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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11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11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及拉林同志中央委员会已经向你们政策最著名的代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一次最后通牒，要求你们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和路线，完全停止对中央工作的暗中破坏和瓦解活动［注：见本卷第41—43页。——编者注］。你们政策的代表虽然退出了中央，但还留在党内，因此有服从中央决定的义务。然而你们不限于在党内进行批评，还在未把起义进行完毕的战士队伍中制造动摇，继续违反党的纪律，在我们党的范围以外，在苏维埃、地方自治机关、工会等组织中破坏中央的决议，阻挠中央的工作。有鉴于此，中央不得不重申它的最后通牒，要求你们或者立即书面保证服从中央的决议，并在你们的一切言行中贯彻它的政策，或者在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前退出党的一切公开活动，辞去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重要职务。如果拒不作出上述两种保证之一，中央将不得不提出立即开除你们出党的问题。载于1927年《党在1917年10月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的斗争》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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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答复农民的问题（1917年11月5日〔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答复农民的问题[33]（1917年11月5日〔18日〕）为了答复农民的许多问题，必须说明国家的全部政权从此已经完全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工人革命已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获得胜利，并正在俄国其他地方获得胜利。工农政府保证广大农民，即占农民多数的贫苦农民，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因此，从现在起一直到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为止，农民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县苏维埃，其次是省苏维埃，是地方国家政权的全权机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现在的工农临时政府已经颁布了土地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地主的全部土地完全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乡土地委员会必须立刻将地主的全部土地收归自己支配，实行严格的计算，维持良好的秩序，严格保护从前属于地主的财产，这些财产现在已成为全民的财产，因此人民自己应当加以保护。乡土地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取得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意后，都是法律，应当无条件地立即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任命的工农政府称为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号召农民自己把地方上的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工人将尽一切可能全力支持农民，安排好机器和工具的生产，但请求农民供给粮食。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17年11月5日于彼得格勒载于1917年11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68—69页注释：[33]《答复农民的问题》是针对农民请愿代表给人民委员会送来的大量请愿书而写的。《答复》用打字机打出，由列宁亲笔签名，分发给请愿代表。《答复》刊登在《农村贫民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其他报纸上，并用《给农民的指示》这个标题印成传单。1917年12月4日（17日），《答复》发表于《工农政府法令汇编》，标题为《关于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处置》。——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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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告人民书（1917年11月5日〔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告人民书（1917年11月5日〔18日〕）工人、士兵、农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同志们：工农革命驱散和逮捕了为数不多的受克伦斯基欺骗的哥萨克残部，在彼得格勒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革命在莫斯科也取得了胜利。从彼得格勒开出的几列军车还没有到达莫斯科，那里的士官生和其他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就接受了解除士官生武装和解散拯救委员会[32]的和平条件。从前线和农村每日每时都传来消息，说前线的士兵和各县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拥护新政府，拥护新政府的关于建议媾和和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法令。工农革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因为大多数人民已经起来支持这个革命。地主和资本家，同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高级职员和官吏，一句话，一切富人以及伸手援助富人的人，都敌视新的革命，反抗革命的胜利，用停止银行业务来进行威胁，破坏或停止各个机关的工作，千方百计地、直接间接地阻挠革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个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必然会遇到这种抵抗；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切报刊都一再指出过这一点。各劳动阶级一分钟也不会害怕这种反抗，丝毫也不会在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威胁和罢工面前表示畏缩。大多数人民拥护我们。全世界的大多数被压迫劳动者拥护我们。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胜利是有保证的。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的抵抗一定会被粉碎。在国家还未颁布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的专门法令之前，我们不会剥夺任何人的财产。这项法令正在制定。任何一个劳动者和工作人员都不会失掉一个戈比，相反地，他会得到帮助。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把以前所规定的捐税全部征收上来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为了实现这些公正的要求，绝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在工农临时政府的周围团结起来了。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务自己担当起来，谁也帮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你们要团结在你们的苏维埃的周围。要巩固苏维埃。自己动手从下面干起来，不要等待任何人。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士官生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等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活动。你们要对生产和产品计算实行最严格的监督。把一切胆敢危害人民事业的分子抓起来，交付人民革命法庭审判，不管这种危害的表现形式如何，是暗中破坏（损坏、阻碍、搞垮）生产、隐瞒存粮和产品、阻挠粮食运输，还是扰乱铁路运输和邮电业务，总之是千方百计地抗拒伟大的和平事业、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事业以及保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的事业。工人、士兵、农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同志们！把全部政权掌握到自己的苏维埃手里。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和保护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设备，所有这一切从现在起都完全是你们的、即全民的财产了。我们在取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意和赞许的情况下，根据他们和工人的实际经验，将逐步地、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地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最文明国家的先进工人一定会使这个胜利得到巩固，这个胜利将使各国人民赢得持久和平，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17年11月5日于彼得格勒载于1917年11月6日（19日）《真理报》第4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65—67页注释：[32]拯救委员会（社会保安委员会）是直属莫斯科市杜马的反革命组织，以进行武装斗争反对莫斯科各苏维埃为目的，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成立。拯救委员会领导了10月28日（11月10日）爆发的反革命士官生叛乱。叛乱于11月2日（15日）失败后，拯救委员会被解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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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7年11月4日〔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7年11月4日〔17日〕）报道我今天不能作大报告，只能简略地谈一谈新政府的状况，它的纲领和任务。你们都知道，实行和平政策、立即提议媾和是大家一致的要求。在全欧洲，在我国，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部长不曾许下和平的诺言；俄国士兵已经看透了他们这些诺言的虚伪性；他们答应士兵实行和平政策，但是没有提议媾和，反而驱使士兵去进攻。我们认为，我们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立即提议媾和，并且已经这样做了。列宁同志说明了新政府建议根据什么条件媾和，接着说，如果各国要保留殖民地，那就意味着这场战争永远也不会结束。出路是什么呢？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工农革命战胜资本。我们从来也没有许过愿，说把刺刀往地上一插，一下子就可以结束战争。发生战争是因为已将全世界瓜分完毕的亿万资本彼此之间发生了冲突，因此，不消灭资本的政权，就无法结束战争。在谈到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的时候，列宁同志说他现在看到一种新的现象：农民还不相信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他们还在期待政府拿出东西来，忘记了苏维埃不是私人机关，而是国家机关。我们说，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应当取代旧官吏，全体人民都应当学习管理。挺起胸来，抬起头来，这样我们对威胁就不感到可怕了。士官生尝试过举行暴动，但是我们制服了他们；他们在莫斯科进行过屠杀，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头上枪杀过士兵。但是人民取得了胜利以后，不仅让敌人保持了军人的荣誉，而且还让他们保持了武器。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用罢工来威胁我们，但是我们要向群众呼吁，我们要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想用罢工使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人民挨饿？我深信铁路部门的无产者是不会这样做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抓人。是的，我们是在抓人，今天我们还抓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所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希望不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抓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具结保证今后不再暗中破坏，我们就放了你。他们都具了结。我们的缺点是，苏维埃组织还没有学会管理，我们的大会开得太多。苏维埃应该分成若干小组，把管理工作担当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向社会主义前进。前几天工人已经接到一个监督生产的法律[31]。按照这个法律，工厂委员会成了国家机关。工人应该立即贯彻这个法律。工人供给农民布和铁，而农民则提供粮食。我刚才见到一位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来的同志，他对我说，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社会主义就是计算。如果你们愿意对每一块铁和每一块布都实行计算，那就是社会主义。在生产中我们需要工程师，我们很重视他们的劳动。我们将很乐意付给他们报酬。我们暂时还不打算取消他们的特权地位。我们重视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但是，希望他们在工作中不要摆官架子，而应当同大家一样受工人监督。我们对个人没有丝毫怨恨，我们将努力帮助他们转到新的地位上来。至于说到农民，我们主张：对劳动农民应该帮助，对中农不应该得罪，对富农则应该使用强制手段。10月25日革命以后，有人威胁过我们，说我们要被消灭。有的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想丢下政权逃跑，但是消灭我们的尝试没有得逞。没有得逞的原因，是我们的敌人只能够依靠士官生，而人民则支持我们。如果不是每个士兵和工人的斗志都十分高昂，政权永远也不会脱离统治者之手。政权已经转归苏维埃了。苏维埃，这是人民享有充分自由的组织。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权力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给的，我们仍会象过去那样行动，我们深信会赢得你们的支持。我们没有排斥过任何人。既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那就是他们的罪过。我们曾经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但是他们拒绝了。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愿意讲价钱，我们不愿意搞二次拍卖。我们不允许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的中心参加政权。有人说我们被孤立了。虽然资产阶级对我们大肆造谣诽谤，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士兵不欢天喜地地庆贺政权转归苏维埃。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农民表示反对苏维埃。贫苦农民和工人必须结成联盟，这样，社会主义就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苏维埃代表起立，热烈欢呼，欢送列宁）载于1917年11月5日（18日）《真理报》第18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62—64页注释：[31]指《工人监督法草案（提交劳动委员会审查稿）》。——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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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4日〔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4日〔17日〕）1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2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3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而作的发言4关于一部分人民委员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讲话和决议案1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卡列林同志要我们相信，他走的那条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但是他那样走向社会主义其实是退着走。托洛茨基说得对：为了出版自由，士官生曾经举行过暴动，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宣布了战争。这次社会革命党人的表现既不象社会主义者，也不象革命者。在这一星期中，所有的电报局都曾被克伦斯基占据。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也站在他们那边。但是他们没有军队。实际表明，军队是拥护我们的。一小撮人挑起了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卡列金的部队正在逼近莫斯科，突击队[24]正在逼近彼得格勒。我们不愿意进行国内战争。我们的军队表现了很大的克制。他们等待过，没有开枪，是突击队先打死了我们的三个人。我们对克拉斯诺夫采取的措施是宽大的。他只是被软禁在家里。我们反对国内战争。但是，如果国内战争还是要打下去，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托洛茨基问得好：你们是替谁说话。我们问克拉斯诺夫能不能担保卡列金不再打了。他自然回答说不能。既然敌人不停止敌对行动，我们怎么能停止追击敌人的措施呢？只要有人向我们提出媾和的条件，我们就谈判。可是目前建议我们媾和的人是一些在媾和问题上作不了主的人。这不过是些漂亮话罢了。《言语报》[25]本来就是卡列金派的报纸。我们完全可以假定社会革命党人是有诚意的，但是他们背后毕竟还有卡列金和米留可夫。士兵们、工人们！你们愈坚定，我们的成绩就愈大。不然有人会对我们说：“他们要放走米留可夫，可见还不怎么坚强。”我们早些时候就声明过，我们一旦取得政权，就要查封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谁主张“开放资产阶级报纸”，谁就是不了解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维护沙皇制度的报纸就被封闭了。现在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桎梏。社会革命不是由我们凭空臆造的，而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宣布的，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一致通过了宣布社会革命的法令。资产阶级宣布自由、平等、博爱。工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在倒退。”不对，同志们，是社会革命党人倒退到克伦斯基那里去了。有人对我们说，我们的决议里有新东西。当然，我们提出了新东西，因为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发言的时候，也曾有人嘲笑他们标新立异。私人广告应该实行垄断。印刷工会会员是从吃饭问题着眼。我们给他们饭吃，但是要通过另一种方式。我们不能给资产阶级诬蔑我们的机会。必须立即任命一个委员会以调查资产阶级报纸对银行的依赖关系。这些报纸需要的是什么自由？是购买大批纸张、雇用许多下流作家的自由吗？我们应当屏弃这种依赖资本的出版自由。这是一个有原则意义的问题。既然我们要进行社会革命，我们就不能在卡列金的炸弹上再加上造谣诽谤的炸弹。我们的法案当然是有缺点的。但是各地苏维埃都将因地制宜地实行。我们不是官僚主义者，我们不愿象旧衙门那样到处死搬硬套。我记得社会革命党人说过：农村里知道的事情极少，而且都是从《俄罗斯言论报》[26]看来的。可见，我们过去把报纸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是错误的。必须前进，向新社会前进，必须象我们在2—3月间对待黑帮报纸那样对待资产阶级报纸。2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列宁同志回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质问[27]。他提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加入新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团自己拒绝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不愿意在这些艰难的、危急的日子里同它的左邻分担责任。新政权虽然严格遵守一切程序，仍会遇到种种作难的事情，它在自己的活动中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当时情况十分严重，不允许有一点拖延。不能浪费时间去精雕细琢，因为这只是表面的修饰，丝毫不会改变新措施的实质。就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曾不顾一切形式上的困难，在一次大会上通过了两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尽管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眼光来看，这些法律有形式上的缺点，但是，政权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可以作必要的修改。克伦斯基政府那种罪恶的无所作为，使国家和革命濒于灭亡；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新政权颁布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法律，从而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道路上立下了里程碑。各地苏维埃可以因地、因时制宜，修改和扩充政府所制定的基本条例。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3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而作的发言（1）列宁谈到了对人民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指责。关于穆拉维约夫的命令[28]，人民委员会只是从报上知道的，因为总司令根据他的权限有权颁发紧急命令。这个命令在内容上同新政权的精神没有丝毫抵触，但是它的措辞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它撤销了。其次，你们批评土地法令。然而这个法令是符合人民要求的。你们责备我们的法令写得过于简略。那你们的草案、修正案和决议案在哪里呢？你们的立法创造的成果在哪里呢？你们有过立法的自由。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成果。你们说我们是极端分子，那么，你们呢？你们是议会中阻碍议事的行为的辩护士，即过去所谓的讼棍伎俩的辩护士。如果你们不满意的话，就去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吧，去吧，但是不要说什么政权崩溃了。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属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就让我们的某些同志去拥护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政纲吧。但是莫斯科的工人群众是不会跟李可夫和诺根走的。普罗相同志说，在芬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群众保持着联系，他们认为革命社会主义的整个左翼必须紧密地合作。我们这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愿和我们联合起来，那只能说明他们遭到了和自己前辈护国派一样的命运。他们脱离了人民。（2）列宁和托洛茨基举了历次党代表大会的例子，认为他们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因此声明将参加投票。4关于一部分人民委员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讲话和决议案列宁同志反驳前面几个发言人。他指出，“西欧可耻地保持沉默”[29]这种说法，出自国际主义者之口，是不能容许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德国和西欧的工人群情激愤。德国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社会党知识分子，也象其他各国一样，大多数都是护国派。但是无产阶级的下层却违反自己上层的意志，准备响应我们的号召。统治着德国陆军和海军的残暴的纪律并没有阻止住反政府分子的起事。德国海军的革命水兵事先就知道他们的尝试一定会失败，但仍然不惜英勇牺牲，只求自己的牺牲能唤醒人民中还在沉睡的起义思想。斯巴达克派[30]正在日益紧张地展开自己的革命宣传活动。为无产阶级的理想进行不倦斗争的战士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声望愈来愈高了。我们坚信西欧一定会发生革命。我们知道西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按定单制造革命当然是不行的。难道我们在去年12月就能确切知道将要发生的二月事变吗？难道我们在9月里就肯定知道一个月以后俄国的革命民主派将完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吗？我们知道旧政权正处在火山上。根据许多迹象，我们可以揣测到，地层下的巨大活动正在人们内心深处进行着。我们已经感到空中雷电密集。我们知道它必将爆发为一场冲掉一切污秽的大雷雨。但是我们不能预言这场雷雨在哪一天下，在几点钟下。我们的这种情景今天也能在德国看到了。那里，人民群众暗中的不满正在增长，它必然会酿成人民的运动。我们不能用法令来制造革命，但是我们能够促进革命。我们将在战壕里举行有组织的联欢，将帮助西欧各国人民发动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扎克斯同志又说到用法令来建立社会主义。难道现在的政权没有号召群众自己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方式吗？用加工工业的产品交换粮食，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是的，我国将成为劳动的共和国。不劳动者不得食。其次，我们党的孤立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个别知识分子离开党。但是农民对我们的支持与日俱增。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接着，列宁同志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下列决议案：中央执行委员会责成人民委员会在召开下次会议之前提出内务人民委员、工商业人民委员的人选，并提议由柯列加耶夫同志担任农业人民委员。载于1917年11另7日（20日）《真理报》第18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53—61页注释：[24]突击队是俄国军队中一种由志愿人员组成的部队。这种部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军进攻力普遍低落的情况下组建的，在亚·费·克伦斯基当政时期，有若干个特种突击团，甚至还有一个女兵突击营。实行这一措施并没有提高俄军的士气。突击队本身后来变成了反革命的工具。——49。[25]《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9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50。[26]《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51。[27]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4日（17）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就人民委员会未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一系列法令一事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提出质问；在列宁作了答复后又认为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莫·索·乌里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了完全信任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案。在这一决议案表决之前，左派社会革命党声明：人民委员作为当事人不应当参加投票。列宁对这一声明作了回答（见本卷第55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赞同人民委员会活动的决议。——52。[28]指彼得格勒城防部队总司令米·阿·穆拉维约夫1917年11月1日（14日）发布的第1号命令。命令号召士兵、水兵、赤卫队无情地、毫不犹豫地镇压犯罪分子。由于命令的措辞可能引起不良影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1月2日（15日）的会议上建议内务人民委员部撤销这个命令。——54。[29]这句话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Г．Д扎克斯说的。他在为赞成建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维·巴·诺根、阿·伊·李可夫、弗·巴·米柳亭等人辩护时说：他担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仍然是孤立的，因为“西欧可耻地保持沉默”。——56。[30]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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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1917年11月4日〔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23]（1917年11月4日〔17日〕）资产阶级认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这一目的同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工农临时政府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定期刊物同资本的联系，调查它们的经费和收入的来源，捐助者是哪些人，它们弥补赤字的方法直至报馆的整个经济情况。凡对调查委员会隐瞒账簿或其他文据者，凡显系谎报情况者，均将受到革命法庭的制裁。所有报馆的业主、股东和职员必须立即向设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学校的调查报刊同资本的联系、报刊对资本的依赖关系的调查委员会提出有关上述问题的书面报告和材料。调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注：手稿中此处留有填写名单的空白。——俄文版编者注］委员会有权补充人员，传讯鉴定人和证人，要求公开各种账簿等等。载于1932年11月7日《真理报》第30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51—52页注释：[23]《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是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4日（17日）会议讨论出版问题而写的。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了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语报》、《日报》等资产阶级报纸。第二天，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出版问题时，尤·拉林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安·卢·柯列加耶夫、弗·亚·卡列林、普·佩·普罗和等人反对该法令。列宁针对他们的发言，说明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采取的措施的必要性（见本卷第49—51页）。会议以多数票（34票赞成，24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关于无保留地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出版政策的决议案。列宁写的决议草案没有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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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7年11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7年11月3日〔16日〕）列宁同志反对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达成任何协议，这个执委会明天就要被下层用革命手段推翻。必须从彼得格勒派遣有创造精神的、有组织能力的革命力量即水兵增援莫斯科。粮食问题：我们已从北方得到保证。占领莫斯科并从下面推翻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以后，我们将从伏尔加河流域得到粮食供应。载于1927年11月6—7日《真理报》第255号尼·哥尔布诺夫《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是怎样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建立起来的》一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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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1917年11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21]（1917年11月3日〔1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完全赞同人民委员会迄今执行的政策，认为必须向中央委员会少数派作以下坚决的声明：由列宁同志提出的、中央委员会昨天（11月2日）通过的决议［注：见本卷第40—42页。——编者注］已经规定了我党目前的政策。决议宣布，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既然代表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根据我们的纲领，把政权交给了我党的代表，那么，强迫我党放弃政权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我们从反对妥协的整个斗争中得出的这一基本的策略路线，曾经是我们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起义的指南，现在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实质，它又一次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赞同，全体党员首先是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但是少数派的代表，不论在昨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前，或者在会议以后，始终执行一条公然反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瓦解我们自己队伍的政策，在必须表现最大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性的时刻，他们却在制造动摇。例如，在昨天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少数派中央委员直接参加下，布尔什维克党团竟公然投票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我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人数和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如此骇人听闻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是这些中央委员背着中央干的，是在这几位反对派的代表在中央挑起了好多小时的争论之后干的，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反对派想用纠缠的办法掌握党的机构，在党的命运、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党的工作的最近结果的时候，他们却在暗中破坏党的工作。我们不能也不愿对这种情况负责。在向中央委员会少数派作这个声明的同时，我们要求少数派以书面形式明确地回答：少数派是不是保证服从党的纪律并执行列宁同志提出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所制定的政策？如果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回答，我们将立即请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对以下建议加以抉择：或者是党不得不委托目前的反对派和他们的同盟者（为了这些人，反对派现在正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暗中破坏）一道组织新政权，那时我们将认为我们不受这个只会造成动摇、软弱和混乱的新政权的任何约束。或者是党赞同中央委员会昨天的决议中提出的唯一可行的革命路线（我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那党就应当坚决要求反对派代表到我们党组织以外去搞他们的瓦解工作。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结局。当然，分裂会是一件极可悲的事。但是现在开诚布公地分裂要比在内部进行暗中破坏、撕毁自己的决议、进行瓦解活动和散布沮丧情绪好得多。不管怎样，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如果把我们的意见分歧（基本上是重复我们同“新生活派”[22]和马尔托夫派的意见分歧）交给群众来评判，我们的政策保证会得到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的无条件的、奋不顾身的支持，而使动摇的反对派在最短期间陷入软弱无力的孤立境地。载于1922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7—49页注释：[21]这个最后通牒是向坚持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党分掌政权的少数中央委员发出的。在最后通牒上签名的，除列宁外，还有安·谢·布勃诺夫、费·埃·捷尔任斯基、阿·阿·越飞、马·康·穆拉诺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和莫·索·乌里茨基。——43。[22]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新生活报》（《НоваяЖизнъ》）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在评论新生活派时指出，“掩盖无原则性、又表现无原则性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情绪”是他们的主导情绪（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00页）。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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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7年11月1日〔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7年11月1日〔14日〕）记录[18]1列宁同志认为，加米涅夫的政策应当立即执行。现在不必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谈判[19]。必须派军队到莫斯科去。他提出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没有参加苏维埃，也不能让它参加；苏维埃是群众自愿组成的机关，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没有群众基础。2列宁同志认为，谈判本来应该成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消除动摇分子的动摇，而且我们自己要坚决果断。必须援助莫斯科人，这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3列宁同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现在是结束动摇的时候了。很明显，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站在卡列金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那一边。我们决不能动摇。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军队都拥护我们。这里谁也无法证明基层群众反对我们；或者是同卡列金的代理人站在一起，或者是同基层群众站在一起。我们应该依靠群众，应该派鼓动员到农村中去。我们曾经要求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把军队运往莫斯科，可是它拒绝了，我们应当向群众呼吁，群众一定会把它抛弃的。载于1922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3页注释：[1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有两种：一种是秘书的原始记录，记在单张纸上，包括1917年10月10日（23日）—1918年2月24日的记录；另一种是中央书记处的记录，记在记录本上，包括1917年8月4日（17日）—1918年2月24日的记录。本卷收载的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在俄文原本中是按秘书的原始记录刊印的，并根据中央书记处的记录作过校订，只有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和12月11日（24日）的发言是按中央书记处的记录刊印的。——38。[19]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参加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就政府组成问题进行谈判一事。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建立新的、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都有代表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并出面召开关于政府组成问题的会议。孟什维克护国派、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邮电职员联合会、彼得格勒市杜马、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列·波·加米涅夫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委托参加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达·波·梁赞诺夫等人出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认为，关于扩大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的一切谈判，都应在承认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活动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妄想在联合政府中居领导地位，并利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坚持建立由他们领导的组织的代表占优势的“人民会议”来取代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要求成立以维·米·切尔诺夫或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为首的新政府。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采取了妥协立场，没有反对讨论这些建议。11月1日（14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讨论了同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的谈判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行为问题。大多数中央委员谴责妥协立场，建议中断谈判或是使谈判具有最后通牒性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参加关于政权问题的会议的唯一目的是揭露建立联合政权的企图的荒谬性，并最终停止谈判。11月1日（14日）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谈判进行情况，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根据中央11月1日（14日）决议的精神起草的决议，11月2日（15日），党中央又通过了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见本卷第40—42页）。但是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弗·巴·米柳亭、尤·拉林、梁赞诺夫等人坚持对抗中央的路线。在11月2日（15日）深夜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要求重新审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协议条件的决议时，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了一项与中央委员会11月2日（15日）决议背道而驰的决议案，要求改变政府组成，使布尔什维克在政府中只占一半席位。反对派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一决议案投了赞成票。在中央委员会多数于11月3日（16日）向反对派少数提出最后通牒（见本卷第43—45页）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和维·巴·诺根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后3人和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并辞去了人民委员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再次写信向反对派的首领提出最后通牒，并在《真理报》发表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谴责反对派的逃兵行为（见本卷第66页和第67—71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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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职员守则草稿（1917年10月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职员守则草稿（1917年10月底）1．国营、公营和私营工业等大型企业（雇佣工人不少于5人）中的全体职员，必须完成其所担负的工作，非经政府、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工会特别许可，不得擅离职守。2．凡违反第1条的规定，以及在向政府和政权机关交出文书和报表方面或在为公众和国民经济服务方面玩忽职守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判处5年以下的徒刑。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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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委员会通电（1917年10月30日〔11月1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委员会通电（1917年10月30日〔11月12日〕）致全体公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组成了新的苏维埃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已经被推翻，其成员已经被逮捕。克伦斯基逃跑了。所有机关已经掌握在苏维埃政府手里。在10月25日提出保证后获释的士官生，在10月29日举行了暴动。暴动当天就被镇压下去了。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率领士官生和一部分哥萨克用欺骗的方法钻进了皇村。苏维埃政府已经动员武装力量来粉碎科尔尼洛夫分子对彼得格勒的新的进攻。一支以“共和国号”装甲舰为首的舰队已奉命调往首都。[17]克伦斯基的士官生和哥萨克动摇了。被俘的克伦斯基人员肯定地对我们说，哥萨克是受骗的，他们一旦了解真相，就不会再开枪。苏维埃政府尽量设法防止流血。如果流血无法避免，如果克伦斯基的部队仍要开枪，苏维埃政府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无情的措施来粉碎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新的进攻。我们通知你们，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闭幕，它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令：（1）立即把所有的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掌握；（2）提出缔结民主和约。苏维埃政府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载于1917年10月30日（11月12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2号和1917年10月3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1页注释：[17]这句话在播发时作了改动。“共和国号”战列舰和“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的收报记录本上记的是：“忠于革命事业的波罗的海舰队已来支援起义的人民了。”这是因为“共和国号”战列舰未出动，前往彼得格勒的是“奥列格号”巡洋舰和“胜利者号”驱逐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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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14]（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报道·1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2关于部队装备问题的发言·3关于建立城市秩序问题的发言1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政治形势用不着多讲了。现在政治问题简直就是军事问题。十分明显，克伦斯基收罗了科尔尼洛夫分子，因为除了他们就再没有人可以依靠了。他们在莫斯科虽然占据了克里姆林宫，却控制不了住着工人和一般贫民的城边地区。在前线，没有人拥护克伦斯基。甚至动摇分子，例如铁路工会会员，也表示拥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绝大多数的农民、士兵和工人都拥护和平政策。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根本不是“政党的”政策，而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政策，是大多数人民的政策。我们不是在实行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我们在土地问题上的纲领也完全取自农民的委托书。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5]声明，他们愿意支持苏维埃政府的政策。至于不同意新政府的纲领这一点，他们连提也不敢提。在地方上人们还相信《人民事业报》[16]之类的报纸。但是我们这里大家都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由于成了少数才退出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于苏维埃之外。他们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工作，这对他们更不利。士兵和农民群众是不会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我毫不怀疑，在任何工人和士兵的集会上，十分之九的人会拥护我们。克伦斯基的尝试同科尔尼洛夫的尝试一样，是一种可怜的冒险。但是目前形势是困难的。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整顿粮食工作，制止战争的灾难。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对克伦斯基的叛乱一天也不能容忍。如果科尔尼洛夫分子组织新的进攻，他们将遭到今天士官生暴动所遭到的那种回击。让士官生去抱怨自己吧！我们夺取政权几乎没有流血。要说有牺牲，那也只是我们方面的牺牲。新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正是全体人民所期望的政策。这种政策新政府并不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取来的，而是从前线的士兵，从农村的农民，从城市的工人那里取来的。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这几天就要公布。我再说一遍：目前政治局势就是军事局势。我们决不能听任克伦斯基取得胜利，否则就不会有和平，不会有土地，不会有自由。我毫不怀疑，刚刚胜利地完成起义的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是一定能够把科尔尼洛夫分子镇压下去的。我们有缺点，用不着否认。由于这些缺点，我们受到了某些损失。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一小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我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司令部，这是今天就必须做的事情。只要组织起来，我们就能够保证在几天之内，也许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胜利。根据工兵农代表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政府，决不容许科尔尼洛夫分子嘲弄自己。目前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就是组织司令部，集中一切物质力量，保证供给士兵一切必需品；为了使一切能象过去一样胜利地发展，必须进行这些工作，一小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2关于部队装备问题的发言大混乱的时期结束了。司令部的司令已经任命，并且马上就要正式宣布。犹豫动摇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曾痛感缺少军事秩序和联系。但是现在证明，部队是十分团结的，士气是高昂的。你们必须自己动手，自己检查每一个行动，交办的事情是不是办好了，同工人组织有没有联系上等等。在这方面工人是会来帮助你们的。我想对你们提出一个建议：不要依赖任何人，要通过监察委员会或团队代表来检查每一个消息，检查命令执行了没有，关于军需储备的报告确实不确实。你们要亲自动手，亲自检查一切，对每一种军需储备、每一个步骤都要考虑到，——这是成功的最可靠的保证。3关于建立城市秩序问题的发言我完全赞成前面所讲的意见：工人应该担负一部分城市警卫工作。在这件协同进行的工作中，士兵要教工人掌握武器。实行普遍的人民武装，取消常备军，这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忽视的任务。如果能把工人居民吸引进来，工作就比较容易了。同志们建议每天聚会一次，这是切实可行的。俄国革命提供了许多新的、任何革命不曾有的东西，这样说是正确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机关就是过去所没有的。你们应当同工人打成一片，资产阶级至今一直不能正常供应的东西，他们都能供应你们。每一个部队都必须同工人组织一起设法把你们这次作战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储备起来，不要等待上面的指令。从今天晚上起就应当独立地担负起这项任务。不必等待司令部的指示，让各部队自己出主意。你们有一种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过的办法，资产阶级唯一的办法是采购，而你们可以同生产这一切东西的工人直接联系。载于1917年10月31日（11月13日）《真理报》第17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40页注释：[14]这是有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这个会议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在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召开的，主要研究反击反革命力量、保卫彼得格勒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40名部队代表。会议议程为：通报情况，成立司令部，武装军队，建立城市秩序。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并就议事日程中其他问题发了言。会议的一些参加者就各地情况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彼得格勒士兵书。——30。[15]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1。[16]《人民事业报》（《Дело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Ｂ．Ｂ．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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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同赫尔辛福斯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同赫尔辛福斯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1同芬兰赫尔辛福斯陆军、海军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亚·李·舍印曼的谈话——您可以代表陆海军区域委员会说话吗？——当然可以。——您能马上尽可能多调一些雷击舰和其他军舰到彼得格勒来吗？——我们立即请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来，因为这纯粹是海军方面的事情。——彼得格勒有什么新的情况吗？——有消息说，克伦斯基的军队已经迫近，并占领了加特契纳，因为一部分彼得格勒的军队已经疲乏不堪，所以迫切需要最迅速最有力的增援。——还有什么情况？——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表示准备出发和战斗的决心，而不是询问“还有什么情况”——这似乎没有必要再重复：我们已经表明过决心，因此，一切都会见诸实际行动。——你们有机关枪和备用的步枪吗？有多少？——区域委员会军事部主任米哈伊洛夫在这里。他会告诉您芬兰军队的情况。2同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军事部主任米哈伊洛夫的谈话——你们需要多少战士？——能派出多少我们就要多少，但是必须忠实可靠，有作战的决心。这样的人你们有多少？——将近5000。可以马上派去，他们一定能打。——用最快的速度运送，能保证在几小时内到达彼得格勒？——从现在起，最多24小时。——走陆路吗？——走铁路。——你们能够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吗？——行。粮食很多。而且还有大约35挺机关枪；我们还可以在不影响这里的局势的情况下调去少数野战炮兵。——我代表共和国政府坚决请求你们立即调派，同时还请您回答：你们知道不知道新政府成立的消息，你们那里的苏维埃对新政府的态度怎样？——现在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了政府成立的消息。我们这里对于已转到苏维埃手中的政权表示热烈欢迎。——那就是说，陆军可以马上出发，而且可以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是的，我们马上调派，并供给他们粮食。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电报机旁边，因为德宾科在今天晚上10点钟到彼得格勒去了。3同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尼·费·伊兹迈洛夫的谈话——你们能够调来多少艘雷击舰和其他军舰？——可以调去“共和国号”战列舰和两艘雷击舰。——他们也是由你们供应粮食吗？——我们海军有粮食，可以供应他们。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所有被调去的雷击舰和“共和国号”战列舰定会完成自己的保卫革命的任务。关于派遣武装力量的问题，请放心。我们绝对执行。——要过几小时？——最多18小时。是否必须马上派出？——是的。政府绝对认为必须立即派来，让战列舰驶入莫尔斯科伊运河，并尽可能靠近河岸。——战列舰是一艘装有12英寸口径大炮的巨型舰只，不能靠近河岸，否则，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夺去。这个任务装有小炮和机关枪的雷击舰就可以执行。至于战列舰，它大概只能停在停泊场或“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旁边，因为它的大炮射程达25俄里，——总之，水兵和指挥人员定能完成这个任务。——雷击舰应该开到涅瓦河的雷巴茨科耶村附近，以便保护尼古拉路以及通向这条路的一切要冲。——好，一定完成这一切任务。还有什么事？——“共和国号”上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吗？在途中能同彼得格勒联系吗？——不仅“共和国号”上有，而且雷击舰上也有，它们能同埃菲尔铁塔取得联系。总之，我们保证很好地完成一切任务。——这么说，我们可以期望这几艘舰艇立刻出发了？——是的，可以。现在我们就下紧急命令，让这几艘舰艇按时到达彼得格勒。——你们有备用的枪支和弹药吗？尽量多送一些来。——有，但是在舰艇上的不多，我们把现有的都送去。——再见，祝您好。——再见，您是？您贵姓？——列宁。——再见。我们现在就执行任务。载于1922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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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3]（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1．在工人和职员（共计）人数不少于5人，或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中，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2．企业较小，可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工人监督者，则直接实行，否则，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实行，代表应立即在全体大会上选出，作出选举记录，并将当选人名单报告政府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3．非经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许可，绝对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生产部门（参看第7条）停工，以及对生产进度作任何改变。4．一切账簿和文据，以及一切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5．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所作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只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加以撤销。6．在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一切企业主和一切由工人和职员选出实行工人监督的代表，均应对国家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凡玩忽职守、隐瞒存货和报表等等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判处5年以下的徒刑。7．凡为国防服务以及与生产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8．工人监督细则，由各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以及职员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联席会议制定。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2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0—31页注释：[13]《工人监督条例草案》于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基本上通过，随后于10月27日提交人民委员会审查。人民委员会委托弗·巴·米柳亭和尤·拉林在两天之内制定出工人监督条例的详细草案。但他们制定出来的草案违背了列宁提出的革命工人监督的任务，例如草案没有写进企业主必须服从工人监督机构的决定这一最重要的条款。列宁的草案是后来制定工人监督法案的基础，这一草案经过补充之后于11月1日（14日）发表在《工农临时政府报》第3号上，标题为《工人监督法草案（提交劳动委员会审查稿）》。在进一步讨论草案的过程中，有人提议由国家机关代替正在各地成立的工人监督机构和只在最大的工厂、铁路等企业建立工人监督机构。列宁坚决主张普遍实施工人监督，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精神。草案的定稿工作委托给了在11月8日（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专门委员会。11月14日（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了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并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这一法令。列宁草案的基本原则都体现在这个条例中。这个法令发表于11月16日（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7号。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对准备工业国有化起了重大作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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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文献（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文献[3]（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1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报道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这个工农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我们将拥有一个苏维埃政府，一个绝无资产阶级参加的我们自己的政权机关。被压迫的群众将亲自建立政权。旧的国家机构将被彻底打碎，而新的管理机构即苏维埃组织将建立起来。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从此开始了，这第三次俄国革命终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立刻结束战争。可是大家都很清楚，要结束同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着的这场战争，就必须打倒资本本身。在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已经逐渐展开的世界工人运动一定会在这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向国际民主派提出的立即缔结公正和约的建议，一定会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群众的热烈响应。为了增强无产阶级的这种信任，必须立刻公布一切秘密条约[4]。在国内，农民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说：我们不再跟资本家打交道了，我们要同工人一道干。我们只要颁布一项废除地主所有制的法令，就可以赢得农民的信任。农民会懂得，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他们才能得救。我们要对生产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现在我们已学会了齐心协力地工作。刚刚发生的革命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拥有群众组织的力量，它定能战胜一切，并把无产阶级引向世界革命。在俄国，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热烈鼓掌）2决议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祝贺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革命胜利。苏维埃特别强调群众在这次罕见的不流血的和异常顺利的起义中所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同心同德的精神。苏维埃坚定不移地相信，革命将建立起保证城市无产阶级得到全体贫苦农民群众支持的工农政府，即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一定会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采取这个能使国家摆脱战争的奇灾大祸的唯一办法。新的工农政府定会立即向各交战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民主和约。这个政府定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交给农民。定会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对各家银行实行全民监督，同时把这些银行变为单一的国营企业。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号召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竭尽全力奋不顾身地支持工农革命。苏维埃确信，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城市工人定能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同志式的纪律性，建立起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苏维埃相信，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定会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取得完全的巩固的胜利。载于1917年10月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5页注释：[3]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下午2时35分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和革命取得胜利的汇报。列宁在这次会上作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会议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2。[4]指俄国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苏维埃政府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这些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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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告俄国公民书（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告俄国公民书[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2]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为之奋斗的这一切事业都有了保证。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1917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载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工人和士兵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页注释：[1]《告俄国公民书》是列宁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上午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起草的文告，由“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电台播发，并在当天刊登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报《工人和士兵报》，后来转载于《农村贫民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其他报纸。——1。[2]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是十月革命准备和实行期间的公开的军事作战司令部。彼得格勒苏维埃于1917年10月9日（22日）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最初是以巩固城防的名义建立的，曾称作彼得格勒城防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0月12日（25日）通过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条例也规定，由军事革命委员会确定保卫首都所必需的不得撤离的战斗部队的数量，统计和登记卫戍部队全体人员和装备，制订城防计划等。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议规定的，这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保证起义的军事技术准备，统一赤卫队、卫戍部队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作战行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10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由安·谢·布勃诺夫、费·埃·捷尔任斯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莫·索·乌里茨基组成的军事革命总部作为领导核心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还有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党的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单位的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最初是帕·叶·拉济米尔（当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后改由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担任。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反革命和维护革命秩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13名代表加入后，曾正式改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随着苏维埃机关的建立和巩固，军事革命委员会逐步把所属机构和人员移交给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相应部门。1917年12月5日（18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停止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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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前言本卷收载列宁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至1918年3月5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近四个月期间的著作。1917年10月24—25日（11月6—7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首都彼得格勒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布尔什维克党成了执政党，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着手建设苏维埃国家，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进行，苏维埃俄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同德国仍处于交战状态，这对苏维埃政权是极大的威胁。被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向工农政权进行疯狂的反扑。原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逃往外地，收罗一些哥萨克部队，由前沙皇将军克拉斯诺夫率领在十月起义胜利的第三天向彼得格勒进发。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织的反革命团体“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于10月29日在首都发动士官生叛乱。苏维埃政权在几小时之内就把士官生叛乱镇压下去，于10月底击溃了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武装进攻，随后又粉碎了立宪民主党人在首都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向首都以外的地区扩展。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一方面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叛乱，一方面建设新型的苏维埃国家。列宁直接领导了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以及政府各种机构的组建工作。君主派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和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工作，鼓动旧政府各部的官吏和银行、邮局等的上层职员实行怠工，拒绝服从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委派自己的优秀干部并吸收工人和士兵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旧官吏和旧职员的怠工失败了。布尔什维克党还粉碎了反动势力企图利用立宪会议和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阴谋。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本卷的开篇《告俄国公民书》是列宁在10月25日武装起义成功的当天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所拟的文件。文件庄严宣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归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本卷的第二篇文献是列宁10月25日下午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和列宁起草的相应决议。列宁在报告中宣布：“在俄国，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见本卷第3页）本卷中接着收载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是一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其中包括列宁起草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决定。10月25—26日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首先通过列宁所写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其中宣告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苏维埃政权将要执行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列宁在大会上作《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相应通过的列宁草拟的《和平法令》充分表达了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它宣布苏维埃政府完全废除一切侵略性条约，建议各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立即就缔结普遍的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并郑重声明俄国决心本着公正的条件立即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大会通过的列宁草拟的《土地法令》宣布：立刻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个土地法令包括根据242份地方委托书拟定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会上有人指责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列宁回答说：“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见本卷第20页）根据大会所通过的列宁草拟的《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政权的中央国家管理机关——人民委员会，这个政府最初只由布尔什维克组成。本卷中的不少文献反映了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形成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关系和新的政治力量对比。在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发动的反革命叛乱猖獗之际，孟什维克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要求改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政府，成立由所有参加苏维埃的政党组成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他们企图在这个政府中占据多数，恢复自己的执政党地位。为了揭穿他们的阴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意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谈判，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是各小资产阶级政党必须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列宁认为，谈判应该成为同克伦斯基作战的外交掩护。但被派率代表团参加这一谈判的列·加米涅夫却不顾党中央的指示，同意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甚至不惜放弃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对撤销列宁的政府首脑职务的要求也不表示反对。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格·季诺维也夫、阿·李可夫、维·诺根、弗·米柳亭等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但他们竟以辞去在党和政府中担任的职务相要挟。列宁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等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对他们的错误所作的原则斗争。反动势力企图利用立宪会议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而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相互关系问题又是巩固苏维埃国家制度方面的一个复杂问题。收入本卷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等文献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鉴于千百万劳动群众不完全相信政权属于苏维埃并对立宪会议存有幻想，列宁主张召开立宪会议、让群众通过对立宪会议与苏维埃的比较来放弃立宪幻想。列宁在阐明布尔什维克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问题的观点时指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高形式，苏维埃共和国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更高的民主制形式，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列宁指出，根据十月革命前所提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立宪会议成员的构成没有反映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阶级力量的真实对比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把立宪会议看作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和转向资产阶级立场。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5日（18日）开幕。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会议上占多数。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反革命势力企图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他们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样也就是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因此，立宪会议不仅过时，而且成了苏维埃政权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终于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为了与立宪会议抗衡，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召开了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赞同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农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政策，正式批准列宁草拟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个宣言按内容来说，具有立法性质，因而成了后来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剥削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宣言说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体制：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宣言肯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决定，公布了建立红军的命令和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列宁在大会上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回顾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说明了苏维埃政权胜利的原因及其在同反革命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列宁着重指出：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同其他各国劳动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列宁在报告的最后部分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着。”（见本卷第279页）本卷中的一些文献阐述了工农管理国家的问题。列宁充分相信劳动群众的被革命激发起来的创造力量，认为广大群众自觉地参加国家管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源泉之一。列宁在《告人民书》中写道：“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务自己担当起来，谁也帮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见本卷第62页）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等等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和发言在阐明政治形势、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时，号召人民进行独立创造、同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奋力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也指出了可能发生的困难和敌人的阴谋，使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充满信心。列宁说：“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应当取代旧官吏，全体人民都应当学习管理。”（见本卷第59页）列宁多次指出，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管理国家，那是一种偏见；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打破资产阶级的垄断，把管理国家的工作担当起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答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时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认为，有的人远远地站在生活之外，用旧框框来束缚群众的手脚，“然而，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见本卷第281页）。列宁在《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一文中断言：胜利属于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工人和农民。本卷收载的《怎样组织竞赛？》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列宁发现社会主义竞赛是吸收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极好形式。列宁说，“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见本卷第200页）。列宁认为，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中间是很多的，他们已觉醒过来，正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列宁非常重视工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他写道，“‘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见本卷第208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还阐述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本卷收载的许多列宁文献，包括列宁起草的或参加制定的法令和决定等，阐述了俄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一些最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革命一胜利，苏维埃国家就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这为后来对俄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列宁一再指出，工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列宁所拟《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了工人监督生产的任务，它是后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工人监督条例》的基础。列宁认为银行和大工业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极其重要的措施。列宁在这方面的文献有《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等。在这些文献中规定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方式、方法的基本原则。列宁在说到银行国有化时指出：“银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中心。它们汇集空前的财富，又在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内进行分配，它们是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神经。”（见本卷第273页）苏维埃政权把银行收归国有以后，又把交通、邮电这些重要国民经济部门收归国有。通过国有化，苏维埃政权掌握了经济命脉，夺取了主要经济阵地。《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经济措施纲要草稿》以及列宁就建立消费公社、使军工厂转向有益于经济的生产、改善粮食供应状况等问题所拟的法令、决定草案都提出了革命胜利后的重要经济措施。尽管这些措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必将引导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说：“我们已经从实行工人监督进而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见本卷第275页）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指导和调节苏维埃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列宁认为它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就象人民委员会在政治方面的作用那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建立有助于改造旧经济、建立新经济。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拚命反抗，苏维埃政权用革命的强制手段来对付资产阶级的反抗。本卷中的一些文献阐述了“劳动义务制”的原则，论证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承袭着沙皇政府、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沉重战争负担。工农国家一成立就宣布了同各国人民友好的政策。收载于本卷的反映苏维埃政权同德国媾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的文献包括列宁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多次发言，还有他为党起草的许多文件和他所写的文章，如《和平谈判纲要》、《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致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通电》、《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奇谈与怪论》、《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等。苏维埃政府曾不止一次地向协约国各政府建议，共同与德国及其盟国进行关于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谈判，但是这项建议遭到了拒绝。由于法、英、美不愿意进行任何和平谈判和缔结普遍的和约，苏维埃政府便决定单独同德奥集团的国家进行谈判，以便尽快使俄国摆脱战争。1917年12月2日（15日），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在布列斯特通过预备谈判同德国达成停战协定，12月9日（22日）开始缔结和约的谈判。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缔结和约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尼·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缔结和约，提出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率领苏维埃和谈代表团的列·托洛茨基主张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错误立场都有葬送掉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危险。列宁认为：“革命战争”的口号不过是“单纯的示威”，是冒险主义的空话，只有利于想把苏维埃国家继续拖在战争泥潭中而加以消灭的帝国主义者；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德国则是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作战，那是自取灭亡。列宁指出，把第一个工农政权——苏维埃共和国保存下来，无论对俄国无产阶级还是对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一件大事。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声明出卖了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德国人利用他的声明，在2月18日悍然发动进攻。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十分危急的形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动员一切力量抵抗德国侵略者。列宁为了争取时间来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革，坚决要求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立即缔结和约，并为此以极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工作。列宁的主张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终于获得多数的支持，布列斯特和约得以签订。列宁后来指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执行革命的妥协策略，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俄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来积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红军以巩固国防。事实证明列宁所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1918年11月德国发生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55篇，其中有《同美联社记者格·雅罗斯的谈话》，《对游行示威口号的补充》、《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答赫尔曼·费尔瑙》、《普列汉诺夫论恐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索·阿·洛佐夫斯基的党籍的决议草案》、《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3月4日）以及《〈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提纲》等等。很大一部分新文献是列宁所拟的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和苏维埃政权法令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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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列宁全集LIENINGQUANJI第三十三卷1917年10月—1918年3月《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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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红场上的三次讲话（1919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在红场上的三次讲话
（1919年5月1日）
采访记录
1
（列宁同志在游行队伍中一出现，就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列宁同志首先向莫斯科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祝贺，然后把去年和今年五一节的庆祝情况作了对比。这一年来，政治情况发生了大大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变化。去年五一节，我们还受到德帝国主义的威胁。现在它已被击溃和彻底粉碎了。
庆祝无产阶级节日的情况不仅在我国有了改变。在一切国家中，工人们都走上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道路。不仅在苏维埃俄国，而且在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巴伐利亚，解放了的工人阶级都在自由地、公开地、胜利地庆祝自己的节日。同时今天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不仅在红色的莫斯科、红色的彼得格勒和布达佩斯，而且在所有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那些不是出来散步而是出来显示自己力量的工人们，都在谈论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的胜利。
列宁同志进而谈到英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说：既然乌克兰少数起义部队的活动就使英法帝国主义不得不退出乌克兰的战场，那么，在团结一致的苏维埃俄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力量面前，它们是完全支持不住的。敖德萨和克里木的放弃表明，英法的士兵不愿同苏维埃俄国作战，而我们胜利的保证也就在这里。
弗·伊·列宁谈到了加米涅夫同志的来电，说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军队已全部肃清。列宁说，今天在解放了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上空已飘扬着无产阶级的红旗，他们在庆祝自己从帝国主义强盗压迫下获得解放的节日。（长时间欢呼。“乌拉”声经久不息。）
列宁同志谈到高尔察克的威胁时说，根据前线的最新消息我们可以断定，战胜高尔察克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几十万战士正开往前线去彻底消灭高尔察克匪帮。
最后，列宁同志表示深信苏维埃政权将在全世界取得最后胜利，并高呼：“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载于1919年5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9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3—324页
2
列宁同志说，在场的不满30—35岁的人，大多数都能看到离我们还很远的共产主义的繁荣。
列宁同志指着孩子们说，现在参加劳动解放节的孩子们将能充分享受革命者用劳动和牺牲换来的果实。
我们的子孙会把资本主义制度时代的文物看作奇怪的东西。他们很难设想，日用必需品的贸易怎么会掌握在私人手里，工厂怎么会属于个人所有，一个人怎么能剥削另一个人，不劳动的人怎么能生存。直到现在，人们还象讲神话一样来谈论我们的孩子们将要看到的东西，但是，同志们，现在你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由我们奠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厦并不是空想。我们的孩子们会更加奋勉地建设这座大厦。（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5月2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2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5页
3
在斯捷潘·拉辛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热烈鼓掌）同志们，今天我们同渴望推翻资本统治的全世界无产者一起庆祝五一节。这个洛布台[102]使我们想起，劳动群众在压迫者的枷锁下遭受了多少世纪的折磨和苦难，因为资本的权力离开暴力和凌辱就无法维持，但这种暴力和凌辱即使在过去也引起了起义。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一位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的。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台上献出了头颅。俄国的革命者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人物，是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他们争取的不是资本所主张的自由，不是经营银行、私人工厂和进行投机的自由。打倒这种自由。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社会成员都成为工作者的时候才能实现。要争取这种自由必须付出很多劳动，很多牺牲。我们要竭尽全力来达到这一伟大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5月2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2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6页
注释：[102]洛布台是莫斯科红场上的一个带胸墙的圆形平台，初建于1534年。16—17世纪，沙皇的一些重要命令在此宣布。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是1671年在洛布台旁的断头台上被处死的。——[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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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1919年4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101]
（1919年4月27日）
感谢你们的祝贺，同时也衷心祝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恳请你们更经常更具体地告诉我们：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谢德曼之流作斗争？各市区的工人和仆人苏维埃是否已经建立？工人是否已经武装起来？资产阶级是否已被解除武装？库存的衣服和其他物品是否已被用来迅速而广泛地救济工人，特别是救济雇农和小农？资本家在慕尼黑的工厂和财产以及慕尼黑郊区的资本主义农场是否已被没收？小农的押金和地租是否已经取消？雇农和粗工的工资是否已提高一两倍？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纸张没收，用来印刷通俗的传单和群众性的报纸？是否已实行用六小时工作、用两三小时管理国家的制度？是否已使慕尼黑的资产阶级住得挤些而使工人迅速迁入富人的住宅？是否已把所有银行拿到手里？是否扣留了资产阶级的人质？是否给工人规定了比资产阶级更多的口粮？是否已动员每个工人来担任保卫工作和郊区农村的思想宣传工作？只要发挥工人苏维埃、雇农苏维埃以及与两者不同的小农苏维埃的主动性，最迅速最广泛地实行诸如此类的措施，你们的地位一定会巩固起来。必须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必须立即用一切办法使工人、雇农和小农的境况得到真正的改善。
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祝你们胜利。
列宁
载于1930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1—322页
注释：[101]这是列宁给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的复电。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于1919年4月13日成立。在此以前，1919年4月7日，以恩·托勒尔为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曾在巴伐利亚宣布成立一个徒具空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企图以此来麻痹革命工人，阻止革命在巴伐利亚深入发展。4月13日，巴伐利亚的反革命势力发动反革命暴乱，企图建立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当天，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街头发生了激烈战斗，结果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晚上，在革命的工厂委员会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行动委员会，选出了以巴伐利亚共产党人欧·莱维纳为首、由4名成员组成的最高执行机关——执行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加入了行动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就着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红军，建立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把银行收归国有，规定由工人对工业企业实行监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组织粮食供应等等。巴伐利亚政府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引起了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仇视。德国谢德曼政府和一些州的军队联合起来反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实行了叛卖政策。4月27日，他们把共产党人从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5月1日，白卫军部队攻进慕尼黑，但工人群众仍进行了三天的顽强抵抗。巴伐利亚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遭到反革命军队的残酷屠杀，莱维纳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部长下令枪决。——[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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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告匈牙利国际主义者书上加的附言（1919年4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告匈牙利国际主义者书上加的附言[100]
（1919年4月23日）
我完全赞同号召书，相信各条战线上的匈牙利无产者不会不看到，只要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再奋斗几个月，胜利就将属于我们——这将是决定性的和可靠的胜利。
列宁
载于1960年莫斯科出版的克拉特和康德拉季耶夫《并肩战斗的兄弟》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4页
注释：[100]列宁的这几句话写在库恩·贝拉代表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告红军中匈牙利战士书的下面。这份告红军中匈牙利战士书于1919年4月用匈牙利文刊印，在苏俄国内战争的各个战线上散发。
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存的这个文件的俄文原件由列·米·卡拉汉书写，文字是：“完全赞同马扎尔族同志们的信。希望马扎尔族同志们把国际事业的利益放在首位。还需要再坚持几个月，胜利对我们就有保障了。列宁”。——[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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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对国防委员会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决定的意见（不晚于1919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对国防委员会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决定的意见[99]
（不晚于1919年4月21日）
中央和地方的各人民委员部中，凡非绝对必要的部门和能向军队和后方提供有用人员从事战争、供给、宣传等工作的部门，均应暂停工作三个月或大幅度压缩编制。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4页
注释：[99]1919年4月21日，列宁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报告》。这个文件看来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的结尾部分的初稿。——[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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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4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98]
（1919年4月17日）
我很高兴地向你们祝贺。我不知道你们代表多少省份，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重要的是，青年们，共产主义的青年们，组织起来了。重要的是，青年在集合起来学习建设新的学校了。现在你们有了新的学校。讨厌的、官办的、可恨的、同你们无关的旧式学校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工作是长期的。我们所向往的未来社会，完全是由工作者组成的、不应有任何区别的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现在我们只是为这个未来社会奠定基石，至于建设，则有待于你们将来长大以后去努力。你们现在要量力而行，不要去做那些力不胜任的工作，要在年长的人们指导下工作。让我再一次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祝你们在工作中获得各种成就。
载于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弗·伊·列宁（乌里扬诺夫）《关于青年问题的演说论文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0页
注释：[98]这是1919年4月17日列宁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4月15—2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约200名，他们来自29个省，代表8000名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会员。大会作出了关于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加入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根据俄共（布）中央1919年5月11日批准的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条例，工农青年工作和学生青年工作统由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代表大会选出的全俄执行局组成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学生工作部，共产主义学生组织的成员按个别履行手续的办法加入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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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同高尔察克作斗争——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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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高尔察克作斗争
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4月17日）
报道
列宁同志在生动有力的演说中号召莫斯科无产阶级直接参加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列宁同志说，高尔察克最近的一次进攻无疑是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暗中策划的。昨天接到的斯图契卡同志的来电证明，边区白卫分子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协约国指使的，电报上说：德国人在库尔兰已经停止进攻，但是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不能同他们达成和平协议，因为法、英、美三国要求德国人留在库尔兰继续作战；将军们准备服从战胜国的命令，但是士兵们坚决拒绝作战。协约国的最后一张牌输掉了。南方的胜利表明，协约国已无力同我们作战，正确些说，他们已失去控制自己的军队的能力。协约国在南方的冒险结束了，他们从敖德萨逃跑时进行了极其无耻的抢劫。责备我们实行掠夺和暴力的“文明的”协约国，蛮横无理地从敖德萨劫走了我们的全部商船，使和平居民陷于饥饿的境地。这是帝国主义因计划破产而采取的报复行为。我们肃清了南线和克里木战线的敌人，现在就要肃清顿河战线的敌人了。根据最新消息，我们离新切尔卡斯克只有40俄里了。我们的胜利已有保证了。
高尔察克在协约国指使下实行的进攻，其目的在于诱使我军离开南线，使南方的白卫军残余和佩特留拉分子能够恢复元气，但他们的这种打算是不会得逞的。我们决不会从南线抽调一团一连。
我们要为东线征集新军，因此我们宣布了动员。这将是最后的一次动员，它将使我们能够消灭高尔察克，就是说，能够结束战争，永远地结束战争。
这一次是在非农业省份即只在工业省份进行动员。在拟订动员计划时，我们不仅顾到军事利益，而且顾到农业和粮食方面的利益。我们从饥荒省份抽出人来送到产粮区。这一次动员将大大缓和两个首都和北方各省的粮食危机。我们给所有已被动员者一项权利：每月可以给自己的家属寄两次粮食。这就使工人能够从上前线的亲人那里得到粮食。根据邮电人民委员的报告，粮食的邮寄大大改善了城市的供应，一天运到的粮食包裹就有37车皮之多。这种办法收到的效果，无疑会比去年试行的“一普特半制度”的效果更巨大，更显著。
动员计划是考虑和拟订得很正确的，但是要使动员顺利完成，就不应该采用官僚的方式。应当记住，这次动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完成它。每一个觉悟的男女工人应该直接参加动员工作。仅仅开会是不够的，需要进行个别鼓动，应该普遍访问所有应征者，应该使每个人认识到，战争的结局决定于他的勇敢、决心和忠诚。
无产阶级革命正席卷世界各国；协约国事实上放弃了对俄国内政的公开的军事干涉，因为他们已控制不了他们那些本能地同情俄国革命的军队。他们害怕自己的士兵和工人，设法使他们不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最近，各协约国甚至不准许报纸报道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的消息。意大利已设立了关卡，连俄国去的私人信件也被扣留。列宁同志谈到，他几天前接到了意大利著名的社会党人莫尔加利写来的一封信。这个人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是非常温和的。这封信象在沙皇时代的党内通信一样，写在一些小纸片上，用秘密方法辗转寄来。莫尔加利在这封密信中写道：“我代表意大利党向俄国同志和苏维埃政权致以最热烈的敬礼。”（热烈鼓掌）大家知道，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辞职，自愿把库恩·贝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的。库恩·贝拉同志是匈牙利的共产党员军官，他曾在俄国被俘，并曾同俄国共产党人一道积极进行斗争，参加过去年7月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的镇压。这位备受迫害、诽谤和侮辱的匈牙利布尔什维克，现在事实上是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匈牙利与俄国相比，是一个小国，但是匈牙利革命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许比俄国革命更大。这个有文化的国家吸取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坚决实行社会化，并在更好的基础上，更有计划更成功地建造社会主义的大厦。
正当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国际帝国主义的事业永远地遭到失败的时候，来自东部、来自疯狂残暴的高尔察克白卫匪帮的危险却在向我们逼近了。应该消除这一危险。消灭了高尔察克，我们就能永远结束战争。觉悟的无产阶级必须拿出一切力量，必须人人参加动员工作。觉悟的男女工人应该利用每一个空闲的日子和每一个空闲的小时进行个别鼓动。我们不需要紧张很久，只要有几个月，也许几个星期就行了，而且这将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无疑了。
载于1919年4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16—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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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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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4月16日）
同志们，我们都知道，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艰苦的时期。为了击退反革命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次进攻，我们不得不宣布动员。现在必须由劳动群众亲自来积极协助，这次动员才能顺利完成。
同志们，你们当然都清楚地了解，战争造成了多么大的困难，它要求我们忍受多么大的牺牲，尤其是国家面临着粮食的困难和战争造成的运输破坏的现在。由于这个缘故，劳动群众在这次战争中受到的苦难现在更加深重了。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来设想和断定，我们的情况已经好转，我们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我们不哄骗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即公然同俄国资本家一起行动的英法美三国资本家，正在作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尝试。我们看到，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们早就在巴黎磋商了。我们知道，他们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希望苏维埃政权垮台。但是我们也看到，直到现在，打败德国已经5个月了，他们还不能缔结和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瓜分肥肉，彼此正在争吵：把土耳其给谁，把保加利亚给谁，怎样掠夺德国，英国得哪一块，法国和美国又得哪一块，向德国人究竟索取几百亿赔款。很明显，他们从德国那里一定得不到什么，因为这个国家已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而劳动群众正愈来愈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
同志们，我们因此确信，现在由于高尔察克在东线的胜利，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但是，即使高尔察克获得局部的胜利，他们要在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实现自己的希望也是办不到的。
我们知道，协约国在战胜德国以后，仍然拥有资本，拥有几百万军队，拥有天下无敌的舰队。在德国战败以后，他们完全有可能立即把这一切力量用来征服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俄国南部的所作所为（在黑海登陆，占领敖德萨），矛头都是指向苏维埃政权。
然而在5个月以后的今天，情况怎样呢？难道说他们没有百万军队的兵力，没有舰队吗？为什么他们在装备很坏的乌克兰工农军队面前不得不退却呢？
因为他们的军队从内部瓦解了。我们得到的消息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消息已经得到证实。资本家为了瓜分利润进行了四年战争，不能不受到惩罚。以前他们把一切罪过推在威廉身上，现在，打败威廉之后，他们无法继续作战了。我们知道，在军事方面，协约国过去比我们强大得多，严格说来，现在也比我们强大得多，但同时我们说，他们在侵略我们的战争中打输了。这不仅是我们的想象，这不仅是我们的热望，这是乌克兰的事变证明了的事实。协约国不能作战了，因为各国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受尽苦难，人人都已明白，继续战争不过是为了保存资本压迫劳动者的权力。协约国至今还在拖延必然要缔结的对俄和约，为了缔结这个和约，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甚至提议缔结一个条件对我们极为苛刻的和约。我们知道，甚至苛刻的财政条件也比继续这种夺去工农优秀儿女生命的战争要好上万倍。帝国主义国家知道他们不能同我们作战。他们知道动员了几万西伯利亚青年农民的高尔察克的运动是怎么一回事。高尔察克不敢用在前线作过战的士兵，他知道他们不会跟他走，他是用棍棒纪律和欺骗来控制青年的。
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我们还是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能够在几个月内结束这场战争，协约国将不得不同我们缔结和约。他们依靠高尔察克，他们指望粮食困难会使苏维埃政权覆灭，而我们说：这是不会的。的确，我们的粮食情况并不好；我们知道更大的困难正在到来，但我们还是说：我们的情况远不象去年那样坏；去年春天，粮食和运输方面的破坏所造成的困难要严重得多。
1918年上半年，我们的粮食机关只收购了2800万普特粮食，下半年却收购了6700万普特。在上半年，困难总是比较大，饥荒总是比较厉害。去年，整个乌克兰受德国统治，在顿河区，克拉斯诺夫从德国人那里得到几十车皮的军事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了伏尔加河流域，当时的粮食情况真是坏到了极点。
现在除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外，还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最近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进攻异常迅速的德国军队已开始瓦解，德国士兵说，他们再也不去为恢复贵族政权而打仗了。被佩特留拉分子占领了一个短时期的乌克兰现在已经全境解放，红军正向比萨拉比亚前进。我们知道，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在逐日巩固，而且可以说是在逐时巩固。你们都知道，匈牙利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在协约国想掠夺匈牙利的阴谋暴露以后，资产阶级下台了，而工人们上台了。
现在，由于乌克兰的收复，由于顿河区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我们的力量增强了。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产粮区，有了从顿涅茨煤田取得燃料的可能。我们相信，虽然最困难的几个月已经到来，虽然粮食危机更加严重，我们的运输备遭破坏，然而我们一定会度过这次危机。乌克兰有大量的存粮和余粮，不过很难一下拿到，因为那里至今存在着游击习气，那里的农民被德国人的野蛮统治吓坏了，不敢夺取地主的土地。乌克兰建设的最初几步，也象我们苏维埃政权在斯莫尔尼宫的那个时期一样，是很困难的。
我们至少应当把3000名铁路员工和俄国北方饥荒地区的一部分农民派到乌克兰去。乌克兰政府已经通过了一项法令，来精确分配目前可以拿到的1亿普特粮食的征收任务。
据悉，顿涅茨煤田的一个区，有100万普特粮食，这批粮食离铁路不超过10俄里。
这些就是我们去年没有而现在有了的储备和资源。这说明，只要我们在短期内拿出全部力量，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能结束战争。我们在南方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协约国（法国人和英国人）打了败仗，已经发现他们手中的一点点兵力不能同苏维埃共和国作战了。他们所散布的诬蔑我们的谣言烟消云散了；关于布尔什维克靠暴力推翻政府、靠暴力维持的鬼话，谁也不相信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苏维埃共和国正在日益巩固。
我们现在号召你们参军，因为这次动员关系到战争的整个命运。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这次动员将会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帝国主义者由于自己日益削弱，将不得不同我们缔结我们所提出的和约。
同志们，正因为这样，苏维埃政权决心拿出一切力量，动员主要是非农业省份的工人和农民。我们预计，在各条战线迅速推进的情况下，这次动员就一定能改善粮食状况，因为饥荒最严重的非农业省份的人口减少了，成千上万被派往前线（我们是在盛产粮食的吃得很饱的地区作战）的人，不仅自己能够吃饱，而且可以通过邮寄，使留在后方的家属立即得到接济，而且接济的粮食不少于过去实行一普特半制度的时候，甚至还要多些。
战争能否迅速结束，我们想阻止高尔察克前进并彻底歼灭高尔察克的希望能否实现，都与这次动员有关。为了确保盛产粮食的地区，我们不准备调动快要最后战胜克拉斯诺夫残余匪帮的南线部队。顿河州几乎已被我们全部占领，北高加索有更多的粮食，有更多的存粮，我们只要不削弱南线，一定可以得到这些粮食。
同志们，我们是第一次在世界上进行这样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工人和农民知道、感觉到并且看到战争的负担无比沉重，他们在一个被帝国主义者紧紧包围的国家（象被包围的要塞）中忍饥挨饿，然而他们懂得作战是为了土地和工厂。一个民族，只要它的大多数工人和农民都知道、感觉到并看到，他们正在捍卫自己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捍卫这样一种事业，这一事业的胜利将保证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能够享用一切文化财富和人类劳动的一切成果，——只要有了这样的条件，这个民族就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们相信，这次动员将比以往几次进行的好得多；它会得到你们的支持；除了经常在会上讲话的鼓动员以外，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的每一个熟人，都会成为鼓动员，都会到自己的同志那里去，到工厂工人和铁路员工那里去，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目前需要拿出一切力量并在几个月内消灭敌人。群众自己会挺身而起，只要人人都成为鼓动员，就能形成一支不可摧毁的力量，保证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载于1919年4月23日《真理报》第8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10—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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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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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1919年4月15日）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封锁俄国，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传染病的发源地，竭力使它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这些夸耀本国制度的“民主精神”的人，由于仇恨苏维埃共和国而失去了理智，竟没有察觉到怎样把自己变成了可笑的人物。不妨想一想，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武装到了牙齿，在军事方面称霸全球，却象害怕火那样，害怕从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饥饿的、落后的、据他们说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散播出来的思想传染病！
单是这个矛盾就擦亮了各国劳动群众的眼睛，帮助我们揭露了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等帝国主义者及其政府的虚伪。
但是，不仅是资本家因仇恨苏维埃而失去理智，而且他们之间互相争吵，互相掣肘对我们都有帮助。他们彼此商定了一种用沉默进行抵制的大阴谋，他们极端害怕传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真实消息，特别是害怕传播它的正式文件。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时报》[95]却刊载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消息。
为了这点，我们应向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向法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位领袖表示极崇高的谢意。我们很想给《时报》写一封公函，感谢它这样成功、这样巧妙地帮助了我们。
从《时报》如何根据我们的无线电讯来编成自己的消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家富人的报纸的动机。它本想挖苦威尔逊，刺他一下：看，您是在同什么样的人谈判！这些遵照富人的意旨来舞文弄墨的聪明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拿布尔什维克来恐吓威尔逊，在劳动群众看来，就是替布尔什维克作广告宣传。再说一遍，我们应向法国百万富翁们的报纸表示极崇高的谢意！
第三国际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成立起来的：不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或德国的谢德曼之流、奥地利的伦纳之流这类资本主义的奴才颁布何种禁令，玩弄何种卑鄙手腕，都不能阻碍全世界工人阶级听到关于这个国际的消息并同情这个国际。这种环境是由各地迅速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这种环境是由劳动群众中间的苏维埃运动造成的，苏维埃运动已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运动了。
第一国际（1864—1872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
第三国际实际上是在1918年创立的，那时，由于多年来特别是战争期间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作了斗争，许多国家都已成立了共产党。第三国际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的。这个国际最突出的特点、它的使命就是执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训戒，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理想；这个特点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因为新的国际即第三个“国际工人协会”现时就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吻合了。
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压迫的运动的政党的国际联盟，现在有了空前巩固的基地：有了几个苏维埃共和国，它们在国际范围内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天才的预见，这个天才的理论正在变为现实。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拉丁词现在不仅译成了现代欧洲各民族的语言，而且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人类已在摆脱最后一种奴隶制：资本主义奴隶制即雇佣奴隶制。
人类正在摆脱奴隶制，第一次走向真正的自由。
为什么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竟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呢？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成了西欧人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的原因之一（除社会主义运动大多数领袖受到机会主义习惯和庸人偏见的束缚这个原因以外）。
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本能地领会到了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但是为机会主义所腐蚀的“领袖们”还继续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一般“民主”。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落后和它越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奇怪吗？假使历史让我们不通过许多矛盾而实现新式民主，那倒是奇怪了。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懂得现代科学的人，如果有人问他“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均匀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
当法国实现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促使整个欧洲大陆走向历史上新的生活时，资本主义比法国发达得多的英国竟成了反革命同盟的首领。而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却英明地预示了未来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东西。
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96]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手段把无产阶级队伍各个击破了。
英国，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起造成了极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上层的典型国家。［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5页。——编者注］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看，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竟落后了几十年。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和1871年先后两次举行了反资产阶级的英勇起义，对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两次起义中，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好象是用尽了。这以后，即从19世纪70年代起，工人运动国际中的领导权转到了在经济上比英法都落后的德国。而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德国在经济方面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时候，领导德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这个全世界的模范政党的，已是一小群十足的恶棍和卖身投靠资本家的最卑鄙的坏蛋，是从谢德曼和诺斯克到大卫和列金这些工人出身的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
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
当卡尔·考茨基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因为主张与谢德曼之流保持统一、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反对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而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时候，他曾在20世纪初写了《斯拉夫人和革命》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由于某种历史条件，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可能转入斯拉夫人的手中。
果然如此。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象它在19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在1917年10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马克思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编者注］。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第三，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既使他们的先锋队了解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成就”，又使他们自己懂得了革命行动的意义。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第五，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第六，罢工斗争的长期锻炼和欧洲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有助于苏维埃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形式在深刻而迅速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下产生出来。
以上所述当然是不完备的。但暂时可以就列举这几点。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已在俄国产生。与巴黎公社比起来，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它是不会灭亡的。它现在已经不是孤立的了。
要继续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要把这种工作进行到底，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文化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比重和影响较大的国家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只要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有一切可能超过俄国。
破产的第二国际正在死去，活活腐烂着。它实际上是替国际资产阶级当奴仆。这是真正的黄色国际。它的最大的思想领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颂扬资产阶级民主，把它称为一般“民主”，甚至更愚蠢更荒唐地称为“纯粹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过时，正如第二国际已经过时一样，虽然当必须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训练工人群众的时候，第二国际曾做过历史上必要的有益的工作。
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能实现过，因为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自由来准备力量，以推翻资本，消灭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照例是不能实际享受民主的。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象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
这个政权压制剥削者及其帮手的“自由”，剥夺他们实行剥削的“自由”、发饥荒财的“自由”、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勾结外国资产阶级来反对本国工农的“自由”。
让考茨基之流去维护这种自由吧。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社会主义的叛徒才做得出来的。
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如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产，最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它同巴黎公社的关系，它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必然性。
德国“独立的”（请读作市侩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由报》[97]在1919年2月11日第74号上，登载了《告德国革命无产阶级》这篇宣言。
这篇宣言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民议会”即德国“立宪会议”的整个党团签字发表的。
这篇宣言斥责谢德曼之流力图取消苏维埃，而提议把苏维埃与立宪会议（别开玩笑吧！）结合起来，给予苏维埃一定的国家管理权，让它在宪法中占一定的地位。
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统一起来！这是多么简单！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庸人思想！
不过可惜的是，在俄国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这种思想已经由联合起来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试验过了。
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严重的阶级冲突发生时，都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都一窍不通。
但是要把2月11日的这篇极美妙、极滑稽的宣言内所充满的经济政治谬论尽行揭露，就需要对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把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和平结合起来的了不起的庸人思想专门作一次分析。这一点只好留待另文［注：见本卷第379—388页。——编者注］去做了。
1919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5月《共产国际》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01—309页
注释：[95]《时报》（《Le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289]。
[96]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92]。
[97]《自由报》（《DieFreiheit》）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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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莫斯科苏维埃指挥员第一期训练班的讲话（19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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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苏维埃指挥员第一期训练班的讲话
（1919年4月15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记起了一位德国将军的话：要是士兵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战争就不会有了。现在却不是这样。摆在红军面前的是一项伟大而确定的任务——解放工人阶级。我们的工农红军在日益成长壮大。这种成长决定于工人和农民对自己目的的深刻认识。现在，我们在东线屡遭挫折，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挡住高尔察克，要打垮他，而且我们一定会打垮他。克拉斯诺夫匪帮一再给苏维埃俄国造成严重的局势，可是尽管有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支持，他们还是被打垮了，而且不久就会被彻底歼灭。我们能取得这些胜利，全靠工人和农民的觉悟。你们接受了区委员会的红旗，就应该坚定而有信心地高举红旗前进。每天都有消息说，不是在那里就是在这里升起了解放的红旗。你们亲眼看到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巴伐利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立。
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万岁！
红军万岁！
红色指挥员万岁！（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4月17日《真理报》第8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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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小册子序言（191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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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小册子序言
（1919年4月13日）
吉尔波同志的小册子写得非常及时。应当把战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史写出来，供世界各国参考。这一历史极其明显地表明，工人阶级在缓慢地但是不断地向左转，向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方面转。一方面，这一历史揭示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深远根源和准备过程，这一过程在每个民族内部因历史特点而有所不同。必须知道第三国际的深远根源，才能了解第三国际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各国社会党走向第三国际的途径的不同。
另一方面，战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史向我们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已开始崩溃，从资产阶级民主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已经开始。还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党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极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更替，他们被保守的锁链束缚着，庸俗地崇拜现有的和昨天的东西，对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在各国引起的变化象市侩般的盲目无知。
吉尔波同志担负起了写战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史概论的任务。他明白而确切地列举了事实，使读者具体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史上的伟大转变的开始。可以确信，吉尔波的小册子不仅会在一切觉悟的工人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会促使人们写出很多类似的小册子来阐明其他国家的战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
尼·列宁
1919年4月1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彼得格勒出版的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历史概论）。1914—1918年》一书（法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97—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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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1919年4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90]
（1919年4月11日）
1
报告
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看了今天公布的非农业省份的动员令，我没有必要在这样的会议上来多谈颁布这项法令的原因，因为不言而喻，你们从报上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由于高尔察克在东线的胜利，我们的处境突然变得非常困难了。
你们知道，根据这种军事状况，政府的一切指令早就要求把主力集中南线。的确，在南线，克拉斯诺夫匪军集中了很大的兵力，真正反革命的哥萨克（在1905年以后，他们仍同从前一样是拥护君主制的）的老巢极为牢固，没有南线的胜利，就根本谈不上巩固中央的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正是企图从南方、从乌克兰实行进攻，想把乌克兰变为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据点，南线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了，因此，我们对于在安排一切军事任务时曾把主要注意力和主要兵力放在南线这一点用不着后悔。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错。占领敖德萨的最近消息和今天占领辛菲罗波尔和叶夫帕托里亚的消息都说明，这一在整个战争中起主要决定作用的地区的敌人已被肃清了。
你们都很清楚，继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进行的国内战争使我们花了多大的气力，群众是多么疲惫，打了两年内战的工人所遭受的牺牲是多么惨重。你们知道，我们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作战的。因此，把一切力量集中于南线就大大削弱了东线。我们不能增援东线。东线的军队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困苦和牺牲。他们已经打了好几个月，许多工作同志来电说，前方作战的红军战士忍受的困苦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结果是东线的兵力过于疲惫。而高尔察克则借助于沙皇纪律即棍棒纪律动员了西伯利亚农民。他开除了在前线作过战的士兵，把作为领导者的军官和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集中到军队中来。高尔察克依靠他们，最近在东线上取得了胜利，威胁伏尔加河流域，使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要拿出大量兵力才能击退高尔察克。这些力量只能从非农业省份拿出来，因为我们不能从南方抽调兵力，那样做我们就不能在南方彻底打败主要的敌人。
在南方和顿河取得胜利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总的形势正在日益好转。现在，没有一天不传来关于国际形势日趋好转的消息。
三个月以前，英、法、美三国的资本家不仅看来是一支巨大力量，而且确实是一支巨大力量，如果当时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巨大物质力量用来反对我们，他们当然是能打垮我们的。他们本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没有做到而且也不能做到了。最近他们在敖德萨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不管帝国主义者的物质力量多么雄厚，纯粹从军事上看，他们对俄国的进攻已经彻底失败了。要是注意到欧洲中部出现了苏维埃共和国，以及苏维埃形式的发展的不可抑制，十分冷静地观察了形势之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
事情如果仅仅这样，我们就可以绝对放心地说话了，可是注意到最近高尔察克的胜利，就不得不指出，要打垮他的军队，我们还得加紧奋斗几个月。毫无疑问，光用老办法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的一年半内所使用的办法很一般化，有时甚至很保守，以致大大消耗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精力。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是过分疲劳的，斗争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现在情况已经简单明显得多了。甚至不拥护苏维埃政权而自认为是政界中相当了不起的大人物的人也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由于高尔察克的胜利，我们还得在国内战争中经历一个艰苦的时期。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样一个团结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应该提出一系列最有力的措施，帮助我们在几个月内彻底结束战争。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正在好转，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充分把握的。目前欧美后方的情况对我们极为有利，这是我们在五个月以前梦想不到的。可以说，威尔逊和克列孟梭先生们是存心帮我们的忙，每天都有电报传来消息，说这些先生在闹纠纷，争执不下，这表明他们斗得不可开交了。
可是，我们的事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愈明显，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和逃往乌拉尔以东的富农的反抗也就愈疯狂，愈剧烈。这帮坏家伙拼命挣扎。你们当然已经从报上的消息注意到，白卫分子在乌法造成的恐怖达到了何种程度；毫无疑问，这些资产阶级白卫分子正在下最后的赌注。资产阶级拼命挣扎，指望以最猛烈的进攻迫使我们从有决定意义的南线抽走一部分兵力。我们决不这样做，我们公开向工人们说，这意味着必须一再动员我们东部的力量。
现在让我向你们提出一些实际措施。在我看来，要执行这些措施，工会必须重新配置力量，明确规定新的任务，我认为，从我刚才简略叙述过的情况来看，采取这些措施是必要的。这一点大家都已知道，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说明。根据最冷静的推断，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能够在几个月内结束国内的和国际范围的战争。但是，在这几个月内必须极紧张地进行工作。应当向工会提出的第一个任务是：
“1．从各方面支持1919年4月11日宣布的动员。
党和工会的一切力量应当立刻动员起来，毫不拖延地在最近几天内对人民委员会1919年4月10日通过的动员令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必须立即使应征者看到工会的积极参与，并感觉到工人阶级支持他们。
特别要使每个应征者明白，立即去前线可以改善他的粮食供给。因为：第一，在临近前线的产粮地带，士兵有较充足的粮食；第二，运到饥荒省份的粮食将在较少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第三，正广泛组织寄粮工作，把粮食从临近前线的地区寄给红军战士的家属……”
当然，关于粮食情况，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但是你们都了解，这是我们内部的主要困难，如果不能把动员工作同向临近前线的产粮地区迅速推进联系起来，同在那里（而不是在这里）组建军队的工作联系起来，那动员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说，不能指望动员会成功。但是现在，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动员主要是在非农业省份、在工人农民最挨饿的地方进行。我们能够把他们首先调到顿河去，现在整个顿河州都在我们手里，同哥萨克的斗争早就在进行了，在那里能够改善前方部队的给养，不仅能够直接地改善，而且能把粮食寄给家属。这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准许每月寄两次粮食，每次20磅。在这方面已经商量好了。这样一来，去年实行过的一普特半制度的优待办法[91]，就可用更为广泛的办法，用寄粮食接济红军战士家属的办法来代替了。
开展这种活动，我们就能把支援前线和改善最缺粮的主要非农业区的粮食情况结合起来。当然，除了开往顿河流域，也要开往伏尔加河流域，目前敌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给了我们极其沉重的打击，使得伏尔加河左岸即东部已经收购到的几百万普特粮食都损失了。那里的战争简直就是争夺粮食的战争。工会的任务就是不要使这次动员象通常那样，而要把它同工会对苏维埃的帮助结合起来。在我念过的那个提纲中，这一点讲得有些不够具体。我认为，进行这种全面帮助时，首先应当采取一系列的示范措施，然后制定具体指示和实际计划：工会应当如何发动一切力量来帮助这次动员，使这次动员不仅是军事上粮食上的措施，而且是极重大的政治步骤，使它成为工人阶级的事情，使工人阶级认识到，我们在几个月内就能结束战争，因为在国际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有新的同盟者。这只有无产阶级的组织，只有工会才能做到。这样的实际措施，我无法一一列举。我认为，只有工会本身才能做到。只要它们考虑到当地的特点，按实际情况办事，它们就能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的责任就是给工人阶级基本的政治指示，要他们重新团结起来并认清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它会带来新的困难，但同时它也指出一个能在短时期内克服困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要加紧把工人运送到南部产粮区去，以增强那里的力量，假使白卫分子和地主的军队指望用他们在东部的胜利来迫使我们放松南方，那我认为他们这种打算一定会落空，我坚信我们既不放松南方，又要支援东部。敌人抛弃了在前线作过战的士兵（害怕他们），搜罗了西伯利亚青年，动员了西伯利亚农民。这是敌人最后的一张王牌，最后的一点兵源。他们得不到帮助，他们没有有生力量。协约国也无能为力，不能支援他们。
因此，我要请工会运动的代表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务使动员不按旧方式进行。这次动员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最重大的政治运动，即不仅是军事和粮食方面的运动，而且是极其重大的政治运动。只要非常清醒地从战争因素和阶级关系来考虑问题，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在最近几个月内就能解决问题。为做到这一点，工会不能局限在旧的工作框框内。在旧框框内行动，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这里需要新的规模。不仅要象工会工作者那样活动，而且要象解决苏维埃共和国根本问题的革命家那样活动，这里所指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在十月革命时期所解决的关于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工会应当象革命家那样，广泛地进行活动，不局限于旧框框，来解决结束俄国国内战争的实际问题。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还有极大的困难。其次：
“2．在临近前线的地区，特别是在伏尔加河流域，应当把全体工会会员人人武装起来，武器不够时，动员他们用各种方式帮助红军，或弥补部队的减员等等……
3．应特别注意加强待应征者、已应征者和红军战士中间的鼓动工作。不要限于作报告、开群众大会等等通常的鼓动方式，要由工人分组地或单个地在红军战士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把各个兵营、红军部队和工厂分别包给这种由普通工人组成的、由工会会员组成的鼓动小组。工会应当进行检查，务使每个会员都参加挨户鼓动、散发传单、进行个别谈话等工作。”
当然，我们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我们党还在受迫害时或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所采用的鼓动方法。国家政权使我们有了巨大的国家机构，依靠这种国家机构，我们的鼓动工作走上了新的轨道。一年半以来，鼓动工作有了另一种规模，然而，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并为国内战争加重了的经济破坏的状况下，在俄国许多省份遭到侵略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我们的鼓动工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与从前相比，它创造了奇迹，但它还做得不够，还做得不彻底。目前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鼓动工作是做得极少的。因此，不能局限在旧框框内，无论如何不能因现时有苏维埃国家机构来进行这一工作而产生依赖思想。如果我们有这种依赖思想，我们就完成不了任务。在这方面应当想想过去，应当更注意发挥个人主动性，应当说，只要大大发挥这种个人主动性，我们一定会比从前做更多的工作，因为现在虽然大多数工人已经感到疲倦，但是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本能抓住了任务的根本点。甚至那些从政治思想上看就根本不愿意把情况搞清楚、用铁甲遮住自己而不了解现实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明白，这是全世界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和新的苏维埃制度之间的斗争。自从德国革命显露出真面目以后，自从它的政府在大多数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刚刚屠杀了无产阶级的优秀领袖以后，自从苏维埃政权在欧洲几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以后，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旧制度。这实际上已在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工人的本能解决了问题，必须把这种本能化为巨大的鼓动力量。
我们无法增多粮食，我们无法使职业鼓动员和知识分子增加10倍，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做不到这点。但是我们可以向广大的工人群众说：今天的你们，已不是昨天的你们。如果你们用个别鼓动的方法从事工作，你们有这样多的人一定会取得胜利。
我们要尽力使这一动员不是普通的动员，而是最后决定工人阶级命运的真正进军，我们要使工人阶级意识到，我们要在最近几个月内进行最后的斗争，这不是诗歌中所描写的而是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斗争，因为现在我们已不仅仅是同白卫分子较量实力了。
在一年的战争中，我们实际上是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较量的。有一个时期德国人要扼杀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德国人是被束缚着的，因为英法帝国主义者用一只手抓住了他们。有一个时期英国人和法国人出来反对我们；他们的双手是自由的。如果他们在1918年12月就向我们冲过来，那我们是挡不住的，可是如今我们在艰苦的几个月中已经领教过他们，知道他们的资产阶级制度是腐朽透顶的。他们的精锐部队甚至在乌克兰的起义部队面前也只有退却。由此可见，我们的论断是十分清楚的，工人阶级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最后的战斗就要来临，最近几个月内就要解决：我们究竟是取得彻底胜利，还是继续经受新的困难。
我把现在已经拟就的其他几项措施念一下：
“4．用妇女代替所有男职员。为此目的，对党员和工会会员重新进行一次登记……
5．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党组织、合作社等等，立刻成立地方的和中央的援助红军委员会或协助委员会。这些机关的地址应当公布。这些机关的情形应最广泛地通知居民。每个应征者，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愿意去南方，去顿河区和乌克兰做粮食工作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在工农易于接近的援助红军委员会或协助委员会中可以得到忠告，得到指示，并便于同军事机关取得联系等等。
援助红军委员会的一个特殊任务应是协助做好红军的供给工作。如果改善了武器、服装等等的供给工作，我们就可以大大扩充军队。居民中还藏有不少可供军队使用的武器，工厂内存有不少为军队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必须迅速地把这些东西找出来，送到军队中去。主管军队供给事宜的军事机关应当取得居民及时的、广泛的和积极的帮助。必须用全力执行这个任务。”
我想谈谈按我们的军事任务来分的几个不同的时期。我们曾经象现在乌克兰的同志一样，是用非正规的游击式的起义来解决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军事任务的。乌克兰的战争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游击运动和自发起义。这造成很大的流动性和极端的混乱，因此，要利用存粮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那里没有任何旧机构。甚至我们的政权从斯莫尔尼宫时期继承下来的那种对我们害多利少的非常坏的机构也没有。可是为什么乌克兰没有这种机构呢？因为乌克兰仍处于游击活动和自发起义的时期，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稳定的政权所具有的正规军。我们是经过了非常困难的几个月才建立起正规军的。
在供给方面，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些专门机构。我们在供给工作中适当地利用了专家，把他们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现在我们在各地都有了主管供给事宜的军事机关。在极度紧张的关头到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决不再回到旧时的游击主义时代去，我们已经吃够了它的苦头，我们号召工人们到现存的有组织的机关中去，到红军的正规供给机关中去。大部分工人是能够这样做的。你们知道，在收集和运送物资等等方面，情况非常混乱。必须在供给方面帮助红军。军事人员对我们说，只要动员到大批的士兵就好办了，就可以马上根本解决东线问题。这方面最大的阻碍是供给不足。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这要求我们领会和了解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一年前我们已开始建立正规机关，但这还不够，还需要靠群众运动，靠工人阶级的巨大毅力来协助这些正规机关。我们有了一个使工会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大体方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工会，因为工会同生产最接近，领导着千百万工人中的大多数群众。这一任务要求在最近几个月内改变一下工作的速度和性质。这样我们就有把握在几个月内取得完全的胜利。
“6．必须通过工会广泛吸收非农业省份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参加红军队伍，成立在顿河区和乌克兰一带活动的征粮队和征粮军。
这种工作可以而且应当大大开展起来，这既可以帮助两个首都和非农业省份的挨饿的居民，也可以加强红军的力量。”
我已经说过，我们的粮食任务是同军事任务有联系的，你们都很明白，我们不能不把这两个任务联系起来。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把两者分开，一个任务也不能完成。
“7．在目前状况下，党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方针是这样的：凡有意无意帮助高尔察克的人，一律关进监狱。我们在自己的劳动人民共和国中，不能容忍那些不以实际行动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的人。但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有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对这种人应当鼓励，给以实际工作，主要是让他们在后方从技术上帮助红军，同时对他们的工作要进行严格的检查……”
这里我们应当指出，最近我们经受了特别严重的和痛苦的考验。你们知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集团是这样看问题的：“不管怎样，我们希望一直做议员，我们要对布尔什维克和高尔察克分子进行同样的谴责。”我们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现在我们顾不得议会。我们正被人扼住咽喉，正在进行最后的斗争。我们不来同你们开玩笑。如果你们举行罢工，你们就是对工人阶级犯下了滔天罪行。任何一次罢工都使我们付出成千上万红军战士的生命。这点我们是一下子就能看出的。中断图拉的枪械生产，就是杀害成千的农民和工人；夺去我们图拉的若干工厂，就是夺去成千工人的生命。我们说：我们在战斗，我们在献出最后的力量，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唯一正义的合理的战争。我们在我国和全世界燃起了社会主义火焰。谁要稍微阻挠这一斗争，我们就要同他作无情的斗争。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有些人，我们知道，在孟什维克中间是有这种人的，他们不能了解或不愿了解俄国发生的事情，他们还不相信：如果在俄国是这些“坏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这种革命，那么德国革命的诞生还要痛苦得多。那里的民主共和国是什么呢？德国的自由是什么呢？这是杀害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其他数十个人的自由。谢德曼分子企图以此挽回自己的失败。显然，他们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自从11月9日起，这种自由在德意志共和国存在5个月了。在这段期间，政权的代表不是谢德曼分子就是他们的帮凶。但是你们知道，他们那里的倾轧愈来愈激烈。这个例子表明，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这一点很明显，例如从我们今天在《法兰克福报》[92]上所读到的就可以看出来。该报说，匈牙利的例子证明，我们不能不走向社会主义。匈牙利证明，资产阶级自愿地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处在严重的危急关头，除了苏维埃，没有谁能挽救它，没有谁能率领人民走这条艰难的求生之路。有些人摇摆于新旧之间，他们说：虽然我们在思想上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要在保留自己的信念的条件下帮助苏维埃政权，因为我们知道，激烈的战争需要人们毫不迟疑地投入战斗。对这种人我们回答说：如果你们想搞政治，把政治了解为你们可以在疲惫不堪、受尽折磨的群众面前自由批评苏维埃政权，而看不到你们是在帮助高尔察克，那我们就要同你们进行无情的斗争。要一下子掌握和实现这条路线是不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不能只采取一条路线。我们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政治，但是我们要把你们送到监狱去，或者送到那些收容你们的国家去。我们要把几百个孟什维克送给那些国家。最后，你们也许想对自己说：我们要帮助苏维埃政权，不然还得有几年的大灾大难，到头来还是苏维埃政权取得胜利。对于这些人要尽量给予帮助，给予实际工作。这个政策不象只有一面的政策那样容易地一下子掌握，但是我确信，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在实际上看到艰苦的战争是什么，红军的供给是什么，每一个红军战士在前线遭受的苦难是什么，他是会很好懂得政策上的这些教训的。因此，我请你们通过这个提纲，并把工会的全部力量用来尽量坚决尽量迅速地实现这个提纲。
2
回答问题[93]
我没有掌握关于图拉的具体材料，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讲得象前面几位同志那样有把握。但是，我知道《永远前进报》的政治面貌。它在煽动罢工，它纵容我们的敌人孟什维克煽动罢工。有人问我有没有证据。我回答说：如果我是律师，是辩护士，或者是议员，那我有责任来证明。可是我既不是律师、辩护士，也不是议员，所以我不准备这样做，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就假定孟什维克中央比那些在图拉煽动罢工而被公开揭露的孟什维克好一些——我甚至不怀疑孟什维克中央的一部分核心委员要好些——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当白卫分子扼住你的咽喉的时候，难道还能来区分这一点吗？难道还能顾到这一点吗？事实就是事实。即使他们没有纵容，他们对右派孟什维克的态度也是软弱的。这还用解释吗？右派孟什维克鼓动罢工，而马尔托夫或其他人则在自己的报上斥责这些右派分子。这使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也斥责，但是……（喊声：“怎么办呢？”）要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站稳自己的立场。国外的宣传难道没有利用这里所有的孟什维克的行为吗？伯尔尼代表会议难道没有支持所有那些说布尔什维克是篡夺者的帝国主义者吗？我们说，你们是在高尔察克匪帮正在打击我们，使成千上万红军战士遭到牺牲，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又在对这个国家施加压力的时候采取这种立场的。也许两年以后我们战胜高尔察克的时候，我们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决不是在现在。现在应当战斗，以便在几个月内战胜敌人，你们知道，敌人是要把工人置于何等境地的。你们从伊瓦先科沃[94]的例子可以知道这一点，同时你们也知道高尔察克正在干些什么。
3
总结发言
同志们！有一位代表反对派发言的人在决议案中要求我们看看我国的宪法。我听了以后，想了想，是不是这位发言人把我国的宪法同谢德曼的宪法弄混了呢？谢德曼和各民主共和国答应给全体公民以一切自由。这一点资产阶级共和国已向人们答应了好几百年了。你们知道，这些资产阶级共和国已到了怎样的地步，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已遭到了怎样的破产。绝大多数工人都站在共产党人这边来了，世界上已经创造出“苏维埃派”这一在俄国没有过的名词，我们可以说，无论我们走到哪一个国家，只要说出“苏维埃派”这个词，大家就会了解我们，就会跟我们走。宪法第23条规定：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利用权利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个人和集团，得剥夺其一切权利。”
我们不随便许以自由，相反地，我们在宪法（它已经译成德、英、意、法等文字）中直截了当地声明，社会党人如果利用自由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掩饰资本家的自由，我们就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可见援引这个宪法，在字面上也对不上号。我们公开声明过，在过渡时期，在激烈斗争的时期，我们不但不随便许以自由，反而预先说，我们将剥夺那些妨碍社会主义革命的公民的权利。这由谁来判断呢？由无产阶级来判断。
这里有人想把问题扯到议会斗争的基础上去。我一向说，议会制是很好的，不过现在已不是议会制的时代了。洛佐夫斯基同志看到政府说处境困难，便说：在这里，居民就应当提出几十项要求。“想当年”所有的议员都是这样，可是现在不是那种时候了。我知道我们的缺点多得很，知道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会比我们好些。可是，当动员期间有人对我们说，人们在接二连三地提出建议，那我们来争论一番吧，我就说，采用旧议会制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已经把它抛弃了。问题不在这里。
我们曾经规定了我们的基本路线是同反对我们的富农和富人进行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有了保证以后，我们提出：现在对中农应当制定出一个更为正确的方针。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你们应当帮助现在这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不会有任何改变。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中间道路。用人为的议会手段制造中间道路，就等于站在模棱两可的立场上。发言人说全体农民都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小小的”夸大，实际上是在唆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来反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我们的。农民第一次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甚至极小一部分农民群众举行暴动的口号也是：“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布尔什维克，打倒康姆尼。”我们说：这将是一场顽强的斗争，因为知识分子向我们怠工。在我们要利用的分子中，坏的比好的多。既然好的知识分子离开了我们，就只有用坏的。
罗曼诺夫同志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在他的同志们被捕以后，他自己通过了这个决议。他们说：“我们为所有的人要求自由……”（列宁念决议案）后来工人复工了，但是这一来我们损失了几千个工作日，在东线有几千个红军战士、工人和农民牺牲了。
到底是把几十个、几百个有罪或无罪、自觉或不自觉的煽动者关进监狱去好呢，还是损失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和工人好呢？我可以冷静而断然地说，前者好。让人家去责备我侵犯自由、罪该万死吧！我可以认罪，只要工人的利益得以保全。在人民很疲惫的时候，觉悟的人应当帮助人民熬过这几个月。在敖德萨打胜仗的不是我们。认为我们打了胜仗，那就可笑了。我们占领了敖德萨是因为他们的士兵不愿作战。我接到北线拍来的一份电报，上面说：“请把英国俘虏送到前线。”同志们在会上讲，英国人哭着说：我们不愿回军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们的军队不愿作战。他们比我们强十倍，然而他们不愿作战。
因此，当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许下了很多诺言，但是一点也没有履行时，我们回答说，我们已经履行了主要的诺言。我们曾许诺说，我们要进行一场定将成为世界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就进行了，而且现在已经牢牢地站住脚，使得国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这一主要诺言我们已经履行了，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他们了解，战胜全世界资本家的日子离我们只有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中，有些人疲倦了，该怎么办呢，是愚弄他们、煽动他们呢，还是相反，帮助疲倦的人们度过这决定整个战争命运的几个月？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南方要不了几个月，就会完全结束战争，把军队调到东部，因此协约国——英、法、美事实上已经失败了。在敖德萨他们曾经有1万军队，有舰队，——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里问题不在于议会制，也不在于让步。我们没有答应让步，也不准备让步。这里问题在于：当人民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饥荒严重的时候，觉悟的无产阶级、觉悟的工人的任务是什么呢？能不能听任别人利用人民的疲惫呢？这将是对人民的愚弄。如果我们说停止战争，不觉悟的群众是会赞成的，而觉悟的工人则会说：你可以在几个月内结束战争。应当使疲倦的人振作起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前进。同志们自己会看到，一个觉悟的工人是可以带动几十个疲倦的人前进的。我们这样讲，也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于一个阶级带领另一个阶级前进，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比较强，团结比较紧，觉悟比较高。没有觉悟的人最容易上各种圈套，他们疲倦了，什么都会同意，而觉悟的人则说：必须熬过去，因为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我认为现在不是进行议会争论的时候，应该再接再厉，争取在这几个月内获得胜利，而且是获得最后的胜利。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75—296页
注释：[90]这是列宁在1919年4月11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作的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以及与此有关的几篇文献。全会对列宁的报告展开了热烈讨论，然后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只有一票弃权），否决了孟什维克提出的要求“保障自由”、“停止对不同意见者的迫害”的决议案。全会选出了由主席团成员和五金、纺织、铁路三大工会各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托它根据上述提纲制定工会动员工作的计划，并予以贯彻实施。——[267]。
[91]一普特半制度是指莫斯科苏维埃于1918年8月24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同年9月5日分别通过的决定。根据这两项决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工人和职员可以自由运输不超过一普特半（约等于50市斤）的供个人消费的食物。这是在当时国家垄断食物购销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例外措施。人民委员会规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上述决定只在1918年10月1日以前有效。——[271]。
[92]《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78]。
[93]在列宁报告以后，孟什维克Ｐ．施图尔曼向报告人提出一个问题：他是否掌握有关孟什维克中央组织图拉罢工的文件材料。列宁对此作了回答。
图拉罢工是指图拉枪械制造厂和子弹制造厂工人的罢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利用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和缺乏货币发不出工资的时机而组织了这些罢工。在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克服缺点的措施后，罢工于1919年4月12日停止。——[279]。
[94]指1918年10月1日和2日白卫军在萨马拉附近的伊瓦先科沃车站残酷屠杀谢尔吉耶夫火炮工厂和托梅洛夫火炮仓库工人事件。这里的工人在红军部队迫近时进行护厂斗争，不让白卫军撤走工厂的设备。白卫军在反革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帮助下对工人进行镇压，枪杀了1000多人。——[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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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1919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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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
（1919年4月10日）
告彼得格勒工人同志们
同志们！东线的情况极度恶化。高尔察克今天占领了沃特金斯克工厂，布古利马即将陷落，看来，高尔察克还会向前推进。
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今天在人民委员会里通过了一系列支援东线的紧急措施[89]，加强了鼓动工作。
我们请彼得格勒的工人把一切都发动起来，动员一切力量去支援东线。
到那里去的工人－士兵不但自己能吃饱，还能寄粮食接济自己的家属。而主要的是那里决定着革命的命运。
那里胜利了，我们便可以结束战争，因为那时白卫分子再也得不到外援了。在南方，我们已经接近胜利。只要南方没有获得完全胜利，就不能从南方抽调兵力。
所以大家都要支援东线！
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和工会应当拿出所有力量，把一切都发动起来，用各种方法支援东线。
同志们，我相信彼得格勒的工人定会给全国作出榜样。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1919年4月10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4月12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8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68页
注释：[89]由于高尔察克军队向伏尔加河推进给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严重威胁，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加强东线的措施。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4月10日通过了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一些非农业省份征召1886—1890年出生的工人和农民加入红军的法令。法令发表于1919年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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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关于批准俄共（布）中央给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的指示的建议（19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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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俄共（布）中央给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的指示的建议[88]
（1919年4月8日）
我建议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签阅，并批准对乌克兰共产党及其中央的这些指示。火急。
列宁
4月8日
送中央组织局。速转乌克兰中央。［注：这行字，大概是在草案获批准之后写在草案的白边上的。——俄文版编者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3页
注释：[88]列宁的这个建议写在俄共（布）中央决定草案上。列宁对决定草案作了一些修改。草案由列宁、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斯大林签署。
俄共（布）中央的这个决定是巩固各苏维埃共和国军事统一的重要步骤。决定论证了各条战线红军指挥的统一和整个铁路网运输管理的统一的必要性，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陆军和海军委员部以及供应机关在工作中最严格地遵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相应的委员部发出的指令。决定指出，由于乌克兰的全部工业集中在共和国的东部，为了恢复乌克兰的运输业、采矿业和加工工业，乌克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供应特设委员会必须留在哈尔科夫，或在哈尔科夫设立强有力的、有权同莫斯科直接联系并从莫斯科直接得到拨款的代表机构。决定还指出，乌克兰的铁路是俄国铁路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莫斯科的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也应将其活动扩展到乌克兰共和国的所有机关。——[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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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文献（19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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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文献[83]
（1919年4月）
1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4月3日）
同志们！我这次作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想从下列情况谈起：就在目前这几个月，随着春季的到来，我们的处境又变得非常困难了。我想，无论从内战的情况来看或者从同协约国作战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在我讲到国际形势时还要谈到），我们即使采取最谨慎的态度，也可以说，正好过了一半的这半年，将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因为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今后无力再发动他们目前竭尽全力所展开的这种进攻了。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红军在乌克兰和顿河区所获得的、而且可以巩固下来的全部战果，将使国内形势根本好转，将使我们得到谷物和煤炭——粮食和燃料。可是现在，斗争还没有结束，乌克兰的收集粮食的工作还必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在现在这样一个春季泥泞时期，情况还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工人的信任和自觉态度。我们不止一次证明过，尽管包围我们的敌人和协约国派来的间谍（帮助这批间谍的，有那些也许不认为自己是帮凶但却在援助白卫分子的人）数目很多，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们歪曲，我们所讲的实情会被白卫分子的代理人听去，然而我们说：随他们去吧！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
他们终究会得出一个唯一可能的结论：我们的事业已临近全世界的胜利；尽管在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现在两年的骇人听闻的国内战争中，劳动群众筋疲力尽，忍饥挨饿，受尽折磨，处境十分艰难，尽管这种状况目前又进一步加剧，我们仍然有充分的把握不仅在俄国取得胜利，而且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因此，今后四五个月虽然十分艰苦，但我们能够不断地战胜这些困难，从而向敌人表明，向全世界联合起来的资本家表明，他们进攻俄国是不会成功的。
然而毫无疑问，他们正是在目前，试图按照预定的计划，用武力从东西两面来消灭我们，以挽救垂危的克拉斯诺夫匪帮。昨天得到了马里乌波尔陷落的消息。这样，罗斯托夫就处于半包围状态了。总之，协约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来搭救克拉斯诺夫，趁今年春季给我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无疑是按照同兴登堡达成的协议来行动的。一位从拉脱维亚来的同志讲到那里的同志已陷入怎样的境地。那里大部分地区遭受了莫斯科工人想象不到的灾难——一股股的军队袭击乡村，反复进行扫荡。现在德国人正在向德文斯克进犯，企图切断里加。他们从北面得到靠英国寄钱来维持的爱沙尼亚白卫分子的援助，同时被英、法、美三国的亿万富翁完全收买的瑞典人和丹麦人也派遣志愿兵援助他们。他们在国内以血腥的镇压手段削弱了斯巴达克派和革命者的运动，现正利用这一时机，按照我们十分清楚的总计划行动着。他们虽然感到自己奄奄一息，但他们还认为目前是一个十分方便的时机，可以趁此把一部分军队授予兴登堡，加紧从西面进攻受尽蹂躏和折磨的拉脱维亚，进而威胁我们。另一方面，高尔察克在东部节节胜利，这就为协约国的最后的和最猛烈的进攻准备了条件。
但是象任何时候一样，他们并不限于从外部进攻，他们还在我们国内进行活动，制造阴谋，组织暴动，投掷炸弹，试图炸毁彼得格勒的自来水厂（这些你们在报上都看到了），并在离萨马拉不远的地方拆毁了目前从东部给我们运粮的主要铁路。那里的一部分粮食损失了，被高尔察克抢去了。此外，他们还试图拆毁库尔斯克—哈尔科夫铁路，这条铁路正开始运送红军在顿涅茨煤田夺回的煤。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综合起来看一看，我们就会明白，协约国、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和亿万富翁正在最后试图以武力击溃苏维埃政权。
孟什维克也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好，直到现在都还不了解斗争正在走向终点，不了解这是你死我活的最无情的战争，因此，他们不是继续宣传罢工，就是宣传停止内战。不管怎样，他们是在帮助白卫分子。关于他们，我到下面再谈，现在我只想讲明，情况确实很困难。
国际资本家想用一切力量在今年春天同我们决一死战。幸而这是国际资本主义这个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老头子的力量。但是不管怎样，目前纠集起来对付我们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雄厚的。特别是高尔察克现在出动了自己所有的预备队。他那里有白卫志愿兵，有数量惊人的匪徒，又有英美大量武器弹药的支援。正因为如此，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处境的困难。
我们相信，劳动群众是懂得为什么而战的。他们知道，这几个月将决定我国革命的命运，在颇大程度上也决定国际革命的命运；他们知道，资本家想摧毁苏维埃俄国的这种企图所以如此变本加厉，他们对我们的进攻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内存在着同样的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他们国内也正在迅速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
什么东西使得我们的处境特别困难，迫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所有觉悟的工人求援呢？那就是粮食和运输的困难。运输遭到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这次破坏的创伤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至今还没有痊愈，而且要治愈这些创伤，没有许多月甚至许多年的最顽强的工作，是不可能的。然而没有燃料，就无法工作。我们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得到顿涅茨煤田的煤。你们知道，英国人在巴库夺去了我们的石油。他们劫走了里海的一部分船只，占领了格罗兹尼，使我们难于得到石油。而没有燃料，无论工业或铁路，都是动不起来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我们再一次地向全体同志说，必须把更多的力量投到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中去。目前运输工作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俄国东部，在伏尔加河左岸，我们有几千万普特粮食，我们已经集中和收购到1000—2000万普特，可是我们不能把它运出来。高尔察克军队最近向前推进，占领了乌法，我军被迫撤退，因此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粮食。这项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我们在运输方面要作最大的努力。必须让工人们在每次集会上都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拿什么支援运输工作？我们能不能用妇女代替男子工作，而把男子调到修理厂，或者调去支援铁路员工？这该怎样做，工人们是比较清楚的，他们知道应该把谁调去做什么专业工作。这对那些应该不断寻找新的支援办法的实际工作者来说，也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希望，并且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交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近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我们的敌人怎样诽谤，货运突击月（停止客运）已使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要百倍地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昨天《消息报》登载了一些统计数字。我现在引几个主要的数字。3月初，平均每天有118车皮的食物运到莫斯科，其中有25车皮是谷物。3月底，平均每天运到209车皮的食物，其中有47车皮是谷物。这就是说，差不多增加了1倍。这就是说，采取这种停止客运的严峻措施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援助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和整个工业区挨饿的居民。但是这还远非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以后，泥泞时期完全到来时，日子还会困难得多，挨饿还会厉害得多。所以我们说，现在必须毫不懈怠地奋力工作。我们应当依靠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他们虽然到我们这边来做事，但他们中间毕竟有许多人是不适用的；我们应当依靠的是工人群众。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乌克兰的状况。在整个乌克兰被德国人占领、整个顿河区的处境十分艰苦的一年中，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我们的情况好转了。我们在乌克兰有25800万普特谷物，其中1亿普特已在征收，然而全部问题在于乌克兰的农民被德国人和德国人的掠夺吓坏了。我听说，那里的农民被德国人吓得直到今天还不敢占用地主的土地，虽然他们知道这里苏维埃政权的状况。春耕时节已经到了。但是乌克兰的农民，由于亲身遭到德国人掠夺的种种惨祸，直到今天还很犹豫不决。应当指出，那里一直进行着游击战争。这种战争至今在南方还在进行。那里没有正规军。由于没有正规军，那里直到今天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正规军调去了，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大大加强工作，因此，我应该告诉你们，每一次工人集会都应当明确地提出粮食问题和运输问题。我们必须在最近期间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改善当前的情况，如何利用我们今天所能利用的一切。
我们应当深刻了解，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因此，我们应当把我们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力量派往前线。我们应当把负责的工作人员派往前线。如果这里某个机关要受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当然会蒙受一定的损失，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灭亡；如果我们的军队缺少工人，我们是一定会灭亡的。我们的军队到现在还有团结不够紧密、组织不够健全的缺陷，在这方面，完全要靠工人帮助，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只有那些经历过整个斗争、能够把亲身的种种经历和苦难告诉大家的工人，才能够影响军队，才能使农民转变为有觉悟的、为我们所需要的战士。
所以，我们又来到这里，决定召集你们开一次会，向大家指出由于整个形势的困难而造成的运输上的困难。我们一直强调，还得坚持三四个月，我们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但这需要力量。哪里去找这些力量呢？我们看到，只有承担了我国经济破坏的全部后果的工人，只有由于斗争演变为白卫分子的进攻从而遭受巨大苦难和获得了丰富经验的工人，只有我们这些先进队伍，才能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已经疲惫不堪，落在他们肩上的非人力所能及的工作已经把他们弄得筋疲力尽。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现在我们还是向你们说，必须拿出一切力量，必须想办法聚集一切力量来进行革命，争取革命的光辉胜利。现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到了，我们应该采取革命者的行动。我们必须从劳动群众当中汲取力量。
昨天，莫斯科和全国工会运动中有威信的活动家在这里开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必须吸收表现平平的人参加工作，而过去我们是一直认为他们不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但是现在十分清楚，要替换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就需要让表现平平的人出来工作，但在这样做以前，必须由以往一直担任工作的人对他们加以指导。我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我们暂时应当用表现平平的工作人员来替换我们的负责工作人员。我们应当起用成千上万的这种工作人员。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不能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那样做好自己的工作。把他们安置在负责的职位上，最初一个时候他们会犯错误，但这并不可怕。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他们调到重要的负责的岗位上去。他们会在那里发挥自己的力量，开展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会有信心，他们会知道，他们后面站着一批在俄国已有一年经验的负责工作人员。他们知道，较有经验的同志在紧急关头会协助完成他们的任务。只要先进工人把新挑选的这部分工人调到重要的岗位上去，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我们可以毫无损失地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一广大阶层有无产阶级的本能，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责任感。对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可以说，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会帮助我们的。俄国的特点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它总有能够作为后备力量调上前去的群众，当旧的力量开始枯竭的时候，可以找到新的力量。不错，先进的工人是疲惫不堪了，表现平平的工人办事是会差些，但只要我们调动这些新的力量，加以指导，不让事情搞坏，那并不要紧，并不会有什么害处，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葬送自己的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提一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近来，苏维埃政权开始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的人。有些工人同志看见这种情形，说道：“这样说来，过去那些布尔什维克——包括我在内——要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一定让步是不对的。既然今天我们要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那当初我们何必让步呢？难道这叫一贯到底的吗？”
对这一点，我的答复如下。在俄国这样一个全由小资产阶级分子经营农业的国家里，没有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援助，我们是无法长久坚持的。目前这个阶层不是顺着直路而是顺着弯路向目标前进。如果我追一个不走直路而走弯路的敌人，我要抓住他，我也得走弯路。用政治语言来说，小资产阶级群众是站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他们要挨上一百顿的痛打，才会明白必须弄清这样一个道理：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谁估计到这一点，谁就了解了目前形势。而工人们是知道这一点的。经验和一系列的观察使他们深深懂得，只能有两种政权，或者是彻底的工人阶级政权，或者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政权，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一点工人阶级早就从罢工和革命斗争中懂得了。而小资产阶级不能一下子懂得这一点；生活中千百次的启示都不能使小资产阶级学会和习惯于这种思想，他们还在想同大资产阶级联合，因为他们不能了解，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不行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高尔察克的经验中注意到和了解到，民主派在最疯狂最激烈的斗争中，在外国的援助下，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对他们发生作用的是两种力量，只有两种力量：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和彻底专政。中间道路在任何地方都搞不出什么名堂，在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什么结果。立宪会议也毫无结果，这点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亲身体验到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说：“我们要离开高尔察克，要离开一切拥护他、拥护协约国干涉的人。”他们说这种话，不完全是虚伪的。这不完全是一种政治诡计。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作这样的打算：“我们要蒙骗布尔什维克，目的只在使我们有机会恢复旧的一套。”我们料到了这种诡计，当然就采取了对付的办法。可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这种话，不完全是虚伪的，不完全是施诡计，而是他们中间许多人的信念。在这许多人中间，我们看到不仅有一批文人，而且有技师、工程师等小资产阶级阶层。当孟什维克宣称他们反对协约国干涉的时候，我们曾建议他们来我们这里工作，他们欣然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但是现在我们惩治他们，惩治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分子的理解力迟钝到了极点。这一点无论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或在他们目前的行动中都暴露了出来。他们来我们这里做事以后说：“我们放弃了政治，我们乐意工作。”我们回答说：“我们需要孟什维克官员，因为这些人不是钻到我们这里、混进党内来加害于我们的盗窃国库分子和黑帮分子。”如果有人相信立宪会议，那我们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相信立宪会议，而且可以相信上帝，但是请你们做你们的工作，不要搞政治。”现在，他们中间愈来愈多的人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是很丢丑的，因为他们曾经叫嚷过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只有野蛮的俄国才能臆造出来的怪东西。他们曾经说解散立宪会议是沙皇制度培育出来的野蛮人的行为。这种论调也在欧洲一再重复过。现在从欧洲传来的消息说，苏维埃政权正在全世界代替资产阶级立宪会议。这给所有来我们这里做事的知识分子上了一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官员现在比半年前多了一倍。我们得到了比黑帮分子工作得好些的官员，这是一个胜利。当我们邀请他们来我们这里做事的时候，他们说：“我怕高尔察克，我拥护你，但我不愿帮助你。我将以纯议员的身分发表议论，就好象我坐在立宪会议中一样，而你不许触犯我，因为我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对这班谈论立宪会议的人说：“如果你们还想长期谈论下去，那我们就要把你们送到高尔察克那里和格鲁吉亚去。”（鼓掌）论战开始了，合法的反对派产生了。我们不容许有反对派。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正扼往我们的咽喉，力图靠军事进攻的莫大力量来征服我们，我们应当斗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你来这里帮助我们，那请吧！但如果你要办报纸，要煽动工人罢工，要使我们的红军战士因罢工而死在前线，要使我们工厂中成千上万的人因每一天的罢工而受苦挨饿（现在我们正为这些痛苦而焦急），那么，从立宪会议来看，你或许是对的，但是从我们的斗争，从我们肩负的责任来看，你是不对的，你不能帮助我们，你滚到格鲁吉亚去，滚到高尔察克那里去吧！不然你就坐牢！这我们会办到的。
同志们！我希望我们能一致通过将在会议结束前提出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我们打算作出必要的指示，这些指示是我想在报告中加以论证的。现在我想谈两个问题：中农状况和具有极大意义的国际问题。
关于中农，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已经谈过了，并且决定了我们党对中农应采取怎样的路线。我们党挑选了一个至今同农村保持着联系的彼得堡工人，加里宁同志，来担任一项极重要的职务，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个职务显得尤其重要，是因为这个职务以前一直是由具有非凡才能的组织家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担任的。今天报上说，有一位姓加里宁的同志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这不是那个加里宁。这说明，社会革命党人正在采用怎样的手段。米·伊·加里宁同志是特维尔省的中农，他每年都要访问特维尔省。中农是一个最大的阶层，这个阶层是在我国革命以后由于我们消灭了地主土地私有制而扩大的。农民已经体验到我们革命带来的好处，因为他们拿到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正因为这样，中农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不满情绪，那我们认为这种不满是由上面造成的，应该知道，这种不满，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是非常自然的。你们在首都知道，反对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是多么困难。我们必须留用旧官员，因为没有别的人。对他们要改造，要教育，这就要花时间。我们能够把一些工人输送到粮食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可是在国家监察部里一直坐着无数旧官员，使我们受到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的危害。我们要再派一些工人，让他们和专家一起参加监察工作，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我们就是这样同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作斗争的。但就在这里，在莫斯科，这也要花很大的力气！农村的情况又怎样呢？在那里，一些自称为党员的人，往往是一些横行霸道的坏蛋。我们不得不经常同那些毫无经验的、把富农和中农混为一谈的工作人员进行斗争。所谓富农，就是靠他人的劳动过活、掠夺他人的劳动，利用他人的贫困谋私利的农民。所谓中农，就是不剥削他人、也不受他人剥削、靠自己的小经济和自己的劳动过活的农民。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打算剥夺小业主的财产。小业主会长时期存在。在这方面，任何法令都不能起丝毫作用，在这方面需要等待，因为农民习惯于重视经验。只有当他们看到集体经济优越得多的时候，他们才会跟我们走。我们应该赢得他们的信任。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我们只有靠城市工人的力量才能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能够提供数十万的工作人员。我们清楚地知道，任命一些同志担任较高的职务也好，颁发各种通告和法令也好，都是无济于事的，而应该由各小组的工人自己来着手工作，因为他们同农村有特殊的联系。
我已经说过，工人首先应该以全力支援战争，其次应该通过联系来帮助中农，使敌人在农村进行任何猖狂进攻都会受到惩罚。应该指出，城市工人要象帮助自己的同志那样帮助中农，因为中农也是劳动者，只不过他们是在另一种环境下长大的，他们散居在愚昧无知的农村中，要挣脱这种境遇异常困难。我们应该知道，只要同志们坚持不懈，我们一定能和中农取得联系。极少数的农民将会投奔富农，将会举行暴动，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如果有这种情况，那应该怎样促进和赢得中农的信任，应该怎样帮助他们反对一切违法乱纪的现象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少，那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妨碍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每个工人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全体工人和中农是有联系的，我们要利用这种联系，要使每一个中农不仅从任命加里宁同志一事中看出我们的帮助，而且能从即使是小小的却是同志的忠告中，得到即使是小小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这样，农民很快就会无比珍视这种帮助。他们应该懂得，为什么我们处境的困难妨碍我们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城市文化。农民需要城市产品，需要城市文化，我们应该把这些给他们。只有无产阶级给农民这种帮助，农民才会看到，工人的帮助与以前剥削者的帮助不同。帮助农民上升到城市的水平，这是每一个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应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城市工人应该对自己说，在目前这个粮食情况特别紧张的春天，应该去帮助农民，如果每一个人能完成即使是这项工作的一小部分，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大厦就不会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我们就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因为农民说：“苏维埃政权万岁，布尔什维克万岁，打倒康姆尼！”他们是在咒骂那些办得很坏的、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康姆尼”。他们对于一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东西都是不信任的，而这种不信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到中农中去，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但只是在科学和社会主义方面，而在农业方面，我们则应该向他们学习。这就是特别突出地提到我们面前的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谈国际形势问题。我说了，英、法、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最后试图扼住我们的咽喉，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不管情况怎样严重，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战胜国际帝国主义。我们一定会战胜全世界的亿万富翁。我们能够战胜他们，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这是一群野兽，他们彼此斗得很凶，继续互相厮咬，而没有觉察到他们已经到了深渊的边沿。第二，因为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不断发展。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报纸上看到这方面的消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报刊的无线电通讯社从里昂发出的电讯：十人委员会的与会者缩小了委员会，现在已由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奥兰多四人进行谈判[84]。但就是这四国的领袖也不能达成协议，因为英美不同意把采煤的利润让给法国。这是一群野兽，他们从世界各地掠夺了赃物，现在正争吵不休。这四个人在四人小组秘密商谈，为的是，上帝保佑，不致弄得议论纷纷，因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引起议论，拍出无线电报说他们不同意出让采煤的利润。有一个见过法国俘虏的法国同志告诉我，这些俘虏说：“以前人家对我们说，应该开往俄国去同德国人作战，因为德国人扼杀了我国。可是现在已经同德国停战了，我还去同谁作战呢？”关于这一点人们一句话也没有告诉他。向自己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每天几百万几百万地增加着。这些人经受过帝国主义战争的灾难，因此他们说：“我们打仗究竟为了什么呢？”如果说从前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传单使他们懂得了他们在为什么打仗，那么现在则是帝国主义者拍出的无线电报：英国不同意把采煤的利润让给法国。这样，用一位法国记者的话来说，他们从一个房间跳到另一个房间，枉费心机地试图解决问题。他们要决定给谁多一些，于是彼此厮打了5个月，他们已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这群野兽会厮咬到只剩下各自的尾巴。我们说，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在最初是很不利的，他们甚至在几个星期内就能掐死我们，而现在他们分赃不均，开始内讧，因而我们的形势好转了。他们向士兵们许下诺言：只要打败德国，你们就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好处。他们正在争论，向德国索取600亿还是索取800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有趣的问题，尤其在向工人或农民讲这件事的时候，更是如此。但如果他们长期地争论下去，他们会连一个亿也拿不到。这才是最有趣的事情哩！
因此，我们说，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形势不是一天一天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好转，这丝毫没有夸大，这样说，甚至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只是因为我们把反对我们的力量作了一个清醒的估计。敌人彼此不能和解。自从他们胜利以后，已经过去5个月了。然而他们还没有缔结和约。不久以前，法国议院通过了数亿新的军备拨款。现在，他们正在自掘坟墓，而且他们那里已经有了把他们放进坟墓并好好加以掩埋的人。（鼓掌）这是因为苏维埃运动正在各国发展起来。匈牙利的革命已经证明我们说过的话：我们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红军战士在这里流血不仅是为了挨饿的同志，而且是为了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匈牙利的例子证明，这不仅仅是一种预见和诺言，这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现实。
匈牙利革命的发生是异常独特的。那位叫卡罗伊的匈牙利克伦斯基自行辞职了，于是匈牙利的妥协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意识到，必须去到监狱找匈牙利的一位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库恩·贝拉同志。他们到了那里，对他说：“该你来执政啦！”（鼓掌）资产阶级政府已经辞职了。资产阶级社会党人，即匈牙利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入了匈牙利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统一的政党和统一的政府。库恩·贝拉同志是我们的同志，是一位完全走过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际道路的共产党员。在我用无线电和他通话的时候，他说：“我在政府中没有掌握多数，但我定能取得胜利，因为群众都拥护我。现在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
到目前为止，有人一谈到苏维埃俄国，总是向全欧洲的工人造谣说：“那里没有什么政权，而不过是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批好斗分子。”不久以前，法国的一位部长皮雄在谈到苏维埃俄国时宣称：“这是无政府状态，这是暴徒、篡夺者！”德国的孟什维克向本国工人说：“你们看看俄国——战争、饥荒、破产！你们要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他们以此恐吓工人。然而匈牙利作出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诞生的革命的榜样。匈牙利无疑还得经历一场艰苦的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事实是，当英法帝国主义者这群野兽预察到匈牙利革命的时候，曾想扑灭它，不让它诞生。我们过去的处境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要苏维埃政权诞生，就必须反对爱国主义。我们曾必须破除爱国主义，以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一场极其激烈的、腥风血雨的斗争。邻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看出该由谁来管理了。除了苏维埃还有谁呢？这就象当初国王、皇帝、公爵看到他们的政权衰微了，便说：“需要宪制，让资产阶级去管理吧！”如果国王衰老了，他能得一笔年金或者一个安乐窝。国王和皇帝在五六十年前的遭遇现在轮到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了。英法帝国主义者向匈牙利资本家提出了闻所未闻的要求，后者说：“我们不能作战。人民不会跟我们走，可是我们是匈牙利的爱国者，我们要抵抗。那应该有怎样的政权呢？应该有苏维埃政权。”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向全世界承认了，它是自愿辞职的，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权能够在艰难的时刻领导人民，这就是苏维埃政权。（鼓掌）正因为这样，匈牙利革命以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式诞生，也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人们看俄国时所看不出的东西，即布尔什维主义是同代替旧议会的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人的民主分不开的。旧议会时期是工人受人欺骗、受资本主义奴役的时期。现在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正在代替旧资产阶级议会，赢得全体工人的同情，因为它是劳动者的政权，是千百万人自己统治、自己管理的政权。他们可能会象我们俄国那样管理得不好，但要知道我们是处于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的。而在资产阶级不会这样疯狂反抗的国家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会容易一些，它可以不用克伦斯基先生们和帝国主义者逼迫我们使用的暴力手段、流血手段来进行工作。我们今后也还会经历更困难的道路。让俄国比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牺牲吧。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其他国家则将通过其他的更人道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匈牙利的例子将具有决定的意义。
人总是从经验中学习的。用言论来证明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性是不行的。俄国一国的例子不是全世界工人都能理解的。他们知道在俄国有苏维埃，他们都拥护苏维埃，但他们被流血斗争的惨状吓住了。匈牙利的例子对无产阶级群众、对欧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将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个例子表明，在困难关头，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谁也不能管理国家。
我们记起了一个比喻，老人们常说：“孩子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可以死啦。”我们不打算死，我们正在走向胜利。但当我们看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匈牙利这样的孩子时，我们说，我们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我们要经受住一切最严重的困难，以便获得完全的胜利，以便除俄罗斯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外，还再增添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我们一定会看到它是怎样出现的。（鼓掌）
载于1919年4月9日和10日《真理报》第76号和第7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45—262页
2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4月3日）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会议宣告，苏维埃共和国进入了特别艰苦的一个月。协约国正在作最后的挣扎，妄图用武力来消灭我们。春季的粮食状况最为困难，运输遭到惨重破坏。
因此，我们只有拿出最大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胜利是可能的。匈牙利的革命终于证明，苏维埃运动正在西欧发展起来，它的胜利为期不远了。我们在全世界有许多盟友，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要多。但是为了战胜敌人，还需要艰苦奋斗四五个月。
会议无情地谴责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第一页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前的文字按打字稿刊印。——俄文版编者注]、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在口头上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协约国的武装干涉，行动上在帮助白卫分子，因为他们煽动罢工，鼓吹停止内战（虽然我们曾向各国提议媾和！[85]），主张向自由贸易让步，等等。
会议向一切愿意在我们困难的斗争中帮助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告：我们要充分保证他们享有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自由。
但是会议宣布，要同那些在行动上妨碍我们的斗争而帮助白卫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如《永远前进报》[86]和《人民事业报》[87]等政治性的文人集团，作无情的斗争。
会议号召所有工人、一切工人组织、全体劳动农民拿出一切力量来抗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加强粮食和运输部门的工作。
1．吸收表现平平的人，即经验不如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的工农分子，来接替疲惫不堪的先进分子的工作。
2．再加紧抽调先进分子和大批工作人员去做粮食工作、运输工作和军队工作。
3．大力吸收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监察部的工作，以改进工作，根除官僚主义、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
4．从缺粮的城市发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支援农业、蔬菜业，到农村去，到乌克兰、顿河区等地去，以加强粮食的生产。
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农，同中农经常身受其害的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给他们以同志的支持，解除那些不愿执行或不了解这项唯一正确的政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职务。
5．同一切倦怠、畏缩、动摇的表现作斗争，千方百计地激励有这些表现的人振作起来，增强斗志，提高觉悟，加强同志纪律。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忍受了不可胜数的苦难。最近几个月的苦难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会议宣称，工人的坚强意志并没有消沉，工人阶级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捍卫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和全世界的胜利。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63—264页
3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的决议
（4月3日）
苏维埃共和国在先于一切民族而进行的艰苦的光荣的斗争中，进入了它成立以来的最艰苦的时期。今后几个月将是危急的几个月。协约国正在作最后的挣扎，要用武力来消灭我们。粮食状况万分紧张。运输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只有拿出最大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然而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匈牙利的革命终于证明，苏维埃运动正在欧洲迅速发展并将取得胜利。我们的盟友遍及世界各国，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多。我们只要再坚持四五个月，就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固然这几个月可能是最危险最痛苦的。在这样的日子里，自称为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疯子和冒险家们，一面在口头上拥护苏维埃政权，抗议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一面却煽动罢工，主张向自由贸易让步，鼓吹停止内战，而忘记了我们曾向各国提议媾和，忘记了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合理的、不可避免的防御。显然，这种煽动是在最积极最有效地帮助那些拼命给我们造成灾祸的白卫分子。会议无情地谴责了这些暗藏的人民公敌。
会议向一切真正愿意在我们困难的斗争中帮助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告：工农政权将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保证他们享有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一切权利。
会议宣布，目前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同那些实际上妨碍我们的斗争而帮助我们的死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如《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等政治性的文人集团，作无情的斗争。会议号召一切工人组织、全体无产者和劳动农民拿出一切力量来抗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拿出一切力量来整顿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为此会议认为：
（1）必须吸收表现平平的人，即经验不如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的工农分子，来接替疲惫不堪的先进分子的工作。
（2）必须再加紧抽调先进分子和大批工人去做粮食工作、运输工作和军队工作。
（3）必须尽量吸收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监察部的工作，以改进工作，根除文牍主义和拖拉现象。
（4）必须从缺粮的城市中发动尽可能多的力量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蔬菜业，到乌克兰、顿河区等地去，以加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
（5）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农，根除使中农经常身受其害的违法乱纪现象，给他们以同志的支持。不了解这项唯一正确的政策或不善于贯彻这项政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应立即予以撤职。
（6）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人人要同一切倦怠、畏缩、动摇的表现作斗争。必须激励人们，振作精神，增强斗志，提高觉悟，加强同志纪律。
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忍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他们的苦难在近几十月更深重了。但会议宣称，工人的意志没有消沉，工人阶级仍象以前一样坚守着岗位，满怀信心地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捍卫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和在全世界的胜利。
载于1919年4月4日《真理报》第7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65—267页
注释：[83]1919年4月3日，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由于粮食状况恶化召开了非常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理事会的代表。在全会召开前，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借粮食困难之机进行煽动，亚历山大铁路的一些工厂发生了罢工。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这条铁路的一些主要工厂于3月31日关闭。直到4月3日富农分子被开除后，这些工厂才复工。
在莫斯科苏维埃这次全会上，列宁作了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新任交通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作了关于铁路运输状况的报告，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作了关于粮食政策的报告。会议讨论了这些报告以后，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作了总结发言，提出了列宁起草的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决议草案。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全会还通过了专门决议，痛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煽动，赞同交通人民委员部对亚历山大铁路各工厂采取的措施。——[235]。
[84]指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缩小为“四人会议”一事。“十人会议”是巴黎和会初期的最高会议，由所谓五强的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组成。他们是：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和国务卿罗·兰辛，法国总理乔·克列孟梭和外交部长斯·皮雄，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阿·巴尔福，意大利首相维·奥兰多和外交大臣乔·索尼诺，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和外相牧野伸显。从1919年3月24日起，由美、法、英、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取代了“十人会议”。——[247]。
[85]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中，苏维埃政府已建议所有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着手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民主和约。其后，1918年3月15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11月3日，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中立国代表向所有协约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11月6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建议英、法、美、日政府停止干涉，开始和平谈判。12月23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受苏维埃政府委托，在斯德哥尔摩向协约国各国公使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1919年1月12日和17日，苏维埃政府两次提出和平建议。2月4日，苏维埃政府通过无线电通知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表示它愿参加拟议中的普林杰沃群岛和平会议。——[252]。
[86]《永远前进报》（《Всегда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1918年5月10日被查封的《前进报》。《永远前进报》于1918年5月14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查封。——[253]。
[87]《人民事业报》（《Дело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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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话（1919年4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话
（1919年4月1日）
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82]报告，从彼得格勒得到消息：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协约国所派的间谍试图炸毁彼得格勒的自来水厂。在地下室已发现炸药和定时炸弹，一支特遣队取走了这枚炸弹，准备销毁，但由于爆炸过早，队长被炸死，10名红军战士被炸伤。
在某些地方，正试图炸毁桥梁和中断铁路交通。
还试图拆毁铁路，使红色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得不到粮食供应。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正积极参加煽动罢工、煽动颠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鉴于既得的情报，国防委员会命令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以粉碎任何进行爆炸、毁坏铁路和煽动罢工的图谋。
国防委员会命令各级肃反委员会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警惕性，并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国防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9年4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44页
注释：[82]全俄肃反委员会（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直属人民委员会。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于1921年12月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法令，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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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1919年3月底—4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81]
（1919年3月底—4月初）
争取中农的紧急措施纲要：
（1）立即减轻向中农征收的特别税。
（2）由党内派人（每个省委会派3名）专门去做争取中农的工作。
（3）由中央机关组成专门委员会（很多个）派到地方去保护中农。
（4）制定和批准加里宁视察计划。公布日期、地点、接见来访办法等。
（5）由司法、内务、农业等人民委员部派人参加视察（根据第4点和第5点）。
（6）在报刊上掀起一个运动。
（7）关于保护中农的《宣言》。
（8）检查（并废除）强迫加入公社的措施。
（9）从减轻对中农的征收和追交等方面检查粮食措施。
（10）特赦。
（11）“承认富农”。
（12）粮食和饲料的征收。
（13）承认手工业者和手艺人。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13—414页
注释：[81]这个纲要分两次写成，列宁先写了头9点，后来又写了末尾3点。第10点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纲要中某些点的落实情况如下：1919年4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在征收特别税方面对中农实行优待的法令（参看注13）；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尼·瓦·克雷连柯、瓦·瓦·奥新斯基、约·阿·皮亚特尼茨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作为中央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全权代表被派往俄国各地；米·伊·加里宁在1919年4月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谈话，宣布他计划在俄国中部进行一次视察，以便通过同广大农民群众的个人交往来建立他们同苏维埃政权的更密切的关系；1919年4—9月，加里宁率领各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月革命号”列车，进行了这一视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释放某几类被捕者和罪犯的决定在1919年4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4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促进手工工业发展的决定。——[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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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留声机片录音讲话（1919年3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留声机片录音讲话[80]
（1919年3月底）
1
悼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经常与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特别清楚地知道，他的非凡的组织才能使我们获得了完全可以引为骄傲的东西。他使我们有了协调的、合理的、有组织的工作，这种工作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群众所应该具有的，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的，没有这种工作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在我们的记忆中将不仅是一个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象征，不仅是把冷静而熟练地处理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同善于领导群众结合起来的典范，而且是激励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不断前进、直到取得共产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29页
2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今年即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党人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是力求在世界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全世界工人的联盟。
马克思创立的第一国际存在于1864年到1872年。英勇的巴黎工人的失败，著名的巴黎公社的失败，标志着第一国际的告终。第一国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它在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史上是永存的。它奠定了我们有幸正在建设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厦的基础。
第二国际存在于1889年到1914年，即存在到大战前。这段时期是资本主义最平稳最平静的发展时期，是没有大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壮大了。但是，大多数工人政党的领袖却因为习惯于平静时期而丧失了从事革命斗争的能力。1914年爆发了历时四年血染全球的战争，爆发了资本家瓜分利润、争夺对弱小民族统治权的战争，在这样的时候，这些社会党人却跑到本国政府方面去了。他们背叛了工人，帮助拖延这场大厮杀，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跑到资本家那里去了。
工人群众抛弃了这批社会主义叛徒。全世界开始进入革命斗争。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完蛋。它就要被新制度所代替。社会主义这个老的字眼已被社会主义叛徒玷污了。
现在，仍然忠于推翻资本压迫事业的工人，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同盟正在全世界成长起来。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几个国家取得胜利。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建立。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0—231页
3
关于用无线电同库恩·贝拉通话的通报
当库恩·贝拉同志在俄国做战俘时，我就已经同他很熟悉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到我这里来谈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收到了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的通报并且是库恩·贝拉同志签署的通报以后，我们很想同他谈谈，并想更确切地知道有关这一革命的情况。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批通报使人有些担忧：这是不是所谓的社会党人即社会主义叛徒们的骗局，是不是他们瞒过了共产党人，何况当时共产党人都在狱中。因此，在收到关于匈牙利革命的第一个通报的第二天，我就拍电报到布达佩斯，请库恩·贝拉亲自答话，我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以证实是不是他本人，并且询问他关于政府的性质和政府的实际政策有哪些实在的保证。库恩·贝拉同志的答复十分令人满意，消除了我们的一切疑虑。原来是左派社会党人到监牢里去找库恩·贝拉商量组织政府的。新的政府完全由这些同情共产党人的左派社会党人以及中派分子组成，而右派社会党人，即可说是死硬的和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叛徒，则完全离开了党，而且没有带走一个工人党员。以后的通报证明，匈牙利政府的政策十分坚定，完全符合共产主义方针，我们最初是实行工人监督，以后才逐步实行工业社会化，而库恩·贝拉由于他的声望，由于他相信广大群众都拥护自己，立刻实施了一项法令，把过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匈牙利全部工业企业转变为公共财产。两天过后，我们完全相信，匈牙利革命已经极其迅速地一下子走上了共产主义轨道。资产阶级自己把政权拱手交给了匈牙利共产党人。资产阶级向全世界表明，当严重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当民族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资产阶级不能管理国家。真正人民的、真正为人民爱戴的政权只有一个，这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万岁！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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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红军书
红军战士同志们！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正在对俄国进行战争。他们要报仇，因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给世界各国人民做出了榜样。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资本家用金钱和军火来援助派军队从西伯利亚、顿河、北高加索进攻苏维埃政权的俄国地主，期望恢复沙皇政权，地主政权，资本家政权。不，这是不可能的。红军已经团结起来，奋起作战，把地主军队和白卫军官赶出了伏尔加河流域，夺回了里加，夺回了几乎整个乌克兰，正在迫近敖德萨和罗斯托夫。只要再努一把力，只要再同敌人打几个月，胜利就会是我们的了。红军所以有力量，因为它是自觉自愿地、同心协力地为农民的土地而战，为工农政权而战，为苏维埃政权而战。
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把千百万劳动农民同工人联合了起来，他们现在学会了斗争，建立了同志纪律，受到小的挫折不是士气低落，而是更加坚强，他们愈来愈勇敢地向敌人进攻，他们知道，敌人的彻底失败就在眼前了。
红军战士同志们！红军里的工农联盟是巩固的、紧密的和牢不可破的。富农和十分富有的农民企图组织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但他们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可能使农民长期地经常地受欺骗。现在农民知道，他们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才能战胜地主。在农村中，有时一些人自称为共产党人，其实他们是劳动人民的死敌和暴徒，他们怀着自私的目的依附我们的政权，招摇撞骗，为非作歹，欺压中农。工农政府下定了决心要同这些人作斗争，把他们从农村中清除出去。中农不是敌人，而是工人的朋友，是苏维埃政权的朋友。觉悟的工人和真正的苏维埃人，是把中农当作同志看待的。中农不象富农那样掠夺他人的劳动，靠他人发财；中农自己从事劳动，靠自己劳动过活。苏维埃政权一定要镇压富农，把不公正地对待中农的人从农村中清除出去，无论如何要实行工人同全体劳动农民（贫苦农民和中农）的联盟。
这一联盟在全世界日益发展。在各个地方，革命都在迫近，都在发展。最近，革命在匈牙利获得了胜利。那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工人政府。各国人民也一定都会做到这一点。
红军战士同志们！你们要坚强不屈，紧密团结！奋勇前进，打击敌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在俄国已被摧毁，在全世界也将被战胜！
3月29日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4—235页
5
论中农
现在，摆在共产党面前的最主要的问题，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最注意的问题，就是中农问题。
十分自然，通常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农。
十分自然，党员同志们常常谈起，在农村中有人问他们什么人算是中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不剥削他人的劳动，不靠他人的劳动过活，丝毫不侵吞他人的劳动果实，自己从事劳动，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人，就是中农。
过去这样的农民比现在少，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农民都非常贫穷，而无论过去或现在，富农，即剥削者、富裕农民只占极少数。
自从土地私有制废除以后，中农就多起来了。苏维埃政权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和中农建立完全融洽的关系。当然，中农不能马上就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因为他们固守着已经习惯了的东西，小心谨慎地对待一切新事物，对任何号召他们做的事情总要先用事实、用实践加以检验，在没有确信有改变的必要时，决不改变自己的生活。
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知道、记住和贯彻这样一点：下乡的工人党员必须设法同中农建立同志关系，必须记住，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者，就是工人的同志，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同他们建立自愿的、完全真诚的、充分信任的联盟。共产主义政权所提出的任何措施，只应当看作对中农的一种忠告，一种提示，一种劝他们转向新制度的建议。
只有在实践中考验这些措施，检查它们的错误，避免可能犯的错误，同中农实行妥协，——只有这样共同努力，才能够保证工农联盟。这个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力量和支柱。这个联盟将保证我们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胜利完成战胜资本和消灭一切剥削的事业。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6—237页
6
什么是苏维埃政权
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大多数国家还不愿意理解或不能够理解的这一新政权的实质是什么？日益吸引每个国家的工人的新政权的实质就在于：从前管理国家的总是富人或资本家，而现在却第一次由正是遭受过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而且是为数众多的人来管理国家。即使在最民主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只要还保留着资本的统治和土地的私有制，管理国家的总是极少数人，十分之九是资本家或富人。
在世界上，我们俄国第一次这样建立了国家政权：没有剥削者参加，只由工人和劳动农民组成群众组织——苏维埃，而全部国家政权都交给苏维埃。正因为这样，不管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代表怎样诬蔑俄国，“苏维埃”这个字眼在世界各地不仅成了容易理解的字眼，而且成了通俗的字眼，成了工人和全体劳动者都喜爱的字眼。正因为这样，不管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在世界各国遭到怎样的迫害，苏维埃政权必然而且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苏维埃政权机构中还有许多缺点。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神丹妙药。它不能一下子治好过去的毛病，不能一下子消除文盲、不文明、野蛮战争的后果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遗毒。但是它提供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它使受压迫的人能够站立起来，能够逐渐地担负起对国家、经济和生产的整个管理。
苏维埃政权是劳动群众找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是不可战胜的。
载于1928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8—239页
7
样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
劳动人民的敌人地主和资本家说：没有我们，工人和农民就活不下去。没有我们，就没有人来建立秩序，分配工作，强制人们劳动。没有我们，一切都要完蛋，国家也要垮台。我们被赶跑了，但是，经济破坏会使我们重新掌握政权。地主和资本家的这些话不能动摇、吓倒和欺骗工人和农民。军队中是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的。但是，觉悟的工人也能够把农民联合起来，也能够利用旧的沙皇军官来为自己服务，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红军已经建立了空前巩固的纪律，它不是用棍棒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工人和农民本身的觉悟、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建立起来的。
所以，要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要使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永远不能复辟，就必须建立一支红色的劳动大军。这支劳动大军只要有了劳动纪律，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工人和农民应当证明而且一定会证明：他们能够在不要地主并反对地主、不要资本家并反对资本家的情况下，自己来正确地进行分工，树立起为共同利益而劳动的严格的纪律和忠实的态度。
劳动纪律，冲天干劲，自我牺牲的决心，农民同工人的紧密联盟，这些就是能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的东西。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40—241页
8
论残害犹太人的大暴行
所谓反犹太主义，就是散播对犹太人的仇恨。当万恶的沙皇君主国临到末日的时候，它竭力唆使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去反对犹太人。沙皇警察同地主资本家联合起来，一再制造反犹大暴行。地主和资本家竭力想把因穷困而受尽苦难的工人和农民的仇恨引导到犹太人身上去。在其他国家里，也往往可以看到，资本家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来蒙蔽工人，使他们看不到劳动人民的真正敌人——资本。只有在地主资本家的盘剥造成了工人和农民的极度愚昧的地方，对犹太人的仇视才牢固地存在着。只有十分愚昧备受压抑的人，才会相信污蔑犹太人的谎言和诽谤。这是旧的农奴制时代的残余。在农奴制时代，神父强迫人们用柴堆烧死异教徒，农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人民遭到压制，忍气吞声。这种旧的农奴制的黑暗正在消逝。人民的眼睛亮了。
劳动人民的敌人并不是犹太人。工人的敌人是各国的资本家。犹太人中间有工人，有劳动者，他们占大多数。他们是和我们同样受资本压迫的兄弟，他们是我们共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同志。和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一样，犹太人中间也有富农、剥削者、资本家。资本家们极力散播和挑起各教派、各民族、各种族工人之间的仇恨。不劳动的人是靠资本的力量和权力来支持的。富有的犹太人，和富有的俄国人以及各国的富人一样，彼此联合起来，蹂躏、压迫、掠夺和离间工人。
折磨和迫害犹太人的万恶的沙皇制度是可耻的。散播对犹太人的仇视的人，散播对其他民族的仇恨的人，是可耻的。
各民族的工人在推翻资本的斗争中的兄弟信任和战斗联盟万岁。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42—243页
注释：[80]列宁的留声机片讲话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出版物发行处组织灌制的，1919—1921年共灌制了15篇。据中央出版物发行处主任波·费·马尔金回忆，列宁非常关心利用留声机片进行宣传。列宁的留声机片讲话销行数万份，其中最受群众欢迎的是《论中农》、《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和《论粮食税》。——[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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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国防委员会关于铁路员工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1919年3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国防委员会关于铁路员工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79]
（1919年3月31日）
交通人民委员部向工人宣布，根据精确计算，在一个月运来600万普特的情况下，获得25俄磅是绝对有保证的。运来的数量还可以比这多得多。应尽全力增加修复机车的数量。此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可按全俄工会理事会的标准给予奖金。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12页
注释：[79]1919年3月31日，国防委员会讨论了关于供给铁路运输工人粮食的问题。在此以前，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于3月28日进行协商，决定从运往中心城市的直达粮食列车中提取一定比例供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人。列宁就在呈送给他的这个协议上写下了国防委员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由会议通过。——[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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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关于推荐米·伊·加里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3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关于推荐米·伊·加里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3月30日）
同志们！要找到一位真正能够代替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人，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一个人既要担任党的负责工作，熟悉党的历史，又要非常了解人，善于挑选合适的人才担任苏维埃的负责工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党内在讨论候选人时一致认为，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担负的各项工作不可能由一位同志包下来，因此必须委托一批领导集体分管这些工作，让它们每天开会研究，对各个部门进行领导。至于主席一职，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他应能体现党对农民的路线。
你们知道，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表明的我们对中农的态度，并不是我们总的政策的改变。第一项任务——镇压资产阶级——解决以后，必须完成对待中农方面的任务。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在我国比在我们欧洲同志那里更加尖锐，因而我们应当让一位能够向大家表明我们关于对待中农的决议会得到切实贯彻的同志来领导苏维埃政权。
我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找到一位能把贯彻居领导地位的党对中农的路线完全当作自己的任务的同志。我们知道，在目前，做到上下通气是一项特别紧迫的任务。我们知道，交通很不方便，正在进行内战，内战有时不仅使个别省份，而且使很多地区同中央的联系都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特别重视上下通气的任务。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找到一位既有切身经验又很熟悉中农生活的同志，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一任务。我认为，你们今天在报上看到的候选人是符合这一切条件的。这就是加里宁同志。
这是一位从事党的工作将近二十年的同志；他本人就是特维尔省的一个农民，同农民经济有紧密的联系，并且经常在改善和加强这种联系。彼得格勒工人已经深信他具有善于同广大劳动群众相处的本领的，当这些群众缺乏党的教育时，当宣传员和鼓动员不能以应有的同志的态度与群众相处时，加里宁同志总是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任务。在目前，这是特别重要的。当然，全体中农及其一切优秀分子都在坚决地支持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消灭那些有极少数农村群众跟在后面跑的富农暴动。我们知道，在小农国家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工人同中农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我们在土地政策方面所采取的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坚决帮助中农的措施已经收到效果，因而中农的人数一年来增加了。但是地方上还往往任用一些不称职的行政人员。
滥用职权的情形是有的，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争取知识分子，但是，政治上的分歧把我们分开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的工人都同情苏维埃政权，不管资产阶级怎样杀害无产阶级的领袖（象他们在德国所干的那样），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全部经验必然使知识分子最终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我们也一定会得到管理国家所需的人才。我们一定要把混进苏维埃政权的人赶走，而这是引起不满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怕承认这种做法是正当的。我们必须大力同这种祸害作斗争。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已坚决要求全体工作人员执行这一行动路线。
在谈到社会主义农业时，必须指出，我们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只有同中农实行一系列同志式的妥协。我们必须尽可能多接近中农。
我们也知道，在革命时期做工作最多并完全致力于这一工作的同志，不善于很好地与中农相处，不善于不出差错地做到这一点，而他们所出的每个差错都被敌人利用，造成某种疑虑，使中农同我们的关系问题复杂化。
这就是为什么找到一位兼有我所谈的那些品质的同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以我们的组织经验去帮助他，使中农把全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代表看作自己人，使我们的党的决定，即关于必须善于与中农相处和一定要根据我们已有的经验去审查、研究和检验我们的每个步骤的决定，不致成为一纸空文。
我们知道，我们的同盟者的数目在增多，我们知道，在最近几个月内这一数目将会增加很多倍，但是现在这个担子还只是压在我们这个遭到严重破坏的非常穷困的国家身上。这是中农极难胜任的事情。需要接近并尽力帮助中农，需要让中农了解并用事实证明：我们要坚决贯彻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就是为什么要由加里宁同志这样的候选人来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这样的候选人会以实际办法帮助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最高代表和中农之间建立许多直接联系，会帮助我们接近中农。
这项任务不能一下子得到解决，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很少。希望苏维埃共和国最高代表在我们大家的协助下，自己首先来取得这种经验，掌握全部知识，并且加以检验。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定会解决这项任务，俄国定将不仅成为坚决地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情地镇压了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而且成为在同志的支援和新经验的基础上完满地解决城市工人同中农的关系的模范国家，而这一点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的主要保证之一。
这就是我要向你们推荐加里宁同志做候选人的原因。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23—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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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中央关于派遣一批工人小组参加粮食和运输工作的决定草案（不晚于191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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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关于派遣一批工人小组参加粮食和运输工作的决定草案[78]
（不晚于1919年3月28日）
鉴于粮食和运输危机加剧对共和国造成极端严重的威胁，俄共中央决定：
委托加米涅夫
季诺维也夫
斯大林三位同志
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参加下组织一批有威望的工人小组和一些列车，去参加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3页
注释：[78]列宁拟的这个决定草案由俄共（布）中央通过。签署这一决定的除列宁外，还有中央委员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叶·德·斯塔索娃、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尼·伊·布哈林、瓦·弗·施米特和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从工人中选拔优秀工作人员参加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的问题，参看列宁1919年1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05—418页）。——[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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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1919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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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
（1919年3月27日）
今天我收到这样一封信：
“‘一位专家’给列宁同志的公开信
读了《消息报》上您那篇关于专家的报告以后，我压抑不住内心极度的愤怒。难道您不明白，任何一个正直的专家，只要他还有一点点自尊心的话，都不会为了您想给他保证的那种畜生式的幸福而去进行工作？难道您竟这样孤独地幽居在克里姆林宫里，看不见您周围的生活，看不出俄国专家有许多人虽然不是执政的共产党员，却是真正的劳动者，他们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既不是从资本家手中，也不是为了资本的目的，而是在同旧制度的那种不堪忍受的大学和学院生活条件的顽强斗争中获得了自己的专门知识。对他们来说，这种条件在共产党的政权下并没有得到改善（在我看来，这是与共产主义制度的概念不相符的）。这些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却是真正的无产者，从他们自觉生活的第一步起，就以思想、言论、行动来替劳动弟兄服务，他们被你们统称为有瘟病的‘知识分子’，你们唆使出身于旧巡警、巡官、小官员、小店主（省内很大一部分“地方政权”往往是由他们组成的）的没有觉悟的新党员反对他们，他们受辱受苦的全部惨状是难以形容的。经常不断的荒诞的检举和控告，毫无结果但却极端侮辱人的搜查，枪毙、征用和没收的威胁，对私生活最隐秘方面的干涉（驻在我任教的学校里的部队首长要我必须和妻子睡一张床），这就是高等学校的许多专家直到目前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环境。然而，所有这些‘小资产者’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们神圣地履行着自己所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不惜任何牺牲，为那些受领导者教唆侮辱他们、损害他们的人保存着文化和知识。他们懂得，不能把个人的不幸和痛苦同建设更好的新生活的问题混淆起来，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过去和现在能够忍耐和工作下去。
但是，请您相信，在这些仅仅因为对于如何走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想法与您和您的学生不同而被你们一古脑儿咒骂为资产者、反革命分子、怠工分子等等的人们当中，用您所梦想的代价是收买不到任何人的。有些‘专家’为了保全性命会来靠近你们，但所有这些人都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专家不是机器，不能一开动就工作起来。没有灵感，没有内心的激情，没有创造的欲望，不管你们出多高的报酬，任何一个专家都不会作出什么贡献。一个志愿者，只要是在尊敬他的同志和同事中间进行工作和创造，担任有学识的领导者，不受1919年入党的政委的监视和管制，就会贡献出一切。
如果您希望到你们那里去的不是追求薪金的‘专家’，如果您希望有更多的正直的志愿者加入那些不顾在许多问题上与你们有原则的分歧，不顾你们的策略常常给他们造成备受侮辱的处境，不顾许多苏维埃机关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混乱现象（这些机关有时甚至扼杀最有生气的创举），现在正真心诚意地在某些地方同你们在一起工作的专家行列，——如果您希望这样，那么，首先要纯洁你们的党和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同路人，处置那些以共产主义旗帜为掩护，不是卑鄙地侵吞人民财产，就是愚蠢地进行荒唐的捣乱来破坏人民生活根基的损公肥私者、冒险家、走狗和强盗。
如果您想‘利用’专家，那就不要收买他们，要学会尊敬他们，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不要把他们当作你们暂时需要的牲畜和工具。
Ｍ．杜克尔斯基
沃罗涅日农学院教授
中央国营制革工业企业管理局主席”
信写得很尖刻，好象又很真诚。想回答一下。
依我看来，在写信人身上毕竟是个人冲动占了上风，使他丧失了根据群众的观点和把事情真正连贯起来加以研讨的能力。
在他看来，我们共产党人是排斥专家，用各种坏字眼“咒骂”专家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工人和农民推翻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现在不难看出，这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冒险”和“狂妄举动”，而是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一年多以前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意看到（一部分是看不到）这一点，这能归咎于我们吗？
怠工是知识分子和官员们发动的，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包含着阶级的鉴定、历史的评价，它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绝不能把它当作诽谤或咒骂。工人和农民痛恨知识分子的怠工是必然的，如果可以“归咎于”谁的话，那只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自觉和不自觉的帮凶。
假如我们“唆使”人们去反对“知识分子”，那就应当把我们绞死。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唆使人民去反对他们，而且还用党的名义和政权的名义宣传必须给知识分子以较好的工作条件。我至少从1918年4月起就已经这样做了，不知道写信的人引证的是哪一号《消息报》，但是，一个习惯于从事政治的人，即习惯于从群众的观点而不是从个人的观点分析现象的人，听到有人说主张较高的工资一定是卑鄙地或者居心叵测地想进行“收买”，他是会感到非常奇怪的。希望可敬的写信者原谅我，但是，实在说，这使我想起了“酸小姐”这个文学典型。
假定高工资是给予一伙特殊的、故意挑选出来的人，也就是说，给予一伙以前由于一般社会原因而没有得到和不能得到较高薪金的人，那还可以推想政府有“收买”这伙人的目的。但是，现在指的是几十万（如果不是几百万的话）过去一直得到优厚薪金的人，假如不是陷入疯狂的冲动，对一切都吹毛求疵，怎么会把在一定时期内必须维持有所降低但仍然高于中等水平的工资的主张看成是一种欺骗或者“侮辱”呢？
这是毫无道理的。不仅如此，写信人把驻在学校里的部队首长要求教授必须和他妻子睡一张床说成莫大的欺负和侮辱，那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第一，既然知识界人士要求丈夫和妻子各有一张床铺的愿望是合理的（这无疑是合理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有高于中等水平的工资，写信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平均”每个俄国公民还从来到不了一张床！
第二，那个部队首长在这件事上是否不对呢？如果没有粗暴、侮辱、嘲弄人的意思等等（可能有过，那是应该惩罚的），我再说一遍，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在我看来，他是对的。士兵们疲惫不堪，几个月既没有见过床，大概也根本没有见过比较象样的过夜的地方。他们在闻所未闻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捍卫着社会主义共和国，难道他们没有权利弄一张床作短时间的休息吗？不，士兵和他们的首长是对的。
我们反对把知识分子的一般生活条件一下子降低到中等水平，因此，我们反对把他们的工资降低到中等水平。但是一切都要服从于战争，为了让士兵们休息，知识分子应当挤一挤。这不是侮辱，而是正当的要求。
写信的人要求以同志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这是正确的。我们也要求这样。我们的党纲正好直接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另一方面，如果非党的知识分子，或者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明确地要求自己的伙伴以同志的态度对待疲惫的士兵，对待过度疲劳的、为几世纪的剥削所激怒了的工人，那么，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接近这件事便会大有进展。
写信的人要我们纯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混进来的毫无良心的同路人，那些损公肥私者、冒险家、走狗和强盗”。
这是正确的要求。我们早已提出并在实现这个要求。我们对于党内的“新手”不是放任不管的。代表大会甚至专门规定了重新登记[77]。我们现在和今后都会枪毙那些被捕获的强盗、损公肥私者和冒险家。但是，为了使清洗工作进行得更彻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协助我们。如果他们联合一些彼此熟识的人，以他们的名义号召大家在苏维埃机关中忠实地工作，用公开信的话说，就是号召大家“替劳动弟兄服务”，那么新社会制度分娩的痛苦就会大大缩短和减轻。
尼·列宁
1919年3月27日
载于1919年3月28日《真理报》第6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8—222页
注释：[77]指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所规定的党员重新登记。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4月24日在《真理报》上公布了重新登记的实施细则，其中说：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是对各个党组织的全体人员进行的认真考核，其目的是清除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混入执政党，以便利用党员称号谋取私利的人。重新登记时，全体党员必须交回党证，填写履历表，呈交由两名具有半年以上党龄并被党委会认为可靠的共产党员出具的介绍书。在重新登记期间，停止接受新党员。凡是被揭发有不配党员称号的行为者（酗酒、腐化、以权谋私等）、临阵脱逃者、违反党的决议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党的会议者以及不交纳党费者，都应开除出党。这次重新登记在1919年5—9月进行。重新登记期间，恰逢动员党员入伍，有些人动摇脱党，这大大帮助了各个党组织清除那些不合格分子。据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经过重新登记，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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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给库恩·贝拉的电报（1919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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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库恩·贝拉的电报
（1919年3月23日）
列宁致库恩·贝拉，发布达佩斯
请告诉我，为了使匈牙利新政府成为真正共产党人的政府，而不仅仅是普通社会党人的，即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您有什么切实的保证？
共产党员是否在政府中占多数？什么时候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社会党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表现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我必须告诫您防止这一错误，但是，我想知道，您认为切实的保证是什么。
为了确切知道是您本人在回答我，请告诉我，您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来时，我和您是怎样谈论国民议会的。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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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19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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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
（1919年3月22日）
我是列宁。我谨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向库恩·贝拉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祝贺我已转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将尽快地把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莫斯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军事形势的通报拍发给你们。布达佩斯和莫斯科之间建立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绝对必需的。
致共产主义敬礼，握手。
列宁
载于1919年3月23日《人民言论报》第70号（匈牙利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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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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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43]
（1919年3月）
1
代表大会开幕词
（3月18日）
同志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第一句话必须谈到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同志们，如果对全党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来说，象许多同志今天在葬仪上所说的，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个最主要的组织者，那么，对党的代表大会来说，他就更宝贵和亲切得多了。在这里，我们失去了一位把自己最后的时日全部贡献给了代表大会的同志。在这里，他的离去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整个进程，代表大会将特别尖锐地感觉到他的离去所带来的影响。同志们，我提议大家起立为他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是在俄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十分困难、复杂和很不寻常的时刻举行我们的党代表大会的。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党的力量和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几乎完全用来直接保卫祖国，直接抗击敌人，直接抗击那些根本不让社会主义共和国长期存在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现在，我们毕竟逐步巩固起来，并开始把建设任务和组织任务提到首位。我觉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完全在这种建设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标志下进行。党纲中那些在理论上难于解决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建设方面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议程又专门列入了组织问题、红军问题、特别是农村工作问题，——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问题即组织问题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但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又是一个能收到最大成效的任务。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恰好是一个小农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时一项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对待中农的任务。
同志们，最初，当我们必须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权利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能广泛地提到首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同农村资产阶级和富农进行的无情的斗争，把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到了首位。但对于一个要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牢固基础的党来说，下一步要提出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决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更高的任务。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基础还没有得到保障之前，我们不能广泛地提出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人数众多、势力很大的阶层确定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不能用斗争或支柱这样简单的回答来确定的。如果说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我们的任务是用“斗争”、“镇压”这样的词来表述，在对待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态度上，这一任务是用“我们的支柱”这样的词来表述，那么，在对待中农的态度上，毫无疑问，任务是更复杂了。社会主义者，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清楚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检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以保证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使得那些屡次产生的偏向和错误再也不能发生，这些偏向和错误曾使中农离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首先帮助俄国农民彻底摆脱了地主压迫并为他们建立起真正民主制度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本来是完全能够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的。这个任务不同于那类要求无情地迅速地镇压和进攻的任务。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更复杂的任务。但我可以有信心地说，有了一年的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还想稍微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成立，就确定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来说，是一个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一支庞大的实在的军事力量——世界上一切最强大的国家，直到现在还全副武装反对我们。然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表面上庞大的、从物质方面看来比我们强得多的力量已经摇摇欲坠了。这已经不是一种力量。它已失去从前所具有的那种巩固性。因此，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在斗争中战胜这一庞然大物——并不是空想。相反地，尽管我们目前被人为地与整个世界隔开，但没有一天报纸不带来各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消息。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一高涨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这是一个保证，保证我们在实现苏维埃政权后就摸索到了国际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我们坚信：全世界无产阶级已走上了进行这种斗争的道路，走上了建立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工人和劳动者的政权）的道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向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前进。（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现在让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开始选举主席团。
载于1919年3月20日《真理报》第6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27-130页
2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3月18日）
（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伊里奇万岁！”、“列宁同志万岁！”）同志们，让我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谈起。要作上届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活动的总结报告，这实质上就是作一个关于我国整个革命的总结报告。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意见，要一个人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在这样短短的期限里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本是不能胜任的。因此，我决定只谈几点，在我看来，这几点不仅从我党在过去这段时期所做的工作来看，而且从当前的任务来看，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目前这样的时候，只注意历史，只回忆过去，而不想到现在和将来，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如果从对外政策谈起，不言而喻，占首要地位的是我们同德帝国主义的关系和布列斯特和约。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谈谈，因为它不仅是具有历史的意义。我觉得，苏维埃政权向协约国提出的建议，或者正确些说，我国政府对大家知道的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44]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我觉得，这个建议和我们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重申了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确定的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正因为这样，我想，在事变迅速发展的现在来谈谈这段历史是必要的。
在解决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时候，苏维埃的建设（更不用说党的建设了）还处于开始阶段。你们知道，当时全党的经验很少，还不能确定（哪怕是大概地确定）我们沿着已走上的道路前进的速度。由于过去必然遗留下来的某种混乱状态，当时要观察事变和确切了解发生的事情还非常困难。由于同西欧和其余一切国家隔绝，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客观材料，无法判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可能有多快，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由于这种复杂情况，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便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不少的分歧。
但是事变证明，被迫在德帝国主义面前退却，在这个用极大强制性的、令人愤慨的、掠夺性的和约作掩饰的帝国主义面前退却，从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世界帝国主义（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半）的态度来看，是唯一正确的。当时，我们刚刚推翻了俄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除了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面前退却，绝对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那些从革命家的观点来谴责这一退却的人，实际上是站在根本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他们忘记了，我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经历了怎样漫长而困难的克伦斯基时代，在苏维埃内进行了多么巨大的准备工作，才使得广大劳动群众在严重的七月失败之后，在科尔尼洛夫叛乱[45]之后，终于在10月间最后下定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决心，有了为此所必需的有组织的物质的力量。显然，当时在国际范围内根本谈不上有类似情况。因此，当时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是这样的：继续进行工作来瓦解这个帝国主义，来启发和联合在各地已经开始骚动、但还没有完全明确的行动目标的工人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布列斯特和约所采取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尽管这个政策在当时——不言而喻——是加深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的仇视，而这些分子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是、可能是和必定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这里，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好好领会，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用得着这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如何对待那些在各国都有而在俄国势力特别大、人数特别多的分子、阶层、集团和阶级，这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于新社会和旧社会之间。他们既不能成为旧社会的推动者，也不能成为新社会的推动者。同时，他们对旧事物的留恋没有达到地主和资产阶级那种程度。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资产阶级比小私有者更国际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惨重）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这种爱国主义。同时我们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了最尖锐最剧烈的冲突。当时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地主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后来他们又开始动摇了。
有些同志在这里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我们的党纲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这个问题，而且以后在讨论每一项议程时实际上还会涉及的。这个问题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已失去它的抽象性、一般性，成了具体的问题。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国际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使无产阶级分子坚强和团结起来。这在当时就使小资产阶级政党离开了我们。我们知道，在德国革命发生以后，小资产阶级分子又动摇了。这些事变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成熟的时代，曾经用旧爱国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他们的看法不仅是非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根本不正确的。现在由于粮食困难，由于要继续同协约国作战，我们又遇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的浪潮。我们事先也估计到了这种动摇，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就是旧的局势不会照样重复。新的局势是更为复杂的。如果我们用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武装起来，我们就会正确地估计这种局势，我们的政策就会正确。当我们对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的建议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去缔结的是带极大强制性的和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也更多地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怎样在西欧高涨起来，那里的人心浮动怎样变成自觉的不满，它在怎样导致组织全世界的苏维埃无产阶级运动。如果说从前我们是摸索前进，我们是猜测欧洲革命会在何时爆发（这种猜测是以我们从理论上深信这个革命必定爆发为依据的），那么现在则有了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其他国家的革命正在成熟，这个运动已经开始。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对待西欧和协约国的态度上，现在或将来还得重复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实行过的许多东西。有了布列斯特的经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容易多了。当我们中央委员会讨论同白卫分子一起参加普林杰沃群岛会议问题（实质上是兼并白卫分子所占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停战问题在无产阶级中间并没有引起丝毫不平，而党的态度也是这样。至少我没有在什么地方听到不满或不平。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国际政策的教训产生了效果。
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这方面，党的任务还没有彻底解决。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实际上在列入日程的所有一切问题上，我们在过去一年内已为正确地解决这个任务，特别是对待中农的任务，打下了基础。在理论上我们一致认为：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中农要求我们给予特殊对待；在这里，事情会怎样变化取决于革命中许许多多的暂时因素，特别要看拥护爱国主义还是反对爱国主义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些次要的甚至是很次要的问题，但它们却使小资产阶级完全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分子在斗争中是动摇的，而且变得毫无主见。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他们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灵活非常谨慎的策略，因为有时是需要一只手给东西一只手取东西的。这不能怪我们，这只能怪不能积聚自己的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现在我们在实际上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还从报上看到，拥有象考茨基和希法亭那样一些大人物的德国独立党[46]在开始追求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他们想把苏维埃制度纳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就是说，想使“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式结婚。在我们看来，这是对我国革命、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日益成熟的波兰革命的常识的嘲笑，我们只有耸耸肩膀。我们可以说，最先进的国家都有这种动摇分子。有时，甚至在象德国那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教养的、开明的、有知识的分子的乱说乱叫要比我国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厉害百倍。这就给俄国上了一课，即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农。我们的任务在长时期内都将是复杂的和双重的。这些政党在长时期内必将是进一步退两步，因为它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一点，因为它们跟着社会主义走完全不是由于绝对相信资产阶级制度的无用。忠于社会主义——这是根本不能要求于它们的。指望它们的社会主义——这是笑话。只有当它们确信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时候，只有当资产阶级被彻底打倒和镇压的时候，它们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我没有可能系统地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我只是根据明天或后天我们的政策需要什么这一点来回顾过去。主要的教训就是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农和小资产阶级。这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在布列斯特的例子上体验到的。我们要经常改变行为方式，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这可能是奇怪的和不可理解的。他会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昨天你们向小资产阶级许下诺言，今天捷尔任斯基又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被枪毙。多么矛盾啊！……”是的，是矛盾的。但矛盾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的行为，他们不知道站在哪边好，试图脚踏两只船，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我们改变了对他们的策略，而每当他们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说：“请来吧。”我们丝毫也不想剥夺中农，根本也不想用暴力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向他们说：“你们不是了不起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但是，如果你们同他们沆瀣一气，那我们就不得不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你们。”
现在我来谈国内建设问题，并简略地谈谈能够说明政治经验的主要之点，即中央委员会这一时期政治活动总结的主要之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政治活动表现在每天发生的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如果没有象我说过的那样同心协力的紧张工作，我们就不会有已经采取的那种行动，就不能解决各项战斗任务。关于目前引起辩论并由代表大会作为专题列入议程的红军问题，我们曾经作出了许多零星的决定，这些决定是由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执行的。此外，各人民委员自己作出的重要规定为数更多，但这些规定都是有系统有步骤地贯彻一条总的路线的。
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公社战士的功绩在于他们实现的决定不是从什么有偏见的学说中抄袭来的，而是从实际的必要性中产生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5-226页。——编者注］。马克思说到公社战士的这些话是带有一定的讽刺性的，因为在公社内主要有两派，即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这两派的行动都违反了自己的学说的教导。但我们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来行动的。同时，中央委员会进行各项具体的政治活动都完全是出于十分迫切的需要。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这个事实将是每一个能够完整地阐明这一年来党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活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的历史学家要特别强调指出的。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也丝毫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
红军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瓦解时，许多人最初以为这只是俄国的现象。但是我们知道，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或者一次演习。当我们讨论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1918年1月初提出靖和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军队的这种瓦解现象会在什么时候、在其他哪些国家发生。我们试验了又试验，我们试图建立一支志愿军，我们摸索、寻求、尝试，看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当时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任务是明显地摆着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生存。统治阶级决不会将自己的权力交给被压迫阶级。但是被压迫阶级应当用事实证明它不仅能够推翻剥削者，而且能够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不怕一切牺牲。我们一向说：“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谴责帝国主义战争，但并不是笼统地否定战争。糊涂的是那些企图责备我们实行军国主义的人。当我看到关于黄色社会党人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道，知道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国主义的时候，我只有笑笑，耸耸肩膀。历史上真的有过一次不同战争相联系的大革命玛？当然没有！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一个迄今替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指挥官充当小卒的阶级，应当怎样培养自己的指挥官呢？这个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尽管是以最恶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科学技术）就不能掌握现代作战技术和现代作战方法，既然这样，它怎样才能解决既要发挥被压迫者的热忱和新的革命创造精神，又要利用资产阶级的那种科学技术这样一个任务呢？
在这方面，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根据一年的经验概括出来的。当我们在我们党的革命纲领中写到专家问题时，我们总结了我党在一个重大问题上的实际经验。以往的社会主义导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很多预见和设想，但我不记得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什么意见。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我们着手建设红军时才产生的问题。这就是说：要用过去充当小卒的被压迫阶级来建立一支满腔热忱的军队，并使这支军队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那些最残暴最可憎的东西。
我们在红军问题上遇到的这个矛盾也存在于我国建设的一切领域。就拿由工人监督工业转到工人管理工业这个研究得最多的问题来说吧。人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颁布了许多法令和决定，这方面为我们创造了政治经验，在这之后，老实说，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来加以总结。它未必能在这样的问题上进行名副其实的领导。只要想想我们的第一批关于工人监督工业的法令和决定是多么无力、盲目和偶然就够了。我们原来以为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实际做的结果，只是证明了建设的必要性，而完全没有回答怎样建设的问题。每一个国有化的工厂，每一个国有化的工业部门，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都最突出地体现了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的特点，都是按高度集中的原则建立在大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都是国家最需要的，这一切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集中的经验，并给我们造成莫大的困难。
就是现在我们也还远没有摆脱这些困难。最初，我们完全抽象地看待这些困难，就象会宣传而根本不知道怎样着手去做的革命家。当然，许多人曾责备我们，而且直到现在，所有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还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开始了这个事业，却不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但这是僵死的人的可笑的责备。好象进行一场最伟大的革命竟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象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我认为我们的功绩在于，我们曾迎着极大的困难来着手解决对我们一直是一知半解的问题，我们曾使无产阶级群众独立进行工作，我们实行了工业企业的国有化等等。我们记得，在斯莫尔尼宫我们是怎样通过法令的，往往一次就有10个或12个。这表现出我们让无产阶级群众创造经验和发挥主动性的决心和愿望。现在我们有这个经验了。现在我们已经从工人监督工业转到或就要转到工人管理工业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完全束手无策，而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并尽可能在我们的党纲中把它们总结出来。这在讲组织问题时要详细谈到。如果工会的同志不来帮助我们，不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
在西欧，问题就不同了。在那里，同志们把工会看作一害，因为那里的工会被旧社会主义的黄色代表牢牢把持，所以共产党人认为工会的支持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西欧共产党人的许多代表，连罗莎·卢森堡在内，都宣布要取消工会[47]。这表明我们的任务放到西欧会是多么困难。而在我国，假如没有工会的帮助，我们连一个月也支持不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可以着手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拿专家问题来说，我们处处遇到这个问题，每决定一项任命都提出这个问题，国民经济方面的代表和党中央委员会也得提到它。在目前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不能按框框办事。如果不能抽出一些同志，让他们在本部门内独当一面工作，我们就根本不能进行工作。只是因为我们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的一些组织家，我们才能在战争情况下顺利地进行工作，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冲突都没有发生。而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利用那些愿意用旧时学到的知识来为我们效劳的人的帮助。
我们就拿军事部门的管理问题来说。在这里，对司令部、对擅长组织工作的大专家不信任，就无法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局部说来我们有过意见分歧，但总的说来，猜疑是不可能有的。我们曾求助于资产阶级专家，他们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多次背叛过我们，而且今后还会背叛我们。然而，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们经过斗争锻炼，有力量，团结一致，因此，我们应当走组织工作的道路，利用这些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需要实际地进行建设，而且不得不用敌人的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看起来是矛盾的，甚至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实际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经验，看到每天同这个问题接触的情况时，当我们看到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时，我觉得，我们的党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任务。这是极其困难的，但只有这样，任务才能解决。富有创造性的协调的组织工作一定会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中行进，尽管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进行反抗和较量。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技术和文化人才来安排工作，以便保存他们，并使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变为一个有文化的共产主义国家。我认为，这一年我们已经学会建设，我们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决不会离开这条道路。
我还想简略地谈谈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粮食问题一向是我们最困难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前，也就是在1918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不怕说出这一点。我们所以这样容易地完成十月革命，是因为全体农民同我们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反对了地主，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一定会把革命进行到底，是因为我们以法律形式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刊载过的东酉，即怯懦的小资产阶级许诺过但不能做到的那些东西。但是，自从贫苦农民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我们的革命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还远没有解决。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把它实际地提出来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是一个过渡阶段。关于由苏维埃政权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第一个法令，是在当时主持粮食工作的瞿鲁巴同志的倡议下通过的。当时必须把受饥饿折磨的非农业居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只有依靠贫苦农民委员会这种无产阶级组织才能做到。当我们看到1918年夏天在农村中发生了和举行了十月革命时，只有那时，我们才站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基础上来，只有那时，我们的革命才不是在宣言上、许诺上和声明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即创造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的任务。不久以前，我到过彼得格勒，出席了召开较早的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我看到，我们还在摸索着处理这件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无疑会有进展的。我应当说，我们从这一年的政治领导中所取得的主要经验，就是要在这里找到组织支柱。我们已朝着这方面前进了一步，建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苏维埃，改变了粮食政策，当然在这方面也遇到了莫大困难。也许，在就要成为苏维埃边区的俄国边区，如乌克兰和顿河区，这种政策还需要作一些改变。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就把这些法令照搬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到一切边区。我们才开始来执行真正建设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还只是迈出头几步，前面还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我曾一再指出，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第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是由粮食工作人员进行的，也是势在必行的。但为了把我们的任务彻底完成，需要的不是贫苦农民委员会这样的临时组织。在我国，与苏维埃并存的有工会组织，我们现在利用它们作为教育落后群众的学校。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这一点，我们是深有所知、深有所感的。假如将来什么时候有位历史学家收集材料，研究哪些集团在俄国管理了这17个月，哪几百人或哪几千人承担了这全部工作，负起了难以置信的管理国家的全部重担，那么，谁都不会相信这样少的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业绩。他们的人数所以微小，是因为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才能的政治领导者在俄国是为数不多的。这个阶层在俄国人数甚少，而在以往的斗争中却负担过多，劳动过度，做了他们力不胜任的那样多的工作。我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要找出实际办法，在工业中，尤其重要的是在农村中，大量地使用新生力量，吸收中等水平甚至低于中等水平的工农参加苏维埃工作。在我们看来，没有他们的大量帮助，今后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我的发言时间快完了，因此，我只想简单地谈谈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对中农应采取什么态度，在革命开始以前我们就基本上是清楚的。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问题时，我曾引用了恩格斯的原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02-227页。——编者注］恩格斯不仅指出中农是我们的同盟者，他甚至表示相信，对待大农或许也可以不采取高压手段，镇压手段。在俄国，这种推想没有得到证实。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同富农进行直接的国内战争，将来也还会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实践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由于问题困难，原定的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我们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误。在这方面汇集起来的经验会帮助我们今后尽量避免这种错误。这就是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你们很清楚，这个任务是困难的。我们没有什么物资可以给中农，而中农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主义者，他们要求具体的物质资料，这种物质资料我们现在还拿不出来，而且国家也许还要在没有这种物质资料的情况下艰苦斗争几个月，虽然这一斗争现在可望取得彻底的胜利。不过现在我们在我们实际的行政工作中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改善我们的机构，纠正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修改和纠正我们党的那条没有充分注意到和中农结成同盟、结成联盟、实行妥协的路线。
我现在能够给你们提供的中央委员会一年来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现在我要极简略地谈谈中央委员会托付给我的任务的第二部分，即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这个任务只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委员会本来是指定他担任这个问题的报告人的。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很好的记忆力，能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记在脑子里，同时他个人对地方上的组织工作很熟悉，所以他能够作这个报告。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只好完全信赖并有充分理由信赖常常一个人就能作出决定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我可以在这里提供一小部分摘自书面报告的现成材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没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作，但它十分肯定地答应说，在下一周内，就要把书面报告写好，油印很多份，发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这些书面报告将补充我在这里只能匆匆地谈到的片断的意见。在目前这份书面报告的材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关于收文的资料：1918年12月有1483件，1919年1月有1537件，2月有1840件。各类文件的百分比是有的，但我不准备念它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从即将分发的报告中会看到，例如在11月内到书记处来谈问题的有490人。而这里把这份报告交给我的同志说，这份报告未必能包括书记处所处理的问题的一半，因为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天要接见几十位代表，这些代表多半是党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苏维埃负责人。
我要请你们注意关于外国人团体联合会[48]活动的总结报告。我对这方面的工作的了解，也只能以我所能浏览的有关外国人团体的材料为限。它们起初有7个，现在有9个。住在纯大俄罗斯人地区、没有机会直接了解这些团体和没有在报上看到报告的同志，最好看看报纸摘录，这些摘录我不准备全部念了。我应当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为成立第三国际所做的工作的真正基础。第三国际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为期很短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在有关国际的一切问题上的全部意见的详细报告，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来作。我们所以能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人代表大会上用很短的时间做了这样多的工作，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完成了巨大的准备工作。我们在留居俄国的外国人中间进行了宣传和鼓动，组织了许多外国人团体。这些团体中有好几十个成员完全知道作为领导路线的基本计划和总的政治任务。从帝国主义者专为自己的私利而建立起来的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几十万战俘被调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以后，布尔什维主义病菌就扩散到了这些国家。如果说对我们表示同情的团体或政党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话，那么，这是俄国的外国人团体做了工作的结果。这种工作在表面看不见，在组织报告中也只是概括而简短地提了一下，但这一工作却是作为世界共产党支部之一的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极重要的一页。
其次，在交给我的资料中，有关于哪些组织向中央委员会送报告和怎样送报告的统计数字，在这里我们俄国的无组织性真使我们丢脸。定期报告的有4个省的组织，不定期报告的有14个省，偶然报告的有16个省。这些省份的名称都列在表中，我就不念了。当然，我们的无组织性极其严重，我们的组织性非常淡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战争条件造成的，但这远不是全部原因。用这一点来掩饰问题、进行申辩和推卸责任，是完全不应该的。组织工作从来不是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俄国人的长处，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却正是组织任务。在这里组织问题被提到一个显著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应当坚决而果断地，更加坚决更加果断地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不进行长期教育和改造，我们在这方面将一事无成。在这方面，有人在滥用革命暴力，滥用专政，我要警告你们防止这种违法乱纪现象。革命暴力和专政如果用的得当，该用的时候就用，该用于谁就用于谁，那是很好的东西。但在组织方面是不能用它们的。这个教育、改造和长期组织工作的任务，我们根本没有解决，现在我们应当有步骤地来着手解决这个任务。
这里有一份详细的财务报告。其中最大的一项是（一个工人出版社和两个报纸）：100万，100万，100万，一共300万。交给党组织的是280万。编辑部的开支是360万。在即将印发给全体代表的这份报告中列有更详细的数目字。同志们暂时可以通过代表团的代表来了解。这些数目字我就不念了。写报告的同志在这里提供了主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东西，这就是从出版方面对宣传工作作了总结。共产党人出版社[49]出版了62种。《真理报》在1918年内提供了纯利200万，发行了2500万份。《贫苦农民报》[50]提供了纯利237万，发行了3300万份。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同志答应把他们掌握的详细数字重新加以整理，以便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作一比较。到那时，任何人都会看到党所进行的巨大教育工作，这个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工农来利用现代大资本主义的印刷技术。人们千百万次非难我们，说我们破坏出版自由，不要民主。非难我们的人把资本收买报刊叫作民主，把富人可以利用出版事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叫作民主。我们不把这叫作民主，而把这叫作财阀统治。我们把资产阶级文化所创造的、被用来欺骗人民和维护资本家的一切东西夺了过来，以满足工人和农民的政治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到的，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四分之一世纪或半个世纪也未能做到的。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还是比应当做的少得多。
政治局交给我的最后一宗材料是通告信，总共有14封。对这些信不了解或不够了解的同志们，请去看一看。当然，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应该注意到，我们必须在我们工作过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每天必须就一系列问题发出政治指示，只有在例外的甚至少有的场合才通过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来做，——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经常发出政治通告信是不可能的。
我再说一遍，在国内战争时期，作为战斗党的战斗机关，我们也不能用别种方式进行工作。否则，不是含糊其词，就是议会争吵，而靠议会在专政时期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导党或苏维埃组织。同志们，在我们利用资产阶级的印刷厂和报刊的时代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的意义缩小了。我们发送的只是那些不能发表的指示，因为我们的活动尽管很多是公开的，但秘密工作终究是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我们从不怕别人责难我们不公开，守秘密，不，我们是以此自豪的。既然我们的处境是推翻了我国资产阶级而又面对着欧洲资产阶级，我们的活动就仍然有秘密，我们的工作就仍然有不公开的。
同志们，我的报告到此结束。（鼓掌）
载于1919年3月20日和21日《真理报》第60号和第6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31-150页
3
关于党纲的报告
（3月19日）
（鼓掌）同志们，根据我和布哈林同志谈好的分工，我的责任是说明委员会对于一系列具体的、争论最多的或当前全党最注意的条文是怎么看的。
我首先简单地谈谈布哈林同志在他报告结尾时说到的、我们在委员会内部争论过的那几点。第一点就是纲领总纲部分应该怎样写。关于委员会大多数为什么不同意删掉党纲谈及旧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这一点，在我看来，布哈林同志叙述得不完全正确。布哈林同志是这样说的，照他说来，人们有时以为委员会的大多数怕别人非难，怕别人责备他们不够尊重旧东西。毫无疑问，照他那样说来，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立场是太可笑了。但这与事实相去很远。委员会大多数不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这种做法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把金融资本主义描写成似乎没有任何旧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是把涉及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切论述作了不正确的概括。
这是不正确的。这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时代是特别不正确的。恩格斯在一次谈到未来战争的时候就曾说过，未来战争引起的破坏要比三十年战争[51]厉害得多，人类将大大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造机构将遭到破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页。——编者注］。战争开始时，社会主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曾吹嘘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嘲笑我们是“狂热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看，这种预言并没有实现。事变证明，这仅仅对于很少几个国家、对于很短时期才是正确的！”现在，不仅在俄国，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各战胜国这种现代资本主义也开始遭到大破坏，其结果往往是取消这类人造机构，恢复旧资本主义。
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说，可以试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作一完整的描写，那时我们反驳过他，在这里我还要予以反驳：您去试一试，您就知道是不会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曾作过一次这样的尝试，结果他自己也只好把它放弃了。我完全相信，假如有人能做到这点，那么最合适的是布哈林同志，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作过很多的很详细的研究。我敢断言，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因为课题出的就不对。我们俄国现时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时期。同时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隔绝的俄国许多地区内，资本主义往往正在复活，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要想跳出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假若照布哈林同志所想的那样来写党纲，这个党纲便会不符合实际。它至多是把关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描写重述一遍，但决不是现实的再现，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中恰恰没有这种完整性。由不同的部分凑成的党纲是不完美（这当然并不重要），可是另一种党纲会完全不符合实际。不管这种庞杂性、这种由不同材料组成的结构如何不顺眼，如何不够严谨，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还跳不出这种状况。当我们跳出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制定出另一个党纲。可是那时我们己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了。硬要那时也象现在一样，那是可笑的。
我们现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许多最基本的现象已经复活。就拿运输瘫痪来说吧，这是我们很好地，或者确切些说，很痛苦地感觉到的事情。这是其他国家甚至战胜国也有的现象。而在帝国主义制度下，运输瘫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退回到最原始的商品生产形式。我们很清楚什么是私贩粮食者。这个词外国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而现在呢？你们同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谈谈吧。原来在德国和瑞士也开始有这类的词了己可是你们不能把这个范畴归到任何无产阶级专政中去，而一定要归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商品生产的低级阶段上去。
用制定漂亮完整的党纲的办法来跳出这个可悲的现实，就等于跳到九霄云外，制定出不符合实际的党纲。决不是象布哈林同志所委婉地暗示的那样，由于尊重旧东西，我们才把旧党纲中的一些条文写进来。在他看来，1903年在列宁的参加下写成的党纲，无疑是不好的党纲，不过因为老年人最爱回忆过去，为了尊重旧东西，就在新时代制定的新党纲中重复了旧东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怪人倒是可以拿来讥笑一番。我敢断言，事情并不是这样。1903年所描写的那个资本主义，正好由于帝国主义的瓦解和破产，还继续存在于1919年的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离莫斯科不很远的萨马拉省和维亚特卡省就可找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当国内战争把国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状况，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私贩粮食的现象。因此把党纲写成另一个样子是不正确的。应当说出实际情况，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
布哈林同志在理论上完全了解这一点，他说，党纲应该具体。但了解是一回事，实际来做又是一回事。布哈林同志所谓的具体，就是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书本式的叙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每个农业省份内，我们都看到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工业同时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写出这样的制度，就是写出脱离实际生活的不真实的制度。既然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是普遍的小生产的上层建筑［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编者注］，那么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认为存在着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就是把愿望当作现实。
这是很容易犯的一种很自然的错误。假如在我们面前真的有把资本主义彻头彻尾改造过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千百万倍了。那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一切都服从于一个金融资本。那时只要把顶部拆掉，把其余一切交给无产阶级就行了。这倒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惜这是现实中所没有的。现实的发展情况要求完全不同的做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当帝国主义遭到破坏的时候，就会看到顶部破坏，根基则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的党纲要想成为正确的党纲，就应该说出实际情况。存在着旧资本主义，它在许多部门中成长到了帝国主义。它的趋势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各种根本问题只能从帝国主义存在的观点来考察。没有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可以不顾这种趋势而得到解决。现在党纲说的不是这一点。在现实中，还存在着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帝国主义这个上层建筑是有的，它引起了战争，而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要想跳出这个阶段是办不到的。这个事实说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何种速度发展，并且这个事实在许多年内仍将是事实。
西欧革命也许会顺利一些，可是为了改造全世界，为了改造大多数国家，毕竟还需要很多很多年。这就是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过渡时期中，我们无法跳出这种纷繁复杂的现实。这个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现实决不能抛弃，不管它如何不漂亮，也丝毫不能抛弃。用另一种方式制定的党纲将不符合实际。
我们说我们取得了专政，可是应当知道我们是怎样取得的。旧事物千头万绪地拖住我们，缠住我们，不让我们前进一步，或者迫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前进，正象我们现在这样。所以我们说，为了懂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就必须说出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引我们来的是帝国主义，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诸如对中农的态度这类问题。的确，在纯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怎么能有中农呢？要知道甚至在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没有中农的。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几乎是中世纪现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那我们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并且还会碰很多钉子。如果我们要改变对中农的态度，那就请在理论部分说清楚，中农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中农。中农是小商品生产者。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常识，是必须指出的，因为我们终究还没有越出这个初步常识。如果把这一点置之不理，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金融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来研究这种初步常识！”——那是极不严肃的。
对于民族问题我也要这样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把愿望当作现实。他说，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混在一起。我们无产者竟要承认某个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真是岂有此理！不对，请原谅，这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您把这一条删掉，那您就是沉溺于幻想。您提到民族内部发生的分化过程，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过程。但是，我们还要看看这种分化究竟怎么样。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43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干吗要民族自决权！”他在1917年夏季提议取消最低纲领而只留下最高纲领时，我曾驳斥过他，现在我应当把驳斥他的话再说一遍。我当时回答说：“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只要我们夺得政权，再稍微等等，我们就要这样做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果然我们夺得了政权，也稍微等了一些时候，现在我同意这样做了。我们已经完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打退了威胁我们的第一次进攻，现在这样做就适当了。关于民族自决权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这就是说，你所愿意承认的是除了俄国以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
看看芬兰吧。芬兰是个民主国家，是比我们发达、比我们文明的国家。那里正在发生无产阶级分离出来、分化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特殊，比在我国痛苦得多。芬兰人受过德国专政的压迫，现一在又受着协约国专政的压迫。可是，由于我们承认了民族自决权，那里的分化过程就容易些了。我在斯莫尔尼宫把正式文件交给起过刽子手作用的芬兰资产阶级代表斯温胡武德（译成俄文，就是“猪头”的意思）时的情景[52]，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很殷勤地握了我的手，我们彼此客套了几句。这是多么不好啊！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芬兰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欺骗劳动群众，说莫斯卡里[53]、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要消灭芬兰人。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昨天我们对于巴什基尔共和国不也是这样做的吗[54]？当布哈林同志说“对于某些民族可以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甚至记下来了，他所开的名单中有霍屯督人、布西门人、印度人。听他这样列举时，我就想：布哈林同志怎么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记了巴什基尔人呢？布西门人在俄国是没有的，关于霍屯督人，我也没有听说他们想要成立自治共和国，但是在我国有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是不能拒绝承认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居住在前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民族都不能拒绝这一点。就假定巴什基尔人推翻了剥削者，而且是我们帮助他们这样做的。但这只是在变革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且要做得很谨慎，以免我们的干预会阻碍我们所应当促进的无产阶级分化出来的过程。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55].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能做些什么呢？在我们俄国，居民有过和神父打交道的长期经验，所以他们帮助我们把这些神父打倒了。但你们知道，关于非宗教婚姻的法令至今还执行得很差。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受自己的毛拉的控制。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离，这种发展必然会来到。
布哈林同志不愿意等待。他忍耐不住：“干吗要等待！既然我们自己推翻了资产阶级，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干吗我们还要这样做！”这是带鼓舞性的号召，其中指出了我们的道路，但如果我们在党纲中只宣布这样一点，结果那就不是党纲而是传单了。我们可以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完全鄙视那些该受万分鄙视的资产阶级，可是在党纲中应当绝对确切地写出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我们的党纲才是无可争辩的党纲。
我们采取严格的阶级观点。我们写在党纲上的东西，是肯定自我们规定一般民族自决那时以来所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共和国。当这种共和国出现之后，而且只有按它们出现的程度，我们才能写出象我们现在写在纲领中的条文：“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注：见本卷第409页。——编者注］苏维埃类型还不等于俄国存在的那种苏维埃，但是苏维埃类型正在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类型。我们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再往前去，哪怕是再进一步，再进一分，就会不正确了，所以就不宜写在党纲里。
我们说：必须考虑到该民族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哪个阶段。［注：见本卷第409页。——编者注］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大可不必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门人专门提出来说。这个论断对于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对于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适用，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这是必由之路。再多说一点也不行，因为再多说就会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勾去民族自决而写上劳动者自决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没有考虑到各民族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困难，如何曲折。在德国，分化的情形和我国不同。在某些方面快些，而在某些方面则慢些，并且要经过流血的道路。在我国，把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的这种怪思想是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接受过的。要知道我们还得和这些民族毗邻居住。现在谢德曼分子已经在说我们想征服德国。一这当然是很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报刊，这些发行千百万份的报刊，向全世界叫喊这一点，而威尔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予以支持。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拥有庞大的军队，想用征服的手段在德国培植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优秀人物——斯巴达克派——告诉我们，有人挑拨德国工人反对共产党员说：你们看，布尔什维克那里的情形多么糟！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很好。于是我们的敌人在德国就用这样的理由去影响群众，说什么在德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造成和俄国一样的混乱状态。我们的混乱状态是我们长期的病症。我们是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中在我们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只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德国工人，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建立自己的制度”这种恐吓的影响，“劳动者自决”的公式就不会使情况好转。我们应当做到，使德国社会主义叛徒们无法说布尔什维克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万能制度，似乎这种制度可以靠红军的刺刀推行到柏林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自决原则，人家就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党纲不应当说劳动者自决，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党纲应当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曲折，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这会促进劳动者的自决。在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离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突出和深刻的。那里的一切绝不会和我国相同。如果我们说不承认什么芬兰民族，而只承认劳动群众，那就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不承认实际情况是不行的，因为它会强迫你承认它。在不同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循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极端谨慎。尤其是对于各个民族要特别谨慎，因为没有比对一个民族不信任更坏的事情了。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在自决。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56]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333人，共产党员297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日历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1917年的8月或9月。但是，第一，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第二，现在的情形是，比我国工人先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波兰工人，大多数都持有社会护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必须等待。这里决不能说劳动群众自决。我们应当宣传这种分化。这点我们已经在做，但毫无疑义，现在不能不承认波兰民族自决。这是很明显的。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和我国一样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可是前进的方式却不相同，在那里，人们恐吓工人说：向来压迫波兰人的莫斯卡里、大俄罗斯人，想在共产主义招牌的掩盖下，把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移植到波兰来。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我向一个优秀的波兰共产党员同志说，“你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他回答我说，“不，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不过要比你们做得好些”。对于这种说法，我根本无法反驳。应当让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个谦虚的愿望：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不能不估计到那里所走的道路的一些特殊性，决不能说：“打倒民族自决权！我们只让劳动群众有权自决。”这种自决过程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现在除了俄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自决，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提议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我们拟订的计划，现在我来谈谈我应当说明的以下几点。我把小私有者和中农问题放在第一位。关于这一点，党纲第47条说：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我觉得，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中农问题多次说过的。这一条文的缺点只是不够具体。在党纲中，我们未必能写得更具体些。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应当提出的不仅仅是纲领性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农问题要给予加倍的注意。我们掌握的材料表明，某些地方发生的暴动显然是有一个总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显然是和白卫分子决定在3月举行总进攻并组织一连串的暴动的军事计划有联系的。大会主席团拟订了一个就要向你们提出的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57]的草案。这些暴动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曾在布良斯克组织暴动）是白卫分子的直接代理人。白卫分子总进攻，农村暴动，铁路交通断绝，——难道这样还不能把布尔什维克推翻吗？这里，中农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特别重大。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不仅应当特别强调我们对中农让步的态度，而且要想出许多尽量具体的、能使中农直接得到一些好处的办法。为了自卫，为了反对我们的一切敌人，这些办法是迫切需要的，这些敌人知道中农动摇于我们和他们之间，因而竭力诱使中农离开我们。就我们的规状看来，我们拥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这些革命会给我们以无产阶级后备力量，会减轻我们的困难而大大巩固我国目前还很薄弱的无产阶级基地。这可能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但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发生。你们知道，现在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因此，中农问题现在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
其次，我想谈谈合作杜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纲第48条。这一条已经有些陈旧。我们在委员会写这一条时，我国只有合作社而没有消费公社，但几天之后便通过了把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合并为统一的消费公社的法令[58]。我不知道这个法令是否已经公布，到会的大多数人是否已经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法令明后天会要公布的。这一条在这一方面已经陈旧，但我仍然觉得它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从法令颁布到执行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从1918年4月起我们就忙着解决合作社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这还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成绩。在吸收居民参加合作社方面，我们有时达到了这样的规模：许多县份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村居民参加了。但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已存在的合作社，完全习惯于资产阶级社会那一套，而领导它们的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还无法使这些合作社服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法令，在建立消费公社的意义上说，是前进了一步，法令中指出，全国的各种合作社必须实行合并。但是这个法令，即使我们全部执行，也会在将来的消费公社中保留工人合作社这个自主的部分，因为实际熟悉情况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们证明说，工人合作社这种较为发展的组织应当保留，因为它的活动是需要的。我们党内在合作社问题上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合作社里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过摩擦。我觉得，在原则上，这个问题无疑地应当这样来解决：这个由资本主义在群众中准备好的唯一机构，在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农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唯一机构，无论如何要保留，要发展，而决不能加以抛弃。在这里，任务是困难的，因为充当合作社领导者的大半是资产阶级专家，而且往往是真正的白卫分子。由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仇恨，正当的仇恨，由此就产生了反对他们的斗争。当然，这个斗争应该进行得很巧妙：要制止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反革命阴谋，但这不应当成为反对合作社机构的斗争。我们一面要排除这些反革命分子，同时应当使机构本身服从我们。这里的任务同对待资产阶级专家是一样的。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是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
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引起不少的摩擦和分歧。几天前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作报告时，递给我的条子中有儿个是关于工资的。有人问我：难道在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工资可以高到3000卢布吗？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写进了党纲，因为这方面的不满已经很厉害了。在军队中，在工业中，在合作社中，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使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而要这样来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把工作人员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我们在党纲中有意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很详细，以便得到彻底解决。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决不是因为法律造成了障碍，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有助于这样做。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本届代表大会应当对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作出极明确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会使那些无疑是倾听这次代表大会意见的同志们有可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信进行工作，并知道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样的决定会帮助那些处处碰到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至少来参加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斯巴达克派的代表同志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告诉我们说，在工业最发达、斯巴达克派在工人中的影响最大的德国西部，虽然斯巴达克派还没有获得胜利，可是许多最大的企业的工程师和经理已经来向斯巴达克派说：“我们跟你们走。”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形。显然是那里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较高，技术人员较无产阶级化，也许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造成了这种与我国有些不同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我们应当不等待其他国家的援助立刻提高生产力。要做到这点，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是不行的。这应当斩钉截铁地说清楚。当然，这些专家大多数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去工作。想用棍棒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这一点我们已深有体会。可以迫使他们不积极地参加反革命，可以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伸手去拿白卫分子的宣言。在这一方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很坚决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也做得很够了。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这一点。但是，要用这种办法来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习惯于文化工作，他们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推进了文化工作，就是说，他们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推进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中的有组织的先进阶层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帮助在群众中普及文化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当医生看到无产阶级发动劳动者主动进行防疫工作时，他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我们。我国这个由资产阶级的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合作社工作者所组成的阶层是很广大的，当他们实际看到无产阶级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这种事业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那时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些了。那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吸收到我们机构中来，成为它的一部分。为了这点，必须作些牺牲。为了这点，哪怕付出20亿卢布也算不了什么。害怕这种牺牲就是幼稚，因为这就是不懂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运输业的解体，工业和农业的解体，直接威胁到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我们在这里应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个亿，却可能造成用几十个亿也不能补偿的损失。
当我们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同志谈论工资问题时，他举出了以下的事实。他说，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做过而且用几十年时间也不能做到的。例如战前的工资：粗工每天1卢布，每月25卢布，而专家每月是500卢布（不算那些拿几十万卢布的人）。专家领的工资是工人工资的20倍。我们现在的工资幅度是从600卢布到3000卢布，相差只有5倍。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已做了很多工作。当然，我们现在给专家的工资是过高的，但为了向他们请教，多给一点不仅值得，而且是应当的，从理论上看也是必要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党纲上规定得十分详细。必须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仅要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使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回到各地后，在向自己组织作报告时，在进行自己的全部活动时，都能贯彻这一点。
我们已经在动摇的知识分子中促成了巨大的转变。如果说我们昨天谈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化，今天就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么，在这种变动中，我们执行的完全是既定方针。这种变动贯彻着一条最坚决的路线：反革命要清除，资产阶级文化机构必须利用。孟什维克是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披着无产阶级的外皮，而实际上是非无产阶级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只有极少数的上层分子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个阶层本身是由小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阶层在靠近我们。我们要把整个阶层争取过来。每当他们靠近我们时，我们总是说“请来吧”。每动摇一次，这个阶层都有一部分人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59]是这样，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所有这些动摇分子都会是这样，他们还会长久地左右摇摆，怨天尤人，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但是通过这一切动摇，我们会得到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参加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队伍，而排除那些继续拥护白卫军的分子。
按照分工我应当说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僚主义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的问题。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种埋怨无疑是有根据的。我们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那种彻头彻尾都是官僚的和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机构（甚至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仍然是这样的机构）已被我们彻底摧毁。单就法院来说吧。的确，这里的任务比较容易，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因为根据劳动阶级的革命法律意识来裁判是谁都会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把任务贯彻到底，可是在许多方面已把法院照应有的那样建立起来了。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机关，从而不仅使男子而且连妇女即最落后最不活跃的分子也人人都能参加工作。
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样一批人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要这样一批人。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象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应当取得后援，就各种征象来看，国内的这种后备力量正在增长。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是非常巨大。一切征象表明，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后备力量，用以代替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那些劳累过度的人，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因此官僚们还占据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每个人民委员部实行的这类办法，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谈了。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剥夺选举权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西欧纯粹民主派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在实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摆脱由于群众文化程度不够而碰到的困难。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假设：无产阶级专政将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宪法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只是说，谁认为不必镇压资产阶级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我们不愿意给资产阶级以自由，我们不承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但我们在党纲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象工人和农民不平等之类的办法，根本不是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是在这些办法实施之后才把它们记载下来的。苏维埃宪法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就拟订的，其实是反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按照实际生活所造成的情况拟订了这个宪法。组织无产阶级比组织农民快得多，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往后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工农平等。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谁也没有把资产阶级赶出苏维埃。资产阶级自己离开了苏维埃。
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根本不是为我们的行动表示歉意，而是如实地摆出事实。我们的宪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们的组织工作差。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在革命后过了17个月的现在，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在讨论党纲时必须谈到以供大家今后讨论的主要儿点。（鼓掌）
载于1919年3月22日《真理报》第6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51-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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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纲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19日）
（鼓掌）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象对待报告那样，预先同布哈林同志仔细地商量好，然后分头来讲。也许这也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会上展开的讨论主要说明了一个事实：没有任何肯定的和正式的反提案。大家对个别部分零碎地谈了很多，但任何反提案都没有。我要谈谈那些首先是反对序言部分的主要反对意见。布哈林同志告诉我说，他也赞同这种意见，主张在序言中可以把对资本主义的说明和对帝国主义的说明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由于没有这样的草案，只得通过现有的草案。
许多发言的人（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特别坚决）认为，现在向大家提出的这种草案是不正确的。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论据极端奇怪。例如说，第一段里把革命称为某月某日的革命。不知为什么波德别尔斯基同志联想到这似乎是一个编了号的革命。我可以说，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经常同许许多多编了号的公文打交道，因而弄得疲乏不堪，但为什么要把这种印象搬到这里来呢？实际上号码又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规定一个节日，好来庆祝它。怎么能否认正是在10月25日夺得了政权呢？你们要把这点改变，那就是故意做作了。如果你们把革命叫作十月一十一月革命，那只会使人说，事情不是在一天完成的。当然，革命是在较长的时期中完成的，而不是在10月、11月，甚至不是在一年中发生的。纲领有一段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他根据这一点竟把纲领说成是对社会革命这一“神圣称号”的某种“侮辱”。我们正处在社会革命中，而有人竟向我们说它是行将到来的革命！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是从经济上来看革命的。这需要不需要呢？这里许多偏激的同志甚至谈到了世界国民经济委员会，谈到了一切民族的党隶属俄共中央委员会。皮达可夫同志就差一点说出这样的话来。（皮达可夫从座位上喊道：“难道您认为这不好吗？”）既然他现在还说这没有什么坏处，那我应当回答说，如果纲领中有这类话，那也无须批评，因为提这种建议的人自己就会使自己陷入绝境的。这些偏激的同志没有注意到，在纲领中我们应当以现有的东西为出发点。一位偏激的同志，大概是苏尼察，很坚决地批评纲领，说它贫乏等等，这位偏激的同志说，他不能同意在纲领中写上现有的东西，而提议在纲领中写上还没有的东西。（笑声）我想，这种说法显然不正确，引起笑声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说过只应当写上现有的东西。我说的是我们应当以绝对确定的东西为出发点。我们应当告诉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并向他们证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会上有谁说过不需要谈这点吗？如果有谁试图提出这样的建议，人们就会向他证明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类似的话过去没有人说过一句，将来也不会有人说，因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党不仅是依靠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而且是依靠全体农民取得了政权的。难道我们只限于向所有这些跟着我们走的群众说；“党的事业只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完成，现在来实现共产主义吧！”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我们党直接地而更多时候是间接地吸引了千百万人，使他们开始认清阶级斗争问题，认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现在可以说——这样说当然丝毫没有夸大——任何地方、任何别的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没有象我国劳动居民目前这样关心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人民比任何国家的人民想得都多。难道党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们应该科学地证明共产主义革命会怎样发展。在这方面，其余一切建议都是不彻底的。完全抹掉这一点是谁也不愿意的。有人模棱两可地说：也许可以压缩，可以不引用旧纲领，因为它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它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在过去许多年中怎能根据它进行工作呢？也许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来时，会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但在此以前大概我们还要写好几个纲领。现在，只是在旧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时，写那种纲领还为时过早。甚至无疑在走向苏维埃共和国的芬兰，也还没有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要知道，芬兰不同于前俄罗斯帝国内的所有其他民族，它有较高的文化。可见，要求今天在纲领中表达出最终完成的过程，这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象现时要在纲领中提出世界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一样的。其实连我们自己也还没有习惯"COBxapxo3"［注：即“国民经济委员会”。——编者注］这个怪词，至于外国人呢，听说他们翻阅过旅行指南，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火车站。（笑声）我们不能用法令把这些词推广到全世界。
我们的纲领要成为国际的纲领，就必须考虑到能说明各国经济特征的那些阶级因素。所有国家都一样，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还在发展。整个亚洲和一切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俄国的许多地区也是这样的。例如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它还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栓桔、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这样做只能是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套用于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李可夫同志说：“我们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在我国所以还在产生，是因为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暂时还没有消失。”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确切材料，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这是没有疑问的。在全世界，目前苏维埃共和国还仅仅存在于前俄罗斯帝国的疆界内。在许多国家里，它正在成长和发展，但都还没有建立。因此，妄图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我们还没有取得的东西，这是幻想，这是妄图跳出不愉快的现实，而现实向我们表明，在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共和国分娩的痛苦无疑会比我们经受过的更大。我们容易地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1917年10月26日把农民通过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所要求的东西用法令规定下来了。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瑞士的同志和德国的同志指出：在瑞士农民武装起来反对罢工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德国的农村中，还没有丝毫迹象说明从雇农和小农中将会产生出苏维埃来。在我国，革命发生几个月以后农民代表苏维埃就几乎布满了全国。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了苏维埃。这里就发生一个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还没有解决的大问题。而我们是怎样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民族呢？直到1917年，我国还有农奴制残余。但是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民族表明这个问题是怎样实际解决的。我们是在沙皇制度的压迫促使人们一鼓作气实行了根本而迅速的变革的特殊条件下取得政权的，而且我们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在几个月内很好地依靠了全体农民。这是历史事实。至少在1918年夏天以前，在贫苦农民委员会建立以前，我们作为一个政权维持下来，是因为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这都是不可能的。你们谈到根本修改整个纲领时，正是忘记了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没有这一点，你们的纲领就不可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从大家公认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即纲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纲领应该向群众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义、实质和力量在哪里，它应当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纲领应当成为鼓动手册，象曾经有过的一切纲领例如爱尔福特纲领[60]那样。这个纲领的每一条都包含着鼓动者成千上万篇的演说和文章的内容。我们纲领中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劳动者应该知道、领会和了解的东西。如果他们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不了解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必不可免地经常产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尽管他们一百次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且以最激进的共产主义炫耀于人，这种共产主义也是一文不值的。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
甚至在某些先进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也会改变许多东西。虽然帝国主义汇集和积聚了金融资本，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在全世界存在，常常还保持着不很发达的形式。在任何一个最发达的国家里也不能找到最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甚至在德国也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本主义。当我们收集资料来说明我们的具体任务时，中央统计局局长同志说：在德国，农民向粮食机关隐瞒了自己40%的剩余马铃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存在着进行小型的自由买卖和投机的小农经济。这些事实是不能忘记的。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30万党员中，能完全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会很多吗？如果以为我们这些有幸起草草案的人知道这一切，党员群众也一定懂得这一切，那就是可笑的自负。不，他们需要这些起码常识，他们比我们更百倍地需要它们，因为在没有领会和不能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商品经济的人那里，是不会有共产主义的。我们在处理有关实际经济政策如粮食政策、农业政策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政策的每个问题时，每天都碰到小商品经济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可是在纲领中似乎不应该谈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只是表明我们不善于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表明我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于特殊的条件。
一些德国同志到我国来，想要弄清社会主义制度采取的形式。我们必须这样办：向国外同志证明我们的力量，使他们看到我们在革命中丝毫没有越出现实的范围，并且把能使他们完全信服的材料提供给他们。假如把我们的革命说成是一切国家的一种理想，认为它作出了很多天才的发现和实行了一大堆社会主义的新奇东西，那是十分可笑的。我没有听见谁这样讲过，肯定地说，将来也不会听见谁这样讲。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初步骤的实际经验。如此而已。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61]，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我们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聚集在这里，应当向群众说：“我们教育了无产阶级，我们总是并且首先是以确切的经济分析为出发点的。”执行这个任务，不是发表一个宣言。第三国际的宣言——这是号召，这是宣告，这是要人们去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这是向群众呼吁。你们要设法科学地证明，你们有经济基础，你们不是在沙滩上进行建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就不要制定纲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重新考察我们15年来的经历，除此而外，没有别的方法。15年前我们说社会革命行将到来，而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革命，这难道说明我们更弱了吗？这说明我们更巩固了，更强大了。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在转化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是一个枯燥的和很长的过程，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它走完。但在纲领中指出这一过程是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我不怀疑，如果让10——20个有写作经验的人每天工作三四小时，他们在一个月内是会写出更好的更完整的纲领来的。但是，如果象波德别尔斯基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求在一两天内做到这一步，那就十分可笑了。我们工作了不止一两天，甚至不止两个星期。我再说一遍，如果能选出一个由30人组成的为期一月的委员会，让他们一天工作几小时，同时没有电话打扰他们，那么毫无疑义，他们一定会拿出高明得多的纲领。但在这里对问题的实质谁也没有表示异议。不谈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基础的纲领，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的纲领。纲领要成为国际性的，就不能只限于宣告成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或象皮达可夫同志那样只是宣告取消民族，说什么任何民族都不需要，需要的是全体无产者的联合。当然，这是美妙的事情，而且将会实现，但只能是在共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上。皮达可夫同志盛气凌人地说：“你们在1917年就落后了，现在你们有了进步。”我们的进步就在于把符合现实的东西载入了纲领。我们说各民族在从资产阶级民主制走向无产阶级政权，这说的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在1917年，这还只是你们所期望的事情。
如果我们同斯巴达克派之间出现一种为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需要的充分的同志信任，如果这种信任在一天天孕育成熟，经过几个月后终于形成，那么，这种信任就会载于纲领中。但是这种信任目前还没有，宣布这种信任就等于把他们拔高到他们根据自己的体验尚未达到的那种水平。我们说，苏维埃这种类型已具有国际的意义。布哈林同志举出了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62]。这并不完全等于苏维埃。它们在成长，但它们还在孕育中。当它们出现在世间时，我们“是会看看的”。至于说我们把俄国的苏维埃赠送给英国工人，这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
其次，我要谈谈民族自决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在我们的批评中被夸大了。这表现了我们批评中的缺点，因为这样的问题在整个纲领结构中、在全部的纲领性要求中实质上只有很次要的意义，但在我们的批评中却占了特殊的地位。
皮达可夫同志发言的时候，我很惊奇，不知道这是讨论纲领，还是两个组织局在争辩。皮达可夫同志说，乌克兰的共产党员是按照俄共（布）中央的指示行事的，我不明白他在用什么语气说话。是遗憾的语气吗？我相信皮达可夫同志不是这样的，但他的发言的意思是说，既然在莫斯科有一个出色的中央委员会，这一切自决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是幼稚的观点。乌克兰是由于一些特殊条件才同俄国分离的，因此，那里的民族运动没有深厚的根基。它略微表现出来，德国人就把它扼杀了。这是事实，但这是例外的事实。甚至那里的语言问题也成了这样：弄不清楚乌克兰语究竟是不是群众的语言。其他民族的劳动群众对大俄罗斯人都不信任，把他们看作一个进行盘剥、压迫的民族。这是事实。一个芬兰代表告诉我说，在仇恨大俄罗斯人的芬兰资产阶级中间，有这样的呼声：“原来德国人更残暴，协约国更残暴，还是让布尔什维克来吧。”这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对芬兰资产阶级的一个最大的胜利。这丝毫不妨害我们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并选择适当的手段同他们作斗争。在沙皇制度压迫过芬兰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应当宣布：它尊重各民族的独立权利。我们同存在了一个短时期的红色芬兰政府签定过一个条约[63]，在领土上向他们作了某些让步，为了这件事，我听到不少纯粹沙文主义的反对意见，说“那儿有很好的渔场，可是你们把它们送人了”。对这一类的反对意见我曾经说过：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我觉得，这个有关芬兰的例子也象有关巴什基尔人的例子一样表明，在民族问题上不能说无论如何也要经济上的统一。当然这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应当通过宣传、鼓动、自愿的联盟来达到这一点。巴什基尔人不信任大俄罗斯人，因为大俄罗斯人文化较高，并且曾经利用自己的文化掠夺过巴什基尔人。因此，在这些偏僻地方，大俄罗斯人这个名称对于巴什基尔人说来就是“压迫者”、“骗子”。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必须改变这一点。但要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这是不能用任何法令消除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十分慎重。象大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特别需要慎重，因为它曾经引起所有其他民族的切齿痛恨，到现在我们才学会去纠正这种情形，而且做得还不好。例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它的周围，有一些共产党员说：要成立统一的学校，因此，除俄语外，不能用别的语言讲课！在我看来，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告诉其他民族说，我们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力争实现一切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自愿联盟。这丝毫不排斥战争。战争是另一个问题，它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如果我们同威尔逊进行战争，而威尔逊把一个小民族变为自己的工具，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同这个工具作斗争。我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与此相反的意见。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军事力量也能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可说是一种必然性。然而目前在民族自决问题上，问题的本质在于：不同的民族走着同样的历史道路，但走的是各种各样的曲折的小径，文化较高的民族的走法显然不同于文化较低的民族。芬兰有芬兰的走法。德国有德国的走法。皮达可夫同志说得对极了，我们需要统一。但是应当用宣传，用党的影响，用建立统一的工会来争取这种统一。然而这里也不能照一个死公式来行动。如果我们取消这一条或把它改写成另一种样子，我们就是把民族问题从纲领中一笔勾销了。如果人们没有民族特点，这样做倒也可以。但这样的人并没有，因此用别的方式我们是怎样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
同志们，我想，应当把这里提出的纲领作为基础，交给委员会，把反对派的代表们，确切些说，把那些在会上提出切实建议的同志们补充进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列出：（1）草案的修改意见，（2）不能取得一致的理论上的反对意见。我想，这是最切实地处理问题的办法，它会最迅速地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决。（鼓掌）
载于1919年3月25日《真理报》第6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74-184页
5
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第三条的草案[64]
（给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
（不晚于3月20日）
资产阶级的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至多也就是一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取消过这几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然而，在实际上当局的实践，以及劳动人民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可能稍微广泛地享受到权利和自由。
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民主即苏维埃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是和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和纸库，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
俄共的任务是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
载于1956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85页
6
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65]
（3月21日）
同志们，我尽力仔细地听取了军事小组两派之间，两种不同提案之间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引起了激烈的发言和导致了军事小组内部的严重对立，以致部分人退出了会议[66]。当然，退出会议是不对的。仔细考虑了这些提纲[67]，我首先要表示不同意那种说我们的一切都顺利的看法，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们的局势现在很严重，以后仍然很严重，这一点已经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奥库洛夫和阿拉洛夫同志向你们讲过了。这一点在中央委员会中也没有任何怀疑。当时，我们决定托洛茨基同志不参加代表大会[68]，而到局势危险的地方去。我们意识到我们给党的代表大会造成了怎样的损失。但是我们说过：局势是严重的。不过，我们来看一看，对于这些缺点的批评怎样超出了应该批评的界限。这就是以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名义提出的提纲的第1部分第6条[69]。（宣读）
是啊，同志们，如果是这样地冲动，如果你们竟谈到专制农奴制度，那么会上情绪激烈也就毫不奇怪了。难道在共产党内可以这样谈问题吗？当我不得不同斯米尔诺夫同志谈话时，他向我介绍了情况，同时，他指责了这个条令[70]。这个条令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和同志们交谈过，他们向我说：强迫敬礼。老实说，我吓了一跳。吓了一跳，于是就去打听。我问了一些在军事部门工作的同志，我说请你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弄到条令。这里也暴露出我们一个很大的缺点——我找了一个多星期，现在才拿到了这个条令。（鼓掌）我拿到后看了第16条。（宣读）
我读完了这一条。这一条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不仅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也不是一名军人，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实际上我碰到过。当我听到说，首长有事找部下要行举手礼这一点就是恢复专制农奴制度，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除了这一条以外，其余的我没有看。如果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这一条必须修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当然，是存在着一些个别缺点。但因此就谈到专制农奴制度和旧军队，我说，先生们，如果你们这样讲，那就不对了。现在你们写出这些东西来，起初你们说我们同中农打交道，——你们不想同中农打交道，而是想助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声势。得了吧，他们到哪）L能找到“专制农奴制度”这样合适的材料呢？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你们在提纲中过分热中于某种东西，你们有些不对头。缺点谁也没有否认。条令谁也没有去维护。下面我们读一下第10条[71]。（宣读）
怎么能这样呢？说我们做的不好，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设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这叫什么罪名呢？要知道，国防委员会从来没有一次干预过军事作战行动——它的任务是加快这一行动——我们在加紧处理二三十个有关供给红军粮食的问题。而这就是陆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存在的罪过，要知道，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里，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内情并不是这样。你们写的并非你们所想的。戈洛晓金同志在这里发言时说：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军事部门没有执行。您提出这样的指责，您作为党代表大会上的一名重要发言人，可以指责托洛茨基，说他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但这是一种狂人的指责。您一点根据也拿不出来。如果您能证明这一点，那么，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中央委员会就都没有什么用处了。如果党的组织不能够使它的政策得到执行，它还算是什么党的组织呀！这太不足道了。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产生意见分歧和错误，这一点谁也不否认。斯大林在察里津枪毙人，我就认为这是个错误，我认为他们枪毙错了。伏罗希洛夫同志引证的那些文件（文件举出第10集团军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内，有许多英雄的事迹）揭露了我们的错误。我的错误也被揭露出来了，我不是打过电报吗，我说：要谨慎。我犯了错误。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当然，如果德宾科在斯莫尔尼宫签署和约的时候，就把克拉斯诺夫枪毙，那就好了。[72]这当然是个错误，察里津保卫者的功劳在于他们揭露了阿列克谢耶夫的这个阴谋。斯大林同我有过意见分歧。斯大林证实过，并且谁也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在军事部门没有执行。这种指责是往整个军事部门和中央委员会脸上抹黑。你们现在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但你们曾打算说出这一点。这里的内情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首先来看第10条的第2部分。“结果……经常不足……”［注：在列宁讲话的速记记录中，句子到此中断。这段文字应是：“结果在前线危险地段的后备军经常不足，因此不能机动……”——俄文版编者注］
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在中央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上——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没有一次没有开过中央委员会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我们没有一次不是解决基本的战略问题。例如，这里开的秘密会议，如果敌人威胁到西线，并同时向北推进，我们就会在那两个地方都没有足够的后备军。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最近几个月要坚持住，因为我们知道敌人不能坚持多久。如果这里有人指责我们说，由于错误政策的结果，后备军经常不足，——这是可笑的和荒谬的。我们为后备军不足伤透了脑筋。但是，我们在没有后备军的时候总是把部队从这一战线调到那一战线。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作出决定：任何部队都不得从南线调走，不管其他地方受到怎样的威胁。
我要补充谈谈关于中农的问题。当然，思想影响的政策是必要的，但那是不够的。因为军队的无产阶级部分还不够大。这就需要铁的纪律。如果你们要说，这就是专制农奴制度，并抗议让首长行军礼，那么有中农参加作战的军队你们就不会得到。没有铁的纪律，没有无产阶级约束中农的纪律，什么事也做不成。为了吸收中农，我们什么事都需要做。但是，认为由于首长行个军礼，就抛出了关于专制农奴制的纪律的提纲，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进行创建由中农组成的军队的工作，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实行铁的纪律，这里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现在我们来读第6条，萨法罗夫同志在这里作了说明。（宣读）
萨法罗夫同志以此嘲笑索柯里尼柯夫，说他发现了工团主义的特点。军队不能这样，军队里需要集中。这里你们是纠正了一些东西，但你们的尾巴依然保留着。既然如此，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提纲呢？或者请看第10条[73]。瞧这里在修改之前是怎样写的。（宣读）
就是说，集体指挥。这真是令人吃惊，完全退回到游击习气的时期。你们修改时，把这一点删掉了，但表决却是按原来那样。至于少数派离开了会议，这是不好的，这是破坏纪律，是决不能赞同的。但是你们挖空心思地提出这样一条，并能够对它进行表决，能够为它拼凑了37票，这就更不好。
这不仅不好，而且掩盖着危险。问题在哪里呢？全部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你们身上存在着旧的游击习气，这在伏罗希洛夫和戈洛晓金的所有发言中可以听得出来。伏罗希洛夫谈到察里津集团军在保卫察里津中的巨大功绩时，伏罗希洛夫同志当然绝对正确，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英雄主义。这的确是一项非常巨大的、辉煌的业绩。但是，现在伏罗希洛夫本人在讲话时也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游击习气的可怕痕迹是存在过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伤亡了6万人。这太糟糕了。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察里津集团军的英雄主义将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这是在没有军事专家的情况下以6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换来的。一方面，第10条中写道：军事专家要服从集体指挥。这就等于排除了他们。另一方面是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话。他说，我们没有军事专家也对付过来了，只是伤亡了6万人。察里津集团军的英雄主义将要传布到广大群众中去，但是，说没有军事专家我们也对付过来了，这哪里是保卫党的路线。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在于党的路线没有得到贯彻。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过错在于他不愿意抛弃旧的游击习气。说游击习气同历史上的一定时期相联系，这是正确的。他说：在乌克兰，我们没有专家也对付过来了。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的错误也在于他们赞同这种游击习气。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应该懂得，为苏维埃政权而举行起义时，游击战是必要的。但是，是否可以把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刚刚举行起义时期的国内条件和现在的条件相提并论呢？当然是不可以的。而伏罗希洛夫同志却忘记了这一点，这样他就完全否定了他自己的提纲。这些游击习气的残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则已到根除的时候了。他们所说的话表明，这些同志还没有摆脱游击习气。你们反对派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你们由于把自己的经验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把那些永志不忘的英雄主义传统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你们不想知道现在是另一个时期。现在，首要问题是应该有正规军，应该过渡到拥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
你们在提纲中，一方面说：我们是赞成军事专家的；另一方面，又说要由集体指挥，你们自己否定了自己。你们说，军事专家经常叛变、投敌。难道我们在纲领草案中没有讲到他们满脑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任何反革命阴谋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奇怪的是你们竟从自己的小圈子看问题。你们说：，我们英勇地保卫了察里津，这是真的。但是，你们既然带着这种思想走上讲台，向代表大会讲话，你们就是在破坏整个党的路线和整个党的纲领。你们在维护旧的游击习气。当你们提出完全是反对军事专家的提纲时，你们就是在破坏全党的整个策略。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但是，你们在谈到规定专制农奴制的纪律时提出的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是毫无用处的。同时，戈洛晓金甚至说这种死教条正在毁灭我们。你们听听吧，这样来否定这种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技术，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们在纲领中说，要吸收军事专家，而你们则说，要利用他们。而且是在集体指挥之下来利用。不，不能这样。他们将负责指挥，我们将派自己的人同他们一道工作。而且我们凭经验知道，这一定会有成效。伏罗希洛夫同志竟然制造了这样的奇谈怪论，说破坏军队的是奥库洛夫。这真是骇人听闻。奥库洛夫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奥库洛夫多次报告说，那里还有游击习气。他用客观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损失6万人，但是从我们总的路线来看，我们可以一下子付出6万人吗？（伏罗希洛夫插话：“可是我们击毙了多少呢？”）我完全知道，你们击毙了很多。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幸的正是你们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察里津上了。从英雄主义方面来看，这是个极其伟大的事。但是，从党的路线方面，从认清我们提出的任务方面来看，很明显，我们不能够一下子付出s万人的代价。如果那里有军事专家，有应该受到重视的正规军的话，可能不会付出这s万人。这是从游击方式的活动向正规军的历史性的过渡。在中央讨论过了几十次，而这里却有人说，所有这些都必须抛弃，必须往回退。这绝对不行。我们度过了游击活动时期。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在西伯利亚吧，还将是游击活动时代。但在我们这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如果这里有人说要回到游击活动时代，那么我们就最坚决地说：永远永远不行！（鼓掌）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35—140页
7
代表大会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74]
（3月22日）
布达佩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代表大会深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己为期不远。俄国工人阶级将用一切力量加紧帮助你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你们今后的斗争，他们不容许帝国主义者干预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
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万岁！
载于1919年3月25日《人民言论报》第71号（匈牙利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86页
8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3月23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我应当表示歉意，我没能参加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农村工作问题小组[75]的所有的会议。因此，一开始就参加该组工作的同志们的发言，也就是对我的报告的补充。该组终于拟订了一个提纲，交给了委员会，并且有人要向你们报告提纲的内容。我只想说说这个问题的一般意义，这个问题是怎样经过该组的努力而提到我们面前的，以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现在是怎样提到全党面前的。
同志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这是十分自然的。革命总是触动而且不能不触动最深刻的生活基础和最广大的群众，所以在革命时期，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甚至最接近群众的政府，也绝对不能一下子把握住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如果现在我们来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并特别注意中农状况，那么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看，并没有什么奇怪和反常的地方。当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解决两个敌对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开始。基本任务是使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保证工人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这种根源无疑是阻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障碍。我们都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来不怀疑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的缘故，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孟什维克阵营中的人）硬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时期可能有一般民主的统治。完全和社会革命党人唱一个调子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好象资产阶级建立民主或者取消民主，并不是依怎样对自己有利而定的！实际上却正是如此，所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一般民主。令人惊讶的只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假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我们的孟什维克）多么迅速地就揭穿了自己的面目，多么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本性，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性。
马克思一生中抨击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马克思讥笑得最厉害的是关于自由平等的空话，因为这些空话掩盖了工人饿死的自由，掩盖了出卖劳动力的人和好象是在自由市场上自由平等地购买工人劳动等等的资产者之间的平等。马克思在他的所有经济学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点。可以说，马克思的整部《资本论》是专门阐明如下这个真理的：资本主义杜会的基本力且就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领导者，推动者；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中，未必找得到一章不是阐明这个问题的。可以说，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人都曾无数次地向工人赌咒发誓，说他们懂得这个真理。但是一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真正为争夺政权而进行决战的时候，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世界老社会党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个真理，纯粹机械地重复那些关于一般民主制度的庸俗论调。
在我国，有时人们为了使这些话听起来更“有分量”，往往说到“民主派的专政”。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从历史上明明知道，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是对起义工人的镇压。从1848年起，至少从1848年起就是这样，但个别例子在此以前也可找到。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广泛而自由地开展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最尖锐的斗争。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真理是正确的。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真理，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真理，正因为这样，在一切根本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0月起所采取的步骤都是很坚定的。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解决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群众反对资产阶级。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我们似乎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了。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
自然，在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革命家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实行无产阶级统治，打败资产阶级来保证这个统治，保证资产阶级不能复辟。我们深深知道，资产阶级至今还占有优势，他们在其他国家内还有自己的财产，有时甚至在国内还握有大量金钱。我们清楚地知道，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停止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
但这还远不是一切。资产阶级最崇尚的原则是：“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从金钱的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始终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现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比我们强大。它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它看到了诸如匈牙利革命这样的例子（昨天我们很荣幸地把匈牙利革命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今天我们又得到了证实这一点的消息），它已经开始懂得它的统治在动摇。它已经不能自由行动。但是现在，如果估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财富，就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在物质方面还比我们强。
正因为这样，在过去，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这是十分自然的、合理的、必需的，而且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我们应当把其他阶层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应当把整个中农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我们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中得出的共同结论，而且我们相信全党工作人员都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只不过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罢了。
当然，总会有人不去考虑我国革命的进程，不去思索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任务，反而利用苏维埃政权的每一步骤来讥笑，进行所谓批评，象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那样。这些人至今还不了解，他们应当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对于这些人多次容忍，甚至多次宽大，我们还要再一次提供机会让他们感受我们的这种宽大，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结束这种容忍和宽大了。如果他们再不作出选择，我们就要十分严肃地向他们提议，叫他们到高尔察克那里去了。（鼓掌）我们并不期望这些人会表现出了不起的智能。（笑声）但是可以预期，这些人亲身尝到高尔察克的残暴滋味以后，定会懂得，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在我们和高尔察克之间作一选择。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有许多幼稚的人抱着愚蠢的想法，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现象，那么现在，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定懂得，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所引起的斗争中，是有一种合乎规律的东西的。
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谁读了一切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那他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丝毫也不懂得社会主义，而只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罢了。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他们一个短短期限去考虑，要求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所以提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现在说，或者将来会说：“布尔什维克提出中农问题，是想讨好中农。”我深深知道，这类论据以及比这还要坏得多的论据在孟什维克报刊上有广大的地盘。我们唾弃这些论据，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认为敌人的胡说有什么意义。这些一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跑来跑去的人可以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决定我们道路的首先是对各种力量所作的阶级估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日益发展。只要这个斗争没有结束，我们就要集中力量把它进行到底。这个斗争现在还没有进行到底。在这个斗争中，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我们的农村建设已经超出一切为了夺取政权这一基本要求的范围。
这一建设经过了两个主要阶段。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我已经说过，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1918年夏天才开始的。假使我们不掀起这个革命，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不完全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城市中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管理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在农村中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分离出来，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资产阶级；这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基本的，不承认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这个阶段基本上也已结束。我们最初为此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即贫苦农民委员会，已经非常巩固，我们已有可能用正式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替它们，就是说，改组村苏维埃，使它成为阶级统治的机关，成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大家当然都知道，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这些措施是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对过去阶段所作的总结。
主要的事情，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我们已经做到了。正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更复杂的任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谁以为提出这个任务，就好象我们政权的性质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了，就好象我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即使是认为部分的改变，稍微的改变），谁这样想，谁就是完全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我相信，在我们党内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只是想提醒同志们，在工人政党之外是会有这种人的，他们要这样说，并不是从某种世界观出发，而只是为了破坏我们的事业，帮助白卫分子，简单地说，就是唆使中农反对我们，因为中农一直是动摇的，他们不能不动摇，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动摇。为了唆使中农反对我们，他们会说：“看，他们讨好你们了里可见他们重视你们的暴动了，他们动摇了”，等等，等等。必须使我们所有的同志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反对这种煽动。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同志是会武装起来的。
十分明显，解决怎样正确地确定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这个基本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而迫切的任务。同志们，从理论上看，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困难，大多数工人都领会了这种理论。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例如考茨基曾写了一本论土地问题的书，那时他还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学说，并被公认为土地问题的权威，他在这本书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说：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就是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使农民不去积极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我们。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时期内，农民总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注意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它的政治统治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指望中农立刻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但如果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经过一个时期，这种动摇就会停止，农民就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同马克思一道奠定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党时时刻刻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所遵循的学说）基础的恩格斯，就已经把农民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这种分法直到现在还适合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恩格斯说：“甚至对于大农，也许不是到处都要用暴力镇压。”至于我们有朝一日可能对中农使用暴力（小农是我们的朋友）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过的。恩格斯在1894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在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就是这样说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4-587页。——编者注］这个观点所表明的真理有时被人们遗忘了，但在理论上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是完全剥夺。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裕农民，我们也不能象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裕农民和富农。在我们党纲中是作了这种区分的。我们说：镇压富裕农民的反抗，镇压富裕农民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和对待中农的基本区别，就是完全剥夺资产阶级，同不剥削别人的中农结成联盟；这条基本路线在理论上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遵守这条路线，在地方上，人们还没有学会遵守这条路线。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从各方面着手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中农问题就提到第一位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建设共产主义在有大农业的国家和有小农业的国家是不同的。这是最初步最起码的常识。从这个常识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我们就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农身上。
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对中农的态度。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但我们深深体验到，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我们已经接近到法国大革命时出现的这种区别，那时法国国民公会颇有气魄地宣布了许多措施，但它没有实行这些措施的应有的支柱，甚至不知道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时应该依靠哪一个阶级。
我们处于无比幸运的环境。由于整整一世纪的发展，我们知道依靠什么阶级。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阶级的实际经验还非常不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来说，基本的一点是很清楚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把政权交给工人。但是怎样做到呢？大家都记得我们克服了哪些困难，犯了多少错误，才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到工人管理工业。而这还是我们的阶级即我们经常接触的无产阶级内部的工作。现在我们要确定我们对一个新的阶级，对城市工人所不熟悉的阶级的态度。必须确定对这个没有一定的稳固的地位的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反对社会主义，——要确定这两个阶级间的关系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农这样一个阶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他们是不剥削其他劳动者的。他们在数十年内受尽千辛万苦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因此，我们对待这个动摇的阶级是有很大困难的。根据我们一年多的经验，根据我们半年多在农村中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根据农村中已经发生的阶级分化，在这方面我们尤其应当切忌急躁，不要死搬教条，不要把我们正在制定而还没有制定出来的东西当作完善的东西。下面发言的人会向你们宣读农村工作问题小组选出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决议，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这一点已严加告诫。
从经济上看，显然我们需要帮助中农。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习惯，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由于我们可以派到农村去的文化和技术力量不够，由于我们处理农村问题往往软弱无力，于是我们的同志往往使用强迫手段，把整个事情搞坏。就在昨天，有一个同志交给我一本俄共（布尔什维克）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出版的《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在这本小册子里，例如在第41.页上，我看见有这样一句话：“特别税的法令就是要把全部负担放在富农、投机者和全体中等农民身上。”这些人真可以说是“弄懂了”！也许是印错了，但出这样的错是不能容许的！也许是工作太匆忙了，那正说明，在这种事情上任何匆忙都危害极大。也许是根本就没有弄懂，这是最坏的推测，是我不想加之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同志的。很可能，这不过是一种疏忽罢了。[76]
在实践中常常发生一位同志在委员会内谈到的那样的事情。有一次，农民围住他，每个人都问：“请你确定一下，我是不是中农？我有两匹马和一头奶牛。我有两头奶牛和一匹马”，等等。你们看，这个到各县去工作的鼓动员必须有一只准确的温度计，把它放到农民身上测量一下，然后告诉他是不是中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这个农民的全部经营史以及他同下等户和上等户农民的关系，而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切知道。
这里需要很多实际的本事，需要熟悉当地情况。这种本领我们还没有。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来不是空想家，我们从来没有想用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培养出来的纯洁的共产党人的纯洁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是童话。我们要用资本主义的破砖碎瓦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且只有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受过锻炼的那个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很清楚，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同本身的缺点作斗争。无产阶级优秀的先进的部分，既然几十年内在城市中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也就有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学到城市和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这种文化。你们知道，甚至在先进国家中，农村总是愚昧无知的。当然，我们会把农村的文化程度提高，但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同志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而地方上来的人的每一句话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机关人员（这些人的话我们听得很多了），他们是实际观察过农村工作的人。正是他们的话，对我们农村工作问题小组特别宝贵。我相信，他们的话现在对整个党代表大会也是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些话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法令中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去把我们对中农的态度弄得尽量明确些。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明确性在生活中是没有的。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要想立刻一下子解决是办不到的。有人说“用不着写这样多的法令”，并责备苏维埃政府，说它只会写法令，而不知道怎样实行这些法令。实际上这些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怎样滑到白卫分子方面去了。假使我们指望写上100个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但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上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的宣传是讲大道理，现在我们是通过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的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法令，这是号召群众实际行动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使这些法令有许多不合适的东西，有许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可是这些法令为实际行动提供了材料，而法令的作用在于使倾听苏维埃政权意见的那成百、成千、成百万人学会采取实际步骤。这是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行动的尝试。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从法律、法令和决定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会把它们当作无论如何要立刻一下子就实现的绝对的命令。
必须避免一切会在实际上助长某些违法乱纪现象的事情。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党人，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原则，极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而实际上却有时会使农民们说：“苏维埃政权万岁，但要打倒康姆尼！”（即共产主义）。这样的事不是捏造，而是来自实际生活，来自各地同志的报告。我们不应当忘记：任何过分，任何鲁莽急躁，都会造成莫大的害处。
我们曾经需要拼命跳跃，不管怎样要赶紧摆脱使我们遭到破产的帝国主义战争，需要拼命努力把资产阶级和要打倒我们的力量打垮。这一切是必需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农，那就是愚蠢，迟钝，毁灭我们的事业，只有别有用心的分子才会有意这样做。现在的任务完全不同。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象从前那样粉碎明显的剥削者的反抗，战胜他们，推翻他们。不是的，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主要任务，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更复杂的任务。在这里暴力毫无用处。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
在夺取政权时，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那时全体农民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同地主作斗争。但是直到现在，农民对大农场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一想到大农场就咬牙切齿，就想起地主压迫人民的情景。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没有那样一种顶层，把它削去之后还能留下整个基础，整个建筑物。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顶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攀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当然，如果农村里出现了鲁莽的人，那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从城里跑到农村去，去了以后，吹上一通，闹几次知识分子的有时是非知识分子的意气，等到吵翻了脸，就一走了事。这是常有的情形。这班人不会受人尊敬，只会引起讥笑，而且讥笑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指出，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农民的学生，而不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一些人对农业及其特点一窍不通，他们跑到农村去，只是因为听说公共经济好，只是因为厌倦城市生活而想到农村工作，并且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农民的先生。再愚鑫不过的是想在处理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
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准则。（全场鼓掌）这就是我们在决议草案中所力图说明的准则，因为在这一方面，同志们，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过去我们没有经验。同剥削者作斗争本身也是我们从经验中学来的。如果人们有时因此责难我们，那我们就说：“资本家先生们，这是你们自己的罪过。假使你们不这样野蛮地、这样疯狂地、这样无耻地拼命反抗，假使你们没有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那么，革命也就会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现在，打退了各方面的疯狂进攻之后，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小组，而是领导千百万人的政党。千百万人不能一下子懂得方针的改变，因此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这是不奇怪的。不过必须懂得，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这种历史条件业已消失，新的条件以及对待这个阶级的新任务要求有新的心理状态。
我们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对任何一个法令感到后悔。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在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些法令是正确的，它们指出道路，号召人们采取实际措施。我们说“鼓励联合”，我们是发出指令，这些指令应当经过多次试验，以便找到实行这些指令的最终形式。既然说必须自愿，那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通过实践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这样做是很对的。要是他们一听到法令和鼓动传单的内容就相信，那倒不好了。假使这样可以改造经济生活，整个这种改造就是一钱不值的。首先要证明联合起来好些，要使人们真正联合起来而不吵架散伙，——要证明这样做有好处。农民是这样提问题，我们的法令也是这样提问题。如果我们以前不善于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
我们暂且只是解决了对任何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来说都是一项基本的任务，即战胜资产阶级的任务。这个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极其困难的半年方才开始，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在作最后的努力要掐死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们自己已经佳得，这半年过去后，他们的事情就会奄无希望。或者他们现在趁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来打败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将不仅在我国一国获得胜利。在这半年中，粮食危机和运输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列强又想从几条战线上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必须继续竭尽全力，去同进攻我国的外部敌人作斗争。
但是，说到农村工作的任务时，尽管困难重重，尽管我们的全部经验集中在直接镇压剥削者这一方面，我们应当记住而不要忘记，在农村中如何对待中农完全是另一种任务。
彼得格勒、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和莫斯科的到过农村的觉悟工人都向我们讲述过这样的事：许多看来是无法消除的纠纷，许多看来是非常重大的冲突，一当通情达理的工人出来说话，就解决了或缓和了。这些工人说话不是用书本的腔调，而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不是象虽然不懂得农村生活却要发号施令的指挥官那样，而是象同志那样说明实际情况，激发农民的那种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感情。这种用同志态度解释问题所达到的结果，是俨然以指挥官或上司自居的成百上千的人所不能达到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整个决议的精神。
在这个简短的报告中，我是想说明这个决议的原则方面，这个决议的一般的政治意义。我是想证明（我想我已经证明了）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来看，我们的路线没有任何变动，没有任何改变。白卫分子及其帮凶现在和将来都合叫喊我们的路线有了改变，让他们叫喊吧。这影响不了我们。我们要最彻底地发展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转到安排中农生活的任务上去。我们应当同中农和平相处。‘只有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供给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
农民需要城市工业，没有城市工业，农民是不能生活的，而城市工业是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农民就会感谢我们从城市里供给他们工业品、农具和文化。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不是剥削者，不是地主，而是与他们一样的劳动同志，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些同志，但他们是从实际上重视，只重视这些同志的实际帮助，却拒绝（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命令和自上而下的“训令”。
首先要帮助，然后是取得信任。如果把这件事情正确地进行下去，如果在县里，乡里，在征粮队里，在任何组织里，我们每个小组的每个步骤都很正确，如果能够根据这个观点来把我们的每个步骤都仔细地加以检查，那我们一定会取得农民的信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应当给农民以帮助，给他们以忠告。这不是指挥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这样做下去，农民是会完全拥护我们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决议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将决定我们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那我们定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伟大任务。
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我们学会了，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调整好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承认。但是我们已经了解这个任务，我们已经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有把握、有决心地说：这个任务我们定会完成，那时社会主义就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了。（长时间鼓掌）
载于1919年4月1日《真理报》第7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87-205页
9
为反对关于停止讨论农村工作报告的提案所作的发言
（3月23日）
同志们，我决不能同意上一位发言人的意见，因为我确信，你们无论如何在今天晚上是不能把工作带到农村中去的。我们委员会认为，我们在这个代表大会上讲话，并不是给这个小小的会场听的，而是给全国听的，全国不仅将阅读我们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想知道党对农村工作关注到什么程度。因此，必须听听地方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在这上面花费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农村工作不会受到损失。因此，我代表委员会务请你们不要吝惜这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那些做实际工作的人将要发表的意见当然不会给我们很多东西，但对于阅读报纸的全国来说，我们这几小时的工作是很有益处的。
载于1919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19年3月18—23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06页
10
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3月23日）
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第八次代表大会坚持1919年3月22日通过的党纲的观点，并完全支持苏维埃政权业已实行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认为现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更正确地执行党对中农的路线，即更关心中农的需要，消除地方政权的违法乱纪行为，力求同中农妥协。
（1）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到中农身上，那就不仅是最粗暴地违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和一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暴地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指出：在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和中农妥协是无痛苦地达到消灭任何剥削的条件之一。
（2）因为农业技术比工业落后（甚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如此，俄国更不用说了），所以经济根底比较牢固的中农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期。因此，农村中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的策略应当估计到和中农合作的长期性。
（3）党无论如何要使农村中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十分明确而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所确认的一条真理，即中农不属于剥削者，因为他们并不从他人劳动中取得利润。这样一个小生产者阶级，不会因为实行社会主义而受到损失，相反地，却会因为摧毁了资本的枷锁而获得很大好处，因为在任何共和国中，甚至在最民主一的共和国中，资本都是千方百计地剥削他们的。
这样，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实行完全正确的政策，就能保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中农结成联盟和实行妥协。
（4）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们鼓励中农成立各种协作社和农业公社，但是不应当容许在建立这些组织时有丝毫的强迫。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自由发起的、经他们实际检验确有好处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在这件事上过分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加深中农对新事物的成见。
那些擅自使用直接的甚至哪怕是间接的强迫手段来使农民加入公社的苏维埃政权代表，都应当受到严格的追究，应当撤销他们在农村中的工作。
（5）对于一切不根据中央政权法令的确切指示而任意进行征收的行为，都应当严加追究。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工作。
（6）为了资本家的掠夺性利益而进行的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在俄国特别严重，目前这种破坏状态使中农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注意到这种情况，苏维埃政权关于征收特别税的法令，与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法令不同，坚决把纳税的重担完全放在富农身上，放在战争期间发了横财的、人数不多的进行剥削的农民身上。而对中农征税则应非常适当，使他们完全有能力交纳而不感到过重。
党要求无论如何要减轻向中农征收的特别税，甚至不惜缩减税收总额。
（7）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主要是供给中农城市工业品，特别是改良农具、种子和各种物资，以提高农业经营水平，保证农民的劳动和生活。
既然目前的经济破坏不容许立刻完全实行这些措施，各级地方苏维埃政权就必须想出种种办法去实际帮助贫苦农民和中农，使他们度过目前的难关。党认为国家为此拨出巨款是很必要的。
（8）特别应当做到切实执行并彻底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这个法律要求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一切类似的联合组织对周围的中农给予迅速的和全面的帮助。只有给予这种实际帮助，才能实现和中农的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并且一定会取得中农的信任。
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党的工作人员必须立刻真正实现党纲土地问题部分所指出的一切要求，即：
（一）调整农民使用的土地（消除土地零散插花、狭长等等现象），（二）供给农民改良种子和人造肥料，（三）改进农民的牲畜品种，（四）推广农艺知识，（五）给农民以农艺指导，（六）由国营修理厂给农民修理农具，（七）建立农具租赁站、实验站、示范田等等，（/\）改良农民田地的土壤。
（9）国家应该从财政上和组织上广泛帮助农民合作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进行农产品的加工，改良土壤，扶持手工业等等。
（10）代表大会指出，无论党的各项决定或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法令，从来没有离开过同中农妥协的路线。例如，在农村苏维埃政.权建设这一极重要的问题上，当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时，曾发布了一项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和粮食人民委员签署的通令，规定贫苦农民委员会中必须有中农的代表。在取消贫苦农民委员会时，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又曾指示必须让中农的代表参加乡苏维埃。今后工农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在执行中也应当贯彻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两者同中农妥协的精神。
载于1919年4月2日《真理报》第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07—210页
11
代表大会闭幕词
（3月23日）
同志们，我们的议程进行完了。现在让我在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讲几句话。
同志们！我们是在艰难的时刻聚集在一起的，这不只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优秀的组织者和实际的领导者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我们是在特别艰难的时刻聚集在一起的，还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毫无疑问是在拼命地作最后的尝试来消灭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肯定，来自东西两方的加紧进攻，一连串的白卫分子的暴动，以及几个地方拆毁铁路的尝试，显然都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精心策划的并在巴黎决定下来的步骤。同志们，我们大家知道，经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俄国，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重新拿起武器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犯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我们知道，这一战争是多么艰苦，它是怎样消耗着我们的力量。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以能够以充沛的精力和高度的英雄主义来进行这场战争，只是因为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知道为什么而战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只是因为作出异常重大牺牲的工人和农民在世界上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在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卫劳动者统治资本家的政权，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一件大事。我们通过了而且是一致地（象通过代表大会所有的重大决议一样）通过了纲领。我们深信，尽管它在文字上和其他方面有很多缺点，但它已作为总结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新阶段的纲领载入第三国际的史册。我们深信，在许多国家里（在那里，我们的盟友和朋友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只要把我们的纲领翻译出来，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支部队俄国共产党究竟做了些什么的问题，就会得到最好的答复。我们的纲领将是最有力的宣传鼓动材料，工人们看了这个文件会说：“他们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他们干的是我们的共同事业。”
同志们，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其他一些极重要的决议。我们赞同建立第三国际，即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我们在军事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尽管起初象是有很大分歧，尽管在会上十分坦率地批评我们军事政策方面的缺点的许多同志的意见很不一致，但我们在委员会里终于很容易地作出了意见完全一致的决定。在这即将离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深信，我们的主要保卫者，即全国为之承受了无数牺牲的红军，将会看到全体代表和全体党员是最热情的绝对忠实于它的助手、领导者、朋友和战友。
同志们，我们在组织问题上所以这样容易地解决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许多问题，是因为党同苏维埃关系的历史已给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指出了途径。我们只须总结一下。在农村工作方面，我们在代表大会一致迅速通过的决议中，规定了一条路线来解决一个特别需要、特别困难而其他国家甚至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怎样对待千百万中农的问题。我们大家相信，代表大会的这一决议将更加巩固我们的政权。我们正处于一个艰苦时期，帝国主义者正最后试图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同时粮食的极端缺乏和运输的破坏一再把成百成千的人们以至千百万的人们置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艰苦时期，我们所作出的决议和鼓舞着代表们的精神，将帮助我们经受住这种考验，将帮助我们度过这艰苦的半年。
我们相信，这将是段后一个艰苦的半年。日前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消息，特别加强了我们的这一信心。在此以前，苏维埃政权仅仅在内部，在加入前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中间取得了胜利，在此以前，那些目光短浅、特别难于摆脱保守习气和老一套想法的人（尽管他们也属于社会党人阵营），以为只是俄国的特点才造成了这种向无产阶级苏维埃民主制的突然转变，以为这一民主制的特点也许就是沙皇俄国旧日的特点在凹凸镜中的反映。如果在此以前这种见解还能站得住脚，那么，现在它已彻底破产了。同志们，今天接到的消息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匈牙利革命的图景。根据今天的消息，我们知道，协约国向匈牙利提出了一个要求允许军队过境的极横蛮的最后通牒。妥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看到协约国想把它们的军队开过匈牙利，看到一场新战争的空前未有的灾难又要落到匈牙利身上，于是自行辞职，自动同共产党人谈判，同狱中的匈牙利同志谈判，并且自己承认，除了把政权交给劳动人民，没有别的出路。（鼓掌）
同志们！人们曾经说我们是掠夺者；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资产阶级和它的大批拥护者一味说我们的革命是“暴力”和“掠夺”；至今人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靠暴力维持的（我们已一再证明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如果说这种谬论在以前可以一再重复，那么现在，在匈牙利的例子面前，这种论调就不得不销声匿迹了。甚至资产阶级都已看到，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政权。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比10月25日前夜的我国资产阶级更清楚地看到，国家就要灭亡，愈来愈严重的考验落到人民身上，就是说，政权应当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就是说，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新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民主制应当拯救国家。
同志们，匈牙利革命的困难是很大的。这一比俄国小的国家也许更容易被帝国主义者扼杀。但不管匈牙利面前肯定还有的困难多么大，在这里，除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以外，我们还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最激进最民主的妥协派资产阶级都承认，在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当一个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国家面临新的战争威胁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承认，在这样的国家里，除了苏维埃政权，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别的政权。
同志们，在我们以前有许多革命家为俄国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革命活动家大多数的遭遇是沉痛的。他们备受沙皇政府迫害，不幸没有看到革命的胜利。而我们比他们幸福得多。我们不仅看到我国革命的胜利，不仅看到它是怎样在空前未有的困难中巩固起来并创立了赢得全世界同情的新的政权形式，而且还看到俄国革命撒下的种子正在欧洲发芽生长。因此，我们绝对坚信，不管我们还会受到多么严重的考验，不管垂死的国际帝国主义野兽还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但这只野兽必将死亡，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长时间鼓掌）
我宣布，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到此闭幕。
载于1919年4月2日《真理报》第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1-215页
注释：
[44]普林杰沃群岛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计划召开的关于恢复俄国和平问题的会议。1919年1月22日，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受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的委托发表呼吁书，建议在马尔马拉海的普林杰沃群岛召开有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所有事实上的政府参加的会议，以便同协约国代表共同制定停止俄国内战的办法。2月4日，苏维埃政府通电英、法、意、日、美各国政府，指出，苏维埃政府虽然没有收到直接邀请，但为了和平，愿意立即在普林杰沃群岛或其他任何地点同所有大国，或者同某些国家或政治集团举行谈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电报未予答复。而安·伊·邓尼金、亚·瓦·高尔察克和其他反革命政府的头子指望用武力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会议没有开成。——119。
[45]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力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3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和农民平定了这次叛乱。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120。
[46]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一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23。
[47]指罗·卢森堡在1918年12月30日一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工会右派领导人实行叛卖政策的情况下，卢森堡支持了大会一些代表关于取消工会的错误主张，说德国工会“已经从工人的组织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巩固支柱”，“如果不提出取消工会的问题，那就不可能进行争取社会化的斗争”，并认为工会的任务应当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来担负。列宁关于革命家必须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指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第6节。——128。
[48]外国人团体联合会是参加俄共（布）并在苏俄活动的外国共产党人的团体的联合组织，根据俄共（布）中央1918年5月的决定成立。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羁留在俄国的战俘中就开始有了革命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战俘们开始建立自己的t革命组织，用各种文字出版报纸。1918年在战俘中成立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团体。在1918年3月召开的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会议上成立了外国共产党人团体中央常务局，其任务是领导这些团体的工作，负责同俄共（布）中央和有关各国的共产党人组织进行联系；还成立了一些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文部。外国人团体联合会于5月成立后，先后加入的团体有:俄共（布）匈牙利组、俄共（布）德国组、俄共（布）南斯拉夫组、俄共（布）捷克斯洛伐克组、俄共（布）法国组、俄共（布）保加利亚组、俄共（布）英美组、俄共（布）意大利组、俄共（布）罗马尼亚组、乌拉尔外国工农共产党和土耳其斯坦外国工农共产党。领导外国人团体联合会的是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团体中央联合会。每一民族的团体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央联合会。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是中央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各个外国人团体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俘和侵犯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者的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联合会于1920年2月停止活动。——133。
[49]共产党人出版社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出版社，于1918年由浪潮出版社与生活和知识出版社联合组成；不久，波涛出版社也并入了共产党人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1919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国家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并入了该社。——135。
[50]《贫苦农民报》（《Б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一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135。
[51]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37。
[52]1917年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承认芬兰独立的法令。同一天，列宁将法令交给了由芬兰资产阶级政府首脑佩·斯温胡武德率领的代表团。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法令。——143。
[53]莫斯卡里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143。
[54]指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谈判。1918年巴什基尔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军侵占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巴什基尔政府曾宣布边疆区自治，并成立军队对红军作战。1919年1月底，在红军胜利推进和亚·瓦·高尔察克取消巴什基尔自治的形势下，巴什基尔政府害怕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乃开始同乌法革命委员会谈判。苏维埃政府当即表示在建立反对高尔察克军队的统一战线条件下，保证巴什基尔民族自由。1919年3月16日，俄共（布）中央讨论了巴什基尔问题，决定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同巴什基尔人进行谈判。3月20日，双方签订了《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巴什基尔政府关于巴什基尔实行苏维埃自治的协议》。协议规定根据苏维埃宪法组织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并确定了共和国的疆界和行政区划。协议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于1919年3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43。
[55]毛拉是阿拉伯语中“主人”一词的音译，是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在俄国，毛拉是指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主持人。——144。
[56]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n月n日建立，是波兰成立最早的苏维埃之一。当时德奥占领军正从波兰撤退。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波兰各城市先后成立了100多个苏维埃，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一“左派”（两者后来合并为波兰共产党）和华沙工会理事会发起组织的，成立后通过了在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厂委员会并同企业主的怠工行为进行斗争等决定。波兰的妥协派政党——波兰社会党、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崩得为了对抗革命的苏维埃，也成立了各自的苏维埃。1918年12月进行了统一的苏维埃的选举，结果妥协派获得多数。在统一的苏维埃内，共产党人和妥协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妥协派企图分裂苏维埃；1919年6月，波兰社会党的代表退出了华沙苏维埃及其他城市的苏维埃。1919年夏天，波兰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妥协派政党的首领联合起来摧毁了苏维埃。——146。
[57]《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于1919年3月19日在代表大会上通过，3月20日在《真理报》发表，全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81一582页。——148。
[58]《关于消费套社的法令》是苏俄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3月16日通过的，3月20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列宁直接参加了这个法令的制定。法令规定:城乡一切合作社都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当地所有居民都加入这个公社；每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公社的社员并在它的一个分配站注册；各地方消费公社联合为省消费合作总社，各消费合作总社的统一中心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列宁早在1917年底就起草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草案拟定的法令草案遭到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合作社机构，对合作社工作者作了暂时的让步。——149。
[59]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新生活报》（+HOBaq）KH3Hb；）是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的报纸，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在评论新生活派时指出，“掩盖无原则性、又表现无原则性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情绪”是他们的主导情绪（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00页）。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153。
[60]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162。
[61]这里所说的鼓肚子的青蛙，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青蛙和键牛》。寓言说，一只生性爱忌妒的青蛙要和键牛比谁的肚子大，就拼命鼓肚子，结果撑破肚皮，送了性命。——164。
[62]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65。
[63]指1918年3月1日在彼得格勒签订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加强友好和团结的条约》。——166。
[64]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第3条的草案是纲领委员会最后审订代表大会基本通过的党纲草案时建议列宁起草的。这一条的草案为纲领委员会通过。——169。
[65]这是列宁在1919年3月21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秘密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是经过俄共（布）中央批准的。一部分反对中央军事路线的代表，包括弗·米·斯米尔诺夫、格·伊·萨法罗夫、格·列·皮达可夫、安·谢·布勃诺夫、日一于·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弗·戈·索凌、克·叶·伏罗希洛夫、菲·伊·戈洛晓金、亚·费.米雅斯尼科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谢·康·米宁等，组成了“军事反对派”，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斯米尔诺夫所作的关于军事间题的副报告代表了这个集团的观点。他在报告中反对建立正规的红军和在军队中实行铁的纪律，否认有必要吸收旧的军事专家。他坚决主张资产阶级军事专家只应备谙询，不应担任指挥职务，同时要求给政治委员以更加广泛的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利。他严厉批评了新的军事条令，认为它给了指挥人员以特权。由于很多代表报名发言，代表大会决定将讨论放到军事小组会议上进行。有85名代表参加了军事小组的会议，23名代表发言。3月21日晚，关于军事问题的讨论移到代表大会秘密全体会议上进行。雅罗斯拉夫斯基向大会汇报了军事小组的工作。讨论结束后进行表决，赞成中央决议案的代表有174名，赞成“军事反对派”决议案的代表有95名。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多数派和反对派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制定的军事间题决议案以绝大多数票被代表大会通过（只有一票弃权）。——170。
[66]在军事小组的会议以多数票通过把“军事反对派”的提纲作为讨论的基础后，拥护俄共（布）中央提纲的代表们当即要求把讨论改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这个意见未被接受，他们便在逐节讨论“军事反对派”的提纲时退出了军事小组的会议。——170。
[67]指弗·米·斯米尔诺夫在军事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军事反对派”的提纲。——170。
[68]还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于东线及其他前线局势紧张，列.达，托洛茨基要求中央把他和代表大会的所有军队代表派往前线。前线党组织的代表反对这样做。中央全会经过讨论认为前线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是必要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被批准上前线，而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170。
[69]指弗·米·斯米尔诺夫提出的“军事反对派”的提纲的第6条。这一条对军事条令中关于首长和部下相互关系形式的规定作了尖锐批评，称之为“专制农奴制度的残余”。——170。
[70]这里所说的是1918年11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内务条令》。该条令第16条对首长和部下之间的礼节作了具体规定。——170。
[71]弗·米·斯米尔诺夫在“军事反对派”提纲的第10条中批评了军事机关的工作，说除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外，还存在国防委员会、陆军人民委员部等一系列中央机关，它们之间职责不清，工作中有不协调和重复的现象。——171。
[72]克伦斯基一克拉斯诺夫叛乱被平定后，哥萨克士兵们通过自己的代表表示愿意放下武器。1917年11月1日（14日），以帕·叶·德宾科为首的苏维埃代表团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停止战斗和逮捕叛乱首领的协议。亚·费·克伦斯基逃跑了。彼·尼·克拉斯诺夫被赤卫队捕获。克拉斯诺夫作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保证后被释放。但是他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不久就成了顿河反革命白卫军的组织者之一。克伦斯基一克拉斯诺夫叛乱是俄国国内及国外反革命势力用武力夺取彼得格勒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首次尝试。叛乱是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亚·费·克伦斯基和第3骑兵军军长彼·尼·克拉斯诺夫组织的。十月起义胜利后，克伦斯基于10月25日（11月7日）由冬宫逃到设在普斯科夫的北方面军司令部，并下令军队进攻彼得格勒。但支持叛乱的只有第3骑兵军的一部分部队，约10个哥萨克骑兵连。叛军于10月26日（11月8日）向彼得格勒进攻，先后占领了加契纳和皇村。同时，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策动了士官生叛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了保卫彼得格勒和平定叛乱的斗争。经过同叛军的激战，革命军队于10月30日（（11月12日）转入进攻，到11月1日（（14日）彻底粉碎了克伦斯基一克拉斯诺夫叛乱。——172。
[73]在这一条里，弗·米·斯米尔诺夫要求在建立起如他所说的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完全可靠的指挥人员队伍以前，军队中实行集体管理部队的制度。——173。
[74]1919年3月22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到了俄国，正在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委托列宁以大会的名义发出了这份贺电。1918年10月31日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同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被扼杀。匈牙利反革命随即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列宁对匈牙、《政论家短评》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关于加入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评述，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本卷第374-378页）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和第39卷）。——177。
[75]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即土地小组，是在1919年3月18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该小组于3月20，21，22日开过三次会，听取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报告和工人征粮队在农村中的工作的报告，选举了提纲审查委员会。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起草、列宁审订的关于农村的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提纲，由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基本通过，交提纲审查委员会审订，最后被代表大会批准。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是代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作的。——178。
[76]下诺夫哥罗德党组织的代表就这个问题问俄共（布）弟八次代衣大会主席团递交一项声明，其中说，《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中“一般中农”这几个字是印刷错误，应为“一部分中农”。声明同时表示“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组织完全拥护列宁同志在对待中农问题上所表明的观点，并加以贯彻执行”。——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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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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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纲领草案[37]
（1919年2月）
1
俄共纲领草案初稿
纲要：党纲由下列部分组成：
1．引言。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已经开始并在各地迅速发展。要了解这个革命，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不可避免性。2．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分重申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即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38]的主要部分，以便附带阐明我们的世界观的“历史渊源”。3．帝国主义。根据1917年5月的党纲草案。4．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和新国际。根据1917年5月的草案改写。5．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根据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的草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478页和第34卷第65—71页。——编者注］。6．这些任务在政治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7．在民族、宗教、教育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8．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9．在土地问题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10．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具体化（施米特正在写）。11和12．对其他方面的补充（还没有写）。
这个初稿有许多地方还写得不完善，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因此有些地方暂时用了解释性的表述而没有用纲领的表述方式。
（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首先需要弄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即基本性质，弄清它们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其次需要弄清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并把无产阶级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
※※※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并且已经引起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8）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困难加剧。
（9）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11）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
（12）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集中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13）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
（16）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几乎一切先进国家都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拿出一小部分这样得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保证这些上层分子能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
（18）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相当广泛而具有国际性，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和腐朽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国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现时的基本任务是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把一切工厂、铁路、银行、船队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
利用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而坚定地过渡到共耕制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这个联盟已使土地私有制废除，已使关于由小农经济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已站在无产者方面的现代农民思想家把这种形式称为土地社会化）的法令得以颁布；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高得多和进步得多的民主形式，而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1905年和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唯一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国家类型；
全面地和充分地利用已在俄国燃起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以便制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企图干涉俄国内政或联合起来公开反对和进攻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使革命蔓延到比较先进的国家以至所有的国家中去；
用一系列逐步而坚定的措施彻底消灭私人贸易，组织起统一的经济整体（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这样一个整体）中各生产公社和消费公社之间的正确的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政治方面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为了从政治上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特别是议会制曾经是（必需的）必要的，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的情况下，任何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步骤都是为剥削者即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绝对反动的行为。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
苏维埃共和国——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如下：
（1）建立和发展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群众性的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对他们的组织设置无数的实际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象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2）苏维埃国家组织使那一部分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社会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最多的劳动群众，即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实际的优越地位。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这种优越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为了把工人分裂成互相竞争的集团而在他们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影响，组织和教育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
（3）资产阶级民主制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而实际上却伪善地掩盖剥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够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群众。苏维埃国家组织戳穿了这种欺骗和伪善，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一切劳动者的真正平等，把剥削者排除出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之外。全部世界史的经验、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苏维埃国家组织适合于镇压这种反抗，否则就谈不上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4）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5）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国家机构同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的先进无产者群众的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系，除了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外，也为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
（6）苏维埃组织使我们建立了一支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农武装力量。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即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
（7）苏维埃组织无比深入地和广泛地发展了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制比中世纪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即居民参加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因为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而实际上又加以限制。同时苏维埃组织还屏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这一制度巴黎公社已开始废除，其狭隘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苏维埃把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而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这道围墙，因为资产阶级议会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投机家的金融勾当和交易所勾当，保障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国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摧毁了官僚主义这座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忙于几乎超过人力所及的极度紧张的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9）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这一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不断变换这些工作，以便能接触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全部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10）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束缚。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民族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俄共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使各民族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在先前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中正在迅速消失，正在随着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而消失，但这种不信任并不是在所有民族和所有劳动阶层中都已完全消失。因此，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认真地实行各民族的真正的平等和分离的自由，以便消除这种不信任的基础，而使各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一个自愿的最紧密的联盟。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协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启发他们去反对中世纪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协助那些在此以前受压迫的或不平等的民族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
在宗教政策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俄共）的任务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助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
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
（1）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2）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3）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4）加强对教师的鼓动和宣传工作。
（5）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师骨干。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学自修（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8）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决不能墨守成规。一方面应当用实际试验的结果来检查每一步骤，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工会应该密切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其他国家管理部门的联系，并且巩固这种联系。另一方面，工会应当更加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以便在工人先锋队的监督下把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普及到比较落后的工人中去。
（3）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进行长期的工作来教育群众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还要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在通常情况下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的科学技术专家。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
同时，要不断努力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而且不要一看到个别不可避免的失利就无所措手足，要耐心地启发有科学素养的人，使他们意识到把科学用于个人发财和人剥削人是极其卑鄙的，意识到使科学为全体劳动群众所了解则是更为崇高的任务。
（4）要实现共产主义，绝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因为这种散漫性和分散性是使资本有力量而劳动没有力量的根源之一。反对行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反对行会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与消灭城乡对立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进行这一斗争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不预先大力提高国民劳动的生产率，要广泛地开展这一斗争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开始时不妨在地方上小范围试办，以便把各行业各地区要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措施的效果加以比较。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远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负一定的社会工作。
（5）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合作社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过渡手段。利用合作社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同类的任务，因为领导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合作社机构的是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头脑和经营作风的人。俄共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生产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得到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这一项措施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残余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准备和实行这些和诸如此类的措施所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在财政方面，俄共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多数工厂和其他企业的私有制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一定部分的收入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进行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后者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土地问题方面
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剥夺了地主和实施了承认大规模地共同经营土地的优越性的土地社会化法令以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在这方面寻找和试行各种最合理最实际的过渡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的基本路线和指导原则仍旧是力求依靠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首先应该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是这方面的步骤之一，建立农村党支部，改选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以清除富农分子，建立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应当严格地予以执行。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社会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决不能把镇压手段扩大到他们身上；中农就其阶级地位来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盟者，或者至少是中立者。因此，尽管有不可避免的局部的失利，尽管中农动摇，但必须坚定不移地力求同他们妥协，关心他们的一切愿望，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在这方面，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工会帮助下或采取其他办法建立起更严格的监督，反对那些打着共产党员招牌、实际上执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政策而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政策的苏维埃政权代表的违法乱纪行为，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驱除出去。
至于向共产主义的农业过渡的办法，俄共将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三个主要措施，即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以及协作社），注意更广泛更正确地运用它们，特别是注意发动农民自愿参加这些新式共耕组织的方式，组织劳动农民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同志纪律。
在粮食政策方面，俄共坚持要巩固和发展国家垄断，同时也不拒绝在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的条件下，为了把工作组织得很好而利用合作社和私商或商业职员，并实行奖励制度。有时不得不采取的部分让步纯粹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且国家决不会因为这种让步而放弃实行垄断的坚定意向。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实行国家垄断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和一系列过渡措施的试验，目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普遍地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并正确地发挥它们的作用，把一切余粮交给国家。
载于1919年2月23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4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83—102页
2
俄共（布尔什维克）纲领草案
（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它通过帝国主义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
※※※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的旧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正确的（如果不算社会民主党这个不确切的名称）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8）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困难加剧。
（9）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11）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
（12）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消灭着自由竞争，在20世纪初造成了下列情况：资本家的强大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银行资本与大量集中的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资本加紧向外国输出；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包罗愈来愈多的资本主义列强集团的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个金融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空前剧烈的时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13）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和破产，——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
（16）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这个骗人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拿出一小部分靠这种掠夺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保证这些上层分子能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特别是现在，当他们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武力来镇压本国和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
（18）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这个国际不仅在名称上回复到马克思主义，而且正以它的全部思想政治内容和全部行动来实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歪曲清除干净。
载于1919年2月25日《真理报》第4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03—108页
3
党纲政治部分的补充
同时，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作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涉及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针对剥削者，只是针对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之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权[39]。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09页
4
党纲政治部分的片断[40]
苏维埃宪法保证工农劳动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罢免代表，同时也就消灭自巴黎公社时起就已暴露出来的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议会脱离群众等缺点。
苏维埃宪法还用下述办法使国家机构同群众接近，即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按生产单位（工厂）划分。
在苏维埃制度下，由于国家机构同群众有更紧密的联系，可以建立……
载于1919年2月26日《真理报》第4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第110页
5
党纲中民族关系方面的条文
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而是坚定不移地真正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完全解放殖民地民族和其他被压迫的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使他们有分离的自由，这样才能保证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劳动群众的不信任和被压迫民族工人对压迫民族工人的愤恨完全消失，而代之以自觉自愿的联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是压迫者的那些民族的工人，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例如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对犹太人，鞑靼人对巴什基尔人等等），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11页
6
党纲中民族问题条文的最后草案的补充[41]
对于谁是民族分离的意志的代表者这一问题，俄共持历史的和阶级的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它的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苏维埃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等。在任何情况下……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12页
7
党纲中军事方面的条文的引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苏维埃共和国在军事任务和军事工作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正如我们党早已预见到的那样，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没能由公正的和约而结束，而且根本没能由资产阶级政府简单地缔结一个稍许稳定的和约而告终。民主派即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已为事变进程完全推翻。实际正好相反，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变为而且我们眼看着正在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反对剥削者、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剥削者的反抗随着无产阶级加紧进攻而不断增强，并由于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而特别加剧，同时，资产阶级在国际上还互相声援并组织起来，这一切必然会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同无产阶级国家和维护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由于这些战争的阶级性质，防御战和进攻战之间的区别已完全失去任何意义。
总的说来，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从1918年底特别迅速地展开的这一国际性的国内战争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经阶段。
因此，俄共坚决屏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他们自称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废除武装的反动的市侩幻想，坚决反对实际上只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一切类似的口号，而提出以下的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彻底地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既在国内战争中也在国际的革命战争中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根据一年多的军事工作，以及全体劳动群众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之后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实际经验，俄共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113—114页
8
党纲中关于法院的条文的第一段
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共产党抛弃民主主义的口号，彻底废除旧式法院之类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关，而代之以阶级的工农的法院。无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以后，抛弃以前那种含糊不清的“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公式，而提出“法官完全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中选举产生”的阶级口号，并把这个口号贯彻到整个法院组织中去。共产党只是把不使用雇佣劳动榨取利润的工农代表选进法院，对妇女同样看待，使男女无论在选举法官或履行法官职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了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以后，党向苏维埃选民选出的法官提出以下的口号：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没有相应的法令或法令不完备时，要屏弃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而遵循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15页
9
党纲中国民教育方面的条文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
（1）在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帮助下，进一步发挥工人和劳动农民在教育方面的主动性；
（2）不仅象现在这样把教师的一部或大部彻底争取过来，而且要把全体教师彻底争取过来，做到不再混有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保证认真地贯彻共产主义的原则（政策）；
（3）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4）把教育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5）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或附于（2）内）使教师同俄共宣传鼓动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
载于1919年2月26日《真理报》第4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16—117页
10
党纲中宗教关系方面的条文
俄共对宗教的政策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
党力求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要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
载于1919年2月26日《真理报》第4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18页
11
党纲中经济部分的条文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
8．[42]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还要求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
同样，必须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资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
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
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存在着把不同的原则结合起来的多种过渡形态的现时期中，特别重要的是苏维埃粮食机关要利用合作社这种由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实行计划分配的唯一群众性的机构。
俄共认为，这样按共产主义原则进一步发展这种机构而不把它抛弃，在原则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继续利用仍为私人所有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得到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这一项措施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残余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放到银行等等。准备和实行这些和诸如此类的措施所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在财政方面，俄共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多数工厂和其他企业的私有制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一定部分的收入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进行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后者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载于1919年2月27日《真理报》第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19—122页
12
党纲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条文
苏维埃政权在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已着手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办法是建立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大农场），鼓励农业公社（即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自愿联合）以及共耕社和协作社；无论谁的土地，凡未播种的，一律由国家组织播种；由国家动员一切农艺人才来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等等。
俄共认为，这些措施是使绝对必须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唯一方法，因此俄共力求尽可能完满地实现这些措施，把它们推广到国内较落后的地区，并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办法。
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而在目前危机如此深重的时代，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危险，俄共认为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同时认为除上述措施以外，必须广泛地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加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建设，扩大苏维埃政权为此而成立的全国性的“工人协助委员会”的活动等等。
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农村党支部、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载于1919年2月27日《真理报》第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23—124页
注释：
[37]这是列宁在主持起草俄共（布）纲领的过程中写下的一些文稿。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他在3月26日（4月8日）以前写的《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中拟订了修改党纲的具体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56—57页），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修改党纲的任务。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列宁为会议起草的《党纲的理论、政治及其他一些部分的修改草案》（同上，第474—478页）以长条样的形式分发给了与会代表。会议就列宁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通过决议，指出了修改党纲的必要性，规定了修改的方针。会议还委托中央为第六次代表大会拟出党纲草案。会后不久，1917年6月，列宁根据中央的建议出版了小册子《修改党纲的材料》（同上，第472—493页）。差不多与此同时，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也出版了文集《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的党纲。大会还委托中央就修改党纲问题组织尽可能广泛的讨论。1917年夏秋，党内展开了理论争论。同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对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和莫斯科区域局的文集作了分析和批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召开的制定党纲的专门代表大会，曾定于10月17日（30日）举行。10月5日（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修改党纲的委员会。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这个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月24日（2月6日），中央决定委托一个新的委员会在列宁领导下制定新的纲领。列宁写了《党纲草案草稿》，作为讨论材料发给了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有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伊·布哈林、列·波·加米涅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参加的七人委员会，并责成它遵照大会通过的决议来制定党纲的最终草案。委员会于1919年2月完成了工作任务。2月25—27日，《真理报》公布了《俄共（布）纲领草案》。——76。
[38]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这个党纲是《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年底至1902年上半年制定的。根据列宁的提议，党纲理论部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起草。1902年1月，《火星报》编辑部慕尼黑会议讨论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草案。列宁对它提出了批评（列宁对这个草案的批评意见以及下面提到的有关制定这个党纲的其他文献，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不能采用，自己另写了一个草案。同时，普列汉诺夫写了第二个纲领草案，列宁又对它作了认真的批判和分析。为了编写出共同的纲领草案，《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委员会以普列汉诺夫草案作为它的草案的基础，同时也根据列宁的坚决要求，在它的草案中写入了一些重要论点，如以小生产被大生产排挤的论点代替普列汉诺夫的含糊不清的措辞，比普列汉诺夫的方案更确切地规定了党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一论点作为纲领的最重要条款。党纲的实践部分是在慕尼黑会议后于1902年1月底至2月初写出初稿的，它的土地问题的条文和结束语是列宁写的。1902年3月初，编辑部全体成员对实践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1902年4月《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批准了全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火星报》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在1903年7—8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略加修改后通过。
这个党纲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的理论部分，根据列宁的建议，写入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76。
[39]列宁在这里提出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权载入了1936年苏联宪法，而在此以前苏联只有劳动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劳动的剥削阶级没有这种权利。——99。
[40]这一段话经过修改列入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成为《在一般政治方面》这一部分的第5条（见本卷第406页）。——100。
[41]这一段话全文列入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成为《民族关系方面》这一部分的第4条（见本卷第408页）。——102。
[42]党纲草案的经济部分的这一条在初稿中是第3条。后来列宁对它作了修改，定为第8条。这一条后来稍加修改列为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的经济部分的第8条（见本卷第415—416页）。——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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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安葬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时的讲话（1919年3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安葬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时的讲话
（1919年3月18日）
采访记录
我们安葬了一位为组织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胜利做了最多工作的无产阶级领袖。在苏维埃政权正向全世界扩展的今天，在有了苏维埃这样组织的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思想正风驰电掣般地向全世界传播的今天，我们来安葬这位树立了应如何为这些理想而奋斗的榜样的无产阶级代表。
千百万无产者将重复我们的话：“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永垂不朽。我们在他的墓前庄严宣誓，要更加坚强地为推翻资本、为彻底解放劳动者而奋斗！……”
载于1919年3月19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19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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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3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3月18日）
同志们！在全世界工人纪念巴黎公社的英勇起义及其悲惨结局的日子，我们来安葬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在革命胜利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比谁都更充分更完整地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而且正是这一点，远比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更能显示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用。
同志们！在认识肤浅的人看来，在我国革命的大量敌人和至今还动摇于革命和革命敌人之间的人看来，革命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对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敌人的坚决无情的镇压。毫无疑问，没有这一特征，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这个革命无比深刻的、久恒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在斗争进程中就涌现了这样一些领袖人物，他们最能体现以前的革命从没有过的一个特点，即组织群众。也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出现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这样一位首先是和主要是组织家的人物。
同志们！特别是在对革命者来说处境困难的时期，在艰难持久、有时是痛苦而极其漫长的革命准备时期，我们俄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理论、原则、纲领同实践脱节，我们最常犯的毛病是过分埋头于理论而同直接的行动脱离。
在几十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有很多先烈忠于革命事业，但未能找到实践自己革命理想的办法。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为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提供了真正的土壤，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环境，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正是那些做实际组织工作的领袖，他们赢得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已经赢得并理应享有的那种特别突出的地位。
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在活动初期，他还完全是个青年，那时，他刚有了政治觉悟，就全心全意地从事革命了。在这个时期，即20世纪初，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突出的典型：他抛弃了家庭，抛弃了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舒适生活和习惯，全心全意投身于革命，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从监狱到流放地，从流放地到监狱，磨炼出了使革命者能经受住长期考验的那些品质。
这位职业革命家一时一刻也没有脱离过群众。沙皇专制的条件曾迫使他和当时所有的革命家一样主要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但就在秘密的地下工作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也始终同先进工人肩并肩、手携手地共同前进，而这些先进工人恰好是从20世纪初就开始接替知识分子出身的老一代革命家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先进工人成百成千地参加了革命工作，磨炼出了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意志，没有这种坚强意志，没有同群众的牢固联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长期进行秘密工作，但象他这样一个人还一直参加斗争，从不脱离群众，从来没有离开俄国，始终同优秀工人一起行动。尽管对革命者的迫害迫使他同实际生活隔绝，他仍然把自己锻炼成了不仅是受工人爱戴的、对实际工作十分熟悉和精通的领袖，而且是先进无产者的组织家。有些人，特别是我们的敌人或动摇分子，常常认为，职业革命家一心一意地进行秘密工作的这种特点会使他脱离群众，可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进行革命活动的榜样，正好向我们表明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其实相反，正是那种通过多次坐牢，多次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造就出了这样一些领袖，我们无产阶级的精华。有了这种忠诚，再加上识别人才和进行组织工作的秉赋和才能，就锻炼出来了大组织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只是通过秘密小组，通过革命的地下工作，通过秘密政党（谁也没有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完整地体现了这个政党），只是通过这个实践的学校，通过这一途径，才成了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头号人物，才成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头号组织家。
同志们！凡是和我一样天天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起工作的人，都特别清楚，全靠他的非凡的组织才能，我们才取得了我们至今都引以自豪而且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成就。他使我们完全能够同心协力地卓有成效地进行无愧于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真正有组织的工作，没有这种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工作，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成就，我们就不能克服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中的任何一个困难，就经受不住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严重考验中的任何一次考验。
在革命这种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在每一个革命者所处的特殊岗位上，当一个哪怕是人数不多的领导集体进行工作总是争论不休的时候，在斗争过程中赢得的巨大的无可争辩的道义上的威信，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当然这种威信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道义上，而是建立在革命战士的道义上，建立在革命群众的道义上。
一年多来，我们能够肩负起落在少数忠心耿耿的革命家身上的力不胜任的重担，领导集团能够如此坚定、如此迅速、如此齐心地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完全是由于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这样一位才华超群的组织家在他们当中担任了最主要的职务。只有他兼备了对无产阶级运动领导人员最深刻的了解，只有他通过多年斗争（关于这个斗争，我在这里只能谈得极简短）锤炼出了实践家的惊人的敏感、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最高的威信，而靠了这种威信，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一个人就完全领导了要一批人才能领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最大的工作部门。只有他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在解决许多极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时，只要他说一句话，不必召开任何会议，不必进行任何形式上的表决，问题就得到了明确的彻底的解决，而且大家完全相信，问题是靠实际知识和组织家的敏感解决的，不仅成百成千的先进工人而且群众也认为这样解决是彻底的。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其斗争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谁也不会相信，从秘密小组和地下工作这样的学校中，从受迫害的小小政党和图鲁汉斯克监狱这样的学校中，会产生这样一位拥有最高威信的组织者，这样一位俄国全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这样一位就其知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的工作的组织者，这个党建立了苏维埃，实现了苏维埃政权，而这种政权现在正在通过艰难的、痛苦的、流血的然而是胜利的进军向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扩展。
象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如果把代替理解为能够找到一个具备同样能力的同志的话。凡是熟悉和观察过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经常工作的人，都不会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确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强大，正在于它有着无穷无尽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为了接替忘我地献身革命并在斗争中牺牲的人们，革命会造就出一批批新人，这些人刚踏上路途时也许经验较少，知识较浅，素质较差，但他们与群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选拔一批批人才来接替那些去世的最有才华的人，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创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深信，俄国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一定会从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当中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为数众多的人才，他们将贡献出实际的生活知识，贡献出个人的或至少是集体的组织才能，没有这种知识和才能，无产者的千百万大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形象将不仅是一个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象征，不仅是把冷静而熟练地处理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同善于领导群众结合起来的典范，而且也是愈来愈多的无产者群众一旦仿效这种范例就能不断前进、直到取得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
载于1919年3月20日《真理报》第6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7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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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不晚于1919年3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
（不晚于1919年3月16日）
是否删去第1条？
去掉第2条和第3条的附注。
每个合作社内属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者的社员（即完全靠出卖劳动力或出卖一半以上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人）不得少于社员总数的2/3。
工人合作社的各机关派遣政治委员到有产阶级占10％以上的合作社去。政治委员有监督和监察权利，同时也有否决权，但应将遭否决的决定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关最后裁决。
在哪里能体现出各工商业职员联合会的实际合作？
可否给予那些吸收了全体居民的合作社若干重大的奖励和好处？
把全体居民联合在地方公有商店周围的地方自治机关。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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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决定草稿（1919年3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决定草稿[36]
（1919年3月15日）
（一）一个统一和集中的委员会，必要时起草法令草案。
（二）统计资料，对各类印刷厂进行比较：
（1）由印刷局管理的国有化印刷厂
（2）由各部门管理的国有化印刷厂
（3）由私营企业管理的印刷厂
（三）任务：按期增加两倍？
（四）一个月后提出报告？
（五）工作纪律
（六）计件付酬的工作
（七）工厂委员会与管理委员会的关系。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2页
注释：[36]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15日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问题时写了这个决定草稿。以这个草稿为基础，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如下决定：“（一）建议印刷局在其工资条例中务必写入计件付酬的条款。（二）成立一个由印刷局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并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一周内提出关于合并和集中的法令草案。（三）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检查局，吸收印刷局代表参加，在一个月内提出下列各类企业的统计材料：（1）由印刷局管理的国有化企业；（2）由各部门管理的国有化企业；（3）私营企业。（四）在同一期限内提出印刷局关于扩大生产、关于在建立工作纪律方面采取的措施以及关于调整工厂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报告。”（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第24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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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29]
（1919年3—4月）
现在，我们已恢复了革命的国际即共产国际，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已自然而然成为整个第三国际的理论纲领和实践纲领，在这种时候，回顾一下苏维埃的总的发展历程是适宜的。什么是苏维埃呢？这个不是由什么人臆想出来而是由群众创造出来的形式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正确地评价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无产阶级所夺得的政权面前的任务，才能正确地评价在最近一年中，在俄国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努力执行这些任务的情况。
只有从苏维埃总的作用，从它总的意义，从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来看，才能了解我们曾处于何种情况，为什么我们当时应当这样做而不应当那样做，在回顾过去时，应当用什么来检验我们的步骤是否正确。
现在，我们特别需要这样更普遍、更广泛、更深远地看问题，因为现在党内的人由于下述情况而有时感到苦恼，发觉自己的工作有缺点，有毛病，不能令人满意。这种情况就是，为了实际执行苏维埃政权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那些刻不容缓的、日常的、当前的、迫切的国家管理任务，我们的注意力常常被转移，被分散，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在这方面要改变工作环境是不可能的），还是常常不得不去过分注意管理中的琐事，忘记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内的总的发展进程，忘记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苏维埃政权，正确些说，是通过苏维埃运动，通过无产者群众在苏维埃内部的摸索（这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可是忘记了），通过在苏维埃内部实行专政的尝试而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在我看来，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些总的任务，这样才能使自己尽量超脱一些从事苏维埃实际工作的人都会遇到的国家管理中的琐事，才能了解我们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支部队还要采取什么样的重大步骤。
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彻底的最终的胜利，单靠俄国一国是不行的，这至少需要一切先进国家或者哪怕几个先进大国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满怀信心地说：无产阶级的事业胜利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达到了。
这个目的单就我们一国来说是达到了，但我们还有第二个任务。既然在一个国家里，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资产阶级已被推翻，那么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就是在另一层面上进行斗争，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周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进行斗争。
这是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困难的情况。
而另一方面，既然资产阶级政权已被推翻，做好建设的组织工作就成为主要任务了。
现在聚集在伯尔尼的、打算以著名的外国人的来访增光的黄色社会党人，最喜欢散布“布尔什维克相信暴力万能”之类的话。这只能证明说这种话的人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暴力所压倒（请看德国的情况），没有教会本国无产阶级掌握必要的暴力的策略。
在有些条件下，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有些条件下，暴力却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但是一些例子说明这种区别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的，因此有必要来谈一谈。在十月革命中，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驱逐了旧政府，这种暴力，这种革命暴力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群众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了；第二，因为敌人即资产阶级经过2月至10月这一漫长的政治时期，已经象春水冲击下的冰块，摇摇晃晃，站不住脚了，它已经外强中干了。因此，即使同德国目前的革命运动比起来，十月革命的运动也是很容易地使我们的革命暴力获得了完全的辉煌的胜利。
可不可以设想，没有这些条件，也能使用这种斗争方法，也能使用这种斗争形式，也能轻易获得革命暴力的胜利呢？
这样设想，将是极大的错误。在一定条件下取得的革命胜利愈大，就愈容易产生这种危险性：我们会被这些胜利所迷惑，而不去冷静地、沉着地、仔细地想一想，这些胜利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获得的。
我们曾把克伦斯基政府、米留可夫联合内阁弄得可说是狼狈不堪，我们曾试验过，让他们按各种组合坐在部长席位上，我们曾迫使他们不断地更换阁员，但事实证明无论他们怎样坐，他们都不配当音乐家[30]，于是他们就象绒毛一样被吹走了。
现在我们对付世界帝国主义的实际任务是不是也遇到与此相似的情况呢？当然不是。
这就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造成很多困难的原因。运动的群众性帮助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
但为什么一部分同志会错误地认为我们犯了滔天大罪呢？甚至目前在那些很会耍笔杆子，认为自己了不起、有经验、能为人师如此等等的人们中间，还有一些孤僻的怪人，直到今天还在要别人相信这是同德帝国主义妥协。
是的，有过这种妥协，我们就曾同沙皇“妥协”过，参加过令人讨厌的反动杜马，以便从内部来破坏它。
能不能指望，没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相应发展，单靠暴力就能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呢？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教导人们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并且只能这样提出问题。而只要这样提出问题，就可以看出，这样运用暴力政策是极端荒谬的，是丝毫不懂得暴力政策获得成功的条件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正当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不得不在一个被战争破坏和摧残得最厉害的国家里积聚力量，极其困难地为新的军队即红军奠定基础的时候，正当我们在191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初，用一块块基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红军奠定基础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却由于内部分崩离析和反抗日益强烈而损伤了元气，愈来愈虚弱了。
德国的革命暴力也是在许多个月的斗争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以后才取得胜利的；这种情况现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不是完全地）出现在协约国里。
不久以前，一位非常细心、毫无偏见地亲自观察过西欧各国情况的美国人对我说：“法国无疑地面临着最大的失望和幻想的破灭；人们用诺言款待法国人，说：你们胜利了。”全体法国人民旧日的爱国主义感情，他们对1870年遭受蹂躏的愤慨，对国家在四年战争中伤亡惨重、一蹶不振、疲惫不堪的无比气愤，这一切都被资产阶级用来把法国人民引上沙文主义轨道，他们说：“我们已经战胜了德国人，等我们装满了腰包就可以歇一口气了。”但是那位清醒的、以商人眼光看问题的美国人说：“德国人不会偿付赔款，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偿付。”
于是人们就用诺言和神话款待法国人民，说和平即最后胜利就要到来。但是和约意味着一切希望的破灭：现在，要指望勉强能够活着从这种血腥泥潭中爬出来，尽管手折足断，但是活着爬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要从和约这个泥潭中爬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积下了大堆资本主义债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以致不甩掉这些重负，就不可能爬出来。
甚至那些不是革命者、不相信革命、害怕革命的人，也在理论上谈论革命，他们看到事变的进程，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也不得不相信：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
再说一遍，那位美国人以商人眼光对时局所作的估计使我特别感到惊奇，当然他没有研究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这是胡说，但他对于亿万金钱很感兴趣，他会计算，他问道：他们偿付不偿付呢？他还是用那精明的生意人的观点回答道：“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偿付！甚至五分之一的钱你也拿不到！”
这就是目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所有协约国中，由于工人同情苏维埃形式，到处都在发生大规模的骚动。
例如巴黎的群众（他们可能是世界各国人民群众中最敏感的群众，因为他们在巴黎受过许多锻炼，进行过多次革命）——那里的群众（他们是反应最敏感的群众，决不容许演讲者撒一点点谎）现在只要看到有谁敢于出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就会立刻打断他的演说；可是仅在几个月以前，要想在巴黎群众面前稍稍表示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而不受到他们讥笑，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巴黎的资产阶级却在利用一切撒谎、诽谤和欺骗的手段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我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就遭受过一切资产阶级刊物的攻击。我们的资产者先生们以为布尔什维克会被他们的谎言和诽谤弄得没有办法，可是他们有些失算了，他们做得太过火了；他们拼命攻击我们，结果却给我们作了义务宣传，使得最落后的工人都想：“既然资本家这样骂布尔什维克，可见这些布尔什维克是很会同资本家作斗争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一个最野蛮的、强制性的、屈辱性的和约）时期所实行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我认为，现在，当协约国出现了类似情况的时候，当它们都疯狂地希望把自己的债务、贫困、破产转嫁到俄国身上，希望掠夺俄国，扼杀俄国，借以转移本国劳动群众对它们日益增长的愤懑的时候，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政策不是没有好处的。
如果我们不愿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对革命者是一种有害的行为），而是冷静地观察事物，我们就该十分明白地说，从军事力量来看，协约国比我们强大。但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那我们也会十分明确、十分有把握（这种把握不仅是以我们的革命见解，而且是以我们的经验为依据的）地说，协约国的强大是不会持久的，它们现在已处于国内群众情绪大转变的前夜。
它们不仅用诺言款待法国工人，而且用诺言款待英国工人，说什么“我们要把全世界掠夺干净，那时你就可以吃饱肚子了。”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现在都在这样叫嚣，把这种观念塞进不觉悟的群众的脑子里。
如果它们不马上厮杀起来的话，过几个月以后，它们也许会缔结和约，虽然许多极重要的迹象表明它们会马上互相厮杀起来。但即使它们能够做到彼此不再揪头发、卡脖子而缔结和约，这个和约也将是迅速破产的开始，因为它们没有能力来偿付这些空前多的债务，来消除这样严重的破坏：在法国，小麦减产一半以上，到处都面临着饥饿威胁，生产力遭到了破坏。
如果冷静地观察事物，那就应该承认，使我们能够对俄国革命作出恰如其分估计的那种看问题的方法，也愈来愈使我们确信世界革命会到来。我们知道，将要卷走协约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冰块的激流，正在一天天迅猛起来。
一方面，协约国比我们强大；另一方面，从它们的内部情况看，它们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多久。
由于这一情况，也就产生了国际政策上的复杂任务，这些任务，我们也许要，甚至一定要在最近期间加以解决。这些任务我了解得还不太具体，但是我要着重地谈一谈，为的就是使你们，同志们，对人民委员会工作中的经验，对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有一个鲜明的生动的了解。
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布列斯特和约。这就是人民委员会外交政策总结中最重要的东西。当时我们不得不等待，退却，随机应变，签订最屈辱的和约，以便能为新的社会主义军队创立新的基础。我们终于奠定了这个基础，而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强大的敌人却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了。
就全世界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这是一个主要的和基本的教训，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牢牢记取和清楚理解这个教训，以便在错综复杂、极端困难的外交政策问题上不犯错误，这些问题不久就会出现在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整个苏维埃政权面前。
关于外交政策问题我就谈到这里，现在我来谈谈其他几个极重要的问题。
同志们，谈到军事活动，在1918年2月和3月，即在一年以前，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的。或者可以说，我们有过一支由1000万武装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旧军队，但这支军队已经完全瓦解，它的成员都下了最大决心，准备不顾一切地离开和逃走。
这种现象在当时被认为仅仅是俄国才有的现象。有人认为，俄国人生来就缺乏忍耐性或组织性，因此他们是忍受不了的，而德国人能够忍受得住。
有人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个月之后，在文化、技术、纪律、伤病员的合理生活条件，以及休假制度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我军的德国军队，也发生了同样的瓦解。这场大厮杀，这场多年的大厮杀，连最有文化最有纪律的人们也没能忍受得住。完全瓦解的时期来到了，连先进的德国军队也顶不住了。
可见，不仅对俄国而且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有一个限度。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限度，但是总有个限度，要超出这个限度去为资本家的利益作战，那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
德帝国主义已把它的强盗面目暴露无遗了。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和法国，在这些闻名的民主国里（社会主义的叛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可怜的人，常常吹嘘这种民主国），在这些世界上先进的民主国里，在这些共和国里，帝国主义日益卑鄙无耻，而且比在任何国家都更明显地暴露出猛禽野兽的面目。他们掠夺世界，互相格斗，武装对抗。想长期掩盖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这在战争狂热时期还可以掩盖，但是狂热正在消失，和平正在来临，任凭你怎样欺骗，这些民主国的群众还是看到，战争导致了新的掠夺。最民主的共和国只不过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掠夺者的一件漂亮外衣，这些掠夺者决心使亿万人破产来偿还债务，即报答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老爷们，因为他们曾大发慈悲地让工人互相残杀。这种情况已一天天地为群众所看清了。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出现了象一位军事评论家所发表的那样的政见。这位军事评论家在最有钱最有政治经验的资产阶级的报纸英国《泰晤士报》上分析形势说：“全世界的军队都在瓦解，但是只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建设，这个国家就是俄国。”
这就是在军事方面比苏维埃布尔什维主义强大得多的资产阶级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现在我们就来根据这个事实，对一年来我们苏维埃所做的工作，作一个估价。
我们终于扭转了局势。忍受不住战争的苦难、懂得了这次战争是犯罪、不断逃跑的1000万军队瓦解之后，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开始建立起来了，一批又一批数以十万计的人参加了军队，这支军队知道为什么而战，甘愿忍受比沙皇时代更大的牺牲和困苦，因为它知道，它在保卫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土地、自己在工厂中的权力，它在保卫劳动者的政权，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虽然处境艰难，但正在觉醒起来。
苏维埃政权一年来取得了什么经验，以上情况就是说明。
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对经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苦难的人民来说，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战争是异常艰苦的。但是现在连强大的敌人也承认，他们的军队在瓦解，而我们的军队在建设。这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把军队建立在它同苏维埃的亲密关系上，建立在它们亲密无间的关系上，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它们水乳交融的关系上。苏维埃团结着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而军队建立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
18世纪的一位普鲁士君主说了一句聪明话：“如果我们的士兵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那就连一次仗也不能打。”这位普鲁士老君主是一个并不愚蠢的人。现在，把我们的情况同这位君主的情况相比较，可以说：我们所以能够进行战争，是因为群众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尽管空前艰苦——再说一遍，目前的战争比沙皇时代更艰苦——他们也愿意作战，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作出极大的、无比严重的牺牲，但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同其他国家那些“正在瓦解”并已开始了解我们情况的工人一起进行斗争。
有一些蠢人在叫喊什么赤色军国主义；这是一些政治骗子，他们装出一副真正相信这种蠢话的样子，对我们乱加指责，施展他们那套辩护士的本领来捏造论据，蒙骗群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在叫喊：“瞧，他们给你们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赤色军国主义！”
真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都扑向俄罗斯共和国，要扼死它，而我们着手建立军队，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第一次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牺牲，并胜利地抗击着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在空前规模的抗击中每个月都在加速着世界革命的到来，——有人就斥责这是赤色军国主义！
再说一遍，这些人或者是不值得给以任何政治评价的蠢人，或者是政治骗子。
谁都知道，我们是被迫进行这场战争的；1918年初，我们结束了旧的战争，并没有发动新的战争；谁都知道，白卫分子在西部、南部和东部起来反对我们，完全是由于协约国慷慨解囊，给予他们千百万金钱的帮助，同时，各先进国家把帝国主义战争用剩的大批装备和军用物资收集起来，拿去援助白卫分子，因为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老爷们知道，这里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如果不马上打垮我们，他们就会灭亡。
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了空前的努力，忍受牺牲，争取胜利。现在，经过一年国内战争之后，我们来看看地图。先看看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3月是什么样子，快到1918年7月时又是什么样子，那时，西部沿布列斯特和约所规定的界线有德帝国主义者盘踞着，乌克兰处在德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之下，东部直至喀山和辛比尔斯克有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收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在统治。再看看地图上现在的情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盘已经空前扩大，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用骂人的字眼指控我们实行赤色军国主义的，只能是一些最卑鄙最下流的政治骗子。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安享清福。谁认为可能有这样的革命，谁就不仅不是革命者，而且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样的革命一次也没有过，甚至次等的革命，甚至只把政权从一个有产者少数转到另一个有产者少数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的革命。这种例子多得很！如法国革命。19世纪初，原先的强国就曾群起反对它，想摧毁它。而法国革命所以称为大革命，正是因为它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去抗击全世界的进攻，保卫自己的果实；它的巨大功绩之一就在于此。
革命总是在实际中、在斗争中、在战火中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如果你被压迫，被剥削，因而想推翻剥削者的政权，如果你决心把推翻剥削者的事业进行到底，你就应当知道，你必须经受得住全世界剥削者的进攻；如果你决心给以回击，不怕新的牺牲，坚持斗争，那你就是革命者，不然你就会被消灭。
所有革命的历史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我国革命受到的真正考验，就是我们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先于别的国家夺得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这种管理形式的被剥削劳动者政权，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政权保持下去，哪怕保持到其他国家的群众都行动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新的牺牲，坚持下去，就会有人说：这场革命是违背历史的。各文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武装到了牙齿；但却害怕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上亿人口的自由的共和国里出现百把个布尔什维克；这是可怕的传染病啊！民主主义者原来无力和一百个来自饥饿破产的俄国、开始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人进行斗争！群众是同情我们的！资产者只有一条生路：趁刀剑还没有从他们手中掉下，趁大炮还在他们手里，赶快把炮口朝向苏维埃俄国，在几个月内摧毁它，因为以后就无法摧毁它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这就是一年来决定人民委员会军事政策的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据事实和结果有权说：我们之所以能经受住考验，完全是因为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工人和农民表现了新的英勇气概，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组建了新的军队。
这就是关于苏维埃政权军事政策的简短总结。在这里我还想就一个问题讲几句话，这是一个不仅在军事政策上，而且在其他的政策上，在经济政策上都同样存在的问题。我说的是军事专家问题。
你们大概知道，这个问题曾引起怎样的争论，常常有一些最忠实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同志也激烈反对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红军时使用那些曾为沙皇制度服务、甚至屠杀过工农因而有历史污点的旧军事专家，即沙皇的将军和军官。
矛盾是很明显的，这种愤怒的情绪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用沙皇时代的专家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军队呢？！
其实，我们正是这样才把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建设起来的。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肩负的任务，就不难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起来。不仅军事上是这样，在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我们都面临着这个任务。
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社会主义可以由另外的人来建设，可以先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纯洁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人，然后再由这些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向嘲笑这种想法，并且说过，这是玩木偶戏，这是酸小姐[31]拿社会主义消遣取乐，而不是严肃的政治。
我们要用那些由资本主义培养出来、被资本主义败坏和腐蚀、但也为资本主义锻炼得能进行斗争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锻炼得比任何军队都能经受大千百倍牺牲的无产者；我们有愚昧无知的、分散的、但只要无产阶级采取明智的策略就能在斗争中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数千万被压迫的农民。其次，我们有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有在资产阶级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军事专家——如果是在资产阶级条件下培养出来那倒不错，他们有的还是在地主、棍棒、农奴制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至于在国民经济方面，所有的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所有这些人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做工的无产者和种地的农民贫穷不堪，无论在沙皇尼古拉的统治下，还是在共和国总统威尔逊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上大学。科学和技术为富人、为有产者所享有；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我们要立刻用资本主义昨天留下来可供我们今天用的那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马上就着手建设，而不是用——说句笑话——将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资产阶级专家，此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必定要胜利，我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当用行动证明，我们能够用这些砖头、用这些材料来建成社会主义，能够靠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专家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你不用这些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你就是空谈家，饶舌者。
世界资本主义历史遗产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的！这就是取得政权、有了苏维埃机构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具体困难！
这是整个任务的一半，而且是其中的一大半。苏维埃机构意味着劳动者广泛地团结起来，以这种广泛团结的力量去摧毁资本主义。果然，他们把资本主义摧毁了。但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却在专家们的手中，在他们的头脑里。
在一切部门中的任务都是如此。这个任务是矛盾的（正如整个资本主义是矛盾的一样），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是可以完成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大约20年后能够培养出纯洁的共产主义专家——洁白无瑕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对不起，不是的，我们必须现在安排好，不是在20年以后而是在两个月以后就安排好，以便面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科学和技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会胜利。靠我们群众的力量来迫使资产阶级专家为我们服务，这是困难的，但是可以办到的；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我们的军事部门有好几万军官。这时我得到了一个具体的启示：利用我们的敌人的秘诀就是：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困难就在这里，胜利的保证也在这里！
当然，在这条新的困难的道路上，我们犯过不少错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可能遭到不少挫折。大家知道，一部分专家一贯和我们敌对，在工厂里，在农业中，在管理工作中，过去和现在我们都处处碰到一些专家工作态度恶劣，存心怠工。
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巨大的困难，单靠暴力是不能战胜这些困难的……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使用暴力，我们嘲笑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抱否定态度的人，说他们是蠢人，不懂得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谁要不这样认为，他不是白痴，便是政治上完全无知，不要说让他到台上来，就连让他参加会议，都是有失体面的。或者是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使用暴力，即杀害工人的优秀领袖；或者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谁幻想走中间道路，谁就是我们最有害最危险的敌人。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因此我们谈到使用专家的时候，应当记住一年来苏维埃政策的教训；一年来我们打倒和战胜了剥削者，现在我们应当来解决使用资产阶级专家的任务。再说一遍，在这里，单靠暴力是行不通的。在暴力胜利以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除了暴力还要有组织，有纪律，有威望，使一切资产阶级专家服从自己并参加自己的工作！
有人会说，列宁不主张使用暴力，而主张使用精神影响！可是，有一种愚蠢的看法，以为单凭暴力就能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中组织新的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这是胡说！我们，作为一个党，作为在一年来的苏维埃工作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的人们，不会再这样愚蠢，并将告诫群众不要有这种愚蠢的想法。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工作人员这样一个任务，不仅要求我们取得暴力的胜利，还要求我们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建立纪律，即同志纪律，扩大无产阶级对其他所有的人的影响，造成新的群众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看到，他已别无出路，要回到旧社会已不可能，只有同共产党人一起才能进行工作，这些共产党人就在身旁，领导着群众，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并在努力使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的成果，几千年来文明发展的成果，不被一小撮人用来发迹致富，而为全体劳动者所普遍享有。
任务是极为困难的，要完全解决它，需要几十年！要解决它，必须造成一种力量，建立一种纪律，即同志纪律，苏维埃纪律，无产阶级纪律，这种纪律不仅能在肉体上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而且能完全控制他们，使他们服从我们，沿着我们的轨道行进，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再说一遍，在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中，在每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在每一个工厂委员会和每一个国有化工厂的工作中，我们每天都碰到这个任务。一年来，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解决。我相信，在俄国没有一个工厂委员会，没有一个农业公社，没有一个国营农场，没有一个县土地局，在这一年的苏维埃工作中不是几十次地碰到这个问题。
任务的困难就在这里，但是真正能够收效的任务也在这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力量粉碎了剥削者之后的第二天所应当做的事情。我们粉碎了剥削者的反抗，这是应当做的，但应当做的不止于此，还应当靠劳动者的新组织即协作组织的力量来迫使他们为我们服务，应当治好他们的老毛病，不让他们再干剥削的事情。他们依然是过去的资产者，现在当了军官，在我军司令部里工作，有的当了工程师和农艺师。这些人是把自己称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昔日资产者。称号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按世界观和习惯来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者。
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把他们踢开吗？几十万人是无法踢开的！假如我们真把他们踢开，那我们就害了自己。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建设共产主义。不是要抛弃他们，而是要粉碎他们的反抗，处处监督他们，不向他们作任何政治上的让步，而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是时时刻刻在作这种让步的。有文化的人所以屈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受资产阶级影响，因为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并通过资产阶级环境获得自己的全部文化的。这就是他们总是站不稳脚跟，向反革命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让步的原因所在。
如果一个共产党人说，他不能弄脏自己的手，他应当有一双干净的共产主义的手，他将用这双干净的共产主义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不利用那些可鄙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合作社工作者，那他就是空谈家，因为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是非利用不可的。
现在，任务实际上是这样摆着的：要使那些被资本主义培养出来反对我们的人转过来为我们服务，每天都监督他们，在共产主义组织的环境中设工人政治委员监督他们，既要制止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同时又要向他们学习。
我们至多有鼓动家、宣传家的本领，有经历过工厂工人或挨饿农民的极其悲惨的生活而得到锻炼的那种人的本领。这种本领至多能教导人们长期坚持下去，进行顽强斗争。到目前为止正是这一点挽救了我们。这一点是完全必需的，但这是不够的，单凭这一点是不能胜利的。为了取得彻底的最终的胜利，还必须把资本主义的一切宝贵东西，把全部科学和文化拿到手。
从哪里取得这些东西呢？我们的先进的农民和觉悟的工人，应当向他们，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应当在工厂里、在县土地局里向资产阶级农艺师和工程师等等学习，掌握他们的文化成果。
在这方面，去年我们党内发生的斗争收到了极大的成效；它引起了不少的激烈冲突[32]，但是斗争总是要引起激烈冲突的。我们在一个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上取得了实际经验，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如何把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文化、同一直是少数人拥有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这个任务——我要再说一遍——是很困难的。这里全部问题在于劳动群众先进阶层的组织和纪律。在俄国，假如千百万备受压抑、愚昧无知的、完全不能独立从事建设的、世世代代受地主压迫的农民，没有一个为他们所了解、接近、信任、当作自己人的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在自己的身旁，没有这样一个先进阶层来领导自己，假如没有这样一种组织去团结劳动群众，教育劳动群众，向劳动群众解释，使他们相信取得全部资产阶级文化这一任务的重要性，那么，共产主义事业就没有希望。
我说这个话不是从抽象的道理出发的，而是从整整一年的日常经验出发的。如果说在这个经验中有许多琐事，有时是枯燥乏味，令人不快的琐事，那么我们应当在这些琐事的后面看到更深刻的东西。应当懂得，在这些琐碎的工作里，在工厂委员会和工程师之间、某个红军战士和某个资产阶级军官之间、某个农民和资产阶级农艺师之间的冲突里，在这些冲突、摩擦和琐事里，包含着无比深刻的内容。我们克服了要一脚踢开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偏见。我们拿下了这辆车，虽然它还走得不好（我们不会抱什么幻想，知道它老是颠簸，老是出毛病，老是翻到沟里，还得由我们把它拖出来），但是它毕竟走起来了，今后我们要驾驶它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战争把我们拖进去的、而现在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想方设法把我们推下去并使我们陷在里面的泥潭中脱出身来，从经济破坏、极度困难、破产、粗野、贫困和饥饿的泥潭中脱出身来。
现在我们已开始脱身了。这是刚刚迈出的几步。
一年来的苏维埃工作使我们通过每一项实际的工厂工作和农民工作更好地懂得了这个任务，并学会了进行这项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最大成就。在这方面花一年时间并不可惜。我们不会再象过去那样从理论上一般地讨论资产阶级专家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意义，我们将利用我们在每个工厂委员会和每个农业组织中获得的每一个经验。我们奠定了红军的基础，我们有了一点基础，我们的国有化企业的工人懂得了自己的任务，开始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提高劳动生产率（虽然这些资产阶级专家时时刻刻都想倒退，但是工人的群众组织迫使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步调一致地前进），这些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大的成就。这个工作不显眼，看起来极为平常，要估计出它的全部意义也很困难，但是我们的运动前进了一步，正是表现在我们已经从单纯镇压剥削者的单纯任务进而执行这样一种任务：使自己和群众学会用资本主义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迫使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专家为我们工作。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能获得胜利。现在我们知道，照这样走下去，我们确实会获得胜利。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最后一个问题，即对农村的态度问题。我的讲话已经太长了，这个问题只想简略地谈谈。
前面我谈到了军事工作，谈到了专政，谈到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现在我要谈的是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又一个巨大困难。
在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占少数而习惯于单独经营、养成了这种分散经营积习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政权已经转入无产阶级手中，该怎么办呢？
但是这种农民的大多数贫穷困苦，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受尽折磨，因此，他们很愿意帮助无产者。只要城市工人通情达理，注意方式，平等待人，而不是发号施令，以致引起他们理所当然的憎恨，——总之，只要城市工人平等一点对待农民，就能得到农民最大的同志般的信任和充分的支持。这我们是知道的。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就是靠这一点来维持的。它只是在得到大多数劳动者最真诚的支持下才得以维持下来。我们所以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城市工人通过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千百种方式同贫苦农民建立了联系。
国家政权过去总是阻碍这种联系，现在则用全力促进这种联系。就是靠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才得以维持，也只有这样做，胜利才有保证。
我刚才提到的巨大困难，就在于农民习惯于单干，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并且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想：我花了劳动，用自己的血汗得到了粮食，怎么我没有权利自由出卖它呢？农民认为这是欺侮了他。
可是我们从俄国发展的全部经验中知道：自由买卖就是自由培植资本家；在一个受饥荒折磨的国家里、在挨饿的人为了一块面包甘愿拿出一切甚至甘愿做奴隶的国家里自由买卖，在国家闹饥荒的时候自由买卖，这就是自由地使少数人发财而使多数人破产。
我们应当证明，在一个受饥荒折磨的国家里，首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但只有把农民的行动统一起来，把群众联合起来，才能进行这种帮助，因为农民零星分散，习惯于各干各的。
实现这一困难任务的外部障碍是没有的；这里要靠暴力来做到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我们决不放弃暴力；我们知道，在农民中有富农，他们竭力地反抗我们，公开组织白卫分子的暴动；这和大多数农民没有关系。富农是少数，对他们应当是斗争，再斗争，应当镇压他们，而我们也正在镇压他们。但在胜利地解决了镇压农村剥削者的任务以后，出现了一个不能用暴力解决的问题；这里和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只有靠群众组织工作，只有靠城市无产阶级对农民进行长期教育，我们的任务才能解决。
我们能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是能够的，这完全是因为大多数农民都信任工人政权，有了对工人的这种信任，就能建立基础，这个建立基础的工作已经开始，并且应当继续下去，不过一定要借助于同志式的诱导，借助于纪律。
这就是实际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我们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33]，努力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目的不是为了让富人得到商品，而首先是为了让贫苦农民得到城市所能供给的少量商品，我们帮助贫苦农民，也是为了能在他们的帮助下战胜富农，从富农手中取得余粮。
在一个交通不便、农民分散的大国里，要解决供给居民粮食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任务给我们造成的麻烦最多。回忆一下人民委员会的各次会议，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任务象这个任务那样，使苏维埃政权费了这么大的力量。我国的农民极其零星分散，愚昧无知，习惯于单独经营，把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看作是欺侮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有一些政治骗子，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来煽动农民，对农民说：“他们在掠夺你们！”
今天，苏维埃工作已进行一年，粮食工作人员已经证明，我们在最近几个月内向农村提供了42000车皮产品，而只换来39000车皮粮食，可是一些恶棍还是在叫喊：“农民们，苏维埃政权在掠夺你们！”
当工人在城市中挣扎求生（没有一个地方的饥荒比俄国的城市和非农业地区更为严重），当农民得到了地主的全部土地，有了粮食，大多数农民，如我们所知，在苏维埃政权的第一年就已经不是为地主老爷和商人而是为自己劳动并改善了自己的饮食的时候，当国家正苦于城市和非农业地区的饥荒，而一切资本家却力图利用饥荒来破坏我们的时候，在这种时候，竟有一些穿着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或其他小丑服装的人，硬说什么“他们在掠夺你们！”这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我们只能而且只应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代理人看待！
当苏维埃政权认为战胜饥荒是最主要的困难的时候，把全部余粮交给挨饿者是每一个苏维埃公民的职责。这个真理是这样明显，这样清楚，是这样容易为每一个劳动者所理解，因此要反对它是不可能的。要把这个简单、清楚、明显的真理模糊起来，使它变得不可理解，或者把它加以歪曲，就只能进行欺骗，施展政治骗子的伎俩！
城市工人靠的就是这个真理。他们就是靠这个非常明显的真理才能从事最困难的工作。他们一直都在对贫苦农民说：我们同你们一起构成苏维埃政权的真正支柱。为此成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成立了商品交换机构，并把合作社都吸收来做联合全体居民的工作。农业方面颁布的一切法令都贯串着这个基本思想；所有的告城市工人书都说：要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否则，你们就不能解决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粮食问题。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会胜利；或者你们去接受资本家及其穿着孟什维克服装的走狗和奴仆的开导和教诲——“不要让城市掠夺你们，你们自由买卖吧；谁有钱，谁就发财，如果有人饿死，那和你们有什么关系”，那你们自己就会灭亡，成为资本家的奴隶，使苏维埃俄国遭到毁灭。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这样想：“我做买卖，我发财，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这就是战争产生的原因，这就是工人和农民一贫如洗而一小撮人成为亿万富翁的原因。
任务在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对待农民，如何把贫苦农民和中农组织起来，以便随时同他们对旧时的留恋、同他们想回到自由贸易去的企图、同他们时时想“自由”经营的倾向作斗争。“自由”是个好字眼；到处都碰到“自由”：贸易自由，出卖自由，被卖自由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骗子在每一种报纸上，每一次演说中，都要这样或那样地引用“自由”这个美丽的字眼；但所有这些人都是把人民拉向后退的骗子和资本主义娼妓。
最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即在最近几个月或几个星期内，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关心的主要问题和奋斗的主要目标就是同饥荒作斗争。
现在，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饥荒是我们的大害；春天将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去年的冬末、春天和夏初是我们最艰难的时期，今年正好在现在我们又进入艰难的时期。现在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又在极力希望，虽然不能在公开的斗争中摧毁苏维埃政权，也许能够再一次利用饥荒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还有一些自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左派）的人，堕落到了极点，在口头上宣称拥护劳动人民，而当粮食状况严重、饥荒迫近的时候，却企图利用饥荒进行捣乱，唆使人民群众反对工农政权。他们不了解，正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去年在东线的叛变[34]，曾使几万工农在反对白卫分子的战争中牺牲了生命一样，现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似乎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实行的任何类似的政策，即利用饥荒进行的任何煽动和捣乱活动，也无非是对白卫分子的直接援助。任何这样的煽动都会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反对白卫分子的战争中无谓地牺牲生命。去年，穆拉维约夫实行叛变，险些开放了整个战线，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
因此，我想首先着重地但是极简略地谈一谈几件主要事实。
现在我们在粮食方面的情况又象去年春天那样恶化了，但是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指望不仅战胜这个困难，而且比去年更好地摆脱这个困难。这种指望的根据是：东部和南部的情况已大为好转，而东部和南部都是俄国的主要产粮区。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我们已经弄清楚，沿喀山到萨拉托夫线，沿伏尔加—布古利马线，在萨马拉以东，在伏尔加河左岸，堆积了近900万普特的成品粮。
巨大的困难和巨大的危险在于我们的运输力量薄弱，机车奇缺，以致对这些粮食能不能运出来，我们还没有把握。这就是我们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活动中最操心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决定从3月18日到4月10日完全停止客运的原因。
我们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些帮助白卫分子的鼓动家出来大叫：“看，人民在挨饿，而他们却取消旅客列车，不让人民运粮。”这样的煽动者是有的。但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把希望寄托在正直工人的觉悟上，他们会支持我们的。
如专家们向我们报告的，暂时停止客运以后，可以腾出220辆机车，这些客运机车比货运机车差些，运输能力要低些，但我们计算了一下，它们能在这一时期内运出350万普特粮食。如果让私贩粮食者和饥民单个地盲目地运粮，在这一时期内最多只能运出50万普特。每个有经验的铁路工人，每个到过伏尔加河左岸的铁路线、见到粮食有时简直堆在雪地上的人，都会证实这个真理。一袋袋的粮食可能会霉烂，因为粮食本来就潮湿；如果春汛一来，那就更糟糕了。因此，我们采取了这种严重的措施，我们相信，广大的工人群众一定会了解这个真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煽动者绝不能使他们离开正确的道路，这个真理一定会胜利。
采取暂时停止客运这样严重的措施，能使我们得到几百万普特粮食。我们要清除所谓停止客运有害的谎言、诽谤和胡说，我们应当说，在派往南方运粮的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的帮助下，这一措施一定会使我们得到足够的粮食。顺便提一下，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象彼得格勒那样，拿出这么多的人力进行粮食工作；彼得格勒的所有优秀力量都被调去做这个工作了，其他先进城市的工人也应当这样做。
没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完成的；如果工人阶级没有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千百万受资本主义压抑的、受尽折磨的、不识字的和分散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完成。能够领导他们的只有先进工人。但是优秀力量已经都抽调出来了，他们过分劳累了。应当用一般工人和青年人代替他们。也许这些人会犯错误，但这没有关系；只要他们能忠于工人事业，能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受到锻炼就行。
我们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优秀力量派到伏尔加一布古利马线上去。同工人队伍一起去的有布留哈诺夫同志。其他铁路上也已派去了军队和工人。所以，再说一遍，我们是完全可以指望得到粮食的。这将是艰苦的半年，但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在壮大而是在瓦解，因为苏维埃运动正在一切国家中发展起来。
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次计算，认为停止客运以后，就能运出几百万普特粮食，就能利用东部和南部最富饶的产粮区。在这艰苦的半年里，我们一定能战胜我们的主要敌人——饥荒，而且现在我们的情况比去年好，我们已经有存粮了。
去年，捷克斯洛伐克军进到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乌克兰处在德寇的铁蹄下，克拉斯诺夫用德国人的钱在顿河区搜罗军队，南部同我们断绝了联系。现在，乌克兰正从德帝国主义者的手中解放出来。德帝国主义者原想从乌克兰运走6000万普特粮食，但是他们总共只运走了900万普特，而且附带运走了一种他们消化不了的东西，即布尔什维主义。一碰上布尔什维主义，德帝国主义者就遭到了惨败，法、英帝国主义者碰上布尔什维主义也会遭到惨败，如果他们能够深入俄国内地的话。
现在乌克兰已经是苏维埃乌克兰了。乌克兰的苏维埃政府对我们就不同了，一旦提出粮食问题，它不会象商人、投机者和某些农民那样来要价。这些农民说：“挨饿的人会出1000卢布买一普特粮食，管他什么国家垄断，我只管我发财，人们挨饿更好，他们出的钱更多。”农村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想的，富农、投机者就是这样盘算的，而且有人在帮助他们，这些人拼命反对粮食垄断，主张贸易“自由”，即主张富裕农民有发财的自由，得不到一点粮食的工人有饿死的自由。可是乌克兰政府说：“首要任务就是帮助饥饿的北方。如果受饥饿折磨的北方支持不住，乌克兰也支持不住；如果乌克兰帮助饥饿的北方，乌克兰就一定支持得住，一定能取得胜利。”
乌克兰的存粮很多。但是不能一下子全部运出来。我们已经把苏维埃的优秀力量派往乌克兰，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存粮很多，但是不能一下子全部运走，因为没有机构。”德国人把乌克兰破坏得很厉害，所以那里才刚刚开始建立机构；那里的情况是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们在斯莫尔尼宫时也曾同经济破坏作斗争，但是那种恶劣的日子，同现在乌克兰经受的困难比较起来，是算不得什么的。乌克兰的同志叫苦连天，说他们没有人，没有人建设苏维埃政权，没有任何机构，没有象彼得格勒或莫斯科那样的无产阶级中心，乌克兰的一些无产阶级中心还在敌人手里。基辅不是无产阶级中心，受饥饿折磨的顿涅茨煤田还没有从哥萨克手中解放出来。他们说：“北方的工人们，帮助我们吧！”
因此，尽管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工人已经作出了比其他任何城市更大的贡献，但我们还是代表乌克兰的同志向彼得格勒工人说：“再出一把力，再加一把劲吧！”我们现在能够帮助乌克兰的同志，而且应当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要在经过了空前的浩劫已经荡然无存的土地上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
我们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讨论了这种情况，提出了一项任务：首先尽力在乌克兰建立机构，有了武器、有了机构之后就着手运粮，在6月1日以前运出5000万普特。
我丝毫不想要你们相信这个任务能够完成。我们都知道，许多任务尽管我们已经担当起来，但都未能按期完成。就算这个任务只能完成一部分，你们也应当坚信，在饥荒愈来愈严重的艰难日子里，只要东部和南部的全部粮食机构充分开动起来，我们就能从南部得到紧急援助而改善我们的处境。
除乌克兰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来源，这就是顿河州。那里，红军的胜利已经造成很多奇迹。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在顿河区的处境还很艰难，我们要同我们的主要敌人克拉斯诺夫作战，要同那些起初被德国人用千百万金钱收买、后来又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收买（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受他们接济）的军官和哥萨克作战；可是现在，我们不仅极迅速地占领了察里津以北的大片土地，而且还向察里津以南推进了。克拉斯诺夫匪帮和顿河区的反革命分子被击溃了，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帮助都没能帮得了他们。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会有煤和粮食了，没有这两样东西，我们就会灭亡，因为缺少煤，火车就不能开动，工厂就要停工，缺少粮食，城市和所有非农业地区的工人就要受饥饿的折磨。［注：速记记录中接着有以下未收入小册子中的一段话：“红军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履行他们的职责的。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却阵容整齐，在这里进行斗争的人们能够经受一场比沙皇时代艰苦得多的战争，他们所以经受得住，是因为他们看到，每一个军事指挥官身旁都有一个党员政治委员——一个来自彼得格勒或者莫斯科，或者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优秀工人。每个部队都建立了许多共产党支部，每个司令部都变成了宣传鼓动的中心。军队的全部力量来源于而且仅仅来源于它同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优秀工人最紧密的联系。正是由于这一切，才出现了转折，出现了奇迹：一支过去一听到‘哥萨克’就仓皇逃跑的军队，现在几个星期就占领了两条铁路，两条取得粮食和煤炭的主要通道。”——俄文版编者注］
顿河区的存粮同乌克兰一样是很多的，而且我们不能说那里没有机构；每个部队都有共产党支部、工人政治委员和工人粮食队；那里的主要困难是白卫分子在撤退时把桥梁炸毁了，因此，两条主要的铁路没有一条能够使用。
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专门邀请了专家参加，问他们怎样才能弄到修路材料，怎样才能至少修好一条铁路。在国防委员会最近这次会议上，我们已经确切知道，由于尽了极大的努力，不仅材料已经弄到了，而且当地的同志还向我们提出了保证，说他们几乎可以保证在春汛前修复这两条铁路。这两条铁路运输的恢复，也许抵得上对哥萨克的多次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应当不怕艰苦地再坚持几个月，鼓足干劲，并让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们来帮助我们。”除了很难运出什么东西的东部，除了有大量存粮但没有机构的乌克兰，我们现在有红军收复的顿河区了。因此，在作了冷静的考虑，根据各地的多次报告和报道核实了以上情况，听取了专家对粮食问题和铁路问题的意见以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有极大的把握不仅能象去年那样坚持下来，而且还能大大改善我们的状况。
我们内部的敌人已在瓦解，外部的敌人也决不会支持很久。同志们，不久以前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在莫斯科创立了共产国际的外国同志所告诉我们的情况，使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在巴黎，人们把攻击布尔什维主义的发言者赶下群众大会讲坛。毫无疑问，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可以再杀几千个工人，可以杀害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国际的数百个优秀代表，可以使英、法、德、意各国的监狱关满社会党人，但这些都不能挽救他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不管怎样欺骗，不管怎样卑鄙地大肆造谣诽谤，全世界工人都已懂得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全世界的资本家现在没有出路。再说一遍，他们在缔结和约以后是要互相厮打的。法国已经准备进攻意大利，它们分赃是分不成的，日本也在加紧武装以对付美国。它们把空前未有的巨额赔款，把几十亿几十亿的战时公债堆在人民身上。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被战争弄得痛苦不堪，到处是产品不足，生产停顿，到处是饥饿。答应给反革命分子各种援助的协约国，不能使本国人民吃饱。无论是巴黎、伦敦或纽约的工人群众，都已把“苏维埃”这个词译成了本国语言，使它能够为每一个工人所了解，他们知道，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济于事，能够帮助他们的只有工人政权。
如果说在俄国，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那么这是因为俄国受到了世界上那些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攻击。尽管这样，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得到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关怀和道义上的支持。根据上述这些材料——我们丝毫没有夸大这些材料，我们也没有忽视在德国和其他国家里，工人们在流血，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领袖死于残酷的折磨，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并没有忽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胜利将是彻底的，因为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已经站不住脚了，工人们已经从狂热中清醒过来，不再受骗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的承认了；无论在哪里人们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建立苏维埃上面，认为希望全在于由工人来掌握政权。
一旦工人们知道，甚至一个落后国家的不开展的工人在联合起来夺得政权后，也能形成一种力量来抗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也能从资本家手中夺得工厂并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一旦全世界的工人群众都懂得这一真理，那时，我们就能大声地、满怀信心地再一次地说，我们一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摇摇欲坠了，再也不能欺骗工人了，因为到处都有苏维埃运动了；那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就象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看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一样，就象我们最近在莫斯科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诞生一样。（讲话一再为长时间的掌声所打断，并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
请彼得格勒的同志将下列意见当作我的讲话的序或跋来发表，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
列宁
4月17日
跋[35]
在我费了不少力气修改我这篇讲话记录以后，我必须向所有那些想把我的讲话都记录下来发表的同志提出恳切的请求。
我的请求是：绝不要信赖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也好，或是别的什么记录也好；绝不要到处去找我的讲话记录；绝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
如果需要，可以发表我的讲话报道，而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关于我的讲话，我在报上见到过令人满意的报道，但一次也没有见到过稍微令人满意的记录。我不打算来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我讲话太快，还是我的语句结构有毛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事实总是事实。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或是别的什么记录，我还一次也没见到过有哪一篇是令人满意的。
宁可要一篇好的讲话报道，而不要一篇不好的讲话记录。因此我请求：绝不要发表我的任何一篇讲话记录。
尼·列宁
1919年4月17日
正文于1919年由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印成单行本
跋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9—73页
注释：[29]《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于1919年由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出了单行本，加有副标题：《1919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编者将副标题删去，认为小册子稿本是由列宁1919年3月12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和1919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合并整理而成的，而且小册子是在收到列宁的修改稿以前出版的。列宁的修改稿至今没有找到。——[35]。
[30]无论他们怎样坐，他们都不配当音乐家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四重奏》。这则寓言说：猴子、熊、驴子和山羊表演四重奏，他们演奏得不成调子，却归咎于自己没有坐对位置。正当他们在怎样安排座位问题上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只过路的夜莺向他们指出：“要当音乐家，必须有熟练的技巧和灵敏的耳朵，而诸位嘛，不管怎样调换座位，都别指望当音乐家。”——[37]。
[31]酸小姐一词是指惯于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女子，有时也用来比喻目光短浅、思想庸俗的人。这个词最早见于俄国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小市民的幸福》。——[47]。
[32]这里说的主要是俄共（布）党内在使用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及一部分在红军中工作的党员激烈反对列宁关于必须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作的观点。“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在经济建设中使用资产阶级专家就是用“依靠有经验的资本主义专家的帮助……来取代依靠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并把在军队中使用资产阶级专家说成是实际上“恢复旧军官和沙皇将领的指挥权”。阿·扎·卡缅斯基在《早就是时候了》（载于1918年12月25日《真理报》第281号）一文中要求在军队中清除专家，说“红军中不应留下任何反革命的遗迹，何况是彰明较著的反革命鼓舞者”。反对使用资产阶级专家也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军事反对派”的主要错误之一。——[52]。
[33]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
有组织地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26日《关于为加强粮食采购而组织商品交换的法令》于1918年春季开始的。按照这项法令，用工业品交换粮食的工作，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负责。法令还规定，必须吸收贫苦农民参加组织商品交换，办法是把拨出供交换粮食的商品交给区乡组织掌握，以便进一步在穷苦居民间进行分配。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以及1918年8月5日颁布的《关于产粮地区实行义务商品交换的法令》，也都规定了工业品分配的阶级原则；商品首先并按优惠条件供应贫苦农民。——[56]。
[34]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7月10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基斯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了过来。7月11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58]。
[35]这篇跋写成后，列宁就把它寄给了在彼得格勒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要求把它印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这本小册子内，“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但是这篇跋当时没有刊印出来。列宁对这种不尊重作者意见的做法很不满意。他在1919年8月7日寄给季诺维也夫的短信里和1921年11月16日写的《〈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中都谈到了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和第42卷）。在上述序言里，列宁全文照录了这篇跋，但是这本书出版时书名被改为《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而且没有使用这篇序言。直到1922年，这篇跋才在《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里首次发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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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3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24]
（1919年3月13日）
报道
列宁同志说，你们多数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粮食情况如何，人民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现在我把这些措施简要地告诉你们。我们目前进入了艰苦、饥饿的半年，国内外一切敌人，包括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看到居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企图趁此机会推翻苏维埃政权，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把政权归还给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目前进入了这样一段时期：粮食的收购超过了运粮能力，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成立[25]更使我们可以指望，今后半年我们能够比去年更好地应付粮食问题，尽管我们还必须度过比过去半年更为艰苦的半年。对我们极其有利的是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转向苏维埃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到过的地方，如在伏尔加河左岸和乌法省，甚至富裕农民在情绪上也有剧烈的变化，转向苏维埃政权，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军给了他们一个惨痛而生动的教训。几天以前，萨拉普尔县5个乡的农民代表团来见过我。最近曾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各运出4万普特粮食的就是这几个乡。我向这个代表团问起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代表们回答说，“是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教育了我们，现在谁也不能使我们离开苏维埃政权了。”而且在其他地方，如在前乌拉尔（顺便说一句，那里有大量的存粮），农民现在也拥护苏维埃政权了。有一个时期，在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大家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险些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开放我们的战线），这些地区的农民曾经反对过苏维埃政权。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军官横行霸道，虐待百姓，力图完全恢复沙皇和地主的秩序。这一切教育了农民。目前，所有这些省份的苏维埃工作都进行得热火朝天，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都不能想象，因为在这里，在大城市里，人民已经被长期的饥饿弄得疲惫不堪，而在那里，由于有较多的存粮，肚子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现在来谈谈详细情形。乌法省的存粮达6000万普特，粮食收购工作进展很快。但是我们在运输方面碰到了巨大的困难。在喀山—萨拉普尔铁路线和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线上存着已经收购到的粮食，约1000万普特。可是我们无法把这批粮食运走，因为机车、车辆、燃料都不够，机务人员又已过度疲劳。为了加强我们铁路的货运能力，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坚决的措施：自3月18日至4月10日全国各地一律停止客运。我们在决定采取这项措施以前，曾同铁路员工同志和杰出的铁道专家讨论过三次。只是在全面地讨论了这项措施，预先计算了一切可能产生的结果之后，才采取了这项措施。计算结果表明，停止客运能腾出220辆机车，这些机车虽然是轻型的，但仍然能运350万普特粮食。如果我们看一看粮贩运粮的材料（有几星期曾经准许自由运粮），就会知道，在同样3个星期中，粮贩所能运的粮食不超过20万普特。这样一算，就解决了问题。当然，有些富农、投机者，甚至个别的工人，会因此大吵大嚷，说他们连运一普特粮食的最后机会也被剥夺了；我们知道，有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会趁着居民挨饿的机会，唆使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但这里，也象在一切困难关头一样，我们只能依靠先进工人群众的觉悟。宁可忍受困苦，宁可面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煽动，我们也要正视危险，要公开地说：“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不尽一切努力来运粮食，我们就不能摆脱粮食困难。”有很多地方，待运的粮食就堆在车站旁边的空地上，春汛一到，就会被大水淹没冲走。因此必须赶紧把粮食装车运出。在采取这项坚决的措施时，我们考虑到了一切枝节问题。我们知道，快过复活节时，乘火车的工人会增多，因此在复活节前就要恢复客运。我们知道，市郊的交通对工人是绝对必需的，因此现在也还要继续通车。我们给各地派去了一些最精干最有经验的同志；十分熟悉乌法省情况的副粮食人民委员布留哈诺夫同志也被派到乌法去了。他将得到军事部门同志的协助，因为离那里不远就是前线。往喀山—萨拉普尔铁路线也派去了军事部门的同志。给他们的任务是动员当地农民，尽一切努力运出粮食，即使运到喀山也好，这样我们就能抢救粮食，并保证把它运往两个首都和非农业地区。我们战胜饥饿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上面。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趁人民遭难而渔利的打算一定会再一次地被粉碎。
现在和去年不同，去年捷克斯洛伐克军进攻我们，夺去了我们盛产粮食的地区；现在我们却有两个新的产粮区，这就是乌克兰和顿河区，我们的粮食工作人员在去年秋天编制全年供应计划时还不能指靠这两个产粮区。去年秋天德国人还统治着乌克兰。德帝国主义者曾打算从乌克兰运6000万普特粮食到德国，并靠运进这批粮食来消灭德国人民群众中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萌芽。但实际结果完全不是这样，德国人从乌克兰运出的粮食不是6000万普特，而总共只运走了900万普特。而且他们把布尔什维主义也同这些粮食一起运进了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在那里已经发出茁壮的幼芽。在今天的德国，布尔什维主义正在柏林的街头同那些用工人的鲜血淹没柏林的社会主义叛徒进行斗争。我们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叛徒一定会被打败，正象克伦斯基已经在我国被打败一样。（鼓掌）
然而除乌克兰以外，我们还有顿河区。克拉斯诺夫所指挥的哥萨克一直靠外国的黄金来维持，起先靠德国，后来靠英法。但这也没有帮他们的忙。我们对哥萨克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目前我们控制了察里津—利哈亚线，即控制了把存粮和存煤连接起来的铁路线。于是我们有了两个储备来源——乌克兰和顿河区。在乌克兰我们是同一个兄弟苏维埃共和国交往，我们同它的关系非常好。这个共和国处理援助我们的问题，不是象小商人和投机者那样，而是完全出于援助挨饿的北方的热望。援助北方是乌克兰每个公民首要的社会主义义务。但就是在乌克兰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人民委员会屡次叫拉柯夫斯基同志来商议，并把部队同志派往乌克兰。原来，在组织方面，乌克兰的情况比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的情况更糟糕。那时克伦斯基还遗留给我们某些粮食机构。当然，粮务官员实行怠工，而且他们到斯莫尔尼宫来，不是为的同我们一起工作，而是为的讨价还价。但我们打破了这班人的反抗，终于迫使他们工作。在乌克兰，粮食机构完全没有。德国人在那里凭借自己的武力只是一味抢劫，因此在他们走后自然不会留下任何组织、任何机构。在乌克兰没有粮食工作人员，也没有可以提供这种工作人员的大的工业中心。顿涅茨煤田已遭到我们想象不到的严重破坏。直到今天，在顿涅茨煤田的腹地，哥萨克匪徒还在横行，毫不留情地抢劫当地居民。现在乌克兰各地都在喊叫：派工人来吧！我们在乌克兰成立了由工会运动代表组成的粮食局。我们从沃罗涅日省和坦波夫省抽调了一批较有经验的粮食工作人员到乌克兰，并吸收最有觉悟的城市无产者参加粮食机关。尽管如此，乌克兰仍然没有把粮食集中起来，没有采购组织，农民不信任纸币，而我们又拿不出商品去交换。但就在这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我们还是给了乌克兰同志一个任务，要他们在1919年6月1日以前给俄罗斯运出5000万普特粮食。我想，这个任务是不会全部完成的，但即使只运到一半或三分之二，那也很好了。
列宁同志接着指出，我们在顿河区能够胜利，完全是由于在红军部队中加强了党的工作和文化教育活动。这引起了精神面貌的改变，结果是我们的红军为我们夺得了顿河区。（热烈鼓掌）
总的说来，我们的红军在一天天地巩固起来。甚至资产阶级军事专家也承认，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在瓦解，而我们的军队却在形成、巩固和壮大。顿河区也有大量存粮。那里同样没有粮食机构，可是有我们纪律严明的军队，这也就是一种机构了，我们通过这种机构能以较小的耗费和较大的成绩取得粮食。
应该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哥萨克在继续实行能破坏就破坏的策略。他们炸毁了横跨伏尔加河的一座铁路桥梁，紧接着又破坏了所有其他的桥梁，使伏尔加河左岸的所有铁路干线陷于瘫痪。关于如何修复铁路线，至少修复利斯基—罗斯托夫和利哈亚—察里津两条铁路线的问题，我们在人民委员会曾讨论很久，并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在3月10日星期一举行的最近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已经查明，修复这两条线所需的一切工具和材料都已运到，在春季泥泞时期来临以前就能恢复通车。
列宁同志再一次指出，顿河区和乌克兰一定能给我们粮食援助，并高声地说：“这半年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鼓掌）
国际形势虽然还很严重，但毕竟在好转。你们都见过第三国际的外国代表，听过他们的讲话[26]，他们在自己的报告和通报中都强调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十分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已具有世界意义。这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那些以自由国家自夸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国也用高压手段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了。拥有一亿人口的最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匆忙地把几百个俄国布尔什维克驱逐出境，其中大多数人连英语都不会说。为什么要这样怕布尔什维主义呢？据报纸报道，在巴黎的工人集会上，连不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也不让那些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演讲人说一句话了。（鼓掌）不管西欧的资产阶级报刊每天怎样卑鄙地诽谤和诬蔑布尔什维克，人民还是了解了真相而一心向着布尔什维克。让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去说布尔什维克是恶棍，布尔什维克吃小孩吧，法国工人是不会相信这种报刊的。
我们已经使“苏维埃”成为在各种语言中都能理解的名词了。群众懂得，只有工农政权，只有苏维埃才是他们的救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代表大会上这样容易地取得了协议。在最偏僻的角落里，在意大利的某个波舍霍尼耶[27]，雇农和工人们在集会上声明：“我们向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和俄国的苏维埃派致敬，并要求把他们的纲领变为全世界工人的纲领。”我在这里是把我在莫斯科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28]。这表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而且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尽管资产阶级报刊大肆造谣，我们还是赢得了工人的同情。同时，帝国主义者在和会上不能达成协议，准备厮打一场。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染病已经渗入欧美各国。任何驱逐布尔什维克的行动都是无济于事的。即使西欧和我们之间隔上一道万里长城，即使俄国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堕入地狱，那也不能改善西欧帝国主义者的处境。人民群众懂得了，他们依靠议会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需要的是工人政权，需要的是苏维埃。战争造成了巨额的债务，而帝国主义却十分蛮横，要各国人民偿付战时公债。他们向人民说：“你们要付给我们几十亿，因为我们为了解决我们的利润问题曾经十分仁慈地允许杀戮了1000万人。”在所有国家里，帝国主义都会滚进它在德国已经滚进的深渊。（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3月14日《北方公社报》第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1—38页
注释：[24]这是列宁1919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市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大会是在民众文化馆的歌剧厅举行的。因听众过多，列宁又在民众文化馆的休息厅讲了一次。——[28]。
[25]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是1917年12月成立的。1918年2月德奥军队侵入乌克兰，4月底乌克兰全境被占领。在赶走了侵略者及其帮凶以后，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恢复。1919年3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28]。
[26]指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些外国代表访问彼得格勒时的讲话。1919年3月8日，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到达彼得格勒。当天晚上俄共（布）彼得格勒市第九次代表会议开幕。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弗·普拉滕（瑞士）、昂·吉尔波（法国）等在会上讲了话。次日，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德国、法国、奥地利、塞尔维亚、芬兰、瑞典和瑞士代表在会上讲了话。——[23]。
[27]波舍霍尼耶原为俄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波舍霍尼耶遗风》问世后，波舍霍尼耶即成为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同义语。——[33]。
[28]列宁在这里说的是1919年3月6日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507—512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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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组织农业工会的讲话（19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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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组织农业工会的讲话[20]
（1919年3月13日）
1
讲话
同志们，我能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为建立农业工会而召开的农业工人代表大会表示祝贺，感到非常高兴。
同志们，我们在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工会理事会里，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同志、全俄工会理事会理事以及其他同志在一起开了好几次会，讨论怎样着手组织农业工人的问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在工会已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历史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农业工人都未能建立起固定性的工会。你们知道，在这方面，严重的障碍是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农业工人的分散和涣散，因此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工会里面要比城市工人困难得多。
可是工农政权又全面开始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作。它的任务不仅是彻底消灭地主和资本家——这件事情我们差不多已经办到了——而且要建立一个无论地主或资本家都不能重新产生的社会。在革命中曾不止一次地有过这样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被消灭了，但在很短时间内，从富农，从富裕农民，从投机者当中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而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消灭旧的资本家，而且要使新的资本家不能产生，使政权完全地、整个地、绝对地掌握在劳动的人，靠劳动为生的人的手里。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农村工人、农村无产者组织起来；这个组织应当是固定的；农业工人只有在固定的群众组织当中，才能学会自己管理大农场，要是他们自己不学会这一点，那正如大家早就从《国际歌》里听到的，谁也不能帮助他们。苏维埃政权能够做到的，最多是从各方面帮助这个组织。资本主义组织拿出一切力量，使用一切合法手段，施展各种伎俩，采取警察手段，进行刁难，总之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在德国这个最先进的欧洲国家里，农业工人至今还没有结社自由；在那里奴仆法一直保存到现在，农业工人还继续过着奴仆的生活。不久以前，我同一位在战争期间来到俄国的著名的英国人[21]谈过一次话。他从前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后来在我国革命期间大大进步了，起初是孟什维克，现在已经是布尔什维克了。当我同他谈起英国的劳动条件（英国没有农民，只有大资本家和农业工人）时，他说：“我的看法不乐观，因为我国的农业工人是生活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而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使他们非常迟钝，受压制，他们很难联合起来。”这还是一个最先进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农业工人在半世纪以前就曾作过建立农业工会的尝试[22]。这就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我们的国家政权一开始就决定帮助农业工人和其他工人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尽力帮助。我看了特别高兴的是，在这里，在有这么多漂亮的、过去使用得很不恰当的建筑和宫殿的彼得格勒，同志们做得很对，把这些宫殿没收了，改成了举行各种会议的场所，供那些为这许多宫殿做过工、在几世纪内建造了这些宫殿而被禁止进入宫殿周围一俄里地区的阶级享用！（鼓掌）同志们！我想，现在，当彼得格勒的所有宫殿几乎都已改成首先是城市工人同时也是农业工人以及劳动农民集会结社的场所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使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有可能组织起来的第一步。我再说一遍，苏维埃政权要迅速地无条件地做到它能做到的一切，来帮助这种组织改造农村生活，使富农没有存在的余地，使投机现象不再发生，使共同的协作的劳动成为农村的常规。这就是我们大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你们都清楚地懂得，这项任务很困难，用法令、法律或命令来改造农村一切生活条件是行不通的。用命令和法令可以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可以制服富农，但如果千百万农业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在这个组织中学会逐步自己解决自己的一切事情（不仅是政治方面的，而且是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没有学会管理大田庄，没有把这些田庄（既然现在它们比其他田庄具有更好的条件）从过去榨取工人血汗的样板变成协作经济的样板，那就只能怪劳动者自己了。而要恢复原来的经营单位已不可能；要使每100俄亩土地（按10个小农户各有10俄亩计算）有10匹好马和10张好犁，这是办不到的。无论是马或犁，我们都没有这么多。但如果在大农场里，用协作制或共耕制或自愿建立的农业公社来耕种同样的100俄亩土地，那么，这100俄亩也许就不需要10匹马和10张犁，而只需要3匹马和3张犁了。这样就可以节省人力，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结成联盟。城市工人在城市夺得了政权；城市工人要把城市里创造的一切好的东西如宫殿、房屋、文化等让农村享用，因为他们知道，不同农业工人建立巩固的联盟，城市工人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只有你们在这里创建的工会，才能导致可靠的改造。中农也会自愿加入这个工会。当然这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一下子是什么也办不到的。如果你们的工会建立起来，成长起来，发展起来，遍及全国，如果它同城市工会极其紧密地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就会通过千百万组织起来的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困难任务，就会摆脱四年战争给各国人民和我们带来的困苦；我们一定会摆脱这种困苦，但我们不是走向旧时那种必然使人们无知、贫困和涣散的个体经济，而是走向公共的协作制的大经济。那时人类科学、人类技术的一切成就，一切改进，专家们的全部知识，都要为联合起来的工人服务。工人应当主宰一切，应当学会自己管理，学会管理那些一直替资本家当奴仆来反对工人的人（例如很多农艺师）。这个任务并不简单，但是在城市里，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现在你们为了在农村解决这个任务，已在采取最初步的措施。请允许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再次代表人民委员会表示祝贺，坚信你们在这里创建的工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全俄农业工会。这个工会将成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真正支柱，将成为改造整个农村生活的支柱和先进部队，把农村生活改造得都按协作方式联合起来共同劳动，从而使富人对穷人的任何剥削和任何统治都不能复活。同志们，这就是我的希望！（鼓掌）
载于1923年《农林工作者》杂志第4—5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2—26页
2
回答问题
这里递来两张条子，都问到在国营农场里是否准许有个人的小牲畜、菜园和家禽。刚才我打听了一下最近我们在人民委员会讨论过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一个法令是怎么写的；这项法令叫作《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23]。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项法令的文本。我参加过这项法令的草拟工作，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那个委员会上作过报告。我们的法令很多，不查一下是不能全都记得的，而且在这个法令之后，我们又颁布了许多法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项法令专门有一条规定：禁止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在国营农场内拥有个人的牲畜和菜园。我请你们把这项法令找来查一查。（有人把法令文本递给列宁）这里是第46条的条文：“在国营农场内，任何工人和职员不得拥有私人的牲畜、家禽和菜园。”看来你们不是全都知道这项法令的。主席团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你们在代表大会期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这一点我不完全明白。方才有人给我一份《消息报》，上面登载了这个法令——《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为什么法令里要有这一条呢？这是为了在公共经济里建立共同的劳动。如果又拥有个人的菜园、个人的牲畜和家禽等等，也许一切又会恢复到小经济，就和以前一样。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何必建立国营农场呢？有人告诉我，你们的代表大会全是由彼得格勒省的代表组成的。当然，如果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很熟悉彼得格勒省的工作条件，如果你们根据你们所熟悉的彼得格勒省的工作经验，尽管有一切理由说明应该实行公共经济，而还是认为彼得格勒省暂时应当例外，那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再作一次研究。但是，你们应当尽量向我们证明这个例外确实是必要的，证明彼得格勒省具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特点，否则，其他地区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其次，应当说明，你们向政府建议或坚持这种措施时，是把它看成一种暂时的措施，因为几乎用不着争论，国营农场既然叫作国营农场，就应当以共同劳动为基础。我们看到，好多年来，好多世纪以来，农民都是在自己的一块土地上劳动，独户经营，有自己的牲畜、家禽、把和木犁等等，我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在俄国或别的国家，这种劳动只能使农民愚昧贫穷，造成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因为个体经营，要完成摆在农业面前的任务是不行的。这只能重新招致往日的贫困，结果100人中间只有1人或5人能由贫变富，其余的人则过着贫困的生活。正因为如此，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过渡到共耕制，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但是，任何强迫手段都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采取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强迫这样做。农业公社是根据自愿原则建立的，过渡到共耕制只能是自愿的，在这方面，任何强迫手段都是工农政府所不能采取的，而且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看到这种强迫现象，那你们应当知道，这是滥用职权，这是违法行为，这是我们正在竭力纠正而且以后也要纠正的现象。组织起来的农业工人应当协助我们，而且只有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后，才能消灭这种违法乱纪现象。而国营农场却是另一回事。这种农场不是掌握在单个小业主的手里；它们是由苏维埃政权掌握的，苏维埃政权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农艺师派去，要把剩下的一切农具都给这些农场。如果能结束战争，能同美国媾和，我们就能从美国运进许多改良农具，把它们交给国营农场，使大农场靠共同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以前更好，更多，更便宜。国营农场的任务是逐步教会农村居民自己来建立新秩序，建立共同劳动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不会再象我国过去的农村和所有最自由的共和国的农村历来那样产生一小撮富人来压榨贫苦大众。你们都很清楚，我们农村里还有很多的投机农民，他们在战时赚了成千上万的卢布，他们把这些克伦斯基币储存下来，用来周转，压榨贫苦农民。这里能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除了过渡到公共经济，别无其他办法。农业公社是自愿建立的，不能使用任何强迫手段；对共耕制来说也是如此。国营农场所拥有的土地是全民的土地，你们知道，1917年10月26日，即在我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天晚上，根据大多数农民的要求，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些划给大农场的全民的土地叫作国营农场。能不能在国营农场里再发展过去的小农业呢？我想你们都会同意：不能够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如果根据彼得格勒省农场的情况，根据你们十分熟悉而我们当然不可能考虑到和了解到的农场实际情况，你们仔细地全面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得出了彼得格勒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例外可以特殊的结论，那么，要使我们改变我们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提供最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必要性，而我肯定可以答应你们：我们将根据你们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人民委员会里对这一问题再作研究，然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再作一次研究。我们将讨论：禁止建立私人菜园、禁止私人饲养小牲畜和家禽等等的第46条，在一定的短时期内，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彼得格勒省是否可以例外。即使我们认为必须过渡到公共经济，即使整个工作都将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即使这样，根据深知实际情况的人的意见作出某些例外还是可以的，这我们并不拒绝，因为例外有时是必要的。我们希望齐心协力地进行这种工作，能够给真正社会主义的农业打下基础。（鼓掌）
载于192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20卷第2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7—30页
注释：[20]这是列宁在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农业工会问题发表的讲话和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这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1—1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有各农业组织的代表约200人出席。大会听取和讨论了有关农业政策的报告，通过了农业工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
这次代表大会实现了列宁早在1917年夏季就提出的关于必须建立农业工会的想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49—353页）。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表达的关于成立统一的全俄农业工会的愿望，很快也得到了实现。191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农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全俄农业工会。这个工会于1920年吸收林业工会加入，改名为全俄农林工会。——[20]。
[21]指列宁1918年10月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Ｍ．菲力浦斯·普莱斯的谈话。——[21]。
[22]指1872年英国农业工人约瑟夫·阿尔奇创建全国农业工会一事。1872年底，该工会有会员10万左右，在争取提高农业工人工资方面取得一些成功。70年代中期，在农业生产萧条的影响下，该工会的作用下降；1894年瓦解。——[21]。
[23]《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是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1919年2月14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列宁直接参加了制定该条例的工作，并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作过报告。条例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规定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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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1919年3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1919年3月12日）
1
报告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在讲台上出现时，全场热烈欢呼。全体起立。）列宁同志说，这个大厅使我想起了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次发言[1]，当时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2]。我们把刚刚过去的事情忘记得太快了。现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进程使我们重新想起我们不久以前经历过的事情。以前人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阶级矛盾的发展相应地比较充分的西欧，革命的道路会与我们有些不同，政权将会一下子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然而，现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说明正好相反。德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抬起头来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从西欧资产阶级的比较丰富的经验中汲取力量，有步骤地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而德国的革命群众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他们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会获得这种经验。大家还记得1905年革命，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投入斗争的。而在现在这次革命中，我们考虑并利用了1905年革命给我们提供的经验。
接着，列宁同志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作了一个概述。他提到革命第一个时期的情况，当时群众还不知道怎么办，也缺乏享有足够威信的和强有力的领导中心。
列宁同志说，当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使开始了的斗争获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紧密地团结国内一切被剥削群众和一切劳动者，因此，在我们面前必然摆着一个关于组织形式的问题。我们清楚地记得苏维埃在1905年所起的作用，我们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把它当作团结劳动者来同剥削者作斗争的最有用的武器。在德国革命发生以前，我们总是说，苏维埃是最适合于俄国的机构。当时我们还不能断言苏维埃也同样适合于西欧，但生活表明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苏维埃在西欧愈来愈受欢迎，而且不仅在欧洲，在美洲人们也在为苏维埃而斗争。到处都在建立苏维埃，苏维埃迟早会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
目前美洲处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时刻，那里正在建立苏维埃。可能那里的运动所走的道路会与我们不同，但重要的是，在那里，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也已经得到广泛流行。现在，这种组织已经代替了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本来是反对一切政权的，在了解了苏维埃政权形式以后，也承认了苏维埃政权。这样，他们就彻底推翻了否认任何政权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两年以前，在苏维埃内部盛行着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妥协主义思想。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从群众的意识中扫除那些妨碍他们了解当前情况的陈腐观念。这只有靠苏维埃在国家建设生活中的实际工作才能办到。现在德国的工人群众也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也必须从意识中清除这种陈腐观念，但是在那里，这一过程要比我们这里进行得更剧烈，更残酷，流血会更多。
我稍微偏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给我出的题目，但这是必要的。
只有看到了苏维埃在世界革命范围内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了解人民委员会过去一年的工作。日常的烦琐的政务和建设事业中不可避免的细小事情，往往把我们引到一边去，使我们忘记世界革命的大事。只有看到了苏维埃在世界范围内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正确地分析我们国内生活中的细小事情，并及时地加以调整。伯尔尼的著名的钦差大臣们[3]把我们说成是暴力策略的信徒，但是说这种话时，他们完全闭眼不看专靠暴力管理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他们那里的所作所为。
在我们采用苏维埃管理形式以前，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让群众作好准备，来实行从未有过的新的国家管理形式。我们把克伦斯基政府弄得狼狈不堪，我们迫使临时政府不断地更换阁员，这就最终向群众证明，当时光想掌权的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一伙是无力管理国家的，而只是在这以后，我们才夺取了政权。
在世界范围内事情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革命暴力是不够的，在使用革命暴力以前，先要象我国这样做好准备工作，而这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些。当时布列斯特和约[4]曾引起很多议论，一些先生们决定利用苏维埃政权的这一步骤，把它叫作妥协，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这叫作妥协，那么，我们为了从内部进行破坏而参加国家杜马，也得说是同沙皇妥协了。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期待在德国造成推翻威廉的必要的内部条件，这就表明，我们采取这一步骤的意图是多么正确。
在协约国[5]中，群众的觉醒已经表露出来，他们的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阻挠这种觉醒。为了这个目的，有人使尚未觉悟的群众只是注意“爱国主义”。他们用诺言安抚群众，用胜利的和约的好处诱惑群众，说和约签订以后群众受益无穷。他们让群众靠幻想过日子。但是实现这些幻想的打算的正确程度，可以从不久前我同一个清醒的、用商人眼光看问题的、与我们利益格格不入的美国商人的谈话中看出来。他对法国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法国政府答应群众，说什么可以从德国人那里得到金山，但是德国人从哪里弄钱来偿付，从一无所有的债务人身上是弄不到任何东西的，所有这些建立在同德国签订有利的和约之上的幻想都会破灭，因为签订的和约将是一个导致破产的和约。甚至革命的敌人也感觉到这一点，除了推翻资本主义以外，他们找不到摆脱现状的任何出路。目前在这方面能说明问题的是巴黎群众的情绪，因为他们最敏感，反应最敏锐。现在巴黎群众不允许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开口，而在半年以前，不管怎样辱骂布尔什维克，他们都听之任之。资产阶级花了很大力气来帮助我们宣传我们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进攻迫使群众思索和判断，因此，肯动脑子的巴黎群众得出结论说，既然资产阶级这样仇恨布尔什维克，说明布尔什维克是很会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现在协约国把注意力放到我们身上，想靠我们掏腰包来付清向它要钱的帐单。我们不得不重视在军事方面优于我们的劲敌，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对胜利将会感到失望，结果“盟国”的一切诡计都会彻底破产，甚至到不了那个时候它们就会厮打起来。现在所有国家都在闹饥荒，而且任何胜利都不能帮助它们消除这种饥荒。我们面临着对外政策向我们提出的复杂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有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人民委员会对外政策上一个最重大的步骤）的经验。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在军事方面优于我们的劲敌签订的，这甚至在我们内部引起了意见分歧，但这是被帝国主义强盗团团包围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布列斯特和约削弱了我们强大的敌人。把掠夺性的条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德国在极短时期内就完蛋了，现在其他国家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特别是由于军队到处都在瓦解。
应该回想一下，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我军的瓦解是由于俄国人缺乏耐性，但是事实表明，这是一切走上革命道路的国家的命运。目前各国“民主”政府在巴黎进行的公开抢劫擦亮了群众的眼睛，特别是，它们由于分赃不均经常发生激烈争吵，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6]尽管苏维埃俄国所处的环境很不利，但我们有一个优点，连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7]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该报军事评论家的一篇文章指出，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在迅速瓦解，而俄国没有这种现象。用《泰晤士报》的话说，只有俄国的军队不是在瓦解，而是在建设。这是一年来我们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奋起自卫，夺回苏维埃俄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每一个月的斗争都使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我们第一个夺取了政权，现在管理我们国家的是劳动者的苏维埃。我们能不能保持住政权呢？如果不能，那么夺取政权就是违背历史。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尽管历尽千辛万苦，我们还是捍卫住了劳动者的政权。
列宁同志接着谈到专家问题。
列宁同志说，我们有一些同志，看到领导红军的有沙皇的奴仆和旧军官，就非常愤慨。当然，在组建红军时，专家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问题提得正确与否决定着建军的成败。专家问题应当提得更广泛些。我们应该在一切建设领域内，自然是在我们没有旧的资产阶级专家的经验和科学素养、自己力不胜任的那些建设领域内，利用他们。我们不是那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俄国的事业可以由什么新人来完成的空想家，我们要利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给我们留下来的材料。我们把旧人员放到新的环境中，使他们在适当的监督之下，在无产阶级警觉的监视之下，完成我们所需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建设。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当然，在这条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到处都有倒戈分子和存心不良的怠工分子。在这里首先必须使用暴力。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当利用无产阶级在道义上的影响，利用强大的组织和纪律。抛弃对我们有用的专家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但是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无产阶级能够监督他们。应该给予工作，但要警觉地监视他们，设政治委员管他们，防止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同时必须向他们学习。总之，在政治上不向这些先生们作丝毫让步，另一方面，在任何地方，只要可能，就要利用他们的劳动。这我们已经做到了一部分。我们已经从镇压资本家转为利用他们，这也许是一年来我们在国内建设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农村问题是我们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苏维埃政权需要有劳动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在整个这一段时期，我们对农村的全部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必须把城市无产者和农村贫苦农民联系起来，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现在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最紧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在这方面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农民习惯于独自经营。他们习惯于自由出卖自己的粮食，而且每一个农民都认为这是他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现在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来使他们完全相信，只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才能克服战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经济破坏状况。在这里不应该使用暴力，只能用说服的办法。当然，在农民当中，我们也有公开的敌人——富农，但是在农民中占多数的贫苦农民和接近贫苦农民的中农是跟着我们走的。对付富农这一死敌，我们只有一种武器，这就是暴力。当我们开始实行把余粮给予挨饿者的粮食政策时，有一些人向农民喊叫：“他们在掠夺你们！”这些穿着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或别的什么丑角的服装的人，实际上是农民、工人、共产主义的死敌，过去我们怎样对付他们，今后还要怎样对付他们。
载于1919年3月14日《北方公社报》第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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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
同志们，现在我来回答问题。有两张纸条，意思不十分清楚。从其中一张纸条上毕竟可以大致看出两个基本思想。第一，递纸条的人不满意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太冒进，而对孟什维克则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是循序渐进。第二，提出了农民暴动问题。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应当说，既然这样责备布尔什维克，就应该指出，他们的冒进表现在何处，而循序渐进又好在哪里。我们和孟什维克不同的主要一点就在于，我们坚决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冒进的结果是在前年10月夺取了政权。而孟什维克要求循序渐进，不愿意政权归苏维埃。例如，同情孟什维克的著名社会党人考茨基，1918年8月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他们不能坚持下去，他们会灭亡，从而使整个党毁灭。我认为，这种看法已被事变的进程推翻，不值一谈，尤其是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对意见的话。在德国，考茨基坚持民主制，坚持立宪会议制。这里的孟什维克和德国的孟什维克都说，决不能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德国召开了立宪会议，1月和3月在那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强大的工人起义，爆发了国内战争，结果以希法亭为首的德国孟什维克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结合起来，赋予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停止立宪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这表明，德国的孟什维克，甚至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也是非常糊涂的。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结合起来，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这种主张只能受到嘲笑。
至于农民暴动，会上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当然，我们这里有过一连串的富农暴动，而且现在还有。去年夏天发生了许多次富农暴动。富农是我们的死敌。对他们除了镇压以外，不能指望别的什么。中农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说俄国发生的是大量农民参加的暴动而不是富农暴动，这是不正确的。个别的村、乡曾经附和富农，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席卷俄国全体农民的农民暴动是没有过的。富农暴动是有过的，只要政府坚决主张一切余粮应按固定价格售给挨饿者，这种暴动今后也还会有。这种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富农囤积有大量粮食，他们能够按几百卢布一普特的价格出售，而我们大家知道私贩粮食者是按什么价格出售粮食的。如果给富农这种自由，那么，藏有纸币和克伦斯基币[9]的富人就会饱腹，而什么也没有藏的大多数人就会挨饿。因此，我们要看到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家的政权存在的时候，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的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在地主和资本家被打倒以后，富农的暴动将会愈来愈少。应该作出选择。如果谁希望不发生任何暴动，希望富人心甘情愿地答应把全部余粮老实地交出来，我认为，这种人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另一张不清楚的纸条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被社会革命党人蒙骗的工人，由于缺乏粮食而停工，罢工，反对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当然，我不能指望全体工人个个都拥护苏维埃政权。1871年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时，其他城市有不少工人参加白卫军，反对他们，镇压他们。尽管如此，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可以说，巴黎公社战士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即代表着一切优秀正直的人们，而在白卫军中的则是一部分落后的工人。我们这里也有些不觉悟的落后的工人，他们直到今天还不了解苏维埃政权；我们在尽力启发他们。没有一个政府象苏维埃那样地创造条件让工人经常举行集会，苏维埃让工厂的每个代表在国家机关中有其地位。我们尽可能地吸引工人，让他们自己制定国家政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共和国中，工人也是被排斥在这种事情之外的。而苏维埃政权则用一切力量吸引工人，但是有一些人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留恋过去。
在你们中间，只有少数人，甚至可能只有个别的人，还记得农奴制度，能够记得这点的只有老年人，但是记得30—40年以前事情的人总会有的。凡是在农村呆过的人都知道，在30年前农村中还有不少这样的老年人，他们说：“在农奴制度下要好些，规矩多，很严格，妇女穿得很朴素。”如果我们现在读读乌斯宾斯基（我们将给他建立纪念碑，他是一位描写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家）的著作，就会从80年代和90年代的描写中看到，一些纯朴正直的老农民、有时甚至一些中年人都说，在农奴制度时代要好些。在消灭旧的社会制度时，想使它在所有的人的意识中一下子消灭是做不到的，还会有少数人留恋过去。
有一些工人，如印刷工人，他们说，资本主义时代好，报纸很多，而现在却少了，那时我挣钱也多，我不要什么社会主义。过去有不少工业部门是依赖富有阶级或者靠制造奢侈品来维持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大城市中有不少工人靠制造奢侈品为生。在苏维埃共和国中，我们不得不让这些工人暂时失业。我们说：“干其他有益的工作吧。”他会说：“我干的是细活，我是首饰匠，工作很干净，替文雅的先生们干活，而现在来了一些土里土气的人，文雅的先生们被赶走了，我要回到资本主义去。”这样的人会宣传退回到资本主义去，或者象孟什维克说的，前进到健全的资本主义和健全的民主制去。说“我们在健全的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的工人，能找出几百人。这些在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的人只是微乎其微的少数，而我们保护的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不好的多数人的利益。（鼓掌）健全的资本主义引起了那些最自由的国家的世界大厮杀。健全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有的，而有的倒是象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那是一个文明、富裕、技术先进而又最自由的共和国，这种民主的资本主义，这种最共和的资本主义为了掠夺全世界而引起了最疯狂的世界大厮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很好的工人，在全国1500万工人中，也就能找到几千个。在富裕的国家里，这样的工人要多些，因为他们替更多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干活。他们为这一小撮人效劳，并从他们那里得到特别高的工资。试拿英国的几百个富翁来看，他们发了几十亿的财，因为他们掠夺了印度和许多的殖民地。他们拿钱收买一两万工人是算不了什么的，他们付出高一倍或更多的工资，以便让这些人专门替他们好好干活。我偶尔看了一个美国理发师的回忆录，一个亿万富翁每天刮一次胡子给他一块美元。这个理发师写了一整本书，来颂扬这个亿万富翁和他的优裕的生活。他每天早晨去这位金融大亨那里待一小时，得到一块美元，心满意足，除了资本主义，什么也不想要。对这种论据应该时刻警惕。大多数工人都没有过这样的境遇。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维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而资本家则用高额工资收买极少数劳动者，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忠实奴仆。正象在农奴制时代，一些农民向地主说：“我们是你们的奴仆〈这是在农奴解放以后〉，我们不会离开你们。”这样的人很多吗？只是极少数。能不能拿他们作借口来否定反农奴制的斗争呢？当然不能。现在也一样，决不能借口少数工人为资产阶级报纸工作，生产奢侈品，服侍亿万富翁，挣钱很多，就否定共产主义。
现在我来谈谈那些意思写得很清楚的问题，第一，就是关于租让、特别是关于北方大铁路租让的问题[10]。有人说，这是让一群强盗抢劫人民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要回答说，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专家、同关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问题有密切关系。现在我们能不能打垮世界帝国主义呢？假使我们能做到，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正象我们在1917年3月不能推翻克伦斯基一样；当时我们应该等待苏维埃组织发展起来，在这方面做工作，而不是立刻起义反对克伦斯基。同样，现在能不能对世界帝国主义打进攻战呢？当然不能。假如我们更强大，明天就能得到许多粮食，有技术设备等等，那我们就不会让谢德曼之流屠杀斯巴达克派[11]，而会把他们打倒。但是现在，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只要其他国家没有苏维埃多数，只要许多国家还是刚刚开始建立苏维埃，我们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把世界帝国主义打倒的，因此不得不向帝国主义者让步。我们现在还不能大规模地修筑铁路，能把现有铁路管好就很不错了。我们缺乏粮食和燃料，没有足够的机车，我们有几百万普特粮食堆积在伏尔加—布古利马线上，运不出来。前几天，我们在人民委员会中决定派遣有全权处理问题的代表去运这批粮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人们在挨饿，而那里却堆积着几百万普特粮食运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机车，没有燃料。所以我们说，宁肯向外国资本家纳贡，只要把铁路修成。我们不会因为纳贡而灭亡，但不搞好铁路交通，我们会因人民挨饿而灭亡。不管俄国工人怎样能吃苦，但吃苦是有限度的。因此，采取改善铁路交通的措施是我们的责任，即使我们向资本主义纳贡也在所不惜。不管这种办法是好是坏，暂时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在我们还不能彻底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以前，我们不会因为纳贡而葬送苏维埃政权。我们曾付给德帝国主义者黄金，按照布列斯特和约的条款，我们必须这样做，现在协约国从他们那里夺走了这批金子——战胜的强盗抢劫了战败的强盗。现在我们说，只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还没有胜利，我们就只有或者作战，或者用贡款向这些强盗进行赎买，而赎买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我们曾向德国强盗进行赎买，给了他们几亿卢布，借这个时间我们巩固了自己的红军，而德国强盗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其他帝国主义强盗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鼓掌）
这位同志还写道，他因为反对使中农破产而被拘捕了四天，他问什么是中农，并提到一连串的农民暴动。如果逮捕这位同志是因为他反对使中农破产，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从他很快就被释放这点看来，我料想逮捕他的人或者苏维埃政权的别的代表已考虑到这种逮捕是不正确的。现在我来谈谈中农。中农与富农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富农掠夺他人的钱财和劳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是受剥削的人；中农不剥削他人，靠自己经营过活，粮食大致够吃，没有富农化，但也不属于贫苦农民。这种农民动摇于我们和富农之间。他们中间有少数人如果走运，可以上升为富农，因此，他们倾向于富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上升为富农。如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善于同中农讲道理，那一定能向他们证明，苏维埃政权比其他任何政权都好，因为其他政权都压迫和摧残中农。但中农是动摇不定的。他们今天拥护我们，明天却拥护别的政权；一部分拥护我们，另一部分却拥护资产阶级。在几天以后我们就要通过的纲领中，我们反对对中农使用任何暴力［注：见本卷第419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党宣布这一点。如果有逮捕的事情，我们要斥责，要纠正。对富农，我们主张使用暴力，而对中农，我们是反对使用暴力的。我们向中农说：即使你们拥护苏维埃政权，我们也不想强迫你们加入公社，我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强行赶入公社，也没有这种法令。如果地方上有这种情形，这是违法乱纪，必须把负责人员撤职，交付法庭审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农站在两个阵营之间。但是，同志们，政策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反对对中农使用暴力，我们主张同他们妥协，主张向他们让步。中农能够慢慢地走到共产主义，而且一定能够走到共产主义。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中，资本总是威胁着中农，以各种方式摧残和压迫他们。
其次，有人问我对波罗的海舰队有什么看法。我没有研究波罗的海舰队问题，现在不能答复，也许从舰队来的那位同志的发言已经把这个问题谈清楚了[12]。
下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有许多官僚主义霉菌滋长蔓延的现象，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旧官僚，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建立了苏维埃。它赶走了旧法官，把法院变成了人民的法院。但做到这点是比较容易的，用不着懂得旧法律，只要本着公正的态度办事就行了。法院中的官僚主义容易铲除。在其他方面，这就困难得多了。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控产党人”，因为不敢说是共产党人［注：这里的“控产党人”（“камунист”）和“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在原文只是发音稍有不同，意思上没有什么区别。列宁这里是嘲讽旧官僚不能理直气壮称自己为共产党人。——编者注］，他们戴上红领章，想捞到一个肥缺。怎么办呢？要反复地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如果这种坏家伙钻了进来，就要清除他们，赶走他们，通过工人党员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这张纸条上说，让党员享有优先权是一种弊端，因为这样做，骗子就会混进党内来。同志们，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现在我们决定不让党龄不满一年的党员当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今后我们还要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在党执政的初期，不得不让党员享有优先权。假定说，来了两个人，一个掏出党证，说他是党员，另一个没有党证，而人们对这两个人都不了解，持有党证的党员自然就有优先权。怎样区别一个人是真正凭信仰入党还是混进党内来的呢？应该在党证上写明入党日期，而且在没有受过考验和锻炼等等以前，不发给党证。
还有一张纸条是关于中农担负的革命税[13]的问题。关于这件事，曾召开过专门会议，收到过很多告状的信，为了调查核实，我们采取了下列办法：我们有一个中央统计局，吸收了俄国优秀的统计专家参加工作，大部分专家都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甚至有立宪民主党人；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很少，他们过去多忙于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实际业务做得较少。就我所能看到的，这些专家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和个别的人进行斗争。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要抽查几个乡，看农民是怎样分担革命税的。告状的信很多；当然，如果从全国来了1000封告状的信，那在全俄国说来是很少的；如果几百万农户中有1000封告状信，那算不了什么；如果每天有3个人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个月就有90个人告状，这就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我们这里尽是告状的了。为了核实，我们决定调查几个乡，并且从波波夫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实的答复，在有工人出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又把这个报告讲了一遍。这个报告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分担的税额是公平的。苏维埃政权要求贫苦农民不纳，中农少纳，富农多纳，当然不能确切地判定谁是富农，谁是贫苦农民，错误是有的，但大多数农民分担的税额是合理的。也应该是这样。（鼓掌）当然，有过错误。但是，例如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抱怨说，住宅委员会对他课税不公平。他向苏维埃政权申诉这件事。当时有人说：搜查他，他在进行投机活动。在他家里搜出了几袋克伦斯基币，共有100万。在我们没有想出办法用新币代替全部旧币以前，这种情形是会有的，一旦我们用新币代替了旧币，任何一个投机者都会原形毕露。将来人人都得把旧币换成新币。（热烈鼓掌）如果你拿出一个工人所需要的数目不大的钱，那我们就按一比一兑换给你，如果你拿出一两千卢布，那也按一比一兑换，如果你拿出更多的钱，我们就只给你一部分现钞，其余的则记在帐上，请你等一等。（鼓掌）这样做，就需要准备新币[14]。全国的旧币约有600亿卢布。换成新币，并不需要这样大的数目，但专家认为至少要有200亿新币。我们现在已有170亿新币了。（鼓掌）人民委员会已经提出要在短期内完成实行这一办法的准备工作，以便打击投机者。这个办法一定会揭露出那些隐藏克伦斯基币的人。实行这种办法需要进行巨大的组织工作，这种办法不是轻而易举的。
下一个问题是播种的情况如何，播种很困难。这当然是对的。现在设立了耕地委员会[15]。同时根据苏维埃政权的一项法令，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工人委员会[16]，这个委员会将在与工会取得协议后组织起来。它的任务是使荒芜的地主土地不再荒芜下去，把这些土地交给工人。有这样的决定：凡是农民没有占用的土地，政府将尽力使之能得到利用。当然，种子是不够的。这需要贫苦农民去揭露那些把余粮隐藏起来而不肯拿出来作种子的富农。对富农来说，重要的是隐藏余粮，因为他们在饥荒的月份卖一普特粮食可得1000卢布。他们可不管地种不上粮食会给成千上万的工人带来多大危害。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必须揭露他们。
下面是工资问题：你给专家3000卢布，他会不断地换地方，很难控制他。我说的专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掌握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是绝大多数工农没有掌握的，这样的专家是需要的，因此，我们说现在不能使工资完全平等，我们主张给他们付3000卢布以上的工资。如果我们在他们帮助下学会做好工作，即使我们一年付出几百万卢布也不算贵。为了使他们不是被迫进行工作，我们现在还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要专家很少，我们就不能不给高额工资。不久以前，我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谈到这个问题，他同意我们的政策，他说，以前在资本主义时代，粗工的工资每月是25卢布，好的专家的工资每月不少于500卢布，差额是1∶20，现在最低工资是600卢布，而专家的收入是3000卢布，差额是1∶5。可见，为了把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拉平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而在目前，我们还不能把工资拉平；只要专家很少，我们就不能拒绝提高他们的工资。我们说，只要能够利用现有的一切专家，一年多给100万或10亿也可以，因为他们教会工人和农民的东西比这10亿更有价值。
再一个问题是关于农业公社[17]的问题，有人问到是否可以让过去的地主加入公社？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地主。并没有哪项法令规定不许地主加入公社。当然地主是不能信任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压迫农民，农民仇恨他们，但是有些地主，如果农民知道他们是规规矩矩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让他们加入。我们应该利用这样的专家，他们有管理大农场的经验，他们能使农民和农业工人学到很多东西。
有人问，是否容许中农参加共耕社[18]？当然容许。最近整个整个的县决定走共耕社的道路。这会完成到怎样程度，我不知道。这里重要的是吸引中农，因为贫苦农民是同我们意见一致的，而中农并不始终如此，所以应该吸引他们。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资本家和地主，不仅如此，我们还主张剥夺他们积累的全部财产；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富农，但是不主张全部剥夺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经营土地，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要切实掌握这种区别。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全部剥夺；对富农则不能剥夺其全部财产（这样的决议从来没有过）；对中农我们要说服，要用示范和劝说来吸引他们。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如果地方上有人不这样做，那就是违背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这种人不是不愿意执行我们的决议，就是不理解我们的决议。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督促铁路员工的问题，同时还问到停止铁路客运的问题[19]。人民委员会特别用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很多措施。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几百万普特粮食堆积在伏尔加—布古利马线上，这些粮食可能烂掉，因为有时粮食堆在雪地上，春汛一来，定会烂掉。现在粮食已经受潮（水分达20％）。这些粮食应该运出来，否则就会烂掉。主要的是铁路员工自己也很需要粮食。因此，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的计算，必须从3月18日至4月10日停止客运。停止客运以后，即令用轻型客运机车也可以运350万普特粮食。如果私贩粮食者用这些车辆运粮，最多不过运50万普特。抱怨停止客运的人是不对的。私贩粮食者最多只能运50万普特；而我们，如果把车厢都装满，如果铁路员工能帮忙，就可以运350万普特粮食，从而改善粮食状况。因此，我们过去说，现在也说，一切有较高觉悟的有组织的同志都应该去做军事工作和粮食工作。不管怎样艰难，要赶快拿出人来。我们清楚地知道，彼得格勒为国家拿出来的人比全国其他城市都多，因为彼得格勒的工人是最有组织的，最有觉悟的。但这半年是艰苦的半年。1918年上半年我们得到2700万普特，下半年得到6700万普特。我们已经进入饥饿的半年，3、4、5、6月将是最艰苦的月份。要防止饥荒，就要拿出一切力量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小组都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可以派到铁路修配厂去工作的男人，如果有，就用妇女代替他，而把他调去担任这一工作。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组织都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都应该再拿出一些工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对付这艰苦的半年。（鼓掌）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叛第29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8—21页
注释：[1]指列宁于1917年4月4日，即他回国后第二天，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召开的。列宁在这两个会议上宣读了他的《四月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6页）。——[1]。
[2]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他们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人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3]伯尔尼的著名钦差大臣是指1919年2月各社会沙文主义和中派政党伯尔尼代表会议所委派的一个访问苏维埃俄国的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充当中间人的德国谢德曼政府外交部，于1919年2月19日致电苏俄说，该委员会是为了了解苏俄的政治、经济情况而前去访问的。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弗·阿德勒或奥·鲍威尔、卡·考茨基、鲁·希法亭、让·龙格、阿·韩德逊、托马佐（阿根廷），另外还有一个芬兰代表和一个意大利代表。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同一天作了答复。复电是列宁起草的，其中说：“虽然我们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丝毫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但我们还是准许你们所提到的委员会到俄国来，并保证该委员会能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因为我们今后准许任何一个以了解情况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委员会到俄国来。”复电中还询问，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可否访问有公民参加该委员会的各个国家。这一询问没有得到答复。伯尔尼的著名钦差大臣们后来也没有成行。——[3]。
[4]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1918年11月13日，德国爆发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3]。
[5]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国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4]。
[6]指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为制定同战败国的和约而召开的会议，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参加会议的共27国，其中可以参加一切会议的所谓“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只有美、英、法、意、日五国。苏维埃俄国未被邀请出席会议。德国及其盟国在和约草案拟定后才准许参加会议。帝国主义战胜国为了分赃，即掠夺战败国，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会的主要参加者讨论了扼杀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巴黎和会还通过了成立国际联盟的决定，批准了国际联盟章程，这一章程写入和约，成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巴黎和会所制定的几个和约是：1919年6月28日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同奥地利签订的圣热尔曼条约，1919年11月27日同保加利亚签订的纳伊条约，1920年6月4日同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8月10日同土耳其签订的塞夫勒条约。——[5]。
[7]《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5]。
[8]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7]。
[9]克伦斯基币指以亚·费·克伦斯基为首的俄国临时政府在1917年8月23日（9月5日）下令发行的纸币，其面额有20卢布和50卢布两种。这种纸币发行后，通货膨胀达到1卢布仅相当于战前6—7戈比。克伦斯基币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使用，于1922年停止流通。——[9]。
[10]关于修筑北方大铁路（从鄂毕河经科特拉斯到彼得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铁路）的问题，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曾在一些报刊上和学会中进行过讨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由于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破坏，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修筑这条铁路。为了发展生产力，苏维埃政府认为可以用租让的办法吸收私人资本从事这项工程的建设。画家A．A．波里索夫和挪威籍人爱德华·甘内维格于1918年声明愿意承租。1919年2月4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但是租让合同后来没有订成。——[12]。
[11]指斯巴达克派的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被杀害一事。
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1917年1月7日，根据斯巴达克派的要求，由胡·哈阿兹召集，举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党反对派全国代表大会。这一行动导致整个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17年4月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作为一派参加该党，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2]。
[12]指M．M．克茹茨的发言。他谈到了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波罗的海舰队遇到的困难。——[14]。
[13]指100亿卢布一次特别革命税。征收这一税款的法令是1918年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按照这项法令，一次特别税主要由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负担。中等阶层只负担一小部分。对城乡贫民以及以工资或不超过1500卢布的退休金为唯一生活来源的人免征。1919年4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在征收特别税方面对中农实行优待的补充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对于交纳低额税款的公民不再继续征收。——[15]。
[14]关于准备币制改革的问题是列宁1917年12月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的法令草案中提出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8页）。1918年春天，列宁制定了币制改革计划，目的是建立稳定的苏维埃通货，消灭由于战争和沙皇政府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币制改革的具体的准备工作也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开始进行。但是由于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战争，由于过渡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币制改革在当时未能实现。苏联的第一次币制改革是根据列宁的原则在1922—1924年实行的。——[16]。
[15]耕地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28日的法令成立的机构，直属农业人民委员部。这个法令规定，一切适宜耕种而尚未利用的土地统由国家支配，用来播种谷物；全部收获归粮食人民委员部掌握，并应主要分配给工厂工人。耕地委员会负责领导这项工作。参加耕地委员会的有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委员会并有权邀请有关部门的代表和专家参加它的会议。——[16]。
[16]工人协助委员会即工人协助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于1919年2月设立的，直属农业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任务是：派遣有组织经验的工人到省、区的国营农场管理局和各个国营农场；协助组织农业工会；吸收工业无产阶级参加农业工作；协助国营农场装置各种技术设备，以满足国营农场及其附近的农民的需要。委员会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组成。1921年，工人协助委员会和全俄中央军事粮食局合并为一个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农业粮食局。——[17]。
[17]农业公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一种形式，主要在以前地主和寺院的土地上建立。在农业公社里，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建筑物、小农具、牲畜等）以及土地使用一概实行公有化。农业公社社员的消费及生活服务也完全建立在公共经济基础上，社员个人没有副业。农业公社内不按劳动而按人口进行分配。——[17]。
[18]共耕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形式之一。在共耕社里，集体劳动只限于耕地和播种，其余农活由农民个人分别完成。共耕社社员保有农具和自己那份土地上的产品的私有权。有时小的村社全社改行共同耕地和播种，就成了共耕社。——[18]。
[19]人民委员会《关于停止客运以向中心城市运送粮煤的决定》，于1919年3月8日通过，公布于1919年3月11日的《真理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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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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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19年3月至6月所写属于国内战争中期的著作。写于2月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因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密切相关，也编入本卷。
1919年初，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红军在各主要战线上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的进攻，收复了乌克兰、顿河州、拉脱维亚、立陶宛、乌拉尔和顿巴斯的大部分地区，并继续为扩大战果而英勇战斗。红军的胜利迫使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改变策略，不再以自己的军队为主力，而把他们支持和控制的白卫军以及几个与俄国毗邻的小国的军队推到前面，组织新的联合进攻，企图最后扼杀苏维埃政权。1919年3月，局势开始逆转，苏维埃俄国又处于敌方各战线包围之中。连年的战火使铁路遭到严重破坏，运输阻梗，燃料匮乏，粮荒严重，国内经济状况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以度难关。
本卷文献反映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再度激化的严峻日子里，为鼓舞和领导苏维埃人民克服艰险、争取战争彻底胜利所作的努力，同时表明列宁仍然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等文献估量了苏维埃在世界上的影响，分析了布勒斯特和约签订以来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论证了接受和约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列宁指出，国际形势虽然还很严重，但毕竟在好转，和约削弱了敌人，我们却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军队，协约国的军事力量暂时还占上风，但从发展来看，他们的强大是不会长久的。谈到国内形势时，列宁除了分析面临的粮食危机、指出解决的途径外，着重阐述了对待中农和军事专家的问题。这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将要重点讨论和解决的两项重要政策。
1919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大事。代表大会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通过新党纲，确定党的中农政策和军事政策。本卷所收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反映了列宁对当时一些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和关于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根本问题的重要思想。
俄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是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在《远方来信》和《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修改党纲以适应新形势要求的问题，并向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提出了党纲修改的方针。随后又写了《党纲的理论、政治及其他一些部分的修改草案》、《论修改党纲》和《党纲草案草稿》等文献，还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这些文献分别编在本全集第29、32、34卷）。本卷中的《俄共（布）纲领草案》是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重新草拟的。联系这些文献，可以更好地理解《俄共（布）纲领草案》中一些重要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列宁为新党纲的正确性、科学性所进行的不懈斗争。
《俄共（布）纲领草案》理论部分除保留1903年党纲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评述外，增加了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的分析，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开始，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将遇到多么大的曲折和困难，“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本卷第80页）。党纲草案的实践部分规定了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中的各项基本任务。在政治方面，草案扼要阐述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揭示苏维埃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指明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草案还规定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民教育的任务。经济方面的任务在党纲草案中居很重要的地位。列宁的基本观点是：必须把剥夺资产阶级的任务进行到底，把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变为全民所有；利用工农联盟使小农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根本条件。这个党纲草案是在国内战争条件下拟定的，在它所规定的具体经济任务中，也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某些思想，如生产管理高度集中化，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商业，扩大非货币计算的领域并准备消灭货币等等。
列宁草拟的党纲草案，大部分条文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设立的党纲委员会所采纳，写进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党纲中。列宁认为，尽管新党纲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但它已作为总结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新阶段的纲领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1920年12月列宁说，这个党纲是一个政治纲领，是我们的任务表，是阶级间和群众间的关系的说明。它应当用第二个纲领，即具体的经济建设计划——全俄电气化计划来补充。
俄国共产党在党纲制定过程中曾发生意见分歧和争论。布哈林反对在新党纲中保留旧党纲对垄断前资本主义和简单商品生产所作的分析。他认为只须对帝国主义作出评述就够了，金融资本是“决定新时代性质的最典型的东西”。列宁在关于党纲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批评了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本卷第140、137页）“纯粹帝国主义”论必然导致否认中农的存在及其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作用。列宁用事实说明：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还存在着，不仅俄国，而且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还存在着小农经济；只有承认这种现实，阐明小商品经济的性质，才能正确解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党的纲领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应该以绝对确定的事实为出发点，向群众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义、实质和力量在哪里，它应当解决什么问题。
列宁还批驳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们不顾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还存在着民族和民族差别的事实，反对承认民族自决权，主张只应承认各民族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列宁阐明，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者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党纲中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承认民族自决权，才能保证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保持正确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信任，才能保证各民族的自愿的和平等的联盟。列宁认为，在不同国家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分化是循着不同道路发展的，对待这个问题必须特别谨慎，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耐心等待，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不能借口民族内部在发生分化而只承认劳动阶级的自决权。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本身在整个党纲中实际只有很次要的意义，列宁批评布哈林等人把这个问题的意义不适当地夸大了。
对中农的态度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着重解决的、也是列宁在这一时期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中实行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城乡资产阶级，中立中农的路线。当无产阶级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如何对待中农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提上了日程。废除土地私有制之后，中农日益增多，农村逐渐中农化。至1919年初，中农已占全国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十。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农村中的基本群众，中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农是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又是红军的主要兵源。中农的情绪和倾向对红军的政治精神状态，对国内战争的胜败，对社会主义建设顺利与否，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立中农的政策过时了。1918年秋，列宁提出了同中农妥协、对中农让步、同中农结成联盟的口号。同中农结成牢固联盟的新政策对于吸引中农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总结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强调中农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处理好同中农的关系是在小农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很困难很复杂的任务。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农的阶级地位和特性，规定“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本卷第114页）。列宁在阐释这一政策时强调，应当把中农同富农和资产阶级严格加以区别，决不容许对中农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中农施以暴力是会葬送全部事业的极愚蠢极有害的行为；需要的是说服教育，长期合作，首先要帮助中农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然后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列宁反对用强制手段实现向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过渡。他指出，只有那些由农民自由发起的、经他们实际检验确有好处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要“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准则”（本卷第190页）。列宁按照这些精神为代表大会草拟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同中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措施。这一决议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代表大会之后列宁又在《关于推荐米·伊·加里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候选人》、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上《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告红军书》和《论中农》等讲话中反复对党的中农政策作了阐释。
列宁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论证并维护了党在红军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在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中，列宁根据红军建立一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军队正规化建设和吸收旧军事专家的必要性，批评了“军事反对派”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军事反对派”留恋游击习气，反对正规化，反对利用军事专家，这些错误给红军造成了极大危害；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群众的热忱和革命创造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必须把红军建设成为拥有军事专家、具有严格纪律的正规军队，这样的军队才能掌握现代技术和现代作战方法。
在代表大会上和大会前后的一些著作中，列宁非常强调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利用科学技术专家不仅在军队中，而且在经济建设各部门中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列宁指出：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是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俄国，更应该善于利用旧专家，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列宁根据苏维埃政权一年多的经验，阐明了党对待旧专家的正确政策。同时，列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指出群众文化程度低对于发展经济、发展苏维埃民主的不利影响。列宁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参加管理，要克服官僚主义，要真正实现工农平等，都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本卷所收的《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同高尔察克作斗争》和《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是动员党和人民的力量去粉碎敌人进攻的战斗纲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局势日趋紧张，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纠集30万兵力向伏尔加河流域推进，邓尼金从南部进攻，尤登尼奇进逼彼得格勒，米列尔和英法干涉者的部队从北面进犯，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其中高尔察克的威胁最大，东线的局势将决定着革命的命运。4月10日苏维埃政权发布了动员令。列宁亲自草拟的上列文献提出了援助东线的具体措施，号召工人、士兵、农民和其他居民立即动员起来投入抗击白匪的斗争，要求党和工会各组织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这期间，列宁接连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等场合作报告或讲话，向干部和群众阐明形势和任务，帮助他们认识困难所在和解决办法，看清敌人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坚定苏维埃必胜的信心。列宁认为，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会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对三个国际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作了科学的分析、对比和评价，指出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由于当时运动是向横的方面发展，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暂时加强；刚成立的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第三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回答了为什么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的俄国竟能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列举了俄国率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的六个原因。列宁还指出，第二国际思想上破产的最清楚表现是它不懂得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溶合起来。对于第二国际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一个多月后写的另一篇文章《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中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题为《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讲话以及为出版这篇讲话写的序言，透彻分析和回答了当时机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攻击最激烈的一些重要理论、政治问题，如革命和战争的关系，对帝国主义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妥协，对待民主、自由、平等的态度，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等等。列宁揭露那些宣扬“纯粹民主”、把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机会主义者的虚伪面目，指出民主、自由、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批驳考茨基所谓布尔什维克不是依靠多数而是依靠军事手段维持政权的指责时，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要摆脱资本主义，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前的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本卷第362—363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又作了深刻的表述。他写道，无产阶级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必须采取暴力手段，“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本卷第375页）。这篇文章是为祝贺匈牙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写的。列宁注意到匈牙利革命的独特性，要求匈牙利共产党人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正确对待俄国的革命经验，不能简单仿效苏维埃俄国的实践。当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之初，列宁在给库恩·贝拉的电报中就指出，“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本卷第205页）。
在本卷所收的三篇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讲话中，列宁对斯维尔德洛夫的伟大一生和非凡组织才能作了极高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指出：毫无疑问，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这个革命无比深刻的、持久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本卷第69页）列宁认为，斯维尔德洛夫完整地体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22篇，其中有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决定草稿》、《俄共（布）中央关于派遣一批工人小组参加粮食和运输工作的决定草案》、《国防委员会关于铁路员工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的决议草案》、《对国防委员会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决定的意见》、《关于专家工资的决定草案》、《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的决定草案》等等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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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列宁全集
LIENINGQUANJI
第三十六卷
1919年3月—6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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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拨款问题的建议（19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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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拨款问题的建议[164]
（1918年12月14日）
每周都要汇报实行统一管理的现金数额（各部门或各企业的）。
每周都要汇报从每个总管理机构和每个大工厂运往各地的产品数量和分配给居民的产品数量。
（1）人民银行对交款和提款的监督——现金统一管理
（2）“商品交换”部门对运出产品和供给消费者的监督
（3）对各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中各个企业的原资本家或原企业主要追究个人责任（监禁，枪毙原资本家，逮捕他们的家属）[165]。
（4）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在最薄弱的领域即产品分配领域里把一定的实际任务委托给工商业职员联合会，作为联合会，其全体成员要承担集体责任。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9—410页
注释：
[164]这个建议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12月14日会议讨论弗·巴·米柳亭关于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拨款的报告时写的。建议反映在人民委员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定中。——377。
[165]原稿中1、3两点被列宁勾去。同载入会议记录的决定相对照可以看出，列宁把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点保留下来了。——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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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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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59]
（1918年12月14日）
同志们，让我来谈一谈今天预定要讲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国际形势问题，第二个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态度问题。
我想简单地谈一下国际形势。你们知道，英、法、美帝国主义现已宣布向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大举进攻。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者正在本国工人中间进行反对俄国的宣传，污蔑布尔什维克依靠少数、欺侮多数；由于法国和英国大多数出版机关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反苏维埃政府的谎言在那里就畅行无阻地迅速流传开来。正因为如此，对所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依靠少数人这种荒唐可笑的神话根本用不着理睬，这种神话根本不值一驳，它在每一个了解我国情形的人看来非常荒唐。但是，看一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报纸（附带说一下，我们这里只能收到资产阶级的报纸）就会知道，那里的资产阶级至今还在传播这种神话。
在我国，只有那些不劳而获、剥削别人的剥削者，才被剥夺了选举权以及参加和影响国内政治生活的权利。这种人在全体居民中为数极少。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人在剥削雇佣劳动，你们是可以想象的。现在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地主的田产已被剥夺，那些早在斯托雷平年代就对农民进行掠夺的独立农庄主的土地已被没收，因此农村中剥削别人劳动的人也寥寥无几。但是，苏维埃政权并没有说要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苏维埃政权说：凡是愿意停止剥削的人，我们都承认他有参加管理的权利。你要当工人吗？我们欢迎之至。你要当剥削者吗？那我们不但不会用你选你，而且不会用别人的劳动来养活你。
从我国宪法的这个基本原则就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依靠的是劳动者，给他们以安排国家生活的权利，苏维埃政权依靠的是全国的绝大多数人。每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共开过六次）都向我们表明，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的代表，即不靠别人劳动而靠自己劳动过活的大多数人的代表，是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的基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17年6月召开的，当时俄国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当时克伦斯基驱使军队进攻，使几百万人在战斗中丧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员，即布尔什维克，只占13%，也就是1/7。在创立了工农政权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已经占51%，也就是1/2。而在今年7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已经占66%。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成长发展得很快，就铤而走险。结果彻底分裂了。分裂以后，产生了三个不同的政党，最后一个政党——民粹派共产党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来；许多象柯列加耶夫这样的著名活动家，也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了。
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97%，就是说，几乎全国工农代表都是布尔什维克。这说明，广大劳动人民现在是多么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而资产阶级所谓布尔什维克依靠的是少数人这种谎言和断语又是多么荒唐可笑。资产阶级这样造谣是为了债款——过去沙皇政府欠了他们170亿，这笔债我们已宣布废除，拒绝偿付（我们无意替以前的执政者还债，我们承认是有这样一笔债，不过我们说：那好，你们欠了这笔债，就自己去还吧），现在协约国想把它推到我们身上，还想让地主沙皇政权复辟。我们知道它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和西伯利亚都干了些什么。那里就连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成了我们的敌人、认为我们对德国革命的指望会落空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深信他们自己会被赶走，深信地主和私有制会在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帮助下复辟。
在英国和法国，尽管报纸竭力掩盖真相，但是真相还是透露出来了。工人们感觉到了并且明白了，俄国革命是他们工人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看到，甚至在法国和英国，工人运动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军队从俄国滚出去！”、“谁同俄国作战，谁就是罪犯！”。不久以前在伦敦的艾伯特大厅举行了社会党人大会，尽管英国政府竭力封锁真实情况，但我们还是得知，会上提出了“军队从俄国滚出去！”的要求，所有工人领袖都指出英国政府的政策是掠夺和暴力的政策。还有消息说，过去在苏格兰当教师的马克林，曾在英国一些主要工业区号召工人举行罢工，指出这场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当时他就被捕入狱。最近他再次被捕入狱。但在欧洲革命运动爆发后，马克林被释放了，并被提名为英国北部和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之一格拉斯哥的议员候选人。这说明，英国工人运动已提出革命的要求，愈来愈强大了。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它最厉害的敌人——自称为英国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林释放了。
在工人一直受到沙文主义思想的侵袭、人们认为进行战争完全是为了保卫祖国的法国，革命情绪在增长。你们知道，现在，在战胜德国人以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人提出的条件比布列斯特和约的条件还要苛刻百倍。现在欧洲的革命正在变为现实。协约国曾经吹嘘要使德国摆脱德皇和军国主义的羁绊，现在却堕落成为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军队扮演的那种角色。当时俄国是一个黑暗的国家，尼古拉一世驱使俄国军队去镇压匈牙利革命。这是60多年前在旧农奴制度下发生的事情。现在，自由的英国和其他国家变成了刽子手，以为自己有权力扼杀革命，压制真理；但是这个真理一定会在法国和英国冲破重重障碍，工人们一定会懂得：他们受骗了，他们被拖入战争并不是为了法国或英国的解放，而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现在有消息说，在法国，在一直主张保卫祖国的社会党[160]中，也有人热烈同情苏维埃共和国，反对武装干涉俄国。
另一方面，英法帝国主义以进攻俄国相威胁，并且支持克拉斯诺夫和杜托夫之流，支持恢复俄国的君主制度，想要欺骗自由的人民。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在军事方面比我们强大。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早已指出。我们号召大家支援红军，以捍卫自己，回击掠夺者和强盗。但如果有人说，“既然英法帝国主义比我们强大，我们的事业也就没有希望了”，那我们要回答他们：“回想一下布列斯特和约吧。那时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不是叫嚷布尔什维克把俄国出卖给了德国人吗？人们不是叫嚷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德国革命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幻影幻想上面吗？”结果怎样呢？本来德帝国主义比我们强大得多，完全有可能掠夺俄国，因为我们没有军队，而旧军队又不能作战，也不会作战；因为人们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无力作战。凡是了解当时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自卫能力，就是说，俄国的全部政权可能落到以德皇为首的强盗手里。结果怎样呢？几个月以后，德国人就在俄国陷入了困境，遭到了有力的回击，而德国士兵深受我们宣传的影响，以致现在，正如彼得格勒北方公社[161]主席季诺维也夫告诉我的，当德国代表们从俄国逃走的时候，德国领事说：“的确，现在很难肯定是谁得分多些：是我们呢还是你们。”他看到，强过我们很多倍的德国士兵染上了布尔什维主义传染病。现在德国闹起了革命，那里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布列斯特和约的缔结曾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完全垮台，实际上和约不过是一种过渡。现在我们已在俄国站稳脚跟，开始建立红军，德国军队染上了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表面的胜利原来不过是德帝国主义朝着完全崩溃迈出的一步，不过是向世界革命的扩大和发展过渡的阶段。
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是孤立的。当时整个欧洲都认为俄国革命是一种特殊现象，认为我们这场“亚细亚式的革命”所以开始得这样迅速，一举推翻了沙皇，是因为俄国是个落后国家；这场革命所以这样迅速地过渡到剥夺财产，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于俄国落后；但是他们忘记了俄国革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俄国没有别的出路。战争在全国各地造成破坏和饥饿，它使人民和军队疲惫不堪，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长期受骗，认识到革命是俄国的唯一出路。
过去有人对德国人说，必须抗御俄国人的入侵。现在这种说法愈来愈清楚是骗人。就是在俄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德国的资本家和将军们还在率领军队进攻俄国。正是这一点使得最无知的德国士兵也懂得：在四年的战争中他们一直受骗，他们被赶上战场是为了让德国资本家能够掠夺俄国。引起德帝国主义崩溃、引起德国革命的因素现在正每日每时地加速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到来。过去我们是孤立的，现在不孤立了。现在，柏林、奥地利、匈牙利都发生了革命，甚至在瑞士、荷兰和丹麦这些不知战争为何物的自由国家里，革命运动也在前进，工人们已经要求组织苏维埃。现在事实表明，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革命在全世界日益成熟。在这方面我们是先驱，我们的任务是捍卫这个革命，直到我们的同盟者赶上来，这些同盟者就是欧洲各国的工人。这些国家的政府愈是冒险，工人就愈靠近我们。
当德国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主宰一切的时候，他们离覆灭只有一步。现在，法国和英国强迫德国接受的媾和条件比当初德国强迫我们接受的还要苛刻得多、糟糕得多，这样它们就走到了深渊的边缘。不管它们怎样造谣，现在它们离覆灭只有几步了。它们害怕覆灭，它们的话愈来愈清楚是骗人，因此我们说：不管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报纸上怎样造谣，我们的事业是巩固的，是比他们的事业更巩固的，因为我们的事业依靠的是全世界工人群众的觉悟；这种觉悟是战争血洗全球达四年之久的产物。在这场战争中各国旧政府是无法找到出路的。它们现在说，它们反对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工人们知道俄国发生的事情，知道那里在镇压向外国雇佣兵求援的地主和资本家。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全世界的工人也了解。尽管帝国主义者极其野蛮、极其凶恶，我们仍然勇敢地同他们斗，我们知道，他们在俄国每前进一步，就是向覆灭靠近一步，他们只会得到德国军队那样的结局：德国军队从乌克兰运走的不是粮食，而是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在俄国，政权是劳动人民的，一旦政权不在他们手里，无论是谁都永远医治不好这场严酷的流血战争造成的创伤。让政权留在从前的资本家手里，就等于把战争的重担全部压在劳动阶级身上，让劳动阶级付出这场战争的全部代价。
现在，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间正在进行分赃斗争。现在一切都分光了。威尔逊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的总统。他又怎么样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只要说一句呼吁和平的话，就会被一帮沙文主义者枪杀在街头。有一个神父，他从来不是革命者，只是因为鼓吹和平，就被拖到街头，打得遍体血污。在盛行最野蛮的恐怖手段的地方，那里的军队现在都被用来扼杀革命，用作镇压所谓德国革命的威慑力量。德国开始革命还不久，才过了一个月，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那里最尖锐的问题。那里全体资产阶级拥护立宪会议，所有充当德皇奴仆、不敢发动革命战争的社会党人也拥护立宪会议。整个德国分成两个阵营。现在社会党人拥护立宪会议，而坐了三年牢的李卜克内西则和罗莎·卢森堡一起领导着《红旗报》[162]。昨天莫斯科收到一份《红旗报》，是经过了许多困难曲折才得到的。从上面的许多文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革命领袖都谈到资产阶级怎样欺骗人民。德国的意志操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只出自己的报纸，而《红旗报》指出，只有工人群众才有权使用人民的财产。虽然德国革命才发生一个月，但现在全国已经分成两个阵营。所有变节的社会党人都叫嚷他们拥护立宪会议，真正的正直的社会党人则说：“我们全都拥护工人和士兵的政权。”他们不说“拥护农民”，而说“拥护工人和士兵”，说“拥护小农”，这是因为德国有很大一部分农民也雇佣工人。那里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一种管理形式。
苏维埃政权是世界性的政权。它正在取代旧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君主国是资产阶级掠夺人民的一种形式，而且共和国也是这样一种形式，如果共和国让资本家继续占有工厂、银行、印刷所的话。布尔什维克说得对，世界革命正在发展。革命在不同的国家里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革命的发展总是长期的，艰苦的。蹩脚的社会党人才认为资本家会立即放弃自己的权利。不会的，世上还没有过这样好心肠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资本家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从前他们说：“由于俄国愚昧落后，人们才要那套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把戏。他们在俄国追求一种虚幻的、幽灵般的东西。”现在这些资本家老爷亲眼看到，这个革命是一场燃遍世界的大火，只有劳动者的政权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现在已在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而在德国，大多数人不是雇农就是小农。德国的大农往往也是一种地主。
昨天瑞士政府把我国驻瑞士的代表驱逐出境，其中的原因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知道，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是怕我们的代表每天给我们发送有关伦敦群众大会的电讯，因为在这些群众大会上，英国工人宣布：“英国军队从俄国滚出去！”我们的代表还报道有关法国的消息。据说，帝国主义者已向俄国各驻外代表提出了最后通牒。他们把苏维埃政权驻瑞典的代表也驱逐出境了，这些代表就要返回俄国。不过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胜利。这种做法得不到什么结果。不管“盟国”怎样掩盖真相，怎样欺骗人民，怎样竭力摆脱苏维埃俄国的代表，人民终究会了解全部真相的。
因此我们向大家说：要竭尽全力回击“盟国”，支持红军！在我们还没有红军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红军正日益壮大并且不断获得胜利。我国军队的对手是英国军队。而我们的军队只有一些昨天才从工人阶级中选拔出来的军官，他们昨天才初次受到军事训练。当我们俘虏敌军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这些俘虏读了译成英文的我国宪法以后都说：“我们受骗了。苏维埃俄国并不象我们原来想的那样。苏维埃政权是劳动者的政权。”我们说：“对啦，同志们，我们不仅是为苏维埃俄国作战，而且是为全世界工人和劳动者的政权斗争。”只要我们抵挡住帝国主义的进攻，德国革命就会巩固起来，所有其他国家的革命也会巩固起来。因此，这场世界革命，不管欧洲把它叫作什么，反正是发展起来了，而世界帝国主义一定会灭亡。我们的处境不管多么困难，都使我们深信，我们为正义的事业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我们还有同盟者——各国的工人。
同志们，这是我对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现在我还想简单地谈谈其他问题。我想谈谈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些政党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很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象银行、储金局、互助会这样的机构都美其名曰“自助”，但这一切毫无意义，实际上自助是假，掠夺是真。你看吧，这些政党好象拥护人民，但当俄国工人阶级反击克拉斯诺夫（他曾被我军俘虏，但可惜又放掉了，因为彼得格勒人太仁慈了）的时候，这些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却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拥护资本家呢还是拥护工人。这些政党是由那些一心盼着有朝一日能大发其财的人组成的。他们经常看到他们周围大多数小业主——这都是一些劳动人民——生活很苦。于是这些在全世界到处都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开始动摇。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来都是如此，我国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是我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我们没有军队，我们必须签订和约，但我们说，我们一分钟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作，——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到来的时候他们都离开我们了。他们忘记了俄国是在为社会主义革命承担最大的牺牲，跑到立宪会议派那边去了。萨马拉、西伯利亚都出现了立宪会议派。现在他们都被赶了出来，都领会到了：或者是地主政权，或者是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或者是被压迫者的政权，或者是压迫者的政权。所有贫苦农民只会跟我们走，而且也只有在亲眼看到我们对旧制度不讲客气、一切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的时候，才会跟我们走。只有这样的苏维埃政权，人民才会不顾艰难困苦，忍饥挨饿，在一年的时间里一直给以支持。工人和农民知道，不管战争如何艰苦，工农政府一定会用一切力量来反对剥削者资本家，使全部战争重担不是压在工人肩上，而是压在这些老爷肩上。所以工农政权一年多以来一直受到人民的支持。
现在，德国革命到来以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开始转变了。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本来就向往社会主义。可是他们过去认为，布尔什维克在追求一种虚幻的、神话中的东西。现在他们深信：布尔什维克所期待的不是幻想出来的东西，而是真正的现实；这场世界革命已经开始，并在全世界发展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的优秀分子开始后悔他们犯了错误，开始懂得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俄国的工人政权，而且是世界性的工人政权，任何立宪会议都是无济于事的。
英国、法国和美国都知道，现在，当世界革命爆发的时候，它们没有外部敌人。敌人是在每个国家的内部。现在发生了新的转折：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动摇，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并看到不管他们怎样发誓忠于立宪会议，终究是站在白匪方面的。现在，在全世界，问题都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掠夺者的政权，这些掠夺者在这场战争中使1000万人丧生、2000万人残废，今天仍在继续掠夺其他国家。
同志们，这就是引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动摇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些政党向来是动摇的，而且会永远动摇下去。大多数人是根据实际生活得出自己的信念的，他们不相信书本和空话。我们对中农说：你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理由去得罪中农，如果哪个地方苏维埃打击中农，伤害中农，就要把这个苏维埃撤掉，因为它不懂得该怎样行事。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将会永远动摇下去。既然他们象钟摆一样摆到我们这边来了，就应该支持他们。我们说：“如果你们要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决不欢迎。如果你们帮助我们，我们接受。”孟什维克有各种不同的派别，有一派叫“积极派”（行动派），这是一个拉丁名称，隐藏在这一名称下面的，是一些主张“不能光批评，还应该用行动帮助”的人。我们说：我们要同捷克斯洛伐克军作战，谁帮助这些人，我们就对他不留情。但如果有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应该欢迎他们，宽恕他们。站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分子将会永远动摇下去。他们原以为苏维埃政权很快会垮台。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欧洲帝国主义打不垮我们的政权。现在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着。所以我们说，那些过去动摇、现在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不会抛弃你们的。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不管这些人以前是什么样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动摇过，只要对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就要让他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现在已经相当强大，谁都不怕。我们能把所有的人消化掉，他们却消化不了我们。要记住，这些政党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今天钟摆摆过去，明天它又摆过来。我们应当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党。但是现在我们管理着整个俄国，只有靠别人劳动为生的人才是我们的敌人。其余的人都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只是动摇分子。而动摇分子还不是敌人。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粮食问题。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粮食情况在秋季曾略有好转，现在又变糟了。人民又在挨饿，到春天情况会更坏。现在我们的铁路运输很糟，加之现在又为运送回国的俘虏而负担过重。目前从德国跑回来的有200万人。这200万人受尽了苦难和折磨。他们比谁都饿得厉害。这些人不成人样，只剩一张皮，骨瘦如柴。内战使我们的运输遭到更大的破坏。我们没有机车，没有车辆。粮食情况愈来愈严重。鉴于这种情况，人民委员会认为：既然我们现在有了军队并且由每个团的党支部建立了纪律，既然大部分军官是工人出身而不是“纨.F子弟”，既然这些军官懂得工人阶级应该提供管理国家的人才和红色军官，那么，社会主义军队将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它的军官成分将因红色军官的参加而焕然一新。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军队有了，军队中建立了新的纪律。这个纪律是靠支部、工人和政治委员来维持的，他们成千上万地走上前线，向工人和农民解释为什么要打仗。所以我军才发生了转变，所以这种转变才这样显着。英国报纸说，现在他们在俄国遇到了劲敌。
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粮食机构很糟糕。其中混进了一批一贯招摇撞骗、贪污盗窃的人。我们知道，铁路员工中间，凡在工作中挑重担的人都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而上层分子则抱着旧制度不放，他们不是消极怠工，就是敷衍塞责。同志们，你们知道，这场战争是革命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应该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全国应当变成一个革命兵营。大家都来支援战争！支援战争不仅表现在大家都上前线，而且表现在由那个领导大家求解放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来管理，因为唯独它才有这种权利。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可能管理国家，而且没有可能学习文化，我们知道，要他们一下子把什么都学会是很困难的。工人阶级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军事方面总算实现了这个转变。觉悟的工人也应该帮助我们在粮食和铁路方面实现这样的转变。要使每一个铁路员工和每一个粮食工作者都把自己看作是坚守岗位的士兵。他应该记住，他是在同饥饿作战。他应该丢掉旧的拖拉作风。我们最近决定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163]。我们认为，要使铁路机构发生转变，要把它变成一支特殊意义上的红军，就要有工人参加。要号召自己人参加。要开办训练班，教他们，让他们当政治委员。只有培养出自己的工作人员，才能够使粮食方面的旧官僚的军队变为工人领导下的一支特殊意义的红色社会主义军队；这支军队进行工作不是遭到强迫，而是出于自愿，就象红色军官在前线战斗知道自己是为社会主义共和国而牺牲一样。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70—383页
注释：
[159]这是列宁在莫斯科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就国际形势和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发表的讲话。这个会议是俄共（布）普列斯尼亚区委会和普列斯尼亚区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联合召开的，于1918年12月14—16日在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工业企业和红军部队的代表约1400名。——364。
[160]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于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
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367。
[161]北方公社是苏俄北部和西北部各省的行政联合体，下辖彼得格勒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奥洛涅茨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北德维纳省和切列波韦茨省。1918年4月成立，1919年2月撤销。——368。
[162]《红旗报》（《DieRoteFahne》）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从1936年10月至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370。
[163]指粮食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一事。《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于1918年12月5日经人民委员会通过，12月7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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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俄共（布）中央关于党证填写问题的决定草案（1918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俄共（布）中央关于党证填写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8年12月12日）
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俄共各级组织必须于一周内，在每个党员的党证和党员卡片上写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具体时间。
如缺少这种材料，无从得到这种材料（材料须有三个以上有两年党龄的俄共党员签字证明），则应在每个党证或党员卡片上注明：“入党具体时间不详。”
凡在苏维埃机关担任职务的俄共党员，必须立即在自己的党证上简略地写明本人最近五年内参加过或追随过何种党派，并须有党组织的主席或书记的证明。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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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1918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158]
（1918年12月12日）
1
苏维埃机关的管理工作问题一概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应当极其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对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
这条规定从现在起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不然就无法实行真正的监督，无法为每项职务和每项工作物色最合适的人选。
因此，每个苏维埃委员会和每个苏维埃机关必须毫无例外地立即：
第一，通过一项决议，明确各个委员或负责人员的分工和责任；
第二，十分明确地规定执行各种委托（特别是同迅速而正确地收集和分配原料和产品有关的委托）的人员的责任。
一切苏维埃机关，特别是地方（县、市等等）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执行委员会经济局，必须执行这一条。经济局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必须立即指派一定的人员负责迅速而正确地收集居民需要的每种原料和产品。
一切苏维埃领导机关，如执行委员会，省、市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等，必须立即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把切实监督中央政权和地方机关的决定的执行情况这项工作放在首位，其他方面的工作尽可能交给由本机关少数人组成的办事组去处理。
2
为了同拖拉作风作斗争，为了更有成效地揭发营私舞弊行为，为了揭露和清除混入苏维埃机关负责人员中的坏人，特作如下规定：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接待群众来访日期和时间的告示，不仅贴在室内，而且贴在大门外面，使没有出入证的群众都能看到。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设登记簿，要有简要的记载，记下来访者的姓名、申诉要点、交谁办理。
星期日和节日必须规定接待时间。
国家监察部的负责人员有权参加所有的接待，并有责任随时视察接待工作，检查登记簿，把视察、检查登记簿和询问群众的情况作成记录。
劳动、国家监察、司法等人民委员部必须在各地设立星期日也保证接待的问事处，把接待的日期和时间通告居民，并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不需要出入证，也不收费。这些问事处不仅要就群众询问的问题一一作出口头或书面的答复，而且要替不识字的人和写不清楚的人免费代写申诉。这些问事处不仅必须吸收一切加入苏维埃的党派的代表以及没有加入政府的党派来参加，而且必须吸收非党的工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联合会的代表参加。
3
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事业迫切要求尽量节省人力和最有效地使用人民的劳动。
为此，特作如下规定（首先在一切苏维埃机关执行，然后再推广到所有的企业和团体）：
1．一切苏维埃机关的每一个多少有点独立的单位，必须在三日内就下列各点向当地的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还要向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简要报告：（a）主管部门；（b）单位名称；（c）工作内容简述；（d）下设机构的数目及名称；（e）男女职员数目；（f）工作量大小，尽量用例如公文件数、来往公函的件数等等加以说明。
各地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取得司法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同意）必须立即：（1）采取措施，检查是否正确而及时地执行了上述规定；（2）在接到上述报告后一星期内，拟出协调、统一和合并那些从事相同业务或同类业务的单位的计划。
受执行委员会委托执行这项任务的委员会，应当包括内务、司法、国家监察和劳动等部门的代表，并根据需要吸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每个星期必须向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简要报告，说明在合并同类单位和节省劳动方面做了些什么。
2．在每个有同类单位或同类部门（中央的、区域的、市的、省的、县的）的城市，必须立即在最高机关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协调和统一这些机关，以便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同时这种委员会要按第一项所列的规定和期限进行工作。
3．根据同样理由，委托按一二两项规定成立的委员会迅速采取措施，尽量用女子代替男子，并把能够调到军队或军事部门工作或者调去做其他工作（不是坐办公室，而是实际办事）的男子列一名单。
4．委托按一二两项规定设立的委员会在取得俄共地方组织同意的条件下，进行如下的人事更动：俄共党员（党龄在两年以上的）只放在领导岗位或负责岗位上；其余的职务由无党派的人员或其他党派的人员担任，尽量把俄共党员抽出来做其他工作。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65—368页
注释：
[158]《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是列宁起草的一份供国防委员会讨论的文件。根据列宁拟的名单，这一文件分送给了列·波·克拉辛、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德·伊·库尔斯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瓦·亚·阿瓦涅索夫、斯大林和卡·伊·兰德尔。列宁要求他们将文件交同志们传阅和讨论，在12月14日以前提出书面修改意见。——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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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7]
（1918年12月11日）
（热烈鼓掌，转为欢呼。全体起立。）同志们，在我看来，这次代表大会的组成本身就表明，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尤其在对我国至关重要的农业关系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次大会上，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农业公社三方面的代表济济一堂，表明我们的革命在这短短的一年内，在改造那些最难改造的关系方面，已获得了很大进展，而这些关系在过去历次革命中对社会主义事业阻碍最大，要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对这些关系实行最深刻的改造。
在十月革命以后，我国革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战胜全体农民的共同敌人，战胜地主。
同志们，你们都很清楚，二月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妥协派的革命）就已经向农民保证要战胜地主，这个保证没有兑现。只有十月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胜利，只有苏维埃政权，才使全国各地真正有可能彻底清除旧时农奴制遗留下来的农奴制剥削制度这块脓疮，彻底清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地主对全体农民、对所有农民的压迫。
当时全体农民必然会投入而且也确实投入了这场反对地主的斗争。这场斗争联合了不靠剥削别人劳动为生的贫苦劳动农民。这场斗争也联合了离不开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最殷实甚至最富裕的农民。
只要我们的革命还在忙于这项任务，只要我们还得竭尽全力使农民的独立运动在城市工人运动的帮助下真正肃清和最终消灭地主权力，革命就仍然是全体农民的革命，因而也就超不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
这场革命还没有触动全体劳动人民的更强大更现代的敌人——资本。因此，它有可能象西欧大多数革命那样半途而废。在西欧，城市工人同全体农民的暂时联盟扫除了君主制，扫除了中世纪残余，比较彻底地扫除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即地主权力，但始终未能摧毁资本权力的基础本身。
我们的革命从今年夏秋开始执行这一重要得多和困难得多的任务。今年夏天反革命分子掀起了暴动浪潮，当时俄国生活中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都参加了西欧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捷克斯洛伐克军对俄国的进攻，这个暴动浪潮促使农村出现了新的潮流和新的生活。
所有这些暴动在实践中，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殊死斗争中，把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俄国还站在地主和资本家方面的一切力量都联合起来了。农村中的富农也都跟着暴动了。
农村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了。曾经象一个人似地齐心反对过地主的农村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是贫苦劳动农民的阵营，他们坚定地同工人一起，继续前进，去实现社会主义，从反对地主进到反对资本、反对货币权力、反对富农窃取伟大土地改革的成果；另一个是比较富裕的农民的阵营。这场斗争使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彻底离开了革命，使我们的革命完全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城市工人阶级在10月间曾一心想把革命引上这个轨道，但如果在农村中找不到自觉的、坚实可靠的支持，它是永远不能胜利地把革命引上这个轨道的。
今年夏天和秋天在俄国最偏僻的乡村中发生的变革，其意义就在这里，这一变革不象去年的十月革命那样有声有色，引人注目，但它具有无比深刻无比重大的意义。
在农村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在十月革命中同全体农民联合起来击败自由的、劳动的、社会主义的俄国的主要敌人即击败地主的城市工人阶级，已经继续前进，去完成困难得多的、比过去更高的、真正社会主义的任务——在农村中开展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唤起农民的觉悟。如果城市工人不促使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这些劳动农民行动起来，那么最伟大的土地革命（十月革命中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土地社会化）必然就会停留在纸上。这些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和中农都不剥削别人劳动，不从剥削中捞取好处，因此，他们能够继续前进，而且现在已经前进，已经由共同反对地主的斗争转入全体无产者反对资本、反对剥削者靠金钱即动产来维持的权力的斗争，已经由肃清俄国的地主转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同志们，迈上这一步非常困难。凡是对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持怀疑态度的人都预言这一步必定失败。而现在农村全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取决于这一步。贫苦农民委员会相继成立，遍布整个俄国，这些委员会即将改组为而且已经部分地开始改组为拥有全部权力、将在农村实行苏维埃建设基本原则的村苏维埃——劳动者政权，这一切切实保证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西欧各国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局限的范围。我们在消灭了君主制和中世纪的地主权力以后，现在正着手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农村中，这项建设事业非常困难，同时也非常重要。这项工作是能收到最大成效的。我们在农村中已经唤起劳动农民的觉悟，资本家暴动的浪潮已使他们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最终脱离了关系，劳动农民通过贫苦农民委员会和正在改组的苏维埃同城市工人团结得愈来愈紧密——我们认为这就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在得以更加巩固的唯一的也是最牢靠的保证。现在，这一建设事业在广大农村居民群众中已经有了基础。
毫无疑问，在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消灭沙皇制度、地主权力、地主土地占有制这类敌人，还是比较容易的。解决这样的任务，在首都只要几天，在全国只要几星期，但是现在我们着手解决的任务，就其本质来说，只有经过非常顽强持久的努力才能解决。这里我们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斗争，要夺取建立社会主义新俄国的胜利，要为共耕制而斗争。
这类变革，即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显然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们深深知道，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十月革命只是把扫除和消灭地主权力作为自己的第一个任务。2月间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如你们大家知道的，是由共产党人和那些并不赞成共产党人观点的苏维埃政权参加者一致表决通过的。这个法令既体现了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和认识，同时也证明：工人阶级、工人的共产党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正朝着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前进，他们既坚持不懈，又耐心等待，采取一系列渐进的过渡办法，不断激发劳动农民的觉悟，而且完全根据他们的觉悟程度、根据农民单独组织起来的程度一步步前进。
我们深深知道，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千百万人生活中一场触及生活方式最深处的大变革，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们非改变自己生活不可的时候才能实现。
而在全世界激烈的长期的战争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甚至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出现了这种非变不可的情况，它不管各种理论见解或社会主义学说怎样说，用有力的语言向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证明：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当国家遭到极大的经济破坏和破产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种破产正向全世界蔓延，看见人类经过许多世纪才取得的文化、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四年来为这场破坏性掠夺性的罪恶战争所毁灭，看到不仅俄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在回到蛮荒状态去的时候，广大群众，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中受害恐怕最深的农民，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倍加努力，全力以赴，才能消除这场可诅咒的战争给我们留下的后果——破产和贫困。照战前那个老样子生活下去已经不行了，象个体小农经济那样浪费人力和劳动的现象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只要从这种分散的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两倍，农业和人类生产活动中人的劳动就会节省一半以至三分之二。
战争遗留下来的经济破坏，根本不容许我们恢复这种旧的小农经济。战争已经唤醒了大多数农民，战争使他们看到现时有着多么惊人的技术奇迹，而这些技术奇迹却被用来杀人。不仅如此，战争还使他们产生一种想法：技术奇迹首先应该用来改造最接近于全民性的，占用人数最多的又最落后的生产——农业生产。不仅产生了这种认识，而且人们从现代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惨祸中看到，现代技术创造了多么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怎样在极其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中白白地消耗掉，而摆脱这种惨祸的唯一手段就是这种技术的力量本身。我们的义务和职责是利用这种力量把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纳入新的轨道，对它进行改造，把它从按照旧的方式盲目经营的农业变成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成就基础上的农业。战争唤起这种认识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每个人的想象。战争不仅唤起这种认识，还消除了按照旧的方式恢复生产的可能性。
有些人幻想在这次战争以后还可以恢复战前的状况，还可以恢复旧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他们想错了，他们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战争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使得我们的个体小农户现在既没有耕畜，也没有农具和工具。我们再不能这样浪费人民的劳动了。为革命牺牲最大、战争中受苦最深的劳动农民即贫苦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并不是为了让这些土地落到新富农的手中。现在生活本身向劳动农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向共耕制过渡的问题，这是恢复被战争摧残和破坏的文化的唯一手段，是摆脱资本主义给农村居民造成的那种愚昧、闭塞和备受压抑的状况的唯一手段，这种愚昧、闭塞和备受压抑的状况曾使资本家能够把战争重担压在人类身上达四年之久，而现在，各国所有的劳动者正充满革命的干劲和热情，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这种状况。
同志们，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必然出现的一些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这个最困难也是最主要的社会主义改革问题，这个最主要最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才能够提上日程，而在俄国它已经提上日程。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现在召开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农业公社的联席代表大会，这一切连同今年夏天和秋天农村中所发生的斗争向我们表明了，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已经觉醒，农民，大多数劳动农民，都渴望建立共耕制。当然，我再说一遍，我们应当逐步地进行这一最伟大的改造。这里想一蹴而就是不行的，不过我要提请你们注意：10月25日革命后的第二天在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机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已定下原则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不仅规定了永远废除土地私有制，不仅规定了废除地主所有制，而且规定了转归人民和劳动农户支配的农具、耕畜和工具也应当成为公共财产，不应当再是个体农户的私有财产。就在这个1918年2月通过的土地社会化法令中，对于我们现在给自己定下什么目标、我们想要怎样支配土地、我们在这方面号召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劳动农民做些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已经作出了回答。法令第11条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农业中用减少个体经济的办法来发展从节省劳动和产品的意义说更为有利的集体经济，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
同志们，我们通过这项法令的时候，共产党人同其他党派决不是完全一致的。恰恰相反，我们通过这项法令的时候，共产党人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政府中是联合行动的，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不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同他们一致通过了那个我们至今仍在实行的决议，因为我们记着：这种由个体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再说一遍，不可能一蹴而就；城市里展开斗争，问题要简单些。在城市里是上千个工人对付一个资本家，清除他不费多大力气。在农村中展开的斗争就复杂得多了。起初是农民共同进攻地主，彻底消灭地主权力，使它不能死灰复燃；以后是农民内部展开斗争，他们中间产生了新的资本家，这就是富农——利用余粮靠剥削俄国饥馑的非农业地区大发其财的剥削者和投机者。这里产生了新的斗争，而且你们都知道，这场斗争在今年夏天发展成一连串的暴动。对于富农，我们没有说应该象对待地主资本家一样，剥夺他们的全部财产。我们是说应该粉碎富农对于象粮食垄断之类的必要措施的反抗，他们不执行粮食垄断制，趁着非农业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受饥饿折磨的时候拿余粮搞投机买卖，大发其财，因此，一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政策就是象对付地主资本家那样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过，还有一个贫苦劳动农民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对于中农，我们一贯的政策是同他们结成联盟。中农决不是苏维埃制度的敌人，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当然会动摇，只有从过硬的、确有说服力的例子中看到非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了，他们才会同意向社会主义过渡。用大道理或鼓动性的演说当然说服不了这些中农，我们没有抱这样的希望，但实例和劳动农民的团结会说服他们，劳动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会说服他们，在这里，我们寄希望于长期的逐步的说服工作，希望通过一系列过渡办法由居民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部分同中农实行妥协，由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资本的共产党人同中农实行妥协。
考虑到这种情况，考虑到在农村中我们所碰到的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我们也就象土地社会化法令那样提出问题。你们知道，这个法令宣布了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了平均分配土地。你们知道，法令就这样开始实行起来了，我们在大多数农业地区贯彻了这个法令。同时，根据共产党人和所有当时还不赞同共产主义观点的人的共同一致的意见，法令规定了一项我方才谈到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共同任务和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到集体支配土地，过渡到共耕制。建设时期愈向前推移，无论是一直在家种地的农民，还是现在正陆续回乡的几十万几百万历尽磨难的战俘，都愈清楚地看出，为了恢复农业，为了使农民永远摆脱旧日那种无人过问、闭塞愚昧的状况，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是很大很大的；他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出，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真正能使农民群众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在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正竭力通过渐进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个共耕制。为此成立了公社和国营农场。这种农场的意义在土地社会化法令中已经指出。在法令谈到谁可以使用土地的部分你们可以看到，可以使用土地的个人和机关，第一是国家，第二是社会团体，第三是农业公社，第四是农业协作社。我还要请你们注意，土地社会化法令的这些基本原则，是在共产党不仅贯彻了自己的意志，而且有意识地对那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表达中农的认识和意志的人作了让步的时候制定的。我们过去作了而且现在还在作这种让步。我们过去作了而且现在还在作这种妥协，因为向这种集体支配土地的形式过渡，向共耕制、向国营农场和公社过渡，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里要求苏维埃政权顽强地坚持不懈地给予促进，而苏维埃政权已拨出10亿卢布去改进农业，条件是要向共耕制过渡。这个法令表明，我们最愿意用榜样那种吸引人们改善经济的力量去影响中农群众，我们仅仅指望通过这一类措施一步一步地推动农业俄国的经济中这个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贫苦农民委员会、农业公社和土地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结成联盟，使我们看到并且确信，现在这样向共耕制过渡是正确的，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规模。这样坚持不断地做下去，一定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我们应当采用最好的耕作方法并吸收俄国的农艺人才，这样我们就能利用所有经营得最好的农场。迄今为止这些农场仅仅是个别人发财致富的泉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泉源，是对雇佣工人进行新的盘剥和新的奴役的泉源，现在，实行了土地社会化法令以后，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这些农场应当是千百万劳动人民获得农业知识和技术的泉源和提高生产率的泉源。城市工人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成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并把它们改组为苏维埃机关，这一切保证农业俄国走上了一条西欧国家正在陆续走上的道路，它们走上这条道路比我们晚，但基础比我们扎实。它们开始这一变革比我们困难得多，因为它们的敌人不是腐朽的专制制度，而是最有文化的联合起来的资本家阶级。但是你们知道，这一变革已经开始了。你们知道：革命已经越出俄国的疆界，我们的主要希望、主要柱石是西欧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这个世界革命的主要支柱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坚信，而且德国革命的进程也在实际上表明，在那里，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更高的耕作技术的采用，农村劳动人民的联合，会比我国进展得更迅速，实现得更容易。
由于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现在完全可以相信，他们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打退帝国主义者的一切进攻，实现共耕制这一事业，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向共耕制过渡的事业，不实现这个事业，劳动人民是不能得到解放的。（长时间热烈鼓掌）
载于1918年12月14日《真理报》第27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52—364页
注释：
[157]这是列宁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当天下午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11—20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8个省的550名代表，其中389名是共产党员。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了贺词。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作了关于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弗·巴·米柳亭联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作了关于农业的任务的报告。代表们还听取和讨论了大会设立的土地规划小组、农业小组和财政组织小组的报告。大会的报告和决议总结了农村的革命改造，规划了进一步发展农业和由个体小农经济向共耕制过渡的道路。
在这次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的基础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列宁直接参加了制定《条例》的工作（列宁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见本卷第458—460页），并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条例》定稿委员会作过报告。《条例》公布于1919年2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4号。——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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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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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5]
（1918年12月9日）
（热烈欢呼）同志们，现在在工人合作社面前，不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摆着极为重要的任务。这两方面的任务，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意义说，现在是紧密联系着的，分不开的。至于合作社的当前任务，我想强调一下“同合作社妥协”的意义。近来报刊上谈得很多的妥协，根本不同于与资产阶级的妥协，后一种妥协是叛变。我们现在说的妥协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妥协。苏维埃政府同德国之间那种已经带来一些结果的妥协，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那种祸国殃民的妥协，有极大的差别。我认为，后者是在妥协的幌子下彻底背叛阶级斗争，背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于把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当作自己特定任务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于我们的阶级斗争来说，只能有一种解决办法：或者是承认资本的政权，或者是承认工人阶级的政权。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政党要在国内制定并实行自己的政策的一切尝试，是注定要完全失败的。我们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一些小资产阶级党派怎样不止一次地试图实行自己的政策，我们知道，这些中间力量的一切尝试一定遭到失败。由于一些明摆着的情况，能够在俄国实行统治的，能够左右俄国命运的，只有两支截然对立的主要力量。我甚至敢说，整个世界都是由这支或那支主要力量支撑着和主宰着的。对于俄国，可以肯定地说，由于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能够领导运动的只是其中的一支力量。其余那些中间的力量虽然很多，但永远不可能在国内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目前苏维埃政权应该考虑它同合作社妥协的问题了。在4月间，我们放弃了既定的目标，作了让步。当然，在一个正在消灭一切阶级的国家里，不应该有阶级的合作社，但是，我再说一遍，当时的情况要求稍为延缓一下，于是我们也就拖延了几个月。可是我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是永远不会放弃它现在的立场的。我们当时必须作这种让步，因为我们当时在整个世界上是孤立的，我们作让步是由于我们的工作遇到了困难。由于无产阶级担负的经济任务，我们必须容忍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某些习惯，让它们保留下来。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必须保证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活动目标明确，步调一致。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无产阶级对我们的要求。人民政权应该考虑到：当实际生活最终表明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表明用中庸办法来解决国内政治生活问题的一切希望彻底破灭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就会愈来愈紧密地同执政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所有那些为治标办法打掩护的漂亮口号，什么人民意志、立宪会议之类，当真正的人民意志表现出来以后，马上就被一扫而光了。你们自己都看到了所有这些口号、这些治标办法的口号是怎样烟消云散的。我们看到，目前不仅在俄国有这样的情形，在整个世界革命的范围内也有这样的情形。
我想明确一下引起整个工人阶级极度憎恨的那种妥协和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同全体小农、同整个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当我们接受这个和约的苛刻条件的时候，有人对我们说，世界革命没有指望，根本不可能爆发。当时我们在世界上十分孤立。我们知道，许多政党当时由于布列斯特和约而离开我们，投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当时我们经受了许多极其可怕的磨难。几个月以后，实际生活表明：没有也不可能有选择的余地，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德国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才明白：全世界都在闹革命，英国、法国和美国也在走同一条路，走我们的路！我国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跟着自己的保护人走的时候，不了解保护人在把他们引到哪里去，不了解他们正被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我们从德国革命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些民主派的代表、这些民主派的保护人、这些威尔逊之流的老爷强加给战败国人民的条约，比强加给我们的布列斯特条约更苛刻。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欧洲事变的进展，由于形势的变化，国际煽动破产了。现在每个国家的面目都清楚了。现在假面具都撕掉了，一切幻想都被世界历史这一把大锤粉碎了。
面对这样一些在过渡时期常有的动摇分子，苏维埃政权自然应该发挥自己的全部作用和影响，来实现我们现在提出的任务，来支持我们在4月间开始实行的政策。在4月间，我们曾经把实现既定目标的时间拖延了一些，我们有意识地公开地作了一些让步。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条路上究竟走了多远。现在整个欧洲都清楚地看到我们干革命已经不是搞什么实验，于是这些文明民族就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他们明白了：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干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而我们感到特别困难，是因为我们几乎一直都很孤立，完全被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遗忘了。在这方面我们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这点我们丝毫也不隐瞒。我们本来应该努力团结全体居民，不应该造成任何不和。如果说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们早晚总得开始去做。我们已经同许多组织实行了合并。现在应该实行工人合作社同苏维埃组织的合并。从今年4月起，我们就已着手进行组织工作，以便通过试验开始行动起来，以便把我们积聚的一切社会政治力量动员起来。我们已经着手在全体居民中间组织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检查，工作是做起来了，但在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特别难做。我们同合作社的妥协从4月就开始了，已经颁布的关于完全合并、组织供应和分配的法令就是建立在这种妥协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上面那位发言人以彼得堡为例提到的摩擦，几乎到处都有。我们知道，这些摩擦根本无法避免，因为现在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机构相互接触合并的时期。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必须过这一关。同样，你们应该懂得，工人合作社反抗这么久，终于引起了苏维埃政权对它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完全正当的。
你们说：我们要独立。无论谁提出这种口号都会引起人们对他不信任，这是很自然的。既然抱怨摩擦，希望消除摩擦，那就首先要丢掉独立的念头，因为在大家渴望加紧合并的时候，谁持这种观点，他就是跟苏维埃政权作对。只要工人合作社坚定地、真诚地、公开地同苏维埃政权合并，这些摩擦就会开始消失。我很清楚，两个团体实行合并，开始的时候工作中总会有些小摩擦，但过些时候被接收团体得到了接收团体的信任，这些摩擦就会逐渐消失。但是，如果这两个团体仍旧分开，就有可能经常发生不同部门之间的摩擦。我真不明白，这里干吗要提独立。要知道，我们大家都认为，无论在供应或分配方面，整个社会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我们大家都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成果之一。取得社会主义成果的巨大困难就在这里。争取胜利的困难和任务就在这里。资本主义故意分裂各阶层的居民。这种分裂现象应该彻底消除，永远消除，整个社会应该变成劳动人民的统一的合作社。各个团体不能够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独立。
刚才我说建立这种合作社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任务。因此我们说，无论我们在局部问题上有什么分歧，我们决不同资本主义作任何妥协，我们决不离开我们的斗争原则一步。我们现在要实行的同社会阶级的一些阶层的妥协，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不是同资本妥协，而是同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个别队伍妥协。这种妥协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这些阶层之间的一切纠纷将在革命的烈火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需要的是一条，就是大家都抱有诚心诚意地参加这个统一的、全社会的合作社的共同愿望。苏维埃政权的业绩和合作社在这以前的业绩应该融合在一起。这就是苏维埃政权最近颁布的一项法令的内容。这就是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政权代表在我们的法令公布以前所采取的态度。合作社建立的勋业一定要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勋业融合起来。一切为自由而斗争的阶层应该结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我们知道，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但是从现在起，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将努力做到居民完全协调一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一切服从苏维埃政权，必须尽快消除关于个别阶层以及工人合作社可以“独立”的种种幻想。这种“独立”的希望，只有在复辟希望还可能存在的地方才能存在。
从前西方人把我们和我们的整个革命运动当作一桩奇闻。他们说：让这些人去胡闹吧，看他们能闹出什么结果……俄国人真古怪！……现在“古怪的俄国人”已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的“胡闹”是什么含义。（鼓掌）
现在德国革命已经开始，有一位外国领事对季诺维也夫说：“到底是谁更好地利用了布列斯特和约，是你们还是我们，现在还很难说。”
他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这样说。大家都看见了，这不过是伟大的世界革命的开端。而这场伟大革命是由我们这些落后的“古怪的”俄国人开始的……应当说，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全世界资产阶级都看到了这个运动，而且了解这个运动。这场火范围很大，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都着起来了。
这个运动来势一天比一天猛烈，苏维埃革命政府一天比一天强大和巩固。因此，资产阶级现在对问题采取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因此，在斧头就要落到世界资本主义头上的时候，根本谈不上各个政党的独立。美国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之一，是一个堂堂的、属于全社会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有各种选举权、有自由国家的一切权利的国家里，涉及权利的各种问题总该得到正确的解决吧。然而我们知道，在那里，在这个民主共和国里，是怎样对待一位神父的：给他满身浇上沥青，把他打得血肉模糊。这样的事情竟发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里。这样的事情竟为“人道的”、“博爱的”虎狼威尔逊之流所容许。现在威尔逊之流又是怎样对待战败国德国的呢？请看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关系的情景吧！这些情景可以使我们看到威尔逊这帮老爷向自己的朋友究竟提了些什么要求，因而具有百万倍、亿万倍的说服力。威尔逊之流转瞬间就会替我们把工作进行到底的。这帮老爷，这帮自由自在的亿万富翁，世界上“最人道的”人，转瞬间就能使自己的朋友再也不敢谈，甚至再也不敢想无论什么样的“独立”。他们会直截了当地逼你们选择：或者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拥护苏维埃。他们会说：你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我们对你们说的，我们，英国人、美国人，即威尔逊之流，还有法国人，即克列孟梭们的同伙，是你们的朋友。
因此，你们决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可以多少保存一点独立。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想也没有用。既然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已经明确提了出来，而无产阶级已经进入自己的时代，也就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好走了。实际生活势必把自己的各个方面或者和资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或者和苏维埃共和国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大家非常清楚，社会主义已进入实现的时代。大家都很清楚，如果给全体居民选举权，要维护或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许威尔逊这帮老爷抱这种希望，就是说，不是抱希望，而是极力通过散布这类幻想的办法来粉饰自己的目的，不过我要说，相信这种神话的人现在找不到多少了，如果说还有，那都是稀世珍宝，应该送到博物馆去。（鼓掌）
我应该指出，你们一开始就闹分歧，要保持合作社的“独立”，这种企图别想得到什么结果。这样闹是不严肃的，是违反民主原则的。这事并不奇怪，因为威尔逊之流也是“民主主义者”。他们说，他们只要实现一种联合，因为他们的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整个印度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威尔逊就是这帮人的首领，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美元，所以敢于夸口，要把俄国、印度以及其他地方都买下来。但是他们忘记了，国际范围内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这样解决的，他们的论点只能对某一些人、对某一个阶层发生影响。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阶级每天通过的决议，我们的代表大会肯定也会一致通过的决议，都赞成世界上只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实行专政。我们的代表大会既然通过这种决议，就踏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通向今天在这里谈到的“独立”的桥梁。你们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不仅明确地反对小资产阶级农民，而且也反对合作社。你们知道，谢德曼一伙人因此认为他是幻想家和狂信者，然而你们自己正如向马克林表示敬意一样，也向他表示了敬意。你们既在一些问题上表示支持伟大的世界领袖，也就是下了决心不再后退，你们就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因为目前你们不仅在捍卫自己，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在捍卫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林的权利。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俄国孟什维克谴责妥协行为，攻击同德皇的奴才谈判的人。不单是俄国孟什维克在这方面有罪。当时全世界都指着鼻子骂我们是“妥协分子”。而现在，当世界革命已经开始的时候，当他们不得不同哈阿兹和考茨基之流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用一句很好的俄国谚语来说明我们的情况：“置身一旁看得清，我们坐得多牢稳”……
我们知道自己的毛病，也不难指出这些毛病。但是从旁边来看，情况似乎不象实际上那样。你们知道，有一个时期其他政党没有一个人不谴责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政策，而现在我们知道，好些政党又找上门来，要同我们一起工作了[156]。现在世界革命运动的车轮在滚滚前进，无论什么样的妥协我们都不怕。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会找到摆脱现状的正确出路。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合作社同苏维埃政权合并。你们知道，英、法、美、西班牙等国曾把我们的行动看作实验，现在他们不这样看了，他们在察看他们本国是否平安无事。当然，从人力、物力、财力来说，他们比我们强得多，然而我们知道，他们是外强中干；他们现在在实力上强过我们，就象德国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强过我们一样。现在的情形怎样呢？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大家断然离开了我们。而现在，在我们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每一个月里，我们不仅在捍卫自己，而且在捍卫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林所开始的事业，我们已经看到，英、法、美和西班牙等国也染上了德国那样的病，也燃起了德国那样的火——全世界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烈火。（长时间鼓掌）
载于1919年《弗·列宁、弗·米柳亭和维·诺根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42—351页
注释：
[155]这是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12月9日下午会议上就工人合作社的任务问题发表的讲话。
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6—1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20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9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121人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87人是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维·巴·诺根、弗·巴·米柳亭等在大会上就工人合作社的活动问题作了报告。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坚持的所谓合作社对苏维埃政权保持“独立”的反苏维埃倾向，认为工人合作社必须集中全力与苏维埃粮食机关共同组织好对居民的供应。大会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全俄工人合作社理事会，其中10人是共产党员（诺根、米柳亭、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340。
[156]指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见注13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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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莫斯科全省苏维埃、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俄共（布）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莫斯科全省苏维埃、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俄共（布）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2月8日）
简要报道
（掌声如雷）列宁同志一开始就说，德奥两国最近几周的事变证明，我们原来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准确、清楚、正确地考虑到了四年战争的一切后果，现在这场战争果然由资本家分赃的战争变为各国资本家同本国无产阶级的战争了。本来西欧开始革命是很困难的，但是一开始后，它就比我国革命更迅速、更扎实、更有组织地在向前发展。
在谈到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在支援我们，并号召大家鼓足干劲时，列宁同志确认，我们每生存一个月，虽然都付出重大代价，但都使我们更加接近持久的胜利。
其次，在谈到目前的任务——乡、村苏维埃的改选时，列宁同志强调指出，只要意识到政权应当依靠工人、贫苦农民和中农，那么从最基层把劳动群众单独组织起来的一切困难都会得到克服。他认为，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只是动摇不定，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他们会转到我们这边来。
列宁同志最后说，我们开始的建设事业，将由全世界的工人进行到底。（长时间鼓掌）
载于1918年12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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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召开全俄银行职员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不晚于1918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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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召开全俄银行职员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不晚于1918年12月6日）
立即在十天内召开银行职员（两个工会的银行职员）代表大会，并成立两个人数均等的委员会来筹备这次大会。[154]
成立两个同样的人数均等的委员会来检查、发现和揭露怠工行为。
立即把银行国有化工作方面的任务认真交代给全俄信贷事业工作者工会的几摊子领导人，任务要明确、具体、实际，并规定较短的完成期限。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40页
注释：
[154]这里说的是由原来的两个银行职员工会——全俄信贷工作者工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工作者工会——分别成立人数相等的两个委员会，来共同筹备银行职员代表大会，以便成立统一的银行业工作者联合会的问题。1918年12月2日，在列宁主持的一次专门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银行职员工会的相互关系和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银行职员代表大会于1919年1月初召开。——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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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草案的意见（1918年1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对《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草案的意见[153]
（1918年12月5日）
1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稿
经常地
（1）检查紧急完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及粮食机关所规定的任务（明确规定的任务）的具体情况；
（2）同工人和劳动群众建立联系，并经常吸收他们参加运送和分配粮食的工作，先当证人，然后当检查机关成员；
（3）所有的工人检查机关有责任每周向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会机关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4）有发言权的……［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2
对《条例》草案的意见
此草案按下列精神修改：（1）明确提出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任务不只是熟悉公文处理，而主要是切实检查粮食机关进行食物的收购、运送和分配等工作的具体情况；
——其次（2）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职责是帮助工人和劳动群众了解粮食政策，并吸收他们人人参加（第一步先当证人）粮食管理工作。
（3）——工人粮食检查机关有责任首先通过工会每周向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和劳动居民群众报告工作。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36—537页
注释：
[153]1918年12月5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提出的《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草案（参看注163）。列宁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写的人民委员会决定草稿和对《条例》草案的意见后来被列宁勾掉了，但是经会议通过并吸收进草案的修改意见，同列宁草稿中提出的意见是一致的。——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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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加快粮食收购进度和增加粮食收购数量的建议草稿（1918年1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加快粮食收购进度和增加粮食收购数量的建议草稿[152]
（1918年12月4日）
（1）把征粮军人员替换掉
（2）派特派员去落后地区等，派出负有专门任务和负责发奖的组织员……
（3）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它的改革与“整顿”。
（4）工人检查机关……
为一些地方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规定具体详细的任务，促使竞赛开展起来……
责成一些地方的军事当局给粮食部门调一些（明确规定是哪些）部队来做“征粮军”所做的那些工作。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8—409页
注释：
[152]1918年12月4日，国防委员会根据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的报告讨论了加快收购进度和增加收购数量的问题。列宁的这个草稿就是在这次会上写的。草稿中的建议已反映在国防委员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定中（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第246—247页）。——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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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利用国家监察工作的决定草案（1918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利用国家监察工作的决定草案[151]
（1918年12月3日）
在利用国家监察来改进工作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问题上，大多数委员都赞成实行流动检查，即派出拥有很大权限的工作组或委员会去各机关进行检查。
关于我们能拿出多少人力（首先是党员，其次是非党人士，但要绝对可靠的人）来进行实际检查的问题，要提出具体的确实的数字。各部门专家的数目；在行政管理方面有经验的同志的数目。
检查的任务有二：
最简单的任务——检查仓库、产品等等。
比较复杂的任务——检查工作的好坏；同怠工行为作斗争，彻底揭露这种行为；检查工作是如何组织的；确保最高的工作效率，等等。
首先是改进粮食和交通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39页
注释：
[151]关于利用国家监察工作的决定草案是列宁于1918年12月3日在国防委员会所设实际监督问题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国防委员会设立这个专门委员会是为了整顿各级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提高共和国的防御能力。列宁的草案是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的基础。——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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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建议（1918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建议[147]
（1918年12月3日）
应由党龄在两年以上的党员担任领导。[148]
修订铁路肃反委员会条例。[149]
确认工会的和党的组织有担保权。
对诬告者要严加追究并处以枪决。
给予人民委员以担保权，要有两名部务委员签名。
给予参加审讯的权利[150]，等等。
在对技术人员以及全体知识分子进行统计时，要预先通知：不登记的人就失去得到担保证明的权利。
立即扩大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控诉与催办案件处。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35页
注释：
[147]1918年12月1日，国防委员会在讨论运输工作时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有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运输系统的活动问题。12月3日，在列宁主持下，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大概是在委员会开会过程中，列宁草拟了这份建议。建议的各条，除最后两条外，后来都被列宁删去。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作出了决定。——332。
[148]指各省和各铁路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会的领导成员。——332。
[149]根据列宁的建议，委员会决定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协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按照全俄肃反委员会不干预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技术管理职能的原则，修订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的条例。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参看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见本卷第477—478页）。——332。
[150]根据委员会的决定，各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党的委员会都被授予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审讯的权利。——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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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国防委员会燃料委员会决定草案（1918年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国防委员会燃料委员会决定草案[145]
（1918年12月2日）
（1）担任燃料五人委员会主席的拉德琴柯每天抽出不多于两小时的时间处理泥炭委员会工作。
（2）建议林业委员会今天就对拖延付款一事[146]提出正式控告。
（1）委托林业委员会于两天内同军事部门商定：
（a）关于伐木工人和集材工人缓期服兵役的法律
（b）关于动员居民参加木材采运的法律。
（2）令农业人民委员部立即执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命令，并在林业委员会的监督下于明日，即12月3日，公布关于划定采伐区和发放伐木许可证的决议。
（3）警告农业人民委员部中央林业司，今后如果再拖拉误事，只要林业委员会再控告一次，就要把全司人员抓起来，交给法庭审判。
（4）授权林业委员会检查各部门锯、斧的库存情况（即允许检查账簿和仓库）。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2月2日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8页
注释：
[145]这个草案大概是列宁在燃料委员会（见注144）开会时考虑了委员们发表的意见写成的。列宁的草案由委员会通过并记录在案。决定的各点列宁先按顺序编了号，后来又用双方括号把前两点括出，而把后面的四点重新依次编了号。在委员会的记录中，这几点单列在《与国防委员会决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委员会决定》这一专门的标题下。在已被批准的列宁写的这份决定草案上署名的还有国防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弗·伊·涅夫斯基。——331。
[146]指国家银行拖延给林业总委员会从其专用基金中拨款。——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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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1918年1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142]
（1918年12月1日）
工农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
1918年12月1日
1．任务概述
2．工会方面的补充
3．工作程序
——
概述的
项目：
1．粮食问题
2．铁路问题
3．军队供应
4．动员知识分子
5．动员技术力量
6．燃料。
7．国家监察部和最高军事检查院。
2
一、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在四天之内作出加快收购进度和增加收购数量的计划，送交国防委员会｛实行军事化
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内设一个局来改进食物分配和改进分配机构。
把军需总局并入粮食人民委员部［＋铁路粮管处］。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研究解决（a）关于给图拉弹药厂［＋辛比尔斯克弹药厂］丙班工人运送粮食的问题，（b）关于莫斯科郊区从事泥炭和煤炭生产以及木柴生产的工人按红军标准供应口粮的问题。
二、奖励委员会。
连环保委员会。
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流动检查就第二个问题建立了三个委员会
三、
四和五、交给克拉辛
克拉辛＋涅夫斯基＋哥尔布诺夫[143]
六、燃料委员会：列宁，
李可夫，
沃尔柯夫斯基，
涅夫斯基，
拉德琴柯。[144]
关于全权代表和承办人的问题。
七、最高军事检查院。
3
（1）要粮食人民委员部在最短期内提出大力抓紧收购粮食和饲料的计划。
（2）如果增加三人委员会的数量，这些委员会都要指定地方上的粮食工作者参加。
（3）委托克拉辛同志对彼得格勒存鞋的使用问题进行紧急调查。（粮食人民委员部直属的霍登卡仓库）
（4）有什么要求，或者发现什么不当之处，务必立即简要地报告给主席。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6—407页
注释：
[142]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的三个文件是列宁在1918年12月1日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写的。列宁先拟定了委员会最近一个时期的任务和第一次会议的议程（第一个文件），然后又对需要研究的问题写了一系列意见，写得较详细的是粮食问题（第二、第三个文件）。列宁的意见在国防委员会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得到了反映。
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328。
[143]这里说的是委托列·波·克拉辛起草关于动员技术力量的决定草案，委托克拉辛、弗·伊·涅夫斯基和尼·彼·哥尔布诺夫起草关于调查表的条例的草案，以便提交人民委员会。——329。
[144]国防委员会决定把燃料问题交给由列宁、阿·伊·李可夫、伊·伊·拉德琴柯、Ａ．ф．沃尔柯夫斯基和弗·伊·涅夫斯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讨论，并委托列宁负责召集。委员会于1918年12月2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国防委员会燃料委员会决定草案（见本卷第331页）。——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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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96]
（1918年10—11月）
·序言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宪法
·什么是国际主义？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
·附录一
·附录二
序言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公司版，共63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象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党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提到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从战争一开始，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1914—1916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97]和《共产党人》[98]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已收进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反潮流》文集（1918年彼得格勒版，共550页）。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1915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99]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就是说，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学说，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俄国著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100]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编者注］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说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编者注］
最后，我在1917年8月和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6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中，我着重谈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注：同上，第31卷第113页。——编者注］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详细揭露过的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机会主义歪曲。
这几点事先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并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这样提出问题：“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3页）
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党人，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即根据字眼，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啊！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所谓“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这一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对比、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象个照本宣读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顽固地背对20世纪，面向18世纪，在许多章节中无数次地枯燥无味地搬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专制制度、同中世纪制度对比的旧道理！
真象是在说胡话，听来叫人生厌！
简直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11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拼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们这位空谈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63页中的20页，来大谈其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听了很舒服，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正在于此，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第20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60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如下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用的就是desWortchens！！）。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编者注］
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40年间，考虑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经验而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战争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大有长进，他那一套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20页）
我们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什么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认真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提出自己的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明确和直截了当。考茨基却不是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想回避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要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谁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间的民主，即对奴隶主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没有。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骗人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给专政下定义。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话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象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在这里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说明了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明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喜欢从20世纪转向18世纪，又从18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以空谈专制来回避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欺骗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小抽屉”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者实质相同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象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这帮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第二国际领袖们奴才气十足，他们已经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作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象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21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象“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加以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我们倒需要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谈论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拙劣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分明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可怜的遁词。
遁词之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并不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而有些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有军阀和官僚。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篡改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的回答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次，在19世纪70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点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和官僚，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乡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导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19世纪70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这两种机构没有！（而现在，这两种机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马脚。他说：“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十分无耻地篡改历史，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而帝国主义，即只是在20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机构。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遁词之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beiüberwiegendemProletariat）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第21页）
考茨基的这个论据异常滑稽可笑，真使人感到有embarrasderichesses（驳不胜驳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去了。在凡尔赛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说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都参加了公社是骗人。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营垒，其中一个营垒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积极的资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全民投票”的“纯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吗？
第二，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既然法国的命运决定于巴黎，怎能谈得上“纯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当马克思认为公社没有夺取属于全法国的银行是一个错误的时候［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5页。——编者注］，难道他是从“纯粹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出发的吗？？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们“聚众”发笑的国家里写书，不然考茨基真是会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纯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评价：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编者注］
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以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
够了，要把考茨基所有的谬论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编者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注：同上，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
难怪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8月4日[101]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了！
遁词之三。“如果我们说专政是管理形式，我们就不能说阶级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是“组织”或“政党”。
“糊涂顾问”先生，您在胡说，完全胡说八道！专政不是“管理形式”，您这是可笑的胡说。马克思讲的并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说阶级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对的；这种胡言乱语，只有除了资产阶级议会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执政党”什么也看不到的“议会迷”才说得出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给考茨基提供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例子，如中世纪地主的例子，虽然他们的组织程度还不够。
总之，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概念的“解释”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编者注］。“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注：同上，第19卷第7页。——编者注］“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注：同上，第21卷第197页。——编者注］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注：同上，第17卷第358页和第360页。——编者注］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象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1918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象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象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象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15页。而在第16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18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102]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大之吻[103]，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104]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105]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20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1912—1914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象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象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象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象夏洛克[106]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1）“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14页）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2）“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21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罗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第22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就来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编者注］
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编者注］
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注：同上，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正如自由主义者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或者说带着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小事一桩！
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胆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象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啊！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象奥吉亚斯的牛圈[107]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从他书中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犯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并且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小册子的书名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截了当地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的小册子一般地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6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彻底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论述。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俄国革命的经验，谈谈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同立宪会议之间的分歧——导致解散立宪会议和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分歧。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一个著书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真正研究过这个现象（而不是重复小资产阶级对专政的哀怨，象考茨基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那样），就会先给专政下个一般定义，然后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苏维埃，把苏维埃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加以评论。
既然考茨基对马克思的专政学说作了一番自由主义的“加工”，当然不能期望他会提出什么重要见解。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样研究苏维埃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十分有意义的。
他在回想1905年苏维埃的产生时写道：苏维埃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所有组织形式中最能包罗一切的（umfassendste）组织形式，因为它包括了全体雇佣工人”（第31页）。1905年苏维埃还只是地方团体，而在1917年却成了全俄国的联合组织。
考茨基继续说：“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还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面对金融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versagen；德语这个词的意思比“不够”稍强，比“无力”稍弱〉。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产生一些任务，用这些方法不能解决，而只有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实力手段集中起来，才能奏效。”（第32页）
接着他谈到群众罢工，谈到“工会官僚”同工会一样是必要的，但“不适于领导那些日益成为时代标志的强大的群众战斗……”
考茨基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指公历，按俄历为10月〉革命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消灭了俄国人民在3月〈指公历，按俄历为2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与此相适应，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第33页，黑体是考茨基用的）
凡是看过俄国孟什维克著作的人，立刻就会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样盲目照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施泰因之流的言论。的确是“盲目”照抄，因为考茨基为了迎合孟什维克的偏见，竟把事实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顾到向他的情报员，如柏林的施泰因或斯德哥尔摩的阿克雪里罗得打听一下，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具有国家组织的作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做了这样简单的查问，他就不会写出这段令人发笑的话来，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提出的，例如我的1917年4月4日的“提纲”[108]就提出过，就是说，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更不用说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以前很久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来的考茨基的这段议论，就是整个苏维埃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于：苏维埃是应该力求成为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已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年同月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又声明他们不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满足，他们需要的是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工农共和国），还是不应该力求这样做，不应该夺取政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而应该照旧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马尔托夫就是这样说的，他是用天真的愿望来粉饰这样一个事实：在孟什维克领导下苏维埃是使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复马尔托夫的话，抓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理论争论中的片断，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将这些片断搬到一般理论问题、一般欧洲问题上去。结果弄得一团糟，使俄国每个觉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议论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们向欧洲所有的工人说明事实真相，考茨基也一定会遭到他们（极少数顽固不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除外）同样的嘲笑。
考茨基象熊那样给马尔托夫帮忙[109]，十分明显地把马尔托夫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请看考茨基究竟说了些什么。
苏维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面对金融资本，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苏维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好极了。“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是不是要解决这两个阶级中哪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呢？
完全不是。绝对不是。
在“决”战中，包括全体雇佣工人的苏维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
国家是什么呢？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总之，一个被压迫阶级，现代社会中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应该努力去进行“资本同劳动的决战”，但不应该触动资本用来镇压劳动的机器！不应该摧毁这个机器！不应该用自己的包罗一切的组织来镇压剥削者！
好极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就象一切自由派那样承认它，就是说不要推翻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里，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已经很明显了。这实际上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什么都能允许，就是不能允许受它压迫的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在这里，考茨基已经完全无法挽救他那调和一切、用空话避开各种深刻矛盾的立场了。
考茨基要么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要么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都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注：同上，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对这点资产者也“同意”，因为工人反正都在斗争，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把他们利剑的锋芒磨去），——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去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谁真正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谁多少琢磨过这个真理，他就决不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说什么能够战胜金融资本的无产阶级组织不应当变成国家组织。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出了小资产者的原形，小资产者正是认为国家“终究”是一种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可以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去同那不仅统治着无产阶级而且统治着全体人民、全体小资产阶级、全体农民的资本进行决战，却不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把自己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呢？因为小资产者害怕阶级斗争，不能把它进行到底，直到实现最主要的东西。
考茨基说得乱了套，结果露出了马脚。你们看，他亲口承认，欧洲正去迎接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而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由此可见？……
考茨基不敢进一步去想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由此可见，只有反动派，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只有资产阶级的走狗，才会在现时把脸朝着已经过去的时代，去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侈谈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么，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别可笑的窘境，因为他重复马尔托夫的论据，却没有觉察到马尔托夫的这个论据是以考茨基所没有的另一个论据为依据的！马尔托夫说（而考茨基则跟着他重复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把苏维埃从斗争机关变为国家组织，为时尚早（应读作：在孟什维克领袖们帮助下，把苏维埃变成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机关，倒是适时的）。而考茨基却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欧洲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考茨基在1909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写道：现在不能害怕革命为时过早，谁因害怕失败而拒绝革命，谁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点。结果得出了一个把小资产者的极度愚蠢和极度怯懦暴露无遗的谬论：一方面，欧洲已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正在走向资本同劳动的决战；而另一方面，却不能把战斗组织（即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组织），即把被压迫者的先锋队、组织者和领袖无产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作为战斗组织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变成国家组织，——这一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比在理论方面还要荒谬得多。甚至在没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寻常的斗争热情，也会使资产阶级经常搬出他们的老一套，说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象苏维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劳动的贫苦的农村居民的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由于简单的攻守“逻辑”，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想采取中间立场，“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在俄国，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说教已经遭到破产，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苏维埃稍微广泛地发展起来，能够联合并巩固起来，这样的说教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破产。对苏维埃说，斗争吧，但不要亲自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不要变成国家组织，这就是宣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要是以为在剧烈的斗争中，这种立场除了可耻的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那就很可笑了。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在理论上，他假装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同意机会主义者，其实在实践上，他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上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问题。他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这部著作满篇都在暗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民主”（见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话）。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经实际地摆在革命面前了。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考察这个问题的。
他引用了我所写的发表在1917年12月26日《真理报》上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3—167页。——编者注］。这看来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讨论问题的最好证明了。不过还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吧。他没有说这个提纲有19条，没有说这个提纲既提出了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的分歧有其历史的问题。所有这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谈，他只简单地对读者说，“其中〈在这个提纲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但在立宪会议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5条）；二、一般说来，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3条）。
就是这第3条，考茨基才完整地引用了它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论点：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注：附带说一下，考茨基多次引用了“痛苦最少地”过渡这几个字，显然是想来讽刺讽刺。可是他用的方法不中用，所以在几页之后，他就作假，把引文伪造成“无痛苦地”过渡！当然，用这种方法把荒谬的话加到论敌身上是不困难的。作假也能帮助回避论据的实质，即只有把全体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为苏维埃），只有国家政权的中坚（无产阶级）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
“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象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31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Ｉ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110]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111]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注：附带说一下：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谎话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怀着仇恨的孟什维克写的诽谤性的小册子。］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
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有关决议和声明的译文，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30页上是直接提到过我1917年12月26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3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2条。
第2条是：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低于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共和国，这对不对呢？这是问题的中心，而考茨基却避而不谈。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所说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记了”。他还“忘记了”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特别明白易懂地表达了跟马克思同样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请看，这就是第二国际最卓越的理论家，他写了一本专著《无产阶级专政》，专门谈到了俄国，却闭口不谈俄国曾经直接地多次地提出过的比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国家形式的问题。这实际上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什么区别呢？
（附带说一下：在这里，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国孟什维克跑的。在孟什维克中间，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种引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然而从1917年4月至1917年10月，再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竟没有一个孟什维克作过一次尝试去研究一下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只好默不作声吧。）
很明显，同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主要问题即巴黎公社类型国家问题上却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谈论解散立宪会议[112]，简直是对牛弹琴。只要在本书附录中把我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全文刊印出来就够了。从这个提纲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1917年12月26日就已从理论上、历史上和政治实践上提出来了。
如果说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他作为历史学家也许会来考察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斗争的问题吧。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即使作为历史学家也背离了真理，忽视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成了一个逢迎献媚的奴才。他想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就说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曾怎样试图缓和他们同立宪会议的冲突。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要否认的；现在我把提纲全文刊印出来，提纲上明显不过地写着：盘踞在宪会议中的动摇的小资产者先生们，或者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或者是我们“用革命手段”战胜你们（提纲第18条和第19条）。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向来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
考茨基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的。在我的提纲里曾多次明白地说过，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见提纲第16条和第17条）。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考茨基也许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是某一个阶级的机关。但是现在考茨基需要（为了进行背弃革命的卑鄙勾当）忘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提出俄国立宪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关的问题。考茨基不分析具体环境，不愿看看事实，根本不向德国读者说：我的提纲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问题（提纲第1—3条），不仅谈到了使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提出的名单同1917年12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具体条件（提纲第4—6条），而且谈到了1917年10—12月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提纲第7—15条）。我们根据这段具体历史得出了结论（提纲第14条）：“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
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历史学家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听说过，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立宪会议的阶级内容问题，在我的提纲中已经直接提出和解决了。也许我解决得不对。假使有人对我们的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来就应该进行这种批评，而不应该去写那些十足的蠢话（这种话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说有人在阻碍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可是问题正在于考茨基没有进行这种批评。他甚至没有提出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因此，无法同考茨基展开争论或辩论，只好向读者表明，为什么只能把考茨基称为叛徒。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有它的历史，这段历史，就连不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考茨基连这段实际历史也不愿涉及。他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心怀恶意的孟什维克才隐瞒这个事实）：苏维埃即使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在1917年2月底至10月，也是同“全国性的”机构（即资产阶级的机构）有分歧的。实际上，考茨基所持的观点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不管考茨基怎样否认，但他的这种观点终究是事实，他那一整本小册子就是证据。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就等于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一直在干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财产资格的人”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1917年2—10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一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说成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力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试验，使人民看清了他们的努力毫无所获，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象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1917年2月28日（俄历）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了两次代表俄国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还不算许许多多各级地方的（县、市、省、区域的）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连一次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113]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114]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年1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年10月）代表大会[115]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会[116]，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因此，单从苏维埃的表面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看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布尔什维克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790103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675343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710434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117]1232795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118]116477366％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象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苏维埃宪法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切造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不顾历史事实，无视那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地……天真，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这种天真倒很可爱，但如果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蠢才的人，这种天真就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33页）……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是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的意志的。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34页及其他许多页）。
啊，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您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象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不是象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119]那样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用“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象“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昏头昏脑地把组织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并且付给怠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作合法的“反对派”。啊，多么深刻的思想！
考茨基只是对问题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兴趣，所以一读到他对苏维埃宪法发表的议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尔的一句话：法学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考茨基说：“实际上，单把资本家变为无权的人是不行的。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有产者吗？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进步、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也会使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三大部门中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属于职员和雇佣工人这一类的约有3500万人，属于独立经营者这一类的有1700万人。可见，党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可以成为多数，但在全体居民中间则占少数。”（第33页）
这是考茨基的典型议论之一。这难道不是资产者反革命的抱怨吗？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国极大多数农民不雇佣工人，因而也没有被剥夺权利，您为什么把全体“独立经营者”都算作没有权利的人呢？这难道不是捏造吗？
您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数字，1907年德国同一个统计材料里关于农业中各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数字呢？您为什么不把德国统计材料的以上数字给那些读您的小册子的德国工人看，让他们知道剥削者有多少，知道剥削者在“农户”总数中只占少数呢？
这是因为您的叛徒立场使您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
你们看，资本家原来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于是考茨基在好几页上攻击苏维埃宪法的“专横”。这位“郑重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其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学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释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普通农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一天比一天更纯粹的“纯粹民主”。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开来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受到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炽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一帮吸血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大叫起“专横”来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哲练达的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1918年4月28日的讲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编者注］中引了一句话：“……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于是“纯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每个选民会议大概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37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谓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勤勉工人这种叫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
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昏头昏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温和谨慎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们这位极其博学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120]义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说，1918年6月1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们开除出苏维埃。[121]义愤填膺的犹杜什卡·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了某种罪行的某些个人……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不受侵犯的问题。在这里，被开除出苏维埃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37页）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是不可容忍地背弃纯粹民主，而我们这位革命的犹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规则干革命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应该先保证萨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恩[122]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派”[123]）不受侵犯，然后再制定刑法，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应受惩治”，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有权根据这个刑法并依照“纯粹民主”把“某些个人”开除出苏维埃。不言而喻，通过萨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恩之流或依靠他们的鼓动从英法资本家手里领取金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帮助之下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在我们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乖乖地坐在那里，并且会象最纯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反对派”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的人们的选举权，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愤。他写道：“带一个学徒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第36页）
这是怎样的背弃“纯粹民主”啊！这是怎样的不正义啊！固然，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小业主剥削雇佣工人是最不讲良心和最贪得无厌的，但犹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谁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某些个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剥削者。人们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纯粹”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希特尔虚构出来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他以被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者”剥夺得分文不剩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节俭的阿格尼斯”）为例。有一个时期，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倍倍尔还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说，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124]；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带一个学徒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任何一个选举大会”，象同一个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只要他（作为例外）不是剥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够指望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与其去冒险，使工人有可能欺侮“节俭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给一切雇用工人的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欢迎［注：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125]（1918年10月22日第293号）的社论。这篇社论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十分满意。当然啦！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在一篇专论[126]上说，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的实行背叛的小人去痛骂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吧。这样很好，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压迫阶级的群众，他们的觉悟的忠诚的领袖革命无产者，一定会赞成我们。只要让这些无产者和这些群众了解了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们立刻会说：这才真正是我们的人，这才真正是工人政党，真正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象上述一切领袖们欺骗我们那样用改良的空话欺骗工人，而是认真同剥削者进行斗争，认真实行革命，真正为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既然苏维埃在一年的“实践”之后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卖身给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组织。既然苏维埃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不是小资产阶级同资本家妥协的机关，不是进行议会空谈（如考茨基、龙格和麦克唐纳之流的空谈）的机关，而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剥削者作你死我活斗争的机关。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几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书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让他们来声讨这个早已成了“发臭的死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先生在书末（第61页和第63页）伤心地说：“新理论〈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不敢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象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也找到了拥护者。”“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论”，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的严重教训使得革命群众愈来愈讨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们”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们忽然又要抛弃它！
“我们”，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当时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将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127]只有这种观点才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任何人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中都看得出来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国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论，他们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议会制，讳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贯彻到底。
“我们”对资产阶级说过：你们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谈民主，同时却在各种场合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们抓住你们的话，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把群众训练好去进行打倒你们这些剥削者的革命。如果你们剥削者企图反抗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无情地镇压你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和还要说的话，这就是被压迫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同我们在一起，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
什么是国际主义？
考茨基极端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他宣布谢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会党人”。考茨基既然为孟什维克辩护（他没有公开说支持他们，但是在全力宣扬他们的观点），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国际主义”是哪一类货色了。考茨基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在第二国际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法国的龙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诺布斯、格里姆、格拉贝和奈恩，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等），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强调孟什维克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28]（这无疑是一张文凭，不过……是一张陈腐的文凭），并且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维克观点描述如下：
“……孟什维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依照这个观点，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战备状态。布尔什维克却要求无论如何要立刻媾和，必要时准备单独媾和，他们力图强行实现这一点，于是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第27页）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而应该满足于立宪会议。
总之，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就是：要求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改良，但在所有交战国没有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以前，继续支持这个政府，继续支持它所进行的战争。无论屠拉梯派也好，考茨基派（哈阿兹等）也好，龙格派也好，都屡次表示过这种观点，声称他们是主张“保卫祖国”的。
从理论上说，这完全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不清界限，这完全是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混乱观点。从政治上说，这是用市侩民族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是转到改良主义方面去，背弃革命。
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认“保卫祖国”就是为现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而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论是在君主国或在共和国，也不管此刻敌军是在我国境内或在他国境内），所以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就是完全背叛社会主义。在俄国，即使是在克伦斯基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争也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前沙皇同英法资本家订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孟什维克把这样一场战争称为防御战争或革命战争，就是卑鄙地欺骗人民，而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政策，就是赞成欺骗人民，赞成小资产者愚弄工人、把工人绑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车上来为资本效劳。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实，并向群众灌输这种荒谬思想。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对比，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弄清阶级现实。要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依靠骗子、空谈家或市侩庸人提出甜蜜的“口号”，而只有实际打倒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甚至千绳万索的）经济联系的阶级，只有真正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起来掌握政权。不然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和平。
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对外政策，宣布这个政策是国际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政策，第一，这样他就充分表明了机会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腐朽（难怪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29]当时就同这个多数派划清界限了！），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考茨基就从无产阶级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立场，从革命的立场转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
无产阶级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争取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例如在1909年写《取得政权的道路》的时候，他坚持的正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这一思想，说革命纪元正在临近。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正是德英两个集团间的那种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果然在1914年爆发了）将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可是当1918年战争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革命的时候，考茨基却不去说明它们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认真考虑革命的策略，考虑准备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策略叫作国际主义。难道这不是叛徒行径吗？
考茨基赞扬孟什维克主张军队保持战备状态，责备布尔什维克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这也就是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因为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保持战备状态，就等于保持而且确实保持了资产阶级（虽然是共和派资产阶级）指挥的军队。大家知道，而且事变的进程也明显地证实，这支共和派军队由于保留了科尔尼洛夫的军官而保持了科尔尼洛夫的精神。资产阶级的军官不能不是科尔尼洛夫式的，不能不倾向于帝国主义，倾向于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照旧保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基础，保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基础，在小处进行修补粉饰（“改良”），——孟什维克的策略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得“瓦解”军队，而且不这样做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坚硬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服从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8页。——编者注］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注：同上，第17卷第358页。——编者注］。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胆小的市侩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基却忘记了这一点。
既然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么权利称谢德曼之流为“政府派社会党人”呢？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加入他的内阁，同样也是政府派社会党人。只要考茨基一提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统治阶级的问题，他就绝对回避不了这个结论。然而考茨基避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提出的关于统治阶级的问题，因为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叛徒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这样推论说：社会主义是以各民族的平等、自由、自决为前提的，所以当我们国家遭到进攻或者敌军侵入我国领土时，社会主义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保卫祖国。从理论上看，这种推论或者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或者是骗人的遁词；而从政治实践上看，这种推论同那些对战争的社会性即阶级性，对革命政党在反动战争期间的任务连想也不会去想的十分无知的庄稼汉的推论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一般是反对对人使用暴力的。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130]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笼统地谈论“暴力”，而不分析那些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对民族使用暴力的问题也是这样。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战争有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问题。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价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种估价。谁不这样看战争，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威廉统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统治下的法国人说，既然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义务保卫祖国，——如果这样说，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推论，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推论，不是革命无产者的推论，而是市侩民族主义者的推论。因为在这种推论中，工人反对资本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不见了，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角度对整个战争的估价不见了，就是说，国际主义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偏狭的顽固的民族主义。我的国家受欺凌了，其他我一概不管——这就是这种推论的结论，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这正象一个人明明看见在对个人使用暴力，却说：社会主义是反对暴力的，因此，我宁可叛变，也不坐牢。
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说，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就要起来自卫，——假如这样说，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因为这种人只看见自己的“国家”，把“本国的”……资产阶级看得高于一切，而不考虑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链条的一环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市侩和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正是象考茨基派、龙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那样推论的：敌人在我的国家，其余我一概不管。［注：社会沙文主义者（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龚帕斯之流等等）在战争期间根本不谈“国际”。他们认为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赞成本国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市侩和平主义者）表现出种种“国际主义的”情感，奋起反对兼并等等，但实际上继续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两类人的差别很小，正象凶言恶语的资本家和甜言蜜语的资本家的差别一样。］
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当考茨基从赞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国的哈阿兹派）的策略转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时，他的叛徒行径就更加明显了。请看他的批评：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全欧洲的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既然这样假设，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给俄国人民造成多少苦难和领土损失〈原文为Verstümmelungen，词义是肢体残缺或残废〉，对民族自决将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当然都无所谓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
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设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种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要谁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行动负责呢？”（第28页）
往下考茨基不厌其烦地补充说，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所期待的革命的到来估计错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第29页），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一切都押在全欧洲的革命这一张牌上”。
我们故意摘引这样长的一段话，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怎样“巧妙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用卑鄙的反动的市侩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
第一，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使用的手法。如果布尔什维克真是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那当然是愚蠢的。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蠢事。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直接同这种愚蠢思想划清了界限，我说，我们指望美国革命，但并不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注：见本卷第62页。——编者注］。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131]论战的时候（1918年1—3月）不止一次发挥过这种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的。他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内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搅和在一起。这是一个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捏造！
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革命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须采取的，其所以必须，因为只有这种策略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估计战争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客观形势，只有这种策略才符合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考茨基用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可能犯但并没有犯的一种错误的小问题，偷换了关于整个革命策略的原则的大问题，从而安然无事地背弃了整个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论上甚至不能提出关于革命策略的客观前提的问题。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如果欧洲有革命形势存在，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指望欧洲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势时和没有革命形势时是不可能一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他就会看到，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反对他的。在战前很久，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欧洲战争一定会造成革命形势。当考茨基还不是叛徒的时候，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明确地承认过这一点。用整个第二国际的名义发表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难怪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即动摇于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中派”）都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地害怕巴塞尔宣言中有关的声明！
可见，期待欧洲革命形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痴心妄想，而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见。考茨基大谈布尔什维克“向来相信暴力和意志的万能”，以此来回避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正是用无聊的空话来遮盖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势问题的可耻行为。
其次，革命形势真正到来了没有呢？这个问题考茨基也没有能够提出来。经济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在各地造成的饥荒和经济破坏就意味着革命形势。政治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15年起，陈旧腐朽的社会党分裂的过程，无产阶级群众离开社会沙文主义领袖向左转，转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绪、革命领袖方面来的过程，在所有国家里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在1918年8月5日考茨基写他的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只有害怕革命、叛变革命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些事实。现在呢，在1918年10月底，大家都看见，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在极迅速地发展。希望人家照旧把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分近视的庸人（象马克思所讥笑的1847年的庸人一样），看不见日益迫近的革命！！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在欧洲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革命策略有什么特点呢？变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这个问题。考茨基象一个典型的庸人市侩或无知的农民那样推论：“全欧洲的革命”来到了没有呢？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正象现在有时混进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队伍里的坏蛋一样）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考茨基丝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侩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向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说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帮助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
考茨基把谬论加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指望欧洲革命将在一定时期内到来，把一切都押在这一张牌上。这种谬论正是反对考茨基自己的，因为从他的话里正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欧洲革命在1918年8月5日以前到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正确的！考茨基提到的这个日子正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日子。而在8月5日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出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正在到来，于是考茨基的全部叛徒行径，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行为，他在用革命观点推论问题、甚至用革命观点提出问题方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考茨基写道：有人责备欧洲的无产者叛变，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您错了！您拿镜子照一照，就会看到这个矢所对准的“的”究竟是谁。考茨基做出天真的样子，假装不知道，是谁在这样责备，这个责备又是什么意思。其实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国的“左派”，斯巴达克派[132]，即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在责备，而且现在还在这样责备。这种责备表示一种明确的认识：德国无产阶级扼杀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斯兰，也就是背叛了俄国的（和国际的）革命。这种责备首先和主要不是针对一向受压抑的群众，而是针对谢德曼和考茨基这类领袖，因为这些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克服群众的保守心理，因为这些领袖的活动实际上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一直蕴蓄着的革命本能和革命倾向。谢德曼之流公开地、粗暴地、无耻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考茨基派和龙格派也是这样干的，不过他们犹豫动摇，畏首畏尾地看着当前的强者的脸色行事。考茨基在战争期间写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发扬革命精神，而是扑灭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责备”欧洲无产者出卖了俄国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这一点完全可以成为表明德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中间”领袖象市侩那样愚钝的历史见证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的书报检查条件下，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党人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几乎只有通过这种“责备”，才能表示他们是在号召德国工人打倒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踢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去进行革命！
考茨基不理解这一点。他怎么能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呢？难道能指望一个根本背弃革命的人会考虑和估量革命在一种最“困难”场合的发展条件吗？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只顾保卫“自己”祖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其余一切都“无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愿望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的（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认的）估计上面。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巨大的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这决不是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功劳，而是由于世界各地群众对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在具体内容、实际内容上有别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彻底粉碎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麦克唐纳之流的陈旧腐朽的国际；这些人今后只会互相妨碍，步调不一，虽然他们梦想“统一”，使死尸复活。布尔什维主义为第三国际建立了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计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计到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经验。
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先从拉丁文译成俄文，以后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经验、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组织习惯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内，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高得多和广得多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创造活动。
布尔什维主义在实际上十分有力地促进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是迄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日益清楚地看到，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没有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充当雇佣奴隶的处境，这种策略不能成为供世界各国效法的典范；同时，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
不仅全欧洲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在成熟，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则帮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个国家，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即使世界帝国主义通过德帝国主义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勾结，明天摧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即使出现这种最坏最坏的情况，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
上面已经说过，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作《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的旧调重弹》。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理论”，即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旧歪曲（1905年被考茨基驳倒的歪曲！），现在又被我们这位理论家捡了起来。不管这个问题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枯燥无味，我们还是得谈一谈。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以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他们得出结论说：可见，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说，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束缚”。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联合一般农民，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接着，布尔什维克当时就补充说，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我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一书，重新刊载于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
1905年考茨基间接参加了这次争论[133]，他就当时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质问发表了实质上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特别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刊物的讥笑。现在考茨基只字不提那时的争论（害怕他自己的话揭露他自己！），从而使德国读者根本无法了解问题的实质。考茨基先生在1918年不能告诉德国工人，他在1905年曾怎样主张工人同农民联合而不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他当时根据什么条件维护这种联合，他为这个联合拟定了什么纲领。
开了倒车的考茨基，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为让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引证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来反复解释孟什维克的陈旧的自由主义观点；引证是用来证明关于俄国落后的新思想的，而从这种新思想得出的却是旧结论，其精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应该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这根本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较1789—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说的一切！［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127页。——编者注］
谈到考茨基的“经济分析”的主要“论据”和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作者开头几句话就表现出思想的混乱或浅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们这位“理论家”一本正经地说：“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正是小农生产。以此为生的居民约占4/5，甚至可能占5/6。”（第45页）第一，可爱的理论家，您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当然，不超过总数的1/10，而在城市中还要少，因为城市的大生产较为发达。极而言之，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产者是剥削者，没有选举权，那也可以看出，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占百分之六十六的布尔什维克是代表大多数居民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大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拥护苏维埃政权，就是说，基本上是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到1918年7月，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冒险进行暴动，原来的党也就发生分裂，另外组成了两个新党，即“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134]（组成这两个新党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曾经由旧党推举出来担任国家要职，例如属于前一党的有扎克斯，属于后一党的有柯列加耶夫）。可见，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无意中推翻了！——他所说的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似乎是少数居民这种可笑的童话。
第二，可爱的理论家，您是否想过，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呢？这个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记了”，因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复的孟什维克的全部“理论”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
现在来看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的“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吧。
考茨基说，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第34页）
“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那个被人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说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第35页）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满意这个很深奥很机智的推论，于是就想挖苦一下，他说：“这样看来，痛苦最少地实现社会主义，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第35页）
我们这位理论家引用了半自由主义者马斯洛夫许多非常深奥的话，来极详细地证明一种新思想：对农民有利的是粮价高，是城市工人的工资低，等等。附带说一下，对于战后时期真正的新现象注意得愈少，这种新思想的叙述就愈是枯燥无味；这些现象就是：例如农民出卖粮食不是要钱而是要商品，农民的农具不够，而且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所需数量的农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特别讲到。
总之，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责备无产阶级政党，说它把专政、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交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手里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据您的高见，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家想必是记起了“开口为银，闭口是金”的格言，觉得还是默不作声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论中露出了马脚：
“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第48页）
多么厉害的讽刺啊！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我国在四年毁灭性的战争之后还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
再往下看吧：
“……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裕农民的余粮。这些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第48页）
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区以外（现在这种办法在我国已推行到全国了），自然是愤慨得很。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带着庸人那种无与伦比的、令人叫绝的冷淡（或愚钝）态度，用教训的口吻说道：“……这种办法〈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把内战带进“生产过程”，这真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49页）
是的，是的，为了那些隐藏余粮、破坏粮食垄断法、使城市居民挨饿的剥削者和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当然是该叹息和流泪的。考茨基、亨利希·维贝尔（维也纳）、龙格（巴黎）和麦克唐纳（伦敦）之流先生们，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都赞成工人阶级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坏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而且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援引“生产过程”来掩盖这种为资本家效劳的卑鄙龌龊的行为……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向资产阶级阿谀献媚呢？
请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竟说了些什么。他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农民专政冒充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责备我们把内战带进农村（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功绩），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往农村，去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帮助贫苦农民，剥夺投机者、富裕农民违反粮食垄断法而隐藏起来的余粮。
一方面，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纯粹民主，主张革命阶级即被剥削劳动者的领袖服从多数居民（因而也包括剥削者在内）。另一方面，他反对我们，说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的，其所以是资产阶级性的，是因为农民整个说来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同时他又自以为是在维护无产者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头等的混乱。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支离破碎的自由主义学说，是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富农献媚。
这个被考茨基搅乱了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就完全阐明了。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拼命想在这一点上“揭露”我们，结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观点上的混乱，揭露了他害怕回忆起他在1905年还不是叛徒时所写的东西。
可是，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顺便指出，苏维埃所以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7页。——编者注］、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斋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强加给劳动群众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正是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认的那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财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这是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有考茨基那样的傻瓜或叛徒，才会认为这两种人是社会党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独立行动。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分析俄国革命时，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帮助资产阶级掩盖它的统治、欺骗群众的“民主”概念来支吾搪塞，忘记了“民主”实际上有时表现资产阶级专政，有时表现服从这个专政的市侩的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等等。照考茨基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资产阶级政党，有领导无产阶级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但是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阶级根源，没有小资产阶级根源！
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启发了群众，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一切“下层”、一切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离开了这样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优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
这个过程在1918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的浪潮遍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财主、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反映了群众的动摇，并且正是在1918年夏天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跟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流合污（在莫斯科举行暴动，普罗相占据了电报局，——占据了一小时！——向全国宣告布尔什维克已被推翻；后来，讨伐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集团军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又实行叛变[135]，等等）；上面讲过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由于城市缺粮情况严重，粮食垄断问题（理论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经济分析中重弹十年前马斯洛夫的旧调，“忘记了”粮食垄断这件事！）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地主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民主共和制的旧国家，常常把实际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武装队伍派到农村去。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他不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尤其是资产阶级议会赞成这样做的时候！在1917年夏秋两季，阿夫克森齐耶夫、谢·马斯洛夫伙同克伦斯基、策列铁里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逮捕过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件事考茨基“没有听说过”，他对这件事实只字不提！
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民主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这个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说真话，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话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维埃吸引他们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苏维埃共和国从两个首都把一队队武装工人，首先是比较先进的武装工人，派到农村去。这些工人把社会主义带到农村，把贫苦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况和到过农村的人都说，我国农村本身只在1918年夏秋两季才经历“十月”（即无产阶级）革命。转折点到了。富农暴动的浪潮被贫苦农民的奋起、“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发展所代替。在军队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员、工人出身的军官、工人出身的师长和集团军司令多起来了。正当傻瓜考茨基被1918年的七月危机[136]和资产阶级的狂吠所吓倒，在资产阶级后面“使劲跟着跑”，写了一整本小册子，深信布尔什维克快要被农民推翻的时候，正当这个傻瓜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退出看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范围“缩小了”（第37页）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拥护者的实际范围却在无限地扩大，因为千百万贫苦农民正在觉醒起来，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摆脱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监护和影响。
我们失去的是几百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富农，得到的却是千百万贫苦农民［注：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8年11月6—9日）上，有表决权的代表有967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950人，有发言权的代表有351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335人。加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占总数97%。］。
在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一年以后，在这个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下，穷乡僻壤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它最终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最终地证明了国内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
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要附带说一句，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未能准备好这种分化并使之实现，在1917年10—11月就立刻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137]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在这个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把一切都弄乱了，而在实践上简直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个极有意义极重要的问题，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样混乱，甚至更加混乱。这个问题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改革这一极困难的也是极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动，在原则上是否提得正确，其次，实际进行得是否恰当？西欧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是在看了最重要的文件之后对我们的政策提出批评，我们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也是对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帮助。但考茨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极大的理论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在实践方面则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庸俗的攻击。让读者来判断吧：
“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一看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了……”（不对，考茨基先生，您用您认为“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不同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革命历史证明，资产者同小资产者即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执行的是保持大地产的政策。谢·马斯洛夫的法令和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138]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就战胜不了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地主。）
“……但是这应当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不同的解决办法。〈考茨基最关心的是“社会党人”的“一致”，而不管自称社会党人的是谁。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一定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却忘记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一直在这些企业里当雇佣工人的农民，由他们用协作社的形式经营这些大田庄。但是采取这个办法要有农业工人，而俄国没有农业工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考茨基仍象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他把各种解决办法罗列出来，不去考虑——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地考虑——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些怎样的过渡。俄国有农业雇佣工人，但人数不多，至于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怎样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协作社耕种制的问题，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考茨基一贯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么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革。
对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一点，考茨基则默不作声。更有甚者，他还玩了一套难以置信的偷梁换柱手法，在摘引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时，把最重要的地方丢掉。
考茨基声称：“小生产力求生产资料完全私有”，立宪会议会成为能够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权威”（这种论断在俄国只会令人捧腹大笑，因为大家知道，工农认为只有苏维埃有权威，立宪会议已经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地主的口号）。他接着说：
“在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规定：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
考茨基仅仅引了这两条就作出结论说：
“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这始终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乡农民可以任意处理土地。”（第47页）
请看，这就是考茨基的“批评”的范例！这就是十分近乎伪造的“科学”作品。他向德国读者暗示：布尔什维克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向农民投降了！布尔什维克让农民各自（“各乡”）任意处理土地了！
其实，考茨基引用的1917年10月26日（俄历）颁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两条，而是五条，外加“委托书”八条，其中并指出这份委托书“应该作为指南”。
法令第3条说：产业转“归人民”；必须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委托书中说：“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不得分割”；“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一切土地都归入全民地产”。
其次，在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的同时，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现在已纳入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编者注］。宣言第2条第1项说：“废除土地私有制”，“模范田庄和模范农业企业属于国家财产”。
可见，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并没有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另一个在农民看来有无比巨大权威的全民代表机构负起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责任。
其次，1918年2月6日（19日）公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这个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全部私有农具和耕畜交给苏维埃当局支配，由联邦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法令对支配土地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
“减少个体经济，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来说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11条第5项）
这个法令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时对“谁有权使用土地”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第20条。）“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地面的为：（一）用于文化教育方面：（1）国家即苏维埃政权（联邦、区域、省、县、乡、村等各级政权）机关。（2）社会团体（由地方苏维埃政权监督和批准）。（二）用于经营农业方面：（3）农业公社。（4）农业协作社。（5）农村团体。（6）单个家庭和个人……”
读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实，他向德国读者介绍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已经面目全非了。
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基本问题，考茨基甚至提都提不出来！
这些问题就是：
（1）平均使用土地以及
（2）土地国有化。这两种办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系。
（3）共耕制是从分散的小农业到公共的大农业的过渡；苏维埃法令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能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下列两个基本事实：（一）布尔什维克在估计1905年的经验时（例如见我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著作［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编者注］）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具有要求民主的进步意义、革命意义，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明确地说过这一点。（二）布尔什维克在通过土地社会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是这个法令的“灵魂”）时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我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而大多数劳动者的主张和要求应该由他们自己抛弃，因为这种要求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跳过”。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帮助农民抛弃小资产阶级口号，使他们能尽量迅速、尽量容易地从这种口号过渡到社会主义口号。
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学分析帮助工人革命，就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具有要求民主的革命意义，具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意义，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第二，布尔什维克投票通过（并十分忠实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资产阶级法令，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从理论上说，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考茨基永远也无法否认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这个革命只能到此为止。当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它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众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的不足，必须超出这个范围，过渡到社会主义。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农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止摆脱了地主、摆脱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农民去实现这种理想。无产者对农民说：我们要帮助你们达到“理想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产者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同时我们要向你们指出这种办法的不足和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样试图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这种领导的正确性，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考茨基宁愿回避问题……
其次，考茨基公开欺骗德国读者，对他们隐瞒了这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令中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了它们直接的优先权。
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这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乱套了，连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一方面，他不敢说无产者在平均使用土地问题上应该同农民分道扬镳，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荒谬的（而且考茨基在1905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曾明确而直接地坚持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自由主义庸俗言论，这位马斯洛夫“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却不说小资产阶级争取平等、争取平均使用土地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来看是进步的和革命的。
考茨基的观点混乱到了极点。请看，他（1918年）坚持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他（1918年）要求不要超出这个范围！而同一位考茨基又认为把小块土地租给贫苦农民这种小资产阶级改革（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含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还暴露出他和庸人一样不善于考虑一定政党的实际政策。他摘引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却不愿意看到孟什维克党1917年的实际政策；当时孟什维克党同地主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坚持实行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坚持同地主妥协（证据就是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和谢·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没有看见，彼·马斯洛夫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是反动的和空想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掩盖孟什维克主张农民同地主妥协（即让地主欺骗农民）而不许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
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考茨基枉费心机地重复着自由派的蹩脚的俏皮话：“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影响下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多么俏皮啊！
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大国的小农都没有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
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没有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用宣传、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援助贫苦农民的条件下，碰到过贫苦农民同富裕农民公开的阶级斗争以至国内战争。
无论何时何地，投机者和富人都没有在农民群众这样破产的情况下这样大发战争财。
考茨基重弹老调，搬弄那些旧道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任务连想也不敢想。
请问可爱的考茨基，如果农民缺乏经营小生产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国家帮助他们取得集体耕种土地的机器，这难道是“理论说服”吗？———
现在来讲土地国有化问题。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否认我们实行的办法是土地国有化。他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既然我们还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土地私有制的废除就是土地国有化。“社会化”一词不过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愿望和准备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国有化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考茨基在这里也是连理论问题都提不出来，或者是（这就更糟）故意回避问题，虽然从俄国文献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土地国有、土地地方公有（将大田庄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土地分配问题上早就有过争论。
考茨基硬说，将大田庄交给国家，然后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就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笑。我们已经指出，这里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这里也没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听信了孟什维克的话。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考茨基为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辩护，责备布尔什维克妄想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自己又拿自由主义的改革冒充社会主义，而且不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将土地占有方面的中世纪制度完全肃清！结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维克顾问一样，不是维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维护害怕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
究竟为什么只把大田庄收归国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呢？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用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旧东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彻底），最容易恢复旧东西。激进派资产阶级，即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却是土地国有的口号。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差不多在20年前，曾写过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杰作，他不会不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土地国有正是资产阶级最彻底的口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9页。——编者注］。考茨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战以及他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
被考茨基不恰当地选为自己的顾问的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曾认为俄国农民不会赞成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在内）国有化。马斯洛夫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论（这个理论重复着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意见），即否认绝对地租、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或如马斯洛夫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事实”）的观点有联系的。
其实，早在1905年革命中就已经表露出，俄国大多数农民，无论村社社员或单独农户，都赞成全部土地国有化。1917年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它就实现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企图（同考茨基对我们的凭空指责刚好相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民思想家中最激进、最革命、最接近无产阶级的分子，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了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的办法。从1917年10月26日起，即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国土地私有制就被废除了。
这就造成了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好的基础（如果考茨基不背弃马克思学说，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也建立了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完全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才为促进和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见，考茨基献给读者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混乱思想，他指责布尔什维克不懂得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己却暴露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闭口不谈土地国有化，同时把最不革命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当作“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这里已经接触到了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对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认识得够不够。考茨基在这里又玩弄了一套近乎伪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关于向集体耕种制过渡的任务的“提纲”！我们这位“理论家”引了其中一条之后，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任务，并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象考茨基那样堕落到用文字骗人。他摘引“提纲”，而不提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他谈论“理论说服”，而不提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既掌握工厂，又掌握商品！1899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国家拥有使小农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手段时所写的一切，被1918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干干净净。
当然，几百个由国家维持的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即由国家出资、由工人协作社耕作的大农场）是很不够的。可是考茨基回避这个事实难道能够叫作“批评”吗？
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最充分地保证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胜利会使土地国有化退到土地分配（关于这一点，我在论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内作了专门的分析）。此外，土地国有化为无产阶级国家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总之，考茨基在理论上真是一塌糊涂，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是向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卑躬屈膝。他的批评真是妙不可言！
考茨基对工业所作的“经济分析”是用下面这段妙论开场的：
俄国有资本主义大工业。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呢？“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厂矿拿来当作自己的财产〈直译就是据为己有〉，以便每个工厂单独经营，那是可以这样设想的。”（第52页）考茨基补充说：“正是今天，8月5日，当我写这段话时，莫斯科报道了列宁8月2日的一篇讲话，说他在讲话中提到：‘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注：见本卷第25页。——编者注］‘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第52—53页）
我们把这段议论全部抄下来，好让从前尊敬过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国工人亲自看看投降资产阶级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真难以设想，8月5日俄国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工厂国有的法令，而且没有一个工厂被工人“据为己有”，所有工厂都归共和国所有，可是在这个8月5日，考茨基竟用明显的欺骗手法来解释我的讲话中的一句话，想使德国读者相信俄国把工厂交给了一个个工人！接着考茨基在好几十行里喋喋不休，说不能把工厂交给单个工人！
这不是批评，而是资本家雇来诬蔑工人革命的资产阶级奴仆所使用的手法。
工厂应该交给国家，或者交给地方自治团体，或者交给消费合作社，——考茨基再三这样说，最后他补充道：
“在俄国，人们现在也试图走这条道路……”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8月吗？为什么考茨基不能请他的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或俄国资产阶级的其他朋友哪怕译出一个工厂法呢？
“……在这方面走了多远，现在还看不出来。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方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但是这一方面现在还完全处于朦胧状态。法令并不缺……〈因此考茨基忽视了或对读者隐瞒了法令的内容！〉可是关于这些法令实施的情况，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全面的、详尽的、可靠的、报道迅速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建立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而且根本无从核对。这也是实行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第53页）
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考茨基从资本家和杜托夫分子的“自由”报刊上会得到关于工厂交给工人的消息……这个超阶级的“郑重的学者”真是妙不可言！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是苏维埃政权设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愿意提起。他象套中人那样顽固，口口声声说：给我和平的民主，没有内战、没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统计（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统计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统计人材，当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统计，还是不可能的）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没有革命的革命，没有激烈斗争的革命，没有暴力的革命。这同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请把这种“社会主义者”同庸俗的自由主义官僚区分区分看！
考茨基根据这种“实际材料”，也就是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故意避开无数事实，得出“结论”说：
“俄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真正实际果实（不是法令），是不是会比它从立宪会议——后者也同苏维埃一样，大多数代表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多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第58页）
这不是妙得很吗？我们奉劝考茨基的信徒们把这段名言拿到俄国工人中间广为传播，因为这是考茨基提供出来说明他在政治上堕落的最好不过的材料。工人同志们，克伦斯基也曾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历史学家考茨基只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据为己有”的那个称号。至于证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时期支持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抢劫行为的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至于正是这些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在立宪会议中占了多数的事实，考茨基则很谦虚地隐讳不谈了。这还叫作“经济分析”呢！……
最后还举一个“经济分析”的范例：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9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第41页）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让我们听惯了这种议论。俄国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说：9个月过去了，你们拿出普遍福利来吧，就是说要在四年毁灭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绝无差别，丝毫没有差别。用“社会主义”作招牌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在重述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话。
上面这些，是我在1918年11月9日写的。当天午夜得到了从德国传来的消息，说已经开始的革命首先在基尔和北方沿海一带的其他城市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已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随后在柏林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了。[139]
本来还要给这本论述考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写个结束语，现在也就多余了。
尼·列宁
1918年11月10日
附录一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140]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我读了考茨基的这本书之后，才看到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1918年巴黎版），禁不住要把两本书作个比较。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思想领袖；王德威尔得是社会党国际局主席，是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饰，以老练的记者的圆滑手腕“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前者特别清楚地表明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笨拙，好发空论，粗暴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后者典型地表现了在罗马语国家——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特点，即比较圆滑，不那样笨拙，比较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所用的基本手法则与前者相同。
他们两人都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问题谈得多些。他们两人都抹杀这两个问题极其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两人都丝毫没有那种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丝毫没有那种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面目全非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丝毫没有说明革命的任务不同于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奴隶的体系或秩序、制度这种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享一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这种作用。
现在我们举出王德威尔得几个最重要的论断来证实我们的看法。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非常热中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把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引了不知多少，因为这一点已被他们的实践纳入纯议会斗争的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认为必须对部分过时的《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即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打碎这个机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约而同闭口不谈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区别开来的东西。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考茨基通过粗暴的伪造来干这件事。王德威尔得则用比较巧妙的手法来干同样的勾当。他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一节即第4节中，专门用（ｂ）分节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问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再说一遍：他恰恰把最主要的地方，即讲到打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地方丢掉了），并作出结论说：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象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公社，但这次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获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中心获得胜利。
这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因为目前已经看得很明显，许多国家在战后时期必将发生空前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说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革命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无产阶级没有充分作好准备来利用那由于情势的发展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政权以前，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第73页）
涉及问题实质的，仅此而已！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代表人物！1912年，他们签署了巴塞尔宣言，在宣言中直接谈到后来在1914年爆发的那种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明确宣告这种革命将要到来。但是，当战争已经发生、革命形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却开始拒绝革命了。请看，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只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议的假设！这同考茨基关于苏维埃在欧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论断毫无二致。
但是要知道，一切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现在一定会同意说：新的公社“并非不可思议”，苏维埃将起很大的作用，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应该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新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对这个问题作过许多详细的说明，王德威尔得对它们却一概不提。
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实践家和政治家应当说明，现在只有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拒绝下列任务：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类型的，苏维埃类型的，或者什么第三种类型的）的必要性，说明作好进行这种革命的准备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驳斥反对革命的市侩偏见等等。
无论考茨基或王德威尔得都根本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他们的社会主义者声誉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
我们从理论上来提出问题。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认并赞成这个真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问题：当无产阶级争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镇压哪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用什么手段镇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认、赞成并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他的书第72页），但是……他只字不提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资本家先生们）问题！！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完全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叛徒行径之所在。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编的词典——没说的，真是渊博的著作！——王德威尔得的书第87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摘抄这个渊博的庸俗论调，称赞这种论调，把这种论调和马克思的言论放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说，“国家”一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etsgénérauxdelasociété）的代表的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过于绝对的论断，会有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第156页）
请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否认绝对真理，是要阐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折中主义者不愿意要“过于绝对的”论断，为的是暗中贯彻他们那种市侩庸人的愿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之后将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径。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同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区分开来。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和诡辩家，比考茨基巧妙，精细，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语，可以避开任何革命问题，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因为，有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资产者会想到“一般地”否定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王德威尔得写道：“我同意盖得的意见，如果不预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1．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变成门格尔所说的劳动的人民国家。
2．把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象圣西门所说的，把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分开。”（第89页）
王德威尔得把这段话加上了着重标记，来特别强调这些论点的意义。其实这是最纯粹的折中主义的糊涂观念，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决裂！要知道，“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语，不过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斥责为无稽之谈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旧调重弹。“劳动的人民国家”的说法是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词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论，而没有觉察到这只能造成糊涂观念。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涂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忽视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视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其次，只有在任何国家都消亡了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失而让位给对物的管理。王德威尔得用这种比较遥远的未来，去掩盖和冲淡明天的任务——推翻资产阶级。
这种伎俩还是等于替自由派资产阶级效劳。自由主义者同意谈谈对人用不着管理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不能沉醉于这种无害的空想呢？至于无产阶级镇压抗拒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那就闭口不谈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是王德威尔得恭维无产阶级。恭维是不难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善于恭维自己的选民。但掩藏在“恭维”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王德威尔得详细地转述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言论[141]，说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公然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
1918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35—338页
注释：
[96]《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是为批判卡·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而写的。
1918年8月，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是民主呢还是专政》。列宁在同年9月20日的《真理报》上看到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欧洲国家的三个使节——在柏林的阿·阿·越飞、在伯尔尼的扬·安·别尔津和在斯德哥尔摩的瓦·瓦·沃罗夫斯基——写信，提出了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作斗争的任务。列宁请他们在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小册子出版后立即给他寄一本来，同时寄来考茨基写的所有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
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即动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这部著作脱稿之前，列宁为了尽快占领阵地，又于10月9日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文章（见本卷第102—111页），发表在10月11日《真理报》上，并指示越飞、别尔津和沃罗夫斯基尽快把这篇文章译成外文发表。列宁的这篇文章译成德文后，于1918年和1919年分别在伯尔尼和维也纳发表；1919年译成意大利文在米兰发表。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于1918年11月10日写成，12月在莫斯科出版。1919年用外文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出版。——229。
[97]《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г》）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229。
[98]《共产党人》杂志（《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1915年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个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229。
[99]指《社会主义与战争》。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是列宁为筹备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而写的一本小册子。参加写作的有格·叶·季诺维也夫。这本小册子在1915年9月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前夕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分发给了与会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小册子用法文在法国出版，并用挪威文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上全文刊载。列宁当时还曾试图用英文在美国出版。
1918年，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出版了这本小册子。——229。
[100]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30。
[101]1914年8月4日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德国帝国国会表决军事预算时投了赞成票，这意味着该党完全背叛了1912年《巴塞尔宣言》所阐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242。
[102]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的两个政党，产生于17世纪70—80年代。
辉格党起初代表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19世纪中叶起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与其他政治团体合并后，组成英国自由党。
托利党代表大地主和英国教会上层僧侣的利益，同时也依靠中、小僧侣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它维护旧的封建传统，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19世纪中叶，在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辉格党和托利党曾在英国轮流执政。——246。
[103]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246。
[104]德雷福斯案件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幅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247。
[105]指英国资产阶级血腥镇压1916年爱尔兰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起义一事。在这一事件中，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詹姆斯·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
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东北部分，居民以英格兰人为主；阿尔斯特的军队曾和英国军队一起镇压了爱尔兰人民的起义。——247。
[106]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250。
[107]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56。
[108]指《四月提纲》。列宁于1917年4月4日（17日）先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然后又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提纲。同年4月7日（20日）《真理报》发表了这个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6页）。——260。
[109]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260。
[110]指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89—204页）。这本小册子曾用英文刊载于1918年1月15日美国《晚邮报》和1917年11—12月《阶级斗争》（美国社会党左翼的杂志）第4期，并出版了单行本。
《晚邮报》（《TheEveningPost》）是美国资产阶级报纸，1801年起在纽约出版，1801—1832年称《纽约晚邮报》，现称《纽约邮报》。——267。
[111]指俄共（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07—408页）。——267。
[112]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1917年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917年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269。
[113]指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竭力压缩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而扩大各小资产阶级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名额，从而使自己在会上占了多数。例如城市自治机关在会上有300名代表，地方自治机关有200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合作社有120名代表，而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230名代表。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职能的决定。这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而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并在10月7日（20日）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布退出。预备议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被赤卫队解散。——272。
[114]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90名，代表305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个作战部队组织，8个后方军队组织和5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列宁在会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和战争问题发表了讲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每个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了由32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272。
[115]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
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272。
[116]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起初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有1046名代表。1月13日（26日），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加上陆续到会的其他方面的代表，大会结束时共有有表决权的代表1647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860多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19名。
在代表大会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讨论这两个报告时，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中，专门批判了他们的立场。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并对他们表示完全信任。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赞同人民委员会在和平问题上的政策，授予它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广泛的权力。代表大会听取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制度的基础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并宣布俄国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代表大会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土地法令制定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代表大会赞同解散立宪会议，并把苏维埃政府的名称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
大会选出了由322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305人，候补委员17人。——272。
[117]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为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232名，其中布尔什维克79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83名，中派社会革命党人25名，孟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1名。副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代表大会介绍了和约的内容后，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批准和约问题作了报告。波·达·卡姆柯夫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作了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经过辩论，大会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投了弃权票。和约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大会还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底作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决定，选出了由207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73。
[118]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月4—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6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773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53名，最高纲领派17名，无政府主义者4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4名，其他党派成员3名，无党派人士10名。乌克兰、拉脱维亚和外高加索等被占领区也有代表出席。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列宁作了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代表大会对两个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完全信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不信任、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改变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被否决。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于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代表大会的工作因而暂时中断。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全体成员被逮捕，与叛乱无干的后来获释，其中约有200人回来继续参加会议。代表大会于7月9日复会后，听取了政府关于7月6—7日事件的报告，完全同意政府为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所采取的果断行动，并指出赞同自己上层领导观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能再留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之内”。
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肯定粮食垄断制的不可动摇，认为必须坚决镇压富农的反抗，赞成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规定了在劳动者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组织和巩固红军的措施。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部宪法，选出了由200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73。
[119]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274。
[120]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78。
[121]1918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定：“鉴于（1）苏维埃政权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同时受到各条战线上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俄罗斯共和国内部的同盟者的攻击，国际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从最无耻的诽谤到阴谋活动和武装暴动，来反对工农政府；（2）苏维埃组织内部存在着明目张胆地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政党的代表，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3）以前发表的以及这次会议上宣读的文件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直至最负责的人员，确实在同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在顿河流域同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在乌拉尔同杜托夫，在西伯利亚同谢苗诺夫、霍尔瓦特和高尔察克，以及最近又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和依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黑帮分子）相勾结，组织反对工农的武装暴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决定：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各级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把这些党派的代表从自己的组织中清除出去。”——278。
[122]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278。
[123]“积极派”是指以米·伊·李伯尔、亚·尼·波特列索夫、谢·拉·瓦因施泰因等为首的一批孟什维克，他们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就开始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加入各种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反革命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阿·马·卡列金以及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并与外国干涉者的军队相勾结。1918年，在孟什维克党的支持下，“积极派”以讨论粮食状况为借口，开了几次所谓“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实际上提出了取消苏维埃的要求。——278。
[124]指1910年9月20日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参看列宁的《两个世界》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279。
[125]《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80。
[126]指1918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90号的社论《是专政呢还是民主？》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创刊，先后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1933年停刊。——280。
[127]指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7月30日（8月1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弟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普列汉诺夫说：“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对于普选权原则也应当用我上面指出的那个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待。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曾经剥夺过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象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就是在议会任期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一种chambreintrouvable（无双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和《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88—190页）中都引用过普列汉诺夫的这次发言。——281。
[128]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芬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283。
[129]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根据列宁倡议建立的国际组织，于1915年9月4日，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左派社会党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最初参加者即9月4日会议的出席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瑞士代表弗·普拉滕，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尤·博尔夏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安·别尔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卡·伯·拉狄克，瑞典代表卡·霍格伦，揶威代表图·涅尔曼。9月4日这次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批评了多数代表的中派和半中派观点，提出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叛卖行为和指出积极进行反战斗争的必要性等决议案。他们的决议案被中派多数所否决，但是经过斗争，决议案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仍写入了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对宣言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个特别声明中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它将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独立的工作。在1916年4月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有所发展，它在43名代表中占了12名，它的一系列提案得到半数代表的赞成。1917年初，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公开背叛，列宁向左派提出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的问题。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本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284。
[130]托尔斯泰主义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尼·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学说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宗教空想主义社会派别。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通过宗教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社会，宣传“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者正好是把托尔斯泰学说中最大的缺点变成了教条。——287。
[131]“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列宁说：“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是我们的伟大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基于这样的希望，希望李卜克内西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一定取得胜利，那我们就只配遭到嘲笑。那我们就把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口号变成了革命空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1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290。
[132]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聚在这个杂志的周围。1916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293。
[133]指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考茨基的这一著作由列宁编辑并作序，1906年12月用俄文出了小册子。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297。
[134]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是在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见注4）之后从该党分裂出来的两个新党。
民粹派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9月，领导人有г．д．扎克斯等。民粹派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苏维埃活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措施，赞成布尔什维克党联合中农的方针，虽然由于它本身的民粹派观点残余而同布尔什维克党在策略上有分歧。民粹派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出版《劳动公社旗帜报》。它的许多党员参加了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1918年11月6日，民粹派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解散该党并同俄共（布）合并。
革命共产党于1918年9月组成，领导人有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革命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恐怖活动和企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俄共（布）合作。但是革命共产党的纲领是混乱和折中的，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共产党从1918年9月起出版《劳动意志报》，12月该报改为杂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之后，革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允许自己的党组织接受原革命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共（布）。——298。
[135]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7月10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将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基斯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了过来。7月11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304。
[136]列宁所说1918年的七月危机是指1918年夏天在俄国中部各省、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发生的多起富农反革命叛乱，这些叛乱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外国干涉者的支持下组织的。——305。
[137]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潮，因其创始人路·奥·布朗基而得名。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306。
[138]指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谢·列·马斯洛夫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不久以社会革命党的名义提出的一个法案。1917年10月18日（31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人民事业报》以《土地委员会调整土地和农业关系条例》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法案。法案规定，土地委员会掌握一批专供出租的地产，国家和寺院土地均属这类地产。地主土地占有制保持不变，地主只把以前出租的土地拨归临时出租的地产，而且农民交纳的土地租金应归地主。列宁在《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中写道：“谢·列·马斯洛夫先生的这个法案说明社会革命党彻底背叛了农民，而完全效忠于地主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20页）
逮捕土地委员会委员是临时政府为制止农民夺取地主土地而采取的反革命措施。——307。
[139]指1918年11月德国爆发的革命。
德国十一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起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经济的崩溃和人民与军队遭受的苦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给了它以巨大影响。这场革命以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海军舰队的水兵起义为起点，首先席卷了德国北部沿海城市，然后又迅速地扩展到德国中部和南部地区。11月9日，柏林工人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举行总罢工，罢工很快就发展成武装起义。当天中午时分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往国外。
在起义的过程中，各地纷纷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中派分子夺取了大多数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11月10日，在柏林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成立了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菲·谢德曼等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胡·哈阿兹等组成的临时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后来退出了政府），其纲领是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进行社会改良。12月16—21日，柏林举行了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们设法在会上通过了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并把立法权和行政权交给政府的决议。
斯巴达克派接受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决定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实行决裂，于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年1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月6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1月8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队伍随即对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杀害了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德国资产阶级接着又用暴力把各地的革命工人血腥地镇压下去。1月19日，德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各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了胜利。
十一月革命没有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但它在德国历史上仍是一次重大事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这是一次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和手段进行的革命，其结果是推翻了君主制，成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了起码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通过立法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这次革命给了苏维埃俄国以极大支援，为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创造了前提。——320。
[140]《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3—167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1918年的版本中，《提纲》标有下列字样：“载于1917年12月26日星期三彼得格勒《真理报》”。——321。
[141]指莫·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用法文写的《民主和政党》一书。此书于1903年在巴黎初次出版，1927年和1930年出了俄文本第1卷和第2卷。书中用英美两国历史上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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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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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
致总司令瓦采季斯
11月29日
随着我军向西部和乌克兰推进，一些地区成立了临时性的苏维埃政府，其使命是巩固当地的苏维埃。这种情况有个好处，它使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斯兰的沙文主义者无法再把我军的推进看作占领，并为我军继续推进造成有利的形势。否则，我军在占领区就会陷入困境，居民就不会把我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因此，请向有关部队的指挥人员发出指示：我军必须千方百计地支持拉脱维亚、爱斯兰、乌克兰和立陶宛临时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当然，我们要支持的只能是苏维埃政府。
列宁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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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1918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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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93]
（1918年11月27日）
1
报告
同志们，我想谈谈在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提出以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任务。毫无疑问，最近的事变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如布列斯特条约的废除、德国的革命、德帝国主义的崩溃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瓦解，不能不使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理论基础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理遭到破坏。俄国的军事形势，英、法、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不能不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部分人多少倒向我们这一边来。今天下午我想谈的，也就是我们的策略应作的改变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
让我从几个基本理论原理谈起。毫无疑问，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经济基础的主要社会阶层，在俄国就是中农。毫无疑问，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因此，我想首先提请大家注意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的基本原理是怎样形成的。为此，我把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说的几段话念一下。这篇文章出了单行本，写于1895年或1894年，当时社会党关于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纲领问题已经实际地提上日程，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要讨论这个纲领。当时恩格斯是这样说明无产阶级的态度的：“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第一，法国纲领的原理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页。——编者注］
其次，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还说：“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们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注：同上，第582页。——编者注］
最后一点，我要向你们提到的最后一句名言，就是关于富裕农民、关于大农（俄语叫作“富农”）即关于非使用雇佣劳动力不可的农民的论断。如果这些农民不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忙也帮不上的。我们的职责仅仅是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无疑也是每个共产党人都知道的几个原理。从这些原理我们看到，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在大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国家中和存在着小农、中农、大农这种落后状况的国家中，决不会一样。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说对地主剥削者进行战争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就十分正确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对待中农，我们说，决不使用任何暴力。对待大农，我们说，我们的口号是要他们服从粮食垄断，如果他们破坏粮食垄断，隐藏粮食，就同他们作斗争。不久以前，我在一个几百人的会上，向那些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代表们（他们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的同时来到莫斯科的），重申了这些原理［注：见本卷第170—177页。——编者注］。在我们党的出版物中，在宣传鼓动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态度上的这种差别，虽然大家在理论上都同意，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十分迅速地作出了相应的政治结论。我故意从所谓远处谈起，是为了向你们表明，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关于阶级相互关系的经济概念为依据，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提出我们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策问题。毫无疑问，在俄国，这种小农阶级（我们把不出卖劳动力的农民称为中农），这种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形形色色政治派别的基础的主要经济阶级。在我们俄国，这些派别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关系最为密切。在俄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同这两个政党作过长期斗争，西欧社会党人经常把这个斗争看作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斗争，也就是看作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顺便提一下，这种看法甚至在很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中也时常流露出来。
今天正好有人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一封信交给我。他是以自己在奥地利的革命行动而闻名的一位人物。他的信写于10月底，今天收到，信中只有一个请求：是否可以把孟什维克从监狱中放出来？在这种时候，除了这个请求以外，他再也找不出更明智的话来写了。诚然，他预先声明他不熟悉我们的运动等等，但这终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西欧社会党人所以犯这种可笑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向后看，不向前看，并且不了解，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宣传社会主义）都不能算作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1917年革命期间只是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始终未能采取正确的立场，就好象故意要提供一个实例来说明马克思的下述原理：小资产阶级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没有能力采取任何独立的立场。
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即从它创立苏维埃的时候起，就本能地表现出明确的阶级立场，因为它创立了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动摇不定。1917年春天和夏天，他们自己的朋友称他们为“半布尔什维克”，这不仅是俏皮话，而且是正确的评价。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例如在苏维埃、农村革命运动、直接夺取土地、前线联欢、支持或不支持帝国主义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总是今天“赞成”，明天“反对”。他们一方面帮忙，另一方面又不帮忙，是毫无主见、软弱无力的典型。他们向居民散布“拥护苏维埃”的空谈（要知道，他们一直把苏维埃称作“革命民主”，以与他们所谓的有财产资格的人对立起来），这不过是他们狡猾的政治手腕，而听信他们那一套的广大群众却倾心折服：“这是拥护苏维埃呀！”孟什维克的宣传也曾部分地为我们效力。
这个问题很复杂，说来话长，我把它简要地点一点就够了。我们亲眼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个政策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论点：把他们当作社会主义者是错误的。他们也许只在口头上和记忆中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
以上我谈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中农，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应当改变我们过去的、在革命的前一时期的口号，以便正确地估计目前的转变。你们知道，在10月和11月，这些分子是动摇不定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不调和的态度是对的。我们说，我们要消灭无产阶级的敌人，要在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代议制、苏维埃政权等基本问题上进行战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妥协是完全正确的。
这以后，事变的进程向我们提出了和平问题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你们知道，布列斯特和约使小资产阶级分子离开了我们。
我们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我们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幻想作了无情的斗争，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由于这两种情况，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然离开了我们。你们知道，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发生动摇，一部分铤而走险，一部分互相谩骂，一直骂到现在。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当然，我们丝毫不能怀疑，我们当时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现在来证明这一点，就是旧事重提，因为德国革命已经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人们责备得最多的，我们从觉悟低的工人群众那里听得最多的，就是认为我们毫无根据地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而这个革命始终没有发生。德国革命驳倒了所有这些责难，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德国革命必然到来，我们在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应当进行民族战争，而且应当进行宣传，从它内部进行瓦解。事变已经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再也用不着去证明了。关于立宪会议也是一样，在这里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的正确，因为现在西欧已经开始的一切革命都是在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下进行的，都在建立这种苏维埃政权。苏维埃——这就是各地革命的特征。苏维埃已经从奥地利和德国传到荷兰和瑞士（传到具有最老的民主主义文化的国家，这些国家甚至在同德国相比时也把自己称为西欧）。这些国家都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遭到历史性破产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臆造，而是绝对的历史的必然。远在几百年前，瑞士和荷兰就已经有了政治斗争，现在那里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布尔什维克的好感。这就说明，我们对目前情况作了正确的估计。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策略的正确，所以这个问题用不着再来谈了。需要弄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抱有极深偏见的一个问题。只要回想一下西欧国家都经历过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议会制发展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这种偏见在40年代，在各国旧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曾经占过统治地位。这种观点在法国保持得最久。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小资产阶级在议会制问题上是最爱国的，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它是最爱国的。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不大活跃，同其他国家很少联系，也没有卷入世界范围的商业周转。因此，可以料到，正是在议会制问题上，小资产阶级肯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我们的革命同爱国主义作了斗争。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曾经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应当为了国际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这个革命一定会到来，它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如果你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就应当有信心。
很明显，我们这样说，当时只能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很明显，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当时都不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那时不能指望这一点。小资产阶级怎么会接受我们的观点呢？当时我们不得不实行最严峻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经历了几个月迷恋于幻想的时期。如果你们看看西欧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幻想在那里几十年都没能消除。你们看看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的历史就知道了。当时我们必须粉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什么人民是一个统一体，什么人民的意志可以通过阶级斗争以外的东西来体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任何妥协，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纵容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立宪会议幻想，我们就会葬送整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而牺牲国际革命的利益，国际革命是循着布尔什维克道路前进的，因为它不是民族革命，而是纯粹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是这种情况使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离开了我们。他们跑到了街垒的那一边，落到了我们的敌人那一边。当杜托夫分子开始暴动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杜托夫分子、克拉斯诺夫分子和斯科罗帕茨基分子中有同我们作过斗争的政治力量。在我们这边的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
你们知道，当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极其猖獗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富农暴动。只是城市无产阶级同农民的亲密团结才使我们的政权得以巩固。只有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的帮助下，才坚持了反对一切敌人的斗争。而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一边。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采取战争的恐怖手段。不管人们怎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谴责这种恐怖主义（我们从一切动摇的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都听到过这种谴责），我们很清楚，恐怖手段是由激烈的内战造成的。它是由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倒戈造成的。他们用各种手段，用内战、收买、怠工等等来同我们作战。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恐怖手段势在必行。因此，我们不应该后悔，不应该否定恐怖手段。我们只是应当清楚地了解，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哪些条件造成了斗争的尖锐化。这些特殊条件是：当时我们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必须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代替立宪会议。
国际政治一发生转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状况也必然发生转变。我们看到他们那个阵营里人心正在变化。我们从孟什维克的宣言中看到他们在号召放弃同有产阶级的联盟，这是孟什维克向自己的朋友，向那些同杜托夫分子、捷克斯洛伐克人、英国人结成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发出的号召。他们向这些人呼吁，要他们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除了英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克政权相抗衡。这种动摇也发生在社会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中间。本来知识分子所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最多，爱国主义的成见最深，现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
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根据阶级关系确定自己的策略，要确实弄清这个问题，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偶然性，是无主见的表现，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动摇呢，还是相反，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过程。在考察这整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想一想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想一想我国革命的历史，那就可以肯定地回答，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不是个人的。它关系到俄国千百万处于中农地位或相当于中农的地位的人。这种转变关系到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曾经带着疯狂的愤恨情绪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当时不得不损害他们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而历史现在竟使爱国主义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很明显，不用外国的刺刀就推翻不了布尔什维克。以前人们希望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会是真正的民主派，并一直抱着这种幻想，现在英、法、美对德奥两国提出的和约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好象是特意在证明布尔什维克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
因此，在同我们作过斗争的党派中间，例如在普列汉诺夫的营垒中间，就有人说：我们错了，我们原来以为德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而法、英、美等西方国家会给我们带来民主制度。事实表明，这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和约的污辱性、贪婪性和掠夺性比我们的布列斯特和约要厉害百倍。事实表明，英国人和美国人是扼杀俄国自由的刽子手和宪兵，过去起过同样作用的有俄国刽子手尼古拉一世，还有充当刽子手来扼杀匈牙利革命的帝王们，现在这个角色由威尔逊的代理人来担任了。他们绞杀奥地利革命，他们扮演宪兵角色，他们向瑞士提出最后通牒：你们要是不去同布尔什维克政府作斗争，我们就不给粮食。[94]他们对荷兰说：不得接受苏维埃使节，否则我们就要实行封锁。他们的武器很简单，就是一条饥饿的绳索。他们就是用它来绞杀各国人民的。
最近的历史，即战时和战后的历史，发展得异常迅速。它证明英法帝国主义是和德帝国主义一样卑鄙的帝国主义。不要忘记，美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那里的帝国主义同样凶残，在那里，国际主义者不仅遭到私刑拷打，而且被暴徒拖到街上，剥得精光，浇上沥青，活活烧死。
这些事件非常有力地揭穿了帝国主义，并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苏维埃政权，要么是英法用武力把革命完全扼杀掉。这里已经谈不上同克伦斯基达成协议了。你们知道，他们把克伦斯基当作挤干了的柠檬扔掉了。他们同杜托夫和克拉斯诺夫勾结在一起。现在小资产阶级度过了这段时期。现在爱国主义把它推向我们这一边，——结果就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迫使它行动的。我们大家都应当注意世界历史上这个大量存在的经验。决不能保卫资产阶级，决不能保卫立宪会议，因为它实际上只对杜托夫和克拉斯诺夫之流有利。这看来很可笑：立宪会议怎么竟成了他们的口号。可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因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还在台上的时候召开的。立宪会议成了资产阶级的机关，而资产阶级是站在实行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帝国主义者一边的。资产阶级不顾一切，要用最卑劣的手段扼杀苏维埃政权，只要能消灭苏维埃政权，把俄国出卖给谁都行。
正是这种政策引起了内战，并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当然，这部分人的动摇永远是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刚刚打了几个胜仗，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散布流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军必然胜利。他们从莫斯科发出电讯，说莫斯科已被包围，就要失陷。我们很清楚，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打几次哪怕是小小的胜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首先张皇失措，开始散布敌人会胜利的种种流言。但是革命表明反帝国主义的起义必不可免。现在我们的“盟国”成了俄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主要敌人。如果苏维埃政权得不到巩固，俄国就不可能独立，也不会独立。这就是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由于这种转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确定自己的策略。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和解，小资产阶级在反对我们，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要求我们使用恐怖手段。现在，谁要想把那个时期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口号机械地搬过来，他就大错特错了。现在这样做，就不是立场坚定，而不过是愚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够理解。当我们必须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从狭隘的爱国主义来看，这一步骤是背叛祖国；而从世界革命来看，这却是对世界革命帮助最大的正确的战略步骤。世界革命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成为全民制度的今天爆发的。
现在，虽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在动摇，但是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我们当然应该估计到这种情况以及其他种种情况。从前我们持另一种观点，当时小资产阶级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一边，非使用暴力不可，因为战争就是战争，我们就得象在战争中那样行动。可是现在，这些人开始转向我们了，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以前我们的传单和报纸上提的是另一个口号，就避开他们。既然看到他们朝我们这边转了一半，我们就应当把传单重新写过，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我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说：欢迎欢迎，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如果你们以为我们只会使用暴力，那就错了。我们是可以达成协议的。那些顽固守旧、满脑子资产阶级偏见的分子，一切合作社工作者，一切同资产阶级联系最多的劳动者，是可以转到我们这边来的。
拿整个知识界来说吧。他们从前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于养尊处优。既然他们动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那边去了，我们的口号就是无情的斗争，实行恐怖。现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情绪有了转变，我们的口号就应当是实行妥协，建立睦邻关系。当我们看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一批人表示他们想对苏维埃政权保持中立时，我们就应当说：“中立”和睦邻关系，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这些都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但是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来加以讨论。我们向来就是这样看的，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切实的建议我们应当讨论。
我们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过，无产阶级应当是统治其他一切阶级的阶级。我们不可能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以前消灭阶级差别。阶级将仍然存在，因为我们还没有消灭剥削者，即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我们正在无情地剥夺他们。但是对待中农和小农，又当别论了。在无情地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同时，我们应当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吸引过来。当他们说他们愿意中立、愿意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回答说：我们也只需要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期望你们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继续站在无情地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立场上。在这方面，我们是无情的，是不可能搞什么调和妥协的。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法令都不能使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这里需要通过事变进程逐渐做到使人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些分子永远也不会成为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成为地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在看到没有出路的时候，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现在他们看到：欧洲已经垮下来，帝国主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都救不了命，只有实行苏维埃政权才是出路。所以，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种中立态度和睦邻关系，不仅不使我们感到可怕，而且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如果从实行专政的阶级的代表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更多的指望。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你们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而我们拥有国家政权。孟什维克先生们，在你们发表了关于“同盟者”的言论以后，我们很乐意使你们合法化。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将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党内还有孟什维克“积极派”，对待他们，我们的斗争方法仍然照旧，因为“积极派”是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朋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军还没有被赶出俄国，你们仍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国家政权保留在自己手里，只保留在自己手里。对那些同我们保持中立关系的人，我们是作为这样一个阶级对他们讲话的，这个阶级手中掌握着政权，把自己那锐利的武器完全对着地主和资本家，并且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如果你们愿意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边去，那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是怎样进行斗争的，而且今后还要斗下去。如果你们愿意学习布尔什维克的榜样，那我们就走同你们妥协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不通过一系列妥协，反复加以检验、审查和对比，国家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我们一开始就走上了这条道路，例如我们通过了土地社会化法令，并逐渐把它变成一种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我们周围去反对富农的手段。今后只是随着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中的胜利，我们才会逐步过渡到由集体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耕种土地。除非依靠农村中纯粹无产阶级的运动，否则这个任务是无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毫无疑问，这里只有实际经验、只有现实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
同中农、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同合作社工作者妥协的任务是各不相同的。如果对象是那些还保存着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和习惯的协会，这个任务就会有所改变。如果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任务又会有另一些改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不定，但他们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我们知道，只有利用大资本主义文化因素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因素。我们过去不得不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事变的进程，是事变进程使得一切“民主主义者”和一切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离开了我们。现在出现了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事变和相互关系的客观进程促使他们对我们采取中立立场，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我们永远也不会依靠知识分子，我们只会依靠率领着全体无产者和全体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是不可能有其他的依靠的。但是依靠体现专政的阶级是一回事，而统治其他的阶级又是一回事。
你们记得恩格斯甚至在谈到如何对待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时说过，这样的农民也许不必全都加以剥夺［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我们的做法是普遍加以剥夺，在我们的苏维埃中就没有富农。我们压制他们。当他们钻进苏维埃，企图凭借它来压迫贫苦农民时，我们就在肉体上镇压他们。你们看到，这里是如何实行一个阶级的统治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统治。但实行统治，对小农是一种方式，对中农又是另一种方式，对地主不同，对小资产者又不同。全部任务在于我们要懂得国际条件所促成的这种转变，要懂得过去半年的革命历史中习惯了的口号必须加以改变，因为这里谈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应当说：我们要把政权保持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的口号是妥协，但我们曾被迫使用恐怖手段。合作社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先生们，如果你们真正同意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那就请你们完成一些任务。如果你们不完成，那就是违法者，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同你们作斗争。如果你们主张保持睦邻关系，又能完成这些任务，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有坚强的后盾。你们的软弱性我们从不怀疑。但我们需要你们，这点我们也不否认，因为你们是唯一有文化的分子。
假如我们不必利用资本主义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任务就容易得多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得不利用被资本主义完全侵蚀了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也就在于，实行过渡必须有专政，而专政又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才能领导。因此我们说：路线将由受过严格训练、已经成为一支能够粉碎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量的无产阶级来决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许多过渡的阶层，我们对他们的政策现在应当纳入我们在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轨道，而且现在我们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我们面前有一系列的任务，一系列的妥协和技术性的任务，我们作为实行统治的无产阶级政权应当能够提出这些任务。我们应当能够给中农提出一项任务：帮助商品交换，揭发富农。给合作社工作者提出另一项任务，他们拥有大规模进行产品分配的机构；我们应当把这个机构利用起来。对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提出完全不同的任务；他们已无力继续怠工，现在想做我们最和睦的邻居，我们应当使用这些知识分子，给他们一定的任务，监督和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对待他们就象马克思所说的对待巴黎公社的职员那样：“每一个雇主都会给自己挑选适当的助手、会计，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善于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他们不合用，就用新的好的工作人员代替他们。”［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我们用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的分子建设政权。如果连知识分子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都不利用，我们就无法建设政权。现在我们可以把小资产阶级当作受到国家政权严格监督的好邻居对待。在这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懂得，实行统治并不意味着由他自己去完成这一切任务。谁这样想，他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窍不通，就是在一年的革命和专政时期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这样的先生，最好还是进学校去学点东西。谁在过去这段时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就会说：现在我就是要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搞建设；反正我有农民这个坚强的后盾。我们应当记住，只有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和妥协的试验，才会创造出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建设形式。
我们记得，恩格斯说过，我们应当采用示范的办法［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页。——编者注］。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准确地知道道路怎样走。但是我们必然会确定不移地走向共产主义。现在的每一个星期的收获，胜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来的半年，是对我们不利的动摇不定的时期。西欧的革命开始效法我们，它一定会加强我们的力量。我们应当估计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估计到一切因素，不存任何幻想。我们知道，动摇者仍将是动摇者，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话。这个日子也许不会来得那么快，虽然德国革命事变的进程使人相信，事情的发展将比许多人预料的要快。德国革命的发展同我国革命的发展情况一样，但是更加迅速。总之，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同英美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他们感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力量，因此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来扼杀我们，想首先消灭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然后再消灭本国的布尔什维克。
我们应当利用那些被帝国主义者的兽行推向我们这边来的动摇分子。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你们很清楚，在战争中无论什么援助，即使是间接的援助，也不能忽视。在战争中，就连动摇阶级的状况也有巨大的意义。战争愈激烈，我们就愈应该去影响正在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动摇分子。由此可见，我们已经实行了半年的策略应当有所改变，以适应在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各个不同阶层方面的新任务。
如果我能使党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促使他们通过一步一步的试验去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可以认为我的任务是完成了。
载于1918年12月5日和6日《真理报》第264号和第26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07—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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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最后还要谈几点意见。首先，我想回答这里涉及的所谓教条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和第584页。——编者注］，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决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作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其次，谈谈斯切克洛夫同志的意见：我们要同谁妥协，是同司令部呢，还是同群众？我的回答是：首先当然是同群众，然后是同司令部，至于什么时候必须同司令部作斗争，一切由那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这一点就回头要谈，可是现在，我着不出有同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妥协的任何实际可能性。有人对我们说：妥协就意味着要放弃些什么；你们要放弃什么呢，你们将怎样背弃基本路线呢？这样做就是变节，但如果这只是指实际做法，那并不新奇。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现在来谈这一点没有意义。15年前，关于基本路线和原则发生过争论，可惜那时我主要是在国外而不是在俄国进行这种争论。现在说的是国家权力，而放弃国家权力，即使是一点点，那也是根本谈不到的。难怪威尔逊宣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全世界的资产者都在这样说。既然他们准备向我们进攻，就说明他们已经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世界的现象。布尔什维克要是提出同资产阶级搞某种妥协，那就既可笑又可怜了。何况革命的烈火已延烧到许多国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
瑞士的资产阶级在最近的事变发生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是俄国人，我们决不把政权交给你们。赞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沙杜尔大尉写道，他看到俄国资产阶级的令人吃惊的驯服甚为惊讶，说他们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会这样。那里的资产阶级会凶狠得多，内战一旦爆发，必定会采取最残酷的形式，这是毫无问题的。
一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已在实际上把问题完全解决了，现在没有一个农民、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同资产阶级妥协。至于说妥协不是什么新东西，我完全同意。我只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商量这些问题。
使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离开我们的那些情况，如在德帝国主义进攻时期争取布列斯特和约的无情斗争，已经过去了。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如果取得胜利，哪怕是暂时的胜利，仍然会使这些知识分子和小民主派再度动摇，散布惊慌情绪，实行倒戈，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同他们妥协，只是为了在一定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果。这种策略既不会引起争论，也不会引起惊异。可是它并不为人所理解，这一点已为很多人，甚至象马克西莫夫同志这样有影响的莫斯科苏维埃委员所证明。马克西莫夫同志说，同欣丘克不应该妥协，而应该合理磋商。当我们在春天颁布了第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法令的时候，他们向我们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我们对他们作了让步。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妥协，这种政策也不能叫作别的什么。如果每个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能经常对自己说，对一切同志反复说，要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合理磋商，把这作为一条守则，那我就很满意了。
迄今为止，我们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地方工作中，距离合理磋商还很远。相反地，我们往往不是进行合理的磋商。有人责难我们那样要求，他们不了解，不那样做就无法进行新的建设。那种没有学会建设就能建设新生活的天才是没有的。正当需要同实践家进行合理磋商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这个本事。要开一个小铺，就得懂行。需要有行家。我们布尔什维克很少有机会在这种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己的知识。我们很少有缺乏鼓动员的情况，而最感缺乏的，是实际的领导者，是组织者。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年的经验，但这种情况至今还存在。任何人，只要他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只要他提出中立和睦邻关系的口号，就要同他合理磋商。如果他会开小铺，会分配商品，如果他能教会我们哪怕是一点儿东西，如果他是一个实践家，这就算人才难得了。
任何人都知道，从我们胜利那天起，布尔什维主义的“朋友”中就有许多敌人。我们队伍里经常混进一些非常不可靠的、骗人的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总是动摇、出卖、背叛、变节。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不会因此改变主张。这从历史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孟什维克责备我们，说苏维埃职员中间有大批混进来的、连普通公民都不如的分子。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到哪里去物色好人呢，我们怎样做才能使好人一下子就信任我们呢？那种一下子就能取得胜利、征服人心，一下子就能取得人们信任的革命是没有的。革命在一个国家开始了，而在其他国家人们对它还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我国革命是一场恶梦、一团糟，他们对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的有组织的“乱糟糟的”会议不抱任何期望。这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们需要征服的领域还很多。因此，当人们说欣丘克会开小铺，应当跟他合理磋商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跟其他人也要磋商，要使用那些会办许多事情的小资产者。
如果我们能让地方工作人员牢牢记住“要磋商”这个口号，如果我们懂得觉醒起来掌握政权的是一个新的阶级，从事管理工作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复杂的事情的人，他们自然会犯错误，——如果这样，我们就不会惶惶不安了。我们知道，要管理就免不了犯错误。然而在错误之外，我们还看到人们不善于利用政权，把政权仅仅当作权力来行使，他们说，权在我手里，我下命令，你就得听。我们说：对工会、农民和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对这一大批人不要用这个口号，现在它已经用不着了。因此，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同知识分子合理磋商，——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当然，我们是依据我们的纲领来磋商的，我们是作为政权来磋商的。
我们说：你们是真的从敌对立场转到中立和睦邻关系的立场上了吗？你们是真的不再同我们敌对了吗？如果不是，我们是不会马虎过去的，我们要坦率地说，要打仗就打吧，我们过去就是象在战争中那样行事的。但是，如果你们由敌对转为中立，如果他们讲睦邻关系（这话我是从那些并不属于共产主义者阵营而昨天还很靠近白卫分子阵营的人的声明中引来的），那我说：既然有大批的人从昨天的敌对转为今天的中立和睦邻关系，我们就需要继续自己的宣传。
赫梅尔尼茨基同志没有必要担心孟什维克会用自己的宣传来指导工人阶级的生活。我们谈的不是那些不懂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谈的不是他们，也不是小资产阶级官僚；同孟什维克就是要进行思想斗争，进行不调和的战争。对孟什维克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你愈是心平气和地向孟什维克证明这一点，他就愈加暴跳如雷。如果认为我们会把自己既得的地位让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那就错了。我们一丝一毫也不会让的。
施米特同志所举的例子证明，甚至比较接近资产阶级的那部分无产者（如印刷工人）、在工商企业中办事的小资产阶级职员和资产阶级银行职员，都因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蒙受很大的损失。我们查封了大批资产阶级报纸，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堵塞了银行职员靠投机致富的许多门路。但是，就在这个阵营中，我们也看到了动摇，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转向我们。如果说欣丘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会开小铺，那么银行职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通晓金融业的技术。我们中间很多人虽在理论上熟悉金融业，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暴露出实在太差。对于一个通晓这门技术并声称自己已从昨天的敌对转为今天的中立和睦邻关系的人，我就要同他磋商。我们说：同任何人都要合理磋商。在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如果杰出的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马克西莫夫同志能实行他主张对知识分子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实行的那种策略，那我就心满意足，喜出望外了。
下面谈谈合作社问题。按斯切克洛夫同志的说法，合作社搞得很糟。马克西莫夫同志关于合作社问题则说，不应该写出人民委员会最近颁布的那种法令。我们在实际工作方面意见不一致。只要小资产阶级不采取敌对态度，就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同他们妥协，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如果旧的规定不合用，那就应该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合作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合作社机构是一个供应机构，它依靠的本来不是资本家的个人主动性，而是劳动者的广泛参加。考茨基在他成为叛徒以前很久说得很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大合作社。
如果我们真想建立监督工作并且实际组织几十万人的经济，我们就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富有实际经验的托拉斯领导人对他们是会有用处的。现在经验表明，小资产阶级分子已从敌对转为中立。同时必须明白，他们会开小铺。我们不否认，欣丘克作为一个思想家是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的，而且他们这些人都有这种味道，但同时他们也有实际知识。就思想方面来说，所有的大炮都在我们这边，他们一门大炮也没有。既然他们说，他们不再敌对，要转为中立，那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在同成千上万个不如欣丘克有本事的人也在进行合理的磋商。我说，必须善于同他们磋商。在实际建设方面，他们的知识更多，本事更大，应该向他们学习。让他们向我们学习如何影响国际无产阶级，而如何开小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一行我们不会。这里各个方面都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
关于合作社，我不明白，为什么说那里糟得很。我们在通过第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法令的时候，曾邀请了一些不仅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在立场上很接近白卫分子的人到人民委员会来参加讨论，我们同他们商量，问他们：这条你们能接受吗？他们说：这条可以，那条不行。如果只看表面，不仔细想，当然就会认为这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竟邀请了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代表，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删去了法令中的几项条款。例如删去了关于免费使用和加入无产阶级合作社的条款。我们觉得这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他们却拒绝接受我们的提议。
我们说，我们应该跟他们妥协，这些人开小铺的本领比我们强得多，这一行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斗争。在我们颁布了另一个同样的法令的时候，马克西莫夫同志说：不必写出这样的法令，因为法令上说，关掉了的合作社要重新开张。这就说明，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中间，也象在我们中间一样，存在着某些误解，即使为了消除误解，也需要举行象今天这样的会议和座谈。我们曾经指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打算不仅利用一般的工会，而且利用工商业职员联合会，而工商业职员向来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但这些人既然跑来向我们表示同意保持睦邻关系，那就应该热情相迎，握住他们伸出的手，别怕你的手会断。我们不会忘记，明天英法帝国主义者一进攻，他们就会掉过头去，最先跑掉。但只要这班人、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没有逃跑，我们就要反复申明：应该同他们接近。因此我们通过了星期天公布的那个法令，马克西莫夫同志不喜欢这个法令，表明他还在使用旧的、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共产主义策略。我们昨天写了这个法令以后已经收到了职员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95]作为答复，如果我们在转变已经开始、情况已经变化的时候还说搞的不是时候，为什么还写这个法令，那我们就成傻瓜了。
武装的资本家会愈来愈顽强地进行战争，因此，在实际建设中利用这个即使是暂时的转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整个政权都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不关掉合作社，而且让关掉的重新开张，因为我们是在合作社帮助白卫分子进行鼓动的时候把它们关掉的。可是任何一个口号都有可能变得僵硬而不符合需要。在全国各地掀起关掉合作社、围剿合作社的浪潮，这是当时形势的要求。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合作社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它同中农保持着联系，它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农民阶层联合起来。这些欣丘克做的是一件由资产阶级分子开创的有益的工作。当这些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说他们已从敌对转为中立、转为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应当说：我们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来吧，好邻居，我们来合理磋商吧。我们尽力协助你们，让你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研究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各种特权，不过你们也得执行我们的任务。如果你们不做到这一点，那你们别忘了，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机构都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们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执行我们的任务，那么整个国家监察机构都在我们手里，我们会把你们看作国家意志的违犯者。你们应该把每一戈比的用途给我们报清楚，违反这一条，就要以违犯国家意志和国家法律论处。
全部监察机构都在我们手中，但目前把这些人吸引过来，即使是暂时地吸引过来——这一任务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虽不算艰巨，对我们说来却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加强我们在战争中的地位。我们没有象样的后方。这可以使我们获得道义上的胜利，因为可以让西欧帝国主义看到，他们在我们这里将会遭到有力的反击，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反对进攻俄国的工人无产阶级反对派。因此，我认为，根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意见所能作出的判断，我们感到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一致。即使还有分歧，那也不是重大的分歧，因为大家都承认必须同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知识分子、合作社工作者以及尚未承认我们的工会合理磋商，同时又决不放弃政权。如果我们在整个冬季坚定地执行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一定会使整个国际革命事业得到很大的好处。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25—233页
注释：
[93]1918年，俄共（布）中央经常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以讨论当前政策中的重大问题。由于当年秋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了苏维埃政权方面，11月27日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大会讨论了关于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列宁就这个问题在会上作了报告，并在讨论结束后作了总结发言。——202。
[94]这里很可能是指由于美国公使进行了要挟，瑞士政府将以扬·安·别尔津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处全体人员驱逐出瑞士一事。《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8年11月13日和20日）都报道了这件事。别尔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1月25日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俄罗斯联邦驻瑞士全权代表处的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件事。
列宁在下面谈到的关于荷兰政府拒绝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入境一事，见注74。——211。
[95]指载于1918年《职员通报》杂志第11—12期合刊的全俄职员工会理事会给人民委员会的呈文。其中指出有必要吸收职员工会会员参加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21日法令（见注84）所进行的组织供应的工作。——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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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90]
（1918年11月26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同志们，我向你们，向在做好整个供应工作方面应起重大作用的工人合作社的代表们表示祝贺。我们人民委员会曾不止一次地（特别是在最近）把有关合作社的问题、有关工农政权对合作社的态度问题提出来讨论。
在这方面必须回忆一下，从前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时期，根据同资本家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
诚然，过去合作社在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实际的分配问题时，由于一心要同资本家分享商业利润，往往把人民的利益变成个别集团的利益。合作社工作者只考虑商业利益，常常忘记了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还非常遥远，无法达到。
合作社吸收的社员往往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中农，他们在合作社运动中的倾向是受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利益支配的。然而这些合作社所做的工作无疑是在发挥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是它们的一大功劳。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合作社确实建立起了规模很大的经济组织，它们在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我们是决不会否认的。
这些经济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发展成为能够代替和补充资本主义机构的组织，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承认；同时，城市无产阶级已被大量地吸收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组织中去，它已经强大到能够推翻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能够利用整个资本主义机构了。
城市无产阶级非常明白，在遭到帝国主义战争破坏的情况下，必须调整供应机构，因此它首先利用了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机构。
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合作社是一笔极大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
因此，在人民委员会研究合作社的作用的问题时，我们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我们非常明白，充分利用这个组织得很好的经济机构是极其重要的。
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合作社建设方面的主力是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实行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党派。只要这些处在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之间的政治集团还在部分地利用合作社来掩护反革命分子，甚至利用合作社积累的资金来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军，我们就始终不能忘记这一点。是的，我们有这方面的材料。不过远不是到处都如此，只要合作社愿意，我们总是吸收它们来同我们一道工作的。
最近苏维埃俄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好转了，许多小资产阶级集团开始懂得了工农政权的意义。
当苏维埃俄国进行布列斯特谈判的时候，当我们被迫和德帝国主义者签订最苛刻的和约的时候，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叫大喊，拼命攻击我们。当苏维埃俄国被迫签订这个和约的时候，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到处叫喊布尔什维克在毁灭俄国。
在这些人当中，有的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幻想世界革命可能爆发的空想家，有的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德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最后，还有很多人当时认为布尔什维克对德帝国主义作了让步，于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同德国当权的资产阶级妥协。
为了避免罗嗦，这些集团当时攻击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更难听的话，我在这里就不引用了。
然而，最近全世界发生的事件使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许多教益。不久以前，我们报刊上发表的孟什维克中央告全体劳动人民书[91]说，虽然他们在思想上和共产党人有分歧，但他们认为必须反对现在以英美资本家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
确实是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德国，苏维埃反对立宪会议，也许几个星期以后哈阿兹—谢德曼的政府就要垮台，由李卜克内西的政府来代替。同时英法资本主义竭尽全力镇压俄国革命，以此来阻止世界革命。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白，协约国帝国主义比德帝国主义更加贪婪，他们向德国提出的条件比布列斯特和约还要苛刻，不仅如此，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扑灭革命，扮演世界宪兵的角色。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表明，他们认清了英国刮来的是什么风。因此，我们现在不应该踢开他们，相反地，应该接纳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同我们一起工作。
共产党人在今年4月就已经表明，他们不拒绝同合作社工作者一道工作。共产党人的任务在于依靠城市无产阶级，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吸收来参加工作的人，善于利用所有以前喊过社会主义口号但没有勇气为这些口号斗争到底的人。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应该剥夺资本家，而对小资产阶级集团应该加以利用。我们也说过，应该夺取资本家的一切，而对富农只应实行压制，通过粮食垄断来控制他们。我们应该同中农妥协，将他们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这实际上仍然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工人和贫苦农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如果有人不愿走实现这种理想的道路，那我们就撇开他们自己走下去。但是我们应该利用一切能够在这场最困难的斗争中真正帮助我们的人。
所以，人民委员会早在4月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同合作社工作者达成了协议[92]。这是唯一的一次除了担任人民委员的共产党员还有公民合作社代表参加的会议。
我们和他们通过协商取得了一致。这是唯一的一次通过了不是由占多数的共产党员提出、而是由占少数的合作社工作者提出的决定的会议。
人民委员会这样做，是因为它认为必须利用合作社工作者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他们的机构。
你们也知道，几天以前通过了一项关于组织供应的法令（发表在星期日的《消息报》上），这个法令正是让合作制和合作社来发挥重大的作用。因为没有合作社组织网，就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而直到现在，在这方面很多事情却做得不对。有些合作社关闭了，收归国有了，可是苏维埃又没有能力去搞分配和开设苏维埃商店。
现在按照这个法令，从合作社拿走的东西应该全部归还合作社。
合作社不应该收归国有，应该恢复。
当然，法令对那些因反革命分子混入而被关闭的合作社的处理是很谨慎的。我们曾经明确地说过，在这方面合作社的活动应该受到监督，但是现在我们说，对合作社应当加以充分的利用。
大家都知道，立即正确地组织产品的供应和分配是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
既然我们现在拥有具备这种经验的并且是建立在群众的主动精神之上（这点是最主要的）的机构，我们就应该利用它去执行这些任务。重要的是在这方面利用建立了这些组织的群众的主动精神。必须吸收下层群众参加供应工作，而且要把这一点当作合作社、尤其是工人合作社的主要任务。
怎样供应和分配产品，人人都懂得。没有啃过书本的人也懂得。在俄国，很大一部分居民还愚昧无知，因为过去是千方百计不让工人和被压迫群众受到教育的。
但是群众中有很多很活跃的力量，他们能够发挥出我们意想不到的巨大才能。因此工人合作社的任务就是要吸引这些力量，找到这些力量，让它们直接从事产品的供应和分配工作。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
我毫不怀疑，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工人合作社一定能够把统一的莫斯科市消费公社真正建立起来。
载于1918年12月《工人世界》杂志第19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01—206页
注释：
[90]这是列宁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合作社组织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所起作用的讲话。
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于1918年11月26—27日举行。会议听取并讨论了该社理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听取了关于莫斯科粮食分配情况的报告，选举了新的理事会。尽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抗拒，这一届理事会是按照共产党党团提的名单选出的。——197。
[91]指登载于1918年11月26日《真理报》第256号的孟什维克中央的宣言，该宣言号召掀起一个反对外国干预俄国革命的运动。孟什维克中央迫于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得不在评价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干涉苏维埃俄国方面作出“转变”，同时却主张第二国际干预俄国革命。孟什维克领袖们在评价帝国主义国家赤裸裸的武装干涉方面的“转变”只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他们象过去一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国内各地区（乌克兰、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实际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白卫分子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列宁在他写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75—476页）和其他著作中，批判了孟什维克这一时期的立场。——199。
[92]指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4月通过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一事。1917年12月底，列宁在芬兰度假期间写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个草案拟了一个详细的法令草案，由粮食人民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签署，公布于1918年1月19日（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草案遭到了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机关领导。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现有的合作社机构来开展商业工作和搞好居民的粮食分配，不得不对合作社工作者作出一些让步。1918年3—4月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和粮食组织三方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制定了法令草案。4月9日和10日，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经列宁作了补充和修改后通过。法令的第11、12、13条完全是列宁写的。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同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指出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是妥协的产物，有一些重大缺点，因而是作为过渡性措施通过的。法令公布于4月13日《真理报》第71号和4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5号。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对这个法令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67—168页）。——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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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红色军官日”的讲话（1918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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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军官日”的讲话[89]
（1918年11月24日）
（掌声如雷，高唱《国际歌》）列宁说：我代表全体人民委员向你们祝贺。当我想到我国军队和红色军官的任务时，我记起了不久以前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情。
我看见旅客们面带笑容不知在听一位老太婆讲什么，就请人把她的话译给我听。这位芬兰老太婆在拿旧士兵和革命士兵作对比，说旧士兵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士兵维护穷人的利益。她说：“在从前，穷人随便捡块劈柴也要重重地受罚。现在呢，要是你在林子里遇见一个士兵，他还会帮你背柴哩。”“如今再也不用害怕带枪的人了。”
列宁接着说：我认为，这对红军是再好不过的褒奖了。
列宁接着又说，旧的指挥人员多半是娇生惯养、腐化堕落的资本家子弟，他们和普通士兵毫无共同之处。因此，我们现在建立新型军队时，只能从人民中间选拔指挥员。只有红色军官才会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才能在我们军队中巩固社会主义。这样的军队将是不可战胜的。
载于1918年11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00页
注释：
[89]这是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大厦阳台上向军事训练班学员发表的祝贺“红色军官日”的讲话。
“红色军官日”活动是全俄总参谋部军事训练局举办的，目的是引起广大劳动群众对培养和造就苏维埃指挥干部的工作的注意。1918年11月24日下午2时，在红场举行了军事训练班学员阅兵式，接受检阅的有苏维埃步兵指挥员第1和第2训练班、莫斯科河南岸区训练班、特维尔苏维埃骑兵第1训练班等单位。检阅结束后，学员们齐集苏维埃广场，听列宁讲话。当天晚上，在工会大厦、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商业学院和塔甘卡工人剧场举行了文艺晚会。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尼·瓦·克雷连柯、亚·米·柯伦泰等负责人分别在这些晚会上讲了话。在彼得格勒、萨拉托夫、奥廖尔和特维尔也举行了“红色军官日”活动。——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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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向弗·伊·列宁致敬的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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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弗·伊·列宁致敬的大会上的讲话[87]
（1918年11月20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受到热烈欢迎，全场掌声如雷，转为欢呼）同志们，我想就今天《真理报》发表的一封信说几句话。这封信是著名的立宪会议议员和右派社会革命党党员皮季里姆·索罗金写的。索罗金在这封信中向他的选民声明，他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决不再过问政治。这封信不但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文献”，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大家知道，皮季里姆·索罗金曾经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狼狈为奸的右派社会革命党报纸《人民意志报》[88]的主要撰稿人。他在信中的自供，说明在至今一直坚决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们中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他说某些活动家的政治在许多场合对社会有害，这就证明皮季里姆·索罗金终于公开而老实地承认了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全部政治对社会有害。
这个党的许多代表人物通过最近的事变开始认识到，现在已经是看清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完全正确而它的死敌只有失策和错误的时候了。
索罗金的信证明，目前我们至少可以指望许多敌视我们的集团对苏维埃政权抱中立态度。过去许多人因为骇人听闻的布列斯特和约而离开我们，许多人不信赖革命，许多人真诚地相信协约国心地纯洁！现在这一切都被揭穿了，大家都已看到：臭名昭彰的协约国强迫德国接受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条件更加骇人听闻的条件，它们是同德帝国主义者一样的强盗。
大家知道，协约国是支持俄国的君主制度的，例如它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就积极扶持君主派。英国人进攻俄国，是为了接替已被击溃的德帝国主义者。这一切甚至使极其顽固而盲目地反对革命的人也醒悟过来了。
在此以前，许多人盲目地拥护立宪会议，而我们总是说：立宪会议是地主、君主派和以米留可夫（他是谁出的价高就把俄国出卖给谁）为首的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口号。
美利坚“共和国”正在摧残工人阶级。现在大家都懂得什么是民主共和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能够存在下去的只有一方，要么是获得了胜利的帝国主义，要么是苏维埃政权，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列宁同志的讲话不止一次地被热烈的欢呼声所淹没）
载于1918年11月22日《真理报》第25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98—199页
注释：
[87]向列宁致敬的大会由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主办，在阿尔斯影院（今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话剧院）举行。会上听了两个报告：《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列宁是为第三国际而斗争的战士》。列宁讲话以后，同与会者一起观看了影片《莫斯科的十月革命庆典》。——194。
[88]《人民意志报》（《Воля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的机关报（日报），1917年4月29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皮·亚·索罗金、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1917年11月被查封后曾以《意志报》、《自由意志报》、《人民的意志报》、《国家意志报》等名称出版。1918年2月最终被查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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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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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1918年11月20日）
今天《真理报》登载了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特别注意它。在这封原来登载在《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信[85]中，皮季里姆·索罗金声明他退出右派社会革命党，并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他写这封信的动机归结起来就是：他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都难以开出政治上的解救药方，因而“不再过问任何政治”。皮季里姆·索罗金写道：“过去一年的革命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政治家可能犯错误，政治可能对社会有益，但也可能对社会有害，而科学工作和国民教育工作永远是有益的，永远是人民需要的……”信末署名：“彼得堡大学、精神和神经病学学院讲师、前立宪会议议员、前社会革命党党员皮季里姆·索罗金”。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文献”。皮·索罗金在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真诚和坦率，是不多见的。几乎是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家在确信自己的路线错了以后，都想掩饰自己的转变，轻描淡写，“编造”一些不大相干的理由，如此等等。公开而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皮季里姆·索罗金说科学工作“永远是有益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方面也常会犯错误，俄国著作界中有一些显然并不反动的人顽固地宣扬反动的观点，比如反动的哲学观点，就是例子。另一方面，一位担任过人所共知的重要政治职务的名人公开声明不再过问政治，这也就是政治。老实地承认政治错误，——如果这种错误牵涉到整个党，而且还是一些曾对群众有影响的党——那对许多人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正是在目前，皮季里姆·索罗金这封信的政治意义特别大。它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应该好好地加以思索和领会。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而介于这两个阶级之间、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一切社会成分，必然在这两种决定性力量之间摇摆不定，——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知道的真理。但是从书本上承认这个真理到能够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根据这个真理得出应有的结论，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皮季里姆·索罗金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个非常广泛的社会政治流派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流派，从他们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来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这一点已经由1917年2月以来俄国革命的事件特别有力特别清楚地证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变种，这就是该流派的经济实质和主要政治特征。先进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流派在其早期往往涂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试问，几个月以前，是什么东西特别有力地促使这一流派的代表离开布尔什维克、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呢？现在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从敌对转为中立呢？非常明显，转变的原因是：第一，德帝国主义的破产，这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有关，也跟英法帝国主义被揭露有关。第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的破灭。
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原因。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象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和革命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策略至多不过是幻想、狂热和冒险，是沉醉于指望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毫无根据的想法，为此而牺牲亿万人民显而易见的现实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
但结果正象我们所说的那样。
似乎是唯一的敌人的德帝国主义垮台了。似乎是“梦想”（借用普列汉诺夫的著名用语）的德国革命成了事实。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象中的民主的朋友和被压迫者的保护者——英法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一只野兽，它强迫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人民接受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的条件，现在又利用“自由”共和的法美两国的军队来充当扼杀弱小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宪兵和刽子手。世界历史无情地、彻底地、直截了当地揭穿了这个帝国主义。世界历史用事实向那些只知道祖国眼前的（而且是旧观念中的）利益的俄国爱国者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
英国的谚语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近几个月来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这些事实迫使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先是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而由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情况，他们本来是仇恨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些曾迫使这样的民主派爱国分子断然离开我们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了。世界上出现了使他们不得不倒向我们的客观条件。皮季里姆·索罗金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种不可避免的转变的表现。谁不善于看到和利用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蹩脚的社会主义者。
其次，相信一般“民主”万能，可以包治百病，而不了解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它的有用和必要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这种情况在各国保持了几十年、几百年，而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保持得特别牢固。大资产者有丰富的阅历，他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共和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形式一样，不过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大资产者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真正操纵者和最终的（因而往往是最隐蔽的）发动者有极亲密的关系。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较难懂得这一真理，他们甚至抱着幻想，以为民主共和国就意味着“纯粹民主”、“自由的人民国家”、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制度、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如此等等。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远离尖锐的阶级斗争、交易所和“真正的”政治，他们的这些偏见很顽固。以为只靠宣传就能在短期内根除这些偏见，那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但是，世界历史在飞速前进，它用威力巨大的锤击和空前猛烈的危机摧毁着一切习以为常的旧东西，使得最顽固的偏见都支持不住。“一般民主主义者”天真地信赖立宪会议，天真地把“纯粹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立宪会议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西伯利亚和南方的经历，不可能不打垮最顽固的偏见。被理想化的威尔逊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实行最疯狂的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进行最无耻的压迫和摧残的一种形式。处于中间状态的一般“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想：“我们哪能有什么最高类型的国家，什么苏维埃政权！上帝能赐给我们一个通常的民主共和国就不错了！”当然，在“通常的”比较平静的时期，这种“希望”是可以保持好几十年的。
现在，世界事变的进程和俄国一切君主派同英、法、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最严酷的教训都实际表明：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从帝国主义提到历史日程上的问题来看，这种共和国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要么是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上一切先进国家获得胜利，要么是对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已经运用自如的英美帝国主义实行反动，疯狂肆虐，摧残一切弱小民族，在全世界复活反动势力。
二者必居其一。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曾几何时，这种看法还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无知狂想。
但结果正是如此。
皮季里姆·索罗金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的征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可避免要分裂，一部分转到我们这边来，一部分保持中立，一部分自觉地归附把俄国出卖给英美资本并且力图用外国军队来扼杀革命的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善于看到并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先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这一情况，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僵化的特性，甚至在这个口号必须提出时所依据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它还继续对许多人发生效力。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学会防止和克服它，就不能保证党的政策正确。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断然决裂的时期在历史上是必需的；当这些民主派倒向敌人方面并且恢复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不同他们进行尖锐的斗争是不行的。这场斗争中使用的一些口号现在往往变成了凝固僵化的东西，妨碍我们正确地估计和适当地利用当前这个新的时机，因为这些民主派已经开始新的转变，倒向我们，这个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局势的极深刻的变化。
支持这个转变，对倒向我们这边的人表示友好，这还不够。一个意识到自己的任务的政治家，既然确信这种转变具有重大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应该学会在广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的某些阶层和集团中促成这种转变。革命的无产者必须知道应该镇压谁，应该善于同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妥协。对那些把俄国出卖给“盟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不实行恐怖和镇压，是荒唐可笑的。企图“说服”他们，“感化”他们，是十分滑稽的。但是，当局势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的时候，还一味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恐怖的策略，那同样是（至少同样是）荒唐可笑的。
无产阶级到处都碰到这样的民主派。在农村，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地主，粉碎剥削者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反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紧紧依靠半无产者，即“贫苦农民”。但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过去动摇，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争取动摇者的任务和推翻剥削者、战胜猖獗的敌人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因为正是现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农必然转到我们这方面来。
这种策略也适用于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适用于具有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或持有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适用于许多职员，适用于军官，特别是适用于全体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我们党内往往有人不会利用他们的转变，这种不会可以克服而且应当克服，把不会利用变为很会利用。
我们已经有大多数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者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必须善于吸引那些正在转向我们这边的、无产阶级性最少而小资产阶级性最多的劳动阶层，使他们参加我们的行列，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目前的口号是：不要同他们斗争，而要争取他们，善于影响他们，说服动摇者，利用中立者，用广泛的无产阶级影响来薰陶那些落后的或者最近才开始摆脱“立宪会议”幻想或“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幻想的人。
我们已经有劳动群众这样一个相当坚强的后盾。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害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对他们中间恶毒的怠工分子和白卫分子我们一分钟也不放松斗争。但是当前的口号是要善于利用他们倒向我们的转变。我们苏维埃政权中还有不少“混进来的”恶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用昨天还自觉敌视我们而今天已完全保持中立的知识分子替换他们，这是目前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所有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任务，也是全体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员的任务。
当然，同中农、同工人中昨天的孟什维克、同职员或知识分子中昨天的怠工分子达成协议，如同在剧烈变化着的复杂环境中进行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一样，是需要本领的。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练就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有长进，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转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步。
几天前，我接待了信用合作社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把代表大会关于反对信用合作银行同共和国人民银行合并的决议[86]给我看了。我对他们说，我主张同中农妥协，对合作社工作者从敌视布尔什维克转为中立，虽然只是开始，我也很重视，但是同他们达成协议的基础只能是他们同意特种银行同共和国统一的银行完全合并。于是代表们换了一个决议，由代表大会通过了另一个决议，把反对合并的内容全都删掉，但是……但是提出了组织合作社工作者特种“信用协会”的方案，而这个协会事实上同特种银行毫无差别！这是可笑的。改换字眼显然只能哄骗傻瓜。但是这样……一次“尝试”的“失败”丝毫也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我们过去实行而且今后还要实行同合作社工作者、同中农妥协的政策，但要打破企图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的一切尝试。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打了几次胜仗，这些民主派就张皇失措，散布恐慌情绪，投奔“胜利者”，甘愿卑躬屈膝地去迎接他们。当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即使现在，只要英国人、美国人和克拉斯诺夫白卫分子打几次小小的胜仗，这些人也还会产生动摇，张皇失措，而散布恐慌情绪、实行叛变、倒向帝国主义等等情况也还会多起来。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为半无产者支持的苏维埃政权奠定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基础，永远是牢固的。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我们这个队伍不会动摇，我们的军队不会动摇。但是，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深刻的变化使得非党的、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派必然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应当学会而且一定能够学会利用这一转变，支持这一转变，在相应集团和阶层中促成这种转变，尽一切可能同这些分子达成协议，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减轻由于严重的经济破坏、愚昧、无能而造成的困难，加速社会主义胜利的到来。
载于1918年11月21日《真理报》第25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88—197页
注释：
[85]列宁是根据1918年11月20日《真理报》第251号引用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信的。该号《真理报》把原来刊载这封信的报纸误称为《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实际上刊载这封信的北德维纳省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叫《农民和工人思想报》。——185。
[86]指1918年11月16日莫斯科人民银行股东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将该行收归国有的决议。列宁在下面提到的他对股东代表大会代表团的声明也发表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国民经济》杂志上。据该杂志报道，列宁说：“苏维埃政权走上同合作社妥协的道路已经8个月了。苏维埃政权从来还没有同任何人实行过妥协，对合作社却破了例，因为苏维埃政权认为合作社很重要。苏维埃政权所以需要同合作社妥协，不仅因为合作社拥有组织得非常完善的经济机构，而且因为合作社代表着苏维埃政权也要依靠的中农群众。但是，苏维埃政权不能放弃国有化。如果合作社认为没有共事的可能，那么，这种状况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接受的。”（1918年《国民经济》杂志第12期第59页）然而，代表大会实质上没有改变立场，它批准了建立中央信用协会的方案，而这个机构在为合作社提供资金和联合合作社方面比莫斯科人民银行管得更宽。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12月2日的法令，莫斯科人民银行被收归国有，其全部资产和债务都转入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莫斯科人民银行理事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中央管理局合作社部。——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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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9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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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的补充[84]
（1918年11月19日）
（五）合作社的仓库和店铺均不得收归地方公有［注：正式通过的法令文本中为“收归国有”。——俄文版编者注］。
在本法令颁布前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已将合作社收归国有或地方公有、已将合作社店铺贮存的商品征购或没收的地方，所有这些合作社均应恢复，货物必须发还，短缺部分应予说明。对合作社的合法活动今后不得设置障碍。
附注：
恢复合作社时，必须设法保证合作社的活动不致遭到反革命和富农的破坏，保证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对合作社的严格监督不折不扣地得到实现。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5页
注释：
[84]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于1918年11月12日提交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11月21日由人民委员会最后批准。列宁所作的补充写进了正式通过的法令文本。法令公布于11月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草案第5条所谈的合作社参加居民供应工作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为所有粮食部门的负责干部所正确理解。列宁在1918年11月26日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在11月27日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和总结发言，都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见本卷第197—201、202—227页）。——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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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委员会关于儿童保育院的决定草案（19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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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儿童保育院的决定草案[82]
（1918年11月19日）
（1）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不予通过。
（2）委托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和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根据1918年6月5日法令第3条（《法令汇编》第39期第507号）商定移交程序和期限。[83]
（3）委托两个人民委员部了解收容所和类似机构的实际状况、数目等等，在两个月内将材料汇集起来呈报人民委员会。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4—405页
注释：
[82]1918年6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公布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各部门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移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法令。同年11月19日，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儿童保育院仍归该人民委员部管理的法令草案（由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作了说明）。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列宁写了这里收载的决定草案，经会议稍加修改后通过。——183。
[83]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5日法令第3条要求成立由各有关部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便定出包括学前教育机构在内的各种教育机构和学校的移交期限和程序。——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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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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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81]
（1918年11月19日）
（全体代表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列宁同志）同志们，无产阶级大军妇女部分的代表大会，从某一方面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世界各国，妇女是最难行动起来的。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
在一切文明国家，甚至最先进的国家，妇女就其地位说被称为家庭奴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妇女都没有完全的平等权利。
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首先是取消对妇女权利的各种限制。苏维埃政权已经彻底铲除了资产阶级的丑恶现象即妇女受压制和受凌辱的根源——离婚诉讼。
实行离婚完全自由的法律，已经快一年了。我们颁布了一项取消婚生子与非婚生子的地位差别、取消种种政治限制的法令；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充分地实现劳动妇女的平等和自由。
我们知道，工人阶级的妇女承受着旧法规的全部重压。
我们的法律在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一切使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东西。但是，问题不在于法律。这项关于婚姻完全自由的法律在我们城市和工厂区实行得很好，而在农村则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在那里，到教堂结婚至今还很盛行。这是受了神父的影响，同这种坏现象作斗争比同旧法律作斗争更困难。
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斗争过激会引起群众的愤恨；这样进行斗争会加深群众因宗教信仰而造成的分裂，而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我们正是应当同这个祸害作斗争。
直到现在，妇女还处于被称为奴隶的地位；妇女被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她们从这种地位中解救出来。只有当我们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和共耕制的时候，妇女才能得到完全解放，彻底翻身。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是现在随着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得到巩固。
只有现在，农村中的贫苦居民才开始组织起来，就在他们中间，在贫苦农民组织中间，社会主义正在获得巩固的基础。
从前往往是城市先实行革命，然后农村才行动起来。
目前这场革命是依靠农村的，它的意义和力量也就在这里。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中可以看到，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苏维埃政权正竭力使妇女能够独立地进行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工作。
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很困难，各国帝国主义者都仇视苏维埃俄国，准备同它作战，因为它在许多国家燃起了革命火焰，因为它采取了坚决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现在，当他们想要摧毁革命的俄国的时候，他们自己脚下的土地燃烧起来了。你们知道，德国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丹麦工人正在同政府进行斗争。瑞士和荷兰的革命运动正在加强。这些小国的革命运动虽然没有独立的意义，但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发生过战争，一直存在着最符合“法治”的民主制度。既然这样一些国家都行动起来了，那我们就可以相信，革命运动正席卷全世界。
直到现在，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未能使妇女得到解放。而苏维埃政权正在帮助她们。我们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不可战胜的工人阶级已在世界各国行动起来。这一运动标志着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发展。（长时间鼓掌。高唱《国际歌》。）
报道载于1918年11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第185—187页
注释：
[81]这是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天会议上的讲话。
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俄共（布）中央召开的，1918年11月16—21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147名工厂代表和贫苦农民代表。列宁讲话以后，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表示苏维埃共和国的女工和农妇决不辜负苏维埃政府和劳动人民在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生活方面对她们的期望。在大会和分组会上作报告和发表讲话的还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维·巴·诺根、伊·费·阿尔曼德、亚·米·柯伦泰、康·尼·萨莫伊洛娃等。大会号召劳动妇女保卫苏维埃政权，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来改善妇女的处境、关于吸引妇女参加社会生活、关于教育子女、关于儿童劳动的保护等决议。大会建议各级党委设妇女工作委员会。——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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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从莫斯科发出的通电（1918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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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发出的通电
（1918年11月10日）
致各边境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
据最新消息，德国士兵扣留了前去进行停战谈判的德国将军代表团代表。德国士兵同法国士兵开始直接谈判。德皇威廉已经退位。首相巴登亲王提出辞职。新首相将由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担任。德国南部所有大城市都在进行总罢工。德国海军全部站在革命方面。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所有德国港口都掌握在革命海军的手中。我们收到基尔士兵代表苏维埃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的无线电报，说红旗已在德国舰队上飘扬，今天将给为自由而牺牲的烈士举行葬礼。东线和乌克兰的德国士兵很可能无法得知这些情况。你们应当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工具把事实真相告诉德国士兵。
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莫斯科。无线电台。
载于1927年11月6—7日《消息报》第25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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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及全国人民的电报（1918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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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及全国人民的电报
1918年11月10日
昨天夜里收到了来自德国的关于德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先是基尔用无线电报道说，那里的政权已到了工人和水兵苏维埃手中。然后柏林报道说：
“向大家致以自由和平的敬礼。柏林及其近郊已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阿道夫·霍夫曼为国会代表。越飞和使馆人员即将返回。”
请用各种办法通知边境各据点的德国士兵。从柏林还传出消息说，德国前线士兵扣留了前德国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自己同法国士兵开始和平谈判。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载于1918年11月12日《真理报》第24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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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80]
（1918年11月8日）
同志们，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这是我们国内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甚至是我们整个革命最主要的问题。
十月革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剥夺资本家的工厂，使生产工具归全民所有；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
完成前一部分任务比完成后一部分容易得多。在城市中，革命所遇到的是几万几十万工人从事的大生产。工厂属于少数资本家，工人们对付他们并不困难。工人们已经有了以往同资本家作斗争的长期经验，在斗争中他们学会了齐心协力、坚决而有组织地行动。此外工厂是用不着分的，重要的只是使全部生产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造福，不使劳动产品落到资本家的手中。
土地方面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这里要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必须采取一系列的过渡措施。一下子就把数量很多的小农户变成大农庄是办不到的。要在短期内一下子把一直分散经营的农业变成公共经济，使之具有全国性大生产的形式，由全体劳动人民普遍地同等地履行劳动义务，同等地公平地享用劳动产品，——要一下子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可能的。
当城市中工厂的工人已经彻底推翻资本家而摆脱剥削枷锁的时候，农村中真正反剥削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十月革命以后，我们打倒了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但是农村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夺得土地这一成果，同劳动人民取得的任何成果一样，只有依靠劳动者自己的主动性，依靠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依靠他们的毅力和革命坚定性，才能巩固。
劳动农民当时组织起来了没有呢？
可惜没有，这也就是斗争极其困难的根源和原因。
不使用别人劳动、不靠损害别人发财的农民，当然永远都会赞同：大家平分土地，大家劳动，不把占有土地作为剥削手段，也不为剥削的目的尽量多攫取土地。富农和寄生虫则不同，过去他们靠战争发了财，利用饥荒以吓人的高价卖粮食，隐藏粮食，等待粮价再涨，现在又千方百计地利用人民的苦难，利用农村贫苦农民和城市工人的饥饿来发财致富。
他们，富农和寄生虫，是同资本家和地主一样可怕的敌人。如果不去触动富农，如果我们不战胜寄生虫，沙皇和资本家一定会卷土重来。
迄今为止在欧洲发生的一切革命的经验都清楚地证明，如果农民不战胜富农这一霸，革命必然要遭到失败。
欧洲的历次革命所以毫无结果，正是因为农民不善于对付自己的敌人。城市中的工人把皇帝推翻了（英国和法国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处决了皇帝，只是我们处置我们的沙皇迟了一些），可是过了一个时期，旧制度又复辟了。这是因为当时甚至在城市中也没有大生产，如果有了大生产，它就会把工厂中的几百万工人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他们即使没有农民的支持也能抵挡住资本家和富农的进攻。
而贫苦农民又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自己不善于同富农作斗争，因此革命在城市中也遭到了失败。
现在情况不同了。近两百年来，大生产大大地发展起来，各个国家布满了拥有数千数万工人的大工厂，结果城市中现在都有大批有组织的工人，无产阶级，他们是一支足以最后战胜资产阶级、战胜资本家的力量。
在以往的革命中，贫苦农民在同富农进行艰苦斗争时没有谁可以依靠。
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它比农民更强大，更有经验（这种经验是它在以往的斗争中取得的）——现在在俄国掌握着政权，占有一切生产工具，一切工厂、铁路、船舶等等。
现在，贫苦农民在同富农的斗争中，有可靠而强大的同盟者。贫苦农民知道，城市是支持他们的，无产阶级会尽力帮助他们的，并且实际上已经在帮助他们。不久以前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记得，今年7月革命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动势头很猛，城市中的粮荒日益严重，农村中富农对城市、对苏维埃政权、对贫苦农民的进攻愈来愈猖獗，愈来愈疯狂。
我们号召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我们着手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并组织工人征粮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掀起了暴动。他们说贫苦农民委员会里是些二流子，说工人抢劫劳动农民的粮食。
而我们回答说，他们在保护富农，富农懂得，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除使用武器外，还可以用绝粮的办法。他们说什么“二流子”，我们要问，为什么某个人成了“二流子”，为什么他堕落下去，为什么他贫穷，为什么他酗酒？这难道不是富农造成的吗？富农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叫喊什么“二流子”，自己却抢劫粮食，隐藏粮食，进行投机，希望靠工人的饥饿和痛苦来发财。
富农榨取贫苦农民的脂膏，使用别人的劳动，同时却叫喊：“二流子！”
富农们焦急地盼着捷克斯洛伐克军到来，他们乐意拥立一个新沙皇，以便为所欲为地继续进行剥削，照旧骑在雇农头上，照旧发财。
唯一的生路是农村同城市联合起来，农村的无产阶级分子和不使用别人劳动的半无产阶级分子同城市工人一道向富农和寄生虫进军。
在这一联合的事业上，需要在粮食方面做很多事情。城市的工人极度饥饿，而富农却在盘算着：
把粮食再存上一些日子，也许还能卖更高的价钱。
富农当然不用着急，他们有的是钱，他们自己告诉人家说，他们积存的克伦斯基币有好多好多斤。
可是这些在闹粮荒的时候还要隐藏和囤积粮食的人，是极其凶恶的罪犯。应当把他们看作人民的死敌，同他们进行斗争。
我们在农村中就开始了这一斗争。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吓唬我们，说我们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会使农村分裂。但是不使农村分裂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让富农控制农村。但这正是我们所不愿意的，因此，我们决定分裂农村，我们说我们要失掉富农，这是真的，这种不幸是无法隐瞒的，（笑声）但是我们会赢得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他们会站到工人这边来。（鼓掌）
结果正是这样。农村的分裂只是更明显地表明哪些人是贫苦农民，哪些人是不使用别人劳动的中农，哪些人是寄生虫和富农。
工人过去和现在都帮助贫苦农民同富农作斗争。在农村爆发的内战中，工人是站在贫苦农民方面的，正如在实行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法令时他们站在贫苦农民方面一样。
我们布尔什维克本来是反对土地社会化法令的。但我们还是签署了这个法令，因为我们不愿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叛变革命。
我们不愿强迫农民接受平分土地无用这个不合他们心意的思想。我们认为，最好是让劳动农民通过自身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自己认识到平分土地是荒谬的。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好问他们，要摆脱在分地的基础上发生的破产和富农的专横，出路究竟何在？
分地只在开始的时候是好的。它是要表明土地从地主手里转到农民手里。但这是不够的。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
本来你们没有这种认识，但生活本身会使你们产生这种信念。公社、劳动组合耕种制、农民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经济的弊病的出路，这就是振兴农业，改进农业，节省人力以及同富农、寄生虫和剥削者作斗争的手段。
我们很清楚，农民象在地里生了根似的，他们惧怕新事物，顽固坚持老一套。我们知道，农民只有自己理解到和意识到某种办法的好处，才会相信那种办法。因此，我们帮助他们分地，虽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出路。
但是，现在贫苦农民自己开始同意我们的意见了。生活向他们表明，一个地方，因为土地分成100块，比方说需要10部犁，如果公社经营，就用不着那样多的犁，因为土地没有分得那样零碎。公社可以在整个劳动组合内、整个协作社内改善经营，而这是单个的小私有者无法办到的，如此等等。
当然，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在所有地方过渡到共同使用土地的制度。富农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农民自己也往往顽固地反对在农业中实行公社原则。但愈是让农民通过实例、通过亲身的经验相信公社的优越性，事情就会愈加顺利。
在这件事情上贫苦农民委员会起着很大的作用。必须使贫苦农民委员会遍布全国。发展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工作早就在加紧进行。几天前彼得格勒举行了北方区域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原以为代表只有7000人，结果来了20000人，预定的会场都容纳不下了，幸亏天气好，大会得以在冬宫前面的广场上举行。
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对农村的内战的理解是正确的：贫苦农民正在联合起来，步调一致地同富农、富人和寄生虫作斗争。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拟订了一个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改组计划，这个计划将提交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我们决定，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委员会和苏维埃不应当并存。不然就会发生纠纷和无谓的争吵。我们要把贫苦农民委员会同苏维埃合并，使贫苦农民委员会成为苏维埃。
我们知道，富农有时也钻进贫苦农民委员会。如果再这样下去，贫苦农民就会象对待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的富农苏维埃那样来对待贫苦农民委员会。更换名称是骗不了人的。为此打算改选贫苦农民委员会。只有不剥削别人劳动、不趁人民挨饿进行抢劫、不以余粮投机、不隐藏粮食的人，才有权选举贫苦农民委员会。在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委员会中不应当有富农和寄生虫的位置。
苏维埃政权已决定拨出10亿卢布，作为发展农业的专用基金。一切现有的和新成立的公社都将得到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
如果需要知识分子专家，我们就派去。虽然他们多半是反革命分子，但贫苦农民委员会能够驾驭他们，而且他们为人民工作将不会比从前为剥削者工作时差。一般说来，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深信不疑：怠工也好，故意破坏工作也好，他们是推翻不了工人政权的。
外国帝国主义在我们看来也不可怕。德国在乌克兰就碰了钉子。它原打算从那里运走6000万普特粮食，结果只运走了900万普特，外带它并不特别喜欢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掌声如雷）但愿英国人不要出这样的岔子，我们可以向他们说：伙计，当心点，别噎住了！（笑声和鼓掌）
然而，只要我们的国外弟兄还没有普遍起义，危险对我们来说就还存在。因此，我们应当继续组织和加强我们的红军。这件事情贫苦农民应当是特别关心的，因为只有在我们的军队保护之下，他们才能种自己的地。
同志们，向新的经济形式过渡也许是缓慢的，但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公社经济的原则。
必须坚决同富农作斗争，决不同他们妥协。
我们能够同中农一起工作，同他们一起向富农作斗争。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中农，他们也许不是社会主义者，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经验会向他们证明共耕制的好处，而且他们中间大多数是不会抗拒的。
我们要告诉富农：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你们，但是你们要交出余粮，不搞投机，不去剥削别人的劳动。只要你们不这样做，我们就要同你们作无情的斗争。
我们不夺走劳动者的任何东西，但是对那些使用雇佣劳动、靠损害别人发财的人，我们要剥夺他们的一切。（热烈鼓掌）
载于1918年11月10日《贫苦农民报》第18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75—182页
注释：
[80]这是列宁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就贫苦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发表的讲话。
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是《贫苦农民报》编辑部召集的，在莫斯科商业学院（今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莫斯科、图拉、奥廖尔、卡卢加、弗拉基米尔、特维尔、斯摩棱斯克、梁赞、下诺夫哥罗德、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辛比尔斯克、坦波夫、科斯特罗马、切尔尼戈夫等省的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代表450多名。——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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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热烈鼓掌）同志们，在庆祝我国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我想谈一谈肃反委员会的艰巨工作。
我们不仅听到敌人而且常常听到朋友攻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肩负着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担负着管理国家的工作，自然难免犯许多错误，而肃反委员会的错误自然最惹人注目。庸俗的知识界抓住这些错误不放，不愿深究问题的本质。在指责肃反委员会错误的叫声中，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不善于从大处着眼提出问题。我国有些人只盯着肃反委员会的个别错误，大哭大闹，纠缠不休。
而我们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象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问题当然不在于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本身，而在于他们工作的性质；这种工作要求果断、迅速，而主要的是忠诚。我考察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把它同人们的攻击对照了一下，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一文不值的庸俗论调。这使我想起了考茨基关于专政的说教，这种说教等于是支持资产阶级。我们可以根据经验说，剥夺资产阶级是通过艰巨斗争即通过专政来实现的。
马克思说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愈厉害，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愈疯狂。我们知道法国在1848年是怎样迫害无产者的，我们真不理解，那些责备我们残酷无情的人，怎么连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都忘记了。我们没有忘记士官生在十月革命时的暴动[79]，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系列暴动正在策划中。我们只好一方面学习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一方面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芬兰的白卫军尽管标榜自己很“民主”，却肆无忌惮地枪杀工人。必须实行专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虽然实行专政是艰巨的、困难的。肃反委员会里混进了异己分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运用自我批评一定能把他们赶出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肃反委员会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要解放群众，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别无他法。肃反委员会就是干这个的，它对无产阶级的功绩就在这里。
简要报道载于1918年11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73—174页
注释：
[79]士官生的暴动是指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俄国军事学校学生在彼得格勒发动的反革命叛乱。这次叛乱由以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领导，是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的一部分。叛乱分子打算占领市电话局、彼得保罗要塞和斯莫尔尼宫，逮捕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叛乱从这天凌晨开始。叛乱的指挥者、前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格·彼·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自称“拯救军”司令，下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得执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要求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去的政委。部分士官生部队占领了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和电话局，在街头解除赤卫队和革命士兵的武装。但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拒绝支持叛乱。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告首都居民的号召书，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当天下午5时左右，赤卫队和革命部队平定了叛乱。——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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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为1917年十月革命先进战士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劳动群众中的优秀人物为各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为停止各民族间的战争、为推翻资本的统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举行了起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同志们！俄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长串革命烈士的名单。成千成万的先烈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牺牲唤醒了新的战士，唤起了愈来愈多的群众去进行斗争。
在去年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牺牲的同志们享有夺取胜利的莫大荣幸。人类的革命领袖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是属于他们的。这种荣誉在于：已经有成千上万以至千百万同样无所畏惧的新战士踏着这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们的血迹前进，用这种群众英雄主义保证了胜利。
现在，各国工人的怒潮汹涌澎湃。许多国家都在掀起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的资本家又惊恐又恼怒，急忙联合起来镇压起义。而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更是激起他们满腔仇恨。各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准备向我们进攻，新的战斗正临到我们头上，新的牺牲在等待我们。
同志们！让我们在纪念十月革命烈士的时候在他们的纪念碑前宣誓：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学习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要把他们的口号变成我们的口号，变成全世界起义工人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不胜利，毋宁死。”
有了这个口号，无产阶级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将是不可战胜的。
载于1924年4月3日《真理报》第7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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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今天，我们为世界工人革命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所造成的不堪言状的惨祸，无论在哪里都激起被压迫群众英勇精神的高涨，大大加强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力量。
愿一个个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都来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正挺身奋起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通过共同的斗争，我们一定会粉碎资本的压迫，最终赢得社会主义！
载于1924年4月3日《真理报》第7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第169—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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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庆祝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庆祝会上的讲话[66]
（1918年11月6日）
报道
（与会者起立，欢迎列宁同志。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列宁同志一开始说，今天我们在几十个、几百个地方集会，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那些早就参加工人运动、同下层工人有联系、同工厂有密切接触的人都很清楚，过去这一年是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从前是一个玄妙的书本上的拉丁语，是用两个很费解的词组合而成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书本中寻找这个概念的解释，然而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书本只能提供极为模糊的概念。我们在过去这一年的主要功绩，是把这个词从很费解的拉丁语译成了明白易懂的俄语。这一年里，工人阶级不是空发议论，而是实际地缔造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去管知识分子怎样惊恐不安。
西欧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天下。现在那里也开始了伟大变革的时代。现在西欧工人也即将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难时期。他们也同我们一样，必须打碎整个旧机构，建立新机构。
我们未能把资产阶级知识界所掌握的全部经验、知识和技术都利用起来。资产阶级恶毒地嘲笑布尔什维克，说苏维埃政权维持不了两个星期，因此，他们不仅拒绝继续工作，而且在各种场合用各种办法反抗那摧毁旧制度的新运动、新建设。
资产阶级的反抗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的愤恨在日益增长，而且资本主义旧世界愈接近末日，这种愤恨就增长得愈快。
由于布尔什维主义日益强大，正在成为世界性的现象，目前的国际形势是这样：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可能联合起来进攻苏维埃共和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将超出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性的。
你们都知道，德国把我们的大使赶出了柏林，借口是我们驻德国的代表处进行革命宣传。德国政府似乎从前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会带来革命传染病。德国以前对这一点没有吭声，那是因为它还强大，不怕我们。现在战败了，就觉得我们可怕了。德国的将领和资本家对协约国说：你们虽然战胜了我们，但是不要只顾在我们身上打主意，因为你们和我们都受到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还用得着我们。
很有可能，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会同德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联合进攻俄国，如果德帝国主义到时候还能保全下来的话。因此，过去一年一直很危险的局势，现在格外严重了。但我们现在并不孤立。现在我们有了朋友，这就是一些地方已经起义和另一些地方正在起义的人民，他们用非常具体的行动使本国政府看到，他们不愿再为掠夺而战了。尽管今后还有一段非常危险的时期，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下去。过去的经验将帮助我们避免错误，并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得新的力量。
工会在新机构的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表明，没有知识分子，没有资本家，他们也能组织工业。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今后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同志们，沿着你们走过的道路勇往直前吧，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工作吧！要让所有工人，那些虽然不识字、没有经验、没有知识然而和群众有联系、真诚希望新制度巩固起来的工人，要让所有的人，不论党员和非党员，都有机会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中工作和学习，都有机会管理和创造财富。
国际无产阶级一定会起来推翻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完成我们的事业，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1918年11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32—134页
注释：
[66]这是列宁1918年11月6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于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十月革命一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俄共（布）中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报道了列宁的讲话。——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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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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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3日）
简要报道
（掌声如雷）事变向我们表明，人民的苦难没有白受。
我们不是仅仅在同俄国资本主义作战。我们是在同各国的资本主义、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作斗争，是在为全体工人的自由而斗争。
过去我们同饥荒和敌人作斗争是很困难的，而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千百万同盟者了。
这就是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的工人。我们在这里集会的时候，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大概快要到达维也纳了。在维也纳的各个广场上，大概正在庆祝奥地利工人革命的第一天。
普天同庆世界革命第一天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我们没有白白工作，没有白受苦难。国际革命一定会胜利！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掌声如雷）
载于1918年11月5日《真理报》第24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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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191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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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
（1918年11月2日）
一、法制应当加强（或得到最严格的遵守），因为俄罗斯联邦法律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
二、打击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不应受法律的限制，其条件是：
（α）有关的苏维埃机关或负责人员明确地正式声明，国内战争和打击反革命的紧急情况要求超越法律界限；
（β）立即把这种声明以书面形式报告人民委员会，并抄送地方当局和有关当局。
三、如苏维埃政权的负责人员之间或机关之间发生冲突、摩擦、纠纷，或对职权范围有争议，或出现其他类似情况，这些负责人员和机关都必须立即写出简要的记录，上面必须写明日期、地点、负责人员的名字或机关名称，并扼要点明（不是叙述）事情的实质。记录一定要抄送另一方。
四、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公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负责人员或机关的任何措施（或拖拉作风，等等）提出控告时，该负责人员或机关必须写出同上面一样的简要记录。记录一定要抄送提出控告的公民，还要抄报上级机关。
五、显然没有根据、无理取闹要求作记录的人，可能受到法院追究。
六、拒不提交写明负责人员姓名的记录，是一种严重的渎职罪行。
建议：中央委员会原则上赞同此件并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将此件写成法令。[65]
列宁
1918年11月2日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29—130页
注释：
[65]1918年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就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报告通过了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这项决定是根据经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列宁的提纲起草的。决定公布于1918年11月10日《真理报》。——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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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1918年10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57]
（1918年10月22日）
1
报告
（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乌拉”的喊声）同志们，我觉得，我国目前形势虽然非常矛盾，但可以这样来概括：第一，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第二，我们的处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险。今天我想详细谈谈这两种情况，特别是第二种情况。我想，广大群众未必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全部危险，而我们的行动只能依靠广大群众，所以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广大群众说明目前的真实情况，不管这种情况有时是多么严重。至于我们接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了，所以我只想简略地谈谈。实际上，不仅资产阶级，而且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小资产者阶层，以及许多习惯于平静的时期、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对苏维埃政权进行责难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我们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是想碰运气，因为西欧的革命还没有成熟。
同志们，现在，在战争的第五年，帝国主义的总崩溃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各交战国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们，最初人们以为我们只能存在几天或者几星期，但是我们在革命的这一年内却做了那么多事情，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从来没有做到过的。我国革命成了世界现象。连整个资产阶级都说布尔什维主义现在是世界现象，从这一自供中可以看出，我国革命已由东方蔓延到西方，并且那里的革命基础准备得愈来愈好。你们知道，保加利亚爆发了革命。保加利亚的士兵已开始建立苏维埃。现在有消息说，塞尔维亚也在成立苏维埃。尽管英法协约国对一些国家的人民许愿说，只要他们起来造反，脱离德国，就可以得到数不清的好处，尽管世界上最富有的、实力最雄厚的美、英、法资本家许下很多诺言，但是很明显：现在由奥地利分裂而成的几个小国的资产阶级决不可能支持下去；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政权都将是短命的，转瞬即逝的，因为到处都可以听到工人革命的脚步声了。
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认识到，他们只有靠外国刺刀才能在本国维持下去。不久以前，德奥两国的局势好象还很稳定，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不仅奥地利，而且德国，都开始革命了。我们从那里得到消息，德国报刊已在谈论德皇退位的问题，而独立社会民主党[58]的报刊已得到首相的准许在谈论德意志共和国了。这多少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军队的瓦解在加剧，那里到处都在公开号召军队起义。我们知道，德国东部成立了一些军人革命委员会，它们出版革命书刊，教育士兵走向革命。因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接近了。不仅我们这样说，连德国主战派和资产阶级中间的人全都这样说。他们感到：大臣们地位不稳，得不到人民信任，在政府中呆不长了。所有了解情况的人都这样说，他们知道，德国必然要爆发人民革命，也许甚至是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很清楚，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规模宏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我们看到，龚帕斯怎样跑到意大利，用协约国的钱，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帮助下，走遍了意大利所有城市，向意大利工人鼓吹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看到，这时意大利社会主义报刊为此发表了评论，不过评论中只剩下龚帕斯的名字，其余内容全被书报检查机关删掉了；另一些评论嘲笑说：“龚帕斯参加了许多宴会，胡吹瞎说。”而资产阶级报刊也承认，龚帕斯无论到哪里，人们都吹口哨轰他。资产阶级报刊写道：“意大利工人的行动使人觉得，他们只准列宁和托洛茨基到意大利旅行。”意大利社会党[59]在战争期间大有进步，就是说，左倾了。我们知道，在法国工人中间，爱国主义者太多了，他们听人说巴黎和法国领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是，那里无产阶级的行为方式也有变化。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60]上，当有人读一封信，揭露协约国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时，就有人喊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昨天有消息说，巴黎举行了有2000名五金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向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表示祝贺。我们看到，在英国的三个社会党[61]中，只有独立社会党没有公开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盟友，而英国社会党和苏格兰社会主义工人党都明确宣布他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主义在英国也开始得到传播了。至于西班牙的几个党，过去它们都站在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在战争开始时还只有一两个人模糊地知道国际主义者是怎么回事，现在所有这些政党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向俄国布尔什维克表示祝贺了[62]。布尔什维主义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性的理论和策略！（鼓掌）布尔什维主义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场雄伟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党人在拥护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上真正发生了分裂。布尔什维主义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纲领。那些由于只能读到满篇都是造谣诬蔑的资产阶级报纸而不了解俄国情况的工人，现在也开始明白了。他们看到，无产阶级政府对本国反革命分子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他们看到，要摆脱这场战争，除了采用我们的策略，除了采用我们工人政府那种革命的行动方式，没有别的出路。如果说上星期三在柏林举行游行示威时，工人们设法从皇宫前面通过，是表示他们对德皇的愤恨，那么后来他们去到俄国大使馆，就是竭力表示对俄国政府的行动的声援了。
这就是欧洲在战争第五个年头所出现的形势！所以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地位；还清楚地看到，世界千百万无产者一定会跟随我们前进。因此，我再说一遍，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革命，我们的处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险，因为以前人们从来都没有把布尔什维主义当成一种世界力量。人们以为，布尔什维主义不过是俄国士兵疲惫的产物，是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俄国士兵不满情绪的爆发，一旦这种不满消失，一旦缔结了和约，哪怕是最带强制性的和约，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一切尝试就会遭到挫败。当时大家都相信是这样的。实则不然。当我们缔结了最带强制性的和约，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进而在国家建设方面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使农民真正过上没有地主的生活，真正建立起一种反地主的秩序，使农民确信他们在没收来的土地上建设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富农和新资本家而是真正为了劳动者自己的时候，当工人们看到他们能够建设自己那种没有资本家的生活，学习如何进行唯一能使他们摆脱剥削的那种艰巨而伟大的事业的时候，——这时大家才明白，而且实际情况也表明，任何力量、任何反革命势力都推翻不了苏维埃政权。
为了在俄国树立起这种信念，我们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据说在农村中，直到1918年夏季，以至快到秋季了，农民才弄清楚我们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在城市，早就有了这种认识。但是要使这样的认识深入到每个县份、每个偏僻的乡村，要使农民不是从书本或演说中而是从自身生活中认识到应当得到土地的是劳动者而不是富农，认识到必须同富农作斗争，必须组织起来战胜富农，认识到今年夏天席卷全国的暴动浪潮是受到地主、富农和白卫分子支持的，要使农民通过自身的经验、自身的感受体会到立宪会议政权是怎么回事，——这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农村已经锻炼出来了，不掠夺别人劳动的贫苦农民群众现在才从亲身经验而不是从书本上认识到（劳动群众是永远不会从书本上获得坚定信念的）：苏维埃政权是被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每个乡村都有可能为新的社会主义的俄国奠定基础。只是在1918年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在俄国的其他地方，我们才有可能根据有实际经验的人的报道确有把握地说，已经没有哪个偏僻农村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不起来捍卫苏维埃政权了，因为农村看到了来自资本家和地主方面的莫大威胁，看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但它没有被吓倒，而是说：我们要吸引千百万人参加这一工作，我们在这一年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今后还会学到更多的东西。现在，俄国已有千百万人根据亲身经验充满信心地这样说了。
过去一直没有认真看待布尔什维克的西欧资产阶级，现在才开始明白，我们建立起了最巩固的政权，它同劳动群众一起前进，能够激发劳动群众真正忘我的英雄主义。现在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已开始影响欧洲，现在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俄国特有的情况，四年的战争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军队的瓦解。可是从前人们说：只有俄国由于落后和不开化才落到这般地步，到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军队就瓦解了，难道文明的议会制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四年世界战争，已有千百万人为了资本家能够发财而死于非命，或者变成残废，逃兵成千上万（这种异常现象不仅发生在俄国和奥地利，而且发生在吹嘘自己纪律严明的德国），等到这种情况出现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才发现他们应当重视一个更大的敌人，于是开始联合起来，而且我们愈接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反革命资产阶级就愈紧密地联合起来。
有些国家还在轻视革命，正如十月革命时联合内阁的部长们轻视布尔什维克，说俄国政权还不至于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一样。例如法国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伙卖国贼，把本国人民出卖给了德国人。法国资产者这样说要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情有可原一些，因为资产者之为资产者，就是舍得大量花钱来制造谎言。但是，当法国资产阶级看到布尔什维主义在法国发展起来，甚至有些并不革命的政党也高喊革命口号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它才发现自己面前有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崩溃和工人在革命斗争中的优势。谁都知道，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目前面临的危险特别大，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这是由于各国的政治生活条件互不相同，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力量特别小，而在另一个国家力量又大一些。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上层很软弱，另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则能够暂时分裂工人，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不平衡，因此资产阶级认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它最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正在联合起来阻止世界帝国主义的崩溃。
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事态发展得非常迅速。起初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竭力想消灭对方，现在他们看到，特别是从不久前还自认为可与英法匹敌的德帝国主义的前车之鉴中看到，他们的主要敌人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现在，当德国由于国内的革命运动而日益瓦解的时候，英法帝国主义就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了。他们深信，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布尔什维克和世界革命。革命愈发展，资产阶级就愈紧密地联合起来。现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特别是在广大群众中有许多人，深信他们能够战胜我国的反革命分子，战胜哥萨克、旧军官和捷克斯洛伐克军，他们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而不了解对我们来说这还不够，不了解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可怕得多的敌人，就是英法帝国主义。到目前为止，英法帝国主义在俄国还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的情况就是例子。法国一个出版报纸并把报纸叫作《胜利报》[63]的著作家说：法国只是打败德国人还不够，还必须战胜布尔什维主义；而向俄国进军，这不是去进攻德国，而是向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无产阶级进军，向蔓延全世界的传染病进军。
所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危险，这种危险还没有全部表现出来，还不能完全看清楚，但英法帝国主义者正在暗中筹划，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危险，才能通过群众的领导者使群众意识到这一危险，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论在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相反还遭到了一系列失败，可是现在他们正竭尽全力从南面来进攻俄国，一种可能是从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过来，另一种可能是走旱路，经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人家的军事行动是保密的，所以我们无法说出这次进军的准备情形，无法说出他们究竟选择上述两个方案中的哪一个方案，或者还有第三个方案；危险之处就在于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地知道他们正在准备，这些国家的报刊有时不很谨慎，一位新闻记者就公开说出了他们的主要目的，根本没有讲各国要联合之类的假话。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德国统治集团中有两派，有两种救命方案——如果还有救的话。一派说：我们要争取时间，拖到春天，也许我们还能凭借筑垒线进行反击；另一派则把英国和法国看作自己的主要救星，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同英法达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协议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即使现在威尔逊以粗暴和鄙视的态度拒绝了媾和建议，也还不能使这一派谋求同英国达成协议的德国资本家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们知道，协议有时可以是一种默契，如果他们为英法资本家反对布尔什维克效力，也许就会得到报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给人效力通常都有报偿。这些人想：也许我们帮助英法资本家进行掠夺，他们就会把掠夺来的东西留给我们一点。付出去是为了赚回来，——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我觉得，这些想从英法资本中捞一部分油水的人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的胃口少说也有几十亿。这些先生中有一部分人是精于此道的。
德国资产阶级和协约国资产阶级之间大概已经达成了这种默契。默契的要点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说的：我们要到乌克兰来，但在我们的占领军没有到达以前，你们德国人不要把军队撤走，否则乌克兰的政权会落到工人手里，苏维埃政权会在那里取得胜利。他们就是这样议论的，因为他们懂得：芬兰、乌克兰和波兰等被占领国的资产阶级知道，德国占领军一旦撤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连一天也支持不住，因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昨天卖身投靠德国人，对德帝国主义者卑躬屈膝，跟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本国工人（乌克兰的孟什维克和梯弗利斯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干的），今天则要把祖国出卖给随便什么人。昨天把祖国卖给德国人，今天又把它卖给英国人和法国人。这就是幕后进行的勾当，这就是他们的第二次拍卖。他们看到英法资产阶级胜利了，于是全部倒了过去，准备同英法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对付我们，把我们当牺牲品。
当他们向自己未来的主子英法亿万富翁表示要去投靠的时候，就这么说：老爷，您一定能战胜布尔什维克，您应当帮助我们，因为德国人救不了我们的命。各国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工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一阴谋正日益暴露出来，成为明目张胆的了。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向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农民指出这个危险。
就拿乌克兰来说。请你们想想乌克兰的情况，请想想，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和觉悟的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办。一方面，他们看到人们对德帝国主义者、对肆意抢劫乌克兰的行为义愤填膺。另一方面，他们看到一部分而且可能是很大一部分德国军队已经撤退。他们可能想要发泄一下满腔的仇恨，不顾一切地立刻向德帝国主义者进攻。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应该既从俄国也从德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甚至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那里的政权是支持不住的：我们坚信，如果乌克兰工农的胜利能够伴以俄国政权的巩固和俄国政权的成就，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乌克兰就不但会胜利，而且会是不可战胜的！这些觉悟的乌克兰共产党员对自己说：我们应该非常谨慎：也许明天需要我们拿出一切力量同帝国主义和德国军队背水一战。也许明天会这样，但不是今天。而今天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正在自行瓦解；他们知道，除在乌克兰的军队外，在东普鲁士的德国军队中也在出版革命报刊[64]。在这同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有利于乌克兰起义的宣传。这就是从国际革命、世界革命的角度看问题，因为这个链条的主要环节是德国，因为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而世界革命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德国革命。
我们要注意，不要让我们的干预给他们的革命带来损害。必须了解每个国家革命的变化和发展情况。每个国家的革命都是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方式不同到可以使革命推迟一两年，——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和体验到了，而且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世界革命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的，不会在所有地方、所有国家以同一种方式进行，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早就胜利了。每个国家必须经过一定的政治阶段。到处都可以看到，妥协派分子在作同样的努力，同样的尝试，想和资产阶级一道“把人民从资产阶级那里拯救出来”，我国的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当初是这样，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现在也是这样；而法国又有它自己的做法。现在，革命已经来到德国，来到这个工人运动极其强大并富有组织性和坚毅精神的国家，来到这个工人忍受得更久、不过积聚的革命仇恨可能更深、因而更善于惩治敌人的国家，在这种时候，不了解革命发展速度的人去干预这些事变，就可能给那些有觉悟的共产党员造成危害，因为他们说：我首先注意的是使这一过程成为自觉的过程。现在，德国士兵已经认清，他们是被人赶去送死，说是去保卫祖国，实际上是保卫德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革命很快就会爆发，而且会非常猛烈，很有组织，会使成百个国际问题迎刃而解。因此，觉悟的乌克兰共产党员说：为了国际革命的胜利，我们应当献出一切，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掌握着未来，我们应当同德国革命步调一致。
上面就是我想通过乌克兰共产党员的议论向大家指出的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在苏维埃俄国的处境上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应该指出，目前国际无产阶级已经觉醒起来，正在大步前进，但是我们的处境却更加困难了，因为我们昨天的“盟国”已经起来反对我们，把我们当作主要敌人。现在他们不是去同敌军作战，而是同国际布尔什维主义作战了。现在，南线集结着克拉斯诺夫的军队，我们知道，他们曾经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过弹药，当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帝国主义的时候，那些责备我们订立布列斯特和约的人曾派克拉斯诺夫向德国人领取弹药来打俄国工农，现在他们又向英法帝国主义者领取弹药，第二次拍卖自己，把俄国出卖给出价更高的百万富翁了。因此，我们原来那种确信转折已经到来的一般看法，现在就显得不够了。旧的敌人还在，除此之外，正是在目前，他们背后又在集结新的援军。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和注意到了。半年以前，大约在2月或3月间，我们没有军队。军队不能作战。这支军队经历了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只是模糊地感到在为别人的利益打仗，最后终于逃散了，而且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
任何一次革命，只有当它善于自卫的时候，才有某些价值，但革命不是一下子就学会自卫的。我们这场革命唤醒了千百万人走向新的生活。在2月和3月间，这千百万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进行沙皇和克伦斯基之流驱使他们进行的大厮杀，这场大厮杀的目的直到12月才被布尔什维克政府揭穿。他们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他们的战争。为了使转折到来，当时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这个转折终于到来了；它改变了革命的力量。被四年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痛苦不堪的群众，在2月和3月间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实现和平，停止战争。他们那时还提不出为什么进行战争的问题。如果说现在这些群众在红军中建立了新的纪律，不是棍棒纪律、地主纪律，而是工农代表苏维埃的纪律，如果说他们现在自愿承担最大的牺牲，如果说他们中间形成了新的团结，那么这是因为在千百万人的意识和经验中第一次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纪律，产生了红军。红军能够产生，完全是因为千百万人根据亲身的经验看到，是他们自己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现正建设着新生活，而且是他们自己开始建设新生活，只要没有外敌入侵的干扰，他们一定会把这种新生活建设好。
当农民认清自己的主要敌人并开始同富农作斗争的时候，当工人推翻了厂主并开始按照国民经济的无产阶级原则建设工厂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改造工作极其困难，但是他们战胜了困难。当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工作走上轨道。这几个月过去了，转折到来了；我们束手无策的时期过去了，我们大踏步地前进了；我们没有军队、没有纪律的时期过去了；我们建立了新的纪律，新人加入了我们的军队，并有成千上万的人献出生命。
这就是说，在前线的战斗和农村反对富农的斗争中，新的纪律、同志式的联盟重新教育了我们。我们经历的这个转折是艰难的，但我们现在感到一切正在走上正轨，我们正在从混乱的、靠法令实行的社会主义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且必须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一再指出，进行这一斗争非常困难和危险。我们知道，红军的思想觉悟已经有了一个转变，它已开始取得胜利，并从自己队伍中提拔了几千个进过新的无产阶级军事学校的军官，还提拔了几千个什么学校也没有进过、只受过残酷的战争的锻炼的军官。因此，我们丝毫也不夸大，虽然我们意识到有危险，但现在我们说，我们有了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有了战斗力。我们在南线对付的并不只是一个敌人，这条战线对付的是整个英法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不怕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连自己国内的敌人都对付不了。
三个月以前，当我们说德国可能爆发革命的时候，人们嘲笑我们，说只有半疯颠的布尔什维克才会相信德国要发生革命。不仅整个资产阶级，而且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说布尔什维克背叛了爱国主义，都说德国不可能爆发革命。但当时我们知道，那里需要我们的援助，为了援助他们，我们曾不得不牺牲一切，直到接受条件苛刻的和约。几个月以前，人们对我们就是这样说的，这样论证的，但是经过几个月德国就从一个强大的帝国变成了一块朽木。这支摧毁德国的力量现在也在美国和英国活动，今天它虽弱小，但是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胆敢对俄国下手，象德国人那样占领乌克兰，它就会与之相应地一步步壮大起来，甚至会比西班牙流感还可怕。
同志们，正因为这样，现在每个觉悟的工人的主要任务，我再说一遍，就是要让那些可能不了解当前局势有多么严重的广大群众知道全部真相，一点也不隐瞒。工人们已经成熟，可以让他们知道真相。我们不仅要战胜白卫分子，而且要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不仅这个敌人，而且比它更可怕的敌人，我们都要战胜，而且一定能战胜。因此，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苏维埃俄国的每个组织都要始终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目前，既然一切都已确定下来，首要的问题就是战争，就是巩固军队。我们完全有把握制服反革命。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英法帝国主义比我们强大，希望工人群众也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说：必须把军队至少扩充十倍，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律，并使那些有觉悟、有素养、配合得很好的真正的领袖百倍注意和关心这件事，那样，国际革命的发展就不会局限于战败国了。现在，战胜国也已开始革命。我们的力量一定会日益增长，而这种不断的增长，对我们说来，仍旧是国际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主要的和充分的保证！（列宁同志的讲话不断为热烈掌声打断并在欢呼声中结束。全场起立向世界革命的领袖致敬。）
载于1919年《第五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11—125页
2
决议
最近，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巴尔干、奥地利和德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正是因为这些胜利，今天以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才格外恼怒，急于组成一支反革命力量来镇压革命，首先是镇压目前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俄国的苏维埃政权。
在战争中已被击溃而在国内又受到强大革命运动威胁的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政府，正急于寻找生路。德国统治集团中的一派还想在入冬以前用拖延办法赢得时间，在新的筑垒线上作好卫国的准备。另一派则急于设法同英法资产阶级达成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协议。这一派碰到了极难商量的胜利者——英法帝国主义者，于是竭力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恐吓他们，并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为他们效力，以此笼络他们。
德国的附庸国或占领国的资产阶级，还更加起劲地设法同协约国达成协议，特别是当他们——如芬兰、乌克兰等等的资产阶级——感到不靠外国的刺刀帮忙就根本无法维持自己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统治的时候。
由于这些条件，苏维埃政权就处于一种特殊情况：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我们的处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险。现在已经不存在两个互相吞食、互相削弱、几乎势均力敌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胜利者的集团——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集团；它打算让资本家瓜分全世界；它抱定宗旨要不惜一切代价推翻俄国苏维埃政权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政权；它现在正进行准备，要从南面来进攻俄国，例如经过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或者经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而且至少有一部分英法帝国主义者显然希望德国政府根据直接的协议或默契，在英法军队占领乌克兰时才从乌克兰撤退自己的军队，以阻止乌克兰工农的不可避免的胜利，阻止乌克兰工农政府的建立。
现在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广大工农群众中的每个人都已认识到，在反革命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和白卫分子的背后，有一种无比危险的力量，即国际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首先是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准备进攻我们。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这种认识灌输到群众中去。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南线，特别注意建立和武装一支比现在强大得多的红军。每个工人组织、每个贫苦农民协会、每个苏维埃机关都应当坚持不懈地把加强军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反复检查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够了，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采取哪些新的措施。
我国工农群众的情绪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群众已经克服了极端厌战的心理。军队正在建立起来，而且已经建立起来。新的共产主义的纪律，自觉的纪律，劳动者的纪律已经产生。这一事实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我们可以也一定能够保卫住社会主义祖国，并取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载于1918年10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26—128页
注释：
[57]这是有关1918年10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的两个文献。这次联席会议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列入会议议程的有国际形势问题、召开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问题以及出席这次会议的300名同志上前线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这是他康复以后第一次作报告。彼·格·斯米多维奇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向行将奔赴前线的同志们致欢送词。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还通过了召开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批准了代表大会的议程。
本卷《附录》收入了列宁写的报告提纲和决议草案草稿。——114。
[58]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15。
[59]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该党从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革命的一翼退出该党，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16。
[60]指1918年10月6—11日在巴黎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该党领袖之一让·龙格在会上宣读了法国驻俄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上尉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沙杜尔在信中谴责了协约国各国反对俄国革命的行径。——116。
[61]指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独立工党这三个英国政党。
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英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903年由一部分脱离社会民主联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苏格兰人）在苏格兰建立。建党初期主要进行宣传活动，后来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的许多党员大力进行反战的宣传鼓动。在组织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中，该党也起了很大作用。该党拥护十月革命，支持苏维埃俄国。在政治活动中，该党犯有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反对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曾受到列宁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第9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先进党员阿·麦克马纳斯、托·贝尔等人积极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关于独立工党，见注53。——116。
[62]指1918年10月召开的西班牙工人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向苏维埃共和国致贺的决议。——117。
[63]《胜利报》（《LaVictoire》）是法国社会党人古·爱尔威编辑的报纸（日报），1916年初开始在巴黎出版。其前身是爱尔威从1906年起出版的《社会战争报》。《胜利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敌视苏维埃俄国（该报俄国部由白俄流亡分子弗·李·布尔采夫领导），维护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20。
[64]大概是指德国东线部队中成立的军人革命委员会出版了《红色士兵报》。——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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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森林采伐的决定的意见（191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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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森林采伐的决定的意见[56]
（1918年10月15日）
核实一下运输数字，看1917年和1918年一共多少。
森林采伐机构已合并的占多大比重？
关于森林采伐处的编制同其他机构的比例的准确数字。
打击投机活动的实际措施。
征用沿途和莫斯科市储存的全部木材。
保证把粮食［注：看来是笔误。人民委员会决定讲的是木材运输问题。——俄文版编者注］运到车站的措施。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4页
注释：
[56]列宁的意见是在1918年10月15日人民委员会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森林采伐“三人小组”的报告时写的。列宁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写进了人民委员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为森林采伐拨款1亿卢布，要求一周后汇报这笔款项的支出情况，同时建议“三人小组”也在一周后就列宁列出的问题提出更具体的材料。——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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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贫苦农民委员会调拨经费的决定的意见（1918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贫苦农民委员会调拨经费的决定的意见[55]
（1918年10月15日）
2×61/2＝13
限期一周。
在与苏维埃合并之前或划定职权范围之前暂时地有条件地实行。
拟定一个细则，规定发给什么人，按什么条件。
确定领款人的责任，上一笔经费未结清前，决不再拨经费。
通过粮食人民委员部付款。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3—404页
注释：
[55]列宁的意见是针对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提案写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10月15日会议上提出一个关于拨给贫苦农民委员会经费4000万卢布的提案。经费大概是6个月的，每月按650万卢布计算。鉴于贫委会不久将与苏维埃合并，列宁建议只拨给1300万卢布，大概是两个月的经费（“2×61/2＝13”）。人民委员会采纳了他的这个意见。列宁的其他建议也写进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61年俄文版第3卷第593—595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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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1918年10月9日）
我已经开始用这个标题写一本小册子［注：见本卷第229—327页——编者注］，批判刚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的写作拖下来了，因此我决定请《真理报》编辑部先发表这篇论述同一个问题的短文。
四年多劳民伤财的反动战争起了它应起的作用。在欧洲，不论在奥地利还是意大利，不论在德国还是法国，甚至在英国，都可以感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日益成熟（半自由主义者拉姆赛·麦克唐纳主编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评论》[51]7月号上刊载的《一个资本家的自供》最能说明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先生出版了一本论无产阶级专政即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书，这本书在可耻、可恶和背叛的程度上，比伯恩施坦那本有名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要高出百倍。伯恩施坦那本宣扬叛徒主张的书出版已近20年了，现在考茨基又来老调重弹，还加以发展！
这本书只有很小一部分谈到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革命。考茨基完全是在重复孟什维克的高论，俄国工人看了只会捧腹大笑。你看，他竟把这样一些议论，一些夹杂着许多从半自由主义者马斯洛夫的半自由主义著作中摘来的引文的议论，如富裕农民极力攫取土地（真新鲜！）、粮价高对他们有利等等，称为“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又以轻蔑的、十足自由主义的口吻宣称：“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即被苏维埃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考茨基的小册子第48页）
真是妙极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向我们证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又完全象马斯洛夫、波特列索夫和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嘲笑农村的贫苦农民的组织。
“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49页）
说来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这确确实实是考茨基的话，而不是萨文柯夫或米留可夫的话。
在俄国，富农的辩护者如何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我们见得多了，因此，考茨基那样讲，我们不以为怪。对于欧洲读者，也许需要给他们详细说说这种效忠资产阶级的卑鄙行为和害怕内战的自由派心理。对于俄国工人和农民，却只须提醒一下这是考茨基的叛徒行径就够了。
※※※
考茨基的书几乎用了十分之九的篇幅来论述一个头等重要的带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考茨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考茨基摆出一副十分认真、非常“博学的”样子要读者相信，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不是排斥民主的“管理形式”，而是一种状态，即“统治状态”。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极其严格地遵守民主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例如恰好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就是由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他，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指的不是“管理形式”（或政府形式，Regierungsform）。（第20—21页）
说来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考茨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大肆攻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全部政策违背了“民主”，他找各种机会竭力鼓吹“民主的而不是专政的方法”。
这是完全投到机会主义者（如德国的大卫、科尔布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其他台柱，英国的费边派[52]和独立党人[53]，法国和意大利的改良派）那边去了，只是这些机会主义者说话比较坦率，比较老实，说他们不承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认为这个学说同民主制度相抵触。
这是十足的开倒车，重新搬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观点，什么我们向往“自由的人民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市侩民主派根本不懂得，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这是完全背弃无产阶级革命而代之以“争取多数”、“利用民主”的自由派理论！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40年间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所有宣传和论证，叛徒考茨基已经完全忘记了，歪曲了，抛弃了。
要详尽地分析考茨基的理论错误，势必要把我在《国家与革命》［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一书中的论述重复一遍。这样做毫无必要。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考茨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忘记了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忘记了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机器。
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另一类型的国家。镇压所以必要，是因为资产阶级遭到剥夺总要进行疯狂的反抗。
（说什么马克思在70年代承认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和第23卷第37页。——编者注］，这是诡辩，直率一点说，这是行骗，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恰恰是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
哪里有镇压，哪里就不可能有自由、平等。所以恩格斯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注：同上，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民主在教育和训练无产阶级去作斗争方面，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但它始终是狭隘的、虚伪的、骗人的、冒牌的，始终是对富人的民主，对穷人的欺骗。
无产阶级民主对资产阶级剥削者实行镇压——因此它不骗人，不向他们许诺自由和民主——而给劳动者以真正的民主。只有苏维埃俄国才使俄国无产阶级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享受到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都从未见过的、决不可能有的和无法想象的那种自由和民主，因为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宫殿和宅第（不做到这一步，集会自由就是骗人），剥夺了资本家的印刷所和纸张（不做到这一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享受出版自由就是假的），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而代之以在接近“人民”方面、在“民主”的程度上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高出一千倍的民主组织苏维埃。如此等等。
考茨基抛弃了……“阶级斗争”，没有把它运用于民主问题！考茨基已经成了十足的叛徒和资产阶级的走狗。
※※※
这里不能不顺便谈谈几个宣扬叛徒主张的妙论。
考茨基被迫承认，苏维埃组织不仅在俄国具有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它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未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但考茨基重复那些顺顺当当地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孟什维克的高论，从而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苏维埃好就好在它是“战斗组织”，而不是“国家组织”。
妙极了！无产者和贫苦农民们，你们组织苏维埃吧！但是——千万注意！——绝对不许胜利！别异想天开要取得胜利！你们一战胜资产阶级，马上就会完蛋的，因为你们不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组织。你们在胜利以后应该马上解散！！
啊，考茨基真是个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啊，他真是个举世无双的宣扬叛徒主张的“理论家”！
妙论之二。国内战争是“社会革命”的“死敌”，因为据说社会革命“需要安宁”（富人的？）“和安全”（资本家的？）。
欧洲的无产者们！除非你们找到一个不会雇用萨文柯夫、唐恩、杜托夫、克拉斯诺夫、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富农来对你们进行内战的资产阶级，否则你们就别想革命！
马克思在1870年写道：战争已经教会法国工人掌握武器，这就有了最大的希望［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9页。——编者注］。“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期待于四年战争的，不是工人们使用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绝对不是！这也许不很“民主”吧），而是……由善良的资本家缔结善良的和约！
妙论之三。国内战争还有一个坏处：“民主”包含着“保护少数”（顺便指出，这是德雷福斯的法国辩护者或李卜克内西派、马克林派、德布兹派近来深深体验到的），而国内战争（听着！听着！）“却有将失败者彻底消灭的危险”。
难道这位考茨基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吗？他是全心全意拥护革命的……只是革命不要搞严重的斗争，使失败者有被消灭的危险！他完全“克服了”老恩格斯热烈赞扬暴力革命的教育作用［注：同上，第20卷第200页。——编者注］的旧错误。他是一位“郑重的”历史学家，坚决屏弃那些异端邪说，什么国内战争能锻炼被剥削者，教他们建立没有剥削者的新社会。
妙论之四。1789年革命中无产者和小市民的专政在历史上是不是伟大的、有益的呢？根本不是。因为后来拿破仑上台了。“下层专政给军刀专政铺平了道路。”（第26页）我们这位“郑重的”历史学家，同他所投奔的自由派阵营的所有自由主义者一样地坚信，在不曾有过“下层专政”的国家，例如德国，就没有军刀专政。德国从未有过比法国更粗暴更卑鄙的军刀专政，这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造谣诽谤，他们无耻地撒谎，说直到现在法国“人民”仍然比英国或德国“人民”更富于被压迫者的那种爱好自由的情感和自豪感，说这正应归功于法国的几次革命。
……够了！要把卑鄙的叛徒考茨基宣扬叛徒主张的妙论一一列举出来，是需要专门写一本小册子的。
※※※
对考茨基先生的“国际主义”也不能不谈一谈。考茨基无意中表露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高见，因为他以十分赞许的口气来介绍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甜蜜蜜的考茨基断言，孟什维克也是齐美尔瓦尔德派[54]，是布尔什维克的“兄弟”，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下面就是对孟什维克的“齐美尔瓦尔德主义”的甜蜜蜜的介绍：
“孟什维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依照他们的意见，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战备状态……”而糟糕的布尔什维克却“瓦解了”军队，缔结了糟糕的布列斯特和约……于是考茨基最清楚不过地指出，本来应该保留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
总之，所谓国际主义，就是应当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克伦斯基那样，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为它的秘密条约打掩护，用甜言蜜语欺骗人民，说我们“要求”野兽发善心，我们“要求”帝国主义政府“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口号”。
在考茨基看来，这就是国际主义。
而在我们看来，这是十足的叛徒行为。
真正的国际主义是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护国派）决裂，同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决裂，对这个政府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这个政府，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甚至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只要这样做对国际工人革命的发展有利。
我们很清楚，考茨基一伙（如施特勒贝尔、伯恩施坦等）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是很“愤慨”的，因为他们本来希望我们作出愿把……俄国政权马上交给资产阶级的“表示”！这些愚蠢但又善良而甜蜜的德国市侩所考虑的，不是让世界上第一个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支持到欧洲爆发革命，促使其他国家燃起烈火（市侩们害怕欧洲着火，害怕国内战争会破坏“安宁和安全”）。不是的。他们所考虑的是让所有国家都坚持市侩民族主义，坚持那种因为自己“温和谨慎”而自称为“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最好让俄罗斯共和国仍然是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让它等待下去……那样的话，世界上所有的人就都会成为善良的、温和的、不侵略别人的市侩民族主义者，这也就是国际主义！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英国的独立党人（I．L．P．）、意大利的屠拉梯和他的叛徒“兄弟们”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就是这样想的。
现在只有大傻瓜才会看不到，我们不仅推翻本国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做得对，而且在公开呼吁普遍媾和（并继而公布和废除秘密条约）遭到协约国资产阶级拒绝以后就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也做得对。因为第一，如果我们不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我们就会立即把政权交给俄国资产阶级，那就会极大地损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我们以民族牺牲为代价，保存了国际上的革命影响，以致现在保加利亚就直接仿效我们，奥地利和德国在沸腾，两个帝国主义被削弱，而我们却巩固起来，并开始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
从叛徒考茨基的策略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工人现在应该同资产阶级一起保卫祖国，应该最怕德国革命，不然英国人会强迫它接受新的布列斯特和约。这正是叛徒行为。这正是市侩民族主义。
而我们说：乌克兰被侵占是一个最大的民族牺牲，但它锻炼了乌克兰的无产者和贫苦农民，使他们坚强起来，成为为国际工人革命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乌克兰是受害了，但国际革命却因“腐蚀了”德国军队，削弱了德帝国主义，密切了德国、乌克兰和俄国的工人革命者的关系而受益了。
如果我们仅靠战争就能把威廉和威尔逊推翻，那当然“比较痛快”。但这是梦想。我们不可能从外部用战争推翻他们。然而我们能够促进它们在内部发生瓦解。我们已经通过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在广大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德国工人不计较民族牺牲而起来革命（只有这样，才是国际主义），如果他们声明（并且用行动证明）他们把国际工人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任何一个、特别是自己那个民族国家的完整、安全和安宁，那他们就会在这方面获得更大的成就。
※※※
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在于它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维伯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
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现在这仍然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
因此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这样来支持各国都有的真正国际主义无产者的革命集团。无产阶级一定会迅速抛弃叛徒，转而拥护这些集团，并把这些集团培养成自己的领袖。难怪各国资产阶级嗥叫布尔什维主义成为“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了。
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战胜世界资产阶级。
1918年10月9日
载于1918年10月11日《真理报》第2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01—110页
注释：
[51]《社会主义评论》杂志（《TheSocialistReview》）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8—1934年在伦敦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有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阿·李等。——102。
[52]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和第26卷）。——104。
[53]独立党人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独立工党的成员。该党于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04。
[54]齐美尔瓦尔德派是指1915年9月5—8日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见注128）上建立的联盟的参加者。在联盟内部，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占多数的考茨基中派（即齐美尔瓦尔德右派）不断进行斗争。中派力求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并恢复第二国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则要求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建立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在1906年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以后，齐美尔瓦尔德右派转到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因此，列宁号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坚决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成立新的真正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联盟——共产国际，并为此而采取实际的措施。
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瓦·瓦·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发言，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在军队中实行死刑、在前线发动六月进攻、摧残布尔什维克报纸、镇压七月示威游行、逮捕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等等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是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代表会议的复杂成分决定了它的各项决议的妥协性质。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完全证实了列宁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已经破产、必须立即同它决裂并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结论。
1919年3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201），根据以列宁为首的一批前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参加者的建议，作出了认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已经解散的决定。——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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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信（1918年10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
（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信[50]
（1918年10月2日）
德国爆发了政治危机。政府也好，剥削阶级也好，在全国人民面前都是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战争前途无望，统治阶级得不到劳动群众的任何支持，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这一危机，即使不是表明革命已经开始，至少也是表明，群众已经清楚地看到，革命必然要爆发，而且即将爆发。
政府在精神上已经卸职，它徘徊于军事专政和联合内阁之间，焦躁不安，无所适从。其实，军事专政从战争一开始就已试过，而且现在恰好行不通，因为军队已经靠不住了。至于吸收谢德曼之流参加内阁，那么，这些人同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英国的韩德逊和悉尼·维伯之流、法国的阿尔伯·托马和列诺得尔之流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和卖身求荣的小人，一旦他们的软弱无能彻底暴露，就只能加速革命的爆发，使革命运动更广泛，更自觉，更坚决。
德国的危机刚刚开始。它的结局必然是政权转到德国无产阶级手中。俄国无产阶级十分密切地、极其兴奋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现在连世界各国工人中最不明事理的人都能看出，布尔什维克把全部策略建立在世界工人革命的支援上面，不怕承担各种各样的惨重牺牲，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连最愚昧无知的人都能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打着废除布列斯特和约的招牌同掠夺成性的英法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多么卑鄙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当德国国内的反帝力量开始象怒涛一样翻腾咆哮的时候，当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开始在本国人民面前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辩解并开始寻求“改变”政策的办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当然无意用破坏和约或撕毁和约的办法来帮助德帝国主义者。
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密切地兴奋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而且提出了全力支援德国工人的问题，因为德国工人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将要经历一个摆脱被奴役状态而获得自由的艰难过程，将要同本国的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进行最顽强的斗争。德帝国主义的失败将意味着英法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内会更加猖狂、残暴、反动和野心勃勃。
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工人阶级向来都是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第二国际的英雄和领袖们则不同，这帮坏蛋不是公然叛变，同本国资产阶级勾结，就是竭力用空话搪塞，捏造出（如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之流那样）逃避革命的种种遁词，反对一切勇敢的、伟大的革命行动，反对为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而在狭隘的民族利益上作任何牺牲。
俄国无产阶级将会懂得，不用很久，就会要求它为国际主义的利益付出极大的牺牲。很快会有一天，情况的发展可能要求我们去帮助摆脱了本国帝国主义的德国人民反对英法帝国主义。
我们要马上着手准备。我们一定会证明：一旦工人革命超出俄国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性的，俄国工人就会拿出冲天的干劲进行工作，就会无比忘我地进行斗争，以至牺牲生命。
首先，我们要百倍努力做好粮食储备工作。我们要求每个大粮仓都准备一批粮食，如果德国工人在为摆脱帝国主义恶魔和野兽而进行斗争时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困境，我们就可以给予支援。每个党组织、每个工会、每个工厂和作坊等等都要专门选几个乡，同它们建立联系，以便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战胜富农，把余粮全部收缴上来。
同样，我们要百倍努力做好组建无产阶级红军的工作。转折关头已经到来，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看到和感觉到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在经历了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惨祸之后已经稍事休整，他们懂得并且根据经验知道，必须同压迫者作战，才能保住自己的革命即劳动者的革命的成果，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一支军队建立起来了，这是决心作出一切牺牲来捍卫社会主义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红军。这支军队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分子的战斗中壮大起来，经受了锻炼。基础已经打好，应该赶快盖高楼了。
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起一支100万人的军队，现在我们需要一支300万人的军队。我们能够有这样一支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支军队。
近来世界历史空前加速了走向世界工人革命的步伐。局势可能骤变，德帝国主义和英法帝国主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
我们也应当加紧准备。我们一定要百倍努力。
让这一要求成为我们纪念伟大的十月无产阶级革命一周年的口号！
让这一要求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未来的胜利的保证！
尼·列宁
载于1918年10月4日《真理报》第21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7—100页
注释：
[50]1918年10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是由于德国发生政治危机而由列宁提议召开的。列宁的信曾在会上宣读。信的基本论点写进了会议通过的决议。——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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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收复喀山的红军战士的信（1918年9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给收复喀山的红军战士的信
（1918年9月22日）
同志们：你们已经知道，喀山的收复对于整个俄国革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军士气的转变，标志着我军已转入坚决果敢的胜利进攻。你们在战斗中作出的惨重牺牲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共和国要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巩固起来，社会主义要在俄国和全世界取得胜利，都有赖于军队的强大。我衷心祝贺英勇的苏维埃军队，祝贺为推翻剥削制度而斗争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的军队，并祝你们不断取得胜利。顺致
同志的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8年9月29日《革命旗帜报》（喀山）第17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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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向农户征收实物税法令的意见（1918年9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对向农户征收实物税法令的意见[48]
（1918年9月21日）
1
法令的基本原则
四天内按以下几点修改草案：
（1）最通俗的引言
（α）额外收入和平均使用土地（土地社会化法令第17条、第12条等条款[49]）
（β）彻底剥夺资产阶级
注意‖（γ）不剥夺富裕农民，但征收合理的重税
（δ）中农——征轻税
（ε）贫苦农民——免税。
（2）把贫苦农民（免税）、中农（征税很轻）和富裕农民的划分写入本法令。
（3）使贫苦农民的百分比不小于40%，中农不小于20%。
（4）对中农征收的税额要极大地降低。
（5）由区域苏维埃组织提出关于修订向富裕农民征税的数额问题。
（6）贫苦农民有权获得部分征收的实物（用作口粮和种子）。
2
对法令草案的意见
注意
（1）200万不全是富农。
（2）富裕农民可能非常富足，但不是盘剥者及其他。
（3）我们对资本家实行剥夺和没收，而对富裕农民不这样做。
（4）富农如暴动、反抗，就实行没收。
基本原则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意见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3—94页
注释：
[48]实行实物税的问题是列宁在他1918年8月2日写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见本卷第27—29页）中提出来的。9月4日和21日，人民委员会两次开会讨论了关于对农户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草案。看来，列宁在9月21日的会议上拟了《法令的基本原则》和写了对法令草案的意见。这次会议决定由专门委员会根据列宁提出的原则，对法令草案进行修改。法令的定稿文本于10月26日经人民委员会通过，10月31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于1918年11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进一步扩大，要求集中全部人力物力来保卫共和国并实行余粮收集制和其他非常措施，因而阻碍了实物税的实行。1921年春，随着国内战争结束和开始向和平经济建设过渡，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在粮食税中，列宁1918年制定的实物所得税原则得到了全面发展和实际体现。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中曾经谈到1918年10月通过的关于实物税的法令。——95。
[49]《土地社会化基本法》第12条规定：“在劳动者之间分配土地，应按平均使用土地原则和劳动原则进行，使消费土地份额和劳动土地份额适应当地历史上形成的土地使用制度，既不超出每个农户现有人口的劳动能力，又使每个农家都能得到温饱。”该法令第17条规定：“因较好地块的自然肥力以及因这些地块离销售市场较近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应由苏维埃政权机关支配，用以满足社会需要。”（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408—409页）——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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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致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员工同志们（1918年9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致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员工同志们
（1918年9月20日）
对你们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各种成就。无产阶级的铁路员工群众不仅应当克服总想怠工的倾向，而且应当克服工团主义的倾向，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顺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8年9月20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8年10月15日《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军事革命总委员会通报》（库尔斯克）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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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
有些简单明了、众所周知、群众已经相当清楚的事情，如资产阶级走狗孟什维克卑鄙地背叛、英国和日本为了恢复资本的神圣权利而发动入侵、美国亿万富翁对德国咬牙切齿等等，为什么不用20—10行，而要用200—400行来报道呢？这些事情要报道，这方面的每一个新事实要指出，但不必长篇大论，不要老调重弹；而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定论的旧政治的新表现，用“电报体”写上几行抨击一下就可以了。
在“资产阶级的美好的旧时代”，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即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在新经济的建设中，大工厂、农业公社、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否真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
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散漫、肮脏、捣乱、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有没有呢？没有。然而这样的工厂是有的。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许这样的工厂存在，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成了收破烂的人。我们不善于象资产阶级那样在报纸上进行阶级斗争。请回想一下，资产阶级是怎样出色地在报刊上抨击自己的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他们，侮辱他们，置他们于死地的。而我们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仍然用老眼光看苏维埃国家（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吗？即使是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等工厂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
报刊对这一切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只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象一份革命报刊，不象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尽管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将被它的铁拳所粉碎。
在战争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抨击过那些胆小如鼠的将领和敷衍塞责的家伙呢？我们是否在全俄国面前揭露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的丑态呢？有一些人毫不中用、玩忽职守、延误军机，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把他们清除出军队，我们是否“抓住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干坏事的具体人进行切实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
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载于1918年9月20日《真理报》第20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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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彼得格勒指挥员训练班的电报（19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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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彼得格勒指挥员训练班的电报
1918年9月18日
彼得格勒瓦西里耶夫岛军校街3号
致军区政治委员
我向今天在红军指挥员训练班毕业并即将到军队中去担任领导工作的400名工人同志表示祝贺。俄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工人以怎样的毅力管理国家，以怎样的毅力指挥为推翻资本压迫而战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军队。因此我相信，成千上万的工人将以这400人为榜样；有这样的管理人员和指挥人员，共产主义的胜利就会有保障。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载于1918年9月19日《真理报》第20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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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1918年9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47]
1918年9月17日
亲爱的同志们：衷心感谢你们的良好祝愿，并祝你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好的成就。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工人阶级要懂得必须实行本阶级的统治并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行这种统治。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过渡时期实行统治，以便彻底消灭阶级，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把被资本主义压制、摧残和搞成一盘散沙的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工人的周围，同他们结成最紧密的联盟。
我们所以获得各种成就，是由于工人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并开始通过自己的苏维埃来管理国家。
但是工人们对这个道理领会得还不够，在推举工人来管理国家方面往往过于缩手缩脚。
同志们，为此奋斗吧！希望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能在这方面予以协助。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取得成就直到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顺致
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8年9月19日《真理报》第20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7页
注释：
[47]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主席团给他的致敬信的答复。
全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8年9月15—20日在莫斯科举行，有330名代表出席。在会上发言和作报告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亚·亚·波格丹诺夫、帕·伊·列别捷夫－波良斯基、费·伊·加里宁等。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的错误观点：企图摆脱群众性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力图在脱离生活、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情况下建立一种与先前的文化毫无联系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等等。列宁的信在9月19日的会议上宣读。信中针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缺点，指出了协会面临的政治任务。——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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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和第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1918年9月12日和18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给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和第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46]
（1918年9月12日和18日之间）
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和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的伤口的一条最有效最理想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振奋，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作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列宁
载于1918年9月25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209号（非全文）
全文载于1935年1月27日《红星报》第2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95页
注释：
[46]列宁的电报是对红军战士发来的慰问电的答复。1918年9月12日，红军部队在米·尼·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下从白卫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手中解放了辛比尔斯克。红军战士随即召开大会，通过如下致列宁的慰问电：“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复您的故乡，这是为您所受的一处伤而对敌人的回答，为了您所受的另一处伤，我们要收复萨马拉！”列宁的复电曾在彼得格勒红军战士和工人大会上宣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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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祝贺红军收复喀山（1918年9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祝贺红军收复喀山
（1918年9月11日）
喀山，托洛茨基
我热烈祝贺红军的辉煌胜利。
愿这一胜利成为工人和革命农民的联盟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粉碎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并使世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世界工人革命万岁！
列宁
载于1918年9月12日《真理报》第195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9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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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45]
（1918年8月30日）
简要报道
（热烈鼓掌，欢呼）有人经常责难我们布尔什维克背弃了平等博爱的信条。现在我们就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是什么样的政权取代了沙皇政权呢？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权，它在俄国开始了召集立宪会议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挣脱了千年枷锁的人民的真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在古契柯夫及其他热心人的背后，召集了一帮追求帝国主义目的的资本家。而克伦斯基、切尔诺夫一伙上台以后，这个摇摇欲坠、失去依托的政府又只想着同他们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政权实际上转到了富农手里，劳动群众没有得到它任何好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就拿最自由最文明的美国来说吧。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情况又怎么样呢？在那里，不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而是一小撮亿万富翁实行着专横的统治，而全体人民备受奴役。既然工厂、银行和全国一切财富都归资本家所有，既然与民主共和制同时并存的是对千百万劳动者的农奴制奴役和暗无天日的贫困生活，试问，你们吹嘘的平等博爱又在哪里呢？
没有！哪里由“民主派”统治，哪里就有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掠夺。我们是知道所谓民主国的真正本质的。
法兰西共和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的秘密条约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整个事情的实质和内幕。这些条约的目的和利益，同德国的一样，也是罪恶的和掠夺性的。战争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所谓祖国的保卫者原来是无耻的强盗和掠夺者。对强盗的这次进犯，应当用革命的行动、革命的创造来对付。的确，在这个非常时期，要实现联合，特别是实现农民革命分子的联合，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革命的先锋队——工厂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和阶级热情。工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对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还抱着美妙的幻想，就照旧每天要有5000万卢布花在危害他们的战争上面，他们就永远找不到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出路。工人们懂得了这一点，就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
同样，现实生活也使工人懂得，只要地主还安安稳稳占用着宫殿和迷人的城堡，集会自由就是虚构，不过是在阴曹地府集会的自由。你们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一面答应给工人自由，一面又让宫殿、土地、工厂和所有财富继续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这哪里有一点自由平等的气味呢？我们只有一个口号，一个信条：任何一个从事劳动的人都有权享用生活资料。吸劳动人民血的寄生虫则不得享用这些资料。我们宣布：一切属于工人，一切属于劳动者！
我们知道这一切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要拼命反抗，但是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取得最后胜利，因为他们既然能够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风暴带来的奇灾大祸，既然能够在被他们推倒的建筑物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厦，他们就不可能不取得胜利。
实际上到处都在实现着各种力量的联合。由于我们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现在城乡无产阶级正实际地联合起来。在西欧，工人的阶级意识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英、法、意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发出愈来愈多的宣言和要求，这些宣言和要求证明世界革命事业的胜利就要到来。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不要理会资产阶级强盗的一切骗人的、无耻的叫嚣和哀号，开创自己的革命工作。我们应当把一切力量都放到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上去，把那帮在自由平等口号的掩饰下成百成千地屠杀工农群众的匪徒消灭干净。
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不胜利，毋宁死！
载于1918年9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8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3—85页
注释：
[45]列宁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讲话之后，立即到莫斯科河南岸区原米歇尔逊工厂（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参加另一个群众大会，并发表了同样主题的讲话。
傍晚7时30分，列宁讲完话离开该厂时，在工厂院内遭到了社会革命党女党员、恐怖分子范·卡普兰的枪击，中了两颗毒头子弹，身负重伤。列宁遇刺的消息激起了全国劳动人民对阶级敌人的极大愤怒。他们要求严惩恐怖分子，无情镇压反革命势力，同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加强了对前线的支援。
1918年9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通告：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已将恐怖分子卡普兰枪决。——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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