斗争。政党只是阶级的政治表现形式和工具。甚至这个提法比马克思本人的提法可能走得更远。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更确切的解释是：他认为工人阶级履行它自身的政治使命，而政党是帮助它这样做。这个提法相当含糊，但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就是如此。 一点也不含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取得自身的解放。他们在1879年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通告信中，愤怒谴责对下述思想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这种思想认为“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因此，“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3]他们提醒这些党的领导人说：“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的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他们的人们一道走。”[4]他们说的这番话显然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他们所要强调的是他们对工人阶级有能力解放自己这一总信念。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对还是错，以及他们忽视了哪些问题。事实是，对他们来说，阶级是第一位的，党的地位要靠后得多。这个思想非常深刻，它对直接和间接行使人民权力，以及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含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都有直接的影响。[5] 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组织，那以后它继续取得很大的进展。正如一位作家所指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前后已“变成一个庞大的机构，它拥有四千多名领取工资的职员和一万一千名拿薪水的雇员，在企业中有两千万马克的投资，出版四千多种报刊杂志。”[6]它在议会中拥有很大数量的代表，在省和地方政府中也形成一股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在许多方面也变得和这一样。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是、而且必须是群众性的政党，应当深深地卷入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这一点多少是被第二国际认为是理当如此的，虽然它们同第二国际只有松散的联系。随着工人阶级政党的这种发展以及期望它们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人们相当普遍地（当然不是一致地）接受以下的看法：即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看成是一个严格的立宪的过程，而决不允许用考虑不周的行动主义和冒险主义来危害它。由于伯恩斯坦（Bernstein）明确提出“修正主义”所引起的反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别的地方，这种广泛接受的情况多少被弄得模糊起来了。尽管形式多少有点变化，但是“修正主义”观点统治着绝大部分的欧洲社会民主党，1914年以及战后年代的大“背叛”就是这一情况的自然表现。 在目前情况下，这个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导致把党的地位提高为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被信任的和有更大影响的代表，提高为工人阶级在一切方面政治存在的表现，并且提高为工人阶级的护卫者——它防止人们把党的领导判定和声称为不负责任和危险的行动和政策强加给工人阶级。党的地位的这种提高也意味着加强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和地位，这些领导人负责掌管那个复杂而微妙的机器，以便驱使社会主义的火车头以安全速度通过资本主义社会。 这不是要赞同R·米歇尔（RobertMichels）在他的《政党》（1915年）一书中所提出的“寡头的铁律”的说法，这本书主要是依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写成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宪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的思想和实践中，具有一种强有力的逻辑驱使权力集中在领导人的手中，这些领导人自称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代言人，并在决定政策中占据着特权的地位。这一切并不是从列宁开始的。 列宁事实上非常强烈地认为，在沙皇俄国的情况下，既需要建立一个特殊的政党，又需要同工人阶级保持尽可能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人阶级经常对党注入新的活力，党就会停滞不前和变得官僚化，并“落在群众的后面”一这是列宁经常担心的事情之一。从他参加革命运动最初的日子起，他就设想建立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党，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指挥结构以适应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结构后来被称为“民主集中制”。在1914年以前，列宁没有暗示过他要在俄国建立的党也适合于他所说的“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内。”[7]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如果要推进革命进程就必须有组织和有领导。这的确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的精髓。 列宁并不担心工人阶级的被动状态，而是担心它的斗争缺少政治效果和革命目标。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党才是必需的。没有党的指引和领导，工人阶级将成为一个只能进行间歇的和不连贯的活动的社会力量，但却不能使自己成为一支为推翻沙皇制度并进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权所必需的有纪律的部队。 尽管如此，需要强调的是：列宁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党不深入和卷入到群众的经验中去，常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只辜有机会使党“公开”——如1905年、1917年和以后的情况，他总是抓住机会，并无情地斥责“党的官僚们”墨守成规。[8]即使在他最坚持强调需要组织、集中、纪律等著作里——《怎么办？》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9]也从来没有忽视同工人阶级保持有机联系的必要性。列宁在1920年还写下了下面的话：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10] 不过，这些话一点也没有使他降低党在革命过程中极大的重要性以及党对工人阶级的作用。他决不会说出像卢森堡在1904年时所说的那种话。卢森堡说：“从历史上来看，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所犯的错误比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要更有收益得多。”[11]列宁并不相信任何中央委员会或党的机构是“一贯正确”的。但是，他也不相信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是可以想象的。在前面引用过的同一篇著作中，列宁在回答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些提出“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的人时写道：“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2] 在说这话的时候，列宁是在指出一个明显而重要的事实（对许多人来说是相当不舒服和不愉快的事实），即革命过程的任何“模式”，或者一般说来工人阶级政治的“模式”必须包括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结构，这也意味着必须有一个领导和一个指挥结构。列宁在这方面的整个着重点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政党的思想，但着重点的转移是明确无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切组成部分，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早在1914年以前，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已发展为党的“模式”，他们对党的重视程度都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给予的重视大得多；虽然这一点在恩格斯晚年时已不那么确定，那时他已深深卷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事务之中。 当然，列宁的反对者并不是就党的问题本身攻击他，而是谴责他提倡独裁的集中制，怀疑并断言他通过集中起来和处于从属地位的党以谋求他个人的独裁。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大分裂以及紧接着出版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之后，托洛茨基在1904年出版了《我们的政治任务》一书，书中要人们警惕“取代主义”的危险，并且预言许多年以后的事件将会很好地印证他的这项预言。托洛茨基写道：“列宁的方法导致：党组织首先由它自己取代整个的党，然后中央委员会由它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单个的‘独裁者’由他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13]像列宁的孟什维克反对派一样，托洛茨基要求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党”，并且坚持认为“党必须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寻求它的稳定性的保证，这个基础就是积极的、信赖自己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它的上层领导核心。……”[14] 这些话和整个这场辩论一样，带有很大的浮夸和迷惑人的成分。就许多参加这场辩论的人来说，倾向于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他们同列宁和“集中主义者们”的真正区别；对托洛茨基来说也肯定是这样。他在掌权的那些年代里所表现出来的“集中主义”趋势比列宁曾经和后来所表现的还要严重。列宁决不会反对必须有一个“积极的”无产阶级的观点，他自己也不断阐述这一观点。但是，“信赖自己”的确切含意到底是什么呢？对托洛茨基来说，这肯定不是指无产阶级可以不要党。至于说需要有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党，这也要看这一概念的含意是什么。就像列宁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出版的一年之内所表明的那样，也就是说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本没有想要建立一个规模狭小、自我抑制和目光向内的党。当1905年看来展现了新的可能性时，他才热切地抓住这种可能性；在1917年也是这样。 1903年大分裂之后，卢森堡为这场辩论所写的稿子，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该书也是在1904年出版的），攻击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她争辩说：“社会民主党的集中主义不能建立在党员对党的领导核心的机械服从和盲目顺从上。”[15]列宁当然可以否认这是他所想要的。但是，比卢森堡对列宁的指责更重要的是，她自己也接受了某种集中主义，即她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主义”，并以此来反对“无限制的集中主义”。但是，除了她坚持认为党无论如何不能窒息运动的能动性外，她无法说清楚她的集中主义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像俄国的那种制度又意味着什么？而她的确指出：“我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集中主义问题的一般概念，本身不足以说明适合于俄国党的章程计划。”[16]她还说：“这类章程只能由特定时代该组织进行活动的条件来决定。”[17]在那个时侯，列宁不可能不同意这一点。 不过，对党和阶级的辩论比对集中主义问题的辩论更要多得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本质同以解放为其全部目的的那些阶级有关，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存亡攸关的问题。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这些问题别开了新生面，但至今它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中心问题。 二 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性问题。早年以卢森堡和列宁为对立面的辩论大部分集中在党的作用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上。列宁不相信工人阶级没有适当的领导能成为一支真正革命的力量；而卢森堡却担心如果党控制了工人阶级，它将窒息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创造力。[18]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每一个参加辩论的人也都认为）：只要有恰当的组织形式和足够的时间，阶级和党就能够在某个点上达到真正的和谐和有机的一致，使党成为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工人阶级的真正表现。人们对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及这个点在哪里，可能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都相信这个点是存在的，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个点，这是没有分歧的。换句话说，“取代”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它有可能成为现实。但它决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没有考虑到下面的事实，即某种程度的“取代”必然是任何种类的代表机构和一切方面的代表政治的组成部分。当然，“取代”的程度有很大关系，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和客观环境都能对它产生重大的影响。党成为阶级的有机的和完全和谐的代表这一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多少有点启发意义的神话。马克思大多是用集中讨论阶级而不讨论党的问题的办法来避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即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致力于彻底的政治民主化，或致力于所谓不使政治发生异化。党和运动没有这项义务，或者对它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关紧要，自然在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可做。 “取代”的问题之所以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出现，正如在第二章中所指出和讨论过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不是一个质地纯一的实体；而党所谋求和宣称它体现着“工人阶级的统一”，必须被看成是一个大可怀疑的概念。这个概念在非常特殊和不寻常的情况下可能有某种特定的意义，但在通常情况下只不过用来掩盖存在于工人阶级和任何其他社会集合体中永恒的和难以消除的分歧。 根据这一观点，工人阶级统一政党只能是歪曲地反映这个阶级；党越是“统一”，歪曲的程度就越大，当党像“磐石一般团结”时，歪曲的程度也就达到了顶点。 然而，借用一个被奉为神圣的说法来说，工人阶级政党不是从事争论的社团；它们在一场持久的、往往是很剧烈的阶级斗争中确实需要某种程度的统一。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党，这个党要通过各种派别、趋向和无休止的争论来充分反映工人阶级的一切不同点，这样的党可能会发现有己无法行使那种它存在所必须行使的职责；在矛盾尖锐化和危机时期尤其如此。代表性的要求同行动有效性的要求二者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党可能比一个靠强加的虚假的“统一”而存在的党更有效力。但是，认为二者之间没有真正的矛盾却只能是幻想。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民主妥协和让步而减少，但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是极不可能完全解决的。 不管怎样，想当然地认为“党”仿佛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天然政治机构，负有在政治上（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一样）代表工人阶级的独特使命，这是不真实的。 把“党”的观念奉为神圣，或者这一观念至少在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政治的看法中很早就已被接受，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共产党人的明显标志是“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他们“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同时也是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9]虽然这些表述中没有回答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何种组织形式的问题，[20]但是，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是在谈论一个明确的先锋队，而有一个以上的先锋队的概念是荒谬的。 先锋队的观念同先锋的党的观念，近在咫尺。俄国革命者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下，感到达到这一步很容易，而且除了这样做以外很少有别的选择。再者，马克思主义凝固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更有助于加强下述观念，即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代表运动“真理”的党。这并不排除其他工人政党的存在，但是这使得接受一个以上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概念变得更加困难。的确，这使得这一概念实际上成为不能接受的。 具有非常不同的政治传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发展中，也接受统一的工人政党的概念。这个统一的党不仅把工人阶级各个不同的部分集合在一个严密的政治构结之中，而且还把其他阶级和阶层置于自己的旗帜下，这样它就成了所有希望对社会秩序彻底进行重新改组的人的政党。 由于这个群众性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松散，以及它确实赢得极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有些人原先认为这个党不能适应需要或比这更坏，也不再感到有什么劲头要同党断绝联系和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之所以能够维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同上面这种情况有很大关系，尽管党的左翼成员中大部分人感到同党格格不入。就连卢森堡也认为“党”——即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唯一可能成为她政治上的家，虽然她同它之间存在着分歧。当她和其他人改变了他们的主意，或者说战争的环境促使他们改变主意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实际代表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巨大堡垒并未受到触动，而党的领导人既能够又乐于在它最需要的时刻（即在1918年冬季到1919年冬季）维持那个社会秩序。 保持党的统一的愿望由于以下一些原因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希望能够改变它的政策，担心分裂必然意味着孤立、向隅、不起作用，尤其害怕担当制造分裂的代理人并由此导致削弱工人运动（他们认为会这样）。这些都是很强大的压力，它们显然起着对群众性政党的领导人和组织机构有利的作用，并有助于加强他们呼吁统一、紧密团结和表现忠诚等等的号召力。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通常都不是只在一个政党中表现出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在有些情况下，一个有组织的劳工政党也可能建立起近似垄断的地位——英国工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劳工运动也产生了一个以上的政党；而那个近似垄断地位的党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不得不进行非常艰苦的斗争。显然，一个以上的政党事实上是劳工政治的“自然”表现。“党”作为劳工运动唯一的合法表现是布尔什维克党革命以后的发明。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并不存在只能有一个政党的规定。 由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并不是纯一的，因此如果一个政党能成为他们的当然表现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事，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工人阶级的概念扩大了，情况更是如此。可以设想，多党形式比一个党更能确切地代表运动的现实。但是前面提到的代表性和有效性这对潜在的互相矛盾的要求在这里也适用：多党的形式很可能带来更大的代表性，但也可能带来更少的有效性。不过，这也只是说人们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比另外的情况更难作出决定。事情就是这样。但对这一点能做到什么地步是有限制的，除非采取强制和强加的办法。 不管多党的形式是否会造成更小的政治有效性（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于不同的环境和因素而有所不同），它并不能解决“取代”的问题，甚至于不能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两个或更多的政党，它们号称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但作出决定很可能只属于领导者的政治而不属于全党的政治。的确，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就它们需要在盟友或潜在的盟友之间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协商这点上说，它加强了领导者的政治，因为这种协商显然是领导者政治的组成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部分的革命转变，特别是通过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转变，情况也是这样。用这种冒险方式进行的革命运动很可能得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渴望从一个可憎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的支持。但这只能是一种臆测；革命，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由大多数人进行的，通过起义进行的革命更不可能是这样。可能没有别的办法。革命由少数人进行，它经常只是相对小的少数人的事。至少，“取代”的某些因素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而拒绝这种“取代”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卢森堡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她起草的由德国共产党于1918年12月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有这样一段声明：“斯巴达克同盟决不会接管政府权力，除非这样做是大多数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确凿无疑的明确表现。它只有在工人群众自觉批准斯巴达克同盟的原则、目标和策略的情况下，才去接管政府的权力。”[20] 这确实是对“取代”的一种抵制。如果卢森堡和她的同志们在政治和社会的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刻对问题采取不同的观点，并且不那么担心强奸民意，我们不知道在德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在她起草党纲后的一个月，她和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就都逝世了，而德国的旧秩序却安然无恙。太热衷于“取代”会变成布朗基主义和导致大灾难；但在一定条件下反对“取代”也会导致失败和灾难。不管怎样，卢森堡在上述引语中陈述的情况大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换句话说，革命不仅必然要包括一定程度的“取代”，而且实际上需要这种“取代”。这对马克思主义的规划也有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革命后权力的行使，并且可能对它有很大影响。 *** 迄今为止进行的有关阶级和政党的讨论，显得仿佛工人阶级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政党来从政治上表现自己。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尽管政党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但也还有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组织对政治问题和斗争有着直接关系。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工联主义，另一种形式是“政务会”之类的组织，如工人委员会、苏维埃、行动委员会，等等。这些组织形式也影响着阶级和政党的关系这一总问题。 谈到工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它们起着双重作用，他们希望看到这双重作用联系在一起。他们深信工会是一切工作条件方面劳动对资本统治进行长期斗争的自然和必不可少的产物，同时，他们也希望工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斗争是劳动战胜资本统治所必须进行的。 马克思在1866年9月给参加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代表团的指示中，谈到了这双重作用。他说：“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21]这一表述仅仅是承认了一个事实，由于马克思很了解英国工会的情况，他是很熟悉这一事实的，这个事实就是：工会很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寻求改善劳动条件，但是却不是、也不想成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 马克思在同一指示中还写道：“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他敦促说：“不管工会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22] 这些提法和许多其他这类提法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在于它们表明马克思对工会作为政治组织所给予的极大重视；而且也表明他一直没有把工会降低到同党比起来只充当多少是次要的和有限的角色，而往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却把这种次要的和有限的角色指派给工会。不管对这一点如何评价，它是从下面这个事实得出来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特别地把“党”抬高为唯一有权体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目的和要求的看法；他们也并不因此对赋予工会以仅仅稍次于“党”的政治体现角色感到有什么困难。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有任何一点点“工团主义”的味道，而只是要再一次指出他强调的是工人阶级本身和工人阶级在自身的解放中所必须起的作用（不管这一点是对还是不对），正是这一点导致他远不如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指派给党比工会要高得多得多的作用。[23] 相对贬低工会作为政治机构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贬低），在列宁著作里是十分明显的。我在前一章中已经特别提到列宁在《怎么办？》中的一句名言：“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4]正如列宁明确指出的，这一说法是要表明工会对与“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有关的眼前的和有限的经济要求的突出关心。对列宁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心和要求没有政治的内容。相反，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25]深信所有为改善经济条件而进行的斗争都带有而且不能不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同时也认为这些斗争的政治方面仍然只限于它的具体的经济目标。“工联主义意识”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而是意味着没有革命的政治。为了具有革命的政治和克服“工联主义意识”，需要有一个不同于工会的机构，即革命的政党。根据列宁的现点，工会是很重要的，但从革命政治方面来看，其重要性远不如政党。 事实上，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工会内部同“工联主义意识”作斗争，并把工会当作革命者同那些决心阻挠超越“工联主义意识”的工会领导人和“工人贵族”进行斗争的舞台。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他的回答是绝对肯定的。他写道：“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的工人’的影响之下。”[26] 人们记得，列宁在1920年写的同一篇文章中还特别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些行会的狭隘性，某些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不过，他又接着说：“除了通过工会，除了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这些提法足够清楚地表明了列宁主义在工会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工会是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却不可避免地是一个不充足的因素，其不足之处必须由党来弥补。这对布尔什维克权力的行使意味着什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和其他地方说得也很清楚，一会儿将考虑这个问题。但在这里可以指出，在列宁谈到工会和党的“交互作用”时，他同样十分坚决地肯定党是第一位的，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就党在某种程度上的“取代”来说，如果“交互作用”是有真正意义的话，工会至多也只能帮助它减少“取代”的程度。 *** 一般说来，苏维埃、工人委员会和“政务会”等形式的组织在阶级和政党的关系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挑战，比工会问题提出的挑战更为直接。挑战在于以下的事实：即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委员会是历史上人民政权的再现和自发表现；而这种形式的政权，至少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中却碰到了工人政党所代表的政权形式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任何“准则”，因为马克思在论述人民政权的主要文章《法兰西内战》中丝毫没有提到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这篇写于巴黎公社最后几个星期的文章热烈赞扬公社这一人民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把公社描写为开创了或至少是预示了“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7]马克思写道：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28] 关于这一“政治形式”，还有许多问题往后再加考虑。在当前情况下，重要之点是：从各方面看来，“人民”并不是由任何人组织的，他们同他们的代表的关系也不是由一个政党作为媒介，或者由政党进行指挥和指导的。 附带说一句，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没有使马克思比在《法兰西内战》中更加强调需要足够的组织和领导的问题，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吃了苦头。马克思在1881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29]显然（这是很正确的），他认为公社成功的条件并不具备。马克思在同一封信中指出，“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30]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指出过，如果公社社员组织得更好，他们就有可能取得一个不同的和更有利的结局；甚至也没有指出过，任何这类冒险绝对必需有组织、政党、领导，等等。他在写《法兰西内战》的同时，在1871年4月写的一封信中的确谈到了当时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31]毫无疑问，他希望公社竭力去组织得更好些。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缺乏组织的问题并不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或者甚至根本不是他极为注意的问题。这表明，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个问题上的着重点有了明显的转移。[32] 在巴黎公社之后，关于工人委员会以及“公社”和“政务会”的权力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不占重要地位。[33]直到1905年俄国革命中突然以苏维埃的形式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按照后来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它的出现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首创，这点似乎令人感到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是，当1905年10月彼得堡苏维埃建立时，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它抱有很大的怀疑，甚至持敌视态度。[34]这种态度实质上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观点中的核心，是两难处境的反映——一方面，他们强调党在革命运动中的绝对主要作用以及它对运动的领导；另一方面，人民运动和人民机构的出现，它们同党没有关系，而且不可能期望轻易地把它们置于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1905年，列宁对苏维埃出现在政治舞台的反应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同。他在给党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这封信是他回俄国途中于斯德哥尔摩写的，编辑部没有发表这封信），否认党面临的问题是“是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党？”相反，他说：“答案无疑应该是：既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又是党。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35] 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革命运动的低落使它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议事日程中取消了。直到1917年，新的苏维埃再次使布尔什维克党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但这一次却具有更大的坚决性和迫切性。正是那个时候，也就是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谈论到了苏维埃的问题。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文献的最突出的特点恰好是它不仅没有回答苏维埃同党的关系问题，而且几乎没有谈及二者的关系问题。 《国家与革命》把通过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来行使人民的革命权力尊为至理。但是这些代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罢免，而且他们只能在非常严格的限制中活动，这些限制是由于下面这一事实影响而成的，即苏维埃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一样，应该从属于无产阶级。这一点以及《国家与革命》的其他方面问题留待以后讨论。这里最重要的是，在这篇著作的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出现党。事实上，这篇著作唯一谈到党的一段话是：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36] 尽管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党的论述只是一掠而过，但是毫无疑问，列宁是想要“这个先锋队”来领导人民的。列宁在更接近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期写的一篇文章中，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热烈赞扬苏维埃是国家机构的全新形式，是比以往任何国家机构都更加民主的形式。他还指出苏维埃的优点之一是： “它保证有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有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以外，处在历史以外的”。[37] 这里以及和这类似的文章中所没有谈到的是“先锋队”同它所想要领导的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先锋队”必然被认为是党，或者以党为核心，同时文章也没有指出什么机构能够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分歧。换句话说，《国家与革命》没有回答列宁在1905年所说的“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1917年，人民运动的进展使列宁充满了极端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因而忽视了他在1905年提出的问题。他的乐观主义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所迫，很快就以一种与列宁欢呼苏维埃所预示的“新的国家机构”时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来回答这一问题。 三 《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中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权威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给予最为重视的一种思想，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对这一概念作过详尽的解释。[38]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曾经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9]列宁十分正确地再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前提，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指出的，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0]在我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给库格曼（Kugelmann）的信中，他提醒库格曼注意《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马克思说：“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41]正是在“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这一点上，列宁继马克思之后把这看作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和政党的首要和绝对必要的任务。 列宁解释说，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42]这里，他又是忠实地继承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的看法。马克思曾经说过：“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43]马克思接着列举了公社在组织上的其他重要特征：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44] 正是这些使列宁制定出一个完整的纲领，也就是“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这些根本不同的机构便是苏维埃，它保证“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45]此外，苏维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46] 毫无疑问，列宁相信苏维埃制度一旦付诸实行，将代表最民主的和最富有人民性的制度，这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到来之前就可以达到的。他写道：“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47]在写下这段话的几个星期之后，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苏维埃制度继续在俄国全国铺开。在1918年1月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感到可以向代表们说：“请看不论什么地方的劳动人民，请看群众之中，你将看到有组织的、创造性的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你将看到革命带来的受人尊敬和焕然一新的生活的激动。”[48] 相信一个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的新的政治制度确实正在产生，显然不是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作出一等1918年1月初立宪议会开过会立即就解散它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唯一理由，甚至不是主要的理由。但是，相信有一个真正苏维埃型的制度可以代替立宪议会，无疑有助于加强导致作出这一决定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考虑。[49]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月的讲话，似乎他深信十月革命开创了像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所勾画的人民民主政权制度，在这个制度中阶级和政党的关系问题可以在一种共生关系中得到解决。在这一基础上，显然有可能认为立宪议会不仅至少会成为仍在发展的革命运动的危险障碍，而且，从民主本身来看，在新的和更加民主的政权形式已经产生并正在扩大的时候，立宪议会也是一个不必要的累赘和倒退到议会主义。 事实上，列宁对苏维埃的信念由于革命和内战的环境完全变成了幻想。即使那时的条件比较有利，他们是否能完成列宁所设想的某些方面也大成问题。纵然能够做到这点，在党和苏维埃的关系上也仍然会提出列宁在1905年所提出的问题。事实是，苏维埃的分裂和革命在内部和外部面临的可怕的危险，大大助长了“取代主义”，而这种“取代主义”正是为一些革命者早先所担心的和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7年以后所猛烈攻击的。 列宁对这种攻击的反应是，否认党在篡夺无产阶级的地位，并以例外条件为借口。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观点的变化，清楚地表现在1919年所说的一段话中，他说：“工人阶级的专政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来实现的，后者从1905年起就同整个革命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50]也正是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特殊性质这同一观点，使列宁挑战性地接受了对“一党专政”的指责。他说：“对，是一党专政！我们坚持这一点并且不可能离开这一立场，因为这个党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已经为自己赢得整个工业和产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51] 毕竟只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挽救他们的革命，这是事实，而且也不存在同其他集团或党派结成联盟的真正可能性。[52]但是，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党所控制的国家镇压权力对无产阶级和一切其他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很可以否认把“党的专政和阶级专政”截然分开的说法是合适的，[53]但事实仍然是，在一个陷于内战、遭到外国干涉和经济崩溃的国家里，党使自己“取代了”一个备受糟蹋和精疲力竭的工人阶级。 但是，这种情况促使权力日趋集中，从而很快影响到党本身。E.H．考尔指出：“1918年3月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投票批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这是最后一次以多数票通过一项重大的政策决定。……早在1917年10月，就已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夺取政权的重大决定；正是中央委员会接替了代表大会的权力。”[54]考尔还进一步指出，随后不久厂权力就由一个范围更小和更秘密的机构来行使了。 党的性质和精神的改变在1921年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正式表现出来。这项决定是由列宁提议的，禁止党内有任何集团和派别，并授予中央委员会以一切权力惩处“任何破坏纪律或恢复和容忍派别主义”的行为，必要时把他们清除出党。[55]十月革命后的前三年，尽管充满危机和危险，但突出的特点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相当多的争论，至少在领导成员中是如此。争论涉及许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关于恰当地运用“民主集中制”以及工会在新的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56]在关于工会的争论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派要求工会完全服从于国家；而另一派，即“工人反对派”，则要求给工会以大得多的独立性以及在管理经济和工亚方面享有更大的权力。[57]列宁采取中间立场，既反对托洛茨基所提倡的工会“军事化”，又反对给工会以独立性，因为这有可能使他们用一种“工团主义”的变种来对新制度造成威胁。但是，从1921年开始，“工人反对派”已作为一个独特的集团出现，它拥有相当程度的支持，并且有一个很不严格的纲领，在那经济严重困难和政治危机的时刻，足以吸引更多的支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喀琅施塔得叛乱正被肃清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批准了加强党的“统一”的决定。 毫无疑问，在朝着我前面所说的“民主集中制”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的主要责任应由列宁担负。但是有趣的是，他决不是那一决议最极端的倡导者，而且他也不想把他认为是恶劣条件下需要做的事当作好事（“我们不需要反对派，同志们，现在不是时候”）。[58]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03年曾经猛烈攻击过列宁“取代主义”的托洛茨基，在1921年竟毫不含糊地声称党有权“坚持它的专政，即使那个专政暂时同工人要求民主的心情相抵触。……党不得不保持它的专政，不管群众在自发情绪支配下的暂时动摇，也不管甚至存在于工人阶级中的暂时动摇。”[59] 不管怎样，托洛茨基在1922年1月12日为他的《一九○五年》一书新写的序言，最为接近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所面对的问题的实质。在谈到1917年3月到7月这一阶段时，他写道：“尽管在我们的旗帜上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我们仍然只是在形式上支持民主的口号，还不能给群众（或甚至我们自己）一个明确的回答：即如果形式上的民主这个车轮的大齿同苏维埃制度的大齿不相吻合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接着，他又说： “本来也可以通过推迟选举的手段或做好选举的准备来达到的目标，现在通过解散立宪议会来达到是一个鲁莽的革命行动。正是这种对斗争工具的立法方面所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态度，使革命权力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尖锐化起来；同时，用无产者武装部队去解散立宪议会，也使得有必要完全重新考虑民主和专政的相互关系问题。”[60] 正是这个“完全重新考虑”是俄国共产党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做的，而在列宁死后也禁止这样做。1923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列宁因病未能出席这次大会），季诺维也夫(Zinoviev）就已宣布“我们需要一个单一的和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来领导一切”，[61]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斯大林表示异议，因为他不希望在牺牲书记处和党的其他工作机构的情况下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委员会。[62] 从1917年10月到1923年（这是列宁当权的时代）的演变过程，不可避免地被当作斯大林主义的可憎经验来考虑，特别是在1956年以后；而列宁主义为斯大林主义“铺平了道路”，后者只是前者的“当然”继承人，这一点却成了一个熟悉的争论。 争论围绕着斯大林主义的含意。如果这只是意味着权力的集中比过去已经发生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及镇压和专断的权力运用得比列宁时代更多的话，那末这种连续性确实是建立起来了。但是，斯大林主义具有列宁主义所没有的性质和方面，这种情况使斯大林主义变成一个更确切地说是和以往任何东西都有很大不同的统治。这里有必要扼要指出这些性质和方面中的最重要部分。 首先，在这种统治中，一个人掌握着绝对权力，这种权力是列宁远没有的（或不曾有最小的迹象表示想拥有的）；而斯大林则充分运用了这一权力，这并不是指他把成百万人赶进集中营和“杀掉”无数其他的人，包括苏联社会上层和最上层的很多人——这个政权的各级官吏所遭受的这种灾难（这是一种循环现象），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镇压的绝对范围是斯大林主义明显不同于列宁主义的第二个特征。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和“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R．梅德维代夫（RoyMedyedev）用一个惊人的公式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国家保安局（NKVD）在两年内逮捕和杀害的共产党员比在地下斗争的所有年代里（三次革命和内战时期）失去的共产党员还多”；[63]他还援引数字说明，在1918年到1920年三年内战时期被契卡枪杀的不到一万三千人。[64]尽管有人争辩说这个数字太低，但斯大林时期的大屠杀同革命、内战和外国干涉期间所发生的镇压之间，在规模上是如此不相同，这就不能不使人对连续性的看法产生怀疑。此外，这样大规模的镇压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能够伸向苏联生活每一个角落的警察机构，不仅能够逮捕、放逐和处决，而且能对未被监禁的苏联公民保持严密监视并守看那些被监视者。这是一套煞费苦心搞出来的制度，它被从容而谨慎地交织在更大的社会制度之中，并且对后者的整个式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指明了斯大林主义的第三个特征，即它要求人们积极地、甚至是热情地接受上面指示的任何“路线”、政策、立场和态度，不管这些东西同不久前指示的东西有多么大的矛盾。这不仅适用于大的方面的政策，或甚至于小的方面的政策，而且适用于可以想象得到的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不但在对外政策、五年计划方面要求遵命，而且在文学和音乐方面也要求遵命，更别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对历史的解释，特别是对俄国历史的解释；而每一个反对派的残余都遭到残酷的根绝。的确，斯大林主义是这样一种统治，它预先扑灭反对派，并且经常打击那些完全愿意遵命的人，因为怀疑他们可能最终变得不愿意遵命。在革命的最初年代是不要求这种遵命的，这种遵命不是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 这种斯大林主义要求对苏联的一切政策和行动完全遵命的做法，也被扩大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只要有可能，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就从肉体上消灭外国共产党中的反对派或被怀疑为反对派的那些人。它要求外国共产党同样严格地赞同苏联国内外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它能够得到这种赞同，当然是二十世纪一个最值得注意，但还没有得到很好说明的现象）。在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保卫苏联的神圣责任的名义下，实际发生的是：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的彻底斯大林主义化；保卫苏联很快就被解释为包括保卫苏联国内外政策中的每一个曲折变化；赞同斯大林的任何“路线”可以通用于文学、生物学、语言学或其他任何方面；只要苏联领导人一声令下，就可以谴责任何人是卖国贼、叛徒和外国代理人，除少数人之外，包括所有曾经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人；对“占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社会主义的”统治者提出的任何指责都完完全全地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或法西斯的）谎言。这种对俄国的机械服从，也不是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 根据本章的观点，必须强调斯大林主义的另一个特征，这就是把“党”神圣化。就“党”实际意味着是它的领导、首先是它的最高领导人这点上来说，这可以看作是“个人祟拜”的一部分。但是有必要把个人崇拜和崇拜党加以区别。因为在列宁逝世之后，用近乎宗教上的措词来谈论“党”，并把党的“统一”看成决不容侵犯，谁要是侵犯了就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已成为习惯上和实际上的需要。这不仅对控制着党的人有极大的价值，而且对反对他们的人也是一个严厉的约束。托洛茨基很迟才认识到党内民主的事业就是他自己的事业，早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他在谈到党的时候仍然说了一些使他的当权的敌人比他在野的盟友得到更多安慰的话。他说：“同志们，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要反对党，而且反对党也不可能是对的。归根到底，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工人阶级所拥有的为完成其根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性工具。”[65] 托洛茨基拒绝像季诺维也夫所要求他那样公开承认错误，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同斯大林站在一起的。他说他不认为那些反对领导的人的所有批评和警告都是“彻头彻尾”错误的。但是他又说：“我认为一个人反对党不应该是正确的。一个人只有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创造出能够使一个人的正确性得以实现的其他途径。”[66] 托洛茨基不久就改变了主意。但是，这种软弱的看法继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帮助解除各共产党内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武装，这应当用来解释在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表现得极端软弱无力的部分理由。一个信念牢固地树立了起来——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又尽量加强这一信念，那就是：在党外，不可能有有效的行动；在党内，则有来自上面的完全控制。所有共产党的情况都是这样。这些党内的反对派不是被压制就是被开除，而许多情况下是肉体上被消灭。 列宁从来没有制造对党的崇拜。他在危急关头曾经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党的专政等同起来。他的名字是同下述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没有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但他从来没有赋予党那种在他死后成为习惯上近乎神秘的性质，这种性质更恰当地说迄今使党成为与其说是一个世俗团体，毋宁说是一个宗教团体。在斯大林主义的年代里，宗教的精神状态确实统治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其教义问答，“辩证唯物主义”是其玄义，“党”是教堂，而斯大林则是先知。这种精神状态也使得容易压制“取代”的问题。斯大林主义的标志之一的确就是把“取代”问题变成了不是问题。它想当然地认为“党”和工人阶级已建立起完美的统一，而前者肯定就“代表”后者。由于不存在“取代”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认真寻求改善或回答这个问题的办法。 a另一方面，列宁在晚年痛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并且还在发展，但这并没有使他提出任何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办法。[67]实际上，他提不出这样的解决办法。在一个把一党垄断和专制集中结合在一起的制度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解决办法。 党和阶级的关系提出的困难，由于革命后俄国特殊的和极为不利的条件而大大复杂化了。但这些困难不是从这些条件产生的。葛兰西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尝试不受俄国的经验和环境所影响），但结果他只能重申这个问题的事实，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罢了。 葛兰西在1919年11月出版的《新秩序》上刊登的题为《论权力问题》的文章中写道：这是“一个使得有可能把所有的意大利工人群众组织到一个统治集团中去的模式和形式问题，这个集团在组织上达到顶点就是党。这是一个建立起一种国家机构的问题，这种机构对内来说将实行民主，也就是将保证给予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以自由，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府的参加者；对外来说，它将像一部不知宽容的机器，把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和政权组织碾成粉碎。”[68] 在评论这一点时，G．威廉士（GwynWilliams）指出：“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设计中，也像其他类似倾向的设计一样（如卢森堡对领导的设想），读起来令人感到像是在做办不到的事情。”[69]不管是不是这样，明显的是这些方案没有指出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葛兰西后来写的《狱中笔记》也可以说是这样。这里包含着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把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看成是“现代君主”、工人阶级的“集体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但是它们没有为解决阶级和政党的紧张关系提供理论性的素材。正像我前面所说过的，很可能就不存在完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所能做到的只是减轻这种紧张关系；而减轻的程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需要严格地和有效地限制领导人的权力，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件事的本身取决于一系列有利条件的存在和取得。 中国的经验，某些左派人士倾向于认为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是怎样获得解决的，实际上这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一个有教益的例子。这不是要与通常见解相对立的反论，其所以这样，正是因为任何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没有象毛主席那样明确一贯地关心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关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正运用。但是中国的经历，至少在这个领域，远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们很可以争辩说，中国的情况比俄国好；但也很难说好多少。 毛主义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它经常强调领导人和干部有变得孤立、僵化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另一个连带的特征是它相信改善这种情况的办法不仅在于接受，而且在于鼓励和促进“来自下面”的批评和挑战。毛主席1962年在有七千名各级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他对这个问题的典型实例。这段话是：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70] 这段话说明的第一件事是，要求“民主”的理由首先是“实用”的。干部将更好地了解情况并作出更好的决定，如果他们听取和注意群众意见的话。群众说的是“原料”，而干部必须进行加工。强调的是经常要“让群众把话讲出来”，以便改进党的工作。但是，不成问题的是，党必然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并且是怎么办的最后决断者。 毛主席在试图迫使党“听取群众意见”和“实行群众路线”方面是愿意走得很远的——究竟有多远这从“文化革命”中最好地显示了出来。“文化革命”是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其中绝大多数显然是党的干部和党员。在这位主席的鼓动下，“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炮打党的司令部”（‘BombardPartyHeadquarters’），这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造反精神（附带说一句，认为这整个运动是这位主席和他的助手们为清除或至少是为了压服他的反对者而策划的看法，同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只涉及所使用的方法）。 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这位主席从来没有表示过他有任何想放弃或甚至减少党的“领导作用”的意图；也没有想要对党的存在方式作出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不论何时，只要有一点迹象表明他所发动或鼓励的运动真的要控制不住了或者把党吞没了，他和他的党人就坚决重申保持党的领导性质的极大重要性。其他组织——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委员会——能够而且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这些组织或任何其他组织能够代替党或同党一起担当同等的任务。在中国革命的情况下，这的确也是不可想象的。 更引人注意的是，毛主席从来没有表示想对他一贯倡导的群众卷入过程提供一个制度上的和结构上的坚实基础；他也从来没有指出这种卷入需要建立独立于党的控制之外的其他机构。 人民大众的卷入同民主的参加和民主的管理不是一码事；完全有可能在一个方面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在另一个方面却成就不多（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成就）。在中国，千百万人卷入巨大的骚动之中；他们的卷入包括（官方鼓励的）对干部和“当权派”的批判。“当权派”中的许多人暂时地或永久地被赶下了台。但是，不管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批判和造反是多么地富有成果，它们决不能算作是民主的参加和人民的管理，而且从任何严格的意义上讲，同这二者都没有多大关系。 作为毛主义组成部分的那种“清洗”（最突出的是“文化革命”)，一般说来比斯大林主义的“清洗”有很大改进；但是这种“清洗”并没有改变首先使这些“清洗”成为必要的制度。毛主席谈到有必要在不确定的将来进行一系列的“文化革命”。问题是，只要这种革命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构和组织机构，它们就不可能是对付蜕化过程（毛主席对这一点是很关心的）的一种充分手段。 对中国的经验可以提出很多要求，但是显然不能认为它已经真正开始为社会主义那种民主创立一个制度上的基础，这种民主将有效地缩短决定政策的人同那些为了他们才作出这种政策决定的人们之间的距离。因此，毛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探讨并没有作出什么显著的贡献。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面，这个问题仍旧存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好是紧跟着考虑马克思主义对革命进程的看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讨论是同这一进程交织在一起的。 [1]《马恩全集》第16卷，第15页。 [2]例如，马克思1871年7月在同《世界报》记者的谈话中坚持了这一点。见《马恩全集》第17卷第683页。参阅M．约翰斯托恩（M.Johnstone)：《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党的观念》，见《社会主义者花名册》（伦敦，1967年）。马克思带有讽刺意味地写道：“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马恩全集》第7卷第321页） [3]《马恩全集》第19卷，第184页。 [4]《马恩全集》第19卷，第189一190页。 [5]请看下文，第144一148页。 [6]H．格鲁伯（H.Gruber）：《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纽约，1972年），第12页。 [7]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23页。 [8]请看利布曼〔Liebmam〕：《列宁名下的列宁主义》。 [9]在他的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几年，列宁指出：根据当时写这本小册子时的情况，他不得不多少采用“矫枉过正”的办法，有的提法故意带有论战的味道。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一基本论题。（以上可参看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见《列宁序言集》（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81－101页。——译者） [10]《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49页。 [11]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罗莎·卢森堡言论集》，第130页。 [12]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13]J．多伊切尔（I.Doutscher）：《武装的预言家》，《托洛茨基：1879－1921年》（伦敦，1954年），第90页。 [14]同上。 [15]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第118页。 [16]同上书，第122页。 [17]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第122页。还须指出卢森堡对群众罢工的歌烦，这种罢工是以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为墓础的，她想把这种斗争方式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战略而把它同无政府主义分开。请看卢森堡：《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同上，第158页）。 [18]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第121页。“趋势是要社会党的领导机构只起有节制的作用”。 [19]《马恩选集》第1卷，第264页。“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马恩选集》第1卷第264页）。《宣言》中在这个问题上的提法决不是明确的——也不代表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观点。 [20]H．格鲁伯：《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第114页。 [21]《马恩全集》第16卷，第220页。 [22]《马恩全集》第16卷，第220－221页。 [23]马克思在1869年对德国工会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如果他们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决不能使工会从属于一个政治团体，工会也不应把自己置于政治团体的监护之下，这样做将会给工会以致命的打击。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学校。工人们是在工会中自己教育自己和变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正是在工会的注视下每天进行着对资本的斗争。任何政党，不论它的性质如何，毫无例外地只能使群众的热情保持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工会却能较久地掌握群众；唯有工会能够代表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并反对资本权力的堡垒。”［D．麦克莱伦（D,McLellan）：《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伦敦，1971年），第175页］ [24]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25]“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共产党宣言》，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60页） [26]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208页。“工人贵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都是列宁从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一封谈英国工人情况的信中摘引下来的。 [27]《马恩全集》第17卷，第361页。 [28]同上，第360页。 [29]《马恩全集》第35卷，第154页。 [30]同上 [31]马克思：《致留·库格曼》，见《马恩选集》第4卷，第393页。 [32]在这里，把马克思和托洛茨基作一比较是有教益的。后者在这里发表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他写到：“公社向我们表明工人群众的英雄主义，他们团结在一个集团里的能力，他们为了明天而宁愿牺牲自己的精神，但同时它也向我们表明，群众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无法决定运动的方向，他们在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后就停顿下来的致命倾向，以至于使敌人能够站稳脚跟并恢复自己的地位。”他接着说：“巴黎无产阶级没有党，没有领导，而它本应该通过先前的斗争和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还说：“只有在党的帮助下，无产阶级才能使自己从老是从头开始自己的历史这个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不再重复它的犹豫、缺乏决断的错误，因为只有党才能从理论上预见发展的道路和发展的一切阶段，并从中得出采取必要行动的方案”。［C．塔莱斯：《论1871年的公社》（巴黎，1921年）序言，第8－9页］ [33]这不是要忽略恩格斯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但是，这篇导言和小册子本身都没有影响运动使之离开“政务会”权力的观念。 [34]请参阅M．利布曼：《列宁名下的列宁主义》，第86页。彼得堡苏维埃代表25万名工人。 [35]列宁：《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页。 [36]《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页。 [37]《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09页。 [38]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导言》中对“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说：“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恩全集》第22卷第229页）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是有理由认为他对公社组织的描述很接近于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特点。 [39]《马恩全集》第19卷，第31页。 [40]见《马恩全集》第17卷，第3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以至于把这句话单独摘录下来重新刊登在1872年他们为《共产党宜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见《马恩全集》第18卷，第105页）。恩格斯再一次把这句话刊登在1888年他为这本书的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马恩全集》第21卷，第409页）。 [41]《马恩选集》第4卷第392页。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曾说：“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马恩全集》第8卷，第216页） [42]《列宁选集》第3卷，第206页。 [43]《马恩全集》第17卷，第358页。 [44]同上。 [45]《列宁选集》第3卷，第309页。 [46]《列宁选集》第3卷，第309页。 [47]同上。 [48]利布曼，同前书，第219页。 [49]最重要的考虑显然是因为：1917年11月举行的立宪议会选举使布尔什维克的大部分反对者重新当选。不管对立宪议会的解散怎样看，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他们的统治和立宪议会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这一点显然是对的。 [50]E.H．考尔（E.H.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伦敦，1950年），第230页。 [51]同上。 [52]赞成列宁对其他党派和集团的态度以及反对列宁对其他党派和集团的态度，请看利布曼，同前书，第238页。 [53]参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54]E.H．考尔，同前书，第193页。 [55]同上，第201页。 [56]第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是否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 [57]关于工会的辩论，请参阅I.德斯切尔：《苏维埃工会》（他们在工人苏维埃政策中的地位）（伦敦，1952年）。 [58]E.H．考尔，同前书，第199页。 [59]多伊切尔：《武装的预言家》，同前书，第509页。请注意，托洛茨基还进一步谈到“在任何时刻，专政都不是把自己建立在工人民主的正式原则上，虽然工人民主当然是能够越来越多地把群众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的唯一方法”（同上书）。托洛茨基的思想倾向在这里是很明显的。 [60]L．托洛茨基：《一九○五年》（伦敦，1971年》，第21－22页。托洛茨基还说：“归根到底，这是工人国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收获”，这显然是荒谬的。 [61]E.H．考尔，同前书，第231页。 [62]同上。 [63]R．梅德维代夫：《让历史来评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后果》（伦敦，1922年）第234页。 [64]同上，第390页。 [65]I．多伊切尔：《被解除了武装的预言家》，《托洛茨基：1921－1929年》（伦敦，1959年），第139页。 [66]同上。 [67]请参阅M．利温（M.Levin）：《列宁最后的斗争》（伦敦，1969年）。 [68]《新秩序》，1919年11月29日号，见《新爱丁堡评论》、《葛兰西（二）》，第73页。这篇文章被收入《评论》《无产阶级的形式》一节中，编辑为G．威廉士。 [69]同上，第73页。 [70]《不是复述的毛泽东》，《谈话和书信，1956—1971》（伦敦，1974年）第164页。
第四章保卫旧秩序（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四章保卫旧秩序（下） 一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中，任何机构都无法同国家的重要性相比。对国家问题的过分注意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他重要政治因素的贬低，例如前一章所讨论的文化因素。 当然，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强调国家的主要作用无疑都是正确的。这种强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在其他的政治理论、甚至对立的理论中也可以找到。 不管这些理论有多大差别，这些理论的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认为国家负有代表“社会整体”的责任，国家是站立在特定的和必然是部分的集团、利益集团和阶级之上，它具有特殊职能既保证这些集团、利益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竞争有秩序地进行，又保证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利益”不受损害。国家是否能很好履行这些任务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重要的是大多数政治理论都认为国家理应履行上述任务，从而使国家成为社会制度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政治和国家理论的出发点却是断然否认把国家看作“社会整体”的托管人、工具或代理人的观点。这种否认必然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是阶级社会的观念。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代表“社会整体”和“民族利益”的观念显然是令人困惑的。可能在有些场合和有些事件上所有阶级的利益恰好相合，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本质上，这些利益从根本上是相左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国家不可能成为它们的共同托管人。认为国家是它们的共同托管人的思想不过是统治阶级掩盖阶级统治的现实的思想帷幕的一部分，使得这种统治在它自己眼里和在被统治阶级眼里都变得合法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总是认为，国家实际上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国家并不是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间的中立的裁判者，而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深深介入其中的偏袒者。它对社会事务的干预是经常的、决定性的和无所不包的，这是由国家的最基本的特征决定的，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最终是所有这类工具中最重要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最著名的论述:“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这一论述并非像通常解释的那样简单明白。事实上，这一论述和所有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的论述一样，提出了许多需要仔细探讨的问题。我这不是说这一总的看法是错误的；相反，我认为这比任何别的看法都更接近阶级社会的政治现实。但是，这不是一个对现实作了完美解释的绝妙的论述。这样的论述是没有的。 紧接着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使用的关于“统治阶级”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被称作“统治阶级”是因为它拥有并控制绝大部分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并由此控制、操纵和指挥国家或在国家中占支配地位。但这一概念是建立在阶级权力自动转化为国家权力这个假定之上的，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自动转变。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许多不同方面的较重要的问题，即使在某些地方二者的关系表现得十分接近，也仍然有不少困难的问题尚待回答，或至少需要探讨。这些问题一点也不涉及国家采取什么形式，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以及后果是什么，等等。 然而，首先需要认识到“统治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能“装作不存在”的问题。的确，在我上面引用的《宣言》对国家的论述中就包含有这个问题。“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提法显然意味着资产阶级是一个由不同的、因此也是潜在的或事实上互相冲突的部分组成的社会整体。正如在第二章说过的那样，这一点对一切阶级都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所谓“共同事务”意味着还存在着特殊的事务。在这一基础上，国家需要行使调解和调停这一绝对必需的职能；更确切地说，在行使这一职能中国家起着主要的作用。加上这一限定是需要的，因为还有其他机构帮助行使这一职能，例如资产阶级的政党。 但是，如果国家要为实际上是拥有不同的和互相冲突的利益的资产阶级的不同成份和不同部分进行调解和调停的话，那么国家显然必须对“统治阶级”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只要那个阶级不是铁板一块（它决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它就不可能像委托人对代理人那样行动，“它”也就不能够简单地把国家当作“它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那样的阶级能够发布首尾一致的指示；在高度复杂、四分五裂的“古老”社会，那里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使一个包含许多不同利益集团和派别的“统治阶级”处于支配地位，情况更不可能是这样。这并不是说在有各种限定的情况下，“统治阶级”这个名词是不可接受的；而只是说“统治阶级”和国家的关系经常是、而且在一切情况下都一定会有疑问的。 继续探讨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为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国家应该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将引出对另一个问题——“统治阶级”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正确——的答案。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具有理论意义的。 第一种答案与国家系统的人员有关，也就是说，在政府、行政、司法、镇压机构和立法机构中身居要职、处于国家支配地位的人一般都属于控制着社会其他战略高地（明显的如经济和文化高地）的同一个或相同的几个阶级。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成员一般地在社会生活的三个主要部门处于支配地位；经济、政治和文化或意识形态部门。政治在这里应理解为主要指国家机构，虽然这一点可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这种看法还认为，身居要职的有关人员如果其社会出身不属于资产阶级，那么，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后来也被吸收到那个阶级里去了。 在这里起着作用的设想是：共同的社会背景和出身、教育、社会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相似的生活方式等等，形成一系列共同的思想、政治立场和态度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前景观念。上述人们中不需要有完全一致的观点，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可能有深刻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只发生在特定的和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这种看法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管理国家机构的人至少将会偏向那些拥有和控制大部分经济活动手段的人，他们偏向这些人将大大超过偏向其他的利益集团或阶级。他们将设法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目的服务，由于很可能使那些管理国家机构的人相信：为这些利益和目的服务，广义地说，也就是为“民族利益”或“全民族”的利益服务。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很容易被大量证据所证实。资产阶级国家一般总是倾向于由那些有权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私营部分”（或“公营部分”）、而且属于同一阶级的人管理。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国家显贵的人，总是倾向于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分享思想和政治上的专横；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总是倾向于偏袒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的企业。这样说，实际上也还没有把这种倾向性说够。 尽管这个论点是强有力的，但它还是受到了相当多的严谨的反对。这些反对并没有使对国家人员性质的考虑成为不相干的向题。这些论点也没使国家是阶级的国家的概念受任何影响。但是他们确实认为：在国家显贵和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在阶级上建立起相互关系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是：阶级相互关系的一般模式总是有重要的和经常的例外。这些例外同时发生在社会等级的上层和下层。 英国对前二种情况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在这里，拥有土地的贵族在大半个十九世纪继续在国家机构的最上层占有可以精确地称之为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而在这同一时期，英国正转变成为“世界的工场”，成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先进的国家，拥有一个巨大的，巩固的和经济上强大的资本家阶级。这一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是很熟悉的，他们常常谈到这一现象。马克思在1885年写的题为《不列颠宪法》一文中说：“如果资产阶级——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一般也被认为是政治方面的统治阶级，那只有在各方面的一切实际管理，甚至行使立法权的职能；即在议会两院实际立法的权利，都掌握在土地贵族手中的情况下才谈得上。”[2]马克思继续说:“贵族虽然屈从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某些原则，但是却无限制地统治着内阁、议会、国家管理机关、陆军和海军；……现在不得不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了，并且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继续治理国家。”[3] 其实，英国贵族那时既没有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也没有承认马克思提到的那类事情。即使我们撇开这点不谈，在涉及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同据马克思说仍然完全控制着国家权力的土地贵族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有很大的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有待回答；关于这二者达成妥协的方式问题——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也谈到这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贵族阶级“代表”资本主义行使权力的现象在别的地方同样发生过，如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虽然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但是，很明显，这对于国家的偏心决定于其领导成员的社会阶级的论点提出了问题。 在国家机构的很重要的部分掌握在“下层”阶级手里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至少不亚于前面谈到的那种情况。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也是常有的。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以及日益增多的工人阶级的成员在国家的行政部门（往往是最高行政部门）中飞黄腾达。[4]人们满可以争辩说，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国家行政机构中飞黄腾达，所以其中大部分人（即使不是全体）都被“吸收”到资产阶级里去了。但是这样的归类太笼统太主观，难以令人信服。有生动的例子说明这种“吸收”未曾发生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在意大利和德国长期掌握着绝对权力的法西斯独裁者。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讨论，但这里要指出的是，不管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以怎样评论，总不能说他们真的被“吸收”到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中去了。 换句话说，国家的阶级偏见并不是、或至少不是决定性地和最终地由国家领导成员的社会出身决定的。真正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也不总是必然要推行资产阶级所赞许的政策。相反，常常可以发现这类国家和它们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严重相左。典型的例子是罗斯福（Roosevelt）193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的情况。总之，专门依靠国家人员的社会性质是没有用处的，这样做产生的问题和它所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什么应该被看作是资产阶级这个“统治阶级”的“工具”的第二种答案，是同这个阶级所能行使的经济权力有关的，行使这一权力要凭借它对经济和其他资源的占有与控制，要凭借它作为一个压力集团（广义的“压力集团”）所拥有的力量和影响。 这一论点也很强有力。由于作为先进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巨头的出现，使这一论点变得更加有力。这些强大的联合大企业显然必定要成为政府的重要衡量标准。而且许多这样的企业是多国公司，这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加进了重要的国际考虑。无论如何，政府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以及企业对形成该决定的过程所能够行使的权力中，必然注进很大的国际成分，因为这些政府必须仔细考虑其他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态度以及许多国际机构、国际代理机构和国际联合组织的态度，它们最关心的就是保卫“自由企业”制度。 资本主义企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疑是最强大的“压力集团”，它确实能够博得国家的注意。但这不等于说国家就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企业能够对国家施加压力，这件事本身不足以解释后者的行动和政策。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情况，而企业作为压力集团的看法显得太粗率、太笨拙，以致于不能解释这些行动和政策。很可能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压力起了决定的作用，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却相反。对事情的这一方面过份强调就会使其他许多方面被忽略。 特别是，这种说法忽略了前面提出的对国家性质问题还有第三种答案，即国家是一个“结构性的”、客观的和非人格性的东西。这一论点的实质不过是：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为国家是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面的，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根据这一观点，国家的性质并不决定于国家的人员的情况，也不决定于资产阶级能够对它施加的压力。在这里，国家的性质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和要求决定的。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也不能逃避这种“结构的强制力”，不管这些政府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愿望和作过什么许诺。资本主义的经济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对这一点任何政府迟早总要屈从，而且往往较早就屈从了。 这一“结构性”的看法很有力量，事实上它必定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一看法也从未充分理论化。但这种看法也有某些缺点，这些缺点很容易变成严重的弱点。 “结构性”的解释的力量在于，它帮助我们了解政府为什么要那样行动，比如说，为什么政府在上台之前保证要进行深远的改革，并且由于作出这些保证而确实当选了，但是却多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实现不了他们改革计划的很小一部分。这通常归诸领导者个人的缺点，腐败、背叛、文官和银行家的阴谋诡计，或者所有这一切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者中也不乏这种解释。这种解释不一定错，但是它需要用“结构强制力”的看法（和事实）来支撑。这种“结构强制力”确实包围着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工作的任何政府。 这种解释的弱点是它很容易对可能做到的事情作出武断的限制。存在着“结构强制力”是事实，但是它们是怎样强制的，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这种解释容易诱使人们跌入我曾称之为“极端结构论”的圈套。“极端结构论”剥夺了“代理人”选择和行动的任何自由，把他们变成他们所不能影响的客观力量的“忍受者”。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宿命论，这是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5]一些政府能够而且的确在抵制加在它们身上的“结构强制力”。但是，承认这些强制力的存在和重要性也是要指出改良的局限性（这点以后再谈），并且要使下面这种战略转变成为可能：攻击把强制力强加给国家的那种生产方式。 需要总括起来说几句：对国家性质的这三种解释——领导成员的性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施加的压力以及生产方式所强加的结构强制力，构成马克思主义对为什么国家应被看作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问题的回答。 然而，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认为这个特定的表述是错误的。这个理由是，当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国家诚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但是，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国家作为“工具”的看法不符合这一事实，并且会使现在看来是国家的一个极关重要的特征，即它对“统治阶级”的相对的自主性，以及一般说来对公民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变得模糊不清。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讨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对国家自主性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含意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二 作为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开端，必须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承认（他们不会不这样承认）在整个历史上和他们自己的时代中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形式，不仅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成的情况下是这样，而且在同样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从历史上来看，他们指出国家的形式有从“亚细亚”专制主义到各种专制主义国家，包括古代的和封建制的国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把不同形式的国家分成资产阶级共和国、波拿巴主义国家、俾斯麦（Bismark）的国家、英国式和沙皇式国家，等等。 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大多数他们的追随者来说，这些区别决不会使一切国家共有的最基本的特性——它们都是阶级的国家——消失掉。国家的这两方面情况，即它采取许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形式，但它又始终是阶级的国家，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和论战中出现紧张局面的一个根源，而且在这个或那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战略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革命者来说，问题是很明显的。对不同形式的国家显然应当作出区别（即使仅仅因为这些区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不容忽视），但这种区别有可能导致忽视一切形式的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独裁制的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都是阶级的国家这一中心思想；而想要避免这种错误的认识，又可能导致（而且确已导致）坚持认为不同形式的国家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认为在法西斯政权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之间没有真正的、或至少没有真正严重的区别。这是在两次战争之间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头第三国际的“路线”所提供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给各地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明显的是德国。只是到纳粹征服德国长时间之后，在1935年第三国际的第七次大会上，乔治·季米特洛夫（GeorgyDimitrov）代表那个造成严重损失的组织讲话时，才正式批准彻底改变这条路线，并且宣称:“法西斯主义取得政权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对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般继承，而是用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公开实行恐怖主义的独裁政权，来代替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种国家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季米特洛夫还宣称：“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面临着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而且今天就应作出，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选择。”[6]其实这种选择在几年前就提出来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说得很清楚，最著名的是托洛茨基。[7] 从那个时候起，形形色色的“极左派”都把坚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和独裁政权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奉为他们信条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极左的偏向看来是很明显的。但是，不应当简单地就这样打发它们，而应当看到这是不同形式的阶级国家的存在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现实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一种表现。问题完全不在于对其他人来说某些国家形式要大为可取，作出选择常常是必要的，如同季米特洛夫所说那样；这种选择包括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反对者。保卫要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经常成为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即使他们同意这种保卫是必须进行的话。 在这后一点上，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来不是什么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全然没有好感，并且用毫不妥协的辞句谴责它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的确，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谈到1848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说，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高级的纯粹的统治形式……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8]马克思的著作在这一问题上反复阐述的一个论点是。”这种形式的国家一旦在它的支持者和受益者感到即将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时，将变得何等残忍和富于镇压性。马克思在同一本书中写道：由于在巴黎发生了六月事件，共和国被迫“现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既已摆脱了一切桎梏，……就不免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9]根据同一思想，马克思二十多年后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梯也尔政府对待巴黎公社社员的态度，反映了他们所说的“秩序、正义和文明的胜利”就是意味着:“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10] 但是，在说了这些话之后，有一点仍然是事实，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同其他形式的阶级统治比起来，特别是同波拿巴主义比起来有很大的优点。对于后一点，马克思曾给以很大的注意。马克思生命中有二十年（这是他智力成熟的年代）是用于研究这种形式的独裁政权的。正如资本主义的英国曾经成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实验室，路易·波拿巴（LouisBonaparte）统治下的法国从1851年到1871年对他来说也成了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的参照系。 波拿巴主义国家的特点是行政权力的极端膨胀和集中，这种权力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并且取消立法权力。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这个行政权力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他还进一步把这部国家机器描写成“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11] 在马克思关于波拿巴主义国家的著作中，有一个强烈的看法，即在这种国家中，“公民社会”的生活遭到窒息和压制的方式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正常”情况下所不能采取的。这一看法，集中体现在他对12月2日政变后的法国的描写上：“……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12] 与此密切相关，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的国家的态度；同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权相比，他们相信前者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更多的斗争机会和斗争手段，而后者的目的却正是拒绝提供这些。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作了最具体最明确的阐述: “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它向一方面要求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而向另一方面则要求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主要特征是普选权。还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指出普选权给资产阶级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问题： “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个人民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是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资产阶级的直接责任不正是要把选举加以调整，使其倾向于合理的制度，即倾向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难道普选权每次取消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本身中间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岂不就是消灭全部安定状态，岂不就是时刻把一切现存权力弄成问题，岂不就是破坏权威，岂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14] 马克思自己回答说：普选权不再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日子必将到来，而在1850年3月10日法国选举时这一天的确到来了。他说，那时资产阶级被迫抛弃普选权，并且承认“我们的专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志存在的，今后它却一定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巩固起来了。”[15]不过，马克思也指出：“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16] 这样说可能引起许多不同的问题，在第六章中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在这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看待普选权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稍作探讨可能是有益的。 马克思自己经常牢牢坚持这一观点，即普选权就其助于激化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矛盾和为工人阶级提供一所“成长的学校”而言，为革命运动提供了一定的但却是有限的可能性。[17]另一方面，马克思把阶级社会的“普选权”描写为“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巴黎公社也没有像他认为的那样，把普选权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18] 选举权及其运用的问题同“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也有联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愿意承认可能在一些个别情况下这一过渡将通过非暴力手段来达到，也就是可能通过选举权所提供的选择方式来达到。但是他对这一方法显然十分怀疑，并认为这当然不可能是一个普遍的模式。马克思在1872年第一国际最后一次大会的发言中说：“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应当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但是，他又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因为：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用暴力。”[19] 这一论点的侧重点清清楚楚是在非和平方式方面。恩格斯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复杂的是他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事变发展的进程中——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长过程中，发表了一些见解。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著名导言。这篇导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前作过某些删改，恩格斯曾向考茨基强烈抱怨说:《导言》的删改文本使他看起来好像是个“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20]但是，尽管恩格斯有一切权利抱怨说对他《导言》原文的编辑处理使人引起误解，事实仍然是:未经删改的文本在选举权及其运用的问题上侧重点无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先的见解有很大变化。恩格斯强烈否认他有任何意思要说“我们的外国同志们”应该哪怕是丝毫“放弃自己的革命权”。[21]但是他接着又说：“不管别国的情况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22] 这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维护和保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长和选举中对它的支持： “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23] 恩格斯提到的“决战的那一天”，意味着他决没有放弃革命可能爆发的思想。在这篇文章的稍后部分，他提到那时出现的政权可能被迫去破坏“致命的合法性”；而社会民主党正是在这种合法性下兴旺发达起来的，因此，保卫这种合法性也就成了它必定要尽的义务。这同原来的观点相比，侧重点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管恩格斯本人可能怎么想，他对“推翻”这一概念的摒弃（虽然这是同特定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极其明确地鼓励人们去采取一种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面所能做的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设想的要积极得多的观点。还应当指出，并不是说没有恩格斯的《导言》，这个侧重点的转移就不会发生。这篇《导言》只不过是给了（或者似乎是给予）这种对德国劳工运动有深刻影响的做法以合法的地位，——这个运动是在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甚至像德国的帝制一样不完备和发育不全的条件下进行的。 无论如何，从目前情况来看，最重要的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必须抓住他们各自的政府向他们提供的每一个选举和当选代表的机会，[24]尽其所能地推进这些政权的“民主化”，这些都不存在真正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主尽管有它的阶级局限性，仍然比现有的其他国家形式要优越得多。 列宁在这方面观点的变化是特别有趣的，这些观点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辩论。在俄国1905年革命时，他强烈主张无产阶级支持（确切地说是领导）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25] 此外，列宁那时非常关心并强调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本身内部找得到的差别： “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奥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的时代竟看不见民主主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看不见民主主义各种形式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了不起。”[26] 这决不纯粹是论战和辩论的立场。在1908年他曾偶尔提到美国和英国是“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国家；[27]在1913年当他写到有关民族问题时指出：“先进的国家如瑞士、比利时、挪威等，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在真正民主制度下几个自由民族怎样和平共处或者和平分离的榜样。”[28] 不应该太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热烈的话。列宁总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最严格地区分开来。但是，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他才对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采取了不加区分的立场。他在1917年8月为《国家与革命》写的前言中说： “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在这里是指这些国家的‘后方’而言）已经变成了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29] 就在这本小册子里，关于坚持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他特别说到： “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用官僚军事机构来支配一切、镇压一切的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30] 尽管如此，他在这本小册子稍前一点的地方指出：“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制，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虽然他加了下面这样的限制语：“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31]这多少是一个“传统的”观点。而另一个观点，即认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滚到官僚军事机构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评价，其“极左”的色彩对以后的政治决策有相当大的影响。如前所述，正是这种思想倾向导致采取“第三时期”“阶级反对阶级”的第三国际政策，或至少被用来为采取这种政策辩护。在这一时期中，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论属于何种形式，都在反对赤化这一相同的战略目标下一致起来，其结果是为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权帮了大忙。 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之所以容易接受这种不加区别的观点，自然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一个普遍的原因是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容易有的思想态度有关的。这就是他们认为：因为甲和乙不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归根结底它们不是真正的不同。这一错误不仅发生在国家问题上，而且也发生在其他问题上，其影响是很有害的。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想抹煞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和极权主义政权的区别。由于认为前者是一个多少具有镇压性质的阶级政权，而这种镇压性质又是完全合法的，这就常常容易使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一种不确切的和危险的观念，认为把民主政权和极权主义政权加以区别没有多大的重要意义，或者没有“实质上的”重要性。由于害怕不这样看将使得对阶级局限性和资产阶级民主固有的缺点进行不妥协的批评更加困难，还由于害怕掩盖资产阶级民主在统治阶级的同意和鼓励下将变成极权主义的或法西斯的政权这一事实，因此更加想要使这一区别模糊不清。 ※※※ 不同形式的国家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但是，一切国家对一切阶级（包括统治阶级）都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这里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主要是指这样一些形式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行政权力控制着国家系统的一切其它组成部分——例如专制主义国家、波拿巴主义国家或俾斯麦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承认这些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有时在措词上夸大了这种自主性的程度。相反，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通常都对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估计得偏低。 前面我已经指出这种相对的自主性意味着什么。它所享有的自由的程度只有在国家（这里通常是指行政权力）在决定如何最好地为掌权者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时候才存在。为“国家利益”服务实际上就包含了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 很明显，这个自由的程度同行政权力和国家总的对国会等机构享有的自由有直接关系，同它们对那些或者代表统治阶级或者代表被统治阶级、或者为前者或者为后者说话的压力集团享有的自由有直接关系。就这个意义上说，在行政权力受限制最小的政权中，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就最大（不管是受国家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限制还是受市民社会各种力量的限制）。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就是马克思最熟悉的一个例子。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罕见的变种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在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许多不太完善的例子。值得再次强调的是，一切阶级国家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论这些国家采取什么形式，也不论它们是多么“有代表性”或多么“民主”。把国家看作一个脱离市民社会的实体的观念，意味着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距离；这种关系意味着相互脱离。这种脱离可能有大有小，只有当国家消亡时这种脱离才会终结；而国家的消亡有赖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消失，很可能还有赖于其他许多东西。 前面我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主要是在涉及那些行政权力特别强大的制度的时候。使人看起来好像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些制度下国家才有相对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讨论他们确实认为在这些制度中有相对独立性时所用的方法是有些令人迷惑的，因为这包括使用一个斗争着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均势”的概念（特别是为恩格斯所使用力），这种“均势”被认为是由国家规定的。 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把波拿巴主义和它之前的统治作了如下的对比:“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马克思所说的“官僚”在这里代表着国家，“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接着说：“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做首脑”（即波拿巴）。[32] 这看来好象是说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于市民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力量。但是，马克思又接着说：“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33]“代表”这个概念在这里的含意是完全不清楚的，而后来对波拿马主义的性质和地位的讨论也是很不充分的：一方面，波拿巴被描写为“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34]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35]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写道，“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36]这显然没有充分说明并且的确使人难以理解要波拿巴和他的政权去行使哪一特定阶级的使命。 二十年后，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波拿巴主义的意义得到了明确得多的阐述。马克思把被1851年12月2日政变推翻的“第二共和国”描写为“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他接着描写了“秩序党”如何为波拿巴主义独裁政体铺平道路： “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37] 马克思把第二帝国描写为“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38]我们这里先不谈法国资产阶级在1851年丧失治国能力这一看法。这个公式本身也导致产生下述看法，即国家多多少少是“介于”互相斗争的阶级之间的。但是从上下文来看，非常明显的是马克思的意思正好相反。他写道:“帝国制度”（这里指第二帝国所代表的政权形式),“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39] 关于拿破仑式政权的阶级性质和阶级职能，这里是没有疑问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专制主义问题时，谈到国家为保持斗争着的阶级之间的“均势”（或带来均势）这一观念，[40]恩格斯并用这一观念来描述第二帝国和俾斯麦的国家。 1884年，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及国家时说：“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41] 在举出古代国家、封建国家和“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作为阶级国家的实例之后，他接着说： “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衰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42]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这样的描述在历史上是错误的，而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经典国家理论。在上述公式中，国家不仅获得了很高程度的独立性（尽管也有“例外”），而且这种独立性看来使国家摆脱了作为阶级国家的性质:似乎变成为可以称之为“为国家的国家”。恩格斯1890年所写的一封著名的信中谈到“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使人加强了这一印象。他写道：“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43] 在同一段中，恩格斯明确地保留了“经济运动”第一性的观点；但是他的公式没有指出相对独立的国家的阶级特性。事实上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国家是或者可以是“为国家的国家”。但是，他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理论阐述，从阶级方面看，显然是很不够的，而且确实容易引起误解。正如我早先指出的那样，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并不减少它的阶级性质；相反，它的相对独立性使国家有可能以适当灵活的方式行使阶级的任务。如果国家果真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那么它履行其任务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国家的代理人决定如何最好地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服务，完全需要有一定范围的自由。 这一“成问题”的阐述的一大好处就是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属性，即它担当改良机构的能力。 改良已经成了资本主义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改良是这些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组织改良的主要责任已经落在国家的身上，这一点可能不是那样显而易见。国家系统的掌权者十分懂得这一责任，并已根据这一认识采取行动。这样做不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是想要保住资本主义。 但是，要担当改良的组织者，掌权者就需要有某些行动上的自由？就是要有一块施展政治手腕的地盘，以便他们能够真正施展其管理国家的本领。对什么让步，什么时候让步（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是比较微妙的事情，这是目光只盯住眼前利益和要求的统治阶级所不能恰当处理的。掌权者本身也可能失败，但他们的机会要好一些，至少在以下这个方面，即保卫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方面，他们是相当成功的；虽然这里也需要考虑到他们对手的各种弱点、错误和困难。 仍然需要强调的是，掌权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组织的许多改良（即使不是大多数的改良），一般都遭到“统治阶级”中的这个或那个派别、甚至是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的强烈的乃至激烈的反对。并不是说这些反对全都是“不合理的”。毫无疑问，一个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对改良的反抗，终究必然要引起很大的麻烦、不稳定、反叛、甚至推翻现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反抗是“不合理旳”。系统地、全面地从原则上反对一切改良无论如何是愚蠢的和偏执的。但是，从有关的这个（或这些）阶级的观点来看，反抗掌权者组织的改良，只要这种反抗是有选择的和灵活的，就不应认为必然是“不合理”。毕竟掌权者很可能失算，管理国家的本领也可能施展得不得当。比如有人可能要说：在有的时候和有的情况下，改良远不能平息不满，而是鼓励人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得陇望蜀。这种现象是人们所熟悉的。此外，即使普遍认为要使一种社会秩序长期存在下去终究必须接受改良的话，在短期内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和难以忍受的。有些马克思主义左派常说改良并不“真正”影响“统治阶级”，这是无稽之谈。“统治阶级”成员发出的怨言虽然并不都是很有理由的；但这些抱怨也并非假装的，觉得受到不利的影响和受到约束的感情是真实的。这往往是对国家采取这个或那个措施和行动所产生的具体影响的确切反映。 国家作为改良的组织者往往违背“统治阶级”大部分人的意愿这个事实，也是为什么整个资产阶级在“正常”情况下对法西斯或极权主义类型的独裁政体并不表示大的热望的理由之一。“统治阶级”的成员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足以把“法律和秩序”强加于人，足以控制挑战和保证稳定。但是，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形式，从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特权阶级的观点来看，有很大的不利。因为这不仅把很大部分权力归于行政机构之手，有损于国家的其他组成部分；而且使迄今仍然是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组成部分对现在掌管国家政权的人施加约束和控制变得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行使会变得变幻莫测，并具有太大的个人色彩。 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愿意选择这种国家形式，尽管它有种种不利。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议会制度呢？……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末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44]他接着说： “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利，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利；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45] 这说得很对。正因为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制度至少意味着有使那些对自己政治上的重要性有强烈的意识的人们“政治上低下”的危险，因此他们必然对选择这种政权形式有所犹豫。l866年4月13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46]但是，他写这些话时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后来也没有变成这样。极权主义的选择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宗教”，只有当宪法统治和受限制比较多的国家形式看来不足以应付来自下面的挑战和确保现存统治制度时才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假定这是一种能够采取的手段，而这本身是一个很大和很有趣的问题）。[47] 三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及其相对自主性的主要点，可以通过考查国家行使的职能来说明。简言之，最明显的有以下四点（尽管在实践中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交叉）：1、在领土或主权正式归属于这个国家的领域内维持“法律和秩序”——镇压的职能；2、在现存社会秩序方面促进意见上的一致（包括平息“纷争”）——思想文化方面的职能；3、广义的经济职能；4、在对外事务方面尽可能推进被认为是“国家的利益”——国际方面的职能。 一切国家都行使这些职能。但是，由于它们所服务的社会的种类的不同，而在行使时也各有不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在行使这些职能时也有各种不同的方式，这要依各种因素和环境而定。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情况的国家问题需有不同的对待。 镇压的职能确实是最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具体化为警察、士兵、法官、监狱看守、刽子手等等。但是，不论其是否显而易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国家是一个主要的参加者。在互相冲突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交锋中，国家总是在各方面始终或到处都参加进去的一一可以说，这些集团和阶级是决不会独自交战的。甚至在没有要求国家这样做的时候，国家也总是卷入冲突，即使仅仅通过法律准则和法律制裁为交锋规定各种条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本章所提出的理由，国家的干预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偏袒的。作为阶级的国家，它干预的目的总是为了维护现存的统治制度，即使在某些场合它这样做是为了减轻这个制度的严酷性。 国家干预市民社会事务所采取的方式恰恰就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区别之一。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所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干预权力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它的警察权力也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根据同一逻辑，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干预权力受到的限制少得多，而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比较起来，它的警察权力则大得多，很少受到控制。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法西斯类型的国家。 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行使干预权力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警察权力在不同时期就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时期也要看涉及的是什么事和什么人。对资本主义政权镇压权力的范围和严酷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尽管有长期的宪制传统和说了许多所谓公民自由的空话，在社会发生严重冲突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这个镇压职能立即就会施展起来。大部分人都非常熟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各个时期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包括社会相对和平时期的表现。对于穷人、失业者、农业季节工人、非白种人和大部分工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它对安居乐业和富有的人们那样有伪装。 尽管如此，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之间仍然有质的区别，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后者总是把摧毁工人阶级的防卫组织——工会、政党、合作社、各种协会，等等一一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则不得不接受这些组织作为它们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对这种接受作了重大限定。这种制度剥夺并且总是企图进一步剥夺工人阶级的防卫组织（特别是工会）多年来取得的权利和特权。这种想要剥夺和腐蚀工人组织的企图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本身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正常的”组成部分。它们还经常想要同化、吸收、收买和引诱工人阶级防卫组织的领导人。但是所有这些同真正摧毁独立的工人组织有很大的不同，而真正摧毁这些组织乃是极权主义制度和法西斯制度的标志（也是共产党国家的标志，但原因有所不同，需另外加以论述）。 从一个稍许不同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国家行使的镇压职能包括确保“法律和秩序”。“法律和秩序”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通常是加引号的，这显然不是因为法律和秩序的观念在这里是谬误的，而是因为它们从概念到运用都充满着阶级的内容，这是由于它们都是由特定的阶级国家运用的特定阶级社会的法律和秩序这一事实所形成的。这种“偏见”比起下述流行的说法所表达的“偏见”可能不是那样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有为富人的法律，有为穷人的法律”，尽管这个说法所包含的真理是不容忽视的。不过，问题在于一系列总的、带普遍性的和强有力的阶级前提和实践影响着法律和秩序的各个方面。 这种情况在一般运用中更多。恩格斯指出：国家行使许多“共同”的事务和职能。情况正是这样。不过，国家行使这些“共同”职能的方式受到那个阶级社会的性质和“趋势”的深刻的和内在的影响，甚至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诸如法律和秩序、卫生、教育、住房、环境、“福利”之类问题，同其他所有问题一样，一般来说，不仅反映制度的“合理性”，而且是由制度的“合理性”决定的，或至少是受其强烈影响的。 这种“或然性”对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使“经济”职能有着特别的和直接的重要意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始终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重要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不仅像日本那样的国家，而且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都最明显地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因此，如果不谈国家的活动，就无从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 国家和那些代表国家行动的人并不总是为着帮助资本主义（更不必说是为某些资本家帮忙）的具体目的而进行干预的。掌权者，特别是那些来自另一个不同社会阶级的掌权者，比如说拥有土地的贵族，对资本家经常是非常看不起和非常不喜欢的。问题不在于目的和态度，而在于“结构的强制力”；或者毋宁说，目的和态度能够造成某些差别，在特殊情况下能够造成相当大的差别，然而，必须仔细考虑到社会经济制度这一产生政治制度和国家行动的背景。目的和态度、价值和目标、评价和看法，一般说来，其本身就是由社会经济背景决定的，或至少是受它很大影响的。因此，通过国家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对掌权者看来是“合理”的东西，自然也是同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要求一致的。来自外部和对立面的准则，单就他们触犯这种“合理性”来说，就肯定是“不合理”的。 由于最近这一百年来国家干预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日益明显的特征，这些考虑有着更大的重要性。即使这个表述有个危险，即对近几十年来在先进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这一过程极度加快的情况说得很不够，正如“干预”的概念对国家以多种形式普遍的和持久的介入说得很不够一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必然显示出愈来愈大的重要性，这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承认，并且同精确地预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集中和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48]在《资本论》发表后大约十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8年）中曾经预言，作为这一集中和垄断过程的顶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49]他还指出，不管在这方面走得多么远，国家的性质不会改变：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50] 看来恩格斯考虑的情况同联合股份公司的发展所产生的情况是一致的。这种情况是：“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51]另一方面，“资本家”的继续存在只能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相适应，如果要使这些“资本家”保证能拿红利和剪息票的话。恩格斯没有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除了说国家所有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以及要实现“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52] 这一公式显然引起了问题。但不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教义来说，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思想是分析这一生产过程本身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的确，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如此关心强调二十世纪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以至于他们不仅开始谈到“垄断资本主义”，而且谈到“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后一种形式是一切共产党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正式”称呼。 列宁用“国家资本主义”来说明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恩格斯已经描述过的，即国家在先进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列宁在1918年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写道:徳国有“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53]第二种情况完全不同，在这里列宁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很不准确和含糊其辞的，他指的是俄国革命后的情况，那时他要求苏维埃政府在严格的监督下并依据“全民计算和监督”[54]扶助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在这里，国家资本主义是以革命的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使严密控制为特征的。 这两种用法在我看来都是武断的和容易使人误解的。在有关“德国”的第一种用法中，“国家资本主义”所表达的涵义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生产的概念等同于国家“接管”资本主义，这显然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中最接近“国家资本主义”的是纳粹德国，后者很符合列宁（还有布哈林）所描述的国家干预、管理、控制和支配的过程。但是，即使在德国，纳粹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它仍然保持它原来的样子，即它的生产制度主要是通过私人所有制和私人控制大部分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的方法来进行的，只不过有一个比原先要大得多的国家管理机构对这个制度施加影响。值得提醒的是，这种管理机构中很多本身就是由一部分因循守旧的德国资产阶级操纵和控制的。 对列宁的用法中赋予“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含义也没有多少可说的。即使假设一个占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同一个革命政权共处并受其指挥（而这是很成问题的，我认为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也没有理由把这样的经济制度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充其量只能说它是“国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或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它大概是革命政府企图加以发展、指导和计划，并试图注入某些“社会主义”行为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国家资本主义”也被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用来描绘苏维埃类型（特别是苏联）的集体主义制度，这里主要是一种贬词意在表示成就和许诺之间的差距。但是不管这个差距有多么大，也不管认为这些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多么有道理，把这些制度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却没有正当的理由。在这些制度中，私有制以及私人对经济活动手段的全部、绝大部分或最重要部分的控制已被废除。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只能作为一个贬词，在这个意义上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说法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这个名称意在暗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共生的关系。这是不确切的，并且导致产生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垄断组织的“工具”。实际上，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有“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而且愈来愈密切。但是，把这种关系过分简单化则将一无所得的；而且通过仔细观察，还会失掉许多东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二者之间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使它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把这一空间缩小到如此程度，结果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方面都大成问题。 然而，国家确实大规模地“干预”先进资本主义的生活，并且通过许多不同的办法来支持这种干预，这些办法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经济”的办法。[55]国家这样做主要是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并且是在那个生产方式强加给它的强制力的范围内这样做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宪制的情况下尤其不是这样。因为这种政治制度允许对国家施加各种压力，并且有可能把国家变成一个斗争的舞台，使国家系统的不同部分互相争执，从而大大减少国家在执行“经济”和其他职能时所需的一致性。从这一观点来看，极权主义者选择的办法也就是想要恢复国家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是反映而不是压制市民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矛盾）的一致性。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经常处于要它满足被统治阶级的希望和要求的压力之下。被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要求是，它应该（也只有它才能够）提供和管理范围广泛的集体的和公共的服务事业，这些服务事业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因为他们是依靠这些服务事业的。可是，“来自下面”的期望和要求，必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要求相抵触。不论国家通过提供和管理各种服务机构或通过经济干预做了些什么，都必定会受到由制度的需要所支配的经济强制的夹击，结果经常是受到很重的打击。因此，国家内部互相对立的力量，由于某种原因，需要恢复国家的一致性并恢复国家所能完成寄希望于它的那些事情的能力。 我已经提到过极权主义制度是统治阶级最终所凭借的极端形式，或者说它可能最终凭借这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往往太容易假定统治阶级能够简单地“选择”是采取还是不采取这种制度。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是，不管怎样，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完全能够在现存宪法的范围内部署大量的镇压机构和求助于相当的警察力量。涉及的问题是进一步限制公民的权利、限制组织抗议和异议的机会，而资产阶级要进行这些限制的企图，特别是在危机时期，乃是资本主义公民的历史“正常的”和不足为怪的一个部分。 另一方面，这个方面的成功是部分地依靠国家和社会秩序所获得的赞同和合法性的程度，特别是在被统治阶级中所得到的赞同和合法性的程度。这同前面提到的国家的第三个职能，即思想文化或说服的职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前面我已经指出，这种说服的职能主要不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来行使，它在很多方面和大部分是留给各种代理机构和公共机构来行使的。这些机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统治阶级的阶级权力。但是，我还指出，在这种类型的制度里，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也参与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设法防止产生不一致的活动。这种干预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在这里我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讨论，但是重复一下我在第三章中提出的一个论点可能是有益的，即资产阶级国家越来越密切地卷入这种干预市民社会生活的形式，它可得到的那种效能大得无法估量的通讯工具，对这种努力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同极权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采取的各种形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差别之一当然是在后一种制度下，不同的意见和危险的思想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同样在其他许多领域，是受到暴力压制的。某些情况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也有发生，但决没有达到同极权主义近似的程度，也没有采取系统的方式。第二个差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极权主义国家本身承担传播官方所认可的思想的主要责任。它可以直接这样做，比如说通过广播、电视和政府主办的报纸刊物等；也可以间接地去做，如通过法西斯类型的政党或其他组织；或者二者都通过。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全力以赴地宣传那些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和“起作用”的思想（不管这种宣传是否有效），并且压制那些与此不同的思想。共产党国家也是这样，这些国家通过政党和它所控制的机构完全垄断了各种形式的通讯工具。 我前面提到的国家的第四种职能，即国际职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始终对这些问题表现了最大的关切。这个问题留待下一节讨论。 四 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把国家看作是世界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关系和行动深受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事实的影响，甚至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在国际领域也和国内领域一样，社会经济渊源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超国家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个著名章节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的集中倾向，这种集中的后果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联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56]但是，正如资本主义为中央集权的和集中的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一样，它也为造成强大的超国家倾向创造了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全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7] “甚至最野蛮的民族”的说法，听起来有点维多利亚时代的口气，但也无伤大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也和在别处一样，精确地勾画出了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轮廓。另一方面，他们所指出的发展过程展现了深刻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不是消失了而是增加了。这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实践提出了重大的和尚未解决的难题。 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中最基本的矛盾是，它的扩张的确导致“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因而创造了一个同过去相比意义大得无法估量的“世界”。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建立主权国家的决心，在许多情况下是产生了这一决心。一方面，存在着一个经济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世界；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国家纷纷成为主权国家，每个国家都企图得到最大限度的独立行动的权力，导致在政治上发生分裂的强大趋势。 对这一矛盾最好的解释是：取得国家地位是那些能够决定和影响国家行动的人达到其目标所绝对必要的条件，虽然仅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目标也可能达不到；但是不取得国家地位而想要达到这些目标则将更困难得多。 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实际上意味着各个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每个民族国家都企图推进各自的资本主义的利益。显然，这并不是说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在采取行动时必然意识到他们是为这些利益服务的。按照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所做的一切，履行他们国家“天命所定的任务”，传播文明和基督教义，侍奉女皇或皇帝陛下，等等，都是为“民族利益”服务。但是他们也认为，所有这些目标没有一项是同推进民族商业利益不相符的。相反，推进这些利益和防护受他们的国家保护的其他民族的利益，通常被掌权者们认为是同他们心目中的任何目标相一致的，甚至就是这些目标的同义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所了解的世界是由以各种方式相互角逐的大国所统治的。其中有些国家，如法国、英国、俄国和奥地利，早就取得了国家地位，只需关心保持他们民族和帝国的版图，或者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进一步扩大他们的版图。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都是在晚得多的时候才取得国家地位的，它们既关心巩固自己的国家地位，又谋求在帝国的扩张中分得一份。一个主要国家——美国，却需要通过打一场内战来取得统一的国家地位；另一个国家——奥托曼帝国，仅仅做到把完全不同的民族捏合在一起。 这些都是已“确立的”国家。但是，使得它们小心翼翼地坚守它们所得到的东西的逻辑，也推动这个或那个这样的帝国的内部各民族集团想要取得国家地位。在十九世纪，这主要包括各地的附属民族。这种趋势背后的动机通常被称为“民族主义”。这是一个适合时宜的但却并不完全适当的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暗示极不相同的集团和阶级（包括同一附属民族的不同集团和阶级）共同信奉一个特定的思想。而在实际上，这些集团和阶级有着非常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目标。“民族主义”不能恰当地包括这些不同的目标，并且很容易变成一个“大杂烩”，太一般化和太不准确。当然，这个名词也不能废除不用，因为它描述了一些非常真实的趋势。如果把这些趋势和许多其他趋势看成是为了取得国家地位（所有这些趋势事实上都是这样），那么这样描写它们就会更准确得多。不论这些集团和它们的目标是多么的不同，也不论其是否以“民族”为依据，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决心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要在“它们自己家里做主人”，要赢得独立的国家地位——它们通常是建立在民族、种族、语言和文化集团这一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并依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当地环境为转移。 要求取得国家地位的趋势是如此强烈，其结果国家现在已激增至近一百五十个（大部分是新近建立的），它们已被承认为“主权的”政治单位，并在联合国中享有席位。要求取得国家地位的势头正方兴未艾，不断在一些新的地方表现出来，并且对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的老牌国家也提出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在这些国家里，现在能听到比过去很长时间中所不曾听到过的强烈得多的呼声，他们不仅要求更大的自治权，而且要求现存“民族”国家的这个或那个组成部分真正独立。这种要求取得国家地位的趋势并没有什么神秘，它只不过表明承认“主权”才使各种目标的达到成为可能，不管这种主权是何等有限；而没有主权，这些目标都是达不到的。这里并不涉及这些目标是好还是坏，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问题。 争取国家地位的要求和它们所取得的支持，并不限于任何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和争取国家地位的运动在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士中具有特殊的号召力，但也不限于这样的资产阶级人士。在二十世纪当然也不限于此。“民族主义”，或多或少再配上其他各种味道浓厚的思想调料，适合于任何渴望取得独立国家地位的阶级和集团的口味，在适当的情况下，它们都要抓住“民族主义”的旗帜。 尽管有某些保留，但整个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对附属民族取得独立国家地位是持赞许态度的，虽然在二十世纪的历程中，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握。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主要的保留是，由于他们十分正确地看到，在他们的时代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很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都是适应资产阶级的目的，都是想要（的确想要，至少是部分地想要）拿它作为革命社会主义的替代物。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采用没有社会主义和革命观点的“民族主义”，并企图建立超阶级的忠诚，理所当然地被他们看作是“错误意识”的例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58]但是不管他们如何希望和努力发展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团结，他们仍然认为“民族国家”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并且继续支持诸如爱尔兰、波兰意大利等民族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地位的权利。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倾向于支持较大的而不是较小的国家单位。在这方面，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面对那种谴责巴黎公社企图破坏法国统一的说法，采取维护巴黎公社的立场。他写道:“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吉伦特派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59] 这种有保留的但十分强烈地支持“民族”自决和取得国家地位的权利的态度，必然要在实践中带来问题，而且经常带来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常常存在着互相矛盾的考虑。 列宁一再重申被压迫民族有自决和取得独立国家地位的权利。他写道:“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60]但这并不妨碍他自由地承认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地对待。因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有时被指责为“对某些民族（如1848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并用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承认民族自决的必要性”，列宁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61] 不管这个特定论点的价值如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保留。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坚决致力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这一点仍然是事实。反对这一立场的主要马克思主义人物是罗莎·卢森堡，她坚持谴责“自决权”是空洞的言辞，是转移视线、腐败的、自拆台脚的口号。 在这里，重要的是不要作出错误的对照。问题不在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相信”被压迫民族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地位的权利，而卢森堡不相信。用这种观点去看待这一争论将对这一争论的基础产生误解。问题在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相信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否认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权利，而属于某一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不会这样做，他们也没有这样做。但这并不等于说凡独立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至于卢森堡，她当然也不认为被压迫民族应该被剥夺争取独立的权利，但是独立只能在国际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上取得，而国际社会主义斗争是不许可因接受“自决权”之类的口号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经验上看，卢森堡竟然如此强烈谴责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偏颇”，并坚持称其为“民族主义者的口号”，[62]真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在1917年的过程中，她警告说，接受政治上分离的权利远不是鼓励了俄罗斯帝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而是“为一切边疆国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提供最好的、最合意的借口和最合适的旗帜。……由于这个民族主义的要求，他们不仅导致俄罗斯自身的分裂，而且把一把刀子塞到敌人手里，让敌人用这把刀子刺进俄国革命的心脏。”[63]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权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争论的确切意义，并且很快就收回了他们的诺言。早在1918年1月，斯大林就对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说：必须把自决权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64]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后来以不同程度的勉强和不同程度的热情所接受的看法，这个看法意味着:政治分离权虽然在形式上还保留着，但实际上，由于一切实际原因，对构成苏维埃俄国的各民族来说是抛弃了的。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在民族问题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经常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自决权”的保留仍然存在，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实践中始终没有确定一条明确的界线，来说明争取独立国家地位的权利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当”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正当”的。共产党人的态度和政策长期以来是由苏联国内外的需要决定的；而苏联和中国对各种独立运动采取的互相矛盾的政策（如对比夫拉和孟加拉）足以表明针对实际问题的考虑对于自决权采取什么态度的决定有多么大的影响。 近年来，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自决权问题迅速被偷偷地列入“老牌”国家的议事日程，并且日益成为“新兴”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对来自种族、语言和诸如苏格兰人、巴斯克斯人、加泰隆人、科西嘉人、布列塔尼人、威尔斯人等等“民族”势力取得国家地位的要求，一直持反对和敌视的否定态度。要求地方自治或成立联邦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要小一些，他们是赞成这样做的。另一方面，“民族”要求确实提出了象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一些重大问题。与此相反，列宁主义所强调的情况也仍然存在——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使是“老牌”的国家里，一个现存国家的组成部分想要取得国家地位的要求（如苏格兰之对英国）是不能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理由来对抗的，或者不通过镇压是抵抗不住的，其结果都是一样。根据这一观点，“民族主义”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长期未解决，因而也是比早先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象的难对付得多的问题；而且它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些“老牌”国家中出现，正说明了前面所指出的要求取得国家地位的趋势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这一趋势并没有降低而是加强了国家作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单位这一事实。国家可以发生变化和分裂，但是这个国家对领土“主权”和“独立”的要求是不会改变的。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事实并不受资本主义生活中的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不能都归到多国公司的名下。毫无疑问，如前所述，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和多国公司的出现是国家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实。就那些国家的掌权者而言，说得尽量节制二点，在决定政策的时候必须仔细考虑到这些大公司的存在。但这没有什么新奇，对于设在任何特定民族国家的外国企业，在决定这个国家的政策时能够起重要作用这一事实，也没有什么新奇的。 这实际上就是多国公司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义和作用。“多国”这个名称在任何情况下对大多数这样的企业来说，都是会引起误解的。在多国公司中，数目最多的是美国公司，它们在许多国家设有分公司。正是这一点使这些公司成为“多国”的，而不是多国所有权或多国控制。站在这些公司后面的是它们的政府。它们所能行使的权力和它们所能发挥的影响，对“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政策和行动的制约，乃是额外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这并不影响国家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话，那不是因为出现了多国公司。相反，后者的出现加强了这样的论点：即资本主义国家是受巨大的资本主义强制力支配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强制力真有额外的国际方面。 与此同时，须要指出的是，多国公司创造了一种条件，至少使一些本地的资产阶级分子把民族国家看成是防范外国利益集团的必要工具；另外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则寻求同这些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而不是防范它们。但是，不论何种情况，或者情况是不是这样，国家的性质是不会因此产生问题的。 五 迄今为止谈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观点，主要是涉及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性质和任务。这一点引起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如果可能的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对不同类型社会的国家，即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党国家的分析。显然，不可能简单地把用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范畴搬到这些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中来，但是对“第三世界”社会或共产党国家的社会应该怎样分析，以及以什么方式进行分析还是一个大问题。正如我在导言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迄今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足够的探讨，特别是对共产党社会，在那里几十年来对国家和政治进行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今天进行这种研究也是特别困难的。本节的目的只不过是对需要进行的理论研究应采取什么方向提出某些建议。 “第三世界”和共产党社会中的国家第一个和最明显的特征是国家和行政权力的非常显著的膨胀，特别是共产党政权。这些国家通常具有非常高度的自主权，至少对受它统治下的市民社会来说是这样。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行政权力的极度膨胀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在这些其他类型的社会中，即在“第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中，却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相同的，或者也未必相同。 在“第三世界”社会的情况下，发生权力膨胀的原因是：那些对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感兴趣的社会集团并没有权力或意志来这样做，然而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在这些社会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阶级和集团）却发现有一个强有力的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来代表他们行动是对他们有利的。 正如我在导言中第一次使用“第三世界”这个词时所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这个词包含大量特有的情况和背景。在目前情况下，被列入“第三世界”的国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确实存在地位巩固并得到了发展的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另一类是不存在这样的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第一类国家应当包括拉丁美洲（今天的古巴是个明显的例外）和南亚各国。第二类国家应包括大部分非洲国家，只有南非是很大的例外，它是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两类国家中，外国资本利益是一个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政治因素和极为重要的经济因素。 在存在着一个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第三世界”国家里，或者有一个以上这样的阶级的国家里，前面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分析只需作某些变动或改变一下强调点，而无需作根本上的修改。无疑，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历史和政治文化，在许多方面大大影响着每一国家的国家性质和作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使阶级对抗的性质、对抗的表现以及国家对这些对抗作出反应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同样，“不发达”、“不独立”以及新殖民主义也影响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份量和作用。但是，所有这些特征，不管是多么重要和具有决定性，仍然能够用可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解释，换句话说，可以用从马克思主义的或然性中适当引申出来的分析来解释。 但是，对属于第二类的国家，就不能以同样的信心说这样的话了。这类国家在代替殖民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新”的国家之前，不存在一个（或几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集团。当然，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完全有可能存在少量的地方企业家和商人，他们处于这些国家可能存在的外国大利益集团的周围，这些利益集因在那种其他方面都是“不发达”的环境里建立了一个个小块地区的大企业。但是，这些少量的地方企业家和商人严格说来不能构成一个“经济上的统治阶级”；这些国家中存在的外国利益集团也不能这样说。这并不是说这些利益集团在政治上不重要，也不是说地方商业界（不论其企业的规模是多么小）对国家来说完全不值一提。问题在于，在这里找不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的最基本的要素——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任何意义上，这里都不存在这样一个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真正有意义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争论的问题是：在这些社会中国家权力究竟“代表”什么，这些国家的性质和任务应该是什么？ 答案是：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必然是主要被认为“代表”它自己；也就是说，那些在国家系统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将特别运用他们的权力来促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以及他们的家庭、朋友、追随者和代理人的经济利益。这就产生一个发财致富的过程，它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并导致形形色色的经济冒险和经济活动的急剧増加。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真正的本地的资产阶级可能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这个阶级继续同国家和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后者本身也就是这一新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经济权力得以行使政治权力，并对政治权力施加影响，从而决定政治上的决策；而是政治权力（这里也意味着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创造了发财致富的可能性并为形成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阶级提供了基础，这个阶级在适当的时候可能成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在这里，国家既是经济权力的来源，又是经济权力的工具；政权是一种主要的“生产资料”。 国家是经济权力的工具，这里并不是说那些掌握政权的人是为一个在整个社会居于经济上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这个阶级同掌权者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说掌握政权的人运用这一权力为他们自己的经济目的和他们喜欢的那些人的经济目的服务。国家权力的运用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当然也包括对实际上变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力提出的任何挑战实行镇压。 这个统治阶级和任何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一样不纯一和不统一。相反，它很容易变得四分五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人身上，这就很容易发生频繁的和激烈的变动。这些社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表达能力都是很差的，因此在政治方面的表达能力同样也很差。这些社会连同国家本身实际上都是非政治化了的，经常处于军事统治之下，通过政党和其他集团垄断着政治活动，这些政党和集团只不过是官僚的外壳，很少有生动的实质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表现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而且几乎变成“为国家的国家”，或至少是为那些统治着国家的人的国家。这方面虽有一些限制，但不多，其中之一（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外国利益集团的存在，掌权者对他们需要迁就。另一方面，对外国利益集团的迁就，在许多情况下已不象过去那样完全是单方面的。现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对待这些利益集团时比过去有更大的自由。现在的“香蕉共和国”比过去少。纵然如此，这也只意味着国家自主权的程度相应地增加了，掌权者能够行使自由的领域相应地扩大了。他们所担心的不是对他们权力的限制，而是担心竞争集团的人们发动政变使权力突然地、往往是猛烈地中止，这些人除了代表他们自己的野心和利益外很少代表其他东西。 ※※※ 共产党国家中的政权问题和“第三世界”国家中出现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造成这种情况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根本不同，并且影响着国家作用的各个方面。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受到下列事实的决定性影响：即资本主义企业或者已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大规模地存在，或者这种企业只是小规模地存在但却能够进一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发展”。在“第三世界”中，国家行动的“合理性”是受在国家对资本主义企业的鼓励下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决定的。国家的行动可能不是特别有效，发展也可能是缓慢的和畸形的，但这对目前讨论的问题是不相干的。从所有实际的目标和国家所做的事情来看，可以说，国家没有别的路子可走，没有其他的“合理性”可以依循。但有一个保留，即在国家可能完全被一个人和他的家庭以及他的追随者控制的情况下，这些人除了对他们有利的那些活动之外窒息和压制一切活动。杜瓦利埃统治下的海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不过，这种例子很少，而且除了对生活在这些国家中的不幸的人们外，没有多大的重要性。 关于共产党国家，决定性的事实在于:他们都是集体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这种制度下，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不存在的。仅有的一点资本主义企业被限制在最低水平上，并且绝对不允许发展。在这些国家中，有可能靠节省巨额工资以积累相当数量的金钱，也可能拥有某些财产，如一所房子和甚至于“第二寓所”。但是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企业使私人发财致富。 正如资本主义企业的可能存在及发展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样，不存在这种企业同样地对集体主义社会国家的性质和任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在这些社会中掌握政权的人受到一个最大的“结构强制力”，即他们不能把这种权力用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目的。他们可能寻求并取得私人的富有，但这种富有的规模是很有限的。他们很可能为某些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不为另一些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行动——如为某些工种的工人的利益，而不为另一些工种的工人的利益而行动；为工人的利益而不为农民的利益而行动；为管理人员的利益而不为工人或农民的利益而行动，等等。但是，这同资本主义结构所提供的可能性相比的确有很大的距离，并且给予管理集体主义社会的那些人以完全不同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是受他们所指挥的集体主义制度支配的。 正是由于害怕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以及这一复辟可能带来的重大后果，托洛茨基反对派从二十年代起就一直警告有可能发生一次俄国的“热月政变”。[65]如果采取公营经济的主要部分退回到私人企业的方法使资本主义成分在苏联得以恢复，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生“热月政变”，并且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国家的“合理性”。 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复辟并没有发生。相反，私营经济活动的每一部分都被踩得粉碎，最明显的是靠暴力实现了农村的集体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经验在许多方面与苏联不同。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集体主义经济在它们的经济组织方式中都处于优势和稳固的地位，这就使得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性质和任务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苏维埃类型的政权内的左派批评家们曾经指出，他们发现这种政权内权力和报酬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由一个极端强大的国家所批准、维持、保护和鼓励的。因此他们认为，这种国家是一个“新阶级”的工具，即“官僚阶层”的工具、“国家资产阶级”的工具，像其他“统治阶级”的工具一样，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和扩大这个阶级的权力和特权。 多年来，在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否构成一个阶级的问题一直有很大的争论。这件事显然具有某种重要性，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对这些统治者的内聚力、团结和目的一致性的程度以及社会基础提供一个初步的线索。 但是，正如可以预期的那样，对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结论性的答案。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因为“官僚”不能拥有资本主义财产并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子孙，所以他们不能构成一个阶级；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资本主义财产不能当作是唯一的标准，有关人们自然增长的特权，以及他们的子孙能够从这些特权中得到重要利益的事实，的确意味着“官僚”构成了一个阶级。 “官僚”这两个字所指出的实质比它的字面意义要大些。那些在苏维埃类型的制度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确实享有一般群众所得不到的利益，这几乎不是一件值得认真怀疑的事。这些利益在这种制度的某些国家里比在另一些国家里可能要大些。在有些情况下，企图减少这种利益和使这些利益非制度化的努力可能比在另外的情况下大一些（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但是这些利益显然仍是共产党国家生活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不是它所特有的，而且事实上，从物质方面看，比在其他制度下要小得多。集体主义制度下的“官僚”比他们所统治的人们富有得多，而且这个“官僚”占据的地位越高，他就越可能富有；但可能除了最上层的那些人外，其他人分得的东西看起来还是比较有限的。官职是取得物质福利的途径，但不是取得巨大财富的途径。 这种情况决非偶然。这主要是资本主义企业没有发展机会的结果。毫无疑问，构成共产党国家政治生活这个方面的还有其他因素，但这是一个首要的强制因素。 无论如何，这并不是要反驳下面这一论点：即在这些国家中，国家是“权力显贵”的工具；这些人也许不能够从他们在国家系统的职位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但他们可以利用职位窃取和享受远非微不足道的利益，而且他们都享有权力。根据这一观点，国家的概念如同国家的职能一样具有推进掌权者的权力和利益并对向它提出挑战的人实行镇压的性质，这些都仍然保持不变。“国家资产阶级”或不论怎样称呼它们，在这里虽不被看成是一个大的寡头阶级或阶层，但不管怎样它是一个特权阶级或阶层，首先是在享有权力方面拥有特权。 这一观点所包含的东西比这些制度的宣传者和其他辩护人所承认的东西要多得多。的确，共产党政权是受一个处于权力金字塔上层和最上层的“权力显贵”控制的这样一种观点，看来是恰当的和合适的。不过，这还完全不足以解释在这些社会中国家的性质、职能和动力。这是因为这种观点太强调掌权者的目的和动机，同时太低估他们是在集体主义的情况下运用和行使其权力这一重大的事实。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中，一直把最大可能的重点放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上面，特别是放在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中，当共产党人接管权力的时候，工业还是很少的。从一开始起就认为这种经济的发展理所当然必须是在国家的领导之下进行，国家的首要职能之一就是计划和组织工业企业，并为此目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在许多情况下对不愿接受这些措施的实行残酷镇压。毫无疑问，在这里，“国家”必须看作是包括党在内，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作用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就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有些是同一个人，加上党组织的活动如同党和国家的手臂一样，在目前情况下这方面没有提出什么特别需要分析的问题。 问题主要并不在于这一巨大的过程是同“权力和特权”的论点不相容的。这一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剧变之一，自然也是最大的有组织和有领导的一种剧变。这些制度中的许多掌权者主要是、或者完全是受这样的愿望所驱使，即利用国家来扩张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理由来掩饰这一点。这种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任何地方的掌权者为之驱使的目的必然是非常不同的，包括各色各样的人类动机，从最崇高的到最卑鄙的。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不管掌权者的具体动机是什么，只有同时为更大的目标服务，这些动机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这正是这些社会集体主义的强制力对国家职能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于不存在一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也不存在掌权者资本主义发财致富的机会，因此只留下某些选择的可能——实际从广义上，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包括国家促进提供社会服务和文化发展；国防自然也是由国家负责的；维护“法律和秩序“，包括为了镇压各种形式的不同意见而大大扩大警察权力，等等。 这里同样发生早先对“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共产党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究竟是“代表”谁和“代表”什么？ 最好的答案看来是，它不“代表”单一的阶级和集团，也不是这样的阶级和集团的工具。由于前面所述的种种理由，社会的集体主义性质使它不能成为这样的工具。相反，这种国家可以认为是“代表”集体主义社会或集体主义制度本身，而它的职能就是为那种按照控制这个国家的人所解释和规定的社会需要服务。 这个答案同持“权力和特权”观点的理论家的答案截然不同。按照这些理论家看来，必须把共产党社会的国家看成是“代表”“官僚”、“国家资产阶级”、“新阶级”等等的利益。 这个答案也不同于赫鲁晓夫（Khrushchev）时期给苏维埃国家所下的定义，这一定义至今仍然是对这个国家的正统说法，即苏维埃国家是“全民国家”，虽然这种不同没有上面所说的那种不同大。“全民国家”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招致许多问题。这种说法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辩解的色彩。问题之一是，它假定国家在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意义上具有“代表性”，而这种假定由于这种政治制度的性质，而不可能经受住严格检验。 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实际上就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是党的领导和处于党的最高层地位授人以权力去统治和运用国家权力为统治的目的服务。不象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墨西哥可能是个最明显的例外），共产党政权都是以其有高度组织性和群众性的政党为特征的，这些政党在这些政权中行使权力的作用是具有绝对的决定性的。它们大都是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在苏联和中国，党员数目已达到成百万以上。但是这些群众性的政党都具有金字塔结构的特征，权力极度集中在金字塔的顶端。 有些党的领导可能比另外一些党的领导更专制，权力更集中。但是所有这些政党都是权力集中的工具，而他们所声称的“民主集中制”常常是权力极度集中和下级机关勉强服从上级机关的修饰语。此外，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实际上总是垄断着政权，不管它们是象苏联那样只允许有一个合法的政党，还是象其他共产党国家那样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后者的存在从来没有严重地侵犯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实际上就是指它全面的统治地位。 在这一基础上，控制党的人也同时控制着国家，后者是他们的执行的和强制的手臂。党—国家也不受社会力量的约束，更不必说是受政治力量的约束，这些力量都是在党—国家之外的。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决定他们想要推行的政策时必须多少考虑到现存的社会阶级和集团，如果不这样做，或者算计错误，他们可能招致麻烦。但是，他们不管他们自己那个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而作出自主的决定的能力确实非常之大，而且常常是毫无限制的。斯大林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期间的统治是这方面的极端例子。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这种自主权受到共产党社会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结构的强制，这种强制在许多方面是很严厉的。但是，这种强制并不减少掌权者对他们所操纵的社会拥有自主权，这是个有争论的问题。 同样，除了在斯大林享有的那种完全优势的极不寻常的情况外，党—国家的领导人是受到内部的竞争与分裂、以及存在于金字塔顶端的派别和倾向的约束的，这些派别和倾向可能“代表”着一些特殊的利益，如军队和国防机构，管理人，或者“代表”着某些部分的管理人的利益而反对另一些管理人的利益，等等；基于思想意识上的不一致、不同代的人和不同的经验、以及一切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掌权者的分裂。这些都是对领导人的很实在的约束，甚至对下面这样的领导人也是一种实在的约束，这些领导人已经建立起优势的地位，但仍须小心从事，仍须安抚反对派或使反对派解除武装，或者借助盟友的帮助打垮他们，而为了打垮他们，这些领导人就需要对盟友作出让步。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下述事实：即这些制度下的国家对社会确实享有高度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在任何地方都基本不受国家系统以内或以外的机构和代理机构的约束，这些机构和代理机构是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66]马克思的这些话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结构的庞大计划，共产党政权迄今还没有着手进行这项计划。 [1]《马恩选集》第1卷第253页。 [2]《马恩全集》第11卷第109页。 [3]同上。 [4]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问道:“在特定的国家里，是不是存在一个广泛的社会阶层，在这个阶层的经济生活和政治主张中，……谋求做官——文官或武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接着他回答说:“在现代欧洲，这个阶层可以被认为是中小城市资产阶级，它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为数都不少”。他认为这个阶级有时能为统治阶级“制定法律”。（引自第212—213页） [5]我所认为的这种宿命论的例子，即N.波兰特赞斯（N.Poulantzas）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伦敦，1973年）。对此书的批评请看：R.密利本德的《波兰特费斯和资本主义国家》（见《新左派周刊》第82期，1973年11—12月）。对批评的答复请看：波兰特赞斯的《资本主义国家：答密利本徳和拉克劳》（见《新左派周刊》第95期，1976年1—2月） [6]季米特洛夫：《论统一战线》（伦敦，1938年）第12页、第110页。转引自M.约翰斯托恩:《托洛茨基和人民阵线》，见《今日马克思主义》（伦敦），1975年10月号，第311页。 [7]见托洛茨基:《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纽约，1971年）。 [8]《马恩全集》第7卷第67页。 [9]同上书，第37页。 [10]《马恩全集》第17卷第377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11]《马恩全集》第8卷第215页。 [12]同上书。 [13]《马恩全集》第7卷第48页。 [14]《马恩全集》第7卷第109页。 [15]同上书。 [16]同上，第116—117页。 [17]马克思1852年8月25日在《纽约每日论坛》发表的《宪章派》一文中达到了下面这个程度：“……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藏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宪章派》，见《马恩全集》第8卷第390—39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普选的态度逐渐不像过去那样持乐观态度，特别是在1867年通过第二个改革法之后（请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不列颠》[莫斯科，1953年]，这种情况在书中到处可以见到）。 [18]引自《“法兰西内战”初稿》，《马恩全集》第17卷第589页。 [19]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见《马恩全集》第18卷第179页。这次大会是在海牙召开的，而马克思的演说是在阿姆斯特丹作的。 [20]《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8页。 [21]同上书，第608页。 [22]同上书，第608页。 [23]《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9页。 [24]罗莎·卢森堡的评论，见第6章注[13]。 [25]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26]列宁：《社会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43—544页。 [27]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0页。 [28]列宁：《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74页。 [29]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30]同上，第203页。 [31]同上，第186页。 [32]《马恩全集》第8卷第216页。 [33]同上；第216页。 [34]同上，第224页。 [35]同上，第224页。 [36]同上，第225页。 [37]《马恩全集》第17卷第356—357页。 [38]同上，第357页。 [39]《马恩全集》第17卷第358页。 [40]见P.安德森:《专制主义国家世系》（伦敦，1974年） [41]《马恩选集》第4卷第168页。 [42]同上。 [43]恩格斯:《致康·施米特》X1890年10月27日），《马恩全集》第37卷第487页。 [44]《马恩全集》第8卷第166页。 [45]《马恩全集》第8卷第166-167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46]见《马恩全集》第31卷第209页。恩格斯接着说：“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一个没有英国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的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马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正常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把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宣布为自己的利益”。（同上，第209页） [47]见本书第185—186页。 [48]《资本论》第1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831页。 [4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全集》第20卷第302页。 [50]同上，第303页。 [51]同上。 [5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全集》第20卷第304页。 [53]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44页。这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5月的《真理报》上，请不要把它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该文发表于1920年）混淆。 [54]同上，第546页。 [55]例如文化领域。 [56]《马恩选集》第1卷，第255—256页。 [57]同上，第254-255页。 [58]《马恩选集》第1卷第270页。 [59]《马恩全集》第17卷第360页。 [60]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20页。 [61]同上，第723页，脚注[59]。 [62]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见《罗莎·卢森堡言论集》（纽约，1970年）第380页。 [63]同上，第382页。 [64]斯大林:《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北京，1956年版）第4卷第29页。 [65]“热月政变”：“热月”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七月十九日到八月十七日。资产阶级右翼集团在热月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党专政，建立热月党反动统治。——译者 [66]《马恩全集》第19卷第30页。
第三章保卫旧秩序（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三章保卫旧秩序（上） 一 在上一章我着重指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十分了解传统在形成工人阶级意识中的重要性，这当然是说，传统在形成这一意识中使得同既定的秩序作“彻底的决裂”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也必须指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重视这一现象，除了葛兰西是个显著的例外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认真地试图把意识的形成有助于使资本主义稳定和合法化问题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加以理论化，甚至没有认真地试图去认识这些问题。 这一疏忽可能与在政治理论方面的疏忽有关，后一点在导言里已经讨论过了。正如在政治理论方面一样，在以后的年代中，由于斯大林主义所产生的和所能够强加于其上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这一疏忽变得更加严重。斯大林主义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对于任何特定的问题都提供对当权的人来说是最简便的答案，这种做法不能促进对困难的和通常是棘手的问题迸行严肃的探讨。 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统治的理论仍然创立得很不完善。它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尽管危机四伏和矛盾重重，但却能够维持住它自己。它想要作出一系列的回答，但这些回答显然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它所凭借的一种解释是建立在国家是资本主义强制和镇压的工具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对许多政权、即使不是对大多数政权来说，强制和镇压不可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它们得以维持下来，第二种解释也说明不了这一点，这种解释说是“改良主义”工人领袖的出卖，因为这使整个问题留了下来，即为什么工人阶级允许它自己这样经常和这样公然地被出卖。 国家强制和镇压的看法以及出卖的看法都不算错；但是它们需要被糅合到一个更广泛的关于统治的理论中去，既包括“下层建筑”也包括“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大多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各个部分中找到，但是却从来没有恰当地糅合在一起。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就仍然是有严重缺陷的。本章的目的当然不是想要填补这一空白，而只是要指出既定秩序取得合法地位的一些主要途径。[1] 传统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它经常包括一大堆各色各样的思想和行动的习惯的方式。换句话说，在任何社会中不是只有一种传统而是有许多种传统:有些传统和另外一些传统更为一致，有些传统则不然。因此，就目前直接有关的情况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多数社会既有一个不同的传统，也有一个一致的传统；或者有好几个这样的传统。传统方式从来不都是一概保守的。 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传统的这种“多形体”性质并不是特别有用的。因为不管它采取多少种形式，但没有一种形式能够对通向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它所宣称的革命计划提供一个有益的途径。马克思关于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不管怎样减弱它的意义，仍然意味着同传统的一切形式进行决裂，并且必然要作为敌人、而不是作为朋友来对待这些传统。 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著书研究它之后还长久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事实，提出了一个对问题有讽刺意味的不同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在资本主义头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正是必须普遍改变资本主义所应对之负责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他们带着近乎狂喜的心情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 这里明显的含意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运动扫除资本主义面前所有的一切，包括不要多久就扫除曾经使它确立并发挥作用的力量。但实际上，改变传统并不会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断言那样彻底；其结果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显著。而且，资本主义很快就形成了它自己的传统，并且不断地增强这一传统。而这一传统是同遗留下来的旧传统熔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增添在旧传统之上的；而且这种旧传统为数还很不少。 《共产党宣言》发表仅几年后，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写道，传统像山一样压在人们心上；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这是马克思所一再重复的主要论点。的确，我们在《资本论》中发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两个极不相同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4]这个过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而加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把它自己打扮成自由的、没有约束的和等价交换的样子，大大地比它以前的生产方式更能够掩盖和模糊这种“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政治的观点中极为重要，因此对这个问题必须多说几句。 马克思关于交织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感知的不真实性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表象和现实相脱节、形式和实际脱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 “既然象读者已经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末，不言而喻，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5] 马克思接着继续说：“商人、证券投机家、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至于工厂主，“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倒的作用。”[6]但是这种完全颠倒，在一般形式下也发生在商品生产问题上，并形成如马克思在《资本论》著名的一段中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而这个“拜物教”显然影响着那些生产商品的人，即工人。马克思说，商品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7]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的商品的流通时，用更一般的形式谈到了这一点：“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8]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变得神秘起来。这种神秘因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的渲染而更加厉害了。而同时这也附带地指出了革命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任务，即促使资本主义现实的非神秘化。 但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还有另一种看法。因为他还相信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的影响，而“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好，因而最终必将导致“剥夺者就要被剥夺”的局面。[9] 马克思的这些话并不是自相矛盾的，只不过反映了一个复杂的现实的各个不同的和矛盾的侧面。在这一现实中，以传统和现实力量为一方，以变革力量为另一方，为形成工人阶级意识进行着不断的斗争。这些力量既不可能从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也不可能完全保住所取得的胜利。传统永远不会使别的东西完全不起作用:但也决不会很快被克服。对胜利的革命来说，问题是防止传统对它们的腐蚀，并防止它最终从内部击败它们。推翻一个政权不是容易的事，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推翻一个政权和宣布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毕竟比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要容易些。关于这一点，列宁和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他们各自领导的革命，是在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和传统习惯的威胁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使列宁的最后的年代投上阴影，疾病与死亡使他没有能够对此做比他可能做的更多的事情。毛泽东是比较幸运的，但到底幸运到什么程度还远不清楚。 不管怎样，传统方式在许多领域中的持久的和普遍的重要性是毋庸怀疑的，即使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非常迅速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某些传统方式是如此深入地交织在生活结构中，以至于不需要明显的支持或甚至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也可以或多或少地无限期地存在下去。说明这一点的两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宗教教义遭受迫害和民族感情受到压制。在多数情况下，传统是通过一个特定的机构网，如家庭、学校、宣传工具等机构，而得以维持和传播的，这些机构是积极地被包括在一个总的传播过程之中的。此外，没有―个明智的政府会想要消灭所有的传统。这样的想法既荒谬又可恶。 教堂是历史上第一个宣传群众的工具，它以传达信息为其职责（在好几个意义上而不是在一个意义上），一般是进行布道，要人们接受和顺从，而不是提出质问和造反。对于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这样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但这种说法无疑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一直反对宗教和教堂，而后者也强烈地反对前者。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有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0]这句话根本不能用以恰当地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宗教的许多不同理由，也不能恰当地判断他们为什么把宗教理解为一个历史事实，但正好充分地表明他们实际上对宗教的极端反对，认为宗教是影响工人阶级正确评价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弊病的障碍，因此“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11]“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1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早期马克思”的表述，但是这一总的看法现在也还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点的核心。这个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得更为精确：“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尖锐地抨击他们所遇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早期形式（及晚期形式）。在过去许多年内，特别是最近一些时候，有人曾经认真作出努力，企图通过某种调和的人道主义使基督教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无论在哲学上还是政治上这些努力似乎都成效甚微。这个问题当然同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东欧）企图结束同教堂的“文化斗争”并寻求同它们之间某种方式的谅解无关。 葛兰西对人民文化的关心和对这一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受保守的“常识”的渗透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宗教对人民的控制有关，与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传播他们自己选择的“常识”作为争取“统治权”的斗争的一部分有关。宗教决不是他所关心的“上层建筑”的唯一的部分，但是与人民文化有关的宗教却是他最为关心的。在二十世纪头十年意大利的背景情况下，这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方面，宗教作为阶级社会中保守力量的主要思想防线（或进攻线，在这里是一回事）的看法，同这类社会具有越来越大的怀疑宗教教义的性质显然是不调和的。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和这以前），宗教是不是具有像所说的“鸦片”那样强烈的毒性，是一个不能笼统回答的问题。宗教的影响对某些部分“人民”显然比其他部分“人民”要大得多，这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某些明显的例外以外，宗教现在必须被看成是一种对形成工人阶级意识作用不大的力量，而且肯定比其他许多力量的作用要小。 我的目的不是要在这里详尽地讨论这些力量，而只是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或可能是怎样看待它们的。这样的说明是需要的，因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多年来供群众消费的文化产品的思想意义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解释工作，更不用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事实上没有进行过这项工作。[13]葛兰西是了不起的，他强调对文化生产的每一个产品都必须重视，不管这个产品是多么平凡；他还坚持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上层建筑”的每一个领域里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的章节里论述了有关这一整个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年到1846年，但到1932年才出版（除与此无关的一章出版得较早外）。在题为《关于意识形态的生产》一节中，他们写道：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4] 正如我们很快就要论证的那样，这些提法在某些方面现在需要加以修正，但是至少有一个方面，这段话仍然是非常新鮮的，而且指出了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在这些社会的文化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了最大部分的产品，因此，很自然这些产品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助保卫资本主义的。 这一点说起来很简单：不管宣传工具的大量产品还企图做些什么，但是它总是企图帮助阻止工人阶级发展其阶级意识，并企图尽量减少工人阶级可能采取激烈的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任何渴望。企图这样做的方法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而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时期所取得的成效也很不相同，因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起作用。但事实仍然是“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也“同时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这个阶级确实企图利用这些资料来削弱对既定秩序的反对。几乎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都“拥有”电台和电视台这一事实也对这一点发生不了多大影响，虽然目的是相同的，即削弱对既定秩序的反对。这件事完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奇怪的倒是这件事的真相被弄得如此模糊，以致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来冲破迷雾——环绕着他们所进行的毕竟是属于非常重要的方面的斗争的这种迷雾。 也不是说“意识形态斗争”只在传统和信息系统进行的，有一些其他的方面并不包括在这两个项目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工作过程本身。对这一点马克思写下了他最尖锐的一些篇章——这方面，譬如说可以看一看他对分工制度的谴责，他指出这种分工“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并“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15] 分工是工作过程的一个主要方面，与分工有关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划分则是它的另一个方面，这同技能、职务、工资、生活状况和地位等都有关系：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腐蚀着工人阶级的团结。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非常等级森严的，更不用说是极权主义的了（虽然不光资本主义是这样）；工作中的服从成为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重要和普遍的因素——但却是复杂和矛盾的因素——这个因素的作用远远超出工作过程。它作为每日都存在的这一事实导致产生种种挫折，这就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补偿和放松，而大多数方式都决不是有助于阶级意识的发展的。 方式之一无疑是体育运动，或者确切地说是观众和商业化体育，其中有些形式已经在工人阶级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譬如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许多人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出门观看足球比赛，其中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而且一些足球队员、教练和管理人员从社会出身来看也多半是工人。没有另外一种公共活动方式能够吸引那怕是每个星期观看足球比赛的人中的一小部分。为数众多的人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同比赛、球员以及这个或那个俱乐部发生深刻的关系；而他们的这种关系，加上那些发通知和围绕着这件事的人，就构成一个体育文化，这是总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如在美国是垒球代替足球），这是一个重要的现代的现象，而广播和电视则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文化，像所有的其他群众性活动一样，对于体育有关的各种企业——从体育用品业、赌博业到广告业一一是一笔大生意，这是商界鼓励发展体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但是，不管是不是预先设计的，从体育企业和观众的关注中产生了重要的可以称之为文化效果的东西。这种效果的性质并不完全像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认为的那样显然是消极的。体育这个题目很容易使人产生过分简单化和冠冕堂皇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由于人民党人的热衷宣传的态度而得到过份补偿。实际上，从培育或破坏阶级意识的观点出发，体育文化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大大超过它现在所得到的。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体育社会学也许不是最迫切的理论任务，但也不是最可忽视的任务。 做出以下的假设是最容易的；工人阶级作为观众卷入体育活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很可能对于阶级意识的发展更加不利（共产党国家中体育的组织和作用提出了不同种类的问题）。但这样说有点过于简单，因为它建立在下面这样一个假设上，即：对于，比如说，利兹联合足球俱乐部的命运的深切的关心同战斗的工会理论和阶级斗争的追求是不相容的。这看起来并不合情合理，而无数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至于抱怨说这是“面包和马戏”（指统治阶级用小恩小惠麻醉人民的手段——译者），是不能代替对这个问题的严肃思考的。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和体育文化还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它们强烈地渗透着商业主义和金钱标准。这是公认为体育生活中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这很可能使人们更加能够接受这样的看法，即一般说来社会生活也是“正常地”和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商业主义和金钱标准的。在这个意义上，体育文化很可能有助于阻止人们知道还有一个并不是渗透着这些东西的社会存在。但是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文化生产中有多大重要性尚待推测。 ※※※ 前面引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提法在涉及今天的条件下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对过去也是一样），葛兰西的“统治权”思想也同样有这个缺点，至少对这个思想的一些解释上有这一缺点。 这一缺点包括对“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这一点说得过份，或者说对这一统治地位的作用说得过份。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至少“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这句话，在今天和在马克思写这句话时是同样正确的。但是，如果说“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则只是部分正确——这一点在国与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提法的危险性同“统治权”思想一样：它有可能导致对于针对“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多方面的和持续不断的挑战这一点严重估计不足；导致对这种挑战不管多么困难和处于何种不利地位都将对这种统治地位产生经常的侵蚀这一事实严重估计不足。 有助于说明这一过程的历史事实可以从十八世纪反对旧政权的思想斗争中去寻找。旧政权的思想变化趋势年复一年地几乎难以觉察；但是从1715年路易十四（LouisXIV）逝世那一年到1775年的变化确是很大的。造成这一点有许多密切相关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一大批大大小小的独立单位对旧政权的统治思想进行思想斗争的结果。正是他们把“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人为地联结在一起。 从更大的范围看，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权的思想斗争已经进行了一百五十多年；即使只考虑比较短暂的近五十年，情况也是很清楚的：为了简短起见称之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东西，尽管受到猛烈的攻击（来自自身方面的攻击也很不少），在这一期间力量已大大增强，无限地向世界各地延伸，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得无法估量。不管比预计的进程是怎样的缓慢得多和曲折得多，马克思的“老田鼠”还是在不断地掘洞[16]——而且达到了这种程度，现在真正的问题已成为它到底要它掘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这个社会主义将怎样实现。 无论如何，对“统治权”和阶级意识的讨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把下面这一思想包括进去：即斗争是在许多不同的战线进行的，并且一般是在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结构内部各现实机构、现实工作和现实生活中呈现的紧张和矛盾的基础上进行的。斗争的表现形式虽有千差万别，[17]但事实是的的确确发生了这种斗争。思想领域决不是完全由“统治阶级的思想”所占领：这是一个争夺得十分激烈的领域。 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是通过一些不属于国家系统的机构进行的。这一论点近年来遭到了路·阿瑟塞尔（LouisAlthusser）和其他反对者的反驳。根据阿瑟塞尔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思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事传播思想的很大数目的机构都不只是“意识形态机构”，而且是“国家意识形态机构”；后者必须同“国家镇压机构”区别开来。阿瑟塞尔列举这些“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有“宗教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不同的教堂系统）、教育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不同的公私立学校系统）、“家庭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以及法律的政治的（政治制度，包括不同的政党）、工会的、通讯系统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文学、艺术、体育等）。[18] 把所有这些都称作“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是基于对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混淆，或至少导致这种混淆；而重要的是不要混淆这两者的区别。 阶级权力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保卫其对“公民社会”的优势地位而行使的普遍的渗透一切的权力（为便于说明问题起见假设只有一个统治阶级）。阶级权力是通过许多机构和代理机构来行使的。有些机构主要就是为这一目的而设置的，如统治阶级的政党、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等。其他机构可能不是专为这一目的设置的，但也可为此目的服务，如教堂、学校、家庭等。不管是不是为此目的而设置的，它们都是统治阶级企图借以确保其“统治地位”的机构和代理机构。这一阶级权力通常总是受到来自被统治阶级的反对势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往往是通过同样的机构，有时也通过不同的机构来进行。头一种情况的例子是家庭、学校和教堂；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会等。有些机构被对立的阶级所“利用”的事实只能说明这些机构并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它们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舞台；有些为谋取阶级权力而设置的机构，也同样可以很好地起另外一种作用（甚至这两种作用都起到），例如使阶级斗争“常规化”、稳定化以及对它进行限制。但这也只能说明这些机构可以起到不同于建立它们时所预定要起到的作用，能够产生不同于预定要求它们产生的效果。 不管怎样，重要的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权力在某些重要方面不是通过国家行动而是通过阶级行动来行使的，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一些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此。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重要方面是通过国家机构行使的；同时国家在一切方面都是阶级权力的最后批准机构。但这是另一回事。我在这里要指出这一事实:即统治阶级在国家的保护下，拥有比被统治阶级大得不可比拟的能力来对“公民社会”施加自己的影响。下面这段引自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话对阶级权力的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说明。马克思在写到1849年“秩序党”的竞选运动时指出： “秩序党拥有巨额的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有支部，它以薪资豢养旧制度的一切思想家，它享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它拥有散布于全部小资产者和农民大众中不领薪的臣仆军队，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还远离着革命运动，把大财主看作是天然保护他们那种小财产和小偏见的人物。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作暴动者来惩罚，能够解雇叛乱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官吏、司书、一切在公民生活上受它支配的职员。”[19] 很明显，这段话里提到的许多方面今天需要修正、扩充或加以某些限制，许多更“现代的”办法应当增添进去。但是，关于这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看法仍然是有效的和重要的；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种类的制度，在那里阶级权力主要或大半是通过国家来行使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权力由国家“接管”或行使的极端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还有其他一些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极权主义统治。 在社会危机和冲突尖锐化的时期，阶级权力倾向于由国家接管，并且的确乐于让国家接管；这能够很好地表明：即使在“正常”的环境下，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接管了迄今为止由统治阶级行使的那部分职能，或至少比以往更多地参与行使这些职能。我在这里不是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显然这是事实，[20]而是指在意识的形成方面。 通讯技术的巨大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使得政府想用这些技术来试图影响“公民舆论”，更加直接地干预意识的形成。这是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来做的。从肯定方面说，现在有了政府的和国家的通讯企业，它确实在传播消息、观点、主张和见解，或对这些东西的传播施加影响；从否定方面说，政府尽其所能地阻止那种它们认为是“无用”的观点和消息的传播。使用这些手段和技术的范围，各国有所不同；但不论哪个国家都是很厉害的。 这个由国家控制的通讯行业不生产任何种类的商品，它的产品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只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像它的手段和技术的范围那样广泛。这些产品很自然地大都打上了遵命和有用的标记。“有用”指的是对维持稳定、使危险的思想丧失信誉和保持事物的现状等方面“有用”。国家现在大规模地介入意识行业，从而在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持久的思想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尽管如此，即使充分考虑到“国家主义化”的进程（这一点显然是必须的），也绝对没有理由把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不属于国家的机构说成是“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由于作为“公民社会”的产物的意识形态机构同作为国家机构的产物、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机构，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被抹煞了，许多对那些社会的生活极为重要的公共机构也就消失了。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点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适用；它对如何看待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机构一它们既同国家有联系，它们又独立于国家一也有很大的意义。正如阿瑟塞尔可能会说:这些并不是“天真”的讨论。 二 如果同意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和进行着非常重要的思想意识上的斗争（这一点在其他社会也一样），那么随之也应该同意必须对那些在反映这一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知识分子，给予很大的重视。 “知识分子”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名称。葛兰西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个“知识分子”。他写道:“在任何体力劳动中，即使是最低下和最机械的劳动，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技术条件，也就是说，最低限度的创造性的智力活动”；[21]他更加肯定地说： “没有一种人类活动能把每一形式的智力参加排除在外的，正如‘人类故事’不能同‘人类’分开。每个人在他的职业活动之外终究要坚持进行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艺术家，或一个风雅的人；他参与世界某一特定思想的形成，对道德行为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因而对维护或修改世界某一思想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导致新的思想方式的产生。”[22] 这一点大体说来是对的，而且指出了下面这一事实：即每个人在他（或她）的日常生活和言论中为其他人传达社会现实，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不论多么微小）帮助了这个现实的特性的形成。不过，葛兰西也说:虽然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起着知识分子的作用。”[23] 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认为是双重的：“组织作用和连结作用”。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表’行使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的次要职能”。换言之，它包括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面；一个是组织社会“统治”，另一个是组织政治职能。[24] 葛兰西说：“这样提问题的结果是相当地扩大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这是使人们具体地接近于真实的唯一办法”。[25] 这不是特别有说服力的。把“知识分子”的概念限制在葛兰西所提的两类和两个方面中的第一类和第一个方面，即限制在文化思想领域[26]，看来更少引起混乱，也不会有任何损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当谈到统治阶级的“分工”时，提出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27] 总的看来，按照葛兰西的公式，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代表”（虽然不完全是，一会儿将讨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谈到经济学家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在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这些经济学家把他们自己变成了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人”。[28]这显然除经济学家外，也适用于知识分子和思想家。葛兰西还把知识分子称作“正统事物的监护人”，这一看法相当精确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的确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从这个或那个方面监护、促进和巩固现有社会秩序的正统性。本世纪以来常常给人以这种印象，似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左翼异己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本身就是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在法国发明的，用来称呼（贬义地称呼）那些身为“德雷福斯分子”，并猛烈攻击诸如法国军队那样神圣的机构和对它的荣誉表示怀疑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马克思主义的估计是更为真实的。这种估计认为，大多数在资本主义社会能被恰如其份地称作是知识分子的人都是他们社会“正统事物的监护人”，更不用说这个或那个行业的专门家、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医生、科学家，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履行这一使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担当这一角色。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宣传，而且充分参与编造普遍性的幻想，这种幻想更早时被描写为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或是任何阶级的“虚假意识”，它有意无意地用普遍原则、神圣和永恒真理、国家利益等等来掩盖自己的局部利益。 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比这里所说的更复杂，甚至更模糊。首先，人们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29]这一思想后来被扩大为即使阶级斗争并未接近决战的时期，一些思想家也有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能性；而这一点近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执行“知识分子”任务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他们是作为“无产阶级化”的“总体工人”的成员来执行这项任务的，因此他们同工人阶级结盟并参加到工人阶级事业中去的问题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确实不是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是多少接近于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广泛得多的定义。 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正如马克思在上述引语中所指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或一些人）在危机时期可能特别容易“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水平。[30]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资产阶级中“无产阶级化了”的一部分人，“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31]这一点可能对“思想家”特别适用，但这也只是推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起了什么特别的“作用”。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有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为数甚多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很有影响，以至于在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中形成了他们自己非正式的“国际”。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同工人运动的关系问题，现在比在马克思的时代更为重要。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考茨基（KarlKautsky）写了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话，列宁在《怎么办？》中称之为“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考茨基说： “……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32] 列宁对这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有相当强烈的反响。列宁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33] 即使如此，列宁同考茨基的相似之点也给人以错误的印象。因为列宁对知识分子有个不好的看法，当然不排除有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他完全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应归功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对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个人主义、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容易走向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等等则持极端的批评态度。他还把他们对革命运动所抱的摇摆不定和动摇的赞助态度同革命工人的坚定和更为可靠的态度进行对比。这种“工人至上主义”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思想。根据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例如他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夕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表达的看法，无产阶级专政是指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士兵一起占领舞台，“专家”则在人民的“监督”下（和不信任的眼光下）为革命服务。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后，他的这一看法并没有改变。至于说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领导中起作用，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确有大量知识分子起着这一作用，但他们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确切地说是作为党员起着这一作用。不管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发展早期曾有何功绩，他认为这以后的知识分子是作为党员和通过党的媒介而参与为工人事业服务的。 这一思想被葛兰西进一步引申并表达得更清楚有力。葛兰西认为，“属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阶级的出现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为了取得统治权，工人阶级必须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组成这样一种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确是革命政党头等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些知识分子在提出和建立新的“常识”中起主要作用。但他们是作为党的成员起这一作用的，而党本身就是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他们是“现代君主”，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的“集体知识分子”。在这里又是革命的党执行着这样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它要把工人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这些说法和类似的说法很少能解决知识分子同革命运动的关系问题。而事实上这种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紧张点，或至少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紧张点，说得婉转一些，就是共产党实践中的一个主要紧张点。 知识分子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从列宁起到现在共产党领袖对知识分子的指令。这一指令可能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人们发问这一目标怎样才算达到时，问题也就产生了。这倒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主要得由党的领袖们来回答。在共产党的实践中，正是他们妄称他们拥有对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下定义的特权。对列宁来说情况倒有很大不同，因为他对这类事情主张要慎重。但在列宁以后，这已经成为共产党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事实上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征，也是毛主义的一个特征。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最权威的著作之一有下面这么一段话： “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34] 这个讲话虽然发表于1942年，但是在这前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工作和文艺工作所发表的许多讲话都表明了上述讲话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思想模式。这类讲话的重要之处倒不在于它们是否正确，或者它们是否确有什么意义，而在于是一种能够决定什么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等等的权威，并且把它的决定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强加的方式和方法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和在中国或古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但是，党的领袖或他们的代表的那种判定精神产品中哪些是“为人民服务的”，或哪些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特权，在共产党统治下却一直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 长期以来，共产党国家以外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坚持维护这种特权，虽然他们不可能强加于人。近几年来情况已经变得比较开放和比较变通。脑力劳动和艺术创作应享有自由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为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领导所承认和接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领导并没有放弃，的确，为什么要放弃呢？但是，那种认为他们和党的某些文化委员会应当对为人民服务包含什么和不包含什么下定义的思想已越来越使人怀疑，同样的，那种认为党（意味着党的领导人）有权在艺术问题上断定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和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的思想，也越来越令人怀疑。这种对与政治没有直接和明显关系的艺术和文化工作的比较放松的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直接与政治有关或政治上“敏感”的智力工作。总的趋势是明显地趋向于放松和容忍分歧。 另一方面，西方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党的党员一样，仍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行动，至少在涉及直接政治表态时是这样。这样做可能不会发生党的领导人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那种对党的政策的“背离”，但是这却使得严肃的和持久的辩论、特别是有组织的有明确纲领的辩论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就是这些党的弱点和缺乏内部民主的一个特征，它影响着并被用来影响所有的党员。但它对党内知识分子的影响比对其他党员要大，因为批评和探讨是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因素，或至少应该是这样。“民主集中制”对他们的压力已不像过去那样重，但还是很有份量的；一旦这些党上台执政，以及随着上台执政而出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就必定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和诱惑要求“绷紧起来”。 尽管如此，值得提出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不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在共产党国家中，它是由那些自称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并得发展的政权所决定的。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决定很不利，因为它是以遵命为代价的。对那些与官方持反对意见的精神活动的残酷镇压（对任何其他不同意见的镇压也一样）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或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镇压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性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只不过是宣传。 这种宣传是前面提到过的“思想意识斗争”的一部分，而“思想意识斗争”是阶级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斗争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同时进行的还有其他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国家起着主要的作用。我们的确不可能把这些斗争中任何一个分开，而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所有这些斗争。国家是旧秩序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保卫者。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转而研究国家的问题。 [1]这方面的讨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伦敦，1969年）中的分析为基础的，也是这些分析的继续。 [2]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54页。同时请注意马克思以同样的精神对于英国对印度的影响的著名描述，这种影响“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并使之“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恩全集》第9卷第145、148页）。 [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恩全集》第8卷第121页。 [4]《资本论》第1卷，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805-806页。 [5]《资本论》第3卷，见《马恩全集》第25卷第349—350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6]同上，第350页。 [7]《资本论》第1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88-89页。 [8]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9）》，《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145页。 [9]《资本论》第1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10]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页。 [11]同上，第二页。 [12]《马恩选集》第4卷，第493页。 [13]对这一分析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由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的，请看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关于评论不列颠儿童刊物《男孩周刊》的反动性的文章。见《新闻和书信》，《奥威尔论文集》第一卷（伦敦，1970年）。这篇论文写于1939年。 [14]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第3卷第52页。 [15]见《资本论》第1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399页。这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马克思写道：“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同上书，第534—535页）。 [16]“掘得好，老田鼠！”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恩全集》第8卷第215页。一一译者 [17]这些差别使马克思把下面二者区别开来具有更大的意义：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另一种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人们从这当中了解斗争并进行斗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恩全集》第13卷第9页。） [18]路·阿瑟塞尔：《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机构（调查笔记）》，见《列宁和哲学》（伦敦，1972年）143页。以上列举看来是多余的，因为考虑是否有被遗漏是困难的。 [19]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恩全集》第7卷第69页。 [20]见本书第99-101页。 [21]葛兰西：《狱中笔记选集》，伦敦，1971年，第8页。 [22]葛兰西:《狱中笔记选集》，第9页。 [23]同上 [24]同上书，第12页。 [25]同上 [26]葛兰西还有另一种重要的划分：“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划分也没有多大帮助。大体说来，“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是“新阶级”所需要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赋予这个阶级以同质性，并使其不仅了解自己在经济方面，而且还有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作用”。“传统的”知识分子是同既成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见《狱中笔记选集》第5页）。葛兰西心目中想到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主贵族知识分子，但是，当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对立以后，这些术语和概念就已变得无用了。 [27]《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恩全集》第3卷第53页。 [28]《资本论》第1卷，《马恩全集》第23卷第17页。 [29]《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30]《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31]同上。本书引用的英文原意是：“向无产阶级提供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译者 [32]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5页。着重号是考茨基原有的。 [33]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列宁同时指出：“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同上书，第247-248页） [3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毛主席还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同上，第813-832页）这样一个内容庞杂、模糊不清的指责，当然对知识分子就成为一个可怕的桎梏。知识分子的工作必然很容易被认为是犯了上述的这一条或那一条错误。
第二章阶级和阶级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二章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 斗争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核心。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所独有和特有的。不论哪种政治的概念，都反映了有关斗争的问题——如何遏制斗争或消灭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特点是它阐明了斗争的性质，以及它指出了斗争的必然结局。 在自由派的政治观点看来，斗争存在于那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方面。他们私下设想，斗争不会或无需摘得很深入，它可以通过运用理性和善良的意愿，以及准备达成妥协与和解，而受到“控制”。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并不是以另一种手段推行的内战，而是根据公认的程序，在一些党派之间不断进行讨价还价和调停的过程。而这些党派预先就已注定了他们是能够和需要一定程度的和谐相处的。这种斗争不仅对社会无害，而且有益；不仅是文明的，而且是促进文明的。这不仅是一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产生新思想、保证进步和取得更大和谐的手段，等等。斗争是“有实用价值的”，是一种稳定力量，而不是一种破坏力量。 马克思主义对待斗争的看法却很不相同。认为斗争不是什么有“问题”需要去“解决”，而是要结束统治和被统治的状态——通过整个改变产生这种状态的条件来结束这种状态。无疑，斗争是可以减弱的，但这只是因为统治阶级能够使用这种或那种手段——强制、让步或劝说，来阻止被统治阶级寻求解放。归根结底，稳定不是什么说理的问题，而是力量的问题。对抗是不可调和的，真正和谐的看法不过是一种欺骗或幻想，至少对阶级社会来说是这样。 斗争的参加者并不是作为个人的身份，而是作为社会集团，也即阶级的成员的身份。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写道：“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蒲鲁东的说法）就象下面这样的说法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1]某个阶级的一分子很可能感到他同其他阶级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对抗，而且阶级和阶级之间也可能具有变动性。但是，不管斗争是否发生，也不管斗争可能采取或不采取那些形式，阶级仍然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着。不把斗争这个概念解释为“爆发”，也不把它解释为某种稳定和谐进程的中断，这是重要的。自由派使用“斗争”这个概念往往具有这样的含意，表示有一个或几个“问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故弄玄虚。斗争是阶级制度所固有的，不可能在这个制度内得到解决。爆发、迸发、反抗、革命，只不过是持续不断异化和斗争最明显的表现，这表明了社会制度内部的矛盾正在增长，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正采取更加尖锐和不可抑制的形式。这些敌对的阶级被固定在统治和被统治的状况下，这种状况是无法避免的，除非通过生产方式的完全改变。 统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中心思想。不过，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并非“人类状况”的固有部分，正如斗争并非“人性”的固有特征一样。统治和斗争是阶级社会所固有的，是以具有明确、具体的特征的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它们根植于对人类劳动生产物的榨取和占有的过程之中。阶级统治不单纯是个“事实”；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或几个）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加强、扩大和保卫其统治而不断努力的过程。 焦点始终是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社会内部或人群之间存在着其他斗争——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斗争，等等。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抗争、冲突和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阶级斗争，或与阶级斗争有关。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这里且不去说它。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斗争是基本的、主要的焦点。 马克思自己对于他本人和恩格斯在把一切都归到阶级对抗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大大地低估而且令人误解地贬低了。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他的朋友魏德迈（Weydemeyer）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写道：“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2]虽然这可能是真的（这可能有一定意义，但意义并不大），但是，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阶级授予历史“剧中人”的荣誉状，称赞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力；正是他们比以前的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地阐明政治是阶级斗争的特殊表现。 古往今来，阶级斗争的参加者自然是不相同的，从“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直到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3] 与其他领域中的斗争所采取的千差万别的形式相比，阶级斗争的基础多少要简单一些。前面已经说过，斗争主要来源于统治阶级决心从被统治阶级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反之，被统治阶级则企图改变他们所处的被统治的地位和状况，或者全部结束这种地位和状况。谈到资本主义，马克思用这样的话来表达资本的所有者和控制者的必然要求，即从劳动力那里榨取最大数量的剩余价值；并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劳动者的企图：要么减少这种榨取量，要么结束这种制度。前一种选择包含企图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实行改良，后一种选择则显然包含超越资本主义制度。 阶级统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统治。换句话说，它有许多各不相同的而又互相关联的方面。反对这种统治的斗争同样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政治可能是这种斗争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但是，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说的，实际上这一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之中都包含着政治。阶级统治决不可能单纯是“经济的”或单纯是“文化的”，它必然始终具有强烈的和普遍的“政治”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政治采取了法律这一具体化的形式，对各种形式的统治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使之合法化。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支持那些“被许可的”东西，从而在他们的“生产关系”内外“许可”各种不同的和斗争着的阶级成员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资产阶级时代”，“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尽管这个表述含义不清并可能引起误解，但不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解释为已经或正在减少成两个阶级。他们的全部著作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意识到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还继续存在着其他一些阶级；他们并不期望这些阶级会简单地消灭。也不应当把这个表述解释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社会中唯一的矛盾。他们的确承认存在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而且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除阶级斗争之外他们承认还存在着其他的斗争。真正的重要之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家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章我曾引用过的那段系统的阐述中，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5]马克思宣称，正是这种关系揭示了全部社会结构“最深的秘密”和最“隐蔽的基础”，[6]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矛盾因素。情况是否始终如此，这是可以探讨的。而下面的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即关于资本家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斗争占首位的这种过于严格的论述，使得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曾经存在并仍然存在着其他阶级和它们的斗争的重要性；而且也使得他们一般地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最明显的是“中间阶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讨论。 不过，就政治方面来说，更加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说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这一点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对的？或者从根本上看他说的是否对？因为，人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把阶级布局日益“简单化”了，但却不一定会使这些不同的阶级变成敌对的阶级；或者，至少人们可能接受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这种对立状态，而不必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明确地赋予它以尖锐的、敌对的涵义。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接受阶级和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会产生矛盾，但却不一定会产生“敌对阵营”——这种假想的“敌对阵营”又引出了想象中的现实的或早期的战争状态。这自然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不可避免的信条是否正确提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总清算不可避免——总清算的结果将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的出现。[7]——是否正确提出了问题。 在考虑由此而产生的许多问题中，一个初步的但却是重要的问题是必需问：被称为斗争中主要的或次要的对抗者（不管什么性质的斗争）指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尔后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们，当他们说到“工人阶级”时，指的是什么？问题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不断使用这些术语，或许也正是因为经常使用这些术语，因此，它们的真正含意并不是它们使用时想要表明或所设想的那样清楚。要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现成的明显的答案决不是容易的事。事实上，很难找出马克思使用“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等名词的确切含义，而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没有多大进展。因此，首要的事情是力图澄清这个问题，并仔细鉴别其他对抗者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这是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显然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二 确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一个多么真实和多么重要的问题，这首先可以根据下面的事实作出估计:对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条件的。只有达到了某些条件，工人阶级才可以恰如其份地说是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在谈到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一段中，马克思提出了如下的论点：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8]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是在共同的斗争中才逐渐变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而这个斗争是以觉悟到自身的利益为先决条件的。它不同于仅仅是处于同等地位和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一批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进了一步，谈到了“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9]《宣言》并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10]不管正确与否，衡量这个阶级的政治标尺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而且这一直成为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基本论题。187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第一国际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中仍然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1]按照“工人阶级把自己组织成为政党”这个提法，它的意义是不明确的，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五章中讨论。值得强调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除非具备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能力，否则是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阶级的。单就这里面包含了意志和觉悟而言（显然是包含了的），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概念，既包含有“客观”决定的一面，又包含有“主观”决定的一面。可以归结为一点：没有觉悟，工人阶级只是一批人；当它有了觉悟之后，它才成为一个阶级。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觉悟”包括些什么的问题。 首先探讨一下工人阶级的“客观”决定的一面。对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这个重要的概念主要是指“生产工人”，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曾作过极广泛的论述。“生产工人”就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12]同样，“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13]“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能力才是生产的。”[14]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把“工人”的概念扩大到远远超出了产业的和工厂雇佣劳动者的范围。扩大有两个方面，首先，它包括了一大批根本不参加工业生产过程的人们，例如作家，或至少是某些作家。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15]换言之，生产工人的定义同他生产什么是完全无关的，问题在于这个工人是否生产剩余价值。[16] 其次，“生产工人”这个概念的扩展与实际生产过程有关。马克思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17]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扼要指出：“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8] 根据这个观点，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概念已扩大到远远超出产业工人和体力劳动者的范围。不过，这种扩大也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为这个名称现在不仅包括了白领工人和各种“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这还不是重要的困难），而且还同样包括了许多其他的人，诸如高级管理人员、高级行政人员，以及甚至资本主义生产中最高阶层的人们。“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工人阶级”，这或许是保守党人有用的宣传，——但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证明其合理，实是古怪。更加严重的是，按照这种论点，“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就会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明显要求的那种区分成为不可能。 这里需要一套有可能使其区分开来的标准——首先把“总体工人”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人群区分开来，并把“总体工人”中的“工人阶级”部分同其他部分再作必要的区分，比如说，把公司的执行人员同工厂工人区分开来。马克思本人部分地提出了所说的这种区分标准，但是没有说透。在上面引自《资本论》的那个段落中，他是在谈到“总体工人”中那些完成“附属的职能”的人时提出了这个标准的。“附属”这个概念在这里是很重要的，虽然其他的区分标准也可能与此有联系，例如收入和地位，通常都与此相联系。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是“总体工人”中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生产剩余价值，处于附属地位，在收入的等级中处于最低等，在所谓“受人尊重的等级”中也处于最低等。 这种描述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别的描述同样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中一个包含在阶级这一概念本身之中的问题，这就是“不纯一性”的问题。像所有其他阶级一样，工人阶级也由于一系列的差别而分成许多不同的阶层，这些差别依时间和地点而有所不同，但至少某些差别是始终存在的。根据现在的描述，主要的差别存在于以产业雇佣劳动者为一方（他们自身又有很大差别），和以“白领”和“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为另一方之间。后两个词显然包括职业和等级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别的各种人在内。 另一个在讨论阶级时不断提起的问题是:从哪里“断开”？也就是定出一个必要的和适当的点（如果这样的点是可以找到的话），以便画一条线把上面提到的“工人”同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从事各种技术的、脑力的、监督和管理任务的“工作人员”区别开来。前面已经指出，这些人确实都是“总体工人”的组成部分，但是否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欲值得研究。这绝不是什么学究式的命名问题，相反，从政治战略和同盟军方面来看，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就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工人阶级”基本上是由产业雇佣劳动者、工厂工人和“现代无产阶级”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后继者认为，这些就是“工人阶级”，或至少是工人阶级的“核心”。为了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这就很够了，如果我们在讨论政治同工人阶级及其政治代理机构的关系等问题时，充分估计到“工人阶级”这个名称引起的许多问题的话。 必须把“总体工人”中的中间阶层同马克思有时说到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区别开来。[19]后者包括了很大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上往往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店主、手艺人和手工业工人小农和中农等等。换句话说，包括为数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从他们还没有成为挣工资和薪金的人这点上说，他们还没有“无产阶级化”，因而不属于“总体工人”之列，尽管他们的确在履行一定的经济任务。 其次，必须把这些小资产阶级同大批的、日益增长的从事行政、警察和军队职务的国家雇员区别开来。[20]根据前面提到的阶级划分标准，这些国家雇员既不属于工人阶级，也不属于小资产阶级。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单独的阶级。他们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而同其他阶级区分开的，这一点一会儿就将讨论到。 在简要列举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参加者之后，还剩下一个资本家阶级。马克思把它称作资本家阶级是因为这个阶级通常占有并掌握生产资料和经济活动手段，他们是资本主义企业中巨大的制造业、金融业和商业的“利益集团”。但是，“资本家阶级”现在已大大超出了这些“利益集团”，它包括大批代表这些“利益集团”而从事某种具体职业和其他职务的人。这些人由于收入、地位、职业、身份等等原因，在各个方面同资本家阶级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混杂体，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中被称作“统治阶级”。这一概念需要进一步讨论。 前面已经提出但还需要加以强调的一个论点是：资本家阶级或资产阶级（这两个名称这里可以互换使用，除非文章有特别规定），从他们的作用、社会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来说，是一个“不纯一”的阶级，它包括许多不同的成分或“部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使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的时候，也决不会使它们之间的差别模糊起来。在许多问题上，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或多或少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使得它们有可能采取多少是比较一致的政治态度。而当阶级斗争尖锐化，“船在下沉”的时候，就肯定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个阶级的经济上的分裂仍然存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分裂也仍然存在，只是依各国情况而异。这些分裂的重要性，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个问题一一这个问题在谈到工人阶级时就曾遇到过，在这里又提出来了，即“断开”点的问题。这个点应是资本家阶级的终点，又是小资产阶级的起点。马克思指出：“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21]这一点在这里当然是正确的。“资本家阶级”这一概念，既包括雇佣一打工人的小企业家，又包括雇佣成千上万工人的公司老板。显然，这样的概念还有待于改进。对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回答，要决定谁应当属于资本家阶级，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程度的武断。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已成为老生常谈的那个问题，即所有权与管理或所有权对管理，以及出现了一个日益扩大的经理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这一概念的问题。这些经理们管理着经营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单位，但他们所管理的财产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归他们自己所有的，有时甚至完全不归他们自己所有。 这里没有必要复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22]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经理阶层——马克思已注意到这个阶层的一些最初表现形式，[23]——的确是先进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和日益明显的特征。先进资本主义所表现的所有权同管理的分离（当它确实表现出这种分离时），在任何实质性方面都并不影响资本家企业的原理和动力。经管企业的那些人，不论其是否拥有企业，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他们那个企业的最大限度的长期利润和资本积累。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不是企业主的经理们同企业主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二者来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活动的迫切需要和客观上决定了的需要所加给他们的强制力。情况既然是这样，完全有理由说，“资本家阶级”——不管这个阶级的成员是否拥有企业，它是一个处于经济阶梯中的上层，并且控制着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阶级。鉴于不拥有企业的经理们同其他人之间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差别也微不足道，我们就更加有理由这样说了。 ※※※ 这些阶级都卷入在其中的阶级斗争，是在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发生的。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理所当然地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注意的主要对象之一。另一方面，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这些斗争深刻地受到而且往往是受到外国势力的决定性的影响。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情况都是这样，不过这一点现在显得更为重要。因为，随着资本主义之间相互联系的日益増加和“国际化”的进展，使得国家疆界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与时代经济不合的东西。但是，民族国家仍然存在，冲突是在它的国界之内发生的。 这里产生了一、两个更初步的问题。什么样的冲突？说到阶级斗争，它是用比喻的手法来谈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因为作为实体的阶级并没有参加到斗争中来，参加进来的只是它们的成员。而这些相互斗争着的阶级的绝大部分成员直接被卷入斗争的情况是极少的。在多数场合下，矛盾是在一批人之间以斗争方式解决的。他们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却不一定就代表这个阶级。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阶级斗争？阶级对抗总是采取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剧烈的程度和范围也有很大的不同。通常它严格地限制在一些眼前的、具体的和“经济的”要求上，形成雇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正常”类型；罢工就是大家熟悉的这种类型之一。阶级斗争也可能在“文化”领域中进行，这方面的斗争的确是长期的:在传播不同的和对立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观点方面，存在着长期的斗争。阶级斗争也可能在“政治”领域中进行，并使得现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安排都成了问题。当然，阶级斗争既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又可能采取暴力的方式；并可能由这一方式变为另一方式，或由这一水平变为另一水平。 各种阶级斗争形式和水平之间的区分当然不是人为的。但是，把“经济的”或“思想的”这样一些标签加在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上面，却是一种误解。因为阶级斗争中的任何事件，不论其大小，都包含了并表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斗争的任何事件都是一种经济的、文化的（或思想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生活现象持久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持久的阶级斗争之中”这样的一种的主张，予以强调，是更加重要的。 ※※※ 前面所勾画的阶级现象只涉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这种勾画以及有关的主张，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如“第三世界”国家（在使用“第三世界”这一名称时，带有前面已提到过的那种保留），而更成问题的则是共产党世界的那些国家。正如第一章中所指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那些峡口和短处，在涉及这些其他形式的社会时，变得更加严重了。无论如何，我在这里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就这些国家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比，作一些粗略的评述。 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很清楚，阶级关系通常也是它们的生存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包含在这些关系中的阶级同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在某些主要方面却是不同的，或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同样清楚的是，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部分地由于其他原因，由这些阶级关系产生的阶级斗争采取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遇到的那些形式。 这些国家的发展，由于曾经受到殖民主义和外国资本直接和间接的统治而变得非常畸形，而这自然要在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反映出来。但是，这也意味着主要是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形成并适合于这一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应该使之适应于这些被列入“不发达”这一概念之中的非常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情况之一是，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土生土长的大资本家阶级，因为主要的工业采掘、金融、商业等企业，差不多都归外国利益集团所拥有和控制。当地的资本家阶级经济上往往倾向于在中小企业中扎根，而且部分地还依赖已在这个国家站稳了脚跟的外国利益集团。与此相适应，工人阶级同农村人口比起来相对地处于少数，他们一方面集中在许多大企业中，另一方面分散在大量的小企业中。 实际上，大批工人具有农民的特性，而这些国家的主要“生产关系”就是在于许多不同形式和不同联系的地主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也意味着这些经济中的阶级冲突是在非常不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采取了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很不相同的形式。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分析这些冲突时是无效的。但是，须须十分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对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模式，简单地移用到那些资本主义具有很大不同性质的国家里，是危险的。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共产党国家，甚至需要更加充分地加以强调。因为近年来有一种趋向，即声称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范畴对苏联和东欧的制度也非常适用，而这种趋向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鼓励。他们声称这些国家“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给这些国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就足以表示它们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是:那里的“国家资产阶级”即使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完全相同，至少也是相类似的。这个阶级以同样的方法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就象工人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一样，甚至比这更厉害。正因为这样，这些制度同样容易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只有凭借残酷的镇压，才能遏制这种斗争。”[24] 这些社会中存在着斗争和镇压，这是不成问题的。存在着财力、地位和权力的差别，这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认为可以把这些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那就很成问题了。这些社会都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在那里不存在一个实际上拥有经济活动手段的阶级，在那里控制这些手段的可能性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些就足以表明任何这样的等式都是武断的、骗人的；与其说是分析，毋宁说是在搞宣传。不管在这些制度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是否称作是一个阶级、一批高贵人物、一批官僚，还是称作别的什么，都不能用分析先进资本主义社会或不发达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办法去分析这些人，也不能用同样的办法去分析这些集体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我打算以后再讨论这一问题，这里只想指出这种情况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并重申这一观点，即迄今为止就马克思主义的“疑难问题”所作的讨论是非常不够的。现在我将就这些“疑难问题”中的“阶级觉悟”问题进行讨论。 三 是不是只有当阶级已经具有某种觉悟，才能“恰当地”说它是一个阶级？很清楚，觉悟这个因素在政治的术语中是至关重要的。“阶级觉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素。然而，有必要重申这一论点，即在这里，没有解决的困难比这个名词的现成用法可能出现的困难要多得多。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阶级觉悟可以理解为某一阶级的成员意识到了自身的“真正”利益。不过，“真正”的利益这个概念本身就需要阐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问题涉及资本家阶级和资产阶级时，通常是最不复杂的。资本家阶级的真正利益大概就在于维持和保卫资本主义。它在这方面的阶级意识是很容易达到的。历史事实表明，特权阶级至少在这点上是始终彻头彻尾地具有阶级意识的。另一方面，对阶级的利益有清楚的认识，并不表示对怎样才能最好地保卫这些利益也有清楚的认识。历史事实也表明，特权阶级在这方面往往目光短浅，因而需要有一些机敏、熟练的代理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并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以减轻他们主人的目光短浅，即使不能克服这种目光短浅。[25] 还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之所以产生错误意识是有理由的。这倒不是因为它不能理解自己的真实利益，而是因为它宣称并相信这些局部的、阶级的利益具有普遍的非阶级的性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这段话时，主要想到的是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的斗争，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在旧秩序下为争取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也为争取理性上的优势所作的长期斗争。对马克思和思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恰恰是试图使那些只不过是有限的、阶级范围内的思想和利益“普遍化”并赋予它以“理想”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轻蔑地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词，用以表示这是对现实的虚假描绘。同时，他们并不持有这种庸俗的见解，即这个虚假的描绘必定是有意这样做的。蓄意的欺骗的确是有的，凭借这种欺骗，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充当这个阶级的“理论家”，并试图使被统治阶级相信那些思想和原则具有普遍的正当性；其实这些思想和原则连代言人自己也知道是局部的、有阶级局限的，但是对维持某种社会秩序却是有用的。不过，除了这种蓄意的欺骗，也还有许多，或许更多的是自我欺骗，这就是，就那些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和那些为统治阶级说话的人来说：他们确实相信他们所维护的思想和理想是普遍真理，因而决心为它们进行更强有力的斗争；如果必要的话，进行残忍的斗争。 这里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个观点不应当也应用于工人阶级呢？换言之，为什么要认为并断言工人阶级是个“全体的”阶级，它们的利益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曾经这样主张过，而且这一点迄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许多方面和许多细节，需要仔细考虑和研究清楚。但是，答案的根据是：工人阶级不但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历史上唯一不靠压迫和剥削其他阶级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的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7]的确，无产阶级一经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28]至今发生过的一切革命，由于造就革命的那些人狭窄的阶级利益，在范围上必然都受到了限制。反之，“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马克思又说:“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9]同这一点有关的是，为了加强工人阶级是一个“全体的”阶级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以全社会的名义行动的阶级，是唯一能够搬掉一切障碍中最大和最严重的障碍，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便使其自身得到无限发展的阶级。这些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一个有趣的和重要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很关心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面，很多问题是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可以理解为了解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要求着推翻资本主义；这种了解也可以看作是下决心去推翻它。就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就是革命觉悟。 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对革命觉悟这个概念作任意的解释，并且可以争辩说那些不表示赞同这种或那种思想、方案、战略、党派或别的什么的人，不可能被称为是“真正地”或“实际地”具有阶级觉悟。但是，认识到下面的情况是重要的：马克思本人在解释这个概念时并没有为它规定任何这样的特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个概念只是一个总的概念，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他们并没有作任何更明确的解释。实际上，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强烈地反对那种认为应该有一整套思想对革命觉悟作出具体规定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30]他们还坚持认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31]许多年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工人阶级“并没有想pardécretdu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马克思甚至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32]不久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的内部通告中又指出，国际的章程给了参加国际的各组织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纲领，“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33] 这个总的看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谈到革命觉悟时，它意味着，至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个概念并不要求对某个特定公式采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标志的那种虔诚和无条件的信奉。的确，他们甚至决不主张具备阶级觉悟需要信奉某种被明确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的气质表明，他会感到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34] 不幸的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变成了根本不是可笑的事情。因为许多方面都曾企图，现在仍企图作出严格的规定:只有相信这一系列问题的才算有革命觉悟，而相信另外一系列问题的就不算有革命觉悟。这样做的结果是把阶级觉悟变成了教义问答式的正统观念，背离或不同意这些观念就成了严重的或该受惩罚的错误。另一个结果是大大提高了这些正统观念的维护人的作用，即党的领导人和他们所任命的那些人的作用。其理由是：如果革命觉悟是可以这样精确地给它下定义的话，那就必须有一个权威来给它下定义:并由他决定应该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对这个定义作出修改。 甚至把阶级觉悟这一概念当作某种可以“达到”的东西，这在含义上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意味着达到一种状态，占有一件东西，或至少它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使阶级觉悟这一概念失去了它的动态的性质，剥夺了它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性质。这个过程是不断变化着的，不但可以前进，而且可以倒退，无论如何不是直线发展的。换句话说，革命觉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天恩所赐，一旦达到，就是完美无缺的和不可改变的。它是对社会秩序的本质的某种了解，和对这种社会秩序需要做些什么的某种了解。因此，它包含着许多紧张、矛盾、不确定的东西、可以争论的问题，以及错误和倒退的可能性，至少这些都是实际上始终存在的。 可是，这些限定并没有使阶级觉悟这一概念（就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上讲）丧失重要的和特有的含义。因为，它毕竟表示信奉对社会实行革命变革的理论，必须做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以及他们一贯坚持的那种对传统的财产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深入到内心深处”。阶级觉悟的这一含义并不随之包含对工人运动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特定的回答，但它确实包含某些明确的观点，并确立了某些固定的分界线。如此而已。 ※※※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马克思主义者所始终关心的阶级觉悟当然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可以这么说，工人阶级同阶级觉悟的关系，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在这样做以前，有必要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并不只是无产阶级可以有阶级觉悟。还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35] 半个世纪后，列宁在谈到“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时重申了这一看法，并指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6] 资产阶级部分成员（不论是不是知识分子）“阶级背叛”的这种例子，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对目前的讨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其他阶级的阶级倾向问题，特别是前面提到过的“总体工人”中的中间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倾向问题。 关于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的来说是严厉的。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看法已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可。历史发展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只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这意味着“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倒转。”[37] 这种性格描绘虽然可能有点简单化，但它十分精确地指出了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所持的一般立场。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直是有组织的工人的凶恶敌人。这些人不愿意同工人阶级联合，然而却常常同威胁着他们的经济生存的大资本利益集团结盟。这个“中层”等级有可能被某次工人运动争取过来和接受安抚，但是很难期望它的成员会根本上改变深深地根植于其经济和社会条件之中的阶级意识。正是这种阶级意识使他们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 至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人数越来越多的从事技术、科学、管理和文化工作的人们，情况就很不一样。这个“新工人阶级”——人们一直这样称呼它，正被拉向相反的方向。按照种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标准，它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似乎有可能进入社会金字塔的较高层。另一方面，这个阶级经历了逐步“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从他们是靠工资生活并处于被统治地位来说，他们是“总体工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他们也学会了依靠集体组织和集体行动来保卫他们这部分人的利益。在发展他们的“阶级意识”方面确实存在着障碍，但不是不可逾越的，也不是特别高；而这种情况，对政治方面确实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总体工人”中的这部分人同其他工人阶级之间的有机联系，必然会对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性质和效果造成相当大的不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最重要的空白，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最重要空白。 ※※※ 然而，真正的大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应当有或应当提高革命的阶级觉悟，即认识到它必须消灭资本主义以求得自身和社会的解放？为什么它不应当拒绝革命的号召，按照那种被列宁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人描绘成不过是“工联主义意识”而在自由的资本主义范围内寻求各种各样的改良？这些问题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或据说已经普遍地选择第二条道路，而坚决地拒绝实行马克思主义为它规定的革命任务。 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这类问题早有了回答。当讨论到德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时，马克思问道：“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他接着说：答案“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38] 这个阶级，马克思说，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4年）一书中仿佛在预示后来的发展和目的，他们写道:“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39] 马克思早期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和“使命”表述为解放的动因，这无疑是打上了相当重的黑格尔的印记，也就是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担任的角色几乎同黑格尔指派给理念的角色相同。但是，即使在这些早期的表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已认为无产阶级注定要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因为革命是使它摆脱压迫、剥削和现存社会强加给它的异化的唯一办法。现存社会的这些特性是这个社会所固有的，是这个社会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因而只有消灭这种社会秩序本身，才能消除这些特性。根据这一观点，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并不是由任何超历史的力量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强加给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的具体条件决定的。 对此，有些人往往争辩说情况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马克思主义者们，从马克思本人起，却始终强烈地倾向于低估资本主义在生活各领域广泛吸收改良的能力。 尽管这可能是真的，但它未驳倒一个现实的论据。这论据就是:虽然资本主义能够在许多方面吸收改良，但它不可能做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和不使人兽性化；它不能创造真正人的环境，尽管它自己为这种环境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这仍然没有回答反对的理由，即为什么在经历了一百多年以后，工人阶级还没有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者所期望于它的那种阶级觉悟，并使自己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对这个问题需作更深入的考察，因为它与阶级觉悟的含意和工人阶级都有关系。 在这个讨论中存在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混乱因素，即把革命觉悟和起义的决心等同了起来。工人阶级缺少起义的决心被机械地看作是缺乏阶级觉悟的表现。但是，这恰恰是把并非具体构成阶级觉悟内容的东西武断地称作阶级觉悟，马克思从来没有这样想这样规定。阶级觉悟和革命觉悟最终必须包含起义的决心，这是很有可能的。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教条地对待这一点，并且允许某些可能的例外，但他确实相信消灭资本主义要靠暴力去推翻。具有起义的决心应当被看作是革命觉悟的最终扩展，看作是由特定的、大部分是不能预见到的情势所产生的最后的战略表现形式。工人阶级只是在很少情况下表示过有很大的起义决心，而在某些国家中则从未有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并不是缺乏阶级觉悟的决定性的表现。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资产阶级制度的宪法和政治机构寻求特定的和部分的改良，也不是缺乏阶级觉悟的表现。马克思自己就曾热情支持过寻求这样的改良。关于这一点，可以追溯到1864年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欢呼“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这类改良，说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40]恩格斯也毫无异议地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作的议会的、选举的和相当具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努力，尽管他有某些保留一一对这些保留不应夸大。[41]至于列宁，他的全部工作就蕴含了坚决支持为各种各样局部改良的斗争，包括最有节制的“经济上的”改良在内。正因为这样，他才经常轻蔑地抨击那种对待革命斗争要么革命、要么什么也不做的态度。这种抨击在192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达到了顶点。 问题不在于对改良的支持。因为把这种支持称做是“假觉悟”之一例，这同把缺少起义的决心等同于“假觉悟”是一样的武断。真正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改良，期望通过改良达到什么，除改良之外还追求什么。列宁所说的“工联主义意识”（他把这种意识同革命觉悟相对立），是一种除局部的改良外不再越雷池一步的观点，它只满足于寻求改良而不寻求消灭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深信工人阶级终将要求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局部改良。换句话说，它终将获得这种“阶级觉悟”，要求通过彻底的、革命的变革，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基础之上和具有不同目的的制度。 根据“阶级觉悟”和“革命觉悟”的某些含意，这种信心很可能相当于C.W.氵弥尔斯（C.WrightMills）称之为只不过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工人玄学”。但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们的解释，它是不同于“工人玄学”的。这种信心完全是来源于：深信工人阶级面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缺陷、掠夺和矛盾，将起来消灭这种制度，支持一种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制度，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42] 这些主张遗留下许多可以争论的问题，但并不存在什么“工人玄学”的问题。像列宁就确实很少有这种“工人玄学”，以至他在1902年率直地说过“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43]列宁的说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可以说，在这个时期，记录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这两个方面情况的一份严谨的材料表明，期望工人阶级（和“总体工人”中的其他部分）要求根本变革的决心日益增强，这决不是没有理由的或“形而上学”的。 马克思和任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都不曾对下面的情况抱有任何的幻想：工人阶级在达到这种阶级觉悟的道路上必须克服巨大的障碍；在冲破葛兰西称之为时代的“常识”的迷雾中，存在着各种困难。他们清楚地知道，正如马克思1852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4]指出那些与此利害相关的人们将作出巨大的努力，以便使这种传统的压力变得更重些。下面我打算讨论那些阻挠和妨碍工人阶级获得阶级觉悟的障碍的性质。 [1]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见《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220页。 [2]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以下简称《马恩选集》），第4卷第332页。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恩全集》第4卷第46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估计历史的某个阶段可能导致“各阶级同归于尽”，而不是不可抗拒地引导到另一个阶段。这个估计值得注意。 [4]《马恩选集》第1卷第251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见《马恩全集》第25卷第891页。 [6]同上，第892页。 [7]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从巴黎写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报告说，在同其他倾向支持者的论战中，他“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马恩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19页。 [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恩全集》第4卷第196页。 [9]《马恩选集》第1卷第260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10]同上，第273页。 [11]《马恩全集》第17卷第455页。 [12]《资本论》第1卷，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556页。 [13]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见《马恩全集》第26卷（1）第142页。 [14]同上，第142页。 [15]同上，第149页。 [1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见《马恩全集》第26卷⑴第148页。 [17]同上，第444页。 [18]《资本论》第1卷，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556页。 [19]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英国存在“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它们“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见《马恩全集》第25卷第1000页） [20]从事于政府部门、国有化工业、公用事业等经济活动的国家雇员，则并非这种情况，他们显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21]《资本论》第3卷，见《马恩全集》第25卷第1000页。 [22]对这一争论所作的有益的、最新的全面评述，请参阅M.泽特林（M.Zeitlin）：《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大公司和资本家阶级》，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74年，第79卷，第5期。 [23]马克思根据联合股份公司的成立，在《资本论》中说到“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并说到“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引自《资本论》第3卷，见《马恩全集》第25卷第493、496页。） [24]C.贝蒂尔海姆（C.Bettelheim）所著《论苏俄的阶级斗争》（巴黎，1974年）是这类断言中最明确的新近例子之一。对此书的评论请看R.密利本德（R.Miliband）：《贝蒂尔海姆与苏联的经验》，载于《新左派评论》，第91期，1975年5-6月号。 [25]见本书第4章。 [26]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恩全集》第3卷第54页。 [27]《马恩选集》第1卷第262页。 [28]同上，第273页。 [29]同上，第271-272页。 [30]《马恩选集》第1卷第264页。 [31]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64页，马克思在其所著《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一书中，轻蔑地谈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时，说他们“把未来历史过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理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信奉着现有社会主义体系，信奉着空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到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见《马恩全集》第7卷第104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32]《马恩全集》第17卷第362—363页。 [33]见马恩全集第18卷第36页。1870年马克思在给他的女儿和女婿的私人信件中告诫说：“在国际协会中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标签’。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比较多，有的幻想性比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见《马恩全集》第32卷第658—659页） [34]下面的事例是偶然造成的：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第一个“发明”马克思主义是政治纲领和工人运动的政治学说。M.鲁贝尔（M.Rubel）对这个论点作了过分的但却是有学术水平的陈述。见M.鲁贝尔所著《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巴黎，1974年），特别是该书的第一章。 [35]《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36]《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37]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等地，甚至是更严厉地对待“流氓无产阶级”，称他们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其中大多数可能成为“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同上，第262页） [3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14页。 [39]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恩全集》第2卷第45页。 [40]《马恩全集》第16卷第11-12页。 [41]见本书第86-87页。 [42]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恩全集》第17卷第362页。 [43]《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44]《马恩全集》第8卷第121页。
第一章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第一章导言 本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对为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进行初步讨论，或许是开始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 第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本身。马克思死于1883年，而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附带说一句，他本人从未用过这个名词）后来被大大扩展了，首先是由恩格斯扩展了。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十二年，这是极其活跃和富于创造力的年代。其次是由那些从那以后直到今天的另一些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人物扩展了。这些人物中最杰出的是列宁。列宁的继承者们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这不仅表明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而且宣告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即以马克思为一方的马克思主义和以列宁为另一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多么紧密。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在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政党的任务，这个问题是特别有争议的。 在某种程度上，在涉及所有在马克思之后用言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影响的主要人物时，也发生同样的问题。这决不是什么“学院式的”问题。相反，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它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的事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甚至爆炸性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后果的问题。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时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同从马克思本人起所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关于政治著作的性质有关。这些著作大多是特定历史事件和特定环境的产物。而在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对政治理论的探讨不仅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断的，而且往往是其他著作的一部分〔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在不同水平上，还有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葛兰西（Gramsci）和托洛茨基（Trotsky）等人的著作〕。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些最基本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列宁的《怎么办？》和《国家与革命》，情况就是这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政治著作很少有不是这种情况的。[1] 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要贬低这些著作的重要性和兴趣，而只是要指出，在所有最伟大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除葛兰西有部分例外外，没有一个人曾经企图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有必要试图写一篇“政治学专题论文”。鉴于他们全力从事政治斗争和他们全都重视理论的事实，这一点是很独特的，决不能看作是一种偶然现象。实际上，这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含意和地位有关，需要在本章后一部分单独进行讨论。目前，必须指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最杰出的继承人没有系统地建立有关政治学的理论，这实际意味着需要从构成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片断材料中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显然这将导致下列的危险，即在选材和选择着重点方面采取武断的态度。这一危险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所形成的对问题作极端片面解释的强烈倾向而加重了。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不是很少的。承认这一危险比较容易，而要避免它却更困难。但是必须尽最大努力去避免它。 同时，必须承认，我刚才称之谓“马克思主义主体”的东西，对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另一个必须记住的困难。其中的一个局限性是：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和理论问题采取了完全缄默和极端敷衍的态度。从一个段落、一个短语、一个暗示或一个隐喻中所能挤出的东西是有限的。在论及过去五十年来的整个政治经验时，这一点特别明显。因为根据这些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加以理论化的任何尝试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直接涉及这些问题时从来就是缄默的。不管怎样，马克思在1883年就逝世了，恩格斯死于1895年，罗莎·卢森堡死于1919年，列宁死于1924年。葛兰西从1926年起直到1937年逝世前不久一直被关在监狱，尽管他的狱中笔记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以及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写的都只是些片断和札记。在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托洛茨基，他在1940年被暗杀之前对包括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其他许多东西在内的各方面问题持续不断地进行了评论，而这些也是在非同寻常的压力和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写的。 人们很可能要问，为什么在最近五十年内没有能够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基础上，在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一般地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方面做得比现在更多些？ 至少有一部分答案要从斯大林主义的经验中，以及斯大林主义从二十年代末起约三十年的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统治中去寻找。重要的倒还不是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惊人的贫乏性，尽管这一点是事实；而是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方式，主要由于外在的政治原因，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世界各地都被绝大多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接受。 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点——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是它对必须遵循的“路线”下定义时的专断性和强制性。这就导致以教义问答的方式来决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不如说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也导致明确列出谁应该和——更为重要的是——谁不应该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贡献的人。那些不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过贡献的人构成一个很大的数目，实际上包括大多数在本世纪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人。这些人在苏联是被取缔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严重忽视或者根本置之不理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没有被禁止，但人们阅读它是经过认真选择的；而且被允许阅读的书可能比他们的有资格的解释者列宁、斯大林的书要少。这里重点是放在权威性的解释和毋庸争辩的命题上；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又是一个马克思从未用过或甚至不知道的名词）有能力解决一切理论问题，或至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切的指导上。这不是能够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繁荣昌盛的正确见解，对政治理论和政治分析这样高度敏感的问题更是如此；事实也正是这样。 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至少在那些马克思主义不是官方思想的国家里；甚至在马克思主义是官方思想的国家里，事情也发生了变化。这种符咒在五十年代终于被打破了。这二十年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探讨和提出质疑的时期，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填补空白，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面。 产生这种探讨和质疑是有多种多样原因的。首先的原因就是斯大林制度在苏联本土遭到了攻击这一事实。不管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这种攻击曾经是和仍然是多么肤浅和不充分，但这却引起了一大串从此再也无法忽视和压制的重大问题。此外还有中国的经验以及这一经验对俄国和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挑战。这些挑战依然存在，尽管人们反对那种建立一个中国神殿以代替信誉扫地的俄国神殿而加以顶礼膜拜的企图。 另外还有遍及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的反响。在这些国家中，在战后年代曾被宣布为已成过去了的阶级斗争，又把改良与革命这样一些最重大的课题重新列入议程；而这些斗争由于妇女运动、民族运动、学生运动及一些新的表达方式和活动方式而有了更大的规模。近二十年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始创的和多方面的“文化革命”也自然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并且迫使对它重新作出估价。 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这些波动，自然是要受其自身的限制的，特别是在那些马克思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里。近二十年来在共产党国家所发表的大量言论中，没有一篇在任何重要问题上抨击列宁的文章是能够顺利得到发表的。这是值得严肃认真思索的。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还其本来面目的工作，也使各种派别和时髦的思潮热闹起来。不同的派别和学派都自称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唯一可信的，或者唯一符合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等等。然而，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运动为了保持它的这种精神而必然付出的代价。不管中国的情况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毛主席很早发出的关于“百花齐放”的指示只具有表面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相当数量的杂草同样生长了出来，这也无关紧要。 在这个领域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是:现在没有“公认的”、得以普遍遵从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除非在那种地方这种遵从是可以强加的；而这同过去发生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那时这样一种正统观念是为国际所接受的，甚至并不被看成是一种正统观念。这一变化是一个重大收获。毕竟马克思自己就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怀疑一切”。但愿下面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这种人企图把这一箴言改为“怀疑一切，但X同志、Y主席和Z总统所说的除外”。有许多口号比“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马克思”还要坏。因为，归根到底，这儿没有“权威性”的解释，——只有个人的判断和评价。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需要对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原著给予最优先的注意。这是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只有在这样做了之后，再拿起列宁、卢森堡、葛兰西和其他人的著作才有用处；也只有这样，才能试图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前面我曾指出，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试图系统地陈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实质和特点。这些人毕竟都是近百年来最有才华和思想最敏锐的那部分人。他们是一些彻底献身于政治生涯、斗争和理想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总是高度重视理论，把理论当作是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政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很乐于接受的列宁的一句箴言。他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清楚地阐明一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前提和未来规模，这个运动的发展就将是盲目的。正因如此，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见解系统地理论化这一事实就更值得注意。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必须从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中去寻找。事实上，这些原因是深深地寓于有关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之中的。 最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把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部分分割开来是不符合实际和武断的。因此，例如把“经济学”看作是独立于“政治学”的想法，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歪曲和没有实际意义的。没有什么“经济学”这样的东西，只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政治”因素是一个永远存在的组成部分。 根据这一观点，政治是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的无所不在的表现形式，并且进入一切社会关系，不管人们怎样称呼它们。政治的这种普遍存在性使它失去了自己的特性，看起来使它不便于进行独特的论述，除非是对其过程和制度作纯形式上的描绘，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力求避免的。事实上，完全有可能把政治当作一种特定的现象来论述:也就是把它当作是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借以表现的方式和方法。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分歧不大（或分歧大）的社会集团之间达成和解和协议；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内战，用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的话来说，战争是用另一种手段推行的政治。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政治理论还有一个更特殊、更直接的原因，而这同“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有关，或者毋宁说，同这一概念所能引出的含意有关。 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有影响的定义之一是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段名言里作了表述。这段名言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 马克思的另一段话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也值得在此引用，因为这段话对政治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有一整套看法，而这个看法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偿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3] 显然，这些引文的确很容易被解释为把政治变成完全是“被决定的”和“有条件的”活动；其“被决定的”和“有条件的”程度，事实上已达到使政治主要地具有派生的、从属的和“副现象”的性质。把这一点推到极端，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经济决定主义”，从而使政治失掉任何实质上的自主性。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他们明确地摒弃对“决定论”的任何僵硬的和机械的看法。恩格斯特别反对下述看法，即马克思和他曾经试图说明“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认为这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4]至于马克思，紧接着刚才引用过的《资本论》的那一节说下去：“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而这些“变异”显然必须包括“上层建筑”的政治部分。 用葛兰西的话说，“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看成是构成“历史集团”的因素。根据时间、地点、环境和人类干预等情况，这个“集团”的不同因素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不要对此过多提出异议。马克思主义仍然坚持“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对这点决不能低估。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常把这种“第一位”看成“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或起“最终的”支配作用的东西。[6]不过，把“经济基础”看作是出发点是起“最初的”作用的东西却更为合适和更有意义。马克思在另外一个有关连的地方曾经指出：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7]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这一公式很适用于政治对“经济基础”的关系。这就有可能由此出发，在任何特定情况下赋予政治形式和政治力量以任何恰如其分的自主权。在这种用法中，“第一位”的观念乃是分析问题时的一个重要的和明确的指南，而不是分析上的“拘身衣”。这个“第一位”是怎样决定着政治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尚待弄清，并且必须根据每一情况具体地、详尽地和有条件地对待；政治形式和过程是怎样反过来影响、决定和适应经济领域，也有待作出估价。政治反过来影响经济这当然是事实，从马克思起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这一事实。 马克思本人的气质是强烈的反宿命论者，这使他反对一切超历史的、绝对的命定，从黑格尔（Hegel）对历史进程的“命定”开始，包括反对他在1877年用十分挖苦的语言所写的那种企图，即“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8]马克思确实相信一些事物将成为过去，最著名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将被取代。但是，相信某些事物的这种不可避免性，同相信它们的特别“命定”并不是一回事。 因此，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经济决定论”。我认为不是。问题毋宁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下层建筑”和生产方式的重要性的完全合理的强调，在涉及社会分析方面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明显的“经济论”，尽管对“经济决定论”在形式上采取否定的态度。 “经济论”这个名词现在被使用得非常不严谨，并被用来概述一大堆错误——真正的和想象的错误。[9]但是，在这里所指的情况是，“经济论”一方面意味着在决定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进程中，赋予经济领域以夸大了的——几乎是独特的重要性，正好导致“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包含着相对地低估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性。前面引用过的恩格斯给布洛赫（Bloch）的信中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0]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放弃这个“主要原则”；他感到遗憾的只是，这一原则的应用有时使“其他因素”模糊不清或被挤掉。 不过，并不是所有“上层建筑”的因素都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忽视。在知识领域方面，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非常关心经济分析；但是也同样关心历史、哲学和其他思想领域，例如科学领域。比较而言，政治理论是最受忽视的，这种情况一直继续着，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发展的近几十年也仍然是这样。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政治生涯最初时期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所作的基本区分。说政治解放，他的意思是指实现公民权利，扩大选举权和代议制机构、限制君主统治和一般地削弱专横的国家权力。政治解放是决不可以轻视的。相反，它是值得欢迎的。马克思在1843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认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11]这里的着重号是马克思自己加的，而这是有重要意义的。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即人类的解放决不能单独在政治领域中获得，而要求着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革命转变。马克思在同一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道:“在北美，财产等等，即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样，……所以，那里的共和制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的内容都处在国家制度的这些形式的界限以外。”[12]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如果不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式下面进行探索，政治现实就无从得出定论。这一观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基础。 虽然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政治形式是无足轻重的；但确也造成一种恰恰是导致这一结论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内部这种倾向一直是非常强烈的，以致于低估和忽视“纯粹的”政治形式的重要性；并且导致不重视与政治形式有关的问题。 由于存在着一种非常自负的看法，认为政治问题（制服资产阶级的反抗除外）在革命后的社会中将能够很轻易地得到解决，而使这种倾向进一步得到加强。政治被看作是人的异化的表现。“人类解放”的另一个方面就意味着政治的终结。正如伊·梅斯扎罗斯（IstvánMészaros）所概括的那样：“政治必须被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它在积极超越的复杂过程中，作为一个必要的阶段完成自己确定的使命后，其最终目的是它自身的终结。”[13]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6年）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4]L.科勒泰（LucioColletti）曾经正确地指出:[15]这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最始终如一的思想之一，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和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方面，看一看马克思在回答巴枯宁（Bakunin）1874年写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提出的有关问题时所持的轻蔑（和不满）的态度是很有教益的。在那篇文章中，巴枯宁提出了一些他认为在企图实现按马克思原义解释的无产阶级统治时必然会出现的问题。[16]恩格斯在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对政治终结的概念作了最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其有关章节再次出现于18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这是一本继《共产党宣言》之后拥有最广泛读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书中关于国家，恩格斯是这样写的： “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7] 这种乐观的看法在列宁写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以最极端的形式再度得到肯定。但在这本著作中，行使社会主义权力而产生的一切问题——例如：革命的官僚主义化危险的问题、森严的等级制度再度产生的问题，更别说公民自由的问题，等等——不是被撇在一边，就是置之不顾。但是，当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立即就忧郁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多么真实和多么难以处理，它们又是多么现实地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制度。这种认识代替了原来的自满情绪。但重要的是，列宁和他周围的人都不认为至少在革命前的年代里需要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在1917年以前，他们确实考虑了许多理论问题和组织问题——从经济分析和哲学问题到党的组织问题。但是除了在1902年列宁的《怎么办？》出版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曾经就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以及“取代主义”（指党取代工人阶级——译者）的危险进行过辩论之外，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概念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比较起来是注意得很少的。下面这种情况是有代表性的：高贵阶层和官僚主义化理论向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挑战，但在过去很长的年代里却并未给以回答；只是在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中间头脑最敏锐的人之一的布哈林（Bukharin）才认识到这种挑战的重要性。[18]造成这一情况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缺乏进行政治探讨的严肃传统中去寻找；另一个原因就是，在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广泛的民众运动，它本身将能够解决向它提出的主要政治问题。《国家与革命》就是这一信念的最终表现。 俄国革命之后，在俄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确实对所有这些问题发生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这样下去无疑总有一天会在政治思想方面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这一辩论从二十年代中期起被斯大林主义的“胜利主义”所取代。它要求人们同意下面这一点：即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政治问题在苏联都已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社会主义的敌人才会提出来。如若对这一点表示异议，那就是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性质有怀疑，因而也就自动变成苏联和社会主义的真正敌人。这种思想模式对以后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相对贫乏的原因，多年来提出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不管马克思主义在其他思想领域可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它在这一领域却很少有什么贡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和其他一些人所持的共同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政治见解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但仅此而已。 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位现代马克思主义作家L.科勒泰也回过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给以完全否定的评价。在我已经提到过的科勒泰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写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有了关于政治和国家的非常成熟的理论”。他接着说，“《批判》（指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下同。——译者）毕竟包含了国家依赖于社会这一明确的主张，批判地分析了议会主义，连带地分析了与之相对立的人民代表制理论，并且指出必然最终消灭国家本身的这种前景”。由此他得出结论:“就政治方面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上面没有多少可增添的了”。[19] 科勒泰也谈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认为这本书“所提出的观点很少有突破《批判》中的观点的尽管他在论及《批判》时提到了马克思的“深刻性”，在论及《论犹太人问题》时提到它是《批判》所阐述的国家理论的“绝妙的继续”，但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独特的发展领域是在社会一经济方面”。[20]在科勒泰看来，马克思政治理论最重要的先驱者是卢梭（Rousseau），“至于在严格的意义上谈‘政治’理论，那么除了对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所作的分析（这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之外，马克思和列宁对卢梭的理论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21] 诸如此类说法太笼统和有太多的限制，以至于不能提供辩论的坚实基础；而抽象地去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创见在这个领域而不在那个领域，看来意义也不大。反马克思主义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评价，同样存在上述情况。检验所有这些看法的最好的办法是，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究竟具体包括哪些东西，并指出它对说明历史的或现实的任何一个方面有多大的帮助。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显然具有重大的价值。而早些年就已江河日下的“胜利主义”受到了尖锐的挑战这点并不是个次要的原因。这种挑战使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认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里和其他领域一样充满着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且充满着有疑问的答案。这后一点也同样重要。迄今被忽视或估计不足的许多问题引起了更多的注意，许多老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按马克思主义方式使政治理论化的开端。 但这些仅仅是开始。有些领域甚至还是空白。其中之一就是关于1917年以来共产主义的经验以及共产党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与作用问题。除了40年前托洛茨基在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斯大林主义的经验理论化时写出了《被出卖了的革命》之外，这方面确实没有很多东西；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共产党政权）性质的辩论，由于生搬硬套“蜕化的工人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这类的公式和口号，早已销声匿迹。整个领域大都留给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去探索。对这个课题急需进行严肃的和持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和重新解释。这一点现在已经开始，但还需大大向前推进。 在被武断地归之为“第三世界”的许多不同的国家里，政治在许多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但是在这里，就政治分析而言，在非行家看来，障碍已扫清的道路似乎也不多。把已知的实践上升为理论这一主要工作仍待进行；而且也只有在进行这一工作当中，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哪些理论范畴同议论中的经验是相适应的，哪些需作修改，哪些需要抛弃。 最近20年来，在政治领域和其他需要探讨的领域中，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关注，这也许并不是令人感到惊奇的事。尽管如此，引人注目的倒不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些社会有丰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分析，实际上在这方面并没有前进多远。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传统的那种十分严肃的工作还一点也没有做。 我现在进行的工作是试图对发展这一传统做出贡献。我在这里提出一些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时所必须考虑和探讨的主要问题。而这是要在阅读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首先是在阅读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这些原著的解释是否准确有待于他人来判断。同样，在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方面，我不可避免地而且的确也想提出的那些政治论点是否正确，也有待于他人来判断。 [1]马克恩在1869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版写的简短前言中指出，这篇著作是以供周刊使用的文章形式和“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04页）。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著作都可以说是这样。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以下简称《马恩全集》——译者），第13卷第8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恩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4]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恩全集》第37卷第460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恩全集》第25卷第892页。 [6]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恩全集》第37卷第484-492页。 [7]马克思:《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恩全集》第12卷第757页。 [8]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马恩全集》第19卷第131页。 [9]现在的用法，“经济论”意味着，（1）信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能等于或至少必然会随之而产生“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转变；（2）信仰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是达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首要先决条件；（3）信仰随着资本家所有制的消灭，国家就全部改变了它的性质，并表现为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主张在多大程度上（或是否）会损坏马克思主义的形象，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10]见《马恩全集》第37卷第462页。 [11]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恩全集》第1卷第429页。 [1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恩全集》第1卷第283页。 [13]I.梅斯扎罗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伦敦，1970年），第160页。 [14]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全集》第4卷第197页。 [15]见L.科勒泰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伦敦，1975年）一书所写的序言。 [16]参阅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恩全集》第18卷第655-708页。 [1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全集》第20卷第305—306页。 [18]见S.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伦敦，1974年），第21页。 [19]见《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伦敦，1975年），第45页。 [20]见《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伦敦，1975年），第46页。 [21]L.科勒泰：《卢梭——“市民社会”批评家》，见《从卢梭到列宁》（伦敦，1972年），第185页。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前言 我准备在这里介绍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主题和主要问题，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我企图主要通过把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抽出的材料“理论化”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间或也参考其他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我也利用了本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实际经验，或者被称为是这种经验的东西。 我非常明白，对于任何一本称得上是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的著作来说，我有许多应该包括进去的问题没有涉及到。我没有说我要写这样的一本书，我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写这样的书。但是我认为，我所写的书有可能帮助有兴趣的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明显特征，以及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不管人们对本书和书中的立论持什么看法，至少有一点是没有多大怀疑的，即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对二十世纪的政治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问题在二十世纪剩下的年代里可能仍将占支配地位。 拉尔夫·密利本德 1976年4月
译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 译者的话 这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写的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书，在西方被列为“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之一。 作者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Miliband），现任英国利兹大学政治学教授。在本书之前，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论议会社会主义》、《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等。 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初版，1978年再版。出版者在介绍本书时说：密利本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原著中的大量材料，重新概括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部分和它面对的实际问题，并且探讨了一些过去没有解决和目前正在争论中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看待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同其他阶级、同政党（特别是共产党）以及同国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改良和革命的区别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政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莫利兰（DavidMolellan）曾在伦敦出版的《政治教学杂志》上撰文介绍本书，并称道它是“当前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最好的、最不执偏见的书”。“不执偏见”并非说作者没有明确的立场；恰恰相反，在论及许多重大的有争论的问题时，尽管作者同时列举了各派的观点并对各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作者也都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总的看来，作者的许多观点同马列主义的经典学说存在着分歧，而同某些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很接近。例如他们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主张“改造”而不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为这些国家通过宪法途径达到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从扩大人民权力这个意向上看，和平过渡比暴力革命更有利，等等。作者所持的论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工人阶级不能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命题诚然是正确的，但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无论如何并不必然使另一个命题，即“必须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也成为正确。通过宪法途径取得政权后，同样可以对国家机器进行全面重建；而暴力夺取政权倒不一定包含这种全面重建。苏联的经验表明，在打碎“现成的国家”之后，产生的只是另一个“原来的国家”。作者认为，在许多制度中固然不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能够提供这种可能性则是可以相信的。不管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公民自由是多么不充分和不可靠，它终究是数百年来人民坚持不懈斗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任务正是要保卫这些自由，并且通过消除它的阶级局限性而使之完备和扩大。 由于本书涉及许多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等；特别是由于作者是以“学者”的身份，采取把大量材料“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方法来阐述这些问题，并自称要对发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讨论传统作出贡献；而且本书在西方又有较大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之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 1983年7月
十七资本家和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七资本家和工人 退却中的工人 仿效日本 重新布置中的生产 改组中的劳动 由于60年代后期劳动力市场上供不应求，对雇主来说阶级冲突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再次出现。相反，在1973年以后的年代里可以看到失业率的上升趋势和工人斗争逐渐消退。西方国家的雇主们为了得到日本享有的那种“工人的灵活性”，试图用绕过或削弱工会的办法利用这种新的力量平衡格局。但在大量失业重新出现的10年，他们还是不得不用一种果断的方式去破坏组织起来了的工人的力量。 退却中的工人 工人们没有心甘情愿地和轻易地承受经济停滞对就业和生活水平的影响。整个70年代罢工率一直很高。但失业的压力逼使他们作出让步，因此罢工率在80年代初期降低了（见表17.1）。 表17.11953——1982年罢工日数① 1953—19611962—1966 1967—19711972—1976 1977—19811982 美国11379 16510590 — 日本4525 19215 2 法国4132 3503423 26 德国73 838 0 意大利64134 161200151 192 英国2823 6097112 47 ①每100个工业和运输业工人每年中罢工的平均日数。资料来源：《就业报》，1963年10月，1972年10月，1983年3月，1984年3月。 起初，针对来自工人运动的压力，一些国家的政府用提供援助的方法来缓解失业问题。过剩的工人得到了与他们先前的工资相当的收入，而且公司得到补助以便留用工人（尽管这些最近的计划往往是无效的——见第十九章）。在1975年1月，法国的吉斯卡尔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开除工人一事应向劳工监察署提出正当理由。这一法令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迫使雇主们付给过剩工人高达原工资90％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是靠增加雇主的纳税来筹集的。1974年末，意大利的雇主们和工会在政府的压力之下签订了一项协议，保证工人在每周停工〇至40个小时的情况下可得到他们的总收入的80％（净收入的93％）。直接涉及这一协议的公司需交纳最高达到8％的利润收入。与此同时，工资在攀比运动下随生活费用的变化完全实行指数化。 但是，随着70年代的发展，当失业增长以及经济停滞的规模和持续性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时，雇主们转而采取了攻势。法国在1976年制定的“巴尔计划”（"Barre"）试图使实际工资维持不变并恢复利润率水平。在1978年法国政府放松了对解雇多余工人的限制并主持了对钢铁业和纺织业的大规模的改组。随此计划而来的通货紧缩增加了失业，但在短时期内起了阻碍生产率增长和抑制边际率的反面作用（这是撒切尔夫人在几年之后也将体验到的一个问题——见第十八章）。上述巴尔试验计划随着吉斯卡尔的失败和1981年6月密特朗政府的上台而告结束。 在德国，工会组织退出了同政府及雇主们讨论工资上升方针的所谓“协调行动”会议。德意志工会联合会的主席抱怨说：“蜜月已经结束了。”他还说道：“如果社会市场经济不能重建充分就业局面，人们必然会怀疑这样一种制度在今后是否仍将能站得住脚？”（弗拉纳根等人著作，第285页）1978年和1979年初，由于工会反对新技术的使用（在印刷业中）和就业机会的减少（机械制造行业方面），以及为改善工资收入（也是在机械制造行业中）和每周35小时工作制（在钢铁业中）而斗争，按照德国的标准来讲，一场大罢工浪潮到来了。雇主们则以解雇大量工人来回击。仅在机械制造业中就有将近20万名工人被解雇，这个数字相当于罢工工人人数的3倍。在罢工持续了6个星期的钢铁业中，雇主们对那些向汽车工业供应产品的工厂中的罢工所作出的反应是将剩余的工人都开除掉。结果是经济上的压力帮助了雇主，迫使工人实际上回到了雇主们的条件上来。在印刷业中记者将被许可直接在计算机上打稿（从而造成一批印刷工人失业）。在机械行业中，因技术原因失去工作的工人将改行或被重新训练。在钢铁业中，周工作时数维持不变。略多于半数的罢工工人在表决中赞成这个解决办法，这被普遍认为是对工会的领导缺乏信任的一次表决。钢铁和机械业工会在1979年被迫同意在1983年以前暂时停止一切有关非工资问题的斗争——这表明了工会失败的程度。 在70年代末期，意大利的工会组织也遭受了几次严重的失败。从1976年到1979年，意大利共产党在尝试实现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和解”中与基督教民主党政府进行了合作。其中一个方面包括工会取消改善工资的要求和同意裁减多余的工人。最主要的工会联盟——意大利总工会的共产党总书记说，工资“将不得不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我们再也不能强迫企业继续保持对他们的生产能力而言是过剩了的工人人数。”他要求“作出牺牲。不是一点起码的牺牲而是较大的牺牲”（引自弗拉纳根等人著作，第555页）。 然而，选举的失败迫使意大利共产党又回到了反对党的地位。在那种情况下，雇主们利用所谓“一致和合作的新观念”为武器，进一步发动了进攻。在1979年的秋天，菲亚特公司开除了61名行为不端的工人（宣称他们威胁和侮辱工头并怠工）和组织罢工行动但未获得支持的工会领导人员。一位英国观察家特别指出，菲亚特所采取的行动已经在工厂基层内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对工头的普遍态度已经改变，他们以往受侮辱的情况也已告结束。事情很清楚，菲亚特事件也给在别的一些大公司如皮雷利公司、阿尔法·罗米欧汽车公司以及意大利工作的工人以强烈印象”（国民收入数据资料服务局，1979年11月）。 1980年9月，在一次持续了33天的罢工之后，菲亚特公司的工会被迫同意暂时解雇2万3千名工人并将多余的工人转入这个地区的其他职业部门。这个决定性的事件是反对罢工的工头和工厂经理的一次进军，本来只指望有3000人参加这一进军，但由于许多普通工人示威反对工会路线，工头和工厂经理的进军转而成为“4万人的进军。”《经济学家》报导说：“由于菲亚特在意大利规模巨大并拥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这一结果现在已被说成是‘向后倒退的酷热秋天’”（1980年10月25日）。它还指出：“当全面生产在10月20日恢复的时候，旷工——菲亚特过去的灾难——下降到了5％。”在1983年1月达成了一项协议，将由于攀比运动而获得的通货膨胀补贴减少七分之一。尽管雇主们曾企图将这项补贴削减一半，但是工会的让步仍然被欢呼为“战后劳资关系方面最重要的协议之一”（国民收入数据资料服务局，1983年2月）。在撒切尔和里根的统治下，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也遭到了失败（见第十八章）。 举工人运动被削弱的程度作为工人运动对两次石油价洛上涨的不同反应的例子。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停滞不前的生产率、石油和其他进口品成本的提高都意味着要不缩减利润，实际工资只能有极少的增加（表17.2，第1—3栏）。不过，70年代中期，在日本和欧州，对工资过分的讨价还价促成了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大量增加，从而导致了工资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表17.2第4与第5栏）。可是，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时候，工人讨价还价的地位已相当软弱了。实际工资的增长比1973—1975年远远慢得多，而利润则很少被缩减。 虽然在80年代早期工人运动几乎在各地都处于守势，但这些挫折还不等于崩溃。工人们还没有大量抛弃他们的工会——就象在30年代中发生的那样。工会运动也还没有分裂到不起作用的程度——就象40年代后期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发生的那样。雇主们也未能实现他们追求的对劳资关系进行根本改造这一目标。 表17.21972—1982年实际工资、生产率和贸易条件（单位：年增长速度的%）(1)(2) (3)(4)(5) 生产率贸易条件的作用 “有担保的”实际工资①真实的实际工资 工资所占的比重 （1）+（2） （4）-（3） 美国1972—19750.2 -0.4-0.20.1 0.3 1979—19820.0 0.10.10.3 0.2 日本1972—19752.7 -1.51.25.4 4.2 1979—19822.3 -0.81.42.2 0.8 欧洲②1972—19752.0 -0.81.33.5 2.2 1979—19821.6 -0.51.11.7 0.7 仿效日本 在欧洲和美国雇主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是要获得象日本的雇主们所得到的那样顺从的劳动大军。福特公司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于把它的新策略说成是“仿效日本”。因此，我们接下去应该考察日本的劳资关系，这样做，丝毫不是为了破除无阶级的和谐的神话。 1973年以前和1973年以后的实际工资增长对比在日本最明显。在这里，1970年到1973年间工人的生活水平每年提高9.5％。在此后的10年里年增长速度只有1.5％。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从其顶峰1974年的年增长超过25％下跌到了1975年的不及上述速度的一半。在1974年到1975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由于日本的工业很快就开始继续进行积累以及日本工人接受了新的机器和工作实践，生产率的年增长速度接近10％。在1970年到1973年利润受到实际工资增长的侵蚀、其后又因1974年到1975年的经济衰退（表17.3)而大幅度降低，现已稳步地复原了。所有这一切是在没有一种正式的收入政策、过程自始至终登记了的失业数只有微量上升（1973年为1.4％，1975年是1.9％，1981年上升到2.2％）的情况下实现的。工会显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商业杂志如《远东经济学家》几乎没有提到过它们。在欧洲和美国，日本工人的“自我克制”被作为经济恢复的关键来宣传。 表17.31970—1982年日本的利润、工资和生产率 制造业利润比率①货币工资② 实际工资②制造业的生产率② 1970年40.7 ——— 1973年32.9 17.59.511.6 1974年26.3 26.11.30.8 1975年15.3 11.5-0.2-4.1 1980年19.0 8.41.89.3 1981年19.1 5.60.73.5 1982年— 4.82.11.6 ①占净产出的百分比。②自前一年代起增长速度的年均百分比，资料来源：日本《国民核算年度报告》，1982年，表17；《日本统计年鉴》，1982年，表55A,292；《日本统计月报》，表B4，B5。 对这种“自我克制”的通常解释是：日本的传统促使普通工人将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为之工作的企业的利益认同。一位日本的劳资关系专家指出：美国占领军当局用它们设计的、在劳动阶级中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战后改革强化了对于权力的半封建态度。他指出：“在那个时期建立的‘民主’教育制度作为反复灌输极端的竞争态度（甚至是在劳动阶级的家庭之中反复灌输）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延续了下来”（远连，第11页）。换言之，在管理方面的权威因与教育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被正统化了。 但是，单单是传统和文化并不能排除富于战斗性的工联主义。事实上，战后工联主义就象不可控制的野火一样四处蔓延。仅仅是一次得到政府充分支持的雇主们的进攻就粉碎了在那些年代中建立起来了的对车间基层的控制权（见第四、六、八章）。不过这种控制可以被摧毁，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劳动阶级活动的软弱无力的传统。 在60年代初期，私营企业工人的战斗力几乎已被彻底破坏。但它在国有企业中依然存在，特别是在铁路部门，在那里，基层的力量成功地经受住了经理部门于1971年发动的一次协调一致的猛烈进攻。尽管在铁路部门罢工是不合法的，但罢工还是时有发生。1953年到1973年间，有361名工会领导人因领导罢工而被起诉。每一年因工会活动而被开除的铁路工人多达50人；被暂停工作的多达300人；并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1972年是2.9万人）受到降低工资的处罚。 然而，私营企业的雇主们发展了一种劳资关系制度，这种制度阻止了繁荣时期结束之前到处可见的那种战斗精神的重新抬头。这就有助于日本企业去适应70年代的种种困难情况。在繁荣时期里高积累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使日本工人能够不经过基层的斗争就得到实际工资的大幅度增加。以日产公司为例，每年工会都无需进行罢工斗争就可以百分之百地实现它的工资要求，而且所获甚丰。 日本的工资制度以服务年限和管理部门对工人劳动效率的评价二者来确定工人工资，这种制度鼓励工人和企业一起去发挥首创精神。为了重新组织生产，管理部门还主动与基层进行协商。这种方法由于诱导工人认为“对他们的抱怨和不满于这个协商机构将会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从而起了“一种避免工会对基层的控制权有实际增长的缓冲制度”的作用（远连，第9页）。1955年建立的日本生产性本部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协商运动。经理部门热心于此事，将协商看作是把行业最低工资讨价还价到最低程度的一条途径。 “以工会承认资方的‘管理特权’为条件，资方退一步承认了为实现‘合理化’而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并承认在实现‘合理化’的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应该成为磋商的内容。看来他们是想扩大协商的范围以便约束集体谈判的范围。事实上，多数大企业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兼有协商和集体谈判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所有事宜首先应由协商机构进行讨论，只有那些仍没解决的问题才交给集体谈判机构去处理”（远连，第3页）。 在60年代中，管理部门开始将雇员编成各种小组——质量循环以及无差错运动——来讨论和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及节约成本的任务。“最初，这类小组活动的领导者主要是高级工头和工头，但不久相当多的普通工人也开始卷入了这些小组循环的活动”（同上）。 这种制度已被证明具有足够的恢复活力，经过70年代的困难磨练后仍生存了下来。工人们已被说服而相信：如果他们的公司要在那种恶劣的经济环境中获得成功，尽管生产过程在不断地迅速调整，他们的实际工资只可能有最低限度的增加。无疑有许多工人接受了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工会组织本身也在促进这种观点的形成并压制那种认为公司和工人的利益是对立的意见。许多工会对公司并无真正的独立性，它们主要是作为劳资关系部门的附属物起作用。在企业的劳资关系部门和工会二者之间甚至有一个认识一致的职业性运动模式。长期以来这种“协商”和“谈判”大部分无非是一种形式。工会的显要人物往往被提升到公司阶梯的较高层次。对在日产公司工作的一组大学毕业生的分析表明存在下述典型的结构：第一步，在劳资关系部门做7年职员。接着在工资管理部门做一段时间的专职工会干事。第二步，提拔成工会的副主席（计划部门的负责人或被调任日本汽车工人工会的一个特殊职务）。然后回到公司领导工厂一级的劳资关系部门，或者担任公司一级劳资关系部门的副职领导人。一个真正飞黄腾达的人可能最终会负责管理这个公司的劳资关系部门。1978年时工会执行委员会的那些前任委员们在管理部门中的地位已经提高，在三分之二的主要公司的董事会中得到了一席之地。平均每个公司有4人，或者说是董事人数的四分之一。 在较低级别的机构中，“戴两顶帽子”的情况也很普遍。普通工人常常是由他们的顶头上司做代表的：“在多数场合下私营大企业工会的车间工会代表主要是工头，其余的则基本上由那些很快将被提升为工头的某方面主管人所组成。换句话说，在行业最低工资的协商机构中，资方一边是由企业负责人做代表的，工会一方则由工头或某方面主管人为代表。在企业负责人和工头之间进行的此类协商可以指望顺利地进行而不会有任何严重的摩擦”（远连，第10页）。 可能一些评论家会简单地认为，这种情况证实了日本的文化观念与西方世界流行的文化观念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既然“他们的”工会根本上就是不民主的，日本工人也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以日产公司的工会选举为例，选举所揭示的那种意见一致性只有在苏联举行的选举才可与之相比。在1972年8月，182个候选人做了日产公司工人工会182个职位的候选人。在6万名左右符合选举条件的工人中，有99.7％的人参加了选举。获胜的候选人集中了平均为98.6%的有效选票。到了1978年，从表面上看工人的力量甚至更加团结了：218个候选人竞选218个职位；有99.96％的人参加了选举；获胜的候选人平均得到了实际投票票数的的99.7％。 两个日产公司的工人解释说：“在我们进行选举时，我们被要求几个人一群地同时聚集在监督人的桌子周围，当场就要填完我们的选票，而且就在那张桌子上当着每一个人的面填。那张桌子是一张只有1米左右宽的普通办公桌。而站在桌子边上的是那些管理选举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助理经理或车间工会代表，他们严密地注视着，看我们是否写上了正确的名字。如果发现了空白选票或无效选票，车间工会代表就要被迫向工会最高领导人呈送一份书面检讨。这就是车间工会代表为什么要监视我们怎样填写选票的原因。他甚至代那些新雇员填写选票，说什么他们写错了符号格式或者说他们也许不知道候选人是谁”（山本，1980年，第30页）。 工会的领导人为这种监视选举的办法作辩护，其根据是：选举中对目前领导人的批评将会“在资方面前暴露出工会内部的不团结。” 在丰田公司也是这样。大部分车间工会代表是工头或“班组头目”，工会委员会成员则是管理部门的职员——事实上是由公司任命的人。1971年时有一位鲁莽的普通成员站出来反对这个工会的主席并得到了1／5的选票。工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将它的规则进行了修改。今后候选人必须有50个工人提名：“按照现在的规则，除非你能找到50个支持者，他们有勇气公开站出来反对那个强调与资方合作的工会，否则你就不可能竞选工会的主要职位”（蒲田，第183页）。这种办法还会妨碍人们的提升。竞选主席职务而没成功的候选人发现自己总是停留在工资级别的最底层。 所以由工会代表工人集体进行的劳资谈判很多是毫无意义的仪式，尽管有许多工会成员出席日产公司每年例行的工资谈判。一个研究机构的评论员说明道：“在谈判期间资方和工会进行交锋。然而，要进行讨论的内容双方在会前都了解得很清楚；这是因为那些负责工资问题（职业部门的）工会人员经常和公司的人事部门交换信息。此外，工会主席本人还直接会见董事会主席以及负责处理工资问题的公司官员，从他们那里汇集信息。根据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这种由工会代表工人集体进行的劳资谈判只有一种动员工会的成员的形式上的作用，而不构成进行富有意义的谈判的机会”（佐贺，第4页）。 任何与工会路线相左的意见都受到无情的压制。一位在日产卡车厂工作的工人解释说：“7年前我们曾经对工作有一些兴趣，那时对工作的管理不象现今这样严格。但是，自石油危机之后，车间里的气氛已完全改变了。大概就是从那时我开始感到失望了。石油危机以后，日产公司劳工工会宣称将解决对工资的要求问题。但商定后的工资数量比他们起初要求的数量要少，这在公司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开展增加工资运动的时候，我是反对所提议的解决方案的。工会主席说，‘现在我们来表决一下，如果您同意这个建议，请举起您的手。如果您不同意，请等一下再举手。’可是，在我举手表示否决的时候，在所有与会者的面前，我立即被5个或6个管理人员围住了。他们冲着我刺耳地喊叫着，说什么：‘嘿！别那么干！有什么高见啊？’或者说，‘你反对什么啊？’！这就是我怎样第一次被卷入车间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在此之后，除了我以外，全体同意那个路线的工会成员都聚集到了一起。一个部门负责人、一个主要职员、一个工头、一个训练员，工会的执行委员们和一个车间头头在我的同事前面站成一堆，说：‘他是一个激进的颠覆分子，他正在试图煽动你们。因此，你们应该根本不理他。’很明显，我的朋友们不得不挨一顿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集中训话。他们被告知早上见面不要和我互致问候，工作期间不要和我谈话以及不要和我一起吃饭。所以，公司是在试图用这类花招在工人中间引起分裂”《东亚评论季刊》，第13卷，第2期，1981年）。 另一个工人叙说了1981年在这同一个工厂里发生的事：“3月6日（星期五）。今天是举行会议来决定汽车工业工会对它的工资要求问题的态度的日子。我所在的工厂的第二机制工段第一工作点的人员于12时20分集合。 “包括执行委员高桥，领班高田，井上和小冢，向田以及工厂委员会的鹰田在内的一群人紧紧地围绕着我，我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出错了。 “在八木泽解释了对要求增加工资一事的态度（增加10%）以后立即用举手表决的方法进行了一次表决，并且不准许给时间进行提问。我是唯一举手对这项建议投反对票的人，于是坐在我右边的那些家伙站起来并在我前面绕来绕去，而监督人丰田推开众人向我冲了过来，喊叫着说：‘你给我说出个道理来！如果你想反对我们，你可以向公司辞职。滚出去，和你的哥们儿呆着去吧！你这个捣蛋鬼。滚！’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其他人也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嚷道：‘如果你不能象我们这样想问题和做事，那你就辞职。我们都投票赞成的事你反对，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是一个捣蛋鬼！’我连作回答的机会都没有。向田把脸凑到我的跟前，用挑衅的口气对我说：‘接着干啊！想打就打呀！我们等着你呢？’ “我说，‘我没有必要辞职，我也不打算这样做。’由于午餐休息的时间到了，我向我的储物柜走去。然而，他们跟着我，这种折磨甚至在重新工作的时间下午1点到了之后还在继续。他们大约有15个人。有好几次我反复要求说：‘让我走，我要干活儿去了，’但他们根本不理睬我。高桥说：‘退职去！在我们全都心情舒畅甚至将专门做红米饭来庆贺的时候，你最好辞职去’！他们对着我大叫大嚷。 “大约是1点15分或20分的时候，业务负责人池泽、管理员佐太、白石和土崎，还有厂工会委员小平等人朝我走来，看上去脸绷得紧紧的。袋鼠法庭［注：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或模拟法庭——译者注］的人数增加到了约30至40人。我是如此的忧虑以至于两腿打起颤来。当小平说，‘我真想揍你，我己经不能控制我自己了’，的时候，我更惊恐了，只希望他的右拳不要打着我。他们辱骂我，喊叫着说，‘1点半以前你要离开公司。’高桥还说，‘明天我将给你带来向公司辞职必须要填的表格。你最好再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表格将放在领班的桌子上。’由于被这么多的人辱骂，我整天都是心烦意乱的”（《东亚评论季刊》第13卷，第2期，1981年）。 这一类折磨，包括拳打脚踢，在其后的两个星期内成了家常便饭。 在日产公司另一个工厂工作的工人详细地描述了他的经历：“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受到了工会的不公正对待。一位T先生在一次所在车间的群众会议上说：‘我确实感到整个事情相当奇怪。’后来他被叫到工会办公室，在那里被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一顿。我本人也已被首席工会代表‘劝说’过。在同样范围的讨论中有几个工人起初反对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提议，但后来全都身受了‘劝说’之苦。他们全都离开了公司。过了一段时间我也被暂时调到另一个车间去了”（佐贺，第7页）。 可能是日产公司拥有特别凶残的工会官僚主义，不过这一类事件并非是那个公司所特有的。下面的这些报道是有关东芝公司工厂的： “上野先生是制造计算机控制台包装盒的那个部门的一个25岁的压力机操作工，当他和车间工会系统的独裁主义者发生争执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被人看成了危险的颠覆分子。去年春季的一天，上野先生将一张传单交给一个同事。传单对公司工会提出的过低的工资要求进行了批评。工会对这一‘挑战’很快就作出了严厉的反应。先是上野先生的主管命令这个年轻的刺儿头写一份认错书：‘我认识到我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就把宣传册子交给别人是不对的……任何时候如果我再有类似行为，我甘愿接受任何处分’。但他拒绝这样做。于是他被召到工会办公室去，他们威胁说要把他从工会（这样也就意味着从东芝公司）开除出去，还告诉他说他将被置于车间工会代表的监督之下。 “他不断地受到折磨。‘甚至于我去厕所也有人跟踪，车间工会代表还把我在厕所里呆了多久都记录下来。’他的车间主管给他带来了许多检讨书要他签名，前后约有30次之多。他被逐出了社交圈子，他的工友接到指示说，无论在工作期间还是工作之余都不要和他交谈。 “去年7月他受到主管和他的僚属们的殴打，结果是鼻子和胳膊都被打出了血：他被送到医院治疗，并将此事报告了警察。精神病医生建议他花一段时间出去休息一下，回到工作岗位后，分配给他的是车间里最单调乏味的任务。今后1月他向民事法庭对他认为是这场折磨的安排者的那个主管、对拒绝承担有关责任的东芝公司提出起诉。东芝公司府中工厂的一位高级职员拒绝评论此事”（《前卫》1982年5月11日）。 日产公司的工会为了公司的利益已经代行了部分管理职责。在70年代中期它开展了“3P运动”（Productivity,ParticipationandProsperity）即提高生产率、参与公司事务和促进公司繁荣。它还坚决主张“一个人的工会活动经历”和“一个人在工会的等级制度中所处的位置”是工作调动和升迁的标准，从而侵犯了管理部门对提升职务和工资一事的绝对优先权——这是一种取得工人对工会的忠心的重要手段。在其他公司里，管理部门则在从事它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在日本钢铁公司进行升级审查时，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认为罢工怎么样？”“你认为工会怎么样？” 这一套控制工人的制度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显得非常坚强有力。一些反对淘汰多余工人的持久斗争发生在小型或中型的工厂中，这些斗争包括占据工厂和实行合作生产。面临调职的技术职员占据了在横滨的一家东芝公司工厂，声称该公司正在煽动人们对本厂工会的仇恨。在大部分日本公司中工会是屈从于资方的，但在横滨的这家工厂中却有过一些与资方相对抗的经历（《金融时报》，1983年5月20日）。然而在大私营企业中，工会几乎没有显示出有效的抵抗力量。在70年代初期，关于工人过剩和关闭工厂的争论每年要进行150天左右，但大部分罢工只是在每年的工资谈判时期里用一天左右的时间举行的形式上的活动。尽管事实上，终身雇佣制度已处在危急状况。大量的老工人被调换工作，有时是调到辅助部门和转包工作的承包人那里去干报酬较低的工作。其他一些老工人则被“借出去”（如几百个钢铁工人借给了一个汽车公司）。剩余的就被解雇了。1970年到1980年间每年离开自己工作岗位的工人总数下降了五分之一以上，而与此同时在公司里干了10年以上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想象中的劳资关系体系的核心——“终身雇佣”制度遭到削弱，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在工会内部也没有产生有力的反对派。1982年末，私营部门中右翼工会的控制因一个新的工会联盟的组成而进一步加强。这个联盟是由传统的左翼的祖庙（Sohyo）联盟及右翼的百相（Domei）联盟这种主要的私营部门工会组成的。这件事增加了国际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日本委员会的影响力。这个委员会自60年代中期以来已囊括主要的出口企业，在某些方面这个委员会比政府为企业考虑得更多。这个委员会不仅在公共事业部门中（值得注意的如在铁路中）支持进行合理化改革和降低成本，而且在农业部门、商业部门和服务业中也是如此。用国际上的标准来衡量，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是低的，它们无疑构成了日本经济增长的一个累赘。不过，它是一个有着极好的政治报偿的累赘：它供养了大量的由农民和小店主构成的小资产阶级，这一累赘也始终如一地支持着它的右翼政府。 日本的这种劳资关系体系不是以劳资之间的和谐为基础，而是以一种从属性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资方至今都未能得到类似的控制地位。但是从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的资方经常大量地借鉴日本的办法，既设法绕过组织起来了的工人，又企图暗中削弱他们的力量。 表17.41958—1973年制造业工厂的规模① 1958—19611970—1973 制造业总计 英国470440 德国350410 美国390380 轻工业总计 英国220240 德国120140 美国190210 重工业总计 英国1140820 德国11401080 美国1110810 ①雇员人数的中值。资料来源：普赖斯，1981年，表3、4。 重新布置中的生产 将生产散布在不同的地区一直是对付有战斗力的劳工组织的一种办法。即便是在繁荣时期，资方也常常采取另择新址建设新工厂的办法，而不是扩建已有的工厂。在可以得到系统资料的英国，从50年代到60年代，最大的100家工厂在制造品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是从9％爬升到了11％，而与此同时，最大的100家公司在制造品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则从22％跃增到了41％。美国的有关变化趋势与此相似。60年代中德国工厂的平均规模不断扩大，但这只是所谓“轻工业”的情况。就“重工业”来讲，三个国家的平均工厂规模都在缩减（表17.4）。 制约工厂规模扩大的一个因素是在控制工人问题上有困难。这种困难的一个赤裸裸的标志就是罢工的发生率。在英国，1971年到1973年间，拥有11个到24个雇工的小工厂中只有0.2%的工厂发生了罢工，而雇用了5000人以上的大工厂中有75.8％的工厂发生了罢工。这两类工厂罢工所占的平均日数分别为0.3和29400,这相当于每1000个雇员的罢工日数分别为15天和3708天。说这种差别只是因为工厂规模的不同而产生的，那是靠不住的。虽然一些重复性和衔接性最强的工作是安排在那些大工厂中进行的，但控制工人的种种问题无疑已促使公司限制工厂的规模。产品种类越来越复杂（见下文）可能对此也起了作用。这些新技术中的一部分可以在一个极小的规模里得到有效的利用。 如《工程师》杂志所报导，日本在这方面又走在最前列。井口先生在他的后花园里办了一个塑料厂。自动机器臂夹住了模具，这位先生本人所要完成的任务只是向料斗里充填原料以及更换放置模具的那些盒子。这样，他就可以有大量的时间用来玩高尔夫球和款待西部电视台的同事们。 在最近的10年中，重新安排生产最明显的形式是生产向第三世界的转移。许多人确信这种做法已在发达国家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 1973年到1980年间，非石油生产的欠发达国家所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188％（按美元计算），而发达国家内部的净投资只增加了72％。但是在1980年时前者的总数只达到110亿美元，而后者达到了8000亿美元（包括总数为5000亿美元的净商业投资）。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中的一部分投资是用于开发资源的，这一部分投资不会对发达国家本土的就业发生竞争问题。因此“就业机会的流失”始终不多。即便从德国服装工业这一重要的实例来说，据估计到1975年时德国公司的雇工也只有5%是在那些“低工资”国家。对于为限制在国外的工厂的出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见第十六章）所怀有的畏惧心理可能会阻止向国外投资，并鼓励采用一种转包（分包）合同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只有产品的一些部件（或一部分产品）是在国外制造的。这样的做法在贸易保护制度所造成的威胁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同时，又得到了低廉而且便于控制的劳动力的好处。 在发达国家里，资本已经从那些产业工人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传统的地区迁移出来。在英国，资本从集合城市向较小城镇的流动从60年代就开始了。几乎可以肯定，劳资关系在其中也起了部分作用。在美国，制造业已被吸引到工人组织力量较弱的南部“阳光地带”那几个州去了。 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已经有更多的工作被分给小转包（分包）商去做。在意大利，尤其是在那个“酷热的秋天”（见第十二章）之后，资方把“生产的分散化”作为针对劳动阶级力量的一剂明智的解毒药来使用。小工厂往往能够躲避工会的控制、国家保护工人的措施（“劳工权利法”的一些重要部分不适用于雇员少于15人的公司）、税收以及各种社会保险特别税。在意大利的莫迪那地区，1963年到1975年间小工场的数目增加了3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许多小工场是由50年代中受到迫害的工会斗士建立的。 一个热心于描写这种“高技术家庭工业”的作家对这些公司作了如下描述： “这个地区的这类工场和工厂大多数雇用了5至20名工人，有一些有100人之多，极少数的则雇用了250人或更多一些。一些工场和工厂恢复了上世纪末的血汗工厂的情况：有三四个工人是仅仅只有15岁的儿童，他们由一二个大人或者是他们的父母管理；那里的工具是简单的，产品粗制滥造，工作时间长，空气中充满了尘土和烟。不过许多其他车间和工厂没有这些污点：工人们有极其高超的技术，工人和他们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几乎是感觉不到的；机床是那类最先进的用打印设备进行数字控制的机床；在工厂中设计的产品是尖端产品，它们的特色足以使其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如果你长时期地思考卢梭所描写的纳沙泰尔手工钟表匠人的情况和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一种令人快乐的、有自我创造力的活动的观点，以致于你开始怀疑这一类可能性。那么在观察了这些工匠的工作后，你可能会原谅自己竟会突然相信某些比现代工厂制度更乌托邦的东西毕竟是实际可行的”（萨贝尔，第220页）。 然而甚至连他也承认手工业工人的创造力至多只能达到熟练工人的最高一级。公司不愿意训练非熟练工人，因为“一旦他们掌握了那些创造性工作所要求的普遍适用的技术，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新产生的手工工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转移到另一个公司去或自己创办企业”（萨贝尔，第228页）。 在日本，转包（分包）制比别的国家应用得更广泛，组织得更严密、雇用人数在千人以上的制造业公司平均有160个转包（分包）人。甚至于雇工人数少于4人的那些公司平均也有3个转包（分包）。转包（分包）制给母公司以极大的灵活性。在经济衰退期间从母公司削减职工和管理费用要比停止向转包（分包）商定货更困难。一个更大的优点是按照公司的规模来拉开工资差距。1981年时，雇佣5人至29人的公司的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只是雇用500人以上的公司的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57％。从1973年到1980年，在雇工10人以下的工厂中工作的制造业工人人数增加了7万人，而雇工1000人以上工厂的制造业工人减少了47万人（为四分之一）。在增加的雇工人数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数可以用小公司的生产率增长得较慢来说明。 日本的转包（分包）商与母公司之间的联系通常是很密切的，并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70％或更多一些的母公司天天都要逐一登记它们的转包（分包）商的交货情况。在1982年有份报告说，10％的母公司甚至是按“小时”来标记交货情况的。母公司还吃力地、越来越多地关注着使转包（分包）商的技术水平达到标准。在“石油冲击”之后，一个电子冷凝器制造商研制了一种自动组装机并坚持让他的转包（分包）商装置这种机器。“那家母公司宣布了一项政策：在每个工人身上投资不足500万日元（约合25000美元）的转包（分包）商将不再会收到定货单”（池田第68页）。这种做法转过来又从根本上削弱了转包（分包）商在利用邻近农场的家庭手工业工人方面的作用。丰田公司就是以它高度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复杂的转包（分包）制度著称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控制受到严格的检查。 很多日本的转包（分包）制度是在那些核心工厂内部采用的。尽管很难获得有关资料，但据说在一个东芝公司的工厂中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是通过转包商受雇用的，或者是工资极低而又不受工会保护的零工，还有9.5％的非农业工人是属于临时工和计日工一类的，这类工人在过去的10年中增加了1％。 改组中的劳动 通观资本主义的历史，对资方来说中心问题始终是怎样使工人尽其所能地干活。资本家在市场上用工资所购买的只是雇工的劳动能力。在工厂里必须将这种劳动本身压挤出来。 生产线试图做到这一点所采用的办法是：在将加工中的产品送到下一个工作点之前只给工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规定的任务。这种方法在卓别林主演的影片《摩登时代》中留下了不朽的写照。但是，个别的工人可以用旷工、迅速地换厂改业、以次充好的办法来危害生产线稳定的流速，生产出高比率的次品来。当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时，可以为生产流水线的转速和操作水平问题争吵不休。 到了60年代末期，由于劳动力储备枯竭，组织劳动的这种生产线制度已处在不断加剧的过度使用状况下（见第十一章）。在《幸福》杂志1970年刊登的一篇题为“蓝领又添蓝色”的文章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困难。1972年通用汽车公司的劳德斯唐工厂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反抗”运动，这次行动使得那些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菲亚特公司工人为了控制劳动的组织方式而进行的斗争中以最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瑞典的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特别明显，并且工人的预期也格外地高，在那里资方作出了最基本的反应。伏尔福公司的卡尔玛工厂以一套明显地进行了革命的新的劳动组织制度为基本手段，用劳动小组代替了生产线。 于是，在7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资方已经决定用大量失业工人存在的局面来粉碎工会的反杭。英国的雷兰德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星期日泰晤士报》（1982年3月21日）把在长桥发生的变化说成是一个“奇迹”，在那里，“人与机器的密切结合已惹人注目地提高了英国雷兰德公司的生产率。”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工人——他在一年中调换了5个不同的工作部门，并且在一个部门里3个月内就调换了10种不同的工作——是这样描述这个“奇迹”的： “过去资方没有得到工会的同意是不能调动你的工作的；现在则可以不经协商就这样做……这意味着你决不可能达到熟悉任何伙伴的地步，这种做法可以破坏任何形式的联合……在以往的日子里，指标是用测算操作时间的办法来制定的，现在的指标则是以机器的总潜力为基础确定的，这也就是说他们让机器尽其可能地飞快运转，（唯一的限度是质量方面的要求），而你不得不跟上它的节奏。他们给你确定的是你达不到的指标。工头每个小时都来检查你的计数器；由于不能对未达到他们的指标一事作出适当的解释，一些笨蛋已被暂令停职”（“斗士”1982年4月23日）。 用扩大一个工人能够承担的工作范围的办法来提高工人的灵活性，对资方来说是和增加产量而不增加工资同样重要的一个目标。譬如福特公司，它为生产工人制定了一个执行质量管理标准、纠正过错和维修保养机器的办法。熟练工人之间的界线将被取消。 正是这种工人的灵活性在美国没有工会组织的大工厂中得到了如此之高的评价，也正是这种工人的灵活性引起了日本公司如此之多的妒羡。它不但在目前的生产过程中避免了劳动力的浪费，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也为以最有利的方法采用新技术扫清了道路。 要大规模地将这种灵活性组织起来是困难的。将工作分成几类，由一个个工人小组来完成（小组中的每一个工人都完成一定数量的任务），这种做法扩大了上述灵活性的使用范围。有一个热心的赞同者解释说：“做为一名经理，我喜欢那样的做法。如果你去考察那些传统经营方式的工厂中的叉式升降机，你就会发现它们一个星期之中的工作时间从来也不超过20到25个小时。那么在其余的15个小时里操作工在干什么呢？我们这里就不存在那种情况”（《幸福》1981年7月27日）。 那种传统的组装线不适合于复杂类型的混合作业。各种生产格局的细微变化都要求对作业流程进行重大的重新组织和重新平衡工作。但只有在组装工作是由几个平行作业小组完成的情况下，一、二个这样的程序表才能在不影响他人的同时得到调整。由于机器不能得到充分的使用，固定资本的投资增加了——我们已经提到过增加了10％至30％——而且可能需要更多地储备原料。不过，工资成本的降低所得到的收益往往与这些不利之处相抵有余。 在位于底特律的谢夫罗莱特公司的一家大工厂中，“当一个工人可能是整天站在一个地方紧固组装中的后刹车螺栓时，他就和其他组的成员一起对整个刹车系统的产量和质量负有责任”。（同上）这种生产过程的重新组织工作是通用汽车公司“劳动实物质量方案”的一部分。从资方的观点来看，这个方案的关键特征是可以灵活地分派工作任务。对它在另一个通用汽车公司所属工厂造成的效果有如下的记载： “赖佛尼亚（美国）是通用汽车公司9个利用‘给知识付酬’的系列概念进行经营管理、减少遇到的麻烦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工厂之一。这种办法与那些有工会组织的工厂中的习惯做法有根本的区别，在那些工厂里工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狭小的。而在赖佛尼亚，生产工人可以学会一个工段中的所有工种技术，使管理部门在分配工作和临时补充脱岗的工人时有了机动性。为了刺激工人们掌握新的技术，工资是根据他们所拥有的技术支付的。 “与底特律厂相比，在生产较高质量的产品时，赖佛尼亚厂每台机器所使用的人力较少。一年之后它就达到了收支平衡，尽管曾预计要两年才能做到这一点。废品率已经下降了50％。1982年，工人的建议为卡迪拉克公司节约的资金达120万美元以上。” “这个日产1200台引擎的工厂分成15个车间，每个车间又分成由10—20个工人组成的作业班组，组成这些班组的生产工人要装配引擎并履行非技术性的维修保养责任。这些引擎仍然是在组装线上生产出来的，然而工人的日常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他们还参与决策。此外，着装的规章也已过时：几乎无人系领带，一些管理员穿着三页细斜纹兰布做的工装裤。经理们和工人们在同一个自助食堂就餐，而且为停车地点你争我夺。” “这些班组每周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开会讨论诸如安全和厂房管理一类的问题。他们决定什么时候应该加工资和轮换工作，他们甚至还可能建议重新安排生产进度……一个小组的23个成员在生产线上的12个或13个工作岗位间轮换操作，6个是引擎修配工作，4个或5个是厂房整理和检验工作。在年代较久的底特律厂中有45个工作等级，每一级都有自己的工资级别。在赖佛尼亚厂中有经验的工人分成4个工资标准，从每小时9.63美元到给‘器械工’的最高每小时10.08美元。所谓‘器械工’就是往生产线上供给和更换工具的工人。一个工人在掌握了两个作业小组的所有技术之后就可以达到这个最高的工资等级”（《商业周刊》，1983年5月16日）。 工人的这种灵活性往往不得不以增加工资为代价。增加10%—20％的工资曾是非常典型的。但由于加班时间减少了，因而直接劳动的需要量也急剧地减少（10—40％）。管理成本也大幅度降低了（25—50％），据报告说，原料损耗、废品率、退货率以及存库待验的商品数量都降低了。对这类指标进行结算的结果表明：在一半事例中生产率有了提高，在三分之一的事例中成本有了改进，在质量、工人流动性和旷工率三个方面各自都有约五分之一的事例表明得到了改善。上述种种情况意味着，在抵制失业的问题上，处于软弱地位的工会被强迫接受了一种新的、很少互相隔绝的劳动分工形式。其要害就是使每一个工人都做更加多的工作，而工作性质方面的更多变化则是一个付产品。然而，这些方案中的一部分将会改善工作的条件。工会为保护就业和劳动强度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难得使工作不那么单调无味。但是，在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口的时期中，即便是那些确实已给工人带来了好处的重新改组生产过程的方案也是以失业工人为代价的。 作业组似乎卷入了一场背离管理的等级制度（工头有专断的权力）和技术制度（按以机器的运转速度确定工作的进度）的运动。在成员之间分配工作任务、决定一天之中的工作方式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他们可能实际上拥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这种自主权被严格地限制在资方的工作规范和指标的囚笼中。在具体问题上给作业组以自主权，资方几乎不受任何损失，反过来还可能降低管理成本。作业组通过检查工作质量的办法独特地发挥了工作评价作用。操作水平较低的工人与组内其他人会明显差一截，其他人则常常被责成去弥补他们的不足之处，比如用纠正错误的办法。因此，操作水平在标准以下的或者是经常不上班的工人将面临来自组内其他成员的压力，在奖金是以作业组为基本单位发放时尤其如此。据传说，在一个小规模的、没有工会的工厂里，班组成员已经采用了开除的办法。为了鼓励作业组成员去掌握一系列的技术，工资结构、可能包括提级都以掌握的技术为基础来确定，这种做法还有助于把工人束缚在特定的公司里，尤其是在这些技术为该公司特有的情况下，工人们不仅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且更为理想的是，通过实行集体的“自我约束”减少了对具体事宜进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控制的必要。在工作小组遍布各个部门的工厂中，由于有可确定的成本结构，所以这些小组有时被管理部门描述为能确定他们自己目标的、小组成员对其成就互相负责的、各自独立的经营单位。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计件工资制不能使工人不为雇主工作，以作业组产量为基础发奖金也不能使作业组把生产当作自己的事去干。不过可以用市场来保证作业组确实有效地履行工作评价的作用。那些确实是生产中所犯的错误可以很快地追究到有关作业组。由于已从组装线改变成作业组装配方式，豪华系列的罗利牌自行车在出厂时标明了负责作业组的技术工匠的姓名。用这种将产品“个人化”的做法，市场已被引进工厂，成为对各个作业组工人的一种直接约束。 质量循环在70年代后期也成了时髦的日本进口货。工人小组相聚在一起分析和解决具体的生产问题。到1981年，750个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100家在英国的商号已建立了质量循环制。许多报纸报导了在设备设计和布局方面，在产品设计和生产常规的更改方面的种种改进。一家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采用了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的工人参与重新改组生产过程的方案，工厂管理部门报告说，从成本角度来看，取得了一个“完全是积极的”结果。但是，如同一个美国工会主义者所指出，质量循环制并没有给工人带来“控制他们工作环境的权力的真实转让”。 《今日管理》的记者指明：“恰恰是这样一个特点说明了为什么会形成过分渲染的质量循环浪潮”（1982年3月）。卢卡斯宇航公司的管理部门对于联合委员会向公司提出的可选择的方案（包括生产对社会有用的产品来取代军用品的生产）所持的完全消极的反应是很有启发的。即便是在公司将会得到报偿的情况下，资方也将不会理睬那些侵越了资方决定公司所有基本战略问题的绝对优先权的提议。 所有这些发展变化都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对于70年代的危机，资方做出的反应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商品和劳务事实上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个问题。这个基本的利害关系问题一直被那一代专心致志于资金、市场和重新布置人力物力战略问题的总经理们忽视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步……”（《幸福》1981年6月15日）。美国的企业管理学院注意到了学生们在选择课程方面的变化：市场学和全融学在公众投票中得票减少了，而生产管理学的地位提高了。 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工人运动遭受了许多挫折。在生产布局、大小公司之间的关系和核心工厂内部的劳动组织形式等方面也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然而西方国家的资方不能全盘进口日本高度成功的工人组织方式。单个的公司要想把它们的意愿强加给工人的话，工人的抵抗仍然是太有力量了。各国政府方面击溃工会和瓦解工人运动计划已付诸行动。在这些政府中最坚决的是撒切尔和里根的政府。
十二经济过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二经济过热 过度积累的形成 罢工浪潮和工资激增 意大利的热秋 1968年5月 紧缩与1970—1971年的衰退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美元贬值 盈余国家 美国的竞争力与国际收支问题 1972—1973年的短暂繁荣 商品繁荣 谷物市场 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60年代晚期，大多数经济评论家认为，繁荣将是持久的。凯恩斯主义似乎已经永久地消除了大规模失业，而工资上升则如整个趋势一样，似乎是自然的和经常的事情。与此成为对照的是，7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气氛是阴郁的和令人沮丧的。本章及下一章将述及事情是如何变坏的。 过度积累的形成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其积累率在60年代初期开始大幅度上升，并且在1970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上升的趋势是从1960年的大约4％增加到1970年的5.5％多一点。就业的增长十分稳定地保持在每年1％—1.5％之间，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开始上升。制造业的利润率在1968年后开始下降，整个企业界也是这种情况。通货膨胀率在1965—1969年间平均每年为3.8％，比1960—1964年高1倍多。到6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已达到每年5％。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种情况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及随后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 但所有这些发展的总和是主要国家集团不同经历的纯粹结果。美国在1961年进入了一个持续扩张的时期。这种扩张有力地延伸到1965年，其间，1964年的减税、行政当局未能通过增税来支付随越南战争而日益增大的支出，以及为满足平民权利要求而创设的社会计划（著名的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都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扩张。 尽管支出增加了，但行政当局在1967年以前并未要求临时加税，直到1968年6月才颁布了一项增税法令，而这是一种很勉强的结果，是加税于民用以支付一场愈来愈令人厌恶的战争。1966年到1968年后期的货币政策是扩张性的。实行“工资—物价指导标准”的收入政策的尝试则并未见效。 1965年下半年的支出过大了，而且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69年。官方失业率在1966年降到了4％以下（据传统看法这就是“充分就业”水平），在1969年又降到3.5%。制造业和整个企业界的利润率在1966年后开始下降。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率则从60年代初的大约2％上升到1969年的5.5%。 欧洲国家的周期性发展在60年代中期各不相同，但由此到60年代末的发展则愈益遵循西德的形式。西德在1964—1965年处于繁荣阶段，并由于1965年选举所推动的减税而使繁荣阶段延长了。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则随后导致在西德长期繁荣中出现了1966—1967年的第一次较大的衰退时期。随后西德又在长期繁荣中第一次求助于赤字财政。巨大的扩张性预算促使经济出现十分有力的上升。这次上升从1968年开始，一直继续到1970年。这也造成了整个欧洲自1967年年中直到1970年的上升。许多较小的与西德有紧密贸易联系的国家，如荷兰，其经济直接被带动上升了。法国在1968年总罢工之后实施了有力的扩张性政策。意大利在1962—1963年的繁荣之后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但在1968年获得了进一步的增长。另一方面，英国在1967年的英镑贬值之后，则实行了紧缩政策。 欧洲国家的同步上升导致物价的加速上涨。欧洲这种情况的出现晚于美国。很难分清经济上升对物价上涨的影响与工资激增及货币贬值对物价的影响。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利润早在1961年就开始下降了。 日本在60年代初由于政府针对扩张阶段产生的国际收支困难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曾经历了一个“暂停发展”的时期。1965年，日本经济走出了停止发展的阶段。这次上升因放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扩张而得以加强，上述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结果是出现了异常高的增长，在到1969年的4年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5％。在整个扩张时期，利润率上升了。在1969年以前，批发物价平均每年仅上升大约1.5%，而这个时期经济的年增长率已达到5％。 到这个时期末，又出现了十分同步的增长，这种增长明显是“过热”的，形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过度积累。这种愈益同步的现象部分地是由于美国的对外收支项目造成的，它消除了其它国家的国际收支限制。1964—1969年期间，日本的经常项目有25亿美元的盈余，而欧洲的盈余达60亿美元。但在60年代末，甚至在国际贸易和收支系统因过分紧张而出现断裂之前，工业中阶级斗争的显著发展已席卷欧洲。 罢工浪潮和工资激增 罢工浪潮在1968—1970年间席卷欧洲。法国1968年的5月事件引起了三星期的总罢工。第二年西德和荷兰充满了工人自发性罢工的浪潮，意大利则苦于工业很不安定的热秋。英国威尔逊政府的收入政策在1969—1970年的“不满的冬天”中遭到失败。 罢工赢得了巨大的工资增长，增长的幅度大约为前几年的两倍（见表12.1）。这些工资增长都是为结束重要的罢工而进行的谈判的结果：如1968年5月和6月法国的格伦奈里协议；1969年9月西德的冶金工会与钢铁业主之间的协议；意大利1969年11月的冶金工作协议和英国1969—1970年冬的公共部门协议。上述现象仅限于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初的工业不安定更甚于50—60年代，货币工资的上涨也快得多。但是变动开始的时间较早，而且变化是渐进的。日本的罢工次数无明显增加。 表12.11965—1970年欧洲的工资激增 罢工天数① （万日）货币工资变动② （％）实际工资变动② （％） 法国 1965—1967256.95.8 2.9 1968—19697600③11 5.4 西德 1966—196814.75.6 3.3 1969—197017.112 9.2 意大利 1966—19681076.16.9 4.3 1969—19702935.611.3 7.3 英国 1967—1969477.46.9 2.4 1970—19711226.512 3.9 ①年平均罢工天数；②年均百分比变动；③肯德尔的估计，见其著作第365页。 资料来源：阿尔索普，表3.4。 但在欧洲内部，情况异常地一致。罢工浪潮在大致同一时间发生并都赢得了巨大的工资增长。许多罢工是由原先表现十分沉默的工人领头的。工人常常是无组织或组织很弱的。罢工是由普通工人发动的，大部分是非正式的，而且它们在开始时常常遭到全国工会领导的拒绝。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应被视为一种统一的发展趋势。 它们也标志着工业关系的分水岭，清楚地表明了那种协调一致已无法统一不同阶级的利益。1968—1970年以来罢工次数比50—60年代多了，而且许多罢工是非正式的（见表12.1）。工资激增也很快产生了经济影响：通过增加成本使利润进一步减少，并使通货膨胀高涨。 因此，这几年的工业动乱是重要的事件。但为什么会发生呢？ 初看起来，它似乎是过度积累的直接后果（见第十一章）。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60年代后期出现了繁荣。如我们所见，劳动力市场紧张了。积累只能在工资上升和设备更新加快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否则就找不到足够的工人来操作新安装的机器。因此，要使整个系统得以顺利地运行，就必须使工资较快地增长。 有效的充分就业也提供了抬高工资的机制。由于工人方面谈判力量的增强，工人就敢于提出较多地增加工资的要求。资本家拒绝了，这是本能的回答，但也是合理的回答。如果某个地方效益差的工厂被废弃了，而劳动力仍属短缺，实际工资就应当上涨。但与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这明显地将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工人以罢工行动来支持他们的要求。而且他们赢了，因为雇主找不到替代的劳动力，并且由于对商品的需求很旺，他们经不起停止生产而招致的巨大损失。资本家被迫同意增加工资，而对整个制度来说，为了维持积累，增加工资也是必需的。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工人所赢得的货币工资的增长超过了为形成足够的设备更新及缓和劳动力短缺所需要的程度。结果不仅是实际工资增长，而且通货膨胀率也提高了。 罢工浪潮并不都发生在劳动力市场特别紧张的地方。在西德、意大利和几个较小的国家中罢工是发生在劳动力紧缺的地方，但在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一般地讲，工资激增的确是过度积累的产物。而在长时间繁荣的许多时候，充分和迅速扩大的就业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必需的背景条件。它培育了没有大规模失业记忆的新一代工人。但除了这种一般的观察以外，我们还必须具体考察一下50年代后期以来的积累方式。 欧洲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经历了持续的繁荣。物价和工资加速上涨，工资激增先后发生在1961—1962年的西德和1962—1963年的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在1963年随即出现了国际收支困难，法国在1964—1965年，西德在1965—1966年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自1960年起迅速下降。 如同我们在前一章所认为的，利润的减少从根本上反映了过度积累。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紧张，货币工资迅速上升。公司则因面临国际竞争而无法将增加的工资完全转嫁到价格上去。美国经济停滞，而价格十分稳定，它的出口价格主宰了世界制成品的出口价格。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使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大幅度下降，从而增加了对成员国工业的竞争压力。失业的出现并未先于紧缩政策这一事实表明，实际工资的增长并未超过调整设备更新的速度使之与积累和劳动力供应的步伐一致所要求的幅度。 政府对利润下降和竞争力减弱作出的反应是实行紧缩政策和收入政策。1963年意大利银行纠正了货币政策，造成了1964—1965年的严重衰退。失业率由原先较低的2.7％上升到1966年的4.3％。法国1963年德布雷的稳定计划体现了紧缩政策。失业率由1961—1963年的1.4％缓慢地上升到1968年的2.7％。邦达斯银行在1965年迅速收紧了货币政策。1966年中，西德的失业率就自1959年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就业岗位空缺率。英国的紧缩开始于1966年的“七月措施”。实行这些措施是为了避免英镑的贬值。失业率从1965年的2.3％上升到1967年的3.8％。 法国政府在1964年试图与工会通过谈判实行自愿的收入政策。当这种“聋子对话”失败时，当局对公共部门施加了限制。西德当1966年社会民主党进入政府时，工会与其所倡议的“一致行动”计划进行了合作。该计划包括长期合同和工资增长的上限。意大利政府并不打算实行收入政策，但政府说服了冶金工人将重新谈判他们三年合同的时间从1965年推迟到1966年，而冶金工人的解决办法传统地为其它部门定了调子。英国工党政府在1966年采取了一项法定的收入政策。继6个月的“严厉限制”之后，实行了6个月的工资冻结。直到1969年之前还进一步实施了其他步骤。 收入政策常被提出来作为对紧缩政策的更好的替代者，因为它无需缩减生产。但从雇主的眼光看来，这两种政策中的任何一种要取得真正的成功都有赖于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实际工资并改善潜在的赢利性。降低货币工资可使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的上升都有所减缓，因为较低的成本增加使雇主能在竞争较弱的地方提高利润率。但在实际上这两种办法常常是殊途同归的。收入政策以说服工人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增长为目标；紧缩政策则以减弱工人的谈判地位为目标，从而使工人没有其它选择。紧缩政策作为收入政策的唯一替代者的威胁在辅之以紧缩性的治疗尝试之后更为有力。 仅仅是收入政策还很难削弱工人的力量或促进合理化，而紧缩政策可同时做到这两者，尽管由于市场缩减了，资本的短期盈利将受到影响（见第十八章）。 雇主们也对工人的实际工作和在工厂层次的谈判机构发动攻势。在西德和意大利，这样做的结果明显地使工厂这一层增加的工资减少了。在法国，看来主要是在大兼并浪潮中采取了合理化的形式。在意大利，这还包括劳动强度的提高。在英国则采取了生产率协议的形式，其目的在于削弱车间工人对实际工作的控制。 这些发展是以国际竞争的暂时缓和为背景的。美国经济进入了越南战争的繁荣时期，其出口价格开始大大上升。这有助于欧洲资本通过提高价格来降低实际工资。这些政策是成功的。1966年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都扭转了。以后直到1969年利润率都是上升的。 但工人中的愤懑情绪上升了。紧缩、收入政策和对工厂奖金的进攻使工资降低了。收入政策还使收入差别减少了，工会的行动则受长期合同的限制。雇主的攻势使工作条件变坏并使工厂一层的工会代表无法起作用。 罢工浪潮是这种愤懑情绪的滞后表现。在西德和意大利，反击的较好条件是在60年代后期的繁荣阶段因出现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而形成的。但英国和法国工人并未等到经济上升才开始反击。在法国，学生的动乱起了促进的作用。法国工人阶级也有举行突然的类似总罢工的传统。他们在1953年和1936年就曾以这种方式罢工。而工人中受苦最深的是公共部门的工人，因为收入政策使公共部门工资的增长大大低于其它部门。因此，最初的罢工者大多数是国家雇员。 在英国，公共部门的工人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在那里的国营部门中实施收入政策也更为严厉，到1969—1970年冬就可看到公共部门工人一批接一批地拒绝他们领导人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的新场面。英国工人运动的力量与传统则是另外的重要因素。车间的工会代表甚至在经济下降时期也能领导非正式的争执，他们相信管理人员不敢对他们使坏。 60年代中期的进攻也说明了罢工的自发性质。许多工会领导人已陷于参与收入政策和长期合同的安排。雇主的进攻也几乎肯定无疑是在工厂这一层。可以预期抵抗也将在这里开始。在那些受紧缩措施打击最重的工人和站在罢工前线的工人之间也存在一般的联系。前面已经提到了法国和英国的公共部门工人。英国另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工人是汽车工业工人，他们也在雇主对车间组织和实际工作的进攻中首当其冲。在意大利，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的移民工人受苦最重，反攻也最顽强。 工资激增是获得工业和平的代价。在法国，工资激增也买来了政治稳定。 至此我们强调了罢工浪潮的相似方面。但再详细地看着两个主要的例子，以便领略一下那些激荡日子的风貌是颇为值得的。 意大利的热秋 意大利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热秋标志着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而这里的变化比其它地方都大。1968年以前，意大利的工会是很弱的。他们的人数较少，而且他们未能把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组织起来，这些移民愈益构成工业化北方的半熟练和非熟练劳力的多数。工会对工厂基层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集体谈判中也不那么成功。他们在政治上分为共产党（CGIL）的联合会和非共产党（CSII）的联合会。与他们最接近的是相应的法国工会。 但是，自70年代初开始，半熟练工人已成为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大工厂中的车间谈判已具有普遍性，有效地进行全国性谈判亦成为常事。两个工会联合会在工作中紧密合作。现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 热秋也标志着在经济活动方面的一个巨大转折点，这种转折也大于其他地方。只有英国在70年代的经济情况与意大利一样坏，而且它总是处于靠近联盟国家的底部。而意大利则在50—60年代经历了“经济奇迹”。在70年代，意大利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为法国和西德的3倍，为英国的2倍。1968—1970年工资激增所反映的力量对比的变动几乎可以肯定是造成意大利突然跌到联盟底部的主要原因。的确，意大利在70年代实行的经济政策大半是为了适应这种变动或是扭转这种变动。 意大利的劳工运动在40年代后期遭到巨大的失败（见第六章），工会在整个50年代的活动仍未见成效。会员的数字不太可靠，但可以认为组织到工会里的工人数不会超过全部工人的10%—15％。冶金工人的数字比较可靠，即使在这个工会最有力量的部门，也只有20％—25％的工人入了会。几乎所有的谈判都是在行业或全国一级进行的，而且并不成功。有关工作条件的协议或者不为雇主重视（例如1950年关于解雇的全国协议），或者被用来损害工会代表与雇员之间的联系（如1953年全国关于工作委员会的协议就是如此，它使官方的工厂而不是工会的机构来代表雇员）。工业中最低工资的协议是由小公司占主体的雇主联盟所强加的，它规定的最低工资通常是“雇主付得起的工资率”（肯德尔，第164页）。 所以，工人常常得依靠雇主的仁慈。许多大公司故意采用“工资驱动”的办法来求得车间的宁静。 菲亚特公司给雇员分配住房是根据“管理人员对工人参加工会的情况、政治表现和是否驯服的判断。……有时菲亚特还把共产党工会联合会冶金工人工会的所有知名成员有计划地转到不久后就要关闭的特殊工厂去。……如果谁家有共产党员，他就得不到雇用。……无疑存在例外情况，但在整个意大利工业中是不难找到某种类似的政策的”（埃德尔曼和弗莱明，转引自弗拉纳根著作，第512页）。 这些强硬措施受到美国的鼓励，美国还威胁要撤销与共产党工会成员在工作委员会中占多数的公司的合同。 所以，实际工资的增长慢于生产率的增长而赢利率和竞争力则有所改善，出现这些结果是不会令人吃惊的。同样不会令人奇怪的是：伴随着资本积累的是雇员忧伤的积累。社会的压力是在缺乏有效和有组织的安全阀的情况下积聚起来的。 60年代初期有一个使这种压力可能部分地渲泄出来的机会。这就是意大利分享了这个时期的欧洲繁荣和随后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的总的紧张局面。在重要的北部工业区伦巴第，官方失业率在1962—1963年降到了1.7％。 这使劳动者的力量得到加强。工人们现在可以施加压力要求改善生活。政府本来可以在最初阶段以严厉的紧缩政策来进行压制。但政府起初采取了迁就的政策，直到1964年才转向采取紧缩政策。 基督教民主党希望与社会党结盟。当他们单独执政时，一直未能推进改革。他们也失去了选票而为左翼所得。1948年基督教民主党获得了49％的选票，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在一起才得到31％的选票；1963年基督教民主党所得选票的比重降到了38％，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比重上升到了39％。最后，社会党已变得更易为基督教民主党所接受，因为自1956年以后社会党已开始与共产党保持距离。 社会党人对这笔交易索要的代价是对劳动者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基督教民主党人所付的报偿则是在工资上涨中给予方便。意大利银行的总裁是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和与社会党建立友好关系的有力支持者，他在罢工浪潮时期放松了货币政策以“允许”1962年和1963年的工资能够上涨。 工资大幅提高是由冶金工人带的头，而且这并非最后一次。冶金工人在1962年晚期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制造业的货币工资急剧上涨，全国的工资率在1962年上升了10.7%，1963年上升了14.7％，同时有较大的工资变动。 由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在1961—1964年间每年仅增长3.6％，这就意味着较高的通货膨胀和较低的赢利率的某种结合。而世界制成品价格每年上涨不到1％，由于国际竞争而不可能把较高的单位劳动成本都加到产品价格上去。因此，劳动者在制造业产值中所获的份额由1960年的80％上升到了1964年的87％。利润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则相应地受到影响。 政府和雇主都不准备接受这种再分配的比例。他们试图扭转这种局面。 政府在1964年实行急剧的紧缩，失业率开始迅速上升，在1965年达到5.4％。这就严重地削弱了工会。在全国范围，从冶金工人所达成的令人失望的工资协议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的为期三年的协议本应于1965年重新谈判。但雇主说服他们推迟到1966年再谈，而到时他们所达成的到1969年期满的新的三年协议规定工资仅增长5％。其他加工工业也都达成了全国性的无罢工协议。 工厂一级工会力量的减弱表现为1964年与1965年工资的急剧负向变动。雇主们还乘机在实际工作条件方面发动了进攻。 “如果一个人阅读工会的报纸，并注意跟踪各个工厂具体案例的发展历史，他就会获得总的工作过程强化的印象。这是通过不同渠道采用不同方法而形成的。如缩减在某一特殊机器操作中的劳动时间，监管更多的机器；提高装配线的速度，推广刺激工资制度；增加繁重工作的负荷。”（M·萨尔瓦迪，引自弗拉纳根著作，第519页） 这些政策所获甚多。“1966年企业已通过降低单位成本的政策开始重建利润。最常用的方法是提高装配线的速度而一般并不同时按比例地增加工资。在几乎是所有被研究的工厂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变化。”（M·萨尔瓦迪，引自弗拉纳根著作，第519页）单位劳动成本在1965年下降了2.3％，1966年下降了1,9％。 劳动者在制造业产值中占的份额自1964年的87％降至1968年的82％。国际竞争能力也提高了。在1961—1963年间，意大利的出口价格相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出口价格指数上升了l.2％，而在1964—1968年间则下降了5.4％。强化劳动过程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明显地表现于经济下降时期制造业生产率的迅速上升。在1961—1963年间人均产值上升了4.2％，1965—1967年间又上升了7.l％，尽管在后一时期积累率是较低的。 然而意大利企业状况的这种改善再次以工厂基层工人痛苦的大大加深为代价。就如意共领导的工会的总书记所述：“尤其是在1965—1966年，工业合理化的过程引起了严重的紧张形势，并使人重新认识工人生活的有关问题，因为合理化过程采取了使力量对比对工人极为不利的方式。”（里贾奥，引自弗拉纳根著作，第520页） 这些不满情绪在经济条件改善以后出现的罢工浪潮中得到了表现。那是在1968年发生的。意大利经济在60年代晚期整个欧洲的经济繁荣中有所好转。当劳动力市场出现紧张时，工业中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倾斜。对抗开始于1968年春，但发展并不快。时事评论员称之为意大利的“滞缓的五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形成了“热秋”的势头。其里程碑是1968年夏在皮累利发生的大规模自发性罢工的攻势。再就是1969年春在菲亚特出现的争执。 在这18个月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其一涉及到参加的工人。移民工人的不满情绪特别强烈，因为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参加工会组织，他们承受了困难的主要打击。他们也承受了大部分中左政府未能推进改革的后果，尤其是政府未能使移民大量聚集而社会设施极度紧张的北方一些城市现代化的后果。 然而，他们未曾发起对抗。在开始时，他们由于缺乏经验和组织不善而阻碍了动员，因此是其他工人先行罢工。1968年春罢工的主要是老年的熟练工人。皮累利罢工是由印刷工人发起的，而菲亚特争端是由熟练的、本地的北方工人领头的。年轻的移民工人是在1968年与1969年之交的冬天才第一次大批卷入的。学生活动分子和持不同意见的工会干部最初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制订并广泛宣传了工人们的要求。但到1969年秋，移民成了罢工事件的主角。 工人们也发展了新的战术。起先，工业中的行动采取了短期罢工的形式，这是50年代初以来工会的传统武器（虽然到1968年春，罢工时的纠察活动和骚动的水平非常高）。后来，更富想象力的战术是采取以较小的收入损失造成最大限度的生产混乱。全面罢工为“有限定点罢工”、“轮番持续罢工”和“怠工”所取代。最有利的是“五彩[1]罢工”［注：原文是指婚礼中投掷的五彩碎纸——译注］，不同的工人在指定的某时某刻按其工会登记卡号码的末位数的颜色轮番罢工。而当工人们要制止工贼或进行诱骗的经理人员时，就采取穿越工厂的游行而不是原来的布置罢工纠察线的办法。 公共部门的工人则试图打击国家而尽可能不影响对消费者的服务。于是，收票员罢工而火车司机照常工作。 工人与工会的关系也有了变化。工会起初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在发生争端的基层车间很少有正式的工会代表在场。1968年夏天在工会组织不存在的地方（虽然个别工会积极分子起了重要作用）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罢工委员会。而工会在1969年夏天之前并未以统一的方式对事态作出反应。 当他们作出反应时，他们则集中于他们的全国性要求。这些要求是围绕来自基层车间的四项基本要求提出的，即提高工资，减少差别，加强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和让基层车间更多地参与谈判。他们也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以通过新的工厂一级的工会组织机构来沟通车间的活动。他们要求让工会干部进入工厂，并常常做到了这一点。工人们有时带上工会干部并肩通过门卫，而过去这些工会干部曾被禁止进入工厂。然后工会就在工厂组织大量的工作现场集会来讨论前述全国性的要求，这是战后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一共举行了2—3千次这样的集会。 冶金工人的1969年12月协议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协议包括每小时增加65里拉（将近为平均小时工资的10％）的均一工资费率，到1972年将每周工作时数逐渐减为40小时；对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在他们生病时应给予同等待遇，限制加班时间并对减少的收入给予补偿。协议还第一次要求获得基层车间的同意。它也打破了其它部门的屏障。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协议是1970年的工人宪章。它撤除了工会在工厂一级活动的一切障碍，并给予时间和设施。它形成了在大工厂的分厂一层谈判的发展基础，而这正是意大利经济在整个70年代的一个特点。 1968年5月 与意大利稳定地逐步形成的情况不同，法国在1968年5—6月间的总罢工是完全出人意料的。 1968年3月22日南特莱大学的学生在占领高等教育机关时创立了“三·二二运动”组织。这个新的组织联合了原先分散的左翼学生。5月2日，校长不定期地关闭了南特莱大学，并且说：“在教职工中有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种非常近乎战争的精神变态。”（波士南，第64页）共产党的领导人马歇则用以下的说法来谴责学生，“南特莱和任何其它地方徒劳的假革命者，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现实。”（同上引著作）当局明显地感到不大乐观。他们命令500名防暴警察包围了这幢建筑。 第二天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的院长召唤警察来到一个抗议关闭南特莱大学的学生集会。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并且逮捕了600名学生。巴黎大学的神学院及科学系被关闭了。大学教师全国联合会号召举行抗议罢工。 5月6日，防暴警察冲散了在巴黎举行的有6万名学生和教师参加的有力示威。700多名示威者在医院接受了治疗。学生竖起了路障，罢课开始扩展到全国的大学和高等学校。第二个最大的工会联盟（CFDT）支持学生的示威。而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联盟（CGT）却不支持学生。第二天，共产党谴责示威是受纵容的冒险者的行动。 5月8日，马赛学生的示威有许多工人参加。第二天，迪戎的共产党工会违抗上级的指示，支持了学生的示威。 5月10日（星期五），学生占领了巴黎的拉丁区并建起60处路障。防暴警察发动了进攻，据报道还强奸了街上的一些妇女。巴黎30个高等学校中有20个举行了罢课，全国有350多个高等学校被占领。工会联盟号召在5月13日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政府的镇压。 罢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示威是战后以来最大的示威。共产党工会试图隔开工人与学生的分遣队，但失败了。防暴警察从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撤离后，学生随即占领了大楼，张挂出许多红旗，并在一个屏障上写着“欢迎劳动者和工人来和大学生一起讨论共同的问题”。这个地方就成为这次运动的总部和橱窗。学生行动委员会开始协调示威并与工人组织接触，很快就与雷诺、雪铁龙、法兰西航空公司、隆尼—波兰斯以及巴黎地铁工人建立了联系。 5月14日，南特市萨特飞机工厂的工人把厂长锁在办公室里并且占领了工厂。广播工人投票决定罢工以抗议关于事件的新闻报道。到这天晚上，几乎所有大学都被占领或在罢课中，许多医院也是这样。 5月15日，非共产党的工会联盟（CFDT）的领导人在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与学生站在同一立场上。乔治·蓬皮杜总理说：“偏激集团（类似于‘狂热极端分子’这一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用来形容极左派的名词）正在鼓励扩大以破坏社会为目标的混乱……”。学生们采用了这样的口号，“我们愈来愈狂热了”。那时，所有的雷诺工厂都被占领了，学生和工人在雷诺工厂和萨特飞机工厂举行联席会议以计划未来的行动。共产党工会很快失去了对其甚至是最忠诚的下属工厂的控制。 5月17日，全部空中交通中止了，邮局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许多被占领的工厂正在组织托儿所和讨论其他有关当地居民的事项。罗列—大西洋区的分配系统完全垮了。学生、工人、农民组成了联合委员会来组织供应。警察工会警告说它的会员也正在接近于罢工。学生开始了从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到雷诺工厂的穿越巴黎的“长征”。尽管共产党工会反对，他们还是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演员工会也要求获得民主决定演出什么节目的权利。法国的制片工人团结一致地搅散了戛纳电影节。电台记者接管了新闻公报。非共产党的工会联盟（CFDT）号召工业的民主化。 政府建立了保卫共和国委员会。极右翼集团愿意给予支持，其交换条件是释放监禁中的右翼分子萨兰将军。一次公众的民意测验表明，55%的人支持学生，60%的人赞成建立“新社会”。 5月19日，社会党领袖孟代斯·弗朗斯要求政府辞职。戴高乐宣称：“改革者，行！社会渣滓（无法翻译的军人粗话），不行”。而学生们则采用“这种人，就是他！”的口号。罢工已席卷所有运输、国营工厂、冶金、银行及公共服务部门。 第二天，全部矿场和港口都关闭了。米歇林和匹乔特的工人罢工了，雪铁龙的非工会工人占领了工厂。共产党工会的书记塞古宣称，他对诸如“工人控制”这种无聊的想法和“社会改革及其它发明”都不关心。相反，“彻底地干意味着工资的总的增长，有保障的就业，较早的退休年龄，减少工作时数而不少付工资，以及保卫和扩大工会在工厂的权利。”然而，共产党工会的技术人员分部还是出来支持了学生和工人的控制。 5月21日，1000万工人举行罢工。雇主协会的总部也被占领了。年轻的地方法官组织了协会并投票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政府则收回了独立的广播电台使用的设施。 5月24日，警察所遭到洗劫，股票交易所被烧着了，警察袭击了旁观者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发生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示威。右翼报纸《费加罗报》的工人拒绝印刷社会学家雷蒙特·艾隆所写的一篇文章，除非他“更为尊重事实”。 第二天，政府开始与工会领导人谈判。社会党的弗朗西斯·密特朗要求举行选举。5月26日左翼在迪戎市的地方选举中得票大大增加。 5月27日，政府、雇主和共产党及非共产党的两大工会签定了“格林纳尔协议”。协议包括：全面增加工资10%，增加最低工资，稍为减少工作时数，有限地扩大工会权利。全国上下的工厂集会都争论这项协议并且有压倒多数的人拒绝这项协议。罗列—大西洋公司的工会脱离了工会联盟，并宣称：“这场斗争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非共产党的全国工会随即拒绝签署这项协议并号召加强罢工运动。 政府中断了石油分配，保卫共和国委员会开始分发武器。戴高乐离开法国到巴登—巴登与法军司令马瑟将军协商。马瑟同意在释放萨兰将军的条件下，军队将支持任何合法政府，但不公开介入，除非共产党号召举行暴动。在关于当时这些很少为人所知的讨论的报道中，《经济学家》杂志警告说，“危险在于某些尚不为人知的军官干预一些地区总部的事务，他们将决定什么是他们能够容忍的限度。”（1968年6月1日） 同时，共产党人拒绝支持左派所要求的以孟代斯·弗朗斯为首的过渡政府，原因是他与新的运动结合得太紧密了。国家新闻署和主要的出版社罢工了。罢工运动达到了高峰。 5月30日，亲戴高乐派得到了汽油供应，用以精细地组织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仅在巴黎就有100万人）。口号包括“从科恩·本迪特（一德籍犹太人学生领袖）到大乔”。右翼集团向左翼示威者开了火。戴高乐解散了国民议会，宣布于6月23日及6月30日举行选举，并组成了一个与过去的情况类似的新政府。 在大部分工厂开始了谈判。共产党工会答应尊重达成的任何协议。一个沮丧的雷诺厂的工人记述，“在我看来我们似已接近于某种新的东西。”是接近了，但还不是十分接近。6月7日，防暴警察经过激战占领了在弗林的雷诺工厂。两天后，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极端派海外移民领袖乔治·毕道特回到了法国。许多外国学生及工人被驱逐出境。6月11日，两个工人在匹乔特被杀，一个学生在米伦被杀。几个左翼组织被查禁。6月15日，萨兰被释放。6月16日，防暴警察占领了索鲍尼（巴黎大学神学院）。第二天，雷诺工厂恢复上工。6月20日，匹乔特也恢复了工作，并发生了第一起工会领导人被开除的事件。6月23日，戴高乐派在第一轮选举中大大领先。100万工人还在罢工。6月30日，戴高乐派取得了选举的完全胜利。法国恢复了工作，也回到了资产阶级的正常状态。 法国总罢工的根本原因与其它国家的罢工浪潮是相同的。法国，如同意大利和西德，曾经历了60年代初期欧洲繁荣时期的工资激增。1962年和1963年，私营部门的工资分别上升了10.8%和11.1%，公营部门的工资则分别上升了17%和14.6%。在物价每年仅上涨4.8%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大为增加和利润率的急剧下降。制造业的利润份额从1960年的23.9%降到1963年的19.8%。整个企业界的利润份额在同期从24%降到了21.9%。由于法国的物价上涨比美国和西德快得多，这也意味着商品竞争力的减弱。 1963年的“稳定计划”按设计者的意图是要恢复利润和竞争力。这些政策被结合进1964年和1965年制定的第五个计划。该计划要求利润增长的年率在1964—1970年间达到8.6%。计划的工资增长率被限制为每年3.3%。在关于在1963年10月至1964年1月间自愿实行收入政策的谈判失败之后，政府采取了四项主要政策。 其一是紧缩。登记的失业率从1961—1963年的1.4%到1968年的2.7%。另一项政策是控制公共部门的工资。在1964年5月采用“陶蒂”程序，规定各个特定部门的工资增长总数，而由工会和经理来谈判整个工资增长的分配。第三项措施是采用与主要公司谈判“合同计划”的协议。协议包括订价政策和订价原则。其原则是：假如公司能对就业、出口、投资、和工资给予某种保证，他们可以把价格提高到足以重建利润边际。 协议是保密的，工人不知其内容。在1969年，大约85%的工业企业都订了这样的协议。 最后一项政策是鼓励巨大的兼并浪潮以促进合理化。这是戴高乐使工业落后的法国实现现代化的部分尝试，如他所说的，“要使法国与所处的世纪相称”。 这些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在私营部门降到了1965年和1966年的每年3.9%以及1967年的3.4%。公共部门的工资被压得更低，在4年中降到了比私营部门还低9%。每年兼并的价值比1966年和1967年相当稳定的趋势增长了2倍多。 法国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了和西德及美国差不多。紧缩使生产率的增长有所放慢。尽管设备利用率较低，制造业和整个企业的利润份额却无多大变化。如同在大多数紧缩时期一样，利润率不会很快上升。但是，利润生产的潜在的条件改善了，就如1968年5月以后的扩张所证明的。 这种缓慢的成功是以雇员不满情绪的积聚为代价而获得的。其中包括整个实际工资增长缓慢，而对公共部门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处境比私营部门更为恶化。因合理化而造成的混乱也是重要的问题。在五月事件后不久发出的一篇政府报告所概述的原因是：“未能理解变化的阻力，未能打好基础以应付伴随现代化而进行的兼并、合并及由企业经营失败和解雇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混乱。劳动力市场上的变化来得比预期的要快得多，它过份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动调整和流动性。”（弗拉纳根，第605页）在这个意义上，1968年5月是戴高乐试图强迫法国工业与20世纪“结合”所付的代价。 在明显的速度、规模和所抱的目的的差别之外，法国的罢工浪潮与意大利的罢工浪潮还有两个主要差别。其一，在意大利是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起了主要作用，而法国罢工的发生则与1960年以来的最高失业率及生产能力过剩有关。另一个差别是，意大利的“热秋”持久改变了工业关系和经济状况，而总起来说更具戏剧性的法国的经历都没有带来什么较长期的变化。 很清楚，学生的动乱对法国罢工爆发的时间有重要影响。罢工事件本身则与工人中积累的不满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戴高乐的现代化战略的产物。在50年代，大学生的数目增长不快，仅从1949年的13.5万增加到1960年的22万。但在60年代学生增长的速度加快了，到1967年秋，在校的大学生已达52万人。这种增长远远超过了大学设施的供给。在1967—1968学年仅在巴黎就多了三万大学生。 政府的回答是打算以类似于英国竞争性选择制度来代替只要取得某种学历资格就保证取得大学学位的制度。点燃“三·二二运动”的在南特莱的占领行动就是为了抗议这种提议。政府的镇压则在引起对学生的同情方面起了作用，如果对学生的抗议不是用催泪瓦斯来回答，工人大概就不会那样倾向于支持学生。 最后，法国劳工运动的结构与传统也是重要因素。在戴高乐统治下，集体谈判的形式难以存在。工会会员数急剧下降到只有战后初期水平的一半。1968年，仅有15%的工人参加了工会。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工会的入会率甚至更低一些。这并不反映少数组织得好的部门的情况，和像美国那样的许多没有组织的部门的情况。在美国，工会的平均入会率与法国差不多。在法国的私营部门中，印刷业是法国唯一的工会入会率很高的行业。公共部门的工会入会率虽高，但工会的活动仅限于处理个人的痛苦和不满以及仿效进行“陶蒂”程序规定的工资谈判，然而一无所获。因此雇主和政府可以在事实上任意地无视工会的意见。在戴高乐时期，他们几乎一致地选择这种做法。 工会入会率低并非单纯地反映了对工会的淡漠态度或是缺乏战斗性。按照法律，凡是有雇员50人以上的一切公司都必须建立每年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企业委员会（其职能主要是咨询性的，仅在保健和安全方面有某些责任）。在1967年和1968年参加这种选举的大约占总人数的75%，80%—90%的选票投向工会提出的候选人。 但是，参加工会的人数太少，确实影响了工业中的斗争形式，结果是，主要的罢工几乎不变地是从基层开始的，并且大多脱离了工会的控制。如一个报导评论员所说，工会“就像冲浪板的熟练驭手那样在工作”。 罢工常常是跟随着由少数主要工厂发出的“信号”而来的。1968年，多半是由雷诺工厂和萨特飞机工厂起这种领头作用。 五月事件为什么未能改变工业的关系结构（更不用说整个社会的关系结构了），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工会和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共产党工会是出类拔萃的最有力量的工会联盟。它的会员数大约相当于非共产党的第二大工会（CFDT）会员数的3倍，并且在企业委员会的选举中得到大约一半的选票。共产党则是法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组织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所起的作用。 《经济学家》杂志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每当一个人听到某人在法国广播电台上咒骂‘冒险份子’时，他可以肯定被咒骂者一定是科恩·本迪特或其他某个左翼学生。但是他无法猜测讲演者的政治色彩。讲演者可能是戴高乐分子，也可能是共产党人。然而，如果某个人在谈论革命、结构性变化或是社会主义社会，则可以放心地认定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共产党人”（1968年5月25日）。 它还做了十分精明的分析：“学生点燃了革命之火，而为共产党人所扑灭。” 现代的革命要求有一个革命的形势，同时要有一个准备掌权的政党或组织。当法国确实到了无法前进的时候，可以说是具备了革命的形势。但是素来自称起革命作用的政党现在却没有显示要去完成这场革命的任何迹象。共产党人爬上了领头的“乐队车”，但仅仅是给按上了刹车器。这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戴高乐将军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正在使用一种革命武器，即无限制的总罢工，以此实现一种议会的目标，组成民众阵线政府（《经济学家》1968年5月25日）。 没有人能够肯定，如果共产党曾试图领导1968年5月的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的确，这样一个问题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共产党的行为并非突然地发生了偏差。它在1968年5月一开始就要扼杀这场革命运动的意图与其在过去30年中（包括战后初期，见第一部分）所走的路是一致的。然而，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其一，它的战略即使按它自己的条件也是一种可怜的失败，因为戴高乐派在6月选举中轻易地取胜了。其二，通过谴责非共产党工会实现工业民主的要求和限制关于传统的工作报酬和时间问题的谈判，共产党工会保证了五月事件对未来工业关系的结构将不会有多大影响。提出要同时进行无限制的总罢工的共产党工会甚至未能组织起群众性的基层工会运动。 紧缩与1970—1971年的衰退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1968年和1969年期间，货币和财政政策都迅速转向紧缩。这种情况以美国的发展为主导，但其它地方也都明确地转向紧缩，而上面所述的物价加速上涨和日益增长的经济与社会的不安定更促使转向实行紧缩政策。 这种转变的后果是出现了一次极为同步而较轻的衰退。1969年下半年到1971年下半年，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的比率上升了大约3个百分点，美国和日本上升较多，而欧洲上升较少。从经济周期的高涨到低落时期，美国登记的失业率由3.5％上升到5.9%，欧洲则由1.8％上升到3.0％。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970年达到5.0％的高点，而由于衰退和价格管制的结果，通货膨胀率在1972年降到了3.3％的低点。欧洲由于工资激增，通货膨胀率高得多，1971年曾达到7.5％的高点，然后仅在少数国家有所下降。 政策制订者对在失业率上升情况下的物价僵硬感到失望。“滞胀”一词开始成为普遍用语，对凯恩斯主义“高调”的有效性则出现了日益增多的怀疑。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我们把国际金融系统和美元的命运交给了1968年的决定（1970年实施），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的决定（见第十章）。 如果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如预期那样有所改善的话，这一措施或许能支撑美元一个时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贸易平衡的收缩，经常项目更形恶化，企业的海外投资在1965—1970年间翻了一番。而1968年和1969年因美国银行通过高利率吸收了大量短期资本而掩盖了这种情况，在这两年中流入了120亿美元，弥补长期资本的流出还有余。与此同时，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减少了。但在1970年，这一政策被急剧地扭转了，当时货币政策变得十分宽容。美国允许在今后4年中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10％或更多一些，而在1969年货币供应量实际没有变动。可以预期，随着利率的下降，这120亿“游资”也将离开美国银行。加上本已大量流出的长期资本，美元的抽逃变成了一场混乱的溃逃。1970年，外国中央银行获得了170亿美元，而美国失去了25亿美元的储备。1970年，支持美元的储备比前10年更为恶化。 1971年5月发表的数字表明美国的经常项目随着利率的进一步下降而显著恶化。流出美国的货币进入几乎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但特别是流入那些货币坚挺的国家，如西德、瑞士、奥地利和荷兰。仅西德一国在1970年就获得90亿美元，并在1971年头5个月获得了40亿美元。 获得美元的国家大多对之无能为力，尽管他们担心信用将会扩张，通货膨胀将会上升。手头拥有的美元数额过大，因而很难阻止美元流入的增加，而这正是由于销售债券引起的货币供应量激增所致。无论如何，如果试图这样做，就只能阻止利率的下降并保持货币对那些急于脱手美元的人的吸引力。最初，许多中央银行都通过所谓的欧洲货币市场把美元贷给欧洲的借主而获得超过美国利率的盈利，把坏事尽可能变成了好事。这就刺激了这些美元贷款的“海外”市场的发展。资金常为投机者所借去。他们随即将资金投入预期将重新定值的强货币，从而形成一种骇人听闻的螺旋，即由各中央银行给投机者提供资金而使他们在货币重新定值时坐收巨利。 1971年3月，各中央银行同意冻结欧洲货币市场上的储备存款。但投机的压力继续存在，对欧洲美元借贷的高需求把市场利率推到远远高于通常在美国利率之上加0.5％的水平。反过来这又导致进一步从美国抽走美元而将之存入欧洲货币市场。在1971年4—6月，从事美元投机的金额达到了每年140亿美元的水平。许多外汇市场暂时关闭，仓促调整了汇率，强货币升值了，或者象西德马克那样，实行浮动汇率。看来，这些不过是准备动作。 认真地开始行动是在夏天。美国1971年第二季度的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7—9月份，投机资金按每年350亿美元的速度抛售美元，在8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非美国的中央银行开始普遍地不遵守他们不用美元储备兑换黄金的协议，美国的黄金储备惊人地迅速下降。尼克松总统对此在1971年8月15日作出的回答是，不定期地推迟允许美元兑换黄金。他抓这件事的作法正如他永远留在磁带上的话：“对于里拉，我不给它一个（此处录音被消掉）”（威廉森，第175页）。他还对进口货物实行10％的附加税。后来4个月，所有主要的货币都实行浮动汇率了。经过某些艰苦的谈判，在1971年12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签署了史密森协议。协议规定建立新的固定汇率体系。在欧洲国家坚持认为美元必须贬值以后，美国同意象征性地提高黄金的价格。但没有人认真地提议要将美元兑换黄金。的确，鉴于美元的虚弱地位，这已不再成为问题了。那年发生的事情，加上他们将大量流出的美元（1971年整个逆差达到300亿美元，比前10年的累计数还超过70％）中的相当大部分在不再允许美元兑换黄金之前的几个星期中换成了黄金，大大降低了潜在的黄金支持美元的程度。到1971年初，美国的黄金储备仅够支付外国持有美元总数的32％。12个月以后，黄金储备仅相当于外国持有美元总数的18％。 黄金作用的进一步减弱差不多等于承认了现状。史密森协议对美国的主要好处在于新的汇率包括美元对其它货币较8月份以前的汇率贬值9％，从而增强了美国的竞争力。但这一贬值的幅度比美国所要求的要小得多。在谈判中，美国曾表示要寻求一种能使美国的经常项目增加130亿美元的美元汇率。这能使美国的经常项目每年盈余90亿美元，足以弥补每年流出的60亿美元资金，并通过每年减少对其它国家中央银行的30亿美元债务而增强对美元的信心。 美国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外流在1972年下半年重新开始上升。第二年初就出现了危境。1971年的事态与1973年2—3月份的投机相比只不过象是小镇上的扑克牌赌博。2月份，当日元浮动时（英傍早已在1972年6月开始浮动），史密森协议遭到了严重破坏。史密森协议曾被尼克松称为“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议。”（吉尔伯特，第164页）这时又将美元进一步贬值10％，是由于认识到史密森协议还不能够充分恢复美国的竞争力。而这一点已为美国的制成品进口上升所证明。继1971年上升20％之后，1972年又急剧增加了27％。“显然，外国的工业正在进行重大调整并加强销售努力以扩大其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吉尔伯特，第105页）但即使是这种进一步贬值也未能恢复信心，就象美国财政部长所宣布的，美国将不进行干预以支持美元并打算取消对资本输出的一切控制。 仅在1973年8月1日一天中，西德就吸收了27亿美元，而在整个1973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储备情况又下降了100亿美元。3月19日，各主要中央银行重申维持其汇率相对于美元的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2.25%的承诺。这样，在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以后仅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二个原则也已正式废弃了，也就是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现已消亡。 美元贬值 美国当局寻求美元对其它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从而改善美国的贸易平衡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否早在1970年就设计出推行这种贬值的货币政策则是另一个问题。一方面，降低利率预期将导致美元外流。有人认为，扩张的形式是采取货币扩张而不是减税，就是这种意图的证明。另一方面，美国实行了一系列显然以支持美元为目标的紧急措施。在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之前的最后一周中，美国从其他中央银行借款20亿美元以图维持当时美元的水平。美国确实对美元实行了一种“宽容疏忽”的政策，为国内的原因扩张经济而忽视对汇率的影响。到1973年初，情况清楚了，他们不想做多少或干脆不做什么事情来保护汇率免受国内政策的影响，而对欧洲及日本的中央银行阻止美元找到恰当的汇率水平的意图则愈来愈怨恨。 这样一种情况确实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如果美国政策的主要倾向是试图尽可能地扩大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目和长期资本项目），以便用付给美元纸币来攫取世界其余部分的实际资源。与此相反，既然许多占统治地位的跨国公司所主要关心的是巨大的且日益增长的资本输出率，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如果这些资本输出主要靠经常项目的盈余来筹资而不是无休止地增加美国对外围中央银行的债务，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些债务的偿还确实是便宜的（在1968—1974年间实际短期利率平均仅为0.4％）。然而，欧洲和日本的激烈竞争使得以低汇率来维持国内制造业的地位变成极为重要的事情。这将帮助国内工业保持其市场份额和赢利率，而欧洲及日本的公司将被迫提高他们的美元价格以补偿美元对他们的货币的下跌。确实，美国企业巨大的资本输出为美国需要保持经常项目的盈余提出了一种“辩护”的理由，而当史密森会议讨论调整汇率的幅度时也曾用了这样的理由。这种争论在随后几年讨论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时曾一再重复；在这些讨论中美国一直认为应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结合来确定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因此，美国“需要”经常项目的盈余来为资本输出提供资金。自然，美国可以（也确实这样做了）要求有比这更大的盈余以便开始削减巨大的“过分突出”的美元债务，而这对于在一旦恢复对美元的信任以后恢复美元与特别提款权的兑换是必要的。美国在1972年11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基本谈判立场是：各国货币应钉住特别提款权，但在他们的储备跌落到某个预定的告警水平以下或超过某个预定水平时，就应当采取贬值或升值的措施。这个主张是直接指向“盈余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西德的，并且企图将他们约束在一种不能一直保持盈余的制度之中。 盈余国家 这种所谓的“储备指标计划”从来不是十分认真可行的。按这种计划，储备的重大变化将形成一种几乎无法改变的推断，即汇率即将发生变化，从而鼓励了事实上是一种赌博的投机。但其重要之点是，它强调了美国阻止马克或日元长期处于定值过低状态的决心。这种关心可由以下的事实得到证明，那些盈余国家曾一再表明他们以巨大的努力（实行资金进口税，鼓励资本输出，甚至像日本，实施进口大量供贮存的原材料的计划）来阻止他们的货币升值的意向。如果那些盈余国家感到他们必须有盈余并以此供美国弥补逆差所需的资金是受剥削，那么上述行为就很难令人理解。相反，他们的出口部门（在两国都是很强的）在维持低汇率以便尽可能扩大出口盈余中有很大的利益。这并非主要出于某种积聚储备的旧时的愿望，不过它对中央银行来说也许是令人鼓舞的，并且当他们通过贷款给较弱的国家以获得影响时，也是有用的。基本的关心则是他们的出口部门在出口销售中获得利润而产生的眼前利益。货币升值，在使进口货物的价格下降而使工人的生活费用减少的同时，将减少他们在国外进行有利可图的竞争的能力，尤其是在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时将减少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尽管欧洲人和日本人坚决抵制将对盈余国家施加巨大压力的储备指标计划，他们仍坚持美国应在事实上重建美元的可兑换性。“从美国的立场看，要求美元的可兑换性也就是要求保证信用工具（美元）的交换价值，这些美元是用来支付美国的逆差的，而盈余国家则拥有使其盈余不断增大的自由。”（吉尔伯特，第185页）他们不打算赞成的是“美国应通过美元贬值而形成巨大的、持久的出口盈余，即以货物来赎回它的不需要的美元，但这种处理办法对将经受日益增强的美国竞争的欧洲出口部门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B．特，第192页）正是同样的担心使西德和日本当局继续在升值的问题上表现犹豫，不愿见到他们的货币被其它国家持为储备货币。理由很简单，对有关货币的这种额外需求，将使这些货币维持较高的汇价水平，并使他们的出口盈余因此而减少。不管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可能获得的声誉和影响有多大。都不足以补偿因货币定值过高而损失的出口利润。 美国的竞争力与国际收支问题 美元相对价值的不断下降显著地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在1970—1973年间，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下降了24％，对西德马克下降了24％，对美元以外的货币平均（按其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性加权）下跌15％。而且，由于美国单位成本的上升确实低于同期与其竞争的国家，美国的成本竞争力平均实际改善了27％。按美元计算，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了6％，而日本上升了72％，西德上升了64%。 这种竞争力的提高无疑有助于阻止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1972年以后的几年中，消费品的净进口额稳定了。资本货物的净出口在1972—1974年间翻了一番（石油生产国的旺盛需求起了积极作用）。随着粮食需求的上升，美国突然成为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农产品贸易盈余由1972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105亿美元。如果不是因为欧佩克提高油价与美国的石油进口增长（确实，鼓励了油价上涨）而使石油的进口费用上升了200亿美元，美国就会有大量的贸易盈余（见第十三章）。即使如此，美国的经常项目在1974年还是恢复了盈余，但盈余不够弥补资本的外流，结果是增加了将近90亿美元的美元债务。在旧的国际货币制度解体的过程中，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从表12.2中可见一斑。 表12.21968—1974年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商品贸易-9.3 服务与汇款-10.2 净军事贸易-19.8 美国政府的赠与（除军事援助）-16.7 净获利息及红利61.4 经常项目平衡5.4 股票与债券投资（净额）10.8 政府贷款-11.1 长期资本-42.5 私人部门在国外存的美元①-22.5 弥补逆差的资金来源： 国外官方储备持有的美元58.1 美国储备的减少1.5 （其中：黄金）(2.4) ①包括净短期资本。 资料来源：〔美〕《现代商业概览》，1982年6月。 尽管获得了巨额利息（每年将近90亿美元），平均说来这个时期没有什么经常项目的盈余。除了420亿美元的长期资本外流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新的因素，即220亿美元的短期资本外流，这是由于外国公司和个人从美国银行提走了现金或是增加了他们从美国银行的借款。全部大约600亿美元资金的流出是由工业国家中央银行增加美元储备来弥补的。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中央银行被迫持有额外增加的美元，实际上他们本想抛售一部分他们现有的美元。在1971年后，当他们无法以美元兑换黄金时（在整个这一时期中，美国的黄金储备仅减少了25亿美元），他们购入这些美元仅仅是因为他们打算通过销售本国货币来阻止其货币的进一步升值。为什么他们保持这些美元储备而不是售出美元以购入其它货币？其理由是，尽管美元的相对价值在70年代初下跌了，但是在纽约的美元投资仍然具有吸引力。1974年，工业国家的美元储备不再增长，而同时欧佩克石油生产国的储备却上升了310亿美元。这些储备大部分存入了欧洲美元市场，这表明石油生产国的中央银行宁可将储备存入美国以外的银行而不把它们存到纽约去。这些欧洲银行有许多是美国银行的海外分行，它们充当需要借出美元的欧佩克成员国和需要借入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国的中间人，并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利润。 美国资本无疑因具有能力从外国中央银行借入其持有的美元证券而得益。在1967—1974年间，美国获得的净利润和矛利息从53亿美元增加到155亿美元。与以往的时期相对照，增加的这些利润和利息都不能归入经常项目盈余的投资。其增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确实代表了海外美国工业投资现有资本总量的货币利润的增加。但增加的收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全部以低实际利率在海外筹资所进行的海外新投资。在去除一切强制因素之后，现在美国甚至己不再佯称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官方持有美元的上升表明美元是最好的储备资产。美国可以不用任何起码的政治力量而获得其工业和金融力量的利益。 当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在1972年引起重大争论时，美国开始采取这样的立场，即“国际货币制度既不应妨碍也不应鼓励官方持有外汇储备”，并提出：“美国仍然认为特别提款权（SDR）的提洪是作为黄金的替代物而不是美元的替代物。”（威廉森，第176页）虽然美国承认这种情况，即美元最终可兑为特别提款权。但他们的看法是，这必须是由于美元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能够在一个时期中形成足够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盈余，从而使可兑换性成为一种现实的结果。但欧洲人（和日本人）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既在理论上表现出他们拒绝接受必须使货币升值的提议，又在实践中表现出他们已准备好大量增加美元储备。欧洲人提议国际货币基金应将他们现存的美元储备转为特别提款权。这将保护储备避免因未来的美元下跌而遭受损失，但其代价是给美国增加了风险，如果要求它补贴国际货币基金（它将收购这些美元储备）的任何损失的话。这很清楚这就是要保持他们的蛋糕（通过拒绝升值、增加大量盈余而赚得美元）供自己食用（迫使美国保证他们通过贸易盈余积累的资产的价值）。从来不存在任何促使美国应当接受这类建议的理由。通过促使重新估值（如美国建议的与固定汇率相关的“储备指标计划”）来限制美国逆差的规模，或以官方声明指出美元定值过高（随后在浮动汇率制下有时也实行这种“开口政策”）与保持美元的国际作用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国际作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是美国工业和金融力量的产物，它几乎没有因为美元可兑换性的终止和固定汇率制的结束而遭到削弱。 1972—1973年的短暂繁荣 1972年和1973年初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非常迅速的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生产1973年上半年比1972年上半年增长了7％，工业生产增长了10％。这次短暂繁荣育三个明显的特点，它最终造成了商品价格的空前上涨。 1．它是高度同步化的，大约在同一时间发生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2．它十分迅速。虽然生产能力的利用水平在上升时期达到的高度低于以前的繁荣时期（因此按传统标准衡量，经济“过热”的程度是低的），但扩张的速度快于1958—195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而且，生产能力利用率在先前的上升时期开始时比在这次1972—1973年短暂繁荣开始时要低得多。 3．它比以前类似规模的上升对价格有更大的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通货膨胀率在1972年上半年曾降到4％（年率），而1973年上半年按年率上升到了7％。 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是复杂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同步化发生在大多数政府同时由紧缩的货币和财政立场转向扩张的立场的时候。美国的财政政策在1970年是扩张性的，当时实行了一些减税措施并增加了向居民的转移支付，但这种刺激为后来的增税法案所削弱。在其它国家，1971年和1972年通常也都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又为货币的发展所大大加强。70年代的开头几年是放松货币的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70年初就开始加速货币供应。在1971年货币供应增长了12％，1972年还稍多一些。在1970年初到1972年初之间，短期利率降低了一半。几乎所有政府的扩张性政策是产生于三个主要原因。第一，1970—1971年衰退的同步性意味着各国政府发现他们同时处于类似的周期的衰退阶段。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对生产和就业的精细调谐标准就要求各国大致在同时实行扩张性政策。第三，美元离境（见前）所造成的国际流动资金的大大增加，使那些国际收支地位较弱的国家可以容易地借到钱。最后，1972年发生了为数众多的大选。在美国进行了总统选举，加拿大、西德、意大利和日本进行了主要立法议会的选举。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生产了大约70％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产品。选举的考虑促使实行“放开”预算以及扩张性的政策。 上升的速度主要取决于给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体系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有多大。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其一，高度同步化。其它国家采取的扩张政策是给任何由通货膨胀所提供的内部动力加上了一种外部的刺激。因此，政府对“所需”通货膨胀的程度在一种同步上升的情况下往往作出过头的估计，因为他们通常是凭过去在商业周期的国际同步性较少的时期得到的经验来估计的。 第二，美元的外流造成了更为扩张性的货币条件，这种条件超过了某些政府采取扩张货币政策所能提供的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区别两大类国家。一类国家是由于美元流入造成的有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扩张政策对其国内资金流动性的影响不会超过其所期望刺激的程度。英国、意大利和起初的法国都属于这类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扩张的规模并未受到美元危机的影响（虽然扩张的形式可能受到影响——由美元流入所形成的货币扩张的“自动”性可能已导致执行一种混合政策，这种政策比本来要采取的更多一些货币成份，而少一些财政成份，从而形成了一种低息贷款制度。） 另一类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因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和投机资金的流入而造成速度更快的货币扩张和较低的利息率，而单凭国内的标准就不会采取那样快的货币扩张速度和那样低的利率。日本在1972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抵消按史密森协议日元升值所造成的预期的紧缩性影响，后来则是为了减少在实行短命的史密森制度时所获得的仍然过大的国际收支盈余。西德企图保持固定汇率，显然是不可能持久的，在60年代晚期到1973年3月期间，它由于遇到大量的投机资金流入，实际已使国内无法进行货币管理，西德马克只好实行浮动。 物价的加速上升是一系列发展相互影响的结果。与上次在60年代末欧洲因工资激增而刺激起来的通货膨胀不同，这次物价的加速上涨明显是从货物市场而不是劳工市场开始的。确实，工资仅在1973年开始追赶其它物价并形成一种广泛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威胁。经济上升的高速度促使价格上涨，因为形成了若干“瓶颈”（短线），那些货物的价格上升了，随后则是引起连锁反应。但主要的物价上涨动力是来自两个因素的结合： （1）低利润率（它在经济迅速上升时期也未能提高）导致企业信心的低落以及两者的结合。公司对需求扩张所作的反应是提高价格和扩大生产，以图提高利润率。由于低利润率也影响到将可以得到的金钱用于生产性投资，投资者被鼓励去寻求短期的投机性的“赚大钱”的交易。 （2）非常宽松的货币条件（主要由于上面讨论过的美元危机）的存在导致出现负的实际利率。原则上说，即使一些货物的价格仅按平均率上涨，这些货物的投机性囤积也会是有利可图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实际上鼓励了更具传统意义的资产投机，预期资产的价格上涨要比总的价格水平的上涨快得多（如有足够的投机者作出相似的判断，实情将会如此）。起初，这种投机性的金钱都投向其传统的去处。从1972年初到1973年年中，伦敦的金价上升了1.5倍。从1972年初到1973年初，英国的新住房价格上涨了大约50％。在1970—1972年期间西德的已经开发的建筑用地的价格上涨了三分之一以上。 如果说投机活动仅限于这些传统领域，那么它对整个价格水平的影响相对地就不会很大，因为它对其它货物的连锁反应将是较为温和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其它许多类别的货物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其上涨速度超过了总的价格水平，并吸引了巨额投机性资金。其结果是与商品繁荣及一次巨大的与经济上升缠在一起的通货膨胀。 商品繁荣 在1972年美国和英国间主要商品交易的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在整个1973年仍保持了这种上涨的势头。1973年和1974年的价格上涨波及到主要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签订的合同中。价格上涨的幅度都差不多，两类价格以“实际美元”计算大致都翻了一番。这样规模的价格上涨在和平时期是前所未有的。 初级产品在这个时期的实际价格开始上升有许多原因。从供应方面看，几年来在初级产品生产的许多领域是投资不足的。这是由于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贸易条件逐渐恶化，担心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处的政治环境不稳定或可能出现不稳定，而预期投资收益较低和不稳的结果。生产者的贮存量，尤其是美国的谷物缓冲贮存量长期以来也是下降的。最后的原因则是70年代初出现的特殊的临时性短缺，其中最重要的是1972年的谷物歉收（当年谷物产量比上年下降了3％，而不是象以往那样每年上升3％）。鳀鱼是动物饲料的一种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这时也从秘鲁沿海神秘地消失了。 从需求方面看，原材料加工部门的发展慢于其它部门，因而加强了迅速同步上升的影响。而由于仓库管理技术的稳步改进及预期相对价格会有所下降（这是因为以前就存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用户的贮存也降到了历史的低水平。最后，日本政府在1972—1973年间为了降低日元汇率则鼓励贮存原材料。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足以使商品价格的上升大大超过总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吸引了投机资金。许多商品市场在组织结构上是很适合于投机活动的，如有发达的设施，使在谷物收获以前就可购买谷物（期货市场），而且只需付少量的定金（保证金信用交易）。这种投机活动把价格进一步抬高了。 无法衡量在商品繁荣中投机活动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但它必定是相当大的。价格上升的幅度远远超出了平衡“真正的”供求所可能需要的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以往对工业生产波动所作出的反应。 我们知道，这个时期投机活动盛行，如在货币、黄金和不动产交易中，在商品市场上发生了许多广为人知的事情。官方评论的倾向，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倾向，试图降低投机活动的作用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 上面的讨论并未区别不同的初级产品或市场。这反映了商品繁荣十分普遍的事实，因此这不象是不同市场发展极不相同而出现的偶然的巧合。但是，对某个市场，例如谷物市场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还是有意义的。这个市场在数量上是最为重要的（仅次于石油，石油将在第十三章单独讨论），并且具有大量的材料可以参阅。而且粮食价格的加速上涨主要是谷物市场情况发展的结果，在所有非石油商品中，粮价上涨对通货膨胀的总体影响最大。 谷物市场 谷物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大买卖。1975年，谷物的国际贸易达到1.6亿吨左右，大约500亿美元。而在战前，谷物的出口量很少超过一年3000万吨。所以谷物贸易的增长是很快的。为国际市场的生产集中在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国就占有世界谷物出口量的大约50％。最后，谷物贸易为少数最大的，也是最不公开的跨国公司——如卡吉尔，大陆，路易斯·德莱富斯，本奇与安德烈所操纵。参院跨国公司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在谈到这些公司时曾说过：“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经营的，他们的利润情况如何？他们缴了什么税？他们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什么影响？以及关于他们的其他种种事情”（摩根，第9页）。卡吉尔在其公司的小册子中自夸地说：“我们的一些最好的顾客从未听说过关于我们的情况。”（同上引书，第4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谷物储存实行“不支持”政策，因为担心再次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价格崩溃。但这一方针在重建时期很快就改变了，给了农民巨大的津贴。 1945—1949年间，美国提供了世界小麦出口的一半。然而，从1948年起，持续的生产过剩成了问题。 农民在国会走廊的游说力量促使美国行政当局实行一种价格支持制度。在国际上则与加拿大达成了一项卡特尔协议，靠这个协议将出口价格压低到足以使新的生产者垂头丧气。 在50年代，处理剩余粮食的主要办法是按1954年通过的“480公法”进行所谓的“援助”，向购买美国谷物的各国政府提供廉价信贷，开始时可用本国货币偿还（美国因此在国际收支平衡中曾拥有大量印度卢比，而最后将其从账面上勾销了）。最初，四分之一的美国小麦出口和五分之一的大米出口是按“480公法”来支付的。到1959年，五分之四的小麦和十分之九的豆油出口是用这个办法支付的。 在60年代，政策离开了“480公法”而转向促进商业性出口。美国撕毁了与加拿大的非正式卡特尔协议并企图把加拿大挤出市场。1946年以后美国获得津贴的小麦价格足以在世界市场上抢走所有的生意。 在6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主要的出口者都开始削减生产，显然是相信过剩的谷物将无法保持。世界粮食生产在50年代和60年代（除1965年和1967年，在印度干旱以后）曾稳定地增长。价格稳定，贮存上升。“绿色革命”的前景看来是很好的。据说，印度很快就变成了粮食出口国并在1971年由于贮存能力不足而停止了按“480公法”的粮食装运。 因此，四大小麦生产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对减少种植面积都给予大量津贴。他们的小麦产量合在一起从1969年的8000万吨降为1970年的6000万吨。 但这里并未估计到苏联发生的情况。苏联在50年代曾是小麦的净出口国（虽常发生粮食短缺，但靠削减消费，有时还是挤出一些粮食出口以换取硬通货）。但在1962年，诺沃切尔喀斯克发生了抗议食品价格上涨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开入了军队，枪杀了大约75人并将其家属流放至西伯利亚。1963年，苏联的粮食贸易机构从加拿大购入680万吨小麦，从澳大利亚购入130万吨小麦。美国肯尼迪总统对美国在这场小麦销售中没有份（当时美国有1600万吨谷物存在仓库）很恼火，并授权每年可将多达400万吨的粮食销往苏联。 在当时人们并未把这次销售看作是一种新趋势的开始。苏联的粮食生产在1955—1972年间翻了一番。但1970年波兰成功的食品骚乱之后，苏联尽管粮食丰收，还是从美国购买了780万吨粮食。在这个阶段苏联决定大量购买粮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坏收成。1971年，苏联向美国暗示它有兴趣于经常性的谷物采购。美国作出了热情的回答，愿意给予贷款（苏联人未曾提出要求）作为对保证在3年中购买价值7.5亿美元谷物的回报。起初，谈判进展缓慢。 然后，在1972年6月，苏联粮食贸易机构的官员突然飞往美国要求“大陆”公司就400万吨小麦和300万吨玉米作出报价。按现行销售制度是由农业部规定“出口”（gateway）价格并付给公司低于内销价格的部分。显然，苏联人要求的销售数量抬高了内销的价格，也提高了补贴的开支（“大陆”公司声称助理农业部长曾保证保持这种补贴制度）。 这使“大陆”公司大为获利。他们按“出口”价格再打一小的折扣售给俄国人850万吨谷物。他们能给一个小的折扣是因为这个制度允许贸易商在购买时或交货时申报内销与出口的差价。很清楚，如果你等到交货时才申报差价就可以投机性地期望内销价格上涨。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你而且只有你才知道有了一笔850万吨的订货，这就谈不上有多大风险了。 6天以后，美国宣布苏联接受了贷款，其附加条件是在3年中最少购买7.5亿美元的谷物。当时没有说的是，俄国人已经花了和上述数额差不多的钱。几天以后，即他们在完成相当于每年美国出口谷物的三分之一的采购以后，飞回家去了。一星期后，他们又回来了。这次他们又增购了600万吨。 美国行政当局声称未曾知道事情是如何进行的并在随后指控公司未作报告（对公司被允许在美国谷物的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但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现已公开）说明，中央情报局是知情的，并将情况告诉了农业部。美国肯定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好处。1971—1975年间，世界谷物贸易在数量上增长了将近50％，大部分增长来自美国。他们的农场的出口值从1971年的76亿美元上升至1973年的176亿美元，而谷物贮存则从1972年年中的2350万吨降至一年后的700万吨。价格上涨使得不再需要对农场发放津贴。从事粮食贸易的公司景况颇佳。卡吉尔公司的税后利润由1971—1972财政年度的1940万美元上升到1972—1973财政年度的1.5亿美元。德莱富斯公司给它的最高交易人以120万美元的“特别奖金”，给他的两个下手每人75万美元。有争议的是，面对食品价格上涨的工人是美国唯一的受害者。 一个时代的终结 短暂繁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是开始暴跌、停滞和大规模失业之前的最后一次上升。所以，我们将在此稍作停留并估量其意义。 它的许多影响是十分明显和众所周知的。许多评论家同意价格的加速上涨在形成高通货膨胀预期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高通货膨胀预期即使在后来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仍显著地具有恢复力。它使人从总体上对凯恩斯主义包括其所谓的精细调谐进一步感到失望。这促使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产生了政策的转变。放松银根制度将注意力集中于货币政策并导致与后来几年的货币供应意味深长的一致。对基本投入（包括石油）的高需求为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见第十三章）提供了重要条件。 但是，对繁荣的中断和其基本原因所进行的常规讨论一般来说是不充分的。最有影响的观点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的。这种观点认为这些年愈益加深的经济困难是来自“不会以同样规模重现的不幸的失调异常地聚集在一起，其影响又与某些可以避免的经济政策的失误一起发生作用。”（麦克雷肯，第14页）所谓“不幸的失调”是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商品繁荣，而“经济政策的失误”基本是指“所有制度都纳入了”1971年许多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而这“是近期经济政策历史上最大的灾难”（麦克拉肯，第51页）。 这个估计对经合组织的最大成员国美国的行动来说是最为朴素的描述，也是最坏的辩护。因为“不幸的失调”决非“偶然的冲击”，而放松银根制度仅仅是一种政策偏好的一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发生的时间和采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在制度的其它方面实行一种放松货币的制度，并因而鼓励了投机活动，这反过来又促使出现商品繁荣。商品繁荣也以不同的途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商品出口者从繁荣中得益。主要商品进口者，其中最显著的是日本，则受到沉重的打击。最明显的表现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大大减少，而日本的顺差相应减少，许多欧洲国家的逆差也增加了。如在下一章将要表明的，随后的油价上涨对西德和日本的打击也比对美国的打击重得多。
第五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五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上）一、“靠运动吃饭”二、土地改革运动三、镇压反革命运动四、抗美援朝运动（一）执行斯大林的决策（二）清算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三）提高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地位一、“靠运动吃饭”中国农民有句俗话：“靠天吃饭”。这是把命运委诸于天。因为农民的收获好或坏，在水利设备不周，科学的耕种方法和防灾设备未发达的年代，完全不能由人控制，那是听天由命。天时若风调雨顺，五谷就丰收；天时若不正，水灾、旱灾、风灾、虫灾相应而至，五谷就歉收；这是上天使然，人力无法控制的。所以农民都说是“靠天吃饭”，意思就是靠老天爷吃饭。“老天爷”在农民眼中，就是冥冥中之神。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本来可以按法令行事，一切纳入轨道，即使照他们的专政办法，也可把事搞通，让人民所知进退，有了可循的途径。但是共产党嫌法令有些迟缓，法令拘束力太小，而且范围又有局限性，同时自己又没有准备应付新环境的那套法令，所以推行政策和工作，多用运动来代替法令。共产党的首脑常说：“咱们是靠运动吃饭的”。意思就是用运动推动工作政策，维持政权。在中共政权建立四年之后，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我亲耳听到董必武和彭真说过：“我们以往靠运动吃饭，今后通过宪法，我们就将按法行事，实行法制”。这两个人，董当时是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彭真是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北京市市长。“靠运动吃饭”，既承认为宪法颁布之前必不可少的维持政权的办法，但在宪法颁布之后的三年到现在为止，又有几次大规模运动，仍然是“靠运动吃饭”，维持这个政权。毛泽东在苏联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席上的讲话说：“中国今后每隔一二年还会有运动”。还是“靠运动吃饭”。而且毛泽东于1956年匈牙利事变之后，批评匈牙利共产党未搞运动，而夸耀中国之有现在的成绩，政权稳固，就是因为搞了不少运动。“靠运动吃饭”的思想充满了他的脑海。我个人也十分相信，今后若干年内，中国共产党不会严格地实行法制，而必定仍然“靠运动吃饭”，靠运动推行工作，维持政权。在极权的体制下，法制的严苛，已使人透不过气来。秦始皇时代用法家商鞅的严刑峻法，两千多年的往事，当人们谈到当日的情形，还有谈虎色变之感。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也是实行严刑峻法，举世为之惶恐。若行法制，即使也是严苛的，但人民还有法可循，只要不犯法，也可苟全性命；若是极权主义，连法也不用，而专靠运动维持政权和治国，那么人民恐怖的程度就无法形容了。毛泽东的政权是极权主义的一种，于严刑峻法之外，复不断地搞运动，不断地用运动统治人民，不断地用运动进行斗争清算，中国人民的灾难痛苦，就不是我这枝笔所能描写于万一了。共产党人作事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先研究得失，权其轻重，于是择其利者行之，害处轻者行之。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九年，它于法制与运动虽兼而并行，但它侧重于运动者其故安在？上文已经提过，法律有局限性，死板，拘束力太小；而运动则不然，它是革命手段，广阔，灵活，有进退自如之妙，大则可以热火烧天，小则可以温风细雨，于统治者最为有利，他可以为所欲为，从心所欲。在极权专政的国家，没有法令；或有法令，也不重视法令，一切以革命手段处之，那是最符合独裁者口味的。权力可以放宽到无限的大，事情可以做到使人不相信的那样怪，欺人的谎言可以震天的响，搞运动是最有力的统治方式之一。共产党作事先讲目的性，工作时采取主动，先声夺人。他们的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当权者的独裁专政，打着无产阶级的招牌。其次是主动的先声夺人，那就是指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人类的普遍真理。于是一切行为目的是为了政权，主动的先声夺人是说自己掌握了普遍真理，心里是掌握政权，口上是包办了真理。一手是政权的刀，一手是马列主义真理。我的天！一般人不为闪闪的刀光吓死，也要被堂堂的“真理”吓昏。而且这个真理高深到上古时代的牛鬼蛇神迷人的程度，一般人是莫名其妙的。共产党口口声声是解放人类，消灭剥削阶级，创造自由平等幸福的新天地。这个心理作战的先声夺人的战略，是够人去领会的了。但是且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求广大群众牺牲，而且时间是以年代计算的，至于何时达到这个梦境，你且莫问。一般人的任务就是牺牲和贡献，这一代不能贡献完，还有下一代。可是有一点是绝对不能变的，那就是政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当代的统治者的专政。因为他们已有言在先，要解放全人类，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资格负担这个责任。结论是，不管幸福的新天地，何时实现，甚至是否能实现，一般人是负牺牲之责，独裁者负绝对领导指挥之责，而且是万世一系的共产党执政。这是共产党一套的迷人把戏。我于体会之后，心中有无限惶惑。我常想这个政权和其主张有类乎中古时代的女巫，通常这女巫为人祈祷治病，是以神的替身问世，她说包治万难杂症，包你“妙手回春”。但是且慢，在你病体未治之前，你须要出财贡献作诚意的牺牲，治病之时，怪象百出，折磨你的身体，精神，而且时间是很长的。结果如何？你且莫问。这样，女巫享尽了福，谋夺了财；以后觉悟悔恨上当的，是当时的病患者。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说是大公无私，有类乎神的化身，女巫也口口说是神的替身。共产党说：“我给你自由幸福：”女巫说：“包你妙手回春。”而共产党和女巫要求于人的，是作出最大的贡献和牺牲。一个是一切为了政权，一个是一切为了财富。共产党既然是一切为了政权，他们的统治术就花样百出。革命本是“老子打江山”，而口头说：“为的人民利益。”打下江山为了保障政权不坠，发起各形各色的运动，杀掉你的头，挖净了你的腰包，折磨你不成人样……，这一切都说是为了革命。革命成了一切罪孽的代名词。共产党所要保持的是政权，为保持政权，须缴去人民的武装（物质的和精神的），而要达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一元化。政治的一元化是共产党专政；经济的一元化是共产主义的经济独占；文化的一元化是思想统一。要想达到三个一元化，就是进行无情的清算斗争：斗争那不支持不服从共产党的人；透过斗争人而消灭不利于共产党的经济制度；透过斗争人而击溃占满人头脑中的非共产主义思想。想达这个目的，法律是死板的，局限的；教育是迟缓的、温和的；要想来得灵活，痛快而有力，那只有运动一法最好，不怪共产党一针见血地说：“咱们是靠运动吃饭。”共产党执政九年多，搞了许多次运动，在我们眼里，它有有利的方面，也有有害的方面；但共产党于每个运动结束之时，总是宣布胜利地完成了。若把这些次的运动给以大致的分类，可以列为两种：一种是大规模的，普遍的，具有清算斗争的主要内容；另一种是辅助政府机构推行日常工作。属于前种的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新三反、司法改革、婚姻法、思想改造、反胡风、肃清反革命、鸣放整风反右派等运动。属于后种的运动，如增产节约、爱国清洁卫生、消灭文盲、识字等运动。大致分类虽可如此，但是不能严格划分，因为每个运动都与其他运动有关而且是交叉的。并且有的运动虽限于局部，但也牵涉到很广的方面。惟有一点是明显的，每个运动的中心都是为这个政权服务的。综观这些运动，其总路线是为完成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元化。而两种性质的运动总共可有六个作用。即属于前者的四个作用，属于后者的两个作用。同时这几个运动有一个共同点，按共产党的说话，就是透过群众路线。简言之，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参加，共产党从中指导控制。而且每个运动，共产党先作成方案，充分准备，步骤是首由中共中央宣布要搞什么，或是由《人民日报》报道一些要纠正的现象，或是找一两个典型作为评击的对象，于是发动群众组织、讨论、宣传，渐渐形成一种主流，群众就跟着这个主流跑，共产党在每一个关节都有布置，就像按电钮一样控制这个运动。每个运动都是共产党发动，这叫有领导的运动；每个运动都放手发动群众，使群众发狂，这叫做群众路线，用中国的老话就是“借刀杀人”，或是叫别人流汗，自己乘凉。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辅助政权机构推行日常的工作的运动，可起两个作用；一是政府力量有限，发动群众就可补足这个缺点，例如爱国卫生清洁运动，若靠政府机关，它没有那么多杀虫药消灭苍蝇、蚊、老鼠，它也没有那么多清洁夫和车辆把大街小巷扫得干净。于是发动群众，家家户户订爱国清洁卫生公约，打苍蝇、打蚊子、捕老鼠、扫街道。广大的群众一经动员，就轻易地完成了这一工作，而且完成得不错。另一作用，是广泛地透过运动教育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各种号召，例如消灭文盲运动，或增产节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对这种工作，共产党的机关若不通过群众的协力，是很难单独办到的。我想运动属于这种性质，还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工作方法。它起的作用，还可说是积极的。不过共产党一搞运动就有时过分，如增产节约运动命题是好的，如不过分也还可以。但是要求工人农民过分牺牲，压榨出他们最后一点力量，就是过火，就是又牵连到它的经济目的，跨进到第一种运动的边缘。我们现在所要谈的第一种运动，这是表现充分斗争和清算。这种运动所起的作用，第一、直接消灭一大批人，它不单用法令，而透过群众运动，就是想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杀鸡给猴看，有不服者依法照办。这样，既吓住了人，又借群众的力量壮大了自己的声势，这个政权真像有了群众基础。第二、制造人与人间的矛盾，加紧斗争，使每个人孤立；而每个人有同样的紧张情绪，四处无靠，只有投降给党，依靠共产党。第三、团结、分化。每个运动，都有被打击的对象，而同时必涌出自私自利积极分子，于是团结了积极分子，充实了党的力量，孤立了敌人，瓦解了敌方的阵营。第四，完成力量不能负担的方案。共产党自己力量有限，而每个方案计划，都是洋洋大观。于是靠运动动员群众，挖掘人力和财力，终于使它的计划大致胜利完成。“靠运动吃饭”共产党是有牛可吹的。每个运动按它的说法是胜利完成了。它之所以能完成这些任务，主要地是靠组织力很强的党，一副骗人的宣传机器，一架国家镇压的机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被利用的群众心理。但是九年多证明了，共产党完成了各种运动的任务，它却失了广大人民的心；眼前的利益算是得到了，将来的后患正是无穷。我这章和下两章里，专题来介绍十个大规模的运动和其成就——红色政权的不断的斗争清算。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再清算这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共产党的自掘的坟墓。二、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基本上是想改变私人私有制而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从政策的目的上讲，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赞成这种改革，从方法和行为上讲，我反对共产党的残暴方法和行为。土地国有和集体农场所有，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争论。在现代的经营方面，大规模的经营较小规模的经营有利；公的经营较私的经营，在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公道收入方面都有较好的成绩，我也深信这一点。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中国历代所想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而古代的井田制度的理想，历经二千多年，还是不断地打动人们的心坎。土地问题虽为中国一个大问题，但中国的土地制度比较欧西的土地制度还是合理，历代都或多或少地解决一些问题。而基本关键，就是中国没有欧洲各国的采邑地主，没有俄国的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制度，这就是说，近代中国没有名符其实的，如共产党所宣传的“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土地的耕种方法虽然是古老的，但近代却已没有了“封建地主”。中国土地制度之所以未发生大毛病，最重要的是中国家庭制度，家长死后土地分给每个儿子，不似日本的制度专给长子。这就是说土地有时集中一些，经过一个时期又行分散。所以不易形成富可敌国的地主。中国的土地是分散在广大人民的手里，而不是集中在几个人或极少数人的手里，我在这里不拟专题研究，故不列统计字数。中国有地主，数目比较起来不算大，而且他们的土地和广大人民手中的土地相比也不算多。共产党所说的百分之十的地主握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是无根据的宣传。在北方乡村中有句老话：“没有祖孙三辈的财主。”意思就是说，一时集中的地主的土地，经过分家，子孙不肖，在三五十年之间，即行分散或易主转手，这就容易接近耕者有其田的边缘。而且中国除了官僚和富商坐在城里保有乡间的一些土地作为不劳而食之外，其他一般地主本身就是农民，有的亲自动手耕种，加上雇佣的几个长工；有的自己管理，作为一个土地经理人。坐在那里不劳而获者，在中国还是极少数的人。我生在中国的东北，这里土地广阔，正可为地主伸长势力之区，我看到这里的土地，除了少数官僚地主之外，大多数是耕种土地的农民，三辈子前，他们的祖先是由山东河北河南来的移民，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他们多数是担着孩子到东北逃荒的难民。他们到了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忍耐炎热和风雪，用自己的手耕种未开垦的处女地，以自己的血汗积累一点财产，积累再积累，握有了一些土地，而自己还是俭朴的农民。祖孙三辈都是如此，才能爬到所谓地主身份。这样的人若称为地主，他就是东北的地主的典型。在我出生的乡村，270多户人家，每家都有足够生活的土地，只有三四家没有土地称为贫户。在这个村里四十年来我亲眼看见三家地主，一家张姓是由父亲勤苦节衣缩食和对外作点副业，搞得家成业就；另一家杨姓，一个寡头领着三个健壮的儿子，耕种土地兼开豆腐房，三十年来成了地主；另一家周姓，祖孙三辈辛辛苦苦地劳动了三十年，最后成了富庶之家。这份财富是他们自己的忍苦耐劳和血汗凝成的。我未见过他们仗势凌人，我只看见他们辛辛苦苦。而这样的地主，都以恶霸的罪名被共产党斗争清算后，扫地出门，有的甚至脑袋还搬了家。中国有地主，但没有英国式的贵族地主。我所列举的地主，在东北是典型的，土地是比较多的；在南方的地主，数目也许多，土地可能倒少。我认为中国一般地主都是辛辛苦苦的农民，只有极少的坐食不劳，其中有更极少数的可能仗势凌人。这就是所谓良莠不齐。中国共产党就以地主最坏的典型作为斗争地主阶级的每个分子。我们也就以过去中国土地制度和地主生活的真实情况为背景，来看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全武行斗争地主的大戏。共产党作什么，先讲目的性。土地改革的目的性质是什么呢？堂皇的表面文章可以说是为了改变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1950年6月30日北京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说：“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与无土地的贫穷农民，这样，社会中的地主阶级便没有了，而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变为农民握有土地的制度，这确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最伟大最彻底的改革。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改革呢？总结一句说，因为中国原来的所有权制度太不合理了，旧中国的一般土地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地主与富农不到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却握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并利用他们的土地，严重剥削农民。但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的人，一共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这里除了数目不可靠之外，目的性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我请读者注意，这个大改革是由1950年开始，到1952年底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可以说胜利地完成了。贫农握有的土地到了1955年底已经为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代替了，而进入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时间不过九年，先来个土地改革，再来个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又搞“人民公社”了。我们就要追究除表面文章的改革地主土地为农民握有的土地制度外，共产党于土地改革时还有什么另外的目的？简单地回答：“制造阶级斗争，消灭农村中有号召力的地主阶级，争取广大穷人站在自己的一边。”土地改革另外的目的就是如此。所以本可以法令变更土地所有权，但它不这样作；土地改革本可以一气呵成，但它前后分段进行：先利用斗争，再来一个合作化高潮，最后又来一个“公社化”高潮。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另外的目的，既然是制造阶级斗争，消灭农村中有号召力的地主阶级，争取广大的穷人站在自己一边。我们就有责任把它所制造的血腥惨史，简括地记录下来，给当代的自由人看，给我们未来的子孙留个纪念。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屠杀，而且是最残酷的大屠杀；共产党为利用和逼迫穷人支持自己的政权，以完成自己的特权利益，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局，而且是卑鄙可耻的骗局。农村中一般地主与贫雇农有矛盾，但没有流血的仇恨；地主有土地，有的不劳而获，靠此生活，这是不合理，但没有被枪毙的重罪。矛盾的加深是共产党亲手制造的，枪毙地主是共产党假借民意的命令。千秋后世，将痛恨和鄙视这个时代。土地改革，先由中国的东北开始，我熟习这个地带，我更熟习这里的人。这里是土地广阔，你只若肯勤劳，就有生活办法，还可致富；地主没有仗势凌人的习惯，因为二三十年前他父亲或他自己就是辛苦的农民。我所熟习的东北人民，他们是淳朴，勤劳的人们。风俗是厚道的，乡里之间互相扶助的风气很盛，生吞活剥如资本主义的世界那样情形是很少有的，这是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们是坚强的人民，和风雪作斗争，也和不公平作斗争。开荒的地区，常有不务正业的人们集结起来成为土匪，人民包括地主在内还得和土匪斗争。最引世界注目的，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一二年内在东北像风起云涌一样，人民起来和日本强盗作斗争，义勇军的人数有二百多万。共产党就在此富庶的地区，风俗淳朴的人民中间，竭其全力制造阶级斗争，而且就斗争的残酷性来说，在整个中国土改中是第一的。因为在这里若不经共产党亲手制造，就不会有斗争；而共产党若不极端制造也不会掀起斗争的热潮。因为共产党深知若不用极端的欺骗手段，威胁人民，制造摩擦，就不会有斗争；没斗争就争取不了广大群众，简言之，就是他所进行内战和对付韩战所取的兵源。而且最显著的，若不控制东北，共产党在中国就没有取得政权的人力和财力的基础。根据这些理由，共产党必须制造阶级斗争，以满足它取得政权，或是得了政权而保障政权的人力物力的基础。共产党在东北和平的天地，善良人民之间，制造了滔天大罪，其残酷性不但是历史空前，而就中国整个土地改革中，其残酷的程度，也是空前绝后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共产党的包藏祸心，它是罪孽的制造者。共产党在东北所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先于1950年土地改革法通过之前，早在1948年它在东北站稳脚步之始，就大规模地搞土地改革。共产党十分重视东北，故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它就有彭真、林彪、李富春等22个中央委员驻在东北负责指示一切活动，而他们的成败孤注，就看土地改革运动是否成功。因为这是一个每人都能生活的富庶地区，民风淳朴，人民之间又没有什么显著的矛盾。故共产党极尽了挑拨能事，使斗争必须斗得狠，然后对它才有利。这里有物资，最重要的是能够供给它内战使用的兵源。结果共产党是成功了。它有了夺取天下的物质基础，有了林彪率领的长驱南下席卷中国的东北百万雄兵，和以后韩战浴血斗争的得力部队。所以共产党在东北的土改孤注，是阴毒的、凶狠的。斗争如何开始呢？依据共产党的老办法，走群众路线，自己直接指导。开始之初谁是可靠群众呢？每村每乡都有几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分子。尤其是在日本占据东北及至投降之后，一般散在乡村的有地痞流氓、小偷、歇手的土匪，“满洲国”退伍的警察、特务、叫花子、和吸毒的穷人。这种人是无所不为，唯恐天下不乱。这些人是惟利是图，“有奶便是娘”。共产党看中了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围在共产党的周围。在开始斗争时，党有了“群众基础”。以党的威风武力做后盾，把这种群众派在乡里负责任，有的是乡长村长，有的是基干队队长，其他人都是干部或积极分子。这些人在乡村里狐假虎威，处于“领导地位”。土地改革斗争时，他们是骨干分子。晴天霹雳一声令下，进行土地改革了，一阵旋风由中国的东北部卷起。天地都变了颜色，人的眼睛，有的带着血丝的红色，有的表露恐怖，含有泪珠，血腥气味冲人鼻孔。这不是人的世界，而是十八层地狱群魔怪舞。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每个积极分子带在口上。在乡村土改队来了，他们是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来到乡间就组织上述的地痞流氓……“基本群众”；然后把每乡的人分成地主、富农、中农、雇农、贫农。打击的对象是地主，孤立的是富农，争取的是中农，团结的是贫雇农。阶级是如此划分的。土改队和积极分子住在贫雇农家里，启发他们地主如何可恨，追问地主有什么对他们不住的地方。“基本群众”先发了火，善良的贫雇农还是不大说话，有的甚至说某姓地主为人很好，对他们并没什么坏处等等。于是共产党员着急了，点不起火，如何斗争呢？那么开“诉苦大会”吧！共产党教给“基本群众”一套诉苦的话，如何鼓动群众仇恨的情绪。而仇恨的对象地主某人某人，是由共产党预定作为打靶的对象。诉苦会开始了，“基本群众”照着共产党所教给的述说一遍，然后主席就问到场的一般群众：“这个地主该杀吗？”“该杀”！声音是发自几个“基本群众”，其他的农民是沉默不言，每人只有一双怜悯的眼色。诉苦会就这样开始，冷落的收场。共产党的土改队一看这些情况有点大失所望：“咱们要的是斗争，而群众不斗争，如何是好？”于是拿出上峰指示的锦囊妙计：“启发群众必须与威胁群众相结合”。于是土改队加上“基本群众”分头动员，向贫农某说：“你受了一辈子苦，现在是翻身的机会，没有土地可得土地，土地少的还可多给，你如不斗争地主某人，你哪来的土地！你不斗争地主就是偏袒地主，你自己要吃苦头的。”向中农某说：“你不靠近党，不在斗争会上说话，你是有问题的，有问题就要小心自己的脑袋。”向妇人某说：“某某地主真可恨，你那次去借一斗米，他只借给你五升，这个吝啬鬼应当叫他吃些苦头。”……于是第二次诉苦会上，发言的人虽不踊跃，但是不痛不痒，总算有人按土改队教给的发了言。土改队住在乡里，每天每夜找群众开会，制造摩擦，进行分化。但是诉苦斗争，总是没有火力，不够劲。于是拿出上峰指示的锦囊妙计：“杀！杀！杀！”斗争地主大会开始了，时间是在农闲的冬季。东北的天气过了九月就已经很冷，地点不是在庙前广场，就是在村中任何广阔的地方，有的临时布置一个蓆棚台。主持这个会场的人是土改队负责人，左右包围的这群流氓“基本群众”。所有村中的人都被迫令出席，出席人中除“基本群众”之外，还指定一些贫雇农一定要在会上发言，热烈支持主席的号召。地主们是带上纸糊的高帽子，如京戏中的“白无常”所带的帽子；胸前挂一条白布，上书恶霸地主某某某，他们站在台前，看守他们的是每人两个基干队员。斗争会鸣锣开会了，群众以看戏的心情，内心又砰砰乱跳，不知是什么场面。群众有点发呆，觉着有不详的征兆。会场中走来走去的是那些积极分子“基本群众”。主席宣布开会了，先叫上几个诉苦分子，一个一个地述说地主某某等人的“罪行”，“基本群众”乱呼：“枪毙！”一般农民还是摇头，有一副愁苦的面容。乱喊“枪毙”的人胜利了。按着事前预定的计划，主席宣布：“地主某某几人，罪行严重，按着人民的公意，应即执行枪毙。”这时枪毙地主的“基本群众”的呼声又响起来了。于是按主席的宣布，由基干队员把地主们像牵死猪似的拉出会场，就在不远的土坎前，或是房屋的背后执行枪毙。围绕看热闹的是被迫的农民。妇女们眼中含着泪珠，善良的农民哭丧着脸，他们心中在想：这是什么世界，真的是“天狗吃了太阳！”。共产党虽然这样地杀了一批地主，但是回来一研究，场面不热烈，群众无热情，斗争会上还有温情，群众似有顾虑，这样下去谁会站在我们一边呢！于是再打开上峰指示的锦囊妙计：“放手发动群众，使他们发狂，首先是主持人充分发挥杀人狂！”从这一阶段起，东北的天地就变成了魔鬼的天地，尤其是黑龙江省和安东省为甚。这两省的省政府主席都是我的老朋友；黑龙江主席于毅夫，因为土改彻底作了五年主席以后，升任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安东省主席刘澜波因为在土改时发挥了杀人狂，以后升任为中央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现在是部长。这一新阶段是如何搞法呢？斗争会是照样搞下去，不过变了方法。地主的人缘在本乡里还不错，那么就把他送到别的乡去斗。如此，群众只听到共产党给他安排的罪行，他们对这个地主是陌生的，没有私人间的感情，不知他是好是坏；但是一听到台上的预定的述说罪行，心中至少没有了同情地主的心理。这种方法如不能发动群众，至少也中立了群众。而御用的流氓“基本群众”这时像发了疯的狗。另个方法，如本乡地主在本乡斗争，共产党由其他地方搞来大队流氓“基本群众”，叫他们在这个会上充分发挥疯狂，压倒那些本乡的中立的善良农民。共产党这样一套办法，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斗争会是热烈极了。一种是一群流氓“基本群众”和农民斗异乡送来的地主，一种是本乡地主由别处来的流氓“基本群众”带头斗争。斗争会开得有声有色，满足了共产党所要求的疯狂，主席台上报告了地主某人罪行，群众报以震天的吼声，接着就有一批人拿着棍棒上前把地主当场打死。有的乡村在斗争会上有人提议地主上“望乡台”。这就是把他高高地吊在大树上，让他看看他压迫过的乡村，和他剥削人民的土地。吊了一个时辰，把绳子一松，让他摔在地上，如还未死，就再吊再摔。终至使他到了如迷信传说所说的人死后的“望乡台”去。有的斗争会，把地主的两腿用绳子绑上，然后用两只牛或马各栓一双腿，把牛分向相反的方向赶跑，把这个地主分了尸，这叫作“两牛分尸”。有的斗争会，把地主用绳子栓在马尾上，把马赶得飞跑，在地上把地主活活拖死，这叫“拖尸”。有的斗争会，把怀胎七八月的女地主，当场让她认罪躺在地上，叫另一个地主——她的丈夫——用力站在她的肚子上。“基本群众”还要看当场“出彩”。有的斗争会，强迫地主掘坑，然后一个一个地活埋自己。这套技术是学自侵略中国的日本强盗。这叫做自掘坟墓，自葬自己。有的斗争会，把地主打得半死不活，然后用雪堆埋上，这叫做“冷藏”。我在北京碰到一个黑龙江省的冷藏地主。她是个地主的老婆，当过小学校长，在斗争时，她家里死了几口人，小叔被外乡的群众乱棒打死，侄子打到遍体血糊，几天内就死了。她自己是被打到半死，然后用雪埋上。半夜里有几个本乡好心肠的农民把她从雪堆里掘出，看她还有生气，偷着把她送到附近城里亲戚家。以后她来到北京落发为尼。她的年纪已有六十多岁了，在她诉说这段故事时，我还看到她那种惊惧的面孔实是可怕。有的斗争会，把地主放在牛圈里，在冻不死的冬天，把他衣服脱光。有一次官方派人下乡，恰巧我有个朋友就是下乡视察中的一员。土改队为显示他们的成绩，请这些官员去牛圈看看地主的神情。这个地主光着膀子，已冻得如褪毛的死猪。土改队为表示他们的疯性作得彻底，还叫人把地主拖出，挂在树上打一顿闷棍，地主只呼出如牛叫的吼声，土改队负责人面有得意之色。我的朋友说：“这时谁敢长叹一声。”这类屠杀的形式和残酷，细说起来，真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上边所述，可算是主要的缩影。正当疯狂到这种程度时，农村中出现了人间地狱，每户每人背后都是鬼影，谁也信不得谁了。共产党制造这种情况，组织听声队，大人小孩都有参加，专为偷听每家说些什么，每人说些什么，然后报告给土改队。就凭这种报告，某家或某人就会招来灾祸。共产党又组织闻香队，到每家查看，或是路过用鼻嗅闻，察知每家吃的什么，吃好的人家就是富有，就准备作为斗争的对象。地主被斗争之后，有的男女地主全被杀死，土地自然分给了贫雇农，粮食、财物、家具一概充公，或分一部给农民。这种地主连人带财烟消云散了。另有一种地主（实际就是富农，）在斗争会上未被打死，斗争之后扫地出门，一无所有了；而且在讨饭吃时，胸前还挂一个牌子，上写地主某某某，他一出门就有孩子们高喊着：“地主出门了！”他到谁家讨饭，谁也不敢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谁还敢接近地主。这样的人饿死的不少。活着的是靠好心肠的农民偷着救济。共产党整地主，在把他整死之前，先要挖他的财富。想知道他把财富藏在何处，于是用“挖墙脚”的办法。什么是挖墙脚呢？比方想拆这座房子，先把墙脚挖空，房子自然倒了；用在斗争地主的场合，挖墙脚就是把地主的小儿女绑来强迫他们说出家中的金钱财宝放在什么地方，或存在什么人的手里，这样孩子们就不能不尽其所知地说出。另一种就是把地主的近亲绑来，逼他说出地主家中的财富，诸如此类都叫“挖墙脚”。共产党就凭这些手法把地主的财富整光。重要如金银首饰和贵重的东西，一概充公，给共产党拿走。其余的桌椅箱柜、盆、碗、农具之类的东西，分给斗争的农民。这叫做分胜利的果实。共产党把党内在井冈山“打土豪”的抢夺精神拿出来了，而且出了这样多的花样。在“放手群众，加强领导”八个大字的方针下，东北土改真是天翻地覆。最初打地主，接着打富农，接着中农也被瓜分了。在党的领导之下，群众红了眼，在党的鼓励支持下，群众忘却了人性。这里所谓群众还是多数那些流氓“基本群众”。他们越杀越有劲，几乎地主很少有人幸免。他们越抢越有劲，以后土改队就变成了“土匪队”；他们结队成群，肩上背着铁铣、耙子，由东村到西村，由甲村到乙村，到处翻箱倒柜找银元，或金银首饰。不用说地主、富农，中农、就是贫雇农家里也曾光顾。理由：翻出来的东西，硬说是地主的埋藏。有个参加这类土改队的朋友告诉我：“当时的情况，疯狂程度甚至这样：假如你是摆摊子修理破鞋的，只若有人知道你腰间有三块银洋，或一个金戒指，你也会被人翻洗一光。”胜利的果实冲昏了头脑。数不尽的地主被屠杀了，财富分光了。富农、中农也都是遍体鳞伤，东北大地到处的风，是血腥气味。在愁云积雪堆上，大家分配了土地。从前和睦的乡村变成了仇恨的世界。这样共产党达到了当前首要的目的：“斗争别人的农民跟我来，和我团结在一起；我们共同镇压地主阶级，免得他们再反抗。”追随共产党犯了滔天罪行的人们，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走了，因为这样，还可有一时的安全。这样，共产党得到强大的兵源。以后林彪进关南下，百万大军的本钱，其基础就是在东北充分发挥了疯狂运动的结果。水浒传上提到宋江逼人上梁山泊，就是常用这个方法，毛泽东得到宋江本领的真传。共产党在东北土地改革升任内是“胜利完成”，达到征兵的另个目的，并且取得了先进经验，给共产党带来了“八面威风”——最凶狠的刽子手。但是他们在人民眼中，已是声名狼藉。所以在1950年6月30日北京政权通过《土地改革法》以后，比较说来，采取了谨慎态度；首先由北京抽调大批干部包括高级官员，经过一些讲解指示训练，去到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而且为“防止乱打乱杀”，还组织了“人民法庭”作有领导的打杀。于是由1950年起到1952年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由北京出发，参加的人不但是为政府完成土改政策，而且是要在血的斗争中锻炼自己，学习站稳阶级立场。到1953年4月，全国土地改革胜利完成。这回在表面上按条例办事，北京定出的条例有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管理农会组织的条例》。土改队是由中央、省、和县干部混杂组成。去到土改的地方，由省县土改委员会指挥。每个土改队去到乡间，还是先作准备的工作，搜集情报，开群众小会和大会，开诉苦会和斗争大会。被预定好的地主，于“诉苦”，定罪之后，用一下“人民法庭”的审判宣布形式，就地执行枪毙。但是虽然规定照条例办事，乱打乱杀和奇形怪状的残酷的现象还是不少。甚至把贫农因为牵连地主关系，还枪毙一些，这是以后平反时暴露出的真实情况。毛泽东有一次向我们谈到南方土改，他说：“群众发动之后是无法制止的。就如农民把地主放在水缸里，在没脖的水中，让他站上二三天。”这是毛泽东亲口说出的残暴事件。再有全国闻名的老画家齐白石，他的孙子媳妇在湖南家里于土改时被斗争，她是在冬天被用水浇过的湿棉被裹起，吊在树上有一夜之久。这个人现还活着住在北京。这些罪恶都是共产党领导进行的，不是什么群众的任意行动。据参加土改回来的人们告诉我说：“这种阴森森的血腥场面是吓死人的”。在指示下的群众没有不失去正常理智而达到疯狂的境地。土改由开始到1953年4月终，是基本完成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受到了这个血的教训。以全国二十多万个乡，每乡平均杀死五个地主，平均每乡因恐怖牵连而自杀的人也不下此数；谨慎的统计：大约有二百万人因为有多余的土地而丧失了生命。土地分给了贫雇农，浮财、贵重的归公，剩余的分给农民。富农在条例里是在保护之例，但分阶级时如被划分为地主成分，他们就与地主同一命运。余则可称为富农的，就把多余的土地交出。土地改革，变更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分得了浮财，地主因土地而丧失了生命或一切所有。能够漏网而不死的地主，在农村被管制而参加劳动，在城市则流为乞丐；不久这种乞丐不是被拘捕送回原籍审判，就是被拘禁在劳动生产队劳动改造。共产党在整个土改中，有一个政治战略就是制造阶级仇恨，把穷人编到杀人队里，叫他们负担杀人罪行；因之恐怖在心理，怕局面改变，人家同样地向他们算帐。这样，共产党于大屠杀之后，还得到群众的支持，这是一个战略上的大骗局。同时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分土地给农民，但是分得土地的人民还未及饱尝土地的温暖，农业合作社高潮于1955年就到来了，接着于1958年“人民公社”出现了。支持共产党打杀地主的农民，面对着新局面是个失望。这又是政治上的一大欺骗。战略骗局和政治骗局，共产党说这是马列主义高明运用的真理，而流血斗争加上二百万人命是农民付出的代价，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统治者，在乡村有了深入的“基础”？！三、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在大陆上进行三个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那就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这三个运动在这一年都达到了高潮，而且它们是各有目的进行的，彼此又结合着进行。三个运动高潮标示着恐怖政策的高潮。历史必须注明这是共产党统治大陆以来最大的空前的大屠杀。过去有人幻想：毛泽东是农民革命者，中国生的毛泽东比俄国生的斯大林是温和些，不那样残忍。让这种大屠杀回答他们的幻想吧！土地改革的大屠杀，共产党集中目标在农村，一阵枪声把农村可以反抗的力量和意识镇压下去了。镇压反革命的大屠杀，共产党集中目标在城市，一阵枪声扫荡了城市有反抗力量和意识的人们。而且这两个运动如两把钳子，如这把钳子未夹住，另一把钳子决不会放松，两把铁的钳子绞杀共产党假想的敌人。毛泽东于1951年2月21日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首先是在政治法律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然后呈交政务院再讨论批准。最后由毛泽东以主席的名义公布。程序是如此的。而真实内容和计划完全由共产党决定和实施，对这一点谁也不会怀疑的。我当时是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文件草案提到会议上讨论过一两次，大家提出一些字句间的修改意见，就在董必武主任主持下通过了。当时我想，任何人提出重要修改的意见，正如过去一些法令一样，是徒劳无功，共产党还是照既定方针办事。再则，在我当时的思想意识里也天真地以为一个革命政权，当然要维持革命秩序，不能容忍破坏颠覆；犯法的应给与惩罚。但我绝未想到这个文件就是共产党实行大屠杀的法令根据。尤其是我梦想不到的这个法令发生了如我在下文叙述的，我在沈阳和哈密所看见的事实。过后想起当时虽是挂名委员，被共产党利用，但是内心自问还有隐痛的。我今抄《惩治反革命条例》最重要的一条——（第十条），它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下列挑拨、煽动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煽动群众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之实施者；（二）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从这个文件字面上看，固然是很严厉，但也看执行者目的是在宽或严。如果以宽大为主，执行起来自可有转圈余地；如若以严为主，那也严得可怕。共产党于执行这个法令时不但主严，而且是以法令盖面而实行大屠杀。按一般法律原则是不咎既往的，法律通过之后谁再犯法，就当依法惩处。共产党的追究“罪过”是以人的一生经历为限度的，假如你三十年前犯过错误，你也得偿还这笔债务，这是其一。再有，共产党既想镇压，所以大过小罪，绝对的一律从严。审讯“反革命”案件是宁左毋右，宁冤屈一万个好人，也不放松一个反革命分子。公安机关和法院都是抱这种态度。这是其二。在这条法令公布之前，共产党的镇压机关已经逮捕了大批人，押在监里，等待着这条法令，公开大规模镇压。还有大批准备逮捕的人一齐治罪，这是其三。以我这样一个政法委员会的委员，虽然知道共产党是毒辣的、厉害的，但我绝未想到共产党以这个条例作了它滔天罪行的张本。我若说出这种情况，在大陆上一定有人批评我对反革命的认识不够，对新鲜事物感染不深和阶级（工人阶级）的立场不稳。我们在政法委员会讨论《惩治反革命条例》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会上先做一个长约5000字的报告。（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内务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都在政法委员会指导之下，其部长（主任）都是该会的委员。）内容叙述了反革命的活动。据我记忆的，他说：“近来反革命案件有四千多起，有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俟机活动；有台湾送来的‘特务’，随地捣乱；工厂被焚毁的有若干起，在各地干部被杀害的是以万计……。反革命活动如此猖狂，势必加以大力镇压。”罗瑞卿以公安部长的身份，严肃着面孔，作了这样一个报告，空气是有点紧张。在开始讨论时，我记得基督教徒刘王立明委员问询一句：“我记得苏联曾有个时期废除死刑，我们可否学苏联也废除死刑。”我是体会到她是以仁慈的心肠，不愿看到大开杀戒的。当时董必武主任答复她：“苏联最近又恢复了死刑。”而会场上一些积极分子发出笑声，背后还评论“刘委员没政治常识！”《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等于经政治法律委员会核对一过，全体同意正式通过了。毛泽东于1951年2月21日公布了这个《惩治反革命条例》，于是全国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整个的大陆陷入高度的恐怖惊惶之中。在四月底五月初这个运动到了高潮，在这个高潮的血腥阴影下丧命的，据我估计有五十万人左右。中国有二千多个县，一百二十几个大小城市，平均每县市杀二百五十人，就有五十多万人。另有因恐惧而自杀的也不下三五十万人。我的估计可能太保守。同时，经由这个运动得到劳动改造处分的，至少有三四百万人，即处死刑的八九倍。也许这个估计，还是太保守。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党想镇压的人，不只限于现行犯，罗瑞卿的报告所说的“反革命活动”，不过是为大镇压，大屠杀找个借口；共产党预定的计划，是“清除旧社会的滓子”。这个范围就太宽太广了。“什么是旧社会的滓子”呢？共产党说：“农村中的地主和其走狗；旧时代的反动军官，文官及其走狗；反动的道会门；惯匪、惯窃，以及为非作歹的分子……。”我们若单从字面来看，而不深究真实内容，以为革命政权清除这些“旧社会滓子”，也许不是坏事；但是一追究其真实目的，和其所表现的行为，就叫你大吃一惊。共产党所要铲除的不是为社会除害，虽然它打着为社会除害的旗帜。共产党真正所求的目的，是铲除不支持这个政权而又有号召力量的人，同时以恐怖行为打击一切反抗的意识。这里不存在是与非的问题，只存在政权巩固与否的问题。而所采取的手段是违反人类进步原则：“不教而杀”；还要追溯多少年前的往事，那时共产党在中国还未降生呢。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虽然是不断的“说理”，而所行的既无“是非”，“说理”也只是欺骗的另一种手段。我们承认，共产党所杀的人中，是有该杀的，如无恶不作的惯匪、恶霸、欺压善良人民的黑社会组织领导人；但是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成员就有不少是这类人的前身。我们承认，旧时代的文武官员，以共产党的革命立场来说，也许是该杀的；但不要忘记，当年国民党的大官，曾杀过不少革命干部，还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官，甚至当年国民党的特务，今天都成了积极干部。不怪共产党里一些有理性的干部流行一种说法：“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动！”这是说革命已失去了原则标准，没有了功过是非。但是，今天共产党要镇压反革命了，便又托出一些掩耳盗铃的骗人方法：“铲除旧社会的滓子”。在斗争大会上暴露几个典型的“社会滓子”，而背后几十万无辜的人被送上了刑场，同“典型滓子”一样葬送了生命；另有几百万人被送到边远的地带，过着人类不能忍受的“劳动改造”生活。1951年四五月之间，“镇压反革命”达到了高潮。这不但是报纸上和街道上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而是到了行动的时期。所谓行动，就是由北京在4月25日作示范，开斗争大会起，接着或同时由各地仿效开斗争大会，然后就是大屠杀。斗争大会是选择几个典型的罪犯，由大会群众斗争，由大会审判，当场决定处予死刑。这些被选择的罪犯，若被害人诉苦和罪行报告，果真属实的话，他们有被处死的资格，什么人也不会为他报怨。而冤屈鬼是那些未经大会斗争，只由共产党圈定的千千万万送上刑场的人们。他们未经过合法审判，未得申诉，未得接见家人，被共产党给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同“典型罪犯”一样送死。这些千千万万的人在执行枪毙时，在群众眼里就如同“典型罪犯”一样地可恶了。这就是共产党以少数“典型罪犯”，开斗争大会，然后迷昏群众的眼睛，把成千成万的莫名其妙罪名的人送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让群众把“罪人”一律看待的一种欺世骗人的手法，以达到共产党大屠杀的目的，消灭过去和现在不服从的人，消灭社会上有号召力的人，消灭人民反抗的意识，保持特权阶级自己的政权，共产党万岁！共产党所采取的“镇压反革命”的形式，是全国一致的；即是先宣传，然后开斗争大会，最后是万人空巷看杀人。所被斗争的对象和被杀的人是范围甚广的，绝不限于现行“反革命”。被共产党斗争而杀害的，论阶级是各阶级的人都有，论界是各界的人都有，论年龄性别老少男女都有，论宗教各教派都有，论党派各党派都有，论民族各民族都有。总之，上溯七十年，横穿各级各界，凡是被认为于共产党不利而且有反抗影响作用的人，或是“破坏革命秩序”的人，都在被镇压之列。其中最显著者为旧时军官、公务员，一贯道的师傅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次是社会上一切不安分的闹事分子；再次还有些所谓“社会的真正滓子”——盗匪、窃匪。现在把我亲眼看见的场面写在这里，形式上大致可以概括一般；它与他处不同着只是地点、人名，或许时间上稍有前后。我所看到的一处是沈阳，另一处是在新疆。这是因为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路过沈阳时赶上两个场面；以后慰问团由朝鲜回来向全国作抗美援朝传达报告的宣传时，我在新疆哈密又碰到另一个场面。沈阳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斗争大会是在1951年4月25日上午十时开的。我们赴朝慰问团正忙于准备回京工作，这一天似乎也停了工。我是被邀去参加了斗争大会，会场是在沈阳市日本侵略时代所建的新式体育场，大约可容六七万人。我进入会场时，有组织的群众已经坐满了体育场座台上所有的旗杆，迎着小风飘飘摇摇。在我的耳里已经不断送来歌颂共产党的歌声，稍停一会就是“杀绝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万岁！”的震天响的群众的呼声。我一进入会场，就感到这种紧张的气氛。当然我的坐位是接近统治者的一群。主席台是坐北向南，主席台前又伸出一个可容二三十人站立的小台，是临时用木板搭成的。小台上有一只八仙桌。在这个台前用木板子圈了一块约有2000平方尺大小的牛圈式的小场，它是包围在广场的群众当中。这个牛圈式的小场，里边站着十九个人，胸前挂有一尺多长五寸多宽的白布条，上边写着犯人的姓名，姓名上冠以罪名，如恶霸某某等类的头衔。这十九个人分东西两排靠木板站立，身上穿着不同的衣服，有的短袄长裤，有的长袍短褂，最受优待的是在我们穿夹衣或单衣的时候，他们穿着棉衣，戴着皮帽。这些罪犯是深深地低着头站在指定的地位，每人左右站着两个枪上刺刀的“武装同志”。在群众震天的呼喊中，主席台的扩音器送出来的声响压倒了群众的呼声：“现在开会了！”如山倒的群众呼声立时平静了。这时主席沈阳市长朱其文宣布把罪犯某某某，提上台来。一声令下，“牛圈”内两个“武装同志”押着一个矮矮的像猴子似的人一步一跚地走上了主席台前的小台，被指示跪在八仙桌前的南面，低头面向群众。接着主席宣布带诉苦人上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两手捧着脸由人搀扶上了台，走到八仙桌前的北面，站在那里。她穿青色的短袄长裤，短发是蓬蓬的，面庞是瘦瘦的。她一上台就哭了有一刻钟，接着述说：前面跪着的是她的父亲，是一个裁缝匠，她小时就丧失了母亲，和父亲同住，在九岁时就被父亲强奸了！以后到十四岁还不断地被污辱。接着又哭起来。群众怒吼了！“枪毙禽兽某某某”。会场上一时掀起了激昂的空气，群众台上负有指挥喊口号的人，不断地指手画脚领头高呼口号……。主席台上宣布这人判处以死刑，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带下台去，回到牛圈式的小场。接着主席台上又命令把恶霸某某某带上来；这时由小圈里两个荷枪的士兵把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的男子带上小台。当押解他的士兵叫他跪在八仙桌前时，他还挣扎不肯，终于被两个“武装同志”按压下去，他的一条腿跪下时还在挣扎，似乎要骂人的样子。我看见一个士兵在他脖后紧拉了一下，这个挣扎的人终于就范了。我有点莫名其妙，问坐我旁边的一个地方官员：“方才那人想挣扎，经过士兵在脖后一拉，他就老实就范，这是怎回事？”他回答说：“犯人脖子套上铁丝，防备他叫骂，他一反抗，士兵一拉铁丝，铁丝正套在他的脖子气嗓子上，那样，他就被勒住气管透不过气来，就不能叫骂了！”我听了内心打一个寒颤，难为他们想出这个妙法。另一个被带上台的男人，站在八仙桌前向群众诉苦，说这个恶霸如何欺压善良人民，受他害的有几条人命……群众堆中又喊起了枪毙恶霸的呼声。气势的汹汹，好象要使沈阳市的天吓得坠了下来。过了一回，主席台上宣布此人处予死刑。群众又高呼“共产党万岁”！“镇压反革命胜利万岁”！接着其他十七人，照样斗争、诉苦，照样宣判，所不同者是个人的名姓不同，所加的罪名不同而已。在下午三点左右，斗争大会在群众中胜利结束。但群众的嗓子已经喑哑。在散场时他们还是整队退出会场，每个人的脸上表露着灰暗的颜色。当天晚上在我们住的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招待所里（日本侵略时代的沈阳最高贵的大和旅馆）举行了跳舞晚会，政府首长和干部参加不下三四百人，乐声是悠扬的，舞步是轻袅的，人们脸上表露着无限春意，热闹而快乐的天堂直到午夜一时才告收场。第二天，沈阳市有一个万人空巷的惊心动魄场面。这是大屠杀的日子。这一天天气闷热，太阳光很强烈，从早八时起街上就过着有组织的大队行人，马路上涌动的好象波浪的人海。我为看看整个城市的情况，邀了一个共产党员乘着招待我们的汽车巡视全城一遍。由新市区（从前的日本租界）到张作霖时代繁华一时的旧城四平街。一路上，铺子全部关上门了，饭馆子也停市。据留守的人们告诉我们，每家每户都得派人参加示威。如果你是生客来到这个东北第一大都市，你就一定以为是过五一劳动节或是十月一日的国庆节，不然为什么有这样热闹的场面。到了十时，我同那位共产党员仍然回到了招待所，准备看一段精彩表演。十时半左右，招待所服务员报告我们：“公安局就要押解犯人去刑场了。”我们一行几人走出客厅，赶到二楼的凉台上。这所楼居于太阳形的广场南边，公安局正在广场的西北角，距离不到一百码。街上的人群都站在马路的两旁，万众的头有如秋收前的高粱穗子。安置在街角的扩音器放松一阵革命的歌曲。一会，忽然停止了。一阵沉静。接着内里又传出：“市民们！我们就要把罪犯押赴刑场，让他们低着头走过你们受过他们迫害的人们的面前；在他们偿还血债之前，先行一个赔罪礼。”警卫森严的公安局门前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公安警察，另有一些警察在路旁人群前维持秩序。公安局的大门开启了，忽的一声开出一辆警车，大概有二十个持枪的警察，站在卡车上面。接着就是二十辆左右的卡车，上边装的是罪犯。车行得很慢。在车向西行的转角时，正离我们所站的凉台不远，我看见罪犯的卡车上装满了人，他们都没上衣，光着膀子，绑着两手，俯在车厢里，乍一看去好似堆积一些刮去毛的肥猪送向市场。这些堆积的“货物”，毫无生气，连蠕动的形状，我都一点没有看到。在我眼里活动的是每辆车上的四名警察，耳里所听到的是扩音器“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和街上群众的鼓掌、呐喊。在我旁边的人们，有的说说笑笑，无动于衷。车行过后，人海的群众跟在车后直赴刑场。四百多名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就在这天得到安息之所付出了人生的代价。而在刑场里，我虽未亲临其地，但我听说在执行枪毙时，有组织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一阵枪毙，响应的是一阵有领导的群众呼叫和鼓掌之声。这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想起共产党今天恭维备至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他的阿Q正传里，他描写阿Q在押赴刑场时，自己有说有笑，群众后边喝彩。鲁迅于文字中已经批评了看杀人的野蛮习惯。没想到时间隔了几十年，中国还在以看杀人为乐，而且共产党有领导地强迫每家出人参加这个场面。鲁迅如还在，且有自由的环境时，在他的笔下绝不会赦过此景不加抨击的。晚间我从赴朝慰问团同行的文艺家某君（姑隐其名）那里借来迭更斯的《双城记》，把法国大革命时期杀人情况读了一遍。群众那时是到了疯狂的程度，杀人已经红了眼，而且变成了以杀人为荣。我可体会出他们当时的情形。他们心中是对法国贵族积满了仇恨。但和当日沈阳市这个场面的情况相比，法国革命时是群众有仇恨，亲自动手。我们的，人民对被杀者本无仇恨，而是由共产党官，假定是人民已有仇恨，由官方亲自动手。尤其是中国的官办屠杀，是出现在人类已走到二十世纪的文明的年代！人民的呼喊虽表面为共产党作了站脚助威的拉拉队，而内心是充满了恐怖和不安，这一点，据我个人的了解是可以肯定的。在沈阳我看的另一场面，是展览“皇帝”。在满清尚未进关作全中国的皇帝时，在沈阳他们已经有两代的王朝。今日沈阳还存在着故宫，共产党就在沈阳城里故宫“展览皇帝”。被展览的“皇帝”和他的一群人是拘在故宫进门的南廊下，每个人都带脚镣，坐在那里供人赏玩。他们旁边是站着看守的“武装同志”。廊前有一个说明牌子，我记得大意是如此的：“白云天，某某地人，纠合一般无知之徒想造反，自命为皇帝，还封了某某为护国八千岁，某某为护国大将军。白云天有正宫娘娘一人，妃子一人。……”这是大概的说明。我走近前去一瞻“皇帝和显要的丰姿”，“皇帝”白云天将近五十岁的人，身体很结实，看情况像是一个乡下不安分的人。“八千岁”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已是老态龙钟。“大将军”是一十足的乡下佬。“皇后”是农村的妇女，妃子只是十八九岁的农村的女孩子。“展览皇帝”颇能吸引群众，来往参观的人每天都很多；而且对共产党宣传来说，这是真人真物，有人证物证的反革命。在共产党统治时代都出了“皇帝”，这还了得吗！不镇压还行吗？在沈阳大屠杀之日起，“展览皇帝”谢绝参观了！赴朝慰问团回国后，我被指派到西北五省作宣传报告，八月中到了新疆的哈密市，全国闻名的哈密瓜就以此地命名。这时镇压反革命的风吹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在8月13日，哈密市举行斗争大会，地点是在城外的小河岸边。所斗争的人是哈密王十一世伯锡尔和其家族，还有一个地主玉素圃。这一天，天气很好，太阳还是烤人那样热。斗争大会是诉苦的形势，没有主席台那样的设备。最热烈的场面是在河的左岸，那里河边有堤岸、有柳荫。斗争的对象是哈密王的弟弟和其岳父岳母。斗争哈密王的场面是在河的右边沙滩上。伯锡尔四十多岁，身体强壮。穿着短衫短裤，足上带着脚镣，踝骨上有着模糊血痕，脚镣上有湿润的血。他站在炎热的太阳下，面对斗争的人群，呼喊之声虽然四处传来，他好似心情平静若无其事。在河左边的斗争场面，他的弟弟、岳父母、以及地主玉素圃就比较狼狈。他们也是站在太阳下，弟弟是个瘦弱的人，可能吸食鸦片，带着哭丧的脸；岳父母只是可怜的两个老年人；玉素圃地主已是七十岁左右，一张瘦脸长满了白须。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许动；若动，“武装同志”的刺刀就冲向他们的胸膛。群众坐在堤岸上，坐在沙滩上，穿着红红绿绿维吾尔族的服装，手中摇着一尺左右大小的旗帜，不断在呼叫。惟呼喊的声音是清脆的，不像汉人口音那样沉浊。我是不懂他们的语言，翻译告诉我，他们在呼喊枪毙哈密王。群众呼声稍停，就听到有人在被斗争人们的面前述说他们的罪过。据人给我解释说：哈密王是这里的恶霸，他家是受清朝封为哈密王的，传到他，已经十一世了，在国民党统治时，他是个军官。（全新疆有几个这样的王，如鄯善王、和阗王。我到鄯善时曾到过鄯善王的王宫，一所极落后的土制的二层楼大房，革命后已被拆毁，王已被斗争，在破楼中还有王妃居住——一个四十岁以上衰弱不堪的妇人。）哈密王！王就和恶霸距离不远，他的行为不会没有指责之处，而且可能很多；所以共产党以哈密王及其家族为斗争对象是很聪明的。不管他们反抗过革命与否，给他戴上一个反革命的帽子，不会有人不信的。我亲自通过翻译，在会场上问过哈密王弟弟的妻子：“你们是怎么回事？”她说：“他们向我们要钱，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交出去了，但是还是逼着要！”说时这个神经衰弱到极点的妇人两眼滴下泪珠。我这时心中体会到这个斗争的主要内容。我未待斗争大会结束，就离开了会场。几天后我就向吐鲁番出发，把这场事留在脑后。等我们在新疆完成了传达报告的任务，于返回北京时，飞机停留哈密一夜，我又去城内访问一次，无意中我向哈密专员询了一句：“哈密王怎样处置了？”他回答说：“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哈密王病死在狱中了！”共产党的恐怖政策，在乡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杀死了大批有领导号召力的人们，吓住了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人民；在城市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杀死了大批有知识能力的人，吓住了占中国人口20%的城市居民。整个大陆变成了恐怖的天地。共产党政权是建筑在恐怖政策之上，全国人民都受了血的洗礼！在镇反的高潮中，家家户户感到惊惶，今天经常到这个家去捕人，明天某人失了踪。就是机关单位，前几个月经由干部审查历史已经不成为问题的人们，又旧案重提，不少人被装入囚车。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上天如何安排的。在日本侵略的沦陷区居民们常想起日本“皇军”和伪组织警察深夜捉人的情况，半夜里警车停在谁的门前，这家就有凶神降临，左右四邻也都惊惶不安。居民私下说：共产党的恐怖统治，还甚于日本侵略的时代。谈虎色变，是大陆上的居民心情！四.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三个大运动在中国大陆上热烈地展开，而且都达到了高潮。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已如上述，抗美援朝运动，亦为这年轰轰烈烈的运动，其影响于红色政权者可谓至大且巨。本来，抗美援朝运动发动于1950年10月，镇压反革命始于那年12月，而高潮在翌年四五月之间；抗美援朝虽行在先，而高潮却在1951年中，故我把它列入第三个大运动。不但在时间上如此计算，而于意义上，中共也是如此安排的。即是整完农村整都市，此时如不对“帝国主义”有所行动，他们便觉有心腹之患。正如共产党首脑人日后常夸耀的：“中国如不抗美援朝而且取得胜利，中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因为他们常想，假如有个“帝国主义”的美国天天找麻烦，那末要想建国是十分困难的。故在农村土改运动胜利之后，在都市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进行的同时，必须给“帝国主义”一个颜色。把“纸老虎”揭穿，中国才能走上康庄大道。于是发动抗美援朝运动。我想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共产党也一定有个清算帝国主义的关系运动，但不如抗美援朝来得有力，而且振振有词。“抗美援朝”虽似偶然事件，但熟习内幕的人，一定可以回忆：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安排好的日程。毛泽东于1950年底到1951年1月在莫斯科晋见斯大林那次“伟大的会见”，一定已经安排好了这个计划：只等待北朝鲜金日成奉命发动战争，毛泽东早已拟定好了的“不能置之不理”的声明，才从容不迫地从保险柜里取出，登在报上。所以说，朝鲜战争不是偶然的，中共的抗美援朝也是深谋远虑的计划，只待付诸实行而已。话虽如此，但毛泽东于执行这个莫斯科计划时，也很费踌躇。我记得自从北京政府发出对朝鲜战争不能置之不理的声明后，北京高级官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曾有好几天热烈地讨论：究竟中国是否应参加韩战。讨论的结果，赞成的和反对的都有。赞成的理由大致是：援助朝鲜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而且“唇亡齿寒”，中国不能坐视。反对的理由大致是：革命政权成立不久，正需要和平建设的环境，不容许有国外战争；何况面对的敌人又是一等强国——“美帝国主义”。就是解放军的将领们也持有这种不同的意见。据内部传出消息，毛泽东为这个互有利害的问题，有三个旦夜在屋中来回地踱步。最后，他还是决定了执行莫斯科的决定。但在最后决定之前，共产党军队早已准备待发鸭绿江边；且于10月25日声明志愿参加韩战时，这些志愿军早已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和“纸老虎”的军队交手了。北京七个民主党派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宣言，只是补办手续而已。志愿军在朝鲜正式加入战争，中国大陆上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在叙述这个运动进行时，还是先介绍这个运动的目的性，因为共产党一行一动都是讲目的性的。综合起来，这个运动具有下列的目的：第一、执行斯大林的战略政策，在远东拖住美国的兵力，以方便他在欧洲的活动；第二、清算美国和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第三、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提高红色政权的国际地位。这三个目标各有重要性，我们在此讲斗争清算是偏重于第二个目的，但是也不能与其他两个分开，总之都是斗争的一部。所以我们还是按次序分别轻重地谈下去。（一）执行斯大林的决策第一个目标，毛泽东执行斯大林的政策，把美国军力拖住在远东，以便利于他在欧洲的活动。这一点是很显然的。自东欧小国如捷克波兰等国纷纷落入苏联的手里之后，西方国家有些着急，于是有北大西洋集团的组织，加强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合作；美国马歇尔计划又给欧洲带来复兴经济的条件，于是，苏联面向着一个有组织的强大敌人。斯大林知道处境困难，如何减轻压力而转移目标呢？他在远东抢去了半个朝鲜，又有一个新附庸大国，他不能不使这个力量发挥一点作用，以减轻他的负担。于是发动朝鲜战争，而把中国这份力量投入这个赌博。胜则增加极权阵营的力量，败则于己何损！这是斯大林的算盘，而且在斯、毛会见时，斯大林可能已面授机宜。毛泽东如何呢？不参加朝鲜战争，就无法向斯大林交代。参加战争，又冒着自己政权倾覆的危险，犹豫徘徊，以致使他三夜失眠，最后还是决定军事冒险。毛泽东事后曾讲，抗美援朝不能不进行。理由有三点：战胜，自然中国地位一跃千丈；不胜不败，以一个落后的中国与一等强国打个平手，这就是中国的胜利；战败也不过是抗日战争的重演。而且毛泽东于未战之前已作战败的预演，希望好的，准备坏的，甚至他都估计美国可能向中国投原子弹。在抗美援朝发动之始，周恩来有一次向我们报告国际情势，他说：“必要时我们准备退却，由沿海各省退到内地，以西北西南为长期作战计划的基地。”而且这不是空谈，共产党于1950年底起，就由沿海各大城市向内地搬运物资和工厂机器，就连鞍山的大炼钢炉都在火车道上旅行了，我亲眼看见有四个大炉旅行在北京沈阳的铁道上。共产党认为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作战，是一个军事冒险，“胜败未可知也！”而为毛泽东解脱危险境地的，是他的敌人，美国前后两任总统。杜鲁门总统救了毛泽东的崩溃，因为他限制了有远见的将军麦克阿瑟，不许他渡过鸭绿江。我深知道，抗美援朝战事一起，中国的工业重心的东北已慌作一团，机关、工厂、学校纷纷搬家，火车站上已经挤满物资和人群，呈现了逃难状态。而且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如果按麦克阿瑟的计划，把战争带过鸭绿江，毛泽东的东北根据地会开始动摇。苏联虽口上吹牛，实际上也不会参加作战。另一方面美国限制了蒋介石军队在沿海登陆，在沿海开一个桥头堡。如果有这样两个战场，毛泽东的政权，大有倾覆的可能。杜鲁门总统不此之图，这是他救了毛泽东于前。接着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救毛泽东于后。朝鲜战争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不得人心的，停战要求可能是美国人民的心愿。但是这个仗已经打上了，而且自由世界付出了代价，就应当见个高下。正当毛泽东的志愿军困难万分之际，因联合国军的轰炸，军队因隔绝而挨饿，重武器运不上去，军队久战疲劳……，欲求和解而不可得的时候，毛泽东走运气，美国的和平将军艾森豪威尔进了白宫；他在竞选时以结束朝鲜战争为号召，争取选民，上了台之后，第一任务就是实行诺言——朝鲜停战！毛泽东暗地向他默祷“阿弥陀佛”！他从火坑里把毛泽东政权救起。而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所说的：美国就是个“纸老虎”，经由美国两任总统的行为为之证明，是所言非虚了。红色政权以打“纸老虎”成功，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稳定了政权，美国的“纸老虎”作了毛泽东国际赌博和恫吓中国人民的资本。（二）清算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现在我们来谈抗美援朝的第二个目的——清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西方列强在中国有百年的侵略压迫的历史，中国人民是痛恨的，历史会公正地写明这一点。西方列强以强权即是公理的优越感，应当给予纠正；而且在人类走到廿世纪的文明时代，从前站在弱小民族的痛苦上过着自己骄傲快乐的生活，这种行为，应当被历史淘汰。关于这一点，凡是有良知良能的人都会体会到，而耻于以以前于己有利的不平等当作荣幸。毛泽东政权深知道人民的这个心理，故于抗美援朝运动中，则集中火力摧毁“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影响。什么是他们的势力呢？中国大陆除了苏联在大连驻兵外，自然早就没有其他列强的驻军了。什么租界和不平等条约已经随着第二次大战的炮烟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列强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有企业单位，有教育机关、有医院、有教会、有慈善机关，……这些机关、团体，单位就有一定势力，而且是有形的。在共产党的眼了，这些东西摇摇摆摆在人民面前，就是“帝国主义”的化身，就会起作用。同时，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在中国高级人士中已起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无形的东西盘旋在人们的脑里，就是“帝国主义”的鬼影，不知什么时候钻出来兴风作怪。所以共产党就双管齐下，取消有形的，消灭无形的。故运动必须深入，而且须要广泛，把这个“坏东西”挖出去，红色政权才感安心。美英“帝国主义”投资的企业，有的早些时候就关了门：在抗美援朝运动时期，作了一个总清算，从前有考虑的，现在无考虑地接收了。教会办的学校和医院，到抗美援朝时期一刀和“帝国主义”切断了关系，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本身也以“三自”革新态度出现，即自给、自养、自传，斩断了“帝国主义”的操纵影响。教会办的学校，有的在解放军胜利地占领了其所在的地方时，就开始斗争主持学校的外国教士或修女；到了抗美援朝时期这段斗争告一结束，那是以监禁主持学校的外国教士或修女为代价的。教会办的医院也和学校同样的命运告终。在这些学校医院的背后的教会，也到了清算阶段。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一起，共产党触角是很灵敏的，七月就在中国大陆直到反基督教教会的运动，令吴耀宗等人搞“三自”革新运动，要教会切断与外国的一切关系。在九月全国基督教委员会成立，并且发表宣言。在这个宣言上所有的基督教徒都须签字，否则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至少也牵涉嫌疑。在宣言内（经共产党指导）明言：“中国基督教会团体应以最大努力……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在志愿军公开参战之前，赵紫宸在中共的指使下，于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他说：“前几日基督教界发表了一个宣言，说明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努力的途径。……中国基督教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尤其是美国所领导的帝国主义。……万一将来不幸而有战争，我敢信中国的基督教与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的东正教一样，是绝对不受外诱的，动摇的，完全与自己的政权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去克服困难的。”这文发表的二十天后，志愿军公开参加韩战了。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对于天主教、基督教应有的认识》一文。总之，12月北京政府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和《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于是迫害工作广泛地展开了。1951年4月中共政务院（现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此机关于1954年已撤销）宗教事务处（现改为宗教事务局）曾召开一次控诉性质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会上所提出来的被迫害的教徒有美国牧师毕范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骆爱华，公理会会督陈之渊，中华圣公会云南教区主教朱友涣，名布道家顾仁恩等人，他们被诬的罪名不是美特，就是与国民党有关。接着迫害的魔掌伸向全国，各地基督教徒，如不甘心供中共驱使，积极于三自革新运动，没有不被迫害的。就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被迫害的基督徒至少在28000以上，其中各地知名人士就占相当大的比重，如白天实、吕绍瑞、安月勋、赵世光、刘次萧、张乐古、海维德、安迪生、华第生、林尧喜、沈绪成、赵兆瑞、王克松、范天祥、李圣华、贝尔、奥连史托威等人物。他们中除了极少数因在国外，幸而未遭灾难，其他的人都被逮捕囚禁，严刑拷打，或被送到远方作劳动改造，另有一小部分不甚重要的外籍教徒被驱逐出境了。共产党不但迫害了基督徒，而且劫夺了教会的财产，教会办的医院被接收了，学校也接收改组了；就医院讲，知名者如北京协和医院和湖南湘雅医院都被接收了；就学校讲，举世闻名的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都以调整院系的借口被解散了，其他中小学校一概被接收了。共产党对天主教有如不共戴天之仇，在中共得取政权后就想给天主教个颜色看，特意制造“公教爱国青年团案”，逮捕一些人，于1950年10月宣布处死四个负责人。与此同时，又制造教廷公使驻北京代表马迪儒拟炮击天安门事件。马等四五人因此被捕，中共作了大事宣传。接着于1951年，先后在天津逮捕津沽大学法籍副校长卜相贤、工学院院长鲍羽华，天津区主教文贵实、满世济、甘墨林、凌安澜、张子良、王克明等约一百多人。迫害之风一起，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其领导人，就落在共产党的魔掌之中。在共产党折磨天主教徒，摧残天主教的活动中，他们特意制造了另一个轰动远近事件，那就是诬陷南京圣心堂育婴院事件，共产党控诉修女白洁贞（法籍）、白安琪等人杀害婴儿，和其他种种罪行。这一控诉使白洁贞等被判十年徒刑；接着共产党在各大都市逮捕教会办的育婴院或孤儿院的负责人，说他们冒名慈善机关，实际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想毒杀中国新生的一代。天主教徒，不论其国籍为何，除了那些甘为共产党驱使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者外，一律受到虐待；不少人被逮捕，坐监，严刑拷问，有些人是被杀害了。共产党不只迫害天主教徒，而且还要劫夺他们的事业和财产。天主教办的学校，如天津津沽大学、北京辅仁大学，都先后被解散了，财产归于共产党了；学校的外国负责人，被诬以特务，间谍等等罪名入了监狱。基督教和天主教，在红色中国同样地遭到了悲惨的命运，大批人被捕，大批人被杀，绝对多数的教徒过着恐怖的日子。其遭遇情况正如基督徒处在罗马尼罗皇帝的时代。这些外国传教士被迫害的罪名，多数被诬为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或间谍；中国籍的教徒则诬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反革命分子。有了这等罪名，就很难幸免的；因为抗美援朝运动是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着进行。一个是抗美战争，属于军事；一个是镇压反革命，属于政治；共产党是随便用两者之一来绞死人的。很多人与其说是被迫害或谋杀于抗美援朝运动，毋宁说是死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之下为宜。阴险狡猾的共产党，伸着这两把钳子想绞死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教会，它一心想消灭“帝国主义”这种有形的工具。为了消灭这种有形的工具，它又假造一些消灭这种工具的理由作证。于是，共产党在北京，在全国各大都市前后布置了各种“帝国主义间谍活动展览会”，和“帝国主义侵略残害中国人民展览会”。与美国有关系的北京协和医院被展览为间谍活动机关，同时又是毒害中国人民的屠场；天主教的育婴堂，如南京的圣心堂育婴院，被展览为杀婴的屠场，同时又是侵略的机关。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展览“美国空投细菌”，和“美国被俘人员亲口招供间谍活动”。这样既反了“美帝国主义”，反掉了它的工具，又斩断了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千丝万缕的想头。这样一来，西方列强在中国有形的组织是垮台了，而且江河日下。有人统计，原在中国有3000多个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到1952年只剩下不到100个人；天主教的外国传教士原有3222人，到1953年减为364人。据我所知，共产党与“帝国主义”斗争是长期的，1955年肃反期间还把大批中国基督徒逮捕，著名人物如王明道在天津被捕。上海提篮桥监狱里还囚禁八个月之久而未判决的将近百人的天主教徒。我于视察上海监狱时曾亲自与他们谈话。这些人的遭遇，虽与“抗美援朝运动”无关，但是与抗美援朝运动清算外国势力做法是一脉相传的。信笔提及，说明一个运动的高潮去后，还有再清查的长期阶段。上边所述是说明共产党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消灭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有形组织和人物。此外它还要消灭无形的东西和人物。这就是指的“帝国主义”的影响。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列强的压迫，这是事实，且是可耻的事实。这百年来西方的文化也渗透到中国，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受过西方教育，学一些西方生活方式，头脑里是资本主义思想，对美国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思想里还在崇拜美国文明和生活方式，……针对这些影响，共产党提出：清算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同时种植仇美、恨美思想。于历史证据不足之外，又特制美国投“细菌”，使人民在新的感情上仇恨美国。特制一些图片，和拾取一些朝鲜战场上的残破弹壳，说是空投细菌的情况和物证，用这些东西开“细菌展览会”供动员群众参观。并动员群众到河边捉昆虫，鸟蝇，说这些东西是美军投下来的，是细菌的传达体，就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使人民仇恨美国。于是在抗美援朝运动的旗帜下，在机关、企业、党派、人民团体，尤其是在学习里，大整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所采取的方式和其他运动所采取的相同。各机关、单位、开小组会、开斗争会；在小组里每个人检讨自己是否有崇拜美国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亲美的倾向和活动；最后有没有恐惧美国“纸老虎”的心理。经过检讨和批评之后，一般的人经过此过程就可以过关了。但是有些人，共产党认为是重点分子，崇美、亲美的思想和行动都很昭彰，那么，这种人就得斗争一番，开大会斗争。举一个例：北京佑贞女中是法国天主教办的学校，外国修女们被斗争清算之后，接着斗争崇美、亲美、恐美思想的中国教徒和学生。斗争大会是在上午开的，到会全体学生和教职员五百多名。主席台上坐着几个主持人。开会后，被斗争的重点对象高三学生赵素心被带上了主席台，站在那里面对群众，被迫交代问题。接着台下怒吼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滚下去！”“帝国主义的走狗赶快低头向人民认罪！”“反革命分子跪下来！”群众于怒吼之下，会场骚动作一团，眼看有人就要动武了。这时由台下走上两个人，拉着赵素心的脖领，把她拉到桌子旁，一用力就把她按住，双膝一软跪在台上；低着头，苍白着脸，她的耳里只听到台下怒骂的声音。这时主席台上发出“请肃静”的命令，会场又安静下来。接着前后有四五个人站起来，指控赵素心崇美、亲美的反革命活动。又指她参加过圣母军，他们的指控如背书一样述说一遍。这是预备好的东西，说时是没有感情的，也缺少明晰的理智，只有装做的怒气和不协调的粗声。赵素心被斗服了，认罪了，在群众面前宣誓——一定决心仇美恨美。斗争会胜利地结束了。留在学生和教师职员们心里的是恐惧、是恶心、是暗藏的苦笑。崇美、亲美、恐美的斗争会在各处召开；仇美、亲美的思想硬塞在人们的脑里。抗美援朝运动一大胜利，就是人们一见面提到美国就是把它一顿痛骂，表示一下自己不崇美、亲美和恐美，消灭了自己可能被指控的嫌疑；同时恨美、仇美在自己的口头上生了根，保障了自己的安全。（三）提高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地位最后我们来谈，抗美援朝运动的第三个目标：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提高红色政权的国际地位。这一点可以说胜利地完成了。中国人民受列强压迫大约整个一世纪，其内心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尤其是中国历来是各以“华夏”自尊的大国，人民又是优秀的人民，受了百年压迫，他们是不甘心的。所以百年来民众抗外运动表面看来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优秀人民对不正义的反抗斗争。关于这一点，历史自然会有公论。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一举一动渐次丧失了民众对它支持的信心，尤其是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加给人民的恐怖，已经使人民对它厌恶。正在这时，共产党发动国外作战，它虽冒军事投机的危险，但它正刺激了民众爱国的潜伏的热情。共产党以民众爱国热情抵消人民对它的厌恶，这一着可以算作共产党的一手高棋；不但提高了人民爱国的热情，稳定了红色的政权，同时又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毛泽东三个旦夜不眠，所得的代价是可观的。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历史，尤其是现代史：凡是专制帝王，尤其是现代的独裁者，一遇国内危机，他们就以对外作战或向外侵略，转移人民的视线，解决国内的困难。这一着，中国共产党是熟习的，而且是行之有素的。毛泽东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在国内是以八个打字标榜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民可能不同意前边四个字的意义和行动，但是人民却为后四个字迷惑了。在这里唤醒了人民的爱国情绪，这情绪是由百年来所受压迫而来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在抗美援朝之初，社会的意见，纷纷议论，各有不同。少数的人觉得，北朝鲜政权和我们的一样性质，如它失败，帝国主义的矛头自然指向我们的大门。所以不能不抗美援朝。多数的人以为这是惹祸，把战事引到中国，中国又将有多年的灾殃，更何况，新政权成立不久，基础还不稳固，这真是不堪设想的前途。这群人中自然有幸灾乐祸，愿意因国外战争而拖垮这个政权。但是人民的心理有一点肯定的：和列强打仗就是出闷气，就是洗掉百年来的耻辱，如能打胜，就愿付出高贵的代价。共产党就利用了人民这个心理，而且托天之佑和“帝国主义”的领导者不高明，这个仗打个平手；打个平手在人民眼里，也可说在世界的眼里，就是中国的胜利。共产党明白人民的心理，它如何利用这心理，以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的爱国思想呢？这是归功于它的宣传机器，而最成功达到最高潮，是于1951年三四月之间，利用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一次赴朝慰问，和这个组织回国后由五月到九月底，在全国的广泛深入的宣传。我是参加赴朝慰问团的一人，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工作全部过程，故知之颇详而体会亦深，故愿把它的工作和所收的效果介绍出来。赴朝慰问团是由北京和四个大行政区指派的人组织成的，共三百人左右，另有文工团三百人参加，加上工作人员足有六七百人。总团之下设六个分团，分团是由各地方来人组成的，其负责人也是总团组成人员。总团长是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副团长是解放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部长陈沂，分团长是各地负责人担任。我是总团的一员，同时又把我组在分团里。慰问团在1951年3月中由北京出发，在沈阳准备一个时期，三月底由沈阳去朝鲜；另留下第六分团在东北专门慰问伤兵。我和高崇民先生因为在东北工作方便，就留在东北，负责领导第六分团。赴朝鲜的五个团分别慰问志愿军，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一直到三八线前线；当时正是战争紧张之时，回来时已经有四个人被飞机炸死；两个是文工团的，即有名的相声演员小蘑菇和程某，另一个是是河南代表廖某，其他一人我忘却了名姓。我们留在东北的第六分团的工作是重点地慰问伤兵医院，因限于时间，只到过洮南、齐齐哈尔、北安、双城和长春，慰问了伤兵，发慰问品，给他们讲解抗美援朝的道理，鼓励他们伤愈后重上前线。为了给伤兵一些安慰，还特带一个杂技团到处给他们表演。慰问团于五月初前后返回沈阳，后到天津集中；就利用这个时间，共产党为扩大宣传，特在天津为在朝鲜被炸死的小蘑菇和程某等人发丧，发动民众到灵棚吊祭就有两日。出殡时全市游行，真是万人空巷而归的情形。在北京于五六天内展开普遍的传达报告，其范围是所有机关、学校、工厂、居民都听到了这个报告；报告虽由团员分头进行，但报告的内容大体一致，主要内容是以实例颂扬志愿军的英勇智慧；以实例说明美国军队的残忍和胆怯；最后鼓励干部和人民支援前线，贡献人力物力，结合自己的岗位，制订个人、团体和全家的爱国公约。发挥爱国主义的精神。在北京宣传之后，就向全国展开，要广泛、要深入、要作到家喻户晓。于是各大区的分团就各回原地，北京总团参加的人就分配到各分团去到各地。我是指定参加西北的第一分团，名义是副团长。我把我接近的情况介绍出来，其他各团所进行的大概都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利用抗美援朝运动，如何鼓舞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慰问团一行人和北京派出的约百人的文工团于5月12日由北京出发，先到天津宣传，目的是要每家每人都听到慰问团的传达报告。就我个人所及的，就作了六次大报告，在民园给32个中学校学生作一次报告，在第一体育场为5万居民作一次报告，另外在汇文中学为2万居民作一次报告，在南开大学为大学生作一次报告，其他两处是三区和八区。其他的团员在工厂、在机关、在居民等处作同样的报告。文工团在报告之后登台表演。19日离开了天津，21日到达陕西省西安市。这天天气热得透不过气来，可是共产党动员十几万居民夹道欢迎，放鞭炮和锣鼓之声不绝于耳；慰问团是在十万人掌声中由火车站被欢迎到省府招待所。接着我们在西安市作了几天报告，和文工团的表演。报告目的也是作到家喻户晓，报告的内容和在北京所作的是一样的。报告后就是抗美援朝捐献，这一工作由地方组织进行。我们除了鼓动之外，不过问此事。六月中旬第一分团离开西安乘飞机到甘肃省会兰州市。机场离城十八里，共产党发动了所有兰州市的人，由城门一直排队到飞机场。我们下了飞机有万人欢迎，由机场到城里一路上都是站满了人，一路献花、鼓掌、欢呼，我们这些人站在吉普车和卡车上，身上十字披红，车上载满了一路群众献上的鲜花。我们这些人好象给他们带回来了无限光荣！人海把我们涌到西北大厦的门前。接着在兰州全市作传达报告和表演，听众和观众也是各行、各界、各机关、学校、工厂和全市的居民。兰州市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接着就是爱国的捐献。在兰州市工作之后，慰问团要深入到各县各乡了。于是决定分五路进军，甘肃省留一部人，陕西省已留一部人，青海、宁夏、新疆各去一部分人，目的至少工作到县的一级。我是带领几个团员和十个文工团去新疆的。我把在新疆的工作情形写出来，以便了解这工作是怎样深入到县的。我带领这部分人于七月中旬到达新疆省会迪化（现名乌鲁木齐），在机场也是受全市人民的欢迎，惟较兰州简单，多余的是添上一个检阅仪仗队。我在机场讲了一段话后就到了省府招待所，这是国民政府时代的外交特派员公署。照样的，我们在迪化作了同样的报告和演出。这处有点不同的，报告会分开了汉民和维吾尔族的会场，在汉民会场讲话是用汉语，在维吾尔族会场里除了团员是维族人外，其余的人报告还得用翻译。在迪化报告、演出之后，新疆省府和军区又给我们配备一些人手。我们就决定了分三路进军：中路由我和维族人玉素圃夫（前民族军的团长）为主，另配了几个宣传员和记者，地点是天山脚下的南北两路、即由迪化沿天山北路东行，经阜康、奇台、木垒河、镇西，越过天山到哈密；由哈密西行经鄯善、鲁克沁、吐鲁番、托克逊再回迪化；以及迪化附近的昌吉、景化等县。北路由维族团员和几个新手，由迪化到伊犁直到阿尔泰山。南路由向达教授和浦熙修女士和蒙族人道尔敦负责，加上几个宣传员，他们的目标是库车，阿克苏直到新疆最南部的和阗。这时文工团不随我们同行而单独作战了，由侯宝林和魏喜奎负责访问各大城市演出。我这一路由迪化出发，每到一县是全城人民出迎五里；红旗招展，欢迎呼喊之声震天。在报告会上，群众献旗、献花，很多地方当场捐献，有的把羊送来，有的献上银元首饰，多数地方是在我们报告期中就超预定数额完成了捐献任务。在每县作完报告，送行的又是全城人民送到郊外。我知道整个新疆是如此布置的，其他各省各县布置的情况我想也大体相同。从我个人经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花了多大气力作这个工作。全国各省各县如此深入工作，全国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洗礼，每人每户订了爱国公约。公约内容主要是把自己工作作好，增加生产，用此表示爱国和支援前线。共产党作了一次轰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而直接收获的是史无前例的捐献，全国共捐献了55亿元以上，等于3710架战斗机。爱国主义是抗美援朝运动一大收获。惟共产党深恐中国人民只知爱国而忽略了“革命”，只知爱自己的国而忽略了对苏联的友谊，故于讲解爱国主义时，还须与国际主义相结合。这样“援朝”和向苏联一面倒才有了理论根据。但是据我体会，一般人民真心里是爱国，对于苏联的国际主义倒是并不怎样热心。综上所述，共产党抗美援朝运动是成功的，它达到了军事投机，执行了斯大林的政策；它清算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最后，它广泛地利用人民爱国心理，对战争得到了支持，增加了国防力量，稳定了政权，而显著的红色政权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了重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四最初的两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四最初的两年 投资和工资 日本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英国 战后前两年各国恢复的方式不同。美国和英国很快把工业转变到和平时期的用途。法国和意大利稳定地向着战前水平提高产量。德国和日本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重建工作需要大量投资来排除交通和燃料的短缺及恢复战时忽略的消费品工业。除了德国外每个地方都得到了投资，德国在1947年的投资仍然很低（表4·1）。 表4.1生产和投资1937—1947年 工业生产 1938=100 非住宅投资③ 总固定投资额在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④ 1946 1947 1946 1947 1937 1947 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日本 156 106 84 61 29 31 ② 175 ① 115 99 92 34 37 ② 161 85 119 81 35 80 193 102 132 113 46 93 15.7 16.1 16.1 21.4 19.6 18.1 17.2 13.1 21.2 29.3 — 28.7 ①1937年＝100 ②1938—1936年=100 ③固定投资总额减去住房投资，除德国（制造业和采矿业投资）和日本〔全部固定投资）。 ④固定市场价格。意大利包括库存的增加。 资料来源：见附录。 投资和工资 在资本主义下，高利润通常是高投资的前提，因为高利润提供了投资的动机和资金。但是在战后最初那几年，公司只能把战时积累的金融资金用于投资。由于担心资金将来可能贬值，他们宁愿购置机器和建立库存，而不保留金融资金。由于短缺和不稳定使生产受到限制，以这种方式拨款进行高投资会把物价抬高，并侵蚀实际工资。因此，高利润将伴随着高投资，但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由于产量低，工人阶级只有承受大量解雇和在原工作岗位上加快生产，才得到勉强过得去的实际工资。成功的反对解雇将导致低生产率。而如果让雇主得到满意的利润，那就意味着实际工资很低。 另外两种人使局面更复杂化。一种是有存款或租金等固定收入的中产阶级（这些人的很大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资金）。政府通过卖给他们公债的办法为战时开支筹集了大量资金，从而使他们积累了大量存款。如果这些存款用于购买，就会使物价更加上涨，实际工资更加降低，利润更加增长。要避免发生这一切，只有消除这种存款。货币改革通过用小量的新货币换取储藏的现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显然是不受中产阶级欢迎的（尽管花掉这些存款，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因为由此造成的通货膨胀会使剩下的存款严重贬值）。 另一个主要的复杂因素是农民。长期的食物短缺使食品价格比制成品价格提高（特别是在黑市上）。这就意味着农民可得到更高的实际收入。如果他们把钱用在消费上（买更多的制成品或吃得更多），则进一步挤了工人的消费需求。但是如果他们把多余的收入储蓄起来，这将会实现高投资而无高利润。实际上，资本家能够用金融资金进行投资，这些资金将会在农民的床垫下面用光。 最后一个挤压工资的因素来源于政府的高开支。当时存在着修复损毁的住房等社会资产和改善社会福利项目的压力。如果这些都由税收来支付，那么大部分负担将会落到工人头上，才不致使投资受损。那些出于政治考虑而税收被限制的地方，政府就要更多借贷。剩余利润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就得多拿出一些来作为这项资金。政府也必须为国有化部门的投资拨款，这要靠这些部门的高利润或从其它部门借款。只有实际工资非常低，才能得到资金来源。 只有可供使用的资金大幅度超过生产，就是说，进口大大超过出口，这些压力才能减轻。这样平衡支出赤字就意味着从国外借款。实际上，这样资本家才能在压低了的利润和维持工人的高消费的情况下继续大量没资。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美元储备很低，并且贷款难以得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限制的相互联系如下： 对工资的压力 ┌——如生产很低，支付赤字平衡受限制←—┐ ↓则│ 政府为恢复而进行高开支 ——————＋————— 农民高消费 ——————＋————— 以战时存款支付的中产阶级高消费 ——————＋————— 为恢复（和投机）而进行的高投资 —————意味着———— 工人的低消费 —→ 又意味着 收支赤字平衡 ————————————— 税收（往往比政府开支少得多） ————————————— 农民从高价食品得到的高收入 高利润 ———————和—————— 工人实际得到的低工资 支出 生产／收入 一个结果是通货膨胀，购买力超过生产而抬高了物价。由于货币工资的增长落后于价格，使实际工资降低（限制工人的消费）。它使储存的现款和金融资金贬值（限制了中产阶级的消费）。这也使政府难以卖出更多的公债。因没人买不断贬值的金融资金，政府被迫用印钞票的办法支付开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也意味着资本家囤积商品（投资于库存），往往比积累生产性资产（投资于工厂和设备）赚钱更多。因此通货膨胀使整个恢复方式混乱和不正常。它使恢复因物价控制和配给制而受到约束，这既压制了生产，又把大量产品转到黑市。 工人是否能被动接受战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严峻困苦，关键在于他们的感受有多么深——或能被说服去相信——通过他们受剥夺而进行的恢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每个国家的情况都非常不同。在德国和日本，没有进行真正的恢复工作，在工人运动中提出要求工人直接进行干涉，在政府或工厂，或两者中，得到真正采取措施的权力。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政党加入了联合政府，因此，他们的不满集中在反对企业使工人加倍努力干活，而黑市猖獗，中产阶级的消费有较多的自由，投机性囤积居奇不受遏制。英国工人在1945年已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工人通过他们的政党集中于努力防止倒退。 日本 被占领的最初几个月，日本工业生产停滞在战前十分一的水平之上，政府允许大公司掠夺政府的资金和原料储备。后来于1946年初政府对此作出了反应，实行了一个更有效控制经济的计划。特别是控制信贷、农产品和囤积商品。6个月后新任大藏相提出向关键工业部门提供大量补助金以鼓励恢复。但是各届政府都是和大企业有牢固联系的，不能有力地进行改组。占领军当局对形势变得灰心丧气，它把这种情况委婉地归因于“政府的软弱无力”，并且转变了原来在“经济领域中不承担责任”的政策（J·科恩，第419页）。从那以后，占领军当局指示采取一系列有效的行动。 到1947年工业产量仅从战前水平的十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石油产量是战前最高水平的6％，机床产量是9％，钢是12％，棉织品是14％，水泥是20％。最紧张的是电。尽管发电量（主要是水力发电）几乎是战前的一倍，但需求仍超过供给。电的需求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煤产量甚至在1947年大大低于战前水平。煤矿的生产率几乎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部分由于工会反对加速工作。铁路用煤的效益也很低，这可能是由于机车车辆缺乏维修。炼钢用的进口焦煤也不能再象战前那样从亚洲得到。 买进口原料的外汇奇缺。战前主要出口创汇的棉纺织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占领者认为应优先恢复这一工业：“可能美国政府掌握的大量原棉储备影响了这个决定”（J·科恩，第484页）。尽管战前的生产力只剩下了六分之一，1947年仍有些纺锭闲置着。纺织工业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之中。它需要出口60％的产量换取美元，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传统市场，如英磅区都渴望得到美元。日本纺织品向美国的出口被禁止。美国缓慢地放松了对日本的双重束缚，即必须用美元买棉花，同时有效地阻止它出口纺织品赚取美元。 农业不象工业那样混乱。产量大约保持在战前水平，但要养活的人口增长了大约十分之一。1946年东京每日热量消耗是1350卡。到1947年中也只增加到1700卡。迅速的通货膨胀使农民不愿把大米卖给政府。城市居民艰苦跋涉到农村，用家中的物品换大米。1947年政府在绝望中也照样做，它开始拿出化肥，纺织品，香烟（8箱换72升大米）和其它商品换大米。即使官方数字也表明，农民实际收入比战前高20％。 食品问题由于美国援助进口了3亿美元的食品而得到缓和。但是这种缓和受到很大限制。1946年和1947年国际收支逆差大约是总产量或国内生产总值的4％。 投降后的6个月内，通货膨胀竟达每月42％的罕见增长率。生产崩溃，而大量金融资金因通过各种渠道转到大企业手中而进一步膨胀（如对战争损失的“偿付”等等）。1946年初实行的货币改革包括冻结银行存款和限制提款。起初物价确曾下降，增长率只有最初几个星期的一半，那时对改革的期望曾燃起购买的狂热。但过年之后通货膨胀再度无限制地发展起来。政府的借款需求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47年物价比1946年提高两倍。美国的一位观察家把这种基本的通货膨胀机制解释得很清楚： “由于原材料和消费品供应不足，购买力过剩，物价螺旋式上涨，等等，使生活费在任何时候都超过工资水平。新的工会力量造成的高工资压力，满足工会要求的实际经济基础，和软弱、混乱的管理，导致了高工资水平。这个水平高于政府原先据以计算固定官方物价的工资水平……面对固定的官方价格，增加的工业成本迫使公司或者把它全部或部分产品转到黑市上去以获取利润，或者按官价到合法市场上出售，这样就造成亏损，只有用政府补助金或银行贷款才能抵补……实际上，和政府有关的这笔资金已经通过复兴金融银行集中起来为工业放款，以弥补亏损”（J·科恩，第448—449页）。 1947年登记的利润少于公司产值的十分之一（表4·2），少于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由于企业管理费高，劳动生产率低，公司只能赚得一点利润，因为实际工资不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登记的投资比登记的利润为高。比30年代修建了更多的住房。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战前的2倍，在1946年和1947年占总投资的大约一半。但是私人投资也高。重建库存（材料、食品、商品等）估计占总产量的11％（按战前价格计算）。私人（对工厂）的固定投资较低——略高于1938年一半的水平（但比20年代和30年代初高）。棉纺织业投资高，1946年和1947年其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其余的投资包括什么很不清楚。多数投资商品的生产看起来非常低，而且没有进口。 事实上投资的很大部分是用于恢复或重建库存。显然资本家是从银行借贷来拨款积累库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情况下，紧紧抓住库存往往比用于增加生产或投资于工厂能得到更大的和更有保证的利润。因此和利润相比，固定投资可能没有数字表示的那么高。总投资额实际上之所以很高，是由于公司耗用了金融资产。 通货膨胀对有固定收入的人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国家收入（它本身比战前低三分之一）利息所占比重从1936年的9％和1944年的12％降到1947年的1％。租金份额从4％降到l％。实行了对资本的征税，这显然打击了那些拥有股份之类“实际”资产的人。但这是一种很滑稽的事，1947年价格已经上涨了几百倍，却仍按战前的资产价值征税。 通货膨胀也压低了实际工资。即使以官方价格为准来计算，1947年的实际工资也仅是战前水平的30％左右。普遍高价黑市的存在，说明战后数字夸大了实际购买力。生活水平的差距比收入的差距小，因为与战前不同，工人不再有储蓄（并且动用战时的储蓄也不再有什么作用）。 奔腾的通货膨胀和饥饿工资使得支付成为主要问题。1946年底工会会员猛增到500万人，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1946年秋在电力工业进行了关键的工资协议谈判。这种“电产”工资制度体现了大部分工会要求，它把工资和生活费挂起钩。它是在纳税后计算的，包含有基本工资，一个很重要的年令因素（给40岁单身男工的工资2倍于20岁的男人），和根据家庭情况而定的可观的补助费（给有3个孩子的30岁已婚男人的基本工资是无家属男人的2倍）。原则是工资应当反映生活费，年令和家庭情况也有关系。但是，还有一个额外因素（相当于一个30岁的人的基本工资）是取决于“能力”，按技术等级、经验和受教育的背景而定。这个因素显然正好被工人和经理都能接受，而且它按个人情况而定，不成为争执的问题。它的决定者是车间的监工，在许多情况下监工是被工会会员的车间会议选举出来的。在其它一些不太有利的工业中，工人们也为类似的待遇而斗争。九州的矿工因缺乏有效的地方组织而失败了。但是在北海道强有力的地区组织领导了有效的罢工，并且迫使矿主让步。 表4.2日本的利润、工资和生产率，1936—1947年 利润份额 ① 实际工资 ② 工业产值 工业就业 工业生产率 1936 1946 1947 38 10 8 100 ③ 254 30 100 ③ 31 37 100 ③ 86 95 100 ③ 36 39 ①纯利润表示为公司净产值的百分比。②以生活费表示。 ③l934946=100④极粗略的估计。 资料来源：见附录。 工人也强烈反对解雇工人。尽管生活水平低，1947年工业就业并不低于战前水平（尽管比战时最高水平低三分之一）。1947年它几乎和生产上升一样快，尽管生产率比战前水平的40％还低（见表4·2）。1946年工人罢工超过600万天，并且“工会在反对解雇的罢工中赢得了胜利”（丸河内，第319页）。政府解雇43000个海员和75000个铁路工人的计划被普通工人的压力挫败了，他们迫使工会号召海员罢工10天，确定了铁路工人罢工的日期。25万工人参与“生产控制”（第二章）。有些行动的发展超出了工会的认可，也超出了支付和条件的允许，成了为争取工人控制和计划的战斗。东洋合成化工厂的工人面对着关厂，把公司总经理排除在外，借了一笔钱扩大生产能力，用他们生产的硫酸铵和一个农民协会相交换，雇用了更多的工人，并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包括增加工资50％。 1946年春大量工人走上街头。4月正好在第一次大选前，7万人在东京示威，要求推翻政府。他们把开枪警告的警察缴了械。只有在美国装甲车出现后才恢复了秩序。五一节50万人在东京示威，全国示威者约有125万人，要求“民主政府”和“人民管理食品”，并且反对压制工人的控制。两星期后，25万人在工会和关东区食品委员会的组织下，召开了一个“获取大米的人民集会”（东京每日平均热量摄取量少于1064卡）。集会号召居民委员会管理食品分配，要求成立“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作为核心，以工会、农民组织和民主的东方文化组织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山本，1980—1981年，第26页）。领导人呆在首相官邸，但是在麦克阿瑟发布了一个声明后，他们离去了，该声明宣布这些群众示威“不仅对有秩序的政府是一个威胁，而且对占领军本身的基本目的和安全也是威胁”，还说，占领军将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控制和改善这种悲惨的局面”（山本，1980—1981年，第30页）。 占领者进行干涉不仅是为了示威者，而且也是鼓励《读卖新闻》的经理开除控制报纸的工人领袖。工人击退了企图不让被解雇的工人进楼的公司打手们。1946年6月21日，500名武装警察闯入并逮捕了50人。工人领袖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经理和占领当局都威胁要关闭报社。面对着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工会退却了，放弃了对报社活动的控制。但是，它还是继续要求承认并诉诸法庭，于是经理部门将工会领导转移到东京以外，并且组织了一个拥护经理的“恢复委员会”。工会罢工并且重新占领了报社。经理的打手们把工人赶了出去，而警察却袖手旁观。全国印刷工业罢工的计划终于失败了。10月工会承认失败并解散了。工人们回到报社只得加入公司工会。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 但是，斗争在其它地方继续着。1946年12月召开了一次30万人的群众集会，与国会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同时，要求推翻吉田内阁。紧跟着这个意图失败后，250万力量强大的政府工人工会联合会号召于1947年2月1日举行总罢工，反抗去年秋天法律通过的否认他们罢工的权力。公营企业的工人处于特别的压力之下；他们的工资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他们要求增加工资，不被解雇，缔结集体合同和减少官方管理。共产党声明支持工会的要求，号召他们罢工，以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政府”——即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联合内阁。它还表示了“它的信心，即占领当局不会镇压这种性质的政治罢工，并且批评了工人运动中企图对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采取直接行动和正面进攻的倾向”（穆尔，234页）。 起初麦克阿瑟对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对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做些让步，包括增加50％的工资和恢复谈判。但是他也谴责了“在目前处于穷困和衰弱的日本使用这样极端的社会武器”（科尔及其他著作，第15页），禁止了罢工，并告诉工会“如果违抗将激起严厉的行动，对个人和有组织的工人不利”（引自穆尔，239页）。 尽管受到这次挫折，社会党在1947年4月的选举中仍赢得了26％的票，该党提出包括矿山国有化的纲领。形势是极不稳定的：“日本内阁由于共产党发动总罢工而倒台，将使共产党的力量很大地增强，使它取得信任，以直接行动的方式牺牲宪法程序。美国当局害怕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带有强烈反美的倾向”（《经济学家》，1947年2月8日）。 共产党是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的领导者。尽管它在1946年4月和1947年4月的选举中只获得了4％的选票，在1946年4月只有党员7500人（1947年底有70000人），共产党领导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1946年8月成立的拥有150万人的工会联合会“产别”是最有战斗性的工人运动组织，并且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尽管党内有分歧，声明中有动摇，领导仍致力于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它要求推翻不受欢欢的反动内阁，不是向起义迈出的第一步。它甚至把它自己和“控制生产”拉开距离。1945年12月它号召“工人”控制重要企业，作为恢复生产的前提。但是到1946年2月，它将此改成号召“通过实行管理委员会制度提高整个工业的效率”（穆尔，118、124页）。 总之，1946年和1947年的形势对资本主义的复兴提供一个稳定的、健康的基础。高通货膨胀，猖獗的投机活动，政府的高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都是不稳定的征兆（意大利和法国也是如此）。低生产和利润进一步表现出问题。只有很短组织历史的日本工人显示出不寻常的斗争能力。他们建立了强有力的车间基层组织。在许多部门，个别企业的工会联合在一起成为有效的部门联合会。此外，统治阶级在对付工人的动乱方面缺乏对策。 选举方面，工人政党获得了30％的选票，这是一种威胁。但是事实证明使这种情况变得无害也是不难的。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投了保守党大量选票，土改使土地增加一半以上的家庭的比重从50％上升到90％。社会党在怂恿下与一个保守党结成联盟，它的纲领也被撕碎。它的煤炭工业国有化计划变成了一条议案，该议案表明日本煤矿中被废弃的机器将由纳税人付钱实行现代化，并连同矿山一起，很快交还到私人手中”（科尔，第18页）。曾经在《读卖新闻》发生过的工人基层力量的崩溃证明任务要严重得多。 德国 从1945年夏天的混乱以来，德国经济的逐渐紧张的情况并不象日本那样，是方向问题，但是也不象日本那样，是由于软弱的政府耽搁和犹豫的问题，它勿宁说是占领军方面的瘫痪。他们不能决定他们想把今后德国变成什么样。（从此以后，我们所说的德国就是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只要和苏联占领的东部区域的最后统一问题没有决定下来，那么西方占领当局除了维持对现有经济的控制之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他们只是对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特别有关的少数事情进行果断干预，比如煤炭。 说明德国确切的恢复过程是特别困难的。从官方讲，战时行政系统被用来控制所有物价、工资、以及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分配。但是低生产、不充足的食物配额和战时积累的大量流动资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商品的大量超额需求。黑市兴旺。根据一份报告说：“正常的贸易是例外的，不过是个幌子”（阿贝尔萧塞，1975年，第5页）。1946年秋天据说经申报的只有实际生产和库存的一半。官方估计，1947年至少十分之一的产品流入黑市。显然这里有很大的误差。最确实的估计是1946年中工业生产迅速增长。1946—1947年的冬季它下降到比前一年稍高的水平，但是随后很快又回升了。到1947年底它大约是1936年水平的一半。 象日本一样，燃料、原料和交通运输是主要的薄弱环节。这些紧张因素之间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有一个阶段缺少支撑矿井用的木料。林业工人拒绝冒雨劳动，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好的衣服和鞋。但是纺织工业要有煤炭才能扩大生产，如此等等。 交通运输因受轰炸而损毁严重（见第二章）。1946年铁路和运河运转良好，并且显然运输并不紧张。但是1946—1947年罕见的严冬，加上机车车辆过度使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1947年1月仅有三分之二的运输需求能得到满足。实行了一个紧急修理计划，下一个冬季运输系统就能对付了。 煤炭通常被认为是关键因素。食品配给量少，使产量降低。《经济学家》指出：“鲁尔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据报道，食品配给量减少后的一个星期内，煤炭产量减少了10％左右。3月底产量已下降了近20％”（1946年4月6日）。1946年8月矿工的食品定量已上升到4000卡——约为平均水平的3倍，因此，再加上工资提高了20％，使1945年至1947年矿工人数增加了近40％。 但是1947年每个井下工人的生产率仍然停留在约为战前水平的60%。据报道，1946年美英占领区的煤炭有24％出口。尽管这比战前份额稍高一点，煤炭以低于市场价格一半被买走，这样在1947年底估计损失了外汇收入2亿美元。1946年煤炭占出口额的四分之三，如果把这些煤转用于国内工业去生产其它出口商易，就能挣到更多外汇。 钢铁工业成为企图使德国非军事化的牺性品。最初的工业计划把生产能力限制到每年580万吨，少于战前产量的三分之一。但这个部门没能受到高的优先待遇，以致即使这样的水平也无法达到。1948年初以前，钢铁工业一直禁止进口瑞典铁矿，而过去，这种进口提供了三分之二的供应量。因此它不得不依赖于量少质劣的国内铁矿。英国甚至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买了50万吨废钢铁运回本国。 1946年英美占领区的食品产量仅是战前水平的70％左右；1941年［注：“1941年”疑为“1947年”之误——录入者注］进口了价值6.6亿美元的食品，几乎和1936年一样多。但是进口的几乎完全是谷物，而在战前油脂和肉类的进口是很重要的。进口主要是通过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来支付的，1946年援助共4.7亿美元，1947年为6亿美元。几乎没有进口其它物品。 据联合国的统计，1947年西部占领区的工业就业人数为战前水平的89％。把这个数字与生产指标相结合，就可以看出，平均生产率大约是战前水平的一半。生产水平特别低的钢铁工业，1946年的劳动生产率只及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自从战争结束以来，用货币量表示，工厂每小时工资通常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并且重新采用了一周48小时工作制。1945年3月到1946年4月，官方生活费指标上升了20％。但是这些数字对生活水平的下降估计过低。食品定量配给限制了购买，黑市抬高了价格。形势不时变得令人绝望。据《经济学家》报道（1946年9月9日），英国占领区食品热量定量已下降到1014卡。 据估计，工人收入的五分之二花在黑市上，以高于官价的5倍到10倍的价格购买食品、衣服和烟叶。据报道，1946年夏，失控的日用品价格竟高达战前水平的3倍（鞋油）到16倍（鞋带）。另据报道，1946年春熟练工人用他们的存款支付40％的开支。 《经济学家》很详细地描述了迫使公司在黑市上活动的压力。“有好多种情况使得大部分产品不可避免地要直接从工厂进入一些形式的黑市。第一是和生产能力相比生产水平低；这就意味着企业亏损。为了弥补亏损，它只能通过黑市出售他们的一些产品，而更经常的是物物交换。第二是人为控制的低物价……工资率也因受控制而人为地被压低，使得雇主必须以实物来进行补贴。没有进行任何货币改革，加之人们知道目前流通的钞票的一部分迟早会被取消，使得黑市上货币量过多。最后，缺乏食品迫使经理用他们的部分产品换取食堂的供应品”（1947年4月26日）。 计算利润是不可能的。在官方规定的工资和价格上，低生产率水平大概就意味着亏损。但是由于许多商品按黑市价格出售，工资的实际购买力非常低，为了增加家庭开支，存款不断减少。由于大部分产品是供人民群众消费的，在部分这种消费中包含着从工人到黑市商人的资金转移——这是一种利润。根据可得到的数字，在创［注：“创”疑为“制”——录入者注］造业和矿业中也有一定数额的固定资本投资；尽管这不能抵补折旧（因此固定资本总额甚至在把修理计算在内之前就已减少了），这也会带来利润。由于预期控制取消后，价格将上涨，因此也可能大量增加库存。象在日本那样，这代表了隐藏的利润。 1947年春以前，极端艰苦的状况没有激起大的工人阶级动乱。1946年允许发展的工会，从1933年以来主要是由官员领导，他们通常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很少是被当局强加于工会的。他们的经验和反纳粹的态度使他们在工人中享有一定威信。但是现在他们的任务不过是压制工人的意志，并且使军事当局相信他们在尽最大努力让他们的会员上班。 1946年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在美国占领区得到二分之一选票，和德国共产党合在一起，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英占区共获大约一半选票（德国共产党平均获选票大约10％，在北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获14%）。在黑森举行了包括工业社会主义化的公民投票。美军指挥官克莱坚持这个问题必须单独投票。当71％的选民通过了提案时，他进行了否决。工会领导在1947年巴伐利亚工会大会上曾试图制止这样的要求。一个领导人台尔诺坦率表示反对，他说：“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要求把企业移交给普通所有者的罢工是多余的”（密特和T．费希特，第29页）。 名义上说的是社会主义化，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却和北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地方议会的右派结合在一起，否决了代表10万工人的95个代表提出的动议，要求“无偿剥夺莱茵和鲁尔的战犯煤炭大王”。《经济学家》描述1947年春天鲁尔的形势时写道： “如果基本消费者仅在理论上每天1550卡能够维持和允许的话，那么最低生活的凄惨、住房拥挤和食品短缺就不会那么要紧。但当时这个水平只有一半能满足，而且在以后4个星期内面包配给额将减少五分之二，从92盎司降到55盎司。由于在下两个月将得到的做面包的谷物中近一半是玉米——它做的面包既硬又难消化，又由于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家庭除了面包什么也吃不上，所以前面将有巨大的艰难困苦。为了满足官方规定的面包配给量，每天必须进口5000吨谷物，而5月的交货计划比这个数字少得多。 “至于其它食品，油脂类的配给量一般每4个星期7盎司；实际上，在最低的配给中只得到2或3盎司。因为肉类短缺，鱼和糖代替了平时肉类分配量的三分之二。有些不幸的家庭，去年秋天没有储藏土豆，现在土豆一点也没有；即使在有特殊供应的矿工食堂，土豆往住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自从最近的示威游行以来，人们的情绪一触即发。矿工为了抗议粮食短缺，不久即将举行进一步罢工。如果罢工发生，对德国出口和工业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1947年4月26日）。 1947年初罢工普及鲁尔。罢工的要求起初涉及住房和食品，但是很快就扩展到国有化问题。为了这个问题在多配尔多夫和埃森爆发了大规模罢工。2月工厂理事会组织了关于无偿国有化问题的投票。在煤矿通常有90％的赞成票。罢工继续蔓延：3月25日那天在乌珀塔尔有85000工人走出煤矿，在多配尔多夫有8万人。最高潮时，有35万工人走出煤矿并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煤矿工人在劳动时采取了有效的“慢慢走”方式。 罢工期间，美国一位官员纽曼在广播中说：“美国国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对再向德国运送食品的倾向。这可以溯源于罢工的谣传，罢工的威胁和行动上对当局的反抗。罢工使占领军的政策面临危险，或使他们的政策受到干扰，因此是不能容忍的……任何一个有这样行为的人将受到惩罚，而且不要忘记，按照军法，罪犯可以判处死刑。清除煽动者，排斥那些出于私利而批评占领军的人。一定要勤奋！我有权力取消任何一个参与骚乱者的食物配给……这将是严厉的和无限期的”（施密特和费希特，第28—29页）。 4月1日在布隆斯威克，部队与游行示威者发生了冲突，武装巡逻队开始在街上不断巡逻。 工会领导又一次成为障碍。在科隆，工会办公室的领导人伯克莱威胁要开除任何参加游行或罢工的人，而且有些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要求工人复工。关于建立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强调了工会运动的最主要的作用：“迄今为止，工会官员已经对工人施加了约束的影响，而且宣扬和实行了与英国当局合作的政策。但是，目前大众的情绪是这样的，阻止和限制是没用的。只有改善食品供应和清除管理混乱，才能带来一些变化”（《经济学家》，1947年5月24日）。 工会联合会的章程所包含的目的是“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中保证工人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且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一切现有的和今后的经济合作”（《经济学家》，1947年5月24日）。 英占区的工会起草了示范性工人委员会章程，它包括了影响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各种问题，并要求经济［注：“经济”疑为“经理”之误——录入者注］定期提出关于生产进度和规划的报告。他们规定委员会应能查看公司的帐目，并且应就职工配给和提升问题进行协商。“一些雇主对那些认为要他们放弃管理权的事情只勉强表示同意，这是毫不奇怪的。有些情况下，他们拒绝同意工会提出的条件而导致了罢工”（同上）。会议也号召实行更广泛的恢复措施，包括基础工业立即社会主义化（从煤和钢开始），停止拆除那些可用于和平目的的工厂，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清理食物管理工作，和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以保证农场交货。 意大利 1945年12月基督教民主党人在激进的抵抗力量领导人达林的领导下，收回了对联合政府的支持，从而使之垮台。接着基督教民主党人德加斯贝利所领导的一系列联合组织起而响应。德加斯贝利的任命防止了激进的渴望解放情绪的实现。这就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来说工人委员会政策的结束，担心国有化和害怕货币大改革的结束，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便得到更多的社会公正的结束，以及对从投机和战争中自然增长的超额利润征税的结束”（卡特莱诺，第85页）。但是共产党仍以“国家统一”的名义留在联盟中。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在1944年3月从莫斯科回国时就制定了这条路线。 1947年生产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90％。这种迅速的恢复是由于高需求，而不是由于政府的有效行动，政府不利用大大扩充了的公营部门作为动力来进行恢复，而是依靠私人企业。 基本公用事业——铁路、煤矿、电话和部分电力的供应已国有化。国家也得到了银行中30年代的非常重要的股份。这使它有效地控制了信贷。1945年私人银行只有13％的存款。银行在钢铁、造船和机械制造中也拥有决定意义的股份。这些股份都集中在伊利（IRI）国家公司中，该公司1948年雇用了23.4万工人，并占投资的5％。尽管战争毁坏严重，这些公司仍有相当的剩余生产能力。需要大量国家补助金（大约每年3000万美元），以防批发物资的积压。政府拒绝让伊利公司在恢复工作中打头阵，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对私人企业的冲击。只有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权益和少数其它机械公司被接管。另一方面，私有化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私人资本家愿意和能够买国家的股票。 但是投资恢复得很有力。到1946年工业固定资本投资几乎达到战前水平。1947年已高出10％。这说明利润也必定得到恢复，不断得到的证据也支持这个观点。在战后九个月，禁止解雇的法律使工业就业高于战前水平。由于1946年生产仍然很低，生产率低于1938年水平的一半。主要工会联盟在1946年初放弃禁止解雇的要求，同意在4个月内减少20％的就业。另一方面，它得到了在医疗保健部门增加就业的含糊保证。工业就业下降了，从1946年3月到1947年3月失业增加了75万人。再加上生产的恢复，使生产率在1947年迅速提高（表4·3）。 表4·3意大利的生产率和工资，1938年—1947年（指数） 工业生产 工业就业工业生产率 产品工资①实际工资② 1938100 100100100 100 194661 1155358 60③ 194792 1058886 88 ①以制成品价格表示。②以生活费表示。③非常粗略的估计。 资料来源：见附录。 由于生产率的改善，实际工资的变化对雇主是有利的。1940年工资是1938年水平的60％左右，1947年仍低10％左右。但是，雇主并不关心工人的收入能买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问题是劳动力成本，这是以他们的雇员生产的价值来衡量。当然，这些实际劳动成本（产品工资）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是沿着非常类似的途径变化的（表4·3）。因此，1946年和1947年实际产品工资在产量中所占的份额看来和1935年法西斯镇压的高峰时相近似。利润率也取决于其它投入的成本。燃料和运输（主要是国家运输）的价格和制造业产品一样，上升了三分之一，白领职员的薪金与工资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或更多。这两种发展都对提高利润率起了作用。但是，低水平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特别在1946年，使企业通常开支如折旧大量增加。总的来说，1947年工业生产中的利润份额几乎不比1938年低很多。 迅速的通货膨胀阻碍了工人阶级很快提高生活水平。按官方生活费指数，1947年初价格上涨几乎是100％，如果算上黑市增长得就更快了。租金受到严格控制，面包配给得到补助。但是，食品价格上涨得特别快，从而把国民收入的10％左右转到农民和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手中。1946年初谈判达成的工资调整仅提供了部分保护，但同时工资斗争就停止了7个月。 高需求和巨额政府赤字刺激了通货膨胀。1947年到1948年预算赤字是国内生产总值的9％（比1944年到1945年的29％下降了）。从战前以来，社会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增长了1倍，而且为了使公共部门服务的价格下降，同时又保持就业，要发放大量补贴。除这些赤字之外，还有储藏的金融资产，这笔资产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在战时增加了一半。这些钱或者被直接花掉，或者被银行借给资本家使用。中产阶级的游说活动非常有力和有效。资本征税和货币改革的计划被搁置一旁。对财产、收入的征税减让使赤字进一步增加。因此，多余的流动资金在通货膨胀中被销蚀。1947年流动资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不及战时高峰的一半。通货膨胀鼓励了投机活动；物资库存在1946年增高，1947年达总产值的6％。股票价格上涨了5倍。基本上实现了外汇自由，允许出口商用他们的外币买进口商品，再以高价倒卖，获取巨额利润。 中产阶级施加压力成功地反对货币改革和随之而来的赤字及通货膨胀，这种压力由于收支赤字的平衡而减轻，1947年赤字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美国援助和贷款是重要的资金来源，1947年弥补了赤字的三分之一（移民的汇款也是重要的）。这样，可进口基本燃料和食品，而无需相应的出口。这里得到的资金可用于投资。但是通货膨胀使人们更偏重于增加存货。1947年赤字几乎和库存相等，所以外国借款实际上都浪费到投机上。 收支赤字压力尽管减轻了，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1947年总产量比1935年少10000亿里拉（1954年价格），下降了11％。经常性公共开支减少了4000亿里拉（反映军事开支较少）。但是投资上升了3000亿。所以只有不到9000亿里拉的国内产品能用于消费，下降了15％。收支平衡的变动提供了多余的4000亿里拉，它减少的消费下降到9％。但是人口增长了。因此，1947年每人的消费比1938年少15％（1946年约少25％）。不同阶层受到的打击是不平衡的。许多农民和小商人消费的削减（如果有所削减的话）比工人阶级家庭小得多。靠工资收入的雇员和靠固定收入的人日子过得最糟。 失业增加，消费减少，通货膨胀加速，投机猖獗和缺乏有效的计划看来是工人阶级反抗的口实。事实与在战争结束时要实现的愿望是相反的。但是这种反对被主要的工人政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P.G.I）所阻抑。 1943年7月墨索里尼倒台后，陶里亚蒂和巴多里奥元帅的政府相勾结，从那时起意大利共产党遵循了一个广泛的民众战线的政策。1947年5月被排出德加斯贝利政府之前，它一直保持这条战线。它参加政府的条件比“当时美国的工党缓和得多：保护生活水平和就业，以及采取少数反对战时投机商的措施；它没有提出实行重新分配收入，广泛国有化或国家福利的过激要求”（萨尔瓦迪，第195页）。它甚至同意延期进行货币改革以免在1946年春天立宪议会选举前激起危机。其结果使意大利共产党失望。它只得了19％的选票。即使和社会党的21％选票加在一起，左翼的选票也只勉强比基督教民主党（DCs）多一点。经过这次挫折后，意大利共产党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态度变得更加调和。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联合会经谈判同意工资冻结。 这种合作扩展到工厂。工人委员会被利用来“加强工作节奏、纪律和生产”。在米兰，由意大利共产党强有力控制的布赖德重型机械工厂，为了取得更大的干劲，成立了优秀工人的“斯达汉诺夫小组”：“富有战斗精神的人进行这种合作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工作不是为了工厂主，而是为了社会主义”（萨尔瓦迪，第199—200页）。 1947年1月陶里亚蒂在立宪议会上骄傲地断言，在意大利罢工比在欧洲其它国家都少：“去年意大利没有发生政治罢工……在这个国家里工会签定了停止工资谈判的协议，这在工人阶级运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决定了最高工资，而不是最低工资。这确实是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形势中的一个惊人和荒谬的特征：是工人阶级和工会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并且为了维护生产纪律、秩序和社会和平而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萨尔瓦迪，第97页）。 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发现维持这种约束是困难的。尽管没有全国性的罢工发生，但有许多地方停工。1946年7月油罐车司机、印刷工人、码头工人和旅馆工人中的主要罢工浪潮汇集成为持续好几天的总罢工。观察家们评论道，这是对日益令人失望的经济形势的一种自发反应。 在意大利，共产党人背离政府不像在法国那么富有戏剧性（见下文）。三党联盟是在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出现的。1947年社会党人在和共产党人愈益增近的联合问题上发生分裂。该党右翼退出政府。这个事件反映了在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共产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坚持唯一的选择是他这个党的纲领，要不就是不断的危机。德加斯贝利建议把他的内阁扩大成全国联合政府。左派拒绝支持这个变动，因为担心增加右派对一些作法比如征收资本税的反对。德加斯贝利辞职了。经过更多运筹之后，他成立了一个完全由基督教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经济学家》警告说：“除了政治纷争之外，还存在经济危机，这是非有强有力的政府不能解决的。”（1947年5月17日）。它还指出；“没有共产党人的支持，德加斯贝利先生或任何一位意大利总理都会发现工会是无法管理的”（同上）。据一个报告说，因为“1945年至1948年间在北方没有一个工厂，在中部也几乎没有一个工厂不是武装起来的”（阿尔姆和D．萨松，第177页），显然即使是强有力的政府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法国 在法国，戴高乐领导了战后初期的联合政府。但是他在左翼反对高军费开支的压力下于1946年初辞职。在随后一系列包括保守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中，没有任何政党占统治地位。共产党勉强算是最大的党，它在1946年11月全国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占28.8％，社会党的票从1945年10月的42.6％减少到1946年11月的18.1％。共产党试图劝说社会党参加他们的群众阵线，把右翼排除在外。但是他们遭到了拒绝。因为在意大利，右翼政党限制过激的改革，并且阻碍通过征收资本税来制止通货膨胀的行动。一名记者在1947年初评论道，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基本上从事非法买卖：“按当局的说法，今天每个利用食品或食品配给卡作生意的人，或在食品的生产和分配的不管什么阶段上进行控制的人，都能得到“非法的利润”（沃思，第321页）。 尽管社会党不愿意把保守党人从政府中排除出去，他们比共产党更“热心地拥护国有化和更强调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奎赛尔，第50页）。主要工会联合会（GGT)“紧跟共产党，它把国有化描绘成爱国抵抗运动的继续，而不是破坏资本主义的开始。工会官员拒绝使用社会主义化”这个词，还说在经济艰难的时刻，只有内奸才谈论社会主义和革命。（同上，第51页）共产党的领导人多列士说国有化是民主主义的，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关。但在1945年，共产党人的确帮助了使留在私人手中的煤矿，以及煤、电力和银行系统的国有化。然后他们为在代表政府、工人和消费者三方面的董事会中占统治地位而斗争，这种董事会是为管理工业而成立的。 法国政府在1945年后进行了一系列努力，规划工业现代化。1917年初公布了蒙内特计划，它包括在交通运输，能源和钢铁方面投资的庞大规划。1947年在这些部门的投资为英国投资水平的1.5倍（钢铁）到5倍（煤炭）。大部分投资用于新的国有化部门，由于它们的价格偏低，需要大量国家信贷进行拨款。到1947年工业投资超过了它的战前水平，公共投资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左右。 国家也为恢复受战争破坏的财产提供赠款。但是为了取得这样的赠款资格，接受者必须在同样的地方建立一个同样的项目，因此没有机会搞现代化或重新分配。否则国家给工业提供不了什么资金。4个大储蓄银行和32个大保险公司的国有化为通过信用影响投资提供了有力的杠杆。在最初几年这种控制几乎不是很有效的，因为公司获得高利润并且拥有战时积累的许多金融资产。但政府指责银行“在贷款政策上过分谨慎，谨慎常常导致彻头彻尾的阴谋破坏，还指责银行试图向国家施加压力”（引自沃思，第278页）。国有化没有带来多大变化，一名观察家指出了银行怎样“继续和大公司携手并肩”（同上）。 1947年总产量比1938年少11000亿法郎（按1954年价格），下降了9％。投资，包括增加库存，比1938年高8000亿法郎，大众日常用于购物和服务的开支高5000亿法郎。因此可供消费的国内生产要低25％。实际消费的下降保持在15％，这是由于采取从美国借钱进口和动用储备的办法，每个人的消费都同样压低了。工人的状况最差，农民和企业主日子最好。 解放后，工人所得的工资增加了，按官方价格指数，实际工资差不多恢复到战前水平的90％。但是社会主义者放弃了货币改革的计划。国家经济部长孟戴斯·弗朗斯想利用1945年3月发行新银行券的机会，暂时冻结所有的银行帐目，并把个人开支限制在与生产一致的水平。在议会中这个提议几乎没有得到支持。正象一位评论员指出的：“在法国，拿储备的6亿巨额钞票开刀，将影响1800万农民——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沃恩，第248页）。为了选举的原因，即使是共产党也反对货币改革。在战时积累起来的这笔现款极大地增加了购买力。1945年和1946年价格上涨了1倍。按官方指数，实际工资降到只有战前水平的60％。 实际上，这些数字过高估计了实际购买力，因为还有黑市。从1945年到1947年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超过战前水平的一半。工作时间增加到44小时左右，而战前是40小时。里奥克斯形象地描述了巴黎的情况： “赤裸裸的官方数字很清楚地表明，平行的市场是重要的：1944年8月巴黎成年人每天仅900卡，9月是1210卡，1945年5月是1515卡（同一官方出版物不时透露，1944年5月到6月在包括巴黎在内的16个大城市中，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最低级的文职雇员每天有1840到2540卡，9月到10月为2050到2570卡，这还多亏有“补充的来源”）。当食品不期运到时，就得排没有尽头的长队来等待。有时要向店主笑脸相陪，因为家庭的命运是通过配给卡与店主联在一起的，配给的食品集中在一起吃，1克也不浪费。最后，为了达到生存所必需的2000卡，任何东西都拿去交换家庭的园地、花园，有时从最不为人所预知的地方得到分配，走商店的后门，走访“朋友”的农场，与邻居、同事相交换。这种乱糟糟的日子也有轻松一点的时刻，它成了后来长时期家庭交谈的话题”（40页）。 这个过程在意大利也已有过，它把大量的钱最后集中到农民手中，对此，从法国人的经历中可得到很好的说明：“当黑市商人拜访农民家庭并提供更吸引人的条件，他们怎样使农民表明态度，然后按官价出卖他们的产品。如果生产者没有可能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他们就没有兴趣供给食品。农民的桌子上常常是丰盛的菜谱，只有多余的才到黑市上出售……储蓄额是个充分的证明，阿格里克莱信贷银行的存款指数从1938年的100增长到1944年12月的743和1946年12月的1717。这反映了黑市利润，但也反映了他们把部分资本转变成现金，因为他们不可能购买化肥和抵补机器的折旧”（里奥克斯，第43页）。 工业生产率的下降比实际工资的下降少得多；1947年为战前水平的9％［注：“90%”应为“95%”之误，见下表——录入者注］，1946年近90％（表4·4）。原材料和其它投入的价格可能比制造业产品增长得少。也象在意大利一样，薪金没有工资增长得快。这两方面的发展都对提高制造业利润起了作用。因此，1946年底对投资和消费开支的压力，必须把工业利利［注：“利”应为“润”字之误——录入者注］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方面的数字是没有的，但一位官方调查指出，“比如，从纺织品和食品中得到的好处，并不是荒诞的神话”（克洛松，第24页）。 表4.4法国的生产率和工资1938—1947年 指数 工业生产 工业就业 工业生产率 实际工资① 实际工资② 1938 1946 1947 100 84 99 100 96 104 100 87 95 100 58 63 100 40 50 ①以官方生活费表示。②以实际生活费表示。 来源：见附录。 工人没有从税收制度的基本恢复中得到好处。“特别是挣工资的人，尽管他们的实际收入比战后最初几年极低的水平增长不少，但肯定比农民，工业家和商人损失得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35年，第80页）。 象在意大利一样，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反应施加了关键的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工资和价格激烈螺旋式上升的速度和程度。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够推动或破坏生产运动，没有生产运动，价格的稳定和法国经济的最后现代化都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1946年6月8日）。 比如在煤矿，共产党用它的影响鼓动工人为很少增加的工资多多生产。面对煤矿工人坚决拒绝为老矿主工作，起初国家控制了煤矿，以后就实行了国有化。旷工现象仍然严重。1945年6月多列士对北方的矿工说：“我坦率地说，在现阶段让矿工认可罢工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工会以外……这样已经损失了20000到30000吨煤；这对国家、工会和矿工自己的利益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勒福朗克，第30页）。1946年初，他又通知矿工说，“生产，这是最高的阶级职责，最高的共和国的和爱国的职责。”（同上）。 戴高乐谈到多列士时说：“当他仍旧推进共产主义的利益时，在许多情况下他为公众利益尽责。他从没有停止劝说尽可能多地劳动，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这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吗？这我不管；只要为法国服务就够了”（于尼尔，第264页）。当公有部门的工人威胁要在1945年底举行罢工时，多列士谴责他们是“煽动者”。他说，这种行动是“反祖国的罪行。” 在私人企业中尽管工人受到约束，却得不到一点管理权。建立起来的工人委员会“被允许提出关于生产过程的建议，但没有人去理会”（沃恩，第278—279页）。工会对蒙尔特计划规定工作时间应当从44小时延长到48小时这一关键条款没有提出反对。 1946年，工人们由于对改善工作条件的缓慢不满，自发举行罢工，这特别对印刷业和邮局是很大的冲击。共产党谴责说这个争端是“挑衅”的结果。它说罢工是“托拉斯的工具”。 1947年4月到7月发生了主要罢工。它从雷诺开始，该公司在其所有主的合作下实行了国有化。那里共产党人统治的工会“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更有力地推动了为生产和降低工资要求的斗争”（罗斯，第45页），4月25日爆发了“突袭式”罢工。3天后，12000人放下了工具。全国总工会谴责罢工的领导者是“戴高乐雇用的希特勒—托洛茨基奸细”。但是工人强迫它号召1小时罢工，对此，它不能制止。所有3万名壮劳力走上街头。工会从经理那里获得的让步被投票否定了。工会被迫支持罢工，罢工很快遍及巴黎五金业，尽管这个行业没有接受罢工委员会的全部要求。共产党不得不跟着干，以便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那些反对政府工资控制政策的部长们被首相撤职了。 共产党感到一旦工人阶级对它的支持受到威胁时，它就不得不离开政府。它力求利用工人阶级的不满对社会党施加压力，以便联合建立群众阵线政府。但是社会党首相拉马迪埃在美国的有力支持下，把共产党人解职。这表示他们决心要击退工人阶级在选举中，更重要的是在车间基层的力量。 英国 英国没有面临经济崩溃，这与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很不一样。1946年工业产量和1938年差不多，因为就业虽部分上升，但生产率却下降了。有3个紧迫的经济问题：对外支付，复员并转向平时生产，以及战时积累的金融资产。 对外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约占国内总产值的2％。基本问题是在无形贸易（从劳务到海外投资得到的收入）方面的大量缩减。英国从本世纪初到二次世界大战，有形贸易（商品）的逆差一直占国内总产值的5％，这多少为无形贸易的盈余所弥补。但1946年无形项目逆差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国外利息、利润和股息减少的结果，从本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减少到40年代后期的1％。为了支付战争开支，卖掉了近10亿英镑的国外资产，签订了另外30亿英镑的国外债务。后者主要是从英镑区国家的贷款（主要是其货币与英镑挂钩的那些殖民地）。另一个因素是政府国外赤字增长（几乎全部是军费），194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以上（40年代其余年份下降到1.5％左右，50年代为1％）。如果进口重新达到战前水平，逆差总额预期也会大幅度上升，除非有形出口大量增加。当日本投降，美国租借援助停止时，国外支付项目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 生产的复员和重建提出了很多问题。1944年和1945年军队占了大约20％的劳动力。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公共开支从193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4%上升到1939年至1945年平均的23％。1946年仍为23.3％。 靠税收拨款的政府开支比1914—1918年战争时期多（从1940年的39％上升到1944年的55％）。但是由于定量配给限制了消费，个人存款大量增加，达到占私人可支配收入的25％的高峰（战前不到5％）。国家债务增长也很快，从30年代的65亿英镑上升到1945年底的214亿英镑（1947年底是256亿英镑）。到战争结束时，它达到了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30年代水平的2倍）。这些金融资产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威胁。 美国租借援助的突然停止，再加上上述国外支付状况，使美国贷款成为迫切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新政府很快派凯恩斯到华盛顿进行商谈。工党政府另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经济问题是迅速进行复员工作（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开支的减少），以及恢复和平时期的生产，以便为私人消费有节制的扩大、社会改革和最紧急的增加出口（特别是向美元区）提供货源。 上述最后一项目标因美国提出的贷款条件而变得更加迫切。1945年底得到37.5亿美元的条件是，英国在一年内必须经国会批准使英镑自由兑换。尽管有这些迫使大英帝国对外开放的压力，英政府仍对殖民地全力进行剥削。它要求殖民地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卖它们的主要出口商品。政府也给予殖民地对英国出口以最低优惠待遇，以防殖民地把他们的外汇收入全部花光。因此在40年代后期，英镑储备有所增长。能挣较多美元的国家如黄金海岸（加纳）和马来西亚受到最残酷的剥削，他们被迫把他们的美元放到英镑区的共同基金中，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英国进口商品。印度拥有更多的政治手段，因此受到的威胁稍轻。印度一位历史学家对哈罗德·威尔逊的谈话发表评论说，美元基金是粗率地和现成地分配美元的方法”，“它肯定是粗率的和现成的，有多余美元的国家是粗率的，因为别的国家不过早已准备好使用这些多余的美元”（格帕塔，第111页）。 复员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1946年是失业超过2％的唯一的一年（大多数失业者是尚待正式复员的服务人员，允许他们自找工作），从1945年到1948年间，军队就业人数减少了424.2万人。民用部门就业加上失业总数增加了337.5万人，因此劳动力减少近90万人。这些主要是战争期间充当了劳动力的妇女和老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大大减少促进了劳动力的吸收，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工每周工作时间从1943年的52.9小时减少到1948年的46.5小时。 住房成了最严重的问题。战时房屋的毁坏和失修导致了住房严重短缺。许多复员士乓和海员擅自占据空房，并常常粗暴地抵制把他们驱逐出去的人。 金融资产问题是通过两方面的结合来处理的，即降低利息率以便使偿债负担减到最小限度，（本世纪20年代利息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0年代下降到6％，尽管债务增长，1947年利息额仍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同时继续实行战时管制。对原材料的控制将投资和生产引导到最应优先的领域（特别是出口），而配给则压低了消费者的要求，从而避免了迅速的通货膨胀。 只有生产迅速增长，政府才能达到它的全部目的。从长远看这需要高投资。但从短期看，政府强调发动“生产运动”——进行宣传以促使人们加紧工作。政府努力动员最厂泛的阶层对这种运动给予支持，从资本家到共产党。 虽不那么迫切，但最终将成为重大威胁的是工资的停滞。1946年和1947年实际收入比1943年和1944年还低一些（尽管比战前高五分之一）。但是，实得工资增加得很少。现在一个男体力劳动者将工资的9％交税和社会保障费，而战前是2％。政府也利用一些补助项目来操纵零售价格指数，这些项目在指数中的分量和它们的实际重要性不相符合。1946年平均每人消费量增加了10％以上，1947年仅增加了2％，达到的水平仅比1938年高2％。实际工资的更高的购买力和积累的金融资产由于实际配给制度而受到束缚。工人们节制了个人消费，却没有从所提供的大量增加的社会服务得到报偿。国家保健服务需耗用大量资金，但尚在计划阶段。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战前小（见表·5）。社会转移支出所占的份额稍高。由于失业率低，为支付增加了的养老金和家庭补贴的花费多于储蓄。（但每一失业者所得实际救济金并不比战前高）。地方当局营造的房屋是公共开支中增加最多的唯一项目（比战前增加1倍）。即使在这方面，也要看到战时房屋的失修。一直到1947年，军事开支仍超过1938年水平，超过的数额比社会福利开支还多。 表4.5英国的福利国家，1938—1951年 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向居民转移总计 保健 地方经常教育 地方房屋投资 全部① 经常军事开支 1938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5.1 6.8 6.4 6.0 6.0 5. 5.4 1.2 缺 缺 2.0 3.3 3.5 3.3 2.0 1.7 1.8 1.9 1.9 1.9 2.0 1.0 1.0 2.0 2.3 2.2 2.1 2.0 12.2 13.7 15.4 16.8 18.0 17.6 16.7 6.3 15.7 9.3 6.3 6.2 6.3 7.5 ①经常性民用开支加上地方当局房屋开支。 资料来源．芬斯坦，表2.10；英国，国民收入和支出1946—1951，表27，30和31。 工人工资的紧缩也没有使工业计划见成效。计划工作中从战时承袭下来的专断控制而产生的混乱大大增加。官方物价控制的标准是他们应该保证给予高成本生产者以“适当的收入”。因此效率高的公司得到很高利润，而效率低仍能维持下去。绝大多数实行控制的高级人员往往是从大工业公司委派来的无偿工作的雇主。尤尼莱佛公司的人员占了食品部的90个职位，其中12个是高级职位；钢铁联合会的主席是钢铁业装备小组的组长；火柴工业的控制者为布兰和梅依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该公司的事务所内；等等。 工党政府也鼓励贸易协会的成立和合并，常常授权他们负责控制（如控制白报纸、进口肉类、战争剩余物资、糖果业）。有时这种任务委派给单个大公司（如蒙得镍公司）。 分配通常是按照生产份额而定。贸易协会开除了那些以低于官方最高价格出售的公司。当时贸易理事会主席哈诺德·威尔逊总结得好：“（这个制度）使一种特殊的工业或商业形式永久化，使无效率和无事业心的人过得安逸，把新成立的公司逼走，并且处罚效率高和增长快的公司。实际上，它有许多旧恶习，战前的控制形式，根据任意确定的定额在生产者之间划分整个市场，并且这样做时，后面都有国家法令的允许”（罗杰，第67页）。 但是工党的确相信，在国有化工业中直接控制资金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自从1947年主要国有化工业开始经营以来，就成了讨论国有化在工党战略中的作用的方便场所。 工党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为国有化作了长期的辩护。1931年它起草了一个把银行、土地和那些“基础工业”（燃料、动力、运输、钢铁）国有化的激进纲领，这个纲领使“全国失望”。在1945年至1951年间，工党政府施实了整个纲领，除了银行和土地是重大的例外。在政府看来，国有化能解决许多经济问题——的确，它成了全面经济计划的代替。首先它能消除战略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之处阻碍私人工业的增长，从而阻碍“基础工业”的集中；其次，控制基础工业能保证对最优先活动的供应。 这个国有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资产阶级的需要。被接管的大多数工业，如煤炭和铁路——都已很长时间亏损。在分散的私人所有之下它们的前途是可悲的，对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系列官方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1944年里德在关于煤矿工业的报告中说，煤矿需要大量投资和全面改组，应当建立一个公共管理机构，并授权它强制实行合并和合理化。 有关部门的资本家接受了非常慷慨的国有化赔偿。其他人希望从合理的服务和低价格中获利，这些，正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经验说明的那样，在私人所有之下是不会有的。他们感觉到很紧张的劳资关系——特别是在煤矿业——也许能改善。因此对最初的国有化的反对减弱了。 起初工人通过董事会中工会代表参与管理的计划，蜕变成不对工人负责的“工人董事”制度。但是国有化确实减少了工业动荡（虽然国有化后煤矿罢工的天数比这之前更多）。价格被压低；国有化部门在总利润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30—1938年的31.5%下降到1948—1949年的14.2％。生产率提高了。1951年英国的煤炭工业每人每班的产量在欧洲是唯一高于战前的。这是实行改组，也许还有加快制以及现代化的结果。国有化部门的投资比战前低，说明对于价格低廉的投入使私人企业得到利益应当有所限制。 其实，私人工业投资也没有比战前多多少。固定资本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以现行价格计算高一些，但是由于投资货物的价格比战时平均值增长近30％，从而在把上述比例的增长全部抵销之后仍有余；结果以实际价格计算，投资的份额实际下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大大低于欧洲大陆竞争者的水平（表4·1）。至于说制造业投资量比战前约高50％，那么，制造业投资和产量的比例则完全没有提高（9％左右）。机械（这是为本国现代化和为出口而生产资本的重要部门）投资与产量之比要比战前少（1947年是7％，而1937年是7.5％）。 1947年利润又稍有下降，但是利润所占份额不比战前低，并且高生产能力利用率提高了利润率。与此相比，从金融资产的投资中所得收入是很低的。公司收入的40％左右交了税，而战前是5％。由于实行股息控制，从收入中付出的股息和利息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从1937年的60％下降到1948年的28％）。因为公司的存款多，企业在固定资本投资上花的钱比他们的存款少，尽管在战时积累了大量流动资产。虽然新股票的发行受到控制，很难相信缺少资金是投资相对缓慢的原因。 但是金融不是政府控制的唯一方面。直到50年代中建筑一直被控制得很紧，工厂和机器的投资被机械工业出口招标和出口制制［注：疑为“度”字之误——录入者注］所限制。英国1947年《经济报道》对1947年的情况解释道：“如果机器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不能以较好的条件从英国生产中满足供应，那么就允许进口”（17页）。“新设备供给和保养……不可能立刻都做到。没有足够的人力、钢和建筑，以及机械能力，特别是因为大部分机械必须用于出口。因此政府必须保持严密控制”（第25页）。 如果控制确实限制了积累，就会引起工人阶级对政府的压力，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建设和工程材料紧张可以通过进一步减少住宅建设和减少家庭用工业品而避免。或者减少消费品进口就可多进口（或少出口）机器。同样，如果控制真正压低了大量投资要求，那么50年代初期，控制的放松就会导致投资的高涨。但却没有出现这种高涨。 要确定英国的投资低有多少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压力（按国际水平），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的压力反映在车间中对现代化后果的反对，或交纳高社会福利税，或要求对投资实行物资控制，以便有更多资金进口消费品）。但是英国经理的自满态度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这种态度由于战时一直实行和睦瓜分市场（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市场）的作法而更为加强（这种作法占出口的50％）。 1947年的形势令人不能满意而且难以支撑下去。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收支逆差必须消除。除非政府能迅速增加生产，否则就必须从公共事业或投资（投资无论如何也是太少了，不能使生产率迅速增长）或消费（其增长已经太慢，不能使工党的支持者满意）中转移资金。 劳资斗争比战争刚结束那几年所预想的减弱了。1945年罢工占了不到300万人日，一半是码头罢工，煤矿有一些短期罢工。1946年罢工天数实际下降到200多万人日，汽车工业占了一半。与1919—1920年平均罢工天数13000万）［注：“万）”疑为“万人日”——录入者注］相比，形势显得很平静。但是要求继续进行改革的压力不断增加，这正好是在政府面临同样的要求缩减开支压力的时候，《经济学家》很清楚地描述了雇主们感到的不安： “议会夏天休会后，又重新开会，政府刚刚克服了占领空屋的危机。第二个星期，短暂的圣诞节休息之后，它再次开会时，又正值罢工者危机。调集军队来保卫伦敦的食品供应，无疑是内阁唯一的方针，尽管它不能立即制止罢工，而是使罢工扩大到各地、以及市场供应工人和码头工人中去。 “……1947年开头很糟，其标志是造船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持他们一周工作五天的要求，LNER（铁路）商店店员的‘怠工’运动和交通运输工人的罢工。要谨慎地记住这种可能性，即通常战后工业的难题只能被推迟，而不能避免。这个国家目前令人沮丧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或至少不能很快提高——除非每个工人的产量有飞跃增长。没有这一点，生活水平将很快下降，因为这个国家实际上仍依靠租借贷款生存……虽然他们不是不乐意增加工资，工人们真正想要得到的，正象他们罢工所要求的那样，是更多的空闲——但这正是使国家陷于灾难的事……很显然，伤脑筋的是工人不听从他们那些坐在办公室中的领导，他们宁愿跟从大街上的工人代表。确实，在1914—1918年战争之后，也曾有过同样的不负责任和骚乱，甚至比这更糟，后来这些就消失了。但是在充分就业消失之前，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每次有非正式的罢工，结论就更进一步得到证实，这就是有失业存在时，组织起来的工人就责无旁贷地采取行动，以便使充分就业有可能实现”（1947年1月18日）。 1947年初欧洲和日本资本主义成功恢复的程度从生产或投资指标上看是不能抹杀的。即使在产量和积累增长很快的那些地方，收支逆差、政府赤字和迅速的通货膨胀成了各阶级为维护或改善各自地位而进行的有力的、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的经济上的表现。工人阶级形成了最大的威胁。到目前工人们的要求被工会和党的领导所遏制，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工人阶级可能在任何时候展示他们难以对付的增长了的工业力量。这样的攻势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超出简单的工资要求，因为经济显然不可能允许工资有大的增长。代替继续的自我约束的另一明显选择，是施加压力让工人政府对经济实行有效控制。即使在英国，那里形势不那么严峻，工党也发现难以满足它的支持者的愿望。 德国和日本有效的恢复几乎没有开始，工人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如果占领军继续无力为清除恢复的障碍而发动决定性的攻击，那么工人自己就可能以对资本主义极其不利的方法和方针试图担负起这个任务。战后支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深重危机尚待解决。1947年春资产阶级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他们即将得到援助。
三大国政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三大国政策 山姆大叔一心为己 对欧洲和日本的援助 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 美国的占领政策 约瑟夫大叔的控制 人民民主 捷克的情况 东方和西方 山姆大叔一心为己 美国资本的根本利益就是保证美国出口有尽可能大的市场并在国外能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自由投资，特别是在那些为得到原料而必须进行投资的地方，这就是战后美国政策的基点。为什么这样，原因是很清楚的：害怕战后萧条，需要出口市场以保证需求和利润，还有就是对30年代贸易限制冲击的记忆。因此在1943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战后国际贸易的巨大增加，对美国象对其它地方一样，达到充分和有效的就业是至关重大的。”（柯尔科，第252页）。财政部长莫金索在1943年告诉参议院委员会，美国要求建立世界体系。“在此体系内，企业家们可以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16页）。一年后，助理国务卿克莱顿说：“我们需要在全世界拥有市场——巨大的市场，来作买卖。我们在任何市场上都不要求特殊优惠”（同上，13页）。既然美国资本拥有巨大的生产和金融实力，“特殊优惠”当然是不必要的。 从这些目的出发，对西欧和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政策不是很明确的。一个极端是选择彻底利用美国所拥有的经济统治地位。这将反映在坚持美国商品绝对自由地对外渗透，而不是要帮助这些国家恢复生产。另一个极端是美国集中全力尽快地使这些国家恢复经济，这也许是今后长时期内美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市场的最好保证。这两种选择都各有风险。如果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没有很快恢复，那么美国的商品市场将处于萧条状态。更有威胁的是，公众要求实行更有效的政策，这就会加强社会主义措施的号召力，从而也许会导致在一个或更多国家废除资本主义。那么美国所能统治的就所剩无几或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为了加速恢复而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又将会耗资巨大。它将包括接受限制美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因为美国产品与这些国家的产品竞争太激烈。要不了太久美国就会冒着风险树立起工业竞争的对手，他们对美国工业将形成激烈竞争的威协。 美国利用它的经济力量也许能取得对方的让步，这在战争初期和英国打交道中已表现得很明显。美国坚持，给同盟以租借援助的建议应包括“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换句话说，要保证美国商品最终自由地进入这些国家。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决定援助的数量应足以保持英国黄金和美元平衡在6亿美元之上，以保持某种稳定，但又不足以使储备超过10亿美元，如果这样就会使英国的独立性过大了。 根据上述美国政策的两个极端的选择，在战争最后几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推进的方向是明确地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眼前最有利的地位。这在欧洲和日本感觉得最灵敏，那里美国的援助大部分用于紧急救济，没有一个重建生产的系统计划。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就把对美国企业有好处的条件强加于受援国，包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殖民地市场。在德国和日本，占领军当局几乎没有或根本不想刺激经济的恢复。这种长期的政治和军事考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害怕军事政权复活），同时也存在更直接的经济的自身利益的强大潜在势力（害怕重新出现经济竞争）。最后，美国制订的战后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铭刻着美元的中心作用和减少支付平衡与贸易限制原则。这些原则不能立即实施，因为欧洲和日本尚处于解体状态。但这个计划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记录，它表明美国把什么看作是它的至关紧要的利益，而且在多大程度上准备靠它的济经实力获取这些利益。 对欧洲和日本的援助 美国于1943年初发表的关于战后经济的最初提议，包括创建“盟国和联系国复兴银行”的计划。该银行拥有100亿美元的资本——一半由会员国立即用黄金或本国货币支付——它能广泛借贷，因此它的资金总额将会比这个资本额高得多。它的主要目的是“供给盟国和联系国大量资本，以适应他们的重建、救济和经济恢复的需要”。 当这个计划散发时，美国政府中的保守派成功地限制了这个银行计划的范围。英国人也急切地想缩减它，因为他们想拿出点捐款而不是得到贷款。根据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国际支付会议上的一致意见，该银行的贷款能力限制在微不足道的100亿美元的资本。只有十分一之的资本交付银行，而且只有美国的捐款和十分之一的其余捐款是黄金或美元。这样该银行只有7.5亿美元的资金可以用来购买美国商品，再加上它可从纽约货币市场上得到的贷款。到1947年中，它贷出的总数是给法国的2.5亿美元贷款中的9200万美元；直到1953年，它才贷出10亿美元。 另有一个乍看起来在提供重建援助方面起重大作用的机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是，战争结束前联合国大会强制把恢复解释为等同于救济，从而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中期恢复援助的作用一笔勾销。 1946年到1947年美国以赠予和政府长期贷款的形式已拔款约105亿美元。它包括一系列的实际安排，如平等租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英美、法美信贷。只有一小部分是以赠予的形式提供的。1946年欧洲从美国的进口中几乎一半是用美元支付的（图5.1），1947年更要多得多。日本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主要是食品）也是靠美国的援助。条件是苛刻的，特别在1945年底经谈判达成的给英国37.5亿美元的贷款。它要求英镑可以完全兑换，使任何持有英镑的外国人能够在英格兰银行兑换成美元，以便购买美国商品。此外，英国被迫同意不能实行针对美国的歧视性进口限额。财政部长说：“从我们的观点看，它最重要的目的是更快地消除英国在它的国际交往中所实行的各种非常性控制”（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66页）。按照现在一位一般说来对美国政策颇抱同情的历史学家的说法，“结果是使英国服从于美国统治的国际经济秩序”（耶今，第177页）。 当租借法刚刚结束之后，《经济学家》的评论抱怨说：“用商业贷款代替租借信贷，忘记布雷顿森林会议，商业计划及刺激美国出口，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或者鼓吹扩张和非歧视，并提供一些援助，其数量和条件将会使经济防线解体，这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英国猛推回来，让它依赖自己的资金，当贷款份额削减时，仍侈谈非歧视和扩张，就毫无意义了。”（1945年9月1日） 美国政府竭尽全力要代替英国资本对大英帝国的统治地位。中东就是一个例子，英国对那里石油生产的控制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减弱了。1946年美国石油公司以政府为后盾，终止了战前同英国商定的生产和销售安排。从1939年到1946年美国在中东石油产量中的份额从19％上升到81％，到1953年更跃至60％。 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 战争期间关于贸易和货币体系的规划远比关于恢复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规划达到更高阶段。主要的争论发生在美国和英国之间。英国要使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IMF）——拥有极大量的资金（260亿美元），认捐国家有大量支取的主动权力。显然这将大量需求美元，因为美元是唯一能够买所想要的任何商品——美国商品的货币。按照凯恩斯起草的英国计划，美国将发现它要摊款230亿美元以取得IMF中的信贷平衡，这些贷款几乎没有什么利息。对欧洲的这种长期援助并不是美国想象中的IMF的职能。因此，毫不奇怪，美国坚持实行更有限制的计划。最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协议指定“基金”只能有9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功用只能是使会员国的收支不平衡“缩短期限并减少其程度”。兑换率以美元为基准，并且只有“重大不平衡”时才能改变。 美国和英国都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拟定出明确的规章，并成立一个贸易机构以控制数量限制（把进口固定在一定水平上）。采用这些办法只是出于收支平衡的原因，在进口来源之间不应有歧视。美国要取消英国的商品在英帝国内，以及英帝国的商品在英国内的按比例降低关税的制度，而英国人只准备考虑在更大范围内普遍削减关税（特别是削减美国的高关税）时，取消这种帝国的特惠制。当1947年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最后批准时，美国在一些项目的关税上做了让步（通常削减50％），这些项目相当于战前进口的17.5［注：疑漏掉“亿”字——录入者注］美元，同时也取得了12.5亿美元出口的让步。英国取消了大约5％的优惠贸易。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规章中设置了一个论坛和机构以便进一步修改协定。 货币协议和贸易协议在短期内效果不大。欧洲和日本令人绝望的支付困难意味着任何使贸易和支付自由化的尝试不可避免地将被推迟。无论如何，缺少美元意味着对美国商品的渴求不能由于强行减少人为壁垒而受到刺激。美国资本家能在国外销售是由于它能得到支付。即使到1952年底才只有十分之一欧洲美元的进口是不受数量限制的，欧洲内部贸易自由化的第一次推动一直等到1949年才开展，当年30％的贸易解除了限制。 美国对迅速取消外国管制的希望纯属幻想。从1947年底开始，欧洲内部免除限制后才有了缓慢的进展，1950年随着欧洲支付同盟的建立达到了顶点，它是为了使收支平衡得到多边安排而建立的。 英国是保持其货币价值的唯一主要国家，1949年以前，其货币价值相对于美元来说，没有发生变化。法国和意大利货币大幅度贬值。日本和德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官方兑换率。但外汇兑换率至少平时是固定的，并不经常调整，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兑换率剧烈波动的情况相反。一般说来，固定的兑换率使欧洲国家对美国工业更加缺乏竞争力。但在那段时期内，为了恢复的需要，从美国进口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过高的汇率对欧洲是有利的，因为它意味着美国的供应品比较便宜。 美国的占领政策 美国的占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决定了欧洲和亚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它也特别尖锐地表现出美国对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重建的态度。在日本，美国是唯一的控制国，因此事情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用不着对苏联、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多作考虑，这些国家不象在德国占领区的情况那样，他们在不管事的远东委员会上不过有个代表而已。 太平洋军队的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从美国政府接到的直截了当的指示是：“你对恢复日本经济或加强日本经济不要承担任何责任。你将让日本人民明白，你对维持日本人的任何特殊的生活水平不承担责任”（投降后最初的基本指示，J·科恩，417页）。 关于恢复的最早政策，按照美国政府的报告说，就是“同盟国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帮助日本保持比被它侵略的亚洲邻国更高的生活水平”（引自J·科恩，420页）。应该记住这些“邻近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看来需要进行大量恢复工作。一种建议是用搬迁设备的办法来进行。当前生产的恢复要求重建日本的工业，并使之达到能大量出口剩余产品的程度，这样日本就会重新建立起它对这一地区的工业统治。经仔细计算，搬迁量是巨大的：二千万吨炼铁、炼钢和轧钢设备；四分之三以上的机器，全部铝镁工业，四分之三的造船业。美国很快从报告中抹掉了掠夺的含意，真正交出的只有一小部分机器。最初的恢复计划将会使日本在几十年内丧失作为一个有力的工业竞争者的能力。尽管这有吸引力，这个过程在消除竞争的同时，也会减少一个市场，并将使日本的内部事务很难控制。 尽管恢复计划从来没有实施，却发动了重要的改革，打碎了高度集中的工业结构，并改善了工人的权力和处境。为什么美国施行一种过份的解散托拉斯和鼓励工会的政策呢？ 1945年12月日本模仿美国立法制订了工会法，它“保证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力，并且承认罢工权力；禁止工会活动的法律和规章是无效的，禁止雇主因工人参加工会活动而解雇工人”（J·科恩，437页）。实行工联主义的结果导致日本占领当局的有关部门提出具有共产主义影响的断言，但是从美国企业的观点出发，日本工联主义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日本能避免美国公司所遭受到的工联主义的代价和问题，那么它的工业将取得“不平等的优势”。 一份为占领当局应如何“对待日本工业组织”所准备的文件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一旦条件有利，日本工会就会一方面通过逐日同雇主谈判，一方面对国家立法施加压力，毫不含糊地要求增加一般工资水平，并取消低标准工资。实现这个目标将有重要的国际影响。日本战前的外贸政策和实践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它的很多行业中技术效率较高而劳动力成本很低，这是由于付给工人、甚至是真正的熟练工人的低工资造成的，这就使日本有可能在世界各地低价出售多种竞争性商品。应当知道，这种低工资水平是这个国家存在的特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的产物，其中应列举出政府对真正的工人组织的激烈反对……因此，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不仅将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即取消长期享有的不公平的利益和出口利润，这种利润对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利，对其它国家合法企业和劳动利益也不利，而且这种收入的再分配将向着这样的方向迈出一步：即把日本的生产能力转向满足长期被忽视的本国消费者的要求”（穆尔，64—65页）。 占领当局解散日本财阀，即解散统治着日本工业的巨大控股公司也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解释：日本资本的竞争力集中在这些企业之中。为了说明这是正当的，总是指出他们在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其实，这个军国主义不过是日本资本向外经济扩张的最集中的表现。解散这些大企业，特别是为了大规模恢复，并使工会能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谈判，这将消除日本资本造成的竞争威胁。爱德华在1946年初写给占领当局关于日本联合企业的报告中，把这些考虑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 “日本工业是处于几个大联合企业的控制之下，这些联合企业又为日本政府所支持和加强。控制的集中鼓励着雇主和雇员之间保持半封建关系，压低工资，而且阻挡工会的发展。它不鼓励建立独立的企业，从而妨碍着日本中产阶级的壮大。如果不存在这种中产阶级，日本的政治独立就没有经济基础，也不会有利益冲突的大发展，不会有民主和人道主义这些观点，在别的地方会成为对军事计划的抗衡力。此外，低工资和日本军阀体系的重要利益也限制了国内市场，并且加强了出口的重要性，从而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刺激。这些联合企业是那样依靠玫府的支持……以致在国际政治中他们必然成为政府的工具。他们为这个目的效劳不仅是为了日本，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润”。（J·哈利戴，第178页）。 在这个报告的甚础上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求实行严酷政策：“消灭所有过度集中的经济实力”，包括任何企业，“如果它的财富价值过大……或控制了大量的金融机构以及重要的工商业机构……或如果它生产、销售或分配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产品”（引自哈利戴179－180页）。结果，通过解散持股公司和清除主要家族的控股利益，主要财阀虽然解体了，但是银行业没有包括在最后的分散计划里，因而它们得以在以后财团的重新组合中起重要作用。然而三井和三菱大商社被分解了；三井公司原有雇员70万人，被分成170个公司。贸易公司的肢解提供了“主要根据，使日本人明白，这种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削弱他们国家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艾伦，133页）。 英国和美国政府原先同意通过德国政府实行占领管制。海军上将多恩涅茨组成的政府事实上在投降后只维持了三个星期，由于美国报纸的非难，于1945年6月底解散。这样，国家权力的实施就直接落到占领军政府身上。开始时人员不够，在大多数居民的眼里其合法性受到怀疑，并且面临着来自占领军本身的问题。1945年夏，美国部队在德国发动了一场也象在意大利一样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立即遣送回家。 起初在法国的支持下，美国的政策是破坏德国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恢复它。德国投降前，罗斯福曾考虑过，并短期接受过他的政府的提议——使德国非工业化，并把它变成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支持这个计划的目的之一是使苏联难以取得德国部分产品来恢复战争创伤。但英国很快转而赞成复活德国工业。 经过再三犹豫（政府不同部门推行不同方针），杜鲁门终于在1945年5月10日批准了联合参谋部的命令（JCS1067），该命令制定了一项最基本的政策：“除非实现（你们基本的）目标是必要的，你们不应该采取任何步骤（1）企图恢复德国经济或（2）设法维持或加强德国经济”。 产量受到限制，只够供给最低物质生活水平。凡生产产量高于这个水平的工厂都被拆除，或作为赔偿运往国外。大工业集团和卡特尔都被分解。这些措施起初说是为了防止今后有可能再进行侵略。例如，把银行分散的根据，就是一个集中的银行结构使它易于为战争开支进行拨款。 1946年工业水平计划禁止生产超过1938年的一半。计划将西部地区的1800个工厂拆除。和日本的情况相反，德国承担了大量赔偿。1946年约2％的固定资产被拆除，其中四分之一送到苏联。克虏伯和法本集团的头目被捕，公司受托管国控制成立了一个“整肃委员会”以实施分散措施。最后，法本康采恩被分成4个单独的公司（1953年），12个主要钢铁公司分成28个单位，它们在煤炭方面的利益都受到限制，3家最大的银行临时划分成33个地区性银行。 在德国实行的政策与在日本的占领当局所实行的有所不同，主要在于工人运动方面。德国的工人对资本主义关系正常运行的恢复有更直接的威胁。它有很长的历史和迅速组织的能力，正如反法西斯斗争和工人委员会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恢复生产和分配基本必需品等当前实际目标不能实现，那么要求实行已经在扩散的社会主义化生产就会变得更加坚决。在英国和美国占领区的基本政策就是压制激进的和有广泛基础的反法西斯运动，不允许在全国范围内立即重建工会和政党，在这一孤立时期之后，再缓慢建立“可以接受”的体制。 当局恐惧的是，包括全部工人在内的统一工会可能发展起来，它的集中会加强它的力量。英国工会代表大会被派往德国，去说服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导人，工会应按一个个部门建立。只需有一个松散的全国性联合会。其借口是这样可以限制德国共产党的影响。起初地区工会甚至不许征收会费或租用办公室，在1946年8月当领导同意成立以部门为基础的组织后，才只准许与同一部门的其他工会相联系。 约瑟夫大叔的控制 正象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被它的军队解放的国家有决定性作用一样，苏联政府的政策在红军管制的地方也是决定性的。历史决定了什么样的考虑支配着政策。对美国来说，大萧条曾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从经济上接近欧洲和日本以及他们的殖民地也就是最重要的考虑。对苏联来说，由于希特勒的入侵曾经几乎摧毁斯大林制度，因而建立一个“缓冲国”联合圈作为防止今后帝国主义进攻的屏障具有压倒一切的必要性。这些最优先的考虑对两个大国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所能接受的社会制度的类型显然造成了后果。 西欧或日本的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显然与美国的经济野心不相容。同样，在东欧重新恢复曾与纳粹合作过，并对俄国抱有极大敌意的旧制度，也是斯大林所绝不能接受的。两个大国都会从对方设想的失败中得到利益。如果东欧国家完全并入斯大林体系之中，美国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市场。如果西欧和日本被纳入由美国统治的集团之中，苏联就必须对付一个更加联合一致的强大的敌人。每个大国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部受到反抗，而这些地区又都期待着对方。美国面对着西欧的激进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一般是由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所领导的。而在东欧，苏联又面对着一大批反对社会主义、不信任苏联并更倾向于美国的分子。在这二者之中，苏联面临的反抗无疑没有多大威胁，它是防守性的，分裂的，其领导者没有威信，而且普遍为战争的后果搞得晕头转向。欧洲的左翼，除德国的一部分除外，是进攻性的，凝聚的，有强有力的和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并决定不失时机地实行社会改革的重要措施。 苏联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实施它自己的计划，并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挫败对手，似乎比美国所处的处境好得多。但美国有更强的经济力量，使它可用来通过援助和信贷掌握发展方向，而苏联紧靠它的势力范围，具有军事优势。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东欧或西欧，社会主义力量都比那些力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力量更强大。 人民民主 重要的问题是斯大林怎样决定利用这种显然有利的地位。所采用的方法是责成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遵循“人民民主”的理论。共产党要加入“全国民主”联盟，这个联盟包括所有反法西斯的力量，从共产党人到社会党人、自由党人、直到基督教民主党人。这种联合政府要实行国家重建措施，包括工业国有化，分配纳粹分子或其追随者所占有的土地，并把他们从军队、警察和民政部门中清除出去。斯大林认为，苏联和它在战争中的胜利，提供了一个结构，可免于帝国主义侵略，并采取不同于苏联单独所走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旦金融寡头和土地垄断者的政治权力因解放而被摧毁，并通过剥夺和国有化把他们的政权与他们的经济基础割断，工人阶级、小农和工业、商业、农业的中等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实行长期合作，成为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国有成份将不断增长，资本主义成份不断下降，小农则逐步地和自愿地实行合作形式的生产，直到整个经济都落脚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阶级斗争将继续进行，但将采取民主议会制内部的和平和渐进形式”（克劳丁，第461页）。 斯大林在与铁托的一次谈话中走得更远。他说：“今天社会主义即使在英国的君主制下也是可能的。不久前一个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到这里，我们特别谈到了这一点。是的，这里有不少新想法”（狄吉拉斯，1962年，第104页）。 这些政策在西欧和日本是怎样实行的是下一章的问题，但是简短地考察一下它们在东欧的执行情况，会进一步了解其实质和动机。 初看起来，斯大林的许多行动似乎是难以理解钓。正如依萨克·多伊彻指出的，他做的许多事都是非常有助于激起对俄国的极大怨恨，从而败坏社会主义观念本身，而社会主义是苏联的力量和优势所在，而在其他地方，也是一个主要财富。他拒绝在波兰的东部边界上向波兰人让步，坚持从割让给波兰的省份中把全部德国人赶出去，要求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赔偿，甚至要求80%的德国工业应予拆除。德国的评论说：“他也许并不知道，他的计划是空想的，也是无情的，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行，必将使德国工人阶级解体。而德国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可以求助的和从中得到支持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社会力量（迪尤特施彻：第531页）。 任何地方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的利益似乎都要服从于俄国短期的国家利益（与前面所叙述过的美国追求其眼前的经济利益的短视情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那时在德国，象在其他国家一样，社会主义未被斯大林提到日程上来。在战争结束时与流亡在莫斯科的共产党领袖一起回到了德国的渥夫冈、莱昂哈特得到的指示是：“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或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反，这必须看作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而受到谴责和拒绝。德国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转变的门槛上，这种民主转变在实质和内容上都是184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因此，我们的政策是支持这一过程，并拒绝接受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口号，这种口号在今天条件下不会是别的东西，而只能是纯粹的蛊惑人心”（利昂哈德，第281－282页）。 东欧的共产党的领导忍受极大痛苦以取得与他们结盟的伙伴们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的信任。1944年12月，当斯大林与匈牙利共产党进行商讨时，据说曾经说过：“我们应当更有力地强调保护私人财产，保留和发展私有企业。在我们的准则中必须不带有任何使人害怕的东西”。（麦卡，第315－316页）。几年以后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拉科西指出，许多普通共产党员都“对这样广泛的联盟表示惊异”……并与之对抗”，说“现在红军已来解放我们，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接着说，“即使是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的一种理论上的建议都会在我们联盟的伙伴们的队伍中引起动荡”（麦卡，第35—36页） 捷克的情况 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地位不如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强大。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唯一有效地控制国家的地位，因为它曾领导了大规模的反抗德国人的游击斗争。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处境却十分顺利，它是建立在东欧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基础上，积极参加了最后打败德国人的斗争。在经过战前的惨重经历之后，共产党广泛承认和苏联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并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这种友好关系表现在1943年俄国和捷克“流亡政府”签定的条约中，条约为期20年，并保证维持“永恒的友谊和战后的友好合作”。 象在欧洲其它占领区一样，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力量提出了激进的社会要求。1945年初，地下工会组织致函莫斯科的政治家们：“本国工人阶级的主要要求是对所有大工业、冶金、化学、食品工厂和银行、保险、森林实行国有化，以及对超过30公顷的农业资产实行公有；我们认为这是首届国内政府的最低经济纲领”（布卢姆菲尔德，36—37页）。 解放前，共产党领导在国有化问题上比它结盟的社会主义同伴要谨慎得多。这种谨慎与各共产党的总路线的调子是一致的：“各种基本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1944年至1945年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阵线的纲领中显然并不存在。通常他们提到的只限于为国家没收的属于敌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匈牙利人，只要情况属实）及其同伙和战犯们的工业和其它财产（布鲁斯，36页）。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工人委员会接管了工业，没收了一些公司，并且把其它许多公司置于临时“全国政府”系统之下，在这个“政府”中，工人委员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只要经理人员对职工抱有“敌对态度”，使生产受到阻碍，政府就允许接管公司，“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武装工人常常准备发动罢工，以便改革一特定公司，使之成为国家控制的公司”（科范达，259页）。到1945年夏这个系统已包括75％的工业就业人员。 共产党仍保持着对国有化的谨慎态度：“工人阶级中两个最激进部分，工人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是要求国有化最强烈的。相反，共产党的政策，在一个较长时期之内是含糊的和拖延的，”（科范达，第262页）。 共产党只是在许多工人团体，如矿山和工程的工人团体提出要求后才明确同意国有化的。重点仍然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集中于外国公司的国有化上。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强调，私人企业应有充分活动的余地，与国有化企业并存，并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布卢姆菲尔德，73页）。宣布国有化导致了所有工业部门一哄而起要求国有化，这种要求是这些部门的工人们提出的。他们得到总工会组织下属各分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的［注：译文如此。“的”字疑为句号之误——录入者注］共产党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对接管商业和消费品工业的要求。1945年10月底签署了国有化法令，它包括所有雇用50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提供了60％的工业就业）、银行和金融业。这比外国公司的国有化走得更远，但是由于共产党的支持，捷克的企业主得到了全部赔偿。在分配领域，食品工业和其它部门，如服装、建筑和印刷业的大部分，主要仍留在私人手中，并且私人公司今后的发展规模没有受到限制。 在每个阶段，共产党都在工会运动的压力下支持更明确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拥有38％选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在1946年5月的选举中共赢得50％的选票，这次选举，与东欧其它地方广泛的营私舞弊的断言相反，甚至得到美国大使的同意，认为是正当的。因此那里群众的支持是明显的。1946年秋天，这种情况再次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的抗议罢工欢迎右翼政党试图把不包括在国有化措施之内的外国小公司廉价出卖给私人。当时，共产党由于不采取激进措施而无法解释它的态度。似乎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地方的共产党，特别是在人民情绪最激进的地方的共产党，所遵循的路线是要把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牢牢地控制住。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谈到柏林实行的一些管理措施时说：“这非常清楚——它必须看起来民主，但实际我们必须控制每一件事”。（利昂哈德，第303页）。这对东欧的全部进程来说可能是一个座右铭。然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通过联合政府议会程序目的在于使任何独立的工人阶级活动服从共产党的控制，而不在于安抚西方或争取有关国家内部的动摇分子。 在进程的每一阶段，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都被强逼到安全的航道。 捷克斯洛伐克工会要求让工人武装支队（该支队在反抗纳粹的最后起义中曾战斗过）在工会领导下起保卫国内安全的作用。然而，他们却根据共产党控制的内务部的命令被解散了。同样的命运降临到曾出现在东德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 “柏林的德国军队投降后，没有等待任何命令甚至战后的命令，这个组织就立刻承担了最紧急的任务。工程师、技术员和专家们被征募去安排供应煤气、水和电；组织清除街上的瓦砾；医院和学校恢复工作；简言之，那时必要做的每件事都做了”（31页）。但是乌布利希却命令立即解散这样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用各种理由辩解说，他们是纳粹的一个阵线，还说，他们要让共产党员离开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委员会在国有化以前的时期曾掌握了工厂和矿山，但现在却只有很小的咨询作用。这也是普遍的情况：“工厂委员会（或理事会）在适当的国家工业管理机构成立后，立即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看起来这样说更妥当，即工人自我管理或控制只是当作国有化的工具（在过去的敌国里更是这样，在那里这个过程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后来很快波压制了”（布鲁斯，第39页）。 其实在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是工人阶级作为进攻的工具，而且他们比共产党所希望的更多地使用了他们的权力。共产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使工人委员会隶属于他们所控制的总工会运动。 东方和西方 斯大林关于每一方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解放的领土的说法是很恰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工人阶级采取独立的主动性并从根本上控制社会。群众要求从根本上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不会自动地陷入官僚主义的、受控制的苏维埃模式。东欧任何一个国家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向这个地区的其它部分，甚至向苏联，提出继续实行官僚主义统治的问题。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民主工人控制社会的可能性最受欢迎，共产党就用它的权威使运动放慢，并且把它转向安全的航道。共产党1948年2月夺取政权时，就是在严密和强有力的指导下进行的。 所有这些对西欧和日本来说意义是深远的。欧洲其它地方，（那里共产党的［注：“的”字应为“和”字之误——录入者注］资产阶级政党一起参加了联合政府）“民众战线”的政策令人满意地为斯大林的目的服务。通过把革命引上议会政治道路的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浇灭欧洲革命热情的途径。同时它给予工人运动以最大的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苏联的可能的侵略举动。如果斯大林不准备正视独立的工人阶级在他几乎控制的区域采取控制社会的行动，为什么还鼓励西欧的工人运动（那里总的来说工人运动更有斗争传统，而且那里没有红军帮助加强共产党权威）并把形势控制在自己手中？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斯大林通过对他所控制的日本和西欧共产党的影响，在决定如何恢复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混乱的背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二混乱的背后 生产资料 工人 战争的破坏 投资 阻碍 资本和劳动力 美国和英国 日本和德国 意大利和法国 国际关系 先进国家之间的关系 殖民地 与苏联的关系 本章记述战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的混乱及其造成的不稳定的局势。这种局势既存在于一些国家欢庆胜利中，又存在于另一些国家由战败而带来的痛苦中。业已证明，战后重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巨大的繁荣的基础。然而，1945年还没人知道重建过程将怎样进行，它将在谁的控制下进行。 即使在全欧洲和日本，战后重建的基本问题并不是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正如本章所述，工厂的破坏相对较小，战争伤亡不是对生产的主要限制。战争确实给生产过程留下了非常严重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在燃料、交通和食品等方面。如不加以解决，将导致灾难性的结局。但是，如果行政当局足够有力，能把可得到的资源都利用起来，这些困难是能够迅速排除的。 对资本主义制度长远前景来说，比物质破坏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社会制度的有效机能受到的挑战。在战败国中，战争已使资产阶级信誉扫地：它与法西斯和战争的可怕后果的联系，损害了它在政治领域和产业方面的权威。它不再能控制中央政府，也不能控制工厂的工人。同时，在战败国中，组织起来的工人极大地增强了白己的力量。人民到处以日益增长的势头要求根本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境遇。 此外，这不仅仅是处于混乱中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结构问题。而且由于旧的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被推翻，它对殖民地的继续统治受到挑战。同时，资本主义又面对着一个敌对的社会制度——苏联的制度，它的声望由于战争而大为增长。 生产资料 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生产商品的前提是工人和供他们使用的各种生产资料（工厂、设备、机器这些固定资本）。只有当战争毁灭了相当大量劳动力和固定资本时，生产能力才会被严重削弱。战争期间，政府尽力通过夸大敌人的受损程度来保持士气，空军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而肆意妄为。有关被炸平城市的新闻片似乎更进一步证实了工厂和机器的严重破坏情况。但是，更多不带偏见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战争结束时的生产能力与战争开始时一样大，甚至更大。这种观点与关于战争对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是那样地相反，对解释随后发生的事情是那么重要，以至必须更详细地加以追溯。 工人 尽管伤亡人数是惊人的，但没有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结束时劳动力大量减少。这是由于三个因素。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的“自然”增长。除德国之外，其它各地增长都大幅度超过了伤亡人数。第二，战时的动员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中参加工作的比例。1940年到1945年间，尽管扩军1100万人，美国民用部门就业人口增加了500万。因为原先失业的男人得到了工作，民用部门男性就业人数仅下降了100万。由于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因此妇女就业人数上升了650万。在英国，增长的妇女就业人数弥补了由于500万男人当兵造成空缺劳动力中的100万。日本就业妇女增加了200万。许多妇女在战前情况下不会去找工作，但在战后却参加了工作。德国由于法西斯思想的统治，女工增加很少。最后一个原因是，战争结束时大量人群开始向西方迁移。到1948年从并入波兰、捷克地区和德国苏占区来的800万被驱逐者和难民涌入德国西部。日本的亚洲帝国也有600万难民回了家，这使日本劳动力比战前增加了15％。美国劳动力增长的百分数也大致相同。德国英美占领区劳动力增长了7％。英国增长约6％。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数量基本保持稳定。 战争的破坏 在日本，战争使工业遭受的毁坏几乎是最严重的。大约四分之一的工厂厂房和三分之一的工厂设备被破坏。破坏产生的后果很不平衡。发电和炼钢生产能力损失了大约七分之一，但是炼油能力损失了七分之六。德国在1944年空袭最严重的时候，约6.5％的机床受损或被破坏，但它们大部分（一种估计是90％）当时就修复了。炼钢能力约损失10％或不到10％。据最谨慎的估计，德国全部战争损失为战前资本总额的17.5％。 意大利炼钢工业约损失其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一，工程设施损失12％，但是在其它多数部门，估计损坏4－5％。意大利银行估计，全部固定资产的损失是8％。法国工业固定资产损失了10％左右，工程设施损失了15％。联合国认为英国的战争损坏是微不足道的。从1940年8月到1941年12月空袭高峰时，只有1.7％的机床受损或被毁坏。 投资 在战争对生产资料的影响中，敌对双方造成的破坏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新工厂和机器建立安装起来。军需生产的扩大要求大量投资，也要求民用生产转向军用生产。 日本在1939年至1944年间，私人工业投资率是30年代中期的2倍。德国在1936年至1943年间工业投资持续增长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算上陈旧设备的正常损耗（不算战争破坏），到1945年这项投资使固定资本总额增加了38％。在1945年初使用了5年以下的设备占34％，而在1935年则仅占9%。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美国投资迅速增长。然而即使在1941年顶峰时仍低于1929年的水平，从那时起就下降了。战争结束前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不到1929年顶峰的一半）。美国对工厂和机器的投资从1938年到1940年几乎提高了一半。但是战争的后三年内又跌到原先增长率的一半以下。意大利一直到1943年投资率还很高，之后跌到很低水平。法国投资下降更早，1940年到1944年平均投资仅是1929年顶峰时的一半（或是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 战争期间设备总量的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加在一起的最后结果：投资和损失，战争破坏和报废。估计仅仅是粗略的，但也表明了机器和全部生产资料总额在战争期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表2.1）。 表2.1战时生产资料总量的变化①（百分比） 机器固定资本总量 美国100 1 英国150 法国5缺 意大利40 0 德国5020 日本250 ①数字表示1938年至1946年间变化百分比，只是近似值。 资料来源：见附录。 尽管遭到战争破坏，许多主要国家的设施能力明显大量增加。即使在机床数量增加很少的美国，机器资产总额也增加了一倍。机床的数量显然是一个粗略的指标。特别是日本，由于原材料短缺而导致质量下降——有一个工厂在战争最后几年生产的机器寿命仅仅是6个月到12个月——而法国机器的平均寿命是25年，更现代一些的机器已“进入德国”（里奥克斯，第35页）。但即使到战争结束时，日本仅有15％的机器是专用的，因此很难转变为和平时期的生产。德国由于加强专业化而取得许多技术进步，推动大规模生产技术，这是劳动力（特别是技术熟练劳动力）缺乏所必需的。装配线生产广泛应用于各工业部门，从机器到家具和服装业。 尽管各生产部门离开民用生产已经很远，但转变到和平时期生产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困难。例如美国，到1945年工业产品仅有30％精致地标着“1939年产品”。其它部门难免因集中军需易生产而受影响。最显著的例子是日本的棉纺工业，纺绽数从1200万减少到205万。战争破坏仅占这个下降的7％，其余则是由于缺少棉花进口和市场。但在那些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1945年全部固定资产总量大约与战前的水平相当（表2.1）。 阻碍 只有当全局性的阻碍被消除之后，生产能力才能充分被利用起来。工人需要粮食，工厂需要燃料，交通系统必须能运输原料和制成品。 由于轰炸，内地交通运输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在德国。战前德国铁路承担了三分之二货物的运输量，而现在只有不到10％的铁路仍在运行。2395座铁路桥梁（包括莱茵河上的每座桥），10000辆机车和100000多辆货车车厢被破环。剩下不到40％的机车可以立刻动用。但实际上机车和货车的总数超过了战前。大批是从欧洲其它地方掠夺来的。法国铁路也被严重破环。机车数大约是战前的四分之三，卡车则不到一半能用，7500座桥梁被毁坏，比如巴黎和英吉利海峡之间的塞纳河上没有一座桥梁保留下来。意大利损失了10％的机车和大约五分之一的货车。日本的铁路损失较轻，因为同盟国并不真试图通过轰炸使其铁路系统完全瘫痪。美国铁路在战争期间获得很大利润，并且能优先获得原料，铁路状况良好。 当和平到来时，把各种资源转用于清除这些阻碍，那么故意制造的阻碍（桥梁的破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会很快得到扭转。到1946年第一季度，欧洲的铁路运输量又重新恢复到战前水平。即使是德国，90％的主要线路在一年内也都通了车。1946—1947年的严冬带来了新的危机。维修得很差的机车和车辆承担了因河道冰封而转来的货物运输任务，在超负荷下吱吱作响。那个冬季之后，制定了应急修理计划，成功地排除了运输中存在的问题。说明这并不是恢复工作的基本障碍。 航运对于向欧洲运输货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也急需物资供应。但是，日本和欧洲的建设只恢复了战时衰落的一小部分。欧洲的航运吨位减少了近40%，日本的商船减少了80%多。然而美国的航运能力却增加了2倍，有效地抵销了欧洲和日本的损失。因此，国际运输方面的阻碍，不在于海运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它的所有权。这样，对欧洲和日本来说，困难的是如何筹集美元以支付海运舱位费。 第二个主要的阻碍是燃料。1946年第一季度欧洲的煤产量仅是战前的70％。这里，主要的问题不是战争的直接毁坏，而是战时设备过度使用所造成的磨损，再加上煤矿工人的疲惫不堪，在许多国家里他们被迫在粮食配给不足的条件下工作，由于美国港口运输的阻塞，从美国的进口处于很低水平。再者，1946—1947年冬季之后，燃料的缺少已不再是一个限制因素。因为人们被鼓励到煤矿去工作，欧洲的煤产量有所增加。进口量也增加了。到1947年煤炭消费量几乎达到了战前水平的90％，而且战后不到三年，联合国就能宣告：欧洲缺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解决。1945年11月日本煤产量下降到不能满足铁路运输的需要量。到1947年底，煤产量尽管比战时高峰期要低得多，但已回升到战前水平。生产率（每个工人的产量）仍然只有最高水平的三分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对重新组织工业生产的无能。 食物缺少不仅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而且由于减弱了工人的生产能力，有普遍削弱工业基础的危险。1945年6月到1946年6月的“农作物年”，欧洲食品产量仅是战前平均水平的60％，这反映出肥料使用不足，农业劳动力不够，牲畜缺乏，设备老化，以及天气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但这些问题很快得到补救。1947年到1948年，欧洲北部和西部农业产量超过战前水平，从欧洲以外的食品进口率与战前水平相当。日本战后几年获得“大丰收”；它的食品短缺是由于缺乏进口，如大米和糖，这两种食品在战前提供卡路里的五分之一。政府在组织征收和分发食品中的无能，使城市遭受最深的痛苫。东京1946年5月热量供给仅是1350卡，不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 资本和劳动力 可见进行生产的最基本物质需求是可以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建不仅需要有工人、工厂以及对他们的产品的迫切需求。资本主义不是仅仅为了需要而进行商品生产的制度，它进行生产是为了利润。为了使生产获得利润，雇主必须能够强迫工人阶级为他们生产剩余产品；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必须比资本家愿意付给他们的工资多。为了保证生产这些剩余产品，雇主必须能把工资降低到一定水平，以便他们有利可图。他们也必须控制工厂的活动，以便确定生产的速度以及何时和怎样引进新技术。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还必须实行充分的政治控制，以便当工人阶级通过政治行动取得条件的改善或改革时，不会威胁雇主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获得最大的利润。只有当工厂主能雇佣工人，控制他们的工作，并把所得来的利润用于投资而不怕被没收时，工厂才能成为资本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在工厂和政治生活方面的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基本的社会关系。战争蹂躏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威胁比对物质生产结构的威胁要深得多。 美国和英国 在美国，战争时期的繁荣使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得到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曾受到30年代掀起工会浪潮的影响，400万人加入了工会，到战争结束时工会会员总数已达1400万人。 战争期间工会领导在禁止罢工政策和通过强制仲裁限制工资增长方面实行合作。矿工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他们为了打破工资冻结，于1943年举行了四次罢工。其它工业部门也发生了自发罢工。一份关于底特律汽车工厂的研究报告说，大多数罢工是为了抗议惩罚，反对公司的政策或反对解雇工人。1944年发生的罢工多于以往任何一年，汽车工人的工会领导对罢工使工会遭到破坏的事实感到不满。 工人阶级从战时的繁荣中得到很大利益。1941年至1944年制造业平均收入经调整除掉通货膨胀后，（“实际”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九，家庭收入更由于平均工作小时从40.5增加到45，以及更多的已婚妇女参加工作，而进一步增加。个人消费则由于纳税的增加和实行配给而受到限制；但更高的实际收入从高储蓄中得到反映。战争结束时，这些利益受到威胁。1945年春到1946年冬，由于失去加班费和降低工人工资，没有参战工人的周工资降低了10%，参战工人的工资估计减少了31％，他们的实得工资［实得工资（take-homePay），指雇工在每个发薪期领到的实际钱数。它不包括所有扣除项目，如各种税款。实得工资与实际收入（realIncome）不同，后者是指将货币收入按价格变化调整后计算出来的——译者注］比1941年水平下降了11％。 罢工日数从战争后几个月每月约100万人日升到1945年最后三个月的了700－800万人日，这个月内有175000电工和800000钢铁工人加入到225000通用汽车公司工人队伍中，此外还有近100万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总的来说，1946年损失了11600万工作日。劳工统计局评论说，这最美国历史上最集中的罢工浪潮。玻璃工人、加里福尼亚的机械工人，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人和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罢工都超过了100天。政府接管了全国一半的炼油能力、屠宰厂、铁路（这里工人仅仅是由于害怕征兵而回来工作）和煤矿。 主要的斗争发生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中，这里工会要求公司“公开帐目”以证实它的主张不能多给30％的报酬——即一周工作40小时支付48小时的工资。在这次事件中，罢工者实现了多半的要求，并挫败了通用汽车公司让工会保证不反对“赶快制度”和绝对不罢工的企图，但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经理部很快树立了样板，他们有不受约束的权力雇用和解雇，提升和降职工人，确定生产计划，惩罚罢工者和其它被指责违反公司规章的人。 战争结束时利润是很高的。1945年利润占产值的比重是22％。因为这个衡量方法在本书中将要多次使用，所以弄清它的含义是很重要的。每100美元净产量中，即扣除一笔资金以补偿固定设备的磨损外，有22美元到了雇主手中，78美元为工人阶级所得。另一种使生产分配更形象化的表示方法是用花费的劳动力来计算：每100个劳动日中，22天用于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产品（奢侈品，新投资产品），其余的才是为工人阶级生产日用消费品。 甚至这也是过于简单化的，但战时的情况更是从未有过，当－时政府购买了全部产品的将近一半。为了筹集这笔资金，税收急剧增长：1945年纳税约占公司利润的61％，而1929年只有8％。这样，1945年纳税后的利润份额实际是9％，而战前利润最高峰的1929年是15％。 但是雇主主要关心的不是产值中利润所占的份额［利润份额（shareofProfit），指利润在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利润率（rateofProfit）不同，后者指剩余价值量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译者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利润率这一决定因素，即每100美元对工厂和设备材料库存等投资所回收利润的百分比。这个利润率不仅取诀于利润的份额、利润对销售额的比例，而且取决于产值与投资之比。1945年每100美元的资本投资大约生产100美元的产值，1929年每100美元的资本投资约生产66美元的产值。因此，尽管纳税之后，雇主从销售额中得到的利润额较小，但投资的利润率却由于高水平的销售额而被提高，并且1945年其水平与1929年大致相同。 高水平的利润税反映了为战争筹资的需要，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家们必须贡献出“适当的”一份。敌对行动即将结束意味着这个负担必须减轻。但是，如上所述，美国几乎普遍一致认为，军费开支的缩减将很快导致衰退。 尽管有这些担心，美国商人强烈反对政府对充分就业的明确许诺，他们争辩说，这将破坏私人企业。一个关于充分就业的法案被改头换面成为1946年的就业法令。“有益的，有报酬的、经常的和全时就业”的权力变成为“联邦政府……促进自由经营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只对那些需要和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职业”。一位参议员承认，那个法令不过是“允许任何一个需要工作的人有权出去寻找工作”（引自阿普尔：第11－12页）。 股票价格的水平表明今后利润前景暗淡——一股的价值依赖于它可望取得的股息。1945年股份价格水平仅稍高于1929年的一半，甚至比1930年大萧条时期还低得多。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决心要保护战时所得的利益，他们面对着在战后困难处境中关心如何维护自己利润的资产阶级，有可能发生严重对抗。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只是当政府临时接管了煤矿之后，矿工才得到较多的工资。 在英国，组织起来的工人受到的挑战在政治方面比工业方面更为深刻。不是产业工人的力量减弱了：工会成员在战争期间增加了三分之一，达到800万人，约占劳动力的45％。由于战争计划的实施，工会受到严重扰乱，在这之后，官方终于承认了工会的权力。比如，给劳工部支付失业救济金，并在对个别企业分配工人方面取得合作。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车间工人的权力大大加强。在考文垂军火工厂，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经理部门常常忽视与工人小组选出的代表签订的合同。这些小组集体分配工作和惩戒工人；免除工头和监工的这些工作意味着他们“关心生产的办作，胜于关心经理的权威”（弗里德曼，213页）。 由于产量高，和军火合同所特许的“成本附加制度”，保证了利润的增加（产值中利润的份额与1938年水平相同），车间工人力量的加强对经理部门不会形成特别的威胁。为了得到有保证的高水平生产，他们淮备取消一些对车间的控制措施。1944年的平均实际收入比1938年高24％，但这全完是由于加班费和额外津贴。周工资与上升的生活费相比并没有增多。工会领导同意继续实行战时1305号法令，按此法令可对工资争执进行强制仲裁，并实际上取消了罢工的权力。但是，如果由于担心战后衰退而要大大削减加班费和题外津贴，就不能保证工会领导能给予基层支持。《经济学家》的一篇社论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不安： “不管哪个政党在两周内证明取得大选的胜利，都会很清楚——前面即将有一个工人动乱的时期。运输企业工人的罢工和码头工人的‘慢慢走’运动就是骚乱情绪的迹象。不需要危言耸听；可望发生的不是别的，只是象上次大战后不稳定的岁月中所发生的那种公开的劳资战争。当直接的刺激过去了，仍要求骨瘦如柴的人们作出最大的努力；当人力一时短缺，而不是缓解，当战时的高工资第一次开始减少，在这种时刻，很难期望有平静和稳固的劳资和平。如果保守党政府继续执政，并且对工人不满的地方缺乏同情的表现，那么‘仇恨的罢工’就可能广为流行。如果工党执政，如果他们效仿英国的和外国的所有先辈们，那么，甚至有可能发生更多的劳资骚乱，但不是去胁迫工党的政府，而是帮助制服对其它政府的反抗”（1945年7月14日）。 结果，在选举中，以压倒多数选出了一个工党政府，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激进纲领，它包括： ——恢复工会在1927年工会争执法令中失去的权力（削减而不是增强工党政治摊派，确认民用服务工会隶属于工会代表大会的权力）； ——“大规模的恢复工作，现代化的规划，对土地、工厂、机器、学校和社会服务的重新装备”； ——“严格的重新计划政策，对全部生产机构保持坚强的建设性的干预”； ——“工人不容忍被别人剥削、付给微薄工资或为私利而抬高物价的自由”； ——“政府牢牢掌握工业，以便为所有的人提供工作”； ——“燃料、动力、土地、交通运输和钢铁实行公有”； ——“对垄断和控制实行公共监督”； ——“土地计划和大规模的住房规划”； ——“实施1944年教育法令，并尽快把离校年龄提高到16岁”； ——“实行国家医疗保健”； ——“扩大社会保障”。 所允诺的这一系列改革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条件。但这些显然是代价很大的。战争期间对公司利润有效的征税率从四分之一左右上升到二分之一。因为军事开支减少，企业要求立即取消这种额外的税收，满足这个要求，就会使社会改革所需要的资金受到严重威胁。 一些工业的国有化，和对其余工业的广泛的控制，使资本投向更有利的地方去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在战时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许多这类限制，这是动员一切资源用于他们所支持的目标（打败希特勒）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战时各部门的计划和管制是由大公司的代表们所完成。但是，从工党政府接受同样的限制，以动员一切资源大规模改善社会福利，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计划的任何细节把工会排除在外就不可能制定，这是有更大威胁性的主张。 在英国和美国，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战时充分就业造成的。它反映在要求社会福利、就业和工资的改革上，并通过工会或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渠道，而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不构成任何直接威胁。值得怀疑的是为满足这种雄心壮志所必需的经济繁荣所维持的程度。如果经济萎缩，不景气的状况重又出现，英国工党所提出的控制经济的需求加强，就能够成为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保证美国工人运动将不受社会主义思潮蔓延的影响呢？ 日本和德国 这些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大不相同。随着政府惨败后信誉扫地，大企业也由于支持政府而丧失了信誉，人民极度贫困，老改良主义者又软弱无力，不能再度实行控制，这种形势显然蕴育着许多革命变革的因素。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从政治上和工业上被击溃了。工人组织和政党必须从零开始，重新组织他们自己，并在工人中树立他们的威信。国家权力掌握在强有力的占领军手中，他们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起初，他们作为外国占领者，至少是被当成从法西斯高压下的解放者。此外，战败造成的可怕的物质条件要求尽一切努力解救幸存者，集中力量于紧迫的任务上，而不是进行广泛的政治变革。这样复杂的形势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直接判处死刑。但是，即使在日本，这里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历史基础看起来是最薄弱的，也很快造成了惊恐。 日本的工人运动没有广泛组织的长期传统。工会在战前人数的最高峰不到50万人，在30年代后期已被消灭。投降前没有关于日本工人采取行动反对资本家或政府事件的报道，甚至在占领军到达前的政权空白期内也没有，尽管在一、两次事件中，中国和朝鲜的劳工曾发生反抗。但是，一旦占领军使工会重新合法化，工会成员便象野火那样扩展起来。四个月内达到战前高峰的两倍。 战争结束后几个星期之内，《读卖新闻》报社发生了第一次“管理生产”的斗争。军国主义的社长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改善条件、公司组织民主化和高级官员应承担军国主义责任的要求。工人，包括编辑人员和印刷工人，决定自己出版报纸：“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不必担心公司破产。如果我们通过出高质量的报纸得到了读者的支持，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读卖新闻》改成民主的报纸”（引自摩尔，51页）。在报纸发行几周之后，他们赢得了协议，包括社长辞职和组成管理理事会，理事会中他们有同等的代表。他们利用这种地位，在报纸上继续揭露政府的无能和商业投机。 工人大量被解雇。1946年1月东京坂桥军工厂被解雇的职员要求交出企业家掠夺来储存在那里的食物和其它物品，这些都是政府以大大压低的价钱卖给商人的。面对着共产党的坚决领导和口号，如“人民要主管配给食品的分发”、“军人滚开：把他们送到煤矿去”，军官们被迫交出了大量食物。以此为起点，成立了一个区域性食品民主理事会，参加者有300个组织，会员达150万人。它的主席是《读卖新闻》工会主席。同月有50000人示威游行，欢迎流放回来的共产党领袖野坂；2万人包围了首相官邸，要求东京警察头目和全体内阁成员辞职，内阁是由听命于占领军的老右翼政客们组成的。 管理生产的斗争此时迅速蔓延。工人对资产阶级权力挑战的程度大不相同。在关东电力公司，尽管被工会选举的工人接管了高级管理工作，“需要经理决定的事都要通过经理，并且经同意后才能处理”（山本，1927年，第69页）。在东京的一条地铁，斗争的前三天工人不收车票。工会要求大大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承认工会、工会平等参加公司的管理会议，和把腐败的监工免职等。开始资本家不让步，但当工会决定从现在的车票收入中发给工人高工资奖金之后，资方不再坚持了。北海道三井矿的工人决定效仿《读卖新闻》和地铁的榜样，宁愿进行管理生产的斗争，而不去罢工，因为工人自己必须肩负恢复日本工业的重担”（摩尔，第60页）。尽管工作时间从12小时减少到8小时，产量却增加了一倍。在附近的三菱矿，一个“人民法庭”对资本家进行了10小时的人民审判，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家属谴责资本家，说他们饲养的动物比工人吃得还好。工资和条件的改善、承认工会和组成管理会议，这些是有代表性的解决办法。到1946年3月发生的管理生产的斗争已累积将近40次。 这些进展总起来说并未构成对日本资产阶级恢复统治的明确挑战。但是，它的确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有可能变得非常紧张。 当盟国军队在德国向前推进时，他们时常发现一些工厂和矿山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工人委员会不时地赶走受命破坏工厂的德国保卫组织。几天之内工厂又重新开工了，临时工人委员会设法弄到食物、衣服和住房，并且与军事当局进行接触。许多城市里出现了更广泛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不莱梅反法西斯委员会向当地所有工厂发出号召，要求凡尚无反法西斯工人委员会的地方都成立这种委员会，要求资方承认这种委员会，要求清除所有纳粹分子。有时反法西斯委员会还逮捕臭名昭著的当地纳粹分子，没收囤积的粮食等。 占领军当局取缔了反法西斯委员会，收缴了他们的装备，并且拒绝了他们提出的恢复旧政党的要求——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1945年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人的工人委员会是被允许的仅有的进行工人运动的机构。这些工人会议往往有效地控制着工厂，资本家消声匿迹或丧失了信誉。他们直接的任务是很实际的：保持工厂开工和关心工人福利。在无组织的情况下，要求城市内的工人委员会之间建立联系——据报道，1945年在鲁尔等四个城市中，工人委员会之间曾试图进行跨地区的合作，这仅仅与公司之间有组织的货物转让有关。 这些实际的而又非常紧迫的问题支配了他们的行动。但委员会也提出了广泛的国有化的要求，特别是军事工业。1945年11月在鲁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煤炭工业的领班要求无偿没收矿主的财产，把矿山转交地方政府。克虏伯的工人在给军事官员的一份备忘录中要求没收克虏伯的工厂，并改组为和平用途的工厂。在其它主要工厂中工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对战争前工人运动的灾难性的分裂局面的回忆，使他们强烈要求团结，科隆老工会的代表们在美国军队到达前举行会议，号召成立一个包括各部门分会的工会。这个号召在9月召开的莱茵河区域所有城市工会代表会议上通过。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汉诺威地区也成立了统一的地方工会组织。 在政治战线上也同样出现团结的愿望。1945年夏天，汉堡军政府拒绝允许重新组建政党，导致了社会主义自由工会的建立。它要求充分就业，关键工业部门由国家控制，土地国有化，劳动力的交换由工会掌握，外贸由国家管理，广泛清除纳粹分子，制定新的民主宪法。据报道，五天之内吸引了5万工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者们说服军政府，它在政治上是可疑的、它也就被解散了。《经济学家》杂志（1946年1月19日）指出：“工会在政治上变得太强大了。” 战败后的最初时日，德国共产党（K·P·D）是主要的力量，特别是在鲁尔，那里矿山工人委员会的一半成员也属于德国共产党，据说1945年底那里的党员人数达5万人。 实际上德国共产党的纲领不如当代社会民主党（S·P·D）的声明激进。它要求没收“纳粹头子”和战犯们的财产，分解贵族和容克地主的大量不动产，并且把电、煤气和水等公用事业国有化。但是，这种恢复应是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完全不受限制的发展自由贸易和私人经营积极性”的原则上（引自格拉夫，43页）。它不如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纲领激进，后者实际上要求自然资源和“主要垄断产业”归国家所有，并消除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这就是反对法西斯的作用力，即使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也有激进派，它能够献身于废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符合“德国人民重大的国家和社会利益”（拉夫，第50页）。 意大利和法国 在战后混乱的局面下，意大利和法国居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胜利者”和主要战败国之间。法国在5年前就遭到失败，意大利也停止了和德国的战斗。但是在这些国家中，资产阶级的地位受到最严重的威胁。这两国都发生了群众性的反抗运动。他们作为参战国也有一个持久的被英美占领的颇为麻烦的时期。 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在抵抗中起了领导作用，开始是反对墨索里尼政府，直到1943年8月这个政府垮台，接着反对北方的傀儡政权和它的德国主子。早在1943年3月，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掀起了罢工浪潮，并涉及到米兰的波瑞里和其它工厂，他们的工资提高很多。在3月底米兰的总罢工中，工厂建立了工人委员会。8月代替墨索里尼的巴多格里欧政府在持续罢工的威胁下，被迫使这些委员会合法化。1943年11月至12月，更大的罢工浪潮在都灵掀起，停工9天。1944年3月1日，在德国占领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总罢工。大概有100万工人参加。米兰许多实业家同意付给工人罢工日的工资，尽管这与德国人的命令是相违背的。为了防止罢工，一些地方宣布“提前放假”。 当盟国军队进入意大利时，北方的抵抗力量在全国解放多党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了反对德国占领的斗争。1944年14万多抵抗力量战士箍制了14个轴心国管区。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工人站在实际斗争的最前线”（《经济学家》1945年6月19日）。 罢工工人对解放热亚那、米兰和都灵起了重要的作用。工厂解放委员会帮助保存了工厂，使它免受德国人的破坏或迁移。米兰起义前，全国解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法令，号召组织公司管理理事会，由所有主和工人平等组成。每个理事会提名一位“工作政委”和一名技术经理。起义前一个星期，都灵正在进行总罢工。1945年五一节，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要求工人、职员、和技术人员在“与所有者绝对平等地位上”参加生产管理（多泽尔，557页）。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在抵抗力量中占大多数，而且在工人中形成了压倒的多数。下面一段引文说明了1945年底的形势是多么不稳定和动荡。 “当今意大利的雇主怀有真正的不满。他不许解雇工人，除非这些工人是活跃的法西斯分子，是1943年6月30日以后被吸收的，或者有由其支配的其它资金，——因为这时意大利工业是和平时期平均生产力的25％。工人的产量很低，因为他们处于饥饿和疲惫不堪之中；他们完全有理由期望他们的工厂提供便宜的食品和衣服，因为食品和衣服只有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才能买到。最后，资本家对全国解放委员会在每个大工厂中指派的‘管理委员会’甚为不满。这些委员会企图保证，抵抗时期反法西斯爱国者的称号现在不会受到工业界头子们的藐视。确实，他们关心的是政治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技术中……。 “意大利自春天解放以来，发生了长期的工资危机。资本家说，进一步提高工资只能加速通货膨胀，这是有道理的。但工人坚持说，现在付给他们的工资比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一半还低，这也是事实”（《经济学家》，1945年11月24日）。 在法国，即使是非同情者也承认共产党员是抵抗力量中最有生气的部分。巴黎的解放采取了起义的形式，对此，阿尔伯特·凯莫斯描述如下： “四、五千人拿着几百支步枪，按精心制订的计划，出来狙击德国第7军撤退后的残余部分。不到一个星期之后，6万巴黎人进入‘革命区’（即工人阶级区）的街垒，用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武器作战”（沃思，218页）。抵抗力量全国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宪章，规定要把运动中的这种积极力量用于社会改革的艰难任务中去。它要求“清除法国经济管理中的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封－建势力；在与各有关方面协商后，按照国家决定的计划加强生产；实行全部大垄断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因为这些生产资料是共同劳动的产物；实行动力资源、矿物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的国有化；工人对企业的经济方向负有一份责任，有保证的工资使人们能得到生存的保障、尊严和可能性；完善的社会保障计划；适当的养老金；按照儿童的能力和他们父母的社会或经济地位的全部收入情况，使他们有充分受教育的可能性”（沃思，222－223页）。从巴黎派到马赛的共和国专员开始执行这些措施，实施地方国有化计划。许多公司由工人委员会经管，工人委员会没收了他们认为是通敌分子的全部财产。在1945年10月的第一次选举中，左派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共产党员占26.1％，社会党人占24.8%。 在这么长时间之后，要获得希特勒失败后遍及资产阶级的真正惊恐的情况是困难。《经济学家》对此有一段很好的报道，引述如下： “新秩序的崩溃，给欧洲带来一个强大的革命声势。它在群众中激起了模糊不清的，然而不过是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激情。值得注意的是，遍及欧洲的各种地下抵抗组织的纲领都要求银行和大规模工业国有化；这些纲领既有基督教民主党人的签字，也有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签字。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的格言是蒲鲁东的‘财产，这就是欺诈’。在抵抗时期，与此相应的格言则是‘财产，这就是协作’”（1945年12月1日）。 国际关系 要使资本主义制度顺利地进行，从根本上有赖于在劳动场所建立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但自从资本主义生产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产生，它也要求国家之间的关系采取适当的、有秩序的和稳定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贸易和支付体系，在这种体系内国际劳动分工可以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世界原料进口，所以先进国也必须与世界的其它国家建立关系，以便能在合理的条件下获得资源。最后，自从1917年在世界上有了一个非资本主义部分之后，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集团之间潜在的对抗问题。这两个集团代表了国内阶级对抗在国际上扭曲了的反映。然而战争却深深地搅乱了所有这些国际体系的界线。 先进国家之间的关系 战争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用坦克而不是关税为占领市场而厮杀。世界贸易缩减，贸易主要集中于基本材料和军需品。1946年世界出口是战前（1937年）水平的3／4，如果包括美国的话就不到60％。欧洲范围内的贸易少于战前的一半。生产转向制造武器导致了机器制造的过度膨胀和象纺织品这样的消费品的下降。到战争结束时，一旦在双边协议下进行的贸易网破裂，要想建立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是很困难的。 然而，最重要的变化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1945年秋天，德国和日本的工业生产不到战前水平的1／5，而美国却为战前的一倍半。但是，表面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靠的，它更多地反映了战败国战后的直接混乱，而不反映他们长期的生产力相对美国的减少。实际上，德国生产资料总量比美国增长得还快，尽管美国机床总量比德国增加得更多，比日本增加得也更多（表2.1）。 但是，当德国和日本克服了障碍之后，潜在的生产能力是很大的，当时不清楚他们是否被允许使用这些生产能力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个决定权掌握在同盟国手中。 在同盟国中美国的相对经济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它的资本额，特别是机床数量，与英国和法国相比显著增多。当时的状况仍然是尖锐的对立。1946年初北欧的工业生产（德国除外）各不相同，从战前的三分之二到与战前大致差不多，而美国却比战前高50％。欧洲即使有这样的生产水平，也严重依靠从美国进口。欧洲的进口量比战前增加一倍。1946年欧洲对美国的支付逆差达40亿美元，是1938年的8倍。进口增加的主要是食品和制成品（特别是车辆）；原材料进口仅比战前增加三分之一。 欧洲和日本对美国进口的依赖突出了美国在任何新的金融体系中必定要起的决定性作用。美国没有向它的同盟国提出很多索求。通过平等租借提供的350亿美元援助是以赠予的方式，而不是以贷款的方式进行的。世界黄金储备的三之分二以上掌握在诺克斯堡［诺克斯堡（FortKnox），美国联邦政府的黄金储放地——译者注］，然而，美国在战前金融统治的竞争者——英国，地位却大大削弱。它卖掉了许多国外资产，并且欠了英镑区中它以前的殖民地国家的大量债务。 作为战争的后果，美国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当时生产和贸易数字反映了其它地方的混乱局面，因此过分夸大了美国统治的程度。但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能很快复元并且能够运用他们的全部生产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实行的政策。 殖民地 战争对殖民地争取自由的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被日本侵略的国家。最重要的例子是中国，它虽然在表面上是独立的，实际上被帝国主义统治了数十年。日本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统治的崩溃，使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力量和毛的共产主义力量之间的根本对立可能爆发成为国内战争。外部支持力量对蒋大为有利。美国人为他撑腰，苏联也同他签订了条约，同意只给他以政府援助，并把红军从日本人手中解放的中国领土移交给他。但是，中国的前途仍未可预料。 在远东其它地区，拥有殖民地的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必须对付在马来西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为日本人所激起的不断加强的民族主义力量。起初，日本人假装让殖民地从帝国主义统治下得到解放。当他们撤退时，他们进一步激起了民族主义斗争，以便破坏旧帝国秩序的重建。《经济学家》提醒道：“尽管目前日本人鼓动的起义可能是假的，然而在远东民族主义是一股坚强的、有深厚根基的力量，它必须得到满足”（1945年10月6日）。 起初，殖民地情况的变化将会限制它们同先进国家的经济关系，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令人担心。当时印度的独立运动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深深卷入印度的尤尼莱佛公司“看起来对印度独立的后果很少担心，没有采取多少防范措施”（菲尔德豪斯，185页）。他在1944年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内部报告，对印度要实行基础工业国家所有和印度要获得外国公司的技术的要求漠然视之，说“这使人不舒服，而并非有害，它是短暂的而并非是永久的”（菲尔德豪斯，185页）。他设想印度仍将同英国保持密切的商业和贸易联系。 美国相信殖民大国应该准备他们的殖民地独立，他们应“逐步地”，并在最“可行的”时刻准许殖民地独立。美国这种自由的态度，目的显然在于以老殖民主义国家享有的同样条件为美国企业获取自然资源。当殖民地国家强烈要求完全摧毁殖民主义经济关系时，实行让步以阻止更激进的民族运动，这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策略。而老殖民主义国家当然将因失去经济控制而受到损失，并且将面临着如何安抚白人殖民主义者及限制民族运动中激进主义的难题。 与苏联的关系 “有些人……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让俄国在战后将拥有巨大的实力……英国本来不应该允许希特勒崛起……在民主体制下的德国人民会是比俄国好得多的同盟者……美国和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太大了，以至不能制订出一个长期合作的纲领”（耶今，118页）。这些看法是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1945年夏天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讲的，它概括了由于苏联力量极大地增强而向资本主义世界提出的问题。 1945年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1941年曾坦率地说过：“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要在战争中获胜，我们就应该帮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获胜，我们就应该帮助德国。用这种办法让他们尽可能互相残杀（霍罗威兹，61页）。虽然美国并没有奉行这个政策，然而苏联却承受了希特勒多年的血腥屠杀。 从1941年初开始，大部分德国兵力投入与苏联作战。当长期拖延的第二战场开辟后，并且在英美军事卷入达到顶峰时，俄国仍然抗击着大约60％的德国军团。即使到1945年初，英国人和美国人仍极度渴望要求苏联发动它的冬季攻势，以减轻德国进军阿登奈斯对他们军队的压力。 尽管苏联遭受的蹂躏是巨大的，可能有二千万人死亡，但他们一直战斗到底。1945年工业生产达到战前水平，红军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战争机器。它控制了东欧大部和曾是日本在大陆建立的帝国［指“满洲国”——译注］的大部分。斯大林在1945年夏天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总结了这个含意：“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不管谁占领了一块领土，就把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每个国家都把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到它的军队能够达到的地方”（狄吉拉斯，1977年，437页）。 1944年10月在莫斯科，邱吉尔确曾同意与斯大林划分“势力范围”——罗马尼亚：90％归苏联；希腊：90％归英国区（与美国共管）；保加利亚：75％归俄国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50％归俄国人。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也同意邱吉尔的要求，苏联应该降低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调子，并且不把他们煽动起来”（耶今，60页）。 但是，这个势力范围协议留下许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如果斯大林关于军队强加他们的社会制度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也正是他的资本主义盟国所害怕的。假定苏联和英国在南斯拉夫的势力范围为50：50，那么南斯拉夫将成什么样？一半是社会主义，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是可能的吗？再者，美国当时没有参与邱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瓜分。邱吉尔告诉斯大林说：“这些事情最好用外交辞令来表述，而不用‘划分范围’这样的说法，因为美国可能震惊”（引自耶今，60页）。美国政府中许多人对苏联统治东欧并不甘心。1945年下半年，美国政府一直同俄国人争论关于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的前途问题，而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意大利和日本有自己的新势力范围，而苏联同意让他们在那里自行其是”（耶令，124页）。被划分成几个占领区的德国，前途也是非常不确定的。苏联立即要求履行让美国出200亿美元赔款的协议。在和苏联打交道中，美国由于“成功”地使用了原子弹而信心大增。这不仅结束了对日战争，而且排除了苏联人正面进攻日本的必要，否则，将加强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 概括地说，把世界重新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势力范围的前景笼罩着不确定的阴云。分界线该划在哪里？在苏联范围内社会制度将怎样发展（对这些地区来说，资本主义进入其市场有重要意义）？苏联对大大增强了的西欧共产党怎样施加它的影响？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美国显然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若干年内，它必定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大国，并建立新的贸易和支付体系。美国的占领政策将支配着日本的命运和决定着德国的命运。它决定援助西欧，这将强烈地影响那里所恢复的模式。它对苏联的态度在资本主义和东方集团之间出现的任何新关系中都将在一个方面占统治地位。美国对老殖民大国的态度，将形成先进国家在老殖民地实行经济统治的新形式。反过来说，苏联采取的态度通过它对欧洲和日本共产党的影响，也将深深地影响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下一章简要说明这两个大国所实行的基本政策。 （本章由阿迪校对）
自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自序在前几年我身居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时，我常想，如果能脱离共产党的虎口回到自由世界的话，我要写两部著作：一部是报道和分析红色政权的真面貌，另一部以我的观察体会，加上进一步的研究，写出可实行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现在第一部著作已经完成，另一部著作只能期望于将来。当我着手写此书时，我立意要它公正真实，尽量排除私人的情感作用；但是当面对真理时，我有我的观点，自然也有了我的感情，这种观点和感情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向真理控诉，向历史作证，向人的灵魂呼吁，这也就说明了著者的立场。这部书是著者的回忆录性质，取材大部分是亲身经历的、看见的、或听到的事实；只有极小部分为了叙述方便或为史实所关，随手引用一些报纸上发表过的材料，或是其他著作中叙述过的材料。惟著者记忆力有限，同时对中共发表的统计数字又不予信任，故尽量避免引用统计数字或表报之类的东西。本书是报道分析性质的著作，可为一般关心中国问题者，尤其是关心中共问题者的读物。报道是由事实入手，介绍事实情况使人人可懂，而不妨碍提高到理论思想问题；或是先从理论上提出问题，以事实例子作证，看出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那副邪恶的嘴脸。此书虽为一般人的读物，但著者自信，它对思想家和中共问题专家会提供较好的材料和理论基础。因为这部书虽偏重事实，但在思想理论上挖掘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道德观和文化观，而且著者是特设专章分析讨论这类问题的。本书主要部分虽系报道中共取得政权之后的情况，时间似乎限于“十年”之内，但事实上“十年”并未限制了本书的范围，凡是有关中共的组党以后的活动和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以及各方面的活动，统统有了眉目清楚的介绍。这就不只了解中共全貌，而且大致了解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概轮廓。所谓“十年”是取其主要的部分之意而已。我有责任和心情写这部书，实在因为有我的沉痛和悲哀。我是以将近三十年的心血努力求取中国问题的解决，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而奋斗；对外反抗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对内反抗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势力，并从事于写作工作。我在文化界、教育界，以至在政治界的活动均一贯本此目标出发。在共产党得势之前，我是如此工作；在共产党得势之后，我也未放弃这个善良的理想。当1949年，中国走在十字路口之时，中国共产党放出“诺言”，要与全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商国事”，要与各方面共负责任组织“联合政府”，渴望解决国事的党派和个人，这时就听信了这个“诺言”。我们的组织——中国民主同盟——为国事奋斗有年，在这个当儿就不能置身事外，我们也听信了这个“诺言”。因之，我们的总部由香港转移到北京。我是民主同盟总部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我为了责任关系也随着总部前往。这是一个组织的行动。回忆过去，共产党曾两次邀我个人北去，我都予以拒绝了。当1945年共产党在我的家乡东北立足不久，曾假借民选名义，选我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吉林省政府副主席。那时我正在重庆，我向共产党人提出我不同意这样搞法；以后于1948年我到香港又曾在报上发表谈话：谓我未允就吉林省副主席之职。我虽拒绝共产党这样作法，但是共产党在吉林省以我那个副主席的名义颁布公告和命令有五年之久，直到1949年北京政权成立后，地方政府改组，才行撤销。这可证明共产党处处利用人，甚至一个人的空名字也不放过利用的机会。另一个邀请被我拒绝的，那是1948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电邀在港的民主党派八个主要人士北上，其余七个人如期前往，只有我是婉言谢绝同行。1949年春民主同盟总部迁往北京，那是一个组织行动而不是个人私自的行动，我也随之前往。我们的心里还在梦想国事。当年，我以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充作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在当时是最高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了政府负责人。毛泽东由此登是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接着政府机构成立，我又被推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委员；凡有关政治法律的法令条例，形式上多是通过这个机关，然后有政务院讨论批准，再予公布。我一直在这个机关工作，直至1954年通过宪法，撤销这个机关为止。1954年召开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又被推为该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直至我到香港一年以后才被撤销。从民盟成立之日我就是它的负责人之一；到了北京，我始终是中央常务委员，历任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从这些关系之深和所接触的方面之广，住在北京时间且有八年之久，我深感我有责任写这部书。这虽是主要的，当另一个主要的原因乃是我促成我写这部书的心情。什么心情促成我写这部书呢？我亲身经历：共产党一套“诺言”，什么“共商国事”、“联合政府”等等归到实际都是共产党欺骗人的谎话。民主党派成了它的欺骗的对象，和被利用以欺骗人民的工具。实际上民主党派成了它的俘虏。我亲身体会：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利益”等等归根结底是为了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的专政，和它本身的利益；“社会主义”、“人民利益”、“民主自由”等等的名词都是骗人，都是为共产党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我亲眼看到：共产党血腥的统治，人民流了大量的血；残酷的压榨剥削，人民过着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生活；恐怖的统治，蹂碎了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我以一颗赤诚解决国事的心情而去了北京，参加了中共的政权，但事实证明对我所理想的事业和对人民服务的心愿均无能为力；当我了解共产党的这种骗术之后，和目睹它加于我们人民身上的痛苦，我是感到沉痛和悲哀，我又以憎恨的心情离开了它的政权，脱出它的虎口。我这种憎恨的心情，不是私人的恩怨问题：说来，共产党对我个人虽说不到好，也谈不到坏，这里没有恩怨问题存于其间，何况不少共产党人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学生。我之憎恨共产党是它那种制度、那种主义、那种政策作法，简言之就是政治问题。讲政治问题就是国事问题，这就牵涉不到因为共产党中有我朋友，而有所谓“恩”或友情；也牵涉不到个人得失，而有所谓“怨”或仇视。政治问题就是思想和主义之争，国事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国事应有的责任感。我就以我参加中共政权八年的经历，和我这种心情写出这部书。我是以办理私事为名，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而来到香港的。时间是在1956年底。私人的事务和休息占去我几个月的时间，正当1957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前庆祝大游行的时候，我开始在这天着笔写这部书，费了130多天工夫，于1958年1月12日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期间我是未与外界接触，尤其是未与新闻记者见过面。所以外间关于我的消息报道全系记者自己猜测之词。直到本年7月31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才是我自己负责任的声明。这部书虽在香港写成，而大部分是我在大陆时已有熟思酝酿的腹稿；只有第十章有关“人民公社”各问题是于本书付梓期中补写的，因为“人民公社”是大陆上最近的轰动的新事。本书有几章结尾附上了一些诗歌，那是我随手写来的，反映了当时实况的我的真实情感；我虽喜欢诗歌，但写诗歌不是我善长的，自然谈不到工整，还请方家指正。本书校对工作多由几位好朋友帮助，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周鲸文序于香港1958年12月27日抵港后二周年纪念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年表（1907年6月—1908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列宁全集》第16卷 年表 （1907年6月—1908年3月） 1907年 1907年6月—1908年3月 列宁先后居住在芬兰和瑞士。 6月17日（30日） 警察司特别局向彼得堡省宪兵局局长下达命令，提出关于从芬兰引渡列宁的问题。 不早于6月19日（7月2日） 阅读刊载在《同志报》上的一篇关于彼·亚·葛伊甸的文章，在撰写《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一文时使用了这篇文章中的材料。 6月21日和26日（7月4日和9日）之间 列宁作序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一书在彼得堡出版。 不早于6月22日（7月5日） 阅读刊载在《同志报》上的普斯科夫省通讯《纪念葛伊甸伯爵》，在撰写《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一文时使用了这篇通讯中的材料。 写《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一文。 6月24日和26日（7月7日和9日）之间 阅读刊载在《同志报》上的尔·马尔托夫的《是否可以规避？（给编辑部的信）》，在撰写《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一文时利用了这篇文章。 6月25日（7月8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被指派为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6月26日（7月9日） 写《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一文。 不早于6月26日（7月9日） 致函住在萨马拉省基涅利站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简略地阐述了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论据。 6月27日（7月10日） 致函住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自己在芬兰斯季尔苏坚休息的情况。 6月—不晚于7月6日（19日） 为《伦敦代表大会总结》文集撰写《伦敦代表大会工作概述》一文（这篇文章没有找到）。 6月—8月 编辑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之声》文集。 6月—11月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芬兰泰里约基召开会议之前，经常与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进行磋商。 7月7日（20日） 列宁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的决议，发表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报》上。 不晚于7月8日（21日） 为在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发言，起草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 为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自斯季尔苏坚抵达泰里约基。 7月8日（21日） 出席在泰里约基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大多数与会者一致支持列宁反对抵制杜马选举的立场。 在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 7月8日和19日（7月21日和8月1日）之间 列宁的《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印成单页。 7月12日（25日）和11月之间 阅读社会革命党人的《劳动旗帜》杂志，在该杂志的社论《我们在工会运动中的立场》一文中作记号，划出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工会的非党性的几段话。 7月14日（27日） 出席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代表会议支持列宁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的立场。 7月14日和23日（7月27日和8月5日）之间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起草《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7月16日（2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派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选举纲领和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指派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 7月20日或21日（8月2日或3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作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报告。布尔什维克派同意列宁提出的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不早于7月20日（8月2日） 列宁的《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一文发表在彼得堡出版的《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上。 7月20日和8月1日（8月2日和14日）之间 种子出版社提议以《十二年来》为总标题出版三卷本列宁文集。俄国著作家尼·谢·安加尔斯基来到列宁这里，转达这一建议并商定出版条件。 7月21日—23日（8月3日—5日） 出席在芬兰科特卡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写关于反对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和关于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提纲，并就这些问题发言。代表会议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拟定《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整个决议的提纲要点》和《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第二部分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 起草《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初稿》。 不晚于7月 根据《1897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一书（1905年圣彼得堡版）的材料，编制弗拉基米尔省和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城市和工商业村的人口统计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二版中利用了这一统计表中的某些材料。 7月 准备出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二版：根据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新材料进行补充，分析1897年人口普查的总结，写第二版的序言。 8月1日（14日）左右 同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一起启程前往德国斯图加特，出席第二国际第七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8月1日（14日） 在赴斯图加特途中，致函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邀请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8月2日或3日（15日或16日） 抵达德国斯图加特。 8月3日—11日（16日—24日） 每天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8月3日（16日） 下午，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会议审议一些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 8月3日和6日（16日和19日）之间 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5000马克，作为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经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得到同样数目的钱款）。 8月4日（17日） 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俄国代表团社会民主党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代表大会日程所规定的问题。 出席俄国代表团会议；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小组和社会革命党小组票数分配问题时，反对给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等的票数，建议给社会民主党人11票，给社会革命党人6票，给工会代表3票。 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指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列宁在谈话中还表示不赞成工团主义。 8月4日和10日（17日和23日）之间 收到自己的文集《十二年来》的内容提要的草稿，进行修改并寄给列·波·加米涅夫，委托他同种子出版社签订合同。 8月5日—11日（18日—24日） 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工作，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以及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第一次会见克·蔡特金。 同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多次举行非正式会议，以便就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取得一致看法。 8月5日（18日） 上午9时和11时之间，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发言反对把俄国代表团中的一半票数给社会革命党人。社会党国际局通过决议：给社会民主党人10票，给社会革命党人7票，给工会代表3票。 上午11时和下午1时30分之间，作为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在奥·倍倍尔致贺词之后，列宁同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亨·万科尔就倍倍尔的贺词交换意见。 晚上6时和8时之间，主持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会上指定了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大会委员会的代表。 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委托他在代表大会上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所阐述的关于党同工会关系问题的布尔什维克观点；论述这一问题的原则方面和同维护孟什维克工会“中立”原则的格·瓦·普列汉诺夫进行斗争的策略。 晚上8时，出席为欢迎代表大会代表而举行的音乐晚会。 8月5日和11日（18日和24日）之间 同奥·倍倍尔、维·阿德勒、罗·卢森堡、保·辛格尔等代表大会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对罗马尼亚代表团在8月24日（公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抗议罗马尼亚政府镇压活动的决议草案的德文、法文和英文稿作文字修改并在上面作记号。 8月6日（19日） 出席俄国代表团会议，会上被指定为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 委托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党与工会关系问题委员会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回意大利之后立即写一本题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党同工会关系问题。关于完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托的情况报告》小册子。 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会议解决关于有争议的委托书的问题，并组成了代表大会的各个委员会。 出席俄国代表团社会民主党小组会议。会议决定按下列比例分配社会党国际局给社会民主党人的10票：布尔什维克4票半，孟什维克2票半，崩得代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各1票。 以布尔什维克《无产者报》编辑的身分出席各社会党报刊编辑和出版者的会议。 8月6日—10日（19日—23日） 出席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 8月7日（20日） 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发言反对准许俄国的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出席代表大会。社会党国际局作出妥协性的决定：准许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大会。 晚上，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长时间交谈。列宁说，俄国的反动时期将持续3—4年。列宁认为在国外开展工作再一次具有重要意义，说他打算住在芬兰，靠近彼得堡，每3个月到布鲁塞尔去一次，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列宁还谈到波·米·克努尼扬茨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驻国外正式代表；建议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中央机关报的固定撰稿人。 8月7日和8日（20日和21日） 出席俄国代表团会议。会议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案以及列宁和罗·卢森堡对这一决议案提出的修正意见。俄国代表团基本同意这一决议案和对它的修正意见。 8月7日—11日（20日—24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代表大会全体会议。 8月9日（22日） 在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以俄国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的名义对奥·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意见。 8月9日和10日（22日和23日） 列宁和罗·卢森堡同奥·倍倍尔就最后改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的问题多次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并同法学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谈。 8月11日（24日） 出席代表大会的闭幕会议。会议通过了经列宁和罗·卢森堡修改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根据一些国家的代表的提议，代表大会决定向争取自由的俄国战士表示敬意。 列宁同奥·倍倍尔、保·辛格尔、罗·卢森堡、让·饶勒斯等人一起签署代表大会通过的致美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威·海伍德的贺词。海伍德曾遭警方诬陷，被美国政府监禁16个月，1907年6月才被宣判无罪。 不早于8月11日（24日） 从德国斯图加特返回芬兰库奥卡拉。在火车车厢中同费·柯恩谈话时，对第二国际能否实施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决议表示怀疑。 出席在维堡举行的研究变卖Ｈ．П．施米特生前捐献给党的遗产问题会议，施米特是在狱中被警察杀害的。 8月11日和19日（8月24日和9月1日）之间 把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得到的5000马克选举运动经费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8月11日（24日）—9月 阅读涅·切列万宁（费·安·利普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书并在书中作了许多记号。 8月11日（24日）以后 出席在芬兰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会议。 8月11日和10月20日（8月24日和11月2日）之间 校订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俄译文。 8月19日（9月1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 8月20日（9月2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 8月20日和10月26日（9月2日和11月8日）之间 校订克·蔡特金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俄译文，并加了5条注释。 8月22日（9月4日） 为《生活之声》文集撰写《政论家札记》一文，阐述布尔什维克对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策略问题。 8月24日和31日（9月6日和13日）之间 列宁编辑的《当前问题》文集在彼得堡出版。 8月25日和10月26日（9月7日和11月8日）之间 为布尔什维克的《1908年大众历书》撰写《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 8月—10月14日（27日）以前 校订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奥属乌克兰）和意大利社会党分别给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俄译文。 8月—10月 编辑布尔什维克的《闪电》文集和《1908年大众历书》文集。 8月—11月 编辑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前进报》第12—19号。 8月—12月 准备出版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 9月2日（15日） 在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 不早于9月4日（17日） 阅读在埃森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材料，在为《无产者报》写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 9月4日和10月20日（9月17日和11月2日）之间 为《无产者报》撰写《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 9月5日（18日）以前 列宁编辑的《生活之声》文集在彼得堡出版。该文集收载了列宁的《政论家札记》、《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等文章以及附有列宁注释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 9月7日（20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重新审议党的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会议上，列宁被选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管理委员会；中央机关报主编的职位被撤销。 9月9日（22日）以前 向彼得堡各工厂工人发表关于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演说。 9月12日和10月20日（9月25日和11月2日）之间 阅读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第5号。这一号报纸刊登一篇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社论，该社论通篇是社会革命党人惯用的空话和吹嘘。列宁写《“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一文，回击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一社论。 9月22日（10月5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即将开庭审判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请求通过国际议会代表联盟向英国、德国、比利时的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它们对俄国政府的行动加以谴责。 9月22日和10月20日（10月5日和11月2日）之间 阅读帕·尼·米留可夫的《我们没有来自左面的敌人》一文，在《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利用了这篇文章。 9月底 同彼·伊·斯图契卡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身分，一起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请求明确规定中央机关报管理委员会和整个编辑部的职责和权限。 9月底—10月初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回答他关于在国外工作有困难的来信，指出对机会主义者采取战斗行动的必要性。 9月 为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撰写序言。 9月—10月20日（11月2日）以前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小册子的手稿第一部分。这本小册子是卢那察尔斯基遵照列宁的委托写的。 10月4日（17日）以后 列宁的《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一文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总结》文集上。 10月5日（18日）以前 致函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卡·布兰亭，请他协助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在斯德哥尔摩寻找布尔什维克党的图书和文件，这些图书和文件是在列宁离开日内瓦返回俄国之后转寄到斯德哥尔摩去的。 10月5日（18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之托写信给在柏林的伊·巴·拉德日尼科夫，信中告知：除《前进报》之外，布尔什维克还决定出版《无产者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之托写信给在柏林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信中请她立即给列宁寄来全套《火星报》，以便准备出版《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 不晚于10月6日（19日）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请求从国外寄来全套《火星报》和1905年的部分《前进报》和《无产者报》，以便准备出版《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 10月8日（21日） 列宁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一文发表在《前进报》第16号上。 10月15日（28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省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谈自己在库奥卡拉的生活情况。 10月19日（11月1日）以前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米·巴·托姆斯基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彼得堡工人代表候选人尼·古·波列塔耶夫谈话，强调必须利用杜马讲坛这个合法的条件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 10月19日和25日（11月1日和7日）之间 列宁校订的克·蔡特金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以及列宁为该文加的注释发表在《闪电》文集第1集上。 10月19日和26日（11月1日和8日）之间 列宁编辑的《1908年大众历书》在彼得堡出版，他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发表在这一文集上。 10月20日（11月2日）以前 写《革命和反革命》一文。 10月20日（11月2日） 列宁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革命和反革命》、《“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7号上。 10月20日和29日（11月2日和11日）之间 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为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的《也是“论战”》一文写编后记《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寄来的论党同工会关系的小册子第二部分的手稿。 召集布尔什维克写作小组会议。会议讨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的手稿。 致函在意大利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评论他的论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列宁在信中充分肯定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一思想：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正面，而且还从反面学习德国人，它善于从工团主义中吸取一切有生气的东西来歼灭俄国的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 10月26日（11月8日） 写《第三届杜马》一文。 10月26日和11月5日（11月8日和18日）之间 阅读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在《“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 不晚于10月27日（11月9日）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草拟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10月27日（11月9日） 出席在芬兰泰里约基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关于筹备全国代表会议等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10月29日（11月11日） 列宁的《第三届杜马》和他为约·彼·戈尔登贝格的《也是“论战”》一文写的编后记《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8号上。 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写《“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和《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两篇文章。 11月1日或2日（14日或15日） 为《前进报》写《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一文。 11月5日（18日）以前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联席预备会议。会议讨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与党中央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起草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决议。该决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通过。 11月5日（18日） 列宁的《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等两篇文章和他起草的、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发表在《无产者报》第19号上。 11月5日—12日（18日—25日） 出席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11月10日和23日（11月23日和12月6日）之间 致函种子出版社领导人米·谢·克德罗夫，告知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长文章，即《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 不早于11月12日（25日） 自赫尔辛福斯返回，在维堡附近的亚·格·施利希特尔寓所停留，同施利希特尔谈代表会议的工作、最近几个月党的工作任务以及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途等问题。 11月上半月 列宁的《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发表在《前进报》第18号上。 11月16日（29日）以前 看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校样并作修改。 11月16日和23日（11月29日和12月6日）之间 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在彼得堡出版。第1卷包括列宁在1895—1905年期间所写的主要文章和小册子。 11月20日（12月3日）以前 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电影事业的发展前景问题。 委托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在彼得堡建立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社。 为躲避警察的迫害，从库奥卡拉去赫尔辛福斯附近的奥盖尔比。 11月—12月8日（21日）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寄来的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第三篇附录。 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写序言。 11月—12月 写《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秋天 同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出版的百科词典的编委Ａ．Ｂ．特鲁普钦斯基商谈为词典撰写词条一事，同意写《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 编辑布尔什维克的《当前生活》文集。 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的第10—12章。 12月8日（21日）以前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会议决定把《无产者报》迁至国外出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派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出国组织出版《无产者报》。 从奥盖尔比去赫尔辛福斯，在那里同来自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举行会议。 从赫尔辛福斯乘火车去奥布（图尔库），来到芬兰社会民主党人瓦·博尔格的家里。 在芬兰社会民主党人路·林德斯特廖姆的陪同下，乘马车从奥布（图尔库）去纳古岛，再从那里乘轮船去斯德哥尔摩。 12月12日（25日） 由芬兰农民陪同在海峡的冰面上徒步前往纳古岛。途中因冰层下陷，几乎遇难。 从纳古岛乘轮船前往斯德哥尔摩。 12月13日—15日（26日—28日） 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伯尔耶松商谈由他中转布尔什维克从日内瓦至俄国的往返邮件的问题。 12月13日—21日（1907年12月26日—1908年1月3日） 住在斯德哥尔摩马尔姆斯坚旅馆。 12月15日（28日） 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 致函一位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告知伯尔耶松已同意中转布尔什维克往返于俄国与日内瓦之间的部分邮件，请求再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承担这一工作。 12月16日（29日） 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 12月17日或20日（1917年12月30日或1908年1月2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来到列宁处。 12月20日（1908年1月2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皇家图书馆会见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Ｘ．贝尔格格连和律师Ｘ．林德贝尔格。 12月21日（1908年1月3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自斯德哥尔摩启程前往日内瓦。 12月22日（1908年1月4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赴日内瓦途中在柏林停留，他们在罗莎·卢森堡的寓所度过一个晚上。 12月22日—24日（1908年1月4日—6日） 由于生病，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柏林滞留。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到达日内瓦。 致函在维也纳的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告知已到达日内瓦；询问是否有合适的人领导《无产者报》印刷所和报纸的发行工作。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1908年11月 居住在日内瓦。 不早于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 同排字工人И．М．弗拉基米罗夫谈话，要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无产者报》印刷所。 会见原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放的老同志瓦·瓦·斯塔尔科夫。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以后 在日内瓦俄国侨民集会上发表演说。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1908年1月 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论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认为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势不两立的。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以后—1908年春天 在日内瓦大学听英语讲师讲关于莎士比亚的课程；在这里同弗·维·阿多拉茨基会见。 同弗·维·阿多拉茨基谈话，论述俄国新的革命不可避免以及这一革命的性质；委托阿多拉茨基写一些回忆1905年，回忆十月的斗争，特别是和武装工人问题、战斗队问题、组织起义问题以及夺取政权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的文章。 12月27日（1908年1月9日） 致函在意大利的阿·马·高尔基，告知已到达日内瓦，说等《无产者报》的出版工作安排就绪后就去意大利卡普里岛看望他。 12月31日（1908年1月13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请他寄来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等材料，以便在写作《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时使用。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告知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把《无产者报》迁到国外出版，请他为报纸撰稿并请他作报告；对他的关于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小册子表示满意。 1908年 1月1日（14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请她按时寄来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等材料。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请他把社会党国际局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材料和文件寄来，因为这次代表大会的部分记录在芬兰最近几次搜捕时遗失了。 1月1日和9日（14日和22日）之间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请他弄到社会革命党党团向第二届国家杜马提出的《土地法基本条例草案》的俄文本，以便在写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小册子时使用。 1月2日（15日） 收到阿·马·高尔基和玛·费·安德列耶娃的来信，信中邀请列宁去意大利卡普里岛，并表示愿意为把《无产者报》经意大利运往俄国提供帮助。 复函阿·马·高尔基和玛·费·安德列耶娃，说春天以前不能去卡普里岛，因为正忙于安排《无产者报》的出版工作；委托安德列耶娃组织有关用轮船把《无产者报》经意大利运往敖德萨的工作。 致函在意大利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询问怎样才能找到在佛罗伦萨的瓦·瓦·卡里亚金；请他从速回复关于为《无产者报》撰稿的问题。 1月3日（16日）左右 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1分册以《土地问题》为题在彼得堡出版。这部书收载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的第10、11章。 1月5日（18日）—3月上半月 阅读1908年初在彼得堡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书中收载了弗·亚·巴扎罗夫、雅·亚·别尔曼、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帕·索·尤什凯维奇、亚·亚·波格丹诺夫、О．И．格尔方德和谢·亚·苏沃洛夫的文章。在阅读文章过程中，列宁向波格丹诺夫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印象，认为文集作者所宣扬的哲学远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把这种哲学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搬出来。 1月6日和13日（19日和26日）之间 在日内瓦举行的抗议普鲁士实行反波兰措施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 1月7日或8日（20日或21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委托她给他寄书来。 1月9日（22日） 复函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打算在安排好《无产者报》的出版工作以后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卡普里岛。 1月9日和25日（1月22日和2月7日）之间 阅读卡·考茨基1907年底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 1月11日和14日（24日和27日）之间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请求列宁回复挪威工党书记马格努斯·尼尔森提出的问题：在雷瓦尔是否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М．尤里松和Э．Г．谢平两人是否是雷瓦尔组织的成员。 1月14日（27日） 致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名奥斯陆）的挪威工党书记马格努斯·尼尔森，告知在雷瓦尔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说不认识М．尤里松和Э．Г．谢平两人，但打算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雷瓦尔委员会了解他们的情况。 复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收到了马·尼尔森提出的问题，并转述了给马·尼尔森的复信的内容。 1月16日（29日）以前 致函在伦敦的哈利·奎尔奇，请求他给收集一些书刊。 1月16日（29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由于芬兰的几次搜捕，妨碍了他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现正在加紧起草这一报告；询问什么时候是提交报告的最后日期以及这个报告能否在各党提交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3卷中发表。 致函在伦敦的费·阿·罗特施坦，告知党目前无力偿还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期间向英国自由派工厂主约·费尔兹借的债款；请罗特施坦向费尔兹说明情况。 就偿还约·费尔兹的借款问题，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月17日和20日（1月30日和2月2日）之间 阅读尔·马尔托夫发表在1908年1月30日（公历）《伯尔尼哨兵报》第24号上的关于尼·亚·谢马什柯被捕一事的声明，声明中只字不提谢马什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只说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列宁对这一声明非常气愤。 起草致《伯尔尼哨兵报》编辑部的声明，驳斥尔·马尔托夫的关于尼·亚·谢马什柯被捕一事的声明，并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身分证实说，谢马什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是以党报记者身分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他没有参与也不可能参与梯弗利斯剥夺一事。 1月18日和25日（1月31日和2月7日）之间 彼得堡出版《大百科全书》第21卷，简要地介绍了列宁的生平。 1月18日和31日（1月31日和2月13日）之间 写《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该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 不早于1月20日（2月2日） 会见到达日内瓦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同他讨论近期出版《无产者报》的工作计划。 1月20日（2月2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并随信寄去尔·马尔托夫关于尼·亚·谢马什柯被捕一事的声明。列宁在信中说，马尔托夫在声明中只字不提谢马什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是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卑劣手段；请高尔基写信给《伯尔尼哨兵报》，对马尔托夫的声明表示愤慨。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告知《无产者报》编辑部拟向他约稿的题目、文章篇幅以及交稿日期。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询问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交多少党费。 1月20日和25日（2月2日和7日）之间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来信，信中再次邀请列宁去卡普里岛，向列宁谈他的写作计划，建议出版合法的文集等。 收到从彼得堡来的通知，通知中说可以再版列宁译成俄文的悉·维伯和比·维伯夫妇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复函告知印行第1版的条件，同时寄去签订第2版合同的委托书，并说明签订合同的条件。 1月20日和31日（2月2日和13日）之间 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一起发表《无产者报》出刊通告。 1月21日（2月3日）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说派别斗争在各地都大大加剧，这是不可避免的。 1月23日（2月5日） 把《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著作的手稿寄回俄国交给玛·伊·乌里扬诺娃，以便出版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 列宁就尼·亚·谢马什柯在日内瓦被捕一事致《伯尔尼哨兵报》编辑部的声明发表在该报第29号上。 1月25日（2月7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感谢她寄来《言语报》和工会杂志，请她今后继续把这类杂志寄来；对不能为纪念马克思的文集撰稿表示遗憾；建议把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和帕尔乌斯的《殖民政策和崩溃》一书译成俄文出版；委托她同种子出版社洽谈此事。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于党正在清除市侩渣滓和职业工人在党内的作用日益加强表示满意；支持高尔基的关于继续出版合法文集的建议，同时坚决主张办好报纸。列宁在信中还谈到哲学问题，他说，他在认真地阅读党的哲学家的著作，阅读经验批判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表示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赞成唯物主义，认为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的观点是正确的。 致函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告知《无产者报》的代表即将抵达维也纳；请他在维也纳收集新出版的波兰书刊，并且一定弄到关于1907年12月—1908年1月召开并通过了新党纲的波兰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 1月25日和2月1日（2月7日和14日）之间 阅读卡·考茨基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该文发表在1908年1月5日（18日）《新时代》杂志附刊第1期上。 1月26日（2月8日） 填写加入日内瓦读书协会的登记表。 1月31日（2月13日）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908年1月29日（2月11日）的来信，信中建议在《无产者报》上开辟小说专栏并委托阿·马·高尔基负责这一专栏。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对卢那察尔斯基关于在《无产者报》上开辟小说专栏的设想和委托阿·马·高尔基负责专栏的建议表示高兴，请他同高尔基洽商此事；建议卢那察尔斯基为2月13日（26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21号写评论俄国状况的政治杂文和写评述意大利社会党中派领导人恩·费里拒绝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工作的文章。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高尔基决定为《无产者报》写些小文章表示高兴，同时建议他不要因此而中断写大本的著作；认为与高尔基的哲学观点有分歧；说《新时代》杂志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热烈拥护哲学唯物主义的，而在最近竟不加批判地刊登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反对那种把僵死的小市民习气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指出社会民主党中所有的小市民派别都是首先反对哲学唯物主义，而倾向于康德、新康德主义和批判哲学。 拜访瑞士警察司司长，询问如果不提交结婚证书（因为很难从俄国国内要到），他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否可以取得居住权。得到的回答是必须要有结婚证书。 1月—2月 为在日内瓦出版《无产者报》进行筹备工作。 2月1日（14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建议把卡·考茨基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译成俄文，并同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一起出版，考茨基在他的文章中批判了鲍威尔的这本书；要她设法弄到并寄来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结婚证书的副本，以便取得居住权。 2月3日和13日（16日和26日）之间 写《政治短评》一文。 2月4日（17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玛·伊·乌里扬诺娃，请她寄来一些书籍，第三届杜马第二十次会议以后的记录，十月党人、右派、哥萨克集团等的纲领、公告和传单；问她是否收到了他寄去的信件和《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的手稿。 2月10日（23日） 正式加入日内瓦读书协会。 2月11日（24日）以前 阅读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一文的手稿，并在同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谈话中，反对在《无产者报》上刊登这篇文章。 2月11日（24日） 出席《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会议研究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一文和载于1908年2月14日（公历）《新时代》杂志上的亚·亚·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译者序中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变成党内派别划分问题的强烈倾向。会议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关于这篇译者序的声明，声明中强调指出：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并不是派别的争论，任何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会议决定让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尽快去卡普里岛。 2月11日和3月7日（2月24日和3月20日）之间 将《〈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译成德文，并寄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求予以发表。 不晚于2月12日（25日） 开始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写信给在彼得堡的亲人们，请求把早在1906年夏天写的批判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一书的哲学著作手稿寄来，当时曾想以《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为题发表这一著作。 2月12日（25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认为必须对马赫主义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哲学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场争论不应妨碍在工人政党内执行革命的策略；建议高尔基修改他的《个性的毁灭》一文，把那些即使同波格丹诺夫哲学间接有关的地方都删掉；告知他的卡普里岛之行因故要推迟。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请他立即寄出为《无产者报》写的评论恩·费里的文章。 2月13日（26日） 列宁的《政治短评》和他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 2月14日（27日）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请他为《无产者报》第23号写一篇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建议在这篇文章中利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来教训机会主义者。 2月15日和20日（2月28日和3月4日）之间 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第12章以《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为题发表在《当今生活》文集中。 2月17日（3月1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询问社会党国际局最近一次会议将在何时召开。 2月17日和3月3日（3月1日和16日）之间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来信，信中推辞写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 致函阿·马·高尔基，询问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无产者报》有什么设想；对卢那察尔斯基不想写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表示遗憾。 2月20日（3月4日）以前 阅读社会革命党人德·菲尔索夫和米·雅科比合著的《关于土地纲领的修改及其论证》一书，在《工会的中立》一文的注解里认为作者在这部书中向马克思主义迈出了坚决的一步。 写《新土地政策》、《工会的中立》和《论葡萄牙国王事件》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2月20日（3月4日）《无产者报》第22号上。 2月26日（3月10日）左右 参加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欢迎刚从日内瓦监狱获释的尼·亚·谢马什柯。 2月26日（3月10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生病深感不安，要她用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版的部分稿费好好安排妹妹和母亲的生活。 2月27日和3月6日（3月11日和19日）之间 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修订第2版在彼得堡出版。 2月29日（3月13日） 列宁的《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 2月 恢复在日内瓦工人联合会的会籍，交纳1908年2月和3月的会费。 2月—10月 阅读约·狄慈根的《短篇哲学著作集》并在书上作批注，在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大量采用了这本书中的材料。 3月1日和5日（14日和18日）之间 阅读刊登在《首都邮报》上的叶·德·库斯柯娃的《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纪念卡·马克思逝世25周年）》一文，在《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篇文章。 为波兰社会民主党杂志《社会民主党评论》撰写《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并将这篇文章寄交给杂志编辑部。 3月1日和12日（14日和25日）之间 阅读《俄罗斯新闻》、《言语报》和《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卡·马克思逝世25周年的文章，在《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报纸上的材料。 3月3日（16日）左右 在日内瓦作报告。 3月3日（16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因工作繁忙和缺少旅费而不能去卡普里岛一事表示遗憾；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不顺利，原因是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有意见分歧；告知由于自己的哲学癖好，花在《无产者报》上的时间很少，而且愈是读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愈是要责骂他们；请求高尔基为《无产者报》写文章。 3月4日（17日）以前 收到波兰社会民主党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梯什卡的来信，信中请求协助他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取得通信联系，以便得到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协助小组中央局的消息。 3月4日（17日） 接待费·雅·柯恩的来访。孟什维克曾就在国外兑换梯弗利斯剥夺中所获取的钱款一事对马·马·李维诺夫提出诬告，列宁同柯恩就对此事组织党内调查问题交换意见。 3月5日（18日） 致函扬·梯什卡，向他转达同费·雅·柯恩谈话的内容。列宁请梯什卡就此事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并请他一定将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2号上的《该是结束的时候了吧？》一文翻译出来。该文诬蔑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组织兑换梯弗利斯剥夺中所获得的钱款。 出席日内瓦为三个纪念日（马克思逝世25周年、1848年革命60周年、巴黎公社37周年）组织的国际群众大会，在会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关于公社的意义的报告，即《公社的教训》。 3月5日和11日（18日和24日）之间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来信，信中担心关于哲学问题的斗争可能导致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分裂，从而使孟什维克获得胜利。高尔基在信中还建议出版一种刊登哲学辩论文章的杂志。 3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 写《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和《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等三篇文章。 3月7日（20日） 列宁起草并译成德文的《〈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3月10日（23日） 列宁的《公社的教训》一文发表在《国外周报》第2号上。 3月11日（24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严厉抨击马赫主义者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强调同马赫主义者在哲学问题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3月12日（25日） 列宁的《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和《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等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5号上。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年表（1905年10月—1906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列宁全集》第12卷年表（1905年10月—1906年4月）1905年10月13日（26日）写《全俄政治罢工》一文：先从外文报纸工作摘录，拟提纲，作笔记，然后写正文。复函在彼得堡的玛·莫·埃森，表示不同意她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意见，说自己想很快从国外回到俄国去，希望在俄国出版中央机关报和宣传刊物，强调刊物宣传在革命时期的作用，建议加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晚于10月14日（27日）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10月3日（16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中央委员会同意社会党国际局的建议，由社会党国际局作为中间人安排与孟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的谈判，讨论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信中还说指派列宁、弗·威·林格尼克和彼·彼·鲁勉采夫作为谈判代表。10月14日（27日）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意接受奥·倍倍尔1905年6月15日（28日）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发生分歧而提出召开代表会议的建议，并派列宁、弗·威·林格尼克和彼·彼·鲁勉采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请求尽快确定并告知会议召开的日期。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请求授权给他邀请格·瓦·普列汉诺夫参加《新生活报》编辑委员会。不早于10月14日（27日）就发表在1905年10月27—29日（公历）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时报》和德国《福斯报》上的有关俄国革命事变的社论和特约稿的内容作简记。10月17日（30日）草拟《势均力敌》提纲。该提纲是为撰写《无产者报》第24社论而拟的。10月17日和19日（10月30日和11月1日）之间由于得到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的消息，列宁随后更换了《无产者报》第24号的内容。不早于10月17日（30日）摘录报纸上关于1905年10月17日（30日）在莫斯科、里加等地的革命事变的报道。10月17日和25日（10月30日和11月7日）之间对《无产者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写的关于10月17日沙皇宣言颁布前后的俄国革命事变进程的综合报道进行编辑加工。这一材料发表在1905年10月25日《无产者报》第24号上。10月18日（31日）以前对由图拉寄来的关于该市中学生罢课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这一材料发在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上。为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历史的又一页》一文改写新的标题《资产阶级妥协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文章进行修改。这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3号上。对《不列颠工人运动和工联代表大会》一文（作者不详）进行编辑工并加注释，这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3号上。10月18日（31日）列宁的文章《全俄政治罢工》（社论）、《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失败者的歇斯底里》、《革命的里加的最后通牒》、《小丑大臣的计划》和《俄国局势的尖锐化》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3号上。10月18日（31日）以后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多数派）成员伊·伊·别洛波尔斯基和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告知已收到他们的《给同志们的信》，指出他们在信中所阐述的关于党的统一问题的观点的错误和消除党的分裂的途径。10月19日（11月1日）写《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一文。不早于10月19日（11月1日）从1905年11月1日（公历）维也纳出版的《工人报》上摘录对俄国政治罢工胜利的反应和关于号召为争取奥地利普选权而斗争的材料。从1905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公历）柏林出版的《前进报》和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上摘录对10月17日沙皇宣言的反应和有关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发表的号召书以及彼得堡游行示威的材料。10月20日（11月2日）在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集会上作关于俄国最近政治事件的专题报告。10月21日（11月3日）收到尼·埃·鲍曼被杀害的电报后，撰写讣告《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鲍曼》。讣告载于10月25日（11月7日）《无产者报》第24号。不早于10月21日（11月3日）拜访叶·德·斯塔索娃，告诉她已经知道鲍曼被害的消息，并询问她同鲍曼一起在莫斯科进行革命工作以及有关鲍曼的其他情况。10月22日（11月4日）写短评《最新消息》（这篇短评没有发表）。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自己被委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不早于10月22日（11月4日）阅读《新自由报》和《新时报》上有关俄国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沙皇政府企图阻止革命的报道。列宁在以后写的《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不早于10月24日（11月6日）摘录《柏林每日小报和商业日报》上的有关全俄政治罢工的材料。10月25日（11月7日）以前为撰写《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摘录《革命俄国报》第75号社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农民问题》，并拟订文章提纲。对关于哈尔科夫大学学生决议的通讯稿进行编辑加工，该决议要求在普遍、直接和不记名投票选举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这一稿件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4号上。10月25日（11月7日）列宁的文章《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社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鲍曼》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4号上。在日内瓦作报告。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写《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一文。10月28日和11月2日（11月10日和15日）之间摘录《时报》上有关10月17日沙皇宣言颁布以后维特内阁在策略方面的材料。不早于10月29日（11月11日）写短评《可贵的招供》（没有写完）。10月底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已经成熟，邀请他参加《新生活报》编委会，并希望同他会见。致函加·达·莱特伊仁，建议他为《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写一篇文章，把他同茹·盖得、拉法格、白拉克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谈话介绍出来。11月初摘录11月13日《时报》上有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援助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镇压革命的材料。11月1日（14日）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由于自己没有可能真正地承担起在社会党国际局的职务，所以暂时将这一职务交给瓦·瓦·沃罗夫斯基。11月2日（15日）写《两次会战之间》一文，文中利用了自己从《时报》上摘录的有关10月17日宣言颁布以后维特内阁的策略的材料。11月2日—4日（15—17日）写《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给编辑部的信）》。11月2日和5日（15日和18日）之间自日内瓦启程，经斯德哥尔摩回国。在斯德哥尔摩等候领取证件，以便秘密返回俄国；同《无产者报》编辑部保持通信联系。11月3（16日）列宁的《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社论）一文在《无产者报》第25号上发表。对维·加里宁（维·阿·卡尔宾斯基）的《农民代表大会》一文作的两处增补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5号上。11月5日（18日）自斯德哥尔摩抵达赫尔辛福斯。夜晚，会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战斗技术组成员Ｈ.Ｅ.布勒宁和弗·米·斯米尔诺夫。11月5日和7日（18日和20日）之间致函在日内瓦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让她回国时走他走的路线，并告知秘密接头地点。11月6日（19日）拜访弗·米·斯米尔诺夫，并同他一起会见尤·西罗拉以及其他芬兰工人运动领导人。11月8日（21日）回到彼得堡。在车站受到Ｈ.Ｅ.布勒宁的迎接。布勒宁临时将列宁安排到自己的姐姐Ｂ.Ｅ.伊万诺娃家里。在Ｈ.Ｅ.布勒宁的姐姐家会见了中央委员列·波·克拉辛及其他党的工作人员。列宁在当天又搬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彼·彼·鲁勉采夫家，后来就是在他家里回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见的面，她是在列宁到达十天以后从日内瓦来到这里的。拜谒彼得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墓地的“流血星期日”殉难者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党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问题发言。11月8日（21日）以后致电在佛罗伦萨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请他速来彼得堡参加《新生活报》编辑部的工作。11月9日（22日）主持《新生活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编辑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确定了编辑部的成员，并制定了该报最近的计划。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告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书》。11月9日和12月3日（11月22日和12月16日）之间主持《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新生活报》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在编辑部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会见党的工作者。不晚于11月10日（23日）写《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11月10日（23日）列宁的《论党的改组》一文的第1节发表在《新生活报》第9号上。11月12日（25日）出席在自由经济学会会址召开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记录代表的发言。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1号上。列宁的《两次会战之间》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26号上。11月12日（25日）以后两次同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书记维·列·尚采尔及莫斯科委员会委员马·尼·利亚多夫谈话，解释自己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口号，详细询问莫斯科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并委托利亚多夫出国商谈关于卡·考茨基、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等人参加《新生活报》工作的问题。11月13日（26日）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在《新生活报》第12号上发表。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就与资本家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问题发言，并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11月14日（27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批准列宁起草的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11月15日（28日）列宁的《没有得逞的挑衅》一文和《论党的改组》的第2节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3号上。写《军队和革命》一文。11月15日（28日）以后列宁起草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联合委员会印成传单发行。11月中在同孟什维克辩论土地问题的辩论会上发言。在工人集会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讲演。11月16日（29日）列宁的《论党的改组》一文的第3节和《军队和革命》一文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4号上。在自由经济学会会址召开的彼得堡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作题为《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批判》的报告。会议由警察的干涉而中断。11月18日（12月1日）列宁的文章《天平在摆动》和《向敌人学习》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6号上。11月20日（12月3日）列宁专门论述立宪会议问题的文章《革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8号上。11月23日（12月6日）列宁的《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9号上。在维特梅尔中学召开的彼得堡党的工作者会议上，继续作题为《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批判》报告。11月24日（12月7日）写《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文。该文发表在《新生活报》第21号上。11月26日（12月9日）列宁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的前半部分发表在《新生活报》第22号上。晚上，出席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同镇压苏维埃和其他工人组织的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策略问题。11月27日（12月10日）在《新生活报》编辑部会见阿·马·高尔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准备武装起义、进一步加强《新生活报》编辑部组织以及在莫斯科出版布尔什维克报纸《斗争报》等问题。11月下半月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工会理事会委员谈话，研讨工人代表苏维埃将来的工作问题。在店员工会召集的会议上作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问题的报告。11月底列宁领导由他组建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小组的研究活动。同马·尼·利亚多夫谈话，利亚多夫汇报自己出国的结果，列宁就莫斯科的党的工作问题向利亚多夫作指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研究在彼得堡筹建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印刷所的问题。11月在党的会议上作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在党的一个秘密接头地点同柳·尼·斯塔尔就俄国革命事件、党的工作、工人情绪等问题进行交谈。11月或12月初在工人布尔什维克全市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的报告。11月—12月3日（16日）领导参加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工作。11月—12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几次会议。多次会见《新生活报》国际部主任瓦·瓦·沃罗夫斯基，处理编辑部事务和党内事务。12月初在彼得堡工程师协会理事会发表讲话，谈民主派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视察地下炸弹制造厂。12月2日（15日）列宁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的后半部分发表在《新生活报》第27号上。12月3日（16日）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发表在《新生活报》第28号上。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针对查封《新生活报》所采取的对策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武装起义问题。12月4日（17日）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发现警察局的监视之后，转入秘密状态。12月10日（23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战斗组织的领导人和统一军事组织的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支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措施问题。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启程前往塔墨尔福斯（芬兰）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12月12日—17日（25日—30日）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参加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代表会议通过了由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积极抵制第一届杜马的决议。出席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表会议闭幕这一天组织的晚会。12月17日（30日）以后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委员马·尼·利亚多夫所作的关于莫斯科武装起义过程的报告。12月22日（1906年1月4日）在彼得堡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布尔什维克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代表的联席会议，作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纲领的报告。12月下半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由阿·马·高尔基领导的知识出版社出版社会民主主义丛书问题。12月底写《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一文。1905年12月—1906年1月多次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党的各种会议。1905年底或1906年初拟订《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提纲。1906年1906年初—3月中参加土地委员会的工作，这一委员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为起草提交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土地纲领而建立的。1月4日（17日）列宁的《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一文发表在《青年俄罗斯报》第1号上。1月上半月从彼得堡秘密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了解十二月武装起义后的形势，参观进行街垒战的地方，会见参加武装斗争的莫斯科工人，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写作讲演组会议。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讨论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1月中由莫斯科返回彼得堡。1月写《要不要抵制国家杜马？（“多数派”的行动纲领》一文。该文于1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印成传单发行。写《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1月或2月在彼得堡宣传员会议上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月—2月在第一届国家杜马竞选期间，列宁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党组织的活动，以鼓动员的身份发表演说。1月以后读《论土地问题》文集。在彼·马斯洛夫的《代序》和《答纳扎罗夫同志》以及尼·瓦连廷诺夫的《再论土地纲领》等文章上作批注和划着重号。2月4日（17日）以前在彼得堡莫斯科关卡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会议上作《关于国家杜马选举》的报告。2月7日和3月20日（2月20日和4月2日）之间参加《党内消息报》第1号和第2号的工作。2月7日（20日）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一文在《党内消息报》第1号上发表。2月11日（24日）以前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作关于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的报告。2月11日（24日）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会议讨论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列宁在讨论关于郊区组织和维堡区组织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合法性问题时发言，还就程序问题、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等问题发言，并提出自己起草的关于抵制杜马的策略的决议案。代表会议多数赞成抵制杜马。不晚于2月11日（24日）写短信给美国社会党人莫·希尔奎特，委托阿·马·高尔基转交此信。高尔基是受布尔什维克委派，去美国募集支援俄国革命运动的捐款的。2月11日（24日）以后写《告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全体男女工人书》，号召积极抵制国家杜马。告工人书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印成单页出版。2月底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会议继续讨论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列宁发言为自己提出的抵制策略的决议案进行辩护。列宁还就费·伊·唐恩等人对决议草案第2、3、6、7、8条的修正案多次发言，并向代表会议主席团提交书面声明。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在党的工作者会议上作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2月底—3月初在芬兰库奥卡拉“瓦萨”别墅起草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纲领——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2月底—4月初不止一次地从库奥卡拉去彼得堡直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并出席会议。2月同从巴库来的阿·萨·叶努基泽谈话。出席关于组织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合法印刷所的会议。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的第5—9章在《教育》杂志第2期上发表。2月—3月多次在彼得堡工人大会上作关于积极抵制杜马的策略的报告。3月初从库奥卡拉到彼得堡出席孟什维克组织的土地问题讨论会，在讨论过程中发言驳斥费·伊·唐恩，批判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3月上半月列宁赴莫斯科组织讨论他起草的策略纲领——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两次或三次拜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写作讲演组成员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同他谈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及莫斯科无产阶级的情绪。多次拜访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成员谢·伊·米茨凯维奇，同他谈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以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问题，以及整顿党的工作的问题。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河南岸区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的决议时发言指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加入非党的群众组织，并在其中开展全面的工作，宣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苏维埃是新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萌芽，这一政权应该在武装起义过程中建立起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莫斯科组织参加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问题。列宁向郊区委员会指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错误的。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莫斯科郊区组织代表、鼓动宣传员组代表、写作组代表、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局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列宁作报告，阐述党代表大会应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并论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纲领。自莫斯科抵达彼得堡。3月中领导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一些会议。这些会议是为讨论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而召开的。列宁被选入审订纲领的专门委员会。3月20日（4月2日）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和他起草的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发表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在彼得堡作政治问题讲话，题为《武装起义和无产阶级》。3月24日—28日（4月6日—10日）撰写小册子《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3月26日（4月8日）当选为彼得堡组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3月28日（4月10日）以后从自己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小册子中，就有关苏维埃问题作摘录。3月30日（4月12日）以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合法的学术、文艺、政治杂志《生活通报》的工作，为该杂志写了两篇文章。列宁在杂志编辑部会见了参加该杂志工作的米·斯·奥里明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以及其他党的工作者。3月底领导在前进出版社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部分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听取地方的报告，作简短发言，同代表谈话。3月下半月写《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3月为卡·考茨基的《再没有社会民主运动！》小册子俄文版写序言。列宁起草的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统一委员会印成单页发行。3月—4月初列宁在赫尔辛福斯准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4月初列宁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在彼得堡出版。4月10日（23日）以前在赫尔辛福斯同前往国外购买武器的格鲁吉亚党的工作者，就外高加索的革命运动、党内状况、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问题进行交谈。抵达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单独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谈代表大会的力量配置问题。会见前来斯德哥尔摩出席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4月10日—25日（4月23日—5月8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一系列会议，起草各种决议，作报告，同代表们谈话。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决议案。决议案被代表大会通过。列宁和费·伊·唐恩签署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名义给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卡·亚·布兰亭的信，向瑞典社会民主党表示敬意，并邀请布兰亭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参加讨论关于停止派别会议的声明；支持十名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就立即讨论声明问题进行记名表决的要求；同意布尔什维克施米特（彼·彼·鲁勉采夫）就修改程序问题进行记名表决的建议；反对尤·拉林关于指责布尔什维克有步骤地拖延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主持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布代表大会议程，坚决主张必须把估计当前形势问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民族组织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列宁的建议被代表大会通过）。主持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宣读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关于请求准许该党代表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信件；建议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欢迎第一次到会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提议委托土地委员会准备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并指定报告人（提议被代表大会通过）。在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发展了《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里阐述的观点。主持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被选入国家杜马问题共同决议起草委员会。主持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土地问题。主持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作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主持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建议所有的记录必须经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在讨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时两次发言。主持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建议表决是否需要一个土地纲领的问题。在讨论彼·彼·鲁勉采夫提出的关于重新表决没有取得多数票的马斯洛夫的孟什维克草案的建议时，参加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投票赞成鲁勉采夫的土地纲领草案，反对马斯洛夫的土地纲领草案。主持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参加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巴库委托书等问题。在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参加记名投票，反对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和策略决议；作《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报告（报告没有找到）。在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宣读第六次会议记录时，提出修正意见；坚持对每一修正意见进行表决。主持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就布尔什维克提交大会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提出书面声明。在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的总结发言。在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作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问题的副报告，并宣读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就孟什维克歪曲他的关于杜马问题的讲话，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书面声明。主持代表大会第十八次会议；主张让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在讨论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时发言。在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作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问题的总结发言。会议表决列宁、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共同提出的、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案。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提出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孟什维克决议案的修正案的讨论办法；驳斥费·伊·唐恩，唐恩指责列宁利用大会主席的职权对修正案作批判；参加关于穆拉托夫（莫罗佐夫）修正案问题的讨论，发言维护穆拉托夫提出的关于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条文的修正案；同乌汉诺夫和索斯诺夫斯基（瓦·阿·杰斯尼茨基）等布尔什维克就斯特卢米林和科斯特罗夫的修正案问题签署说明事实的声明；同索斯诺夫斯基提出书面声明。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和宣读孟什维克制定的决议草案第一条时，发言反对格·瓦·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机会主义修正案（把“争取政权”改成“用强力争取权利”）；支持列·波·克拉辛对各项修正案所作的反驳；作关于武装起义的发言。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参加关于同各民族组织合并问题的讨论；将专门委员会关于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问题的报告和决议的批准问题提付表决；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对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表示欢迎。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参加关于同崩得实行合并的协议草案的记名表决。主持代表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的组成问题提出个人意见；不同意孟什维克沃罗比约夫（维·比·洛姆塔季泽）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能在一个党内工作的观点。出席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会议讨论参加党的中央机关问题；会议决定不参加中央机关报。代表大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列宁在会上发言反对孟什维克Ｋ.Г.戈古阿（达维多夫）对党章第四条提出的修正案，认为这一修正案为批准新组织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在代表大会工作期间，同米·瓦·伏龙芝和米·伊·加里宁等布尔什维克代表就党的地方组织状况、罢工斗争和武装起义等问题进行交谈。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出席布尔什维克派总结会议。会议总结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列宁在发言中强调，必须继续同孟什维克进行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组织群众准备参加武装起义。4月25日—26日（5月8日—9日）写《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26个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告全党书上签字。告全党书印成单页出版。4月26日和5月4日（5月9日和17日）之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工作结束之后，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启程，取道芬兰返回彼得堡。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提纲（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提纲（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注：该文见本卷第37—45页。——编者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占绝对优势和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占绝对优势。并非一向如此。二者都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战胜“含混不清”的种种谬误而锻炼出来的。在欧洲，民主革命时代的特点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米尔柏格、杜林，等等）占统治地位。在俄国也是这样。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同时也是旧的，即“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历史。这一斗争的中心点＝对正在发生的革命的真正性质无知，对农民运动的实际内容无知。这种无知的杰作＝《革命俄国报》第75号上的《为什么不立即？》。为什么支持农民反对地主，而不是“立即”？这小小一句引文＝无数的民粹派糊涂观念。历史时刻＝资本主义代替农奴制。对地主经济的估计。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地主的收成比较高。）对农民经济内部结构的估计。“十分之九的劳动农民＝小资产阶级因素。”一切地主经济高于农民经济。满足农民的要求就会阻碍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没收是社会主义的初阶。没收是地占有者的民主阶层反对反动阶层的现实斗争。社会化是小资产阶级荒谬的反动空想。两种社会战争。《为什么不立即》。无产阶级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409—410页
《列宁全集》第6卷——列宁全集第6卷年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年表（1902年1月—9月1日）1902年1月—8月列宁侨居慕尼黑和伦敦，领导《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月7日（20日）以后摘录1902年1月7日（20日）《新时报》上刊登的关于H．．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论封邑制度下俄罗斯的封建关系与西方国家有共同性一文的短评。不晚于1月8日（21日）摘录格·瓦·普列汉诺夫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纲领草案，写某些修改意见。1月8日（21日）出席《火星报》编辑部在慕尼黑召开的会议；批评格·瓦·普列汉诺夫起草的第一个纲领，并提出自己的修改和补充意见。不早于1月8日（21日）写关于《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情况的通报要点。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研究格·瓦·普列汉诺夫写的第一个纲领草案，认为他的草案不能采用；亲自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月15日（28日）列宁的《评国家预算》一文在《火星报》第15号上发表。1月中写完《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1月25日（2月7日）以前《火星报》编辑部讨论《怎么办？》一书。1月25日（2月7日）将自己写的纲领草案连同尔·马尔托夫的修改意见寄给《火星报》各编委，并致函在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询问他对寄去的纲领草案的意见、为《曙光》杂志写的文章何时完稿以及工人事业派的新情况如何，同时告知《怎么办？》一书正在排印。1月30日（2月12日）以后收到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从萨马拉的来信，得知1902年1月底火星派在萨马拉举行了代表大会，成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列宁复函表示祝贺，要他们放手工作，更独立地、更主动地开展活动，祝愿他们今后获得成功。2月1日（14日）列宁的《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一文和《答“一读者”》短评在《火星报》第16号上发表。2月5日（18日）致函在伯尔尼的柳·伊·阿克雪里罗得，请将她撰写的《论某些“批评家”的若干哲学著作》一文寄来，建议她在该文中对维·米·切尔诺夫的论主观方法、论尼·亚·别尔嘉耶夫等人的著作进行某些批判。2月13日（26日）以前致函在萨马拉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回复她附有全家合影的那封信。收到母亲和妹妹玛丽亚的信，信中告知今后一切寄书的琐事都由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承担。2月13日（26日）致函母亲，告知信件和书籍已经收到，请她代向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问好，代向老相识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意，答应给他写一封详细的信。2月15日（28日）列宁的《破产的征兆》和《俄国经济生活》两篇文章在《火星报》第17号上发表。2月下半月或3月初收到基什尼奥夫《火星报》印刷所的组织者列·伊·戈尔德曼报告基辅火星派成员被捕的来信，复信建议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同狱外的火星派成员联系，因为《火星报》俄国组织常务局成员自己会到基什尼奥夫去的。2月18日（3月3日）写信给在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尔·马尔托夫已给他寄去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随信附上三点修改意见。不早于2月18日（3月3日）用德文、英文和法文按各类问题编制日内瓦图书馆的书目。2月写《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的序言。2月—3月上半月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土地部分作解释。3月初《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在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署名“尼·列宁”。3月1日和10日（14日和23日）之间读寄给《火星报》的传单《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宣言》。3月5日（18日）起草《〈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以及决议。3月5日和8日（18日和21日）之间出席《火星报》编辑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即将举行而召开的；对前往出席代表会议的《火星报》代表费·伊·唐恩作指示。3月9日（22日）以前列宁的纲领草案和普列汉诺夫的纲领草案提交《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列宁参加制定作为协商委员会根据列宁草案和普列汉诺夫草案拟定共同纲领草案基础的协议草案。3月9日（22日）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维·伊·查苏利奇已给他寄去普列汉诺夫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个纲领草案和《火星报》编辑部在慕尼黑的编委（列宁、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作为拟定共同纲领草案基础的协议草案；询问他赞成哪一个草案；反对把纲领草案提交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表决和在报刊上就两个纲领草案展开辩论。3月10日（23日）以前致函在巴黎的加·达·莱特伊仁，请他核实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由于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维护饶勒斯和米勒兰为首的法国社会民主党改良派而收到米勒兰的感谢信一事。3月10日（23日）列宁的《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和《关于“斗争”社》一文在《火星报》第18号上发表。3月11日（24日）致函母亲，询问家中情况和度夏计划，并谈了自己对《世间》杂志上维·韦列萨耶夫的中篇小说《变迁》的印象。读寄给《火星报》的关于1902年2月9日（22日）莫斯科大学学生集会的通讯稿。3月14日（27日）以前写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出席《火星报》编辑部会议。鉴于德国警察局已对《火星报》在德国出版工作进行监视，编辑部会议决定将《火星报》由慕尼黑迁往伦敦出版。把自己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寄给亚·尼·波特列索夫。3月14日（27日）收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从苏黎世的来信，信中谈论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打算把《火星报》编辑部迁往伦敦，答应把自己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寄去；认为召开《火星报》编委会议来讨论纲领草案还为时过早。读沃伊诺娃寄给《火星报》的关于1902年2月9日（22日）莫斯科大学学生集会和关于1902年2月19日（3月4日）莫斯科举行游行示威的信。3月15日和4月6日（3月28日和4月19日）之间致函沃洛格达流放者写作组秘书亚·亚·波格丹诺夫，同意他提出的关于和《火星报》编辑部共同出版通俗小册子的建议，但请写作组不要坚持小册子不作任何局部修改的意见；信中还谈到自己对寄来的文章的意见。3月16日（29日）以前函告亚·尼·波特列索夫，说《火星报》编辑部将从慕尼黑迁往伦敦。3月16日和20日（3月29日和4月2日）之间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不同意他提出的把《火星报》迁往布鲁塞尔出版的建议；说打算修改自己拟定的纲领草案第7条。3月20日（4月2日）以前致函在柏林的姐姐安娜，问她是否很久未收到母亲从萨马拉寄去的信。收到妹妹玛丽亚的来信。3月20日（4月2日）致函母亲，询问她的健康情况和夏天是否打算出国；感谢妹妹玛丽亚来信和她整理从西伯利亚寄来的书籍；请妹妹在知道他的伦敦新址以后再寄些包括全部统计资料在内的俄文书籍。3月20日（4月2日）以后收到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来信，信中同意把《火星报》编辑部迁往伦敦，并谈到他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22日（4月4日）以前写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第4项的修正案并把它提交《火星报》编委表决。3月22日（4月4日）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告知已把自己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给他寄去，请他谈谈对维·伊·查苏利奇在该文空白处写的批语的意见，说明自己不同意查苏利奇批评这篇文章没有特别优待小佃户，认为她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强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正是小生产者特别浪费人力、地力和畜力。3月23日（4月5日）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从日内瓦的来信，信中对协商委员会拟定的纲领草案提出意见，还建议把《曙光》杂志迁往日内瓦出版并划分《曙光》杂志编辑部和《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范围，或者允许他在日内瓦出版一种单独的报纸。列宁在3月22日（4月4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后附笔，告知已把他的信转交《火星报》编委过目。3月24日（4月6日）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说自己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拟定党纲草案问题和普列汉诺夫打算在日内瓦出版一种单独的报纸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意见分歧。3月25日（4月7日）读《火星报》编辑部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谈到1900年哈尔科夫十月事件参加者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3月28日（4月10日）致函在柏林的姐姐安娜，告知3月30日（4月12日）动身去伦敦和在伦敦的通信处。3月30日（4月12日）以前致函在伦敦的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说《火星报》编辑部最近将迁往伦敦。在《火星报》迁往伦敦出版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前，委托《火星报》编辑部技术秘书维·瓦·科热夫尼科娃在慕尼黑负责出版几号报纸。3月30日（4月12日）离开慕尼黑去伦敦之前给尔·马尔托夫发了两封信。同夫人娜·康·克普普斯卡娅一起离开慕尼黑去伦敦；在火车里写对《火星报》编辑部协商委员会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31日（4月13日）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由慕尼黑去伦敦途中在科隆停留，参观科隆大教堂。在科隆大教堂行人休息室里写对《火星报》编辑部协商委员会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的补充意见。4月初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途经列日，在尼·列·美舍利亚科夫处停留，参观民众文化馆。后来又同美舍利亚科夫一起去布鲁塞尔，游览城市，走访工人合作社和工人党机关，路遇工人游行示威队伍。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抵达伦敦，用里希特这一假姓住下。4月1日（14日）列宁的《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在《火星报》第19号上发表。4月1日（14日）以后致函《火星报》编辑部技术秘书维·瓦·科热夫尼科娃（她因伦敦的印刷所没有安排好，暂时留在慕尼黑负责出几号报纸），称赞刚收到的《火星报》第19号：“这一号很好，看得出校对员是尽了自己的力量的。”4月1日—4日（14日—17日）《火星报》编委会议在苏黎世召开。会议讨论和通过协商委员会拟定的纲领草案。列宁由于认为当时召开编委会不能圆满解决问题而拒绝参加。4月3日（16日）以后收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从苏黎世的来信，信中谈到《火星报》编委会讨论协商委员会拟定的纲领草案和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情况。4月4日（17日）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央机关报《正义报》编辑哈利·奎尔奇商讨使用《正义报》印刷所印刷《火星报》问题。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要他函请哈利·奎尔奇协助已经开始的关于在《正义报》印刷所印刷《火星报》的谈判；询问尔·马尔托夫和维·伊·查苏利奇现在在哪里，他们谁先启程，排字工人是否已作好来伦敦的准备。不早于4月4日（17日）筹备《火星报》在伦敦的出版事宜。读彼得堡印发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斯·瓦·巴尔马晓夫刺杀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事件的传单《论螳螂和女食客》，为它写编者按，指出这张传单生动地描述了由巴尔马晓夫的英雄行为所引起的那种情绪。4月5日（18日）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自己正在为安排《火星报》的印刷事宜而奔走；询问阿克雪里罗得为《曙光》杂志第4期写文章的情况。4月7日或8日（20日或21日）收到英国工联总联合会总书记艾·米切尔寄来的一封介绍信，信中请求英国博物馆馆长准许列宁在博物馆阅览室阅读图书。4月8日（21日）函请英国博物馆馆长发给阅览证，以便研究土地问题。随信附上英国工联总联合会总书记艾·米切尔的介绍信。4月10日（23日）将伦敦地址函告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保密起见，请他不要把地址告诉别人；询问格·瓦·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第20号写的社论是否完稿。4月10日和20日（4月23日和5月3日）之间《火星报》编委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尔·马尔托夫4月2日（15日）在苏黎世会议上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进行了讨论，列宁参考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对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4月11日（24日）第二次致函英国博物馆馆长，并附上艾·米切尔的新介绍信。不早于4月11日（24日）读《火星报》编辑部收到的关于别日察工人运动的通讯稿。不早于4月12日（25日）收到英国博物馆馆长关于发给阅览证的通知书。4月16日（29日）去英国博物馆阅览室办理阅览手续：领取Ａ72453号阅览证，了解阅览室规则，填写住址。1902年4月16日（29日）和1903年4月之间经常去伦敦英国博物馆阅览室借阅书刊，研究德国、荷兰、法国等国的农业统计资料。摘录K．胡巴赫《关于下黑森省农村地产债务统计》、古·格罗曼《1890年的荷兰农业》、泰·哥尔茨《现代土地问题》、保·蒂罗《1866年—1870年农业调查的总结》等著作。摘录1901年伦敦出版的英国工厂总视察员年度报告。用英文按各类问题编写书报期刊目录。4月20日（5月3日）函告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准备在《火星报》第21号上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已根据《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的意见作了修改并寄给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在信中还谈到在沃罗涅日和乌法两地大逮捕的情况。读《赫尔松地方自治局书库1900年度报告书》；研究B．φ．阿诺德《赫尔松县农户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的一般特点》一书（1902年赫尔松版）并写了批注。4月21日（5月4日）致函在巴黎的崩得国外委员会代表阿·约·克列梅尔，对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火星报》编辑部代表费·伊·唐恩可能被捕一事表示担心，请他告知在代表会议上当选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委员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怎样同他们联系。致函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请它设法把“五一”传单送交社会民主党各地方委员会。4月22日（5月5日）致函加·达·莱特伊仁，要他务必找到4月21日（5月4日）寄给他的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并完成信中布置的一项紧急任务。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在普斯科夫的潘·尼·勒柏辛斯基和伊·伊·拉德琴柯，谈在挪威的瓦尔德建立转送站向俄国运送秘密书刊的问题，以及在沃罗涅日和雅罗斯拉夫尔一些革命者被逮捕的情况等。列宁在信后附笔，感谢他们寄来统计方面的书籍，并请他们把1901年出版的弗拉基米尔省土地估价的资料寄来。4月22日（5月5日）以后研究《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巴甫洛夫五金制品生产区》（1902年下诺夫哥罗德版）一书，作摘录和写读书札记。从B．Г．雅罗茨基为《布罗克豪斯和叶弗龙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手工工业》作摘录和写札记。4月23日（5月6日）致函在萨马拉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推测《火星报》出席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代表费·伊·唐恩已经被捕，要他立即转入地下；告知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已经在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上成立，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各地方委员会，特别是俄国中部地区、乌拉尔和南部地区的委员会争取到《火星报》这边来。4月25日（5月8日）以前收到妹妹玛丽亚从萨马拉寄来的明信片。多次写信给在萨马拉的母亲和妹妹。4月25日（5月8日）致函母亲，希望她很快就来国外。4月27日（5月10日）在伦敦的《雅典神殿。英国和外国文学、科学、美术、音乐及戏剧杂志》（周刊）上刊登一则广告：“俄国法学博士及其妻子愿以教授俄语为交换条件，延请一位英国人（男女均可）讲授英语。来信请寄西中央区彭顿维尔霍尔福广场30号雅·里希特先生。”4月27日（5月10日）以后为提高英语水平，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向出版商行职员雷蒙德、事务所职员威廉斯和工人约克学英语，同时为他们讲授俄语。4月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对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协会纲领提出批评意见。4月—5月同维·瓦·科热夫尼科娃经常通信，指导《火星报》的出版工作。1902年4月—1903年4月经常在印刷《火星报》的印刷所编辑《火星报》的材料。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经常到海德公园去听讲演，参观博物馆等。5月1日（14日）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写《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对普列汉诺夫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所提意见的态度表示非常气愤。就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并附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5月5日（18日）以后修改下诺夫哥罗德致《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这封信报道了下诺夫哥罗德游行示威和大逮捕的情况。5月8日（21日）以后读伊·伊·拉德琴柯关于散发火星派书刊以及同火星派建立联系的信。5月9日（22日）以后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告俄国公民书〉的引言》。5月10日（23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在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说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选出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已被捕。列宁在信后附笔，提出必须重建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并把《火星报》的拥护者派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去。5月24日（6月6日）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在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的信，信中谈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策略、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结果、社会革命党的成立以及其他问题。5月25日（6月7日）以前多次写信给在德国的姐姐安娜，询问她同母亲预定在国外度夏的地点。不晚于5月25日（6月7日）收到妹妹玛丽亚从萨马拉的来信，信中要列宁告知寄书的地址。5月25日（6月7日）致函在萨马拉的母亲，告知一直在等待她到国外来，还说以极大的兴趣读了高尔基和斯基塔列茨的书，答应尽快把今后寄书的地址寄去。5月26日（6月8日）以前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谈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关系紧张以后《火星报》编辑部的状况。5月26日（6月8日）以后收到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来信，信中提出调整《火星报》编辑部内部关系的办法。5月29日（6月11日）以前致函亚·米·卡尔梅柯娃，谈出版《火星报》和火星派书刊的资金以及把这些书刊运往俄国的问题。不早于5月30日（6月12日）读弗·格·什克利亚列维奇从克里木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关于1902年5月1日在雅尔塔散发社会民主党传单的通讯稿；读彼得堡“自由艺术家协会”印发的号召人们参加预定3月3日举行的游行示威的传单，并写《火星报》编辑部为发表这一传单所加的按语。通讯稿、传单和按语均发表在1902年7月《火星报》第22号上。5月31日（6月13日）阅读和补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在萨马拉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的信，信中说米·卢里叶、米·亚·西尔文和费·伊·唐恩已被捕，要求他们把新的通信地址寄来。5月31日（6月13日）以后收到尔·马尔托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谈到列宁关于土地纲领的文章所引起的《火星报》编辑部内的意见分歧。6月1日（14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在列宁倡议和积极参加下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在《火星报》第21号上发表。致函在苏黎世的柳·伊·阿克雪里罗得，询问她的工作情况，建议她在夏天休息，请她把附去的信转交亚·尼·波特列索夫。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谈因《曙光》杂志登载的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而引起的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分歧。不早于6月3日（16日）读从彼尔姆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关于省地方自治机关职员抗议为西皮亚金举行追悼会的通讯稿。这篇通讯稿发表在1902年7月《火星报》第22号上。6月3日（16日）以后收到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来信，信中对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而引起的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冲突提出调解办法。6月4日（17日）以前致函在巴黎的尔·马尔托夫，要求推迟自己去巴黎作报告的时间；谈到尼·尼·洛霍夫提出迅速成立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建议；对自己提出的《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分工方案作了说明。6月4日（17日）以后收到尔·马尔托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说巴黎的报告只能推迟到6月14日或15日（27日或28日）。6月5日（18日）以前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建议扩充《火星报》，出版小册子作为《火星报》的副刊，建议把《曙光》杂志交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编辑。不晚于6月5日（18日）致函尔·马尔托夫，建议《火星报》编辑部和《工人事业》杂志联名对《前进报》发出抗议信，抗议它报道彼·伯·司徒卢威主编的《解放》杂志即将出版并把这家杂志称为“社会民主党新机关报”；认为必须尽快实行拟议中的《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分工，建议发表关于土地纲领的文章。6月5日（18日）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请他写《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分工方案的附加说明。6月6日（19日）以后收到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给《火星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介绍了他同工人们进行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谈话，还请求把最近几号《火星报》和《怎么办？》一书寄去。6月8日（21日）致函亚·尼·波特列索夫，谈《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分工问题。6月8日（21日）以后收到尔·马尔托夫的来信，信中同意列宁提出的给《前进报》的信，谈到就《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分工问题同维·伊·查苏利奇通信的情况。6月9日（22日）致函在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委托他同崩得和《火星报》俄国组织常务局一起成立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要求把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完全置于火星派的领导之下。6月10日（23日）以前致函在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询问能否在柏林为列宁安排一次专题报告会。6月10日（23日）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从日内瓦的来信，信中提议解决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而发生的冲突。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他打算消除冲突的建议表示满意；认为普列汉诺夫可以在报刊上就引起分歧的那些问题发表意见；准备再一次与普列汉诺夫讨论关于土地纲领一文的修改问题；希望尽快出版《曙光》杂志第4期。致函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告知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能在伯尔尼俄国侨民中作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告，答应秋天前往。6月10日（23日）以后收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来信，信中说在柏林安排报告会有危险，因为有消息说，警察局打算“把俄国人从柏林清除出去”。6月11日（24日）以后收到尔·马尔托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对列宁同普列汉诺夫消除冲突一事表示满意；说《火星报》的影响日益增长，报纸必须扩大；告知列宁在巴黎的报告会定于6月14日（27日）举行。6月13日或14日（26日或27日）列宁到达巴黎。6月14日（27日）在侨居巴黎的俄国政治侨民的集会上，作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和策略的报告。6月下半月—7月12日（25日）同母亲和姐姐安娜一起住在法国北海岸布列塔尼半岛的洛居维。6月19日（7月2日）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说列宁本人来到布列塔尼半岛是为了休息和同亲人会面；谈到同尔·马尔托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在对待恐怖手段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建议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关于恐怖手段问题的文章改写成《火星报》第22号的社论。6月26日（7月9日）以后收到尔·马尔托夫从巴黎的来信，信中告知同尼·尼·洛霍夫共同拟定的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给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提案的全文。6月26日和7月3日（7月9日和16日）之间致函伊·伊·拉德琴柯，祝贺他开始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最近实际工作任务的具体计划；请彼得堡“斗争协会”和工人组织的代表速来伦敦。6月29日（7月12日）以前致函尔·马尔托夫，认为应对“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采取较为严肃和谨慎的态度。6月29日（7月12日）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告知已经收到他给《曙光》杂志第4期写的《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一文；问他为什么不去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认为列·格·捷列奇要列宁和马尔托夫去瑞士会见俄国火星派实际工作者的计划是很不妥当的，建议普列汉诺夫同国内的同志一起来伦敦举行这样的会晤。6月29日（7月12日）以后读莫斯科大学生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放监狱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信件，并加上标题：《流放学生来信选登》。这些信件发表在1902年7月《火星报》第22号上。6月底—7月写《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一文。7月3日（16日）收到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伦敦寄来的告知预定在瑞士召开俄国国内火星派代表大会的信，并收到关于土地纲领一文的校样。致函在伦敦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反对在瑞士召开火星派实际工作者代表大会，因为那里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请她修改关于土地纲领一文的校样。致函伊·伊·拉德琴柯，希望听到工人对《怎么办？》一书的反映，认为彼得堡工人组织应当同《火星报》编辑部建立直接联系，提出成立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方案。7月8日（21日）以前致函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自己的健康状况正在好转，还要在洛居维再耽搁一段时间。7月11日（24日）致函加·达·莱特伊仁，告知包括彼得堡委员会在内的俄国的一系列委员会正在转向《火星报》的好消息。7月12日（25日）以前致函亚·米·卡尔梅柯娃，请她寄500马克来作为出版和发行《火星报》的经费。7月12日（25日）离开洛居维返回伦敦。7月12日（25日）以后收到亚·米·卡尔梅柯娃的来信，信中说已奇出500马克。7月15日（28日）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请他速来伦敦，并告知路费已经寄去。不晚于7月16日（29日）收到弗·格·什克利亚列维奇从克里木的来信，信中要求《火星报》编辑部找律师处理一位在国外去世的俄国侨民的遗产案件。7月16日（29日）致函在克里木的弗·格·什克利亚列维奇，请他设法使《火星报》编辑部同南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列宁在信中还说，什克利亚列维奇所说的遗产案件有许多离奇不可理解之处，必须弄清详情才能给予最后答复。收到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代表火星派感谢列宁对地方委员会顺利开始改组工作所表示的祝贺。收到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代表火星派感谢列宁对地方委员会顺利开始改组工作所表示的祝贺。7月20日（8月2日）致函彼·格·斯米多维奇，回答他就《怎么办？》一书第四章所提出的关于职业革命家和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7月20日（8月2日）以后收到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组织完全同意列宁所拟定的关于拥护《火星报》立场的几点声明。7月22日（8月4日）以前致函在苏黎世的费·伊·舍科尔金，请他谈谈俄国的情况，特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情况，谈谈“协会”对《火星报》俄国组织的态度。7月22日（8月4日）致函在苏黎世的弗·亚·诺斯科夫，说由于身居国外，难于挑选《火星报》代办员和从国外领导他们的工作；认为代办员的工作实际应该由《火星报》俄国组织来领导；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同《火星报》编辑部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基辅委员会一个委员的信，在信中补充一段话，请委员会的来人同《火星报》编辑部直接进行联系，不要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成员。7月25日（8月7日）致函伊·伊·拉德琴柯，要他组织彼得堡的火星派同经济主义的残余展开斗争，同时要在争取彼得堡工人组织方面加强工作。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伊·伊·拉德琴柯的信上写附言，说拉德琴柯已受到警察监视，务必离开彼得堡。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来伦敦出席筹备党代表大会的火星派会议的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7月26日（8月8日）以前致函费·伊·舍科尔金，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准备同《火星报》俄国组织合并的问题。7月26日（8月8日）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弗·潘·克拉斯努哈已经到达，希望普列汉诺夫能同他会面，以抵制工人事业派可能对他产生的影响。7月30日（8月12日）同弗·潘·克拉斯努哈一起阅读和讨论伊·伊·拉德琴柯从彼得堡给《火星报》编辑部的来信。拉德琴柯在信中说工人组织对同彼得堡委员会合并表示不满。致函伊·伊·拉德琴柯，谈必须尽快增补新的工人委员参加彼得堡委员会改组委员会；建议他去南方（哈尔科夫或基辅）工作，以免遭到逮捕。7月以后读亚·马尔丁诺夫190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和革命》，并在上面写批注。8月1日（14日）《革命冒险主义》一文第1部分在《火星报》第23号上发表。不早于8月1日（14日）读叶·雅·列文和叶·谢·列文娜从波尔塔瓦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他们在信中谈到《南方工人报》编辑部打算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紧密合作，还说几个南方城市的代表召开会议作出支持《火星报》的决议。不早于8月2日（15日）俄国南方一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小组讨论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并作出决议，《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为决议写按语，列宁对按语作修改。决议连同按语和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在1902年9月15日（28日）《火星报》第25号上。8月2日（15日）同前来伦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火星报》俄国组织代表彼·阿·克拉西科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代表弗·亚·诺斯科夫举行会议，会上组成了筹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火星派核心。8月3日（16日）补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伊·伊·拉德琴柯的信。这封信谈到了1902年8月2日（15日）伦敦会议所取得的成果。8月6日（19日）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劝他去慕尼黑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8月9日（22日）以前致函在苏黎世的弗·亚·诺斯科夫，说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可能去慕尼黑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致函波尔塔瓦的《南方工人报》编委，赞同他们同《火星报》合作的决定并询问他们当前的实际计划，同时请他们帮助弄清南方各委员会的立场。8月11日（24日）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对他们拥护《怎么办？》一书的观点表示感谢，希望莫斯科委员会能在《火星报》上公开申明自己的立场。8月15日（28日）收到亚·米·卡尔梅柯娃从德累斯顿的来信，信中谈到与出版《火星报》有关的钱款帐目和收入。列宁在信上作批注并写了回信。8月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小册子第二版序言、序言要点和序言的未完稿。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在《曙光》杂志第4期上发表。8月以后读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致全体俄国农民》，并在上面作批注。读社会革命党和农业社会主义同盟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关于土地的谈话》，并在上面作批注。就美国农业部出版的刊物《书目月刊》的性质和内容写札记。9月1日（14日）以前收到母亲从国外返回萨马拉途中发来的电报和明信片。9月1日（14日）《革命冒险主义》一文第2部分和《新罢工法草案》在《火星报》第24号上发表。致函在萨马拉的母亲，询问旅途是否劳累，告知收到了姐姐安娜寄来的、保存完好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的照片。不早于9月1日（14日）读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阿·阿·施涅尔松寄来的《彼得堡工人革命党组织的任务（致同志们的信）》，信中附有改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方案。
《列宁全集》第6卷——致英国博物馆馆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致英国博物馆馆长（1902年4月8日和11日〔21日和24日〕）1西中央区彭顿维尔霍尔福广场30号先生：恳请您发给我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阅览证。我是从俄国来此研究土地问题的。随函附上米切尔先生的介绍信。先生，向您致以深切的敬意。雅科布·里希特1902年4月21日致英国博物馆馆长2西中央区彭顿维尔霍尔福广场30号4332先生：奉上米切尔先生的一封新介绍信，作为前信的补充和对您的第4332号通知的答复。尊敬您的雅科布·里希特1902年4月24日载于1957年《外国文学》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450页［注：这两封短信的原文是英文。——编者注］
《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的未完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的未完稿（1902年8月）第二版序言向读者推荐的这本小册子，从写好到现在将近五年过去了。在这个时期中，我国革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大大成长、扩大和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和外部状况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就党的（无论是理论的和实践的）经验来说，这些年也给作者本人提供了很多东西。因此，对这本论述任务的小册子的第1版不作任何修改就出第2版，可能令人奇怪。无论从党的生活的客观“情况”来看，还是从作者主观上来看，难道“任务”从那时以来竟丝毫也没有变动吗？对于这样一个自然产生的问题，在我的小册子《怎么办？》（1902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里已作了回答，在那里阐述了作者现在对党的目前“任务”的看法［注：见本卷第1—183页。——编者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一方面说明为什么在现在推荐的这本小册子中作出补充和修改会是多余的（也许甚至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为什么旧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当然是过时的）小册子居然需要重印，——除了实际鼓动的目的之外。正是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我曾试图对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作一回顾，并确定它的发展的三个时期。按照这个观点，现在我们正经历着第三个时期的终结和第四个时期的开始，而第三个时期是一个混乱和动摇的时期，这种混乱和动摇是由于运动异常迅速地扩展而不够深入所引起的。这种看法正确与否，显然要取决于第二个时期是否存在过某种比较稳定的因素，某种在下一阶段中“发生动摇”的因素。［注：手稿到此中断。手稿上最后一句话被删掉了。——俄文版编者注］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556—557页
《列宁全集》第6卷——新罢工法草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新罢工法草案（1902年9月1日〔14日〕）我们得到了一份新的秘密文件：财政部“关于修改法律中惩治罢工和提前解除雇佣合同的条文、关于希望建立工人自助组织”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由于篇幅很大以及有必要使工人阶级尽量广大的阶层了解它，所以我们把它单独印成小册子[194]。现在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文件的内容并指出它的意义。报告书的开头概述了我国的工厂立法史，指出了1886年6月3日和1897年6月2日的法律[195]，随后谈到关于废除对旷工和罢工者的刑事处分问题。财政部认为，以逮捕或监禁的办法来威胁任意旷工的个别工人或经大家约定而停工的许多工人，是达不到自己目的的。经验证明，社会秩序并不能因此而得到保障，这种威胁只能激怒工人，使他们确信法律的不公正。施行这种法律非常困难，“因为”要对每一个工人的旷工都“起诉，案件就会有几百起，有时会有几千起，这是繁重不堪的”，而且，如果由于罢工而监禁工人，那就会没有工人做工，这对厂主是不利的。如果认定罢工是犯罪行为，就会引起警察局过分热心的干涉，这种干涉害多利少，与其说给厂主帮了忙，倒不如说是给厂主添了困难和麻烦。报告书建议完全废除对个别工人的擅自旷工和和平罢工（即不使用暴力、不破坏社会秩序等等）的一切处分。应该仿效外国法律，只规定：凡“雇主或工人违反他人自由合法之意志，以强迫他人或妨碍他人”在某种条件下进行工作“为目的，而对其人身或财产施以暴力、威吓或污辱〈！〉者”，应予以处分。换句话说，就是建议取消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而对妨碍他人“自愿工作”者予以刑事处分。至于说到自助协会，财政部埋怨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专横（特别是表现在莫斯科，那里的机械工人协会[196]甚至声明要在工人和行政当局之间起“调解作用”），并且要求按立法手续实行这种协会的标准章程，对成立自助协会提供方便。由此可见，财政部的新报告书的总性质无疑是自由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建议废除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我们不在这里详细分析整个“法律草案”的内容（这种分析在整个报告书发表以后再做比较好），而只是提请读者注意这种自由主义的性质和意义。建议给予工人某些罢工自由和结社自由，不仅在我国自由派政论文章中不是新事，而且在官方的政府委员会的方案中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早在60年代初，修改工厂和手工业章程的施塔克尔贝格委员会，就曾建议由工人和业主选派代表组成工业法庭，并且给予工人一定的结社自由。80年代，新刑律草案起草委员会也曾建议废除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不过，财政部现在的这份草案同过去的建议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即使新草案的建议也同以往一切建议一样被束之高阁，这种区别也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新草案的“基础”无比广泛，你们从中不仅可以感觉到少数资产阶级的先进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呼声，而且可以感觉到整个工业家－实践家阶层的呼声。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些“人道的”官吏和教授的自由主义，这是莫斯科工商业者的土生土长的、本乡本土的自由主义。说实在的，这一事实使我的内心满怀高度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商人值3戈比的自由主义要比官吏值15戈比的自由主义的意义大得多。报告书中最有意思的，不是令人作呕的有关契约自由和国家利益的高谈阔论，而是那些透过传统的法律论据而表露出来的厂主的实际见解。真受不了！真讨厌！别纠缠了！——这就是俄国厂主通过财政部报告书作者的嘴巴对俄国警察局所说的话。真的，还是请听听下面一段议论吧：“在那些从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现行法律中寻求支持的警察机关看来，任何罢工都不能看作是自然的经济现象，而必须看作是破坏社会秩序和安宁的行为。其实，只要比较平心静气地看待工厂的停工事实，不把罢工同破坏社会秩序混为一谈，那就非常容易搞清楚造成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把合理合法的根据同无理非法的借口区别开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双方和解。在这种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在事实证明确实存在骚动的时候，才能采取制止和镇压的措施。”警察局不分析罢工的原因，一心只想制止罢工，经常采用下列两种措施之一：不是强迫（用逮捕、流放以及其他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工人复工，就是力促业主让步。“决不能说这两种办法中总有一种办法是有利于”厂主先生们的，因为第一种办法“会激怒工人”，而第二种办法“会加强工人的一种极其有害的信念，认为罢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实现自己愿望的屡试不爽的手段”。“近十年来的罢工史中许多事例说明，想要不惜任何代价迅速压制所发生的纠纷，结果是有害的。匆忙实行逮捕，有时会激怒一向十分平静的工人，以至不得不出动哥萨克，这样一来，当然也就谈不到满足罢工者的合法要求了。另一方面，对厂主施加影响，迅速满足工人的非法要求，必然会引起其他工业企业的类似罢工，于是不得不放弃一系列的让步而动用武力，这就弄得工人完全莫名其妙，使他们深信当局对待他们不公平，专横暴虐……”警察局有时通过对厂主施加影响的办法来满足工人们那些甚至是非法的要求，当然资本家先生们就会热中于这样说：有时候他们自己同罢工者打交道还可以少给一些，而在“破坏国家秩序和安宁”这个可怕的幽灵的压力下反倒要多给一些。报告书挖苦了内务部，因为内务部在1897年8月12日“未与财政部协商”（问题关键之所在！）而“颁布”的训令中，指示在每次罢工时实行逮捕和流放，并且把罢工案件交保安机关处理。报告书继续诉说厂主的埋怨：“最高行政当局更进了一步〈比法律〉，竟然认为一切〈黑体是原有的〉罢工事件都直接具有全国性意义……其实，任何一次罢工（当然，只要罢工时不使用暴力）都是纯经济的、十分自然的现象，绝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和安宁。在这种情况下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宁，就应该采取在举行群众性游艺会、庆祝会、演出等等场合所经常采取的那种形式。”这是真正的自由派－曼彻斯特派[197]的言论，他们把劳资斗争公开解释为纯自然现象，极其直率地把“商品买卖”与“劳动买卖”等同起来（在报告书的另一处），要求国家不加干预，只让这个国家起一个夜班（和白班）看守人的作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迫使俄国厂主采取这种自由派观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工人。工人运动十分广泛地展开了，以至罢工真的成了“自然的经济现象”。工人斗争采取了十分有力的形式，使得禁止这种斗争各种表现的警察国家的干涉，实际上不仅对工人有害（对工人来说，这种干涉向来都是有害无益），而且对厂主本身也有害，虽然这种干涉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工人使得警察局的禁令实际上不起作用，但是警察局继续（在专制国家里也不能不继续）加以干涉，它一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手忙脚乱：一会儿动用武力，一会儿让步；一会儿残酷镇压，一会儿讨好。警察干涉所获得的效果愈小，厂主们就愈强烈地感到警察的专横，愈相信支持这种专横行为对他们并不合算。一部分大工业家同警察无限权力之间的冲突日趋尖锐，而在莫斯科所表现的形式尤为激烈，在那里，特别盛行向工人们讨好的一套办法。报告书直截了当地抱怨莫斯科行政当局不该玩弄组织工人座谈会并同机械工人互助协会打交道的危险把戏。为了诱骗工人，不得不给这个协会的理事会一定的调解权，而厂主们马上坚决反对。报告书在厂主们的授意下写道：“最初，该理事会向工厂视察机关的官员请示，但是后来看到视察机关的官员不承认它享有起自行调解作用的权限，就转向警察总监请示，警察总监不仅接受递交的申请书，而且给以合法的处理，批准该理事会享有这种权利。”厂主们反对颁发个别的行政命令，要求按立法程序规定新办法。固然，厂主的自由主义目前并没有超出极其狭小的职业范围，他们对警察专横的敌视态度也只限于对他们不利的个别极端行为，而不是反对官僚专制统治的根基。但是，日益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对抗加剧的俄国及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将使这种敌对性增长、扩大和深化。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它的人数和团结精神由于经济发展过程本身而日渐增长，而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利益上的不一致和分散情况却愈来愈厉害。要估计到无产阶级这种“天然的”优越性，社会民主党就应该密切注意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不仅要利用这些冲突来为工人阶级某些阶层谋取实际利益，而且要以此教育整个工人阶级，从每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自由派厂主建议修改法律对工人的实际利益太明显了，不必细谈。这是对日益壮大的力量的明显让步，这是敌人放弃了一个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被革命无产阶级占领了的阵地，而这个阵地，连敌军中最有远见的指挥官也不愿意再继续防守了。不用说，这个让步并不很大，因为第一，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即罢工自由，那是可笑的。警察局还保留着不经审讯就加以逮捕和流放的权力，并且只要专制制度存在一天，警察局的这种权力就会保留一天。而保留这种权力，就意味着连厂主都开始厌恶的警察的寻衅、胡作非为和专横暴虐还保存了十分之九。第二，财政部只是在原来工业立法的狭小范围内怯生生地前进了一步，只是抄袭了德国工人称之为“苦役”法草案[198]的德国法案，保留了和雇佣合同有关的“对暴力、威吓或污辱”的特殊刑事处分，好象不存在惩治此种犯罪行为的一般刑法似的！但是，即使是很小的让步，俄国工人也要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加强和扩大自己争取劳动人民摆脱雇佣奴隶制的伟大斗争。至于说到新报告书给我们的有益教训，那么我们首先应该指出，厂主们反对中世纪的罢工法，是用小小的个别例子向我们表明，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日益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利益总是不相适应的。那些一直不敢正视俄国资产阶级反对派分子并且照旧一口咬定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有的！）已经得到满足的人（如社会革命党人），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看来，警察专制统治甚至触犯了这样一些资产阶级阶层的这些或那些利益，这些阶层一向受到沙皇警察最直接的保护，只要套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枷锁有所削弱，他们的物质利益就要受到直接威胁。看来，真正的革命运动，不仅可以用教育、唤醒和团结被剥削群众的办法来直接瓦解政府，而且也可以用种种办法间接瓦解政府，例如使陈腐的法律失去基础，甚至使专制统治的心腹、亲信失去对专制统治的信心，使这些心腹之间的“内讧”更加频繁，使敌人坚固统一的营垒分崩离析。但是，要得到这些效果，必须具备一个我国社会革命党人从来也不能理解的条件，即必须使运动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也就是发动真正革命阶级中愈来愈广泛的阶层为新生活而斗争，实际改造这个阶级的精神政治面貌，并通过这个阶级去改造所有那些同这个阶级有关系的人。社会革命党人懂得了这个真理，才会明白他们在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的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造成的实际危害有多大；他们才会明白，一些鼓吹什么专制制度对付群众有士兵，对付团体有警察，而某些搬掉大臣和省长的恐怖分子才是真正抓不住的等等观点的人，他们所瓦解的并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革命的力量。在厂主的主管机关的新“步骤”中还有一个有益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应当善于实际利用各种自由主义，哪怕只是值3戈比的自由主义，同时应当“十分警惕”，不让这种自由主义用自己对问题的欺骗性提法来腐蚀人民群众。司徒卢威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同他的谈话加上这样一个标题：“自由派想怎样教训工人，工人应该怎样教训自由派”。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第4期上开始刊登我们所分析的这份报告书，并在上面大发议论说，新草案是“国家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未必能够冲破专横暴虐和荒谬行为的壁垒。司徒卢威先生，不是这样的。新罢工法草案不是“国家思想”提出来的，而是厂主们提出来的。这个草案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国家“承认了”公民权利的基本原则（业主和工人之间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与平等”），而是因为废除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对厂主们有利。现在财政部“自动”（《解放》第4期第50页）提出的法律条文以及十分令人信服的论据，早就在俄国文献、甚至在政府委员会的文件中有过了，但是，在厂主开口以前，这一切都被束之高阁，而工人实际上已经向厂主表明了旧法律的荒谬。我们之所以强调厂主的利益和厂主的利害关系具有这种决定性作用，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因为要以此来削弱政府策划的作用，恰恰相反，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认为这正会加强政府策划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整个现存制度的斗争中，首先应该学会清醒地正视事物，揭露“国家高尚行为”的真实动机，并且不断揭露关于“国家思想”等等虚假的浮夸词句，不论这些词句是狡猾的警官处心积虑说出来的，还是有学问的自由派由于目光短浅而说出来的。其次，司徒卢威先生劝告工人在鼓动废除对罢工者的刑事处分时要有“节制”。司徒卢威先生鼓吹说：“它〈这种鼓动〉在形式上愈有节制，它的作用就愈大。”工人应该好好感激这个前社会主义者的这些劝告。这真是自由派的传统的莫尔恰林[199]式的英明见解，正当政府刚刚开始（在某一局部问题上）动摇的时候，却来鼓吹要有节制。要更有节制些，不要妨碍已着手实行的改革，不要吓坏了政府，不要坐失良机，因为现在第一步已经迈出了（报告书已经写好了！），因为某个主管部门承认改革的必要性“对政府本身和对社会〈！〉都无可反驳地〈？〉证明了”这些改革的“公平和及时〈？〉”。对我们所分析的草案，司徒卢威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俄国的自由派一向也是这样评论的。社会民主党却不是这样评论的。社会民主党说，请看，连厂主中间也有人已经开始懂得，欧洲的阶级斗争形式比亚洲的警察专横来得好。我们的顽强的斗争甚至迫使厂主本身也对专制制度的爪牙是否万能产生了怀疑。更加勇敢地前进吧！要更广泛地传播敌人队伍中丧失信心的好消息，要利用敌人任何微小的动摇来提高自己的要求，而不要象莫尔恰林那样“节制”自己的要求。他们想赖掉政府欠人民的债，一百卢布只还给你们一戈比。你们要利用得到的这个戈比来大声疾呼，要求偿还全部债务，使政府彻底威信扫地，以便准备我们的力量给它以坚决的打击。载于1902年9月1日《火星报》第2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99—408页注释：[194]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于1902年9月在日内瓦出版了《专制制度与罢工。财政部关于解决罢工问题的报告书》这本小册子。尔·马尔托夫的《俄国工人的新胜利》一文附于小册子中。——393。[195]1886年6月3日（15日）的法律即《关于对工厂工业企业的监督和厂主与工人的相互关系的条例》，是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尔等省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1885年著名的莫罗佐夫工厂大罢工的影响下颁布的。该法律主要是对厂主随意课处工人罚款作某些限制，因此通常被称为“罚款法”。列宁在《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5—64页）这本小册子中详细分析和批判了这个法律。1897年6月2日（14日）的法律即《关于工厂工业企业中工作时间的长短及其分配》的法令，是在19世纪90年代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主要是在1895—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群众性罢工的影响下颁布的。这个法令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从立法上限制大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1897年10月初颁布了这个法令的实施条例。列宁在《新工厂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3—376页）这本小册子中对这个法令作了分析和批判。——393。[196]机械工人协会（正式名称是机械工人互助协会）是在俄国保安机关参与下于1901年5月在莫斯科建立的。它的章程由莫斯科总督于1902年2月14日（27日）批准。建立这个协会是推行警察社会主义（祖巴托夫主义）、引诱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的一种尝试。警察当局对工人的笼络讨好，特别是祖巴托夫代理人——机械工人协会的头头们企图在企业主和工人发生冲突时取得调解权，引起了莫斯科工厂主的不满和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财政部的抗议。从1903年起，在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影响下，该协会同其他祖巴托夫组织一样失去了作用。——394。[197]曼彻斯特派即自由贸易派，是工业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代表者，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私人企业主的活动。自由贸易派运动早在18世纪末就在英国出现。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曼彻斯特的工业资产阶级成为自由贸易派的支柱。曼彻斯特纺织厂主理查·科布顿和约翰·布莱特于1838年以曼彻斯特商会为核心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确立贸易自由。因此自由贸易派又称曼彻斯特派。后来，自由贸易派形成一个单独政治集团，在60年代初加入英国自由党。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德、法、俄等国也出现过自由贸易派。对自由贸易的评述，参看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20—231页）。——396。[198]指1899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审议的一个法案。该法案是在德国企业界和威廉二世的坚决要求下提交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法案要求对所谓“以暴力、威胁、污辱人格或败坏名誉等手段”促使工人参加工会和订立协议、发动工人罢工的人处以1—5年的监禁或课以1000马克以下的罚款。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该法案于1899年11月20日在帝国国会被左派和中派政党投票否决。——398。[199]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他夸耀自己有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400。
《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1902年8月）现在由于鼓动需要而出第二版的这本小册子，从写成到今天已经整整五年了。在这段不长的时期中，我国年轻的工人运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及其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这样一本旧的小册子需要重印，未免令人感到奇怪。难道1902年同1897年相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没有丝毫改变吗？难道当时只是对自己的党务活动的“初步经验”作了总结的作者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没有前进一步吗？产生这种（或类似这种）问题的，自然不止一个读者，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提到《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并对其中某些地方加以补充。其所以要提到，为的是指出作者怎样叙述自己对社会民主党当前任务的看法；而要补充的则是那本小册子谈到的（第31—32、121、138页）［注：见本卷第42—44、149—150、172—173页。——编者注］写作这本现在正要重印的小册子的条件，以及它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中的特殊“时期”的关系。在上述《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我指出这样的时期一般说来有四个，最后一个时期包括“现在，以及将来的一部分”，第三个时期称为“经济”派占统治地位（至少是风行）的时期，这个时期从1897—1898年开始，第二个时期是1894—1898年，第一个时期是1884—1894年。与第三个时期不同，在第二个时期中我们没有看到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发生意见分歧。社会民主党当时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当时还进行了谋求实践上一致和组织上一致的尝试（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澄清和解决某些党内问题方面（象在第三个时期那样），而是一方面放在同社会民主党的敌人进行思想斗争上，另一方面放在开展党的实际工作上。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没有“经济主义”时期所存在的那种对抗。这本小册子也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当时的状况和当时的“任务”方面的特点。小册子只是号召深入广泛地开展实际工作，它既没有看到由于某些总的观点、原则和理论讲得不够明确而可能使实际工作受到的任何“阻碍”，也没有看到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方面（当时并不存在）的困难。小册子对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对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191]，作了一些原则性说明，竭力消除那些使他们对新的运动抱旁观态度的误解和偏见。现在，“经济主义”时期看来就要结束，社会民主党人的状况又很象五年以前那样了。当然，由于这段时期中运动获得了巨大进展，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要复杂得无可比拟，但是现时的基本特点仍旧同“第二个”时期的特点一样，不过基础更加广泛、规模更加宏大了。我们的理论、纲领、策略任务同实践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正随着经济主义的消失而消失。我们又能够而且应当大胆地号召深入广泛地开展实际工作了，因为进行这个工作的理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澄清。我们又需要特别注意俄国那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秘密派别了，而我们面前的这些派别，实质上也还是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那些派别，只不过它们现在发展多了，定形多了和“成熟”多了。民意党人在扔掉自己那套旧袈裟的过程中竟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人”，而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他们是停在半路上。他们离开了旧立场（“俄国的”社会主义），而没有走上新立场（社会民主党）。对于只有现代人类才知道的唯一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他们却根据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和机会主义的（－“革命党人”！）批评把它束之高阁。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使他们实际上成了“革命冒险主义’，这既表现在他们力求把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农民这样一些社会阶层和阶级相提并论，又表现在他们大声鼓吹“系统地”使用恐怖手段，也表现在他们制订了出色的最低土地纲领（土地社会化，——合作社，——农民束缚于份地。见《火星报》第23号和第24号［注：见本卷第365—386页。——编者注］），还表现在他们对自由派的态度（见《革命俄国报》第9号和《社会主义月刊》[192]第9期上日特洛夫斯基先生对《解放》[193]的评论）以及我们还势必要不断谈到的其他许多问题上。现在俄国还有那么多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条件在培植知识分子的不稳定性，使怀有激进情绪的个人希望把过时了的旧东西同没有生命力的时髦东西结合起来，妨碍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同正在进行自己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融合起来，——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演进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还没有使“社会革命党”这样一个派别或这一类派别失去任何基础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必须同它们进行清算。民权党人在1897年的模棱两可的特点（见下面，第20—2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3—445页。——编者注］，并不亚于现在的社会革命党人，因此他们很快退出了舞台。但是他们的“清醒的”思想——把政治自由的要求同社会主义完全分开——并没有死去也不可能死去，因为在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阶层中，自由主义民主派思潮还很强大，而且愈来愈强大。因此希望把俄国资产阶级反政府派中的代表人物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自由派的《解放》就成了民权党人的合法继承者，就成了他们的坚定的、彻底的、成熟的继续者。改革前的旧俄国、宗法式农民、既迷恋于村社又迷恋于农业合作社和“抓不住的”恐怖手段的旧式知识分子，必然衰老和腐朽到什么程度，资本主义俄国的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必然要发展和成熟到什么程度，而他们的清醒的自由主义现在开始意识到，养活一个笨拙、野蛮、代价高昂而一点也防御不了社会主义的专制政府是不划算的，他们要求实行欧洲式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它们本能地（在无产阶级觉醒和发展的时代）力求用否认一般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以我们有理由感谢企图建立“地方自治派立宪党”的自由派地主先生们。第一，——我们从最不重要的讲起——我们感谢他们是因为他们从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拣去了司徒卢威先生，彻底把他由假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派，这就帮助我们用活生生的例子向所有的人表明了一般伯恩施坦派，尤其是俄国伯恩施坦派的真正意义。第二，《解放》力图把俄国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变为自觉的自由派阶层，它这样也就帮助我们更快地把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变成自觉的社会主义者。在我国，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那么多面目不清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假社会主义，而新的自由派比起它们来显然是前进了一步。现在工人们就很容易看清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很容易弄清楚建立同国际社会民主党联合一致的独立工人政党的必要性，现在就可以十分直接地号召知识分子明确自己的立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那些模棱两可的理论和派别很快就会被这两个正在发展和加强的“对立物”的磨盘碾得粉碎。第三，——当然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自由派所持的反政府立场会动摇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的联盟，那我们是要感谢他们的。我们之所以说“如果”，是因为自由派向专制制度卖弄风情，对和平文化工作赞不绝口，同“心怀叵测的”革命派进行战斗等等，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动摇了专制制度，不如说是削弱了同专制制度的斗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和毫不留情地揭露自由派的任何不彻底性，揭露他们向政府讨好的任何企图，从而削弱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政治活动的叛卖性这一面，使他们的左手瘫痪，而保证右手作出最大的成绩。可见，无论是民意党人还是民权党人，他们在发展、确定和形成自己的真正意图和真正本性方面，都迈开了很大的前进步伐。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半期在革命青年小组之间所进行的那种斗争，现在作为成熟的政治派别和真正的政党所进行的决战而重现了。因此，《任务》这本小册子的再版大概不无好处，它可以使年轻的党员们回忆起党的不久前的过去，可以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在其他派别中取得直到现在才完全确定了的那种地位，可以帮助他们更清楚更明确地了解实质相同但更为复杂的当前“任务”。现在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特别有力地提出的一个任务是：清除自己队伍中的任何涣散和动摇现象，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并在组织上合并，全力以赴地联合所有进行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使他们的活动深入和扩大，同时密切注意向尽量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说明社会民主党早就注意到的上述两个派别的真正意义。尼·列宁1902年8月载于1902年12月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435—442页注释：[191]民权党人指俄国民权党的成员。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著名成员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捷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人主张联合一切反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388。[192]《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89。[193]《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地方自治人士立宪派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389。
《列宁全集》第6卷——革命冒险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革命冒险主义[187]（1902年8月1日和9月1日〔8月14日和9月14日〕）一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时代的半个世纪作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革命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继续发展，“我国的派别”也在异常迅速地成熟（和凋谢）。凡是在俄国这样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中有着扎实基础的派别，几乎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探索到了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阶级。司徒卢威先生的演进就是一个例子。仅仅在一年半以前，革命工人还要求“撕下”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现在他自己已经撕开假面具亮相了，成了为自己的坚固基础和沉着冷静而自豪的自由派地主的领袖（或奴仆？）。反之，凡是只代表知识分子这些中间的和不坚定的阶层所特有的传统的动摇观点的派别，却竭力用喧嚷来代替同一定阶级的接近，而且事件的声势愈大，它们就喧嚷得愈厉害。“我们大声喧嚷，老兄，大声喧嚷”，这是很多怀有革命情绪的人提出的口号，他们是被事件的旋风卷进来的，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社会基础。“社会革命党人”就属于这种“喧嚷的”派别，他们的面貌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到时候了，无产阶级现在应该仔细认清他们的面貌，确切地搞清楚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愈是感觉到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不紧密地靠拢真正革命的社会阶级就无法存在，他们就愈加坚决地想从无产阶级这里寻找友谊。下面三种情况最有助于弄清社会革命党人的真面目。第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同在“批评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下抬起头来的机会主义发生分裂。第二，巴尔马晓夫刺杀西皮亚金，以及某些革命者在情绪上重新倾向于使用恐怖手段。第三，也是主要的，最近的农民运动迫使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而没有任何纲领的人不得不事后发表稍微类似纲领的东西。我们在研究所有这三种情况的时候，必须声明一点：在报纸论文中只能简单地提出一些主要论点，至于更详细的阐述，恐怕只能留到杂志论文或小册子里去谈[188]。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和危机》的未署名的编辑部文章中，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理论声明。我们非常愿意把这篇文章介绍给一切想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理论上毫无原则性和动摇性（以及用滔滔不绝的话来掩饰这种无原则性和动摇性的技巧）的人。这篇十分精采的文章的全部内容，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发展成了世界的力量；由于革命者（“正统派”）同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斗争，现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在发生分裂。我们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从来没有同情过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对使我们摆脱了教条束缚的“批评”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也要重新审查这种教条，虽然我们还没有进行过任何批评（除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批评），虽然我们还没有作过什么重新审查，但是我们这种摆脱理论束缚理应认为是我们的莫大功劳。之所以理应认为是功劳，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些摆脱理论束缚的人竭力主张普遍联合，严斥各种原则性的理论争论。《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127页）煞有介事地硬要我们相信：“严肃的革命组织不会去解决那些永远会引起分裂、引起争论的社会理论问题，当然这不应当妨碍理论家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而我们，趁事情还没有头绪，乐得趁这空当寻寻开心。现在要认真地分析这种脱离（因争论本身）社会主义的理论，当然还没有可能。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危机应当使稍微严肃一点的社会主义者都加倍注意理论，更坚决地采取严肃坚定的立场，更果断地同动摇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划清界限。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既然“连德国人”也在分崩离析，那上帝也会让我们俄国人为自己不知道蹭到哪里去而感到骄傲。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没有理论却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件“对联合”特别便利的事情。可见，我们和他们是谈不拢的，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唯一的希望是：司徒卢威先生也许能使他们明白过来，因为司徒卢威先生也在谈论（只是更加煞有介事）消灭教条，说“我们的”任务（同任何向无产阶级求援的资产阶级的任务一样）不是制造分裂，而是谋求联合。社会革命党人在司徒卢威先生的帮助下是否会有一天看到，他们为了联合而脱离社会主义和在脱离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去联合的立场，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现在来谈第二点，即恐怖手段问题。社会革命党人为了维护已被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证明是不适用的恐怖手段，竭力声称他们所承认的只是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恐怖手段，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用以驳斥（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已经驳倒了）这种斗争方法的合理性的那些论据，是与他们不相干的。这里重现了同他们对待“批评”的态度十分相似的情景。社会革命党人嚷嚷说，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但同时他们却又仅仅根据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批评，就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教条束之高阁了。社会革命党人担保说，我们没有重犯恐怖主义者的错误，我们没有放弃群众工作。但同时他们又热心地向党推荐象巴尔马晓夫刺杀西皮亚金这样的行为，虽然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并看到这种行为同群众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就其实现的方式来看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干这种事的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期待群众会进行某种一定的发动，或者会给予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天真地不去发觉他们倾心于恐怖手段同下面一件事实有极其密切的因果关系：他们一开始就站在并且继续站在工人运动之外，甚至不打算成为进行自己阶级斗争的革命阶级的政党。热中于指天誓日往往反而使人不得不存戒心，怀疑这样大肆渲染的东西是否真实。每当我听到社会革命党人担保说，我们采用恐怖手段决不放弃群众工作，我就常常想起这样一句话：干吗要这样起誓呢？其实作这种担保的正是那些已经脱离了真正能提高群众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人，而且他们抓住随便什么理论的只言片语，还在继续脱离这个运动。1902年4月3日“社会革命党”印发的传单[189]，是上述情况最好的说明。这是一份极生动的、使直接活动者感兴趣的最确凿的材料。根据《革命俄国报》可贵的旁证（第7号第24版）［注：诚然，《革命俄国报》在这一点上也在搞什么左右逢源。它一方面说“完全吻合”，另一方面又暗示是“言过其实”。《革命俄国报》一方面声明，这份传单只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个小组”印发的，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传单上印有“社会革命党刊印”的字样，而且就是这个《革命俄国报》还刊载了“祝你在斗争中争得自己的权利”的题词。我们知道，触及这个痛处对《革命俄国报》是很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躲躲闪闪简直是不光彩的。“经济主义”的存在，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是不愉快的，但是它公开揭露经济主义，从来不想蒙蔽任何人。］，这份传单“关于恐怖斗争问题的提法”“同党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4月3日的传单非常认真地抄袭了恐怖主义者那一套“最新的”论据。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号召采用恐怖手段，不是代替群众工作，而正是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并和群众工作同时进行。”这句话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句话是用比其他字体大两倍的铅字排印的（当然，《革命俄国报》也采用了这种做法）。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把“不是代替，而是同时进行”这句话用黑体字排印出来，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论据、历史的全部教训马上就不存在了。可是，不妨读一下传单的全文，你们就会看到，假借群众名义用黑体字发出誓言是枉费心机的。“工人群众摆脱蒙昧状态”和“以强大的人民浪潮把铁门冲垮”的日子，“可惜！”（真的是说：可惜！）“还不会很快到来，一想到这样将要作出多少牺牲，就令人不寒而栗！”“可惜还不会很快”这几个字难道不足以说明他们对群众运动的完全无知和不信任吗？难道不是故意虚构这个论据来嘲笑工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事实吗？最后，就算这个陈旧的论据说得有根有据，如同它实际上荒诞无稽一样，那也由此特别突出地说明了恐怖手段的不中用，因为没有工人群众，任何炸弹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是无能为力的。请继续听下去：“每一次采用恐怖手段的打击，似乎都夺去了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力量，并且把这部分力量〈！〉完全转换到〈！〉自由战士方面去。”“既然恐怖手段将经常〈！〉采用，那就很清楚，我们最终将会占优势。”是的，是的，任何人都很清楚，我们看到的是无与伦比的，最露骨的恐怖主义偏见：政治谋杀自然而然会“转换力量”！你们看，一方面是转换力量论，另一方面说“不是代替，而是同时……”干吗要这样起誓呢？但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社会革命党边问边答说：“应该刺杀谁？”应该刺杀大臣而不是沙皇，因为“沙皇不会把事情弄到极端地步”（！！他们怎么知道的？？），再说“这也比较容易做到”（真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一个大臣能够深居在象城堡那样的宫廷里”。这种论证最后所作的如下论断，可以作为社会革命党人“理论”的典范万古长存。这就是：“专制制度对付群众有士兵，对付革命组织有秘密的和公开的警察，但是什么东西来解救它……”（它是谁？是专制制度吗？作者不自觉地已经把专制制度同比较容易刺杀的大臣一视同仁了！）“……免受那些个人或小组的袭击呢？这些个人或小组都不断地、甚至互不通气地〈！！〉在准备进攻和实行进攻。任何力量都对付不了这种抓不住的活动。可见，我们的任务是明确的，就是用专制制度给我们留下的〈！〉唯一手段即暗杀的手段来搞掉专制制度的每一个掌权的暴吏”。不管社会革命党人费尽多少笔墨，不管他们怎样担保说鼓吹恐怖手段不会脱离、不会破坏群众工作，但是他们滔滔不绝的言词推翻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上述传单如实地反映了现代恐怖主义者真正的心理状态。转换力量论自然是同这种不仅把过去的全部经验而且把任何常识都彻底颠倒过来的抓不住论相辅相成的。革命的唯一“希望”就是“群众”，只有（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领导这种群众的革命组织，才能够同警察进行斗争，——这是起码的常识。来论证这一点真有点不好意思。只有那些把一切都忘得精光、什么也没有学会的人，才会提出“相反的”解决办法，发表奇谈怪论，胡说八道，说什么士兵可以“解救”专制制度免受群众攻击，警察可以解救它免受革命组织打击，然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救它免受那些追踪大臣的个人袭击！！这种奇谈怪论我们相信一定会成为一句名言，决不单单只是一种荒诞的论断。不，它是很有教益的，因为这样大胆地发表谬论，揭露了恐怖主义者同“经济派”（或许应当说，同死去的“经济主义”的过去的代表？）共同的基本错误。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这种错误就是不了解我国运动的基本缺点。由于运动的发展异常迅速，领导者落后于群众，革命组织的发展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不能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这种不适应的现象是存在的，任何一个诚实的、对运动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既然如此，那就很明显，现在的恐怖主义者就是改头换面的地道的“经济派”，只是他们走到了同样愚蠢却又是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在革命者的人力物力不足以领导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的时候，号召采取象组织某些个人和某些互不通气的小组去谋杀大臣那种恐怖手段，这就意味着不仅会因此而中断群众工作，而且会直接破坏群众工作。我们在4月3日的传单中读到：我们革命者“过去惯于怯生生地抱成一团，甚至〈注意〉近两三年来产生的那种新的勇敢精神暂时还是使群众的情绪比个人更为高涨”。这两句话里有很多无意间道出的真情。正是这种真情彻底击溃了恐怖主义的鼓吹者。任何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可以从这种真情中得出如下结论：应当更坚决、更勇敢、更严整地抱成一团行动。而社会革命党人的推论却是：“开枪吧，抓不住的个人，因为一团人可惜还不能很快地行动，而且还有士兵来对付他们。”先生们，这全是胡扯！传单上当然也少不了激发性的恐怖手段论。据说：“英雄的每一次决斗都能激励我们大家的斗志和勇气。”但是，我们从过去的经验知道和从当前的事实看到，只有进行新形式的群众运动，或者唤醒群众的一些新阶层参加独立的斗争，才能真正激励大家的斗志和勇气。至于决斗，只要它依然还是巴尔马晓夫之流的决斗，直接地引起的只是瞬息即逝的轰动，而间接地却使人变得冷漠，消极等待下一次的决斗。他们还硬要我们相信，“每一次恐怖手段的闪电都会启发人们的智慧”，可惜我们在鼓吹恐怖手段的社会革命党身上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还奉送给我们一种大小工作论，说什么“谁能力强、机会多、决心大，他就不要安心于小〈！〉工作；他应当去寻求并献身于大事业，比如向群众〈！〉宣传恐怖手段，准备复杂的……〈抓不住论已被遗忘了！〉……恐怖活动。”这真算得绝顶聪明了：让革命者为了向恶棍西皮亚金报复和用另一个恶棍普列韦来代替他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大工作。而象组织群众举行武装游行示威这样的工作，却是小工作。《革命俄国报》第8号正是作了这方面的解释，它声称，武装游行示威“作为遥遥无期的将来的事情，写起来容易，讲起来也容易”，“然而这一切议论至今只不过是理论而已”。［注：这两句话引自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告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全体工作者书》（1902年6月25日《革命俄国报》第8号第6版）。——编者注］这些不受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的束缚、无视一切人民运动的痛苦经验的人所讲的话，我们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把直接产生显著的和轰动一时的结果同求实精神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要求坚持阶级观点和保持运动的群众性是“不明确的”“抽象理论”。在他们心目中，所谓明确性就是盲从每一次情绪的转变并……因而在每一次转变时必然束手无策。游行示威一开始，这些人就发出血腥味的论调，说什么这是末日的开始。游行示威一停止，他们就垂头丧气，不等靴子穿破[190]，就已经叫喊什么：“可惜，人民还不能很快……”沙皇的暴吏们又在干新的下贱勾当了，于是他们就要求给他们指出一种可以彻底回击这种暴力和立即“转换力量”的“明确的”手段，这样他们就可以骄傲地允诺力量的转换！这些人不了解，单拿这种“转换”力量的诺言来说就已经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他们的冒险主义是由他们的无原则性所决定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冒险主义，无情地揭露那些最终必将令人完全失望的幻想。我们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革命阶级的运动，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我们应当记住，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要不断创造新形式，抛弃旧形式，改变形式或者把新旧形式重新配合。我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参加制定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的过程。当学生运动尖锐化了的时候，我们就号召工人帮助学生（《火星报》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既不预测游行示威的形式，也不轻许诺言，说游行示威可以立即转换力量，启发智慧，可以不被抓住。当游行示威经常化了的时候，我们就号召组织游行示威、武装群众，并且提出准备人民起义的任务。我们在原则上丝毫不否定暴力和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要求准备的是这样一些暴力形式，它们必须依靠群众直接参加并能保证群众直接参加。我们并没有闭起眼睛无视这个任务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坚定顽强地去完成这个任务，即使别人反对说这是“遥遥无期的将来的事情”，我们也不惶惑不安。是的，先生们，我们是赞成未来的运动形式的，而不是仅仅赞成以往的运动形式。我们宁愿为有前途的事情干长期的艰苦工作，而不愿意“轻松地”重复那些已经注定成为过去的事情。我们要时刻揭露那些人，他们在口头上反对老一套教条，而实际上提出的也无非是一套最陈腐最有害的转换力量论、大小工作差别论，当然还有决斗论和单独决斗论。4月3日传单最后这样写道：“从前人民的领袖在人民的血战中用单独决斗解决了战斗，同样地，恐怖主义者也将在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中为俄国争得自由。”这样的论调只要转载出来，就会被驳倒。凡是真正把自己的革命工作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人，都会清楚地知道、看到和感觉到，无产阶级（以及能够支持无产阶级的人民阶层）有多少迫切的直接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他知道，在很多地方，在很多大地区，工人群众简直迫不及待地要投入斗争，然而由于缺乏文献和领导者，由于革命组织缺乏人力和物力，他们的激情白费掉了。于是我们便陷入（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一种该死的绝境，这种绝境象厄运一样长期笼罩着俄国革命。一方面，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和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革命激情白费掉了。另一方面，那些不相信能同群众列队前进、并肩工作的“抓不住的个人”的开枪行刺也徒劳无用。但是，同志们，事情还是完全可以挽回的！对目前事业丧失信心，不过是很少的例外。迷恋于恐怖手段，不过是一时的情绪。愿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要把革命者的战斗组织同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英雄主义结成一个整体！在下篇文章中，我们将考察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二社会革命党人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特别引人注意。无论是旧的俄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继承人，还是俄国无数拥护机会主义批评的人，总认为自己特别通晓土地问题。那些拥护机会主义批评的人声嘶力竭地叫嚣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被“批评”完全打乱了阵脚。而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可说是把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了，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偏见……过时了的、早被生活驳倒了的教条……革命知识分子闭眼不看农村，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被正统思想禁止了”以及很多诸如此类的话。目前，诋毁正统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有些诋毁正统思想的人，到农民运动开始时连自己的土地纲领都没有来得及制定，该把他们归入哪一类呢？《火星报》在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上阐述自己的土地纲领时，《俄国革命通报》只知道嘀咕说：“既然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又一个意见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消失了。”［注：引自对《火星报》头三号的评论（1901年7月《俄国革命通报》第1期第85页）。——编者注］在这里，《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又倒了一个小霉，就是它根本不了解《火星报》对问题的提法（“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现在《革命俄国报》才迟迟引证了《当前问题》这本小册子，虽然小册子中没有任何纲领，有的只是对赫茨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机会主义者的颂扬之词。这些在农民运动开始前既同意《火星报》的观点也同意赫茨的观点的人，在农民起义后的第二天，就“以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然而在这个宣言中，你们找不到一句话真正出自农民之口，你们所看到的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你们在民粹派、自由派和“批评派”……那里见到过几百次的东西。人们说，勇能夺城。这固然不错，不过，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粗制滥造的广告证明不了这种勇气。我们看到，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优越性”就是摆脱了理论的束缚，他们的主要技巧就是善于讲些言之无物的空话。但是，要制定纲领，不管怎样总得发表意见。比如说，必须彻底抛弃“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除了城市无产阶级不存在其他革命力量的教条”。“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从《共产党宣言》开始，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无可怀疑的真理，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其余的阶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和实际成为革命阶级。有些人把这个真理“说成是”某一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教条，并且企图要天真的读者相信，似乎这个教条的“全部基础就是确信公开的政治斗争遥遥无期”，试问，对这样的人该怎样看待呢？为了反对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学说，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农民”三位一体论，这就暴露了他们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如果你们把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相提并论，那就是说，你们把知识分子理解成为一定的社会阶层，即象雇佣工人和农民一样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集团。但是作为这样一个阶层的俄国知识分子，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司徒卢威先生对待这个阶层的态度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他把自己的机关报叫作俄国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如果你们说的是还没有任何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生活迫使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正常地位而转向无产阶级方面的知识分子，那么，把这种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相提并论，也是极其荒谬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任何阶级一样，不仅在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还从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中间物色拥护自己的人。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条”的攻击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党的全部力量就是一小撮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新立场的俄国知识分子。至于谈到农民，社会革命党人的见解更为混乱。他们问道：“哪些社会阶级一般〈！〉总是〈！！〉支持现存……制度〈仅仅是专制制度吗？还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制度呢？〉，保护这个制度并且自身不受革命化的影响呢？”单是问题的提法就够混乱的了。老实说，对这个问题只能反问一句：哪些知识分子一般总是支持现有的思想混乱状态，保护这种混乱状态并且自身不受一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呢？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个不严肃的问题却想作出严肃的回答。他们首先把资产阶级列入“这些”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得到了满足”。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似乎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参看《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132—133页），这种陈旧的偏见现在成了“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财产。再说一遍：司徒卢威先生不可以使他们的头脑开开窍吗？其次，社会革命党人把“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列入这些阶级，说“这些阶层的利益是个人主义的，没有形成为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在改良的或革命的社会政治纲领中表述出来”。这是从何说起，只有天晓得。小资产阶级不仅不一般和总是保护现存制度，而相反地，它往往甚至进行革命发动来反对资产阶级（即当它依附无产阶级的时候），经常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几乎总是制定出社会改良的纲领，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这位作者只是“更加喧嚷地”胡乱对小资产阶级攻击一通。承袭了屠格涅夫在自己《散文诗》中的一首借“老滑头”之口所讲的那种“处世之道”：对于感到自己也有的丑事要更加大声地骂［注：参看《屠格涅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8卷第464页。——编者注］。请看，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感觉到，他们那种脚踏两只船的立场的唯一社会基础只能是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所以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写成这样，似乎这个术语所表示的不是一个社会范畴，而只是一种论战性说法。他们还想回避另一个不愉快的问题，即他们不懂得现代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你们是否打算给我们答复这个问题呢？你们是否要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你们在重复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言只语（比如关于农民离乡背井和到处流浪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却闭眼不看正是马克思主义证明了俄国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结构？你们是否要向我们解释，现代社会中的“私有者或半私有者”怎么能不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不会的，别指望了！社会革命党人在实质问题上不会作出任何答复、任何说明、任何解释的，因为他们（还是同“经济派”一样）牢牢掌握了在理论方面一言不发的策略。《革命俄国报》指着《俄国革命通报》说，这是他们的事情（参看该报第4号给《曙光》的答复）。而《俄国革命通报》则向读者讲述机会主义批评的功绩，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说，还要进行更加厉害的批评。先生们，这还少了点儿吧！社会革命党人洁身自好，不受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有害影响。他们保留了庸俗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旧方法。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历史事实，即某一人民阶层的新运动。社会革命党人不研究这个阶层的状况，也不打算从这个阶层的性质以及它同正在发展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来说明这个运动。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全是空洞的教条，都是过时了的正统思想。他们的做法简单得多，只要看看正在发动起来的阶层的代表自己在讲些什么？他们讲的是土地、是补分土地、重分土地。你们看，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半社会主义的纲领”、“完全正确的原则”、“光辉的思想”、“在农民脑子里已经萌芽的理想”，等等。只要“把这种理想加以纯化和提炼”，就能得出“纯粹的社会主义思想”。读者，你们不相信吗？这些灵巧地照本宣读最新著作的人，会把这种民粹派的破烂货重新搬到世界上来，你们是否觉得不可思议呢？然而这是事实，我们上面援引的话都是从《革命俄国报》第8号上的“农民联合会”的声明中摘来的。社会革命党人责备《火星报》，说《火星报》把农民运动叫作农民的最后一次骚乱，就是过早地做安魂祷告。他们教训我们说，农民也可以参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种责难清楚地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混乱不堪。他们甚至分辨不清，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民主运动是一回事，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一回事。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本身不了解，也就不能了解《火星报》这些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话只是针对前一种运动讲的。日暮途穷的小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关于这一点，《火星报》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作了说明，而且还确切地规定了他们参加运动的条件。但是当前的农民运动根本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反，这个运动联合了农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因为这两者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确实是团结一致的。当前的农民运动清除了束缚我国农村中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基础的农奴制羁绊以后，能够建立的和一定要建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结构，而是资产阶级的农业结构。但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甚至煞有介事地硬要《火星报》相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是一种空洞的教条，因为“改革”（60年代的）“已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足够的〈！！〉场地”。灵巧人竟然会写出这种话来，他挥舞着灵巧的笔杆，以为“农民联合会”随便什么都可以写，反正农民不了解！但是，可爱的作者，请想一下：您从来没有听说过农奴制的残余正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吗？您不觉得这甚至是近乎多余的重复吗？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读到过目前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吗？《火星报》说，行将到来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反驳说：这个革命“首先将是政治革命，是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革命”。提出这种可爱的反驳意见的作者们，你们是否打算给我们解释一下，历史上是否有过哪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革命”？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能够设想吗？其实，连社会革命党人自己的纲领（平均使用归社会所有的土地）也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纲领的范围，因为只要保存着商品生产和允许私人经营制存在（即使是在公有土地上的），那也丝毫不会消灭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社会革命党人愈是轻率地对待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就愈容易编造出什么“基本的演绎法”，甚至还以自己的“纲领能归结为”这样的演绎法而感到自豪。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所有的三点演绎法，这些演绎法想必会作为社会革命党人思想敏锐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的纪念碑而永世长存。演绎法之一：“俄国的很大一部分土地现在已经属于国家，应当使全部土地都属于人民。”这种在警察民粹派（如象萨宗诺夫等人）和各种讲坛改革派作品中令人感动地引证俄国国家土地占有制的手法，“现在已经”使我们讨厌了。“应当”使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以及革命者的人去跟在这些先生的屁股后面转。“应当”使社会主义者强调“国家”假想的万能（甚至忘记了很大一部分国家土地都集中在荒无人烟的边疆地区这一事实），而不要强调半农奴式的农民和一小撮享有特权的大土地占有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些大土地占有者占有大量优等耕地，“国家”一向同他们心心相印。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他们演绎出了纯粹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实他们由于对旧民粹主义采取了非批判态度而玷污了这种思想。演绎法之二：“现在土地也已经在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应当由国家来完成这个过程。”入林愈深，木柴愈多。我们向警察民粹派再跨一步，就会呼吁（阶级的！）“国家”来扩大农民土地占有制。这真是绝妙的社会主义化，惊人的革命化。既然这些人认为农民购买土地和租佃土地并不是土地从农奴主－地主手中转到农业资产阶级手中，而是“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那对他们还能抱什么希望呢？我们不妨提醒这些人至少注意一份关于“正在转到劳动手中”的土地的实际分配材料：农民购买的土地的6/10—9/10，农民租佃的土地的5/10—8/10都集中在五分之一的农户，即为数很少的富裕农户手中。由此可以判断，社会革命党人硬说“我们并不指靠”富裕农民，而只指靠“纯粹劳动阶层”，这些话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呢？演绎法之三：“农民已经有了土地，而且大多数场合都在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土地，应当把这种由劳动者使用土地的做法贯彻到底……并通过发展各种合作社用集体的农业生产来完成这一过程。”剥开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壳，你们就能看到瓦·沃·先生的原形！只要一涉及实际问题，在遁词掩饰下非常顺利地保存下来的民粹派的一切旧偏见便立即暴露出来了。国家土地占有制——由国家把土地转交农民——村社——合作社——集体主义，这就是萨宗诺夫、尤佐夫、尼·—逊、社会革命党人、霍夫施泰特尔、托托米安茨等先生们的宏伟公式，而在这个公式中只是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既没有包括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也没有谈到阶级斗争。这些人的整个思想行囊里满装着民粹派的褴褛衣衫和时髦批评的漂亮碎布，他们脑袋里怎么会想到这种区区小事呢？难道布尔加柯夫先生本人不是讲过在农村中不可能有阶级斗争吗？难道用“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不是可以使自由派、“批评派”以及所有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一块传统性招牌的人感到心满意足吗？难道不是可以试试用保证来安慰天真的人们，对他们说“我们同任何把村社理想化的思想当然是格格不入的”吗？虽然你们在读到这种保证的时候，还可以读到侈谈“村社农民的庞大组织”，说什么“在某些方面俄国没有一个阶级能象农民那样容易地被推上纯粹的〈！〉政治斗争”，说什么农民自决权（！）的范围和权限远远超过了地方自治机关，“广泛的”……（到村子边上吗？）……“主动精神”同缺少“最起码的公民权利”这两者的结合，“好象故意想要……激发和锻炼〈！〉社会斗争的政治本能和政治素养”。不爱听就不要听，而……“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从村社支配土地的传统转到土地社会化的主张，是多么容易。”先生们，情况不正是相反吗？有些人至今还不知道，半农奴制的村社把农民分成极小的组织和束缚农村无产阶级的手脚，正是半农奴制的村社这种中世纪的闭关自守状态维持着因循守旧、备受压抑和野蛮无知的传统，这些人难道不是不可救药的瞎子和聋子吗？你们承认离乡背井的好处，而离乡背井的现象已经把村社的那种臭名昭彰的平均传统破坏了四分之三，使这种传统只是变成了警察式的勾心斗角，这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社会革命党人根据上面分析的理论所制定的最低纲领是一件真正的奇闻。这个“纲领”包含两点：（1）“土地社会化，即把土地变为全社会的财产，供劳动者使用”；（2）“在农民中发展各种各样的社团和经济合作社……〈以便进行“纯粹的”政治斗争吗？〉……以便使农民逐步摆脱货币资本的统治……〈去受工业资本的统治吗？〉……以便准备未来的农业集体生产”。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这两点反映出了现代“社会革命主义”的全部精神。在理论上，只有革命的词句，没有深思熟虑的和严整的观点体系；在实践上，只是无可奈何地仿效某种时髦的手段，而不参加阶级斗争，——这就是它们的全部内容。说实在的，要在最低纲领中把土地社会化和合作社相提并论，非有罕见的公民勇气不可。这个最低纲领，一方面是巴贝夫，另一方面是列维茨基先生。真是无与伦比。如果可以对这个纲领作一个认真的评价，那我们不得不说，社会革命党人在用响亮的词句欺骗自己，也在欺骗农民。说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似乎“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起着革命的作用，培养着集体主义，而不是在巩固农业资产阶级，这是欺骗。说什么可以使“农民”看到土地社会化似乎也是“最低要求”，也是一种同合作社一样很快就能实现的东西，这也是欺骗。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会向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说明，消灭土地私有制现在只能是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直接前奏，仅仅把土地交给“劳动者使用”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满足，因为成百万、成千万的破产农民即使自己有土地，也没有能力去经营。然而要供给这成千万破产农民农具、牲畜等等，就要实行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要求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进行反对农奴制残余的农民运动。社会革命党人把土地社会化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了。抽象地说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在不消灭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实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社会革命党人的例子却清楚地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在警察国家里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就等于模糊阶级斗争这个唯一革命的原则，助长一切官僚习气。不仅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竟反对我们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废除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这个要求，这样他们就堕落到了公开反动的地步。为了坚持民粹派关于“村社原则”和“平均原则”的偏见，他们竟拒绝为农民争取象支配自己土地这样“最起码的公民权利”，他们闭目养神，无视现实村社中的等级制闭关自守状态，他们成为警察禁令的辩护人，成为“国家”所设置和支持的……地方官的捍卫者！我们认为，不仅列维茨基先生，而且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都不怎么害怕这种为了平均使用土地而提出的土地社会化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作为最低要求提出来的，而且与此同时既提到合作社，又为采取警察手段把农夫束缚在保障他们生活的官有份地上的做法辩护。愿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能成为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教训和借鉴，成为说明被某些轻浮的人称之为摆脱教条束缚的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的后果的鲜明例子。只要一涉及实际问题，那么为提出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所必需的三个条件，社会革命党人一个也不具备：对于最终的目的没有明确的思想，对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没有正确的了解，对于当前的实际形势和最近任务没有确切的概念。他们把土地社会化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他们把农民关于小规模地平均使用土地的朴素思想同现代社会主义关于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学说搅在一起，这样只是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提出用发展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们对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设想。在评价当前俄国农业演进问题时，他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农奴制的残余还在压抑着我国的农村。现在，除了表明他们理论观点的著名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农民三位一体论，又加上了“纲领方面的”同样著名的土地社会化——合作社——农民束缚于份地的三位一体论。请把这同《火星报》的纲领比较一下，《火星报》的纲领向全体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指出了唯一的最终目的，没有把这个目的缩减为“最低要求”，也没有为了迁就某些不开展的无产阶级阶层的思想或小生产者的思想而降低这个目的。无论在城市或农村，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只有一条——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除了这种阶级斗争而外，在我国农村中还进行着另一种斗争，即全体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政党也答应支持全体农民，竭力给他们的革命热情指出真正的目标，指导他们举行起义来反对他们的真正敌人；无产阶级的政党认为，如果把农民当作被监护人，向他们隐瞒目前他们能够立即做到的只是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痕迹和残余，只是为全体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更广泛更艰巨的斗争扫清道路，如果这样，那是不诚实的和不体面的。载于1902年8月1日和9月1日《火星报》第23号和第2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77—398页注释：[187]《革命冒险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火星报》第23、24号，随后印成了小册子。1902年9月15日《火星报》第25号报道了小册子出版的消息。——365。[188]列宁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保存下来的有关材料则有：《一篇驳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的片断》、《一本驳社会革命党人的小册子的提纲》（1903年春）、《一篇驳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366。[189]指1902年4月3日社会革命党印刷所印发的传单《告俄国沙皇全体臣民书》。列宁在下句中说的《革命俄国报》可贵的旁证，是指1902年6月《革命俄国报》第7号对这个传单的评论。——368。[190]不等靴子穿破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意为时间十分短暂。丹麦王后在国王死去一个月后就嫁给了国王的弟弟。王子哈姆莱特在独白中责备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改了嫁（第1幕第2场）。——373。
《列宁全集》第6卷——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1902年6月底—7月）（1）因为我国这种以“社会革命派”闻名的社会思潮，实际上正在离开而且已经离开了只有现在才有的、国际上唯一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又称“伯恩施坦派”）和革命派的大分裂中，这个思潮采取了十分不明确的和不能容忍的脚踏两只船的暧昧态度，它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批评，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动摇了”（《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62页）；它承诺按照自己的主张来“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而对履行这个危言耸听的诺言却什么也没有做。（2）因为社会革命派束手无策地屈从于应该称之为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潮的这种盛行的俄国社会政治思潮。社会革命党人重复“民意党”和俄国整个旧社会主义的错误，没有看到这个派别的萎靡不振和它的内部矛盾，而只是简单地给自由主义民粹派深奥的旧约全书增添一些革命词句，作为自己在俄国革命思想方面的独创。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粉碎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基础，揭露了它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内容，过去和现在都在同它作战，并不因整批批评派的（＝机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投入敌人阵营而感到不安。但是在整个这场战争中，社会革命党人过去和现在都是采取（至多是）敌对的中立立场，总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他们只抄袭了少得可怜的只言片语）和假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之间脚踏两只船。（3）因为上面指出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国际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毫无原则，他们不懂得或不承认阶级斗争这个唯一真正革命的原则。他们不懂得，在现代俄国，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党，只能是把社会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党；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正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强大、日益广泛地产生着。社会革命党人对俄国工人运动始终采取旁观者和外行人的态度，例如当这个运动由于发展异常迅速而患了“经济主义”毛病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一方面对别人从事唤醒工人群众这样一件新的困难的工作所犯的错误幸灾乐祸；另一方面又对进行了并且胜利地进行了反“经济主义”斗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百般干扰。对工人运动抱骑墙态度，必然会实际脱离工人运动；社会革命党脱离了工人运动也就失去了一切社会基础。它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作为依靠，因为那些动摇不定的、把自己的暧昧态度和无原则性称为“兼收并蓄”的知识分子集团是不能叫作阶级的。（4）因为社会革命党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想一视同仁地既依靠知识分子，又依靠无产阶级，又依靠农民，这就必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使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奴役。轻视理论，对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躲躲闪闪、摇摆不定，就必然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俄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作为与无产阶级相提并论的社会阶层，只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支柱。这不仅是从我们全部学说中（根据这种学说，比如说，小生产者只有同商品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断绝一切关系，并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能算是革命的）必然产生的看法，——不，除此而外，这也是现在已经开始表露出来的确凿事实。而在政治变革时期和政治变革后的第二天，这个事实必然会更加强有力地表露出来。社会革命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上的不坚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庸俗化的表现之一，对这些表现，社会民主党现在和将来始终应该进行坚决斗争。（5）因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我不说提出，而就说拟订吧）的那些实际纲领的要求，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个派别的无原则性在实践中带来了多大的危害。例如，《革命俄国报》[186]第8号所拟订的（也许说是散见于我国民粹派陈腐论断中的更确切吧？）最低土地纲领，一方面迷惑农民，答应他们实现“最低”纲领即土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迷惑工人阶级，在他们中间散播歪曲农民运动实质的完全错误的观念。这种轻率的诺言只能损害革命政党的声誉，其中也损害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作为我们最终目的的学说的声誉，这是第一。第二，社会革命党人把支持和发展合作社列入自己的最低纲领，因而就完全离开了革命斗争的立场，把自己所谓的社会主义降低到最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水平。第三，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消灭一切中世纪桎梏的要求（这些桎梏束缚了我国的村社，把农民拴在份地上，剥夺了他们的迁徙自由，必然使他们处于受屈辱的等级地位），从而表明他们甚至还不能使自己摆脱俄国民粹派的反动学说。（6）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把恐怖手段列入自己的纲领，并且鼓吹恐怖手段是政治斗争手段的现代形式；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工作同革命阶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给运动带来了极严重的危害。任何口头上的保证和誓言都推翻不了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社会革命党人采取和鼓吹的现代的恐怖手段，同群众工作、同为群众做的以及和群众一起做的工作没有丝毫联系；党来组织恐怖行动，使我们为数极少的组织人员放弃了他们困难的和远还没有完成的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的任务；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手段实际上无非就是受到历史经验全盘谴责的单独决斗。甚至外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开始为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这样大肆鼓吹恐怖手段感到不安了。而在俄国工人群众中，这种鼓吹简直是在散布有害的幻想：似乎恐怖手段“在迫使人们甚至违反自己的意志从政治上考虑问题”（《革命俄国报》第7号第4版）；似乎恐怖手段“比几个月的口头宣传都更能改变成千上万的人对革命者，对革命者活动的意义〈！！〉的看法……”；似乎恐怖手段能够“以新的力量激励那些被许多次游行示威的悲惨结果吓得灰心丧气、失魂落魄的动摇分子”（同上）等等。这些有害的幻想只能引起迅速的失望，削弱发动群众攻击专制制度的准备工作。载于1923年《探照灯》杂志第1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72—376页【参考文献】[186]《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363。
《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告俄国公民书》的引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告俄国公民书》的引言[185]（1902年5月9日〔22日〕以后）我们全文刊登一份我们党的顿河区委员会的出色传单。这份传单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多么善于评价巴尔马晓夫们的英雄行为而又不犯社会革命党人所犯的那种错误。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和农民）运动提到了首位。他们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向政府提出要求，而不以继续进行谋刺和暗杀相威胁。在他们看来，恐怖手段仅仅是可能采用的辅助手段之一，而不是为背离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辩护的特殊策略方法。载于1931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B．普列斯科夫《战斗的青年时代。第一次革命前夜的青年》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71页注释：[185]这是列宁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告俄国公民书》加的引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这份传单是为刺杀了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的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斯·瓦·巴尔马晓夫被处决而写的，于1902年5月9日（22日）印刷，在工人中散发了2000份。传单说，巴尔马晓夫的鲜血“将擦亮盲目的小市民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俄国专制制度难以描述的恐怖，使他们看清我们同俄国专制制度的斗争在日益扩大和发展”。——360。
《列宁全集》第6卷——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183]（1902年4月）恩·恩·给北方协会的信（对北方协会“纲领”的意见）首先应当指出“纲领”行文上的一个主要缺点：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一时一地的狭隘的具体任务混为一谈了。只要看一看纲领所有15节的内容，这个缺点就马上昭然若揭。我们就来看一下。第1节——整个工人运动的目的。第2节——达到这个目的的基本条件。第3节——俄国社会民主党最近的政治任务。第4节——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和其他派别的态度。第5节——同上。第6节——“阶级”和“政党”的概念（同“经济派”的部分意见分歧）。第7节——实际的鼓动任务。第8节——宣传的意义。第9节——关于游行示威。第10节——关于庆祝五一。第11节——2月19日的传单和游行示威[184]。第12节——经济斗争和社会改革。第13节——工人不仅必须进行防御性斗争，而且还必须进行进攻性斗争。第14节——对待罢工，不仅要起消极作用，而且要起积极作用。第15节——罢工是斗争的最好手段。很容易看出，这些内容如此多种多样的章节，本来应该分为几个部分（否则那些不能把基本原则同当前实际任务区别开来的读者可能会产生相当多的误解）。既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又对“经济派”进行解释或者对罢工的意义作出说明，这样相提并论的做法不仅是笨拙的，而且简直是不正确的和含糊不清的。应当首先明确地对自己的整个信念作出原则性声明；其次，根据“北方协会”的理解，指出党的政治任务；再次，把一个组织（“北方协会”）关于实际运动中各种问题（第7—11节和第13—15节）的决议同这些真正纲领性的原理区别开来。第6节应当单独列出，说明“北方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所抱的态度。而第12节则应当并入原则性声明（因为争取小小改善和改革的日常斗争同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的斗争的关系，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而不是俄国特有的问题）。谈了这个一般性的意见以后，现在来逐节分析。第1节指出了一般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目的。这种目的讲得太简短、太不完整。诚然，地方组织的纲领，不能象党纲那样必须涉及各种详情细节。我完全承认这一点，并且认为，“北方协会”决定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纲领中也不应该不谈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这是很有益的和很重要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指出对基本原则作比较详细的阐述。例如，应当指出“北方协会”坚持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纲领没有一处指出运动的国际性）和赞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这样一般地指出了自己的原则以后，可以提出第1节那样的论点，但是，单就它（第1节）本身来说，是不够的。“北方协会”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组织，应当指出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而且最好也指出“北方协会”甚至赞同“劳动解放社”在80年代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指出这几方面，虽然不能预先解决对这个草案进行必要修改的问题，但是可以比较确切地表明“北方协会”的原则立场。只能二者择一：要么应当自己全面地阐述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基本原则（即自己草拟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原则性部分），要么应当完全肯定地声明，“北方协会”接受相当著名的既定原则。而纲领所选择的第三条道路，即十分不完整地指出最终目的，是不合适的。第2节一开头是一个极其不确切的、含糊不清的和危险的声明：“认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句话似乎是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划成等号。这样划等号是完全不正确的。正是在现在，当人们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非常普遍地理解得极其狭隘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公式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只有把“阶级利益”理解得非常广泛，才能勉强地承认这个公式。“阶级利益”迫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考虑自己解放的条件。“阶级利益”使他们易于接受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的工作等等，等等。社会主义是由思想家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第2节的条文对社会主义同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阐述得十分不正确。同时，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第2节也没有谈到。这是它的第二个缺点。第3节对专制制度的说明是不够的（例如，没有指出它同农奴制残余的联系），部分是高谈阔论（说什么“无限度的”）和含糊不清（说什么“忽视”个人）。其次，争取政治自由（应当指出，“北方协会”是向全党提出这个任务的）之所以必需，不仅仅是为了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充分发展；应当用某种形式指出，其所以必需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专制制度仅仅代表各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不正确的。专制制度满足各统治阶级一定的利益，部分是依靠农民群众和全体小生产者的因循守旧而存在，部分是依靠各种对立利益之间的平衡而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专制制度也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第3节的条文之所以特别不能容许，是因为我们这里十分流行一种把俄国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统治混为一谈的荒谬看法。“与民主原则不相容。”既然一点儿还没有谈到民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难道推翻专制制度和争取政治自由的要求不正是表明民主“原则”吗？这句话是不合适的。不要这样说，应该更确切地指出我们在理解“民主原则”方面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同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较），例如，用某种方法描述“民主宪法”的概念和内容，或者说明我们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原则性”要求。第4节特别不能令人满意。不要说“充分”利用“广泛的”自由（这句话实在不明确，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用民主共和国和民主宪法这种确切的说法来代替，因为“充分”也就在于彻底的民主制），不要这样说，必须说关心政治自由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闭口不谈这一点，就是为“经济主义”的最坏形式大开方便之门，就是忘记了我们的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对无产阶级来说，实现（？？获得，争取）政治自由同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有“同样的”必要性，这种说法完全不对。恰恰不是同样的，因为这是另一种必要性，是比提高工资等等的必要性复杂得多的一种必要性。这两种“必要性”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只要工人阶级的个别阶层或集团顺从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就准备给（有时候确实给）这些阶层或集团改善处境。我们分析的这句话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它表明“经济”唯物主义被庸俗化到了极点，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被降低到了工联主义的观点。其次，“有鉴于此”……由于上面所说的……应该删去“在当前斗争中”（即在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是吗？）……“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明确的阶级纲领和要求……”。我们政治纲领和政治要求的阶级性，恰恰表现在民主主义的充分和彻底上。如果说的不仅仅是政治要求，而是我们的整个纲领，那么纲领的阶级性应该自然而然地从我们纲领的内容中表露出来。用不着说什么“明确的”阶级纲领，而应当自己直接地和确切地确定、叙述、表达和拟定这种阶级纲领。“……不服从自由派的纲领……”这简直可笑。我们是作为先进的民主主义政党出现的，而突然说什么“不服从”！！真象是刚刚摆脱“服从”的孩子！我们“不服从”自由派，不应当表现在关于不服从的词句里，而应当表现在我们纲领（当然还有我们的活动）的整个性质中。把自由的必要性和提高工资的必要性等同起来（或者至少是同等看待）这样一种对政治任务的理解，恰好表现出社会民主党服从自由派。第4节的结尾部分也不合适；上述一切也是对它的批评。第5节把我们对待所有一切民主派的一般态度归结为一种在实际工作中同其他政党的合作。这太狭隘了。既然有这些政党存在，就应当（不是在纲领中，而是在代表大会的专门的决议中）确切地列举它们的名称，并且确切地确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自由社”等等的态度。如果说的不是具体的政党，而是泛指对待其他革命派（和反政府派）的态度，那么就应当更广泛地表述这一点，用某种形式重述《共产党宣言》关于我们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的论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第6节不宜放在纲领中。应当把这一节放在专门的决议中，并且直接说出，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意见分歧（或两个派别）。这比“很多的误解”更严重。关于意见分歧的论述太狭隘了，因为意见分歧决不限于把阶级同党混为一谈。应当更坚决更明确地用相应的论点反对“批评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缩小我们的政治任务。至于第6节的第二部分，因为它由其他节（第7、14节及其他各节）作了说明，所以对这部分的批评，包括在对那几节的批评里。第7节和以下所有各节（除第12节外）都应当放在专门的决议中，而不要直接放在纲领中。第7节把自己活动的“任务”表述得很狭隘。我们不仅应当“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而且也应当把他们组织到政党中来，然后领导他们的斗争（既要领导经济斗争，也要领导政治斗争）。说无产阶级处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是多余的。或者删掉这句话，或者由自己明确提出这些条件（但是，这应当写在纲领中别的地方）。鼓动是实现我们任务的“唯一的”手段，这种说法不对。远不是唯一的。确定鼓动是“影响广大工人阶层”，这不够。应当说明这种影响的性质。应当更直接、更坚决、更明确和更详细地说明政治鼓动，否则，纲领不谈政治鼓动本身而花了整整两节（第14节和第15节）去谈经济鼓动，就会变成（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经济主义”。应当特别强调指出，对居民中任何阶级或任何阶层所受到的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的和民族的压迫现象都必须进行鼓动，在同政府等等发生各种冲突时必须（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站在一切人的前列；然后再指出鼓动的方法（口头、报刊、传单、示威和其他等等）。第8节。开头是多余的重复。“承认宣传只是由于”等等，这不对。宣传不仅有这个意思，不仅是“培养鼓动员”，而且也传播一般的意识。纲领过分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如果需要反对某人在进行宣传时过分脱离鼓动任务的话，那么最好是这样说：“在宣传中，特别不应当忽略培养鼓动员的任务”，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但是不要把整个宣传归结为培养“有经验的和有才干的鼓动员”，不要简简单单地“否定”“只培养个别觉悟工人”。我们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但是我们不“否定”这一点。因此，第8节的第二部分（自“否定地对待”起）应当完全删去。第9节。就实质来说，我完全同意。不过可以作如下补充：“关于社会生活的各种极不相同的事实和政府措施……”“最好的手段”换成“最好的手段之一”，更为确切。只是本节的结尾部分不能令人满意。游行示威和示威所团结的和必须团结的不仅仅是工人（而且，既然我们想有组织地、直接地和永远地团结，而不只是在一个事件中团结，那么光靠示威来“团结”是不够的）。“……在他们中间用这种方式来提高……”这或者说是不确切的，因为单靠示威不能提高意识；或者说是多余的（已经说过是最好的手段之一）。要是加上必须组织示威、筹备示威、举行示威等等也不无益处。总的说来，纲领中一处也没有指出必须密切注意革命组织（而且是全俄的战斗组织）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既然已经谈到鼓动、宣传、罢工等等，那么闭口不谈革命组织就简直不可宽恕了。第10节。应当加上：我国的五一节还应当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游行示威，成为要求政治自由的斗争。只指出节日的国际意义是不够的。应当把争取最迫切的本国的政治要求的斗争同国际意义联系起来。第11节。想法很好，但是讲得太狭隘。是不是再加上“此外”，因为为了纪念公社的周年和其他许多事情也必须组织游行示威。或者说“特别是”，否则会以为似乎对其他事情就不需要组织游行示威了。其次，纪念2月19日，不要只对工人发出号召（在传单上）。况且，凡是举行游行示威和为此而印发的传单中我们总是向全体人民，甚至向全世界发出号召——2月19日，也必须对农民发出号召。而对农民发出号召，就是要拟定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纲领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我们完全理解，地方组织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哪怕用某种形式指出这个问题，以及通过某种尝试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上和我们运动的实践［注：例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对农民的鞭笞等等的尝试。］中提出这个问题，则是绝对必需的。第11节的结尾部分不合适（“只有一个阶级的力量”——哪个阶级？光一个工人阶级吗？）。应当删去。第12节。在现有条件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用各种方式”帮助改善工人状况。例如，我们现在就不能按祖巴托夫方式帮助改善工人状况，甚至将来也不能在祖巴托夫腐蚀的条件下帮助改善工人状况。我们所争取的只是能提高工人进行阶级斗争能力的那种改善，就是说，改善条件不会使政治意识受腐蚀、不会受警察监护、不会被拴在一个地方、不会受“行善者”的奴役、不会使人格受侮辱，等等，等等。正因为在俄国，专制制度非常喜欢（并且愈来愈喜欢）用各种小恩小惠和虚假的改革来赎免革命，所以我们应当坚决同各种各样的“改革家”划清界限。我们也同样为改革而斗争，但不是“用各种方式”，而是只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按革命的方式。第13节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删去了。这一节是应当删去的。第14节对经济鼓动的内容和任务的表述太狭隘了。经济鼓动并不仅仅限于罢工。我们之需要“良好的条件”，不仅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发展，而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展。社会民主党在罢工中的“积极作用”并不仅仅限于发动争取改善经济状况的斗争。还应当经常利用罢工（以及整个经济鼓动）来发动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应当利用罢工来进行政治鼓动。第15节也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罢工不是斗争的“最好的”手段，而仅仅是手段之一，甚至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手段之一。应当承认罢工的作用，经常利用罢工，领导罢工，但是，“经济主义”把罢工的作用夸大得愈厉害，夸大罢工的作用就愈危险。接下去关于罢工所讲的是多余的，因为在第14节中已经讲过了。只要指出领导一般的经济斗争就够了。有时候，这种领导也表现为制止罢工。纲领讲得过分绝对了，因此也就过分狭隘了。应该概括地谈谈任务：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使它更有组织和更有觉悟，建立工人的工会并努力把它们扩大为全俄的工会，利用每一次罢工、经济压迫的各种表现等等来进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宣传鼓动。第15节的结尾部分把这种鼓动的任务缩小了，似乎警察的发动等等限制了政治鼓动的进行。实际上，应当在“天使长们”发动之前并且不管他们的发动，努力进行政治鼓动（而在某些有才干的领导者的领导下，这是完全可能的）。要讲得笼统些：“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15节的结尾部分也是不正确的。在我们俄国准备“总罢工”的可能性愈少，谈论“总罢工”就愈不相宜。而且一般说来，在纲领中专门谈论“总”罢工是没有道理的（请回忆一下《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中的荒谬的“总罢工”吧。要知道，产生这种误解也是可能的）。宣布罢工“是提高意识的最好的手段”也是完全不正确的。总之，很希望这个纲领能认真地修改一下。整个说来，希望“北方协会”既积极参加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党的统一工作，也参加制定党纲的工作。而《曙光》和《火星报》编辑部希望最近就把自己的草案（草案的大部分已经拟好了）提交“北方协会”，并希望“北方协会”参加草案的修改、散发和准备提交全党通过等工作。恩·恩·载于1923年《革命年鉴》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60—370页注释：[18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于1902年1月1—5日（14—18日）在沃罗涅日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协会的纲领。列宁在这封信里批评了这个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也称北方工人协会（秘密通信中称“谢苗·谢苗诺维奇”），是俄国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和科斯特罗马三省的社会民主党地区联合组织。该协会是根据奥·阿·瓦连佐娃和弗·亚·诺斯科夫的倡议于1900—1901年在沃罗涅日建立的。参加该协会的有一些是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在1902年1月代表大会上选出）由瓦连佐娃、米·亚·巴加耶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H．H．帕宁（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因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组成，1901—1905年，协会领导了这一工业地区的工人运动。北方协会成立之初就同《火星报》建立了联系，并赞同《火星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计划。协会的代表积极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协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是莉·米·克尼波维奇和亚·米·斯托帕尼。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北方协会改组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1905年7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各组织的代表会议上撤销了北方委员会，建立了独立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雅罗斯拉夫尔委员会和科斯特罗马委员会。——349。[184]这里说的是在1861年农民改革纪念日（2月19日）这一天组织游行示威的问题。北方协会纲领第11节中写道：在传单中应就这件事“向工人指出，他们对专制政府不要有所指望”，“要努力破除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解放是沙皇个人所为，是他的善行”。——350。
《列宁全集》第6卷——关于“斗争”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关于“斗争”社（1902年3月10日〔23日〕）克·恩·。你问“斗争”社是怎么回事。我们认识这个社的几位为《曙光》撰稿（两篇论文）和为《火星报》撰稿（三篇通讯、两篇论文和一篇短评）的人。他们寄来的几篇文章我们没有刊登。现在他们发表了书面“声明”，抱怨我们“不合乎民主制”，甚至……要反对个人崇拜！你是有经验的人，仅从这个无可匹敌、无与伦比的字眼就可以知道问题实质之所在了。当“斗争”社发表自己反对《从何着手？》（他们在声明中也谈到了不能接受该文的观点）的文章时，就连对党的工作毫无经验的同志也会懂得我们所以没有热烈欢迎这些撰稿人的原因了。关于“民主”，请看《怎么办？》一书第四章第（五）节［注：见本卷第127—136页。——编者注］，那里谈及《工人事业》的话也适用于“斗争”社。载于1902年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59页
《列宁全集》第6卷——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1902年3月10日〔23日〕）下面全文援引一封胶印的给地方自治活动家的信，这封信曾在地方自治会议最近一次会议上传阅过（可惜，这封信只是最近才落到我们手里）。“阁下！俄国、俄国人民和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目前处境艰难，迫使我们向阁下写这封信，希望得到您对信中所谈的见解和意愿的同情。我们是近来一系列令人愤慨的悲惨事实的无言目击者，这些事实犹如一片阴云压抑着社会的良知，于是向每一个有知识的人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能否再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能否再对祖国日益深重的贫困和堕落采取消极的态度？连年的歉收、诸如赎金和无定额税等的苛重税赋，简直把人民搞得筋疲力尽，一贫如洗。农民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自治权，‘稳固政权’中的官方人士和志愿人士包揽一切的监护制，不请自来维护‘独特的和法定的原则’的人使人民在智能上处于人为的饥馑状态，凡此种种都削弱了人民的精神威力、人民的主动精神和毅力。国内外的活动家凭借着玩弄祖国命运的冒险家的仁慈帮助，正在蛮横地掠夺国家的生产力。‘乐善好施的政府’徒劳无益地力求用一些彼此矛盾的、仓猝拟就的措施来代替国内各经济集团进行的活跃而有步骤的斗争。面对着农业、工业和货币危机这些俄国经济和财政破产的不祥之兆——奉行侥幸和冒险政策的辉煌成果，热心的‘帮助’和‘处理’都无能为力。报刊被扼杀，不准把制度维护者时刻侵犯俄国公民的自由和荣誉的罪行，哪怕是部分罪行揭露出来。惟有毫无理性和残酷无情的横暴势力在耀武扬威地大叫大嚷，统治着整个受破坏、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辽阔的祖国大地，而且到处都没有遭到应有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个人和社会倡议的微小表现、对各种社会团体的活动，包括对地方自治机关这一60年代的俄国指望在它上面确立一个新帝国的基石的一贯不信任，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了。地方自治机关被扬扬得意的官僚们搞得半死不活，它的活力、作用以及在社会与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年年都在受到新的打击，人民几乎分不清地方自治机关和官僚行政机关了。地方自治会议不顾国内一切进步团体明确的抗议，变成了等级官僚的会议，因而失去了同俄国人民群众的任何联系。地方自治局日益成为省长办公室的附属机构，因而失去了独立性，逐渐沾染上政府机关的各种缺点。地方自治选举会议声誉扫地，成了一出滑稽剧。参加选举的人寥寥无几，同时把选举人分为几个等级集团，结果会议无法通过被选出的议员来表达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而变成了卑劣的个人自尊心的角逐场所。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渐渐地、而且不断地被缩小。粮食事务从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内取消了。在估价工作中，地方自治机关变成了官吏命令的执行者。在国民教育方面，地方自治机关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哥列梅金内务部制定的医疗章程并未正式废除，而象达摩克利斯剑[181]一样，威胁着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疗事务。对学校委员会颁发训令的黑色幽灵看来已经消失。可是地方自治机关无法保证这种已经体现为法律形式的幽灵不再出现，无法保证地方自治国民学校不再因这种幽灵而遭致彻底毁灭。各省地方自治机关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已是尽人皆知的，但是由于内务部最近颁布的一项有关通告而遇到了新困难。地方自治机关作为一个社会机关，它的每项措施都会牵涉到各个大臣的如同蛛网般错综复杂的许多通告，地方自治活动家在贯彻某一项措施时都要白白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和机智去解开这个蛛网。臭名昭彰的地方自治条例第87条，特别是它的第2款，使得地方自治机关的一切活动都要由省长裁夺。省长对地方自治局的检查愈来愈频繁，政府通过省地方自治事务会议常任委员对地方自治机关无礼地进行公开监视。政府通过颁布地方自治税限额的法令，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基本权利——自动捐献的权利公然表示极不信任。由于警察司的干涉，经选举产生的以及雇用的优秀的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被迫停止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大概在不久的将来，内务部关于由国家监察总署官员监督地方自治机关金融业务的法案以及关于整顿各地方自治局谘议委员会工作的法案都将在法律上生效。地方自治机关的请愿不仅得不到满足，甚至不按规定手续审理，而被大臣们用个人权力漫不经心地扔在一边。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要对这个工作的效果怀有真正信心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地方自治人士、特别是地方自治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的境遇每况愈下。对地方自治事业忠心耿耿但对目前条件下的工作效果丧失信心的人正陆续离开地方自治机关。而代替他们的是另一种气质的地方自治人士，是投机分子，他们胆小怯懦，害怕地方自治机关的名望和形式，他们对行政当局不成体统的曲意逢迎彻底损害了地方自治机关的尊严。于是地方自治机关从内部瓦解了，这比正式取消自治还坏得多。政府公开反对地方自治这一思想会引起公愤，而官僚们是非常害怕公愤的。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人在伪装掩蔽下对自治原则进行破坏，而且很遗憾，这种破坏并未遭到有组织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实际成果微乎其微，丝毫不因为它所起的教育作用而得到弥补。而地方自治机关在发展文明、加强社会自我意识及主动精神方面将近40年的工作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化为乌有。从这个观点看来，对投机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平心静气俯首贴耳的等待，只能可耻地、白白地断送地方自治机关的伟大理想。只有大力反对那种认为讨论超出地方生活细节范围的问题就会使人民遭难的荒谬想法，才能使地方自治机关摆脱由监护制引入的绝境。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公开地、勇敢地讨论同当地居民的需要和利益密切相关的全国性问题，来反对这种当然对人民和国家安全并不可怕的唬人东西，反对这种其维护者自己也恬不知耻地承认是荒谬的想法（见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会议愈是全面地、充分地、热烈地讨论这类问题，就愈能清楚地看出：公开讨论人民的疾苦不会使人民遭难，反而能防止人民遭难；目前出版物所受的压迫只对人民的敌人有利；控制思想和言论的警察制度不能培养出诚实的公民；法制和自由彼此并不矛盾。在几个省的地方自治会议上同时公开阐明这样一些问题，无疑会博得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同情，会大大调动社会的良知。要是地方自治机关对俄国目前的危急状态不作什么反应，那么西皮亚金之流的先生们和维特之流的先生们剥夺了它的代表劳动利益的作用之后，当然就会毫无顾虑地使它完全‘适应’帝国机关的总制度。至于这种‘适应’将采取什么形式，我们确实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我国的执政者们是老谋深算、很有办法的。内务大臣先生无耻之尤，令人惊异地蔑视帝国‘最重要’阶层，竟把他们的当选人——贵族代表派去充当可耻的特务，负责监视人民讲座的讲演者和内容。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顺地屈从于官僚们对地方自治机关和整个俄国所做的一切实验，就不仅是一种自杀，而且是对祖国的严重犯罪。实际生活已向我们充分证明投机取巧的策略是没有根基的和丧失理智的，这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182]：专制官僚起初攫取了长子权，现在又夺走了我们这碗‘红豆汤’。他们一步步从我们这里夺走了几乎所有的公民权利，从实行‘伟大改革’以来，过了40年，结果又使我们回到40年前我们开始进行这种改革的那个起点。我们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呢？除了可耻的胆怯和完全缺乏自己的公民义务感之外，能用什么来为我们的继续缄默开脱，能用什么来为它作解释呢？我们作为俄国公民，而且又是‘上层’人物，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必须给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自由和主动精神的些许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奴隶的专制官僚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人士，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地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我们不能再象一个犯了过错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让我们终于证明我们是成年公民吧，我们将要求得到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即我们的‘长子权’，我们的公民权利。专制官僚向来是不会心甘情愿拿出任何东西来的，拿出的只不过是别人从他们那里硬逼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竭力假装他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仅仅是出于他们的宽宏大量。如果拿出来的比逼他们拿出的多，他们会马上取消一切过多的让步，就象我们的‘伟大改革’的遭遇一样。在面临千千万万的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这种强大的‘工人运动’之前，政府未曾关心过工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政府才急急忙忙着手进行‘工人立法’，这虽然非常伪善，但毕竟还是可以满足工人某些要求，可以安抚这些令人可畏的群众。数十年来，政府摧残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的兄弟姊妹和子女，不许对政府杜撰出来的‘教学制度’提出丝毫批评，并且残暴地镇压学生的‘骚动’。但是这些‘骚动’变成了群众性罢课，学院机器不再转动，于是官僚们忽然对青年学生满怀‘竭诚保护’的热情，而那些昨天还只是用哥萨克马鞭的呼啸声作答的要求，今天却被宣布为政府‘教学改革’的纲领了。当然，这种转变含有不少伪善成分，但毕竟……毕竟不应该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官僚们’被迫向社会舆论公开承认并作出相当重大的让步。而我们，以及整个俄国社会和全体俄国人民，只有勇敢地、公开地、同心协力地和坚持不懈地要求这些权利，才能指望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并得以实现。鉴于这一切理由，我们决定给阁下和各省地方自治机关的其他许多地方自治活动家们写这封信，请求你们促使本届省地方自治会议提出和讨论下列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一、在以下几方面审订并修改地方自治机关条例：（1）在大大缩小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的条件下，不分任何等级差别，给予各居民集团同等选举权；（2）取消地方自治机关成员中这种等级代表；（3）在地方自治机关同所有其他个人和机关一样服从国家法律的条件下，地方自治机关的一切行动不受行政当局的监督，给予地方自治机关处理一切地方性事务的充分独立自主权；（4）在不损及整个国家利益的范围内，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给予它关心一切地方公益和需要的充分独立自主权；（5）废除地方自治税限额的法令；（6）给予地方自治机关采用一切办法普及国民教育的最广泛权利，而且除经济照顾外，应给予地方自治机关照管和改进教学工作的权利；（7）废除上述威胁地方自治机关医疗事务的医疗章程；（8）恢复地方自治机关粮食事务的职权，并且给予地方自治机关组织和进行地方自治统计估价工作的充分独立自主权；（9）整个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只能通过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人员进行，地方自治机关人员无需由行政当局批准，更不应违反地方自治会议的意志而任命；（10）给予地方自治机关不经行政当局批准而完全自行聘请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11）给予地方自治机关自由讨论一切与地方公益和需要有关的全国性问题的权利，如地方自治机关提出请愿，上级政府机关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加以审理；（12）给予一切地方自治机关相互交往、以及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讨论涉及所有或某些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的权利。二、审订和修改农民条例，使农民的权利同其他各等级的权利完全平等。三、修改税制，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以均衡税负，同时使收入低于一定限度的人免交税赋。同时，非常希望地方自治会议提出和讨论下列问题：四、恢复各地治安法庭，同时废除各种限制陪审法庭权限的法律。五、给予出版物更多的自由；必须取消书报检查机关的预审；修改书报检查条例，明确指出哪些可以发表，哪些不能发表；消除行政当局在书报检查中的专横行为；把出版方面的一切犯罪案件完全交由普通司法机关公开审判。六、审订有关保卫国家安全措施的各种现行法律和内阁指令；取消这方面的秘密行政‘处理’；在普通司法机关中公开审理所有这类案件。我们想，您不会拒绝在贵省会议上敦促提出上述普遍性问题，我们荣幸地请您通过您所熟悉或认识的议员，把地方自治会议可能通过的决议尽可能通知所有地方自治机关。同时我们希望，在大部分地方自治机关里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善于通过地方自治会议提出这些要求的勇敢而刚毅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公开而果断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那么官僚们就会象他们在碰到团结的觉悟力量时总要作出让步那样，不得不作出让步。原地方自治人士”这是一封很有教益的信。它表明，生活本身甚至使那些不太善于斗争而专门致力于细小的具体工作的人们也不得不起来反抗专制政府了。而且，如果拿这封信同诸如尔·恩·斯·先生为维特记事写的序言那种作品相比较，那么依我看来，这封信给人的印象要更好一些。信里确实没有什么“广泛的”政治概括，——可是要知道，信的作者本来不是发表“纲领性的”声明，而是提出谦和的建议：应当如何实际地开始进行鼓动。他们“没有想入非非”，甚至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自由，然而他们也没有一句话提到那些或许可能影响沙皇的、接近皇室的人物。然而他们也没有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功绩”作虚假的颂扬，相反地表露出对带引号的“伟大改革”的嘲弄。然而他们正直而勇敢，坚决反对“地方自治人士－投机分子”，敢于向“可耻的胆怯”宣战，不向特别落后的自由派讨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原地方自治人士的呼吁书有了什么成果，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倡议无论如何是值得全力支持的。最近地方自治运动的活跃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写信人自己也指出运动是怎样扩展的：开始参加的是工人，后来扩大到学生，现在地方自治人士也参与了。所有这三种社会因素这样按顺序参加运动，是同它们的人数、它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它们的社会政治激进程度和革命决心的依次递减相一致的。这对我们的敌人更不利。不大革命的分子愈起来反对他们，对于我们这些专制制度和整个现代经济制度的死敌来说就愈好。向新的抗议者——因而也是我们的新同盟者致敬。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你们看到：他们是贫穷的；他们发出的只是一份小小的传单，印得还不如工人和学生的好。我们是富裕的；我们把它印发出来了。我们要给沙皇－奥勃曼诺夫们又一记响亮的耳光。打耳光的人愈“气派”，这记耳光就愈有意思。你们看到：他们是软弱的；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很少，他们的信是传阅的，很象是而且事实上也只是私人信件的一个转抄本。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这封信送“到民间去”，首先送到决心斗争和已经开始为争取全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中去。你们看到：他们是怯懦的；他们才刚开始自己的职业性地方自治鼓动。我们比他们勇敢；我们的工人已经度过了单纯的职业性经济鼓动“阶段”（强加在工人身上的一个阶段）。我们要给他们作出斗争榜样。既然工人曾经为实现取消《暂行条例》这样的要求进行过斗争，以表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那么现在也就有同样充分的理由来反对当局凌辱虽则微乎其微但总算是“自治”的行为！但是各种各样公开的和暗藏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马上就来阻拦我们了。他们问我们：工人支持地方自治人士是为了谁呢？不是仅仅为了地方自治人士吗？不是为了那些也许只是对政府偏爱工业企业主而怠慢农业企业主表示不满的人吗？不只是为了仅仅希望“国内各经济集团进行活跃斗争”的资产阶级吗？为了谁呢？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的阶级”如果不利用一切机会给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以新的打击，那么实际上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样一些对斗争有利的机会，例如错过了甚至连这个敌人的昨天（60年代）的同盟者以及一部分今天的（投机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农奴主－地主）同盟者都开始同他吵架的机会，那么我们在声明和纲领中关于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言词就都是空话。让我们密切注意地方自治生活，注意新的抗议浪潮的增长和扩大（或衰落和缩小）吧。我们要努力使工人阶级更多地了解地方自治机关的历史，了解政府在60年代对社会所作的让步，了解沙皇欺骗性的言论及其策略：起初用“红豆汤”来代替“长子权”，而后来（靠着他们所保持的这种“长子权”）连红豆汤也夺走了。愿工人们学习识别这种由来已久的、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警察策略吧。这种识别对于我们争取我们的“长子权”，对于争取无产阶级反对各种经济压迫和社会压迫的自由，都是必需的。我们要在小组会议上向工人们读一些有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对政府的态度的材料，我们要印发一些有关地方自治人士抗议的传单，我们要作好准备，使无产阶级能够用反对庞巴杜尔－省长、强盗－宪兵和耶稣会士－书报检查官的游行示威来回答沙皇政府对多少是真诚的地方自治人士的任何侮辱。无产阶级的党应当学会惩办和打击不论对什么社会阶层、什么民族或种族都任意使用各种暴力和胡作非为的专制制度的一切奴仆。载于1902年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49—358页注释：[181]达摩克利斯剑意为时刻存在的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危险。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用一根马尾系着一把利剑挂于自己的宝座上方，命羡慕他的权势和尊荣的达摩克利斯坐在宝座上。达摩克利斯顿时吓得面色苍白，如坐针毡，祈求国王恩准离座。——340。[182]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342。
《列宁全集》第6卷——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173]（1902年5月1日〔14日〕）“4．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1）把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或者——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情况下——用赎买的办法等等）……”［注：见本卷第284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注意。我要提请注意的是：剥夺（№3）并不排除赎买；赎买也不排除剥夺（论证是多余的）；“赎买等等”（№2）就是赎买，——“等等”应该删去。而括号里的那句话可以改成这样（如果1861年以后土地［土地是单数，不是复数］（№1）已经用出卖的办法转到别人手里，就用赎买的办法）。那就很清楚，在其他情况下，归还土地时，就不给现在的所有者付酬金。而如果土地已经以继承、馈赠或者交换的办法转到他人手里，就不应该赎买。我认为，这一点我们还来得及修改。№1——既然在纲领中“土地”一词是复数，那么在括号里“土地”一词用单数就不合语法了。№2——“等等”既包括以土地换土地，又包括以地役权换土地，也包括重新划分地界，等等。因此，删去是完全不对的。№3——“剥夺”通常指取消所有权，也就是不付酬金的夺取。因此，把剥夺和赎买相对比，完全不象提意见者所认为的那样奇怪。阿克雪里罗得：同意。п．A．“我们必须反对农奴制关系的一切残余，——这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而既然这些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就必须深入这个所谓紊乱的中心，而不要害怕任务复杂。”［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要弄清是什么样的中心，——所谓二字多余。？？“……工人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而农民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农奴主－地主（如果封建主这个名词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领地贵族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注：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1），我就要说，反对封建主）。（1）我个人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解答，但是在目前这种场合，自然没有那么多篇幅和时间来论证甚至提出这种解答，因为现在谈的是要替整个编辑部集体制定的土地纲领草案辩护。”［注：同上，第290页。——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注意。说实在的，在纲领性的小册子里最好不要有这些暗示意见分歧的话。“在斗争还没有终结、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企图预先断定我们恐怕达不到全部的最高要求，——那就是十足的庸人习气。”［注：见本卷第291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企图……断定”我们达不到全部的最高要求等等，——这很不通顺。建议把它改为我在正文中所写的那句话。［注：普列汉诺夫建议把这句话修改如下：“在斗争还没有终结，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因考虑到……而止步不前……”——编者注。］请表决这个提议。理由是：担心论敌嘲笑。我还建议对我关于删去作者有关俄国封建主义的见解这一提议进行表决。理由是：在共同的可以说是编辑部的文章中，发表这样一些议论是不妥当的。作者的保留只会使人想到编辑部里存在意见分歧。阿克雪里罗得：上面我已经谈了这个意思。稍微讲点儿分寸，提意见者就会懂得，硬要坚持表决他对文章风格所作的改变（不会改得更糟吗？），是完全不合适的。担心有人（马尔丁诺夫之流？）抓住“封建主义”这个小问题而叫嚷“意见分歧”，也同样是可笑的。我说得很概括。“‘我们的运动’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这个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是成问题，而是不可能，根本谈不上。而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也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农民群众则不可能不参加。”［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我建议把（关于吸引……加入这一句中的）“农民群众”几个字改为：农民群众本身，也就是作为一个阶层，此外还看作是一个整体等等。请表决这一建议。阿克雪里罗得：同意。п．A．见第28页背面。［注：见对普列汉诺夫所提意见的前一个答复。——编者注］“我们应当更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只有建立了共和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我们应当在俄国所有的革命者中间，在尽量广泛的俄国工人群众中间树立和巩固争取建立共和国的风气，我们应当用‘共和国’这个口号来表示，我们在争取国家制度民主化方面将斗争到底，决不回头……”［注：见本卷第293—294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传播这种思想：只有建立了共和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这段话，我建议删去（请表决）。我决不相信，例如英国在政治上的发展必须通过共和国。君主制对那里的工人未必会有什么妨碍，因此废除君主制不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先决条件，而只能是这一胜利的结果。阿克雪里罗得：赞成这个建议。п．A．正是由于英国情况是一种例外，以英国为例是不怎么恰当的。现在把俄国同英国相提并论，就等于给人们造成许许多多的误解。马克思（1875年）和恩格斯（1891年）关于要求在德国建立共和国的意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32页和第22卷第274页。——编者注］恰恰指出了共和国的“必要性”，——而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例外。“可见，为简便起见，第4条的全部内容用‘归还割地’这几个字来表明就行了。试问，提出这种要求的主张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从我们应当帮助农民，应当推动农民尽量彻底地消灭农奴制一切残余这一总的基本原则中得出的直接结论。这一点不是‘大家都同意’吗？既然同意走这条路，那就请你们自动沿着这条路前进，不要叫人家拖着你们走，不要因为这条路‘异乎寻常’就望而却步，在许多地方你们根本找不到有人走过的道路，你们将不得不攀悬崖、爬峭壁、穿丛林、越深壑，但不要因此而不安。不要抱怨无路可走，这种抱怨将是于事无补的沮丧，因为你们应当预料到，你们走的不会是由社会进步的全部力量所铺好的笔直而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是穷乡僻壤的羊肠小道，这些羊肠小道走得通，但是笔直好走的捷径，你们也好，我们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都永远找不到，——说‘永远’找不到，是指只要这些衰亡着的，这些缓慢而痛苦地衰亡着的穷乡僻壤还存在，就永远找不到。你们要是不愿到这些穷乡僻壤去，那就直截了当地说不愿去，不要用空话来支吾搪塞。”［注：见本看第300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我要提付表决的问题是把这一页删掉。这一页给本来明确的、合乎逻辑的议论加上了某种小品文色彩。为提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无须“攀悬崖、爬峭壁”等等。这种形象化使人觉得，作者本人并没有把“割地”同自己的正统信仰完全协调起来。阿克雪里罗得：我建议删去这一页，从“这一点”开始直到下一页（第47页）结尾为止。п．A．我要提付表决的问题是：以这种不成体统的腔调提意见，对编辑部的同事是有礼貌的吗？如果我们大家都如此相互款待，那么，我们会走到哪儿去呢？？“被俄国所有的经济研究无数次证明了的直接的徭役经济残余，并不靠某种专门保护它们的法律来维持，而靠实际存在的土地关系的力量来维持。这是千真万确的，连一些见证人也直截了当地对著名的瓦卢耶夫委员会说：如果农奴制不受法律明文禁止，它无疑会重新复活起来。这就是说，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完全不涉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这样一来，其余一切问题解决起来就很‘简单’了，但是这样一来，你们连农村中农奴制经济一切残余的主要根源也触及不到，这样一来，你们就会‘简单地’回避同农奴主和受盘剥的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最紧要问题，回避在明天或后天很可能成为俄国最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的问题。要么你们也想涉及土地关系这个‘落后形式的经济盘剥’的根源，这样一来，你们就应当考虑到这些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根本不容许用简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既然你们不满意我们对这个错综复杂问题所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你们就无权以笼统地‘抱怨’问题的复杂性来支吾搪塞了事，而应当设法独立弄清这个问题，提出别的具体解决办法。割地在现代农民经济中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注：见本卷第301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我想建议将有关“简单”和“不简单”的一切议论统统删去，文章从“割地有什么意义等等”起，继续下去。这样，文章就会更好，因为以上所指出的地方本身极其（？？）冗长，有损于文章。我建议表决。有关简单不简单的议论是对前面内容的总结（也是对那些甚至是同情我们的人所提出的许多意见的答复），完全不是多余的。因此，我建议不要改动。“工役制造成技术停滞和农村中一切社会经济关系停滞，因为这种工役制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使地主不受（比较而言）竞争的促进影响（地主不去提高技术，却降低对分制佃农的份额，顺便说一下，在改革以后的许多年以来，许多地方都确有这种降低份额的情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阻碍迁徙和外出做零工的发展，等等。”［注：见本卷第302—303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我建议把“和农民的分化”这些字删去。这些字会使读者对本来会博得普遍赞同的措施抱有成见。但是如果您打算保留这句话，就请加以补充，并解释一下（即使在注释里也好）您对这句话是如何理解的。请表决。什么成见？引起谁的成见？为什么？——真是高深莫测。其次，比较而言使不受是什么意思？“比较而言”这几个字在这里不合适。很简单。这就是说：同俄国现状比较而言（而不是——例如同美国比较）使不受。“总之：既然大家都承认，割地是工役制最主要的根源之一，而工役制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的直接残余，那么，对于归还割地会破坏工役制和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能表示怀疑呢？”［注：同上，第303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正因为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对这一点作如此冗长的论证。匆忙的结论。看一看这一页（第55页）的末尾和下一页的开头吧。［注：列宁指的是该文第7章的开头（见本卷第303—304页）。——编者注］“根据我的判断，所有‘反对归还割地’的意见，都可以归结为这四项中的某一项，而且大多数反对者（马尔丁诺夫也包括在内）对所有这四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在原则上不正确，在政治上不妥当，在实践上实现不了，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贯。”［注：见本卷第304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建议删去马尔丁诺夫的字样，到处都塞上他，太多了。见第28页背面。［注：指本卷第323页列宁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答复。——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对，这位老兄，即马尔丁诺夫，实在太多了。п．A．马尔丁诺夫引用了我们的很多朋友所重复过的论据。而如果对这些论据不予答复，甚至当马尔丁诺夫谈到问题的实质时，也不去涉及他，那就很不妥当了。如果在下一个历史时期，目前这种社会政治‘局势’的特征已经消失，假定说，农民满足于极小部分私有者的小恩小惠，而‘大吼大叫’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如果到那时候，我们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的条文，我们也决不会自相矛盾。那时候，我们大概还要从纲领中删去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条文，因为决不能设想，在获得政治自由以前，农民能够摆脱最可恶和最沉重的农奴制压迫。”［注：见本卷第305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我建议删去从“如果在下一个历史时期”起，直到“最沉重的农奴制压迫”这一段话。这段话不是加强了上文的说服力，而是减弱了它的说服力。阿克雪里罗得：同意。п．A．这些话不应删去，因为说这些话是为了必要的预防。否则，以后会有人轻而易举地责备我们没有预见性。“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无论工役经济多么不甘心屈服于资本主义的进攻，但毕竟是屈服了，不仅如此，它注定要完全消灭，大的工役经济正在和将要直接让位给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你们呢，却想用实质上是分散（虽然是局部地，但毕竟是分散）大经济的办法来加速农奴制的消灭过程。这样，你们不是为了目前的利益而牺牲将来的利益吗？你们为了农民在最近的将来举行反对农奴制的起义（能否举行还是问题），而给农村无产阶级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举行反对资本主义的起义造成困难！’这种论断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有很大的片面性……”［注：见本卷第306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这种论断就是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它散发出一股古怪的咬文嚼字的气味，最好少去讲它——真替社会民主党人感到羞耻。在成千上万的俄国农民为消灭旧制度而举行起义的今天，尤其令人感到羞耻。请表决这样一个提议：宣布这个论据甚至乍看起来也是没有说服力的。阿克雪里罗得：依我看，向马尔丁诺夫那样的论敌说的恭维话应该删去。п．A．依我看，把对论敌的驳斥看成是“向论敌说的恭维话”（事实上这也是不真实的，因为《火星报》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多次写信重复过这一论据），这是可笑的。倒是提意见者奉献给论敌的谩骂，完全无济于事。“……这对于全体农村劳动者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斗争精神不能不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注：见本卷第307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什么是“独立斗争”？看一看1902年4月的比利时吧。[174]它回答了这个“难”题。“为了使我国的雇农和半雇农以后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最要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现在就应当开始‘维护’小农，‘尽可能’帮助他们，不拒绝参与解决‘别人的’（非无产阶级的）各种迫切而复杂的问题，教育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政党看作自己的领袖和代表。”［注：同上，第307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为什么“尽可能”这几个字放在引用符号（“引号”）里？令人不解。况且“半雇农”的地位问题对无产阶级来说决不是别人的问题。现在即使把“别人的”这个词放在引号里使用，也是极不妥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使用引号的习惯，难道这是很难理解的吗？是否提意见者连用不用引号也想要“表决”？他就是这么个人！“事实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执行自己扫除旧制度一切残余的任务‘晚了’，因此，只要这个缺点还没有纠正，只要我们还没有获得政治自由，只要农民的状况还会引起几乎整个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满（如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而不是使这些人因貌似强大的反社会主义堡垒‘不可摧毁’而产生保守的自满情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里，各种秩序党——从大地主和纯粹的保守派起，一直到自由主义的和自由思想的资产者，甚至一直到……说出来，请切尔诺夫之流的先生们和《俄国革命通报》别生气！……甚至一直到土地问题上时髦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为止，都有上面这种自满情绪）。”［注：见本卷第308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建议务必把这里的《俄国革命通报》几个字删去。把切尔诺夫的名字同《俄国革命通报》并列，人们会指责我们说，这种联系不慎重，是一种暗示，几乎是暴露笔名。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应当避免的。同意，但是我还是删去“切尔诺夫之流”为好。“土地国有化则是另一回事。这个要求（如果从资产阶级意义上，而不是从社会主义意义上了解）比归还割地的要求的确‘更进一步’，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完全赞同这个要求。在一定的革命时期，我们当然不会拒绝提出这个要求。”［注：同上，第310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175]。这正是问题的全部“关键”之所在。阿克雪里罗得：我不太明白；上面您已经很好地确定了土地纲领的社会革命性质；此外，土地国有化即使作为起义的口号——在目前来说也是反革命的。我同意贝尔格的建议。可惜的只是“同意者”忘记了，这个意见是给未经修改的文章提的。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就会避免这一滑稽可笑的错误。“但是，我们制定自己目前的纲领，不仅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甚至与其说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不如说是为了政治奴役的时代，即为了政治自由以前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用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来表现反农奴制的民主运动的直接任务就太软弱无力了。”［注：见本卷第310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过去讲的正好是说我们的土地纲领是社会革命的纲领。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土地国有化就意味着使这个国家进一步大大加强。因此，不能象这里所说：“……来表现……就太软弱无力了”等等。一种措施是革命的，而另一种措施是反动的。阿克雪里罗得：普列汉诺夫的建议同贝尔格和我在上一页的意见在意思上是吻合的。不对。远非任何时候、任何国有化都是“反动的”。这是——“太过分了”。既然提意见者甚至在对文章读第二遍的时候都不愿下点功夫准确地拟出修正案（尽管这一要求是特意通过的并已通知大家），那么，由于一次次表决一般的“修改”（而后还要表决修改的文字？？）而造成的拖延将无尽期。不必过于担心署名文章的作者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土地纲领的最高要求，不应超出对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范围。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在原则上完全正确，在一定时期完全适用，但是目前，在政治上不妥当。”［注：同上，第311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同意贝尔格的意见[176]。但是，我建议这样表述：在警察国家里，土地国有化是有害的，而在宪制国家里，它将成为一切生产资料国有化这个要求的一部分。请表决。阿克雪里罗得：同意。п．A．见第75页背面。［注：指本卷第331页右栏列宁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答复。——编者注］“法庭的这种成分既能保证法庭的民主性，也能保证自由地表现农村各居民阶层的不同阶级利益。”［注：见本卷第313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这段文字令人吃惊。我提议表决对它进行修改的建议。阿克雪里罗得：究竟是怎么回事？玩弄“表决”的把戏，“令人吃惊”！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大家知道，在我国农村中，租佃的农奴制性质比资本主义性质更多，地租是比资本主义地租（即企业主的超额利润）多得多的‘货币’地租（即改造过的封建地租）。因此，降低地租会直接促进以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代替农奴制经济形式。”［注：同上，第313—314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作者曾经许诺不谈俄国的封建主义（见上文），但没有履行诺言。令人遗憾。请表决关于将这里的封建（地租）一词删去的建议。不对。恰恰是谁“看了上文”谁就会发现，作者并没有作任何这样的“许诺”。既然作者已特意预先声明这不是共同的意见，那么还要挑剔就太不近情理了。“所以连专制制度也不得不愈来愈经常地设立‘供村团的文化和慈善事业需要的’特别‘基金’（自然，数目十分可怜，而且被贪官污吏侵吞的多，用于救济饥民的少）。因此，除其他民主改革外，我们也不能不要求设立这样的基金。这一点恐怕是无可争辩的。”［注：见本卷第314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关于“专制制度”这一段写得极不成功。它对我们来说算是什么榜样呢？难道不参照它我们就什么也不能提出来吗？向农民归还的理由应这样来说明：它会是一种革命措施，这一措施能纠正那种不仅留在大家的记忆中，而且曾经大大地促使俄国农民破产的“不公平现象”（参看马尔丁诺夫的说法）。附言：当法国流亡者要求他们的十亿法郎时（在复辟时期）[177]，他们说的并不是慈善事业。他们更懂得阶级斗争的意义。请表决彻底修改这一段的建议。阿克雪里罗得：请参看普列汉诺夫对第90页的意见[178]。只要用心读一读上述意见和那条意见，您自己就会同意它们的。п．A．至于连专制制度也不得不开始办一点（少得可怜的）慈善事业，这是事实，害怕引用这样的事实是相当奇怪的。而说什么这是作为“榜样”提出来的，这是热中于挑剔的人的“拙劣臆造”。“但是，有人反驳我们说，殊不知这种贡赋是无法全部归还的。说得对（正象不能全部归还割地一样）。”［注：同上，第315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为什么不能全部归还割地？纲领中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我提请大家注意，这里改变了我们已通过的这一条的意思。阿克雪里罗得：为什么您要插入一句话来限制和削弱原则性的决定？完全不对。列宁在自己文章中插入的那句话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纲领中所说的意思。提意见者忘记了这样一条起码的常识：“实施的是法律，而不是法律的理由”。“目前的土地村社，承担四分之三的农奴制纳税重负。废除连环保（这种改革，维特先生大概不等到革命就会实行），消灭等级划分，实行迁徙自由和每一个农民支配土地的自由，在事实上当然会不可避免地迅速消除这种重负。但是这种结果只会证明我们对村社的看法正确，证明村社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容。”［注：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目前正在流传着要消灭村社的议论。因此，与这有关的地方应当修改。我建议把“资本主义的”删去，改为：同我们时代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理由是：这样就会避免村社的维护者提出“蛊惑人心的批评”。“因此”根本用不着。“议论”早已流传，即使真的实行起来，也仍然不应作任何修改。我认为害怕“蛊惑人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总是要提出这类“拙劣的批评”的。“我们的回答是：从我们的条文中还不能得出结论说，每个农民有权要求非单独划出自己的土地不可。从这里只能得出结论说，土地可以自由出卖，而同一村社的社员有优先购买所出售土地的权利同这种自由并不矛盾。”［注：同上，第317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179]，建议提付表决。阿克雪里罗得：同意。“同意”已被删去的那部分的意见？？！！？？真是一个“提付表决”的好建议。“这种反驳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要求不会破坏协作组织，恰恰相反，这些要求会建立现代的协作组织对其自由加入的成员的控制权，以代替村社对农民的古老的（事实上是半农奴制的）控制权。例如，承认同一村社的社员在一定条件下有优先购买其他社员出售土地的权利，这同我们的条文也并不矛盾。”普列汉诺夫：对此我不同意。这个权利只会降低农民土地的价格。而连环保，一部分已经被废除，一部分将被维特先生废除，不是今天废除，就是明天废除。有矛盾。我不明白的是：一方面我可以自由地加入和自由地退出协作组织；而另一方面，村社有优先购买我的土地的权利。矛盾就在这里。提意见者过于敌视村社。这里应当特别小心，不要落入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之流及其同伙的怀抱（正象提意见者已经落入的那样）。在一定条件下，优先购买的权利不会降低而会提高土地的价格。我特意说得概括些和广泛些，而提意见者却徒劳地急于斩断戈尔迪之结[180]。由于轻率地“否定”村社（作为协作组织），我们就会轻易地糟蹋掉我们对农民的全部“善意”。要知道，村社同通常的移民方法等等也是有联系的，只有亚·斯克沃尔佐夫之流才会在自己的草案中大笔一挥对此加以“修改”。“为了给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必须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这些残余现在还掩盖着农村居民内部资本主义对抗的萌芽，不让它发展。”［注：见本卷第318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我第一次见到对抗这个词用复数。如果提意见者认为他已不能第一次见到任何东西，那是徒劳的。※※※“提意见者”的意见只不过十分明确地表明以下情况。如果他的目的是要使不同意他的意见（即使是在不重要的问题上）的同志无法同他在编辑部中共同工作，那么他现在就正在十分迅速而准确地走向这一崇高的目的。但如果他达到这一目的，那就让他自食其果吧。（1）意见写得如此草率，甚至没有把修改前的东西同修改后的东西对照一下。（2）甚至干脆把修改意见撇在一边！“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别妨碍我。”（3）提意见者提出的修改，几乎没有一处是由他自己表述清楚的，——这违反了为避免不应有的拖延而通过的明确条件。（4）提意见的语气是故意带有侮辱性的。如果我也用这种语气“分析”普列汉诺夫关于纲领问题的文章（即他个人的“文章”，而不是指共同的声明、共同的纲领等等的草案），那么这就会立即使我们的合作告终。我也要“提付表决”：是否允许编辑部一些成员去煽动另一些成员照此办理？（5）连一些编辑部成员的表达方式也要用表决来加以干涉，这就太不近情理了。提意见者使我想起了这样一个马车夫，他以为，要想驾好马车，就得愈来愈使劲地勒马。当然，我只不过是一匹“马”罢了，是马车夫普列汉诺夫手下的几匹马中的一匹马。但是要知道，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甚至勒得最紧的马也会甩掉过于热心的马车夫。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432—448页注释：[173]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对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意见写于1902年4月20日—5月1日（5月3—14日）之间，列宁对这些意见的答复写于1902年5月1日（14日），意见和答复都写在手稿的背面。同一天，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答复的结尾部分（见本卷第337—338页）写于另纸，附在文章手稿后面。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列宁的答复按手稿刊印。列宁在普列汉诺夫意见中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用细线标出。——321。[174]1902年4月，比利时工人宣布总罢工，以支持工人党、自由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在议会提出的普选权要求。参加罢工的有30多万工人，工人游行示威遍及全国。可是在议会否决了选举改革法案、军队开枪镇压示威者之后，工人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埃·王德威尔得等人投降了，并且在自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盟友”的压力下取消了总罢工。比利时工人总罢工的失败是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一次教训。《火星报》就此写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将认清由于希望迅速成功而牺牲革命原则的机会主义策略会造成什么样的实际后果。无产阶级再次确信：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决心把他们用来对敌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合乎情理地坚持到底，那么任何一种这样的手段都不可能达到目的。”（见1902年6月1日《火星报》第21号）——330。[175]格·瓦·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尔·马尔托夫1902年4月2日（15日）在《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上提出的如下意见：“应当更多地、更突出地强调目前在俄国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个要求的反动性。”苏黎世会议之后，列宁对谈到土地国有化的要求的第7章已作了某些修改。——331。[176]格·瓦·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尔·马尔托夫的如下意见：“这一点应这样说：我们把土地国有化仅仅理解为全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直接序幕。”——333。[177]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法国政治流亡者的土地被没收并当作国家财产出卖。查理十世上台后，为了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在1825年4月27日颁布了赔偿法令：凡过去被没收和出卖的流亡者的土地，以金钱赔偿之。赔偿费总额达109136万法郎。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赔偿政治流亡者的十亿法郎法令”。政府为筹集这笔巨款增加了税捐并把公债利息从5％降为3％。而大部分赔偿费落入了国王亲信的手中。这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334。[178]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的第90页是指列宁文章中的如下一段话：“但是为什么仅限于这种来源呢？为什么除此之外，不想法子哪怕把昨天的奴隶主在警察国家的帮助下从农民那里征收去的，并且还在继续征收贡赋的一部分归还给人民呢？”（见本卷第315页）格·瓦·普列汉诺夫对这一段的意见是：“只应当提出来这一点，而不应当提慈善事业。还钱的只能是得过这些钱的人，即贵族。”——334。[179]格·瓦·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尔·马尔托夫的如下意见：“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要求划出一块土地的自由正是从支配土地的自由产生的。这里只需指出，我们的要求并不排除将村社对个人的控制权变成协作组织对其自由加入的成员的控制权。”苏黎世会议之后，列宁把手稿中的这两句话删去了，改为正文中接着摘引的一段话：“这种反驳是没有根据的。……这同我们的条文也并不矛盾。”——336。[180]戈尔迪之结出自古希腊传说。弗利基亚王戈尔迪献给宙斯一辆牛车，车上的轭是用无法解开的死结系在车辕上的。宙斯神谕：能解此结者将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挥剑断之，此结遂开。后多以“斩断戈尔迪之结”比喻用简单的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336。
《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59]（1902年2月—3月上半月）一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有一个“土地纲领”，这一点未必需要详加论证。所谓土地纲领，我们是指在土地问题上，也就是在对待农业，对待农村居民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的态度方面，确定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指导原则。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自然主要是，甚至完全是“农民的纲领”，即确定对农民问题所持态度的纲领。大土地占有者、农业雇佣工人和“农民”，这就是包括俄国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居民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上述三个组成部分的前两部分（土地占有者和工人）的态度不言而喻是非常明确的，可是，“农民”这个概念本身却很不明确，因而我们对待农民生活和农民演进的基本问题的政策，也就更不明确了。如果说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土地纲领的关键正是“农民问题”，那么在俄国，这应该尤其如此。最明确地确定自己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对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必要，因为在俄国，我们这个派别还十分年轻，而俄国整个旧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农民”社会主义。当然，那批自以为继承了我国形形色色民粹派社会主义者遗产的俄国“激进派”，几乎连一点社会主义的气息也没有。但是，“工人”问题已经被推到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前台，在这个问题上，这些人没有任何固定的原则，他们有十分之九的人实质上都是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愈是喜欢抹杀这一事实，他们就愈加乐意把自己同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提到首位。最后，许多在“工人”问题上几乎完全同俄国激进派（或自由派？）合流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拼命强调的也正是农民问题，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之流、布尔加柯夫之流、大卫之流、赫茨之流以及……切尔诺夫之流的“最新著作”，似乎已经使“正统马克思主义”丢尽了脸！其次，除了理论上的困惑莫解和各“先进”派别的论战而外，运动本身的纯粹实际需要，最近也提出在农村进行宣传和鼓动的任务。但是，没有原则上坚定的和政治上适当的纲领，就不可能比较认真、比较广泛地进行这项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一产生，就认为“农民问题”十分重要。可以提醒一下，“劳动解放社”草拟并于1885年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就提出了“彻底改变土地关系（赎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条件）”［注：见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一书的附录。］的要求。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1892年版）这本小册子中，也谈到社会民主党人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所以，《火星报》在出版初期有一号（1901年4月第3号）对土地纲领作了概述，即在《工人政党和农民》［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一文中确定了自己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土地政策原则的态度，这是十分自然的。这篇文章曾使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困惑莫解；我们编辑部收到了许多关于这篇文章的意见和信件。主要的反对意见是由归还割地这一项引起的，我们本来打算在《曙光》上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恰好这时候《工人事业》第10期出版了，上面有马尔丁诺夫的一篇文章，其中除别的问题外也分析了《火星报》的土地纲领。《工人事业》综合了许多流行的反对意见，因此我们暂时只答复马尔丁诺夫一个人，希望写信给我们的人不要抱怨。我强调暂时二字，是由于下面这些情况。《火星报》的这篇文章是编辑部的一个成员写的，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在问题总的提法上同作者看法一致，但是在局部问题，在个别条文上自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同时我们整个编辑委员会（也就是说，包括“劳动解放社”在内）忙于集体草拟我们党的纲领草案。这一起草工作拖下来了（部分原因是党务繁杂和秘密环境有所不便，部分原因是必须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全面讨论这个纲领），直到最近才结束。既然归还割地这一条文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也就不急于替这一条文来辩护，因为在我看来，关于我党土地政策问题的总提法比这一个别条文重要得多，这一条文在我们的总的草案中还可能被否决，或者作重大修改。现在我要辩护的就是这个总的草案。“读者朋友”不厌其烦地把他们对我们土地纲领的批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请他们来批评我们的总的草案。二我们在下面援引这个草案的“土地”部分的全文。“为了肃清旧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力求：1．取消赎金、代役租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2．废除连环保和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3．用赎金和代役租方式从人民那里勒索的钱应归还人民；为此必须没收寺院的财产和皇族的田产，同时对享有赎金贷款的大贵族土地占有者课以特别税；把这样获得的款项作为村团的文化和慈善事业的特别国民基金；4．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一）把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或者——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情况下——用赎买的办法等等）；（二）消灭在乌拉尔、阿尔泰、西部边疆区和国内其他地区保留下来的农奴制残余；5．授权法庭降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读者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土地纲领”中没有任何为农业雇佣工人提出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明一下，这样的要求已经列入纲领的前一部分，其中包括我党“为了保护工人阶级不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衰退，同时为了增强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能力”所提出的要求。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那几个字，包括所有的雇佣工人，其中也包括农业雇佣工人，而且纲领这一部分所有的16项都同农业工人有关。把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合并为一部分，在纲领的“土地”部分中只剩下“农民的”要求，这的确不方便，使得为农业工人提出的要求不引人注目，乍看起来很不显著。如果只是粗略地读一下纲领，甚至可能得出十分错误的看法，仿佛我们故意冲淡为农业雇佣工人提出的要求。不用说，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上面说的那种不方便，其实纯粹是表面性的。只要比较细心地阅读纲领和有关解释（显然，我们党的纲领要“到民间去”，不但要作书面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非作口头解释不可），这种不方便是容易消除的。如果某个团体要专门向农业工人作说明，它就应当从为工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单独抽出那些对雇农、日工等等最重要的要求，并在专门的小册子、传单或一系列口头介绍中加以说明。从原则上讲，这里所谈的纲领各部分的唯一正确的表达方法，就是把为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雇佣工人提出的一切要求合并在一起，把为“农民”提出的要求严格地分出来，单独列为一个部分，因为在前后两种场合，我们能够要求什么和应当要求什么，其基本准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草案中，这里所分析的纲领的两个部分的原则区别在每一部分的导言中都已反映出来。为了雇佣工人的利益，我们要求实行那些“保护他们不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衰退和增强他们斗争能力”的改革；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只要求实行那些有助于“肃清旧农奴制残余，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的改造。由此可见，我们为农民提出的要求狭窄得多，这些要求的条件也低得多，仅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对于雇佣工人，我们有责任维护他们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阶级的利益；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阶级运动是唯一真正革命的运动（参看纲领的原则部分关于工人阶级对待其他阶级的态度的那段文字），我们力求组织、指导和用社会主义意识来启发的正是这个运动。但是对于农民，我们决没有责任维护他们作为现代社会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阶级的利益。这里不能相提并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所以社会民主党直接和完全代表的只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只是力求同它的阶级运动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所以社会民主党只是在某种情况下，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才有责任维护这些阶级的利益。例如，小生产者阶级，包括小农在内，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是反动的阶级，所以“想用保护小经济和小私有制不受资本主义侵犯的办法来拯救农民，就是徒劳无益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就是用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安居乐业的幻想欺骗农民，就是分散劳动阶级的力量，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建立少数人的特权地位”（《火星报》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81页。——编者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纲领草案提出“农民的”要求，受到两个十分狭窄的条件的制约。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农民的要求”只有符合以下两个条件才是合理的：第一，这些要求导致农奴制残余的消灭；第二，这些要求促进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火星报》第3号对这两个条件已经作了简要说明，现在我们来对每一个条件作比较详细的分析。“旧农奴制残余”在我国农村还非常之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工役制和奴役制依然存在，农民没有充分的等级权利和公民权利，农民从属于手执鞭子的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日常生活中受屈辱使农民变成真正的野蛮人，——所有这一切在俄国农村中都不是例外，而是常规，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在农奴制还占统治地位的场合和关系中，——而且正因为它还占统治地位，——它的敌人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农民。对于农奴制，对于农奴主－地主以及为他们效劳的国家来说，农民还仍然是一个阶级，不过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而是农奴制社会的一个阶级，也就是说仍然是等级的阶级。［注：大家知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农奴制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特别的等级。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等级划分已被消灭（至少在原则上已被消灭），所以阶级已经不再是等级。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正因为在我国农村还保存着农奴制社会所特有的这种“农民”同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之间的阶级对抗，所以工人政党无疑应当站在“农民”这边，应当支持他们的斗争并推动他们同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进行斗争。我们把农民一词放在引号内，为的是表明在这种场合存在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中，农民当然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但是，谁因这种矛盾而惶惑不安，他就是忘记了，这并不是叙述的矛盾，也不是学说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这并不是臆造的矛盾，而是活生生的辩证的矛盾。正因为在我国农村中农奴制社会正在受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排挤，所以农民就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分裂成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最小的资产阶级）。正因为农奴制关系还保存着，所以“农民”还仍然是一个阶级，也就是说，我们重说一遍，这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而是农奴制社会的阶级。这两种“正因为——所以”的情况，在现实中，是以现代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形式存在的。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工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在我们这里极为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所以要特别强调为俄国所有的经济调查已经肯定了的这一情况，是因为这种情况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某些“土地”要求显得复杂，紊乱，甚至牵强，许多人一看就大吃一惊。谁在反驳时只对上述解决办法的这种复杂性及其“奥妙”笼统地表示不满，谁就是忘记了，对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反对农奴制关系的一切残余，——这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而既然这些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就必须深入这个所谓紊乱的中心，而不要害怕任务复杂。“简单”解决这个任务的办法只能有一种，就是回避掉，绕过去，让“自发因素”来收拾这个乱摊子。而这样“简单”从事，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和“经济派的”崇拜自发性的人都喜欢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该这么做。在农民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应该支持农民，而且应该推动农民前进，而为了推动农民前进，仅仅有一般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给以明确的革命的指示，必须善于帮助农民把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弄清楚。三为了使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一定要用复杂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我们请读者在这一方面把纲领中的工人部分和农民部分比较一下。在前一部分，一切解决办法都非常简单，连很少知道底细、很少动脑筋的人都理解，而且“自然”、熟悉、易于实行。在后一部分则相反，大多数解决办法都非常复杂，乍一看“不理解”，而且牵强、不大可能、难于实行。这种差别怎样解释呢？是不是纲领起草人在前一场合头脑清醒，思考认真，而在后一场合就头脑糊涂，陷入浪漫主义，夸夸其谈起来了呢？老实说，这种解释过于“简单”，而且简单得有些幼稚，马尔丁诺夫紧紧抓住这种解释不放，我们并不奇怪。他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本身使一些小的工人问题的实际解决容易极了，简单极了。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领域内，社会经济关系已经变得（并且愈来愈变得）如此显著、明了、简单，以致最近的前进步子不言自明，一目了然。反之，农村中资本主义对农奴制的排挤，却使社会经济关系变得如此错综复杂，以致要（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解决最近的实际问题，必须很动一番脑筋，而且可以十分有把握地预断，“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想不出来的。顺便说一句，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拿纲领中的工人部分同农民部分作比较，我们就还要指出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原则差别。简单说来，这个差别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人部分中，我们无权超出社会改良的要求的范围，而在农民部分中，我们不应当在社会革命的要求面前停下来。换句话说，在工人部分中，我们无条件地局限于最低纲领的范围，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却可以而且应当提出最高纲领。［注：有人反对说，归还割地的要求远不是我们为农民提出的最近要求（或者说我们总的土地要求）中的最高要求，所以它是不彻底的，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将在下面谈到我们所辩护的纲领的具体条文时加以分析。我们断定，并且将力求证明，“归还割地”的要求，是我们在自己的土地纲领中目前就可以提出的最高要求。］我们来解释一下。在前后两部分中，我们阐述的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我们的最近要求。所以在前后两部分中，我们应当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为基础。这是两部分相同的地方。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工人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而农民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农奴主－地主（如果封建主这个名词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领地贵族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注：我个人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解答，但是在目前这种场合，自然没有那么多篇幅和时间来论证甚至提出这种解答，因为现在谈的是要替整个编辑部集体制定的土地纲领草案辩护。］，我就要说，反对封建主）。在工人部分中，我们应当限于对现存资产阶级制度进行局部的改善。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应当力求完全清除这个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在工人部分中，我们不能提出其意义无异于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要求：如果我们达到我们的这个最终目的，即达到纲领其他部分十分强调的、我们在争取实现最近要求时“一分钟”也不忽视的最终目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限于研究企业主负有什么责任或研究什么工厂住宅这些问题，而是要一手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以及分配的一切管理权和支配权。相反，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提出其意义无异于彻底摧毁农奴主－地主统治、完全清除我国农村中农奴制的一切痕迹的要求。在提出最近要求的工人部分中，我们不能提出社会革命的要求，因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已经是实现我们最终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了。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则提出社会革命的要求，因为推翻农奴主－地主统治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象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在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也是可能的。在工人部分中，我们还是停留在（虽然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有自己独立的意图和打算，但毕竟还是停留在）社会改良的基础上，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要求的只是资产阶级在还没有丧失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可以（原则上）给我们的东西（即桑巴特之流、布尔加柯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及其同伙因此而预先劝告资产阶级明智而诚心地给我们的东西）。而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应当不同于社会改良主义者，我们所要求的是农奴主－地主永远不会给也不可能给我们（或农民）的东西，是农民革命运动只有用暴力才能夺得的东西。四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用来如此“轻易地”“斥责”我们土地纲领的那个“简单的”“实现”标准，是不完全、不中用的。这种可以最近直接“实现”的标准，一般只适用于我们纲领中明显带有改良性质的部分和条文，而绝不适用于革命政党的总纲领。换句话说，这个标准之适用于我们的纲领，只是作为一种例外，绝不是作为一种常规。我们的纲领一定能实现，这只是从这个词的广义即哲学意义上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纲领没有一个字同整个社会经济演进的方向相抵触。既然我们已经正确地肯定了这个方向（从整体和从局部），我们就应当为实现自己的革命原则和自己的革命职责，始终不渝地尽一切力量争取实现我们的最高要求。在斗争还没有终结、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企图预先断定我们恐怕达不到全部的最高要求，——那就是十足的庸人习气。这种想法总是要导致机会主义的，纵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希望这样。马尔丁诺夫认为《火星报》的土地纲领是“浪漫主义”，“因为在目前条件下，能不能吸引农民群众加入我们的运动是大成问题的”（《工人事业》第10期第58页，黑体是我用的），这种议论实际上难道不是庸人习气吗？这是把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简单化为“经济主义”的那些很“体面”很廉价的议论中的一个好例子。但是，只要把这种“体面的”议论好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原来是个肥皂泡。“我们的运动”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这个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是成问题，而是不可能，根本谈不上。而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也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农民群众则不可能不参加。马尔丁诺夫没有仔细考虑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和反对农奴制的运动两者的性质有本质上的不同，因而用“我们的运动”这几个字把问题弄糊涂了。［注：马尔丁诺夫对他所要论述的问题考虑得多么肤浅，从他文章的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他说：“我们纲领的土地部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具有较小的实际意义，所以它只是为革命空谈大开方便之门。”加上着重标记的这句话，正好包含了正文所指出的糊涂观念。马尔丁诺夫听说，在西方，只有在工人运动非常发展的时候才提出土地纲领。在我国，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因此，还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政论家急忙作了这种推论。他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西方拟订土地纲领是为了吸引半农民、半工人来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我国，则是为了吸引农民群众来参加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民主主义运动。所以，在西方，农业资本主义愈发达，土地纲领的意义就愈大。我们的土地纲领，就其绝大部分要求来讲，农业资本主义愈发达，它的实际意义就愈小，因为这个纲领所反对的农奴制残余不仅在自行消亡，而且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日趋消亡。所以我们的土地纲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最近的将来，即专制制度崩溃以前的时期。俄国的政治变革无论如何必然会引起我们最落后的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到那时候，我们就必须修改我们的土地纲领了。而马尔丁诺夫只是牢牢记住一点：考茨基的书[160]很好（这是公正的），只要重复和照抄考茨基的书就够了，用不着考虑俄国在土地纲领方面的根本特点（这是很不聪明的）。］成问题的绝不是能不能吸引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农奴制残余的运动，而只是参加的程度如何，因为在农村中，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一个阶级的农民（小农），与其说是革命分子，不如说是保守分子（特别是因为农业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演进在我国还刚刚开始）。所以，在政治改革时期，政府分裂农民（例如，比分裂工人）要容易得多，它通过对为数不多的小私有者作小小的无足轻重的让步来削弱（最坏的情况甚至是麻痹）农民的革命性要容易得多。整个情况就是这样。但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政府愈容易同农民中的保守分子步调一致，我们就应该愈努力、愈迅速地同农民中的革命分子步调一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以尽可能科学的准确性来决定，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来支持这些分子，然后推动他们坚定不移地同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作斗争，而且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推动他们。企图预先“规定”我们的推动会有几分成就，这难道不是庸人习气吗？结果如何，以后生活会决定这一点，历史会记录这一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如何要进行斗争，一直斗争到底。难道一个正在冲锋陷阵的士兵会考虑我们也许不全歼敌人的兵团，而只歼灭它五分之三吗？照马尔丁诺夫的说法，象建立共和国这样的要求，不也是“成问题的”吗？对政府来说，用部分款项支付这张期票，比支付农民要求消灭农奴制一切痕迹这张期票，更容易办到。但是这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部分款项我们当然要放在口袋里，但是决不停止争取全部款项的殊死斗争。我们应当更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只有建立了共和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我们应当在俄国所有的革命者中间，在尽量广泛的俄国工人群众中间树立［注：我们说“树立”，是因为俄国旧的革命者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共和国问题，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实际”问题，——民粹派、骚乱派[161]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轻视态度对待政治；民意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想从专制制度直接跳到社会主义革命。在群众中传播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和在俄国革命者中树立争取建立共和国的风气这个任务，落到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肩上了（如果不谈十二月党人的早被遗忘了的共和思想的话）。］和巩固争取建立共和国的风气，我们应当用“共和国”这个口号来表示，我们在争取国家制度民主化方面将斗争到底，决不回头——而斗争本身将会决定，我们能够夺得多大一部分款项，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夺得这部分款项。在我们没有让敌人尝到我们打击的全部力量，我们自己没有领教过敌人打击的全部力量以前，就企图计算这部分款项有多少，那是愚蠢的。在农民要求方面，我们的任务也是如此，就是要根据科学的材料确定这些最高要求，并帮助同志们争取实现这些最高要求，让那些冷静的合法的批评派和欣赏显著结果的不合法的“尾巴主义者”去讥笑最高要求“大成问题”吧！［注：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要求是否可能“实现”的问题，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卡·考茨基1896年同罗·卢森堡的论战，也许不无好处。罗·卢森堡写道：把波兰复国的要求列入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纲领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要求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实现。卡·考茨基反驳说：提出这个论据“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纲领的实质惊人的无知。我们的实际要求，不管是纲领中的明文规定，还是默认的“假设”，适宜与否（werden……darnachbemessen），不是看这些要求在目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实现，而是看这些要求是否同现存社会制度相符合，是否能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这个斗争发展（fordern），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扫清（ebnen）道路。在这里我们丝毫不考虑目前的（“den”）力量对比。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是为目前时期制定的，——它应当尽可能（ausreichen）对现代社会的任何情势作出指示。纲领不仅应当为实际行动（derAktion）服务，而且应当为宣传服务，它应当用具体要求的形式，比抽象的议论更清楚地指出我们想要遵循的前进方向。并且，只要我们不失之于空想主义的思辨，能为自己提出的实际目标愈远大愈好。这样，群众，甚至那些不能理解（erfassen）我们的理论论断的群众，也会更加明白我们所遵循的方向。纲领应当说明我们向现代社会或现代国家要求的东西，而不是等待它给我们的东西。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吧。它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如果用罗·卢森堡的尺度来衡量这个要求，那么它也象建立波兰民族国家的要求一样是一种空想。谁也不会幻想，在现代政治对比的情况下，人民选举国家官吏的要求能在德意志帝国实现。有理由可以预料，波兰的民族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才可能出现，关于人民选举国家官吏的要求，也同样有理由可以这么说。但是，难道这就是不该把这项要求列入我们的实践纲领的充分根据吗？”（《新时代》第14年卷第2册第513页和第514页。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五现在来谈谈另一个总的原则，这个原则决定了我们为农民提出的一切要求的性质，它表现在“……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这句话中。这句话无论是对于整个土地问题的原则性提法，还是对于个别土地要求的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消灭农奴制残余，这个要求是我们和所有彻底的自由派、民粹派、社会改良主义者、土地问题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等等的共同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所有这些先生没有原则上的不同，而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他们在这一点上也不可避免地总是要停留在改良的范围之内，而我们则不会在社会革命的要求面前停下来（在上述意义上）。相反，我们要求保证“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所有这些先生，甚至同一切非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有原则上的矛盾。后两者在土地问题上并没有在社会革命的要求面前停下来，但是他们恰恰不愿使这些要求服从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这一条件。这个条件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土地问题方面的基本点和中心点［注：实质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所以在土地问题上左右徘徊，误入歧途，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中间最勇敢、最彻底的（因而也是最诚实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自己的“研究性著作”中公开宣称，阶级斗争的“学说”完全不适用于农业关系的领域。（《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第289页）］。承认这个条件，就是承认农业的演进——不管它多么错综复杂，不管它的形式如何纷繁——也是资本主义的演进，承认这种演进（象工业的演进一样）也产生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应当是我们关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对象，应当是我们今后用来检验原则问题、政治任务以及宣传、鼓动和组织等方式的试金石。承认这个条件，就是必须在小农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个特别重要而难于解决的问题上也坚定地站在阶级立场上，决不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相反，要求受现代整个资本主义压榨而破产的小农离开自己的阶级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我们提出这个条件，就不仅坚定不移地同自己的敌人（即那些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护资产阶级的人，他们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是我们暂时的和局部的同盟者）划清了界限，而且同不可靠的朋友划清了界限，这些朋友由于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提法模棱两可，会给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带来（事实上正在带来）很多危害。我们提出这个条件，就贯彻了一项指导原则，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坚持这项原则，即使处在任何穷乡僻壤，即使面临着最错综复杂的、把一般民主主义任务提到首位的土地关系，也能在解决这些任务时强调和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就象我们在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政治任务时，仍然是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我们提出这个条件，也就回答了许多人在草草读过我们土地纲领的具体要求以后所提出的那种反对意见……他们说，“把赎金和割地归还给村团”！？——这哪里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和我们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呢？这实质上难道不是送给农村资产阶级的礼物吗？？当然是的，——但只是从农奴制的崩溃本身也是送给“资产阶级的礼物”这个意义上讲的，因为这正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不是为其他别的什么发展解除农奴制的羁绊和束缚。无产阶级和其他受资产阶级压迫并同资产阶级相对抗的阶级的差别，恰恰就在于，它把自己的希望不是寄托在阻碍资产阶级的发展上，不是寄托在削弱或缓和阶级斗争上，而是相反地寄托在最充分、最自由地发展阶级斗争上，寄托在加速资产阶级的进步上。［注：当然，无产阶级不是拥护加速资产阶级进步的任何措施，而仅仅拥护其中直接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能力的措施。而“工役制”和奴役制加在无产的和接近于无产阶级的那部分农民身上的痛苦，要比加在富裕农民身上的痛苦厉害得多。］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这样来加强和巩固资产阶级，就不能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残余。对这一点“惶惑不安”，就是重犯某些社会主义者的错误：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政治自由，因为政治自由会加强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六上面考察了我们土地纲领“总的方面”，现在来分析纲领的各项要求。我们不从第1条，而从第4条（关于割地）开始分析，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中心的、使土地纲领具有独特性质的一条，同时也是最敏感的一条（至少评论《火星报》第3号上那篇文章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如此）。提醒大家一点，这一条的内容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1．要求成立农民委员会，并由农民委员会全权重新调整那些带有直接的农奴制残余的土地关系。选用“农民委员会”这个名称是为了明确表示：和1861年“改革”连同它的贵族委员会[162]相反，新的调整应当由农民来掌握，而不应当由地主来掌握。换句话说，彻底消灭农奴制关系的使命，不是让压迫者而是让受这些关系压迫的居民来完成，不是让有关者的少数，而是让有关者的多数来完成。其实，这无非是对农民改革进行一次民主的修改（也正是“劳动解放社”起草的第一个纲领草案所要求的东西）。我们没有用后一种说法，那仅仅是因为它不太明确，没有十分清楚地指出这种修改的真正性质和具体内容。因此，比如说，马尔丁诺夫如果确实想就土地问题发表自己的某种主张，他就应当明确地声明，他是不是否定对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这个主张本身，如果不否定，他对这个主张又是怎么看的。［注：这里再提一提纳杰日丁的不彻底（或吞吞吐吐？），他在自己的土地纲领草稿中看来接受了《火星报》关于农民委员会的主张，但是，他把这个主张表述得极不妥当，说什么应该“设立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特别法庭，来审理农民对于伴随‘解放’而来的一切措施提出的控诉和申请”（《革命前夜》第65页，黑体是我用的）。可以提出控诉的只是违法案件。2月19日的“解放”及其一切“措施”本身就是一种法律。在某一种法律还没有被废除，还没有用新的立法准则来代替（或部分废除）之前，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对这个法律的不公正所提出的控诉，是毫无意义的。不仅应当授权“法庭”受理对割去牧场的“控诉”，而且应当授权“法庭”归还（或者赎回等）这种牧场，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有全权制定法律的“法庭”就不再是法庭了；第二，必须明确指出，这种“法庭”，究竟有哪些剥夺、赎买等权力。但是，不管纳杰日丁的表述多么不妥当，而对于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必要性，他却了解得比马尔丁诺夫正确得多。］其次，2．农民委员会有权剥夺和赎买地主土地，进行土地的交换，等等（第4条第2项），但这种权力只限于处理直接的农奴制关系残余。就是说（3），只有对下述土地才有剥夺和赎买的权力：第一，“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土地（这些土地当然向来是农民经济的必要附属物，是农民经济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些土地是通过伟大的农民改革这一合法化的掠夺人为地从农民那里夺走的）；第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土地。这第二个条件把赎买和剥夺的权力限制得更小了，使这种权力不适用于所有的“割地”，只适用于现在仍然作为盘剥工具的割地，也就是《火星报》所说的“仍然被利用来保持强迫的、奴役性的、徭役制的劳动，实际上还是农奴制的劳动”的割地［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83页。——编者注］。换句话说，凡是由于我国农民改革的不彻底，农奴制经济形式仍然依靠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土地而保留到现在的地方，农民有权甚至用剥夺的方法立刻彻底消灭这些农奴制残余，有权“归还割地”。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好心的马尔丁诺夫放心了，他曾经忧心忡忡地问道：“现在在地主手中，在购买割地的平民知识分子手中，都有一些割地在按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怎么处理这些割地呢？”最尊敬的先生，这里谈的不是这些个别的割地，而是成为农奴制经济残余至今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的那些典型的（并且为数极多的）割地。[163]最后，4．第4条第2项授权农民委员会消灭在我国个别地方还保留下来的农奴制残余（地役权[164]，土地没有完全分出，没有划定地界，等等）。可见，为简便起见，第4条的全部内容用“归还割地”这几个字来表明就行了。试问，提出这种要求的主张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从我们应当帮助农民，应当推动农民尽量彻底地消灭农奴制一切残余这一总的基本原则中得出的直接结论。这一点不是“大家都同意”吗？既然同意走这条路，那就请你们自动沿着这条路前进，不要叫人家拖着你们走，不要因为这条路“异乎寻常”就望而却步，在许多地方你们根本找不到有人走过的道路，你们将不得不攀悬崖、爬峭壁、穿丛林、越深壑，但不要因此而不安。不要抱怨无路可走，这种抱怨将是于事无补的沮丧，因为你们应当预料到，你们走的不会是由社会进步的全部力量所铺好的笔直而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是穷乡僻壤的羊肠小道，这些羊肠小道走得通，但是笔直好走的捷径，你们也好，我们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都永远找不到，——说“永远”找不到，是指只要这些衰亡着的，这些缓慢而痛苦地衰亡着的穷乡僻壤还存在，就永远找不到。你们要是不愿到这些穷乡僻壤去，那就直截了当地说不愿去，不要用空话来支吾搪塞。［注：例如，《火星报》向马尔丁诺夫说明了自己土地政策的一般原则（“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也说明了关于具体纲领要求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然而他却指责《火星报》“空谈”。马尔丁诺夫没有用任何别的原则来代替这些一般原则，甚至没有仔细考虑这些原则，没有打算制定明确的纲领，却用下面冠冕堂皇的空话来支吾搪塞：“……我们应当要求保护他们〈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免受各种落后形式的经济盘剥……”这不是廉价的空谈吗？你能否试给我们直截了当地指出哪怕能免受一种（更不用说“各种”了！）落后形式的盘剥（大概还有不落后“形式的盘剥”吧！！）的哪怕一种保护方法？要知道，连小额借贷、牛奶收购协作社、信用社、小业主联合会、农民银行、地方自治机关农艺师，所有这些也都是“免受各种落后形式的经济盘剥的保护方法”。就是说，你认为所有这些“我们都应当要求”吗？？最可爱的先生，应该先想一想，然后再来谈纲领！］你们同意为消灭农奴制残余而斗争吗？那很好。不过请记住，任何表现或肯定这些残余的统一的法律设施都是不存在的，——我说的当然完全是我们现在所探讨的土地关系方面的农奴制残余，而不是有关等级、财政等立法方面的农奴制残余。被俄国所有的经济研究无数次证明了的直接的徭役经济残余，并不靠某种专门保护它们的法律来维持，而靠实际存在的土地关系的力量来维持。这是千真万确的，连一些见证人也直截了当地对著名的瓦卢耶夫委员会[165]说：如果农奴制不受法律明文禁止，它无疑会重新复活起来。这就是说，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完全不涉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这样一来，其余一切问题解决起来就很“简单”了，但是这样一来，你们连农村中农奴制经济一切残余的主要根源也触及不到，这样一来，你们就会“简单地”回避同农奴主和受盘剥的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最紧要问题，回避在明天或后天很可能成为俄国最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的问题。要么你们也想涉及土地关系这个“落后形式的经济盘剥”的根源，这样一来，你们就应当考虑到这些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根本不容许用简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既然你们不满意我们对这个错综复杂问题所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你们就无权以笼统地“抱怨”问题的复杂性来支吾搪塞了事，而应当设法独立弄清这个问题，提出别的具体解决办法。割地在现代农民经济中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民粹主义（就其广义而言）同马克思主义在对俄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演进的评价方面分歧多么深刻，两个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分歧。这两派的代表都一致认为：在俄国农村中有大量农奴制残余，都认为（请注意）在俄国中部各省盛行的私有经营方式（“工役经济制度”）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其次，他们还一致认为：把农民土地割给地主——就是说不论是直接意义上的割地，还是剥夺农民放牧、利用森林、饮马场、牧场等等的权利，——是工役制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基础）。只要提醒一点就够了，即根据最新的材料，地主经济的工役制至少在欧俄的17个省占主要地位。有些人把关于割地的条文看作纯粹是人为的、“搜索枯肠想出来的”、别出心裁的臆造，让这些人来试试反驳这个事实吧！工役经济制度的实质如下。实际上，即不是就所有权，而是就经营来说，地主和农民的耕地以及其他农业用地没有彻底划清地界，而是继续混在一起。例如，农民的一部分土地被用来养牲口，这些牲口并不是农民耕地所必需的，而是地主耕地所必需的；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如饮马场、牧场等）对于邻近的农民经济在其现行制度下是绝对必需的。土地使用的这种实际交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确切些说，会保存上千年的历史所产生的）农夫和老爷之间在农奴制下存在的那种关系。农夫事实上仍然是农奴，照旧用自己历来的农具、历来的老一套三圃制为自己历来的“世袭领主老爷”干活。农民自己也常常把这种工役制叫作“徭役制”；地主自己在谈到他的田庄时也说：“我那些过去的……”（其实，不仅是过去的，而且也是现在的！）“……农民”用自己的农具给我耕地，以抵偿他们租用我的牧场的租金；这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起码的一条，就是要求首先抓住最典型、最不受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影响的情况，在弄清情况之后，再深入一步把这些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一一加以考虑。这里就拿一个最“典型的”情况来说吧：过去的农奴的子女替过去的老爷的儿子干活，以抵偿租用过去的老爷的牧场租金。工役制造成技术停滞和农村中一切社会经济关系停滞，因为这种工役制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使地主不受（比较而言）竞争的促进影响（地主不去提高技术，却降低对分制佃农的份额，顺便说一下，在改革以后的许多年以来，许多地方都确有这种降低份额的情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阻碍迁徙和外出做零工的发展，等等。在这种“纯粹的”情况下，剥夺地主相应部分的土地给农民使用，是十分自然的，是合乎愿望的，是切实可行的，试问，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对此怀疑吗？这种剥夺将震动奥勃洛摩夫，迫使他在自己变得少了一些的土地上改用更完善的经营方法，这种剥夺将破坏（我不说消灭，而说破坏）工役制，将提高农民的独立性和民主精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将有力地推动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既然大家都承认，割地是工役制最主要的根源之一，而工役制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的直接残余，那么，对于归还割地会破坏工役制和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能表示怀疑呢？七可是，有很多人对这一点还是有怀疑的，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怀疑这一点的人所提出的各种论据。这些论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归还割地的要求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原则？（二）既然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的意义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在日渐缩小，那么从政治上是不是妥当来考虑，提出纠正这种现象的要求是明智的吗？（三）这种要求实际上是不是实现得了？（四）既然承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提出这种要求，并且在我们的土地纲领中不是提出最低要求，而是提出最高要求，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归还割地的要求是不是彻底？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不是最高要求？根据我的判断，所有“反对归还割地”的意见，都可以归结为这四项中的某一项，而且大多数反对者（马尔丁诺夫也包括在内）对所有这四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在原则上不正确，在政治上不妥当，在实践上实现不了，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贯。我们按照所有这些问题的主次，来逐一加以考察。（一）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在原则上不正确，有两个理由。第一，据说这会“触犯”资本主义农业，也就是说，会阻止或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据说这不仅会加强而且会直接增加小私有制。第一个论据（马尔丁诺夫特别强调这个论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典型的割地恰恰相反，是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归还割地则会加强这种发展；至于非典型的情况（不用说，例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但是例外只是证实常规的正确），《火星报》和纲领都作了附带说明（“……割去的……和成为盘剥工具的土地……”）。这种反对意见纯粹是由于不了解割地和工役制在俄国农村经济中的实际意义而产生的。[166]第二个论据（这个论据在几封私人信件中发挥得特别详细）则重要得多，总的来说，它是反对我们所维护的纲领的最有力的论据。一般说来，发展、支持、巩固，尤其是增加小经济和小私有制，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恰好不是小经济的“一般”例子，而是特殊例子。这种特殊性在我们土地纲领的引言中说得很清楚：“消灭农奴制残余和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一般说来，支持小私有制是反动的，因为这种支持是反对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因而阻碍社会发展，模糊和缓和阶级斗争。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要支持小私有制，恰恰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农奴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支持小农就能大大推动阶级斗争的发展。事实上，我们这样做是作最后的尝试，设法燃起农民对农奴主－地主的阶级（等级）仇恨的余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农村中资产阶级阶级对抗的发展扫清道路，因为这种对抗现在还被农奴制残余对全体农民共同的、似乎是同样的压迫掩盖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面。西方的私有者农民在民主运动中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正在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同无产阶级相比而言）。俄国的私有者农民，现在还处在他们不能不寄予同情的决定性的和全民性的民主运动前夕。他们还更多地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们反对目前在俄国还十分厉害的等级农奴制特权，比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要卖力得多。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正应当支持农民，力求对他们这种还是模糊含混的不满情绪加以引导，使他们去反对他们的真正敌人。如果在下一个历史时期，目前这种社会政治“局势”的特征已经消失，假定说，农民满足于极小部分私有者的小恩小惠，而“大吼大叫”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如果到那时候，我们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的条文，我们也决不会自相矛盾。那时候，我们大概还要从纲领中删去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条文，因为决不能设想，在获得政治自由以前，农民能够摆脱最可恶和最沉重的农奴制压迫。在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小私有制阻碍生产力发展，把劳动者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固守着陈旧的技术，使土地难以投入商业周转。在工役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小土地所有制只要一摆脱工役制，就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使农民摆脱那种把他束缚在一个地方的奴役制，不再替地主“义务”服劳役，杜绝用无限加重“宗法式”剥削的办法来代替技术改良的可能，使土地易于投入商业周转。总之，小农在农奴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交界线上所处的矛盾地位，证明社会民主党给予小私有制以特殊的和暂时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我们的纲领文字表达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无论工役经济多么不甘心屈服于资本主义的进攻，但毕竟是屈服了，不仅如此，它注定要完全消灭；大的工役经济正在和将要直接让位给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你们呢，却想用实质上是分散（虽然是局部地，但毕竟是分散）大经济的办法来加速农奴制的消灭过程。这样，你们不是为了目前的利益而牺牲将来的利益吗？你们为了农民在最近的将来举行反对农奴制的起义（能否举行还是问题），而给农村无产阶级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举行反对资本主义的起义造成困难！”这种论断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第一，小农也会屈服于资本主义的进攻，虽然他们并不甘心，但是一定会屈服的，小农归根到底也是注定要被排挤掉的；第二，大工役经济并不一定总是“直接”让位给大资本主义经济，而往往是形成半独立农民、半雇农、半私有者阶层，然而象归还割地这种革命措施，哪怕有一次能用公开的革命转变“方法”来代替使农奴制依附关系向资本主只依附关系不知不觉逐渐转变的“方法”，那就是办了一件大好事：这对于全体农村劳动者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斗争精神不能不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三，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将设法利用欧洲的经验，我们吸引“乡下佬”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会比我们的西欧同志们早得多，热心得多，西欧的同志们在争得政治自由之后，还长期“摸索”过产业工人运动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将“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许多现成的东西；可是在土地问题方面，我们也许要搞出点新东西来。为了使我国的雇农和半雇农以后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最要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现在就应当开始“维护”小农，“尽可能”帮助他们，不拒绝参与解决“别人的”（非无产阶级的）各种迫切而复杂的问题，教育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政党看作自己的领袖和代表。其次，（二）有人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在政治上不妥当：要党重视纠正一切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而忽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日益迫切的基本问题，是考虑欠周的。马尔丁诺夫挖苦说：有人想“在晚了40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解放农民”。这种议论只是乍看起来显得冠冕堂皇。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有各种各样的。有些不公平现象可以说同历史的主流无关，不阻止也不妨碍它的流动，不阻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扩展。着手纠正这种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那的确是不明智的。就拿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来说吧。哪一个社会民主党都不想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要纠正这种不公平现象，尽管同时哪一个党都不回避自己有责任抗议这种不公平现象，并为此谴责一切统治阶级。如果我们提出归还割地这个要求的理由是而且仅仅是：你看，这里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让我们来纠正它吧，——那就是空洞的民主主义词句。但是，我们提出我们这个要求的理由并不是为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抱不平，而是认为有必要消灭农奴制残余，为农村的阶级斗争扫清道路，就是说这种必要性对无产阶级是很“实际的”，也是很迫切的。这里我们看到另一种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的例子，那就是还在继续直接阻碍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不公平现象。不肯设法纠正这种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就等于说“鞭笞是历史现象，所以要保护鞭笞”。把我国农村从“旧制度”残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各党各派（农奴主的政党除外）所提出的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所以拿“晚了”作借口，是根本不适当的，而且出自马尔丁诺夫之口，简直滑稽可笑。事实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执行自己扫除旧制度一切残余的任务“晚了”，因此，只要这个缺点还没有纠正，只要我们还没有获得政治自由，只要农民的状况还会引起几乎整个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满（如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而不是使这些人因貌似强大的反社会主义堡垒“不可摧毁”而产生保守的自满情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里，各种秩序党——从大地主和纯粹的保守派起，一直到自由主义的和自由思想的资产者，甚至一直到……说出来，请切尔诺夫之流的先生们和《俄国革命通报》别生气！……甚至一直到土地问题上时髦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为止，都有上面这种自满情绪），我们就一定要纠正这个缺点。其次，那些在原则上当运动的尾巴、只抓“能产生显著结果”的问题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晚了”：这些“尾巴主义者”在土地问题上也迟迟不提出明确的指示，那只是把最有力、最可靠的武器交给了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至于说（三）归还割地的要求在实践上“实现不了”，这种反对意见（马尔丁诺夫特别强调这种意见）是经不起一驳的。至于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和究竟怎样来进行剥夺、赎买、交换、划地界等等问题，只要有政治自由，农民委员会解决起来会比少数人的代表组成的专为少数人办事的贵族委员会容易十倍。只有惯于过分低估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人，才会重视这种反对意见。这里提出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反对意见。既然寄希望于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既然为农民提出的不是最低纲领，而是最高纲领，那就应该贯彻到底，或者要求农民的“土地平分”，或者要求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马尔丁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想为少地农民群众找到真正的〈原文如此！〉阶级的口号，那我们就应当更进一步——我们应当提出‘土地平分’的要求，但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告别了。”这种议论非常突出地暴露了“经济派”的真面目，使人想起了一句谚语：叫他们去祷告上帝，他们就磕破头皮。既然你们赞成实现某一小生产者阶层的某些利益的一种要求，那就是说，你们应当离开自己的立场而站到这一阶层的立场上来！！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有把制定符合某一阶级所广泛理解的利益的纲领同逢迎这个阶级的行为混为一谈的“尾巴主义者”才这样推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我们公开谴责不开展的无产者的偏见：仿佛我们只应该为那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斗争。我们支持农民的进步的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拒绝他们的反动要求。“土地平分”是旧民粹主义的一个最突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恰恰使革命的成分和反动的成分交织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几十次肯定说：他们决不象一个蠢人那样，把整个民粹主义直截了当地一概抛弃，而是从中提取革命的、一般民主主义的成分，并把这些成分变成自己的东西。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把小农生产普遍化和永久化的空想是反动的，但是，这个要求（除了似乎“农民”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体现者这种空想以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我们认为，归还割地的要求，从农民的所有两面性的、自相矛盾的要求中，恰恰抽出了在整个社会发展方面能够起革命作用、因而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东西。马尔丁诺夫要我们“更进一步”，实际上只会使我们陷入荒唐的境地：让我们根据农民真正的偏见，而不是根据无产阶级真正理解的利益，来决定农民“真正的”阶级口号。土地国有化则是另一回事。这个要求（如果从资产阶级意义上，而不是从社会主义意义上了解）比归还割地的要求的确“更进一步”，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完全赞同这个要求。在一定的革命时期，我们当然不会拒绝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制定自己目前的纲领，不仅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甚至与其说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不如说是为了政治奴役的时代，即为了政治自由以前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用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来表现反农奴制的民主运动的直接任务就太软弱无力了。设立农民委员会和归还割地的要求能直接激发当前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因而这个要求不会让任何以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进行实验的人找到借口。相反，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却会使人忽视农奴制的最突出的表现和最厉害的残余。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立刻提出我们的土地纲领，把它当作推动农民民主运动的一种手段。可是，不仅在专制制度下，而且在半立宪君主制下，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没有十分牢靠的、深深扎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提出这个要求与其说有助于“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不如说会使人热中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荒谬试验。［注：考茨基在一篇驳斥福尔马尔的文章中很正确地指出：“在英国，先进工人可以要求土地国有化。可是，在德国这样一个军事和警察国家里，如果全部土地都变成国家的财产（eineDomane），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实现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我们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在梅克伦堡[167]看到。”（《福尔马尔和国家社会主义》，《新时代》第10年卷（1891—1892）第2册第710页）］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土地纲领的最高要求，不应超出对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范围。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在原则上完全正确，在一定时期完全适用，但是目前，在政治上不妥当。值得指出的是，纳杰日丁在自己一心想提出正是土地国有化这个最高要求时误入了迷途（部分原因是他决定在纲领中仅仅提出“农夫所理解所需要的要求”）。纳杰日丁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表述如下：“把国家的、皇族的、教会的、地主的土地变为人民的财产，变为国有的土地，以最优惠的条件分给劳动农民长期租用。”这个要求无疑能为“农夫”所理解，但是大概不能为社会民主党人所理解。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只有作为资产阶级的措施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措施，才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上正确的要求，因为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求的是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既然我们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就只能要求将地租转交给国家；这种转交本身不仅不会阻碍，反而甚至会加速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支持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第一，决不应当象纳杰日丁所做的那样，把农民的土地排除在外。如果我们保留土地上的私人经营制，而只消灭土地私有制，那么在这方面把小私有者排除在外，完全是反动的。第二，在实行这种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应坚决反对把国有土地宁愿租给“劳动农民”，而不租给农业中的资本家企业主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或依然保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也是反动的。如果有一个民主国家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既不应当给小租地者，也不应当给大租地者以特别优待，而应当无条件地要求一切租地者一律遵守关于劳动保护（关于限制最高工作日、关于遵守卫生规章等等）以及关于合理使用土地和牲畜的法定条例。在实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这种行动实际上自然等于加速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正如工厂立法在工业中加速这种胜利一样）。纳杰日丁一心想做到无论如何“能为农夫所理解”，结果在这里陷入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迷宫。[168]总之，在对归还割地这个要求的各种反对意见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深信这些反对意见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当提出对农民改革，也就是对农民改革中的土地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要求。为了把这种修改的性质、范围和实行的方法都明确规定下来，我们应当提议设立农民委员会，授权它用剥夺、赎买和交换等办法处理农奴制经济残余赖以存在的“割地”。八同我们的土地纲领草案第4条有密切关系的是第5条，这一条要求“授权法庭降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这一条同第4条相同的地方是，两条都反对盘剥；同第4条不同的地方是，这一条要求的不是对土地制度进行一次性的改变和改革，而是对公民的法律关系进行经常性的修改。这种修改工作由“法庭”来进行，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象地方官（或者哪怕甚至是有产阶级从有产者中间选出的治安法官）那样的一些成为对法庭的可怜讽刺的“机构”，而是我们纲领草案前一部分第16条所讲的法庭。第16条要求“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当然也包括农业）“……设立由对等的工人代表和企业主代表组成的职业法庭”。法庭的这种成分既能保证法庭的民主性，也能保证自由地表现农村各居民阶层的不同阶级利益。这样，阶级对抗就不会被腐败的官僚主义——这具安放人民自由遗骸的粉饰的坟墓——的遮羞布所遮盖，而会公开地明显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从而使那些在宗法制度下混日子的农村居民振作起来。从当地居民中选举法官，就能充分保证全面了解一般的农村生活和当地的具体特点。对于既不能算作纯粹的“工人”，也不能算作纯粹的“企业主”的大批农民，自然会作出特殊的规定，以保证各种成分的农村居民都能有同等数量的代表，此外，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主张：第一，农业雇佣工人不管人数多么少，都应单独选出代表；第二，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和富裕农民尽可能分别选出代表（因为把这两类人混在一起，不仅在统计中会产生假象，而且在各个生活领域中会造成后者对前者的压迫和排挤）。这种法庭的权限应当有两方面：第一，如果地租“过高”，它们有权降低地租。纲领中的这句话本身就等于间接承认这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只要能在法庭上公开辩论审理地租过高的问题，甚至不管法庭的判决如何，总会大有好处。降低地租（哪怕这种降低不是经常的）对于消灭农奴制残余是会起到自己的作用的：大家知道，在我国农村中，租佃的农奴制性质比资本主义性质更多，地租是比资本主义地租（即企业主的超额利润）多得多的“货币”地租（即改造过的封建地租）。因此，降低地租会直接促进以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代替农奴制经济形式。其次，第二，法庭有权“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盘剥”这一概念在这里没有作规定，因为对选出的法官运用这一条文加以限制，是完全不合适的。什么是盘剥？俄国农民知道得太清楚了！从科学观点看来，这个概念包括一切含有高利贷（冬季雇用等）或农奴制（因牲畜践踏庄稼而服工役等）成分的契约。要求把赎金归还人民的第3条，性质稍有不同。这里不会引起象第4条所引起的那种关于小私有制的怀疑，然而反对者却说什么这一要求在实践上实现不了，而且同我们土地纲领的总则（＝“消灭农奴制残余，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缺乏逻辑上的联系。可是谁也不会否认，正是农奴制的种种残余合在一起，使千百万农民经常忍饥挨饿，这种情况一下子就把俄国同一切文明国家区别开来了。所以连专制制度也不得不愈来愈经常地设立“供村团的文化和慈善事业需要的”特别“基金”（自然，数目十分可怜，而且被贪官污吏侵吞的多，用于救济饥民的少）。因此，除其他民主改革外，我们也不能不要求设立这样的基金。这一点恐怕是无可争辩的。现在试问，这笔基金从哪里来呢？据我们估计，有人在这里可能向我们指出累进所得税：专门提高富人所得税的税率，把这笔款子充作上述基金。让国家最富裕的成员拿出最多的钱来供养饥民，并且尽可能地消除饥荒带来的灾祸，这是十分公平的。我们绝不会反对这种措施，但是在我们纲领中没有必要专门谈这种措施，因为纲领有专门一条提出累进所得税的要求，这一点完全包括在里面了。但是为什么仅限于这种来源呢？为什么除此之外，不想法子哪怕把昨天的奴隶主在警察国家的帮助下从农民那里征收去的、并且还在继续征收的贡赋的一部分归还给人民呢？难道这种贡赋同当前的饥荒没有极密切的联系吗？难道归还这种贡赋的要求，不会大大有利于扩大和加深农民对一切农奴主和各种农奴制现象的革命义愤吗？但是，有人反驳我们说，殊不知这种贡赋是无法全部归还的。说得对（正象不能全部归还割地一样）。但是，如果无法追回全部债款，为什么不能追回一部分债款呢？怎么能反对向享有赎金贷款的大贵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课以特别税呢？这样的大地产（有时甚至变为世袭田产）所有者在俄国为数很可观，要他们对农民的饥荒负特别的责任，是公平的。把寺院的财产和皇族的田产全部没收，就更公平了，因为这种财产的农奴制传统最厉害，它帮助最反动、对社会最有害的寄生虫发财致富，同时把不少土地置于民事周转和商业周转之外。因此，没收这样的田产是完全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的［注：在出租这些被没收的田产方面，社会民主党立刻应当实行的决不是特殊农民政策，而恰恰是我们在前面反驳纳杰日丁时所论述的那种政策。］；这正好是一种部分的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但绝对不会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鬼把戏；它对于巩固新俄国的民主制度具有直接的、巨大的政治意义；同时也会提供救济饥民的追加资金。九最后，关于我们土地纲领的头两条就不必作详细的论述了。“取消赎金和代役租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第1条），——这在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据我们判断，实际推行这种措施，也不会引起任何疑惑。第2条要求：“废除连环保和一切限制农民……”（请注意：是“农民”，而不是“农民们”）“……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这里需要稍微谈一谈尽人皆知、令人难忘的“村社”[169]。目前的土地村社，承担四分之三的农奴制纳税重负。废除连环保（这种改革，维特先生大概不等到革命就会实行），消灭等级划分，实行迁徙自由和每一个农民支配土地的自由，在事实上当然会不可避免地迅速消除这种重负。但是这种结果只会证明我们对村社的看法正确，证明村社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容。这种结果决不是我们建议采取的某种“反村社”措施造成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将来也不会主张用任何一种措施去直接反对农民土地制度的某种体系。不但如此，我们将无条件地保护村社这个民主的地方管理机关、这个乡邻协作组织，反对官僚的任何摧残，反对《莫斯科新闻》阵营中的村社敌人惯于进行的摧残。我们永远不会帮助任何人“破坏村社”，但是我们将无条件地力求取消一切同民主制相抵触的制度，而不管这种做法对全部地和部分地重新分配土地等等会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我们同公开的和隐蔽的、彻底的和不彻底的、懦怯的和勇敢的民粹派的根本区别；民粹派一方面“当然”是民主主义者，另一方面，又不敢坚定而明确地确定自己如何对待下述基本的民主要求，即迁徙完全自由、完全消灭农民村社的等级制度，从而完全废除连环保，取消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注：正应当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喜欢在这个问题上脚踏两只船的众多的俄国激进派（甚至也可以考验《俄国革命通报》的革命者）。］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正是最后这种把每个农民的个人意志奉为神圣的措施会破坏村社，使它不仅不成其为进行重新分配等等的机构，甚至不成其为乡邻协作组织。每个农民都有权不顾多数人的意志，要求单独划出他的土地。这同一切社会主义者要求扩大而不是缩小集体的权利（同个人相比）的总趋势是否相矛盾呢？我们的回答是：从我们的条文中还不能得出结论说，每个农民有权要求非单独划出自己的土地不可。从这里只能得出结论说，土地可以自由出卖，而同一村社的社员有优先购买所出售土地的权利同这种自由并不矛盾。废除连环保会把农民村社的全体社员变为某块土地的自由的共同占有者。至于他们将怎样支配这块土地，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将取决于一般的民法和他们之间的专门契约。至于扩大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只有在这种扩大符合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利益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者才维护这种做法。［注：例如：考茨基认为，“为了（1）划定地界，消灭土地零散插花的现象，（2）提高农业经营水平，（3）预防传染病”，要求“限制土地私有制的权利”是正当的（《土地问题》第437页）。这种完全合理的要求同农民村社毫无联系，也不应当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有关的法律，只要它不是单单涉及小私有者，不是单单涉及农民，而是涉及一切土地占有者，我们自然会加以拥护。十最后，我们归纳一下我们土地纲领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凡是从事过纲领的起草工作、或者了解过其他国家起草纲领的细节的人都知道，同一种思想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方式。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让所有讨论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草案的同志，首先在基本原则上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至于表述方面，这种或那种特点并没有决定性意义。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在俄国土地制度方面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事实。我们制定自己的全部土地政策（当然，土地纲领也在内）的根据，就是始终承认这个事实及其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最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农村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这个斗争旨在实现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我们宣布阶级斗争是一切“土地问题”中的指导路线，这样就能坚定不移地同俄国许多拥护不彻底的含糊不清的理论，如“民粹派理论”、“伦理社会学理论”[170]、“批评派理论”、社会改良派理论以及随便什么名称的理论的人划清界限！为了给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必须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这些残余现在还掩盖着农村居民内部资本主义对抗的萌芽，不让它发展。因此我们要作最后一次尝试，帮助农民把所有这些残余一扫而光，——说“最后一次”，是因为正在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本身也在自发地进行这种工作，也在走向同一目的，但走的是它特有的一条暴力和压迫、破产和饿死的道路。农奴制剥削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可避免的，企图阻止或“回避”这种转变，是一种有害的、反动的幻想。但是，这种转变也可以采取以暴力打倒农奴主余孽的办法来实现，现在，这些农奴主余孽不是依靠“货币权力”，而是依靠从前奴隶占有制的权力的传统，榨取宗法式农民最后的脂膏。在自然经济制度下靠双手劳动谋生的宗法式农民，是注定要消亡的，但是，“赋税压榨”和鞭挞的折磨，时间长得可怕的、慢慢饿死的痛苦，并不是“必然的”，并不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内在”规律所注定的。可见，我们并不幻想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正在愈来愈成为这种社会）能够兴旺发达，甚至不幻想他们能够安然生存下去，我们要求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彻底地、无条件地废除和消灭农奴制残余，我们认为，贵族政府从农民那里割去的、至今仍然使农民实际上处于奴隶地位的那些土地，应当成为农民的土地。因此我们成了（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作为一种例外）小私有制的维护者，但是，我们只是在它同“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的时候，只是在下述条件下才维护小私有制，这就是废除那些有碍于凝固在停滞、闭塞和荒芜状态的宗法式奥勃洛摩夫卡[171]得到改造的制度，建立迁徙的完全自由和土地流通的自由，彻底消灭等级划分。我们要对臭名昭彰的“农民改革”进行民主的、革命的修改，以补充对俄国国家法律和民法的民主修改。在这些土地政策原则的指导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到了农村，就能弄清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就能使自己严格一贯的革命宣传和鼓动“适应”这些关系。这样，他们就不会因可能发生的农民运动（有的地方似乎已经开始了）而措手不及。他们不会局限于那些保护农业雇佣工人的要求，这些要求，我们的纲领里关于“工人的”最近要求那一部分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这些要求，他们自然会随时随地提出来的。他们还能在农民中促进一般民主主义的运动，这种运动（如果它在我国农村中必定能超出萌芽状态的范围）将以反对农村农奴主开始，而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一最强大也最腐朽的农奴制残余的起义告终。※※※附言：这篇文章是在今年春天南俄农民起义[172]开始以前写成的。这些事件完全证实了本文的原则性论点。至于目前我党在“农村”工作中所面临的十分迫切的策略任务，我们希望下次再谈。载于1902年8月《曙光》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03—348页注释：[159]《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写于1902年2月—3月上半月，1902年8月载于《曙光》杂志第4期。1902年4月2日（15日），文章提交《火星报》编辑部成员苏黎世会议讨论。列宁当时在伦敦，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与会者的意见由尔·马尔托夫记在文章手稿的背面。列宁在收到苏黎世会议的讨论意见后，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并于1902年4月20日（5月3日）把文章寄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请他们再次过目。普列汉诺夫这次提的许多意见非常尖刻，并带侮辱性，结果引起了《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的激烈冲突（参看1902年5月1日（14日）和6月10日（23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的信，《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意见的答复，见本卷第321—338页。《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在《曙光》杂志上发表时，有多处被删，其中土地国有化问题全部被删。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本文是按列宁最初的手稿刊印的。列宁对手稿作的重大修改均加注说明。在手稿中没有的“附言”，是按《曙光》杂志原文刊印的。——281。[160]指1899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考茨基的《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一书。——292。[161]骚乱派即巴枯宁派，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亚·巴枯宁的信徒。他们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策略，否定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任何国家，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并认为俄国农民会马上举行起义。——294。[162]指1857—1858年在俄国欧洲部分各省（除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以外）成立的省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解除农民的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方案。这些委员会成员都是从贵族中选出来的，故有贵族委员会之称。这些委员会在寻求进行“农民改革”的方式方法时，主要考虑如何使贵族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298。[163]以上3段（从“其次”到本段末）在文章讨论过程中有所改动。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以后修改了第2段开头的文字（把“这第二个条件……仍然作为盘剥工具的割地”改为“可见，这里指的是那些极为普遍的割地”），并删去了整个第3段。在《曙光》杂志上发表时，第2段全部被删掉，第1段中的“这种权力只限于处理直接的农奴制关系残余。就是说”等字句也被删掉。——299。[164]地役权是使用他人土地的有限物权，如步行或乘车马通过邻近地段的权利等，起源于罗马法。西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保留和发展了这种权利。这里说的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村中公共道路、割草场、牧场、池塘等等的使用权。由于这些地方被地主霸占，农民要为地主服额外劳役，才能取得这种使用权。——299。[165]瓦卢耶夫委员会即沙皇大臣彼·亚·瓦卢耶夫领导的俄国农业状况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872年，在1872—1873年搜集了大量关于改革后俄国农业状况的材料，包括省长的报告，地主、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乡公所、粮商、农村牧师、富农、统计协会、农业协会和其他与农业有关的机关的声明和证词等等，编成《钦设俄国农业和农村生产率目前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一书，于1873年在彼得堡出版。——301。[166]《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以后，列宁将本段后半段作了如下修改：删去了最后一句，把前句中从“至于非典型的情况”起到句末改为“非典型情况是任何一种通用的法律都无法规定的，必须交地方委员会酌情处理（地方委员会可以搞土地赎买，也可以搞土地交换，等等）”。《曙光》杂志是照上述修改过的文字刊印的。——304。[167]梅克伦堡是德国的一个地区，位于波罗的海与易北河之间。在历史上，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和农村无产者人数众多。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提到过这个地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7页）。——311。[168]在《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讨论这篇文章以后，列宁略去了上两段文字，代之以下面这个脚注：“至于纳杰日丁，我们认为，他在自己的土地纲领草稿中犯了极不彻底的毛病，他要求把除农民土地以外的一切土地变为‘人民的财产’并把‘国有土地’‘分给劳动农民长期租用’。然而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把农民的土地排除在整个土地国有化的范围之外，这是第一。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宣传土地国有化时应该仅仅把它当作向共产主义大经济的过渡，而不是向个体小经济的过渡。纳杰日丁的错误大概是由于他决定在纲领中只提出‘能为农夫理解〈黑体是我用的〉和需要的要求’而引起的。”——312。[169]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实行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督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316。[170]“伦理社会学理论”即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318。[171]奥勃洛摩夫卡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的庄园。——319。[172]指1902年3月底—4月初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拥有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是20世纪初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起义的原因是：这两省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就极端困苦，遇到1901年歉收引起的饥荒，到1902年春季更加恶化。农民们群起夺取地主庄园中储存的粮食和饲料。受到农民袭击的地主庄园，在波尔塔瓦省有56个，在哈尔科夫省有24个。农民还要求重新分地。沙皇政府派军队镇压起义农民。许多农民遭杀害。许多村子的农民人人被鞭打。成百的农民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农民还被迫赔偿地主80万卢布“损失”。列宁在《给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的第7节中分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320。
《列宁全集》第6卷——《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157]1902年3月5日同志们！我们前天才接到定于3月21日召开会议的通告，同时接到完全出人意料的通知说，原定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改为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计划。这个不说明理由的突然改变是谁决定的，我们不知道。就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改变极不妥当，我们反对这样匆忙地改变这种对党来说非常复杂并且又很重要的步骤，我们坚决主张召开代表会议的原定计划不变。要使人们确信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只要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也是前天才发给我们的代表大会议程（Tagesordnung）就够了。这个议程草案是否只是一个组织或几个组织提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议程规定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有九个问题，程序如下（我把这些问题的内容压缩了一下）：（1）经济斗争；（2）政治斗争；（3）政治鼓动；（4）五一；（5）对待反政府派的态度；（6）对待没有加入党的革命团体的态度；（7）党的组织；（8）中央机关报；（9）国外代表机关和党的国外组织。第一，这个议程就其本身的结构和各个问题的编排来看，无可辩驳地给人一种“经济主义”的印象。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提出这个议程的组织至今还坚持“经济主义”观点（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请同志们不要忘记：应当考虑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舆论，应当注意在我们这里还广为流行的“经济主义”残余。请想一想，进行政治斗争的先进政党，在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反政府力量开始直接冲击专制制度的最紧张时刻召开代表大会，而我们却突然把“经济斗争”提到首位，在这之后才是“政治”！！难道这不是重犯我国“经济派”的传统错误，认为政治鼓动（或斗争）应当在经济鼓动之后吗？难道可以设想，有哪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居然想在革命关头把工会运动问题提到一切问题的首位吗？其次，再看看把政治鼓动问题同政治斗争问题分开这种做法吧！难道这里不是表现出把政治鼓动当作某种有原则区别、某种属于不同阶段的东西而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的常见错误吗？最后，在议程中把游行示威首先当作经济斗争手段，这又作何解释！？？不要忘记，现在的确有许多敌视社会民主党的分子在指责整个社会民主党搞“经济主义”，如《前夕》呀，《俄国革命通报》呀，《自由》呀，都在这样指责，甚至（甚至！）《俄国财富》也在这样指责。不要忘记，不管代表会议作出怎样的决议，议程本身将成为历史文件，人们将根据它判断我们全党的政治发展水平。第二，议程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它提出的（在代表大会前几天！）这些问题，只有在经过充分准备，在有可能通过真正明确、真正可以理解的决议时才应当讨论，否则最好暂时根本不讨论。例如，第5项和第6项关于对待反政府派和其他革命派的态度问题就是如此。必须事先全面地讨论这些问题，起草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阐明现有各种派别的差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决议，才能真正提供某些新的东西，才能成为全党的实际指南，而不只是重复某些传统的“套话”。请实事求是地想一想，在对待“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或对待新出现的“社会革命党”这些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几天之内就制定出详细的、说明理由的和估计到运动的一切实际需要的决议？我们且不说，在提到没有加入党的革命团体的同时，避而不谈如何对待崩得和修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论述崩得的条款这种重要问题，这至少会给大家留下多么奇怪的印象？第三（而且这是主要的），议程有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即完全闭口不谈现代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立场和它的党纲。在全世界都在叫喊“马克思主义危机”，全俄国的自由派政论家甚至叫喊马克思主义崩溃了和消灭了的时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两派”这个问题不仅提上了日程，而且甚至已经列入了各种系统的教学大纲，列入了宣传员的报告提纲和自学小组的学习提纲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闭口不谈上述问题是根本不行的。同志们，我们的对手已经在刊物上（见纳杰日丁的《革命前夜》）挖苦我们说，我们习惯于“作作报告，一切顺利”！……我们认为，议程的上述一切缺点令人信服地证明：把已经决定召开的代表会议改为代表大会是不合理的。我们当然懂得，大家对1898年以来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件事的反应是多么强烈；把筹备代表会议所作的一切努力用来结束“没有党的机关的党”这种现状的思想是多么吸引人。但是，为了这些实际理由而忘记下述情况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大家都在期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作出真正符合于当前一切革命任务的决议；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真正紧要关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把社会民主党想在政治斗争中取得领导权的一切希望葬送掉；最好不要舍不得花几千卢布和几个月时间搞组织筹备工作，并且要利用这次代表会议来筹备将在夏天召开的真正全党的代表大会，以便能够彻底解决理论方面（原则纲领）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一切迫切问题。请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吧，他们愈来愈善于利用我们的缺点，并且靠损害社会民主党求发展。他们刚刚成立了“党”，又是办理论性机关刊物，又是决定出政治性月刊。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事件以后不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取得至少是这样的成绩，人们会怎样谈论社会民主党人呢？难道我们不怕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从纲领的明确性和组织的革命性来看，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如这个明明把各种不坚定分子、未定型分子、甚至身分不明分子集结在自己周围的“党”吗？由于这一切，我们认为，不应当把只有各委员会代表参加的这次大会宣布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而应当宣布为非正式的代表会议，并规定这个代表会议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是组织和筹备将在夏天召开的真正全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既要能批准党纲，又要能彻底调整好党的政治周刊，还要能在原则坚定性即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为政治攻势做好实际战斗准备的基础上，做到把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委员会、甚至一切小组（印刷小组等等）真正地全部团结起来。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我们提出代表会议的下列议程请同志们考虑：1．原则性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必须十分明确地反对不久以前广为流行的企图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任务的那些令人痛心的做法。党的代表会议如果坚决驳斥这一切企图，就为在原则基础上把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会提高曾经被动摇过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可能会有一些同志担心，讨论原则性的决议要占去大量时间，要影响实际问题的讨论。我们完全不赞成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在秘密报刊上进行的长期辩论已经把问题谈清楚了，我们一定会很快很容易地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原则性的决议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此外，即使从代表会议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取消不了，因为在讨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等等决议时，这个问题同样必然会出现，不过比较零散就是了。因此，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把我们关于政治鼓动、罢工等等的决议割裂开来，而是有联系地叙述对我们基本任务的看法，这样做要好得多。至于我们，我们打算草拟一个这样的决议案，把它作为这个报告的附件（如果来得及这样做的话）。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这里，我们指的是初步（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暂定）解决下列问题：代表大会的时间（夏天，或至迟秋天，因为最好在下一个“季节”到来之前结束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地点（而且应当仔细考虑保密条件）；召开代表大会所必需的经费（从我们来说，《火星报》现在就准备为此目的从它得到的一笔特别捐款中拨出500卢布；可能我们很快还会搞到一笔同样数目的款项或者甚至更多。应当讨论，召开这次大会大约需要几千卢布，不足之数怎样筹集）；最后，关于选举代表的一般原则和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就是说，要使事先已经明确确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各委员会、某些团体，甚至某些小组都有代表参加，至于确定社会民主党两个国外组织的代表这一比较容易的任务，就不用谈了；还必须确定一项议程，讨论关于邀请在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间隔时间内所产生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3．选举组织委员会。一般说来，这个组织委员会的任务是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最后确定代表大会的日期、地点，代表大会的实际组织工作，筹备运输工作，在俄国设立党的印刷所（在《火星报》的协助下，在俄国已经有了两个同情我们刊物的地方印刷小组[158]，这两个小组在自己两个印刷所中印出了《火星报》第10号和第11号，印出了《今后怎样？》、《莫罗佐夫工厂罢工十周年》、《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奥布霍夫事件的起诉书》等许多小册子，以及一些传单。我们希望，这些地方小组的代表能够参加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尽力协助全党任务的实现），以及协助各种地方组织、工会（工人）组织、学生组织等等。这个组织委员会在各个组织的支持下，要能够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充分准备条件，来成立能够事实上领导我们党的一切政治斗争的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我们认为，由于组织委员会的任务又多又杂，它的组成人员不能太少（5—7人），建议他们选出一个常务委员会，分分工，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开几次会。4．选举党纲起草委员会。因为《火星报》编辑部（“劳动解放社”也包括在内）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历时已久，所以我们愿向同志们提出这样的计划。我们已经完成了纲领实践部分的全部草案，其中包括土地纲领草案，此外还草拟了纲领的原则部分的两个方案。如果大家认为有必要，如果我们的代表没有遇到阻力，他将向代表会议介绍这些草案。现在，我们正在根据这两个方案拟定一个总的草案，我们当然不希望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用草稿的形式予以公布。如果代表会议选出几个人同我们的编辑部一起来制定纲领，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实际的办法。至于我们，至少现在可以向同志们正式保证，再过几个星期就能提出党纲草案的定稿，并且想预先在《火星报》上发表，供全体同志研究和提出意见。5．中央机关报。由于创办正常出版的、在文字和技术方面都很完善的定期刊物困难很大，代表会议可以按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先例行事，指定一个现有刊物为机关报。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还是确定办一个全新的机关报，不管怎样，都应该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最好还是委托组织委员会，来筹备这项工作，并会同现有的编辑部或新选的编辑部加以全面讨论。我们认为，必须吸收“劳动解放社”参加讨论，因为没有“劳动解放社”的参加和领导，我们就不能办好又坚持原则又可以满足运动的一切需要的政治性机关报。既然在代表会议以前就有办双周刊的意图，那么党应该规定最近的任务是办周报。只要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真正共同来办这种刊物，这是完全可能的。6．草拟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关于各项议程的报告。代表会议应当部分地由自己拟定这个议程，部分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承担，并且必须指定（或挑选）每个问题的报告人。只有预先指定报告人，才能保证真正全面地讨论问题（某些报告可以先发表全文或摘要，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例如，我们希望很快就把编辑部一个成员几乎已经完成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报告［注：见本卷第281—320页。——编者注］等等发表出来）。并且在代表大会上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7．运动的当前实际问题。例如，（一）讨论和通过五一传单（或讨论《火星报》和其他组织提出的传单草稿）；（二）五一游行示威——举行游行示威的时间和方式；（三）委托组织委员会协助举行抵制、游行示威等等，使党员在思想上、使党在人力物力上对全民起义逐步有所准备；（四）关于组织委员会的经费和其他等等的各种财务问题。关于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和议程问题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我们只指出一点：由于时间非常少，我们根本不可能起草关于《火星报》活动的详细报告。因此，我们只能提出下面这个简要的草稿。（注意）决议草案1．代表会议坚决反对企图把机会主义引进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运动的种种行径，其表现就是所谓“批评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和“经济主义”。在全世界资产阶级为臭名远扬的“社会主义危机”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代表会议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宣布自己同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并坚信：社会民主党经过这次危机将更加巩固，并决心为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进行无情的斗争。2．代表会议宣布自己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并确认，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代表会议宣布，为了实现这个最近的任务和自己的最终目的，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全面的和全民的政治鼓动，号召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反对强加于任何一部分居民的一切经济、政治、民族和社会的压迫。代表会议宣布，党将支持反对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和进步的反政府运动。代表会议特别推荐举行抵制、在戏院等处示威、以及有组织的群众性游行示威这样一些实际的斗争手段。代表会议建议党的一切委员会和团体重视为举行全民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所必须采取的准备措施。3．代表会议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党将一如既往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关心这个斗争的扩大和深入发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这个斗争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联系；竭力利用这个斗争的各种表现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吸引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代表会议宣布，首先只在经济方面进行鼓动，或者认为经济鼓动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广泛适用的手段，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注意：在这里再次揭露《工人事业》是很重要的！！］4．（是否需要按我们的土地纲领的精神谈一谈农民？我尽力设法写出，随后送上。）载于1923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92—302页注释：[157]列宁写的这篇报告是准备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提出的。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于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它的代表费·伊·唐恩持有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委托书）。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4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为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选出了由下列代表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火星报》的代表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代表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代表К．Я．波尔特诺伊。代表会议召开后不久，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包括组委会的两名成员即被警察逮捕。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其成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火星报》国内组织代表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代表叶·雅·列文。——272。[158]指《火星报》的基什尼奥夫印刷所和巴库印刷所。基什尼奥夫印刷所是列·伊·戈尔德曼于1901年4月创建的，存在到1902年3月12日（25日）。印刷所印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今后怎样？》（《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抽印本）、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小册子《女工》、《奥布霍夫工厂五月骚乱事件的起诉书》（《火星报》第9号抽印本并附列宁《新的激战》一文）、列宁的文章《同饥民作斗争》（《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抽印本）和《游行示威开始了》（《火星报》第13号抽印本）以及一系列声明和传单。这个印刷所还翻印了《火星报》第10号。巴库印刷所（秘密通信中代号“尼娜”）是巴库的火星派小组（弗·扎·克茨霍韦利、列·波·克拉辛、列·叶·加尔佩林、Н．П．科泽连科、瓦·斯图鲁阿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协助下于1901年9月建立的。印刷所用俄文和格鲁吉亚文印过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蜘蛛和苍蝇》、希·迪克施坦的小册子《谁以什么为生？》、《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莫罗佐夫工厂罢工十周年》以及一些宣言和传单。巴库印刷所还翻印了《火星报》第11号。格鲁吉亚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斗争报》也是在这里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巴库印刷所成为党的中央印刷所，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布置的任务进行工作。1905年12月，印刷所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277。
《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经济生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经济生活（1902年2月15日〔28日〕）在这个总标题下，我们想随着材料的积累，定期刊登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述俄国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文章和短评。现在，《火星报》已经开始每月出版两次，就尤其感到缺少这样一个专栏。但是，我们应当请全体同志和一切同情我们出版物的人严重注意：要（比较正常地）办这样一个专栏，就要有特别丰富的资料，而我们编辑部在这方面情况却非常不妙。一个合法作者甚至无法想象，“地下”作者的心愿和意图有时会因一点点最小的障碍而不能实现。先生们，请不要忘记，我们进不了帝国公共图书馆，那里有几十种、几百种专门出版物和地方报纸供新闻工作者使用。比较适合于“报纸”的经济专栏，即比较生动、及时、能引起读者和作者兴趣的经济专栏，所需要的正是散见于地方小报和专门出版物的资料，而这些出版物的大部分，要么买不起，要么根本不卖（如政府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医学界等等的出版物）。因此，要把经济专栏办得比较正规，只有依靠秘密报纸的全体读者本着“集腋成裘”的精神行事。《火星报》编辑部应当不耻于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几乎是一无所有。我们相信，我们广大的读者有可能“为了自己”去注意各种各样的专门出版物和地方出版物，而且实际上正在这样做。只有每一个这样的读者每一次遇到有意义的材料时，都能自问一下：我们报纸的编辑部有没有这个材料？我是否向编辑部推荐了这个材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对俄国经济生活中一切突出现象的评价，不仅只有官方的吹捧、新时报的吹捧[153]和维特的吹捧，不仅只有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牢骚，而且也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好吧，我发了一通这种非自由主义的牢骚，现在就言归正传吧。1．储金局储金局是近来最常用的吹捧根据之一。单单利用这一点来吹捧的不仅有维特，而且还有“批评家”。大卫和赫茨之流，切尔诺夫和布尔加柯夫之流，普罗柯波维奇和托托米安茨之流，——总之，一切拥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时髦“批评”的人（更不用说卡布鲁柯夫和卡雷舍夫之流的大教授了），千腔百调地大肆叫嚷：“这些正统派说什么资本积聚！而现在单单储金局就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资本的分散。说什么贫困在加剧！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小额人民储蓄在增长。”我们现在就以一位好心人寄给我们的关于1899年俄国储金局的官方资料[154]为例来仔细研究一下。1899年，俄国总共有4781个国家储金局，其中包括3718个邮电储金局和84个工厂储金局。在五年（1895—1899年）中，储金局增加了1189个，即增加了1/3。同一时期，储户从1664000人增加到3145000人，即增加了将近150万人（增加了89％），存款总额从33000万卢布增加到60800万卢布，即增加了27800万卢布，或者说增加了84％。这大概就是“人民储蓄”的巨大增长吧！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又是什么呢？有关储金局的文献表明，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存款总额增长最快的是荒年，即1891年和1892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80年代和90年代合在一起的这一整个时期，“人民储蓄”增长的同时，农民贫困化、破产和挨饿的过程也在极其迅速、极其剧烈地发展。要了解这两种矛盾现象怎么能同时存在，只需要提醒一点：在这个期间，俄国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特点，是货币经济增长。储金局存款增加本身，根本不能说明一般“人民”储蓄增长，而只能说明货币“储蓄”增长（有时候甚至只能说明货币向中心机构集中）。例如，农民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的时候，就完全可能是货币储蓄增加而“人民”储蓄总额减少。旧式农民把自己的储蓄（如果是货币储蓄）放在钱罐中，但是大部分的储蓄还是粮食、饲料、麻布、木柴及其他“实物”。现在，破了产的和正在破产的农民，既没有实物储蓄，也没有货币储蓄，而极少数发了财的农民则积蓄着货币，并且开始把它存入国家储金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清楚为什么在饥饿增长的情况下存款反而增长了。这种增长不是标志着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是标志着旧的独立农民遭到新的农业资产阶级的排挤，即遭到那些不雇用长工或日工就不能经营的富裕农民的排挤。储户的职业分类资料是上述情况一个很有意义的旁证。这个资料包括近300万（2942000）储户，存款总额达54500万卢布。平均每户185卢布，显然，这个数字清楚地表明，在储户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俄国人民中为数极少的“幸运儿”，他们不是拥有祖产，就是自己置有家产。最大的储户是僧侣：存款总额4600万卢布，储户137000个，平均每户333卢布。看来，关心拯救信徒灵魂，并不是无利可图的事情……其次是土地占有者：存款总额900万卢布，储户36000个，平均每户268卢布；再其次是商人：存款总额5900万卢布，储户268000个，平均每户222卢布；下面是军官：平均每户219卢布；民政官：平均每户202卢布。占第六位的才是“从事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储户64万个，存款总额12600万卢布，平均每户197卢布；接着是“在私人企业中办事的”：平均每户196卢布；“从事其他职业的”：平均每户186卢布；从事城市手工业的：平均每户159卢布；“仆役”：平均每户143卢布；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每户136卢布；最后是“士兵”：平均每户86卢布。可见，工厂工人的存款数量实际上居于末位（除了由公家养活的士兵以外）！甚至仆役的平均存款也比工厂工人高（每户143卢布比每户136卢布），他们的储户数量也多得多。仆役有333000个储户，存款总额4800万卢布，而工厂工人只有157000个储户，存款总额2100万卢布。无产阶级为我国的显贵们和我国的大亨们创造全部财富，而景况却不如他们的私人仆役！在所有俄国工厂工人中（不下200万人），只有大约六分之一[155]的人能够在储金局存一点点钱，——况且，工人们的全部收入都是货币，并且他们往往还必须养活农村中的家庭，因此，他们的存款大部分根本不是名副其实的“储蓄”，而只是存放到下一次再寄回家去的钱，等等。更不用说“在工厂做工的”这一栏中，想必还包括办事员、工头、监工，总之根本不是真正的工人。至于农民——如果认为他们主要是包括在“从事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这一栏的话——我们看到，他们的平均存款甚至比那些在私人企业中办事的人的存款还要高，并且大大超过了“城市工业者”（想必是指店主、手艺人、小客栈老板等等）的平均存款。显然这些在储金局中有12600万卢布存款的64万个农民（农户总数约1000万），全都是农民资产阶级。关于农业的进步、机器的推广、耕作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的材料，只同这些农民有关，也许还同那些与他们最接近的农民有关；而维特之流的先生们却抛出这种材料来反对社会主义者，以证明“人民福利在增长”，自由派（和“批评家”）先生们则抛出这种材料来反驳认为农业中的小生产在毁灭和衰落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这些先生没有觉察到（或者假装没有觉察到），小生产的衰落恰恰表现在：从小生产者中产生了一小撮靠多数人破产而发财的人。按存款多少划分全部储户的资料更有意思。按整数计算是这样划分的：在300万个储户中，有100万个储户的存款不到25卢布。他们的存款总额是700万卢布（全部存款总额为54500万卢布，也就是说，在存款总额的每10卢布中他们只有12戈比！）。每户平均7卢布。这就是说，占全部储户三分之一的真正小储户，只占存款总额的1/83。其次，有25到100卢布的储户占储户总数1/5（60万户），共有存款3600万卢布，平均每户55卢布。这两类储户加起来占全部储户一半以上（在300万储户中占160万户），而他们的存款则只占总数54500万卢布中的4200万，即1/12。在余下的富裕储户中，存款在100到500卢布之间的有100万户，他们的存款总额是20900万卢布，每户平均223卢布。40万储户每户都有500卢布以上，他们的存款总额是29300万卢布，每户平均762卢布。因此，这些显然已经是富人的人，虽然不到全部储户的1/7，他们的存款却占总数一半以上（54％）。可见，现代社会的资本积聚，居民群众的贫困化，甚至在这个专门适应“小兄弟”、适应不太富裕的居民的机构中也表现得极其明显，因为法定的最高存款额不得超过1000卢布。我们还要指出，尽管先进国家的储金局“民主化”程度很高，但是这种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财产积聚，在这些国家更厉害。比如，法国截至1899年12月31日止，在储金局内存款的有1050万户，存款总额433700万法郎（1法郎略小于40戈比）。每户平均412法郎或者大约160卢布，也就是说，少于俄国储金局的平均存款额。法国的小储户也比俄国多：将近1/3储户（330多万户）的存款都在20法郎（8卢布）以下，每户平均13法郎（5卢布）。这些储户的存款一共只有3500万法郎，占总额433700万法郎的1/125。存款在100法郎以下的储户占全部储户的一半稍多一点（530万户），他们的存款只有14300万法郎，即占总额的1/33。相反，存款在1000法郎以上（400卢布以上）的储户还不到储户总数的1/5（18.5％），而他们的存款却占全部存款的2/3以上（68.7％），即在433700万法郎中他们有297900万法郎。这样，读者现在要评价我国“批评家”的议论就有一些材料了。储金局存款大量增长，特别是小储户增加，——事实同一个，解释各不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说，这是人民福利在增长，资本在日益分散。社会党人说，这是“实物”储蓄正在变为货币储蓄，富裕农民正在增加，他们正在变成资产阶级，正在把自己的存款变成资本。沦为无产阶级的农民人数在更加无比迅速地增加，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把自己菲薄的收入的一小部分存入（虽然是暂时地）储金局。小储户多，恰恰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多，因为这些小储户在存款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试问：这样的“批评家”和最平庸的资产者有什么不同呢？再往下谈。我们来看看储金局的钱是干什么用的，究竟怎样用的。在俄国，这些钱首先加强了资产阶级军事警察国家的威力。沙皇政府（我们在《火星报》第15号的社论［注：见本卷第240—245页。——编者注］中已经指出过）使用这笔钱不受任何监督，正象它使用其他一切落入它手中的人民财产一样。它心安理得地从这些钱中“挪用”数以亿计的卢布来支付它的中国远征军[156]的费用，施舍给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重新武装部队，扩充海军，等等。比如在1899年，储金局存款总额是67900万卢布，其中61300万卢布是有息证券，即：23000万卢布是公债，21500万卢布是土地银行的抵押券，16800万卢布是铁路债券。国库常常做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小生意”：第一，它填补储金局的全部开支并获得纯利（而纯利总是转化成储金局的预备资本）；第二，它迫使储户来填补我们国家财政的亏空（迫使他们贷款给国库）。从1894年到1899年，储金局收入的款额平均每年为25000万卢布，支出的款额为20000万卢布。因此，每年有5000万卢布以借债方式来填补国库这个只有懒汉才不来盗窃的钱袋上的窟窿。花钱打仗，施舍给宫庭侍从、地主和工厂主，即使有亏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人民储蓄”总是可以填补一大笔亏空的！附带再指出一点，国库之所以能做有利可图的小生意，部分原因是它不断降低存款的利息，使这种利息低于有息证券的利息。例如，在1894年，存款的利率为4.12％，而有息证券的利率则为4.34％；在1899年，前者为3.92％，后者为4.02％。大家知道，降低利息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它最清楚最突出地表明大资本和大生产靠剥削小生产而增长，因为利息的多少最终决定于利润总额和投入生产的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还有一件事，也不能不谈一下，国库剥削邮电官员的劳动愈来愈厉害：从前他们只管邮件，后来又管电报，现在连收支储金的业务也都压在他们身上了（我们提醒一下：在4781个储金局中就有3718个邮电储金局）。对于广大邮电小职员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极度紧张，工作日延长。至于给他们的工资，国库则象爱财如命的吝啬鬼一样吝啬：付给刚刚参加工作的最低级职员的工资简直不能果腹，而后在这级上面又规定了无尽头的等级制，每晋升一级增加25戈比或50戈比，而辛辛苦苦拉了40—50年套以后能够得到小小一笔养老金这个前景，必定更厉害地奴役着这个真正的“官吏无产阶级”。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继续谈储金局款项的使用。我们知道，储金局（按照俄国政府的意志）以21500万卢布投资于土地银行的抵押券，以16800万卢布投资于铁路债券。这一事实又给资产阶级的……不对，“批评家的”深奥思想在最近一次非常广泛的表现提供了借口。伯恩施坦之流，赫茨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布尔加柯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对我们说，这一事实实质上本来就意味着储金局的小储户正在成为铁路的所有者和土地抵押券的占有者。他们说，事实上，甚至象铁路和银行这样一些纯粹资本主义的大企业，也愈来愈分散，愈来愈化小，并且由于小私有者购买股票、债券和抵押券等等而正在转入他们手中，事实上，有产者的人数、私有者的人数正在增长，然而这些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一味醉心于过时的积聚理论和贫困化理论。例如，据统计，俄国的工厂工人在储金局存款的有157000户，存款总额达2100万卢布，其中大约500万卢布投资于铁路债券，大约800万卢布投资于土地银行的抵押券。这就是说，俄国的工厂工人是整整500万卢布的铁路所有者，是整整800万卢布的土地占有者。这就是你们谈来谈去的无产阶级！可见，工人是在剥削土地占有者，因为他们以抵押券利息的形式得到一部分地租，即一部分剩余价值。是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批评家们正是这样议论的……你们可知道？我倒是正准备同意那种广为流传的意见，说什么“批评”是应当欢迎的，因为批评给似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学说带来了活力，——这就是我准备同意的条件。法国社会主义者当年曾经靠分析巴师夏的诡辩来磨练自己的宣传鼓动能力，德国社会主义者靠的是搞清楚舒尔采－德里奇的诡辩，而我们俄国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只能同这伙“批评家”打交道了。所以，我准备高呼：“批评万岁！”，但条件是使我们社会主义者在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时尽量广泛地分析时髦“批评”的一切资产阶级诡辩。你们同意这个条件吗？——那就一言为定！顺便提一下，我国的资产阶级愈来愈装聋作哑，他们宁愿要沙皇的天使长们保护，而不愿要资产阶级理论家保护，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把这些“批评家”作为“恶魔的辩护人”来对付了。通过储金局，愈来愈多的工人和小生产者正在成为大企业的股东。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所证明的并不是私有者人数增加，而是证明（1）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社会化增长和（2）小生产日益从属于大生产。我们就用俄国贫穷的储户来作例子吧。我们已经指出，存款在100卢布以下的储户占全部储户一半以上，即1618000户，存款总额4200万卢布，每户平均26卢布。就是说，这种储户用6卢布来“占有”铁路，用9卢布来“占有”“地产”。他是否会因此成为“有产者”或“私有者”呢？不会的，他还是无产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去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奴役。他在“铁路和银行”事业中“入股”，只证明资本主义使单个社会成员和单个阶级相互之间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单个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宗法式经济下是微乎其微的，而现在这种相互依赖性却愈来愈多了。劳动日益社会化，企业日渐减少“私有性”，然而企业却仍然几乎全部掌握在私人手中。小储户在大企业入股，无疑同这个大企业交织在一起了。这样交织，谁得到好处呢？大资本。大资本扩大自己的业务，而付给小储户的利息并不多于（常常少于）付给任何债主的利息，而且这些储户愈小，愈分散，大资本就愈不依赖于他们。我们已经指出，小储户甚至在储金局款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极小的。它在铁路大王和银行大王的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不是更微不足道了吗？小储户把自己的一星半点存款交给这些大王，他就又陷入对大资本的新的依赖。他休想支配这一大笔资本。他获得的“利润”少得可笑（26卢布年利4％＝每年1卢布！）。而一旦破产，他连这可怜的一星半点存款也要全部丢光。这些小储户为数众多，并不意味着大资本分散，而意味着大资本实力加强，连“人民”储蓄中的这一星半点存款也能加以支配。小储户在大企业入股，不仅没有成为更加独立的业主，反而成了更加依赖大业主的人。小储户人数增加，不能得出有产者人数增加这种宽慰人心的庸俗结论，而只能得出革命的结论，即小储户对大储户的依赖加强了，企业愈来愈社会化的性质同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储金局愈发展，小储户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胜利就愈关心，因为只有这种胜利才能使他们成为真的而不是假的社会财富的“股东”和支配者。载于1902年2月15日《火星报》第1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80—291页注释：[153]指以《新时报》为代表的沙皇俄国反动出版界对俄国现实的粉饰。《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62。[154]这份材料是俄国国家储金局管理署出版的《国家储金局1899年的工作报告》。——262。[155]这里计算不准确，应为大约十二分之一。——264。[156]指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皇俄国派往中国的侵略军。——267。
《列宁全集》第6卷——破产的征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破产的征兆（1902年2月15日〔28日〕）卡尔波维奇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博哥列波夫，给政府在大学政策方面的“新方针”扫清了道路，从那时到现在才刚刚一年。在这一年中间，我们一步一步地看到，先是群情异常激愤，接着是我们执政者讲话的调子异常温和，这些新的论调吸引了社会，也吸引了一部分大学生，但可惜吸引力太小了，最后，随着万诺夫斯基冠冕堂皇的诺言的实现，大学生的抗议又爆发了。那些去年春天期待过“新纪元”到来，并且真正相信过沙皇军曹会使大学生和社会的期望哪怕实现一小部分的人，一句话，俄国的自由派，现在总该明白了：他们再次给政府以信任，这是多么不正确；他们中止了春天开始变得声势浩大的改良运动，并在政府塞壬[149]的甜蜜歌声催眠下沉睡不醒，这又是多么没有道理。在答应去年开除的全体学生复学的诺言被破坏之后，在一切要求真正改革学制的人受到一系列新的反动措施的挑衅之后，在示威者要求万恶的破产者履行许诺的义务而遭到一系列新的暴力镇压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表示要“竭诚保护”的政府颁布了关于大学生团体的《暂行条例》[150]以示“安抚”，结果……“安抚”未成，反而引起一场重新延烧所有学府的“骚动”大火。我们革命者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万诺夫斯基所许诺的改良是真的。我们一直不停地向自由派反复说明：专制制度同“内敌”，即同俄国的一切进步分子斗争了40年，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很老练，而“竭诚的”将军的通令和尼古拉·奥勃曼诺夫[151]的圣谕只不过是这种自由主义政策的翻版。我们警告过自由派，要他们放弃那些在政府按“新方针”精神采取第一批步骤之后所抱的“毫无意义的幻想”。我们揭穿了政府诺言的十分明显的虚伪性，并且正告社会：如果你的对手被第一次严重的进攻打懵了，那就要不停地再打，而且要重打快打……《暂行条例》现在赠送给大学生的那种不伦不类的结社权利，革命者在一开始谈到政府的这件新礼物时就作过预告了。我们知道，从专制制度及其改良主义的挣扎中可能而且应该期待些什么。我们知道，万诺夫斯基“安抚”不了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满足不了任何进步的希望，“骚动”不可避免地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复活。一年过去了，社会仍然陷于停滞状态。设施完善的国家应有的高等学校又停止发挥作用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又脱出了常轨，社会又面临“往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多数大学生拒绝接受《暂行条例》，并拒绝参加这个条例所恩准的团体。教授们以异乎寻常的明确态度对政府这件礼物表示公开不满。的确，无须是革命者，无须是激进派，任何人都会承认，这种所谓“改良”，不但不会给大学生以任何类似自由的东西，而且也丝毫无助于保持大学生活的某种安宁。这个《暂行条例》给大学生和当局之间的冲突预先设下了一条条导火线，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这个条例的施行，会使每一个出于最和平的动机合法召开的会议都难免成为新的“骚动”的起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例如，对行使警察职能的视察机关担任会议主席，总会有人感到恼火，有人提出抗议，有人怕得要命，噤若寒蝉，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俄国的大学生决不会容忍当局来粗暴地“核定”这些会议的讨论内容，难道还不明显吗？其实，政府恩赐的、《暂行条例》规定的那种荒唐可笑的集会“权利”和结社“权利”，是专制制度之为专制制度所能给予大学生的最高限额的东西。朝这个方向每再前进一步，都会意味着当局和“臣民”之间的均势遭到自杀性的破坏。要么同政府所能给予的最高限额的东西妥协，要么加强自己抗议的政治性和革命性，——这就是大学生必须作出的抉择。大多数大学生作出了第二种抉择。在大学生的宣言和决议中，革命的调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昂。残酷镇压和犹大之吻[152]交替使用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使大学生群众革命化了。是的，大学生总算解决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并且声明，他们决心重新拿起（在催眠曲声中）扔在一旁的武器。但是，在这些包藏祸心的歌声中已经昏昏欲睡的社会打算怎么办呢？为什么它继续沉默和只是“暗中同情”呢？为什么一点也听不到它的抗议，听不到它对风潮再起表示积极支持呢？难道它情愿“安心”等待过去每次学生运动都要遭到的不可避免的悲剧重演吗？难道它只想充当一个可怜的统计员，算算斗争中牺牲了多少人，充当一个消极的旁观者，看看惊险的斗争场面吗？为什么当“孩子们”毫不含糊地宣布自己决心为俄国自由作出新的牺牲的时候，还听不见“父辈”的声音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甚至没有象工人那样支持大学生呢？要知道，在高等学校学习的并不是工人子弟，并不是无产者子弟，然而，无论在基辅，在哈尔科夫，或者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人们都已经公开声明同情抗议者而不顾警察当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不顾警察当局要动用武力对付示威者的威胁。俄国无产阶级这一革命理想主义的表现，难道不会影响同大学生的命运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的社会动向，不会促使社会提出强烈抗议吗？今年大学生的“骚动”是在相当良好的预兆下开始的。这些“骚动”一定会得到“群氓”和“市井小民”的同情。假如自由派人士不竭尽全力及时支持大学生彻底打掉政府的威风，并迫使政府作出真正的让步，那么它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最近的将来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自由派人士能够在这方面起多大作用。目前学生运动的结局，在颇大程度上要看这个问题解决得怎样。但是不管这个结局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全体大学生经过这么短促的平静时期以后就再次开始骚动，正是现存制度政治上破产的征兆。三年以来，大学生活无法走上正轨，教学时断时续，国家机器的一个齿轮不再转动，而且，在无力地转了一阵子以后，就又长时间地停下来了。在现存政治制度的范围以内没有灵药根治这个痼疾，现在已经不能有任何怀疑了。已故的博哥列波夫曾经企图从尼古拉的陈旧医术武库中借用“神”药来拯救祖国。结果如何，大家都清楚。很明显，再朝这个方向前进不行了。讨好学生的政策现在一败涂地。可是，除了暴力和讨好而外，又别无第三条路可走。现存制度的这种毫无疑义的破产的每次新表现都会愈来愈深地挖掉它的基础，使政府在旁观者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认识到必须同政府斗争的人不断增加。是的，专制制度的破产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它正在急于把这种破产通报全世界。宣布在帝国足足三分之一的地方“加强警戒”，俄国各地地方当局同时发布“命令”，要对俄国法律本来就已禁止的违法行为严惩不贷，这难道不是宣告破产吗？使一般法律失效的一切非常条例，按其实质来说，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有效。比如说，在非常情况下要求在一定的地点暂时采取非常措施，是为了建立被破坏了的均势，而只是在保持这种均势的情况下，一般法律才可以不受阻碍地发生效力。这就是现存制度的代表们的议论。关于加强警戒的条例，已经施行20多年了。20年来，在帝国的主要中心城市施行这个条例，并没有能“安抚”国家，恢复社会秩序。这个强有力的药方用了20年，结果发现“疑心”病（这个药方专治“疑心”病）传播得这样远，根扎得这样深，以致必须把这个药方推广到一切稍微大些的城市和工厂中心去！这不是破产者自己公开宣告破产吗？坚决捍卫现存制度的人（这种人无疑是有的），只要想到居民已经渐渐习惯于这个强有力的药方，已经不在乎在这个药方中加大剂量，一定会大吃一惊。同时，政府的经济政策的破产，已经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而暴露出来。专制制度的掠夺性经济，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骇人听闻的剥削上。这种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农民经常不断地闹饥荒。每当这种时候，国家这个掠夺者总想在居民面前卖好，把自己打扮成被它洗劫一空的人民的衣食父母这个光彩角色。从1891年起，每次饥荒，就饿死的人数来说，都是大饥荒。从1897年起，饥荒差不多接二连三没有间断过。1892年，托尔斯泰尖刻地嘲笑说：“靠植物汁液为生的寄生虫，打算喂养这种植物。”［注：列宁引自列·尼·托尔斯泰《论饥荒》一文（见《托尔斯泰全集》1954年俄文版第29卷第104页）。——编者注］这的确是一种荒唐的念头。现在，时代变了，饥荒成为农村的常态，我们的寄生虫已不是一味空想喂养被它掠夺的农民，而是把这种想法本身宣布为危害国家的罪行。目的达到了——目前的大饥荒正处在即使在我国也属罕见的死一般的沉寂状态。听不见挨饿农民的呻吟，社会没有去发起赈灾，报纸对农村情况默不作声。多么难得的沉默啊，但是西皮亚金之流的先生们，你们是不是感到了这种宁静特别象暴风雨前的沉寂呢？历来依靠千百万农民消极支持的国家制度，把农民弄得年年食不果腹。奥勃曼诺夫老爷们的君主制的这种社会破产，其教训并不亚于它的政治破产。我们恶毒的破产者的事业的末日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他天天靠剥人民身上的皮来填补自己政治和财政预算中的窟窿，还能活得长久吗？历史给予我们破产者苟延残喘的时间，其长短将由许多因素决定；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要看意识到现存制度完全破产的人们所表现的革命积极性有多高。现存制度的分崩离析已经非常严重，它大大超过了社会上那些势必成为现存制度掘墓人的人们进行的政治动员。这种政治动员无疑将由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完成，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才能给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大学生同政府的新搏斗，使我们大家有可能并有责任来加速这种动员一切仇视专制制度的社会力量的工作。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政治生活中，战争时期几个月抵得上平时几年。而我们所处的时期正是战争时期。载于1902年2月15日《火星报》第1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73—279页注释：[149]塞壬是希腊神话中的几个女妖，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每逢船舶经过，她们就以迷人的歌声诱惑航海者登岸，把他们害死。——255。[150]指《关于国民教育部部属高等院校学生团体组织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是国民教育大臣彼·谢·万诺夫斯基于1901年12月22日（1902年1月4日）批准的。它把大学生组织置于严密的行政监督之下。大学生们对条例表示不满，纷纷抗议政府这一专横行为，拒绝承认这个《条例》。甚至自由派教授们也因《暂行条例》强加给他们监督学生的职责而表示抗议。——255。[151]尼古拉（尼卡－米卢沙）·奥勃曼诺夫是俄国小品文作家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发表在1902年1月13日（26日）《俄国报》上的一篇小品文《奥勃曼诺夫老爷们》中的人物。奥勃曼诺夫（Обманов）在俄语中是由“欺骗”（обман）一词变来的，并与俄国封建王朝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这个姓谐音。小品文用这种影射的手法讽刺了罗曼诺夫王朝最后几代皇帝：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和皇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以及当时在位的尼古拉二世。《俄国报》因发表这篇小品文被查封，作者阿姆菲捷阿特罗夫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这篇小品文通过秘密出版物和手抄本广泛流传于俄国。——256。[152]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司祭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