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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876年8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瑙
1876年8月11日于兰兹格特市卡姆登广场11号
亲爱的鲍利：
我确实是象原先决定的那样于星期五［注：8月4日。——编者注］到达科伦，本想当晚经奥斯坦德去伦敦[262]，但是可恶的蚊子在我左手上叮了一下，咬伤处肿得很厉害。因此在科伦我找了一家旅馆，把手在冰水里浸了大约一个钟头，这才止住了发炎。星期六经符利辛根去英国，在恰特姆乘上去兰兹格特的火车，直接到达这里。当我星期二到伦敦时，在马克思那里见到了肖莱马，他打算星期三去达姆斯塔德，大概今天到达那里。
这里一切仍然很好，适宜的夏天气温和新鲜的海风，还有出色的瓶装啤酒，而咸水浴则是纳德勒书中的女裁缝所说的“真正的享受”[263]。这些小作品使我大笑不已，特别是对那个1848年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外省人的描写非常精彩[264]。
从符利辛根渡海时又是风平浪静，我现在觉得这很可惜，宁愿有些颠簸，否则简直感觉不到是在海上。但是，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在此地乘每天下午开出的游艇获得这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还要呆两周，直到星期一，然后可望完全结束一直沉湎于其中的长期闲散状态而在伦敦安定下来。
旅行和海水浴对我的妻子大有好处，所以我能够指望，到冬天她的健康状况也会令人满意。她和我向你、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马上要吃饭了，就此搁笔，希望雷瑙的蚊子会很快减少。
忠实于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62]1876年8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得尔堡，他的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在那里上寄宿中学。——第177、178页。
[263]恩格斯指的是《高地德意志的裁缝姑娘们》一诗，这首诗载于普法尔茨方言诗集：卡·克·纳德勒《快乐的帕耳茨，上帝保佑你！》18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44页（K．G．Nadler．《FröhlichPalz，Gotterhalts！》．Frankfurta．M．，1851，S．144）。恩格斯在他的《法兰克时代》这一著作的《法兰克方言》一节中利用了纳德勒的这本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96—599页）。——第177页。
[264]恩格斯显然首先是指纳德勒书（见上注）中的《赫里斯托夫·哈克施特鲁姆普夫先生》一诗。——第17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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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6年6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关于俾斯麦先生在德国查禁《前进！》一事，可以向您告慰的是，不过六天以前我在海得尔堡曾看见这种报纸公开摆在书店的橱窗里。俾斯麦先生还没能教会自己的所有警察读俄文。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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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6年6月16日于［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前些时候李卜克内西写信给我，要我提醒您，李·［注：李希特尔。——编者注］行迹可疑。但是我不能承担这种委托，因为我无法向您指出什么事实，我坦率地对李卜克内西说明了这一点。
下面就是他的答复，我把这完全秘密地告诉您：
“李·在这里曾企图用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弄走一包信件，这本是去冬要给我寄到柏林来的。他喝醉了，所以干得很不机灵，因此被抓住了。在酒醉时，他有好几个钟头一直打主意想把这包信件弄到手，他甚至做到了这点，但是他的同伴们迫使他把这包信件投入信箱，当他偷换这包信件的打算失败之后，他才这样做了。发生这件事时在场的人过去都非常相信他是诚实的，现在都惊讶不已。固然，在酒醉状态下有时头脑中会出现一些古怪念头，但是决不会出现在清醒状态从未有过的念头。‘酒醉露真情’的说法并非毫无意义。我在这里不打算谈其他十分可疑的情况，因为它们不如我所说的这件事有份量。我只指出一点，就是李·曾不止一次地自告奋勇转递信件并请求同各方面的党内同志认识。”
我很抱歉，我由于不断地受到打扰，未能及早把这个消息转告您，对于这个消息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才好。
希望这封信寄到时您很健康。问候斯米尔诺夫先生。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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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6年6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很高兴从您的来信中得知，对李·［注：李希特尔。——编者注］的怀疑纯粹是出于想象。
李卜克内西起初写信给恩格斯，说是对李·有怀疑，并说他（恩格斯）应该秘密地提醒在伦敦的俄国朋友们注意此事。恩格斯给他回信说，在李卜克内西把这种怀疑的根据告诉他之前，他决不做这种事。于是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他，有一天晚上，同《人民国家报》的几个发行人员和别的工人在一块时，李·在有点酒醉的状态下，曾企图偷走（《人民国家报》的）一包准备投寄的信件。朋友们并没有阻止他，但是伴随他走到邮局并迫使他把这包信件投寄出去。这件事转告给了李卜克内西，所以表示怀疑的并不是李卜克内西，而是过去完全相信李·的工人们。李卜克内西自己在信中说，“酒醉露真情”这句谚语远不是不容怀疑的教条，但是这个情况还是值得注意。您很清楚，一旦产生了这类怀疑，总能找得出可以从坏的方面解释的多少是模棱两可的迹象。
照我的看法，李卜克内西提醒此事，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无论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我）或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李·同您有密切联系；否则他当然不会认为有必要提醒您。为了消除这类误会，最好是开诚布公地说明。一个进行斗争的党应当准备应付一切；当我过去被指责为俾斯麦先生的奸细时，我至少是完全没有感到奇怪。
恩格斯昨天晚上曾在我这里。我问他，他是否给您写过信，他回答说没有写，他不认为自己有权就这件事写信给您，因为李卜克内西委托他把这件事秘密地告诉您，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到您那里去。我告诉他，我给您写了信，于是他也表示想给您写信［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我将写信把您来信的意思告诉李卜克内西。同时，我认为，关于所发生的事情，最好一点也不要告诉李·。当李卜克内西把我的信告诉自己的朋友们时，我相信他们定会尽力（他们都是诚实的工人）纠正他们对自己同志采取的错误态度。
《派尔-麦尔新闻》上星期刊登了一篇关于俄国财政的引人注目的文章。
您的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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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6年6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恩格斯大概已经告诉您，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有根据怀疑李希特尔进行间谍活动。如果此事得到证实，我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从李希特尔最后一次光临我家以来，我记通讯处的小本子就不见了。这个本子里面有我的各国通信人的地址。我十分担心的只是在俄国的一些人。
也需要提醒皮奥。
您的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6年6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6年6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第三次给你寄去《资本论》［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编者注］的第三十一至四十四册，如果你再收不到，那就立即告诉我，那时我要同此地的邮政总局大闹一场。至于库格曼博士插手一事（还有迈斯纳，对这点我是不相信的，但是我要向他本人比较详细地问清楚这件事），我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我还没有去世，因而除了我以外，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处置我的著作。
我所说的丑闻指的是什么，你的理解完全正确；9月底以前我还用不着这些［注：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
现在顺便给你寄去经我修订的莫斯特的著作[21]，我没有署名，否则我就要作更多的修改（一切涉及到价值、货币、工资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地方，我已不得不全部删去并换上自己的话）。
下次我多写些。我们全家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的卡·马·
注释：
[21]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J．Most．《KaPitalundArbeit．EinpopulärerAuszugaus《DasKapital》vonKarlMarx》），最初是1873年在开姆尼斯（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出版的。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1875年8月初，在恩格斯的参加下，马克思对莫斯特的小册子作了修改，1876年4月，在开姆尼斯出版了第二版。——第13、16、17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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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6年5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皮奥的地址如下：西南区斯托克韦尔街哈尔温街15号。
您的卡尔·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876年4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瑙
1876年4月25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鲍利：
对于您对我们的彭普斯所表示的那一片好意和友情，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和您的夫人。看来您使她感到在您那里完全象在家里一样。如果上寄宿中等学校的这一年将作为她一生最快乐的时期之一留在她的记忆里，那末她应该为此感谢您和您亲爱的夫人。
她把在您那里并显然是在您帮助下想出来的一项十分有趣的计划告诉了我们：大家一块过圣灵降临节。可惜，她同一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通常所做的一样，忘了最主要的事，那就是告诉我们，她在6月的什么时候开始放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舒普小姐对我说过，一般是在7月放假，因为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月份。所以我需要首先从彭普斯小姐那里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更确切的消息，然后我同妻子才能作出决定。
不用说，在雷瑙您那里过圣灵降临节将给我们两人带来很大的愉快。可惜，我的妻子在春天总是爱闹小病，能治她的病的只有一个医生：海滨空气。我本想送她到海边去住几个星期；然后再去德国旅行就会对她有加倍的好处。
彭普斯说，鲍利夫人决定陪同我们来英国，这个消息使我们很高兴。这太好了，但愿彭普斯说的不仅是一种希望，而是切实的决定，即使由于彭普斯把自己的假期计算错了，去过圣灵降临节的旅行不能实现，这项决定也肯定要执行。因为夏季很长，反正要去接她。但是我们希望，彭普斯没弄错，整个战略意图将能出色地实现。不用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您的夫人在这里过得尽可能愉快，使她能够一直住到您自己来接她为止。以计划回答计划！肖莱马和奥尔曼（如果他没有走的话）也将被邀请。前面那位大概将象去年一样同我们到海边去住两个星期。总之，我们认为事情已经决定了，问题只是早两周或者迟两周实现我们的计划而已。
肖莱马在3月间到过这里几天，他的面色很好，也很愉快。
我们按时接到了鲍利夫人的来信，并高兴地得悉，布丁经过奥德赛般的漫长游历之后已平安无恙地到达目的地而且受到一致的赞赏。
我的妻子和我向您、您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6年4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6年4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注意地址：街名照旧，但原来是1号，现在是41号）
亲爱的朋友：
我很高兴，终于又看到了你的手笔。对于你长时间不来信，我的理解是正确的，正是象你所解释的一样。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们这里肮脏的事情也是多得无以复加，虽然人们还没有那样厚颜无耻地当众宣扬（其实，海牙代表大会[257]后的最初一个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句话在这里是适用的：“谁沿着历史的道路行进，他就不要怕沾上脏东西”[258]。
《资本论》［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编者注］的最后十五册，我在1月初，即1月3日星期一寄给了你（我准确地知道日期，因为我把当时寄出的所有册子列了一张清单）。但是，你没有收到这些书，我并不奇怪，因为甚至从此地寄往巴黎的三册也没有寄到，所以只好再寄。1月初这里的邮局一片混乱，每个邮政人员都不负责任。本周内我一定给你再寄去这十五册。头一次寄去的你没有收到，我感到不愉快，这只是因为我恰恰对这一部分，特别是对积累过程这一篇整个作了重大的修订，因而想让你看看。
无论恩格斯或我都不能够去费拉得尔菲亚[259]，因为我们很忙，尤其是我不能浪费时间，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仍然迫使我要花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卡尔斯巴德治病。
我们想着手审阅《共产党宣言》，但作补充的时机还不成熟。[260]
现在我向你提几项请求：
（1）可否把早逝的朋友迈耶尔保存的我在《论坛报》［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可能是从魏德迈的遗物中拿去的）寄给我？我手里没有这些文章。
（2）可否为我（当然是由我付钱）在纽约弄到从1873年到现在的美国书目？我需要（为了《资本论》第二卷[204]）亲自看看关于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制关系，以及关于信贷（恐慌、货币等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方面是否出版了什么有用的东西。
（3）从英国报纸上根本无法了解美国目前的丑闻[261]。你是否保存了有关的美国报纸？
我们全家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
完全属于你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204]马克思在写作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更改这一著作的计划和结构。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起，马克思打算把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付印并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第116、118、169、332、392、424页。
[257]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是在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首领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168、196、197、219、239、265、327页。
[258]马克思转述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凯里《就政治经济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书信》一书的评论中的著名思想：“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害怕沾染灰尘和弄脏靴子，他就不必参加社会活动”（《同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第85卷第2栏：时评，1861年1月，第51页）。——第168页。
[259]左尔格在1876年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能够在庆祝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到费拉得尔菲亚去。——第169页。
[260]指在美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从左尔格1876年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左尔格根据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需要，在1872年就曾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审阅海尔曼·迈耶尔翻译的《宣言》英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答应对《宣言》作必要的补充。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第19卷第325页；第21卷第3页。——第169、273、281、391页。
[261]指的是在美国利用修筑铁路和在其他方面滥设投机企业而进行的大规模诈骗案。——第16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1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5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勒布朗病得厉害，很希望有人去看他。最后那些印张（就是法文版《资本论》的最后一册——第四十四册）的数额是规定好的。拉沙特尔先生肯定地说，按照和印刷所订的合同的条件，不能超过四十四个印张。因此，我不得不把已经编好的名目索引割爱。只要我找到一本，就给您寄去。
您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75年12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敦
1875年1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弗兰克尔由于疏忽大意，冒名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被发现并被逮捕了。法国使馆指控他纵火和参与枪杀多米尼克派僧侣，要求将他引渡。[256]但这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这里一般谈得上引渡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将本国人引渡出去，它只会将外国人引渡出去。大概也就算他个冒名居住了事。
你的弗·恩·
注释：
[256]恩格斯这封信是对列斯纳1875年12月15日来信的答复，列斯纳在信中告诉恩格斯，有人对他说12月13日《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则关于列奥·弗兰克尔被捕的电讯。
弗兰克尔1875年12月9日在维也纳被捕。作为巴黎公社委员，他被指控参与纵火焚烧城市建筑和枪杀以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为首的人质。在维也纳监狱拘押两个月之后，弗兰克尔被押解到布达佩斯监狱。法国政府由于内部政治的考虑，不敢公开要求引渡弗兰克尔，因此他在1876年3月27日被释放，关于这一点他在3月28日就告诉了马克思。但是对弗兰克尔的刑事诉讼案还在继续进行。——第16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1875年12月4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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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253]
伦敦
1875年12月4日中午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符卢勃列夫斯基：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感冒很厉害，几乎不能说话。所以，十分遗憾，我今天晚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看来汇集了波兰气候的全部优点和英国雾的各种妙处的夜晚，不能出席您的波兰大会。
很遗憾，今天晚上我不能去表达我对波兰人民事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是永远不变的：我将永远认为，波兰的解放是欧洲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特别是其他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基石之一。只要对波兰人民的分割和奴役还继续下去，瓜分波兰的那些国家之间的神圣同盟就注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并将不断地重新缔结，这种同盟无非是意味着对俄国人民、匈牙利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奴役，正如同对波兰人民的奴役一样。波兰万岁！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53]这封信的主要部分发表在1875年12月31日《前进！》第24号刊载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一文中，这篇文章报道说，“在大会开幕时，符卢勃列夫斯基宣读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第165、16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53]
伦敦
1875年12月3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疖子（而且还是生在左边的奶头上）使我根本不能晚间出门和出席12月4日的大会，您上我这儿来，您自己就会相信这一点。其实，我在大会上也只能重复三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的那个意见[254]，即波兰的解放是欧洲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之一。神圣同盟[255]的新阴谋就是这一点的新证明。
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253]这封信的主要部分发表在1875年12月31日《前进！》第24号刊载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一文中，这篇文章报道说，“在大会开幕时，符卢勃列夫斯基宣读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第165、166页。
[254]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的最初一次公开演说，是他们于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发表的论波兰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09—415页）。——第166页。
[255]马克思指的是所谓的“三帝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三国皇帝于1872年9月在柏林会晤时建立的，当时是试图恢复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15年建立的反动的神圣同盟。三帝同盟纠集了欧洲的反动势力，其目的是加强统治阶级在同革命运动作斗争中的阵地。——第166、296、309、32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保尔·克尔施滕(187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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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保尔·克尔施滕
伦敦
1875年11月24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克尔施滕先生：
刚刚接到您今天早晨寄出的盛情的来信，现即刻通知您，我很乐意于本星期日下午六点钟左右在我家里看到您和您的朋友。
致崇高的敬意。
弗·恩格斯
［恩格斯后来在克尔施滕的来信上作的注］
1875。再没有见到克尔施滕。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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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5年11月12—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从德国旅行回来以后[247]，我终于能够来谈一谈您的那篇文章［注：见本卷第144页。——编者注］了，我刚刚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229]。现在寄上我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意见我是用德文写的，因为这样可以叙述得简洁些。[250]
（1）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正是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人）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2）在您所列举的三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注：引号里面的话是恩格斯从拉甫罗夫的文章中引用来的。——编者注］中，看来只有赫耳沃德值得一提。泽德利茨顶多只能说是一个小有才气的人物，而罗伯特·比尔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三次》目前正在《海陆漫游》[251]杂志上发表。那里正是他夸夸其谈的好地方。
（3）我要把您的那种攻击法叫做心理攻击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宁愿选择另一种方法。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自己在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注：引号里面的话是恩格斯从拉甫罗夫的文章中引用来的。——编者注］，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对于德国，由于虚伪的温情主义已经并且还在继续造成闻所未闻的危害，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它会被误解，会被歪曲为温情主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在最近期间），而且首先要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残余，恢复物质事实的历史权利。因此，我向这些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进攻时（也许在适当时候这样做），大概将采取下述方式：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52]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象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正确的，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的学说），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末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4）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由于这种区别，就有可能，如您所正确指出的，使
“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注：引号里面的话是恩格斯从拉甫罗夫的文章中引用来的。——编者注］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的结论的情况下，我从我自己的前提出发将作出下面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象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活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必得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末，“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生存斗争的含义在这里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的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科学家称心如意的。
（5）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想用相应的另一种措词来表述您的下面这个实质上完全正确的命题：
“为了便于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思想，最后能够……发展到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注：引号里面的话是恩格斯从拉甫罗夫的文章中引用来的。——编者注］
（6）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注：引号里面的话是恩格斯从拉甫罗夫的文章中引用来的。——编者注］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
11月17日
我再次被打扰了，现在又来写这封信，以便给您寄去。您可以看出，我的这些意见与其说是关于您的攻击的内容的，倒不如说是关于您的攻击的形式和方法的。我希望您会认为我的这些意见写得够清楚的。这些意见是我仓卒写成的，重读之后，本想把许多地方修改一下，但是又担心会把信改得紊乱难读。
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
注释：
[229]彼·拉·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发表在1875年9月15日《前进！》第17号上，没有署名。——第144、161页。
[247]1875年10月底至11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得尔堡，送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去上寄宿中学，白恩士在那里从1875年11月住到1877年3月。恩格斯同妻子在1875年11月6日返回伦敦。——第155、157、161页。
[250]这封信的基本内容和《自然辩证法》中的札记《为生活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652—653页）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第161页。
[251]罗伯特·比尔（罗·拜尔的笔名）的小说《三次》刊载在1875年10月至11月《海陆漫游》（《überLandundMeer》）周刊第4—8期上。——第162页。
[252]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omniumcontraomnes）是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的著作《论公民》的致读者序和《利维坦》第13—14章。——第16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187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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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巴门
1875年1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道夫：
可惜保尔［注：保·恩格斯。——编者注］从旅行中毫无收获，也许到明年能够好些。
上星期六我同妻子从海得尔堡回来了，我们去那里是送我们的小女孩［注：玛丽·艾伦·白恩士。——编者注］去上一年寄宿中等学校。[247]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大旅馆”喝了上等的上英格耳海姆酒；我当时就订购了几瓶，现在请你劳驾代我付给科伦“大旅馆”泰奥多尔·梅茨先生三十五塔勒＝一百零五马克，这笔钱记在我的账上。
科伦是一座怪事之城。举例来说，在大教堂和中央车站之间的路上，我碰到一位先生，他的样子和海尔曼［注：海·恩格斯。——编者注］一模一样。不过他的身材略为高些，白胡须多些，紧绷着脸儿。我本想等他的面孔一换成另外一种表情，就上去拥抱他，可惜白等。这件怪事发生在上星期五早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代我向玛蒂尔达［注：玛·恩格斯。——编者注］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弗里德里希
注释：
[247]1875年10月底至11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得尔堡，送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去上寄宿中学，白恩士在那里从1875年11月住到1877年3月。恩格斯同妻子在1875年11月6日返回伦敦。——第155、157、1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87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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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瑙
1875年1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鲍利：
昨天我在匆忙中忘了主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按印刷品给您寄去一包书，内有：
（1）三册《住宅问题》［注：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编者注］；
（2）《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3）《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包裹纸上有未收入小册子的第一篇文章的版样）[248]；
（4）《德国农民战争》；
（5）《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是我写的；
（6）《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我写的；
（7）《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是马克思写的（1851年）[249]。
希望这些都能寄到。
再一次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48]恩格斯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F．Engels．《SozialesausRuβland》．Leipzig，1875）包括专门写的导言和《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41—644和610—623页）。恩格斯这里指的“第一篇文章”是《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同上，第599—609页），它和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都是针对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的；这第四篇文章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36号和第37号上。——第157页。
[249]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在1852年。在这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领导人和积极活动家于1851年夏天被捕，被告人受了一年半的审前羁押。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是在1852年10月底至12月初写成的。1853年在巴塞尔和波士顿出版了该书的两种单行本，但是它们未能在德国发行。1875年上半年在莱比锡出版了该书的新的单行本。恩格斯寄给鲍利的显然是后面这种版本。——第15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87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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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瑙
1875年11月8日于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鲍利：
我们先后在宾根、科伦和多维尔过夜之后，上星期六［注：11月6日。——编者注］下午平安返回这里。[247]从宾根到科伦我们是按照您的建议乘轮船去的，而且毫不后悔。我们从奥斯坦德渡海时的情况，在这个季节中算是相当好的，但是我的妻子仍然有一段时间有点晕船。在多维尔，我们在“华登勋爵”旅馆过夜，记得在这家旅馆里，一位有六个女儿的英国老头有一次说过：“感谢上帝，这就是英国旅馆的舒适”；这种舒适就是好的卧具、糟糕的早餐和没擦净的皮鞋，为此向我们要了一小笔钱——十六先令，整整十六先令。
对于您和您的亲爱的夫人给予我们友好的招待并且答应对离家在外的彭普斯不时给些照应，我的妻子和我再次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殷切地期望，您不仅会在有机会的时候带鲍利夫人上我们这里来，而且每一次来伦敦时，不论事先通知与否，都会把我们家看作是自己的家。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47]1875年10月底至11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得尔堡，送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去上寄宿中学，白恩士在那里从1875年11月住到1877年3月。恩格斯同妻子在1875年11月6日返回伦敦。——第155、157、1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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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5年10月15日［于伦敦］
［注：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不过我认为，从法律的观点看来，印刷所的状况必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得到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并请一并说明：究竟有什么保证，可以做到一旦发生分裂时整个印刷所[243]不致被执行委员会中的拉萨尔多数派所攫取。
既然已经迁移了，所以我由此间接得出结论，购置专门厂房的计划已被放弃或者成为多余的了。这当然很好，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党来说，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把钱投入不动产。第一，把钱作为举办事业的资金可以使用得更好一些；第二，在德国，当有关政治事件的法规极不稳定时，根本无法预料，一旦出现剧烈的反动局面，不动产将会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在葡萄牙又有了报纸——《抗议报》。在那里尽管政府和资产阶级给运动造成很大的困难，但运动仍在向前推进。
在第104号上给马克思的《反蒲鲁东》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者同经济学家完全一样地给同盟定罪——加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注释，说这是指“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对此非常不满。[244]第一，当时除蒲鲁东本人外根本不存在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第二，马克思的论断适用于所有那时已经出现的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两人是例外，我们当时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只要他们谈到同盟！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欧文主义者和卡贝这样的法国人。因为法国没有联合权，所以在那里这个问题也就很少涉及到。但是，因为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有一种特定的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它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您可以看出，这个注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绝顶荒谬的。但是，对我们的人，至少是其中某一些人来说，似乎不可能在他们的文章里只限于写自己真正了解的东西。Ｋｚ、[245]辛马霍［注：卡·考茨基的笔名。——编者注］斯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所写的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内容的长得象绦虫一样的文章就是证明，这些人的经济学上的错误、各种荒谬观点以及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一无所知，都是彻底摧毁到现在为止德国运动在理论方面的优越地位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几乎要为这个注释发表一篇声明。
但是牢骚发够了。但愿对这种缺乏考虑的轻率的合并所寄予的种种期望能够实现；但愿能够使得拉萨尔派的群众抛弃对拉萨尔的迷信而正确理解他们的实际的阶级地位；但愿那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肯定不可避免的分裂能够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发生。但是要求我也相信这一切，这似乎太过分了。
如果不算德国和奥地利的话，我们应当最密切注意的国家就是俄国。那里也象我们这里一样，政府是运动的主要同盟者，但它是比我们的俾斯麦们、施梯伯们、特森多尔夫们要好得多的同盟者。现在可以说是执政党的俄国宫廷党，企图把1861年及以后数年的“新纪元”[246]时期所作的一切让步重新推翻，而且是使用地道的俄国手段。例如，现在又只许“上等阶层的子弟”上大学，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使其他一切人在中学毕业考试时不及格。仅仅在1873年这一年遭到这种命运的青年人就不下二万四千人，这些青年人一生的前途就因此被葬送了，因为甚至绝对禁止他们当小学教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虚无主义”在俄国的蔓延感到惊讶。要是瓦尔斯特（他是懂俄文的）愿意把在柏林由伯尔出版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一些小册子［注：显然，首先是指亚·柯舍列夫的小册子《我们的状况》和《论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编者注］加一加工，或者找一个很懂波兰文的人读读列姆堡的报纸（例如《波兰报》或《人民日报》），并且做一些有关的摘录，那末，《人民国家报》就可以在俄国问题上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报纸。看来下一场舞蹈很可能是在俄国开演。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德意志普鲁士帝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期间（而这是很可能的），那它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向您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衷心问候李卜克内西。
注释：
[243]显然指的是1872年爱森纳赫派建立的莱比锡联合印刷所。在1875年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以后，拉萨尔派占多数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印刷所实行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参看本卷第118和149页。——第153页。
[244]1875年9月8、10和15日的《人民国家报》第103、104和106号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维也纳的《平等报》（《Gleichheit》）转载了《卡尔·马克思论罢工和工人同盟》（《KarlMarxüberStrikesundArbeiter-Koalitionen》）一文。这篇发表时没有署名的文章，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最后一节（第2章第5节《罢工和工人同盟》）的德译文加上文章作者的前言和结束语。在1885年《哲学的贫困》再版时，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马克思书中的一个地方加了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4页）——第153页。
[245]在1875年《人民国家报》的许多号上（第55、68、82、91、92号）发表了署名Ｋｚ的文章（并见注192）。——第154页。
[246]恩格斯把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开始的改革时期比作普鲁士所谓“新纪元”的时期。
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从1861年即位为普鲁士国王）在1858年宣布了“自由主义的”方针，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被响亮地称作“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上台执政结束了“新纪元”。——第1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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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5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241]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迟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240]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这个形式的纲领[235]包括三个部分：
（1）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就共同的纲领达成协议，那就应当在纲领中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双方不一致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242]，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绝对正确的和唯一的良药。让别人把“铁的工资规律”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卡夫丁轭形门[236]，我们党就从这下面爬向神圣拉萨尔的赫赫声名；
（2）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注：见本卷第120页。——编者注］；
（3）向“现代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不知道其余的“要求”应当向谁提！），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4）一般的原理，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注：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谬论，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丢丑的。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纲领加以逐句研究，弄清每句话的真实含义，极其明确地指出荒诞无稽的地方，揭露出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例如，其中断言：劳动资料今天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似乎地主已经不存在了；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胡说“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过分自由了！），从而把我们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人选问题上所达到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是说，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们的人，三个是拉萨尔派！因此，在这里，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而是战败者，并且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处于少数地位。委员会[234]的活动，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也不是令人欣慰的：（1）决议没有把白拉克的和伯·贝克尔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两本著作包括在党的文献目录里；如果说这个决议撤销了，那末这与委员会无关，也与李卜克内西无关；[238]（2）禁止瓦耳泰希接受宗内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兰克福报》记者的建议。这是宗内曼亲自告诉路过那里的马克思的［注：见本卷第9页。——编者注］。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耳泰希对委员会不是嗤之以鼻而是唯命是从，不如说是这项决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委员会倒是应该设法使得象《法兰克福报》那样的报纸到处都只由我们的人替它服务。
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无疑是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注释：
[234]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谈到委员会时，指的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见注13）。——第147、152页。
[235]指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以及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见本卷第119—126页和第129—133页），都对这个略加修改便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草案作了评述和批判的分析。——第148、150、293页。
[236]公元前321年，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中击败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这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轭形门”的说法，意即遭到莫大的侮辱。——第148、150页。
[238]白拉克在1875年6月28日—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拉萨尔派三票对爱森纳赫派二票通过以下决议：从发表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党的文献目录中删去两本反拉萨尔主义的著作：威·白拉克《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W．Bracke．《DerLassalle’scheVorschlag》．Braunschweig，1873）和伯·贝克尔《斐迪南·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宣传的历史》1874年不伦瑞克版（B．Becker．《GeschichtederArbeiter-AgitationFerdinandLassalle’s》．Braunschweig，1874）。这两本书由威·白拉克出版社出版。在白拉克的坚决要求下，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这个决议被撤销。——第148、152页。
[240]指1877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见注300）。——第149、150页。
[241]倍倍尔1875年9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发表在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334—336页。——第150页。
[242]指1869年爱森纳赫纲领（见注207）的最后一条：
“三、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把下列各点作为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
……10．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第15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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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233]
不伦瑞克
1875年10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注：这一行字不知是谁写的。——编者注］
亲爱的白拉克：
我对您最近一些来信（最后一封是6月28日）回答迟了，第一是因为马克思和我有六个星期不在一起，他在卡尔斯巴德[3]，我在海边[2]，我在那里看不到《人民国家报》；第二是因为我想稍微等一下，看看新的合并和联合委员会[234]的实际情况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实行合并，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结果把事情全搞糟了。本来可以认为这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向对方说出来或表示出来。可是在那样搞了以后就得永远拿一个错误为另一个错误辩护。既然合并代表大会已经在腐朽的基础上召开了并且也四处宣扬了，他们就无论如何不愿意让它失败，从而不得不在本质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您说的完全对：这种合并本身包含着分裂的萌芽。如果以后垮掉的只是不可救药的狂热分子，而不是他们的所有拥护者，我将感到高兴，因为这些拥护者本来很干练，他们在良好教育下是可以成为有用的人的。这要取决于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条件。
这个经过最后修改的纲领[235]包括下面三个组成部分：
（1）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这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接受。如果两个派别实行合并，那末写入纲领的应该是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是有争论的东西。然而我们的人竟容许了这些，甘心情愿地通过了卡夫丁轭形门[236]；
（2）一系列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注：见本卷第120页。——编者注］；
（3）一些多半是从《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中抄来的本应是共产主义的命题，但是作了这样的修改，只要仔细一看，全都是些令人毛骨耸然的谬论。如果不懂得这些事物，那就不要触动它们，或者把它们从那些懂得这些事物的人那里逐句地抄下来。
幸而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在其中领会出它本来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任何一方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去公开分析这些奇怪的命题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实内容。这就使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同时，这些条文不能译成任何一种外文，除非硬写成明显的胡言乱语，或者是给它们掺进共产主义的含义，而后者是朋友和敌人都会做的。我自己在为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翻译这个纲领时就不得不这样做。[237]
就我所看到的委员会的活动来说，不是令人欣慰的。第一，攻击您的和伯·贝克尔的著作的事件；如果它没有实现，这与委员会无关。[238]第二，宗内曼（马克思在旅途中曾遇到他）说，他曾建议瓦耳泰希为《法兰克福报》撰稿，但是委员会禁止瓦耳泰希接受这个建议！［注：见本卷第9页。——编者注］这比书报检查制度还要厉害，我不明白瓦耳泰希怎么能容忍这种禁令。真蠢！他们倒是应该设法使得《法兰克福报》在德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人为它服务！最后，拉萨尔派的成员在建立柏林联合印刷所方面的行动，在我看来也不是很有诚意的：我们的人在莱比锡印刷所轻信地赋予了该委员会以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而柏林人却要在强迫之下才这样做[239]。不过，我对这方面的详情不十分了解。
委员会的活动很少，而且正象这几天曾在这里的卡·希尔施所说的，它只是作为通讯机关和问讯机关混日子，这倒也好。委员会的任何积极的干预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看来人们也感到了这一点。
同意在委员会中有三个拉萨尔分子，而只有两个是我们的人，这是何等的软弱！
总之，我们看来受了一点损失，虽然损失还是相当重的。我们希望，事情不再发展下去，同时希望，在拉萨尔派中间的宣传能起到作用。如果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240]以前情况不变，事情就会好转。不过，施梯伯和特森多尔夫将全力以赴地进行活动，到那时候就会看清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是些什么东西。
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入工作。他和我衷心问候您。有便时，请告诉我们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情况。莱比锡人同这件事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不向我们说明真相，而党的内部事情正是现在更加不公开了。
忠实于您的弗·恩·
注释：
[2]1875年大约从8月中旬至9月22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第5、144、147页。
[3]1875年8月15日至9月11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9月20日，他返回伦敦。——第5、141、147、272页。
[233]这封信的片断发表在弗·恩格斯《政治遗教。未发表的书信选》1920年柏林版（F．Engels．《PolitischesVermächtnis．AusunveröffentlichtenBriefen》．Berlin，1920）。——第147、305页。
[234]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谈到委员会时，指的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见注13）。——第147、152页。
[235]指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以及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见本卷第119—126页和第129—133页），都对这个略加修改便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草案作了评述和批判的分析。——第148、150、293页。
[236]公元前321年，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中击败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这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轭形门”的说法，意即遭到莫大的侮辱。——第148、150页。
[237]从霍·梅萨1875年7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梅萨在伦敦的时候（他于6月底离此前往巴黎），恩格斯向他读过哥达纲领。梅萨在信中请求恩格斯告知德国朋友们的近况、他们同拉萨尔派合并的情况以及关于哥达纲领的情况。梅萨打算把这些消息转告马德里的朋友们。——第148页。
[238]白拉克在1875年6月28日—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拉萨尔派三票对爱森纳赫派二票通过以下决议：从发表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党的文献目录中删去两本反拉萨尔主义的著作：威·白拉克《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W．Bracke．《DerLassalle’scheVorschlag》．Braunschweig，1873）和伯·贝克尔《斐迪南·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宣传的历史》1874年不伦瑞克版（B．Becker．《GeschichtederArbeiter-AgitationFerdinandLassalle’s》．Braunschweig，1874）。这两本书由威·白拉克出版社出版。在白拉克的坚决要求下，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这个决议被撤销。——第148、152页。
[239]根据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属于党的联合印刷所的决议，1875年6月成立了“柏林全德联合印刷所”。这个印刷所的管理委员会由过去的拉萨尔派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和亨·拉科夫组成。莱比锡的联合印刷所于1872年7月由爱森纳赫派建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实施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印刷所被关闭。——第149页。
[240]指1877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见注300）。——第149、15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10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5年10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您惠临我家时，我和妻子都不在，非常抱歉。
我从恩格斯那里拿来了这本《一群俄国人的若干意见》［注：见本卷第144页。——编者注］，您如允许，我在退回以前再给我的一个朋友看看。对这种幼稚之作不值得回答。
忠实于您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1875年9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丹第
1875年9月27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伊曼特：
我很高兴，终于又得到了你的信息。
我刚刚又从卡尔斯巴德治病回来。治疗对我很有帮助，但也是我不知道给我寄来的那篇文章的原因。[231]我猜想，文章的作者是巴里，一位非常热忱的苏格兰党内同志。《弗雷泽杂志》（埃卡留斯、黑尔斯、莫特斯赫德和荣克对它都出过力，这些家伙如今十分尴尬）上的文章出自一个蹩脚的女小说家贝瑟姆－爱德华兹女士[225]，例如，她说我的驳斥蒲鲁东的著作［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是《资本论》中篇幅不大的一章［注：见本卷第140页。——编者注］。
《资本论》法文版（对最后三册我作了特别大的修改）的排印经常被法国政府中断。半年多以前就已经排好的最后三册，据说现在终于可以出书了。我收到这几册后，立即给你寄去。
考布和卡·希尔施博士已从巴黎来到这里几天，他们告诉我，我们的老朋友席利（他还住在原址：圣昆廷路4号）境况不佳：起先在多年内他同妻子不和，损坏了身体，又失去了大部分德国委托人，因为在灾祸以后这些人不得不离开巴黎[232]，他变得忧郁，仇视法国人，有些守旧。他本来或许可以在斯特拉斯堡过得不错，但是他自尊心太强（这是正当的），不愿去央求普鲁士人。
我发现，由于几十亿进款[39]造成的结果，甚至在德国的庸人中间也有很大的觉醒。
我们全家向你衷心问好。请你尽快再来信。
祝好。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39]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失败以后，根据和约的条款，在1871—1873年间付给德国五十亿法郎的赔款。——第22、146页。
[231]马克思这封信是对伊曼特1875年9月25日来信的答复。伊曼特当时住在丹第市（苏格兰），他在信中写道：“你从附去的文章可以看出，《丹第通讯》（《DundeeAdvertiser》）有一位撰稿人是你的很好的朋友。我今天早上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奇怪，我不清楚它是从哪里来的。”——第145页。
[232]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许多住在巴黎的德国人不得不离开那里。——第14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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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5年9月24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我在兰兹格特度过了几个星期[2]，从那里回来后，见到了您20日的来信，此外还有我不在的时候收到的一大堆书报等等。我首先得把它们整理好并尽快地阅读您在《前进！》上发表的文章[229]，那时我才有可能告诉您，在社会主义对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的态度方面，我们的观点有哪些一致的地方和哪些分歧的地方。如果您在最近几天内收不到我的回信，那就请原谅我，因为我得写许多信并处理其他积压很久的事情，原因是一个月来我只能做一些非做不可和迫切需要的事情。
我不知道您提到的小册子[230]。如果您在几天内把它寄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您。
我们在葡萄牙又有了报纸：里斯本的《抗议报》，它已经出了六期（每周出一次）；编辑部——本福尔莫索街110号三楼，办事处——耶稣坟大街（！）69号三楼。我还没有翻阅已经收到的四期。
请向斯米尔诺夫夫妇［注：瓦·尼·斯米尔诺夫和他的妻子罗·赫·伊德尔松。——编者注］转致我的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1875年大约从8月中旬至9月22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第5、144、147页。
[229]彼·拉·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发表在1875年9月15日《前进！》第17号上，没有署名。——第144、161页。
[230]指的是在布鲁塞尔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一群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小册子的若干意见》（《Quelquesmotsd’ungroupesocialisterévolutιonnairerusseàproposdelabrochure:AlliancedelaDémocratiesocialisteet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
关于这本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小册子，拉甫罗夫在1875年9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您想必已经看见了一本小册子，那是涅恰也夫的拥护者在布鲁塞尔匿名出版的，可以说是答复关于同盟的小册子的。然而，无论是这一群人本身或者是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任何意义。”
9月底或10月初拉甫罗夫把这本小册子寄给了恩格斯。见马克思1875年10月8日给拉甫罗夫的信（本卷第146页）。——第14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舒马赫(187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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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舒马赫
察尔赫林
1875年9月21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阁下：
您6月27日的来信按时收到了，但是书[227]比这迟得多，是在我已经离开伦敦去卡尔斯巴德治病以后寄到的。所以我回信迟了。我昨天才回来。
很感谢您来信和寄来杜能著作的第一卷；然而我还要十分不客气地请您把您所推荐的杜能的传记[228]也给我寄来。如果您还没有《资本论》［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编者注］第二版，我非常乐意给您寄去。
我向来认为杜能在德国经济学家当中几乎是一个例外，因为独立的、客观的研究者在他们中间十分少见。
如果我们关于“工资”问题的观点不存在重大分歧的话，我是会完全赞成您的整个前言的。杜能和您本人把工资看作是实际经济关系的直接表现，我则把工资看作是外表形式，它掩盖着同自身表现有本质区别的内容。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227]约·亨·杜能《闭塞国家条件下的农业和国民经济学》1875年柏林第3版第1部（J．H．Thünen．《DerisolirteStaatinBeziehungaufLandwirthschaftundNationalökonomie》，TheilI．3．Aufl．，Berlin，1875J．H．Thünen．《DerisolirteStaatinBeziehungaufLandwirthschaftundNationalökonomie》，TheilI．3．Aufl．，Berlin，1875）。该书附有出版者海·舒马赫写的前言。——第143页。
[228]海·舒马赫《约翰·亨利希·冯·杜能。研究者的一生》1868年罗斯托克版（H．Schumacher．《JohannHeinrichvonThünen．EinForscherleben》．Rostock，1868）。——第14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875年9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拉格
1875年9月9日于卡尔斯巴德“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朋友：
我将在星期六（11日）三点五十七分动身，八点五十分到达布拉格国家铁路车站。
我单独一人，没有旅伴［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因此只需要一间卧室。
收到《布拉格旅行指南》，感谢之至。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875年9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拉格
1875年9月6日于卡尔斯巴德“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朋友：
上周给您去信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由此推断，您不在布拉格。因此星期六（9月11日）我将不经过布拉格，而经过法兰克福直接回去。
再见。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87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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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拉格
1875年9月1日于卡尔斯巴德“日耳曼尼亚”
［注：“日耳曼尼亚”是卡尔斯巴德（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的一家旅馆。——编者注］
亲爱的朋友：
您上月12日的信是在我已经动身到这里来[3]之后才寄到伦敦的。这封信使我非常感兴趣。下一周的星期六（就是说不是本星期六，而是下星期六）［注：9月11日。——编者注］，我将从这里经过布拉格回去，以便同您欢聚。但是由于还有急事，我顶多只能停留两天。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3]1875年8月15日至9月11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9月20日，他返回伦敦。——第5、141、147、27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玛蒂尔达·贝瑟姆－爱德华兹(1875年7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玛蒂尔达·贝瑟姆－爱德华兹
［注：这封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发表的不是全文。这里我们根据我国保存的手稿全文译出发表。原文是英文。——译者注］
伦敦
1875年7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先生：
在您写的《国际工人协会》[225]一文中，有事实错误，对其中一些错误，我想提起您的注意。不过，在此之前，请允许我对您的下述论断表示惊讶：
“我们认为，这一著作〈《资本论》〉的节译本应该马上发表。”
我保留有翻译权，而且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有版权协定。因此，未经我事先准许，我当然要阻止任何这类删节本的发行。删节给译者（traduttore）变为背叛者（traditore）提供了特别方便的条件。校订在巴黎分册出版的未经删节的法译本，比我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
我估计您认识译者，并且我很希望避免一场诉讼的麻烦，所以不揣冒昧，将此事写信告诉您。
至于您文章中存在的事实错误，我只谈几点。
您写道：
“《资本论》是在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的概论发表后不久问世的，马克思在标题为《哲学的贫困》的篇幅不大的一章中答复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章”，等等。
针对蒲鲁东的大部头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我用法文写了一本小册子《哲学的贫困》来回答。这本小册子发表于1847年，而《资本论》则是在二十年之后即1867年才发表。我推测，您是被弗里布尔的一本最不可信的关于“国际”的著作导入谬误。
您在全文引用章程的导言和国际成立宣言的一些段落时，却不知道实际上是在援引我写的著作，您在转引一篇没有署名和没有日期的宣言时，却说，“这些论述一定是出自马克思博士本人的手笔”。可惜并非如此。我在《弗雷泽杂志》上读到这篇宣言以前，从未见过它。它显然是我的一个拥护者写的，但是，同时，它包含着一些不明确的用语，我不愿意别人把这些用语说成是我写的。
马志尼和布朗基同国际总委员会从来没有过任何“通信”。国际建立时，有一些意大利工人——马志尼的追随者和马志尼的代理人一个名叫沃尔弗的少校（在巴黎公社时期发现的文件，证明他已经是一个领取波拿巴警察局长的定期津贴的警探）成了总委员会的成员。沃尔弗提出了众所周知的由马志尼写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因为两个文件都被拒绝，而我所草拟的被接受，所以不久之后，马志尼就嗾使他的追随者退出了总委员会，此后，马志尼一直到死都是国际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奥尔西尼（意大利爱国者的兄弟）从未出席过总委员会的会议，他从未在那里作过关于什么问题的任何报告——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他只是就他在美国的活动和我有过私人通信。
波特尔从来就不是“国际”的会员，卡勒斯没有出席过巴塞尔代表大会[226]，等等。
先生，我荣幸地向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注释：
[225]玛·贝瑟姆-爱德华兹《国际工人协会》一文刊登在1875年7—9月《弗雷泽杂志》第67—69期上，没有署名。——第139、145页。
[226]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于1869年9月6—11日召开。——第14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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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5年6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前天在您那里的时候，我忘了告诉您一件重要消息，这可能是您还不知道的。柏林生理学家特劳白制造成功了人造细胞[224]。当然这还不是天然细胞：它们里面没有核。
把胶体溶液例如动物胶和硫酸铜等等混合起来，就能产生可以通过内渗而使之生长的带膜的球体。总之，膜的形成和细胞的生长已经超出了假设的范围！这是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正是时候，因为赫尔姆霍茨和其他人已经打算宣布一种荒谬的学说，胡说地球上生命的胚胎是从月亮上现成地掉下来的，即它们是靠陨石带到我们这里来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641—642页。——编者注］我不能容忍这种到另外一个天体上去找答案的说法。
商业危机日益加剧。现在一切取决于将从亚洲特别是东印度市场来的消息，那些市场多少年来已经日益饱和。在某种条件（而这种条件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下，彻底破产的到来也许还可能拖延到秋天。
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
问候诺埃尔夫妇［注：瓦·尼·斯米尔诺夫和他的妻子罗·赫·伊德尔松的化名。——编者注］。
您的卡·马·
注释：
[224]特劳白的人造细胞是一种无机构成，它是活细胞的模型，能够进行新陈代谢和生长，可以用来研究生命现象的某些方面；这是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摩·特劳白用混合胶体溶液的办法制成的。1874年9月23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布勒斯劳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劳白宣布了自己的试验。从这封信和其他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特劳白的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88、646—647、667页，本卷第229页）。——第13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阿·古皮(1875年6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阿·古皮
曼彻斯特
［草稿］
1875年6月14日［于伦敦］
阁下：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生平只见过您一次。因此您来信要我保证给您一百英镑，使我不免有些吃惊。无论如何我得预先告诉您，我不能为任何人提供任何保证。
至于杜邦的孩子们，我在他动身以前就直截了当对他说过，如果他要去美国而把他们留在英国，那就由他自己负责；我已经给了他一百多英镑以供抚养和教育孩子们，不可能再给钱了，因此他决不要指望得到我的帮助。我对您也只能把这番话再说一遍。我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不可能再作更多的接济。阁下，请接受我的敬意。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帕特里克·约翰·科耳曼(187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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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帕特里克·约翰·科耳曼[223]
伦敦
［草稿］
1875年5月20日［于伦敦］
至于您的请求，遗憾的是我现在没有可能给任何人作保。我这样做过一次，那一次的经验使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如果我有力量在别的方面给您一些帮助，我将乐于这样做，但是目前我毫无给您效劳的可能。
［恩格斯后来在科耳曼的信封上作的注］
科耳曼，1875年。国际时期的麦克唐奈拥护者。
注释：
[223]这封信是恩格斯对科耳曼1875年5月19日来信的答复的草稿。恩格斯的答复写在科耳曼来信的最后一页上面。科耳曼在来信中说，他决定从事商业，并请求恩格斯当他的保证人。——第13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87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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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尚克林
1875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你的病使我们大家深感不安，但愿服用了蓖麻油和随着天气好转已经痊愈。
恩格斯建议同他一道去尚克林，这正合我的心意，为了你我也认为自己到那里去是适宜的；但是我不愿意他因为我而耽搁，另一方面，也不愿意他使我的行动自由受约束，从而使他自己和我都感到烦恼。因为我在等待巴黎寄来最后几个印张的校样，如果由于我不在而使本来就拖延了很久的最后几册［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编者注］的出版再拖下去，我将感到不安。这回我接连收到拉沙特尔两封信，他目前在斐维（瑞士）。这个蠢货表示对最后几册极为满意，因为它们通俗易懂，就是说连他也懂。我过去没有回答他从布鲁塞尔寄来的表示不满的信件，我现在当然也不会去回答他的废话。
关于李卜克内西—哈赛尔曼的拙劣作品的通告我已经寄出（现在已经在白拉克手里），这是一本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我也给柏林的施拉姆先生写去了他请求我作的那些说明［注：见本卷第133页。——编者注］。此外，我断然拒绝给《独立报》［注：《比利时独立报》。——编者注］的先生们编辑的刊物撰写任何稿件，这使维耳布罗尔感到不快。由于维耳布罗尔的缘故，我对此感到遗憾，然而这仍然是一个荒谬的建议！[222]
家中一切如常。看来，好天气对小燕妮有好处。使她很满意的是，洛尔米埃大娘不留情面地责备龙格搞了一堆无用的“法国式”家具。拉法格的生意看来正在走上轨道。[41]
今天我呆在家里：琳蘅和杜西进城去了，她们约定在家具拍卖场同小燕妮见面。
我们的小花园已披上了悦目的绿装。
星期五［注：5月7日。——编者注］洛帕廷突然来了。星期六他已经到哈斯廷斯去了，要在那里住几个月。他说，在巴黎他无法工作，因为住所里俄国客人总是来往不断。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卡尔
代我向莉希夫人问好。
注释：
[41]保·拉法格1872年迁居伦敦以后不久，就与别人合伙开设了一家石印和刻版小工场。——第23、136、469页。
[222]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在1875年3月29日和4月25日的信中请马克思给他在布鲁塞尔筹办的社会主义周刊《社会改革》（《LaRéformesociale》）撰稿。——第13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187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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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敦
1875年5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不知道昨天是怎么想的，竟同您的意见相反，断言teutsch［注：德意志的。——编者注］一词的写法是完全现代的。其实，写法不是现代的，而是现代才赋予它以重要意义。在整个中古高地德意志语中，是用tiutsch，甚至主要是用tiusch（例如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同时也使用diutisch（例如《安诺之歌》[221]）。在十六世纪又主要使用teutsch（例如路德，乌尔利希·冯·胡登）。相反，在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中总是出现diutisk，diotisk；我甚至认为，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更古的形式：thiodisk，theotisk。
整个问题在于：哥特语、古代诺曼语、盎格鲁萨克逊语、古代萨克逊语、古代下法兰克语的th（t），后来在萨克逊和法兰克方言中通过磨擦或磨损而演变为ｄ；在高地德意志语中，通过辅音音变，它也演变为ｄ（因此，一切在英语中由th开头的词，无论在高地德意志语或是低地德意志语中，包括荷兰语，都是由ｄ开头）。看来违反所有规则的这种对应，使十三世纪的高地德意志语作家——在涉及到民族本身的称呼这样重要的词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倾向，要用Ｔ来重新恢复由辅音音变而引起的似乎正确的区别，从而就去伪造语言。到了路德时代，所有这一切和词本身的起源一样，都被完全忘却了。相反，从文艺复兴起直到雅科布·格林，都把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名称Teutones，Tuisto等等当作词源基础来使用。
我如果不向您这样更正我昨天的说法，我的语言学的良心会使我不安。一般地说，夜间两点钟以后是不应该谈论比较语言学的。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21]《安诺之歌》是一个不知名的中世纪诗人于十一世纪末叶用中古高地德意志语写的诗。这首诗颂扬科伦大主教安诺。——第13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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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5年5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刚刚收到一个商人［注：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编者注］（至少在人们和警察心目中是不问政治的十分诚实的人）从柏林寄来的信，他请求我对《资本论》的若干地方加以说明。我立即答复了他，并利用这个机会为您的俄国来信向他要一个可靠地址。我的信今天就寄出。
您的卡尔·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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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218]
不伦瑞克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列批评意见，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注：信的开头注明：“注意。信稿必须退回到您手中，以便在必要时我可以使用它。”——编者注］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规定的工作时间。所以，写这么多张纸，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些意见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215]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208]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
此外，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207]，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219]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220]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况且，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非常糟糕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把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地址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去。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207]指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第一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第119、130页。
[208]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的。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120、130页。
[215]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的话，该书第一部于1873年在日内瓦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摘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55—708页）。——第124、130页。
[218]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是随着马克思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这一著作寄去的附信，这一著作以《哥达纲领批判》的名称载入史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5—35页）。马克思在这本科学共产主义经典著作中，对1875年3月7日在《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见注206）。马克思给白拉克的信由恩格斯于1891年第一次把它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发表在《新时代》（《NeueZeit》）杂志上。——第129页。
[219]威廉·李卜克内西1875年4月21日写信答复恩格斯说：“拉萨尔派事先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一些特别糟糕的条文是带着有约束力的委托书来的。我们的（以及对方的）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第130页。
[220]最初宣布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于1875年5月23—25日召开，拉萨尔派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召开，而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于5月25—27日召开。实际上合并代表大会于5月22—27日召开，而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和拉萨尔派代表大会是在合并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第1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187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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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巴门
1875年3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道夫：
你的来信以及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并且按照这些信件记了账。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使我十分满意，我对你非常感谢。
今天给你写信要谈的是另一件事情。前天晚上小亨利希·欧门从曼彻斯特突然来我这里，谈到下述情况。
哥特弗利德·欧门打算再过两年就摆脱业务，并且真的让彼得·欧门叫他的女婿、玛蒂尔达的丈夫、学校教师罗比作为股东到公司做事。诚然，他在罗比来了两个星期之后，就感到后悔了，原来这个被吹嘘为门门在行、办过学校和天晓得还做过什么事的罗比，对业务一窍不通。但是哥特弗利德在这件事情上陷得很深，已经无法挽回了。尽管罗比只会研究银行账目和《泰晤士报》，而哥特弗利德却想使罗比（如今是自己的侄婿）成为一名股金几乎相当于三个侄子侄孙（亨利希、他的兄弟弗兰茨以及弗兰茨的儿子弗兰茨）加在一起那样多的大股东。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罗比曾经在基金学校事务委员会中谋得一个很好的差事，——这是格莱斯顿几年以前设立的一个政府委员会，目的是调查和消除在使用拨给学校的非常可观的基金方面的至少是某些最令人吃惊的舞弊行为；他是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但是迪斯累里执政后在议会中通过了一项议案，解散了这个委员会，把它没有完成的事务转交给慈善事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保守党政府设立的，比较倾向于仅仅审查为数不大的舞弊行为。[217]于是我们的罗比就失去了自己的肥缺，而在彼得的帮助下打了一个极妙的主意——当工厂主。
为此目的，哥特弗利德自己同罗比和三个侄子侄孙三方订立了一个合同，该合同实际上规定三个侄子侄孙在十四年内为保障罗比先生得到五千英镑的预期收入而工作，而他们三人自己的所得则将大约仅仅略多一些。
虽然两个弗兰茨签了字，可是亨利希还没有签字，这就使其他两人不得已时也会改变主意；亨利希认为，如果他亨利希不签字而找出另外一种办法，他的兄弟弗兰茨也会这样做。
他请求我向您打听，您是否愿意同他以及他的兄弟弗兰茨一起，继续经营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并利用它已经享有的声誉；如果象目前这里常常做的那样，把公司变成两合公司的话（那时公司可以称为欧门—恩格斯有限公司），您可以干脆同他们合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确定，谁是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来担保的股东（拿破仑法典所说的保证人）——此地在这方面的法律几乎和拿破仑法典一样。至于资金，他说只要您同意，他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立即筹集起来，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因为在1870—1873年这些好年头之后，郎卡郡的钱又多得不得了，人们不知道该把它投放到那里去。
我告诉他，您恐怕不易答应，您本来事情就够多的，两合公司对于您未必合适，至于原来的贸易公司，您单是由于一个原因大概也不会同意，因为这可能要求你们有一个人搬到曼彻斯特去，而这对于您是不合适的，此外您也难以在曼彻斯特筹集款项来创立公司。简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相当慎重的。
但是问题仍然在于，通过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还可以赚一笔钱，如果使用新机器就更能赚钱，因为新机器很快就会便宜起来。
亨利希很懂得精纺和并合，此外他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这无论如何是他的品行的一定保证。弗兰茨很懂得漂白、做纱锭，而且还是梳理、织物印花和丝光细纱方面的专家。此外，亨利希说，弗兰茨已成了一个精明的商人，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因为他具备这方面的一切素质。总之，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加在一起总比哥特弗利德更为可取。如果您愿意采纳这个方案的话，亨利希·欧门立即会到您那里去，您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个人，并且更确切地向他了解他的计划的细节。
一句话，请您考虑这件事并把您的决定尽快告诉我；看来，亨利希不可能拖延很长时间不对哥特弗利德做出最后决定。
衷心问候玛蒂尔达［注：玛·恩格斯。——编者注］、孩子们和你自己。
你的弗里德里希
莱茵的恩格斯们真可恶透了：我是因为相信那许许多多答应迅速付款的保证，才办理了各种业务，而现在却弄得进退两难。
注释：
[217]基金学校事务委员会（EndowedSchoolscommission）于1869年成立，1874年和慈善事业委员会（Charitycommission）合并。——第12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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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206]
茨威考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207]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注：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象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208]携手合作了这么多年呢？《人民国家报》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1到5和1到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209]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210]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1869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象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1870年至1871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象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211]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212]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213]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象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象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这种组织。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214]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215]在人们的想象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象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象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216]，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直率地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注释：
[206]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同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1875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是指定给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领导的）中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中（《AusmeinemLeben》，Teil，Ⅱ，Stuttgart，1911）。——第119页。
[207]指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第一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第119、130页。
[208]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的。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120、130页。
[209]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120页。
[210]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121页。
[211]斐·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页（F．Lassalle．《Arbeiterlesebuch》．FrankfurtamMain，1863，S．5）。拉萨尔在这一页上援引了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这是他在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OffnesAntwortschreibenandasCentral-ComitézurBerufungeinesAllgemeinenDeutschenArbeitercongresseszuLeipzig》．Zürich，1863，S．15—16）上的提法。——第122页。
[212]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122页。
[213]威廉·白拉克1873年在他的著作《拉萨尔的建议。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批判了《社会民主工党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的第十条。爱森纳赫纲领的这一条写道：“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白拉克要求“用明确的社会主义的、适合阶级运动的条文来代替纲领中的有关条文”。——第122页。
[214]指《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123页。
[215]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的话，该书第一部于1873年在日内瓦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摘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55—708页）。——第124、130页。
[216]威廉·白拉克在1875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由李卜克内西和盖布签署的准备提交‘合并代表大会’的纲领迫使我写这一封信。这一纲领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倍倍尔的意见也是这样。”白拉克特别反对接受关于要求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这一条。“拉萨尔派公然把这一条提出作为联合的必要条件，而我们的代表，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和盖布，为了合并竟表示同意。他们为了‘实现’合并，抛弃了自己的信念，而赞同他们确信是荒谬的东西……由于倍倍尔看来已决心进行斗争，我觉得至少必须尽力支持他。但是在这之前我很希望知道，您和马克思对于这件事的意见如何。您们的经验比我成熟，您们看得比我清楚。”——第12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海尔曼·朗姆(187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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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海尔曼·朗姆[205]
莱比锡
［内容摘记］
［1875年3月18日于伦敦］
3月18日答复。可能，我出一千塔勒，但是要取决于我无法控制的情况。我将尽快地回过头来办这件事。［注：在这个摘记前面删去了下面一段话：“1875年3月16日答复。表示当我一有了现钱就提供一千塔勒；和其他捐献人的条件一样；但是我保留在代表大会后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利。因此，如果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主要是拉萨尔主义的纲领和选出主要是拉萨尔主义的领导的话，我将毫不受约束。”——编者注］
注释：
[205]这封信是恩格斯对于海·朗姆1875年2月7日来信的答复的摘记。朗姆在来信中通知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打算在莱比锡为党的印刷所买一块房基地，并请求恩格斯参加筹集必要的经费。恩格斯在1875年10月15日给倍倍尔的信中也谈到关于为印刷所买一块新的房基地的计划（见本卷第152—153页）。——第11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5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今天给您寄去德文版［注：《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编者注］的一卷本（我手头再没有分册的了）和法文版的前六册。法文版中有很多修订和补充（例如，见第6册第222页，驳斥约·斯·穆勒，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怀着最良好的愿望，甚至在他们好象已经掌握真理的时候，也是本能地沿着错误道路走的[200]）。但是法文版中最重要的修订，是在尚未出版的各部分里面，即在关于积累的几章里面。
承蒙寄送刊物，感谢之至。我最感兴趣的，是“祖国情况”栏[201]内的文章。如果有时间，我真想从这些文章中选摘一些提供给《人民国家报》。“不是我们的”是些杰出的人。我猜想，我们的朋友洛帕廷同这篇文章有某种关系。[202]
从圣彼得堡给我寄出了一大包书和官方出版物，但是这一包东西被窃走了，大概是俄国政府干的。那里面有《俄国农业和农业生产率委员会》和《关于赋税问题》的报告[203]，这是第二卷[204]中我研究俄国土地所有制等等的那一章所绝对必需的东西。
从卡尔斯巴德疗养回来以后[26]，我的身体好多了，但我还是不得不大大限制自己的工作时间，此外，我回伦敦后感冒了，这使我一直不舒服。
天气好转时，我去看您。
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26]马克思第一次在卡尔斯巴德疗养是1874年8月19日至9月21日；他在1874年10月3日左右返回伦敦。——第15、118页。
[200]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117页。
[201]“祖国情况”是彼·拉·拉甫罗夫出版的《前进！》杂志的专栏；这个专栏刊登俄国通讯。——第118页。
[202]在1874年伦敦出版的《前进！》杂志第三卷上，在“祖国情况”栏内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伊尔库茨克通讯，注明日期为1874年2月；这篇通讯的作者是格·亚·洛帕廷。洛帕廷在文章中描述了他在西伯利亚接触到的一群称为“不是我们的”教派信徒。这些教派信徒否认上帝、政府当局、财产、家庭、所有一切现存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对于俄国现存的制度表示强烈的抗议。——第118页。
[203]《钦设俄国农业和农业生产率现状调查委员会报告。附录1—5》1873年圣彼得堡版（《Докдадвысочйшеучрежденнойкомиссиидля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нынешнегоположениясельскогохозяйстваисельской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вРоссии.ⅡриложенияⅠ—Ⅴ》.С.-Петербург,1873）。《钦设赋税制度审订委员会报告书》1872—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22卷第1—3册（《Трудыкомиссиивысочайшеучрежденнойдляпересмотрасистемыподатейисборов》.Т.ⅩⅩⅡ，ч.Ⅰ—Ⅲ，С.-Петербург，1872—1873）。——第118页。
[204]马克思在写作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更改这一著作的计划和结构。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起，马克思打算把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付印并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第116、118、169、332、392、42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1875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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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197]
巴黎
［1875年2月3日于伦敦］
看来，波拿巴派先生们终于吓倒了奥尔良派，后者现在匆促地照自己的样式给你们搞出一个共和制。[198]但是我认为，这种共和制一旦建立起来，它也就会使奥尔良派的阴谋破产，推翻地主统治[199]并将循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注释：
[197]这里发表的片段，是根据慕尼黑古董商埃·希尔什1899年9月9日给帕本海姆的信中所引用的马克思书信刊印的。——第117页。
[198]1875年1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开始讨论《关于社会权力机关组织法》草案，这是1875年宪法的组成部分。1月29—30日在讨论该法案的修正案时，决定了关于法国国家制度性质的根本问题。1月30日经过决定性的表决，在宪法文本中间接承认，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制度为共和制。——第117页。
[199]马克思这样称呼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在所谓的“地主议会”存在期间在法国建立的反动的政治制度。
“地主议会”、“乡绅会议”是1871年2月召开的法国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成员多半是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大多数议员（六百三十名议员中的四百三十名）是保皇党人。——第11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875年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布鲁塞尔
1875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今天我把手稿［注：《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稿。——编者注］的最后部分寄往巴黎，不包括跋以及目录和勘误表，这些只有当我拿到尚未出版的各册的时候才能编成。
同意您的意见，最后几册最好一起出版，但是这仍不能成为拉羽尔先生三个月以前停止排印的理由。（他甚至连第三十四册和第三十五册的校样还没有寄来）。我还有很多其他工作：我的德文版出版者［注：奥·迈斯纳。——编者注］，同样还有俄文版出版者[196]，连续不断地给我来信，要我开始第二卷的定稿工作[204]。所以，如果拉羽尔先生不排印，不给我随排随寄校样，而是一味拖延，那末他将对可能由此产生的再一次的延迟和中断承担责任。请您把您的意见告诉他，我不愿再给这位先生写信了。
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96]《资本论》俄文版出版者是尼·彼·波利亚科夫。从1868年9月起，尼·弗·丹尼尔逊代表他和马克思通信。——第116页。
[204]马克思在写作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更改这一著作的计划和结构。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起，马克思打算把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付印并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第116、118、169、332、392、42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87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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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拉格
1875年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回信迟了，请原谅。我的工作太忙，今天才改完《资本论》尚未出版的各册的译文（法文）[194]。只要全书一出版，我立即给您寄去；我在书中作了很多修订和补充，尤其是法文版的最后几部分。
您寄的野鸡和肝已及时收到，并在这里受到了真正热烈的欢迎。
您在来信中提到的柏林报纸，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是我在这里的一个学生给该报寄去了自己的通讯稿，而我事前并不知道。[195]
我对您还有一项请求。医生禁止我吸烟不用烟嘴。所以我想替自己和我在此地的朋友们弄到二百个那种我在卡尔斯巴德看见过的烟嘴，这种烟嘴在吸过一支雪茄烟以后，如果不再需要就可以丢掉；此地没有这种烟嘴。但是，请注意，这是一项商业上的委托；如果您完成这项委托，就必须告诉我花了多少钱，否则的话，我就不便向您提出这类请求。
我的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向您致最衷心的问候。她同库格曼的夫人和女儿通信，不久前收到了她们的来信。
您最近若给我写信，请告知波希米亚的详细情况。
我高兴地等着在这里见到您。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94]《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由约·鲁瓦译出。马克思对译文作了重大修改，对原文作了大量的修订和补充。因此马克思认为，法文版和德文原版同样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此后第一卷的德文、俄文和其他文字的版本均参照法文版作了修订。
法国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莫·拉沙特尔承担了该书的出版事宜。这本书在巴黎拉羽尔印刷所印刷。按照马克思和拉沙特尔签订的合同，《资本论》应当分册出版，总共四十四册，每册一个印张。每两册同时印刷，但是每套五册一次出售，这样总共九套。全书在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期间问世。
《资本论》的法文译本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开始的政治反动的条件下出版的。1875年年中，法国政府把拉沙特尔在巴黎的出版社的法律权利转给了反动分子凯，这个人千方百计地拖延该书的印刷并阻挠该书的发行。《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在法国和其他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115页。
[195]奥本海姆在1874年12月2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从柏林按期给他寄来英文的《国际报》（《InternationalGazette》）。奥本海姆推测，该报通讯员从伦敦寄来的文章是马克思写的。——第11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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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5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注：图书馆（英语：《library》）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者注］：
现寄上跋和勘误表［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你一定要把我在这份没有页码的清样上面所标明的错误补充到勘误表上去；现在把它按印刷品给你寄去。今后遇到这种情况，首要条件是：清样要在《人民国家报》上刊出以前送给我。请你对跋作仔细校对。你的勒里希想得倒好，以为我有空闲。其实他是要我给他写一本关于德国国外的狩猎法的书。若有时间，我一点也不反对。但是本来我就觉得一天十二个小时还不够用。
衷心问候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摩尔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5年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5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新年好！
明后天我给你寄去跋和勘误表[190]。
由于时间不够，名词解释大部分我都没有过目。我只注意到一个地方：《Fleursdelys》［注：“百合花”。——编者注］，这是针对弗略里说的，指的是在法国旧制度下打在重刑犯人身上的烙印。[191]
关于银行的文章非常糟糕[192]。也不应该把基尔希曼的无稽之谈登到《人民国家报》上。[193]
衷心问候你的全家。
你的卡·马·
注释：
[190]指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1874年10月28日至12月18日《人民国家报》的十三号报纸上全文转载了该书。1875年1月20日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7号和第8号报纸上，转载了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第四篇附录，作为上书的补遗。《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跋（注明“1875年1月8日于伦敦”），发表在1875年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0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第14卷第726—734页；第18卷第624—627页）。1875年上半年在莱比锡还出版了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新的单行本。——第113页。
[191]1874年12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140号上在给《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四章所加的编者注中，对这个法语词作了不正确的解释；1875年1月20日《人民国家报》第7号发表补遗时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加了更正的注。——第113页。
[192]1874年12月2日和16日《人民国家报》第140号和第146号上，刊登了署名ｋｚ的长篇文章。文章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银行法草案》，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国家银行，或国家同资本的联盟》。——第113页。
[193]1874年12月23日《人民国家报》第149号，在“政治评论”栏刊登了一篇短评《文化斗争和议会制度》，其中大段地摘录了尤·基尔希曼的《关于议会辩论》这本小册子。——第11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80年9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80年9月13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伯林顿街7号
亲爱的摩尔：
附上李·［注：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寄来的信。我写信告诉他，如果最近几天内我不给他发出相反的通知，那么，从下星期天（9月19日）起我们又会在伦敦[187]，并等着他们（他和倍·［注：倍倍尔。——编者注］）。[188]因此你若遇到阻碍，就请通知我。
8月29日从这里发出一张明信片，寄到兰兹格特[189]你的住处，我还没有收到回信，明信片也许根本就没寄到。拉法格昨天写信给我，说你今天返回伦敦。
我们于本周末回来。这里从前天起开始下雨，而在这以前天气很好。
祝你的夫人健康好转。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穆尔和博伊斯特也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注释：
[187]1880年8月中到9月19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和布里德林顿码头休养。——第110、424、429页。
[188]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80年9月下旬在伦敦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奥古斯特·倍倍尔没有能够如原来打算的那样，一同到伦敦去。1880年9月22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非常想来和您们见面，但是这次又不成了；……”倍倍尔于同年在伦敦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时间大约是1880年12月9日至16日。在两次会见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了党的机关报应当采取怎样的政治和理论方针，以便使党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的斗争中有正确的方向。——第110页。
[189]1880年8月初到9月13日，马克思全家在兰兹格特休养。——第110、427、43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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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9年10月8日左右于伦敦］
难道你没有把我夹在《弗雷泽杂志》里面的短评寄给高贵的巴里吗？我是当着彭普斯的面夹进去的，而且从外面看得出来。如未寄出，就请寄给他。
你的弗·恩·
注释：
[186]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这封信写在马耳特曼·巴里1879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的背面。巴里来信的原文如下：“亲爱的恩格斯：星期日马克思对我说，您可能会不辞辛苦地翻阅布林德在《弗雷泽杂志》（《Fraser’sMagazine》）上发表的文章，并把对该文的一些评论交给我。如果您打算这样做，那就请您费神通知我，我是否需要到您那里去取这些评论，什么时候去，或者由您邮寄到我这里？无须说，为此我对您将是如何地感激。忠实于您的马·巴里。——又及：如果马克思忘记把这件事告诉您，我必须预先说明，我有毫不留情地揍人的行动自由。”——第10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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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9年9月14日[184]［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请告诉杜西，燕妮请她星期日下午两点去吃午饭，并且同埃德加尔·“马赛尔”·龙格见见面，他今天已经作为英国公民在兰兹格特登记了。
事情是这样的，小燕妮及其侍从明天去伦敦，海伦［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跟着去帮助她。
支票星期日可兑取。
我又找到一封希尔施给我的信，这也是有关这件事[185]的材料。附上。
祝好。
你的摩尔
注释：
[184]这封信是在9月12日星期五写的。——第108页。
[185]指的是关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通信（见注160）。——第10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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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9年9月11日于［兰兹格特］滑铁庐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信和所附的东西［注：马克思指的是支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收到了，谢谢。
龙格一家于（这个）星期六［注：9月13日。——编者注］，用列斯纳的话来说，“奔向”伦敦。小燕妮身体还好，不过仍有些气喘，可是她——象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一样固执——打算一面哺育婴儿［注：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一面在学校教学[40]。
昨天，在海滨浴场，使我大为惊异，迈耶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令人欣慰的是，他立即向我说明，他在马尔吉特住了一天，再过几小时又要离开了，他只是想探问一下“尊敬的夫人”［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是否安好，等等。我同他周旋了一番，然后让龙格送他回去了。他（迈耶尔）去爱丁堡参加工联代表大会[183]。令我满意的是，这场“危机”如此迅速地度过了。这个家伙对兰兹格特的向往是不可抑制的。他还告诉龙格，他的肝病大大恶化了，因此他现在“饮酒”不能象往常那么多了，否则就会损伤脑子。这大概就是他最近几次在梅特兰公园胡闹等等的原因。
现在这里的天气时好时坏，而大部分是坏天气。
你的摩尔
注释：
[40]从1874年起，沙尔·龙格在皇家学院教法文，而燕妮·龙格在克里门特·唐学校教德文。——第23、96、107、452、469页。
[183]英国工联第十二届年会于1879年9月15—20日在爱丁堡举行。——第10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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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兹格特
1879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信已收到。希尔施昨天在我这里同拉法格一家和亨利·尤塔会面了，他将给我带来以前退还给他的材料，那时我将立即着手工作[182]。
劳拉和保尔（确切地说，也就是后者）告诉我们说，他们打算在这个星期日［注：9月14日。——编者注］的晚上到我们这里来。尽管这使我们很高兴，然而由于杜西的缘故，我们毕竟需要考虑一下这件事。自从我们回来以后，她每逢星期日都到我们这里来吃饭，而下星期日我自然也要邀请她来。由于保尔说龙格一家这星期将要回来，所以我本打算明后天去找燕妮，并请她帮助我摆脱困境，带杜西到她那里去过一晚上。但是劳拉在临走前说，燕妮星期六才能回来，因此我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件事能够安排好，那末就立即告诉我，否则，就得另想办法。拉法格一家绝不会在七点以前来到。
衷心问好。最近三天肖利迈好多了，看来，他不需要到巴克斯顿去。
你的弗·恩·
注释：
[182]恩格斯指的是起草《通告信》（见本卷第368—384页）。1879年9月17日马克思一回到伦敦，就立即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义，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发出了《通告信》。——第10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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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9年9月10日于兰兹格特市滑铁庐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我收到柯瓦列夫斯基的一封短信。他说，收到俄国来信，他必须立即返回祖国。他没有给我寄来《年鉴》。
劳拉在我们这里住了一星期。保尔偶尔来住几天，前天和她一同回伦敦去了。此外，劳拉已告知彭普西娅［注：玛丽·艾伦·白恩士（见本卷第320页）。——编者注］她离开了此地。
我的妻子仍然恢复得很慢。我休养得很好。这里的空气对我特别有益。此外，劳拉还使得我不停地活动。
附上今天从你那里收到的几封信（其他信装在另一个信封里同时寄出）。李卜克内西没有主见。那些信恰恰证明他们所要否定的东西，也就是证实我们最初的看法，即在莱比锡把事情搞糟了，而苏黎世人就按照向他们提供的条件行事。此外，一般不得罪人的《灯笼》周刊对坏蛋凯泽尔的抨击[178]，使他们感到恐惧，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些人是哪一类人。施拉姆尽管精明能干，但始终是个庸人。莱比锡人也已经十分“议会化”了，对他们在帝国国会里的一伙人中某个人进行公开批评，在他们看来都是亵渎圣上。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能再浪费时间。要尖锐地和不客气地说出我们对《年鉴》的胡言乱语的意见，即暂且把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奉告”莱比锡人。[179]如果他们仍旧这样对待他们的“党的机关报”，我们就必须公开宣布不承认他们。在这类事情上应当不留情面。
我没有给莫斯特回信，也不打算回信［注：见本卷第98页。——编者注］。我一回到伦敦，就去信请他亲自来。会见时，你必须到场。
最能说明俾斯麦特点的是他与俄国敌对起来的那种方式。他希望撤换哥尔查科夫，由舒瓦洛夫继任。由于没有得逞，自然而然就得出结论：那里有敌人！我也不怀疑，布赫尔不会不趁机煽起主子的恼怒。“总是回首，重温旧情。”［注：这是尼·伊苏阿尔作曲、沙·吉·埃蒂耶纳编剧的歌剧《佐贡多》第三场里一支流行的抒情歌中的一句歌词。——编者注］对于我们的运动和对于整个欧洲，最有害的莫过于实现俾斯麦的计划。只要老威廉［注：威廉一世。——编者注］还活着，要做到这一点毕竟不那么容易。但是，俾斯麦本人成为他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所造成的反动的牺牲品是不无可能的。目前东方的黑点[180]给他助了一臂之力；他又成了“必不可少的人物”，而自由党人现在充满“爱国主义”感情，并准备拍他的马屁。在即将召开的帝国国会会议上，铁的军事预算不仅将重新恢复，而且还可能象威廉最初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永久性的”。俄国在国外的外交获得成功的秘密在于俄国国内象死一般的沉寂。随着国内运动的发生，这种魔力也就消失了。一八五六年巴黎条约[181]是它的最后一个胜利。从那以后就只是犯错误。
希望不幸的肖利迈［注：肖莱马。——编者注］的健康状况好转。代我向他衷心问好。
你的摩尔
注释：
[178]指的是卡尔·希尔施的两篇文章，他在这两篇文章里对麦·凯泽尔在帝国国会里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演说作了批判（见注164）。希尔施的文章《关于关税的辩论》和《谈谈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的问题》刊登在他出版的1879年5月25日、6月8日的《灯笼》（《Laterne》）周刊第21、23期上（见《灯笼》第669—675页和第735—739页）。——第104、374、390、394页。
[17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里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倾向作了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376—384页）。——第105页。
[180]讽刺性地暗指拿破仑第三的用语，1867年8月26日拿破仑第三在利尔发表演说时说：“十四年来，我的许多愿望实现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黑点在我们的视野里投下了暗影。”（1867年8月28日《总汇通报》（《Moniteuruniversel》））。——第105页。
[181]一八五六年巴黎条约于1856年3月30日签订，是结束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约。——第10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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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兹格特
1879年9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李卜克内西寄来的一些东西以及附件，其中没有多少新东西，因此我没有急于寄给你。出于显而易见的考虑，我根本没有向希尔施提及整个这个邮件，最好是避免无益的争吵。
赫希柏格从什文宁根给希尔施写了一封信，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种来这里的邀请并能受到良好的接待，希尔施对此甚至未予理睬。对于赫希柏格随后寄来的明信片，希尔施也以明信片回复他说，你还没有回来，而希尔施他自己也打算到海边去。这样，想必此人就不会来打搅我们了。
此外，要是你能把材料给我寄回来，那就好了。我终究还得给倍倍尔回信[173]，首先，由于希尔施希望弄清楚他同倍倍尔的关系，他为此事有些急躁，其次，因为柯瓦列夫斯基给你捎去的那本《年鉴》使我们幸而得以直截了当地向这些人指出，为什么我们决不能给哪怕会受到赫希柏格最微小影响的机关报撰稿。我指的是下列文章：
（1）署名∵（赫希柏格，大概还有伯恩施坦和吕贝克）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174]；
（2）署名卡·吕（吕贝克）的几篇短评，特别是对柯恩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评论的结语[175]；
（3）署名马·施·（布勒斯劳的马克西·施累津格尔）的寄自德国的报告之一[176]。
赫希柏格直截了当地宣称，德国人犯了错误，他们把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纯粹的工人运动，并且由于不必要地挑逗资产阶级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139]！他还说什么运动应当由资产阶级分子和有教养的分子来领导，它应当具有十分和平的、十分改良的性质，等等。你可以想象，莫斯特在多么起劲地攻击这些卑劣言论，并再次以德国运动的真正代表自居。[177]
简言之，在这件事以后，我们最好是表明我们的立场，至少要对莱比锡人表明，我想，这一点你也是会同意的。如果党的新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和赫希柏格唱一个调子的话，那末，我们也许还不得不公开地这样做。
等你把材料给我寄来的时候（我这里还有一份《年鉴》），我将草拟给倍倍尔的信，并且寄给你。你当然不必为这些琐事而中断你的休养。不过，应当迅速采取某种措施，否则，希尔施又要往各处写私人信件，这就会使整个事情带有过多的个人性质。
自从俄国外交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不得不考虑俄国内部事态以来，它就很不顺利。它的虚无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正在彻底破坏同德国的联盟，以致这一联盟至多只能在短暂的时期内表面上修补一下，就在这样的时刻，它的阿富汗代理人正在驱使英国在对德作战时投入俾斯麦的怀抱。我确信，俾斯麦正在尽力设法挑起对俄战争。只要同奥地利和英国结成联盟，他就会下决心这样干；英国可以保证丹麦，大概还有意大利，甚至还可能有法国对他保持中立。然而，最好是俄国本身快点发生危机，并由于内部变革而消除战争可能性。局势逐渐变得对俾斯麦极为有利。对俄国和法国同时作战将成为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因此，沙文主义就会大发作，这将使我们的运动受到好多年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英国加入同盟，对俾斯麦将是极为有利的：这将是一场长时间的艰苦的斗争，但是最终结局有五分之三的可能性会象七年战争那样。
赛米·穆尔来信说，出售地产的事一般进行得很好。大部分按地租总额的三十九至四十倍的价格卖出。只有沼泽地和森林地未卖出，他们估计这些地连同林木的价值是一万一千六百英镑。他们认为这部分地产可以留到设菲尔德营业好转时再说，并希望到那时能卖上更好的价钱。
拉法格家情况如何？自从彭普斯上星期五［注：9月5日。——编者注］到那里去以后，保尔毫无音信。
肖利迈的风湿病还没有好，他仍在试用各种疗法。龚佩尔特建议他到巴克斯顿去，他昨天说，如果不很快见好，他本周末就前往那里。他、彭普斯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并希望海滨生活对你有效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能住就住下去吧！你回来后，在这儿的变化无常的天气里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是知道的。那就毫无办法了。
你的弗·恩·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173]指对奥·倍倍尔1879年8月20日就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问题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这封复信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通告信》（见本卷第368—384页）。——第101页。
[174]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一篇基本纲领性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该文作者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第三部分《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中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376—384页）。——第101、367、389、397页。
[175]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评论部分，刊登了卡·吕贝克对瓦尔特、柯恩、迈耶尔和弗兰茨等人的著作的四篇评论。——第102页。
[176]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社会主义运动成就的报告》部分，刊登了两篇寄自德国的报告，其中第一篇的作者是马克西米利安·施累津格尔。——第102页。
[177]在约·莫斯特出版的1879年8月30日《自由》（《Freiheit》）第35号和9月6日以《现在怎么样？》（《Wasnun？》）为题的试刊上，刊载了两篇文章，从“极左”立场出发反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这两号《自由》中，前一号在“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对《年鉴》登载的几篇文章作了总的评述，后一号在《也来回忆》一文中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这篇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第102、36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9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9年9月9日子兰兹格特市滑铁卢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由于种种情况，眼看钱就要花光了，尽管从礼拜天晚上起，天气经常变化，我还是想在这里再住一个星期。
住在这里对我特别见效，关于我们在这里的详细情况，你可向拉法格家了解。
附上左尔格的一封来信。我这里没有贝克尔的地址，而你反正和他通信，所以请你写信告诉他，让他给我寄一份空白委托书［注：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来。
肖利迈身体如何？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9年9月3日于兰兹格特市滑铁卢广场62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迈耶尔（鲁·）通知我，他打算来探望我，同时还告诉我，如果我忙于什么事情的话，就告知他，即电告他“不要来”。因此，我首先给他打了个“否定”意思的电报，其次，继电报之后给他发了一封信，内容是：由于马克思夫人健康状况不佳，“目前”我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我把这事告诉你，是为了他谈起这事时，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妻子的确恢复得非常缓慢，因此她根本不愿在这里见到迈耶尔。
小燕妮今天第一次作了十五分钟的散步；她身体恢复得很好。
肖利［注：肖莱马。——编者注］身体如何？
你的摩尔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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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9年8月28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刚刚收到杜西转来可尊敬的莫斯特的一封信，现附上。你认为怎样答复最适当，务请尽快告诉我。显然，莫斯特想得到某种能够由他“滥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吕贝克先生是按照伯恩施坦先生的教唆行事的。［注：见本卷第387—388和391页。——编者注］
今天早晨天气极好；是否整天都能这样，那是另一回事。
祝好。
你的摩尔
请把莫斯特的信寄回来。
昨晚雨停了。我们带着琼尼到海滨浴场去，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句：“这个小孩长得象个王子。”琼尼生气地回过头去顶了一句：“我象小肖利迈！”
我从拉法格家的来信中看到，另一个迈耶尔（不是肖利迈）在拉法格家又闹了一场。可怜虫！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8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伊斯特勃恩
1879年8月27日于兰兹格特市滑铁卢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们的信件经常叉开。你大概收到了我的信（本星期一［注：8月25日。——编者注］发出）；你8月25日的来信连同附函已及时收到。
我只写几行，因为我的妻子恰好要到邮局附近去，这样你便可在动身之前知道你的来信我已收到［注：见本卷第91—93页。——编者注］。
附去杜西给我妻子的信，让你、肖利迈和彭普斯都开开心。此信读完后请立即寄回。小燕妮身体恢复得很好，但是星期一以前还不能离开卧房，以后至少还要在我们这里住一个星期，因为龙格先回伦敦。
天气一天比一天坏；但一天毕竟还有几个小时是不错的，即使是暴雨天，海边的空气也还是清爽的。
李卜克内西就是一头“蠢驴”，而他却想以其惯有的庸人礼貌把这个绰号硬加在希尔施身上，他每次被当场“抓住”时，总是这样干。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摩尔
柯瓦列夫斯基的地址是：高厄大街42号。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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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兹格特
1879年8月26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摩尔：
终于接到了你的信以及确切地址，这就使我可以把关于党的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的一切胡言乱语全都寄给你。由于希尔施的缘故，我不能再不给赫希柏格回信了，所以给他写了封短信附在这封信中，他看了也不会很高兴。［注：见本卷第363页。——编者注］
你从倍倍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信中的理由完全是李卜克内西在其最近一封信中所列举的。[172]由此可见，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那封信给倍倍尔看，虽然我已明确地嘱咐他这样做。在你把这些破烂全部寄回伦敦退还给我以后，我打算：（1）建议倍倍尔要求把这封信给他看，那时他就会看到，所有这些论调都已经得到回答了；（2）把写给希尔施的各种信件中所有的矛盾给他开列出来，使他看到，由于自己的姑息，他们又干出了什么样的卑鄙勾当。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末，我认为今后能够利用它的正是倍倍尔。当然，我将事先把这封信寄给你以及此事所涉及的希尔施，以便征求意见。
得知燕妮身体很好，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只要有可能的话，她应该继续自己哺育婴儿［注：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辞掉学校的职务[40]，并且完全摆脱掉为保姆和女仆而操心的负担，她就是因为经常不在家，才不得不一直雇用保姆和女仆。你和你的夫人应该尽可能在海滨多住一些时候，你们俩都必须好好疗养，在你的脑子和你夫人的消化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前，你们不应该回来。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着急，况且天气虽不能说逐渐变得极好和变得稳定了，但是同不久以前相比，会发生相当的变化，看来你们那边的天气大概也同这里一样。要是有个把星期的晴天，肖利迈就能完全恢复健康了。
我希望看到杜西也由于海水浴而恢复了健康。你要是给我们写封信就好了，那她就可以在星期六［注：8月23日。——编者注］来到这里，而且直到后天都可在这里洗海水浴！但结果是，星期天早晨我才从拉法格夫妇那里得知你在兰兹格特，根本不同她在一起。
三个星期的海水浴现在还根本没有使我满足，我正在酝酿各种计划，不过要肖利迈（伦敦对他大概比海滨更有益处）又能走动才行。要是天气容许的话，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三人一起摆脱永恒之女性［注：“永恒之女性”是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第八场（《山谷、森林、岩石》）中的用语。——编者注］的代表们，以单身汉的身分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玩一两个星期，你看如何？
全家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40]从1874年起，沙尔·龙格在皇家学院教法文，而燕妮·龙格在克里门特·唐学校教德文。——第23、96、107、452、469页。
[172]《通告信》是对奥·倍倍尔1879年8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68—384页）。
恩格斯在1879年8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引述了他答复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8月14日信的内容（见本卷第89—90页）。——第9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8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伊斯特勃恩
1879年8月25日于兰兹格特市滑铁卢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在泽稷岛发的信和你在伊斯特勃恩发的信显然是叉开了。［注：见本卷第87—91页。——编者注］
收到兰兹格特发生灾难[165]的电报后，我们第二天即上星期三［注：8月20日。——编者注］的清晨就立即动身去伦敦了。让杜西提前离开泽稷岛，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我知道，由于许多原因我必须到兰兹格特去。星期四我到达这里时雷雨交加。星期五是晴天，星期六从早到晚都是倾盆大雨，昨天又是晴天，今天怎样还不得而知。就连这儿也有很多犹太人和跳蚤。
最重要的是，小燕妮顺利地经受了九天的考验，而按这种情况来说，身体还算不错。现在她自己哺育婴儿［注：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以后也能这样就很好。我妻子虽然恢复缓慢，但总算见好。
我的头脑还不好。昨天，我试了一下，看了看带来的数学笔记，但是不得不很快就停止这种为时过早的事情，即使是试一下也不行。
我一直没有到海里游泳，而是洗热海水浴，因为我们到泽稷岛时遇到恶劣的天气，我的喉病加剧了，此外，有时还牙痛。这两种病都还没有痊愈，但已大为减轻，我只是有时感到这两种病还在威胁着我。
希尔施现在伦敦；他曾给我留下一张名片，但由于我突然离开伦敦，所以没能去拜访他（他住在列斯纳处）。附上考布的信，以便你能了解希尔施再次被逐出巴黎的极其特殊的背景。[170]
祝愿肖利迈［注：肖莱马。——编者注］健康状况好转。衷心问候他和彭普斯，琼尼还特别向彭普斯问好。
你读过奥尔曼（他或许还有别的称呼）的开幕词[171]吗？我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也能诌出一篇这样的演说。
老朋友，再见。
你的摩尔
马萨诸塞劳动统计局局长莱特给我寄来了1874—1879年的全部报告（可见，他根本不知道哈尼以前寄过材料）以及马萨诸塞人口调查汇编，并书面通知我：“今后将乐于在我们的出版物问世后立即寄上。”
只有俄国和美国才会这样“讲礼貌”。
我的老主顾德纳曾于上星期五到梅特兰公园拜访，杜西把他的名片寄给我了。
注释：
[165]1879年8月18日，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兰兹格特生了儿子埃德加尔·龙格。——第90、93、362、412页。
[170]卡尔·希尔施于1878年10月第一次被逐出巴黎（见注146）。1879年8月他第二次被逐出那里，这是法国政府对1878年10月在德国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俾斯麦政府的一种效劳。——第94、388页。
[171]马克思指的是乔·詹·奥尔曼1879年8月20日于设菲尔德以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主席的身分，在不列颠协会第四十九届年会开幕时发表的开幕词。奥尔曼的演说刊载于1879年8月21日《自然界》（《Nature》）杂志第512期。——第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9年8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兹格特
1879年8月25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大校场53号
亲爱的摩尔：
我寄往圣黑利厄尔“欧罗巴”旅馆的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及所附李卜克内西写给我的和希尔施写给你的信各一封，但愿已经收到。
希尔施在巴黎被捕并拘留两天后，已被迫离开法国。他如今在伦敦，住在列斯纳那里。昨天，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大包有关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问题的信件，非常有意思。我认为他的行动完全正确。（我曾把李卜克内西给你的信中全部侮辱性内容删掉后，把一些片断寄给他，所以他知道我的地址）。
我刚刚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赫希柏格从什文宁根寄来的，一封是倍倍尔的[167]，这两个人都想拉我们写稿。不必急于回信，因为请来代替希尔施当编辑的福尔马尔还必须坐三个星期的监狱！一切都在如此出色地展开。
如果我对你的地址确有把握，我就会把所有这些玩艺都寄给你。你的夫人说是滑铁卢广场62号，而劳拉却硬说是71号。只要我准确地知道你在哪里[168]，我就全都寄给你。这些人在他们相互之间再一次造成的混乱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菲勒克、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等在来信中的说法各不相同，然而都是含糊不清和矛盾百出的。[169]因此，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瞧，无论如何也不要让这件事干扰我们的休养。
我刚才已写信告诉希尔施，本星期四［注：8月28日。——编者注］，我将再次到伦敦。
也许你现在已从拉法格夫妇那里得知，他们曾经到过这里。可惜，那时天气不太好。
燕妮的身体怎样？据你的夫人最近来信说，正象所期望的那样，她的身体很好。希望这种情况保持不变。请代我向她转致衷心问候并祝贺她生了个健壮的孩子［注：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但愿你能继续睡得好，从而消除妨碍你身心愉快的主要原因。希望兰兹格特的天气对你夫人也有效验。肖利迈大为好转，但是，变化无常的天气还是使他经常感到肌肉和关节尚未痊愈。彭普斯身体很好。海水浴象往常一样对我非常有益。我看，我会大大发胖。
如果你明天不回信，那么最好把信寄到伦敦。这里的邮政太落后了，星期三发出的信完全可能在我们离开此地后才到达。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注意不要让燕妮过早地回家。你还要在那里逗留多久？
你的弗·恩·
你有柯瓦列夫斯基在伦敦的地址吗？我能从杜西那里问到吗？
注释：
[167]1879年8月26日恩格斯给卡·赫希柏格回了信（见本卷第363页）。
《通告信》是对奥·倍倍尔1879年8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68—384页）。——第92页。
[168]1879年8月21日到9月17日马克思在兰兹格特（见本卷第93—94页）。——第92、368、384、385、386页。169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事宜的通信的内容，见本卷第368—374页。——第9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9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圣黑利厄尔
1879年8月20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大校场53号
亲爱的摩尔：
寄还希尔施的信并附上一封李卜克内西的信，我刚刚给他写了回信。[160]我提请他注意他的惊人的矛盾：“你写信对希尔施说，报纸的后盾是‘党加赫希柏格’[161]；如果说赫希柏格是一个什么正数的话，那么指的就是他的钱袋，因为否则他就是一个负数。现在你却写信对我说，赫希柏格没有出过一文钱。[162]谁能理解得了，反正我无法理解。”同样地，说什么希尔施“更愚蠢地误解”了伯恩施坦的信[163]，那是荒谬的，因为这封信使人没有误解的余地，伯恩施坦在信中是公然以编辑部领导人的身分说话的。他，即李卜克内西，自然认为一切都是安排得极好的。但是，希尔施有权亲眼看看一切，何况李卜克内西不向他提供了解情况的材料。假如希尔施因此拒绝建议，那么，这要归咎于他——李卜克内西。“至于我们，毫无疑问，如果希尔施不接受建议，我们将极其慎重地考虑，我们该怎么办，而在没弄清楚究竟谁是作为报纸后盾的‘党’之前，我们不上这个圈套”。因为，我对他说，恰恰是现在，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例如，凯泽尔事件[164]。
拉法格一家从星期一［注：8月18日。——编者注］起就在这里，要住到后天。我们打算让劳拉在这里再住几天。她给我们带来消息说，正如燕妮和龙格以外的每个人预计的一样，燕妮的灾难[165]的确是发生在兰兹格特。此外，那里的一切看来同大家所期望的一样顺利。
从昨天起，这里的天气极其变化无常，这对于肖利迈［注：肖莱马。——编者注］的健康不太有利。他恢复得还好，不再发烧了，又有了胃口，疼痛也有所减轻，但是，现在出现了某种停滞状态，好转得不那么快，但也没有恶化。今天我们这里举行了划船比赛，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下了雨。你们住在更西南面一些，离大西洋更近，所以，我担心你们那里会首当其冲地遇到更坏的天气。
伯恩施坦的充满不安情绪的来信也一并附上。我还没有回信。你最好暂时把所有这些材料保存起来，对付伯恩施坦不必着急，在我回来以前，可以让那本高贵的《年鉴》[166]安安稳稳地留在伦敦。
我们留在这里，而且至少还要住到28日，这对肖莱马是有好处的。以后怎么办，这要取决于他的健康状况，当然，也要取决于天气。如有可能，我们还要在威特岛和郊区住几天。
今天，老卢格象年轻的黑人街头歌手一样在码头上跑来跑去，叫卖焰火晚会节目单。
拉法格和劳拉向你们衷心问好，并和我们一起祝愿你们一切顺利。我和彭普斯向你和杜西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60]这封信以及后面几封信里提到的通信，是因筹备在苏黎世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一事而引起的，因为1878年10月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以后，在德国本国禁止出版党的报纸，其中包括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这些通信的内容是讨论新报纸的政治方针和该报编辑部的问题，是1879年7月至9月间，在莱比锡（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路·菲勒克）、苏黎世（爱·伯恩施坦、卡·赫希柏格、卡·奥·施拉姆）、巴黎（卡·希尔施）和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争取党的中央机关报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想控制报纸出版工作的企图的斗争，最充分地反映在恩格斯在马克思参与下起草的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通告信》中，这封信也详尽地分析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筹办过程（见本卷第368—384页）。——第89页。
[161]指的是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7月28日给卡·希尔施的信（见本卷第368—370页）。——第89、359页。
[162]指的是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8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370页）。——第90页。
[163]指的是爱·伯恩施坦1879年7月24日给卡·希尔施的信（见本卷第369和373页）。——第90、359页。
[164]指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的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作辩护的行径，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见本卷第373—376页）。——第90页。
[165]1879年8月18日，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兰兹格特生了儿子埃德加尔·龙格。——第90、93、362、412页。
[166]《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杂志第一卷载有改良派的纲领性言论，该卷于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是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带到伦敦去的（见本卷第101—102页）。——第9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8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9年8月14日于圣奥宾特拉法加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从你给我妻子的信上看，你不能肯定今天以后是否还会住在伊斯特勃恩[158]，所以，我把这封信寄到你伦敦的住处。
附上希尔施写给我的信和路易莎·尤塔写给彭普斯的信。
在从南安普顿到泽稷[159]的路途中，由于遇到很大的暴雨，弄得很不愉快。我们到达圣黑利厄尔时已被淋得湿透了，那里也是大雨“倾注”。在那以后，经过某些波动、变化和反复，天气很好。泽稷的农民以为世界的末日来临；他们断言，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糟糕的春天和夏天。明天我们将迁入圣黑利厄尔的“欧罗巴”旅馆。我们不打算在目前居住的圣奥宾再呆下去了，因为杜西和我真怕每天吃单调的羊肉饭食，我已经因此而被迫当了好几天素食主义者了。我们在这里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另外的住处。在我们来到泽稷的时候，这里还比较空，但是过后就有大批游客特别是法国人蜂拥而至。今晨我们去“欧罗巴”旅馆询问时，幸好恰巧有六十个法国人准备离开，而满载又一群人类垃圾的轮船还没有开到。
从伦敦出发时，我们在滑铁卢码头遇到了哈尼，他送妻子去泽稷。她的运气不错，买到了一张头等船票，而我们买到的是二等船票。在船上我们又一次相遇。她也和我们一样不晕船，但终究是个病人。到泽稷后，我们又分开了，不过她把她哥哥的地址告诉我们了，她住在那里。后来，我们到那里做过一次“慰问性”拜访。这个女人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她虽然出生于泽稷，但是除了印在旅行指南上的东西之外，她什么都讲不出来。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但是对于那些爱好旅行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帮助。在这里，我终于又能很好地睡眠了，这是很久以来所没有过的，只是恶劣天气引起的感冒尚未痊愈。不过，这里的气候温和，感冒很快就会好的。杜西身体很好。
在“特拉法加”旅馆，有两个得比郡的租地农场主——他们是父子俩——一直和我们同桌进餐。前天，他们乘帆船到圣马洛去游玩，他们在平生第一次“逛法国”回来之后，就觉得自己身价百倍了。父亲原来已经几乎同意和儿子去地中海旅行了，但是，他现在认为那里“太热”。他们两个人当中，儿子较有学问，他更正道：“绝对不会，绝对不会，那里现在是……冬天。”而这个老头（其实，他还在壮年，是一个具有真正的商人眼光的机灵人）还教训我说，圣马洛在法国的西南海岸。然而，这两个人对于农艺和其他农业问题很熟悉。
杜西认为浴场方面的困难不值一提，她原来是轮流到圣布里列德湾和圣黑利厄尔湾去游泳；现在是轮流到圣黑利厄尔湾和圣克列门特湾去游泳。
从我妻子的来信中得知，肖利迈［注：肖利迈（Jollymeier）——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jolly》（“快乐的”、“有醉意的”）和德国人的姓Meier（有“农夫”的意思）组成。——编者注］已到达，但病得很重。我希望很快能听到关于他好转的消息。
自从到这里以后，我没有看到过报纸，除了卡尔顿的《关于爱尔兰农民生活的特写和报道》第一卷，根本没有看过任何书。把第一卷看完，是很不容易的，我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再看第二卷。这本书通过一些不连贯的故事，从不同的方面来描绘爱尔兰农民的生活，因此，写得让人不能一口气就把它读完。正是因为这样，要把各种风味都稍尝一下，就必须备有这本书。卡尔顿不论在风格上或在结构上都不高明，但是他的特点在于他描写的真实性。作为爱尔兰农民的儿子，他比利弗尔和拉弗尔之流更熟悉自己的对象。
杜西和我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摩尔
注释：
[158]1879年大约从8月7日至28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87页。
[159]1879年大约从8月8日至20日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在泽稷岛休养。——第87、361、362、385、38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8年9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小安普顿
1878年9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李卜克内西寄来的废纸；考虑到信中会有党的消息，可能需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我拆阅了信件。
拉甫罗夫的信是今天寄到的，我还没有回信，阅后请立即寄回。信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谈到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一段，这大概是真实的，因为完全符合他这个实干家的气质，此外，他对我们保持沉默，或多或少也证实了这一点。
帝国国会开会以后，我收到了政府提交帝国国会的附有说明的法案［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编者注］；昨天从同一个来源（白拉克）得到了帝国国会9月16日和17日会议的速记记录[154]。在我没有看到最后这一出戏的速记记录以前，绝对无法想象普鲁士大臣们平均的愚蠢程度、他们主子［注：俾斯麦。——编者注］的“天才”以及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跑的士著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们的无耻。我现在用一定的时间为英国报刊加工整理这个记录，虽然还不知道，最后是否能从这里搞出一点适于《每日新闻》刊登的东西来。[155]
俄国人在阿富汗走的一步棋[156]，以及土耳其的事变——这一切引起我的注意，仅仅因为这是判断欧洲国家智谋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总之，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不管俄国和普鲁士现在在世界舞台上除此以外还干些什么，这一切只会对它们的制度产生有害的后果，只会加速它们制度的彻底覆灭，决不会阻止它们制度的崩溃。
我的妻子、小燕妮和琼尼于星期五［注：9月20日。——编者注］白天平安地到达我们这里，住在我家，昨晚小燕妮带着她的全部行李又搬到莱顿小林［注：龙格所住伦敦街名。——编者注］去同龙格会合。但是细高个子今天才会到达。小孩子好得多了。令人惊奇的是，小燕妮最近在莫尔文住了些时候身体也好些了。
昨天老佩茨累尔到这里来了，带来了一位牧师的信，这位牧师正在出版一种杂志，也妄谈社会主义，并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资料。[157]俾斯麦目前重新把社会主义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甚至把高级政治也多少置诸脑后了。
祝愿你在慈母般的大自然怀抱里恢复健康。杜西、小燕妮和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摩尔
注释：
[154]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德意志帝国国会初次讨论了政府提出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关于这些会议的速记记录公布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29—91页（《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Deutschen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Ⅰ．Session1878》．Bd．Ⅰ，Berlin，1878，S．29—91）。——第85页。
[155]马克思所做的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的辩论的摘要1932年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Ⅰ（Ⅵ）卷第388—400页。——第85页。
[156]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期所造成的局势下，俄国政府预感到同英国开战的可能性，就决定同阿富汗建立同盟关系。为此目的，1878年6月22日，俄国公使斯托列托夫到达喀布尔。他同阿富汗执政当局就缔结俄阿同盟条约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在英俄的分歧得到解决以后，沙皇政府撤销了俄阿同盟草案。
1878年9月21日，英国公使尼·张伯伦前往喀布尔，到印度—阿富汗边境时，阿富汗当局要他返回去。这个事件使英阿关系急剧尖锐化，并使英国得到借口，在11月挑起了1878—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第85页。
[157]摩·考夫曼请求马克思审阅他的一篇论述马克思的文章，这篇文章要收入他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史的一本书中，并稍作修改后于1878年12月发表在《余暇》（《LeisureHour》）杂志上。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78年10月3日和10日给考夫曼的两封信是对这种请求的答复。考夫曼的这本书的最后两章是马克思审阅过的，该书于1879年出版（摩·考夫曼《乌托邦；或社会发展略图。从托马斯·莫尔爵士到卡尔·马克思》1879年伦敦版（M．Kaufmann．《Utopias；or，SchemesofSocialImprovement．FromSirThomasMoretoKarlMarx》．London，1879））。——第86、32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8年9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8年9月21日于小安普顿
亲爱的摩尔：
考布的信退还给你。看来，希尔施相信了梅萨的话，以为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在巴黎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现在他尽可以大发怨言，他们则将把他的审前羁押尽量拖长。
巴里的奇事的确可笑。
勒维的出色文章，我在咖啡店里避雨时也读了。报纸跟他很相称。［注：见本卷第81页。——编者注］
早就该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一种变革了。否则许多外地的起义就会造成土耳其欧洲部分崩溃的局面，而这正是俄国人和俾斯麦所希望的，这样他们便可以不执行柏林条约[153]并混水摸鱼。米德哈特返回克里特并采取果敢的行动，可能会使事态发生另外一种变化。如果目前的局面不变，那末俄国人就要在那里呆下去并获得掠夺的新机会，而这又会在俄国内部阻止事物的自然进程。
我们马上要去布莱顿几个钟头。
你的弗·恩·
注释：
[153]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在外交压力和军事恫吓的逼迫下，俄国政府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复审。圣斯蒂凡诺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于1878年3月3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林会议。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当然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列强在世界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第84、296、365、475、47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8年9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8年9月19日于［小安普顿］塞尔伯恩别墅
亲爱的摩尔：
汇款信收到了。我已立即拍电报给科恩公司，叫他们把钱付给我的银行。但是，因为指明昨天是付款期限，所以支票很可能昨天送到我家里，或者邮寄到那里。请你到我家去打听一下这件事。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送到或寄到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寓所［注：恩格斯在伦敦的住宅。——编者注］，那就是说，一切都办好了，我明天大概在这里会收到我所要的银行通知单。
邮班快到，我得赶快去发信。
你的弗·恩·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8年9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小安普顿
1878年9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一切都好。
附上考布的信，请寄回，因为我还没有给他回信。希尔施在巴黎逗留期间的表现，象一个糊涂虫，似乎硬要去殉难。此外，从巴黎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你不让我去巴黎观光是正确的。
这个听任俾斯麦－施梯伯先生摆布的共和国是多么好啊！昨晚巴里来了。洛桑代表大会没有开成，这件事他还在巴黎时就已知道了，因此就留在那里。希尔施和他只是以采访记者身分去参加大会的，但是大会已被驱散了，而参加大会的人被捕了；希尔施是后来夜晚在自己住所里被捕的。[146]次日，桀骜不驯的巴里来到警察局（带着证明他的身分是《旗帜报》记者和《白厅评论》撰稿人的证件）。在那里他找到一个小官吏并向他声明，希望见到“他的朋友”希尔施和盖得。当时那个小官吏把逮捕希尔施和盖得的两个警官的地址告诉了他。这两个警官被这位“英式煎牛排”的纠缠气坏了，最后把他赶走了。巴里毫不退缩，返回警察局，终于设法见到了伟大的吉果。这个“善于应付的”警察同伟大的巴里交谈了几句话以后，向他声明英语说不好，而巴里法语说不好，因此叫来了一位翻译。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巴里对他说的希尔施没有参加一事，应由法院侦查员处理，而不应由警察局长处理；逮捕是“合法的”等等。对此巴里回答道：“据我所知，这在法国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在英国不是合法的”。吉果以郑重的激动语气反驳道：“凡是来到我们这里的外国人，必须遵守法兰—兰—兰西共一和一国的法律！”而不肯让步的巴里对此的答复是挥着帽子高呼：“共和国万岁！”吉果被这呼声弄得面红耳赤，就向巴里指出，不能同他进行政治争论等等。这一次很客气地对巴里下了逐客令。
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他那幼稚可笑的放荡不羁行为达到了顶点。即：他通知我说，本周他同全家再次去哈斯廷斯，而我现在大概有时间为他准备写文章（在《十九世纪》杂志上）的资料。他这次图谋的下场恐怕比在那两个法国警官的住处更糟。
最无耻的伦敦报纸又是勒维的报纸［注：《每日电讯》。——编者注］。他在今天的社论里对他的读者说，赖辛施佩格代表“中央党”[141]表示赞成法律（这一点勒维是在给他提供通讯稿的柏林爬虫报刊[147]上读到的），俾斯麦保证能得到多数票。不过，勒维本人尽管无上崇拜“伟大的首相”，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同“卓越的”倍倍尔的争辩[148]中，伟大人物“看来是失败了”。
在吴亭所收集的小册子中，我还只翻阅了阿道夫·萨姆特的小册子（《货币制度的改革》）。关于他怎样引证（他常常引证我的话，而且更多的是用复述的办法抄袭；整个小册子都是用“商品券”代替银行券的荒谬思想，实际上普鲁士政府在1848年就已经以信用证券的形式实行商品券了），现举例如下。我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49]等等。他正确地指出页码，却引证为：“金银天然是货币。马克思云云”。[150]看来，在德国“有教养的”阶层中间，阅读能力日益衰退。这个萨姆特引证得如此荒谬和拙劣，尽管他没有任何恶意。例如，他引证配第的一句话：“劳动是物质财富之父，自然界是物质财富之母”，因为我谈到“物质”财富时指出配第这句话在这里有力量等等。[151]
又及：我们的胖子柯瓦列夫斯基在瑞士又一次遇见了罗尔斯顿，罗尔斯顿一见面就问他，是否认识曾在《法兰克福报》小品文栏内把他（罗尔斯顿）描述为骗子、懦夫等等的那个俄国社会主义者？（文章是我的妻子写的。）柯瓦列夫斯基感觉到风是从哪里刮来的，但是他照实地回答说，他不知道这样一个俄国人。但是，从那时起，罗尔斯顿（在这里又纠缠上柯瓦列夫斯基）就更疑神疑鬼了。（这篇刊登在小品文栏内的文章是由于罗尔斯顿对“俄罗斯革命文学”的卑鄙行径而引起的[152]）。
昨天小蒙蒂菲奥里先生来我这里，他前往柏林去；他对杜西说的一段话，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青年文人的特色：“但愿普鲁士人使我如愿以偿，把我拘捕一两天！这是给杂志投稿或给《泰晤士报》写信的多好的材料呵！”
我到你家去过，已将在那里看到的一封信寄给你。
再见。
你的摩尔
注释：
[141]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各个中小邦的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76、81、321页。
[146]根据1878年1月28日至2月8日在里昂召开的法国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78年9月在巴黎举行国际博览会期间要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它的主要发起人是茹·盖得。法国政府禁止开这次代表大会。尽管如此（由于代表大会的会址已不可能由巴黎迁往洛桑），1878年9月4日，聚集到巴黎的代表们决定秘密集会。但是警察占领了会场，驱散了会议参加者，并逮捕了组织者。10月24日，以盖得为首的三十八名社会党人被提交法庭审判。
以观察员身分去参加会议的卡·希尔施于9月5日被捕，监禁到10月9日，释放后被驱逐出法国。——第80、326页。
[147]爬虫是指接受政府经费支持的反动的报人和报纸。爬虫报刊基金是俾斯麦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经费。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众议院发表演说时骂那些卖身投靠的密探、政府的反对者是“爬虫”以后，这些用语便广泛流传起来。此后，左派报刊把那些半官方的、被政府收买的报刊称为爬虫报刊。俾斯麦本人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演说时不得不承认下列事实：“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在德国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第81、313、323、398页。
[148]指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在帝国国会中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的第一次辩论。——第81页。
[149]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章。——第81页。
[150]阿·萨姆特《货币制度的改革》1869年柏林版第62页（A．Samter．《DieReformdesGeldwesens》．Berlin，1869，S．62）。——第81页。
[15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中引用了配第的《赋税论》（《ATreatiseofTaxesandContributions》．London，1667，p．47）一书中的这句话。萨姆特从《资本论》中借用了这一引文，并歪曲转述在他自己的书的第七页上。——第82页。
[152]威·罗·谢·罗尔斯顿的《俄罗斯革命文学》一文于1877年5月刊登在伦敦的《十九世纪》（《NineteenthCentury》）杂志第1卷第3期上。燕妮·马克思的反击文章发表在1877年5月到1878年8月初之间的《法兰克福报》上。——第8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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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8年9月18日于小安普顿市塞尔伯恩别墅
亲爱的摩尔：
跟往常一样，我没有把话讲清楚。我不能请你天天到我家去并把信件寄给我，因此寄了一些写好地址的信封给留在家里的人，以便他们能够每隔两三天把信件转寄给我。我想请你在最初几天去看一看，使将要寄来的汇款信件不致搁置起来，大体上安排好定期的转寄事宜，以后就有时去看看寄来的报纸和其他文件（按我的嘱咐，这些应该留在那里），有没有需要处理的。希望现在我给你讲清楚了。
《旗帜报》今天的上午版有一篇好文章，对非常法和辩论充满了应有的鄙视。[143]我现在就把它寄往莱比锡。这些辩论使秩序人物现出一付可怜相。俾斯麦由于无法驳倒倍倍尔对他提出指责的那些事实[144]，只好进行可怜的诡辩，说什么在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过分颂扬公社以前，他是同情社会民主党人的，——他自己就曾称赞过公社是效仿普鲁士的城市制度！随后他竟把一个参加帝国国会的党称为匪帮，可是并没有人叫他遵守秩序！
寄给你一份《科伦日报》[145]。一开头就要求给德国人以俄国的法律，而下面驻彼得堡记者又说，在俄国，因为俄国的这些法律本身是不起作用的，人们不得不从宪法、人民代议制、出版自由等等中寻找唯一的出路！愚蠢的报纸没有看出这一点，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显然也是这样。莫斯科通讯的结尾也是值得注意的。请把这一切都标出并寄往莱比锡（朗姆（海尔曼），染工街12号二楼）［注：《前进报》编辑部地址。——编者注］，或许他们会看出这一点并加以利用。
俄国人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地采取许多蛮横行动的目的，看来是：一方面混水摸鱼，想在那里随时能捞点什么；另一方面欺骗国内的社会舆论。但是，谁知道，这会产生什么结果。俾斯麦很快就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将不得不从再一次的对法战争中寻找唯一的出路，从而点燃起东方反对西方的欧洲战争，而在这个战争中首先毁灭的将是他自己。总之，土耳其战争证明了整个欧洲是怎样的腐朽，爆发比我们预期的要来得快些。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切都对我们有利。
听到孩子好些了，非常高兴；但愿不再担惊受怕。［注：见本卷第75—76页。——编者注］
从昨晚起，这里一直下雨。这个小地方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与厄恩河上的一个码头连在一起的村庄和向东南走五百步远的海滨，那里有一百五十所左右盖在沙丘上的房屋，好象是在荷兰似的。沙岸就象奥斯坦德的一样，美丽而又坚实。
也许本周末我要到伦敦来几小时；如果这样，我尽可能写信告诉你。
你的弗·恩·
注释：
[143]恩格斯指的是评论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的辩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每日国际评论的一部分，注明“9月18日于伦敦”（1878年9月18日《旗帜报》第4版）。
恩格斯接着在信中利用了关于9月17日帝国国会会议的电讯。这篇电讯刊登在同一号报纸（第5版）上，标题是：《德意志帝国国会。反社会党人法草案。俾斯麦公爵的演说》。——第78页。
[144]指奥·倍倍尔于1878年9月16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时的演说。——第78页。
[145]看来指的是1878年9月7日的《科伦日报》（《KölnischeZeitung》）。——第7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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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小安普顿[136]
1878年9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在到你家去以前（时间还早）给你写这封信，如果我在你家发现有你的信，就另装一个信封寄去。
从莫尔文来的消息大有好转，因此我就用不着到那里去了；为了防备不测，现在医生还是每天按时前去。我从一开始就建议我的妻子这么办，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时常发生的过分的惊慌，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对病人［注：让·龙格。——编者注］的疏忽大意；但是她、尤其是小燕妮执拗地反对这样做，她们说，不必“白白地”增加在莫尔文本来就过大的医疗费用。现在她们理会到我是对的。我还嘱咐过，只要孩子的身体容许，在天气好的时候，要每天散步。这一点医生也肯定了。这种散步，对小燕妮来说是唯一的休息，对我妻子来说——由于经常为小孩担忧而使她的治疗受到严重影响——是消除这种于她的健康有害的心情的唯一方法。当我在那里的时候[137]，我使这一切都做到了。
欧伦堡先生（见今天的报纸[138]）也是劳而无功。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比他那篇演说的摘要（精华）更可怜的东西了。施托尔贝格也够瞧的。颁布非常法是为了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表面合法性也剥夺掉。[139]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置于非法地位，这就是把反政府的运动宣布为“违法”，从而使政府不受法律之害——“合法性害死我们”[140]——的屡试不爽的手段。赖辛施佩格是中央党[141]内的一个莱茵的资产者。班贝尔格尔仍然信守自己的格言：“我们终究是狗”[142]！
倍倍尔显然造成了强烈的印象（见今天的《每日新闻》）。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各家英文报纸竟捏造出在敖德萨枪决我们的朋友柯瓦列夫斯基的消息。在报纸上，他的名字叫做唐-柯瓦尔斯基。这个胖子星期日［注：9月15日。——编者注］来我这里的时候，向我讲了一个绝妙的笑话。在他出国以前，他的莫斯科的大学生中有几个候补“外交官”必须在他那里考试。其中有不少比他本人年岁大得多的家伙，例如门的内哥罗人，都是由俄国亚洲（外交）司出钱受高等教育的。这些家伙的特点是脑子笨，年纪大，就象过去在我们家乡的特利尔中学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主教的），大多数人领取助学金。
虽然俄国的分数（大学考试）是由零分到五分，但柯瓦列夫斯基只给两种分数，什么也答不上的给四分，能答上一点的给五分。在最近一次考试中，他的一个学生，一个象柱子一样高的、三十二岁的门的内哥罗人，走到他跟前说：我一定要得到五分；我知道，我什么也答不上，但是，我也知道，如果“又”得四分，亚洲司就会发给我回门的内哥罗的护照；所以我一定要得到五分。他自然出色地考了个不及格，因为柯瓦列夫斯基认为他毫无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也亲自对他说明了这一点。
柯瓦列夫斯基说，最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来自门的内哥罗的家伙在莫斯科全都对俄国人怀有一种狂热的仇恨。他们自己天真地告诉他这一点，并且举出理由说，一般俄国人，特别是俄国大学生对他们不好，称他们为野蛮人和畜生。结果，俄国政府所得到的与它以自己的“恩赐”所追求的东西恰恰相反。
我们之间曾开玩笑地说：俄国社会主义者干着“骇人听闻的事情”，因此“奉公守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被置于非法地位，——可是荒唐的施托尔贝格却郑重其事地提起这一点。他只是忘记补充一点，在俄国同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并存的是那样一种“合法性”，它是土容克俾斯麦枉费心机地力求通过他的法案来实现的理想目标。
普鲁士和奥地利所支持的俄国人现在又要求“欧洲的调停”，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征兆。
再见。愿你在经过不久前的可怕的不幸之后能在小安普顿平静下来。杜西和琳蘅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摩尔
注释：
[136]1878年9月12日莉希·白恩士逝世并安葬后，恩格斯于9月16日离开伦敦到小安普顿去了一些时候。——第75页。
[137]1878年9月4日至14日，马克思在莫尔文休养（见本卷第316—317页）。——第76、320页。
[138]伦敦各报（例如《每日新闻》（《DailyNews》）和《旗帜报》（《Standard》）于1878年9月17日刊登了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9月16日会议的电讯（路透社记者和各报自己的记者写的）。这次会议开始讨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见下注）。9月16日在辩论中发言的有：施托尔贝格、赖辛施佩格、赫耳多尔夫-贝德拉、倍倍尔、欧伦堡和班贝尔格尔。——第76、321页。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140]“合法性害死我们”（《lalégaliténoustue》）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话，这句话表明，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第76页。
[141]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各个中小邦的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76、81、321页。
[142]这是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的一句成为俗语的话，他用这句话来评述俾斯麦对待民族自由党人的态度。——第76、312、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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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底—1878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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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135]
伦敦
［1877年底—1878年初于伦敦］星期六早晨
亲爱的摩尔：
我的踝部肿了，又得好几天不能穿靴子。我马上去银行取款，如果你今晚来，就可拿到所需款项。
杜西完全正确。马斯基林的书，必须在读完华莱士的书之后去读或者与华莱士的书同时读，因为马斯基林书中的人物——不可能全都记住——之所以有趣，仅仅是由于华莱士特别相信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因此劳你驾把书带来，以便我能够对华莱士的全部蠢话作出应有的评价。
你的弗·恩·
注释：
[135]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这封信的日期应当是1877年底或1878年初。恩格斯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在写他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这篇文章大概是1878年初写成的。信中谈到的两本书是：约·尼·马斯基林《现代唯灵论》1876年伦敦版（J．N．Maskelyne．《ModernSpiritualism》．London，1876）和阿·拉·华莱士《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1875年伦敦版（A．R．Wallace．《OnMiraclesandModernSpiritualism》．London，1875）。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批判降神术士和降神术时所用的实际材料主要取之于这两本书。后来恩格斯把该文收入《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89—400页；第389—396和398—400页上利用了华莱士的书，第393—397页上利用了马斯基林的书）。——第7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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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诺伊恩阿尔
1877年8月25日于兰兹格特市阿黛拉伊德花园2号
亲爱的摩尔：
你想必已在前天或者至迟昨天通过肖莱马得到了龙格一家、拉法格一家和我们的消息，此后想必也已直接得到燕妮的消息，由于孩子［注：让·龙格。——编者注］生病，她颇受了一番惊吓；据她今天来信说，幸而孩子脱离了危险。
我们在这里已经逗留了七个星期，将在星期二［注：8月28日。——编者注］离开这里。此行对我大有好处，而莉希却远远没有象希望的那样养好身体。如果天气许可的话，她大概需要更剧烈地变换一下空气。
祝贺你治好了肝病。你当然应该去黑林山。我请肖莱马给你带去一张巴登的地图，这是我在1849年用过的[130]。我希望他已照办。你用得上这张地图，按这种比例尺山脉正好标得很清楚。
你们那里的天气大概终于好转了。我们在这里很走运。各地都在下雨，我们这里仅仅是阴天。七个星期中只有两个下午下雨，今天才是第一个真正的雨天，但又有数次较长的间断——这已经够使人满意了。即使下雨，也多半是在夜间。
土耳其人按兵不动主要是由于辎重不足。使军队不仅具有战斗力，而且能够自由移动，看来这对所有野蛮人和半野蛮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费很大力气组织起来的、接近现代水平（就战斗力来说）的军队，却不得不用野蛮的旧军队的工具来移动。装备起现代武器，但是弹药的运送却无人过问。组织起旅、师、军，按现代战略的全部规则把他们集中起来，但是忘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象土耳其近卫军、斯帕吉［注：土耳其的骑兵。——编者注］或游牧民族那样自谋给养。这一点甚至在俄国人方面也显露出来，不过在土耳其人方面更加明显，因此，对西欧同一类军队的运动力的一切计算法，对这样的军队都不适用。
土耳其人现在所犯的错误，都是由于对古尔柯进攻君士坦丁堡产生恐惧而造成的。不是让苏里曼通过俄国人尚未占领的通道与奥斯曼或与穆罕默德-阿利集结在一起，而是命令他直接堵截俄国人的道路，直接掩护君士坦丁堡。由于这样，在施普卡山口造成了无谓的流血；[131]这次会战是与另外两支军队事前约定并互相配合的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一计划和通常一样没有同时执行，因而遭到失败。不过，这一切没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很快又将走上常轨。
俄国军队的崩溃是极其彻底的。俄国人声称在战斗（在欧洲）中伤亡一万五千人；他们的疾病减员必定加倍或者甚至更多。运输完全被破坏了。道路没有一处修筑好。没有战地宪兵队。甚至不管气候如何，单只污秽和尸体腐烂就会引起大量疾病。俄国六个军，现在是八个军，驻在保加利亚，经过一次交战就被击退到最消极的防御阵地。五十个俄国步兵师中，十六个师驻在多瑙河上，九个师驻在高加索和亚洲，至少五个师在进军中，六个师掩护黑海和波罗的海的海岸，共计三十六个师。剩下十四个师，其中两个师驻在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各省，这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用来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后备力量只剩下十二个步兵师＝至多十二万人，或者同骑兵和炮兵加在一起为十五万士兵！这就是用来对付“病人”[132]的！此外，新编部队仅由于缺乏军官也是不可能的或没有意义的。总之，情况比克里木战争时更坏。况且又干出同样的蠢事：在普勒夫那失败[133]引起的盛怒之下，想立即调来大批援兵，纵使他们最多能作战一个月，但恰恰在这时他们是无用的，而且还必须自筹给养。不迟于10月底，他们就必须后退，——后退，后退，骄傲的西得！［注：海德《西得》第28章。——编者注］——退到荒芜的瓦拉几亚；多瑙河上的全部桥梁都将消失不见，如果一切进展很好，那么在1878年5月底只好从1877年5月底开始的地方重新开始。[134]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话又说回来，冬天到来以前，土耳其人还可能受到一些严重的打击；但只要不在君士坦丁堡引起惊惶失措，就无关紧要。
注释：
[130]在1849年5月至7月德国西南部爆发起义期间，恩格斯制定了起义和军事行动的计划，而在6月至7月恩格斯作为指挥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志愿部队的奥·维利希的副官，领导完成了一些战斗任务并参加了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四次战斗。——第71页。
[131]1877年7月俄军的先遣部队在古尔柯将军的指挥下越过巴尔干，占领了施普卡山口，并向阿德里安堡方向推进。但是在1877年7月底至8月初，古尔柯不得不撤退到施普卡山口。1877年8月21日至26日土耳其军队企图夺取山口，但没有成功。——第72页。
[132]“病人”是尼古拉一世同英国公使乔·汉·西摩尔在1853年1月9日的谈话和后来的几次谈话中用来形容土耳其的比喻。有关这些会见的秘密往来的公文由英国政府公布于蓝皮书《关于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权利和特权的公文的往来》（《CorrespondencerespectingtherightsandprivilegesoftheLatinandGreekChurchesinTurkey》．London，1854）。对于这本书中的材料，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77页）中作了详细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讽刺地把沙皇自己称作“病人”。——第73、227页。
[133]1877年7月30日，俄国军队进行了占领普勒夫那的第二次失败的尝试。这一战役被称为“第二次普勒夫那”。——第73页。
[134]在1877年4月24日俄土战争宣战以后，俄国军队在5月准备渡过多瑙河。5月11日和5月25日至26日夜间，土耳其在多瑙河上的两艘最大的军舰被击沉。6月底，俄国军队强行渡过多瑙河。——第7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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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7年8月17日于诺伊恩阿尔村弗洛拉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我早就想写信给你，但长时间的便秘使我失去了一切积极性，我总是一旅行就便秘，而且在第一个星期饮用矿水之后便加剧。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写的。[124]这是真正的田园生活；而且由于天气不太好（然而，这里即使在下雨和有暴风雨时，空气也总是非常好的），也许是由于长期的营业危机，游览的人数已从三千减少到一千七、八百。幸福的阿尔河谷！这里还没有铁路；不过，已经测量了，它面临着明年从雷马根到阿尔魏勒的铁路动工修建的威胁，但是铁路不会从阿尔魏勒沿着阿尔河谷伸延下去，而是往左，往特利尔伸延下去。
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位很好的医生——施米茨博士（生于济根），他很有办法，尽管在这里拥有一座带花园的漂亮住宅，但冬天（从10月底起）却到意大利去行医。他去过世界许多地方，还到过加利福尼亚和中美洲。他的仪表和举止很象盛年的小矮个德朗克。
他基本上证实了我从伦敦寄给你的信中说到的那些推测。［注：见本卷第53页。——编者注］我的肝脏没有发现肿大的征候；消化器官有些失调；而主要是神经衰弱。施米茨今天再一次对我说，我在这里停留三个星期以后应当到黑林山呼吸高山和森林的空气。我们考虑一下再说。他也向我的妻子提出同样的建议，不过，她必须经过一个疗程，她来得正是时候，她的病还没有恶化。小杜西胃口好转，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征兆。
诺伊恩阿尔的山区离疗养地稍远一点，至少对被卡尔斯巴德惯坏了的人来说是如此。
关于龙格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使我们非常不安。
你夫人的健康如何？希望她好一些。你们那里的天气还是那样变化无常吗？在阿尔河谷这里，人们对此是完全不习惯的。
这里的疗养院（此处也进行浴疗，这里同各地一样，浴疗与喝硷性饮料的地方紧挨着）设有阅览室，除了德国和荷兰的报纸，还有《泰晤士报》和《加利尼亚尼信使报》、《费加罗报》和《比利时独立报》，这已超过我的需要，因为我在这里尽可能不读报纸。我也认为，很遗憾，土耳其人又失去时机——至少我这个外行人看来是这样。
这里可以喝酒，但偏偏禁止大多数病人（包括我）喝沃耳普尔茨盖美尔酒和其它阿尔红葡萄酒，唉！
肖莱马答应到这里来，但迄今我对此毫无“听闻”（如理查·瓦格纳所说的）。
最后，老朋友，我们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摩尔
注释：
[124]1877年8月8日，马克思和妻子、女儿爱琳娜赴诺伊恩阿尔（德国）治病。9月27日前，他回到伦敦。——第67、69、265、266、270、272、278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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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7年8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龙格家仍然毫无音讯，由于我们今天就要动身（今晚）[124]，这尤其令人不快。
附上《经济表》，并一些意见。[125]
我在小贮藏室里无法找到欧文的书（以及傅立叶的《虚假的行业》），因为那里乱极了（它也是卡里的卧室，女士们把装着旅行需要的各种东西的所有皮箱都堆放在那里）。
关于欧文。萨金特的著作［注：威·鲁·萨金特《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编者注］很容易弄到。更重要的是一本关于私婚的小册子[126]，但弄不到。小燕妮所有的两本厚书[127]，肯定不在她家里。我在那里翻遍了，可能是龙格带走了。必要时，从老奥耳索普那里可以得到欧文的全部著作。然而，我在家里找到了欧文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即《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版），欧文在这本书中对自己的全部学说作了简要概述。我已把它完全忘记了。这本书连同傅立叶的《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和《经济的新世界》以及雨巴关于圣西门的著作［注：古·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编者注］一起，我今天都带到你家里去。[128]
我妻子的健康状况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希望莉希夫人的情况会好些；愿她很快就可以洗海水浴，这一向对她总是有效的。请代我们全家向她致最衷心的问候。
现在，再见吧，老朋友。该死的普鲁士人不能终止自己的争吵，而虚伪的老军士［注：威廉一世。——编者注］将千方百计使弗兰茨-约瑟夫做蠢事。后者只是还缺少一次匈牙利革命。
《法兰西共和国报》的君士坦丁堡记者写道，由于马茂德-达马德的阴谋，伊斯兰教老总教长[129]因具有革命思想而被废黜，代替他的不知是一头什么样的蠢驴。该记者认为，如果宫廷倾轧不终止，君士坦丁堡就将发生动乱。
再见。
你的摩尔
注释：
[124]1877年8月8日，马克思和妻子、女儿爱琳娜赴诺伊恩阿尔（德国）治病。9月27日前，他回到伦敦。——第67、69、265、266、270、272、278页。
[125]大概指的是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所作的补充。在这一章中有一部分专门用来解释弗·魁奈《经济表》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66—279页）。
并见注67和70。——第68页。
[126]大概指的是欧文关于婚姻的主要著作：罗·欧文《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里子版（R．Owen．《TheMarriageSystemoftheNewMoralWorld》．Leeds，1838）。——第68页。
[127]显然是指欧文的两卷集自传：《罗伯特·欧文的一生》1857—1858年伦敦版第Ⅰ—ⅠＡ卷（《TheLifeofRobertOwen》．Vol．Ⅰ-ⅠA，London，1857—1858）。——第68页。
[128]本段提到的萨金特、欧文、傅立叶和雨巴的作品，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一章时利用过。——第68页。
[129]伊斯兰教总教长——苏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僧侣首脑的称号。——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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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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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7年8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赫希柏格给希尔施的信。希尔施已于星期六［注：7月28日。——编者注］回巴黎。信看后请寄回，因为我必须寄还希尔施。
我认为，李卜克内西（由于推荐糊涂人阿科拉和生意人拉克鲁瓦而再次大显身手）关于赫希柏格所说的或能够说的一切，都不如赫希柏格的信能更好地刻划出他这个人。赫希柏格是第一个——在我看来他怀有最良好的意图——捐资入党并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人。他显然极少了解或根本不了解他想“国际地”网罗在自己周围的那些“国外的”党员和作家。对可敬的贝·马隆，这个连比利时的《自由报》都斥之为浅薄文人的人，他也殷勤接待！至于新教牧师的儿子埃利塞·勒克律，赫希柏格无论如何应当知道，他和他的哥哥波鲁克斯［注：埃利·勒克律。——编者注］，用我们过去的《新莱茵报》发起人的话来说，是瑞士《劳动者》[118]的“灵魂”[119]（它的其他编辑是：茹柯夫斯基、勒弗朗塞、腊祖阿之流）。该报疯狂地反对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它在方式上比不幸的吉约姆所能做的更精巧、更伪善。它专门揭露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对李卜克内西等人，自然是不指名的）是一些……寄生于工人身上、阻碍运动发展并把无产阶级力量消耗于臆造的战斗和议会空谈的人。而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赫希柏格想把他从柏林请来当编辑！
快活的小驼子韦德几天前来到这里，以便很快地再次潜往德国。他受盖布的重托，要拉你和我为《未来》撰稿。我丝毫没有隐瞒我们拒绝的意思，并陈述了我们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这使他大为不快。同时我向他说明，如果有时间或情况需要，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会重新进行宣传，绝不受对德国的义务的约束，绝不“归依亲爱的祖国”［注：套用席勒诗剧《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一场中的话。——编者注］。
他在汉堡见到赫希柏格博士和维德。他把后者描绘成有点肤浅的、柏林式妄自尊大的人；他喜欢前者，但觉得此人还深受“现代神话”的毒害。事情是这样，这家伙（韦德）第一次到伦敦时，我用了“现代神话”这种说法来表述那些又风靡一时的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及其他”的女神，这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自己就曾为这些最高本质效过不少劳。他觉得赫希柏格受到杜林的某些感染，可见他的嗅觉比李卜克内西敏锐。
你大概已收到了梅林的书[120]。今天再给你寄去一本驳斥特赖奇克的小册子[121]。它写得枯燥、肤浅，但在某些方面还有点意思。
一切君主专制的痼疾是土耳其的主要祸患。塞拉尔党，它同时也就是俄国党，和那些查理一世、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路易十六、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党一样，竭力靠勾结外国来支撑。它已经受到挫折，但还远远没有被摧毁。在第一次恐怖中，阿卜杜-凯里姆和雷迪夫被交付军事法庭，马茂德-达马德失宠，而米德哈特-帕沙被召回。但第一次惊慌刚刚过去，达马德又重新掌权，保护对他忠诚的人，仍将米德哈特流放，等等。我确信，莫斯科外交对在君士坦丁堡的策略比对在巴尔干两边的策略更为关切。
关于“价值”，考夫曼在其《价格波动论》一书的第二章（这一章很不好，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总还不是没有趣味的）中，在评论了当代德国、法国和英国经院学派的各种模拟的奇谈怪论之后，对“价值”作了如下完全正确的评述：
“在我们概述各种价值学说时……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家们非常了解这个范畴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一切研究经济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一事实，即人们在口头上把价值的意义提得极高，而实际上，在序言中或多或少谈过它之后，很快就把它忘记。举不出来任何一个例子，其中对价值的论述同对其他问题的论述是有机联系的，表明序言中关于价值的阐述对以后的论述有影响。当然，我们这里指的只是和价格分离的纯粹的‘价值’范畴。”[122]
这确实是一切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这是亚当·斯密创始的。他对价值理论的为数不多的、深刻而惊人的运用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理论本身的发展没有起任何影响。李嘉图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学说弄得令人费解，他的很大过错在于他企图利用那些恰恰是同他的价值理论显然最矛盾的经济事实来证明他的价值理论的正确性。
我的外甥先生们［注：亨利·尤塔和查理·尤塔。——编者注］昨天送给我五大卷班克罗夫特著《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这部书是朗曼公司出版的，这对他们很方便，只要在朗曼公司和老头子［注：约翰·卡尔·尤塔。——编者注］之间结账就行了。
维德博士对我的表示歉意的信［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回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
至于《未来》，我甚至不准备回答。我认为，对于匿名的、不署名的通告，仅仅由于它本身的性质，就不能也不应该予以答复。
爱尔兰人在下院的争吵非常可笑。帕涅尔等告诉巴里说，最坏的是巴特的行为，他力图获得法官席位，并威胁他们说要辞去自己的领导职务。这可能使他们在爱尔兰遭受很大损害。巴里谈到巴特给国际总委员会的信[123]。他们很想得到这份文件，以证明他对不妥协派决不让步只不过是一出滑稽剧。可是现在我到那里去找这份文件呢？
祝好。
你的摩尔
注释：
[118]原稿中写的是《劳动报》（《LeTravail》）。《劳动报》是1873年8月至9月在日内瓦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周报，其编辑是詹·吉约姆，参加编辑的基本上就是后来（本信涉及的时期内）编辑出版《劳动者》（《LeTravailleur》）的那些人物。——第64页。
[119]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中提出了出版大型民主主义报纸的计划。亨·毕尔格尔斯是出版报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到科伦后，就亲自掌握了报纸的出版事宜。同时，他们还必须克服某些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毕尔格尔斯）的一些阻挠。最后决定把《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不是办成一种具有温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狭隘地方性的科伦报纸，而是办成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全国性机关报。毕尔格尔斯拟定了《新莱茵报》的大纲；然而，作为1848年6月1日起出版的报纸编辑之一，他的活动实际上微不足道。他只写了一篇文章，而且还是经马克思彻底修改过的。
1876年底，毕尔格尔斯在《福斯报》（《VossischeZeitung》）发表了他的《回忆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其中把筹办《新莱茵报》的主要作用归于自己。在《回忆》的最后一章，即第五章，毕尔格尔斯也写道，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灵魂（1876年12月24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302号，星期日附刊第52号（《KöniglichprivilegirteBerlinischeZeitungvonStaats-undgelehrtenSachen》№302，SonntagsBeilage№52））。——第64页。
[120]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77年马格德堡版（F．Mehring．《ZurGeschichtederdeutschenSocialdemokratie》．Magdeburg，1877）。——第65页。
[121]弗·梅林《歼灭社会主义者的冯·特赖奇克先生和自由主义的最终目的》1875年莱比锡版（F．Mehring．《HerrvonTreitschkederSozialistentödterunddieEndzieledesLiberalismus》．Leipzig，1875）。小册子出版时是匿名的。——第65页。
[122]伊·考夫曼《价格波动论》1867年哈尔科夫版第123页。——第66页。
[123]1870年1月4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伊萨克·巴特从都柏林寄来的信。巴特表示愿意促进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实行联合（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8—1870年会议记录）。——第6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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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7年7月31日于［兰兹格特］阿黛拉伊德花园2号
亲爱的摩尔：
匆忙写几行，并附上威·李卜克内西的信。这信对你答复《未来》杂志编辑部可能有用处。[116]我还没有直接回答编辑部，而仅仅答复了李卜克内西的奇特建议：他要我们把自己的手稿交付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这些人只是因为代表大会这样决定便应当具备科学知识。其次，我还告诉他，一般说来，我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写文章，而且只有在我自己认为迫切需要时才写［注：见本卷第264页。——编者注］。
威廉自己显然不知道实情，否则他就不会在维德的事情上犯错误。真是创办科学杂志的好方法！没有杜林精神总算不错了。
美国的罢工事件[108]使我非常高兴。美国人参加运动同大洋此岸的工人完全不同。废除奴隶制总共不过十二年，而运动已经这样猛烈！
克尼斯很高明。杜林也同样，这一次你又正确地识破了他［注：见本卷第61和55页。——编者注］。他最近的言论（如果把他的胡言乱语翻译成政治经济学语言）的实际意思就是价值由工资决定。[117]
对于俄国人呆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之间地区的这种形势，在秋天以前大概还必须忍受。土耳其人由于装备不良，在同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作战中折损了很大一部分正规军。至于剩余部分，阿卜杜-凯里姆也已尽力予以毁灭。我怀疑穆罕默德-阿利手中能够进攻的军队是否能多于五万人，奥斯曼-帕沙大概有二万五千人左右，巴尔干以南还有二万五千人。看来，这就是全部。其余的是不堪一击的未经训练的民军。如果土耳其政府现在不过早地缔结和约，那末，俄国人今年就到不了君士坦丁堡，而在11月，大概将回师渡过多瑙河。既然他们至今还没有开始围攻要塞，那末如果不发生意外，要塞在这次战争中大概还会保住。因此，如果一般可能的话，他们在春天会重新从头开始！
《旗帜报》驻君士坦丁堡的可怜的记者奉累亚德之命大肆鼓噪，以便强迫土耳其人接受英国舰队。
你的弗·恩·
注释：
[108]1877年，工人阶级同企业主的斗争在美国广泛地开展起来。1877年7月铁路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斗争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由于在三条通往美国西部的铁路干线（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降低工资百分之十而引起的。只是由于出动了政府军队和资产阶级的武装队伍，罢工才被镇压下去。——第59、63页。
[116]李卜克内西在1877年7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为《未来》杂志撰稿。李卜克内西写道：“主持编辑部的是赫希柏格（他每年给我们一万马克）和维德博士。他们都是能干的青年人，尤其是前者。他们都反对杜林式的欺诈行为。”李卜克内西还肯定地说，杂志编辑部将受到严格监督。
关于《未来》杂志编辑部的信，见注104。——第62、264页。
[117]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莱比锡第2版第27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这一论点进行了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07—213页）。——第6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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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7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多谢你的情书［注：“情书”的原文是《billetdoux》，直译是：“可爱的票据”——暗示收到恩格斯的支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关于诺伊恩阿尔，再说几句。如果总是不断地到卡尔斯巴德去，那就是经常采取最后一着。相反地，如果饮用比较轻的医疗矿水，当病情更严重时，还有比较重的矿水留作后备。对待自己的身体，也象对待其它一切事物一样，必须耍耍外交手腕。
另附上盖布给希尔施的信的摘录。希尔施感到遗憾，李卜克内西的信不在身边，因为，据他说，这些信可以使我们确信，李卜克内西好几个月来同杜林集团进行了猛烈的战斗。李卜克内西大概忍受了不少不愉快的事情，还瞒着不让我们知道。
关于美国工人，你要说些什么呢？反对国内战争后产生的联合资本寡头的这第一次爆发，当然将遭到镇压[108]，但是在美国很可能成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的起点。此外，还有两个有利的情况。新总统［注：拉·海斯。——编者注］的政策必将把黑人变成工人的同盟军，而让铁路、矿山等公司大量剥夺土地（正是最肥沃的土地）也必将把已经非常不满的西部农民变成工人的同盟军。因此，那里正在惹起麻烦，把国际的中心迁往美国，[109]事后看来仍然是特别适宜的。
你会记得，沙耳曼尔（我不知道姓怎样写）·德·拉库尔在《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写了一篇反对麦克马洪的尖酸刻薄并且有意侮辱的文章[110]，其中顺便谈到他“凑巧受伤”，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同弗罗萨尔、法伊等一起列入光荣册。紧接着，各官方报纸报道说……因这篇侮辱性文章要追究《共和国报》。但此事没有发生，据希尔施说，是由于下述原因。麦克马洪的死敌、著名的斯托费尔（曾被麦克马洪解除军职并在巴赞受审[111]期间与麦克马洪有严重的冲突）去见了甘必大并表示，如果事情闹到起诉的地步，他自愿充当麦克马洪在色当会战[15]中的功勋的见证人。这很快传进了爱丽舍宫[98]，关于起诉的想法也就搁置下来了。
关于布洛利。如你所知，他在第一届“道德秩序”内阁时[112]还清了自己的债务，但现在又陷入了新的、整个巴黎都知道的困境。他曾等待瑞士的年老生病的亲戚（大财主）、一位姓冯·斯塔尔的夫人（著名的母老虎［注：安·路·热·斯塔尔。——编者注］的亲属）的死亡。这个女人在1877年3月13日死去，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遗留给了某一个女士，而布洛利没有得到分文。在这种情况下，他象多里沙尔那样说：“如今是一块面包的问题。现在我的一切都吹了！”
你对于柏林人［注：《未来》杂志编辑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的回答是适时的。这些家伙应当感觉到，我们固然是长期忍耐，但也是坚定不移的。
我看一看，能不能同希尔施一起走一趟。［注：到兰兹格特恩格斯那里去（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今天他在水晶宫[113]，因此在明天中午以前我未必看得到他（他上午给《福斯报》等写他的通讯）。
祝好。
你的摩尔
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锐利的洞察力”的例子：
“甚至具有马克思那样锐利的洞察力，也不能解决一个问题：把‘使用价值’〈这畜生忘记这里说的是“商品”〉即享受等等的承担者‘化为’其对立物即劳苦的数量、牺牲等等〈这畜生认为我在价值方程式中想把使用价值“化为”价值〉。这是异类东西的替换。不同种类的使用价值的彼此相等，只有把它们化为一个共同的使用价值才能解释。”（为什么不干脆说——化为重量？）
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天才克尼斯先生是这样说的。[114]
盖布给希尔施的信的摘录：
（1）1877年6月3日于汉堡（关于创办评论［注：《未来》杂志。——编者注］）：“有一位同志，即柏林的卡尔·赫希柏格〈希尔施认为他是著名的欧根·杜林的“同志”〉，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答应每年捐给党一万马克，用于著述方面。我们由此受到鼓舞，决定在哥达从10月1日起不仅出版评论[105]，而且还出版石印的社会民主党通讯——与我们去年在哥达[115]私下谈过的相似。我立即想到由你来担任两个刊物的编辑。评论应该每月出两期，通讯出两三期，在帝国国会开会期间则每月出六期，等等。
赫希柏格有些学识，年约三十岁。他打算按照需要协助《评论》的编辑工作，但没有处理权。两个刊物的编辑应得年薪三千马克……我们大家，即我和我迄今征询过意见的那些人，一致认为编辑工作掌握在你手里将是最可靠的。”
（2）1877年7月5日于汉堡：……“评论将从10月1日起出版……赫希柏格将协助评论的出版工作，他大概会直接跟你接洽。我是这样考虑的。你委托他或与他商量好他负责的专栏，例如，哲学、历史、自然科学专栏。这一方面的新书将由赫希柏格评论……如果你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放在通讯方面，那么把一切另作安排也很容易。顺便提出维德博士，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党内同志，能用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说话和写作，游历很广，并自己打算在苏黎世出版社会主义杂志［注：《新社会》杂志。——编者注］。不久前他在这里时，我把计划等等告诉了他”（但他没有反应）。
（3）1877年7月18日于汉堡：……“你终于同意担负通讯的出版工作〈即希尔施想在8月里试一试〉……在关于评论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没有作出果断的决定。由于你拒绝，不久前我们在这里同赫希柏格当面商谈过。注意到莱比锡人一致反对评论的编辑部只由一些新党员组成。赫希柏格完全可以为大家接受，而维德却不行。大家耽心阵容不强的编辑部——而不出名的编辑部可能就是阵容不强的——在柏林容易陷入杜林的航道，从而可能成为党内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的根源。我虽然没有看得这样阴暗，但有一点还是对的：评论在第一季度必须由一个有文字修养的、在党内为各方面所熟知的同志来编辑和署名，一句话，必须自我推荐。我认为，你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希尔施对此回答说，他不干这样的事）。
注释：
[15]1870年9月1—2日色当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普鲁士军队打败了麦克马洪统率的法国军队，迫使法国军队投降。——第12、60、195、296页。
[98]爱丽舍宫是巴黎的宫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官邸。——第54、60页。
[105]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日至29日）的5月29日会议上，根据盖布的提案通过了一项决定：从10月1日起在柏林每月出版两期科学评论，“其目的是对运动的科学方面给予应有的注意”。决定在10月1日以前每两周出版一期《前进报》的科学附刊。从10月1日起，在柏林开始出版社会改良派的杂志《未来》。杂志的出版者是卡·赫希柏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这个杂志企图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第57、61页。
[108]1877年，工人阶级同企业主的斗争在美国广泛地开展起来。1877年7月铁路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斗争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由于在三条通往美国西部的铁路干线（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降低工资百分之十而引起的。只是由于出动了政府军队和资产阶级的武装队伍，罢工才被镇压下去。——第59、63页。
[109]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由欧洲（伦敦）迁往美国（纽约）的决议是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75—176页）。——第60页。
[110]指的是保·阿·沙耳曼尔-拉库尔写的一篇社论，注明“7月11日于巴黎”，发表于1877年7月12日《法兰西共和国报》（《RépubliqueFrançaise》。——第60页。
[111]法国元帅巴赞在普法战争期间于1870年10月把麦茨要塞放弃给德国人，因此被控叛国而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从1873年10月6日至12月10日在巴黎进行。巴赞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在监禁八个月以后，巴赞在1874年8月逃亡西班牙。——第60页。
[112]指的是布洛利第一次担任内阁总理的时期——1873年5月至1874年5月。保皇派麦克马洪当选共和国总统后立即任命了布洛利内阁。反动的布洛利内阁宣布自己的目的是建立“道德秩序”制度。——第60页。
[113]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60页。
[114]卡·克尼斯《货币》1873年柏林版第119页（C．Knies．《DasGeld》．Berlin，1873，S．119）。——第61页。
[115]指1876年8月19日至23日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第61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合集第34卷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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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7年7月24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报纸等已收到。非常感谢。
你的计划确有一举数得的好处；我只是希望，主要之点（你的肝脏）不要因此而受到损害。何况那么多医学权威赞成这个计划，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也不能那么明确地表示反对。谁知道这一次诺伊恩阿尔之行不会比卡尔斯巴德使你受益更多呢。这就象抽彩票一样，我们希望得到头彩。附上一百零一英镑三先令七便士的支票，以解决主要开支。我故意寄的不是整数。
请你无论如何来这里住几天，如有可能，把希尔施拉来。换换空气对你是很有益处的。不过，我还想在8月12日以前再到伦敦来一天，但愿这类打算不要妨碍你。
希尔施关于法国的消息，即使有些夸张，恰好在当前是令人十分可喜的。他有很大成就，这很好；在这样的时候，哪怕有几个人取得成就也好，因为许多人日益愚蠢并且正在堕落。
退还《未来》杂志编辑部的绝妙来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从伦敦给我寄来了完全相同的一封。
我想答复如下：第一、不可能答应给一个只署名编辑部而不知道编辑是谁的科学杂志撰稿。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价值——不管这些决议在实际鼓动方面多么值得尊重——在科学上等于零，它们不足以使杂志具有科学性，因为科学性是不能法定的。[105]没有十分明确的科学方向的社会主义科学杂志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目前德国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并相应地产生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至今没有任何保证使所采取的方针能为我们接受。第二、搞完杜林［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以后，我将只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因此，没有时间。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对此事不着急。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信，请寄还，以便答复。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杜林先生是怎样“等不得钟敲十二点”[106]就自己把一切葬送掉的。愚蠢的威廉自己自然把这一切处理得很高明，他在孩子般的喜悦中甚至没有觉察到，“党”由此蒙受多大的耻辱。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此外，这个人以自己的几篇关于法国的文章而十分自豪，其实他不过是重复哈森克莱维尔的胡说八道。[107]我们不妨等等瞧，由杜林的垮台而引起的一切兴高采烈是否不再消失。
俄国人的机动是十分冒险的，但是既然土耳其的作战方式仍然同上个月一样，从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苏姆拉和鲁舒克［注：保加利亚称作：苏门（现在称作：科拉罗夫格腊特）和鲁塞。——编者注］以集结的兵力突击俄国人的翼侧并予以击溃。现在他们据有巴尔干最好的山口（施普卡），很容易把守，可是据今天的消息，土耳其人把军队从苏姆拉经延保利［注：保加利亚称作：延博耳。——编者注］调往鲁美利亚，要在那里堵截俄国人的道路，而不是把军队从鲁美利亚（阿德里安堡［注：土耳其称作：爱德尔纳。——编者注］的守备部队除外）拉到苏姆拉并全力向西斯托夫［注：保加利亚称作：斯维施托夫。——编者注］挺进。土耳其司令部显然给吓坏了，从而犯了这种错误。同时，它到处把完全成熟的庄稼留给了俄国人，以致后者有充足的军粮。阿卜杜-凯里姆把土耳其军队弄到这样的境地：百分之二十以上躺在医院里，《科伦日报》的普鲁士尉官说，他在苏姆拉见到大批喝醉酒的土耳其军官（不是士兵）。这一切都是无所作为的结果。看到那样极好的阵地和那样上等的士兵材料没有得到利用，真是令人气愤。虽然如此，俄国人终究还是没有逼近君士坦丁堡，甚至不能够迅速地断绝四边形要塞区［注：鲁舒克—锡利斯特里亚—瓦尔那—苏姆拉。——编者注］中的土耳其人的军粮。此外，离结局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可以供他们利用了，因此，尽管土耳其人干了种种蠢事，今年的战争几乎已注定失败……只要那里不是老发生各种意外的事情！英国派遣军队大概足以阻止苏丹［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编者注］单独媾和，所以这是好事。
莉希好些了。星期日［注：7月22日。——编者注］她病势危急，现在看来略有好转。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注释：
[105]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日至29日）的5月29日会议上，根据盖布的提案通过了一项决定：从10月1日起在柏林每月出版两期科学评论，“其目的是对运动的科学方面给予应有的注意”。决定在10月1日以前每两周出版一期《前进报》的科学附刊。从10月1日起，在柏林开始出版社会改良派的杂志《未来》。杂志的出版者是卡·赫希柏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这个杂志企图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第57、61页。
[106]恩格斯引自约·阿尔宁和克·布伦坦诺在1805年至1808年整理出版的民歌集《小孩的魔角》中的诗歌《娱乐》（《Kurzweil》）。——第57页。
[107]首先指的是威·李卜克内西的一组文章《红色的反对蓝色的》。他在这些文章中企图挽回威·哈森克莱维尔在1877年7月1日《前进报》上发表的错误文章《打倒共和国！》的影响（见注90和100）。——第5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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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7年7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辩论日报》，这已是一张旧报，但很有意思，尤其是由于载有关于东方战争的社论和来自俄国的通讯。还有《人民之友报》［注：《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编者注］，它似乎已变成杜林先生的《通报》了。另有科勒特的《英国是土耳其的敌人……》。
我打算到兰兹格特你那里去两三天；去龚佩尔特那里是没用的，因为无论是他或者是卡尔斯巴德的医生和教授们都使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医学在这种情况下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此外，失眠的情况略有好转。但是，谋事在自己，成事在他人。这里所说的他人是希尔施，他专程来伦敦，要同我一起呆一个星期。关于他和他带来的消息下面再详谈。先谈谈我不久将来的计划。
我打算尽可能在8月12日就动身前去诺伊恩阿尔，而不去卡尔斯巴德，理由如下：
第一，鉴于费用。你知道，我的妻子严重消化不良，而我无论如何要把杜西带去（她的病又犯得很厉害），所以把我妻子一个人留下，她会十分苦恼。我们三个人来往一趟，加上行李以及我去治病时常有的中途停留，仅仅这些开支就需七十英镑。此外，琳蘅已是衰弱不堪，我早就答应送她回故乡去，她在故乡生活也不能不用分文。再者，全家还得置办各种旅行用品。
第二，卡尔斯巴德医生们私下对我说，不愿每年都去卡尔斯巴德的人，间或到诺伊恩阿尔去一下，可能是有益的。他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去卡尔斯巴德。但是甚至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大概最好是有时变换一下疗养地并饮用较轻的矿水，因为变换有益于身体［注：“变换有益于身体”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奥列斯特》中的用语。——编者注］。况且我的病现在与其说是肝病，不如说是由此引起的神经衰弱，因此，饮用较轻的、但主要成分相同的矿水更好些。
还有，我经常正是由于费用的缘故而忽略了最主要的一点——病后疗养。由于可以使旅费大大减少以及在治疗期间全家都去（由威塞斯看门），所以用诺伊恩阿尔代替卡尔斯巴德是一举多得的事。
至此求证完毕。希望你赞同这个计划。
现在来谈别的，首先谈谈希尔施。
他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没有白浪费时间。我测验了他一下，例如考问了法国统计，发现他很有水平。他还告诉了我关于法国工业企业几乎普遍变为股份公司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第一，帝国时代的立法促进了这一点。第二，法国人不喜欢企业家的活动，宁愿尽可能过食利者的生活。因此，这种形式的企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据希尔施说（他在这方面大概把一切看得过于乐观），法国军队的军官（除了上层）都是拥护共和制的。至少下述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加利费（正如希尔施所断言的那样，根据后来的调查，波蒙事件[95]是事实）向甘必大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愿意为之效劳；在布洛利把他的守备部队驻守的那个城市的地方行政长官撤职以后，也就是这个加利费和总参谋部一起向被贬黜的地方行政长官表示自己的同情。这些事既行在枯干的树上……[96]另一方面，在大部分由新人组成的下级军官中广泛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麦克马洪解散议院[97]是因为议院企图通过一系列法案来改善下级军官的境况。
关于爱丽舍宫[98]里发生的一切，在巴黎每天都可以知道，因为在那里进进出出的波拿巴派饶舌者们是不会守口如瓶的。麦克马洪大发雷霆。这个畜生的第一句历史名言是：“我在这里并将留在这里”[99]，第二句是：“够了”。现在他在说他的最后一句。他从早到晚反复地说：“见鬼！”
希尔施一说到《前进报》就大发脾气，既由于杜林事件，也由于《打倒共和国》一文[100]。关于这两件事，他给执行委员会（盖布等等）[13]写了极其尖锐的信。他现在也看到，合并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实践方面都降低了党的水平。
关于《打倒共和国》一文，他指出，伟大的哈森克莱维尔在公社时期作为普鲁士的士兵（大概是预备兵或后备兵）到过巴黎附近，因此，他没有任何根据把自己装扮成有原则的人。
他肯定说，在普鲁士冲突[101]期间，哈森克莱维尔是克雷弗尔德一家进步党人[102]报纸［注：显然指《威斯特伐里亚人民报》。——编者注］的编辑，他把这个报纸出卖给了一个极端反动的家伙，他在这次出卖所引起的诉讼中使自己的名誉扫地。据白拉克亲自对他说，白拉克和同志们在任命哈森克莱维尔为具有和李卜克内西同样权利的《前进报》编辑时是知道这一点的！[103]
但是，李卜克内西“犯了什么罪，受了什么罚”［注：参看圣经《箴言》第11章第17节。——编者注］。拉萨尔党徒百般嘲弄和侮辱他。例如，他们对他在《前进报》领取的微薄薪水加以指责，说什么他的妻子（带着五个孩子）不应该用女仆等等。他们违反党内和新闻业中通行的一切惯例，故意搞得使李卜克内西要为所有的文章，包括那些他不在时写的文章而坐牢，以致他在《前进报》实际上扮演着法国报纸的名义编辑所扮演的那种角色。
希尔施下月从巴黎前往柏林。在那里他将用一个月的时间编辑石印党报［注：见本卷第61—62页。——编者注］；他打算把这件事办得使合并在一起的那一伙败类感到恼火。
附上《未来》杂志编辑部寄来的信，以防你没有收到这封信。[104]请把它寄还给我，以便作复。
“公民”、“思想家”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莫斯特想得美妙而又狡诈。总之，准备第二次合并；我们将同杜林先生在一起，因为那里没有他是不行的；同时，在莫斯特一伙人主编之下，他们将利用我们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把他们的一切庸俗东西强塞给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倒宁愿百倍高兴地使维德满意［注：见本卷第47—50页。——编者注］。莫斯特毕竟使我高兴，他使我有机会以拒绝来回答他。这些家伙以为，他们是在同“驯良的小羊羔”打交道。多么无耻！
据我看来，俄国人的恫吓行为惨遭失败；这种反军事学的轻率行动在到处碰壁，它使本国军队和本国公众（尤其是刚刚在阿尔明尼亚退却之后）感到非常懊丧和丢脸。
据说，朋友洛帕廷在此期间又成了反爱国主义者了。
希望你的夫人好转。
问候大家。
你的摩尔
注释：
[13]根据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决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Vorstand）、监察委员会（Controlkomission）和委员会（Ausschuβ）。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哈森克莱维尔和哈特曼任主席，奥艾尔和德罗西任书记，盖布任财务委员。这样，在执行委员会里有三名拉萨尔派（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和德罗西）以及两名爱森纳赫派（奥艾尔和盖布）。执行委员会的驻地选在汉堡。——第9、54页。
[95]指的是加利费将军同德·波蒙夫人的丑事。马克思最初大概是从《前进报》上知道这件事的，在1877年4月6日该报的“社会政治评论”栏中发表了一则简讯，开头的话是：“报复女神又揪住了一个人的衣领！”接着报道说，大约两星期以前，在巴黎的一次舞会上，加利费由于吃醋用匕首把自己的情妇德·波蒙夫人——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夫人的姊妹刺成重伤，为此被关进狱中。所有的巴黎报纸都避而不谈这件丑事。《前进报》把这件丑事（它的“主人公”是“秩序的拯救者”、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腐朽不堪的明证。关于加利费和波蒙案件以后的详情，马克思是从卡·希尔施那里知道的，后者在7月20日左右从巴黎来到伦敦。——第54、480页。
[96]马克思从圣经《路加福音》第23章第31节中套用了下面一句话：“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第54页。
[97]关于麦克马洪在1877年6月25日解散众议院一事见注78。——第54页。
[98]爱丽舍宫是巴黎的宫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官邸。——第54、60页。
[99]“我在这里并将留在这里”（《J’ysuisetj’yreste》）——这句话据说是麦克马洪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在1855年9月8日法国军队攻下马拉霍夫冈以后说的。——第54页。
[100]针对法国众议院的保皇派集团和共和派多数之间发生的冲突，并且直接针对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发动保皇派政变的企图（见注78），《前进报》从1877年6月10日起（社论《评麦克马洪先生最近的政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这些事件的文章。报纸的编辑部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对于在法国开展的争取共和制的斗争表现了虚无主义态度，实际上是散布了这样一种思想：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不论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条件下还是在君主制的条件下进行活动，没有什么两样。这种观点在1877年7月1日《前进报》第76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打倒共和国！》中表达得最为明显。这篇社论的作者显然是威·哈森克莱维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谴责了《前进报》的这一错误政治路线。——第54、260、293页。
[101]指的是1862年至1866年普鲁士的宪制冲突，这个冲突是由于普鲁士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拒绝批准用于改组和进一步武装军队的拨款而引起的。俾斯麦政府不顾自由派的拒绝，竟在许多年内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军费。宪制冲突是六十年代德国革命形势的表现之一。只是到1866年，当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了奥地利，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54页。
[102]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54、307、341页。
[103]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在8月23日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不再出版《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Social-Demokrat》）而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在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报纸的编辑。——第55页。
[104]《未来》杂志编辑部在1877年7月20日寄给恩格斯一封信，同时也给马克思寄去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其中援引哥达代表大会关于出版科学杂志的决议（见注105），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杂志撰稿。这些信笼统地署名：“《未来》编辑部”。编辑部的地址，指明是约·莫斯特编辑的《柏林自由新闻报》的发行处。——第55、3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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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7年7月19日于兰兹格特市
阿黛拉伊德花园2号
亲爱的摩尔：
我也将写信告诉维德［注：见本卷第261—262页。——编者注］，由于没有时间，我什么都不能答应，更谈不上履行。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说出你十分正确地提出的那些真正的、或者不如说内部的原因。此外，我们对维德先生领导科学杂志的能力有什么了解呢？还有，对他在危急的情况下——这无疑会很快重新出现——的可靠性或仅仅是善意有什么了解呢？
附上威廉［注：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最近的来信。关于手稿，我简单地回答他说，将把信转寄给你。他的确在狱中写出了整整三篇文章，刊登在《前进报》第80、81号上。[90]这是可悲的见风转舵行为，是要把你对纲领的批判变为对纲领的颂扬的突出事例。[91]我拒绝了他要我写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的要求，理由是：我不愿向未来的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争《前进报》的篇幅，以免再一次给人以借口，叫嚷说我用广大读者不感兴趣的抽象东西把报纸塞满，似乎读者想要的是幻想，而不是事实。[92]
不幸就在于我们的人在德国的对手是如此可怜。在资产阶级方面，只要有一个能干的、具有经济学知识的人，那末他就能轻而易举地使我们的先生们陷入窘境，并向他们说明他们本身的混乱。而这种彼此都只是以老生常谈和各种庸人的胡说为武器的斗争能够产生什么结果！同德国资产阶级的智力比较发达这一点相反，一种新的德国庸俗社会主义正在发展，它可以毫无愧色地同1845年的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93]相媲美。
土耳其人应当迅速行动，以便战事产生良好的结局。如果他们坐视俄国人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南侧建立起俄国的四边形要塞区，那么，那里的战事就可能具有持久性，那时就可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这种推进就象1828年那样仅仅是为了引起精神作用或叛变。而发生叛变似乎是完全可能的。我觉得，显然在尼科波尔发生了叛变（不过，在俄国人越过巴尔干以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除了1828年的瓦尔那以外，从未见过土耳其人以六千之众、又有垒墙和壕沟为掩体，却不战而降。[94]每天送两次报纸来，报上关于俄国人积极行动和土耳其人一直无所作为的消息使我十分生气，甚至在1828年根本不存在土耳其军队时，也没有比这更糟糕。
你到龚佩尔特那里去要一些治疗失眠症的药吧，他现在还在那里，去一趟对你会有益处。这件事不要再拖延了。我想，你将于8月中旬再次前往卡尔斯巴德，而在这之前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你最好还是保持身体健康。这里的情况也不十分好。莉希从昨天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感到非常不舒服；海水浴对她没有发生奇效这还是第一次，我开始感到严重不安。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杜西和琳蘅，以及龙格夫妇、拉法格夫妇和你本人。
你的弗·恩·
注释：
[90]指威·李卜克内西的论文《柏林的宗教裁判所》（1877年7月11日《前进报》第80号）和《红色的反对蓝色的》（这一组论文的第一、二篇发表于7月11日和13日《前进报》第80号和第81号，第三、四篇发表于1877年7月18日和20日第83号和第84号）。——第50页。
[91]在爱森纳赫党的领导成员看了《哥达纲领批判》后，这一文件的手稿退还给了马克思。由于打算出版解说哥达纲领的小册子，李卜克内西在1877年7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把马克思的手稿寄给他，以便编写小册子时使用，因为他没有留下副本。——第50页。
[92]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了下列提案：“代表大会声明，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耳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他断言，刊登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失策，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是杜林的著作对社会民主党都是有益的。奥·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的提案：“鉴于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的巨大篇幅及其续编大概将具有同样的篇幅；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开始的反对杜林的论战，使后者及其拥护者有权作同样详细的答复和有权同样广泛地利用《前进报》的篇幅；涉及纯粹科学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代表大会决定：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而以小册子形式加以发表。同样，也停止在正刊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斯特的提案和瓦耳泰希的论断。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发表了下述声明：关于发表恩格斯著作的决定是在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并且这项决定是由于“杜林派”的挑动而作出的。某些人觉得这些论文太长。但是，本来就不能要求《前进报》编辑部给恩格斯这样在科学上只能同马克思相提并论的人规定应当写多长或写多短。这些论文的篇幅应当是大的，因为这关系到要全面击退杜林在他的长篇大论中进行的攻击，并且要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驳倒他的整个体系。恩格斯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报》科学附刊上或在科学《评论》（《未来》（《Zukunft》）杂志）上或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刊登在《前进报》附刊上。——第50、257、259、264、289、398页。
[9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5—640页；第4卷第495—498页）以及一系列其他著作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毁灭性的批判。——第51页。
[94]1877年7月15—16日，位于多瑙河南岸的被围困的土耳其要塞尼科波尔遭到时间不算很长的冲击后，以要塞司令为首的驻防军投降。
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期，瓦尔那于1828年10月11日被俄军攻克。——第5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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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7年7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首先，对于维德，我将这样答复他：由于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我不能担任任何杂志的撰稿人。
假如出现一种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杂志，那的确是很好的事。它将提供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性，并且我们还可以阐明一些理论问题，揭露教授和讲师们的绝顶无知，同时廓清广大公众（既包括工人，也包括资产者）的思想。可是，维德的杂志［注：《新社会》。——编者注］只能是伪科学的；它的撰稿人的主要核心必然是那些把《新世界》和《前进报》等等弄得摇摆不定的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毫不留情——一切批判的首要条件——在这伙人当中是做不到的；此外，还要经常照顾到通俗性，也就是要向没有知识的读者作解释。请设想一下，一种经常把读者不懂化学作为基本前提的化学杂志是什么样子的。抛开这一切，由于维德的必然撰稿人在杜林事件中的行为，也不能不小心谨慎，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人保持党在政治方面所允许的相当大的距离。看来，他们的准则是：谁只用谩骂去批判自己的对手，谁就善良，而谁用真正的批评痛斥对手，谁就卑鄙。
我希望，俄国人在巴尔干彼侧的猖狂行动将激发土耳其人起来反对本国的旧制度。俄国人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失败正在直接引起俄国的革命，现在连拉甫罗夫和洛帕廷也明白这一点了，因为任何书报检查已压制不住俄国报刊对于在阿尔明尼亚所受挫折的愤怒。同德国报刊在包围巴黎[89]未获预期结果时的调子相比，彼得堡报纸的调子更具有威胁性。
在上星期的几天中和本星期初，我的失眠症和由此而引起的脑神经混乱状态曾十分严重，从昨天起又开始好转。
我们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摩尔
注释：
[89]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围攻巴黎。——第4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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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7年7月15日于兰兹格特市阿黛拉伊德花园2号
亲爱的摩尔：
我们从星期三起住在这里[82]，但遗憾的是海边空气这一次对我妻子的效验不够快，她仍然食欲不振。曼彻斯特之行[83]对我的影响早已成为过去，正如成语所说：“眼不见心不烦”。
附来的信和同一个维德（但不要把他同我们快活的小驼子［注：约·韦德。——编者注］混淆起来）的另一封信同时寄到。[84]请告诉我，你怎样答复这个市侩，以便我们能够行动一致。
《政治经济学》的初校样已经在这里。[85]《哲学》[86]的第六印张漏掉了二十九行，正在重新排印；但愿这一次不再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对俄国人在亚洲的失败，我还没完全弄明白。高加索集团军是由八个师组成的，每个师十六个营，因此共有一百二十八个营常备部队（不包括步兵、守备部队和新编部队）。而洛利斯-梅里柯夫现在看来大约只有四、五十个营。如果我们给巴土姆和巴雅泽特［注：现在土耳其称作：多古巴雅西特。——编者注］的翼侧纵队再加三十个营（无疑是太多了），那么还有五、六十个营的情况需要弄清楚。看来，这些营大概是不得不留在高加索掩护交通线。即使说这种推测同最初俄国人说的大话相矛盾，那么这也不能成为否认的理由。看来，在苏胡姆-卡列登陆（不管它真正的直接结果如何）无论如何是完全达到了目的：把高加索集团军的近半数牵制在高加索本地。[87]
俄国人似乎同时也在保加利亚为自己探索道路，土耳其人采取纯粹消极防御的策略（这使《科伦日报》的普鲁士尉官们感到十分绝望）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他们帮了忙。总之，看来他们是在准备穿过巴尔干，即通过加布罗伏—卡赞勒克或索非亚—菲力浦堡［注：保加利亚称作：普罗夫迪夫。——编者注］迅速发动进攻。如果他们发动进攻，而土耳其政府不因此而被吓倒，那么，这种“最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可能产生极坏的结局。自己背后没有方便的交通线，而又要在色雷斯维持三个军，并向它们供应弹药等等，这简直是变戏法，即使伟大的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也会因此而遭到失败。
土耳其人绝对必须有几个欧洲人。土耳其人不是一味地进攻就是一味地防御。他们想不到把两者结合起来。有一个土耳其少校对《科伦日报》的尉官说：您看那边，多瑙河对岸，有很多俄国人吧？——见鬼，你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大炮轰击他们？——不，先生，如果俄国人开始向我们射击，那时你们就看吧，我们将如何回击他们！——而这时俄国人正在不慌不忙地修筑自己的炮台。假如1853年锡利斯特里亚是这样防守的，那它就会很快陷落。[88]
我们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注释：
[82]1877年7月11日至8月28日，恩格斯同生病的妻子莉希·白恩士一起在兰兹格特休养。——第46、260、266、270、277页。
[83]1877年7月初，恩格斯从伦敦到曼彻斯特去了几天。——第46、260页。
[84]弗·维德在1877年7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以及7月10日给恩格斯的内容相同的信中请求他们为他所筹办的《新社会》（《NeueGesellschaft》）杂志撰稿，这一杂志从1877年10月起开始在苏黎世出版。维德在1877年7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迅速答复他这一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这一新杂志的改良主义性质，拒绝为它撰稿（见本卷第48—50、67、261—262和382—383页）。——第47页。
[85]指《反杜林论》第二编各章的校样，这几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7月27日至12月30日的《前进报》附刊。——第47页。
[86]1877年7月《反杜林论》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标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第47页。
[87]指1877年5月土耳其军队在苏胡姆登陆。——第47页。
[88]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俄国军队于1854年5—6月对土耳其要塞锡利斯特里亚（保加利亚称作：锡利斯特腊）的围攻。关于这一围攻的论述见恩格斯的论文《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和《多瑙河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9—302页和第334—339页）。——第4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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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莱顿
1877年5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希望你的眼睛已经好了。当洛尔米埃夫人的眼病一天比一天加重和危险时，老龙格夫人曾送给她一小瓶软膏（大概至少价值三十法郎）。说来奇怪，用了少量这种软膏，在几天之内就把她的眼病完全治好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种软膏在法国很出名；根据它的气味、外形等等，你当然可以知道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你对土耳其形势的看法同我完全一致，我几乎逐字逐句地把这一看法告诉了符卢勃列夫斯基。
但危机日益迫近。在俄国直接影响下的马茂德-达马德及其一伙本来就很想同俄国人缔结和约，而且自然也想就废除宪法（在斥骂麦克马洪反对宪法的那一号《泰晤士报》中也鼓吹这样做[79]）达成协议。对沙皇［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来说，没有比这更合心意的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不过是预备性的军事检阅；各党派出于各种动机（况且根本不了解情况），都在渲染和夸大俄国人在小亚细亚的胜利；除了其他困难，还有刚刚处在初期阶段的财政紊乱；高加索病症暂时还只是散发性的[80]；沙皇有可能保持住威望并摆脱这一切，而暂时还可以不必颁布宪法；此外，他还可以在西方的危机中起重要作用，如此等等。有人告诉我，米德哈特-帕沙在这里尽力推动确实关系到土耳其的命运（和俄国最近的“发展”前途）的君士坦丁堡的运动。
我早就徒然地要利沙加勒相信（他现在又对之估计过高）的事情正在法国得到证实，这就是：真正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是赞成共和制的，梯也尔统治以来的事件的确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战斗派”只代表旧政党的职业政客中的余孽，而不代表任何阶级。工人们（巴黎的）遵循的口号是：这一次是资产者老爷们的事情。因此他们就袖手旁观。
从附上的《马赛曲报》的剪报中，你可以看到激进派报纸是怎样对待麦克马洪的。明智的《法兰西共和国报》向他声明，只有他辞职，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艾米尔·德·日拉丹以起诉来威胁他，但在所有的报刊中对他最冷酷无情的是主要代表小店主的《世纪报》。
然而，波拿巴派准备拔剑已经太迟了（何况这不符合布洛利的方针）。尽管如此，仍可能试图（在议院再度延期开会以后[81]）实行戒严，这虽然是违法的，但可以用部长们负有法律责任和麦克马洪在宪法上不负责任来掩饰。这一条道路（至少波拿巴派是怂恿走这一条路的）可能还会引起暴力冲突。这是一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
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去世，科勒特因职责关系已通知我。
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和往年同一时期相比还算不错。我妻子健康好转。
小家伙［注：让·龙格。——编者注］很容易就断奶了（但爱尔兰女人还在我们这里），可是有一种危险的爱好：不在房间里爬，而是爬楼梯。
我们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卡·马·
注释：
[79]马克思指的是载于1877年5月31日《泰晤士报》（《Times》）第28956号“最新消息”栏的两篇通讯：《关于和谈的传闻》和《法国新内阁》。——第45页。
[80]在高加索战场上阿扎里人在俄军后方展开了阻止俄军进攻的斗争。——第45页。
[81]关于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决定于1877年5月18日把议院会议延期一个月一事见注78。——第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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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7年5月27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42号
亲爱的摩尔：
你对于我长久不写信必定感到奇怪。由于眼疾，我整个星期过得不痛快；强烈的阳光对眼睛没有好处。一个星期以来，我整天戴着眼镜，不喝酒，但起初丝毫不见好转。从昨天起才开始有显著的变化，因此我不再为眼睛担忧了。回伦敦（在星期五［注：6月1日。——编者注］）时，一定要治好这个毛病，这种任何事情都做不了的状况使我厌烦。
愚蠢的英国报纸在散布俄国人在阿尔明尼亚取得辉煌胜利的神话，其实这些胜利目前还是很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君士坦丁堡的索弗特不很快行动起来，穆赫塔尔-帕沙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的特点是，在采取什么行动以前，沙皇［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必先到来。此外，俄国军队的组织工作迄今看来确实比预料的要好些；然而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在真正的战役开始时就会看到。但是结局将取决于君士坦丁堡，而这种结局越来越紧迫了。
麦克马洪先生采取轻率行动[78]，看来是错了。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尽管做了一切努力，但是连交易所也不愿意真正上钩。他打算在法制范围内行事的保证也证明，结果并不符合布洛利一伙人的诺言。如果法国人这一次坚强不屈，并有组织地进行投票，只要不比前一次差，那么，他们就可能彻底消除这一类的反动。根据事态进程判断，这一步没有考虑使用暴力，以后如果企图使用暴力，那大概不会成功。不能象期票延期那样把政变推迟三个月。此外，布洛利不是实干家，而是议会的阴谋家；即使事情没有由于麦克马洪的疑虑和保留而几乎预定要失败，他也肯定要错过适当的时机。总而言之，事情的进展极其有利，而如果选民们这一次听任地方行政长官之流把他们当作投票的畜生，那么，他们就不配得到更好的待遇。但看样子是不会的。如果麦克马洪提出这样的抉择：不是良好的选举就是我辞职，这对老猪猡梯也尔是多么好的取胜机会！蠢驴！
你的弗·恩·
注释：
[78]指保皇派天主教反动势力的傀儡、法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发动反共和制政变的企图。1877年5月16日，麦克马洪在政府通报《公报》（《JournalOfficiel》）上发表了一封信，对内阁总理资产阶级共和派茹·西蒙的行动表示不满。次日任命了以保皇派布洛利公爵为首的新内阁。5月18日，国民议会两院会议被延期一个月，而6月25日，由共和派占多数的众议院被解散，定于1877年10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并见注361。——第4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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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莱顿
1877年3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怕以后忘记，现对前一封信再做如下补充：
（1）休谟关于“劳动价格”只是在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提高之后最后才提高的这一论点，是他关于货币量的增加对工业起促进作用的看法的最重要一点，这一点还最清楚地表明（如果对此一般会有怀疑的话），他认为这种增加仅仅是因贵重金属的贬值而引起的。从我寄上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休谟反复谈到这一点。[69]对此杜林先生的书［注：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编者注］中只字未提；而且一般说来，他对于他所赞颂的这个休谟的论述，同对其他一切作者的论述一样草率，一样肤浅。此外，即使他觉察到了这一点（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也非常不便于在工人面前颂扬这种理论，因此，最好略而不提整个问题。
（2）我当然不想把我自己认为重农学派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象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释者这一观点直接告诉这个人。在我有可能详细阐明这个观点之前，完全明确地把它讲出去，那就会被形形色色的下流作家接过去并加以歪曲。正因为如此，我在寄给你的评述中没有谈及这一点。
但是，看来这并不妨碍在答复杜林时引用《资本论》的下述两段话。我引用的是法文版，因为这里不象在德文原本中那样一笔带过。
关于《经济表》[70]：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年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在这里，个别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观察者的视线，给研究工作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中，首次企图在年产品离开流通的形式上说明年产品的再生产的情况。他们的阐述在许多方面比他们的后继者更接近真理。”（第258—259页）[71]
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
“同样，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时本能地有时自觉地——一直把提供剩余价值看作是生产劳动的标志。它对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随着它对剩余价值性质的分析的加深而改变。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第219页）[72]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买却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资本论》德文第2版第554页），以及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出来（同上，第141—145页）。[73]
正当我吃午饭时，伟大的巴里手中拿着八份报纸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英国报纸的编辑们是异常奇怪的动物。《名利场》的编辑（下属人员；因为社长兼老板、半乌尔卡尔特分子鲍尔斯先生正陪夫人在西班牙养病）终于登出了那篇文章[68]，而苏格兰的《新闻晨报》和伦敦的《白厅评论》，以及六家政府报纸，或者不如说是掌握在托利党内阁（它为这些报纸炮制材料）手里的中央报刊，则被这篇文章吓住了。
结果怎样呢？就是《名利场》的这个人为了进行报复，现在反过来自己害怕（为了事业和巴里先生的利益）刊登上述八家报纸已经发表的文章，即针对《现代评论》上格莱斯顿的文章而写的那篇文章[74]。他写信问巴里，一旦追究诽谤的责任，他该怎么办？我已指示巴里（他已有先见地带上上述八种报纸）应该怎样回答。如果不用科勒特先生的“忧虑”来解释这些动摇（我们不管怎样也得加以克服），那我就会大错特错。的确，如果有人揭穿他们秘密外交的勾当，岂不是很糟糕吗！
顺便说一句，俄国外交已完全堕落成一种滑稽剧。伊格纳切夫先生的外交旅行，不管起初是否顺利，到头来只能是比梯也尔先生在九月四日变革[75]以后的外交旅行更为可笑和更为丢丑的巡拜。
我从高尚的甘布齐那里收到了他亲自写的悼念最近死去的高尚的法奈利的九页长的祭文[76]。把这一祭文寄来的目的显然是想使我悔悟，不该在关于同盟的小册子中侮辱这个法奈利[77]。
你的卡·马·
注释：
[68]1877年2—3月，马克思曾指示英国记者、前国际会员马·巴里写一些文章，揭露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一些保守党的报纸刊登了巴里的文章。
这里指的是巴里按马克思指示写的文章《格莱斯顿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于1877年3月3日《名利场》（《VanityFair》）周刊，没有署名。接着在1877年3月10日的《名利场》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伟大的鼓动家被戳穿了》的第二篇文章，作为第一篇文章的续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677—682页。——第38、42页。
[69]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03—304页（D．Hume．《Essaysandtreatisesonseveralsubjects》．Vol．Ⅰ，Dublin，1779，p．303-30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61页。——第40页。
[70]《经济表》（《Tableauéconomique》）是重农学派魁奈在经济学中第一次制定的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解。魁奈的《经济表》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的形式第一次发表。马克思用的魁奈的著作《经济表的分析》（《AnalyseduTableauéconomique》，1766年第一次出版）载于欧·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Physiocrates》．Premièrepartie，Paris，1846）。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部第六章、《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以及《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九章中揭示了《经济表》的涵义并作了深刻的分析。——第41页。
[71]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2节。这一段和下一段话，马克思是从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来的。这两段话在《资本论》法文版和德文版中有差别。——第41页。
[72]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41页。
[73]同上第1卷第16章和第4章第2节。——第41页。
[74]巴里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写成的文章《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发表于1877年2月3日《白厅评论》（《WhitehallReview》）周刊，没有署名。它是针对威·尤·格莱斯顿的文章《俄国的政策和土耳其斯坦的事态》的，后者发表于1876年《现代评论》（《ContemporaryReview》）杂志11月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675—677页。——第42页。
[75]在获悉法国军队在色当被击溃（见注15）以后，1870年9月4日巴黎出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结果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崩溃和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主持的共和国的宣布成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5—337页）。——第42页。
[76]卡·甘布齐《祭朱泽培·法奈利》（C．Gambuzzi．《SullatombadiGiuseppeFanelli》）。祭文注明日期为1877年1月6日。——第42页。
[7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17—418页，以及第381—382、404—405、408—409和431—432页。——第4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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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7年3月6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42号
亲爱的摩尔：
衷心感谢你在《批判史》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67]这超过了我在这个领域里也把这个家伙驳得体无完肤的需要。拉甫罗夫说迄今为止对这个家伙太客气了，实际上，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注：见本卷第37页。——编者注］现在，重读《国民经济学教程》［注：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编者注］，识破这个家伙及其手法，已经无须担心这本破书里设下了什么圈套。现在，当这一整套目空一切的无稽之谈毫不掩饰地端出来的时候，我当然认为应当对它更加蔑视。好心肠的拉甫罗夫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说教中可以不必采取逐渐加强的作法，而我们在面临着如此长期搏斗的时候，就不能不这样做。然而，在哲学那一编的末尾就不会再埋怨我温和了，在政治经济学那一编将更不会埋怨了。［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编者注］
科勒特关于格莱斯顿的无穷忧虑是必然的。［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这是没有上面的命令决不会发生的事情。据说在格莱斯顿重新执政以前，必须沉默，而让乌［注：乌尔卡尔特。——编者注］通过连当事人也不明白的隐晦暗示来提出严重警告。同秘密外交作斗争，必须以秘密外交手腕来进行。
我将为威廉加工《人民报》的材料。[64]无政府主义独裁者先生们在这次意大利的分裂中完蛋了。从这一号《人民报》关于“某些狭隘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而同时——多么矛盾——又是独裁分子”的短评中可以看出，比尼亚米对这些人的特点很有研究。巴枯宁毕竟比过分急于当世界主宰者的吉约姆先生更能干和更有耐心。
你寄给我的不是新的校样[62]。到目前为止，我一份也没有收到。威廉真是太乱七八糟了。
再过一星期我们就回来了。莉希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饭量接近正常，这里一望无际的海滨空气也好极了。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62]指《反杜林论》第一编各章的校样，这几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月3日到5月13日的《前进报》（《Vorwärts》）。——第35、36、39页。
[64]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利用《人民报》的材料（特别是1877年2月26日第7号刊登的《米兰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一文）写成《意大利的情况》一文，发表于1877年3月16日《前进报》第32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114页）。——第36、39页。
[67]指马克思的手稿《对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一书的评论》。这份手稿的内容是对杜林这本书的第二版的前三章的批判。恩格斯把手稿做了某些修改后以《〈批判史〉论述》为题收入《反杜林论》作为第二编的第十章。手稿原文发表于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自然辩证法》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341—371页（F．Engels．《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DialektikderNatur》．Moskau-Leningrad，1935，S．341-371）。——第37、3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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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莱顿
1877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杜林评论》。[67]读这个家伙的东西而不当即狠狠敲打他的脑袋，我是办不到的。
仔细阅读它，要有耐心，手里还得拿着鞭子。现在，在我这样仔细阅读之后（而从李嘉图起的那一部分，我还没有读，其中必定还有许多奇谈怪论），我将能平心静气地欣赏它了。当你潜心阅读，对他的手法了如指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多少令人好笑的下流作家。
不过，在炎症使我心情烦躁的情况下，它作为一件附带的“工作”，对我还是大有益处的。
你的摩尔
又及。那篇关于格莱斯顿—诺维柯娃的极尖刻的文章，经巴里加工修饰后，前天在《名利场》上发表[68]，《白厅评论》对这篇文章怕得要命。昨天我们在同科勒特的儿子和女儿会见时得知，他们的父亲不赞成这样做，因为格莱斯顿虽然是个疯子，但毕竟是正直的，而这种辩论是“不体面的”。
注释：
[67]指马克思的手稿《对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一书的评论》。这份手稿的内容是对杜林这本书的第二版的前三章的批判。恩格斯把手稿做了某些修改后以《〈批判史〉论述》为题收入《反杜林论》作为第二编的第十章。手稿原文发表于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自然辩证法》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341—371页（F．Engels．《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DialektikderNatur》．Moskau-Leningrad，1935，S．341-371）。——第37、38页。
[68]1877年2—3月，马克思曾指示英国记者、前国际会员马·巴里写一些文章，揭露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一些保守党的报纸刊登了巴里的文章。
这里指的是巴里按马克思指示写的文章《格莱斯顿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于1877年3月3日《名利场》（《VanityFair》）周刊，没有署名。接着在1877年3月10日的《名利场》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伟大的鼓动家被戳穿了》的第二篇文章，作为第一篇文章的续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677—682页。——第38、4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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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莱顿
1877年3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与此信同时，寄去《人民报》和在你家里找到的莱比锡邮件[62]。上意大利联合会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它在声明中说，它一向遵守国际的“最初章程”[63]，并正式同意大利各巴枯宁主义团体断绝直接的联盟关系。你必须把这件事，以及你第一封信［注：见本卷第32—34页。——编者注］中提到的十分有趣和使我高兴的其他事实，尽快告知《前进报》。[64]否则李卜克内西又会在这方面干出蠢事来。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冒，患鼻炎和咳嗽。
丽娜一切顺利。［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拉甫罗夫（他生活很苦）称赞你批判杜林的那些文章，但是他说，人们（即他）“对恩格斯在论战中这样温和是不习惯的”。
星期一你将收到我的一封长信［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不要把这看作杜林式的手法——总是慷慨许愿，但是从不兑现。
衷心问候莉希。
你的卡·马克思
希尔施和他的卡斯特尔诺真是见鬼。现在，后者以他们两人的名义要求我充当他们目前正在创办的工人报纸的编辑。好象我现在有时间来干这个，——希尔施本该知道，我没有时间！如果只是为了形式而让我挂名，那么，这只是让我担负“责任”而对工作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卡斯特尔诺先生现在自己也承认，只要凯管事，他的《资本论》简述就只能是梦想，所以他想以另一种方式收拾我。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或者希尔施究竟为《资本论》做了些什么事情，哪怕只做到拉弗勒[65]或布洛克[66]那种程度。
注释：
[62]指《反杜林论》第一编各章的校样，这几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月3日到5月13日的《前进报》（《Vorwärts》）。——第35、36、39页。
[63]指1864年11月1日由总委员会通过并经1866年9月5日日内瓦代表大会最后批准的国际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和第599—603页）。——第36页。
[64]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利用《人民报》的材料（特别是1877年2月26日第7号刊登的《米兰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一文）写成《意大利的情况》一文，发表于1877年3月16日《前进报》第32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114页）。——第36、39页。
[65]指艾·德·拉弗勒的文章《德国的现代社会主义。（一）理论家》，这篇文章刊载于1876年9月1日《两大陆评论》（《RevuedesdeuxMondes》）杂志。——第37、193、231页。
[66]指莫·布洛克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这篇文章刊载于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deséconomistes》）。马克思曾利用过1872年在巴黎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这篇文章的单行本。——第37、231页。
年3月16日《前进报》第32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114页）。——第36、3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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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7年3月2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42号
亲爱的摩尔：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信，请他暂时还把校样[62]给我寄到这里来，通常最迟在星期一我就可以收到校样，但是这一星期什么也没有收到，我担心，又同往常一样出了什么毛病。请你费心到我家里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校样，并把它寄给我。利森夫人会把收到的报纸邮件拿给你看，从中你很容易找到校样；她还会给你报纸封套等用来包装校样。不然的话，这些人可能又在用我的名字刊登他们所编造的胡言乱语。
丽娜［注：丽·舍勒尔。——编者注］和彭普斯要到这个月中旬才回去，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使我感到高兴。第一，那时候我们已经又在家里了，因为我们打算下下星期二［注：3月13日。——编者注］回去；第二，上次由于仓促，只给丽娜寄了十五英镑（当时我只有这么多），现在有了时间，所以再给她寄五英镑，以备不时之需，并再一次向她说清楚（这大概不是多余的），别图省钱，而要使路上舒适一些，因为在此之前寄去的所有的钱只是作为到这里来的路费用的。
我们这里的天气原来非常好。今天则有雾并且潮湿，时断时续地下雨。伦敦和布莱顿两地气候相差如此之大，今天早晨从报上看到，你们那里公园的水面上还覆盖着一吋半厚的冰，而这里到上午十点钟，太阳就把夜里轻微冰冻的痕迹消除了。要想冬季在海滨住上两个星期，布莱顿确实是一个“上流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上流人士多的不得了。这里的水族馆以其繁殖鱼类和两栖类的成就赢得了真正的科学声誉，而伦敦却不知羞愧地进行拙劣的模仿，在韦斯明斯特建立了一个观鱼游乐场，而且还大肆喧嚷，真是丢脸。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62]指《反杜林论》第一编各章的校样，这几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月3日到5月13日的《前进报》（《Vorwärts》）。——第35、36、3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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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7年2月23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42号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我给比尼亚米寄去一封信，订阅了《人民报》，并给他写了选举情况。[54]三天前，即在我们启程之前[55]，我收到了三号《人民报》[56]，缺的那几号，他将补寄给我。我的介入看来是非常适时的。
1月7日《人民报》报道陪审法庭开庭审理都灵警察长官（警察局长）比尼亚米（就是用“维尔木特酒”款待特尔察吉的那个人，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57]）营私舞弊案件（和我们那里完全一样［注：出自诺朗·德·法图维的喜剧《小丑——从月亮上来的皇帝》。——编者注］）。有一个名叫布郎迪尼的警察供称，他奉比尼亚米的命令到特尔察吉家里进行了装样子的搜查，但是他又从同一个比尼亚米那里得到了命令，只取走特尔察吉交给他的东西。当逮捕特尔察吉的命令签署下来时，特尔察吉事前已经被另一个警察普雷梅拉尼按照比尼亚米的命令逮捕了；“特尔察吉是比尼亚米的密探，比尼亚米每天付给他三个里拉”（法郎）。《人民报》就此指出：从这里可以看出，“阶级政府的秘密基金”是干什么用的。
巴枯宁主义者的小报《铁锤报》——我从报名就能认出那个卡菲埃罗——对此做了回答。由于不敢谈论特尔察吉的丑事，于是这家小报就抓住“阶级政府的秘密基金”大做文章：可见，你们的“非阶级政府”也将拥有“秘密基金”，可见，你们也将按老一套办事，接着就是一大篇人所共知的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激昂慷慨的道白。《人民报》对这家小报进行了应有的反击，随即向《汝拉简报》进攻，指出《人民报》的四行字使它暴跳如雷，而它却把事情说成似乎《人民报》真的被气得大发雷霆，其实汝拉人的诽谤只是使《人民报》“觉得好笑”。
［《人民报》接着写道，］有些人出于病态的妒嫉心四处活动，大肆诽谤，乞求别人对我们表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愤怒也好。谁要是上他们的当，那真是太“幼稚”了。这种久已采用的制造争吵和挑拨离间的手法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了，它的洛约拉的［注：指耶稣会的。——译者注］诡计已不能再欺骗什么人了，而“正直的人们很快将给他们以应得的回敬”。
在这一号报纸上，还刊载了厄·德·（《柏林自由新闻报》的德伦伯格）关于柏林选举的通讯。
2月16日的报纸刊载了署名“塞·德·巴·”［注：塞扎尔·德·巴普。——编者注］的一篇布鲁塞尔通讯，内容是关于新兴的佛来米人争取工厂法和普选权运动，结尾是这样写的：
“因此，我们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比起多少年、以至整整二十五年地停滞不前，对着月亮大喊，期待革命妈妈降临来打碎工人的锁链，可以更迅速和更可靠地赢得无产阶级的解放。”
接着，它以十分友好的语气提到了老贝克尔的呼吁书[58]，把它作为一种预兆。
今天收到比尼亚米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说要刊登我的一篇关于选举的文章，并证实说，包括从威尼斯到都灵这一地区的上意大利联合会，这几天正在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59]，“准备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开展斗争”。《人民报》是它的正式机关报。
这样一来，就在意大利的律师、文人和游民的堡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外，库诺时期在米兰的所有老的同盟[60]盟员莫罗·冈多尔菲等人，看来都参加了联合会，这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的确，在象米兰这样的工业城市里，假的工人运动是不可能长久的。而上意大利不仅在战略方面，而且在整个农业半岛的工人运动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现在完全跟着纽沙特尔的世界政府[61]走的只有西班牙，而这又会维持多久呢？
附带说一句，为了更密切地注视这些事态，德穆特先生早该象约定的那样订阅《汝拉简报》。我们应该知道，全球独裁者和至圣王位的监护者［注：詹·吉约姆。——编者注］将颁布一些什么样的革除教籍令。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注释：
[54]2月13日恩格斯关于1877年1月10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见注300）给比尼亚米的信，曾在上意大利联合会代表大会（见注59）上宣读，后来又刊登在1877年2月26日《人民报》（《Plebe》）第7号上。见弗·恩格斯《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亚米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07—109页）。——第32页。
[55]1877年，大约在2月20日到3月14日之间和5月的下半月，恩格斯由于妻子患病住在布莱顿。——第32、236、240页。
[56]2月20日恩格斯收到比尼亚米寄去的三号《人民报》：1877年1月7日第1号、1月21日第3号、2月16日第6号。——第32页。
[57]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20—421页）。——第32页。
[58]指约·菲·贝克尔起草的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致苏黎世支部的呼吁书。呼吁书于1876年10月以小册子的形式，用德文和法文在苏黎世出版。呼吁书反对国际的苏黎世支部关于参加1876年10月举行的无政府主义者伯尔尼代表大会（见注276）的建议。——第34、208页。
[59]国际的上意大利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77年2月17—18日在米兰举行。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见恩格斯的文章《意大利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4页）。——第34页。
[60]“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中包括他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都有自己的支部。1869年同盟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申请加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巴枯宁加入国际后，实际上并未服从这个决定，而是打着国际的日内瓦支部的幌子使同盟混入国际，实则仍保留了同盟的名称。巴枯宁派在国际里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破坏活动，力图使国际工人运动听从自己的指挥；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导致工人运动直接听命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坚决地对同盟进行了斗争，揭露它是力图分裂工人运动并使其离开独立发展道路的敌视工人运动的宗派。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上，给予巴枯宁派以致命的打击，同盟的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第34、207、263、451页。
[61]詹·吉约姆住在纽沙特尔（瑞士），1876年米·巴枯宁死后，他领导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第3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6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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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6年1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柯瓦列夫斯基昨天来我这里，他要汉森的著作[51]；我对他说，他明晚可以拿到；同时，根据他的要求，约好明晚（星期二）去看你。
现将汉森的著作寄给你，你会象我一样用两三个小时很容易地读完它。
关于装订的事已经写了信。
祝好。
你的卡·马·
在会议（于圣詹姆斯大厅召开）[52]闭会后，格莱斯顿先生来到了诺维柯娃女士坐的厢座，跟她握手——“为了表示〈据诺维柯娃说，他是这样讲的〉英俄之间的同盟已经存在”——并挽起她的手臂趾高气扬地从退向两旁的人群中走过；他是一个比较矮小、干瘪的人，而她则是一个真正的龙骑兵。她对柯瓦列夫斯基说：“这些英国人多么笨拙！”
总司令切尔尼亚也夫先生两次拍电报询问诺维柯娃，他是否应当出席会议；她不得不答复他说，格莱斯顿先生乐意跟他单独会见，但是认为公开露面是不适宜的。
哈里逊（他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十字形和半月形》一文[53]中大吹大擂刚刚从柯瓦列夫斯基那里搬来的某些见解）在会议上（凭票入会场）当面对豪威耳说，与会的工人一无例外都属于被收买的一帮人，他（哈里逊）对这一帮人很了解。
很遗憾，查理·达尔文也让自己的名字加入了这个龌龊的示威；路易斯拒绝了。
注释：
[51]显然指的是文章的单行本：格·汉森《特利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1863年柏林版（G．Hanssen．《DieGehöferschaften（Erbgenossenschaften）imRegierungsbezirkTrier》．Berlin，186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利用了汉森的这本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77页和第336页）。——第30页。
[52]1876年12月8日，在伦敦圣詹姆斯大厅召开了全英会议，专门讨论东方问题。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是自由党的代表人物。——第30页。
[53]弗·哈里逊的《十字形和半月形》一文刊载于1876年12月1日《双周评论》（《FortnightlyReview》）杂志。——第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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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卡尔斯巴德
1876年8月25日星期五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于星期二寄到这里，现正在你的女儿［注：燕妮·龙格和劳拉·拉法格。——编者注］之间传阅。你们从科伦到卡尔斯巴德的二十八小时的漫游，这里谁也不羡慕，可是对于帮助你们度过那一切灾难的巴伐利亚“液体”的数量，人们却大打其赌。
琳蘅是上星期一从哈斯廷斯来到这里的，她在哈斯廷斯同燕妮和拉法格一家度过了一个星期天；她的身体本来不很好，可是还是去洗海水浴，因而头痛得很厉害，痛了两天；第二次尝试更加重了病情，结果只好不洗。她于星期二回家去了，而第二天，也就是前天，你的妻子来到了这里，她看起来至少比六个星期前好得多。她能跑很多路，胃口不错，睡眠似乎也十分正常。我在车站请她和莉希喝了一杯波尔图酒提提精神，随后她们就在海滨沙滩漫步，并为她们不用写信而高兴。海水浴对莉希发生奇效，但愿这次的疗效能维持一冬。
目前在兰兹格特住的几乎全是小菜贩和其他很小很小的伦敦小店主。这些人在往返票有效期间，在这里呆一个星期，然后让位给另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以前是当天来当天走，现在要呆一个星期。乍看起来，以为这是些工人，但是这些人的谈吐立即显出他们的状况大概略好一些，属于伦敦社会最令人厌恶的阶层，这种人在言谈和举止上已经准备好在必然临头的破产以后操起同样必然临头的沿街叫卖的行业。让杜西想象一下自己的老朋友戈尔早晨在海滨浴场上被三、四十个这样的集市女人围住的情景吧！
对于为疗养区的气氛弄得愈来愈蠢的人，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注：欧·杜林《哲学教程》。——编者注］。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他也就象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驼着他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没有越出普鲁士公法的作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是“国家”。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他宣扬的永恒真理是些什么，你可以从他把烟草、猫和犹太人看作三样令人厌恶的东西并对之痛加叱骂这一点看出来。
杜西给琳蘅的信刚刚寄到，我立即把它寄往伦敦。
《每日新闻》和老罗素关于“土耳其暴行”的叫喊，给俄国人帮了大忙，为他们即将发动的战争作了出色的准备。一俟自由党先生们在这里执政，他们就会发动战争。自由党地方报刊现在也大肆鼓噪，而且由于老迪希［注：迪斯累里。——编者注］已退居到上院[50]，自由党叫喊家们在最近下院开会时想必会在那里左右一切。对于门的内哥罗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卑鄙行为，当然都闭口不谈。好在塞尔维亚人挨了打——甚至福尔布斯这个还是唯一有理智的战地记者，也以毫不掩饰的称赞口吻谈到土耳其军队的军事优势——，而白色沙皇［注：指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进行干预并不那么容易。
你的夫人和莉希向杜西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50]1876年8月12日，迪斯累里得到了贝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爵位，并从这时起成为上院的保守党领袖。——第2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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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6年8月19日于卡尔斯巴德“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弗雷德：
我按伦敦的地址写信，因为不知道你是否还住在海边。[36]
首先谈谈我们旅途的遭遇。[42]按照我的计划，我们在科伦过夜，早晨六时从那里启程，把纽伦堡作为下一个停歇点。约下午五时，我们到达纽伦堡，准备第二天晚上再前往卡尔斯巴德（这是14日，我们通知卡尔斯巴德的女房东，15日到达）。卸下提箱，并交给了搬运车夫，让他把我们送到城外离火车站最近的一家旅馆。但是，这家旅馆只有一个空房间。同时店主告诉我们一个很坏的消息，我们在其他地方未必找得到一个歇脚的地方，因为市里住满了外地人，一方面因为有一个磨粉工人和面包工人的代表大会，另一方面因为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来，要去拜罗伊特参加国家音乐家瓦格纳的愚人节[47]。果然是这样。我们跟着搬运车在市里转了很长时间，可是无论在最小的客栈或是在最大的旅馆都找不到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就是从外表上认识了古老的德国手工业中心（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于是我们不得不返回车站。在那里人家告诉我们，离卡尔斯巴德最近的城市是魏登，我们还可以到那里去。我们买了到魏登的车票。可是，列车员先生喝多了一点（或者是很多），没有叫我们在诺伊基尔亨下车——从那里有一条到魏登的新建的铁路支线——，而把我们拉到伊列洛［注：伊连洛埃。——编者注］（这个偏僻地方的名称大概是这样）。我们不得不又从那里乘车（往回）走了整整两个小时，在半夜才终于到了魏登。这里唯一的一家旅店仍然客满，我们只好在火车站的硬椅子上耐心地等到早晨四点钟。从科伦到卡尔斯巴德的整个路程使我们耗费了二十八个小时！而且天气又是那样可恶地炎热！
第二天，我们在卡尔斯巴德（这里最近六个星期没有下雨）从各方面听到的和亲身感受的是：热死人！此外还缺水；帖普尔［注：捷克称作：帖普拉。——编者注］河好象是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一种美妙的情况：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如1872年）就泛滥，在干旱年头就干涸。
不过，最近三天，过度的炎热稍微减退了，而在最热的日子里，我们到了我过去知道的森林峡谷，那里还可忍受。
小杜西在路上很不舒服，在这里已显然复元了。卡尔斯巴德象往常一样，对我发生奇效。最近几个月来，我那讨厌的头昏脑胀病又复发，现在全好了。
弗累克勒斯博士告诉我一件使我大为吃惊的新闻。我问他，他那个巴黎的表姊妹沃耳曼夫人是否在这里。那是一位很有意思的女士，我是去年认识她的。他回答我说，她的丈夫在巴黎交易所的投机中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以及妻子的财产，以致这一家陷于绝望状态之中，不得不搬到德国的一个穷乡僻壤去居住。这件事的奇异之处在于：沃耳曼先生在巴黎开设了一家颜料厂，发了一笔大财；他从来没有在交易所干过证券交易，而是把他在生意上不用的钱（连同他妻子的钱）放心地买了奥地利国家证券。他突然出现一种怪念头：他开始觉得奥地利国家靠不住，于是便卖出自己的全部证券，并完全秘密地（没有告诉他的妻子和跟他有交情的海涅和路特希尔德）开始在交易所干起……土耳其的和秘鲁的证券的投机交易！直到倾家荡产。可怜的妻子正在忙于布置刚刚在巴黎租赁的房子，而在一天早晨，她毫无精神准备地得知，她成了一个穷光蛋。
弗里德伯格教授（布勒斯劳大学，医学家）今天告诉我，伟大的拉斯克尔出版了一本匿名的半小说体裁的书，书名是《一个男子心灵上的感受》。这些崇高的感受前面还有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先生为之吹捧的序言或引言。拉斯克尔的感受就是，所有的女人（也包括金克尔的女儿）都热恋过他，于是他说明为什么他不仅没有跟所有的女人结婚，而且跟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搞出什么结果来。这大概是真正的懦弱心灵的“奥德赛”。很快就出现了讽刺作品（也是匿名的），如此令人可怕，以致奥托的伟大的弟兄［注：奥托是俾斯麦的名字；伟大的弟兄是指爱德华·拉斯克尔。——译者注］忍痛花钱买下了所有还在出售的《感受》。“义务”使我离开书桌。因此，下次再写吧，如果碱性热饮料的出奇的麻醉效用使我还有可能涂涂写写的话。
我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摩尔
这里根本没有柯瓦列夫斯基的书。但是拉甫罗夫给我寄来了一本厚厚的关于未来“国家”职能的书。[48]不管怎样，这本书我也推迟到未来去读。在拜罗伊特的未来的音乐[49]轰鸣之后，现在这里一切都沉浸于未来。
这里有很多俄国人。
刚刚从妻子的信中得知，你还在兰兹格特。因此把信迳直寄到那里。
注释：
[36]1876年7月24日至9月1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在8月初，恩格斯到德国去了一次。——第21、22、24页。
[42]1876年8月15日至9月15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他的女儿爱琳娜与他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第23、24、180、182、193页。
[47]在拜罗伊特建成了演出理·瓦格纳歌剧的专设剧院。1876年8月13—17日，瓦格纳剧院开幕时演出了大型组歌剧《尼贝龙根的戒指》。——第24页。
[48]彼·拉·拉甫罗夫的《未来社会的国家因素》一书，作为《前进！》（《Вперед！》）杂志第4卷第1期出版，没有署名。该书于1876年8月上半月在伦敦问世。——第27页。
[49]“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1850年发表的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第27、228、46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6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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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6年7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尽管在海边消磨时光，但想必还没有忘记，你是在这个星期一［注：7月24日。——编者注］才离开的；可是，住在122号住宅［注：即恩格斯在瑞琴特公园路的住宅。——编者注］的寡妇们对我说，你们已经打算在本星期的中间或周末返回（昨天就这样转告我了）。[36]至于上一个星期，劳拉是在布莱顿度过后半个星期的（我也跟她一起前往那里，因为我的妻子写信告诉我，她很不舒服；拉法格是星期六到达的，星期日又跟我和劳拉一起返回了）；龙格和小燕妮还被学校缠着[40]。拉法格夫妇在本星期五或星期六前往兰兹格特，星期天再回来，因为拉法格丢不开业务[41]，而劳拉在星期一还得教课。她要到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才能有空闲时间。（她在上星期缺了一天课，这个星期必须补上，在如此炎热的气候下，这是不很惬意的。）
我将把你来信的内容告诉家里的其他人。
在我们去的时候，我的妻子还病得很厉害；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她稍有好转。一俟她感觉良好，就一定到兰兹格特住几天。琳蘅最近几天将完全忙于为杜西准备行装。[42]
在布莱顿，人们告诉我们，布腊沃夫人是芭蕾舞演员，而柯克斯夫人是她的裁缝。我的妻子住在布莱顿的时候，布腊沃夫人在那里举行了一些人数比较多的宴会。
在最近一号《前进》上，刊载了一篇关于巴枯宁葬礼的令人作呕的颂扬文章[43]，主要登场人物是吉约姆、布鲁斯、两个勒克律和大名鼎鼎的卡菲埃罗。这篇文章把巴枯宁描绘为革命的“巨人”。预告同一记者的下一封信将报道关于在葬礼以后产生的两个国际（即谋求工人“自由联合”的汝拉人和追求“人民国家”的德国人）的合并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需要按照“1873年代表大会”（吉约姆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方案把章程的第三条修改一下就行了。[44]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的短评（不知你读到没有）中声明，谁也不可能比我们（即他）更希望这样；他这个积习难改的饶舌者又补充说，让我们看行动，而不是看言论。[45]吉约姆先生宣称《人民国家报》是非巴枯宁主义国际的权威，这当然使他感到高兴。拉甫罗夫显然认为，用刊载巴枯宁主义者的通讯报道的办法把这一派也拉到自己的报纸方面来，这是一种很好的营业手腕。
布莱顿水族馆在落成时，我参观过[46]，从那时（三年前）以来，它有了很大发展。根据同牧师达成的妥协办法，它在星期日下午（到晚上）也开放，但是有一个“干旱的”条件，可怜的参观者得不到点滴饮料，连生水也喝不上。你应当哪天去看一看。
衷心问候全家和鲍利夫人。
你的摩尔
注释：
[36]1876年7月24日至9月1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在8月初，恩格斯到德国去了一次。——第21、22、24页。
[40]从1874年起，沙尔·龙格在皇家学院教法文，而燕妮·龙格在克里门特·唐学校教德文。——第23、96、107、452、469页。
[41]保·拉法格1872年迁居伦敦以后不久，就与别人合伙开设了一家石印和刻版小工场。——第23、136、469页。
[42]1876年8月15日至9月15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他的女儿爱琳娜与他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第23、24、180、182、193页。
[43]《米·亚·巴枯宁的葬礼》一文刊载在1876年7月15日《前进！》（《Вперед！》）第37号上。该文没有署名，只是注明：伯尔尼，7月4日。——第23页。
[44]马克思在这里是转述1876年7月3日巴枯宁葬礼参加者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内容；《人民国家报》刊载的李卜克内西的短评（见下注）中引用了这个决议。
1873年9月1—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所谓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全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巴枯宁主义国际的新章程。这个章程的第三条称：“加入协会的各联合会和支部保留完全的自治”，等等。——第23页。
[45]威·李卜克内西关于巴枯宁葬礼的短评刊载在1876年7月16日《人民国家报》第82号的“政治评论”栏中。——第23页。
[46]1873年3月马克思同女儿爱琳娜在布莱顿休息过几天。——第2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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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36]
1876年7月25日于兰兹格特市卡姆登广场11号
亲爱的摩尔：
我已写信给拉法格，要他告诉我们他到达的日期，是星期五还是星期六。
附上威廉［注：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的信和莫斯特的附件。你看，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威廉何等重视“和解的尝试”呵！[37]好象是可以（也就是好象任何人都可以）和那种背叛行为已被证实的无赖们交往似的。也好象是不管什么样的和解都会产生一定结果似的。如果他们之间达成和解，那末会怎样呢？如果这些人在目前的条件和情况下想再一次冒充国际，那就随他们的便吧，而我们是不理睬他们的。
塞尔维亚的失败好得很。[38]这次战争的本来目的是要在整个土耳其引起燎原大火，可是各地的燃料是潮湿的：门的内哥罗为了自己的目的背叛塞尔维亚；既然塞尔维亚打算解放波斯尼亚，波斯尼亚也就不想举行任何起义；而威武的保加利亚人则袖手旁观。塞尔维亚解放军必须依靠自己的给养，在夸耀一时的进攻之后，没打过一场大仗，就返回匪巢。这大概也会使罗马尼亚人得到一点教训，而俄国的计划也就接近完蛋了。
我仍然在这里以杜林的哲学［注：欧·杜林《哲学教程》。——编者注］——从来还没有人写过这样荒诞透顶的胡言乱语——自娱。尽是些夹杂着十足的胡说八道的高傲而庸俗的言论。但是，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炮制的，以便迎合作者所十分熟悉的读者，这些读者想依靠施给乞丐的稀汤［注：“施给乞丐的稀汤”是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中的用语。——编者注］毫不费力地迅速学会谈论一切。这个人好象是特意为几十亿赔款时期[39]的社会主义和哲学而创造出来的。
你的弗·恩·
注释：
[36]1876年7月24日至9月1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在8月初，恩格斯到德国去了一次。——第21、22、24页。
[37]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6年7月中旬左右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顺便提一下，我想起一件事：对巴枯宁主义者的和解的尝试，你们采取什么态度？双方代表在预先分别开会以后，也许同意开一个共同的代表大会。把你们的意见写信告诉我。”——第21页。
[38]1876年6月18日，塞尔维亚向土耳其宣战。可是，由于战争准备不足，塞尔维亚军队的进攻在7月初就被阻止了，随后就接连打败仗。1877年2月16日，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之间缔结和约。塞土战争使东方危机尖锐化了。——第21页。
[39]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失败以后，根据和约的条款，在1871—1873年间付给德国五十亿法郎的赔款。——第22、1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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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6年5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寄这封信的同时，原封寄去收到的莫斯特的稿件[25]。附上的威廉［注：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的废纸，我拆阅了，我以为它与莫斯特有关。此外，我从你家里取来了北部大铁路公司寄来的一份广告，以为是有关业务上的什么东西，想寄给你，现在却发现它不过是供旅行者使用的游览线路图。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他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弄文墨的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中间进行了煽动，以便阻挠这种批判；他们那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熟知的、李卜克内西的软弱性上。李卜克内西就应该（这一点必须告诉他）向这些喽罗们说清楚：他不止一次地要求这种批判；多年来（因为事情是从我第一次自卡尔斯巴德回来时[26]开始的），我们把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正如他所知道的和他给我们的信件所证明的那样，只是在他多次寄来各种无知之徒的信件，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特别是莫斯特先生，不用说，他必定认为杜林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因为后者不仅在向柏林工人的演讲中，而且后来还在出版物[27]中白纸黑字地写道，他发现唯有莫斯特使《资本论》成为合理的东西。[21]杜林经常阿谀奉承这些无知之徒，我们是绝不会干这种事情的。莫斯特之流对于你用以迫使士瓦本的蒲鲁东主义者缄默的那种方法[28]感到恼怒，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个具有警告意义的先例使他们畏惧，于是他们就想利用诽谤、心地善良的浑厚和义愤填膺的友爱来使这种批判永不能进行。
其实，根源就在于李卜克内西缺乏稿件，说老实话，从这点就可看出他的编辑才能。可是他心地狭窄到这种地步，尽管稿件缺乏，他还是不肯哪怕提一句贝克尔的《法国公社史》［注：伯·贝克尔《1789—1794年的革命巴黎公社史》。——编者注］，或者至少从其中摘选几部分。
你会记得，不久以前，当我们谈到土耳其的时候，我向你指出过在土耳其人中出现清教徒式的政党（以可兰经为依据）的可能性。现在这已经成为事实。根据《法兰克福报》的君士坦丁堡通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要废黜苏丹，让他的弟弟继位。[29]那个会讲土耳其语并在君士坦丁堡跟土耳其人交往很多的记者还强调指出，他们很清楚伊格纳切夫的鬼把戏，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徒中间散布各种令人惊慌的流言蜚语。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套不住土耳其人，就别想消灭他们，而不敢（或者是由于财力不足还不能）利用有利时机采取坚决行动的俄国人，目前采取的冒险行动，与其说可能使土耳其人在欧洲垮台，不如说更可能使他们本国的制度崩溃。
小燕妮身体很好，但婴儿却稍有不适；不过，医生说不要紧。他将取名让（龙格父亲的名字）·罗朗（劳拉的绰号）·弗雷德里克（向你表示敬意）。
哥本哈根人拍电报和写信给皮奥（他星期一［注：5月22日。——编者注］走了），邀请我参加工人代表大会（6月初）[30]。好象我现在能够做这样的旅外演出，这真是幻想。
我们的公园今天用板子围起来了。可笑的是，古德意志的风俗作为一种奇风异俗而在英国继续存在。这就是用围篱的办法，也就是用退出公共马尔克的办法保存“真正的自由的财产”。
彭普斯给我的妻子和杜西写来了长信。虽然在缀字法上有些谬误，不过更重要得多的是，她在文风和表达能力上有了真正惊人的进步。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卡·马克思
迪希［注：迪斯累里。——编者注］成了一头怎样的蠢驴！当英格兰完全陷于孤立的时候，他还坚持把一打左右的芬尼亚社社员关在监狱里！[31]
关于“李希特尔”，李卜克内西在提醒时不应该仅限于暗示。[32]不排除李希特尔带走我的通信录的可能性，但是我现在还不相信这一点。
艾希霍夫为阿尔宁效劳一事，我们在李卜克内西之前老早就知道了，在艾希霍夫憎恨俾斯麦和施梯伯的情况下，这是毫不足怪的。注意：《法兰克福报》刊载了普鲁士对阿尔宁的逮捕令，根据逮捕令，要把他的钱财没收，把他本人交给柏林警察局处理，对外国当局则保证偿付费用和相互帮助！（这是由已经审理过的关于他偷窃文件一案引起的。）[33]
注释：
[21]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J．Most．《KapitalundArbeit．EinpopulärerAuszugaus《DasKapital》vonKarlMarx》），最初是1873年在开姆尼斯（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出版的。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1875年8月初，在恩格斯的参加下，马克思对莫斯特的小册子作了修改，1876年4月，在开姆尼斯出版了第二版。——第13、16、172页。
[25]指的是约·莫斯特吹捧欧·杜林《哲学教程》一书的稿件。莫斯特关于杜林的文章1876年夏发表在《柏林自由新闻报》（《BerlinerFreiePresse》）上。——第14、15、18、242页。
[26]马克思第一次在卡尔斯巴德疗养是1874年8月19日至9月21日；他在1874年10月3日左右返回伦敦。——第15、118页。
[27]马克思可能指的是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的第二版（Ｅ．Ｄüｈｒｉｎｇ．《E．Dühring．《KritischeGeschichtederNationalökonomieunddesSocialismus》．2．Aufl．，Berlin，1875，S．570）中对莫斯特的小册子的评论。杜林的这本书在1874年11月问世。——第16页。
[28]马克思指的是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这部著作的第一篇和第三篇是针对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阿·米尔柏格的文章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3—321页）。——第16页。
[29]1876年5月30日，由于发生宫廷政变，苏丹阿卜杜-阿吉兹被废黜，其侄穆拉德五世继位。6月4日，阿卜杜-阿吉兹被杀。——第16页。
[30]1876年6月6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建立了丹麦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和以哥达纲领为兰本的党纲。路·皮奥被选为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约·盖列夫被选为第二主席。——第17页。
[31]在1876年5月22日下院的一次会议上，爱尔兰的一个议员向迪斯累里首相提出质询，询问政府是否打算对还被监禁着的那些芬尼亚社社员实行特赦。迪斯累里在答复质询时声明：还监禁着十六个芬尼亚社社员；政府认为他们是“罪犯和逃犯”，不准备赦免他们。迪斯累里的讲话使爱尔兰议员们群情激愤。
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建立，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7年芬尼亚社社员发动起义的尝试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极其残酷的虐待，对他们施用毒刑并把他们活活饿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在七十年代，芬尼亚运动衰落下去。——第17页。
[32]指威·李卜克内西1876年5月16日的信，他在信中提醒恩格斯说，有根据怀疑德·伊·李希特尔是间谍。可是，以后查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见本卷第173—176页）。——第17页。
[33]德国外交官哈·阿尔宁自1872年担任驻法大使，1874年因反对俾斯麦的政策被从巴黎召回。后来查明，他在被召回时从使馆档案中带走了一些重要的国家文件，为此被判处徒刑。可是，当时他出国了，因此在1875年5月16日，在缓期服刑期满以后，发布了对阿尔宁的逮捕令。5月21日，这个命令在柏林各报上公布了，随后又在德国其他报纸转载。——第1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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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18]
1876年5月24日于兰兹格特市阿黛拉伊德花园3号
亲爱的摩尔：
刚刚收到两封信[19]，附上。在德国，一批受雇佣的煽动家和浅薄之徒大肆咒骂我们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末，拉萨尔分子很快就会成为头脑最清晰的人，因为他们接受无稽之谈最少，而拉萨尔的著作又是为害最小的鼓动材料。我倒想知道，这个莫斯特到底向我们要求什么，为了使他满意，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人以为，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就使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倘若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那就会显得是对他的人身攻击进行报复！结果是，杜林愈蛮横无理，我们就应该愈温顺谦让；莫斯特先生真是大发慈悲，他还没有要求我们不仅要善意地私下向杜林先生指出他的错误（好象问题仅仅是一些错误），以便他在下一版[20]里纠正，而且还要拍拍他的马屁才好。这个人（我指莫斯特）竟能够既给整卷《资本论》写出概述[21]，而又对此书一窍不通。这一点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也是他的自我写照。如果不是由威廉［注：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而是由一个多少有点理论水平的人主持，就不会欣然发表各种胡言乱语（愈荒谬愈好），也不会以《人民国家报》的全部权威向工人加以推荐，那末，一切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也就不会出现。总之，这件事把我气坏了，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
对于愚蠢的威廉，这一切只不过是求之不得的一种催索稿件[22]的借口。好一个党的领袖！
附上昨天《每日新闻》刊载的一篇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很有意思的通讯报道；笔者尤其可信，因为索弗特的革命[23]根本不合他的心意。东方的事件开始接近于危机：塞尔维亚人又想借债（即停付期票），黑塞哥维那起义者提出新的要求，这些表明俄国在那里怎样进行阴谋和挑唆活动。我焦急地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此地今天是第一个雨天，昨天只下了一场雷阵雨。祝燕妮一切安好。[24]莉希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龙格一家和拉法格一家。
你的弗·恩·
我刚刚发现，威廉已把莫斯特的全部稿件[25]按印刷品邮寄给我。谁晓得，这在国际邮政上是否容许，稿件是否寄得到！你可否顺便去看一看，稿件是否在那里；如在那里，请寄给我，下星期五［注：6月2日。——编者注］以前，我在这里。利森太太会告诉你，她替我收下的文件等等保存在哪里。
注释：
[18]1876年大约从5月20日到6月2日，恩格斯和他的妻子在兰兹格特休养。7月24日，他又到了兰兹格特。——第13页。
[19]恩格斯收到了威·李卜克内西1876年5月16日的来信和约·莫斯特的信。关于莫斯特，李卜克内西在信中写道：“附上莫斯特的稿件，它表明杜林流行病还传染了那些在其他方面清醒的人们；驳斥是必要的。请将稿件退回。”在信末补写道：“我不得不把莫斯特的稿件按印刷品寄去，不然邮资太贵。”
关于莫斯特的稿件，见注25。——第13页。
[20]显然指的是下面这本书：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E．Dühring．《CursusderPhilosophiealsstrengwissenschaftlicherWeltanschauungundLebensgestaltung》．Leipzig，1875）。该书分册出版，最后一册于1875年2月出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本书给予了毁灭性的批判（主要见第一编《哲学》）。——第13页。
[21]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J．Most．《KapitalundArbeit．EinpopulärerAuszugaus《DasKapital》vonKarlMarx》），最初是1873年在开姆尼斯（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出版的。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1875年8月初，在恩格斯的参加下，马克思对莫斯特的小册子作了修改，1876年4月，在开姆尼斯出版了第二版。——第13、16、172页。
[22]在很长时间内，威·李卜克内西请求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写文章批判杜林。例如，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直接提出过在《人民国家报》上批判杜林的建议。——第14页。
[23]1876年5月10日，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索弗特（穆斯林院校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个运动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召开参议会批准国家预算。由于5月10日的游行，苏丹不得不满足索弗特提出的某些要求。例如，宰相（首席大臣）和伊斯兰教总教长（伊斯兰教僧侣的首脑）被撤职。——第14、20页。
[24]1876年5月10日，马克思添了一个外孙，即他的女儿燕妮的儿子，让·罗朗·弗雷德里克·龙格；家里叫他琼尼。——第14页。
[25]指的是约·莫斯特吹捧欧·杜林《哲学教程》一书的稿件。莫斯特关于杜林的文章1876年夏发表在《柏林自由新闻报》（《BerlinerFreiePresse》）上。——第14、15、18、24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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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5年9月8日于卡尔斯巴德“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弗雷德：
你也许从杜西那里已经知道，8月18日我亲手（小甘斯博士在场）在此地邮政总局投寄给她的第一封信被中途扣下了，没有疑问是普鲁士邮局干的。后来的几封信寄到了，最近一封信（我上周寄给她的）似乎又遭到第一封信那样的命运，否则我该收到她的回信了。
我这次治疗的效果非常好，除偶然情况外，睡眠也不错。无怪乎许多和我认识的医生都说我是卡尔斯巴德的模范疗养者。这些先生们一有机会就用“有医生在”等说法，竭力诱使我离开“得救”［注：双关语：“得救”的原文是《Heil》，也有“治疗”的意思。——编者注］之途，但是诱惑者都失败了。
作为第二次来的病人，在矿水饮用上，我的等级更高了。去年我饮用的矿水主要是泰莉莎矿水（列氏41°）、马尔克特矿水（39°）和米尔矿水（43．6°）；那时我只喝两次喷泉水，每次一杯。今年从第二周起，我喝的是岩石矿水（列氏45°，每天一杯），贝尔纳德斯矿水（53．8°，两杯）和喷泉水（列氏59—60°，两杯），每天早晨共喝五杯热的；此外，起床时和睡觉前加喝一杯凉的施洛斯矿水。
根据斐迪南·腊格斯基教授分析，喷泉水含有下列成分[14]：
按16盎司＝7680喱计算
硫酸钾…………………………………………………1．2564
硫酸钠…………………………………………………18．2160
氯化钠…………………………………………………7．9156
碳酸钠…………………………………………………10．4593
碳酸钙…………………………………………………2．2870
碳酸镁…………………………………………………0．9523
碳酸锶…………………………………………………0．0061
碳酸亚铁………………………………………………0．0215
碳酸锰…………………………………………………0．0046
磷酸铝…………………………………………………0．0030
磷酸钙…………………………………………………0．0015
氟化钾…………………………………………………0．0276
二氧化硅………………………………………………0．5590
固体组份总量…………………………………………41．7099
游离和半游离碳酸……………………………………5.8670
此地邀请来参加色当会战[15]纪念活动的家伙中有一个巴门的商人古斯达夫·克特根，他是否就是那个老傻瓜[16]？
注意：卡尔·格律恩在同你竞争，明春将要出版一本自然哲学著作，他已在柏林的《天平》杂志上发表了导言，魏斯已从柏林寄给了我。[17]
我星期六［注：9月11日。——编者注］离开这里，先去布拉格，因为今天收到奥本海姆从那里寄来的信［注：参看本卷第142页。——编者注］。然后从布拉格经过法兰克福回来。
弗累克勒斯博士刚才已来请我去吃饭。看来，长信是怎么也写不成了；同时弗累克勒斯说，这影响治疗。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摩尔
注释：
[14]表中的化学化合物名称是化学中的二元论体系所惯用的过时术语。——第11页。
[15]1870年9月1—2日色当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普鲁士军队打败了麦克马洪统率的法国军队，迫使法国军队投降。——第12、60、195、296页。
[16]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古·阿·克特根的态度，见由他们起草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3—25页）。——第12页。
[17]马克思谈到卡·格律恩对恩格斯的竞争时，指的是恩格斯从1873年5月着手写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自然辩证法》。
格律恩的著作的导言以《论世界观。〈当代哲学〉导言》（《UeberWeltanschauungen．Präludiumzur《PhilosophieinderGegenwart》》）为标题发表在1875年8月20日—9月17日《天平》（《Wage》）杂志第33—38期上。该书在1876年3月写成并由奥·维干德出版：卡·格律恩《当代哲学。实在论和唯心论》1876年莱比锡版（K．Grün．《DiePhilosophieinderGegenwart．RealismusundIdealismus》．Leipzig，1876）。——第1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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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2]
1875年8月21日于卡尔斯巴德
城堡广场“日耳曼尼亚”［注：“日耳曼尼亚”是卡尔斯巴德（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的一家旅馆，座落在城堡广场旁的城堡街上。——编者注］
亲爱的弗雷德：
我于上星期日到达这里。[3]克劳斯博士又回格蒙德自己家去了；他已与妻子重归于好。
我现在准备自己当自己的医生，甘斯博士不无忧郁地对我实说，疗养地不下三分之一的老客人都是如此。我的私人医生库格曼不在，对我的治疗也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4]
这里的人尽管换来换去，但是看起来还是象从前一样：凯特勒的“匀称的人”[5]绝无仅有；相反地，大部分人是两个极端，不是肥胖得象酒桶，就是干瘪得象纺锤。
我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是在户外，“事情”办完之后，我的主要消遣是想出新的游逛之地，在山林中发现生地方和新风景；由于我不太善于辨别方向，遇到很多意外的事。
从今天起，警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因为我收到了付疗养费的收据。我登记的身分是哲学博士，而不是食利者；这同我的钱袋十分相称。和我同姓的维也纳警察局长满殷勤，总是和我同时到达。
昨晚我到以啤酒驰名的“酒花藤”［注：“酒花藤”是卡尔斯巴德的一家饭店。——编者注］,喝了一杯吉斯许布尔矿水。那里的座上客有些是卡尔斯巴德的小市民，整个谈话都是围绕着老牌比尔森啤酒、民酿啤酒和厂造啤酒的优缺点这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它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分成几派。一个人说：“真的，老牌啤酒我一口气能喝下十五杯”（而且是大杯）。另一个回答说：“呶，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派的人，但现在摆脱了这些争论。我不加选择，各种啤酒一样地喝得带劲”，等等。在这些聪明的本地人的旁边还坐着两个柏林纨袴子弟、见习官[6]或诸如此类的人。他们争论卡尔斯巴德各家著名饭店的咖啡的优点，一个人郑重其事地肯定说：“统计数字〈！〉［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证明，雪恩布龙公园[7]的咖啡最好。”这时一个本地人叫喊道：“我们的波希米亚就是伟大，它有伟大的创造。它的比尔森啤酒销行各国；啤酒大王萨尔茨曼现今在巴黎有一家分厂；这酒还运往美国呢！可惜，我们不能把我们那些在山岩中凿出的大酒窖也运给他们，因为它们是酿造比尔森啤酒所必需的！”
我把在这里至今所见到的俚俗风尚简单地告诉你之后，现在来谈点旅途见闻。
在伦敦，一个滑头滑脑的小犹太夹着一只小皮箱匆匆忙忙地上了我们的车厢。快到哈里季时，他找起钥匙来，要开箱子，说是要看看他的办事处小伙计是否把一切需用的衣服装了进去。他说：“因为在办事处收到了我的弟兄从柏林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柏林，于是派了小伙计到我家去拿需用的东西。”他翻腾了好一阵，到底找到一把钥匙，虽然不是原来的钥匙，但总算打开了箱子，一看裤子和上衣不是一套，睡衣和常礼服等都没拿来。这个小犹太在船上对我说了心里话。他一次又一次地喊道：“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欺诈。”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名叫贝恩施坦或伯恩施坦的美籍德国人（是他的柏林朋友瑙曼介绍给他的）骗去他一千七百英镑，而他被认为是最机灵的商人之一呵！那个家伙冒充是经营非洲贸易的商人，把他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第一流公司里买下的数千英镑货物账单拿给他看过；说是载运这批货的轮船正停泊在南安普顿。因此，小犹太借给了他所要借的钱。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这个先生的消息，于是他就开始不安起来。他写信到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他把回信拿给我看。回信说：贝恩施坦在他们那里取了货样并购买了货物，约定提货时付清货款；账单只不过是个手续，货物从来没有提走。在南安普顿，货物被扣押，发现船上装载的贝恩施坦的货物只是一些塞满了草垫子的货包。我们的小犹太很恼火，除了失去一千七百英镑，更主要的是，象他这样一个机灵的商人竟被人捉弄了。于是，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瑙曼和柏林的弟兄。后者发电报告诉他，在柏林发现了贝恩施坦，并且报告警察把他监视起来了，要他急速启程。我问他：“您打算到法院对这个先生起诉吗？”“决不，我只想要他还钱”。我说：“这些钱，他恐怕已经挥霍掉了。”他说：“决不会！他在西蒂还骗了别人〈他数出一切可能受骗的人〉一万二千英镑。他必须把钱还给我，而别人让他们自己考虑怎样处置他。”最妙的是，在我们到达鹿特丹时，才知道他只能到明登，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能继续前进。这个家伙象发疯似的大骂铁路管理局。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船上，我们有一个奇怪的旅伴——一个死人。护送他的是一个红头发的德国人，此人对我说，死者名叫拿沼尔，美因兹人，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年轻人，去伦敦访友被车轧死，他的家属要把他运回家去埋葬，这个送死尸的乘客同样也不能立即往前走了。船长对他讲，不到德国领事那里办完一定手续，他们就不交出死尸。
在科伦和法兰克福之间（我中途没有停留），有一个外表象凡俗人的天主教神父上车。从他和别人的谈话中得知，他是从都柏林参加完奥康奈尔纪念会[8]回法兰克福（他在那里定居）去的。他谈笑风生。到科布伦茨这个换车的地方，车厢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是走新航线经过符利辛根来的：小汽艇显然比糟透的哈里季纵帆船要好得多。我试图引他谈谈文化斗争[9]。但他起初持不信任态度，表现极其审慎，却大谈特谈卡佩勒阁下的口才。最后，神灵［注：双关语：“神灵”的原文是《Geist》，也有“酒精”的意思。——编者注］帮了我的忙。神父把他的水瓶拿了出来，水瓶是空的；此时他对我说，他自从进入荷兰以后，就又饿又渴。我把白兰地酒瓶递给他，他喝了几口以后，精神振奋。他喝了个够。旅客上车时，他用家乡话同他们开些无聊的玩笑，但同我谈话继续用英语，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在我们德意志帝国多么自由，谈到文化斗争，竟要用英语隐晦地谈论。”在我们到法兰克福下车前，我还没露我的姓名，我对他说，假如他最近几天在报纸上看到谈论黑色国际和红色国际[10]之间的新阴谋，不必惊讶。在法兰克福，我得知（在《法兰克福报》编辑部），我的旅伴是穆策尔伯格先生，他差不多代替了那里的天主教主教。他想必在《法兰克福报》（他阅读这家报纸）上也看到了我的名字。该报刊载了一条关于我路过当地的简讯。[11]
我看到了宗内曼，他刚刚因为拒绝说出通讯员的名字而又被审讯，并再次接到了缓期十天的通知，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12]宗内曼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但是他很自命不凡。他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向我说明，他的主要目的是把小资产阶级引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的报纸［注：《法兰克福报》。——编者注］是公认的南德意志最好的交易所和商业的报纸，所以有经费来源。他很清楚，他的报纸作为政治消息的传播者给工人报刊帮了忙。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党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情。例如，他邀请了瓦耳泰希担任通讯员，可是合并的党执行委员会[13]禁止瓦耳泰希写通讯。他说，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的举止过于象一个煽动家；相反地，倍倍尔得到普遍的赞扬，等等。回来时我还要跟他再次会面。我也见到了格维多·魏斯博士，他来看望他的女儿（《法兰克福报》的一个编辑施泰恩博士的妻子），要住几天。如果我早到编辑部几分钟，那就糟糕了——会碰上士瓦本的卡尔·迈尔（《观察家报》的前任编辑）。
顺告：法兰克福和一切主要商业中心的生意比从德国报纸上所看到的还要糟糕。
你的朋友卡菲埃罗住在巴枯宁处，甚至为他在罗迦诺买了房子。
好吧，祝你健康，请勿相忘。我又得办“事情”去了。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摩尔
注释：
[2]1875年大约从8月中旬至9月22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第5、144、147页。
[3]1875年8月15日至9月11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9月20日，他返回伦敦。——第5、141、147、272页。
[4]马克思在第一次到卡尔斯巴德期间（1874年8—9月），同路·库格曼博士一家住在一幢房子里。9月初，马克思和库格曼之间的关系由冷淡（库格曼试图说服马克思仅限于纯理论活动，而不要参加政治斗争）发展到了冲突和完全破裂的地步。——第6页。
[5]“匀称的人”这一概念是比利时统计学家阿·凯特勒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来的。按照他的理论，“匀称的人”是完美的、“真正的典型”，而单独的个人只不过是这种典型的畸形表现。马克思利用了他的主要著作的英译本：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1842年爱丁堡版（A．Quetelet．《ATreatiseonManandtheDevelopmentofhisFaculties》．Edinburgh,1842）。——第6页。
[6]见习官（申报官）是德国的低级官员，尤指作为见习人员在法院或国家机关试用的法官。——第6页。
[7]雪恩布龙是维也纳的皇宫和公园。——第7页。
[8]1875年8月6日是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领袖奥康奈尔诞辰一百周年。——第8页。
[9]“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各邦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反对天主教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还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9页。
[10]红色国际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称呼。
黑色国际是对耶稣会的叫法。这个用语是在亨·施特芬的《一个卢森堡人给一个同胞的信。第三封信》（发表在1873年《国外消息》（《DieGrenzboten》）杂志第42期第119页上）一文发表以后使用起来的。——第9页。
[11]在1875年8月17日《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第229号的“法兰克福动态”栏内登载了下列简讯：
“法兰克福8月17日讯。上周末，卡尔·马克思先生由伦敦来到这里。他的朋友们看到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感到非常高兴。他已前往卡尔斯巴德，准备在那里逗留四星期左右。”
马克思大约是在1875年8月13—14日路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第9页。
[12]指对《法兰克福报》的一次诉讼案。追究该报的理由是，该报在1875年3月25日和30日发表了关于文化斗争和关于爬虫报刊基金（见注9和147）的文章。因拒不指出这些文章的作者，该报编辑遭到拘禁。该报主编和出版者列·宗内曼8月28日被捕，被监禁到1875年9月底。——第9页。
[13]根据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决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Vorstand）、监察委员会（Controlkomission）和委员会（Ausschuβ）。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哈森克莱维尔和哈特曼任主席，奥艾尔和德罗西任书记，盖布任财务委员。这样，在执行委员会里有三名拉萨尔派（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和德罗西）以及两名爱森纳赫派（奥艾尔和盖布）。执行委员会的驻地选在汉堡。——第9、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5年2—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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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1]
伦敦
［1875年2—3月于伦敦］
动手写吧，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连巴枯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敌人来对待的，因此他编造出各种各样不存在的争论问题。
注释：
[1]这封信是马克思在下述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给恩格斯的：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版（P．Tcatschoff．《OffenerBriefanHerrnFriedrichEngels》．Zürich,1874）。特卡乔夫的小册子是1874年底为答复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三篇文章而写的，恩格斯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Volksstaat》）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88—598页）。1875年2月1日，威·李卜克内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恩格斯批驳这本小册子。很明显，马克思在2月或3月读了这本小册子，附上自己的意见转交给了恩格斯。为答复特卡乔夫的攻击，恩格斯根据李卜克内西的请求和马克思的建议写了《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四篇，这篇文章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9—609页）。——第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八卷——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今天把一包旧的骂街的作品转寄给您；还附有维斯、杜朗等人的最新的谬论。其中有些东西会使您开心。卡尔五天来受着急性神经痛的折磨，牙齿、耳朵和整个面部都痛，弄得他没有一个夜里能入睡，今天还痛得很厉害。什么药都没有用。从普芬德到拉斯拜尔，我们跑遍了一切药房。可是依然痛得厉害。只是今天夜里用了斑蝥硬膏和鸦片等等，他稍稍出了些汗，才显然有一些好转。他根本不能写东西，他迫切地请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星期二以前仍给他寄一篇文章来，以便这个星期不象上星期那样，又完全落空。不然，亏空就太大了。我们全家和我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海泽和矮子［注：德朗克。——编者注］给伊曼特写了一封极其狂妄的信。这封信散发出一股白兰地酒味。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八卷——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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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卡尔请您立即把拉萨尔的地址寄来。您没有把拉萨尔的第一封信退回来，那上面有他的地址。
全家向您致最友好的问候。
您的燕妮·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八卷——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3年12月12日于华盛顿
亲爱的魏德迈：
附上一篇通讯《威斯康星州的消息》；我认为你们最好分两部分付印，在前半部末尾注明“待续”字样。
刚才收到马克思11月28日的来信。看来，德朗克把声明寄给你了，如果还来得及，你应该把声明压一下。［注：见本卷第309、311页。——编者注］德朗克本应把这份声明寄给在伦敦的马克思，而不是寄给在纽约的你。
马克思给维利希写了详细的答复［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完全采用深奥的“黑格尔的”手法。据我判断，他用大量文件非常巧妙地构筑了自卫街垒；我大概明天把这份手稿寄出；我还没有时间看完它，因此还不知道如何处理。它的篇幅很大，大开信纸有二十页。当收到我的信（我说，我们要给予答复[598]）时，马克思的手稿已经完成了。据他的意见，现在如果把他的手稿搁置一边，那就太可惜了，因为不是每天都遇到象维利希那样的陷入迷途的傻瓜。马克思委托我，如果在他的作品中有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或者发现我们之间在细节上有矛盾之处，就把相应的地方删去。在我寄出这份手稿时，我将写上这一切。
信末附笔写得很仓卒，一半是马克思先生加的，一半是马克思夫人加的，是这样结束的：
“昨天晚上（11月27日）瓦西拉普斯基们和谢尔穆夫斯基们［注：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这里是讽刺地暗指参加1830—1831年波兰革命纪念日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者注］举行了大会。哈尼应当是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差点没有把他撕成几块。‘打倒，打倒，卑鄙家伙、叛徒、变节分子’，以致弄得他不能就主席位。公众中有人爬到讲台上；大厅里开始打架，谢尔穆夫斯基们把哈尼保护起来。”
接着是：“卡尔为《改革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穷困迫使皮佩尔到一家法国商店去工作，在那里出售新发明的反射灯‘日光’。现在他不能写作。所以，卡尔强使海泽挑上了重担，并给他弄到一张阅览证，因为他一个便士也没有。他也写信到德国去，请求帮助。”——关于海泽的消息，请看作是秘密。
你的阿·克路斯
注释：
[597]克路斯给魏德迈的这封信，叙述了马克思1853年11月28日给克路斯的一封信的内容（马克思把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手稿同这封信一起寄给了克路斯），并引用了看来是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在这封信的附笔中的两段话。这些文件的别的形式没有找到。——第660页。
[598]指克路斯、魏德迈和雅科比为驳斥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而发表的声明（见注320）。——第66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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