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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22．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8月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银行券已收到，谢谢，但你答应给我的信还没有收到。附上从柏林（！）转来的疯子米尔巴赫的信。
设菲尔德方面还没有寄钱来。今天通过皮佩尔寄去了书面要求。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下述事情：昨天乌尔卡尔特的叭喇狗——著名的科勒特来我家。他说，他是受了大科夫塔[71]本人的委托而来的。据说乌尔卡尔特对埃恩赛德先生竟干预我的文章感到十分不快，万分遗憾等等，他认为我的这些文章非常有价值等等。然后他要我给他讲一讲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说，乌尔卡尔特先生认为争执的主要原因是删节了稿件的若干部分等等。我当时向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给他看了书面的证据。接着，他便问我是否愿意作一些让步，我断然拒绝了，并且告诉他，我不是下贱文人，不能象对待伦敦的瘪三文人那样对待我。他似乎正是期望这种解释，以便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乌尔卡尔特认为《自由新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埃恩赛德先生有难处，因为《自由新闻》实际上不过是《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顺便说一说，它比《自由新闻》要大一倍）的摘要；能满足《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读者要求的东西，决不能经常都合《自由新闻》读者的口味，反之亦然。因此乌尔卡尔特先生决定大约一个月后开始在伦敦出版一份外交报。他希望我把《内幕》[60]全文刊登在该报上，并希望我对他毫无恶感。我做了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个回答可以理解为肯定的，但是，如果将来条件很坏或报纸极其荒唐的话，我是可以拒绝的。一切将取决于报纸的性质。伦敦不是设菲尔德，如果乌尔卡尔特出来散布反革命的胡说，使我因撰稿而在此地革命者的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话，那么，我自然要拒绝，不管在目前的困境中这将对我是怎样的沉重。我们瞧着吧。无论如何，现在我在关于我写作荣誉的问题上已得到足够的满足，因为上司公开地否认了他的部下的话。即使是由于布赫尔和民主主义败类的缘故，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利的。
乌尔卡尔特阵营内部现在要发生严重的内讧。我似乎看出有一种邪恶的诡计——让可怜的赛普尔斯当替罪羊。例如，科勒特对我说，他怀疑赛普尔斯是否真正经过埃恩赛德的同意而后把他的信寄给我的。我回答他说，赛普尔斯看来是个忠厚人，由于老是听到对“秘密外交”的责骂，自然以为《自由新闻》编辑部内是盛行“公开外交”的。
今天接到妻子的来信。看来，由于老太太［注：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的去世，她非常悲痛。她还要在特利尔停留八至十天，以便把老太太留下的那份为数无几的遗产卖掉，和埃德加尔［注：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一起分。她告诉我，她的计划是这样的：还要在特利尔郊区的女友家住几天，然后想去巴黎，由那里径直去泽稷。她决定，我们应当在那里度过9月和10月。首先是为了恢复她自己的健康；其次，那里的生活比伦敦低廉而又舒适；最后，孩子们可以学会讲法语等等。这里发生的事情，她自然一点也不知道。尽管实际上我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计划，但我暂且还是写信对她说计划很好。昨天又看到了《纽约论坛报》（一星期的）。满篇是选举骗局，别无他物，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好几个月。要等选举总统的肮脏事结束以后，才能再认真地看《纽约论坛报》。
祝好。
你的卡·马·
又及，我在布林德那里看到特利尔的西蒙写的两卷流亡者哀史[72]。拖泥带水的胡说八道，每个字都是乏味的不成熟的劣笔，纨袴子弟的怯懦，不知天高地厚的装腔作势，加了格律恩的酸浆果的施给乞丐的稀汤，又臭又长，——从来还没有出版过这样的作品。为了给“德意志议会”的屁股上最后来一脚，本来正缺少他的主人公之一的这种自我暴露。当然，我只是翻阅了一下。我宁愿喝肥皂水，或同伟大的琐罗亚斯德痛饮热牛尿结义，也不愿读这部劣作。我们的幽灵不停地追逐他和他的伙伴。路易·勃朗、布朗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来说是恶魔般的四位一体，他永远忘不了。据他说，我们俩人是“经济平等”的导师，似乎宣传“武装〈！〉占有资本”。甚至我们在《评论》上发表的关于瑞士的俏皮话[73]也“激怒了”他。“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百万富翁，没有乞丐”——“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国永远不要降到这样的低级阶段”。最奇怪的是，这个家伙把我们俩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注：这句话里的动词“说”，按德语语法应用复数《sagten》，而此处却用了单数《sagt》。——译者注］等等。
注释：
[60]指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但未完成的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马克思只写了这一著作的引言五章。引言主要是由马克思从不大出名的旧外交小册子和未发表的手稿中抄录的实际材料构成的，引言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引言最初刊载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它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从1851年到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后来刊载于乌尔卡尔特的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6月—1857年8月），标题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oftheDiplomaticHistoryofthe18-thCentury》）。——第53、64、77、80、92、109、120、516、521、523页。
[71]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领，他自己则是该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
在这里是讽刺乌尔卡尔特的。——第63页。
[72]指路·西蒙《流亡纪事》1855年吉森版第1—2卷（L．Simon．《AusdemExil》．Bd．1—2．Giessen，1855）。——第65页。
[73]《评论》（《Revue》）是马克思对《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的简称。马克思在这里引的话是从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61—162页）中套用来的。该文抨击了司徒卢威之流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把瑞士的共和制度理想化。——第6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2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7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7月28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经曼彻斯特收到我的妻子的来信，告知她的母亲［注：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于7月23日去世了。这会使她提早返回伦敦。
同时还接到米凯尔的信。他打算在八至十天之后来这里。这在目前很不合时宜。
皮佩尔已经失业两星期了。这一次不是他的过错。当鲁普斯在这里时，他隐瞒了这件事。排字工人商量好了让他们互助会[68]的一个伙伴来顶他的位置。
关于设菲尔德的事情是这样的：
这些先生在最近一号上卑鄙地进行删节。所以皮佩尔写信给赛普尔斯说：“我受马克思博士的委托通知您，他不能祝贺您的修改”等等。[69]
在这之后，接到埃恩赛德的如下来信：
“1856年7月19日于设菲尔德
《自由新闻》编辑部
尊敬的博士：
您一下子提出要突然停止刊载您的文章，这是您和我们都不会感到满意的。您上星期寄来的文章，我们删节得很不成功，十分抱歉，不幸的是，的确没有别的选择，不然我是不敢这样做的。关于埃恩赛德先生的便笺，请允许我说明一下，在他后来写给我的另一封信中，他对您解释他的便笺出乎他原来的意思，表示遗憾，甚至怀疑我是否有什么对您不尊敬的地方。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继续我们的业务关系并使之成为友好的业务关系，我冒昧地希望，我能收到为下星期出版用的普通的稿件邮包。未能早日写信，务请原谅。我十分忙碌。
您的忠实的赛普尔斯”
回信。
“1856年7月22日
阁下：我再亲笔写信给您，以表示我对您没有丝毫的敌意，实际上也没有对您怀敌意的任何理由。您7月19日来信说：‘您和我们都不会感到满意’等等。至于讲到我满意与否，请您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至于说埃恩赛德先生是否‘满意’，那就让我给您援引他的‘便笺’上的一段原话。他告诉您第一篇文章对他已经是‘一剂过于强烈的药’之后，继续写道：
‘它们〈马克思博士的文章〉［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会葬送本报。这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尽快同它们一刀两断。您不要刊登多于两剂——本星期和下星期。您最好马上根据这个意思写一封信给他。’
我绝对不会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先生再开一剂‘药’，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报纸里，而使自己背上杀人的罪名。
您的忠实的卡·马·博士”
通信目前就到此结束。钱的事情根本没有提。琼斯说，为整个这件事我应该从一开始就向这些家伙追究责任。
你知道，我现在如坐针毡。家眷回来以前，我必须为住房操心，我不知道怎样从旧住宅搬出，又怎样搬进新住宅，因为我手头没有现款，最近也没有任何指望。电刷也涂黑不了头发，因为沉重的心事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使它发白。齐施克溜走了，因此我至少无定期地摆脱了给他还债的事。
西班牙喜剧中的埃斯帕特罗和普切塔——历史从来没有这样漂亮地使自由资产阶级的英雄同“平民”的英雄对立过。[70]
祝好。
你的卡·马·
除了每星期六开会的理事会以外，弗莱里格拉特现在没有任何上司了。
注释：
[68]互助会（FriendlySocieties）是英国的工人团体。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救济患病的会员，保障会员的晚年生活，支付丧葬费用等。互助会救济会员的来源是由每个会员缴纳的固定会费构成的基金。——第61页。
[69]指《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下面是马克思引证的威·皮佩尔1856年7月17日给赛普尔斯的信的全部译文：
“先生：
我受马克思博士的委托通知您，他不能祝贺您对预定星期六发表的手稿所做的您认为必须做的修改。那些为了节省篇幅删掉也无损于事的叙述都被关切地保留下来，而那些分析彼得一世的政策的最重要的地方却被删掉了。因此，马克思博士加了几行对读者理解文章十分必要的话，但考虑到您在给他的信中提到篇幅有限，便在另一个地方去掉同样行数的话。”
皮佩尔提到的马克思加的话是加在《内幕》中一章的校样上的。这一章同时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第61页。
[70]马克思指1854—1856年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他的文章《西班牙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1—53页）中详尽地阐述了这次革命。——第6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20．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6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6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计划又改变了。原因以后面谈。皮佩尔将同我一起去赫尔，然后返回伦敦。我将从赫尔去你处。[67]
你的卡·马·
注释：
[67]1856年6月7日，马克思同威廉·皮佩尔一起去赫尔，然后赴曼彻斯特去恩格斯那里，而皮佩尔返回伦敦，并且在马克思回来以前作为秘书在伦敦执行委托他的某些任务。
从保存下来的威·皮佩尔和其他人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大约是在1856年7月20日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的。——第6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9．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6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6月5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本星期末我将去苏格兰，六天后再从那里到你处，当然事先会通知你。你本星期如要来信，请寄：丹第市牛门街29号，彼·伊曼特转卡·马克思。我决定经过苏格兰到你处，有两个原因：
（1）医疗上，因为我知道，走海路会使我恢复健康，而我的风湿病前天才好。况且，还有出血过多和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当然，我还同我的医生商量过。
（2）皮佩尔。他要陪我去苏格兰，然后返回伦敦。如果我不同意这个计划，那末小伙子——他从以前的学生阿·路特希尔德那里得到一笔旅费——就会象他已坚决决定的那样用假护照去巴黎，说是要从那里步行到日内瓦。这种远征会得到多么荒唐和丢人的结局，你是理解的。
祝好。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8．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5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注：在手稿中，年份是恩格斯填写的。——编者注］5月2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下星期末之前，我未必能够动身，因为同特吕布纳的事情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此外，我还必须和齐施克商谈一下，而他在上述日期以前不一定能回到伦敦。无论如何，我一定预先写信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动身。
祝好。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7．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年5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6年5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文章[65]，不过你必须先检查一下；办事处的事务使我今天又不能这样作。
巴赞库尔的书[59]可能有点用，这是波拿巴的《老鼠与青蛙之战》[66]。但是第一卷是绝对必需的；为此，我明天将给你寄去六先令的邮票，或者，最好就附在这封信里。
我劝你马上收拾行李动身，带上最必需的材料，——这样，你在这里也好，在苏格兰也好，都可以工作，至少可以做某些事情。对巴赞库尔，我们就多多少少能够一起干；当然，主要的工作应由你担负，因为现在营业发展很快，商业完全吞食了我的精力和时间，我无法考虑经常的和系统的工作。如果这件东西在这里完成了（当然一篇文章足够了），那末你总可以或者在这里写关于议会的文章，或者小游一趟苏格兰，然后再回到这里干点什么。《泛斯拉夫主义》完成以前，我不打算承担太多的其他任务，因为这些任务最终还是完不成；再说，你的健康也应注意，而我这里有一种我认为对你很好的饮料，即清淡的巴伐利亚啤酒，还有大约十二瓶波尔图酒；这些东西再加上改换空气，总比二合酒［注：原文为《halfandhalf》，由一半黑啤酒和一半麦酒混合而成。——编者注］等等要好些。
明天尽可能再给你写几行；请告诉我你的决定。
你的弗·恩·
注释：
[59]巴赞库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东方战争纪事》1856年巴黎版第1—2卷（Bazancourt．《L’ExpéditiondeCriméeJusqu’àlaprisedeSébastopol．Chroniquesdelaguerred’Orient》．TomesⅠ—Ⅱ．Paris．1856）。——第53、57页。
[65]恩格斯指他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中的一篇（见注11）。——第57页。
[66]《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是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荷马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5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6．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年5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6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我们的爱尔兰的旅行[61]中，我们从都柏林到西海岸的高尔威，接着向北往内地二十英里，转里美黎克，沿善农河而下，往塔尔伯特、特勒利、基拉尼，然后又回到都柏林。总共约四百五十至五百英里，因此看到了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二左右。都柏林同伦敦的关系，就象杜塞尔多夫同柏林一样，它完全保持了过去小王都的性质，而且是完全按英国式样建筑的；但是除了都柏林，整个国家，特别是各个城市，看起来就象法国或意大利北部一样。宪兵、教士、律师、官吏和贵族地主，触目皆是，而工业却一无所有，所以，如果没有农民的贫困这一相应的对立面，就难以理解所有这些寄生虫是靠什么生活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惩治措施”，政府对任何事情都要干涉，根本谈不上所谓自治。可以把爱尔兰看做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是这样一个殖民地，它由于靠近宗主国，仍然被直接用旧的方式统治着，在这里已可看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我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宪兵，而普鲁士宪兵醉熏熏的形态，在爱尔兰这些装备了马枪、刺刀和手铐的警察身上，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废墟是这个国家的特色，最古老的是五六世纪的，最新的是十九世纪的，还有各个中间阶段的。最古老的全是教堂，1100年以后的是教堂和宫殿，1800年以后的是农舍。在整个西部，特别是在高尔威地区，这类倒坍了的农舍遍地皆是，它们多半都是在1846年以后才被丢弃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饥饿竟能这样现实地感受到。[62]整个整个的村庄荒无人烟，其间有一些较小的地主的漂亮花园，几乎只有他们还住在那里；这些人多半是律师。这种情况是由饥饿、移民和清扫领地[63]共同造成的。田野上甚至看不到牲畜，土地成了谁也不要的不折不扣的荒地。在高尔威南面的克勒尔郡，情况稍微好一些，那里毕竟还有牲畜，里美黎克方面的丘陵地带主要由苏格兰农场主进行了精心耕作，废墟已被清除，这个地方看上去较为殷实。西南部多山地和沼泽，但也有非常繁茂的森林，接着又是很好的牧场，特别是在梯培雷里；而在靠近都柏林的地方，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地正在逐步落到大农场主手里。
这个国家由于英国人从1100年到1850年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种战争以及戒严状态的确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从大部分废墟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战争的破坏造成的。这样一来，人民身上获得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尽管他们对爱尔兰充满民族的狂热，但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是自己国家的主人了。爱尔兰是为了萨克森人呵！这一点现在正在实现中。爱尔兰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拥有优越手段的英格兰人竞争；向外流亡将继续下去，直到居民身上占主要地位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克尔特人的性格最后完全消失为止。爱尔兰人曾多少次想尽力取得一些成就，但是每次都遭到了惨败，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他们由于老受压迫，已经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大家知道，他们现在的专业就是：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输送妓女、短工、龟奴、小偷、骗子、乞丐以及其他游民。这种贫困也渗透到贵族中间。在其他任何地方，地主都已经资产阶级化，而在这里却完全贫困化了。他们的住宅的四周是非常漂亮的大花园，但附近却是一片荒地，看不出从哪里能弄到钱。这些家伙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他们都是混血种，多半是身材高大、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在他们的大鹰鼻下面都留着一丛大胡子，硬装出退伍上校的样子，周游全国各地，以追求一切可能的欢乐，但是，如果一打听，就会知道，他们腰无分文，债务满身，而且时刻提心吊胆，怕被送上债务法庭[64]。
关于英国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方法——压迫和行贿（在波拿巴试图运用这类方式方法以前很久就运用了），你如果不马上来此地的话，我准备下次再谈。你是否马上来？
你的弗·恩·
注释：
[61]1856年5月中旬，恩格斯同他的夫人玛丽·白恩士到爱尔兰旅行。——第55页。
[62]恩格斯指1845—1847年爱尔兰各地马铃薯普遍歉收造成的大饥荒。因为受英国地主奴役和处于贫困状态的爱尔兰农民以马铃薯为主要食物，所以，尽管这几年爱尔兰谷物丰收，但是马铃薯的歉收仍使大批居民死于饥荒。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危机对1847—184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56页。
[63]指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英国地主把爱尔兰佃户大批地强行赶出家园。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下列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和《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和616—623页）。——第56页。
[64]债务法庭（EncumberedEstatesCourt）是为了加速和方便低价出售负债的地产而根据1849年法律成立的英国的皇家专门委员会。实行这一措施的原因是：四十年代中爱尔兰各地普遍歉收，使许多困于债务和无法从事有收益的经营的爱尔兰土地所有者破产。法庭有权根据地产所有者或他的任何一个债权人的请求，不必事先审查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权利，便可着手拍卖地产，用卖地所得的钱来满足债权人。法庭的活动使土地从土地贵族和被盘剥的小佃农的手中转到资产阶级高利贷分子、大地主等的手中。
作为临时措施而制定的1849年法律被1852年、1853年、1854年和1855年的法律延长和补充，并且在1858年被另一项法律代替。根据该项法律，成立地产法庭（LandedEstatesCourt）以代替债务法庭。——第5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5．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5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5月2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家眷昨天起程了。这个星期我无力工作，一方面因为家务繁忙，另一方面因为背部的风湿病更厉害了。
附上巴赞库尔的书[59]——对克里木历史的“拿破仑式的”叙述。不能用它给《普特南》写点什么吗？我非常需要利用这家公司，因为旅行和旅行用品的开支迫使我通过齐施克的介绍，开了一张为期三个月的三十英镑的单名期票。《普特南》的代表之一曾去过弗莱里格拉特那里，他们同意接受稿件。
我只看过法国报纸上刊登的巴赞库尔的书的摘要。就摘要来看，我觉得这部书有许多供幽默作品的材料。我想，关于这个东西，非用轻松的笔调写不可。如果要写，那就不要写得太短，而要打定主意把篇幅弄大些。
特吕布纳两个月以前似乎已经同意出版我的关于瑞典的劣作[60]，可是后来没有一点消息，昨天他来信，约定星期二面谈这件事。这一次可能出版一本二十个印张的著作。
我碰到一个难题，现在是去旅行还是不去。一方面，为了弄到钱，我必须埋头工作。另一方面，医生告诉我，而且我觉得他是对的，我应当出去旅行，换换空气，因为我的肝脏功能又不正常。我还没有决定怎么办。呆在这里并不少花钱，因为皮佩尔还靠我周济。但是主要的是工作。
关于巴赞库尔的书，请来信告诉我，你是否还需要第一部。如果用它写不出什么东西，那就最好不买了。
我今天提笔很吃力，但还要请你解释一个语文学上的疑问。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Hiren代替了Syrene，而自命不凡的学者约翰逊在注释中说，Hiren这一形象在其他古代英国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过。H和S之间的替换是完全正确的。但是，Hiren能否同Hure［注：娼妇。——编者注］有关系，从而Syrene也同它有关系呢？或者同hoeren，auris［注：听，听觉。——编者注］等等有关系呢？这个问题能使我发生这样大的兴趣，你看我今天的情绪是多么沮丧。
关于卢格的悲剧《新世界》——其中，“爱情的悲剧变成了爱情的闹剧”——我获悉非常有趣的情况。下一次再告诉你。
赫尔岑要到瑞士去。等待你关于爱尔兰的报道。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59]巴赞库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东方战争纪事》1856年巴黎版第1—2卷（Bazancourt．《L’ExpéditiondeCriméeJusqu’àlaprisedeSébastopol．Chroniquesdelaguerred’Orient》．TomesⅠ—Ⅱ．Paris．1856）。——第53、57页。
[60]指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但未完成的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马克思只写了这一著作的引言五章。引言主要是由马克思从不大出名的旧外交小册子和未发表的手稿中抄录的实际材料构成的，引言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引言最初刊载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它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从1851年到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后来刊载于乌尔卡尔特的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6月—1857年8月），标题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oftheDiplomaticHistoryofthe18-thCentury》）。——第53、64、77、80、92、109、120、516、521、52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5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5月［注：原稿为：4月。——编者注］8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信已收到。我在昨天的信里逼你是有原因的：第一，早些时候我的妻子寄发的包裹虽然已由邮局寄出，但没有到达曼彻斯特。第二，你知道一个被痔疮闹得坐立不安的人是什么心情。而这个人就是我。
我很高兴你和鲁普斯完全同意我对米［注：米凯尔。——编者注］的信的看法，——我对需要忍受这种“明智”心里感到“很难受”。
如果我的筹款计划不落空，我的家眷最迟再过十至十四天便可动身。可惜你的工作太忙，不然我们可以去苏格兰做一次小小的旅行。
我再去博物馆的时候，一定完成你的委托。
附上：
两封信：（1）伊曼特的一封，（2）科伦来的一封。如果我通过我的妻子给科伦人复信，也许最为妥当，不是吗？在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方面，科伦和杜塞尔多夫之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角逐。此外，我不知道，科伦人是否知道杜塞尔多夫人同拉萨尔完全决裂了。拉萨尔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名声极坏。
昨天从设菲尔德寄来下面一封可笑的信：
“1856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会议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对卡尔斯文件所作的精辟的分析［注：卡·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编者注］，对公众有莫大的帮助，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56]委托我向您转达热烈的谢忱。
谨致
敬礼
秘书赛普尔斯”
这说明了一定程度的宽宏大量，因为《人民报》和《自由新闻》之间，总的说来，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进行着殊死的斗争[44]。伟大的埃恩赛德更进了一步，命令马博士［注：马克思。——编者注］有权得到“全国的感谢”等等。如果这些家伙把他们用《帕麦斯顿勋爵传记》的书名翻印（以小册子形式）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57]捞到的钱寄给我，那会更加好得多。
载勒尔从纽约寄给我一篇文章，是今天寄到的，它刊载在《民主主义者》上，叫做《美籍德国人在欧洲的权利》。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人读它。
自从我把你寄来的两英镑转交给皮佩尔后，没有见过他。此外，琼斯告诉我，皮佩尔到昨天晚上还没有给《人民报》送去他答应写的稿子。等着瞧吧。如果他这一次再轻率地放过好机会，那就见鬼去吧。现在他这头蠢驴还有机会。
祝好。
你的卡·马·
附带提一下，海涅的遗嘱[58]看过了！回到“活上帝”那里和“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忏悔”，难道他写过什么“不道德的东西”！
土鲁特上校在去德国以前再没有见到过。
附上的信不要寄回。问候鲁普斯。
注释：
[44]马克思指1856年1月19日《自由新闻》发表所谓《宪章运动通讯》（见注10）后在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更加尖锐起来的斗争。
乌尔卡尔特和乌尔卡尔特派（对帕麦斯顿政策有反对情绪的英国政论家中一小撮拥护乌尔卡尔特的人）刻骨地仇恨英国工人阶级和宪章派，诬蔑宪章派是俄国沙皇制度的蛊惑家和代理人。而宪章派也揭露乌尔卡尔特派是反动派的帮凶和过时的中世纪秩序的拥护者。
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对英国议会的截然不同的立场。宪章派认为必须根据民主原则改组议会，然后利用议会在国内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造，而乌尔卡尔特派则主张取消议会和一切代议制，要求恢复旧的宗法制政体（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98—302页）。——第38、52页。
[56]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AffairsCommittees）是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英国许多城市建立的社会团体，其目的主要是与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第52页。
[57]马克思指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他的一组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的单行本。以《帕麦斯顿勋爵传》为标题的小册子是作为《〈自由新闻〉小丛书》（《《FreePress》Serials》）第五期在设菲尔德出版的。这个小册子包括马克思论帕麦斯顿的八篇文章并署了作者的名字。——第52页。
[58]指海涅于1851年11月17日向公证人杜克鲁瓦口授的第三篇遗嘱。——第5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5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5月7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又有一封从德国来的信要寄给你。但是，因为你直到现在也没有证实已经收到了包裹和附有米凯尔信的那封信，所以我不知道你收到这些东西没有。请马上来信告知。在转寄机密信件时，必须有把握将它们寄到。
祝好。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2．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4月26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
（1）两篇关于卡尔斯的文章——续篇和末篇［注：卡·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第三篇和第四篇。——编者注］。
（2）关于约克公爵的文章［注：卡·马克思《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编者注］。这篇文章我给了琼斯。我在这里好坏模仿了老科贝特的手法，并专门为了通知鲁普斯，我将把它寄给他。
（3）老宪章主义者弗罗斯特在纽约的演说。
（4）米凯尔的信。这封信必须寄回。因为我还没有答复，希望在答复之前能听到你的详尽的“意见”。这是有点难以把握的东西。“问题有时很微妙”［注：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20节。——编者注］，回答时难以掌握适当的尺度。[54]
你对瓦列夫斯基先生的演说[55]有什么看法？在伦敦人们普遍对政府不满，甚至小店主也讲起革命的词句来了。
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寄点什么给皮佩尔。可能他现在在《人民报》找到校对员的差事。目前我只能供给他一些实物。他由于愚蠢的行为而又流落街头，我曾为此狠狠地责备了他。关于这里的政治，我本可以告诉你一些。但是通过邮局来做是冒险的。
在今天《晨报》的巴黎通讯中，有一则关于“玛丽安娜”拥护者的审判案的简短的、但很有趣的报道，这些人表现得很出色。
《新闻报》（巴黎的）刊载了佩尔坦抨击波拿巴的立法诗人贝耳蒙太的一篇颇有教益的文章；佩尔坦在这篇文章中这样侮辱“皇帝”，可能将被驱逐出境。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54]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翰·米凯尔（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和普鲁士大臣）在1856年4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谈一谈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在行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中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看法。
米凯尔的信证明，他当时已经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米凯尔叙述他自己对这个他感到兴趣的问题的看法时，实质上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的：他忽视了关于在行将来临的革命后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个纯政治的目标——建立统一的集中的德意志国家。米凯尔还认为，在革命的关头，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同小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在米凯尔看来，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奉行“革命的灵活性”的策略，应当在长时期内不采取那些可能把资产阶级吓跑的革命措施。——第49页。
[55]马克思指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1856年4月8日在巴黎和会的全体会议上的演说。瓦列夫斯基指出，鉴于希腊国内存在“不正常”的形势，英国和法国还不能立刻停止对该国的占领（当时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展起来了），但是它们正在寻求办法，以“结束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他对法奥军队占领教皇国的问题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瓦列夫斯基还提请和会参加者注意比利时报刊对法皇拿破仑第三进行的在他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攻击，因为比利时报刊公开支持法国秘密的共和团体——“玛丽安娜”（见注49），并号召他所谓的“暴动和行凶”。瓦列夫斯基指出，必须停止似乎威胁着一切欧洲大国利益的比利时滥用报刊的行为。——第4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通过你所熟悉的托运公司给你寄去一个包裹，内有：（1）关于卡尔斯的文件[39]；（2）《伊戈尔》［注：《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3）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幕》；（4）两号《人》，一号上有来自凯恩的一封信，另一号上有皮阿今年2月25日在庆祝法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的宪章派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对“玛丽安娜”[49]的连祷。这位可敬的好汉自然希望这一次又会重演由于他《致女王的信》[50]而引起的丑事，但是他失算了。同时，你可以从这里看到，此地的法国革命制造者们对“玛丽安娜”是多么唯命是从。（5）《人民报》的两份剪报——我的关于卡尔斯文件的头两篇文章［注：卡·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第一篇和第二篇（马克思的这组文章第一次刊载于1856年4月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续篇和末篇也将寄给你。因为第一篇的原稿遗失了，而时间，尤其是尼内斯特·琼斯逼我，我只好凭着记忆勉勉强强地，而且匆匆忙忙地把《论坛报》的文章重写了一遍，所以这里难免有各种荒唐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当然是逃不出你那敏锐的嗅觉的。但是这不要紧！我告诉你这个，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东西马上寄给你。
前天为《人民报》的创刊纪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象《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被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51]我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他的流亡者伙帮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行会狭隘精神指责德国的“学者”、“脑力工作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他国家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炼。你知道，有这个人在手边无论如何是好事情，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的大老粗非常恼怒。[52]
你给施特芬的信［注：见本卷第511—512页。——编者注］我一定转交给他。勒［注：勒维。——编者注］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要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愈少通过邮局愈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兹俱乐部派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53]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关于施梯伯第二，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你如知道些什么，请来信告知。
现在来谈丢人的事情。
皮佩尔的喜剧迅速地而又可悲地结束了。一方面，他收到一封信，老蔬菜商在信中断然拒绝了他，不让他上门。另一方面，这个戴绿眼镜的猫头鹰——一个难以形容的老泼妇——曾来我家找“她的”皮佩尔。她要他带她潜逃。他以极其谦逊的态度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希望可爱的小伙子通过这个痛苦的经验能稍许治好对自己的不可抗拒性的自信的毛病。
附上载勒尔的信。这位福斯泰夫到达纽约后马上找到了埃德加尔［注：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而当时埃德加尔正打算去得克萨斯。埃德加尔目前还有一笔从遗产中得到的钱。这次同载勒尔的会见的卑鄙的结果，你可以从信中看出来。
一对亲爱的伙伴：载勒尔和康拉德·施拉姆！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39]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这里指蓝皮书：《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1856年伦敦版（《PapersRelativetoMilitaryAffairsinAsiaticTurkey，andtheDefenceandCapitulationofKars》．London，1856）。马克思在下面引证了该蓝皮书的第217、221、223、226、234、235页。——第33、44页。
[49]“玛丽安娜”（《Marianne》）是法国一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秘密团体的名称，产生于1850年。它在第二帝国时期所抱的目的是反对拿破仑第三。——第44页。
[50]指费里克斯·皮阿写给英国女王的公开信，见注15。——第44页。
[51]《人民报》编辑部于1856年4月19日发表了马克思的演说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5页）。——第47页。
[52]马克思指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集团的首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前委员奥·维利希和卡·沙佩尔的分裂活动。这一集团是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在同盟的队伍中出现的。分裂的原因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当中，随着反动时期的到来在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纠集了少数分裂派的维利希—尔集团得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多数会员的支持（这个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人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同盟的支部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由于协会的多数会员支持维利希—沙佩尔集团，1847年和1849—1850年曾经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协会，直到五十年代末才恢复同协会的联系。
五十年代，协会会址设在索荷区磨坊街。——第47页。
[53]美因兹俱乐部派——1792年10月法国军队占领美因兹以后，在当地按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样子成立了自由和平等之友协会（美因兹俱乐部）。该会要求取消封建负担和建立共和国。1793年2月进行了选举并召开了法国莱茵地区国民议会。国民议会颁布了废除为数众多的僧俗王公的法令，并宣布美因兹及其邻近地区为共和国。
1793年3月，国民议会宣布美因兹共和国并入法国。这样一来，美因兹俱乐部派不仅遭到来自反动贵族势力方面，而且也遭到来自资产阶级势力方面的非难，说他们犯有“背叛祖国”罪。美因兹俱乐部和国民议会也没有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必要支持。虽然法国国民议会发布法令废除了封建依附关系、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以及原来的赋税，但同时它却规定要向法国缴纳捐款。这一点是造成这些阶层愤懑和不平的重要原因。
1793年7月普军占领美因兹，美因兹共和国遂告解体。美因兹俱乐部的成员被逮捕入狱并遭到残酷的虐待。——第4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0．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6年4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很想得到蓝皮书。但是我没有时间进行你已对它作过的那种按年月顺序对照的研究，你也许有机会给我指点一下，那里的主要关键是什么。我只能限于军事问题，我将在这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可能还要和桑德威思的书[34]对照一下。关于琼斯的“政变”［注：见本卷第38页。——编者注］和后来的事情，我们这里根本一点也不知道；我还是必须再弄到《人民报》。
在德国，投机狂的确还从来没有这样盛行过。莱茵省大王梅维森同莫尔尼合伙收买《独立报》，并在卢森堡（！）创设国际（万岁！）银行。我在《普鲁士通讯》上看到了嚎叫的文章。但是已经采取措施，使曼托伊费尔和海特男爵无法压制投机倒把；汉诺威、莱比锡和各地都在创办动产信用公司[47]，而它们做不到的事情，投机狂能通过走私的办法做到。现在正进入这个投机狂的最后阶段：俄国正在输入资本和投机；而由于它的国土广大，要修筑的铁路长达数百英里，投机看来将大大发展，很快就要完蛋。当我们听到其支线通往北京等地的伊尔库茨克大铁路的消息时，我们就该收拾行李了。这一次的崩溃将是前所未闻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激烈紧张，广泛普遍，一切有产的和统治的社会阶层都牵涉进去。可是特别有趣的是英国的先生们，他们深信，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健康的”商业不会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十分明显，工业生产中不存在激烈的投机狂，因为大家都知道，即使将少量资本直接投入生产，一年工夫就会造成一切市场的充斥，特别是目前，铁路建筑方面需要大量的资本。但是，由于铁路建筑方面的投机狂，工业生产也过分地膨胀起来。只是速度要比譬如1833—1836年和1842—1845年缓慢一些。今年棉花价格迅速上涨，尽管棉花的收成是空前的，达三百五十万包，这一收成在今年看上去不会比譬如1850年的二百五十万包显得更多些。况且，今年大陆与英国相比，进口几乎比五年前增加了两倍，下面这个美国每年9月1日至4月1日的出口统计表可作证明（以千包为单位）：
1856年1855年1854年1853年
7个月内向英国出口11319638401100
7个月内向法国出口354249229255
7个月内向欧洲其他港口出口346167179204
［注：在手稿上，马克思在表格的每个数字后面还加有三个“0”。——编者注］
总之，1853年大陆各国的进口为英国进口的45/110即1/3，1856年为70/113即5/8。这里还应当加上大陆从英国购买的数字。可见，大陆工业的发展速度比英国快得多，不列颠的老爷们勿宁说是处于衰落阶段，所以有一切理由来避免棉纺织工业生产过多。但是，拿1853年和1856年作比较是最恰当的，因为这两年的收成都非常好——三百三十万包和三百五十万包。向法国的大量出口不过是一种虚假现象，因为其中一部分是从哈佛尔转运到瑞士、巴登、法兰克福和安特卫普的。不过，在大陆工业的这种大发展中已播下了英国革命的最有生命力的种子。
我有时看看《保护贸易》小报，可惜，没有欣赏到我们的朋友塞巴斯提安的大作。
皮佩尔的事越来越变得令人生厌了［注：恩格斯的这封信的下面一部分第一次发表。——编者注］。这件事又有非常好笑的地方，同时也包含有不愉快的因素；而越来越放肆的虚荣心则给人造成某种讨厌的印象。这个小伙子只要两分钟无人监督，就会干出只有他自己认为是天才的蠢事。我希望他不得不娶蜡烛，同时他将得不到所期望的几个钱；这是他罪有应得。
对特别最高谕旨给予你的夫人的恩典［注：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如有机会，我们毕竟应当表示感激。至少他［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在囚室里应当得到自己的一份香槟酒。
拉萨尔的韵事[48]让我太开心了；卷发的犹太脑袋配上红色睡衣和侯爵服饰，而每一动作都露出波兰犹太人的本相，这应该是一幅迷人的景象。看来，这个家伙给人留下非常卑鄙龌龊的印象。
勒［注：勒维。——编者注］的信我留下了，尽可能明天写出点有关工人的东西。（顺便提一下，信里如有类似东西，最好用火漆印封上）。以后，你还将收到我退回的勒的信。
我曾写信告诉你，我又能听见了；我的耳朵里一连破了三个脓疮；这很见效。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
注释：
[34]指汉·桑德威思《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六个月抵抗的记述；以及关于阿尔明尼亚和拉济斯坦的旅行和奇遇的记述；兼述土耳其现状》1856年伦敦版（H．Sandwith．《ANarrativeofthesiegeofKarsandofthesixmonths’resistancebytheTurkishgarrisonunderGeneralWilliamstotheRussianArmy：togetherwithanarrativeofTravelsandAdventuresinArmeniaandLazistan：withRemarksonthePresentStateofTurkey》．London，1856）。——第26、32、41页。
[47]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Mobilier，全称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的特点所引起的，在这个时期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构。——第41、415、550页。
[48]恩格斯指马克思寄给他的燕妮·马克思同土鲁特上校谈话的记录（见注40）。——第4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9．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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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4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早就应该再给你写信了。由于各种家务事缠身，无法动笔。
附上一、勒维从杜塞尔多夫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上提到的土鲁特是法国的前上校。他昨天来我家，但我不在；几天之内我将见不到他，因为他已经去利物浦。他同我的妻子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其要点写进由夫人［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亲自整理的附件二[40]。勒维的信中提到的米是米凯尔。
几天后，你将收到新来的俄文和德文的《伊戈尔》［注：《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蓝皮书、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幕》和《人》的剪报（它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因此今天不能和其他东西一并寄出）；这份剪报是一个名叫塔西利埃的流放犯人从凯恩寄给海军大臣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揭露了布斯特拉巴对流放犯人的骇人听闻的卑鄙行为。[41]蓝皮书你本来早就可以收到了，但起初由于事件的影响，我不得不几次中断写这个题目的文章[42]去写另外的东西，这样就不能没有这本书。而后来，来了几个你认识的朋友，他们想领略一下新鲜玩意，哪怕一天也好，但是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把书还回来。
至于这些有关卡尔斯的文件，《泰晤士报》的三篇声势吓人的社论只叙述了其中从1854年8月到大约1855年2月的一部分文件，就是说，它丝毫没有涉及真正有趣的和决定性的时期。其目的自然要把全部责任从内阁身上转嫁到雷德克利夫和亚洲的土耳其的帕沙们身上。而精彩的是，英国政府用强力手段让可恶的雷德克利夫的土耳其内阁掌握政权，而这个内阁一方面庇护威廉斯所抱怨的可耻行为，另一方面自己还制造这种行为，这一点，你在德斯特里耳的书中一定可以看到。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主要的。由于运用曾经用以对付施梯伯的那种办法，也就是，揭穿伪造日期和引文的行为[43]，我觉得我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英国政府计划要放弃卡尔斯，并且一贯执行这一计划；另外，与波拿巴相反，它这一次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它非常为“事业”操心。纯军事方面，即保卫卡尔斯的问题，我自然没有涉及，但是我对威廉斯的“伟大”有几分怀疑。我把手稿给琼斯看过，如果有可能，即如果他能弄到租用马丁堂的钱，他打算在议会开始辩论卡尔斯的陷落问题之前，在那里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讲。
目前在太恩河畔新堡、伦敦、北明翰和其他一些地方，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44]。也许你知道，琼斯和他的影子芬伦一起宣布自己是宪章派的独裁者并创立了新组织。的确，这个组织正不断成长，但另一方面，它惹起了对他愤怒的风暴。[45]
从法国转到莱茵省和柏林的“利用投机的投机”——不是利用思想投机，而是利用股票投机——，看来，也象在莱茵河彼岸一样猖狂。对这种“社会灾难”和欺骗之风的怨声，已经反映到内阁的《普鲁士通讯》上了。它严肃地和意味深长地暗示，普遍的金融危机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你知道海涅死了，但你不知道，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在纽约《新时代报》（由逃往斯图加特的德意志民族的议会的前狮子［注：双关语：《Löwe》〔“勒韦”〕是姓，又有“狮子”的意思，这里暗指卡耳贝的勒韦。——编者注］主编）上向他的坟墓撒了一泡尿。这个诗人，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叫什么霍亨埃舍或霍亨林登的高傲的犹太女人的爱情歌手，自然认为海涅不是诗人。据说，他“没有心肠”，充满“恶意”，不仅诽谤科贝斯第一，甚至诽谤白尔尼的女友，伟大的白尔尼的缪斯——施特劳斯夫人。[46]
这里有一个保护小商人协会。这个协会为了自我保护出版一种毫无价值的周报［注：《保护贸易》。——编者注］。我们的朋友载勒尔“偕夫人”在这个周报上作为“骗子手”大出风头。
现在该讲一讲更大的事情了。皮佩尔凭着自己的天才从1月份又过起海盗式生活了，虽然从我这里得到相当资助，但每天都有被房东太太撵出的危险。他突然想到，他缺少当大人物的一笔小资本。载勒尔的小姨子，蔬菜商的二女儿，戴绿眼镜的蜡烛老早就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这位皮佩尔。这个女人绿得象铜绿，但完全不象新鲜蔬菜，而且是没有什么肉或者根本没有肉的蔬菜。皮佩尔说她很丑，但毕竟发现她并非没有头脑；她认为我们草原上的汉诺威羊是狡猾的德国拜伦，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她是有头脑的。于是，皮佩尔（这个女人不仅象牛蒡，而且象水蛭一样，粘在他身上）前天决定向载勒尔的岳父吐露自己的心事。他不愿意在“心上人”面前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一定要吻她，而这对一个还不习惯靠蜡烛为生的西方人来说，的确是一件难事。但是，作为真正的皮佩尔，他如果不同时打算借钱是不会去求婚的。皮佩尔如果不想解开蔬菜商的口袋，从他那里要到钱，是不会向他吐露自己的心事的。要知道，他必需有一笔不大的资金，譬如说，二十至四十英镑，好给自己造成一个体面教师的地位。同时，他打算让他的已经作为未婚妻的“心上人”有机会享受寡居的一切乐趣，并且为了怜悯起见永远不娶她。尽管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整个这件事情却臭不可闻，皮佩尔认为，他会因这件事而成为一位君子，也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分文不差地把从号称的岳父那儿“榨来”的借款还给他，并且还慷慨地把女儿留给他。从那个不祥的日子起，他只来过我家一次，只呆过一分钟，而且我不在家。他自称是“幸运儿”，小燕妮说他是“斐尼狄克——结过婚的人”［注：莎士比亚《无事烦脑》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但小劳拉说，斐尼狄克是一个了不起的机灵鬼，而皮佩尔是个“小丑”，而且是“一钱不值的小丑”。孩子们经常温习莎士比亚。
李卜克内西终于有所得，也就是有了一个小李卜克内西。
按照“陛下的特别最高谕旨”，我的妻子从柏林接到一张护照，5月份她将携全家到特利尔住三四个月。
祝好，问候鲁普斯。
卡·马·
注释：
[40]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附件二”的手稿保存下来了。这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对她同土鲁特上校谈话的记录。土鲁特曾把拉萨尔的活动和私生活中的许多丢人的事实告诉了她。土鲁特指出，拉萨尔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家中过阔绰的生活、用她的钱在交易所搞投机、傲视工人、极端自信和独断独行，引起了杜塞尔多夫工人的极大的气愤。土鲁特所说的事实证实了杜塞尔多夫工人的使者古斯达夫·勒维告诉马克思的关于拉萨尔的消息（见本卷第27—29页）。——第37页。
[41]政治流放犯人塔西利埃在法国民主派报纸《人》上发表的信，是马克思写《小波拿巴法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65—671页）的材料来源。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揭露了法国政治犯在流放地凯恩（在南美法属圭亚那）的生活条件。这个流放地，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造成大量死亡，被称为“不流血的断头台”。
这封信的译文由马克思寄给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于1856年4月12日在该报发表。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个城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经企图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布伦（1840年8月6日）举行波拿巴主义的暴乱，也指1851年12月2日的巴黎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的专政。——第37、557页。
[42]指《纽约每日论坛报》1856年4月8日发表的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一文。这篇文章的材料是马克思后来在《人民报》上以这个题目发表的四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73—712页）的基础。——第37页。
[43]马克思在这里是暗示他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在这个著作中，马克思把普鲁士暗探——施梯伯、弗略里等人——为反对科伦共产党人（见注77）而伪造的假文件同真文件加以对比，并且把普鲁士警察当局假造的日期和事件同真的日期和事件加以对比，揭露了案件的直接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资产阶级－容克的司法机关的别有用心。马克思在写《卡尔斯的陷落》一文时曾运用了这种对比文件的方法。——第38页。
[44]马克思指1856年1月19日《自由新闻》发表所谓《宪章运动通讯》（见注10）后在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更加尖锐起来的斗争。
乌尔卡尔特和乌尔卡尔特派（对帕麦斯顿政策有反对情绪的英国政论家中一小撮拥护乌尔卡尔特的人）刻骨地仇恨英国工人阶级和宪章派，诬蔑宪章派是俄国沙皇制度的蛊惑家和代理人。而宪章派也揭露乌尔卡尔特派是反动派的帮凶和过时的中世纪秩序的拥护者。
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对英国议会的截然不同的立场。宪章派认为必须根据民主原则改组议会，然后利用议会在国内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造，而乌尔卡尔特派则主张取消议会和一切代议制，要求恢复旧的宗法制政体（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98—302页）。——第38、52页。
[45]1856年2—3月，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试图改组1840年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他在《人民报》上建议不要召开宪章派代表会议和定期选举宪章派组织的领导机构，并坚决要求承认他本人和詹姆斯·芬伦是宪章派组织执行委员会唯一的常任委员。琼斯认为，领导的更加集中以及使组织的活动具有不那么公开的性质，会使组织更有成效，并使1848年以后趋于低落的争取人民宪章的群众运动在英国重新高涨起来。
宪章派全国协会的多数成员讨论并同意了琼斯的建议。实现这些建议的结果，只是使组织成员暂时有某些增加（到1856年3月初，改组以后的宪章派协会计有会员二千人左右），并使地方的宪章派宣传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活跃。但是，琼斯独揽宪章运动领导权的倾向引起了曼彻斯特宪章派的严重不满。他们认为他提出的措施同民主原则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革命的宪章派保持密切联系，批评琼斯企图用人为的办法使宪章运动复活，并预见到，这种做法不可能保证持久的成效，不可能使英国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在现有历史环境下重新高涨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在英国工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工作，以便为在英国建立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第38页。
[46]科贝斯第一是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雅科布·费奈迭的绰号。费奈迭的这个绰号由海涅的讽刺诗《科贝斯第一》而来。诗中嘲笑费奈迭是庸夫俗子的典型。科贝斯在科伦的方言中就是雅科布（雅科布·费奈迭生于科伦）。
海涅在他的政论作品《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出版）中描述了德国诗人路德维希·白尔尼和让娜特·沃耳－施特劳斯之间的关系。——第3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8．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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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3月25日]星期二[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下一封信我再来答复你这一次的来信。今天只急于提出一个问题，希望你尽快答复。今天我没有给《论坛报》寄任何文章，因为我来不及读完关于卡尔斯的蓝皮书[39]——昨天夜晚才拿到它。我的文章要到星期五同请你写的那篇文章同时寄出。现在言归正题。
蓝皮书的很大一部分是纯军事的；你以后看一看，能否用它写点什么东西。不过，有一点我希望得到你的批评的意见，因为它对这件事的政治和外交方面也是重要的，而我在星期五寄出的文章里就必须谈这个问题。6月底，土耳其人建议调辅助部队到列杜特－卡列，从那里向库泰依斯［注：库泰依西。——编者注］方向运动等等。而英国政府打算派兵经过特拉比曾德［注：特拉布松。——编者注］到埃尔斯伦［注：埃尔祖鲁姆。——编者注］去解救被围部队，大概把卡尔斯作为无关紧要的据点放弃而把埃尔斯伦看成抵抗中心。不管怎样，这次争执使得有利的战机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了使你透彻了解这个问题，我把最重要的地方摘录在这里。
1855年6月28日，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致克拉伦登：
“土耳其的大臣当初主张从巴土姆［注：巴土米。——编者注］派一万人到埃尔斯伦，而现在由于陷入困境，主张采取另一个计划。他们建议在列杜特－卡列构筑营垒并把维维安将军军团（由保加利亚军的一万人组成）、比特桑将军的军团和巴土姆一支已缩减到七千人的部队集中在那里。这支联合部队总兵力将近三万人（包括各兵种）。这些部队部署在那里，可以牵制敌人，以配合卡尔斯或埃尔斯伦的军队。他们如果进攻库泰依斯或格鲁吉亚，就可以攻击俄军前卫，或者迫使俄军退却。”
1855年6月30日，同前：
“我事先报告过的那个会议，今晨在博斯普鲁斯的总理大臣府邸举行。除了陛下之外，陆军大臣［注：卢什迪－帕沙。——编者注］和傅阿德－埃芬蒂也在座。曼斯菲尔德准将陪同我参加……看来，两三万俄军离开居姆里，已经兵临卡尔斯城下；曾发生局部的骑兵战斗，两天后，敌人的攻击被击退，而该城则面临被围攻的威胁……所有与会的人都清楚，不论俄军包围卡尔斯或者绕过它，土耳其军队都需要援助，必须设法尽快给予援助，在这方面，三个可取的行动方式中，取道库泰依斯进军格鲁吉亚是唯一有效的方式。而经过特拉比曾德去增援充其量是一个应急的办法。在这个不利于健康的季节在列杜特－卡列附近构筑营垒，无异于置军队于死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时在库泰依斯集中足够数量的、在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军队，攻入格鲁吉亚并威胁俄军的交通线……土耳其的大臣建议远征军由下列部分组成：从巴土姆和附近的守备部队中抽一万二千人；维维安将军指挥的各个兵种的部队，确定为一万人；比特桑将军的一万名非正规骑兵，他们应当从保加利亚军中抽调来加强土耳其部队；还有从同一来源抽调出的五千人；驻扎这里的一个埃及骑兵团以及将从突尼斯调来的另一个骑兵团。此外，陆军大臣提出补充二千名阿尔巴尼亚兵作为猎步兵。所有这些兵力……总计起来应当有四万四千人，虽然按照谨慎的估计，能作战的兵士恐怕不超过三万六千人。”
1855年7月1日，同前：
“……在列杜特－卡列进行牵制的建议是土耳其政府提出的”。
1855年7月13日，克拉伦登致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
“……女王陛下政府认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派增援部队去土耳其军队的后方，而不是派远征军去俄国军队的后方。增援部队可以先派到特拉比曾德，然后从那里再开赴埃尔斯伦。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的距离比列杜特－卡列到梯弗里斯［注：梯比里斯。——编者注］的距离要短些，而且行军将在盟国境内而不在敌国境内进行。在埃尔斯伦，军队将要遇到的是准备提供支援的朋友，而不是对抗的敌人，在那里，军队会得到给养，而不会挨饿。假如卡尔斯的军队在同俄军作战中不能坚守阵地，那末用联合的兵力要比用分散的兵力容易击败俄军；俄国人愈是在土耳其腹地遭到失败，失败就愈彻底。特拉比曾德是能够卸下任何物资的地方……”
1855年7月14日，同前（电报）：
“您在6月30日和7月1日发出的急电中谈到的加强卡尔斯兵力的计划没有得到同意。作战基地应当是特拉比曾德，如果卡尔斯和埃尔斯伦的土军无力打退俄军而守住后一个据点，他们可以退到特拉比曾德，在那里能够很容易得到增援。”
1855年7月16日，同前：
“……如果奥美尔－帕沙真的……决定率领他的一部分军队以及突尼斯兵和阿尔巴尼亚兵到列杜特－卡列，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一行动方式将不表示任何异议；至于维维安将军指挥的部队和比特桑将军的骑兵，女王陛下政府坚持它的意见：他们应当取道特拉比曾德或埃尔斯伦”。
1855年7月14日，潘缪尔勋爵致维维安将军：
“……我非常信赖您的军事经验，因此，我一点也不担心您会进行象土耳其政府想出的那种轻率而冒险的远征……为了威胁敌人的要塞，或者甚至向敌人的要塞进行攻击，用军队突然登陆的办法实行大胆突击，这是一回事，为了事先有准备地攻入敌区，在敌人的领土上同敌人作战而进行远征，这是另一回事”。
应当承认，克拉伦登的战略以及潘缪尔—卡诺勋爵赞同在塞瓦斯托波尔大胆突击而非难土耳其向格鲁吉亚进行战略运动的计划之间的这种细微的差别，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笑的。
总之，请你对这几点尽快答复。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39]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这里指蓝皮书：《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1856年伦敦版（《PapersRelativetoMilitaryAffairsinAsiaticTurkey，andtheDefenceandCapitulationofKars》．London，1856）。马克思在下面引证了该蓝皮书的第217、221、223、226、234、235页。——第33、4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7．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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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6年3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收到你的关于斯拉夫的语言和文学的详细来信，十分感谢。我早就知道，艾希霍夫是一个冒牌语文学家，其假冒程度甚至超过了克拉普罗特（克拉普罗特毕竟还知道一点东西）[37]。接到书后，我要看一看《伊戈尔》［注：《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中哥特人的历史；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一部分哥特人在克里木一直定居到十世纪，甚至可能到十一世纪；至少在拜占庭史料中他们就作为哥特人出现。你是否能给我打听一下汉卡和斯沃博达的捷克文诗集的书名和价钱？虽然它一定是非常缺乏批判的，因为他们俩是道地的蠢驴。——波兰民歌曾在四十年代在什么地方出版过。——我发现在格林译的武克的《塞尔维亚语法》中曾提到出版格策的《弗拉基米尔……》一书的情况，并有一个附注：“可惜没有俄文原本”。[38]卡佩尔是布拉格的犹太人，是1848—1849年在捷克立宪报上发表《南方斯拉夫之行》的小说家；他的译本是否中用，我不能说，但是我是怀疑的。雅科布把塞尔维亚婚礼曲全部译出了［注：指塔耳维（泰莉莎·阿尔伯廷娜·路易莎·雅科布－罗宾逊）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歌》一书。——编者注］。你提到的关于匈牙利的和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的政治著作，如果博物馆里有，大概是值得一读的。
曼彻斯特没有《新普鲁士报》，但是我在《科伦日报》和《奥格斯堡报》［注：指《总汇报》。——编者注］上看到了普费尔的故事，感到很高兴。不过，《新普鲁士》的忏悔性的社论对我来说自然是一件新闻；对尽管有封建主义的虚饰，但贵族和资产阶级实际上现在是一个东西这一点能突然领悟到，是很好的。
你在斯拉夫人和新教问题上谈到的对奥地利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幸而斯洛伐克保持了十分强大的新教，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斯洛伐克人才没有反对匈牙利。在波希米亚，一切重大的民族运动，除了无产阶级运动，都还大量掺杂着胡斯派的传统，因而削弱了民族特点。对于十五世纪如此光荣地斗争过的斯洛文尼亚农民来说未免可惜。
我将看一看卡尔斯事件；斯万的著作[34]叫什么名字？
载勒尔的事情正如除李卜克内西和蔬菜商以外的一切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只要看一眼这个烂泥坑就够了，等等。
拉萨尔。这个家伙由于很有才华而倒霉，但是这些行为［注：见本卷第27—29页。——编者注］也太不象话了。他始终是一个需要提防的人；这个斯拉夫边境上的道地的犹太人，他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其次，力图挤入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哪怕用各种化妆品来修饰龌龊的布勒斯劳的犹太人的外表，——这始终是令人生厌的。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使人们必须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但是，如果他干出直接引起脱离党的这类事情来，那末我决不责怪杜塞尔多夫工人这样恨他。今晚我将去鲁普斯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相信过拉萨尔，自然，我们也防止他干出象亨·毕尔格尔斯干过的那种蠢事。我以为，一切都应当象你向杜塞尔多夫人指出的那样处理。如果他将来走到公开反党的地步，那他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不过，看来还没有到这种地步，而出丑总归是极不妥当的。
哈茨费尔特和三十万塔勒的事对我来说完全是新闻；我本来以为，她只得到一个月或一年的生活费。他使哈茨费尔特没有穿上囚衣，这是不能原谅的。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你的弗·恩·
注释：
[34]指汉·桑德威思《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六个月抵抗的记述；以及关于阿尔明尼亚和拉济斯坦的旅行和奇遇的记述；兼述土耳其现状》1856年伦敦版（H．Sandwith．《ANarrativeofthesiegeofKarsandofthesixmonths’resistancebytheTurkishgarrisonunderGeneralWilliamstotheRussianArmy：togetherwithanarrativeofTravelsandAdventuresinArmeniaandLazistan：withRemarksonthePresentStateofTurkey》．London，1856）。——第26、32、41页。
[37]恩格斯指德国语文学家和东方学家尤·克拉普罗特的一系列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807年和1808年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之行》1812—1814年哈雷版（《ReiseindenKaukasusundnachGeorgienunternommenindenJahren1807und1818》．Halle，1812—1814）；《亚洲文学、历史和语言学文库》1810年圣彼得堡版（《ArchivfürdieasiatischeLitteratur，GeschichteundSprachkunde》．St．-Petersbourg．1810）；《西伯利亚的若干古代文物》1823年巴黎版（《SurquelquesantiquitésdelaSiberie》．Paris．1823）；《多语言的亚洲》1823年巴黎版（《Asiapolyglotta》．Paris，1823），《亚洲的历史绘图》1823年巴黎版（《Tableauxhistoriquesdel’Asie》．Paris，1823）。——第31页。
[38]《武克·斯蒂凡诺维奇著塞尔维亚简明语法，德文译者雅科布·格林并序》1824年莱比锡和柏林版第19页（《Wuk’sStephanowitschkleineSerbischeGrammatikverdeutschtundmiteinerVorredevonJacobGrimm》．LeipzigundBerlin．1824，S．XIX）。——第3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6．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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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3月5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下星期我将把赫弗特尔的东西[26]更仔细地看一遍。如果那里有材料，我就订购。艾希霍夫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1839年巴黎版）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除了我不能评论的文法部分外（但是我注意到，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被说成是斯拉夫人，这难道不是胡扯吗？），其余多半是从沙法里克[27]那里剽窃来的。这个家伙还引用了原文和法译文的斯拉夫人的民族诗歌。我在其中也发现伊戈尔的远征［注：《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诗中精彩的一段是：“瞧啊，哥特族美丽的少女在黑海岸边唱着自己的歌。”[28]可见，凯特人，或哥特人已经庆祝突厥族的波洛夫人战胜俄罗斯人了。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可是，捷克人英雄诗集（德译本由汉卡和斯沃博达出版）里的捷克英雄史诗扎博伊（萨莫？）对待德意志人是完全论战性的，充满了狂热。看来是为反对一位曾被捷克人击败的德意志统帅达哥贝尔特写的。但是，这是号召象报复德意志人那样报复基督教；对于德意志人，其中以极其质朴的诗体斥责他们想要强迫威武的捷克人只能有一个妻子。我从民间诗（除了《阿德尔贝特的祈祷》（对圣母的）之外，波兰人根本没有民间诗）里还找到：
格策：《弗拉基米尔公爵和他的侍从》1819年版；《俄罗斯人民的歌声》1828年版。
卡佩尔（齐格弗里特）：《斯拉夫旋律》1844年莱比锡版。还有他的《塞尔维亚人的歌曲》1852年版（比雅科布写的［注：指塔耳维（泰莉莎·阿尔伯廷娜·路易莎·雅科布－罗宾逊）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歌》一书。——编者注］更完全）。最后，还有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塞尔维亚婚礼曲》。欧·韦泽利的德译本1826年佩斯版。
我所注意的和我下周还要为你翻阅的著作，除了西普廉和德普勒［注：西普廉·罗伯尔《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和伊波利特·德普勒《奥地利和土耳其各民族》。——编者注］的著作之外，有《1850年夏南方斯拉夫之行》共两卷1851年莱比锡版[29]（有英译本）。《论塞尔维亚公国》1851年维也纳版。《南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的运动》1851年柏林版。《斯拉夫主义和假马扎尔主义。一切人之友，假马扎尔主义者之敌著》1842年莱比锡版。《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抗议和控诉》1843年莱比锡版。
我不记得曼彻斯特是否有《新普鲁士报》。这报现在很有趣。如今普鲁士政府也象当年路易十八一样有了自己的“无双议院”[30]，但是，官僚政府对认真看待自己胜利的顽固的容克地主感到棘手。当讨论农村公社、乡村法院问题和地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正如老多里沙尔所说，“关系到面包问题”——的时候，普鲁士议院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也许你从中已经看到，普费尔伯爵要求让地主有痛打自己仆人的特权，并吹嘘他本人在这方面完成的丰功伟绩。于是，左派把1848年这位普费尔亲自签署的、完全以“疯狂年”[31]的精神草拟的1848年传单找了出来。事情发展到双方决斗的程度，今天《新普鲁士报》发表了一篇leader，即社论，直截了当地说，在它的党内有“下流恶棍”，而自由党内则有非常“高尚的”人。社论宣扬“宽容”、“和解”，“原则斗争，但决非个人争吵”。社论说，左派应当想一想，“山岳派总是要吞掉吉伦特派的”。它应当注意到，不论将来“有没有和平，但是普鲁士正面临非常严重的内部或外部的纷争”，在这种情况下，“派系倾轧”无异于“自杀”。这不是好极了吗？要知道，普鲁士没有一个人为议会和它的分裂操心。这种对恐惧的自供尤其重要。利奥神父在国王面前作了关于闵采尔的演讲（一部分刊登在《新普鲁士报》上）。可以说，演讲是直接针对你在《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著作[32]的。他说，不应当再指责宗教改革是革命之母了。闵采尔是“幻想家”，他曾经说过：“我为信仰而理解”。而路德说：“我为理解而信仰”。《施本纳报》回答说，路德晚年已经懊悔在政治上所起的不体面的作用等等。你看，就连官方人士也有不满情绪了。
顺便谈谈宗教改革：奥地利到底从一开始就下工夫使斯拉夫人变成一种危险。在斯拉夫人当中，除了俄罗斯人之外，一切民族都同情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使圣经译成斯拉夫民族的各种方言。由于宗教改革，至少各民族有了觉醒，另一方面，同新教的德意志北方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如果奥地利不镇压这个运动，那末通过新教就会既奠定德意志精神优势的基础也建立抵御正教俄罗斯的屏障。奥地利把德意志人拖进了臭泥坑，并且在德意志也象在东方一样，替俄国作了事情。
不知你是否看到上星期五议会开会的消息。伊文思在会上指责帕麦斯顿说，三个半月前他就向帕麦斯顿提出关于卡尔斯局势的警告，但是帕麦斯顿装作不相信的样子；他还在会上讲述了潘缪尔给辛普森的急电，潘缪尔在急电中通知说：“您被任命为腊格伦的继承人”，并加上一句：“请照顾一下多布！”不幸的辛普森回电说：“请重复一下您的急电。”于是潘缪尔，这位“卡诺勋爵”——如伊文思所称的——更明确地说：“请照顾一下多比金！”这个人是他的一位亲戚。最后，汉密尔顿勋爵在这个会议上指责伊文思在因克尔芒会战[33]后建议腊格伦丢下大炮和战壕，用船将英军运走。前天可怜的伊文思表示“公开悔过”。从刚由东方回来的一个叫斯万的人写的著作[34]来看，在卡尔斯的背叛行为似乎是十分明显的。背叛行为不是最近，而是在以前为了造成有关形势干下的。
现在谈载勒尔的情况。大约三个星期以前，他乘南安普顿轮船去美洲，因为郡长已开始追缉他。他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从哈里法克斯打电报给他从前投过稿的纽约《国家报》：“鼎鼎大名的《卡斯巴尔·豪泽尔》的作者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平安抵达大西洋西岸。”这位大人物把他的《亚历山大二世》留在这里，——五十五页，大部分是从奥格斯堡《总汇报》摘下来的，——并且吩咐随后立即将抄本寄给他。要知道，它应当在大洋两岸同时出版。他如此热心搞这个无聊的东西，让他的妻子和姨子等人抄写，使她们都由于不幸的塞巴斯提安的“坚持不懈的”勤勉弄得傻头傻脑。与伦敦出版商交涉《亚历山大二世》一书的出版，是为了给他到伦敦的“业务旅行”刷上一层博学的色彩。他在伦敦天天详细调查虾和其他东西的质量，其中还有法国的“软煎蛋皮卷”。除了上述的《亚历山大》外，他还留下了另一桩臭事。你记得，李卜克内西曾给他开了一张期票，愚蠢地幻想载勒尔在期票贴现后会让给他几英镑。期票支付的期限到了，但是没有提出支付。载勒尔吹牛说，他已支付。其实他只是把它再贴现了。他离开后两天，李卜克内西接到一位律师从西蒂区的来信，要求他支付期票。皮佩尔（由于他的一双无神的眼睛而被载勒尔的戴绿眼镜的姨子看中了）到蔬菜商那里去了。全家都恐慌起来。塞巴斯提安倒是得到了支付期票的款子，但给吃光了。然而，爱情能战胜一切，他的妻子确信她只能指望唯一的一次爱情，也就是塞巴斯提安的爱情。因此她竭力打圆场。可是，蔬菜商脸色阴沉，一天天越来越睁大眼睛注视着亲爱的女婿的行动方式。事情还没有了结。同时每天都收到新的、似乎已经支付了的期票。
勒维[35]。是由杜塞尔多夫工人派来的，有两重使命：
（1）揭发拉萨尔。经过一番非常细致的了解，我认为他们说得对。自从伯爵夫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得到她的三十万塔勒[36]，拉萨尔完全变了样：故意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工人们甚至指责他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甚至为了有利于诉讼想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诉讼案是这样结束的：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代理人施托库姆（后来被陪审法庭判处五年徒刑，这你是知道的）跟伯爵吵翻了。他透露给拉萨尔说，他手中有一批文件，这批文件可以使伯爵因违誓和伪造等行为而带上镣铐。拉萨尔答应给他一万塔勒。另一方面，拉萨尔劝说检察长克斯特里茨（由于这个勾当曾被迫辞职）通知哈茨费尔特伯爵，有告发他的起诉书。哈茨费尔特本来已准备好逃往巴黎，这时拉萨尔把有损名誉的文件交给了他以换取他在跟伯爵夫人的和睦协议上签字，并撤回了起诉书。（当然，克斯特里茨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这样一来，不是他的法律上的洞察力，而是最平庸的阴谋使这一诉讼得到意外的结局。拉萨尔没有把这一万塔勒付给施托库姆。工人们说得对，如果他把这笔钱交给党，而不是保存着给伯爵夫人，这种背信行为才能原谅。他们还讲了他私生活中许多见不得人的行为，我无法转述给你，因为都记不清了。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拉萨尔同杜塞尔多夫人朔伊埃尔合伙搞买卖外国国家有价证券的投机，朔伊埃尔为此借钱给他。他们失败了。同时朔伊埃尔破了产。拉萨尔打赢了官司。朔伊埃尔索取他借给拉萨尔的钱。拉萨尔嘲弄他，把法典第六条禁止搞外国证券投机指给他看。工人们说，他们原谅拉萨尔的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把这次诉讼看成是荣誉的事情，才牵涉进去。他们说，现在官司打赢了，他不是要伯爵夫人给他劳动报酬，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是毫无理由地、恬不知耻地靠伯爵夫人供养并听命于她。他经常把官司打赢后将要做的事情加以吹嘘。而现在他以特别引人注目的挑衅态度把工人当作无用的工具丢开。在元旦，拉萨尔还参加了某一次（私人）集会，因为那里有某位法国上校出席。但是使大家惊异的是，他向六十名工人只谈“文明对野蛮斗争”、西方列强对俄国斗争，而不谈其他问题。他计划去柏林，在那里装作大人物，展开社交活动。他当勒维的面答应伯爵夫人在他从柏林一回来就给她张罗“内侍官著作家”。他也正是当勒维的面不断表现出自己的“独裁欲”（看来，拉萨尔对自己的看法和我们对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自认为是世界的征服者，因为他在搞私人阴谋方面是毫无顾忌的。好似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竟在这样一些小事上牺牲了十年的工夫）等等。此外，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为了让工人政党中的一个人打入警察局去当暗探，他把我的一封信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必须说这封信是从拉萨尔那里偷的，以此来骗取信任。工人们还说：如果他肯定不打算投靠资产阶级政党，他这样有外交手腕的人是不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同时，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影响，使他在起义的时候，只要登上讲台向群众发表庄严演说，就能够迷惑住群众等等。勒维说，工人们非常恨他，以致如果他在运动时出现在杜塞尔多夫，不论我们的决定如何，工人们就会杀掉他。但是他们确信，一旦他知道了这些怀疑，他就会立刻投到另一方面去。
这一切不过是从听到的情况中记得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从前对拉萨尔抱有好感，不大相信工人们的流言蜚语，但是所有情况总和起来给了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一种完全肯定的印象。我告诉勒维：只根据一方的证词，自然不能作出结论，但是怀疑无论如何是有益的；让他们继续监视这个人，但是暂时不要宣扬出去；也许，我们会找到机会迫使拉萨尔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立场等等。
你以为怎样？我也很想知道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的意见。
（2）派勒维来的第二个目的是向我介绍莱茵省工人状况。杜塞尔多夫的工人同科伦的工人还保持着联系，同时不再看得到“任何老爷”了。可是，目前宣传工作主要是在佐林根、伊塞隆及其近郊、爱北斐特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在铁业区，这些小伙子们打算发动起义，只是由于对法国革命抱有希望，以及由于“伦敦人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才停下来。如果事情拖得更久，勒维认为发动未必防止得了。但是无论如何，巴黎起义会是一个信号。看来这些人坚定地相信：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一开始就会马上奔向他们那里。他们当然感到需要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指责这些人。但是我担心，如果按照他们极端简单化的计划去做，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英国，他们就已经四次被消灭了。无论如何应当从军事观点出发，准确地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当然，我已经说过：如果情况许可，我们一定会到莱茵工人那里去；如果没有巴黎或维也纳或柏林的首先发动，他们的任何独自发动都是荒谬的；如果巴黎发出了信号，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去冒一切危险，因为那时，即使遭到暂时的失败，也只能产生暂时的不良后果；关于莱茵省的工人居民可以直接采取什么步骤的问题，我一定会跟我的朋友们认真商量；过一些时候，他们应当再派人到伦敦来，但是，如果事先没有商量好，那末什么事情也不要干。
爱北斐特（或者是巴门？）的制革工人在1848年和1849年的情绪是非常反动的，现在却显得特别革命了。勒维使我相信，你个人在乌培河谷的工人中间被看做“自己”人。此外，在莱茵河畔，对法国革命的信心似乎是传播得相当广的，甚至庸人们都说：这一次同1848年不一样。这一次出场的将不是1848年的空谈家而是象罗伯斯比尔等等的人物。民主派的威信至少在莱茵河畔已经十分低落了。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26]马克思指摩·威·赫弗特尔《公元五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的发生、发展和后果》1847年汉堡和哥达版（M．W．Heffter．《DerWeltkampfderDeutschenundSlavenseitdemEndedesfünftenJahrhundertsnachchristlichenZeitrechnung，nachseinemUrsprunge，VerlaufeundnachseinenFolgendargestellt》．HamburgundGotha，1847）。——第23页。
[27]巴·约·沙法里克《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1826年欧芬版（P．J．Schaffarik．《GeschichtederslawischenSpracheundLiteraturnachallenMundarten》．Ofen，1826）。——第23页。
[28]马克思引证的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里的话，这篇史诗的法译文载于：弗·古·艾希霍夫《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语言文学史，——从他们的印度世系、古迹和现状的观点来考察》1839年巴黎版第309页（F．G．Eichhoff．《HistoiredelalangueetdelalittératuredesSlaves，Russes．Serbes，Bohèmes，PolonaisetLettons，considéréesdansleurorigineindienne，leursanciensmonuments，etleurétatpresént》．Paris，1839，p．309）。——第23页。
[29]指齐·卡佩尔《南方斯拉夫之行》（S．Kapper．《SüdslavischeWanderungen》），该书第1版1851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4页。
[30]“无双议院”（chambreintrouvable）是1815—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马克思在这里用法国的“无双议院”比喻普鲁士议会的众议院，暗示普鲁士容克地主这时由于1850年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已在众议院里确立了独占的统治地位。容克地主的极端反动的政策在众议院里引起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公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政府和国王本人的严重不安，他们担心国内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普鲁士》一文中谈得比较详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713—718页）。——第25页。
[31]“疯狂年”（《DastolleJahr》）是约·亨·法尔肯施泰因的历史小说《绍林吉亚和爱尔福特纪事》最先使用的术语。它是指1509年，这一年以爱尔福特市民多次风潮而著称。
后来，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普遍使用这一术语来称革命的1848年。——第25页。
[32]马克思指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
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指出宗教改革的反封建性质，同时得出结论：阶级斗争是十六世纪的一切宗教战争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的基础，尽管各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宗教的外形。——第25页。
[33]俄国军队与英法军队在克里木进行的因克尔芒会战发生在1854年11月5日（见弗·恩格斯《因克尔芒会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页）。——第26、175、299页。
[34]指汉·桑德威思《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六个月抵抗的记述；以及关于阿尔明尼亚和拉济斯坦的旅行和奇遇的记述；兼述土耳其现状》1856年伦敦版（H．Sandwith．《ANarrativeofthesiegeofKarsandofthesixmonths’resistancebytheTurkishgarrisonunderGeneralWilliamstotheRussianArmy：togetherwithanarrativeofTravelsandAdventuresinArmeniaandLazistan：withRemarksonthePresentStateofTurkey》．London，1856）。——第26、32、41页。
[35]马克思在下面详细地告诉恩格斯关于古斯达夫·勒维（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1856年2月底来伦敦访问他的情况。这是1848—1849年革命后勒维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第二次访问马克思。第一次访问是在1853年12月下半月。勒维的这两次访问充分证明，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莱茵省的德国工人仍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是自己的领袖并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在第一次访问时，勒维就企图说服马克思必须在德国举行起义和在莱茵省工厂工人中准备举行起义。马克思当时向勒维证明，起义同勒维提出的在德国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的建议一样，是不合时宜的。
马克思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残酷的政治反动势力统治着德国，英法两国还没有革命高潮，经济形势对资产阶级有利，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什么在德国举行胜利的起义和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第27页。
[36]指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拉萨尔自1846至1854年为她进行了这项诉讼。1851年7月宣判离婚。根据以后达成的对财产的调解，伯爵夫人取得三十万塔勒。——第27、22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5．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2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2月2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上个星期，杜塞尔多夫工人派来的全权代表古斯达夫·勒维一直在我这里。他昨天才走，占去了我的全部空闲时间，虽然我很想给你写信，但无法动笔。下面我把他谈的那些比较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你要的三本书，诺盖特和威廉斯那里一本也没有。我订购了《伊戈尔胜利之歌》［注：指《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至于其他两本，我想先给你讲一讲。
多勃罗夫斯基著的《斯拉夫学》（汉卡出版）和它的书名所引起的期望并不相符。如果不按材料的编排，而按内容来说，这本书可分为两部分，即：
（1）关于斯拉夫语言学的一些短文。根据最新的研究，它们充其量只能有古董趣味（例如温德人的新约片断、教会斯拉夫文的变格法，关于旧约的教会斯拉夫文的翻译等等）。
（2）一种不偏不倚地把斯拉夫各民族的特性和盘托出的没有任何论战锋芒的尝试。全是对各种著作的摘录，主要是德文著作。下面是构成这本书的骨架的一些著作：
斯拉夫各民族（摘自海德的《观念》等等）[21]。
克罗亚特人的风俗（摘自恩格尔的《达尔马戚亚、克罗戚亚［注：克罗地亚。——编者注］、斯拉窝尼亚的历史》1798年哈雷版）。
伊利里亚人、摩尔拉克人等的风俗习惯（摘自同书）。
伊利里亚人的特性（摘自陶贝的《斯拉窝尼亚王国记述》1777年莱比锡版）。
伊利里亚人的服装（摘自哈克特的《泽姆林［注：塞尔维亚称作：泽蒙。——编者注］旅途见闻》）。
普罗科皮阿斯对于斯拉夫人和安迪人的记述（摘自施特里特尔的《根据拜占庭史料编写的斯拉夫人历史》，载于施略策尔的《北方通史》）。
巴·哈克特教授先生的《对西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的记述和描写》一书的摘要。
俄罗斯人的风土人情（摘自杜普雷·德·圣莫尔的《对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的考察》1829年巴黎版，三卷）。
斯拉夫民族的特性和文化（摘自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史》1826年欧芬［注：匈牙利称作：布达。——编者注］版）。
差不多这是全部了。有一篇捷克文附录《波希米亚的卡托》，摘自已故的沃伊格特在《手抄文献》[22]中叙述过的旧手稿。
多勃罗夫斯基的写作具有一种粗犷、质朴和天真的风格，他对“已故的”或尚健在的德国同行表现了最大的好感。《斯拉夫学》中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他坦率地承认德国人是研究斯拉夫史料和语言学的鼻祖的那些地方。
在语言学方面，他顺便引证了施略策尔的《斯拉夫语比较语法和辞典的方案》[23]。然后是施略策尔的《用拉丁字完全正确地和准确地表达俄语的方案》。“宫廷顾问施略策尔先生”简直成了教长，而其他一切人都承认是他的弟子。“施略策尔的《奈斯托尔》，对每一个想要了解整个斯拉夫史、特别是俄国编年史的批判性叙述的方法的人来说，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关于沃伊格特的《普鲁士历史》：“他是第一个向捷克人介绍古代文物的人”。
此外，引证的有：
约翰·莱昂哈德·弗里施的《斯拉夫文学纲要》（1727—1736年），“他研究了许多斯拉夫方言的历史”。
杜宾根的教授克利·弗里德·施努雷尔的《十六世纪维尔腾堡的斯拉夫文书籍印刷出版业。文献报告》（1799年）——“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书中有关于温德人和克罗亚特人的书籍出版史的极好的极珍贵的资料”。
另外，还引证了：施略策尔的《北方通史》。约翰·克利斯托夫·德·约丹的《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著作》1745年维也纳版两卷。格拉西乌斯·多布涅尔神父的《关于哈耶克的〈捷克编年史〉》1761年和1763年布拉格版。（施略策尔说这部著作是第一部不杜撰的书）。施特里特尔的《多瑙河各民族记述……拜占庭的著作》1774年彼得堡版。格尔肯的《斯拉夫人上古史试论》1771年莱比锡版。加特雷尔的《对照通史绪论》1771年哥丁根版。格布哈尔迪的《世界史》1789年版。
所有这些著作除了上面引的一些评语外，只列出书名。《斯拉夫学》一书就介绍这些。
至于第三本书，它的书名是：摩·威·赫弗特尔博士：《公元五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1847年版（定价七先令）。作者在序言中自己承认，他实际上只是对斯拉夫历史中有关普鲁士“祖国”的地方，才根据原始材料有所了解。全书四百八十一页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是论述五世纪末至1147年这个时期的。其余部分只偶然地极概略地叙述了十三世纪或者十四世纪以后的史实。
关于这两本书的情况，已向你讲完了，现在就等你是否订购的命令。
此外，还出版了一本赫弗特尔的《斯拉夫民族》。1852年莱比锡版（四十五页或四十五页左右）。是布罗克豪斯出版的小丛书《有益的讲话》[24]的第十册。对斯拉夫历史作了通俗的叙述。我从这本小书里得知，1849年尼古拉下令“严禁所有臣民参加泛斯拉夫主义运动”。
我在博物馆找到五册对开本关于俄国的手稿（只涉及十八世纪）并作了摘录。这些手稿是以收藏丰富著名的大助祭司柯克斯的一部分遗产。其中有英国驻彼得堡大使们给这里内阁的许多信件原稿（迄今没有发表过），某些信件会大出其丑。有一份是使馆一位随员1768年写的关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的手稿。我将把这个手稿的某些摘录寄给你。还有一篇皮特的堂兄弟、大使馆的神父［注：耳·克·皮特。——编者注］写的关于俄国“劳动组合”的有趣报告。
最近的法文著作，除了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染上了泛斯拉夫主义的色彩，虽然也带有反俄的色彩。德普勒，特别是西普廉·罗伯尔就是这样[25]，后者于1848年在巴黎出版了一份杂志：《波兰。东欧民族……现代年鉴》。出于这位作者手笔的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1844年版本，附有……前言，八开本，1852年巴黎版。其次是《斯拉夫世界，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52年巴黎版。一位巴黎著作家（笔名艾德门［注：艾德蒙·肖耶茨基。——编者注］，但据说是波兰人）则例外，因为他发表了一本非常恶毒的小册子，攻击俄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奢望，论述他们的公社等等。这本小册子，我迄今未能弄到。我将看一看《两大陆评论》，似乎那里刊载过它的摘要。
今天我开始写信时，本想告诉你很多闲话。但因为专心谈其它事情，已经没有时间了，留待明天再说，今天只告诉你，海泽（据伊曼特来信说）由于喝酒看来很快就要完蛋了；“烟鬼和流亡者”奥斯渥特一个法文字不识，却被任命为伦敦大学预科的法文教授；卢格的朋友散布谣言说他患了“水肿病”，其实他也许不过有点脑水肿；一些可敬的德国好汉（孚赫、梅因、弗兰克、陶森瑙等）明天将在凯尔布的小酒馆集会，要就祖国需要什么达成“衷心的一致”；“梅因”“希望”：他能争取布赫尔来“参加”这次会议；最后一件事是，蒲鲁东当了法兰西王国－帝国的铁路经理。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21]约·哥·海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92年卡尔斯卢厄版第4部（J．G．Herder．《IdeenzurPhilosophiederGeschichtederMenschheit》．Theil4．Carlsruhe，1792）。——第19页。
[22]《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手抄文献》1774—1775年布拉格版第1卷，1776—1783年版第2卷（《ActalitterariaBohemiaeetMoraviae》．Praha．Ⅰ．1774—1775；Ⅱ．1776—1783）是一部文学和历史文集，捷克历史学家和启蒙运动者阿道克特·沃伊格特刊印。——第20页。
[23]马克思指多勃罗夫斯基的《斯拉夫学》（《Slavin》）一书第261页上的引证，即施略策尔对语言学研究者所作的关于研究斯拉夫文和编纂斯拉夫语辞典的方法的指导。施略策尔在他的《北方通史》（《AllgemeineNordischeGeschichte》）第330页里阐述了这一指导。——第20页。
[24]《对提高普通教育有益的讲话》1851—1856年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版第1—27册（《UnterhaltendeBelehrungenzurFörderungallgemeinerBildung》．1—27Bändchen．Leipzig，Brockhaus，1851—1856）。——第21页。
[25]伊·德普勒《奥地利和土耳其各民族；伊利里亚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的现代史》1850年巴黎版第1—2卷（H．Desprez．《Lespeuplesdel’AutricheetdelaTurquie；histoirecontemporainedesIllyriens，desMagyars，desRoumainsetdesPolonais》．Tomes1—2．Paris，1850）。
西·罗伯尔《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的资源、意向和政治进展。（1844年版本，附有新写的关于1849—1851年各该民族起义时期和起义后的情况的前言）》1852年巴黎版第1—2卷（C．Robert．《LesslavesdeTurquie：serbes，monténegrins，bosniaques，albanaisetbulgares；leursressources，leurstendancesetleursetleursprogrèspolitiques．éditionde1844précédéeｄ’uneintroductionnouvellesurlasituationdecespeuplespendantetdepuisleursinsurrectionsde1849à1851》．TomesⅠ—Ⅱ．Paris，1852）。——第2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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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2月1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
据伊曼特来信说，海泽的生命油灯由于浇“油”［注：双关语：《Ö1》有“油”的意思，同时也有“烈酒”、“啤酒”的意思。——编者注］过多正在渐渐熄灭。
伊曼特本人非常抱怨苏格兰人，不论他用什么巧妙的手段，都不能从他们那里搞到比十二小时更多的时间来教他们德文。这些家伙由于吝啬，甚至能够很快“掌握”。
我在第一封信后紧跟着又给你写这第二封信，是为了一桩大事，就是载勒尔的事情。当你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塞巴斯提安·诺特安克对未来有过什么打算，你是知道的。老蔬菜商的确是一个相当无情的人，载勒尔自己以他那特有的得天独厚的本能很快得出结论：用二百英镑去偿付积欠，而不去给未来的车轮加油，是完全愚蠢的。于是他作出了英勇的决定——告诉岳父不要付款给任何债主，而且，如果他被捕，也要保持镇静。他说，那时他打算通过破产法庭来解决，并且在这样了结了债务以后，在老头的帮助下来开始新的生活。老头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同时载勒尔神往于这样一个前景：加入女王座法院监狱[19]的放荡的一伙之中，得到妻子和岳母的丰富供应，举行公开的宴会，并顺便完成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的不朽著作（是由抄录奥格斯堡《总汇报》并涂上一层模棱两可的糖浆而拼凑成的）。于是，马上就行动起来了。游手好闲和所谓对城市的“业务性访问”的黄金时代来临了。奇怪的是，困难竟在于，尽管对他已经下了拘捕令，尽管他这位堂堂人物在伦敦招摇过市，却没有一个债主采取措施来逮塞巴斯提安。老蔬菜商对女婿的“人格”的信任并不因他逍遥法外而有丝毫的增加，因此告诉他，现在该腾出房子并同妻子一起搬到远处的茅草屋去住了。搬家时，机警的债主还没收了一部分家具，其中有塞巴斯提安的七双靴子。而“茅草屋”的所在地塞巴斯提安本人也曾想方设法使它不再是一个秘密，因为他根本不打算跟他的妻子马铃薯过隐遁恬静的生活。总之，他跟马铃薯、岳母和蔬菜商精心策划，即决定打发他去“新大陆”——自然是去纽约——，一旦他在那里弄到一个“位子”，就叫妻子前去。现在的问题——他本周应当启程——是他要带多少英镑的盘缠。他要求六十英镑。蔬菜商认为一半就够了。塞巴斯提安的计划是：到美国后，从亲爱的妻子那里索取一张又一张的五英镑券，好好地保养自己的肚子，出版自己的《卡斯巴尔·豪泽尔》和《亚历山大二世》，并且作为一个离妻远出的男人永远保持着同马铃薯别离的甜蜜的忧伤。如果某一个债主最终还是抓了他，那就奇怪了。无论如何，他已经落到了这一地步：即使英国，他也要作为“财政上的”流亡者离开，只是比离开德国、比利时和瑞士时体面一些。他打算让皮佩尔同他作伴前去。皮佩尔为了占有七双靴子中的几双，只假装同意这个计划，但是评价员[20]已捷足先登。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皮佩尔坐在我家里给孩子们上课，邮差在楼下敲门。一封给皮佩尔的信，是女人的笔迹。邀他会面。他不认识笔迹，更不认识信上的署名，但是他满怀希望，把信拿给我的妻子看。她一看署名，就知道是在我家当过奶妈的肥胖的爱尔兰老娼妇。她自己不会写信，所以让第三者代笔。你可以想象，大家是怎样取笑弗里多林的。他毕竟同这头“母牛”会了面。这就是他的“奇遇”。啊，维斯瓦米特拉王，你是怎样的一头公牛！［注：海涅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诗。——编者注］
不要忘记泛斯拉夫主义。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19]女王座法院监狱（Queen’sBenchPrison）是伦敦的债务监狱。——第16页。
[20]评价员是英国的官吏，他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17、148、22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2月12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顽固的痔疮和由此而来的沮丧情绪还多多少少纠缠着我。再加上皮佩尔刚才给我演奏了一点未来的音乐[16]。这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能够造成对“未来”及其诗歌和音乐的恐惧。
我在博物馆［注：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发现一些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有关彼得一世和查理十二之间的斗争和英国在这一出戏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当时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前者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后者把自己出卖给俄国。出卖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同时代著作家就是把它作为“不言而喻的”问题来讨论和陈述的。威廉三世同查理十二缔结的攻守同盟证明，他一开始就对沙皇陛下心存疑惧。他在位时大臣们违背他的意图行事。从乔治一世时起，辉格党人的活动就容易多了，因为汉诺威的选帝侯们执行了愚蠢的王朝政策，并且认为韦尔登和不来梅是欧洲利益的焦点。也许，主要由英国帮助俄国成为波罗的海的强国这一事实，不如十八世纪初人们就揭露出这个政策并异常精确地预言俄罗斯帝国必将强大这一点，令人感到兴趣。尽管彼得从不列颠官方人士那里得到空前的让步并得到他们的直接帮助，他却同时跟王位追求者［注：詹姆斯·斯图亚特，号称詹姆斯三世。——编者注］勾结起来搞阴谋。他的御医（厄斯金），马尔伯爵的亲戚充当这件事的中间人。整个这段秘史的主要资料是：
（a）《当真理合乎时宜时才是真理，或我国内阁目前采取反对俄国佬的措施具有简单明了的理由，这些理由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1719年伦敦版。
作者［注：乔治·梅肯集。——编者注］从1710年到1715年曾任驻彼得堡大使，据他说，他
“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愿望，因为他获悉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本书所述的这种报告……”。
（b）《沙皇陛下的大臣韦谢洛夫斯基先生递交给不列颠国王陛下的备忘录》1717年伦敦版。
俄国人为他们跟王位追求者勾结起来搞阴谋进行辩护的著作；特别精彩，因为它已完全是波茨措－迪－博尔哥之流的风格[17]（虽然还不那样流畅），并且因此证明，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外交没有发生任何质的变化。
（c）《1700年已故国王威廉陛下和瑞典现在在位的国王查理十二之间签订的防御条约……》，附有若干问题的附件（1716年）。
（d）《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平意见……》“稍微使点劲，他就能上天”［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4卷第176节。——编者注］1716年伦敦版。
过去最精彩的抨击性小册子之一。只要稍作修改，1853年也可以出版。象（ａ）和（ｃ）一样，它提供了英国背叛的证据。匿名作者在跋中说：
“这本小小的历史随笔如此有趣，其中记述的事情迄今如此罕闻，我不禁希望我可以骄傲地把它作为珍贵的新年礼品送给这一代人；而且后代在许多年内也将这样看待它，每逢新年就读读它并把它叫做自己的训诫书。‘我已给自己竖立纪念碑’［注：贺雷西《颂歌》第3册。——编者注］这句话，我和别人一样是当之无愧的。”
（e）《大不列颠在欧洲当前局势下采取的行动的原因之探讨》1727年伦敦版。
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只是描述了西班牙外交冒险家和后来的大臣里珀达“同一位俄国大臣保持十分特殊的亲密关系”，等等。当时外交界中的另一个大骗子格尔茨男爵也是这样。
（f）《从1698年到缔结纽施塔特和约前的彼得大帝日记，译自按照档案中保存下来并经皇帝陛下亲自补订的手稿刊印的俄文原本》，附有俄国出版者米哈伊尔·舍尔巴托夫（щерσатовъ）公爵的序言（1770年8月2日彼得堡版）。德文版是：1773年柏林和莱比锡版。
虽然叶卡特林娜二世在这本日记付印之前一定检查过。但是它仍然有许多地方证实了上述抨击性小册子中列举的事实。
（g）《瑞典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关于格尔茨男爵谈判等等的信件的抄本和摘录，按照丹麦国王的谕旨在哥本哈根发表》1717年伦敦版。
（h）《尤伦堡伯爵、格尔茨男爵、斯帕勒等人的书信集》，经批准后刊印。1717年伦敦版。
（g）和（h）当然是一切历史家所熟知的，但是他们没有可以用来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两个文件主要谈的是查理十二为了对英国进行报复而拟定的计划——率领瑞典军队在英国海岸登陆，宣布王位追求者为国王。
除了上述抨击性小册子之外，还有许多偶尔谈到瑞典英国俄国三国关系的历史的著作，或一些显然是在瑞典大使尤伦堡的策动下写的英文抨击性小册子，例如《评杰克逊先生的备忘录……》。
辉格党人散布谣言，说“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沙皇是善良的新教徒”。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辉格党人采取了什么手段。每个人都应当注意到，当初英国人对奥地利在奥斯坦德成立的印度公司发出多么可笑的叫嚷，但是他们却正式把自己的舰队交给彼得支配，帮助他在波罗的海东部海岸建设港口。同时，从当时波罗的海的英国商人的控诉中可以看出，彼得先生对他们远不是温和的。英国还是承认他的皇帝称号等等的第一个欧洲大国。上述抨击性小册子首先证明，这种行动方式决不是出于幻想和无知。
《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的回忆录》[18]中的下面几段关于彼得的轶事，会使你开心。彼得和皇后［注：叶卡特林娜一世。——编者注］曾在波茨坦拜会过她。
“皇后先恭敬地吻王后［注：索菲娅·多罗苔娅。——编者注］的手，彼得想要拥抱王后，但被推回。然后她向王后介绍陪同他们的梅克伦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她的侍从四百名所谓夫人。这些人多半都是当宫女、侍婢、厨娘和洗衣妇的德国女佣人。她们几乎每个人都抱着一个盛装的小孩，当问到这是不是她们的孩子时，她们便行一个俄罗斯的鞠躬礼，回答说：‘沙皇陛下赐我以幸福，使我有这个孩子’。王后不愿向这些妇女致意”等等。
在波茨坦的一个房间里立着普里阿普的雕像，
“姿态十分猥亵。沙皇观赏这个雕像很久，并命令皇后吻它。她企图逃避。他大发雷霆，操着半通不通的德语说：‘把头低下……’。皇后十分惊恐，就唯命是从。他毫不客气地要求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把这个雕像和其他一些雕像送给他，国王无法拒绝”等等。
我想把我在博物馆发现的奇闻寄到什么地方发表。如供报纸，这些东西追溯得太远了。所以我想投给《普特南》。但是你必须先写信告诉我《现代战争的进步》什么时候可以脱稿，因为普特南在谈新的供应之前，自然会先要已订的货物。
我非常关心法国局势，只要《观察家》刊登这一类的东西，就请寄给我。《卫报》在威尔德这儿有。现在给报纸写东西非常困难，因为英国本地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经济情况的变化还很不明显。当前，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材料。
那时以来，我又见过布鲁诺［注：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一两次。这个家伙显然有一个计划，因为他是两手空空来找亲爱的弟弟［注：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的。他是典型的老光棍，他为自己的保养和防老焦虑，并且他在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方面不无某些隐忧。他渐渐开始发现，伦敦是一个绝妙的地方，这里有“贫富的对立”，而且他还有其它类似的“发现”。一方面，他妄自尊大和表现出超脱尘世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对一切东西都表现了小孩子般的好奇和乡下佬般的惊异，整个形成不很令人喜爱的对照。现在他主要是在啃英语。只要我再见到他，一定告诉你。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16]大概指作曲家瓦格纳·理查的作品。他称自己的音乐为“未来的音乐”。——第11页。
[17]指俄国驻法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同俄国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伯爵之间往来的外交信件；马克思是从下面资料看到这些往来信件的：1835—1837年在伦敦出版的戴·乌尔卡尔特主编的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公文集，公文汇编》（《ThePortfolio，oraCollectionofStatePapers》）和1854年在巴黎出版的《有关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RecueildesdocumentsrelatifsàlaRussiepourlaplupartsecretsetinéditsutilesàconsulterdanslacriseactuelle》，Paris，1854）。——第12页。
[18]《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拜罗伊特边区侯爵夫人弗雷德里卡·索菲娅·威尔海明娜的1706—1742年的亲笔回忆录》（《MémoiresdeFrédériqueSophieWilhelmine，MargravedeBareith，SœurdeFrédéricleGrand，depuisl’anné1706jusqu’à1742，écritsdesamain》）第1版共两卷，1810年在不伦瑞克出版。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回忆录》第1卷第41和44页。——第1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2．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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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6年2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好久没有写信，想必你很生气。但是，办事处的一系列工作还要占去我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之前，我恐怕无暇考虑其他事情。而且，非常苦恼的是，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常常让我替他购买纱线等等，一个星期还至少要给他写两次私人报告。
附上泛斯拉夫主义第二篇[11]，此文语句的冗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内容的不足。从第三篇起，我最终将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你现在应当经常看看《卫报》巴黎通讯员的报道，——巴黎发生极不寻常的事情。近日来，《观察家时报》通讯员报道了更多和更有趣的细节；我就是想替你买这几天的报纸，但是已经全部卖光。也许在贝耳菲德那里可以弄到。
波拿巴正在急剧没落。本年参议员正式名单上没有德鲁安·德·路易斯，这一点想必你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你未必知道，不久前，他在一次明显的反对行动中给一个奥尔良分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雷缪扎）留下一张名片，名片上参议院副议长的头衔划掉了。最近为了对付一批押送尼扎尔先生回家的大学生，调来了步兵，而军队一听到喊“军队万岁！”就放下了武器，于是不得不尽快将他们调走，以免联欢成为既成事实。不久前在西南部的一次密谋，使五千人因此被捕（根据波拿巴当局的材料）。这次密谋在军队中牵涉很广；拉弗勒舍的军士学校完全被解散，因为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受到牵连，必须把他们送回原团队；但是据说，事实上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找到可以安插他们的可靠的团队。不久前，当波拿巴偕同夫人［注：欧仁妮·蒙蒂霍。——编者注］来到奥德昂剧院的时候，坐满池座的大学生们整晚唱着《弗兰·布瓦西先生》，那些意味深长的地方唱得特别响。巴黎工人现在哼一支小曲，它的副歌是：
“他就要走了，他就要走了，
小小的芥末商；
他就要回自己的故乡；
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
为了让人们知道这个小小的芥末商是谁，警察当局禁止了这首歌。
这一切反对情绪和直接反波拿巴的情绪的大胆表露，以及波拿巴先生的相应的软弱都证明，大转变已经开始了。政变的措施[12]已经不起作用，而且也不敢再使用这种手段。你当然已经看到，《泰晤士报》也一连两天先称波拿巴本人简直是法国的不可避免的祸害——因为当初找不出一个可以赢得这个国家的信任和尊敬的人——，然后又把他的大臣等等组成的整个总参谋部说成是交易所的投机者和恶棍。今天的《卫报》又谈到波拿巴宫廷小品文作家兼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菲奥兰蒂诺这个坏蛋的一段趣闻。埃斯潘纳斯先生也从巴黎溜走了；他做了一些丑事，我大概过一两天就可以知道详情。莫尔尼也出了点什么事情；这家伙同他的至尊的兄长［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吵得有点翻脸，再次不顾风险自己搞起阴谋活动来了。
这个波拿巴当初一切事情都干得十分顺利，甚至最愚蠢、最卑怯和最可耻的事情也如此，如今他也确信，今后他将面临一个倒霉的时期。在战争和媾和的问题上，他已经察觉到，每个人都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他身上，谁也不为媾和[13]而感激他。其实，媾和问题还远没有了结。关于初步谈判的初步谈判[14]，除了关于贝萨拉比亚的保留条件外，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而这项保留条件的意义因对卡尔斯完全沉默而抵销。在其他一切方面，只有让步的假象。其实，对波拿巴说来，按什么条件缔结和约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现在对他说来，就象当年的老多里沙尔一样，活命要紧，我相信俄国人比波拿巴自己更了解这一点。法国人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这样对自己的光荣满不在乎；看来，从1848年起这些人毕竟不再为旧日的光荣或议会的欺骗操劳，而是更多地为其他事情操劳。
总之，看来我们幸运地避免了外侨管理法案[15]，——法国形势发展得如此快，帕麦斯顿及其同伙的贪欲很快就会不再使人发生兴趣。看来，波拿巴的纸房子今夏就会象路易－菲力浦的纸房子在可耻的1847年那样倒塌，至于何时出现一阵暴风把墙壁彻底吹垮，这完全取决于偶然事件。我现在已经戒酒，但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要在曼彻斯特最后痛饮一番。
请尽快再告诉一些关于老布鲁诺［注：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的情况；这个家伙的新的浪漫主义转变太有趣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
注释：
[11]指恩格斯在1856年1月至4月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但是该报编辑部没有予以发表。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第8、79页。
[12]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时篡位者采取的镇压措施。——第9页。
[13]恩格斯指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和当时交战国准备媾和谈判的活动。谈判于1856年2月25日在巴黎举行，1856年3月30日结束，签订了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第9页。
[14]奥地利代表同盟国于1855年12月中旬向俄国提出的作为和谈条件的五项条款。这些条件是1854年8月8日向俄国提出而被沙皇政府拒绝了的先决条件的具体化。新的条件的内容如下：取消俄国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改由各缔约国共同保护，俄国同意修改贝萨拉比亚的疆界，即让出靠近多瑙河的一片领土；允许在多瑙河及其河口自由通航；使黑海中立化，禁止军舰通过海峡，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规定数量的小型舰船除外）；各大国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第五项条款规定，各参战国保留在和谈过程中除上述四项外再向俄国提出新条件的权利。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这五项条款，为沙皇政府所接受，并成为以后的巴黎和谈的基础。——第9页。
[15]外侨管理法案是英国议会借口保护英国臣民免遭旅英外侨的所谓敌对行动的危害而随时采用的法律；实际上，这个法案是针对作为政治流亡者侨居英国的国际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的。
在这里恩格斯暗指的是，1856年2月1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对于向他提出的英国政府是否打算把新外侨管理法案提交议会的质问，作了否定的答复。由于1855年10月10日法国流亡者的报纸《人》发表了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费里克斯·皮阿就1855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访问法国一事写给女王的一封公开信，这项法案的提出已是意料中事。这封冒险的和挑衅性的公开信的发表只能导致英国政府把许多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维克多·雨果）撵出泽稷岛（《人》出版的地方）。——第1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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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注：马克思和他的全家自1850年12月至1856年9月住在这里。——编者注］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服完了第六瓶也是最后的一瓶药。病大体上又好了，不过最阴险的痔疮还在折磨人。
我在文章中没有涉及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因为光是多瑙河地区和瑞典的历史，便填满了不少无聊的篇幅。[1]我很希望你来写科布顿[2]。
一旦我看到《泰晤士报》的增刊，就对你的文章［注：弗·恩格斯《欧洲战争》。——编者注］再稍微作些补充。昨天该报所谓“无条件接受”的论调[3]，纯粹是交易所的手法，这种手法曾使它赚了许多钱。“两公国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的独立”——这是1772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议[4]上就已经向土耳其人提出的。我在图书馆找到1841年德国出版的海尔曼的著作[5]，他在一家德国图书馆里找到米尼希元帅关于安娜时代的克里木远征[6]的手稿，并写了序言加以发表。你如感兴趣，我一定替你作些摘录。
想必你在《奥格斯堡报》［注：《总汇报》。——编者注］上已看到法耳梅赖耶尔很称赞穆腊耳特的《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拜占庭历史》[7]（一部得过彼得堡科学院奖金的著作）。
又多次遇见布鲁诺［注：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浪漫情调愈来愈证明是批判的批判的“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热衷于他所不理解的重农学派，并且相信地产的特殊恩赐作用。此外，他对德国浪漫派亚当·弥勒的经济幻想[8]估价很高。在军事学方面，他的最高典范是“天才的”毕洛夫。我坦率地对他说，他的这些最新的自白充分地向我表明，他的思想已经麻木到什么程度。至于俄国，他说：西方的旧秩序必须彻底推翻；这只能从东方来实现，因为只有东方人恰好对西方人怀有真正的仇恨，而俄国是东方唯一严密坚实的势力，而且是欧洲唯一还存在着“内聚力”的国家。至于所谓的我们关于内部阶级斗争的“幻想”，他说：（1）工人没有任何“仇恨”；（2）即使有仇恨，他们永远干不出什么名堂；（3）他们是（对复类福音作者[9]不感兴趣的）“贱民”，只能用暴力和诡计加以制服和引导；（4）只要多给几文钱，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此外，据他说，凡是不属于“征服者后裔”的人，根本不可能起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只是理论方面除外。而在这一方面，如果说最近十六年来的确有所建树的话，那只是在德国，而且恰恰是他布鲁诺一人完成的。他说他使得德国这个唯一存在过“科学的”神学的地方不再存在这种神学，并使得“托路克不再写作”。多么巨大的成果！简直是一个可笑的老先生。他想在英国呆一年。我认为，他是想在英国传播德国已不复存在的“科学的神学”。他宣布洪堡是一头道地的蠢驴，因为洪堡在国外骗取了本来应当属于他［注：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的荣誉。
关于你的耳病，你应该写信给老哈维。他给丽娜［注：舍勒尔。——编者注］治病也采用通信方式，而且，当他听说她只是一个未来的家庭教师时，甚至分文不收。附上丽娜的第一次诊断书，务请寄回。
我把乌尔卡尔特的劣作寄给你，这是他们在报纸[10]出版以前寄给我的。涉及宪章运动历史的“揭露”确实非常幼稚，因为乌尔卡尔特暴露出自己是英国的警探，幻想扮演西塞罗对待卡提利纳的角色。我从柏林《国民报》上看到，未来的普鲁士大臣布赫尔甚至吸取了乌尔卡尔特的“哲学”，并且跟着他逐字逐句地反复咀嚼。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已经是够受的了。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1]马克思指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但编辑部没有发表的关于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论及了瑞典的历史，看来与1855年11月21日以瑞典、挪威王国为一方和以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签订的针对俄国的防御性条约有关。
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扩张、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其中许多文章不署作者的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见马克思1856年10月30日和1857年2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许多文章，该报编辑部根本不发表。编辑部的这些做法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该报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写稿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5页。
[2]指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今后怎样？》1856年伦敦版（《WhatNextandNext？》．London．1856）。科布顿在这本小册子里猛烈地抨击了英国政府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对外政策，而且也谴责了对俄和约草案。作者认为，和约草案的条件没有保障持久和平。——第5页。
[3]1856年1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驻维也纳通讯员的一篇电讯，电讯报道，俄国已“无条件接受”奥地利代表同盟国于1855年12月中旬向它提出的作为和谈条件（见注14）的和解建议。《泰晤士报》在1月18日社论中谈到前一天收到的关于俄国“无条件接受”的报道时，用十分好战的口吻要求对俄国采取“强硬”政策，强调英国应当加强军事准备，以迫使俄国不敢拒绝向它提出的要求。——第5页。
[4]福克夏尼会议从1772年7月27日至8月28日在福克夏尼小城（罗马尼亚的莫尔达维亚）举行，其目的是停止土耳其于1768年发动的俄土战争。法国和奥地利支持土耳其，以期削弱俄国和抵制它在中欧的影响的增长。除了其他条件之外，俄国政府还打算通过这场战争使多瑙河两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的独立能够得到承认（这两个公国曾经受土耳其保护，但是在战争中被俄军占领）。但是，由于俄国考虑到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可能达成协议的危险性，便竭力靠近奥地利，而且由于奥地利的坚持，俄国在会议进程中同意放弃宣布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独立的要求，但是保留它向土耳其提出的其余的一切媾和条件。由于法国和奥地利暗中破坏，福克夏尼的和谈毫无结果。——第5页。
[5]恩·海尔曼《俄罗斯国家的历史》1843年莱比锡版（E．Herrmann．《BeiträgezurGeschichtedesrussischenReiches》．Leipzig．1843）。——第6页。
[6]俄国沙皇安娜·伊万诺夫娜在1735至1739年对土耳其发动的克里木远征中，曾试图攻占克里木，但没有成功。——第6页。
[7]指爱·穆腊耳特《试论拜占庭年代记学（供研究没落帝国编年史特别是395年至1057年斯拉夫年代记之用）》1855年圣彼得堡版（E．Muralt．《EssaidechronographieByzantinepourserviràl’examendesannalesduBas-Empireetparticulièrmentdeschronographesslavonsde395à1057》．St．-Petersbourg，1855）。法耳梅赖耶尔对穆腊耳特的这本书的评论载于1856年1月11日和12日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6页。
[8]马克思暗指德国政论家和浪漫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亚当·弥勒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所表述的经济观点。这些著作中主要的有：《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1—3卷（《DieElementederStaatskunst》．TheileⅠ—Ⅲ．Berlin．1809）和《试论新货币理论（主要以大不列颠为例）》1816年莱比锡和阿尔坦堡版（《VersucheeinerneuenTheoriedesGeldesmitbesondererRücksichtaufGrossbritannien》。LeipzigundAltenburg，1816）。——第6页。
[9]复类福音作者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是指前三篇福音的作者。
马克思在这里暗指布·鲍威尔的著作：《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Bd．1—2．Leipzig．1841；Bd．3．Braunschweig，1842）。——第6页。
[10]指乌尔卡尔特派报纸《自由新闻》1856年1月19日第15号。这一号报纸以《宪章运动通讯》为题发表了有关1839年至1841年期间宪章派活动的文件，其中包括戴·乌尔卡尔特同当时的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内务大臣诺曼比勋爵和其他官员来往的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乌尔卡尔特辜负了宪章派的信任，象政府的暗探那样监视他们，把宪章派领袖们的计划和意图详尽地报告给英国政府。
马克思曾经在一定条件下把他抨击英国统治集团，特别是辉格党首领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著作发表在《自由新闻》和乌尔卡尔特的其他刊物上，但同时坚决同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主义观点划清界线。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通讯和书信中尖锐地批评乌尔卡尔特是反动分子、死硬派和革命运动的死对头。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明确地表示过他对乌尔卡尔特的态度。他说：“……我不愿与这位先生为伍，我们只是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同他有共同之处；其他一切问题，我都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就已经清楚了。”——第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63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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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林
［1863年11月24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上一次给您可爱的夫人写信时，并没有料到我们将要度过多么可怕的日子。三个星期来，我亲爱的卡尔得了一种最可怕最疼痛的病——背痈，一直处在致命的危险中。恕我罗唆写了这几行字。您和您可爱的夫人知道，您们对我们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在这三个星期内我们所经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所以我也不去说它了，今天受我康复中的亲爱的丈夫的委托，把工人协会发出的通告［注：：卡·马克思《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编者注］转寄给您。关于波兰事件本身的意义就不用说了，决定散发这个呼吁书是为了结束某些人［注：：指拉萨尔。——编者注］的“警察运动”。“主席团”一下子就上了这个钩，请求给它五十份呼吁书，以便分发给它的分会［注：：指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为了使您了解情况，卡尔把它寄给您。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请允许我向您再谈谈这种病在我们家里是怎样发生的。本来卡尔已经病了好几个月，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了难以忍受的重担，为了多少能轻松一些，他加倍抽烟，把各种药丸，如治黄疸病有效的甘汞等的用量增加了两倍。大约一个月以前，他面颊上出现了一个脓疮，很痛，但是我们敷了一般的家常药品就收到了疗效。这个脓疮还没有完全消除，背上又出现了一个痈。虽然痛得很厉害，肿得一天比一天大，但我们还冒冒失失地认为用压布等等就可以消肿。依照德国的疗法，可怜的卡尔几乎完全不准吃东西，就连便宜的四度啤酒也从饮食中取消了，光靠柠檬水过活。最后，痈肿得象拳头那样大，背也已经完全弯下来时，我才找了艾伦。我永远不会忘记丈夫在看到自己背的那一瞬间所使的眼色，他示意我和小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离开房间，琳蘅必须扶持卡尔；于是艾伦开一个很深的，又深又大的切口，鲜血从张开的伤口直往外流。卡尔一声不吭，泰然自若，甚至没有哆嗦一下。然后开始敷热压布，现在我们在两星期内不分昼夜每隔两小时准时换一次热压布。同时医生嘱咐一天喝波尔图酒三四杯和半瓶波尔多酒，而食物要比平常多三倍。问题是如何恢复他已经很衰弱的体力，使他能够顶得住剧痛和大量排脓所引起的衰竭。最近十四天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不必再向您多说了。琳蘅由于操劳太甚和过分紧张也病了，今天才觉得好一些。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会有那样多力量。最初几夜我一个人守在床边，后来一个星期是和琳蘅轮流守护，现在我睡在室内地板上，以便随时照应。目前卡尔正在恢复健康，我的心情怎样，您是可以想象得出的。
卡尔和我可怜的女孩子们衷心向您问好。务请您两位多多来信，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要知道来信会使他多么高兴！信写得很乱，请原谅。
您的老友燕妮·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1月24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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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1月24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们好久没有听到关于您的任何信息了，卡尔非常挂念您。看来，脱离危险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喝烈性的好酒和加强营养，都使他有力气忍受疼痛和顶住因大量排脓而引起的衰竭。糟糕的是他还睡不着觉，夜里痛苦难熬。医生对病情十分满意，希望再过四至六天即可停止排脓。有时他起来站一会儿，今天我们把他从病时所住的房间搀扶到了起居室。
他随“主席团”的信给您附去工人协会发的通告。[588]这个小玩意儿将迫使这个“为工人阶级奋斗和受难十五年”（想必是指同1805年生的淡棕色头发美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一块喝香槟酒吧）的人从警察道路转向非警察道路。[589]请快些来信。我们全家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588]燕妮·马克思所称的通告，就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是马克思于1863年10月底受协会委托而写的，由为援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而组成的捐款委员会委员签署，于1863年11月以传单形式在伦敦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
“主席团”的信就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书记瓦耳泰希的那封信，是寄给为援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而组成的捐款委员会委员戚廉·沃尔弗的。瓦耳泰希以联合会主席团名义，表示赞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并答应尽全力照这个呼吁书所号召的去做。信中还要求寄五十份印有呼吁书全文的传单，以便分发给联合会的各地方分会。——第680页。
[589]燕妮·马克思引用的话，出自1863年10月1日《柏林改革报》第229号上一篇关于拉萨尔1863年9月27日在佐林根发表的演说的报道。
往下指的是拉萨尔于1863年11月3日、15日和17日就柏林警察的行动向柏林警察总监提出的申诉书。在这些申诉书中，拉萨尔请求普鲁士当局制止对全德工人联合会采取警察暴行，并请求在联合会开会期间由警察维持秩序。同时拉萨尔还强调说，他的宣传鼓动同普鲁士国家的利益并不矛盾。——第68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1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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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1月初于伦敦］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给您寄上“高贵的达乌德－贝伊”［注：：指乌尔卡尔特。——编者注］的《自由新闻》。这会使您大大开心一番。可惜卡尔不能亲自写信。他病倒在床上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他长了两个血脓疮，一个在面颊上，一个在背上。面颊上的脓疮，敷了治这种病所用的家常药品很有疗效。另一个在背上的脓疮，长得比较大，肿得非常厉害，可怜的摩尔痛苦万分，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您知道，这件事在精神上也使他很苦恼。这本不幸的书[25]好象注定永远完不成似的。我们大家就象做着一个恶梦。只要利维坦游起水来就好了！！
我们全家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请斐迪南·拉萨尔代办恢复普鲁士国籍事务的委托书(186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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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请斐迪南·拉萨尔代办恢复普鲁士国籍事务的委托书
1861年4月12日于柏林
鉴于本人即将离开此地，兹特委托居于柏林的斐迪南·拉萨尔先生行使本人与如下一事有关的一切权利：本地王室警察总局据今年1月12日王室大赦令，现在正在审理有关承认本人普鲁士国籍一案，并可能准许本人重新入籍以及赋予本人居住柏林的权利。兹委托他向普鲁士王室内阁及德意志联邦会议代递请求书、申请书和申诉书，并充分行使属于本人的一切权利。
卡尔·马克思博士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4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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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4月初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不明白为什么摩尔至今没有写信给您。我以为您完全了解他个人的事情，我甚至希望从您那里知道一些细节，因为我那位亲爱的夫君给我的信，这一次“文笔简练”到了极点。尽管我自己一直只是知道最一般的消息和少量的事实，但是我知道的毕竟比您稍微多一些，所以我想马上把我所知道的一点消息告诉您，何况事情总的说来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现在来谈谈第一件事情。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已经同意外甥的全部建议，打算等卡尔一到博默耳就立即处理钱的事情。至于报纸散布的消息，大概您自己也可以看出这全是捏造的；卡尔根本无意带全家迁居柏林。他唯一想设法在那里办成的一件事，就是恢复普鲁士国籍。我不完全理解和知道，为什么卡尔这样急于要重新当普鲁士王国的“臣民”。我宁愿今后依旧做“自由的鸟”（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的一个旧相识的用语）。
为了要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涉，他只好逗留在柏林。政府曾打算处理这件事，办法是让他享有柏林市公民权，但卡尔不愿以此为满足，所以事情就一天一天地拖延下来。今天卡尔来信说，他要到12日才能看到最后决定，而目前只好忍受寂寞的痛苦。看来，小伊戚希还在继续患流涎症和陷于思辨的空论。不过他对卡尔确实非常友好，他总是跟卡尔在一起。如果不是接到母亲一封邀请他去的信，那他会从柏林径直到博默耳去，而现在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还要顺路去一趟特利尔。要是他到特利尔去，那他回家又得延期，两星期以内未必能回来。看来拉萨尔热衷于办大报；他并且肯定地说，他可以为该报的出版提供两万塔勒。办一个日报，而且以哈茨费尔特为靠山，这对卡尔来说是多么冒险的事情！我个人很少怀念祖国，很少怀念“亲爱的”、可爱的、忠诚的德国，这个诗人们心目中的慈祥的母亲，而女孩子们就更不用说了！离开莎士比亚之国的念头，对她们来说是可怕的；她们已经成了道地的英国人，牢牢地扎根在英国的土地上了。关于逮捕您的命令已经撤销[587]，这很好；这样一来您就可以自由上路了……
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587]见本卷第16页和第171页，以及注180。——第67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3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3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给您写了那么多叫人伤感的信，现在想告诉您一些好消息。首先，大家觉得琳蘅有救了。医生对她的病状十分满意，认为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令人担心的说呓语、唱、哭和不安的动作等等，都已经大大减少，她甚至已经能吃羊肉排了。多亏您的帮助，我才能够给她安排一切舒适的东西——经常保持温暖的房间、葡萄酒、甚至象花露水这样的奢侈品，花露水对于这种病，特别是在时常昏迷不醒的情况下很起作用。除了这个好消息外，我还必须告诉您一件也使您高兴的事，就是摩尔终于来信了[125]。从星期日起，他在柏林，住在拉萨尔那里，拉萨尔待他很热情。在一次宴会上，他坐在巴比伦女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已故的维尔特［注：：看来原稿为：“沃尔特”。——编者注］的用语）和极丑的柳德米拉［注：：柳德米拉·阿辛格。——编者注］之间。祝他幸福！别的他没详谈，因为当时他要赶快给我汇五十塔勒。他只写道，前景很好，他将带着肯定的成果回家。我担心的只是，他一时回不了家。
请接受我们全家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3月16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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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3月16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多年来您对我们的艰难困苦给了全心全意的帮助，我真是感激不尽！当我看到寄来的钱是我所指望的五倍时，我真是高兴极了。不承认这一点，那是虚伪的，而琳蘅［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比我更高兴！当我跑上楼去对她说“恩格斯为了使你舒适，寄来了五英镑”时，她那双几乎已经失神的眼睛立即放射出了喜悦的光芒。
我想炎症是制止住了，昨天医生也认为垂危的病人已经有所好转。目前问题只是在于：会不会过度虚弱，会不会出现出血或坏疽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还不敢给她吃任何补品，因为必须忌食所有会刺激发炎的东西。我们经历了忧虑焦急的日日夜夜，而我还感到双重的不安，因为我还不知道卡尔的情况怎样，他是在柏林还是在别的地方[163]。今天又没有收到信。
可怜的鲁普斯，实在使我难过。一个人孤独地躺在那里，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没有人经心照料，完全听任利欲熏心的女房东摆布；不过，他的穷困实际上多半应怪他自己。干吗要这样谨小慎微、拘泥细节呢？您对这位老先生要多加监督，特别是要使他厌弃痛风病的大敌——杜松子酒和白兰地。信写得很仓卒，请您原谅。我心事重重，身边又有很多琐事，甚至今天还要到市区跑一趟，因为有一张当票到期了。但是只要我们的琳蘅能熬过来，我亲爱的卡尔很快有好信息传来，这都算不了什么。
女孩子们和我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163]马克思从1861年2月28日至3月16日住在扎耳特博默耳的莱昂·菲力浦斯家里。马克思从荷兰去柏林，在那里一直逗留到4月12日。马克思在德国逗留期间还到过爱北斐特、巴门、科伦和特利尔，于4月29日返回伦敦。——第160、67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0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0月5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又来了一印张校样［注：：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这张校样，摩尔应马上校阅，并发回西蒂区。因此，他要我在邮局关门以前赶紧告诉您，所寄五英镑的支票已收到，来得正是时候。
我们全家致衷心问候。
您的燕妮·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8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说，如有可能，请您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以前为他写一篇文章。可惜已经错过几篇文章了，今天的一篇［注：：卡·马克思《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编者注］我看也靠不住。什么题材都行。也可以写写进攻威尼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什么小事情。
我希望在本星期内就能开始誊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这件事拖得太久了。我看，卡尔写得过分认真。
“分析泰霍夫的信”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看来，关键就在这里。除此以外进展得都比较顺利。
席利和贝克尔每天寄来一叠一叠新的文件，这些文件立即被用来充实小册子。遗憾的是，找出版者的事还一点没有着落。本星期内一切都应该搞完。“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要犯错误。”
我和女孩子们致衷心问候。
您的燕妮·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864年9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林
1864年9月1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伯爵夫人：
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尤其使我感到难过的是，近来我们彼此没有保持联系。原因不仅仅是他没有写信，——因为终止通信的是他，而不是我——也不仅仅是我生了病，我的病拖了一年多，几天以前才摆脱。这里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我将来可以口头告诉您，信里就不讲了。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而且我最为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那样。
亲爱的伯爵夫人，希望您以崇高而刚强的性格经受住命运的这一打击，并请永远相信我对您的充分而由衷的忠诚。
您的忠实的朋友卡尔·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864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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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布莱顿
1864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昨天收到了弗莱里格拉特的来信（照抄一份于后），你从信中可以知道，拉萨尔在日内瓦决斗时受了致命伤。这个消息使我们大为震惊，因为拉萨尔总还不应该落到这样的下场。我收到信以后，就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也就是到他的住处去，因为我知道伊达［注：：伊达·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出门去了。看来，我的来到使他惊“喜”不止。他的女儿路易莎和他在一起。其余的一群人将在本周末回来。路易莎在布莱顿弗兰契斯卡·卢格那里呆了两星期。鉴于弗莱里格拉特同卢格等的关系，使用你的印有男爵头衔的名片要慎重。象卢格这样的人，是会利用这一点的。弗莱里格拉特远没有象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受到很大的“震动”：他还照常说笑，还拿拉萨尔来说笑。他向我说，他的银行正遭受危机，正是日内瓦的事情和法济在这件事中搞的鬼[400]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害。最后告诉你一句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的妙语。因为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说，拉萨尔是为了他想要娶的一个女士［注：：海伦娜·窦尼盖斯。——编者注］而决斗的，劳拉就想起，他对每个妇女都说过什么“总共只能爱她六个星期”。于是杜西就说，“那他准能活六个星期”。小燕妮象着了魔似地在她的温室里劳动。全家人都很健康，并向你问好。
老头子
弗莱里格拉特的信
［注：：见本卷第418页。——编者注］
“刚接到克拉普卡从日内瓦寄来的信。他写道：
‘拉萨尔在这里有一段恋爱史，但完全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准备同这位姑娘，即巴伐利亚的公使窦尼盖斯的女儿结婚。父亲反对这件婚事，而姑娘欺骗了可怜的拉萨尔；她原来的未婚夫，即上面提到的伪国君［注：：腊科维茨。——编者注］从柏林来到这里，事情发展到要求作出解释，写信互相指责，继而提出决斗。拉萨尔的监场人是吕斯托夫上校和我的同乡贝特伦伯爵将军。拉萨尔正象一个具有声望和政治地位的人那样——勇敢而自尊。他腹部中弹，现在躺在“维多利亚”旅馆里，生命垂危。对他不幸的是，子弹深入体内，因此伤口很容易发炎。我来了以后就立即去看他，见他在口授遗嘱，但准备从容地迎接死亡。我对他感到无限惋惜；对于一个人，往往是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刻，才能真正认识他。虽然医生们诊断说很凶险，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安然度过危机。’
克拉普卡就是这样写的。我甘愿承认〈说得太过分了，好象把他吊在拷问架上似的！〉这个消息使我深为不安，我立即给克拉普卡打电报说，如果拉萨尔还活着，要他转致我的同情和慰问。克拉普卡将给我回电报；我如有所知，当即奉告。”
注释：
[400]指法济在担任瑞士银行总行行长职务时玩弄的财政诡计被揭露以后，于1864年8月在日内瓦州委员会的选举上遭到的惨败。选举以后，法济的拥护者武装袭击投票反对法济的一部分选举人，造成混乱。由于瑞士政府军队开到日内瓦，法济不得不逃往法国。
弗莱里格拉特是瑞士银行总行伦敦分行的理事。——第418、66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186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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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8月1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你的信我昨天晚上从英国博物馆回到家以后才看到。因为时间太晚了，所以没有马上写回信。不用说，来信的内容[586]简直吓坏了我和全家。有一点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和南尼达［注：：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没有立即离开家？我劝你哪怕现在也要这样办。在我家里发生这种事情时，我立即就把孩子们弄走了；没有你们也可以同样照料女巨人［注：：菲力浦斯家的女仆。——编者注］。为什么要无谓地冒险呢？请原谅我这样直率地说这一点，我是太替你们担心了，所以才直言不讳。真可惜，我自己不在你们那里，——我凭经验知道，这种病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如果你们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家（但是到底为什么？），那末我总可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给你们以支持，因为在这种场合，要消磨时光，熬过一段日子，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三个人又比两个人好。
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最近我已给南尼达去过信，她可以告诉你稍微值得注意一下的很少几件事情。总之，一切都好，全家人都还算健康。
现在这里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是死气沉沉。凡是有条件的人，都溜掉了，不是出国，就是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去。单调的生活，只是由于天天传来关于骇人听闻的铁路事故的消息才有所激荡。资本在这方面并不象在大陆上那样受到警察的严密监督，所以对铁路经理来说，在旅行季节里死多少人，是根本无所谓的——只要平衡表不出问题就行。这些铁路大王玩忽人命，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但是追究他们所应负的责任的一切尝试，总是因为铁路公司在下院有很大的势力而遭到失败！
这里另一件开心事情，就是由于贴现率提高而使商界充满一片惊恐！毫无疑问，如果贴现率在目前水平上再保持几个星期，那就会造成倒闭，今年象雨后春笋般增长起来的大量搞投机活动的股份公司，将成为这种倒闭的牺牲品。西蒂区一家接着一家发生的重大破产事件，已经证明大风暴即将来临。
不久以前我偶然看到自然科学方面一本很出色的书——格罗夫著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他证明：机械运动的力、热、光、电、磁及化学性能，其实都不过是同一个力的不同表现，它们互相演化、替换、转化，等等。他非常巧妙地排除了那些令人厌恶的物理学形而上学的胡话，象“潜热”（不亚于“不可见光”）、电的“流质”以及诸如此类为了给思想空虚之处及时找个字眼来填补而采取的非常手段。
希望很快能接到你们的好消息。今天我由于非常惦念你们，想阅读重要的美国新闻也不能安静下来。
全家致衷心问候。代我向小耶特、医生、弗里茨［注：：罕丽达·范·安罗伊、阿·范·安罗伊及弗里德里希·菲力浦斯。——编者注］等问好。
忠实于你的外甥卡·马·
注释：
[586]莱昂·菲力浦斯在信中说到他家的女仆得了天花。因此，马克思没有照预定计划带女儿们到扎耳特博默耳去。——第66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64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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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4年7月12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今天（刚才）接到一封信，我觉得信上的地址好象是你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想知道这封信怎么落到了你的手里？这是坏蛋布拉斯（从柏林）寄来的，他厚着脸皮托我把一个拙劣的东西转寄给比斯康普。[585]我已经好久不知道比斯康普这个流氓的下落了，因为这个人的住处不明，所以真不知道我现在该怎样摆脱这种无聊的事情。
我是躺在床上给你写这封信的；我由于长了很危险的痈，不得不躺几天。这可恶的病时常复发。
如果在15日以前（包括这一天在内）我不能照我所想的亲自到西蒂区去一趟（因为在那里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那末我就在本月15日打发琳蘅去，以便奉还三十英镑，并表示谢意。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585]布拉斯在给比斯康普的信中，请比斯康普为他在柏林出版的《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撰稿。——第66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186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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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6月25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非常感谢你寄来详尽的信。我知道你由于视力关系，写信是很吃力的，所以我并不是每封信都等你的回信。从你来信中我高兴地看出，你身体健康，心胸开朗，甚至没有因多济教授的发现［注：：见本卷第407页。——编者注］而有所波动。其实，从达尔文证明我们大家都起源于猴子的时候起，未必还有什么打击可以动摇“我们对于祖先的自豪感”。《摩西五经》［注：：圣经头五篇的总称。——编者注］只是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囚禁中返回以后才著成的，这一点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文》中就已经探讨清楚了。
爱琳娜在所附的短信中自己对你寄来的相片表示感谢，这张相片同通常这类黑影画一样好。小家伙在三四天以前就把“自己的信”给我放在桌子上了。
我的疖病又复发了，从我摆脱最后几个疖子到现在总共才不过两个星期。这种讨厌的病很妨碍我工作；此外，医生不许我从事紧张的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所以我——这会使你大吃一惊——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家有息证券的投机，但主要是做英国股票投机，英国股票今年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起来（这是些五花八门的股份企业，它们扩充到不可思议的规模，然后又纷纷倒台）。我用这个办法赚了四百多英镑，而现在，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搞这种事情占去时间不多，而且只要稍微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
我家里一切都很好。医生要小燕妮“换换空气”，如果你或命运都不反对的话，那末在夏末我就带我三个女儿来看望你。
电讯已把会议［注：：见本卷第384、394和401页。——编者注］毫无结果的消息传遍了欧洲。在这场外交悲喜剧中，唯一能够毫无阻碍地追求自己原先的目的和巧妙地玩弄手腕的，就是俄国人。一方面，他们复活神圣同盟，驱使德国蠢人去打仗，从而使欧洲不去注意他们自己在波兰和切尔克西亚的巨大进展；另一方面，他们唆使丹麦进行抵抗，最后就会在帕麦斯顿先生的帮助下巧妙地让英国为使1852年的条约[352]得到遵守而宣战，而现在已经有凭据证明，这个条约是俄国授命订立的！英国人并没有因为波兰而发动战争，虽然1815年的条约责成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因为切尔克西亚而发动战争，虽然俄国和高加索一起保证自己对亚洲的霸权；但是就是这些英国人却必须因为俄国授命签订的条约而宣战——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而同时也正是这个俄国却公然站在这个条约的反对者一边！这简直难以置信！英国人民对丹麦丝毫不同情（虽然他们无疑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十分反感）：有利于丹麦的群众大会连一次也没有开成；一些贵族所组织的救济丹麦伤员的募捐活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英国人民对于本国的对外政策所能谈的，却正如月球上的居民一样多。以《泰晤士报》等为代表的舆论，是帕姆老头子本人自行“规定”的。
6月19—21日哥本哈根曾经处于革命的边缘。国王［注：：克里斯提安九世。——编者注］接到了俄国照会，要他赞成各公国同丹麦王国组成君合国。成了俄国人傀儡的国王（他们把他的儿子［注：：威廉。——编者注］安置在雅典，把他的女儿［注：：亚历山得拉。——编者注］安置在英国，把他本人扶上了丹麦王位），赞成俄国人的方案，而大臣蒙腊德却反对。经过两天辩论，蒙腊德辞职以及在哥本哈根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新即位的国王才老实起来，这样，俄国就又暴露了它的阴险的图谋。但是，尽管俄国对这次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它感到最有利的却是使欧洲各国人民（俄国是他们的公敌）互相打得头破血流。普鲁士装出的那副了不起的样子——美男子威廉扮演征服者威廉的角色——实在滑稽可笑。这种妄自尊大将带来可悲的结局。
为了对善人帕麦斯顿作一个说明，附上《晨邮报》（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的剪报，上面有关于议会辩论的报告——弗兰德的演说[584]。这里所谈的只是关于委任charityinspector（慈善事业检查官）的问题。你从我划线的地方可以看出，在议会里人们当面向帕姆谈的是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他却满不在乎。
在加里波第逗留伦敦期间，我故意不和他见面。［注：：见本卷第648页。——编者注］要是在卡普雷腊岛，我倒要去拜访他，但是在伦敦这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木橛子，每个扬扬得意的糊涂虫都把自己的名片穿在这个木橛子上了。
向全家热情问好。我妻子向你和全家问候。
忠实于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352]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归并于丹麦的新宪法。根据1852年5月8日俄、奥、英、法、普、瑞典同丹麦代表一起签订的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问题的伦敦议定书，霍尔施坦公国仍留在德意志联邦内，同时也列为丹麦的组成部分；什列斯维希公国列入丹麦王国，并保留某些特别权利，但是丹麦的统治阶级没有尊重这些权利。他们仍然试图把两个公国全部归属自己；1855年公布了丹麦王国各地区的统一宪法，这两个公国也包括在内；只是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丹麦政府才于1858年同意宪法不施行于霍尔施坦，但以该公国参与国民开支为条件；什列斯维希仍然全部留在丹麦王国内。接着，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去世，两公国与丹麦联合的君合国也就告终，因此，什列斯维希脱离丹麦而参加德意志联邦的运动加强了。——第370、663页。
[584]指弗兰德于1864年6月16日在英国下院的演说。——第66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86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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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64年5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对你7日的信和18日的信，答复稍微迟了一些，请你原谅。
至于那一千英镑，那末这笔款子我最早在7月1日，也许稍微迟一些，才能给你们汇去。我必须等待到今年6月30日为止的平衡表编造出来。在此以前，我只好非常小心谨慎，因为我应交付的一万英镑中只要哪怕差一个便士，哥·欧门就会拒绝履行他的合同。关于这件事，我在4月7日的信[582]中已经告诉了妈妈，所以付给“维贝耳豪斯和布什”银号的钱就请你们自己筹措。反正我不能弄到为期一周的一千英镑的短期期票。因此，到7月或8月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根本不必着急。
不过我原来想，我也许可能部分地抵补这一千英镑，即说服哥·欧门在到期以前先把原定6月30日支付的三百七十五英镑利息汇给你们；但既然银行主现在付给我们六厘利息，那末他就不会愿意按五厘利息给你们钱。
至于我在你们那里的余额，则应作如下的处理：
6月30日把一万英镑记入我欠你们的债务项内。按照合同，这笔款子应留在这里的平衡表内。这笔款子中应扣除我在你们那里的余额及其利息；余款我将按五厘的利率向你们付息。我结余中留给母亲个人支配的那部分不给我算利息，所以最好把这部分另记一笔，否则只会使账目混乱不清。
这里要注意的唯一的问题是把英镑折换成塔勒的汇率问题。我看，目前和将来就我这笔账进行的一切计算，最简单的办法是采用平均汇率，即按六塔勒二十银格罗申的汇率，父亲在他的账簿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我应付出的那一万英镑，在你们那里就是66666．20塔勒；而我用英镑来偿付的一切金额也将按这一汇率计算。你们商量一下，把意见告诉我。
关于把一万英镑记在我的账上一事，你们没有必要通知哥·欧门；你们都在合同上签个名就行了。
十分感谢你寄来相片。你的面部修版时修得过多了些，但总的说来这些相片都照得很好。其余人的相片快点寄来，我好收进照相簿里，这件事也提醒一下可爱的博林一家，从他们那里我还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布兰克家还缺大玛丽亚、小艾米尔、鲁道夫以及最小的几个孩子的相片。
顺便提一下，如果那里要求“欧门—恩格斯”公司支付在《科伦日报》、《布勒斯劳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由我署名的讣告[583]的费用，那就请你照付，并把此款记在我的账上。
如果妈妈还在巴门，就代为问候，并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向恩玛［注：：恩玛·恩格斯。——编者注］（看来她的气色还没有象以前那样好，但我们希望这将很快过去）和孩子们以及鲁道夫［注：：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弗里德里希
注释：
[582]恩格斯给爱利莎·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信中大概是谈恩格斯同哥·欧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海·恩格斯在财务上的清算。——第660页。
[583]说的是1864年5月23日《总汇报》第144号附刊及其他德国报纸上登载的、由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恩·德朗克、路·博尔夏特及爱·龚佩尔特署名的关于威廉·沃尔弗逝世的讣告：
“讣告
威廉·沃尔弗
今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因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威廉·沃尔弗生于西里西亚施魏德尼茨附近的塔尔瑙，1848年和1849年是科伦《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国民议会议员，从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任教。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斯特·德朗克
医学博士路易·博尔夏特、医学博士爱德华·龚佩尔特
1864年5月13日于曼彻斯特”。——第6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6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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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敦
1864年5月17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孩子，淘气鬼：
我很可能在本星期四（5月19日）离开曼彻斯特，恩格斯可能和我同来。[579]如果有变化，我会及时通知的。
昨天去看了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同他的旧日的友谊。他很亲热地接待了我。艾希霍夫目前也在这里，他向你们大家问好，今天早上他告诉我：罗德博士的女婿马里埃特突然去世了。女儿回到了利物浦她父母处。艾希霍夫好不容易才当上了营业员。
小德朗克今天从伦敦来，谈到几天以前他同弗莱里格拉特见面的一些有趣事情。这次见面的地点是皇家交易所大厦2号，弗莱里格拉特的上司法济也在场。
我的一个老朋友施特龙从布莱得弗德来看我，不幸，他的身体很不好，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是从艾希霍夫那里知道我在曼彻斯特的。
龚佩尔特有件喜事，得了一个儿子。
我给你写这几句话，是因为恩格斯来时你大概得把你的房间让给他。看来只有你的房间能派这个用场。酒你们不必担心，我们将随身带来，有一打白麦酒就足够我们这位曼彻斯特人喝的了。
我没有能够办完自己的事情[580]，因为本星期这里的法院休假。事情要办好总得在下星期，而那时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从你妈妈的来信中很痛心地知道，玛丽·洛尔米埃不能恢复健康了。这些医生简直是些骗子。
如要写信给我，可以在明天晚上五点钟以前发出，我在曼彻斯特还能够收到。
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已经完全健康了。向你的继任者［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向我的秘书［注：：劳拉·马克思。——编者注］使一个含有深意的眼色。
你忠实的的老头子
我很想在这里给全家买点曼彻斯特的丝织品，但是正碰上假日，商店关门，不能实现我的心愿。
可以告诉你妈妈：乔·朱·哈尼已经第二次结婚，并且离开欧洲到澳大利亚去了。[581]
注释：
[579]恩格斯于5月19日到伦敦，在马克思处作客四天。——第658页。
[580]指马克思为领取威廉·沃尔弗给他的一宗遗产办理手续的事。——第658页。
[581]当时哈尼得到他的朋友们要他迁居澳大利亚的邀请，看来这就是传说他去那里的来由。但实际上哈尼没有应邀去那里，而是在1863年5月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英国到美国去了。——第65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86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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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4年5月13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
今天为我们的好同志［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举行了葬礼。我们有意不邀请任何人，否则半个城市都会惊动起来。参加葬礼的有博尔夏特、龚佩尔特、恩格斯、德朗克、施泰因塔耳、马罗茨基（光明之友[578]的新教牧师，鲁普斯在他家教过书，他是作为生前友好而来的）、贝内克（这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施瓦伯（同上），还有三个商人、几个少年以及大约十五到二十个所谓“下层阶级”的人——鲁普斯在他们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自然，我发表了简短的悼词。这个使命使我如此激动，以致有几次嗓子都哽住了。弗莱里格拉特来信表示歉意。说是他的上司法济目前正好在伦敦。恩格斯，特别是德朗克都认为这不成其为理由，德朗克明天在伦敦将要求他作出说明。
我在这里至少还得滞留三四天，以便了结一些事情，缴纳遗产税，宣誓等等。在一切没有办好以前，我自然不会离开曼彻斯特。
起初以为可怜的鲁普斯似乎是患初期脑软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龚佩尔特早就说过，他是患脑充血（脑溢血）。这在解剖后已被证实，从而也证明，假如有稍微对症的治疗，他还是能活下去的。博尔夏特丧天害理地完全耽误了他的病。不过为博尔夏特一家着想，这一点就不必声张了，他一家同鲁普斯是很知心的（特别是博尔夏特的大女儿），帮了他不少忙，鲁普斯本人对这一家也很珍视。而我则谢绝了博尔夏特要我今天去吃午饭的邀请（恩格斯等人想必是出席了），我推说，在安葬沃尔弗的日子里，我不能去作客。
德朗克没有回你的信，他请你原谅。可怜的矮子因为他的几个孩子的死亡心里非常悲痛，连信都没有心思写。
鲁普斯把我们孩子们的所有信件都细心地保存下来，并且在最后几个星期里一再向博尔夏特夫人说，小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的那些来信使他如何地高兴。
前天马罗茨基在教堂（当时在为儿童举行坚信礼，博尔夏特的小女儿也在内）公开赞扬了鲁普斯。我认为在曼彻斯特没有一个人象我们可怜的鲁普斯（他还在孩子的时候就折断了双腿，为此医治了多年）这样受到普遍的爱戴。在他死后留下的许多人的来信中，我发现男女小学生，特别是他们的母亲，都对他表示极其真挚的友情。
向大家致最良好的祝愿。
请把亲爱的爱琳娜的相片立即寄三张来。
你的卡尔
注释：
[578]“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新教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公理会”。——第65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864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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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4年5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现在才弄明白——博尔夏特以前就已经知道了——可怜的鲁普斯辛劳终身积蓄了一些钱。
他在遗嘱（1863年12月立下的）中指定恩格斯、博尔夏特和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公证人刚才向我们宣布了他的遗愿。鲁普斯的遗言是：
（1）一百英镑给曼彻斯特席勒协会；
（2）一百英镑给恩格斯，
（3）一百英镑给博尔夏特，
（4）其余约六百到七百英镑以及他的书籍和其他财物都给我（如果我死在他之前，则给你和孩子们——他仔细地考虑到一切意外情况）。
现在我要到他的住所去一趟，以便整理一下文稿。幸而他至少在最后六七个星期是住在非常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那里，受到很好的照料。关于找一个人看护病人的荒唐电报［注：：见本卷第390—391页。——编者注］，都是自命不凡的博尔夏特胡吹瞎扯和装模作样的结果，龚佩尔特根本不知道这些电报。
千百次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卡尔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86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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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4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可怜的鲁普斯今天下午五点十分去世了。我刚从死者那里回来。
从伦敦到达这里以后，当天晚上我就去看他，但是他当时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他认出了我。当时恩格斯和两位医生［注：：博尔夏特和龚佩尔特。——编者注］在场。我们离开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叫住我们说：“你们还来吗？”这是他神智清醒过来的时候。此后，他很快又陷入衰竭状态。到星期四晚上，甚至到星期五晚上，病情仍然不明朗，结局如何，很难判断。从星期五晚上起一直到死，他都昏迷不醒。与死亡的斗争拖了很久——诚然，这对他是没有痛苦的。他无疑是夸夸其谈的庸医［注：：博尔夏特。——编者注］的牺牲品。明天给你多写些。
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人。葬礼定于星期五举行。
你的卡尔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186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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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4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但愿咳嗽这种袭击象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出现过一个新的疖子，我的医生认为现在我终于摆脱了这种坏东西。的确，早就该这样了。太阳似乎终于要穿透云层了。但是从东方还刮来狂风。爱琳娜的咳嗽好了。可是她姐姐燕妮却还是在咳嗽……［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将随着风向的变换而消失。
在收到你的信以前，康拉第已经给我写了信，我给他回信说，他可以把钱直接寄到这里。
在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里，我在博埃齐（他是民族大迁徙时期的著作家）《论算术》一书中读到关于古罗马人的除法（他当然不知道任何其他除法）。从这本书以及其他我用来与之相比较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不太大的计算，例[如]［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在家庭开支和商业中，从来不用[数字]［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而只用石子和其他类似的标记在算盘上进行。在这种算盘上定出几条平行线，同样几个石子或其他显著的标记在第一行表示几个，在第二行表示几十，在第三行表示几百，在第四行表示几千，余类推。这种算盘几乎整个中世纪都曾使用，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使用。至于更大一些的数学计算，则在有这种需要之前古罗马人就已经有了乘法表或毕达哥拉斯表，诚然，这种表还很不方便，还很繁琐，因为这种表一部分是用特殊符号，一部分是用[希腊]［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字母（后用罗马字母）编制成的。但是，[既然]［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一切除法都是把被除数分解为[两个]因数，因为表上列入的数字很大，所以，要分解诸如MDXL之类的数是够用的。每一个数，例如M，单独分解为它用除数得出的因数，于是结果就出来了。例如，M除[以]［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2=D（500），D除以2=250，[余类推]［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在作很大的计算时，旧方法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点从杰出的数学家阿基米得所变的戏法中就可以看出来。
至于“宇宙空间的黑暗”，它是从光学中必然产生的。既然各种颜色只有在光波为物体所反射时才能呈现出来，而星际空间既没有大气，又没有其他物体，那末这些空间一定是漆黑的。它们让一切光线都能通过，换句话说，也就是它们是黑暗的。此外，在行星等的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是极其“寒冷的”，因为只有在同某种物体相撞击时光才能激发出热，所以我们地球大气的最高几层夏冬两季都是冰冷的严寒，正因为这些大气层都是空气极稀薄，从而相对地是没有什么物体的。但是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注：：歌德《致祖莱卡》。引自《东西诗集》。——编者注］
在没有视力去看光的地方和没有有机物去感觉热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有光和热呢？勇敢的伊壁鸠鲁早就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把诸神赶到太空中去（也就是赶到无人居住的宇宙空间中去）[577]。的确，只有在这些无比寒冷、漆黑一团的“没有物体的宇宙空间”，才有罗［注：：看来是指罗德黑岑。——编者注］的“真正的狗东西们”的位置。
我已经成了一个很好的荷兰人，这一点你根据以下事实就可以相信：小燕妮已经把《映画镜》［注：：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编者注］看了一半；劳拉在我的指导下已经读了《地理学》第一卷的大部分；就连爱琳娜都会背诵《跳舞吧，小修女，跳舞吧！》和《小鞋和它的小妻子》［注：：荷兰儿童歌曲。——编者注］。
全家向你、卡尔、将军夫人［注：：可能指卡尔·菲力浦斯的岳母；他的岳父是个将军。——译者注］和其他人致良好的祝愿。有这样好的天气，好事情是会接踵而来的。
忠实于你的外甥卡·马克思
注释：
[577]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诸神虽然也存在，但是存在于各世界之外，存在于各世界之间的空间，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都没有任何影响。——第65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186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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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亚琛
[1864年3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我想您已经到了亚琛或者还没有离开，所以把这封信寄到那里。要是您想等好天气，那您直到现在还会留在博默耳。这里的天气至少3月份是很恶劣的，除了一两个好天以外，其余都是寒冷而潮湿的日子，并且天气瞬息即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直到现在我身上这些该死的疖子还没有好。我诅咒这些东西，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小爱琳娜咳嗽得很厉害，差不多有两天了，因此她不能给你写信。但是她要我多多问候你，在丹麦问题上她要我告诉你：“她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她认为争执双方不论哪一方都丝毫不比另一方好，也许甚至更坏”。
普鲁士政策之所以难以理解，纯粹是由于一些人的偏见，他们硬给这种政策加上重要而远大的目标和计划。同样地，例如，摩门教徒的圣经也很难理解，这正是因为它一点意义也没有。首先，普鲁士人曾打算使军队变得深得人心，早在1848年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役[574]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其次，这使德国人志愿队、民主派和各小邦失去立足点。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必定会给同它们一鼻孔出气的丹麦国王［注：：克里斯提安九世。——编者注］提供机会，使他能够借用外来压力迫使丹麦人在内政和外交上作出某些让步。奥地利自然不会答应普鲁士扮演主要角色，并且它已趁机同它结成更紧密的同盟以防其他意外事件。
4月12日将在伦敦召开会议[366]。在万不得已时会议将通过关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同丹麦合并为君合国的决议，也许这种合并的规模还更小些，而决不是更大些。尽管硝烟弥漫，铅弹呼啸，鲜血流淌，但整个事情之卑劣，单从这么一点就可看出来，即直到现在普奥既没有向丹麦宣战，丹麦也没有向普奥宣战。[360]要混淆视听，自然再没有比出兵征讨，让战马咆哮、大炮轰鸣更好的手段了。
然而，严重的冲突也许为期不远了。由于不仅在巴黎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在选举[575]中也特别尖锐地表现出这种情绪，波拿巴现在感到几乎不得不又要强使自己的士兵向外贩卖“自由”了。而且这次普鲁士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
加里波第的英国之行[368]，以及这里各方面对他发出的响亮的欢呼声，只不过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新的反奥起义的序曲。奥地利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是普鲁士的盟国，通过在加里西亚实行戒严[576]而成为俄国人的盟国，自然使自己的对手很容易玩弄把戏。在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当前的形势下，在德国人民现时的情绪下，以及在英国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的情况下，新的神圣同盟甚至会允许小拿破仑［注：：拿破仑第三（“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小拿破仑》这个抨击性小册子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编者注］扮演大拿破仑的角色。现时最好是保持和平，因为任何战争都会推迟法国的革命。
真见鬼！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政治棋局更愚蠢的呢！
我本来打算向你再谈两个问题：关于古罗马人的除法和关于宇宙空间的黑暗。但天已经黑下来了，信纸也写完了，邮局马上就要关门，这次只好到此为止，最后向全家致最衷心的问候。并向卡尔夫妇、让［注：：指卡尔·菲力浦斯和让·菲力浦斯。——编者注］和其他人致最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你的外甥卡·马克思
注释：
[360]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归并于丹麦，普、奥以此为借口，企图占领两个公国——先占领霍尔施坦，然后占领什列斯维希。丹麦的新宪法破坏了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352），议定书规定，丹麦和两个公国只能以君合国的形式联合。因此，联邦议会根据普、奥的提议于1863年12月24日派汉诺威和萨克森的部队占领霍尔施坦及其邻近的劳恩堡；12月31日位于什列斯维希境内的基尔被占领。1864年1月16日，普、奥向丹麦提出关于废除1863年宪法的最后通牒。1864年2月1日，六万名普、奥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统率下侵入什列斯维希境内，在什列斯维希的军事行动就此开始。
普、奥对丹麦的战争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政府力求把在丹麦统治下的但主要居民是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归并于普鲁士以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并镇压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也参加了战争，企图阻挠普鲁士的太过分的计划。根据1864年10月30日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普共同占有。在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都归并于普鲁士。——第379、402、648页。
[366]1864年2月底，普鲁士军队侵入日德兰以后，英国政府担心战场扩大，就提议在伦敦召开1852年签订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议定书（见注352）的列强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调解丹麦、普鲁士、奥地利的冲突和解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的命运问题。会议原定1864年4月12日举行，但由于普奥两国代表竭力拖延会议的召开，拒不出席，会议一再推迟。由于与会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会议从4月25日起一直开到6月25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会议刚一闭幕，普奥两国就在丹麦领土上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第384、648页。
[368]1864年4月初，加里波第为了募集向意大利进行新的远征的款项，到英国作了一次宣传旅行。加里波第指望他反对奥地利在威尼斯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也能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帮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加里波第这次英国之行对奥地利施加压力，并考虑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这位意大利民族英雄的情绪，最初对加里波第给以官方的礼遇。但是加里波第同作为政治流亡者居住在伦敦的马志尼的见面以及他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讲话，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在报刊上发动了反对这位意大利革命家的运动。为了答复拿破仑第三提出的立即把加里波第驱逐出英国的要求，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急忙出来声明说，“他病了，现在已去卡普雷腊”。加里波第驳斥了这种捏造，宣布打算访问英国若干个城市，接着英国大臣格莱斯顿直接发表声明说，加里波第继续呆在英国是不受欢迎的。很快，加里波第于4月底离开了英国。英国政府伪善而又怯懦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民主人士的愤慨。——第386、648页。
[574]在普鲁士三月革命的影响下，1848年春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发生了反对丹麦统治、主张与德意志合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各邦的干涉，开始了对丹麦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行动很快就表明，普鲁士政府并不想捍卫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1848年8月26日在马尔摩签订的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化为乌有，实际上仍保存了丹麦的统治。1849年3月底重新开始的普鲁士和丹麦战争，继续到1850年，并以丹麦的胜利而告终。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归属丹麦王国。——第647页。
[575]指1863年5月31日至6月1日法国立法团的选举。——第648页。
[576]1864年2月29日奥地利在加里西亚实行戒严，从而使波兰起义者不能得到任何援助。——第64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186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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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表舅：
我从近到远来谈吧。昨天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我怀着冷冰冰的心情到了这里，因为天气冷得要命。可是这使我更感到见面的温暖，因此我也就体会到苦中之乐。顺便说一下，昨天和今天都是伦敦最冷的日子。所以，我的使命看来就是把冬天不仅带给博默耳，而且也带给伦敦。但愿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普鲁士人充分享受这种“与季节相适应的天气”。如果他们的爱国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们的“忠君热”并不因此而冷下来，那末，我们必须把它扔掉！
小家伙［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对奥古斯特夫人为她选购的确实好看的玩具娃娃完全着了迷。附上小女孩写的几行字。她一再纠缠我，直到我答应把她认为是用中国象形文字写成的信也寄给你为止；这封信是一个英国熟人寄给她的。
[在阿姆斯特]［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丹看到全家人都很健康和愉快。[因为奥古斯特[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很忙，所以[根本]［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没有向他谈钱的事。在保险基金会里我取到了千盾券数张，雅克［注：：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帮我在鹿特丹把大部分换成了票据，其中约四分之一是银行券。
我在鹿特丹逗留的那两天，雅克也很忙。第一天他到附近一个小城市里去办一个案件，第二天他必须去参加一次鉴定。总之，我觉得他自从订婚以来比以前更多得多地“关心业务”了。我相信再过几年他会有相当多的业务，尤其是因为他喜爱法学。雅克自己告诉我，差不多所有疑难案件他都胜诉了。既然他肯劳神谈论这些事情，那对此是可以相信的。我和他曾对一个他所谓的真正“当事人”笑破了肚皮。他告诉我，这个人还年轻，还能打三十年以上官司，弄到不少财产！
顺便说一下：奥古斯特对法院的无谬性也有其十分独特的信念。例如，他认为英国人并不因为他们诉讼费用异常昂贵而受到任何损失。不诉诸法院的人，都享有和打官司的人同样多的机会来求得公道。实际上，他显然是认为费用昂贵的法院，不比费用低廉的差，也许还更好一些；他在这类事情上是有所体会的。
奥古斯特给了我三册《地理学》，另外，雅克还供给我一本来顿教授菲塞林的政治经济学（荷兰文）［注：：西·菲塞林《实用国民经济手册》。——编者注］和一本《映画镜》［注：：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编者注］。可见，给我供应的荷兰读物很充分。弗里西安语的书在阿姆斯特丹一本也找不到，虽然仅在一家书店里就有八十八种现代语的作品。看来，阿姆斯特丹人对黑人的语言比对弗里西安语更有兴趣，不过人们总是偏偏忽视与他最接近的东西。
在这里，我的几个女儿在钢琴伴奏下唱着在阿姆斯特丹早已轰动一时的《索里埃·奥本海姆》［注：：一首流行的歌曲。——编者注］，她们希望有一天能在她们的表舅爷面前唱这首歌。
这里已经给我堆积了一大捆来自四面八方的报纸等等，但是我拿定主意，在星期一以前有关政治的东西一眼都不去看。
现在，亲爱的表舅，再见吧！尽管我生了痈和疖子，但是我认为在你家里度过的两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片断，我将永远感激你们对我的一片心意。
你当然会转告小红房子［注：：文字游戏：“小红房子”的原文是《Rothhäuschen》，“罗德黑岑”这个姓的原文是Roodhuyzen，两词谐音。——编者注］，说我向他问好，并就我同他不得已的争吵一事表示歉意。
衷心问候全家，特别是小耶特［注：：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安罗伊医生和弗里茨。马克思夫人和女孩子们也都向你们问候。所附字条，烦转南尼达。
你的真诚的卡尔·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6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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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3年12月23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信我今天才收到，因为我妻子把它寄往特利尔，而妹妹［注：：艾米莉·康拉第。——编者注］又把它从特利尔转寄到这里。在你来我家的第二天（星期一），我就离开了伦敦。要不然，为了得到遗嘱执行人的委托书，我势必到西蒂区去一趟，但是按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来说，这是比海上旅行还累人的。
“李卜克内西博士”住在柏林已经有一年左右了。他的地址是新堡街13号。关于那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573]可是同这个书商有关的一个情况却使我感到奇怪。须知在威廉·李卜克内西担任奥格斯堡《总汇报》通讯员期间，他一直替该报给威廉·李卜克内西支付稿费，因此，他随时可以扣下李卜克内西欠他的钱。
从李卜克内西方面来说，滥用你的名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宽恕的。但是你对这个书商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威廉斯自己是能够得到偿还的。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卡·马·
注释：
[573]弗莱里格拉特在1863年12月16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伦敦书商威廉斯要求李卜克内西偿还一笔债款，这是李卜克内西在1859年给奥格斯堡《总汇报》撰稿期间，由弗莱里格拉特作保向威廉斯借的。——第64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86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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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3年12月15日星期三于特利尔“威尼斯”旅馆
我亲爱的、热爱的燕妮：
我来这里到今天正好一个星期了。明天我到法兰克福姑母艾丝苔［注：：艾丝苔·科泽耳。——编者注］那里去（注意：有一位太太原来在特利尔住过，更早以前住在阿尔及尔，而现在同姑母住在一起，——她也是我父亲的妹妹，也是我的姑母，叫巴贝塔［注：：巴贝塔·布吕姆。——编者注］，平常叫她“小贝尔”；她很有钱）。再从法兰克福去博默耳［注：：扎耳特博默耳。——编者注］，这我在昨天已通知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大概会使他大吃一惊。
这样迟才给你写信，可决不是由于健忘。正好相反。每天我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珍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
我没有写信，是因为我天天都指望告诉你一点确讯，但是直到现在任何确讯也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来到的时候，除日常用的家具外，其他一切当然都加了封。我母亲以她通常的“最高领导狂”对康拉第说过，他对什么也不用操心：她已经把一切都处置妥当，表舅会把“一切”办好的。
她仅交给康拉第一份经过公证的遗嘱副本，这个遗嘱只包括下列安排：（1）除金银物品外，所有家具、衣物和器皿均遗赠给艾米莉［注：：艾米莉·康拉第。——编者注］；（2）留给自己的儿子卡尔一千一百塔勒等等；（3）把父亲的画像留给索菲娅［注：：索菲娅·施马尔豪森。——编者注］。全部遗嘱就是这样。（注意：索菲娅一年有一千塔勒收入，这笔钱大部分从菲力浦斯家领取。你毕竟还是可以看出，我的亲戚乃是十足的“坏种”。）
除了这个小纸片外，母亲还有一个（现已无效）办过法律手续的遗嘱。立这个遗嘱的日期比较早，并由于后一遗嘱而被废除。第一个遗嘱是在艾米莉出嫁以前立下的。母亲在这个遗嘱中说要把归艾米莉支配的一切财产的使用权交给艾米莉。此外，她指定舅舅马丁［注：：马丁·普勒斯堡。——编者注］和菲力浦斯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母亲——确切些说，这个酒鬼公证人采尔（已去世）——忘记了在我前面提到的而现在唯一有效的那个文据中重申关于遗嘱执行人的保留条件，因此只是由于我们愿意，表舅现在才成为遗嘱执行人（我对此自然有充分的“考虑”）。关于财产的实际状况，我还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一切文据都放在加了封的柜子里。而迟迟没有启封，是由于要花很多时间办理在荷兰的委托书（尤塔和索菲娅的）寄来以前必须办完的手续。这对我说来是拖得太久了。所以，我让康拉第做我的全权代表。除了1858年的五桶酒（我母亲在有利时刻不愿出售）和几件金银小物品外，在特利尔这里再没有什么东西了（格律恩堡早就卖掉了）。这一切将在各继承人之间平分。实际的财产完全掌握在表舅手中。
我母亲于11月30日下午4点钟，即在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和时刻去世。她曾预言，她将正好在这个时间亡故。
今天我去办德穆特先生和小丽莎的事。等我到了法兰克福或博默耳再详细告诉你。向全家人致良好的祝愿。代我吻所有的人，特别是多多吻中国皇帝［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你的卡尔
（但愿随下一封信能给你寄些钱去。）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186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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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
伦敦
1863年4月2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维贝尔：
你能不能向贷款社做我的保人（为十五到三十英镑作保）？我本来不想以此来麻烦你，但是因为：
（1）这件事纯粹是办一个手续，你不必冒任何风险，因为在7月初我就可以从亲戚那里收到二百英镑；
（2）平常做我第二个保人的普芬德突然必须到曼彻斯特去几个星期。
除了我家里的病人以外，我自己也有好几个星期受周期性肝病之苦，弄得简直不能握笔。因而为协会写东西的事也耽误了，这自然使我比协会本身更加烦恼。[572]
祝好。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572]指的是马克思写《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准备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第63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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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2年12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不久以前，弗莱里格拉特转来了他收到的您的一封信。我本应早些回信，但由于家里一连串不幸事情，我在一段时间无法执笔。
我很高兴地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和您的朋友对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抱有十分强烈的兴趣。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570]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拖延很久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1860年福格特的丑事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必须对那些本身毫无价值的琐事进行大量调查，打官司等等。1861年由于美国内战，我失去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纽约论坛报》。我给这家报纸撰稿，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因此，为了不致使全家真的流落街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从事大量的零星工作。我甚至下决心做一个“务实的人”，并打算明年年初到一个铁路营业所去做事。但是由于我的字写得不好，没有谋得这个差事，我不知道这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您可以看到，我时间很少而且也不大能安静下来从事理论工作。很可能就是由于同样这些原因，我的著作付排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将拖延得比我预期的还要久。
至于说到出版，我无论如何不把第二卷交给敦克尔先生了。第一分册手稿，他是1858年12月收到的，可是到1859年7月或8月才出版。我倒是希望布罗克豪斯能印这本书，但这个希望并不太大。整个这伙德国文化流氓赏赐给我的沉默的阴谋——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光靠谩骂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对于我的书的销路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更不用提我的著作的思想的传播了。等手稿修饰好并誊清后（1863年1月就着手），我马上就亲自把它带到德国去，因为当面和出版者交涉，事情好办一些。
我完全有根据希望，等我的著作的德文版一问世，法文版也会在巴黎准备好。我自己是绝对没有工夫去搞法译本的，况且我打算或者用德文写续篇，即结束资本、竞争和信用的阐述，或者为英国读者把头两本著作压缩成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在国外获得承认以前，不能指望它在德国产生什么影响。第一分册的阐述方法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要是风暴更甚的时期一旦到来，就可以再找到相应的色彩和笔墨来通俗地阐述这些题目。然而，我无论如何曾经期待德国的专家学者们即使纯粹出于礼貌，也不会完全一致地无视我这本书。此外，我是有极不愉快的体验的：德国党内的朋友虽然长期研究这门科学，在私人通信中又过甚其词地赞扬我的第一分册［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但就是不愿意稍微费点力气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杂志上发表一篇书评，或者哪怕是内容简介。如果这就是党的策略，那末坦白地说，这个秘密我是理解不透的。
您若有便写信告诉我一些祖国的现状，那我一定很高兴。看来，我们正迎向一次革命，我从1850年起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571]第一幕将是绝对不令人愉快地重演1847—1849年间的那些蠢事。但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它是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
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569]马克思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医生路德维希·库格曼之间的经常通信开始于这封信。马克思同库格曼之间的通信一直继续到1874年。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谈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些书信考茨基于1902年第一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1907年用俄文出版了由弗·伊·列宁编辑和作序的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第一版。——第636页。
[570]看来，马克思指的是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手稿称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稿。——第636页。
[571]马克思指的是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两期合刊上的《国际述评（三）。从5月至10月》一文，文中表达了革命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页）。——第63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62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2年1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随信“附还”那五英镑，非常感谢。迟了五天，请原谅。由于我姐夫罗·施马尔豪森突然意外地死去，我在特利尔的亲人心情十分沉重，从而给我的钱晚了。
我在棉花贵族统治和亲奴隶制狂暴行为的中心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逗留了几天。[288]在这些城市的广大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圈子里，可以看到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理性的最大错乱。
日内我要到你的营业所去一会儿，因为有一件著作方面的事情需要和你谈谈。
《一个信徒的话》[568]，我最近就答复。
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问好。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288]马克思大概是从1862年12月5日至13日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马克思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还去利物浦看望艾希霍夫。——第301、635页。
[568]指的是库格曼1862年11月21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信中要求把马克思写作经济学著作的进展情况告诉他。弗莱里格拉特于12月3日在把这封信转寄给马克思时称之为《一个信徒的话》。——第63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2年1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11月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弗莱里格拉特今天寄给你六十英镑作为兑付期票的钱。我在这次办理期票的同时向你提到的期票延期这一点，只不过是说，波克罕从我这里收到一张你名下的期票，数目是一百塔勒，即十五英镑，期限是两个月，从开出之日算起（期票签发的日期是11月6日，所以应该在1863年1月9日左右付款）。
从你偶尔给我寄来的几行字中间，我看出你还在生气；就连信的格式本身也说明这一点。
全部问题在于，你在这件事情上又对又不对。你要我把你从巴登的来信抄一份寄给你。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使你能够证实，你的信本身能否成为我那封寄往苏黎世的信［注：：见本卷第629—630页。——编者注］的原因吗？但即使把你的全部分析能力都考虑进去，你能用你的眼睛发现我的眼睛所读到的东西吗？特别是你能从信中看出我的眼睛读信时我所处的情况吗？要向我证明我不对，你必须首先使这两个读信的人变得一样，其次还必须使他们所处的条件变得一样，但是你在这样做时，你还是处在拉萨尔地位的拉萨尔，而不是处在马克思地位的马克思。因此，这只能导致新的分歧。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能力是多么无能为力。你把我没有设想的东西强加在我身上。我所设想的东西，无论如何当然是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如果照字面来解释那封信，你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信的字里行间所包含的意思，无论如何我比你清楚。你甚至猜想不到我为什么这样气忿。原因在于，从你的信中我意识到（在比较冷静地重读了这封信以后，我相信这是不正确的），似乎你怀疑我是否真的征得了恩格斯的同意。我承认，我在我的信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承认——撇开我们的私人关系不谈，单就事情的实质来说——这是一种荒谬的推测。然而我在给你写信的时候却觉得就是那样。其次，我承认，我在那封信中没有把我的真正怨气吐露出来，也许甚至连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而这恰恰成了误会的根源。但是对任何激情的诡辩也正是这样。
总之，你对我的信的解释无论如何是不对的；我也不对，因为我写了这封信，从而提供了引起误解的理由。
我们应不应该为这件事而完全决裂呢？我认为我们友谊的基础牢固得足以经受住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我象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面来说，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量很大的，而是象一个法官和检察官那样，利用我宁愿给自己脑门上打一发子弹的这种心情来对付我。
总之，我希望，“不管这一切”［注：：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成的。——编者注］，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于冷淡下来。
在那以后，我曾经到大陆——荷兰、特利尔等地——去安排自己的事情。[271]但是一无所获。
我本想把罗雪尔的书［注：：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寄给你，但后来发觉，邮费就得花十先令，就是说即使不同书本身的价值相当，也同它的价格相当。但我希望很快就有寄书的机会。
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表兄弟［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写信给我说，在他恳求下，一位最博学的法学家将在阿姆斯特丹的法学杂志上对你的书［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作详细的评论。
祝好。
你的卡·马·
将近一个半月以来，我完全没有可能写作自己的书［注：：见本卷第617页。——编者注］，就是现在工作起来也还是时断时续。但这种情况总算很快就要结束了。
注释：
[271]指马克思为筹措钱款的事于1862年8月28日至9月7日前往扎耳特博默耳和特利尔。——第286、63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威廉·沃尔弗(1862年10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威廉·沃尔弗
曼彻斯特
1862年10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普斯：
你大概已经收到《巴门日报》及其全部刊误。[567]这里附上的《爱北斐特日报》的摘录，是济贝耳刚刚给我寄来的，并且还提到：《巴门日报》刊载的文章的确已在《下莱茵人民报》及《马尔克区人民报》（该报在哈根出版）上转载。
恩格斯回来没有？[268]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268]1862年9月12—29日，恩格斯为了休息在德国作了一次旅行。在摩塞尔河、莱茵河沿岸及绍林吉亚旅行后，他曾在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戚家作客。——第284、632页。
[567]指的是布勒斯劳行政当局于1862年9月在德国报刊上公布对威廉·沃尔弗申请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权所给予的答复，这个申请，沃尔弗是在1862年1月4日和6月4日根据1861年1月12日的大赦令（见注146）提出的。布勒斯劳当局在给沃尔弗的答复中通知说，1861年的大赦并不免除1845年控告他违反出版法和1848年控告他“图谋危害普鲁士国家安全”所应受的审讯。为了揭露普鲁士大赦的蛊惑性，马克思把这些材料寄给了济贝耳，在济贝耳的帮助下，《巴门日报》及其他德国报纸发表了这些材料。——第63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62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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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8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按您的愿望，我确认（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您名下开出的四百塔勒期票到期（1862年11月13日）之前八天，我保证把兑付的钱汇到柏林；如果您能够通知我，应向哪个银行家支付这笔款子，那我在11月5日以前就以您的名义把这笔款子汇到那里。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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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苏黎世
[1862年]8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认为你虽然在阿尔卑斯高山地区和意大利旅行，但还是会在苏黎世逗留几天，或者无论如何也可以在那里得到留局待领的信件。为了更可靠起见，我还通知了吕斯托夫先生，说我往苏黎世给你写了留局待领的信。[125]
不管我的“处境”怎样，如果在你名下开出的期票不是已经在柏林“迈耶尔兄弟银号”手里，那我一定会把这桩事整个取消。诚然，这同我们已经说好了的有些矛盾，因为波克罕起初答应我在你返回柏林以前不把期票拿出去。不过我不觉得整个这件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我认为，在这第一张期票上写你的名字，只不过是一种手续，根本没有想到同你“个人生存”会有什么关系，或者会导致日常生活上的某种不幸。我认为恩格斯对四百塔勒这个“数目”担保，这本身“无论如何”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付款期限”，我知道在钱的事情上，特别是在票据事情上，恩格斯的特点是绝对的“准确和认真”。否则我就不会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了。
但是要在波克罕心目中保全我和恩格斯的面子，现在就不能取消这件事，所以后天我就把恩格斯的书面保证［注：：见本卷第631页。——编者注］寄给你。信从曼彻斯特打个来回要花三天时间。你一收到这个保证书，最好就给“迈耶尔兄弟银号”（这是柏林一家商号的名称，恩格斯的汇票就存放在那里）写封信，说你一回来就承兑期票。
再说一遍：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我很抱歉，这是太造次了，其原因是你我双方都忽视了许多先决条件。
仍然是你的卡·马·
注释：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186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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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
威廉·什瓦尔茨
伦敦
1862年8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本人是维也纳《新闻报》驻伦敦通讯员，特请惠寄一张采访证，以便参观博览会。
一个月以前，《新闻报》编辑部已约请我撰写几篇关于博览会的一般报道，但因其他事务缠身，只有现在才能着手做这件事。[566]
忠实于阁下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注释：
[566]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会为答复这封信而于1862年8月27日给了马克思一张长期出入证，使他可以以《新闻报》通讯员身分自由采访博览会。——第62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2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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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维尔德浴场
1862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短信寄到柏林去了。今天才知道你在维尔德浴场。因此，我把这封你大概接不到的短信的意思用几句话重述一下。
为了延缓我缺钱的灾难，恩格斯8月12日通过波克罕在你名下开出一张六十英镑（四百塔勒）的期票。期限是三个月，从8月12日算起。这张期票波克罕在这里给我贴现。恩格斯在到期以前把兑付的钱寄给你。（然后他把这张期票延期到1863年1月1日，那时候再把该付的四十五英镑寄给你，你则如你所提出的付出十五英镑。）现在重要的只是要由你承兑。波克罕已立即把期票寄往柏林，大概在本星期末或下星期初就可以寄回来。那时，马上会把期票寄给你承兑。要是你能给伦敦托钵僧寺大街27号西·路·波克罕打这样一个电报：“同意承兑弗·恩格斯先生六十英镑的期票”，那我将非常高兴。这是为了使波克罕能够顺当地贴现期票。拖延的危险，其严重性对我来说不是信中所能表达的。
祝好。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2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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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为了使危机哪怕是延缓几个星期，恩格斯通过波克罕在你名下开出一张四百塔勒的期票，为期三个月，从8月12日算起。［注：：见本卷第278页。——编者注］他在到期以前给你寄去兑付的钱。然后期票再延期到1月1日，那时候恩格斯就会寄给你三百塔勒，其余一百塔勒，照你所答应的，就由你自己承担。
现在需要的只是，由你承兑恩格斯开出的期票。这总共是六十英镑，所以还救不了我。但是至少可以暂免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且这段时间也许还可以找到出路。
我真是如坐针毡，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工作受到妨碍。
现在有了重新给美国佬的报纸［注：：《晚邮报》（见本卷第265和277页）。——编者注］撰稿的一点希望。
你在哪里？
在干什么？
你的老头子［注：：斐迪南·拉萨尔的父亲海伊曼·拉萨尔。——编者注］近来怎么样？
我和全家向你问好。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62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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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伦敦
1862年7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我早就该写信给您，感谢您不止一次地惠寄给我东西。我多次想这样做，但最近一年半来，我忙于可爱的商务，以致各方面的私人书信来往受到严重妨碍。得悉您在伦敦以后，我早在上星期六就很想去那里，但实在无法分身。现在我准备在星期五晚上到那里去，但能否实现这个计划，还说不定。只要稍有可能，我就这样办，并在星期五中午打电报给马克思。要是不能成行，您能否在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早晨到这里来住几天，看一看这个棉纱窝？那时我们还可以参观一下利物浦，那个地方是值得一去的，尤其是因为您是搞政治经济学的。我的住所里有一个房间可供您使用。您乘火车只需五个半小时。
总之，这件事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星期六我不能脱身，那就请您迅速作出决定，于星期六早上九点钟从伦敦出发，两点四十五分您就可以到达这里。其余一切，等到了这里或那里时再面谈。
顺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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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布赫尔确实给我寄来了三本《尤利安·施米特》［注：：斐·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编者注］，但是你所提到的其他著作［注：：斐·拉萨尔《费希特的哲学和德国人民精神的意义》。《论宪法的实质》。——编者注］连一本也没有寄来。况且“施米特先生啊，施米特先生”（我已把指定给恩格斯和沃尔弗的两本转寄给他们了）来得正是时候，恰好我处于绝不愉快的心情之中。此外，我虽然没有读过施米特的什么著作，而只是翻阅过很少的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是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也是那么令人讨厌的资产阶级趋炎附势的化身，心里对他很反感。你暗示你的抨击只是间接地针对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庸人，这很对。这次可以说是：打驴子，吓麻袋［注：：古谚是：“打麻袋，赶驴子”，这里是把意思反过来用。——编者注］。既然我们暂时还不能打麻袋本身，那末把他的有教养的驴子当中最好叫嚣和最厚颜无耻的那几头的脑袋砍掉，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当然，是用笔去砍，虽然可怜的梅因在《自由射手》上［注：：爱·梅因《柏林来信》。——编者注］认为这种“玩弄断头台的笔墨游戏”既野蛮又幼稚。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士瓦本宝鉴》和希腊的“七贤”——差一点说成《七个士瓦本人》了。[564]顺便说说——谈到尤利安·施米特，格拉博夫分子尤利安[565]（不过使用这个名字好象是暗指背教者，至少有些嘲笑另一个尤利安［注：：指罗马皇帝背教者尤利安。——编者注］的味道，而这是不公正的）我再随便说几句，——以前我曾对σoφós［注：：智者。——编者注］作为希腊哲学的富有特色的面具（在这里面具是从正面意思来说的）很感兴趣。最初是作为先驱者，作为神话中的英雄的七个士瓦本人或七贤；后来在中间的是苏格拉底；最后是作为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及怀疑论派的理想的σoφós。后来使我感到开心的是，把这种σoφós同他的摹拟品（在某些方面），即十八世纪的法国“智者”之间作比较。然后是σoφιστηs［注：：诡辩学派。——编者注］作为σoφós的必要的变种。对于现代，特色是在人民的意识中，只有诡辩论者保存了σoφós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性格和知识的希腊式的结合。
为了尤利安——不是格拉博夫分子尤利安，而是背教者尤利安——不久以前我同恩格斯发生了争吵，争论刚一开始我就看出就实质来说恩格斯是对的。但是我对基督教怀有十分特殊的厌恶心情，所以我有点偏袒背教者，并且不愿把他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或其他什么浪漫主义的反动分子等量齐观，甚至不愿意作相应的修正。不知你是否也有诸如此类的感受？
你就洛贝尔图斯和罗雪尔提出的警告，使我想起还应该从他们的著作中作些摘录，并对摘录下来的东西加点评语。关于洛贝尔图斯，我在给你的第一封信中［注：：见本卷第599—600页。——编者注］对他所作的评价并不完全公正。他的书［注：：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编者注］中确实有很多好东西。只是他想创立一种新的租的理论的企图，可以说是近乎幼稚的，可笑的。在洛贝尔图斯看来，在农业中是并不计算原料的，因为洛贝尔图斯断言，德国农民自己并不把种子、饲料等等列入开支，并不计算这些生产费用，也就是说计算得不正确。按照这种理论，在农场主已经正确计算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就根本不应该有地租存在。由此应该得出的并不是洛贝尔图斯所得出的那种结论——租佃者所以缴租是因为他们的利润率高于工业中的利润率，——而是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缴租是由于计算得不对而使他满足于较低的利润率。不过单是这个例子就使我意识到，不太发达的德国经济关系必然要在头脑里产生混乱。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就其目前的表述方式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对它提出的一切异议，要么由于不理解，要么充其量不过是表明，特定的现象乍看起来是同李嘉图的理论不相符的。但是后一种情况决不能推翻这种或那种理论。为反对李嘉图而提出的正面理论却更要错误一千倍。虽然洛贝尔图斯先生正面去解决也是那样幼稚，但是其中包含有正确的倾向，不过要评述这种倾向，这封信就太冗长了。
至于罗雪尔，我要过几个星期才能研究这本书［注：：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并对它简单地作些评语。我只得把这个好汉保留在附注里。这样的学究是不配放在正文里的。罗雪尔无疑掌握有大量的——往往是完全无用的——文献知识，虽然就在这一方面我也一下子就看出来，他是哥丁根的门徒，对文献宝藏并不了如指掌，而只知道所谓“正式”文献，是个可敬的人物……但是姑且撇开这一点不谈，一个博览数学群书但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多么扬扬自得、妄自尊大、老奸巨猾的折衷主义骗子。这类按本性来说从来越不出教和学的老框框而自己也从来学不会什么东西的学究，这类瓦格纳［注：：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编者注］，如果能有一丝天良和羞耻心的话，那末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有益的。但愿他不要使用任何虚伪的狡猾手段，而是率直地说：这里有矛盾；一些人是这样说的，另一些人是那样说的，而我对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看法；现在看看诸位自己能不能弄清楚！要是采取这种态度，学生们一方面就会得到一些资料，另一方面也会推动他们独立进行研究。当然，我在这里提出的要求是同这个学究的本性相矛盾的。他的根本性的特点是他对问题本身并不理解，所以他的折衷主义实质上只不过是从各处搬用现成的答案，但是在这方面他也是不正派的，他总是重视对他有好处的那些人的成见和利益！跟这样的精灵鬼比较，甚至最坏的流氓也是可敬的人。
再说一说托比。如果你认为可以利用一下托比·梅因，那就利用一下。只是不要忘记，和蠢货搞在一起，如果不采取许多预防措施，那会大大损害自己的声誉。
我们人数确实很少，但是我们的力量也正在这里。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在这里看到你。我自己就不用说了，这对我一家也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因为自从我的那些英国的、德国的和法国的熟人迁出伦敦以后，全家几乎完全没有见过什么“人”。马里奥我没有见到。“朋友”布林德显然警告过他，叫他不要到“这样可怕的人”那里去。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564]《士瓦本宝鉴》——十三世纪在士瓦本编制的一部封建习惯法汇编的名称，它反映了封建割据时期德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施米特在其著作中把这本汇编错误地看作士瓦本诗歌作品。
所谓古希腊的“七贤”，都生活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施米特毫无根据地把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以及更晚一些时期以统一的始源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其他古希腊哲学家，都算了进去。
“七个士瓦本人”是德国民间滑稽故事。——第622页。
[565]马克思和拉萨尔一起，就施米特的书博得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特别是博得普鲁士众议院议长格拉博夫的信徒“格拉博夫分子”的好评一事，对他进行讽刺。——第62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186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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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
巴门
1862年6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济贝耳：
你真行，虽然我对你寄来的各种信件和邮包采取不答复的做法，但你还是把你小女孩出生的消息告诉了我。为此，我向你致最衷心的祝贺。希望她给你带来不少欢乐。你夫人身体好吗？
这里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我渐渐觉得，这种平静的资产者生活会使人道德堕落，失去一切干劲，变得十分懒散——这几天我甚至又看起小说来了。
不客气地说，所谓的席勒协会[546]（也叫耶路撒冷俱乐部）已经变成纯粹犹太人的机构，那里从一点半一直吵到三点钟，简直会把人弄得发狂。这个高贵的机构我几乎不再去了。犹太人往往是这样，起初他们因有了席勒俱乐部而感谢上帝，但是一旦进去了，就说什么他们觉得还不够完美，于是想要建造一座大房子，一座真正的摩西庙宇，一切都应该搬进去。这自然是一条破产的捷径。而你却还得为此写篇开场白，并且担任导演！这就是所谓德意志民族机构！等着瞧吧，过上两年你就会接到通告：“鉴于寿终正寝的席勒协会的破产”云云。
“鉴于”你的几次来信，我想简短地告诉你以下的情况。关于马克思，如果我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的话，他当然不会求助于你。而情况正是这样，当时我毫无办法。关于红色贝克尔（他的小册子［注：：海·贝克尔《我作为议员候选人》。——编者注］我非常感兴趣，一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放弃了他过去的“怪异的”主张，一则是由于普鲁士政府竭尽全力使这个家伙变为当地的名人并借此使他成为议员），实质上我们同这个人没有关系。他从来就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一派，他一向只不过是个民主主义者，而他之所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中受牵连，那只是因为他把这件事当作宣传手段。在审判期间，他完全脱离其他的被告，采取了独特的立场。从那时起，他很明显地成了普鲁士皇家民主主义者，主张君主制度等等。[562]所以，在政治方面我们同这个人毫无共同之处，当然，在我们同他的拥护者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以前，这并不妨碍我个人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对目前的普鲁士议院来说，他总是个非常好的人。
好象我在巴门同你谈过一支短小的丹麦民歌[563]，它是我在一本《英雄诗歌集》中看到的，现在专门为你译成德文诗。随信附上。可惜我没有能充分表达原文那种无拘无束、泼辣欢乐的调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活泼的一支民歌。可是，你只好满足于这个译文了（其实，几乎是逐字逐句译出的）。我想，这篇小东西还没有人译成德文。
向你夫人衷心问好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弗·恩·
注释：
[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6、23、95、130、449、469、621页。
[546]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0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没有参加协会，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9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第592、620页。
[562]海尔曼·贝克尔根据科伦法庭判决被监禁，于1857年被释出狱后，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进步党的拥护者出现。在1861年的选举（见注215）中，他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第621页。
[563]指古代丹麦反封建的民歌《提德曼老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7—39页）。——第62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2年4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4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老伙计，你大概很生我的气吧，但是你又对，又非常不对。我一天天拖延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天天期望把我的财务理出一个头绪，至少可以将我欠你的十英镑还给你，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地给你写信。然而情况却一天不如一天。我同《论坛报》本来又有了来往，只是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但后来它终于辞退了所有的外国撰稿人。这一来我就完全悬在空中了。我不想向你诉苦而惹你讨厌，但是我毕竟还没有发疯，这倒也是怪事。我提这些糟糕的事情，只是为了不至于在我的其他不幸之外，再加上你的误解。
你上次来信中所说的关于约·菲·贝克尔的情况，是完全不真实的。换句话说，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只是靠道听途说。他从1830年起就是德国最高尚的革命家之一，除了说他有一股不顾客观情况的热情以外，对他是无可指摘的。至于他和意大利人的关系，我这里保存着奥尔西尼的挚友［注：：看来是指西蒙·贝尔纳。——编者注］的文件，不管意大利人甚至加里波第本人怎么说，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容置疑的。至于他同图尔的关系——对于这个人，我早在1859年以前就在这里《自由新闻》上揭露过[559]，——情况如下：在巴登战役[560]期间，贝克尔提升图尔为中尉，因此他们就有了一种同志的关系。假如贝克尔愿意利用这种关系，并且接受图尔在巴黎当着我此地一个朋友［注：：席利。——编者注］的面向他提出的建议，那末，他就不至于在六十岁时还过着他现在实际上所过的痛苦生活。贝克尔得到的极其少量的资助，其来源我是完全确切知道的。帮助他的人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他同一部分意大利人确实已经断绝往来，因为他的强烈的条顿人的感情使他不同意某些对他优待的计划。对贝克尔这样的人如此卑鄙地进行诽谤，真是令人愤慨。
至于我的书[25]，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最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此外，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而且德国读者当前正做着远为重要的事情。
至于你的著作［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当然现在我已全部读完，而且有几章还读了两遍，——我注意到，你似乎没有读过维科的《新科学》。你在那里当然找不到与你的直接目的有关的东西，不过这本书还是有意思的，因为与法学市侩对罗马法的精神所作的理解相反，它对此作了哲学的理解。原著你未必能够利用，因为该书甚至不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而是用非常费解的那不勒斯方言写的。我介绍给你一个法文译本：《新科学。论天主教教条的形成一书的作者译》。巴黎，夏邦提埃出版社1844年版。为了引起你的兴趣，我在这里只引如下的一些话：
“古代罗马法是一首庄严的长诗，而古代法学是严肃的诗歌，其中隐藏着法律的形而上学的最早而初具规模的萌芽……古代法学是极富于诗意的，因为它把已完成的看作是未完成的，把未完成的看作是已完成的，它把活人看作是死人，而把死人看作是成为遗产的活人。拉丁人称英雄为heri，由此产生了hereditas［注：：遗产。——编者注］这个词……继承人……在遗产方面代表死去的家长。”
在维科那里，以萌芽状态包含着沃尔弗（《荷马》［注：：弗·奥·沃尔弗《荷马绪论》。——编者注］）、尼布尔（《罗马帝王史》［注：：巴·格·尼布尔《罗马史》。——编者注］）、比较语言学基础（虽然是幻想的），以及还有不少天才的闪光。他本人的法学著作，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弄到。
在当前我所处的情况下（我处于这种情况几乎已有一年了），只是现在我才有可能很快就来评论你的著作。而我却非常希望——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妻子——你在我尚未寄给你等价物之前，把关于政治经济学［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第一部分的意见送给布罗克豪斯刊登。
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行径，没有比它在这次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伟大斗争中的行径更可耻的了。相反的，最受内战之苦的英国工人阶级却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英勇和高尚过。人们要是象我那样知道在这里和曼彻斯特用来煽动工人去示威的种种手段[561]，那就会对此更加感到惊讶。他们还掌握着的唯一的大型机关报——卖身投靠的坏蛋雷诺的《新闻报》［注：：《雷诺新闻》。——编者注］——被南方佬收买了，他们当中最有威信的指导人也同样被收买了。但是这一切都是枉然！
万哈根的著作［注：：万哈根·冯·恩赛《日记》。该书由柳德米拉·阿辛格整理出版。——编者注］我很感兴趣，而且我懂得，它的出版是多么及时。关于此事，我恳请你向柳德米拉转致我的祝贺。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给万哈根较高的评价。我认为他是个平凡、无聊、浅薄的人。他对大使馆参赞克勒的憎恶，是因为他看到了与他类似的人而惊恐。
谋杀国王的西蒙·贝尔纳的来信附上，阅后请退还给我。你看干这种事有用吗？我看没有用。
请代我向伯爵夫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衷心问好。我不久将专门写封信给她。希望不写信这样的小事不致引起她的误解，并且请她相信我对她永远怀着好感并且衷心钦佩。
你的卡·马·
注释：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559]看来，马克思指的是他的《切尔克西亚的叛徒》一文，该文揭露了秘密警探班迪亚。图尔同班迪亚关系很密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79—180页；第14卷第628—629页）。——第617页。
[560]指的是1849年6—7月在巴登领土上发生的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对普鲁士军队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担任人民自卫团指挥的贝克尔曾掩护起义军主力撤退。巴登战役是德国西部和南部为维护帝国宪法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最后阶段。关于贝克尔参加这一战役，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21卷第365—371页）。——第617页。
[561]指的是英国统治阶级试图挑起有工人阶级参加的群众性的发动，以便制造舆论站在南部蓄奴州方面对美国进行干涉。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英国的舆论》和《伦敦的工人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63—469、480—483页）。——第61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2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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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2年2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唯一原因是我无力帮助您。由于美国内战，我有整整一年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后来（几个月以前）这个“企业”又开张了，但是规模已经“缩小”很多。[557]至于熟人，他们当中哪怕稍微有点钱的人也不多。例如，关于您的情况，我早已写信给济贝耳[125]，但是我从波克罕那里听说，他根本不和人通信。在曼彻斯特，所有能动用的钱不幸都已经被几个“到合众国去为正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冒险家”花光了。
关于推销您的著作[558]一事，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成功的希望很少。那些参加各种协会（根本没有基金的工人教育协会除外）的无耻之徒，全都是立宪派，甚至倾向于普鲁士民族联盟[18]。这些家伙宁肯拿出钱来阻止出版您那样的著作。您当然知道，这些德国人，不论是年青的还是年老的，都是绝顶聪明的、稳重的和讲究实际的人，象我和您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至今还没有治好革命幻想病的幼稚的傻瓜。
国内的无耻之徒同国外这里的一样坏。我在柏林等地的时候［注：：见本卷第160—170页。——编者注］就确信，要想通过文字来影响这群无赖是完全徒劳的。这些家伙把他们的可怜的报刊当作一种长生不老的妙药，他们那副扬扬自得的蠢相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此外，还有那种精神上的委靡不振。大捧是唤醒德国米歇尔的唯一手段，他们自从丧失了自己的哲学幻想并致力于赚钱和建立“小德意志”[87]及“实际的立宪主义”以来，现在简直成了庸俗无能的小丑。德国实在只不过是……［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收容未老先衰的孩子的幼儿园［注：：套用海涅的诗《安心》中的一句诗。——编者注］。
《海尔曼》是普鲁士王国前检察官海茵茨曼的财产，它宣扬“上帝保佑国王和祖国”、“小德意志”的某些东西和有节制的自由。那位和您同姓的在该报写文章的莱比锡人贝克尔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并不很有影响，譬如说即使要他帮助我们推销书，也还没有能力。恩格斯好几个月不在家了，前几天才回到曼彻斯特。他和沃尔弗（布勒斯劳人）［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而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侨民，人虽很多，但除了上面所说的人和另外三四个人外，也是象其他地方那样的庸人。
至于《福格特》［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德国，各种报刊对这本抨击性著作几乎完全保持沉默，但如果它即使在瑞士能发生一点影响，那我当然只会感到高兴。法文译本——事先我不知道——在巴黎已经译出，并开始印刷，但是由于皇帝的敕令［注：：见本卷第171和605页。——编者注］，自然也就消失了。因此，实际上并没有法文版。
请您相信，亲爱的朋友，当我意识到自己在斗争中对您这样的人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时，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痛苦的了。您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您的旺盛的精力和您的活动使我惊叹不已。古人——好象是埃斯基涅斯——说过：要帮助贫寒的朋友，必须谋取人间的财富！这句话闪烁着多么深刻的人类智慧啊！
就推销书的事我与各方人士接洽的结果，将于最近告诉您。
再见。我妻子要我代向您致最好的祝愿。
您的卡·马·
注释：
[18]帝国流氓是马克思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的讽刺的称呼。
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1859年9月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于1849年6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第12、66、93、254、382、552、614页。
[87]小德意志派主张建立小德意志，即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66、149、264、300、615页。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557]指的是马克思在中断了六个月以后，于1861年9月短时期又恢复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见注7）。——第614页。
[558]指的是约·菲·贝克尔当时正在写的一本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书。该书于1862年出版，标题是《怎样与何时？关于当代的问题和任务的严肃见解》（《Wieundwann?EinernstesWortüberdieFragenundAufgabenderZeit》）。——第61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186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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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
伦敦
[1862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贝尔：
我刚收到乌尔卡尔特邀请参加下星期一举行的群众大会[555]的入场券。
附上的三张入场券中，一张是指定给你的。你也可以凭券带你的朋友去。余下的两张请转交工人协会［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凭券入场可以不拘人数）。
同时，——因为我手头没有协会的地址，——如果你通知那里一声，我由于要参加群众大会不能在星期一去讲演[556]，那你就帮了我的大忙。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555]指的是乌尔卡尔特派由于英法有对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威胁而于1862年1月27日在伦敦组织的群众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大会。——第613页。
[556]约·瓦·维贝尔在1861年12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马克思写文章批判地分析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维尔特的观点和他所出版的鼓吹劳资利害一致的《雇主报》（《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ｇｅｂｅｒ》）的立场。看来，马克思曾想就这个题目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讲演。——第61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路易·瓦托(186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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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易·瓦托
布鲁塞尔
1861年1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之所以对您最近几封信答复得这样迟，是因为每天等您认识的那位夫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的消息。终于有人通知我说，她在几个月以前去意大利了，但是很快就会回到柏林。
如果给拉［注：：看来是指拉康布尔。——编者注］的第一封信没有寄到，那我想是因为地址弄错了。那里把经过南安普顿写成经过直布罗陀。我发现这个错误以后，在第二封信上就改正了。我不只是贴了邮票，而且寄了挂号信。现附上英国邮局的收据。
我寄给您的五十法郎是由德国工人的俱乐部［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募集的。在下次信里我将给您寄上第二批捐款。您收到后，请通知我一下，并把您的小册子［注：：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寄几本来，作为交换。
如果您给我写封信来（这封信我可以寄往柏林），并且在信中指出为……［注：：看来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所必需的资金，那会有好处。我将把它转寄给有关的人。
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注：：指布朗基。——编者注］的命运。
祝好。
卡·马·
注释：
[554]这封信看来是对法国政论家瓦托（德农维耳）博士1861年7月28日和9月27日给马克思的两封信的答复。从瓦托的这两封信中，以及从他6月8日和7月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通讯中主要的话题是关于1861年3月以组织秘密团体的罪名被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布朗基的命运问题（见注188）。在马克思给瓦托博士的信中，找到了第二封。马克思5月18日写的第一封信的内容，可以从瓦托1861年6月8日的回信中看出。瓦托在信中说，布朗基对于德国无产者对他的同情深为感动。瓦托在这同一封信中请求马克思帮助出版关于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第61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186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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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9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表妹：
你应当原谅我今天只给你写这几行。因为我要为自己保留几天以后给你写封“真正的信”的乐趣。现在我只是想通过你的盛情协助了解一下，奥古斯特［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是否终于收到了拉萨尔的著作［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拉萨尔为这事又写信来烦扰我——要知道，他自然把“他的著作”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要求我立即复信，所以我不得不又来找你。如果你尽快地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
顺便提一下。书应当是从曼彻斯特，而不是从伦敦寄给奥古斯特的，不过我得到保证，它已经从曼彻斯特寄往阿姆斯特丹了。当然，如果书“遗失”了，我丝毫也不会介意，因为奥古斯特自然不会因为没有“这部著作”而受到什么损失。但是出于礼貌我应当进行这个调查。
在给我写信时，你当然会友好地同时告诉我，你现在在干什么以及其他的情况，因为你知道，有关你的一切情况我是多么感兴趣。
向你的父亲和全家热情问好。
永远是你的最真诚的崇拜者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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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注：：手稿为：“1862年”。——编者注］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应该原谅我很久没有写信，因为有各种“减轻罪过的情节”。第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能把我的财务料理好（尽管在这方面得到了各种许诺），特别使我遗憾的是，下欠的十英镑还没有能偿还你。
第二，我患极其讨厌的眼炎已经几个星期了（前几天才好转），这严重妨碍了我书写或阅读任何东西。
首先我要感谢你为我恢复国籍而奔忙。我们至少做到了使普鲁士政府声誉扫地，并且使它的所谓大赦［注：：见本卷第144—145页。——编者注］失去意义。我认为，奥·贝克尔的可笑的谋刺行为（从报上看不出他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将大大促使“新纪元”以恐怖告终。
你的著作［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的第二卷我已读完（当我要开始读第一卷的时候，眼病妨碍了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享受。我是从第二卷读起的，因为我对这一主题比较熟悉，但这并不妨碍我以后通览全书。
对我上次信［注：：见本卷第602—603页。——编者注］中匆匆所作的评论，你有些误解，这显然要怪我表达得不好。首先，我理解的“遗嘱自由”不是立遗嘱本身的自由，而是立遗嘱时对家属丝毫不加考虑的自由。这样的遗嘱在英国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了，而且毫无疑问，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从罗马法学中借用来的。英国人在很久以前就不是把根据血统关系的继承当作准则，而是把根据遗嘱的继承当作准则，这可以从下面这种情况看出来，即早在中世纪初期，如果家长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那末他的妻子和孩子只能得到法律所规定的那份遗产，而根据情况把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交与教会。教士们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要是他立遗嘱，那末他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会把一定数量的遗产留给教会。总之，就这方面来说，在中世纪遗嘱无疑具有宗教的意义，立遗嘱不是为了还活着的人，而是为了死人。但是我要提请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在1688年革命以后曾取消了在那以前在家属继承权（这里，我当然不是说封建所有制）方面法律加在遗嘱人身上的限制。毫无疑义，这是适合于自由竞争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的本质的；同样毫无疑义，多少经过修改的罗马法为当代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里的人关于自己的法的观念是同罗马法中的人的观念相一致的（这里，我完全不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即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
你证明罗马遗嘱的袭用最初是（至于照法学家的科学理解，那末现在也还是）建立在曲解上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形式的遗嘱——不管现代法学家据以构想遗嘱的罗马法被曲解成什么样子——是被曲解了的罗马遗嘱。否则，就可以说，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例如，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大家也知道，所有现代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被曲解了的英国宪法上的，而且当作本质的东西接受过来的，恰恰是那些表明英国宪法在衰落、只是现在在形式上勉强还在英国存在着的东西，例如所谓的责任内阁。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
这样的问题，譬如说，英国人在没有罗马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他们的遗嘱（即使它是直接起源于罗马的遗嘱和适应于罗马的形式，但终究不是罗马遗嘱），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要是我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又会怎样呢？譬如说：遗赠（而现代所谓的遗嘱无非是使主要的继承人实质上成为全面的遗赠受领人）[553]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就不能自动产生出来，而同罗马无关吗？或者说，不是产生出遗赠，而是产生出一种仅仅由死者对财产作出的书面的处置就不可能吗？
说希腊的遗嘱是从罗马输入的，我看这点还没有得到证实，虽然十之八九是这样。
你大概知道，对布朗基的判决（这是所有判决中最可耻的判决之一）在第二审级批准了。[188]我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布鲁塞尔朋友［注：：瓦托。——编者注］给我来信。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
我在著作完成时，对布罗克豪斯还要考虑一下［注：：见本卷第589、600页。——编者注］。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把我的手稿拿出去碰过运气。
注释：
[188]1859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的布朗基，于1861年3月在巴黎再次被捕，罪名是组织秘密团体。布朗基在判决前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在那里遭到监狱当局的残酷对待。尽管没有罪证，布朗基于1861年夏天被判四年徒刑，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服刑。1864年布朗基患病，因而转到奈克尔医院，在那里被软禁在单人病房里。1865年他逃跑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住在他朋友瓦托博士那里。一直到1869年大赦以后，布朗基才回到法国。
信里是指瓦托（德农维耳）准备为布朗基案件出版的小册子。该小册子载有揭露波拿巴的警察和司法机关的材料。瓦托请求马克思帮助他编辑和印刷这本小册子。1861年11月，马克思把在德国侨民工人当中为出版这本小册子募集来的钱转寄给了瓦托（见本卷第611页）。——第178、609页。
[553]罗马法中的所谓遗赠，是指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做出的把遗产中的某种权利或利益给予某人的决定。
遗赠受领人指承受遗赠的人。遗嘱的继承人与遗赠受领人的区别，在于继承人是全面的遗赠受领人，因为他不仅继承死者的财产和权利，而且继承其义务。——第60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1861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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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7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表妹：
希望你对我长久不写信不致发生误解。起初，我弄不准该往哪里寄信——往亚琛还是往博默耳。接着开始大忙，而最近两三个星期又患了极其讨厌的眼炎，这就大大限制了我写东西和看书的时间。因此，亲爱的姑娘，如果我承认有罪的话，那也有许多复杂的情况，我相信你作为仁慈的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会加以考虑。不管怎样，如果你认为在这整个期间哪怕有一天我没有想起我亲爱的小朋友的话，那你就大大委屈我了。
我在柏林的事情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你记得，当我在普鲁士首都逗留的时候，霍亨索伦当局似乎作了让步，甚至还给我发了一张为期一年的护照。但是我刚一转身，拉萨尔就很吃惊地接到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的一封信，说由于我“政治上不可靠”，不能给我“恢复国籍”。同时普鲁士政府宣布，所有离开普鲁士十年以上的政治流亡者都已丧失公民权，成了外国人，因而同其他所有外国人一样，只有得到国王恩准才能恢复国籍。换句话说，他们承认了他们的所谓大赦不过是欺骗、伪装和圈套。这是我在柏林逗留期间就竭力迫使他们做的，而这甚至连普鲁士报刊和普鲁士众议院也不能默然容忍。因此，这件事引起了报上的激烈争论和众议院对内阁的质问。这一次，内阁用一些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声明敷衍过去了，但是整个事件大大地促使德国人民对那个被柏林人轻蔑地称作“美男子威廉”的人所宣布的“新纪元”[551]感到失望。拉萨尔以他惯常的顽强精神竭力想制服当局。最初他跑到策德利茨那里，大闹一场，男爵完全慌了手脚，把秘书叫来帮忙。几个星期以后，策德利茨由于柏林群众举行反对他的示威而被撤职，于是拉萨尔去拜访了策德利茨的继任者枢密官文特尔，但是这个“继任者”声称，他的“前任”的决定使他受到约束。最后，拉萨尔抓住内务大臣施韦林伯爵，后者为了摆脱我的代表的强烈抗议，答应把全部问题交给柏林市政府解决，然而这个诺言他未必会实践。至于我，那我至少已经取得了迫使柏林政府摘下自由主义假面具的成果。至于我返回柏林的问题，如果我认为在1862年5月以前需要去那里的话，他们不能阻挠，因为护照已经发给我了。要是我推迟返回，那末也许普鲁士的情况将变得我不需要他们批准了。
一个政府竟会由于害怕个别人而这样吵吵嚷嚷，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来，真是可笑。他们必定是可怕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
同时，我有幸得到法国政府的特别关注。在巴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已经着手出版我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译本，这时德·培尔西尼先生下令禁止他继续出版这个译本。同时所有的巴黎书商都接到了禁止出售德文版《福格特先生》的一般警告。我是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一篇巴黎通讯中才知道这一情况的［注：：见本卷第171页。——编者注］。
我接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封十六页的信。我亲爱的姑娘，学这个榜样吧。她（当然由拉萨尔陪同）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浴场去了。他们将从那里去瑞士，在瑞士住一个月以后去意大利。她感到很烦闷，她认为她很可怜，因为她除了娱乐之外，无所事事。的确，对一个活跃的、精力充沛的、虚荣心又相当重的女人，在卖弄风情的岁月已成过去之后，这种处境是很不妙的。
顺便说一下，我从曼彻斯特给奥古斯特［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寄去了两卷拉萨尔的新的法学著作［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我想知道邮件是否已经寄到。我没有得到雅克［注：：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的任何消息。
亲爱的姑娘，我想我的妻子和女儿们今年不会有机会到博默耳去看望你们，因为医生认为夏季的海水浴是她能用以消除她去年秋季患的那场可怕疾病［注：：见本卷第111—117页。——编者注］的余毒的最好办法。另一方面，希望你不要忘却你来伦敦的诺言，我们全家将很愉快地接待你。至于我，不必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事了。
我亲爱的小迷人精，希望你不要过于严厉，而要象一个好基督教徒那样，不对我的沉默太久进行报复，很快就给我来信。
请代我问候你父亲、我的朋友“小耶特”［注：：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医生［注：：阿·范·安罗伊。——编者注］、弗里茨表兄弟及全家人。
永远是你的最真诚的崇拜者卡尔·马克思
谋刺普鲁士陛下——也就是美男子威廉——的消息使我十分惊讶。[552]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杀一头没有头脑的蠢驴呢？
注释：
[551]指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是普鲁士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1858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政。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巩固普鲁士君主制度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由此产生的六十年代初的宪制冲突（见注167）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上台，结束了这个“新纪元”。——第604页。
[552]1861年7月14日，大学生奥斯卡尔·贝克尔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逗留巴登－巴登期间对他谋刺，没有得到成功。——第60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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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6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请你将附上的信转交伯爵夫人。
你的书［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收到了，它是前几天寄到的，谢谢（相应的那几本我已立即转寄给曼彻斯特）。我从末尾，从皮拉斯基人的历史读起，然后再转到开头谈继承权的地方，现已读到第215页。这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但是我只有在全书读完以后才能对它评论，提出某种意见等等。这里只顺便提一下：在印度收养子女是[继承的]主要方式。英国的法经历了跟法国的法恰恰相反的道路。绝对的遗嘱自由（根据这种自由，没有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佬有义务给自己的家属哪怕遗留下一文钱）是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确立的，是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英国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此，绝对的遗嘱自由以及一般遗嘱——如果撇开它的地道的罗马起源等等不谈——看来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也具有不依赖于神话等等的独立的根源。
很遗憾，我接到德国的来信说，十英镑到月底才能转寄给你。那时以前，我要指望你的外交才能。你知道，听说我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在给我的即将到期的期票付款之后，对其余约定的款项又要拖延几个月支付，我是多么惊奇而又不愉快。然而对此不禁又感到可笑——这真是地道荷兰式的做法。
即使我不能恢复国籍，也还很难说我不会以“外国人”的身分凭我的护照携带家眷来柏林过冬。
祝好。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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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5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已给在德国的一个朋友［注：：济贝耳。——编者注］写了信，希望他最迟过一个星期就把下欠的十英镑（六十七塔勒）寄给你。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不愉快，但问题是，我的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正象这种老头常有的那样，虽然一般是实践自己的诺言的，但总还是给我制造一些麻烦。
我给美国写的通讯［注：：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编者注］，由于那里的情况暂时完全停止刊登了，一直要停到欧洲问题在大洋彼岸重新引起兴趣时为止。
在巴黎，由于美国的危机，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在里昂也一样。
所有的英国官方报刊自然都支持奴隶主。正是这些先生们，曾以他们反对奴隶贸易的慈善言论使全世界都听得发腻。但是棉花啊，棉花！
恩格斯来这里作客三天[179]。他目前还不准备迁居。如果他那么做，他就必须放弃职位，违反合同，损失一大笔钱。他说只有到决定性时刻才会那么做，不然，也许过三个月以后会落入普鲁士司法机关之手，对谁都没有好处。他认为，办报还不是时候。他非常感谢你的军事地图集。
在你转寄给伯爵夫人的那封信[550]里，我已把波拿巴如何无耻地对待布朗基的情况以及这整个案件的情况比较详细、比较确切地告诉了她。［注：：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她大概告诉你了。请代我向她衷心问好。希望她恢复健康。
很想听到你同普鲁士政府谈判的详细情况。感谢你为我热心奔走。
为了排遣我因各方面不安定的情况而引起的恶劣情绪，我正在阅读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者注］。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179]恩格斯是1861年5月20日左右到伦敦的，在马克思那里住到5月23日。马克思把他去德国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恩格斯。——第171、601页。
[550]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信没有找到。从哈茨费尔特1861年6月14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请她协助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关于布朗基在监禁中所处的艰苦条件以及关于为出版介绍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而提供资金援助的消息。马克思还曾设想再组织一批关于布朗基案件的文章。在德国女作家阿辛格的帮助下，关于布朗基的材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报纸上发表了。——第60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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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5月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撒路：
经过种种不幸［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卷。——编者注］。我在旅行期间没有写信（在伦敦这里，在最初一个星期，我必须对我的鹿特丹的表兄弟［注：：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扮演安斐特里昂的角色），这要怪伯爵夫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她答应过我，在扎耳特博默耳我将得到她的相片和她的信。既然两者都落空，那我就坚决行使报复权，我也不写了。何况我在博默耳根本没有空闲时间。一方面我要同我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办理事情，另一方面又要向我表妹［注：：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献殷勤。先生，你明白，这样一来就顾不上写信了。在特利尔逗留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我母亲销毁了一些旧借据。此外，老太婆的机智及其坚定的平稳性格引起了我的兴趣。
现在谈谈钱的问题。暂且寄给你二十英镑；十英镑以后再还。情况是这样：我表舅给了我一百五十英镑现款，用来偿付5月初到期的期票。他答应过几星期以后再给我往伦敦寄一张新的期票。因此附上的二十英镑，以及少量用于家庭开支的钱，还有为了偿付德国一些零星债务所必需的钱，我是暂时向我的表兄弟借的。但是，如果我下欠的十英镑你马上需要的话，那就赶快告诉我。
我未能象最初打算的那样去曼彻斯特，因为我的鹿特丹的表兄弟决定紧跟着我来伦敦。借口是，他对同我进行政治讨论很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他是想同他的许多表姊妹认识一下。前天我写信给恩格斯谈了办报的计划［注：：见本卷第163—164页。——编者注］，大概过几天就会收到他的回信。由于美国的事件，很可能，即使办报的事毫无结果，我还是要迁居柏林半年，或更久一些。当然，这只有在我争取到恢复国籍时才行。我不能否认，伦敦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虽然我在这个大巢穴里几乎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
顺便说说。布朗基还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巴黎），在那里根据侦查员的指令，他在肉体上遭到宪兵等的残酷折磨。他是利用大赦的机会，以一个商人代办的身分从这里去巴黎的，毫无阴谋计划可言。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下流报刊都企图封锁这整个案件。我已同深知案件始末的西蒙·贝尔纳约定在本星期六会晤，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可能同厄内斯特·琼斯一起，举行公众集会，抗议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我同贝尔纳交换意见并弄清案件的详细情况之后，将立即通知伯爵夫人。但是我请求你不论通过什么途径立即在布勒斯劳的报纸上刊登一则关于这个阴谋的简讯。你知道，德国报纸是互相转载材料的。
现在从悲剧转到悲喜剧：你有没有在报上看到日内瓦工人在大白天打了法济的耳光？
科苏特在诉讼期间在这里表现得极可鄙。起初，他在他的affidavits［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的效力。——编者注］等中大话连篇，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却变得低声下气和卑躬屈节，怯懦和畏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动机的任何革命性，这样一来，他就由于自己的愚蠢行为而使原先对这种传奇剧演员抱有好感的公众不再对他表示同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议会就麦克唐纳案件[186]进行的辩论？帕麦斯顿针对普鲁士的挑衅性演说，实质上只是为了消除（施莱尼茨提出的）英普同盟的主张。这里追求的是什么目的，甚至向你暗示都是多余的，因为你知道这事的经过。
托比·梅因在汉堡《自由射手》上一篇发自柏林的通讯[549]中写了关于我在柏林逗留的非常奇怪的消息。首先，说什么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向我提供了两万塔勒用来创办一家报纸。其次，似乎我曾妄想利用《福格特先生》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然而大失所望。最后，说我在绝望中把这件事情放弃了，“因为无论哪一个著作家”都不愿“同我打交道”。干得多巧妙，托比！
关于洛贝尔图斯的著作［注：：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编者注］，它的倾向是完全值得赞扬的。至于其他方面，则好的地方不新，新的地方不好。然而罗雪尔是教授式学识渊博的真正代表。如傅立叶所说的是假科学。
不要忘了同布罗克豪斯［注：：见本卷第589页。——编者注］商谈一下。将有十到二十印张——我决不能预先估计好篇幅。
而现在，亲爱的，我应当在最后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那么亲切友好地接待我和留我住宿，并且忍受了我的礼貌欠周的行为。你是知道的，我满脑袋是操心事，此外我又有肝病。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猴子是不笑的，因此，我们就显得是至善至美的佛陀了。
附上两张小相片，一张给伯爵夫人，请代我向她致最良好的祝愿，另一张给你。
祝好。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186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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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5月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表舅：
首先，应对你再次向我表示极亲切的感情和在你家里给予我殷勤招待，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为了避免阿谀的嫌疑，我只顺便提一下，同你这样有阅历的人交往给我带来了多么异乎寻常的乐趣，你一方面是那么人道、公允和独特地看待世事，另一方面又完全保持了青年人的热情和火气。
我离开博默耳以后的旅行完全照原计划进行。我在鹿特丹的码头上遇见了雅克［注：：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同他闲谈了几小时，随后，就在当天，急忙赶到阿姆斯特丹，第二天在那里很快就办完了事情。奥古斯特［注：：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和他的一家（这一次因从鹿特丹来了他的内侄女，他家里的人增多了）都很愉快和健康。奥古斯特还特别委托我回到鹿特丹以后稍稍激励一下雅克先生，他多少有点“厌世”，他之所以有这种毛病，不过是因为他和绝大多数人不同，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而且在政治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使他自己满意的坚定的观点。我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晚上九点半到达鹿特丹，而且必须在第二天（星期日）早上七点再搭乘开往伦敦的轮船。在我和雅克一起度过的短时间里，当然不可能答复他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甚至也不可能简略地分析他所提到的要点。因此雅克决定先同他的雇主们交换意见以后，再继续在伦敦进行讨论。我于星期一到达世界首都，看到全家都很健康愉快。雅克于上星期三突然来到我们这里，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于昨天早晨又离开我们了，尽管我们想留他在这里多住些日子。我们约定互相进行政治性的通信。
亲爱的表舅，你记得吗，我经常和你开玩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培育大大落后于畜牧业。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全家，因此应当宣布你是培育人的能手。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家庭。你所有的孩子都有独特的性格，彼此各不相同，每一个都有特别的才智，而且个个都同样受到广泛的教育。
在伦敦这里，对美国的事变进程表现出极大的惊慌。不仅分离州，而且某些中部州或边界州都采取了暴力行动（人们还担心，所有八个边界州，即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北卡罗莱纳、田纳西、阿肯色、马里兰和德拉韦，都会投向脱离派方面），这些暴力行动使任何妥协都不可能了。毫无疑问，在斗争初期，南部会占优势，那里无产的白人冒险分子阶级成为作战的民军取之不尽的源泉。最后当然将由北部获胜，因为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出最后一张牌——奴隶革命。对北部来说，很大的困难是如何把军队调到南部去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季节，即使毫无阻碍，每天行军十五英里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应当攻击的最近地点查理斯顿距华盛顿544英里，距费拉得尔菲亚681英里，距纽约771英里，距波士顿994英里，而后三个城市是对付南部的主要作战基地。蒙哥马利（脱离派国会194的开会地点）距离这些地方相应地为910英里、1050英里、1130英里和1350英里。因此，我觉得陆上进军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北军进攻的部队利用铁路，那就只会使铁路遭到破坏。）这样，就只有走海路和进行海战了，但是这很容易引起同外国列强的纠纷。今晚英国政府将在下院发表声明，在这样的形势下它打算采取什么立场。
美国的事件自然使我个人遭到很大损失，因为大西洋彼岸的报纸读者现在除了他们本国的事情以外，对什么都不闻不问。不过我收到了维也纳《新闻报》提出的很有利的建议［注：：见本卷第161页。——编者注］，一等某些还可疑的地方向我解释清楚，我就要接受。我得从伦敦给它写稿。我妻子特别反对迁居柏林，还因为她不愿意把我们的几个女儿弄到哈茨费尔特的圈子里去，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使她们完全不同这个圈子接触。拉萨尔今天寄来一封非常友好的信。他还没有收到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关于我的恢复国籍问题的任何新的通知。据拉萨尔给我的信说，警察局和公众之间的冲突当前在柏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和我全家向你和你全家热情问好。
忠实于你的外甥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1861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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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
曼彻斯特
[草稿]
[1861年5月3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致席勒协会理事会[546]
谨作为附件一寄上前些时候转交给我的图书管理员来信的抄本。我曾冒昧地就该信的措辞向施特塞尔先生提出某些意见，但不出所料，他回答我说，这封信不过是照理事会文学部规定的格式写的。
因此，我现在不得不向理事会提出有关的意见，但首先应当强调指出，这些意见丝毫不涉及信的内容本身。对信的内容，即要求严格遵守规定的图书借阅期限，逾期要“罚款”，总之要求遵守协会的规章制度——当然每个人都会同意。这里说的只是这个文件所用的语气。这种语气同有教养的人们之间通信时通常用的语气截然不同，而我，应当承认，不习惯于收受此类信件。施特塞尔先生也承认，对这种说得轻点是粗暴的方式感到惊奇的，我不是头一个。
的确，当我读完这篇作品的时候，感到好象突然回到了祖国。我觉得好象手里拿着的不是席勒协会图书管理员的信，而是德国某个警官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纠正某种过错，否则严加惩处的绝对命令。向我送达这一要求的职员身上那套通常看来是那么无害的制服，这次也使得我的错觉更加逼真了。
因此，我决定再重读一遍1859年11月12日仿佛是作为正在成立的席勒协会的纲领而发表的宣言。同上述图书管理员的信对照起来看，这个纲领就显得很别致。其中写道，席勒协会应当致力于：
“使年青的德国人……立即感到自己在这里象在家里一样……感到在道义上和精神上受到‘较好的关怀和爱护’……而主要的是使他在回到祖国时不感到自己同祖国疏远”。
毫无疑问，这种公文中的官腔完全是用来使收件人立即感到自己是在家乡的土地上，而且不得不相信，他将象在自己的祖国，即在亲爱的宗法式的警察国家、这个保护和收养幼儿的巨大机构里那样好地受到“关怀和爱护”，如果不是“较好”的话。只要这种公文盛行一天，当然就不用担心席勒协会的某个会员会感到自己同祖国疏远。如果协会的某个会员例外地在祖国没有机会领略过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和当局的官腔，那末，席勒协会在这方面显然能使他大受教益。看来必须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包含在纲领里的如下诺言，即席勒协会将促使
“在已经比较成熟的年龄返回祖国的人们，除了德国语言和德国教育之外，同时还保持作为德国人和德国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的能力，甚至使这种品质得到更大的发展”。
当然，很多会员未必料到过，“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为培养这种精神，席勒协会应当成为统一的中心），除了别的以外，还包含有官僚主义精神，这种官僚主义精神可惜在祖国还几乎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力，但是整个德国正在同它进行斗争，而且恰恰现在正在对它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种直接命令的语气，这种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命令的绝对要求，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如果在这同时威胁你的不是两星期饱尝铁窗风味的拘留，而是半克朗的可怕罚款，那末它们又是很可笑的。
席勒协会会员不仅有德国人，而且有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这种语气在他们听起来决不可能“象在祖国一样”。请问，这些会员收到这种命令的时候，他们对“德意志精神”会怎么看呢？
由于偶然的巧合，目前我是这里另外一个协会[547]的文学部的成员，这个部没有图书管理员，因此我本人就不得不经常给协会会员寄类似的通知。附录二[548]是通常写这种通知的式样。我决不妄想使这种格式成为范例，但是它也许能使您们相信，不必损害有教养的人们的互相尊重，也可以取得同样结果。
我再重复一遍，办事严格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协会会员也有权要求对他们态度温和。文学部的铁拳应该落到每个有过错的人头上，但是希望它戴上丝绒手套。所以我请求理事会关心一下，使文学部给协会会员的正式通信不要采取德国行政机构给下属下命令的格式，而要采取有教养的人之间通信的格式。
注释：
[546]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没有参加协会，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第592、620页。
[547]看来是指联合文人、学者的俱乐部“雅典神殿”，这样的俱乐部在伦敦、曼彻斯特和英国其他一些城市都有。——第594页。
[548]恩格斯信中所说的附录二没有找到。——第5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186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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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4月13日于爱北斐特
南尼达小姐
我亲爱的表妹：
我从柏林寄出的一封信［注：：见本卷第584—586页。——编者注］，料想你已经收到，尽管你是那样残忍，连一句话都不赏给自己的崇拜者。请问我的忍心的小妖精，你怎样能证明这种行为是对的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受到一大群庸人的包围，数不清的迂腐的美女和讨厌的女学究想方设法要把我变成一头驴子？你知道，古代的瑟西把乌利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而这些现代的瑟西们实在文明，竟想把人变成驴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你就没有责任来搭救我吗？你小心我报复，我会同Waradje［注：：这个废弃不用的荷兰字《waaràtje》（“真是如此”），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小说《映画镜》中一个人物的用语。这里大概是指牧师罗德黑岑。——编者注］一起搞阴谋来破坏你那宁静的心境。
“到亲爱的祖国去”［注：：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二场。——编者注］——是句很好的名言，但是我可以完全信赖地告诉你，德国这个国度美妙得最好不要在那里生活。至于我，要是我完全自由，而且又没有某种可以称作“政治良心”的东西驱使我，那我决不会离开英国而去德国，更不会去普鲁士，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去这个可怕的柏林，不管它有什么“沙土”[545]、“教育”和“最聪明的人”。
在柏林，凡是有点血气，因而可能感到沮丧的人，当然都非常渴望有人同他们共患难。如果把完全笼罩着这个城市的苦闷，分给更多的人来承担，那末每一个人就有希望分担得少一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这个拉萨尔的埃吉丽亚，费尽心机要延长我在愚蠢的军阀制度的首都逗留的时间。昨天她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们之间有这么一段轻佻的谈话：
她：“只要一有可能，您就离开柏林，您是这样来答谢我们对您的友情吗？”
我：“完全相反。我把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时间延长得超过了预定的期限，正是由于您的殷勤使我舍不得离开这个撒哈拉。”
她：“那我要更加殷勤些。”
我：“那我就别无他法，只好逃跑了。不然我就再也不能回到伦敦，而天职在召唤我回去。”
她：“这是对一个女人的极好的恭维：她的殷勤竟至于把您赶跑！”
我：“您不是柏林。如果您想向我证明您的殷勤是真挚的，那就跟我一起逃跑吧。”
她：“但是我怕您在头一个站就要把我扔下了。”
我：“我不能完全担保不在最近一站‘离别姑娘’［注：：套用古爱尔兰歌曲的叠句：“同我离别了的姑娘”（《ThegirlIleftbehindme》）。——编者注］。您知道，提修斯同希腊的美人［注：：阿莉阿德尼。——编者注］逃跑后，在一个什么地方把她扔下了，这时巴考士神立即从奥林帕斯山降下，把被抛弃的美人抱在怀里，带到了一个永远欢乐的住处。因此，我不怀疑，有一个神已经在柏林外面的头一个火车站等候着您，如果我使您失去这样一次约会，那我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人了。”
好了，逗趣得够了。说实在的，我一想到很快又能看到你和在博默耳的全家人，就感到非常幸福。代我向你的“情敌”［注：：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问好，请告诉她，最深厚的感情是最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她正是应该这样来理解我的沉默，理解我直到现在还保持着的尊敬的沉默。
我的小迷人精，再见了，不要完全忘了你的漫游的骑士。
卡尔·马克思
注释：
[545]柏林位于沙土壤很多的勃兰登堡省的中央。——第59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86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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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门
1861年4月2日[于柏林]
亲爱的济贝耳：
今天收到一封阿姆斯特丹的来信，带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我的主要经济困难（关系到好几百英镑）将得到解决。我的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他管理我母亲的财产）基本上已经同意。这样我就消除了主要的忧虑。至于我写信给你说的次要的一点，那就要靠你了。
我在这里无聊得象条哈巴狗。人家象对待沙龙里的狮子那样对待我，我不得不同许多专事卖弄“聪明”的男男女女见面。这是很可怕的。我之所以在这里耽搁（希望不超过一个星期），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愿在我迫使普鲁士政府承认恢复我的国籍以前就离开。（乍看起来，政府没有对我进行任何阻挠，但是却竭力把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去爱北斐特将只停留一天。请立即写信告诉我，从爱北斐特乘车去亚琛要走多久，因为在亚琛我有约会。
我的《政治经济学》第二部分[25]决定不给敦克尔出版，而给布罗克豪斯出版（布罗克豪斯还不知道，但是有可靠的办法使他同意）。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86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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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门
1861年3月28日于柏林
来信请寄：贝尔维街13号斐·拉萨尔博士（给我的信另套信封装入）
亲爱的济贝耳：
我旅行的秘密大概使你有些莫名其妙，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美国的危机，我参加撰稿的《美国百科全书》［注：：《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完全停止出版了。我给《论坛报》撰稿（我的主要收入来源）要停止到4月底，而在4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撰稿数量要减少一半（《论坛报》暂时辞退了所有的驻欧洲通讯员，只有我作为例外）。此外，还添上两件倒霉的事：《福格特先生》加上诉讼[9]以及其他费用花了我几乎一百英镑，再就是我妻子非常不幸，得了天花（尽管种过两次牛痘）；在她持续两个月的患病期间，由于孩子们不能住在家里，我必须维持两个家的开销。
因此，必须另找收入来源。党内的同志们还在这以前就向我建议，从秋天起在这里办一家报纸。这就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详情下次写信再谈。
然而我在柏林（我不准备在此久留）陷入了很困难的境地。如果你能借给我一百到一百五十塔勒，那就太感谢了。
在我去英国之前，无论如何想同你见见面，顺便谈谈报纸的计划（为此已经筹到两万塔勒）。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给我来信，告诉我最好在爱北斐特哪一家旅馆住一昼夜。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9]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Prozessgegendie《Allgemeine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1859年12月出版，而在1860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1860年1月22日和25日第37号和第41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2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写书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年2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贝尔（见本卷第437—443、446—448和454—475页）。
但是，在1860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年11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8、11、17、430、438、533、58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186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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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3月24日于柏林贝尔维街13号（来信请寄：斐·拉萨尔博士）
亲爱的表妹：
对你亲切的来信，不胜感激，它的唯一不足之处是太简短了，自然你是照英国规矩行事，把最好的东西放进了最小的容器。
我于上星期日（3月17日［注：：原文为：“3月18日”。——编者注］）上午七时到达柏林。我这次旅行，除了在奥伯豪森这个极其无聊的小地方耽搁六个半小时以外，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拉萨尔住在柏林一条最繁华的大街上的一所华丽的住宅里，他为了招待我准备得很周到，给了我最友好的接待。最初几个小时我们在闲谈中度过，休息了一会，吃了点茶点，使我消除了旅途的疲劳，随后拉萨尔立即领我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住宅去，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位伯爵夫人每天下午四点在他那里用午餐，晚上同他在一起消磨。我发现她的头发还是象从前那样“金黄”，眼睛还是那样蔚蓝，至于脸的其余部分，我看到深深印在那里的字样：二十加二十等于五十七。满脸全是“造物者留下的”皱纹，两腮和下颏所显露的丰满，象煤矿床一样，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等等。至于她的眉毛，一下子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不但没有变坏，反而变得更好，以致人工远远超过了天赋。后来，我作了全面的观察，发现她是非常擅长化装术的，她善于从她的化装盒里找出她的血液不再具有的色泽。总之，她使我想起了某些希腊雕像，胸部还很优美，但是头部却因岁月的变迁而受到残酷的“剥蚀”。不过，说句公道话，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是女学究，很有天赋，而且很活泼，对革命运动有强烈的兴趣，而又具有贵族式的落拓作风，远远胜过专事卖弄聪明的女人的忸怩作态。
星期一，我的朋友拉萨尔替我写了给普鲁士警察局长的关于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544]。星期二，拉萨尔，这个非常勇敢的人，亲自把申请书送给了冯·策德利茨先生（警察总监、容克党徒和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的代理人），他时而威胁，时而奉承——策德利茨把这次越过下属机构直接向他申请，看作是对他本人的尊重——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政府报纸《普鲁士报》报道了我回到“祖国”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接到关于恢复我国籍的正式答复。
星期二晚上，拉萨尔和伯爵夫人领我去柏林剧院，那里在上演一个柏林喜剧［注：：古·弗莱塔格《新闻界人士》。——编者注］，充满普鲁士的自我吹嘘。总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星期三晚上，他们一定要我去歌剧院看芭蕾舞演出。我们有自己的包厢，它紧挨着——说来可怕——国王的“包厢”。这种芭蕾舞是柏林所特有的。它不象在巴黎或在伦敦那样是幕间剧或歌剧的结尾，而是演了整整一个晚上，分为好几幕，等等。演员不讲一句话，一切通过面部表情来表现，真是枯燥得要命。但是布景很出色，例如，你看到从利伏诺到那不勒斯的海上旅行；海洋、群山、海岸、城市等等，一切都仿造得象照相一样真实。
星期四，拉萨尔设午宴欢迎我回国，邀请了男女宾客。在知名人士中有冯·普富尔老将军、“战事画家”布莱布特罗伊、宫廷顾问费尔斯特（有名的普鲁士历史编纂学家，以前曾被称为“宫廷蛊惑者”，因为他是已故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的挚友）等等。宫廷顾问费尔斯特为欢迎鄙人致了祝酒词。让我坐在伯爵夫人和柳德米拉·阿辛格小姐之间，后者是万哈根·冯·恩赛的外甥女，又是万哈根和洪堡通讯集［注：：《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编者注］的出版者。这位对我热情洋溢的小姐，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一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面孔，非常突出的尖细的鼻子，永远微笑着，咧着嘴，说话常用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装得非常热情，在忘乎所以时对你口沫飞溅。今天我勉为其难地去拜访这个小怪物，我对她非常审慎和冷淡，并且通过我的朋友拉萨尔向她示意：吸引力对我总是向离心方向起作用，当我非常赞赏一个人的时候，我往往是竭力躲开他。
这里的事态对执政当局很不妙。普鲁士的财政出现赤字，而一切旧的政党正处于解体的过程。在最近几个月众议院要重新选举，很可能在众议院的改选过程中，国家会发生很大的动荡。我的朋友拉萨尔认为，那时候可能是在普鲁士首都这里出版报纸的适当时机，但是我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决定。由于必须等待当局对我的申请书的正式答复，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可能比原来设想的要长一些。
亲爱的姑娘，你瞧，我在不多几天里看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可以相信，我总是想再去博默耳。
向你、你的父亲和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始终是你的忠诚的崇拜者卡尔·马克思
注释：
[5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67页。——第58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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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3月7日于荷兰扎耳特博默耳（来信请寄给莱·菲力浦斯）
亲爱的拉萨尔：
我早先已经写信跟你说过，我打算从这里到柏林去，以便亲自同你谈谈我们在写作和政治方面可以共同进行的事情，尤其是想同你见见面。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关于下面这个问题的非常确切的情况。我除了在1849年被驱逐出境[541]时发给我的那个法国旧护照以外，没有别的护照。我很讨厌去找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也不愿意改入英国籍（象弗莱里格拉特、布赫尔、戚美尔曼等人所做的那样），拿着英国护照旅行。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1845年，普鲁士政府在比利时迫害我的时候[542]，我通过我的姐夫［注：：威廉·罗伯特·施马尔豪森。——编者注］从普鲁士领到了侨居证书。1849年，大家都知道，我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借口是我不再是普鲁士臣民。但是根据法律，凡侨居国外十年的才不再是普鲁士“臣民”。我从未加入过外国籍。其次，根据1848年预备议会的决议，即德国各邦政府在选举法兰克福议会时所遵循的决议[543]，一切侨民，甚至象福格特等已经入了外国籍的人，都能要求恢复德国公民权，并能在各地当选议员。我根据这一点在1848年曾要求恢复我的普鲁士公民权。当时的普鲁士内阁拒绝了我这个要求，但是他们也只是在革命失败以后才敢把我当作外国人来对待。
实际上这个问题目前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在于我能不能顺利到达柏林。只要能越过国界，在柏林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但是在外省风险就大些。
你知道，我想在这里依靠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他管理我母亲的财产，过去他经常从我该继承的遗产份额中支给我大笔的钱）把我的混乱的财务整顿一下。这个人很吝啬，但是他对我的创作活动很引以为荣。因此，你在给我的信里请提一下我最近那本驳斥福格特的著作的成就（lucusanonlucendo［注：：直译是：“森林来源于不亮”。在拉丁文中，《lucus》（“森林”）一词的词根是《luc》（“发亮”）。这个成语说明自相矛盾或不可信的事物。——译者注］），以及共同出版报纸的计划等，总之，你要把信写得我能够“可以信赖地”拿给表舅看。同时不要忘了告诉我某些政治方面的情况。就这样说定了，好吗？！
衷心问候你和伯爵夫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你的卡·马克思
（扎耳特博默耳在尼姆韦根［注：：荷兰称作：奈梅根。——编者注］附近。我想你不知道这个地名。的确，它是因为最近的水灾才闻名的。）
所有的德国报刊正象对我以前的一些著作那样，也以沉默的阴谋来对付我最近的这部著作［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过誉，虽然它很影响书的销路。希望你的健康已见好转。
注释：
[541]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巴黎的行动失败以后，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开始受到镇压。1849年7月19日法国当局通知马克思，要把他从巴黎驱逐到摩尔比安——布列塔尼的一个有害健康的沼泽地。因此，马克思决定侨居英国，住在伦敦。1849年8月24日马克思离开了巴黎。——第582页。
[542]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基佐政府驱逐出法国以后迁往布鲁塞尔。但是普鲁士政府于1845年12月要求比利时政府把马克思作为普鲁士臣民从比利时驱逐出境。由于这些迫害，马克思被迫申请退出普鲁士国籍。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一文，以及《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51—454页；第15卷第672—679页）。——第582页。
[543]1848年的预备议会是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各邦社会人士的会议。会议组织了一个五十人委员会，它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
法兰克福议会是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其目的是制定全德宪法。1849年夏议会停止了活动。——第58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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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门
1861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我本来要立即答复你的亲切的来信，但是由于艾米尔［注：：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一来，日常事务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回信就完全写不成了。昨天早晨他已经走了，想必今晚就可以到达恩格耳斯基尔亨。亲爱的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会由于事务上的问题生弟弟们的气；这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被迫自行放弃父亲的企业，使我感到很不愉快，而且，我认为是属于我的那种权利，在与此毫无关系的种种借口下被轻易地剥夺，而要求我同意又好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注：：见本卷第577—579页。——编者注］，这也不能不使我深感不快。我不想说事情现在就不那么好；也许甚至比我的意见得到考虑的情况下还要好些。但是这一点恰好谁也没有设法向我说明，而且你也不能否认，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我签署文书，对我未免太过分了。不过，现在这事已经结束了，你可以相信我对无论哪一个弟弟都不会有丝毫的抱怨。我们以后还经常需要互相照顾，况且，你也知道，我根本不是那种一味抱怨人家不识好歹的人。我相信艾米尔不会觉得我有什么不愉快，更不用说对他有什么恼怒，而且他也不可能感觉到，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容忍了这一切，而且只希望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给所有四个人都带来很好的收入。因此，亲爱的妈妈，不要烦恼。对我来说，这事已经完完全全结束了，甚至我签署协议时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也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已经彻底消除和淡忘了。我想过，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有些不愉快而已，而你在谈判期间所经受的不愉快，必定比我多得多，深得多；我高兴的是我能够大笔一挥就把这一切作个了结。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是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
我大体生活得不坏。艾米尔在这里过得很好，他会告诉你，我们同哥特弗利德［注：：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的事几乎已经结束，因而连这个问题也终于解决了。好啦，再见吧，祝你健康，多加保重，并请代我衷心问候海尔曼以及鲁道夫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
热爱你的儿子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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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注：：见本卷第575—576页。——编者注］以后，没有如愿接着再写第二封，因为在这时发生了危机——货币危机。德纳自纽约来信说，他们（《论坛报》）辞退了他们所有的驻欧洲通讯员，只留下了我一个，但是：（1）《百科全书》［注：：《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暂时停止出版，（2）我撰稿暂停六个星期，最后，（3）此后我每星期少写一篇。
由于这些情况以及妻子治病的花费，我必须到荷兰我表舅菲力浦斯那里去一趟，以便整顿一下我的财务。因为我需要路费，所以在你名下开了一张为期六周的二十英镑（大约三十四塔勒）的期票。我将在到期以前从荷兰寄给你这笔钱，或者我自己把它带往柏林，因为我也可能去那里。我要是能越过（如果我是卡尔·海因岑——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540]——我就会说迈过）荷兰国境而进入德国国土的话，那我当然会作为旅行者来的。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540]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是德国一首同名歌曲中的人物，这首歌是对十六世纪的所谓粗俗文学的民间讽刺性的摹拟作。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把海因岑的政论文章比作这种文学作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2—356页）。——第58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186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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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门
1861年2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七份签了字的契约寄还，第八份留在我这里。[539]应当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很难决定走这一步。肯定能留给我们的父亲的企业就只有这一家，要我自己放弃它，心里很难过，况且，我认为这样随便地放弃，并没有足够的根据或理由。我认为对这个企业我也有一份权利，我的弟弟们［注：：海尔曼·恩格斯，艾米尔·恩格斯和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无权要求我无缘无故为他们的利益而放弃我的权利。我的要求是绝对合理的，而且我又是非常及时地提了出来，以便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被考虑进去。当艾·布兰克在这里的时候，他承认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以后，什么也没有通知我，只是当其余的人把一切都已商量好了，才要求我同意放弃自己的意见，作为说明的一些理由（在艾米尔［注：：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的信中），也许带有非常务实的性质，但是这种理由我是无论如何决不会提出来对付自己的弟弟们的。留给我的唯一慰藉只是艾米尔的保证，即他艾米尔确信哥特弗利德·欧门决不会破坏他同我订的契约。但是他的这种信念被我们的律师否定了，律师曾不止一次地对艾米尔说过，契约本身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合法的保障。弟弟们得到的是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而我得到的却是艾米尔的“信念”。
亲爱的妈妈，为了你，我克制住了这一切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使我让你在晚年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伤。我以为，无论是我在你那里时[64]的表现或是我的信件，都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丝毫没有阻碍达成某种协议的意图，相反我愿意作出牺牲顺着你的愿望来解决一切。因此我也不多说什么，就签署了这个文件。我决不让这样的问题再来烦扰你，惊动你。我不会为此生弟弟们的气，只要他们以后不是逼得我非提不可，我甚至不愿意再对他们提起这件事。我认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我也不打算夸耀我认为我所作的牺牲。不过我应当坦率地告诉你，我在这件事上主要考虑的是什么；自然，我根本没有设想你能使事情解决得对我更有好处一些。相反，我知道在每次谈判的时候，你也总是想到了我，并且为我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
问题解决了，事情就算结束了。你任何时候也不会再听到我对这件事的意见，自然，要是艾米尔到这里来，我一定象往常那样尽我兄弟之谊。尽管我同他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在这里的时候对我的利益是很关心的。
睡衣已经收到，来得正好，因为天又冷了。但是红色的镶条有些不合这里的风尚。我还有一只会捕鼠的小狗，它现在成了我家里的伙伴。
希望你感冒已经痊愈，并且希望，摆脱与遗产有关的一切忧虑会对你产生良好的作用。而济克［注：：指济克河岸上的一块地段。——编者注］应当尽可能买下来！
衷心问候海尔曼、鲁道夫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
热爱你的儿子弗里德里希
注释：
[64]恩格斯由于父亲去世，从1860年3月23日至4月6日在巴门。——第44、578页。
[539]1860年3月恩格斯的父亲去世以后，兄弟们向恩格斯提出，要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放弃对他父亲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的权利。提出这个决定的理由之一是，恩格斯从1849年起居住在国外。对恩格斯的补偿则为：拨出一万英镑来巩固他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使恩格斯能够在以后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但是英国法律使公司合伙人的权利在本人死亡以后很难转让给他的继承人，因而兄弟们的建议损害了恩格斯的继承权。恩格斯在1864年才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关于这点，见注395）。——第57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6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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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1年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已同恩格斯谈好，那三十英镑你随时都能收到，而你垫付的费用，在得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能还给你。因此不必去找裁缝了，请你告诉恩格斯，他应当在什么时候寄钱。［注：：见本卷第152和154页。——编者注］
我必须亲自去荷兰一趟，否则我无法度过目前的危机。请费神向你熟识的某个商人打听一下，在荷兰关于护照的情况怎样？是否一定要有护照？《论坛报》的“卑劣做法”［注：：见本卷第148和152页。——编者注］，再加上其他倒霉的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更加恼火，是因为这使我不能遵照医生的嘱咐为恢复我妻子的健康而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尽管我不属于“德国的受难者”之列，而且总是对这类人抱敌对态度，然而我认为我已饱尝了流亡的苦楚。
除了拉萨尔的建议以外，德国其他两个地方也建议我写政论。但是我以为——你大概也同意我的意见——风暴还没有临近到现在就接受这种建议的程度。
祝好。
你的卡·马·
你要是把发表在《评论》［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上的恩格斯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注：：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同阿尔诺德向你撒的谎对比一下，那你就能看出，卢格这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骗子。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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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今天信写得很仓促，甚至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西蒂区写的。最近就会给你一封答复你的全部问题的详尽的信。首先感谢你寄来的东西。其中一份我已转寄给弗莱里格拉特，第二份将寄给恩格斯，第三份留在我这里。这是一份很能说明当代历史特点的出色文件[152]。
请费神把附上的便函[538]立即送给艾希霍夫先生。
在目前你的健康状况下，出于对朋友的责任，我不能强迫你从事新的写作。否则我认为，写一本你所构思的那种针对察贝尔的抨击性小册子，倒是一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
妻子向你和伯爵夫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衷心问好。她的健康正在迅速恢复。至于我，我想在一段时间里可以不服任何药物了（昨天喝完了最后一瓶药）。
请代我问候伯爵夫人。下一次给你写信时，我也要给她写上几行。
完全属于你们的卡·马克思
注释：
[152]马克思大概是指拉萨尔寄给他的那份备忘录，这是拉萨尔由于在1856年结束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案而写的，并于1861年初以《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对非法侵占财产的控诉书》为题呈交普鲁士众议院。控诉书还附有一件致内阁的便函，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普鲁士的反动制度。——第149、576页。
[538]马克思在给艾希霍夫的便函中大概是说他有意把1860年出版的艾希霍夫的抨击性小册子《柏林警察剪影》译成英文，并全文或摘要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同时可能加上他对该小册子的评论。艾希霍夫在1861年2月16日的信中同意小册子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打算没能实现。——第57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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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1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首先向你表示最良好的、但是迟到的新年祝贺。
我的妻子正在恢复健康。她这一生病，连我自己也生了重病，目前正患肝炎。这也是出人意外的新年快事。这病一直是慢性的，而现在是急性发作了。
这就是我没有写信的原因，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对你的痛苦在内心里都是极为同情的。但愿你能在下一封信中告诉我们关于你自己的较好的消息。你要是能给我寄来比较详细的病历，那我可以去请教一位医生，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医术天才［注：：马克思指的是龚佩尔特。——编者注］。不过他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曼彻斯特。
王国普鲁士的大赦[146]——它实际上把所有流亡者都排除在它的恩典之外——使我感到很可笑。不过，刚刚加入民族联盟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凭着对“恩典法令”的相应解释，是能返回祖国的。至于布赫尔、弗莱里格拉特、波克罕、施潘道的戚美尔曼和其他许多人，则早已成了“归化了的英国人”。
曾担任《新普鲁士报》驻伦敦记者，后来是《晨星报》（曼彻斯特学派[537]）编辑之一的孚赫，其实是一个跟任何人都合得来的人，因为他不仅不掩饰，反而公开显示他那柏林式的随风倒的特色，凡是知道他的人，一般谁也不在政治上严肃看待他，而这个孚赫以为他现在可以扮演普鲁士的科布顿的角色了。请便吧！至少他在离开伦敦时的计划是这样。
我的一个朋友约·菲·贝克尔现在在卡普雷腊加里波第那里。他来信说，南意大利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完全是由马志尼的拥护者组织的，加里波第不太聪明，在他的朋友们的营垒里是一片慌乱。此外，加里波第同意马志尼这样的看法：卡富尔对维克多－艾曼努尔始终怀有不良意图，他不如说是波拿巴的直接工具；在加埃塔进行干涉[156]，后来委派拉法里纳去西西里岛，委派法里尼去那不勒斯等等，都无非是周密安排的几着棋，以便迫使维克多－艾曼努尔向法国再作领土让步，并在南意大利向缪拉特让步。这点他是做得到的，不久就会看出来。
美国的奴隶占有制危机几年之后将在英国导致可怕的危机；曼彻斯特的棉花巨头现在就已开始战栗了。
我很少读德国的东西，但是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本阿·巴斯提安的书《人在历史中……》。我发现这本书不好，条理不清，装腔作势。他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论证并没有超出虔诚的愿望。另一方面，对历史作“心理学的”论证表明，这个人既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也不知道历史是什么。
达尔文的著作［注：：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最近我较多地看到德国报纸。都是些讨厌的东西。而且是自命不凡的平庸东西，真是令人作呕。
你能否寄给我艾希霍夫的《警察剪影》第二卷？这里弄不到。
现在我还读完了瓦勒斯罗德的《死人的检阅》。那里有很美的故事！但叙述得很不生动，不过这要归咎于该书出版的时代。
衷心祝愿你恢复健康，并代我的妻子向你问好。
你的卡·马·
刚刚到过巴黎的梅洛斯拉夫斯基告诉我的朋友席利说，情况“不好”。同时他对“克拉普卡”反映很不好。但是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本人我也不十分清楚。
注释：
[146]1861年1月12日，在普鲁士由于威廉一世即位颁布了对政治流亡者的大赦。恩格斯就这个题目所写的一篇文章没有刊登出来。——第144、573页。
[156]由于1860年在意大利南部展开了推翻那不勒斯王国波旁王朝的统治和统一国家的斗争，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行动反对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1860年9月，拿破仑第三派遣军舰到加埃塔要塞，那里躲藏着那不勒斯的最后一个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见注81）。法国军舰阻碍了对加埃塔建立海上封锁，但是拿破仑第三于1861年1月在英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召回法国分舰队。——第157、574页。
[537]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第57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86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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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门
1861年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我刚刚发觉，写给你的信——今天收到的信的复信——我寄错了地址，写成：爱北斐特，留局待领，小卡·济贝耳。现在来纠正它。再一次向你衷心问好。
恩格斯刚才告诉我，高傲的博尔夏特医生很不满意我在《福格特先生》中提到曼彻斯特的“三个德国医生”曾给《人民报》提供经费[536]。真是一个可怜而又傲慢的傻瓜。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53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0页以及本卷第464页。——第57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86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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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1年1月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济贝耳：
祝你和你的夫人新年愉快！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你，我的藏书以及你的来信都已寄到。
请你从你预定的六本《福格特先生》中，寄一本给《科伦通报》，寄一本给《北德报》（汉诺威），由你自己斟酌寄三本给文学杂志。而主要的是你自己要读一本并给我提出意见。
至于《科伦通报》，那你可以利用这家小报来反对《科伦日报》。
书［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的销路很好，因此佩奇“打算”出第二版。为此极重要的是，你要尽可能把在德国出现的有关这本书的一切情况都弄到，使我对这一切都能了解。（我在这里只看《总汇报》、《新普鲁士报》和《人民报》。）
在《自由射手》上已经发出爱·梅因的凄惨的“绝望的号叫”［注：：爱·梅因《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特的新揭露》。——编者注］。别人也会跟着叫的！
希望下次你能抽时间，比较详细地写一封信给我。
最近我的处境很困难。我的妻子五周来病得很危险，我不得不把所有三个孩子都带出家去。
至于席利，我们要使他重新清醒过来。
祝好。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86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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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60年11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恳请您把附上的声明［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尽快地在《人民报》上刊登出来，并寄给我一份报纸。
下星期您大概可以收到一本我的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我将给我的朋友拉萨尔寄去三本——一本给他，一本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本给柳德米拉·阿辛格夫人。
您能否费神把这件事通知拉萨尔。同时告诉他，我的妻子患很危险的神经热已有一个星期，照医生的嘱咐我不得不使我的三个孩子离开了家。拉萨尔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写信给他；如果他自己写信的话，我将非常感激。
致深切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6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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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伦敦
1860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瑟美列：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友好的信和科苏特—科布顿的备忘录[535]，这在我的上一封信中忘记提到了。
我妻子的病情还没有好转。恩格斯，您应当把他看作是我的第二个“我”，是我过去给您的那本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现住在：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星期日邮报》我有时从一个巴黎朋友那里得到。这个加内斯科是不是瓦拉几亚人？无论如何，从他的名字看，他原籍不是法国。
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535]马克思把瑟美列寄给他的英国议会议员桑福德和科苏特在1854年5月30日谈话的纪要称作科苏特—科布顿备忘录。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瑟美列是从他收到的英国自由贸易派首领科布顿的信中知道的。涉及匈牙利与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相互关系的谈话的摘录，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2—753页）。——第56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60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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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伦敦
[1860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瑟美列：
由于我的妻子患很重的病（神经热），我没能在星期日同您会面，也没能在那以后的某一天去拜访您。波克罕先生告诉我，他在上星期日见到了您。
《奥格斯堡报》［注：《总汇报》。——编者注］上提到您的那篇文章，是住在我附近的一个朋友比斯康普博士写的。
我的妻子和我向您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
11月18日的《星期日邮报》杂志刊登了一封注明“1860年11月14日于维也纳”的信，这封信完全是按您的公开声明的精神写的。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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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11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非常感激地告诉你，十二英镑我已收到，是星期六寄到的。你提到的那两个人［注：：阿辛格和敦克尔。——编者注］，你还是不要去找。
瑟美列的声明使我吃惊，不过匈牙利流亡者的任何事情总是会使我吃惊的。瑟美列的行为决不是出于个人动机，而是由于患有“治国才略”的毛病！
印书的事［注：：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一结束，我就能腾出手来，那时，将详细地写一封信给你。
你的卡·马·
在合众国，这一次取胜的，应当指望，而且很有可能是共和党（《论坛报》是它的机关报）。
今天我给我的律师维贝尔写了信，要他把同我的诉讼有关的文件转交给你。请你暂时代为保存。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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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10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只给你写几行，请原谅。我现在除了日常事务以外，正忙于看校样。
如果你把能够寄给我的钱在11月初寄来，我将非常感激，因为我已向印刷厂主开出一张11月初到期的期票（其实，对伦敦的印刷厂主通常是按周付款）。
今天我收到最高法院的最后驳回的决定，内容如下：
“您今年8月23日对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于今年7月11日就《国民报》编辑察贝尔博士侮辱卡尔·马克思博士一案所作决定提出的控告，经审查有关文件后，认为理由不足而予以驳回。王国上诉法院并不认为《国民报》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论在客观上有侮辱起诉人名誉之处，也没有发现其中有侮辱起诉人的意图，因此，驳回对侮辱的起诉是正确的。
确定客观上是否侮辱荣誉，是否有侮辱的意图，实际上是对事实的裁决，只有当上诉法官的决定在这点上犯了法律的错误时，才能对他的决定向王国最高法院提出控告。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费用……”
你的健康怎样？我的身体还是很不好。
祝好。
你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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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10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我立即转寄给他了。
当然，我给你写信，说你应当想办法“去筹”一些钱，我用的是含糊的说法。决不要去找同我个人没有友好关系的人。如能快些收到这笔钱总是好的。不过，我认为这钱不会白费，因为生产费用无论如何是能够收回来的。
恩格斯在达姆斯塔德的《军事总汇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猎兵的文章［注：：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编者注］，后来又被译载在曼彻斯特的《志愿兵杂志》上。全部伦敦报刊都在转载和讨论这篇文章。
就我直接从加里波第的营垒中收到的信件来看，情况令人忧虑。卡富尔完全是波拿巴的工具，并且他掌握着维克多－艾曼努尔。加里波第将很难抵抗住波拿巴和皮蒙特军队，况且意大利的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匪帮都是同卡富尔站在一起。加里波第自己的军队素质变坏了一些，因为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分散到那不勒斯的败类和皮蒙特的士兵当中去。
这一次我没有回你的信，只写了这么几行，请你原谅。除了看校样［注：：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校样。——编者注］的（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日常的事务以外，我还受到一种犒赏——整个左边头部讨厌的神经痛。
祝好。
你的卡·马·
最高法院还没有作出决定。一旦这事失败，我得不到公开审理，我就要在这里出版一个一印张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司法》[534]。
注释：
[534]这个题目的小册子马克思没有写。——第56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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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琛
[186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刚给你发出一封信，就收到这封信，现在寄上。
你的卡·马·
注释：
[533]这封信是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1860年9月15日给他的信的第一页上端写的附言。马克思曾根据拉萨尔的请求向弗莱里格拉特打听瑞士银行总行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是对这一问题的答复（见本卷第562页和注531），马克思把它转寄给了拉萨尔。——第56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9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琛
186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信写得很简短，希望你还能收到。
1．我已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前天），请他答复你的问题[531]。没有得到回答。当然罗！答复这样的问题是会违背他的职责的。
2．关于福格特的书［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经过种种尝试，我深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在伦敦付印。不过，书是有意写得不可能被没收的，因此即使它不能在柏林付印，也还是能够象其他任何书籍一样，通过莱比锡在德国推销。可以把书直接从这里转寄到瑞士、比利时、美国去。一部分钱由恩格斯付，一部分钱由我付。但这事花费很大，因为一印张在这里要花四英镑半。如果可能的话，你必须去筹一部分钱。我指望能成功，已经让人在下星期就开印。如果钱筹不到，那我们只不过损失到那时为止所印成的那几印张的费用。
3．加里波第以前完全象马志尼一样同意我对波拿巴的使命的看法。我有过加里波第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但是，过去的事现在没有意义了。加里波第一旦使意大利人的斗争不依赖于波拿巴（而这也正是他的目标，他在给我的一个英国熟人（格林）的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这样说）［注：：见本卷第77页。——编者注］，革命政党内部所有的争论问题就会消除。但是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纲领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如果你拟好一个草稿，那恩格斯、沃尔弗和我会同你就可能进行的修改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的“小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大的党”（因为其他政党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或者不愿干自己所知道的事），已经临近应当制定自己战斗计划的时刻了。正是由我们（在英国这里）从民族立场出发采取行动，这在我看来——姑且不说这种政策的内在合理性——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正确的。
4．至于我们对俄国的态度，我以为你是弄错了。我和恩格斯所持的观点，是完全独立形成的，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力气，对俄国外交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才得出的。诚然，在德国，人们仇视俄国，而我们早在《新莱茵报》创刊号上就已宣布对俄国人的战争是德国的革命使命。但是仇视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
5．你对我的书［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的称赞使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出自权威的评论者之口。希望在复活节以前能出版第二部分[25]。形式将稍有不同，将稍微通俗一些。这决不是出于我内心的要求，而是因为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而且，我在那里所叙述的关系也比较具体。
我的书在俄国引起了轰动，有一位教授［注：：巴布斯特。——编者注］在莫斯科就这本书作了讲演。我还从俄国人和懂德语的法国人那里收到许多封关于这本书的友好信件。
6．关于亨·毕尔格尔斯[532]。这很象温柔的亨利希。诚然，他名义上担任过《新莱茵报》的编辑，但是他除了一篇文章以外，从来没有在该报写过什么东西，而这篇文章还被我删掉了一半，改写了另一半。毕尔格尔斯气得要死（这是在该报初创的时候），要求普遍表决。我例外地同意了，但同时声明，在报纸编辑部里应当实行专制，而不是普选权。普遍表决的结果表明大家都反对他。从此他就不再写东西。此外，监狱似乎使他变得很温和了。在这方面被囚的狼［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值得称赞。他是与毕尔格尔斯完全相反的人。
但是比毕尔格尔斯更使我恼怒的是，我们党的一个很有才能而又精力充沛的成员哥丁根的律师米凯尔归附了卞尼格先。
7．在柏林出版了艾希霍夫博士的《警察剪影》。写得不好，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使人对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警察局”和“法院”看得一清二楚。书立即被没收。有一本顺利地寄到了这里。
8．至于说到普鲁士的诉讼程序，我应当承认我是完全无知的。我从来没有设想能得到实际的满足，但是我以为诉讼程序至少应当让我能达到公开审理。这就是我所曾希望的一切。
难道按照（旧的）莱茵省的诉讼程序，私人控告侮辱或诽谤也要得到司法当局即政府的事先批准吗？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行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531]拉萨尔在1860年9月11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打听关于瑞士银行总行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是该行伦敦分行的职员。——第562页。
[532]拉萨尔在1860年9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毕尔格尔斯在科堡民族联盟的会议上所作的公开演说中号召实现普鲁士的领导权。——第56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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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琛
1860年9月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很高兴终于又得到你的信息，美中不足的是你不能告诉我关于你的健康状况的更令人愉快的消息。我自己一直患肝病；这不象痛风病那样疼痛（而且至少在英国人看来，也不是那么雅致），但对于脑力劳动也许妨碍更大。
我的反对福格特的著作［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之所以延迟出版，除了因为我必须做些更急迫的工作以外，是由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1．我本来想等到对《国民报》的诉讼结束以后，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打算。
诉讼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检察官，接着是检察长都驳回了控告，理由是案件不代表足以引起官方干涉的“公众利益”。于是就提起了民事诉讼。市法院作出了驳回控诉的“决定”，因为侮辱性的几段话只是“引证”的（注意，这是不真实的）。上诉法院宣布市法院的理由是不正确的，但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理由是污蔑性的几段话没有牵涉到而且不可能牵涉到我（法院通过“不正确的引证”来证明这一点），《国民报》没有侮辱我的意图等等。“决定”的笔调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些家伙的惊惶失措。现在案件已转到最高法院。这样，我对普鲁士司法的认识就更丰富了；现在我知道，私人一般能否使案件得到公开审理，要取决于法官的决定。要知道所有这些决定无非是些企图阻止我在法庭上当众控诉《国民报》的“预防措施”。看来，法律顾问维贝尔丝毫不了解我同普鲁士政府的友好关系，因此他在他的信中对这些“无法解释的”决定表示惊讶。
你知道，我对《国民报》提起诉讼是在收到福格特的书［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以前。结果我是做对了，因为《国民报》以值得称许的机警收集了福格特书中一切，确实是一切要受到刑事追究的诽谤指控（我这里所说的是符合刑法典规定的那种诽谤，对这些先生们的一般谩骂我不愿意按法律手续去追究），而有的地方甚至比书里说的更尖刻。但是对每一点我都能够不是要求对手来证明他的指控的真实性，而是自己证明这种指控的虚假性。唯一例外的一点是关于往德国寄了几百封恐吓信去进行敲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报》当然必须从它的朋友福格特那里弄到一封这样的恐吓信。因此，各级法院都明白，如果弄到公开审理的地步，那末《国民报》就要被判罪，而这——尤其是我在法庭上的胜利——就会“与公众利益相矛盾”。“最高法院”一定会想出一种新的花招。无论如何，普鲁士人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种材料，他们很快就会在伦敦报刊上看到它的令人愉快的后果。
2．出版人——这是目前阻碍全部事情的一个困难。小册子在普鲁士显然无法出版，因为其中一些涉及施梯伯等人的地方会使出版人遭到控诉。我同汉堡等地进行的交涉至今毫无结果。这些先生不是干脆拒绝，就是对小册子的笔调和内容提出条件，当然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要是奥·迈斯纳不是在这以前出版了除你和格律恩以外也有福格特及其一大帮人——班贝尔格尔、西蒙［注：：路德维希·西蒙。——编者注］等等参加的《民主研究》，那他是会承担这件事的。
最好是在这里刊印小册子并通过这里的一个德国书商在大陆上推销（福格特在日内瓦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不象福格特那样拥有使我能在这里刊印十二到十五印张的小册子的波拿巴津贴。
情况就是这样。你明白，我在反对福格特时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慈悲，这是不合乎德国出版者对待这位教授先生的心意的。我对他就象对骗子和小丑一样蔑视，也就是给他以应有的蔑视。
我也收到来自瑞士和美国的许多询问小册子出版问题的信件。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我已经有几个月避免同弗莱里格拉特见面了，因为我不愿意同他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另一方面，在这种关键时刻胆小怕事（由于怕损害同他的老板詹姆斯·法济在业务上的关系）使我很反感。（我认为特别不合适的是，我已用司法文件向他证明，布林德不怕罪过加重，从排字工人维耶那里骗取了关于传单《警告》的假证词[42]来放在《总汇报》上发表，在这以后，他仍继续同布林德保持密切来往。）虽然表面上我们同过去一样是“朋友”，但是我们家庭之间的来往已经完全中断了。你是知道的，我妻子是个性很强的人。
希望很快能得到关于你自己的好消息。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42]指马克思力图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承认，他是那个揭露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刊登在6月18日的《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马克思这样做很重要，因为福格特在自己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自己，并诽谤马克思把布林德当作自己的党的替罪羊。马克思还力图通过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怯懦行为，他们不敢同波拿巴的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在布林德和排印传单《警告》的印刷厂主霍林格尔的压力下，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维耶于1859年11月写了个声明，说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总汇报》拒绝刊登这项声明，它发表在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中（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18页）。但是，1860年2月8日维耶向治安法庭作了供词，证明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和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54—459页）。——第24、30、554、5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军事总汇报》编辑部(1860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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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军事总汇报》编辑部
达姆斯塔德
1860年8月24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军事总汇报》编辑部达姆斯塔德
我是贵报的一个订户，而贵报又于去年就我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柏林敦克尔出版）发表短文予以好评，使我很受鼓舞，所以我不揣冒昧向贵报投寄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又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也许贵报读者会对此感到兴趣。如果除此以外我再寄上某些问题的报道、通讯等等而对贵报有用的话，我将很乐意这样做。顺便提一下，我也许不久就能给贵报投寄几篇有关惠特沃思火炮等方面的有趣报道。贵报自然非常清楚英国在军事上的进步对德国也具有的意义。因为在德国以外，归根到底只有英国是我们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天然的和必要的同盟者。
如果贵报要求撰稿人提供服役经历，那对我的经历当然不会感到满意；我在普鲁士近卫军的炮兵旅当过一年志愿兵，只做到炮手为止，后来和武装起义者一起参加了1849年的巴登进军。但是脱离现役以后，我总是不断研究军事问题。
我的文章如蒙贵报刊载，请立即按印刷品邮寄给我一份清样。我将把这篇文章的译文立即作为《军事总汇报》文章的摘录登载在英国报纸上，而这只会对贵报有利。不然请把手稿退还。因为通过书店来的《军事总汇报》，要在报纸出版后一个月才能到达，如贵报不把文章寄给我，那就要过很久，它在这里就不会引起任何兴趣了。
请贵报尽快就我在4月份出版的最新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刊登一篇公正的评论。
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6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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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1860年8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接到您非常友好地寄给我的短信，不胜惊喜。
我自己没有写信是不难说明的。自接到您的最后一封信后，我长时期患严重的、折磨人的肝病，这病几乎使我无法握笔。后来有一个熟人告诉我您在伦敦，因而我就不能肯定寄往巴黎的信您是否能收到。
正如您正确地指出的，重大的事件将要发生。但是据我看来，在欧洲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大的危险是盘踞在华沙的合法反革命与盘踞在土伊勒里宫的非法反革命之间的战争。可是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形势，并且尽可能更好地利用它。即使加里波第（他的真实意图我从寄给我的私人信件中得知）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旗帜，我也仍然希望来年春天有机会使各民族的事业同法国反革命勾当永远一刀两断。
我有一件事向您请求。最近科苏特竭力想挽回他在美国失去的影响。我打算揭破他的伎俩，因此您如能将这个假英雄的最近的行径尽快地并尽量详尽地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他曾经在（或者现在还在）巴黎；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他到过都灵；为了什么事？也许您还可以补充一些1859年战争时期他在意大利第一次出现时的滑稽可笑的趣闻。
鉴于即将来临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要确立德国自由派和匈牙利人之间的友善关系而排除任何怀疑——我不久将有机会向德国说明自己的意见（不是口头，而是在报刊上）；另一方面则要使双方都不承认科苏特这个所谓匈牙利民族的代表。
在伦敦这里，我仍旧住在而且以后还打算住在老地方，即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如果您再来伦敦，我希望您不要再忘记我的地址。此外，我的妻子对于未能亲自认识您感到十分遗憾，她早已从您的著作中了解到您的卓越才能。
忠实于您的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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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8月2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大约两星期以前，我曾请您将上诉法院驳回的您的控诉书中控诉的几点抄一份寄给我［注：：见本卷第553页。——编者注］。我必须重申这个请求，因为没有这个抄件，上诉法院的决定中有几点我无法理解。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86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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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60年8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既然必要，那我不管好坏一定写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奥地利病夫》。——编者注］。今天济贝耳派了一个巴门的年青人来纠缠我，弄得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是希望明天能坐下来写这篇东西。此外，不可原谅的是，摩尔甚至对我提出的关于济贝耳的问题都不答复；我已经拖了十天没有给济贝耳回信；他至少可以写信告诉我，我应当向济贝耳说些什么。找出版人的问题至今还什么事也没有做［注：：指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找出版人。——编者注］，这也是荒谬的；其次，谈判谁知道会拖延多久，再加上德国印刷方面司空见惯的拖拉作风——我们将这样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爬进1861年；这不能怪任何人，而只能怪摩尔先生自己和他的过分认真，因为他自己既没有对出版人的问题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使济贝耳有可能去做这件事。而同时整个欧洲会乱叫乱闹起来，公众也会完全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个硫磺帮[47]实际上究竟是谁，传单《警告》[42]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泰霍夫的信[37]中哪些是谎言，哪些不是。我们总是写出最精彩的东西，又总是尽量使它们永远不及时出版，结果成了无用的东西。
用三个印张立即答复福格特，无论如何会比那时以来所做的一切意义大得多。请尽一切力量就出版人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并使小册子最后完成。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自己破坏所有的机会，结果弄得根本找不到出版人。
现在谈一件滑稽的事，但这是很秘密的，不能让它从格拉弗顿坊9号的墙缝里透出去。请想象一下，这个可笑的济贝耳来到巴门，跟一个庸俗女郎一见倾心，在那里同她订了婚，打算不久就结婚并定居巴门。这么个笨蛋。他在我面前不好意思，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他在极严格的保密等等情况下告诉了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发生变故，会有一场开心的喜事。
衷心问候摩尔和小姐们。
你的弗·恩·
注释：
[37]指福格特特注明1859年5月23日的文章《警告》（《ZurWarnung》），该文刊登在1859年6月2日在俾尔城出版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福格特的这篇文章包含有许多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稍后福格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他的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
马克思谈到泰霍夫，是指他在1850年8月26日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泰霍夫在这封信中歪曲地转述了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性《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终第14卷第460—487页）。
至于说吕宁，马克思大概是指他发表在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是评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出版的四期，特别是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吕宁的评论中曲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78—379页）。——第24、54、446、453、554页。
[42]指马克思力图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承认，他是那个揭露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刊登在6月18日的《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马克思这样做很重要，因为福格特在自己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自己，并诽谤马克思把布林德当作自己的党的替罪羊。马克思还力图通过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怯懦行为，他们不敢同波拿巴的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在布林德和排印传单《警告》的印刷厂主霍林格尔的压力下，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维耶于1859年11月写了个声明，说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总汇报》拒绝刊登这项声明，它发表在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中（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18页）。但是，1860年2月8日维耶向治安法庭作了供词，证明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和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54—459页）。——第24、30、554、561页。
[47]1860年2月6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在阿贝尔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中转述了《国民报》所转载的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声名不好；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结伙成帮的普通用语。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中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及其党内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集团，以诙谐名称“硫磺帮”闻名，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关于“硫磺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415页，以及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67—468页）。——第28、31、47、177、440、490、554页。
[530]这封信是对燕妮·马克思1860年8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673页）。——第5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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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8月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很抱歉，我今天才收到您的信[529]，因为我有好几天不在伦敦。现附上三十二帝国塔勒，并深深感谢您为我操心，请您向最高法院提交控诉书。我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是我还是不愿放过争取自己权利的任何一个机会。我认为上诉法院的理由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请您立即把您在1860年6月21日提交的控诉书原件寄给我，如果控诉书暂时还必须留在案卷里，那就请您委托您的秘书把控诉的几点大体上抄一份（并列出论证各点的附件）寄给我。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注释：
[529]指法律顾问维贝尔给马克思的信，信中维贝尔通知说，上诉法院于1860年7月11日驳回了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见注9）。上诉法院关于驳回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的决定，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01—702页）。——第55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0年6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巴黎
1860年6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您能否费神把附上的这封信转寄给洛美尔？我通过您寄信，是因为在日内瓦我只知道洛美尔本人的地址，而这个地址看来是靠不住的。洛美尔至少在他最近的几封信中没有提到我寄给他的一些信，我问他，他通知我已寄出的那个邮包怎么还没有寄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他也没有回答。
请代我向席利致衷心的问候。请您快点把拉尼克尔寄给他的信[527]寄给我。
我能重新工作，才只有几天，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正在复元。
7月初将在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报》的出版人，通过第三者［注：：费舍。——编者注］向我建议为他们撰稿。我还没有作最后答复。我想先比较确切地了解一下这个新机构的成员和它的倾向。但是，从目前报上发表的广告来看，我以为它将持“民族联盟”[18]的立场，据柏林的一位朋友［注：：大概是费舍。——编者注］来信说，最好是从外部对它的倾向给予有力的影响。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直接从柏林或通过伦敦接到相应的建议，您是否会同席利一起为这家报纸——看来它是有经费的——写通讯？请您立即答复我，因为我当然只有先保证在巴黎得到同意，才能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
阿布的抨击性小册子［注：：艾·阿布《一八六○年的普鲁士》。——编者注］有这样一个功绩，就是哥达派[528]的用语在这里正式被承认完全是属于波拿巴的。
我在这里没有看到萨宗诺夫。
祝好。
您的卡·马·
给洛美尔的信请尽快转寄。
注释：
[18]帝国流氓是马克思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的讽刺的称呼。
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1859年9月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于1849年6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第12、66、93、254、382、552、614页。
[527]拉尼克尔给席利的信的片断，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36页）。——第552页。
[528]指哥达党。这个党是1849年6月在哥达（绍林吉亚）举行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右翼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55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60年6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1860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我长时间没有写信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我从曼彻斯特回来后有很多事情要做。后来病了。我至今还在受医生的照料，几乎不能写东西。
至于您同恩格斯先生的事，那是由于他不得不再次突然去德国而耽搁的。他在返回曼彻斯特途经伦敦时[82]对我说，他要马上付清那笔不大的账。他很遗憾未能对您更多地帮忙，而且决没有想要您负担往回运酒的费用［注：：见本卷第55页。——编者注］。
您的书［注：：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我读了感到很愉快，而且很受教益。我基本上同意您对恢复匈牙利的条件的看法，但是不同意您替波拿巴和帕麦斯顿辩护。后者在1848—1849年象出卖意大利那样出卖了匈牙利。在这以前，他对波兰也这样干过；后来他又同样地对待切尔克西亚。他从1829年起就是与彼得堡内阁保持密切联系的俄国代理人，现在依然如此。他是无法割断这种联系的。当然，俄国希望毁灭奥地利帝国，但是它决不希望让这个帝国的组成部分各自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匈牙利的真正恢复，比起动荡的、不稳固的和胆怯的奥地利来，对俄国的东方政策会是个更大的障碍。为了您自己的利益和您国家的利益起见，我但愿您不要收入给帕麦斯顿的《备忘录》[525]，不要谈论俄国的真正利益，甚至不要暗示瓜分土耳其。而现在，您所疏远的英国政治家，正是那些比任何人都更愿意尊重您，都更少受科苏特派诽谤者影响的人。（科苏特不久前曾通过他的一些代理人声称，您在阴谋反对他，因为他至少在原则上是个共和派，而您却属于“立宪的和贵族的党派”，而且他竟能把他的这个观点强加给了某些周报。）
请原谅，我冒昧地向您坦率指出了我不能同意您的几点。希望我对您的著作和您的活动感到兴趣这一点，将足以为我表白。您什么时候再来伦敦？
忠实于您的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顺便提一下。佩尔采尔给我回信了［注：：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信中承认我对他说的那些有点滑稽的恭维话是公正的，但同时又非常客气地拒绝提供我所希望的解释。看来，他写信时心情相当忧郁、伤感和沮丧。
还可以告诉您一件奇闻，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注：：巴布斯特。——编者注］去年冬天就我发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作了讲演[526]。
注释：
[82]5月下旬，恩格斯在去巴门探望重病的母亲之后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在伦敦马克思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第59、533、550页。
[525]指匈牙利前总理瑟美列1859年6月11日给帕麦斯顿的一份《备忘录》。瑟美列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帕麦斯顿的活动大为赞扬，呼吁他协助匈牙利取得独立。备忘录作为单独的一章收入瑟美列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一书中（见注412）。——第550页。
[526]这件事是流亡巴黎的俄国新闻工作者萨宗诺夫在1860年5月10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的（萨宗诺夫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20—421页）。——第55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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