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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答“一读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答“一读者”（1902年2月1日〔14日〕）我们收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信的全文如下：“《火星报》在谈到鼓动问题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第13号上），反对政治性的鼓动快报（二三页的小册子）。编辑部认为，这种出版物完全可以由报纸来代替。办报纸当然是件好事情。这一点谁也不会反对。但是报纸是不是能够代替这种快报，代替它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特殊作用呢？编辑部已经接到一封俄国来信，信中有一批工人鼓动员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火星报》对这封信的答复是出于明显的误会。鼓动问题现在同游行示威问题同样重要。所以希望编辑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这一次能对这个问题持比较审慎的态度。一读者”在看这封信的同时，只要下点功夫仔细重读一下我们在《火星报》第13号上给“南方工人”的答复［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37页。——编者注］，就不难相信，出于明显的误会的恰恰是写信人。说《火星报》“反对鼓动快报”，根本没有这回事；谁也没有想用报纸来“代替”“快报”。写信人没有觉察到，所谓快报，就是传单。而传单这种出版物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是始终绝对需要的，——在这一点上，“南方工人”和《火星报》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是他们还一致认为，仅有这种出版物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说工人要有好住宅，同时认为他们只有好食品是不够的，那么这恐怕不能说，我们“反对”好食品。试问，什么是更高级的鼓动出版物呢？“南方工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根本没有提到报纸。这当然可能是由于当地的条件决定的，我们丝毫不想同给我们来信的人“争论”，但是自然也不能不提醒他们，无产阶级也应当象居民中其他阶级已经做的那样，创办自己的报纸；还有，光靠分散的工作是不够的，各地必须经常地、积极地、共同地进行工作，来办好革命的机关报。至于“三四页的小册子”，我们也绝对没有表示“反对”，我们只是怀疑想把这种小册子办成“在全俄各地同时”发行的定期出版物的计划是否切实可行。所谓三四页的小册子，其实就是传单。我们在俄国各地看到过很多写得很出色、丝毫不难懂的传单，其中有大学生写的，也有工人写的，其篇幅甚至相当于小开本书的6—8页。一本真正通俗的小册子要向一个完全没有素养的工人阐明哪怕是任何一个问题，所需的篇幅大概要大得多，而且“在全俄各地同时”发行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为它没有时间性）。一切形式的政治出版物，不管它是新形式还是旧形式，只要它确实是好的政治出版物，我们都赞成，但是我们奉劝人们不要杜撰介乎快报和通俗小册子之间的中间形式，而要办好名副其实的定期的（不是一月出一次，而是至少一月出二次至四次）和全俄性的革命机关报。载于1902年2月1日《火星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71—272页 |
《列宁全集》第6卷——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902年2月1日〔14日〕）我们从一个例子谈起。读者大概还记得，奥廖尔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在传教士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法律必须承认信仰自由的报告引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以《莫斯科新闻》[142]为首的保守派报刊，暴跳如雷地指责斯塔霍维奇先生，简直不知道怎样骂他才好，由于奥廖尔省全体贵族又选了斯塔霍维奇先生当代表，差点儿没有指控这些贵族犯了叛国罪。这次选举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贵族反对警察专横暴虐的示威性质。《莫斯科新闻》断言：“斯塔霍维奇与其说是贵族代表，还不如说是米沙·斯塔霍维奇、滑稽家、社交界的主角、饶舌妇……”（1901年第348号）维护棍棒的先生们，这对你们更糟糕。如果连滑稽家－地主也谈起了信仰自由，那就说明我们的神父和我们的警察所干的丑事确实数不胜数了。——“……我们那一群使斯塔霍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应运而生并为他们拍手叫好的轻率的‘知识分子’，同我们的圣物即正教、同我们对待正教的虔诚态度有什么关系呢？……”维护专制制度、正教、民族性的先生们，这对你们同样更糟糕。假如我们的警察专制制度甚至使宗教也浸透了牢狱气味，以至连“斯塔霍维奇之流”（他们对宗教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但是对宗教的巩固持久是关心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也对这个臭名昭彰的“人民的”圣物非常冷淡（甚至敌视），那么这个专制制度就简直太好了！——“……他们认为我们的信仰是误入迷途！！他们嘲笑我们，说我们由于‘误入迷途’而害怕和躲避罪恶，说我们毫无怨言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管它多么艰巨；他们嘲笑我们，说我们在寻找忍受痛苦和困苦的力量和勇气，说我们在成功和走运的时候也不骄傲……”这正是实质所在！正教的圣物之所以宝贵，就是由于它教导人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的确，这是多么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圣物啊！既然社会制度使得极少数人有钱有势，而群众经常忍受“困苦”并且承担着“艰巨的义务”，那么剥削者同情宗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宗教教导人们为了升入所谓的天堂而“毫无怨言地”忍受尘世间的地狱之苦。《莫斯科新闻》由于一时冲动而说漏了嘴，甚至无意中道破了真相。请往下看：“……他们也不怀疑，同样由于‘误入迷途’，他们，斯塔霍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才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在人民群众中大力散布了宗教的“迷途”，无论斯塔霍维奇之流，还是奥勃洛摩夫[143]之流，或者所有那些靠人民群众的劳动过日子的资本家以及《莫斯科新闻》本身，才能“睡得香香的”。但是教育在人民中愈普及，宗教偏见愈被社会主义意识所排挤，无产阶级胜利的日子就愈近，这个胜利将把一切被压迫阶级从现代社会的奴役下拯救出来。但是，《莫斯科新闻》说漏了这一点之后，却过于轻松地回避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塔霍维奇之流“不怀疑”宗教的上述意义并要求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仅仅是出于“轻率”，很明显，这是误解。这样解释敌对的政治派别，既幼稚又天真！斯塔霍维奇先生在这里恰恰是整个自由派的代言人，《莫斯科新闻》自己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然为什么要对一个报告大肆讨伐呢？为什么不说斯塔霍维奇，而说斯塔霍维奇之流、说“一群知识分子”呢？《莫斯科新闻》的这种误解当然是一种自私的误解。不言而喻，《莫斯科新闻》与其说是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他们所痛恨的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不愿意这样做。如果是不愿意，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是不会，那对我们来说就有了很大的普遍意义，因为很多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有这个毛病。《火星报》第12号上的一封信的作者们就有这样的毛病，他们指责我们缺乏“阶级观点”，原因是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竭力不放过自由派的不满和抗议的一切表现；《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的作者们和《社会民主主义丛书》[144]的某些小册子的作者们也有这样的毛病，他们以为我们的专制制度就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还有马尔丁诺夫之流，他们号召我们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运动（也就是脱离最广泛的政治鼓动），而主要进行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给工人阶级“实惠”，代表他们提出“能够产生某种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还有纳杰日丁之流，他们就我们报道统计人员冲突这件事困惑莫解地问道：“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人士办的吗？”[145]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例如，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保护资产阶级防备社会主义，那么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在居民无权的情况下必然要变成警察专横，从而激怒所有的人。这两种对立趋势的结果怎样，资产阶级保守情绪或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情绪或自由派这时的关系怎样，是不能从几个一般原则得出结论的；这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一切特点。要确定这些，就必须详细地了解这种情况，密切注意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同政府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正是由于“阶级观点”，才不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对“斯塔霍维奇之流”的不满和抗议漠不关心。上面提到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不论是他们的议论或行动，都证明他们对自由派漠不关心，从而暴露出他们不懂得《共产党宣言》这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我们还记得这样的话：资产阶级自己用它夺取政权的斗争，用它的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等等，给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教育材料。［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编者注］只有在政治上自由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这种材料（而且还只是一部分）。而在奴隶式的俄国，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积极地帮助工人阶级获得这种“材料”，也就是说，应该承担起反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鼓动即全民揭露运动的任务。这个任务在政治动荡时期尤其迫切。应该记住，在政治活跃时期无产阶级一年所能受到的革命教育，比平静时期几年所能受到的还要多。因此，上述社会主义者有意无意地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和内容的倾向是特别有害的。其次，我们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这句话往往被理解得太窄，不把支持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包括在内。但是不应该忘记，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在进步的社会利益基础上同政府发生的一切冲突，不论它本身多么小，在一定条件（我们的支持就是这些条件之一）下都可以燃成熊熊大火。俄国大学生因学院的要求而同政府发生冲突，或者法国所有进步分子因一起用伪造手段解决的案件[146]而同军阀发生冲突，只要想一想这些冲突发展成了怎样的社会运动就够了。因此，我们的直接责任就是向无产阶级进行解释，设法扩大并用工人积极参加的方法来支持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切抗议活动，而不管它是由地方自治人士同内务部的冲突发展成的，还是由贵族同警察正教部门的冲突，统计人员同庞巴杜尔[147]的冲突，农民同“地方官”的冲突，教派信徒同巡官的冲突等等发展成的。谁要是轻蔑地嗤之以鼻，认为这些冲突中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认为想把这些冲突变成熊熊大火是“没有希望”的，那他就是不懂得，全面的政治鼓动正是一个焦点，在这个焦点上，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同整个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指人民中的全体民主分子）的迫切利益一致起来了。我们的直接责任就是要过问自由派的每一个问题，确定自己即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采取措施使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迫使问题按照我们的意图解决。谁要是躲在一旁不去过问，那他实际上（不管他的意图如何）就是在自由派面前甘拜下风，把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事业交给自由派掌握，把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那些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首领的人。社会民主运动的阶级性质不应当反映在把我们的任务局限于“纯粹工人”运动的直接和最近的需要上，而应当反映在对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表现的领导上。社会民主党应当始终坚持不懈地扩大工人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它不仅应当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而且应当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它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我们上面谈到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背离了“阶级”观点，还因为他们对同“批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个任务漠不关心。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种“批评”在俄国所以流行得最快，俄国自由主义政论界对此所以反响得最热烈，正因为它是正在形成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现在已经是自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要素之一。至于特别说到政治斗争，那正是“阶级观点”要求无产阶级把一切民主运动推向前进。在政治要求方面，工人民主并不是在原则上而只是在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别。在为经济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则站在另一个原则基础上，而且只有这一个阶级站在这个基础上（小生产者只是鉴于他们正在转入或者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才给予无产阶级以帮助）。在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中，我们有许多同盟者，对他们漠不关心是不容许的。可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盟者在为自由主义的改革而进行斗争时，总是向后看，竭力把事情安排得使他们能够象以前那样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而无产阶级却向着终点勇往直前，决不反顾。当尔·恩·斯·（维特记事序言的作者）[148]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载于1902年2月1日《火星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64—270页注释：[142]《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246。[143]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47。[144]指《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是1900年夏彼得堡和维尔诺的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社的出版物。该社出版这套小丛书是为了把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重心由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上来。在这一工作中，社里的彼得堡成员负责文字编辑工作，维尔诺成员负责技术编辑工作。该社同莫斯科、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都有联系，它的出版物在彼得堡和彼得堡区通过社会主义者社发行。由于奸细米·伊·古罗维奇的出卖，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社于1901年1月30日（2月12日）夜被沙皇警察破获，所有与该社有关的人员全部被捕。在此以前已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有《〈工人丛书〉编辑部的话》、《德兰士瓦和中国。凯尔－哈第和李卜克内西的两次演说》、《俄国立法的基本特点》等数种。《火星报》对该社所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的任务表示赞赏，同时批评了它的某些小册子中的不正确论点，如“俄国资产阶级目前不再有什么要求了”、“在我国，资产阶级已被恩准得到一些尽管是很可怜的政治自由了”等等。——248。[145]列宁引用的这句话出自《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这本小册子的第129页。小册子是尔·纳杰日丁（叶·奥·捷连斯基）编辑的，由自由社于1901年出版。关于《火星报》报道统计人员冲突一事，参看本卷第90—91页。——248。[146]指德雷福斯案件，即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告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案。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250。[147]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象。“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250。[148]尔·恩·斯·是彼·伯·司徒卢威为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由曙光杂志社于190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写序言用的笔名。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判了这篇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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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评国家预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评国家预算（1902年1月15日〔28日〕）我国的报纸，同往年一样，公布了财政大臣关于1902年国家收支预算的奏折。这位大臣断言，一切都象往年一样顺利，“财政情况非常好”，预算“一直保持平衡”，“铁路事业正在继续顺利发展”，甚至“人民的福利也在不断提高”！尽管国家财政问题十分重要，我国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却很少，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兴趣已被习以为常的官方颂词冲淡了，谁都知道，纸上是什么都能写的，官方变财政魔术的后台，观众“反正”是“不准入内”的。但是这回有一个情况特别引人注目。魔术师以惯常的灵巧动作向观众空手一摊，然后双手一挥，金币就一个接一个地变出来了。观众拍手叫好。但是魔术师本人却开始竭力为自己辩解，差点儿没有掉下眼泪，他要人相信他不是在骗人，他没有赤字，他的债务要比财产少。俄国公众深谙衙门规矩，他们在一旁看着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只有少数人自言自语地嘟哝着法国谚语：“谁为自己辩护，谁就是自己招认。”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维特是怎样“辩护”的。将近20亿（194600万）卢布的巨额开支所以能全部得到抵补，全靠从有名的国库“闲置现金”中动用了14400万卢布，而这笔闲置现金包括去年所借的利息为4％的12700万卢布外债（全部债款是14800万卢布，其中有2100万卢布还没有收到）。这不是说明赤字是靠外债来弥补的吗？魔术师要我们相信，根本没有这回事，“借外债决不是为了弥补没有列入预算的开支”，因为还有“完全闲置的”11400万卢布可以用来抵补这笔开支，借外债是为了修筑新铁路。好极了，维特先生！可是，第一，你这样说并不能否认赤字，因为即使用“完全闲置的”11400万卢布也抵补不了14400万卢布的开支。第二，在闲置现金（11400万卢布）中有6300万卢布是超过1901年正常收入概算的额外收入，我国的报刊早已指出，你故意打低概算的收入，以便虚假地增加“闲置现金”，不断地提高税收。例如，去年就提高了印花税（新的印花税条例），把官卖烧酒的价格从每桶7卢布提高到7卢布60戈比，关税提高后一直没有降下来（关税是1900年提高的，当时似乎是“暂时的”，是为了对华战争[140]），如此等等。第三，你赞扬铁路的“文明作用”，但对铁路工程中那种纯粹俄国式的、极不文明的盗窃国库的风气，却谦虚地一字不提（更不用说铁路承包人对工人、对挨饿的农民那种惨无人道的剥削了！）。例如最近一家报纸报道，西伯利亚铁路的造价起初定为35000万卢布，但实际上已经花了78000万卢布，看样子，总数将超过10亿卢布（关于西伯利亚铁路工程中的盗窃情况，《火星报》已经有所披露，见第2号）。维特先生，你对于收入计算得很正确，分文不漏，但是实际支出多少，你也来算算看吧！其次，也不应当忽略，1902年修筑铁路部分是为了“爱好和平的”我国政府的军事目的（如长达1000多俄里的博洛戈耶—谢德尔采大干线[141]），部分是由于绝对必须多少“帮助”一下不振的工业，因为工业的状况同国家银行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国家银行不仅慷慨地贷款给各种行将倒闭的企业，而且实际上还把其中许多企业完全接管了。工业企业的破产必将导致国家的破产！最后，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天才的”维特的管理下，尽管所有储金局的资金都被用来支援国家信贷，而且总数已经超过8亿卢布，可是外债和税收还是不断增加。只要注意到这一切，就能了解，维特是在进行掠夺式的管理，专制制度正在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因为税收的增加不能永无止境，法国资产阶级也不会永远这样来救济俄国沙皇。维特对增加国债的责难作了辩驳，但是提出的论据只能令人发笑。他把债务同“财产”作对比，把1892年和1902年国债的数目同这两年中官办铁路的价值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纯粹”债务减少了。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财产，如“要塞和军舰”（真的！奏折上就是这样说的！）、港口和官办工厂、代役租收入和森林。妙极了，维特先生！但是你不觉得你很象一个商人，因破产而被传到法院，并且开始在准备清点他的财产的人们面前替自己辩护吗？要知道，如果企业真的十分巩固，那谁也不会想到借款要有专门的抵押品。当然，谁也没有怀疑俄国人民有许多“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愈多，那些不管财产怎么多，一味靠多借外债、提高税收来管理的人的罪过就愈大。你这样只是证明，人民应该尽快地赶走支配他们财产的强盗。事实上，拿国家的专门财产当作国债抵押品的，到现在为止，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还只有土耳其一国。这种做法自然而然会使外国债主控制那些作为还债抵押品的财产。把“伟大的俄国”的经济置于路特希尔德和布莱希勒德的代理人监督之下，维特先生，你给我们开辟了多么光明的前途啊！［注：维特自己也感到关于“财产”的论断不妥当，因此在奏折的另一部分力求“更正”，他说国家财产价值的增加“在用作俄国国库的保证这方面没有特殊意义，因为俄国信贷不需要有专门的抵押品”。那当然咯！可是这些专门抵押品的详细清单仍然保存着，以防万一！］先不说拿要塞和军舰当抵押品没有一个银行家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不是一个正数，而是一个负数。就是铁路，也只有在赢利时，才能当抵押品。我们从维特的这份奏折中知道，直到最近，俄国所有的铁路总的来说都是亏本的。只有1900年这一年，西伯利亚铁路没有亏空，而且还获得了“少许纯利”，但是少得连维特也谦虚地未提具体数字。关于1901年头8个月欧俄铁路在危机时收入减少的情况，他也是只字未提。如果不仅把修筑铁路中官方公布的投资数字计算在内，而且把工程中被盗窃的实际钱数也计算在内，那我国铁路经营的平衡表将会成什么样子呢？把这份确实宝贵的财产真正交给更可靠的人来掌管的时候不是已经到了吗？关于工业危机，维特自然用极镇静的语调说：“暂时的停滞”，“无疑不会影响到总的工业成就，过一段时间，新的工业复苏时期大概〈！！〉就会来到”。这对于深受失业和降低工资之苦的工人阶级的千百万人是多么好的安慰啊！如果你想从国家支出项目中找到一点线索，看看国库为了直接和间接地扶持因危机而“受害的”工业企业，究竟抛出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那是徒劳的。而在这方面不惜抛出大量金钱的情况，可以从报纸报道的下述事实看出：从1899年1月1日到1901年1月1日，国家银行的贷款总额已由25000万卢布增加到44900万卢布，其中工业贷款额由870万卢布增加到3880万卢布。甚至工业贷款赔了400万卢布，也丝毫没有使国库感到为难。而对工人怎样呢？工人为了“工业的成就”献出的不是钱财，而是自己的生命，是千百万以他们的工资为生的人的生命，然而国库对工人的帮助只是把他们数以千计地从工业城市“免费”疏散到饥饿的农村！维特完全回避了“饥荒”这两个字，他在奏折中担保说：“由于对贫民进行了慷慨的救济，歉收的严重影响……将会减轻。”据他说，这种慷慨的救济相当于2000万卢布，但是粮食歉收的损失是25000万卢布（按一普特50戈比的极低价计算，而这是同丰收年相比的）。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慷慨”吗？假定歉收的损失只有一半落到贫苦农民身上，我们说政府把贷款削减了五分之四（关于西皮亚金的通令，见《火星报》第9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51—257页。——编者注］，还是低估了俄国政府的吝啬。俄国沙皇的慷慨不在于帮助农民，而在于采取警察措施来迫害那些真正愿意帮助饥民的人们。他还慷慨地拿出千百万的金钱，为的是在中国割取一块更肥的肉。维特说：两年来用于对华战争的非常开支有8000万卢布，“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笔钱是从正常预算中开支的”。这就是说，总数大概有上亿的卢布，甚至更多！失业的工人和挨饿的农民可以拿满洲一定是我们的……来安慰自己了。由于篇幅有限，奏折的其余部分只好扼要地提一提。对于国民教育经费太少的责难，维特也作了辩驳，他把国民教育部的预算开支3600万卢布和其他各部门用于教育事业的开支加在一起，把总数“凑满”7500万卢布。但是对于整个俄国来说，即使这个数字（是否可靠，值得怀疑）也是微乎其微的，它还不到整个预算的百分之五。维特认为，“我们的国家预算主要以间接税制度为基础”，这是一大优点，他重弹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说什么这样可以“使纳税产品的消费同福利水平相适应”。事实上，大家知道，对群众的消费品征收间接税是极不公平的。间接税的全部重担都压在穷人身上，而给富人制造特权。一个人愈穷，就愈要把自己更大一部分收入以间接税形式交给国家。少产和无产的群众占全国人口9/10，他们消费9/10的纳税产品，交纳9/10的间接税。但在全部国民收入中，他们所获得的只不过十分之二三。最后，还有一件有趣的“小事”。从1901年到1902年，哪几项开支增加得最多呢？开支总数从178800万卢布增加到194600万卢布，也就是说增加不到十分之一。但是以下两项开支几乎增加了四分之一：“皇室供养费”从980万卢布增至1280万卢布……“独立宪兵团经费”从396万卢布增至494万卢布。这就回答了“俄国人民”究竟哪些“需要”最迫切这个问题。沙皇和宪兵的“团结”是多么感人啊！载于1902年1月15日《火星报》第1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57—263页注释：[140]指1900年（光绪26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次战争的目的是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和瓜分中国。——241。[141]这是俄国西部的一条铁路线。博洛戈耶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谢德尔采在波兰华沙以东。——241。 |
《列宁全集》第6卷——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115]（1902年1—3月）·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月上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对纲领草案的三个修正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14日〔27日〕以前）·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批评（3月14日[27日]以前）·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的修正案（3月22日[4月4日]以前）·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30日〔4月12日〕）·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补充意见（3月31日〔4月13日〕）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补充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16]（1月上旬）普列汉诺夫的原文列宁的意见一、现代社会的主要经济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第1页。第1点——资本主义不是现代社会的“特点”，而是它的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等等。即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很少的资本家阶级所有，第2点——生产资料不仅属于资本家，而且也属于土地占有者和小生产者。而居民的大多数是无产者，第3点——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不是居民的大多数。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第4点——无产阶级有某些消费品（部分的也有生产资料）。因此，他们处于雇佣工人的依附地位，以自己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收入。第2页。第5点。＋土地占有者。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接第2页。不是技术的改进，而是私有制剥夺小生产者和使他们贫困化。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并因而第6点——“并因而”？？技术发展本身不能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技术的发展（＋一系列诸如销售条件等等的经济改革）使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减少独立的小生产者的人数，缩小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第6—7点：资本主义并不总是“减少小生产者的人数”（特别在俄国是相对的而不一定是绝对的）。[资本主义剥夺小生产者，使他们受屈辱和贫困化……］第7点——缩小小生产者的作用＝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一回事）。在某些地方直接把他们变成大企业主的附庸和纳贡者。第8点——“直接”两字可以删去。没有指出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阶级的压迫随着下列情况而愈来愈厉害：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仅为资本家不断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提供了物质可能性，而且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使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同时，劳动力的供应却相对地和绝对地增多。草案初稿第3页。第9点。＋和对小生产者[关于全体农民应当专门论述]。第10点——引起或产生。第3页——说得太不通俗，太抽象。爱尔福特纲领[117]说得好得多：“……过剩的工人大军日益扩大”，——“生活日益贫困”。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没有提高劳动力价格，反而常常成了劳动力价格被降低的直接原因。第4页——“劳动力价格”常常被降低（说得也很抽象；＝剥削、压迫、贫困和屈辱的加剧）。这样一来，意味着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工人经济上更加依附于资本家。“这样一来”，使不平等加剧。照这样说，似乎不平等的加剧只是由于雇佣工人受到的剥削加剧（加重），可是不平等的加剧却是由于：（1）小生产者被剥夺＋（2）小生产者贫困化＋（3）剥削加剧＋（4）后备军增多。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日益加剧的相互竞争，使商品的销售必然落后于商品的生产，这就周期性地引起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随之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第5页。在纲领中是否需要指出危机的原因？如果需要，单单指出下面两个原因是不够的：（1）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种情况”，第4页）＋（2）竞争日益加剧。没有指出危机的基本原因＝社会生产中的无计划性和私人占有。使小生产者的人数更加减少，使他们的经济作用更加缩小，{第5—6页：使小生产者的“经济作用更加缩小”——术语太抽象。被剥夺（＝使人数减少？）和贫困化。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于资本第6页——雇佣“劳动”？用工人不是更好吗？并更加迅速地引起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状况的相对恶化，而某些地方是绝对恶化。第6页——危机的后果——状况的相对恶化和绝对恶化。直接指出工人和小生产者的失业和贫困不是更好吗？六、但是，在资本主义这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工人阶级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而在工人阶级内部日益广泛日益迅速地传播这种意识：第7页——“不满”改为愤怒。第7页——把意识的传播（γ）与愤怒的增长（α）和斗争的尖锐（β）相提并论。但是α和β是自发的，而γ——应当由我们来进行。工人阶级只有靠本身的努力才能摆脱压在自己肩上的经济依附的压迫，要摆脱这种压迫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第7页——“只有靠本身的努力”。讲得笼统些更好：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等等。即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夺剥削者，把生产资料和产品流通手段变为公有财产。第7—8页。（1）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生产代之［注：第8—9页也这样说。］以社会主义生产［注：应当说清楚，这种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样的生产。］，（2）剥夺剥削者，（3）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把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七、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将解放现在全体被压迫受苦难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一切形式。八、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需要和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为了完成自己的革命，无产阶级应该掌握政权，第9页——“以满足社会需要”（（不清楚））“和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这还不够：（参看爱尔福特纲领：“最高的福利和全面协调地改善物质生活”）。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无情地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第9页——“生活的主宰”，“无情地排除”，“专政”？？？（对我们来说，社会革命就够了。）九、但是，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个伟大目的只有靠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因此，现代的工人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十、俄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第10页——没有什么。十一、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和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目的相同的。第11页——“最终目的是和……相同的”。为什么重复？它向工人揭示他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向他们阐明行将由无产阶级完成的那个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性质和条件，并组织他们的力量来同他们的剥削者进行不断的斗争。第11页——“最终目的是和……相同的”——这里又并列着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岂不是搞混了吗？）：（1）向（？）工人揭示他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2）向他们阐明社会革命的意义、性质和条件[＋革命的必要性？］。德国人说得更有力些：指出自然必要的目的。（3）组织他们的力量来同他们的剥削者（注意？＋同政府？）进行不断的斗争＋？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2）包括（1）。（1）——太狭窄。应当是：（α）指出最终目的，（β）建立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十二、但是，它的最近目的由于下列情况而大大改变了：我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奴制的——社会制度的许多残余可怕地压在全体劳动居民身上，是阻止俄国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所有障碍中的最大障碍。｛第12页——“农奴制的残余……可怕地压在全体劳动居民身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生活状况恶化＋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和受压迫的境地——最大的障碍（＝残余）？（这是些什么残余？专制制度＋所有其他一切？这在下面谈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得不仅仅争得这样一些法律设施：这些设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的法的补充物，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存在了，第12—13页——必须争得在先进国家已经（？）存在的那些（？）法律设施。[应当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不通俗。］并且是充分地和全面地开展雇佣劳动同资本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第13页——雇佣劳动？——工人，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彻底解放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既然沙皇专制制度是对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的和最有害的旧农奴制残余，是完全同这些法律设施不相容的，而且，既然沙皇专制制度就其本性来说不能不是无产者的解放运动的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近的政治任务就是推翻君主制，代之以建立在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共和国……第13页。专制制度是同这些法律设施不相容的。（同政治自由呢？？）第14页。既然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推翻君主制（（前后不一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A]一、在俄国，商品生产日益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愈来愈占完全的统治地位。二、技术的不断改进使小生产日益受到大生产的排挤。生产资料的最重要部分（土地和工厂、工具和机器、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集中在人数不多的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手里，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独立的小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手艺人）日益破产，失去生产资料并因此变为无产者，或者成为资本的奴仆和纳贡者。愈来愈多的劳动者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成为依附于私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为他们创造财富的雇佣工人。三、技术进步愈向前发展，劳动力就愈供过于求，资本家就愈有可能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生活的毫无保障和失业，剥削的压迫和各种屈辱，成为愈来愈广泛的劳动居民阶层的厄运。四、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必然引起的工业危机，使这个过程更加加剧。一方面是群众的穷苦和贫困，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出来的商品找不到销路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五、这样，社会的和日益社会化的劳动的生产力大大发展的同时，这种发展的全部主要好处却为极少数居民所垄断。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私有者阶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加深和扩大。[B]六、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矛盾的增长和发展，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团结在增强，不满和愤怒在增长，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工人阶级力求摆脱不堪忍受的资本主义压迫的愿望也在增长。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八、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将彻底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因而也将彻底消灭由这种划分所产生的任何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九、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向工人揭示他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向无产阶级阐明行将由他们完成的那个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性质和条件，组织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的革命的阶级政党。十一、但是，国际交换和为世界市场的生产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现代的工人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十二、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目的由于下列情况而大大改变了：我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农奴制的社会制度的许多残余极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充分地和全面地发展，使劳动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使千百万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垂死境地，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和受压迫的境地。十三、这些农奴制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它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全体人民的文化发展的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C]因此［注：从这里开始是由整个委员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建立在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共和国，民主宪法应保证：（1）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2）无论选举立法会议还是选举各级地方自治机关，凡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一切选举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每个选民都有权被选入各级代表会议；人民代表领取薪金；（3）公民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4）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5）有迁徙和从业的自由；（6）废除等级制，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和种族一律平等；（7）承认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8）每个公民都有权向法院控告任何官吏，不必向上级申诉；（9）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10）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11）对未满16岁的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D]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和增强他们的战斗能力［注：弗雷建议：把本段开头一句话改成这样：“为了保护工人阶级不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衰退，同时为了增强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能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1）一切雇佣工人的工作日应限制为一昼夜8小时；（2）由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男女雇佣工人，每周连续休息时间不得少于36小时；（3）绝对禁止加班加点；（4）国民经济各部门禁止做夜工（晚9时至翌晨5时），由于技术原因绝对必须做夜工的部门除外；（5）禁止企业主雇用年龄未满15岁的童工；（6）禁止在只对妇女身体有害的部门使用女工；（7）由法律规定，工人由于不幸事故或有害的生产条件而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时，雇主应负民事责任；工人无须证明上述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是由雇主的过错造成的；（8）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注：弗雷建议：在这里（即本项）加上：“在一切雇工合同上应由法律规定每周发放工资”。］；（9）国家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工人发放养老金；（10）增加工厂视察员的人数；在女工占多数的部门设女视察员；由工人选出并由国家支付薪金的代表监督工厂法的执行，以及由工人选出的代表监督工资标准的制定和商品的验收；（11）地方自治机关在工人代表的参与下共同监督企业主拨给工人的住宅的卫生状况，以及监督这些住宅的内部规章和租用条件，使雇佣工人作为私人和公民的生活和行动不受企业主的干涉；（12）在一切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内对劳动条件建立正规的、全面的卫生监督；（13）把工厂视察机关监督制推广到手艺业、家庭工业、手工工业和国营企业中去；（14）规定破坏劳动保护法应负刑事责任；（15）禁止企业主以任何理由和为了任何目的（罚款、检验等等）克扣工资；（16）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设立职业法庭，由对等的工人代表和企业主代表组成。[E]此外，为了俄国国家财政民主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取消一切间接税，征收累进所得税。为了肃清旧农奴制残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力求［注：弗雷建议：在这里加上：“和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全段这样表达：“为了肃清旧农奴制残余和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力求：”］：（1）取消赎金、代役租[118]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2）废除连环保[119]和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3）用赎金和代役租方式从人民那里勒索的钱应归还人民；为此没收寺院的财产和皇族的田产，同时对享有赎金贷款的大贵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课以特别税；把这样获得的款项作为村团[120]的文化和慈善事业的特别国民基金；（4）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一）把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或者——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情况下——用赎买的办法等等）；（二）消灭在乌拉尔、阿尔泰、西部边疆区和国内其他地区保留下来的农奴制残余；（5）授权法庭降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F]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求达到自己最近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注：弗雷建议：本段开头改成这样：“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实现上述要求”等等。］，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坚决屏弃所有那些把警察对劳动群众的监护的每一次扩大都说成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步骤的改良方案［注：弗雷建议：本段末改成这样：“……会使警察-官吏对劳动群众的监护稍微扩大或巩固的……方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己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可靠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对纲领草案的三个修正案（1月8日和2月18日〔1月21日和3月3日〕之间）三个修正案第一个修正案。（A）二、“技术的不断改进使小生产日益受到大生产的排挤”改为：“技术不断改进，大生产日益蓬勃地发展，小生产日益受到排挤或日趋衰落。”第二个修正案。（B）七、“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后面加上：“在资本主义压迫下日趋毁灭的小生产者，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没有出路并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时，才是真正革命的”下面的话另起一行。第三个修正案。（B）十二、“使千百万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垂死境地”改为：“使千百万农民受到亚洲式的野蛮的剥削和处于痛苦的垂死境地”。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3月14日〔27日〕以前）对纲领草案的意见我认为，使这个草案不能被采用的最一般和最主要的缺点，是纲领的整个形式：这不是实际进行斗争的党的纲领，而是原则宣告，这勿宁说是教学提纲（特别是说明资本主义特点的最主要章节），而且是一年级的教学提纲，其中所谈的只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还不是俄国的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缺点也造成了许多重复，而且使纲领变成了解释。我想通过逐条分析来证明这一点，然后再作出总结。“国际交换的发展”等等到“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这算作第1节——为了引用方便，我把每一段，即另起的一行叫作passus——节，依次编号）。就实质来说是无可反驳的。只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运动”一语是多余的，因为关于工人运动的解放性质下面谈得很多，并且谈得很具体。其次，我认为这一段放在这里不合适。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从评述（和控诉）俄国资本主义写起，然后再强调运动的国际性质，这一运动，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就形式来说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运动。[121]第2节。“同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国际的立场上。他们把自己的党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字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字根本没有为这句话的上文和下文补充任何意思。这些多余的字只能削弱“队伍”和“一部分”这两个词所表达的十分完备十分明确的思想。第3节。“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正如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多余的，在下面第13节（“国际社会民主党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等等）和第17节（“共同的最终目的是统一的”）重复了两次。大军的“队伍”之所以为队伍，就是因为追求同一个目的。第4节。“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个共同的”（又是多余的重复）“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进程决定的”。也是多余的，因为下面讲的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进程如何“确定”这个最终目的。这一节有点象一章的标题或名称。但是，标题只在教科书或文章中是必需的，在纲领中就完全不需要了。在纲领中是多余的一切，会削弱纲领（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意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6页。——编者注］第5节和第6节（以及第7节开头）引起了一个一般的和带根本性的反对意见（撇开对措辞的意见不谈），这个反对意见是针对纲领草案的整个形式的。我首先谈谈这个一般的反对意见（为此有必要为反草案稍加辩护），然后再谈对措辞的意见。第5节对一般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了定义；第6节谈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下列情况而“扩大”：技术的进步，大企业靠损害小企业（或者靠牺牲小企业）发展，即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这种叙述方法不合逻辑，并且是不正确的。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在学习什么是资本主义时并不是从定义学起（象学教科书那样），而是从实际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了解社会的发展及其各种后果学起。因此，我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说明这种发展，尽可能简短明确地谈一谈情况是怎样发展的。至于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各种说明，以及关于基本趋向的表现形式的各种细节，我们应当写在解释中。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会自然从我们对情况（或者情况发展）的表述中得到解答。所以不合逻辑，是因为小生产受大生产排挤的过程（第6节）和社会分裂为私有者和无产者的过程（第5节）是同一个过程。而这一点，草案的条文没有表达出来。按照草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个论点，发达的资本主义在于绝大部分独立的小生产受到有雇佣工人的大生产的排挤。第二个论点，资本主义的统治随着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而日益扩大……我认为，根据上述原因，这两段应该合并为一段，并且这样来表达发展过程：技术的发展——小生产受到大生产排挤——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手里——独立的小生产者破产，即变成无产者或依附于资本。有人反对这样的条文（提出这种条文的意图已在反草案中说明了），他们认为：（1）这种条文会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俄国农民的破产（或者俄国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等等）仅仅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在有关的地方（即在纲领的末尾）十分清楚地写道：我们有很多的农奴制残余，这些残余使发展过程“野蛮化”。但是，既然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俄国的社会经济演进的基本过程，我们应当一开头就表述这个过程、它的矛盾和后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受排挤和财产积聚等等的过程，正在不顾农奴制的一切残余并通过这一切残余前进，并且将继续前进。（2）有人说，“小生产日益受到大生产排挤”的论点“太肯定”、“太公式化”等等。因此，我应当说明一下，我是根据什么理由认为这个条文的正确性不但不亚于前面分析的草案的条文，而且还要合适得多。前面分析的草案条文如下：“大企业的经济作用提高，小企业的相对数量减少，它们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缩小。”从纯理论来说，这两种条文的意义完全相同，因此要在这两种条文之间划出实质上的区别的任何企图全是胡来。［注：谁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就请他举出或者甚至哪怕是想出一个唯一的例子来证明，这种“大企业的经济作用提高和小企业的作用缩小”并不是众所周知的小企业受大企业排挤。］“大企业的作用提高和小企业的作用缩小”——这也就是排挤。排挤的含义无非就是这样。关于小生产受大生产排挤的问题之所以复杂混乱，决不在于某人能够（诚心诚意地能够）不了解排挤意味着“大企业的作用提高和小企业的作用缩小”，而完全在于，并且仅仅在于很难就选择排挤，或作用提高，或作用缩小的指标和标志取得一致意见。从最一般的形式来看，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明如下：开始时期：全部生产＝100。大生产＝a。小生产＝100－a。下一个时期：全部生产＝200。大生产＝2a＋b。小生产＝200－2a－b。可以大胆地保证，关于大生产和小生产相互关系的所有资料都可以套用这个公式。任何一个愿意了解发展过程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就是排挤。无论200－2a－b，按数量来说是大于100－a（相对排挤），还是小于100－a（绝对排挤），总之这是排挤。只有不愿意了解的“批评家”才会“不了解”这一点，对这些人可以不理。同时在解释中要用直截了当的办法揭露他们。问题的全部困难决不在于了解上述的变化是“排挤”，而在于该如何确定这些数量：100，a等等。这是具体问题，实际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丝毫不能从“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的提法中得到进展。例如，欧洲的一切工业统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根据工人的人数（而农业统计是根据土地的数量）来确定这种“作用”的。还没有谁敢怀疑工人（或土地）比例数的减少就是排挤。但是，全部困难在于：工人的人数（或土地的数量）这种标志往往不足以说明问题。很可能，小企业受排挤的同时，它们的工人（或土地）的比例数在增加——比如说，如果这些工人替别人的材料加工，如果这种土地由劣等牲畜和生活很差的劳动者耕种，耕种不力，施肥不足，以及其他等等。大家知道，对“马克思信条”的“批评”论据中，这种“误解”俯拾即是，而用“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代替“排挤”丝毫没有消除这种“误解”，因为单纯用工人的人数和土地的数量来表达“作用”大小的做法是很“通行”的。谁也不会怀疑，下列过程（农业方面）恰恰就是小生产受大生产排挤，如农民分化，特别是大业主使用的机器增多，大业主使用优等耕畜，小业主使用劣等耕畜（用母牛代替马等等），在大企业中对雇佣工人的“要求”愈来愈高，延长工作日，或者小农的消费量缩减，大业主改善对土地的经营，追加肥料，小业主对土地经营不善，施肥不足，大业主在借贷和协作方面胜过小业主，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排挤”，这决不难于证明（甚至也用不着证明），——难于证明的倒是，为什么正是这些过程应当引起注意，这些过程实际上正在怎样产生。光说“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丝毫不能减少这种困难，要减少这种困难，只能靠解释，只能靠举例说明人们怎样不善于确定（不愿意确定）对排挤（＝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过程的正确表达。如果认为“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这种说法似乎要比“排挤”这个“狭义的”、“公式化的”字眼深刻些、有内容些、广泛些，那纯粹是一种错觉。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加深对过程的理解，而只是把这一过程表达得更模糊、更模棱两可。我之所以这样坚决地反对用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它理论上不正确，恰恰是因为它貌似高深而实际模糊。“上过中学”和懂得比例数减少（不一定是绝对减少）就是排挤的人，都会看出这种模糊说法是想掩盖被批评家们玷污的“马克思信条”的真相。［注：人们愈知道这种明确的条文——例如爱尔福特纲领的条文：“……分散的小企业日益受到规模宏大的大企业的排挤……”——对这种模糊说法作这样的解释就愈不可避免。］没有上过中学的人只能对着难以理解的“高深学问”叹息，——但是，“排挤”二字会使每个工匠和每个农民想起几十个、几百个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如果他远不能一下子理解这种表达法的全部意义，也是无妨的：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也是无妨的。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这样，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恩格斯对爱尔福特草案的批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5页。——编者注］从文风来说，不用排挤而用“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也是不妥当的。这不是革命政党的语言，而是《俄罗斯新闻》的语言。这不是社会主义宣传的术语，而是统计汇编的术语。这种说法象是故意挑选出来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所表述的过程是一个不急剧的、不产生什么一定后果的过程，是没有痛苦的过程。既然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切情况恰好相反，因此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选择非常抽象的条文，因为我们写的不是驳斥批评家的文章，而是向手工业者和农民群众发出号召的战斗的党的纲领。我们向他们发出号召时，应当清楚而明确地说明资本“使他们成为奴仆和纳贡者”，使他们“破产”，把他们“排挤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只有这样的条文，才会准确地说明每个手工业者和每个农民知道的成千个例子的含义。而且只有从这样的条文中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拢无产阶级的政党。现在来谈谈对第5节和第6节措辞的意见，我的意见如下：第5节谈了“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又说在这个社会中还保留了“手艺人阶层”和“小农”。这是不确切的。如果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来理解“发达的”几个字，那么在这种社会中既不会有手艺人，也不会有小农。甚至就流行的说法来理解这些字，即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例如在英国，“小农”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实际上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这也是不怎么恰当的。当然，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但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无论从逻辑上或者从历史上来说都是先于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术语在草案中没有一直使用下去。有时候把它改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11节）。在我看来，为了减少理解纲领的困难，应该通篇使用一个术语，即后一个术语，因为前者侧重于理论性，而且不加上（关系的）“体系”等等字样，就不能指出某种完整的概念。“封建的手工业时期……”这里象是故意选上这个对俄国最不合适的说法，因为“封建制度”这一术语是否适用于我国中世纪，时有争议。然而从实质上说，对“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表述，恰好也适合于俄国（“还保留了”独立的小生产者和小农，他们“定期或一直”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等等）。这样，草案本身的条文就驳斥了下面这个意见：直接和明确地讲俄国，就不能写清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小生产者－手艺人为订货而工作……”是为消费者的订货而工作，还是为买卖人的订货而工作呢？想必是前者。但是在俄国，工业中的大多数小生产者恰巧不是为订货工作，而是为市场工作。“……最重要的消费品”……（为什么不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为了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销售……”加上着重标记的字是多余的重复，因为第1节已经指出国际交换的发展了。“……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我认为，应当把加上着重标记的字从纲领移到解释中去，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就能引伸出流通手段归资本家所有。“……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人……”不能这样说。指出“一直或定期——整年或几个月”——出卖劳动力，是多余的细节，这种细节应当写在解释中。（第6节）“……提高大工业企业的经济作用”，下面则笼统地说缩小独立的小生产者的作用。是偶然把农业的大企业漏掉了呢，还是说提高的只是工业中的大企业的经济作用，而缩小的既是工业中的也是农业中的小企业的作用？如果是指后一种情况，那么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农业中“大企业的经济作用”也在提高（只要举出机器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了，——而上面举的还有其他例子）。当然，这里的过程要无比复杂，但是这一点（和具体说明），应当放到解释中去。……“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在我看来，这是多余的、削弱意义的说法。草案初稿上“奴仆和纳贡者”的表达法要有力些、突出些。第7节的开头作了多余的重复，又一次指出“使小生产者变成无产者”，虽然这在第5节和第6节已经谈过了。第7节对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作了广泛的说明。在这里，“广泛的”说明未必有什么好处。自然，要全面地说明过程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例如，这里提到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愈来愈多，而没有提到劳动强度的加强等等）。因此，更正确的做法是把一切说明（和具体例子）都放到解释中去，而在纲领中只表述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现在哪里，它的趋向如何。有人反对说，如果讲“技术进步愈向前发展，劳动力就愈供过于求”，那是与事实不符的；“供应增多”决不只是由于“技术进步”。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愈……就愈”和“因为……所以”完全不是同一个意义。“供应增多”的原因何在，这在上一段（“破产”，“排挤”等等）已经阐明了，而在解释中将作出更具体的说明。“……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减少……”这些字写在谈论提高剥削程度的那一段里（参看紧接引文前面的话）。因此可以认为，所谓“份额”是指v与v＋m的比例。但这是多余的而且和“财富总额”几个字不符合。如果总额＝c＋v＋m，那么首先，把c＋m（与v相比）称为“份额”不完全恰当，因为“份额”，指的是本身可以划分的东西即消费品。其次，就内容来说，这个论点可以放到谈论社会财富（c＋v＋m）的增多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的下一段去。因此，上面摘引的那些字是多余的重复，最好删去。此外，这些字表述的是这样一个发达的社会，其中只有雇佣工人和资本家［因为，小生产者的份额也在减少］，而这和第5节也不符合，因为该节说到就在“发达的”社会中也保留了小生产者。第8节应当放在第9节和第10节的后面，因为这两节谈的是危机，即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一，而第8节是对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趋向作总结。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两字前面应当加上“社会的和日益社会化的”几个字。草案中指出劳动社会化的过程，放的地方不合适（第11节），而且讲得太狭窄（“技术改进的过程日益把工人的劳动联合起来”）。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不仅仅表现在“把工人的劳动联合起来”。“使社会不平等加剧”后面写上“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是多余的重复。而为了表述资本主义的上述一切矛盾的主要社会后果，以及为了转到阶级斗争，必须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加深”。顺便谈谈。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后果的表述，应该说，草案在这方面的毛病是谈得特别抽象，只用了这样一个十分不充分的论点：“争生存的困难和一切与争生存有关的贫穷和苦难增加了”。我认为，更明确地指出特别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身上和小生产者身上的那些社会后果是绝对必要的。有人反对反草案中对这些后果的表述，例如，说“各种屈辱”这几个字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些字是正确的，它们包括了这样一些现象，如卖淫，把“知识分子”变成普通的雇工，使工人鬻妻卖儿，屈从于资本的铁的纪律，利用经济力量进行政治压迫、压制舆论自由，以及其他等等。我同样认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的穷苦和贫困”是十分必要的。我不主张说穷苦和贫困的绝对增长，但是我完全赞同考茨基的下列意见：“从这个详细的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看不出资本主义必然造成群众的穷苦化和贫困化，这个纲领没有把反对这种穷苦化和贫困化的斗争看作是社会民主党要求的内容，——这个纲领避而不谈我们运动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因此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反对奥地利的草案）在我看来，指出“生产力发展过程的全部主要〈就是说并不是绝对所有〉好处却为极少数居民所垄断”，也是同样必要的。第9节和第10节谈的是危机。就实质来说，在这里对于改变了的表述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就形式来说，这两节又犯了重复的毛病（又是“世界市场”，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好是完全打消在纲领中说明危机的想法，只要断定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就可以了，至于说明和进一步的发挥可以放到解释中去做。否则，比如说，即使指出了危机，也指出了“停滞时期”，而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工业的整个周期还是无法全包括进去。这里指出危机的社会后果又有重复（说说过程的“加剧”等等就行了），而且又太无力，因为危机不仅使小生产者的处境困难，不仅使他们的状况相对地和绝对地恶化，而且直接使他们破产并把他们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我对第11节和第12节有极重要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这两节对无产阶级同小生产者的关系的描述十分片面和不正确（因为“被剥削劳动群众”正是由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组成的）。这两节同《共产党宣言》、国际章程[122]和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现代纲领的基本论点直接矛盾，而且为民粹派的、“批评派的”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误解敞开大门。“……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不满在增长”——这是对的，但是象这里所做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不满和小生产者的不满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是十分不正确的。小生产者的不满常常产生（而且必然在小生产者中间或者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小生产者中间产生）保全自己作为小私有者存在的意图，也就是力求保全现存制度的基础，甚至还把现存制度拉向后退。“……他们的斗争，首先是他们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当然，小生产者的斗争也在日益加剧。但是他们的“斗争”常常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因为小生产者本身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使他们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截然对立。一般说来，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决不是无产阶级。如果是，那么也只是在小生产者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灭亡，在他们“离开自己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的时候。还没有离开“自己的立场”的现代小生产者，他们的先进代表常常是反犹太主义者和大地主，民族主义者和民粹派，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正是现在，一方面是小生产者的“斗争加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吉伦特派”对“山岳派”的“斗争加剧”，这时，把各种各样斗争的加剧混在一起是最不妥当的。“……国际社会民主党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根本不是。它领导的只是工人阶级，只是工人运动，如果其他分子加入这个阶级，那么他们只是分子，而不是阶级。而且只有在他们“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的时候，他们才能完全加入这个阶级。“……它组织它的兵力……”这也不对。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组织小生产者的“兵力”。它组织的只是工人阶级的兵力。愈是不注意到俄国，愈是局限于叙述（参看第5节）“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草案中的表述也就愈不成功。总结。草案肯定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既然小资产阶级“支持”无产阶级，难道这不就是说明它是革命的吗？）而只字未提它的保守性（甚至反动性）。这完全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我们能够（并且必须）肯定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我们只应当有条件地指出它的革命性。只有这样的表述，才能准确地符合马克思学说的整个精神。例如，《共产党宣言》直接指出：“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如果说”！〉，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不用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中，情况有了重大变化。然而恰恰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理论家始终不渝地承认这个原理（例如，恩格斯在1894年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驳斥法国人的土地纲领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当小农没有离开自己的立场时，他们不是我们的，他们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让那些人去磨练他们吧，他们愈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欺骗，就愈会靠近我们）[123]，并且直到现在为止的历史，直到我们亲爱的朋友，即“批评家”先生们为止的历史，都以许许多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理论。顺便说说。在草案中，把初稿中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字样漏掉了。即使这是由于疏忽而偶然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毕竟还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专政”这个概念同肯定地承认他人支持无产阶级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象“批评家”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附带谈一点，恩格斯对这部分“偏爱”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他批判爱尔福特草案那段话中看出来。恩格斯援引了草案中说的“广大居民阶层的破产”，同时指出：“这种演说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悲哀，要是我，就不会这样说，而只会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注：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解放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不仅作为雇佣工人的保护者（或代表——《新时代》第9年卷第2册第789页），而且作为全体被剥削被压迫的人的保护者（或代表）进行斗争，捍卫能够改善全体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切要求、措施和设施。”恩格斯肯定地建议删去这一整段话，同时没有忘记嘲笑说：“全体人民（究竟是谁？）。”根据恩格斯的建议，这段话全部删去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其余一切阶级依靠的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保存现代社会的基础”，——这一节在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以比草案初稿更明确的形式通过了。］有人反驳我说，在反草案中肯定地指明了小生产者的保守性（“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关于革命性，甚至没有有条件地加以指明。这种反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反草案中，小生产者的有条件的革命性已恰如其分地指明了，即表述在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中。小生产者的有条件的革命性是通过下面的文字表示出来的：（1）资本主义排挤他们，使他们破产。我们无产阶级控诉资本主义通过农民破产来进行大生产。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说，如果农民懂得这种过程的不可避免，他们就应当“离开自己的立场而接受我们的立场”。（2）“生活的毫无保障和失业，剥削的压迫和各种屈辱，成为”（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是）“愈来愈广泛的劳动居民阶层的厄运”。——这种表述已经说明了无产阶级是全体劳动居民的代表，我们正是作为这种代表请求（和迫使）一切人离开他们的立场，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来，而不是相反，不是我们离开自己的立场，不是我们把自己的阶级斗争同各种骑墙派混在一起。代表的思想就是这样表明的。（3）群众（全体群众，不只是工人）的穷苦和贫困。革命阶级的政党也只能用这种形式来表明其他阶级的有条件的革命性，以便向他们说明自己了解他们的灾难和使他们摆脱灾难的方法，在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宣战中不仅代表自己，而且代表全体“日益穷苦化和日益贫困化”的群众。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谁接受这种学说，谁就应当靠近我们。要是我们还想在纲领中单独指出这一点，并且声称：如果某些不可靠的分子逐步转到我们的立场上来，他们就会是革命的，那就简直可笑！这是破坏那些本来就对我们不够信任的、不彻底的和软弱的同盟者对我们信任的最好方法。［注：我们在自己纲领的实践部分对小生产者（例如对农民）表现得愈“仁慈”，我们在纲领的原则部分就应当愈“严厉地”对待这些不可靠的和有两面性的社会分子，丝毫不能离开自己的立场。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个立场，那么对你一切都是“仁慈”的，如果你不接受，那就对不起了！我们在“专政”的情况下就会对你说：在应当使用权力的时候，用不着大谈空话……］除了对第11节和第12节这个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以外，我对第11节还有一点小小的措辞上的意见。在这一节谈“消灭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节谈的恰好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而是思想前提。如果提到物质前提，就应当加上思想（精神等等）前提。但是，如果把这种“物质条件”不列在论述阶级斗争的一节，而列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演进和趋向的一节，那就要正确得多。第12节谈到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但是直到第15节才来谈这个革命本身和它的必要性，这是不合逻辑的。应当“反过来”。我认为，第13节中用“剥夺剥削者”代替“消灭（或废除）私有制”是不恰当的。这不大清楚也不大确切。本节末尾说“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也不恰当。这不够。托拉斯大概也能这样组织。如果说“由整个社会承担”（因为这既包括计划性又指出计划的指导者），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这会更明确些。在我看来，第14节不明确（我还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比如说，是否能解放那些受性格极坚强的人压迫的性格软弱的人）。最好采用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的提法：消灭阶级划分和由此划分产生的不平等［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页。——编者注］。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时也坚持说，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注：同上，第22卷第271页。——编者注］。我们只有确切而直接地指出这个“基本要求”，才能使我们许下的解放一切人和使一切人摆脱一切灾难的诺言具有十分明确的（和不夸大的）意义。第15节——关于“其他居民阶层支持无产阶级”和遗漏了“无产阶级专政”，上面已经谈过了。第16节——完全是奇谈，十分不合适。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就在于我们教育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的斗争，——关于这一点，第12节已经讲过了（只要在该节加上“领导他们的斗争”就行了）。在我看来，第17节也是废话。为什么泛泛地谈最近的任务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呢？这一点让人们在专论中去谈吧，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某某特点（农奴制残余、专制制度和其他等等）是如何改变我们最近的任务的。第18节：“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这显然不够。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如果我说60已经多于40，这决不是说40不存在，或者只是无关紧要的小数目）。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民粹派、民粹主义化的自由派和迅速倒向民粹派的“批评家”，因此在这里丝毫不能含糊。如果资本主义甚至还没有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就不急于成立社会民主党了。“……把社会民主党提到最主要的地位……”刚刚还是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我们就已经占“最主要的”地位了……我认为，根本不用谈最主要的地位，因为这从整个纲领看来是不言而喻的。这用不着我们自我表白，让历史去为我们作证吧。看来，草案不同意说旧的农奴制社会制度，认为“农奴制”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法律制度。我认为，这样区分是没有根据的：“农奴制”当然是法律制度，但是它同单独的地主（和农民）经济制度也是相适应的，它也表现在不是由“法律”固定下来的大量的生活关系中。因此，未必应当回避“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奴制社会制度”的说法。在我们纲领中“描写”农奴制（说群众是受过洗礼的私有物）是十分不合适的，并且是多余的。关于农奴制残余的影响，只说这些残余沉重地压在劳动群众身上是不够的。必须把阻碍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奴制的其他社会后果都指出来。［注：顺便谈谈：在反草案中，“使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垂死境地”一语不妥。可以说消亡的境地，或者类似的说法。］第19节。我觉得，下面的话是完全多余的：对我们来说，民主（或政治自由）是“过渡阶段”（向什么过渡？要知道，关于建立共和国，我们在下面把它作为最近的实际要求直接提出来了），宪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的法的补充物〈草案中写成“财产”，这显然是抄写员的笔误〉”。这写在纲领中是十分不妥当的。我们只要说专制制度阻碍或束缚“整个社会发展”就足够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与专制制度不相容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应当放到解释中去做，否则，甚至会削弱纲领中我们对专制制度宣战的意义，使纲领带有某种书本式的抽象的性质。我们既然在下面更加直接得多，更加明确得多地提出建立共和国，这里又何必这样泛泛地谈论资本主义的法的补充物和“法律制度”（第20节）呢？（顺便谈一点：第20节有“旧的农奴制”一词，这就是说，草案本身在这里已使“农奴制”这个词含有比仅仅是法律意义更加广泛的意义了。）既然现在提出了推翻专制制度并代之以共和国这个要求，也就用不着说什么专制制度是同法律制度不相容的。最好是更明确地说明人民在专制制度下“毫无权利”等等。“……专制制度是工人阶级解放要求的最凶恶的敌人……”，在“解放要求”后面应当加上“和全体人民的文化发展”或者类似的词句。这样，我们也就能够说明（而不是空谈什么“代表”）社会民主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综上所述，我认为草案存在着使它不能被采用的四个主要缺点：（1）许多表述非常抽象，好象不是供战斗的党使用的，而是供讲课用的；（2）对特殊的俄国资本主义问题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词，是一个尤其严重的缺点，因为纲领应该是反对俄国资本主义的鼓动总则和指南。我们应当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直接评价，并且正是对它公开宣战；（3）关于无产阶级同小生产者的关系的叙述是十分片面和不正确的，这会使我们无论同“批评家”还是同其他许多人作战时失去根基；（4）总是力求在纲领中说明过程。说明又不得当，而叙述又十分冗长，大量重复，纲领常常变成了解释。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批评（3月14日[27日]以前）整个草案有四个主要缺点，因此，我认为它根本不能被采用：（1）就说明资本主义特点的最重要章节的写法来说，这个草案不是正在同特定的资本主义的极其实际的表现作斗争的无产阶级的纲领，而是一般阐述资本主义的经济教科书提纲。（2）这个纲领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尤其不适合，因为它采用了那种说明一般资本主义的方法，而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演进、俄国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矛盾和社会灾难几乎完全避而不谈和含糊其辞。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毫不含糊地控诉俄国资本主义，向俄国资本主义宣战。这所以特别需要，是因为俄国的纲领在这方面不可能和欧洲的纲领一样：欧洲的纲领在谈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时，可以不指出这些概念既适用于奥地利，也适用于德国，等等，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俄国则不能这样说。只说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具有某些一般的特点，而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这就是避开具体的控诉和宣战，而这种控诉和宣战对实际上进行斗争的党来说，是最重要的。因此，草案没有达到纲领的一个主要目的，即成为党就俄国资本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日常宣传和鼓动的指针。（3）草案中某些最重要条文的表述不准确，以至必然要产生一系列最危险的误解，给我们的理论斗争和宣传造成困难。例如，大生产的发展，只是指“工业”企业而言。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不是含糊其辞，就是完全避而不谈。其次，用“无产阶级在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其他居民阶层的支持下行将完成的革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甚至用“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表述是同国际的下列基本原则相矛盾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其他部分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即主要是小生产者）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只有部分的革命性。只有当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共产党宣言》）时，他们才是革命的。在草案中，根本没有着重指出小生产者的反动性，因此整个说来，关于无产阶级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关系的描述是不正确的。（例如，草案写道：“他们［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首先是他们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小生产者的“斗争日益尖锐”，既表现在反犹太主义中，也表现在凯撒主义[124]中，也表现在反雇农的农民联合会中，甚至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吉伦特派反对山岳派的斗争中。在纲领中，应当这样来说明无产阶级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代表：我们控诉资本主义使群众贫困［不仅使工人阶级贫困］，使“愈来愈广泛的劳动居民阶层”［不仅使工人阶级］失业。）（4）草案常常把本来意义上的纲领变成解释。纲领应当提出简短的、其中一个多余字都没有的原理，而说明可以放到解释、小册子、鼓动等等中去做。因此，恩格斯指责爱尔福特纲领，说它由于冗长、烦琐和重复而变成了解释，这是十分公正的。[125]在草案中，这个缺点更加严重，重复的地方多得出奇，试图在纲领中说明过程（不是只指出过程的特点）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把纲领搞得冗长不堪。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的修正案[126]（3月22日[4月4日]以前）注意：修正案我建议把我们土地纲领的第四项修改如下：删去：“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一）把……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或者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情况下用赎买的办法等等）”改为：“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一）把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等等，就是说，把加上着重标记的字删去。我认为，应当作这样的修改，理由如下：1．在土地纲领中，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最高要求”，即我们的“社会革命的要求”（见我的解释[127]）。允许赎买是同整个要求的社会革命的性质相矛盾的。2．就历史传统（1861年的赎买[128]）和内容（参看名言“赎也就是买”[129]）来说，“赎买”带有一种虚情假意的资产阶级措施的特殊气味。如果我们允许赎买，不是不可能玷污我们要求的整个实质（而干这种勾当的卑鄙小人多不胜数）。［注：我们允许赎买，就会使归还割地这一非常革命的措施降到最普通的“改革”。］3．有人担心，从花钱买下割地[130]的人那里剥夺割地“不公正”。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本来就有两个严格的条件［（1）“1861年割去的土地”，（2）“现在成为盘剥工具的土地”］限制这个归还割地的措施。无偿没收用来进行农奴制剥削的财产是完全公正的。（以后就让购买割地的人同出卖割地的人去打官司吧，这不是我们的事。）4．如果我们允许“赎买”，就会使恰恰因工役制[131]而最深地陷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民负担货币支付。一下子转到货币支付，会使农民的破产特别迅速，而这是同我们纲领的整个精神相矛盾的。5．如果作为例外，需要“补偿”购买割地的人，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由农民来支付，因为无论从道义上和历史上来说农民都有权占有这些割地。可以用边缘地区某块相应的土地来“补偿”等等；但是这不关我们的事。请大家表示自己的意见：同意＝赞成取消关于赎买的话，即赞成删去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几个字。反对＝赞成保留原样。（1）格·瓦·——（2）帕·波·——（3）维·伊·——（4）贝尔格——（5）亚·尼·——（6）弗雷——同意。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132]（3月30日〔4月12日〕）委员会的草案原文列宁的意见1．国际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问号表示希望注意修辞。2．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党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正如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文字希加修饰。“正如”两字不合俄国说法，文字不通。改为“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和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目的相同的”或其他等等。3．这个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进程决定的。“性质和”是多余的字，建议删去。最终目的是由进程决定的，而不是由“发展的性质”这一概念所说明的这个总“进程”的种种特点决定的。因此，这些多余的字也是不完全确切的。这个社会的特点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即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消费品的为什么只是“消费品”？生产资料呢？说“产品”等等要好些。生产是为了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销售，依我看，这些字应该删去。是多余的重复。而这些消费品——商品的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这些字应该删去。商品不仅仅是消费品。归一个相对说来人数不多的（“相对说来不多的”可以改成极少的，因为“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这些字都是表示相当高的限度。但是这并不重要。）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应该加上：“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否则太抽象，与下面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显得特别不对称。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无产者），“和流通手段”应该删去，因为纯粹的无产者可能有并且现在就有那些交换消费品的“流通手段”。另一部分人只有不能保证他们生活的很少生产资料（某些小生产者阶层，例如小农和手工业者）。所有这些人都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的所有者，并以自己的劳动为他们创造收入。｝？文字希加修饰！“生产资料”保证（？）生活。4．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就是说，使他们的人数相对地减少，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大企业主的地位。“依附于资本”——不仅仅依附于大资本。5．这种技术的改进使一部分独立的小生产者变成无产者，使劳动力的供应大大增多，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女工和童工。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机器）改进的过程本身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资本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工人阶级在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收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减少。这些话的意思在上面的论点中已经有了，是多余的重复，应该删去。总的说来，草案这种冗长而又不必要的延伸的一般性缺点，在第5节中尤为突出。顺便谈谈，这就会引起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所说的“误解的可能”。比如说，似乎使用女工和童工的增多只是由于独立的小生产者“变成”无产者引起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独立的小生产者“变成”无产者以前就常有这种情况。第5节的开头是多余的重复。6．资产阶级社……内部的这种情况漏掉字了生产过剩引起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是生产力在标志着商品生产特征的无计划性和现社会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独立的小生产者的处境更加困难，更加迅速地引起无产者状况的相对恶化，而有些地方是绝对恶化。又是重复！！不仅如此。不仅“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而且直接使很多人破产。把第6节第一部分写得简略些要好得多。7．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生活更无保障，使失业和各种贫困加剧。“各种贫困加剧”——这样来借用我草案中的话是不够恰当的。我没有说过贫困加剧。“各种”就包含着“绝对的”意思。因此，谈到群众的贫困，就应当稍有不同。8．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他们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同维护现状的人的斗争日益尖锐。第8节表明委员会坚决不愿意遵守它在刚“诞生”时所提出的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条件。根据这个条件应该作一个增补（这个增补，委员会在第10节作了），同时在增补前面，应该只谈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调解协议上说得很清楚的最后一个要求，委员会没有执行，我认为我有权要求加以执行。[133]第10节末尾以前就谈全体劳动群众的不满和把无产阶级称为他们的“先进代表”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只有在第10节末尾所谈的条件下才是对的。委员会把有条件的事情说成无条件的事情。关于小生产者的不彻底性，他们的半反动性，委员会只字未提，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结果是：把这种小生产者（或者这一阶层的一部分人）可能是在原则上“维护现状的人”（就是第8节里的话！！）这一点完全忘记了！！而这种可能在我们眼前常常就是现实。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把这一个阶级划出来，然后再来谈他们的代表作用。否则在草案中就没有连贯性；第8节不论是同下文（为什么不是“劳动群众专政”？？）还是同开头几句话（一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就是说两个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这一点委员会却忘了讲！！）都没有严密的逻辑联系。不能自圆其说。同时，技术改进使工厂内部劳动过程社会化，使生产集中化，劳动的社会化决不限于工厂内部，这个地方必须修改。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为了对照。注意9．这个社会革命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剥夺剥削者，把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流通手段转为公有财产，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其各个成员的需要。？不确切。资本主义也能“做到”这种“满足”，不过不是满足社会的全体成员，并且满足的程度也不相同。实现这一目的将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我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注意［注：见本卷第218页。——编者注］10．为了完成自己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阶级专政），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排除一切障碍。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抗的独立的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抗”，——这就是说，也同小资产阶级政党对抗，是不是这样呢？？但是要知道，小资产者中的大多数是“被剥削劳动者”。联不上。号召其他一切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居民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是社会民主党在组织和号召。“无产阶级号召……阶层参加自己的〈！〉”——根本不可能！指靠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指靠他们的支持”应该删去。这些字是多余的（如果说号召，就是指靠的意思），并且有误解的可能。号召那些有一定觉悟程度的人，这就够了。11．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改成“他们的（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利益同资本主义存在本身的不可调和性”或其他等等。并不是一切劳动者都处于这种情况：他们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劳动农民那里，同大地主有某种，有一些，有a/n的共同性。应该说得一般些、广泛些，否则就是错误，就成了空话。12．尽管在整个文明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同一种生产方式给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确定的共同的最终目的是统一的，但是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最近任务是不同的，因为这种方式的发展程度不是到处都一样，它在各国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各不相同。？文字！！第12节末尾。应当设法缩短。把这一节压缩一下要好得多。能不能用“民族特点”或别的什么说法把这一节大大压缩一下呢？13．在俄国，与资本主义迅速扩展自己的统治范围和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同时，到处还有以地主、国家或国家元首奴役劳动群众为基础的我国资本主义以前的旧社会制度的残余。这些残余极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全面发展，使劳动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使千百万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破产和没落的境地，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和受压迫的境地。第13节开头。我为向我靠近小小的一步而鞠躬致谢。但是说什么“日益成为，主要的”……嘘……嘘——呸，呸！注意？文字！第13节末尾。最好修改一下：至于怎样修改，我已经提出意见了（我对自己草案的修正案［注：见本卷第199页。——编者注］），如果不加修改，岂不成了“……野蛮的破产和没落……”吗？14．沙皇专制制度是我国农奴制一切残余中的最大残余和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它同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是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自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进国家内早已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的法的补充物。？文字。。“自然的法的补充物”——把正确的意思表达得很不恰当。对资本主义来说，自由的“自然性”由于1001个社会历史因素而日益难于表现，“自然的”这个词没有把上述情况表达出来。而这个词却散发着某种自由主义的臭气。尽可以大致这样说：“专制制度因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必然注定死亡，因为这种发展必须要求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以反映日益复杂的利益”，或者其他等等，总之，在说明必然性的思想时，不要引起把这种必然性归在“自然”之内的误解。就其本性来说，它一定要镇压一切社会运动，不能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一切解放要求的最凶恶的敌人。？不妥当，并不是一切社会运动，复本位制[134]（和拉斐尔前派[135]）也是“社会运动”。应当修正。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建立在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共和国，民主宪法应保证等等总的说来，愈细读委员会的草案，就愈觉得这个草案没有经过反复推敲。我敢预言，如果我们把草案照这种样子发表出来，那么这个草案的质量将会招来许多公正的指责。大家会看到，这是一个从外面“拼凑起来的东西”。如果由于我们的罪过，上帝惩罚我们必须发表“不伦不类的”草案，我们至少应当竭尽全力来减少由此产生的可悲后果。因此，那些最希望“尽快了事”的人是完全不正确的，可以保证，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只能坏事，而我们编辑部的草案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草案是否一定要在《曙光》第4期上刊载出来并不重要，我们可以登在第5期上，并且在第5期出版以前出单行本。这样做，即使推迟个把月发表，也不会使党受到一点损害。如果崇高的委员会能更好地工作、考虑和推敲，给我们提供一个不是拼凑起来的而是自己的完整的草案，那确实要好一些。我再重复一遍：如果这个任务实现不了，那么采用公布两个草案的办法要有益得多（我们完全可以实行这个办法，不会感到任何“难为情”：普列汉诺夫用自己的名字在《曙光》上刊登他的草案，我用随便哪一个名字在“别处”，在日内瓦刊登我的草案）。敬祈崇高的委员会详察“一切情由”。1902年4月12日于车上。写得很潦草，请原谅。如果来得及，我再抄一遍，写得清楚些。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补充意见（3月31日〔4月13日〕）对写在草案上的意见，我再作如下的补充：第3节。“社会（资产阶级的）的特点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即……”下面写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用“即”把下面两个不是一类的不同概念结合在一起是不合适的：（1）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那种商品生产的形态变化；（2）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和许多居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不合适的做法，这种把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的和最一般的特征同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形态变化（这时商品已经不单单是按价值进行交换）等同起来的做法，清楚地表明格·瓦·的表述不恰当（而委员会采用了这种表述，只是换了换形式）。在只谈资本主义最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甚至不谈剩余价值理论的纲领中，我们却突然对柏姆－巴维克提出“指责”，指出“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不完全是简单商品生产！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在纲领中不对米海洛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等也进行一番专门的指责呢？一方面，甚至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劳动的全部学说只用一个最一般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即“以自己的劳动为他们创造收入”（第3节末尾）来表述，而另一方面，却专门指出在“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下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格·瓦·完全正确，他说，“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几个字说明了第3卷[136]的基本思想。但是仅此而已。在纲领中用不着描述这种思想，正如在纲领中用不着描述构成第2卷的基本思想的实现机制，也如在纲领中用不着描述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在纲领中只要指出资本剥削劳动＝剩余价值的形成就够了，而谈论这种剩余价值的形式的各种转化和形态变化是不合适的（而且用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补充我完全同意维·德米·的下列思想：我们可能吸收多得多的小生产者加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并在时间上早得多（比西欧）；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在纲领中应当反映这个“愿望”，“反对”马尔丁诺夫及其同伙。我完全同意这一切。我赞同第10节末尾所作的补充——为了避免误会，我着重指出这一点。但是，不应该象维·德米·所做的那样，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不应该把“愿望”同现实，同正是我们的原则宣告所阐述的那种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现实混在一起。当然，能吸收全体小生产者是好事。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虽然它同无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处在过渡阶段，但毕竟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必须首先把自己同一切人划清界限，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门单独地划出来，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我同意这个“然后”，但是我要求先来这个“首先”！在我们俄国，当“一小群”工厂工人还没有开始进行斗争即阶级斗争的时候，“被剥削劳动群众”所受的骇人听闻的苦难未曾引起过任何人民运动。也只有这个“一小群”才保证了阶级斗争的进行、继续和发展。正是在俄国，正是在批评家们（布尔加柯夫）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得了“恐农症”，而社会革命党人[137]叫喊必须以“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这个概念来代替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俄国革命通报》[138]第2期）的俄国，我们应当首先最明确地确定唯一的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把自己同这一切败类划清界限，——然后再说我们号召一切人，承担一切工作，做好一切工作，向一切方面发展。而委员会在“发展”时却忘了划清界限！！人们所以指责我狭隘，是因为我要求把这种“划清界限”作为发展的前提？！先生们，要知道，你们把事情搞颠倒了！！我们明天必然面临的同联合的批评家们＋《俄罗斯新闻》和《俄国财富》[139]的左倾先生们＋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一定要求我们恰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是斗争吗？）之间划清界限。空谈被剥削劳动群众，是一切不可靠的人手中的主要王牌，而委员会帮助他们，夺去我们同不彻底性作斗争的武器是为了强调一半！但别忘了另一半！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193—256页注释：[115]1901年底—1902年上半年，根据列宁的倡议，《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这里收载的是列宁参加制定党纲工作留下的一部分文献，还有一部分文献编入了本卷《附录》。列宁在着手出版《火星报》的时候就提到了制定党纲的问题（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86页）。1901年7月9日（公历），他在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信里，把制定党纲作为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提了出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根据列宁的建议，纲领理论部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起草。1902年1月，《火星报》编辑部慕尼黑会议讨论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草案。这个草案受到列宁和编辑部其他成员批评后，普列汉诺夫对其中前两段作了一些修改（见本卷第416页）。但是他对其他意见和建议，多数是不同意的。讨论中的一个重大分歧是由于列宁建议纲领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讲起而发生的。列宁在会后的一个札记中写道：“是否从俄国讲起的问题尚悬而未决（3票赞成，3票反对）。”列宁在确信普列汉诺夫写的纲领理论部分的草案不能采用以后，自己另写了一个草案。这一草案的初稿在1月25日（2月7日）前写出（见本卷第411—415页），2月18日（3月3日）前修改完毕（见本卷第192—198页和第199页）。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写了第二个草案。列宁又对它作了认真的批评和分析（见本卷第200—223页）。为了协调列宁的草案和普列汉诺夫的草案而编写出共同的纲领草案，《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委员会以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为它的草案的基础，同时也根据列宁的坚决要求，在它的草案中写入了一些重要论点，如以小生产被大生产排挤的论点代替普列汉诺夫的含糊不清的措辞，比普列汉诺夫方案更确切地规定了党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一论点作为纲领的最重要条款。列宁读了委员会草案后又对它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见本卷第226—236页）。在1902年1月的慕尼黑会议上还讨论了同纲领的实践部分有关的问题。当时列宁写了这一部分某些条文的草稿（见本卷第403—404页）。整个实践部分的初稿于1902年1月底至2月初写出，其中土地问题的条文和结束语是列宁写的。1902年3月初，编辑部成员对实践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1902年4月，《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批准了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列宁当时在伦敦，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提出的补充和修正意见，在苏黎世会议讨论党纲草案时，大部分得到了草案编写人的考虑。《火星报》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全文发表于1902年6月1日《火星报》第21号，在1903年7—8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略加修改后通过。这个纲领的全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附录》。——184。[116]这些意见是列宁在慕尼黑会议之前读到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草案后立即写出的。——184。[117]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列宁使用的是德文版《爱尔福特纲领》，有关引文都是他亲自译成俄文的。——186。[118]代役租是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实物或货币，也指沙皇政府向国家农民、皇族农民征收的一种税，这种税起初按人口征收，后来改为按土地和手工业收入征收。在农民改革以后，代役租逐渐为赎金所代替。——197。[119]连环保是俄国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时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方面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保存着，直到1906年才取消。——197。[120]村团即村社。参看注169。——197。[121]指《共产党宣言》的下列论点：“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页）——203。[122]指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章程。最初的《临时章程》是马克思在1864年10月写的，于同年11月1日由当时的协会中央委员会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18页）。1866年9月，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同上，第599—601页）。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个章程是马克思在原章程基础上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478页）。——213。[123]指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他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法国工人党在1892年9月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在1894年9月南特代表大会上作了补充的土地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3—587页）。——215。[124]凯撒主义是个人独裁和形式上承认人民即平民的权利相结合的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的创始者是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尤利乌斯·凯撒。——223。[125]指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说的一段话：“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企图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罗里罗嗦、拖泥带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5页）——223。[126]《对纲领草案的土地部分的修正案》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手稿的空白页上。在1902年4月1—4日（14—17日）《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上，这个修正案被否决。——224。[127]列宁把自己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见本卷第281—320页）称作党纲的土地部分的解释。——224。[128]根据1861年2月19日颁布的有关脱离农奴制依附地位的农民赎买土地的条例，农民必须付给地主赎金，以赎取份地。份地赎价是将每年代役租按6％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得出的，例如，每年代役租为6卢布，赎价就是100卢布。在赎取份地时，农民先付赎价的20—25％（如地主单方面要求赎地，则农民不付这笔费用），其余75—80％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农民每年偿还的这种债务，称为赎金。沉重的赎金使大量农民陷入破产和贫困的境地。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入农民手中的土地，按当时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由于农民赎取份地最后期限为1883年，赎金的交纳要到1932年才最后结束。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沙皇政府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从1907年1月起废除了赎金。——224。[129]“赎也就是买”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序幕》中一个主要人物沃尔根的话，实际上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对1861年农民“解放”的看法。小说中讲到“赎也就是买”的那一段话，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引用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46页）。——224。[130]割地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225。[131]工役制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活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的基础就是割地。参看本卷第301—303页。——225。[132]《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写在这个草案手抄件的白边、行间和背面，是列宁在去伦敦的途中在火车上写的。委员会草案原文中，凡是列宁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均用细线标出。——226。[133]这一协议的第3点是：“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条文（针对弗雷草案）要增补：社会民主党不仅反对对雇佣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反对对一切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压迫和剥削，解放一切劳动群众；但是（针对若尔日草案）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条文本身要严格以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来措辞，并增补无产阶级专政。”弗雷草案即列宁草案，若尔日草案即普列汉诺夫草案。——230。[134]复本位制是同时以金银两种金属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16—19世纪曾广泛流行于西欧各国。——235。[135]拉斐尔前派是19世纪中叶英国文化界中的反动浪漫主义流派。拉斐尔前派艺术家把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拉斐尔以前的艺术）奉为自己的理想，并把它曲解成中世纪的宗教艺术。“拉斐尔前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拉斐尔前派作家则把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浪漫主义精神、中世纪的宗教抒情诗、但丁和英国早期现实主义者杰·乔叟的创作当作自己的文学样板。——235。[136]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下面的第2卷指《资本论》第2卷。——238。[137]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39。[138]《俄国革命通报。社会政治评论》杂志（《ВестникРус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обозрение》）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1901—1905年先后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4期。第1期由老民意党人小组出版，编辑是尼·谢·鲁萨诺夫（塔拉索夫）。从第2期起成为社会革命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撰稿人有米·拉·郭茨、伊·阿·鲁巴诺维奇、维·米·切尔诺夫（尤·加尔德宁）、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239。[139]《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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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114]我在小册子《怎么办？》第141页［注：见本卷第175页。——编者注］上提到的那个“发起团”，要求我对他们愿意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中间进行调解的那段叙述，作如下更正：“该团的三个成员中只有一人在1900年底退出了‘联合会’，其余两人是在1901年才退出的，那时他们已经深信已无法使‘联合会’同意去和《火星报》国外组织及‘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举行代表会议，而这正是‘发起团’建议的。对于这一建议，‘联合会’的管理机构起初表示拒绝，说它拒绝举行代表会议的理由是从中调停的‘发起团’成员‘不够格’，并表示愿意去同《火星报》国外组织直接接洽。可是过了不久，‘联合会’的管理机构却又通知‘发起团’说，它读了《火星报》创刊号上关于‘联合会’的分裂的短评之后，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决定而不愿同《火星报》接洽了。既然如此，那么‘联合会’管理机构的一个成员所说‘联合会’拒绝举行代表会议只是由于不满意‘发起团’的成员这番话，又应当作何解释呢？事实上，‘联合会’的管理机构在去年6月同意举行代表会议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为那时《火星报》创刊号上的那篇短评仍然有效，并且《火星报》对‘联合会’所持的‘否定’态度在六月代表会议以前出版的《曙光》第1期和《火星报》第4号上表现得更明显。”尼·列宁载于1902年4月1日《火星报》第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191—192页注释：[114]《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发表在1902年4月1日《火星报》第19号《党的生活》栏，原来没有标题，标题是《列宁全集》俄文版编者加的。——182。 |
《列宁全集》第6卷——附录：《火星报》同《工人事业》实行统一的尝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附录[109]《火星报》同《工人事业》实行统一的尝试我们还要把《火星报》在组织方面对《工人事业》所采取的并且一贯执行的策略说明一下。这个策略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9—340页。——编者注］一文中，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我们当时立即认定，真正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这个为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承认的党的国外代表机关，已经分裂成为两个组织，党的代表机关问题成了一个悬案，至于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由俄国方面选出两个代表，即由已经分裂的“联合会”的每一部分各选一人参加常设的社会党国际局[110]，这只是使这一问题得到暂时的和相对的解决。我们已经声明，《工人事业》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原则上坚决地站在“劳动解放社”一边，但同时我们不谈分裂的详细情况，并指出了“联合会”在纯粹实际工作方面的功绩。［注：我们对分裂作出这样的估计，不仅是以我们所看到的书刊为根据，并且是以我们组织中某些到过国外的人在国外所收集的材料为根据。］由此可见，当时我们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观望等待。我们对当时在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流行的意见作了让步，这种意见认为，最坚决反对“经济主义”的人也可以去和“联合会”同心协力地工作，因为“联合会”曾经屡次声明，说它原则上同意“劳动解放社”的立场，似乎并不想在理论和策略的根本问题上保持什么独立的面貌。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立场的正确性，已经由下面的事实间接证实：差不多在《火星报》创刊号出版的同时（1900年12月），有三个成员退出“联合会”而组成一个所谓“发起团”，并向1．《火星报》组织国外部、2．“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111]、3．“联合会”提出建议，说他们愿意充当和解谈判的中介人。前两个组织马上表示同意，第三个组织却表示拒绝。固然，去年“统一”代表大会上在一个发言人叙述这些事实的时候，“联合会”的一个主管人曾经声明说，他们拒绝这个建议只是由于“联合会”不满意这个发起团的成员。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种解释提一下，但我不能不指出，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联合会”既然知道两个组织已经同意进行谈判，那它可以通过另一个中介人或者直接去同这两个组织接洽。1901年春天，《曙光》（4月，第1期）和《火星报》（5月，第4号）都同《工人事业》进行了直接论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火星报》着重抨击《工人事业》的《历史性的转变》，因为这个杂志在它4月的附刊上，即在春季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对醉心于恐怖手段和“流血的”号召的倾向表现了动摇。尽管发生了这次论战，“联合会”还是表示同意通过新的“调解团”[112]来恢复和解谈判。于是上述三个组织的代表在6月举行了预备代表会议，并制定了以极详细的“原则协议”为基础的协定草案，这个“原则协议”已经由“联合会”在《两个代表大会》一书中，由同盟在《“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一书中公布出来了。这个原则协议（或者象大家时常称呼的：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内容极其清楚地表明，我们当时提出了最坚决地排斥一般机会主义包括俄国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作为实行统一的必要条件。第1条写道：“我们反对把机会主义带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何尝试，这种尝试的表现就是所谓‘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等。”“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范围包括……同一切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思想斗争”（第4条第3项）；“社会民主党在一切组织活动和鼓动活动范围内，一分钟也不应当忽视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推翻专制制度”（第5条第1项）；“……不仅要根据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日常斗争来进行鼓动”（第5条第2项）；“……不承认……纯粹经济斗争和为局部政治要求而斗争的阶段”（第5条第3项）；“……我们认为，批判那些把运动的低级形态的原始性……和狭隘性推崇为……原则的思潮，对运动来说是重要的”（第5条第4项）。即使是完全无关的局外人，只要他稍微仔细地读过这些决议，也能从它们的表述中看出，这些决议所反对的正是机会主义者和“经济派”，正是那些即使只是一分钟忘记了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的人，正是那些承认阶段论，把狭隘性等等推崇为原则的人。谁只要稍微了解“劳动解放社”、《曙光》和《火星报》对《工人事业》进行的论战，那他就一分钟也不会怀疑，这些决议逐条驳斥的正是《工人事业》所陷入的那些错误观点。所以，当“联合会”的一个成员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说《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文章并不是由于“联合会”发生了新的“历史性的转变”，而是由于这些决议内容过分“抽象”［注：这种断语在《两个代表大会》第25页上也重复说过。］所引起的时候，一个发言人就完全有权讥笑这种说法。他当时回答说，决议的内容不但不抽象，而且非常具体。只要把这些决议瞧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是“捉什么人”了。最后这句话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段颇有代表性的插曲。一方面，波·克里切夫斯基马上抓住了“捉人”这两个字，认为这是把我们这方面的恶意（“设置圈套”）泄露出来的一种失言，并高声叫喊道：“究竟是在捉什么人呢？”当时普列汉诺夫就以讽刺的口吻问道：“真的，是在捉谁呢？”波·克里切夫斯基当时回答说：“让我来帮不善猜测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猜测一下吧；我可以向他说明，这里是在捉《工人事业》编辑部（全场哈哈大笑）。可是我们没有让人家捉住！”（左边有人插嘴说：这对你们更不利！）另一方面，“斗争”社（调解团）的一个成员发言反对“联合会”对决议提出的修正，想替我们那位发言人辩护，他声明说：“捉人”这个说法显然是在论战激烈时脱口而出的。至于我，那么我认为，这种“辩护”对使用了这个说法的那位发言人是不利的。我认为“在捉什么人”这句话“开的是玩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们向来都责备《工人事业》不坚定和动摇，所以我们当然是应当设法把它捉住，使得往后再不会发生动摇。这里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恶意，因为问题关系到原则上的不坚定性。于是我们就用这样一种同志态度［注：其表现就是：我们在六月决议的导言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说来一直是坚持“劳动解放社”的原则的，“联合会”的功绩特别表现在它所进行的出版和组织活动方面。换句话说，我们表示完全愿意忘掉过去的一切，并承认我们那些参加“联合会”的同志们所进行的工作有益处（对事业有益处），只要他们完全停止我们“捉住”的那种动摇态度就行了。每一个公正的人，读过六月决议以后，都只会这样理解这些决议。如果目前“联合会”用自己重新转向“经济主义”的行为（第10期的文章以及它所提出的修正）引起了分裂之后，郑重其事地责备我们，说我们讲他们的功绩的话是撒谎（《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那么这种责备当然只能令人发笑。］“捉住了”“联合会”，以至波·克里切夫斯基本人以及“联合会”的另一个主管人签署了六月决议。《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那些文章（我们的同志只是在到达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的时候，即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才看到这一期杂志的）清楚地表明，在从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里，“联合会”中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变：“经济派”又占了上风，随“风”转舵的编辑部又来为“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辩护，为“自发性”辩护，并通过马尔丁诺夫之口来鼓吹缩小我们的政治影响范围的“收缩论”了（据说是为了使这种影响本身复杂化）。这就又一次证明了帕尔乌斯所说的一句很中肯的话：无论用什么公式都很难捉住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很容易赞成任何公式，同时也很容易背弃这个公式，因为机会主义恰恰在于缺乏任何明确和坚定的原则。今天机会主义者排斥了任何灌输机会主义的企图，排斥了任何狭隘性，郑重其事地答应说“一分钟也不忘记推翻专制制度”，说“不仅要根据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日常斗争来进行鼓动”等等。明天他们又会改变说法，借口维护自发性，维护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推崇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来玩那套老把戏。“联合会”继续断言说，在第10期上的那些文章中，“‘联合会’过去和现在都看不出有什么背离代表会议草案的一般原则的异端行为”（《两个代表大会》第26页），这种说法只是暴露它完全不能或者不愿意了解意见分歧的实质。在《工人事业》第10期出版以后，我们只好作这样一个尝试：举行一次普遍的讨论，弄清楚是不是整个“联合会”都对这些文章和它那个编辑部表示同意。“联合会”对我们这种做法特别不满，责备我们企图在“联合会”中散播不和，说我们干涉旁人的事情等等。这种责备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有点微风就会“转舵”的选举产生的编辑部里，一切都是由风向决定的，而我们当时就在秘密会议上确定这个风向，参加这种会议的除了打算实行统一的那些组织的成员之外，没有任何旁人。用“联合会”名义对六月决议提出的修正，使我们对达成协议所抱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消失了。这种修正确凿地证明“联合会”已经重新转向“经济主义”，证明“联合会”的大多数是对《工人事业》第10期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他们要求从有关机会主义表现的文句中删去“所谓经济主义”（理由似乎是这几个字“意思不明确”，虽然根据这个理由只能得出结论说，必须把这个广泛流行的错误思想的实质更明确地规定一下），还要求把“米勒兰主义”也删掉（虽然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事业》第2—3期合刊第83—84页上维护过这个主义，并且在《前进报》上更加公开地维护过这个主义［注：该报现在的编辑部、考茨基和《曙光》就这个问题已在《前进报》上展开了论战。我们一定会使俄国读者了解这次论战的[113]。］）。尽管六月决议已经明确地指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要“领导无产阶级为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压迫、经济压迫和社会压迫而进行的斗争的一切表现”，因而要求使斗争的所有这一切表现都具有计划性和统一性，然而“联合会”却还加进一些绝对多余的字句，如说“经济斗争是对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刺激”（这些字句本身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在狭隘“经济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却只会给人用作种种曲解的借口）。并且，他们还对六月决议提出一种简直是直接缩小“政治”概念的修正，要求删去“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推翻专制制度的目标）这几个字，又要求加上“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句话。当然，这样一些修正提出之后，我们这方面的所有发言人都相继拒绝发言，认为继续同这些重新转向“经济主义”方面去，并要求保证自己有动摇的自由的人进行谈判，是毫无益处的。“正是‘联合会’认为是保证未来协议的稳固性，即保持《工人事业》的独立面貌及其自主地位的绝对必要条件的东西，《火星报》却认为是阻碍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两个代表大会》第25页）这种说法是很不确切的。我们从来也没有侵犯过《工人事业》的自主地位。［注：如果为建立统一组织的共同最高委员会而召集的编辑会议不算是对自主地位的一种约束的话，因为《工人事业》在6月份也曾经表示赞成召集这种编辑会议。］至于《工人事业》面貌的独立性，如果把它理解为在理论和策略的原则问题上的“独立面貌”，那我们确实是无条件地排斥过的。六月决议中正是无条件地反对这种独立面貌的，因为这种“面貌的独立性”在实践上始终是意味着——我们再说一遍——各种各样的动摇，并以这种动摇来维护我们这里盛行的、在党内关系中所不能容忍的混乱状态。《工人事业》通过它第10期上的那些文章和它提出的“修正”，清楚地表明它想要保持的正是这种面貌的独立性，而这种愿望也就自然地和必然地导致了决裂和宣战。但是，如果《工人事业》的“独立面貌”是意味着把它的作用集中在一定的写作职能上，那么我们大家都是愿意承认的。这种职能的正确分工自然是：1．学术杂志，2．政治报纸，3．通俗的文集和通俗的小册子。《工人事业》只有同意这种分工，才能证明它真心愿意彻底抛弃它那些为六月决议所斥责的错误思想；也只有这种分工，才能消除任何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真正保证协议的稳固性，同时又能成为保证我们的运动达到新高潮和获得新成就的基础。现在，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革命派所以同机会主义派最终决裂，并不是由于什么“组织上的”情况，而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者想要坚持机会主义的独立面貌，企图继续用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的议论来搞乱人们的头脑。1902年3月在斯图加特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1—190页注释：[109]1907年列宁把《怎么办？》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删去了这个附录。——174。[110]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停止活动。——174。[111]“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1900年5月成立的。该组织在号召书里宣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1901年10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75。[112]指斗争社。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年5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175。[113]这场论战是由《曙光》杂志（1901年12月第2—3期合刊）发表尔·马尔托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吕贝克代表大会》一文引起的。文章批评《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在《前进报》发表的巴黎通讯有偏见。克里切夫斯基在通讯中歪曲地报道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攻击了盖得派，并且为亚·艾·米勒兰及其拥护者饶勒斯派进行宣传。《前进报》编辑部庇护克里切夫斯基，指责马尔托夫。卡·考茨基参加了《前进报》上就这个问题展开的激烈论战，他指出该报编辑部歪曲了马尔托夫文章的原意。马尔托夫和克里切夫斯基也都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文章。这场论战远远超出了《前进报》的范围，克·蔡特金、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和亚·李·帕尔乌斯先后发表文章，对《曙光》杂志表示支持。1902年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党内生活》栏发表短评，阐述《火星报》编辑部对论战的看法。——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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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六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中）一、三反·五反运动二、思想改造运动三、司法改革运动一.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本来是两个运动，互有范围，后来因为两者关系密切，两个运动结合着发展；如水两流汇合为一，故形成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红色政权成立以来最普遍而深入的运动之一，其残酷性不亚于土改和镇反。而其中心目的是斗争城市的工商业者，挖取他们的腰包，击溃其反抗意识。三反运动在一年前已经作打算，因为革命干部由乡村转到城市之后，已开始在腐化了，大批干部讲究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此点稍逊于前者），而最重要是有了“过日子思想”，贪污来的金钱放在腰包里。他们于大吃、大喝、大贪污之外，还大搞女人，颇似国民政府官员于日本投降之后，那种“五子登科”的情况。一个政权刚才打来天下，上下一齐享乐，如何了得；于是放纵上级，专整中下级的三反运动乃以开始。三反运动是标榜“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几个月前，《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已在政治法律委员会讨论过二三次，最后是在1952年初通过了。其中一点颇费斟酌，就是贪污多少数目可处以死刑。最初草案拟定贪污1500万元人民币（即新人民币1500元）即可处死刑。后来据彭真报告，贪污这个数目的干部太多了，范围太宽了，恐怕杀绝中级干部；于是在会上改为贪污3000万元（合3000元新人民币）者处死刑。这个数目彭真也认为低，他说因为据最近的报告，贪污在一亿元（即合新人民币一万元）以上者已经大有人在。于是在通过此条例时，附带了一个说明：“究竟贪污数目多少可处死刑，请毛主席决定。”这个条例送到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以后便置之高阁，没有下文了。原因之一，即毛泽东根据各方面报告，摸到一个底情，即贪污十亿八亿，最多到几十亿元（旧人民币）者，还是大有人在，如要因此开“杀戒”，恐怕得力的中下级干部犯例者甚多；这样就影响人心，危及了政权，所以未公布《惩治贪污条例》。乃按政策发展运动，惩治结合教育，其情节严重者（即有反毛思想言行者）处以死刑。其他只贪污而拥毛者，没收其贪污款项，所谓倒赃；给以轻微处罚了事。故干部处决死刑者甚少。天津的共产党老干部刘青山主要的是因反党反毛而被枪毙；北京公安部的共党干部刘德贵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送了性命，其他贪污数目高过此二人者不知有几百人几千人，都在毛泽东以“同志爱”的精神下免于处死。以上是说明《惩治贪污条例》因何没有下文；而贪污者有死与不死者，其内情原因为何。当三反运动的口号发表在报纸上之初，我当时是兴奋的、同情的。因为我过去深恨国民党政权的腐化贪污，以致弄得民不聊生。中共政权成立不久，政要们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与穷苦的人民相比较，已经不成样子；更何况又出现了大批贪污案件，清理整顿一下是有必要的。我每当走过饭馆时，在饭馆前汽车摆上一条龙，晚间经过戏院时又大批汽车摆在那里。抗战期间我记得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标语，在新政权成立不久，国力毫未恢复，政府要人又在人民面前摆阔绰；把人民汗血的金钱如水一样地铺张浪费，未想到人民的穷苦日子怎么过！所以我听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当时认为是对症下药，应当来此一着。而在执行此三反政策时，使我大失所望。运动是标榜全国性的运动，而执行起来是反下不反上，并且在下边不是三反，而是什么都反，简直是反了天。什么叫反下不反上呢？在运动开始之初，毛泽东于1951年的岁末除夕，把中央部长级以上的共产党员，各大区的首长和中央直属市市长，召集到北京，面受机宜，说要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令他们好自领导，彻底地推行。同时以家长的身份说：“我们这群人中，也有犯三反、过错的，而且是很严重，希望自己检查，中央免予追究。”毛泽东这一番指示教训，宽松了高级官员的顾虑，他们都是运动之外的人了。他们是领导，是打击批评别人的人，自己虽有过错，而不是被打击批评的对象了。所以在三反运动中，任你运动敲的天鼓响，你也反不着上层，就使你明知坐在你上边指导运动的某首长，是贪污分子，是官僚主义十足而又是大事铺张浪费的人，但他是法外的人，是主席特准的人，你和广大群众也没可奈他何！这个事实就叫做反下不反上，这就是中国的老话：“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的道理。怎么叫什么都反呢？机关的三反运动，本是很清楚的，是指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运动一开展是什么都反的：如果以一个干部为对象，所反的是以他出生之日起到现时为止，他一生中的行为都要被检查。简言之，他须为一生的一切行为负责。三反运动就是检查他一生的历史和行为。这就叫什么都反。运动就如洪水一样，对于一个被斗争的人“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把他翻个底朝上。而且还要涉及他的三代祖先。如果，在百年以后，子孙提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十一个大字，而不知三反运动的真实情况，他们将和我初听到时一样，将给与兴奋和同情。如给与他们一些实情如我所目见的，他们也将和我一样失望而诅咒这个时代。三反运动是在机关进行，所谓机关，是指政府机构、学校、国家企业单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等。每个机关都是临时组织一个领导机构，称为节约检查委员会，一般都由党员组成。但也有例外，如民主党派则由其领导人组成，我就是民主同盟总部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运动的展开，由浅入深，先由领导人作启发报告，说明运动的性质，打破群众的顾虑，大胆举发，无情地批评；接着就分组讨论。这时就在领导方面找一定斗争的对象。有的是有贪污证据，有的有浪费行为，有的群众关系不好……有一于此，就可有资格入选，而为运动点火。领导上选定了斗争的对象，然后在各小组布置，指定某些人在斗争会上重点发言，其余的人随时补充。被斗争的人如证据可靠，而又情况严重者送法院法办；如只在怀疑阶段，而无证据，或情形不严重者，则囚禁在机关里，名之曰：“停职反省”。其他一般者则只作坦白检讨自我批评，同时让群众批评、指责，有时用粗暴的语言痛骂！在机关的三反中，大贪污分子被整出来一些，他们多是共产党员；大铺张浪费分子整出来一些，他们也多是共产党员；因为只有共产党员才有资格掌握钱和发号施令。其余小贪污、小浪费才临到一般干部，这个人数很多，但款项的数目不大。在运动进入高潮时，1952年三四月之间，各机关都停止了办公，有的不能停止，只上半天工，或留少数人应付门面。各机关这时如进入战场，斗争的激烈如热火烧天。我知道在这期中有不少机关干部跳楼自杀了，吃安眠药而死了，有的跳井或悬梁自尽了。在我的熟人中，举出几个以概括一般。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先生被斗争得下不了台，他的罪名不是贪污和浪费，而是“反共产党的思想”。从此施先生患了血压高症，至今未愈。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先生被围攻了八天八夜，他也不是贪污浪费问题，而是斗争他的资产阶级思想。燕京大学教授，民盟政治局委员张东荪先生在学校被斗争，翻开他的历史说是反革命，很快地就判决软禁，接着由民盟开除盟籍。政法委员会委员，光明报的总经理林仲易先生以莫须有的贪污嫌疑，在会场上被群众强迫下跪。贸易部的处长徐仲航先生，在群众运动中鼓励群众批评领导，而领导一反手把他扣押在一间小屋有144天之久，几乎死在毒手里；被诬的罪名是“反党领导”。以后经各方面为之证明，实无其事。但徐先生已经尝到144天的欲求一死而不可得的阴暗生活。其他类似的案件太多了，这里不便枚举。现在，举一个例子，说明机关三反的经过详情，而且是比较文明点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例子。我既是民盟总部机关三反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我在第一天大会上被推定为启发报告的人，在发言中我把对这个运动的兴奋情绪和中国为什么此时需要这个运动说了一套，最后结合自己批评一下。在会上沈钧儒先生也说了一段话。我的话被人有意地算作自我检讨，说是“不深入，不彻底”。先给我按个伏笔，作为斗争我的开端。接着在小组会上和大会上斗争两个人，一个是秘书处秘书张文希，说他作风不正派，有官僚主义。一个是秘书处的干事储造时，他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历史已不光荣，在斗争时说他贪污浪费……。火力投射到这两个人的身上，不容分说：是“停职反省”的处分，在机关内拘禁起来。说到此处，我须声明一下，我在这个领导机构里虽列为副主任，但是事情的布置是瞒着我的，决定是不征求我同意的，有时汇报各组情况是乘我回家吃饭的时间，他们避着我开会。而他们在群众中造谣，说我对运动不积极。这其中的把戏是另外的一个领导人以积极分子的态度，拉拢两个共产党员干部进行的。他们实际掌握这个运动，随着自己的恩怨借运动之名而行。火就要向我的头上烧了。我是民盟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按共产党的推测规律，凡是财务机关，就是贪污的温床。因之就须追查这个委员会，先查帐，后追究人。在查证中把会计员王熙宽作为斗争对象，说他一定有问题。我也向他启发说：“有问题就不要顾虑暴露”。结果他坦白在两年中共贪污了130多万元（新币130多元）。他虽承认这个事实，但斗争火力不减。接着又把另一个助理会计翟雅琴作为斗争对象。打来打去说她作风和生活不好。这两个人也是“停职反省”，囚禁在机关里。其他还有两个干部被斗争了，但没有囚禁。在斗争王、翟的大会那天，财务委员会的办公室墙壁上挂着几个大字标语：“粉碎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我当日作大会主席，群众们有意地被指派，于斗争王、翟二人的会上，2/3的火力对准了我，而且是要我交代历史。我明白了这个方向，在散会前我说：“同志们！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我方才进来时看到财委会墙上的标语：‘粉碎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我要报告一个事实，我不但不配篡夺领导权，而且当日选我为财委主任，我是再三推辞不作的，那时你们瞎了眼睛的常委会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的我为主任，经我坚辞，未获允准的。“我是赞成三反运动的，你们预备洗个澡，我是预备跳火坑，把自己好好烧一下。请你们预备好思想武器，我下次作检讨。”满足了群众被指定的愿望，大家给我鼓了掌散会。我以一个深思周密的心情，详细地把一生活动历史以及我在财委会的工作，写了出来，在一次大会上作了检讨。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散会时群众又报以掌声。会后我问一位干部对我检讨如何？他说很满意，群众没什么意见。但在第二天小组汇报中，说我在表示自己对革命的功绩，群众还有二十几件意见，而且当场说明是些什么意见。我瞭悟到这是有领导地指示群众要向我斗争。因为我明白我自己，正像熟悉我的朋友了解我一样，我自外国读书回国之后，就是办大学，而且是办以抗日为先务的大学；以后从事文化生活，这个生活又是主张抗日，主张民主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又是社会主义。同时，我未作过反动时期的官，自然也就无从有“昭彰劣迹”。我的历史是一条线下去，自觉是清白的。群众说我表功也就难怪。因为有些人爬到我这样的地位是走曲折的路，而且满身挂着伤痕的。过了两星期，在群众整顿思想之后，我又作第二次检讨。这时更深入，更彻底，把我的历史、生活、和思想全作了检讨，甚至我熟识的美国朋友，都开了个名单，以及和他们的往来关系。因为我抱定决心，不怕暴露，有过有罪，不论是监禁或是杀头，我都置之度外了。这时我已觉得不能再深入了，再深入的话，那样，只有造谣说谎。我是抱定决心不撒谎、不造谣、不骂自己的祖宗三代。这次会比较满意，但当场还是斗争我，说我怎样反共、反苏、和我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人家的目的原来如此。我当时说再作十次检讨。在会后有人劝我“低头吧！骂骂自己！”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是向真理低头，我是打着过关，而不求保护过关；如我有罪，请比别人罪加三等。”共产党员和指定的群众到处找我的材料——文字、书籍和口头传说。我在家里又预备了三万字的检讨。这回我很轻松；所取的材料多是抄自我自己在香港《时代批评》上发表过的文章；内里怎样批评过共产党，我说过“在共产党统治下只有批准的自由”。同时我怎样批评过苏联，为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是批评过苏联和斯大林；而且是公正的、严厉的。我把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部分全抄下来，预备在三反运动中当场朗诵一遍，诉诸人类的良心。我知道，斗争会上之所以斗争我，是因为共产党要摸我的底，狠狠地斗我一下，如能给我加点罪名，他们是情愿的。我的检讨发言，每天都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向统战部报告，故共产党掌握得很清楚。我呢？我是以死的决心斗下去，过错应当归我的，我承认；不当归我的，我至死也不低头。我是要打着过关。他们本是侮辱人，而借口想把“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打下去，我嘴上虽未说出，但心里是想此时此地，凭着这个“英雄主义”才能对他们死硬到底。拉出去枪毙是可以的，污辱我是不行的。我是以死的心情对待他们的毒手。我自己作了准备，如果他们要污辱我的人格，我决心抵抗，但我也知是无望的。我于抵抗之后，自己作了自杀的准备。我预备两种自杀法：如果时间来得及，我是以割断动脉，自己一个人在我的小房里，喝着酒，放着音乐片，自消自灭地悠然地死去。笑着死去离开这个恶魔的世界。如果时间不允我，我早托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给我拿来10CC的氢化钾，我把这个小管放在衣袋里，什么时候需要，几分钟内我就可以暴卒。可巧，事情发展并未如此严重，统战部下令对民主党派收兵了。因为这样搞下去于它的政权并不利，可能发生很坏的影响，尤其台湾问题还未解决；因之，我的第三次检讨奉命不许再谈了。事后共产党员田锋问我感想：“是否认为搞我（此疑为‘你’——录入者注）历史和社会关系有点过火，违反了统战部的这个指示”。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反正你们要知道，我全告诉你们了，我有什么损失！”在机关三反运动中，在斗争会上，罚跪、辱骂，甚至打耳光的事件都有；至于因贪污或反动嫌疑而被逮捕法办的更多得不可胜数。我这次被斗争，问题虽然提得很尖锐，如问我是否有“变天思想”，“山头主义”，这都可以加以罪名的。但是他们颇有分寸，未敢污辱我的人格。运动过后二三年，有一次闲谈天，提到这件事，据当时指导群众的共产党员王健对我说：“我们斗争你时很担心，怕你一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大爷不检讨了，任凭你们怎样处置！’如此运动就会受到挫折。”说时，我付之一笑。共产党员也算摸到了我这个不怕死的个性。我说到这个例子，叙明三反运动的详情，但它不代表一般，一般的是上火山，叫、打、怒、骂，以后是拘禁、反省、逮捕、坐监。实际上，被斗争的人情愿坐监受有限制的苦，不愿受斗争会上无穷的苦；人们愿意死，如果可能的话，不愿受心灵上的折磨。因之，事情不大而自杀者颇多，就是这个道理。三反运动中斗争某些人是内定的，有些人是因牵连而渐次走上被斗争的路。在每个机关单位，所有干部于斗争别人之后都得作检讨，但领导人和积极分子所谓打虎队，虽也作检讨，那只是走走形式；其他干部如不遇特殊困难，至少也得受次洗礼。这里就把阵营分清，自私自利之徒，处处表现积极，无条件拥护党的指示，他们变成了积极分子；不管自己身上背着什么肮脏，他们是接近了党，在运动中打别人而自己轻松，以后还有被提拔上进机会。其他的干部都成了这群帮凶的人的统治对象。因之，在每个机关里都有暗自对立的情势。表面上大家和气，口头上背教条术语，而心里界线分清。有的人们间仇恨似海，这也是中共利用运动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制造了潜伏的敌人。1952年三四月间，在机关的三反进入高潮的时候，对工商界进行的五反运动已在进行了。所谓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平情而论，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并不如共产党所想象的那样普遍。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旧统治者遗留下的坏习惯，一是共产党员的贪污。清理这一部分坏蛋，也是应该的。但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止此，它要摸工商界的底；尤其重要的，是透过运动而榨取他们的钱财，同时为工商界铺平没落的道路。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它的干部都是连升五级，得意忘形，颇与国民党抗日胜利后的情况相同。大家争着想享受，同时想把自己的荷包装满，于是贪污之风盛行。干部只若有抓到钱的机会，就拼命地捞钱，这自然给奸商一个投机的空子。于是在税捐上行贿，工程上偷工减料，公家购物时为干部留回折扣；偶尔地自然也有透露国家经济计划情报，以便奸商投机取巧。以一群腐化的共产党员加上一批奸商，造成五反中所指出的现象，并不难解释。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在工商界首先打到头上的自然是奸商。但是共产党员是大胆而怀疑的，而且是借题另有目的，于是普遍斗争工商界，把规规矩矩的工商界一概当作奸商斗争。本来是按规律纳税的，或是因国家未有新法令规定而未上税的，一概列为偷税漏税；本来没有盗窃国家资财，只是取得合理利润的，也被算作盗窃国家资财；工程本按合同办事，吹毛求疵硬说是偷工减料；随便无意中谈谈国家经济情况，便算作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诸如此类的事，便作五反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形成无税不偷，无物资不盗，无工程不减料……的伪造现象；结论是无商不奸。这样共产党就有词可藉，扫荡工商界，夺取他们的金钱物资，同时打垮他们的反抗意识。五反斗争是很普遍和很深入的，工商界没有一人不遍体鳞伤。运动过后只剩下的空架子，除了公私合营的工厂外，尚可存在的工厂商店，都是资产空空，留着一块空招牌和仅维持门面的货底。而厂主和经理，有的逮捕法办，有的自杀；而苟延残喘活着的人，已是一肩明月，两袖清风了。按之共产党的政权，一登台便可没收工厂和商店，至少可以如1955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一律公私合营；但毛泽东的共产党偏要一套什么所谓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政权成立之初，表面上允许资产阶级（冠以民族二字）参加政权，政策上讲“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工商界控制则讲“利用、限制、改造”。在共产党来说，这本是一套欺骗幼稚无知者一种手段。用土改过程欺骗农民，用这个手段欺骗工商界，而最终还是“社会主义改造”。它之所以转这个弯，走这个曲折的路，他们口中的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具体问题，就是表示毛泽东的阴谋，和共产党初得政权没有信心，慢慢地欺骗着搞，摸索着稳步前进。而对人民是给以折磨痛苦，长期蹂躏玩弄。有一次我看一个小猫捉住一只小老鼠，它不立刻吃，捉弄着玩，一会把小鼠衔在嘴边，一会又把小鼠放下让它逃跑几步，然后再把它捉住，如此弄得小鼠神魂颠倒，体力不支，这时小猫才吃了它。共产党的折磨人民的方法，就像这个猫玩弄小鼠。我所讲的是暴露共产党的方法，我所尊敬同情的是我们的优秀人民，惨遭蹂躏。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而反噬说，我以人民比作老鼠了。在五反中，共产党竭尽了其折磨人民的办法，而目的是为榨取钱，和显示自己的威风。工商界实际上说：“要钱要命来个痛快，谁受得了这个折磨凌辱？”而共产党不会给你一个痛快，要钱慢慢地来，挖到你的底；要命，不，还要榨尽你的最后一滴血。这才是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问题的实际。他们的面孔在人民眼里不是古时的豪爽慷慨的大盗，而似以折磨人为乐趣的《恶虎村》的草寇。现在举几个事实，说明共产党在五反运动中，如何折磨工商界人士。在工厂或商店里，各以自己的单位组织起来，方式是编小组，工人或商店职员都编在小组内，斗争的对象是老板和经理。在人数不多的商店和公司，分行分业地编在一起，也是有大组、有小组。一种组内只要各商店公司的负责人，由共产党员领导掌握，让他们彼此斗争；另一种组只要工人店员他们彼此批评之后，再回本公司或店里斗争自己的老板。在小商店里，老板是斗争对象，店员是打虎队。原来同伙办事的人，现在成了对敌。工人店员斗争商号老板是极残酷的；有的把老板绑起来，有的让老板跪在板凳上，有的罚举手弯腰几小时，有的在头上滴凉水，……硬逼、硬打，叫老板承认五反中他所犯的罪过。经过这样长期折磨，有过的自然承招，无过的也编造一些罪过，好减去身体折磨的痛苦。老板经不了这样折磨，自杀的为数不少，就以北京东四区这一个角落计算，在运动高潮，就有26个老板自杀了。在大商店、大工厂、大公司里，群众是斗争老板，把老板经理囚禁起来，打虎队轮流着日夜追问审讯，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用粗言暴语痛骂他，用死的威胁恫吓他，不断地在斗争大会上用群众的力量压迫他，必须让他承认了五反的几点。承认之后，不论是否属实，他才能轻松一下，等待法办。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卢副经理，经不起这样折磨，乘着打虎队夜间未留神，自己吃了安眠药自杀了；事后查究他丝毫没有五反中的罪过。另有某银行李经理，儿子是共产党员李楠枝，自己却受不了这种污辱折磨跳楼自杀了。在各行各业的编组里，共产党员亲自领导，让各有关商号互相检举，互相斗争。同时，共产党指定斗争那个商号经理时，有组织有准备的发言人，比动口咬人的恶狗还厉害。他们是奉命而行，同时表示积极，又可减轻自己的罪过。共产党就在利用这种利害心理来掌握斗争。本来是无过的人，一经这种热火烧天的攻击，也不得不低头，把不是自己的罪过，硬扣在自己的头上。因为在群众斗争之时，共产党的领导人生坐主席位上，有时拍着桌子说：“限你十分钟交代清楚，承认罪过，否则逮捕法办”。有的人一时交代不上来，主席把手一挥，门外的公安警察进来，拿着手铐，就戴在交代不清的人的双手上，然后送上囚车。生死如何？谁也不知。在这样的压力下，斗争到谁的头上，谁就得低头服罪。因此，监狱、公安局和临时特设的拘禁所已经有人满之患。以天津为例，大商号的经理未进这种拘禁所为数甚少。在那里一住，就是一年半载，审讯、交代问题。没有钱的商号经理，承认罪错，过些日子放出来；有钱的商号经理，就得以全部资财抵消他们的“错过”。很少例外的不罚钱放出来。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例子：即天津四川畜产公司，因为他们的总公司在海外，外汇在国外，为了套取他们更多的外汇，被捕的经理住了一年拘留所，未被罚款而释放了。但不到两年时间，这家公司把国外的外汇在公私合营的名义下奉献给共产党的祖国了。三反五反在表面上未公开杀多少人，只是杀少数的人作为典型示威。逮捕法办因而从事劳动改造的，可能有三十万人。而在乡间土改和城市的镇压反革命两个运动之后，群众已是谈虎色变，故这回虽未公开枪毙多少人，而实行自杀者数目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大都市里，几乎每天都有不少起自杀案，甚至每个弄堂胡同里，都有自杀的人；就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由一个水孔初就捞起十几个尸首。这大概是三反之初一二月间寻死自杀的。在三反、五反期间各大城市的医院住满了自杀未死的人。三反运动虽表面上打消了机关的贪污浪费，继之翻天覆地地整了与贪污浪费不相干的人。而浪费仍然在高级党员手中任意妄为。五反运动吓死了工商界人士，政府吸去了他们的金钱，多数是带着“严重违法户”的帽子，极少的是“守法户”；前者是有钱的人，后者是无钱可吸的人。在扩大开支的政府是得到了胜利果实，惜这项果实也未全用于建设，只是满足了权要者的胃口。而归根到底，是损失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二.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是共产党对人民的长期的主要工作之一。这就是要思想一元化，简言之，就是统一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中人谁要提出统一思想，共产党是站在人民群众中把它骂得体无完肤，“独裁、专政、倒退、反动”等等，都是共产党鼓励人民，尤其是文化界人士，攻击当时政府的词句。而共产党一上台，统一思想，定思想一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便成为普遍无上的真理。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西方翻译的“洗脑筋”；要把旧有的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总之非马列思想都排去，而代之以正教思想——马列共产主义。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而且是慢慢的；共产党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要来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呢？为什么要“震动一下”呢？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追究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性。若只表面说，共产党不容许其他思想，必须排除非马列思想；在共产党方面说，道理是对的；但是还不足以答复为什么要搞思想改造运动。简单的回答：共产党是以革命手段斗争知识分子，要非马列思想的人缴械、投降。土改运动斗争了农民，镇反运动斗争了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士，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关系和影响，三反、五反斗争了工商界。还有一部人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常为社会活动的领导者，这群人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些人不能公开地杀，而且也用不着这样杀；对这群人不能不利用，因为知识就是力量，但不能不使其先屈服而后加以利用。那就非轰轰烈烈的运动不为功。1951年是中共统治大陆后实行恐怖政策的高潮年。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把铁钳夹住中国人民，而且这三个运动是结合着进行的。在高潮的年底，以恐怖之余威来搞思想改造。论时机来说，共产党的安排是很高明的。让知识分子看见惊心动魄的三大运动，问题到了自己身上将要如何应付解决。思想改造在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就不断在进行，而思想改造运动却在1951年冬季开始。周恩来于9月25日在北京对一部知识分子作了一篇报告，要他们改造思想，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改造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北京天津就普遍地展开思想改造运动，逐渐推行到全国各地。为了批评思想有个标准，先把自由主义者胡适当作箭靶，把他痛骂一顿，说他是“投靠帝国主义，投靠反动统治者，为敌人作帮凶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有毒素的”。可惜他远在国外，不能拘捕归案。但是有了这箭靶示范，就易于批评其类似的思想和有这类思想的人了。在思想改造运动还在讲理阶段，1952年春三反五反运动正进入高潮；在机关搞三反，在工商界搞五反，在学校搞思想改造，这两种运动结合起来了。于是思想改造乃突破讲理阶段，而进入斗争阶段，其形势等于三反、五反运动，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震动。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方式也是编小组，在小组里个人检讨，别人批评。有重点的对象便到大会上作检讨，群众再批评提意见。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绝不是限于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要结合实际。作思想检讨的人，就是把一生历史活动报告出来，那种活动是什么思想，并且因为什么有那种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在学校里也就是教师们交代历史，交代其思想根源。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范围就广大无边了。生活到三四十岁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生长在“旧社会”的人，他们的历史、活动、思想，自然都与旧社会有关。今天拿马列主义新社会的尺度来衡量、批评、指责，他们只有通身是病，处处不合。所以教师们在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关是很困难，很痛苦的，而压迫凌辱加于他们身上的是难于忍受的。思想改造不是一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作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还是悬案。其严重者多牵涉政治问题，那就走到镇反或其他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那么这个人就有被逮法办，或劳动改造的可能。故在文化机关、学校、艺术团体……虽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而参与这个运动的人是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至少在知识分子心中，如果过不了思想改造的关，自己吃饭的问题是严重到不堪设想。在国家为唯一的雇主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以出卖知识吃饭的知识分子，又有何法能求得生存？思想改造也是含有恐怖性的，而被蹂躏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在运动中已是处在牛鬼蛇神的世界，而不是清高的教育界了。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什么事都有阶级性，思想也有阶级性，绝没有超阶级的行为或思想。既然如此，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面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其政权。必须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攻破，叫你自我批评，还叫群众批评；简言之，就是叫你当众出丑，再也见不得人。共产党有句术语，叫“脱裤子”，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露体脱去裤子，让大家看你的周身污点，对你不保留一点颜面。使别人不尊重你，首先让自己不坚持尊严的态度。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平常能以自豪的，社会之所以尊敬他们，是因为他们有高深的知识，通情达理，同时有独立的人格。共产党执政，就是不许知识分子保持这份影响，不许有独立人格。于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高自大，骄傲自满……都是罪名。本来“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在“旧社会”也不是好名词。但共产党虽以攻击“自高自大，骄傲自满”为借口，实际上他所指导进攻的，是个人的“自尊、自重、自信”。这是独立人格必不可少的条件。共产党针对此点而向“自高自大……”加以攻击，必使知识分子输心认罪，而且是当众承认自己是“王八蛋”，过去有那种思想是混蛋。共产党把知识分子的人格蹂躏得粉碎，你向它叫“祖宗”投降了，这时它才指使群众放松咬住你的牙齿，容许你过关。知识分子、科学家、大学教授、艺术家，这群社会精神的领导者，人类精神的工程师，就在共产党恶毒的运动中，先是粉碎了人格，蹂躏了自己的灵魂，这实是千古以来未有过的悲哀！运动一般情形，在小组里每人作检讨，自我批评，在座的别人批评，细致到毫发之末。但是斗争对象不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而是以他们为典型，给群众以“思想教育”。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中斗地主，在镇反中斗反革命分子。所不同者不拉出枪毙，没有用刑逼供。而呼号怒骂是不绝于耳的。这是共产党的通例：在运动中不许有和风细雨的，运动就是狂风暴雨带有杀气。在斗争会上群众常呼：“某某（直呼其名）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生或死。如果想要生存，你就得好好交代问题，承认错误，改变反动的思想而跟着共产党走；如果你采取死路，那就任你顽固坚持下去。”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争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地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不用说牵涉到政治问题，拉出去坐监法办或劳动改造；就以一个教书先生加上这样的攻击污蔑，其心情的沉重、灵魂的毁灭是难以形容的了。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们成了审判员、打虎队，中国的传统观念，“尊师重道”的风气被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扫而光了。高级知识分子人格破产了，知识被瓦解缴械了，所剩给他们的是个空架子。脑子所留待的空间，是专为马列主义铺道路。把旧的排除去，把新的装进来。事情哪有这样简单的，一个人是可以因为研究新思想受到启发而改变旧思想，他也可以因新鲜事务的感染而改变思想。但是思想改变不能用皮鞭子可以打变的。就是口上说变了，心里绝不能变。古书上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迨也”。正是说明这个道理。以德服人者就是说理正当，而且行为正当，人们一见作得对，便给与同情支持，这是情愿的。以力服人者，就是用力量压迫，不问是非，只叫人服从，服从的人不是心服，只是因为没法抵抗你这力量。不是心服就是不真服，只是表面应付而已，这不是情愿的。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打着叫人屈服，不管你情愿与否，这种思想改造方法，其所能达到一个唯一目的，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威风打下，“不许乱说乱动”；把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方法对知识分子而已。这种办法既不能收思想改造之效，而只收“不许乱说乱动”之功；但种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失望，是仇恨；另一个副作用，就是给人以造假或投机。这两种情况都与思想改造无关。都是共产党失去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的根源。读者不要忘记，在共产党未得政权之前，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意当时腐败贪污的政府，而且不少知识分子是民主运动的健将，他们这份力量都被共产党充分发挥利用。共产党之所以成功，知识分子是有意无意地给与它一臂之助。而今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折磨，其内心情绪如何，是不待询问就可明了的了。思想改造运动在51-52年间是全国性的，尤其到1952年春已与三反、五反结合起来；故斗争是尖锐的，手段是毒辣的，是狂风暴雨型的。而对每个被斗争的人，不只限于思想而是个人全部历史的清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严重的灾难。我今举几个例子，以说明思想改造运动一般的情况，这几个例子是我熟知的，而牵涉的人都是我的熟人或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全国或世界知名的学者。张东荪先生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和平解放之前，他周旋于傅作义和中共之间，对和平解放北京有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栽了跟斗，吃了共产党的颜色。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向我所说：“我们共产党愿给谁颜色看，就给谁颜色看”，就是指的张东荪。张东荪是知名学者，是民主运动中的健将；但为人很聪明，遇事有见解，在旧社会里所接触的方面也多。共产党就选择此人作为思想改造运动的首先的牺牲者。打下一座文化界的堡垒，给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看看共产党的威风。张东荪先生的思想检讨是在燕京大学进行的；在他作完第一次检讨，群众的意见很多，风头已经不对。他接着作第二次检讨，这时共产党已经预备好了很多关于张东荪一生的历史材料，如他给人题书面引用西方一位作家的话：“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之类；这些材料都刊登在燕京校刊为张东荪特出的专号上。情形更严重了。正当这时，有一天晚上他由燕京大学进城来，在他的大儿子张宗炳家我们会面了。他说：“情形搞得这样，我的方寸已乱！”我了解当时共产党为他布置的情况，我很冷酷地问他一句：“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63”。我回答说：“已经63，你还怕什么！”他体会了我的用意，向我点了点头。接着我们谈论一会。我以死的心情对待我的老友，临别时，我还觉得是残酷、难过，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恶魔世界，我们又有何话可说。张东荪先生在燕京大学大会上又作了第三次检讨，共产党指使下的群众，还是不许他过关，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责难。这时在会外，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徐冰奔走于民盟主席张澜和毛泽东之间。毛泽东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张澜先生说：“东荪先生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维汉装做一副阴森面孔说：“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三个场合，两副阴森的面孔，一副求情的面孔。结果是阴暗战胜了阳明。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反革命分子定了罪名。什么是出卖国家情报呢？据说：张东荪于开完中央人民委员会之后，会上讨论过预算，他回来碰到一个姓王的朋友提过这个预算，据说这个姓王的由香港回来作了美国特务。我也认识这个王某，在日本侵略之时，他是给苏联作情报；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他又与中共合作骗了吉林省政府十万美金外汇，以后跑到香港。在香港又为中共作情报，常往来于北京香港之间。不知什么翻了脸，又作了中共的阶下囚，反说他是美国特务了。至于提到预算一事，泄露国家机密是不对的；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算案是登在报上的，人所共见的，所谓国家机密又从何说起。但是张东荪是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罪名下被认为反革命分子。中国民主同盟受了共产党的指使“开除了张东荪的盟籍”。从此以后，张东荪在燕东园的小屋里过其软禁生活，朋友们想和他会面已无可能了。蒋介石的政权囚禁了一个有功于国民党的张学良，已有22年之久；毛泽东的政权又囚禁了一个于共产党有功的人（指和平解放北京）——张东荪，已经有8年之久。恰巧，这两个被囚姓张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言念及此，真是令人感慨万端。在张东荪被斗争的同时，在燕京大学还有两个严重对象，一个是燕大负责人陆志伟先生，一个是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先生，这两个人被斗争的情况的激烈甚于斗争张东荪。在运动中，这两个人都过的是停职反省生活。运动过后是“恩准”过关，以后还加以利用。他们的情况，我就不多介绍了。北京大学在斗争一批教授中，以斗争周炳琳先生为最激烈。他担任北京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为人也很正直。他在检讨时是很坦白的，不肯如共产党所希望的那样自我批评，甚至骂自己的祖宗三代。共产党授意的群众向他进攻，他是不承认那些恶语诬陷加在他头上的罪过。这样便形成了僵局。他自比铁牛，共产党把他称作旧文化的顽固堡垒。一方是坚决不认被诬赖的错过，一方是当作堡垒进攻。这样形成了骑虎难下。所以几次检讨斗争，都过不了关。而要把他治罪，已经搞张东荪，再搞周炳琳，对国内国外的观感都于共产党不利。所以共产党采取攻击堡垒，最好是从内部攻破的办法。共产党怎样从内部攻破周炳琳这个堡垒呢？这次主要的是动员他的家人，儿女和妻子。儿子多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共产党利用这群周炳琳的儿女在斗争会上检举周炳琳的错过，同时回到家里再行劝说。如此搞了一个长时期，自命为铁牛的周炳琳已经形成孤立。没有了朋友——朋友们在运动中都划清了“敌我界限”；凡是被斗争的人，就是敌人，谁也不许同情他，而且要以他为敌。同时也没了家人；这家的群众都是共产党的，说的话都是党话，没有了父子骨肉之情，一切都完了，剩下给他的只有悲哀。一个铁牛变成了沙漠中的孤寂者。周炳琳于是沉默不言。好在运动高潮渐渐过去，他的案子是以不了了之。以后我再见过周先生，他的脸上始终有不愉快之色。最后，我举两个清华大学的例子。一个是斗争华罗庚先生，一个是斗争潘光旦先生。前者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一片热心由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这样一个留美学者，在共产党眼里自然是周身是病，所以指使群众搞他一下，要他交代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自然也要他交代与美国的关系。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尽其所有交代清楚了，看来问题还不大严重。最后因为他还保存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线起就对他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斗争会上他是有口难辩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可幸的，是被发现得早，保存了他的生命。以后还是由共产党指使，因为他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躲开它自己在清华布置的火网，这样既可保护华罗庚过关，还可保全共产党自己在群众跟前铁面无私的面孔。因为搞死或搞垮华罗庚都是对共产党不利的，不用说它还想利用华罗庚的高级知识，就是它在争取留美学生回国的工作，死了一个华罗庚于它也是不利的。在清华大学另一个斗争的对象，是潘光旦先生。他是全国有名的社会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共产党选择了这个对象。潘先生的检讨都印发过，我也曾看过，大体上是坦白、老实的，没有什么隐藏，而且以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须要什么隐藏。他虽然如此作了，但群众在共产党的指导下，硬要整他的“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什么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先生虽然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得痛哭流涕，这个“思想暗流”也搞不清。最后还是运动收了兵，他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的知识分子都被卷入这个狂潮中，检讨、斗争，是无校不有，无人不检讨。狡猾的、聪明的，和共产党利用一时的积极分子，走个形式就过了关；认真的、自负的，还有“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的人，或是共产党认为须打下他的威风的人，就在运动中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必须使你一根汗毛也不能站立为止。全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马列主义围攻之中，使你连个地缝也找不到去容身。有些人受不了这种折磨，自己情愿自杀上了天堂，如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就这样悬梁自尽于自己的卧室里。人类心灵的监牢，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世界。知识分子于清洗脑筋，交代历史之后，还得在报上刊出这些检讨，痛骂自己一顿；在《光明日报》上接连登载这些文章有数月之久；名学者如冯友兰、钱端升等就是这样通关，说自己过去的著作，都是胡说八道，害人害己的有毒的东西。在这运动之后，图书馆也大事检查“有毒素的书”，就连我著的主张社会主义的《国家论》，在北京图书馆也不许与人见面了。中国古代有个秦始皇，“焚书坑儒”，垂骂后世；二十世纪又出来个毛泽东，效法秦始皇而且过之，历史自然也会给以公正的裁判。三.司法改革运动共产党认为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毛泽东说：“要强化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所以司法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这个政权，为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不过，自从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它并未注重法制，实际上也没有准备好法制那一套办法，如各种法规和大批干部。故在巩固政权司法方面的任务，多由运动取而代之，法院只不过追随运动之后，把既定案件加上印章。但不可否认的它仍然是国家镇压机器的重要部分，还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共产党高级首脑，尤其是搞司法方面的人们，都承认取得政权之后，司法工作是落后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工作。据我看到的，事实也是如此。只有在1952年起，才开始扭转这个方向，如经过司法改革运动调整内部，训练干部，但到第三届全国司法会议之后，我于1956年在上海浙江视察司法工作，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未能与其他部门并驾齐驱。这是说按共产党所要求的司法工作标准，远远落后于他们的期望。还是机构不健全，人手不相当，工作不细致，而且还是不能按章办事。在大陆上，1949年后的三五年内，流行一种说法：“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有法无天’；共产党的统治是‘有天无法’”。而共产党高级干部还是津津乐道此语。他们之所以“无法”，一方面固可推之于政策，按政策行事；范围易于掌握，有从权达变之功，不受法律的拘束；另一方面也是缺乏准备，还没有新法律人材，就以民法刑法而论，起草有数年之久，而且三易其内容，还不敢拿出来见人。原因是初稿时犯了旧法观点的毛病，不能用；以后又抄袭苏联的法规，但又脱离了中国实际。据我所熟识的中共法律方面的人才，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称得起法律专家，能懂旧的，又通新的，而且于两者之间能找出其分寸的不同。大陆上之“无法”，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既然“无法”，一切有关司法方面的工作，全凭“领导有方”，照着政策方向办事。而下级干部知识水准又差得太远，于是只有宁左毋右一味工作盲动，上边还指责他们一会右倾了，一会过左了，判刑畸轻畸重了。这都是“无法”，上下不知所以的后果。司法改革运动是继三反、五反之后，于1952年下半年开始的。是想扭转司法工作的落后，同时清洗旧司法人员。这个运动展开之前，首先是在我所属的政法委员会讨论过的。各主要负责人如司法部长史良，在会上作了一个预备好的报告。大概内容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还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的现象。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8000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6000名，约占人数22%，他们大部分充任审判工作，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更占多数。”讨论之后，拟定了司法改革运动的指示，令各省成立“司法改革委员会”。改革方法主要有三项工作，（甲）思想改造；（乙）清洗旧司法人员；（丙）废除黑律师。据我了解的，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清洗旧司法人员。共产党之所以不采取“不称职应予免职”的办法，而要采取运动方式，自然的是想透过运动作司法人员的洗除旧法观点的思想改造，还得把尚可任用的旧司法人员留着备用。不然，把司法机构交给乡下来的知识水准太差的干部，法院就不成个样子了。共产党明了把镇压的机器放在阶级异己分子手里，那是十分危险而且有害于政权的。故必须把顽固的显著分子踢出去，把打服的分子留下来。这事将怎样进行呢？还是共产党的老办法。首先还是通过司法人员的检讨，群众批评，这是美名的“司法人员思想改造”。这种检讨是着重于述说过去工作的错误和旧法观点。旧司法人员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已为自己扣上了犯罪的帽子。这还未了，共产党又发动群众检举对旧司法人员错判的案件提出控诉。这一步就是足置旧司法人员于死地了。有了检讨，有了控诉，同时有了共产党对旧司法人员蒐集的歪曲事实的材料，于是进行“控诉改判大会”。旧司法人员在共产党为他们预定的命运下，是处死、徒刑、或撤职；而原案改判的只是选其轻微者略加点缀而已。在共产党初得政权之时，原封不动地利用国民政府司法机关人员。为共产党卖力，判罪杀了成千成万的人命；在三年之后，自己把头颅挂在断头台上，或是坐了监牢；轻的则被一脚踢出了衙门；司法改革运动完成了它主要的任务。旧司法人员为共产党巩固了政权，为共产党制造了不少徒弟，徒弟们知道如何审案，如何坐堂。而自己招来“把徒弟带坏了，成了旧法观点的俘虏”的罪名。共产党司法干部一切腐化堕落的责任都放在旧司法人员的肩上了。共产党自己的人经由检讨、认错，一了百了；而旧司法人员遭到了悲惨的命运。与旧司法人员同为铲除的对象，还有黑律师。这个问题在政法委员会上由1950年起就提出，有些争辩，我记得史良就是赞成律师制度的一人，也许他早年作过律师的缘故。但是结论还是正式宣布取消律师制。这次司法改革运动，黑律师又为清除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律师的名誉并不好，他们多数人是为有钱的人服务的。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是“反动阶级的爪牙”！但是顾名思义，律师是为保护诉讼人的合法权益，因本人不精通法律，故委托律师代为辩护。这是正当而合理的。不能因那些专为金钱服务的律师，而咒骂律师制度。共产党于取消律师制度之后，遇有诉讼案件，谁若找明白法理和诉讼的人请教一番，或是此人为诉讼人写一张状纸，这个人就是黑律师。我想过去操律师职务或者虽多数不敢再谈此项业务，但总有人还是用其所长，或是为谋生借此业务生活，这种人当然是“黑律师”。在司法改革运动中，首先允许黑律师登记、坦白。同时发动群众检举控诉。多数人是自动登记了，而登记之后，依然是发动群众蒐其过失，进行检举、斗争。于是罪重者处以死刑，或坐监；轻者受管制，或向群众认罪。司法改革运动第二项任务完成了。最后才是司法人员的思想改造，这是要改正旧的六法观点，而装入马列主义的司法观点——即司法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办法，是以旧司法人员所判的案子为例，他们引用了旧法，站在敌人的立场，为资产阶级服务了，加害于人民和人民的政权。故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简言之，站在代表人民的共产党的立场，才是新法观点。我参加过一次司法改革思想改造的斗争会。大会是在政法委员会礼堂举行的，会是由共产党支部主持的，所进行的思想改造对象是三个中上级共产党司法人员。这几个人，我们都常见面。一个是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瑾琨，一个是司法部李木庵副部长，另一个是最高法院审判员贾潜（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这三个人，前两个是地主家庭出身，后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儿子。对他们所斗争的主题是犯了旧法观点的错误，和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尾巴未割清。李副部长是在六十以上的人，为人很老实，说话口齿不清楚，而且患着眼病。他作了检讨，也听不清楚说的什么，只听到他说：“自己出身不好，犯了严重错误，以后誓必改过，不负党对自己的培植。”以后大家批评他一下，这位老人就算过关了。其次，贾审判员年约四十，看去很精明，他所作的检讨，主要是自己作了旧法观点的俘虏，以致立场不稳固等等。流了一头大汗，在党员批评之下，也算过了关。好戏是斗争陈瑾琨。陈是过去朝阳大学的教授，在北京法律界有点名气。在1946年后因为左倾，受不了国民党的迫害走进解放区。在石家庄毛泽东认为他是法界权威，亲自介绍他入了共产党。政府成立之后，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之职，同时是政法委员会委员。我记得这个人好争辩，在会议上讨论法案，他总是滔滔不休；而且所谈的真是90%以上是旧法观点，因为他一生只熟习这些事，和这些道理。所以这次斗争是整的旧法观点，而又以他为主要的斗争对象。参加这个会的都是比较高级的干部，所讲的话还是讲理而没有粗暴的言语。陈瑾琨一连检讨了有几个下午，愈谈愈不清；天气又在秋夏之交，还是很热。只见他指手画脚，汗下如雨，衣服淋漓，也说不出一个名堂。说来说去，还走不出旧法观点的八卦阵。在座的人批评他一阵，刺激他一下，他还是转不过头来，只是认罪，说不出个道理。我就这样看了一场戏，在炎热的天气中，费去了几天时间。据我的体会，司法改革运动，并未能在思想改造上胜利地完成它的任务。一则因为思想转变是慢的；再则，共产党本身只给这些司法人员一些抽象概念，等于墙上的标语，并没有清楚的法规，和具体工作的具体办法。所以这些人改来改去所得的，还是一些抽象的东西；这些抽象的思想武器放在知识水准不高的人们手中，碰到具体问题，就失去了主宰，不知如何是好了。司法改革运动胜利的收兵之后，旧司法人员陈尸道旁，都洗干净了；由军队、工场、农村、青年、妇女等人民团体中调来一批靠得住的干部，由这些人充任审判员、检察员。他们倒是没有旧法观点，但也没有新法观点，一批水准极低的人，凭着肤浅的革命常识办事。但是都很积极，敢杀敢砍。于是大批错捕、错判、错杀的案件出现了。所谓错捕，是不该逮捕的人被逮捕了；所谓错判，是不该判罪的人或是无罪的人判了罪；所谓错杀，是不该杀的人或是不至于处死的人被枪毙了。前两者还可补救，就是后来进行一次平审，把错捕、错判的案子重新审判一下。就我所知，那也是表面工作，那也是表面工作，作为报纸上的“德政”宣传；大批的错捕、错判案子也就成了过去，没人过问了。唯独对错杀的案件无法补救，既不能使死者复活，也没有对其家属给以物资抚恤。死了的人，我知道其中不少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贫农，也就作了法官笔下冤死鬼了。这些法官是共产党调来填补司法机构的得力干部。司法改革运动以后，共产党认真培植司法干部了。按政权成立之后，各大学法科有的取消了，有的无形取消了，就是学生也不选择这一门课。政法委员会特设一个政法干部学校，学员多为各地干部调来训练性质。司法改革运动后，不特加强中央政法干校，各省也设训练班轮训县市以上政法干部。但是一时也满足不了全国的需要。这种人材至少需要几万人，一时就很难教育出来。而且就是有人来学，也缺少那些师资，最重要的还是没有法律教材，就是原有的政法干校，和北京法学院也没有够分量的教材，东凑西凑，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里打圈子。而教授们多是旧知识分子，如法学院长钱瑞升就是美国留学生，满脑子是资本主义思想。虽经思想改造作了检讨，我不信他会有多少新法观点。司法改革运动三年以后，其间又经过第三次全国司法会议，对各级法院有了新指示和办法，我于1956年5月到上海浙江视察司法工作；我们一行四人，即黄绍竑、张闻天、安若定和我，在上海市、杭州市对司法工作作全盘视察。由各级法院到监狱，看守所和少年犯管教所；各级检察署；访问新设的律师协会，邀请陪审员，检查通讯员等开座谈会。总结视察观感；我把它可归纳为下列四点：（一）还不能按法定程序办事。如公安局捕人除现行犯外，须得检察长批准，公安局未能照办，还是先捕后请批准，或是捕不了请批准。公安局捕人之后，依法于48小时内须送法院，但是公安局不照办，有的人被捕多日，还是蹲在公安局里。刑事案按新规定须有指定律师为之辩护，法院未这样作；有时刑事案须检察员出庭对辩，但有时没检察员出庭，案子也判决了；依法审判须有陪审员在场，但不少案件，陪审员缺席也判决了。（二）审判员、陪审员水准太低，对案件搞不清。书记文化水准低，记录案件如小学生写家信，模糊一片。在旧法院中很少这种现象。记录不清，事隔太久时，如何研究案件真相。（三）判案无法规，凭政策办事，而且于判刑时所谓畸轻畸重，我们只看见了畸重，应判二年者多为五年或十年。我们调查不少案件，在监狱里当面问过不少犯人，他们的刑多是五年、十年、十五年。……在审判员的笔下只有五、十、十五，而没有其他数目字。在他们的笔尖一挥就是五或十；但他绝没有想到犯人在狱中真是度日如年呢！（四）积案太多。这所以造成的原因，一则为案件多人手少，搞不过来；二则因案情复杂，审判员不敢定案；三则因循误事，把事不当事办。我知道有个大学校长凌宪扬住监五年，审而未判；另有天主教徒将近百人囚在提篮桥监狱里，已有八月之久，还在拘留未审，或审而未判。共产党大张旗鼓搞了司法改革运动，其目的想清除旧司法人员，这事是办到了；透过群众大会斗旧法官，暴露旧政权的法庭弱点是办到了；但是经过运动之后，这个保障政权的镇压武器司法机关还是一塌糊涂，而招来灾难的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司法机关按共产党的法办事，对人民来说已经不得了，谁想这个机关除此之外，还有它自己的愚蠢、违法、枉法，那就更不得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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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结束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结束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约十年，大致是1884—1894年。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派别的人还寥寥无几。社会民主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1894—1898年。这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了。这是它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地热中于反民粹派的斗争，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普遍地热中于罢工，这就象流行病迅速蔓延一样。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领导者都是些很年轻的人，远远不到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是一种天然界限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年纪”。因为年轻，他们对实际工作缺乏修养，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但他们的工作范围大都是很广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是同民意党人一样的。他们在青春早期，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而且必须同那些始终忠于“民意党”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斗争迫使人们学习，阅读各种派别的秘密著作，努力研究合法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他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启发他们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1898年春党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时期（1898—？），我们已经看到，是在1897年就开始准备的，而在1898年完全代替了第二个时期。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这种假嗓一方面出自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耶夫等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出自弗·伊—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却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卷进来了，并且扩展到整个俄国，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在广泛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几乎纯粹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培养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要求他们具备的自觉性愈高，这样的书刊也就愈显得不足。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评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合法书刊上的布伦坦诺派和秘密书刊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信条》纲领开始实现，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手工业方式”使那些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活跃起来的时候。因此，假使读者责备我把一个《工人事业》谈得太详细了，那我就要回答说，《工人事业》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本身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第三个时期的“精神”。［注：我还可用一句德国谚语来回答：DenSackschlagtman，denEselmeintman（打的是麻袋，指的是驴子。——编者注），用俄国谚语说就是：打猫吓媳妇。不仅一个《工人事业》，而且大批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都醉心于时髦的“批评”，在自发性问题上颠三倒四，在对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的理解上离开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陷入工联主义的观点。］真正能够代表混乱和动摇以及无论对“批评”、对“经济主义”或者对恐怖主义都准备让步的，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尔·姆·，而正是随风转舵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绝对原则”的崇拜者傲然轻视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同完全不关心理论的态度相结合。这个时期的英雄们所干的事情，与其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们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掺进去的大杂烩；“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泛、日益有力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同政治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而是去替某种“革命的文牍主义”和玩弄“民主”形式的儿戏作辩护。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我们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转入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是我们坚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纳，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结束第三个时期。 |
《列宁全集》第6卷——五全俄政治报“计划”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五全俄政治报“计划”（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波·克里切夫斯基责备我们有“使理论脱离实践而把它变为死教条”的倾向，他写道（《工人事业》第10期第30页）：“《火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错误”就是“它那个全党组织的‘计划’”（即《从何着手？》一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也附和他说：“《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的意义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结果就在第4号上所载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党的组织的计划。”（同上，第61页）最后，尔·纳杰日丁近来也出来响应对这个“计划”（引号想必是表示对这个计划的讽刺）表示愤慨的人们。他在我们刚刚收到的《革命前夜》一书（这本书是我们已经熟知的那个“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中说道：“现在来谈什么由全俄报纸牵线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第126页），就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等等。我们的恐怖派和“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在论述政治和组织的那两章里已经考察了他们这种互相接近的根源。但是现在我们也应当指出：尔·纳杰日丁，并且只有他一个人，打算诚心诚意地来研究一下他所不喜欢的这篇文章的思路，打算从实质上来回答这篇文章，而《工人事业》却没有从实质上讲过任何一句话，只是竭力用一大堆无聊的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来搞乱问题。于是，无论我们怎样不乐意，也不得不费些时间来首先打扫一下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102]。（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注：在《十二年来》文集中，列宁略去了第5章第1节，并加了如下注释：“本版略去了第1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因为它的内容完全是同《工人事业》和崩得就《火星报》企图‘指挥’……的问题进行的论战。在这一节中顺便还谈到，正是崩得自己曾邀请（1898—1899年）《火星报》的成员恢复党的中央机关报和组织‘写作实验所’的。”——俄文版编者注］让我们把《工人事业》用来攻击我们的那一大堆用语和感叹词句摘录一下吧。“不是报纸能够建立党的组织，而是相反……”“一个凌驾于党之上、不受党的监督、因拥有自己的代办员网而离开党独立存在的报纸……”“《火星报》忘记了它自己所属的那个党的实际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这岂非咄咄怪事？……”“拥有坚定的原则和相应的计划的那些人，也就是党的实际斗争的最高支配者，他们可以命令党去执行他们的计划……”“这一计划把我们的活跃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组织都赶入阴间，而想把一个幻想的代办员网呼唤到人世间来……”“《火星报》的计划如果实现，就会把我们这个已在形成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痕迹都一扫而光……”“一个宣传性的机关报成为整个实际革命斗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我们的党对于强迫它完全服从一个自主的编辑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读者从上述这些引文的内容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工人事业》是生气了。但它之所以生气，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党的那些组织和委员会，仿佛《火星报》想把它们赶入阴间，甚至把它们的痕迹都要一扫而光。你想，多可怕呀！不过，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从何着手？》一文发表于1901年5月，《工人事业》上的那些文章发表于1901年9月，而现在已经是1902年1月中旬了。在这整整五个月里（无论是在9月以前或在9月以后），党内既没有一个委员会，也没有一个组织提出过正式抗议来反对这个想把各个委员会和组织都赶入阴间的恶魔！要知道，在这期间，无论是在《火星报》上，还是在许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版物上，却发表了几十篇、几百篇来自俄国各地的通讯。为什么要被人家赶入阴间的那些人居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没有因此生气，而生气的却是第三者呢？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各个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都在从事真正的事业，而不是玩弄什么“民主制”的儿戏。各个委员会都读了《从何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的一种尝试。同时，因为它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和看到，这个“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在没有确认建立组织的必要性和建筑计划的正确性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所以它们也就自然没有想到要对有人胆敢在《火星报》上说出下面的话而“生气”：“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请同志们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更详细的发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6页。——编者注］如果同志们采纳这个提请他们考虑的计划，那么他们执行这个计划就不是由于“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相信它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如果他们不采纳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草案”（这不是个极端狂妄的字眼吗？）就会始终不过是个草案，——难道这不是每个诚恳地对待问题的人都能理解的事情吗？如果在反对一个计划草案时不只是“大骂”这个计划并劝同志们拒绝这个计划，而且还唆使那些缺乏革命工作经验的人去攻击计划起草人，其理由只是这些起草人竟敢“立法”，竟敢充当“最高支配者”，即竟敢提出一个计划草案，——难道这不是蛊惑人心吗？？如果因为有人想把地方活动家提高到更广泛的见解、任务、计划等等的水平上来而要加以反驳，并不只是由于认为这种见解不正确，而是由于对别人“要”“提高”我们而感到“生气”，——试问，这样我们的党还能够发展，能够前进吗？要知道，尔·纳杰日丁也曾经“大骂”我们的计划，然而他并没有堕落到采用不能单用政治见解幼稚或肤浅来解释的蛊惑手段，他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所谓“监督党”的罪名。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从实质上来回答尔·纳杰日丁对于计划所作的批评，而对于《工人事业》，那只能表示鄙视。但是，我们对一个堕落到叫喊“专制”和“被迫服从”的作者表示鄙视，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去澄清这种人带给读者的糊涂观念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向大家清楚地表明，这种空谈“广泛民主制”的时髦词句究竟是什么货色。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忽略了各个委员会，说我们希望或试图把它们赶入阴间等等。既然按保密条件，几乎任何一件涉及我们同各个委员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的事实都不能向读者说明，试问我们该怎么来回答这种责难呢？那些信口提出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责难的人，居然走到我们前面去了，这只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无视革命者的责任是必须把自己所保持的、建立的或力图建立的那些关系和联系都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在“民主制”方面去同这帮人竞争。至于说到那些对党内的一切事务都不熟悉的读者，那么履行我们对这种读者的义务的唯一办法，就不是叙述现有的和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情况，而是叙述一小部分已经过去的、可以当作往事来叙述的情况。崩得影射我们“擅自称王称霸”［注：《火星报》第8号上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对我们论民族问题的文章的答辩。］，国外“联合会”责备我们企图把党的痕迹一扫而光。好吧，先生们。我们只要向读者叙述一下过去的四件事实[103]，就能使你们心满意足了。第一件［注：我们故意不按这些事实发生的先后排列。］事实。一个“斗争协会”的几个成员，曾直接参与我们党的成立并直接参与派代表出席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他们曾经同《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商定，要出版一套适应整个运动需要的工人丛书。工人丛书没有出成。但是为这套丛书而写的两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注：见本卷第387—392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3—376页。——编者注］却几经周折而由第三者带到国外去出版了。第二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向《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建议共同成立一个象崩得当时所说的“写作实验所”。同时他们还指出，假如这件事情办不到，那么我们的运动就会大大地后退。谈判的结果是写了《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小册子［注：顺便说说，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托我声明一下，说这本小册子也象他以前所写的几本小册子一样是寄给“联合会”的，因为他以为“联合会”出版物的编辑仍是“劳动解放社”（由于某些条件，他在当时，即在1899年2月不可能知道编辑部的变动情况）。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会由同盟[104]再版。］。第三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外省市镇同《火星报》的一个成员接洽，建议他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结果当然是获得了同意。后来这一建议有所变动，改成了请他撰稿，因为编辑部的人员有了新安排。这当然也获得了同意。接着就寄去了以下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保存下来了）：《我们的纲领》，内容是直接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反对合法书刊和《工人思想报》所表现的转变；《我们的当前任务》（“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并同一切地方团体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的弊病）；《迫切的问题》（分析批判那种认为在着手出版共同的机关报以前必须先开展各个地方团体的活动的反对意见；坚持“革命组织”有头等重要意义，坚持必须“使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0—174页。——编者注］《工人报》复刊的建议没有实现。于是这几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第四件事实。一个委员会的负责筹备我们党的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的一个委员，把代表大会的程序通知《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并推举该小组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他采取的这个所谓预备步骤，随后又经他本人所属的那个委员会以及崩得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火星报》小组接到了关于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和时间的通知，但是担心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派遣代表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所以也给代表大会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目前这个十分混乱的时期，我们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不仅解决不了统一问题，而且还会冒损害伟大的建党思想的风险，因为在目前不保密的现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坏；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邀请所有的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通过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员会真正连在一起，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整个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一旦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建立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各委员会和党也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了。可是，代表大会由于发生一系列的破坏事件而没有召开，这个报告也由于考虑到保密而销毁了，读到这个报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其中包括一个委员会的几位全权代表。现在请读者自己来判断一下，象崩得影射我们擅自称王称霸，或《工人事业》硬说我们想把各个委员会赶入阴间，想用传播一个报纸的思想的组织来“代替”党的组织这样一些手法究竟是什么性质。其实，我们正是根据各委员会的再三请求才向它们作报告说必须采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计划的。我们在寄给《工人报》的文章以及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详细订出了这个计划，正是为了党的组织，并且我们这样做，也是根据那些在党内极有影响的、担负着倡导恢复（事实上恢复）我们党的责任的人们提出的请求。只是在党组织和我们一同正式恢复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以后，我们才认为自己真正有责任创办一个非正式的机关报，以便同志们在作第三次尝试时有相当的实验结果可以参考，而不只是凭空推测。现在这一实验的某些结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所以全体同志都能判断：我们对自己的责任理解得究竟是否正确；对于那些因不满意被我们指出他们当中有人在“民族”问题上不彻底、有人产生不可容忍的无原则的动摇而力图把不了解近况者引入迷途的人，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从何着手？》一文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给以肯定的回答。据我们所知，只有尔·纳杰日丁一个人曾经试图从实质上分析这个问题，并证明必须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们现在把他的论据全部转引如下：“……我们很欣赏《火星报》（第4号）提出必须创办全俄报纸的问题，但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说这种提法同《从何着手？》一文的标题是符合的。这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工作，但是能为革命时期的战斗组织奠定基础的并不是这种工作，并不是一大批通俗传单，并不是一大堆宣言。必须在各地着手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我们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进行工作，而群众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即使有办得很好的全俄报纸，又有什么意义呢？烧不灭的荆棘老是在那里燃烧，总烧不完，但是它也不会烧着任何人！《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为创办全俄报纸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组织起来。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这种更具体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是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立刻准备工人的力量去游行示威，由地方组织在失业工人中经常进行工作（经常在他们中间散发传单，召集他们开会，号召他们反抗政府，等等）。我们要在各地着手进行生动的政治工作，而当在这个实际的基础上的统一成为必要的时候，那它就不会是人为的统一，不会是纸上的统一了。要把各地方的工作统一成为全俄的事业，这决不是报纸可以办到的！”（《革命前夜》第54页）我们在这一大段娓娓动听的议论中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地方，最突出地表明该文作者对我们的计划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他在这里用来反对《火星报》的全部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完全正确。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作者忽略了《火星报》在说明它的“计划”以前所作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火星报》继续写道：现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可敬的作者啊，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进行工作，而群众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同《自由》上常见的那种把有知识的工人同“群众”对立起来的根本错误的观点倒是一致的。近几年来，我们的所谓有知识的工人也“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要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群众就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进行抗议和斗争的一切尝试才能做得到。所以，一方面说“培植政治组织”，同时又把政治报纸的“纸上的事情”同“各地方的生动的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这简直是可笑的！而《火星报》正是要把自己的办报“计划”变成适应于培养这种“战斗决心”的“计划”，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骚乱、地方自治人士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愤”等等。凡是熟悉运动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地方组织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这里拟定的许多“生动的政治工作”是任何一个组织连一次也没有进行过的；例如，当有人提请大家注意地方自治机关的知识分子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在增长时，无论是纳杰日丁（他说，“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人士办的吗？”——《革命前夜》第129页），还是“经济派”（《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来信），还是许多实际工作者，都感到惊惶失措，困惑莫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促使人们想到这一切，促使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在当前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正常发行的全俄报纸不可。把《火星报》的“计划”看作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的人，完全不懂得计划的实质，竟把提出来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这些人没有用心想一想那两个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比喻。《火星报》上说过，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的一条基线。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块石头都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廊，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让他们去叫喊，说我们拉一条引线就是想发号施令吧！先生们，假使我们真想发号施令，那我们就不会写成“《火星报》创刊号”，而会写成“《工人报》第3号”了，正如有些同志曾经劝我们这样做的，并且我们在上面讲的那些事情发生后本来是有充分理由这样做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不受束缚地同一切假社会民主党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希望我们的引线（如果这条引线拉得正确的话）受到人们尊重是因为它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报拉的。尔·纳杰日丁教训我们说：“把地方活动统一到中央机关里来的问题，真是在迷宫里兜圈子；要统一，就需要成分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本身又只能由某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造成，但这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又只能是强有力的地方组织的产物，而目前各个地方组织又是并不一致的。”这个真理，也象什么要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真理一样可敬，一样不容争辩。这个真理同样又是没有意义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注：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请你们注意“专制”、“不受监督的权威”、“最高支配权”等等的这种可恶的表现吧。你们看，有人竟想掌握整个链条！！赶快写一份控诉书吧。你们可以用这个现成的主题给《工人事业》第12期写两篇社论了！］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线也能把石头恰到好处地砌在需要的地方（抽象地说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砌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共同的引线来砌，而是乱砌，敌人一吹就倒，好象这不是石头而是沙子。另一个比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注：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上引证了这段话的第一句（第10期第62页），就是不引第二句，好象是要借此着重说明他不愿意触及问题的实质或者不能理解这个实质。］这岂不象文人，即脱离实际工作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吗？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纳杰日丁不同意这一点，他说：“《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为创办全俄报纸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组织起来。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对的，对的，“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俄国有句谚语说：不要往井里吐痰，你也许要喝水的。但是也有人甘愿喝吐了痰的井水。为了这种更具体的事情，我们那些了不起的合法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工人思想报》崇拜者，真是什么坏话也说得出口！你看，我们的整个运动已被我们的狭隘眼界、消极态度和怯懦心理压抑到了何等地步，竟有人用什么“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的传统理由来为这些现象辩护！纳杰日丁自以为对“实际生活”特别敏感，他特别严厉地斥责“脱离实际的”人，责备（自以为很俏皮地责备）《火星报》爱把什么都看作“经济主义”，他自以为比正统派和批评派双方都高明得多，却没有发觉他提出这些论据只是助长了使他感到愤慨的那种狭隘性，没有发觉他喝的正是吐满了痰的井水！假使一个人没有明确的方向，象70年代的革命家那样“自发地”乱搞“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乱搞“土地恐怖手段”，乱敲“警钟”等等，那么，即使他极其诚恳地对狭隘性表示愤慨，极其热烈地想把崇拜狭隘性的人们拯救出来，那也是无济于事的。请看看他认为人民将在其周围“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那些“更具体的”事情吧：1．地方报纸；2．准备游行示威；3．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一眼就可看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完全偶然和随便抓来说说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来观察这些事情，要把它们看作特别能使人民“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东西，那是毫无道理的。要知道，就是这位纳杰日丁，在两页以后又说道：“现在我们只需指出一件事实：地方的工作做得非常差，各个委员会甚至没有做到它们所能够做到的十分之一……而现在我们所有的那些应起统一作用的中央组织却只是一种虚构，是革命的文牍主义，是互封领袖的把戏，在强有力的地方组织成长起来以前，情况会一直是这样。”这些话里除了夸张之处，无疑也含有许多痛苦的真理；但是，难道纳杰日丁竟看不见，地方工作做得非常差是同活动家的眼界狭小和活动范围狭小（这种现象在局限于地方组织范围内的活动家缺乏修养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有联系的吗？难道他也象《自由》上那篇论组织问题的文章的作者一样，忘记了随着转向广泛的地方报刊的工作（从1898年起），“经济主义”和“手工业方式”也特别加强起来的事实吗？即使创办“广泛的地方报刊”能够做得比较令人满意（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地方机关报也还是不能把革命家的一切力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去对专制制度发动总攻击，去领导统一的斗争。不要忘记，这里所谈的只是报纸的“集合”作用，组织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请维护分散状态的纳杰日丁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讽刺性问题：“我们有没有从什么地方得到过20万个革命组织人才这种遗产呢？”其次，决不能把“准备游行示威”同《火星报》的计划对立起来，因为这个计划正是把最广泛的游行示威当作目标之一；而问题却在于选择实践手段。在这里，纳杰日丁又弄糊涂了，他看不到只有已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军队才能“准备”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完全自发地进行的），而我们现在正是不善于去集合和组织。“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这也同样是糊涂观念，因为这个工作也是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是动员军队的计划。纳杰日丁在这里怎样忽视我们的分散状态和缺乏“20万个人才”所造成的危害，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纳杰日丁）责备《火星报》，说它很少登载有关失业工人的消息，说它只是偶尔登载一些农村生活中最平常的现象的通讯。这种责备是正确的，但是《火星报》在这方面真是“无辜的罪人”。我们极力想“把引线拉到”农村去，但是那里几乎根本没有石匠，于是我们只好鼓励每一个即使只能告诉我们一些平常事情的人，希望这样会增加这方面的撰稿人数，而最后总可以教会我们大家来选择真正突出的事实。但是可供学习的材料非常少，如果不把全俄各地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东西。毫无疑问，多少具有象纳杰日丁那样的鼓动才能和熟悉游民生活的人，是能通过他在失业工人中进行的鼓动来为运动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的，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设法把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告诉全体俄国同志，从而教育那些大部分还不会从事新的工作的人，给他们做出榜样，那他就是埋没了自己的才能。现在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在谈论统一的重要性，都在谈论“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对于究竟应当从何着手和怎样进行统一这件事却往往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想必大家都会同意：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城市中各单个小组，比如说各区的小组“统一起来”，那就需要有共同的机构，这就是说，不仅要有“联合会”这个共同的名称，并且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按区来分配任务，而且要按全城各种专业工作分配任务。每个人都会同意，巨大的秘密机构所要花的“本钱”（当然是既指物力又指人力）不是一个区可以支付得了的（假使可以用商业用语来表达的话），同时，专家的才能在这样狭小的场所也是无法施展的。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即使是象单个地区这样的场所也显得过分狭窄，而且在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用政治鼓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例子详细地证明过了。必须，绝对必须而且首先必须扩大这个场所，在经常的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来建立城市之间的实际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象是坐井观天”（用寄给《火星报》的一封信的作者的说法），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所以我要继续坚持说：这种实际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着手建立，这种报纸作为唯一经常进行工作的全俄事业，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推动人们沿着所有的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象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不断前进。假如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愿意统一，那就要使每个地方小组立刻分出比如四分之一的力量来积极参加共同的事业，而报纸立刻就会向它指明［注：附带条件：如果它同情该报的方向，认为参加该报的工作对事业有好处，同时把这种参加了解为不仅是参加文字工作，而且是参加任何革命工作的话。给《工人事业》加的注：在重视事业而不是重视民主制儿戏的革命家看来，在不把“表示同情”同最积极最实际地参加工作分开的革命家看来，这个附带条件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就会指明，在整个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点最突出，什么地方没有进行鼓动，什么地方联系差，在整个这部大机器中有哪些小齿轮是自己这个小组能够修理，或者能拿更好的齿轮来替换的。现在还没有做过工作而只是在找工作做的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就能不是以既不知道先前“工业”的发展情况、又不知道这种工业生产方式的概况的单个小作坊手工业者的身分，而是以反映对专制制度举行全面革命总攻击的广泛事业的参加者的身分来从事工作。每个小齿轮修整得愈好，为共同事业干零星工作的人愈多，我们的网也就会愈密，而不可避免的破坏在我们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愈小。单是发行报纸的工作（假使这种报纸真是名副其实，即定期出版，不象厚本杂志那样每月只出一次，而是每月出三四次），就能开始把实际的联系建立起来。现在，各城市之间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发生联系是极为罕见的，至少也是一种例外；而那时，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一种常见的事情，自然，它不仅能保证报纸的发行，并且还能保证（这更加重要得多）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流。组织工作的规模也就会马上扩大许多倍，而且一个地方的成就往往会鼓励在另一个地方活动的同志进一步改进工作，会推动他去利用现成的经验。地方工作就会比现在丰富得多、涉及面广得多：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材料，将为各种职业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工人提供精神食粮，将为举行各种各样问题的座谈和讲演提供材料和机会，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合法刊物上的暗示、社会上的议论、政府“羞羞答答的”报道中提出来的。每一次发动，每一次游行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评价和讨论，都会使大家不愿意落后于别人而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我们社会党人并不笼统反对任何竞赛，任何“竞争”！），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改变进攻计划等等。同时，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造成现在常见的情况，即每举行一次游行示威或每出版一号地方报纸，都会使所有的力量紧张到“拼死拼活的”地步，都会使所有的人去担风险。这是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不知道“根子”在什么地方，想找到“根子”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经常的共同工作能训练人们习惯于使每一次进攻的力量同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适应（现在，几乎谁也没有想到过这样做，因为进攻十之八九都是自发的），不仅便于从其他地方“调来”书刊，而且也便于“调来”革命力量。现在这些力量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往往消耗殆尽，而那时就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较有才干的鼓动员或组织员从甲地调到乙地。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务，用党的经费作短途来往，以后他们就会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定期在全俄各地发行。这种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涌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这就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质问我：“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征求意见，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从哲学上来深化早已深化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总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事变的任何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么一切都会顺利的。”［注：引自德·伊·皮萨列夫的《幼稚想法的失策》一文（见《皮萨列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147、148、149页）。——编者注］可惜，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对这种情况应当负最主要责任的，是那些以头脑清醒和“熟悉”“具体情况”自夸的合法批评和不合法“尾巴主义”的代表者。（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读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策略－计划”是反对立刻号召举行冲击，而要求组织好“对敌人要塞的正规围攻”，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我们由于《工人事业》从“经济主义”跳到高喊冲击（1901年4月在《〈工人事业〉杂志附刊》[105]第6期上）而嘲笑了它，当然，它也就猛烈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学理主义”，说我们不懂革命的职责，说我们不该号召大家谨慎从事，等等。当然，这样的责备出自一些毫无原则、只会用深奥的“策略－过程”支吾搪塞的人之口是丝毫不会使我们惊奇的；同样，对坚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一概抱着极其高傲的藐视态度的纳杰日丁重复这种责备，也是不会使我们惊奇的。据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纳杰日丁却拼命想使它重演，极力模仿特卡乔夫，大骂“革命文化主义”，高喊什么“敲警钟”，什么特别的“革命前夜的观点”等等。他显然忘记了一句名言：如果说历史事变的原本是一出悲剧，那么它的抄本就只是一出笑剧[106]。用特卡乔夫的说教准备起来的、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人的恐怖手段实行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曾经是了不起的，然而小特卡乔夫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却只能使人觉得可笑，尤其是再加上一个组织中等人的主张，就更显得特别可笑了。纳杰日丁写道：“假使《火星报》跳出它那文人习气的圈子，它就会看见，这〈象《火星报》第7号上一封工人的来信等等现象〉是一种征兆，它说明很快很快就会有‘冲击’开始，所以现在〈原文如此！〉来谈什么由全俄报纸牵线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瞧，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糊涂观念：一方面，主张实行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和“组织中等人”，同时又认为人们在“更具体的事情”如地方报纸的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另一方面，认为“现在”来谈全俄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现在”已经迟了！请问最可敬的尔·纳杰日丁，“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现在岂不是也迟了吗？请把这一点同《火星报》的观点和策略比较一下吧。《火星报》认为，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不值一提，至于说什么正是要把中等人组织起来和普遍创办地方报纸，这就是替“经济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应当谈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一直到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冲击开始以前，谈这个组织都不算迟。纳杰日丁继续写道：“的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情况非常不妙。《火星报》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都是志愿兵和起义者，这话完全正确……你们清醒地估计我们的实力，这很好。但同时你们为什么忘记，群众不是我们的，因此他们不会来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开始军事行动，就会‘骚乱起来’……群众自己以自发的破坏力量发动起来，就可能扰乱和排挤我们一直准备、但还没有来得及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进去的那个‘常备军’。”（黑体是我们用的）奇怪的逻辑！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纳杰日丁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以为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先生们，你们真是嫁祸于人，因为正是由于“自由社”把恐怖手段写在纲领中，这也就是在号召建立恐怖派的组织，而这种组织确实会使我们的军队不去同群众接近，可惜这些群众还不是我们的，可惜他们还不向我们请示或者很少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军事行动。纳杰日丁继续恐吓《火星报》说：“我们会把革命本身也错过去的，就象我们把目前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错过去了一样。”把这句话和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联系起来，就会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自由社”臆想出来的独特的“革命前夜的观点”［注：《革命前夜》第62页。］是很荒谬的。直截了当地说，独特的“观点”无非就是认为“现在”来议论和准备已经迟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要问问最可敬的反对“文人习气”的先生，您为什么要写132页“论述理论问题［注：顺便说说，尔·纳杰日丁在他的“理论问题评论”中，几乎没有拿出半点关于理论问题的东西来，只是说了下面一段从“革命前夜的观点”看来十分奇怪的议论：“在我们所处的时期，伯恩施坦主义就其整体而言已经失去其尖锐性，正象不管是阿达莫维奇先生能够证明司徒卢威先生应当隐退也好，或者相反，司徒卢威先生能够驳倒阿达莫维奇先生而不同意辞职也好，那都是毫无关系的，因为革命的‘时刻’到来了。”（第110页）尔·纳杰日丁极端忽视理论，在这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我们既然已经宣告了“革命前夜”，所以正统派是否能彻底击败批评派，那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这位才子竟不知道：正是在革命时期我们需要利用同批评派作理论斗争的成果来同他们的实践立场作坚决的斗争！］与策略问题”的文章呢？您是不是以为出版132000份简单地号召“杀呀！”的传单，就更符合“革命前夜的观点”呢？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象《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放在自己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从事编织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网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所记载的那些游行示威[107]，他们也没有错过。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所有的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游行示威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之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干扰，又不中敌人的诡计！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们特别坚决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注：《火星报》第4号所载《从何着手？》一文。纳杰日丁写道：“不是站在革命前夜的观点上的革命文化派，是丝毫也不会因长期的工作而感到不安的。”（第62页）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指出：假使我们不能制定出一种政治策略和组织计划，以确定很长时期的工作，同时利用这种长期工作的过程，使我们党在任何意外情况下，在事变进程无论怎样加速的情况下，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我们就简直会成为可怜的政治冒险家。只有从昨天起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纳杰日丁才会忘记，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造全人类的生活条件，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应当因长期工作的问题而“感到不安”。］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108]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事实上，可以想一想我们时常遇到的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全部遭到破坏的情况。在所有的地方组织缺乏一种共同的经常工作时，这样的破坏事件往往会使工作中断好几个月。如果所有的组织有了一种共同的工作，那么即使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也只要有两三个有干劲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组同总的中心取得联系，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目前也在很迅速地产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心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注：咳，真糟糕！我又脱口说出了“代办员”这个刺激马尔丁诺夫之流的民主主义耳朵的可怕名词！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名词没有使70年代的卓越的活动家们感到生气而使90年代的手工业者们感到生气呢？我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一切代办员都应当尽心竭力为之服务的共同事业；假如必须用另一个名词来代替它，那我也许只会选择“同事”这个名词，只是可惜这个名词会使人感到有点文人习气，并且意思上有点模糊不清。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化的代办员组织。不过，那些为数甚多的（特别是在国外）、喜欢“互封领袖”的马尔丁诺夫之流，尽可以不说“办护照的代办员”，而说“革命家护照供给事务局总办”等等。］，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象那些对它没有很好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注释：[102]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146。[10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中的下列事实：第一件事实：1897年夏，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曾同流放中的列宁商谈出版工人丛书的问题，为此列宁写了正文中提到的两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于1898年和1899年先后在日内瓦出版。第二件事实：1898年，被流放在图鲁汉斯克的尔·马尔托夫根据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写了小册子《俄国的工人事业》，于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第三件事实：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同列宁商谈《工人报》复刊的问题。正文中提到的几篇文章就是列宁为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第3号写的。第四件事实：1900年初，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倡议，并得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支持，曾打算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重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工人报》。1900年2月，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伊·克·拉拉扬茨赴莫斯科同列宁商谈，他建议正在筹办《火星报》的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参加代表大会，并负责编辑《工人报》。列宁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认为石开代表大会为时尚早（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84—285页），但是劳动解放社没有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委托列宁代表它出席，并从国外给他寄去了委托书。由于警察在1900年4—5月间进行了大逮捕，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前来出席拟于1900年春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只有崩得、南方工人社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三个组织的代表。列宁在这里提到的事实，正是按它们实际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的。他在脚注中说“我们故意不按这些事实发生的先后排列”，是出于保密的考虑。——150。[104]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他们于1903年10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同盟撤销为止。——150。[105]《〈工人事业〉杂志附刊》（《Листок《РабочегоДела》》）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不定期附刊，1900年6月—1901年7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8期。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称《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是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派别的巢穴，对《〈工人事业〉杂志附刊》第6期上的文章《历史性的转变》进行了尖锐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上发表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一文是对列宁的批判的答复。——164。[106]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下面一段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164。[107]1901年11—12月，俄国许多城市掀起了得到工人支持的大学生游行示威的浪潮。在下诺夫哥罗德（抗议政府无理驱逐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莫斯科（抗议政府当局禁止举行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晚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在基辅、哈尔科夫、彼得堡等地也发生了大学生集会和学潮。有关这些情况的报道均载于《火星报》1901年12月20日第13号和1902年1月1日第14号《我们的社会生活》栏。列宁的《游行示威开始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33—336页）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游行示威》（见《火星报》第14号）专门对此进行了评论。——167。[108]扬尼恰尔是14世纪土耳其的正规步兵，是苏丹专制政府的一支最重要的警察部队，以残酷闻名，1826年被解散。列宁把沙皇的警察叫作扬尼恰尔。——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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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四）组织工作的规模（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我们上面已把《工人事业》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等论调，都一一分析过了。这些论调表明，它们不仅对我们的政治任务，而且对我们的组织任务都持有狭隘的见解。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性质自然而且必然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因此，《工人事业》的上述论调，不仅把政治活动的狭隘性，而且也把组织工作的狭隘性神圣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事业》一如既往，是一个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不了解我们的组织工作多么狭隘和原始，不了解我们在这一重要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病症。当然，这不是衰落中的病症，而是成长中的病症。但正是在目前，在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淹没时，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同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进行最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促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准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中间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它。（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1894—1901年间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片断来作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理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步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作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象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作一群农民操起木棒去进攻现代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尽管作战的人这样毫无训练，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发展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这种行动实际上从1896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党人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两个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装备精良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适当的地方去。于是大暴行连连发生，牵连的人数众多，地方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性质，使工作上的任何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员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界狭小，这些都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态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躲开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症，——这是每一个稍微了解一点运动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了解运动情况的读者不致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症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不要因引文太长而埋怨我们。波—夫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写道：“如果说，逐渐向更广泛的实际行动的过渡，即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过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这一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注：所有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进步，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这种缺少优秀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而且无疑也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短缺。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到破坏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证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83]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显然，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自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成长中的病症的这个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之一的“经济主义”是有联系的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这一点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一露头，无疑就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就说明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就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这种企图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当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注：《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特别是给普列汉诺夫的《回答》。］（而同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这种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连最缺乏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此完全不必建立什么用坚定而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要我们大家操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注：小册子《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载于俄国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84]。这本小册子基辅委员会也翻印过。］，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注：《革命主义的复活》一书和《自由》。］。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我们刚才摘引了波—夫的话：“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这种“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工人事业》编辑部对波—夫那篇文章的评语），对于我们有双重的价值。它表明，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因是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经济派”来信（《火星报》第12号）的作者们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所谓轻视自发因素和平凡的日常斗争的意义的危险，所谓策略－过程等等的各种论调，正好就是对手工业方式的歌颂和维护。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经验和不开展状态的崇拜称为“对实际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实际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策略－过程”！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当前“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而人们却继续向我们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再说一遍：这种“对实际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的“敏感”一样，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请你们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纳尔苏修斯[85]式的”高傲态度来教训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一段话吧：“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即争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实际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小组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业〉编辑部的回答》第24页）但是，先生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一词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标记，以为求实精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象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万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务，来缩小“工人小组”的毅力和活动范围。这不是手工业者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又是什么呢？你们爱以求实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毅力，甚至个人的毅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会有70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修养吗？但我们正在提高修养，还要继续提高修养，而且一定会具备很好的修养的！固然，不幸的是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泛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地注视着（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86]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真正革命的理论的俄国革命家，他们依靠真正革命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勇士般的力量。为此，只需要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缩小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人中间，都受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驳斥《工人事业》的话：“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工人事业》回答道：“《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工人事业》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版以前，就不仅号召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为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当前政治要求的斗争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运来了自己的出版物，供当时在俄国活动的同志们作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之用”……（顺便指出，你们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最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经济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缩小了的鼓动看作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先生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种论据恰巧证明，在只有这种唯一的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版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进行斗争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说一致认定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吗？多么宝贵的一致啊！）……“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组织’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联合会做了国外组织一般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人事业》第10期第15页）这种逃避问题的说法是徒劳无益的！你们确实做过你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没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在还要断言，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由于你们目光短浅而被缩小了。至于谈论什么建立“战斗组织”来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那就是可笑的了。但是，假使读者要想看到“经济派”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绝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折中主义的不稳定的《工人事业》，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增刊》第13页上写道：“关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现在要讲几句话。固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屡次实际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的充分决心。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至今还弄不清楚‘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这样一个问题。”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贬义的崇拜者）的这种极为轻视同警察作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甘愿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护，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赞成这种奇怪结论的人，一定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但是，如果有人，例如马尔丁诺夫，对这种结论也不表赞同，那只是因为他不善于或没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己的论点而已。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的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难道那些丝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吗？况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同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书刊上反映很少，但在我们“政治家”同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谈话和争论时却谈得很多。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谈一下。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引一段话来结束我们关于手工业方式同“经济主义”有联系这个见解的说明。N．N．先生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这最后几个字作者加上了着重标记，并且对“道路”一词加了这样的注释：“这种情况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说的不是密谋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吗？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和请愿吗？”（《指南》第59页）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们不必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应当鼓励和促进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不太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更加需要，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秘密的（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会把“革命家的组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例如，我现在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派”谈话的情形[87]。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实现”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个“经济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有过什么共同的意见了！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派”在组织任务方面也象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区别吧。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也象工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同前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当尽量密切些，尽量简单些），但在自由国家里，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是根本不会混同的。在俄国，乍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碰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碰到”会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我们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同伙拼命谈论第一种“碰到”，而没有看到第二种“碰到”）。的确，请你们想象一下那些99％埋头于“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人吧。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他们活动的整个时期（4—6个月），一次也不会碰到必须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组织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大概会“碰到”较为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书刊，从中得到“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新榜样，一个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这种人也许认为：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舞台，从而走上工人运动舞台的时间愈晚，社会党人也就愈能参加并帮助工会运动，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就可能而且应当愈少。如果到此为止，那么这个推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这种人还走得更远，妄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融合起来。我们拿《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章程》为例就可以马上看出，这种妄想对于我们的组织计划产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参加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里，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象德国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了，并且毫无疑问，我们迅速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本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合法化的旗帜已经由瓦西里耶夫之流和祖巴托夫之流打出来了，奥泽罗夫之流和沃尔姆斯之流的先生们也已经答应支持合法化，而且已经给以支持；在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新潮流的信徒。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未必会有两种意见。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祖巴托夫之流和瓦西里耶夫之流、宪兵和神父参加这个潮流的一切事实揭露出来，把这些参加者的真正意图讲给工人听。同时我们还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演说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调和的、“和谐的”论调，不管他们提倡这些论调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结上司，或者只是由于笨拙无能。最后，我们还应当提醒工人，使他们不要落入警察经常设置的圈套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集会上和允许存在的团体内侦查“过激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也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说：先生们！努力干吧，努力干吧！既然你们想设置圈套来陷害工人（无论是用直接挑衅的手段也好，还是用“司徒卢威主义”来“诚实地”腐蚀工人也好），那我们就要设法揭穿你们。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虽然表现的形式是极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但终究是前进了一步），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那才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合法团体的出现，在这些团体里，不会是奸细抓住社会党人，而是社会党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之流[88]从事温室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注：《工人事业》因《火星报》清除莠草而怒气冲冲地攻击《火星报》说：“在《火星报》看来，目前时局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些重大的事件（春季事件），而是祖巴托夫的奸细想使工人运动‘合法化’的那些可怜的尝试。《火星报》没有看到，这种事实正是表明《火星报》的意见是错误的；这种事实正是证明工人运动已具有使政府感到十分可怕的规模。”（《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一切都归咎于这帮“对于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熟视无睹的”正统派的“教条主义”。他们硬是不愿意看一尺高的小麦，却一味去同一寸高的莠草作斗争！这难道不是“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持错误的见解”（同上，第27页）吗？］。总之，我们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但是，假如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哪怕是部分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会很高兴，为此我们要尽量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结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必须弄清楚彼得堡的“经济派”几乎已经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组织计划的荒谬性。这个计划既在1897年7月的《工人储金会章程》上（《〈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6页——转载自《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作了说明，又在1900年10月的《工人联合会章程》上（曾在圣彼得堡印成传单，《火星报》创刊号上也曾经谈到它）作了说明。这两个章程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广泛的工人组织作了细节方面的规定并且把这种组织同革命家组织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拿比较详尽的第二个章程来看。这个章程共52条，其中有23条是说明组织结构、办事细则以及“工人小组”的权限的，这些小组设在每个工厂内（“每组不超过10人”）并由它们来选举“（工厂）中心小组”。第2条上说：“中心小组应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本厂大事记。”“中心小组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17条），等等。有10条专讲“区组织”，有19条专讲“工人组织委员会”和“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委员会”（由各区以及各“执行组”即“宣传组、外省联络组、国外联络组、贮藏组、出版组和储金组”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民主党等于负责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经济派”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嘴上说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写出来的却是这样的组织章程，这就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在50多条章程中间，没有一条证明他们稍微懂得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整个面貌。按照这样的章程，不仅政治的目的，甚至工联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工联的目的要求按职业组织起来，而在章程里连这一点也根本没有提到。大概最令人注目的是这整个“体系”的惊人的烦琐，企图在三级选举制下，用千篇一律和琐碎得可笑的条例构成的固定线索，把每个工厂同“委员会”联系起来。在这里，备受“经济主义”狭小眼界限制的思想，又沉溺到充满公事程序和文牍主义的烦琐条文中了。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工厂中都设有中心小组的这种“秘密”组织倒使宪兵易于进行广泛破坏。波兰的同志已经经历过大家都热中于普遍设立工人储金会这样一个运动的阶段，但是当他们弄清楚这只能使宪兵获得丰收时，他们就马上放弃了这种思想。假使我们想有广泛的工人组织，同时又不愿意遭到广泛破坏，不愿意使宪兵满意，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使这些组织完全不具有什么固定的形式。这样，它们能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呢？那就看看这些职能吧：“……注意工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工厂大事记。”（章程第2条）难道这一定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吗？难道不组织任何专门的团体而用在秘密报纸上登载通讯的方法就不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吗？“……领导工人为改善他们在工厂内的状况而斗争。”（章程第3条）这也用不着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每一个头脑稍微清楚的鼓动员都可以从闲谈中确切地打听出来，而打听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要求告诉那个狭小的而不是广泛的革命家组织，以便印发相应的传单。“……组织储金会……每一卢布工资交纳两戈比会费”（第9条），——并且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17条），把不交会费的会员除名（第10条），等等。在警察看来，这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这样一来，要摸透“工厂中心储金会”的一切秘密，要没收它们的金钱，要逮捕一切优秀分子就容易极了。发行价值一戈比或两戈比的印花，盖上某个（很狭小的很秘密的）组织的图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实行募捐，在秘密报纸上用某种暗语把捐款账目公布出来，这岂不是更简便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宪兵要找到线索就困难百倍了。我本来还可以拿章程作为例子继续进行分析，但是我认为讲得已经够了。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象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有人会反驳我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甚至连固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追求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象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这种革命家组织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详细谈谈。但是，我们首先还要分析一下我们的恐怖派的一段极其典型的议论，他在这里又成了（真是时运不佳！）“经济派”的近邻。在供工人阅读的《自由》（第1期）上，载有一篇题为《组织》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想为他那些老相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经济派”辩护。他写道：“群众一声不响，没有觉悟，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你们看，学生们离开大学城，各自回家过节或过夏天，于是工人运动也就停顿下来。难道这种从旁推动的工人运动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吗？哪里能够呢……它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学生各自回家，运动就停止；牛奶一失去精华，立刻就变酸；‘委员会’被破坏，当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又是一片沉寂；至于将要建立起什么样的委员会，还不得而知，——也许同先前的完全不一样：先前的委员会说一套，新成立的委员会又会另说一套。过去和将来之间失掉联系，过去的经验不能为将来所借鉴。这都是由于在深处，在群众中间没有根子；做工作的不是百来个蠢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只要一个组织能够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那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第63页）事实描写得倒是对的。我们的手工业方式的情景描绘得倒还不错。但结论却和《工人思想报》一样糊涂，在政治上一样不妥当。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同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这个结论在政治上非常不妥当，因为作者并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而是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这是一种想把我们在组织方面拉向后退的企图，正象那种主张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代替政治鼓动工作的思想在政治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一样。现在我真是感到有点应接不暇，真不知从何着手来分析《自由》奉送给我们的这样一大堆糊涂观念，为了清楚起见，我就先举例来说吧。就拿德国人作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啊！在国会中曾经不止一次听见敌对党的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样的民主派！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帮首领。一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呢！”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德国人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伍中，也有过一些蛊惑家，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蠢人”，把他们抬高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发他们（象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布对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由于它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形形色色的蛊惑家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充分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象伊万努什卡那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的，这是很糟糕的！”“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中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象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是的，是的！你们不要马上叫喊起来，说我进行论战时采取了“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怀疑你们心地纯洁。我已经说过，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家。但是我也指出，你们已经堕落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终都要不停地重复说，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的莫过于蛊惑人心地诱惑群众，而群众只有在经过最痛苦的教训之后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所以，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口号应当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自由》，又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工人事业》（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我们谈到“从旁推动”以及《自由》关于组织问题的其他各种议论时所说的一切，是完全适用于包括“工人事业派”在内的一切“经济派”的，因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积极宣传和维护这种关于组织问题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则滑到这种观点上去了。］）。“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容易些。”这个了不起的真理（对于你们提出这个真理，百来个蠢人总是会拍手叫好的），看来好象是不辩自明的，这只是因为你们在议论时从一个问题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去。你们开始谈论并且继续还在谈论捕捉“委员会”，捕捉“组织”的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跳到捕捉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上去了。当然，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上万的根子，但现在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一点。就“在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即使现在也无法“捕捉”我们，尽管我们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组织”被捕捉的情况，这种情况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们既然已经提出了组织被捕捉的问题，并且不愿离开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搞“反民主制”等等，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意见。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请我们的“经济派”、恐怖派和“经济派兼恐怖派”［注：这个名词也许比前面那个名词更适用于《自由》，因为它在《革命主义的复活》中所维护的是恐怖主义，而在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中所维护的却是“经济主义”。事与愿违！——对《自由》，一般可以这样说。天赋很高，愿望很好，结果却是一团糟。所以会一团糟，主要是因为《自由》维护组织的继承性，却不愿意承认革命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性。极力想使职业革命家复活起来（《革命主义的复活》），为此却又主张：第一，采取激发性的恐怖手段；第二，“把中等工人组织起来”（《自由》第1期第66页及以下各页），使他们尽量少“被人从旁推动”，——这实际上就等于为了让自己的房子暖和而把房子本身拆掉当柴烧了。］来反驳这几点吧，我现在只想谈谈其中的最后两点。捕捉“十来个聪明人”和捕捉“百来个蠢人”的难易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个问题：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的组织。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不会一味为手工业方式“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报刊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游行示威为止，也都是如此。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严格专业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这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地参加游行示威这件事受到损害，反而会使它得到很大好处（我知道有人会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民主”，我在下面就要详细来答复这个极不聪明的反驳）。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的确，这种认识已经极其模糊了。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一个人在理论问题上软弱无力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他与其说象人民的代言人，不如说象工联书记，他不善于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肃然起敬，而且在自己的专业技巧即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没有经验，笨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是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89]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90]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四）组织工作的规模我们在前面听见波—夫说道：“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这个事实未必有谁会否认。可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来解释这个事实。波—夫写道：“我们不去说明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而仅仅指出：被长期的政治反动所败坏、被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搞得分崩离析的社会，从自己队伍里选拔出来胜任革命工作的人实在太少了；工人阶级选拔出一些工人革命家来部分地补充秘密组织的队伍，但这种革命家的人数还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况且，在工厂做11个半小时工的工人，按他的情况来说，多半只能履行鼓动员的职能；至于宣传和组织、运送和翻印秘密书刊、印发传单等等工作的重担，就不免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工人事业》第6期第38—39页）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同意波—夫的这种意见，尤其不同意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话，因为这些话特别突出地表明：波—夫虽然也由于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而深感痛苦（也象每一个动过点脑筋的实际工作者一样），但他由于受“经济主义”的束缚而不能找到摆脱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的出路。不，社会选拔出来的胜任“工作”的人极多，但我们不善于利用所有这些人。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各种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产生出更多的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虽然还没有被一切人意识到，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这是波—夫也承认的），并且落后于人民各阶层中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增长。（顺便提一下，现在波—夫想必会承认这个意见也是对他那个结论的补充吧。）革命工作的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太狭小了，它受“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可悲的理论的束缚实在太厉害了。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工作的人，而且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注：例如，近来在军界可以看到民主精神显然活跃起来的现象，这里部分原因是他们愈来愈多地同工人和学生这种“敌人”进行了街头斗争。所以，只要现有力量许可，我们一定要对士兵和军官中的宣传和鼓动，对建立属于我们党的“军事组织”给予严重注意。］未必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人去担任的。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对这个缺点，波—夫非常痛苦而又非常公正地表示了不满。整个事业中的各道“工序”分得愈细，也就愈容易找到能够完成这些工序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愈难“捕捉”所有这些“干零星工作的人”，愈难借小事捕人来制造“案件”，以抵补国库的“治安”费用。至于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的数目，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来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工作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注：我记得有一个同志曾转告我说，有一位愿意帮助并且确实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工厂视察员诉苦说，他不知道他的“情报”是否传给了真正的革命中心，他的帮助究竟有多大的需要，他那种细小的零碎的帮助究竟有多少被利用的机会。当然，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曾经不止一次使我们失去同盟者。能够并且确实会给我们这种从个别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的帮助的，不仅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宫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所有这些“帮手”去担风险，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专门培养一批人来担任这样的职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帮手”的身分，即以官吏的身分所能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革命家的身分所给的更多。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愈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就会愈坚定，愈普遍，——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害怕大量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恰恰相反，正是在现在这种手工业方式盛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倒是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趋向于《信条》的路线，他们不过还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罢了）。总而言之，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波—夫自己虽然出色地描写了专业化的全部必要性，但我们认为他在上述那段议论的后半部却对专业化估计不足。他说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人数不足。这话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当前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危机的方法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个事实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在讨论我们对工人的义务问题时我们往往被赐予的那种“教育”，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个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同知识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远不是这样容易，远不是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象“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同政治问题、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组织就想到必须弯下腰来，实际上这毋宁说是对工人的侮辱。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难道在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吗？难道大家不是都认为知识分子也需要通俗读物吗？难道不是有人在写这种读物吗？但是，假定说，一个作者在他写的一篇论大学生或中学生组织问题的文章中，象有什么新发现似的再三说明，必须首先把“中等大学生”组织起来，这样的作者一定会受到讥笑，并且理应受到讥笑。人们会对他说：假如你在组织方面真有什么见解，那么就请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至于我们中间谁是“中等人”，谁高些，谁低些，到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弄得清楚的。如果你在组织方面没有自己的见解，那么你硬要谈什么“群众”和“中等人”，就只能是些枯燥无味的玩意儿。你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当训练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学生），以便有可能同他们来谈这些问题，但你既然谈到了这些问题，那就要作出真正的回答来，而不要倒退，退到“中等人”或“群众”那里去，不要拿一些花言巧语来敷衍塞责。［注：《自由》第1期上所载《组织》一文（第66页）中说：“工人大众将用他们沉重的脚步来支持以俄国劳动界名义提出的一切要求”——“劳动界”这个词一定要大写！该文作者又高喊道：“我一点也不敌视知识分子，但是”……（这就是谢德林把它翻译成“耳朵不会高过额头”的那个但是！）[91]……“但是当一个人跑来讲许多非常漂亮动听的话，并且因自己的〈他的？〉漂亮和其他可取之处而要求别人接受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第62页）是的，这也使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因此，波—夫说工人既然在工厂中要做11个半小时的工，所以其他各种革命职能（除鼓动之外）的“重担就不免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就是不正确的了。完全不是“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每一个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自己的人才，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精心培育的人才。请看看德国人吧：他们拥有的人才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非常懂得，并不是经常能从“中等人”中选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的。所以他们总是立即设法为每一个能干的工人创造条件，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充分的运用。他们使他成为职业鼓动员，鼓励他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验和技能，他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这些领袖一样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在同训练有素的大批敌人作顽强斗争时不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倍倍尔和奥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11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在这几方面，也象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同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有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派”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升到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别害怕，先生们！请记住：我们的组织水平非常低，连我们可能提得太高这种想法都是荒谬的！（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可是，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对“生活的呼声”非常敏感，以至最怕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责备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是“民意主义”，是不懂“民主制”等等。我们必须谈谈这种责备，而对于这种责备，《工人事业》当然也是附和的。笔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经济派”早就责备过《工人报》是民意主义（把《工人报》同《工人思想报》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火星报》创刊不久，当一个同志对我们说某城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火星报》为“民意主义”机关报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这种责备当然只会使我们感到荣幸。因为，哪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曾被“经济派”指责为民意主义呢？这种责备是由两种误解引起的。第一，在我国，人们很不熟悉革命运动史，竟把凡是主张建立一种向沙皇制度坚决宣战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但是，70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根本不是民意党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后来分裂为土地平分派和民意党人的那些土地自由派[92]建立起来的。所以，把战斗的革命组织看作民意党人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因为任何革命派别，如果真想作严肃的斗争，就非有这样的组织不行。民意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极力想把一切心怀不满的人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引导这个组织去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依靠的理论，实质上并不是革命的理论，又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丝毫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按“司徒卢威主义”[93]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认为，群众性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发生解除了我们建立一个象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样好的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恰恰相反，这个运动正是加给了我们这样的责任，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第二，有许多人，看来波·克里切夫斯基也包括在内（《工人事业》第10期第18页），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进行的反对用“密谋主义”观点对待政治斗争的论战了解得不正确。当然，我们一向反对，并且始终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注：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21页，驳彼·拉·拉甫罗夫。（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0—441页。——编者注）］，但是，不言而喻，这决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例如在脚注中提到的那本小册子里，除了进行论战来反对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之外，还描绘出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一种非常坚强的组织的轮廓，这种组织能够“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而采取“起义”以及任何“其他进攻手段”［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2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2页。——编者注）这里我们还要顺便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工人事业》或者是不懂得自己所讲的话，或者是“看风使舵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工人事业》第1期上，有一句用黑体刊印的话：“该小册子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同《工人事业》编辑部的纲领完全一致。”（第142页）真的吗？群众运动不能以推翻专制制度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理论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阶段论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请读者判断一下，象这样独特地了解“一致”这个词的机关报，能否说它有什么原则坚定性呢？］。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责备，也象说我们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引以为荣的。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样一种把秘密活动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严守秘密的组织，这样一种必须集中化的组织，也许会过分轻易地举行过早的进攻，也许会轻率地使运动激化起来，而当时政治不满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怒潮的高涨等等还没有达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步。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抽象地说，当然不能否认战斗组织可能会去作轻率的战斗，这可能会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决不能只作抽象的推测，因为任何一次战斗抽象地说都有失败的可能性，而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到现代俄国条件这个具体基点上，就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而现在正是在缺乏这种组织的情况下，在革命运动迅速地自发增长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它们是应该“殊途同归”的）：一会儿是毫无根据的“经济主义”和稳健的说教，一会儿是同样毫无根据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即企图“在虽然已发展和加强起来、但还近于开端而不近于结局的运动中，人为地引起运动结束的征兆”（维·查·的文章，《曙光》第2—3期合刊第353页）。《工人事业》的例子表明，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屈从于这两个极端了。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永远也不能使革命家感到满意，于是也就始终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产生两个相反的极端。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其次，有人还会反驳我们说：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如果说前面那个责备是俄国的特殊产物，那么这个责备就带有国外的特点。只有国外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除向自己的编辑部发出其他指示外，还能发出下面这样的指示：“组织原则。为了社会民主党的顺利发展和统一，必须强调、发展和维护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原则，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在我们党内发现了反民主倾向。”（《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关于《工人事业》究竟怎样同《火星报》的“反民主倾向”作斗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现在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经济派”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在“广大的”革命者中间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已经看到波—夫怎样痛苦地抱怨这一点，他完全正确地要求“严格地选择成员”（《工人事业》第6期第42页）。可是有一些以“对实际生活的敏感”自夸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的不是必须严守秘密和极其严格地（因而也就是比较狭隘地）选择成员，而是“广泛民主原则”！这真是胡说八道。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第1条写道：“凡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既然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就象戏剧舞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那么一个人承认不承认党纲，帮助党还是反对党，大家都可以从报纸上，从公众集会上看得出来。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把这种情况拿到我们专制制度的国家中来试试看吧！要所有“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我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所讲的那些响亮词句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而去拟定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的“纸上”章程。只有在国外，由于没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实际工作来做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这种“民主制的儿戏”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广泛流行。《工人事业》所惯用的手段，就是提出在革命事业中实行民主制这种体面的“原则”，为了向读者表明这种手段是毫不体面的，我们还要再找一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就是伦敦《前夕》杂志的编辑叶·谢列布里亚科夫，他非常同情《工人事业》而极端仇视普列汉诺夫和“普列汉诺夫派”。《前夕》在论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问题的文章中，曾经坚决地站在《工人事业》一边，用一大堆抱怨的话来攻击普列汉诺夫[94]。因此，这个见证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更有价值。在《前夕》第7期（1899年7月）所载的《论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一文中，叶·谢列布里亚科夫指出，“在严肃的革命运动中”提出什么“妄自尊大、领袖地位以及所谓阿雷奥帕格[95]”的问题是“不体面的”，他写道：“梅什金、罗加乔夫、热里雅鲍夫、米哈伊洛夫、佩罗夫斯卡娅、菲格涅尔等人，从来也没有以领袖自居，而且谁也没有选举过他们，没有委任过他们，但他们确实是些领袖，因为无论在宣传时期或在同政府斗争时期，他们都担负最艰巨的工作，总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并且他们的活动也最有成效。他们的领袖地位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来的，而是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的结果。害怕什么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运动的阿雷奥帕格（如果不害怕，又为什么要写它呢），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谁会听从它呢？”我们要问问读者：“阿雷奥帕格”同“反民主倾向”有什么区别呢？很明显，《工人事业》的“体面的”组织原则恰恰是既很幼稚，又不体面。说它幼稚，是因为谁也不会听从“阿雷奥帕格”或者有“反民主倾向”的人，除非“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说它不体面，是因为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利用一部分人爱慕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一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相当普遍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你们要是注意到这一切，那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倾向”的论调和决议散发出来的那种在国外玩弄领袖儿戏的气味，该是多么腐臭啊！还必须指出，这种论调的另一种根源，即幼稚，也是由于人们对民主这个观念认识不清而造成的。在维伯夫妇论英国工联的书里有一章《原始的民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里写道，英国工人在他们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大家来担负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仅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只有通过长期的历史经验，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表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只有工会的钱库遭到几次破产，工人才懂得，所交会费和所得津贴之间的比例问题不能单用民主表决来决定，还要征求保险业专家的意见。其次，你们读一读考茨基论议会制度和人民立法的那本书［注：指《议会政治、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结论同“自发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多年实践的教训是相吻合的。考茨基坚决斥责里廷豪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嘲笑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人，证明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就必须有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和专职的国会议员等等，抨击“无政府主义者和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这些人为了“哗众取宠”而鼓吹直接的人民立法制，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采用这种制度的可能。凡是在我们运动中实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原始的”民主观点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广为流行。这种观点也渗透到章程和书刊中去是不足为怪的。伯恩施坦派的“经济派”在自己的章程上写道：“第10条。与整个联合会利益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全体会员的多数决定。”恐怖派的“经济派”也重复他们的话：“委员会的决议须经所有小组通过才能生效。”（《自由》第1期第67页）请注意，这种普遍采用全民投票的要求，是作为按选举原则建立整个组织的要求的补充而提出的！当然，我们远没有因此而责备实际工作者的意思，因为他们认识真正民主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的机会太少了。但是，妄想起领导作用的《工人事业》在这种条件下只限于提出广泛民主原则的决议，我们怎么能够不说这只是“哗众取宠”呢？（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如果说反对这里所叙述的组织计划，认为这种组织不合乎民主制并带有密谋性质的意见已经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还有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值得详细探讨的。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化的组织，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从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说：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埋头于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不会削弱，而会既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我们就拿中央机关报和地方机关报问题来谈吧，同时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把报纸工作当作一个例子来说明更广泛更复杂得多的一般革命事业。在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时期（1896—1898年），地方活动家曾试图创办全俄的机关报《工人报》；在下一个时期（1898—1900年），运动前进了一大步，但领导者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地方机关报的工作上了。假使把所有的地方机关报加在一起，那么大致说来每月只出一号。［注：见《向巴黎代表大会的报告》[96]第14页：“从那时（1897年）起到1900年春止，在不同的地方总共出版了30号不同的报纸……平均每个月出版一号以上。”］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手工业方式吗？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说明我们的革命组织落后于运动的自发高潮吗？假使同样多号数的报纸不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团体而是由统一的组织来出版，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节省大批人力，并且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但无论是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可惜，直到现在多半还是这样），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唐·吉诃德精神[97]的政论家，都往往忽略这个简单的道理。实际工作者通常满足于这样的看法：地方活动家要办全俄报纸是“困难”的［注：这种困难只是表面上的。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小组不能积极地担负起全俄的工作的某一职能。“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有地方报纸总比没有任何报纸要好些。后面这个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承认地方报纸一般是有重要作用和很大好处这一点上，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但现在所说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能否摆脱全俄国两年半出版30号地方报纸所明显地反映出来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请你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地方报纸一般有好处这种无庸置辩、但是过于笼统的议论上面，应当也有勇气公开承认两年半的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地方报纸的消极方面。这种经验证明：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在原则上不坚定，在政治上无意义，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意（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定期性）。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散状态一方面是地方报纸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的原因，另一方面它又靠这种优势而得以维持下去。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无力保证自己的报纸具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无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国家里，通常主张必须出版许多地方报纸，理由是报纸由地方工人印刷，价格便宜，并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消息，而在我们俄国，正象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理由却成了反对地方报纸的根据。地方报纸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出版次数又特别少，其原因很简单：办秘密报纸，无论规模多么小，总要有庞大的秘密机构，而这种机构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构来的。秘密机构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精光，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良好的秘密机构，要求革命家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和极严格的分工，而这两个要求对于单个的地方组织来说，无论当时力量多么强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要说我们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专门的地方利益，也不是地方机关报能够给予更好照顾的。这乍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实际上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两年半的经验已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谁都会承认，假使把出版了30号报纸的全部地方力量都用来办一个报纸，那么这个报纸就会很容易地出60号，甚至100号，因而也会更充分地反映出运动的纯粹地方性质的一切特征。这种创建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使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工作是必要的，必须使每个地方小组都考虑并且积极从事这种工作，不要等待外力的推动，不要迷信地方机关报容易办和接近地方，其实，根据我们的革命工作经验来看，这些优点大都是虚幻的。所以，那些自以为特别接近实际工作者的政论家实际上对实际工作起着不好的作用，他们看不见这种虚幻性，却用一种极其廉价和极其空洞的议论来支吾搪塞，说什么需要有地方报纸，需要有地区报纸，需要有全俄报纸。当然，一般说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既然是要解决具体的组织问题，也就需要想一想环境和时间的条件。例如，《自由》（第1期第68页）在专门“谈论报纸问题”的时候竟说：“我们觉得，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应当有本地的工人报纸，不是从别的地方运来而是本地出版的工人报纸。”这难道不是地道的唐·吉诃德精神吗？假使这位政论家不愿意考虑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那就请读者来替他考虑考虑吧：俄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如果真是每个地方组织都来创办本地的报纸，那就会使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永世长存了！这种分散状态会使我国的宪兵轻而易举地——不费“稍大的”力气就在地方活动家一开始活动时把他们抓走，而不等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家！该文作者继续写道：在全俄的报纸上叙述“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主的卑鄙勾当和“工厂的生活琐事”是没有趣味的，而“奥廖尔人读到奥廖尔本城的消息时，就一点也不会感到枯燥无味了。他每次知道把谁‘骂了一顿’，把谁‘揍了一顿’，精神就会振作起来”。（第69页）不错，奥廖尔人是会精神振作起来的，可是我们的这位政论家的思想也未免太“振作”了。这种为舍本逐末习气辩护的态度是否适当呢？——这才是他应当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在承认工厂揭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方面，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人，可是要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读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报》上的彼得堡通讯时也都感到枯燥无味了。为了在各地进行工厂揭露工作，我们一向都印发传单，并且将来也一直要印发，但是报纸这种出版物，我们应当把它提高，而不应当把它降低到工厂传单的水平。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不是“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重大的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用的是特别突出的事例，所以它们能够使全体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兴趣，能够真正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促使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觉醒起来。“其次，在地方报纸上能把工厂主管或其他当局的一切卑鄙勾当立即当场揪住。可是共同的报纸离得很远，等一个消息传到的时候，本地方的人早已把它忘记了：‘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咳，记不起来了！’”（同上）是啊，记不起来了！我们从这同一个材料中知道：两年半出版的30号报纸是在6个城市印行的。这就是说，平均一个城市半年出版一号报纸！即使我们的这位轻率的政论家在自己的设想中把地方工作的效率提高两倍（这对中等城市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在手工业方式范围内是无法大大提高效率的），那么结果也不过是两个月出版一号，也就是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当场揪住”。但是，如果十个地方组织联合起来，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积极筹办一个共同的报纸，那就可以把全俄各地发生的一些并非琐事而是真正突出的典型的丑恶现象每两星期“揪住”一次。这是任何一个熟悉我们各地组织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至于要在犯罪的现场揪住敌人，假如说的是正经话而不是哗众取宠，那就根本不是秘密报纸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暗中散发传单才可以做到，因为要做到在现场揪住的最长期限往往是不超过一两天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罢工，或工厂中的格斗，或游行示威等等）。“工人不仅是在工厂内生活，并且是在城市内生活”，——我们的这位作者继续写道，他用一种连波里斯·克里切夫斯基也自愧不如的彻底性从局部问题上升到了一般问题。于是他就指出城市杜马、城市医院、城市学校等问题，要求工人报纸不要用缄默来回避城市的一般情况。这个要求本身是很好的，但它特别明显地表明人们在谈论地方报纸问题时往往只限于发表空洞、抽象的议论。第一，如果真是“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一种辟有《自由》所要求的详细的本城消息专栏的报纸，那么这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就不免要变成真正的舍本逐末了，不免要削弱人们对于向沙皇专制制度发动全俄革命攻击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免要加强一个派别（它责备革命家过多地谈论不存在的议会而过少地谈论现在存在的城市杜马[98]，这一名言使它声名大振）的幼芽，这种幼芽还很有生命力，现在只是隐藏着或被压抑着，但远没有连根拔除。我们所以说“不免”，是要借以着重指出：《自由》显然并不愿意有这种结果，而愿意有相反的结果。可是，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为了使说明城市情况的工作的方向适应我们的整个工作，首先就要把这个方向全部拟定出来，不仅要通过议论，而且要通过大量实例把这个方向明确地规定下来，使它成为牢固的传统。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首先需要做到，然后才能想到和谈到广泛的地方报刊的问题。第二，要真正很好地、很有趣味地描写城市情况，就要很好地了解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上了解这些情况。但具有这些知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全俄几乎根本没有。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小册子上）谈城市和国家的情况，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并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靠那种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投票的儿戏作为消遣的原始小组所实行的“原始的民主”，当然是不够的。为此就需要有专门的作家、专门的通讯员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组成的大军，这些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到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密”（俄国官吏常以知道这些机密自傲，并且随便泄露出去），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幕后”，——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我们这个反对任何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党，能够而且应当去寻找、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去作战，——但这一切都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甚至常常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你们到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去找找有关我国外交、军事、教会、市政、金融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各种大小事情的生动有趣的论文、通讯和揭露文章，那么你们会发现几乎根本没有，或者说是绝无仅有。［注：正因为如此，甚至那些最好的地方机关报的例子，也可以完全证明我们的观点正确。例如《南方工人报》[99]是一个很好的报纸，它在原则坚定性方面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想给予地方运动的东西，由于出版次数很少并且遭到广泛破坏而没有办到。目前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即从原则上提出运动的根本问题和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是地方机关报不能胜任的。而《南方工人报》所提供的特别好的东西，如关于矿业主代表大会、关于失业等等问题的文章，却又不是纯粹地方性的材料，不仅南方需要，而且全俄各地都需要。这样的文章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报刊上都没有见到过。］所以“当一个人跑来讲许多非常漂亮动听的话”，说什么必须“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一个揭露工厂、城市以及国家的丑恶现象的报纸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既可以是贫乏的表现，也可以是富裕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经完全能够执行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地方报纸占优势的情况究竟表明什么，让每个人自己去解答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结论确切地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误解。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为止还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是不正常的。应当恰恰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应当想到全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任何一家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鼓动来真正为运动服务的报纸。而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必要的中央机关报同必要的地方机关报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乍看起来，关于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的结论，似乎不能适用于专门的经济斗争的范围，因为工人在这里的直接敌人是单个的企业主或单个的企业主集团，这些人没有结成组织，丝毫不象我们在政治斗争中的直接敌人俄国政府那样，拥有一个十分集中的、连极琐碎的事情都由统一意志来指挥的纯粹军事组织。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经济斗争是一种工会斗争，因此它要求按工人的职业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点联合起来。我国的企业主愈是迅速地联合成各种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这种职业性联合也就愈加迫切需要。我们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直接妨碍着这种联合，而为了这种联合就必须有能够领导全俄一切工会的全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我们上面已经讲了为此目的所应当建立的那种组织，现在只想就我们的报刊问题补充几句。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工会斗争（经济斗争）栏，这未必有谁会怀疑。但是工会运动的发展，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就很需要的工会报刊形式，应当是工会小册子。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公开的［注：在这方面，公开的材料特别重要，而我们却特别不善于有系统地收集和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是根据公开的材料，还可以勉强写一本工会小册子，而单是根据秘密材料，就办不到了。我们要从工人那里收集象《工人思想报》印发的那些问题[100]的秘密材料，就会白白浪费革命家很多力量（在这方面，公开的活动家很容易代替革命家），而且始终得不到好的材料，因为工人往往只知道大工厂中某一部门的情况，差不多总是只知道自己的劳动的经济结果，却不知道自己的劳动的一般条件和定额，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工厂职员、视察员和医生等等所具有的那些知识，无法获得大量散见于零碎的报纸通讯上的和工业、卫生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等等方面的专门出版物上的那些知识。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我永远也不会去重复的“初次尝试”。我曾经费了好几个星期的工夫，“寻根究底地”询问一个常到我这里来的工人，要他把他做工的那个大工厂里的一切情形都告诉我。不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勉勉强强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工厂（仅仅关于一个工厂！）的文章，可是这个工人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有时一面擦汗，一面微笑着说：“回答你的问题，比加班干活还累！”我们愈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愈会被迫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和秘密的材料，如有关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地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登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工会的详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子能把我们的工会斗争的经验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收集起来的、现在可以说散见于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中的材料保存下来，并且加以概括；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1885年莫斯科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101]，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别的地方的工人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最先担负起推广工会斗争的责任，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巩固起来，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组织如果同其他城市中的组织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恰如其分的比例（《工人思想报》的例子就说明在这方面能够把工联主义夸大到多么荒唐的地步）。而全俄的革命家组织，由于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领导着全部政治斗争，并且有职业鼓动员的大本营，所以在确定这种恰如其分的比例时就决不会感到困难。注释：[83]指工人反资本斗争社。工人反资本斗争社于1899年春在彼得堡成立。它的创建人是维·阿·古托夫斯基（即后来有名的孟什维克叶·马耶夫斯基），成员是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该社同彼得堡工人运动没有牢固的联系，并且存在时间极短，1899年夏即被取缔。该社观点接近经济派。它的一份传单《我们的纲领》中说，沙皇政府就是资本自身，反资本的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这份传单是油印的，由于组织瓦解，没有散发出去。——98。[84]《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1期是俄国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1898年出版的。文集的撰稿者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否认成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用总罢工的方法就能完成政治革命。——100。[85]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101。[86]“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此处是借用这个典故来形容经济派的尾巴主义特征。——102。[87]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看来是指他1901年同亚·马尔丁诺夫的第一次会见。马尔丁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写了这次会见的情形：“我同列宁谈到了纲领，谈到了党的政治任务，谈到了政治策略，我们好象没有任何意见分歧。可是谈话结束时，列宁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您是怎样看待我的组织计划呢？’当时我马上激动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根本不同意您的意见。我看您的组织计划好象是在建立马其顿人的武装游击队。您建议在党内实行某种军事纪律，但这样的事，不论是在我们俄国还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眯缝着眼，笑眯眯地回答说：‘您只是在这一点上同我不一致，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说，您我之间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们于是分道扬镳……好多年。”（见亚·马尔丁诺夫《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192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9页）——106。[88]阿法纳西·伊万内奇和普尔赫丽娅·伊凡诺夫娜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旧式的地主》中的一对地主老夫妻。他们一辈子住在自己的小庄园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110。[89]指列宁领导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老年派”）小组。以该小组为基础，于1895年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21。[90]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得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121。[91]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就相当于俄国人所说的“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125。[92]土地自由派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土地平分派指土地平分社成员，他们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主要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雅·瓦·斯特凡诺维奇、维·伊·查苏利奇、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阿·彼·布拉诺夫等。土地平分派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土地平分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成员则加入了民意党。到1881年底，土地平分社作为组织不再存在。——128。[93]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128。[94]指Ｅ．拉扎列夫的两篇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见1900年4月和5月《前夕》杂志第15期和第16期）和《谈谈一次分裂》（见1900年6月《前夕》杂志第17—18期合刊）。拉扎列夫将格·瓦·普列汉诺夫出版批评“青年派”的《指南》一事说成是“把真诚的、积极的和善良的同志革出社会民主党人教门”。——133。[95]阿雷奥帕格是古代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借喻最高权威的裁判。——133。[96]这个报告的全称是：《向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该报告是《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委托起草的，1901年由联合会在日内瓦出版。——137。[97]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做一个扶危济困、锄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137。[98]这个意见是《〈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上发表的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提出的，参看本卷第65—66页的引文。——141。[99]《南方工人报》（《ЮжныйРабочий》）是社会民主党秘密报纸，1900年1月—1903年4月出版，共出了12号。第1、2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以后各号由南方工人社（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城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出版。报纸的印刷所先后设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基什尼奥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扎·维连斯基（伊里亚）、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B．H．罗扎诺夫等。《南方工人报》反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同意列宁的在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建党的计划，而主张建立区域的社会民主党联合组织。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南方工人社被解散，《南方工人报》停刊。——142。[100]指《工人思想报》印发的调查表《关于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1898年）和小册子《收集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料问题集》（1899年）。前者列出了17个有关工人劳动生活条件的问题，后者列出了158个。——144。[101]1885年的罢工运动席卷了俄国弗拉基米尔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和其他几个工业中心省份的许多纺织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1885年1月7—17日的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如1882—1884年间工人工资曾被降低五次，对工人的罚款达到工资额的1/4—1/2。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参加罢工的约有8000人。他们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最大限度减少罚款并退还部分罚款，偿付罢工期间的工资，调整雇佣条件等。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8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关于1896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罢工及要求，参看注4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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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风暴：为什么要看和怎么看《风暴十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为什么要看和怎么看《风暴十年》录入者：赤色风暴毫无疑问，《风暴十年》论立场属于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反动书籍”，它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的统治，根本地否定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作者周鲸文，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到北京后始终是民盟中央常委委员、历任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建国之初他连同整个民盟领导层被中共招安去京城做了大官：1949—1954年任政务院（即国务院前身）政法委的委员，1954—1957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56年底他以办私事为名跑到香港，当时大概还没打算和中共公开决裂，直到1957年最后几个月写成了这本《风暴十年》，主要围绕中共建政以来的十年来控诉共产党统治的方方面面，自然，很快他就被中共政府除了名。1949年以前的周鲸文是个职业知识分子、小资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主办过多种刊物，1941年入民盟，是这一小资改良运动的官僚。他在《风》序中自称民主党派被共产党欺骗了，并被利用以作为欺骗人民的工具。我想这话只能说出“民主人士”们赴会参与中共主持的政协及“人民民主政府”的一半感受，而且被骗的感受只是比较表面的堂皇的感受，更多的感受恐怕是默认受用官僚特权——这里体现出小资民运头面人物与畸形工人国家官僚的相通之处，大于两者的不同之处。这说的是大的整体情况，具体到个人，不论哪个阶级总会有个别较能坚持立场的风骨较硬的分子，周鲸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毛氏治下的北京做官八年，不仅不改其思想，而且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也不屈做违心之辞。但周鲸文并没能逃脱出东西方阵营对立的政治引力，这不是他的性格品格所致，而是由于他小资民主立场的内在矛盾——若不是与寄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官僚层同流合污，就是完全倒向反革命资产阶级阵营。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者当然敌视这样的书籍，但如果只是简单抱以敌视和轻蔑，甚至置之不理，那还不是严肃的态度。如果这种书只会一味谩骂，当然不值一看。但这本书恰恰是大量有理有据的分析谈论，就值得工人阶级学习，批判其反工人阶级的和非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取之有价值处为我们所需。此书价值何在？周鲸文作为官僚层中一个不高也不低的官员，一个被招安的“民主人士”，能够看到上上下下的许多事实现象，这本身就是一大价值。况且他还是民盟里负责财政工作的，对经济自然比较了解和敏感。他举出的大量事实例证不仅打破了官僚社会主义自吹自擂的诸多神话，而且非常有利于理解官僚社会主义的特点。结合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就会大有认识上的收获，比如我们看周鲸文对中共治下的经济制度的抨击，相当大部分如果对照看托洛茨基批评苏联的《被背叛的革命》，就能发现惊人的相同和相似，就很容易理解那些看似不同于中国国情的官僚社会主义共性。但是这个价值似乎还是离目前阶级斗争远了点，对官僚社会主义的批判对现在来说，主要是为了澄清共产主义追求的困惑，重新赢得工人阶级和青年一代的理解信任。周鲸文全面的论述特别是对建国初各种运动的论述，具有更大的现实价值。因为这些论述非常具体地再现历史，表现了一个其核心背离工人阶级的，面目模糊不清的泛左小资改良运动—军政集团的群众动员、自我控制约束手法的全套动作，包括极为有限的运动式自我改良特点（包含了后来四清、文革的基本路数），以及它的政治、组织、心理特点。这样一个非常庞大复杂具体的运动，及其趋向社会主义，都有着特殊成因（例如它得到了苏联灯塔的巨大牵引力），也许很难再完全重现，但很有可能在当代和不久将来的中国阶级斗争中片面地、尺度缩小地、相似地或变形地再现，它将是阶级斗争中重要的机会主义因素，或已是现实潜在着的机会主义趋向。共产主义青年最要善于读敌人的书有一些人（特别是左青及部分惯于“我指挥你”的毛派）忌讳甚至敌视共产主义者肯定地引用“资产阶级反动书籍”中一些揭露无产阶级政权黑暗面的现象。甚至有些人专门跳出来逐条证伪，硬是说这些批评统统是假的，仿佛官僚社会主义已是人间天堂了、不用再往前发展了，但没必要和这种人对话，因为偏执狂是无法被说服的。虽然人们本来就生活在很“不干净”的阶级社会中，但一捧起书本来就充满了力求思想纯而又纯的幻想，甚至自己避免去读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毒草”。问题出在，这种人不自觉地夸大了思想观念的力量，并且用不同于观察生活的方法去阅读思考，将生活与思考截然分开。这样的人往往是希望思想进步的青年。真正希望思想进步的青年，应该积极地从生活和思想的矛盾中取得前进的动力，而不是躲开或懒得理矛盾。共产主义者需要在生活和学习中领悟辩证法，学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例如周鲸文尖锐抨击土改，说很多农村有产者（真正是富农、地主的人）都不该被剥夺被斗争，另一面他又自称赞成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这个该怎么看呢？首先他自己就矛盾偏差了，赞成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剥夺农村有产者，这原则不应因为斗争的“过分残酷”而减损。当然也应看到中共在许多地区的确也夸大了地主的成分，这是官僚层按政治指标一刀切搞斗争的后果；还有就是群众斗争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最好的办法还是组织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进驻农村领导斗争；这些因素需要存疑，需要各方面更多具体事实资料的证实。其次，中共斗争的群众动员手法、具体方法和其精神特征恰恰是最值得批判分析的，这又不应因为反有产阶级斗争的正当性，而不加分析地认为皆属必要合理。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积极等待和耐心帮助贫雇农打破对地主富农的幻想，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应该从这个立场上去批评中共官僚为了加紧培植自己势力、不惜煽动群众的盲目和愚昧去搞斗争的行为。但周鲸文的批评却是根本不该进行阶级斗争的小资民主派立场（应该说周本来就这么认为）。结果，这个批评立场的不同就变为，共产主义者批评中共这样的做法损害农村无产者的阶级觉悟，损害阶级斗争的利益，而周鲸文却是在为农村有产者喊冤，鼓吹赞美阶级社会的虚伪和谐假象。另外很重要的是自学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质疑存疑能力；比如说周鲸文批评共产党建政只搞阶级专政和运动群众，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这个简短的批评就一连混淆了好几个问题：其一，任何阶级革命胜利的初期，都更多凭借专政手段，这无可厚非；其二，阶级专政也可通过法律表现出来，这两者并不根本对立；其三，任何“法制社会”都是阶级专政的统治，这是小资民主派拒绝承认的；其四，运动群众表现了官僚集团既放手利用又打压限制群众的手法，而中共不守自定之法很大程度也说明了官僚集团的全能自大特点。是不是说应该先了解这些问题，再读这本“毒草”呢？不，那既是上述所说的不健康意味，也不现实。一个初步的共产主义青年可能在读完这本书后，疑问反而更多，这并不可怕，相反如果这个青年具有质疑存疑和独自钻研问题的精神、兴趣、能力，这将是又一个很好的自学推动。如果说看完这本书（纸书近六百页）毫无问题困惑或者说也没有什么感想，那倒不妙了，那似乎是“水过鸭背”、读来不痛不痒的感觉。如果一个共产主义青年读了这些“反动书籍”后却赞同了书中观点、走向了自己观点的反面，这该怎么办？首先要明白，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决不是因为这本书具有迷惑青年的魔力，而是首先由于这个青年的某种成长和生活所决定的思想内在矛盾，得到了这本书某些因素的促进，使他走向了他目前正应该走到的思想上。至于这本书中大量各种反动思想，国际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托派）都做过相当具体详尽的解析，大可供今人参考。真心想搞清、走出自己思想内在矛盾、追求真正进步的青年大可去查找相关资料进一步自学，更有意义的是一边帮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传资料一边自学，而不是骂几下共产主义然后转身就走。“民主人士”与革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民主人士”，周鲸文的这本书用好几章篇幅生动地揭露了毛氏中共在革命战争和建国后如何利用各个“民主党派”的情况，毛氏中共的利用是狡猾虚伪的欺骗加上对小资改良派的真实调情——以跨阶级的统一战线（阶级合作）表现出来。革命的工人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当然不会悲悯这些小资改良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有些还是反革命屠夫，例如27年工农大革命的刽子手李济深竟被中共扶为第一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和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但是以为工人阶级能够靠骗术来“利用”这些“民主人士”（这个词是中共的伪造，所以打双引号），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周书就很好表现了这些阶级合作的实情。但是靠错误无用有害的阶级合作为何反而取得革命胜利？这是拥护毛氏中共政权的左翼必定提出的反问。对于“胜利就是一切”的功用主义者来说，理论政治上的批评是无用的。但工人阶级及其青年一代需要明白，中共的压倒性的胜利得益于一个同它一样机会主义本性的巨大灯塔（其出现有很大偶然性）的光照，得益于二战后期及后与周边地区都在不断扩展的革命形势（中东欧和东亚），得益于独特的内外战争和大规模军事割据的全国形势（这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见的），而这几个客观因素合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十分少见的。工人阶级的确需要自身的统一战线，需要与广大农民联盟，还需要取得城乡小资产阶级的中立和同情，特别是后者需要政治战略在群众规模上的争取，表现为纲领、政策和具体实践的动员。举一个例子，如果工人政权要团结城市小业主个体户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众的支持，就应该采取较稳定宽松的经济政策（在严厉限制劳动力雇佣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之外允许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相应的政治民主以及真正自由的思想文化政策（只要对工人政权无重大政治、武装威胁），但小资本性的中共官僚特权集团却根本不是这样做，却是把那些小资改良分子、各色政客和有产知识界头面人物——仿佛他们是小资群众的真正代表——收买（更坏地）成为官僚特权集团的成员。这让人想起刘少奇1949年在天津对工人代表的讲话，意思是你们工人要集体管理工厂和国家那绝对是做白日梦，但是你们只要好好听话无条件服从党中央，我们官僚集团会提拔工人做大官的，就像后来文革“大民主”让农民陈永贵、工人王洪文“当家做主”了一样。那不是工人、农民或某种“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而是不折不扣的官僚阶层民主。这种民主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之促进，只是有害无益。工人阶级的确应该、且可以利用“民主人士”的批评，为我工人阶级发挥很大作用。可是今天某些左派宁愿倾向注意各路民运分子的政治利用价值（这不妨碍这些左派的一部分拼命咒骂民运、同时为过去畸形工人国家的“官僚民主”辩护），却不注意如何吸取具体有益的批评。据说这本《风暴十年》两年前就有人在国内某论坛上提出要扫描校对，当时有个台湾泛左分子答应了此项工作，但至今都不见踪影。大概，那个台湾朋友过分轻视了这本书的重要价值，认为看这种泛黄的破旧老古董还不如研究如何挤入“现实政治”。不懂得理解这种老书的重大现实意义者，根本上其实是阶级斗争敏感性已经被日常平庸环境磨损掉了。当然，这种敌营书籍的价值应准确估计，更重要的资料——来自工人阶级自身革命实践和斗争运动的资料，仍有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为代表的资料工作队伍的加紧翻译扫描录入。这本书共十四章，共计588页。目前仍在录入中，我打算利用最近的空闲，按照自以为重要的章节优先录入，自行认真校对后上传。敬请中马义文库读者关注。最后，弄完这本书后我可能再整一个自己的心得体会。2009年8月8日回目录下一篇 |
《列宁全集》第6卷——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我们还是从夸奖《工人事业》开始吧。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文章，标题为《揭露性的出版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把这些意见分歧的实质表述如下：“我们不能只限于揭露那个阻碍它〈工人政党〉发展的制度。我们还应当对无产阶级当前的日常利益作出反应。”（第63页）“……《火星报》……实际上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同上）对马尔丁诺夫的这种说法，我们不能不表示感谢。这种说法具有重大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实质上决不仅仅是概括了我们同《工人事业》的意见分歧，而且概括了我们同“经济派”在政治斗争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我们已经指出过，“经济派”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马尔丁诺夫也正是这样滑过去的。因此我们也就同意选择他作为经济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典型。对于这一选择，无论《〈工人思想报〉增刊》的作者们，还是“自我解放社”宣言的作者们，或《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都没有理由责备我们，这一点我们往下将予以证明。（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注：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说明一下：在以下的论述中，所谓经济斗争（按我们的习惯用词）全都是指“经济实践方面的斗争”，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对资本家的反抗”，而在各自由国家里则称为工会的、工团的或工联的斗争。］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所有的人赞赏不已。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这些“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往往宁愿不等战争本身到来就完全承认这些传单所起的宣战书的作用。这种揭露，总是一经出现就变得强大有力，形成强大的道义上的压力。往往只要一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还存在着必然会使工人起来自卫的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揭露将始终保持这种意义。即使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现在也还可以看到，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注：我们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政治斗争，较广义的或较狭义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只顺便指出，《工人事业》非难《火星报》“过分避讳”经济斗争（《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马尔丁诺夫在他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这本小册子中也再三重复过这种非难），这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如果提出这种非难的先生们把一年来《火星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即使用普特或印张计算一下（这是他们所爱用的方法），并且把它拿来同《工人事业》和《工人思想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的总和比较一下，那他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显然，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简单的真实情况，才迫不得已提出一些清楚表明他们惶惑不安的心情的论据。他们写道：“《火星报》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考虑到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至少〈！！〉也得刊载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通讯。”（《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这真是一个把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的论据！］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这种工作上了。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在这种工作上耗费了多少精力，竟忘记了这种活动本身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实际上，这种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现在，当《曙光》和《火星报》向“经济主义”作了第一次冲击之后，这一点已经“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能不能局限于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正如只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厂主的利益相对立是不够的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正如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舞弊行为揭露出来一样）？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全面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业》不仅没有担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面政治揭露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后退。请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工人事业》的纲领，《工人事业》第1期第3页）“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工人事业》第10期第42页）“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和“修正案”：《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和第17页）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调，从《工人事业》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给编辑部的指示”为止，始终都贯穿在《工人事业》中，并且这些论调显然都是用同一个观点看待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你们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这个在一切“经济派”中流行的意见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注：我们所以说“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则和一般任务。无疑，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应当服从于经济，但是只有“经济派”才会在准备用于全俄的决议中说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一开始”就能够“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的情况，可是《工人事业》终于认为这是“根本不必要”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我们在下一章中就要证明，“政治派”和革命家的策略不仅不忽略社会民主党的工联任务，恰恰相反，只有它才能保证这种任务彻底实现。］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各种各样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不那么“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受无权之苦，受专横和强暴压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迫害的事例无疑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只把一种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有其他的一般讲来是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年以前！……），《工人事业》曾经写道：“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只要政府出动警察和宪兵”，“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1900年8月第7期第15页）现在联合会已经把这个机会主义的阶段论推翻而向我们表示让步，说“根本不必要从一开始就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根据“联合会”对自己的那一部分旧的错误见解所作的这一否定，就可以比根据各种长篇大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济派”把社会主义贬低到怎样的地步了！但联合会该是多么幼稚，竟以为靠放弃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就能促使我们去赞同另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如果在这里也说经济斗争必须尽量广泛地进行，也说要始终利用经济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经济斗争是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岂不更合乎逻辑吗？联合会认为用“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个说法来代替犹太工人联盟（崩得[67]）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中的“最好的手段”的说法是有意义的。我们实在很难说这两个决议中究竟哪一个好些，因为在我们看来，两个都很糟糕。无论联合会或是崩得，都滑到（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甚至是不自觉的，是受了传统的影响）经济主义即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了。至于这里用的字眼是“最好的”，还是“最普遍适用的”，实质上毫无差别。假使联合会说“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采用的（而不是“适用的”）手段，那么，对于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一定时期来说，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于“经济派”，对于1898—1901年间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做实际工作的“经济派”的确几乎完全是在经济基础上采用（就算他们都采用过！）政治鼓动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思想报》和“自我解放社”都承认甚至推荐过这种政治鼓动！《工人事业》本来应当坚决斥责在进行经济鼓动这种有益的事情时缩小政治斗争范围的有害行为，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最普遍采用的（“经济派”采用的）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无怪乎当我们把这帮人称为“经济派”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破口大骂我们又是“捏造者”，又是“捣乱者”，又是“圣使”，又是“诽谤者”［注：这是《两个代表大全》一书的原话；该书第31、32、28、30页。］；只好向大家哭诉说，这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现在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经济主义’的错误。”［注：《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啊，这些诽谤者，凶恶的政治派！整个“经济主义”不正是他们完全出于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吗？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现实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争取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在西方通过工会，在俄国通过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象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页即第43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的要求，在这一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只要看一看维伯夫妇这两位造诣很深的学者（和“造诣很深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68]，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很早以前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为制定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由此可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却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的传统意图！他们表面上是要纠正《火星报》的片面性，说《火星报》“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高于生活的革命化”［注：《工人事业》第10期第60页。在这里，马尔丁诺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玩弄我们在上面已经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一论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臭名远扬的话翻译成俄文罢了。］，而实际上却把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当作一种新东西奉送给我们。其实，“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话的含义不过是争取经济改良而已。只要马尔丁诺夫仔细分析一下自己所说的那些话的意思，那他自己就可以作出这个简单的结论。马尔丁诺夫拖出了他的一门最大的重炮来反对《火星报》，他说：“我们党能够而且应当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消除饥荒等等。”（《工人事业》第10期第42—43页）具体要求实行种种措施，这难道不正是要求实行社会改良吗？我们现在要再一次问问没有偏见的读者：当工人事业派（恕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流行名词！）提出必须争取经济改良这个论点来表明他们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时候，我们称他们为暗藏的伯恩施坦派，这是不是诬蔑他们呢？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一直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有责任不仅根据经济斗争，而且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就象使局部服从整体一样。而马尔丁诺夫却用另一种形式把阶段论复活起来，力求规定政治斗争必须按所谓经济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所谓争取改良的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经济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其次，马尔丁诺夫羞羞答答地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漂亮的论点来掩饰争取改良的斗争，而把仅仅是经济的（甚至仅仅是工厂的）改良当作一种特殊的东西提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由于一时疏忽吧？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的”改良，那么我们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论点就会毫无意义了。也许是由于他认为政府只是在经济方面才可能实行和大概会实行“让步”吧？［注：第43页上写道：“当然，如果说我们劝工人向政府提出某些经济要求，那是因为在经济方面，专制政府出于需要而愿意作某些让步。”］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谬误，因为政府在笞刑、身分证、赎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的立法方面，也是可能作出让步而且经常作出让步的。“经济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对政府来说，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不应当使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产生这样一种误解），以为经济改良对我们更有价值，以为我们正是把这种改良看得特别重要，等等。马尔丁诺夫在解释他上面提出的那些关于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时说道：“这样的要求，不会成为一种空话，因为这些要求既然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就会获得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可不是“经济派”啊！我们不过是象伯恩施坦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尔·姆·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一样屈从于那些具体结果的“显著性”而已！我们不过是（同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说：凡不“能产生显著结果”的都是“空话”！我们不过是要表明，似乎工人群众不能够（并且同那些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强加于他们的人的愿望相反，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积极支持对专制制度的任何反抗，支持那些甚至绝对不能对他们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反抗！就拿马尔丁诺夫本人援引的关于消除失业和饥荒的“种种措施”的例证来说吧。从《工人事业》自己的诺言来看，它正在致力于制定和详细制定“能产生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以法案的形式吗？〉”，而《火星报》“却始终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高于生活的革命化”，极力说明失业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警告大家说“饥荒在蔓延”，揭露警察“摧残饥民”的行为和可恶的“暂行苦役条例”；《曙光》则把论述饥荒问题的那一部分《内政评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68—286页。——编者注］印成了单行本，作为鼓动的小册子。可是，天哪，这帮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统派，这帮对“生活本身”的要求置若罔闻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啊！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提出（这还了得！）任何一个，真是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多么可怜的教条主义者啊！应当叫他们到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那里去领教领教，好让他们懂得策略是……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好让他们懂得必须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经常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44页）我们把这段话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再重复一次，而是要来特意感谢马尔丁诺夫提出了所谓“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样一个新鲜而出色的公式。真是妙极了！真是以独到的才能，极其巧妙地抹掉了“经济派”之间的一切局部的意见分歧和细微的差别，而在这里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注：《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4页。］，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中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正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很远。（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有一次，一位同志说：“近来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罗蒙诺索夫何其多啊！”他指的是，许多倾心于“经济主义”的人都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倾向，总想“凭自己的头脑”发现一些伟大的真理（比如说经济斗争使工人碰到无权的问题），同时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态度鄙弃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已经提供的一切。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就是这样的一位天生才子。你们只要瞧瞧他所写的《当前问题》一文，就能看出他怎样“凭自己的头脑”正在接近阿克雪里罗得早就说过的东西（关于阿克雪里罗得，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当然是完全避而不谈的），就能看出他正在开始理解，例如我们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反政府态度这种道理（《工人事业》第9期第61、62、71页；参看《工人事业》编辑部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回答》，第22、23—24页）等等。但可惜只是“正在接近”和只是“正在开始”，仅此而已，因为他毕竟还根本没有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所以还在说什么“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三年来（1898—1901年），《工人事业》一直在努力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然而——然而毕竟还是没有理解这种意思！可能这也是由于社会民主党“象人类一样”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实现的任务吧？但是，罗蒙诺索夫之流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许多东西都不知道（这不过是小小的不幸！），并且还表现在他们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才是真正的大不幸，正是这种不幸促使他们马上就来着手“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诺夫写了这本书〈《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以来，已经过去许多时候了。社会民主党人在10年中间虽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现在这个问题成熟了。我们如果愿意奠定这样的理论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深化普列汉诺夫以前阐发过的那些策略原则……现在，我们确定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应当不同于普列汉诺夫〈马尔丁诺夫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我们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观点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没有什么关系。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去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我们祝贺俄国的以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套新的、马尔丁诺夫式的、更严格更深奥的术语。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一起）都认为：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于鼓动员的。例如，我们称考茨基和拉法格为宣传家，而称倍倍尔和盖得为鼓动家。想在实际活动中分出第三个方面或者第三种职能，并把“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归入这种职能，那就十分荒唐了，因为“号召”作为单独的行为，要么是理论著作、宣传小册子和鼓动演说的自然和必然的补充，要么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实际上，可以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谷物税的斗争来作例子。比如说，理论家写关税政策的研究著作，“号召”为通商条约、为贸易自由而斗争；宣传员在杂志上也这样做，鼓动员在公开演说中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具体行动”就是签名上书帝国国会，要求不增加谷物税。采取这些行动的号召，间接是出自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直接是出自那些把签名簿分送到各工厂和各私人住宅去的工人。照“马尔丁诺夫式的术语”来讲，岂不是要把考茨基和倍倍尔两人都称为宣传员，而把分送签名簿的人称为鼓动员吗？德国人的例子使我想起了一个德语单词：Verballhornung。按俄文直译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约翰·巴尔霍恩是16世纪莱比锡的一个出版商［注：应为吕贝克的一个出版商。——编者注］。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不是通常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旁边还有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加了一行字：“约翰·巴尔霍恩修正版”。从那时起，德国人讲到实际上把东西改坏的那种“修正”时，就说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所以当你看到马尔丁诺夫之流如何“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时，就不禁想起巴尔霍恩的故事来……为什么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发明了”这种糊涂观念呢？他是为了说明，《火星报》“也象普列汉诺夫在15年以前那样，只注意到事情的一方面”（第39页）。“《火星报》至少在目前是偏重宣传任务而忽视鼓动任务。”（第52页）假如我们把后面这个论点从马尔丁诺夫式的语言译成普通人的语言（因为人类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种新发明的术语），那就是说《火星报》偏重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任务而忽视这样一个任务，即“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或社会改良的要求，——假如允许把还没有发展到马尔丁诺夫那种水平的旧人类的旧术语再使用一次的话）。请读者把这个论点同下面的一段议论对照对照吧！“这些纲领〈即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由于这些纲领的革命虚无主义〉工人参加我国现有的厂主工厂事务立法会议工作……或至少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这一段议论的作者把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凭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那个思想说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了一些。而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5页）上的那位尔·姆·。（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马尔丁诺夫提出他那个“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论”来反对《火星报》，实际上就是暴露他竭力想降低这种积极性，因为他把一切“经济派”所崇拜的那种经济斗争说成是激发这种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和表现这种积极性的舞台。这种错误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这远不是马尔丁诺夫一个人所特有的。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局限于“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而只会稍微改变一下揭露的方面。例如，德国党正是由于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派”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责任，而是自发地蹒跚地跟在那种局限于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内的“平凡的日常斗争”后面走。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61页），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袒护和赞美我们缺乏修养和落后。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顺便来谈谈“号召”吧。在春季事件以前，就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个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问题，号召工人积极加以干预的唯一机关报，就是《火星报》。1月11日关于“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道命令一公布，《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件事情的文章（2月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而且在任何游行示威都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直接号召“工人帮助大学生”，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衅行为。我们要问问大家：马尔丁诺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甚至把“号召”看作一种特别的活动方式，但他对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号召却只字未提，对于这一明显的事实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呢？既然如此，那么马尔丁诺夫宣称《火星报》片面，说它没有充分“号召”大家去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庸俗做法吗？我们的“经济派”，也包括《工人事业》，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不开展的工人的心理。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忿然驳斥所有那些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那些谋士们说：先生们，你们在瞎折腾，你们过分热心地干预我们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责任。要知道，你们说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太不聪明了；这只是一个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对自发性的崇拜。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往往是自发的，即不需要“知识分子这种革命细菌”的干预，不需要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干预。例如，英国工人的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就是根本没有社会党人参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限于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水平。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却不去提高和推进自发产生的政治意识，反而拜倒在自发性面前，唠叨说，——老是令人作呕地唠叨说，经济斗争使工人“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先生们，可惜工联主义政治意识的这种自发的觉醒却没有使你们“碰到”你们的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的问题！］要知道，你们象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正由那些只听说过罢工而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在进行。要知道，你们总想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这样的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注：工人对“经济派”说的这番话，决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见证人，他们无疑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绝对不想袒护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见证人是“经济派”（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是政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见证人是恐怖派。前一个见证人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真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类：（1）自觉的革命家，（2）中间阶层，（3）其余的群众。中间阶层“对政治生活问题往往要比对自己当前的经济利益更感兴趣，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同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懂得了……”“大家都尖锐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评论栏里又是什么也没有”。《第30—31页）而且就是第三类工人，“这些较为敏感、较为年轻、受酒馆和教会腐蚀较少的工人群众，几乎从来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谈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思索学生骚乱的片断消息”等等。而那个恐怖派则写道：“……把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的生活琐事浏览过一两次就再也不看了……枯燥无味……在工人的报纸上不谈国家问题……等于把工人当小孩子看待……工人并不是小孩子。”（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自由》[69]第69页和第70页）］，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有责任比过去多千百倍地供给我们这种知识，并且也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们直率地说！——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揭露出来。请你们多用些力气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在上面的脚注中，我们已经把偶然趋于一致的一个“经济派”和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恐怖派作了对比。不过，一般讲来，在这两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关于这种联系，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并且就在谈培养革命积极性的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经济派”和现代恐怖派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自发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把它当作一般的现象讲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对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方面的影响。乍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强调“平凡的日常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的斗争，看来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呀。但是我们的断语并不是不近情理的。“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由此可见，以上我们所指出的对两个方面的自发性的崇拜，都无非是在开始实现《信条》这一著名的纲领：让工人自己去“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请《信条》的作者原谅我们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吧！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在《信条》中也说到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碰到政治制度”），而让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政治斗争，当然，用的是恐怖手段！这是不能不加以坚持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和完全不可避免的结论，尽管那些开始实现这个纲领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结论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取决于那些怀有最善良的愿望或者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的意识。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而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滚到《信条》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上去。而俄国的许多自由派，无论是公开的自由派还是戴着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都打心眼里同情恐怖手段，并竭力助长目前的恐怖主义情绪，这也不是偶然的。所以，“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一产生，它就把全面促进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但同时又把恐怖手段包括在纲领中，并且力求摆脱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束缚，——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具有卓越的远见，他早在1897年底就确切地预见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所要产生的这种结果（《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并且拟定了他那有名的“两个前途”。[70]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后来发生的一切争论和意见分歧，都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前途［注：马尔丁诺夫“认为有另外的更现实的〈？〉二者择一的前途”（《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第19页）：“或者是社会民主党负起责任来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用这种方法〈！〉把它转变成革命的阶级斗争……”所谓“用这种方法”，显然是指直接领导经济斗争。请马尔丁诺夫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见过只是领导工会斗争就可以把工联主义的运动转变成革命的阶级运动呢？他能否想到：要达到这种“转变”，我们就应当积极着手“直接领导”全面的政治鼓动呢？……“或者就是另外一个前途：社会民主党放弃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因而……剪去自己的翅膀……”照上面所引证的《工人事业》的意思，是《火星报》“放弃”对经济斗争的领导。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在领导经济斗争方面比《工人事业》所做的多得多，而且它并不以此为限，并不为此而缩小自己的政治任务。］中，就象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从上述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顶住“经济主义”的自发性的《工人事业》，也没有顶住恐怖主义的自发性。在这里，把“自由社”提出来为恐怖手段辩护的那种特别的论据拿来谈谈，是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4页），但是，它却推崇这种手段的“激发性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标志着那种使人拘守恐怖手段的一套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和衰落的一个阶段。承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第二，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不了解我们“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例子。“自由社”宣传恐怖手段是“激发”工人运动、给工人运动以“强有力的推动”的手段。很难想象还有更为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论据了！试问，难道在俄国的实际生活中这种丑恶现象还少，以致需要虚构出一些特殊的“激发性”手段来吗？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政府同一小群恐怖派的单独决斗也只会“袖手旁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这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代替鼓动，并公开承认：“一旦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恐怖手段的激发性作用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8页）这正好说明，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事件［注：指1901年春季开始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71]。（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我们已经看到，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极其迫切需要的任务。但我们只是根据工人阶级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作出这个结论的。然而只是这样提问题，就未免过于狭隘，就会忽略一切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民主主义任务。为了尽量具体地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试从“经济派”最“关切的”方面，即从实践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但请问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碰到”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来解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也永远不能在这个任务范围内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这个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隘的。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对我们来说所以有价值，决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即认为可以从所谓工人经济斗争内部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也就是认为，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正因为“经济派”对我们同他们进行论战很生气，不愿仔细想一想意见分歧的由来，结果就使我们简直互不了解，各讲各的话。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我们故意选择这样一个尖锐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生硬，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要“经济派”好好“碰一碰”他们不可饶恕地忽视的任务，“碰一碰”他们不愿了解的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所以，请读者不要着急，仔细地把我们的话听完。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同工人有联系”并对此心满意足，它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同工人谈话往往不超出或者几乎不超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至于有系统地取得并扩大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的联系的问题，谁也不去考虑。实际上，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象是工联书记，而不象是社会党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们可以把罗伯特·奈特（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锅炉工人联合会著名的书记和领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较一下，可以试一试把马尔丁诺夫形容自己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时用的那些对比的词句应用到他们身上去。你们就会看到（下面我就来摘录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第39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较多的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第38—39页）；罗·奈特“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当前要求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第4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也在这样做，但是并不放弃“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注：例如李卜克内西在普法战争时提出了整个民主派的行动纲领，而1848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做得更多。］（第41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42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43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致力于“片面的”“揭露”（第40页）；罗·奈特侧重于“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第6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侧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第61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办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63页），而罗·奈特则“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63页）——如果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通过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例子研究过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他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深信自己“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当然，他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社会民主党好，而只是因为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或者导致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但是你们几乎找不到例子，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在专门收集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修养时，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和“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有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对一切阶级的代表讲话。我国既没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耐心的读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新指示中也直接说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或者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独特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一切争取自由的革命势力的先锋队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是的，这些话说得很正确而且说得很好；假使《工人事业》懂得这些话的意思，假使在这些话之外它不说相反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满意了。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部队”的人都是些傻瓜，竟会单凭我们说是“先锋队”就相信我们吗？不妨具体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假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说：我们是先锋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么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间有头脑的人是很多的）听了这种话，只会微微一笑，并说（当然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们往往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锋队’可真傻！他甚至不了解，赋予工人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是我们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们也象西欧一切资产者一样要使工人卷入政治，不过只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而这个‘先锋队’对自己的任务的提法正是工联主义政治的提法！因此，甚至就让他们随便把自己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吧。说实在的，我又不是小孩子，决不会为了招牌发急！只要他们不受那帮可恶的正统教条主义者的诱惑，只要他们能给那些不自觉地把社会民主党拖到工联主义轨道上去的人们留下‘批评自由’就行了！”我们的这位立宪派一旦知道，那些空谈社会民主党是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运动几乎完全由自发性所统治的今天，还最害怕“轻视自发因素”，最害怕“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等等，他就会由微笑变为哈哈大笑了！一个“先进”部队居然害怕自觉性超过自发性，居然害怕提出一个使思想不同的人也不得不公认的大胆“计划”！莫非是他们把先锋队和后卫队这两个词搞混了吧？的确，请你们考虑一下马尔丁诺夫的下面这段议论吧。他在第40页上说，《火星报》的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们怎样散布对政府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但如果不能发展足够的积极的能去推翻政府的社会力量，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顺便说说，这也还是我们熟悉的关心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而同时却力求降低自己的积极性的老调。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马尔丁诺夫在这里当然是指革命力量（“推翻”政府的力量）。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既然在平时，各社会阶层必然是各行其是，“所以很清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不能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不能替他们指明应当用哪种方法来经常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自由派阶层自己会设法为自己的当前利益进行积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会使他们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第41页）。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开始说的是革命力量，是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马上就扯到工会的力量上来，扯到为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上来了！当然，我们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人为他们的“当前利益”而斗争，但是，最可敬的“经济派”，我们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对这种“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人“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不仅他们自己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本身和专制政府的官吏本身就会首先最努力地设法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如果想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就应当设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现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机关[72]现状等等表示不满的人碰到整个政治制度不中用的问题。我们应当担负起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政治领袖，既善于领导这种全面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又善于在必要时向激动的学生、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国民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所以马尔丁诺夫所说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起一种揭露现存制度的消极作用……我们只能打消他们对各种政府委员会的种种希望”（黑体是我们用的），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尔丁诺夫这样说，就证明他对革命“先锋队”的真正作用问题一窍不通。如果读者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懂得马尔丁诺夫所说的下面几句结束语的真正含义了：“《火星报》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我们缩小了自己的影响范围，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这个结论的真正含义就是：《火星报》想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由于误解和缺乏修养，或者由于信念而往往局限于这种政治）提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而《工人事业》则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并且它还硬要大家相信，这是“在共同事业中完全可以相容的两种立场”（第63页）。啊，多么纯朴天真啊！我们再讲下去吧。我们有没有力量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进行自己的宣传和鼓动呢？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经济派”常常想否认这一点，而忽略我们的运动从1894年（大致说来）到1901年间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开始时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呆在那里（在1894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善于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不善于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运动已经促使并且还在促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情绪，促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会得到支持，促使第三部分人认识到专制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和必然崩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各种各样不满的表现，是要把所有零星的哪怕是刚露头的抗议聚集起来并且加以引导，那我们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很多很多的）。更不用说，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等等总是渴望听到较有才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的。但是，难道可以指出，在居民的某一个阶级中，没有一些人、集团和小组，对无权地位和专横暴虐感到不满，因而容易领会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主义要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吗？谁想具体了解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的一切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们就要向他指出，广义的政治揭露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我在《从何着手？》一文（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中写道（关于这篇文章，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我们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7—8页。——编者注］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报刊冲破书报检查的重重封锁，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的俄国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在70年代，甚至在50年代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愿意阅读秘密报刊，愿意从中学习“怎样活和怎样死”——一个工人给《火星报》（第7号）的信上的话[73]——的人民阶层，现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过去若干倍。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为了开战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干者。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不断地大力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给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挂上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狂热地崇拜“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质问并且已经在质问我们：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么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各种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加压力，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冲突来把无产阶级中一批又一批的阶层激发起来并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经济主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要求是相联系的，甚至是相吻合的。而这种不了解不仅表现于“马尔丁诺夫式的”词句，并且还表现于意思与这些词句相同的那种援引所谓阶级观点的论调。例如，请看《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注：当时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火星报》上对这封最充分地反映“经济派”观点的信作出详尽的回答。这封信的出现使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责备《火星报》不坚持阶级观点的流言早已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传到我们这儿来了，而我们只是要寻找适当时机或在这种流行的责备正式出现时给以答复。但在回答攻击的时候，我们惯用的方法不是防御，而是反击。］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象那些照看小孩子的“经济派”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的语言来说——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战斗〉，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是的，我们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耐心”“等待”一切“调和者”早就答应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们的“经济派”将不再把自己的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的话来为自己缺乏毅力辩护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经济派”：“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在政治上教育工人，向他们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一切方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我们才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们一起去揭露当局在政治上对地方自治人士、教师、统计人员和学生等等进攻的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难道这真是一种什么难以理解的非常“巧妙的把戏”吗？难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从1897年起就已经向你们反复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争取拥护者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同盟者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取决于在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中的宣传工作的性质”［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俄文版第16—17页。——编者注］吗？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派”仍然认为，起初工人应当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方法积蓄力量（来实行工联主义的政治），然后才“过渡到”——大概是从工联主义的“培养积极性”“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性！“经济派”继续说道：“……《火星报》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火星报》似乎“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读者只要看一看《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标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两篇文章[74]（该信作者们所指的想必就是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注：在这两篇文章之间（在《火星报》第3号上）还登了一篇专论我国农村中的阶级对抗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所谈的，是政府对“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的温和鼓动”，对“即使是有产阶级的主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说，工人对政府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斗争决不能漠不关心，同时号召地方自治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强硬和激烈的言论。该信作者们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理解不了”“有产阶级”和“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激烈的言论，就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认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持的态度，也能“积蓄力量”去同专制政府作斗争呢？所有这些还是不得而知。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该信的作者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掩饰阶级对抗”）。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公开的游行示威来表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策源地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反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潮的前夜发表的，而新的学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对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为那些惨遭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的学生鸣不平的自发趋势，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自觉活动！该信的作者们继续说道：“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有人在评论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时总是极端自信而轻率地说什么这些意见分歧并不重要，并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我们劝这些人仔细想想以上这些话的意思吧。有一种人说我们在说明专制制度同各个不同的阶级相敌对方面，在使工人认识各个不同的阶层对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方面，工作还做得非常少，而另外有一种人却认为做这个工作就是“妥协”，显然是向“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理论妥协，——试问这两种人能否在同一个组织内顺利地进行工作呢？我们在谈到农民解放四十周年时说过必须到农村去开展阶级斗争（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而在谈到维特秘密记事的时候说过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4号）；我们在谈到新法令的时候抨击了土地占有者以及替土地占有者服务的政府所实行的农奴制（第8号［注：同上，第5卷第77—81页。——编者注］），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8号［注：同上，第82—83页。——编者注］）；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评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宣言）；我们揭露了《俄国报》[75]中那些狡猾的自由派的“毫无意义的幻想”和“伪善的态度”（第5号），同时又指出了政府刑讯室“对安分守己的作家、对老教授和学者以及对著名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横加摧残”的暴行（第5号，《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一文）[76]；我们揭穿了“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这一纲领的真正用意，而对所谓“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就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的“宝贵的招供”表示欢迎（第6号［注：同上，第70页。——编者注］）；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人员（第7号）而斥责了甘当工贼的统计人员（第9号）[77]。谁把这个策略看作是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同自由主义妥协，那也就暴露出他自己完全不懂《信条》这个纲领的真正意义，并且实际上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而不管他怎样表示拒绝这个纲领！因为他这样就是把社会民主党拉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屈从于自由主义，而放弃积极干预每个“自由主义”问题和确定社会民主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任务。（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读者记得，这两个动听的字眼是《工人事业》在我们责备它“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间接准备基础”时用来回敬我们的。《工人事业》由于头脑简单，竟认为这种责备不过是论战手法，说什么这些凶恶的教条主义者决意用各种各样最难听的话来骂他们。的确，还有什么比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更难听的呢？于是他们就用黑体字来刊登“反驳”，说这是“露骨的诽谤”（《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捏造”（第31页）、“故弄玄虚”（第33页）。《工人事业》倒象丘必特[78]一样（虽然它还不大象丘必特），它所以发怒，正是因为它自己错了；它气急败坏地谩骂，恰巧证明它自己没有仔细思考对方思维过程的能力。其实，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工人事业》是否打算否认这一点呢？它是否打算最终在大家面前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国际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迫切问题的见解呢？不，它从来没有这样打算过，因为它坚决采取一种可以说是“一味抵赖”的手法。我不是我，马不是我的，我不是马车夫。我们不是“经济派”，《工人思想报》不是“经济主义”，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巧妙和“机灵的”手法，不过这样做也有一点令人不快的地方，就是凡采取这种手法的机关报，人们通常都给它一个“有何吩咐？”[79]的雅号。在《工人事业》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根本就是一种“幻影”（《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注：这里他们又是以“俄国的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论据。他们不愿意了解：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也还可能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都“推动过”，都自觉地推动过工人走上革命道路。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以此为满足。而且，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政治，我们也就正是帮助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好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就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有许多自由派政论家，他们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凯歌，说马克思主义垮台了，甚至消灭了；有许多自由派报纸（如《圣彼得堡新闻》[80]、《俄罗斯新闻》[81]及其他许多报纸），它们鼓励自由派把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82]和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传授给工人；有一大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的真实倾向已经由《信条》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有他们写出来的货色才能在全俄到处畅销，通行无阻；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已经活跃起来，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一种幻影吧！所有这些都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毫不相干吧！《工人事业》以及发表于《火星报》第12号上的那封“经济派”来信的作者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这次春季事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提高，反而使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超过了我们的积极性，我们缺乏有足够修养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即熟悉各个反政府阶层的情绪，善于领导运动，善于变自发游行示威为政治游行示威，善于加强游行示威的政治性等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落后性也就必然会被那些比较活跃和比较积极的非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无论怎样奋不顾身积极地同军警搏斗，无论采取怎样革命的行动，他们终究只会成为支持这些革命者的力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就拿我们的“经济派”只想仿效其弱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吧。在德国，没有一次政治事件不是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愈来愈高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总是走在大家的前面，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计这种事件，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议。它不用所谓经济斗争一定会使工人碰到他们无权的问题，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议论来安慰自己。它干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问题，例如关于威廉不批准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当市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派”还没有来得及开导德国人，说这其实就是同自由主义妥协！），关于颁布法令禁止“淫秽”书籍和画册的问题，关于政府对教授人选施加影响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他们处处都走在大家的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结果，甚至那些社会主义的死敌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深表敬意；因而，不仅是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么也往往会奇迹般地落到《前进报》编辑部的手里。这就是对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答，这种“矛盾”大大越过了《工人事业》的理解力，以至它只好高举双手喊道：“故弄玄虚”！的确，你们想想看，我们《工人事业》最重视的是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这些我们都是用黑体字刊印的！），我们警告大家不要轻视自发因素的意义，我们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本身，本身以政治性质，我们想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可是有人说我们是在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究竟是谁在这样说呢？原来就是那些同自由主义“妥协”，干预每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这是多么不了解“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有机联系”啊！），对于大学生，甚至（这还了得！）对于地方自治人士也十分注意的人！原来就是那些总想要多花些力量（同“经济派”相比）到各个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中去进行工作的人！这不是“故弄玄虚”是什么？？可怜的《工人事业》！它能有一天搞明白这个巧妙的把戏吗？注释：[67]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01年4月通过了关于政治斗争手段的决议，其引言部分有如下的论点：“经济斗争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的最好的手段，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应当开展政治鼓动，使之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但是没有任何必要从一开始就只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见《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23页）——57。[68]指悉·维伯和比·维伯合著的《工业民主》一书。——58。[69]《自由》杂志（《Свобода》）是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刊物，1901—1902年在瑞士出版，共出了两期。列宁指出：“《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2页）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纳杰日丁）于1901年5月创建的。列宁认为该社是一个既没有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又在群众中毫无根基的集团。除《自由》杂志外，自由社还出版了《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评论》第1期和纲领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自由社宣传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支持彼得堡经济派反对火星派。1903年，自由社停止活动。列宁在《关于“自由社”》一文中对自由社作了专门的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71。[70]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1897年12月写给《工人报》的第二封信（已编入《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小册子）中，阐述了俄国工人运动今后发展的两种可能的前途：纯粹经济斗争的前途和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那种政治斗争的前途。——73。[71]即1901年2—3月间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喀山、雅罗斯拉夫尔、华沙、比亚韦斯托克、托木斯克、敖德萨和俄国其他城市发生的大学生和工人的大规模政治游行示威、集会和罢工。游行示威和罢工的导火线是当年1月沙皇政府把参加大学生集会的183个基辅大学生送去当兵（参看列宁的《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各地游行队伍被沙皇政府派来的警察和哥萨克驱散，游行群众遭到毒打。3月4日（17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特别残酷的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数千名大学生和工人中，有数百人受到毒打，其中数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致残。1901年二三月事件证明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75。[72]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82。[73]这是彼得堡一个织布工人给《火星报》的信中的话。该信刊登在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工人运动要闻和工厂来信》栏内。信里说：“……我把《火星报》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都弄破了，而这号报纸却是很宝贵的……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用钟点来计算的。当你读到报纸时，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宪兵和警察害怕我们工人和带领我们前进的那些知识分子了。这些人确实不仅威胁着老板的钱袋，而且威胁着沙皇和厂主……工人群众现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说得真对！……过去，每次罢工都算是一次大事件，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光罢工算不得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必须争取自由，用胸膛去争取自由。现在所有的人，不论老少都愿意看书，只是可惜我们没有书。在前一个星期日，我们召集了11个人在一起阅读了《从何着手？》一文，我们直到深夜还没有散。一切都说得多么正确，多么透彻……我们很想向你们《火星报》写一封信，希望它不仅能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着手，并且还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活和怎样死。”——85。[74]指彼·伯·司徒卢威1901年2月和5月在《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发表的文章《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火星报》登载司徒卢威的文章和曙光杂志社刊印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附有司徒卢威（尔·恩·斯·）写的序言和注释）这两件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同民主反对派自由社的代表司徒卢威于1901年1月达成了共同出版秘密刊物《时评》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寿命不长，当年春天就暴露出根本不可能同民主反对派继续合作下去，于是和司徒卢威的联合也就解体了。——88。[75]《俄国报》（《Россия》）是温和的自由派报纸，1899—1902年在彼得堡出版。主编是格·彼·萨宗诺夫。该报在资产阶级阶层中销行甚广。1902年1月由于登载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小品文《奥勃曼诺夫老爷们》而被政府查封。——90。[76]指1901年4月《火星报》第3号上的维·伊·查苏利奇的文章《谈谈当前的事件》和《我们的社会生活》栏中的大学生风潮要闻，以及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上的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文章《论毫无意义的幻想》和短评《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毫无意义的幻想”是189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地方自治人士时申斥他们要求扩大地方自治机关权力的用语。——90。[77]指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和10月《火星报》第9号分别发表的两篇评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事件》和《维亚特卡的“工贼”》。——91。[78]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和司风雨雷电之神，据说他性情暴戾，动辄发火，一动怒就投掷轰雷和闪电。在俄语中，丘必特这个词也用来比喻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91。[79]“有何吩咐？”原来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语。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莫尔恰林老爷们》中首次把对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称为《有何吩咐报》。——92。[80]《圣彼得堡新闻》（《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1703年创办的第一家俄国报纸《新闻报》的续刊，1728年起在彼得堡出版。1728—1874年由科学院出版，1875年起改由国民教育部出版。1917年底停刊。——92。[81]《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92。[82]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是指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重要人物路·布伦坦诺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鼓吹可以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平等，解决工人的问题。列宁指出，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230页）。——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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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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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三）“自我解放社”[62]和《工人事业》
我们说，必须用70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但是，最近有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至今对这个问题的一切流行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局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总的意见分歧”归结到更深的根源上去，即归结为“对自发因素和自觉的‘有计划’因素相比哪个意义大，有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提出的指责是：“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注：1901年9月《工人事业》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对此我们回答说：即使同《火星报》和《曙光》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想到这个“总的意见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普遍的关注，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90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普遍的。大约同一时期，在有名的1896年彼得堡工业战争[45]之后，工人罢工也带有同样的普遍性。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注：工联主义决不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里特别要指出那个常常被人忘记的（也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手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46]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作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47]的那些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底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准备好要付印的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阿·亚·瓦涅耶夫［注：阿·亚·瓦涅耶夫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时得了肺病，于1899年在东西伯利亚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耶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48]（也许过个30年，会有一家象《俄国旧事》[49]那样的杂志把它从警察司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注：见《列宁会集》第2版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尔省工人流血事件[50]的通讯）。可见，90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所谓“初次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力求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当时的运动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51]也是如此；《工人报》以及1898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52]更是如此。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这种缺乏修养的情况归罪于当时的活动家。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吸取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注：“《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90年代末，即使在90年代中期，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欣赏自己的缺点是什么？］，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变得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还有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从理论上论证自己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了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我们在讲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书刊上的种种表现之前，先要指出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过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个事实多少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后来的两派之间的纠纷在彼得堡活动的同志们中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7年初，阿·亚·瓦涅耶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流放之前，参加了一次非正式会议[53]，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的主要是组织问题，也谈了《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定稿发表在《〈工作者〉小报》[54]第9—10期合刊上（第46页）。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十二月党人”）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青年派”拥护的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决不是这个，而是加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的那些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显然，争论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道扬镳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极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个事实表明，即使在俄国，“经济主义”的产生和泛滥也并不是没有经过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的（现在的“经济派”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进行活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变动极其频繁，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出现把“经济主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的。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当时俄国许许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具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成败的偶然因素是很多的，才能懂得为什么这个“新”派别的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好，都长时间不能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断定，这究竟真是一种特殊的派别呢，或者只是个别人缺乏修养的表现。比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引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在弗·伊—申的文章（《〈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7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了这篇社论，而弗·伊—申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心地——狂热地——夸奖这个同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纸大不相同的新报纸。［注：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1898年11月，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业》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制服的人[55]阻止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写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的［注：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施吕瑟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细Ｈ．Ｈ．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后退，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水平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注：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56]的理论修养究竟怎样。当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书刊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理解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干反动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真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却在重复这种把“经济唯物主义”粗暴地庸俗化的论调！］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这类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移植到本国土地上来，向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注：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斗争的人。］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当前的意见分歧［注：我们强调当前的，是要请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说：现在斥责《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们回答当前这些伪君子说：这里指的就是你，只是改了一下名字。关于这些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证明。］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象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不要说亲身参加过当前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正是这样。然而，我们所以要特别坚持让读者彻底弄清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所以要为了明确起见而引用有关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以及1897年初“老年派”同“青年派”争论的材料，是因为有些以自己的“民主主义”相标榜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这一纲领。这个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注：《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注：《工人事业》第10期。］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注：《新时代》[57]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3期第79页。卡·考茨基谈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58]。］：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黑体是卡·考·用的〉。于是这些批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可以想见：被人用上述方式驳倒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愈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愈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象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auβen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u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新草案接受了旧纲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一来，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注：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学习愈来愈多地领会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的，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中的情况，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通盘思考一番，正如每个从事写作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仔细思考自己的见解一样，那他们就只能“把一双没用的手交叉在空虚的胸前”，而……而把阵地让给司徒卢威之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把阵地让给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请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走上（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盛情参与下）的那条进步党[59]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不是谈论什么轻视自发因素，什么策略－过程，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做法。为此需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许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比如说，柏林的工人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直到现在也远远没有结束（也许那些根据普罗柯波维奇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根据司徒卢威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60]）。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61]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最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懈的斗争，才能保持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注：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使工人接受它。］。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采取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年人，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章程中，就谈到要同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论点，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比在其他国家更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不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尽管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国家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那么《工人事业》的说法就是对的。这种要求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以及天主教工人和“祖巴托夫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可见，《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它，不如说是崇拜它的自发性，崇拜它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但完全不肯独立地研究一下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治。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也是这样。
（三）“自我解放社”[62]和《工人事业》
我们这样详细地分析《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那篇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现在差不多已被遗忘的社论，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现了一个总的潮流，这个潮流后来又涌现出无数细流。弗·伊—称赞《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及其社论，说它写得“很尖锐，很有斗志”（《〈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9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认为自己提出了某种新主张的人，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只有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攻击该报论敌的“论战的斗志”。
我们现在且不谈《〈工人思想报〉增刊》（下面谈到各种问题时，我们还得引用这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经济派”思想的作品），而只简单地谈谈《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发表于1899年3月，转载于1899年7月伦敦《前夕》[63]第7期）。这篇宣言的作者们说得很公道，“工人的俄国还刚开始觉醒，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并本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但是他们也和《工人思想报》一样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些作者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们跟着瓦·沃·先生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服从于它”。
至于说到《工人事业》，那么它的活动一开始就是为“经济派”“辩护”的。《工人事业》竟在它的第1期（第141—142页）上公然撒谎，说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1897年写给《工人报》的两封信。］里警告“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但是在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工人事业》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用迷惑不解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青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以反驳这种不公正的责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责备“经济派”眼界狭小）。[64]其实，这个责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清楚地知道这个责备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编辑弗·伊—申的头上。我想顺便指出：在上述争论中，在解释我的那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时，阿克雪里罗得完全正确，《工人事业》却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最初的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到1898年上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小册子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危险，我这本小册子上所阐述的观点已于1897—1898年间在圣彼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排挤掉了。［注：《工人事业》在写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之后，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任务》一书的书评以来，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产生或是较为明确地形成了经济主义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任务》一书描绘的我国运动的状况相比，就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1900年出版的《回答》是这样说的。但《工人事业》第1期（即登载有书评的那一期）是在1899年4月出版的。难道“经济主义”1899年才产生出来吗？不，189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初次对“经济主义”提出了抗议（即对《信条》的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编者注）。“经济主义”是在1897年产生的，《工人事业》分明知道这一点，因为弗·伊—早在1898年11月（在《〈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上）就称赞过《工人思想报》了。］
但是，《工人事业》不仅为“经济派”“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错误上去。所以会滑下去，是因为《工人事业》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基本上将决定联合会的书刊工作的任务〈黑体是我们用的〉和性质。”说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群众性运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是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经济派”就是这样理解的）；或者是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地讲过任何新任务，而始终都认为，似乎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们不必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运动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认为不可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25页）。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在第7期上的《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注：例如，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论是这样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1900年8月写的！〉应当适合于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才应当去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11页）。在第4页上，作者反驳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责，他慷慨激昂地喊道：“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黑体是我们用的）这“所以”二字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波·克里切夫斯基所重复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的议论（即政治服从于经济等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施坦派的议论（例如沃尔特曼正是用这种议论来证明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力量”，然后才能考虑政治革命）。］，我们暂且不谈这篇文章，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第10期。我们当然不准备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曙光》和《火星报》提出的各条反驳意见。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想去分析，比如说《工人事业》发现下面两种提法是“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一种提法是：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等等。（《火星报》创刊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7页。——编者注］另一种提法是：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4号）［注：同上，第5卷第2页。——编者注］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疗法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自己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法”。因此它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10期第18页），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第11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后面这一句话很有希望成为一句名言，成为《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指导性的机关刊物所作的回答是：运动是运动的起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间的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并不只是一个笑话（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别来讲了），而且是整个派别的纲领，尔·姆·在《〈工人思想报〉增刊》上把这个纲领表述如下：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极端机会主义派别。
“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是把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正如民粹派在同我们论战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贬低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广阔的前景，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千百万人的强大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充满着时而由这个政治领袖时而由那个政治领袖提出的种种计划，证实了某个领袖所持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个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建立帝国、成立帝国国会、赐予普选权这种极大的历史转变时，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整个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干脆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伯恩施坦（部分参与）则提出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现在应当以模范行为来求得宽恕；当时那些筹备并出版了秘密机关报[65]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在选择道路问题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的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了最后的定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回顾往事，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这当然是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注：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EinJahrderVerwirrung（混乱的一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策略－计划”时起先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复辙的“策略－计划”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恰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当他们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范围”［注：摘自《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6页。——编者注）］，当他们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
《工人事业》往下又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由于《火星报》对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第18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制订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制订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反而是轻视自觉因素，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单是谈论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相比〈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哪个意义大的估计”，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假如说某些“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一般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么对这种自发因素的不正确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因素”。假如说这种因素是人的意识所不能觉察到的，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因素，也无法加以谈论了。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星报》的“主观计划”是错误的（而他正是宣布这些计划是错误的），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观事实，就应当因这种忽略而责备《火星报》缺乏自觉性，用他的说法，就是“轻视自觉因素”。假使他不满意主观计划，除了援引“轻视自发因素”（！！）之外又没有其他论据，那么他以此只是证明：（1）在理论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和备受别尔托夫讥笑的卡列耶夫之流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一样；（2）在实践上，他完全满足于那些把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诱到“经济主义”上去的“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并且他对那些无论如何也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自发”发展道路的人“十分恼火”。
再往下纯粹是些滑稽可笑的话了。“正如人们不管自然科学取得什么成就而还是要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现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是自发地爆发的结果。”（第19页）有一句老话说得妙：要生儿养女，谁没有智慧？——同样，“现代社会党人”（象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66]之类）也有一句话说得妙：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诞生，谁都有智慧。我们也认为谁都有这种智慧。为了参与，只要在“经济主义”流行时听从“经济主义”，在恐怖主义出现时听从恐怖主义就行了。例如，今年春天，正应当告诫大家不要醉心于恐怖手段的时候，《工人事业》对这个在它看来是“新的”问题感到困惑莫解。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当问题已经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一方面向我们声明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也不应当是阻止恐怖主义情绪的发展”（《工人事业》第10期第23页），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有计划的进攻性的恐怖手段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多么圆通！我们不去阻止它，但宣布它不合时宜，而且这样宣布的意思是说，“决议”并没有把无计划的和防御性的恐怖手段包括在内。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决议很保险，完全可以保证不犯错误，正如一个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的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一样！为了拟定这样一个决议，只要善于做运动的尾巴就行了。当《火星报》讥笑《工人事业》把恐怖手段问题说成一个新问题时［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工人事业》怒气冲冲地指责《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15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组织，说服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因素啊！［注：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手段问题时，还总结了以前的革命运动的经验。］如果只是旧调重弹，不拿什么“强加于”人，对于每一次向“经济主义”或向恐怖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把自己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作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神灵”（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所谓的《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策略－过程”，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认，下定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运动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不会“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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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这样迅速（并且继续在迅速地发展），以致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的任务显得缺乏修养。这种缺乏修养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连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整个知识界以至农民都掀起了风潮）。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工人事业》贬低我们的理论任务并“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因为重复这一口号的人，对了解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立场和革命派的立场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点缺乏“自觉性”。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方面和组织工作中，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是怎样表现的。
注释：
[45]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5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这次罢工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5小时的法令。——28。
[46]《论鼓动》这本小册子是阿·约·克列梅尔在1894年写的，经尔·马尔托夫审订。该书起初以手抄本和胶印本的形式流传，后于1896年底在日内瓦出版。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它写了序言和跋。该书总结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维尔诺的工作经验，号召放弃闭塞的小组宣传活动，而转向在工人中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因此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很大的影响。但它夸大纯经济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含有经济主义的萌芽。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文中对它作了批评性的分析。——30。
[47]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30。
[48]这篇社论标题为《告俄国工人》，系列宁所写，至今没有找到。——30。
[49]《俄国旧事》杂志（《РусскаяСтарина》）是俄国历史刊物（月刊），由米·伊·谢美夫斯基创办，1870—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主要登载俄国国务活动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回忆录、日记、札记、函件等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它是俄国第一家长期刊登俄国革命运动史料的杂志。——30。
[50]指沙皇政府对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工人罢工的镇压。这次罢工发生于1895年4—5月。罢工的起因是厂方采用新的计件单价，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参加罢工的有4000多工人。罢工遭到特地调来的沙皇军队法纳戈里团的镇压，结果工人死1人，伤14人，11人被交付法庭审判。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呈交给他的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事件的报告上批道：“感谢法纳戈里团的好汉们在工厂闹风潮期间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30。
[51]《圣彼得堡工人小报》（《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РабочийЛисток》）是俄国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2月（报上印的是1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300—400份；第2号于同年9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31。
[5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用代表大会名义于1898年4月发表的。《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把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总任务结合了起来。宣言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6页）。——31。
[53]非正式会议是指“老年派”即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创建人列宁、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尔·马尔托夫等同斗争协会新成员的代表一起于1897年2月26日和3月1日之间在彼得堡斯·伊·拉德琴柯和马尔托夫的住处举行的会议。当时俄国当局允许协会的老成员在赴西伯利亚流放地之前在彼得堡停留三天处理私事，非正式会议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举行的。会上，“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但是，曾于1893—1895年参加“老年派”小组的阿·亚·雅库波娃，坚持刚刚产生的经济主义的观点，而“青年派”分子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却支持列宁等“老年派”。列宁后来在康·米·塔赫塔廖夫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上加的按语中说：“可见，我的划分的不准确之处就在于，有一个‘青年派’分子维护‘老年派’，有一个‘老年派’分子维护‘青年派’。”此信和按语载于1903年5月15日《火星报》第40号。——32。
[54]《〈工作者〉小报》（《Листок《Работника》》）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的附刊，1896年至1898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期。第1—8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后因联合会大多数成员转向经济主义，劳动解放社拒绝继续编辑联合会的出版物。《〈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由经济派编辑，于1898年11月出版。——32。
[55]指俄国沙皇政府的警察。——34。
[56]瓦·沃·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瓦·巴·沃龙佐夫的笔名。他为陈腐的民粹派思想辩护，到90年代堕落成为否定群众政治斗争的反动分子。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代表——经济派，他们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放到次要地位，向工人阶级宣扬原始的狭隘的斗争方法和渺小的斗争目的，因而在工人运动中起反动作用。——34。
[57]《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7。
[58]指1901年11月2—6日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提出了修改1888年的海因菲尔德纲领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的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新党纲，主要起草者是维·阿德勒。党纲草案于1901年8月公布。党内对它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性意见，主要是指责它向伯恩施坦主义让步。卡·考茨基在1901年10月19日《新时代》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文章：《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考茨基把党纲的新旧条文加以对照，主张保留海因菲尔德纲领的原则部分，因为它比较充分和正确地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历史发展总过程和工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阿德勒不同意考茨基的建议。后来这个党纲草案经过维也纳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稍加修改后通过。——37。
[59]进步党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1年6月成立，创始人和领袖为鲁·微耳和、贝·瓦尔德克、赫·舒尔采－德里奇、汉·维·翁鲁等。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10月，进步党中的右翼分裂出去组成民族自由党。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3年，该党又分裂成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派。进步党仇视社会主义，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它的主要敌人。为了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和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进步党的活动家舒尔采－德里奇、麦·希尔施、弗·敦克尔等人积极进行了建立工会的活动。——39。
[60]指1899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西欧工人运动。批判性研究的尝试。第1卷。德国和比利时》一书和载于1899年《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第14卷的彼·伯·司徒卢威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一文以及他为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两本书写的书评。普罗柯波维奇在书中企图证明德国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缺少进行革命斗争和实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的条件。司徒卢威在文章中企图驳倒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哲学前提，证明社会矛盾越来越不尖锐，否认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39。
[61]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1868年由进步党活动家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建立。该工会的组织者们鼓吹劳资利益“和谐”论，认为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工会，否定罢工斗争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帮助就能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和积累资金。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主要从事组织互助储金会和建立文化教育团体的活动。它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从来不是一支主要力量，直到1897年它的会员不过75000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已达419000人。1933年，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法西斯的“劳动战线”。——39。
[62]指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是经济派的一个小组织，1898年秋在彼得堡成立，只存在了几个月。说明该社宗旨的宣言所署日期是1899年3月，载于同年7月在伦敦出版的民粹派刊物《前夕》杂志。该社还公布过它的章程，印发过几份给工人的传单。——41。
[63]《前夕》杂志（《Накануне》）是俄国民粹派的刊物，由叶·亚·谢列布里亚科夫主编，1899年1月至1902年2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共出版了37期。该杂志宣传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敌视马克思主义，特别敌视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周围集结了一批各种小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人物。——42。
[64]这里说的是劳动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列宁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于1898年下半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给这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中表示赞同列宁的观点，并指出，不久前到国外来的年轻同志同列宁这本小册子的观点相距甚远。阿克雪里罗得提到的“年轻同志”，是指当时已转向经济主义并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一批人（即后来的工人事业派）。1899年4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刊登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评论。《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在评论中掩饰自己的真实倾向，否认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会主义性质，否认经济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影响有所增强，断言列宁阐述的观点同该编辑部的纲领完全一致，并说编辑部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的序言中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1899年8月，阿克雪里罗得在给《工人事业》杂志的信中驳斥了上述论点。他说：《工人事业》杂志试图证明自己同列宁所阐述的观点一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并且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转向经济主义的派别（“青年派”），这个派别力图“人为地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停留在原始发展阶段上”。1899年12月，《工人事业》杂志作为单行本刊印了列宁在1899年夏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并加写了编后记。该杂志诡称赞同这一文献，并辩解说《信条》只不过是代表“个别人”的意见，又说担心俄国社会民主党可能向纯粹经济斗争方面发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1900年2月，劳动解放社出版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编的《〈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书中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和书信（包括《信条》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和联合会书记格里申的带有政治性的私人信件），证实在集结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侨外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机会主义分子和经济主义思想实际上占了统治地位。1900年2—3月，《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尼·克里切夫斯基针对阿克雪里罗得的《信》和普列汉诺夫的《指南》写了编辑部的《回答》，十分明显地暴露了该杂志的机会主义性质。后来，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转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继续进行。——43。
[65]指《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zialdemokrat》）是反社会党人法施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周报）。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79年9月—1880年1月格·亨·福尔马尔任编辑，1881—1889年爱·伯恩施坦任编辑。该报虽然在初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恩格斯持续不断的指导和帮助下，坚持了革命策略，在聚集和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起了卓越作用。恩格斯曾称赞它是德国党的旗帜。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47。
[66]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是尔·马尔托夫在他的一首题为《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的讽刺诗上所署的戏谑性笔名，意为骄矜的蠢猪。这首诗载于1901年《曙光》杂志第1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49。 |
《列宁全集》第6卷——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一）什么是“批评自由”？（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三）俄国的批评（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一）什么是“批评自由”？“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象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注：顺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6]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7]之间，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8]之间，民意党人[9]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10]，德国的伯恩施坦派[11]，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由米勒兰作出样子了。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大量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论文里，都一直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有教养阶级的一代青年，都经常在受这种批评的熏陶，那么，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12]，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法国在这一次也没有辜负它历来的名声，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序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291页。——编者注］。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制发展程度较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这么热心地、迫不及待地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作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pendeuret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现在这种“批评自由万岁！”的叫嚷太象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13]了。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4]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最近（第10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作理论原则，而是当作政治要求提出来的，即在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这一问题时提出来的：“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第36页）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明确的结论：1．《工人事业》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2．《工人事业》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结论。《工人事业》“特别”不高兴的，是“《火星报》和《曙光》[15]喜欢预言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16]必将决裂”［注：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作18世纪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见《火星报》第2号（1901年2月）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17]、“无题派”[18]或孟什维克，至今都很爱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现在人们却宁愿默不作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类比，它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象历史学家－思想家可能认为的那样，代表着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黑体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用的〉派别，包括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第32—33页）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断定说“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坚决为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辩护，却拿不出任何的论据和理由。作者显然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那么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竟以该派代表人物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紧接着的关于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第34—35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充分的批评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法国人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偏激行为的害处”。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直是“按伊洛瓦伊斯基方式”来研究历史[19]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要解释德国社会党为什么统一和法国社会党为什么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点，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20]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加以比较，不必回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注：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杜林的观点的，人们甚至公开在党代表大会上纷纷责备恩格斯，说他偏激，不肯容忍，用非同志式的态度论战等等。莫斯特等同志提议（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21]上）在《前进报》[22]上不再登载恩格斯的论文，认为这些论文“绝大多数读者都不感兴趣”；而瓦尔泰希（Vahlteich）则说登载这些论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说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出了力的：“我们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教授们要争论，那么《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争论的场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们看，这也是维护“批评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评派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讲坛社会主义者[23]），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法国人所以争吵是因为他们偏激，德国人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乖孩子。你看，用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把维护伯恩施坦派的言论完全推翻的事实。伯恩施坦派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一个国家的伯恩施坦派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参看《工人事业》第2—3期合刊第83—84页），试图独自站稳脚跟。拿法国人“不肯调和”当借口，除了有其“故事性的”（诺兹德列夫式的）[24]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话来掩盖很不愉快的事实罢了。而且，就连德国人我们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许许多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所以还能见容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服从那个坚决屏弃伯恩施坦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25]，以及那个尽管措辞婉转、但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吕贝克决议[26]。至于从德国党的利益来看，这种婉转的措辞究竟适当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场合下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还是可以争论的，简而言之，在评价用哪种方法拒绝伯恩施坦主义才妥当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拒绝伯恩施坦主义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是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一说法，就是完全不了解有目共睹的现实情况。［注：必须指出，《工人事业》在谈到德国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问题时，始终只限于单纯转述事实，完全“不肯”说出自己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例如，在第2—3期合刊第66页上讲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27]时，竟把一切意见分歧都归结为“策略”，并且只是指出绝大多数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4—5期合刊第25页及以下各页上，也只不过是把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述一遍，并把倍倍尔的决议摘引一下；这里又是（也象在第2—3期合刊上一样）把对于伯恩施坦观点的叙述和批评留待“专文”去谈。可笑的是，在第4—5期合刊第33页上说道：“……倍倍尔所阐述的观点赢得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赞同”，而稍后一点却又说：“……大卫发言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他首先就竭力说明……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毕竟是〈原文如此！〉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是1899年12月间写的；到1901年9月的时候，《工人事业》大概已经不再相信倍倍尔正确，而把大卫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来重复了！］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人事业》还向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显然它是认为我们这里有人冤枉了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究竟是冤枉了什么人呢？是谁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工人事业》始终避而不谈，没有一次提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这里我们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事业》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两篇文章都只讲《曙光》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如果是这样，那么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施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工人事业》，不替“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讲点好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或者被人冤枉的是某个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由此可见，《工人事业》还在继续玩那种从它一创立就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游戏。其次，请注意这第一次实际运用被大肆吹捧的“批评自由”的情况吧。实际上，“批评自由”不仅立刻表现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表现为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作暗疾（照斯塔罗韦尔的中肯的说法[28]）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现在却主张，为了治这种病，只要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就行了！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模仿……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惩罚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样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那我们就自己来试试，把《工人事业》不愿说出来的（或许是它无法理解的）东西哪怕是简单地说明一下。（三）俄国的批评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产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受检查的书刊上打开了一条道路，虽然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习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作危险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然也就出现了不止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29]……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书刊上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结成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往后的“批评”发展明显地证实了）早在“联盟”还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注：这是指前面刊印的克·土林的一篇反对司徒卢威的文章，该文是根据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学术讲演写成的。见序言。[30]（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出现那种“混乱”，是否应当由那些同未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最大的责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那里，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肯定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议可以比作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作政治协定了。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在这种情况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可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破裂不过是使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书刊上消失。在这种书刊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这有事实为证，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31]）伯恩施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32]，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荐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33]。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可是，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书刊上。在人们转向“批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主义”。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我们只要指出无疑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臭名远扬的《信条》[34]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信条》并不是编造出来的，但它的公布没有照顾它的作者们的意愿，也许，甚至是违反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把新“纲领”公布于世［注：指反对《信条》的17人抗议书。本书作者参加过起草这个抗议书的工作（1899年底）。1900年春，抗议书曾同《信条》一起在国外刊印出来。现在从库斯柯娃女士的文章中（仿佛是登在《往事》[35]上）已经知道：《信条》的作者就是她，而当时在国外的“经济派”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本书作者已经听到一些怨言和责难，说不应该把发言者概述自己观点的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节，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的“经济主义”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害怕公开。这正是整个“经济主义”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真诚地拥护“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36]，有《工人事业》（它因“经济主义的”文件在《指南》[37]中发表出来而表示愤慨），有基辅委员会（它在两年以前也不愿意让人把它的《宣言书》[38]连同那篇反驳《宣言书》的论文一起登载出来［注：据我们所知，基辅委员会的成员从那时起发生了变化。］），还有许许多多单个的“经济派”分子。拥护批评自由的人有这种害怕批评的表现，不能单单用不老实来解释（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也非不老实不可，因为把还没有巩固的新派别的萌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是不合算的！）。不，大多数“经济派”确实打心眼里憎恶（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说，他们也应当这样）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让侨居国外的人去干这些事情吧！”——一个相当彻底的“经济派”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过，而他这句话是代表一种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纯粹工联主义的）观点的：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正象《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第10期异口同声地所说的那样，都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都没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下面我们将从各方面来详细地说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批评自由”的要求同我们俄国的批评以及俄国的“经济主义”的特点处于怎样一种极端矛盾的状况。其实，看一看“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肯定《工人事业》观点的那个决议就行了：“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党的书刊上有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评不同这个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10页）理由就是：决议的“第一部分同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未觉察到他们这样抄袭多么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贫乏（testimoniumpaupertatis）！……“但是……决议的第二部分却比吕贝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这样，“联合会”的决议就是针对俄国伯恩施坦派的了？否则，提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岂不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决议逐条拒绝了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吕贝克决议中，则对伯恩施坦本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对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经济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表现都只字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那么空空洞洞地说什么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就会给曲解留下更大的余地，特别是“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作机会主义（《两个代表大会》第8页第1条）。但这还只是顺便说说而已。而主要的是，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在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批评派”则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的修正主义意图又很怯懦，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派只是把“革新主张”干脆否决了事。而在我们俄国，却是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所滥用过的“批评自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党的联系［注：单是缺少公开的党的联系和党的传统这一事实，就构成了俄国和德国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必定会提醒每一个明智的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从下面这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批评自由”在俄国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俄国的批评派布尔加柯夫先生竟谴责奥地利的批评派赫茨说：“赫茨作的结论虽然很有独立精神，但是他在这个问题〈合作社问题〉上，看来毕竟是太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了，他虽然在细节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始终不敢离开总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第287页）一个政治上备受奴役的国家，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由于政治上处于奴隶状态和完全不懂党的荣誉和党的联系而堕落到了极点，这样的国家里的臣民，竟傲然地责备一个宪制国家里的公民过于“受党的意见的束缚”！那么，我们的不合法组织就只好去拟订关于批评自由的决议了……］，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够“限制”、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来“限制”批评自由的为大家公认的党的机关）；“经济派”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工人事业》第10期第25页），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一封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增刊》[39]第14页）。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即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声明）［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6页。——编者注］。总之，德国人坚持现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反对同它调和。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的“自由地”抄袭德国人决议的专家们就没有觉察到！（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的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提出一个问题：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我们面前有两个书刊出版声明：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的纲领》（《工人事业》第1期单张），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40]。两个声明都标明是在1899年发表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在第一个声明中，你们丝毫没有指出这个现象，也没有确切说明新的机关刊物对这个问题打算采取的立场。关于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问题，无论在这个纲领中，或在1901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41]通过的对这个纲领的补充条文中（《两个代表大会》第15—18页），都只字未提。在这整个时期内，《工人事业》编辑部始终都把理论问题搁在一边，虽然这些问题是全世界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与此相反，另一个声明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减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方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评”我们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倾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倾向”。已经出版的几期《曙光》，表明了这个纲领的执行情况。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的现象）：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页。——编者注］，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42]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43]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44]）。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1874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注：1875年莱比锡合作出版社第3版。］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把各个行业组织得很好，但是前进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按巴枯宁不伦不类的模式传播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混乱和动摇。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必须承认，德国工人以罕见的理解力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件究竟能让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赋予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愈来愈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愈来愈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刻牢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这样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5—567页。——编者注］恩格斯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意外的严重考验。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注释：[6]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5。[7]盖得派和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5。[8]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和第26卷）。社会民主党人是指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者。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联盟的除了以亨·迈·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外，还有一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哈·奎尔奇、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他们构成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翼，主张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1907年，联盟改组成社会民主党。1911年，该党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联合组成英国社会党。英国社会党的大部分成员在1920年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5。[9]民意党人是民意党的成员。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5。[10]内阁派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派别。因为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所以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称为米勒兰主义。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5。[11]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5。[12]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6。[13]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两只桶》。寓言说，有两只桶在路上滚。一只桶里装着酒，稳稳当当地前进。另一只桶是空的，一路上隆隆作响。尽管空桶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却不象第一只桶那么有份量。——8。[14]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9。[15]《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9。[16]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9。[17]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9。[18]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9。[19]指象俄国历史学家德·伊·伊洛瓦伊斯基那样研究历史。伊洛瓦伊斯基把历史主要归结为帝王将相的活动，用种种次要的和偶然的事件来解释历史过程。——10。[20]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1。[21]指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这年1—5月，恩格斯在该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组批判欧·杜林的文章（《反杜林论》第1编）。这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对。他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企图禁止《前进报》继续发表恩格斯的反对杜林的文章。代表大会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从实际考虑，决定今后不在《前进报》正刊而在其附刊上继续对各种理论问题展开争论。所以，《反杜林论》第2、3编是在《前进报》附刊上发表的。——11。[22]《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1。[23]讲坛社会主义者是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新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开始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适应资产阶级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他们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忽视劳资问题的解决，资产阶级自由派反过来嘲讽他们那一套为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俾斯麦策划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专卖都叫作“社会主义”。他们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对工人的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以及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11。[24]此处是借用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话。诺兹德列夫是《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他到处招摇撞骗，惹是生非。果戈理称他为“故事性的”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点“故事”来。——11。[25]汉诺威决议是指1899年10月9—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举行的代表大会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问题通过的决议。代表大会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这项专门的决议，是因为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奥·倍倍尔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列宁给予这个报告以高度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该决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至今并未提供任何理由使党放弃或改变自己对它的基本看法。党一如既往立足于阶级斗争，而根据这一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此，党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以便借助于政权，通过生产工具社会化和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方式来保障最普遍的幸福生活。”在不拒绝与资产阶级各政党为达到一定的实际目标而进行暂时联合的同时，“党任何时候在自己全部活动中都完全保持独立自主，并把所取得的每一成就只看成是使它接近它的最终目标的一步”。决议最后写道：“党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自己的主要要求和基本观点，或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名称……党坚决反对模糊或改变党对待现存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一切尝试。”汉诺威决议虽然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没有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有力的批判。这引起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罗·卢森堡等）的不满。伯恩施坦的拥护者也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12。[26]吕贝克决议是指1901年9月22—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吕贝克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最为关注的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当时修正主义已经最终形成，既有自己的纲领，也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修正主义者的首领爱·伯恩施坦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吕贝克代表大会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了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决议，指出：“党代表大会无保留地承认自我批评对于我党在思想上的继续发展是必要的。但是，伯恩施坦同志最近一些年来完全片面地从事这种批评，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代表却不加批评，这种做法使他处于一种暧昧地位并引起党内大部分同志的不满。”尽管在吕贝克决议中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的警告，但由于多数领袖采取调和主义立场，大会没有在原则上提出修正主义者不得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问题。——12。[27]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898年10月3—8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侨居国外的爱·伯恩施坦给大会寄来的一份专门声明，为他以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中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代表大会宣读了他的这份声明。从代表大会的讨论中看到，反对伯恩施坦的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以奥·倍倍尔、卡·考茨基为首的一部分人害怕党的分裂，力主把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原则斗争同小心谨慎的党内策略结合起来；以罗·卢森堡、亚·李·帕尔乌斯为首的一部分人持比较坚决的立场，主张开展广泛深入的辩论，不怕分裂，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大会没有就此问题作出任何决议。会后，在该党的报刊上展开了辩论。——12。[28]斯塔罗韦尔（亚·尼·波特列索夫）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文（载于1901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中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马克思主义中的臭名远扬的‘改良派’（指伯恩施坦）的怀疑论比在任何地方获得的成就都大？同时为什么在俄罗斯，这种理论的隐蔽的拥护者这么多，公开的拥护者这么少？伯恩施坦主义就象不可告人的暗疾，得了这种病通常是不好大声坦白承认的。”——13。[29]“自命不凡的作家”是俄国作家阿·马·高尔基的一篇短篇小说的标题。——15。[30]列宁在这里指的是他自己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和《〈十二年来〉文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和第16卷）。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上述文章就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于1894年底至1895年初写成的。此文最初用克·土林的笔名刊载于1895年4月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1907年底，列宁把这篇文章编入了《十二年来》文集。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列宁说明了这篇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经过。《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即下段正文中提到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于1895年4月由公开的印刷所印了2000册。除列宁的上述文章外，文集还收入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悲观论是经济现实的反映》、《向我们的论敌进一言（俄国著作界的文明史资料）》，彼·伯·司徒卢威的《致我的批评者》以及其他文章。沙皇政府先是禁止该文集发行，一年后又将其没收焚毁。保存下来的仅有100册，在彼得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秘密传阅。——15。[31]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6。[32]指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该书于1901年出了三种俄文译本，书名互不相同：（1）《历史唯物主义》，莉·坎采尔译，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在一年内出了两版）；（2）《社会问题》，彼·谢·科甘译，莫斯科康恰洛夫斯基出版社出版；（3）《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К．Я．布特科夫斯基译，莫斯科叶菲莫夫出版社出版。——16。[33]谢·瓦·祖巴托夫向工人推荐爱·伯恩施坦和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著作一事，是署名“一位原经济主义者”的读者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揭露的。尔·马尔托夫在《再论当前的政治腐蚀》一文（载于1901年11月《火星报》第10号）中，引用了这封信中的材料。——16。[34]《信条》是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1899年8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所以也称17人抗议书。——17。[35]《往事》杂志（《Былое》）是俄国历史刊物，主要研究民粹主义和更早的社会运动（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等）的历史。该杂志由弗·李·布尔采夫创办，1900—1904年在伦敦和巴黎出版了6期。1906—1907年，该杂志在彼得堡出版（月刊），编辑是瓦·雅·鲍古查尔斯基和帕·叶·晓戈列夫，布尔采夫也参加编辑工作。1907年该杂志被沙皇政府查封后，为代替杂志第11、12期出版了历史文集《我们的国家》。1908年改出《过去的年代》杂志，1909年改为历史文集《过去》。1908年布尔采夫恢复了《往事》杂志的国外版（巴黎），一直出到1912年。在俄国，《往事》杂志于1917年7月在彼得格勒复刊。十月革命后由晓戈列夫担任编辑，继续出版，1926年停刊。——17。[36]《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7。[37]指《〈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这是一本揭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经济主义观点的资料汇编，由格·瓦·普列汉诺夫编辑、写序，劳动解放社于1900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18。[38]《宣言书》是基辅委员会在1899年起草的一份传单。这份传单表明了基辅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观点，其内容有很多地方和经济派的《信条》相同。列宁在《论〈宣言书〉》一文中对这个文件进行了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72—281页）。列宁原打算在征得基辅委员会的同意后把《宣言书》连同他的《论〈宣言书〉》一起发表，但因基辅委员会不赞成而未果。——18。[39]《〈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20。[40]《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是劳动解放社在1899年10月下旬收到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之后，于12月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格·瓦·普列汉诺夫定稿的一个文件。在这个声明中，劳动解放社表示完全赞同《抗议书》提出的对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声明于1900年初印成单页发表，并收入《〈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一书的《附录》。声明所阐述的纲领，直到《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才得到实现。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21。[41]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下半月在苏黎世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机会主义在联合会里取得了最终胜利。大会对1901年六月代表会议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的原则协议）作了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性质的修正和补充。这就预先决定了在这次代表大会几天以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失败。第三次代表大会还批准了《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指示》，这个指示只字不提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不提批判修正主义和论证马克思主义革命本质的必要性。——21。[42]“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22。[43]哥达纲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在德国两个社会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哥达纲领比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倒退了一步，它是爱森纳赫派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合并、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的产物。纲领宣布党的目的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回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并写进了一系列拉萨尔主义的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所谓对无产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普选权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国家”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草案作了彻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5页），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认真考虑。哥达纲领于1891年被爱尔福特纲领代替。——22。[44]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1898年写的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说，在社会民主党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到纯经济斗争时，那些无法给自己的政治追求找到出路的无产阶级最革命分子就可能象70年代那样去从事恐怖活动，或者去从事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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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六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列宁全集第6卷前言《列宁全集》第6卷收入列宁1901年秋至1902年2月所写的《怎么办？》一书和1902年1月至8月的著作。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经济的一切矛盾开始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工人的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显示了工人群众的自觉性和斗争性日益增高。1902年春天，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爆发的农民起义，席卷了拥有将近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自发的农民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地区。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因对行政当局不满而掀起的风潮十分猛烈。沙皇愈来愈频繁地动用军队来镇压罢工、游行示威和农民起义。整个俄国没有一个地方不回响着抗议专制制度暴行的呼声。列宁评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时代的半个世纪作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本卷第365页）在这样的时代，俄国社会中的三个基本阶级、三个主要政治派别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在制定并推行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它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日益发展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着手组织自己的力量，开始制定自己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进行温和的反政府活动。1902年年初，各民粹派团体的残余力量建立了社会革命党，在国外出版了自己的报纸《革命俄国报》和杂志《俄国革命通报》。他们是一批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想用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来取代群众的斗争。这个时期，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彻底粉碎经济主义这个影响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政党的主要障碍，结束社会民主工党各个组织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早日建立起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全体人民争取政治自由、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本卷开篇《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证了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教育和培养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该书第1章，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谓“批评自由”的口号的实质和危害性。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派在“批评自由”的时髦口号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这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本卷第8页）列宁揭露了俄国的经济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经济派推崇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把经济斗争看得至为重要并对政治斗争作改良主义的解释，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贬低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使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解除武装。他们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传导者。列宁揭露了经济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论证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意义，阐发了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运动的三种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密不可分的思想，特别强调了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理论的意义显得尤其突出。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应当由工人政党来领导全体人民争取政治自由、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党如果不以创造性的态度来解决这一历史任务，如果不独立领会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全部经验，就不能成为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党的使命是走在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前面，给它指明道路，回答无产阶级碰到的一切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党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理论武装。列宁希望工人运动的领袖们特别要不断地增进他们对于各种理论问题的知识，时刻记住：“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本卷第26页）列宁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本卷第23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本卷第24页）在该书第2章，列宁分析了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问题。经济派崇拜自发性，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可以自发地从工人运动本身产生并自发地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反对给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列宁彻底批判了他们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由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要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工人运动没有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之前，它无力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教会、报纸、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思想影响的渠道来压抑工人的意识，力图从精神上奴役工人。列宁写道：“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想思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本卷第38页）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0世纪初期的迫切任务就在于，引导工人运动走上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工人运动。在该书第3章，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揭露了经济派所谓“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言论是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是争取经济改良。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本卷第54页）列宁指明，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通过对专制制度全面的政治揭露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列宁还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的革命联盟的思想，指出工人阶级应该作为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去领导一般民主运动，但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把俄国全体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到居民的一切阶层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从政治上揭露专制制度，揭露沙皇俄国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只有把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在该书第4章和第5章，列宁论证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阐述了他在《从何着手？》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1页）中略述的建党计划。列宁彻底批判了经济派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本卷第128页）列宁认为，俄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本卷第121页）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列宁认为建党应该从创办全俄政治报纸入手。按照列宁的计划，党应当是由少数领导人（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广泛的地方组织网组成的。党的核心应当由有修养、有才干、有经验和经过考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列宁指出，战斗的革命政党需要有坚强的有威信的领导。如果没有一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的集体，在现代社会中就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该书结束语部分，列宁对“怎么办？”这个问题回答说：结束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建立一个坚强而团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本卷收入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表明，列宁在制定党纲的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党纲规定党的性质、斗争要求和奋斗目标，规定党的政治路线、策略原则和组织路线。1901年夏，《火星报》编辑部制定出党纲草案。纲领的理论部分由普列汉诺夫执笔。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不能令人满意，它只是一般说明资本主义，没有指出俄国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矛盾和社会灾祸，对俄国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错误，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摇摆，对作为工人阶级同盟者的农民估计过低。此外，它在说明一些原则问题时表述抽象，含糊不清。列宁主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毫不含糊地控诉俄国资本主义，向俄国资本主义宣战”（本卷第222页）。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也要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发出号召，所以不应当泛谈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应当着重指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后果，说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说明资本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奴仆，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靠拢无产阶级的政党。普列汉诺夫的草案虽然提出了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把工人阶级从整个人民群众中区分出来，从而缩小了工人阶级的作用，模糊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列宁认为纲领应当说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但不要把工人阶级混同于一般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他要求：“必须首先把自己同一切人划清界限，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门单独地划出来，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本卷第238页）工人阶级政党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而且是代表全体被压迫阶级向资本主义宣战，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领导权。在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理解上，普列汉诺夫仅仅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方面。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还包括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对劳动者的领导。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纲领上的意见分歧，反映出双方对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动力、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在准备这一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火星报》编辑部最后确定下来的纲领草案，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特点，明确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到了俄国革命运动的特点，概括了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是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由他起草的土地问题部分的说明。这篇文章阐述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以前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的指导原则。列宁认为俄国的农民问题极其复杂，旧的农奴制残余根深蒂固。在俄国农村，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工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对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列宁指出：阶级斗争是解决一切土地问题的指导原则；最近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村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这个斗争是为了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为了给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就必须消灭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农奴制残余。列宁写道：“为了使我国的雇农和半雇农以后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最要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现在就应当开始‘维护’小农，‘尽可能’帮助他们，不拒绝参与解决‘别人的’（非无产阶级的）各种迫切而复杂的问题，教育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政党看作自己的领袖和代表。”（本卷第307页）为此，列宁在纲领草案中提出废除赎金、代役租和连环保等等的要求，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的要求，以便由它们把解决农村生活最迫切的问题掌握起来，首先是把割地归还给农民。实现这些要求，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消灭农奴制残余。列宁深刻分析了归还割地的要求和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批驳了马尔丁诺夫等人的反对意见。列宁着重指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恰恰是从农民的所有要求中抽出的能够起革命作用、因而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东西，而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忽视农奴制的最突出的表现和最厉害的残余。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在原则上完全正确，在一定时期完全适用，但是在专制制度下提出，在政治上是不妥当的。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只有作为资产阶级的措施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措施，才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上正确的要求，因为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求的是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本卷第311页）列宁在本文中最后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掌握上述土地政策的一些原则，就能弄清楚农村错综复杂的关系，就能使革命宣传鼓动适合于这些关系，就能在农民中促进先是反对农奴主、继而发展成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的民主主义运动。本卷论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文章还有：《〈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关于“斗争”社》等。编入本卷的《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和《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是列宁论述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政府活动的策略的两篇文章。列宁指出，专制制度的利益常常不是同所有有产阶级的整个利益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一致。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反政府派。反政府派的主要支柱是地方自治人士。他们只进行合法的抗议活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的领导权，鼓励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所表现的不满和抗议，用工人积极参加的办法支持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一切抗议，同时批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怯懦：“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本卷第252页）《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和《革命冒险主义》两篇文章，深刻地剖析和批判了社会革命党在理论和纲领上的机会主义和在策略上的冒险主义。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是没有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他们离开了革命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冒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之间脚踏两只船。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这个唯一真正革命的原则，否认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不懂得俄国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党是把社会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党，这就使他们脱离了工人运动，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作为依靠。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轻视理论的态度只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妨碍无产阶级理解自己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列宁认为：“社会革命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上的不坚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庸俗化的表现之一。”（本卷第363页）列宁还对社会革命党人把恐怖手段列入自己的纲领作了批判，指出“现在的恐怖主义者就是改头换面的地道的‘经济派’”（本卷第371页）。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经指出，“经济派”崇拜自发的“纯粹工人运动”，而恐怖主义者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自发的狂热情绪。列宁斥责个人恐怖的策略导致革命者脱离劳动群众，削弱发动群众攻击专制制度的革命工作。列宁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并揭穿社会革命党人的冒险主义，并且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革命阶级的运动，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本卷第373页）。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不会迷恋于恐怖手段，他们一定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革命者的战斗组织同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英雄主义结成一个整体。列宁在文章中还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他分析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的错误是：把土地社会化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把农民关于小规模平均使用土地的朴素思想同社会主义关于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学说混淆起来，用发展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列宁认为，提出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这就是：对于最终目的要有明确的思想，对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要有正确的了解，对于当前的实际形势和最近的任务要有确切的概念。而社会革命党人一条也不具备。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可以作为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教训和借鉴，可以作为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的后果的鲜明例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一文对1897年到1902年这五年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及其力量的深刻变化作了阐述，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冒险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民主自由主义思潮作了剖析。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肃清经济派的影响之后需要特别注意俄国那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秘密派别。一方面必须同“社会革命党”这一个或这一类派别进行斗争，直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使它们失去任何基础为止，另一方面坚决揭露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任何不彻底的表现，削弱他们同君主制达成协议的任何企图，推动他们要求实行欧洲资产阶级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活动。列宁明确提出，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当前任务就是：结束自己队伍中的任何涣散和动摇的状况，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并在组织上合并，全力以赴地联合所有进行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使他们的活动深入和扩大，同时密切注意向尽量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说明社会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真正意义。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14篇。《附录》中的一部分文献表明，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的制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抽象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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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6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列宁全集》第六卷1902年1—8月《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一文笔记（1905年10月17日和19日[10月30日和11月1日]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一文笔记（1905年10月17日和19日〔10月30日和11月1日〕之间）［注：《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一文见本卷第26—33页。——编者注］新的革命和新的战争胜利的不彻底性，斗争的长期性，斗争者的顽强性。10月17日（30日）的胜利是不完全的胜利，不是色当，而是辽阳。[194]总罢工获得了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敌人退出了战场。《泰晤士报》的电文说：“人民胜利了。沙皇投降了。专制制度已不复存在。”这是关于投降的拙劣的欺骗。根本就没有投降，过去也没有过。敌人根本没有被击溃。不是色当，而是辽阳。敌人遭到了局部的失败而退却了。“有掩护的退却”。杜马被粉碎了吗？还没有，但是受了点伤。积极抵制的策略获得了胜利。维特的报告[195]的意思是清楚的：“同社会的明智分子在道义上结合起来”反对“公开威胁社会和国家的行为”。应读作：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起反对革命工人和革命农民，反对各族革命人民。从维特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1）赐予了公民的种种自由（？有种种限制）。（2）杜马保留下来（？）（3）国务会议是选举产生的……（4）国家杜马获得立法权？（不要违反其决议）。（5）“象在文明世界一样”，实行改革。10月30日《比利时独立报》[196]罗兰·德·马雷先生的文章《赤色的俄国》。“特列波夫将军昨天表示希望，罢工者将不会获胜，因为整个社会生活一时陷于停顿必然会使他们丧失消极的群众的同情。在总罢工破坏人民正常生活的其他一切地方，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是对于俄国来说，这种说法就不对了，因为那里的生活早就不正常了，消极的群众耐心地忍受着这一巨大的考验，希望革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推翻应对所经受的一切苦难负责的政府。”现在：加紧利用新的目标、半自由……宣传“全俄政治罢工”的教训。以后也是这样。扩大了的斗争领域：到目前为止，在开展政治攻势方面还很少触动农民，说得确切一些，还完全没有触动。只要我们行动正确，春季到来以前农民也会发动起来。为争取工人享有真正的充分权利，即普选权而斗争。从沙皇政府和自由派的观点看宪法的意义：逃避立宪会议。他们吸取了1789年（不是国民代表会议，不是临时人民代表会议）的教训和1789年（不是立宪会议）的教训。他们从1847年（2月3日：国家杜马）直接跳到1849—1850年（镇压1849年起义之后的宪法）。这种跳跃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相勾结。大概他们（维特和盖森）已经讲好价钱了吧。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406—408页注释：[194]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1870年9月1—2日，在这里进行了普法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交战。交战以法国帕·莫·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沙隆集团军被击溃和投降、随军督战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俘而结束。这次交战决定了普法战争的结局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命运。辽阳是日俄战争中双方主力进行会战地点之一。辽阳会战发生于1904年8月28日—9月4日，以俄军撤出辽阳、退守沈阳告终。——368。[195]指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这个报告于1905年10月17日（30日）在彼得戈夫被沙皇批准，公布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政府通报》第222号。报告包含了10月17日（30日）宣言的要点。——368。[196]《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Belge》）是比利时资产阶级报纸，自由派的机关报（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1940年停刊。——369。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全俄政治罢工》一文笔记（1905年10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附录《全俄政治罢工》一文笔记（1905年10月13日〔26日〕）［注：《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全俄政治罢工“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法兰克福报》[191]）《日内瓦日报》[192]——革命处于高潮。铁路工人的罢工日益扩大莫斯科里加圣彼得堡波兰哈尔科夫萨拉托夫布良斯克“AlleRaderstehenstill，wenndeinstarkerArmeswill”．“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公开的革命集会：莫斯科、哈尔科夫。维特内阁。[同立宪民主党人谈判。]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粉碎杜马？粉碎了杜马！！10月26日的《时报》报道：维特接见了铁路工人代表团。10月26日的《日内瓦日报》报道：在彼得堡的一所大学里举行了15000人的群众大会。号召举行武装起义。铁路工人的要求：全民立宪会议——普选权。罢工：辛比尔斯克圣彼得堡失业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莫斯科群众沃罗涅日萨拉托夫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巴拉绍夫辛菲罗波尔华沙雅罗斯拉夫尔罗兹下诺夫哥罗德里加芬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街垒。俄国通讯社：圣彼得堡10月25日讯。已签署命令维特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自由派内阁”……莫斯科的工程师们（工程师协会代表大会）参加了（星期三开始的）罢工。[193]彼得堡——韦尔日博洛沃彼得堡——维尔诺彼得堡——里加彼得堡——雷瓦尔米塔瓦——文达瓦莫斯科在闹饥荒。没有水。学校里、工厂里、大街上到处都有革命的群众集会。警察消极。圣彼得堡南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莫斯科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克里木（辛菲罗波尔）芬兰（里加、雷瓦尔）伏尔加河流域（萨拉托夫、中部黑土地区波兰下诺夫哥罗德、辛比尔斯克），（沃罗涅日）。中部工业区（雅罗斯拉夫尔）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403—405页注释：[191]《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365。[192]《日内瓦日报》（《JournaldeGenève》）是瑞士自由派的报纸，1826年创刊，用法文出版。——365。[193]各专业工程师和技术员协会莫斯科分会全体会议于1905年10月12日（25日）通过了关于参加政治总罢工的决议。——367。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1906年4月25—26日〔5月8—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189]（1906年4月25—26日〔5月8—9日〕）同志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已经开过了。分裂现象已不复存在。不仅从前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在组织上已完全合并，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也统一起来了，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签订了统一协议，并且也预先决定同犹太社会民主党即“崩得”实行统一。这些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重大的，从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看，它的意义的确显得更为重大。伟大的俄国革命的整个命运，看来将在最近期间决定。领导城乡广大贫苦群众的无产阶级，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走在革命的前头。由于声势浩大的人民斗争的决定性事变即将到来，俄国全境即俄国各民族的觉悟的无产阶级采取统一的实际行动，就显得更重要了。在目前所处的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际生活本身的最无情的批评，而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时期内，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但是，决不能使这种思想斗争破坏和妨碍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统一。伟大的俄国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的前夜。资产阶级俄国的所有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争取到纸上的宪法。一部分资产阶级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并且离开了革命。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虽然愿意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希望走上“立宪”斗争的道路，并用这种希望来欺骗自己，硬要把动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的选举胜利看成人民自由的重大胜利。广大农民群众奋不顾身地反对老朽的农奴制俄国，反对官僚专权和地主奴役，他们始终站在革命方面，但是还远远不是十分自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革命民主派的觉悟也很低。只有在10月为争取自由而英勇战斗的、在12月为捍卫自由而拿起武器的无产阶级，才是始终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正在聚集新的力量，自觉地准备投入新的、更大的战斗。沙皇政府厚颜无耻地公开玩弄立宪把戏。它维护自己的旧政权；继续并且加紧迫害争取自由的战士；它显然是想把杜马变成清谈馆——遮掩专制制度的屏风，欺骗人民的工具。这个策略能不能成功，将在最近期间决定，将由目前日益成熟的新的革命爆发的结局来决定。如果全俄国的无产阶级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如果无产阶级善于把一切真正革命的、能够进行斗争而不搞妥协的人民阶层发动起来，如果它能够很好地进行战斗准备，正确地选择为争取自由而进行决战的时机，那么，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那么，沙皇就玩弄不成他那套嘲弄人的立宪把戏；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就勾结不起来；俄国革命就不会象西欧19世纪的革命那样，成为没有完成的、半途而废的、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没有多大好处的革命。这才是真正伟大的革命，人民起义的彻底胜利一定会把资产阶级俄国从一切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且可能开辟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社会民主党要想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应当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估计到新的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我们应当毫不留情地揭露由政府和以自由主义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支持的立宪幻想；我们应当号召革命的农民团结起来，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我们应当向广大群众说明第一次十二月起义的伟大意义和新的起义的必然性，因为只有新的起义才能真正夺取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权，真正把政权转交给人民。以上就是在当前历史时期内我们策略的基本任务。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隐讳如下一件事实，就是说，我们深信，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对于这些任务了解得并不完全正确。代表大会的三项重要决议就明显地暴露了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前“孟什维克”派的错误观点。代表大会在土地纲领中原则上通过了“地方公有”。所谓地方公有，就是份地为农民所有，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的地主土地由农民租佃。实质上，就是介乎真正的土地革命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之间的折中办法。农民是不会接受这样的纲领的。农民的要求是：或者直接分配土地，或者把全部土地转归人民所有。只有在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情况下，在实行官员民选制的共和制度下，地方公有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改革。我们曾向代表大会建议，至少应当把地方公有同以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可是代表大会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没有这些条件的地方公有，只不过是自由派官僚的改良而已，它给农民的完全不是农民所需要的；同时使地方自治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分子得到新的力量和新的权势，实际上使全部土地分配权操在他们手中。我们应当向广大工农群众说明这个问题。代表大会在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中认为，在这届杜马中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是适宜的。代表大会不愿意考虑如下事实：俄国十分之九的觉悟工人（其中包括波兰、拉脱维亚、犹太的一切社会民主主义无产者）都主张抵制这届杜马。代表大会拒绝了以在群众中进行真正广泛的宣传鼓动作为参加选举的先决条件的建议。代表大会拒绝了关于只有由工人组织提名为国家杜马候选人的人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成员的建议。由此可见，代表大会甚至不拿欧洲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所创造的种种保障来捍卫党，就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认为利用议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原则上是必要的；但是，全部问题在于：在目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可不可以参加象我国杜马这样的“议会”？如果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不是由工人组织选出的，那么可不可以成立议会党团？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的。代表大会拒绝了把反对立宪把戏、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当作党的任务之一的建议。代表大会没有说明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立宪民主”党的两重性，“立宪民主”党急切地想同专制制度妥协，想削弱革命和制止革命。那个在专制制度和人民自由之间搞妥协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暂时的和表面的胜利给代表大会的印象太深了。代表大会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中同样没有提到必须提出的东西，例如直接批评无产阶级的错误，明确估计1905年10—12月的经验，哪怕试图研究一下罢工与起义的关系也好；在决议中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闪烁其词地回避武装起义。代表大会并没有公开地、明确地向工人阶级说明十二月起义是一个错误，而是隐晦地指责了十二月起义。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只会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明确。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在思想上同这些决议作斗争。同时，我们向全党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我们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反对抵制中央委员会，并且珍惜合作；我们同意选派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即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只占极少数。我们深信，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只是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权限问题有分歧意见。我们坚持中央委员会有权任命和撤换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190]。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切实遵守这些组织原则，诚恳地和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些组织原则，就能保证党不发生分裂，保证党内思想斗争能够而且应当同严格的组织上的统一，同大家服从共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我们号召一切同我们思想一致的人，都能做到这种服从，并且进行这种思想斗争。我们请全体党员慎重地评价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革命教导我们，我们也深信，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斗争的实际统一，使我们党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危机总解决的时刻不致犯严重的错误。在战斗的关头，事件本身将会向工人群众指出正确的策略。我们要竭尽全力，使我们对这种策略所作的估计能促进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实现，使工人政党不致因追求虚幻的胜利而离开无产阶级坚定的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能把自己为自由而斗争的先进战士的伟大作用贯彻到底！印成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95—400页注释：[189]《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写成的，在斯德哥尔摩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讨论并通过。在《告全党书》上署名的有出席代表大会的26名布尔什维克，他们代表彼得堡、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巴库、哈尔科夫、乌法等地的党组织。——358。[190]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讨论党的组织章程第7条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孟什维克坚持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并且在中央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时给予他们以表决权。布尔什维克则坚持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并且中央委员会有权加以撤换。代表大会上的孟什维克多数使自己的建议得到了通过。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中的这一条，采用了布尔什维克的条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6页）。——362。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70]（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1关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责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出报告，从中应该可以看出党组织在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时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确定党员资格时所采用的标准是什么。2在第二次会议上就提交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书面声明进行记名投票一事所作的发言[171]（1）我同意施米特同志的提案，并建议所有愿意支持这一提案的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2）拉林同志的提案无非是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最粗暴的嘲弄……我再说一遍，这是对代表大会上少数派的权利的粗暴的嘲弄，是企图把议事规程上对少数派的权利所作的保证一笔勾销。3在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反对唐恩的意见[172]，并主张必须就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进行讨论，主张把民族问题列入议程。4关于议程草案第8条条文的建议第8条：“对于为波兰召开特别立宪会议的态度”要加上如下的字样：“根据党纲中的民族问题”。5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173]我提出两个基本论点：（1）农民永远不会要地方公有；（2）如果没有民主共和制度，没有十分巩固的人民专制制度，没有官员民选制度，地方公有是有害的。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两个基本论点，我要先谈几个比较主要的反对国有化的意见。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的也是这种最主要的反对国有化的意见。我把普列沃诺夫同志的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了，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拥护国有化。”这是错误的。我敢断定，如果我国真正实行了农民革命，如果随着这个革命而来的政治变革最终导致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普列汉诺夫同志就会承认拥护国有化是可能的了；如果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我们俄国真正实现了民主共和制度，那么不仅整个俄国的，而且整个国际的运动的形势都会推动我们实行国有化的。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实现，那么地方公有也是空谈；那时地方公有实行起来恐怕只能成为新式的赎买。约翰同志用的术语是转让，而不是没收，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选择这个术语不是偶然的。其实这个术语就是立宪民主党的，它怎么解释都行，它同立宪民主党人所筹划的赎买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再往下谈。普列汉诺夫同志问：防止复辟的保证在哪里呢？我不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同我们所分析的纲领有什么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应当给它一个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的答复。如果说的是防止复辟的真正的、完全切合实际的经济保证，即能够创造防止复辟的经济条件的保证，那么应该说：防止复辟的唯一的保证是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怎样解决问题（地方公有、分配土地等），复辟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我想这样来表述这个论点：俄国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如资本家、地主、金融资产阶级等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后备军。在这方面不应该忽视，欧洲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决不是在俄国革命所处的那种国际环境下发生的。18世纪末叶的法国是处在封建和半封建国家的包围之中。然而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20世纪的俄国的周围，则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本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已经全副武装起来就要同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搏斗。既然象沙皇10月17日在俄国许诺自由这种区区小事，都能大大推动西欧无产阶级的运动，既然一听到彼得堡发出的关于臭名昭著的立宪宣言的电讯，就能使奥地利的工人立刻走上街头，使奥地利许多大工业城市发生多起游行示威和武装冲突，那就可以想象，如果从俄国传去的消息不是口头上的自由许诺，而是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革命农民的彻底胜利，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的，也就是说，如果指的是防止复辟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保证，那就应该这样说：只有尽可能坚决地进行革命，由革命的阶级直接进行革命，尽量少让中间分子、妥协分子和各种调和分子插手，使革命真正进行到底，才是防止复辟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保证；而我的草案可以最大限度地提供防止复辟的保证。在我的草案里，农民委员会是作为直接推动农民革命运动的杠杆，作为农民革命运动最理想的形式提出来的。农民委员会，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号召农民自己立刻直接地用最坚决的手段来对付官僚和地主。农民委员会，这就是号召受农奴制残余和警察制度压迫的人民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用平民方式”来对付这些残余[174]。实行官员民选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这种提法使普列汉诺夫同志想起了令他本人、当然也令我们大家很不愉快的无政府主义。但是官员民选会使人联想起无政府主义，这是十分奇怪的；在目前这个时期，官员民选问题会引起或者已经引起随便哪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恐怕只有伯恩施坦例外）的嘲笑，也是十分奇怪的。我们现在经历的正是官员民选这个口号具有最直接的、重大的实际意义的时期。我们在农民群众中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宣传和鼓动，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宣传、传播和阐明这个口号。宣传农民革命，比较认真地谈论土地革命，而不同时说到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不附带地说到实行官员民选，那是十分矛盾的。根据这一点就谴责别人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只能使我想到德国的那些伯恩施坦分子，他们在不久以前同考茨基争论时，就谴责他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告诉农民：如果你们想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就必须把政治革命也进行到底；没有彻底的政治革命，就根本不会有土地革命或者不会有比较巩固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彻底的民主革命，如果不实行官员民选，那么我国不是会发生农民骚乱，就是会实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在我国不会有值得普列汉诺夫用“农民革命”这样有分量的字眼称呼的东西。我们再往下谈。普列汉诺夫说，地方公有会给阶级斗争提供广阔的场所；我尽量用他的原话把他的这个论断表达出来，不过我必须明确地表明，这个论断是根本错误的；它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都是错误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自治机关以及土地的地方公有提供的阶级斗争场所，无疑要比全国、比土地国有化提供的要狭小。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土地国有化会无条件地为阶级斗争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提供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唯一想象得到的最广阔的场所。国有化意味着消灭绝对地租，降低粮食价格，保证资本有最大限度的竞争的自由和渗入农业的自由。地方公有则相反，它缩小全国的阶级斗争，不肃清一切农业生产关系中的绝对地租，用局部的要求来取代我们的总的要求；地方公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掩盖阶级斗争的。从这个观点看来，普列汉诺夫提出的问题只能在一个方面得到解决。从这个观点看来，地方公有是绝对经不起批评的。实行地方公有就是缩小和掩盖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涉及夺取政权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在我的土地纲领草案中看出有夺取政权的思想，我应该说，在我的土地纲领草案中的确有由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思想［注：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不过把这种思想归结为民意党的夺取政权的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民意党人传播夺取政权的思想的时候，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较为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当时，夺取政权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愿望和空谈，而不是已经兴起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步骤。现在，在经过了1905年10月、11月、12月以后，在广大的工人阶级、半无产阶级分子和农民群众向世界展示了早已看不到的革命运动形式以后，在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已经在莫斯科、南方、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爆发以后，再把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思想归结为民意主义，就等于落后了整整25年，就等于从俄国历史中勾销了一个完整的重大时期。普列汉诺夫说：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但是害怕革命农民夺取政权，也正是害怕土地革命。如果土地革命的胜利不是以革命人民夺取政权为前提，土地革命就是空谈。如果没有革命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条件，那就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农民骚乱或者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为了结束关于这一条的探讨，我只提醒大家一件事，就连刊载在《党内消息报》[175]第2号上的少数派同志的决议也说过，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从政府手中争取政权。“人民的创造性”这个说法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好象是没有的，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记得我在自己的发言中有过这样的说法，这使他想起了民意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的老相识。我觉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回忆又落后了25年。请回想一下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吧：罢工，工人代表苏维埃、起义、农民委员会、铁路委员会等等，这一切正好说明人民的运动已经转向起义的形式，这一切都显示出革命政权机关的明显的萌芽，我的关于人民的创造性的说法是有十分明确具体的内容的。它所指的正是俄国革命的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它所描述的正是这种不仅反对旧政权而且利用革命政权来进行斗争的斗争方法，是俄国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在轰轰烈烈的10月和12月的日子里初次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的革命被葬送了，那么农民和工人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也就被葬送了；如果你们所说的农民革命不是空谈，如果我国将要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土地革命，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看到10月和12月事变以空前壮阔的规模重演。这种不是知识分子的，不是密谋家集团的，而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政权，在俄国已经有过了，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实际上已经存在过了。然而由于反动派得势，这个革命政权被摧毁了，但是只要我们有确实的根据坚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那么我们也必然会期望新的、更坚决的、同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系更紧密的革命政权机关的高潮、发展和胜利的到来。可见，普列汉诺夫运用“民意主义”这个陈腐、可笑的吓唬人的字眼，无非是为了回避对10月和12月的运动形式进行分析而已。最后，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我的纲领的灵活性和稳妥性的问题。我认为，我的土地纲领在这方面同其他的纲领比较起来是最令人满意的。如果革命事业进行得不顺利，那么怎么办？如果我的草案中所提出的一切“如果”都不能实现，因此谈不上把我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该怎么办？那时毫无疑问，是应该考虑到现有的农民经济和农民的土地使用制的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把象租佃这样一种最重要的现象当作论据。要知道，既然谈到革命事业可能进行得不顺利，革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考虑到这种现象的现实性和不可排除性。我的纲领考虑到这种不顺利的情况，考虑到各种据说是空想的“如果”不能成立的情况，因此这个纲领要比马斯洛夫同志的纲领更全面地、更准确地、更冷静得多地规定了党的任务。因此，我的纲领既提出了适合目前农民经济和农民土地使用制条件的口号，也提出了适合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好远景的口号。约翰同志想说点俏皮话，他说我的纲领里的纲领太多了，说我的纲领里既有没收，又有租佃，这是互相矛盾的；这句话一点都不俏皮，因为没收地主土地并不排斥农民的土地也有租佃的情况。因此，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他的十分精彩的论据来反对我，也是根本错误的。他说，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起草一个纲领是并不困难的，说这样的纲领任何人都写得出来。你现在写一个正好是不会有最好条件情况下的纲领吧。为了回答这个论据，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谈论没收地主土地、谈论象租佃这样的问题的纲领，正是考虑到了我国革命可能有的最坏的进程和结局，因此我的纲领是十分清醒的，非常周密的，至于约翰同志，他的草案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最坏的条件，也就是没有提到缺乏真正实行政治民主制度的条件，他向我们提出的只是地方公有，要知道，如果不实行官员民选制度，如果不取消常备军等等，地方公有也象国有一样是危险的，甚至是更加危险的。因此，我坚持提出那些受到普列汉诺夫无理指责的“如果”。总之，农民不会接受地方公有。卡尔特韦洛夫同志说，高加索的农民是完全同意社会革命党人的意见的，不过同时他们还问：他们是不是有权出卖自己分到的或者由于实行社会化而得到的土地。卡尔特韦洛夫同志，你说得很对！你的观察是完全符合一般农民的利益的，是同农民对自己利益的理解一致的，正因为农民是从他们是不是有权出卖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这个角度来看待一切土地改革的，所以农民一定会无条件地反对地方公有，反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直到现在，农民还是把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官混为一谈，理由十分深刻，比嘲笑农民愚昧无知的高贵的立宪民主党的法学教授们所想象的还要深刻得多。因此，在谈到地方公有以前，必须、绝对必须谈到官员民选制度。目前，在这个民主要求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只一般地提没收或者分配土地是恰当的。因此，为了简化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我采取了如下做法：既然波里索夫同志的纲领同我的纲领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且它是以分配土地而不是以国有化为基础的，那我就撤销我的纲领，并请代表大会就分配土地或者地方公有的问题发表意见。如果你们否决分配土地，或者确切些说，“当”你们否决分配土地的“时候”，我当然要完全撤销我的草案，因为它根本没有希望通过；如果你们通过分配土地，那么我就要提出我的整个的纲领，作为对波里索夫同志的草案的修正案。有人说似乎我强迫农民接受国有化，为了回答这种指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在我的纲领的“Ａ方案”中，专门提到要避免强迫农民去做任何违反他们意愿的事情的思想。因此，在最初表决的时候，以波里索夫的草案代替我的草案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会帮助我们更容易弄清楚代表大会的真正的意志。依我看，地方公有既是错误的又是有害的；分配土地虽然错误，但无害处。我简单地谈一谈这种差别。“分配派”正确地说明了事实，但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关于旧唯物主义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农民说：“土地是上帝的，土地是人民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分配派”向我们解释说，农民这样说是不自觉的，他们说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一回事。“分配派”说，农民真正的愿望完全和仅仅在于增加自己的土地，扩大小农经济，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同“分配派”的分歧在这里并没有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不管农民这些说法在经济上怎样没有根据，或者空洞，我们还是应当抓住这些说法来进行宣传。你是说土地应该由大家使用吗？你愿意把土地交给人民吗？好极了，但是把土地交给人民意味着什么呢？谁来掌管人民的财产和人民的产业呢？官吏，特列波夫之流。你愿意把土地交给特列波夫和官吏吗？不，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说，他不愿意把土地交给他们。你愿意把土地交给将来可能钻到地方自治机关里去的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吗？不，农民一定不愿意把土地交给这班老爷。因此，我们就要向农民说明，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全体人民，必须实行一切官员统统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制度。因此，我提出的以实现完全的民主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草案，正好给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提供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它明确而具体地向他们说明，对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分析应当成为政治宣传、特别是关于实行共和制的宣传的基础。例如，农民米申，被斯塔夫罗波尔的农民选为杜马代表，他带来了复选人的委托书，委托书的全文已经刊载在《俄罗斯国家报》上。[176]这个委托书要求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吏，修建粮仓，把全部土地交给公家。把全部土地交给公家的要求，毫无疑问是一种反动的偏见，因为今天的俄国和明天的立宪的俄国的公家是警察和军人专制的公家，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要求当作有害的偏见简单地抛弃了事，我们应该“抓住”它，向米申这类人士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应该告诉米申这类人士，把土地交给公家的要求虽然很糟糕，却反映了一种十分重要而且对农民有利的思想。只有国家成了完全民主的共和国，只有彻底实行了官员民选制度、取消了常备军等等，把土地交给公家才可能对农民很有利，并且一定会很有利。我正是根据这一切理由才认为：如果你们否决国有化，那么势必会使我们的实际工作人员、宣传员和鼓动员重犯1903年我们错误的归还割地的纲领引起的那些错误。当时人们对我们关于割地的理解比这个条文的作者所理解的还要狭窄，现在否定国有化而用分配土地代替这个要求（更不用说荒唐透顶的地方公有了），同样势必会使我们的实际工作人员、宣传员和鼓动员去犯那么多的错误，以致我们很快就要后悔我们通过了一个实行“分配土地”或者地方公有的纲领。我再重复一遍我的两个基本论点来结束我的发言：第一，农民永远不会要地方公有；第二，如果没有民主共和制度，没有官员民选制度，地方公有是有害的。6关于记录须由代表大会批准的声明全部记录必须由代表大会批准。因此秘书整理的记录才是正式的记录。速记只记录个别的发言。7在第十五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我们的决议案第1页就谈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177]，正数第27行，8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的总结发言我尽量指出最本质的东西。普季岑同志使我想起了一句谚语：寻找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己送上门来。他问：布尔什维克凭什么认为现在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破坏法律等等呢？普季岑同志，请摘掉你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眼镜吧！你认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是议会斗争。请看看失业工人的运动、军队中的运动、农民运动。运动的主要形式不在杜马里面，杜马只能起间接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如果黑格尔听到我引用了他的话，躺在棺材里也会翻两次身的。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说这话是在普季岑同志之前，他的话现在也是针对普季岑同志的。普季岑同志崇拜暂时的东西，他仅仅指出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指出内部所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在这些现象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这些现象。在普季岑同志看来，关于首脑和尾巴、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或者尾巴作用的发言只是咬文嚼字。孟什维克的基本错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孟什维克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自觉地趋向妥协。他们拿雅各宾派分子为例，说这些人原是天真的君主派[178]，后来却成了共和派。但是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天真的君主派，而是自觉的君主派。孟什维克把这一点忘记了。严厉的列昂诺夫同志说：请看“布尔什维克”在大谈革命的人民。然而“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也大谈这个问题。列昂诺夫同志引用了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一句话：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高政治形式。列昂诺夫同志本来应该继续往下引用的。如果这样，他就会看到：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在目前形势的强迫下接受的，分裂成两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179]）的资产阶级的确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才容忍共和国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88—89页。——编者注］唐恩说“布尔什维克”忽视政治组织的作用。这说得不对。不过一般地谈组织的作用倒会成为陈词滥调。问题在于现在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应当指出我们要把政治组织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孟什维克”从革命高潮的前提出发，然而他们所建议的行动方式却不是与革命高潮相适应，而是与革命低潮相适应。这样，他们就帮助了对10—12月时期大肆诽谤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谈到了爆发。请你们把这个名词加进决议里。既然如此，当前运动的形式如国家杜马选举等，就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运动形式。唐恩同志说：“少数派”的口号已经证实是正确的，他用革命自治，用工人代表苏维埃来证明。不过请看一看普列汉诺夫的《日志》杂志第5期吧。他在这期杂志里写道，革命自治“把人弄得糊里糊涂”。不过，这个口号是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弄得糊里糊涂呢？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个口号。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口号是有缺陷的。这个口号是不彻底的，这个口号不是有把握取得革命胜利的口号。用工人代表苏维埃作论据不合适。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还没有谈到。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于他对10月里出现过的各种运动形式完全没有进行分析。他说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最好的、必要的。但是他不用心分析一下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什么。它是什么呢？是革命自治机关还是萌芽的政权机关呢？我肯定地说这是通过革命政权来进行的斗争，这个论点是驳不倒的。这才是，也只有这才是10—12月的斗争形式不同于目前斗争形式的特点；我们不能强制地采取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普列汉诺夫说，伯恩施坦受到称赞是由于他的理论，因为他放弃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我受到称赞是由于我的策略。情况并不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瓦尔沙夫斯基同志对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说法作了公正的回答，他说伯恩施坦受到称赞是由于策略，因为他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拼命缓和矛盾。伯恩施坦曾经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缓和社会矛盾。普列汉诺夫现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炽烈的时候缓和政治矛盾。立宪民主党人就是为了这个才称赞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我们不反对夺取政权，但是我们所拥护的是象在国民公会[180]时那样夺取政权，而不是密谋家夺取政权。“孟什维克”同志们，请把这一点也写到你们的决议里吧。反对列宁主义，咒骂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阴谋家吧，你们不论干什么都行，我毫不在乎，只要你们提出象国民公会那样夺取政权的条文，我们就用双手在这个决议上签字。不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要记住，如果你真的把这一条写进去，请相信我吧，立宪民主党人就不会再称赞你了。9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181]鉴于：（1）12月11日的选举法和选举的实际条件使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无法参加选举，无法提出和独立地选出真正有党性的候选人；（2）经验表明，由于这个原因，工人参加选举的实际作用势必产生、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这样的后果：由于同立宪民主党人或其他资产阶级集团达成协议而使无产阶级严格的阶级立场变得模糊不清；（3）只有采取完全的、彻底的抵制，社会民主党才有可能坚持“用革命的方式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使立宪民主党对国家杜马负全部责任，防止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派或革命民主派受到立宪幻想的沾染；（4）现在已经看得出，（主要）由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国家杜马无论如何不能负起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使命，只能间接地促进更广泛更深刻的新的革命危机的发展，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抵制国家杜马和国家杜马选举的各个党组织是做得正确的；（2）在目前政治条件下，在杜马中不存在真正有党性的和能代表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条件下，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企图不可能取得重大效果，反而会降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让党替处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十分有害的那些议员负责；（3）由于上述一切，目前过不具备可以使我党走上议会道路的条件；（4）社会民主党应该利用国家杜马，利用杜马同政府之间的冲突或者杜马内部的冲突，同杜马中的反动分子作斗争，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特别关注农民革命民主派分子，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支持他们那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行，准备在革命总危机十分尖锐的时候（这可能是由杜马危机引起的），号召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进攻；（5）鉴于政府可能解散国家杜马并且召集由新成员组成的国家杜马，代表大会决定：在新的选举运动期间，不允许与立宪民主党以及类似的非革命分子成立联盟和达成协议；至于我们党是不是有可能参加新的选举运动的问题，将由俄国社会民主党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10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副报告同志们！我不准备把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念给你们听了，因为这个决议你们大家一定都知道了。（由于到会代表的要求，报告人还是把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原文又念了一遍。）如果把这个决议同孟什维克的决议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出有以下四个主要不同点，或者说孟什维克的决议有四个主要缺点。（1）孟什维克的决议没有对选举作出估计，没有对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经验的客观效果作出估计。（2）这个决议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国家杜马的轻率的或者说（如果说得委婉些）乐观的态度。（3）决议没有根据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各个派别或政党的策略把它们明显地区别开来。（4）你们的决议决定成立议会党团，而你们的这一措施却是在对无产阶级政党根本不会有任何利益的时候和条件下采取的。如果认真地分析一下我们之间的真正的分歧，而不是咬文嚼字或者吹毛求疵，那么真正的分歧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四点。如果我们不是笼统地根据关于议会斗争的一般言论，而是根据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关系作出自己的结论，那么对选举方面的经验的估计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的确，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提出过一个十分肯定的论断：参加选举实际上意味着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参加选举而不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是不可能的。你们是不是认真分析过这个论断呢？你们是不是根据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实际材料分析过真实情况呢？绝对没有。阿克雪里罗得对问题的前半部分根本避而不谈，对后半部分却提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断。他起先用十分鄙视的语调批评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的一般联盟。他后来又说对这样的联盟并不反对，不过，这里所说的联盟当然不是过去那种“私下勾结”和暗地达成协议，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有目共睹的光明磊落的措施。阿克雪里罗得的后面这个“论断”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空想，即由立宪幻想而产生的真正“天真的愿望”的绝妙典型。我国实际上没有宪法，没有我们公开发表言论的基础，只有杜巴索夫的“立宪制度”。阿克雪里罗得的幻想始终是空虚的幻想，而立宪民主党人却一定会从默许的或签字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议中得到实际的好处。当人们谈论我们从选举中“自我排斥”的时候，总是忘记，实际上正是政治条件而不是我们的意志排斥了我们党，排斥了我们党创办报纸和参加集会，排斥了优秀的党员被提名为候选人。如果没有上述一切条件，议会制度与其说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工具，倒不如说是空洞可怜的玩具；因为这是天真地谈论“纯洁的”、“理想的”议会制度，而不是实际情况下的议会制度。当人们谈论选举的时候，常常忘记，在杜巴索夫立宪制度的基础上实际展开斗争的是两个力量强大的“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对，他们对选举人说，任何分散选票、任何提出“第三种”候选人的做法都只会使黑帮分子获胜。以莫斯科为例：假定古契柯夫能得到900张选票，立宪民主党人能得到130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只要能得到401张选票，黑帮分子就会获得胜利了。可见立宪民主党人对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的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立宪民主党人为了争取工人参加选举，给了莫斯科的工人一个国家杜马的议席），而你们孟什维克的了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空洞的、无谓的幻想。要么干脆不接受议会制，也不发表空泛的议论，要么就认真对待。否则就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立场。第二点。阿克雪里罗得在自己的发言中特别举出了一些我已指出过的决议的缺点。在决议中谈到要把杜马变成革命的工具。你们只从政府对我们施加压力、政府压制革命的角度考察杜马。我们认为国家杜马是一定的阶级的代表机关，是由一定的党派组成的机关。你们的意见是根本不正确的、不完全的、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你们没有从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成分来考虑杜马的内部结构。你们说政府要扼杀革命，你们忘记了再补充一句，立宪民主党人也暴露出十分渴望扑灭革命的意图。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不可能不反映出立宪民主党的特性。法兰克福议会就是一个例子，当时这个代表机关在革命时代曾经明显地暴露出渴望扑灭革命的意图（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目光短浅和法兰克福空谈家的怯懦），这个事例你们完全忽略了。在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中，援引“沙皇承认和法律确认的政权”的说法，是根本不妥当的。杜马实际上不是政权。援引法律不能肯定，只会削弱你们的全部论据和来自这个决议的你们的全部鼓动口号。维特最喜欢援引“法律”和“沙皇的意志”，目的是使杜马安于给它划定的那点可笑的职权范围，丝毫不敢超越。援引沙皇和法律作依据，这种做法的受益者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俄罗斯国家报》。现在来谈第三点。决议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明确地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特点，没有揭露他们的全部策略，没有把立宪民主党人同农民民主派和革命民主派区别开来。这个错误也同上述一切错误有密切的联系。要知道，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才是左右本届杜马的人。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已经不止一次地暴露出对“人民自由”的背叛。善良的空谈家沃多沃佐夫想表现得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点，他在选举之后提醒立宪民主党人要信守自己许下的召开立宪会议等等的诺言，然而在这个时候，《言语报》以一种“霸道的”腔调粗暴地、下流而又粗暴地回答了沃多沃佐夫，说它不用别人多嘴出主意。在关于有人企图削弱革命的问题上，你们的决议也是极其错误的。正象我已经说过的，不仅政府有削弱革命的意图，而且目前正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出头露面大喊大叫的小资产阶级妥协分子也有削弱革命的意图。你们的决议说，杜马希望依靠人民。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因此也不能算是正确的。什么是国家杜马呢？我们能只限于泛泛地谈论这种机关，而不对那些真正决定这个机关的内容和意义的那些阶级和政党进行分析吗？希望依靠人民的是什么样的杜马？不是十月党人的杜马，因为十月党人根本不希望依靠人民。也不是农民的杜马，因为农民代表已经是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用不着“希望依靠人民”。可见，希望依靠人民的恰恰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的特点。但是希望依靠人民和害怕人民的革命独立性都同样是立宪民主党人固有的特点。你们的决议指出问题的一个方面，避而不谈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样就是散布不仅错误而且十分有害的观念。避而不谈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关于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是强调这一方面的），就其客观作用来说，就是撒谎。不行，规定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而不谈立宪民主党人，放弃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只从农民民主派和革命民主派身上寻找支持，而不应当从那些企图缓和目前政治矛盾的人身上寻找支持。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成立议会党团的建议。社会民主党使用新武器即“议会制”，必须十分慎重，这一点连孟什维克也不敢否认。他们完全准备“在原则上”承认这一点。但是现在问题根本不在于原则上的承认，问题在于对具体条件进行正确的估计。如果实际条件使“原则上的”承认必须慎重变成了天真的空洞的幻想，那么这种承认也就毫无意义了。例如，高加索人关于独立选举、关于纯粹是党的候选人、关于他们否定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问题讲得很好听。但是同时就有一个高加索人对我说，在梯弗利斯，在孟什维克的高加索的这个中心，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也许会当选，也许不免要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当选，那么这些好听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将来还象现在这样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党内消息报》对付无数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那么我们的广泛地、公开地向群众发表谈话的愿望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请你们注意，有些最乐观的社会民主党人指望只经过农民选民团选出自己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他们想在工人政党的实践中，恰恰不是同工人选民团，而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半社会革命党人的选民团一起“开始议会斗争”。请你们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产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还是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11在第十七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182]我没有说过梯弗利斯人决定选派阿尔古京斯基。我说过有人认为阿尔古京斯基大概会获胜，而且，也许不免要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对鲁登科的发言提出事实更正。我没有说过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将扑灭革命。我说过，立宪民主党人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将力图压制革命。12为维护穆拉托夫（莫罗佐夫）关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问题的修正案作的发言[183]穆拉托夫同志要我最后讲几句话。有人认为穆拉托夫同志在敲敞开的大门，这个说法完全错了。相反，正是他打开了大门。穆拉托夫同志的修正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代表大会承认了与很多地方的工人所支持的策略不同的另一种策略；如果要组织杜马党团，必须不发生尖锐的冲突，必须问问工人们，他们愿意不愿意在杜马里面有不是经他们选举出来的人当代表。13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的组成问题的个人意见（1）在否决斯托多林的修正案的时候，我发现有人甚至离开了议会斗争的各项原则，因此我要就这个问题提出我个人的意见。（2）根据已经提出的声明，我再谈一谈我对斯托多林的修正案问题的个人意见。斯托多林同志在他的修正案中建议：只允许这样的党员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的议会小组：他不仅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不仅服从全党和他所在的党组织，而且是由他所在的党组织（即有关的党组织）提名为候选人的。由此可见，斯托多林同志希望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斗争方面一开始就只受有关党组织的直接委托和以它们的名义进行工作。议会小组的成员仅仅是党的一个组织的党员，是不够的。在俄国的条件下，这还不能排除发生最不好的冒险行为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党组织不能对自己的党员实行公开的、人人都能看到的监督。因此，我们在议会斗争方面一开始就采取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根据经验规定的种种预防措施，是十分重要的。西欧的党，特别是它们的左派，甚至坚决要求由地方党组织提出并经党中央同意才能推荐议会的候选人。欧洲的革命社会民主党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要求对议会议员进行三方面的监督：第一，全党对所有党员的监督；第二，那些应当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议会候选人的地方组织的特别监督；第三，全党中央的专门监督，党中央不受地方影响和地方特点的限制，应当注意到只提出能满足全党的要求和一般政治要求的人为议会候选人。代表大会否决了斯托多林同志的修正案，否决了只有党组织直接提名为议会候选人的人才能参加议会党团的要求，这就暴露出它在议会策略上远不及西欧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慎重。其实未必会有人怀疑，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公开发动的条件十分困难，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比西欧革命社会民主党据据经验规定的更要慎重得多的方法。14在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我们声明，把在重要问题上采取记名投票的做法称为“损害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威信的宣传鼓动材料”——这就是不了解代表大会的作用，或者是狭隘的派性表现。15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发言不久前有一个同志指出，我们在收集反对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宣传鼓动材料。我当时就回答说，把记名投票说成是收集反对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材料，是十分荒谬的。任何一个不满意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人总会进行鼓动来反对这些决议的。[184]沃罗比约夫同志说，“孟什维克”不能同我们“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党内工作。我很高兴，正是沃罗比约夫同志是第一个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如果说他的发言是“宣传鼓动材料”，我是深信不疑的。不过，更重要的当然是关于原则问题的宣传鼓动材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会有比你们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更好的反对本届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材料。[185]普列汉诺夫说，必须冷静地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这句话是万分正确的。不过，冷静的讨论并不表现为在代表大会之前和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争论，而表现为应该讨论的决议具有真正冷静的切合实际的内容。正是从这方面比较两个决议，是特别有好处的。我们不喜欢的不是“孟什维克”的决议中的争论（普列汉诺夫对文特尔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理解得十分不正确），我们不喜欢的不是争论，而是贯穿在“孟什维克”的决议中的对细枝末节的争论。就拿对过去经验的估计，拿无产阶级运动的有觉悟的表达者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批评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批评和“争论”是必要的，不过批评必须是公开的、直接的、明显的和清楚的，而不是吹毛求疵、恶意中伤或咬文嚼字的讽刺挖苦。所以我们的决议在科学地总结最近一年的工作的同时，作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和平罢工是“浪费力量”，和平罢工过时了。现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起义，罢工是斗争的辅助形式，再拿“孟什维克”的决议来说吧。大家看到的不是进行冷静的讨论，不是总结经验，不是研究罢工和起义的相互关系，而是悄悄地、一点一点悄悄地否定十二月起义。普列汉诺夫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观点，完全贯穿在你们的整个决议中（尽管大多数俄国的“孟什维克”声明不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切列万宁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绝妙地暴露了自己，他要维护“孟什维克”的决议，就必定要把十二月起义看成是“绝望”的表现，是证明武装斗争根本不可能的一场起义。正象大家都知道的，考茨基发表了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俄国的十二月起义迫使我们“修改”恩格斯的关于没有可能进行街垒战的观点，认为十二月起义是新的战术的开端。不言而喻，卡·考茨基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孟什维克”可能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既然我们要重视“冷静的”讨论和严肃的而不是纠缠于细节的批评，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决议中把“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意见直接地、明白地表达出来，在决议中偷偷地塞进这种观点，不把它公开写出来，是不能允许的。对过去的经验不作任何批评，就一点一点悄悄地否定十二月起义，这就是你们决议的一大基本缺点。你们决议的这个缺点为反对那个实质上倾向于阿基莫夫同志观点，但只不过是把其中过于露骨的地方掩盖起来的决议提供了重要的宣传鼓动材料。[186]你们决议的第1条也有同样的缺点。这一条一开始就说些空话，因为“死顽固”是一切反动政府的特点，但是仅仅从这一点还决不能得出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结论。“争取政权”也就是“夺取政权”，可笑的是反对第二种提法的人采取了第一种提法。这样他们就暴露了他们反对民意党思想等等的言论是空洞的。普列汉诺夫建议不提“争取政权”，而提“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是尤其不妥当，因为这已经是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条文了。我再重复一遍，重要的是你们的决议不是在研究和估计过去的经验和说明运动发展情形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而是在过去和现在根本不能证实的笼统词句的基础上，解决“争取政权”和武装起义的问题。[187]16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188]我要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向它的新成员表示祝贺，并且希望这次统一成为今后顺利进行斗争的最好保证，我认为，我以此表达了整个代表大会的意愿。17在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1）说我“支持”沃罗比约夫同志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能在一个党内共同工作的论断，这与事实不符。我决没有“支持过”这种论断，我决没有同意过这种观点。我是说：“我很高兴，沃罗比约夫同志是第一个谈到这个问题的人”。这句话的用意纯粹是讽刺，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胜利者第一个谈到分裂，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软弱而已。［注：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2）我建议在同崩得合并的章程中加上如下的说明：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在崩得批准这个章程之后立即实行。载于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载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55—394页注释：[170]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了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土地纲领；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关于对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和对杜马本身的策略问题；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自治；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工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各种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和组织的态度；根据党纲中的民族问题对召开特别的波兰立宪会议的要求的态度；党的组织；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崩得）的统一；工作报告；选举。大会只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Ｂ.Ｈ.罗扎诺夫、列·伊·戈尔德曼、柳·尼·拉德琴柯、列·米·欣丘克、维·尼·克罗赫马尔、В.Ａ.巴赫梅季耶夫、帕·尼·科洛科尔尼科夫）和3名布尔什维克（瓦·阿·杰斯尼茨基、列·波·克拉辛、阿·伊·李可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组成的清一色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央委员中的李可夫后来换成了亚·亚·波格丹诺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后来分别派代表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322。[17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草案讨论和通过了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随后，部分代表向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停开秘密的派别会议的问题的声明。在是否立即讨论这些声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大会表决结果，40票赞成立即讨论，54票反对。1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要求就是否立即讨论这些声明问题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主持人费·伊·唐恩认为这种要求只能在表决以前提出。列宁则认为在表决以后也可提出这种要求。这就涉及到对议事规程的解释。布尔什维克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提出了列宁发言中所说的提案：“代表大会决定就代表大会自身应否就议事规程上关于记名投票表决的一般问题的修改和补充进行表决的问题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孟什维克米·亚·卢里叶（尤·拉林）提出了列宁称之为嘲弄代表大会少数派权利的提案：“代表大会认为存在着对已经解决了的、被54票对40票的多数否决了的问题继续拖延辩论的企图，而又不能与之斗争，因而决定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卢里叶的提案，通过了鲁勉采夫的提案。——323。[17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代表大会议程问题。孟什维克费·伊·唐恩反对把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列入议程。——324。[173]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土地问题报告没有收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并且至今没有找到。在这本主要由孟什维克编辑的代表大会记录中，也没有收入列宁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总结发言。——326。[174]指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登载的马克思文章中的一段话：“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328。[175]《党内消息报》（《ПартийныеИзвест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于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4月2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330。[176]斯塔夫罗波尔省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扎·斯·米申带来的委托书刊载于1906年3月28日（4月10日）《俄罗斯国家报》第47号。《俄罗斯国家报》（《Русск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334。[177]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中的第2条：“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要求造成为反对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进行最顺利斗争的条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7页）——337。[178]这里说的是1789年雅各宾俱乐部初建时的情况。当时，该俱乐部联合了所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人，但立宪君主派即温和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在俱乐部里占优势。——338。[179]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奥尔良派是法国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即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起来，组成“秩序党”。——339。[180]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遍选举产生。——340。[181]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原先都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提交过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案。但是这两个决议案是在杜马选举之前草拟的，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已经过时了。于是两派又分别提出新的决议案。这里收载的是列宁起草的布尔什维克的新的决议案。为了制定出关于国家杜马的共同的决议案，在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宁、费·伊·唐恩、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费多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和奥·阿·叶尔曼斯基（鲁登科）等7人。该委员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是两个决议案：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提出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案和列宁、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新决议案在第十六次会议上由主席唐恩宣读过。在第十七次会议上，列宁作关于杜马问题的副报告时自己也宣读了这个草案。决议案在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公布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并附有列宁的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发表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草案时加的按语》）。——341。[182]列宁的这个书面声明是由于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科斯特罗夫）和Ｈ.Г.契契纳泽（卡尔特韦洛夫）对他在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发言作了不正确的说明而提出的。孟什维克把列宁的原话“在梯弗利斯，在孟什维克的高加索的这个中心，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也许会当选……”（见本卷第347页）转述成了：梯弗利斯社会民主党组织决定把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选入杜马。——348。[183]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米·弗·莫罗佐夫（穆拉托夫——撒马尔罕组织的代表）和Ａ.ф.拉平（特罗菲莫夫——莫斯科组织的代表）就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问题提出了如下修正案：“鉴于……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选举，代表大会认为，关于组织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问题只有在弄清楚被选入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分的情况下和他们得到进行选举的地区的所有工人组织的承认以后，才可能解决。”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多数否决了这个修正案。——349。[184]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讨论孟什维克关于成立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案的最后一段时发生的事情。在孟什维克以47票对23票否决了尼·尼·纳科里亚科夫（斯托多林）的修正案后，有1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其中包括列宁，要求就这个修正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哈尔科夫组织的孟什维克代表阿列克先科为此谴责布尔什维克收集“损害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威信的宣传鼓动材料，阻碍了代表大会工作的进行”。列宁和瓦·阿·杰斯尼茨基（索斯诺夫斯基）用书面声明回答了阿列克先科。这个书面声明是在同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见本卷第352页）。——353。[185]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提出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草案。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的决议案评定为“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353。[186]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作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公开反对武装起义。他说，随着武装起义而来的必然是“粗暴的无情的反动”。因此，“不论政府向杜马投降与否都无须触动它，它自己会灭亡、会垮台的。普列汉诺夫告诉我们，政府只是坐在刺刀上，因此要摇动、撼动这些刺刀，即专制制度的唯一支柱。而我则说，对！政府是坐在刺刀上，那就让它坐吧！……要知道在刺刀上是坐不长久的……”——354。[187]格·瓦·普列汉诺夫是在起草武装起义决议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的。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选出了起草武装起义决议的委员会，其成员是：普列汉诺夫、涅·切列万宁（费·安·利普金）、伊·伊·拉米什维里（别利耶夫）、列·波·克拉辛（文特尔）、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和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建议把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草案第1条中的“争取国家政权”改成“向政府争取自己的权利”，并提出了自己的草案第1条条文：“鉴于：（1）俄国政府的顽固不化，使人民必须向政府争取自己的权利……”阿基莫夫对普列汉诺夫条文中的“必须”一词表示反对。为了同他达成协议，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这一条文的另一方案，而阿基莫夫仍不满意。普列汉诺夫于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修正案。可是，在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提出决议案时，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代表连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报告人都未通知，就修改了决议案，换上了普列汉诺夫的第1条条文。这种做法激起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强烈反对。为了表示抗议，委员会成员、布尔什维克的报告人克拉辛拒绝继续作报告。经过会议上的争论，在表决之前，普列汉诺夫撤回了自己的修正案。——355。[18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解决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问题。——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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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为卡·考茨基《再没有社会民主运动！》小册子俄文版写的序言（1906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为卡·考茨基《再没有社会民主运动！》小册子俄文版写的序言[169]（1906年3月）要向读者介绍的这本译成俄文的小册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杰出的一位代表写的。小册子的作者所谈到的东西，比他所用的题目使人联想到的要多得多。他不是单纯地批驳工厂主的无耻走卒毕尔格尔先生的谬论，而是对德国以及全世界工人运动中最根本的问题作了极其明确和通俗的论述。小生产衰落和人民生活贫困的现象到处可见。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同毕尔格尔先生一样，都在竭力掩饰这些现象。因此，系统地分析一下这些先生惯用的论据，是很有意义的。小册子的作者引用的几乎全部是德国的材料。如果能在某些问题上再补充一些俄国的有关材料，那就更理想了。一旦这本十分值得传播的小册子得到广泛的传播，小册子的出版人肯定是会作这样的尝试的。不过必须指出，同德国相比，俄国的工农业统计很不象样。德国有可能把两种在不同时期在全国调查的工农业材料作比较。在俄国连一种这样的调查材料也没有。除了那种按照欧洲的办法调查了国民经济很少几个部门的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以外，剩下的就都是各个“主管部门”的弄虚作假的、敷衍塞责的、坐在办公室里胡编乱造的统计，这种统计只配称作警察局的官样文章。俄国的官僚不让俄国人民了解俄国人民的全部真实情况。可是，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俄国读者都能很容易地想起我们论述农民经济状况、手工业状况以及工厂生活的出版物中的成百上千的例子，这些例子能够极有力地证实小册子的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任何一个俄国工人和农民都能很容易地看出，俄国人民的贫困，比起小册子中描述的人民的贫困，范围更加广阔，情况更加严重，形式更加粗野。尼·列宁1906年3月载于1906年3—4月出版的小册子（圣彼得堡）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53—354页注释：[169]卡·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是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而写的，原书名是：《通过德国企业家中央联合会的科学家来消灭社会民主主义》，1903年在柏林出版。小册子是对1900年出版、以后又数次再版的Ｈ.毕尔格尔《社会现实和社会民主党的学说。为独立思考的人们特别是为独立思考的工人们而作》一书的答复。毕尔格尔力图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中表述的基本经济规律已被生活推翻。考茨基的小册子由Ｍ.拉宾和德·列先科译成俄文，书名是：《再没有社会民主运动！》——320。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一我们参加杜马选举有什么客观意义？·二初次选举的社会政治意义·三什么是人民自由党·四立宪民主党杜马的作用和意义·五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题外话同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谈话·六结论一我们参加杜马选举有什么客观意义？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冲昏了我国自由派报刊的头脑。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运动中把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自由派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了。一向不属于立宪民主党的一些报纸，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个党的机关报。自由派报刊欣喜若狂。到处都能听到胜利的欢呼声和对政府的恫吓声。在这些呼叫声中经常搀杂着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有时是幸灾乐祸有时是妄自尊大的狂妄态度，这是一种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情况。——瞧，你们拒绝参加选举，犯了多大的错误！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你们承认错误了吧？现在你们该知道英明而有远见的普列汉诺夫的忠告的价值了吧？——常常可以从得意忘形的自由派报刊的字里行间听到这样一些言论。关于普列汉诺夫，斯捷潘诺夫同志说得很对（见《目前形势》文集中的《远方来信》一文），他说普列汉诺夫同伯恩施坦一样走运。正象当年德国自由派对伯恩施坦爱不释手以及所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把他捧上天一样，现在，俄国没有一家自由派报纸，甚而可以说没有一篇自由派报纸上的文章（连《言论报》，一点不假，连十月党人的《言论报》也在内！）没有拥抱亲吻和爱抚过这位英明的、有远见的、通情达理的，头脑清醒的、敢于起来反对抵制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就来看看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证明了什么。他们揭露了谁的错误？暴露了什么样的策略是毫无用处的？普列汉诺夫、司徒卢威及其同伙硬要我们相信，抵制是一种错误。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有这种看法，这是十分清楚的。他们提议给莫斯科工人一个杜马席位（见3月23日《我们的生活报》），这说明立宪民主党人善于重视工人的帮助，他们为了取得圆满成功和巩固自己的胜利，力求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如果他们同非党工人达成了这种协议，也就等于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协议。立宪民主党人仇视抵制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抵制就是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普列汉诺夫和倾向于他的（一部分是自觉地，一部分是不自觉地）孟什维克或者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反抵制派要求的是什么呢？唉，真可惜！普列汉诺夫这位他们中间最有胆识，最彻底、最坦率、最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的人物——居然在他的第5期《日志》［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里一遍又一遍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求什么。他大声疾呼：应当参加选举。为了什么？为了建立孟什维克所鼓吹的革命自治呢，还是为了参加杜马？普列汉诺夫总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拐弯抹角地用诡辩来回避这些简单明了的问题。当孟什维克还在《火星报》上宣扬革命自治的时候（也是他本人毫不隐讳地表示赞同孟什维克的策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接连好多个月时间保持沉默，现在却突然抛出一些最轻蔑的词句来攻击孟什维克的“赫赫有名的革命自治”了。普列汉诺夫同志，“革命自治”为什么赫赫有名，又怎么会有名呢？是不是普列汉诺夫现在要进攻的那些早就指出这个口号有缺陷、不明确和不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使它更加“有名”了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普列汉诺夫没有作任何解释。他只是讲了几句先知式的名言就搪塞过去了。在这里，先知和普列汉诺夫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先知是预卜事件的未来，而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事件过后才说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吃完了饭才把芥末端上来。当孟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在十二月起义之前，也就是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谈到“革命自治”的时候，普列汉诺夫默不作声，然而他是完全赞同孟什维克的策略的，他默不作声，看来是在观望和犹豫，不敢拿出一个多少肯定的意见。当革命浪潮低落的时候，当“自由的日子”和起义的日子过去的时候，当工人、士兵、铁路工人等等各种代表苏维埃（即孟什维克认为是革命自治机关而布尔什维克认为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分散的自发的因而也是软弱无力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苏维埃）退出舞台的时候，——总之，当问题已经失去尖锐性的时候，当饭已经吃完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才把芥末端上来，才表现出司徒卢威之流的先生们所喜欢的……对往事的英明和远见。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什么不满意革命自治，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普列汉诺夫现在跟布尔什维克有同样的看法，认为革命自治会把许多人“弄糊涂”（《日志》第5期），但是从各方面看来，普列汉诺夫是觉得这个口号太大了，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这个口号太小了。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个口号走得太远了，而我们则认为这个口号走得还不够远。普列汉诺夫一心想把孟什维克从“革命自治”往后拖，使他们在杜马中进行冷静的实际的工作。我们则一心想——不仅一心想，而且有意识地明确地号召——从革命自治再前进一步，承认建立完整的、有计划的、能采取攻势的起义机关即革命政权机关的必要性。普列汉诺夫实际上要把起义的口号从日程上撤销（虽然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他否定革命自治的口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没有起义和起义的环境，革命自治就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和有害的儿戏。普列汉诺夫比他的志同道合的孟什维克稍微彻底一些。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参加选举究竟是为了什么，怎样参加选举呢？不是为了只把人“弄糊涂”的革命自治。那就是说，为了参加杜马吗？但是在这里普列汉诺夫表现得特别胆怯。他不愿意回答，然而由于俄国有ｎ＋1个同志不仅希望“只管去读”这位“只管去写的”作家的日志，而且希望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一点明确的活动，由于这ｎ＋1个纠缠不休的记者要求他作出确切的回答，普列汉诺夫开始生气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要求选举者知道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是一种书呆子气和公式主义等等。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他这种怒气冲冲的声明更无济于事、更滑稽可笑的了。得了吧，普列汉诺夫同志！要知道你的朋友们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我们工人都会笑话你的，要是你真的当着群众的面鼓吹你那绝妙的纲领：参加选举吧，进行选举吧，但是不必过问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你们按照关于杜马选举的法令选举好了，但是不许你们去想（这是书呆子气和公式主义）这是在选举杜马代表。为什么以前写文章条理很清楚而且对问题总是给予明确答复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现在竟糊涂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他对十二月起义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从而对目前政治形势得出了一个根本错误的看法。他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害怕把自己的想法彻底弄清，害怕正视现实。目前，“杜马运动”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不管参加选举的本人的意志、意识、言论和诺言怎样，事实已经回答了选举和参加选举具有什么客观意义的问题。孟什维克中最坚决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之所以害怕公开主张参加杜马，是因为参加本身已经决定了参加的性质。参加选举，要么意味着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并同他们串通一气，要么意味着玩弄选举。生活本身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5期中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正确的，不得不承认“革命自治”这一口号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普列汉诺夫不逃避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么他在《日志》第6期中将不得不承认前半句话也是对的。政治现实彻底摧毁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就是他们在自己的“纲领”（1905年底或1906年初在圣彼得堡发行、提到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名字的胶印本）和他们自己的铅印声明（附有说明两个策略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和一本小册子[139]中所刊载的唐恩的一篇文章）中所鼓吹的策略，这就是，不是为了选举杜马代表而参加选举的策略。再说一遍，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孟什维克都不敢在报刊上提到参加杜马的主张。实际生活就这样彻底摧毁了孟什维克的这个“纯洁的”策略。至于为了“革命自治”、为了退出省选举大会等等而参加选举，现在连认真地谈也未必会谈了。事件最清楚地表明，这种选举的游戏，这种议会制的游戏，除了使社会民主党威信扫地、蒙受耻辱，不会给它带来任何东西。如果上面的话还需要加以证明的话，那么我们党的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已经提供了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这是一个多数派和少数派混合的组织。它所采取的策略也是“混合的”，即至少有一半是孟什维克的：参加初选人的选举，以加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选民团中的影响，然后破坏选举，拒绝选举复选人。这种做法是再一次使用对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140]所用过的策略。这正是本着普列汉诺夫同志所推荐的办法作出的“第一步”：先参加选举，其他到时候再详细研究。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所采取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果然不出所料地彻底破产了。初选人选出了。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一部分组织的委员当选了。正好在这个时候颁布了反抵制的法令[141]。初选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为鼓动抵制而坐牢，要么选举复选人。郊区委员会的鼓动和我们党的所有组织的鼓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它无力应付它所推动的力量。初选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撕毁了自己的必须绝对执行的委托书，并……选举了复选人。在这些复选人中间也有一部分是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组织的委员。我出席了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会议，看到了这个极端困难的场面，当时社会民主党领导组织正在讨论该怎么办和如何处置这个已经破产了的（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问题。策略的破产是十分明显的，以致委员会的孟什维克成员也没有一个人发表赞成复选人参加省选举大会，或者赞成革命自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主张。另一方面，也下不了决心处罚那些不按照必须绝对执行的委托书的工人初选人。委员会只得不了了之，默认自己有错误。参加选举，但是不好好考虑（甚至不愿好好考虑，根本不愿考虑，见《日志》第5期）选举什么和为什么选举的普列汉诺夫策略，其后果就是这样。孟什维克的“策略”一接触现实就完全破产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策略”（不是为了选举而参加选举）只是一些动听的空话和美好的愿望。但愿望终归是愿望，空话终归是空话，实际出现的总是客观政治形势的不可改变的逻辑所决定的结果：或者是为了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选举，或者是玩弄选举。可见事件完全证实了我在《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短文中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声明我们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具有彻底的和最彻底的独立性，可以声明我们参加杜马带有纯洁的和最纯洁的党性，但是政治形势比一切声明都更有力。实际情况不会也不可能同我们的声明一致。在现在的条件下参加现在的杜马，结果一定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实际执行的必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第5页）［注：见本卷第153—154页。——编者注］不妨让孟什维克或者普列汉诺夫分子来驳倒这个结论吧，不过不要讲空话，而要摆事实。要知道，现在我们党的每个地方组织在自己的策略上都是自搞一套。为什么孟什维克在俄国任何地方都搞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呢？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小组，即没有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合并的孟什维克小组，没有准备开展一个“普列汉诺夫式的”或者自己的选举运动来应付后天，即3月26日这个星期天，就要在莫斯科举行的选举呢？当然，这并不是由于不愿意，而且我相信，也不是由于没有能力。而是由于，客观政治形势已决定，要么抵制，要么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莫斯科省的复选人当中有社会民主党人。选举已成定局。省选举大会为期尚远。普列汉诺夫同志，时间还来得及！孟什维克同志们，时间还来得及！告诉那些复选人该怎么办吧！［注：当我在3月24日《言语报》[142]第30号上看到莫斯科通讯的时候，本文已经脱稿。莫斯科通讯中说：“就现在可以确定的材料来看，在当前省选举的角逐中，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政党的机会几乎相等：十月党人11票，加上工商业者26票和极右派政党13票，总共有50张完全确定的选票；另一方面，立宪民主党人22票，再加上无党派进步人士11票和工人17票，总共也是50张选票。因此，胜利属谁，要看9个态度还不明朗的复选人究竟靠拢哪个政党。”假如这9个是自由派，而17个工人是社会民主党的初选人（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是多么希望这样），结果将是：立宪民主党人42票，右派50票，社会民主党人17票。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缔结瓜分杜马代表席位的协定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务必在事前告诉他们，哪怕只此一次也好，让他们知道你们自己的策略。这些复选人是不是应当干脆退出省选举大会？还是退出大会去成立革命自治机关？还是交上空白的选票？或者最后，还是选举杜马代表？如果是，那又选谁？选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去演这出徒劳无益的毫无希望的幕布后面的戏吗？最后，还有一个你们孟什维克同志们和普列汉诺夫同志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要是这些复选人的选票将决定立宪民主党人当选或者十月党人当选，他们该怎么办？比方说，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的复选人Ａ—1个，十月党人是Ａ个，而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是两个，那怎么办？弃权［注：大概不必再加上这么一句，说如果这两个人选举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那实际上就是给黑帮分子帮忙。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就等于弃权，也就是等于消极地撤出战斗，让黑帮分子击败立宪民主党人。附言：正文中有一处错误，说省选举大会为期尚远。省选举大会现在已经开过。黑帮分子取得了胜利，因为农民没有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顺便说一下，使我们获得这条消息的3月28日《我们的生活报》第405号还这样报道：“《道路报》根据可靠方面消息报道：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昨天（在莫斯科）积极参加了选举，按照《人民自由报》上发表的名单投了票。”这是真的吗？］就等于帮助十月党人击败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只好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并且请求他们为了这一功劳而赏个杜马席位？这决不是我们臆想出来的结论。这决不是对孟什维克的无端攻击。这个结论就是现实本身。工人参加选举，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实际上就导致这种结局，而且只能导致这种结局。立宪民主党人正确地估计了彼得堡的经验：当时非党的工人房客为了不让十月党人取得胜利而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立宪民主党人估计了这一经验，就直截了当地向莫斯科工人提出：只要支持我们，我们就把你们的一位复选人选入杜马。立宪民主党人要比普列汉诺夫本人更正确地了解普列汉诺夫策略的实际意义。他们的建议表明，他们已经预料到选举所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如果复选人不是非党工人，而是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们也会陷入那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置身事外，这就是帮助黑帮分子，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地，彼此默契或通过协定勾结起来。的确，立宪民主党人现在亲吻普列汉诺夫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一亲吻的代价是很明显的。拉丁语里有个谚语说得好：Doutdes（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我吻你是要你用自己的劝说多给我拉几张选票。的确，也许你根本不想这样做；你甚至羞于当众承认曾经接受我们的吻。你想用各种真话和假话（特别是用假话！）来回避答复那些毫不客气、过于直率地触及我们暧昧关系的本质的问题。但是要知道，问题完全不在于你的心愿，你的心意，你的善良的（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是善良的）愿望。问题在于结局，而这种结局对我们是有利的。立宪民主党人对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了解是符合实际的。因此他们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局：取得了工人的选票，和工人达成协议，使工人对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对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负连带（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责任。普列汉诺夫对自己所提出的策略的了解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普列汉诺夫的善良的愿望只能铺成地狱。社会民主党在选举问题上对群众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组织群众的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周围的工作等等（见普列汉诺夫的同伙唐恩在他的小册子中发出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尽管我们中间有人非常希望做到这一点，但是客观条件却阻碍着这种愿望的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不能在群众面前高高举起（回想一下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例子），秘密组织不可能变成合法的组织，船帆从不带主要装备就投入伪议会急流的无能掌舵人手中掉下来了。实际执行的既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而是立宪民主党的工人政策。要知道你们的抵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和软弱无力的办法！立宪民主党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这样喊叫。那些企图用抵制的办法使杜马和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出丑的工人，那些把稻草人选到杜马中去的工人显然是错了！杜马决不会是稻草人的杜马，而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够了，先生们！你们太天真了，或者是假装天真。如果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那么形势就会不同，可是杜马终究将是一个稻草人。当工人们用选举稻草人这个绝妙的实例来象征未来的杜马，警告轻信的人们并且声明自己不对稻草人的把戏负责的时候，是有一种异常敏锐的阶级本能在指使他们的。你们不了解这一点吗？让我们给你们解释解释吧。二初次选举的社会政治意义俄国的初次政治选举具有非常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是，陶醉于自己的胜利和完全沉溺于立宪幻想的立宪民主党人却根本不能了解这次选举的实际意义。首先我们看一看，聚集在立宪民主党人周围的是哪些阶级的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这次选举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宝贵材料，但还远远不够完备。然而，有些东西已经可以看出并且值得特别予以注意。下面就是我们根据《俄罗斯新闻》上关于到3月18日为止（即到彼得堡选举以前）选出的复选人的材料总结出来的数字：代表大会选出的复选人人数政治倾向城市选民土地占有者总计左派………………268128296右派………………118172290无党无派…………101178279——————————————————————总计………………487478965［注：我们把社会民主党（2人）、立宪民主党（304人）、民主改革党（4人）、进步派（59人）、混和的自由派分子（17人）、犹太平等联盟[143]（3人）和波兰民族主义者[144]（7人）划为左派。把十月党人（124人）、工商党（51人）、立宪君主党（7人）、法制党（5人）、右派[145]（49人）和君主派[146]（54人）划为右派。］尽管这份材料还很不完备，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彼得堡的选举只是更肯定了这个结论），俄国的一般解放运动，特别是立宪民主党，正经历着某种社会变动。这个运动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城市。运动正在走向民主化。城市居民中的“小人物”正在日益显露头角。在土地占有者中间是右派占优势（假定无党无派中左派和右派各占一半——这个假定与其说是太乐观，还不如说是太悲观了）。而在城市选民中间，左派却占大得多的优势。地主脱离了立宪民主党，参加了十月十七日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政党。可是，小资产阶级，至少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还没有关于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材料，在杜马召开以前要弄到这方面的材料也确实比较困难），显然正在走上政治舞台，显然正在转向民主派。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资产阶级解放（和“解放派的”）运动中地主曾占主导地位，现在农民起义和十月革命已经把大部分地主完全抛到反革命方面去了。立宪民主党仍然是两重性的政党，其中既有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自由派地主，但是现在自由派地主显然只占该党的少数。占多数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几乎万无一失地作出下面两个结论：第一，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在成熟，并且明确地表现出对政府的反对态度；第二，立宪民主党正在变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议会”政党。这两个结论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是彼此一致的。第二个结论要比第一个结论狭隘得多，因为立宪民主党并不包括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而且它仅仅是一个“议会的”（自然也是伪议会的，傀儡议会的）政党。例如，关于彼得堡选举的意义，最初有狂热的激进的《俄罗斯报》谈过，接着有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和杜马候选人纳波柯夫先生谈过，最后有《新时报》谈过，他们的供词十分相似，都认为这次选举与其说是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人，倒不如说是投票反对政府。立宪民主党人能够取得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成了（这是杜尔诺沃之流的功劳）最左的政党。真正的左派政党已经被暴力、逮捕、屠杀和选举法等排除在外了。一切不满的、气愤的、愤慨的、动摇的革命分子由于大势所趋和选举斗争的逻辑，不得不纠集在立宪民主党的周围。［注：3月22日《评论报》[147]说：“人们并不期望这个杜马作出创造性的工作，很多不同意立宪民主党纲领的人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到杜马中去，只不过是把神圣的事业加在他们身上，要他们付出巨大的劳动来清除我们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48]，即政府中多年堆积起来的垃圾，这对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前面的图表中，我们把一切进步的复选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计算在一起，实际情形也正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两支巨大的力量在斗争：一支是拥护政府的力量（反革命地主、资本家和暴虐的官僚），另一支是反对政府的力量（自由派地主、小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不坚定分子）。至于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左的分子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这从彼得堡选举［注：在彼得堡选举中立宪民主党共得了160个席位，这只是特别明显地揭示了其他许多地区的整个选举已经出现的和正在出现的情形。彼得堡选举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的总的情况来看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许多见证人的坦率的供认也证明了这一点（“庶民”投票赞成“自由”等等），而且从比立宪民主党的报纸稍左一些的民主派的报纸普遍地转向立宪民主党阵营这个事实也可以间接地看到这一点。因此，如果说目前组成立宪民主党核心的无疑地多半是些除了进行傀儡议会的清谈以外什么好事也干不出来的人，那么对于投立宪民主党人票的小资产阶级选民群众就决不能这样说了。一位立宪民主党人向立宪民主党的（或半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的记者说（3月23日第401号）：“我们的情况实际上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时的情况一模一样。很多人投他们的票，是因为他们的政党是最反对政府的政党。”这话说得很对。不过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和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它把许多比较落后的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俄国立宪民主党却是一个真正落后的政党，不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民主政党，由于真正民主的政党被迫离开了战场，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先进的善于斗争的民主派分子。换句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吸引了落在他们后面的人；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自己落在民主革命的后面，他们能吸引许多先进分子，只是因为走在他们前面的人大部分都被监禁或者长眠了……［注：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报》认为立宪民主党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允许“左派”参加自己的会议。谢·阿—奇先生在3月22日《评论报》第18号上写道：“这个党〈立宪民主党〉赢得选民的信任，还由于它允许一些极左派政党的代表参加自己的群众大会，在同他们进行辩论时取得了胜利。”就让阿—奇先生认为立宪民主党人在同我们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吧。我们却对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于1906年3月在彼得堡集会上争论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总有一天，参加过这些大会的公正人士会说明这场争论的胜利者是谁。］这只是顺便提一下，好让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别太妄自尊大，竟拿自己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相提并论。由于先进的民主派分子退出了傀儡议会的斗争舞台，立宪民主党人在这段时期自然就有可能控制这个所谓俄国国家杜马的傀儡议会了。如果看一看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注意一下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和后来在其他地方取得的胜利，大约估计一下农村复选人超过城市复选人的巨大优势，把农民的复选人同土地占有者的复选人并在一起，那么总的说来，应当承认完全有可能，甚至完全可以预料，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三什么是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能够而且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立宪民主党本身。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个党的阶级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个党和资产阶级社会中某一个确定的阶级并没有联系，但是从它的成分、性质和理想来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动摇在民主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之间。这个党的社会支柱，一方面是大量的城市居民，也就是在著名的十二月起义的日子里在莫斯科积极修筑街垒的城市居民；另一方面是自由派地主，他们一心想通过亲自由派官员同专制政府取得妥协，使人民同一切受命于天的压迫人民的人“不伤和气地”分享政权。立宪民主党的这个非常广泛、不固定，而且内部有矛盾的阶级支柱（从上面提供的立宪民主党的复选人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它的纲领和策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的纲领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纲领，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任何别的社会制度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的最大胆的要求也不会越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政治方面，他们的纲领把民主制即“人民的自由”同反革命即专制制度压迫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同纯粹小资产阶级的和教授学究式的谨小慎微混为一谈。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是这样的：国家权力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权力归专制政府。君主制仍然保留。君主仍然有和人民代表机关同等的权力，有关颁布法令事宜，人民代表机关要和君主“协商”，要把自己制定的法令草案呈请君主批准。另一部分权力归地主和大资本家。他们掌握参议院，二级选举制和居住期限的限制必然会把“庶民”分子赶出参议院。最后，第三部分权力归人民，他们得到以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投票为基础的众议院。干吗要斗争呀，干吗要内讧呢？犹杜什卡式的立宪民主党人时而举目望天、时而用责备的眼光看看革命的人民，又看看反革命的政府，说道：弟兄们！彼此相亲相爱吧！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让君主制和参议院既不受侵犯，“人民自由”又得到保障吧。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原则立场的虚伪性是一目了然的，它用来替自己辩护的“科学”（教授式科学）论据的伪善也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如果用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这种虚伪性和伪善，那显然是根本错误的。我们的敌人常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庸俗的解释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无疑是有一些最虔诚的人，他们相信他们的党是“人民自由”的党。但是，他们党的两重性的和摇摆不定的阶级基础必不可免地要产生他们的两面政策，产生他们的伪善和虚伪。这些可爱的特点在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中或许要比在它的纲领中表现得更明显。《北极星》杂志[149]（司徒卢威先生曾经在这家杂志上十分热心、十分成功地使立宪民主党思想接近《新时报》思想）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作了卓越的、绝妙的、无可摹拟的描绘。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北极星》杂志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如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杜马的候选人基泽韦捷尔先生），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150]“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基泽韦捷尔、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月17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农民正在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当前，这场斗争即将进入最高潮，其尖锐激烈之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刻：地主想用机枪来对付农民打算夺取贵族霸占了几百年的土地的任何一点念头。农民则想夺取全部土地。就在这个时候，《北极星》杂志一面说些又酸又甜的遁词，一面派考夫曼先生之流投入战斗，这班先生们要去证明，地主没有多少土地，问题其实不在土地上，一切都可以友好协商解决。立宪民主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151]通过的策略决议充分说明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客手腕。十二月起义以后，任何人都十分清楚地看出和平罢工已经过时，已经失去任何威力，不宜再作为独立的斗争手段了，这时突然冒出了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好象是维纳维尔先生提出来的），说和平的政治罢工是一种斗争手段。立宪民主党先生们，好极了，妙极了！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客手腕的精神和实质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必须争取人民的支持，否则资产阶级决不能取得政权，而且从来也没有取得政权。但同时又必须制止人民的革命冲击，使工人和农民不致取得（上帝保佑）完全的、彻底的民主，不致取得真正的而不是君主制的、“两院制的”人民自由。为此，每当革命正要胜利的时候，就必然出来阻挡革命的车轮前进，而且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比如说利用“教授们”对拉丁文进行“科学的”歪曲来使人民丧失必胜的信念，或者仅仅承认当时已经过时的革命斗争手段！这样既无害，又有利。说它无害，是因为磨钝了的武器显然不能使人民取得胜利，不能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政权，顶多只能稍微摇撼一下专制制度，帮助立宪民主党人替资产阶级争得一点点“权利”。说它有利，是因为这样可以伪装“革命”，可以伪装同情人民的斗争，可以骗取大批真心实意希望革命取得胜利的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同情。动摇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实质，必然使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具有动摇性和两面性，使它鼓吹臭名远扬的妥协论（“人民有权利，但是批准这些权利则是君主的权利”），使这个党成为抱立宪幻想的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了解“立宪的实质”。小资产者总是惯于把纸上的空谈当成事情的本质。他们如不依附一个战斗的阶级就几乎没有能力独立地组织起来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他们远离当前最尖锐的经济斗争，当问题涉及到真正争取宪法和在实际上保障真正的宪法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也宁愿把首要地位让给其他阶级。让无产阶级去为立宪基础而斗争吧，让玩偶小人在这个立宪基础（它是靠起义中牺牲的工人的尸体支撑着的）上去玩弄议会制吧，——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内在趋向。立宪民主党是整个资产阶级意图的纯洁的、高尚的、升华的、甜美的、理想化的体现者，它始终一贯地执行上述方针。你们把自己称为人民自由党吗？真是信口雌黄！你们是象市侩那样用人民自由招摇撞骗的政党，是象市侩那样幻想人民自由的政党。你们是自由的政党，因为你们想使自由受君主以及地主的参议院的支配。你们是人民的政党，因为你们害怕人民的胜利，也就是说害怕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害怕工人为争取工人的事业而斗争的充分自由。你们是斗争的政党，因为每当反对专制制度的真正的公开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激烈起来的时候，你们就躲到教授式的又酸又甜的遁词后面去了。你们是光说不做的政党，你们是许下诺言而不兑现的政党，你们是抱立宪幻想而不认真地为争取真正的（不是纸上的）宪法而进行斗争的政党。当激烈斗争之后的沉寂来临的时候，当上面的撑破肚皮的野兽，“困倦的胜利者在休息”，下面的人“在磨剑”［注：斯基塔列茨的诗《四周静悄悄》：“琴弦断了！现在歌声也该停止了！我们在战斗前把话都说完了。这条恶龙，奄奄一息的野兽又复活了，于是剑声代替了琴声……四周静悄悄：在这恐怖的夜晚，没有半点往日生活的声音。下面是战败者在磨剑，上面是困倦的胜利者。撑破肚皮的野兽衰老憔悴了，它又看到下面有动静，那扇古老的门摇晃起来，勇士打碎了枷锁。”（见《1906年知识出版公司文集》圣彼得堡版第9辑第320页。——编者注）］，在重振旗鼓的时候，当人民群众中又开始有些骚乱和沸腾的时候，当新的政治危机和新的伟大战斗刚开始酝酿的时候，象市侩那样幻想人民自由的政党正处在自己发展的最高峰，正沉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撑破肚皮的野兽懒得再振作起来，去认真地进攻自由派的清谈家（来得及！慌什么！）。在工人阶级的和农民的战士们看来，新的高涨时期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既要抓紧时机，又要把一切不满分子（如今有谁会满意呢？）的选票拉到手，又要象夜莺一般地歌唱。立宪民主党人是革命的坟墓中的蛆虫。革命被葬送了。蛆虫正在蛀蚀革命。然而，革命具有一个特点，它能在良好的土壤中很快地复活并且蓬勃地发展起来。土壤已经由十月的自由日子和十二月起义准备得很好很好了。我们决不想否定蛆虫在革命被葬送的时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因为这些肥壮的蛆虫给这块土壤很好地施了肥……杜马中的农民将是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先生曾经在《北极星》杂志上这样叫喊过。[152]这句话似乎很有道理。大多数农民当然是赞成人民自由的。农民听到这些娓娓动听的至理名言，他们看到换上“十月党人的”各式制服的巡官、把人颧骨击碎的区警察局长和农奴主－地主。他们多半会站在人民自由这一边，他们会追求装饰得十分美丽的招牌，他们不会立刻识破市侩的骗局，他们是会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他们将始终是立宪民主党人，直到事变的进程告诉他们：人民自由还必须争取，真正的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是在杜马外面进行。到事变的进程告诉他们的时候……这时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就会分裂：小部分在经济上强有力的富农将坚决地站在反革命方面，一部分将主张同君主制和地主实行“妥协”、“和解”，友好地勾结起来，另外一部分将转到革命方面。城市居民曾经在12月伟大斗争的时候修筑过街垒。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在3月里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可是当目前的立宪幻想破灭的时候，城市居民一定会又抛弃立宪民主党人而转向革命。至于哪一部分城市居民将抛弃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而投入革命斗争，哪一部分农民将同他们联合起来，以及无产阶级在新的进攻中的劲头有多大，组织得好不好，进行得是不是顺利，这要由革命的进程来决定。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短命的、死气沉沉的政党。当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并且将在杜马中取得更加辉煌的“议会”胜利的时候，作出这样的论断表面上看来可能是十分荒谬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局的客观政治环境。如果用这种方法观察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征兆。它不是一种政治力量，而是力量大体相等的斗争双方互相冲击后产生的一种泡沫。实际上他们是天鹅、虾和狗鱼[153]聚集在一起，既有夸夸其谈、目空一切、孤芳自赏、鼠目寸光、贪生怕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企图以最低的代价向革命赎身的反革命地主，还有坚强、精明、节俭、吝啬的小资产者。这个党不想也不可能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里取得比较稳固的统治地位，不想也不可能沿着某种明确的道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不愿意取得统治地位，而宁愿在君主政府和参议院中“供职”。他们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人，大资本和大财产的代表，形形色色的希波夫和古契柯夫之流是站在这个党的外面的。立宪民主党是幻想建立一个洁白无瑕的、秩序井然的、“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古契柯夫和希波夫之流是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肮脏的货真价实的资本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他们没有团结一致的真正革命的阶级作后盾。他们害怕革命。他们只是在立宪幻想的基础上，只是通过憎恨撑破肚皮的野兽即专制政府这种消极的联系把所有的人，把全体“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合法”的基础上反对专制政府，现在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左。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作用是过渡的、转瞬即逝的。他们将随着立宪幻想的必然的和即将到来的破灭而一起完蛋，正象同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十分相似的、就其性质而言也是小资产阶级的40年代末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完蛋一样。立宪民主党人的完蛋是给土壤施肥……或者使希波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继续得势，革命长期被葬送，出现“象样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度；或者促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四立宪民主党杜马的作用和意义自由派的报纸对我们说：总之，国家杜马将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设想是十分可能的。我们只是补充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尽管取得了眼前的胜利，如果他们在杜马中还是占少数，那么这种情况未必能使目前在俄国又在酝酿着的政治危机的进程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改变。这个革命危机的因素具有异常深刻的根源，决非改变杜马的人员构成所能扭转。广大的居民群众对待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政府对待整个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的态度也是再明确不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自然要不断向前发展。只有黑帮分子在第一届杜马中占优势，才会使俄国政治发展的某些方面发生某种程度的延缓。就是说，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处于少数地位，那么立宪民主党本身及其迷惑群众的手法的破产就会得到延缓。从目前来看，处于少数地位，保持反对派的地位，对他们是十分有利的。这样，公众就会把黑帮分子占优势的原因，归之于政府对选举使用了高压手段。立宪民主党人意识到自己的反对派地位是“无害”的，所以，发表显示反对派身分的演说不妨慷慨激昂。当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论”比现在更加响亮，他们的“行动”又因遭十月党人的多数否决而始终暧昧不清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在那些政治上不开展的广大居民群众中的威信还可能蒸蒸日上。就是到了那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仍会有增无减，新的革命高涨仍会在继续酝酿，但是立宪民主党的空架子可能被揭穿得迟一些。现在我们看一看另一个假设，如果相信现在立宪民主党报纸上作出的保证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更有可能性的假设。就假定立宪民主党人将在杜马中占多数，当然，这时立宪民主党人也象在现在的选举中一样，把各种非党的、“小党派的”以及其他的自由派分子联合在一起。那么，立宪民主党的杜马的意义和作用将是怎样的呢？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十分明确的答案。他们的声明、他们的诺言以及他们那响亮的口号都是十分强硬坚决的。因此，对我们工人政党的党员来说，最重要的是细心地收集所有这些声明，好好地记住它们，广泛地向群众介绍，必须使这些政治教育课程（立宪民主党人给人民上的）收到效果，使工人和农民真正知道，立宪民主党人许下了哪些诺言，他们又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这本小册子不过是一个被杜尔诺沃之流下令免去新闻工作职务的、正在各地流浪的社会民主党政论家匆忙写成的评论，绝对不可能设想把参加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有的、即使是最重要的声明和诺言都收集在这里。我只能根据偶然落到我手里的一些文章指出几点。请看12月创刊、很快就被政府查封的《人民自由报》。该报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担任该报主编的是象米留可夫和盖森先生这样的立宪民主党的台柱。整个的立宪民主党要对该报的内容负责，这一点是丝毫不容怀疑的。12月20日的《人民自由报》要读者相信：必须参加杜马。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究竟是怎样论证这一点的呢？《人民自由报》并不打算否认俄国当前的政治任务是召开立宪会议。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这里的问题只是在于：由谁召开立宪会议。可能有三种答案：（1）现在的即事实上的专制政府；（2）临时革命政府；（3）作为“同政府竞争的政权”的国家杜马。可是，立宪民主党人不同意前两种办法，他们既不指望专制政府，也不相信起义能获得胜利。立宪民主党人接受第三种办法。正因为这是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最好的、最可靠的、最……的办法，所以他们发出参加杜马的号召。请好好地记住这个结论，先生们！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向人民许下诺言，说要利用“同政府竞争的政权”，利用自己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如果人民帮助立宪民主党取得这种优势的话）来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这是历史事实。这是重要的诺言。这是对带引号的“人民自由”党将怎样效忠于不带引号的人民自由的第一次考验。近来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再说一遍，事实上几乎自由派所有的机关报，其中包括《俄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等等都向这个党靠拢了），已经看不到这种诺言了。现在光是讲杜马的“立宪职能”，已不再提由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事了。在诺言必须用实际行动兑现的时刻愈来愈近的时候，却后退了一步，替自己准备了一条后路。或许，这都是因为眼下禁令森严，不便公开谈论立宪会议吧？先生们，是不是这样呢？要知道你们的代表在杜马中将依法享有言论自由，你们可以再理直气壮地发表意见，你们可以要求召开……嗳，我说到哪儿去了？……你们一定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是吧？好吧，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可是我们不会忘记，立宪民主党人答应过要利用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满版都是这样的话：他们立宪民主党人将主持“政府”，他们将掌握“政权”等等。祝你们成功，先生们！你们在杜马中愈快地取得多数地位，你们的支票兑现的日子就会愈快地到来。请看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报》吧，为了祝贺“人民自由”党在彼得堡的胜利，这家报纸在3月22日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同人民站在一起还是反对人民？》这里就根本没有谈到由杜马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可是，尽管立宪民主党人从自己许下的诺言后退了一步，他们还有不少美妙的憧憬：“目前召开的杜马和参加杜马的人民自由党的主要使命是：挥舞人民愤怒的皮鞭。它只须采取紧急措施，把犯罪的政府成员轰下台并交付审判，然后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召开真正的杜马即全民的代表机关”（也就是召开立宪会议吗？）。“这就是杜马的责无旁贷的任务，也就是当前人民亲自托付给杜马的任务。”原来如此。把政府轰下台。把政府交付审判。召开真正的杜马。《俄罗斯报》写得多么漂亮。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多么动听，简直说得天花乱堕。糟糕的是，他们的报纸因为说了这些漂亮话正在遭到封闭……先生们，我们要记住你们在彼得堡选举后的第二天许下的新的诺言，我们要好好地记住。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杜马，是为了把政府轰下台，是为了把政府交付审判，是为了召开真正的杜马。现在我们撇开立宪民主党的关于杜马的诺言，谈谈政府对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看法”。当然，谁也无法确切知道政府的“看法”，但是对此能作出判断的材料还是有一些的，即使在最乐观的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也有。例如，报道向法国借款问题的消息愈来愈肯定地说：这次借款在杜马召开以前就已谈妥了。[154]政府今后就更不用依赖杜马了。其次，关于维特—杜尔诺沃内阁的前途，同一个《俄罗斯报》（或者《评论报》）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建议政府：“同人民站在一起，也就是同杜马站在一起。”由此可见，所谓“把犯罪的政府成员轰下台”，其实只能理解为调换某些人员。如何调换，可从该报的下面一段话里看出来：“现在，象德·尼·希波夫这样一位人物的内阁，甚至对反动势力本身也是最有利的。只有它能防止政府和社会在杜马中的最后冲突。”但是，这家报纸指出，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预计会成立清一色的官僚内阁。《评论报》说：“如果政府不打算使杜马失去作用，那它就应当而且必须立即撤销杜尔诺沃、维特和阿基莫夫的职务，这一点已经用不着证明，人人都很清楚。同样清楚的是，如果现在不这样做，将来也不这样做，那就只能表明，‘控制和取缔’的宪兵政策就要用来对付人民代表，用来反对国家杜马了。做这件事，最合适的当然是那些本来就沾满人民鲜血的人了。十分明显，如果杜马持反对态度而杜尔诺沃先生仍然留在任上，那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解散杜马。别的用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这一点人人心里都很明白。交易所和国外也都清楚。”“反对”杜马，就等于“把国家这艘大船开入漩涡”等等。最后，为了全面地说明情况，我们再援引3月21日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关于“官场”消息的一段报道，该报力求把这方面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得特别详细：“立宪民主党取得的日益增长的成就引起了官场的注意。最初，这一成就曾经使他们感到有些不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放心了。星期日曾就这一问题召开了政府最高代表的非正式会议，在会上弄清楚了这方面的情形，此外，还制定了一个所谓策略，同时发表了十分有代表性的意见。某些人认为，立宪民主党的胜利直接对政府有利，因为，如果右派分子被选入杜马，那只会对极端派有利，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杜马的人员构成情况进行反杜马的宣传，指责杜马是由反动分子勉强拼凑起来的；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愈多，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就愈尊敬杜马。至于对待杜马的策略，正如一位与会者公开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人坚持认为，担心‘按照现在这样的格局圈定的杜马’会发生什么‘意外’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大多数人主张，绝对不要妨碍未来的杜马代表，‘即使他们开始批评政府的个别人员’。很多人都预料到这一点，官场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看法归纳起来就是：‘让他们去说’；‘让他们要求向法院起诉；也许他们会真的打官司等等，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厌烦的；这场官司结果如何，那还得走着瞧，到了杜马代表要去研究国内问题的时候，一切还会照旧。如果这些代表居然想不信任政府，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大臣们到底不是由杜马任命的。’据说这番道理甚至使最初对立宪民主党的成就感到不安的杜尔诺沃和维特也大为放心了。”总之，这就是热心地直接参与“国事”的人的见解、观点和意图。一方面是斗争的前途。立宪民主党人答应把政府轰下台，召集新的杜马。政府则打算解散杜马，——于是出现了“漩涡”。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谁轰走谁，或者谁解散谁。另一方面是妥协的前途。立宪民主党人认为，希波夫的内阁可以防止政府和社会的冲突。政府认为，让他们去说，甚至也可以把某某人交付审判，可是要知道，大臣们并不是由杜马任命的。我们特意专门摘录这些投机事业参加者本人的意见，而且是原话照引，我们没有添加自己的任何看法，否则会削弱这些证人的供词给人的印象。这些供词把立宪民主党杜马的实质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或者是斗争，那么进行斗争的将不是杜马，而是革命的人民。杜马指望夺取胜利的果实。或者是妥协，那么受骗的一定是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讲求实际的人是不会过早地谈论妥协的条件的，只有性急的“激进分子”有时会因为多嘴而泄密，比如说：要是以“诚实的资产者”希波夫的内阁来代替官僚内阁，那就可以使双方都不吃亏地谈妥……于是，立宪民主党的理想很快就会实现：放在第一位的是君主制；放在第二位的是地主和厂主的参议院以及执行参议院方针的希波夫内阁；放在第三位的是“人民的”杜马。不言而喻，这种二者择一的办法正象对社会和政治的前途作种种推测一样，只能指出主要的和基本的发展路线。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错综复杂的解决办法和路线，——斗争中有妥协，妥协中又有斗争。例如米留可夫先生在3月24日（星期五）的《言语报》上是这样，正是这样谈论立宪民主党已经可以断定的胜利的前途的。据他说，把我们当作革命家并宣布我们是革命家，那都是无济于事的。先生们，一切都要看实际情况（我们“可爱的辩证论者”是可以教训一下有产者的政权的），要知道，希波夫在10月17日以前也是“革命家”。如果你们愿意公平地、友好地同我们妥协，那就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不得不对你们用一点来自下面的压力，小小地利用一下革命，吓唬吓唬你们，用革命人民的一些打击来削弱你们，那你们就会变得老实些，——可是很可能，妥协将对我们更有利。可见这个问题包含以下几个因素。政府掌握政权，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显然不信任它，工人和觉悟的农民憎恨它。政府手中有大量的武力。唯一的弱点就是缺少金钱。可是很难说，也许在杜马召开以前又会弄到借款。按照我们的假设，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是反对政府的。它希望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它要的“谎价”就是立宪民主党的党纲：君主制和参议院以及民主的众议院。它的实价是什么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想来无非是希波夫内阁之类的要求吧，难道不是吗……不错，希波夫是反对直接选举权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总还是一个诚实的人……也许可以谈得拢。杜马的斗争手段是拒绝给钱。这样的手段是靠不住的，因为第一，没有杜马，钱照样可以弄到；第二，根据法律规定，杜马对财政的监督权小得可怜。另一种手段就是：“他们要开枪啦”，——你们总还记得卡特柯夫所描绘的自由派对政府的态度吧：让步吧，否则“他们”要开枪啦。[155]但在卡特柯夫时期，“他们”只是一小撮英雄，除了刺杀个别人物以外，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而现在，“他们”是整个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在10月表现出有能力组织全国范围惊人地步调一致的发动，在12月又表现出有能力进行顽强的武装斗争。现在，“他们”还包括农民群众，农民群众也表现出有能力进行革命斗争，虽然他们的斗争暂时还是分散的、不自觉的而且步调也不一致，但是农民群众中的觉悟分子愈来愈多，只要条件适宜，自由之风（现在防备穿堂风可太难了！）轻轻一吹，他们就能够带领千百万群众起事。“他们”所能做到的已经不是刺杀大臣。“他们”能够把君主制、任何拟议中的参议院、地主土地占有制乃至常备军都一扫而光。“他们”不仅能够做到这一切，而且一定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旧制度的最后的避难所——军事专政的压迫减轻了的话（这里说最后的，不是根据理论上的估计，而是根据已经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个问题的各个因素就是这样。至于如何解决，还不能预先作出绝对准确的估计。至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切觉悟的工人和觉悟的农民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无疑是：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面临这个任务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将是怎样的，这种策略应当是怎样的，这并不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意识，而是由处于争取解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客观生活条件决定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必然是这样的：在专制制度和革命人民的胜利之间随机应变，不让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完全彻底地摧毁另一方。如果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摧毁了革命，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革命。如果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反对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农民完全彻底地摧毁了专制制度，从而把君主制及其一切附属物也一起消灭掉，那么立宪民主党人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力量都会立刻离开他们而投到革命方面或者反革命方面去，在他们的党内只会剩下一两个为“专政”叹息、在拉丁文词典里寻找对应的拉丁词词义的基泽韦捷尔。简单说来，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务使革命人民支持立宪民主党。所谓“支持”，就是要革命人民这样行动：第一，完全服从立宪民主党的利益，服从它的指示等等；第二，不能太坚决，不能具有进攻的性质，而更重要的是不能太激烈。革命人民不可自行其是，此其一；不要彻底战胜、粉碎自己的敌人，此其二。总而言之，整个立宪民主党以及任何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将来必然要执行这个策略，同时，自然也要用包括“科学的”研究［注：象发现专政在拉丁文中就是强化警卫之意的基泽韦捷尔先生那样的研究。］、“哲学上的”糊涂观念、政治上的（或政客的）卑鄙行为以及“书刊批评的”哀鸣（按别尔嘉耶夫方式）等等思想意识方面的大批货色，来论证、维护和证实这个策略。相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决不能以支持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杜马这一点来确定自己的策略。这样的策略是错误的，毫无用处的。当然，有人会反驳我们：怎么？你们要否认你们的党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所承认的东西？你们要否认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应该支持革命的、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要知道这是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骚乱主义、毫无意义的革命主义。先生们，别忙。首先我们要提醒你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关于支持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一个一般的、抽象的问题，而正是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例如普列汉诺夫，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且特别强调“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也应当努力孤立反动派”的策略时，他就忘记了这一点。他说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太一般化了：不论对1870年的俄国，还是1906年的俄国，或者任何时候的俄国，以及对非洲、美国、中国、印度都笼统运用这一原则，那就十分可笑了。这样的原则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因为整个问题在于确定：什么是反动派，为了孤立反动派应当同谁联合，应当怎样联合（或者不是联合，而是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普列汉诺夫不敢作具体的说明，事实上，在实践上，他的策略正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就是要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要社会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反动派吗？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已经引用过的3月22日《评论报》第18号。立宪民主党人要把政府轰下台。好极了，这正是反对反动派。立宪民主党人要在组织希波夫内阁的条件下同专制政府讲和［注：也许有人会对我说：这是谎话，这不过是信口开河的《评论报》的胡说。请原谅，据我看，这是真的。信口开河的《评论报》无意中说出了真话，——当然是大致的真话，不是一字不差的十分准确的真话。谁来解决我们的争论呢？引证立宪民主党人的声明吗？但是对于政治，我不相信空口无凭的言论。根据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吗？不错，这个标准我是相信的。谁要是全面地研究一下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政治行为，谁就应当承认《评论报》上所说的基本上是真话。］。这太卑鄙了。这是最恶劣的一种反动行为。先生们，你们看，你们大谈抽象的原则、大发关于反动派的空洞议论，你们还是不能前进一步。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吗？一点也不错。但是要知道，那些要求全部没收地主土地的农民群众，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立宪民主党人却不希望这样做，可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两部分从事的政治活动无论就形式还是就内容都是大相径庭的。就目前而论，对我们来说，究竟支持哪一部分更重要呢？一般说来，我们能不能在民主革命时期支持前者呢？这样会不会等于背叛后者呢？或者，你们也许要否认：在政治上准备容忍希波夫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也能容忍考夫曼？先生们，你们看，你们大谈抽象的原则，大发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空洞议论，你们还是不能前进一步。——可是，立宪民主党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议会的政党呀！不对。立宪民主党不是统一的、不是强大的、不是富有生命力的、不是议会的政党。它不是统一的，因为有许多能够把斗争进行到底的而不是只会妥协的人也投了它的票。它不是统一的，因为在它的社会支柱（从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到反革命的地主）内部矛盾重重。它不是强大的，因为它作为一个政党，不愿意也不可能参加1905年底在俄国爆发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更加炽烈起来的、更加尖锐的、公开的国内战争。它不是富有生命力的，因为即使它的理想得以实现，在按照它的理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力量也决不会是他们，而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的希波夫和古契柯夫之流。它不是议会的政党，因为我国没有议会。我国没有宪法，只有立宪的专制，只有立宪的幻想，那种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期特别有害而立宪民主党人十分卖力地散布的立宪幻想。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俄国革命的目前形势的特点正是这样：客观条件把坚决的、议会外面的争取议会制的斗争推到舞台的最前面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比立宪幻想和议会儿戏更有害、更危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议会的”反对派政党，可能比公开的、彻头彻尾反动的政党更危险，更有害。只有根本不会辩证地思考问题的人才会认为这个说法是奇谈怪论。的确是这样，既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议会制的要求已经完全成熟，既然这个要求也是以全国社会经济的长期演变为依据的，既然政治发展已经把认真实现这个要求提上日程，那还能有什么比假装实现这个要求更危险、更有害的呢？公开的反对议会制的主张并不危险。它注定要完蛋，它已经完蛋。想使它复活的企图，只会使居民中最落后的阶层革命化，在这种意义上，这种企图倒是起了最好的作用。于是实行“立宪专制”，制造和散布立宪幻想，就成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唯一可能的办法。从专制政府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唯一明智的政策。因此我肯定地说，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对专制政府的这个明智政策的帮助，比《莫斯科新闻》还要大。例如在俄国有没有立宪君主制这个问题上，《莫斯科新闻》和自由派报刊进行过争论。《莫斯科新闻》说：没有。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异口同声地说：有。在这一争论中，《莫斯科新闻》是进步的，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是反动的，因为《莫斯科新闻》说的是实话，揭露了幻想，有什么，说什么，而立宪民主党人说的是谎话，即使是心地善良的、好心好意的、真心诚意的、漂亮的、严正的、科学地整理过的、按基泽韦捷尔的方式粉饰过的、符合社交礼节的谎话，但毕竟是谎话。在目前的斗争时刻（由于这个时刻的客观条件），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谎话更危险、更有害了。现在我要稍微离开一下本题。不久前我在一位很有学问、十分友善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寓所里作过一次政治问题讲话。我们发生了争论。主人说：请你这样设想一下，我们面前有一只猛兽，一只狮子，而我们两个是送给它吞食的奴隶。我们进行争论是时候吗？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最英明、最有远见的社会民主党人格·瓦·普列汉诺夫说得好，他把这叫作“孤立反动派”，我们不就应当这样做吗？我回答道：例子举得很好，我也借用这个例子。但是，如果有一个奴隶主张找武器来向狮子进攻，而另一个奴隶在斗争正进行的时候，望着挂在狮子胸前的上面写着“宪法”两个字的围嘴，大声喊道：“我反对暴力，无论是从左面或者从右面来的”，“我是议会党党员，我站在宪法的立场上”。在这种情形下，一头泄露了大狮子的真实目的的小狮子，在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方面，要比那个被狮子吞食、散布对狮子围嘴儿上写的宪法的信仰的奴隶更有用，难道不是这样吗？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人们在发表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流行的议论时，往往由于一般的抽象的原则，而忘记了具体时期的特点，即：一方面争取议会制的坚决斗争正在酝酿成熟，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在玩弄议会制，而且把它变成反对议会制的一种斗争工具。当议会外面的最后的搏斗即将来临的时候，工人政党如果把支持搞议会妥协的政党、支持抱立宪幻想的政党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对无产阶级犯罪。假定我们俄国现在已经确立了议会制。那就是说，议会已经成了统治阶级和统治势力的主要统治形式，成了社会政治利益的主要斗争场所。不存在真正的革命运动，经济条件及其他条件在我们假设的这个时期没有引起革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任何革命高调都不能“引起”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议会斗争，对社会民主党说来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工人政党应当十分认真地进行议会斗争，参加“杜马”的选举和参加“杜马”本身，应当使自己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成立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和顺利地发挥它的职能的条件。这样，在议会中支持立宪民主党反对一切更右的党派就无疑成了我们的义务。这样，在共同选举中，如在省选举大会上（在间接选举时）就决不能反对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不仅如此，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里支持希波夫之流而反对真正的无法无天的反动分子也成了我们的义务。那时我们就会说：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也应当努力孤立反动派。在现在的俄国还谈不上已经确立了公认的、真正的议会制度。现在俄国的统治阶级和社会势力的主要统治形式显然不是议会的形式，社会政治利益的主要斗争场所显然不是议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政党支持搞议会妥协的政党，就等于自杀；相反，应当把对于进行非议会式的活动，哪怕是自发地、分散地、不自觉地进行活动（如农民运动的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支持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真正重要的任务，其他一切都应当服从这个任务……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起义是有现实意义的；议会制只是一种玩具，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斗争场所，——与其说这是真正的让步，不如说这是一种钓饵。这就是说，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否认或者轻视议会制，泛泛地空谈议会制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的立场。问题在于现阶段的民主革命的具体条件，现在，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自由主义的君主派自己并不否认杜尔诺沃有可能干脆解散杜马，或者颁布一道法令使杜马名存实亡，然而同时他们又公开宣称争取议会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起义，正象一切基泽韦捷尔、米留可夫、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以及其他小市民英雄所说的，是空想，是无政府主义，是骚乱主义，是软弱无力的革命主义。假定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参加杜马选举的决定，选出了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为了不让黑帮分子获胜，就不得不（既然已经参加了这一出荒唐的选举闹剧）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就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立宪民主党的协助下被选入杜马。试问：值不值得这样做？在这里我们会占到便宜还是会吃亏呢？首先，我们不能根据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广泛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同立宪民主党达成的选举协议的条件和性质。千百万份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散布资产阶级的谎话，谈论经资产阶级歪曲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我们的传单以及我们在各个声明中的保留条件，会成为沧海一粟。实际上我们会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不敢作声的附庸。其次，我们达成协议，就一定要默默地或者公开地正式地（反正都是一样）在无产阶级面前替立宪民主党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即承队立宪民主党人比其他一切分子都要好，承认立宪民主党杜马对人民有帮助，而且还要替立宪民主党的整个政策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用此后的“声明”来推卸我们对立宪民主党的某些措施所承担的责任，这还是一个问题，而且声明毕竟是声明，选举协定却已经成了事实。难道我们有理由（哪怕一点点，哪怕是间接的）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面前替立宪民主党人承担责任吗？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无数个证据，说明他们自己正是同德国立宪民主党的教授，正是同“法兰克福的空谈家”一模一样吗？这些人不仅能使杜马，甚至能使国民立宪会议从发展革命的工具变成瓦解革命的工具，变成了窒息（从精神上）革命的工具。社会民主党如果支持立宪民主党，那就是犯了错误，而我们的党做得很好，它抵制了杜马的选举。支持立宪民主党现在也决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我们不能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妥协分子和变节分子在战争期间甚至比敌人还要危险。希波夫至少没有自命为“民主党人”，向往“人民自由”的“庄稼人”也不会跟着他走。如果“人民自由”党先签订一个关于立宪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互相支持的条约，之后又同专制政府签订一个用那个希波夫的内阁来代替立宪会议的协定，或者把自己的“活动”缩小到发表一些响亮的演说和夸大的决议，我们就会处于难堪的地位了。把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作为工人政党的当前任务，这就等于说：蒸汽的任务不是推动轮船的蒸汽机，而是帮助轮船能够鸣放汽笛。锅炉里有蒸汽，汽笛就要鸣放。革命有力量，立宪民主党人就要鸣放汽笛。汽笛是可以假放的，在争取议会制的斗争史上，出卖人民自由的资产阶级分子曾经多次假放汽笛，愚弄那些对任何“首届代表会议”都天真地寄予信任的人。我们的任务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而是利用这届杜马内部的以及与这届杜马有关的冲突，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进攻敌人，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我们应当根据杜马内部及其周围的政治危机的发展，采取对策。对于估计社会情绪，对于更正确、更确切地判断“沸腾的时刻”，整个杜马运动应当对我们有重大作用，但只是起显示征候的作用，而不是起实际的斗争场所的作用。我们要支持的不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我们不应当重视立宪民主党，而应当重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特别是农民中间那些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人的分子，因为他们必然会对立宪民主党人感到失望，从而产生战斗情绪，——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取得的胜利愈彻底，这种情形就来得愈快。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反对派的杜马给我们的这种延缓的机会（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因为无产阶级要很好地聚集力量）来组织工人，揭穿立宪幻想，进行军事进攻的准备。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杜马闹剧又引起新的、巨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的目的决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将来顶多不过是革命人民的不大响亮的传声筒），而是推翻专制政府，把政权转交给革命的人民。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起义中取得了胜利，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就会马上发表文告，响应革命政府关于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宣言。要是起义遭到镇压，——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元气大伤的胜利者，也许只好同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平分政权，尝到甜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就会通过决议，对在真正的立宪制度那么可能那么接近的时候诉诸武装起义的“蠢举”，表示遗憾……只要有尸体，就总能找得到蛆虫。五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分析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同当前时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估计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以及工人政党的任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从已经公布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策略决议草案中可以看出，由于估计方法的不同，产生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潮。除了请读者自己去参看这两个决议外，我们想在这里谈一下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针对孟什维克的第一个决议而写的，它提供了许多材料，可以用来检查、补充和阐明我们在上面所表述的关于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论点。因此，我们现在把这篇文章全文援引如下（鲁·布兰克《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问题》，1906年3月23日《我们的生活报》第401号）：“最近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是一份很宝贵的文件。这一决议表明，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严重教训，对一部分最关心实际要求和最遵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决不是毫无影响的。决议所阐述的新策略力求把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引上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我说‘新策略’，这并不十分确切，因为这一策略在很多方面都恢复了原来的原则，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在建党时所制定的，此后，即在俄国革命刚开始时，又为几乎是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致公认的党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多次发挥过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被遗忘了。革命的旋风把我们的整个社会民主党象一片鸿毛那样刮了起来，并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打旋；于是经过25年苦心孤诣地研究出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就象一层薄薄的浮土一样，一下子都消失了；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从根本上动摇了，甚至整个被挖掉了。但是，旋风在原地盘旋，在原地平息了，而社会民主党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出发点。关于旋风的威力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就象帕尔乌斯自己所承认的，旋风甚至把他也卷起来了；凡是了解帕尔乌斯，知道发动他是多么困难的人，都会明白这说明了什么……帕尔乌斯在他的著名的小册子里说：‘革命的洪流卷着我们身不由已地朝前猛冲。’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另一个地方指出：‘我们不过是革命的风暴所弹奏的竖琴上的琴弦。’这一句话也十分正确地、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音乐不大象贝多芬、巴赫或马克思的交响乐。当基本力量的自发势力以排山倒海之势登上舞台的时候，一切理论、原则、甚至思想本身和普通的理智都退到次要地位，差不多完全隐蔽在幕后了。但是，现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显然，这时首要的任务应当是采取措施来防止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即‘狂飙突进时期’的重演，即防止革命洪流和暴风雨的破坏作用。在这一方面唯一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扩大和加强组织；因此，‘孟什维克’派把这一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并且对这一任务作了广泛的说明是十分自然的，这一派把经济组织也列入了自己的纲领，并且承认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这个决议既没有以浪漫主义的态度藐视‘合法性’，也没有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鄙薄‘经济学’。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决议也同样表现了十分清醒的看法，认为必须互相支持，承认无产阶级单独同武装的反动派进行决一胜负的较量是危险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决议对待武装起义问题的态度，认为‘当无产阶级在武装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一切可以导致无产阶级同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行为’。只有这样，才不致使俄国重蹈1848年巴黎六月事件的覆辙，才可能有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步调一致的，甚至是联合起来的斗争，否则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据马克思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任何先进的革命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在俄国革命中的意义也不会小些。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使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自己公开的同盟者，那也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它推到对立的阵营中去，推到反动派、反革命方面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不应当而且没有权利这样做，为了解放事业，为了社会民主党本身，必须采取一切办法避免这样做。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反对武装起义，那就不可能而且不应当谈论武装起义。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使这时资产阶级完全处在只有它才有的萎靡、软弱、怯懦这些特性支配之下，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事实；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InderGewaltsindsieunsstetsüber！’——他们，即反动派，‘在暴力方面始终是超过我们的！’断言‘始终’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现在’，李卜克内西以及同他一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见无论如何不是怯懦的人甚至仅仅‘萎靡不振的人’的意见……‘孟什维克’的决议显然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或者至少是接近这样的观点；决议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贯穿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并且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会不会赞同‘孟什维克’的这个决议呢？我国革命运动有许多东西取决于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更多的东西取决于这一点，也许这个运动的许多年的命运也要取决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也象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当它深入到民主群众中去的时候，才能生根，才能巩固。如果它只耕耘民主派的上层，虽然是土壤最肥沃的上层，那么新的风暴也会轻而易举地把它从俄国土地上连根拔掉，就象1848年法国社会民主党或者40年代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即著名的‘宪章运动’的遭遇一样。”以上就是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仔细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解放》杂志和立宪民主党的最近的合法报刊的人都很熟悉“立宪民主党人”的最典型的论断和这种论断的一切出发点。在这里这种论断是这样拼凑起来的：估计目前的政治策略，应该以对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的估计为基础。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对前一个时期的估计，谈谈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关于这个时期，布兰克先生说，思想和理性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相反，布兰克先生说第一个时期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消失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一向鼓吹的策略被遗忘了，甚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也整个被挖掉了。布兰克先生的这个基本论断，完全是一个涉及到事实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同革命旋风时期的“实践”脱节了。真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这革命旋风十分出色地证实了它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战士。纯属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这甚至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前未有的。当司徒卢威之流和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号召大学生埋头读书的时候，无产阶级起来进行了直接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为俄国争得了全部“宪制”（如果可以叫作“宪制”的话），后来这个“宪制”一直遭到破坏、弄得残缺不全和面目全非了。1905年10月，无产阶级采用了半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谈到的那种斗争策略手段，这个决议特别注意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的重要性，而整个“革命旋风”时期，即1905年最后三个月的特点，也就是实行了这种结合。可见，我们的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最无耻地、最可恶地歪曲了现实。他没有提出一个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旋风”的实践经验脱节的事实；他企图抹杀这个旋风的基本特点，即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全部基石”是正确的。题外话同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谈话然而，布兰克先生所以产生这种错得离奇的见解，好象“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已经消失，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很有意义的，这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小市民的真正政治本质向我们暴露出来。从政治活动的各种方式来看，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各种方法来看，“革命旋风”时期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首先而且主要在于，“旋风”时期采用了其他政治生活时期没有采用的某些创造历史的特殊方法。其中最根本的就是：（1）人民“夺取”政治自由——不要任何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来实现这种自由（集会自由，至少是大学里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开代表大会的自由等等）；（2）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士兵、铁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新的城乡政权等等。这些机关纯粹是由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顾一切法律、准则，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最后，它们确实是政权机关，虽然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带有自发性，还没有定型，成分和职能还不明确。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例如它们夺取了印刷所（在彼得堡），逮捕了阻碍革命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警官（这样的例子同样可以在彼得堡找到，当时那里的新政权机关很弱而旧政权则很强）。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号召全体人民不要交钱给旧政府。它们没收了旧政府的钱（如南方铁路罢工委员会），转给新的人民政府使用，当然，这无疑是新的人民政府的萌芽，或者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的萌芽。按这些组织的社会政治性质来说，这是萌芽状态的人民革命分子的专政。你们觉得奇怪吗，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资产者认为和专政同义的“强化的警卫”吧？我们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对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一窍不通。我们马上就要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先要指出“革命旋风”时代的第三种行动“方法”：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我们在上面描述的政权机关是萌芽状态的专政，因为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人制定的任何法律和任何准则。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但是这个新政权所依靠的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些。新政权的新机关既没有武器，又没有金钱，也没有旧机构。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能想到吗？这些新机关的力量同旧的强力工具丝毫没有共同之点，如果指的不是保护人民的强化的警卫，使他们不受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压迫，那么同“强化的警卫”也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压迫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请好好记住这一点！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不让他们参加政权，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你是工人吗？你愿意为俄国摆脱一小撮警察暴力者而奋斗吗？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请你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你认为怎样方便就怎样选举好了，我们会很乐意很高兴接受他做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这就是新政权，或者确切些说，是新政权的萌芽，因为旧政权的胜利过早地摧折了这棵新生的幼苗。布兰克先生或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也许会问，这里为什么要“专政”，为什么要“暴力”？难道广大群众对付一小撮人还必须使用暴力吗？难道几千万、几万万人能够做压迫几千、几万人的专政者吗？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往往是那些第一次见到别人在他们感到新奇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术语的人。他们看惯了的只有警察的政权，只有警察的专政。他们觉得很奇怪，居然可以有根本没有警察的政权，居然可以有非警察的专政。你们说千百万人不需要用暴力来对付几千人吗？你们错了，错就错在你们不从现象的发展中去观察现象。你们忘记了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现在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以便你们能领悟这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使立宪民主党人“头昏目眩的”奥妙道理。假设阿夫拉莫夫要毒刑拷打斯皮里多诺娃。假定站在斯皮里多诺娃一边的有几十、几百个手无寸铁的人，站在阿夫拉莫夫那一边的有几个哥萨克。如果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地点不是在刑讯室里，众人会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用暴力来对付阿夫拉莫夫和他的喽罗。他们也许会遭到阿夫拉莫夫枪杀而牺牲几个搏斗者，但是他们终究会用强力解除阿夫拉莫夫和哥萨克的武装，并且很可能当场杀死他们几个人（如果可以把他们叫作人的话），而把剩下的人关进监牢，使他们不能再猖狂，并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看，当阿夫拉莫夫率领哥萨克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时候，这就是压迫人民的军警专政。当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只会劝导、训诫、叹惜、责难、哭诉、埋怨，而是会同暴力者作斗争，他们没有小市民的狭隘性，而是有革命的精神）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时候，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这就是专政，这是人民对阿夫拉莫夫实行压迫的政权，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小市民也许会反对用强力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里夺过来，他们会说，这是不合“法”的！我们有一条允许打死阿夫拉莫夫的“法律”吗？小市民的某些思想家不是创造出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吗［注：别尔嘉耶夫先生！《北极星》杂志或《自由和文化》杂志[156]的编者先生们！你们又有题目大喊大叫了，又可以……大作文章反对革命者的“无赖行为”了。说什么把托尔斯泰叫作小市民！！——就象一位通体漂亮的太太[157]说的那样：啊，这太可怕了。］？）。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这个意思，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好好地记住吧。其次，我们从上述例子看到的，正是人民的专政；因为人民即无组织的、“偶然”聚集在该地的居民群众，亲自登上舞台，亲自执行审判和惩处，行使权力，创造新的革命的法律。最后，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为什么说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因为全体人民经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而遭到极残酷的折磨，有的人肉体上受了摧残，饱受惊吓；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论毒害而只是受偏见、习俗、陈规的毒害；有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就是所谓庸人、小市民，他们最会逃避激烈的斗争，对它不闻不问，或者甚至躲藏起来（可别卷进这场搏斗挨了揍！）。这就是为什么说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可见，我们举出的这个简单的例子，包含着“革命人民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军警专政”这个概念的一切要素。关于这个连博学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也能领会的简单例子就谈到这里，下面来谈谈社会生活中更复杂的现象。就革命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革命正是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对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的仇恨，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迸发出来了，而且不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行动而是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迸发出来了。人民正在觉醒，奋起挣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压迫。人民把俄国生活中无数的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使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夺取用来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这个过程自然不会象我们为基泽韦捷尔教授先生所举的简化了的例子那样简单，那样“迅速”，人民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斗争（就斗争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是一种长达若干月若干年的“革命旋风”。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也正是所谓俄国大革命的实际内容。从创造历史的方法来看，这个过程是以我们刚才谈到革命旋风时所描述的那些形式进行的。这些形式就是：人民夺取政治自由，即夺取阿夫拉莫夫之流阻挠实现的那种自由；人民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压迫旧警察系统的暴力者的政权；人民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以便消灭一切阿夫拉莫夫、杜尔诺沃、杜巴索夫、米恩等等之流这样的恶狗，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再为非作歹。人民采用这些非法的、越轨的、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的斗争手段，如夺取自由，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的革命政权，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这是俄国历来最优秀的人物对自由的幻想正在变成实践，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实践的伟大时代。这同我们例子中的群众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中拯救出来，用暴力解除阿夫拉莫夫的武装，使他不能再为非作歹是一样的好。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隐情和焦虑的中心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为他们把庸人的观点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这种庸人要是遇上我们举例说到的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这种事，就会出来阻止群众，劝他们不要违犯法律，不要急于把受害者从代表合法政权行事的刽子手手中拯救出来。当然，从我们的例子来看，这样的庸人简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儿，但是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说一遍——决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品性，它也许是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庸俗法学的偏见造成的。为什么布兰克先生说在“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用不着证明呢？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布伦坦诺主义，认为人民夺取自由、建立革命政权、使用暴力这些“原则”都不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见解在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而且具有这种见解的不止布兰克一个人，还有所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营垒中所有那些现时因普列汉诺夫爱慕立宪民主党人而对他大加颂扬的作家，包括《无题》杂志[158]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见解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一定会产生。这种见解直接来自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得广一点，来自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已被西欧“正统派”系统地全面地揭穿过的错误观点，现在又改头换面，另打旗号，“悄悄地”转运到俄国来了。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颂扬普列汉诺夫的自由派人士现在转运到俄国来的，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们对这种歪曲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说在革命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已用不着证明了。为什么必然产生这种见解呢？因为这种见解完全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承认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斗争方法时，是把“旋风”时期革命人民所采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赞许并且帮助人民采用的那些方法除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参加倒是可以参加，但不能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变成领导者，不能把旧的专制农奴制的警察的政权机关完全撤销。资产阶级想保存这些机关，它只求把这些机关置于它的直接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要用这些机关来对付无产阶级，而完全消灭这些机关只能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非常有利。因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既有君主制，又有参议院，要求不允许革命人民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去同专制制度斗争吧，但是不要触动旧的政权机关，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机关。进行“议会”斗争吧，就是说，不要越出根据我们同君主政府取得的协议给你们划定的框框。通过组织进行斗争吧，不过不要通过罢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之类的组织，而要通过我们同君主政府商定颁布的法律所承认、所限定的、不危及资本的组织。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一谈起“旋风”时期，就轻蔑地嗤之以鼻，咬牙切齿［注：例如，试比较1906年《俄罗斯新闻》第1号上对农民协会的活动的评论，——这是向杜巴索夫告发革命民主派，说它怀着普加乔夫式的意图，赞同夺取土地，建立新政权等等。连《无题》杂志（第10期）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也数落《俄罗斯新闻》不该发表那样的评论，而且公正地把它同《莫斯科新闻》等同起来。遗憾的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责备《俄罗斯新闻》的时候好象是在替自己开脱。《无题》杂志维护农民协会，可是并不谴责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我不知道，用这种不太公正的方法同《俄罗斯新闻》论战是由于“畏惧当局”呢，还是由于布兰克先生是这个机关刊物的撰稿人。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终究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一谈起杜巴索夫所保卫的立宪制度的时期，就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表现出小市民对……反动时期的无限迷恋。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始终不变的品性：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性。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怕“旋风”的再起比怕火还要厉害，为什么它要无视和抹杀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为什么它要在人民中支持和散布立宪的幻想。现在我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布兰克先生和他那一流的人要说在“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布兰克先生同一切小市民一样，承认马克思主义而撇开它的革命的一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手段而撇开最革命的和直接革命的手段。布兰克先生对“旋风”时期的态度最典型不过地表明，资产阶级不了解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害怕尖锐的决定性的斗争，资产阶级憎恶在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时采用任何摧毁旧制度的、严厉的、革命的（按该词的原意说）方法。布兰克先生露出了马脚，一下子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资产阶级局限性。他听到和读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旋风时期犯了“错误”，就急忙自负地、武断地、毫无根据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他对这些原则本来就一窍不通！）都被遗忘了。谈到这些“错误”，我们要指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难道有过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时期吗？难道有过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或右或左的偏向的时期吗？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时期（全世界一切带着局限性的资产者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的历史不也充斥着这一类错误吗？如果布兰克先生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不是一窍不通，他就会很容易地想起米尔柏格、杜林、航运补助金问题[159]、“青年派”[160]、伯恩施坦主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对布兰克先生来说重要的不是研究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实际进程，他需要的只是贬低无产阶级的斗争气魄，借此褒扬自己的立宪民主党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浅薄。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社会民主党偏离它的通常的、“正规的”道路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内在“革命旋风”时期所表现的团结和思想上的一致，也比过去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旋风”时代的策略，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两翼疏远，而是使它们接近了。在武装起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代替了以往的分歧。两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革命政权的萌芽——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实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争执。革命浪潮的高涨，使分歧退到一旁，战斗的策略得到承认，杜马问题消除了，起义问题提上了日程，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当前紧迫的工作中接近了。在《北方呼声报》[161]上，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号召举行罢工和起义，号召工人不争得政权就不停止斗争。革命形势本身提示了实际行动口号。引起争论的只是对事变估计的一些细节：例如，《开端报》[162]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革命的自治机关，《新生活报》则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联合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开端报》倾向无产阶级专政。《新生活报》则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然而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或类似的分歧，在欧洲任何一个社会党发展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不也都存在过吗？不，布兰克先生所以颠倒是非，荒谬地歪曲昨天的历史，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是自负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在他看来，革命旋风时期就是丧失理智（“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思想本身以及普通理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而镇压革命和小市民式“进步”（受杜巴索夫之流保护的“进步”）的时期，则是有理性的、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时代。布兰克先生的全篇论文很明显地贯串着这种对于两个时期（“旋风”时期和立宪民主党时期）的对比评价。当人类历史以火车头的速度向前飞驰的时候，这就是“旋风”，“洪水”，一切“原则和思想”的“消失”。当历史以牛车的速度前进的时候，这才是理性，才是计划性。当人民群众怀着十分纯朴的心情，略嫌鲁莽地下决心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去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哀叹“理性退到后面去了”（小市民英雄们，事情不是正好相反吗？群众的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历史上吗？群众的理智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生动的、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力量吗？）。当群众的直接运动因遭到枪杀、拷打、鞭笞、失业、饥饿而被压制下去的时候，当杜巴索夫出钱养活的教育界的臭虫从壁缝中爬出来，开始用群众的名义替人民行事，也就是把群众的利益出卖给少数特权者的时候，——在小市民骑士们看来，是平安宁静的进步时代来到了，“思想和理智又复苏了”。资产者随时随地都忠于自己。无论拿《北极星》杂志或《我们的生活报》来看，无论拿司徒卢威或布兰克的作品来读，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可以遇到对革命的时期和改良主义的时期的这样一种带有局限性的、迂腐教授的、僵死官僚的评价：前者是丧失理智的时期（tolleJahre），思想和理智消失的时期，后者则是“自觉的、有系统的”活动的时期。可别误解我的话，别以为我讲的是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偏爱这个或那个时期。问题完全不在于偏爱，历史时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爱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布兰克之流先生们在分析两个时期的特点（它完全不以我们的偏爱或同情为转移）的时候，无耻地歪曲了真相。问题在于，正是革命的时期比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进步的时期，规模更广，更丰富，更自觉，更有计划，更有系统，更勇敢和更鲜明地创造着历史。可是布兰克之流先生们正好颠倒了黑白！他们硬把贫乏说成是历史创造活动丰富。他们把被压迫被束缚的群众的无所作为看作官吏和资产者“有系统的”活动的胜利。他们看到各种官场小吏和自由主义的卖文为生的下流作家（penny-a-liner）糟蹋法律草案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平民”开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开始不迟疑地、不留情地直接破坏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夺回过去被认为是属于各种人民掠夺者的东西的时候，一句话，他们看到千百万受压榨的人们的思想和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他们觉醒起来不是去读死书，而是去行动，去从事人类的活的事业，从事历史的创造），就大嚷大叫，说什么思想和理性消失了。请看，这位立宪民主党骑士多么庄严地断定：“旋风在原地盘旋，在原地平息了。”自由派的市侩们之所以能活到今天，杜巴索夫之流之所以还没有把他们吞吃掉，恰恰是因有这阵旋风的缘故。你说“在原地”？是说1906年的春天俄国还处在1905年9月的原地吗？在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杜巴索夫和杜尔诺沃之流都在“自觉地、有计划地、有系统地”拖俄国倒退，将来也要拖俄国倒退，使它回到1905年9月的局面，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够，因为在旋风时期，无产者、铁路工人、农民和哗变的士兵以火车头的速度推动整个俄国前进了。如果这个没有理智的旋风真的平息了，那么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就只好去研究脸盆镀锡的问题了。但是，布兰克先生没有料想到，旋风是否平息了的问题是一个独立的、纯科学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能预先解决策略中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不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当前策略中的许多问题。布兰克先生没有根据对一些材料和见解进行一定的分析就得出结论，说目前没有产生旋风式运动的条件（假如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那么它在确定策略的时候就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再说一遍，因为确定策略是不允许只是以对某种道路的“偏爱”为根据的），——不，他只不过是发表他那种高深的（高深到无远见的）信念，说别的结论是没有的。老实说，布兰克先生对“旋风”的看法完全同维特和杜尔诺沃先生之流的看法一样，同毕洛夫先生之流以及早就把1848年说成是“没有理智的一年”的其他德国官僚的看法一样。布兰克先生关于旋风平息了的说法，不是科学的信念，而是庸人的胡言乱语，在他们看来，任何旋风和一切旋风都是“思想和理智的消失”。布兰克先生硬要我们相信：“社会民主党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孟什维克的新策略正在把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引上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所走的道路。你们瞧，布兰克先生不知为什么把议会道路说成是“出发点”了（虽然议会道路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出发点）。据布兰克先生说，议会道路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正常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道路。布兰克先生没有料想到，他在这一方面完全是重复充斥于德国自由派报刊上的、一个时期曾被伯恩施坦派仿效的资产阶级歪曲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调。自由派资产者把斗争的某一种方式看成是唯一的方式。这些充分说明他是象布伦坦诺那样来理解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只有在客观条件从历史日程上撤销了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议会制真正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形式和社会斗争的主要场所的时候，欧洲社会民主党才走上了而且才可能走上议会道路，这一点也是布兰克先生料想不到的。他甚至也不想一想俄国有没有议会和议会制，就武断地说：社会民主党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资产阶级的心里只有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的理性躲避一切非议会的斗争方式，躲避一切公开的群众发动，躲避一切真正的革命。资产者出于本能，总是迫不及待地把任何伪造的议会制公开宣布为真正的议会制而加以接受，以便制止“令人头晕的旋风”（这种旋风不仅对于许多容易发昏的资产者的脑袋是危险的，而且对于他们的腰包也是危险的）。难怪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对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问题——可不可以认为俄国的议会斗争方式具有重大意义、认为“旋风”式的运动已经消失的问题——也一窍不通哪。这种一窍不通的物质的、阶级的基础是十分明显的：可以采取和平的罢工或者其他的行动来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但是不要考虑进行认真的、彻底的、毁灭性的斗争，也不要考虑举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君主制的起义。谈到杜巴索夫胜利的时期，布兰克先生兴高采烈地说：“现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又来临了。”布兰克先生，你知道吗？俄国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象亚历山大三世的时代那样适用“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句话。这是事实。正是在这一时期，旧的俄国民粹主义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对未来充满幻想的看法，它已经对俄国的经济现实作了许多研究，为俄国思想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革命的思想发展得最快，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是的，我们革命者决不想否认反动时期的革命作用。我们知道，社会运动的形式是会改变的，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创造时期会变成这样的时期：表面上四处平静，被苦役和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的群众默不作声或者在沉睡（看上去是在沉睡），生产方式特别迅速地革命化，人类理智的先进代表的思想在总结过去并且建立新的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在欧洲，1848年的革命被镇压以后的时期的特点是空前未有的经济进步和思想探索，后者至少产生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总而言之，“思想和理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来临，有时就象一位政治活动家被投入监狱能促进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一样。我们的这位资产阶级庸夫俗子的不幸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说法带有所谓牢狱的或者杜巴索夫的性质。他不谈根本问题：俄国革命是被镇压下去了还是在走向新的高涨？社会运动是不是从革命的形式转变到迁就杜巴索夫主义的形式了？形成“旋风”的力量消失了没有？资产阶级的理性是不会提出这些问题的，因为它认为革命都是无理智的旋风，而改良才是思想和理智的来临。请看一看他的关于组织问题的颇有教益的议论。他郑重地对我们说：思想和理性的“首要任务应当是采取措施来防止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即俄国革命的狂飙突进时期发生的事情的重演，即防止革命洪流和暴风雨的破坏作用。在这一方面唯一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扩大和加强组织”。你们看，立宪民主党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暴风雨时期破坏了组织和组织性（请看司徒卢威在《新时报》上，对不起，是在《北极星》杂志上所写的反对革命中的无政府状态、自发势力、混乱状态等等的文章），而杜巴索夫所保护的思想和理性的时期则是建立组织的时期。革命是坏事，它起破坏作用，这是暴风雨，是令人头晕的旋风。而反动是好事，它起建设作用，这是顺风，是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时期。立宪民主党的这位哲学家再次诽谤革命，并暴露出他对资产阶级的有局限性的形式和条件的无限迷恋。暴风雨破坏了组织！这是何等荒谬！在俄国革命旋风时期，即革命的诽谤者认为一切原则和观念都被遗忘，理智和思想都已消失的6个星期中，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许多自由而自主的组织，你们说，在俄国史或世界史中，有哪6个月或6年能与之相比！全俄总罢工是什么呢？你们认为这不是组织？这种组织没有向警察局登记，它不是经常性的组织，你们不愿把它计算在内。再拿政治组织来说。工人、普通群众从来没有这样乐意地加入政治组织，没有这样大量地扩大政治协会的人数，也没有建立过象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独特的半政治性的组织，这一点你们不知道吗？但是，你们有些害怕无产阶级的政治性的组织。你们是真正的布伦坦诺主义者，认为工会是对资产阶级最没有危险的（因此是最体面、最正经的）组织。我们就来看看工会组织吧，我们会看到，同一切庸夫俗子所谓在革命时期工会组织遭到轻视的胡说八道相反，俄国从来没有象这一时期建立了这样大量的工会组织。无论《新生活报》或者《开端报》这些社会主义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报纸都登满了一批批新工会组织成立的消息。象家庭仆役那样一些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小市民进步时期的几十年内几乎毫无行动的无产阶级落后阶层，也表现了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再拿农民协会来说。现在极端鄙视农民协会的立宪民主党人到处都有，他会说什么这是一种半虚构的组织！这样的组织现在已经无影无踪了！是的，先生们，我倒想看看，要是立宪民主党人不得同讨伐队，同农村中的无数卢热诺夫斯基、里曼、菲洛诺夫、阿夫拉莫夫、日丹诺夫之流进行斗争，你们立宪民主党的组织会留下多少踪影。农民协会在革命旋风时期以飞快的速度增长着。这是真正人民的群众性的组织，它当然会接受农民的一些偏见，迁就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正象我国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但是它无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实在的群众组织，从根本上说无疑是革命的组织，它能够采取真正革命的斗争方法，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农民的政治创造的范围，它把那些憎恨官僚和地主的农民推上舞台，而不是把那些往往喜欢制定各种使革命农民同自由派地主妥协的计划的半知识分子推上舞台。通常对农民协会的轻视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的革命主动性并且害怕这种主动性。农民协会在自由的日子里曾经是最强大的实体之一，可以肯定地预言：如果卢热诺夫斯基和里曼之流不再杀害成千上万先进的农民青年，如果又吹来一阵自由的微风，那么这种协会就会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它将是这样一种组织，现在的立宪民主党的委员会与之相较不过是一粒尘土。［注：农民协会作为一个非阶级的组织当然也含有瓦解的因素。农民起义愈接近胜利，这一胜利愈彻底，离农民协会瓦解的日子也就愈近。但是在农民起义胜利以前，并且为了取得这个胜利，农民协会是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组织。这一组织的作用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才会发挥完毕，而无产阶级组织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显得特别重要，特别富有生命力，立宪民主党组织的作用则是阻碍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这一革命的准备时期，在崩溃、停滞、杜巴索夫统治时期大放异彩。换句话说，农民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但从此也就最后耗尽了农民自己的革命性。无产阶级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从此才将发挥自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当立宪幻想破灭时，立宪民主党小资产阶级也就会立即失去自己的反对派的作用。］概括说来，人民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以及农民的组织者的创造性，在革命旋风时期要比在所谓的安定宁静的（牛车似的）历史进步时期强烈、丰富、有效千百万倍。布兰克先生之流的反对意见是资产阶级官僚对历史的歪曲。在善良的资产者和清白的官僚看来，“真正的”组织只能是那些老老实实地向警察局登记并且规规矩矩地遵守一切“暂行条例”的组织。他不能想象在没有暂行条例的条件下可以有什么计划性、系统性。因此，当立宪民主党人讲到对合法性采取浪漫主义的藐视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采取贵族老爷式的卑视态度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这些响亮词句所蒙蔽而忽略其真正用意。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只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对人民的革命主动性的恐惧。最后，我们来看看布兰克先生的立宪民主党“理论”的最后一点：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布兰克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议论特别值得社会民主党注意，因为这是引证马克思的词句来歪曲马克思的一个典型例子。正象布伦坦诺、桑巴特、伯恩施坦之流一样，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正在关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的问题上进行着伪造马克思的“细致工作”。没有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步调一致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以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在“旋风”时期忘记这一点了吗？你们错了，或者是你们有意地拿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既包括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也包括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甚至主要是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概念来代替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概念。看看《新生活报》吧，你们就可以发现，几乎每一号上都谈到工人民主派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一致行动、达成战斗协议的问题。该报是用最有力的词句来谈论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的作用的。立宪民主党编造谎言，说马克思主义者排斥不同意见，是狭隘的教条主义者，与这些谎言相反，他们却完全承认非党的协会和组织的作用［注：见我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见本卷第123—130页。——编者注）］，但仅仅是非党的革命组织的作用。被我们的政治上的布伦坦诺主义者巧妙地掩盖起来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究竟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哪些分子能够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是那些接受君主主义自由派纲领，完全陷入立宪幻想，对革命时期、对历史创造的革命方法表示庸俗的愤怒、指责和遗憾的分子呢？还是那些接受把农民起义进行到彻底胜利的纲领（不是农民同地主妥协），接受使民主派得到彻底胜利的纲领（不是民主的众议院同参议院以及君主制妥协）的分子呢？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吗？目前我们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分子“合击”呢，还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分子“合击”？喜欢引用和歪曲马克思的可敬的先生们，你们听说过马克思在1848年怎样无情地抨击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分子吗？[163]要知道，他们不是可怜的国家杜马中的而是国民议会中的妥协分子，他们是比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坚决”（在口头上）得多的民主主义者。过了15年左右，在普鲁士“宪法冲突”[164]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建议工人政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分子，可是后者一点也不比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好些。[165]你们是不是认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相矛盾和首尾不一？你们是不是认为这就证明了他们在“革命旋风”时期也几乎失去了“思想和理智”（大多数伯恩施坦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都有这种看法）呢？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马克思是在革命斗争时期最严厉地抨击了立宪幻想和立宪妥协分子。当革命“旋风”的全部力量已经用尽，当德国立宪民主党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完全出卖了革命，当起义已经肯定无疑地被镇压下去，经济繁荣已经使再一次举行起义成为没有希望的行动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次失败以后并没有表现出胆小怕事和对起义失去信心！），他们才认为议会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你们既然已经进入议会，那就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在一定的条件下支持变节分子伊兹哥耶夫去反对希波夫，支持希波夫去反对杜尔诺沃。在争取真正议会制的斗争中，再没有什么比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分子”更加危险的了。先生们，既然你们要引证马克思的话，那你们就不妨证明一下我们的杜马已经是自由俄国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而不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你们会说，只要经过一些小小的改革，遮羞布就可以转变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而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正是这种转变，甚至不是小小的而是巨大的“转变”。好极了。但是，不过，你们只是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试问，现在的杜马在目前已经越出自己的范围而转变成政权机关了吗？你们中间那些这样想的人，竭力要人民也这样想的人，你们中间那些直接散布最有害的立宪幻想的人，简直就是反革命分子。而那些设想“杜尔诺沃留任是为了解散杜马”［注：《俄罗斯报》和《评论报》。］，或者懂得没有“议会”外面的、革命的压力就什么也得不到保障［注：帕·米留可夫在《言语报》第30号（3月24日）上发表的《冲突的因素》，这是妥协者的极有趣的“信条”。］的人，是自己暴露出自己立场的动摇性。他们自己的供认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是暂时的政策，而不是真正维护革命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的政策。这些供认表明，目前日益成熟的新的革命危机一旦爆发，大批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就会离开立宪民主党人，杜尔诺沃之流的先生们对杜马的嘲笑将促使他们去构筑街垒。就是说，全部区别只是在于：你们打算用支持立宪民主党杜马这个任务来限制、束缚、缩小这一不可避免的新的战斗，而我们要用一切计谋、一切努力、我们整个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来扩大这一战斗的范围，使战斗越出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把它扩大到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取得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用革命的方法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你们认为我们俄国根本没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唯一的、或者至少是主要的力量。你们有这样的看法，只是因为你们目光短浅，你们满足于对政治现象作表面的观察，你们看不到，也不了解“立宪的实质”。你们这班只顾眼前的政客是最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因为你们只看到民主派的暂时利益，而看不到它的更深远、更根本的利益；你们只看到暂时的任务，而忘记了明天的更重大的任务；你们只看到外表，而看不到内容。只要有同城市贫民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革命农民，俄国就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不可能没有。只是由于里曼和卢热诺夫斯基之流的活动，这个民主派隐藏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幻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揭穿的。或者是镇压制度照旧存在，里曼和卢热诺夫斯基之流照常“干他们的勾当”，立宪民主党杜马仍然胡说八道，那么广大公众就会马上看清楚这个杜马和这个统治杜马的党是多么渺小可怜。一定会发生剧烈的爆发，参加这一次爆发的当然不会是作为政党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人民中的那些构成革命民主派的分子。或者是镇压制度被削弱，政府作某些让步，立宪民主党杜马自然就会因为政府实行初次的让步而开始心肠发软，会容忍比希波夫更坏的东西。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的本性（在“旋风”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在他们的出版物中也经常流露出来）就暴露无遗了。但是，第一次吹来自由的微风，镇压的第一次削弱，必然又会使成千上万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组织、协会、团体、小组和机构相继出现。而这种现象会同样必然地使“旋风”再一次出现，使10月和12月的斗争重演，不过规模会更加广泛得多。那时，现在神气十足的立宪民主党人又会惶惶不安了。为什么呢？因为蛆虫总是寄生在尸体上而不会寄生在活人身上的。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终究会让人民，用杜尔诺沃的话来说，“尝尝”“人民自由”的滋味，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进行真正的斗争，去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也就是不带引号的、不同专制制度妥协的自由。这一斗争必然还要进行下去，但是进行这一斗争的是别的政党，是别的社会成分，而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由此可以了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决不羡慕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而是继续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即将来临的真正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斗争上。布兰克先生引证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高作用的话。为了阐明马克思的真正见解，应当补充一句：还有最高的叛卖作用。马克思在他的各种著作中的各种不同地方曾经无数次地讲到这一点。在当前政策上倾向布伦坦诺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忘记了马克思的这些指示。普列汉诺夫同志甚至想不出，自由主义民主派会出卖什么。普列汉诺夫同志，答案十分简单：“人民自由”党已经出卖了而且将来还会出卖人民自由。布兰克先生告诫我们不要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反动派、反革命方面”去。我们要问这位英明的立宪民主党人：你指的是思想、理论、纲领、策略路线方面呢？还是指的是阶级的物质利益方面呢？我们两者都指。是谁在什么时候把你的朋友司徒卢威先生推到反革命方面去的呢？司徒卢威先生早在1894年就成为反革命分子了，他当时在自己的《评述》中就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布伦坦诺主义的保留意见。尽管我们有几位同志力图把司徒卢威先生从布伦坦诺主义“推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但他还是终于跑到布伦坦诺主义方面去了。此后在《解放》杂志，非法的《解放》杂志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反革命的调子。试问，这是偶然的吗？恰恰是“旋风”时期，恰恰是人民的革命主动性，激起了司徒卢威先生创办一个发表反动怨言的典型机关刊物《北极星》杂志，这是偶然的吗？究竟是谁把商品经济的一般小生产者推到反动派和反革命方面去的呢？是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地位。小资产者在世界各国，在任何政治局势中，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他希望摆脱资本的压迫并且巩固自己作为小私有者的地位。这一任务实际上没有解决，从现代社会的本身结构来看，小资产者的动摇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此，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认为：可以设想工人或者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起义农民表现出的革命主动性，不会把某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反动派方面去。只有小市民的骑士们才会对这一点感到惋惜。难道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或者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这样设想的，例如认为，农民起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彻底实现了从地主手中无偿地“夺回土地”（普列汉诺夫的口号），而又可能不把五分之三的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到反革命方面去吗？这样我们不是应该同立宪民主党人在“合理的”农民纲领上讨价还价了吗？普列汉诺夫同志，你是怎么想的？布兰克和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是怎样看的呢？现在且看我们的这位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议论的尾声吧：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反对武装起义，那就不可能而且不应当谈论武装起义。这句话表明了立宪民主党政策的全部实质和用意：要无产阶级服从立宪民主党人，要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上影响他们。不要看不到这一点。布兰克先生很善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他不是谈立宪民主党人，而是谈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是谈“目前”，而不是谈整个的起义。但是，只有小孩子才会看不出，这正是转移视线，布兰克的结论的真正用意正是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我们已经举出了许多例子，说明布兰克先生（以及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一贯轻视比立宪民主党更左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明他从自己的立宪幻想的维护者的立场出发，把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混为一谈，轻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只须指出：立宪民主党人根本反对武装起义，而不是仅仅反对不恰当地选择“时机”（令人惊奇的是，这两者常常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对立宪民主党人倒特别有利，使他们能以关于起义时机的议论来掩饰对起义所采取的否定态度）。要证明这一点是最容易不过的，只要看一看非法的《解放》杂志就行了，司徒卢威先生在1905年春天和夏天，在1月9日以后和10月9日以前，在该杂志上反对武装起义，证明鼓吹起义是“发疯，是犯罪”。事变有力地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驳倒了。事变表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的、作为口号提出的把总罢工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才能为俄国争得对自由和立宪制度萌芽的承认。只有那些完全孤立的、在俄国没有支持者的社会民主党人（象普列汉诺夫）才灰心丧气地谈论十二月起义，说什么“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相反，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起义是对剥夺自由的人的一种必要的反击，起义已经把整个运动提到更高的阶段，并且证明同军队斗争是可能的。象考茨基那样公正的、没有入迷的、谨慎小心的见证人也是承认后一种情况的。现在就来看看布兰克之流先生们的说教的真正用意：如果立宪民主党（它从来不是革命的政党）不同情起义（它不论在目前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反对起义的），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应当考虑起义。不对，布兰克先生！无产阶级不论在整个起义问题上，还是在起义时机的问题上都一定要重视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过恰好不是重视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重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重视自由主义君主主义的党派，而是重视革命共和主义的党派，不是重视满足于伪议会的空谈家，而是重视以不同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对待起义的农民群众（他们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起义”。是的，他们从来就没有而且永远不会赞成起义。他们害怕起义。他们想得很天真，以为起义问题是由他们的愿望决定的，是由他们这些避开最尖锐、最直接的斗争的中间分子的愿望决定的。多么荒唐啊！专制政府在准备国内战争，目前就在特别有系统地准备国内战争。由于有了杜马，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新政治危机正在酝酿着。无伦在农民群众或者无产阶级中间还有大批有斗志的人，他们坚决要求的是人民自由，而不是妥协，不是打了折扣的人民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起义还是不举行起义难道能由某个政党的意志决定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西欧的小市民幻想缓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号召后者不要把前者的代表推到反动派方面去，主张社会和平，带着极深的精神上的不满情感驳斥非科学的、狭隘的、阴谋家的、无政府主义等等的大变动思想。俄国的小市民也是这样，他们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半途上幻想缓和专制制度和人民自由之间的矛盾，号召革命者即一切坚决彻底地维护人民自由的人不要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派方面去，主张走立宪的道路，带着真正的、被哲学唯心主义加强的不满情感驳斥非科学的、狭隘的、阴谋家的、无政府主义等等的起义思想。觉悟的工人对西欧的小市民说：大变动的问题不是由中间分子而是由两极对立的尖锐化决定的。觉悟的工人对俄国小市民（立宪民主党人是政治上的典型小市民）说：起义不是由自由派的意志而是由专制政府的行动以及革命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的提高和愤怒情绪的增长决定的。西欧的小市民们对无产阶级说：不要排斥小农和整个有教养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要孤立自己，只有反动派企图孤立你们。无产者回答说：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远远地离开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妥协分子，因为这些妥协分子劝我们解除武装，因为他们宣传妥协和矛盾缓和等等，这对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会立即在实践中起到极其有害的影响。但是我们不会远远地离开广大的小资产者群众，劳动群众，因为他们能够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不幻想妥协，不迷恋于小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巩固，不放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在另一种情况下，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甚至不是前夜而是中途），在俄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小市民对无产者说：反动派要孤立你们，你们也应当孤立反动派，不要排斥有教养的、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希望实行改良的立宪民主党人。无产者回答说：为了争取真正自由的真正斗争的利益，我们应当远远地离开要人民代表机关同专制制度妥协的妥协分子，因为这些妥协分子劝我们解除武装，因为他们宣传“政治和平”和立宪幻想，这样来模糊人民的公民意识。而这些妥协分子，所有这些立宪民主党人，这些屈服于暂时的情绪和暂时的印象的人，现在叫喊无产阶级有被孤立的危险的人，决不是人民，决不是群众，决不是力量。真正的群众是革命的农民，是真正的城市贫民。我们不会远远地离开这些群众，我们要号召他们抛弃立宪幻想，号召他们进行真正的斗争，号召他们举行起义。在决定起义时机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十分认真地考虑到这些群众（决不是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分子）的情绪和觉悟提高的过程，但是有鉴于立宪民主党的暂时得势，有鉴于立宪民主党议会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杜巴索夫的议会制）的虚假声势，我们一定要时刻不忘，迅速增长着的、大概不久就一定会到来的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不久前在欧洲有一个时期，社会自由主义者，小资产者妥协分子声势赫赫，喧嚣一时，硬要无产阶级接受他们的联盟和协议。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集团上了圈套，被暂时的政治所迷惑，创立了臭名昭彰的伯恩施坦主义等等。过了一两年，“社会和平”的乌云终于完全消散，而社会民主党内坚持无产阶级观点的革命派的立场之正确也十分清楚了。目前在我们俄国，所有人都被立宪民主党的得势和未来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弄得头昏目眩。危险的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集团也会被这种华丽的外表弄得眼花缭乱，一味地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选举联盟，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采取“灵活态度”的政策，而不愿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明确地指出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指出它的立宪幻想的危害性以及它的“妥协”策略的巨大危险性。过些时候，可能不要几年，也许只过几个月，乌云就会消散，现实一定会证实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正确的，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上，将不再连篇累牍地发表激怒无产阶级的、证明社会民主党内部有某种弊病的、称赞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词句了。六结论我们在谈论立宪民主党政策的最典型的表达者布兰克先生的观点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孟什维克同志们的观点。但是，从上述一切可以自然地得出关于他们的立场的结论。立宪民主党人对他们过分热心的赞扬，已经表明他们正在犯某些错误。如果目前几乎占俄国全部政治报刊的十分之九的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如果这种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开始经常不断地今天称赞普列汉诺夫，明天称赞波特列索夫（《我们的生活报》），后天又称赞全体孟什维克的决议，这本身就是一种虽然是间接的却是可靠的标志，说明孟什维克同志正在犯或者准备犯某些错误。要整个资产阶级报刊的舆论截然违反能够十分敏锐地辨别风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只是间接的标志。本文前面也直接说明了孟什维克决议草案中出现的那些错误。这里不便详细地分析这些决议，我们只能简略地谈一谈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一问题有关的最主要的东西。孟什维克的错误在于：他们完全没有说明，甚至显然完全忘记了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当前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严守阶级观点的，是坚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估计时局的，是仇视一切小资产阶级的诡辩和欺骗的，所以在俄国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不会忽视这个任务的。如果忽视这个任务，他们就不再是争取完整的人民自由的先进战士了，就不再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局限性的战士了。如果忽视这个任务，他们就会无可奈何地跟在事变后面跑，而这些事变现在正是使立宪幻想成为资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工具，正象不久前欧洲的“社会和平”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引诱工人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主要工具一样。立宪幻想，这是第一次武装起义（继第一次之后还会有第二次）被镇压和立宪民主党获得选举胜利以后必然来到的俄国革命的整个时期的标志。立宪幻想，这是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数百万份报纸趁社会主义报纸被迫沉默的时机，向人民头脑中灌输的政治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毒素。在我们面前有到“民间”去特别是到工人阶级中间去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同志报》[166]。该报第1号为立宪民主党唱起了赞美歌：“它〈立宪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保证〈……嘻！嘻！保……证！〉……捍卫农民〈象考夫曼那样？〉和工人〈那当然罗！〉的利益，捍卫俄国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如果它在国家杜马中获得多数票，那个为害人民的现政府必定下台，将由新人〈用穆拉维约夫之流来代替维特？〉管理国家，而这些新人将倾听人民的呼声。”是的，是的……倾听人民的呼声！……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多么动听啊！我们相信，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这种恬不知耻的资产阶级谎话无不表示愤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无不主张必须最坚决最有力地反对这种资产阶级腐蚀工人阶级的论调。这种论调特别有害，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拥有无数的报纸，而我们呢，虽然一再尝试创办一个最温和、最谨慎、最稳重的社会主义报纸，但是连一份报纸也没有办成。其次，不能不认为，这种资产阶级谎话，这样模糊人民的革命觉悟，其性质决不是偶然的举动，而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此外，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如果杜马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可以说是立宪幻想的活生生的化身，是立宪幻想的发源地，是政治生活中最引人瞩目的那许多方面（照小资产者的肤浅的、唯心的观点看来，这些方面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质，或者至少是主要现象）的集中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竭力影响无产阶级的全部资产阶级报刊和全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连续不断的进攻，而且有享有第一届（请允许我这样说）“议会”的全部荣誉和负责把工人阶级完全变成立宪民主党的附庸的全俄代表机关。请回忆一下上面援引的“官场”意见：如果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赢得了社会人士对杜马的信任，并且使整个社会把希望寄托在杜马身上，那就好了。杜马应当成为防治革命的膏药，——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同杜尔诺沃和杜巴索夫之流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事实。《北极星》杂志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布兰克之流说，与其是使思想和理智都消失了的革命旋风，不如是有计划的和有系统的改革。杜尔诺沃和杜巴索夫之流说，与其用不可靠的军队对付工人和农民，不如在杜马中同立宪民主党人讨价还价。真是：智者所见略同（Lesbeauxespritsserencontrent）。大家在谈到我们的时候，都说我们在诽谤自由派。远在我们在《曙光》杂志和旧《火星报》上“痛击”《解放》杂志最初几期[167]的时候，人们就称我们为诽谤者了。所谓诽谤，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已经完全被现实所证实了。因此，如果现在人们责备我们诽谤“人民自由”党，我们既不惊奇，也不难受。每一个政治时期都向社会民主党这个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提出独特的任务，这个任务已被提上日程，而且总是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会主义阶层弄得含糊不清，他们用各种办法使这个任务退居次要地位。现在，这个当前的独特的政治任务就是同立宪幻想进行斗争，这个任务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完成，如果这个党不愿意背叛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主要的利益的话，它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总是满足于新鲜事物的暂时光辉，满足于一时的“进步”，我们应当看得更远更深一些，应当立即指出这种进步中哪些方面是倒退的基础和保证，是表现了已取得的成就中片面的、狭隘的和不巩固的东西，因此必须在其他形式下、在其他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愈彻底，立宪民主党杜马愈有可能和愈临近，立宪幻想就愈危险，照旧掌握全部政权的专制政府原封不动的甚至变本加厉的反动政策同“人民”代表机关之间的矛盾就愈尖锐。这种矛盾十分迅速地引起新的革命危机，而且比以前的一切革命危机广泛得多、深刻得多、明确得多、尖锐得多。我们在1906年确实经历着——用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的恰当说法——革命的翻版。1905年的历史似乎在重演，又首先从独揽大权的专制制度开始，接着是社会上的激昂情绪和席卷全国的、空前强大的反政府运动，最后是……谁知道最后是什么？可能是夏季（1905年）自由派的代表团去晋见沙皇的“翻版”，而带的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的呈词或决议；也可能是1905年秋季高涨的“翻版”。企图预测革命未来步骤的确切形式和日期是可笑的。重要的是注意到运动无比广大的规模和全体人民的无比丰富的政治经验。重要的是不应忘记，即将到来的恰恰是革命危机，而决不是议会危机。杜马中的“议会”斗争是不大的阶段，这实际上是一个小火车站，从立宪到革命的铁路上的“立宪民主党站”。由于现阶段社会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杜马中的斗争决不能决定人民自由的命运，它不能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因为这个“议会”显然是交战双方所不承认的，无论杜尔诺沃和杜巴索夫之流，或者无产阶级和农民都不承认。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估计到目前历史阶段的所有具体特点，坚决承认并且经常向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的头脑灌输这样的思想：现代俄国社会运动的主要形式依旧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革命运动，它要废除旧法律，摧毁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创立新法制。杜巴索夫和杜尔诺沃之流召集的并得到那些可敬的人士捍卫的杜马，将在运动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它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运动的主要形式。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已经提出并且广泛散布的相反意见，是对人民的欺骗，是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空想。同这一点有联系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支持的问题。在这方面，孟什维克的决议也有一部分不够全面，有一部分是错误的。立宪民主党人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党同整个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混为一谈，竭力把自己的党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这是弥天大谎。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确定“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概念时有丝毫的含糊，那就是在帮着圆谎。我们必须根据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各党各派作出的十分明确的估计，来决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具体政治任务。在这方面的当前基本任务，正在于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主义－君主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别开来。前者虽然在政治上不是完全有觉悟的，并且抱有许多偏见等等，但是能坚决地和始终不渝地反对农奴制俄国的一切残余，后者则会同反动派进行各种各样的妥协，在每一个危急关头提出自己的反革命意图。毫无疑问，在俄国是有非常广大的革命民主派阶层的，它们的非组织性、它们的非党性和它们所受的目前高压政策的压制，只能把最不细心的和最不善思考的观察家引入迷途。现在，为了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同这种民主派，并且只应当同这种民主派“分进合击”，最无情地揭露现在“居于首位的”立宪民主党的不可靠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抱定宗旨要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那就应当不仅善于随时揭露各种各样的立宪幻想，不仅把能够进行斗争的分子从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划分出来，而且应当确切地、直接地断定这个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的条件，并向群众清楚地指出这些条件，应当在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中向群众指出并且阐明这个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究竟应该表现在哪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孟什维克同志们在自己决议中就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所说的“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彻头彻尾的空谈。布兰克先生在自己文章中提到1848—1849年的法国“社会民主党”。这位最可敬的立宪民主党人不懂得，这是在自我讽刺。要知道，现在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重犯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而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实质上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浸透了立宪幻想和对“议会”斗争方法的迷信，认为在一切条件下，甚至在革命的条件下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获得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纯粹是“立宪民主党式的”议会成就，却遭到了被马克思嘲笑过的那种可耻的惨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编者注］如果我们的党轻率地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各种各样的选举联盟，达成协议和妥协，如果我们的党忽视反对立宪幻想的任务，如果我们的党在主张接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把他们的机会主义的一翼即立宪民主党人当作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我们的党忘记了在象我们所处的这种时代必须认真地准备好运用议会以外的斗争方法，那么我们的党也就很有可能遭到同1848—1849年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伪社会民主党一样的悲惨命运。我们没有理由羡慕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在人民中，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对杜马的迷信还十分强烈。必须把它们铲除掉。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胜利愈彻底，它们被铲除的日子就来得愈快。我们祝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吉伦特派[168]的胜利！一定有愈来愈广大的人民群众跟随他们，一定有干劲更大的革命阶层涌现出来，这些阶层将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把我们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完全的胜利，开辟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1906年3月28日1906年4月由“我们的思想”出版社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71—352页注释：[139]指1906年2月由无产阶级事业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小册子收了列宁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费·伊·唐恩的《国家杜马和无产阶级》这两篇文章。——246。[140]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是根据沙皇1905年1月29日（2月11日）的诏令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针对1月9日“流血星期日”以后展开的罢工运动“迅即查清圣彼得堡市及其郊区工人不满的原因”。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兼国务会议成员尼·弗·施德洛夫斯基。参加委员会的除政府官员和官办工厂厂长外，还应有通过二级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就工人代表的选举展开了大规模的解释工作，揭露沙皇政府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引诱工人离开革命斗争。当第一级选举产生的复选人向政府提出关于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要求时，施德洛夫斯基于1905年2月18日（3月3日）声称这些要求不能予以满足。于是，多数复选人拒绝参加选举代表的第二级选举，并号召彼得堡工人用罢工来支持他们。1905年2月20日（3月5日），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沙皇政府解散了。——247。[141]指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于1906年3月11日（24日）颁布的沙皇3月8日（21日）诏令。这个专门对付抵制策略的法律规定：凡煽动抵制国务会议或国家杜马的选举或煽动群众拒绝参加以上选举者，判处4—8个月监禁。——247。[142]《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49。[143]犹太平等联盟即争取犹太人充分权利协会，是根据一批犹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倡议于1905年3月在维尔纳成立的。联盟的纲领提出了联合所有俄国犹太人为争取充分权利而积极斗争的任务。联盟加入了协会联合会，参加了1905年5月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上，联盟采取了和协会联合会不同的立场，主张参加杜马选举运动，在杜马中坚持要求解决犹太人的问题。1907年5月联盟停止活动。——252。[144]波兰民族主义者是指波兰几个资产阶级党派的复选人。——252。[145]右派是指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许多黑帮组织。这些组织中最大的是1905年10月成立的俄罗斯人民同盟。——252。[146]君主派是指1905年秋成立的俄国君主党。该党坚决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以及正教和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地位，它的社会成分是贵族以及最大的官吏和地主。君主派后来并入了1906年成立的贵族联合会。——252。[147]《评论报》是《俄罗斯报》被查封后使用的一个名称，见注73。——254。[148]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54。[149]《北极星》杂志（《ПолярнаяЗвезда》）是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3月19日（4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总共出了14期。主编为彼·伯·司徒卢威。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尼·亚·别尔嘉耶夫、亚·索·伊兹哥耶夫等。1906年4月改称《自由和文化》杂志。——257。[150]从1906年1月开始，立宪民主党在莫斯科积极进行国家杜马预选运动。2月8日（21日）该党阿尔巴特分部召开大会，讨论尼·尼·舍普金关于党纲的报告。参加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尖锐批评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亚·亚·基泽韦捷尔在回答社会民主党人时声称：“不管他们怎样极力使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词变得温和，他们也是不可能得逞的。专政是一个拉丁词，用俄语说，意思就是‘非常警卫’，要说随便什么地方能被它诱惑，唯独莫斯科却不会。”非常警卫和正文里说的强化警卫都是沙皇俄国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特别措施。在宣布实施强化警卫或非常警卫的地方，行政长官有特别权力颁布强制执行的决定，禁止集会（包括私人集会），查封报刊，不按法律程序进行逮捕、监禁、审判等等。1906年，俄国曾有27个省、州处于非常警卫状态之中。——258。[151]指立宪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06年1月5—11日（18—24日）在彼得堡举行。关于党的策略问题，代表大会决定把马·莫·维纳维尔在1906年1月11日（24日）的会议上宣读的报告作为党的宣言予以通过。这个宣言的基本论点是：承认政治罢工是同政府进行和平斗争的手段。宣言说，党认为“有组织的代表会议”即国家杜马是自己的主要活动舞台。代表大会实际上站到了同政府勾结的立场上。——259。[152]指彼·伯·司徒卢威的《政论家的短评。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大会和召集国家杜马》一文（载于1906年2月18日（3月3日）《北极星》杂志第10期）中下面一段话：“所有将要进入国家杜马的真正农民，不论他们是在什么旗帜下被选进国家杜马的，在杜马中都将成为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真正党员，因为在俄国这个党是坚定和一致地坚持有利于农民的根本的土地改革的唯一的议会大党。”——261。[153]天鹅、虾和狗鱼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寓言说，天鹅、狗鱼和虾拉一辆大车，天鹅向天上飞、狗鱼向水里拉、虾则向后退。结果大车原地不动，无法前进。——262。[154]1906年春，沙皇政府的财政状况陷于危急境地。为了镇压革命运动，也为了在对杜马的关系上保持行动自由，沙皇政府千方百计企图在召集杜马以前借到一笔外债，为此在1905年底派遣前财政大臣弗·尼·科科夫佐夫赴巴黎进行活动。1906年4月中，沙皇政府同法国签订了借款的条约，款数为84300万卢布，合225000万法郎。——268。[155]指反动政论家米·尼·卡特柯夫的文章《对与3月1日事件有关情况的剖析》。该文载于1881年3月6日（18日）《莫斯科新闻》第65号。3月1日事件即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271。[156]《自由和文化》杂志（《СвободаиКульура》）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6年4月1日（14日）作为《北极星》杂志的续刊在彼得保开始出版。该刊编辑是谢·路·弗兰克，积极参加该刊工作的有彼·伯·司徒卢威。该刊共出了8期，由于印数急剧下降，于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停刊。——289。[157]通体漂亮的太太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以制造流言、搬弄是非为能事的女人，见该书第1部第9章。——289。[158]《无题》周刊（《БезЗаглавия》）是俄国政治性刊物，1906年1月24日（2月6日）—5月14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期。该杂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参加编辑部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主编）、叶·德·库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无题派宣称自己是西欧的“批判社会主义”的思想上的拥护者，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后，《无题》周刊停刊，出版该杂志的一批人加入了左翼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同志报》。——291。[159]航运补助金问题是指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内部在航运补助金问题上发生的分歧。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294。[160]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294。[161]《北方呼声报》（《СеверныйГол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出版的统一的机关报（日报）。该报是在《新生活报》和《开端报》被沙皇政府查封后在彼得堡出版的，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编辑部编辑。该报于1905年12月6日（19日）创刊，12月8日（21日）出版第3号时被政府查封。接替《北方呼声报》的是1905年12月18日（31日）出版的《我们的呼声报》。《我们的呼声报》只出了1号，第2号被警察在印刷厂拆了版，没有出成。——295。[162]《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Ｃ.Ｈ.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约尔丹斯基等。——295。[163]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第7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6月1日—11月7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26页、第8卷第46—50页和第5卷第13—543页）。——304。[164]指19世纪60年代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同普鲁士王国政府之间发生的预算冲突或所谓的宪法冲突。从1860年到1862年，邦议会多次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扩大军费开支以加强和改组军队的预算方案。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王室和容克贵族的力量。1862年9月，普鲁士国王把奥·俾斯麦召来任首相。俾斯麦干脆不要议会同意国家预算，径自拨款实行军队的改组。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这样，军队问题的争执便演变成为宪法的争执。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普士邦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自宪法冲突以来俾斯麦政府的一切支出，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同反动的贵族官僚政府完全和解，所谓的宪法冲突随之烟消云散。——304。[165]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恩格斯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恩格斯的《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马克思的《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的《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87、88、89、93—94、95—98页）。——304。[166]《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314。[167]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判了后来集结在《解放》杂志周围的一批资产阶级自由派及其最著名的代表彼·伯·司徒卢威。列宁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司徒卢威作序和注释的《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1899年）》一书而写的，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解放》杂志最初几期受到载于《火星报》上的列宁下列文章的批评：《新罢工法草案》、《政治斗争和政治手腕》、《司徒卢威先生被自己的同事揭穿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93—401页，第7卷第20—28、179—186页）。——316。[168]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让·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后变成了反革命力量。——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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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1906年3月下半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121]（1906年3月下半月）·一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历史发展的简述·二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四种派别·三马斯洛夫同志的主要错误·四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任务·五土地纲领草案现在大家都承认，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必须修改。“多数派”最近召开的代表会议（1905年12月）正式提出了这个已经成熟的问题，它现在已被列入统一代表大会的议程。我们打算先简要地谈一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对土地问题的提法，然后评论一下如今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各种纲领草案，最后提出我们所主张的草案初稿。一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历史发展的简述俄国社会民主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认为俄国的土地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具有极大的意义，并且在自己的一切纲领性文献中都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分析。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经常散布与此相反的意见，产生这种意见是由于极端无知或者故意歪曲事实。1884年“动解放社”所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就已经要求“用激进手段改变土地关系”和消灭农村中一切农奴制关系（我们手头没有当初在国外刊印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物，引文只好全凭记忆，只能保证大意正确，不能保证一字不差）。后来，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22]上（80年代末）以及《全俄经济破产》和《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1891—1892年）这两个小册子中，又反复地极其肯定地强调了俄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甚至还指出：在行将来临的民主革命中也可能实行“土地平分”，社会民主党决不害怕也决不回避这种前途。“土地平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它会大大地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市场的扩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社的解体，农村中阶级矛盾的发展和旧的农奴式奴役制的俄国一切遗迹的消灭。普列汉诺夫的“土地乎分”的观点，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一开始就提出了他们至今还一贯坚持的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在理论上的提法。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党的诞生之日起直到现在，始终捍卫着以下三个论点。第一，土地革命必将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使农村从农奴式奴役制下解脱出来，将是这个革命的内容。第二，行将来临的土地革命，就其社会经济意义来说，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发展。第三，社命民主党有充分根据用坚决的方式支持这个革命，并且规定一些当前的任务，但它决不束缚自己的手脚，甚至对“土地平分”也决不拒绝给以支持。谁不了解这三个论点，谁从社会民主党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全部出版物中没有看出这些论点，那他不是对这个问题无知，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社会革命党人向来如此）。在回顾社会民主党对农民问题的观点的发展过程时，还可以指出90年代末的出版物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一文，这篇文章坚决驳斥了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对农民持“冷淡”态度的意见，并重申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般观点。其次还应指出《火星报》。在1901年春天（3月和4月）出版的，即在俄语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前一年出版的《火星报》第3号中，刊载了一篇题为《工人政党和农民》的编辑部文章［注：同上，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其中再次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除其他要求外，还提出了收回割地的要求。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由《火星报》和《曙光》[123]编辑部于1902年夏发表的并在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上成为党的正式纲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的初稿。在这个纲领中，对专制制度的全部斗争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制度反对农奴制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极其明确地表述在土地部分的基本论点中：“为了消灭使农民直接遭受沉重压迫的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能够自由发展，党要求……”批评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人差不多都以沉默态度来回避这个基本论点：他们居然看不见大象。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的个别条文中，除了无可争辩的要求（废除等级赋税，减租，自由支配土地）外，还包含有归还赎金和成立农民委员会以收回割地[124]和消灭农奴制关系残余这样的要求。最后一项条文，即关于割地的条文，在社会民主党人中受到的批评最多。批评这一条的有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社[125]，它主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剥夺全部地主土地，还有伊克斯同志（他的批评和我的答复［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03—217页。——编者注］于1903年夏季即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在日内瓦一起出过单行本，到代表大会举行时，代表们都有了这本小册子）。伊克斯同志建议把割地和归还赎金改为：（1）没收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转归“民主的国家所有”，（2）“对大土地占有者的地租课以累进税，使这种收入转交给民主国家掌握，用以满足人民的需要”，（3）“把一部分私有土地（大地产），可能时则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各个自治的大社会组织（地方自治机关[126]）掌握”。我批评了这个纲领，称它是“糟糕透顶的和自相矛盾的要求土地国有化的条文”，并强调指出了：农民委员会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发动被压迫阶层的战斗口号；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例如拒绝“拍卖”被没收的土地；收回割地绝对不是限制社会民主党的意向，而只是限制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提出共同任务的可能性。我曾强调指出：“既然要求全部土地就是要求土地国有化或者要求把土地转交给当代的善于经营的农民，那么我们就要从无产阶级利益的角度来评价这个要求，要考虑到各种情况〈黑体是我们用的〉；例如我们不能预先说出，当革命唤醒我们的善于经营的农民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以民主的革命党的身分出现呢，还是以秩序党的身分出现”（上述小册子第35—36页［注：同上，第211页。——编者注］）。如果农民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割地既不能限制它的规模，也不能限制我们对它的支持，我在《告贫苦农民书》（写于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中也发挥了这种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割地”不是被叫作“一堵墙”，而是被叫作“一道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64—166页。——编者注］，同时指出，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的思想绝对不是被屏弃，而是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甚至会受到欢迎的。关于土地平分，我在1902年8月（《曙光》杂志第4期第176页）维护土地纲领草案时写道：“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把小农生产普遍化和永久化的空想是反动的，但是，这个要求（除了似乎“农民”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体现者这种空想以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注：同上，第6卷第310页。——编者注］总之，1902—1903年的文献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收回割地的要求无论何时也没有被这一条的起草者理解为限制农民运动的规模和限制我们对这个运动的支持。然而，事变的进程表明，纲领的这一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农民运动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迅速地发展起来，而我们的纲领在广大群众当中引起了误解，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考虑到广大群众，而决不能单靠作注解，用一些不是全党所必须接受的理由来解说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纲领。必须修改土地纲领的条件逐渐成熟。1905年初，在“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前进报》（周报，1905年1—5月在日内瓦出版）[127]的一号中，曾叙述了土地纲领的修改草案，其中取消了关于割地的条文，而代之以“支持农民的要求直到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为止”［注：同上，第9卷第328页。——编者注］。但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上和在同时召开的“少数派”“代表会议”上，都没有提出修改纲领本身的问题。当时只是制定了策略方面的决议。但是党的这两个部分在支持农民运动直到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为止这一点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老实说，这些决议预先解决了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的问题。“多数派”最近一次代表会议（1905年12月）采纳了我的这个建议：希望取消关于割地的条文和关于归还赎金的条文，代之以支持农民运动直到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为止的提法［注：该决议曾在《俄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和《真理》杂志[128]上发表。（见本卷第136页。——编者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历史发展简述，我们就谈到这里。二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四种派别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上述“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那个决议外，我们现在有马斯洛夫同志与罗日柯夫同志的两个现成的土地纲领草案，还有芬同志、普列汉诺夫同志和考茨基同志的一些不完善的即没有形成为现成纲领草案的意见和见解。我们现在把这几方面的观点简略地叙述一下。马斯洛夫同志所提出的草案，是稍加改动的伊克斯同志的草案，也就是说他从伊克斯的草案中删去了对地租课以累进税的条文，并修正了把私有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掌握的要求。马斯洛夫的修正在于：第一，他删去了伊克斯的“可能时则把全部土地”（即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掌握）这几个字；第二，马斯洛夫完全删去了伊克斯所有提到“地方自治机关”的地方，把“大社会组织——地方自治机关”改为“大地区组织”。马斯洛夫的整个相应的条文如下：“把私有土地（大地产），转交给各个自治的大地区组织掌握。应转让地段的最低限额由地区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可见，马斯洛夫坚决拒绝伊克斯有条件地允许的那种完全国有，而要求“地方公有”，或确切些说，要求“省有”。马斯洛夫提出三种论据来反对国有：（1）国有会对民族自决构成侵犯；（2）农民，特别是独户农民[129]，是不会同意让自己的土地国有化的；（3）国有会加强在阶级国家中即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所不可避免的官僚政治。马斯洛夫把分配地主土地（“分割”）仅仅当作社会革命党人的一种假社会主义的空想来批评，没有同“国有”相比较来评价这一措施。至于罗日柯夫，他既不想分地，也不想国有，只要求删去关于割地的条文，而代之以下面这样一种条文：“把所有那些作为在经济上盘剥农民的工具的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农民。”（见《目前形势》文集[130]第6页，罗日柯夫同志的文章）罗日柯夫同志要求没收教会的和其他的土地，没有指出“把这些土地转交给民主国家掌握”（如马斯洛夫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其次，芬同志在他的没有完成的文章（1906年《世间》杂志[131]）中反对国有，看来是倾向于把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作为他们的私产。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5期中，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要作某些修改的问题，同样只字未提。他批评马斯洛夫时，只是一般地主张“灵活的政策”，他（引用《曙光》杂志的旧论据来）反对“国有”，好象倾向于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最后，卡·考茨基在自己的卓越的著作《俄国土地问题》中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的一般原理，他表示自己完全同意分配地主的土地，似乎在一定条件下也赞成国有，但不管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旧土地纲领，还是对这个纲领的修改草案，都根本只字未提。我们把我们党内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问题的意见综合在一起，可以归纳出以下四大类意见：（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既不应当要求把地主的土地实行国有，也不应当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持这种意见的有拥护现行纲领或拥护象罗日柯夫同志对这个纲领所作的不大的修改的人）；（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应当要求没收地主土地，但不应当要求任何形式的土地国有（持这种意见的大概有芬同志，可能还有普列汉诺夫同志，虽然他的意见不明确）；（3）转让地主的土地，同时实行一种特殊的和有限的土地国有（伊克斯即马斯洛夫、格罗曼和其他人的“地方自治机关有”和“省有”）；（4）没收地主土地，并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我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所委任的专门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所建议的纲领；笔者是拥护这个纲领的，它刊印在本文末尾）［注：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我们来考察一下所有这些意见。拥护现行纲领或拥护类似罗日柯夫同志所建议的纲领的人所依据的观点，或者是认为从社会民主党观点来看根本就不能拥护没收大地产而把它划分为小地产；或者是认为在纲领中决不能提没收，只能在策略性决议中提及。先说第一种见解。有些人这样对我们说，大地产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类型。没收这种地产，分割这种地产，是一种反动的措施，是退向小经济的步骤。社会民主党人是不能赞成这种措施的。这种见解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考虑到当代农民运动的总的和最终的结果，而不应当把农民运动淹没在一些具体情况和细节之中。整个说来，俄国现今的地主经济主要是靠农奴式奴役制，而不是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维持。谁否认这点，谁就不能解释俄国现在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的农民运动。从前我们在提出归还割地要求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对农民中这个民主主义的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的广度和深度估计不足。现在革命已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再来坚持这种错误就是不明智了。对发展资本主义来说，没收全部地主土地所能提供的益处，要比分割资本主义大经济所带来的害处大得不可计量。分割土地消灭不了资本主义，也不会把它拉向后退，而会极大地为它的（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扫净、平整、扩大和巩固基地。我们一向认为，限制农民运动的规模决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干的事，而现在，拒绝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就会成为对已经形成了的社会运动的规模的明显的限制。所以，那些现在反对没收全部地主土地要求的同志们是错误的，这正象英国那些工作日少于8小时的煤矿工人错误地反对以立法手段在全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另一些同志们向“时代精神”让步。他们说，纲领要求收回割地或转让用来进行盘剥的土地。策略性决议要求没收。据他们说，纲领和策略不应当混为一谈。我们对这点的回答是：企图在纲领和策略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只能导致烦琐哲学和学究气。纲领确定工人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一般的、基本的态度。策略确定局部的和暂时的态度。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不要忘记，我们跟农村中农奴制残余的全部斗争，同无产阶级的总的社会主义任务相比较，也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任务。如果合乎希波夫口味的“立宪制度”在俄国保持10—15年，那么这些残余是一定会消逝的，虽然它们在消逝过程中会给人民带来难以估计的苦难，但总归是要消逝的，要自行死亡的。要是那样，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强大的民主主义的农民运动，也就无从捍卫什么“为了消灭农奴制残余”的土地纲领。这就是说，纲领和策略之间的差别只是相对的。但如果在纲领中提出局部的、有限的和狭窄的要求，而在策略决议中提出一般的、广泛的和无所不包的要求，那么对于一个现在刚刚能公开活动的群众性政党来说，不利之处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在杜巴索夫—希波夫式的“宪制”巩固起来的情况下，还是在农民和工人的起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反正我党的土地纲领很快又得重新修改。这就是说，急于建成一座永久性的大厦是办不到的。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类见解。没收地主土地，分配地主土地，这是可以的，但决不应当实行国有，——有些人对我们这样说。他们引证考茨基的话来为分配土地辩护，重复着一切反对国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旧论据（参看《曙光》杂志第4期）。在目前来分配地主土地，无论就经济意义来说，还是就政治意义来说，都是绝对进步的措施，我们完全地和无条件地同意这种看法。其次，我们也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小私有主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在存在着阶级的警察国家，即使是立宪制的国家里，同依赖这个国家的租地者阶级相比，往往可能是民主制的更加可靠得多的支柱”（列宁《答伊克斯》第2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04页。——编者注］）。但是我们认为，在俄国民主革命的现阶段，局限于这些见解，局限于坚持1902年的旧立场，就是根本不考虑社会阶级形势和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曙光》杂志在1902年8月（第4期第36页，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曾指出我们的《莫斯科新闻》拥护国有，并且表述了这样一种无可辩驳的正确思想，即土地国有的要求远不是随时随地都是革命的。后面这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普列汉诺夫的同一篇文章（第37页）又指出：“在革命时代”（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在我们这里可能是必要的，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剥夺的问题也一定会提出来。毫无疑问，同1902年比较，现在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革命在1905年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现在它正准备着各种力量去迎接新的高涨。因此，现在由《莫斯科新闻》来谈（哪怕是稍微认真地谈谈）拥护土地国有，那是根本不可能了。相反，捍卫土地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已变成尼古拉二世的演说和格林格穆特及其同伙的号叫的基调了。农民起义已震动了农奴制的俄罗斯，垂死的专制制度现在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同被农民运动吓得魂不附体的地主阶级的勾结上。不仅《莫斯科新闻》，就是希波夫派的机关报《言论报》也在攻击维特，攻击库特列尔的“社会主义”方案，虽然这个方案建议的并不是土地国有，而仅是必须赎买部分土地。政府对“农民协会”的疯狂摧残和对骚动农民的疯狂“围剿”再明显不过地表明，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这个运动，象一切深刻的人民运动一样，已经激发了并且继续激发着农民的巨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农民在其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通过自己的先进代表，必然要提出并且已经提出了废除全部土地私有制的要求。［注：见《1905年8月1日和11月6日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决定》（1905年圣彼得堡版）第6页和《全俄农民协会成立大会记录》（1905年圣彼得堡版）各处。］。农民中现在极其广泛地流行着土地全民所有制的思想，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而且，尽管农民愚昧无知，尽管他们的愿望含有许多反动空想成分，但整个来说，这种思想带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这也同样是没有疑问的。［注：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5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132]，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是一目了然的。真所谓quiprouvetrop，neprouverien（谁过多地证明，谁就什么也没有证明）。如果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谈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至于说到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的根源（或性质）是反动的，那就要知道，就是在土地平分的思想中，也不仅肯定无疑地有反动根源的特征，而且现在还有反动性质的特征。在整个农民运动中和农民的全部思想体系中都带有反动因素，但是这丝毫没有否定整个农民运动的一般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所以说普列汉诺夫提出这种十分牵强的论据非但丝毫不能证明自己的论点（即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在一定政治条件下提出土地国有要求），甚至还因此而大大削弱了自己的论点。］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清除对这种思想所作的反动的和庸俗社会主义的歪曲——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什么争论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完全抛弃这个要求，而不能从中抽出革命民主主义的东西，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们应当开诚布公地和坚决地向农民说，土地国有是资产阶级的措施，这种措施只有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才是有益的，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如果在农民群众面前干脆否定这项措施，那就是政治上的近视了。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近视，而且也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因为马克思主义十分肯定地证明，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也是可能的、可以设想的，它不会阻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是土地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最高限度。难道有谁可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不应该向农民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最高限度的要求吗？难道直到现在还看不见农民土地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激进倾向和农民政治要求（共和制度等）的激进倾向之间的联系吗？不，在现阶段，当问题在于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只能采取下面一种立场：在一般存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反对地主所有制，而拥护农民所有制。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反对土地私有制，而拥护土地国有。现在我们来谈第三类见解：伊克斯，即马斯洛夫等人的“地方自治机关有”或“省有”。1903年，我曾经反驳过伊克斯，说他提出了一个“糟糕透顶的和自相矛盾的要求土地国有化的条文”（列宁（答伊克斯》第4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16页。——编者注］。为了反驳马斯洛夫，有必要部分地重复一下我在当时所讲的话。我在那里写道，“土地（一般说来）最好转交给民主国家，而不要转交给小的社会团体（如现在的或将来的地方自治机关）。”马斯洛夫所建议的是什么呢？他建议的是一种混合体，即国有加上地方自治机关有，再加上土地私有，而根本没有指明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这种或那种土地制度对无产阶级（比较）有利。的确，马斯洛夫在他的草案第3条中要求“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其他的土地，“把这些土地转交给民主国家掌握”。这是纯粹的国有形式。试问：为什么没有附带说明使国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致贻害的政治条件呢？为什么这里提出的是国有而不是地方自治机关有？为什么选择了这种同拍卖被没收的土地相排斥的说法？［注：见列宁《答伊克斯》一文第27页：“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反对拍卖，那是不正确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04页。——编者注）预先声明土地私有制是不可废除的和土地是不许拍卖的，那就既不合逻辑，也不明智。］马斯洛夫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提供答案。马斯洛夫建议把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收归国有，同时又反对普遍实行国有，这样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反对国有的论据有一部分是不充分和不正确的，有一部分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第一个论据：国有会侵犯民族自决。彼得堡不应当支配外高加索的土地。——这不是论据，而完全是误会。第一，我们的纲领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因此外高加索是“有权”脱离彼得堡而实行自治的。马斯洛夫是不是要根据“外高加索”可能不同意而反对四原则选举制[133]呢！第二，我们的纲领一般是承认地方和地区的广泛自治的，因此，说“彼得堡的官僚会支配山民的土地”（马斯洛夫著作第22页），这简直是可笑！第三，对外高加索的土地实行“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的法令，反正须要彼得堡的立宪会议来颁布，因为马斯洛夫并不想使任何一个边区有权自由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这就是说，马斯洛夫的这一论据整个倒了。第二个论据：“土地国有的前提是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国家掌握。但是农民，特别是独户农民，会自愿同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随便什么人吗？”（马斯洛夫著作第20页）第一，马斯洛夫在玩弄辞藻，或者在混淆概念。国有意味着转交土地所有权，即收取地租的权利，而决不是土地本身。国有绝对不是说全体农民非自愿地把土地交给别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向马斯洛夫说明这一点。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看不仅把土地所有权，而且把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本身也交给全社会掌握。这是不是说，社会主义者想违反小农的意志而从他们手中夺取他们的土地呢？不是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建议做这种蠢事。是否有人认为在讲到用土地公有制取代土地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纲领中必须特别说明这一点呢？不，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也不作这种附带声明。而我们这里更没有理由去捏造有关国有的种种惨象。国有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农民大半是没有什么地租可收的。这就是说，在实行国有的时候他们什么也用不着交纳，而农民的民主国家（即马斯洛夫在提出他的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的时候所默然假定的但又解释得不明确的民主国家）还要实行累进所得税，并对小业主实行减税。国有将促进土地的利用，但它丝毫也不意味着违反小农的意志而剥夺他们的土地。第二，如果以独户农民是否“自愿同意”作为反对国有的论据，那么我们要问马斯洛夫：自耕农是否会“自愿同意”让以农民为主力的“民主国家”把好地，即地主、教会和皇族的土地仅仅出租给他们呢？要知道这意味着：坏地（份地）——归你私有，而好地（地主土地）——你来租吧。黑面包你可以白吃，而白面包你要拿钱来买。这种做法，农民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马斯洛夫同志，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关系产生保留私有制的必要性，并且这种私有制是有利的，——那就应当讲分配地主的土地或一般实行没收；或者把全部土地实行国有是可能的并且是有利的，——那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对农民格外照顾。把国有和省有结合在一起，以及把省有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那简直是胡闹。可以担保，在民主革命取得最彻底的胜利的时候，这种措施也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三马斯洛夫同志的主要错误这里还必须谈一下由上面所产生的、但是需要比较详细地考察的一种见解。我们刚才讲过，可以担保，马斯洛夫的纲领甚至在民主革命取得最彻底的胜利的时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般说来，一个纲领的某些要求之“不能实现”（从它们在目前情况下或在最近的将来不一定能实现这种意义上讲），是不能当作反对这些要求的论据的。考茨基在他的就波兰独立问题反对卢森堡的文章［注：我在《曙光》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土地纲领草案的文章中有这篇文章的摘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94—295页。——编者注）］中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点。卢森堡说这种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考茨基反驳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可能实现”（照上面解释的那种意义来讲），而在于某种要求是否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或整个文明世界中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相适应。考茨基说：就拿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关于一切官员民选的要求来看吧。从德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要求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这个要求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因为它是彻底的民主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实现这种革命又是整个社会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民主党力求达到的目标，因为这种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和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讲马斯洛夫纲领不可能实现的时候，还强调说：是在民主革命取得最彻底的胜利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是说，从目前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条件来看，马斯洛夫的纲领是不可能实现的。不是的。我们断言，正是在完全的和彻底的民主革命下，正是在离目前情形最远并且对根本性的土地改革最有利的政治条件下，马斯洛夫的纲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因为他的纲领太大了，而是因为从上述条件看来太小了。换句话说，如果民主革命达不到彻底的胜利，那么不管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者是没收皇族土地及其他土地，或者是地方公有等等，都将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如果民主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那么革命就不能局限于仅对部分土地实行地方公有。那将是消灭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革命（马斯洛夫和所有主张分配或没收地主田庄的人所设想的正是这种革命），——这种革命要求有空前的革命毅力和革命气魄。如果认为不没收地主的地产（马斯洛夫在自己的纲领草案中讲的只是“转让”，而不是没收），不在“人民”中最广泛地宣传全部土地国有的思想，不创立政治上最先进的民主制形式，就能实现这种革命，那就是想入非非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并且归根到底全部服从于生产关系。如果不根本改变国家形式（在目前经济改革的情形下，这种改变只有按民主的方针来进行才是可能的），如果“人民”或农民想要消灭最巨大的一种土地私有制的时候不想反对整个土地私有制，那么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根本措施就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象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样彻底的革命，其本身就必然会大大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把这种革命的问题提到日程上，他就必须考虑到由这种革命所产生的新问题，就不仅要从这种革命的过去而且要从它的将来来考察这种革命。正是从这方面来看，马斯洛夫同志的草案是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这个草案不正确地表述了那些主张现在就应当立刻点燃、加强、扩展和“组织”土地革命的口号。唯一能够作为这样的口号的就是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并为此坚决成立农民委员会，作为接近人民的强有力的地方革命政权机关的唯一适宜的形式。第二，这个草案不正确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确切指出具体的政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地方公有”措施对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仅不一定有益，甚至还可能有害，——就是说，草案没有对“民主国家”这个词的概念提供任何确切明晰的定义。第三，这个草案的最重大的而又最不容易看出来的缺点之一，就是这个草案没有从土地革命的未来的角度来考察目前的土地革命，没有指出由这个革命所直接产生的任务，草案的毛病在于它赖以确立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二者是不相适应的。真的，请你们仔细考察一下可以用来替马斯洛夫的草案辩护的一个最有力的（第三个）论据吧。这个论据说：国有会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而这种国家的市政机关以及一般地方机关往往是比较民主的，它们不负担军费，不直接执行用警察压迫无产阶级的任务等等。不难看出，这个论据是假定会有一个民主还不充分的国家，即这样一种国家，它的最重要的机关中央政权，恰好基本上保持着最接近于旧的军事官僚制度的那一套，而它们居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的地方机关，则比中央机关好些，民主些。也就是说这个论据是假定民主革命不会进行到底。这个论据是默然假定会有介乎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俄国和“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134]时代的法国之间的某种东西。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俄国，地方自治机关比中央机关好些；在“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时代的法国，被无产阶级的强大吓破了胆的反动资产阶级，建立了一个具有比地方机关要坏得多，不民主得多，黩武主义、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味道要强烈得多的中央机关的反民主的“君主共和国”。其实，马斯洛夫草案是默然假定我们最低政治纲领的要求不会充分实现，人民专制不会得到保障，常备军不会取消，官员民选制度不会实行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我们的民主革命，也象欧洲大多数民主革命一样不会进行到底，也象所有这些革命一样被弄得残缺不全，受到歪曲，“被拖向后退”。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专门给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完全的或者被反动派弄得残缺不全和“不致为害的”那种民主革命设计的。［注：马斯洛夫援引了考茨基的话，其实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特地作了这样的保留：国有在梅克伦堡[135]的条件下是荒谬的，如果是在民主的英国或澳大利亚则另当别论。］正是这种情况把马斯洛夫的草案变成了生编硬造的、机械的、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词的前面解释过的那种意义上来讲）、内容自相矛盾的、动摇的以及片面的东西（因为照他的设想，从民主革命只能过渡到反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而不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尖锐斗争）。默然假定民主革命不会进行到底，假定我们的最低政治纲领的根本要求不会实现，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对这种东西决不能默不作声，而必须十分明确地指出来。如果马斯洛夫想忠于自己，如果他不愿意自己草案中有丝毫的含糊和言不由衷，那么他就应当说：既然我们现在的革命将要产生的国家“大概”会是民主很少的，那么最好不要用国有来加强它的权力，而应当局限于地方自治机关有，因为“应该料想到”地方自治机关会比中央国家机关好些，民主些。马斯洛夫的草案所默然假定的就是如此，也仅仅是如此。所以，当他在自己的草案中运用“民主国家”（第3条）这个字眼而不作任何说明时，他就是在撒弥天大谎，把自己也把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引入迷途，因为事实上，他正是在使自己的草案“适应”不民主的国家、反动的国家，这种国家是由没有贯彻到底的或被反动派“夺过去的”民主制度产生的。既然如此——而且必定如此——马斯洛夫草案是生编硬造的和“杜撰出来的”就很清楚了。的确，如果假定这个国家中央政权比地方政权更反动，象没有共和派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那么认为在这种国家里有可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者哪怕是还能保持一点在革命的逼攻下所达到的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成果，就简直是可笑的了。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被称为欧洲的那个大陆上，在名为20世纪的这个世纪中，由于阶级斗争的客观逻辑，一定是一开始就要保护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者是恢复这种占有制，如果它已经部分地遭到破坏的话。要知道，任何这种半民主的、实际上是反动的国家的全部客观含义无非就是：牺牲一些最无关紧要的特权，以保住地主资产阶级的和官僚的政权的根基。要知道，在这种国家中反动的中央政权同比较“民主的”地方机关如地方自治机关、地方管理机关等能够并存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些地方机关所从事的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没有害处的“脸盆镀锡”[136]、供水、电车等等不会破坏所谓“现行社会制度”的基础的事情。如果把观察地方自治机关在水电供应方面的活动所得的印象扩大到认为它们可能进行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活动”，那就太天真幼稚了。这正象假定法国的某一个波舍霍尼耶[137]选出了一个完全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市议会，就想让这个市议会把全法国私人房屋的土地的私有权实行“地方公有”一样。问题就在于，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措施，就其性质来说同改善水电供应和清除垃圾等的措施稍有不同。问题就在于，前一种“措施”要极其大胆地“触犯”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根基，大力动摇和破坏这个根基，使无产阶级能更容易地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来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攻击。是的，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关心和最为关心的，必定是怎样设法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只要一触犯到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脸盆镀锡自治的一切权利和特权，马上就被取缔，全部地方公有立刻完蛋，地方机关中民主制度的一切痕迹也将受到“讨伐”而化为乌有。天真地假定能在反动的中央政权下实行地方民主自治并进而假定这种“自治”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那就是为我们树立了想入非非或极端政治天真的绝妙典型。四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任务如果我们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时代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农民提供的一些简单明了的建议的形式来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那么就能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白了。第一个建议必将是这样的：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没有这种胜利，无论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还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都是根本谈不上的。而号召农民起义的口号只能是：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决不是那种为赎买问题打掩护的一般转让或一般剥夺），并且一定要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由农民委员会加以没收。任何别的建议（包括马斯洛夫所建议的“转让”的口号和他的全部地方公有在内），都是号召不用农民起义的办法，而用同地主勾结、同反动中央政权勾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都是号召不用革命的方法，而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为，最民主的地区组织和地方自治组织，要是同革命的农民委员会相比，都不能不是官僚主义的组织；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对于地主必然就地立即处置，并夺取应由全民立宪会议批准的权利。第二个建议必将是这样的：如果政治制度不彻底民主化，如果共和制度不建立，如果人民专制得不到切实的保障，那就根本不能指望保持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更不用想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我们应当把我们向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这个建议特别明晰准确地表述出来，以免产生任何怀疑、任何意思含混、任何曲解以及任何对在反动中央政权下有可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种荒谬见解的默许。所以，当尽快提出我们的政治建议时，我们应当向农民说：夺得土地后，你应当前进，否则你必然要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打败和击退。没有新的政治胜利，不给整个土地私有制以新的更加坚决的打击，就不能夺取土地并把它保持住。在政治上，也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样，不前进，就要倒退。或者是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后壮大起来（民主革命当然会使资产阶级壮大），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胜利果实全部夺去，——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给自己打通前进的道路。这就是说要有共和制度和彻底的人民专制。这就是说要把在赢得共和制度的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作为取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胜利后开始进行真正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个当然的和必要的步骤。第三个即最后一个建议：城市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你们要单独组织起来。不要信赖任何业主，哪怕是小业主，是“劳动的”业主。只要商品生产继续存在，就不要被小经济迷惑。农民起义的胜利时刻愈近，农民业主转而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刻也就愈近，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组织的需要也就愈加迫切，我们也就应当愈加努力地、坚定不移地和大声疾呼地号召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运动，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所以，对于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该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这个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大、小业主能够解决并且他们会来解决。而我们所关心的完全是（而在农民起义胜利后可以说只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农村无产阶级将怎么办？我们现在和将来所研究的主要是这个问题，让小资产者的思想家们去想出土地平均使用制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吧。我们对这个问题，对新俄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俄国的根本问题要回答说：农村无产阶级应当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独立地组织起来，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因而，我们的土地纲领应当包含三个主要部分：第一，表述对革命农民的最坚决的号召，号召他们向地主土地占有制发起进攻；第二，确切指明为了巩固农民的胜利果实，为了从民主主义的胜利过渡到无产阶级直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运动能够采取并且应当采取的下一个步骤；第三，指明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农民起义的胜利愈临近，这些任务也就愈急迫地压到我们头上，愈坚决地要求我们把它们明确地提出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必须解决的那些基本任务，马斯洛夫的纲领连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纲领没有提出在目前存在最反民主的国家的时代能够立即引导农民运动走向胜利的口号；这个纲领没有确切指出为完成和巩固土地改革所必需的政治改革；它没有指出在最充分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下实行土地改革所必需的办法；它没有说明我们党对全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所持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个纲领既没有规定“第一个步骤”的条件，也没有规定“第二个步骤”的任务，而是把一切混在一起，开始是把皇族土地转交给不存在的“民主国家”掌握，继而是担心中央政权不民主而把地主土地转交给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掌握！这个纲领，目前按其实际意义来讲，不是革命的，它是建筑在与半反动的中央政权进行完全凭空设想的和完全不可思议的勾结这种假定上面的，在俄国民主革命采取任何一种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发展道路时，它都不能作为工人政党的指南。综上所述，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在民主革命条件下，唯一正确的纲领将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立刻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设立农民委员会［注：象伊克斯一样，马斯洛夫“认为我们既要求消灭等级，又要求设立农民委员会即等级委员会，这是矛盾的。其实这里的矛盾只是表面现象：为了消灭等级，就需要实行卑微等级即受压迫等级的‘专政’，正象为了消灭包括无产者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我们的整个土地纲领，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土地关系方面的农奴制传统和等级制传统，而要消灭这些传统，只能依靠卑微等级，即依靠受这些农奴制残余压迫的人”。列宁《答伊克斯》第2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05页。——编者注）］，并且对这个要求不提出任何限制性的保留条件。这种要求在任何（哪怕是最坏的）条件下，无论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或农民的观点来看，都是革命的和有益的。这种要求必然会导致警察国家的破产和民主制度的加强。但是不能局限于没收。在民主革命和农民起义时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绝对地屏弃土地国有。对这个要求只是必须附上一个条件，就是要十分确切地指出一定的政治制度，没有这种制度，土地国有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可能是有害的。这样的纲领会是完备而严整的。它将提出的无疑是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况下一般可能设想的最高的目标。它不会束缚社会民主党的手脚，它允许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或实行平分，或实行国有。它绝不会引起争取民主主义的战士——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纠纷。［注：为了消除一切认为工人政党想不顾农民意志、不顾农民内部自主的运动而强迫农民接受什么改革方案的想法起见，纲领草案附有Ａ方案，其中没有直接要求国有，而首先是说党支持革命农民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愿望。］在目前，在警察专制的政治制度下，它会提出绝对革命的和使这些制度革命化的口号，同时在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条件下，即在民主革命的完成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任务的条件下，还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在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在整个民主土地革命中的独特的无产阶级立场是绝对必要的。不必以为这一点应当放在策略决议中，或以为这是重复纲领的总则而觉得不好意思。为了明确表述我们的立场并向群众阐明这种立场，放弃把问题分成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的严整公式是值得的。现在我们把“土地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委任起草新土地纲领草案）的多数委员所拟订的相应的土地纲领草案附在下面。五土地纲领草案为了肃清沉重地直接压在农民身上的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党要求：（1）没收教会、寺院、皇族、国家、皇室和地主的全部土地；（2）成立农民委员会，以便立即消除地主权力和地主特权的一切痕迹，实际处置所没收的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规定新的土地机构时为止；（3）取消农民这个纳税等级[138]现在所负担的一切赋税和义务；（4）取消一切束缚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令；（5）授权选举产生的人民法院减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如果俄国现在的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能完全保证人民专制，即建立起共和制度和充分民主的国家制度，那么党将［注：Ａ方案：……那么党将支持革命农民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愿望，并力求做到把全部土地转变为国家财产。］力求做到废除土地私有制，并且把全部土地转变为全民公有财产。同时，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都是：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警告他们不要被小经济制度所迷惑，因为它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情况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最后，向他们指出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手段。1906年4月初由“我们的思想”出版社在圣彼得堡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39—270页注释：[121]《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子是在1906年3月下半月写成的，1906年4月初在彼得堡出版。1906年9月，小册子遭到沙皇政府的查禁。小册子包含的思想，列宁后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土地问题报告中作了阐明。——215。[122]《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文集，1888年在日内瓦出版，只出了一集。——216。[123]《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评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曾刊登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217。[124]割地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把它列入党纲。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217。[125]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年5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充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斗争社在1903年出版的《制定党纲的材料》第2辑和第3辑。——217。[126]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218。[127]《前进报》（《Вперё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和第5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219。[128]《真理》杂志（《Правда》）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月刊），主要登载艺术、文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1904年1月—1906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正式的编辑兼出版者为Ｂ.Ａ.科热夫尼科夫，他也是这个杂志的创办人。——220。[129]独户农民即不是村社成员的农民。——221。[130]《目前形势》文集是1906年初在莫斯科出版的。文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写作演讲组编辑，基本上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该文集出版后不久就被没收了。——221。[131]《世间》杂志（《МирБожий》）是俄国的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90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1898年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221。[132]这里说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上发表的《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9—40页）。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反对土地国有化，认为这是企图在俄国恢复那种“土地和农民都是国家的财产”的旧制度，而“这种制度无非是一切东方大专制国家所依托的经济制度的莫斯科版”。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关于王安石的材料说：“1069年，当时的中国皇帝宋神宗的朋友和顾问王安石颁布了一道废除私有制的法令。由于这道命令，国家成了唯一的所有者，并负责分配所有的产品，产品的生产则应在国家官员的管理下进行。这一措施引起了一些官员和从前的大封建地主的极强烈的反对，然而王安石——埃·雷克吕说，——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国家共产主义制度达15年之久。”普列汉诺夫指出，雷克吕书中的这个中国11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故事是从俄国汉学家伊·伊·扎哈罗夫那里“不加任何批判地”搬来的。他认为雷克吕所说的王安石的“尝试”还扩展到动产方面，是“十分可疑的”；王安石所进行的革命很可能是属于“在我们这里的皇族土地上有时由长官实行的使农民大为不满的公有耕地那一类事情”，“只不过是在大得多的规模上进行罢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种‘尝试’里很少有吸引人的东西”。普列汉诺夫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张土地国有的人同王安石相提并论，说除了不幸之外，不能“从俄国的王安石们”那里期待别的什么。——226。[133]四原则选举制是包括有四项要求的民主选举制的简称，这四项要求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的选举权。——228。[134]“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是指1870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由保皇派掌握实权，它的头两任总统——阿·梯也尔和帕·莫·麦克马洪都是保皇派分子。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集《在国外》里把它称作“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233。[135]梅克伦堡是德国的一个地区，位于波罗的海与易北河之间。在历史上，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和农村无产者人数众多。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提到过这个地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7页）。——233。[136]脸盆镀锡一词见于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给婶母的信》。他在这里嘲讽地方自治机关不敢破坏现存制度的基础，而只能解决关于脸盆镀锡之类的小问题。——235。[137]波舍霍尼耶原为俄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波舍霍尼耶遗风》问世后，波舍霍尼耶即成为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同义语。——235。[138]纳税等级原指俄国交纳人头税的居民，包括农民、小市民、手艺人等。在废除人头税以后，由于他们同其他居民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另外的差别，所以这个称呼仍然存在。属于纳税等级的人，不能免除体罚，要服劳役，并且没有迁徙自由。——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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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1906年3月20日〔4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116]（1906年3月20日〔4月2日〕）介绍给读者的11份决议案，是由原《无产者报》的编辑和撰稿人中一部分志同道合的人和一些实际工作者起草的。这不是一份完善的草案，而是初稿，它应该尽可能把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全部策略观点完整地表达出来，以便于现在我党各小组和各组织根据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邀请而展开的讨论能够有系统地进行。这些策略决议案是按照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份传单[117]中提出的代表大会议程制定的。然而，党员决不应该受到这个议程的限制。为了充分说明全部策略观点，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补充两个没有列入统一的中央委员会议程的问题，即“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不弄清这两个问题，就不能讨论有关策略的更具体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代表大会把“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这个总问题列入议程。至于土地纲领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必须专门写一个小册子。［注：见本卷第215—241页。——编者注］此外，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已责成专门委员会就这一问题给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报告。[118]我们公布这些决议的初稿，邀请全体党员参加讨论、修改和补充。如果有书面报告和方案，可以通过我们党的组织送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委员会，以便转给决议草案起草小组。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鉴于：（1）由于生产力遭受的巨大破坏以及人民的空前贫困，俄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扩大和尖锐化，城市失业严重，农村在闹饥荒；（2）尽管大资本家和地主阶级认为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威胁着他们的特权和掠夺利益，他们对此感到惶惶不安，于是从反政府立场急速转向同专制制度妥协，以镇压革命，但是要求真正实现政治自由和社会经济改革的呼声却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新的阶层中日益普遍和强烈；（3）现在的反动政府事实上竭力维护旧的专制制度，践踏它所宣布的一切自由，只给有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发言权，粗暴地伪造人民代表机关，在全国实行军事迫害、野蛮屠杀和大批处决，警察和当局的专横变本加厉，因而在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中引起了愤怒和不满，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中引起了怨恨和骚乱，这就为新的更广泛和更尖锐的政治危机准备了温床；（4）1905年年底的事件进程——城市的群众性罢工，农村的骚动，为捍卫曾被人民争得、后来又被政府夺走的自由而举行的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及解放运动遭到的残酷的军事镇压——都表明了立宪幻想的破灭，使广大人民群众清楚看到，当争取自由的斗争达到势必爆发公开的国内战争的时候，立宪幻想是十分有害的，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俄国民主革命不仅没有走向低潮，反而正在走向新的高潮，目前的相对平静时期不应该看成是革命力量的失败，而应该看成是聚集革命力量，吸取前几个阶段的政治经验，争取人民中新的阶层参加运动，从而准备新的更强大的革命进攻的时期，（2）目前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在伪宪法的基础上进行合法斗争，而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直接的革命运动，去摧毁警察农奴制的法律，创造革命的权利，用暴力摧毁压迫人民的机关；（3）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同立宪幻想进行无情的斗争，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散布这种幻想，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这种幻想在国内战争时期对人民的政治觉悟起着极大的毒害作用。武装起义鉴于：（1）俄国当前民主革命的全部历史向我们表明，总的来看，不断高涨的运动日益采取席卷全国的、向专制制度实行坚决进攻的、群众性的斗争形式；（2）十月政治罢工屏弃了布里根杜马，迫使专制政府宣布政治自由原则，从而证明，尽管阶级组织还有很多缺点，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巨大的，举行全俄的一致行动是可能的；（3）在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形势下，和平的总罢工已经显得不够了，举行局部的罢工非但不会达到目的，反而会分散无产阶级的力量；（4）整个革命运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成十二月武装起义，不仅无产阶级，而且城市贫民和农民中的新生力量都拿起武器，捍卫人民赢得的自由不受反动政府的侵犯；（5）十二月起义提出了新的街垒战术，从总的方面证明了人民甚至可以同现代的军队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6）由于政府悍然违背立宪诺言而实行军事警察专政，人民群众已经觉悟到必须为取得实在的权力而斗争，只有同专制势力进行公开的斗争，革命的人民才能够掌握这种权力；（7）专制政府由于用自己的军队武力镇压居民（军队就是居民的一部分），不实行军队中一切正直人士普遍要求的、极为迫切的军事改革，不采取措施改善后备队的困难状况，只用加强警察－营房式的严厉高压手段对付陆海军士兵的要求，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军队的力量，涣散了军心，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武装起义目前不仅是争取自由的必要手段，而且是运动已经实际上达到的阶段，由于新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和尖锐化，从武装斗争的防御形式正在向进攻形式过渡；（2）在目前运动中，不应该把政治总罢工看作独立的斗争手段，而应该看作起义的辅助手段，因此，选择罢工时机，选择罢工地区和应当包括的劳动部门，最好要服从武装起义这一主要斗争形式的时机和条件；（3）在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应该重视研究十二月起义的实际经验，着重从军事角度对它进行分析批判，从中吸取直接的教训，供今后参考；（4）应该大力扩充战斗队，改善其组织并提供各种武器。同时经验证明，不但应当组织党的战斗队，而且应当组织靠近党的和完全非党的战斗队；（5）必须加强军队工作，就是说，为了使运动取得胜利，只靠军队的哗变是不够的，必须同军队中已经组织起来的革命民主分子直接达成协议，以便对政府采取最坚决的进攻行动；（6）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在最近的将来可能爆发为全面的起义，因此，最好是努力把工人和农民的行动统一起来，以便尽可能采取协同一致的战斗行动。游击性战斗行动鉴于：（1）十二月起义以后，俄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完全停止了战斗，现在这种战斗表现为革命人民对敌人实行分散的游击进攻；（2）在同时有两个敌对武装力量以及暂时占上风的军事镇压更加疯狂的条件下势必发生的游击行动，既可以瓦解敌人，又为今后公开的群众性的武装行动准备条件；（3）这种游击行动也是我们战斗队进行军事教育和战斗训练的必要方式，在十二月起义的时候，很多地区的战斗队实际上没有准备好就迎接了对它们来说是新的任务，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党应该承认，目前党的或靠近党的战斗队的游击性战斗行动原则上是容许的并且是适宜的；（2）按其性质来说，游击性战斗行动应该是同培养起义时期工人群众的领导干部、取得实行进攻和采取突然军事行动的经验的任务相适合的；（3）这种行动的直接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破坏政府机构、警察机构和军事机构，同那些用暴力镇压人民和恫吓人民的极端反动的黑帮组织进行无情的斗争；（4）为了夺取敌人（即专制政府）的金钱作为起义之用而采取袭击行动也是可以允许的，然而必须特别注意，要尽量不侵犯群众的利益；（5）游击性战斗行动应该置于党的监督之下，以免白白消耗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要考虑到当地工人运动的条件和广大群众的情绪。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政权的地方机关鉴于：（1）反对专制政府的革命运动在转变为武装斗争的过程中，直到现在采取的都是分散的地方起义的形式；（2）在这场公开的斗争中，坚决反对旧政权的地方积极分子（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阶层）认为必须建立实际上已经是新的革命政权萌芽的组织：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的士兵代表苏维埃，西伯利亚和南方的铁路工人委员会，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委员会，新罗西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城市革命委员会以及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经过选举成立的农村机关；（3）由于起义带有原始的萌芽形式，这些起义机关也是分散的，偶然的，行动不坚决，缺乏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力量作为后盾，因此势必经不起反革命军队的进攻，一打就垮；（4）只有作为胜利起义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摧毁反动势力的任何反抗，保证有进行竞选鼓动的充分自由，保证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真正能够实行人民专制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最低的社会经济要求的立宪会议，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现在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同革命民主派一起，促使起义联合进行，并且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临时革命政府；（2）顺利完成革命政府任务的一个条件，就是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在参加起义的各城市和各村社建立地方革命自治机关；（3）根据力量对比，我党的全权代表可以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但是参加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全权代表应该受党的正式监督，应该在实质上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利益，坚定不移地保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致力于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毫不调和的敌视态度；（4）不管社会民主党能不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在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工人代表苏维埃鉴于：（1）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的广大工人群众的非党组织；（2）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斗争进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化，就其成分来说，将有小资产阶级最革命的分子参加，就其活动内容来说，将由纯粹的罢工组织变成整个革命斗争的机关；（3）这些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所以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就，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参加非党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每个苏维埃内部必须建立尽可能强有力的党组，使这些党组的活动与党的整个活动保持紧密的联系；（2）为了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和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进程和结局的影响而建立这样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我们党的各地方组织的任务；（3）应该吸收尽可能广泛的工人阶层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特别是农民、士兵和水兵的代表参加非党的工人代表苏维埃；（4）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和影响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必须指出，这些机关如果不依靠革命军队，如果不推翻现政权（即不把它变成临时革命政府），必定会遭受失败；因此，武装人民和巩固无产阶级的军事组织，应该看成这些机关在任何革命阶段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鉴于：（1）社会民主党一向认为，必须支持一切旨在反对俄国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2）现在，当革命引起各阶级公开活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形成各政党的时期，社会民主党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确定这些政党的阶级内容，考虑各阶级在当前的相互关系，从而确定对待各政党的态度；（3）工人阶级在目前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社会民主党在确定它对待其他政党动态度时，应该特别注意这个或那个政党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能起多少积极促进作用；（4）从这个角度来看，俄国所有非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反动的政党不包括在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自由主义君主派和革命民主派政党，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右翼（十月十七日同盟、法制党、工商党[119]等等）是地主和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明显的反革命阶级组织，但是还没有同专制官僚机构最后达成瓜分政权的协议。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要利用它们之间的这一尚未结束的矛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应该同这些政党进行最无情的斗争；（2）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左翼（民主改革党[120]、立宪民主党等）是一些态度暧昧、经常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大资产阶级反革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级组织，它们一方面想依靠人民，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的革命的自主活动，因此他们所追求的只限于建立一个走上正轨的、并受到君主制和两院制保护而免遭无产阶级侵犯的资产阶级社会；社会民主党应该利用这些政党的活动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拿它们的虚假的民主谎言同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相比较，无情地揭穿它们所散布的立宪幻想；（3）革命民主派的政党和组织（社会革命党、农民协会、一部分半工会和半政治性的协会等）比较最能反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坚决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力求彻底实行民主，使自己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社会民主党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这些政党达成战斗协议，同时坚定不移地揭穿它们的假社会主义的性质，同它们那种企图掩盖无产阶级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倾向作斗争；（4）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民主派达成的这种临时的战斗协议的最近的政治目的是，用革命手段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召开拥有全部权力的全民立宪会议；（5）在目前，只同那些承认武装起义是斗争手段并且积极协助起义的分子达成临时的战斗协议，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对待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鉴于：（1）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通过共同的斗争日益团结起来；（2）这一共同的斗争使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更加接近了；（3）很多城市已经成立了当地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混合委员会，来代替过去的联邦委员会；（4）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大多数，现在已经不坚持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经公正地否决了的联邦制原则了，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必须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尽早实现所有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合并，组成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完全合并应当是统一的基础；（3）党应该切实保证满足党的全部利益和各该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需要，同时要照顾到各该民族在文化上和生活上的特点；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应该召开各该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专门代表会议，在党的地方的、省的和中央的机关中应该有少数民族代表，成立文艺、出版和鼓动等专门小组。附注：党中央委员会中少数民族代表可以这样产生：全党代表大会从全国那些目前有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存在的地区的省代表大会所指定的候选人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人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工会鉴于：（1）社会民主党一向认为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2）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广泛的工会是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最适当的组织；（3）目前俄国的工人群众普遍要求结成工会；（4）只有把经济斗争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经济斗争才能可靠地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巩固他们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各级党组织应该协助成立非党的工会，鼓励从事某一项职业的所有党员参加工会；（2）党应该用一切办法教育参加工会的工人，使他们广泛了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以便通过自己的活动取得在这些工会中的实际领导作用，从而使这些工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靠拢党，但是决不许排斥非党员。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鉴于：（1）国家杜马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的冒牌货，因为：（一）选举是不普遍、不平等、多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实际上被排斥在国家杜马之外，各居民层的复选人的比例是按警察局的意图排定的；（二）杜马就其权限和对国务会议的关系来讲，是专制官僚机构的毫无作用的附庸；（三）由于没有鼓动自由，由于军事迫害、大批处决、逮捕、警察和行政当局的专横，选举根本不可能让人民真正表达自己的意志；（四）召开这样的国家杜马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政府欺骗人民，巩固专制制度，便于政府在财政上进行新骗局以及同在国家杜马中占优势的剥削阶级中的反动分子进行勾结；（2）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丝毫无助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丝毫无助于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和战斗准备，反而会瓦解和腐蚀无产阶级，因为：（一）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势必会助长人民中的立宪幻想，使他们相信选举多少会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使他们觉得党似乎走上了假立宪的道路；（二）工人的初选人和复选人由于人数少、任期短及其职能的专业性，所以对于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起不了什么作用；（三）参加选举将会使无产阶级的主要视线，从杜马外的革命运动转移到政府导演的闹剧上，使广泛的鼓动工作的重心从面向广大群众转移到复选人小组上；（四）我们参加选举，无助于对那些想要完全按合法途径参加杜马的最无知的阶层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教育，这种完全合法的途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前所不能采取的；（五）一部分复选人退出省的选举集会，既不能搞垮杜马，也不能掀起广泛的人民运动；（3）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参加选举，只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被迫靠边站，对运动毫无裨益，或者实际上堕落为立宪民主党的无声无息的帮手，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坚决拒绝参加国家杜马；（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坚决拒绝参加任何阶段的国家杜马选举；（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积极主动地利用一切与选举有关的集会来阐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观点，其中包括对国家杜马作无情的批判，要特别号召为通过革命方式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而斗争；（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应该利用有关杜马的宣传鼓动，使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了解党对于目前整个革命形势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任务所持的全部策略观点。党的组织原则鉴于：（1）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2）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3）把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公开机关混同起来，对于党是非常危险的，将会使党容易受到政府的破坏，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2）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挠和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等等；（3）迫切需要保持和加强党组织的秘密核心；（4）为了举行各种公开的活动（出版、集会、结社、特别是工会等），应该成立专门行动组，但是这些部门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危害秘密支部的完整性；（5）党的中央机关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应该选出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等等。载于1906年3月20日《党内消息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21—238页注释：[116]《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纲领是1906年2月下半月起草的。除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决议案是列·波·加米涅夫起草的以外，纲领中所有的决议案都是列宁起草的。纲领曾由在芬兰库奥卡拉（列宁当时住在那里）召开的党的领导人会议上预先讨论过。3月上半月，由列宁主持，在莫斯科开了几次布尔什维克的会议，讨论这个纲领。列宁在有莫斯科委员会委员、鼓动宣传员小组成员、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局写作组成员、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会议上论证了这个纲领。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全部决议案，为此决定召开第二次会议。但第二次会议没有开成，因为会议被警察发觉，会议的参加者包括列宁在内几乎被捕。纲领的进一步讨论是1906年3月中旬在彼得堡进行的，仍由列宁主持。会议最后委托有列宁、阿·伊·李可夫、列·波·加米涅夫参加的专门委员会对纲领作最后审订。纲领于3月20日（4月2日）公布于《党内消息报》第2号，并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彼得堡委员会印成单页。——200。[11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1906年2月出版的传单《告全党书》，传单中分析了与召开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有关的一些问题。——200。[118]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特别尖锐地表露出来。为了处理这个问题，统一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其成员是：列宁、彼·巴·马斯洛夫、彼·彼·鲁勉采夫、谢·亚·苏沃洛夫、伊·阿·泰奥多罗维奇、格·瓦·普列汉诺夫、诺·尼·饶尔丹尼亚和亚·尤·芬－叶诺塔耶夫斯基。委员会把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观点归纳成四种基本类型的草案，即：列宁的草案、尼·亚·罗日柯夫的草案、马斯洛夫的草案和芬－叶诺塔耶夫斯基的草案（委员会所列的第5种类型是斗争社的草案），并把它们一并提交代表大会。委员会中多数人赞成列宁的草案，因此该草案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的多数的草案提交代表大会。这个草案曾由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见本卷第215—241页）中加以论证。这个草案同策略纲领一起在1906年3月布尔什维克会议上被批准。——201。[119]工商党是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反革命政党，1905年11月由格·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亚·伊·柯诺瓦诺夫、弗·巴·里亚布申斯基等在莫斯科建立。1906年2月5—6日，该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当选为该党主席。该党拥护10月17日宣言，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权来镇压革命运动，反对召集立宪会议，反对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罢工自由，主张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在选举第一届国家杜马时，工商党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1906年底，工商党瓦解，多数成员加入了十月党。——209。[120]民主改革党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由立宪民主党内的一批认为该党纲领过“左”的分子在1906年1月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建立。该党领导人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米·马·斯塔秀列维奇、伊·伊·伊万纽科夫、弗·德·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和康·康·阿尔先耶夫。1906年1月18日，该党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主要是：坚持走和平革新俄国的道路，同时保持世袭的立宪君主制；主张俄国统一（只有波兰和芬兰可以实行自治）；保留大小土地占有制，允许通过赎买转让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1907年底，该党并入和平革新党。——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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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3月20日〔4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3月20日〔4月2日〕）一目前俄国民主革命的形势究竟怎样：革命是失败了呢，还是我们现在只是处于暂时的沉寂时期？十二月起义是革命的顶点，我们现在正急转直下地滑向“希波夫立宪”制度[110]呢，还是整个地说来革命运动并不是趋向衰退，而是在继续高涨，它正在准备新的爆发，在沉寂中聚集新的力量，要在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进行胜利的可能性大得多的第二次起义呢？这些就是目前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根本问题。我们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用空泛的词句来回避对客观情况的分析，只有对客观情况的估计最终才能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而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又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至于我们在例如抵制杜马问题上的争论（这种争论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多数组织都赞成抵制），不过是这些重大问题中的小而又小的局部问题。我们刚才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用空泛的词句来回避这些问题是不体面的。即使借口说我们从来没有把革命单单理解为“长矛和钢叉”，说我们在没有直接号召起义的时候是革命者，在议会时期来临的时候仍旧是革命者等等，那也还是这样一些空泛的词句。这些论调是可耻的遁词，是用一些什么也没有说明、只能掩饰自己的贫乏和政治上的惊慌失措的抽象的议论来偷换具体的历史问题。为了证实我们的看法，我们要拿马克思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态度作例子。这样的引证可能会有更大的好处，因为现在在我国也有种种迹象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划分为反动的和革命的两部分，而且划分得更鲜明，这样的划分，比方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没有过。老实说，我们上面提出的关于俄国革命形势的根本问题，如果同德国比较起来（当然，这只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在许可作一般的历史类比的限度内），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是1847年呢还是1849年？我们现在是处于（象召开德国国家杜马即所谓联合议会的1847年的德国那样）革命高潮的末期呢，还是处于（象1849年的德国那样）革命完全筋疲力尽的末期和实施残缺不全的宪法的阴暗日子的开始呢？马克思正是在1850年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解答了这个问题，最终不是用遁词而是用从分析客观情况得出的直截了当的答案解答了这个问题。在1849年，革命被镇压下去了，一系列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人民实际上争得的自由又被夺走了，反动派穷凶极恶地对付“革命者”[111]。“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是由马克思领导的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经不可能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1850年6月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告盟员书说：“德国全国各地都要求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革命政党组织。”中央委员会从国外派一个代表到德国去，他把“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马克思写到（在1850年3月的《告同盟书》中）新的高涨和新的革命的可能性时，他建议工人独立地组织起来，他特别坚定地认为整个无产阶级应该武装起来，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在必要的时候“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马克思要求组织“革命工人政府”，并且谈到无产阶级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的行动。马克思拿1793年的雅各宾法国作为德国民主运动的范例（见《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俄译文第115页及其他各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359—366页。——编者注］。过了半年，预期的高涨没有来到。同盟的努力未能奏效。1885年恩格斯写道：“而这一点在1850年期间愈来愈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注：同上，第21卷第258页。——编者注］1847年的工业危机已经过去。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到来。因此，马克思在研究了客观情况以后，就尖锐而明确地提出了问题。1850年秋天，马克思断然地说：现在，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欣欣向荣的时期，“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注：同上，第7卷第514页。——编者注］。正如读者看到的，马克思没有回避困难问题。他没有玩弄革命这个字眼，也没有用空洞的抽象概念来偷换当前的政治问题。他没有忘记，革命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在前进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在不断发展，而他直截了当地说不可能有民主革命，是就这个词的直接的狭隘的意义上说的。马克思在解决困难问题时，没有（象那些往往陷入尾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把无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颓丧和厌倦“情绪”作根据。他没有那样做，在他除了看到情绪低落（1850年3月）这一事实，没有掌握别的材料的时候，他就继续号召武装起来，准备起义，没有用怀疑态度和惊慌失措来使工人泄气。直到马克思证明了“真正的革命”“筋疲力尽”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才改变看法。看法一改变，马克思就直截了当而且公开地要求根本改变策略，完全停止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样的准备工作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儿戏。起义的口号直接从日程上勾销了。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承认了“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在目前的困难关头，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记住马克思的这个例子。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关于不久将来的“真正的革命”的可能性、关于基本的“运动形式”、关于起义以及起义的准备工作的问题，但是一个进行斗争的政党必须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解答这个问题，不能支吾搪塞，不能含糊其词。一个不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政党，就不配称为政党。二那么我们到底有哪些解答这个问题的客观材料呢？有一种意见认为直接革命的“运动形式”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不可能举行新的起义，俄国进入了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的冒牌立宪时期，可以用来替这种意见辩护的有许多所谓明摆着的、有目共睹的事实。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转变。地主离开了立宪民主党，加入了十月十七日同盟。政府已经恩赐了两院制的“宪法”。依靠戒严令、屠杀和逮捕，制造了召开骗人的杜马的可能性。城市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农民的春季运动可能是孤单无力的。地主在抛售土地，因而资产阶级化的“安分的”农民阶层在日益加强。起义遭到镇压后，的确出现了情绪低落的现象。最后，也不能忘记这一点：预见革命失败总比预见革命高涨要容易和省力，因为政权至今还在反动派手中，而且迄今为止，“大部分”革命都是以……未成功的革命告终的。有哪些材料是替相反的意见辩护的呢？我们请卡·考茨基就这个问题发表点意见。他头脑清醒，并且能够十分冷静、认真和细心地研究当前非常尖锐的政治问题，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考茨基在莫斯科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12]。这篇文章有俄译本，——当然，不免要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篡改（象考茨基的另一篇杰出的著作《俄国土地问题》俄译本受到的篡改一样）。考茨基没有回避困难问题。他没有试图用革命不可战胜以及无产者阶级永远有和经常有革命性等等空泛的词句来支吾搪塞。他没有这样做，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关于俄国当前民主革命的可能性的具体历史问题。他在文章的开头就开门见山地说，从1906年年初开始，从俄国传来的几乎都是一些不幸的消息，这些消息“可能引起这样的看法，认为这次革命已经完全被镇压下去，现在革命正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考茨基说，目前不仅反动分子，就连俄国的自由派分子也在对这一点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到后一种“库庞式的”[113]英雄们时给了他们理应受到的轻蔑（可见考茨基还没有信奉普列汉诺夫的所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珍视非无产阶级反对党的支持”的理论）。于是考茨基对那种自然会引起的看法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表面上看来，莫斯科工人12月的失败同巴黎工人（1848年）6月的失败无疑是相似的。无论那里或者这里的工人武装起义，都是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组织好的时候就在政府的“挑唆下”发生的。无论在莫斯科或者巴黎，尽管工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反对势力还是胜利了。考茨基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他是不是以普列汉诺夫的学究式的清规戒律为榜样，得出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结论呢？不是，考茨基没有急急忙忙地发表一篇目光短浅的、没有什么价值的、表现事后聪明的说教。他在研究能够解答下面这个问题的客观材料：俄国革命是不是完全被镇压下去了。考茨基认为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失败同1905年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失败有四个根本不同点。第一，巴黎的失败是整个法国的失败。对于莫斯科的失败就决不能这样说。彼得堡、基辅、敖得萨、华沙和洛兹的工人并没有被打垮。极其艰苦的、拖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固然使他们疲惫不堪，但是他们的斗志并没有被摧毁。他们正在聚集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争取自由的斗争。第二，更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1848年法国的农民是站在反动派那一边的，而1905年俄国的农民是站在革命这一边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批军队忙于镇压农民起义。这些军队给俄国造成的破坏，只有三十年战争[114]给德国带来的破坏可以与之相比拟。军事屠杀暂时吓住了农民，但是这只能加深农民的贫困，使他们走投无路的处境越发严重。军事屠杀必然象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一样，逼得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向现行制度宣战，他们不会让国家得到安宁，一有起义，他们就响应。第三，特别重要的不同之处是下面这一点。1848年的革命，是1847年的危机和饥荒酿成的，而反动派却从危机的结束和工业的繁荣中得救了。“俄国现行的恐怖制度却相反，必然会使多年来笼罩着全国的经济危机更加尖锐。”1905年的饥荒所引起的全部后果在今后的几个月里还会暴露出来。镇压革命，这是最大的国内战争，是反对全体人民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消耗不亚于对外战争，而且它破坏的不是别人的国家而是自己的国家。财政崩溃日益迫近。此外，新的通商条约会使俄国发生特别巨大的震动，甚至可能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因此，反动的恐怖制度维持得愈长久，国内的经济状况就愈恶化，人民对万恶制度的愤怒就愈强烈。考茨基说：“这种局势使得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强大运动都成为不可遏止的。而且这样的运动会有很多。已经为自己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提供了极其有力的证明的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关心这种运动。”考茨基指出的第四个不同点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特殊的意义。遗憾的是现在在我们俄国很流行那种对“勃朗宁手枪”和“战斗队”的无关痛痒的、实质上纯系立宪民主党人式的嗤笑。说起义是不可能了，用不着再准备起义了，谁也没有马克思表现出的那种勇敢和坦率的精神。但是我们非常喜欢讥笑革命者的军事行动。我们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不是去分析起义的军事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认为军事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1—83、102—103页；第22卷第600—607页。——编者注］），而宁可把无比宏伟的理论搬出来，声称“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考茨基却不是这样做。尽管他对起义的材料掌握得很少，他还是竭力考虑到问题的军事方面。他竭力赞扬作为群众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的运动，而不是象我们的革命的库罗帕特金之流那样估计战争，说什么要给就拿，要打就跑，打不过人家本来就不该拿起武器来！考茨基说：“巴黎的6月战斗和莫斯科的12月战斗，都是街垒战。但是前者是大灾难，是旧街垒战术的告终。后者是新街垒战术的开端。因此，我们应当修正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所陈述的观点，也就是街垒战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的观点。事实上过去了的只是旧的街垒战术的时代。莫斯科战斗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战斗中，一小群起义者居然能同拥有新式大炮等各种武器装备的优势兵力对抗两星期之久。”考茨基是这样说的。他没有根据第一次尝试的失败就对起义唱挽歌。他没有抱怨失败，而是研究新的更高的斗争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分析军队中的组织涣散和不满情绪、城市居民给工人的援助、群众性罢工同起义互相结合等方面的意义。他在研究无产阶级怎样学习起义。他修改过时的军事理论，这样来要求全党研究和接受莫斯科的经验。他把整个运动看作是从罢工到起义的转变，并且力求弄明白，为了取得胜利工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茨基在结束他的文章时写道：“这就是莫斯科的教训。这些教训对未来斗争的形式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在这里〈在德国〉还不可能预见到。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俄国革命的过去的一切表现，都是无组织的群众的自发性的爆发，没有哪一次是事先有计划、有准备的。恐怕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如此。既然在目前还不能明确地预见到未来的斗争形式，那么一切迹象所表明的都是：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战斗，目前阴沉的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沉寂。十月运动向城乡的群众表明，他们能够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接着，一月反动又把他们推进十分痛苦的深渊。这个深渊中的一切都在促使他们觉醒，激起他们的愤怒，为了摆脱这个深渊，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都在所不惜。群众很快就会重新站起来，他们很快就会更有力地行动起来！让反革命在争取自由的英雄们的尸体上庆祝他们的胜利吧。这种胜利就要完结。朝霞正在上升，无产阶级革命就要到来了。”三我们以上扼要叙述的问题，是整个社会民主党策略中的根本问题。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首先应当毫不含糊地、十分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全体党员和一切觉悟的工人应当立刻集中所有的力量来收集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面的材料，讨论这个问题，并且选派对自己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有充分准备的代表来参加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选举应当在完全弄清楚策略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其实，对提出的问题作出某种彻底的和完整的答案，也就预先解决了社会民主党策略纲领的各个部分。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或者我们承认目前“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那么我们就索性公开宣布这一点，免得使我们自己、使无产阶级或者人民误入歧途。我们就应当干脆否认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我们就必须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完全勾销，停止一切武装和组织战斗队的工作，因为拿起义当儿戏是与工人政党的名称不相称的。我们就应当承认革命民主派的力量已经耗尽，并且确定自己的直接任务是支持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某些阶层，把它们当作立宪制度下的真正的反对派力量。我们就应当把国家杜马当作议会，即使是最坏的议会，我们不仅要参加杜马的选举，而且要参加杜马本身。我们就应当把党的合法化提到首要地位，相应地修改党纲，使全部工作合乎“法律的”要求，或者至少要把非法工作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且使它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就可以把组织工会的任务象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武装起义一样当作党的头等重要任务。我们就应当把农民运动的革命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也从日程上勾销，因为这种口号实际上就是起义的口号，一方面号召起义，同时又不从军事上认真作好起义的准备，不相信起义，那就是随便玩弄起义。我们不仅应当从此闭口不谈临时革命政府，而且应当不再发表所谓“革命自治”的议论，因为经验已经证明，这种机构（且不管这里的术语用得是不是正确）实际上势必要变成起义的机关，变成革命政府的萌芽。或者我们承认，关于真正的革命，现在可以谈而且应当谈。我们承认，新的更高的直接革命的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至少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无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任务，无产阶级一切工作的纲，无产阶级的整个有组织的阶级活动的灵魂，就应当是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回避这一任务的任何遁词，都不过是要把阶级斗争这一概念贬低到布伦坦诺主义[115]关于阶级斗争的空谈；都不过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党的最迫切的和中心的政治任务就是准备力量和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即采取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的斗争形式。就必须为了最直接的实践目的而批判地研究十二月起义的全部经验。就应当拿出十倍的干劲来组织战斗队，武装战斗队。也应当通过游击性战斗行动来准备起义，因为只靠报名和登记来进行“准备”是可笑的。就应当承认国内战争已经宣告开始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因而党的全部工作都应当服从这一原则：“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训练无产阶级的干部学会进攻的战斗行动就是绝对必要的。把革命的口号灌输到农民群众中去就是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贯的。同革命的而且仅仅同革命的民主派达成战斗协议的任务，就要提到首要地位，因为起义问题正是划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根据。什么人拥护起义，无产阶级就同什么人“合击”，即使“分进”也行；什么人反对起义，我们就同什么人进行无情的斗争，或者把他们当作卑鄙的伪君子和伪善者（立宪民主党人）一脚踢开。在整个鼓动工作中，我们就要把根据公开的国内战争观点来批判和揭露立宪幻想放在首要地位，就要指出不断地酝酿着自发的革命爆发的情况和局势。我们就要承认杜马不是议会，而是警察局的办公室，我们就要拒绝以任何形式参加这种腐蚀和瓦解无产阶级的虚伪选举。那么我们就要提出（如马克思在1849年那样）把“强有力的秘密组织”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这个秘密组织应当有进行“公开活动”的特殊机关，应当把特殊的触角伸进从工会组织到合法报刊的一切合法团体和机构中去。简单地说：或者我们应当承认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走“立宪的”道路。或者我们承认民主革命还在继续进行，我们要把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宣传并且在实际中运用起义的口号，公开宣布进行国内战争，并且无情地斥责一切立宪幻想。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向读者声明，我们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所面临的问题的后一种解答的。这个策略纲领只是把我们将要在代表大会上和在进行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期间所遵循的观点扼要地、系统地阐明一下。不要把这个纲领当作完善的东西，它只是阐明策略问题的提纲，是我们将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坚持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的初稿。这个纲领曾经在原“布尔什维克”中的志同道合的人们（其中包括《无产者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过，它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载于1906年3月20日《党内消息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09—220页注释：[110]“希波夫立宪”制度是指温和自由派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制定的国家制度方案。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蒙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188。[11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189。[112]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前途》一文载于1906年1月28日《前进报》第23号，署名卡·考·。俄译本于1906年3月由论坛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俄国解放运动的前途》。书报检查机关对译文作了篡改。列宁是依据《前进报》的原文摘引和论述这篇文章的。——192。[113]库庞（俄文Купон的音译，意为息票）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使用开的。——192。[114]三十年战争是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93。[115]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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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1906年2月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104]（1906年2月底）鉴于：（1）根据8月6日—12月11日的法令召开的国家杜马，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拙劣的冒牌货，由于没有普选权，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复选人要经过三四道筛选，大多数无产阶级和农民实际上是被排斥在杜马以外了；（2）政府运用了巧妙的挑选复选人的方法，为富有的地主和大资本家规定了一系列的特权，力图保证不仅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而且正是这些阶级中的黑帮分子在杜马中占绝对优势；（3）政府用恬不知耻的手段甚至在这种狭隘的有等级限制的选举中弄虚作假，不允许有任何宣传鼓动的自由，到处实行戒严和采用警察蛮横手段，而且违反一切法律，不经过任何法庭，不仅迫害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甚至迫害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等）；（4）政府现在甚至废除了自己颁布的选举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法律，以便随意在各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并且迅速地结束选举，使当选的代表与选民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5）专制政府指望通过召开杜马来影响俄国舆论，特别是国外舆论，以便拖延自身不可避免的灭亡，重新得到千百万贷款来镇压革命和进一步压迫人民；（6）[105]2月20日颁布的把国务会议变成参议院的法律[106]，竭力使杜马最终变成依附专制官僚制度的软弱无力的咨议性机构，因而使杜马的地位更加恶化了；（7）[107]在这种政治情况下参加这类杜马，国内各社会民主政党和各民族组织的绝大多数都会认为是不可能的；（8）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参加哪一个阶段的国家杜马的选举，都会助长人民的不正确的观念：似乎捍卫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多少还能进行一点合理的选举；（9）参加选举会转移无产阶级注意的重心，使他们忽视杜马以外的工人、农民、士兵等的革命运动，而重视假合法的即伪宪制的选举运动，使工人阶级暂时低落的情绪更加低落，从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革命斗争时期已经结束，起义问题已经从日程上勾销，党走上了立宪的道路；（10）国家杜马选举的前提条件是要党保持合法性和安分守己，因此，要是我们参加这种选举，对于正是要利用选举和召开杜马的时机积极展开反政府活动这一迫切的革命任务就会产生有害的影响；（11）为了实际教育那些觉悟很低的群众，社会民主党不能同他们一起参加选举，因为这部分觉悟不高的群众希望到杜马去，愿意走合法道路，而党却不屈从于法律，这就自然会引起这部分群众的不信任，也妨碍他们真诚地彻底地从杜马运动中接受教训；（12）工人中的初选人和复选人，由于他们的选民是用警察手段人为地挑选出来的，由于他们的任期短和职权小，由于上述的选举情况，所以，不可能对工人阶级中广大阶层的真正革命组织有任何帮助；（13）社会民主党用部分复选人退出省的选举会议的办法，最多只能把这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却不能搞垮杜马；（14）俄国最受压迫的各民族的觉悟的无产阶级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犹太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参加这种选举闹剧，并且全力反对选举的策划人；（15）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的所有战斗组织（农民协会、教师联合会[108]、协会联合会、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109]、波兰进步党等）的舆论既反对杜马也反对杜马选举，考虑到这一切情况，我们这些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工人党员代表会议的人认为必须：（1）无条件地拒绝参加国家杜马；（2）无条件地拒绝参加任何阶段的国家杜马的选举；（3）在人民中开展尽可能广泛的鼓动，阐明杜马的真实本质，揭穿欺骗俄国和欧洲舆论的这一骗局，指出那些指望杜马能办好事的农民的幻想必然要破灭；（4）千方百计地、合法地和非法地利用一切与选举有关的会议，说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其中包括对杜马的批判，特别是号召为争取用革命手段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而斗争；（5）在把通过革命手段争取自由的斗争和通过杜马进行的斗争进行对比宣传时，要着重向工人和全体人民介绍十二月起义的经验，这次起义标志着争取人民真正自由的革命斗争的高级阶段的开始；（6）在进行有关杜马的鼓动时，要特别突出以下事实：财政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反动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剧；城市的失业现象和农村的饥荒日益尖锐化；春季的农民运动日益逼近；军队中的骚乱不断发生。这些情况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引起人民的爆发，这种爆发在人民对国家杜马的希望彻底破灭时，一定会在国家杜马召开以前或者召开之后把国家杜马一扫而光；（7）利用这种宣传鼓动，痛斥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如立宪民主党人之流）的怯懦，因为他们腐蚀居民的公民意识，在国内战争尖锐的时候鼓吹立宪幻想，宣扬杜马并且参加杜马，他们在一群以政府自命的武装匪徒只是依靠暴力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时候，竟拒绝采用暴力来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1906年3月印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的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04—208页注释：[10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的草案是列宁在1906年2月11日（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提出的。草案原稿没有保存下来。1906年2月底—3月初彼得堡组织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草案并由代表会议选出的有列宁参加的专门委员会最后修订。修订后的定本于1906年3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彼得堡委员会印成单页。——184。[105]第6条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讨论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案时补充提出的。——185。[106]1906年2月20日（3月5日）法律即《关于修改国务会议章程和修订国家杜马章程的诏书》。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重订国务会议章程》和《国家杜马章程》这两个诏令。这些法令把国务会议从咨询机关变成立法机关。国务会议的成员一半由沙皇任命，另一半改由黑帮贵族阶层、地方自治机关、僧侣上层和大资本家的组织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有权批准或否决杜马的任何决议。——185。[107]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上讨论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案时提出的第7条修改方案如下：“在这种政治情况下参加这类杜马，全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是不可能的。”——185。[108]教师联合会即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于1905年4月成立，领导层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1905年12月26—29日（1906年1月8—11日）举行的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决议认为杜马是政府欺骗人民的新花招，主张不参加杜马的选举，但要向居民解释杜马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全力组织人民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教师联合会于1909年解散。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恢复。——186。[109]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186。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告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全体男女工人书（1906年2月11日〔24〕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告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全体男女工人书[103]（1906年2月11日〔24〕以后）工人同志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整个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就国家杜马选举问题通过了党的委员会和各级地方组织都必须执行的最后的决定。尽管警察百般阻挠和施展阴谋诡计，工人们仍然召开了120个小组会，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参加讨论的有在我们党内形成的两种策略的代表。我们党的2000多名工人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表决，并以1168票对926票（参加表决的总人数是2094名）的多数不仅赞成完全抵制杜马，而且赞成完全抵制杜马的一切选举。由各区选派代表（按参加表决的党员人数，每30名给1个代表名额）组成的代表会议，再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以36票对29票（有表决权的代表共65名）通过了拥护积极抵制策略的最后的决定。可见，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现在，党组织的一切力量，同情社会民主党并且愿意接受党的决定的先进工人的一切努力，都应当用于向工人阶级和全体居民的最广大群众介绍社会民主党的决定，使群众普遍地正确了解觉悟的无产阶级给自己规定的目标，以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选择的手段。为什么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宣布完全抵制杜马、完全拒绝参加一切选举呢？因为国家杜马是假杜马，是冒牌的人民代表机关。它不是人民的杜马，而是警察和地主的杜马。选举的规定不是一律平等，而是为了使地主和大资本家对工人和农民占有绝对优势。整个工人阶级中四分之三的工人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其余的四分之一要经过三道筛选才能选出代表，首先选出初选人，初选人再选出复选人，而复选人（总共24名）必须与地主和资本家（100多名）一起选出杜马代表。政府对农民的嘲弄更厉害。农民的代表要经过四道筛选：首先，各乡每10户选出1名代表（贫苦农民没有房屋和土地，因而被排除在这些选举之外）；然后由这些代表选出初选人；初选人选出复选人；复选人再选出杜马代表，而农民在省内的复选人总数中多半是占少数。为什么要经过三四道筛选呢？为的是使工人农民不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选入杜马，为的是使支持工人农民的人不能进入杜马，为的是使一小撮依靠警察来掠夺全体劳动人民的黑帮地主和资本家能够冒充人民代表。工人和农民们！不要相信警察和地主的杜马。那里集会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的敌人，他们集会是为了更好地勾结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请看一看周围的情况：难道工人和农民能够自由地把自己的真正代表选入杜马吗？难道警察政府不是未经法庭和审讯就随便逮捕优秀的工人和优秀的农民吗？全俄各地都在枪杀和处决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农民。整个俄国遭到一伙身穿军装的没落贵族的穷凶极恶的掠夺。政府向我们许下的一切自由的诺言都遭到暴徒的践踏。所有牢狱都关满了争取人民自由的战士。政府想用召开假杜马来欺骗人民。政府想通过地主的杜马再借一笔款来压迫人民，进行反对本国人民、反对农民和工人的战争。政府想使我们落入警察的圈套，要我们同意参加所谓杜马选举的骗局。觉悟的工人是不会落入警察的圈套的。我们不参加一切选举，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对政府和全体人民说，我们不参加演出这出闹剧。我们不容许制造骗局。我们要向所有的人揭穿警察的谎言。我们告诫那些尚未识破骗局而指望杜马能给人民好处的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仍然要参加选举，他们将会看到，能进入杜马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而是符合警察需要的资本家和地主。我们号召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号召一切正直的人士起来反对警察的骗局。我们一如既往，还要为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而斗争。这种会议的选举，必须是自由的，一律平等的，不给地主和富人任何特权，不受官员和警察的任何干扰。只有自由选举的全民立宪会议，才能成为真正的杜马而不是假杜马。只有这种会议，才能在俄国建立良好的秩序，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给农民以土地，给全体人民以自由。10月17日，工人通过自己的斗争迫使政府许下给以自由的诺言。政府背弃了自己的全部诺言。现在工人将要更一致、更顽强地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工人不会因暂时的失败而灰心失望。工人知道，争取自由的斗争是艰巨的，但是自由的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自由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斗争一定要更广泛地开展。工人会从所遭受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他们会更一致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政府。他们会积聚起新的力量。他们会向更广大的农民群众说明政府的一切欺骗行为以及同政府斗争的必要性。工人会跟农民一道起来推翻愚弄人民的警察暴徒的政府。打倒警察和地主的假杜马！自由选举的全民立宪会议万岁！1906年2月印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的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00—203页注释：［103］《告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全体男女工人书》是根据1906年2月11日（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积极抵制国家杜马决定的精神写的，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彼得堡委员会印成单页。——180。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文献（1906年2月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文献（1906年2月底）1为抵制策略的决议案辩护的发言（1）决议案长了点——唐恩同志称之为“连祷文”——这是事实，但是这个缺陷可以由一个优点来弥补，即决议案分析了一切理由，否则就不能全面、正确地说明策略。为群众着想，决议要力求简短，但是这个决议案是对组织而不是对群众提出的。不是所有的条文都经过辩论，但是一切条文都曾经提到过。在政治鼓动中所运用的一切观点都必须加以发挥。根本谈不上什么多数压制少数，虽然失败者的处境确实是不妙的。可以提出以下的分工作为出路：你们去批评杜马，而我们去发展策略。没有任何人想强迫唐恩同志捍卫他所不赞成的条文。至于说这里有派性和论战的成分，这种指摘是毫无根据的。（2）在短决议案（马尔托夫提的）中是有论战成分的，但是你们为什么建议我们通过它，想使我们受人讥笑呢。在长决议的草案中似乎有一些理由没有经过无产阶级讨论。但是拉斯捷里亚耶夫工厂的工人用稻草人嘲笑了派代表参加杜马的想法[97]，大概他们同时也是考虑到农民的。2对决议草案第2条、第3条和第6条修正案的意见（1）政府已经在作保证，但是革命会破坏这个保证。它在作保证，但没有保证得了。（2）你们使决议软弱无力，政府不仅在阻挠选举，而且在安插地方官当代表。（3）唐恩同志的修正意见是不确切的。“十月十七日同盟”[98]是一个反对党，可是没有遭到迫害。如果立宪民主党人遭到迫害，即使是无缘无故地遭到迫害，我们也应当保护他们。（4）“祖巴托夫政策”[99]——不仅是警察网罗不可靠分子的形式，它注意工人运动，它也是工人阶级的组织。“祖巴托夫政策”——这是真正俄国的发明。这个发明现在还在使用。杜马——这是警察玩的把戏，杜马中一点立宪的影子也没有。在这里，“祖巴托夫政策”这个词是个一般的比喻，因此这个词作为定义是不完整的。最后，我们说，这是全俄的、国家的“祖巴托夫政策”的“新”形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同我们对待“祖巴托夫政策”的一贯策略是一致的。尽管参加祖巴托夫的会议，但我们从来不是它们的成员。3在讨论决议草案第7条和第8条时的发言（1）唐恩同志关于更正事实的声明，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大新闻。直到现在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正式声明过“参加杜马”是可以允许的。[100]直到现在，甚至连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再说，如果不考虑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对这个问题抱有这种看法，而不是别的看法，那对我们来说太狭隘了，对此我们是考虑到了，这个事实不是偶然的。我打算提出一个修正意见：把“所有”改为“绝大多数”。（2）我认为唐恩同志的正式声明特别有价值，这样的声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它登在报刊上，因为直到现在报刊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样的意见强加在孟什维克身上，他们总是要提出抗议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肯定地说，党内两部分人一致认为不能参加杜马。[101]这是一个文件，我们决议案的这一条丝毫没有与文件相抵触的地方。唐恩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是不正确的。他只是说“我反对抵制”，但是在最紧要的地方就止住不谈了。我们对情况是十分熟悉的，援引波尔塔瓦的例子也不能动摇我们关于无产阶级多数人对参加杜马问题的看法的意见。必须强调团结。（3）唐恩认为，既然要召开杜马，那就是1849年的重演。不对的。杜马是1847年的联合议会，我们是不参加1847年的联合议会[102]的。我认为必须注意卢那察尔斯基的意见。我认为必须回答三个问题：（1）多数派正确，这是不是事实？——是的；没有人能够反驳我们，人们说的一切是毫无根据的，更不能成为删掉根据事实提出的意见的充分理由；（2）对这个事实应不应该注意？——是应该注意的；（3）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如何看待这条理由所涉及的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编辑部认为参加杜马是不可能的。我不认为这会触犯孟什维克同志们，直到现在，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说过与唐恩同志相同的话。唐恩同志摇摆不定，我很不喜欢他这种态度。（4）有人说，以下各条文都充满了论战成分。不对，我们是不会追求这样的目的的。为什么不能参加杜马呢？因为，不管孟什维克同志对人民是怎么想的，人民会以为选举是值得的。我们不是谩骂，我们是分析原因。我们认为只选派稻草人是必要的。4在表决决议草案第8条时的发言关于对这项表决的原则性看法，我提出如下决议案。（列宁宣读决议案）代表会议认为必须详尽地说明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关于不宜参加选举的决定的理由，这决不是为了同曾经是孟什维克的同志进行论战，也不是要败坏他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名誉，而是为了确切地、正式地阐明这个组织的多数人关于完全抵制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5给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书面声明关于事实的声明。我声明，唐恩同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曾多次声明，报刊上没有与唐恩同志的声明相类似的论点，对这些声明他一个也驳不倒。载于193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91—199页注释：[97]指1906年3月1日（14日）《我们的生活报》第382号记载的一件表明工人对杜马持嘲讽态度的事实。这号报纸在一篇题为《“稻草人”事件》的简讯中写道：“几天以前彼得堡机械厂工人扎了一个上面写着‘国家杜马代表’的稻草人，并推着它在工厂里跑。星期六，副检察长到工厂调查（！）此案。这位检察长在工厂待了几个小时，追查这场玩笑是谁开的。一直等到做夜班的上班并讯问了他们，但是看来毫无结果。”——173。[98]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党，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俄国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74。[99]祖巴托夫政策是20世纪初沙皇政府在工人问题上采取的一种政策，因其倡议者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得名。祖巴托夫政策是在俄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亲政府的合法工人组织，以诱使工人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祖巴托夫分子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入纯粹经济要求的轨道，并向工人灌输政府准备满足这些要求的想法。祖巴托夫在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时利用了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1901年5月，保安处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祖巴托夫组织——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同年夏季，祖巴托夫代理人（原为崩得成员）在明斯克和维尔诺建立了犹太独立工党。在1901—1903年间，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彼尔姆、敖德萨等地都建立了祖巴托夫组织。这些组织开会讨论过必须争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问题，甚至还提出过让工人购买企业的建议。革命报刊因此称祖巴托夫政策为“警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揭露祖巴托夫政策的反动性，同时也利用合法工人组织来吸引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祖巴托夫组织发起的多次罢工都转变成了反政府的政治行动。1903年爆发的南俄总罢工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沙皇政府于是屏弃了祖巴托夫建议的同革命运动斗争的方法。而祖巴托夫政策也为工厂主所反对。1903年夏，祖巴托夫组织被全部撤销。——175。[100]在1906年2月底—3月初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第二次）上，孟什维克的首领费·伊·唐恩援引波尔塔瓦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立场，第一次公开声明可以参加杜马。而在此以前，孟什维克正式提出的是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选举、但是不参加杜马代表选举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口号。——176。[101]指1906年1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告全党书》。传单说：“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联席会议……的讨论表明，两派代表对杜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了对抗政府伪造人民代表会议和用杜马顶替立宪会议的做法，必须象以前一样提出用革命办法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和最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而按照这种观点，党参加选举运动的最后阶段即参加杜马代表本身的选举，在当前条件下是不能容许的。意见的分歧只在于党能否参加选举运动的前两阶段，即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176。[102]联合议会即普鲁士王国各省议会的联席会议。1823年普鲁士王国各省建立了省的等级议会。8个省等级议会各选出一个委员会联合组成联合议会。1847年普鲁士王国遭到财政危机，需要征收新的赋税和发行新的公债，而根据1820年的一条法律，未经人民代表的同意发行公债和增税是不合法的。为解决当前财政困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7年4月召集了联合议会，作为尚未建立的人民代表机关的代替品。按照国王意见，联合议会只能同意发行公债和增税。它不能制定法律，而只能在立法方面起咨议作用。它只能在国王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并只能讨论政府规定要讨论的问题。联合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在国王拒绝了他们的最低政治要求后，宣称他们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因此拒绝同意拨款。于是国王于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177。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文献（1906年2月11日〔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文献[95]（1906年2月11日〔24日〕）1在讨论关于郊区组织和维堡区组织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合法性问题时的发言（1）已经通过的关于郊区组织的决定，把代表会议最初通过的关于普遍审查各代表资格的决定正式推翻了。郊区组织有56张选票值得怀疑，成问题的也只是这一点。委员会和区代表会议检查过选举情况；如果不相信彼得堡委员会关于郊区组织的决定，那么应该坚持同样原则，审查所有各区。（2）唐恩同志不懂得议会的策略。在西欧各国，常务委员会委员不会被剥夺提出议案的权利。（3）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形式方面；如果由于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你们就决定在这里审查一个区，那么对于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其他各区也应该作出同样的决定。阿基姆同志认为，维堡区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代表会议既然通过了关于郊区组织的决定，那么也应该把这个决定应用到维堡区。（4）关于程序问题。既然彼得堡委员会已经认为郊区组织是完全合法的，那么马尔托夫同志建议撤销这个组织参加代表会议的资格，就使我感到惊讶了。（5）现在有两个提案：一是解决56张选票的问题，一是撤销整个郊区组织参加代表会议的资格。我要求进行表决。（6）我要求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表决：能否在这里剥夺部分彼得堡组织的代表权？（7）马尔托夫同志的提案不能付诸表决，他所提的问题只能由彼得堡委员会决定。（8）同志们，请想一想有人向你们提出的怪事。在讨论应当由整个彼得堡组织参加决定的重要问题时，竟有人突然向你们提议把构成很大一部分的郊区割掉。请想一想这件事。我认为这种表决是根本不能容许的。我要求表决：大会是否愿意表决马尔托夫同志的提案？（9）我要求先表决我的提案：大会是否同意表决马尔托夫同志的提案。（10）处理问题要冷静。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剥夺郊区组织在代表会议上的表决权；既然这个组织的代表资格是合法的，那么不参加现在的表决就是极不合法的；你们承认这个组织的代表资格是合法的，当审查这个组织的代表资格是不是合法时，它却没有参加表决；这个组织应该参加以后的一切问题的表决。（11）尼古拉同志提出了一个提案，他十分正确地称之为激进的提案；[96]如果提出了一个可以排除其他一切提案的提案，那么这个提案就应首先付诸表决。（12）会议认为马尔托夫同志所提的问题不应予以讨论，也无须进行表决。2就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问题作的发言（1）关于反对马尔托夫所提的取消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的提案的发言马尔托夫同志是错误的；他说不许提“又出来讲话”之类的意见，这是不对的。无论在什么会议上，可以提任何意见。至于报告，必须听完。报告总共只占15—20分钟的时间，否则有人会对我们说，在代表会议上，除了道义上的错误以外，还有法律上的错误（除了道义上的过失以外，还有法律上的过失）。报告一定要听完。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批准它，那就予以批准，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那就不予批准。（2）就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提出的建议我想提出一个建议。阿基姆同志提到的关于批准报告的问题，可以不列入议程；我建议通过如下决议：“大会听取了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是合法的，认为代表会议是符合规定的，认为代表会议的决议是社会民主党彼得堡组织必须执行的。”（3）为建议辩护的发言我同意，必须正式进行表决，但是我认为我的建议是最激进的，其他建议都是调和的。如果你们否决激进的建议，那就要表决调和的建议了。3对抵制策略决议案的意见如果由于决议案过长而使大会感到疲倦，那我是很抱歉的，但是既然我们想认真地辩论，就必须明确知道我们所批评的是什么。我所提出的决议案综合了早先在辩论时谈过的、而这里没有时间谈的一切问题，大会不能再延长了。如果没有时间讨论决议案，那么可以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处理。载于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83—190页注释：[95]本篇和下篇都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为了解决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1906年2月11日（24日）召开了党的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列宁领导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65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是在各党组织讨论和表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以后进行的，每30名有表决权的党员选出1名代表。在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大多数。孟什维克要求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郊区组织的（几乎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票为无效。在讨论郊区组织问题时，列宁作了发言和插话。代表会议确认了郊区组织的代表资格。会议随后听取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认为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是合法的，代表会议是有效的，其决定是必须执行的。接着列宁作了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报告（代表会议秘书记录中缺此报告）。在报告结尾，列宁宣读了对国家杜马采取积极抵制策略的决议案。孟什维克的决议案由尔·马尔托夫宣读。代表会议以36票对29票表示赞成积极抵制的策略。但是对积极抵制策略作了详细说明的决议案未来得及通过。为了讨论和最后批准关于积极抵制策略的决议案，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于1906年2月底—3月初再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62名代表。代表会议讨论了列宁的、马尔托夫的以及孟什维克额外提出的奥赫塔区的决议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列宁的决议案以35票赞成、24票反对、1票弃权被基本通过。为了对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作最后修订，代表会议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该委员会，并退出了代表会议。——165。[96]指伊·安·柯诺瓦洛夫（尼古拉）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以下建议：停止就郊区组织和维堡区组织的问题进行讨论；承认投票是正确的和代表是合法的；转入代表会议议程问题的讨论。——168。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1906年2月7日〔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91]（1906年2月7日〔2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戒严，枪杀、死刑，关满了人的监狱，受饥饿折磨的无产阶级，由于许多秘密据点遭到破坏以及缺乏合法据点而加重了的组织上的紊乱，最后，同恢复党的统一这一艰巨工作同时进行的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所有这一切必然会造成党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涣散。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是克服这种涣散状态的正式手段，我们深信党的全体工作人员一定会尽一切努力使这次代表大会早日召开。但是在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造成涣散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让全体党的工作人员进行十分认真的讨论。关于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实质上只不过是重新审查党的整个策略这个重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而重新审查党的策略问题也只是俄国目前形势和俄国革命目前历史阶段的意义这个重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由于对目前时局有两种不同的估计，才出现两条不同的策略路线。一部分人（例如，见列宁发表在《青年俄罗斯报》[92]上的文章［注：见本卷第137—140页。——编者注］）认为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只不过为新的更坚决的武装斗争打下基础和准备条件。认为这一时期的意义在于打破立宪幻想。认为革命的这两个伟大月份（11月和12月）是和平总罢工发展为全民武装起义的时期。全民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已经得到了证实，运动已经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广大群众已经积累了争取今后起义胜利所必需的实践经验，和平罢工已经过时了。应该更仔细地收集这方面的经验，让无产阶级聚集一切力量，坚决丢掉任何立宪幻想和放弃参加杜马的任何主张，更顽强、更耐心地准备新的起义，巩固同农民组织的联系，因为他们在春季来到时一定会掀起更加强大的运动。另一部分人对于时局有不同的估计。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他的《日志》[93]第3期、特别是第4期上，极其系统地论述了对时局的另一种估计，可惜他没有在所有问题上都把自己的看法完全说出来。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不合时宜地发动的政治罢工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的武装起义。看来，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是不难预料的。所以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工人运动中的觉悟分子的实际任务是“向无产阶级指出他们的错误，向他们说明这种被称作武装起义的游戏的全部冒险性”。普列汉诺夫并不否认他想阻止这一运动。他提醒人们记住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成立的半年前曾经警告过巴黎的无产阶级不要轻率从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5—294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说：“实际的生活已经表明我党最近几个月所奉行的策略是没有根据的。现在我们正处在新失败的威胁下面，我们必须掌握新的策略手段。……”“主要的是我们应该立刻加强对工会运动的注意。”——“我们很大一部分同志过分迷恋于武装起义的主张，因而没有能够比较认真地支持工会运动。……”“我们应该珍视非无产阶级反对党的支持，而不应该对反对党采取鲁莽举动，致使它们疏远我们。”普列汉诺夫也表示反对抵制杜马（然而他没有说明他是赞成参加杜马，还是赞成由复选人组成“孟什维克”所欣赏的“革命自治机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农村中进行选举的鼓动会把土地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党内的两派都主张夺取土地，他们的决议“现在已经到了贯彻的时候了”。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我们几乎完全是用《日志》编者本人的原话来叙述的。我们希望读者看了这一番叙述能够确信，关于杜马策略的问题只不过是整个策略问题的一部分，而整个策略问题又从属于对目前总的革命形势的估计。策略分歧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有一些人认为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他们号召大家弄清楚起义的冒险性，要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会运动上去。他们认为第二次和第三次罢工以及起义是错误的。另一些人认为应该拿起武器，否则运动就不可能提到高级阶段，就不可能创造起义所必要的实际经验，就不可能摆脱单纯依靠和平罢工这种已经过时的斗争手段的局限性。因此，在前一种人看来，起义的问题实际上从日程上勾销了，至少在迫使我们对策略重新审查的新形势到来之前是这样。由此必然会得出要适应“立宪”（参加杜马和加强合法的工会运动中的工作）的结论。相反地，在后一种人看来，根据已经获得的实际经验，现在正是把起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因为实际经验既证明军队是可以有办法对付的，又提出了更顽强地、更耐心地准备下次发动的直接任务。因此他们的口号是：打倒立宪幻想！把合法的工会运动放在一般地位上，无论如何不能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上。显然，我们不应该从想采取哪一条行动路线的愿望出发，而应该从当前的客观条件和对社会力量的估计出发来探讨这个有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错误的。说莫斯科起义“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样的估计是非常片面的。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实质上就是承认革命的时期已经结束，民主主义变革的“宪政”时期已经开始，打个比方说，也就是等于把俄国十二月起义的被镇压和德国1849年起义的被镇压相提并论。当然这不是说我国革命不可能有这样的结局，从目前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的情况看来，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结局现在已经来临。如果客观的条件不允许举行起义，那么坚决放弃起义的念头要比浪费力量去作新的毫无结果的尝试更合理些，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样做就是过早地给目前既成形势下结论，并把这一形势视为整个时期的规律。难道我们没有看见革命每前进一大步，反动派就更加疯狂吗？尽管这样，难道革命运动不是经过一定的暂息时间就又更加猛烈地高涨起来吗？专制制度并没有向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要求让步，相反地，它在开倒车，从而引起了那些曾经庆贺起义被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的抗议。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远没有耗尽。经济危机和财政混乱与其说在趋于缓和，不如说正在扩大和加深。甚至极端敌视起义的资产阶级“法制派”机关报也承认，现在对第一次起义的镇压还没有结束，新的爆发的可能性就已经存在了。［注：例如保守的资产阶级《言论报》（1月25日第364号）写道：“时常听到坚决拥护中派的人说，当然还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大肯定地说，没有革命政党所准备的新的爆发，就不可能实行必要的完整无缺的改革……指望由上面用和平方法实行改革的念头现在几乎已经打消了。”］杜马这出闹剧的真面目现在愈来愈清楚了，我党参加选举的企图是枉费心机的，这一点也愈来愈无可怀疑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起义的问题从日程上勾销，那就是鼠目寸光，就是随波逐流的奴才习气。你们看看普列汉诺夫是多么自相矛盾，他一方面热情地建议贯彻鼓动农民夺取土地的决议，同时他又抱定宗旨避免对反对党采取鲁莽举动而使他们离开我们，幻想在农村的选举鼓动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土地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自由派地主会原谅你们的千百万次的“鲁莽举动”，但是决不会原谅夺取土地的号召。难怪连立宪民主党人也说他们赞成用军队镇压农民起义，不过军队要由他们而不是由官僚机构来掌握（见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法学》[94]上的文章）。土地问题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通过杜马，也不是通过警察参与下进行的选举而提出来的，可以肯定地说，在选举鼓动中也同样永远不会“直截了当地”提出土地问题。我们完全拥护夺取土地的口号。但是，如果夺取土地不是意味着武装起义的胜利，那么它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因为现在反对农民的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有地主雇用的志愿兵。我们鼓动农民夺取土地，也就是号召他们起义。然而，如果我们不把希望寄托在城市工人的起义上，寄托在工人对农民的支援上，难道我们有权这样做吗？除非我们只说革命的空话。如果农民行动起来了，开始夺取土地了，而工人却由于没有战斗组织只能靠受警察保护的工会来给予协助，那真是莫大的讽刺。不，我们没有理由把起义的问题从日程上勾销。我们不应该从目前反动时期的情况出发重新调整党的策略。工人、农民、士兵这三股分散的起义洪流最后一定会汇集成胜利的起义，对此，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失去信心。我们应该为此进行准备，当然我们也不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但是我们决不对这些手段抱有幻想，夸大它们的效力和作用。我们应当搜集莫斯科、顿涅茨、罗斯托夫以及其他各地起义的经验，推广这种经验，顽强地耐心地准备新的战斗力量，并使这些力量在一系列的游击性战斗行动中受到训练和锻炼。新的爆发也许在春天还不会到来，但它一定要来的，大概为期不会太远了。我们应当武装起来，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使自己有能力采取坚决进攻的行动，迎接新的爆发。我们在这里稍微离开本题来谈一谈战斗队的游击行动问题。我们认为，把游击行动同过去的恐怖手段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恐怖手段是向个人报复。恐怖手段是知识分子集团的密谋活动。恐怖手段同群众的情绪没有任何联系。恐怖手段根本不能培养出群众的战斗指挥员。恐怖手段是不相信起义和缺乏起义条件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这两种情况的症状和同伴。游击行动不是报复，而是一种军事行动。游击行动并不是什么冒险，正如侦察队在主要战场沉寂时期骚扰敌军后方不是决斗和谋杀一样。至于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早就在运动的一些主要中心组成的、以工人为主要成员的战斗队的游击活动，无疑同群众的情绪有最明显的和最直接的联系。战斗队的游击活动直接培养着群众的战斗指挥员。战斗队的游击活动现在不仅不是不相信起义和没有可能起义的结果，正相反，它是正在进行的起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当然，在任何事情上随时都可能发生一些错误，可能试图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不恰当的发动，也可能由于头脑发热而走向极端；这无疑总是有害的，会使正确的策略本身受到损害。但是事实上我们至今在俄国本土上的大多数运动中心的缺点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是我们战斗队的主动性不够，战斗经验不足，它们的发动不够果断。在这一方面高加索、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也就是说这些运动中心的运动对旧的恐怖手段摆脱得最彻底，起义准备得最充分，无产阶级斗争的群众性表现得最明显和最突出。我们应该赶上这些运动中心。如果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愿意准备起义，并且承认无产阶级要认真准备起义，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阻止而应该鼓励战斗队的游击行动。俄国革命是从请求沙皇恩赐自由开始的。枪杀、反动和特列波夫阴谋并没有能够扼杀运动，反而促使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已经完成了第二个步骤。革命以力量迫使沙皇承认了自由。革命以手中的武器来捍卫这种自由。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捍卫住这一胜利果实。枪杀、反动和杜巴索夫阴谋不会扼杀运动而会促使运动蓬勃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革命结局的第三个步骤：革命的人民要为获得真正能够实现自由的政权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不应该指望反对派的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而应该指望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民主－革命的农民将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肩作战。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艰巨的斗争，争取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争取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现在一切迹象表明，事态的发展使这场斗争临近了。让我们同心协力，务必使俄国无产阶级在新的浪潮到来时已经作好新的战斗准备。载于1906年2月7日《党内消息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75—182页注释：[91]《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一文载于1906年2月7日（20日）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秘密机关报《党内消息报》第1号，署名：一个布尔什维克。——158。[92]《青年俄罗斯报》（《Молодая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学生的合法报纸（周报），在彼得堡出版。编辑兼发行人是Ｂ.Э.列斯涅夫斯基。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马·高尔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第1号于1906年1月4日（17日）出版，被没收。1906年11月13日（26日），该报被当局查封。——158。[93]《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159。[94]《法学》（《Пра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由弗·马·盖森和Ｈ.И.拉扎列夫斯基编辑，1898年11月8日—1917年10月10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主要登载法学问题的学术文章。从1904年秋起，该报也用一些版面登载政论作品，实际上成了解放社的一个合法机关报。——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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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906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906年1月）12月11日法律[88]又把我们对待杜马的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参加杜马选举还是不参加杜马选举呢？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在热烈地谈论这个问题。不久前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组织的代表会议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次代表会议是代替中央委员会已经确定和宣布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26个组织的代表，其中有14名工人代表是由4000多名有组织的党员选出来的。由于铁路罢工、莫斯科起义和全国各地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变，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到会的代表举行了“多数派”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也讨论了杜马的选举问题，对它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也就是决定不参加选举。下面是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专制政府自10月17日以来，一直践踏无产阶级争得的公民的各种基本自由。政府用大炮和机枪屠杀争取自由的工人、农民、士兵和水兵，把全国淹没在血泊中！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提出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企图用12月11日的法律再一次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延缓自己的最后灭亡。12月11日的法律实际上是排斥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国家杜马，企图事先用各种欺骗手段并在警察控制下来保证剥削阶级中的黑帮分子在杜马中取得优势。代表会议相信俄国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一定会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这一次以及其他任何伪造人民代表机关的勾当，来回答新的沙皇法律。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努力搞垮这种由警察控制的杜马，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杜马。”［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0—121页。——编者注］接着决议建议所有的党组织广泛地利用选举集会，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听从警方摆布，无论什么样的选举都参加，而是为了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鼓动各阶层人民同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只有彻底战胜专制制度以后，才能召开真正自由地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的会议。这个决定是否正确？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可能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赞成参加杜马的人可能把下述情况当作理由：现在工人已经获得参加杜马选举的某些权利，宣传鼓动的自由比8月6日的法律所允诺的“第一届”布里根杜马时代有所扩大。此外，还考虑到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需要有一个重新积聚力量准备力量的暂时的沉寂时期，这样，上述考虑自然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少数派”一直倾向于参加选举，至少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这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不应该参加国家杜马，应该到选举复选人为止，但是必须利用提供的在工人选民团中选举的机会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关于这些论点我们首先要指出，从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和社会民主党策略的一般基本原则得出这些论点是十分自然的。我们“多数派”的代表，应该承认这一点，以免陷入派别争论的极端，从而危害党所绝对需要的统一大业。我们必须重新实事求是地讨论策略问题。尽管事态的发展已经证明我们对待8月6日的杜马的策略是正确的，那一届杜马真的被无产阶级搞垮、抵制并且清除掉了，那也不能因此而贸然得出结论说，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搞垮新的一届杜马。现在的形势同那时不一样，应该仔细权衡赞成参加杜马和反对参加杜马的理由。我们已经简单扼要地叙述了赞成参加杜马的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主要的理由。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反对参加杜马的理由。新的一届杜马无疑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讽刺。我们如果参加选举，就会使人民群众误解我们对杜马的估价。现在没有宣传鼓动的自由，集会被驱散，代表被逮捕。如果我们上了杜巴索夫“立宪制度”的圈套，就不可能在群众中树起党的旗帜，就会为了一点小利而削弱党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候选人进行“合法”活动就等于向警察局提供现成的逮捕名单。俄国大部分地区正激烈地进行着国内战争。沉寂时期只能是暂时的。必须一再地重新进行准备。把这种情况同按照12月11日的法律参加选举调和起来，这对我们党是不妥当的，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即使我们愿意“按照法律”参加选举，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斗争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个别的例外当然是可能的，然而为了这些例外而引起全俄无产阶级策略上的紊乱和不统一，那是不明智的。在杜巴索夫和杜尔诺沃的操纵下按照12月11日的法律选举杜马代表，纯粹是一种议会游戏。无产阶级参加这种游戏是不体面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策略应该是简单明了和直截了当的。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而不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这种策略会使问题的答案变得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一方面承认按照法律进行选举的合法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个法律“不能生效”，因为选举的目的不在于实施这一法律，不在于选派杜马代表。一方面开始选举运动，另一方面又在确定杜马直接成员这个最紧要的（就整个选举过程来说）关头中断选举运动。一方面，工人使自己的选举（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受到荒谬的和反动的12月11日法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工人参加这次选举显然不能充分地和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先进意图，而又指望工人参加这一选举能担负起不通过杜马（而是采取某种不合法的代表机关，或者不合法的杜马，或者人民杜马等等的形式）来实现这些先进意图的任务。结果会是毫无意义，因为这是根据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选举权来选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议会。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没有按照警方的“合法形式”进行选举。这些苏维埃的代表被逮捕的事实给工人上了十分重要的一课。这些逮捕向他们指明：轻信伪立宪制度是多么危险，没有革命力量的胜利，“革命自治”是多么脆弱，临时的非党组织是多么单薄，这种组织有时可以补充巩固的、持久的战斗的党组织，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取而代之。两个首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所以会垮掉，就是因为它们缺少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这样坚强的支柱。如果我们用复选人或初选人会议来代替这些苏维埃，那就是用口头上的支柱来代替战斗的支柱，用影子议会的支柱来代替革命的支柱。这等于画饼充饥。其次，我们参加选举就会使无产阶级用错误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还会再分化。温和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竭力主张参加选举。激进派倾向于抵制。这种分化的阶级背景是很清楚的：资产阶级右翼想通过杜马同反动派妥协，资产阶级左翼想同革命结成联盟，或者至少支持革命（请回忆一下协会联合会附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财政危机的宣言一事[89]）。抵制的策略将确立无产阶级对待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鲜明正确的态度。参加选举的策略会造成极大混乱，使无产阶级分不清谁是自己最亲密的同盟者，谁是自己的敌人。最后，通过抵制至少也可以实现参加选举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衡量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保证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选民团中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通过革命地利用选举集会也完全可以办到，无需参加选举，既不须要选举“初选人”，也不须要选举“复选人”。集中力量去参加滑稽可笑的合法选举，反而不大可能办到这一切，因为连我们自己也不承认选举的目的，而让警察局得知底细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实际结果可能几乎总是革命地利用选举集会，而不是参加选举，因为工人不接受警方的限制，不排斥“外人”（应读作社会民主党人），不遵守选举条例。客观形势即革命形势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选举”集会上不是进行选举，而是进行选举以外的，同选举相对立的党的宣传鼓动，也就是进行所谓“积极的抵制”。不管我们对事情怎样看待，不管我们怎样说明我们的观点，不管我们提出怎样的保留条件，只要参加选举就势必会产生用杜马代替立宪会议、通过杜马召开立宪会议等等的思想。一方面指出杜马这个代表机关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要求用革命的方法召开立宪会议，同时又参加杜马，这样的策略在革命时期只会使无产阶级迷失方向，只会给最不觉悟的工人群众和这些工人群众的领袖中的最没有良心、最没有原则的分子撑腰。我们可以声明我们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具有彻底的和最彻底的独立性，可以声明我们参加杜马带有纯洁的和最纯洁的党性，但是政治形势比一切声明都更有力。实际情况不会也不可能同我们的声明一致。在现在条件下参加现在的杜马，结果一定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实际执行的必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不是党的工人的政策。“多数派”代表会议提出的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立宪民主党人”所持的立场就是这个结论的有趣的证明（间接的）。《人民自由报》在“临终前的”一号（12月20日）上，对这个又被提出的是不是参加杜马的问题发表了以下的意见[90]。最近的任务就是召开全民的立宪会议。该报认为这是已经得到证实的论点。由谁召开和怎样召开这个立宪会议呢？《人民自由报》认为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1）合法政府（或者事实上的专制政府）；（2）临时革命政府；（3）国家杜马这样一个“同政权竞争的政权”。不言而喻，“立宪民主党人”是同意第三种“解决办法”的，因此他们才坚持必须参加杜马。由于对政府不再抱任何希望，他们否定了第一种解决办法。在谈到第二种解决办法时，他们向我们提出了下面这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论点：“现在正当起义遭到疯狂的血腥镇压的时候，能不能指望各革命政党至今仍梦寐以求的临时政府真正实现呢？坦率地说，绝对不能。这并不是因为不可能进行武装起义，莫斯科就提供了相反的证明；甚至也不是因为起义必定会被军队镇压下去，谁能预知未来的事情呢？不能指望临时政府，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起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临时政府也不会十分巩固，也不会有足够的威望把俄国大地的这座‘拆散了的大厦搭起来’。它一定会被来自社会内部的反革命浪潮冲垮。俄国革命已经拖延了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经过这一段时期，革命已经明确地给自己选择了道路；应该坦率地说，这条道路不是走向武装起义，也不是走向临时政府。我们不要闭着眼睛不看现实。无论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农民或者无产阶级，都是革命的，但是这三种成分不可能在武装起义的旗帜下实行革命的合作。我们不去分析谁是谁非的问题，事实总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革命政党的所谓临时政府可能从哪些成分中产生呢？它会是什么样的呢？无产阶级专政吗？然而在今天的俄国谈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特意把这些话完整地抄录下来，是因为这些话绝妙地、十分透彻地（这在“立宪民主党人”是少有的）道出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实质。这些话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只要点一下就行了。既然证实现在举行武装起义是可能的，又不能事先证实起义没有成功的希望，那么“被反革命冲垮”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可笑的借口。不遇到反革命的革命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现在连10月17日宣言也被反革命浪潮冲掉了，难道这就能证明立宪的要求没有生命力吗？问题不在于会不会有反革命，而在于经过长期的、必然有曲折起伏的战斗以后，谁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人民自由报》懂得，要估计各种社会力量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它作了估计，它承认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是革命的。但是该报“断然宣布”：他们“不可能在武装起义的旗帜下进行合作”。为什么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用一些毫无根据的空话来支吾搪塞。这个事实总还是事实；无产阶级起来了，农民也起来了，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他们的行列。该报既然承认武装起义是可能的（这一事实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既然承认不能预言今后的所有爆发一定都会失败，那么该报的论断也就失去了任何根据。该报只好用歪曲事实的手法来替自己解围：它否认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专政的可能性，而我们说的却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一般说来，一定会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情和帮助这些阶级；还有就是关于组织水平和战斗力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只有那些显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才会随随便便否定地回答这个问题。自由派地主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他们之所以愿意参加杜马，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参加革命斗争。他们之所以希望召开杜马，正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用革命的手段召开立宪会议。他们之所以喜欢杜马，正是因为他们喜欢妥协。可见，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对待杜马的不同态度，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同的阶级立场。顺便提一下，“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被查封，自由派的全部合法报刊也是奄奄一息，这清楚地说明，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时期，迷恋妥协和杜马是没有希望的。这些报刊每天都列举一大堆事实，证明杜马这个代表机关完全是个骗局，证明根本不可能进行比较自由的宣传鼓动，根本不可能进行比较正常的选举。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势比任何论据都更有力地驳斥了出于斗争的目的而参加杜马的幻想，比任何论据都更有力地证实了积极抵制策略的正确性。最后还要谈一谈，当前，在两个派别正在合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走向完全统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安排在党内开展积极抵制杜马的宣传工作。合并是必要的。应该促进合并。要达到合并的目的，就必须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孟什维克进行策略上的斗争，尽力说服全体党员，在论战中要实事求是地说明赞成和反对的理由，说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它的阶级任务。合并并不是要我们把策略上的分歧掩盖起来，也不是要我们不彻底、不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策略。决不是这样。必须为我们认为正确的策略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坚决的、彻底的（也就是一直进行到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思想斗争。在统一的党内，决定党的直接行动的策略应该只有一个。这个统一的策略应该是大多数党员的策略：当多数已经完全形成的时候，少数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同时可以保留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上进行批评和为解决问题而进行鼓动的权利。根据我党目前的形势，两派都同意召开统一代表大会，两派都同意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统一代表大会即将制定党的统一策略。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加速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尽最大的努力使全体党员对于在参加杜马问题上的策略分歧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使全体党员充分知道情况，充分考虑双方的理由，再自觉地而不是任意地选出参加统一全党和统一我们的策略的共同代表大会的代表。载于1906年2月无产阶级事业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63—174页注释：[88]1905年12月11日（24日）法律是指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律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不是普遍的，有大量男性工人（200多万）、无地农民、游牧民族、军人、不满25岁的青年以及妇女没有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每2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城市选民团每7000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3万名选民摊到1名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9万名选民才摊到1名复选人。这就是说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产生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复选人总数的4％。在工人选民团中，50人以上的企业的工人才允许参加选举。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二级选举，工人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级选举。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149。[89]指1905年12月2日（15日）在社会民主党报刊和自由派报刊上发表的《财政宣言》，签署这个宣言的有：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全俄农民协会总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指出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重，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推翻政府。宣言宣称目前必须剥夺沙皇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此号召居民拒绝交纳赎金和其他一切官税，要求一切交易和发薪均支付黄金并从储蓄银行和国家银行提取存款。宣言最后要求：“在沙皇政府公然同全体人民作战的时候，它所借的一切债款，一概不得偿还。”宣言发表后，沙皇政府立即没收了所有刊登宣言的报纸，并下令封闭这些报馆。协会联合会常务委员会1905年12月4日（17日）会议曾决定在联合会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提出附和这一宣言的问题，但是1906年1月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这个问题。——153。[90]指1905年12月20日（1906年1月2日）《人民自由报》第5号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立宪民主党人弗·马·盖森。《人民自由报》（《НароднаяСвобода》）是俄国的政治文学报纸，立宪民主党机关报，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5年12月21日（1906年1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号。编辑为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人民自由报》的前身是1905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自由人民报》。——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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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要不要抵制国家杜马？——“多数派”的行动纲领（1906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要不要抵制国家杜马？——“多数派”的行动纲领（1906年1月）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在统一起来。党的两个部分正在进行合并，并且正在筹备已经宣布召开的党的统一代表大会。然而党的这两个部分在国家杜马问题上还存在着意见分歧。全体党员对这个问题都应该有明确的了解，这样才能自觉地选举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才能按照全体党员的意愿而不是仅仅按照目前的党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意愿来谋求争论的解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一致认为现在的杜马是人民代表机关的一个可怜的冒牌货，应该反对这种骗局，应该为准备武装起义来召开由全体人民自由选出的立宪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对待杜马的策略问题。孟什维克说：我们党应该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布尔什维克说：应该积极抵制杜马。我们在这份传单中所要阐述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在最近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6个组织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反对参加选举的决议［注：见本卷第149—150页。——编者注］。积极抵制杜马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抵制就是拒绝参加选举。无论杜马代表的选举，还是复选人或初选人的选举，我们都不参加。所谓积极抵制并不是简单地置身选举之外，而是广泛地利用选举集会来进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所谓利用这些集会，就是既通过合法的手段（进行选民登记）也通过非法的手段参加这些集会，在会上阐述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纲领和观点，揭露杜马的全部虚假性，号召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我们为什么拒绝参加选举呢？这是因为，如果参加选举，我们就会无意中增强人民对杜马的信任，从而削弱我们反对冒牌人民代表机关的斗争力量。杜马不是议会，而是专制政府的一个诡计，我们应该揭穿这个诡计，拒绝参加任何选举。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参加选举，我们就应该参加到底，一直到选举杜马代表为止。资产阶级民主派，例如《国民经济》[87]的霍茨基，都劝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而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竞选协议。但是现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拒绝同他们达成协议，都了解到杜马不是议会，而是警察当局的新骗局。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由于参加选举而给党带来好处。没有鼓动的自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受到歧视。它的代表被非法逮捕，它的报纸被查封，它的集会被禁止。党在选举中不能合法地打出自己的旗帜，不能公开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因为不想把他们交给警察局。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地利用不进行选举的集会，要比参加进行合法的选举的集会更能够达到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目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可是愿意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可以由这些人建立一个人民的杜马，或者建立一个类似全俄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那样的自由的不合法的代表机关吗？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既然需要的是自由选出的代表，那么为什么在选举这些代表的时候还要考虑到什么杜马呢？为什么要让警察局弄到我们的初选人的名单呢？既然原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还存在（例如在彼得堡），那为什么还要按新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呢？这样做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做会使人们产生不正确的幻想，似乎这些正在衰落和瓦解的苏维埃通过新的选举，而不必通过重新准备起义和扩大起义就可以活跃起来。为了达到起义的目的而规定在合法日期进行合法的选举，这简直太可笑了。孟什维克把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议会、甚至参加最坏的议会当作借口。用这个作借口是不对的。要是议会，那我们也同样参加到底。但孟什维克自己也明知杜马不是议会，他们自己也拒绝参加杜马。有人说，工人群众已经厌倦了，希望趁合法选举的机会喘一口气。然而党不能够也不应该根据某些中心地区工人的暂时的厌倦情绪来确定自己的策略。这样做就是毁灭党，因为厌倦的工人只会使一些损害党的威信的没有党性的人当选。应该顽强地、耐心地进行自己的工作，珍惜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也不要丧失信心，要相信情绪低落是暂时的，工人一定会比在莫斯科更加坚强、更加勇敢地行动起来，一定会把沙皇杜马扫除掉。让那些思想不开展的和愚昧无知的人去参加杜马吧，党决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一帮人联系在一起。党要对他们说：你们亲身的生活经验会证实我们的政治预言是正确的。你们会通过亲身的经验看到这种杜马是怎样的骗局，在你们认清了党的忠告是正确的以后，你们就会回到党这一边来的。孟什维克的策略是自相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参加选举，但是不参加杜马的选举）。这种策略对于一个群众性的党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不是给人们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而是给人们一个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答案。这种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如果初选人名单落到警察局手里，党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失。最后，这种策略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孟什维克在集会上提出我们的纲领，结果势必变为非法地利用不进行选举的集会，而不是参加合法的选举。由于存在警察的迫害，必然会迫使参加集会的孟什维克从孟什维克的参加选举的策略转向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地利用集会的策略。打倒杜马！打倒警察当局的新骗局！公民们！用重新准备武装起义来纪念莫斯科殉难的英雄们！自由选举出来的全民立宪会议万岁！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口号。也只有积极抵制的策略才是符合这些口号的。1906年1月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刊印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58—161页注释：［87］《国民经济》（《НародноеXозяйство》）是《我们的生活报》被查封期间（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1月21日（2月3日））为继续出版而用的名称，编辑部仍是原班人马。共出了31号。——146。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1905年底或1906年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1905年底或1906年初）（1）工人运动推动无产阶级立即处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之下，唤醒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这是1895年至1901年和1902年的事情。（2）工人运动过渡到公开的政治斗争，并且把政治上觉醒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这是1901年和1902年至1905年的事情。（3）工人运动发展成直接的革命，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结成立宪民主党，想采取同沙皇政府妥协的办法来阻止革命，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则倾向于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继续进行革命，这是1905年（特别是年底）的事情。（4）工人运动在自由派消极观望而农民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在民主革命中正在取得胜利。加上激进派的、共和派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相应的阶层。农民起义正在取得胜利，地主的政权被摧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5）在第三个时期观望、在第四个时期消极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直接变成反革命势力，并且组织起来想要夺取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在农民中，整个富裕农民阶层和很大一部分中等农民也“聪明起来”，安静下来，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以便从无产阶级和同情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夺走政权。（6）在第五个时期所形成的关系的基础上，新的危机和新的斗争发展和加剧起来，这时无产阶级已在进行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维护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正象1849—1850年的德国革命党或者1871年的法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一样。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54—157页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1905年12月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85]（1905年12月底）大学生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一般任务，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屡次说明过，因此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就不准备谈了。对于社会民主党学生党员，既没有必要证明工人运动的主要作用和农民运动的巨大意义，也没有必要证明知识分子帮助这两种运动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仔细考虑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才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并且准备把自己锻炼成工人政党的名副其实的党员。我们打算扼要地谈一谈目前另一个具有很大实践意义的问题。伟大俄国革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事态的发展彻底揭穿了10月17日宣言的全部虚幻性。立宪幻想已成泡影。反动势力大肆猖獗。专制制度非但全面恢复，甚至还由于从杜巴索夫起到基层警察为止的这批地方官僚的专横跋扈而“变本加厉”了。国内战争在激烈进行。政治罢工，作为一种过时的运动形式，开始失去作用，它已经陈旧了。例如，彼得堡的筋疲力尽的工人，不能再进行十二月罢工。另一方面，整个运动目前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是无疑已经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英勇的莫斯科无产阶级表明了进行积极斗争的可能性，并且吸引了那些至今被认为即使不是反动的也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城市居民阶层的群众参加斗争。莫斯科事件[86]只不过是俄国各地已经决口的“洪流”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而已。新的发动形式所面临的是非常艰巨的、显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任务。但是全体人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而明确地了解这些任务；运动日益高涨、坚强、经受了锻炼。这一成果是任何力量也不能从革命手中夺去的。杜巴索夫的大炮使更多的人民群众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了革命。改头换面、丑态百出的杜马，比旧的布里根杜马更早地遭到了先进战士的极大仇视和资产阶级的无比怀疑。目前究竟怎样呢？我们还是正视现实吧。现在摆在面前的新工作，就是掌握和领会新的斗争形式的经验，在运动的主要中心地区准备和组织力量。要是能象先前那样把无产者分散的发动各个击破，那对政府是最为有利了。因此政府打算立即诱使工人在彼得堡、在对工人最不利的条件下起来战斗。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善于坚持自己的道路，独自准备进行全俄国的新的发动。进行这样的发动是有力量的：力量的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只有一小部分力量卷入了十二月事件的洪流。运动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远远不够的。请读一读资产阶级温和派和黑帮派的报刊。任何人，甚至连《新时报》都不相信政府所吹嘘的把一切尚在萌芽状态的新的积极发动都立刻镇压下去了。任何人也不怀疑，农民这个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易燃物，要到春天才会真正爆发起来。任何人都不相信政府真心想召开杜马；而且也不相信它能够在高压手段、因循习气、官样文章、无法无天和黑暗的旧制度之下召开杜马。不是革命者的狂热（在坚决发动这个问题上狂热是百倍危险的），而是连反对革命的人都承认的那些明显的事实，证明政府在莫斯科取得的“胜利”使它的处境比10月以前更危急了。农民起义在蓬勃发展。财政即将破产。金本位制就要崩溃。即使欧洲的反动资产阶级愿意帮助专制制度，5亿卢布的赤字也无法弥补。凡是能够用来对付革命的军队统统出动了，然而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局势依然迟迟不能“平定”。10月17日以后在陆海军中爆发的十分明显的骚乱，当然不会因为在全俄国对争取自由的战士使用暴力而平息下去。遣返俘虏和运回满洲军，意味着这种骚乱更加剧烈。动员新的军队来反对国内敌人，会给专制制度带来新的危险。莫斯科的“胜利”非但没有解决危机，反而扩大和加剧了危机。摆在工人政党面前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打倒立宪幻想！应当把一切新的、靠近无产阶级的力量聚集起来。应当把11月和12月这两个伟大革命月份的“经验总结起来”。应当针对已经恢复的专制制度重新采取相应的对策，应当善于在必要的地区重新转入地下状态。应当更明确更切实地提出新的积极发动的巨大任务；要更坚定、更有步骤、更顽强地准备发动；要尽可能地保存被罢工斗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无产阶级力量。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外省跟着首都。俄国中心地区跟着边区。城市小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乡村跟着城市。反动政府想要完成它那野心勃勃的任务是注定要失败的。伟大的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局，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1906年春季到来以前准备就绪。载于1906年1月4日《青年俄罗斯报》第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50—153页注释：[85]《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一文于1906年1月4日（17日）作为社论发表于社会民主党大学生的合法报纸《青年俄罗斯报》第1号。沙皇政府对这篇文章的发表十分震惊。彼得堡法院检察长于1月9日（22日）下令逮捕列宁和该报编辑兼发行者В.Э.列斯涅夫斯基。《青年俄罗斯报》第1号也被没收。——137。[86]指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年12月5日（18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表达工人的意志，决定宣布总罢工并随即开始武装斗争。次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了同样的决议。12月7日（20日），政治总罢工开始。在最初两天，莫斯科有15万人罢工。工厂纷纷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街上出现了游行示威。政府当局赶忙动员力量转入进攻，武装袭击群众集会。无产阶级以构筑街垒回答当局的挑衅。12月10日（23日）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起义的中心是普列斯尼亚区、莫斯科河南岸区、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和喀山铁路区。普列斯尼亚成为起义的主要堡垒，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莫斯科工人战斗队。武装斗争持续了9天。莫斯科工人奋不顾身地进行战斗。但是，由于起义者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武器不足，同军队的联系也不够。12月初，莫斯科卫戍部队发生了动摇，但沙皇政府还是把它拉了过去。政府还掌握着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整个说来，起义的领导落后于自发增长的群众运动。起义之初，12月7日（20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维·列·尚采尔、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等被逮捕，全市性的起义遂变成了各个区的起义。起义采取的是防御策略，而不是进攻策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阻挠战斗行动的开展，要求停止武装斗争，也起了消极的影响。在沙皇政府从彼得堡、特维尔、西部边疆区调军队到莫斯科后，12月17日（30日）政府军队开始向普列斯尼亚冲击，使它淹没在血泊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准备下一步的斗争，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苏维埃决定从1905年12月19日（1906年1月1日）起停止武装抵抗。继莫斯科之后，在1905年12月和1906年1月期间，下诺夫哥罗德、顿河畔罗斯托夫、新罗西斯克、顿巴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彼尔姆（莫托维利哈）、乌法、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赤塔等城市都发生了起义，外高加索、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芬兰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是所有这些零星分散的起义也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十二月起义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最高点。关于十二月武装起义，参看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138。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塔墨尔福斯“多数派”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1905年12月12日-17日（25-3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塔墨尔福斯“多数派”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84]（1905年12月12—17日〔25—30日〕）1.代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个运动（它破坏农奴制的残余并且在农村建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关系）的革命性质和真正社会经济实质的基本的原则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代表会议认为我党的土地纲领需要作如下修改：取消关于割地的条文，增加这样一段话：党支持农民的各项革命措施，直到没收全部国家的、教会的、寺院的、皇族的、皇室的和私有的土地，党认为自己的主要的和经常的任务是，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组织，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和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2.代表会议希望，从土地纲领中删掉归还赎金和用所归还的赎金建立特别基金的要求。把没收国家、寺院等土地的要求另列一项。1905年12月同代表会议的其他决议一起用胶版印成单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48—149页注释：［84］这是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起草的决议，为会议所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05年12月12—17日（25—30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党书，布尔什维克原计划于1905年12月10日（23日）提前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以研究全俄十月总罢工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和基层党组织强烈要求解决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统一的问题。但是，由于铁路罢工以及十二月武装起义已经开始，许多组织不可能派出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到会的代表遂改开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6个组织的41名代表。列宁当选为会议主席。埃·李·古列维奇（斯米尔诺夫）作为孟什维克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会议的议程是：各地方的报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部分的统一；关于党的改组；土地问题；关于国家杜马。在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主张恢复党的统一，根据平等原则合并双方负责实际工作的中央机构和中央机关报，合并平行的地方组织。代表会议委托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统一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建议广泛实行选举制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只有在遇到无法克服的实际障碍时才允许不实行这一原则。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修改土地纲领的决议。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列宁、列·波·克拉辛、斯大林、梅利西托夫、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由于莫斯科武装起义已在进行，根据列宁的建议，会议匆促结束工作，以便代表们回到各地参加起义。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发表于1905年12月29、30、31日（1906年1月11、12、13日）《评论报》第21、22、23号和1906年1月4日（17日）《青年俄罗斯报》第1号，并由中央委员会印成了单页。——136。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现代社会完全建筑在地主资本家阶级极少数人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剥削上面。这种社会是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因为一生为资本做工的“自由”工人“有权”支配的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奴隶赖以活命、从而使资本主义奴役制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那一点生活资料。对工人的经济压迫，必然会引起和产生对群众的各种政治压迫和社会屈辱，使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变得粗俗和愚昧。工人固然可以多少争得一点政治自由来为自身的经济解放而斗争，但是，在资本的政权未被推翻以前，任何自由都不会使他们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但是，奴隶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并且站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就有一半已经不再是奴隶了。现代的觉悟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生活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为自己去争取人间的美好生活。现代无产阶级正在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表示社会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的。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必须正确地说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象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在正式文件里应当根本取消关于公民某种信仰的任何记载。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国家教会，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只有彻底实现这些要求，才能结束以往那种可耻的、可诅咒的现象：教会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教会；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法律（这种法律至今还列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法规中）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有效，这种法律追究人是否有信仰，摧残人的良心，把官位和俸禄同布施某种国家教会劣质酒联系起来。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俄国革命应当实现这个要求，这是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俄国革命在这方面有着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警察农奴制的专制制度的令人作呕的官僚习气，甚至在僧侣中间也引起了不满、骚动和愤慨。不论俄国的正教僧侣多么闭塞无知，现在，俄国中世纪旧制度崩溃时的巨响也把他们惊醒了。连他们也要求自由，反对官僚习气和官僚专横，反对警察对“上帝的仆人”进行强制的搜查。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这种运动，使僧侣阶层中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士的要求彻底实现，抓住他们关于自由的言论，要求他们坚决割断宗教和警察之间的任何联系。如果你们是诚意的，那你们就应当主张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完全分离，彻底地无条件地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些彻底的自由要求，那就说明你们仍旧是宗教裁判传统的俘虏，仍旧依赖于官位和俸禄，说明你们不相信你们的武器的精神力量，你们继续接受国家政权的贿赂。这样，全俄国的觉悟工人就要毫不留情地向你们宣战。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这样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呢？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呢？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应当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宗教问题的提法上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别。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3—584页。——编者注］。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因此而“从理性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去抽象地、唯心地来提宗教问题，——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党纲中没有宣布而且也不应当宣布我们的无神论。因此，我们没有禁止而且也不应当禁止那些还保存着某些旧偏见残余的无产者靠近我们党。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彻底性进行斗争。但是这决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决不是说，为了反对那些很快就会失去任何政治意义、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的次要的意见或呓语，而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各地的反动资产阶级早就打算，而我国资产阶级现在也开始打算煽起宗教仇视，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方面来，使他们不去关心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是在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俄无产阶级目前正在实际解决的问题。这种企图分散无产阶级力量的反动政策，今天主要表现为黑帮对犹太人的屠杀，明天也许有人会想出某些更巧妙的新花样。我们无论如何要沉着地、持久地、耐心地宣传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科学的世界观，以此来抗击这种反动的政策，决不要挑起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就国家而言，革命的无产阶级力求使宗教成为真正的私人事情。在将来已经肃清中世纪霉菌的政治制度中，无产阶级必将为消灭经济奴役，即消灭宗教对人类愚弄的真正根源而进行广泛的，公开的斗争。载于1905年12月3日《新生活报》第2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42—147页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05年11月24日〔12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05年11月24日〔12月7日〕）昨天，11月23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拒绝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准许他们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请求。执行委员会是这样表述它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的：“（1）在全部国际的实践中，各次代表大会和社会党代表会议都没有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参加，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政治斗争是达到自己理想的手段；（2）只有政党才有选派代表的权利，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政党。”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一个具有重大原则意义和实际政治意义的十分正确的步骤。当然，如果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工人的议会或者无产阶级的自治机关，那么拒绝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就不对了。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我国工人中的影响非常微小（这是值得庆幸的），总还有一些工人无疑是倾向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是组成政党、组织、集团或者志同道合者的自由联盟，这是没有重大原则意义的形式问题。最后，既然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斗争，同时又请求参加进行政治斗争的机构，那么这种惊人的不彻底性当然又再一次充分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和策略的动摇性。但是，由于动摇性而被排除在“议会”或者“自治机关”之外，当然是不行的。我们觉得，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同这个机构的任务、性质和成分丝毫不矛盾。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工人的议会，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自治机关，根本不是一个自治机关，而是有一定目的的战斗组织。根据临时的、没有正式缔结的战斗协定，加入这个战斗组织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或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最后，还有许多“非党”的工人。然而他们不是一般的非党工人，而是非党的革命者，因为他们完全赞同革命，他们以忘我的热忱、毅力和牺牲精神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因此，在执行委员会中也将有革命农民的代表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实质上，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的没有正式缔结的广泛的战斗联盟，因而，“非党的革命性”自然就掩盖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的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为了进行政治罢工，也为了利用其它更积极的斗争形式来争取为大多数居民所公认和赞同的迫切的民主要求，显然有必要缔结这样的联盟。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这种联盟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只能起瓦解作用，他们会削弱总的进攻的力量，他们还“可能否认”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从我国民主革命的观点和利益出发，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从事我国民主革命的战斗联盟之外，可以说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为这个战斗联盟的目的而斗争的人，才能参加这个联盟。例如，即使“立宪民主党人”或“法制党”[81]把几百名工人拉到它们的彼得堡组织中来，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未必会敞开大门接纳这类组织的代表。执行委员会援引历届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实例来说明自己的决议。我们热烈欢迎这个声明，这表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机关承认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俄国革命已经具有国际意义了。俄国革命的敌人正在同威廉二世，同欧洲一切黑暗势力、暴徒、兵痞以及剥削者一起策划阴谋来反对自由的俄国。我们也不会忘记，我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要求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同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曾经通过拒绝接纳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议，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而暗探局的进行煽动的奸细和反动政府的报界奴仆却枉费心机地硬说这条鸿沟并不存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的观点不是反映那不可遏止地走向劳动社会化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未来，而是反映这个制度的现在，甚至是反映它的过去，即盲目性对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的统治的时代。他们那种否认政治斗争的策略，会分裂无产者，实际上把无产者变成消极参加某种资产阶级政治的人，因为对工人来说，完全回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在当前的俄国革命中，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组织无产阶级以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的任务急切地被提出来了。黑帮政府愈是横行霸道，政府的进行挑拨的奸细愈是费尽心机地煽动起无知群众的不良的狂热，苟延残喘的专制制度的保护者愈是拼命地企图用抢劫、蹂躏、暗杀以及用酒肉收买贫民等手段来破坏革命威信，那么，首先落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肩上的组织任务就愈加重要了。因此，我们要采用一切思想斗争方法，使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国工人的影响象以前那样微不足道。载于1905年11月25日《新生活报》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29—132页注释：［81］法制党是俄国颁布后正式成立。该党打着“法制”的幌子，实际上坚决维护沙皇制度，对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表示欢迎，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和黑帮组织“真正俄国人联合会”结成联盟。1907年该党瓦解，一部分成员加入十月党，另一部分成员成为公开的黑帮分子。——120。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1905年11月23日〔12月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79]（1905年11月23日〔12月6日〕）起义日益发展。专制的维特政府日益软弱无力、惊慌失措和分崩离析。人民中各集团、阶层和阶级的组织，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组织，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就是目前的形势。这一形势可以用如下几个字来表示：革命的组织和动员。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战发生以后，紧接着又发生了沃龙涅日和基辅的陆战。在基辅发生的武装起义显然更前进了一步，即革命军队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大学生汇合起来了。至少，《俄罗斯报》的报道可以证明这一点。该报声称，基辅工学院在工兵营起义士兵的保护下召开了16000人的群众大会。十分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一心想同专制政府勾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们对“伟大的”杂技演员维特丧失了信心，就向左边张望，想找寻能够把势必发生的变革付诸实现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报》的立场是很有启发的。该报清楚地看到，“象在10月17日以前一样，事件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因此，一方面，该报向那些同专制政府一样张皇失措、软弱无力和束手无策的地方自治人士发出号召，号召他们“立即”参加“即将来临的事变”，“使这些事变的结局具有不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对国家更为有利的温和的形式”。另一方面，这家《俄罗斯报》又和《言论报》[80]争论说，“谁也不相信，现今的政府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召集国家杜马”。《俄罗斯报》说：“现在，应当考虑成立能够召集杜马的政府。”于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压力下，又向左边迈了一步。昨天，自由派资产阶级曾表示打算同维特做交易，并且对他投了有条件的信任票（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今天，对维特的信任正在消失，资本家要求成立新政府。《俄罗斯报》向所有要求解放的政党建议成立一个特殊的全民代表会，“在政府表现出还〈！！！〉有能力工作的时候”，这个代表会应成为“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强大的工具，而一旦政府显得完全无力和陷于垮台的时候，就成为暂时负起政府责任的现成的人民政权机关”。由于政府垮台而临时负起政府责任的人民政权机关，用简单明确的俄国话来说，就是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应该是临时的，因为它的权限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时就告终结。这个政府应该是革命的，因为它是依靠革命来取代那个垮台的政府的。这种取代只能通过革命办法来实现。这个政府应该成为“人民政权机关”，普遍实现人民所提出的要求，并且立刻在各地用人民政权机关（就是说，或者是临时革命政府委任的，或者是在有可能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进行选举的场合下选举出来的政权机关）代替专制政府的和黑帮分子的旧的“政权机关”。我们非常高兴，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已经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我们对此表示高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由派已经转到革命方面来，不是因为我们突然相信了他们的真诚、坚定和彻底。不是的，我们对此表示高兴，是因为这显然是并且无疑是革命力量强大的标志。既然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意识到临时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必然的，那就是说，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力量了。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与其说自由派并不希望成立这样的政府，不如说他们是想借此威胁专制政府，就象买主为了威胁卖主就扬言要到别的店铺去一样。维特先生，向我们让步吧，不然我们就要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说得“温和些”就叫作“全国代表会”或者“全民代表会”）啦！只有这种一再想做交易的愿望才能说明下面这个仿佛是完全荒谬和毫无意思的说法，即《俄罗斯报》一方面说维特政府不能够召集人民代表，同时马上又认定这个政府可能“表现出自己还有能力工作”。不，自由派先生们，现在不是狡猾手腕能够得逞、两面手法可能不被揭穿的时候了！人民正在同专制政府进行斗争，它在10月17日许诺过自由却又嘲弄和践踏自由。临时革命政府就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机关。争取自由、反对政府践踏自由的斗争（在这个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就是当前在俄国全面进行的武装起义。临时革命政府是起义的机关，它联合一切起义者，并且在政治上领导起义。因此，一方面谈论临时革命政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又容许勾结应该被取代的旧政府，这种做法不是混淆视听，就是叛卖行为。请《俄罗斯报》评论家先生们认真想一想：难道在拥护革命的人中间真有这样的傻瓜，他们会乐意把那些既承认旧政府有“能力工作”又继续偷偷摸摸地同它做交易的人或者政党的代表吸收到临时革命政府里面吗？请你们想一想：如果俄国军队把满洲的爱国青年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那么它会取得胜利，还是遭到失败呢？想必是要遭到失败的，因为满洲的爱国者会把俄罗斯人出卖给日本人。因此，如果“爱国者”，有君主制思想的富人爱国者（即自由派资产者），把俄国的革命人民出卖给维特专制政府，那么俄国的革命人民一定会遭到失败。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来说，临时革命政府尽管只是对专制政府的一种威胁。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革命农民以及所有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到他们方面来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伟大的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愈来愈显得刻不容缓。十月革命以及接连发生的军事起义大大地削弱了专制政府，使新的人民政权机关能在经政治罢工耕耘、自由战士鲜血灌溉的土壤上茁壮地成长起来。这些机关就是革命政党和战斗组织，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实际进行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的战斗组织。这些机关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同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现在我们必须扩大和巩固、加强和团结这个战斗联盟，使新的政权机关准备对付即将重演的10月17日事件，使有组织的，坚定的，目标明确的，同一切叛徒、一切动摇分子、一切空谈家划清界限的全俄国争取自由的战士，在那时按照立刻实行政治变革的总纲领行动起来。对我们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来说，即将来临的民主主义变革只不过是走向社会主义变革的伟大目标的第一步。只要牢牢记住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不会同那些小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合并，无论他们如何真诚，如何革命和强大。我们确切地知道，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和业主势必不止一次地分手。但是，正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现在竭尽全力使民主主义变革更迅速、更充分和更坚决地实现。为此，我们将要而且正在同一切革命民主派缔结临时的战斗联盟，以便达到我们共同的最近的政治目标。为此，我们在严格保持自己的党性特点和独立性的情况下参加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其他的革命联盟。新的人民政权机关万岁！团结一致的、至高无上的和必胜的人民政权机关万岁！我们要向激进派资产者告别了。先生们，你们在空谈什么人民的政权机关。只有力量才能够成为政权。在现代的社会中，只有武装的人民及其领导者武装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如果空话也可以成为同情自由的证明，那么，连10月17日宣言的作者大概也可以算作自由的拥护者了。如果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那么现在唯一的实际行动就是协助工人武装起来，协助建立和加强真正的革命军队。先生们，请选择吧：是到维特先生的客厅中乞求一点自由，拿自由做交易呢，还是参加“人民的政权机关”或者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全心全意地为争取充分自由而斗争。请选择吧！载于1905年11月23日《新生活报》第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23—128页注释：[79]《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一文是1905年11月23日（12月6日）《新生活报》第19号社论，曾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尼古拉耶夫市委员会于1905年12月14日（27日）印成传单，并转载于1905年12月18日（31日）《外贝加尔工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赤塔委员会的机关报）第2号。——114。[80]《言论报》（《Сло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右翼地方自治人士的报纸，1905年11月起是十月党的机关报。1906年7月起停刊。1906年11月19日（12月2日）复刊后，是同十月党无实质区别的和平革新党的机关报。——115。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革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1905年11月20日〔12月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革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1905年11月20日〔12月3日〕）在我国革命运动中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提出立宪会议的问题。为了彻底消灭专制俄国的旧的农奴制机构的残余，为了确定自由的新俄国的制度，除了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外，不可能设想有另外一条完整的和彻底的道路。诚然，实际生活很少能够充分实现完整的和彻底的口号，实际生活往往提出许多使结局错综复杂的、使新旧事物交融的出乎意料的东西。但是，谁诚心诚意地想要推翻旧的东西而且善于为这个目的奋斗，谁就应当明确地估计立宪会议的意义，并且竭尽全力为它的真正彻底实现而奋斗。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已经提出了立宪会议的要求。我们纲领的最后一节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可靠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实行劳动保护等等）。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我们党不仅注意到召开立宪会议的形式的条件，而且注意到物质的条件，就是说，有了这些条件才能真正使会议成为全民的立宪会议。然而，把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把人民的代表（虽然这些代表是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是在真正保证选举自由的条件下选出来的）召集在一起也是不够的。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必须使立宪会议有权力和力量建立新制度。在革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会议虽然叫作立宪会议，其实，真正的力量和权力并不操在它的手中，而是操在旧专制政权的手中。1848年德国革命的时候就是如此，因此当时的“立宪”会议即臭名远扬的法兰克福议会[77]，就有令人蔑视的“清谈馆”的可耻名声，因为这个议会空谈自由，颁布有关自由的法令，可是不采取实际措施撤销那些践踏自由的权力机关。十分自然，可怜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这个可悲的议会就这样不光彩地退出了舞台。当前，在俄国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在当前一系列政治问题中占首要的地位。现在，正是这个问题的实践方面具有最迫切的意义。重要的不在于是不是召开立宪会议（这一点甚至连大臣兼经纪人维特伯爵也会同意，也许明天就同意召开），而在于这个会议是不是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实际上，我国革命的经验（虽然革命不过是刚刚开始）已经清楚地表明，利用辞藻和诺言，尤其是利用立宪会议这个口号，可以干些什么样的勾当。请回想一下不久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地方自治人士和城市自治人士的即“立宪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请回想一下他们那个有名的公式：有立宪职能的国家杜马起草由君主批准的宪法……连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也指出这个公式的内在矛盾和荒谬绝伦。“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要由旧政府的元首“批准”，要知道，这意味着使两个政权、两个平等的（在纸面上）最高政权（起义人民的政权和旧专制制度的政权）合法化。显然，这二者之间的平等纯粹是表面的，这二者之间的“妥协”实际上取决于其中一方的实力优势。总之，自由派资产者在其由旧俄国向新俄国过渡的“理想的”计划中，把两个互相斗争的势均力敌的敌对力量的并存合法化，即把永无休止的斗争合法化了。从普通的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是无法解释这个矛盾的。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逻辑却完全可以说明这个矛盾。资产阶级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为它知道，觉悟的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利用自由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因此，资产阶级实际上不是想要充分的自由，充分的人民专制，而是想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同专制政府勾结起来。资产阶级想要议会制度而不要官僚制度，为的是保证资本的统治，同时却想要君主政体，常备军，并保留官僚制度的某些特权，这样可以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使无产阶级不能武装起来，——所谓武装既是指用武器直接武装，又是指用充分自由武装。资产阶级介于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地位，必然产生（甚至不以某些个别人物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荒谬绝伦的“妥协”公式。立宪会议的口号变成了空话，为争取自由而起义的无产阶级的伟大要求被贬为可笑的行为，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亵渎了世界上的一切，用做生意的手法代替斗争。《我们的生活报》的激进派资产者不懂得自由派必然用虚伪的、哗众取宠的手法提出问题，他们煞有介事地描述法尔博尔克先生和查尔诺卢斯基先生以及协会联合会中央常务局所制定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草案”。先生们，写出这种“草案”是令人可笑的！你们走的是叛卖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路。你们忘记了，写在纸上的草案，象一切立宪幻想一样，会腐蚀人民的革命意识和削弱他们的战斗力，因为问题的重心被模糊了，问题的全部提法被歪曲了。不过，你们不是在宣传起码的政治知识，你们是在实际地提出问题，你们发起的“各极端派和温和派的代表”对草案进行讨论的实质，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可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一方面承认立宪会议拥有“全部”政权这样一种意愿，另一方面又企图使极端派和“温和派”，也就是使希望拥有这种全部政权的派别和不希望拥有这种全部政权的派别联合起来，这是马尼洛夫精神。[78]让华丽的外衣见鬼去吧！我们已经听够了虚伪的自由派的空话！是划清界限的时候了。右边是专制制度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不想把统一的、完全的、不可分割的全部政权转交给立宪会议，这一点实际上使他们团结起来了。左边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或者更广泛些说，整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想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能够而且必须结成战斗的联盟，当然不是合并。他们需要的不是写在纸上的草案，而是战斗措施，不是作官样文章，而是组织胜利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载于1905年11月20日《新生活报》第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19—122页注释：[77]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111。[78]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113。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向敌人学习（1905年11月18日〔12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向敌人学习（1905年11月18日〔12月1日〕）《我们的生活报》[76]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向“马克思主义和野蛮主义的混合物”展开了进攻。我们特别奉劝一切觉悟的工人仔细看一看激进民主派的见解。没有什么能象一些现象的敌人（当然，如果这些敌人不是无可救药的笨蛋）所作的评价那样清楚地说明这一些现象的政治实质。《我们的生活报》不喜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人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斗争”，或者更确切些，用该报自己的话来说，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人反对“非党的”阶级组织的斗争。我们的激进分子说，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就是说……就是说那些苏维埃活动家“力求把全体无产阶级不分政治信仰地联合起来”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激进分子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违背了自己的“阶级斗争”原则。那些对建立非党工人组织表示同情或者哪怕对这种愿望漠不关心的工人同志，应当向敌人学习！请回想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变成阶级，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团结日益加强，也是由于他们的觉悟日益提高［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页。——编者注］。请回想一下象英国这样的国家，英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随时随地在进行阶级斗争，然而无产阶级仍然处于分散状态，他们选出的代表被资产阶级收买了，他们的意识被资本的思想家腐蚀了，他们的力量由于工人贵族阶层脱离工人群众而涣散了。工人同志们，你们回想一下这一切，你们就会坚信，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的无产阶级。打倒非党性！非党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和口号。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同没有觉悟的无产者，同赞成非无产阶级的学说（“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的无产者走在一起，但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也不应当削弱我们的严格的党性，无论何时何地也不应当忘记而且不容许忘记，无产阶级中的对社会民主党的敌对情绪是无产阶级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残余。载于1905年11月18日《新生活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17—118页注释：[76]《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Жиз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正文中的“马克思主义和野蛮主义的混合物”一语出自1905年11月17日（30日）《我们的生活报》第336号刊登的鲁·布·《阶级斗争和阶级组织》一文。——108。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天平在摆动（1905年11月18日〔12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天平在摆动（1905年11月18日〔12月1日〕）人们常用无政府状态这个词来形容俄国目前的状况。这个不准确的、虚假的说法实际上表明，国内没有任何确定的秩序。自由的新俄国对专制的农奴制的旧俄国的战争，正在全面进行着。专制制度已经无力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无力战胜沙皇制度。旧秩序已经被打碎，但是还没有被消灭，而自由的新制度也还没有被承认，还处在经常被专制制度的走狗跟踪追击的半隐蔽状态。这种状态可能还要拖延不少时日。在此期间，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必然会有不稳定和动摇现象；那些仇视自由和为了军事阴谋而冒充自由的朋友的人，必然要浑水摸鱼。但是，这种过渡状态持续的时间愈久，就愈能更可靠地引导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彻底的和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被大家谴责的并且也清楚自己受到谴责的专制制度有着漫长的腐朽过程，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城乡中最愚昧无知的群众得到这么深刻的启发，再没有什么更能使那些最冷漠最消沉的人受到这么深刻的触动的了。最近的一些政治事件——邮电职员又一次举行大罢工[75]，在军队中甚至警察中骚动不断发生和革命组织日益发展，没有觉悟的并且被纪律约束的军队战胜塞瓦斯托波尔的自由军，国家证券的行情空前下跌，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这些事件说明，专制制度在作最后的挣扎，在消耗它仅有的后备力量。甚至连那个效忠君主的、象资产阶级那样胆怯的和象资产阶级那样渴望结束革命的交易所，都不相信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胜利者”了。这些事件说明，革命人民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成果，唤起新的战士，锻炼自己的力量，改进组织，向胜利前进，象狂涛巨浪那样不可阻挡地前进。政治罢工这种武器在日益完善；现在学习掌握这种武器的是新的劳动者队伍，没有这些新的劳动者队伍，现代的文明社会一天也不能存在。在军队和警察中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自由的必要性，这就为新的起义基地、新的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及新的塞瓦斯托波尔事件作准备。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胜利者恐怕没有理由欢欣鼓舞。克里木的起义失败了，而俄国的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让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准备迎接他们负有巨大责任的更伟大的事件吧！让人们不要忘记，只有紧密团结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并肩携手走向胜利！载于1905年11月18日《新生活报》第1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15—116页注释：［75］指全俄邮电职工罢工。这次罢工于1905年11月15日（28日）开始，到12月15日（28日）结束。罢工的起因是政府当局下令禁止组织邮电工会并开除参与组织工会的一些邮电部门的职员。11月15日（28日）在莫斯科开幕的全俄邮电工会代表大会决定发电报给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要求恢复被开除者的工作，并限定当天下午6时前答复。由于限期已到而政府没有答复，代表大会遂通电各地，宣布开始罢工。——106。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15日〔2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15日〔28日〕）塞瓦斯托波尔的起义[71]日益扩大。事情已临近总的解决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海陆军士兵甩开了长官。秩序井然。政府重演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卑鄙的阴谋[72]未能得逞，未能挑起任何残杀暴行。舰队拒绝开往海面，并且威胁着城市，如果当局企图镇压起义者的话。曾因“大胆”扬言要用武器保卫10月17日宣言所许诺的自由而被撤职的海军中尉施米特，接受了“奥恰科夫号”舰的指挥职务。据《俄罗斯报》[73]报道，今天（15日）是规定海军士兵缴械的期限的最后一天了。因此，我们正处在决定性关头的前夕。最近几天（也许几小时）就能看出，是起义者获得全胜，还是他们被镇压下去，或者签订某种协定。无论如何，塞瓦斯托波尔事件标志着军队中旧的奴隶制度（即把士兵变成武装机器，把他们变成镇压任何自由意愿的工具的制度）已经完全破产了。俄国军队（象在1849年那样）到国外去镇压革命[74]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军队已经坚决屏弃了专制制度。军队还并不都是革命的。陆海军士兵的政治觉悟还很低。但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觉醒了，在士兵当中开始了自己的运动，自由精神已经渗入了各地的营房。俄国营房往往比任何监狱还恶劣；任何地方也不会象营房这样压制和压迫个性；任何地方也不会有这种触目皆是的折磨人、毒打人和凌辱人的现象。现在这种营房也变成了革命的策源地。塞瓦斯托波尔事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谈海陆军中以往的那些直接起义的企图。我们只拿彼得堡的火星同塞瓦斯托波尔的大火比较一下。我们回想一下现在彼得堡各部队士兵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本报昨天已经登载了）。这一张要求的清单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文件啊！它是多么清楚地表明，奴隶般的军队在变成革命的军队。现在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类要求在一切海陆军中扩散呢？彼得堡的士兵想要改善衣、食、住的条件，增加饷银，缩短服役期限和每日操练时间。但是，在他们的要求中还有大部分是只有作为公民的士兵才能提出的。有权穿着军装“同所有公民一样”参加一切会议；有权在营房中阅读和保存一切报纸；信仰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完全取消一切在营房以外对上级的敬礼；取消勤务兵；取消军事法庭并且把一切军事法庭的案件交给一般民事法庭；有权提出集体控告；有权在长官稍有打人的意图时就实行自卫。以上就是彼得堡士兵的最主要的要求。这些要求表明，绝大部分军队同争取自由的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者是一致的。这些要求表明，专制制度的奴仆们的所谓军队中立，所谓必须使军队不问政治等论调都是虚伪的，是不能指望得到士兵的丝毫同情的。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不能置身于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之外。谁对这个斗争漠不关心，谁就是支持警察政府胡作非为，这个政府许诺自由不过是在嘲弄自由罢了。作为公民的士兵提出的要求，就是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一切革命政党的要求，是觉悟工人的要求。加入自由的支持者的行列，转到人民方面来，这是自由事业获得胜利和士兵要求得以实现的保证。但是，为了真正彻底地和牢靠地实现这些要求，必须再前进一小步。应当把那些饱受万恶的营房苦役折磨的士兵的一切个别愿望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要求。把这些要求集中起来就是：取消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成了资本用来反对劳动的奴仆，成了扼杀人民自由的刽子手。在我国伟大的解放革命中，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些局部要求上。我们要铲除祸根。要根本取消常备军。让军队同武装的人民相结合，让士兵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带给人民，取消营房而代之以自由的军事学校。如果武装的人民消灭了军阀，把所有的士兵变成公民，把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变成士兵，如果俄国自由的砥柱是这样的武装的人民，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敢来侵犯自由的俄国。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让假仁假义的或者多情善感的资产阶级去幻想废除武装吧。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充分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只有在实现这种改革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而不是一小撮剥削者独自享受自由。载于1905年11月16日《新生活报》第1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11—114页注释：[71]塞瓦斯托波尔的起义是1905年11月11日（24日）自发地爆发的。起义的直接起因是舰队指挥人员企图惩处曾参加10月份塞瓦斯托波尔群众集会的水兵和士兵。参加起义的有水兵、士兵和工人2000余人。社会民主党组织力图使这次过早发生的起义有组织地进行。11月12日（25日），由社会民主党军事组织成员、布尔什维克亚·伊·格拉德科夫、尼·格·安东年科、谢·彼·恰斯尼克等领导的“奥恰科夫号”巡洋舰和“潘捷莱蒙号”（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船员参加了起义队伍。起义者选出的水兵、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向沙皇政府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缩短服役期限、改善军队服役条件等要求。整个起义的领导人是中尉彼·彼·施米特。布尔什维克力图引导起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苏维埃采取的消极防御策略使沙皇政府得以向塞瓦斯托波尔调集军队并利用未参加起义的部队来镇压起义。舰队司令发出的要起义者投降的最后通牒为起义者拒绝后，11月15日（28日）双方发生交火。由于力量悬殊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有2000余人被逮捕，300多名起义者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施米特、格拉德科夫、安东年科和恰斯尼克被判处死刑。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还可参看列宁的《军队和革命》和《天平在摆动》两文（见本卷第102—105页和第106—107页）。——102。[72]在1905年10月发生的喀琅施塔得起义中，起义者缺少集中的组织，也未能建立起革命的纪律。这种状况被警察当局和以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为首的黑帮分子所利用。他们组织了一帮流氓和刑事犯罪分子抢劫酒库、商店和住宅，而起义者中的不坚定分子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觉悟的水兵和士兵试图制止这种暴行而未能成功。——102。[73]《俄罗斯报》（《Рус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1903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1905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报》、《眼睛报》、《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102。[74]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参加镇压欧洲各国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事。1848年沙皇出兵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并向奥地利皇帝提供600万卢布的巨额贷款，以镇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1849年，沙皇军队帮助奥地利皇帝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02。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没有得逞的挑衅（1905年11月15日〔2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没有得逞的挑衅（1905年11月15日〔28日〕）本报今天发表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定［注：见本卷第98—99页。——编者注］，标志着革命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企图用消耗无产阶级力量的办法击溃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用“同盟歇业”来对付宣布用革命办法在彼得堡各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措施。阴谋已策划出来。他们决定用大批解雇工人的办法来对付罢工。官办工厂跟许多私营工厂一同歇业，让成千上万的工人流落街头。他们想挑动刚刚经历了一场斗争而筋疲力尽的彼得堡无产阶级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新的战斗。工人代表苏维埃遵循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指示，决定向工人揭穿反革命的阴谋，并且告诫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切勿上当。针对他们各个击破的企图，工人代表苏维埃号召把全俄各地的斗争联合起来，采取紧急措施巩固革命工人同革命农民、同在俄国各地开始起义的那些陆海军部队的联盟。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用全力来联合全俄国的革命大军，保存力量，利用已经争得的自由百倍地扩大宣传和组织工作，准备进行新的决战。让专制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去互相勾结吧！让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在莫斯科举行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活动家代表大会[70]为代表的）向这个假惺惺地谈论自由，可是对要求保障最起码自由的波兰进行武力镇压的政府投信任票去吧！我们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同一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盟来对抗专制政府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争取自由的农民伸出自己的手，号召他们参加举国一致的总攻击。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定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设法使全党支援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不只是争取民主主义的变革。我们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即为使劳动人民从一切压迫，即不仅从政治压迫，而且从经济压迫下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我们只把那些承认这个伟大目标而且时刻不忘记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准备力量的人联合到党内来。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正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力求坚决地进行民主革命，为了顺利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力求取得充分的自由。革命民主派不是想同政府搞交易，而是要同它斗争，不是想使革命半途而废，而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我们必须同这些人携手前进，尽管不同他们合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的联盟万岁！一切反动势力、一切反革命阴谋一定会在他们的总攻击面前全部垮台。载于1905年11月15日《新生活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08—110页注释：［70］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活动家代表大会于1905年11月6—13日（19—2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216名代表。代表大会反对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主张实行立宪君主制，建议从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中任命行政官员，由国家杜马制定宪法，而其草案应经沙皇批准。大会希望国家杜马通过稍微给农民添加一点份地的办法来平息农民风潮。在大会的决议中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追究发生暴行地区的政府官吏的责任；废除死刑；对10月17日宣言公布前的政治犯和宗教犯实行大赦；取消波兰及其他地方的戒严，取消强化警卫；赐予10月17日宣言中所宣布的公民自由。为了和政府做交易，代表大会选出由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谢·安·穆罗姆采夫和伊·伊·彼特龙凯维奇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同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进行谈判。——101。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1905年11月14日〔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69]（1905年11月14日〔27日〕）公民们！彼得堡和其他城市有十多万工人流落在街头。专制政府向革命无产阶级宣战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同专制政府勾结起来，企图用饥饿迫使工人屈服，从而破坏争取自由的斗争。工人代表苏维埃声明，这种空前的大批解雇工人的行为是政府的挑衅。政府企图诱使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单独发动；政府企图趁其他城市的工人还没有同彼得堡的工人紧密团结起来的时候，实行各个击破。工人代表苏维埃声明，自由事业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工人不会理睬政府的挑衅；工人不会在政府企图强使他们战斗的不利的条件下应战。我们应该而且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把已经英勇奋起为自由而战的俄国全体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陆军和海军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有鉴于此，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1）一切关闭的工厂应当立即开工，所有被解雇的同志要回到原来的岗位。一切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真正珍视自由的各阶层人民都应当支持这个要求。（2）为了支持这个要求，工人代表苏维埃认为必须号召俄国全体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如果当局拒绝实现这个要求，就号召他们进行政治总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坚决斗争。（3）为了准备这场发动，工人代表苏维埃责成执行委员会立即派遣代表或采取其他办法，同其他城市的工人，同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农民协会和其他协会以及同陆海军取得联系。（4）在这一准备工作完成以后，执行委员会就立即召集工人代表苏维埃特别会议，以便对罢工作出最后的决定。（5）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吁请全体工人、各界社会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利用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和政治的手段来援助被解雇的工人。载于1905年11月15日《新生活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06—107页注释：［69］1905年11月13日（26日），列宁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就与资本家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作了发言，并提出了决议案。11月14日（27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列宁的决议案为基础通过了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列宁在《没有得逞的挑衅》一文（见本卷第100—101页）中谈到了这个决定的意义。——98。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13日〔26日〕）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灭绝。还远远没有灭绝。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企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讽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注：《新生活报》上显然误印为“врамках”，按意思应为“вроманах”。——俄文版编者注］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使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载于1905年11月13日《新生活报》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99—105页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无产阶级和农民（1905年11月12日〔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无产阶级和农民[65]（1905年11月12日〔25日〕）目前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66]又把社会民主党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这个迫切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一向是他们在确定自己的纲领和策略时所考虑的一个迫切问题。1884年“劳动解放社”[67]在国外刊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就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了。从那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阐述一般问题的巨著，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机关报，都反复说明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口号，并在各种具体场合加以运用。现在，农民运动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最直接的实践上都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现在必须把我们的一般口号变为革命无产阶级对革命农民的直接号召。现在已经是农民以俄国新生活方式的有觉悟的创造者的姿态出现的时刻了。俄国大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觉悟的提高。农民向革命要求什么呢？革命能够给农民什么呢？这是每一个政治活动家，特别是每一个觉悟工人（他是最好意义上，即没有被资产阶级政客庸俗化的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对于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的。所有的觉悟工人都在全力地支持革命农民。所有的觉悟工人都希望并且竭力使农民取得全部土地和充分自由。全部土地，这就是说不满足于任何局部的让步和小恩小惠，这就是说不是打算使农民同地主妥协，而是打算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正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对这一点最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今年5月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直接表明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直到没收一切私有土地。[68]这个决议清楚地表明，觉悟工人的政党支持农民希望得到全部土地的要求。我们党的另一半成员的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其内容在这一点上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充分自由”，这就是说管理社会和国家大事的官吏和公职人员要由选举产生。“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彻底消灭那种不是完全和绝对依靠人民的、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不是向人民汇报工作的、不能由人民撤换的国家政权。“充分自由”，这就是说不是人民应当服从官吏，而是官吏必须服从人民。当然，不是所有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的农民都能充分理解这个斗争，以至提出共和制的要求。但是，农民的要求带有民主趋向是无可怀疑的。所以农民的这些要求一定会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应当知道，在城市中竖起的红旗不仅是为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当前的、迫切的要求而斗争的旗帜，而且是为千千万万小农的要求而斗争的旗帜。农奴制遗留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残余，至今还在残酷地压迫着所有的农民群众，而在红旗下面的无产者已经向这种压迫宣战了。但是红旗不只是意味着无产阶级支持农民的要求，而且还意味着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独立的要求。它不仅意味着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而且还意味着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斗争，反对人民群众的贫困的斗争，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于是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革命能够给农民什么呢？农民的许多知心朋友（例如，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不重视这个问题，看不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提出和解决农民要求什么这个问题就够了，只要得出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这个答案就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充分自由，一切官吏直到国家元首完全由选举产生，这并不会消灭资本的统治，并不会消灭少数人富有和大众贫困的现象。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同样不会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大众的贫困。就是在为全民所有的土地上，也只有拥有资本的人，拥有农具、牲畜、机器、种子储备以及资金等等的人才能够独立经营。那些除了能劳动的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甚至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土地为全民所有的条件下，仍然不免是资本的奴隶。关于无须资本社会化而实行土地“社会化”的思想，关于在资本和商品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可能平均使用土地的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几乎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即大多数人都持有这种或者类似的错误思想。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这种错误的全部危害性，欧美的社会主义无产者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错误。因此，觉悟工人的红旗首先意味着我们以全力支持农民争取充分自由和全部土地的斗争，其次它意味着我们并不停留在这一点上，还要继续前进。除了争取自由和土地的斗争以外，我们还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进行这个斗争的首先是直接和完全依附于资本的雇佣工人。而小业主本身部分地拥有资本，往往剥削工人。所以，不是所有的小农，只有那些坚决和自觉地站到工人方面来反对资本，站到公有制方面来反对私有制的人，才会加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同全体农民一起为反对地主和官僚而斗争，除此而外，他们（城市无产者）还同农村无产者一起为反对资本而斗争。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是民主主义斗争。消灭资本统治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斗争。让我们向同心协力和坚忍不拔地、全心全意和毫不动摇地为充分自由和全部土地而斗争的农民协会致以热烈的敬礼。这些农民是真正的民主派。我们必须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这些由于伟大的共同斗争而同我们联合在一起的同盟者说明他们在理解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方面的错误。这些农民是真正的革命民主派，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同他们一起为目前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我们对于总罢工计划，对于城市工人和全体贫苦农民在下一次同心协力地一起行动的决议，表示十分赞同。所有的觉悟工人要竭尽全力帮助实现这个计划。但是任何联盟，甚至同最正直、最坚决的革命民主派的联盟，也不会迫使无产者忘记他们的更伟大和更重要的目的，忘记争取社会主义、争取彻底消灭资本统治、争取使全体劳动者摆脱任何剥削的斗争。工人和农民们，前进吧，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共同斗争！由国际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的无产者们，前进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载于1905年11月12日《新生活报》第1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94—98页注释：[65]《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作为社论发表于1905年11月12日（25日）《新生活报》第11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梅小组曾将它收入1905年在苏梅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一书的附录部分。——88。[66]指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召开的全俄农民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参看注54。——88。[67]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88。[6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92—93页）。——89。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对维·加里宁《农民代表大会》一文作的两处增补（1905年11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对维·加里宁《农民代表大会》一文作的两处增补[59]（1905年11月3日〔16日〕）1因此，我们认为，觉悟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无条件地支持一切农民甚至富裕农民反对官僚和地主的革命斗争，但是觉悟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直率和明确地指出：农民所希望的“土地平分”[60]还远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要求把土地和工厂交给按照总计划组织大生产（而不是分散的小生产）的全体劳动者。农民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是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还远远不是社会主义。2……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其内容之琐碎简直令人吃惊。我们觉得，似乎这里又是农民问题的关心者（自由派）当中的某个人做了点什么“解释”。请看决议：“农民协会可根据当地条件，或进行公开活动，或进行秘密（地下）活动。协会的全体成员都必须宣传自己的观点，千方百计地实现自己的要求，不要因为地方官、警察局或其他官员的反对而缩手缩脚。特别提倡利用自己的权利在村会、乡会和非正式集会上提出关于改善国家和增进人民福利的公众决议。”这样的决议极难令人满意。它不是发出关于起义的革命号召，而只是提出自由主义的一般性建议。它不是去组织一个革命政党，而只是组织一个自由主义政党的附属机构。运动本身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使自由派地主同革命农民分道扬镳，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则将致力于加速这种分裂。载于1905年11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81—82页注释：[59]这是列宁校阅维·阿·卡尔宾斯基的文稿《农民代表大会》时所作的两处增补。第二处增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一次收入全集。卡尔宾斯基的这篇文章用笔名维·加里宁刊登于1905年11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25号。——75。[60]“土地平分”这一口号反映了农民要求普遍重分土地、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愿望。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除了要使小农生产永恒化这种反动的空想之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10页）。后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有人对我们说，农民不会满足于我们的纲领，他们要往前走，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这一点，我们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纲领，所以我们也不怕重分土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4页）。——75。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年11月2—4日〔15—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51]（给编辑部的信）（1905年11月2—4日〔15—17日〕）同志们！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意义和作用的问题，现在已经提到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和首都全体无产阶级的日程上来了。我要写一封信说明我对这个迫切的问题的一些看法，但是在写这封信以前，我认为十分有必要作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我是作为局外人来发表意见的。我仍然不得不从那该死的远方，从那令人厌烦的侨居的“异邦”写这封信。由于我不在彼得堡，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工人代表苏维埃，又没有在工作中跟同志们交换过意见，就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对这个具体的实际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因此，一个不大了解情况的人写的这封信是不是应该发表，我请编辑部负责决定。我保留在我最终能不仅“从书面材料上”了解问题时修改意见的权利。现在转入本题吧。我觉得拉金同志是不正确的，他在《新生活报》第5号（我一共只看到5号事实上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一个问题：是要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要党？我觉得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应该是：既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又要党。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我觉得，要苏维埃完全归附某一个政党是不妥当的。这个意见也许使读者感到惊奇，因而我要（再特别提醒一下，这是局外人的意见）直截了当地说明一下自己的观点。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从总罢工中产生的，是由于罢工、是为了罢工的目的而产生的。是谁进行了而且胜利地进行了罢工呢？是整个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幸而是少数）非社会民主党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呢？既有经济目的，又有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关系到整个无产阶级、全体工人、部分地甚至关系到全体劳动者，而不仅仅是雇佣工人。政治目的关系到全体人民，确切些说，是关系到俄国各族人民。政治目的在于把俄国各族人民从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无权状态和警察专横的枷锁下面解放出来。其次，无产阶级是不是需要继续进行经济斗争呢？当然是需要的，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是不是应当只由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只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这一斗争呢？我认为不是的。我仍然坚持我在《怎么办？》中说过（诚然，那是在完全不同的、已经过时的条件下）的意见：只限于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会成员，从而成为参加工会斗争即经济斗争的成员，是不妥当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6—121页。——编者注］我认为，作为工会组织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竭力把所有的工人、职员、仆役、雇农等等的代表，把一切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共同斗争的人的代表，把一切只要起码在政治上是正直的人的代表，把一切人（只要不是黑帮分子）的代表，都包括进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要竭力做到：第一，使我们各个党组织的所有（尽可能）成员都参加到一切工会中去；第二，利用和无产者同志们（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的共同斗争，不断地始终不渝地宣传唯一彻底的、唯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为了进行这种宣传，为了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工作，我们一定要保持、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完全独立的、坚持原则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步骤，都同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它会使俄国工人阶级群众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接近。但是，经济斗争是问题的一半，这一半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甚至未必会引起特别的意见分歧。关于政治领导，关于政治斗争，即问题的另一半，则是另外一回事。尽管会使读者更感到惊奇，我也必须立即说明，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求工人代表苏维埃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是不妥当的。我觉得，在目前，为了领导政治斗争无疑既需要苏维埃（改变了方向的苏维埃，关于这个方向立刻就要谈到），又需要党。可能是我错了。但是我（根据我手头上不充分的、仅仅是“书面的”材料）觉得，在政治上必须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我觉得，苏维埃应当尽快地宣布自己是全俄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或者（完全是一码事，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必须建立一个临时革命政府。现在政治斗争恰好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趋于平衡，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镇压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彻底消灭整个黑帮政府。沙皇政府已经腐朽透顶。但是，它还在苟延残喘，用它的尸毒来毒害俄国。针对沙皇反革命势力的日益瓦解，目前必须毫不迟延地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近来这项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这有以下事实为证：革命军队（纠察队等）组建起来了，广大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社会民主党组织迅速发展，革命农民成立了农民委员会，我们的身着海陆军服装的无产者弟兄第一次自由集会，他们正在为自己开辟走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艰巨而又正确的光明道路。现在所缺乏的正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力量、一切已经进行革命活动的力量的联合。缺乏一个全俄的政治中心，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的、群众绝对信任的、革命毅力无比充沛的、同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有密切联系的全俄政治中心。这样的中心只能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来建立，因为革命无产阶级出色地领导了政治罢工，现在正在组织全民武装起义，它已经为俄国赢得了一半自由，而且必将赢得全部自由。试问，为什么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能是这个中心的萌芽呢？是由于参加苏维埃的不只是社会民主党人吗？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我们经常说，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实行战斗联合。我们说过这一点，而工人们则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出色。我在《新生活报》上看到加入社会革命党的工人同志们的一封信，信中抗议把苏维埃包括在某一个政党内，我不能不认为这些工人同志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正确的。自然，我们同他们在观点上并不一致，自然，根本谈不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这一点是无需多谈的。我们深信，既同意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而又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从事斗争的工人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干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又保持着非无产阶级的观点。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同这种不彻底性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但是，不能因此而使极其迫切的、轰轰烈烈的、生气勃勃的、大家承认的、团结了所有正直的人的革命事业蒙受损失。我们仍然认为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不是社会主义观点，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但是，为了战斗的目的，我们必须在保持政党完全独立的条件下一同前进，而苏维埃正是而且也应当是这样的战斗组织。当我们正在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排斥忠诚、正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荒谬的和愚蠢的。我们不难纠正他们的不彻底性，因为历史本身和实际生活的每一个步骤都在证实我们的观点正确。如果我们所写的小册子没有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主义，那么我们的革命会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当然，那些仍然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工人以及那些成为神秘论的拥护者（呸！呸！）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不仅不把他们赶出苏维埃，甚至也不把他们赶出党。因为我们坚信，实际的斗争，在战斗行列中进行的工作，会使一切有生命力的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抛弃所有无生命力的东西。我们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力量，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占优势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在我看来，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政治领导中心，不是一个太广泛的组织，倒是一个太狭隘的组织。苏维埃应当宣布自己是临时革命政府，或者组成这样一个政府，它应当不只是从工人中吸收新的代表，而应当首先从各地起来争自由的水兵和士兵中，其次从革命的农民中，再其次从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吸收新的代表。苏维埃必须选出临时革命政府的坚强核心，吸收一切革命政党的和一切革命的（当然只是革命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来充实这个核心。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是为了完成明确规定的当前实际任务而结成的临时联盟，而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更重要的根本利益，捍卫它的最终目标，则是独立的、坚持原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坚定立场。或许有人要问我：在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一个十分团结一致的实际领导中心呢？那我也可以反问一句：十月革命[52]的教训是什么呢？难道罢工委员会实际上不就是公认的中心、真正的政府吗？难道这个委员会不是很想把各个“协会”和“协会联合会”[53]中真正革命的、真正支持为自由而进行无情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那一部分代表人物吸收到自己的行列里来吗？但是必须使临时革命政府中有一个坚强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基本核心。譬如说有革命知识分子协会的几十个代表，就必须相应地有工人、水兵、士兵和农民的几百个代表。我认为，无产者很快就能够在实际上确定正确的比例。或许有人要问：能不能为这个政府提出这样一个纲领，它非常全面，足以保证革命胜利，又非常广泛，足以提供建立毫不隐讳、毫不含糊、毫不缄默、毫不虚伪的战斗联盟的可能性？我的回答是：这个纲领已经被实际生活全部提出来了。这个纲领已经被所有一切阶级和居民阶层中的、乃至正教司祭中的一切觉悟分子在原则上承认了。在这个纲领中占首要地位的应当是真正地彻底实现沙皇虚伪地许诺过的政治自由。必须立即切实地、有保证地真正废除一切限制言论、信仰、集会、出版、结社、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取消一切限制这种自由的机构。在这个纲领中必须提出召开真正的全民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要依靠自由的和武装起来的人民，要掌握全部政权和全部力量，以便在俄国建立新制度。在这个纲领中必须提出武装人民。大家都已经认识到武装人民的必要了。要把各地已经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联合起来。其次，在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中必须提出，立刻给予受凶残的沙皇压迫的各民族以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自由的俄国诞生了。无产阶级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它不容许英雄的波兰再一次遭到镇压。它不只是用和平的罢工投入战斗，而且拿起武器为俄国的和波兰的自由而斗争。在这个纲领中必须坚持工人已经“夺取到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约束资本家剥削的紧急措施。最后，在这个纲领中必须包括以下几点：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支持农民为夺取全部土地而采取的一切革命措施（当然，不是支持小农“平均”使用土地的幻想），在各地建立已经开始自发地组成的革命农民委员会。现在，除了黑帮分子和黑帮政府以外，谁不承认这个纲领是刻不容缓的、实际上迫切需要的呢？甚至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打算在口头上承认的呀！我们应当用革命人民的力量真正实现这个纲领，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由无产阶级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当然，这个政府的实际支柱只能是武装起义。其实，以上所设想的政府就是这种不断增长和日益成熟的起义的机关。在起义还没有发展到使大家都很清楚，或者说大家都能感觉到的时候，就实际着手建立革命政府，那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却需要在政治上联合这个起义，组织这个起义，使它具有明确的纲领，把所有的人数众多而且人数在迅速增加的革命军队变成真正自由的和真正是人民的新政府的支柱和工具。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起义是必然的，决定性的战斗迫在眉睫。是发出直接号召的时候了，是用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权来对抗腐朽的沙皇制度的时候了，是以先进工人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的名义向全体人民发表宣言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从革命人民的内部可以发现能够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人，对革命无限忠诚的人，而且主要是满腔热忱和百折不挠的人。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支持这个事业的革命大军的成分已经具备了，当新政府向垂死的农奴制和警察制的俄国宣布决战的时候，各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一切有觉悟的人都会同沙皇制度彻底决裂。公民们！——在这个宣战书中，在革命政府的这个宣言中必须这样提——公民们，请选择吧！那边是整个旧俄国，盘据着剥削、压迫、凌辱人的一切黑暗势力。这边是在一切国家大事上有平等权利的自由公民的联盟。那边是剥削者、富豪和警察的联盟。这边是全体劳动者、人民中一切新生力量和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联盟。那边是黑帮分子，这边是组织起来的为自由、文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公民们，请选择吧！这就是我们早已向全体人民提出来的纲领。这就是我们据以向黑帮政府宣战的目的。我们不会把我们臆想的任何新东西强加给人民，我们只是负责倡议把大家公认的、俄国继续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付诸实现。我们没有脱离革命的人民，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决定都交给他们去审定，我们完全和绝对依靠来自劳动人民群众的自由的倡议。我们联合所有的革命政党，号召一切愿意为自由、为我们提出的保证人民起码权利和要求的纲领而斗争的居民团体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行列。我们特别要向身穿军装的工人同志和农民弟兄伸出我们的手，为彻底反对地主和官僚的奴役，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共同奋斗。公民们！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吧。我们决不容许黑帮政府再凌辱俄国。当大批黑帮警察还掌握着杀害、掠夺、欺压人民的大权时，我们决不会由于撤换几名官吏、辞退一些警察而受骗。让自由派资产者卑躬屈膝地向这个黑帮政府恳求去吧。当黑帮分子受到原班沙皇官吏把持的原来那个沙皇法庭的威吓时，他们付之一笑。我们要命令我们的军队逮捕那些以酒肉诱惑和收买愚民的黑帮英雄，我们要把所有象喀琅施塔得警察局长那样的坏蛋，交付公开的、全民的、革命法庭去审判。公民们！除了黑帮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不理睬沙皇政府了。你们要团结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停止交纳一切捐税，竭尽全力组织和武装自由的民兵。只有当革命的人民战胜黑帮政府的势力时，才能保证俄国有真正的自由。在国内战争中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中立的人。白色分子的党是一个胆怯的虚伪组织。谁回避斗争，谁就是支持黑帮分子专权。谁不赞成革命，谁就是反对革命。谁不是革命者，谁就是黑帮分子。我们担负着联合和准备人民起义的力量的责任。希望在纪念俄国伟大的1月9日一周年的时候，沙皇政权的机构都能被消灭干净。希望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春天的节日到来的时候，自由的俄国可以自由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这就是我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发展成临时革命政府的看法。这就是我想首先向我们各级党组织，向所有的觉悟的工人，向苏维埃本身，向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向农民协会[54]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任务。尼·列宁载于1940年11月5日《真理报》第30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59—70页注释：[51]《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给编辑部的信）》一文是列宁从日内瓦返俄国途中在斯德哥尔摩为《新生活报》写的，但是没有在该报刊登。文章手稿于1940年秋天找到，随后发表于《真理报》。列宁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苏维埃评价为起义的机关和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55。[52]指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参看本卷第1—4、26—33页）。——60。[53]协会联合会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在1905年5月于莫斯科举行的有律师、作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14个专业和政治协会的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协会联合会的中央常务局的负责人是帕·尼·米留可夫。协会联合会提出在普选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宁指出，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和协会联合会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总的说来，这些协会是所谓立宪民主党即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核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67页）1905年5月24—26日（6月6—8日）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组织协会的计划。1905年7月1—3日（14—16日）在芬兰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对布里根杜马的态度问题。虽然有个别协会反对，大会仍以多数（9个协会）通过了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决定。联合会的代表参加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联合会在一些场合曾支持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并给予十二月武装起义参加者以物质支援。联合会还主张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协会联合会内部，激进的一翼与自由派上层之间有斗争，后者力图利用协会联合会来左右解放运动，使它脱离革命道路。协会联合会于1906年底解散。——60。[54]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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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1905年11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1905年11月3日〔16日〕）势均力敌，——两星期以前，当全俄政治罢工的头一批消息传来，开始显出政府不敢立刻动用军事力量的时候，我们这样写过［注：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势均力敌，——一星期以前，当时“最新的”政治新闻即10月17日宣言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表明沙皇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并实行退却的时候，我们又这样说过［注：同上，第26—27页，——编者注］。但是势均力敌丝毫也不排除斗争，反而使斗争特别尖锐。政府的退却，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是表明政府选择了新的自认为更加合适的战斗阵地罢了。以所谓10月17日宣言这种一纸空文来宣布“自由”，只是企图准备精神条件来同革命作斗争，——与此同时，特列波夫带领全俄黑帮分子在为这个斗争准备物质条件。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新的政治形势正以革命时代所特有的惊人速度显示出来。政府口头上作了让步，而实际上立刻开始准备进攻。在颁布宪法的许诺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最野蛮最丑恶的暴行，好象故意要人民更清楚地看到专制政府的实在权力的全部实在意义。许诺、空话、一纸空文同实际情形之间的矛盾已经一目了然了。事态开始雄辩地证明我们早已反复说过而且今后还要向读者反复说的那个真理：当沙皇政府的实际权力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它的一切让步，就连“立宪”会议，都不过是一种幻象、泡影、转移视线罢了。彼得堡的革命工人在一期每日公报[55]上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这种公报我们还没有收到，但是那些被无产阶级的威力所震惊的外国报纸愈来愈经常地报道这些公报的消息了。罢工委员会写道（我们是从英译文转译成俄文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已经给了我们集会自由，但是我们的集会仍然被军队包围着。已经给了我们出版自由，但是书报检查制度继续存在着。已经允许有学术自由，但是大学被军队占据着。已经给了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监狱里关满了囚犯。已经给了维特，但是特列波夫继续存在。已经给了宪法，但是专制制度继续存在。给了我们一切，但是我们一无所有。”[56]停止执行《宣言》的是特列波夫。阻挠立宪的是特列波夫。解释自由的真正意义的仍是特列波夫。使大赦不能正常实施的还是特列波夫。这个特列波夫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非凡人物吗？根本不是。他是一个指挥军警去执行专制政府的极平常的工作的最平常的警官。究竟为什么这个极平常的警官及其极平常的“工作”忽然获得这样无限巨大的意义呢？这是因为革命已经向前迈进了无限巨大的一步，接近了真正总解决的时刻。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在政治上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地成熟起来，也可以说，不是逐年而是逐周地成熟起来。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的人民看来，特列波夫是一个极平常的警官；在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种政治力量的人民看来，特列波夫已成为体现沙皇制度的野蛮、罪恶和荒唐的坏家伙了。革命教导着人们。它给俄国各阶级人民和各民族上了一堂最好的关于宪法实质的实物课。革命是这样教导人们的：它最鲜明最具体地提出各项应当解决的当前的政治任务，使人民群众深刻地感觉到这些任务，感到不解决这些任务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用事实揭穿一切掩饰、遁词、诺言、承认都是一钱不值的东西。“给了我们一切，但是我们一无所有。”因为“给予”我们的只是诺言，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权力。我们已经接近自由了，我们已经迫使所有的人，甚至迫使沙皇都承认自由是必要的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承认自由，而是实际获得自由。我们需要的不是答应给人民代表以立法权的一纸空文。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民专制。我们愈是接近人民专制，就愈加感到不实行人民专制是不行的。沙皇的宣言愈是美妙动听，沙皇的政权就愈加不能容忍。斗争接近总解决的时刻了，接近解决是否让实权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至于说到承认革命，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它了。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派很早以前就已经承认了，现在维特先生也承认了，尼古拉·罗曼诺夫也承认了。沙皇说，你们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你们，不过请你们保留我的权力，让我自己来履行我的诺言吧。沙皇的宣言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因而这个宣言显然不能不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沙皇说：除了政权，一切我都给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说：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俄国事态所进入的这种似乎是无意思的局面，其真正意义在于沙皇政府力图用勾结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欺骗，来避免革命。沙皇许给资产阶级的东西愈来愈多，用以试探各有产阶级到底是不是会普遍转过来支持“秩序”。可是当这个“秩序”体现为特列波夫及其黑帮分子的横暴的时候，沙皇的号召就有成为旷野里的呼声的危险。无论维特还是特列波夫，对沙皇来说都是同样需要的：需要维特是为了引诱一部分人；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抑制另一部分人；需要维特是为了口头许诺，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实际行动；需要维特是为了对付资产阶级，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于是在我们面前又展现了——只是在高得无比的发展阶段上——我们在莫斯科罢工开始时见过的情景：自由派进行谈判，工人进行斗争。特列波夫非常了解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真正意义。也许，他只是太操之过急了——在圆滑的维特看来——不过，他是看到革命在迅速前进，而深怕自己来不及。特列波夫甚至是不得不仓猝从事的，因为他感到他所拥有的力量正在减少。就在专制政府颁布立宪宣言的同时，专制政府防止立宪的活动也开始了。黑帮分子干起了在俄国从未见过的勾当。关于殴打、蹂躏、闻所未闻的兽行的消息，如雪片一般从俄国各地飞来。到处是白色恐怖。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警察就煽动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坏蛋去行凶抢劫，以酒肉诱惑市民中的败类，屠杀犹太人，唆使人去殴打“大学生”和所谓暴徒，帮助“教训”地方自治人士。反革命势力异常猖獗。特列波夫“不负众望”。他们用“米特拉约兹”炮轰击人民（敖德萨），挖眼睛（基辅），把人从五层楼上扔到街心，将人突然抓住，就投入急流，强占大批民房，穷凶极恶地掠夺，放火烧房子又不许人救火，枪杀胆敢反抗黑帮分子的人。从波兰到西伯利亚，从芬兰湾沿岸到黑海，到处都是这样。但是，就在黑帮如此狂暴，专制政权如此猖獗，万恶的沙皇制度如此垂死挣扎的时候，无产阶级不断的新的进攻也正在明显地加强，无产阶级也和以往那样，在每次运动高潮以后，只是在表面上沉静下来，实际上是在聚集力量，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警察的专横暴戾，目前在俄国所具有的性质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哥萨克的复仇行动和特列波夫的“报复行动”大为猖獗的同时，沙皇政权的解体日益加剧。这无论在外省、在芬兰、在彼得堡都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在那些人民最闭塞、政治发展最薄弱的地方，在那些居住着异族人的边疆地区，还是在将要爆发最伟大的革命事变的首都，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请大家对照着读一读我们从手边的一份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57]上引来的两则电讯吧：“特维尔电：暴徒当着省长斯列普佐夫的面袭击地方自治机关的房屋。被暴徒包围的房屋后来竟被放火焚毁。消防队拒绝救火。军队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些暴徒的胡作非为。”（我们当然不能担保这个消息是完全确实可靠的，可是与此类似的和比这更坏百倍的事件到处都在发生，这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喀山电：人民解除了警察的武装，缴来的武器分给了居民。组织了民兵。秩序井然。”把这两种情景对照一下不是颇有教益吗？一个是：报复，暴行，蹂躏。另一个是：推翻沙皇政权和组织胜利的起义。在芬兰也发生同样的现象，规模更大得无可比拟。沙皇派去的总督被驱逐了。奴仆式的参议员被人民罢免了。俄国的宪兵被赶跑了。他们试图报复（公历11月4日哈帕兰达电），破坏了铁路交通线。为了逮捕胡作非为的宪兵当即派去了武装的民兵。在托尔尼奥的公民大会上决定输入武器和出版秘密的书报。在城市和乡村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报名参加芬兰民兵。据说，驻守坚固要塞（斯维亚堡）的俄国卫戍部队同情起义的人民并把要塞交给了民兵。芬兰一片欢腾。沙皇实行让步，准备召集芬兰议会，废除1899年2月15日的非法诏书[58]，批准那些被人民驱逐的参议员“辞职”。与此同时，《新时报》却建议封锁芬兰的一切海港并用武力镇压起义。据外国报纸电讯，在赫尔辛福斯驻扎了很多俄国军队（不知道这支军队对于镇压起义能有多大作用）。俄国军舰似乎已开进了赫尔辛福斯内港。在彼得堡，特列波夫因为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迫使沙皇让步的胜利）而实行报复。哥萨克横行霸道。行凶打人的事件变本加厉。警察公开组织黑帮。工人们原来决定要在11月5日（10月23日）星期日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想为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举行全民悼念活动。政府方面则准备制造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它打算把在莫斯科制造的较小规模的流血惨案（屠杀给工人领袖鲍曼送殡的群众）在彼得堡重演。特列波夫想利用还没有把一部分军队派往芬兰因而自己的兵力还没有分散的时机——想利用工人们是准备示威，而不是准备打仗的时机。彼得堡的工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取消了游行示威的计划。工人委员会决定不在特列波夫所选的时机来作最后的决战。工人委员会正确地估计到，有许多原因（芬兰的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使斗争延期，这不利于特列波夫，而有利于我们。目前正在加紧准备武装。在军队中的宣传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有消息说，第14和第18海军支队有150名水兵被捕；在最近10天里有92个军官被控告同情革命者。号召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的传单甚至散发到“保卫”彼得堡的巡逻队里去了。革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强有力的手使特列波夫所许可的出版自由的范围有所扩大。据外国报纸报道，10月22日（11月4日）星期六，在彼得堡只有那些赞成工人的要求不让书报检查机关检查的报纸出版。彼得堡的两种愿意保持“忠诚”（逢迎旨意）的德文报纸没有能够出版。那些“合法的”报纸，从合法的界限不是由特列波夫决定，而是由彼得堡罢工工人联盟决定的时候起，就非常大胆地说话了。《新自由报》10月23日（11月5日）的电讯说：“停止罢工只是暂时的，据称，当给旧制度以最后打击的时机到来时，就会重新举行罢工。对无产阶级来说让步已经不能发生任何影响了。时局非常危急。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工人阶级觉得自己是时局的主宰。那些被即将来临的大祸所吓倒的人已经开始离开此地（彼得堡）。”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人民起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实现得意外迅速。让特列波夫在革命的芬兰和革命的彼得堡之间，在革命的边疆地区和革命的外省之间疲于奔命吧。让他去试试给自己选择哪怕是一个可以用来自由施展军事行动的可靠的小据点吧，让沙皇的诏书更广泛地散播吧，让那些关于各个革命中心的事变的消息更多地传布吧，——这会使我们得到新的拥护者，这会使正在缩小的沙皇拥护者的队伍发生新的动摇和瓦解。全俄政治罢工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推进了起义，使沙皇制度受到了最严重的创伤，使卑鄙的国家杜马的卑鄙的闹剧不能开演。彩排已经结束。我们显然正处于大戏开演的前夜。维特不停地高谈阔论。特列波夫不停地制造流血事件。沙皇还能许下的诺言已经太少了。特列波夫还能够用来进行最后战斗的黑帮军队也太少了。而革命军的队伍却日益壮大，革命力量在各次战斗中经受着锻炼，红旗在新俄国的上空高高飘扬。载于1905年11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2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73—80页注释：[55]指《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СоветаРабочихДепута-тов》）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1905年10月17日（30日）—12月14日（27日）出版。该报带有提供苏维埃活动消息的公报的性质，没有固定的编辑部，稿件由苏维埃成员编写，自行在合法的印刷所里印刷，印数达40000份。报纸共出10号，第11号在印刷所被警察查抄，没有散发出去。——66。[56]引自1905年10月20日（11月2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号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没有标题和署名，它的作者是列·达·托洛茨基。——66。[57]这里说的是《新自由报》。《新自由报》（《NeueFreiePresse》）是奥地利的自由派报纸，有上午版和晚上版，1864—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71。[58]指沙皇1899年2月3日（15日）的诏书。按照这个诏书，沙皇政府可以不经芬兰议会同意而颁布芬兰必须遵守的法律。列宁在评论这个诏书时写道：“这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是一次真正的国家政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0页）这个诏书事实上被1905—1907年革命所废除，后来在1910年又被一项法令所恢复。——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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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两次会战之间（公历11月15日于日内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两次会战之间公历11月15日于日内瓦无产阶级同沙皇制度的一次大的战役结束了。全俄政治罢工看来几乎在各地都停止了。敌人在一个侧翼（芬兰）作了最大的退却，但是在另一个侧翼却得到了加强（在波兰实行戒严）。在中部敌人稍稍退却了一些，但是占据了强大的新阵地，并且准备进行流血更多的更有决定性的战斗。军事冲突在整条战线上不断地发生。双方都在加紧弥补损失，整顿队伍，尽可能好地组织自己和武装自己，以便进行下一次战役。争自由战场上的目前态势大致就是这样。国内战争自然和其他战争不同，它的作战形式更加多种多样，双方战斗人员的数目和成分最不容易统计，最容易发生变动，打算缔结和约还是仅仅暂时停火，并不取决于战斗人员，而且这种努力同军事行动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军事行动的暂时停止使“调停者”大受鼓舞。维特竭尽全力或直接或通过奴仆报刊，把自己装扮成这种“调停者”，同时极力掩饰他所扮演的沙皇制度的外交奴仆的角色。政府公报承认——这使幼稚的自由派感到高兴——警察参与了黑帮的暴行。讨好政府的报刊（例如《新时报》）装模作样地谴责反动分子的过火行为，当然也谴责革命者的“过火行为”。极端反动分子（波别多诺斯采夫、弗拉基米尔、特列波夫）因不满意小打小闹而退场。部分地是他们由于太愚蠢而不懂得演这种把戏对于保持沙皇政府的最大权力是多么有利；部分地是他们盘算着——盘算得对——对他们更方便的是完全放开手脚参加这场演出，但是扮演另一种角色：为君主强盛而战的“独立”战士，替“俄罗斯人民的被侮辱的（被革命者所侮辱的）民族感情”报仇的“自由的”复仇者，——简单地说，就是扮演黑帮首领的角色。维特看到自己的惊人狡猾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不禁满意地搓搓手。他保持着自由派的清白，极力表示要给立宪民主党的首领们（据《时报》记者的电讯，其中甚至包括米留可夫）几个大臣职位，还亲自写信邀请司徒卢威先生回国，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对“赤色分子”和“黑色分子”都同样疏远的“白色分子”。他在保持清白的同时获得了一笔小小的资本，因为他仍旧是沙皇政府的首脑，这个政府牢牢掌握着全部政权，只等最有利的时机一到，便转而向革命发动坚决进攻。我们在《无产者报》上给维特作的鉴定［注：见本卷第21—22页。——编者注］现在完全证实了。就其手段、“才干”和使命而言，这是一个小丑大臣。就他迄今所拥有的实际势力而言，这是一个自由派官僚的大臣，因为他还没有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讲好价钱。不错，这笔买卖毕竟是在慢慢地进行着。买卖双方正喊出自己的最后的价钱，彼此约定，把这笔交易留待日内就要召开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去作决定。维特竭力收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扩大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提出按教育程度的选举资格，甚至还扔给工人一小块骨头（工人们应当满足于在实行间接选举制的条件下占有“代表工人的”21个席位！！），发誓说，只要召开了杜马，只要杜马、甚至杜马中的少数主张实行普选，那么他维特保证全力支持这个要求。但是买卖至今还没有做成。买卖双方背着那些真正进行战斗的人而进行自己的谈判，这就不能不抵销我们的“诚实的经纪人”所作的努力。自由派资产阶级本身是乐于接受国家杜马的，——要知道，它甚至接受了“咨议性的”杜马，还在9月它已经不积极抵制了。但是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从那时以来的这两个月中，革命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战役，并且一下子就取得了第一次巨大的胜利。国家杜马这出人民代表机关的卑劣闹剧已经被埋葬了：强大的无产阶级进攻的第一次打击就粉碎了它。革命在几个星期中揭露出那些打算参加布里根杜马或者打算支持他人参加杜马的人是目光短浅的。积极抵制的策略得到了极其光辉的证实，一切政党的策略只有在战斗时刻才能得到如此光辉的证实，这就是：被事实所证实，受到事变进程的检验，昨天在目光短浅的人和怯懦的贪图小利的人看来是过分冒失地“跳入未知世界”的事情，已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和无可争辩的事实了。工人阶级把“杜马”这出闹剧的演员吓破了胆，吓得他们不敢踏上这座摇摇欲坠、破破烂烂的小桥，甚至不敢去检验一下由国家“工匠”急忙进行的“最新”修理是否牢固。角色发生了小小的变动。昨天是帕尔乌斯、切列万宁和马尔托夫同志想要向那些走这座小桥的人索取革命的诺言，即在杜马里面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今天，内阁首相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代替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他已经许下了“革命的”诺言：哪怕只有一个杜马代表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他也要支持这个代表。但是自由派资产者，立宪民主党人，头一回丢尽了脸，已经不愿再重复可悲的经验了。他们，即我们的《解放》杂志和《俄罗斯新闻》[46]的善良的议会主义者，已经安排好“选举运动”，他们已经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他们甚至设立了法律咨询处来向居民解答，地方官是否有权直接驱散农民复选人，还是应当事先请示省长。总而言之，他们本来就要躺到赏赐给全俄国的奥勃洛摩夫们[47]的安乐椅上去睡大觉，冷不防……无产阶级毫不客气地抖动了一下肩膀就把杜马和整个“杜马”运动推翻了。无怪乎自由派资产者现在不大愿意相信这位温文尔雅的伯爵的“革命的诺言”了。无怪乎他们现在不大愿意去握这位伯爵向他们伸出的手而更频繁地向左边看，尽管他们在看到那个用新糖花装饰起来的华美的杜马大蛋糕时还是禁不住要垂涎三尺。维特同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们的谈判无疑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的，但是这仅仅在于：这种谈判再一次证实了自由主义化的官僚同资本利益的维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再一次表明了究竟怎样埋葬和究竟是谁打算埋葬俄国革命。可是这种谈判和勾结是不会成功的，因为革命还活着。革命不仅活着，——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还远远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威力，而只是开始把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力量充分发动起来。正因为如此，小丑大臣同资产阶级的谈判和勾结才这样毫无生气：在炽烈斗争的时期，当敌对的力量在两次决定性战役之间彼此虎视眈眈地对峙着的时候，这种谈判和勾结是不会获得重大意义的。在这种时期，革命无产阶级既然意识到自己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目标，既然不仅力求从政治上而且也从经济上解放劳动者，既然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它的政策就应当特别坚定、清楚和明确。对于小丑大臣的卑劣的谎言、对于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愚蠢的立宪幻想，革命无产阶级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提出自己的通过全民武装起义来推翻沙皇政权的口号与之相对立。革命无产阶级鄙弃任何伪善行为，对一切掩盖事情真相的企图作无情的斗争。而现在关于俄国立宪制度的各种言论，不是空话便是伪善，不是清谈便是老一套的官场谎言，目的在于挽救俄国专制农奴制的种种残余。有人高谈阔论，大讲其自由、人民代表机关和立宪会议，然而总是忘记，每时每刻地忘记，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没有切实保证的空话。而能够成为切实的保证的只有胜利的人民起义，只有武装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对沙皇政权的一切代表人物的完全统治，后者虽然在人民面前后退了一步，但还远远没有服从人民，还远远没有被人民所贬黜。只要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有力量在俄国建立新秩序的真正的立宪会议。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在于人民中那些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力量。我们不会受空话的迷惑——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饶舌家们才会这样——我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力量只能以斗争的胜利来证明，而我们还远远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不会相信动听的词句：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一方面，公开的斗争正在进行，一切词句和一切诺言都立刻受到事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有人正在用立宪的词句、宣言、许诺来愚弄人民，竭力削弱人民的力量，瓦解人民的队伍，促使人民解除武装。再没有什么比这一类诺言和词句更虚伪的了，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熟了，它不仅能够同野蛮的暴力作斗争，而且能够同自由立宪的伪善作斗争。证据就是国外报纸不久以前报道过的那份铁路员工的传单（可惜我们没有原件）。这份传单说，同志们，收集武器，组织起来，以十倍的毅力不懈地斗争吧。只有武装起来和团结自己的队伍，我们才能保卫住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才能完全实现我们的要求。在时机到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又会象一个人一样起来为完全的自由去进行新的更加顽强的斗争。这才是我们的唯一的保证！这才是唯一的并非幻影的自由俄国的宪法！的确，大家看一下10月17日的宣言和俄国的实际情况吧：看看沙皇怎样一方面在纸上承认宪法，另一方面又怎样实行“宪法”，怎样实际运用沙皇政权，难道还有比这更有教益的吗？沙皇的宣言包含有无条件地实行立宪的诺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诺言的价值。宣布了人身不可侵犯。但是那些不合专制制度心意的人仍然在坐牢，仍然在流放，仍然流亡在国外。宣布了集会自由。但是在俄国那些开创真正集会自由的大学却遭到封闭，大学的校门由军警把守着。宣布了出版自由。结果，代表工人利益的机关报《新生活报》[48]因刊登社会民主党纲领而被没收。宣布法制的大臣取代了黑帮大臣的职位。但是黑帮分子在军警的纵容下在大街上“干”得更加起劲了，他们正在自由地和不受惩罚地枪杀、毒打和残害为沙皇政府所不喜欢的自由俄国的公民。面对现实生活中这些最有教益的教训，现在，除非是瞎子或者被阶级私利蒙住了眼睛的人，才会认为维特是否答应实行普选权，沙皇是否签署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宣言，是至关紧要的大事。即使这些“法令”颁布了，也还是不能决定斗争的结局，不能使选举鼓动有真正的自由，不能保证召开有真正立宪性质的全民代表会议。立宪会议应当从法律方面巩固、从议会方面固定新俄国的生活制度，但是在巩固新对旧的胜利以前，为了固定这一胜利，必须真正取得胜利，必须摧毁旧的机构的力量，消灭这些机构，摧毁旧的建筑物，消除警察及其同伙进行任何比较严重的反抗的可能性。只有起义完全胜利，只有推翻沙皇政权并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才能保证选举的完全自由、立宪会议的充分权力。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应当是为了这一目的，应该无条件地把组织和准备起义摆在第一位。只有在起义取得胜利和起义的胜利是敌人完全被消灭的情况下，人民代表会议才不会仅仅在纸上是全民的和仅仅在口头上是立宪的。打倒任何伪善、任何伪装和任何吞吞吐吐！战争已经爆发，战争日益激烈，我们正处在两次战役之间的一个小小的间歇时期。中间道路是不可能有的。“白色分子”的党只是一个骗局。谁不拥护革命，谁就是黑帮分子。这不是我们才这样说。这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说法。这是莫斯科和敖德萨、喀琅施塔得和高加索、波兰和托木斯克的大街上沾满鲜血的石板向一切人述说的。谁不拥护革命，谁就是黑帮分子。谁不愿忍受俄国的自由成为警察的横行、收买、以酒肉诱惑、袭击手无寸铁的人的自由，谁就应当自己武装起来和立刻准备战斗。我们要争取的不是关于自由的许诺，不是关于自由的一纸空文，而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的目标不是使沙皇政权丢脸，不是要它承认人民的权利，而是消灭这个政权，因为沙皇政权是黑帮统治俄国的政权。而这一点也绝不是我们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结论。这是事变的教训。这是这样一些人的呼声，他们到现在为止同任何革命学说都不相干，他们在大街上、在集会上、在自己家里不敢有一点自由的举动，讲一句自由的话，因而也没有被沙皇的这帮追随者踩碎、撕烂、扯破这种最直接的最可怕的危险。最后，革命使这个“人民的力量”、沙皇追随者的力量暴露无遗。它使所有的人一目了然，沙皇政权真正依靠的是谁，是谁真正支持这个政权。就是他们，就是这一群野兽般的警察、丧失理智的军人、变野了的神父、野蛮的小店主、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灌醉了的走卒。正是他们在我们的十分之九的政府机关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协助下主宰着俄国。这就是它——俄国的旺代，它之象法国的旺代，就如同“合法的”君主尼古拉·罗曼诺夫象大骗子拿破仑一样。而我国的旺代也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威力，——公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想错了。[49]它也只是开始充分地扩展开来。它也是还拥有几世纪的黑暗、无权、农奴制度、警察专权所积累起来的“燃料储存”。它把亚洲式的野蛮同用来对那些最受城市资本主义文明的压抑和折磨、那些被弄得境况连牲畜都不如的人进行剥削和愚弄的巧妙手法中一切极端恶劣的方面结合在一起。这个旺代是不会因沙皇的任何宣言、正教院的任何文告、高级和低级官僚机关中的任何变动而归于消灭的。只有有组织的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把它摧毁，因为只有本身受到剥削的无产阶级，才能唤起一切比自己更卑微的人，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人和公民，向他们指出摆脱一切剥削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造就一支强大的革命大军的核心，这支军队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纪律、自己的组织、自己在斗争中的英雄气概，这一切是任何旺代都抵挡不住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在各地建立这种革命大军。任何一个不愿意留在黑帮队伍的人都应当参加到这支大军的行列中来。在国内战争中不能有中立者。谁要是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谁就是以自己的消极态度支持趾高气扬的黑帮分子。军队也在分裂为红色的军队和黑色的军队。两个星期以前我们曾经指出，军队是多么迅速地被吸引到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来。［注：见本卷第27—28页。——编者注］喀琅施塔得事件[50]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尽管维特这个恶棍的政府把喀琅施塔得的暴动镇压下去了，尽管它现在枪杀了几百个再一次举起红旗的水兵，这面旗帜还是会愈飘愈高，因为这是全世界一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旗帜。尽管《新时报》之类的奴仆报刊叫嚣军队保持中立，这种可鄙的伪善的谎言还是在黑帮分子的每一件新的丰功伟绩面前象烟云一样地消散了。军队不可能是，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中立的。就是在目前，它在极其迅速地分裂为自由的军队和黑帮的军队。我们要加速这种分裂。我们鄙视一切不坚定分子和动摇分子，鄙视一切对于立刻建立民兵的思想感到害怕的人（根据外国报纸的最新消息，莫斯科杜马否决了建立民兵的草案）。我们要十倍地加强我们在群众中的鼓动工作，十倍地加强我们在成立革命部队方面的组织活动。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大军将和俄国军队中的红色队伍汇合起来，到那时我们倒要看一看，警察黑帮能不能打败整个新的、年轻的、自由的俄国！载于1905年11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2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49—58页注释：[46]《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49。[47]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49。[48]《新生活报》（《НоваяЖизнв》）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正式编辑兼出版者是诗人尼·明斯基，出版者是女演员、布尔什维克玛·费·安德列耶娃。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51。[49]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旺代后来成了反动叛乱和反革命策源地的同义语。——53。[50]指发生于1905年10月下半月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武装起义。沙皇10月17日（30日）宣言颁布后，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士兵和工人响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琅施塔得委员会的号召，接连举行游行示威。10月23日（11月5日）在喀琅施塔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大会通过的决议要求改善军人的法律地位和物质条件以及建立民主共和国、实施普选权、消灭等级等。12月26日（11月8日），由于当局逮捕参加游行的士兵，群情激愤的水兵和士兵们自发地举行了起义。26日晚喀琅施塔得实际上被起义者所掌握。政府调来军队以后，于10月28日（11月10日）晨宣布喀琅施塔得戒严，镇压了起义，解除了士兵和水兵武装，逮捕了4000名水兵和近800名士兵。为了保卫这些面临战地法庭审判和死刑威胁的水兵和士兵，彼得堡无产阶级宣布了总罢工。11月5日政府被迫声明，起义参加者将由普通军事法庭审判。12月，法庭判处10名水兵服苦役，另有67人被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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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39]（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在欧洲，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统治，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几乎完全是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只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大约3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德国也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在德国占优势的，老实说，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中的见解。而在罗马语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在先进工人中最流行的学说是蒲鲁东主义[40]、布朗基主义[41]、无政府主义，这些学说所反映的显然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无产者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恰恰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个迅速的和完全的胜利呢？现代社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发展，革命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全部经验，都日益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则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最好的宣传。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25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如果说，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惊人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得到了胜利，那么，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革命的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1902年著名的小俄罗斯农民起义[42]以后——则使衰落了的民粹主义又稍微活跃起来。用欧洲时髦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43]、对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陈旧的民粹主义，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同纯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中，农民问题都占中心地位。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否认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44]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完整的学说现在只剩下一些残枝败叶了，但是为了自觉地弄清楚现在的争论，为了不使这些争论成为互相谩骂，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所以迷误的一个总的和根本的民粹主义的根源。民粹派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农夫。这种看法是由迷信村社的社会主义性和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命运所必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工人，而俄国农业和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他们看法的正确性。在俄国，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了，而关于农民运动，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全部分歧，直到现在为止都表现在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不同的看法上。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正好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它正好意味着是一种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它恰恰不承认任何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它恰恰不是以大经济，而是以小经济为出发点的。总而言之，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就是真正的和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民粹派对农民村社的迷信以及民粹派的无政府主义，完全说明了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象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而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农民运动绝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会铲除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第一次开展纯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这里就有两种正好相反的看法，凡是想要弄清社会革命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原则分歧的人都应当清楚地了解这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另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千百遍地反复说（例如参看《革命俄国报》[45]第75号）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忽视”（根本不理会）农民问题，这表明他们是多么无知。要反对这种十分无知的说法，只有一个方法：反复讲述一些最浅显的道理，把民粹派旧有的一贯看法说清楚，一百遍一千遍地指出真正的分歧既不在于愿意或者不愿意顾及农民问题，也不在于承认或者忽视农民问题，而是在于对俄国当前的农民运动和当前的农民问题有不同的估计。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俄国的农民问题的人，首先就是十分无知的，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切主要的著作，从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这本书在20多年以前就出版了）起，主要就是说明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第二，谁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问题，这就证明他企图逃避充分估计真正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当前的农民运动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按其客观意义来说是不是反对农奴制的残余？社会革命党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他们糊涂透顶，分不清旧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把社会革命党人叫作抱有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农民运动的估计不能摆脱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空想。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来重复最浅显的道理。当前俄国的农民运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土地和自由。这个运动的完全的胜利将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获得了自由，就会推翻地主和官吏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统治。如果它获得了土地，就会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夺去地主的土地）是否会消灭商品经济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灭农户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会化的”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除拥有许多牛马的富裕农民和雇农、日工之间，即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呢？不，不会消除。恰恰相反，上层等级（地主）被粉碎和消灭得愈彻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峙也就愈深刻。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将有怎样的客观意义呢？这个胜利将会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但是决不会消灭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不会消灭资本主义，不会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划分为富人和穷人、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为什么当前的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呢？因为它消灭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个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基础，并不消灭资本的统治。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当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个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注：手稿上在“应当”之后还有“不倦地”一词。——俄文版编者注］向农民解释，单是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不够。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为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作准备，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民资产阶级以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最终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主义这些起码的真理（这些真理是社会革命党人始终不愿去研究的），我们就很容易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下列“最新的”反驳意见了。《革命俄国报》（第75号）喊道：“为什么非得先支持全体农民去反对地主，然后（也就是同时）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全体农民，而不是立即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地主，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相干，只有天晓得。”这是最原始、最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而在我们俄国，眼前摆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两种不同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告诉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农民村社内，即他们认为是完全“社会化的”土地上，这种生产关系也是存在的）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小土地占有者阶层，即小资产者阶层的农民进行反对一切农奴制残余、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只有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用“立即”这种字眼蒙住眼睛不看这两种战争的区别，就等于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不肯对现实作任何分析。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失去了旧民粹主义观点的完整性，他们甚至连民粹派本身的学说中的许多东西都忘记了。在同一号的《革命俄国报》上还写道：“列宁先生在帮助农民剥夺地主的同时，不自觉地对小资产阶级经济在多少已经有所发展的资本主义农业形态的废墟上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岂不是后退一步吗？”先生们，你们该知道点羞耻吧！你们竟然把你们的瓦·沃·先生忘了！查看一下他的《资本主义的命运》、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文集》以及你们的哲人们的其他著作吧。那时你们就会记起俄国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那时你们便会知道还有工役制这种徭役制的直接残余的存在。假使你们再去看看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那你们就会明白，除非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徭役制经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而且也不能发展和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为了诋毁马克思主义，你们使用的是极其平常的、早已被人揭穿了的方法：你们硬把大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直接代替大的徭役制经济这种滑稽的简单化的看法强加给马克思主义！你们说，地主的收成比农民的高，所以剥夺地主是后退一步。这种议论只应当出自中学四年级学生之口。先生们！请想一想吧，在农奴制度崩溃的时候，把收成低的农民土地从收成高的地主土地中分开来，岂不是“后退一步”吗？现代的俄国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现在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按其客观意义来说，就是农民同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但是如果企图把一切单个的情况都列举出来，把每一单个的情况都加以衡量，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确定哪里是农奴制的终点，哪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起点，这就是把你们自己固有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我们不可能计算出，从小商人那里买来的用品的价格中，哪一部分是劳动价值构成的，哪一部分是欺诈等等构成的。先生们，这是不是可以说，劳动价值论应当被抛弃呢？现代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只有学究先生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的义务就是把每一单个的情况下的每一个细小的特点都按它的某种社会性质加以衡量、计算并一一记录下来。只有空想家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用不着”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实际上，从这里只能作出唯一的一个结论：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和自己的策略中，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在现代的半农奴制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发展得愈明显，立即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也就愈加迫切，因为在上述情况下，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没收，纯粹资本主义的或纯粹无产阶级的对抗性都会愈加迅速地暴露出来。在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愈突出，民主主义的没收就愈能迅速地推动真正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也就是说，借助于“社会化”这种字眼把民主革命虚假地理想化就愈加危险。这就是从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混在一起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所以，要把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种斗争混淆起来。要支持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但是绝不同这种非阶级的斗争合流，绝不用社会化这类虚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钟也不忘记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完全独立的、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彻底支持最坚决的民主主义，但是它决不受那种想在商品经济下造成“平均制”的反动幻想和尝试所迷惑，从而离开革命的道路。农民同地主的斗争现在是革命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在目前经济和政治的演进时期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革命的，我们支持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措施。不过，把这种措施称为“社会化”，欺骗自己欺骗人民，说什么在商品经济下有“平均”使用土地的可能，那可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这个美名只好让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去独享了。载于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无产者报》第2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9—48页注释：[39]《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在1905年11月10日《新生活报》第9号上转载时，稍有删节。文章的提纲已收入本卷《附录》（见第373—374页）。列宁为撰写这篇文章而对1905年9月15日《革命俄国报》第75号社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农民问题》作的摘录和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433—434页。——37。[40]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37。[41]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37。[42]指1902年3月底—4月初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拥有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是20世纪初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起义的原因是：这两省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就极端困苦，遇到1901年歉收引起的饥荒，到1902年春季更加恶化。农民们群起夺取地主庄园中储存的粮食和饲料。受到农民袭击的地主庄园，在波尔塔瓦省有56个，在哈尔科夫省有24个。农民还要求重新分地。沙皇政府派军队镇压起义农民。许多农民遭杀害。许多村子的农民人人被鞭打。成百的农民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农民还被迫赔偿地主80万卢布“损失”。列宁在《告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中分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70—171页）。——38。[43]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38。[44]农民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38。[45]《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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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最新消息（11月4日〔10月22日〕于日内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最新消息11月4日（10月22日）于日内瓦在血腥的尼古拉的“立宪”宣言发表以后，紧接着就发生了特列波夫及其手下那帮匪徒所策划的无数次新的谋杀事件。哥萨克肆无忌惮，犹太人惨遭蹂躏，刚刚“被大赦出狱的”政治犯就在街上被枪杀，黑帮在警察的怂恿下到处抢劫，——为了镇压革命斗争，一切手段都使出来了。沙皇帮了革命者一个大忙，他证实了革命者关于“自由主义的”宣言是假让步，是一出丑恶的闹剧的评价。沙皇自己想要挑起又一次的决战。这样更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现在都准备用来投入下一次的进攻，消灭沙皇制度这个妖魔；沙皇制度在垂死的时候企图最后一次煽起愚昧的大众的愚昧本能。现在特列波夫愈是疯狂地挣扎，整个特列波夫匪帮和整个罗曼诺夫家族就愈是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彻底的覆灭。载于1925年联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出版社出版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第6分册《附录》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8页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鲍曼（1905年10月21日〔11月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鲍曼（1905年10月21日〔11月3日〕）今天，公历11月3日，电报传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兽医尼·埃·鲍曼在莫斯科被沙皇军队杀害的消息。在他的墓前举行了示威活动，他的妻子（也是我们党的党员）对送葬群众讲了话，号召他们举行武装起义。我们现在没有可能给死难的同志写详细的传记，目前只能谈一下他的主要的活动。90年代，他开始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进行工作。后来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坐了22个月的牢，又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他从流放地逃往国外并于1900年一开始就参加了创办《火星报》[37]的活动，成为主要的实际领导人之一。他多次秘密回国。1902年2月在沃罗涅日因参加《火星报》的联络工作一案被捕（被一个医生出卖），投入基辅监狱。1902年8月，他和其他10个社会民主党同志一起越狱。他曾经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化名索罗金）。他也参加过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38]（化名萨拉夫斯基）。以后他担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4年6月19日又遭逮捕并被关进塔甘卡监狱。他获释出狱大概才只有几天。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战士永垂不朽！在胜利的革命的头几天中牺牲的革命者永垂不朽！愿起义人民在他的灵前表达的敬意成为起义彻底胜利和该死的沙皇制度彻底灭亡的保证！尼·埃·鲍曼的被害清楚地表明，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的演讲人把10月17日的宣言称作圈套、把政府在宣言发表以后的行动称作挑衅是多么正确。当政权和武装力量还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所有这些口头上许诺的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被哥萨克枪杀在大街上，这种“大赦”实际上不正是一种圈套吗？载于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无产者报》第2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6—37页注释：[37]《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凯·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都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34。[38]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13—18日（26—3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是在孟什维克再三要求下召开的。他们想以这次代表大会对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反对召开这次国外同盟代表大会。出席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代表15名（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埃·鲍曼、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马·马·李维诺夫等），共18票（未出席代表大会的同盟成员可以委托他人表决）；少数派代表18名（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共22票（从第二次会议起多数派代表为14名，少数派代表为19名）；既不参加多数派也不参加少数派的代表1名（康·米·塔赫塔廖夫），2票。列入大会议程的有下列问题：同盟领导机关的报告；出席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的报告；同盟章程；选举同盟领导机关。大会议程的中心问题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盟的代表列宁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说明，并揭露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及其在代表大会上的无原则行为。反对派利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多数通过决议，让马尔托夫在列宁报告之后作副报告。马尔托夫在副报告中为孟什维克作辩护，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污蔑性责难。为此列宁和多数派代表退出了大会的这次会议。孟什维克就这一项议程通过了三项决议，反对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并号召不断地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大会通过的国外同盟的章程中有许多条文是违反党章的（如同盟出版全党性书刊、同盟领导机关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等），孟什维克还对中央委员会批准同盟章程的权利提出异议。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弗·威·林格尼克要求修改同盟章程使其符合党章规定。他在反对派拒绝了这个要求之后，宣布这个大会是非法的。林格尼克和多数派代表退出大会。党总委员会随后赞同了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这一行动。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把同盟变成了反党的据点。——34。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10月19日〔11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11月1日（10月19日）于日内瓦星期一夜晚，一则电讯给欧洲带来了颁布10月17日沙皇宣言[30]的消息。《泰晤士报》的记者报道说：“人民胜利了。沙皇投降了。专制制度已不复存在。”俄国革命的远方朋友则是另外一种说法，他们从巴尔的摩（北美）给《无产者报》发来的电报说：“祝贺俄国革命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后面这个评价无疑要正确得多。我们完全有权利来庆祝这一胜利。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它只不过是把战场留给敌人，从战场上退却了，在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中退却了，但是它还远远没有被击溃，它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革命的人民还要解决许多极其重大的战斗任务，才能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10月17日这一天，在历史上将是俄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日子。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全民罢工发展到了高峰。在俄国各地的团结一致英勇斗争的热潮中站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用自己强有力的手，使整个工业、商业和国家的活动陷入停顿。全国都在暴风雨前愣住了。时而从这个大城市，时而从那个大城市传来一个比一个更使人惊慌的消息。军队在动摇。政府停止进行迫害，革命者没有开始公开的猛烈的进攻，但是起义已在各地自发地爆发起来。沙皇政府在最后的时刻让步了，因为它已经意识到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到它在任何情况下也绝对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而遭到彻底的失败倒是非常可能的。据说特列波夫说过：“先流血，然后才是宪法。”制定宪法的必要性，即使在当前的起义遭到镇压的情况下也是毫无疑问的了。而且政府也认为最好不要冒挑起重大的普遍的流血事件的危险，因为人民一旦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就会被彻底铲除。政府在10月17日星期一所掌握的、迫使它避开殊死战斗而作出让步的材料，我们所知甚少。地方和中央的政府当局都想方设法封锁或删节关于起义在猛烈发展的消息。但是，即使是欧洲报刊上零星刊载的并且经过删节的一点点材料也无庸置疑地证明，这是使沙皇和沙皇政府的大臣们感到极端恐惧的真正的起义。一个星期以前，我们根据第一批关于全俄政治罢工的消息曾经说过，沙皇政府和革命力量势均力敌。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镇压革命。革命也还没有力量击溃沙皇政府［注：见本卷第2—4页。——编者注］。但是，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任何的迟延对于沙皇政府来说都是极大的危险，因为迟延必定会使军队发生动摇。起义扩大了。流血事件已遍及俄国各地。从雷瓦尔到敖德萨，从波兰到西伯利亚，人民都在进行街垒战。军队在一些小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同时却传来了消息，说出现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情况，它清楚证明专制制度在军事上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是关于沙皇军队和起义的人民举行谈判（在哈尔科夫）的消息，关于军队撤出城市（哈尔科夫和雷瓦尔）——这是恢复平静的唯一手段——的消息。同起义的人民举行谈判，撤走军队，这是结局的开始。这种情况比任何议论都更能证明军事当局已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摇摇欲坠。这表明军队中的不满情绪已达到真正可怕的程度。国外的报刊上也刊载了某些消息和传闻。在基辅逮捕了拒绝开枪的士兵。波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敖德萨，把步兵关在兵营里，不敢让他们上街。在彼得堡，海军开始了明显的骚动，而且据报道，近卫军[31]极不可靠。关于黑海舰队，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打听到真实的情况。10月17日的电讯就已经说，关于这支舰队发生新的骚动的传闻持续不断，一切电报都被当局截住，当局采用一切手段不让有关事态的消息流传开来。综合所有这些片断的报道，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从纯军事观点来看，专制政府的状况也是十分不妙的。虽然专制政府镇压了一些局部的暴乱，它的军队有时在这儿，有时在那儿攻下了一些街垒，但是，这些局部的冲突只是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只是加剧了人们的愤怒情绪，只是使更猛烈的全民爆发来得更快，而这一点正是已经不信赖军队的政府所害怕的。敌人没有采取重大的战斗行动。敌人退却了，把战场留给革命的人民，敌人退到了他认为比较巩固的新阵地，企图在这个阵地上聚集比较可靠的力量，团结他们，激励他们，选择有利时机发动进攻。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的许多比较“公正的”评论可以证实对伟大的10月17日的上述评价是对的。一方面，欧洲的资产阶级感到放心了。沙皇的宣言答应真正的立宪：杜马具有立法权，任何法律未经人民代表同意都不能生效，赋予大臣以实权，赋予公民以自由，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于是交易所急忙表示提高对俄国财政的信任。最近几天下跌的俄国证券行市又开始回升。从革命的彼得堡逃走的外国银行家答应两星期后回来。在欧洲资产阶级看来，宪法是“和平的”、小小的让步的保证，这种让步使有产阶级感到十分满意，同时又不让革命的无产阶级得到“太多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自由派资产者也不能不看到，沙皇的宣言只是一些空话，一些诺言。现在谁还只是相信诺言呢？当监狱里仍然关满所谓政治犯，书报检查制度还在继续执行的时候，这些关于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自由的空话难道不是笑话吗？将由什么人去履行沙皇的诺言呢？是那个听说库兹明－卡拉瓦耶夫、科西奇、科尼等人也参加的维特内阁吗？这样的内阁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也称不上，它只不过仍是一个多次被宫廷反动集团战胜了的自由派官僚的内阁。难道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流血牺牲，是为了让自由派官僚用空话和诺言来敷衍搪塞吗？！不，沙皇政府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还远远没有崩溃。革命无产阶级还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战斗，而第一个胜利将帮助它团结自己的力量，同时在斗争中赢得新的同盟者。《泰晤士报》记者在宣言颁布的当天写道：“自由事业胜利的本身只能促使反动分子采取新的行动，而且，只要军队仍然处在旧的长官的控制下，俄国就不可能保证不发生军事政变。”“还有一个问题，政府在革命高潮的时候被迫实行的让步，会不会成为革命力量增强的信号？”资产阶级乐观派说道：“不知道官僚制度是被赶出了自己的城堡，还是仅仅撤离了自己的前沿阵地”，——尽管事实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的“城堡”依然屹立着。让步具有被迫的性质，这最使温和派资产者感到不安。法国当权的富翁的机关报《时报》[32]当初对“无政府状态”深表愤慨，辱骂和诽谤全俄政治罢工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现在这家报纸（它本身对沙皇的立宪诺言是满意的）不安地指出：“沙皇不是主动行事，只是签署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委托书’。这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它使随后的一系列改良具有被迫的性质，具有某种不连贯的、突然出现的东西的性质。这种做法使政府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而对暴力则是一种奖励。遗憾的是，情况已经很明显：事情确实太糟糕了，政府没有别的办法来摆脱它被逼入的绝境。这不但是对立宪派、对温和派的投降（当然首先应该听他们的），而且是对罢工的投降，对革命的投降，我们快些忘记这种投降的性质吧。”不，资产者先生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沙皇是被迫投降的！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只是靠力量，靠自己组织的力量、自己齐心协力的力量、自己的群众的英雄主义的力量才赢得沙皇政府在书面宣言上承认的自由，只有靠这种力量才能在将来赢得事实上的自由。我们在上面说过，敌人把战场留给革命的无产阶级之后退却了。现在我们要加一句：正在退却的敌人继续被紧紧追击着。10月17日，星期一，颁布了沙皇宣言。根据沃尔弗通讯社[33]的报道，18日，星期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34]就在彼得堡大量印发了。宣言声明，无产阶级的斗争丝毫没有因为沙皇宣言的颁布而停止。无产阶级的策略应该是：利用沙皇政府在无产阶级打击的压力下所赐予的权利，组织工人大会解决继续罢工的问题，成立民兵保护革命的［注：手稿上此处用的不是“革命的”，而是“赢得的”。——俄文版编者注］权利，提出大赦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人民集会上发表演说，坚持要求召集立宪会议。据电讯，罢工委员会[35]要求实行大赦和立即在实行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革命的本能立刻使彼得堡的工人提出了正确的口号：坚持不懈地继续斗争，利用新夺取到的阵地继续猛攻，真正消灭专制制度。因而斗争还在继续，集会次数越来越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由于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而产生的欢乐和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并没有妨碍进一步组织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把人民中更广阔的阶层吸引到自由事业方面来，取决于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工人阶级通过全俄政治罢工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我们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我们正在建立工人民兵（这是革命的唯一可靠的支柱），准备迎接新的更坚决的斗争，坚持我们原来提出的口号，但是同时还应该特别注意军队。沙皇被迫让步必定会在军队中引起极大的波动，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吸引士兵参加工人集会，加强兵营中的鼓动工作，扩大同军官的联系，从而在建立工人的革命军队的同时，也在军队中建立有觉悟的革命者的基干队伍，这些军队在昨天还只是沙皇的军队，而现在已经处于向人民军队转变的前夕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总罢工的伟大日子里使军队陷于瘫痪，争取到军队保持中立。现在应该力争军队完全转到人民方面来。革命的无产阶级引导城市的革命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伟大胜利，现在应该扩大和加深革命的基础，把革命扩展到农村去。唤起农民自觉地保卫自由的事业，要求采取有利于农民的重大措施，准备开展农村运动（农村运动如果同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结合起来就一定能粉碎专制制度，争得完全的和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迫切任务。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奋起保卫革命和争取完成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的人数。革命战争和其他战争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主要的后备力量是从敌人昨天的同盟者即沙皇制度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或者从那些曾经盲目跟随沙皇制度的人的阵营中得来的。而全俄政治罢工的胜利比任何宣言和法令中的含混不清的言词更能打动农民的心，更能启发他们的觉悟。一年前，政治舞台的整个前台都被自由派资产者占据着，俄国的革命才刚刚开始发展。1月9日[36]城市工人阶级起来行动的时候，革命已经站稳了脚跟。在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并且动摇了使各民族尤其是各民族的劳动阶级吃尽苦头的沙皇宝座的时候，革命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当工人再一次奋起并且引导农民前进的时候，革命就会粉碎敌人，把暴君沙皇的宝座彻底摧毁。而往后，往后俄国革命还有后备军。各族人民和各国家能够互相隔绝地生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请看：欧洲已经不平静了。欧洲的资产阶级焦虑不安，准备拿出亿万的金钱，只要能够扑灭俄国的火焰。欧洲军事强国的执政者打算给沙皇以军事援助。威廉已经派来几艘巡洋舰和两个雷击舰总队来建立德国丘八和彼得戈夫的直接联系。欧洲的反革命向俄国的反革命伸出了援助之手。霍亨索伦先生，来较量较量吧！我们俄国革命在欧洲也有后备军。这个后备军就是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即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全世界的工人都带着激动的欢乐的心情庆祝俄国工人的胜利，同时，他们认识到国际社会主义大军的各支队伍必须紧密配合，所以自己也准备投身于伟大的决战中。全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你们不是孤立的！如果你们能够推翻、击溃和消灭农奴主的、警察的、地主的和沙皇俄国的暴君们，你们的胜利就将是全世界反对资本暴政的信号，是劳动人民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完全解放的信号，是人类争取摆脱贫困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号。载于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无产者报》第2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7—35页注释：[30]10月17日沙皇宣言是指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的《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为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26。[31]近卫军是有些国家军队中的一部分享有特权的精锐部队。在俄国，近卫军是彼得一世于1687年建立的。20世纪初，俄国的近卫军包括12个步兵团、4个射击兵团和13个骑兵团、3个炮兵旅、1个工兵营以及一部分海军部队。近卫军曾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主力。后来沙皇政府采取措施把它变成了反动势力的支柱。在1905—1907年革命中，近卫军执行了反革命的任务，参与枪杀1905年1月9日（22）日向沙皇请愿的彼得堡工人群众和镇压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18年近卫军建制被撤销。——28。[32]《时报》（《Le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30。[33]沃尔弗通讯社是德国新闻记者伯·沃尔弗于1849年在柏林创办的，曾是欧洲最大的通讯社之一。根据1870年同英国路透社和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签订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沃尔弗通讯社主要向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东欧（包括俄国）供稿。1933年和德国通讯同盟一起组成德意志通讯社（ＤＮＢ），该社存在到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投降。——30。[3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10月18日（31日）就沙皇10月17日宣言发表的《告俄国人民书》。——30。[35]这里说的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日子里作为联合罢工委员会于10月13日（26日）产生的，10月17日（30日）选出了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到11月中旬，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有562名代表，代表147个工厂、34个作坊和16个工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彼得堡组织和中央委员会以及崩得的代表都参加了彼得堡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彼得堡苏维埃同全俄铁路工会、全俄农民协会等组织经常接触并得到它们的支持。还在十月总罢工以前，俄国第一批工人代表苏维埃就已在罢工运动的基础上产生。1905年5月和7月，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科斯特罗马先后成立了苏维埃。9月，莫斯科的印刷、烟草等行业的工人分别成立了苏维埃。十月罢工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推动了各地苏维埃的建立。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前不久成立。在基辅、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弗拉基高加索、雷瓦尔、新罗西斯克、萨拉托夫、赤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巴库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也都出现了苏维埃。彼得堡苏维埃同各地苏维埃保持着密切联系。彼得堡苏维埃除了领导十月罢工外，还颁布了出版自由的命令，决定用革命方式在所有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保卫喀琅施塔得被捕的起义水兵和革命的波兰于11月2—7日（15—20日）举行了政治总罢工，讨论了与同盟歇业斗争的办法，并根据农民协会的建议于12月2日（15日）同各革命政党与组织联合发布了著名的《财政宣言》。但是彼得堡苏维埃的领导权掌握在孟什维克手里。它的主要领导人先后是格·斯·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列·达·托洛茨基和亚·李·帕尔乌斯。列宁指出，彼得堡苏维埃作为新政权的机关是最弱的。彼得堡苏维埃没有利用一切机会有效地准备起义，没有负起领导全俄起义的责任。12月3日（16日）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对付政府反动措施时，没有通过举行总罢工的提案，而且会议本身遭到警察和士兵的袭击，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一大部分苏维埃代表被逮捕。——31。[36]指1905年1月9日。这一天，彼得堡工人按照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的建议，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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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不列颠工人运动和工联代表大会》一文的两条注释（1905年10月18日〔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不列颠工人运动和工联代表大会》一文的两条注释[29]（1905年10月18日〔31日〕）1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塔夫河谷铁路公司管理处因罢工给铁路公司造成损失而控告铁路工会。资产阶级法官不顾工人的激烈反对，作出了赔偿资本家损失的判决！判决工会赔偿资本家老爷们因罢工所受到的损失，实际上等于取消罢工的自由。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的法官，在事情涉及劳资斗争的时候，甚至能把宪法保证的自由变为一纸空文。2令人遗憾的是，英国工人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个可悲的例子，它说明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主义就必然会堕落并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6页注释：[29]这是列宁给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刊登的《不列颠工人运动和工联代表大会》一文写的两条注释。第1条注解文内提到的塔夫河谷案件，第2条是注解文章结尾部分。这篇文章译自德文，没有署名，列宁对该文的译稿作了校订。——25。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俄国局势的尖锐化（1905年10月18日〔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俄国局势的尖锐化1905年10月18日〔31日〕柏林的自由派报纸《福斯报》用这个标题刊登了下面这个不无意义的消息：“沙皇帝国内的事件正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发展着。任何公正的观察家都看得很清楚，无论是政府，无论是哪个反对派或革命党，都不是局势的主宰。逝世过早的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其他一些高等学府的教授曾徒劳无益地企图劝说俄国的大学生离开那条危险的道路，也就是大学生所走的那条决心要把大学变为人民举行政治集会的场所的道路。大学生情绪激昂地追悼了特鲁别茨科伊，成群结队地把他的遗体送到墓地，使出殡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性游行示威，然而，他们并不听从死者关于不准闲人进入大学的劝告。在彼得堡大学，在矿业学院，在综合技术学校，都举行了大规模的人民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大学生往往只占少数。大会常常从清晨一直开到深夜。人们发表热烈的、煽动性的演说，高唱革命歌曲。此外，还在那里痛骂自由派，特别是痛骂他们的‘不彻底性’，说这种‘不彻底性’并不是俄国的自由主义所偶然具有的，而是由什么永恒的历史规律决定的。这些责难包含了某种深刻的悲剧意味。尽管这些责难有历史上的论据，但是它们实际上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因为俄国的自由派甚至没有机会表现出一点点多少会损害对所有政党都十分重要的解放事业的不彻底性。阻碍自由派的生存道路的，不是他们的事业，而是他们的苦难。政府在这些事件面前一筹莫展〈黑体是原有的〉，正如它在工人风潮面前和通常在骚动面前一筹莫展一样。当然，它可能又在策划一次残酷的大屠杀，只是等候运动成熟到可以派哥萨克去袭击的时刻而已。但是，即使如此，掌权者也还是谁都不能断定，这个措施会不会导致不满情绪的更激烈的爆发。就连特列波夫将军也对自己失去信心了。他在自己的朋友面前并不讳言：他认为自己已经走上死路，他并不期望自己的控制会有什么好结果。他说：‘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且履行到底而已。’既然警察头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见沙皇的事业一定是不大妙了。事实上也不能不承认，尽管特列波夫竭尽一切努力，尽管数不清的委员会和会议在进行狂热的活动，去年以来的紧张局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紧张了。不管你往哪里看，局势到处都变得更恶化、更危险了，情况到处都显得更尖锐了。”这个估计有许多正确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是自由派的愚蠢无知。“自由派不可能表现对事业有害的不彻底性。”是这样的吗？这些可怜的自由派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比别的一些党派更公开、更自由地表现自己呢？没有！大学生竭力同立宪民主党人划清界限并且使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在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这是因为指导着大学生的是他们由于同无产阶级交往而保持着的健康的革命本能。明天将给我们带来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争自由的战斗。争自由的战斗也许还要遭受不止一次的失败，但是失败只会更深刻地激励工人和农民，只会更进一步加剧危机，只会更猛烈地促成自由事业最后必然获得胜利。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不让君主派地主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水蛭吸附在这个胜利上，不让这个胜利主要为大资产者老爷们所利用，象在欧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那样。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工人和农民的这个胜利贯彻到底，彻底粉碎一切令人深恶痛绝的专制机关、君主政体、官僚制度、黩武主义和农奴制度。只有这样的胜利才会把真正的武器交到无产阶级手中，——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点燃整个欧洲，使俄国的民主革命成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3—25页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小丑大臣的计划（1905年10月18日〔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小丑大臣的计划（1905年10月18日〔31日〕）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的政策，有时不妨回顾一下昨天的政策。请看通常消息灵通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10月10日（23日）的彼得堡电讯：“我从可靠方面获悉，政府业已决定赐予改革家所要求的四项自由，但是这是有限制的自由。政府希望这一让步能够把温和派拉过去。维特伯爵昨天就这个问题和沙皇作了长时间的商谈。哥列梅金先生正在起草关于把国有土地分给农民的法案。这个法案将在杜马召开时提出讨论。希望用这个办法争取农民的选票。政府的运动计划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这个计划显然排除了在杜马召开以前自愿地赐予宪法的可能性，尽管立宪民主党人对此抱有一些希望。立宪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在星期三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在杜马开会时或杜马开会以前赐予宪法的情况下立宪民主党怎样行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同意在杜马中工作呢，还是应当坚持通过全民投票来召开立宪会议。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希望，政府的让步终将在不扩大选举权和不赐予杜马以立法权的情况下终止宪法运动，但是一切迹象表明，情况和这个希望恰恰相反。”是的，政府的“运动计划”是清楚的。同样，对一切眼睛不瞎的人来说，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的“运动”也是清楚的。糟糕的只是，工人阶级正在行动起来，无论维特先生或者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的狡猾计划都是免不了要落空的。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21—22页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革命的里加的最后通牒（1905年10月18日〔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革命的里加的最后通牒（1905年10月18日〔31日〕）一向很注意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事态的德国报纸报道了下面这件值得注意的事实。里加综合技术学校的情况和其他一些高等学校的情况一样：学生的集会变成了政治性的群众大会。大学生组成了战斗的革命力量。自由派的要人们皱起眉头在嘟嘟囔囔地埋怨政府软弱。但是在里夫兰，地主老爷的处境是那么困难，以致他们毅然决然地着手组织保卫他们的庄园的武装卫队，不再依靠那个对农民、工人和大学生都束手无策的政府。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地区的贵族在认真地组织内战：他们公开雇用大批队伍，用精良的连发枪武装他们，并且把他们布置在自己的广阔的庄园里。原来，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一部分德国大学学生会会员加入了这些队伍！当然，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的大学生不但对这些穿着大学生制服的黑帮分子宣布了抵制，而且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关于大学生参加地主黑帮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派出两名委员到农村去向农民了解情况。政府逮捕了这两名代表，并且把他们送进里加监狱。于是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的大学生行动起来了。他们召开大会。通过了一个最坚决的决议。要求应邀参加大会的综合技术学校的校长立即采取措施释放被捕者。决议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最后通牒：如三天之内被捕者还没有按时释放，大学生将在里加工人的支援下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使他们获得释放。当时省长不在里加，他到彼得堡谋取总督的职位去了。代理省长害怕起来，耍了一个手腕就“溜之大吉”。他把校长和两个被捕者叫去（公历10月20日的《福斯报》[28]是这样说的），问两个被捕者是否知道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他们当然回答说，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任何违法的地方。于是代理省长，照一家好象是里加的报纸的说法，就竭力告戒他们不要再做这种严重违法的事，然后把两个人都释放了。钟情于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地区的贵族的记者忧心忡忡地补充说：“在大学生看来，以及在支持大学生的群众看来，政府在最后通牒的面前屈服了。就是旁观者也不能不得到同样的印象。”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9—20页注释：［28］《福斯报》（《VossischeZeitung》）是德国温和自由派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20。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失败者的歇斯底里（1905年10月18日〔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失败者的歇斯底里（1905年10月18日〔31日〕）在我们的《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一文写好以后，我们收到了《火星报》第112号，上面登着一篇神经质的、充满了愤怒、眼泪、大声喊叫和怪腔怪调的文章《小组习气的产物》。这篇文章只能叫作歇斯底里，不能叫作别的。要从歇斯底里的号叫中找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论据，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既然你们自己自愿出席俄国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小组习气又从何谈起呢？如果你们还没有完全失掉思考的能力，那就请你们哪怕是稍微想一想吧，哪怕是在你们的歇斯底里发作过后想一想吧！既然你们同意出席代表会议，既然你们的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那就意味着，你们自己承认这个会议是一件严肃的、党的、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事情。既然你们自己自愿参加这个会议，这一行动就表明你们承认召开这个会议是严肃的和必要的事情。可是你们在会上遭到失败以后，却开始骂起人来，你们这样做只能让稍有头脑的工人都瞧不起你们！你们之所以不满，是不是因为，你们认为，会议对你们的策略的责备太尖锐了，竟把参加杜马叫作背叛自由事业？但是，可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道参加代表会议的，而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老早就在小册子和文章中指出你们已经变成君主主义自由派政党的走狗，这一点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这一点你们是很清楚的，如果你们现在气得发昏，老实说，我们实在爱莫能助。要知道，在俄国各民族一切秘密的政党、组织、派别和机关报之中，只有你们还和《解放》杂志搞在一起，这是事实，是无法抹杀和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对你们的最尖锐的、历史上空前尖锐的谴责，而你们却以为尖锐的根源是“背叛自由事业”这个字眼！你们是这样惊慌失措，在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竟大叫大嚷，说崩得和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所维护的组织上的联邦制是有害的。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这样做很不明智，这只是更加突出地表明你们失败的惨重罢了。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事实上是谁两年来维护了而且现在还在维护组织上的涣散和模糊，维护协议和分权制的原则呢？正是你们新火星派。正是崩得、拉脱维亚和波兰社会民主工党中的联邦主义者曾经在报刊上响应你们所有的破坏组织的言论来反对所谓集中制的极端表现等等。上述各个党中的一切联邦主义者都曾经写过和发表过与少数派观点相同的文章，这也是事实，是无法抹杀和无可争辩的事实。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看，你们重新提起联邦制是多么不合时宜：你们这样做，只是更加突出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崩得、拉脱维亚党和波兰党内昨天同情你们的人忍受不了你们的杜马策略的庸俗，不得不抛弃你们了！不，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如果你们平心静气地稍微想一想，那你们自己也会看到大家都看到的事情：不是“多数派”接受了联邦制，而是崩得、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注：手稿上是：“……由于确信多数派的策略原则正确而转向了多数派”。——俄文版编者注］在革命事变的客观逻辑的影响下转向了“多数派”一贯坚持的观点。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的失败当然是惨重的。但是失败的根源不是“多数派”或者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等等的奸诈，而是在孟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27]的策略决议中就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种极其严重的思想混乱。只要你们坚持这些决议，你们必然会同《解放》杂志结成“一对相依为命的朋友”来反对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乃至一切革命民主主义者。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6—18页注释：［27］孟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于1905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出席会议的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倒退的第三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和第151—157页、第10卷第299—308页）等著作中揭露了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8。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1905年10月18日〔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1905年10月18日〔31日〕）我们在上一号刊登的关于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9]的报告，使我们有可能就目前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作出几点即使是初步的总结。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崩得[10]、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1]、波兰社会民主党[12]和乌克兰革命党[13]）的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积极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不分民族差别，现在都认为必须真正加强反对国家杜马的鼓动，必须进行鼓动反对所有主张参加国家杜马的政党，最后，必须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我们《无产者报》从第12号就开始为之辩护、而且辩护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那个策略的各项原则，现在已经成了几乎所有俄国社会民主派的策略原则，只有一个可悲的例外。读者知道，这个例外就是《火星报》[14]和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少数派”。“组织委员会”——少数派的实际上的中央——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投了什么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组织委员会拒绝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上签字却是事实。在新火星派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15]通过了那个非常不恰当的、原则上是机会主义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这个决议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作了详细的分析［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56—372页。——编者注］）以后，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可见，政治派别的划分已经形成了。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可以说还是第一次使得各个反对党和革命党、公开的和秘密的报刊来共同讨论政治策略。这和前一个时期的运动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大步。以前反对派和革命派之间、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之间有一道鸿沟。现在运动仅仅经过10个月的巨大发展，就把这条鸿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填平了：革命斗争已经把“公开的”反对派的热情激发到顶点，几乎达到承认革命事实的地步。老实说，以前我们是不可能同公开的反对派的代表就策略和各政党的行动问题进行争论的，因为那时除了革命的、秘密的政党，就没有别的政党，撇开专制政府及其仆从的“活动”，一切“政治活动”就都是“政治犯”的活动。现在国家杜马自然而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成了全体人民群众、各种人物、各党各派的讨论对象。革命斗争已经为公开的报刊、地方自治会议、大学生集会和工人群众大会开展革命的讨论创造了条件。关于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由那些同沙皇的施舍最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早在8月6日诏书[16]颁布以前就最了解这种施舍的地方自治人士和激进知识分子首先开始的。后来这个讨论才在俄国的一切政治报刊上展开，即在自由的（即秘密的）报刊和公开的报刊上展开。前者明白说出自己的全部理由和口号，后者则用伊索式的语言表示赞成抵制或自由地反对抵制。政治派别划分是俄国各民族的政党和阶级的界限日趋分明的先兆，它正是在抵制问题上开始出现的。参加杜马，还是不参加杜马？取消杜马，还是接受杜马？是在杜马中、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还是在杜马外、不经过杜马来反对杜马，——问题就是这样不可避免地摆在一小撮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和“无权的”人民群众的面前。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案和种种“特殊意见”，但是从一切报刊的论调和一切政治组织、政治会议、集会等等的全部声明来看，现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舆论“调查”总结了。总结如下：对杜马的三种主要看法是很明显的，而且同当前革命中的三种基本的和主要的社会力量完全符合：黑帮（专制政府）的看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和革命派（无产阶级）的看法。黑帮抓住杜马不放，认为它是最好的、唯一可以利用的、甚至是唯一可以设想的维护专制制度的工具。自由派尖锐地批评了杜马，但是接受了杜马，他们被合法的道路和同沙皇的妥协强烈地吸引住了。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人民则鄙视杜马，宣布积极抵制杜马，并且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要把这种积极抵制变成武装起义。这三种主要的看法值得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谈到黑帮，那么可以预料，这些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将会象我国御用报刊常说的那样，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抵制或缺席主义（作这种预料的还有那些想要认真对待杜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甚至还有火星派）。这些人是想说：就让他们抵制好啦，这样对我们会更好些，杜马中的黑帮成员会更一致，更纯洁。既然俄国有保守的机关报刊，它们能够攻击沙皇大臣的过分的自由主义，能够对“过于软弱的”政府表示不满，那么这种看法就完全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甚至可能比立宪派的许多看法表现得还要明显。但是这里也表现出那些认真对待杜马并且开始谈论要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要在杜马中支援斗争等等的人们的错误。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专制制度十分需要合法的杜马反对派，非常害怕抵制。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如果不和哪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就根本不可能统治国家，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和资产阶级的右翼互相勾结，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不可能弄到金钱，不可能活下去。我国的专制制度虽然带有亚洲式的野蛮习气，带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原封未动地保存下来的许多原始的野蛮习性，但是我国的专制政府毕竟是一个和欧洲、和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俄国专制制度对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依赖是最有力的物质依赖，这种依赖可能为许许多多中世纪的附加物所掩盖，也可能为千百万次个人的或集团的宫廷贿买（官衔、职位、特权、赠与、纵容以及其他等等）所削弱，但是一旦到了国民生活的决定关头，这种依赖就一定会以决定性的力量表现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维特先生跑在自由派的前头，公开的报刊已经报道了他发表的自由主义的言论，他同立宪民主党领袖“盖森先生进行非正式的谈判”（《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的电讯），外国报刊上充满了关于沙皇的自由主义计划的消息，等等，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里面包含着无数的谎言和阴谋，但是沙皇政府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府要不撒谎，不搞阴谋，它们的政策就一步也推行不了。当然，由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代表到彼得堡来就沙皇政府极其需要的5亿卢布的新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产生了许多极其卑鄙的欺骗行为。不过，政府那样依赖资产阶级，他们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时必然会产生欺骗行为，因为这种依赖就是靠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来实现的。专制政府必须同资产阶级“和解”，而且它不得不努力这样做，——自然，它还想［注：手稿上在“想”字后面是：“只装装样子，好象它和解了，它想”。——俄文版编者注］愚弄欧洲和俄国的舆论。而国家杜马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手段。杜马中合法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正是资产阶级所承认的国家制度的外表，这种外表可能还会帮助专制政府摆脱窘境。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斯科新闻》[17]这家保守的反对派的机关报不是幸灾乐祸地，也不是冷嘲热讽地，而是慷慨激昂地，怒不可遏地谈论着抵制杜马。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黑帮的机关报《新时报》[18]要猛烈攻击“缺席主义者”，甚至企图把倍倍尔也拉来同抵制的思想作斗争（《无产者报》第20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98页。——编者注］）。黑帮害怕抵制。现在只有瞎子或极力为自由派辩护的人才能否认下面这一点：如果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代表大会活动家赞成抵制的话，那么抵制的胜利就会得到绝对的保证。但是问题在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从它整个根本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向往君主制、两院制、秩序、适度，热中于同“经常闹革命”的“恐怖现象”以及同法国式革命的“恐怖现象”等等作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解放派[19]和立宪民主党人从激烈谈论抵制转到坚决反对抵制，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采取的第一个巨大的政治步骤，这个步骤证明了它的背叛本性，证明了它“准备要犯”那种叫作背叛革命的“罪行”。这并不只是准备（也许解放派法学家当中某个爱说俏皮话的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是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而是犯罪未遂，甚至是已经完成了的犯罪。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唤起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按照不适用于革命的普通年代表来算，那是才过去不久）。甚至我们需要帮助资产阶级组成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它们已经觉醒了，它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提到日程上来的完全是另外的伟大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和现实的，只是由于革命一日千里地发展。这就是同沙皇妥协的任务（资本的任务）和使背叛的资本中立化的任务（劳动的任务）。领导着革命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义务，它已经担负起这项任务：唤起、推动和提高自己的那些反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伙伴”，从而使他们从不太革命的伙伴转变为比较革命的伙伴。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认真对待”的不是杜马，而是激进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由于轻率、极端幼稚和一时的兴致而脱口说出的关于抵制杜马的言论、许诺和口号。无产阶级已经把抵制杜马的言词变为现实，即直接而公开地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不仅展开了极其广泛的鼓动工作，而且展开了直接的街头斗争（在莫斯科），同广大的、虽然阶级态度还不十分明确但是备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先进部队——激进的青年结成同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在实际的战斗任务上同觉醒了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并没有签订任何协定或任何条约。在莫斯科事件的伟大日子里（这次事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是一个先兆，而不是由于这一事件本身），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向专制政府进行斗争，而自由派、解放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却同专制政府进行谈判。政治派别划分的情形是这样的：一派拥护杜马以保存专制制度，一派拥护杜马以限制专制制度，另一派反对杜马以消灭专制制度。换句话说，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镇压革命，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遏制革命，另一派反对杜马是为了把胜利的革命进行到底。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是一个例外，一个破坏了清楚的阶级营垒划分完整性的可悲的、令人遗憾的例外（象其他一切例外一样，这一例外也证实了常规）。但是在这个例外中，在国外的秘密组织的狭小范围内，却表现出我们已经预言过的那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的规律。我们在上面谈到的那个代表会议，团结了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火星报》仍然同《解放》杂志[20]联合在一起，并不是由于条约的约束，而是由于局势的发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在秘密报刊上主张积极进行抵制。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右翼则起来反对抵制。这样，对新火星派的最重要的策略决议所作的分析（列宁的《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8—29页。——编者注］）就得到了证实，即《火星报》降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农民群众提高到自己的水平；《火星报》降到［注：手稿上“到”字后面是：“君主派的”。——俄文版编者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革命的［注：手稿上“革命的”一词后面是：“和共和派的”。——俄文版编者注］小资产阶级提高了。熟悉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的人都知道《火星报》老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布尔什维克和《无产者报》已经摇摆到社会革命党[21]方面去了，摇摆到极端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去了。这句话和各种流行的话一样，有一部分真理。这句话所表露的并不是火星派的单纯的恼恨，而是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但它是象凹面镜反映物体那样反映的。这种真实的现象就是这样一件事实：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因为火星派转向了机会主义，所以他们必然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用18世纪的政治划分的语言来说）是“雅各宾派”[22]。这些指责只能证实我们对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左右两派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于机会主义者的这些指责我们是引以为荣的，正象1900年《工人思想报》[23]指责我们有“民意主义”[24]时我们引以为荣一样。现在全俄国的一切政治派别在最重大的策略问题上产生的真正政治派别划分，实际上证明了我们对于火星派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25]以来所采取的整个立场的评价是正确的。一切社会民主派的代表会议所完成的秘密政党的派别划分，自然也就补充了一切政党在杜马问题上的派别划分。要说火星派是个令人遗憾的例外，那么他们是例外这一事实却再一次使我们相信规则的力量，相信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一定会胜利，相信俄国革命一定会实现它的一贯的口号。在意气消沉时期，自由派的庸俗行为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虽然象是一种预兆，表明我国的革命将要象1848年的德国革命一样，成为庸俗的、虎头蛇尾的、半途而废的革命，可是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各项原则的生命力赋予我们以振奋精神的信心，而英雄的工人阶级的发动则更加加强了这种信心。革命清楚地划分了各个政治派别的界限，很好地证明了那些错误意见是荒谬的。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看，希望俄国革命获得完全胜利是有充分根据的。专制政府已经心慌意乱，自由派已经茫然失措，而引导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则革命干劲十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我国列车的行驶将超过德国的列车。”[26]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7—15页注释：[9]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会议于1905年9月7—9日（20—22日）在里加举行。这次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制定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而召集的。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乌克兰革命党。代表会议不顾孟什维克的抗议，表示赞同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路线，同时谴责孟什维克主张参加这一杜马的政策，认为参加这一杜马就是背叛自由事业。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必须利用选举运动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最广泛的宣传鼓动，召开群众大会，打入一切选举集会，揭露布里根杜马的真正性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是用来加固被革命运动所震撼的专制政权的。代表会议的决议刊登在1905年10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22号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08—112页）。列宁在《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和《失败者的歇斯底里》这两篇文章中（见本卷第7—15页和第16—18页）对代表会议的意义作了评价，并对孟什维克在《火星报》上反对代表会议决议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7。[10]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7。[11]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7。[12]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7。[13]乌克兰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00年初成立。该党支持乌克兰自治这一乌克兰资产阶级的基本口号。1905年12月，乌克兰革命党改名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一个按联邦制原则和在承认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是乌克兰无产阶级在党内的唯一代表的条件下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拒绝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提出的立即讨论统一的条件的建议，将这一问题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去解决。由于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因此，在统一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在崩得的影响下，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在民族纲领中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后来站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阵营一边。——7。[14]指新《火星报》即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37。——7。[15]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于1905年8月在基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孟什维克的各小组和委员会的12名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两个部分的统一、关于国家杜马、关于《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组织章程等决议，并成立了南方组织区域委员会。列宁在《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两篇文章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08—309页和第356—372页）尖锐地批评了代表会议的决议。谈到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时，列宁写道：它“将永远是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遗臭万年的历史文献”（同上，第368页）。对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决议，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一文中（同上，第310—312页）说明了问题的事实真相，揭穿了代表会议这一决议的欺骗性。列宁在1905年9月25日（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7。[16]8月6日诏书是指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沙皇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受沙皇之托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的，所以拟成立的这个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和第11卷第160—167、172—180、188—189页）等文。——8。[17]《莫斯科新闻》（《_Москов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从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11。[18]《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1。[19]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11。[20]《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13。[21]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3。[22]雅各宾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雅各宾派领导了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雅各宾专政被颠覆，雅各宾派的领袖马·罗伯斯比尔、路·安·圣茹斯特等被处死。——14。[23]《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4。[24]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14。[2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14。[26]这句话系引自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在普鲁士的车厢里》。该诗于1862年用“康拉德·李连什瓦格尔”这一笔名发表于《同时代人》杂志的附刊《哨声》第8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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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势均力敌（1905年10月17日〔3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势均力敌[4]（1905年10月17日〔30日〕）（1）到目前（10月30日（17日），星期一）为止的结果是势均力敌，这一点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5]第23号上指出过。（2）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取胜，——革命还没有力量取胜。（3）由此产生极大的动荡。革命事件风起云涌（罢工、群众大会、街垒、社会保安委员会、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等等）。——另一方面，没有进行坚决的镇压。军队发生了动摇。（4）宫廷犹豫不决（据《泰晤士报》[6]和《每日电讯》[7]报道）：是独裁还是立宪。宫廷在犹豫并且伺机而动。从他们那方面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策略：势均力敌迫使他们伺机而动，因为政权在他们手中。革命已经发展到不利于反革命进击和进攻的时刻。对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彻底的革命民主派来说，这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再上升一步，如果我们不能担负起独立进攻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粉碎沙皇政府的力量，不能摧毁它的实在的权力，那么革命就会半途而废，资产阶级就会牵着工人的鼻子走。（5）传闻立宪已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沙皇考虑到了1848年革命和其他革命的教训：不要立宪会议，在立宪会议之前，不经过立宪会议而恩赐宪法。什么样的呢？最好（对沙皇来说）是立宪民主党人[8]的。这件事情的意义：实现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越过革命。这是欺骗人民，因为仍然不会有完全的和实在的选举自由。革命是不是应当越过这个恩赐的宪法呢？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5—6页注释：[4]《势均力敌》是列宁为撰写《无产者报》第24号社论而拟的提纲。写完提纲后，过了几个小时，他就收到了关于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宣言的电讯。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列宁于10月19日（11月1日）另写了《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一文（见本卷第26—33页），作为10月25日（11月7日）《无产者报》第24号的社论发表。《势均力敌》这个提纲中所涉及的问题，列宁在《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一文（见本卷第65—74页）中作了详尽的发挥。——5。[5]《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5。[6]《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5。[7]《每日电讯》（《TheDailyTelegraph》）是英国报纸（日报），于1855年在伦敦创刊。起初是自由派的报纸，从19世纪80年代起成为保守派的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成为《每日电讯与晨邮报》。——5。[8]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6。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全俄政治罢工（10月13日（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全俄政治罢工[1]10月26日（13日）于日内瓦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今天的一些外国报纸在刊载有关全俄政治罢工迅猛发展情况的电讯时这样说。不仅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而且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猛攻象巨大的旋风一样已经把一切的一切都卷走了。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各种事件频频发生，假使我们要向读者叙述最近三四天的详细情况，那就得写一整本书。详细的历史还是留待后人去写吧。我们面前是人类所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内战、一次争自由的战争的动人情景，应该赶快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这场战争。暴风雨来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关于杜马的议论、设想、推测和计划，现在显得多么渺小！我们关于杜马的一切争论在几天、几小时之内就已经完全过时了！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怀疑革命无产阶级是否有力量使警察内阁的这出丑剧停演，有些人不敢大胆谈论抵制选举的问题。选举还没有在各地开始，只一挥手这个纸牌搭成的房子就晃动了。这一挥手，不仅迫使自由派和胆小的解放派，而且迫使维特先生这位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首脑也谈论起（诚然，暂时还只是谈论）进行改良以消除整个布里根把戏中的一切阴谋诡计来了。这只稍一挥动就使杜马问题发生转变的手，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手。有一首德国社会主义的歌中唱道：“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2]现在这只强壮的手举起来了。我们曾经指出和预言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在武装起义事业中有伟大的意义，这一点已经被光辉地证实了。全俄政治罢工这一次真是席卷全国，它在最受压迫的和最先进的阶级的英勇奋斗中，把万恶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了。在这个充满压迫和暴力的帝国中，各族无产者正组织成为一支争取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大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分享了革命的无产阶级首先发难的荣誉。两个首都都罢工了。芬兰也在罢工。由里加带头，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也参加了这一运动。英勇的波兰重新参加了罢工者的行列，这好象是对敌人的无可奈何的愤怒的一种嘲笑，因为敌人幻想用自己的打击粉碎它，结果只是使它的革命力量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克里木（辛菲罗波尔）和南方起来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构筑街垒，进行流血斗争。伏尔加河流域（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在罢工，中部农业省份（沃罗涅日）和工业中心（雅罗斯拉夫尔）也爆发了罢工。站在这一多民族的千百万工人大军前列的，是铁路员工工会[3]的小小的代表团。自由派先生们在舞台上演出政治闹剧，对沙皇低声下气，花言巧语，对维特扭扭捏捏，装模作样，工人冲上了这个舞台，向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新首脑维特先生提出了最后通牒。铁路工人代表团不愿等待召集“市民参议会”，不愿等待召集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团甚至不愿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批评”这出装模作样的闹剧。工人代表团准备首先用行动——政治罢工——来批评，然后向小丑大臣说：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实行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小丑大臣说话了，正象铁路工人恰如其分地形容的那样，“他真是官气十足，总是支吾搪塞，不说一句肯定的话”。他答应下令实行出版自由，但是不同意实行普选；根据国外电讯的说法，他说过“现在不可能”召集立宪会议。于是，工人代表团宣布了总罢工。工人代表团离开这位大臣来到那个有上万人在举行政治集会的大学。无产阶级成功地利用了革命大学生提供的讲台。在俄国所有的城市、学校、工厂和街头上的最初的、群众性的、有秩序的、自由的政治集会上，人们讨论着小丑大臣的回答，谈论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的任务是要使立宪会议的召集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外国资产阶级报刊，甚至自由主义色彩最浓的报刊，都在惊恐地议论人民自由集会上的演说者所宣布的“恐怖的和暴乱的”口号，似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是沙皇政府自己的全部压迫政策引起的。起义即将爆发，我们眼看着它从全俄政治罢工中成长起来。任命一个硬要工人相信“现在”不可能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小丑大臣，这清楚地表明革命力量在增长，沙皇政府的力量在削弱。专制制度已经没有力量公开反对革命，革命也还没有力量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两种差不多势均力敌的力量的消长，必然使政府当局惊慌失措，不得不由镇压转向让步，颁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令。前进，向新的、更广泛、更顽强的斗争前进，不要让敌人清醒过来！无产阶级已经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奇迹。全俄政治罢工大大加快了革命的胜利，使敌人感到末日的恐怖。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一切。斗争正在接近真正的结局，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结局。正是现在，工人阶级正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这样，最后，它一定会完全消灭可恨的专制制度，赶走所有的小丑大臣，成立自己的临时革命政府，并且向俄国各族人民表明，正是“现在”“可能”而且必须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4页注释：[1]《全俄政治罢工》是列宁就1905年十月罢工所写的评论，作为社论发表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十月全俄政治罢工是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本卷《附录》中收有关于《全俄政治罢工》一文的札记（见第365—367页）。——1。[2]出自德国诗人格·赫尔维格的诗歌《祈祷！工作！》。这首诗是诗人应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斐·拉萨尔之约而写的该会会歌歌词。——2。[3]指全俄铁路工会。全俄铁路工会是俄国第一个铁路员工的工会组织，在1905年4月20—21日（5月3—4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常务局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全俄铁路工会的纲领包括经济要求和一般民主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等）。参加全俄铁路工会的主要是铁路职员和高收入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批评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实质和斗争策略的同时，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也参加了全俄铁路工会的地方的和中央的领导机构，同时在某些城市建立了同全俄铁路工会平行的社会民主党的铁路工会组织。全俄铁路工会在实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7月22—24日（8月4—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的鼓动工作。1905年9—10月在彼得堡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在革命群众压力下，制定并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自上而下选举铁路各级行政机构，立即释放被捕的罢工参加者，撤销强化警卫和戒严，实行政治自由、大赦和民族自决，立即召开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10月7日（20日），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开始的罢工迅速地发展成为全俄政治罢工，给了专制制度以有力的打击。1905年12月，有29条铁路代表参加的全俄代表会议支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宣布举行政治总罢工的决定，并于12月6日（19日）作出关于参加罢工和立即宣布全俄铁路罢工的决定。全俄铁路工会的许多一般成员积极参加了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以后，许多铁路员工遭枪杀，全俄铁路工会事实上转入地下。1906年8月曾召开一次铁路员工代表会议，讨论因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而举行总罢工的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列宁在《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一文中曾提到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到1906年底，铁路工会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革命作用。1907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铁路系统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全俄铁路工会，这一决定为中央委员会所批准。全俄铁路工会于1907年瓦解。——2。 |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前言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4月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时期的著作。1905年初开始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秋天进入了高潮。9月19日从莫斯科开始的政治罢工，到10月便扩大到全国，成了全俄政治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超过两百万。罢工使整个俄国的工业、商业和国家的活动陷入了瘫痪状态。与此同时，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席卷了全国1/3以上的县份。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沙皇军队也发生动摇。到十月中旬，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沙皇慑于革命力量的增长，于10月17日签署了关于“赐予”政治自由和召开“有立法权的”杜马的诏书，企图通过立宪让步来分裂革命力量。大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组织了“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党人的政党，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10月中旬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第二大政党——立宪民主党，这个党动摇于革命民主派和反革命派之间，力求同沙皇政府妥协和勾结。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在罢工过程中建立了工人苏维埃。这些苏维埃成了整个革命运动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起着革命政权的作用，它们用革命的办法实现了言论、集会和出版等民主自由，在企业中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组织起工人自卫队，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维持社会秩序。十月政治罢工风潮预示着人民武装起义即将来临。编入本卷前一部分的《全俄政治罢工》、《势均力敌》、《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两次会战之间》、《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等文章，是列宁在国外得到俄国政治总罢工的消息以后写的。这些文章分析了十月全俄政治罢工以后的革命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向，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新的斗争任务。列宁高度评价了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称它是“人类所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内战、一次争自由的战争”（本卷第1页）。列宁指出，全俄政治罢工促使起义日益临近，加快了革命的胜利。同时列宁还指出，国内形成了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势均力敌的局面：沙皇政府的力量在衰落，已经无力公开反对革命，革命力量在增长，但还无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沙皇10月17日宣言所作的让步，是革命第一个回合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仍然存在，它还在集结力量。列宁告诫人民不要相信沙皇在纸上的诺言，还要解决许多极其重大的战斗任务，才能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沙皇十月宣言颁布以后，俄国政治力量的划分更加明朗。列宁认为这种划分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杜马的看法上：专制政府为了镇压革命，维护杜马以保存专制制度；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了遏止革命，拥护杜马以限制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为了把必胜的革命进行到底，反对杜马以消灭专制制度。列宁指出，在全俄政治罢工结束以后，俄国处于两次会战之间，双方都在积极准备进行下一次战役。沙皇政府还掌握着全部政权，等待向革命进攻的最有利的时机到来。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同沙皇政府进行谈判和勾结，打算埋葬俄国革命。革命无产阶级应当通过全民武装起义来粉碎沙皇政权的立宪骗局，粉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宪幻想，争取推翻沙皇政权并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在农民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如何评价和指导农民运动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列宁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歪曲民主革命中的农民运动的性质和意义。社会革命党人从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当前的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因为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只会加速和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有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才能开展。列宁认为，必须把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列宁于11月8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直接指导布尔什维克广泛而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断提高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主体的民主派的觉悟，从各方面为武装起义作好准备。收入本卷的《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一文是列宁11月初在回国途中写的。列宁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苏维埃是起义的机关和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他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竭力吸收所有工人、职员、仆役、雇农等的代表参加，应当包括所有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劳动人民生活而斗争的人。他写道：“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本卷第59—60页）列宁还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之间的正确关系。布尔什维克当时并不是革命运动的唯一领导者，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政治领导中心。他认为，党应当直接参加苏维埃并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断宣传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他指出了变工人代表苏维埃为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政府的政治纲领应当规定真正实现政治自由，提出召开依靠自由的武装人民、掌握全部政权的立宪会议，以便在俄国建立新制度。本卷中的《论党的改组》、《无产阶级和农民》、《军队和革命》、《向敌人学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革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社会主义和宗教》，是列宁回国后立即在布尔什维克第一家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指出了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进行改组，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革命高潮为党的活动创造了新的条件。群众的革命斗争争得了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在新的条件下，必须改变党的结构和党的组织工作。列宁在《论党的改组》一文中说明了进行这种改组的计划。他认为必须保存党的秘密机关，同时要尽量利用工人阶级争取到的合法机会，成立公开和半公开的党组织以及广泛的外围组织。应当吸收大批新党员，首先要从工人中吸收新党员。党的领导机关只要条件许可，都应当由选举产生；应该成立支部作为党的主要的基层组织，以代替过去处于地下状态的小组。列宁分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他指出：俄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取决于农民这个革命民主派的觉悟程度，必须耐心说明革命民主派在理解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方面的错误；俄国的陆海军士兵已经觉醒，应当让军队同武装人民汇合起来，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反动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勾结，企图通过消耗无产阶级力量来击溃无产阶级；党要同一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来对抗专制制度和反动资产阶级的联盟。列宁认为，沙皇政府陷于崩溃时，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即临时革命政府，普遍实现人民提出的要求，并且立刻在各地用人民政权机关代替专制制度的旧的政权机关。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他指出，资产阶级为了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和目的，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全民的”政治代表，宣扬超阶级、超党派的“无党性”思想。这种“无党性”是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列宁强调指出，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严格的党性原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因此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列宁希望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参加任何联盟或苏维埃的活动时，都不要忘记他们的更伟大和更重要的目的，不要忘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号召抵制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俄国工人的侵蚀。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分析了党的报刊宣传状况，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论述了党的文字宣传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不同于党的其他工作的特点，阐明了党的宣传机构（报刊、出版社、发行部门等等）同党的关系、为党的出版物撰稿的党员作者和党的同情者同党的关系。列宁精辟地分析了写作活动的特点，指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最不能搞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最来不得公式主义（本卷第94页）。同时，他又着重批评了那种打着“思想创作绝对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列宁反复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并对党的出版物的原则作了阐发。列宁认为，党的文字宣传工作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党办的报纸、杂志以及其他出版物应当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观点，为党的报刊撰稿的作者，特别是党员作者，应当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绝不容许背离党的观点。为了保证上述原则的实施，列宁要求党员作者一定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党组织对违反这个原则、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应采取组织措施，直至清除出党，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宣传机构都必须受党的监督并向党报告工作，并且号召工人党员群众密切关注和监督这方面的工作。《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确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列宁认为，“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本卷第131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党应该广泛解释自己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党纲。只有这种世界观才能揭露宗教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列宁强调科学知识的宣传在反对宗教偏见的斗争中的重大作用。1905年12月7日（20日）开始的莫斯科工人总罢工很快变成武装起义。莫斯科工人同沙皇政府军队展开了街垒战，进行了9天英勇斗争。国内其他许多城市和地区也发生了武装起义，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外高加索、芬兰的武装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但是，所有这些分散的斗争同莫斯科起义一样，都被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所谓“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问题，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工党内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怎样对待新的杜马，这是当时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和如何选择革命发展道路的问题。本卷中的《要不要抵制国家杜马？》、《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等文章，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待新的国家杜马的态度，批判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列宁主张积极抵制杜马，争取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以便推翻或者至少从根本上削弱沙皇专制制度。他指出，孟什维克对杜马采取的半抵制的策略，只会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混乱，助长立宪幻想，而孟什维克想要建立的“革命的自治机关”，在保留专制政权的情况下，不过是一种空想。列宁进一步指出，杜马策略问题决定于对总的革命形势的估计。对革命形势的不同的估计产生出两条不同的策略路线。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应当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工会运动上去，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力量还远未耗尽，需要更坚决地拿起武器，单靠罢工和其他和平手段不能战胜沙皇制度，只有用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收入本卷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两面性，总结了俄国无产阶级1905年10—12月的斗争经验，论证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对革命的意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对立宪民主党的社会发展观进行了批判。他称立宪民主党人是“革命的坟墓中的蛆虫”。他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武装起义，他们把杜马看作是制止革命的膏药，想把革命引上和平的立宪道路，因此，他们的策略必然是在专制制度和革命人民之间随风转舵的策略。他警告说，没有什么比立宪幻想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这种幻想就是立宪民主党人报刊向人民头脑灌输的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毒素。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同这种幻想进行斗争，不断地向工人和农民说明，广大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他还批评了孟什维克实质上是放弃革命斗争的杜马策略。列宁在本小册子中总结了10—12月“革命旋风时期”的经验。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最后几个月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的重要的一步。这些斗争证明：“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本卷第284页）在10—12月的战斗中，工人阶级运用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的策略方法，即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列宁高度评价了人民在革命中的创造作用：人民不依赖官方而夺取政治自由；人民建立不顾一切法律规定的、破坏沙皇法制的新的革命政权机关；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列宁进一步论述了苏维埃作为武装起义的机关和新政权的萌芽的历史作用。随着革命的发展，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代表大会的问题又十分迫切地提出来了。党员群众和先进工人要求把党统一起来。1905年12月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成立了统一的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2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的统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其中第1条采取了列宁的条文。党章中第一次列入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条文。但在策略等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列宁有关这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文献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列宁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上才能实行真正的统一，统一时不能模糊革命问题的原则分歧，收进本卷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两文和《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就是列宁为召开统一代表大会而写的。列宁的这些著作，特别是《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一文（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如革命的前途、武装起义、临时革命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对待资产阶级政党和杜马的态度、工会、党组织的基础等的方针和立场，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当前任务。列宁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为：“或者我们应当承认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走‘立宪的’道路。或者我们承认民主革命还在继续进行，我们要把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宣传并且在实际中运用起义的口号，公开宣布进行国内战争，并且无情地斥责一切立宪幻想。”（本卷第198页）列宁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坚持后一种行动纲领。不过后来，列宁在分析革命经验的时候，承认在1906年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是错误的，因为实际生活表明，这时革命高潮的最大洪峰已经过去了。在准备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特别注意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是俄国民主革命的基础。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小册子中，列宁简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历史发展，指出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的要点是：没收教会、寺院、皇族、国家、皇室和地主的全部土地；建立农民委员会，以便消除地主权力和地主特权的一切痕迹，实际处置所没收的土地；在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和建立起民主共和制的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这个纲领的目标是用革命的办法摧毁整个旧的土地所有制。列宁在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建议中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土地纲领的实质：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在夺得土地以后，只有争取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建立共和制度和真正保证人民专制，才能保住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并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城市和乡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要各自组织起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发言等文献，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土地纲领、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至今没有找到）和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结发言，捍卫了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和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他认为土地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他说道：“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告诉农民：如果你们想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就必须把政治革命也进行到底；没有彻底的政治革命，就根本不会有土地革命或者不会有比较巩固的土地革命。”（本卷第329页）他指出，土地国有化象整个农民土地问题一样，只有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不仅能够消灭农奴制残余，而且还会加剧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促使贫农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加速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揭露了它的错误和对革命运动的危害。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副报告以及就武装起义问题作的发言，都是和孟什维克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列宁主张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同民主力量结成联盟来反对沙皇制度及其支持者的政党。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武装起义的否定态度以及他们对国家杜马所采取的态度。列宁号召人们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散布的对杜马的立宪幻想作斗争，消除人们对沙皇政府的诺言的信任，揭露在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的两面派手法和动摇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在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情况下，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代表大会闭幕后，列宁立即写了《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其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将在思想上反对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决议，同时他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17篇。其中有：《对维·加里宁〈农民代表大会〉一文作的两处增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的7次简短发言、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上的6篇较短的文献。《附录》中收载的3篇都是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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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列宁全集LIENINGQUANJI第十二卷1905年10月—1906年4月《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1907年7月14日和23日〔7月29日和8月5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
（1907年7月14日和23日〔7月29日和8月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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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的发言提纲
1．同意马克西莫夫的前几点。[220]
2．分歧在下面：在第二届杜马以后呢？
群众会理解为“革命已告结束”[221]
3．革命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态度。
（民族革命战争。）
4．高潮和立宪幻想。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又一次向革命转变。
重复革命的传统。
错误的策略。
5．旧的抵制不存在了。新的抵制，即不积极的抵制，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关（李卜克内西和普鲁士邦议会）。
马克西莫夫：“革命力量的组织中心……”
6．中部工业区的群众罢工运动和对它的态度。把它变成政治运动等等。
7．抵制是有害的，它混淆视听：要把工会运动的高潮变成政治和革命的高潮。只有到那时才谈得上抵制。
忘了补5：主张参加的论据都是些什么？？把斯德哥尔摩决议和伦敦决议比较一下。[222]
2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
［注：该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5—46页。——编者注］
根据：
1．抵制成功的条件和这个口号正确性的条件：
（α）广泛的、普遍的和急剧的革命高潮
（β）革命中同在旧政权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情况下产生的立宪幻想作斗争这一思想任务。
2．保持革命传统的义务同时要求对运用革命传统的条件加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重复那些在特殊条件下才有意义的革命口号。
3．因此，鉴于在新高潮发展起来之前反动势力的进攻还在继续，宣布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没有根据的。［注：手稿上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均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4．纺织工人罢工和高潮的其他因素所需要的不是抵制的口号（＝武装起义的附带口号），而是政治和革命的发展。否则，抵制的口号就是有害的，它混淆视听。
结论：
（一）开展参加选举和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工作，坚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和在杜马本身活动中的全部口号。
（二）向群众说明1907年六三政变同1905年十二月起义、同资产阶级的叛变的关系，指出，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要把经济斗争变成政治的和革命的冲击，这种冲击应当向武装起义发展，并且只有在这种冲击的基础上，抵制的口号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整个决议的提纲要点
一（1）革命任务没有完成，力量没有被破坏
（2）在沉寂的外壳后面，正在积聚力量
（3）抵制主义是革命情绪，是对第三届杜马反革命性质的正确评价
——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加强群众性行动。
二（1）抵制只有在出现普遍高潮时或者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时（如抵制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那样）才是正确的
（2）第二届杜马以来，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3）俄国革命第二个时期的教训。
——（a）参加
（b）既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也和自由派进行斗争。
4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第二部分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
但是另一方面，认为，（a）抵制策略只有在存在着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直接冲击旧政权的革命高潮时或是为了同流行的立宪幻想作斗争时（如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时那样）才是正确的；
（b）——同时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届杜马时的那种条件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因为新选举法只是预示着要用公开的十月党人杜马来代替口头上是文宪民主党的、行动上是十月党的杜马。
5
关于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提纲要点
（1）斯德哥尔摩决议和伦敦决议[223]的“深刻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
（2）以成功的发言获得“承认”，“机械地”……
（3）促进（伦敦决议）。伦敦决议的原文。
“冒牌的”
（4）维克多罗夫的机械决议案
“消除危害性”还是暗中抛弃？
（5）在俄国是“中立”还是充满社会民主党的精神。
（6）“怎么办”，不能禁止非社会民主党人。
（7）社会革命党人扰乱，以非党性炫耀。
（8）追求声望……
（9）党和中央委员会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任务：用伦敦决议的精神进行思想宣传。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73—478页
注释：
[220]指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报告中的几个论点。列宁作了如下的摘记：
“马克西莫夫的前几个论点：
1．‘革命的’基本‘任务没有解决’（原因存在着）。革命运动的表现没有被消除。
2．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发展，——无产阶级的行动和觉悟的提高——力量正在积聚起来等等。
3．抵制情绪是革命情绪和对杜马正确评价的表现。”（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第7页。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22页）——455。
[221]框内的这句话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决议草案中的第一个论据。该草案说：“社会民主党提出参加选举的号召，只能被群众理解为，现在的革命已告结束，剩下的是转向为时多年的日常工作，尽管这一号召具有最革命的理由。”（《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22—223页）——455。
[22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3—155、209—210页）的比较。列宁在《反对抵制》一文中对这两个决议作了对比性的评述（见本卷第25页）。——456。
[22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通过了承认工会的中立性和非党性的决议。该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党应当支持工人希望有工会组织的要求，并用一切办法去帮助成立非党的工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9页）。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则排除了工会中立的思想而明确宣称：“代表大会在重申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的同时，提醒党的组织和在工会中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工会中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促使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以及努力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联系；并应注意：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必须将这项任务加以实现。”（同上，第214页）——461。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1908年3月12日〔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
（1908年3月12日〔25日〕）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把德国的一位大诗人的诗这样改了一下：
WerdenFeindwillversteh’n，
MussimFeindesLandegeh’n
意思是：“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218]，直接了解敌人的风俗、习惯、推理方法和行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妨看一看各国有影响的政治报刊，特别是自由派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报纸对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有何反应。这些报纸既能够影响广大的读者，同时又有权代表官方的、国家的、贵族的、教授们的学术界说话。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新闻》。这是一家教授们办的最稳重（也是最枯燥的）、最注重学术的（也是最远离现实生活的）报纸。该报为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25周年发表了一篇短文（3月1日第51号），语调非常干涩呆板——用这些“额内教授”和“客座教授”的话来说，这叫“客观性”……文章的作者力求局限于列举大大小小的事实。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他愿意给马克思以应有的评价，至少是评价他的过去，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谈起来可以不动感情。《俄罗斯新闻》承认马克思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是“科学界的伟大”人物，是“无产阶级的杰出领导者”和群众的组织者。但这只是指过去。至于现在，该报说“确实需要新的途径”，即与“旧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新途径。这些新途径到底是什么呢，该报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对教授们来说，这个问题太现实了，对精于“谨言慎行”之道的能手们来说，谈这个题目是太“轻率了”。不过文章作了明显的暗示：“他的〈马克思的〉理论，有许多已经被科学的分析和事实的无情批判所摧毁。在学者当中，几乎没有忠实于他的整个体系的信徒了；马克思的教子德国社会民主党，相当严重地离开了德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所指出的那条革命道路。”瞧，作者没有讲出来的只有很少一点，他没有讲他想用修正主义来纠正马克思。
另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言语报》，是在俄国自由派音乐会上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政党的机关报，它对马克思的评价就生动得多。当然，它的倾向同《俄罗斯新闻》是一样的，但是《俄罗斯新闻》上的那篇好象是给大部头著作写的序言，而《言语报》上的这篇，却是在评价当前的各种事件和当代问题时对议会讲坛上的一系列发言作直接指导的政治口号。《卡尔·马克思和俄罗斯》一文（3月2日第53号）是著名的倒戈者伊兹哥耶夫先生写的。俄国有些知识分子，在25—30岁时“搞马克思主义”，在35—40岁时搞自由主义，之后就当了黑帮。伊兹哥耶夫先生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
伊兹哥耶夫先生脱离社会民主党人而投靠自由派（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叛变大师司徒卢威先生谈到他时也是这样说的）的时候，恰好是革命的困难时期刚刚开始，这时革命在获得最初的惊人的胜利之后，开始了同逐渐得到加强的反革命势力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伊兹哥耶夫先生在这方面确实是极为典型的。他绝妙地说明了，教授们在评价马克思时的装腔作势对谁有利，这种贵族的“学术界”是在为谁效劳。伊兹哥耶夫在谈到马克思时激昂地说，“他是一个耍政客手腕的策略家，因而严重地妨碍他成为伟大的学者，并且使他犯了不少错误。”当然，基本的错误是，除了正确的、合理的、受到“大多数人”（大多数市侩？）赞同的“进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出现了一个极有害的、不科学的、荒诞的和“用民粹派的家酿啤酒掺过假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使我国自由派感到气愤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真难以设想：为了进行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竟谈起无产阶级专政来了，甚至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十分荒诞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俄国各式各样的布尔什维克所掌握的那种形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这是不足为奇的”。“……必须考虑制定通常的‘资产阶级的’〈伊兹哥耶夫先生在这里用引号表示讽刺〉宪法”。
你们看，这是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十月党人，他完全相信，遭到破产的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策略，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妥协、背叛和变节的策略！
我们接着往下谈。谈过了俄国的报刊，现在来谈德国的报刊。德国的报刊处在自由的气氛中，面对的是通过几十种每天出版的报纸表明自己观点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最富有、最有销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法兰克福报》，发表了长篇社论来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公历3月16日第76号晚上版）。德国“民主派”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他们对我们说：“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在这一天连篇累牍地纪念自己的导师，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甚至一家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报纸尽管有一些通常的保留，也承认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啊，他当然伟大，不过他是一个伟大的诱惑者。”
这家报纸代表了所谓欧洲自由派这个思想黑帮的变种中的精华，它解释说，它丝毫也不怀疑马克思的人格。但是他的理论却带来了无穷的危害。马克思把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念用到了社会现象的领域，否定道德的作用，否定我们的知识的相对性、有条件性，创立了一种反科学的空想和一个拥有他自己教派信徒的真正的“教会”。他的最有害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这是万恶之源！马克思对两个民族（tWonations）这个古老名言信以为真，认为每一个文明民族的内部都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该报把这些不科学的说法放在引号里表示极端的讽刺）这两个民族。马克思忘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明显的、所有正常人都懂得的道理，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目的不是斗争，而是妥协”。马克思“使人民分裂成几部分，因为他硬向他自己的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他们同其余的人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同其余的人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报纸问道：“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实际要求上同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是一致的，它竭力要同这些人接近，这岂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然而，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社会民主党自己使自己陷于孤立。有一段时间，本来可以认为这方面快要发生根本的改变了。那是在修正主义者开始活动的时候。但结果表明这是错误的，修正主义者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明白了这个错误，而他们却不明白。修正主义者过去认为，而且直到现在还认为，可以用某种方式抓住马克思不放，还同时能成为另外一个党。这真是妄想。要么把马克思整个吞下去，要么把他完全扔掉，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说得对，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有时候也在无意中说出了真话！
“……只要社会民主党还尊重马克思，它就不会放弃阶级斗争的思想和其他一切使得我们和社会民主党很难相处的东西……学术界同意这样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没有一条是正确的……”
对，对！先生们！你们绝妙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学术界、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它的全部政策的实质。你们懂得马克思是不能一块一块地吞下去的。伊兹哥耶夫先生之流和俄国的自由派还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很快也会懂得的。
最后，来看一下资产阶级共和国保守派的机关报《辩论日报》[219]。该报在3月15日就纪念马克思逝世一事写道，社会主义者这些“野蛮的平均主义者”，鼓吹对自己的伟大人物的迷信，这个“仇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他的学说中危害最大的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向工人阶级鼓吹的不是伴有休战的暂时冲突，而是打一场圣战，一场残杀和剥夺的战争，一场为了争得集体主义乐土而战的战争……真是骇人听闻的空想……”
当资产阶级报纸真正被触到痛处的时候，它们是会写出好东西来的。当你看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自由派敌人的思想一致在日渐形成和巩固的时候，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愉快，因为这种一致是千百万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一个保证，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得自己的乐土。
载于1908年3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66—470页
注释：
[218]指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中的人物巴克林。他对“不愿同敌人来往”，即不想去大贵族西皮雅京家做家庭教师的涅日达诺夫说：“说到敌人，我请你记住歌德的诗句：谁要了解诗人，就得深入诗人的国家……而我要说：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躲避自己的敌人，不知道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多么荒谬！”
上述约·沃·歌德的诗句出自他的《西东诗集》中的一首作为题词的诗。——450。
[219]《辩论日报》即《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politiquesetlittéaires》）是法国一家最老的资产阶级报纸，1789—1944年在巴黎出版。——454。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1908年3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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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
（1908年3月12日〔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即伦敦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项决议中谈到自由派欺骗人民的那一处，曾引起大会特别激烈的争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379—380页。——编者注］在我们党内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一处是极不正确的。他们甚至宣称，在决议中说自由派“欺骗”人民，即把某些阶层的人民加入某个（我们这里指的是立宪民主党）政党，说成不是出于这些阶层的阶级利益，而是由于某个议员、律师、记者等等的集团采取了“不道德的”政治手段，这样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实际上，在这些冠冕堂皇的、披着貌似马克思主义的体面外衣的论据背后，隐藏着一种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使之（事实上）屈从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是因为，对于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这些先生根本不会认真地加以维护，而是通过奉行自己讨好和勾结政府、十月党人以及沙皇专制制度的“历史政权”的政策来加以出卖。
当前争取普鲁士邦议会的普选权的斗争，提供了用新的事实阐明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起了这一斗争的旗帜。柏林的无产阶级以及继柏林之后德国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都走上街头，组织了几万人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给广泛的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目前这一运动刚刚开始，就已经遭到立宪当局的暴力镇压，他们动用军队，屠杀赤手空拳的群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不屈地英勇地回击这些暴行。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如何对待民主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机会主义者（在德国叫作修正主义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同我国在关于自由派欺骗人民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是非常相似的。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登载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内容和基本思想，在它的标题上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果然，这篇社论尽管只是用正面的形式阐述了人所共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道理，却被机会主义者当成是一种挑战。他们起来应战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休特古姆同志坚决地出来反对这种“宗派主义者的策略”、反对“孤立无产阶级”、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支持黑帮分子”（德国人用了较为温和的字眼——反动分子）。这是因为德国机会主义者也认为，把阶级斗争搬到无产阶级和自由派的共同事业里来，就是支持黑帮分子！休特古姆写道，“在普鲁士实行普选权以代替现行的三个阶级的选举权，这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事情”。他并且指出，这是“城市居民反对大地主、民主派反对官僚，农民反对地主、西普鲁士尼对东普鲁士”（即国内工业上先进的以至资本主义方面先进的部分反对经济上落后的部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这一点上把所有主张改革的朋友联合起来，而不管他们在别的问题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
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据都是很熟悉的，这里也披上了一件严整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甚至还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某些分子（“城市民主派”、农民等）的经济状况和利益。至于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几十年来一直在唱这个调子，它们责备社会民主党搞宗派主义、支持黑帮分子和不善于孤立反动派，那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用什么论据来反驳这种论断的呢？这里我们把他们的主要论据列举出来，好让读者“平心静气和不偏不倚”地“从旁”判断德国的事态时能够看出，这里主要指的是特殊的地点和时间条件呢，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
《前进报》说：的确，我国的自由思想派[217]在自己的纲领中“要求”普选权。的确，现在他们谈起这一点来就特别卖力地说些漂亮话。然而，他们是不是在为争取改革而斗争呢？完全相反，真正的人民运动、街头游行示威、对群众的广泛鼓动和群众的激愤引起了他们难于掩饰的恐惧和反感，至少他们对此是无动于衷的（这样的情况极少），——我们看到的难道不就是这些吗？
应当把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自由派的野心家们在宴会上和议会里的演说同他们实际参加真正的人民斗争分开。在所有议会制的国家中，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客，口头上总是大讲特讲民主，而同时却在背叛民主。
《前进报》说：的确，“在自由派〈自由思想派〉政党和中派的内部，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对有些人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领导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是这些人，不是小手工业者，不是半无产者，不是半破产的农民。他们是跟着自由派资产者走的，自由派资产者竭力使他们脱离斗争，背着他们同反动派搞妥协，腐蚀他们的阶级意识，实际上并不维护他们的利益。
为了吸引这样一些人参加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应当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脱离不坚定的资产阶级政党。“在自由派〈自由思想派〉政党的内部，他们这些从普选权中得到好处的人，只占微弱的少数，人家总是用种种诺言来哄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他们。这些人的政治热情完全消沉下去了。如果威胁自由思想派或中派，说要把他们手中的这些选民的选票夺走，如果采取这种办法真正能迫使他们对民主派让步的话，那么，削弱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斗争，就是推动动摇的资产阶级向左转的唯一方法。”
这是因为政治事实早已证明，在自由思想派看来反动派还不如社会民主党可恨。“所以我们不但要毫不留情地严厉斥责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罪过，而且除此之外还要说明，他们在选举权问题上的种种背叛行为正是这些政党的阶级本性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能不能为他们纲领中所提出的民主要求而“斗争”，或者他们提出这些要求只是为了把跟着自由派走的小市民和农民出卖给十月党人，这个过去在革命过程中一再地出现过的问题，很快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因此，我们党内的一些人不妨深思一下《前进报》的论据。
附言：当我们在《言语报》第52号（3月1日）上读到该报驻柏林记者克·德·先生的文章《德国自由主义的危机》时，本文已经付印了。这位作者在谈到《前进报》同休特古姆的论战时，用的是我国捏造事实的自由派惯用的口吻和手法。作者根本没有打算列举双方所叙述的论据和准确的引文，他只是说：“官方的《前进报》立即对异教徒大泼污水，并在一篇口气放肆、咄咄逼人、简直令人败胃的社论中，责备他无知、不可饶恕地忘记了党的信条。”请读者判断一下，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来保护休特古姆，休特古姆本人是不是觉得“很开胃”呢。不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的命运都是如此：他们的努力总是得到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和热情“赞扬”。休特古姆同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结盟——为了证明我们立场的正确，恐怕再也想不出什么比这更“开胃”的例子了。
载于1908年3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61—465页
注释：
[217]自由思想派是指德国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的成员。1884年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进步党同从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7年，自由思想党分裂为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个集团。1910年这两个自由思想派组织又合并为进步人民党。自由思想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敌人。——447。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1908年3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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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1908年3月12日〔25日〕）
2月27日的杜马“大议会日”，博得我国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致好评。从黑帮分子和《新时报》到立宪民主党人和《首都邮报》，大家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深受感动。《首都邮报》甚至赶在“临终之前”写道（2月28日）：
“总的印象〈对2月27日杜马会议的印象〉非常之好……在俄国的社会和国家生活中，政府第一次公开地向全国介绍了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也愿意承认，大议会日确实暴露了黑帮分子、政府、自由派和《首都邮报》之类的“民主派”都是一鼻孔出气的，暴露了他们在“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根本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次暴露如果不是“第一次”，那也是最突出的一次。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介绍一下各政党在这一天和同这一天有关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绝对必要的。
古契柯夫先生是代表政府的十月党的领袖。他“请求政府代表”说明远东地区的真实情况。他站在高高的杜马讲坛上大谈其节约开支的重要性，说什么例如可以把驻东京大使的年薪从60000卢布改为50000卢布。我们是在进行改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说，“在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有关远东政局和即将对日开战的令人忧虑的消息。自然，关于俄国报刊被戴上笼嘴这一点，资本家的领袖是不会说的。为什么要说呢？在纲领中可以提出出版自由。这是“欧洲式的”政党所必需的。但是指望古契柯夫先生会真正起来为反对封住报刊的嘴而斗争，指望他会公开揭露俄国有影响的报刊的公然叛卖行为，就象指望米留可夫先生会这样做一样，是非常可笑的。不过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古契柯夫先生倒是说了真话，他无意中泄露了2月27日杜马演出的这出滑稽剧的真实背景。
他宣称：“我们正沿着安抚和绥靖的道路迅速前进，这个事实定会向我们的敌人表明，〈俄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尝试这一次一定能够成功。”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报以掌声。那是当然的啦！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讨论的问题以及伊兹沃尔斯基先生代表政府所作的整个庄严的发言的焦点，就是要把我国穆拉维约夫式刽子手的反革命政策说成是为了绥靖和安抚。应当让欧洲和全世界看一看，出现在“外敌”面前的是一个“统一的俄国”，它正在绥靖和安抚一小撮叛乱者（总共只有1亿农民和工人！），以便保证“捍卫自身利益的尝试”得以成功。
是的，古契柯夫先生说出了他所要说的话，说出了沆瀣一气的地主和资本家要他说的话。
卡普斯京教授是个“左派”十月党人，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希望，是拥护社会同当局和解的人们的指靠，他赶忙跟着古契柯夫讲了一通谄媚的令人作呕的自由主义谎言，来美化古契柯夫的政策。“愿上帝保佑，让赞美声〈对杜马的〉响彻四方，赞美我们珍惜人民钱财的善举吧。”把大使的年薪改为50000卢布，这岂不是就节省了整整1万卢布吗？这岂不是“我们那些意识到俄国正处在紧要关头的显贵大臣们将要作出的”“良好范例”吗……“我们正面临着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改革，而这就需要大批的资金。”
……同这位议员相比，连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215]也望尘莫及！这位教授站在杜马讲坛上，对显贵大臣的良好范例赞不绝口……既然连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都还有与此相差无几的奴才相，那么十月党人就更不用说了。
再来谈谈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先生的发言。当然，他只须抓住卡普斯京恭恭敬敬递上的话头就够了。大臣果然就大谈特谈必须缩减开支，或重新审查编制以帮助“经费匮乏”的使节。伊兹沃尔斯基强调指出，他这席话是得到尼古拉二世赞许的，他歌颂“俄国人民的力量、智慧和爱国主义”，称赞他们“把全部力量，无论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都用来巩固俄国现有的亚洲领地和全面开发这些领地”。
大臣说，是奸党让他这样讲的。接着发言的是反对派首领米留可夫先生。他立刻宣布说：“人民自由党以其参加会议的党团为代表，极满意地听取了外交大臣的讲话，并且认为有义务对大臣第一次向全国代表机关说明有关俄国对外政策问题的讲话表示欢迎。毫无疑问，在目前……俄国政府应当……依靠俄国社会舆论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的确，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反革命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依靠那种在国外可能被当作（或冒充为）俄国社会舆论的东西。为了取得贷款，尤其应当如此，而不取得贷款，沙皇政府的整个斯托雷平政策，即指望长期用持续的、大规模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人民的政策，就有崩溃和破产的危险。
米留可夫先生完全懂得伊兹沃尔斯基、古契柯夫先生之流隆重登台的真正意义。他们是在尼古拉二世黑帮小集团的预先策划下登台的。这场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预先周密策划好的。杜马傀儡们在专制奸党的摆布下演了这出滑稽剧，因为没有西欧资产阶级的支持，尼古拉二世就维持不下去。应当让全俄国所有的资产阶级，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郑重地表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相信它的“和平政策”，相信它坚如磐石，相信它进行绥靖和安抚的决心和能力。这如同在期票上签字一样地必要。为此，他们就让最为立宪民主党人“敬爱”的伊兹沃尔斯基先生出场了；为此，他们预先策划了这一整套恬不知耻的骗人把戏，谈什么珍惜人民钱财呀，实行改革呀，政府“公开”“说明”对外政策呀，虽然人人都很清楚，他们根本不想说明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
于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就俯首帖耳地充当了黑帮警察君主国手中的傀儡！当时，杜马中的资产阶级少数派如果能够毅然决然地说几句真话，无疑会起很大作用，会妨碍（或阻止）政府借贷亿万卢布去组织新的讨伐队、去设立绞刑台、修建监狱和强化警卫，而立宪民主党却“跪倒在”敬爱的君主陛下“膝前”，使劲地摇尾乞怜。米留可夫先生剖白了自己的爱国心迹，想以此得到赏识。他把自己装成精通对外政策的行家，因为他曾经在有些人家的前厅里收集到有关伊兹沃尔斯基的自由派观点的传闻。米留可夫先生代表整个立宪民主党郑重其事地对沙皇大臣表示“欢迎”，也就是自觉地在期票上签了字，他很清楚，全欧洲报纸第二天就会象听到一声号令似地同时报道说：杜马一致（社会民主党人除外）表示信任政府，赞同政府的对外政策……
俄国自由派只用三年就完成了从自由的拥护者到听命于专制制度的意志薄弱的下贱的帮凶的演变，而在德国，完成这一过程花了30多年，在法国甚至花了100多年。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拥有一件特殊武器：他们可以握紧钱袋，制造资金的困难，阻断获取新的贷款的“巧妙的”门路。在俄国革命中，立宪民主党人本来有过许多次机会可以使用这件武器。但是，无论是1906年春天，或者是1908年春天，每次他们都亲自把自己的武器交给了敌人，向大暴行制造者献媚，发誓要效忠于他们。
司徒卢威先生及时地设法为这种实践活动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司徒卢威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216]（其实应当叫作《黑帮思想》杂志）上就鼓吹过“大俄罗斯”思想，鼓吹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谴责“知识界对国家的敌对态度”，一千零一次地对“俄国革命主义”、“马克思主义”、“背叛行为”、“阶级斗争”、“庸俗激进主义”大张挞伐。
对于俄国自由派的这种思想演变，我们只能表示高兴。这是因为实际上这种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早已成了司徒卢威先生想系统地、完整地、缜密地、“哲学式地”加以论证的东西。既然已经存在完全成熟的并在国家生活的严重关头起了反革命作用的阶级，那么制定一套系统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就是关键了。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政策的思想体系，将帮助每个人消除对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的最后幻想。消除这种幻想是有好处的。必须消除这种幻想，以使我们能在争取俄国民主化的真正群众性的斗争事业中向前迈进。司徒卢威先生希望有一种露骨的反革命自由主义。我们也希望有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因为“露骨的”自由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农民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都将是一种最好的教育。
再回过来谈谈2月27日的杜马会议。应当指出，民主派的唯一诚实的和值得自豪的话，是由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说出来的。齐赫泽代表上台声明社会民主党党团将投票反对法案，并且开始申述投反对票的理由。但是当他刚刚开始说到“我国在西欧所奉行的外交，一贯是反动势力和利益的支柱……”主席就制止了这位工人代表的发言。立宪民主党人低声嘟哝着：“议事规则规定可以陈述投票理由的啊！”被称为第三届杜马主席的那个暴徒回答说：“除了理由，方式也是重要的。”
在这个暴徒自己看来，他这样做是对的：既然现在已下了赌注，决心要通力合作进行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还顾得上什么议事规则呢？
这位工人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是孤立的。因而他的功绩也就更大。无产阶级应当表明而且一定会表明，它能够不顾自由派的种种叛变和市侩的动摇，而坚持民主革命的传统。
载于1908年3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55—460页
注释：
[215]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彼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口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441。
[216]《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443。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公社的教训（1908年3月1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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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的教训[208]
（1908年3月10日〔23日〕）
在标志着1848年革命结束的政变[209]之后，法国沦于拿破仑帝制的桎梏之下达18年之久。拿破仑帝制不仅使法国经济陷于崩溃，而且使民族蒙受屈辱。举行起义反对旧制度的无产阶级肩负起两项任务：全民族的任务和阶级的任务，即一方面要驱逐德军，解放法国；另一方面要推翻资本主义，使工人获得社会主义的解放。两项任务的这种结合，是公社独具的特征。
当时资产阶级组成了“国防政府”[210]，而无产阶级争取全民族独立的斗争只得在它的领导下进行。事实上这是一个“背叛人民”的政府，它的使命是镇压巴黎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为爱国主义的幻想所迷惑，竟然没有看出这一点。爱国主义思想早在18世纪的大革命时期就已经产生；这种思想完全支配了公社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布朗基这位公认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找不出比资产阶级高喊的口号“祖国在危急中！”更合适的名称来为自己的报纸命名。
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早在1870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211]，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变得尖锐了。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梏。
果然，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凡尔赛政府同普鲁士人缔结了可耻的和约之后，就立即着手执行它的直接任务，去袭击使它胆战心惊的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工人们以宣布成立公社和进行国内战争作为回击。
虽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成许多派别，公社还是成了无产阶级能够齐心协力地去实现资产阶级只能空喊的各项民主任务的光辉典范。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简单而切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
但是两个错误葬送了这一辉煌胜利的成果。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去“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一个为完成全民族任务而联合起来的国家里树立一种至高无上的公理；没有接管象银行这样一些机构；蒲鲁东主义者[212]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着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它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却力图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它忽视纯军事行动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使巴黎起义取得彻底胜利，而是迟迟不动，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为五月流血周[213]作好准备。
虽然有这样一些错误，公社仍不失为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马克思高度评价公社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如果在凡尔赛匪帮背信弃义地袭击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的时候，工人不予抵抗，听任他们解除武装，那么，这种软弱行为给无产阶级运动造成的士气低落的致命后果，比起工人阶级为捍卫自己的武装而进行战斗所遭到的损失来，危害就会严重许多许多倍。［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8页。——编者注］不管公社付出的牺牲多么巨大，它对无产阶级共同斗争所起的作用使这些牺牲得到了补偿：它在欧洲各地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它显示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它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并破除了人们认为资产阶级追求的是全民族的目标的天真信任。公社教会了欧洲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无产阶级取得的教训是不会被忘记的。工人阶级将记取这一教训，例如俄国在十二月起义中就已经这样做了。
俄国革命发生前的革命准备时期同法国拿破仑统治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在俄国，专制统治集团也已使国家惨遭经济崩溃和民族屈辱。但是，革命很久都没有能够爆发，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没有给群众运动创造出条件，革命前向政府发起的孤立分散的进攻虽然十分英勇，却都因人民群众的漠不关心而遭到失败。只有社会民主党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教育群众，使他们接受斗争的最高形式——群众性的行动和武装的国内战争。
社会民主党打破了年轻的无产阶级所持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糊涂观念。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下迫使沙皇颁发了10月17日的宣言[214]之后，就着手积极地准备革命的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丢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本阶级的力量集中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等自己的群众性组织手中。尽管俄国革命在目的和任务方面与1871年法国革命有许多不同之处，俄国无产阶级当时还是必须采取巴黎公社首创的斗争方式——国内战争。俄国无产阶级记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他们懂得无产阶级固然不可轻视和平的斗争手段，因为这些手段是为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服务的，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也是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开进行搏斗来无情地消灭敌人。这一点已经由法国无产阶级在公社起义中首先表明，并且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十二月起义光辉地证实了。
虽然工人阶级这两次声势浩大的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新的起义一定会到来。在新的起义面前，无产阶级敌人的力量将表明是弱小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在新的起义中获得完全的胜利。
载于1908年3月23日《国外周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51一454页
注释：
[208]《公社的教训》一文载于1908年3月23日日内瓦俄侨小组的报纸《国外周报》第2号，是列宁所作的一个报告的记录。该报编辑部在文前加了如下的按语：“3月18在日内瓦举行了国际大会，纪念无产阶级的三个纪念日：马克思逝世25周年，1848年三月革命60周年和巴黎公社纪念日。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大会，作了关于公社的意义的报告。”——485。
[209]指1848年革命后出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1852年12月2日进一步废除共和，改行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435。
[210]“国防政府”是普法战争中法军在色当惨败、法皇拿破仑第三被俘后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奥尔良派保皇党人路易·茹·特罗胥为政府首脑兼巴黎军事总督，共和派茹·法夫尔为外交部长，共和派莱·米·甘必大为内务部长。“国防政府”实际上是卖国政府和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435。
[211]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对法国工人阶级的告诫：“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象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2页）。——435。
[212]蒲鲁东主义者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商品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436。
[213]五月流血周是指1871年5月21—28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436。
[214]10月17日的宣言是指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的《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为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许下的诺言。——437。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的补遗（1908年3月26日〔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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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的补遗
（1908年3月26日〔4月8日〕）
现在杜马已经进入预算本身的讨论。反动分子与背叛人民自由的冒牌反对派的同盟在辩论的第一天就大显身手。合法报刊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新时报分子欢迎除“左派狂热者”（应读作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外的所有人的联合……一伙无头派办的《我们的报》[206]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这真是一个使人们能“原谅”“预算的个别项目审查中的缺点”的“工作”日……
“反对派”亦步亦趋地追随公开的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代表备遭掠夺的人民这一重大而光荣的使命，正好落在工人阶级的和民主派的代表的肩上了。不幸的是，我们的杜马中的同志在预算问题上所采取的最初行动，是极不妥当的，极端错误的。我们将在下一号《无产者报》上详细地分析这些错误，制定一套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在预算辩论和表决时所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207]
载于1908年3月26日（4月8日）《无产者报》第2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50页
注释：
[206]《我们的报》（《ＨащаГаэегта》）是俄国一家半立宪民主党的报纸，1904—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434。
[207]1908年4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29号刊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工作问题给地方组织的一封信。中央委员会在信中对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工作进行了认真分析之后说，杜马党团是根据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进行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在指出杜马党团工作中的某些成绩和错误后接着写道：“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某些为数还不多的组织中已经出现的召回第三届杜马党团的倾向，对党和无产阶级利益来说是完全不合时宜和有害的。社会民主党不知道、也不承认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独一五二的政治斗争手段；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运用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第三届杜马就是这些手段之一。”——434。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论葡萄牙国王事件（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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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资产阶级报刊，甚至包括最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刊，在谈到葡萄牙这个冒险家被刺事件[202]的时候，都不能不把黑帮的道德搬出来。
欧洲一家最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法兰克福报》的一位特派记者就是一个例子。这位记者在报道的一开头半开玩笑地说，一大群记者在获悉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后，就象扑向猎物一样，立即扑向里斯本。这位先生写道：“我恰巧和一位伦敦的名记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位记者大肆吹嘘起他的阅历。原来，他为这类事件已经到过贝尔格莱德，可以自认为是个‘采访国王遇刺案的专职记者’了。”
……是啊，葡萄牙国王的遇害确实是国王们的“职业性事故”。因此，出现一些报道国王陛下职业性“事故”的专职记者，这是并不奇怪的……
然而，不管这班记者写的报道中如何突出廉价的和庸俗的耸人听闻的情节，真相有时还是掩盖不了的。“一位住在最繁华的商业区的商人”对《法兰克福报》记者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一听说出事，马上就挂旗志哀。但是，很快就来了一些买主和熟人，问我是不是发疯了，是不是打算同朋友们绝交。我问他们：难道谁都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先生，说来您简直不会相信，我招来了多大的报应啊！后来我只好把旗扯了下来。”
这位自由派记者讲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发表了一段议论：
“象葡萄牙人民这样天性温厚殷勤的人民，看来是学坏了，才会对去世的人也这样切齿痛恨。如果这是真话（这无疑是真话，我如果对此避而不谈，就是歪曲历史真相），如果不仅是这种无声的抗议宣告了对遇害的国王的判决，如果您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对受害者的谩骂，而且是出自‘循规蹈矩的人’之口，那么自然不免使人想探究一下那种使人民心理变得如此不正常的罕见的错综复杂的情势。假如人民连死亡能赎取一切尘世罪恶这个古老的神圣权利都不承认了，那么这样的人民如果不是已经道德堕落，就是这种使他们不能清醒地、公正地评价问题的刻骨仇恨确实有着产生的原因。”
啊，自由派伪君子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法国学者和作家也宣布为道德堕落的人呢？他们不是直到现在不仅对1871年的公社活动家，甚至对1793年的活动家，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甚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战士都是恨之入骨和肆意谩骂的吗？原因就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奴仆看来，人民只有“温厚地”忍受戴王冠的冒险家们的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才是“正常的”和“道德的”。
这位记者继续写道：不然（即如果不看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今天就有一家君主派报纸对人民中的无辜牺牲者表达了甚至在国王被杀时也没有表达过的哀思，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得十分清楚，人们竟开始编造起歌颂凶手的神话来了。几乎在每一次行刺案中，各个政党都急于表示自己与凶手无关，而葡萄牙的共和派却对他们中间出现‘2月1日烈士和英雄’公开表示自豪……”
这位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过于热心了，他居然把葡萄牙公民对于为剪除嘲弄宪法的国王而牺牲的人所表示的尊敬，叫作“革命神话”！
另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米兰《晚间信使报》[203]的一位记者，报道了国王遇刺案发生后葡萄牙书报检查机关无法无天的情景。电讯不准外发。诚实的资产者如此喜欢人民群众的“温厚”，但是大臣和国王却不讲什么“温厚”！取代遇刺国王的葡萄牙冒险家们说得对：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消息传递之困难不亚于战时。必须绕道发消息，先寄到巴黎（也许是寄到某个私人通信处），然后再转到米兰。这位记者在2月7日报道说：“甚至在俄国，在热火朝天的革命时期，书报检查机关也从来没有象在目前的葡萄牙这样无法无天过。”
这位记者在公历2月9日报道说：“某些共和派报纸在今天〈国王安葬日〉使用的那些言词，我绝对不敢在电讯中重复。”在一篇于2月8日发出、但是比上述通讯晚到的报道中，记者引用了《国家报》就葬仪发表的一段评述：
“人们抬着两个君主的腐烂尸体，抬着正在土崩瓦解的君主制的无用遗骸。这个君主制是依靠背信弃义和种种特权维持的，它的累累罪行玷污了我国两百年来的历史。”
这位记者又补充说：“当然，这是一家共和派报纸，但是在国正安葬日竟刊登说这种话的文章，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不过我们也来补充一句：我们觉得应该惋惜的只有一点，就是葡萄牙的共和运动对一切冒险家的惩治还不够坚决，还不够公开。我们惋惜的是，葡萄牙国王事件中还明显地有密谋家采取的恐怖手段的因素，这种恐怖手段软弱无力，实际上达不到目的，即使那种为法国大革命增光的真正的、全民性的、确实能使国家焕然一新的恐怖手段，也还是软弱无力的。也许，葡萄牙的共和运动会更加高涨起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永远同情反对君主制的共和派。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在葡萄牙只是杀死了两个君主，使君主制受到惊吓，而没有能够把它消灭。
欧洲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都以不同方式对葡萄牙人民和葡萄牙共和派表示了同情，对统治阶级（它们的代表竟谴责刺杀冒险家的行为并同情冒险家的继承人）表示厌恶。有些社会党人在议会中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有些社会党人在听到对“蒙难”君主制表示同情的发言时退出了会场。王德威尔得在比利时议会中选择了“中间”的（最坏的）道路，他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一句话，说他对“所有的死者”都表示敬意，就是说，既包括国王，也包括谋杀国王的人。但愿在全世界社会党人中间，这样的人只有王德威尔得一个。
欧洲社会党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大大削弱了。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逼近势必使争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失去实际意义。但是削弱共和制的宣传，往往并不意味着更积极地追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是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还认识得不够。无怪乎恩格斯在1891年批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向德国工人十分有力地指出了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意义，指出在德国也可能把这一斗争提到日程上来。［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277页。——编者注］
在我们俄国，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只有如人民社会党人之流和“社会民主党人”马利舍夫斯基（见《无产者报》第7号关于他的文章）这样的极端可怜的小市民机会主义者，才会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出结论，说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在俄国已退居次要地位。相反，我国革命的经验正好证明，在俄国，争取废除君主制的斗争同为农民争取土地、为全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反革命的经验恰好证明，争取自由的斗争如果不触动君主制，就不能算是斗争，而只能算是小市民畏首畏尾和优柔寡断的行为，或者是资产阶级议会活动中的野心家对人民的公开骗局。
载于1908年2月20日（3月4日）《无产者报》第2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38—442页
注释：
[202]指1908年2月1日葡萄牙国王卡卢什一世和王储路易斯·菲力浦一起在里斯本遇刺殒命事件。——422。
[203]《晚间信使报》（《CorrieredellaSer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76年在米兰创刊。——424。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1908年2月29日〔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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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204]
（1908年2月29日〔3月13日〕）
国家杜马在1月12、15、17日的三次会议上，就扩大杜马预算权问题展开辩论。立宪民主党由40名杜马代表署名提出了一个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草案。各党派的代表都就此发表了意见。财政大臣代表政府作了两次冗长的发言。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也发表了意见。辩论结果是一致（1月18日《首都邮报》用语）通过了十月党人的提案：把扩大国家杜马预算权的法案提交专门委员会，但是“不涉及这种修改的范围”，就是说，不涉及对3月8日发布的使国家杜马预算权大受限制的条例进行修改的范围。
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十月党人的提案虽然实质上是符合政府愿望的，而且是在预先策划好正是这样的结局的财政大臣第一次发言以后提出的，但是在第三届杜马即在一个黑帮死硬派的杜马中，怎么会一致通过十月党人的这项提案呢？立宪民主党的草案实质上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细节方面为什么不可以把法律改变一下呢。黑帮大臣就是这样说的。十月党人便根据大臣的这个意思，制定了自己的提案，强调指出不涉及修改法律的范围。
十月党人同黑帮大臣狼狈为奸，这是毫不奇怪的。立宪民主党人撤回了自己的提案（当然，提案中只字未提他们将不涉及自己所提出的修改的范围！），对于一切知道立宪民主党的本性的人来说，这也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居然会同他们一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真希望《首都邮报》的报道是不真实的，真希望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投票赞成十月党人的决议。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比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已投票赞成十月党人的问题更加重要，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代表波克罗夫斯基第二无疑已经犯下的错误。因此我们就打算同读者谈谈这个错误和1月12、15、17日的辩论的实际政治意义。
俄国国家杜马是没有预算权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否决预算并不妨碍预算的执行。反革命政府在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所颁布的这一法律（1906年2月20日颁布的所谓《根本法》），是黑帮分子、沙皇和地主对人民代表机关的嘲弄。1906年3月8日的《条例》则使这种嘲弄更加突出了，《条例》对杜马中的预算审查设下了一大堆繁琐的限制，甚至规定（在第9款中）：“讨论国家预算案时，凡根据现行法律、编制、计划以及各种按最高管理程序发布的圣旨而编入草案的收支项目，一律不得取消或更改。”这难道不是嘲弄吗？凡是合乎法律、编制、计划以及圣旨的东西，一律不得作任何改变！！既然如此，还谈论俄国国家杜马的预算权岂不十分可笑吗？
现在要问，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为自由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的任务是什么？工人政党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在本文中只谈谈有关政党的议会斗争的任务和议会代表的任务问题。
显然，杜马预算权问题应该在杜马中提出，为的是向俄国人民和全欧洲彻底揭穿沙皇政府的黑帮式的嘲弄，为的是证明杜马毫无权力。同时，提出进行这种揭露的直接和实际的目的（更不用说每个民主派向人民揭露真相、启发人民觉悟这个基本任务了），还因为有一个贷款问题。没有国际资产阶级世界资本的援助即贷款，沙皇黑帮政府就不可能在1905年12月以后支撑下去，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世界资产阶级向显然已经破产的沙皇提供亿万贷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象所有高利贷者那样对高额利润感兴趣，而且还因为他们意识到俄国旧制度战胜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无产阶级。
因此，在杜马中提出问题和进行辩论的唯一目的，只能是揭露全部真相。在当前时期和当前情况下，民主派不会把寻求实际的改良当作自己的目的，因为第一，在关于杜马预算权的现行根本法的基础上，改革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二，在由黑帮死硬派和莫斯科商人组成的杜马中提出扩大这样一个杜马的权利，是很荒谬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只有无知或头脑简单的人才把他们当作民主派）当然没有理解这项任务。他们一提出问题，立刻就把问题置于局部改革的虚幻的基础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有时可能而且必须提出局部改革的问题。但是在象第三届杜马这样一个杜马里，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已经被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法变成笑料的预算权问题上，指望实行改革就十分荒谬了。立宪民主党人可以提出局部改革，我们甚至也愿意作这样的让步，但是民主派决不能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去对待这个问题。
他们强调问题的所谓实际方面，强调3月8日的条例的种种不便，强调这个条例甚至对政府也没有好处，强调布里根、维特等狐群狗党的白痴机关制定反对杜马的各种白痴法律的经过。盛加略夫先生的下面这段话最明显地体现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问题的精神。他说：“在我们所提出的草案中，没有任何蓄意犯上的行为〈指限制君主的特权〉，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意思〈！！〉。它的用意只是为了杜马工作的方便，为了杜马的尊严，出于完成我们有责任进行的工作的必要性。”（黑体是我们用的；1908年1月15日会议的官方速记记录第1263页）
这个家伙不是在启发人民的觉悟，而是在模糊他们的意识，因为他讲的是露骨的谎言和废话。盛加略夫先生和他的所有立宪民主党政客同僚们虽然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的“外交手腕”会带来“好处”，但是我们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这个必然的结论。民主派应当向人民揭示议会权利和君主特权之间的鸿沟，而不应当模糊人民的意识，歪曲政治斗争，把政治斗争简化为文牍主义式地修正法律。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提出问题，就在实际上表明他们是沙皇官吏和十月党人的竞争者，而不是争取自由的战士，甚至也不是为大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争取自由的战士。只有采取庸俗自由主义态度的官吏才会这样谈问题，议会反对派的代表决不会这样。
社会民主党代表波克罗夫斯基第二的发言显然体现了另一种精神，它以另一种原则提出了问题。我们应该高兴地承认这一点。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直截了当地、明白地说，他认为第三届杜马这种人民代表机关是骗局（引自1月18日《首都邮报》，因为我们还没有收到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他强调的不是细节，不是法律成文的经过，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破产和受压迫的情况。他正确地指出，“谈国家杜马的预算权，只能是一种讽刺”，我们不仅要求有彻底修改整个预算的权利（在是否准许“彻底修改”、修改范围多大的问题上，捞到肥缺的官吏科科夫佐夫同没捞到肥缺的官吏盛加略夫和阿杰莫夫，在杜马中展开了最激烈的争论），而且要求有“改变整个财政制度”的权利，要求有“否决政府预算案”的权利。他最后提出了实行“充分的民权制度”的要求，这个要求同样正确，而且作为一个工人政党的党员也是必须提出的。在所有这些方面，波克罗夫斯基认真地和正确地坚持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但是与此同时，他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按报纸上的消息看来，这是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的错误，因为它给自己的发言人作了这样的指示。波克罗夫斯基宣布：“我们支持旨在扩大人民代表机关预算权的40人提案。”
40人提案分明是毫无原则的，极不完备的，在提案上签名的分明都是些无原则的和极不坚定的人，——宣布支持这样一项分明毫无实际价值的提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并不是支持正在斗争的资产阶级（有许多人总是喜欢拿这种说法来替自己缺乏政治气节作辩护），而是支持自由派十月党人资产阶级的动摇。事实立即就证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撤销了自己的提案，而附和十月党人的提案：“提交委员会，但是不涉及法律修改的范围”（！）。谁“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谁就要受骗，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成百次、上千次了。事实已经成百次、上千次地表明，支持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按照他们的路线等等提出的提案，这种策略是极端空虚的，是完全不能允许的［注：“无头派的”《首都邮报》借某位萨图林先生之口说道：“反对派十分明智地〈！〉投了赞成票〈赞成十月党人的决议〉。于是修正案〈即预先不确定修改范围的决议〉就一致通过了。”（该报1月18日第4版：《来自会议厅的消息》）俄国的无头派的自由派同十月党人和黑帮沙皇大臣的一致万岁！］。
立宪民主党人如果不去附和十月党人，而提出一项声明，明确指出杜马在财政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人民代表机关完全是骗局，专制制度已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财政注定要破产，民主派的代表拒绝对这种条件下的贷款承担责任，并且把这个声明提付表决，——如果立宪民主党这样做了，那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正直行动，将是一种斗争的行动，而不是糊里糊涂地给人家当走狗。对这样的行动我们有责任加以支持，但是也不要忘记另外单独地说明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这样的行动就会有助于教育人民和揭露专制制度。
如果杜马否决这项声明，如果黑帮大吵大闹反对这项提案，那将是民主派的历史功绩，那将可能出现一个争取自由的新的斗争阶段。但是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却一再糟蹋自己。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你们要珍惜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荣誉，千万不能支持这种自由派，不能糟蹋自己！
有个狂妄的右派在杜马中抛弃了十月党人掩饰分歧、诱骗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策略。这就是黑帮分子科瓦连科。1月12日他在国家杜马中公开宣称，他反对把立宪民主党的提案提交委员会（速记记录第1192页）。不过这位英雄看来是投了十月党人的票。原来他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英雄。他在自己的发言里出色地描述了真实情况，举出下述例子来证明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权限，他说：“就拿莫斯科暴动和调遣讨伐队来说吧。难道当时的政府有功夫去按照常规行动吗……”（第1193页）遗憾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能抓住黑帮嘴里这一星半点的实话。应当对他说：代表同事，您说得对。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常规。我们不想说假话，我们承认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什么“常规”，而是一场国内战争；政府不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作战，俄国的局势是起义一触即发。真相就是这样，而经常提醒人民注意真相是有好处的！[205]
载于1908年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43—449页
注释：
[204]《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文最初发表于1908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同年3月26日（4月8日）《无产者报》第27号转载了此文。转载时附有列宁写的该文补遗（见本卷第434页）。——427。
[205]《无产者报》编辑部在此处加了如下一条注释：“最早刊载本文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认为必须指出，作者所批评的杜马党团在扩大杜马预算权问题上采取的活动方式，是完全得到中央杜马委员会赞同的’。”在负责领导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中央杜马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占多数。——433。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工会的中立（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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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中立[186]
（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我们在上一号《无产者报》登载了我们党中央关于工会的决议[187]。《我们时代报》[188]向读者报道这一决议时补充说，这一决议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孟什维克也投票赞成，因为这一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原来的草案相比，已经作了一些让步。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已停刊的《我们时代报》对于有关孟什维主义的一切一向是非常熟悉的），那我们只有对社会民主党在工会这个重要领域里统一行动大有进步表示衷心欢迎。《我们时代报》所谈的那些让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丝毫没有改变布尔什维克草案的基本原则（顺便提一句，这个草案登载在19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第17号上，同时还登载了长篇的说明文章：《工会和社会民主党》）。[189]
可见，现在我们全党都承认，进行工会工作，不应当根据工会中立的精神，而应当根据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接近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同时也承认，工会要具有党性，只能通过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内部做工作，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工会中建立团结一致的支部，既然合法的工会不可能存在，就应当建立秘密的工会。
毫无疑问，这次我们党内两派在工会工作性质问题上意见能够接近，是由于受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极大影响。正象考茨基在给莱比锡工人作报告时指出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否定了对工会中立的原则承认。阶级矛盾大大发展，近来各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德国多年的经验（在那里，中立政策助长了工会中的机会主义，丝毫也没能阻止特殊的基督教工会和自由派工会的出现），要求工会同政党采取一致行动的那种特殊的无产阶级斗争领域（例如俄国革命中的群众性罢工和武装起义，这些都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具有的形式的楷模）日益扩大，——这一切使中立论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现在在各无产阶级政党里，工会中立的问题看来已经不会引起什么特别重大的争论了。至于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非无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政党，那又另当别论了，他们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进步农民的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极左翼。
极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坚持中立主张的，在我国只有社会革命党人和普列汉诺夫。而且他们做得很不成功。
在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最近一号（1907年12月第8号）上，有两篇谈工会运动问题的文章。社会革命党人在文章里首先嘲笑了社会民主党《前进报》[190]的声明，因为这一声明说，斯图加特的决议正是按照伦敦决议的意思，即本着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解决了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同一号《劳动旗帜》上举出的事实，就雄辩地证明了这样的估计是正确的。
《劳动旗帜》在谈到1905年秋天时写道：“就在这个时候（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俄国的三个社会主义派别即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一次面对面地说明了自己对工会运动的看法。莫斯科局受委托抽出成员组成一个中央办事处来召集代表大会（工会的），它在奥林匹亚剧院组织了一次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大会［注：参加大会的将近1500人。报告见1905年11月26日《劳动促进博物馆公报》[191]第2期（引文是《劳动旗帜》的）。］。孟什维克对党的目标和工会的目标所作的划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严格正统的划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消灭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会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以争取对劳动有利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工会因此具有非党性，它应该包括‘本行业的全体工人’［注：不过应当说，孟什维克先生们对这个“非党性”的理解是相当独特的，例如，他们的报告人这样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党性问题在莫斯科印刷工会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印刷工会建议同志们以个人身分加入社会民主党。”（《劳动旗帜》注）］。
布尔什维克论证说，目前不能把政治同职业严格地分开，他们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应当紧密地团结，社会民主党应当领导工会。’最后，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工会保持严格的非党性，以免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但是反对任何把工会的任务和活动限制在某个狭小范围内的做法，并说明这个任务就是同资本展开全面的斗争，也就是说，既进行经济斗争，也进行政治斗争。”
《劳动旗帜》自己就是这样来描述事实的！只有瞎子和完全丧失思维能力的人才会否认，在这三种观点中，只有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同工会紧密团结的观点才是“建议党和工会紧密联系的斯图加特决议所确认的”［注：1905年11月孟什维克陈述的对中立的看法不是正统的而是庸俗的，请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记住这一点吧！］。
为了把这个极其清楚的问题搅糊涂，社会革命党人十分可笑地把工会在经济斗争中的独立性同工会的非党性混为一谈。他们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也明确地主张工会的独立性（非党性），也就是说，既否定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否定了孟什维克的观点。”这个结论是从斯图加特决议中下面这段话里得出来的：“这两个组织〈党和工会〉中，哪一个都有与自己的性质相适应的范围，它应当在这个范围里完全独立地活动。但同时还有一个日益扩大的范围”等等，如上所引。竟有这样好开玩笑的人，居然把工会在“与自己的性质相适应的范围内”保持“独立性”的要求同工会的非党性，或者同工会应该在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方面紧密接近党的问题混为一谈！
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把关于对“中立”论的估价这个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完全岔开了，这个“中立”论实际上是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他们不谈这个原则问题，在目前存在着几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下宁可只谈俄国的各种特殊关系的问题，并且歪曲斯图加特决议中的东西。《劳动旗帜》写道：“这里不必借口说斯图加特决议模糊不清，因为普列汉诺夫先生以党的正式代表的身分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使所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和有怀疑的地方都一扫而光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相应的声明，说‘普列汉诺夫同志这样的发言是在瓦解统一的党的队伍’……”
社会革命党先生们！你们当然有权讽刺我们中央委员会要普列汉诺夫守规矩。你们有权认为，比方说那个不公开斥责给立宪民主党捧场的格尔舒尼先生的政党是可以尊敬的。但是为什么要公然撒谎呢？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并不代表社会民主党，他只是社会民主党33个代表当中的一个。他所代表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现今对社会民主党及其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持反对态度的孟什维克观点。社会革命党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们是有意在撒谎。
“……在研究工会和政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委员会上，他〈普列汉诺夫〉的原话是：‘俄国有11个革命组织，工会到底应当同其中哪一个建立联系呢？……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在俄国是有害的。’对这一点，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一致表示，不能这样来理解大会的决议，他们‘决不规定工会和工会会员必须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也就是说，他们也同决议所指出的一样，要求工会有‘完全的独立性’。”（黑体是《劳动旗帜》用的）
《劳动旗帜》的先生们，你们弄错了！在委员会里，有一个比利时同志问道，可不可以规定工会会员必须参加社会民主党，大家都回答他说，不能。而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对决议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同时不应当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这个修正案被通过了，但不是一致通过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观点的沃伊诺夫同志投票赞成这一修正案，我们认为，投票赞成是对的）。情况就是这样。
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这话完全正确。但是，这话也适用于社会革命党人，在工会组织宣布自己要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紧密联系的时候，我们请社会革命党人考虑一下这个“工会组织的统一”！至于“规定”工会会员“必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想过，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害怕而产生的错觉。但是要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曾经禁止工会宣布自己要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紧密联系，或者禁止真正实现这种联系，那是瞎说。
《劳动旗帜》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始终不渝的和最坚决的斗争来夺取工会，使工会服从他们党的领导。布尔什维克是直接地、公开地这样做的……孟什维克选择了较为迂回的道路……”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说得对！为了工人国际的威信，你们有权要求我们有分寸地、有耐性地进行这场斗争，同时“不要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我们十分乐意承认这一点，同时要求你们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斗争！
然而普列汉诺夫可是说过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是有害的呀……不错，普列汉诺夫是说过这种蠢话，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自然会抓住这些话了，他们老是抓住一切最不值得仿效的东西。但是应当遵循的不是普列汉诺夫的话，而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这个决议就不能不“带来政治上的分歧”。这儿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工会不应当遵循“劳资利益调和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肯定地说，要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平分土地的土地纲领是以劳资利益调和论作根据的［注：现在连某些社会革命党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向马克思主义迈出了坚决的一步。见菲尔索夫先生和雅科比先生的一本非常有趣的新书，我们很快就要同《无产者报》的读者详细谈谈这本书。[192]］。我们将永远反对由于这种分歧（甚至由于同君主派工人的分歧）而破坏罢工等等行动的统一，但是我们永远要“把这种分歧带到”工人中间去，特别是要带到所有的工人团体中去。
普列汉诺夫拿11个政党作借口，这也是不聪明的。第一，并不是只有俄国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在俄国只有两个比较认真地进行竞争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因为把各民族的政党放在一起是十分荒谬的。第三，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统一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把这个问题扯在一起，就把事情搅乱了。我们随时随地都应当坚决主张工会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接近，而在某个国家、某个民族中，哪一个政党是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应由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来决定，而应由各民族政党之间的斗争进程来决定。
普列汉诺夫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论断的错误的严重性，从他发表在1907年《现代世界》杂志[193]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普列汉诺夫在第55页上举出了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话：工会中立是德国修正主义者坚持的。普列汉诺夫对此的回答是：“修正主义者说‘工会应当中立’，意思是说，应当利用工会来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于是普列汉诺夫推论说：“取消工会的中立是毫无用处的。即便我们使工会在形式上紧紧地依从于党，而党内是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么，取消工会中立就只会是‘马克思的批评家’的一个新的胜利。”
这种议论就是普列汉诺夫最惯于使用的回避问题和避开争论实质这一手法的典型例子。如果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在党内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问题完全不在于这样的党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其中有着怎样的斗争和怎样的分裂。问题在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而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必然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现行制度基础上的狭小范围以内，割断工会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联系，而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社会民主党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总是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当然，在欧洲，在工人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初期，可以坚持工会中立，因为在无产阶级斗争比较不发达和资产阶级还没有经常不断地影响工会的时期，工会中立可以作为扩大无产阶级斗争的初步基础的手段。目前，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坚持工会中立就完全不妥当了。普列汉诺夫断定说，“马克思要是还在世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他忽略了马克思的言论的完整性和马克思的学说的整个精神，对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了片面的解释从而得出这样的论据，我们看了只能一笑置之。
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主张中立，但这是倍倍尔所说的中立，而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中立。”这样说话，就是在借助倍倍尔来赌咒发誓，结果还是往泥潭里爬。不用说，倍倍尔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大权威，是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领袖，一个对革命斗争的要求十分敏感的社会主义者，因而当他失足的时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自己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而且还把愿意跟他走的人拉出来。倍倍尔在布雷斯劳（1895年）同福尔马尔一起维护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他坚持（在埃森）防御战和进攻战有原则性的区别，他准备把工会“中立”当作一条原则，这些都是错误的。[194]我们很乐意相信，如果普列汉诺夫只是同倍倍尔一起往泥潭里爬，那对普列汉诺夫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而且是不会长久的。不过我们还是认为，不应当在倍倍尔犯错误的时候去仿效他。
有人说，需要中立是为了团结所有认为有必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的工人——普列汉诺夫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说这种话的人忘记了，当阶级矛盾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应该怎样争得物质生活改善这一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分歧”。工会中立论与认为工会必须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紧密联系的理论不同，它必然倾向于采取缓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手段来争取这种改善。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撰文维护中立的那一期《现代世界》杂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恰好牵涉到对最近工人运动中的一件极有趣的事情的估计）。在这一期杂志上，除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还有埃·皮·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赞扬英国著名的铁路工人领袖理查·贝尔用妥协办法结束了工人同公司经理的冲突。贝尔被说成是“整个铁路工人运动的灵魂”。埃·皮·先生写道：“毫无疑问，贝尔以自己的稳健的、缜密的、坚定的策略赢得了铁路职工联合会的绝对信任，该会会员决心毫不动摇地处处跟着贝尔走。”（《现代世界》杂志第12期第75页）这种观点同中立主义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质性的，因为中立主义认为把工人团结起来主要是为了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为了进行能促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斗争。
但是，这种观点同英国社会党人的见解是完全不符合的，英国社会党人看到贝尔的赞扬者居然与著名的孟什维克如普列汉诺夫、约尔丹斯基之流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不受反驳，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
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正义报》[195]在11月16日的社论中谈到贝尔同铁路公司的协议时写道：“我们完全同意几乎所有的工联对这个所谓和平条约的谴责……这个条约完全破坏了工联存在的宗旨……这个荒谬的协议……束缚不住工人，如果工人拒绝这个协议，那他们就做对了。”在下一号，即11月23日的报上，伯内特在一篇题为《又出卖了！》的文章中谈到这个协议：“三个星期以前，铁路职工联合会还是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而现在它已降到互助会的水平了。”“发生这种变化不是因为铁路员工进行斗争遭到了失败，而是因为他们的领袖蓄意或者是由于愚钝在斗争以前就把他们出卖给资本家了。”该报编辑部补充说，一个“米德兰铁路公司的雇佣工人”也给编辑部寄来了一封内容类似的信。
不过，这也许是“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别爱好”吧？不是的。温和的、甚至不愿意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工党”（I．L．P．）的机关报（《工人领袖》[196]）在11月15日刊登了一个铁路工会会员的来信，他在回答所有资本主义报刊（从激进派的《雷诺新闻》[197]到保守派的《泰晤士报》[198]）对贝尔的过分赞扬时说，贝尔所签订的协议是“工联运动史上最可鄙的一次协议”，他并且把理查·贝尔称作“工联运动的巴赞元帅[199]”。另外有一个铁路员工要求“追究贝尔的责任”，因为他签订了这个“要使工人受七年苦役”的倒霉协议。温和的机关报的编辑部也在同一天报上的社论中称这个协议是“不列颠工联运动的色当[200]”。“要在全国范围内显示有组织的劳动的力量，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机会”，在工人中充满了“空前的热情”和斗争的愿望。文章最后把工人的贫困同“正在准备设宴庆贺的劳合－乔治先生（给资本家当走狗的大臣）和贝尔先生”的胜利作了一个尖刻的对比。
只有极端的机会主义者费边派分子，纯粹知识分子的组织才赞成这个协议，这甚至使同情费边派分子的杂志《新世纪》[201]也感到羞耻，这家杂志不得不承认，虽然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泰晤士报》全文转载了费边派分子的中央委员会的相应的声明，然而除了这些先生以外，“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没有一个工联、没有一个杰出的工人领袖”（12月7日出版的那一期第101页）表示赞成这个协议。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同事埃·皮·先生运用中立原则的一个范例。问题并不涉及“政治上的分歧”，而只涉及改善现社会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英国整个资产阶级、费边派分子和埃·皮·先生都主张以放弃斗争和接受资本家的恩赐来换得“改善”，而所有社会党人和参加工联的工人则主张工人进行集体的斗争。难道普列汉诺夫现在还要继续鼓吹“中立”，而不宣传工会同社会主义政党的紧密接近吗？
载于1908年2月20日（3月4日）《无产者报》第2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27—437页
注释：
[186]《工会的中立》一文除在《无产者报》上发表外，还收入了1908年彼得堡创造出版社出版的《论时代潮流》文集（略有删节），署名弗拉·伊林。——411。
[18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工会的决议载于1908年2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21号。
党中央委员会在决议中建议党员在工会组织内成立党的小组，在地方党的总部领导下在这些组织里进行工作。如果由于警察的迫害不能组织或恢复被破坏的工会，就应当秘密地成立工会和工会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还建议在互助协会、戒酒协会等合法组织中成立“社会民主党的团结一致的小组，以便在尽可能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有组织活动“不能只限于这些协会的范围”，工会的合法存在“不应当降低无产阶级工会组织的战斗任务”。——411。
[188]《我们时代报》（《ＨашВек》）是俄国左翼立宪民主党人机关报《同志报》的通俗版，1905—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411。
[189]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在谈到工会和党性问题时说：“当前全部情况要求社会民主党加强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作，但是这一工作应当本着伦敦决议和斯图加特决议的精神进行，这就是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原则上承认工会的中立性和非党性，相反，要坚决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持久地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应该通过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内的宣传组织工作使工会是党的工会这一主张得到承认，而且只有在大多数工会会员紧紧地靠拢社会民主党时，才宜于宣布这种党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工会的决议，对上述问题的后半部分是这样表述的：“承认工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只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内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结果，并且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统一性。”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给地方组织的信中解释了上述决议，重申了工会的党性原则，提出了“根据伦敦决议和斯图加特决议的精神指导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鼓动工作的任务”。中央委员会还拟订了一些加强党组织同工会组织联系的措施：（1）召集在工会理事会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开会，预先讨论有关工会的以及有关党的最重要问题；（2）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工会工作中的重要问题（1908年2月27日（3月11日）《无产者报》第23号）。——411。
[190]《前进报》（《Вперед》）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工人报纸，1906年9月10日—1908年1月19日（1906年9月23日—1908年2月1日）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在维堡秘密出版，共出了20号。从第2号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有些号同时作为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喀山委员会或乌拉尔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前进报》用广大工农读者易懂的通俗语言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阐述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以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市、区代表会议的决议，解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同时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策略的危害。该报同工人读者联系密切。它广泛地阐述了工人的问题，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来解释布尔什维克在农民问题上的策略。《前进报》刊载过许多篇列宁的文章。——412。
[191]《劳动促进博物馆公报》（《ВюллегенвМуэеясодействиятруду》）是俄国技术协会莫斯科分会附属的机构劳动促进博物馆的出版物。某些工会工作者曾利用劳动促进博物馆这一合法机构开展活动，并在《公报》上刊登有关工会活动的材料。——413。
[192]指德·菲尔索夫（Д．С）和米·雅科比（米·雅·亨德尔曼）合著的《关于土地纲领的修改及其论证》一书。该书于1908年由时代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但被没收。列宁在这里答应写的书评未见在《无产者报》上发表。——416。
[193]《现代世界》杂志（《Современный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906年10月—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和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1914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1914年3月《现代世界》杂志第3期刊登了列宁的文章《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4—56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417。
[194]这里说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5年在布雷斯劳和1907年在埃森举行的两次代表大会。前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该党土地纲领草案，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草案。后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军国主义问题，通过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沙文主义决议。古·诺斯克在帝国国会的发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争论。这个发言说，在一场进攻性战争加于德国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将不落在资产阶级政党后面而“扛起枪来”。奥·倍倍尔对诺斯克的这个发言表示了赞同。——418。
[195]《正义报》（《Justice》）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年1月至1925年初在伦敦出版。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1911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25年2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1933年12月停刊。——419。
[196]《工人领袖》（《TheLabourLead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年创刊。1893年起成为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04年以前的编辑是詹·凯·哈第。1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420。
[197]《雷诺新闻》即《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WeeklyNewspaper》），是英国激进派的报纸，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治·威廉·麦克阿瑟·雷诺创办，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420。
[198]《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420。
[199]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元帅在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法军第3军军长和莱茵集团军司令，1870年10月27日率部17万余人在梅斯要塞向普军投降。——420。
[200]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1870年9月1—2日，在这里进行了普法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交战。交战以法国帕·莫·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沙隆集团军被击溃和投降、随军督战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俘而结束。——420。
[201]《新世纪》（《TheNewAge》）是英国的一家民主主义的政治、宗教，文学评论性杂志，1894—1938年在伦敦出版。——420。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新土地政策（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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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政策
（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2月13日，星期三，尼古拉二世接见了第三届杜马的307名代表。沙皇同黑帮分子鲍勃凌斯基和切雷舍夫的亲切谈话，是专制政府同参加同盟的匪帮又一次接吻的滑稽表演。尼古拉的声明却严肃得多，他说杜马最近就要通过新的土地法，说任何强制转让的念头都应该打消，因为他，尼古拉二世，决不会批准这样的法律。《法兰克福报》[184]的记者报道说：“沙皇的话使农民心情沉重。”
沙皇本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声明”所起的鼓动作用，无疑是很大的，我们只能对这个有才干的鼓动家表示欢迎。但除了鼓动作用，这一反对强制转让的严厉举动还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地主的君主制最终走上了土地政策的新道路。
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著名的杜马外的法令——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及此后的法令——开始了沙皇政府的这项新土地政策的时期。在第二届杜马中，斯托雷平确认了这项政策，右翼的和十月党的代表赞成这项政策，立宪民主党人（他们被奸党的前厅中传出的关于解散杜马的流言吓坏了）拒绝公开谴责这项政策。现在，在第三届杜马中，土地委员会已经在前几天接受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的基本论点，而且走得更远，承认所有村社中24年来没有重新分配的农民地块归农民私有。农奴主－地主俄国的元首在2月13日接见时，高声地表示赞成这个政策，他大声疾呼（显然是为了让无党派的农民知道），说他决不会批准任何有利于农民的强制转让的法律。
沙皇、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十月党人）的政府最终改行新的土地政策，这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现在的革命，而且还有将来可能发生的民主革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这一政策的成败。
这个转变的实质是什么呢？迄今为止，旧的中世纪的农民份地占有制和他们“自古以来的”村社的不可侵犯性，受到反动俄国的统治阶级的热烈拥护。农奴主－地主作为俄国改革以前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个19世纪在政治上主宰一切的阶级，他们执行的完全是保护旧的村社的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政策。
20世纪开始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冲垮了这一制度。旧的等级制的村社，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半农奴制农村的因循守旧，这一切都同新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历史的辩证法是：俄国农民在革命时期提出了破坏性最大的要求，直至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劳动派）；而在其他国家，只要稍微整顿一下（从资本主义要求的观点出发）土地制度，农民就能成为制度的支柱。
产生这些激进的、甚至带有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色彩的要求的，绝不是庄稼汉的“社会主义”，而是斩断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团乱麻、为自由的农场主（农业企业主）经营没有任何中世纪障碍的土地扫清道路这种经济上的必然性［注：这里所叙述的见解同对我们党纲的批评有密切的联系。在《无产者报》第21号[185]］。
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逆转地破坏了俄国旧土地制度的一切基础。不摧毁这个制度，资本主义就不能向前发展。资本主义必定要破坏这个制度，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了的。但这个制度的破坏，可以按照地主的办法，也可以按照农民的办法，可能给地主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也可能给农民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按照地主的办法摧毁旧制度，就是用暴力破坏村社，就是大批贫穷的小业主加速破产和被消灭，使一小撮富农得到好处。按照农民的办法摧毁，就是没收地主的地产，把全部土地交给从农民中产生的自由农场主支配（民粹派先生们的“平等的土地权”其实就是业主得到消灭了一切中世纪障碍的土地的权利）。
反革命的政府明白了这一点。斯托雷平很正确地理解到：不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就不能保证俄国经济的发展。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让地主和富农任意洗劫农民群众。
现在，自由派和市侩民主派的先生们（开始是半十月党的“和平革新党”，接着是《俄罗斯新闻》，最后是《俄国财富》杂志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因政府破坏了村社而吵得不可开交，指责这个政府在搞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从来也没有表现得这样突出。不，先生们，为自古以来的基础被破坏而哭哭啼啼是于事无补的。三年来的革命使调和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了。问题已经很清楚。要么是勇敢地号召进行农民革命，直至建立共和国，并且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地为进行这样的革命作准备。要么是在斯托雷平—地主—十月党人对村社的进攻面前无谓地长吁短叹，表现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软弱无力。
还有一点公民的勇气和对农民群众的同情心的人们，请作出选择吧！无产阶级已经作出选择，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解释、宣传和在群众中传播农民同无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这一口号，只有这样的起义才是不使斯托雷平“革新”俄国的办法得逞的唯一可能的手段。
我们不认为这种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在欧洲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较小的范围内试验过了），但是我们要向人民讲清楚，要实现这种办法，只有靠少数人在几十年中对多数人肆无忌惮地施加暴力，靠大量杀害进步农民。我们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修补斯托雷平的革命计划、修正这些计划、削弱这些计划的作用等等上面。我们将以加强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和农民有联系的那些无产阶级阶层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回答。农民代表，甚至那些过了警察好多道筛子的、那些由地主选出来的、那些被杜马中的死硬派吓怕了的农民代表，不久以前都表露了自己真正的意向。正如大家在报上看到的，一批无党派的、其中一部分属于右派的农民主张强制转让土地，主张建立由全体居民选举产生的地方土地机关！难怪土地委员会中有一位立宪民主党人说，右派农民比立宪民主党人左。是的，在土地问题上，“右派”农民在所有这三届杜马中的表现都比立宪民主党人左，这就证明：庄稼汉的君主主义思想是一种即将消除的幼稚思想，它同那些自由派市侩的君主主义思想是不同的，自由派市侩是出于阶级私利的君主派。
农奴主的沙皇向无党派的农民叫喊，他决不准许实行强制转让。让工人阶级来回答，让他们向千百万“无党派的”农民高呼：无产阶级号召农民起来为推翻沙皇制度、为没收地主土地而进行群众性的斗争。
载于1908年2月20日（3月4日）《无产者报》第2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22—426页
注释：
[184]《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5—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406。
[185]列宁指他发表在1908年2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21号上的《政治短评》一文（见本卷第398—404页）。后来在1908年7月23日（8月5日）《无产者报》第33号上刊载的《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一文中，列宁更详细地阐明了党纲的问题。——408。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1908年2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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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
（1908年2月13日〔26日〕）
《新时代》杂志第20期刊载了亚·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译者姓名不详。序中有如下一段话：“遗憾的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变成党内派别划分问题的强烈倾向。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十分严重的策略分歧，由于这种在我们认为同策略分歧完全无关的问题（具体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认识上是同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的学说相吻合，还是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相吻合？）上的争论而更加严重了。”
《无产者报》编辑部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思想上的代表者，认为有必要就此发表如下声明。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照编辑部的意见，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任何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无论在这个或那个派别里，都有两种哲学流派的拥护者。
载于1908年2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21页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政治短评（1908年2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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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短评
（1908年2月13日〔26日〕）
沙文主义者正在活动。他们拼命散布日本人正在加紧武装的流言，说日本人在满洲集中了600个营，准备进攻俄国。又说土耳其也在积极武装起来，要在今年春季向俄国宣战。还说高加索正在准备暴动，企图脱离俄国（只差没有叫喊说波兰人有什么计划了！）。他们用芬兰正在武装的无稽之谈来加紧中伤芬兰，利用波斯尼亚修筑铁路的事实来拼命鼓动反对奥地利。俄国报刊还加紧攻击德国，说它唆使土耳其反对俄国。进行这种活动的，不仅有俄国报刊，而且也有法国报刊。不久前，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正好提到了法国报刊被俄国政府收买的事实。
西欧严肃的资产阶级报刊并不认为这些活动是报界人士凭空捏造的产物，也不认为这是哗众取宠的人玩弄的把戏。不，显然是“统治集团”（应读为黑帮沙皇政府或声名狼藉的“明星院”[180]之类的秘密宫廷奸党）发出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暗号，执行着一条有步骤的“路线”，采取了某种“新方针”。外国报刊认为，杜马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对所有未参加该委员会的杜马代表保密，即不仅对革命政党、而且对立宪民主党人保密，是同这种沙文主义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有的甚至说，俄国政府为了彻底表明它对“立宪”的嘲弄，竟打算不向全体杜马代表而只向黑帮—十月党人把持的委员会请求用于加强边防的军事拨款。
下面请看西欧一些决非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可能对俄国革命持乐观态度的报纸上的两段话：
“有一次俾斯麦说过，德国对法国的胜利（1870年）激起了俄国军人的虚荣心，使他们也想去摘取建立战功的桂冠。由于政治、宗教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土耳其似乎成了特别适宜于实现这一目的（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的对象。显然，现在俄国那些忘记了日俄战争的教训而又不了解国家真正需要的人士，也持有这样的见解。既然在巴尔干已经不必解放什么‘小兄弟’，那么就得想些别的办法来影响俄国的社会舆论。而这些办法，老实说，要比以前的办法更加拙劣：他们竟想把俄国形容成一个受到内外敌人包围的国家。”
“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反革命专制政府政策中的这个新的沙文主义方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对马事件和沈阳事件[181]以后，只有感到自己彻底丧失了根基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不管反动派怎样努力，两年反动的经验并没有为黑帮专制政府造成任何稍微可靠的内部支柱，并没有造成任何一种能在经济上复兴专制制度的新的阶级成分。而没有这一点，反革命无论怎样残暴和疯狂，都不能保住俄国现今的政治制度。
无论是斯托雷平、黑帮地主还是十月党人都懂得，他们不建立新的阶级支柱，就不能保住政权。因此，他们实行的政策是使农民完全破产，用暴力手段破坏村社，不惜一切代价在农业方面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在这一方面，那些最有学问、最有教养、最讲“人道”的俄国自由派，如《俄罗斯新闻》的教授们，要比斯托雷平之流蠢得多。该报2月1日的一位社论作者写道：“在决定11月的暂行条例的命运的时候，如果昨天还拥护村社的那些斯拉夫主义者竟然支持内阁通过把土地变为单个农户的私有财产的办法来破坏村社，那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甚至可以设想，在杜马中占多数的保守派和内阁有着共同的防卫目的，这会使它们采取甚至比1906年的著名法令更带进攻性的办法……结果就会出现一种令人吃惊的情况，即：保守派政府在各保守政党代表的赞助下，为在最不易发生急剧变革的土地关系方面实行激进的改良作准备，而它决意采取这样激进的办法，是以一种占有制优于另一种占有制的抽象理由为根据的。”
教授先生，醒醒吧，把您身上的民粹派老祖宗档案库的灰尘抖一抖，看看两年革命时期内所发生的事情吧。斯托雷平战胜你们不仅靠的是体力，而且靠的是他正确地理解到经济发展中最实际的需要，理解到要用暴力手段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已由革命不可逆转地完成的一大“变动”就是：从前黑帮专制政府可以依靠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而现在却被迫（完全地不可逆转地被迫）用飞快的速度破坏这种占有制。这是因为它懂得，不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就不能摆脱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的原因的矛盾，即：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这么说，你们是赞成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喽？——民粹派会大吃一惊地质问我们。不是！放心吧！我们坚决反对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既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也反对农民份地占有制。我们坚决主张用暴力手段摧毁这个正在腐蚀和毒害一切新事物的腐朽的旧制度，我们主张资产阶级性的土地国有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唯一彻底的口号，唯一合乎实际的办法，这种办法把历史所要求的摧毁的矛头完全指向地主，促使农民群众中分化出经营土地的自由的业主。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黑帮和农民、工人在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土地问题上都实行革命的政策。而自由派辩护士和教授却维护最没有生气、最荒谬、最不能实现的主张，即把两种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摧毁旧制度的手段调和起来，使旧制度根本摧毁不了。要么是农民起义获胜，彻底摧毁旧土地占有制，使因革命而得到新生的农民获得利益，也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共和国。要么是斯托雷平式的摧毁，这也能革新、而且确实是在革新旧土地占有制，使它适应资本主义关系，但这只是使地主获得利益，代价却是农民群众彻底破产，被用暴力赶出农村，流离失所，死于饥饿，青年农民的精华受到监禁、流放、枪杀和拷打而被消灭殆尽。由少数人来对多数人实行这种政策并不容易，但它在经济上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帮助人民认清这一点。企图用精心设计的改良办法，和平地、非暴力地摆脱俄国历史几百年来造成的错综复杂的中世纪矛盾，那是顽固的“套中人”的一种最愚钝的幻想。经济上的必要性一定会引起、而且一定会实现俄国土地制度中最“急剧的变革”。历史提出的问题只在于由谁来实现这一变革：是沙皇和斯托雷平领导下的地主呢，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群众。
“反对派的联合”是俄国政治报刊当前关注的问题。斯托雷平的警察报纸《俄国报》欢天喜地地说，“联合吗？那立宪民主党人也是革命家了；抓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充分表露出官吏的心理，它想证明立宪民主党人也能象十月党人一样温和，于是装腔作势地噘着嘴，对人家不怀好意地指责他们是革命党这一点竭力表示“道义上”的愤懑，并且说，我们当然欢迎反对派的联合，但是这个联合应当是“从左向右”的运动（2月2日的社论）。又说：“我们有政治上犯错误和失望的经验。反对派的联合，自然要以其中最温和的政党的最低纲领为基础。”
这个纲领是十分清楚的。立宪民主党人说，领导权归资产阶级自由派，这就是我的条件，这正象1871年法卢对当时向他求援的梯也尔所说的话：实行君主制，这就是我的条件。
《首都邮报》[182]意识到，直截了当地讲出这样的话来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于是它表示“不同意”《言语报》的意见，而用“十月以前的情绪”这样含糊的暗示来支吾搪塞（可恶的书报检查制度使人不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其实是要大家来讲讲价钱，说什么《言语报》想领导，革命家也想领导（指领导新的联合），而对我这个诚实的经纪人就不该酬劳一番吗？
“联合”——我们热烈赞同这个口号，特别是当人们在这里暗示（那怕只是暗示也好！）“十月以前的情绪”的时候。不过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可爱的政客老爷们！“三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从各阶级的意识中抹掉的。这些教训非常丰富，不但有很多正面的教训（1905年工农群众斗争的形式、性质和取得胜利的条件），也有很多反面的教训（两届杜马的破产，即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领导权的破产）。
谁想有系统地研究、思考、领会这些教训，并且让群众懂得这些教训，那我们欢迎之至，我们完全赞成“联合”，完全赞成联合起来对革命的叛徒进行无情的斗争。你们不喜欢吗？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好了。
“十月以前的”旧口号（“立宪会议”的口号）是很好的，我们（请《我们的思想》文集的姆－德－姆别生气！[183]）不想抛弃它。但是这个口号还不够，太笼统了，没有反映出实际生活具体提出的各种尖锐问题。我们要用伟大的三年的伟大教训来充实它。我们的“最低纲领”，“我们联合的纲领”是简单而明了的：（1）没收一切地主土地；（2）建立共和国。为此我们就需要有可以用来达到这些目标的那种立宪会议。
两届杜马的历史，两届立宪民主党人杜马的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各种社会力量的实际斗争，虽然并非总是被人们意识到，并非总是趋于表面化，却总是对一切巨大的政治事变的结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总是把那些天真幼稚的和老奸巨猾的“立宪主义”门外汉的种种诡计一扫而光，这一斗争完完全全是上述两个“目标”所引起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而是我国人民群众在俄国地主专制制度现实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现实经验，在实际上向我们表明了这些口号的必要性。谁能领会这些口号，我们就向他提议“分进”“合击”，打垮那个正在毁灭俄国、杀戮俄国成千上万优秀人物的敌人。
“你们提出这样的联合纲领，只会成为孤家寡人。”这个说法不对。
只要读一读无党派农民在头两届杜马中的发言，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的联合纲领不过是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需要以及从这种需要中得出的最必要的结论。至于不了解这种需要的人，从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到彼舍霍诺夫（据莫斯科来信说，他也在那里宣传“联合”），我们就要为了“联合”而同他们作战。
这将是一场顽强的战争。我们善于在革命以前长期进行工作。人们说我们坚如磐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心灰意懒，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热中于冒险行动。这个党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没有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的结局联结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就不会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
载于1908年2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14—420页
注释：
[180]明星院是英国中世纪一个机构的名称，被人们借用来称呼由一小撮高官显贵组成的俄国宫廷集团。这一集团代表上层农奴主、地主和官僚的利益，疯狂反对革命和维护他们的一切特权，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以及随后的反动年代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巨大的幕后影响。
英国的明星院存在于15—17世纪，起初是有司法职能的御前会议，因在天花板有星饰的厅里开会而得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拥有特权的特别法院，曾是压迫议会和迫害清教徒的象征。——398。
[181]指日俄战争中俄军遭到的两次重大的军事失败：1905年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增援的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本海军歼灭和1905年3月俄军主力在沈阳附近被击溃。——399。
[182]《首都邮报》（《СтоличнаяПочга》）是俄国一家日报，1906年10月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1907年2月起成为劳动团的论坛。1908年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402。
[183]可能是指载于1907年在维尔纳出版的《我们的论坛》文集第1集的《政治随笔》一文。该文作者是崩得领导人弗·姆—德—姆（麦迭姆），他主张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放弃召开立宪会议这样的革命口号。——403。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跋（1917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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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179]
本书写于1907年年底。1908年在彼得堡印好后，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抄获销毁了。保全下来的只有一本，书末还缺了几页（本版第269页以后的几页），这个结尾是现在补写的。
目前，革命提出的俄国的土地问题已经比1905—1907年间要广泛、深刻、尖锐得多了。我希望，了解我党在第一次革命中的纲领的历史，会有助于大家更正确地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
特别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战争使各交战国遭到空前的灾祸，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实际生活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已经把在全国范围内调节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强迫辛迪加化（合并成为联合组织）等等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纲领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必然要有另一种提法。这就是说，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农民代表苏维埃转到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上来，另一方面必须要求把地主田庄的耕畜和农具收归国有，并在这些田庄上成立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的示范农场。
这里我当然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了，只好请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去阅读目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和我的两本小册子：《论策略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5—149页。——编者注］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注：同上，第150—185页。——编者注］。
作者
1917年9月28日
1917年载于《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12—413页
注释：
[179]这篇《跋》是列宁在1917年《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出版时写的。——396。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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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农民为了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为了消灭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农奴制残余而进行斗争。
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的背景。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大地产占有者是经济意义上的农奴主：他们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是农奴制历史造成的，是名门贵族数百年来掠夺土地的历史造成的。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制（即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一种利用农民的农具、利用无数种盘剥小农的形式（如冬季雇佣制、年租、对分制地租、工役租以及利用债务、割地、森林、草地、饮马场等等来进行盘剥）的经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消灭农奴制度的斗争已采取暴力性危机即全国规模的革命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可能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用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大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大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他们大胆采取了这种有利于地主的摧毁手段。他们抛弃了不久以前还常见的官僚和地主对半封建式的村社的同情。他们避开一切“符合宪法的”法律，以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他们给富农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们去掠夺农民群众，去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他们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他们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它作斗争。而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只能联合“暴发户”，联合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176]这班人去反对农民群众。他们别无出路，只有向科卢帕耶夫们大声疾呼：发财吧！发财吧！我们让你们有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只要你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于是反革命地主就急忙在各方面组织这种暴力。
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别于第一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只有俄国自由派这些愚钝的小市民，才会梦想俄国的极其尖锐的危机有可能毫无痛苦地和平地结束。
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摧毁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一大批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在经济上是反动的，而农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我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在农民中形成了。沿着这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我国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国内市场大规模的扩大，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干劲、主动精神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起来。俄国有辽阔的待垦土地，由于俄国内地的农民群众遭受农奴制的压迫，由于对土地政策采取了农奴主－官僚式的态度，这些土地极难得到利用，但是这些土地为深入而广泛地大规模发展农业和提高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是需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是因为农奴主－地主的统治数百年来在国内整个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贯穿专制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是顽固的官吏进行的亚洲式的干涉，他们妨碍移民自由定居，把新的土地关系弄得非常混乱，把俄国中部农奴制官僚主义的毒素散布到俄国的边疆地区［注：亚·考夫曼先生在《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提供了移民政策史的概况。作者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农奴主的官僚制度是极为尊重的。］。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出数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粗暴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它象把人赶入犹太人居住区那样，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而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份地的出租和撂荒现象，另一方面，又会把占有制形式极不相同的小块土地，把农民自己所有的份地、租来的份地、买来的私有土地、租来的地主土地、租来的官地等等凑在一起，建立未来的自由的农场主（或容克俄国的未来的大农）经济。
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的“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必须把一切土地上的中世纪垃圾全部“清扫”。
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大多数小私有农民在1905年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中和在1907年第二届杜马中，即在整个革命第一个时期中，始终表示赞成国有化。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村社”在他们中间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萌芽”，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非资产阶级的“劳动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是因为实际生活要求他们摆脱中世纪式的村社和中世纪式的份地占有制。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或者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要建立而且能够建立真正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一切农奴制传统的小农业。
由此可见，在俄国革命中斗争着的各阶级对土地私有制问题持不同的态度，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也不是由于受了哪一种理论的影响（如有些目光短浅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不同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在当前这个发展时期提出的要求。全体黑帮地主、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包括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内）都拥护土地私有制。全体农民和整个无产阶级则反对土地私有制。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对多数居民来说是痛苦的。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以及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彻底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当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他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我们根本不能担保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都永远巩固，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的不巩固和内部的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内在的固有的现象。“臆造”“防止复辟的保证”不过是糊涂的表现。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了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我们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正如我党纲领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政治改革的一定形式和一定阶段联系起来，因为政治变革和土地变革的规模不可能不一样。正如我党纲领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同官僚知识分子关于“土地份额”的废话、同巩固村社或平均使用土地这类反动的空话严格地区别开来。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的不是为某一资产阶级变革臆造出特殊口号、特殊“计划”或“体系”，而只需要彻底地表明这一变革的客观条件，清除对经济上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的幻想和空想。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暂时拒绝这个正确的土地纲领，有三个原因。第一，俄国“地方公有化”的倡导者彼·马斯洛夫“修改了”马克思的理论，屏弃了绝对地租理论，翻新了半陈腐的资产阶级学说，即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这一规律同地租理论的联系等等的学说。否认绝对地租就等于根本否认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国有化的观点。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具体看到农民革命的开始，他们对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不能不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要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确实需要有许多特别有利的条件，需要有群众特别高涨的革命觉悟、革命劲头和革命首倡精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自然就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然而，他们却犯了如下错误：甚至在革命开始以后他们也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77]），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采纳马克思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一切旧纲领，这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德国已经彻底成为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那里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都已经成为过去，那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拥护国有化的人民运动。由于容克－资产阶级分子占优势，国有化计划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了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德国人拒绝谈论什么国有化，这是对的，但是把这个结论搬到俄国来（其实，我国那些看不出地方公有化思想同马斯洛夫修改马克思理论有什么联系的孟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那就是不善于思考各个具体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的任务。
第三，地方公有化纲领明显地表现出孟什维主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错误的策略方针，即不了解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注：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就是这样说的。］才能保证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力图使无产阶级袖手旁观，使它去适应不彻底的革命结局，把它从领袖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帮手（其实是替自由派资产阶级当粗工和奴仆）。“工人们，不要迷恋吧，要适应情况，慢慢前进”——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针对“经济派”（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第一批机会主义者）说的这句话[178]，充分表达了我党现行土地纲领的精神。
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迷恋倾向”进行斗争，不应该缩小而应该扩大革命的规模和无产阶级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我们不应当鼓励“地方主义”，不管这种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或享受特权的农民（哥萨克）中间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应当鼓励各民族彼此隔绝。不，我们应当向农民讲清楚统一对于胜利的意义，应当提出口号，使运动的范围扩大而不是缩小，将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圆满完成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落后，而不是归咎于无产阶级的考虑不周。我们不应使自己的纲领去“适应”“地方的”民主制，不应臆造那种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的农村“地方公有社会主义”，不应用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改良去迎合资产阶级革命，而应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条件，使他们了解到，要保证这种胜利不但需要有地方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有“中央的”民主制，即国家中央政权的民主制，——不只是一般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是最完全最高级形式的民主制，因为没有这样的民主制，俄国的农民土地革命就会成为空想的（就这个词的科学意义来说）革命。
不要认为在当前这种历史时刻，当黑帮死硬派在第三届杜马中疯狂叫嚣，反革命势力猖狂到了极点，反动势力对革命者、尤其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野蛮地进行政治报复的时候，“不宜于”提出“广泛的”土地纲领。这种想法是同那些加入或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背叛变节、灰心丧气、四分五裂、颓废堕落一脉相承的。把这些垃圾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动势力愈猖獗，实际上它就愈是阻碍必然的经济发展，就愈是有效地促进民主运动更大规模的高涨。所以，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有批判地对大革命的经验进行研究，进行检验，去掉其中的糟粕，并且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
1907年11—12月
1908年由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93—411页
1917年由彼得堡生活和知识出版社第二次印成单行本
注释：
[129]《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写于1907年11—12月间。列宁在1907年12月初给米·谢·克德罗夫的信、1908年1月7日和2月2日之间给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信以及1908年2月17日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分别谈到了这部著作的写作计划、具体内容和撰写进度等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和第53卷）。这部著作在1908年被收入《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但在印刷厂里就被警察没收和销毁了，只保存下来一本，而且缺了最后几页。1908年7月23日（8月5日）的《无产者报》第33号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了该书第3章的第2节和第3节。
1917年，彼得格勒生活与知识出版社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书名再版此书时，列宁在《结束语》最后缺页处，即在“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它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见本卷第391页）这段文字之后补写了如下几句：“对农民群众缓慢地、有步骤地、极残酷地施行暴力。革命的道路就是建立农民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它必要的前提是破坏一切旧土地占有制、废除土地私有制。”
后来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档案库发现了列宁这部著作的手稿，标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首次按手稿发表了《结束语》全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中，这部著作是按手稿刊印的，并根据此书1917年版作了核对，《跋》是按1917年版刊印的。——185。
[130]份地是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186。
[131]皇族土地是指俄国18世纪末—20世纪初属于皇族而由皇族领地司（1826年起属于宫廷事务部，1892年改称皇族领地管理总署）管理的土地。这部分土地是根据1797年沙皇保罗一世颁布的《皇亲条例》从官地中连同耕种土地的农民一起划归皇族成员所有的。这些土地上的收入不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不受国家监督，只用来供养皇族成员（大公及其妻子、女儿等）。1863年改革中分了一部分给农民后，还有800万俄亩，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租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皇族土地按照《土地法令》全部被收归国有。——188。
[132]哥萨克（突厥语译音，意思是好汉、自由人）原指莫斯科国边疆地区的受雇佣的自由人和服军役的人。15—16世纪，在俄国和波兰—立陶宛国家的边境（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和捷列克河一带），出现了主要由逃亡农奴组成的所谓自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它们有独特的武装组织，是16—17世纪乌克兰人民起义和17—18世纪俄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沙皇政府于18世纪降服了哥萨克，改哥萨克村社为哥萨克军，进而使之成为有特权的军人等级。按规定，男性哥萨克满18岁一律自备军服、装具、冷兵器和战马在主要由骑兵构成的哥萨克军队里服役，凡服役者均赐予土地约30俄亩供长期使用。至20世纪初，全俄国共有11个哥萨克军。1916年哥萨克居民共有443万多人，拥有土地6300万俄亩，服军役者285000人。哥萨克军队参加了18—20世纪俄国的历次战争。沙皇政府曾广泛地利用哥萨克军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的富裕阶层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贫穷的哥萨克则支持苏维埃政权。1920年，哥萨克这一等级被废除。——189。
[133]“土地平分”这一口号反映了农民要求普遍重分土地、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愿望。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除了要使小农生产永恒化这种反动的空想之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10页）。——196。
[134]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改革”。这次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暴力掠夺。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地主割去了农民土地的1／5，甚至2／5，特别是这些土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转到了地主的手中，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农民为了取得法定的份地还要支付赎金。赎金的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只值5亿多卢布。所有这些最终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200。
[135]容克经济是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是德语Ｊｕｎｋｅｒ一词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1／3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205。
[136]《科学评论》杂志（《НаучновОбоэрение》）是俄国科学杂志（1903年起是一般文学杂志）。1894—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月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1900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人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等著作。——206。
[137]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实行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督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赎金和赋税。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207。
[138]古尔柯—利德瓦尔之道是指俄国高级官吏和商人中盛行的贪污盗窃之风。1906年，沙皇政府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同瑞典奸商埃·莱·利德瓦尔签订了一项由后者在1906年10—12月供应俄国南方饥荒省份1000万普特黑麦的合同，并预支给利德瓦尔80万卢布。这位瑞典商人把大约60万卢布装入自己的腰包和用于贿赂包括古尔柯在内的各方面的官员。而到1906年12月中旬运到火车站的黑麦还不到100万普特。古尔柯和利德瓦尔的舞弊行为使饥荒地区的粮食供应状况严重恶化，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不满。沙皇政府被迫在1907年10月演出了一场审讯古尔柯的闹剧。古尔柯除被撤职外，未受其他处分。——216。
[139]指1902年3月底—4月初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拥有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是20世纪初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起义的原因是：这两省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就极端困苦，遇到1901年歉收引起的饥荒，到1902年春季更加恶化。农民们群起夺取地主庄园中储存的粮食和饲料。受到农民袭击的地主庄园，在波尔塔瓦省有56个，在哈尔科夫省有24个。农民还要求重新分地。沙皇政府派军队镇压起义农民。许多农民遭杀害。许多村子的农民人人被鞭打。成百的农民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农民还被迫赔偿地主80万卢布“损失”。列宁在《告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中分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70—171页）。——222。
[140]旺代暴动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爆发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参加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225。
[141]农民协会即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226。
[142]《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226。
[143]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227。
[144]104人法案即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实施。——229。
[145]《农民代表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КрестьгнскихДепугагов》）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17—31日（5月30日—6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1号。该报编辑是国家杜马代表ｃ．И．邦达列夫，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劳动派杜马代表И．Г．索洛姆科、П．И．采洛乌索夫、伊·瓦·日尔金等。
《劳动俄罗斯报》（《ТрудоваяРоссия》）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1906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233。
[146]《33人法案》是指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劳动团代表非正式会议制定的《土地根本法草案》。这个法案由33名代表（主要是劳动派）签名，于1906年6月8日（21日）提交国家杜马审议。法案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与下制定的，代表了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33人法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宣布所有公民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实行村社使用土地的原则，按照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平均重分土地。
《33人法案》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不同意把它作为材料转交给杜马土地委员会。在杜马会议上，该法案以78票对140票被否决。——235。
[147]105名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是社会革命党人伊·瑙·穆申科在1907年5月3日（16日）第二届国家杜马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以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名义提出的。这个法案与第一届杜马的33人法案基本相同。法案第1条说：“今后永远废除俄国境内的各种土地所有权。”——236。
[148]波美拉尼亚原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公国（1170年起），1815—1945年是普鲁士的一个省。——238。
[149]“公有地圈围法”是指18世纪英国议会根据地主的申请通过的一些圈地法令。按照这些法令，圈地经许可后，被圈土地就要在土地占有者中间重新分配，使交错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所谓重分，实际等于没收，受害者都是小农户。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使资本主义大农场迅速发展起来，而大部分小农则陷于破产，流向城市，加入雇佣工人的行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里对“公有地圈围法”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92—793页）。——238。
[150]宅地法是美国国会于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根据这项法律，任何美国公民或声明愿意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交付10美元登记费后，都可以从国有土地中领得160英亩（65公顷）土地。在所得的这份土地上耕种满5年或按每英亩交纳1．25美元者便成为这份土地的所有者。
颁布宅地法是林肯政府以民主主义精神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措施，它促使南北战争发生了有利于北部的转折。——241。
[151]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1）私有主农民即地主农民，（2）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3）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等方面互不相同的等级和特殊类别。1861年的农民改革保留了五花八门的农民类别，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17年。现将这里提到的主要农民类别解释如下：
有赐地的农民是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2月19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黑土地带。到20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重分，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
暂时义务农是指俄国农奴制度废除后，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暂时负有一定义务（交纳代役租或服徭役）的前地主农民。农民同地主订立了赎买份地的契约后，即不再是暂时义务农，而归入私有农民一类。1881年12月沙皇政府法令规定，从1883年1月1日起，暂时义务农必须赎得份地。
私有农民是指根据1861年改革法令赎回自己的份地，从而终止了暂时义务农身分的前地主农民。
完全私有农民是指提前赎回了自己的份地，因而取得土地私有权的前地主农民。完全私有农民人数较少，是农村中最富裕的上层。
国家农民是按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是按照村社土地占有制使用耕地及其他用地而没有土地私有权的国家农民。
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即切特维尔梯农民，是莫斯科国军人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若干切特维尔梯（一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或永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18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始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间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享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这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地方。1866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产。
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是官家从私有主手里购买的或私有主捐献给官家的农民。他们虽然列入国家农民一类，但不完全享有国家农民的权利。在1861年改革的前夜，即1859年，这类农民取得了平等权利，但他们和其他国家农民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别。
皇族农民是18世纪末—19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这类农民耕种皇族土地，除人头税外，还交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1797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1858年、1859年和1863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民，少于国家农民。
自由耕作农是指根据沙皇俄国1803年2月20日的法令而解除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这一法令允许地主以收取赎金等为条件释放农奴，但必须分给被释放农奴一份土地。
注册农民是沙皇俄国国家农民的一种。17世纪末—18世纪，沙皇政府为了扶持大工业和保证这种工业有廉价的、固定的劳动力，把大量国家农民编入俄国各地的手工工场。这种农民被称为注册农民。注册农民要为国有或私有手工工场做辅助工作（劈柴、备煤、碎矿、搬运等），以顶替代役租和人头税。他们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工厂的农奴。从19世纪初开始，注册农民逐渐被解除工厂的劳动，直到1861年农民改革后才完全解脱出来。——244。
[152]犹太人居住区是指中世纪西欧、中欧的城市中划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起初它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从14—15世纪起变成了强制性的居住区，到19世纪上半叶基本消失。——246。
[153]《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В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55。
[15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土地问题的讨论。这次会议于1905年12月12—17日（25—30日）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举行。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说：“我党的土地纲领需要作如下的修改：取消关于割地的条文；增加这样的字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措施，直到没收全部官家的、教会的、寺院的、皇族的、皇室的和私有的土地。党认为自己的主要的经常的任务是，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组织，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从土地纲领中删掉归还赎金和用所归还的赎金建立特别基金的要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19—120页）——259。
[155]《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一节和下节《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吗？》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无产者报》第33号，后面附有列宁写的《编辑部的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264。
[156]“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列宁在这里借用“犹太区”这个词来形容限制农民的份地所有制。——277。
[157]农民银行（农民土地银行）是俄国国家银行，1882年设立，在各省有分行。设立农民银行的目的是向农民发放购置私有土地的贷款，其贷款利率为年利7．5—8．5％。1895年农民银行获得了向地主购买土地的权利。1895—1905年共购买100万俄亩。每俄亩地价由1898年的49卢布涨至1901年的111卢布。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农民银行抑制了地价的下跌，以每俄亩107卢布的价格买进了270万俄亩土地。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期间，农民银行的活动促进了独立农庄和田庄的成立。1906—1916年农民银行共买进460多万俄亩土地，总价为5亿卢布左右，在此期间卖出380万俄亩给个体农户。从1906年到1915年，农民从农民银行手中以及在它的协助下购买的土地共计1040万俄亩。1917年11月25日（12月8日）苏维埃政权撤销了农民银行，其土地按照土地法令被收归国有并转交给了农民。——287。
[158]指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土地纲领报告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甚至没有试图去攻击他的主要堡垒，从而暴属了自己完全软弱无力。这个堡垒是什么呢？就是国有化一旦实现就会造成未来复辟的基础这一论点。我认为，只凭发音相同和文字游戏才谈得到莫斯科罗斯的国有化和把这种国有化同列宁现在设计的国有化相比拟。”（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7年俄文版第148页）——294。
[159]《俄罗斯国家报》（《РусскоеВ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298。
[160]这里是套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当时所谓机智的批评家说，他们的“全部技能往往只是：抓住所评论的书的不正确文句，然后重述它几遍；如果书的标题不完全恰当，那就连带嘲笑标题；如果可能，就挑选跟标题或作者姓氏音近或义近的词，重述几遍，同时掺和一起……总之，用这个十分简单的药方，对于《死魂灵》的机智的评论可以写成下面的样子。抄下书的标题《乞乞科夫奇遇记或死魂灵》之后，就干脆这么开始：‘嚏！嚏！科夫的发冷（在俄语中“发冷”与“奇遇”谐音），——读者，你不要以为我在打喷嚏，我不过是把果戈理先生新长诗的标题念给你听，这位先生如此写作，只有黑格尔一个人懂得他。……’”——310。
[161]卡·考茨基在1906年10月写的《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序言中说：“我现在已经不能象1902年那样肯定地断言，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的革命中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不是这样，当时为数很少的人在街垒战中同整整一支大军相持了一个星期，如果不是其他城市的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使敌人有可能派遣增援部队，最后集中了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武装起义者，他们是几乎就会取得胜利的。当然，街垒战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只是因为城市居民大力支持革命者，而军队的士气却十分低落。但是谁能够肯定地说，在西欧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况呢，”——319。
[162]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325。
[163]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决议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将一贯不变地反对任何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企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图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把被没收的土地交给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所有，而在没有这样做的顺利条件的情况下，将主张把那些实际上是经营着小经济的或为满足小经济所必需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151页）——329。
[164]《真理》杂志（《Правда》）是俄国孟什维克杂志（月刊），主要登载艺术、文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1904年1月—1906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正式的编辑兼出版者为Ｂ．Ａ．科热夫尼科夫，他也是这个杂志的创办人。参加杂志工作的有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等。——330。
[165]“上船头去！”传说是伏尔加河上强盗劫船时对被劫船只全体船员下的命令。——333。
[166]出自斐·拉萨尔1862年4月16日在柏林区市民协会举办的集会上的演说《论宪法的实质》。演说中说：“国王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中常有的那种花言巧语之徒，而是认真办事的讲究实际的人，他们靠某种本能总是抓住问题的本质。”——336。
[167]中国式制度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了反对土地国有化纲领而造的一个词。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上发表了《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文中引用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所载的关于王安石的材料，认为王安石变法就是搞土地国有化。据此他进而把土地国有叫作“中国式制度”，而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称为“俄国的王安石”。——336。
[168]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г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337。
[169]埃尔多拉多是西班牙语eldorado的音译，意为黄金国。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欧洲就流传着新大陆有一个遍地是黄金珠宝的“黄金国”的传说。这种传说曾驱使西班牙殖民者在16—17世纪到南美洲的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流域千方百计寻找这个黄金国。埃尔多拉多后被人们用作想象中的富庶神奇之邦的代称。——337。
[170]规约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规定农民与地主关系的一种文书。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与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以前，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这种暂时义务农的份地面积以及他们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负担的义务，都规定在规约中。规约上还记载其他用地的分配．宅地的迁移等情况。规约由地主草拟，通过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纠纷的调停官订立。规约如被农民拒绝，也可以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得到批准。规约的订立，引起了农民的广泛抵抗。政府往往动用军队进行镇压。——344。
[171]《农村通报》（《СельскийВестник》）是附属于沙皇政府正式机关报《政府通报》的一种向农村发行的通俗报纸（周报），1881—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351。
[172]显然是指卡·考茨基《俄国土地问题》中的这样一段话：“所有这些祸患（指干旱、牲畜倒毙、森林消失、土壤侵蚀等等）应当消除，以便使俄国农民农业摆脱目前这种悲惨处境。仅仅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是非常不够的，而且甚至能成为俄国农业彻底衰败的原因（如果上述其他因素还在起作用的话），因为这一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那些合理经营并购置了改良工具和机器的农场的消失。整个俄国农业会下降到贫苦农户的水平。但是怎样消除这些祸患呢？需要修建国民学校，扩大国民教师的编制；需要供应农村公社以优良的农作工具和机器、数量充足的牲畜，以便进行组合经营或者在农户之间分配；需要合理经营林业：最后还需要使林木稀少地区的农民有可能使用石料、砖和铁来修建建筑物。可是为了这一切就需要钱、钱、钱，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存在。从哪里弄到这些钱呢？”——355。
[173]阿拉帕耶夫斯克共和国是沙皇政府官员给彼尔姆省上图里耶县阿拉帕耶夫斯克乡起的诨名。Г．И．卡巴科夫于1905年曾在那里组织一个群众性的农民协会，会员达3万人。——368。
[174]民族民主党人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371。
[175]卧各夫是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宗教基金”，指所有捐赠给伊斯兰教组织专供宗教事业使用的财产（包括土地）及其收益。——374。
[176]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出现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389。
[177]见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信中批评德国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懂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393。
[178]这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题为《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的讽刺诗。该诗载于1901年《曙光》杂志第1期。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是马尔托夫发表此诗时使用的戏谑性笔名（意为骄矜的蠢猪）。诗中借用经济派的口吻嘲笑经济派的观点和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394。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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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我们觉得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来考察一下工人政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问题，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已经分析了变革的经济条件以及主张这个或那个纲领的政治上的考虑，还应该补充描绘一下表明各阶级、各政党的斗争的图景，尽可能把各方面的利益直接进行对比。只有这样一幅图景才能使我们对所考察的现象（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才能排除某些意见的片面性和偶然性，并且用有关者自己的实际体验来检验理论上的结论。各政党、各阶级的任何代表，作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但是当他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表明态度的时候，个别的错误必然会被同斗争有关的相应集团或阶级纠正的。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总的说来，每个阶级都是根据斗争条件和社会演进条件来规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任务的。
为了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我们在两届杜马的速记记录中可以找到非常好的材料。我们只引用第二届杜马的记录，因为这届杜马无疑是更充分、更彻底地反映了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政党的抵制。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在政治上的分野更加明确得多，各杜马党团更加团结，它们同相应的政党的联系也更为密切。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已经提供不少的材料，帮助了各政党更缜密地决定自己的路线。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主要地应该用第二届杜马的材料。关于第一届杜马的讨论情况，只有在需要对第二届杜马中的某些声明作出补充或解释时，我们才加以引述。
为了充分地确切地说明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时的斗争情况，必须把每个重要的、各具特色的杜马党团单独列出，摘引它们就土地问题的主要议题的主要发言来说明它们各自的特点。至于次要发言人的发言，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加以引用，我们只是指出其中哪些人提出了某个新意见或者对问题的某一方面作了值得注意的说明。
在讨论土地问题时，杜马代表显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集团：（1）右派和十月党人（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两者在第二届杜马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区别）；（2）立宪民主党人；（3）右派的和十月党的农民，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一些；（4）无党派农民；（5）民粹派或劳动派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右；（6）劳动派农民；（7）社会革命党人；（8）“民族代表”，即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9）社会民主党人。至于政府的立场，我们将在讲到同政府的观点实质上相同的杜马集团时附带加以说明。
1．右派和十月党人
右派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无疑在鲍勃凌斯基伯爵1907年3月29日（第二届杜马第十八次会议）的发言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这位伯爵首先同左派司祭提赫文斯基争论圣经和圣经劝人服从当局的训诫问题，接着又提到“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第1289页）［注：以下注明的页码，凡未另加说明的，均为速记记录的页码。］，即农民的解放（这一点下面我们要专门讲到），然后他就“光明正大地”讲到了土地问题。“大约在100—150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几乎到处都象我国农民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逆来顺受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有过象我们俄国这样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残余。”（第1293页）发言人接着说，现在西欧农民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试问，是什么奇迹把“贫困的、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呢？“这里只有一个回答：这个奇迹是由农民个人所有制创造的，这种所有制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真诚信念的全部力量来维护这种所有制，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所有制是俄国的力量和未来。”（第1294页）“从上一世纪中叶起，农业化学在植物营养方面有了惊人的……发现，外国农民——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并驾齐驱地〈？？〉——利用了这些科学发现，应用人造肥料，使收成有了更大的提高。目前我国在最肥沃的黑土地带每俄亩只收获30—35普特的谷物，有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国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每年平均收获70—120普特不等。请看，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这是很有教益的历史上的先例。俄国农民不会步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的后尘，高喊‘上船头去！’[165]〈哎呀，伯爵，可别打这个保票！〉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走西欧邻邦和波兰弟兄的道路，走俄国西部农民的道路，这些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村社所有的土地和农户所有的土地犬牙交错的情况有多大的害处，并且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用独立农庄的经营方式。”（第1296页）接着鲍勃凌斯基伯爵又说，并且说得很对：“这条道路在1861年农奴解放时就已经指出来了。”他建议不惜花上“几千万”，以“造成富裕的农民私有主阶级”。他说：“先生们，这就是我们土地纲领的概要。这不是带有竞选的鼓动性诺言的纲领。这不是破坏现存的社会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纲领〈这是用暴力逼千百万农民去死的纲领〉，这不是带有危险幻想的纲领，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还是一个问题〉和经受过考验的〈这倒真是实话实说〉纲领。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但是，为什么象劳动派的和人民自由党的这些根本实现不了的法案竟会提到庄严的立法会议上来呢？世界上任何议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或者把伊万的土地拿来交给彼得……这些法案的出现是不知所措的结果〈解释得真好！〉……这样，俄国农民们，你们要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一条是宽阔的、看来很好走的道路，也就是有人在这里号召你们走的那条夺取土地和强制转让土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开头很诱人，是下坡路，但它的尽头却是悬崖峭壁〈对地主来说吧？〉，这对农民和整个国家说来都是一条死路。另一条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是上坡路，但是这条道路能引导你们到达真理、权利和长久幸福的高峰。”（第1299页）
读者可以看到，这就是政府的纲领。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就是要实现这个纲领。普利什凯维奇在土地问题提纲中（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532—1533页）所表述的也是这个纲领。十月党人，从讨论土地问题第一天（3月19日）发言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一直到卡普斯京（他说：“农民需要的是土地归个人所有，而不是有人提议的土地归农民使用。”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805页。卡普斯京的发言博得了右派“和一部分中派”的掌声），他们逐章逐节地为之辩护的，也是这个纲领。
在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的纲领中，丝毫没有提到要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比如丝毫没有赞扬宗法式的农业等等。不久以前在高级官僚和地主中间还有不少人热烈拥护村社，现在他们对村社已经不再拥护，而是深恶痛绝了。黑帮分子也完全赞成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他们所描述的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因为在我们中间对地主反动政策的性质普遍有一种庸俗的、简单化的看法。自由派常常把黑帮分子形容成小丑和傻瓜，其实这样来形容立宪民主党人倒要恰当得多。我国反动派的阶级意识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在往哪里走，他们可以指靠的是什么力量。他们一点也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至少在第二届杜马中是如此。在第一届杜马中，鲍勃凌斯基先生之流曾经有过“不知所措”的表现！）。令人明显地感到他们同一个十分确定的阶级的联系，这个阶级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已经正确地估计到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保持自己统治的条件，并且肆无忌惮地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千百万农民会加速死亡、受尽压迫、流离失所也在所不惜。黑帮纲领的反动性并不表现在要永远保存什么前资本主义的关系或制度（在这方面，所有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实际上都已经采取了承认资本主义是既成事实的立场），而表现在要按容克式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以便加强地主的权力和增加地主的收入，以便将专制制度的大厦建立在新的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这班先生没有言行不一的地方。拉萨尔曾说德国的反动派和自由派不同，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166]，我国的反动派也是“讲究实际的人”。
这些人对于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抱什么态度呢？比方说，对于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要求实行的、有赎买条件的、部分的国有化（就是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保留小地块私有制并且把其他土地变成国家土地储备），究竟抱什么态度呢？他们是不是把国有化的主张看作巩固官僚制度、巩固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恢复“国家封建主义”和“中国式制度”[167]的机会呢？
恰恰相反，任何有关土地国有化的暗示都会使他们勃然大怒，他们反对土地国有化的那些论据，好象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搬来的。请听右派贵族地主韦奇宁是怎么说的吧。他在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上说：“我认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对于强制转让的问题应该作否定的回答。拥护这一主张的人们忘记了，侵犯私有者权利的现象是处在社会和国家发展低级阶段的国家所固有的特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莫斯科国时期就行了，当时沙皇常常把私有者的土地夺过来，然后再赐给他的亲信和寺院。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后果怎么样呢？后果是很可怕的。”（第619页）
你看，普列汉诺夫说的“莫斯科罗斯的复辟”竟有了怎样的用途！而且不是韦奇宁一个人唱这个调子。在第一届杜马中，地主尼·李沃夫（在选举时曾经是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向右转，在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同斯托雷平谈过担任大臣职位的问题）这家伙也完全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谈到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的法案时说，“在42人法案中，令人惊异的就是它仍然有那种力图使一切都平均化的旧官僚主义专制的痕迹。”（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479—480页）他完全同马斯洛夫一样地“袒护”非俄罗斯民族，他说：“怎样能使整个俄国，使小俄罗斯、立陶宛、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都贯彻这一点〈平均制原则〉呢？”（第479页）他威胁说：“你们不得不在圣彼得堡成立一个庞大的地政机关……在每个地方都得派上一整批官吏。”（第480页）
这种说国有化主张会造成官僚主义和奴役的叫嚣，即我国那些不合时宜地抄袭德国模式的地方公有派发出的叫嚣，竟成了所有右派发言的基调。比如十月党人施德洛夫斯基，他反对强制转让，责备立宪民主党人鼓吹“农奴制”（1907年3月19日第二届杜马第十二次会议，第752页）。比如舒利金，他大叫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说强制转让是“文化和文明的坟墓”（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第1133页）。舒利金也举出12世纪的中国作例子（不过没有说这是不是从普列汉诺夫的《日志》[168]中看来的），说当时中国国有化的试验结果很可悲（第1137页）。又如斯基尔蒙特在第一届杜马中的发言，他说，国家将成为所有者！“这对埃尔多拉多[169]官僚制度又将是一个福音”（1906年5月16日第十次会议，第410页）。又比如十月党人坦佐夫，他在第二届杜马中大声叫道：“把这种责备〈关于农奴制的责备〉加在左派和中派头上更有道理。实际上，这些为农民准备的法案，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无非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吏罢了。”（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3页）
当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嚣的虚伪性，因为正是要求国有化的农民提出了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出色主张。但是黑帮地主不得不抓住一切理由来反对国有化。阶级嗅觉告诉他们，在20世纪的俄国实行国有化同成立农民共和国是密不可分的。在其他国家里，由于客观条件的关系，不可能有农民土地革命，情形就自然不同了。例如在德国，那里卡尼茨之流会同情国有化计划，那里社会党人对于国有化连听都不要听，那里争取国有化的资产阶级运动只是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宗派活动。右派为了扼杀农民革命，不得不在农民面前扮演维护农民私有权、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角色。我们看到，鲍勃凌斯基就是一个例子。韦奇宁也是一个例子，他说：“这个问题〈土地国有化问题〉当然应该加以否定，因为它甚至不会得到农民的同情，农民希望根据所有权而不是根据租佃权占有土地。”（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21页）只有地主和大臣才会这样替农民说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古尔柯先生、斯托雷平先生以及诸如此类拚命维护私有权的英雄们的发言，我看就用不着再引用了。
右派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捷列克州的哥萨克卡拉乌洛夫。［注：见本卷第301页。——编者注］卡拉乌洛夫也部分地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的意见，说哥萨克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土地村社”（第1363页），说“应该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不是村社，他拥护“实行广泛的土地地方公有化，把土地转归各个区域所有”（第1367页）。同时，他又埋怨官僚的无理挑剔，埋怨“我们不能成为自己财产的主人”（第1368页）。哥萨克对地方公有化的同情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2．立宪民主党人
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也同其他政党一样极充分、极完整地表明了自己真正的本性。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采取了中派立场，从“国家观点”出发既批评右派也批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公然向右转，从而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本质。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向右转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残存的一点土地国有化思想都彻底抛弃了，完全放弃了“国家土地储备”的计划，主张土地归农民私有。目前俄国革命中的局势的确是如此：所谓向右转，也就是转到土地私有制方面去！
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正式发言人前任大臣库特列尔，一下子就转过来批评左派（1907年3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这位维特和杜尔诺沃的可尊敬的同僚大声喊道：“既然谁也没有提议消灭一切私有权，那就必须无保留地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第737页）这种论据同黑帮的论调是完全吻合的。黑帮分子克鲁平斯基也同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一样叫嚣：“要分就统统分。”（第784页）
这位名副其实的官吏库特列尔特别详尽地说明了“分地”给农民的不同份额。这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玩弄自由主义的官吏不依靠任何一个利益一致的阶级，他避而不谈地主土地究竟有多少、可以剥夺的有多少的问题。他宁可大谈“份额”，装出一副从国家的高度看问题的样子而把问题搞得模糊不清，隐瞒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地主经济的事实。库特列尔先生说：“甚至政府也主张扩大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734页）就是说，立宪民主党人那个同样是官吏性质的方案就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在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切实可行时，自然就掩盖了下面这一事实，即他的标准是否能劝得地主同意，换句话说，就是能否使自己的方案符合地主的利益，在阶级调和的堂皇的幌子下巴结黑帮分子。库特列尔说：“诸位先生，我觉得，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获得法律效力的政治条件是可以设想的，但是我不能设想在最近的将来会有使这项法律真正付诸实现的政治条件。”（第733页）说得干脆一点就是：推翻黑帮地主政权一般是可以设想的，但我现在却设想不出，所以我要讨好现政权。
库特列尔先生坚持说农民土地所有制比劳动派的方案，尤其比“平均使用”原则更好，他的理由是：“如果为了这个〈为了平均土地〉将任命专职官吏，那就会产生闻所未闻的、不堪设想的专制和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当然，这件事可以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交给居民自己选出的人员去办理，但是能不能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保证这些人员不对居民恣意妄为呢，能不能认为，这些人员总是会按照居民的利益行事，居民根本不会吃他们的苦头呢？我想在座的农民都知道，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人，乡长和村长，往往同官吏一样压迫老百姓。”（第740页）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伪善吗？立宪民主党人自己提议成立地主占优势的土地委员会（地主的和农民的代表各占一半，由官吏或地主任主席），同时却警告农民说，农民选出的人员有办事专制和恣意妄为的危险！只有恬不知耻的政治骗子才会这样来反对平均土地，因为这些人既没有社会主义原则（社会民主党人有这种原则，他们虽然证明平均土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完全赞成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也没有那种认为地主私有制是唯一救星的原则（鲍勃凌斯基之流有这样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的计划既不同于右派，也不同于左派，能够说明它的特点的并不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那些东西，而是他们避而不谈的那些东西，即土地委员会的成分问题，这些委员会要强迫农民接受“第二次解放”，也就是花高价得到“沙地”。为了抹杀问题的这一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同在第一届杜马中一样）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请看盛加略夫先生的手法。他装作进步人士，重弹流行的反对右派的自由主义论调，他照例痛哭流涕，抱怨暴力和无政府状态，说法国曾为此“付出一百年剧烈动荡的代价”（第1355页）。但是在土地规划委员会的问题上，请看他用了怎样的脱身之计：
他说：“叶夫列伊诺夫代表在土地规划委员会问题上向我们提出反驳。［注：社会革命党人叶夫列伊诺夫在同一次会议上（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说道：“按照人民自由党的意图，这些〈土地〉委员会应该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调解人则由官吏充任，这些官吏无疑会使非农民方面获得优势。为什么标榜‘人民自由’的人民自由党，不信任用民主方式而不是用官吏方式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呢？大概是因为，这些委员会如果用这种方式选举，那么农民即代表农民利益的人一定会占绝大多数。那么我要问，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由党是不是信任农民呢？我们记得，1858年政府要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交给各地方，即交给各委员会去决定。诚然，这些委员会是贵族的委员会，可是政府并不是人民自由党，政府是有钱人和一切有产阶级的代表。它依靠贵族，并且信任这些贵族。人民自由党呢，它想依靠人民，却又不信任人民。”（第1326页）］我不知道〈原话如此！！〉他的反驳的根据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一点〈撒谎！〉；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个法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提到不信任人民的话。这样的法案还没提到国家杜马中来，看来他的反驳是出于误会吧。我完全同意左派的两位代表乌斯宾斯基和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的意见，他们谈到暂行条例，谈到必须设立地方土地规划机关。我想这样的机关是会建立起来的，也许最近几天内人民自由党就会提出相应的法案，那时我们将要讨论这个法案。”（第1356页）
看，难道这不是欺骗吗？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既不知道第一届杜马中讨论地方委员会问题的情况，也不知道当时《言语报》上的文章吗？难道他会不明白叶夫列伊诺夫的十分清楚的声明吗？
你们会说，他已经答应“最近几天内”就提出法案。但是第一，答应交回骗去的东西，并不能消除欺骗这一事实。第二，请看“最近几天内”发生了什么事。1907年3月29日盛加略夫先生发了言。1907年4月9日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也发了言，他说：“诸位，我还要讲一个问题，我觉得〈只是“觉得”！〉这个问题会引起大的争论，这就是比我们左的所有各政党提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所有这些政党都提议必须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各地的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去年就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这样的委员会，现在还是坚决表示反对。”（第1783页）
由此可见，在立宪民主党主张的“强制转让”的实际条件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两位立宪民主党人说的话是不同的，他们在左派政党打击下动摇不定，这些左派政党把立宪民主党人想保守秘密的东西公开出来了！盛加略夫先生起先说“我不知道”，后来说“我同意左派的意见”，后来又说“最近几天内就会提出法案”。塔塔里诺夫先生却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决反对。”他还补充说，不能把一个杜马分为一千个杜马，不能把土地问题拖到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拖到采用普遍……的选举制的时候再解决。然而这又是一种遁词。问题完全不在于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的时机，在这点上，第二届杜马中的左派不会有任何怀疑。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真正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他们说的“强制转让”，是谁强制谁？是地主强制农民，还是农民强制地主？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土地委员会的组成才能作出回答。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的社论（米留可夫写的）中，在库特列尔的方案中，在丘普罗夫的文章（上面已引录过了）中［注：见本卷第211页。——编者注］，已经确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却闭口不谈这个组成，没有回答叶夫列伊诺夫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
必须坚决指出，一个政党的代表在议会里采取这种行为，就是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未必有人会受鲍勃凌斯基和斯托雷平之流的骗。至于立宪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不愿意分析或者不能理解政治口号和政治用语的真实含义的人，就会受他们的骗了。
总之，立宪民主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用原则［注：在这方面，第一届杜马就33人土地法案的方针（即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彼特龙凯维奇、穆哈诺夫、沙霍夫斯科伊、弗连克尔、奥夫钦尼科夫、多尔戈鲁科夫、科科什金）疯狂地反对把这样的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而且得到葛伊甸的全力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理由对于稍微有一点自尊心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都是很不体面的。这是反动政府的奴仆用警察式的官腔在支吾搪塞。例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说，提交委员会就是承认这个法案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采纳的“可能”。日尔金先生挖苦立宪民主党人说（1906年6月8日第二十三次会议），他可以把这个法案和极右派的法案一并提交委员会审议。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以140票对78票否决了把这个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提案！］，反对无偿地转让土地，反对农民占优势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反对革命，尤其反对农民土地革命。他们对于1861年农民“改革”的态度，可以说明他们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看风使舵的立场（目的是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左派（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出）讲到这次“改革”时全都带着反感和愤懑的心情，把它看作地主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绞索。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沆瀣一气，对这样的改革感激涕零。
鲍勃凌斯基伯爵说：“这里有人玷污了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解放农民这一事业是无可非难的……1861年2月19日是一个伟大的光辉的日子。”（3月29日，第1289页和第1299页）
库特列尔说：“1861年伟大的改革……以大臣会议主席为代表的政府正在屏弃俄国历史，屏弃俄国历史上最出色最光辉的一页。”（5月26日，第1198—1199页）
对实际进行的强制转让的这一评价，比立宪民主党人为了掩盖自己想法而写的一切法案和发言稿都更能说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既然人们认为地主剥夺农民土地、农民用贵两倍的价钱赎买“沙地”、政府用军事刑罚实施规约[170]等等是最光辉的一页，那就很明显，他们是在力求实行“第二次解放”，力求再次用赎买的手段盘剥农民。鲍勃凌斯基和库特列尔对1861年改革的评价是一致的。不过鲍勃凌斯基的评价直接地、如实地反映了地主的真正利益，因此它能澄清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鲍勃凌斯基之流赞不绝口，那就是说地主得到了好处。库特列尔的评价表现出一个毕生在地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小官吏的智力不足，充满了伪善，因而会模糊群众的意识。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政策上的另一个方面。所有的左派都公开站在作为斗争力量的农民方面，阐明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指出政府是地主的政府。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一起站在“国家观点”方面，否定阶级斗争。
库特列尔声明说不必“根本改造土地关系”（第732页）。萨韦利耶夫警告不要“触动大宗的利益”，他说：“完全否定私有制的原则未必妥当，而且运用这一原则时会遇到极其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注意到拥有50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很多，共有7944万俄亩，那情况就尤其复杂了”（1907年3月26日，第1088页。农民提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消灭这些大地产；自由派提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屈从大地产）。盛加略夫认为，要是人民自己夺取土地，那是“最大的不幸”（第1355页）。罗季切夫则象夜莺那样唱道：“我们不来激起阶级仇恨，我们愿意忘记过去。”（1907年5月16日，第632页）卡普斯京也是这样，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到处传播和平和正义，而不是传播和煽起阶级仇恨。”（4月9日，第1810页）克鲁平斯基对社会革命党人季明的发言表示愤慨，因为这个发言“充满了对有产阶级的憎恨”（3月19日，第783页）。总之，在谴责阶级斗争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是一致的。不过右派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鼓吹阶级斗争，对于作为斗争对象的阶级只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右派忠实地维护农奴主－地主的利益。而立宪民主党人呢？他们在进行斗争——他们说他们在进行斗争！——他们想“强制”掌握政权的地主，同时他们又谴责阶级斗争！难道真正进行斗争而不是在地主面前摇尾乞怜的资产阶级，例如法国的资产阶级，是这样干的吗？难道它没有号召过人民起来斗争，没有激发过阶级仇恨，没有创立阶级斗争的理论吗？
3．右派农民
在第二届杜马中，真正的右派农民是绝无仅有的，也许只有列缅奇克（明斯克省代表）一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村社和“土地资产”，并且坚决拥护私有制（在第一届杜马中有许多波兰农民代表和俄国西部农民代表是拥护私有制的）。连这位列缅奇克也主张“按公道的价格”（第648页）转让土地，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我们把第二届杜马中的其他“右派农民”划为一个特别的集团，因为他们无疑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就拿彼得罗琴科（维捷布斯克省代表）来说。他开头说他“至死也要保卫沙皇和祖国”（第1614页）。右派都拍手叫好。但是接着就讲到“缺地”问题，他说：“不管你们怎么讨论，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就是说，得把现有的土地交给我们。这儿有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农民愚昧无知，给他们那么多土地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反正土地不会给他们什么好处。从前土地给我们的好处自然不多，因为我们没有土地。至于说到我们愚昧无知，那么我们要求的只是土地，就让我们这些笨人来翻地吧。我个人认为让贵族去种地当然是很不体面的。这儿还有个说法：按照法律私有土地是不能触动的。我当然同意要遵守法律，不过为了消除缺地现象，需要制定一项法律，使这一切都合法化。为了不让任何人吃亏，库特列尔代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条件。当然，他是个有钱人，他出的价钱太贵；我们这些穷庄稼汉付不起这么多钱。至于我们应该怎么过活，是搞村团，是各户占有土地，还是搞独立农庄，我看还是让大家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第1616页）
这些右派农民同俄国自由派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口头上忠于旧政权，行动上是在争取土地，在同地主作斗争，不同意照立宪民主党人的标准付赎金。后者口头上说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行动上却在策划让地主和旧政权再次盘剥农民。后者只可能向右转，从第一届杜马到第二届杜马，从第二届杜马到第三届杜马都是在向右转。前者等待人家把土地“交给”他们，然而大失所望，因此会走向另一面。看来，跟我们同路走的将是“右派”农民，而不是“自由派的”、“民主派的”立宪民主党人……
再请看农民希曼斯基（明斯克省代表）。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保卫宗教、沙皇和祖国，是为了要求土地……当然不是用抢劫的办法，而是用和平的办法，按公道的价格……所以我代表全体农民请杜马的地主代表上台来表示他们愿意按公道的价格把土地让给农民，这样我们农民当然会感激他们，我想沙皇老爹也会感激他们。至于不同意这样做的地主，我向国家杜马提议，对他们的土地征收累进税，到时候他们也一定会向我们让步，因为他们会认识到，东西大了不好吞。”（第1617页）
这位右派农民所说的强制转让和公道价格，其含义同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完全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不但欺骗左派农民，而且也欺骗右派农民。右派农民要是知道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建立土地委员会的计划（按库特列尔或丘普罗夫的办法，见《土地问题》第2卷），他们对这个计划会抱什么态度，这一点可以从农民梅利尼克（十月党人；明斯克省代表）的下列建议中看出。他说：“我认为有责任使〈土地〉委员会中有60％的委员是实际了解农民疾苦〈！〉、熟悉农民等级状况的农民，而不是那些也许只是徒有农民称号的人。这是事关农民以至一切穷人的福利的问题，这里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应该选那些能够在实际上而不是在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以造福人民的人。”（第1285页）一旦反革命势力向这些右派农民表明“穷人福利问题”的政治意义，他们是会向左走得很远的！
为了说明君主派农民代表同君主派资产阶级代表彼此有多大的距离，可以从有时代表农民协会和劳动团讲话的“进步人士”提赫文斯基司祭的发言中摘录几段。他说：“我国广大农民是爱戴皇上的，我恨不得能戴上隐身帽，踏着飞毯，飞到皇上宝座的前面，禀告皇上说：陛下的头号敌人，也是人民的头号敌人，就是不负责任的内阁……劳动农民要求的只是严格遵守‘全部土地归全体人民……’的原则〈关于赎买问题：〉……右派先生们，别害怕，指靠我们人民吧，人民不会让你们受苦的。（右边高喊：“多谢！多谢！”）现在我要讲一讲人民自由党报告人的发言。他说人民自由党的纲领同农民和劳动团的纲领相差不远。不！先生们，相差很远。我们听到报告人说：‘就假定我们的法案不够公正吧，但是它比较实际。’先生们，有人为了实际起见竟不惜牺牲公正！”（第789页）
拿这位代表的政治世界观来说，他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上下。但是，这种乡下人的纯朴同律师、官吏和自由派新闻记者中的“生意人”有着多大的差别啊！
4．无党派农民
无党派农民反映了乡村中觉悟最低、组织程度最差的广大群众的意见，对他们应该特别注意。因此我们把所有无党派农民［注：我们在确定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属于哪个党派时，利用了国家杜马刊印的按党派排列的代表名单这一正式文件。有些代表常从这一政党转到另一政党，但是无法根据报上的消息将这种变动考虑进去。再说，在这个问题上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只会引起混乱。］的发言都摘引一下。这样的农民并不多，只有萨赫诺、谢苗诺夫、莫罗兹、阿法纳西耶夫这几个人。
萨赫诺（基辅省代表）说：“各位人民代表先生！农民代表要走上这个讲坛来反驳有钱的地主老爷是很困难的。现在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农民在吃地主的苦头，地主在无情地压迫他们……为什么地主可以有很多土地，农民却只有进天国的份呢？……各位人民代表先生，所以农民派我到这里来的时候都嘱咐我，要我坚持他们的要求，要求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要求把一切官地、皇室土地、皇族土地、私有土地和寺院土地都无偿地强制转让……各位人民代表先生，你们要知道，一个饿肚子的人看到当局不顾他的痛苦，站在地主老爷那边，他是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坐下去的。他不可能不要求土地，虽然这是违法的事；是贫困迫使他这样做的。一个饿肚子的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因为贫困迫使他顾不得一切，因为他挨饿，他贫穷。”（第1482—1486页）
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波多利斯克省农民代表）的发言也同样地开诚布公、简洁有力：
“……最伤心的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终身受苦。200年来他们一直盼望天上给他们掉下点财富来，但是始终没有掉下来。财富在大地主老爷那里，他们同我们的祖父和父亲一起获得了这些土地，但是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地主的……我很清楚，土地是属于耕种这些土地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普利什凯维奇代表说：‘革命了，救命啊！’这是什么话？如果强制他们转让土地，那闹革命的将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是战士，是很客气的人……难道我们象司祭一样每人有150俄亩的土地吗？寺院和教会要这些土地干什么呢？先生们，够了，不能再把宝贝搜括起来藏在口袋里了，要切实生活才是。先生们，国家会弄明白的，我什么都很清楚，我们是诚实的公民，我们不搞政治，前面有个发言人已经说过了……他们〈地主〉只是游手好闲，靠吸我们的血、榨取我们的脂膏把自己养肥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委屈他们，我们也要给他们土地。如果计算一下，我们每户可以分摊到16俄亩土地，大地主老爷每户还会剩下50俄亩……千百万人民在受苦受难，老爷们却在花天酒地……我们知道，农民当兵要是有了病，人家就说：‘他家乡有土地。’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呢？根本没有家乡。他的家乡只是在花名册上才有，那里写着他生在什么地方，注明他信什么宗教，可土地他是没有的。我现在对大家说：人民叫我来要求把教会的、寺院的、官家的、皇族的土地，还有强制地主转让的土地，都交给将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劳动人民，而且要在当地交给农民，那里会把土地分好的。我告诉诸位，人民派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求土地、自由和完全的公民自由。这样我们大家都将活下去，不去指明谁是老爷，谁是农民，那时我们大家都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各得其所的主人。”（第1930—1934页）
读读“不搞政治的”农民的这样的发言，就会十分清楚，不仅实现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就是实现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也需要有几十年功夫来对农民群众不断施行暴力，不断用鞭笞、酷刑、监狱和流放来对付一切向往和试图自由行动的农民。斯托雷平懂得这一点，并且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不懂得这一点，那是由于自由派官吏和自由派教授所特有的迟钝，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在伪善地掩饰这一点，“羞羞答答地默不作声”，他们对1861年和以后一些年实行的军事刑罚就是抱的这种态度。如果这种一贯的、不顾一切的暴力手段因碰到国内或国外的某种障碍而遭到挫折，那么“不搞政治的”、无党派的诚实农民便会把俄国建成为农民共和国。
农民莫罗兹在简短的发言中干脆说：“必须剥夺司祭和地主的土地”（第1955页），接着他引用了福音书（资产阶级革命家从福音书中找到自己的口号，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说：“要是不给司祭面包和半俄升烧酒，他就不会给小孩举行洗礼……而他们还讲什么福音书，并且念道：‘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一求再求，但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一叩再叩，还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是不是得把门撞破去抢呢？先生们，不要弄到把门撞破吧，请你们自愿地拿出来，这样就会有自由了，这样对你们对我们都好。”（第1955页）
再请听无党派农民阿法纳西耶夫的言论，他不是从哥萨克的观点，而是从“差不多是外来人”的观点来评价哥萨克的“地方公有化”的。“先生们，我首先要告诉你们，我是顿河州的农民代表，那里有100多万农民，代表他们到这里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我们在那里差不多是外来人……我觉得非常奇怪：难道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吗？不是的，恰恰相反。我曾经在彼得堡干了20多年，那时我就发现，不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而是农村在养活彼得堡。现在我也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最漂亮的建筑，所有这些高楼大厦，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所有这一切，跟25年前一样，都是农民建造起来的……普利什凯维奇举例说，哥萨克每人有20多俄亩土地，但还是挨饿……他为什么不说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呢？土地是有的，俄罗斯也有土地，但是占有土地的是谁呢？如果他知道那里有多少土地而不说出来，那他就是个不公正的人；如果他不知道，那就不应该提起这件事。也许他真的不知道，那么先生们，让我来告诉他土地在什么地方，一共有多少，占有土地的究竟是谁吧。要是把土地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在顿河军屯州，私人养马场有753546俄亩土地。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卡尔梅克的养马场，也就是所谓游牧场。那里总共有165708俄亩土地。其次，富人临时承租的土地有1055919俄亩。所有这些土地都不在普利什凯维奇列举的那些人手中，而是在压迫我们的富农、有钱人手中；他们得到耕畜，就要榨取我们一半的收成，每俄亩要交一个卢布，我们租一头牲口耕地又要交一个卢布，可是我们总得养活自己的儿女，养活老婆孩子呀。所以我们那里就要闹饥荒。”这位发言人又讲到，每个租地者交8匹“军马”可以得到2700俄亩土地；农民是可以比他们交出更多的军马的。“我讲给各位听，我想说服我国政府，让它知道不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我给《农村通报》[171]编辑部写过信，要他们发表。但是他们答复我说，教训政府不是我们该做的事。”由此可见，在交归地方所有的“地方公有”土地上，“不民主的中央政府”事实上在造成新的地主，而据普列汉诺夫发现，地方公有化是防止复辟的保证……
“政府通过农民银行为我们获得土地大开方便之门——这是1861年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政府想要把我们迁到西伯利亚去……要是让那些有几千俄亩土地的人搬到西伯利亚去，把地留下，许多人就可以靠这片土地解决温饱问题了，这样做不是更好吗？（左面鼓掌，右面高喊：“老一套，老一套”）……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带领一批应征的士兵通过我刚才讲过的那些〈地主的〉土地。我们骑马走了两天两夜多才到达集合地点。士兵问我：‘你把我们往哪儿带？’我说：‘去打日本。’——‘为什么要打仗？’——‘保卫祖国呗。’我自己是个军人，我觉得应当保卫祖国。但是士兵对我说：‘这算什么祖国？这都是利谢茨基、别祖洛夫、波德科派洛夫他们的土地。这里有什么是我们的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对我讲的这些话，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法从我的心中抹掉……所以，各位先生……总括起来我应该说，在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中，从公爵、贵族、哥萨克到小市民（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大家都应该成为俄国公民，都应该有权使用土地，凡是在土地上劳动、在土地上出力、珍惜和爱护土地的人，都有权使用土地。谁劳动，谁流汗，谁就使用土地。谁不愿靠土地生活，不愿在土地上劳动，不愿在土地上出力，那他就没有权利使用土地。”（第1974页）（1907年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这是从一个农民“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一句绝妙的名言，这位农民想打破土地占有制的等级性（“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想根本消灭农民这一最低等级的名称。“让大家都成为公民。”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土地权——这无非是把业主的观点彻底地用于土地方面。除了业主享有的对土地的权利，除了“珍惜”土地的理由，除了在土地上“出力”的关系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占有土地的根据（如哥萨克“因服役”而占有土地等等），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农场主肯定会这样看问题，因为他们想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想消除一切局外的、有阻碍作用的旧东西，消除一切原有的土地占有形式。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劝这样的业主拒绝国有化，教他们懂得份地私有制的好处，那岂不是在愚蠢地运用不够成熟的学说吗？
在第一届杜马中，农民梅尔库洛夫（库尔斯克省代表）也对农民份地国有化问题表明了同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我们在上面引用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材料时已经提到了。梅尔库洛夫说：“有人吓唬人说，农民也不愿同现在占有的小块土地分开。关于这一点我想说：谁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呢？即使全盘国有化，也只有不是业主自己耕种、而是靠雇佣劳动耕种的土地才要交出来。”（1906年5月30日第十八次会议，第822页）
讲这话的是一个自称有60俄亩私有地的农民。当然，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灭或禁止雇佣劳动，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是我们要消除错误的想法，应该从产生错误的根源，从所谓的“社会化”和禁止雇佣劳动等方面［注：这种错误思想我们甚至用不着去“消除”，因为以“冷静的”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为首的“冷静的”劳动派自己已经把它消除了。］着手，而不应该从国有化着手。
梅尔库洛夫这位农民还反对立宪民主党的42人法案，这个法案和地方公有化相同的地方，就是份地仍然私有，地主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这是“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某种过渡阶段……结果不是一种占有制而是两种占有制：土地私有制和租地使用制，这两种土地占有制形式不但合不到一起，而且是截然相反的”（第823页）。
5．民粹派知识分子
应该把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发言中，特别是民粹派的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的发言中的两股潮流分开：一方面是真心实意地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在这方面他们的发言自然远不及“不搞政治的”农民的发言给人的印象那么深；另一方面，是有某种立宪民主党人的味道，有某种知识分子市侩气息，总想用国家观点来处理问题。自然，他们和农民不同，他们是有某种学说的：他们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消除直接感觉到的贫穷困苦，而是为了贯彻某种学说，即贯彻一整套歪曲斗争内容的观点。
卡拉瓦耶夫先生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宣称：“土地归劳动者”，他说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土地法是要“消灭村社”，是抱有“政治目的”的，即要“造成一个特殊的乡村资产者阶级”。
“我们知道，这些农民的确是反动派的首要支柱，是官僚制度可靠的后盾。但是政府打这个算盘，是大大失算了，因为与此同时还将出现农民无产阶级。我不知道究竟哪个好：是农民无产阶级好呢，还是目前少地而采取某些措施之后可能获得足够数量土地的农民好。”（第722页）
这段话流露出瓦·沃·先生那种反动的民粹主义思想：对于谁来说“好”呢？是对于国家吗？对于地主国家，还是对于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无产阶级就不“好”呢？是因为少地农民“可能获得”土地，也就是说可能比无产阶级更容易安抚，更容易被拉进维护秩序的营垒中去吗？从卡拉瓦耶夫先生的言论中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他要为斯托雷平之流提供更可靠的防止社会革命的“保证”！
如果卡拉瓦耶夫先生确实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支持在俄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但是卡拉瓦耶夫先生错了，因为斯托雷平的“道路”同农民革命相比，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比无产者更多的贫民。卡拉瓦耶夫自己也说，而且说得很对：斯托雷平政策是使目前一半还是按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地主发财致富（而不是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农场主－资本家发财致富）。1895年，通过“农民”银行出卖的土地，价格为每俄亩51卢布，在1906年则为126卢布（卡拉瓦耶夫在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发言，第1189页）。卡拉瓦耶夫先生的党内同僚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先生和杰拉罗夫先生把这些数目字的意义说得更加明显。杰拉罗夫指出：“截止到1905年，在农民银行开办以后的20多年内，一共只收买了750万俄亩土地”；而从1905年11月3日至1907年4月1日这段时期内，该银行共收买了380万俄亩土地。每俄亩土地的价格1900年为80卢布，1902年为108卢布，1903年，在土地运动和俄国革命爆发以前，成了109卢布。现在是126卢布。“当全俄国因革命而遭到重大损失的时候，俄国大地主却发了大财。在这段时间内人民有6000多万卢布的金钱落入他们手中。”（第1220页——这是按109卢布的“正常”地价计算的）但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先生的计算要准确得多，他不承认什么“正常”价格，而是简单明了地指出，从1905年11月3日以后，政府拿农民买地的款项付给地主5200万卢布，同时又自己出钱付给地主24200万卢布，总共“有29500万卢布的人民金钱付给了贵族地主”（第1080页，黑体都是我们用的）。当然，这只是俄国为容克－资产阶级式的农业演进所付出的代价的极小部分，这是为了农奴主和官僚的利益向生产力发展收的贡赋！立宪民主党人也主张保留这种为俄国的自由发展而付给地主的贡赋（赎金）。反过来说，在新制度下，农场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不得不用这笔款项去发展农业生产力［注：参看考茨基在《俄国土地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必须将大量资本用于改进农民农作技术的论断[172]。“地方公有派”在这里可能提出反驳，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会把钱用于共和国的军队，而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却……最可爱的地方公有派先生们，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会从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那里把钱夺走的！况且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要成立这种地方自治机关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不过是市侩的天真愿望。只有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同其他的国家相比，这种国家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开支最多，例如美国）同资产阶级君主国（向容克地主付几十年的贡赋，例如德国）作对比才是现实的。］。
最后，无疑应该提到民粹派知识分子的一个长处，即他们和鲍勃凌斯基、库特列尔之流不同，知道人民在1861年受了骗，他们没有把臭名昭著的改革称为伟大的改革，而是称为“为地主利益实行的改革”（卡拉瓦耶夫语，第1193页）。卡拉瓦耶夫先生谈到改革后的时期时正确地指出，现实“比”那些在1861年捍卫农民利益的人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还糟”。
讲到农民土地所有制问题时，卡拉瓦耶夫先生公开针对政府对这种所有制的关心，向农民提出问题：“各位农民代表先生，你们是人民的代表。你们的生活是农民的生活，你们的意识是农民的意识。当你们启程来开会的时候，你们的选民是不是抱怨过，说他们对占有土地没有信心呢？他们是不是提出过，你们在杜马中的第一个任务、第一个要求就是‘设法巩固土地私有制，不然你们就是没有履行我们的委托’。你们一定会说：我们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委托。”（第1185页）
农民没有驳斥这一声明，而是用自己发言的全部内容证实了这一声明。这当然不是因为俄国农民是“村社拥护者”，是“反私有主义者”，而是因为经济条件现在要求他们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以便建立新的经济。
民粹派知识分子的短处就是他们侈谈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土地份额”。卡拉瓦耶夫先生声明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就是要妥善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有下列的材料：首先是为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土地份额，即消费土地份额，再就是使用全部劳动量所需要的土地份额，即劳动土地份额。必须确切知道农民有多少土地，这样就能算出究竟缺多少土地。还应该知道可以拨给的土地有多少。”（第1186页）
我们根本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根据农民在杜马中的声明可以断定，这里有同农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官僚主义的成分。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土地份额是官僚主义者臆造出来的，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可恶的遗毒。农民凭正确的阶级直觉，把重点放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上，而不放在什么“土地份额”上。问题不在于“需要”多少土地。上面提到的那位无党派农民说得再好不过了：“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问题在于如何消灭起压迫作用的农奴制大地产，即使不做到这一点就能达到“土地份额”，也应该消灭这种大地产。照民粹派知识分子看来，似乎只要“土地份额”一达到，也许就用不着去触动地主了。农民的思路却不是这样的。“农民们，打倒他们〈地主〉！”——农民皮亚内赫（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这样说道（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第1101页）。要打倒地主并不是因为“土地份额”不够，而是因为耕作者－业主不愿意让蠢驴和吸血鬼骑在他们头上。这两种见解真有“天壤之别”。
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而是凭着极好的实际的直觉“抓住问题的关键”。问题是谁来规定这些土地份额。关于这一点，波亚尔科夫司祭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得很好。他说：“计划要规定每个人应得的土地份额，试问谁来规定这个土地份额呢？如果由农民来规定，那他们当然不会让自己吃亏了，如果由地主和农民一同来规定，那么在制定土地份额时谁占上风，还是一个问题。”（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488页）
这真是切中要害地道破了关于土地份额的种种空谈的实质。
从立宪民主党人说来，这不是空谈，而是直接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好心肠的乡村司祭波亚尔科夫先生大概在自己乡下看清了自由派地主的真面目，于是就本能地明白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这位波亚尔科夫还说：“另外，有人还担心会产生很多官吏！农民自己会把土地分配好的！”（第488—489页）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土地份额”的确有官僚气味。农民却不这样，他们说：我们自己来就地分配土地。由此产生了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这种主张反映了农民在革命中的正当利益，理所当然地引起自由派坏蛋［注：城市中的工人政府，农村中的农民委员会（到一定时候会变为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机关）——这就是胜利的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自由派对争取自由的阶级的这些组织形式如此深恶痛绝是不足为奇的！］的憎恨。实现了这样的国有化计划，国家要做的只是决定哪些土地可以作为移民所需的土地，或者需要进行特别的干预（如我们现行纲领中所说的，“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也就是说，要做的只是连“地方公有派”也认为必须交给“民主国家”（应该说是共和国）办理的事情。
把关于土地份额的议论同实际的经济情况加以对照，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人，民粹派知识分子则是讲空话的人。“劳动”土地份额只有在试行禁止雇佣劳动的情况下才可能有重大意义。但是大多数农民抛弃了这种做法，人民社会党人也认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既然如此，“土地份额”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在现有的业主之间分配土地。“消费”土地份额是贫困的土地份额，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总是会为了逃避这种“土地份额”而跑到城市里去（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讲到）。可见，这里的问题也完全不在于“土地份额”（它是随着文化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于现有业主之间的土地分配，在于两种业主之间的“分解”：一种是能够（用劳动和资本）“珍惜”土地的真正的业主，另一种是不能留在农业中（硬要留下他们是反动的）的不中用的业主。
为了表明民粹派先生们的民粹主义理论有多么荒谬，我们来谈一谈卡拉瓦耶夫先生引用的丹麦的例子。你们要知道，欧洲“都以私有制为依靠”，而我国的村社“有助于解决合作社问题”。“丹麦在这方面是个光辉的例子。”对于驳斥民粹派来说，那确实是个光辉的例子。丹麦有既集中了产乳牲畜（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0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00—211页。——编者注］）又集中了土地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农民。在丹麦的所有农户中，68．3％的农户每户有地不到1哈尔特康，即大约不到9俄亩。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11．1％。另一个极端是，占总数12．6％的农户每户有地4哈尔特康以上（36俄亩以上）。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62％（尼·斯·《土地纲领》新世界出版社版第7页）。这里不用再作解释了。
有趣的是，自由派分子赫尔岑施坦在第一届杜马中把丹麦当作一张王牌，而右派（在两届杜马中）则反驳说：在丹麦是农民所有制。我国需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好让旧的农场能在“废除了地界的”土地上“按丹麦方式”进行改造，至于把租佃权变为所有权的问题，只要农民自己有这个要求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全体资产阶级和官僚随时都会支持农民这样做的。此外，在国有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按丹麦方式”的发展）将因土地私有制的废除而更加迅速。
6．劳动派（民粹派）农民
劳动派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农民同无党派农民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要把两者的发言比较一下，你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需要相同，要求相同，世界观也相同。不过有党派的农民觉悟更高，表达方式更清楚，对问题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了解得更全面。
劳动派农民基谢廖夫在第二届杜马第二十六次会议上（1907年4月12日）的发言，要算是最出色的发言了。同自由派小官吏的“国家观点”相反，他直截了当地着重指出：“我国政府的、实际上受到地主－土地占有者左右的全部对内政策，其目的是把土地保留在目前的占有者手里。”（第1943页）这位发言人指出，正因为如此，有人要使人民处于“十足的愚昧状态”。他还讲到了十月党人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的发言。“各位当然没有忘记他说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话，说什么‘应该彻底抛掉扩大农民土地占有面积的想法。应该保留和支持私有主。我国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群众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农民同志们，难道还要作什么补充，你们才能明白我们的这些恩人、这些老爷心里怀着怎样的欲望吗？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他们至今仍在怀念农奴制度吗？牧人老爷们，够了……我只希望全俄罗斯的愚昧的农民、全俄罗斯的人民都牢牢记住这位留里克宗族的子孙说的话，希望这些话能激起每个农民心中的怒火，能比太阳更明亮地照出横在我们同这些自封的恩人之间的鸿沟。够了，牧人老爷们……够了，我们需要的不是牧人而是领袖，没有你们，我们也能找到领袖，我们将同领袖们一起找到通向光明、通向真理的道路，找到通向乐土的道路。”（第1947页）
这位劳动派完全站在革命资产者的立场上，这种革命资产者向往土地国有化能造成“乐土”，他们为当前的革命奋不顾身地斗争，对削弱革命声势的想法深恶痛绝，他说：“人民自由党拒绝公正地解决土地问题……各位人民代表先生，难道象国家杜马这样一个立法机关在自己的活动中可以照顾实际而牺牲公正原则吗？难道你们会颁布你们预先就知道是不公正的法律吗？……难道你们认为我国的官僚赏赐给我们的不公正的法律还嫌太少，我们自己还要制定一些这样的法律吗？……你们很清楚，出于安抚俄罗斯这种实际考虑，派出了许多讨伐队，全俄各地都宣布处于非常状态；出于实际考虑到处设立了战地法庭。请告诉我，我们中间有谁赞赏这种照顾实际的精神呢？诸位不是都诅咒这种精神吗？不要象这里有些人那样来提出问题吧。〈这里，发言人大概是影射立宪民主党人地主塔塔里诺夫，此人在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说过：“先生们，公正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公正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始终”（对于立宪民主党人来说）“不过是一个理想，将来能不能实现，我看还是一个问题。”第1779页〉公正是什么呢？人就是公正。一个人生了下来，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生活；要让他能够生活，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用劳动挣得一块面包……”
请看，这位农民思想家采取了典型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的立场。他不了解他那种公正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确定的内容。但是他要求彻底扫除中世纪的一切残余，而且他所代表的阶级也能够为了这种抽象的公正这样去做。这一提法的现实历史内容就是：绝对不许为了“实际”起见而损害公正。这应该理解为：绝对不许向中世纪制度、向地主和旧政权让步。这是法国国民公会活动家的口气。对自由派分子塔塔里诺夫来说，资产阶级自由这一“理想始终不过是一个理想”，他不愿意切实地为这一理想而斗争，不愿意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牺牲一切，却宁愿同地主搞交易。基谢廖夫们能够领导人民去进行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塔塔里诺夫们却只会出卖人民。
“……人民自由党为了实际起见，主张不要规定任何对土地的权利。它担心这种权利会吸引大批人从城市迁往乡村，结果每个人只能得到很少的土地。我首先想问一问，什么是对土地的权利？对土地的权利就是劳动的权利，就是吃饭的权利，就是生活的权利，这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试问我们怎么能剥夺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利呢？人民自由党说，如果让全体公民都享有这种权利，把土地分给他们，那每个人得到的土地就会很少。但是，有权利同实际行使权利完全是两回事。比如说吧，在座的各位都有权住在丘赫洛马，然而你们却住在这里；反过来说，住在丘赫洛马的人也有权住在彼得堡，然而他们还是呆在他的老家。所以，担心让所有愿意耕种土地的人都享有对土地的权利就会吸引大批城市居民迁往乡村，这是毫无根据的。只有那些至今还没有同乡村断绝联系的人，只有不久前到城里来的人才会跑到乡下去……凡是在城里确有固定而有保证的收入的人，是不会到乡下去的……我想只有彻底地、永远地废除土地私有制……等等……只有这种解决办法才能使我们满意。”（第1950页）
这一段典型的劳动派议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同1848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有没有区别？二者无疑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模糊地表述了斗争的实际历史内容的宣言。不过劳动派的宣言模糊地表述出来的，是客观上可能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在20世纪的俄国农民土地革命是可能实现的）的真正任务，而1848年法国小资产者的宣言，却是模糊地表述了在上一世纪中叶的法国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换句话说，19世纪中叶法国工人要求劳动的权利，是希望根据合作制和社会主义等原则革新整个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办不到的。20世纪的俄国农民要求劳动的权利，则是希望在国有化土地上革新农业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20世纪俄国农民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现实的资产阶级的内容。在19世纪中叶法国小市民和工人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一无所有了。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的就是这个区别。
劳动派自己表明了自己理论的现实内容：尽管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去种地的。显然只有业主才会去种地或者说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排除妨碍业主在土地上定居下来的一切障碍。
无怪乎对农民革命抱有无限的信心、立志为农民革命效忠的基谢廖夫以蔑视的口吻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谈到他们主张不必转让全部土地而只要转让一部分土地、强迫支付地价、把事情交给“某种土地机关”办理的思想，总之，谈到“人民自由党把小鸟的羽毛拔光的办法”（第1950—1951页）。无怪乎司徒卢威之流特别在第二届杜马以后要痛恨劳动派，因为只要俄国农民还是劳动派，立宪民主党的计划就不能得逞。然而到俄国农民不再是劳动派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之间的区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这里再简单地谈谈其他几名发言人。农民涅奇泰洛说：“那些喝足农民的血、吸够农民脑浆的人把农民叫作愚民。”（第779页）戈洛文插了一句：地主可以侮辱农民，但是庄稼汉可以侮辱地主吗？“这些土地是属于人民的，有人却对我们说，要花钱买地。难道我们是从英国、法国等国家来的外国人吗？我们都是本地人，为什么我们要花钱买自己的土地呢？我们流的血汗、花的金钱已经可以把这些土地赎回十次了。”（第780页）
农民基尔诺索夫（萨拉托夫省代表）说：“现在我们除了土地什么也不谈；有人又对我们说：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认为土地决不是不可侵犯的；只要人民想要，什么东西都不是不可侵犯的［注：这是普通农民用来表达人民专制这一革命思想的典型的说法。在我国革命中，除了农民，没有其他的资产阶级能实现无产阶级纲领中的这一要求。］。（右边喊道：“真的么！”）是真的！（左边鼓掌）贵族老爷们，你们拿我们当过赌注，用我们去换过狗，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曾经全都是你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你们偷去了我们的土地……派我到这里来的农民这样说过：土地是我们的；我们来这里不是购买土地，而是收回土地。”（第1144页）［注：劳动派农民纳扎连科（哈尔科夫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如果你们要议论农民对土地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婴儿离不开母亲的奶，我们农民离不开土地。我们谈论土地只从这一点着眼。你们大概也知道，就在不久以前，老爷还逼迫我们的母亲用自己的奶去喂他们的小狗。现在也在这样干。不过现在老爷的小狗吮的不是生养我们的母亲的奶，它们吮的是养育我们的母亲——大地的奶。”（第495页）］
农民瓦秀京（哈尔科夫省代表）说：“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大臣会议主席先生，他不是全国的大臣，而是130000个地主的大臣。9000万农民在他的心目中算不了什么……你们〈他转过身子向右派说〉从事剥削，高价出租自己的土地，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你们要知道，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不会恳求你们同意，他们要夺取土地……我是乌克兰人〈他叙述了叶卡捷琳娜如何赠给波将金一小片林地：27000俄亩土地和2000个农民〉……过去土地的卖价每俄亩不过25—50卢布，现在每俄亩的租金就要15—30卢布，草场每俄亩要35—50卢布的租金。这是在剥人的皮。（右边高喊：“什么？剥皮？”笑声。）你们别害臊，安静一些吧（左边鼓掌），我说这是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3页）
劳动派农民和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农奴制记忆犹新。他们都同样地切齿痛恨地主，痛恨地主国家。他们身上都有一股革命热情在沸腾。他们有些人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将来建立的是什么制度，而只是自发地竭尽一切力量来“打倒他们”。有些人则在想入非非地描绘这种制度，但是他们都憎恨同旧俄国的妥协，都在为彻底铲除万恶的中世纪制度而奋斗。
只要把革命农民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同革命工人的发言作个比较，就可以马上看出如下的区别：农民直接的革命性要高得多，他们渴望立刻打垮地主政权、立刻创立新制度的热情要高得多。农民恨不得马上扑上去把敌人扼死。工人的革命性要抽象一些，这种革命性好象是移到了较为遥远的目标上。这种区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农民要立即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看不到这场革命内部的矛盾，甚至想不到这种矛盾。社会民主党工人却看到了这些矛盾，他们抱定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就不可能把工人运动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连在一起。不过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应该支持自由派。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决不同其他任何阶级融合，但应该用全力帮助农民把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7．社会革命党人
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的发言（关于该党农民的发言，我们在上面谈劳动派农民时已经谈到过），也处处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并向地主猛烈开火。我们不再重复上面已经说过的话了，只是指出这一部分代表的另外的特点。人民社会党人不喜欢描绘社会主义理想，而喜欢描绘……丹麦的理想，农民则根本不谈什么学说，他们所反映的是把摆脱当前这种剥削形式当作直接理想的被压迫者的直接感觉，社会革命党人跟前两者都不同，他们在发言中加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例如乌斯宾斯基和萨加捷良（“达什纳克楚纯”分子，这个党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其中“青年派”甚至还加入社会革命党）就提到过村社问题。萨加捷良相当天真地说：“我们不得不十分痛心地指出，人们在发挥土地国有化的高论的时候，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唯一可以作为前进的基础的有效的制度……村社能防范所有这一切惨祸（欧洲的惨祸，小经济被破坏等等）。”（第1122页）
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是讨论土地问题时的第26个发言人，那么这位可敬的村社骑士的“痛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他以前发言的至少有14个左派分子、劳动派等等，他们都并“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有效的制度”！眼看农民杜马代表同农民协会历次代表大会一样地对村社无动于衷，这怎么不令人“痛心”呢。萨加捷良和乌斯宾斯基抓住了村社，他们在不愿意承认旧土地团体的农民革命中是真正的宗派主义者。萨加捷良悲伤地说：“我真有点为村社担忧。”（第1123页）“正是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村社。”（第1124页）“这种形式〈即村社〉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能够指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办法的世界运动。”（第1126页）萨加捷良先生关于村社的这一切议论，显然是“悲伤的和不合时宜的”。而他的同僚乌斯宾斯基则在批评斯托雷平反对村社的法令时表示了一种“使地产转移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减到最低程度”的愿望（第1115页）。
民粹派的这种愿望无疑是反动的。然而可笑的是，用自己名义在杜马中提出了这种愿望的社会革命党，却又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殊不知这种办法会造成土地最大的转移，会使土地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由这个业主手中转到另一个业主手中，使资本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渗入农业！把土地私有制和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混淆起来，是资产阶级土地国有派（包括乔治和其他许多人在内）的典型错误。社会革命党人在“减少转移现象”的要求上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致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库特列尔在报告中公开说：“人民自由党打算只对他们〈农民〉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加以限制，即防止将来土地买卖的盛行。”（1907年3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740页）
立宪民主党人把这种反动愿望同这样一些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结合起来（即同地主和官僚统治制度结合起来），这些办法可以保证颁布官吏的荒谬的禁令，保证用文牍主义的拖拉作风来帮助奴役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则把反动的愿望和根本排除官吏压迫的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即同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结合起来）。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动性表现在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全部政策（官僚地主的政策）上。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动性则表现在他们那种错误地强加给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市民“社会主义”上。
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经济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杜马代表有关土地改革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的论断。在这里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用民粹主义学说稍加掩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幼稚观点。例如，社会革命党人卡巴科夫（彼尔姆省代表）在乌拉尔是农民协会著名的组织者，是“阿拉帕耶夫斯克共和国[173]的总统”，并且还被称为“普加乔夫”［注：见《第二届杜马代表名册》，无名氏编，私人出版，1907年圣彼得堡版。］。他纯粹按农民方式来论证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并且还拿农民从来没有拒绝保卫俄国免受敌人侵犯这一点作为根据（第1953页）。他大声疾呼地说：“份地制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公开宣布说，土地应该是劳动农民的公共财产，农民自己能够就地分配土地，根本不需要什么官吏来干预，我们早就知道官吏没有给农民带来过任何好处。”（第1954页）“在我们乌拉尔有整批工厂停工了，原因是铁皮没有销路，而另一方面，俄国所有的农舍却都是草屋顶。本来这些农民的房屋早就该是铁皮屋顶了……有市场，却没有买主。在我国谁是大宗买主呢？一亿劳动农民，这就是基本的大宗买主。”（第1952页）
是的，这里正确地表述了在乌拉尔改变历来那种半封建式的“使用农奴的企业的”生产停滞状态、实现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条件。无论是斯托雷平的还是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都不能使群众生活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而做不到这点，乌拉尔的真正“自由的”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农民革命才能迅速地把木头的俄罗斯变成钢铁的俄罗斯。社会革命党农民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理解，比那些资本的忠实奴仆来得正确和广泛。
另一个社会革命党农民赫沃罗斯图欣（萨拉托夫省代表）说道：“各位先生，人民自由党的人已经讲了很多，他们责备劳动团，说劳动团居然想把土地交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他们说，那样一来许多人会离开城市，结果情况会更糟。可是，各位先生，我认为只有那些无事可做的人才会离开城市，至于那些有工作的人，他们都习惯了工作，既然有工作可做，他们就不会离开城市。其实何必要把土地给那些不愿意种地的人呢？……”（第774页）这个“社会革命党人”根本不想要什么普遍的土地平均使用制，而只是想要在自由的土地上造成平等的和自由的农场主，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无论如何要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那些年复一年地受苦挨饿的人民放开经济自由”（第777页）。
不要以为这一正确表述了社会革命党思想真实内容的说法（“放开经济自由”），只是农民措辞不当的结果。其实并不尽然。社会革命党首领、知识分子穆申科代表社会革命党对土地问题作总结发言时，他的经济观点比农民卡巴科夫和赫沃罗斯图欣还要幼稚得多。
穆申科说：“我们说，只有在废除地界之后，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移居和散居。其次，大臣讲到我国人口的增殖问题……据他说，单是为了满足这一〈160万人口〉增殖的需要，就要有将近350万俄亩土地。他说：这样一来，如果你们想实行平均土地，那么你们从什么地方拿土地来满足这种人口增殖的需要呢？然而我要问问：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原文如此！〉增殖的全部人口都是由农业来吸收的呢？那种按等级、按职业调节人口分布的规律，恰好是一种相反的规律。〈黑体是我们用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在工业上不是退化而是发展的，那就是说，在满足食品和原料的基本需要的农业这个基础上，正在盖起不断加高的经济建筑。需求日益增长，新的产品、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出现；加工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愈来愈多。城市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更快，并且大部分增殖的人口都被城市吸收了。各位先生，有时农业人口不仅相对地减少，而且是绝对地减少。如果说这种〈！〉过程在我国进行得很缓慢，那是因为没有地基，无法不断加高经济建筑。农民经济这个基础太不稳固了；工业的市场太狭小了。在土地归人民使用的条件下，将形成健全的、人数众多的、充满生命力的农业人口，那时你们会看到，对工业品的需求将有多大，城市的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有多大。”（第1173页）
这位把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称为土地社会化纲领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是说得很妙吗？他甚至没有料到城市人口增长较快的规律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个“规律”只有通过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农民之间的“分解”，即通过“真正的业主”排挤掉“穷光蛋”才起作用，才能起作用。这位社会革命党人在资本主义规律的条件下所描绘的那种经济上的和谐，真是幼稚得可怜。但这并不是一心想把劳动同资本的斗争掩盖起来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讲的和谐。这是想把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消灭的不自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讲的和谐。
我们现行的土地纲领所向往的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才能进行。因此，觉悟的工人为了社会的发展应该支持他们，但是自己一分钟也不要被民粹派“经济学家”的幼稚梦话所迷惑。
8．“民族代表”
非俄罗斯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发表过意见的有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乌克兰人。请看他们是怎样叙述自己的观点的。
民族民主党人[174]德莫夫斯基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波兰王国及与其毗邻的我国西部地区的波兰人”（第742页）说道：“虽然我们那里土地关系已在向西欧式的土地关系转变，然而我们那里还是存在土地问题，并且缺地还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症结。我们纲领中关于社会问题的首要条文之一就是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第743页）
“在我们波兰王国曾经有过夺取地主土地的大规模的农民骚动，这只是在东部地区，即弗沃达瓦县发生的，那里有人对农民们说，他们既然是正教徒，就应该分得地主的土地。这种骚动只是发生在正教徒居民中间。”（第745页）
“……这里〈在波兰王国〉的土地事宜，也同其他一切社会改革一样……只有通过边疆区代表会议，即只有通过自治议会，根据实际情况的要求来办理。”（第747页）
波兰民族民主党人的这篇发言，引起了白俄罗斯右派农民（来自明斯克省的加甫里尔契克，还有希曼斯基、格鲁金斯基）对波兰地主的猛烈抨击，叶夫洛吉主教自然抓住这个机会，并以1863年俄国政策的精神作了一次狡狯的警察式的发言，说波兰地主压迫俄罗斯农民（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民族民主党人格拉布斯基回答说：“你看他想得多么简单！”（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农民将得到土地；俄国地主将仍然保留自己的土地；农民将象从前那样拥护旧制度，而波兰人却因为提出波兰议会问题将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第62页）发言人激烈地揭穿了俄国政府的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要求“把我们那里的土地改革问题交给波兰议会去解决”（第75页）。
这里要补充说一点，上述那些农民要求补分份地作为私产（例如第1811页）。在第一届杜马中，波兰和西部的农民要求土地时也曾表示拥护私有制。纳科涅奇内于1906年6月1日说过：“我是卢布林省的一个少地农民。在波兰也必须实行强制转让的办法。与其不定期占有5俄亩土地，倒不如永久占有1俄亩土地。”〈第881—882页）波尼亚托夫斯基（沃伦省代表）代表西部边疆区（5月19日，第501页）以及维切布斯克省代表特拉孙（1906年5月16日，第418页）也这样说过。吉尔纽斯（苏瓦乌基省代表）还表示反对只建立全俄的土地资产，主张也建立地方的土地资产（1906年6月1日，第879页）。梯什克维奇伯爵当时就指出，他认为建立全民的土地资产的主张是“不切实际和不无危险的”（第874页）。斯捷茨基也发表过同样的意见（他主张个人所有制而反对租佃制。1906年5月24日，第613—614页）。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发言的有尤拉舍夫斯基（库尔兰省代表），他要求取消大地主的封建特权（1907年5月16日，第670页〉，主张要地主转让超过一定标准的土地。他说：“我们承认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现在的农业在该地区原来实行的私有制或世袭租佃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作出结论，要进一步调节农业关系，就必须立即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实行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原则基础上的自治制。只有自治制才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第672页）
爱斯兰省代表进步人士尤里涅，为爱斯兰省提出一个单独的法案（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第1210页）。他主张“妥协”（第1213页），即主张“世袭的或永久的租佃制”（第1214页）。“谁使用土地，谁能更好地使用土地，谁就应该拥有土地。”（同上）尤里涅要求实行这个意义上的强制转让，反对没收土地（第1215页）。查克斯捷（库尔兰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要求除地主的土地外还要把教会（教区）的土地转归农民（1906年5月4日第四次会议，第195页）。捷尼松（里夫兰省代表）同意投票赞成强制转让的办法，认为“一切主张土地私有的人”（同上，第209页）都会这么做。克雷茨贝格（库尔兰省代表）代表该省农民要求“剥夺大地产”，并且一定要把土地“作为私产”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500页）。留特利（里夫兰省代表）要求实行强制转让等等。他说道：“至于把土地变为国家土地资产，我们农民很清楚，这是又一种奴役农民的办法。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小农经济和劳动生产率，并使之不受资本主义的侵犯。可见，我们把土地变成国家土地资产，就会造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同上，第497页）奥佐林（里夫兰省代表）代表拉脱维亚农民发言，主张强制转让并主张私有制；他坚决反对建立全国土地资产，只同意建立各区域的土地资产（1906年5月23日第十三次会议，第564页）。
列昂纳斯，“苏瓦乌基省代表，即立陶宛族代表”（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4页），发言拥护他所在的立宪民主党的计划。该省的另一个代表、立陶宛的自治派分子布拉特对劳动派的意见表示赞成，但关于赎买等等问题，他主张留待各地方土地委员会讨论决定（同上，第651页）。波维柳斯（科夫诺省代表）代表“杜马中的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集团”（同上，第681页，附录）提出了该集团拟订的措辞确切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同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大致一样，不同的是他们主张把“立陶宛境内的地方土地资产”交给“立陶宛独立的自治机关”支配（同上，第2条）。
可汗霍伊斯基（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代表穆斯林集团在第二届杜马中说：“在俄国总人口中，我们穆斯林有2000万以上，我们都敏感地注意着土地问题上的一切变动，迫不及待地期望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499页）他代表穆斯林集团表示赞成库特列尔的意见，赞成按照公道的价格强制转让（第1502页）。“但是这些已转让的土地应该归谁呢？穆斯林集团认为这些已转让的土地不应该作为全国土地资产，而应该作为各该区域的土地资产。”（第1503页）“克里木鞑靼人代表”梅季耶夫（塔夫利达省代表）作了热情洋溢、充满革命精神的发言，要求“土地和自由”。他说：“讨论愈深入，人民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就愈突出。”（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789页）发言人指出了“在我们边疆区神圣的土地私有制形成的情形”（第1792页），指出了巴什基尔人的土地被侵占的情形，说大臣、四等文官、宪兵署长官每人得到了2000至6000俄亩的土地。他举出了“鞑靼兄弟们”的一份委托书，他们对侵占卧各夫[175]土地一事提出控诉。他摘引了土耳其斯坦总督于1906年12月15日给一个鞑靼人的复函，说只有基督教徒才有权移居到官地上去。“难道这些文件不是带有上个世纪阿拉克切耶夫政策的霉臭味么？”（第1794页）
代表高加索农民发言的，除了下面就要说到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还有上面已经提过的那位拥护社会革命党人立场的萨加捷良（埃里温省代表）。“达什纳克楚纯”的另一个代表捷尔－阿韦季克扬茨（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土地应按村社所有制原则属于劳动者，即属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人。”（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4页）“我代表高加索全体农民声明……在紧急关头，全体高加索农民将和自己的兄长俄国农民并肩携手，为自己争得土地和自由。”（第646页）埃尔达尔哈诺夫“代表他那些选民——捷列克省土著居民——请求在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前制止一切侵吞天然资源的行为”（1907年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第78页），可是侵吞土地的就是政府，它夺取山区最肥沃的土地，掠夺库梅克人民的土地，宣布占有地下矿藏（这事大概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吧，可是普列汉诺夫和约翰在代表大会上长篇大论地说非民主制国家政权无法侵犯地方公有土地）。
哈萨诺夫（乌法省代表）代表巴什基尔人发言，他指出政府掠夺了他们200万俄亩土地，要求把这些土地“收回”（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1页）。出席第一届杜马的乌法省代表瑟尔特拉诺夫也提出过这种要求（1906年6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923页）。卡拉塔耶夫（乌拉尔州代表）代表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在第二届杜马中说：“我们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深深懂得和感觉到我们农民兄弟缺少土地的痛苦，我们很愿意自己挤一挤”（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73页），但是“多余的土地很少”，而“现在移民，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把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迁走”……“不是把吉尔吉斯人从土地上迁走，而是把他们从他们的住房里迁走”（第675页）。“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对一切反对派党团始终表示同情。”（第675页）
1907年3月29日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乌克兰党团发言的有波尔塔瓦省哥萨克赛科。他举出了哥萨克所唱的一支歌：“嗨，卡捷琳娜女皇！你干些什么呀？辽阔的草原、欢乐的地方，全都赏给了地主公王。嗨，卡捷琳娜女皇！怜恤怜恤我们吧，发还给我们土地、森林、欢乐的地方。”他赞同劳动派的意见，只是要求把104人法案第2条中的“全民土地资产”几个字改为“应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起点的边疆区民族的〈原文如此！〉土地资产”。“乌克兰党团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第1318页）
波尔塔瓦代表契热夫斯基在第一届杜马中说：“我热烈拥护自治思想，尤其热烈拥护乌克兰自治，所以我很希望土地问题能由我们的人民来解决，很希望土地问题在我理想中的我国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由各个自治单位来解决。”（1906年5月24日第十四次会议，第618页）同时，这个乌克兰自治派分子又承认国家土地资产是绝对必要的，并解释了被我国“地方公有派”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契热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坚决地肯定地规定一个原则，就是国家土地资产的管理事宜应该完全由将来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自治单位处理。诚然，如果‘国家土地资产’在所有具体的场合都由地方自治机关来管理，那么‘国家土地资产’这个名称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意义是很大的。首先……国家土地资产中的一部分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支配……即我们全国的待垦土地……其次，建立国家土地资产的意义以及这一名称的意义就是：地方机关虽然可以自由地支配本地的这种土地，却毕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第620页）在由于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集中的社会中国家政权究竟有什么意义，对此，这位小资产阶级自治派分子比我们那些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要明白得多。
顺便说说。提到契热夫斯基的发言，不能不谈谈他对“土地份额”的批评。他直截了当地说，“劳动土地份额是一句空话”。他举出了农业条件千差万别这一理由，还据此反对“消费”土地份额。“我觉得分地给农民不应该按什么份额，而应该是有多少分多少……凡是当地可以交出的土地，都应该交给农民”，例如，在波尔塔瓦省，“要所有地主都转让土地，他们每户平均最多留下50俄亩”（第621页）。立宪民主党人空谈土地份额问题，是为了掩饰自己究竟打算转让多少土地，这有什么奇怪呢？契热夫斯基在批评立宪民主党人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注：契热夫斯基还非常明白地说出了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劳动派提出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论点：完成了彻底的农民革命，工业就会发展起来，流入土地方面的资本就会减少。“我们那里的农民，那些派我们到这里来的选民，曾经这样盘算过：‘如果我们稍微富足一点，如果我们每家每年能花五六个卢布买糖吃，那么在每个产甜菜的县里，除了现有的糖厂外，就会再开办几个糖厂。’很自然的，要是开办了这些工厂，集约化的经营该需要多少劳动力啊！那时糖厂的产量就会增加”等等（第622页）。这正是在俄国造成“美国式”农场并使资本主义“按美国方式”发展的纲领。］。
上面我们扼要地叙述了“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发言充分证明，我在小册子《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第1版）上谈到地方公有化同各民族的权利的相互关系时，对马斯洛夫的反驳意见是正确的，我当时说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我党纲领的政治部分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庸俗的地方主义作祟才硬把它加到土地纲领中去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费尽心机想“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这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中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话，第146页）。诺沃谢茨基说：“某些历史上形成的区域，例如波兰、立陶宛，正好是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域，所以把土地交给这些区域，就可能促使民族主义联邦主义趋向大发展，这样实质上又会把地方公有化变成一部分一部分实行的国有化。”于是诺沃谢茨基同唐恩一起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并且使大会通过了这一修正案：即把马斯洛夫法案中的“区域大自治组织”改成了“包括若干城乡的地方大自治机关”。
“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说得真是太巧妙了！把一个字眼换成另一个字眼，结果自然就会把“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打乱再重新划分，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先生们，无论你们怎样改换字句，都不能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所固有的“民族主义联邦主义的”糊涂思想。第二届杜马表明，“地方公有派的”主张事实上只是助长了各种资产阶级集团的民族主义趋向。只有这些集团（如果不算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的话）才“出面”保护过各种“边疆区的”和“区域的”土地资产。同时，民族代表还把归省区所有的（因为马斯洛夫实际上是主张把土地“交给”省，而不是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所以省区所有一语要确切一些）土地问题内容都一笔勾销了：预先什么也不决定，一切事情，无论赎买问题、所有权问题或其他问题都交给自治议会或区域等自治机关去处理。结果完完全全证实了我所说的话：“对外高加索的土地实行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的法令，反正须要彼得堡的立宪会议来颁布，因为马斯洛夫并不想使任何一个边区有权自由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总之，事态已经证明，以各民族是否同意为理由来维护地方公有化，是一种庸俗的论据。我党纲领中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是同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民族明确表示的意见相抵触的。
事态已经证明，地方公有化事实上无助于对全国规模的广大的农民运动实行领导，而是使这个运动按省和民族化整为零。马斯洛夫的建立区域土地资产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只是民族自治的“地方主义”。
“民族代表”对我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我们革命的中心是独立的农民运动，然而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民族代表”在他们的纲领中对俄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了。他们认为这与他们不相干，他们应该自己搞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必然的。
无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不能容许的，而我们的纲领实际上却正是陷入了这种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民族代表”至多不过是赞同全俄运动，而不是力求以运动的团结和集中来大大地加强这个运动的力量；同样，孟什维克制定的纲领也只是一种赞同农民革命的纲领，而不是领导革命、团结革命力量和推动革命前进的纲领。地方公有化并不是农民革命的口号，而是一种臆造出来的小市民的改良主义计划，是从革命的角落里给革命硬加上去的计划。
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能根据个别民族“同意”与否来改变自己的纲领。我们的任务是宣传最好的道路，宣传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好的土地制度，同一切传统、偏见、顽固的地方主义等势力作斗争，从而把运动的一切力量团结和集中起来。小农“不同意”土地社会化，这不会改变我党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只能迫使我们以实例来影响他们。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表示“不同意”土地国有化，都不能迫使我们改变关于彻底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废除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全体人民这一学说。某个民族的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不同意”某种办法，这只能迫使我们通过实例而不是用其他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一方面是待垦土地国有化，森林国有化，俄国中部所有的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又是国内某部分地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这二者并存的局面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既然俄国的统一是由本国经济演进的基本趋势决定的）。这两种制度中总有一种要占上风。这点将由实际经验来决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注意向人民阐明，哪些条件最有利于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9．社会民主党人
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社会民主党人共有8次发言，其中只有两次发言是为土地地方公有化辩护的，而不只是提一下。这就是奥佐尔的发言和策列铁里的第二次发言。其余的发言差不多都是抨击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从政治上来阐明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的朴实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发言陈述了一位农村代表听了各个政党的发言后所得到的总的印象。“我不想重复这里已经讲过的东西来打扰你们。我只想对这个问题简单说几句。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在这里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他这次发言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简括地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属于我或由我占有的土地，你们是没有权利拿去的，而我也不会把它交出来。就这个问题，库特列尔代表回答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交出来，你们交出来，就可以拿到钱。’德莫夫斯基代表说：‘对土地随便怎么办都行，自治却是一定需要的。’与此同时，卡拉瓦耶夫代表却说：‘两者都需要；但是要先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来分配。’策列铁里说：‘各位先生，不行，要分配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它就不会容许这样做。我们最好是先设法夺取政权，然后想怎么分就怎么分。’”（第1615页）
可见，这位农民抓住了在他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发言同劳动派发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说明了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即“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其他的不同之处他没有抓到，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揭露了一个事实：“我国的官僚贵族同时又是地主贵族。”（第725页）发言人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把属于全国的土地即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分归私人所有”（第724页）。他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作了声明，重申了我党的土地纲领，但仍然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把我党的土地纲领和其他“左派”政党的纲领进行对比。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责备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简短明了，集中地阐明地主政府的阶级性质，这一发言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为什么右派农民根本看不出（大概所有农民也看不出）我党纲领独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第二次发言，是由工人佛米乔夫（塔夫利达省代表）在杜马随后的一次“土地问题讨论会”上作的（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常常说“我们农民”如何如何。佛米乔夫很激烈地驳斥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意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所谓农民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这一句名言比“左派”的几次发言还更能鼓动农民代表。佛米乔夫说：“库特列尔代表在长篇发言中，发挥了强制转让而又支付赎金的思想。我们农民代表不能承认赎买办法，因为赎买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又一条绞索。”（第1113页）佛米乔夫最后要求“根据策列铁里代表提出的那些条件把一切土地交归劳动者掌握”（第1114页）。
随后发言的伊兹迈洛夫也是一个工人，他是诺夫哥罗德省农民选民团选出的（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他反对他的同乡、农民博加托夫所发表的意见，因为博加托夫以诺夫哥罗德农民代表的名义同意赎买的办法。伊兹迈洛夫愤怒地批驳了赎买办法。他叙述了诺夫哥罗德农民获得“解放”的情况，说他们在1000万俄亩耕地中只获得了200万俄亩，在600万俄亩森林中只获得了100万俄亩。他描述了农民的贫困，说他们穷到不仅“几十年来就是拆自己房舍周围的篱笆当柴烧”，而且“把自己木屋的边角也锯下来当柴烧了”，“他们把旧的大木屋改为小木屋，为的是省出一抱生火用的劈柴”（第1344页）。“我们农民的处境这样，而右派先生们却为文化问题而苦恼。据他们说，庄稼汉没有文化。难道饥寒交迫的庄稼汉顾得上什么文化吗？右派先生们是希望农民要文化而不要土地；我在这一点上也信不过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同意出卖自己的土地，不过他们会讨价还价，要庄稼汉付出更高的地价。这就是他们表示同意的原因。各位先生，在我看来（农民尤其应该知道这一点）问题完全不在于土地。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土地后面一定隐藏着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其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农奴主贵族害怕交给人民的，害怕它会同土地一起失去的；各位先生，这种力量就是政权。他们会交出土地，也愿意交出土地，不过要我们照旧给他们当奴隶。只要我们欠着债，我们就总是挣脱不了地主－农奴主的权力的。”（第1345页）对立宪民主党计划的实质的揭露，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工人更鲜明更一针见血的了！
社会民主党人谢罗夫在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作为“资本的代表”（第1492页）、作为“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的代表”的观点。发言人引用一些数字详细说明了1861年的赎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驳斥了所谓公道价格这一“橡皮原则”。库特列尔提出不没收资本便不能没收土地，谢罗夫对库特列尔的这个理由给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十分正确的回答。“我们根本就不提那种认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的论据。”（第1497页）“在这个会上由社会民主党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觉悟，它反对一切剥削，既反对封建剥削，又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在无产阶级看来，并不存在这两种剥削形式中哪一种更公正的问题。在它看来，问题始终在于摆脱剥削的历史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第1499页）“据统计学家的计算，土地没收以后，地主不劳而获的、为数大约5亿卢布的收入将归人民所有。农民当然会拿这笔款项去改善自己的经济，扩大生产，增加自己的消费。”（第1498页）
在杜马第二十二次会议上（1907年4月5日）就土地问题发言的有阿尼金和阿列克辛斯基。前者着重指出“高级官僚同大地产”的联系，并且证明争取自由和争取土地这两种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后者在长篇发言中阐明了在俄国占优势的工役经济的农奴制性质，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反地主土地占有制斗争的基本观点，说明了村社的双重作用（既是“旧时代的残余”，又是“影响地主庄园的机构”）以及1906年11月9日和15日颁布的两个法令的意义（除地主外现在又加上富农这个“支柱”）。发言人用数字表明“农民缺地就是贵族地多”，并说明了立宪民主党所主张的“强制”转让等于是“强制人民做有利于地主的事情”（第1635页）。阿列克辛斯基直接援引“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言语报》上所说的话”（第1639页），该报承认立宪民主党人说了真话：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土地委员会是由地主构成的。在阿列克辛斯基发言后隔了一次会议才发言的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被驳得无话可说，这点我们已经讲过了。
奥佐尔在第三十九次会议（1907年5月16日）上的发言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说明马斯洛夫对马克思地租理论所作的有名的“批判”以及对土地国有化概念所作的相应的歪曲，竟使得我们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去求助于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多么不体面的论据。奥佐尔是这样反驳社会革命党人的，他说：他们的“草案在我看来是毫不中用的，因为它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同时却又主张保存厂房私有制，不仅保存厂房私有制，甚至还保存住宅和建筑物私有制。草案第2页说到凡是建造在土地上面并且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建筑物，都仍旧是私有财产。这样每个私有主都会说：请你们支付使用国有化土地以及铺设街道等等的一切费用吧，这些房屋的租金却由我来收。这不是什么国有化，只不过是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获得资本主义收入的更简易的方法而已”（第667页）。
看，这还不就是马斯洛夫的那一套！第一，这是重复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所谓不触动资产阶级剥削便不能消灭封建剥削的庸俗论据。第二，这暴露出了他在经济问题上惊人的无知，他竟认为城市住宅等等的“租金”绝大部分是地租。第三，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也如马斯洛夫一样完全忘记了（或是否认？）绝对地租。第四，照他说来，马克思主义者否认社会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是较好的形式！这真是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最精彩的地方……
策列铁里在一次长篇总结发言中（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为地方公有化进行了辩护，他当然比奥佐尔想得周到；然而正是策列铁里为这一主张所进行的缜密的、深思熟虑的和一清二楚的辩护，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地方公有派所持的基本论据的虚伪性。
策列铁里在发言的开头对右派的批评，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出色地反驳了那班用类似法国革命这样的动荡来恐吓人民的自由派骗子。他说：“他〈盛加略夫〉忘记了，法国正是在没收地主土地以后，正是由于没收了地主土地才重新强盛起来的。”（第1228页）策列铁里提出的“完全消灭地主地产和完全肃清地主官僚制度”（第1224页）的基本口号，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谈到立宪民主党人，他那种错误的孟什维主义立场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策列铁里说：“强制转让土地的原则在客观上是解放运动的原则，然而并非所有赞成这一原则的人都意识到或都愿意承认从这一原则中必然得出的一切结论。”（第1225页）这是孟什维主义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我国革命中划分基本政治派别的“分水岭”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右面，而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左面。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从策列铁里的明确的表述中看得尤为清楚，因为有了1861年的经验之后，实行主要是保护地主利益、保存地主政权和巩固新盘剥制的强制转让，毫无疑义是完全可能的。策列铁里下面这个声明就更加不对了，他说：“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民粹派〉的距离”比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距离“更远。”（第1230页）发言人接着就批评劳动“土地份额”和消费“土地份额”。在这点上他说得完全正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丝毫也不比劳动派好，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把“土地份额”一语用得更滥。不仅如此。立宪民主党人胡扯那些荒唐的“土地份额”，是因为他们有官僚主义的思想，有出卖庄稼汉的倾向。对庄稼汉说来，“土地份额”是民粹派知识分子从外面带来的，我们从上面第一届杜马代表契热夫斯基和波亚尔科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农村中的实际工作者如何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那些所谓的“土地份额”。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把这点向农民代表们解释清楚，如果他们对劳动派的法案提出否认土地份额的修正案，如果他们在理论上说明与“土地份额”毫无共同之点的国有化的意义，那么农民革命的领袖就会是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自由派了。而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无产阶级屈从于自由派的影响。特别奇怪的是居然在第二届杜马中说什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距离民粹派远，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表示赞成限制土地的出卖和抵押！
策列铁里接着在批评国有化主张时举出了三条理由：（1）“官吏成群”，（2）“对待小民族极不公正”，（3）“一旦发生复辟”“武器会落入人民的敌人的手中”（第1232页）。这是如实陈述了那些使我党的纲领得以通过的人的观点，策列铁里既然是党的一员，他当然不得不陈述这些观点。至于这些观点如何站不住脚，这种纯政治上的批评是何等的肤浅，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
策列铁里提出了赞成地方公有化的六条理由：（1）在实行地方公有化时“可以保证把这些资金〈即地租〉真正用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原文如此！第1233页）——这是一种过分乐观的看法；（2）“地方自治机关将努力改善失业者的生活状况”——例如在民主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美国就是如此（？）；（3）“地方自治机关可以占有这些〈大的〉农场，并组织示范农场”；（4）“在农业危机时期……将无偿地把土地租给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原文如此！第1234页）。这已经是比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还糟糕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了，这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纲领了；（5）“是民主制度的支柱”——哥萨克自治机关之类的东西；（6）“转让份地……可能引起可怕的反革命运动”——大概是违反一切主张土地国有的农民的意志吧。
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总结起来就是：在赎买问题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同当前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上起着领导作用，而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则堕落到立宪民主主义的立场，证明他们不了解农民革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第二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全部讨论，总结起来就是：右派地主对本阶级的利益认识最清楚，对于在资产阶级的俄国为维持本阶级的阶级统治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认识也最明确。自由派实际上是附和右派地主的，企图以最卑鄙最虚伪的方式把庄稼汉出卖给地主。民粹派知识分子使农民纲领具有官僚主义的味道和小市民那种夸夸其谈的味道。农民最激烈最直接地表现了他们反对一切中世纪残余和一切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形式的自发的革命性，但是他们对这场斗争的政治条件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天真地把资产阶级自由的“乐土”理想化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代表由于小民族所处的隔绝状态在颇大程度上持狭隘观点和偏见，所以他们参加农民斗争时总是有些胆怯。社会民主党人坚决维护农民革命，他们阐明了当前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但是由于党的土地纲领的错误未能始终一贯地领导农民革命。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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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上面已经说过，正是这种考虑在我们党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中占的比重过于大了。我们的任务是尽量系统又尽量简要地来研究一下这两种考虑，指出各种政治措施（以及观点）同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
1．“防止复辟的保证”
在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我凭记忆谈到了当时的讨论情况，并且对这一论据作了分析。［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1—21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已经有准确的记录稿了。
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大声叫道：“我的看法的关键就是指出复辟的可能。”（第115页）现在就来仔细看一看这个关键吧。下面是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发言中第一次提到这个关键的地方：
“列宁说：‘我们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但是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就必须找到防止复辟的保证，而这种保证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吧，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吧。这两个国家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以后都发生过复辟。我国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党的纲领应当是一种在实施后可以把复辟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纲领。我们的纲领应能消灭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在革命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化却不能消灭这个基础。所以我认为，国有化的要求是反革命的要求。”（第44页）“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国的情况是土地和农民都受到国家的奴役，而俄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在这种奴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推翻专制制度，就必须消灭它的经济基础。所以我反对现在提出国有化。”（第44页）
请先看看这一段关于复辟的论断的逻辑吧。第一，“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第二，要“把复辟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是说，要想出一种防止复辟的保证，尽管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而在下一页即第45页上（同一次发言），普列汉诺夫完全想出了这种保证，他直截了当地说：“一旦发生复辟，它〈地方公有化〉是不会把土地〈请听！〉交给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找到了，尽管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戏法变得真漂亮，孟什维克的书刊对这位魔术师手脚的灵巧赞不绝口。
普列汉诺夫发言的时候，挖苦取笑，吵吵闹闹，一串串漂亮话就象轮转烟火那样叫人晕头转向。但是，如果这样的演说家把自己的发言逐字逐句记下来，事后人们再从逻辑上去加以分析，那就糟了。
什么是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防止这种复辟的保证可能有吗？不，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因此我们就想出这样一种保证，即实行地方公有化，地方公有化“不会把土地交给”……请问，地方公有化给“交出土地”设置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革命的议会颁布一道法律宣布某些土地（过去地主的土地和其他土地）归地方议会所有罢了。而法律又是什么呢？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这样的法律就是在国家政权转归“旧制度的代表”时也“不会把土地交给”“旧制度的代表”，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吧？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竟在宣扬这种愚蠢已极的思想，甚至还拿到杜马讲坛上去宣传！［注：策列铁里在1907年5月26日的演说，见第二届杜马速记记录第1234页。］
讲到所谓“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的实质，必须指出如下几点。既然我们不可能有防止复辟的保证，那么在讨论土地纲领时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转移听众的注意力，搅乱他们的思想，把辩论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引起西欧的社会主义变革，然而这一变革才是防止在俄国复辟的唯一的绝对的保证。至于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保证”，即尽量给复辟造成困难，那就是在俄国尽量深入、彻底、坚决地进行革命性变革。革命愈深入，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刨得愈深，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在政治方面，建立民主共和国是比实行民主地方自治更为深刻的变革，建立民主共和国需要（并且能发挥）广大人民群众更大的革命毅力、更高的觉悟和组织性，而且会留下更加难以消除的传统。所以当代社会民主党人高度评价法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尽管后来发生过多次的复辟。在这一点上他们同那些情愿把君主制下的民主地方自治机关作为“防止复辟的保证”的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化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一样的。
在经济方面，国有化在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手段，因为它能摧毁整个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现在农民在经营一小块私有的或租来的份地，在经营一小块向地主租来的土地，等等。实现国有化就能最彻底地摧毁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障碍，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新经济“清扫”全部土地。诚然，即使经过这样的清扫，也不会有防止旧制度复辟的保证，向人民许诺这种“防止复辟的保证”，那就等于骗人。但是这样清扫旧土地占有制，会使新经济大大巩固，从而使旧土地占有制的恢复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而实行地方公有化后，旧土地占有制却比较容易恢复，因为地方公有化会使“犹太区”，即分隔中世纪地产和新的地方公有的土地的地界永远保存下来。土地收归国有以后，要搞复辟，要恢复旧土地占有制，就必须摧毁数以百万计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农场。土地收归地方公有以后，要搞复辟，不必摧毁任何农场，不必重新划定地界，简直只要写一张字据把某一“地方自治机关”的土地拨归某某贵族地主所有，或者把“地方公有”土地的地租转交给地主就行了。
上面谈到了普列汉诺夫在复辟问题上的逻辑错误，谈到政治概念上的混乱，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复辟的经济实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完全证实了我在《报告》中所讲的话，即普列汉诺夫不可宽恕地把法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复辟同“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复辟混为一谈（见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116页）。所以我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对《报告》中已经讲过的话再作什么补充了。我们只谈谈“消灭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的问题。下面就是普列汉诺夫发言中与此有关的最重要的一段话：
“复辟〈在法国〉没有恢复封建制度的残余，这是事实；但是在我国与这种封建制度残余相应的，是我国土地和农民受国家奴役的旧制度，是我国旧有的独特的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自己要求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原封不动地保存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遗产，那我国的复辟势力就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原文如此！〉国有化了。”（第116页）
总之，复辟势力“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国有化，即半亚洲式的国有化，因为列宁（和农民）现在要求国有化！这算什么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呢，还是纯粹唯理论的“文字游戏”？［注：施米特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58]，见大会《记录》第122页。］使半亚洲式的制度容易恢复的是“国有化”这个字眼呢，还是某种经济变动？要是普列汉诺夫考虑过这一点，那他就会明白，土地地方公有和土地分配只能消灭亚洲式制度的一个基础，即消灭中世纪地主土地占有制，却要保留另外一个基础，即中世纪份地土地占有制。因此，就实质来说，就变革的经济实质来说（而不是就表示变革的某一术语来说），正是国有化能更加彻底得多地消灭亚洲式制度的经济基础。普列汉诺夫的“戏法”就是他把中世纪那种人身依附、交纳贡赋，有服兵役义务的土地占有制称为“独特的国有化”，而跳过了这一土地占有制的两种形式，即份地土地占有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样断章取义的结果就歪曲了一个实际的历史问题，即这种或那种土地变革措施究竟会消灭哪种形式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障眼法太不高明了！
普列汉诺夫在复辟问题上为什么糊涂到这样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其真正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普列汉诺夫讲到“农民土地革命”时，完全不了解它是资本主义演进这一特点。他把民粹主义这种认为可能有非资本主义演进道路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的观点混为一谈了。普列汉诺夫随时都隐约地表现出“对农民革命的恐惧心理”（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见大会记录第106—10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9—330页。——编者注］），害怕这一革命会成为经济上反动的东西，不会走向美国式的农场制度，而会走向中世纪农奴制度。其实，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农民改革和改革后的演进情况就是明证。在农民改革中，封建制度（地主封建制度以及马尔丁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跟着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国家封建制度”）的外壳是很强大的。但是经济演进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它在这个封建制度的外壳里装满了资本主义的内容。尽管有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障碍，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都在沿着资产阶级道路发展，虽然发展得非常缓慢。如果普列汉诺夫害怕恢复亚洲式制度是有道理的，那么国家农民（80年代以前）或前国家农民（80年代以后）的土地占有制就应该是最纯粹的“国家封建制度”了。事实上这种土地占有制却比地主土地占有制自由，因为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封建剥削已经不可能了。在“地多的”［注：当然，我国的前国家农民只有同前地主农民相比才是“地多的”农民。据1905年的统计，前者每户平均有份地12．5俄亩，后者有6．7俄亩。］国家农民中间，盘剥情况要少一些，农民资产阶级发展得要快一些。目前在俄国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普鲁士容克式的缓慢而痛苦的资产阶级演进，要么是美国式的迅速而自由的演进。其余一切都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
某些同志头脑中产生“复辟的糊涂观念”的第二个原因，就是1906年春季的形势还很不明朗。当时农民总的说来还没有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还可以认为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没有最终地表示出绝大多数农民的真正意图。专制政府的官僚和维特还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仍然以为“乡巴佬会来搭救的”（维特的《俄罗斯国家报》[159]在1906年春所用的警言），即以为农民会向右转。因此1905年12月11日的杜马选举法规定的农民代表名额很多。当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还觉得专制政府可能利用农民“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是不要归地主”的思想来采取某种冒险举动。但是两届杜马的经过、1907年六三法令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应当使大家醒悟过来了。专制制度为了挽救可以挽救的一切，只得用暴力破坏村社来建立土地私有制，也就是说使反革命势力不是依靠农民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含混不清的言论（土地“归大伙”等等），而是依靠唯一可能保持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即依靠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演进。
现在形势完全明朗了，害怕“亚洲式制度”可能在农民反对土地私有制的运动的基础上复辟的隐隐约约的恐惧心理，应该永远抛掉了。［注：用复辟进行恐吓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在这方面需要讲的在《报告》中全都讲到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9—20页。——编者注）］
2．地方自治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它〈土地地方公有化〉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而且这将是很强大的支柱。拿我国哥萨克来说吧……”（第45页）好吧，我们马上“拿我国哥萨克”来作例子，看看把哥萨克搬出来究竟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认为地方自治机关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的观点的总的根据吧。这种观点已经被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引用过无数次了，除了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只要再从约翰的讲话中引上一段就行了。约翰说：“既然我们承认土地国有化和土地地方公有化都可能实现，并且同样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有关，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就在于地方公有化能够更好地巩固革命成果，巩固民主制度，并且能成为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国有化却只能巩固国家政权。”（第112页）
孟什维克骨子里是先否认有防止复辟的保证，然后又象个吞刺剑的魔术师在观众面前把“保证”和“支柱”变了出来。地方自治机关怎么能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怎么会巩固革命成果呢，各位先生总得稍微想想吧！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在一个并不是根据官僚的意志而是顺应不可遏止的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集中统一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组织性就应当表现为大家团结成一支全国统一的力量。没有集中的农民运动，没有集中的无产阶级所率领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集中的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巩固”的重大的“革命成果”，就不可能有任何“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不彻底推翻地主政权和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要实行真正带一点民主的地方自治是不可能的。孟什维克在口头上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非常轻率地拒绝考虑这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实际上，革命阶级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夺得政权，这种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两年革命的经验似乎应该使最固执的“套中人”也认识到了，在俄国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成为这种革命阶级。先生们，你们所说的“农民土地革命”作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
民主自治机关只能是这种民主派农民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只有同农民的地方分散性作斗争，只有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性的即全俄的集中的运动，才能算真正致力于“农民土地革命”，而不至于助长农民那种乡巴佬的偏狭落后和地方上的闭塞愚昧。普列汉诺夫先生和约翰先生，你们宣传地方自治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这样一种荒谬的极其反动的思想，就是在助长这种闭塞愚昧。俄国两年革命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恰恰就是农民运动（士兵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部分）的地方分散性。
提出“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但只是把它同地方自治机关民主化而不是同中央政权民主化联系起来，并且把地方自治机关当作真正的“支柱”和“巩固”的手段，——这实际上无非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反动派搞交易［注：我在《报告》中已经更为详细地发挥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7—18页。——编者注）这里我再加上我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听到的（见《报告》）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讲话，他的话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诺沃谢茨基反对把“民主国家”改为“民主共和国”，他说：“……有了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目前通过的纲领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没有达到可以称为最高程度的民主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即使在所谓相对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公有化也是无害而有益的”。（第138页。黑体是我们用的）这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立宪民主党人一味强调地方“民主”自治，不愿触及或者害怕触及更重要的问题。孟什维克没有想一想，他们在肯定“农民土地革命”是当代的任务时，用了多么堂皇的字眼，他们在说明对自己的土地纲领的政治考虑时，却对地方上的偏狭落后推崇备至。
请看约翰的一段议论：
“列宁同志担心反动派会从地方自治机关手里夺走已被没收的土地。如果对于落到国家手中的土地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对于地方公有土地就根本不能这么说。甚至俄国专制政府也没有能夺去亚美尼亚自治机关的土地，因为它引起了居民的激烈反抗。”（第113页）
说得妙极了，不是吗？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掠夺各地方、各区域、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而我们那些聪明人却来安抚那些住在穷乡僻壤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说什么“甚至专制政府”也没有夺去亚美尼亚教会的土地，尽管它已经开始掠夺，尽管实际上只是由于有了全俄革命才没有能夺去……在中央是专制制度，在地方上是“谁也不敢夺取的”“亚美尼亚土地”……我们社会民主党内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市民的蠢见呢？
再看看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哥萨克吧。
“拿我国的哥萨克来说吧。论行为他们是十足的反动分子，但是如果（专制〉政府忽然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会万众一心地起来为土地而斗争。可见，地方公有化的好处，就在于它甚至在发生复辟时也是有用的。”（第45页）
的的确确，是用了“可见”二字！如果专制制度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维护者，那么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就会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这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啊！但是哥萨克的土地占有制不单在复辟时有用，并且对于保持复辟以前就应该加以推翻的东西也是有用的。施米特在反驳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注意到了地方公有化的这一很有意思的方面：
“……我要提醒一点，就是专制政府早在一个月以前就给了哥萨克一些优待，可见，它并不怕地方公有化，因为哥萨克土地目前就是用同地方公有化相当近似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它〈地方公有化会起反革命的作用。”（第123—124页）
普列汉诺夫听了这番话十分激动，竟一度打断发言人的讲话（是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究竟他讲的是不是奥伦堡的哥萨克），并且试图不按会议的规则，要求让他优先发表声明。下面就是他后来提出的书面声明：
“施米特同志把我提到哥萨克的那段话转述得不确切。我根本没有提到过奥伦堡的哥萨克。我只是说：看看哥萨克吧；他们的行为是极端反动的，但是，政府如果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人人都会起来反对政府。将来革命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交给区域机关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企图，这些区域机关也会程度不同地采取同样的行动。它们的这种行动在一旦发生复辟时就是抵御反动势力的一个保证。”（第127页）
这自然是一个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推翻专制制度的妙不可言的计划：从专制制度手里夺取某些区域，然后再让它试着设法夺回去。这几乎同主张用储蓄银行剥夺资本主义的主意一样妙不可言。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革命胜利以后“应该”起奇妙作用的区域地方公有化，现在起的却是反革命的作用。这就是普列汉诺夫避而不谈的问题！
哥萨克的土地现在是真正地方公有的土地。有好几个大区域属于各哥萨克部队，如奥伦堡军、顿河军等等。哥萨克每户平均有52俄亩土地，而农民每户平均只有11俄亩。此外，属于奥伦堡军的还有150万俄亩部队之地，属于银河军的还有190万俄亩，如此等等。在这种“地方公有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纯粹封建的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地方公有化意味着农民的等级和地区的封闭状态，他们由于占有土地和纳税的多少不同，由于享受中世纪俸禄制土地使用权的条件等等不同而四分五裂。“地方公有化”无助于一般民主运动，反而是促使这种运动分散，促使那种只有作为集中的力量才能获得胜利的运动因分散各地而失去力量，造成各个区域互相隔绝。
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二届杜马中，拥护斯托雷平（说斯托雷平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容许用强迫手段改动地界）的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也同普列双诺夫一样大骂国有化的主张，并且公开主张按区域实行地方公有化（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366页）。
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比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正确千倍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区域分散性是防止革命的保证。如果俄国农民（在集中的而不是“区域的”无产阶级运动帮助之下）不能冲破自己那种区域隔绝状态，不能组织全俄性的运动，那么革命总是会被处境优越的个别区域的代表人物所击溃的，因为旧政权中央集权的势力会根据需要利用这些人物去作斗争。
地方公有化是个反动的口号，它把各个区域中世纪式的各自为政理想化，模糊农民对于进行集中的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3．中央政权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
地方公有派最反感的就是中央政权。在分析有关的论断之前，我们应该先说明一下从政治司法方面来看国有化是什么意思（上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它的经济内容）。
土地国有化就是全部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所谓归国家所有，就是说国家政权机关有权获得地租、有权规定全国共同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规则。在国有化的情况下，这种共同的规则肯定包括禁止一切中介行为，即禁止转租土地，禁止将土地让给并不亲自经营的人等等。再者，如果这里讲的国家是真正民主的（并不是象诺沃谢茨基所说的那种孟什维克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国家土地所有制丝毫不排斥在全国性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把土地转交地方和区域自治机关支配，反而要求这样做。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已经说过，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在谈到民族自决权、谈到广泛的区域自治等等的时候，直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因此，规定因地制宜的细则、实际拨给土地或者在各个户主或各个协作社之间分配土地等等事宜，必然要交给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即地方自治机关办理。
如果关于这一切还可能产生什么误会，那要么是由于不了解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概念的区别，要么是由于蛊惑人心地玩弄省区自治和联邦制［注：马斯洛夫就玩弄过这种手法。他在《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第104页）上写道：“……某些地方的农民也许会同意交出自己的土地，但只要有某一个大地区（例如波兰）的农民拒绝交出自己的土地，全部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就会成为无稽之谈了。”这就是庸俗论据的典型，其中没有任何思想，而只有字句的堆砌。条件特殊的一个地区表示“拒绝”，不会改变总的纲领，也不会使这个纲领变为无稽之谈。有的地区也可能“拒绝”地方公有化。然而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土地私有制和大规模的国有制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能并存的。其中必有一个要占上风。工人政党的任务就是要维护较为优越的、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能保证自由地开展阶级斗争的制度。］。地方公有化和国有化的基本区别并不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权限的划分，更不在于中央的“官僚主义”（只有十分无知的人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而在于实行地方公有化后还会保存某一类土地的私有制，实行国有化后则完全废除了这种私有制。基本区别在于前一种纲领容许“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而后一种纲领却能加以消除。
如果你们从中央政权可能恣意妄为等等的观点（庸俗的地方公有化拥护者往往想利用这个观点）来考察现行纲领，你们就可以看出，现行纲领在这方面极其混乱极其模糊。只要指出下面这点就行了：现行纲领规定既要把“移民所需的土地”、又要把“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交归“民主国家掌握”。显然，这些概念是非常模糊的，这里可能引起无限的纠纷。拿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文集第2卷考夫曼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关于补充份地的份额问题》）来看吧。作者在文章中把44省所有可以按1861年最高份额补发给农民的土地储备作了一个统计。“非份地的土地资产”一项，起初没有把森林计算在内，以后又把森林（除去25％的多林地区）计算在内。谁来决定哪些森林是“有全国意义”的呢？当然只有中央国家政权；由此可见，孟什维克纲领是主张把大量的土地（据考夫曼计算，44省有5700万俄亩土地）交给中央政权掌握。谁来决定哪些是“移民所需的土地”呢？当然只有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只有它才能决定，比如奥伦堡哥萨克所占有的150万俄亩部队土地或顿河哥萨克所占有的200万俄亩土地算不算用于全国需要的（因为哥萨克每户平均有52．7俄亩）“移民所需的土地”。显然，问题完全不是象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所提出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用一纸决定来捍卫地方区域自治，使它们不受中央政权的侵犯，这样的事情不但靠一纸空文办不到，就是靠大炮也办不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在走向集中化，要把大权集中在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手中，“区域”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力与之对抗的。问题在于同一个阶级应当既在中央又在地方掌握政权，在中央和地方都要完全彻底地实行同样程度的民主制，以保证（比如说）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完全占统治地位。这才是防止中央“过分”侵犯地方、侵犯地方“合法”权利的唯一实际的保证。孟什维克杜撰的其他一切保证都统统是愚蠢的想法，是地方上的庸人用以抵御被资本主义集中在中央政权的权力的纸帽子。诺沃谢茨基也同现行纲领一样持有这种庸人的蠢见，竟认为地方自治机关要完全民主化，而中央政权可以“不是最高”程度的民主化。中央政权不完全民主化，就意味着中央政权不归大多数居民掌握，不归那些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的分子掌握，而这就意味着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必然发生冲突，由于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冲突的结果一定是不民主的中央政权获得胜利！
从问题的这一方面来说，拿“地方公有化”当作区域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某种“保证”，纯粹是庸人的妄想。如果这可以叫作同集中的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反犹太主义者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那种“斗争”：同样是一些引诱愚昧无知的群众上当的大吹大擂的诺言，这些诺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都不可能兑现。
拿地方公有派反对国有化的一个最“流行的”论据来说吧。据说国有化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国家（记得约翰有一句妙言：“只会巩固国家政权”），会增加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收入，然而（确实是这样说的：然而）地方公有化却能提供满足人民需要、满足无产阶级需要的收入。居然提出这样的论据，真要使人替社会民主党感到羞耻了，因为这纯粹是反犹太主义的蠢见和反犹太主义的妖言。我们不拿受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迷惑的某个“小角色”作例子，就拿马斯洛夫“本人”来说吧：
他教训《教育》杂志的读者说：“社会民主党总是希望它的计划和任务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够被证实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设想到，带有种种缺点的资产阶级制度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统治地位。自治机关也会象整个国家制度一样是资产阶级性的，那里也同西欧的市政局一样，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自治机关和国家政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力求不把土地交给国家，而要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呢？
为了确定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任务，我们把两者的预算作一比较。”（1907年《教育》杂志第3期第102页）
接着他作了比较：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军费占预算支出的42％。法、英等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俄国“地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支出中，医疗费占27．5％，国民教育费占17．4％，修路费占11．9％。
“我们把最民主的国家的预算同最不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作了比较以后可以看到，就各自的职能来说，前者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的资金耗费在压迫的工具上面，耗费在镇压民主的工具上面；反之，最不民主、最坏的地方自治机关却不得不为民主服务（虽然服务得不好，毕竟是在服务），不得不满足本地的需要。”（第103页）
“社会民主党人不应该太幼稚，比如说，不应该因为国有土地上的收入供养的是共和国的军队就同意土地国有化……相信奥列诺夫那种说法的读者是十分幼稚的，奥列诺夫硬说，马克思的理论只‘允许’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也就是把地租（叫它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用于陆海军的要求列入纲领，而不容许实行土地地方公有化，也就是不容许把地租用于居民的需要。”（第103页）
好象是很清楚了吧？国有化是为了供养陆海军。地方公有化是为了满足居民需要。犹太人是资本家。打倒犹太人就是打倒资本家！
好心的马斯洛夫没有考虑到，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开支只是在次要开支部分中占了较高的百分比。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和财政权限还是由那个中央国家政权规定的，而且按照这个规定，应把巨额的款项用于军费和其他费用，而把小小的零头用在“文化”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必定这样分配吗？必定这样分配，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要是不用巨额的款项来保证本阶级的统治，把剩下的零头用作文化费用，那它就不能进行统治。只有马斯洛夫这样的人才会产生这个神妙的想法：我要是把另一笔巨额款项宣布为地方自治机关的财产呢？我不就绕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吗！如果无产者都象马斯洛夫这样来考虑问题，那他们的任务就再简单不过了：只要要求把铁路、邮电和酒类专卖方面的收入不“收归国有”而是“收归地方公有”，这些收入就不会用到陆海军方面，而会用在文化方面了。完全用不着推翻中央政权或者对它进行根本改造，只要做到把一切大宗收入款项都“收归地方公有”，就万事大吉了。啊，真聪明！
在欧洲和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里，市政局的收入都是（愿好心的马斯洛夫记住这一点吧！）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同意用于文化目的的收入，因为这些收入是次要的收入，而且中央要征收这些钱也很不方便，同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的、根本的、基本的需要已经由巨额款项来加以保证。因此替人民出主意，说人民可以从地方公有土地上得到另一笔数以亿计的巨额款项，可以把这笔巨款交给地方自治机关（而不是交给中央政权）以保证用于文化事业，这种主意是骗人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资产阶级真正用于文化目的的只能是小小的零头，因为巨额的款项它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为什么中央政权自己拿9／10的土地税、商业税和其他捐税，而只许地方自治机关得到1／10，并且用法律规定地方自治机关征收的附加税不得超过某一极低的百分比呢？因为巨额款项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它既然是资产阶级，它就只能把小小的零头用于文化事业。［注：从考夫曼的极为详尽的著作（理·考夫曼《地方财权》190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2部，由弗兰肯施泰恩创始、由海克尔续编的国家科学手册和教程丛书第5册。）（KaufmannR．《DieKommunalfinanzen》，2BandeLpz．1906，ⅡAbt．5．BanddesHand－undLehrbuchesderStaatswissenschaften，begr．vonFrankenstein，fortges．vonHeckel）中可以看出，就地方开支和中央国家开支间的分配情况来说，英国地方自治机关所占的比重比普、法两国大一些。在英国，由地方机关支出的有30亿马克，由国家中央政权机关支出的有36亿马克；在法国分别为11亿和29亿；在普鲁士分别为11亿和35亿。单拿情况最好的（从地方公有派的观点来看）英国用于教育事业的文化经费来说吧。我们可以看出，在15160万英镑的地方开支（1902—1903年）中，教育费占1650万英镑，即占110强。按1908年的预算（见《哥达年鉴》），中央政权的支出总数是19860万英镑，其中教育费占1690万英镑，即不到110。陆海军军费为5920万英镑。这里还要加上国债支出2850万英镑，法院和警察局的费用380万英镑，外交费用190万英镑，税务机关费用1980万英镑。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花在文化事业上的只是零头，用于保证本阶级统治的则是巨额款项。］
欧洲社会党人把这种一方面是零头一方面是巨款的分配情况看作既成的事实，他们很清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能如此。他们把这种分配情况看作既成的事实，他们说，我们不能参加中央政权，因为它是压迫的工具；而市政局我们可以参加，因为那里在将小小的零头用在文化事业上。如果有人劝工人政党去进行鼓动，要求把真正巨额的收入，把地方上的全部地租，把地方邮政机关、地方铁路等等的全部利润都归欧洲的市政局所有，那欧洲的社会党人听了会对这种人说些什么呢？他们会认为，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误入社会民主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有些人在讨论俄国目前的（即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任务时，说我们不应该巩固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权，这正好暴露出他们完全没有思考的能力。德国人可以而且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因为他们面对的只有容克－资产阶级的德国，而且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前决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德国。而我国当前群众革命斗争的全部内容就是：俄国是成为容克－资产阶级的俄国（这是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所向往的），还是成为农民－资产阶级的俄国（这是农民和工人所向往的）。要参加这样的革命，就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去反对另一个阶层，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演进的一种方式去反对另一种方式。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在我国目前的革命中，要么是成立农民－农场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么是成立容克地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君主国，此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抉择”。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我们只要有比较民主一点的地方自治机关就行了”，以回避上述困难的“抉择”，那是最鄙俗的庸人的做法。
4．政治变革的规模和土地变革的规模
我们说“抉择”很困难，那当然不是指主观的抉择（哪个更合心意），而是指解决历史问题的各种社会力量彼此斗争的客观结局。有些人说我在土地纲领中把共和国同土地国有化联系在一起是太乐观了，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要得到对农民有利的结局，“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就是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
“列宁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这是常见的空想思维的方法；比如，无政府主义者说：‘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组织’。我们反驳说，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组织，那社会的个别成员就可能危害这整个社会，只要他们想这样做的话，于是无政府主义者便回答说：‘这不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列宁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许多乐观的‘假如’来掩饰他提出的办法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如列宁对马斯洛夫的责难就是证明。列宁在他那本小册子第23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33页。——编者注］上说：‘其实，马斯洛夫草案是默然假定我们最低政治纲领的要求不会充分实现，人民专制不会得到保障，常备军不会取消，官员民选制度不会实行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我们的民主革命，也象欧洲大多数民主革命一样不会进行到底，也象所有这些革命一样被弄得残缺不全，受到歪曲，“被拖向后退”。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专门给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完全的或者被反动派弄得残缺不全和“不致为害的”那种民主革命设计的。’就假定他对马斯洛夫的责难是有根据的吧，但是上面这段引文表明，列宁自己的草案只有在他提出的种种‘假如’全都实现的情况下才是好的。如果这些‘假如’不能实现，那实现他的草案［注：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它就不再是我的草案了！普列汉诺夫的议论不合逻辑！］就会是有害的。我们不需要这种草案。我们的草案应该在四只脚都钉上马掌，就是说应该准备应付种种‘假如’未能实现的情况。”（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4—45页）
我把这段议论全文照录，因为它很清楚地表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他根本不懂得把他吓坏了的那种乐观态度。所谓“乐观主义”并不是假定官吏由人民选举等等，而是假定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真正的“困难”在于：在一个至少从1861年起就是按容克－资产阶级式道路发展的国家里要使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既然您承认经济方面的这种基本困难，那您把实现政治民主制的困难看成同无政府主义差不多，就未免太可笑了。忘记土地改革规模同政治改革规模之间不能不相适应，忘记经济变革必须以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为前提，那是很可笑的。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间题上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我们共同的（既是孟什维克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持“乐观”态度的根源是什么。
请具体地设想一下，没收地主地产的“农民土地革命”在现代的俄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地主经济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这种地主经济在目前总的说来无疑比农民经济强，不但在收成方面是如此（这方面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地主的地好），而且在广泛采用改良农具和轮作制（种植牧草）［注：参看考夫曼在《土地问题》第2卷中所综合的关于地主经济在推广种植牧草方面比农民经济优越的大批新资料。］方面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地主经济不但同官僚而且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收土地将会损害大资产阶级的许多利益，而农民革命——正如考茨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将使国家趋于破产，也就是说，不但损害俄国一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损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革命的胜利、小资产者对地主和大资产者的胜利，就需要有各种情况特别有利的凑合，需要实现非同寻常的、在庸人或庸俗历史学家看来是“乐观的”种种假设，需要大大发挥农民的主动性、革命毅力、觉悟、组织性和丰富的人民创造力。这是无可争辩的。普列汉诺夫讲到“人民创造力”这个字眼时开了一个庸俗的玩笑，这无非是一种想回避严肃问题的廉价遁词。［注：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嘲笑说，“人民创造力”就是“民意主义”。这种批评正好象从前有人对《乞乞科夫奇遇记》的批评一样，这种人拿“乞乞科夫”这个姓开玩笑：“乞乞科夫……啊嚏……啊嚏……啊，真可笑！”[160]只有那些认为承认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农民革命就是民意主义的人，才会严肃地把关于俄国革命需要“人民创造力”、需要有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农民组织形式的思想看作民意主义。］由于商品生产不会使农民联合起来，集中起来，而是使他们分化和涣散，资产阶级国家里的农民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情况使全世界的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更加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革命了。
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完全抛弃关于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呢？不是。只有那些把拙劣模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当作自己世界观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由此只能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局联结在一起；第二，马克思主义应该估计到俄国农业可能有两种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并且向人民明确说明每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和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可能实现激进的土地变革的观点。
（1）社会革命党人也同所有比较彻底的民粹派一样，不懂得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把自己的整个冒牌社会主义同这一革命连在一起。在民粹派看来，农民革命的有利结局就是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其实这样的结局将是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最迅速、最彻底的破产。农民革命的胜利愈完全愈彻底，农民就会愈快地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农场主，而这种农场主是会请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引退”的。反之，不利的结局倒会使民粹派的社会主义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使那种以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式的资本主义变种就是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还能勉强保持下去。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决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这两种结局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受压迫，无论在保存土地私有制的地主君主国或者在尽管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的农场主共和国都是如此。因此，只有绝对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够“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任何情况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1页。——编者注］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正是我在自己提出的土地纲领的末尾部分所说的（这一部分已经列入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
（2）但是土地变革两种结局的资产阶级性质，决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争取这种或那种结局的斗争可以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工人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工人阶级最坚决地支持农民革命，不仅如此，而且要求它在农民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我们在争取农民革命有利的结局时，应该使广大群众十分清楚地了解到，保持地主式的农业演进道路意味着什么，这样会给全体劳动群众带来怎样无穷无尽的祸害（这种祸害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说明农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说明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一革命上面是毫无根据的。
既然我们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变革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我们的纲领在形势有利和“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决不能都是一样的。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不需要有专门预察到这两种情况的（也就是由许多“假如”构成的）草案，他不过是在信口开河。正是从他的观点出发，从很可能产生最坏的结局或必须估计到这种结局的观点出发，才尤其需要象我提出的纲领那样把纲领分成两个部分。必须指出，在目前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上，工人政党一方面主张采取某些措施，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帮助农民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从而有可能得到更广泛更自由的发展的条件。关于问题的这个方面，我在《报告》中已经谈得很详细（关于租佃的条文，在纲领中必须有这一条，以应付“最坏的情况”；马斯洛夫的纲领中没有这一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3—24页。——编者注］。现在我只补充一点，正是在目前，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眼下所处的条件同乐观的假设相差最远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更为明显。第三届杜马决不会使我们想到停止争取农民土地革命的斗争，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不在目前这种保证地主能够进行最野蛮剥削的土地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活动。正是这位特别关心最坏情况的普列汉诺夫现在却拿不出一个能应付最坏情况的纲领！
（3）既然我们把促进农民革命当作自己的任务，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认识到政治改革同土地改革必须相适应。否则就会把土地问题上的“乐观”（没收土地加上地方公有化，或者加上土地分配）同政治上的“悲观”（如诺沃谢茨基所说的：中央政权“相当程度的”民主化）捏合在一起，而这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则是反动的。
孟什维克很象是违心地承认农民革命的，而且不愿意让人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革命的全貌。他们的言论贯穿着孟什维克普季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表述得无比天真的那种观点，他说：“革命的骚乱过去以后，资产阶级生活又会重新进入常轨，如果西欧不发生工人革命，我国资产阶级必然会上台执政。这一点是列宁同志不会否认、也否认不了的。”（《记录》第91页）结果是，资产阶级变革这一肤浅的抽象概念遮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变革的一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骚乱”，只有“常轨”才是现实的。这里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庸人的观点，表现出对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的无知。
农民要实现土地变革，就不可能不铲除旧政权、取消常备军和官僚制度，因为这一切都是地主土地占有制最可靠的支柱，都同地主土地占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那种认为只要有地方机关的民主化、不必彻底粉碎中央机关就可以实现农民变革的想法，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想法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因为它助长小资产阶级的愚钝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土地是需要的，至于政治嘛，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土地要全部夺到手，至于是否要夺取全部政权，能不能夺取全部政权，怎样夺取，农民是不去考虑的（或者说直到两届杜马被解散的事实开导他们以前没有考虑过）。所以“农民立宪民主党人”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观点是极其反动的，他早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就说过：“目前对土地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比对共和国这类问题作出肯定回答要迫切得多。”（第114页）大家知道，这种政治上的装疯卖傻（干反动勾当的老手瓦·沃·先生的遗风）在“人民社会党人”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中都表现出来了。农民不了解激进的土地改革同激进的政治改革之间的相互联系，“人民社会党人”不是去克服农民的这种无知，反而迁就这种无知。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实际”，其实这种做法就使得农民土地纲领必然遭到失败。不用说，激进的政治变革是困难的，但土地变革也是困难的。后者同前者不可能没有联系，社会党人不应该向农民隐瞒这一点，不应该象我们土地纲领那样，用“民主国家”这类不很明确的、半立宪民主党式的词语来蒙蔽农民，而应该把话说明白，应该教导农民，如果在政治上不取得彻底胜利，就休想没收地主的土地。
这里重要的不是纲领中有没有“假如”。重要的是指出土地改革同政治改革应该彼此适应。可以不用“假如”而用别的说法来表达同一个思想，比如这样说：“党说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最好的土地占有方式是取消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即把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但是要实施这种办法，使之产生实际效果，就不仅一定要有地方机关的彻底民主化，而且一定要有全部国家机构的彻底民主化，直至成立共和国，消灭常备军，官吏由人民选举，等等。”
我们没有把这种说明写进我们的土地纲领，于是就向人民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思想，似乎中央政权不彻底民主化也可能没收地主土地。这样我们就降低到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即“人民社会党人”的水平，因为在两届杜马中他们的纲领（104人法案）和我们的纲领都是把土地改革仅仅同地方机关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是市侩的蠢见，1907年的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教训应该使许多人、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抛弃这种想法了。
5．农民革命不需要由农民夺取政权吗？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在一场以消灭农奴制残余、消灭我国土地制度中一切中世纪成分为目的的农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纲领。我们看到，孟什维克在理论上也承认这个论点（见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但是孟什维克完全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一论点，没有看到这一论点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所采取的策略的总原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考虑不周的毛病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恰恰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整个社会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并非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农业已经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里，农业资本家在雇佣工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土地革命，比如说消灭了土地私有制，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土地制度已经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联成一体，以致不消灭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这种土地制度的国家里发生了革命，比如说工业资产阶级代替专制官僚掌握了政权，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换句话说，可能有一种没有农民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能有发生在这种国家里的没有农民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农民人口很多的国家中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并不是农民革命，就是说它并不在只同农民有关的土地关系方面进行革命，并不把农民当作进行革命的、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一般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原理无疑适用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农民革命，但是这个一般概念丝毫没有说明，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获得完全的胜利，是否一定要（就客观必要性来说）成为农民革命。
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即1905—1907年）所采取的整个策略路线，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孟什维克的书刊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了解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常有的吓人的叫嚣［注：在普列汉诺夫《关于策略和不策略的新信札》（格拉戈列夫出版社，圣彼得堡版）一书中这种叫嚣简直滑稽可笑。通篇是吓人的字眼、对布尔什维克的谩骂和装腔作势的调子，而思想却一点也没有。］不过是对这种无知的掩饰。其实，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在革命以前或在革命期间，都没有放弃如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故意把派别意见分歧“简单化”、庸俗化的人才会持相反的意见。然而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即党内的右翼，总是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笼统、抽象、死板的概念来敷衍搪塞，不懂得当前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即它是一场农民革命。因此发生以下情况就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无法理解我国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起反革命作用的原因，无法明确地肯定究竟哪些阶级能够在这场革命中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不能不陷入一种错误的见解，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被吓跑了，革命的声势便会减弱，如此等等。
相反，早在1905年春天和夏天革命刚刚开始，当无知的或愚蠢的人还根本没有象现在这样普遍地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冲击主义等等混为一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就清楚地指出了我们在策略上意见分歧的根源，划分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一种形式的农民革命这个概念，并规定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是农民革命的胜利。从那以后布尔什维主义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获得的一个极大的思想上的成就，就是考茨基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的文章（《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1907年莫斯科新时代出版社版，俄译本由列宁校阅并作序［注：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226页。——编者注］）。大家知道，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开始分裂的时候，考茨基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到了1907年，考茨基观察了他曾多次论述过的俄国革命，他立即看出给他寄去有名的调查表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这张调查表上，普列汉诺夫只问到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没有划分出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反对党”这些一般提法的范围。考茨基在回答时纠正了普列汉诺夫这个错误，他说：资产阶级不是俄国革命的动力；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存在着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上述小册子第30—31页），“正是它〈这种持久的共同利益〉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全部革命策略的基础”（同上，第31页）。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同孟什维克策略相反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在《……新信札》中对这一点大为恼火。但是他的恼怒只是更加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据软弱无力。普列汉诺夫断言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危机“毕竟还是资产阶级性的危机”，骂布尔什维克“没有知识”（第127页）。这种谩骂是色厉内荏的表现。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同非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普列汉诺夫说考茨基“夸大了我国农民发展的速度”（第131页），说“我们〈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看法不同只能是细微的差别”（第131页）等等，这些都是最可怜最怯懦的遁词，因为任何一个肯动一点脑筋的人都会看出，事实正好相反。这里不是“细微的差别”，不是发展的速度问题，也不是普列汉诺夫所叫喊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对能够成为俄国革命动力的阶级的基本看法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必然有意无意地陷入支持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因为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在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革命性。布尔什维克则从一开始就确认，这个革命要取得胜利，一般的、基本的阶级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就实质上来说，考茨基在《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见解，并且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又重申了这一见解。他说：“它〈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将来的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einerKoalition）的事业。”（卡·考茨基《社会革命》，1907年柏林第2版第62页）（因为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再谈考茨基在第2版中所作的另一个补充，即他对于1905年12月的教训所作的评价[161]，这个评价同孟什维主义有着根本的分歧）。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完全解决不了如下问题：在一场只有作为农民革命才能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总的策略基础究竟是什么。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1906年4月）曾经说［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9—331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反对农民在农民革命中夺取政权，从而使孟什维主义变得荒谬已极，我的这番话在后来的书刊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证实。而策略路线方面的这一基本错误不能不反映在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中。上面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地方公有化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充分表达农民革命取得真正胜利的条件，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夺取政权的条件。在经济方面，这样的胜利同巩固旧份地占有制是不相容的；在政治方面，这样的胜利同仅仅地方机关民主化而中央政权不完全民主化这种情形也是不相容的。
6．土地国有化是不是相当灵活的手段？
约翰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土地地方公有草案是更可取的，因为它更灵活，它估计到形形色色的经济条件，它能够在革命过程中就得到实现。”（见《记录》第111页）上面我已经指出地方公有化在这方面的根本缺点就在于把份地固定为私有财产。国有化在这方面却灵活得多，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得多地在“废除了地界的”土地上组织新农场。约翰还提出其他一些比较小的理由，这里也需扼要地谈一谈。
约翰说：“土地分配在某些地方会重新建立起旧的土地关系。在某些地区，每户平均会得到200俄亩的土地，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在象乌拉尔这样的地方造成新的地主阶级。”这正是责备他们自己那套理论的典型的论据！而在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上就是靠这种论据来决定问题的！其实正是地方公有化，也只有地方公有化才有上述那种毛病，因为只有地方公有化才把土地永远归各个地区所有。同犯了可笑的逻辑错误的约翰所想象的相反，这不能怪土地分配，而要怪地方公有派的地方主义。按照孟什维克的纲领，乌拉尔土地收归地方公有之后，仍然要归乌拉尔人“占有”。这就是说会造成新的反动的哥萨克，其所以反动，是因为这些享有特权的小农有了比所有其他农民群众多9倍的土地，就不可能不起来抗拒农民革命，不可能不起来保护土地私有制特权。完全可以预料，按照同一个纲领，“民主国家”可能把乌拉尔几千万俄亩的森林宣布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或宣布为“移民所需的土地”（立宪民主党人考夫曼不是认为占总面积25％的多林地区中的乌拉尔森林可以作这样的用途吗，这样在维亚特卡省、乌法省和彼尔姆省就能得到2100万俄亩的土地！），并以此为理由，把这些土地收归国家“占有”。地方公有化的特点不是灵活，而是混乱，如此而已。
其次，我们来看看在革命过程中如何实现地方公有化吧。在这方面，有人攻击我提出的“农民革命委员会”，说这是一种等级机关。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学着自由派的腔调说：“我们赞成不分等级！”真是廉价的自由主义！我们那些孟什维克却没有想一想，要实现不分等级的自治，必须先取得胜利，先剥夺作为斗争对象的特权等级的权力。在约翰所说的“革命过程中”，即在驱逐地主的过程中，在孟什维克的策略决议所说的“农民采取革命行动”的过程中，能建立起来的恰恰只有农民委员会。实行不分等级的自治在我们的政治纲领中已经作了规定，而在胜利以后，在全体居民不得不承认新秩序的时候，这种作为管理组织的自治机关必然会成立起来，也应该成立起来。我们的纲领说要“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如果这不是一句空话，那就必须设法组织群众来采取这些“行动”！孟什维克的纲领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纲领写得就是要便于把它完全变成一项跟各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法案一样的议会法案，而这些资产阶级政党要么仇视任何“革命行动”（如立宪民主党人），要么用机会主义态度来回避有步骤地促进和组织这种行动（如人民社会党人）。但是这样来写纲领，是同一个主张农民土地革命的工人政党不相称的，因为工人政党所追求的目的，不是要安抚大资产阶级和官僚（如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也不是要安抚小资产阶级（如人民社会党人那样），而只是要在广大群众反对农奴制俄国的斗争过程中提高他们的觉悟和主动性。
请回忆一下，哪怕是大致地回忆一下1905年春天和秋天以及1906年春天俄国发生的无数次农民“革命行动”吧。我们要不要答应支持这种行动呢？如果不答应支持，那我们的纲领就没有讲真话。如果答应支持，那么纲领对于怎样组织这些行动的问题，显然没有作出指示。对这些行动的组织只能在斗争的当地直接进行，这种组织只能由直接参加斗争的群众来建立，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农民委员会这种类型的组织。在这样的革命行动中等待建立大的区域自治机关，那简直是可笑的。扩大已经取得胜利的地方委员会，扩大它们的权力范围以及它们对于邻村、邻县、邻省、邻市、邻区以至对于全国的影响，那当然很理想，也很必要。在纲领中指出这种扩大的必要，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那时就决不能局限于区域，应当把中央政权也包括在内。这是第一。第二，那时候就不是什么自治机关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术语表明管理组织对国家制度的依附关系。“自治机关”是按照中央政权所制定的规章、所规定的范围活动的。而我们现在所讲的斗争着的人民的组织，则应该完全不依附于旧政权的一切机关，应该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斗争，应该是行使人民的无限权力（或人民专制）的工具和保证这种权力的手段。
总之，从“革命过程本身”来说，孟什维克的纲领在各方面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反映出孟什维克在临时政权等等问题上的糊涂观念。
7．土地地方公有化和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把这两者相提并论的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土地纲领并获得通过的孟什维克自己。我们只要举出科斯特罗夫和拉林这两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就行了。科斯特罗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有些同志好象是第一次听到地方公有制的说法。我可以告诉他们，在西欧有整整一个流派〈！正是！〉叫作‘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英国〉，它主张扩充市政局和乡政局的财产，我们的同志也拥护这种主张。许多地方自治机关拥有不动产，这同我们的纲领并不矛盾。现在我们有可能无偿地〈！！〉为地方自治机关弄到〈！〉不动产，我们应该利用这种不动产。被没收的土地当然应该收归地方公有。”（第88页）
认为“有可能无偿地弄到财产”这种幼稚观点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发言人在把英国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当作例子举出来时，却没有想一想，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这个“流派”作为主要是英国的一个特殊流派为什么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流派？为什么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评论英国费边社这种知识分子的极端机会主义时，指出他们那种“地方公有派的”要求带有市侩性质呢？［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9页。——编者注］
拉林同科斯特罗夫一唱一和，他在解释孟什维克的纲领时说：“也许在某些地方，地方人民自治机关可以自力经营这些大农场，就象市杜马经营有轨马车公司或屠宰场一样，那时从这些大农场获得的全部〈！！〉利润就会归全体〈！〉居民支配”［注：《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6页。］，而不会归当地资产阶级支配，亲爱的拉林，是这样吗？
西欧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市侩英雄的市侩幻想在这里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他们既忘记了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事实，也忘记了只有在无产阶级居民占很大百分比的城市里才能从市政局那儿为劳动者争得一点残羹冷炙！不过这只是附带提到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土地地方公有化主张的主要谬误还在下面。
西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英国费边派分子之流，所以要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殊“流派”，正是因为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在前一种问题方面，阶级矛盾最为尖锐；我们已经指出，正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触及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基础本身。所以正是在这个方面，局部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市侩反动空想尤其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注意力转移到细小的地方性问题上面，这里问题并不关系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不关系到这一统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关系到怎样利用富有的资产阶级丢下来供“人民需要”的那点残羹冷炙。既然突出的是关于怎样利用一笔微不足道的（同剩余价值总量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支出总额相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款项这样的问题，而这笔钱又是资产阶级自己同意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城市中的传染病使资产阶级自己感到害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60页。——编者注］），用在国民教育事业（资产阶级需要有训练有素的、能够适应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人！）等等方面的，那么在这样的小问题方面，当然可以就“社会和平”、就阶级斗争的危害等等夸夸其谈了。既然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那还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既然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就可以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凑巧说到的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那还要社会革命干什么呢？
这一“流派”的小市民机会主义就在于他们忘记了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地方公有资本主义，正如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驳斥费边社分子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的狭小范围。他们忘记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实行阶级统治，它就不会容许别人触动（哪怕是从“地方公有”的方面）这一统治的真正的基础。他们忘记了，如果说资产阶级容许、容忍“地方公有社会主义”，那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触动它的统治基础，并不侵犯它的重要的财源，而只是涉及资产阶级自己交给“居民”支配的、范围很小的地方开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市政局只要试图稍微超出通常的经营范围，即超出狭小的、无足轻重的、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经营范围，只要试图稍微触动一下资本，随时都会而且一定会遭到资产阶级国家中央政权的严厉禁止。
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所承袭的正是西欧费边派分子、可能派[162]和伯恩施坦派的这种基本的错误思想，这种市侩机会主义思想。
“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地方管理问题方面的社会主义。凡是超出地方利益范围，超出国家管理职能范围，即触及统治阶级收入的基本来源，触及保证其统治的基本手段的问题，凡是不涉及国家管理而涉及国家制度的问题，同时也就超出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范围。而我们那些聪明人把土地问题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直接触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算作“地方管理问题”，从而回避了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俄国浅薄的知识分子推论道，既然西欧把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收归地方公有，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全部土地中最好的一半收归地方公有呢？这既可用以对付复辟，又适用于中央政权民主化不彻底的情况！
结果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而且是市侩气最足的社会主义，它以削弱在尖锐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算作只涉及地方管理的细小问题。事实上，关于一半优等地上的经营问题既不可能是地方性问题，也不可能是管理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地主国家制度，而且关系到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所以如果用一种幻想去诱骗人民，似乎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以前在农业中发展“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进行最不可容忍的蛊惑宣传。马克思主义允许将国有化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因为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性的措施，因为绝对地租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土地私有制对资本主义是个障碍。但是，要把将大地产收归地方公有的措施列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那除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费边社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
这里我们正好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和无产阶级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即使是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预见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不会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所以他们预先就“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计划，大谈各种不同的“土地份额”，大谈“调节”地产、巩固劳动原则和巩固小劳动经济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要建立尽可能是社会和平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方法完全是为了扫除阶级斗争道路上的一切中世纪制度的障碍。所以无产者可以让小业主们去讨论各种地产“份额”；无产者感到兴趣的只是消灭地主大地产，消灭土地私有制这一在农业中开展阶级斗争的最后障碍。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市侩的改良主义办法，不是苟且偷安的小业主们的未来的“安乐窝”，而是无产阶级同任何在资产阶级基础上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作斗争的条件。
地方公有化给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的纲领带来的，正是这种反无产阶级的精神，因为，同孟什维克极其错误的见解相反，地方公有化并不是扩大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斗争，而是削弱阶级斗争。说它削弱，一是它认为在中央不彻底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民主化。二是它包含有“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离开了斗争的大道，只有在细小的、无足轻重的、地方性的问题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问题上，甚至资产阶级也能够让步，也能够容忍，而不会丧失保持自己阶级统治的可能性。
工人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社会提出最纯粹、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纲领，直至提出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鄙弃小市民改良主义办法，因为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
工人政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自然是竭力采取另一条路线。他们所注意的不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广泛的革命纲领，而是市侩的空想：在中央的非民主制的条件下保住地方的民主制；躲开大规模的“骚乱”，为细小的改良弄到一小块地方公有经济的地盘；用反犹太主义者的老办法，即用那种把全国性的大问题化为地方性的小问题的办法，来回避由土地引起的异常尖锐的冲突。
8．地方公有化造成的混乱思想举例
“地方公有派”纲领把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搞得十分模糊，把宣传员和鼓动员弄得手足无措，这从如下几件怪事中可以得到证明。
尤·拉林无疑是著作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孟什维克。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可以看出，为了让这次大会通过土地纲领，他在会上十分活跃。他那本已编入“新世界”丛书的小册子《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几乎是对孟什维克纲领所作的一个正式注解。请看这位作注解的人写的是什么吧。他的小册子的最后几页对土地改革问题作了总结。作者预料这种改革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有偿地把份地补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这是“对工人阶级、下层农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为不利的结局”（第103页）；第二种结局是最好的结局；第三种结局（虽则是不大可能的）就是“用正式文件宣布必须平均使用土地”。看来，我们可以预期，按照这位地方公有派纲领的拥护者的意见，第二种结局应该是实行土地地方公有化了吧。然而不是。请听：
“也许，一切没收来的土地以至一切土地都会被宣布为国家公有财产，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支配，以便无偿地〈？？〉分发给所有真正在这些土地上经营的人去使用，当然这不一定要在全俄范围内实行平均使用的办法，不必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能最好地保证无产阶级眼前的利益，又能最好地保证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利益，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俄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主张和实行的正是这种性质的土地改革〈？〉。当社会发展的自觉因素在达到高度发展的革命中变得十分强大时，这种改革便将实现。”（第10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如果尤·拉林或其他孟什维克认为这里所叙述的是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那这种错误真叫人啼笑皆非。一切土地转归国家所有，这就是土地国有化，至于土地的支配问题，那只能由在全国性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的地方自治机关来处理。对于这样的纲领（当然不是“改良”的纲领，而是革命的纲领）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无偿地”把土地分发给那些甚至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者这一条除外。代表资产阶级社会来许这样的愿——这应该是反犹太主义者做的事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没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可能有这样的结局，那种认为地租最好交给农场主－企业主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然而，除了这一条以外（这一条多半是作者偶然的失言吧），孟什维克的通俗小册子无疑是将土地国有化作为革命高度发展时的最好结局来加以宣传的。
这位拉林在讲到怎样处理私有土地的问题时又写道：
“至于那些生产率高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占用的私有土地，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认为没收这种土地是为了要分给小农户。在俄国，自己有地或租地经营的小农经济的平均生产率，每俄亩还不到30普特，而资本主义农业的平均生产率，却是每亩50普特以上。”（第64页）
拉林这样说，实际上是抛弃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因为他说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平均数字是指所有地主土地而言的。如果不认为摆脱了农奴制束缚的小农业会更广泛、更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所有关于“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至没收地主土地”的议论都没有意义了。还有一点，拉林忘记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没收资本主义农场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已经作出了决定[163]。
是斯特卢米林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他建议在（决议中）“经济发展”这几个字后面加上：“因此坚决主张，凡是没收来的资本主义大农庄，今后仍然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并且为了全民的利益、在最充分地保证农业无产阶级的需要的条件下来经营”（第157页）。这个修正案在全体反对、一票赞成的情况下被否决了（同上）。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顾大会的决定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地方公有化纲领主张保留份地私有制，这样一来纲领就变得混乱不堪，使人们对这个纲领的解释会不由自主地同大会的决定背道而驰。
卡·考茨基的言论往往被人毫无道理地引用来为这个或那个纲领辩护（说毫无道理，是因为他总是坚决拒绝对这一问题确切地表示意见，而只是说明某些一般的道理），有人象开玩笑似的甚至把他拉来为地方公有化的主张辩护，其实他在1906年4月给Ｍ．沙宁的信中就说过：
“显然，我对地方公有的理解和您不同，可能和马斯洛夫也不同。我的理解是这样：大地产被没收以后，这些土地将由村社〈！〉或者由更大的组织来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或者是租给各生产协作社。我不知道这在俄国能否办到，我也不知道农民是否会同意这样做。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我想：如果别人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是完全可以同意的。这将是一种很有趣的试验。”［注：Ｍ．沙宁《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维尔纳版第4页。Ｍ．沙宁对能否把考茨基算作地方公有化的拥护者表示怀疑，反对孟什维克拿考茨基作广告（如1906年孟什维克出版的《真理》杂志[164]），这是有道理的。在马斯洛夫公布的考茨基的来信中，考茨基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可以让农民来决定，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夺来的地产应该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我认为在这方面想强迫农民接受某种办法是错误的。”（马斯洛夫、考茨基《论土地纲领问题》1906年莫斯科新世界出版社版第16页）考茨基的这个十分明确的声明，恰恰把孟什维克强加给农民的地方公有化排除在外。］
看来，这些引文足以说明，那些曾经完全同情或现在还同情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纲领的人，正在用自己的解释推翻这个纲领。这要怪纲领中那些混乱不堪的思想，这个纲领在理论上同否定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一脉相承，在实践上是为了适应中央政权非民主化而地方实行民主化这一不可能有的“中间”情况，在经济上是把冒牌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掺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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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报刊的一大缺点，尤其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几次讨论的缺点，都是实践上考虑多，理论上考虑少；政治上考虑多，经济上考虑少。［注：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竭力维护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子，十分确定地（不过很简短，整个小册子就很简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的理论前提。我在书中指出，“干脆否定国有化”就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该小册子旧版第16页，新版第4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6—227页。——编者注）再请参看我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报告》旧版第27—28页（新版第6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7页。——编者注）“根据严格的学术观点，根据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背离《资本论》第3卷，我们无疑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是可能的，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促进竞争，使资本更好地流入农业，使粮食价格降低等等。”另外在同一报告第5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60—61页。——编者注）上又说：“右翼〈社会民主党右翼〉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恰巧没有‘从逻辑上’把农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行到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逻辑上’（和从经济上）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底，那就只有实行消灭绝对地租的土地国有化。”］当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是在党的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来讨论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起初是在1905年1月9日以后，在革命爆发之前的几个月（1905年春，布尔什维克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同时在日内瓦举行的少数派代表会议），然后是在十二月起义的第二天[154]和在第一届杜马前夕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但是这个缺点现在无论如何应当纠正，至于对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问题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那就尤其必要了。
1．什么叫作土地国有化？
上面我们引用了目前公认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所有的民粹主义派别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事实上，这种流行的说法很不确切，如果指各政治派别的代表对这种“国有化”的认识的真正一致，那么这一说法包含的“公认的”东西是很少的。受尽农奴制大地产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是自发地要求土地，根本没有把土地转归人民同任何稍微确切的经济学概念联系起来。农民只有一种十分迫切的、可以说是饱经苦难、长期受压迫而悟出来的要求，要求革新、加强、巩固和扩大小农业，使它居于统治地位，如此而已。农民所想象的只是把地主大地产转到他们自己手中；农民用所谓土地归人民所有的词句来表达全体农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态度一致这一模糊思想。农民按业主的本能行事，但是遇到了以下的障碍：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在目前层出不穷，只要这种花样繁多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还完全保存下去，农民就无法完全根据“业主的”要求来耕种土地。在经济上必须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同时也消灭份地占有制的“羁绊”，——农民的国有化思想所包含的就是这些否定的概念。对于所谓“消化了”地主大地产的革新了的小经济来说，将来究竟需要哪些土地占有形式，这一点农民并没有想到过。
在反映农民的要求和希望的民粹主义思想中，占主导的无疑也是国有化概念（或者说模糊思想）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消除旧障碍，赶走地主，“废除”地界，摆脱份地占有制的羁绊，巩固小经济，用“平等、博爱、自由”来代替“不平等”（地主大地产）——民粹主义思想中十分之九都是这些东西。平等的土地权、平均使用土地、社会化，这一切都不过是同一种思想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切多半都是否定的概念，因为民粹主义者无法想象作为社会经济关系某种结构的新制度。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土地变革就是从农奴制、从不平等、从一切压迫过渡到平等和自由，如此而已。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的局限性，他们看不到自己所缔造的新社会的资本主义属性。
同民粹主义的幼稚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正在形成的新制度。农民经济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在全民的或者说不属于谁的或者说属于“上帝的”土地上经营的小业主相互之间完全平等，——这就是商品生产的制度。市场把小生产者联系起来，使他们受市场的支配。产品的交换造成了货币的权力，随着农产品变为货币，劳动力也变为货币。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理论并不是什么教条，而是对目前俄国农民经济中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简单描述和概括。这种经济愈少受土地的牵掣，愈彻底地摆脱地主的压迫，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占有制度的压抑，摆脱盘剥和专横现象，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就能愈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是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所确凿证明了的事实。
由此可见，以经济现实为依据的土地国有化概念，是商品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现实内容，并不是农民所想的或者民粹派所说的东西，而是由当前社会的经济关系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非就是把地租交给国家。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呢？这决不是从土地上得到的任何收益。这是除去资本的平均利润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可见，地租的先决条件是农业中采用雇佣劳动，农民变成农场主、企业主。土地国有化（纯粹的国有化）的先决条件就是国家从农业企业主那里收取地租，而这些企业主付给雇佣工人工资并获得自己资本的平均利润，即对本国或若干国家的所有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来说是平均的利润。
土地国有化的理论概念就是这样同地租理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里说的地租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特种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的特种收入——资本主义地租。
马克思的理论把地租分为两种：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是由于土地有限，土地被资本主义农场占用而产生的，它同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同土地占有形式完全无关。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地块离市场的远近不同，往土地上追加的投资的生产率不同，各个农场之间必然会产生种种差别。简单说来，这些差别（不过不要忘记这些差别的来源不同）可以概括为优等地和劣等地的差别。其次，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由中等土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而是由劣等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的，因为光靠优等地的产品满足不了需求。个别生产价格同最高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便构成了级差地租。（这里提醒一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是指资本用于生产产品的费用加上资本的平均利润。）
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土地私有制已全部废除，级差地租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形成的。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这笔地租由土地占有者获得，因为资本的竞争迫使农场主（租地者）只能获得资本的平均利润。在土地私有制被废除的情况下，这笔地租就由国家获得。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这种地租就不可能消灭。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地租包含有垄断成分，垄断价格的成分［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中揭示了“各种地租理论的实质”：农产品垄断价格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他指出了这两种理论的正确之处，因为绝对地租包含有垄断成分。参看第125页对亚当·斯密理论的评语：说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完全正确”，因为土地私有权保持着比平均利润更高的利润，妨碍了利润的平均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9—390页。——编者注）］。土地私有制妨碍自由竞争，妨碍利润的平均化，妨碍在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中平均利润的形成。同工业相比，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资本构成中可变资本所占的比重比不变资本更大，农产品的个别价值也就高于平均价值。因此，土地私有制阻碍农业企业的利润同非农业企业的利润彼此自由拉平，使人们能够不是按最高的生产价格，而是按更高的产品个别价值来出卖农产品（因为生产价格是由资本的平均利润决定的，而绝对地租借助垄断保持了比平均价值更高的个别价值，使“平均利润”无法形成）。
级差地租因此是一切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绝对地租却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而只是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只是在历史上［注：参看《剩余价值理论》德文本第2卷第1册第259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而使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不过这是历史的差别，是会消失的。”（并见第275页以及第2卷第2册第15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96、110—111、270—271页。——编者注）］形成的、凭借垄断保持下来的农业落后状况下才有的。
考茨基在以下这段文字中把这两种地租作了比较，并且特地谈到了这两种地租同土地国有化的关系：
“级差地租是由竞争产生的。绝对地租则是由垄断产生的……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地租并没有分为两个部分；我们无法知道，其中哪一部分是级差地租，哪一部分是绝对地租。此外，土地占有者所耗费的资本的利息，也常常同地租掺杂在一起。如果土地占有者同时又是农村业主，地租总是同农业利润结合在一起的。
然而，这两种地租的差别还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级差地租产生于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不是产生于土地私有制。
即使在主张〈在德国〉进行土地改革、同时保留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所要求的土地国有化实行以后，这种地租也仍然会保留下来。只不过那时候这种地租不是交给私人而是交给国家了。
绝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制，产生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同社会其他人的利益的对立。实行土地国有化就能消灭这种地租，降低相当于这种地租总数的农产品价格〈黑体是我们用的〉。
其次，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第二个差别在于，前者并不作为价格组成部分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而后者则影响到这种价格。前者是从生产价格中产生的，后者是从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部分中产生的。前者是由于土地较为肥沃或位置较好因而劳动生产率较高所得来的盈余即超额利润。后者并不是从某几种农业劳动的附加收入中得来的，而全靠从现有的价值量中，从剩余价值额中扣除一部分给土地占有者，也就是说，或者靠降低利润，或者靠克扣工资。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工资也跟着提高，那么资本的利润就会降低。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工资不提高，那么工人就会受到损失。最后，还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甚至应该认为是一般的常规），就是绝对地租使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受到损失。”［注：《土地问题》德文本第79—80页。］
由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国有化问题分为两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级差地租问题和绝对地租问题。国有化更换级差地租的占有者，并根本消灭绝对地租。因此，国有化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局部改良（更换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取消阻碍整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垄断。
分不清级差地租国有化和绝对地租国有化这两个方面，就不能理解俄国国有化问题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过这里我们看到了彼·马斯洛夫对绝对地租理论的否定。
2．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155]
1901年，我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谈到马斯洛夫发表于《生活》杂志的那些文章时，曾经指出他对地租理论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注：见《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第178—179页的注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06页。——编者注）］。
我已经说过，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的讨论，过于偏重问题的政治方面。然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后，米·奥列诺夫在《论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1907年《教育》杂志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马斯洛夫论述俄国土地问题的著作，特别着重指出，马斯洛夫根本否认绝对地租的经济理论是不正确的。
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第2期和第3期上发表了反驳奥列诺夫的文章。他斥责自己的论敌，骂他“无理取闹”、“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等等。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彼得·马斯洛夫才是无理取闹、愚蠢透顶的骑士，坚持自己旧错误的马斯洛夫自以为是地“批评”马克思，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马斯洛夫先生写道：“绝对地租理论同第3卷所论述的全部分配理论之间的矛盾实在太明显，因此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第3卷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把作者的草稿也收进去了。”（《土地问题》第3版第108页的注释）
只有对马克思地租理论一窍不通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超群绝伦的彼得·马斯洛夫对草稿作者的那种故作大度的藐视态度，实在是无可比拟的！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教训别人，不必熟悉马克思的著作，甚至也不必钻研1905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然而这部著作可以说已经反复地解释了地租理论，连马斯洛夫之流也该懂了！
请看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论据：
“据说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的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资本构成既不影响产品价格，也不影响利润率，不影响剩余价值在各企业主之间的分配，所以它不可能产生任何地租。即使农业资本构成低于工业资本构成，级差地租仍然是从农业中获得的剩余价值中提取的，这对于地租的形成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见，资本‘构成’即使发生变化，也丝毫不会使地租受到影响。地租的大小丝毫不取决于地租起源的性质，而完全取决于上面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别。”（上述著作第108—109页，黑体是马斯洛夫用的）
恐怕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的批评家”也从来没有轻率到这样的地步吧？我们这位超群绝伦的马斯洛夫老是乱搅和，甚至在叙述马克思的理论时也是如此（不过，这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和其他所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特点，但他们有一点比马斯洛夫诚实，即他们并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这是不对的。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私有制造成一种特殊的垄断，这种垄断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共同之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在村社土地上或国有化土地上都可以存在。［注：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8页，马克思在该处解释说，土地占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多余的人物；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页。——编者注。）］土地私有制造成的非资本主义垄断，使那些遇到这种垄断障碍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利润平均化受到阻碍。要使“资本构成不影响利润率”（应该补充一句：个别资本构成或个别工业部门的资本构成；马斯洛夫在这里叙述马克思的理论时也在乱搅和），就是说，要形成平均利润率，必须使各企业和各工业部门中的利润平均化。而平均化来自竞争自由、来自向所有生产部门任意投资的自由。有非资本主义垄断存在的地方，能有这种自由吗？不，不可能有。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投资自由，妨碍竞争自由，妨碍高得不相称的（农业资本构成低下所造成的）农业利润平均化。马斯洛夫的反驳意见十分浅薄，在过了两页（第111页）谈到……烧砖业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烧砖业的技术也很落后，资本有机构成也同农业一样低于中等水平，而那里并没有地租！
可尊敬的“理论家”，烧砖业不可能有什么地租，因为绝对地租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的低下，而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这种垄断妨碍竞争把“构成低下的”资本的利润拉平。否认绝对地租，就是否认土地私有权的经济意义。
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第二个论据是：
“从‘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所取得的地租，即洛贝尔图斯所说的地租和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地租，一定会消失，因为只要资本除通常的利润外还能提供别的东西，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第112页）
彼得·马斯洛夫把问题搅乱了，简直是“无理取闹”。
第一，在地租问题上，把洛贝尔图斯同马克思相提并论，这就是十足的无知。洛贝尔图斯理论的根据就是假设资本家农场主也一定会重复这位波美拉尼亚地主的错误计算（“不算”农业中作为原料的产品！）。洛贝尔图斯的理论中丝毫没有历史主义，也丝毫没有历史现实性，因为他讲的是笼统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农业，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农业。而马克思谈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技术比发展农业技术更快的特殊历史时期。马克思谈的是受到非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限制的资本主义农业。
第二，说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这表明超群绝伦的彼得·马斯洛夫不仅不懂得马克思的绝对地租，而且也不懂得马克思的级差地租！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在租赁期内，既然租地者“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说得简单和（我们马上就可看到）正确一些，既然他把新的资本投到土地上去，那他“总是能够”并且总是在把一切地租攫为己有。在租约有效期间，土地私有权对于租地者是不存在的：他付出了租金，也就“赎得了”不受这种垄断限制的自由，这种垄断权已经不能妨碍他了。［注：如果马斯洛夫稍微用心地读过第3卷“草稿”，那他不能不看到马克思常常反复地解释这一点。］所以，当租地者在他经营的地块上新投入的资本既提供新的利润又提供新的地租时，得到这种地租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租地者。只是在旧租契期满，新租契签订以后，土地占有者才能得到这种新增加的地租。那么，是什么机制把新增的地租从农场主的口袋转到土地占有者口袋中去呢？是自由竞争的机制，因为租地者不仅获得平均利润而且还获得超额利润（＝地租）这一情况，会把资本吸引到特别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由此可以理解，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为什么订长期租契对租地者有利，而订短期租契对土地占有者有利。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在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在租约上要农场主每英亩至少付12英镑租金（约合110卢布）而不再是8英镑的租金。土地占有者就是这样把谷物法废除以后社会必要的农业技术的进步考虑在内了。
现在要问，在租约有效期间，租地者攫为己有的究竟是哪种新地租呢？仅仅是绝对地租呢，还是也有级差地租？两者都有。如果彼得·马斯洛夫在可笑地“批评草稿”之前去设法领会一下马克思的理论的话，他就会知道，不仅不同的土地地块会产生级差地租，而且同一地块上不同的投资额也会产生级差地租。［注：马克思把由于土地优劣不等所获得的级差地租称为级差地租第一形式，把同一块土地上由于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同所获得的级差地租称为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第3卷“草稿”对这一区别分析得非常详细（第6编，第39—43章）。只有布尔加柯夫先生这样一些“马克思的批评家”才“看不见”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31—831页。——编者注）］
第三，（请读者原谅，我们列出马斯洛夫每一句话的错误，列了长长一串，会使读者感到厌倦，但是我们遇到的是德国人所说的那种“硕果累累的”（Konfusionsrat）“糊涂顾问”，又有什么办法呢？）马斯洛夫关于最后一次投资和倒数第二次投资的论断，是以有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根据的。马斯洛夫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承认这个规律（“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甚至把这种愚蠢的捏造称为事实）。马斯洛夫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这个规律和地租理论联系起来，他由于理论上一窍不通而大胆宣称：“要是没有最后投入的资本生产率降低这一事实，那就没有地租了。”（第114页）
有关这种庸俗资产阶级提出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读者请看我在1901年批判布尔加柯夫先生时说过的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87—98页。——编者注］。在这个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同马斯洛夫两人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
为了补充我对布尔加柯夫的批判，这里再从第3卷“草稿”中引证一小段，这段话特别鲜明地显示出马斯洛夫—布尔加柯夫的批判是多么超群绝伦！
“人们不去研究土地枯竭的现实的自然历史原因（所有对级差地租有所论述的经济学家，由于当时农业化学的状况，都不认识这些原因），而竟然求助于一种庸俗的见解：在一块空间有限的土地上，并不是任何数量的资本都可以投入。例如《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Review》）在反驳理查·琼斯（Jones）时写道，不能靠耕种索荷广场［注：伦敦的一个广场。］来养活整个英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9页。——编者注］
这一反驳是马斯洛夫和其他拥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人们的唯一论据。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个规律，如果后投入的资本也能和先投入的资本有同样的生产效率，那就用不着扩大耕地面积，只要增加对土地的新投资，就能从一块极小的土地上获得任何数量的农产品，也就是说，“光靠耕种索荷广场”就可以“养活整个英国”，或者说“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注：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马斯洛夫也说过这样的蠢话，他说：“如果新投资能产生同样的利润，那么，企业主就会把自己所有的〈！〉资本连续地投到一俄亩的土地上去”（第107页）等等。］等等。所以，马克思分析的是维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主要论据。
马克思接着写道：“……如果把这看作农业的一种特别的缺陷，那么，事实的真象却正好相反。在农业中，各个连续的投资是会有成果的，因为土地本身是作为生产工具起作用的。而就工厂来说，土地只是作为地基，作为场地，作为操作的基地发生作用，所以情况就不是这样，或只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才是这样。当然，和分散的手工业相比，人们可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集中巨大的生产设施，大工业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实际界限。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就要求扩大土地面积。投在机器等等上的固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而得到改良，相反，它会因为使用而受到磨损。新的发明在这里也会引起一些改良，但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机器只会日益陈旧。在生产力迅速发展时，全部旧机器必然会被更有利的机器所取代，也就是说，必然会丧失作用。与此相反，只要处理得当，土地就会不断改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包含着这些连续投资在收益上产生差额的可能性。”（《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1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9—880页。——编者注］
马斯洛夫宁愿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陈词滥调，却不愿意仔细想想马克思的批判。马斯洛夫在这些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的理论，却还有脸以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者自居！
马斯洛夫用他对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规律”所持的彻底资产阶级的观点，究竟把地租理论丑化到了什么地步，从下面这段马斯洛夫用黑体刊出的话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实行集约经营，能够有同样的生产效率，那么争夺新土地的竞争就会马上消失，因为除了生产费用外，运输费用也是要加在粮食价格上的”（第107页）。
这样说来，海外竞争只有靠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才能得到解释！简直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出一辙！不过要是马斯洛夫读不懂或者说理解不了《资本论》第3卷的话，那他至少也应该读读考茨基的《土地问题》或帕尔乌斯论农业危机的小册子。马斯洛夫看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通俗解释，也许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在增加工业人口的同时抬高地租。而地价（＝资本化的地租）则把大大抬高了的地租保持下来。级差地租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马斯洛夫甚至对于马克思所讲的最简单的地租形式也是一窍不通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解释“争夺新土地的竞争”，那是因为资产者有意无意地忽视问题的社会历史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认为海外竞争的原因是海外那些不用付地租的土地在破坏过分昂贵的粮食价格，而这种粮价过去是欧洲各古老国家的资本主义靠极大地抬高地租来保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或者是故意瞒着自己和别人）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昂贵的地租是农业进步的障碍，而把这一切归咎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天然”障碍。
3．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吗？
在彼得·马斯洛夫看来，必须这样。他在《教育》杂志上继续“发挥”自己的糊涂“理论”，教训我们说：
“如果连续投入同一块土地的劳动的生产率会不断降低这一‘事实’不存在的话，那也许还能实现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所描绘的那种美景，即每个农民可以使用他应得的一小块土地，随心所欲地投入自己的劳动，而且他‘投入’多少劳动，土地就会‘偿给’他多少产品。”（1907年第2期第123页）
总之，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被彼得·马斯洛夫推翻，那么民粹派也许就是正确的了！我们这位“理论家”竟然抛出了这样的奇谈怪论。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向简单地认为：小生产万古长存的美梦并不是被资产阶级荒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打破的，而是被商品生产的事实，被市场的统治，被资本主义大农业对小农业的优越性等等打破的。马斯洛夫却把这一切都改了样！马斯洛夫发现，如果没有那条被马克思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臆造的规律，民粹派就是正确的了！
不仅如此，这样的话，修正主义者也是正确的了。请看我们这位不大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另一个论断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彼得?马斯洛夫〉曾经第一个〈看，我们怎么样！〉特别强调农艺措施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尤其对于大生产和小生产的斗争有不同的作用。如果说农业集约化即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在大小经济中同样会出现生产效率降低的结果，那么，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也同在工业中一样，会使大经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技术条件……”最可爱的先生，你是在乱搅和。应当说，大生产在商业方面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反，农艺措施通常可以同样地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农艺措施“可以”采用。
见解深刻的马斯洛夫显然知道有一种可以不采用农艺措施的经济。“……例如，用多圃制代替三圃制、增加肥料以及深耕等措施，无论在大经济或小经济中，同样可以采用，而且同样影响劳动生产率。但是，象采用收割机这类措施，只有在较大的农场中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小块粮田用人工收割更方便……”
是的，马斯洛夫无疑是“第一个”把问题搅得如此乱的人！真难以设想：蒸汽犁（深耕）是“农艺措施”，收割机是“技术”。按照我们这位举世无双的马斯洛夫的学说，蒸汽犁就不是技术，采用收割机就不是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了。施用人造肥料，采用蒸汽犁，种植牧草，这是“集约化”。采用收割机和其他“大部分农业机器”，则是“技术进步”。马斯洛夫“不得不”编出这套蠢话来，因为他总得给自己和那个被技术进步推翻了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找到脱身之计。过去布尔加柯夫的脱身之计是：硬说技术进步是暂时的，停滞则是经常的。现在马斯洛夫的脱身之计是极其可笑地把农业的技术进步分为“集约化”和“技术”。
什么是集约化？就是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根据伟大的马斯洛夫的发现，采用收割机不是投入资本。采用条播机也不是投入资本！“用多圃制代替三圃制”的办法在大小经济中都能同样采用吗？不对。采用多圃制也需要追加投资，因此在大经济中采用的多得多。关于这一点，请看上面有关德国农业的材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58—160页。——编者注］）。俄国的农业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多圃制决不能同样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增加肥料的办法也不能在这两种经济中“同样采用”，因为（1）大经济的大牲畜多，这有极重要的意义；（2）它的牲畜喂养得好，不那么“爱惜”草料等等；（3）它有较好的贮存肥料的设备；（4）它施用的人造肥料较多。马斯洛夫真是在“无理取闹地”歪曲人所共知的现代农业材料。最后，就是深耕也不可能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同样采用。只要指出两个事实就够了：第一，大经济愈来愈多地使用蒸汽犁（参看上面关于德国的材料［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111页。——编者注］；现在大概还使用电犁）。也许，连马斯洛夫也会明白蒸汽犁不能“同样”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在小经济中，把牝牛当耕畜用的情况却愈来愈常见了。伟大的马斯洛夫，请想一想，这能说是同样可以采用深耕吗？第二，即使大小经济都使用同样种类的耕畜，小经济的耕畜比较瘦弱，因此在深耕方面不可能有相等的条件。
总而言之，凡是马斯洛夫拼命想表现出“理论”思维的词句，其中不可思议的糊涂话和最令人吃惊的无稽之谈真是多得数不胜数。然而马斯洛夫一点也不害臊，竟在结尾说道：
“谁弄清了农业发展的上述两个方面（改进农艺和改进技术）的区别，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修正主义——在我国就是民粹主义——的全部论据。”（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第125页）
是啊！是啊！马斯洛夫所以是非民粹主义者，所以是非修正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他能超出马克思的草稿以致“弄清了”陈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陈腐偏见。真是旧调新唱！伯恩施坦和司徒卢威曾经大叫：马克思反对马克思。马斯洛夫则郑重宣布：不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就不能推翻修正主义。
最后，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事。如果创立绝对地租理论的马克思错了，如果没有“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就不会有地租，如果没有这个规律民粹派和修正主义者就会是正确的，那么在马斯洛夫的“理论”中，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改”似乎应该占主要地位了。是的，这种“修改”是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是马斯洛夫宁愿把这些“修改”隐藏起来。不久前，他的《俄国土地问题》一书德译本出版了。我有意看了一看，马斯洛夫究竟采用什么形式把自己那套庸俗不堪的理论介绍给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原来什么也没有介绍。马斯洛夫在欧洲人面前把自己的“全部”理论都隐藏了起来。他把有关否认绝对地租、有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等等的话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陌生人初次参加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座谈会，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当时有一位哲学家对他说：如果你很聪明，那你做得很愚蠢；如果你很愚蠢，那你做得很聪明。
4．否认绝对地租同地方公有化纲领有没有联系？
无论马斯洛夫怎样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卓越发现的重要性，对于这种联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他好象还是有所怀疑的。至少在这里所引的那篇文章中（《教育》杂志第2期第120页），他否认地方公有化同土地肥力递减这一“事实”的联系。这就奇怪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同否认绝对地租有联系，同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也有联系，但是同马斯洛夫的土地纲领却似乎没有联系！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认为马斯洛夫的整个土地理论同他的俄国土地纲领没有联系的见解是不正确的。
否认绝对地租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意义。谁只承认级差地租的存在，谁就必然要得出如下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丝毫不会因为土地属于国有或是属于私人所有而有所改变。按照否认绝对地租的理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存在级差地租。显然，这种理论必然会否定国有化这一措施具有任何加速资本主义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等等的作用。这是因为，肯定国有化具有这种作用的观点，是从承认两种地租出发的：一种是资本主义地租，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是在国有化土地上也废除不了的地租（级差地租）；另一种是非资本主义地租，即由资本主义不需要的并且妨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垄断所造成的地租（绝对地租）。
因此，马斯洛夫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必然得出结论说：“称它〈地租〉为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教育》杂志第3期第103页），问题只在于这种地租是交给地方机关还是交给中央政权。不过这种看法是出于理论上的无知。由废除土地私有制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条件的改变的问题，是个深刻得多的问题，它同地租将交给谁、将用于何种政治目的的问题完全无关。
这个纯粹经济性质的问题，马斯洛夫根本没有提出过，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由于否认绝对地租，他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由此产生了他那种荒谬的、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政客式的”态度，竟把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仅仅归结为谁得到地租的问题。由此产生了纲领中荒谬的二元论，虽然这个纲领指望着“革命胜利发展”（这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附在马斯洛夫纲领后面的策略决议所用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实现基本的经济改造，切实把一切封建残余和中世纪垄断的残余一扫而光。但是从地方公有化中看到的却是真正的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一方面是保存最古老的、陈旧过时的中世纪份地所有制；另一方面又废除土地私有制，想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先进、理论上最理想的土地关系。这种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在理论上是荒谬的，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是无法实现的。这里，土地私有制同公有制的结合完全是生拉硬扯的，是被人“臆造出来的”，这种人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在土地私有制存在或不存在的情况下会有任何差别。在这样的“理论家”看来，问题仅仅在于地租的转手，“称它为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
事实上，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要保留一半土地（28000万俄亩中的13800万俄亩）在私人手里是办不到的。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土地私有制的确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要求的，的确符合资本主义土地经营者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样的话，土地私有制作为按某种方式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在各处存在。要么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所必需的，并不是由农场主阶级利益必然产生的，甚至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那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这种陈旧的所有制。
在一半耕地面积上保存垄断，为小业主一个阶层建立特权，企图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保存把私有者和公有土地租赁者分开的“犹太区”[156]，这就是同马斯洛夫的荒谬经济理论密切联系的荒谬主张。
现在我们应当来考察一下被马斯洛夫及其拥护者［注：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也是拥护者之一。历史竟开了这样的玩笑，使这位貌似严正的正统维护者没有发现或不愿发现马斯洛夫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歪曲。］放在次要地位的国有化的经济意义。
5．从发展资本主义着眼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
绝对地租是在资本主义收入中实现土地私有制的一种形式，错误地否认绝对地租，结果使社会民主党有关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书刊和整个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是自己担当起批判土地私有制的任务，不是把这一批判建立在经济分析、对某种经济演进的分析的基础上，却跟在马斯洛夫的后面把这一批判任务交给了民粹派。这样一来，就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弄得庸俗不堪，歪曲了在革命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他们在杜马的演说以及各种宣传鼓动文字等等中，只是用民粹主义的即市侩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土地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善于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中提取现实的内核，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应该在研究问题时考虑到历史因素，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反对土地私有制这一斗争的真实根源的看法）代替小资产者的观点（关于平均制、正义等等的抽象观念）。民粹主义者以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记起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着眼批判土地私有制的那些“被忘记的言论”。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针对大土地占有制，而且也针对小土地占有制。小农的自由土地私有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农业小生产的必要的伴侣。亚·芬在反驳马斯洛夫时强调指出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承认这种已经被经验证实的历史必要性，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必全面地来评价小土地私有制。没有土地买卖的自由，这种私有制的真正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土地私有制就意味着必须投资购买土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小农业在它和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所特有的弊病之一，就是由于耕者必须投资购买土地而产生的。”（《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2页）“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同上，第34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
“为购买土地而支出货币资本，并不是投入农业资本。这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他们的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本。这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这使小农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真正的信用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即使购买的是大田庄，这种支出也是农业的一个障碍。这种支出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矛盾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土地所有者是否负债，整个说来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他的土地是继承来的，还是购买来的，反正都一样。”（第344—345页）［注：同上，第913—914页。——编者注］
土地私有制是资本自由渗入农业的障碍，抵押土地和高利贷可以说都是资本绕过这些障碍的方式。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没有资本就无法经营。农民和他们的民粹派思想家都不能不意识到这一点。可见，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资本是能够完全自由地直接流入农业呢，还是要经过高利贷者和信贷机关。农民和民粹主义者一方面没有认识到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已占完全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听凭幻想和空想的支配，不愿看见不愉快的现实，总想获得外来的资助。104人土地法案第15条写道：“凡是领得全民土地而无足够的资金购置为经营所必需的一切资料者，国家应以贷款和补助金的形式给予帮助。”当然，一旦胜利的农民革命对俄国农业进行改造时，这种资助无疑是必需的。考茨基在《俄国土地问题》一书中十分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所有这些“贷款和补助金”的社会经济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民粹主义者没有看到的。国家只能做一个资本家的钱款的经手人，它本身只能从资本家那里取得钱款。所以在国家援助组织得最好的情况下，资本的统治也丝毫不会受到触动。问题仍然是：资本用于农业有哪几种可能的形式。
探讨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这种所有制是阻挠向土地自由投资的障碍。要么是这种投资有充分的自由，那就要废除土地私有制，即实行土地国有化。要么是保存土地私有制，那就是资本用迂回的形式渗入农业，即地主和农民抵押土地，农民受高利贷者盘剥，土地出租给拥有资本的租地者。
马克思说：“对小农业来说，土地价格（土地私有权的形式和结果）本身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6—34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5—916页。——编者注］
可见，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铲除一切阻挠资本自由地投入农业、阻挠资本自由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生产部门的障碍。让资本主义获得自由、广阔和迅速的发展，让阶级斗争有充分的自由，不让任何把农业变得同“血汗制”工业相似的多余的中介人插手——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土地国有化。
主张土地分配的亚·芬用一个很有趣的经济论据来反对国有化。他说，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都是把地租转交给一定的社会集体。但是试问，这里讲的是什么地租呢？这里讲的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因为“农民通常从自己土地上得到的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77页，参看第63页），这里讲的是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地租。
马克思说的货币地租是指农民用货币形式把全部剩余产品交给地主。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赖形式最初是工役租（Arbeitsrente）即徭役租，然后是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最后是货币地租。亚·芬说，这种地租“直到现在还是我国最普遍的地租”（第63页）。
毫无疑问，农奴制盘剥性的租佃制在我国是非常普遍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这种租佃制下农民所付的地租相当大一部分是货币地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究竟是什么力量提供了从农民身上榨取这种地租的可能性呢？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和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吗？根本不是。是农奴制大地产的力量。既然农奴制大地产将被摧毁（而这是农民土地革命的出发点和基本条件），那就用不着讲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地租”了。可见，芬的反驳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又一次强调了在革命的土地变革的情况下把农民份地同其他土地分开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份地周围往往都是地主土地，而目前这样划分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又产生盘剥，所以保存这种划分是反动的。而地方公有化同土地分配和国有化都不同，它正是要保存这种划分情况。
小地产的存在，确切些说，小经济的存在，当然会使资本主义地租的理论的一般原理有某些改变，但决不会推翻这种理论。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在主要是为了满足耕作者本人需要的小农业中，真正的绝对地租通常是不存在的（第3卷第2册第339、34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7、913页。——编者注］。但是，商品经济愈发展，经济理论的一切原理就愈适用于农民经济，因为农民经济也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不要忘记，任何土地国有化，任何土地平均使用制，都消灭不了俄国的富裕农民已经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这一既成的事实。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指出，根据上一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统计材料来看，将近1/5的农户集中了近一半的农民农业生产以及远不止一半的租地，这些农民的经济现在多半是商品经济，而不再是自然经济了，这种农民没有上百万的雇农和日工，就无法生存。［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12—115页。——编者注］在这种农民中早已有了资本主义地租的成分。这种农民借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的口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这班先生们“很清醒”，既反对禁止雇佣劳动，也反对“土地社会化”；他们清醒地坚持正在抬头的农民经济个人主义的观点。我们如果把民粹派空想中的现实经济成分同虚假的思想体系严格分开，那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实行土地分配也好，实行国有化也好，实行地方公有化也好，从消灭农奴制大地产中获利最多的正是资产阶级农民。国家发放的“货款和补助金”，也同样不可能不使这种农民首先获得好处。“农民土地革命”无非是让整个土地占有制适应能使这些农场发展和繁荣的条件。
货币地租是正在消逝、也不可能不消逝的昨天。资本主义地租则是正在诞生的明天，它无论在斯托雷平主张的剥夺贫苦农民（“按照根本法第87条”）的条件下，或者在农民剥夺最富有的地主的条件下，都不可能不发展起来。
7．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有化？
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国有化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已经为“土地占有者脱离农业”（通过出租和抵押）完全创造好条件的时候，才可能实现。他们认为在实现取消地租而又不触动经济机体的土地国有化之前，资本主义大农业已经形成了。［注：主张土地分配的波里索夫同志在下面这段话中十分确切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将来，当小资产阶级经济日渐退化、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夺取了巩固的阵地、俄国已不再是农民国家的时候，历史就会提出这个要求〈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127页）］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它在理论上找不到根据；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言论也不能给它以支持；实际经验的材料更是否定了这种观点。
从理论上来说，国有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理想的”彻底发展。至于历史上是否经常出现这样的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国有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国有化不仅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认为国有化只是在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才能实现，那就等于否认国有化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到了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即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到一定时候其他国家也必然会提出这一任务）。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既然是资产阶级措施，那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条件下就不可能实行。这种措施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还比较可能实现，因为“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彻底暴露自己的矛盾，还没有造成十分强大的、直接追求社会主义变革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甚至直接主张过国有化，他不仅主张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实行国有化，而且主张在1846年的美国实行国有化，当时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美国的“工业”发展还刚刚开始。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没有向我们展示过比较彻底的土地国有化。在年轻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新西兰可以看到类似比较彻底的土地国有化的情况，那里还谈不上有高度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在美国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国家颁布过宅地法，把地块发给小业主，小业主交纳名义地租。
不，认为国有化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事情，那就等于否认它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否认这一点是同经济学理论直接相抵触的。据我看来，在下面这段引自《剩余价值理论》的论断中，马克思所拟订的实现国有化的条件和人们通常所设想的不同。
马克思指出，土地占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多余的人，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完全可以达到”。他接着写道：
“因此，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9页。——编者注］
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指出农业资本主义不发达是实现国有化的障碍。他指出了其他两个障碍，这两个障碍更能说明国有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可能实现的。
第一个障碍：激进的资产者害怕社会主义攻击一切私有制，即害怕社会主义变革，因此缺乏向土地私有制进行攻击的勇气。
第二个障碍：“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显然，这里马克思所指的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已经在土地私有制下巩固起来了，也就是说，这种私有制已经更多地是资产阶级性质而不是封建性质的了。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广泛的、占优势的范围内同土地占有制联系起来的时候，当它已经“自己弄到土地了”，“定居在土地上”，使土地占有制完全服从于它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争取国有化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了。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阶级会自己起来反对自己。
总的说来，这两个障碍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始的时代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终结的时代，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才可以消除。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有化的见解，不能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它既同马克思理论的大前提相抵触，也同马克思的上述言论相抵触。国有化作为某些势力和某些阶级所推行的措施，有它的具体历史环境，然而这种见解却把国有化的具体历史环境问题简单化了，把问题弄成公式化的、纯粹的抽象概念。
“激进的资产者”在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时代是不可能有勇气的。在这样的时代，这种资产者必然大都已经成为反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资产阶级必然是几乎全都已经“弄到土地了”。相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客观条件迫使“激进的资产者”很有勇气，因为在完成当时的历史任务时，就整个阶级来说，他们还不会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在那样的时代土地占有制还带有极浓厚的封建主义的色彩。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大批资产阶级的耕作者即农场主起来为废除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而斗争，进而实现资产阶级的彻底的“土地解放”，即国有化。
在所有这几个方面，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都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我们无疑应该承认：无论在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或农民份地占有制中，都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封建残余。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农村中骇人听闻的落后状态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种矛盾推动人们去进行最深入的资产阶级革命，去创造农业取得最迅速进步的条件。土地国有化正是我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取得最迅速的进步的条件。在我们俄国，这种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目前还不会害怕无产阶级“攻击”的“激进的资产者”是有的。这种激进的资产者就是俄国农民。
从上述观点出发，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大俄国自由派资产者和广大俄国农民对土地国有化抱着不同的态度了。自由派地主、律师、大工业家和商人都已经自己“弄到了”足够的“土地”。他们不会不害怕无产阶级的攻击。他们不会不倾心于斯托雷平－立宪民主党的道路。真叫人难以置信，“农民”银行[157]发给那些受惊的地主的亿万卢布竟象一条金河，源源地流入地主、官吏、律师和商人的腰包！如果实施立宪民主党人的“赎买”办法，这条金河的流向也许会稍有改变，流量也许会稍微减少，但它还是流入这班人的腰包，数量还是有好多亿卢布。
以革命手段废除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官吏和律师从中一个戈比也捞不到。至于商人，他们多半没有远大的眼光，他们不会放弃马上从老爷那里捞一把的机会，却去等待将来国内农民市场的扩大。只有被旧俄折磨得要死的农民，才能做到彻底革新土地占有制。
8．国有化是向土地分配的过渡吗？
如果把国有化看作最有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实现的措施，那么这种观点必然会使人以为国有化可能只是向土地分配的一种过渡办法。迫使农民群众去争取实现国有化的那种现实的经济需要，就是必须根本革新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关系，也就是“清扫”一切土地，使之适应新的农场主经济。既然如此，那么很清楚，适应了新环境、革新了全部土地占有制的农场主就会要求巩固这种新土地制度，即要求把他们从国家那里租来的地块变成自己的财产。
不错，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我们得出国有化的结论，并不是根据抽象的考虑，而是根据对具体时代的具体利益所作的具体估计。当然，如果认为大批的小业主都是“理想主义者”，如果认为在他们的利益要求实行土地分配的时候他们会对土地分配望而却步，那是很可笑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一下：（1）他们的利益会不会要求分配土地；（2）在什么条件下会有这个要求；（3）这对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会有怎样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目前还不能作明确的答复。在用革命手段实现国有化的时期过去之后，由于力图尽最大可能巩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可能产生土地分配的要求。由于那时的土地占有者力图借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最后，由于力图“安抚”（说得简单明了一点，就是扼杀）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因为土地国有化会成为“激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实行全部社会生产社会化的“欲望”的一种因素。所有这三种可能都是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为新的农场主要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自然会产生反无产阶级的情绪，他们也自然会力图为自己造成新的特权，即新的所有权。由此可见，问题正是由这种经济上的巩固引起的。妨碍这种巩固的一个经常的对抗因素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加强大农业的优越性，并要求小农场地块能够随时很容易“结合”成大农场。全俄的待垦土地将是一个暂时的对抗因素，因为巩固新经济就意味着提高耕作技术。而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耕作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会从俄国待垦土地中不断地“开辟出”新的耕地。
分析了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之后，应当作出一个结论：要想确切地预料到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新农场主要求分配土地的趋势会压倒一切对抗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而估计到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会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造成这种条件，却是必要的。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工人政党对新农场主可能提出的分配土地的要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们倒可以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当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制度作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支持勇于战斗的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支持安于现状的资产阶级。如果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就不可能获胜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接下去转向分配土地不可能不引起某种“复辟”，不可能不使农民（确切些说，从未来的关系来看，就是农场主）转向反革命方面，这就更是确定无疑的了。无产阶级将坚持反对所有这类要求的革命传统，而不是支持这种要求。
如果认为国有化在新农场主转向分配土地的情况下就会成为没有多大意义的转瞬即逝的现象，那无论如何是大错特错了。国有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巨大的意义，既有巨大的物质意义，又有巨大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就在于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象国有化那样彻底地扫除俄国的中世纪残余，那样彻底地革新在亚洲式制度中几乎腐烂了的农村，那样迅速地推动农艺上的进步。用任何其他办法解决革命中的土地问题，都不能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那样有利的起点。
革命时代的国有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帮助打击“一种私有制形式”，这种打击必然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无产阶级主张实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就能最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不会不表现出来的犹豫动摇、萎靡不振、意志薄弱、消极被动等种种特性。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第二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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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现在来研究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书的第一节［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5—220页。——编者注］已经谈过了。这里，我们应该稍微详细地说明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去的土地纲领，即1885年和1903年的土地纲领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的土地纲领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1885年公布的“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草案中，土地纲领是这样表述的：“彻底改变我国的土地关系，即改变赎买土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村社的条件。农民有权自由放弃份地和退出村社，等等”。
整个条文就是这样。这个纲领的错误并不在于其中有什么错误的原则或错误的局部要求。不是的。纲领的原则是对的，它所提出的唯一的局部要求（有权放弃份地）也完全是无可争辩的，甚至现在已经通过独特的斯托雷平法案实现了。这个纲领的错误在于它太抽象，对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看法。其实，这不是什么纲领，而是一项极笼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声明。纲领起草人是初次阐述这些著名的原则，而且远在工人政党成立之前，因此把这个错误归咎于起草人，当然是很荒谬的。相反，应当特别着重指出，这个纲领早在俄国革命爆发前20年就已经认定“彻底改变”农民改革事业势在必行了。
在理论上发展这个纲领，就应该说明我们土地纲领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说明彻底改变（不同于不彻底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的要求可以而且应该以什么为依据，最后，还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任何激进派的观点根本不同的观点）来具体确定这一改变的内容。在实践上发展这个纲领，就应该吸取农民运动的经验。没有群众性的以至全国性的农民运动的经验，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就不可能具体化，因为，我国农民的资本主义分化程度究竟如何，农民究竟有多大能力进行革命民主主义的变革，这些问题单靠理论上的设想，是很难解决甚至不可能解决的。
1903年，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当时我们同样缺乏有关农民运动的性质、规模和深度方面的经验。1902年春季的南俄农民起义[139]，仍然是一次个别的爆发。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制定土地纲领时持审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替资产阶级社会“拟订”土地纲领，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而无产阶级理应支持的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的运动究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无从知道。
1903年的纲领试图具体确定社会民主党人在1885年只是笼统地谈到的“改变”有哪些内容，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一尝试表现在纲领关于“割地”的那一段主要的条文中，它的出发点是想把用于农奴制盘剥式经营的土地（“1861年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土地”）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土地大致地区分开来。这种大致的区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农民群众运动的矛头不可能指向某几种地主土地，而只会指向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1903年的纲领提出了1885年还没有提出的问题，即在全体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然要改变的土地关系发生改变时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问题。但是1903年的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正确的，它不是把实现资产阶级变革的两种方式——彻底的农民方式和彻底的容克方式——对立起来，而是人为地杜撰某种中间办法。诚然，这里也应该考虑到，当时还没有公开的群众运动，因而无法根据确切的材料来解决问题，难免象社会革命党人那样靠纸上谈兵、凭着天真的愿望或小市民的空想来解决问题。当时，谁也不能有把握地预先断言，在地主局部地放弃工役制、改用雇佣劳动的影响下，农民会分化到什么程度。谁也无法估计1861年改革后形成的农业工人阶层究竟有多大，他们的利益同破产农民的利益差别有多大。
1903年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至少是对于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土地斗争为什么可能而且一定会开展起来这一问题缺乏确切的认识，对于在这种或那种社会力量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客观上可能出现的几种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方式缺乏确切的认识。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行土地纲领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社会民主党的现行土地纲领同上一个纲领相比，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那就是社会民主党承认要没收地主土地［注：在纲领的正文（第4段）中讲到私有土地。在纲领所附的决议中《土地纲领第2部分）讲到没收地主土地。］，从而坚决走上了承认农民的土地革命的道路。纲领中“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这番话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是报告人之一，他同约翰一起提出这个纲领，他在讨论中公开地说，必须不再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见普列汉诺夫的报告，《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1907年莫斯科版第42页）。
既然承认我国在土地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土地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重大意见分歧，似乎应该从此结束了。然而，事实上在下面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社会民主党人究竟应该主张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呢，还是主张地主土地地方公有化或全部土地国有化。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社会民主党人常常忘记的一条原则，即这些问题只有从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到正确解决。当然，问题并不是要社会民主党放弃独立地确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在这场农民革命中的利益。不是的。问题是要明白了解，农民土地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它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能“臆造出”什么特别的改革“方案”。我们应该研究清楚在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俄国，农民土地变革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根据这种客观的分析把某些阶级的错误思想同经济变革的现实内容区分开来，并且确定，在这些实际的经济变革的基础上，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行土地纲领赞成（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赞成）把没收来的土地变成公有财产（森林、水域和移民所需的土地国有化，私有土地地方公有化），至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应该如此。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赞成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赞成农民以至一切小土地占有者现有的土地仍然归他们所有。可见，纲领规定革新后的资产阶级俄国存在两种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以及（至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以地方公有和国有为形式的公有制。
纲领起草人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两重性呢？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要顾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担心同农民分裂，担心引起农民反对无产阶级和反对革命。纲领起草人及其拥护者提出这样的理由，就是采取了承认农民土地革命、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支持农民一定的要求的立场。而且提出这一理由的，正是以约翰同志为首的最有影响的纲领拥护者！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相信了。
约翰同志在报告中直率而坚决地提出了这个理由。他说：“如果革命象列宁同志所建议的那样，要把农民的份地或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收归国有，那么这不仅会在边疆地区、而且会在中部地区引起反革命运动。那时就不仅会出现一个旺代暴动[140]，而是会发生一场反对国家干涉对农民私有〈黑体是约翰用的〉份地的支配、反对私有土地国有化做法的农民总暴动。”（见《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0页）
这看来是很清楚了吧？农民私有土地的国有化竟会引起农民总暴动！为什么伊克斯提出的最早的地方公有方案，不仅主张把私有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而且主张“可能时”把全部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7—21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引证过这一点），而马斯洛夫提出的代替伊克斯方案的地方公有方案，却把农民土地除外，其原因就在这里。确实，怎么能不考虑到1903年以后发现的必然会爆发反对全盘国有化的农民暴动这件事呢？怎么能不接受另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科斯特罗夫的观点呢？科斯特罗夫在斯德哥尔摩大声疾呼：
“带着这个主张〈国有化主张〉到农民中去，就等于把农民推开。农民运动就会避开我们或者反对我们，我们就会被革命所抛弃。国有化会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使它同农民隔绝，从而也就削弱了革命的力量。”（第88页）
不可否认，这个论据的确有说服力。在农民土地革命中竟然试图违反农民意志，把他们的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既然听信了约翰和科斯特罗夫的话，那么否决国有化主张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但是，代表大会听信他们两人的话真有道理吗？
鉴于这是关系到爆发反对国有化的全俄旺代暴动的重大问题，这里不妨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3．实际生活对地方公有派的主要论据的检验
我方才引用的约翰和科斯特罗夫两人的措辞坚决的讲话，是在1906年4月即第一届杜马召开前夕发表的。我曾经论证农民是拥护土地国有化的（见我的小册子《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5—241页。——编者注］。有人反驳我说，农民协会[141]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足为凭，这些决定是由社会革命党的思想家搞出来的，农民群众决不会拥护这样的要求。
后来，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已经用文件解决了这个问题。来自全俄各地的农民代表都在第一届杜马，特别是在第二届杜马中发表过意见。只有《俄国报》[142]或《新时报》的政论家，才会否认农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在两届杜马中已经表达出来这一事实。现在，农民代表已经在其他政党面前独立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农民土地国有化这一主张，似乎应该被彻底埋葬了吧？约翰和科斯特罗夫的拥护者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发出不许实行国有化的叫嚷了吧？孟什维克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人似乎真的能把势必引起反革命的全俄旺代暴动的国有化拥护者们同革命“隔绝”开来了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一届杜马，为农民私有（黑体是约翰用的）土地操心的是斯季申斯基和古尔柯。在两届杜马中，主张土地私有制的是一些极右分子，他们同政府代表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有制，地方公有化也好，国有化也好，社会化也好，都一概加以反对。在两届杜马中，来自全俄各地的农民代表都主张国有化。
马斯洛夫同志在1905年写道：“土地国有化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目前在俄国是不会被承认的，首先〈请注意这“首先”二字〉因为这是一种无谓的空想。土地国有化要求把一切土地交给国家。但是，农民特别是个体农民，会自愿同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什么人吗？”（彼·马斯洛夫《土地纲领批判》1905年莫斯科版第20页）
总之，在1905年，国有化“首先”是一种无谓的空想，因为农民不会同意。
到了1907年3月，同一位马斯洛夫又写道：“一切民粹主义集团〈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主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化。”（1907年《教育》杂志第3期第100页）
看，这就是新的旺代暴动！这就是全俄农民反对国有化的总暴动！
但是，彼·马斯洛夫不去想一想，在经过两届杜马之后，那些说过和写过农民会举行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旺代暴动的人，陷入了多么可笑的境地，他也不去追究自己在1905年犯错误的原因，却去效法健忘的伊万[143]。他认为还是忘记我所引用的他的上述文字和他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为好！不仅如此。他在1905年轻率地断定农民不会同意，而现在他又同样轻率地说起相反的话来了。他说：
“……反映小私有者的〈听听吧！〉利益和希望的民粹派，不得不主张国有化”（《教育》杂志第100页）。
看，这就是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的科学的老实态度的典范！在全俄农民代表发表政治主张以前，他们解决这个困难问题时替小私有者说的是一套，而在农民代表在两届杜马中发表意见之后，他们替同样这些“小私有者”说的却又是截然相反的另外一套。
这里应该指出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马斯洛夫认为俄国农民倾向于国有化，并不是由于农民土地革命的特殊条件，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小私有者的一般特性。这真是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
马斯洛夫郑重地说：“小私有者最怕大私有者的竞争和统治，最怕资本的统治……”马斯洛夫先生，您搞错了！把大（农奴制的）土地私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相提并论，那就是重复市侩的偏见。农民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农奴制大地产，因为他们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是农业的资本主义自由演进的代表者。
“……小私有者没有能力在经济方面同资本作斗争，便指望政权来帮助小私有者反对大私有者……如果说俄国农民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希望中央政权保护他们免遭地主和官吏之害，如果说法国拿破仑依靠农民扼杀了共和国，那么这都是因为农民希望得到中央政权的援助。”（《教育》杂志第100页）
彼得·马斯洛夫说得妙极了！第一，如果说俄国农民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所表现的特性和拿破仑时代法国农民所表现的一样，那么这和土地国有化又有什么相干呢？法国农民在拿破仑时代从来没有拥护过国有化，也不可能拥护。马斯洛夫先生，您这不是生拉硬扯吗？
第二，这与同资本作斗争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里讲的是农民土地私有制同包括农民土地在内的全部土地国有化之间的比较。法国农民在拿破仑时代死死抱住小私有制不放，认为这是抵御资本的壁垒，而俄国农民呢……可敬的先生，请让我再问一次，您的话前后又怎么连得起来呢？
第三，马斯洛夫讲到对政权的指望时，竟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农民都不了解官僚制度的危害，不了解自治制度的意义，只有他这位先进的彼得·马斯洛夫才重视这一点。这样来批评民粹派，未免太简单化了！我们只要查一查劳动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有名的土地法案（104人法案[144]），便可以看出马斯洛夫的论断（或暗示？）是错的。恰恰相反，事实说明，在劳动派的法案中，自治原则和反对用官僚手段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比在按马斯洛夫意见写成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表现得更加鲜明！我们党的纲领只讲到地方机关选举的“民主原则”，而劳动派的法案（第16条）则准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仅如此，该法案还提出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大家知道，这一点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这种委员会也应该用上述方式选举产生，它应负责组织土地改革问题的讨论，并进行改革的准备工作（第17—20条）。主张用官僚主义办法实行土地改革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劳动派，是自由派资产者，而不是农民。为什么马斯洛夫硬要歪曲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呢？
第四，马斯洛夫在说明小私有者为什么“不得不主张国有化”的那段绝妙的“解释”中，强调庄稼汉指望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这是地方公有化区别于国有化的地方：一个靠地方政权；一个靠中央政权。这是马斯洛夫十分欣赏的思想，关于这种思想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实质，我们到下面再作详细的分析。这里只是指出，马斯洛夫回避了我国革命历史向他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农民不怕自己的土地收归国有。这是问题的关键！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特别有趣的是，马斯洛夫在试图说明劳动派不主张地方公有化而主张国有化的阶级根源时，竟向读者隐瞒了民粹派也是主张由地方自治机关直接支配土地这一事实！马斯洛夫说庄稼汉“指望”中央政权，这不过是知识分子对庄稼汉的诽谤。请看劳动派提交两届杜马讨论的土地法案第16条。该条原文如下：
“全民土地资产应由经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自治机关主管，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进行活动。”
试把这一条同我们党的土地纲领中相应的要求作个比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4）没收除小地产以外的私有土地，并将其转交给根据民主原则选举出来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根据第3项，包括城区和乡区的机关〉支配……”［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页。——编者注］
从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权限来看，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主管”和“支配”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马斯洛夫讲到劳动派对国有化的态度时，要向读者（可能也向他自己？）隐瞒第16条的内容呢？因为这一条完全粉碎了他那荒谬的“地方公有化”主张。
读者只要看看马斯洛夫向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的地方公有化主张的理由，只要读一读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他口口声声强调不能镇压各民族，不能压迫各边疆地区，不能忽视不同的地方利益，等等，等等。早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我就向马斯洛夫指出（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页。——编者注］），所有这些论据“完全是误会”，我当时说，我们的党纲既承认了各民族的自决权，也承认了广泛的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所以在这方面，不必要也不可能再想出任何防止过分集中、防止官僚化和防止规章过死的补充“保证”，因为这种“保证”要么毫无内容，要么会被人解释成反无产阶级的联邦制的办法。
劳动派向地方公有派证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现在马斯洛夫也该承认，所有代表农民的利益和观点的集团，都主张这样一种形式的国有化，即它们所主张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和权力并不比马斯洛夫所要求的少！规定地方自治机关权限的法律应当由中央议会颁布，这一点马斯洛夫闭口不谈，但是任何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的做法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根本不能设想会有什么别的办法。
“转交给……支配”这几个字把问题弄得十分糊涂。不知道究竟谁是被没收的地主土地的所有者［注：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否决了把“支配”改为“所有”的修正案（《记录》第152页）。只是在策略决议中提到，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交给……“所有”，而根本没有比较明确地交代“革命胜利发展”是什么意思。］！既然不知道，那么所有者就只能是国家。“支配”的内容是什么，它的范围、形式和条件怎样，——这又要由中央议会来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况且我们党的纲领还专门分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移民所需的土地”。显然，只有中央国家政权才能从全部森林中分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从全部土地中分出“移民所需的土地”。
总之，现在特别不伦不类地成了我们党的纲领的马斯洛夫纲领，同劳动派的纲领相比，显得十分荒谬。无怪乎马斯洛夫讲到国有化问题时要扯到拿破仑时代的农民，他为的是不让大家知道，我们提出这种糊涂的“地方公有化”主张，已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面前，使自己落到多么荒谬可笑的境地！
两个纲领唯一的区别，十分现实的、毫无疑问的区别，就是对待农民份地的态度不同。马斯洛夫把这种土地除外，是因为他害怕“旺代暴动”。结果却是，参加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农民代表嘲笑了尾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恐惧心理，主张把自己的土地全部国有化！
地方公有派现在不得不去反对劳动派农民，向他们证明，他们不应该让自己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用马斯洛夫、约翰、科斯特罗夫之流的论据打了他们自己的耳光。
4．农民的土地纲领
现在我们来探讨彼·马斯洛夫感到束手无策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所有反映小私有者的利益和希望的政治集团，都不得不主张国有化。
首先来分析一下，104人土地法案，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劳动派的土地法案，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反映了全俄农民的要求。两届杜马的代表成分，以及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在“议会”讲坛上就土地问题所开展的政治斗争的性质，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关于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关于农民土地私有制的主张，在杜马中不仅没有被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经常被某些政党提到首要地位。政府通过斯季申斯基、古尔柯和所有的大臣先生，通过所有的官方报刊，专门向农民代表表示赞成这个主张。右派政党，由第二届杜马中“大名鼎鼎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带头，也喋喋不休地对农民大讲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好处。这个问题上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已由大量的材料说明，因而对于这一情况的正确性（从阶级利益来看）便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在第一届杜马中，当时自由派认为革命人民是一种力量并向革命人民献殷勤，立宪民主党由于大势所趋，也曾主张土地国有化。大家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的土地法案中提到“国家土地储备”，凡是可转让的土地都算作这类土地，它将交给农民长期使用。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这个要求，并不是出于某种原则——说立宪民主党有什么原则是很可笑的。不是的，自由派提出这一要求，那不过是农民群众的要求引起的微弱反响。农民代表早在第一届杜马就立即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104人”土地法案，是全俄农民这一觉悟的社会力量的主要和基本的政纲。农民代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发言、“劳动派”报纸（《农民代表消息报》和《劳动俄罗斯报》[145]）上刊登的文章，都说明104人法案如实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希望。因此，关于这个法案应该比较详细地来谈一谈。
看一看在这个法案上签字的代表的构成情况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届杜马的时候，在法案上签字的有70名劳动派分子，17名无党派人士，8名政治派别不明的农民，5名立宪民主党人［注：加甫·祖勃琴科、季·沃尔柯夫和马·格拉西莫夫三人都是农民；还有医生谢·洛日金和司祭阿法纳西耶夫。］，3名社会民主党人［注：彼尔姆省的工人安东诺夫、略山省的工人叶尔绍夫和莫斯科省的工人瓦·丘留科夫。］和1名立陶宛自治派。在第二届杜马中，在“104人”法案上签了99个名字，把重复的除外，共有91人签名，其中79名劳动派分子，4名人民社会党人，2名社会革命党人，2名哥萨克集团分子，2名无党派人士，1名比立宪民主党人稍左的分子（彼得松），1名立宪民主党人（农民奥德诺科佐夫）。在签名者中间农民占多数（第二届杜马91人中不少于54人；第一届杜马104人中不少于52人）。有意思的是：彼·马斯洛夫对那些他认为不会赞同国有化的个体农民（见前面的引文［注：见本卷第227页。——编者注］）所抱的特别的期望，也被两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全部推翻了。例如，波多利斯克省几乎全体农民都是个体农民（1905年，个体农户共有457134户，村社农户只有1630户）。而波多利斯克省代表在“104人”土地法案上签名的，第一届杜马中有13人（大部分是种地的农民），第二届杜马中有10人！有个体农户拥有地产的其他省份如维尔纳省、科夫诺省、基辅省、波尔塔瓦省、比萨拉比亚省和沃伦省，这些省的代表也在104人法案上签了名。只有持有民粹派偏见的人才会认为，从土地国有化的角度来看，村社农民和个体农民的差别是极其重要的。顺便说一句，全俄农民代表第一次提出土地纲领，已使这种偏见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并不是由于特殊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也不是由于农民的“村社习惯和本能”，而是由于全部小农地产（村社地产和个体农户地产都在内）都受农奴制大地产压迫这个总的情况。
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提出104人国有化法案的有全俄各地的代表，其中不仅有中部农业区和非黑土地带工业省的代表，不仅有北部边疆地区（在第二届杜马中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两省的代表）、东部边疆地区和南部边疆地区（阿斯特拉罕、比萨拉比亚、顿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库班、塔夫利达、斯塔夫罗波尔等省和州）的代表，而且有小俄罗斯各省、西南各省、西北各省、波兰（苏瓦乌基省）和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的代表。显然，在俄国中部农业区表现得最厉害最直接的农奴制地主土地占有制对小农的压迫，在全俄各地都有表现，致使各地的小农都支持争取土地国有化的斗争。
这一斗争的性质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特征。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着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报刊经常忽视的一个事实，即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遭到最沉重的打击，是在农民提出独立的土地纲领，第一次登上公开的全俄政治舞台的时候。只有少数先进的农民代表赞成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法案（第一届杜马中的“33人”法案[146]）。大多数代表都站在104人方面，拥护人民社会党人的法案。社会革命党人自己把人民社会党的纲领叫作个人主义的纲领。
例如，在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文集》中（“我们的思想”出版社，1907年圣彼得堡版第1集），有潘·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一篇题为《人民社会党和土地问题》的文章。作者批评人民社会党人彼舍霍诺夫，并且还引了他的一段话：“104人法案反映了我们〈人民社会党人〉对于用什么方法可以取得土地的观点”（见该《论文集》第81页）。社会革命党人直截了当地说，104人法案“将会否定村社土地使用制的根本原则”，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同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一模一样”（原文如此！）（同上，第86页。我们下面再来说明社会革命党人的偏见是如何妨碍他们去认清斯托雷平的道路和劳动派道路之间实际的经济区别的）。社会革命党人把彼舍霍诺夫的纲领观点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第89页），是“用个人主义脏水污染了思想的巨流”（第91页），是“怂恿人民群众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潮”（同上，第93页）。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不过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的机会主义，而是在于小农的个人主义，社会革命党人想用“有力的”言词来掩盖这一事实是徒劳的。问题不在于彼舍霍诺夫之流污染了社会革命党的思想的巨流，而在于多数先进农民代表暴露了民粹主义的真实的经济内容，暴露了小农的真实的意图。社会革命党的主张在广泛的、真正是全俄的农民群众代表中遭到了破产。这就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人土地法案向我们表明的情况。［注：从第二届杜马的速记记录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人穆申科提出了一项由105名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147]。可惜我没能弄到这个法案。我手头有关杜马的材料中，只有劳动派在第二届杜马中再次提出的104人法案。有了劳动派的这两份（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人法案，社会革命党的105人法案因此至多也只能表明某些农民动摇于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却推翻不了我在文中所谈到的问题。附带说期一点。亚·芬－叶诺塔耶夫斯基在对农民协会的以至全体农民的国有化要求的严肃性和自觉性提出异议时，引用了弗·格罗曼先生的说法，说什么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什么代价”，不了解级差地租应该交给整个集体（亚·芬《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9页）。104人法案第7条和第14条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两条中，劳动派既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代价（土地税随着份地扩大而提高），又预见到级差地租将转交给国家（“限制”对土地“增值部分的权利，因为土地增值不取决于土地占有者的劳动和资本〈这一点请注意！劳动派并不反对资本！〉而取决于社会条件”）。诚然，关于城市土地和其他土地，第7条说：“在这些财产没有变为全民财产之前”，土地占有者的权利等等应该受到限制。不过这大概是一种失言吧，不然的话，就成了劳动派从私有者那里征收地租，却又把地租交还给租种全民土地的占有者！］
劳动派在主张土地国有化时，通过自己的法案十分清楚地表露出小农“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要求。他们主张把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留在现在的占有者手里（104人土地法案第3条），条件只是要采取立法措施来保证“这些土地逐步转为全民财产”。把这句话译成能说明真实经济关系的语言，那就是说：我们是从真正业主的利益出发的，是从真正的而不只是名义上的农民的利益出发的，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的经济活动能在国有化［注：租应该交给整个集体（亚·芬《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9页）。104人法案第7条和第14条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两条中，劳动派既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代价（土地税随着份地扩大而提高），又预见到级差地租将转交给国家（“限制”对土地“增值部分的权利，因为土地增值不取决于土地占有者的劳动和资本〈这一点请注意！劳动派并不反对资本！〉而取决于社会条件”）。诚然，关于城市土地和其他土地，第7条说：“在这些财产没有变为全民财产之前”，土地占有者的权利等等应该受到限制。不过这大概是一种失言吧，不然的话，就成了劳动派从私有者那里征收地租，却又把地租交还给租种全民土地的占有者！］土地上完全自由地开展起来。法案第9条规定“本地人比外来的享有优先权，农业人口比非农业人口享有优先权”，这再次说明劳动派把小业主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平等的土地权”是一句空话；由国家给“没有足够资金购置经营所必需的一切用具的人们”发放贷款和补助金（104人土地法案第15条）——这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其实得利的必然只是那些现在能成为殷实业主、能从受盘剥的农民变为自由而富裕的农民的人。自然，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支持那些可以最有力的促使俄国农业从农奴主－地主的手中，从受盘剥的、愚昧的、贫困的、因循守旧的农民手中转到农场主手中的措施。而“104人”法案无非是一个争取把受盘剥的农民中的一部分殷实户变成自由农场主的纲领。
5．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革命
现在要问，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变革的经济条件下，有没有使得小私有者要求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或者这一要求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不过是无知庄稼汉的天真愿望，是宗法式的农民的一种空想？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更具体地设想一下农业中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条件，然后拿这些条件同我们上面所说的俄国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条道路作一比较。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überdenMehrwert》）（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册）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从土地占有关系来看，农业中资产阶级变革的条件是什么。
马克思分析了洛贝尔图斯的观点，提示了这位波美拉尼亚[148]地主的理论的全部局限性，并且详细列举了他的愚钝的种种表现（同上，第2卷第1册第256—258页，洛贝尔图斯先生的第一个谬论到第六个谬论），此外还分析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上，第2卷第2册第3节ｂ《李嘉图理论的历史条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94—97页和第262—267页。——编者注］
马克思谈到李嘉图和安德森时说：“他们两人都是从一种在大陆上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1）根本不存在妨碍对土地进行任意投资的土地所有权；（2）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在李嘉图看来，如果把由于科学和工业的反作用造成的中断除外，这一点是绝对的；在安德森看来，较坏的土地又会变成较好的土地，所以，这一点是相对的）；（3）始终都有资本，都有足够数量的资本用于农业。
说到（1）、（2）两点，大陆上的人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奇怪：在这样一个他们看来最顽固地保存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国家里，经济学家们——安德森也好，李嘉图也好——却从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观点出发。这种情况可用以下两点来解释：
第一，英国的‘公有地圈围法’（《lawofenclosures》）[149]〈即圈围村社土地的法令〉有它的特点，同大陆上的瓜分公有地毫无共同之处；
第二，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完善的〈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举例来说，在德国人那里，经济关系是由村社土地〈Feldmarken〉的传统关系、经济中心的位置和居民的一定集中点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农业的历史条件则是从15世纪以来由资本逐渐创造出来的。联合王国的常用术语‘clearingofestates’〈直译是清扫领地或清扫土地〉，在任何一个大陆国家都是听不到的。但是什么叫作‘clearingofestates’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本——租地农场主——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币收入。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地主，脑袋里只有祖传的〈angestammten〉村社土地、经济中心和农业公会等等，因而对李嘉图关于农业关系发展的‘非历史’观点就会大惊小怪。而这只说明他天真地混淆了波美拉尼亚关系和英国关系。可是决不能说，这里从英国关系出发的李嘉图会同那个思想局限于波美拉尼亚关系的波美拉尼亚地主一样眼光短浅。因为英国关系是使现代土地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合适〈十分完善的〉发展的唯一关系。在这里，英国的观点对于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具有古典意义。相反，波美拉尼亚的观点却是按照历史上处于较低阶段的、未完全形成的〈不合适的〉形式来评论已经发展了的关系。”（第5—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63—264页。——编者注］
这是马克思的一段极其深刻的论断。我们的“地方公有派”是否曾经思考过呢？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156页）中就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展时在历史上所遇到的那种土地所有权形式，是不适应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自己从封建地主、农民村社、克兰等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中，创造出相应的土地关系形式。［注：同上，第25卷第696页。——编者注］在上面引证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把资本在创造适合自己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时所采用的各种方式作了比较。在德国，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的改造是通过所谓改良的方式来进行的，迁就旧习惯，迁就传统，迁就缓慢地变为容克农场的农奴主领地，迁就那些正艰难地由徭役制农民变为雇农和大农的懒惰的农民［注：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80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是“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Gesch?ftsmann）所取代”（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16页。——编者注）］所习惯的地块。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农民苦于苛捐杂税的盘剥，被赶出农村，离乡背井，家破人亡，流落国外。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注：见考茨基《土地问题》（德文本第132页及以下各页）中有关美国南方由于奴隶制崩溃而引起小农场的发展的部分。］。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说来，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150]等等来完成的。当德国共产主义者赫尔曼·克利盖在1846年鼓吹美国的土地平分时，马克思嘲笑了这种冒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偏见和市侩的理论，但他同时也充分估计到美国反对土地私有制［注：见1905年《前进报》第15号（4月7日（20日）日内瓦出版）上的《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50—56页。——编者注）（梅林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马克思在1846年写道：“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页。——编者注）］运动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是代表美国生产力发展的利益、代表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进步运动。
6．为什么俄国小私有者不得不主张国有化？
用上述观点来考察一下19世纪下半叶以来俄国的农业演进情况吧。
我国“伟大的”农民改革，割取农民土地，强迫农民迁往“沙地”，依靠武力、枪杀和体刑来施行新的土地制度，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了农业中正在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对农民所采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这是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斯托雷平的土地法，这种对富农掠夺村社的怂恿，这种以群众迅速破产为代价、为着一小撮富裕业主的利益对旧的土地关系的破坏，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对农民施行大规模暴力的第二个重大步骤。这是第二次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劳动派在俄国革命中提出土地国有化主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用农民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我国地方公有派的一切荒唐主张的基本根源，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俄国可能出现的两种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即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变革和农民式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经济基础。不“清扫”中世纪的（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细亚式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农业中的资产阶级变革便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必须（就经济的必要性来说）为自己创造新的、适应自由的商业性农业这一新条件的土地制度。在土地关系方面，首先是在旧的土地占有制方面“清扫”中世纪废物，主要应涉及到地主的土地和农民的份地，因为这两种土地占有制在目前的状态下都只适合于工役制，适合于徭役制的残余，适合于盘剥制，而不适合于按资本主义方式自由发展的经济。斯托雷平式的“清扫”，无疑是遵循俄国资本主义进步发展的路线的，只是这种清扫完全迎合地主的利兹：让富裕农民付给“农民”银行（应读作：地主银行）高价，我们就给他们以自由——他们可以掠夺村社，用暴力剥夺群众，扩大地块，强迫贫苦农民搬走，破坏整个整个村庄的生活基础，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一切，也不管有多少“历来的”份地农民的经济和生活受到破坏，划出新的单独的地块，创立资本主义新农业的基础。这条路线无疑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它如实反映了在逐渐变为容克的地主的统治下应有的现实发展进程。
另一条路线，即农民路线，又是怎样的呢？要么这条路线在经济上不可能实现，那样一来有关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农民土地革命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招摇撞骗或想入非非。要么这条路线在资产阶级社会某一种成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另一种成分的条件下，在经济上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并且明确地向人民指出这一发展的具体条件，即农民按照新的方式，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旧的土地占有关系的条件。
这里自然会产生一种想法，即认为这条农民路线就是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好极了。但是，要使这种分配适合农业中真正新的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必须按照新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旧的方式来进行。作为这种分配的基础的，不应该是旧有的份地，即早在100年前按地主指定的总管或亚细亚式专制政府的官吏的意志分给农民的份地，而应该是自由的商业性农业的要求。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要求，土地应在农场主中进行分配，而不是在“懒惰的”农民之间进行分配，后者绝大多数都是按旧习惯、旧传统来经营的，只适合于宗法经济的条件，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条件。按照旧的土地份额即按照旧的份地占有制来实行分配，那就不是清扫而是永远保存旧的土地占有制，那就不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是用许多无法成为农场主、从来不能适应环境的“懒汉”来加重资本主义的负担。进步的分配必须是建立在种地的农民新的分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农场主从废物中分化出来的基础上。这种新的分化就是土地国有化，就是完全消灭土地私有制，就是经营土地的充分自由，就是农场主可以从旧式农民中自由地产生。
请想象一下现代的农民经济以及份地占有制即旧的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性质吧。“农民被村社联合成为行政兼征税性的土地占有者的极小联合体，但他们同时是分散的，被大量按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形形色色的方法划分成各种等级和类别。姑且拿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来说吧。这里的农民分为以下各种等级：有赐地的农民、私有农民、完全私有农民、国家农民、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皇族农民、租种官地的农民、无地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赎买了宅院的农民、前皇族农民中的私有农民、常住私有农民、移居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有赐地农民、前国家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脱离农奴籍的农民、免缴代役租的农民、自由耕作农、暂时义务农、前工厂农民等等，此外还有注册农民、外来农民等等。[151]所有这些等级，都有不同的土地关系史、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等。而且在这些等级内部又有很多类似的区分：有时甚至同一乡村的农民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如‘前某某老爷的农民’和‘前某某太太的农民’。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类别，在中世纪……是很自然的和必要的。”［注：见《资本主义的发展》第5章第9节：《关于我国农村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几点意见》，第29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3—344页。——编者注）］如果重新分配地主土地，还是按照这种封建土地占有制来进行，那么无论是补足到统一的土地份额，即实行平均分配，还是按照新旧之间的某种比例或是按照其他标准来分配，都是一样的，都不但不能保证分配的地块符合资本主义农业技术的要求，反而会巩固这种显然不相符合的情形。这样的分配将使社会的演进遇到困难，不是把新事物从旧事物中间解放出来，而是使新事物受旧事物的束缚。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才是真正的解放，才能造就农场主，才能使农场主经济在不受旧经济束缚，不受中世纪份地占有制任何牵连的情况下形成起来。
在改革后的俄国，中世纪的农民份地上的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表现在进步的经济成分逐渐摆脱份地的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是无产者得到解放，他们出租自己的份地，或者抛弃份地，让土地荒芜起来。另一方面是业主得到解放，他们买地租地，用中世纪旧土地占有制下的各种土地建立起新的农场。目前俄国殷实一点的农民，即在对革命有利的结局下确实能够成为自由的农场主的农民，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一部分是自己的份地，一部分是从邻近的村社农民那里租来的份地，一部分也许是长期租用的官地，按年租赁的地主土地，向银行买来的土地，等等。资本主义要求把所有这些类别一概取消，要求土地上的任何经营一律适应市场的新条件和新要求，适应农业技术的要求。土地国有化就是用革命的农民的办法来实现这一要求，一下子使人民完全摆脱种种形式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这类腐朽货色。无论是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是份地占有制都不应该存在，应该存在的只是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这就是激进农民的口号。这一口号最忠实、最彻底、最坚决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的要求（尽管激进农民出于幼稚，画着十字来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袭），表达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土地生产力的要求。
根据这点就可以判断彼得·马斯洛夫的机智程度了，他的土地纲领同劳动派农民的土地纲领的全部差别，就在于他要巩固旧的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农民份地好比一种犹太人居住区[152]，农民在里面被禁锢得透不过气来，急切地想得到自由的［注：“社会革命党人”穆申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马中最完整地叙述了该党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说：“我们举起土地解放的旗帜。”（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第1174页）只要不是瞎子，就不但能看到这面所谓“社会主义的”旗帜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彼得·马斯洛夫也看到了），而且也能看到这种土地革命同斯托雷平—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相比，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这一点彼得·马斯洛夫却没有看到）。］土地。可是，彼得·马斯洛夫却无视农民对自由土地即国有化土地的要求，要永远保有这种犹太人居住区，巩固旧制度，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转归公共使用的优等地置于旧土地占有制和旧经济条件的支配之下。劳动派农民行动上是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口头上却是市侩空想家，以为“土地平分”是和谐和博爱［注：参看“人民社会党人”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关于“平等、博爱、自由”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幼稚地表述了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观点（1907年3月26日第二届杜马第十六次会议，第1077—1080页）。］的起点，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起点。彼得·马斯洛夫行动上是个反动分子，他因为害怕将来反革命的旺代暴动而要巩固目前旧土地占有制的反革命成分，要永远保存农民的犹太人居住区；他在口头上说的却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下来的有关资产阶级进步的词句。至于俄国农业中真正自由资产阶级式的而不是斯托雷平资产阶级式的进步的实际条件，马斯洛夫之流是一窍不通的。
彼得·马斯洛夫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实际运用的那些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在对待民粹派（其中也包括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态度上，可以看得最清楚。1846年间，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社会革命党人赫尔曼·克利盖的市侩思想，当时克利盖主张在美国实行真正的土地平分，并且把这种分配称为“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辩证的和革命的批判，剥掉了市侩学说的外壳，显露出“抨击土地私有制”和“抗租运动”的健康的内核。而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平分土地”、“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这种蠢笨的学理主义表现在“地方公有派”纲领中就是主张巩固最落后的中世纪土地所有制，而马斯洛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对这种蠢笨的学理主义大加发挥，竟然在第二届杜马中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说出了确实十分可耻的话：“……在转让土地的方法问题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这些〈民粹派〉党团比同人民自由党党团接近得多，而在土地使用的形式问题上，我们却离前者要远一些。”（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230页）
的确，在农民土地革命中，孟什维克同革命农民的国有化主张离得较远，而同自由派地主保存份地所有制（并且不只是份地所有制）的主张却比较接近。保存份地所有制，也就是保存愚昧、落后和盘剥。自然，自由派地主渴望着赎买，竭力主张保存份地所有制［注：顺便说几句。孟什维克（其中包括策列铁里同志，他的发言我已经引用过了）以为立宪民主党人多少能彻底地维护农民的自由所有权，其实是大错特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库特列尔先生代表立宪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发表演说，赞成私有权（这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关于国家土地储备的法案不同），但同时又说，“我党认为只〈！〉对他们〈农民〉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加以限制，也就是防止将来土地买卖的盛行。”（1907年3月9日第十二次会议，速记记录第740页）这是乔装打扮成自由派的官僚提出的极反动的纲领。］……同时也保存绝大部分的地主所有制！而让“地方公有派”弄糊涂了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懂得，话说完就消失了，事实却终归是事实。关于平均制和社会化等等的话语是会消失的，因为在商品生产下不可能有什么平均制。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在资本主义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尽量破除旧的封建制度，破除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破除种种陈规和传统，这一事实不会改变。人们说：“平分土地不会有任何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是就社会主义任务而言，只是说这种办法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然而这种分配的做法，甚至这种分配的想法却会产生许许多多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果。
这是因为这种变革要么是通过地主比农民占优势的道路来实现，这就要求保存旧的所有制并且完全依靠卢布的力量对它进行斯托雷平式的改良；要么是通过农民战胜地主的道路来实现，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客观条件的关系，不彻底消灭中世纪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要么是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改革，要么是农民革命的国有化。只有这两种解决办法在经济上才是现实的。一切中间的办法，从孟什维克的地方公有化到立宪民主党人的赎买，统统是市侩的局限性，统统是对学说的愚蠢的歪曲，统统是拙劣的臆造。
7．农民和民粹派论份地的国有化
废除份地所有制，是建立符合资本主义新条件的自由的农民经济的前提，这一点农民自己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格罗曼先生详细而确切地描述了农民代表大会上［注：《农民问题材料》（全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记录，1905年11月6—10日，格罗曼作序，1905年圣彼得堡新世界出版社版第12页）］的讨论情况，引用了一位。农民的精辟见解：
“在讨论赎买问题时，一位代表说：‘有人说，要是不用赎买办法，许多用血汗钱买地的农民就会吃亏。这样的农民很少，地也不多，他们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分到土地。’这番话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反驳。这就是愿意把份地和购买地的所有权一概放弃的原因。”
过了没几页（第20页），格罗曼先生又把这话当作农民的共同见解重复了一遍。
“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分到土地”！这个论据出于何种经济必要性，难道不清楚吗？包括地主土地和份地在内的全部土地重新进行分配，9／10。（确切些说，是99％）的农民占有的土地将不会少于原有的土地；根本不必害怕。重新分配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使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业主能够根据新的条件，根据资本主义的要求（从个别生产者说来，是根据“市场的命令”）来规划自己的土地怎样使用，而不受那些决定份地大小、份地位置和份地分配情况的中世纪关系的支配。
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一个讲求实际、头脑冷静的“人民社会党人”（应读作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能够迎合全俄为数众多的小业主的要求，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加明确。
他写道：“份地是生产方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土地，可是它被固定于一个等级，更糟糕的是被固定于等级中的一些小集团，被固定于单个的农户和村庄。这样一来，即使在份地范围内，农民大抵都不能自由迁徙……这种人口分布状况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市场要求的〈请注意这一点！〉……应该取消关于官地的禁令，应该使份地摆脱私有制的束缚，应该废除私有土地的地界。应该把俄国人民的土地归还给俄国人民，这样他们能根据自己经济的需要在这片土地土自由居住。”（阿·瓦·彼舍霍诺夫《农民运动提出的土地问题》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83、86、88—89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希望自立的农场主在借这位“人民社会党人”之口讲话，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为了重新分布人口，为了造成“符合市场要求”即符合资本主义农业要求的新地块，农场主的确需要“使份地摆脱私有制的束缚”，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我们再提醒一句，彼舍霍诺夫先生头脑很冷静，他屏弃任何社会化、任何适应村社制度的主张（难怪社会革命党人骂他是个人主义者！），他屏弃任何禁止农民经济中的雇佣劳动的规定！
在农民这样要求国有化的情况下拥护农民份地所有制，其反动本质是十分明显的。亚·芬在他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彼舍霍诺夫先生的上述某些论断，批评他是民粹派，并且向他证明说，资本主义必然会从农民经济中，在农民经济的内部发展起来（见上述小册子第14页及以下各页）。这种批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亚·芬只讲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问题，而忽略了一个具体问题，忽略了资本主义农业在份地上更加自由地发展的条件！亚·芬只是笼统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早已被打败的民粹主义。但这里讲的是比较具体的［注：亚·芬十分正确地自问自答说：“彼舍霍诺夫的这种劳动经济最终会导向什么呢？会导向资本主义。”（上述小册子第19页）这一无可怀疑的真理的确必须对民粹派讲清楚，但还应该进一步阐明，在农民土地革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要求有哪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可是，亚?芬没有这样做，反而倒退了一步，他写道：“试问，为什么我们要往回走，要沿着某些独特的道路打圈子，而最终再回到我们已经在走的道路呢？彼舍霍诺夫先生，这是白费劲！”（同上）不，这不是白费劲，也不是“最终”回到资本主义，而是最直接、最自由、最迅速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亚·芬没有认真想一想，俄国斯托雷平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同俄国农民革命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相比，各有什么特点。］问题，即用地主方式与用农民方式来为资本主义“废除地界”（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说法），“清扫”土地。
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发言人穆申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马中就土地问题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同彼舍霍诺夫先生一样明确地表明了土地国有化的资本主义实质，小市民社会主义者是喜欢把土地国有化称之为“社会化”，称之为“平等的土地权”等等的。
穆申科先生说：“只有在废除地界之后，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散居。”（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172页）正是如此！“合理的”人口分布正是市场即资本主义所要求的。而妨碍“合理的”业主的“合理”分布的，不但有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且还有份地占有制。
对于农民协会代表的言论的另一考察，也很值得我们注意。格罗曼先生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中写道：
“作为新旧民粹主义思想基石的有名的‘村社’问题，根本没有人提出过，并且被默默地否决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规定，土地应该交给个人和协作社使用。”（第12页）
可见，农民明确而坚决地反对旧的村社，拥护自愿结合的协作社，拥护个人使用土地。毫无疑问，这确实是全体农民的呼声，因为连劳动团的104人法案也根本没有提到村社。而村社是共同占有份地的联合体！
斯托雷平要用暴力消灭村社，是为了有利于一小撮有钱人。农民想消灭村社，是要代之以自由的协作社和“个人”使用国有化份地的权利。马斯洛夫之流主张资产阶级进步，却又在违反这种进步的基本要求，维护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我们可千万不能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8．主张分配的Ｍ．沙宁等人的错误
Ｍ．沙宁在他写的小册子［注：Ｍ．沙宁《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维尔纳版。］中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结果却违反自己的本意，再次证实了他所十分仇视的国有化主张是正确的。Ｍ．沙宁以爱尔兰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在农业方面的条件，以此只证明了一点，即土地私有制原则同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是不相容的（要证明这一点，还应该作总的理论分析，可是这种分析沙宁连想也没有想到）；其次他似乎还证明了，在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业方面进行任何国家改良活动，都必须承认私有权。然而，沙宁这一切论证都是无的放矢。在资产阶级改良的条件下，当然只有土地私有制才是可能的；既然联合王国保存着绝大部分土地的私有制，那么，作为联合王国一部分的爱尔兰，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外，当然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但这跟俄国“农民土地革命”有什么关系呢？Ｍ．沙宁可说是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指出的是斯托雷平式土地改革的正确道路，而不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注：沙宁引用爱尔兰的例子来证明私有制比租佃制（而不是比全部土地国有化）优越，这也并不新鲜。“自由派”教授亚·伊·丘普罗夫先生，也完全一样地引用爱尔兰的例子来论证农民土地私有制的优越性（《土地问题》第2卷第11页）。至于这位“自由派”，甚至可以说是“立宪民主派”的真面目，看他的文章第33页就清楚了。丘普罗夫先生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只有俄国自由派才做得出来）要农民在所有土地规划委员会中服从地主的多数！！5个委员是农民，5个委员是地主，而主席“由地方自治会议指定”，也就是说，由地主会议指定。在第一届杜马中，右派分子德鲁茨基－柳别茨基公爵也曾经援引爱尔兰的例子来证明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反对立宪民主党的法案（1906年5月24日会议，速记记录第626页）。］。Ｍ．沙宁根本不了解这两者的区别。而没弄清这一区别就来谈论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那是可笑的。Ｍ．沙宁不用说是从最善良的动机出发，反对赎买，拥护没收，然而他却没有指出任何历史前途。他忘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收土地即不付赎金地剥夺土地，也象土地国有化一样，是同改良绝对不相容的。又要讲没收土地，又要容许采用改良的办法而不是采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无异于向斯托雷平递送呈文，祈求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
沙宁这本小册子的另一方面就是特别强调我国的农业危机是农业技术的危机，强调绝对必须过渡到更高的经营形式，必须提高俄国目前极低的农业技术，等等。沙宁把这些正确的论点作了片面到极点的发挥，完全避而不谈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和改变土地占有关系是这种技术变革的条件，这样，前途就完全是虚假的了。这是因为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也会导致农业技术的提高，而且从地主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途径。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等等强迫拆散村社，另建独立农庄，资助独立田庄经济，这决不是象某些夸夸其谈的民主派记者有时所讲的那种海市蜃楼，这是在保存地主政权和地主利益的基础上经济进步的现实。这是一条发展极其缓慢的道路，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又是一条极其痛苦的道路，但是，如果农民土地革命不能取胜的话，这条道路在资本主义俄国是唯一可能的道路。
请从这样的革命的观点来看一下沙宁提出的问题吧。新的农业技术要求改造份地上那种祖传的、落后的、不开化的、不文明的、贫穷不堪的农民经济的一切条件。三圃制、原始的劳动工具、宗法制下的那种农民一文不名的状况、因循守旧的畜牧业、对于市场情况和市场要求的幼稚无知等等，这些都应当一概加以抛弃。那又怎么样呢？在保留旧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经营可能发生这样的革命性变化吗？而在目前的份地所有者中间分配土地，那就是把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保留了一半［注：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欧俄的28000万俄亩土地资产中有一半，即有13880万俄亩是份地。（见本卷第187页。——编者注）］。如果土地分配能巩固新的经济和新的农业技术，能把旧的东西完全抛掉，那它可能是进步的。而既然这种分配是以旧的份地所有制为基础的，那就不可能起到促进新农业技术的作用。主张分配土地的波里索夫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土地纲领是革命发展时期的纲领，是破坏旧制度、创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时期的纲领。这就是纲领的基本思想。社会民主党不应该用必须支持某种经济形式的决议来束缚自己。在这场新的社会力量反对旧制度基础的斗争中，应该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坚决手段。”（《记录》第125页）这些话都讲得非常正确非常精彩。这些话都说明要实行国有化，因为只有国有化才能真正“破坏”一切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只有国有化才真正是快刀斩乱麻，使新农场能够在国有化土地上充分自由地创立起来。
试问，究竟用什么标准可以断定新农业已经充分形成，已经足以使土地的分配和它相适应，而不至于去巩固妨碍新经济的旧障碍呢？这种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实践。世界上任何统计都无法估计出某一国家农民资产阶级成分是否已经“巩固”到了足以使土地占有制适应这种土地上的经济的程度。这一点只有广大的业主自己才能估计到。农民群众在我国革命中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纲领，这也证明目前要作这种估计是不可能的。在全世界，小农向来同自己的田产结合得很紧（当然要真正是他自己的田产，而不是在俄国常见的那种工役制地主经济的小块土地），以致他们对土地私有制的“狂热”坚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时期，大多数俄国农民屏弃了私有者的狂热，即一切当权阶级和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所煽起的狂热，普遍地和坚决地要求土地国有化，如果认为这是由于受了《俄国财富》杂志[153]的政论家或者切尔诺夫先生那些小册子的影响，那未免太幼稚，太书呆子气了。这种情形所以发生，是由于小农即农村小业主的现实生活条件向他们提出的经济任务，不是用把土地分归私有的办法来巩固业已形成的新农业，而是为了在“自由的”即国有化的土地上创立（由现有的成分创立）新农业扫清地基。私有者的狂热到一定的时候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那是已经破壳而出的农场主为保障自己的经济而提出的要求。在俄国革命中，土地国有化本来应该成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成为渴望啄破中世纪蛋壳的农场主的口号。因此，当农民群众刚要进入最后的“分野”，刚要分化出能够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农场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向一心要国有化的农民群众鼓吹分配土地，是未免太不识时务，太看不准具体历史时机了。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分配派”芬、波里索夫、沙宁等同志，没有象“地方公有派”那样陷入理论上的二元论，没有象他们那样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进行庸俗的批评（下面将要谈到这点），却犯了另一种错误，在历史前途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在理论方面的立场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地方公有派”不同），但是他们重犯了我们党1903年的“归还割地的”纲领的错误。1903年的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当时正确地判明了发展的方向，却没有正确地判明所处的发展时机。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
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革命证实了我们所判明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于俄国社会各阶级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经被整个事态的发展、尤其被头两届杜马极好地证实了。这样一来，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便彻底崩溃了。然而乡村中的农奴制残余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厉害得多，这种残余引起了全国性的农民运动，把这一运动变成了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试金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历来都向无产阶级指出它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现在必须说得更确切一些：这就是带领农民前进的领袖的作用。带领农民干什么呢？带领农民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这里所说的改正错误，就是我们应当提出同整个旧农业制度作斗争的任务，而不是提出只同农业制度中的旧残余作斗争的局部任务。我们提出了消灭地主经济而不是清扫地主经济。
在发人深省的事态发展的影响下我们改正了错误，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把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作出的新判断思索到底。既然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这种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要求有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就是说为了在革新了的小经济基础上广泛而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而且应该牺牲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赞成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也就是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业经济有革新的可能和必要。
这能容许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支持小经济不是冒险吗？革新小农业不是一种空想吗？这种“对农民的诱骗”（Bauernfang）不是蛊惑人心吗？有许多同志无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错了。如果历史任务还是反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革新小经济也是可能的。美国就是这样革新小经济的，那里用革命手段粉碎了奴隶主大地产，创造了资本主义最迅速最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无非就是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革新道路的斗争。这种革新的彻底的口号就是土地国有化。把份地排除在国有化范围之外，在经济上是反动的（关于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我们还要专门来讲）。“分配派”则超越了当前革命的历史任务，把刚刚开始的群众性农民斗争所争取的东西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不是去推动革新的进程，不是去向农民解释彻底革新的条件，而是替已经革新的心满意足的农场主裁剪长袍［注：分配派常常引证马克思的下面这段话：“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自由农业要完全胜利，可能需要私有制。然而现在的小农业是不自由的。官地“与其说是农民手中的工具，还不如说是地主手中的工具，与其说是供农民自由劳动的工具，还不如说是地主实行工役制的工具”。摧毁一切形式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实现自由迁徙，是建立自由小农业的必要条件。］。
“凡事各有其时。”社会民主党不会发誓永远不赞成分配土地。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在农业演进的另一阶段，这种分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用土地分配来表述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那就完全不正确了。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第一章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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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1．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1907年中央统计委员会公布的《1905年度地产统计》，使我们能够确切地了解欧俄50个省的农民和地主分别占有的土地面积。我们先举出一些总的材料。欧俄（50个省）的总面积是4230500平方俄里，合44080万俄亩（见1897年1月28日的调查材料）。1905年度的地产统计只统计了39520万俄亩，这些土地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单位百万俄亩）
（一）私有土地101.7
（二）份地[130]138.8
（三）官地、教会和其他机关土地154.7
欧俄土地共计395.2
从这个总数中首先应该除去远北方的官地，其中一部分是冻土带，一部分是最近还无法用于农业的森林。这种土地在“北方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奥洛涅茨和沃洛格达三省）有10790万俄亩。不言而喻，我们如果把所有这些土地统统抛开不算，那就把不宜耕作的土地估计得太多了。我们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象亚?阿?考夫曼先生这样一位谨慎的统计学家，就认为沃洛格达和奥洛涅茨两省有2570万俄亩森林（已经除去占总面积25％的多林地区）可以补分给农民［注：见《土地问题》文集，多尔戈鲁科夫和彼特龙凯维奇印行，1907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305页。］。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全部土地，并没有把森林除开，在确定用于农业的土地资产时，最好谨慎一点。除去10790万俄亩，还剩下28730万俄亩。凑成整数，我们就算作28000万俄亩，把一部分城市土地（共200万俄亩）和维亚特卡、彼尔姆两省的一部分官地（该两省的官地共为1630万俄亩）抛开不算。
欧俄可耕地总的划分如下：
（单位百万俄亩）
（一）私有土地101.7
（二）份地138.8
（三）官地和机关土地39.5
欧俄共计280.0
现在必须把小地产和大地产（尤其是最大的地产）的数字分别列出，以便具体地了解在俄国革命中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背景。不过这类数字是不完全的。在13880万俄亩份地中，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有13690万俄亩。在10170万俄亩私有土地中，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有8590万俄亩；其余1580万俄亩属于各“村团和协作社”。我们研究一下后一类土地的构成，就会看到其中有1130万俄亩土地是属于各农民村团和协作社的；就是说，总的说来这是小地产，可惜没有按地产大小来划分。其次，有370万俄亩土地属于1042个“工商业的、工厂的以及其他的”协作社。其中占有土地1000俄亩以上的协作社有272个，共占有土地360万俄亩。这显然是些地主的大地产。这种大地产主要集中在彼尔姆省。该省9个这样的协作社竟占有土地1448902俄亩！大家知道，乌拉尔的工厂有好几万俄亩土地，这是农奴制领主大地产在资产阶级俄国的直接残余。
这样我们便从属于各村团和协作社的土地中划出360万俄亩作为最大的地产。其余的土地虽然没有划分，但总的说来都是小地产。
在3950万俄亩官地及其他土地中，只有510万俄亩的皇族土地[131]按地产大小划分。这也是半中世纪式的特大的地产。按地产大小划分和未按地产大小划分的土地总数如下：
按地产大小划分的土地未按地产大小划分的土地
（单位百万俄亩）
（一）私有土地89.5①12.2
（二）份地136.91.9
（三）官地和机关土地5.134.4
共计231.5
48.5
总计280.0
［注①：8590万俄亩私有土地再加上360万俄亩属于工厂的和工商业的村团和协作社的大地产。］
现在来看看份地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情况。把我们的资料的数字归纳为比较大的几类，其结果如下表：
份地
农户类别户数共有土地（单位俄亩）
平均每户有地（单位俄亩）
5俄亩以下（含5俄亩）28576509030333
3.1
5俄亩以上—8俄亩（含8俄亩）3317601
217065506.5
8俄亩以下的共计（含8俄亩）6175251
307368834.9
8俄亩以上—15俄亩（含15俄亩）3932485
4218292310.7
15俄亩以上—30俄亩（含30俄亩）1551904
3127192220.1
超过30俄亩61771532695510
52.9
欧俄共计12277355136887238
11.1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农户（1230万户中有620万户）每户只有8俄亩以下的土地，一般说来，这是绝对不够维持全家生活的。每户占有土地15俄亩以下的为1010万户（他们共有土地7290万俄亩），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下，有4／5以上的农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中等的富裕农户（按私有土地数量来说）在1230万户中占220万户，拥有13690万俄亩土地中的6390万俄亩。能称得上富有的只是拥有超过30俄亩土地的农户，这类农户一共只有6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20。它们拥有的土地则几乎占总数的1／4：在13690万俄亩中占有3270万俄亩。为了判断这类土地富有的农户包括哪几种农民，我们要指出，哥萨克[132]在其中占第一位。在每户拥有超过30俄亩土地的农户中，有266929户是哥萨克农户，共有土地14426403俄亩，也就是说，这类农户在哥萨克农户中占绝大多数（在欧俄有278650户哥萨克农民，共有土地14689498俄亩，平均每户52．7俄亩）。
要对各类农户的经营规模（而不是所占的份地多少）的大致情况作出判断，我们现在可以依据的全俄材料只有马匹的统计材料。根据1888—1891年最新的军马调查，欧俄48个省各类农户的情况如下：
贫苦农户无马的2765970户
有1匹马的2885192户
中等农户有2匹马的2240574户
有3匹马的1070250户
富裕农户有4匹马或4匹以上的1154674户
共计10116660户
总之，贫苦农户占一半以上（在1010万户中占560万户），中等农户约占1/3（每户有2—3匹马的为330万户），富裕农户占1/10强（在1010万户中占110万户）。
现在再来看看私有地产分配情况。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没有把最小的地产划分得十分清楚，却提供了关于特大地产的详细材料。
欧俄私有地产分配情况
农户类别户数
共有土地（单位俄亩）平均每户有地（单位俄亩）
10俄亩和10俄亩以下4098641625226
3.9
10俄亩以上—50俄亩（含50俄亩）209119
489103123.4
50俄亩以上—500俄亩（含500俄亩）106065
17326495163.3
500俄亩以上—2000俄亩（含2000俄亩）21748
20590708947
2000俄亩以上—10000俄亩（含10000俄亩）5386
206021093825
超过10000俄亩69920798504
29754
超过500俄亩的共计2783361991321
2227
欧俄总计75288185834073
114
第一，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地产占绝对优势，619000户小土地占有者（每户不到50俄亩）一共只占有650万俄亩土地。第二，我们看到有占地极多的大地产：699个私有者，几乎每人占有3万俄亩土地！28000个私有者集中了6200万俄亩土地，即平均每个私有者占有2227俄亩土地。这些大地产绝大多数都属于贵族，在27833户中他们占了18102户，共占土地44471994俄亩，即占大地产总面积70％以上。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中世纪农奴主－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2．斗争是为了什么？
1000万个农户拥有7300万俄亩土地。28000个贵族大地主和暴发户大地主却拥有62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主要背景。在这一主要背景下，耕作技术惊人地落后，农业荒废不堪，农民群众备受压迫和折磨，农奴制的、徭役制的剥削形式花样百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在有关农民经济的大量著作中已有极详细的描述，为了不离开本题，我们在这里只极简单地提一提。上述地产面积同农户规模是极不相符的。在清一色的俄罗斯人居住的省份中，资本主义大农业无疑居于次要地位。这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大地产中的小农业：这里有形形色色农奴制盘剥性的租佃制、工役（徭役）经济、“冬季雇佣制”，以及用牲口毁苗作为借口或者利用割地来进行盘剥，如此等等。受尽农奴制剥削的农民群众都惨遭破产，其中有的把自己的份地出租给“殷实的”业主。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逐渐变成农民资产阶级，他们租赁土地，用以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剥削数以十万计的雇工和日工。
考虑到俄国经济学界已经完全肯定的这些事实，在谈目前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把土地占有情况分为四大类：（1）大量受农奴制大地产压迫的农户，剥夺大地产同他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可以从中直接获得最多的好处。（2）为数甚少的中等农民，他们现在占有的土地面积接近中等水平，勉勉强强可以维持经营。（3）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他们正在变成农民资产阶级，并且通过一系列逐步的过渡同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产联系起来。（4）农奴制大地产，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现阶段俄国资本主义农庄，其大部分收入是靠盘剥农民和对农民进行工役制剥削得来的。
自然，根据现有的地产材料，只能大致地、约略地、概括地分出这四大类。但是我们至少必须这样来划分，不然的话，就不能勾画出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全貌。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言，数字的局部修正，这一类或那一类上下限的局部变动，都不会使总的情况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重要的不是这种局部的修正，重要的是把力求获得土地的小地产占有者同垄断大量土地的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作一个鲜明的对照。无论是政府的（斯托雷平的）经济学或是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的）经济学，其主要的虚伪之处就是隐瞒或掩盖这种鲜明的对照。
我们假定上述四类土地占有情况如下：（1）15俄亩以下；（2）15—20俄亩；（3）20—500俄亩；（4）超过500俄亩。为了从整体上来看争取土地的斗争，我们自然要把每一类中的份地和私有地产算在一起。私有地产在我们的材料中分为10俄亩以下和10—20俄亩两类，因此把土地在15俄亩以下的都划为一类就只能是一种大致的划分。由于这种大略的算法和我们采用的凑成整数的办法而可能出现的误差是微不足道的（读者马上就会确信这一点），决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
按照我们的分类，目前欧俄土地分配情况如下：
户数土地俄亩数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一）受农奴制剥削的破产的农民10.575.0
7.0
（二）中等农民1.015.0
15.0
（三）农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地产1.570.0
46.7
（四）农奴制大地产0.0370.0
2333.0
共计13.03230.0
17.6
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50
—
共计①13.03280.0
21.4
［注①：如上所述，表的数字已经凑成整数。确切的数字如下。份地：（一）类1010万户，共有7290万俄亩土地；（二）类874000户，共有1500万俄亩土地。私有地产：10俄亩以下的为41万户，共有160万俄亩土地；10—20俄亩的为106000户，共有160万俄亩土地。（一）（二）两类共1150万户，共有土地9120万俄亩。（三）类的确切数字是150万户，共有6950万俄亩土地。（四）类的确切数字是27833户，共有6199万俄亩土地。上面已经说过，最后这类还要加上510万俄亩的皇族土地和360万俄亩属于大工厂大工商业的协作社的土地。上面所列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的确切数字是4850万俄亩。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凑成整数的办法和大略的算法只会有极小的出入，丝毫也不会动摇结论。］
这就是产生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种种关系。这就是农民（平均每户7—15俄亩土地，加上盘剥性的租佃制等等）反抗特大地主（平均每个农庄有2333俄亩土地）的斗争的起点。作为这一斗争的终点的客观趋势是什么呢？显然，这一趋势就是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地主占有的土地（根据一定的原则）转交给农民。在受农奴制大地产盘剥的小农业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客观趋势的产生是完全必然的。要象我们说明这场斗争的起点，即说明目前的情况那样，用直观的图表来表示这种趋势，就必须假设一个可能发生的最好的情况，即假定所有的农奴制大地产以及所有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交给破产农民。这是所有参加当前土地斗争的人多多少少都能清楚地设想到的最好的情况。政府说要“分地”给“穷人”，自由派官吏（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说要给少地农民补分土地，劳动派农民说要把占有的土地增加到“消费的”或“劳动的”土地份额，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总的说来接受了民粹派关于分地给贫苦农民的设想（1907年5月26日，策列铁里在第二届杜马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同意民粹派分子卡拉瓦耶夫的估计，认为5700万俄亩转让的土地价值65亿卢布，其中25亿由占有土地不到5俄亩的贫苦农民承担。见速记记录第1221页）。总之，尽管地主、官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对改革的任务和条件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指出同一个趋势，即大地主的土地将转让给最贫穷的农民。至于各阶级对转让土地的规模和条件有哪些根本不同的看法，我们下文另谈。现在，我们再列一个表格来说明斗争可能达到的终点，作为说明斗争起点的那张表格的补充。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目前的情况，现在再来说明到那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假定3万个地主每个留下100俄亩土地，总共留下300万俄亩，其余的6700万俄亩土地和5000万俄亩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归1050万户贫苦农民。结果如下：
现在
那时
户数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户数
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一）破产的小农10.575
7.0——
—
（二）中等农民1.015
15.011.5207
18.0
（三）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1.570
46.71.5373
47.7
（四）农奴主－地主0.0370
2333.0——
—
共计13.03230
17.613.03280
21.4
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50
———
—
共计13.03280
21.4——
—
这就是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这一斗争的起点和这一斗争的趋势即终点，也是（在斗争的参加者看来）最好的结果。
在研究这一经济基础及其思想（以及思想政治的）外衣之前，我们还要先讲一讲可能产生的误会和反对意见。
第一，有人会说，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中只是假定了分配土地，却还没有研究土地地方公有化、土地分配、土地国有化和社会化等问题。
这是一种误会。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中，土地占有制的条件是完全抛在一边的，土地转交农民的条件也完全没有涉及（是归农民所有，还是归农民按某种形式使用）。我只是笼统地讲土地都转交给小农，而我国土地斗争的这种趋势是不容怀疑的。小农正在斗争，争取土地转到他们手中。小农业（资产阶级的）正在反对大地产（农奴制的）［注：我在括号中指出的这两点，是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思想家没有意识到或加以否认的。关于这点下面再谈。］。土地变革在最好的情况下，除了我所描述的结果，不可能有其他结果。
第二，有人会说，我没有权利设想把全部被没收的土地（或被剥夺的土地，在我的叙述中还没有讲到剥夺的条件）统统转交给土地最少的农民。有人会说，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土地应该转归较为富裕的农民。然而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误会。为了证明土地变革的资产阶级性质，我必须假设从民粹主义的观点来看的最好的情况，我必须假定斗争的参加者自己提出的目标已经达到。我必须假设最接近于所谓“土地平分”[133]的情况，而不谈土地变革以后的结果。如果群众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群众就会为自己取得胜利的果实。至于这些果实以后会落到谁的手里，那是另一个问题。
第三，有人会说，我所以能得出非常有利于贫苦农民的结果（把全体贫苦农民变成每户有18俄亩土地的中等农民），是由于我夸大了闲置土地总额。有人会说，森林不能作为分给农民的份地，应该把它除外。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营垒里的经济学家很可能甚至一定会提出这种反对意见，但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一）只有一辈子在农奴主－地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官吏才会以为农民不会合理经营森林，不会利用森林为自己（而不是为地主）取得收益。在警官和俄国自由派看来，问题是：怎样保证庄稼汉有份地？在觉悟工人看来，问题是：怎样把庄稼汉从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中解放出来？怎样粉碎农奴制大地产？（二）我已经把整个北方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奥洛涅茨三省）以及维亚特卡和彼尔姆两省的一部分地区除外了，那些地方要想在最近的将来把森林地开发成农业用地是困难的。（三）单独计算森林面积，会使计算大大复杂化，而对结果不会有多大改变。例如考夫曼先生，他是个立宪民主党人，可见对待地主的土地是相当慎重的，他认为除去占土地面积25％的多林地区，还有森林地可以用来弥补土地的不足，这样一来，44个省提供的土地总数就有10170万俄亩了。据我计算，47个省约有土地10100万俄亩，也就是7000万俄亩农奴制大地产中的6700万俄亩土地，以及3400万俄亩的官地和其他机关的土地。如果把超过100俄亩的地产一律加以剥夺，那么总数还会增加900—1000万俄亩［注：我在文中把转让的限额定为500俄亩，纯粹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把这个限额改为100俄亩（这也纯粹是一种假设），那么土地变革的情况如下：
现在那时
户数（单位百万）
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户数（单位百万）土地俄亩数（单位百万）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一）10.5
75（一）—
——
（二）1.0
15（二）11.5
21718.8
（三）1.4
50（三）1.53
6341.1
（四）0.13
90（四）—
——
13.03
23013.03
28021.4
＋50
在这两种情况下，关于土地变革的性质和实质的基本结论都是相同的。］。
3．立宪民主党的著作家们掩盖斗争的实质
上面所举的地主大产业对于俄国争取土地的斗争所起的作用的材料，还应该作一补充。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土地纲领的特征，就是用所谓“土地份额”的种种设想混淆了究竟哪一个阶级是农民最强大的敌人，哪些地产是剥夺的主要对象等问题。
有些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主要谈按照某种“份额”分地给农民需要多少土地，而不谈更具体更实际得多的问题：究竟有多少土地可供剥夺。前一种问题提法抹杀了阶级斗争，妄想用所谓“国家”观点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后一种问题提法把问题的重心完全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最能代表农奴制倾向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阶级利益上。
关于“土地份额”这一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这里只先提一下劳动派中的一个“侥幸的”例外和一位典型的立宪民主党著作家。
在第二届杜马中，人民社会党人杰拉罗夫讲到转让土地究竟会触动百分之几的私有主（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杰拉罗夫所讲的正是转让土地（强制转让）问题，没有提出没收的问题，而且看来是采取了与我在表格中的假设相同的转让标准，即500俄亩。可惜，第二届杜马的速记记录（第1217页）把杰拉罗夫的这段话记错了，或者是杰拉罗夫先生自己弄错了。记录中写道：强制转让将涉及32％的私有主及其占总数96％的私有土地，据他说，其余的68％的私有主只有4％的私有土地了。其实，不是32％，而应该是3．7％，因为27833个私有主只占总数752881的3．7％，而他们的土地有6200万俄亩，占8580万俄亩的72．3％。不知道是杰拉罗夫先生说错了，还是他引用的数字不对头。但无论如何，在杜马的许多发言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谈到了斗争（最直接最具体的意义上的斗争）是为了什么。
那位立宪民主党著作家，就是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他的“大作”。不错，他其实是个“无题派”，他同资产阶级《同志报》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有时以立宪民主党人的身分出现，有时以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的身分出现。这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小撮彻头彻尾的伯恩施坦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参加任何政党，经常在自由派的刊物上唱一些比普列汉诺夫稍右的调子。这里要提一提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因为他是最早在报刊上引用1905年地产统计数字的人之一，而且实际上采取了立宪民主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的立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同志报》（1907年3月13日第214号和4月10日第238号）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同官方统计编制人佐洛塔列夫将军进行论战，因为佐洛塔列夫将军力图证明政府完全可以不采用任何强制转让的办法便把土地改革搞好，证明每一农户只要有5俄亩土地就能经营了！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更具自由派特色：他认为每户要有8俄亩。他不止一次说明，这个数目是“根本不够的”，这样的计算是“最起码的”等等，然而在确定“土地的需要量”（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上述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时，仍旧提出了这个数字。他解释说，他用这个数字是“为了避免多余的争论”……大概指的是同佐洛塔列夫先生之流的“多余的争论”吧？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就这样算出“明显少地”的农户占总数的一半，他正确地计算出，为了每户补足到8俄亩，需要1860万俄亩土地，但是政府似乎总共只有900万俄亩，因此，“不采取强制转让的办法是不行的”。
这位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者说立宪民主党化的孟什维克先生，他的计算也好，论断也好，都绝妙地表现了自由派土地纲领的精神实质。关于农奴制大地产以至一切大地产的问题完全被抹杀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只引用了所有50俄亩以上的私有地产的材料。这样一来，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点被掩盖起来了。一小撮（确确实实是一小撮）大地主的阶级利益被巧妙地掩饰起来了。这里并没有揭露大地主的阶级利益，而是向我们提出所谓靠官地“不行”的“国家观点”。假如靠官地就行的话，那么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从他的论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一点也不会反对农奴制大地产的……
农民靠这点份地（8俄亩）是要挨饿的。地主被“强制转让”的土地是微不足道的（1800万－900万＝900万俄亩。500俄亩以上地产共有6200万俄亩，而这只占900万俄亩！）。为了实现这样的“强制转让”，就得让地主去强制农民，1861年的情形[134]就是这样！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有意也好，无意也好，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他是正确地反映了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地主实质。不过立宪民主党人是很谨慎很狡猾的：他们究竟想剥夺地主多少土地，关于这一点他们认为还是绝口不谈为好。
4．土地变革的经济实质及其思想外衣
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土地变革的实质就是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产，造就自由的和富裕的（在目前可能的范围内）农民，使他们不是勉强地混日子，不是在地里苦熬，而是能够发展生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这种变革完全不触动，也不可能触动农业中的小规模经营、市场对生产者的统治即商品生产的统治，因为争取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并不能改变这块土地经营中的生产关系。然而我们看到，这一斗争的特点就是：小农业在原属农奴制大地产的土地上蓬勃发展。
民粹派理论是当前这场斗争的思想外衣。全俄农民代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公开提出土地纲领，完全证实了民粹派的理论和纲领是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真正的思想外衣。
我们已经指出，农民所要争取的土地资产，其中主要的基本的部分就是农奴主的大领地。我们采取了500俄亩这一很高的剥夺标准。但是不难相信，不管怎样降低标准，比如降低到100或50俄亩，我们所作的结论仍然是完全有效的。现在我们把20—500俄亩这第三类再分为三小类：（1）20—50俄亩；（2）50—100俄亩；（3）100—500俄亩。然后再看看这三小类农户各有多少份地和私有地产：
份地
私有土地
欧俄共计
类别户数土地俄亩数
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户数
土地俄亩数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户数土地俄亩数平均每户土地俄亩数
20—50俄亩106250430898147
29.11032373301004
32.0116574134199151
29.3
50俄亩以上—100俄亩19189812259171
63.9448773229858
71.923677515489029
65.4
100俄亩以上—500俄亩406585762276
141.76118814096637
230.410184619858913
194.9
由此可见：第一，上面已经讲过，没收超过100俄亩的土地，能增加土地资产900—1000万俄亩，如果按照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契热夫斯基的假设，超过50俄亩的土地一概没收，那土地资产就会增加1850万俄亩。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农奴制大地产也还是土地资产的基本部分。当代土地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这种大地产同高级官僚的联系也是众所周知的。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在第二届杜马中引用了鲁巴金先生的一项材料，说明俄国高级官吏的田庄规模有多么巨大。第二，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即使把超过100俄亩的份地和田庄除外，最大份地（以及小田庄）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变革时的农民，在占有的土地多少方面，尤其是在拥有的资本大小、牲畜数量、农具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分化。农民在份地范围以外的财产分化比份地方面的分化大得多，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学著作已经予以充分证实。
民粹派的理论多少正确地反映了农民对他们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看法，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呢？民粹派理论的实质就是两个“原则”：“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两个原则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而且马克思主义著作多次对此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证，这里就不必再谈了。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两个“原则”中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至今还没有给以应有评价的一个特点。这些原则以模糊的形式确实反映了当前历史时刻的某种现实的和进步的东西，即反映了反对农奴制大地产的殊死斗争。
请看上面那张表明我国农业制度从目前这种状况向当代资产阶级革命“最终目的”的演变情形的表格。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将来的“那时”和当前的“现在”的差别在于，那时的土地占有情况要“平均”得多，新的土地分配情况将更加符合“劳动原则”。这不是偶然的。在一个通过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来挣脱农奴制束缚的农民国家里，情况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大地产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在小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必然意味着土地占有较为“平均”。资本主义在粉碎中世纪大地产时，从土地占有较为“平均”开始，并且由此建立起新的大农业，在雇佣劳动、机器和高超的农业技术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工役和盘剥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大农业。
一切民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受到小业主的狭窄眼界的局限，看不到农民在挣脱农奴制枷锁以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农业的“劳动原则”以及“平均制”这两个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口号，变成一种绝对的、独立自在的、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非资产阶级制度的东西。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派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他们批判了“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种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批判得对，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帝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平等思想在反对旧的专制制度、尤其是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的、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每户只有7俄亩份地、受尽地主剥削的1000万户破产农民要求分配［注：这里讲的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有财产，而是分给农民经营使用。这种分配是可能的，而且在小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土地地方公有化还是土地国有化时都是如此。］平均占地2300俄亩的农奴制大地产的愿望。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愿望，并且推动人们去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错误地用一些含混暧昧的、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泛词句把这一点掩盖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口号的社会主义字句的虚伪性时，要是看不到这些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口号在反对农奴制斗争中的历史上的进步意义，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民粹派看作“社会化”的变革，其实际内容是最彻底地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最坚决地铲除农奴制度。我上面所列的那张表格正是表明了在消灭农奴制方面的最高限度和由此所能达到的“平均制”的最高限度。民粹派以为“平均制”能消除资产阶级性，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最激进的资产阶级的要求。除此以外，“平均制”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过是小资产者思想上的幻影、空想而已。
有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粹派理论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意义作了眼光短浅的和非历史的评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考虑过民粹派所主张的“没收”地主地产的意义。我们只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占有制条件下这种变革的经济基础，就不仅能懂得民粹派理论的虚妄，而且能懂得这种虚妄理论的现实内容，即受到一定的历史任务局限的斗争的真谛，反农奴制斗争的真谛。
5．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
现在再往下讲。我们已经说过，民粹派的理论从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虽是荒谬的、反动的，而在反对农奴制度的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中，它却是“合理的”（就特定的历史任务而言）和进步的。我们说俄国土地占有制和俄国整个社会制度中的农奴制度必然消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土地变革必然发生，那么试问，这是不是说这一变革只能有一种确定的形式呢？还是可能有不同的形式？
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的革命，对于正确认识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拿上面引的那些关于革命的经济基础的材料作依据。
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因为这是俄国农奴制残余最突出的体现和最坚固的支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可避免地会消灭这种残余。在这方面，俄国只有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这一条道路。
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产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也可能是在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
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135]，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
在俄国经济史中，这两种演进方式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拿农奴制崩溃时代来说吧。当时地主和农民之间在实行改革的方法问题上有过一场斗争。双方都主张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前者主张这种发展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地主产业，保留地主的收入和地主的（盘剥性的）剥削手段。后者的利益却要求这种发展在当时经营水平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民的福利，消灭地主的大地产，消灭一切农奴制的和盘剥性的剥削手段，扩大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不言而喻，同按地主的办法实行的农民改革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注：关于这一点，我在《科学评论》杂志[136]（1900年第5期和第6期）上写过：“……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多，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国内市场就愈大，生产中采用机器就愈迅速，总之，俄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同美国的经济发展愈相似。我只指出两个我认为可以证明上述意见是正确的情况：（1）由于地少税重，在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度有所发展，这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2）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发达。”（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77—578页。——编者注）］。只有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民粹派所极力描绘的那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农民在1861年被剥夺土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恰恰相反，这一事实可能成为而且确实成了盘剥性的即半农奴制租佃制的保证，成了大大阻碍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力增长的工役经济即徭役经济的保证。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不是什么“人民生产”或“劳动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象我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一场争取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反对普鲁士式的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的斗争。
在俄国那些没有农奴制、农业完全由自由农民或主要由自由农民经营的地方（例如在改革后才有移民的伏尔加左岸、新罗西亚以及北高加索一带的草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背着农奴制残余的重负的中部地区［注：关于俄国边疆地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待垦土地的作用，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已经详细谈过了（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185、444页及其他许多页）。1908年圣彼得堡出了第2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1—222、495、522—526页。——编者注）］要快得多。
如果说俄国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农业区，向我们表明了由这两种农业演进方式分别占优势的两种不同地区在所谓空间上或地理上的分布情形的话，那么这两种演进的基本特点，在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并存的一切地区同样可以看得很明显。民粹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只是把地主经济看成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根源，对于农民经济，却从“人民生产”和“劳动原则”的角度来观察（现在的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如此）。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地主经济在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逐渐用“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用集约化耕作代替三圃制，用地主农庄的改良农具代替农民的古老农具。农民经济也在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分化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村社”[137]情况愈好，农民一般生活水平愈高，农民分化为资本主义农业中两个对抗阶级的过程也就愈迅速。所以，农业演进的两种潮流随处可见。贯穿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作为我国革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的农下面谈到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时，再来专门讲这一点。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就是争取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的斗争。
只有清楚地了解到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两者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才能正确地说明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才能正确理解各党派所提出的各种土地纲领的阶级意义［注：关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条道路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少人往往非常糊涂，彼?马斯洛夫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上指出了下面两条道路：（1）“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2）“反对经济发展的无谓斗争”。他说：“第一条道路把工人阶级以及整个社会引向社会主义；第二条道路则把工人阶级推到〈！〉资产阶级手中〈！〉，推到大私有者和小私有者之间的斗争中去，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除了失败得不到任何东西。”（第92页）第一，“第二条道路”是一句空话，是一种幻想，而不是什么道路；这是一种虚妄的思想，而不是发展的实际可能性。第二，马斯洛夫没有看到，斯托雷平和资产阶级也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现实斗争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问题。第三，认为俄国可能有某种不“把”工人阶级“推到”资产阶级统治下去的道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第四，认为在某种“道路”上可以没有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之间的斗争，那也是胡说八道。第五，马斯洛夫用欧洲的一般的范畴（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抹杀了在目前革命中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俄国历史特点——资产阶级小私有者同封建大私有者的斗争。］。再说一遍，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农奴制大地产要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但是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农场主－农民用革命手段铲除和消灭这种农奴制大地产；一种是逐渐转变为容克式农场（并且相应地把受奴役的庄稼汉变成受奴役的雇农）。
6．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路线
如果现在拿各阶级在革命中提出的土地纲领同上述经济基础作一番对照，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纲领中同上述两种农业演进方式相应的两条路线。
拿右派地主和十月党人所赞同的斯托雷平纲领来说吧。这是公开的地主纲领。但是能不能说，它在经济上是反动的，是排斥或力图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的呢？能不能说它是不允许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呢？绝对不能这样说。相反，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这是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这项法律呢？不是。只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才会作出这样的推论，目前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正在加紧散播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他们又唱又叫，又喊又闹，说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同旧制度作斗争。不！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我们应该支持的不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而是农民式的资产阶级演进。前一种演进意味着最大限度地保留盘剥制和农奴制（按照资产阶级方式加以改造了的农奴制），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缓慢、资本主义的发展放慢速度，意味着广大农民群众，自然还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遭受更加深重的灾难、痛苦、剥削和压迫。后一种演进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迅速，意味着农民群众获得最好的（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可能的范围内）生活条件。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并非如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决定于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一任务，而是决定于支持斗争中的农民这一任务。
再拿自由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来说吧。他们恪守“有何吩咐？”（即看地主老爷有何吩咐）这个信条，在第一届杜马提出了一个纲领，在第二届杜马又提出了另一个纲领。他们同欧洲一切无原则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样，可以轻而易举、不声不响地变换纲领。在第一届杜马中革命势力显得强大，于是自由派纲领就从革命势力方面剽窃了主张国有化的片言只语（“全国土地资产”）。在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显得强大，于是自由派纲领就把国家土地资产的说法抛到一边，接受了斯托雷平巩固农民地产的主张，增加和扩大不强制转让地主土地的例外情况。对自由派的这种两面派手法我们在这里只是顺便指出罢了。这里重要的是要指出另外一点，即自由派土地纲领两种“面目”共同的原则基础。这一共同的原则基础就是：（1）主张赎买；（2）保留地主产业；（3）在实行改革时保留地主特权。
赎买是社会发展所承担的一种贡赋，是交给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的一种贡赋。赎买就是用官僚警察手段，通过资产阶级“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来保证实现农奴制的剥削方法。其次，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的两个纲领都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地主产业，尽管资产阶级政客竭力对人民隐瞒这一事实。再其次，在立宪民主党对于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选举地方土地委员会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上，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们主张在实行改革时保留地主特权。详细情况［注：见1906年5月24日第一届杜马第十四次会议的记录，当时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和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同（当时的）十月党人葛伊甸一起，用最卑鄙的诡辩反对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萨韦利耶夫转弯抹角地反对成立地方委员会（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而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则是明目张胆地加以反对（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第1783页）。1906年5月25日《言语报》第82号转载了米留可夫的一篇出色的社论（原载《斗争的一年》第117期，第457—459页）。下面就是这位乔装打扮的十月党人所写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我们认为，用普遍选举的办法成立这种委员会，那就不是要它们用和平手段解决当地的土地问题，而是完全为了其他某种目的。改革的总方针应该由国家来掌握……各地方委员会应该尽可能平均地〈原文如此！〉代表有利害冲突的各方的利益，使之彼此达到调和，而不致破坏国家在这种改革中的作用，不致把这种改革变为单方面的暴力行动……”（第459页）在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第2卷中，库特列尔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保证地主（加上官吏）在全国的和各省各县的土地委员会中都能取得对农民的优势地位（第640—641页），而亚?丘普罗夫先生（“自由派”！）在原则上拥护这一欺骗农民的卑鄙的地主计划（第33页）。］本书其他地方还要谈到，这里就不多讲了。这里我们只是要确定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路线是什么路线。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成分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受立宪民主党“强制转让”这一口号的迷惑。问题在于谁强制谁：是地主强制农民（出很高的价钱买沙地），还是农民强制地主。立宪民主党人说什么“平均地代表有利害冲突的各方的利益”，不宜使用“单方面的暴力”，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问题的实质，就是说，立宪民主党的所谓强制转让是地主强制农民！
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所遵循的是斯托雷平式的即地主式的资产阶级进步路线。这是事实。有些社会民主党人象某些孟什维克那样，认为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比民粹派的土地政策进步，他们的根本错误就是不明白这一事实。
我们看到，农民的代言人，即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尽管有过多次的犹豫和动摇，但是他们在两届杜马中都有十分明确的反对地主、维护农民利益的路线。例如，劳动派纲领在赎买问题上有过动摇，但是首先，他们往往把赎买说成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地主的社会救济［注：参看《〈农民代表消息报〉和〈劳动俄罗斯报〉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一届杜马中的劳动派代表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汇编），如《是补偿而不是赎买》（第44—49页）及其他许多文章。］；其次，你们在第二届杜马记录中可以看到许多极其典型的农民的发言，他们反对赎买，提出全部土地归全体人民的口号［注：参看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他说，库特列尔提出的条件是很好的……“当然，他是个有钱人，他要的价太高；我们这些贫苦农民付不起这么多钱”（第1616页）。右派农民比玩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客还要左一些。再请参看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的一篇充满农民自发革命斗争气息的发言］。在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上，在谁强制谁这一极重要的问题上，农民代表是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倡议者和拥护者。
我们暂且既不谈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土地纲领的内容，也不谈社会民主党人土地纲领的内容。我们首先应该确认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在俄国革命中公开活动的所有政党和阶级，它们的土地纲领明显地分为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相适应的两种基本类型。“右派”和“左派”的土地纲领的分界线，并不是如孟什维克所经常完全错误地设想的那样，存在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孟什维克被“立宪民主”这个响亮的字眼给震昏了，因而用对党派名称的分析代替了阶级分析）。分界线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之间。决定这条分界线的是俄国社会中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两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即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主张文明的、欧洲式的、然而又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即农民代表和无产阶级代表，则主张农民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
应该把各种土地纲领的思想外衣及其种种政治上的细节等等同这些纲领的经济基础严格区别开来。现在的困难不在于弄清地主和农民各自提出的土地要求和土地纲领的资产阶级性质，这项（1907年4月12日）及其他许多发言。工作早已由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以前完成，而且已为革命所确认。困难在于如何明白地了解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演进的基础上两个阶级进行斗争的根源。如果不把这场斗争看作资本主义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那就无法理解这一斗争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现象。
上面我们说明了俄国革命中两种类型的土地纲领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之间的联系，现在来研究问题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7．俄国的土地面积。垦殖问题
上面已经说过，经济分析要求我们在谈论俄国资本主义问题时必须把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地区区分开来，前者保存着大量农奴制残余，后者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残余，带有自由农民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
边疆地区指的什么呢？显然是指的无人居住或者人烟稀少、尚未充分用来发展农业的土地。现在我们应该从欧俄转而来谈整个俄罗斯帝国，以便对这些“边疆地区”的情况及其经济意义有一个确切的概念。
在普罗柯波维奇和梅尔特瓦戈两位先生合写的《俄国有多少土地和我们怎样使用这些土地》（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小册子中，后一位作者试图把书刊上所有关于全俄土地面积和已知的耕地面积的统计材料归纳到一起。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梅尔特瓦戈先生所作的比较列成一张表，并且加进1897年人口调查材料。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俄国有多么辽阔的土地，说明我们对边疆地区土地及其经济意义还知之甚少。当然，如果认为这些处于目前状况下的土地现在就能满足俄国农民的土地需要，那就大错特错了。反动著作家［注：还有反动的代表们。在第二届杜马中，十月党人捷捷列文科夫引用了舍尔比纳的调查数字（草原边疆区有6500万俄亩土地，阿尔泰有3900万俄亩土地），以此证明在欧俄不必实行强制转让。这是同农奴主－地主联合、按斯托雷平精神共同“进步”的资产者典型（见第二届杜马速记记录，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8—661页）。］经常所作的这种计算，都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亚?阿?考夫曼先生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嘲笑了那种根据平方俄里的材料为移民寻找闲置土地的做法。他还十分正确地指出，目前俄国边疆地区适宜于移民的土地很少，那种认为移民可以解决俄国农民少地问题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注：见《土地问题》，多尔戈鲁科夫和彼特龙凯维奇印行，第1卷，考夫曼先生的文章《移民及其在土地纲领中的作用》。并见该作者的另一著作：《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
但是，自由派考夫曼先生的这些正确论断也有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考夫曼先生说，“就目前这批移民来看，就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来看”（上述著作第129页），要靠移民来满足俄国农民的需要，土地绝对不够。他为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辩解说，因此必须在欧俄强制转让私有土地。
这是我国经济学家的常见的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断。从这一论断所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足够数量的适宜于移民的土地，就可以不去触动农奴制大地产了！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以及诸如此类的政治家们满脑子都是好心肠的官吏的观点，总自以为是超阶级的，是超越阶级斗争之上的。照他们这样说来，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并不是因为这种大地产意味着千百万当地居民受到农奴制剥削和盘剥、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而是因为现在无法把数百万农户打发到西伯利亚或土耳其斯坦去！重点不是放在俄国大地产的农奴制的阶级性质上，而是放在阶级调和即不触犯地主而满足农民要求的可能性上，总之，是放在所谓“社会和平”的可能性上。
考夫曼先生及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无数志同道合者的论断，必须倒过来说才是正确的。正因为俄国农民受着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所以，无论是居民在俄国境内自由迁徙，还是经济上合理利用俄国边疆地区的大量土地，都受到极大的阻碍。正因为农奴制大地产使俄国农民处于备受压制的状态，正因为农奴制大地产通过工役制和盘剥制使最落后的土地经营方法一成不变，所以，农民群众的技术进步也好，他们的智力发展，主动性、教育程度和创造性的提高也好，都遇到了困难，而这一切的发展和提高对于经济上利用比目前已利用的要多得多的俄国土地储备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农奴制大地产的存在以及盘剥制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意味着黑帮地主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居民处于无权地位，行政机关盛行古尔柯—利德瓦尔之道[138]，如此等等。
俄国中部农业区的农奴制大地产，对整个社会制度、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农业状况，对农民群众的整个生活水平都具有极其有害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我只提一下，俄国有大量的经济著作都证明在俄国中部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工役制、盘剥制、盘剥性租佃制、“冬季雇佣制”以及诸如此类美妙的中世纪制度。［注：参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3章，关于徭役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以及工役制度的盛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60—220页。——编者注）］
农奴制的崩溃，为居民离开农奴主余孽长期盘踞的巢穴逃往各处创造了条件（这点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中部农业地带的居民有的逃到各工业省份，有的逃到两个首都，有的逃到欧俄南部和东部的边疆地区，在一向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梅尔特瓦戈先生在上述小册子中说得很对，他说不宜耕作的土地这一概念是会很快改变的。
他写道：“塔夫利达草原，‘就其气候和水源不足的情形来说，将永远是最贫瘠最不宜耕作的土地。’贝尔院士和格尔梅尔先院士这两位权威的自然观察家在1845年曾经这样说过。当时塔夫利达省的人口比现在少一半，生产谷物180万俄石……60年过去了，人口只增加了1倍，而1903年谷物的产量是1760万俄石，差不多增加了9倍。”（第24页）
不仅塔夫利达省的情形如此，欧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的许多省份也都是如此。南方草原区和伏尔加左岸各省的谷物产量，在60年代和70年代比中部黑土地带省份低，到80年代却超过了这些省份（见《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86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5—227页。——编者注］。1863年至1897年，整个欧俄人口增加了53％，其中乡村人口增加了48％，城市人口增加了97％。同一时期，新罗西亚、下伏尔加和东部各省的人口却增加了92％，其中乡村人口增加87％，城市人口增加134％（同上，第446页）［注：同上，第519页。——编者注］。
梅尔特瓦戈先生接着写道：“我们毫不怀疑，目前官方对我国土地储备的经济意义的估计，也同1845年贝尔和格尔梅尔先对塔夫利达省的估计一样错误。”（同上）
这话说得很对。但是梅尔特瓦戈先生没有看到贝尔的错误和一切官方估计的错误的根源。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只注意当时的技术和经营水平，而没有估计到这一水平的提高。贝尔和格尔梅尔先没有预见到在农奴制崩溃以后可能发生的技术上的变化。现在丝毫不容怀疑，在欧俄农奴制大地产崩溃之后，生产力必将蓬勃发展，技术和经营水平必将大大提高。
许多评论俄国土地问题的人，往往错误地忽视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欧俄农民真正获得自由和完全摆脱农奴制的压迫，这是广泛利用俄国大量待垦土地的条件。目前这些土地有相当一部分还不适用，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些或那些边疆地区土地的自然特点，还不如说是由于俄罗斯内地经济的社会特点，正是这些社会特点使技术停滞不前，使居民陷于无权、受压、愚昧、无援的境地。
考夫曼先生正是忽略了问题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他说：“我预先声明，我不知道移民能移多少，是100万，300万还是1000万。”（同上，第128页）他指出，所谓土地不宜耕作是个相对的概念。他说：“盐沼地不仅不是毫无指望的土地，而且在采用一定的技术措施以后，可以变成很肥沃的土地。”（第129页）在平均每平方俄里只居住3．6人的土耳其斯坦，“辽阔的土地仍然无人居住”（第137页）。“土耳其斯坦的‘不毛之地’，许多地方是有名的中亚细亚黄土地，只要得到充分的灌溉，土地是非常肥沃的……至于有没有可灌溉的土地，这个问题根本不必提出：无论你往哪一方向横穿这个地区，都可看到许多几百年前的村落和城镇的废墟，其周围几十平方俄里的土地上曾经用来灌溉的大小渠道往往交织成网，而有待人工灌溉的黄土荒地，其总面积无疑有数百万俄亩。”（同上，第137页）
土耳其斯坦以及俄国其他许多地方的数以千百万俄亩计的土地，不仅“期待着”灌溉和各种土壤改良设施，而且“期待着”俄国农业人口摆脱农奴制残余，摆脱贵族大地产的压迫，摆脱国家的黑帮专政。
猜测俄国究竟有多少“不宜耕作的”土地能够变成可耕地，这是毫无益处的。但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为俄国的全部经济史所证实的、构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大特点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俄国拥有大量的待垦土地，整个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俄国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将使这些土地日益适于居住，适于耕作。
这一情况是俄国农业按美国模式实行资产阶级演进的经济基础。我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加思考就死板地拿西欧各国同俄国作比较，殊不知那里的全部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早就有人耕种了。那里，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所创造的新东西，仅仅是出现了将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土地的可能性。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这里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和扩大居民的真正自由方面的每一进步，不仅创造了在原有土地上追加投入劳动和资本的可能性，而且创造了利用邻近的“一望无际的”新土地的可能性。
8．第一章经济结论的小结
现在我们对几个经济结论作一个小结，这些结论应该作为我们重新研究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问题的引子。
我们看到，我国革命中土地斗争的“关键”就是农奴制大地产。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首先是和主要是争取消灭这些大地产的斗争。消灭这些大地产，使之完全转到农民手中，这无疑是符合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趋势的。这样的资本主义演进道路，就意味着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居民群众享有最好的劳动条件，资本主义在自由农民变为农场主的情况下获得最迅速的发展。但是也有可能走另一条资产阶级农业演进道路，那就是地主产业和大地产在农奴主盘剥的地主产业缓慢地转变为容克农场的情况下保留下来。各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两种类型的土地纲领，其基础就是这两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演进方式。但是俄国拥有大量待垦土地这一特点，是可能按“美国式”道路演进的经济基础之一。这种土地丝毫不能使欧俄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但是，俄国内地的农民愈自由，生产力发展的天地愈广阔，这种土地就会愈广泛、愈容易被利用起来。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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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29]
（1907年11—12月）
1905年秋天到1907年秋天这两年的革命，提供了大量有关俄国农民运动、有关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历史经验。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演进时期（即千百万人听任一万个上层分子宰割的时期），无论在农民群众同地主直接作斗争方面，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稍微自由地表达农民要求方面，都不可能象这两年那样提供如此丰富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社会制度的内部机制。因此，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来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绝对必要的，何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行的土地纲领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1906年4月通过的，即在全俄农民代表初次公开提出农民的土地纲领同政府的纲领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纲领相抗衡的前夕通过的。
修改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必须拿有关俄国土地占有情况的最新材料作基础，以便尽量确切地判明当代各种土地纲领的经济背景究竟是什么，伟大的历史性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应该把实际斗争的这个经济基础同它在各阶级代表的纲领、声明、要求和理论中的思想政治反映作一对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也只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后者总是从“抽象的”正义，从“劳动原则”理论等等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官僚也不同，后者在任何一次变革中总是大谈改良实际可行，大谈“国家”观点，以此来掩饰其对剥削者的利益的维护。
第一章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第二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第三章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第四章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结束语
跋（1917年9月28日）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1907年11月和12月8日〔21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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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121]
（1907年11月和12月8日〔21日〕之间）
沃伊诺夫同志这本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小册子，会引起许多的曲解。原因有两个：第一，作者只顾反对狭隘地、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忽视工人运动的新要求，反对不广泛深入地研究问题，往往就说得过于笼统。他抨击正统思想——诚然，他所抨击的只是带引号的正统思想，也就是假正统思想——或者抨击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实他所抨击的只是把正统思想庸俗化的人，只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第二，作者是为俄国读者写的，但是他却很少考虑到，他所分析的这些问题，在俄国，提法上存在着各种细微的差别。沃伊诺夫同志的观点同俄国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有天壤之别的。但是不经心的或者别有用心的读者很容易抓住沃伊诺夫的个别词句或个别思想，因为作者直接针对的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并没有把同俄国的形形色色的糊涂虫划清界限作为自己的任务。
举例来说，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的糊涂虫。他们在《劳动旗帜》第5号上以惯常的放肆态度宣布说：“社会党国际赞同我们〈！〉一贯〈！〉采取的对工会运动的观点。”再以“我们的思想”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第1集（1907年）为例。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大骂考茨基，却避而不谈曼海姆代表大会[122]的决议和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者的斗争！遭到社会革命党骑手攻击的考茨基的文章，是在曼海姆代表大会前夕写成的。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上，考茨基同中立主义者进行了斗争。曼海姆决议“给工会中立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考茨基语，见他关于曼海姆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载于1906年10月6日《新时代》杂志[123]）。但是在1907年出了一位批评家，他硬充革命者，把考茨基叫作“大教条主义者和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完全同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者一唱一和，责备考茨基别有用心地贬低工会的作用、力图使工会“从属于”党等等。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社会革命党人一向主张工会的非党性，早在《劳动旗帜》第2号（1907年7月12日）上，一篇社论中就有“党的宣传应在工会以外进行”这样的话，这就使我们看清了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主义的全貌。
当考茨基对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进行斗争、并且进一步深入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工会向左转时，这班先生就大骂考茨基，重弹机会主义者的老调，偷偷地继续为工会的非党性辩护。当同一个考茨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修正了贝尔的决议，在决议中强调提出工联的社会主义任务，从而进一步把工会推向左转时，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就大喊大叫：社会党国际赞同我们的观点！
试问，这种方法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所应当采取的吗？这种批评岂不正好证明他们的无原则性和放肆吗？
深受自由派尊敬的前革命家普列汉诺夫，是社会民主党人中如此放肆的典型人物。他在《我们和他们》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不可一世地宣称：斯图加特决议（关于工会的）经我修改以后，就使伦敦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决议）失去了意义。大概许多读者在读了我们这位出色的纳尔苏修斯[124]的声明以后，会真的相信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正是由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案引起的，真的相信这一修正案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吧。
其实，这个修正案（“应当时刻注意经济斗争的统一”）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甚至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毫无关系，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意见分歧的实质毫无关系。
其实，普列汉诺夫对“他的”修正案的赞美，起了非常庸俗的作用：使读者不去注意工会运动中真正有争论的问题，把他们引入歧途，掩盖了中立主义思想在斯图加特所遭到的失败。
孟什维克取得了胜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906年），主张工会中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则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宣布必须竭力加强工会的党性。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照卡·考茨基的正确说法，这项决议“永远否定了工会中立的主张”［注：1907年《前进报》第209号附刊。考茨基向莱比锡工人所作的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见种子出版社出版的《1908年大众历书》第173页上我那篇关于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委员会上去是为了捍卫中立的主张，关于这点沃伊诺夫作了详细的叙述。克拉拉·蔡特金在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平等》杂志上写道：“普列汉诺夫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即工会同党密切接近的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注：见上述《大众历书》第173页以及《闪电》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该文集全文译载了《平等》杂志上的这篇文章。］。
总之，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中立原则已经破产了。他的论据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而普列汉诺夫却自我欣赏地宣称：“我的”修正案被接受了，伦敦的决议失去了意义！……
对啊，对啊！不过这位受到自由派尊敬的社会党人的诺兹德列夫[125]式的放肆，看来一点也没有失去意义。
沃伊诺夫同志说，德国正统派认为冲击思想是有害的，正统思想“本来可以接受新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关于考茨基不能这样说，连沃伊诺夫同志自己也承认考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沃伊诺夫同志责备德国人“很少谈到工会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者的作用”，他自己却又在另一个地方提到了老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后者曾非常鲜明地承认了这一作用。沃伊诺夫同志还误信了普列汉诺夫的话，认为倍倍尔在他的贺词里故意不谈俄国革命，认为倍倍尔不愿意谈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说法，不过是这位深受自由派尊敬的社会党人拙劣的插科打诨，是根本不该认真对待的，甚至不该设想其中会有半句真话。我自己可以证明，当倍倍尔发言的时候，在主席团席位上坐在我旁边的社会党右翼代表万科尔，正是特别注意倍倍尔会不会提到俄国。倍倍尔刚刚把话讲完，万科尔就朝我露出惊讶的神情；他没有怀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严肃的代表也都没有怀疑）倍倍尔忘记谈俄国是偶然的。最出色最有经验的演说家也会有疏漏的时候。沃伊诺夫同志把上了年纪的倍倍尔的健忘说成是“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是极不公正的。而笼统地谈论“今天的”机会主义者倍倍尔，这同样是极不公正的。现在还没有根据作出这样的概括。
但是，为了不致产生误解，我要马上指出，如果有人试图利用沃伊诺夫同志的这些话来反对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就是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了。沃伊诺夫同志以他的整本小册子充分证明，他是站在德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一边的，他同他们一起致力于消除旧的偏见，抛弃机会主义的死板公式和鼠目寸光的自负心理。正因为如此，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我同沃伊诺夫同志对所有重大问题的看法也都是一致的，现在在他的革命批评的总的精神上我同他也是一致的。沃伊诺夫同志认为，现在我们不仅要向德国人学习，而且要以德国人为借鉴，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只有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因而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的人，才会由此得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发生分歧”的结论。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还想帮助俄国社会党人担当起工人运动当前的任务的话，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倍倍尔在埃森肯定也错了，他维护诺斯克也好，坚持把防御战和进攻战分开也好，攻击“激进派”同万科尔进行斗争的方法也好，否认（同辛格尔一起否认）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团的策略的失败和错误也好，都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掩饰这些错误，而应当以他们的错误为例子来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学会避免犯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为严格的要求。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倍倍尔而幸灾乐祸吧。我们要告诉这班先生：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
两年多以前，当时还拥护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曾写文章谈到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的必要性，当时他要大家相信革命应当成为统治力量。就是这位司徒卢威先生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126]第71期上写道：“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就成为机会主义了。”当时我回答司徒卢威先生说：“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两种策略》俄文版第5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48页。——编者注］
1907年夏天，我曾经在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问题的小册子中指出，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或战斗主义混为一谈，这是根本错误的［注：见本卷第26页。——编者注］。
现在在工会问题上，同样必须坚决强调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在所有斗争领域和所有活动范围内都要实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布尔什维主义“否定”在工会或合作社等等组织中进行工作，而在于它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中执行另一条路线。目前，在工会中进行的活动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同孟什维克的中立主义相反，应当本着使工会同党接近、提高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使他们明白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活动。在西欧，革命工团主义在许多国家里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迷的直接的和必然的产物。在我国，最初的“杜马活动”也大大助长了机会主义以至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卑躬屈节。例如，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常政治活动中，实际上就已经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同流合污了。在1900年，他曾经抨击他们犯了伯恩施坦主义，抨击他们死盯住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127]（《〈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1900年日内瓦版）。到了1906—1907年，第一批选票就使普列汉诺夫投入这班如今死盯住俄国自由派的“后背”的老爷的怀抱。工团主义不能不在俄国发展起来，它是对“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可耻行为的反应。
因此，沃伊诺夫同志采取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机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例子为借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工会中进行革命工作，把重心从玩弄议会手腕转向教育无产阶级、团结纯粹的阶级组织和展开议会外的斗争，善于利用（并培养群众学会卓有成效地利用）总罢工以及俄国革命中的“十二月斗争形式”[128]——所有这些都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任务被极其尖锐地提了出来。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大大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任务，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际启示，提供了大量历史材料，使我们能够十分具体地对新的斗争方法、群众性罢工和使用公开的暴力手段进行估量。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来说，这些斗争方法一点也不“新”。只有对于那些力图从西方工人的记忆中抹掉巴黎公社、从俄国工人的记忆中抹掉1905年十二月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这些斗争方法才是“新”的。加深这种记忆，科学地研究这个伟大的试验［注：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在津津有味地研究两届杜马的历史。他们把罗季切夫—库特列尔之流自由派的庸俗见解和变节行为当成精美的杰作。他们伪造历史，对自己同反动派的谈判等等闭口不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不自然的倒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津津有味地去研究1905年10—12月的革命，尽管这个时期的每一天对于俄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来说，都比罗季切夫在杜马中发表的“忠诚的”空话有意义得多。］，向群众宣传这次试验的教训，让群众了解这一试验必定会以新的规模再次进行——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这项任务为我们展开的前景，其内容之丰富是工团主义者的片面的“反机会主义”和“反议会活动”所无法比拟的。
沃伊诺夫同志对工团主义这个特殊思潮提出了四大罪状（见他的小册子第19页及以下各页），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它的虚伪本质。这四大罪状就是：（1）“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涣散性”；（2）不去建立“阶级组织”的坚强“堡垒”，而是刺激工人的神经；（3）其理想和蒲鲁东学说的市侩个人主义特点；（4）荒谬地“厌恶政治”。
这里同从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我对转向工团主义的经济派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和解”，不象沃伊诺夫同志那样乐观。我还认为沃伊诺夫同志关于建立能够起首席仲裁员作用的、有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工人总委员会”的计划也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这是把“将来的意图”同当前的组织形式混淆起来了。不过我丝毫也不害怕沃伊诺夫同志这样的设想：“使政治组织隶属于阶级的社会的组织”……“但是这只有在〈我往下引沃伊诺夫同志的话时，用黑体字标出重要的地方〉……所有工会工作者都成为社会党人的时候才能实现”。目前，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本能已经开始极其有力地表现出来了。现在，这种阶级本能在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糊涂观念和反对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卑躬屈节方面，已经成了有力的保证。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俄国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如果它成立起来了，哪怕只是因为选举、罢工和游行等等而暂时成立的）一定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最接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沃伊诺夫同志认为“工人代表大会”的冒险是“轻率”之举，这是很对的。我们要加紧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要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内进行工作，以便向无产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建立阶级组织的“堡垒”。这样，其余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83—191页
注释：
[121]《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写于1907年11月。在此之前列宁曾就该书手稿中的问题于1907年11月2日和11日之间给卢那察尔斯基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本书没有出版。——176。
[122]曼海姆代表大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06年9月23—29日在曼海姆举行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问题。1905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在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曾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是政治斗争的最重要手段。当时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中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坚决反对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1905年科伦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曼海姆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则把党宣布群众性政治罢工和工会总委员会的同意结合起来。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公开谴责工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立场，而是建议全体党员都参加工会组织，工会会员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便在工会运动中贯彻社会民主党的精神。——177。
[123]《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77。
[124]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后来人们常用纳尔苏修斯来比喻高傲自大的人。——178。
[125]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179。
[126]《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180。
[127]“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来形容经济派的尾巴主义特点。——181。
[128]指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以及俄国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182。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1907年11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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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
（1907年11月上半月）
1907年11月1日，第三届国家杜马开幕了，它是根据沙皇在1907年6月3日第二届杜马解散后颁布的选举法召开的。1905年12月11日颁布的旧选举法离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相去甚远，它歪曲了人民的意志，把杜马变成强奸民意的工具，在听命于沙皇专制制度的、由旧官吏和旧法官组成的参议院向第二届杜马“解释”这个选举法之后，尤其如此。6月3日，沙皇把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原来享有的少得可怜的选举权也剥夺了。这样，专制政府又犯下了一条无耻的反人民的罪行，它伪造人民代表机关，把杜马交给了地主和资本家这些沙皇专制制度的支柱、世世代代压迫人民的人去控制。事先就可以预料到，他们将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结果正是这样。
现在，大家都已知道439名杜马代表的选举情况。如果不算8名无党派人士，其余的431人分成四大派：（1）最大的一派是右派，即黑帮代表，有187人；（2）其次，十月党人以及亲近他们的政党，有119人；（3）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和他们观点相似的，有93人；（4）左派，32人（其中社会民主党人16至18人）。
什么叫黑帮分子，这是尽人皆知的。确实有一部分落后的不觉悟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追随他们，但其主导部分则是地主－农奴主。对于这些地主－农奴主来说，保持专制制度是唯一的生路，因为只有靠专制制度的帮助，他们才能掠夺国家财富，获得津贴、贷款、优厚的薪俸和种种施舍；只有靠专制制度的警察和军队，他们才能奴役饱受无地之苦的、被工役制[120]和无法偿清的债务与欠税束缚起来的农民。
十月党人有一部分也是地主，这主要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田庄上的粮食进行大宗交易，需要专制政府的庇护，希望国外不会对这些粮食征收太高的关税，通过俄国铁路把粮食运往国外时可以少花一些运费，官方在搞酒类专卖时能以较高的价格收购许多地主在自己的酒厂里用马铃薯和粮食酿造的酒精饮料。但是，除了这些凶恶贪婪的地主之外，十月党人中还有不少同样凶恶贪婪的资本家、工厂主、银行家。他们也需要政府的庇护，希望能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这样本国商品就可以卖得很贵，希望官方向资本家的工厂提出对资本家有利的订货，等等。他们需要警察和军队把工人也变成他们手下的奴隶，如同农民是地主－农奴主手下的奴隶一样。
很清楚，十月党人和黑帮分子是多么相似。杜马中要是谈到国家的收支，他们共同关心的就是怎样让捐税的全部重担压到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身上，而让收入落到资本家、地主和大官吏的手里。要是谈到把土地分给农民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就会一致行动，只把他们所不需要的那些土地高价出售，把本来就已极其贫困的农民榨取一空；他们将竭力束缚住在资本主义沉重剥削下痛苦不堪的工人们的手脚。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当然要力求有更多的警察和军队来保卫他们“宝贵的”生命和“神圣的”财产，因为他们象害怕火一样地害怕革命，害怕为自由和土地而奋起进行伟大斗争的工人和农民的强大冲击。十月党人和黑帮分子加起来在第三届杜马中将占大多数——439人中占306人。这个多数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多数是反对革命的，或者照通常的说法，是反革命的。
但是，十月党人可能会在一些问题上同大多数黑帮分子发生分歧。黑帮分子猖狂已极。他们相信，单凭警察的拳头、皮鞭、机枪和刺刀就可以消灭一切革命，扑灭人民对光明和自由的任何渴望。他们想依靠专制政府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财富，从中谋取私利，把所有肥缺都据为己有，管理国家就象管理自己的田庄一样。十月党人没有忘记，地主和官吏迄今对国家的管理使他们得以把一切全都据为己有，给资本家留下很少东西。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这两头野兽为了一块肥肉，为谁能多得一点而争吵不休。十月党人不肯把肥肉全部或者大部分让给黑帮分子，因为不久前的日俄战争才教训过他们，这场战争表明，管理国家的黑帮分子极其昏庸无能，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损失，而资本家和商人遭到的损失就更大。因此，十月党人想掌握国家的部分权力，希望批准于自己有利、当然不是于人民有利的宪法。同时，十月党人想用各种法律欺骗人民，这些法律表面上好象对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在作某些改革和改善，而实际上却在为富人的利益效劳。他们和黑帮分子一样，当然也准备依靠机枪、刺刀和皮鞭来对付革命，但与此同时，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并不反对用骗人的改革来蒙蔽人民群众。
为此，十月党人需要另一些同盟者，而不是黑帮分子。诚然，即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指望把一部分右派从“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极端黑帮分子那里争取过来，但这还不够。因此，不得不寻找另一些同盟者，这些同盟者也是革命的敌人，但同时又是黑帮分子的敌人，他们拥护骗人的或微不足道的改革，拥护对大资产阶级也许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等资产阶级有利的宪法。
这样的同盟者十月党人在杜马中很容易找到。这就是立宪民主党，即这样一部分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完全适应于经营类似西欧各国那种真正的、模范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也是以剥削为基础的，即以压迫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为基础的，不过这种剥削巧妙、精明、手段高超，不是任何人都能一下子识破的。在立宪民主党内，有许多经营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主，也有经营这种经济的工厂主和银行家，有许多从富人那里领取高薪的律师、教授和医生。诚然，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纲领中是向人民许了一大堆愿的：又是普选权，又是各种自由，又是八小时工作制，又是给农民以土地。但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笼络人心。而事实上，他们在前两届杜马中也根本没有提出过普选权问题；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各种自由的法律，实际上都是为了尽可能少给人民自由；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十小时工作制；他们准备给农民的土地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所不需要的那种土地，而且要收赎金，土地数量也有限，农民在得到这些土地以后，还是要到邻近的地主田庄去当雇工。这一切都是狡猾的骗局，工人根本没有上当，农民也很少受骗，只有城市贫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现在，在两届杜马解散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完全老实了，开始巴结十月党人：宣称他们认为革命者、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他们的敌人，声明他们相信十月党人的宪制，选举杜马主席时他们投了十月党人的票。交易已经搞成。诚然，斯托雷平大臣看来不希望有持久的交易，他想压制立宪民主党人，并以此来影响十月党人，但实际上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仍将构成杜马中的第二个多数。他们加在一起有212人，略少于半数，但是还有8名无党派人士将拥护他们，这样就会构成多数；更何况右派中的一些人在某些问题上还可能同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投一样的票。当然，这第二个多数也将是反革命的，将要同革命较量；它只会用一些可怜的或对人民毫无用处的改革来掩饰自己。
第三届杜马中的这两个多数能够战胜革命吗？
只要农民还没有获得足够数量的土地，只要人民群众还不能对国家管理施加主要的影响，伟大的俄国革命就不会停止。杜马中的两个多数能够做到这一切吗？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都是可笑的：难道农奴主－地主和资本家吸血鬼会给农民土地，会把主要权力让给人民吗？不会！他们会赏给饥饿的农民一口饭吃，却要先把农民抢劫一空，他们只会帮助富农和土豪安排妥帖，并把全部权力抓到自己手里，让人民仍旧处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
显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竭尽全力把人民的伟大事业——革命即争取自由和土地的斗争继续下去。
给十月党人充当后台的政府，还有立宪民主党人，它们在杜马中都想玩弄两面手法。政府一方面加紧迫害，用刺刀、绞架、监狱和流放征服俄国，另一方面又想把自己装扮成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和十月党人抱成一团，却竭力表明自己是自由的真正保卫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想欺骗人民和扼杀革命。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为全体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始终不渝的忠诚的战士——社会民主党人将撕下伪君子和骗子手的假面具。他们将在杜马中和在杜马外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揭穿立宪民主党人的骗局。他们一定会懂得，也应该懂得，现在不仅要和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立宪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大声疾呼地揭露沙皇1907年6月3日所犯下的卑鄙罪行。杜马中的无产阶级代表应当向人民讲清楚：第三届杜马是不可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不可能实现人民的要求的；只有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全权立宪会议才能做到这一点。
政府将提出一些新法令。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也会这样做。所有这些法令都将厚颜无耻地欺骗人民，都将粗暴地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嘲弄人民的要求，诬蔑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作的牺牲。所有这些法令都将维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这些法令中的每一项都将是暴力者和寄生虫准备用来奴役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锁链中新的一环。这并不是人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但社会民主党人是知道和明白这一点的，因此他们会向受骗的人民大胆地揭露这一点。这里，他们应当特别注意那些涉及人民最迫切的需要的法令——土地法令、工人法令和国家收支法令。社会民主党人在揭露农奴主和资本家的暴力行为和欺骗行为的同时，必须向全体人民说明自己的要求——建立完备的民权制度（民主共和国）、实现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没收大的田庄和把土地交给农民。他们还应该指明全世界无产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伟大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雇佣奴隶制。
在杜马中，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一起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左派，主要是劳动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号召他们跟社会民主党人走。当需要向野兽一般地在俄国胡作非为的政府提出质询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警察、宪兵这些沙皇政府的看家狗，以至大臣和省长这些最高当权者，每天都在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必须揭露他们，痛斥他们。这要由社会民主党人来做。但是，提出质询需要有30名杜马代表的署名，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未必会超过18人。他们和其他左派加在一起有32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拟好质询的问题并号召左派参加他们的质询。如果左派真正以伟大的自由事业为重，他们就应当参加。那样一来，政府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如象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用自己的质询使政府受到沉重打击一样。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主要任务。在那里，我们的同志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他们在那里将置身于凶恶的、势不两立的敌人之中。有人将封他们的嘴，肆意侮辱他们，还可能把他们开除出杜马，交付法庭审判，关进监狱和流放到外地。不管受到怎样的迫害，他们都应该坚强不屈，应该高高举起无产阶级的红旗，永远忠于争取全体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事业。而我们大家，工人同志们，也应该齐心协力地支持他们，应当注意倾听他们的每一句话并作出反应，在各种群众集会和会议上讨论他们的行动，以自己的同情和赞许来支持他们每一个正确的步骤，在为革命事业进行的斗争中，用一切人力和物力帮助他们。愿工人阶级万众一心支持自己的代表，并从而加强自身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他们进行伟大的斗争——将来进行“最后的斗争”时所必需的。
载于1907年11月《前进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75—182页
注释：
[120]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活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01—303页。——170。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07年11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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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16]
（1907年11月5日和12日〔18日和25日〕之间）
1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1）
报道
列宁同志的前提是：俄国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已经到来的反动时期向无产阶级提出了战胜普遍的动摇、特别坚决地捍卫民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任务。由此产生的看法就是：杜马应当用于革命目的，主要是用于广泛传播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而不是用于进行立法“改革”，因为这种“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对反革命的支持和对民主派的肆意削弱。
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杜马问题的“关键”就是要阐明下述三点：（1）杜马的阶级成分怎样；（2）杜马的中派对革命和民主派应当采取、将会采取什么态度；（3）在俄国革命发展进程中杜马活动的意义如何。
在第一个问题上，列宁同志根据对杜马成分的分析（根据有关代表分属政党情况的材料）强调指出，要使第三届杜马接受声名狼藉的所谓“反对派”的观点，必须有一个条件，即至少要有87名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合作。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要想在表决法案时取得必要的多数，还少87张票。就是说，必须有绝大多数十月党人参加，才能在杜马中进行真正的立法活动。这样的立法活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同十月党人一致行动会使社会民主党蒙受多么大的耻辱，这都是很清楚的。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抽象的原则。抽象地说，可以而且有时甚至应该支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考虑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具体条件。俄国资产阶级早就走上了反对革命而同专制制度妥协的道路。最近一次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彻底撕下了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用来遮盖自己的遮羞布。这次大会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厚颜无耻地声明说，他们要到十月党人—黑帮杜马中去行使立法权，而对“来自左面的敌人”则要进行斗争。这样，杜马中可能形成的两个多数，即十月党人—黑帮多数和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多数，都将努力通过不同的途径收紧反动的套索：前者将竭力恢复专制制度；后者则会同政府搞交易，并且提出旨在掩盖资产阶级反革命企图的徒有虚名的改革。可见，社会民主党决不能采取支持立法改革的立场，因为那样就等于支持代表政府的十月党。在目前的政治基础上，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情况下，“改革”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扩大自由，而是意味着对群众的不自由和受奴役处境作出官僚式的详细规定。例如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土地改革法[117]就是如此。这次改革是进步的，因为它在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支持这种进步。孟什维克老是重复一个死板公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一定会同专制制度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庸俗的假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丝一毫符合历史真理。难道拿破仑第三和俾斯麦没有暂时满足过大资产阶级的贪欲吗？难道他们不正是利用他们的“改革”来勒紧劳动群众脖子上的绞索，一勒就是许多年吗？认为俄国政府在同资产阶级搞交易时就会同意实行另外一种改革，这有什么根据呢？
载于1907年11月19日《无产者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69—171页
（2）
记录
列宁：问题的关键是弄清楚杜马的阶级成分，弄清楚这些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对革命、对反革命持何种态度。这种分析不仅应当是党团的政策的基础，而且应当是党对杜马的态度的基础。杜马中有两个多数。这两个多数的情况如何？党的政策就是根据对这两个多数的分析制定的。下面我列举一些数字来进行这一分析。439名杜马代表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16名；左派16名；立宪民主党人48名；亲立宪民主党分子45名；无党派人士8名（自由派共101名）；十月党人96名；亲十月党分子23名；右派187名。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杜马中存在着两个多数。自由派＋十月党人＝220名。十月党人＋右派＝306名。在彼得堡代表会议上有一位孟什维克同志说过，不可能形成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现在还没有勾结起来的话，那他们是会勾结起来的，因为根据这两个党所代表的阶级的性质，这种结盟是可能的。十月党人代表原始积累时期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代表以后各个发展阶段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这一点使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来。当有人建议我们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我们总是考虑到这个联盟。问题的关键是社会民主党人能不能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其余的问题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必须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个多数依靠的是资产阶级，而右派依靠的则是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是他们支持这个多数的依据。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方针的实质就是如此。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可不可以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呢？抽象地说，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不可以支持十月党人。但这样的问题是不能抽象地解决的。不久前十月党人提出了扩大杜马预算权的决议案。如果这个要求能引起广泛的人民运动，那我们就要支持它。但是，事实上十月党人现在推行的是另外一种政策。如果承认立宪民主党人代表资产阶级，那么根据抽象的推论，社会民主党就得支持拿破仑第三的政策了，因为拿破仑第三违反土地占有者的意愿而推行资产阶级的政策。对俾斯麦的反对容克的政策也可以这样说。具体地说，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所代表的是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的整个性质使得他们要用一些改革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资料可以作证。当立宪民主党人在1901年谈论借款时，我们就说他们正在以此进行背叛；可是当时有人对我们说，这样说还为时过早。关于他们背叛自己的土地纲领的事……现在立宪民主党人认为民主主义的要求已经毫无希望了。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改革。这等于说，我们应当支持反革命。这就会使社会民主党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这是不能用我们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农奴主－土地占有者来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说，立宪民主党人正在取得合法地位。可是，这是预先注定要同十月党人达成协议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谈的是实际通过这些提案，而不是在讲坛上进行宣传。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对于同十月党人结盟一事却只字不提。报告的另一处说，一旦左派恢复自己的策略，立宪民主党人就要对此给予回击。这是同十月党人达成协议的条件。这几乎就是反革命行径了。如果社会民主党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那么它将陷入何种境地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861年的改革。当时自由派提出了一些与革命背道而驰的改革方案。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谈到这次改革，说它加强了反革命势力。这是套在农民和工人脖子上的绞索。关于我们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说。杜马主席团问题给我们上了一课。孟什维克是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选一个好一点的主席。立宪民主党人硬说，他们认为霍米亚科夫当主席要好些。这和第二届杜马中的主席问题相似。当时投了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后来又反对他。霍米亚科夫当选之后，立宪民主党人听到他的演说中闭口不谈立宪问题；此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上说自己受骗了。这不是偶然的。在本届杜马中，支持霍米亚科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一个阴谋。对于出现一个反对他们的主席团，他们应负政治责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部历史表明，他们是被地主牵着鼻子走的。资本家的统治使资产阶级自由派有了靠山。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政策是听任反革命地主愚弄资产阶级自由派。社会民主党如果支持十月党人，那不仅从社会主义任务的观点来看，而且从民主主义任务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党团本应作出决定，并且告诉劳动派，说明对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任何支持都是对革命的背叛，因为这种支持就等于跟着地主走。社会民主党本应告诉劳动派说，社会民主党是民主事业最彻底的捍卫者，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于是11月3日劳动派出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我们今后的政策应该表现在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马·说，必须分化立宪民主党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立宪民主党人尼科尔斯基在《同志报》上写道，他后悔投了十月党人的票。我们的坚定政策将把左派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委托书是会帮我们的忙的。社会民主党应对自己的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关于转入讨论当前事务以谴责第87条（？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遭到失败一事坚决地发表意见＋社会民主党应当每次都向左翼民主派提出最后通牒。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最重要的是给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联盟下一个原则性的定义——这个联盟是反革命的装饰品。甚至社会民主党的沉默也会成为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表现。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25—27页
2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列宁：李伯尔谈到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这类人的情况。卡·考茨基说，莫斯科起义使他本人改变了看法，他原来认为无产阶级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还说，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意见分歧的根源。李伯尔把提纲提出来了。现在我用德国的例子来回答提纲的第1条。德国的革命表明，尽管资产阶级的工业发展迅速，但资产阶级却从来也没有掌握过政权。早在1848年的《宣言》中就说过，愈往东方，资产阶级胜利的条件就愈少。梅林写道，德国自由派分子走的是一条可怜而又顺从的道路。马克思早在1875年就说过，在德国我们看到各种政治形式的军事专制制度……（？）[11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例子表明，我们所看到的是地主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俾斯麦是按资产阶级方式改造德国的。李伯尔所提出的，斯托雷平都能办到——这就是俾斯麦主义，而在德国没有任何人说过要支持俾斯麦。李伯尔已经谈起改良主义来了。说什么我们应当支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在斯托雷平制度下的俄国，我们能这样做吗！？李伯尔是俄国最大的最糟糕的改良主义者。难怪唐恩要同李伯尔划清界限。唐恩说得就比较巧妙。唐恩说，主要的是十月党人—右派联盟掩饰……李伯尔的地方。他把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说成某种还应该争取的力量。但这样一来，就会成了可能向左转的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了。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个大事件。唐恩说，我们在重复伦敦决议。说得还不够。在我们的决议里还考虑到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立宪民主党人在向右转，这个十月党人也在向右转。为了搞出李伯尔所想要的东西，他只得牺牲我们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谈到各项改良措施。社会民主党是支持反对派的，但是反对那些巩固警察官僚制度阵地的措施。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提出过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支持的法案。我们在谈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时，考虑到了立宪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们比唐恩要实际。不，本应就选举霍米亚科夫的问题，同左派商谈……既然委托书对记名投票来说是违反民主的，那么黑帮就比立宪民主党人更乐于进行记名投票。第二届杜马的经验表明，委托书毫无用处。如果你们把委托书当成宝贝，你们就会放弃实际的政治。劳动派参加立宪民主党人的会议，这本来是会引起一番议论的。唐恩说过，在某些问题上必须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就拿根据第87条提出的土地法案来说，这是一个进步的法案。既然你们已经同农民发生了冲突，社会民主党还能支持这个法案吗？有斯托雷平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也有土地平分社的发展。俾斯麦也好，拿破仑第三也好，斯托雷平也好，社会民主党人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支持的。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27—28页
3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根据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和关于各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决议作如下说明：
（1）在作为六三政变结果的第三届杜马中可能出现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主要代表农奴主－地主的利益，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要是主张维护地主的利益和加紧镇压，直至力图完全恢复专制制度。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无疑也是反革命的，但是喜欢用某些徒有虚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
（2）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玩弄两面的政治把戏。政府想在加紧镇压并继续用武力来“征服”俄国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立宪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投票时实际上同反革命的十月党人保持一致，却想把自己不仅装扮成反对派，而且还装扮成民主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肩负着特别艰巨的任务：无情地向人民揭露这种把戏，既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也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政策。社会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无论是组织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情报局，还是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等等——目前都会直接损害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事业和革命事业；
（3）社会民主党人在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从这一立场出发批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同时，在自己的鼓动工作中应当首先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应当首先广泛地大力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
（4）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政府和自由派各项提案的阶级实质，不断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不打任何折扣）的要求，同时要特别注意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工人问题、土地问题、预算问题等等），何况第三届杜马的构成会给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料；
（5）如果社会民主党在表决某一问题时同黑帮—十月党人联盟或者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投同样的票，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特别注意不要使这种表面上的吻合被利用来作为对某一联盟的支持；
（6）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必须提出法案和行使质询权，为此在丝毫不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不缔结任何联盟的情况下，同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其他集团协同行动。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立即向杜马左派代表建议组织情报局，这个情报局对参加者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能为工人代表提供经常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精神来影响民主派的机会；
（7）代表会议认为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首先要采取的具体步骤中，有必要特别着重指出的是，必须：（1）发表单独的宣言，（2）对六三政变提出质询，（3）在杜马中用最适宜的方式提出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119]。
载于1907年11月19日《无产者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72—174页
注释：
[116]这是一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是在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不久，于1907年11月5—12日（18—25日）在赫尔辛福斯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7名，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10名，孟什维克代表4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5名，崩得代表5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3名。
会议议程包括关于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关于派别中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联系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等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发言不同意列宁对六三制度和党的任务的看法，主张支持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十月党人。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名义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革命策略。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决议。这项决议是针对孟什维克的政论家们，特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他曾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鉴于孟什维克中心背着党中央委员会同地方委员会直接联系，大会通过了关于派别中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关系的决议。代表会议还决定，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团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团。
这次代表会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决议，从而在反动时期争取群众的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装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57。
[117]指由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主持拟订、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颁布的土地法令，包括1906年11月9日（22日）《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个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和1906年11月15日（28日）《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斯托雷平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通过最痛苦的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在保留农奴主－地主的政权、财产和特权的条件下，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加剧了对农民基本群众的强行剥夺，加速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发展。
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尽管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9年中（1907—1915）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
这里所说的根本法第87条的条文是：“在国家杜马停止活动期间，如遇非常情况，以致必须采取某种须按立法程序加以讨论的措施，大臣会议可就此直接向皇帝陛下提出……在国家杜马恢复活动后两个月内，如果有关大臣或总局局长未向国家杜马提出已采取的措施的法案或该法案未被国家杜马或国务会议通过，则这种措施即停止生效。”（《国家根本法汇编（1906年4月23日新编）》）上述土地法令都是在第二届杜马被解散而第三届杜马尚未选出的期间按照这一条款颁布的，也就是所谓杜马外法律。——159。
[118]可能是指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的当时德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164。
[119]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是1907年6月2日（15日）夜间以所谓军事阴谋的罪名被捕的。布尔什维克用了各种办法动员俄国工人阶级起来保卫自己的代表。
审讯是在1907年11月22日（12月5日）开始的。这一天，莫斯科、巴库、萨拉托夫、基涅什马等地工人举行了抗议罢工。彼得堡有10万工人参加罢工，林学院、工学院、工艺学院等院校的学生也举行了罢课。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当天杜马会议开始时宣读了一份揭露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政策的抗议书之后，退出了会场。
这次审讯于1907年12月1日（14日）结束。在被逮捕和交付法庭审判的37名代表中，17人被褫夺一切公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4—5年、期满后留居西伯利亚，10人被褫夺一切公权、流放西伯利亚边远地区居住，10人被宣判无罪。关于沙皇政府迫害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案件详情，见列宁1911年11月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整个案件的叙述》（《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168。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907年11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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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111]
（1907年11月5日〔18日〕）
资产阶级报刊幸灾乐祸地嘲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尤其是嘲笑伦敦代表大会上的激烈斗争，这已是屡见不鲜的事了。没有人想到要去研究一下这些分歧，分析一下这两种倾向，向读者介绍一下分裂的历史和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分歧的整个性质。《言语报》和《同志报》的政论家韦尔格日斯基之流、叶·库·之流、佩列亚斯拉夫斯基之流等等penny－aliner（文丐们），纯粹捕风捉影，搜集饱食终日的沙龙清谈家们“津津乐道的”“丑闻”细节，并且力图用有关我党斗争的乱七八糟的笑话来搅乱人们的头脑。
社会革命党人也采取了这种庸俗嘲笑的态度。《劳动旗帜》第6号的一篇社论，搬出切列万宁对伦敦代表大会上的争吵情况的描述，嘲笑“成千上万”的花费，兴致勃勃地大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当前内部状况的一幅满不坏的图景”。这样的开场白，自由派是用来为吹捧普列汉诺夫这类机会主义者作铺垫的，而社会革命党人则是用来为严厉斥责这些机会主义者作伏笔的（现在社会革命党人也在重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论据！他们到底醒悟过来了！）。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对社会民主党内的严重斗争都同样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
我们先简单谈一下发动这场进攻的自由派英雄们，然后再详细谈谈“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社会革命党英雄们。
自由派嘲笑社会民主党内的斗争，是为了掩盖他们在立宪民主党问题上对公众一贯的欺骗。他们的欺骗是彻头彻尾的，立宪民主党本身的内部斗争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同当局的谈判都始终被掩盖了。谁都知道，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指责右派，谁都知道，米留可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等等先生们曾谒见过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然而确切的事实却被掩盖起来了。分歧被遮盖起来，关于司徒卢威先生们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争论只字未提。历次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统统没有记录。无论是他们党的党员总数还是各组织的党员人数，自由派均未公布。各个委员会的倾向也无从知道。十足的一团漆黑，《言语报》十足的官方的造谣，谒见过大臣的人们对民主派的十足的欺骗——这就叫作立宪民主党。靠着议会活动向上爬的律师和教授们伪善地谴责地下活动，赞扬各政党的公开活动，而实际上是嘲弄公开性这一民主原则，向公众掩盖自己党内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跪倒在米留可夫脚下的普列汉诺夫，看不出立宪民主党人这种粗暴的、肮脏的、包上一层文明外衣的对民主派的欺骗，他该有多么近视啊！
那么社会革命党人又如何呢？他们是否履行了正直的民主派（我们谈到社会革命党人时，不把他们叫作社会党人）的职责呢，就是说，他们是否在明白而真实地向人民说明那些想带领人民前进的人们中间的各种政治倾向的斗争呢？
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社会革命党1905年十二月代表大会[112]，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发表了记录的代表大会。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图奇金先生大声说道：“社会民主党人似乎曾经真心实意地确信，政治自由到来之日，即是我党政治上灭亡之时……自由时代所证明的却是另一种情况。”（记录补充材料，第28页）得了，图奇金先生，是这样吗？自由时代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吗？社会革命党在1905年、1906年、1907年的实际政策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吗？
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的记录（1905年12月举行大会，1906年公布记录！）中写道：一批在这次大会上只有发言权的著作家，10月17日以后“坚决要求社会革命党中央组织一个公开的党”（记录第49页；以下引文均引自记录）。他们向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的，不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组织，而是单独的与它平行的人民社会党”（第51页）。中央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对1票（7票弃权）否决了人民社会党人的提案（第66页）。图奇金先生拍着胸脯叫道：“难道一个人可以同时参加两个党吗？”（第61页）而舍维奇先生暗示了一下人民社会党人近乎自由派，结果人民社会党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先生就沉不住气了（第59页），他声言“谁也没有权利”把他们叫作“半自由派”（第59页）［注：舍维奇先生看到这位沉不住气的人民社会党人受了委屈，便稍稍让了步，“作了修正”（第63页），“以个人名义〈！！〉解释”说：“我并没有打算把讲演人列入自由派政党”。］。
事实就是这样。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同“半自由派”的人民社会党人决裂了。真的决裂了吗？
在1905年，报刊是党公开影响群众的最有力的手段。在十月的“自由日子”里，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是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联盟来办报的，诚然，这是十二月代表大会以前的事。从形式上看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得对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在充分自由的时期，在最能公开影响群众的时期，向公众掩盖了党内两种不同的倾向。他们的分歧并不比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小，不过社会民主党关心的是把分歧弄清楚，而社会革命党人关心的则是用外交手腕来掩盖分歧。1905年的事实就是这样。
再看看1906年。这是第一届杜马的“小自由”时期。社会主义的报纸重整旗鼓。社会革命党人又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联盟，他们的报纸是合办的。难怪在代表大会上同“半自由派”的分裂是一种外交手腕了：高兴分裂就分裂，不高兴分裂就不分裂！提案被否决了，“同时参加两个党”的想法遭到了嘲笑，但是……但是人们继续一身跨着两个党，并且感恩不尽地叫道：感谢上帝，我们不象起内讧的社会民主党人！事实就是这样。俄国两个出版自由时期的标志是，社会革命党人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了联盟，用欺骗手法（“外交手腕”）向民主派掩盖了他们党内出现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倾向。
再看看1907年。在第一届杜马以后，人民社会党人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这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第一届杜马中，在各政党第一次对全俄农民代表发表演说时，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不同的土地法案（104人法案和33人法案）。人民社会党人当着劳动派代表的面，击败了社会革命党人，为自己的法案即自己的土地纲领征得的签名要多两倍多。而这个纲领，据社会革命党人维赫利亚耶夫认为（《我们的思想》文集第1集中的文章：《人民社会党和土地问题》圣彼得堡1907年版），同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113]“一样”，“将会否定村社土地使用制的根本原则”。这个纲领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合法化了（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文章，第89页），“用个人主义脏水污染了思想的巨流”（同上，第91页），走上了“怂恿人民群众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潮的道路”（同上，第93页）。
好象是很清楚了吧？农民代表绝大多数都表现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俄农民代表发表的首次演说，就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事实上使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
不过，也许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社会党人离开了他们并在劳动团中通过了自己的纲领以后，总该同人民社会党人十分明确地划清界限了吧？没有。彼得堡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所表明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的最重大的表现。黑帮危险是一个幌子，它掩盖着向自由派屈服的政策。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强调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人的“温和”，就特别明白地揭示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的“革命党人”同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结成了联盟；建立这一联盟的条件对公众隐瞒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党人完全同孟什维克一样，跟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跑。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向立宪民主党人建议结成联盟（1907年1月18日的一次会议。参看尼·列宁的小册子《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1907年1月15日圣彼得堡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72—290页。——编者注］小册子指出，在协议的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是不老实的，它一面同1907年1月7日向立宪民主党人宣战的社会民主党进行谈判，一面又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谈判）。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左派联盟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是由于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拒绝的缘故。
总之，社会革命党人在同人民社会党人完全决裂以后，实际上执行了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策，即机会主义者的政策。他们的“长处”就在于：他们把执行这一政策的动机和自己党内的思潮掩盖起来，蒙蔽世人耳目。
1907年2月间社会革命党的紧急代表大会[114]不仅没有提出这个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问题，不仅没有认清这样一项政策的影响，反而确认了这一政策！请想一想格·安·格尔舒尼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吧。《言语报》当即对这篇讲话大加赞扬，就象它一贯称赞普列汉诺夫一样。格尔舒尼说，他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敌人”（小册子《格·安·格尔舒尼在社会革命党紧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07年版第11页。全书共15页，上面印着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在斗争中争得自己的权利”）。格尔舒尼警告反对派不要搞内部的相互争斗，他说：“人民会不会不再相信通过人民代表机关来管理国事这种可能性呢”。（同上）显然，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本着这位热爱立宪民主党的人的精神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
“代表大会认为，在各个派别孤立行动以及各党团之间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在杜马中截然划分党派界限，会使反对派多数的活动完全陷于瘫痪，从而在劳动阶级心目中降低人民代表机关这一思想本身的威信。”（社会革命党《党内消息》杂志[115]1907年3月8日第6期）
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了，比我们的孟什维主义还要恶劣。格尔舒尼迫使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重蹈普列汉诺夫路线的覆辙，不过他干得稍微笨拙些罢了。社会革命党杜马党团的全部活动，都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关心全国反对派团结的策略的精神。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和社会革命党人格尔舒尼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所在的党并不掩饰这种颓废主义，而是揭露它，同它进行斗争；后者所在的党的一切策略原则和理论观点都是混乱不清的，而且用小团体的外交手腕的厚实帷幕对公众掩盖起来了。“家丑不可外扬”，——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是精于此道的。他们的确不能把丑事外扬，因为除了丑事，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是不能说出他们在1905年、1906年和1907年同人民社会党人的关系的全部真相的。他们不能吐露：一个党……一个党而不是一个小组……怎么能够今天以67票对1票通过一个极端机会主义的决议，而明天又声嘶力竭地高喊“革命”。
是的，“评判者”先生们，你们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内的激烈斗争和分裂而欣喜若狂，对你们这种形式上的权利我们并不羡慕。不用说，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在这种分裂中无疑有许多对社会主义事业极其有害的东西。尽管这样，我们一分钟也不想把这个沉重的真相换成你们那种“轻松的”谎言。我们党得的这场重病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在成长过程中的病症，因为如果没有完全弄清各种本质上的细微差异，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不向群众介绍党的哪些活动家、党的哪些组织正在采取哪种路线，那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党，阶级的政党。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党，而我们正是在建立这样的党。我们已经做到把我党两个派别的观点真实地、明白地和清楚地摆到大家面前。个人的偏激也好，派别的纠纷和争吵也好，内讧和分裂也好，所有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与之相比，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群众和凡是能够自觉地对待政治的人，都能从两种策略的经验中真正学到一些东西。我们的争吵和分裂将会被人遗忘。我们的经过千锤百炼的策略原则将作为基石载入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史册。几年以后，也许甚至几十年以后，人们将根据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去探究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影响。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都知道，当谈到布尔什维主义或孟什维主义时，究竟指的是什么人。
他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吗？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是一场十足的政治把戏，它对最主要的东西避而不谈，始终关心的只是不惜任何代价来掩盖真相。
他们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吗？社会革命党人明天会不会再同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呢？社会革命党人是不是现在就在搞这样的联盟呢？他们是不让自己沾上劳动派的“个人主义脏水”呢，还是让这种脏水在自己党内日益泛滥？他们是否仍旧坚持全国反对派团结一致的理论呢？他们是否只是昨天才接受这个理论呢？他们会不会明天又把这个理论扔在一边，几个星期不予理会呢？这是谁也不知道的，连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社会革命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始终一贯、接连不断地用空话和花言巧语来掩盖、混淆和粉饰分歧的历史。
为什么会这样呢？并非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也象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不，对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真诚是不能怀疑的。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不可能成为阶级的政党。客观的形势是：它只能成为农民民主派的一冀，成为不独立的、不平等的附属物，成为“隶属于”劳动派的一个“小组”，而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狂飙突进时期未能帮助社会革命党人挺直腰干，这个时期使他们同人民社会党人紧紧拥抱，紧得连分裂都没有把他们拆散。反革命进攻时期并没有加强他们同一定社会阶层的联系，只是引起了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性的新的（现在社会革命党人正在竭力加以掩饰的）摇摆和动摇。现在当人们读到《劳动旗帜》上那些热情洋溢地歌颂社会革命党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们的文章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先生们，你们的恐怖主义并不是你们的革命性的结果。你们的革命性仅仅限于恐怖主义。
不，这样的评判者要来评判社会民主党，还差得很远呢！
载于1907年11月5日《无产者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59—166页
注释：
[111]“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剧中主角——具有先进自由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的一句台词（见该剧第2幕第5场）。当反动官僚法穆索夫指责他不识时务、不肯谋求功名利禄时，他用这句话作了有力的反诘，指出那些思想陈腐、荒淫无耻的贵族、农奴主根本没有资格评断是非。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反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批评者。——148。
[112]指1905年12月29日—1906年1月4日（1906年1月11—17日）在芬兰举行的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纲和社会革命党组织章程，并通过了关于抵制国家杜马和关于拒绝参加选举运动的决议。——149。
[113]指《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参看注117。——151。
[114]指1907年2月12—15日（25—28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讨论了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活动期间的总策略等问题，认为社会革命党在国家杜马中应作为单独的党团或派别出面活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应与极左派集团达成长期协议，而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应与整个杜马中的反对派即也与立宪民主党达成长期协议。由于参加了杜马，代表大会认为该党有必要暂时减少恐怖活动。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该党章程。——153。
[115]《党内消息》杂志（《ПартийныеИзвестия》）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刊物，1906年10月22日—1907年5月24日（1906年11月4日—1907年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0期。
该杂志第6期在《关于社会革命党第二次（紧急）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正式公布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53。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1907年11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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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
（1907年11月5日〔18日〕）
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梅林，在评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二届杜马中的任务和俄国自由派的动向时，曾经写道：德国自由派在“有益的工作”这个口号的掩饰下，已经在可怜而可耻的道路上走了60年。1789年夏天，当国民议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法国农民的解放[109]的时候，天才的卖身求荣的冒险家米拉波，这位立宪民主派的最伟大的英雄曾经把这一事件比作“可恶的狂饮节”。但是在我们看来（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却是有益的工作。与此相反，普鲁士农民的解放，却象乌龟爬行一样，从1807年到1865年几乎拖了60年，并且无数的农民被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国自由派认为这是“有益的工作”，而加以大肆宣扬。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可恶的狂饮节”。
梅林就是这样说的。[110]现在，第三届杜马即将召开，十月党人想一本正经地开始这个可恶的狂饮节，立宪民主党人准备象奴才一样卖力地参与其事，社会民主党内也有（这真叫我们丢脸）一批普列汉诺夫分子打算替狂饮节出一把力。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回想起梅林的这番话来。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准备工作吧。
第三届杜马召开前夕，各政党都纷纷加紧开会讨论自己在杜马中的策略问题。十月党人在莫斯科会议上制定了十月十七日同盟议会党团的纲领草案，他们的发言人普列瓦科先生在莫斯科的一次宴会上打出了“俄国自由主义立宪党的旗帜”。立宪民主党用三四天的工夫开完了他们的所谓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彻底垮台，被完全赶出了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由完全操纵“党”的38人组成）。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得到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即按照《关于第三届杜马中策略问题的报告》，按照这个替“可恶的狂饮节”作辩解的出色的“历史性的”辩护词的精神去行动的自由。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开始讨论第三届杜马中的策略问题。
十月党的议会纲领的特点，就是公开赞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实际上也在执行的、只不过用了各种漂亮空话和托词来加以掩饰的反革命政策。例如，十月党人公开宣称，修改根本法和选举法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首先需要实行“一系列刻不容缓的改革”，以便“安抚人心，消除各种由贪欲和阶级利益引起的斗争”。立宪民主党人嘴上没有这么说，然而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又如，十月党人主张“吸引尽可能广泛的人士参加自治”，同时又主张要“保证”贵族有“适当的代表权”。这种露骨的反革命主张比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诚实：立宪民主党口头上答应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但是实际上它无论在第一届杜马或第二届杜马中，都拼命反对地方土地委员会按这种方式选举产生，并建议在这样的委员会中农民和地主各占一半，这同样也就是要“保证贵族的代表权”。再如，十月党人公开拒绝强制转让地主的土地。立宪民主党则表示“赞同”，但他们是这样来赞同的：当第二届杜马就是否要作出一项承认强制转让的一般规定以结束土地问题辩论进行表决时，立宪民主党便同右派站在一起投票反对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
十月党人以巩固反革命的“胜利”为条件，准备答应进行任何自由主义的改革。这里包括什么“扩大杜马预算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扩大杜马对政权行动的合法性的监督权”，保障法院的独立性，“不再限制成立工人经济组织和举行经济罢工”（指“不危及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罢工”），“巩固正当的公民自由的原则”，等等，等等。代表政府的“十月”党就象斯托雷平先生的政府本身一样，慷慨地说了一大堆“自由主义的”空话。
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对关于对待十月党人的态度问题是怎么提的呢？为数很少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原来都是些空谈家，他们连有条有理地提出问题都不会。而为数众多的改头换面的十月主义的右派骑士，则紧紧地纠集在一起，以便最卑鄙无耻地掩盖真相。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软弱无能，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决议草案中：草案第1条建议立宪民主党“采取极端反对派的立场，不要接近同它（立宪民主党）的精神和纲领都格格不入的十月党”。第2条则号召“不要拒绝支持可以引导国家走向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法案，不管这些法案来自何方”。这真是笑话，因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以获得多数支持的法案除了来自十月党，不可能来自其他方面！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遭到失败完全是活该，因为他们是可怜的胆小鬼或傻瓜，他们不会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地指出，企图在这样一个杜马中行使立法权是有失体面的，同十月党人投一样的票就是支持反革命。看来，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中间有个别人是明白事理的，但是作为沙龙民主主义者，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畏首畏尾。至少日尔金先生曾经在《同志报》上透露过立宪民主党人萨福诺夫的如下一段私下的谈话：“我认为，立宪民主党党团目前应当采取第一届杜马中的劳动团的立场。采取反对派立场，讲一些激烈的话，如此而已。而他们却打算行使立法权。怎么行使呢？靠同十月党人的交情和联盟吗？多么奇怪的右倾。全国都左，我们却在向右转。”（《同志报》第407号）看来，萨福诺夫先生也有感到羞愧、良心发现的时候……不过只是在私下里表露出来！
而米留可夫先生及其一伙却充分表现了他们恬不知耻、丧尽天良的野心家的一贯本色。他们通过的决议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为的是去欺骗广大的公众，在议会中出卖灵魂的自由派英雄们一直就是这样欺骗人民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提纲”）对十月党人只字未提！！这是难于置信的，然而却是事实。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就是立宪民主党人要不要同十月党人投一样的票。全部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但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全部本领，就是欺骗群众，掩盖自己在议会中的勾当。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10月26日通过的《关于策略的提纲》是一份经典性文件，它表明：第一，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同十月党人勾结在一起；第二，自由派用来欺骗群众的决议究竟是怎样写成的。应当把这份文件同“十月十七日同盟”的“议会纲领”比较一下，也应当把它同米留可夫在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言语报》第255号）对照一下。下面就是这个报告中最重要的几处：
“党虽然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但是〈正是“但是”！〉它决不会起不负责任的少数派的作用，所谓不负责任的少数派的作用，也就是党所形容的极左派在杜马中的那种行为。〈如果把这种议会腔调的话改成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话，就是：十月党人先生们，行行好，给我们一席之地吧，我们实在只是挂名的反对派啊！〉党不会把杜马当作准备开展杜马外的活动的工具，而是把它当作具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那部分最高权力的最高国家机关。〈十月党人直截了当地宣称，修改根本法是不合时宜的，这不是更诚实吗？〉党在第三届杜马中也和在前两届杜马中一样，决心积极参加杜马的立法工作。党始终认为这种活动是党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活动，以这一活动来同左派的鼓动目的和右派的秘密活动相抗衡。”得啦，先生们，说到“秘密活动”，你们又在撒谎，因为在上两届杜马中，正是你们同大臣们或大臣的仆从们在搞秘密活动！而放弃鼓动就是彻底地永远地放弃民主。
要在第三届杜马中行使立法权，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同十月党人纠集在一起，完全站到反革命的和维护反革命胜利的立场上去。立宪民主党力图避而不谈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他们在报告的另一个地方却说漏了嘴：“要行使立法提案权，应该事先弄清楚党的提案是否真正通得过。”而能不能通过，取决于十月党人。弄清楚是否通得过，就是说要在暗地里求助于十月党人。行使动议权要预先弄清楚提案是否通得过，就是说要阉割自己的提案以讨好十月党人，就是说要使自己的政策受“十月党”支配。
先生们，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要么做一个采取真正反对派立场的党，那样一来就是做不负责任的少数派。要么做一个积极参与反革命立法的党，那样一来就是在十月党人面前卑躬屈节。立宪民主党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据说，黑帮杜马因此把右派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选进主席团，以资奖励！马克拉柯夫对此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支持立宪民主党呢？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是知识分子市侩习气和整个俄国生活的市侩习气的产物。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是由普列汉诺夫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熏陶出来的。在社会民主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已经可以看出，孟什维克追随右派杜马，继续向右转。他们准备支持十月党，也就是支持代表政府的党！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不投比鲍勃凌斯基强的霍米亚科夫的票呢？这是一个是否恰当的问题！既然只能在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间选择一个，那么为什么不投前者的票呢？既然马克思教导我们要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3页。——编者注］，那么为什么不支持十月党人反对黑帮分子呢？
是啊，说来惭愧，但不说也不对：普列汉诺夫把他那些孟什维克弄到使社会民主党蒙受奇耻大辱的地步。他象一个名副其实的套中人，老是重复“支持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他唠叨得叫人发昏，使人再也弄不明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的特殊任务和特殊条件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对革命时代的分析，全都是围绕着真正的民主派尤其是无产阶级同立宪幻想、同自由派的叛卖行为、同反革命的斗争来进行的。普列汉诺夫承认马克思，但是他承认的是被歪曲成司徒卢威的马克思。现在就让普列汉诺夫自食其果吧！
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的反革命性质已经被10月17日以前特别是10月17日以后的全部事态的发展所证实。第三届杜马甚至能使瞎子也看清楚了。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的接近是一个政治事实，任何托词和狡辩也掩盖不了。让低能的伯恩施坦派报纸《同志报》无可奈何地为此啜泣吧，让它一边啜泣，一边在政治上牵线，把立宪民主党人往十月党人那边推吧。社会民主党应当懂得俄国自由派的反革命性的阶级根源。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杜马中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靠近十月党人的一切手段，揭露所谓民主自由派的种种卑鄙行径。工人政党一定会对所谓“保住火种”的种种见解嗤之以鼻，让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革命的旗帜高高飘扬！
载于1907年11月5日《无产者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52—158页
注释：
[109]1789年8月4日法国制宪议会（7月9日前称国民议会）彻夜开会讨论农民问题，次日公布了一项宣布完全废除封建制度的决议。——141。
[110]以上引自弗·梅林的《德国自由派和俄国杜马》一文。该文发表于1907年3月6日《新时代》杂志第23期。列宁把它译成俄文，并在1907年4月写的《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一文中完整地摘引了它的第二部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257—264页）。——141。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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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107]
（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普列汉诺夫在10月20日《同志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继续造谣，并对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加以嘲弄。例如，普列汉诺夫在反驳有人指责他成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库斯科娃女士之流的经常撰稿人时，竟造谣说：“大家都知道，《同志报》是左派联盟的机关报。”这是造谣。第一，《同志报》从来就不是左派联盟的机关报。左派联盟不可能有共同的机关报。第二，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在《同志报》上进行过任何政治活动，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报纸上反对过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志。第三，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左派联盟，就使《同志报》发生了分裂，赶走了（诚然只赶走了一个星期）其中拥护立宪民主党的分子。[108]而普列汉诺夫却拉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向立宪民主党人摇尾乞怜。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同志报》，推动它向左转。普列汉诺夫参加了《同志报》，却拖着它向右转。不用说，他提左派联盟真是提得太妙了！
可见，普列汉诺夫避开了别人让他为资产阶级报纸写资产阶级所喜爱的东西这个问题，而以嘲弄工人政党的纪律来博得自由派更大的欢心。他大声叫嚷说：“如果要我背叛原则，那我就不一定服从了！”
阁下，这是一句无政府主义的庸俗话，因为党的原则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是由中央委员会来维护和解释的。如果中央委员会违背了代表大会的意志，违背了党的章程等等，你有权利拒绝服从。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试图断言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指示是违背了代表大会的意志的。可见，普列汉诺夫不过是用“背叛原则”这样的话来掩饰自己背叛党的行为。
最后，普列汉诺夫想挖苦圣彼得堡委员会，说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它自己就没有服从中央委员会。我们的回答是：第一，圣彼得堡委员会曾拒绝履行使组织分裂的要求，也就是反对干涉党章所保证的、它应有的自治权。第二，孟什维克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分裂了组织，关于当时冲突的这一面，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报纸上绝口不谈！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论据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孟什维克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分裂了党的彼得堡组织，所以我现在就有权利分裂整个党了！！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逻辑，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好好记住吧：普列汉诺夫在制造分裂。他所怕的只是直言不讳。
载于1907年10月29日《无产者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50—151页
注释：
[107]这篇短评是列宁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为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的《也是“论战”》一文写的编后记。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出了一本题为《我们和他们》的小册子，其中收入了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并附有长篇序言。他攻击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策略，特别是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妥协态度。戈尔登贝格的文章是对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攻击的回答。
在第三届杜马选举运动期间，普列汉诺夫维护孟什维克的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策略，同时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号召党不要执行这个决议。中央委员会谴责了他的错误行为。彼得堡委员会就此通过了支持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决议。普列汉诺夫于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又在《同志报》第402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好的就是好的》的文章，对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作了回答。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写了这篇短评。——139。
[108]《同志报》编辑部由于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与谁结成联盟的问题上有分歧而发生了分裂。编辑部中一部分人赞成支持左派联盟，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选举中把这部分人争取了过来。另一部分人则赞成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他们在彼得堡复选人选举前暂时被解除了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2月2日（15日）该报报道了这件事。——139。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届杜马（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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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
（190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政府正在利用它6月3日所犯下的反人民的无耻罪行的后果：一部不仅完全歪曲了人民的意志、甚至也歪曲了那些享有选举权的少数人的意志的，迎合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畸形的选举法，给沙皇政府带来了梦寐以求的果实。杜马应选442名代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选出了432名，还有10名尚待选举，这样，总的选举结果已经相当清楚了。根据比较准确的统计，社会民主党人占18席[100]，其他左派占13席，立宪民主党人占46席，同立宪民主党相近的党派占55席，十月党人占92席，同十月党人的主张近似的党派占21席，各种右派占171席（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民同盟[101]的32席），无党派人士占16席。
可见，除去少数无党派人士，其余的所有代表可以分成四派：极左派占全体代表的7％强，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占23％，中派右翼（十月党）占25．1％，右派占40％；无党派人士不到4％。
这四派中的任何一派单独都构不成绝对多数。这样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新选举法的鼓吹者和炮制者的愿望和期待呢？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按照支持专制沙皇制度的统治集团的观点，俄国的新“议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双议院［注：无双议院是1815年路易十八对法国黑帮众议院[102]的称呼。］。
问题在于我国象任何一个专制或半专制的国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正式的政府——内阁，另一个是幕后的政府——宫廷奸党。宫廷奸党随时随地都依靠最反动的社会阶层即封建贵族（我国叫作黑帮贵族），封建贵族的经济力量来源于大地产以及与之有关的半农奴制经济。这个娇生惯养、腐化堕落的社会集团是最无耻的寄生虫的鲜明典型。他们堕落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可以由柏林毛奇—哈尔登诉讼案[103]这场闹剧来说明，这一诉讼案揭露了半专制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宫廷中权贵奸党是多么卑鄙龌龊。在我们俄国，这类人的类似的卑鄙行径也并非绝无仅有，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第三届杜马中的大量“右派”——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其中的绝大多数——所要维护的，正是黑暗的过去所遗留给我们的这些社会渣滓和“粉饰的坟墓”的利益。对于这些老顽固（因为“死硬派”这个称号对于他们是过于光荣了）来说，保存农奴制经济、贵族特权和专制贵族制度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老顽固们通常利用自己那种廷臣的无限权力，竭力把正式的政府即内阁也完完全全控制起来。而内阁的相当一部分成员通常也就是他们的傀儡。但是，内阁的大多数就其成分而言往往不完全适合奸党的要求。农奴制时代的老朽的吸血鬼在这儿遇到了原始积累时期的吸血鬼的竞争，后者同样是野蛮的、贪婪的、寄生性的，不过是披上了一点文明的外衣，而主要的是，同样也希望通过保证金、津贴、租让和保护税率等方式来捞一把。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的农业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一阶层，在十月党和追随十月党的派别中得到了体现。他们有很多利益干脆同黑帮是一致的：经济上的寄生性、特权和克瓦斯爱国主义[104]，无论从十月党人的观点还是从黑帮的观点来看都是必需的。
这样，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就形成了一个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在432席中他们占了284席，这个可观的数字占全体代表的65．7％，即2／3强。
这个多数是一个堡垒，它保证政府能通过土地政策帮助破产的地主变卖自己的土地来赚钱，把少地农民榨取一空，保证政府能把劳工法变为资本最野蛮地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通过财政政策使捐税的主要负担仍然落到人民大众的身上。这个多数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堡垒。十月党人—黑帮多数的反革命性质是谁都不会否认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并不是第三届杜马中唯一的多数。还有另外一个多数。
黑帮是十月党人的可靠同盟者，正如宫廷奸党在维护沙皇制度的问题上是内阁的可靠同盟者一样。但是，宫廷奸党表现出的本能的欲望，与其说是要同内阁联合，倒不如说是要控制内阁，同样，黑帮也渴望对十月党人实行专政，为所欲为，企图踩在他们的头上。
资本主义虽然也极其贪婪并且是寄生性的，但是它的利益不能允许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处于独占统治地位。这两个彼此有着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都力图多捞到一点好处，因此它们在地方自治和中央国家政权组织的问题上也必然要发生分歧。黑帮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市杜马内已别无他求，而在中央需要的就是“打倒万恶的立宪制”。十月党人无论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在杜马内都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在中央则需要“立宪制”，哪怕这个立宪制对群众来说是支离破碎的冒牌货。
这就难怪《俄国旗帜报》[105]要大骂“十月党”，而《莫斯科呼声报》[106]则认为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过多了。
于是，客观形势逼迫十月党人去寻找这方面的同盟者。本来早就可以找到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这个同盟者，中派左翼早就宣布对立宪制是赤胆忠心的，但是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现在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的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保留了一些很不体面的旧朋友和一些令人讨厌的旧传统。不过政治方面的传统倒是容易放弃的：立宪民主党人早在第一届杜马以前就宣布自己是君主派；在第二届杜马中他们也曾默默地放弃过责任内阁；立宪民主党关于各种“自由”的草案，本身就设下了对付这些自由的重重障碍和陷阱，所以完全可以指望他们在这些方面会有长足的进步。对于起义和罢工，立宪民主党人本来就是加以指责的，起初是温和的指责，后来是沮丧的指责，到了1905年12月以后，这种指责一半变成了蔑视，而在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就变成毫不客气的否定和斥责。玩弄手腕、互相勾结、同当权者讨价还价——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策略的基础。至于那些不体面的朋友，很早以前立宪民主党人就把他们只是称作“邻居”，而不久以前已经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了。
所以，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同样是反革命的多数——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这个多数固然暂且不到半数——在已选出的代表432人中占214人——但是，第一，无党派人士中即使不是全体，至少也有一部分肯定会去归附他们，第二，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多数在今后的选举中人数一定会增加，因为还没有进行选举的城市和大部分省选举会议将要选出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不是十月党人就是立宪民主党人。
政府认为自己能够左右局势。看样子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承认这是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进行的交易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带有最下流最具叛卖性的妥协的烙印，说得确切些，就是放弃一切哪怕带有一点民主主义的自由派阵地。很明显，不通过新的群众运动而采用这种搞交易的办法，多少民主一点的地方管理机关和中央立法机关是建立不起来的。这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所办不到的。那么，能够指望黑帮—十月党人多数，指望同资本家吸血鬼结盟的野蛮的地主会多少解决一点土地问题和改善一些工人的生活状况吗？对这个问题只能报以苦笑。
情况很明显，我们的无双议院就连最马虎地完成客观存在的革命任务也办不到。它一点都不能治好旧制度给俄国留下的开裂的伤口，它只能用一些微不足道的、无可奈何的、虚假的改革来遮盖这些伤口。
选举的结果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坚定信念：俄国不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摆脱它目前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十分明确的。社会民主党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深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政治自由，同时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不通过公开的群众行动而通过和平道路是不能实现这种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现在仍然必须首先提出民主的和革命的任务，当然，一刻也不放弃宣传社会主义，不放弃维护狭义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社会民主党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实际证明了它有能力担当群众斗争的领袖），必须千方百计地使无产阶级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中，在这个与以往相比自觉性远远多于自发性的革命阶段中，仍然起领袖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对民主主义群众的领导权，使这些群众的革命毅力得到发挥。
这种努力会使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的阶级政治组织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政治组织出于他们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憎恶和害怕民主主义革命，这不仅是由于害怕革命本身，而主要的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这就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危险。
杜马中的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斯托雷平政府打算轮流地依靠它们以保持平衡）——将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问题上充当反革命的多数，这是非常明显的，不容怀疑的。这两个多数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其中的任何一些个人，都根本不可能去同内阁进行斗争，去进行稍微有系统或者有计划的斗争。可能发生的只是个别的和暂时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可能在第一个多数中的黑帮分子和政府之间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冲突不可能深刻，政府可以根本不改变它的反革命立场，依靠第二个多数便能轻而易举地在这些冲突中取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三届杜马中其他一切倾向革命的分子尽管非常愿意利用这些冲突来促进革命，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利用这些冲突达到纯粹的鼓动目的；这里根本谈不上对冲突的任何一方加以“支持”，因为这种支持本身就是反革命的行为。
也许第二个多数中的各个部分之间，例如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一方、十月党人和政府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能更多、更好地加以利用。然而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仅由于主观的情绪和意愿，而且也由于客观条件，这些冲突也将是不深刻的、暂时的，这些冲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使政治贩子更容易按照表面上冠冕堂皇而实质上违反民主利益的条件去搞交易。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拒绝利用这些冲突，即使这些冲突并不深刻，并不经常发生；应当不仅同政府、黑帮、十月党人，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以实现民主的和革命的任务。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应当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给自己提出的基本目标。十分明显，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第二届杜马中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这些目标在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决议的第一项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这一项说：“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是：（一）向人民说明，把杜马当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是完全不合适的；（二）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操在沙皇政府手中就无法通过议会来实现政治自由，说明人民群众必不可免地要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进行公开的斗争，因为它能保证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政权转交到人民群众手中，并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页。——编者注］
这个决议，特别是结尾几句话，也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活动中的极重要的特殊的任务，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应当完成这一任务，以彻底揭露六三政变罪行的卑鄙龌龊。他们在揭露这个罪行时，当然不应当从自由派的立场出发说这是公然违反宪法的，而应当说明这是放肆地粗暴地违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露骨的、令人气愤的强奸民意。因此就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是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因而，要广泛地、有力地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全权立宪会议的主张。
这个伦敦决议还在下面一段话里非常清楚地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工作性质：“应当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批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作用提到首位”；“杜马斗争的总的性质应当服从于无产阶级在杜马外进行的整个斗争，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群众的经济斗争，并且为这一斗争的利益服务”。［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203页。——编者注］十分清楚，杜马工作的这种性质同如上所述的社会民主党目前在杜马中应该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有着多么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有极大可能发生群众运动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里进行和平的立法工作，不仅不适宜，不仅是可笑的唐·吉诃德精神，而且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直接背叛。和平的立法工作必然会使社会民主党“降低它的口号，而这样做只能使社会民主党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使社会民主党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2—203页。——编者注］无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罪行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大张旗鼓地极其尖锐地开展批判，尤其是因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供批判的材料将是非常丰富的。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彻底揭露杜马将要通过的政府或者自由派提出的措施和提案的阶级实质，而且必须完全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特别注意那些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措施和提案；其中包括工人问题、土地问题和预算问题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应当针对政府和自由派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同时也是政府和杜马中两个多数所依靠的那些社会集团的最大痛处。
所有这些鼓动任务、宣传任务和组织任务，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除了通过在杜马讲坛上发表演说，还要通过提出法案和向政府提出质询来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提出法案或者提出质询时至少要有30名代表署名。
第三届杜马里没有也不会有30名社会民主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说，单独一个社会民主党，没有其他集团的协助，是既不能提出法案，也不能提出质询的。这无疑会使问题变得非常困难，非常复杂。
当然，这里说的是彻底民主主义性质的法案和质询。社会民主党能在这方面指望立宪民主党协助吗？当然不能。立宪民主党现在已经完全准备赤裸裸地公开妥协了，连那些原来就被各种附带条件和例外弄得支离破碎、降到最低限度的纲领要求也一点不会提出来——难道这样的立宪民主党会用民主主义的质询去触怒政府吗？我们都记得，早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的演说家在质询时所作的发言已经毫无生气，他们有时象小孩子那样嘟嘟囔囔，有时是客客气气、毕恭毕敬提出问题。杜马正在把对付人民的罗网编织得更牢固更可靠，使之变成锁链，它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力”现在已经成为话柄，大臣老爷阁下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立宪民主党是难得打扰他们的（当然啦，不是还要立法么！），即使要打扰一下，那也会是非常彬彬有礼的。米留可夫在竞选大会上保证“保住火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难道只是米留可夫一个人吗？唐恩坚决反对“打倒杜马”的口号是什么意思呢？不也是“保住火种”吗？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支持”把卑躬屈节当成“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时，不也正是劝社会民主党人要如此这般地“彬彬有礼”吗？
所以立宪民主党人根本不会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立法提案附议，因为这些法案将具有鲜明的鼓动性质，将充分地体现出彻底民主主义的要求，立宪民主党人当然会因此怒火中烧，他们的怒火一点也不会亚于十月党人，甚至不会亚于黑帮分子。
总之，在这方面也不应当把立宪民主党考虑在内。在提出质询和法案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只能指望得到比立宪民主党左的集团的协助。看来，这些集团同社会民主党人加起来可以达到30人，所以也就具备了提出这方面动议的完备的合乎手续的条件。自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什么同盟，而是一些“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正如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同时向反动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叛卖性的策略进行总攻击的目的”。［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0页。——编者注］
载于1907年10月29日《无产者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39—149页
注释：
[100]据最后统计，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共占19席，比第二届杜马时期少46席。这是1907年6月3日（16日）选举法大大限制本来就不充分的工人选举权（工人选民团复选人由237名减为112名；53省中只有44省的工人有选举权）和警察残酷迫害工人复选人的结果。
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选民团选举中占优势，但在整个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中居少数。按照选举法，有6个省的选举大会须从工人选民团复选人中选举1名杜马代表。选举结果，这6名工人杜马代表有4名是布尔什维克（彼得堡省的尼·古·波列塔耶夫，莫斯科省的米·瓦·扎哈罗夫，弗拉基米尔省的谢·亚·沃罗宁，科斯特罗马省的彼·伊·苏尔科夫），两名是孟什维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格·谢·库茨涅佐夫和哈尔科夫省的瓦·叶·舒尔卡诺夫（后来成为奸细））。另外，在乌法省，布尔什维克瓦·叶·科索罗托夫由工人选民团提出、在农民复选人支持下当选。加上参加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伊·彼·波克罗夫斯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安·亚·普列德卡林，布尔什维克在党团中共7人。孟什维克在党团中居多数，但他们的杜马代表大多数不是由工人选民团而是由其他选民团如城市选民团、农民选民团甚至土地占有者选民团选出的。后来，党团内部两方面的力量渐趋平衡，这是因为有5名孟什维克脱离了党团，其中4名投靠了无党派人士集团，1名加入了穆斯林集团。而布尔什维克代表只有1名（科索罗托夫）因政治案件被捕入狱。同时还有一部分孟什维克代表属孟什维克护党派，他们在保存工人秘密政党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是一致的。
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在初期活动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党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闹独立。党团中的孟什维克代表违背伦敦代表大会决议，以党团名义同立宪民主党和波兰代表联盟一起参加反对派会议。在讨论1907年11月16日（29日）的政府宣言时，党团否决了中央委员会拟的宣言草案，而发表了自己制定的宣言，其中删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性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1908年12月）通过的决议对于改进杜马党团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届杜马后三次常会期内，杜马党团明显地改进了自己的工作，这表现在加强质询活动，制定自己的法案并提交杜马讨论，以及加强代表们在杜马外的活动。列宁在《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第三篇文章）》中对这届杜马党团的工作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129。
[101]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和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129。
[102]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初期于1815年8月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当选议员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129。
[103]指因1906年德国政论家马·哈尔登在《未来》杂志上揭露德皇威廉二世的好友菲力浦·欧伦堡侯爵和赫尔穆特·毛奇伯爵搞同性恋而引起的诉讼案。后来欧伦堡和毛奇二人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失去了威廉二世的宠信。——130。
[104]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中有一些人热中于保持俄国生活方式。他们不喝外国饮料，只喝国产饮料克瓦斯，不穿西式服装，只穿俄国农民服装，并自诩为“热爱祖国”。后来，人们把这类思想和行为讥讽地称为“克瓦斯爱国主义”。——130。
[105]《俄国旗帜报》（《РусскоеЭнамя》）是黑帮报纸（日报），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报，1905年11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出版者是亚·伊·杜勃洛文，编辑是杜勃洛文和帕·费·布拉采尔等。报纸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1917年二月革命后，根据1917年3月5日（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俄国旗帜报》被查封。——131。
[106]《莫斯科呼声报》（《ГолосМосквы》）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12月23日—1915年6月30日（1907年1月5日—1915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阿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弗·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132。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1907年10月27日〔1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98]
（1907年10月27日〔11月9日〕）
1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报告
报道
报告人首先说明了第三届杜马的构成情况。政府简单地凭借经验拼凑了六三选举法，其结果是杜马中出现了两个可能形成的多数：十月党人—黑帮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二者无疑都是反革命的。政府在推行反动政策时，将交替依靠其中的一个。同时，政府将侈谈纸上的“改革”，以此来掩饰其专制农奴制的行径。立宪民主党人在行动上将执行反革命的叛卖政策，而在口头上却把自己说成是真正民主主义的反对党。
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同十月党人勾结起来，这是必然的，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报告人用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党报上摘录下的许多引文、用这两个党活动的一系列事实以及立宪民主党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报道证明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同旧制度相勾结的政策，在第三届杜马中表现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这一政策的真正性质，现在谁也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
但是，无论前一个杜马多数还是后一个杜马多数，客观上都不能满足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中较为广大的群众的迫切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同以往一样，代表人民中这些阶层的需要的，将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的构成和活动会给社会民主党提供丰富的和极好的宣传材料，这些材料应当用来反对黑帮政府、公开的农奴主－地主、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仍然是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在普遍的……选举权的基础上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主张。因此，根本谈不上在杜马中支持“左派”十月党人或者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不管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席位多么少，它也应当利用杜马讲坛和质询权等等来贯彻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和彻底民主主义的路线。只许同左派代表的集团达成某些协议（特别是由于必须有30人署名才能提出质询），而且只能以不违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为限。为此，必须组织一个情报局，它对任何人不具有约束力，而只是为社会民主党提供影响左派代表的机会。
报告人接着说，社会民主党中已经有人在叫嚷要支持“左派”十月党人（例如在选举主席团时）、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组织情报局以及所谓“保护”我们的杜马党团。孟什维克关于支持十月党人的种种言论，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孟什维克策略的彻底破产。当杜马为立宪民主党人所把持时，孟什维克叫嚷要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斯托雷平刚一修改选举法、使之有利于十月党人，孟什维克又准备支持十月党人了。孟什维克沿着这条道路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呢？
报告人认为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成立情报局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就等于给公开的敌人提供情报。
报告人在谈到“保护”党团问题时说：党团确实应当保护。但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只能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高高举起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只能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从参加同盟的人直到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但绝对不是让党团去支持“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党团的存在如果是以支持这些集团即支持同斯托雷平专制政府相勾结为前提的话，那还不如干脆体面地停止自己的活动，党团假如因此而被驱逐出杜马的话，那就要向全体人民讲清它被驱逐的原因。
列宁在结束报告时主要谈了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全国反对派”的思想。俄国资产阶级本身从来就不是革命的。原因很明显：这是由俄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地位和它在革命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列宁逐一分析了孟什维克其余的论点，提出了载于《无产者报》第19号的决议。
载于1907年11月19日《无产者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33—135页
2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鉴于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必须遵循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以及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几点，以进一步阐明这些决议：
1．在第三届杜马中已经形成了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前者是反革命的，他们坚决主张加紧镇压、主张保护地主特权，甚至力图完全恢复专制制度。后者无疑也是反革命的，但是他们喜欢用某些徒有虚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
2．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玩弄两面的政治把戏。政府想在加紧镇压并继续用武力来“征服”俄国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立宪改革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投票时实际上同反革命的十月党人保持一致，却想把自己不仅装扮成反对派，而且还装扮成民主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肩负着特别艰巨的任务：无情地向人民揭露这种把戏，既揭露黑帮地主和政府的暴力行为，也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本质。社会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无论是投票支持右派立宪民主党人或“左派”十月党人参加主席团，还是组织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情报局以及同他们的政策协调行动等等），目前都会直接损害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事业和革命事业。
3．社会民主党在不折不扣地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从这一立场出发批判所有的、甚至最民主的、“劳动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同时，在自己的鼓动工作中应当首先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第三届杜马完全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应当]首先广泛地大力宣传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
4．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政府和自由派各项提案的阶级实质，同时要特别注意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工人问题、土地问题、预算问题等等），何况第三届杜马的构成会给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料。
5．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尤其必须利用质询权，为此必须在丝毫不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不缔结任何联盟的情况下，同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其他集团协同行动。
为了避免再犯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中所犯的错误，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立即建议杜马中的左派——只能是左派，即能够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的人——代表成立情报局，这个情报局对参加者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能为工人代表提供经常以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精神来影响民主派的机会。
载于1907年11月5日《无产者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36—137页
3
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题的报告
报道
列宁同志的第二个报告讲的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问题。报告人叙述了国际社会民主党两翼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派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正统派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99]上同意允许参加不敌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这一提法，理由是，这实际上等于完全不许参加，因为在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敌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报刊是没有的。
报告人坚持绝对不允许在政治上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所谓非党报刊的观点。例如《同志报》这样的报刊，它们以隐蔽的伪善手法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害处远远超过公开敌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哥尔恩、科甘等在《同志报》上所发表的言论就是最好的例证。所有这些言论都是反对党的；实际上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同志报》，而是这家报纸利用了上面这些同志来反对它所仇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迄今为止，《同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不合它的编辑部口味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
载于1907年11月19日《无产者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38页
注释：
[98]这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载于1907年11月5日和19日的《无产者报》第19号和第20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于1907年10月27日（11月9日）在泰里约基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5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列入会议议程的问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第三届杜马选举运动的总结报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全国代表会议：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失业问题；改选全市代表会议问题以及其他组织问题。
彼得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警察局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残暴镇压工人选民，使社会民主党完全无法进行选举前的鼓动。报告还指出，在彼得堡有一个背着党而完全独立存在的以法俄工厂委员会为首的孟什维克组织。
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指出，中央委员会工作不得力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许多重要问题，如中央机关报的出版、工会问题决议的审批、杜马党团头几步活动的商讨等等，都由于孟什维克的干扰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作了有关筹备全国代表会议的两个报告：关于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的策略的报告和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孟什维克反对这个决议案，提议在第三届杜马中支持“左派”十月党人，并在选举杜马主席团时投“左派”十月党人的票。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提案。在讨论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被法庭审讯的问题时，列宁向大会通报说，他已把党团被审讯一事报告社会党国际局，社会党国际局将通过国际议员同盟向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议会提出质询，以引起国际工人阶级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代表会议决定在审讯开始之日发动彼得堡市和彼得堡省的工人罢工一天。代表会议选出两名布尔什维克为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122。
[99]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03年9月13—20日在德累斯顿举行的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企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的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任编辑和撰稿人的决议，这些条件是：所参加的资产阶级报刊不是敌视或恶意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参加这种报刊的党员不被强迫去写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和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攻击；对参加这种报刊的党员不能委以党的机要职位。——127。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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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
（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94]第5号有一篇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社论，其中充满了社会革命党人惯用的连篇累牍的空话和漫无节制的吹嘘。在转载的电文中，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向欧洲宣布：“革命斗争要求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坚守岗位。”声称该中央委员会对社会革命党代表在国际局里的“不懈努力”十分满意。《劳动旗帜》断言：“社会党国际作出决议赞同我们一贯采取的对工会运动的观点。”代表大会不顾教条主义者考茨基的反对，在制定最低工资法问题上“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三年来，“我们俄国社会党人”“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国际也公开地、怀着敬意地（！！！）承认了这一点”。
总之，为了向社会革命党人表示敬意，欧洲派出过3万名信使[95]。
然而可恶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在俄国小组里耍弄“小阴谋”：他们反对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出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表决的票数应该相等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给自己11票，给社会革命党6票，给工会3票。国际局决定给社会民主党10票，给社会革命党7票，给工会3票。“阿德勒和倍倍尔在投票反对我们的要求时声明，他们绝不愿意贬低社会革命党的作用，他们承认该党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想主持公道，并且想要确定大体的力量对比关系。”（《劳动旗帜》）
轻率啊，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96]们真是太轻率了！无论是社会革命党的作用也好，“重要因素”也好，国际局都没有谈到，也不可能谈到。一个党既然已获准参加代表大会和国际局，那么国际局及其成员就不会再对该党的作用和重要性进行估量了。国际局只会对各个党的力量进行估量，以便分配票数。倍倍尔和阿德勒同意我们社会民主党在国际局里的代表提出的论据，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力量是不相等的。他们既然同意这一论据，自然注意到，他们不是在评论原则和方针，不是来解决社会民主党纲领和社会革命党纲领之间的争论，而仅仅是对力量进行估量，以便分配票数。把这种不言而喻的附带说明当成承认社会革命党人是“重要因素”，这是赫列斯塔科夫式的行径。
社会革命党人尤其轻率的是，他们在单凭记忆、不准确地转述倍倍尔和阿德勒的附带说明的意思时，对问题的实质性论据避而不谈。他们在讲倍倍尔的附带说明时夸大其词，而对我们实际的争论情况却闭口不谈。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的代表在国际局里是这样争论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提到了第二届杜马代表的人数，认为这是衡量各党力量最准确的标准，并且说明，选举法对农民比对工人更有利。社会革命党代表反驳说，在杜马中除了社会革命党党团以外，还有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这些准社会革命党人。他说，应该把他们的这一部分力量算到社会革命党人中去！此外，人民社会党人还拥有——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原话——“第一流的作家”（“écrivainsdepremierordre”，鲁巴诺维奇语）。
社会民主党代表对此回答说：不错，人民社会党拥有“第一流的作家”，就象法国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党[97]拥有克列孟梭一类作家（也是“第一流的作家”！）一样。可是，借用别的政党来证实自己有力量，对于一个独立的政党来说，这样做体面吗？既然连人民社会党的“第一流的作家”本人都不想请求准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这样做体面吗？
我们再补充一句，在俄国把自己装扮成超级革命者，而在欧洲却死乞白赖地拉人民社会党人来帮忙，这样做体面吗？
载于1907年10月20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无产者报》第16卷第128—130页
注释：
[94]《劳动旗帜》（《ЗнамяТ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1907年7月10日（23日）—1914年4月出版，不定期。起初在俄国秘密出版，从1908年8月起在巴黎出版，共出了53号。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格·安·格尔舒尼、维·米·切尔诺夫等。——119。
[95]3万名信使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说的吹牛话。他说，有个局长级的职位出了缺，许多将军争相担任此职，但都干不好，最后只好求他去干，为此派来的联络信使络绎不绝，足有35000人之多。——119。
[96]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120。
[97]指法国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
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是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01年6月，作为派别则形成于1869年。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该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21。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革命和反革命（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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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
（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1905年10月，俄国处于革命的最高潮。无产阶级把布里根杜马从前进的道路上一脚踢开，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专制制度作直接斗争。1907年10月，我们则处于看来是公开的群众斗争的最低潮。不过，1905年十二月失败以后开始的低潮时期，不仅使立宪幻想风靡一时，而且也使这种幻想完全破灭。在两届杜马被解散和六三政变以后召开的第三届杜马，明显地结束了相信专制政府同人民代表机关可以和平共处的时期，开辟了革命发展的新时代。
在当前这个时期，人们不由得会把俄国的革命同反革命、把革命冲击的时期（1905年）同反革命玩弄立宪的时期（1906年和1907年）进行比较。要确定当前的政治路线，就免不了要作这种比较。把“革命的错误”或“革命幻想”同“有益的立宪工作”进行对比，这便是当前政治书刊的基调。立宪民主党人在竞选大会上叫嚷的是这个。自由派的报刊唱的、喊的、唠叨的也是这个。这里还有一位司徒卢威先生，他因为“妥协”的希望彻底破灭而穷凶极恶地拿革命者出气。这里还有一个米留可夫，尽管他一贯装模作样，狡诈善变，但事态的发展终于迫使他得出一个清楚的、准确的和——这是主要的——与事实相符的结论：“敌人在左边”。这里还有一些和《同志报》气味相投的政论家，如库斯柯娃、斯米尔诺夫、普列汉诺夫、哥尔恩、约尔丹斯基、切列万宁等等，他们谴责10—12月斗争是轻举妄动，并不同程度地公开鼓吹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民主的”同盟。这股浊流中的真正的立宪民主党分子代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益，表现了知识分子小市民的无以复加的奴才相。那些还没有完全堕落到司徒卢威这一地步的人，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懂得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联系，不能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看成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的完整的社会运动。
革命冲击时期从实际上表明了俄国居民的阶级构成和各个不同的阶级对旧专制政府的态度。事态使所有的人，甚至使那些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人现在都学会了把1905年1月9日，把属于一个特定阶级的群众的第一次自觉的政治运动，作为革命纪元的开始。社会民主党通过对俄国的经济现实进行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掌握领导权的结论，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似乎是理论家死啃书本的结果。革命证实了我们的理论，因为它是唯一真正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实际上始终在领导革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先进部队。群众斗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展异常迅速，超过了许多革命家的预料。在一年的时间内，群众斗争就发展到了历史上革命冲击的最坚决的形式，发展到了群众性的罢工和武装起义。就在斗争的进程中，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紧跟在无产阶级之后，组成革命人民战斗骨干的其他居民阶层也开始组织起来。各种职员这些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来了，接着农民民主派，职业知识分子等也都组织起来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时期是群众的组织性加强的时期，这种加强在俄国是空前的，即使以欧洲的标准来看也是巨大的。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劳动条件上争得了许多改善。而农民群众争得的，是地主的专横“收敛”了，地租和地价降低了。整个俄国争得了相当程度的集会、言论和结社自由，使专制政府公开放弃了老一套做法，承认了立宪。
俄国解放运动迄今所获得的一切，完全是、纯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斗争的结果。
斗争发展中的转折，是从十二月起义失败之后开始的。随着群众斗争的逐渐削弱，反革命步步转入进攻。第一届杜马时期群众斗争还显示出非常强大的威力：农民运动在加强，农奴主－地主的巢穴大批被捣毁，士兵不断起义。当时反动派进攻得很慢，不敢立即发动政变。直到1906年7月斯维亚堡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90]被镇压下去以后，反动派才胆子大了起来，建立了战地法庭[91]制度，开始一点一点地剥夺选举权（参议院的说明[92]），最后终于用警察包围了第二届杜马，把臭名远扬的立宪全部推翻。当时一切自行发起的、自由的群众组织都没有了，只有在杜巴索夫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所解释的警察立宪范围内的“合法斗争”。原来起领导作用的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时起领导作用的则是操纵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群众运动的低潮时期是立宪民主党的全盛时期。立宪民主党利用这个低潮，以立宪“斗士”的面目出现。它竭力使人民保持对这一立宪的信赖，并鼓吹必须以“议会”斗争为限。
“立宪民主党的立宪”的破产就是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的破产。只要把革命的这两个时期作一番比较，我国自由派关于“革命幻想”和“革命的错误”的种种议论的自私的阶级性质就昭然若揭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给全体人民带来的，是斗争的成果，而自由派对运动的领导，却只带来了失败。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击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和他们的组织性，不断向他们提出更高的任务，促使他们日益独立地参加政治生活，教导他们怎样进行斗争。自由派在两届杜马时期的领导却降低了群众的觉悟，瓦解了他们的革命组织性，模糊了他们对民主主义任务的认识。
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自由派领袖们向人民精彩地表演了卑躬屈节的合法“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专制的农奴主大笔一挥抹去了自由派空谈家的立宪天堂，并且还肆意讥笑那些在大臣前厅里等待求见的人精明的外交手腕。在俄国的整个革命时期中，自由派毫无成果和成绩可言，也没有做过一点民主主义的工作来组织人民的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在1905年10月以前，自由派对群众的革命斗争有时还采取同情的中立态度，但即使在当时他们也已经开始反对群众的革命斗争了，他们派遣代表团向沙皇无耻地进谗言，他们支持布里根杜马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是出于对革命的毫不掩饰的仇恨。1905年10月以后，自由派的全部作为，就是无耻地出卖人民自由的事业。
1905年11月，他们暗中派司徒卢威先生去同维特先生密谈。1906年春，他们破坏革命的抵制，拒绝公开向欧洲表示反对借外债，从而帮助政府弄得数以十亿卢布计的金钱来征服俄国。1906年夏，他们私下同特列波夫就大臣职位问题讨价还价，并且在第一届杜马中同“左派”也就是同革命派进行斗争。1907年1月，他们又去向警察政权献殷勤（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1907年春，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支持政府。革命派很快揭露了自由派，并且用事实表明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从这方面来说，抱立宪希望的时期对人民远远不是没有好处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经验，不仅使人懂得了自由派在我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不仅如此，这个经验也在实际上打消了由那个只有政治上幼稚无知或者老朽昏聩的人才会认为是真正实行立宪“民主”的党领导民主运动的企图。
1905年和1906年初，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成分还不是人人都清楚的。当时希望把专制政府同真正能够代表比较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机关结合起来的，不仅是穷乡僻壤的愚昧无知、备受压制的居民，就连专制政府的统治集团，也不是没有抱着这种希望的。为什么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的选举法都给农民相当多的代表名额呢？[93]因为当时还相信农村存在拥护君主制的情绪。“乡巴佬会来搭救的”——1906年春政府报纸发出的这种感叹，表达了政府对农民群众的保守性寄予的希望。当时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意识到农民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而且唯恐农民落后，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杜马将有助于把思想保守的或无动于衷的农民变成自由主义者。1906年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了大胆的愿望，他写道：“农民在杜马中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1907年夏，同是这位司徒卢威先生，却举起了同劳动派政党或左派政党作斗争的旗帜，把这些政党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同专制政府进行勾结的主要障碍。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自由派的口号从为争取在政治上给农民启蒙而斗争，变成了为反对农民在政治上启蒙“过头”和要求“过高”而斗争！
口号的这一改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彻底破产。民主主义的农村居民群众同农奴主－地主之间阶级对抗之深刻，远远超出了胆小糊涂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想象。因此，他们指望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掌握领导权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再也无法挽回。因此，他们想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人民群众同十月党人地主、黑帮地主和解的整个“路线”也遭到了破产。两届杜马的反革命时期一个很大的、尽管是消极的成果，就是变节的“人民自由”的“斗士”遭到破产。在下层进行的阶级斗争抛弃了这些大臣前厅里的英雄，使他们从觊觎领导权的人变成稍稍涂了一层立宪油彩的十月主义的普通奴仆。
自由派已经破产，已经实际考验了自己是否适合做一个民主斗士，或者至少做一个民主队伍中的斗士，如果有人直到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等于一点也不了解两届杜马的政治历史。这些人从毫无意义地重复早已背熟了的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公式，转而开始发出反革命的长吁短叹。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立宪幻想的破灭毫不惋惜。他们应该讲一讲，马克思在谈到德国的反革命时是怎么说的，马克思说：人民赢得的就是他们丢掉了幻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2页。——编者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赢得的就是他们丢掉了不称职的领袖和没出息的同盟者。这样更有利于这个民主派在政治上的发展。
无产阶级的政党所要做的是设法使广大群众更深入地思索和更切实地领会我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丰富的政治教训。向专制制度冲击的时期，使无产阶级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使它学会了革命策略的基本原理，并使它看清了唯一能争得切实改善的直接的群众斗争得以成功的条件。由于在长时期内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培养、教育和组织，数十万工人才奋起斗争，给了俄国的旧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由于进行了长期的、不显眼的工作（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建立了巩固的坚定的政党，才爆发了真正的群众斗争，这种爆发才有条件变成革命。现在，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先进战士，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清除自己身上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种种霉斑，团结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同样坚定的顽强的工作。历史的进程和广大群众的客观处境向俄国革命提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的、全民的政治危机的因素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为加深和增多了。这个危机的到来又将使无产阶级担当起全民运动的领导者的使命。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准备担当这个重任。在以1905年和随后几年的事态作肥料的土壤里播下种子，将获得高出十倍的好收成。1905年底，我们的党只有几千个自觉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却发动了上百万的无产者起来斗争；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拥有好几万经过革命考验而且在斗争中更加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能够带领上千万人去把敌人打垮。
在许多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俄国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任务都显得无比突出、极其迫切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正上升到更高的阶段。资本家结成了一个个全俄的联合组织，同政府勾结得更紧，更频繁地采取最极端的经济斗争手段，直到举行大规模的同盟歇业，以便“制服”无产阶级。但是迫害只能吓倒那些垂死的阶级；资本家老爷们成功得愈快，无产阶级的人数就愈多，团结就愈紧。无产阶级的不可战胜是以俄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来作保证的。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第一次开始形成为一个阶级，形成为一支统一的和自觉的政治力量。这样，全俄国的工人也将更加顺利地组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资本世界和劳动世界之间的鸿沟将更为加深，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将更为明确。在无产阶级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鼓动，从革命的种种试验中得到充实之后，将变得更加明确。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是促进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最后形成的最好的推动力。
这个政党争取民主的任务，今后只会在准备倒向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同情者”中间引起争论。对于工人群众来说，在革命的烈火中，这些任务已经变得非常明确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为俄国的一种历史力量，它的基础、唯一的基础是农民群众，这一点无产阶级是根据经验知道的。无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担负了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农奴主－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使命，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工人政党离开这条正确的道路。立宪民主党人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帜，把农民置于十月主义的卵翼之下，他们已经起到了自由派政党的作用，而社会民主党不理睬那些孤独的怨天尤人的人，它将继续向群众说明自由派的这种破产，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不彻底摆脱同十月主义奴仆的同盟，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今后的命运如何，现在谁也说不上来。也许立宪民主党人的破产会导致成立一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政党，即真正的群众性的政党，而不是象社会革命党那样的恐怖分子的组织。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团结上的客观困难会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民主派长期处于目前这种松散的、不定形的、软弱无力的劳动派群众的状态。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我们的路线只有一条，即通过对一切动摇行为的严厉批评和不屈不挠的反对民主派同反革命本性暴露无遗的自由派合流的斗争来锻炼民主力量。
反动派走得愈远，黑帮地主就愈猖狂；黑帮地主把持专制政府愈厉害，俄国的经济发展和摆脱农奴制残余的过程也就愈缓慢。这就是说：在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自觉的和战斗的民主主义将得到更加有力、更加广泛的发展。十月党人强加在农民身上的饥饿、暴力和凌辱所引起的群众性反抗将更为剧烈。社会民主党将设法使号称立宪民主党的这一伙自由派野心家在必然到来的民主主义斗争的高潮中，不能再次在民主派队伍中制造分裂和混乱。或者同人民一起，或者反对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社会民主党早就向任何妄图在革命中担当“民主派”领袖的人提出的问题。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善于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路线；有些人自己就轻信了自由派的诺言，有些人对这些自由派同反革命的勾勾搭搭假装看不见。现在，最初两届杜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受到了教育。
革命使无产阶级学会了群众斗争。革命证明了无产阶级能率领农民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革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从纯粹无产阶级政党中清除出去，使党团结得更加紧密。反革命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弃了从自由派中寻找领袖和同盟者的企图，因为自由派害怕群众斗争比害怕火还要厉害。我们依靠事变中取得的这些教训，可以大胆地向黑帮地主的政府说：你们就这样干下去吧，斯托雷平先生们！你们播下种子，我们将收获果实！
载于19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18—127页
注释：
[90]斯维亚堡起义是指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4—327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终于因为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可是在劝阻群众推迟行动已不可能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做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瓦解组织的活动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112。
[91]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于1906年8月19日（9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于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具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112。
[92]参议院的说明是指俄国执政参议院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颁布的对1905年12月11日（24日）国家杜马选举法的解释。通过这些解释，参议院在这个选举法的规定之外，又剥夺了数万名工人、农民的选举权。列宁称这种解释是“斯托雷平对‘宪法实质’的绝妙的说明”。——112。
[93]根据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以及12月11日（24日）对这个条例的修改，农民选民团分配到的复选人数额在总额中占40％以上。这个选举条例还规定，在各个省的选举大会上，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先从自身中单独选出杜马代表1名，然后各选民团的复选人再一起选举本省其余的杜马代表。
1907年6月3日（16日）的选举条例大大削减了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数额（约一半），并且把各省农民选民团的复选人自选1名杜马代表的做法改为由省选举大会全体复选人先从农民选民团以及其他选民团的复选人中选杜马代表各1名，然后再选举本省其余的杜马代表。对于工人选民团，这种保证可以选出1名杜马代表的做法只限于6个工人比较集中的省，即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科斯特罗马和哈尔科夫。——114。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1907年10月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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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
（1907年10月8日〔21日〕）
众所周知，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军国主义问题，同时，与之相联系也讨论了反军国主义的宣传问题。在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有一处提到，代表大会认为劳动阶级的责任是“促使工人青年受到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教育，促使他们具有充分的阶级自觉”。代表大会认为，这是使军队不再成为统治阶级手中可以任意支配的、随时能用来反对人民的盲目工具的保证。
在现役士兵中进行宣传是极为困难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军营生活、严密监视、很少外出，这一切使士兵和外界交往极端困难；军事纪律、令人不可思议的残暴的机械式训练，使士兵感到畏惧；军事长官竭力要把“灰色畜生”头脑中的活的思想和人的感情统统打掉，向他们灌输盲目服从的心理以及对“外部的”和“内部的”敌人毫无理性的疯狂的仇恨情绪……士兵们与世隔绝，孤独、愚昧而又胆怯，头脑里塞满了对周围事物极其荒谬的看法，接近他们要比接近役龄青年困难得多，后者生活在亲友中，共同的利益把他们与亲友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工人青年中进行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到处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具有巨大的意义。作为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军队的工人，对当权者来说是靠不住的。
欧洲各国全都有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在有些国家，如比利时、奥地利、瑞典，这些团体都是担负着党的重要工作的庞大组织。当然，青年团体的主要宗旨是自学，是树立明确严整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不过与此同时，青年团体也在进行实际工作。他们在为改善学徒的生活状况而斗争，努力保护学徒不受老板贪得无厌的剥削。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把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用于反军国主义的宣传。
为了这个目的，青年团体努力与青年士兵建立密切的联系。做法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工人还没有当兵的时候，他参加青年团体，交纳会费；当兵以后，青年团体继续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定期给予少量的资助（这在法国叫作“士兵小捐”），这种资助尽管本身数目很小，对他却有重要意义。而从士兵这一方面来说，则有义务定期向青年团体报告他所在军营内发生的一切，谈他自己的感受。这样，士兵在入伍以后，也不会同他原来所在的那个组织失去联系。
士兵总是被尽量赶到离家乡远一些的地方去服役。这样做的用意是要使士兵和当地居民没有任何共同的利益，使他感到自己和当地居民漠不相关。这样就较为容易强迫他服从命令——向群众开枪。工人青年团体努力消除士兵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这种隔膜。各青年团体之间是互有联系的。原是自己家乡青年团体成员的士兵一到新的城市，当地的青年团体就把他当成期待已久的客人来欢迎，使他很快和当地居民休戚相关，青年团体对他尽量帮助。他不再是异乡人，外来人。他还知道，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不幸，肯定会得到帮助和支持。他意识到这一点，就勇气倍增，他在军营里就敢作敢为，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人格。
和青年士兵的密切联系，使青年团体有可能在士兵中进行广泛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主要是借助反军国主义的书刊来进行的。青年团体大量出版和发行这种书刊，特别是在法国、比利时以及瑞士、瑞典等国。书刊的内容多种多样：印有反军国主义图画的明信片，士兵反军国主义的歌曲集（其中有许多歌曲在士兵中颇为流行），《士兵手册》（在法国发行量达10万份以上），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号召书、传单；为士兵出版的周报、周刊、双周报、双周刊和月报、月刊，其中有的还附有插图。《军营报》、《新兵》、《青年士兵报》、《皮尤皮尤》（青年新兵的亲昵外号）、《前进报》都发行很广。例如在比利时，《新兵》和《军营报》的发行量均达6万份。在招募新兵时，杂志出版得特别多。士兵报纸的专号分别按所有新兵的住址寄给他们。反军国主义的书刊给士兵送进军营，在街上递给他们，士兵在咖啡馆、小饭馆，凡是他们所到之处，都能得到这种书刊。
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特别关心新兵。为他们隆重地送行。招募新兵的时候，要在城里组织游行。例如在奥地利，穿着丧服的新兵在送葬乐曲的伴奏下穿过全城。一辆用红布装饰起来的车子行驶在他们前面。墙上到处贴满红色标语，上面印着大字：“你们决不向人民开枪！”还举行欢送新兵的晚会，会上发表激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演说。总之，用一切办法唤起新兵的觉悟，预防他们受到军营里不择手段地灌输给他们的那些思想感情的毒害。
社会主义青年的工作没有白做。在比利时，士兵中已经有近15个士兵团体，这些团体大多靠拢社会民主工党，并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团2／3的士兵组织起来了。在法国，反军国主义的情绪十分普遍。在敦基尔欣、克勒佐、隆维、蒙索莱米讷发生罢工期间，调去镇压罢工工人的士兵声明，他们同罢工工人站在一起……
军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日益增多，军队愈来愈不可靠。一旦资产阶级不得不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面对面进行较量，军队将站在哪一边呢？社会主义工人青年正全力以赴，怀着青年所特有的满腔热情，努力争取做到使军队站在人民一边。
载于1907年10月8日《前进报》第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14—117页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十二年来》文集序言（19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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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来》文集序言[64]
（1907年9月）
推荐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收集了1895—1905年这一时期的文章和小册子。这些著作都是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在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右翼所作的斗争中，这些问题经常不断地被提出来进行研究。
起初，这场斗争是在纯理论领域中进行的，针对的是我国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65]的主要代表司徒卢威先生。1894年底和1895年初是我国合法的政论界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当时马克思主义首次在我国政论文章中出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有在国外的“劳动解放社”[66]活动家，而且有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著作界的活跃景象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当时几乎完全主宰着进步著作界的民粹派老首领（如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进行的激烈论战，是俄国大规模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写作活动是无产阶级奋起斗争，即1896年举行的有名的彼得堡罢工[67]的直接序幕。这些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来持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
当时的写作条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使用伊索式的语言，而且只限于谈那些同实践和政治相距很远的最一般的原理。这种情况使得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特别容易结成联盟。进行这一斗争的除了国外的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司徒卢威先生、布尔加柯夫先生、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别尔嘉耶夫先生等人。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民粹派决裂，就是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不是象我们那样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现在，俄国革命的历史，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尤其是司徒卢威先生的演变（几乎演变成十月党），使这个道理不言自明了，使它成了政论界人人皆知的普通常识。但在当时，即1894—1895年期间，还只能根据某个著作家稍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来证明这个道理，那时这个常识还刚开始被了解。因此，现在把我本人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编者注］，该文署名克·土林，载于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1895年圣彼得堡版）重新全文发表，有三个目的。第一，由于读者已经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和民粹派在1894—1895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所以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就是有意义的。第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和司徒卢威先生共同反对民粹派的同时就向他提出的警告，对于回答那些一再指责我们同这些先生结成联盟的人，对于评价司徒卢威先生的引人注目的政治生涯，也都是有意义的。第三，过去同司徒卢威进行的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的论战，可以作为大有教益的借鉴。这个借鉴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数次受到指责，他们被说成过分热中于同“经济派”[68]、伯恩施坦派[69]、孟什维克进行这样的论战。现在这些指责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调和派”和党外的半社会主义“同情者”中间很有市场。我们这里有人非常喜欢这样说：俄国人，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过分热中于论战和分裂。我们这里有人还喜欢忘掉这样一点：人们过分热中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其中包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尤其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十年以前的情况，看看在理论上同“司徒卢威主义”当时已有哪些分歧，以及哪些不大（初看起来不大）的分歧造成了各政党在政治上的彻底分野，引起了在议会中、在许多报刊上和民众集会等场合的无情斗争，是很有好处的。
谈到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文章，我还应当指出，这篇文章的基础就是1894年秋天我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里所作的报告。在当时彼得堡进行工作的一批社会民主党人（一年后他们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70]）中，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斯塔·拉·和我。当时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彼·伯·司徒卢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克·。在这个小组里，我作了一次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从题目可以看出，这次同司徒卢威的论战，比1895年春发表的那篇文章尖锐得多和明确得多（就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来说）。那篇文章里讲得比较温和，一方面是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民粹主义。当时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把司徒卢威先生“往左推”的做法，并不是毫无效果的，司徒卢威先生发表在被烧毁的文集（1895年）中的文章和发表在《新言论》杂志[71]（1897年）上的某些文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读1895年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时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是后来的经济著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纲要。末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篇文章的最后几页，在这几页中，着重指出了民粹派作为一个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国家里的革命民主派别的积极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特征和方面。这里从理论上对一些论点作了阐述，这些论点在过了十二三年以后的第二届杜马选举时的“左派联盟”和“左派联盟”的策略中，都在实践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反映。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并坚持绝对不容许建立左派联盟的那部分孟什维克，在这方面背叛了《曙光》杂志[72]和旧《火星报》[73]所竭力维护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极其重要的老传统。不言而喻，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必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于民粹主义的那些基本看法为依据的。
紧接着反驳司徒卢威的文章（1894—1895年）之后，是1897年底根据社会民主党人1895年在彼得堡的工作经验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那些在本文集所收的其他文章和小册子中以同社会民主党右翼论战的方式阐述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中则是以正面方式阐述的。这里重印了《任务》一文的几篇序言，以便指明这篇文章同我们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联系（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序言着重指出这本小册子同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联系，而1902年的序言则着重指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的演变）。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一文于1901年发表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勾销了社会民主党人同司徒卢威这个政治家的联系。1895年人们就警告过他，并谨慎地同他这样一个盟友保持距离。1901年又向他这个连纯民主的要求都不能比较彻底地加以坚持的自由派分子宣战。
1895年，即西欧出现“伯恩施坦主义”、而俄国许多“进步”著作家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的前几年，我就指出司徒卢威先生是一个不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他划清界限。1901年，即立宪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出现和该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政治上遭到惨败的前几年，我就指出了那些后来在1905—1907年间的群众政治活动和政治行动中表现出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批评的是一个自由派分子的错误论调，这个批评对于今天我国革命中最大的自由派政党的政策也几乎完全适用。有些人总以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7年间同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无情斗争违背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自由派的老政策，《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这篇文章可以给这些人指明他们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仍然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并未受资产阶级狂热的影响，这种狂热在“立宪的曲折道路”时代受到自由派的支持，并且一度模糊了我们党右翼的意识。
接下来是《怎么办？》［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是1902年初在国外出版的。书中所批评的已经不是著作界的右翼，而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右翼了。1898年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74]，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75]，其中也包括“劳动解放社”，成了党的国外组织。但是党的中央机关被警察所摧毁，没能恢复。党的统一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只不过是一种想法，一项指示。由于对罢工运动和经济斗争的迷恋，当时便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所谓“经济主义”。当《火星报》小组1900年底开始在国外进行活动时，由此产生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1900年春，普列汉诺夫退出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社会民主党人”[76]。
《火星报》开始工作时，表面上同这两个派别无关，实际上是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反对“联合会”。合并的尝试（1901年6月在苏黎世举行的“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没有成功[77]。《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意见分歧的原因和《火星报》的策略及组织活动的性质。
《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经常被布尔什维克目前的论敌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同志报》中的“无题派”[78]等）提到。所以，我重印这本小册子时，只是将它稍加删节，省去一些有关组织问题的细节或论战中的零碎意见。关于这本小册子内容的实质，必须提请现在的读者注意以下几点。
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例如，帕尔乌斯就明显地犯了这个错误（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了），他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多年以后写文章说，这本小册子中关于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
今天，这种意见简直让人觉得可笑，因为人们似乎想把我们党的发展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笔抹杀，想把当时必须为之斗争、而现在早已巩固下来并且业已完成使命的成果一笔抹杀。
今天来说《火星报》夸大了（在1901年和1902年！）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这等于是在日俄战争以后责难日本人，说他们夸大了俄国的兵力，说他们在战前对同这支兵力作战过于操心。当时日本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俄国可能动员的最大数量的兵力。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是站在一旁评论我们的党，他们不了解情况，看不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现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讲清楚这一思想，那么这一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怎么办？》一书是1901年和1902年火星派的策略、火星派的组织政策的总结。确切地说，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总结”。谁要是费神去读一读1901年和1902年的《火星报》，他肯定会确信这一点［注：本书第3卷[79]将转载《火星报》在这几年中刊载过的最重要的文章。］。谁要是评论这部总结却又不知道火星派同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不理解这场斗争，那他就是信口开河。《火星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了斗争，在1901年和1902年斗争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在1903年最终建立起这个组织，虽然后来火星派发生了分裂，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遭到过种种风浪，但是《火星报》还是保持住了这个组织，在整个俄国革命期间保持住了这个组织，从1901—1902年到1907年，始终保存了这个组织。
现在，争取建立这个组织的斗争早已结束，种子播下了，谷物成熟了，收割完毕了，这时有人居然出来宣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被夸大了！”这不是很可笑吗？
只要把整个革命前的时期和革命这最初的两年半（1905—1907年）作一个总的回顾，只要把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所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和政策的继承性同其他政党比较一下，那你一定会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党比其他所有的政党，比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等优越，这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就制定了为全体党员正式承认的社会民主党纲领，在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并没有因为纲领而发生分裂。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是它在1903—1907年（正式是在1905—1906年）仍然为公众提供了关于党内情况的最充分的资料（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0]、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81]、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它还是比其他各政党更早地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来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无论社会革命党还是立宪民主党至今都还没有做到的，虽然立宪民主党是一个几乎合法的、组织得最好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经费比我们多得多，利用报刊的自由和公开存在的可能性也比我们大得多。有各个政党参加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难道不是很明显地证明了我们党和我们杜马党团在组织上的团结要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强吗？
试问，我们党的这种高度的团结、巩固、稳定是由谁来实现，谁来实施的呢？是由主要在《火星报》参加下建立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实现的。凡是清楚我们党的历史、亲身参加过党的建设的人，只要看一看我党任何一个派别的代表组成，例如出席伦敦代表大会的各派别的代表组成，他就会相信这一点，并且会马上看出其中有一批比其他党员更尽心竭力地培育了我们党的老骨干。当然，取得这一成就的基本条件是：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中，工人阶级（它的优秀分子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最有组织能力。没有这一条件，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一种儿戏，就是冒险行为，就是一个空招牌，所以《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再三强调：它所主张建立的组织只有同“真正革命的和自发地起来斗争的阶级”相结合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无产阶级联合成为阶级这一客观上极强的能力，是通过活生生的人来实现的，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在1900—1905年的俄国，除火星派组织外，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建立象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工党。职业革命家完成了他们在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使命。任何力量现在都破坏不了这个早已突破1902—1905年“小组”这种小框框的事业。有人埋怨那些当初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保证正确完成战斗任务的人夸大了战斗任务，任何这样的事后埋怨都抹杀不了既得成果的意义。
我刚才提到了旧《火星报》（从1903年底第51号起，《火星报》转向孟什维主义，并且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有一道鸿沟，”——这是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所赞许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中说的一句话）的小组这种小框框的问题。关于这种小组习气，必须向现在的读者解释一下。无论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还是在随后的《进一步，退两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读者都会看到国外小组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有时是狂暴而残酷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一斗争有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毫无疑问，这场小组斗争是在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还很年轻、还不成熟时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当代活动家，必须同小组习气的种种传统断绝关系，必须忘掉和抛弃小组生活与小组纠纷的许多琐事，以便加紧完成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且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痕迹。布尔什维克曾在1905年11月的《新生活报》[82]上宣布，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这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
是的，正是“同过时的东西决裂”，因为一味责难小组习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了解它在过去那个时期的独特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当时小组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而来。小组这种狭窄的、封闭的、几乎总是建立在个人友谊基础上的极少数人的结合，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中必经的阶段。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才出现了把这些小组联合起来、建立小组之间的牢固联系和保持继承性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不能不在专制制度“所能顾及的范围以外”，也就是在国外建立稳固的作战基地。国外小组就是这样出于需要而产生的。各国外小组之间还没有联系，俄国党对它们还没有权威，因此，它们在对当前运动的基本任务的理解上，也就虽在对究竟应当如何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从哪一方面来促进全党的建设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必然会发生分歧。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小组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我们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究竟哪一个小组确实可以起到作战基地的作用。但是当时各个小组刚刚开始活动，这点谁也说不清，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争论。记得后来帕尔乌斯曾经指责旧《火星报》进行残酷的小组斗争，他在事后鼓吹调和主义的政策。不过事后这样说说容易，而这样说，也正暴露了他对当时情况的无知。首先，当时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个或那个小组的力量和重要性。许多小组徒有虚名，现在已被人忘掉，但当时它们却想通过斗争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权利。其次，各小组之间的分歧，是在于如何进行在当时还是新的工作。我当时就指出（在《怎么办？》里），分歧看来似乎很小，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新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在社会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确定这一工作和这一运动的总的性质，对于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一切争论所涉及的，都是工人政党在某一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政治活动的问题。而当时所涉及的，是确定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任务。
小组活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当然已经过时了。但是小组活动所以过时，正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小组斗争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且以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为广泛的党的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著作界曾就《怎么办？》一书提出一些枝节问题，我现在只谈以下两个问题。1904年，在《进一步，退两步》小册子刚出版不久，普列汉诺夫曾经在《火星报》上声明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我有原则分歧。我既没有对他的这个声明作答（如果不算日内瓦的《前进报》上的一个附注[83]的话），也没有对孟什维克书刊上出现的许多重复这一内容的文章作答，我没有作答，是因为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显然是在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抓住我个别的表述得不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的说法，完全无视小册子的总的内容和整个精神。《怎么办？》是在1902年3月出版的。党纲草案（由普列汉诺夫起草并经《火星报》编辑部修改过）是在1902年6月或7月发表的。这个草案中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的表述，是得到《火星报》编辑部的一致同意的（普列汉诺夫同我在纲领问题上的争论是在编辑部内部进行的，但是争论的正好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对无产阶级以至劳动阶级的观点要作区分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我要求表述得出普列汉诺夫更明确些，在后一个问题上，我主张给党的纯无产阶级性质下一个更严格的定义）。
因此，根本谈不到纲领草案和《怎么办？》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原则区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03年8月），当时的“经济派”马尔丁诺夫曾反驳我们在纲领中所表述的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看法。如我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中强调指出的那样，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反对马尔丁诺夫［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19—221页。——编者注］。由此可见，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发生在火星派和经济派之间，而经济派所攻击的正是《怎么办？》和纲领草案中共同的东西。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特意想把我在《怎么办？》中所作的表述当作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我说在《怎么办？》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1904年日内瓦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53页。——编者注］。
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这里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反驳《怎么办？》的文章并没有收入新《火星报》的文集（《两年》），所以我现在不去谈普列汉诺夫的论据，只是向现在的读者说明一下问题的实质，因为他们会发现孟什维克的许多著作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其次要指出的是关于经济斗争和工会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常常被著作界曲解。因此必须强调指出，《怎么办？》中有许多篇幅是用来阐述经济斗争和工会的重大意义的。比如说，我当时曾经主张工会中立。同我的论敌的种种断言相反，从那时起，无论在小册子中或在报纸文章中，我都没有改过口。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才使我得出结论：在原则上坚持工会中立的主张是不行的。工会要同党密切接近——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竭力使工会同党接近并且同党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我们的政策，而且必须在我们的一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中坚决地加以贯彻，既不追求我们的政策得到别人简单的“承认”，也不把思想不一致的人逐出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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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是1904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它叙述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上开始出现的分裂的第一阶段。我把这个小册子删去了将近一半，因为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党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的斗争细节，现在的读者绝对不会感兴趣，实际上也是应予忘记的。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关策略观点和其他观点的斗争的分析以及反对孟什维克组织观点的那场论战。要了解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这两个对工人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全部活动产生深刻影响的派别，就必须弄清这两点。
在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争论中，我要指出的是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当时的纲领（归还割地[84]）是过分狭窄了，低估了革命民主主义农民运动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2卷［注：见本卷第221—223页。——编者注］中去详谈。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就连这样一个过分狭窄的土地纲领，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也觉得太广泛了。马尔丁诺夫和其他“经济派分子”反对这个纲领，理由是它似乎走得太远了！由此可见，旧《火星报》反对“经济主义”的整个斗争，即反对缩小和贬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整个性质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
当时（1904年上半年）同孟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只限于组织问题。我曾把孟什维克的立场说成“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反对这个说法，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写道：“我智力低下，不能理解‘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跟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没有有机联系的东西提出来的。”（1904年6月6日给考茨基的信，收入新《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卷第149页）
组织观点上的机会主义同策略观点上的机会主义之间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孟什维主义在1905—1907年的全部历史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至于说到“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个“不可理解的东西”，那么实际生活已经非常出色地证实了我的评价，这是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只要提一下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例子就够了，连他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见他关于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小册子）阿克雪里罗得的组织计划（臭名远扬的“工人代表大会”[85]等等）只会造成危害无产阶级事业的分裂。不仅如此，这个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小册子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在伦敦曾经不得不在孟什维克派内部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所以，既然切列万宁和普列汉诺夫在1907年都不得不承认有影响的孟什维克有“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那么我在1904年反对“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就不是徒劳之举了。
孟什维克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展到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1904年底，大概是11月或12月在日内瓦出版）就指出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在现在的书刊中往往可以遇到这样一种看法，说在地方自治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不会有任何好处而引起的。读者可以看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意见分歧的产生，是因为孟什维克当时大谈什么不要引起自由派的恐慌，尤其是因为1902年罗斯托夫罢工[86]、1903年夏季罢工和街垒战[87]发生之后，也就是在1905年1月9日的前夕，孟什维克把向地方自治人士的示威吹捧成了示威运动的最高形式。我们对孟什维克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这个评价，已经由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上的一篇评论这个问题的小品文的标题表达出来了，那个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
收入本文集的最后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注：同上，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是1905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该小册子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春天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把这些分歧完全固定下来了，并且使它们变成了从无产阶级的任务着眼对我国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所作的估计上的根本分歧。布尔什维克向无产阶级指出，应在民主革命中担任领袖。孟什维克则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归结为担当“极端反对派”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从正面肯定了革命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意义，说胜利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孟什维克总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解释得极不正确，以至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安于充当从属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角色。
谁都知道这些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是怎样反映到实践活动上来的。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动摇不定。布尔什维克抵制维特杜马，孟什维克也动摇不定，他们号召参加选举，但不参加选举杜马代表[88]。孟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中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则坚决地揭露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性，同时宣传建立“左派执行委员会”的主张[89]。再往后，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左派联盟，而孟什维克则号召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如此等等。
现在，俄国革命中的“立宪民主党时期”（这是1906年3月出版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的说法）［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看来已经结束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已被完全揭穿。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他们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也坦率地倾吐了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衷肠。觉悟的无产阶级现在愈是仔细地回顾这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回顾这整个“立宪的曲折道路”，就会愈加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事先对这个时期和对立宪民主党的实质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确实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客观作用就是用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政策来代替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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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12年以来（1895—1907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派的斗争作一个总的回顾，那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个历史趋势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1894年）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经济主义”作为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派别，实际上实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信条”：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孟什维主义不仅是著作界的一个流派，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而且是一个派别组织，它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05—1907年）所执行的，实际上是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特殊政策［注：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种派别和流派之间斗争的分析（见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无可争辩地证明了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经济主义”同“孟什维主义”有直接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同1895—1897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有联系这一点，我在《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不仅有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必然通过许多过渡环节同它的右邻——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在一切工人政党中，必然要形成明显程度不同的右翼，这个右翼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初期，这些倾向不能不比欧洲的任何地方表现得突出得多、明确得多和鲜明得多。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
1907年9月
载于1907年11月圣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95—113页
注释：
[64]这是列宁为种子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按种子出版社的计划，《十二年来》文集应出3卷，但实际上只出了第1卷和第2卷第1分册。
《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于1907年11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1908年）。这一卷不久即被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出来，并继续秘密流传。第1卷包括下列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预定编入第2卷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鉴于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第2卷改称《土地问题》文集而不再用《十二年来》文集这一书名。第2卷分两册出版，第1分册于1908年初问世，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11章）。第2分册是列宁刚刚写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分册未能问世，在印刷厂就被警方没收并销毁了。
第3卷也因当局的查禁未能出版。按计划，编入该卷的将是列宁在《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发表过的一批纲领性和论战性文章。——86。
[65]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合法马克思主义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88。
[66]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放。——86。
[67]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1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这次罢工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2小时的法令。——86。
[68]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89。
[69]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89。
[70]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90。
[71]《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Слово》）是俄国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12月被查封。——90。
[72]《曙光》杂志（《Э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91。
[73]旧《火星报》是指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91。
[7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92。
[75]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并于5月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93。
[76]“社会民主党人”这个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1900年5月成立的。该组织在号召书里宣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1901年10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成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93。
[77]指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的6名成员（列宁（化名弗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等）、“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8名成员（包括劳动解放社的3名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16名成员（包括崩得国外委员会的5名成员）和斗争社的3名成员，共33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1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进行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实行统一的代表大会，19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由上述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即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上。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就可看出，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在代表大会宣布了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93。
[78]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93。
[79]指《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出版这一卷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94。
[80]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了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了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面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委，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95。
[81]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指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发了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动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95。
[82]《新生活报》（《НоваяЖизнв》）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97。
[83]指列宁为1905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上的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蛊惑宣传的产物》加的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38页）。
《前进报》（《Впере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99。
[84]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果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把它列入党纲。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101。
[85]指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3—53页和第147—171页，第15卷第165—168页和第243—256页）等文。——102。
[86]1902年11月2日（15日），罗斯托夫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为抗议厂方尅扣工资开始罢工。11月4日（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11月6—7日（19—20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11月11日（24日），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6人，伤17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开了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11月26日（12月9日）始被迫停止，同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告全俄公民书》。这次罢工震动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102。
[87]指1903年夏天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政治总罢工。这次罢工由巴库开始。7月1日（14日），比比—埃巴特石油公司和巴库公司的机械厂工人率先罢工。到7月6日（19日）罢工发展成总罢工。工人向企业主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允许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上工、开除工人所憎恨的管理人员和工长、提高工资、废除加班和计件工资制等要求。工人们表现得很有组织，十分坚定，甚至在企业主答应作出部分让步时也没有停止罢工。企业主依靠军队镇压了罢工。7月9日（22日），工人们被迫复工。
梯弗利斯的印刷工人、屠宰工人和面包工人在得到巴库罢工的消息后，于7月12日（25日）开始罢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号召，7月14日（27日）所有的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同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协商后制定了罢工工人的共同要求。军队开进了梯弗利斯，工人与哥萨克发生了冲突。到7月21日，政府使用军队摧毁了罢工。
7月17日（30日），巴统所有工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铁路工人和港口装卸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这次罢工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在游行示威时工人同警察、哥萨克发生了冲突。
外高加索的总罢工在乌克兰几个大城市得到了响应。7月4日（17日）敖德萨大火车站和铁路工厂工人开始罢工，以抗议锅炉车间的一名工人被非法开除。当地的港口工人、采石场工人、水泥厂工人、软木厂工人、麻纺厂工人和其他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人很快都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城市运输、发电厂、煤气厂、面包房和商业企业的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
伊丽莎白格勒、刻赤、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来声援巴库、梯弗利斯、敖德萨以及其他城市的罢工工人。
发生在俄国南部的这场政治罢工是在各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多万。这场罢工对提高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起了重大的作用，是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兆。——102。
[88]指孟什维克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即维特杜马）选举中提出的半抵制策略。孟什维克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抵制选举的策略，而提出社会民主党除不参加最后阶段选举外其余各个阶段选举都参加的口号，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而不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103。
[89]布尔什维克提出建立“杜马左派集团执行委员会”的口号，其目的是要在杜马中保证贯彻工人代表的独立的阶级路线、对农民代表的活动进行领导和使之不受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孟什维克反对这个口号，而提出建立“全国反对派”即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孟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相提并论，全都算作左派。
1906年7月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左派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以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为中心已经组织起来。在“左派执行委员会”倡议下发表了下面3个文件：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委员会和劳动团委员会签署的《告陆海军书》，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书》，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崩得签署的《告全体人民书》。这三个文件号召人民进行反政府的革命斗争，并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103。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9月和10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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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1907年9月和10月之间）
今年8月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其特点是出席的人非常多，代表性很广泛。世界五大洲都派了代表，代表总数为886人。代表大会不但大规模展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团结，而且在确定各国社会党的策略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大会就许多至今一直由各国社会党自行解决的问题作出了共同的决议。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团结成一支国际力量，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为需要各国在原则上一致解决的问题数量在增多。
现在把斯图加特各项决议的全文刊登于后。[63]我们先来简略地谈一谈每一项决议，以便指出代表大会上有争议的主要各点和辩论的性质。
殖民地问题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一直是把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作为掠夺和暴力的政策而坚决加以谴责的。这一次，在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以荷兰人万科尔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在人数上占了上风。决议草案中塞进了这样的话：大会并不在原则上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委员会中的少数（德国的累德堡、波兰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坚决反对这种看法。问题提到了代表大会上，两派力量不相上下，于是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
机会主义者一致拥护万科尔。伯恩施坦和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并且猛烈地攻击激进派，说他们否定也没有用，说他们不懂得改良的意义，说他们没有一个切实的殖民纲领，等等。不过他们受到考茨基的反对，考茨基不得不敦促代表大会表示反对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他正确地指出：根本不存在否定争取改良的斗争的问题，因为在决议的其他没有引起任何争论的部分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当向资产阶级现行的掠夺和暴力的制度让步。目前的殖民政策，应当在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而这一政策是以直接奴役未开化的民族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在殖民地实行奴隶制度，使当地人遭受闻所未闻的侮辱和压迫，用提倡酗酒、传播梅毒来向当地人“传播文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人居然会含糊其词地说什么可以在原则上肯定殖民政策！这就是公开转向资产阶级的观点。这就是在使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思想、服从目前特别嚣张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方面跨出的坚决的一步。
委员会的提案在代表大会上以128票对108票（10票弃权（瑞士））遭到否决。应当指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决时，各国第一次拥有不同的表决票数：由20票（各大国，包括俄国在内）到2票（卢森堡）。没有推行殖民政策或深受殖民政策之苦的小国的总数，超过了那些使无产阶级也沾染上一些侵略狂的国家。
这次就殖民地问题进行的表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经不起资产阶级诱惑的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在这里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第二，这里暴露出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个缺点，这个缺点会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不少危害，因此值得高度重视。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西斯蒙第的一句意义重大的名言：古代的无产者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靠无产者过活。［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6页。——编者注］
非有产者（然而是不劳动者）阶级是不能推翻剥削者的。只有养活全社会的无产者阶级才能够进行社会革命。而推行广泛的殖民政策的结果，使欧洲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这样的境地：全社会不是靠他们的劳动、而是靠几乎沦为奴隶的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来养活的。例如，英国资产阶级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亿万人民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比从英国工人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国家里便形成了使一国的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当然，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害处，了解它产生的原因，以便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去同这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必然会取得胜利，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特权”国家愈来愈少了。
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几乎没有引起争论。只有英国极端机会主义的“费边社”中的一位英国妇女，主张社会党人可以只争取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即不是普遍选举权，而是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这位女费边派分子是完全孤立的。她的观点的实质很简单，就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太太们只希望自己得到选举权，而不希望把选举权扩大到无产阶级妇女身上。
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在斯图加特的同一座房子里召开了国际社会党妇女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在讨论决议案时，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争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争取普遍选举权的时候，把男女平等的要求往后放：他们从实际主义出发，强调的不是普遍选举权的要求，而是男子选举权的要求。蔡特金和德国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在发言中都向奥地利人正确地指出，他们做得不对，他们不大力提出男女均应享有选举权的要求，就是削弱群众运动的力量。斯图加特决议最后一句话（“必须同时提出男子和妇女都享有普遍选举权的要求”），无疑是针对奥地利工人运动史上这个过分“实际主义”的插曲的。
关于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的决议对我们俄国人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主张非党的工会，从而采取了工会中立的立场。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坦派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贯坚持这个立场。与此相反，伦敦代表大会提出了另一个原则：使工会同党接近，直到承认工会（在一定条件下）是党的工会。在斯图加特，俄国小组社会民主党人分组（各国社会党人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均组成独立的小组）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生了分裂（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分裂）。普列汉诺夫原则上主张工会中立，而布尔什维克沃伊诺夫捍卫伦敦代表大会和比利时决议（决议同德·布鲁凯尔的报告一起随代表大会文件印发；这个报告很快将用俄文发表）的反对工会中立的观点。克拉拉·蔡特金在她的《平等》杂志上正确指出，普列汉诺夫主张工会中立的论据，同法国人的论据一样，是不能成立的。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如考茨基所正确指出的和每一个仔细读过这个决议的人所确信的那样，否定了对“工会中立”的原则承认。决议只字未提工会的中立性或非党性。相反，倒是极其肯定地承认了工会同社会党保持密切联系和巩固这种联系的必要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现在有了斯图加特决议这个坚实的原则基础。斯图加特决议规定所有国家的工会都必须同社会党保持牢固的和密切的联系；伦敦决议指出，对于俄国来说，这种联系的形式在对此有利的条件下应当是使工会具有党性，党员应当为此而努力。
我们要指出，工会中立原则的害处在斯图加特暴露出来了：德国代表团中占半数的工会代表最固执地坚持机会主义观点。所以，例如在埃森，德国人是反对万科尔的（在埃森召开的只是党的代表大会，而不是工会的代表大会），而在斯图加特却拥护起万科尔来了。鼓吹工会中立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有利，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这个事实今后所有国家都不能不考虑，俄国尤其要重视，因为在俄国，为无产阶级出主意、建议无产阶级保持工会运动“中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在太多了。
关于侨居问题的决议我们只谈几句。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中也有人企图维护狭隘的行会观点和通过禁止落后国家工人（来自中国等国的苦力）入境的决议。这也是某些“文明”国家的无产者中的贵族作风的表现，他们从自己的特权地位中得到了某些好处，所以便常常忘记了国际阶级团结的要求。代表大会上没有人出来为这种行会的和小市民的狭隘观点辩护。决议完全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要求。
现在我们来谈谈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决议：关于反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轰动了法国和欧洲的声名狼藉的爱尔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天真地提议以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曾经发生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不懂得，能不能“回答”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手段，同时这一斗争的目的不应当是（这是爱尔威思想的第三个误解或考虑欠周的地方）单纯以和平来代替战争，而应当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仅仅防止战争的爆发，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在爱尔威思想中尽管充斥半无政府主义谬论，却也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指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手段，要使群众进一步意识到在战争必然引起危机的时候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式，最后，要使群众比较深切地意识到工人的国际团结，意识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
由德国人提出的、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同盖得决议案相一致的倍倍尔的决议案，其缺点恰恰在于它根本没有指出无产阶级的积极任务。这就使人们有可能戴着机会主义眼镜来看倍倍尔的正统的论点。福尔马尔立刻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所以，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了修正。这些修正是：（1）说明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2）指出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的任务；（3）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是防止战争的爆发或尽快结束已经爆发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
所有这些修正，分委员会（由反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选举产生的）都已经吸收到倍倍尔的决议案中去了。此外，饶勒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指出斗争手段（罢工、起义），而指出无产阶级反战斗争的历史范例，从欧洲的游行示威直到俄国的革命。经过这一番修改，决议固然太长，然而思想确实是丰富了，而且确切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这项决议既严密地作了正统的即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又向各国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这项决议，用福尔马尔的方式读不下去，用天真的爱尔威思想的小框框也装不进去。
总的说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作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本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经过这次大会辩论而得到了阐明的大会的各项决议，应当成为每一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必备手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必将有力地促进各国无产者策略的统一和革命斗争的统一。
载于19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67—74页
注释：
[63]登载列宁这篇文章的《无产者报》第17号发表了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79。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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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62]
（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
*本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双周刊《平等》（《DieGleichheit》）杂志一篇社论的译文，该刊由克拉拉·蔡特金主编，是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文中对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评价很正确、很有见地，用简短鲜明的论点概括了代表大会的辩论和决议的丰富的思想内容。我们对这篇文章加几条注释，目的是告诉俄国读者一些从西欧社会主义报刊中得知的事实，这些事实大部分都被就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讲了不少谎话的、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半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如《同志报》）所歪曲。
……
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各国觉悟的无产者的同心同德。已经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趋势，即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尽量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把各种组织尽量紧密地团结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力量。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和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借口他们国家的特殊条件，竭力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
……
*俄国社会民主党出席斯图加特大会的代表团为了委派代表参加委员会，事先讨论过问题的实质。在工会同社会党关系问题委员会中，普列汉诺夫所代表的不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到委员会去是为“工会中立”这一原则辩护的。布尔什维克委派沃伊诺夫参加委员会，他捍卫了党的观点，即捍卫了符合伦敦代表大会精神的反对工会中立、主张工会同党密切接近的决议。因此，克·蔡特金认为“不能成立的”，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理由，而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反对派代表的理由。
……
这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和工人阶级对自己斗争能力的坚强信心终于一方面战胜了认为自己无能的悲观主义的说教和坚持局限于旧的、单纯议会斗争方式的保守主张，另一方面也战胜了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之流的愚蠢的反军国主义的狂热。*
……
*文章的作者在对比遭到代表大会屏弃的两种背离社会主义的倾向，即爱尔威的半无政府主义和主张“单纯议会”斗争形式的机会主义时，没有提到这一机会主义的任何一个代表的名字。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王德威尔得在反驳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的发言时，就军国主义问题也作了同样的对比。王德威尔得说：福尔马尔暗示要开除爱尔威，我反对这种做法，并且警告福尔马尔，因为开除极左派就会引起开除极右派的念头（福尔马尔是德国最“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之一）。
……
最后，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具有鲜明原则性的阶级观点也战胜了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前一种观点把妇女选举权只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权利和阶级事业的有机部分，而后一种观点则指望通过讨价还价为妇女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得残缺不全的有限制的选举权*。
……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只有FabianSociety（“费边社”——坚持极端机会主义观点的英国知识分子的冒牌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个英国妇女为这种资产阶级观点辩护。
……
与此同时，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确认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并明确声明，各国社会党在自己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应该提出并且坚持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原则要求，不要有任何“贪图方便的考虑”*。
……
*这是暗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而言的。在国际社会党妇女代表会议上和代表大会的妇女问题委员会中，德奥两国的女社会民主党人曾进行过论战。克·蔡特金早已在报刊上指责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指责他们在争取选举权的鼓动中把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要求推后了。奥地利人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很不成功，在这个问题上小心翼翼地推行“奥地利的机会主义”的维克多·阿德勒的修正案，在委员会中以12票对9票遭到否决。
载于1907年10月圣彼得堡出版的《闪电》文集第1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90—92页
注释：
[62]这是克·蔡特金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在1907年10月圣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闪电》文集第1集上发表时列宁为它加的注释。列宁是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和蔡特金第一次会面并相识的。蔡特金这篇文章的俄译文经列宁校订过。
《闪电》文集和当时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文集曾是唯一可以刊登列宁著作的出版物。这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内的孟什维克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代表的支持下阻挠成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未能安排就绪，而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也因召开伦敦代表大会而中断出版。直到1907年10月，在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尝试失败以后，《无产者报》才恢复出版。——76。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1907年8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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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50]
（1907年8月下半月）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工人阶级的责任，特别是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的责任，是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质，全力以赴地反对各国的侵略政策，拒绝这方面的拨款，并用社会主义精神和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的思想教育工人阶级的青年*。
……
*俄国的修正案中原来还有一个论点：“使统治阶级不敢利用他们（青年）作为巩固其阶级统治、反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工具。”这句话被委员会删去了，并不是因为有人在原则上不同意，而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这些话不合法、会给解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提供口实。决议有关条文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因这一删节而改变。
……
在遇到战争危险时，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有责任依靠国际局的支持，竭尽所能，采用他们认为合理的一切手段阻止宣战，至于采用哪一种手段，这将取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
……
*在俄国的修正案中说，这些手段（阻止战争的手段）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等而改变和加强（sich?ndernundsteigern）。委员会删去了“加强”，只留下“改变”二字。[51]
载于19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75—76页
注释：
[50]这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在1907年9月初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上发表时列宁为它加的注释。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其中英国123名，奥地利75名，匈牙利25名，波希米亚41名，意大利13名，波兰23名，法国78名，美国20名，德国289名，俄国65名。德国代表团中工会代表占多数。
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37名、社会革命党人21名和工会代表7名。俄国代表团共有20张表决票，分配情形是：社会民主党人10票（布尔什维克4/2票，孟什维克2/2票，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各1票），社会革命党人7票，工会代表3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见注51）。修改意见末尾提出的著名论点还为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在1916年12月写的一篇关于对倍倍尔这一决议案的修改的短文中谈到了这一修改意见提出的经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起草和通过过程中的主要争论以及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本卷第66—75、79—85页）。——62。
[51]这里说的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最后一段修改的情况。根据1907年柏林前进出版社出的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这一段在奥·倍倍尔的原决议案中是：“一旦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和他们的议会代表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利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则迅速结束战争。”
列宁等人对这一段的修改意见是：“只要存在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各尽所能，以便利用相应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和加强。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迅速结束战争，并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条修改意见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外被完全采纳。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一段文字是：“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国际局的促进团结的活动的支持下，各尽所能，以便利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程度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迅速结束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醒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的统治的崩溃。”
正文中引用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发表的这部分决议的译文同上述决议的原文略有出入，可能是由于翻译造成的。——63。 |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政论家札记（1907年8月22日〔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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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札记
（1907年8月22日〔9月4日〕）
第二届杜马解散以后，消沉、悔过、变节成了政论界的显著特点。从司徒卢威先生开始，到《同志报》，直到许多接近社会民主党的作家，都抛弃了革命，抛弃了革命的传统，抛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想方设法向右转。为了说明现在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都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我们随手举出最近报刊上发表的他们的两篇著作：《教育》杂志[43]第7期上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文章和《同志报》第348号上弗·哥尔恩先生的文章。
米·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为社会民主党左派联盟的策略和行动作了最坚决的辩护。他的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用陈述式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是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很清楚的：在我们所处的政治演进阶段，社会党的活动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政党开辟道路，为它们暂时的胜利作准备。
由此得出这样的命令式：不论这个‘善变的’（“忽而是黑头发的，忽而是淡黄头发的”）立宪民主党是什么样的，只要它是唯一的反对党，就得使社会党的活动与它的活动协调起来。这是节约力量的原理所决定的……总之，可以一点不含讥讽地说〈米·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必须预先作这样的声明，因为他写起文章来总是离不开矫揉造作、转弯抹角，把读者和作者自己都搞得晕头转向〉，米留可夫的这句话完全正确地确定了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特点……〈这里指的是米留可夫下面这句话：“要用人民的干涉来威胁，就必须先作好进行干涉的准备，因此，凡是觉得杜马本身的权力不足以完成其巨大任务的人，都应该致力于这种准备工作”；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正确的，他说：让左派去准备和发起运动吧，“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杜马对此是会考虑的”〉……这句话出自对此考虑的政党的代表之口，也许未免有点恬不知耻，但是当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这样来提出问题，那就不过是正确地、现实主义地规定了社会民主党的行动方针和它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派力量的方法。”
我们可以设想，当这班先生亲切地拍拍普列汉诺夫的肩膀时，普列汉诺夫一定会感到——说得温和点——有些难为情。但是普列汉诺夫自己提出了诸如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纲领一致、维护杜马之类的立宪民主党式的口号，别人当然就有权这样利用他的话了。
现在请听听弗拉·哥尔恩先生是怎么说的吧。
“显然，要战胜它〈即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根据六三选举法结成的反民主同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所有的民主阶层，包括无产阶级在内，必须协调一致，结成一个同盟来和这一个同盟相对抗；第二，进行斗争不是靠想出一些最坚决的口号，以便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和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黑体是哥尔恩先生用的〉，而是靠能够吸引群众的同反民主同盟的具体措施进行的现实的、具体的斗争。要建立民主的同盟，并不需要合并，所必需的只是在斗争的途径和斗争的直接目标上达成协议。只要群众自觉的代表者（各个政党）站在争取实际改变社会生存条件的立场上，而不是仅仅出于鼓动观点，那么在这些方面达成协议是完全可能的。”
从这两段摘录中难道还不能清楚地看出，我们这两位满口都是立宪民主党时髦话的英雄所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吗？只是哥尔恩先生稍微坦率一点，稍微赤裸裸一点而已，但是他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差别，并不比司徒卢威先生同纳波柯夫先生或马克拉柯夫先生的差别大。
政治有它内在的逻辑。有人多次指出过，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之间达成技术上的协议是可能的，但这丝毫也不会导致一切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不是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是玩弄两面手法、在党内说一套、在“自由的”非党报纸上另说一套的人）所一贯抵制的政治联盟。但是现实生活总不断粉碎这些美妙的理论和善良的愿望，因为在达成“技术上的”协议的掩盖下，建立政治联盟的思想就会不断冒出来。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工人政党内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多的情况下，这种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自由派的倾向有着最现实的根源。而这种植根于客观形势的倾向，就是冒牌社会主义者在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同盟这个问题上玩弄的一切政治手腕的实际内容。哥尔恩先生这个知识分子，只会说些社会民主主义的词句，而他的意愿、他的思想实质、他的“内心”却全都纯粹是自由主义的或小市民气的，他天真地鼓吹的恰好就是政治联盟，即“民主的同盟”。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哥尔恩先生不得不加上一句：“并不需要合并！”他加的这一句，只是暴露了他残存的一点玷污了的社会主义良心。这是因为他说“并不需要合并，而只要达成协议”，就等于对这种“协议”作了一番描述，给“协议”的内容下了一个定义，而这番描述和这个定义就淋漓尽致地暴露出他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问题并不在于字眼，并不在于把它说成是“合并”还是“达成协议”。问题在于这种“结合”的实际内容是什么。问题在于你把社会民主工党送给自由派做姘妇时要价多少。
价钱定得很清楚。
（1）放弃鼓动观点。
（2）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
（3）不要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
（4）不要“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
谁能为这种无以复加的、最卑鄙的背叛行为制定出一个更明白、更确切的纲领，我就给他发奖。哥尔恩先生与司徒卢威先生不同的地方只是司徒卢威先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道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而哥尔恩先生则完全被养育他的立宪民主党牵着鼻子走。
“放弃鼓动观点”，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就是这样教导人民的。这就是说，不要提高工人群众和农民的觉悟，也不要使他们有更高的要求，而要降低、抑制、扑灭这种觉悟和要求，鼓吹社会和平。
“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这就是说，要我们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不去宣传社会民主党人早在革命以前很久就提出的口号。
“不要排除不够革命的分子”，这就是说，不要在群众面前对立宪民主党的伪善，谎言和反动作任何批评，要同司徒卢威先生亲热拥抱。
“不要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这实质上就是说，要我们放弃革命的斗争方法，因为完全不容置辩的是，自始至终参加了1905年的革命行动的，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正因为参加斗争的虽然也有群众，但毕竟是只占少数的群众，所以他们在斗争中就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然而俄国解放运动的一切胜利，这个解放运动的一切成就，完完全全、毫无例外地就是靠只占少数的群众进行的这一斗争取得的。这是第一点。其次，自由派及其应声虫所谓的“加快了的运动”，是唯一由群众（可惜是第一次，而且只占少数）独立地而不是通过代理人参加的运动，是唯一不害怕人民、表达了群众的利益、得到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点已由第一届、特别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证明了）的运动。
哥尔恩先生的“加快分明是少数的革命者参加的运动”这种说法，是一种最流行的、纯粹布勒宁式的对事实的歪曲。布勒宁的报纸[44]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同阿列克辛斯基争论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它敌视阿列克辛斯基不是由于阿列克辛斯基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是由于阿列克辛斯基要求有……砸玻璃、爬路灯杆等等的自由。现在《同志报》的这位政论家也正是在学黑帮分子的这种故技。他力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妨碍社会党人同自由派达成协议的，根本不是社会党人一向主张而且永远主张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而只是社会党人在加快，也就是在支持、在人为地激化运动，在煽动分明是没有希望的运动。
对这些胡说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一切社会主义的报刊，不论孟什维克的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都斥责任何“加快”运动的做法……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向社会民主党人开火，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加快了运动，而是因为他们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使他们有更高的要求，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动性，揭露了立宪幻想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绝不是在报上耍弄一套把戏就回避得了的。至于说到哥尔恩先生发表意见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有教养的社会”放弃革命，沉湎于色情作品的时代，是很有代表性的。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人物，为了要在广大的公众面前发表关于工人政党在“加快”“分明是”少数人参加的运动这一类新时报式的言论，竟然投到非党报纸方面去了！在我国，背叛情绪也造成了背叛风气。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研究一下。得到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宣扬的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哥尔恩先生之流的观点令人十分反感，这些观点无疑是我国广大资产阶级知识界、自由主义化“社会”、愤愤不平的官吏等的极其典型的和自然而然的观点。把这些观点仅仅看作是政治上没有主见、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我国革命发展的当前形势的角度来加以说明。
为什么正是现在，在第三届杜马召开的前夕，某些小市民会产生这样一些观点呢？因为这些人随着政府政策的每个转折都乖乖地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们相信十月党人杜马，也就是说，认为十月党人杜马的使命是可以完成的，于是便急急忙忙去适应“十月党人的改革”，急急忙忙寻找理论上的根据来证明自己迎合十月党言行的做法是正确的。
按政府的意图，十月党人杜马的使命是：通过旧政权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微小的立宪改革的基础上的直接勾结来结束革命。抽象地说，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西欧，许多资产阶级革命都以确立“十月党式的”立宪制度而告结束。问题只在于，能够阻止革命的十月党人的“改革”在当前的俄国是否行得通？由于我国革命的深刻，十月党人的“改革”是否也注定会象立宪民主党人的“改革”那样遭到破产呢？十月党人杜马会不会也象立宪民主党人杜马那样，成为恢复黑帮分子和专制政府的统治的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呢？
我们经历了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1905年），获得了一些自由的成果。后来我们又经历了这一斗争陷于停顿的时期（1906年和1907年的半年）。在这一时期，反动派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革命却从未取胜过，而且还丧失了第一个时期所获得的成果。第二个时期是立宪民主党时期，是立宪幻想时期。群众对专制制度下的“议会活动”多少还有些相信，而专制政府也懂得清一色黑帮分子的统治是危险的，于是企图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它进行了试验，试了各种式样的立宪外套，看看改革到什么程度是俄国的“主人”即大地主老爷们所能接受的。虽然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完全是按十月党人方式行事的，他们不仅没有抨击政府，没有挑动群众反对政府，而且还不断地安抚群众，同“左派”，即同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党进行斗争，公开坚决支持现政府（预算等），他们那个党的立宪试验还是以失败告终了。总而言之，立宪民主党的立宪试验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或政府没有善良的愿望，而是因为俄国革命的客观矛盾太深了。这些矛盾原来如此之深，以至立宪民主党的小桥无法跨越这一深渊。试验表明，甚至在群众斗争暂时被完全镇压下去、旧政权可以在选举中恣意舞弊等等的情况下，农民群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农民）依然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要求，作为调停人的立宪民主党纵然用尽一切外交手腕也无法使这些要求迎合特权地主的统治。现在司徒卢威先生对劳动派[45]（对社会民主党人就不用说了）抱有敌意，《言语报》[46]对他们大张挞伐，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单纯是资产阶级辩护士因为庄稼汉拒绝他们的效劳而产生的一种怨恨。这是立宪民主党人演进过程中必然采取的一个政治步骤。无法使地主同劳动派和解，那就是说（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反对地主，而应该降低劳动派的要求，向地主作更多的让步，象司徒卢威和《言语报》所说的那样，“丢掉革命的空想”，或者象立宪民主党人的新奴仆哥尔恩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要去想出一些坚决的口号，不要去加快运动。
政府为了迎合地主，就把选举完全交给他们主持，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选举权。立宪民主党人为了迎合地主，就攻击劳动派的革命精神和不肯让步的态度。象《同志报》的撰稿人、特别是哥尔恩先生这样的非党的政客们，为了迎合地主，就号召无产阶级和农民使自己的政策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照涅韦多姆斯基先生的说法是“协调起来”），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民主的同盟”，放弃“坚决的口号”，等等，等等。
政府干得很有步骤。它一步一步地把“加快了的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这一运动沉寂下去后没有得到保护的东西都夺去了。它一步一步地摸索，看地主老爷可能赞同什么样的“改革”。立宪民主党人没能办到这一点吗？是由于左派的干扰，立宪民主党人尽管真诚希望、拼命努力也没能办到吗？那就是说，必须削减“左派”的选举权，把决定权交给十月党人，只有在连这个试验也失败了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完全屈从于“贵族联合会”[47]。
政府的行动是有用意、有步骤、有逻辑的。这是地主的阶级利益的逻辑。要捍卫这些利益，不管怎么说也要保护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为了实现政府的这些计划，必须用暴力压制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运动，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把他们交给13万人[48]去摆布。这些计划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现在谁也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只有斗争才能解答。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用自己的斗争来解答这个问题的。立宪民主党人则是用反左派的……斗争来解答这个问题的。立宪民主党人争取由政府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在第二届杜马的议会讲坛上有步骤地这样做了。现在他们还在有步骤地通过反社会民主党人和反劳动派的思想斗争来这样做。
当然，在俄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以及任何有点教养的小市民听来，这是奇谈怪论；自命为民主主义者、满口自由主义词句的立宪民主党人，竟在争取由政府解答这个问题！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既然是民主主义者，那就该统统都归到“民主的同盟”中去！对政治上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明白的结论，甚至两年的俄国革命也没有使这些人学会在各阶级的斗争中去寻找政府的措施和自由派的空话的真正的实质。我国知识分子的阵营中，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信仰的是阶级斗争原则，而实际上在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谈到杜马的作用、谈到抵制时，却完全象是自由派！究竟还要经过多少次立宪民主党的预算表决，这些政治上的傻瓜才能弄明白一个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的现象：自由派发表演说时反对政府，而在每个重大问题上却是支持政府的。
第三届杜马代替第二届杜马，就是由靠立宪民主党人帮助的十月党人来代替象十月党人那样行事的立宪民主党人。操纵第二届杜马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以民主主义者自居时利用人民，支持政府时则依靠资产阶级。操纵第三届杜马的必定是地主和大资产者的政党，他们雇用一批表面上当反对派、实际上为他们效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简单的道理已经被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政治行动、特别是第二届杜马所证实。这个简单的道理现在连普通人也开始懂得了：日尔金先生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怀疑他同情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怀疑他对立宪民主党人怀着刻骨仇恨，那就太可笑了。
日尔金先生在今天的《同志报》第351号上，转述了一个“精神抖擞的”（原文如此！日尔金先生对“精神抖擞”的理解同哥尔恩或涅韦多姆斯基的理解大致相同）乡巴佬的印象：
“同我谈话的那些十月党人中的地主这样讲：‘可以选举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好在哪里呢？好在肯让步。在第一届杜马里，他们提出很多要求。在第二届杜马里，他们就让步了。甚至连纲领也作了删减。在第三届杜马里他们一定会作更多的让步。看着吧，他们还会达成什么交易的。况且，说老实话，十月党人中还没有哪一个我们能保证他一定当选。
……就让立宪民主党人当选吧。我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在第三届杜马中会更加向右转……我们同十月党人友好相处是出于需要……他们的演说家或大人物在哪里呢？’”
谁要是只按政党的名称、纲领、诺言和演说来判断政党，或者谁要是只满足于拙劣的、伯恩施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味重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老生常谈，他才会对左派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结成民主的同盟抱有希望。但是谁要是还有一点点革命嗅觉，对我国革命的教训还抱有一点点慎重的态度，谁要是确实能遵循阶级斗争的原则，能按政党的阶级性质来判断政党，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只配给大资产者政党当奴仆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哥尔恩先生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之流居然认为立宪民主党人同民主派的分歧是例外，而他们同十月党人的分歧则是常规。情形恰好相反。立宪民主党人按阶级本性来说是十月党人真正的本家。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是一种装璜，是对群众的民主主义的一种暂时的反映，或者说是一场公开的骗局，俄国的伯恩施坦分子和小市民，特别是《同志报》的那些人，却上了它的当。
所以，如果你从这方面来看看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如果你明白了立宪民主党人这些帮助地主用少得可怜的改革来满足庄稼汉要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真正的历史作用，那你就会看出哥尔恩先生和涅韦多姆斯基先生之流劝无产阶级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致行动的高深学问！十月党给我们许下的“改革”一清二楚。地主叫庄稼汉感到“满意”，叫他们如此满意，以致不用讨伐队，不鞭笞农民，不枪杀工人，就不能迫使居民接受改革。立宪民主党的教授充当反对派：他从现代法学的观点论证讨伐队条例必须得到宪法的确认并谴责警察的过分热心。立宪民主党的律师充当反对派：他论证根据法律应当鞭打60下而不是200下，论证应当拨款给政府购买笞杖，条件是应当恪守法律。立宪民主党的医生准备数一数受笞刑者的脉搏，并写出一份关于必须把鞭打数目的最高限额减少一半的调查书。
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十月党人地主为了有这样的反对派，不仅要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杜马，而且还同意付给立宪民主党人以教授的薪俸或者别的什么薪俸，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社会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在第二届杜马后或在第三届杜马时建立的民主的同盟，由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就是把工人政党变成自由派的盲从而可怜的附属品，就是社会党人对无产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彻底背叛。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哥尔恩先生之流很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这些人的信念往往只限于在嘴上说说而已。实质上他们力求同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同社会民主党断绝往来。懂得自己的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同这些先生断绝往来。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至今还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范畴理解得太片面。例如，我们有些人忽略了：这个革命应该向无产阶级表明，而且也只有这个革命才能第一次向无产阶级表明，本国的资产阶级事实上究竟怎么样，在各该国家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特点是什么。只有当本国的历史向无产阶级揭示了作为一个阶级、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资产阶级的整个面貌，揭示了作为一个阶层、作为在某些公开的广泛政治活动中有所表现的一定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小市民的整个面貌，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最终地、广泛地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相抗衡。我们应该不倦地向无产阶级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实质这些理论上的道理。但是真正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要深刻领会这些道理，只有使他们看到并体会到某些阶级政党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除了对这些政党的阶级本性有清楚的认识，还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全部面貌有直接的感受。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会象我国的资产阶级这样反动野蛮，同旧政权这样紧密勾结，对文明、对进步、对维护人类的尊严这样“超脱”，连一点点哪怕近似于真诚的同情也没有——愿我国无产阶级通过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倍加憎恨资产阶级，将倍加坚决地同它作斗争。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从“人民社会党人”[49]和劳动派直到钻进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在斗争中会这样怯懦，这样没有气节，背叛情绪会这样可耻地泛滥，对崇拜资产阶级风尚的英雄或反动暴力的英雄会这样刻意逢迎——愿我国无产阶级通过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倍加蔑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无论我国革命今后如何发展，无论无产阶级有时还会经历怎样艰苦的时期，这种憎恨和蔑视必将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必将使无产阶级摆脱出身于其他阶级的坏人，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锻炼无产阶级，使他们将来能给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
载于19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54—66页
注释：
[43]《教育》杂志（《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俄国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政治性刊物（月刊），1892—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1896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负责编辑。在1902—1908年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1906年第2期发表了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一著作的第5—9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8—199页）。——49。
[44]指《新时报》。维·彼·布勒宁从1876年起就参加了《新时报》编辑部的工作，是新时报派无耻文人的首领。所以列宁称《新时报》为布勒宁的报纸，并把不诚实的论战手法叫作布勒宁式的对事实的歪曲。
《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的一家报纸（日报），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一度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53。
[45]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员社会党合并。——55。
[46]《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55。
[47]贵族联合会是俄国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8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Н.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Ａ．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56。
[48]13万人是指俄国的地主。根据1905年的统计材料，当时俄国拥有50俄亩以上的地主总人数是133898人，每人平均占有594俄亩土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116—117页）。——56。
[49]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成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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