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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6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1860年6月2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患肝病大约已有三星期了，这病使我不能做任何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这种状况使我无心写信。 在答复你的信以前，我先说一点事。《每日电讯》驻柏林的通讯员叫阿贝尔。你能否为我弄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材料？ 检察长施瓦尔克在第二审级也驳回了对《国民报》的刑事诉讼，理由是案件不代表“公众利益”。不久将提起民事诉讼。 现在来谈你的信。 我不到柏林去。[515]我当时不在科伦，关于施梯伯在那里的宣誓证词，我只是从《科伦日报》的报道中知道的。我在《揭露》［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中提出的批判是以这些报道为根据，因此我不适宜作这一案件的证人。如果想就某一点询问我，那我愿意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提出证词（显然这是对其他流亡者常用的做法）。 当艾希霍夫案件还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海尔曼》报的出版人尤赫为这个案件找过我。[516]我给了他一本《揭露》，劝他邀请科伦的施奈德尔第二作证人，并提醒他注意：有必要讯问一下关在汉堡监狱里的希尔施。看来这次讯问安排得很不好。本来应该把希尔施弄到柏林来，要他亲自提供证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切实的反讯问，才能当众揭露这一切可耻的阴谋，因为希尔施知道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弗略里的全部秘密。 另外一个必要的证人，就是现在呆在巴黎的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毫无疑问，普鲁士本来可以要求引渡他，因为他是由于伪造票据而逃出亚琛的。但是政府将拒绝这样做。另外，他是法国的狗间谍，因而他还受波拿巴的保护。 其余值得讯问的大部分人都在美国。其中只有一个人还在这里，这就是维斯巴登的一个叫德·拉斯佩的人，他在英国警察局当翻译。我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争取[同他]［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会见，我要弄清楚，他是同意[去]［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柏林，还是同意在普鲁士大使馆提供证词。1853年，[他]［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曾试图在《泰晤士报》上揭露施梯伯。文章由于本生的干涉而没有登出来……［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现在]［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我指出几点，你也许能够用上。《揭露》是我在科伦案件一结束就写成的。但是我对这个案件十分关心，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查。我还要预先指出，把施梯伯的主要同谋者戈德海姆和格莱夫传来作被告证人，无疑是艾希霍夫提出的一个绝妙的想法。总之，现在情况是，只有政府决定对科伦案件进行调查，施梯伯之流才能受到法院审讯。但是政府不会这样做。 据说施梯伯（见我的《揭露》第10页）[517]在科伦宣誓作证说，由于柏林警察总局把“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寄到伦敦他手里，他才“注意到”保存在伦敦奥斯渥特·迪茨那里的“密谋的档案”。这个宣过誓的假证词是很容易推翻的，只要查阅科伦案件的文件（其中一定也有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就行了。 当时情况是这样。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是维利希—沙佩尔同盟[518]驻巴黎的通讯员，他以这个身分同奥斯渥特·迪茨通信。同时舍尔瓦尔又是普鲁士驻巴黎的公使哈茨费尔特伯爵的密探。他不仅向哈茨费尔特报告他那个同盟伦敦执行委员会秘书迪茨的情况，而且还常给迪茨写信，以便以后可以把这些信件作为物证。施梯伯和格莱夫（正如格莱夫本人当着弗略里的面向希尔施所说的）从哈茨费尔特那里取得情报。他们通过罗伊特知道了迪茨的住所，然后，弗略里由施梯伯指派同罗伊特一起偷了迪茨的东西。这件事希尔施也知道。 顺便提一下，还必须注意希尔施先生所熟知的下面这个情况。弗略里将罗伊特偷到的信件复制了精确的副本，并把它们读给希尔施听了。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施泰翰从汉诺威写的，施泰翰在信中说寄给流亡者三十塔勒。施梯伯（同他的汉诺威的朋友维尔穆特一起）把这改成“给首领们五百三十塔勒”。据我所知，施泰翰在艾登堡，他大概能就这一点提供代替誓言的证词。施梯伯往下发誓说（根据《科伦日报》的报道，见《揭露》第11页）[519]，迪茨的档案是从伦敦寄到柏林他那里的，他是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其实，施梯伯是1851年7月20日自己把这个“档案”从伦敦带到巴黎的。前面提到的拉斯佩如果愿意，恰恰可以宣誓证实这一点。 格莱夫先生在柏林宣誓作证说，他不认识希尔施，或者只是泛泛之交。而实际上，希尔施在阿尔伯茨当时的私人住宅黄金广场布鲁尔街39号（阿尔伯茨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正是通过格莱夫认识弗略里的。这已经是在格莱夫从希尔施那里收到关于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的报告以后。从那时起，格莱夫—弗略里—希尔施（由格莱夫领导）就在一起活动，一起编造了假记录本。 1853年4月，戈德海姆和施梯伯又来到伦敦，目的是炮制科苏特火药密谋和柏林密谋（拉登多夫的）[520]之间的联系。希尔施当时（即科伦案件结束后过了许多个月）经常陪着他们在伦敦走来走去，并同他们一起行动。 为了说明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警察局向法庭承认，弗略里是它的密探——我要说一下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弗略里姓克劳泽；他是那个在二十二到二十五年以前因谋杀雪恩贝尔格伯爵夫人及其侍女而在德勒斯顿被判处死刑的皮鞋匠克劳泽的儿子。科伦案件后过了一个时候，这个弗略里－克劳泽因伪造案在伦敦被判处两年或三年苦役。现在他刑满出狱，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 法国密谋（德法密谋）[448]是在施梯伯领导下由舍尔瓦尔伙同格莱夫、弗略里、贝克曼、佐美尔和法国间谍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雷）暗中编造的。在舍尔瓦尔的坚持下，格莱夫（他同施梯伯一样发誓说，他不认识法国—普鲁士的间谍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去了一趟北德意志，主要是为了在汉堡打听一个叫提茨的裁缝的住处，去取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委托写给他的信件。在汉堡，他到提茨未婚妻的住所去，“作为提茨的一个朋友”要求取得某些危险文件以便保管。但是这个图谋没有得逞。 格莱夫通过德拉奥德－杜普雷还同莫帕就释放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的事通过信。舍尔瓦尔一到伦敦，格莱夫就规定给他每周一英镑十先令的固定工资。正是这个格莱夫派他到泽稷去，以便在那里策划一次大的政治密谋。后来格莱夫同舍尔瓦尔的联系中断了。希尔施先生如果愿意，是可以宣誓证实这几点的。这几点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格莱夫这一次又发了假誓，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涉及到舍尔瓦尔同施梯伯的关系，也涉及到施梯伯在科伦所作的关于舍尔瓦尔的证词的“真实性”。正当施梯伯在科伦发誓作证说，他不知道舍尔瓦尔的住处等等的时候（见《揭露》第27页）[521]，在舍尔瓦尔和受施梯伯指派进行活动的格莱夫之间实现了这种合作。但是，当然，这一切按法律手续只能由希尔施（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也许会说）和舍尔瓦尔（这个人很难说）的供词来证明。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当然会保持沉默，德拉奥德、贝克曼、莫帕等人也是一样。 希尔施和弗略里（他为了这个目的在伦敦弗利特街费特巷斯坦伯里印刷所租了一台石印机）受格莱夫指派炮制了《致农业无产阶级》、《致人民的儿女》等传单，格莱夫把这些传单作为马克思派的传单寄给了普鲁士政府。 汉堡的证人豪普特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突然“失踪”以后，辛凯尔迪通过信使责成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物色一个能顶替豪普特角色的人物，他要能向陪审法庭“宣誓证实”豪普特的告密。警察总局答应为此付给一千塔勒的报酬。辛凯尔迪写道，政治警察局的整个命运将取决于这个案件的结局。希尔施同弗略里（后来他说这是出自“高尚的”动机）谈妥以后，表示自己愿意干。一切都已经安排停当，突然弗略里从普鲁士大使馆带着停止执行的命令回来了。辛凯尔迪新写的一封信中说道：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普鲁士在巴黎的间谍贝克曼本来也得到去科伦的命令，以便证实施梯伯关于德法密谋的证词，也由于同样原因收到了取消以前命令的新命令。 但随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此事希尔施先生非常了解而且也很能说明施梯伯和戈德海姆的为人。 弗略里得知，我打算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威·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麦尔）的真实签名按法律手续在伦敦立案。他知道，有个叫贝克尔的流亡者跟维利希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此他就以贝克尔的名义写了如下一封信： “致崇高的柏林王国警察总局 即日于伦敦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 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 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 施梯伯在科伦向陪审法庭说，他得到这个记录本已经有两星期（在他把它交出以前），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曾考虑很久。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作为信使而来的格莱夫带给他的。而戈德海姆先生则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写道： “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 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是写给柏林警察总局的。如果它真是出自贝克尔之手，那就应当寄往柏林。但是这封信寄给了科伦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德海姆，而这封信的信封寄给了柏林警察总局。信封内附了一张字条：“科伦的施梯伯先生对此用途将作详尽说明。”因此，施梯伯是知道伪造这封信的目的的。弗略里也曾专门就这一点写信给戈德海姆。 可见，关于这个伪造物，在弗略里、戈德海姆、施梯伯和普鲁士警察总局之间是存在一种默契的。 （施梯伯没有利用这封信，因为他还在这以前就被迫放弃了记录本，因为施奈德尔第二不依靠我寄给的立了案的签名，已经在科伦弄到了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签名，此外，他根据我很早以前写的一封信知道，记录是希尔施伪造的。施梯伯打听到，施奈德尔和跟随他的其他律师，在法庭办公室里核对了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的签名。于是在下一次开庭时他忽然说出了他想出来的Ｈ·李卜克内西（见《揭露》第38—40页[522]）。） 施梯伯知道记录本是伪造的。否则他对真正签名的立案根本用不着害怕。 10月29日戈德海姆到达伦敦。施梯伯把他派到那里是为了就地同弗略里和格莱夫商谈如何挽救记录本。戈德海姆不得不毫无结果地回去，并告诉弗略里说，施梯伯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决定在万不得已时让他弗略里的名誉受损害。 于是弗略里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把手稿带给了希尔施，要希尔施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一篇声明，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市长提供伪证，说他希尔施就是李卜克内西，要市长证明这篇声明是真的。当弗略里把上述手稿交给希尔施去临摹的时候，他对希尔施说，手稿的笔迹是写记录本的那个人的，是戈德海姆从科伦把它（手稿）带来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科伦拿出来的记录本并不是希尔施和弗略里所写的那一本；施梯伯亲自让人复制了一本。这一本与弗略里和希尔施炮制的那本不同，除了其他一些非本质的地方以外，主要是弗略里所寄的记录没有签名，而施梯伯拿出来的记录有签名。） 希尔施尽量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了声明。（他离开伦敦时，手稿还在他那里。）声明的内容如下：下面签名人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他才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和真实的。希尔施在去见市长的路上说，他不准备在市长面前宣誓。弗略里回答说他自己来宣誓。在这以前弗略里到普鲁士领事馆（在那里他当然是非常出名的），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作为李卜克内西的签名）是真的。然后他同希尔施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误。但是市长要求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过了一天——但已经太晚了——弗略里在律师那里证明签名是真的。） 希尔施在他向弯街治安法官贾丁作的代替宣誓证词的声明中谈了这整个丑事。他的证词提交给了上诉法院院长哥贝尔，与此同时它的两份副本寄给了施奈德尔第二和律师埃塞尔。 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希尔施本人从汉堡弄到柏林来，让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提供证词，并同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对质。但是要把现在还是头号“文明人”和“解放者”的舍尔瓦尔弄来，在现存制度下是办不到的。 如果我自己去提供证词，自然我就根本不能说我是怎样发现这个或那个事实的——不然就会说出各种各样不应该说的东西来。况且这样的证词也不能成为证据。 如果政府能秉公办理，那案件非常简单，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要办理这个案件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来谈费舍［注：：见本卷第59—61、532—533和536—537页。——编者注］。 从1853年，即从我的第一本反对帕麦斯顿的抨击性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问世时起，我就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和他的拥护者（我不说他的党，因为在他的专门领域即对外政策方面，除了认为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先知者的那一派以外，所有英国党派——从托利党到宪章派——都有他的拥护者）建立了某种契约关系。从那时起，我就不断地有时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有时不取报酬地为他们的《自由新闻》提供文章（例如，我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以及论文《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注：：弗·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编者注］等），并把我个人掌握的关于俄国密探如班迪亚等人的材料交给他们使用。费舍可说是乌尔卡尔特派在柏林的公认的正式代理人，但是关于他在那里的活动，我只是凭传闻知道他出版《公文集》［注：：《新公文集》。——编者注］而已。这就是我怎样同费舍发生关系的情况（我只是偶然在伦敦一家报馆的办事处里碰见过他，并利用这个机会要他向你转达了问候）。他在柏林为我和恩格斯代办过各种事情。在对内政策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同他交换过一句话，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我同乌尔卡尔特自从下面这件事以后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有一次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我是一个革命者，而他也是如此坦率地对我说，他认为，所有的革命者要么是彼得堡内阁的密探，要么是受彼得堡内阁愚弄的人。 在我们和费舍来往的信件中，他总是十分审慎，只限于谈论我们同乌尔卡尔特分子观点一致的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 你大概读过乌尔卡尔特的著作，因此在这里来分析这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是多余的（即便不谈这点，这封长信在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下就已经使我非常疲劳了）。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浪漫主义者）（当然不是从任何一个真正反动的党派都是反动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而是从所谓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 他的德国拥护者，如布赫尔、费舍等人（后者的小册子《俄国佬》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读也知道它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甚至学去了他那种具有独特的混乱批判性的“盎格鲁撒克逊”怪癖，这我根本不在乎；正如，比方说在同俄国打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的邻人向俄国人开枪是出于黑、红、黄的动机还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一样。乌尔卡尔特是俄国所害怕的一种力量。他是在英国唯一有勇气和良心反对舆论的官方人物。他是他们当中唯一不能收买的人（不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名誉地位）。最后，迄今为止在他的拥护者中间，例外地，我遇到的都是诚实的人，因此在没有证明情况相反以前，也应当认为费舍是这样的人。 至于费舍和哥达公爵［注：：恩斯特第二。——编者注］的关系，我根据很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不是一种雇佣关系。因为这个公爵属于乌尔卡尔特用来反对帕麦斯顿和任何内阁篡权的英国王朝（洪堡预感到这种内阁篡权时问道：“为什么从来不向内阁阁员开枪呢？”），所以对乌尔卡尔特来说，最方便的就是在德国用他的名义反对俄国和帕麦斯顿。因此费舍的小册子《作为革命者的暴君》英译本就题为《科堡公爵的抨击性小册子》，而帕麦斯顿对它那么重视，竟亲自用一篇专门的（匿名）抨击性文章[523]来予以答复，从而使他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要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帕麦斯顿是用不幸的科堡家族来做他亲俄的替罪羊的，而这本小册子迫使他放弃了这个阴险的诡计。 完全可能，费舍反帕麦斯顿的言论在柏林没有多大意义。然而它们对英国却很重要（因而反过来对德国也很重要），因为乌尔卡尔特派巧妙地利用这场论战，把它夸大，把它描绘成德国对帕麦斯顿的看法而在英国的论战中加以利用。 我们同乌尔卡尔特派一起对俄国、帕麦斯顿和波拿巴进行的这场战争，参加的有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欧洲所有首都的所有党派和阶层的人，费舍也是其中之一。相反，我同布赫尔却从来没有交换过一句话，因为那没有好处。假如他住在柏林而不是住在伦敦，那是另一回事。 一当我们在德国进入革命的时代，我们当然就会停止搞外交，即无论哪一方面都丝毫不掩掩盖盖，甚至不口是心非的外交。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些英国的联系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象“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在德国现在根本不存在革命的政党，而反动的最丑恶的形式，我认为是譬如在《国民报》上所表现出来的普鲁士王国的宫廷民主，这在《人民报》上也有某种程度的表现（对坏蛋芬克、摄政王［注：：威廉。——编者注］等人的赞扬）。 无论如何，乌尔卡尔特派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熟悉情况”，他们这派不熟悉情况的成员从熟悉情况的成员那里得到启发；他们追求明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同俄国作斗争——并同俄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伦敦唐宁街[524]进行殊死的战斗。让他们去设想这个斗争会使“盎格鲁撒克逊的”秩序建立起来罢。我们革命者必须在他们还有用时利用他们。这并不妨碍我们，当他们在对内政策上反对我们而成为一种障碍时就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乌尔卡尔特派对于我用自己的名字同时为他们所切齿痛恨的厄内斯特·琼斯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当它还存在时）写文章，从来没有过意见。厄内斯特·琼斯曾笑话乌尔卡尔特的胡言乱语，在自己的报纸上嘲笑他，但是就在这同一家报纸上，他曾公开承认乌尔卡尔特在对外政策方面有非常珍贵的作用。 最后，乌尔卡尔特的浪漫主义，尽管对法国革命和一切“公共事物”怀有狂热的仇恨，但却是特别自由主义的。它的坚决主张是个人自由，只是意思极其含糊。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点，它给“个人”披上各式各样古老的服装。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448]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在1852年2月，被捕者根据图谋政变的罪名而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完全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都被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节中驳倒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70、541页。 [515]马克思在这里是回答拉萨尔要他去柏林为审讯艾希霍夫时作证人的建议（见注29）。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告诉拉萨尔的关于警察局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施展阴谋的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附录4中也利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页）。——第538页。 [516]关于马克思同尤赫的会见，并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和20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506—507页）。——第538页。 [5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8页。——第539页。 [518]马克思称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维利希—沙佩尔同盟，这个集团在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了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组织（并见注44）。——第540页。 [51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9—470页。——第540页。 [520]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1853年4月控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一控告称作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这件事比作英国历史上称作“火药密谋”的天主教徒1605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的密谋）。 1853年，由于投向警察局并为之效劳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原盟员亨策的告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拉登多夫、格尔克、法肯塔尔、勒维等被捕。1854年根据这种伪造的密谋罪，他们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三年至五年）。关于对警察局这种挑衅行为的揭露，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8—449、451、734页）。——第541页。 [5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6页。——第542页。 [5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6—499页。——第544页。 [523]帕麦斯顿对费舍的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的答复，大概在英国报刊上是以“伊斯马伊耳”的笔名发表的。——第548页。 [524]唐宁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国外交部和首相官邸的所在地。——第54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1860年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 柏林 [副本] 1860年6月1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三个星期来肝病折磨着我；这整个期间我完全不能写东西和工作，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复元。结果我这里积压了很多工作，最近几个星期我的全部精力要用在这上边，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立即开始为新报纸写稿［注：：见本卷第532—533页。——编者注］。您能不能给我寄一两号报纸看看？并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新企业的主要领导人？黑、红、黄——这是现在可以向国外颇有成效地使用的颜色。[512] 我向您推荐日内瓦咖啡馆大院路北方路85号格奥尔格·洛美尔先生为报纸驻日内瓦的通讯员。 日内瓦现在是波拿巴阴谋的集中地，而洛美尔消息非常灵通。我深信，他会在要求很不高的条件下同意写通讯。 关于阿贝尔：衷心感谢您的这一发现。[513]这个阿贝尔是谁？您如能把比较详细的情况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而且最好是快点告诉我。 我大概告诉过您，检察长已经批准检察官的决定，拒绝我的关于诽谤的控诉，说这个案件不代表“公众利益”。现在就要提起民事诉讼。 想必您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伦敦电讯社的所有者、犹太骗子路透已被介绍给女王［注：：维多利亚。——编者注］。原因很简单：路透（他自己写东西几乎是文理不通的）的得力助手就是维也纳的流亡者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这个恩格兰德尔以前在巴黎是受当时的警务大臣庇护的石印通报的撰稿人；同时他又是法国的间谍。东方战争[514]爆发时，恩格兰德尔被驱逐出巴黎，因为发现他是俄国特务。于是他来到了伦敦，最后到了早先就与之有联系的路透那里任职。既然路透通过他的电讯社控制着全部欧洲报刊，而俄国大使馆又通过恩格兰德尔控制着电讯社，所以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帕姆［注：：帕麦斯顿。——编者注］把路透介绍给了女王。据我所知，同这件事有联系的是俄国加入奥普电讯同盟。我已把这些事实告诉了科勒特。也许您从您那方面也能加以利用。 致深切的敬意。 卡·马克思 恩格斯的小册子［注：：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除了唯一的一本以外，不论恩格斯还是我都还没有收到。看来出版者先生也没有在报上刊登关于小册子的通常出版广告。 注释： [512]费舍在1860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对马克思1860年5月8日给费舍的信（见本卷第532—533页）的回信）中，回答马克思询问的报纸的倾向性时指出，该报的口号之一是“黑、红、黄”（见注351）。——第536页。 [513]费舍在1860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每日电讯》的驻柏林通讯员是阿贝尔（见注47）。——第536页。 [514]马克思指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第53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860年5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0年]5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附上柏林寄来的关于驳回刑事诉讼的决定。民事诉讼也不会有什么结果。[9]请写一点关于案件的情况给《中莱茵报》。你把信的内容告诉龚佩尔特和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以后，就请把信寄还给我。 关于抨击性著作［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我还根本没有同任何一个书商谈妥，暂时还拿不定主意，我是否值得向莱比锡或者汉堡接洽？ 恩格斯昨晚离开这里，他十分健康。[82] 《斯芬克斯》[507]我还没有从你那里收到；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连布斯特拉巴[309]都不认为是斯芬克斯，更不认为卡尔·格律恩先生是奥狄浦斯了。 祝好。 你的卡·马· 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要给《中莱茵报》寄一篇标明发自“柏林”的短文，来谈我的诉讼过程，那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也捎带谈一下5月11日柏林第一审级对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的最后审讯。事情是这样的：艾希霍夫以“诽谤”施梯伯的罪名被判处了一年半徒刑。这一诽谤的要点是揭露（在伦敦报纸《海尔曼》上）施梯伯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中发假誓、盗窃等等。[29]以下几点足以说明普鲁士法院的行径： 1．艾希霍夫的揭露是以（如果不算我的抨击性著作，它自然不应该被提到）科伦审讯期间刊载在《科伦日报》上的报道[508]为根据的，而且无论施梯伯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从来没有对这些报道的真实性表示过异议。法院却宣布这些报道不能作为证据。每当情况有利于施梯伯的时候，法院就宣布刊载在《福斯报》上的报道[509]（可能是施梯伯本人写的）是真实的，而这只是因为施梯伯先生认为它们是真实的。然而每当情况不利于施梯伯的告密人的时候，这同一个法院则宣布当时法院秘书在记录中所作的可怜摘要是唯一真实的根据。 2．施梯伯在策划1852年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主要同谋者和助手警务顾问戈德海姆和警监格莱夫，每次都被免除了反讯问，因为法院不愿使这些先生处于这样的抉择（法庭庭长［注：：哥贝尔。——编者注］公开谈过此事）：“要么发假誓，要么证明自己有罪”。另一方面，他们的供词则被用来作为说明施梯伯无罪的证据。 3．施梯伯和格莱夫在1851年迫使普鲁士警探罗伊特钻进奥斯渥特［注：：迪茨。——编者注］屋里偷去了文件，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曾利用这些文件作为证据（虽然它们实际上同案件毫无关系[510]）。这次盗窃就是艾希霍夫揭露施梯伯的几件事情之一。但是现在请注意！王室国家检察官德朗克曼提出了以下新得出奇的盗窃理论，他声称： “这些文件是否盗窃来的，这个问题可以暂且撇开不谈；从对被告判罪的观点来看，这没有意义。即使文件确实是偷来的，那末对于用这种办法弄到文件的警务官员，从法律观点来说也不能指控为偷窃，至多只能说行为不道德。法律上的盗窃，需具备恶意欺骗性质，但这不适用于被迫让人去进行这种偷窃的警务官员，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而是为了国家利益。” 因此，一个警务官员若是在伦敦闯进一所房子进行“偷窃”，那从法律观点来说丝毫没有犯罪，“至多”是行为不道德。这看来象是普鲁士国家对英国人的一种恩赐：习惯法暂停生效。 4．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提供了宣誓证词，说记录本[511]是他和弗略里在格莱夫监视下伪造的。为什么没有把希尔施弄到柏林去，为什么在审讯期间没有把他作为证人进行讯问？ 注释： [9]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Prozessgegendie《Allgemeine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1859年12月出版，而在1860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1860年1月22日和25日第37号和第41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2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写书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年2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贝尔（见本卷第437—443、446—448和454—475页）。 但是，在1860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年11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8、11、17、430、438、533、587页。 [29]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页，以及本卷第479、480页）。——第18、23、449、471、479、534页。 [82]5月下旬，恩格斯在去巴门探望重病的母亲之后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在伦敦马克思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第59、533、550页。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507]指卡·格律恩的匿名小册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宝座上的斯芬克斯》（《LouisNapoleonBonaparte，dieSphinxaufdemfranzösischenKaiserthron）。——第534页。 [508]1852年10—11月的《科伦日报》刊载了关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道，标题是：《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控告他们参与叛国性的密谋》（《Assisen-ProcedurgegenD．Herm．BeckerundGenossen．AnklagewegenhochverrätherischenComplottes》）。——第534页。 [509]1852年10—11月的《福斯报》刊载了关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道，标题是：《科伦陪审法庭的一个共产党人大案件的审理记录》（《DieVerhandlungendesgroβenKommunistenprozessvordemAssisenhofezuKöln》）。——第534页。 [510]罗伊特在奥·迪茨那里偷走的文件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文件。1850年秋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奥·迪茨成为该集团的成员（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7—471页），这些文件与当时其成员正在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没有任何关系。——第535页。 [511]指普鲁士警察局密探伪造的所谓“真正的记录本”，该记录本作为控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材料被提交到1852年审判共产党人的科伦法庭。——第53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1860年5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 柏林 [副本] 1860年5月8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非常感谢您给我来信和为我奔走。最近几天我将把小孚赫关于迈尔［注：：见本卷第530页。——编者注］的一封信给您寄去。 至于筹办的报纸，我不反对参加。[506]不过事先我需要比较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个企业，了解一下报纸的倾向等等。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而这大概一定是英国通讯的主题），我认为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当然，最主要的是了解该报在普鲁士将采取什么立场。如果它不是持极端片面的党派立场，那末在德国正处于危急关头的现在，我以为持不同观点的各派人士是能够在彼此不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共同反对外部敌人的。 致深切的敬意。 卡·马克思 同时（5月8日）寄给了：恩格斯、波克罕、埃卡留斯、佩奇和魏德迈。 注释： [506]1860年5月初，政论家费舍建议马克思为《德意志报》撰稿，这家报纸将有费舍参加，预定在柏林出版。关于马克思同费舍的关系，见本卷第546—549页。——第53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1860年4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巴门 1860年4月25日于曼彻斯特 [电报] 星期六来信部分同意——星期五晚携限定全权委托书抵达——星期四晨动身——希面晤布兰克。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4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谨寄上十五塔勒预付费，同时告诉您，我完全同意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又及。经我委托在巴黎、瑞士，特别是在日内瓦进行调查以后，现在我掌握有证明卡尔·福格特教授是法国一名普通代理人的证据（以后，在诉讼结束之后，我将在小册子中公布出来）。此外，我认为尼斯和萨瓦的兼并甚至会使瞎子也能看清“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和威胁德国的危险，看清那些预先警告过这一点的人们是正确的。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4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你寄来洪堡的书［注：：指《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一书。——编者注］和费希特的著作。后者我还没有读过[504]，而你却很机智地把它用上了。收到你的来信后，我请恩格斯把你的信和法律顾问维贝尔发自柏林的信寄给了我。读了后面这封信，我看出那里只是说，我在报上公开报道时不要提他的名字［注：：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因此在这方面是我误会了。 今天我接到维贝尔的信。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以下情况。起初他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本月18日，他收到了如下的答复： “原件由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退回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并通知：此案不具备使我有理由进行干涉的公众利益（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4月18日于柏林……利佩” 对这个决定维贝尔向检察长［注：：施瓦尔克。——编者注］提起控诉。与此同时，为了使时效期延长并使自己留有采取别的途径的可能，他以侮辱的罪名向民事法官提起控诉。 我为自己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当然在巴黎和瑞士进行了调查。我甚至派了自己的使者［注：：济贝耳。——编者注］去日内瓦。现在我手里有证明福格特是法国代理人的证据。目前他感到在日内瓦的立足点再也不牢靠了，他在考虑怎样在别的州取得公民权。 附带说一下。我的一个熟人［注：：孚赫。——编者注］（柏林人）断定说，《每日电讯》的通讯员[505]是一个叫迈尔或迈耶尔的人［注：：见本卷第473—474和536页。——编者注］，他与阿伯拉罕公司（或“阿伯拉罕父子公司”）有关系，住在柏林维多利亚街。你能否叫你的女士们打听一下这件事？ 你的信我晚些时候再回。 这封信也许在柏林已碰不上你了。 你的卡·马· 注释： [504]拉萨尔在1860年4月16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他把他的还没有发表的文章《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的清样寄给了马克思，该文是为瓦勒斯罗德出版的《民主研究》而写的（见注70）。拉萨尔这篇文章是专论费希特的著作《一八○七年和一八一三年的政治片断》（《PolitischeFragmenteausdenJahren1807und1813》）的。费希特这一著作载于《约·哥·费希特文集》1846年柏林版第7卷第507—613页（J．G．Fichte．SämmtlicheWerke．Bd．7，Berlin，1846，S．507—613）。马克思所说的没有读过的著作，是指费希特的这些片断。——第530页。 [505]指通讯员阿贝尔，他在1860年2月6日的《每日电讯》上发表了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的摘录（见注47和9）。——第53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格奥尔格·莱茵兰德尔(1860年4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莱茵兰德尔 伦敦 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莱茵兰德尔： 请费心让施泰歇尔先生确切地（尽可能确切地）告诉您，舍尔瓦尔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到达日内瓦的，他在那里呆了多久，他失踪的事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为此我将非常感激您。 请您抽空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您的卡尔·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4月2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我十一天以前给您寄过一封信［注：：显然是4月13日的那封信，见本卷第525页。——编者注］，在信中指出，对于我从这里和曼彻斯特寄出的许多封信（附有文件、委托书等），我已经两个月既没有收到您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证实这些信件已经寄到的消息，尽管您2月22日的信曾使我有理由期待很快就会得到复信；而且，从那封信看，起诉的时效期到4月22日（即明天）就要截止了。因此我才请求您作些说明。 但是连这封信我也没有得到答复，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我的信——虽然除最后一封以外，全都是用挂号寄的——您都没有收到；要么您至少有一封信被截去了。 如果这封信也遭到前几封信同样的命运，我将去质问这里的邮政总局和普鲁士大使馆，必要时我将在伦敦报纸《泰晤士报》上公开表示抗议。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1860年4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1860年4月19日) 曼彻斯特 [草稿] 1860年4月19日于曼彻斯特 尊敬的先生： 我在午休时间把成本核算簿带回家去，您感到不满，为此我毫不犹豫地向您表示歉意。因为与我们办事处有关系的别的一些人过去也把簿子带回家里去过，所以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会使您感到不快。如果说我有意用不体面的方式从这当中为自己谋得什么好处，那您也知道，这本簿子中的各项成本核算都早已过时，哪一项都不符合当前的实际价格。因此，我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意图，我希望，您目前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情绪，绝不是由于看到将来可能出现一个停止公司业务或对它作任何其他调整的协议的缘故。如果谈判能够本着友好互让的精神来进行，那对各方面来说都要好些。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1860年4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 圣埃尔耶 1860年4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将军先生： 我要出版一本论述波拿巴派活动的著作［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因此不揣冒昧向您，最杰出的欧洲自由的前卫战士之一写这封信。您在上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您已识破骗局，因此已及时退出舞台——这是您比科苏特这个丑角及其谄媚者高明的重要证明。可惜我把这篇声明丢失了。我为此请巴黎的瑟美列帮忙［注：：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他要我给您写信。如果您能费神把这篇声明的副本连同对意大利的匈牙利人所受欺诈的说明寄给我，您就为这件好事出了力。 我1859年夏天在《纽约论坛报》和伦敦《自由新闻》发表的文章［注：：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编者注］中，曾把您称为在匈牙利流亡军人中唯一不受法俄外交的收买和欺骗，也不为科苏特的魔术所迷惑的人，我也会很乐意在我准备出版的新书中给您以应有的荣誉。 我不揣冒昧提起您注意，我早在1848—1849年任《新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是德国支持革命匈牙利的最坚决战士。我现在也完全和那时一样，把匈牙利的独立和自主看成德国摆脱被奴役地位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同样坚决地拒绝那些要把一些民族贬为掩盖俄国佬和十二月帮阴谋活动的外衣的努力。 致崇高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4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4月1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上次给您寄去最后一批文件，并请您通知我您是否收到我的信和附件，以及请您稍微谈谈案件进展情况［注：：见本卷第515—516页。——编者注］，从那时到前天已经两个星期了。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据您2月22日的来信说，起诉的时效期到4月22日截止。此外，您在那封信中还说，我不久就能得到您的消息。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1860年4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0年4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你以为哥·欧门最近的建议是什么意思？ 1．他是想分批付清母亲的股份，然后独力经营。 2．我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继续留在他那里当四年职员！ 这个人以为我们会这样轻易地把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产业交出来给他，而我又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在他面前忍受这种屈辱。 谈判是在完全友好的方式下进行的。我马上就拒绝了他提出的对我的建议，之后他答应我过四年以后我有可能当他的合伙人，但是我要求在讨论这个建议以前由他作出保证。我还对他说，我们共同的意见是：如果一定要分手，我们将坚持按实物分，并召开债权人会议。这使他非常吃惊，谈判也没有进展。他以为我们在巴门迫切需要钱用（这一点我对他作了相应的解释），就企图来利用这种情况。总之，他对这次谈话十分失望，现在会对我们提出别的建议。详情以后面告。 有了这件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可以指靠查理［注：：查理·勒兹根。——编者注］；他已经认为，我们两人将能够迫使哥特弗利德［注：：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去做我们想叫他做的一切，也许甚至迫使他离开企业。 你的弗·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0年4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巴黎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贝克尔朋友：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的信、对您向济贝耳口头说的情况以及对转寄信件，表示衷心的谢意。福格特先生的攻击，撇开其他一切不谈，单凭它使我同我们革命和流亡中的老将接近这一点来说，就应当看成是一件值得我庆幸的事。不过我不象庸人那样对您一生所表现的坚毅精神表示惊讶。我至今始终确信，凡是真正坚强的人——举例来说罢，如老勒瓦瑟尔、科贝特、罗伯特·欧文、列列韦尔、梅利奈将军——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 我写这封信的最直接的原因——除了想亲自向您表示感谢以外——是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委托我在欧洲为《人民呼声》物色通讯员。这是美国工人同盟目前在芝加哥创办的报纸；同盟的中心已从纽约迁到芝加哥。这是一家日报，它将具有日益重大的意义，因为芝加哥越来越变成西北部的一个大都会。现给您寄上计划的引言部分。 条件是这样的：您每周要写一次通讯——每次稿酬两美元。这样一季度约为五英镑或一百二十五法郎。稿酬很少，但是工人报纸不能不是这样。不过我的朋友魏德迈的人格可以担保按时付酬，这是美国其他德文报刊通常做不到的。如果您接受这个建议，就请从下星期开始，但是请预先告诉我一下。 装有非常重要的信件的那个邮包，在济贝耳到达伦敦的前一天我收到了。我将把信件编好，随时准备供您使用。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一个起来反叛维利希的纵队写的，它是对这个唐·吉诃德的绝妙的描绘。[503] 您非常了解法济，如果您能寄给我一篇关于他自政变以来所作所为的简短介绍，并对这个人的品性刻画一下，那就太好了——这对我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十分重要。我认为福格特不过是法济的仆从，我只在巴黎见过法济一次（1843年），但一下子就看出了他是《国民报》的前撰稿人（那里连最好的撰稿人也是坏的）。 洛美尔的那篇玩意儿［注：：格·洛美尔《在幕后》。——编者注］很有趣，其中有关于1847—1848年的一些有益的揭露。不过，他在谈到革命年代事变的起因时把一切都归结为琐碎小事的做法，我不能同意。但是也许正是他的见解狭隘，才使得他能够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他个人所接触过的领域。 您的关于莱布尼茨的两首小诗和《一切不值一提》，我非常喜欢；您要是把它们附在给魏德迈的第一次通讯中（如果您接受我的建议的话），那就很好。他的地址是： 合众国伊州（伊州即伊利诺斯州）芝加哥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祝好，握手。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503]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7—469页）。——第52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洛美尔(1860年4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洛美尔 日内瓦 [草稿]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 公民： 几天以前，在济贝耳从瑞士回来的途中，我在这里弗莱里格拉特家见到了他，他对我说，我在2月26日从曼彻斯特寄往“《新瑞士报》编辑部”交您收阅的那封信落到了布拉斯手中。原来我听人说，您是《新瑞士报》的编辑，而这家报纸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写了那封信，因为我从革命的编年史中知道您的光辉的名字；至于布拉斯先生，我是不会写信给他的。 我是想从您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福格特的活动的说明。现在我不断收到属于革命政党各个派别的各国流亡者寄来的有关福格特以及其他波拿巴代理人的活动的材料。但是我要持批判态度，要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由于您深知瑞士的情况，因此您所提供的材料对我将是极其宝贵的。 至于济贝耳给我的您那本小册子《在幕后》，它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认为很有必要出版它的第二部分。我也许能为第二部分给您在这里找到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出版人。至于第一部分，我想我能推销三百本，每本一法郎，一部分在伦敦各团体中直接出售，一部分则通过书商。但是，为此必须先收到这些书。如果您同意的话，请把书寄来，书店的地址是：“伦敦，佩奇……”。 最后，我还想对您提出一个建议。我的朋友约·魏德迈（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前编辑之一），根据合众国的工人同盟（它的中心已从纽约迁到芝加哥）的建议，辞去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以便在芝加哥担任《人民呼声》——由工人和体育团体创办的一家日报——的编辑工作。他请求我在欧洲物色通讯员，我在这里、在巴黎以及在柏林都进行了。我冒昧建议您担负瑞士的通讯工作，开始每周一次。每次稿酬为两美元（十法郎）。稿酬暂时很低，对于这种报纸，而且尚在初创时期，这是可以意料的；随着报纸的巩固，稿酬是会提高的。直到目前为止，在伊利诺斯州只有一家日报——《州报》［注：：《伊利诺斯州报》。——编者注］，而芝加哥一天天越来越变成美国整个西北部的中心，在那里德国居民很多。对准时付给报酬我可以担保。如果您接受这个建议，就请在这星期立即开始，并费神将此事通知我。通信地址是：合众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回过头来谈福格特。您大概从我在德国各家报纸上的一项声明（2月初）［注：：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中已经知道，我打算等我因柏林《国民报》摘录转载福格特的书而对该报提起的诽谤诉讼结束后，就对他的诽谤著作［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作出回答。 在第180—181页上（见有关的地方），福格特谈到他在洛桑工人庆祝会上所挫败的“密谋”。您能不能就这些自吹自擂的话给我提供一个说明？书里的话逐字抄录如下[502]： 这里问题在哪里？ 最后，我还要冒昧提一下，如果您对福格特活动的说明用信件的形式寄给我，我将把它作为用您的名字写的单独的一部分收入我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由于柏林的诉讼［注：：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5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只能晚一些出版）。这样您就会列入其他流亡者的十分光荣的圈子里。自然，出版人付给我的按页计算的稿酬中您所应得的那部分，我会转寄给您的。我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了解流亡者的生活条件——我自己除了很短的几段时间，已经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了十七年，——而且侵吞从出版人那里得到的别人的稿酬，那是不对的。由于柏林的诉讼以及福格特的主要打击等等是针对我的，我的小册子将有很好的销路，并且一定能在德国找到很好的出版人。试问，为了事业的利益，是不是最好把进攻的力量集中起来呢？当然，您完全可以自己酌情处理这个问题，我深信您不会把我的直率了解成坏的意思。 祝好，握手。 完全忠实于您的卡·马· 您如果写信给我，请寄以下地址：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阿·威廉斯［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先生。 注释： [502]马克思这封信的草稿中没有引用从福格特的小册子中摘出的引文。草稿中省去的引文，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4页）。洛美尔1860年4月13日回信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6页。——第52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4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原址） 亲爱的拉萨尔： 自收到你最后的一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恩格斯的父亲去世了，恩格斯经普鲁士政府许可，在普鲁士逗留了两个星期。而我忙得不可开交，现在也只能很简短地给你写一点。 1．我的柏林律师［注：：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要我一定不说出他的名字。但是尽管我给他寄过许多材料并且一再提醒他，他已经有六个星期毫无音信，如果他再这样沉默下去，那就要你去向他施加压力了，因为到4月22日就满时效期。 2．福格特到过巴黎普隆－普隆那里。我的一些熟人看到过他，还同他谈了话。尽管如此，他却厚颜无耻地在德国报纸上声明（自己或通过别人），说他没有到过巴黎。 3．洪堡的书[499]我没有收到。 4．《高尚意识的骑士》今天寄给你［注：：见本卷第513、515页。——编者注］。 5．根据已把自己的中心从纽约迁到芝加哥（伊利诺斯州）的美国工人同盟[500]（合法团体，合众国各地都有它的分会）的建议，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辞去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魏德迈将在芝加哥一家用工人股金创办的日报［注：：指《人民呼声》。——编者注］担任编辑。芝加哥越来越变成美国整个西北部的中心，那里德国人的影响占优势。魏德迈请求我为该报征求一些通讯员，我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巴黎以及在瑞士都征求过了。[501]我建议你担负德国的通讯工作（尽可能每周两次）。报酬是谈不上的；这是党的工作，但是很重要。魏德迈是我们的优秀分子之一。如果你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表示同意的话，那就马上干起来，稿子寄到：合众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6．翻阅《新莱茵报》（为了福格特的事需要翻阅一下），发现我们曾在一篇简短的社论中支持柳德米拉·阿辛格夫人，反对《福斯报》，这使我很高兴。 7．你能否寄给我一篇关于《国民报》的崇高的察贝尔反动时期以来的活动情况的简要介绍？这篇介绍可能作为由你签名的信件发表在我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里。这样，你就会同那些在这本小册子中介绍别人情况的十分受人尊敬的流亡者并列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些人匿名，另一些人用自己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人不属于我们的党派。 你的卡·马· 注释： [499]指《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的书信集》1860年莱比锡版（《BriefevonAlexandervonHumboldtanVarnhagenvonEnseausdenJahren1827bis1858》．Leipzig，1860），此书是在拉萨尔协助下由德国自由派作家万哈根·冯·恩赛的侄女柳德米拉·阿辛格出版的。拉萨尔在1860年3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马上就把这本书寄给他。——第518页。 [500]美国工人同盟是美国工人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1853年3月21日于纽约创立。魏德迈为美国工人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德国的工人流亡者在美国工人同盟中占居大多数。同盟认为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建立工会、提高工资，以及争取缩短工作日、进行工人的独立的政治活动。1855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但是1857年同盟在纽约又以工人总同盟的名称恢复活动。芝加哥工人协会是同盟的一个分会，是德国工人流亡者于1857年成立的。1860年，美国工人组织的领导转到芝加哥工人协会，工人总同盟便不复存在。——第518页。 [501]指魏德迈1860年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请求他为芝加哥工人协会创办的报纸《人民呼声》物色在欧洲的通讯员，该报的编辑工作由魏德迈担任。——第51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60年4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1860年4月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先生： 我还没有收到您的小册子［注：：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 恩格斯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因而他会尽力为您效劳的……［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我不认识施托夫雷根，但是在曼彻斯特各种商人[告诉过我]［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他]［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不识时务，惹人厌烦等等。不过他在郎卡郡的某些下层社会里也许能够象其他任何人一样把您的酒卖出去。 如果您回信告诉我佩尔采尔将军的地址，我将非常感谢。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说明。[498]您同佩尔采尔的关系怎样？ 一切顺利。 忠实于您的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498]马克思想从佩尔采尔将军那里得到说明，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意大利战役时脱离聚集在科苏特周围的匈牙利军官们。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45页）。——第51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3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3月2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现附上最后两个文件，可以作为对先前寄上的材料的补充。第一个文件是《纽约论坛报》主编给我的信[444]。我附了德译文。 第二个文件对证明下面这件事非常重要：可鄙的舍尔瓦尔，也就是纽金特，也就是克列美尔，甚至在日内瓦的时候同我也没有联系，相反，他是由于我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的小册子而被驱逐出那里的。这封信是巴黎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写的（贝克尔由于1830—1831年事件被迫流亡国外；在1848—1849年，他起先是巴登起义者的领导人，后来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上校；现在是巴黎的商人；他可说是德国流亡界的老将），受信人是同他有商业联系的伦敦商人莱茵兰德尔。我认识莱茵兰德尔先生，承他把这封信[497]转交给了我。 除了我的这封信以外，我曾寄给您： （1）2月21日——一份委托书连同附件。 （2）2月24日——一封信连同附件。 （3）3月3日——两个邮件连同附件。［注：：列举的信见本卷第446—448、454—475和494—508页。——编者注］ 希望您立即写信给我，第一，证实一下我寄给您的几封信已经收到，第二，告诉我关于诉讼进展的情况。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注释： [444]后来马克思收到了德纳在1860年2月11日的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749页）。——第465、515页。 [497]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0年3月20日给莱茵兰德尔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3—447页）。——第51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3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3月15日［注：：原稿为：2月15日。——编者注］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您为我的小册子［注：：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费心同敦克尔交涉。我本来是会同意署自己的名字的，然而小册子那时候已为别的出版者［注：：贝伦兹。——编者注］所接受（当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这一著作也许已经出版），而且我认为，在尉官们正式（也就是在扉页上）看到《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并非军人以前，有必要为作者在军事著作方面树立一定的地位。您来信说，您无疑还会使我们改变看法，因此，说出自己的名字，就会使我们因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对意大利事件所持的见解而败坏自己的名声，那对我们是不利的。从主观上来说，这个理由当然是不容置辩的；但是我们也能使您相信，我们同样认定我们会使您改变看法，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见解是根据对外交材料的周密研究得出的，这些材料在伦敦差不多很齐全，至少在某些问题方面是这样，而在柏林，公众无疑就看不到（大部分在柏林根本没有）。 马克思前天收到您的信，他将给您回信。现附上《高尚意识的骑士》［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马克思以前忘记寄了。 附带说一下。几天前我们收到了诺特荣克的信。这个可怜的人在被释放以后，“由于多年不在”（！！！）而被剥夺了他在缪尔海姆的公民权，并被禁止在距科伦五德里之内活动。他在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当了摄影师，费了很多周折才在那里取得了居住权。现在他必须缴纳迁入税、立户税以及其他只有在普鲁士的词典里才能查到名称的税。您明白，在长期的监禁之后，加之这一监禁又使他回不得故乡（在任何别的国家可能有这类事情吗？），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而在那里还采用这种奇妙法律的情况下，他若应付不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无法生存。可不可以在你们那里为他想点办法呢？1848年以前，这类事情在莱茵省里会是骇人听闻的，甚至那些支持把这种可耻的法律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资产者也必须帮助这个可怜的人。由于被囚在普鲁士监狱里而多年不在就使他回不得故乡——试把这种事情说给某个英国人听听吧！他的地址是：回廊巷7号，澡堂，摄影师彼·诺特荣克。凭您在布勒斯劳的联系，您不难为他想点办法。此外，我们这位从前的裁缝看来在监狱大学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信写得非常文明。 我现在正在写一篇关于普鲁士新军事组织的短文，并且已经答应给敦克尔。 您的弗·恩格斯 我差点忘记说了：马克思已经写信给红色沃尔弗。[496]但是我们多年来丝毫没有听到他的消息。顺便说说，福格特又同卖身投靠的坏蛋克拉普卡一起在普隆－普隆那里吃了饭。 这封信本来已经封好了，由于里面没有放《骑士》，我又把它拆开来，告诉您一下，我们没有能够找到在曼彻斯特这里仅有的那本《骑士》，准是谁把它拿走了。在伦敦马克思那里还有几本，他已写信要马上给我们寄来，等书寄来后我们立即给您寄去一本。 请您帮忙立即给我邮寄（不贴邮票）几号正在讨论军队体制问题的《人民报》和《国民报》，以及一两本在德国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请把这些都作一个印刷品邮件寄来。不然，要过很久很久才能拿到这些东西，而报纸则根本收不到。 注释： [496]拉萨尔在1860年3月11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同斐迪南·沃尔弗联系，建议他把《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的书信集》译成法文（见注499）。 恩格斯提到的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给斐迪南·沃尔弗的那封信，没有找到。——第51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律西安·若特兰(1860年3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律西安·若特兰 布鲁塞尔 186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先生： 承蒙您从布鲁塞尔惠寄给我一封信，而我至今没有回信告诉您信已收到，请您原谅。我非常感谢您这封信，虽然我不想以任何方式利用它。如果我认为需要公布与我过去的生活有关的某种正式文件，那末为了说明布鲁塞尔的插曲——在涉及我同比利时激进派的关系方面——最好是使用我现在在我的文件中找出的您的两封信（1848年2月25日和5月19日写的）。[494] 由于您属于共和主义者的美国学派（我只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同意这派的观点），也许您会对这一情况感到兴趣，即我将近九年来一直是最有影响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论坛报》的主要通讯员之一。我曾利用这种关系在斯皮特霍恩先生路过伦敦时给了他几封去合众国的介绍信。如果您什么时候想在《论坛报》上发表有关贵国问题的东西，那您可以指望我为您效劳。 不久前对我的无耻攻击（对此我提出两起关于诽谤的诉讼，一起在柏林，一起在伦敦），都来自波拿巴的营垒。路易·波拿巴先生通过他的私人秘书莫卡尔先生，曾公开对《纽约时报》表示感谢，因为它为了抵销我从1852年起在《纽约论坛报》上对小帝国[495]的批判，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它的这个“一切”是具有十分卑劣的性质的）。 很荣幸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马克思 我在曼彻斯特这里只逗留几天。我的地址是：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如果您能用德文阅读的话，我将很高兴把我正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寄给您一本。 注释： [494]关于若特兰1848年2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和布鲁塞尔的插曲，见注485。若特兰1848年5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6—747页）。——第512页。 [495]马克思以讽刺口吻称拿破仑第三时期的法国为小帝国，以与拿破仑第一时期的法国相对照。——第51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60年3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副本] 186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的书［注：：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我还没有收到。否则我已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对它的评论了。 我给您寄去了一篇针对科苏特的文章[493]，条件是您一定要把它退还给我。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为了某种目的需要用它。 我在柏林和伦敦对那些无耻摘载福格特诽谤作品［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的报纸［注：：指《国民报》和《每日电讯》。——编者注］以诽谤罪提出了两起诉讼。十年来我总是在最肆无忌惮的诽谤面前保持沉默，但是我以为现在已经到了公开反驳的时候了。 我的朋友（我是在他家给您写这封信的）也许对您有用（他是商业家）。请您寄一份您的酒的价目表给他（地址：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但是您可不要利用施托夫雷根那类人来当您的代理人。 忠实于您的威廉斯 ［注：：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过几天我就返回伦敦。 注释： [493]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见本卷第434页和注415）。——第51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1860年3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敦 [副本] 1860年3月7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因为我离开了这里几天，所以没有能立即答复您的来信。 至于印刷费账单，我在2月6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信中曾冒昧地请您把它寄来，您忘记寄了。请您把它寄给马克思夫人。 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由于我对布林德采取的措施，他不得不作这项声明）[490]，只需要指出如下几点： 1．布林德是不是传单的“文字上的”作者——这个问题我不管。从法律上来看，他是作者。 沙伊伯勒的声明（照他的话说，三个月来“情况”不允许他在《电讯》［注：：《每日电讯》。——编者注］上作这项声明，但是我把在弯街治安法庭所作的两份affidavits［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的抄件一寄给路易·勃朗，就马上迫使他作出了这项声明）提出不利于福格特的充分证明。但是它丝毫没有提出有利于布林德的证明。它丝毫没有证明他是无罪的。手稿是他写的（如果不是他起草的话）；是他让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他付了霍林格尔的印刷费，在《奥格斯堡报》［注：：《总汇报》。——编者注］上发表了两个假声明；他和霍林格尔秘密勾结反对我，为此目的迫使（您知道这完全成功）排字工人维耶给他们提供假证词。但还不止于此。象您从他9月间寄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知道的，布林德竟敢厚着脸皮硬说，他与这件事毫无关系。最后，他和沙伊伯勒现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他有可能以“秘密勾结”罪受到刑事追究。 2．沙伊伯勒医生看来已让布林德把他当作替罪羊。据我所知，他是听任布林德摆布的工具。 3．我所追求的主要政治目的，由于沙伊伯勒的声明已经达到。这个声明使奥格斯堡的案件[491]化为乌有，宣告无效，成为一个虚构的案件，因为案件中既没有证人，又没有原告和（真正的）被告，实质上连法庭也没有，因为英明的福格特并没有向按照巴伐利亚的法律应该审理这一案件的那个巴伐利亚司法机关起诉。至于福格特本人，那只要举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在他本人居住的日内瓦，一家瑞士报纸（《新瑞士报》1859年11月12日的那一号上）声明说，它愤怒地拒绝了福格特想用法国的钱收买它的企图。这家报纸在社论中建议福格特对它起诉，正象我在《奥格斯堡报》和汉堡《改革报》上由我署名发表的声明中建议他对伦敦的《人民报》起诉一样[492]。虽然福格特是日内瓦的联邦院议员，因而也是有公职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些呼声并没有响应，而是借助奥格斯堡的滑稽剧——确切些说是闹剧——来预先取得愚蠢的德国自由派的支持。 请您把这封信当作机密的信件，因为在柏林和伦敦为我办理诽谤诉讼的律师们认为，在法院审理结束以前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打破沉默是有益的。 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490]这里说的印刷费账单，马克思显然是指《自由新闻》出版社为印刷他的传单《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的账单。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以及本卷第458—459页。——第509页。 [491]指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16）。——第509页。 [492]大概是指马克思1859年11月15日《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这一文件。这项声明没有在《改革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 关于《新瑞士报》上发表的布拉斯反对福格特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91—592页。——第51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2月22日的信我已收到，首先对您接受我的委托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我完全同意您办理这一案件的种种设想。如果我根据正式理由提起诉讼得不到法律上的结果，那末至少提起诉讼对于舆论是极其重要的。 作为对下述附件［注：：见本卷第498页。——编者注］的注释，并且为了结束我的情况介绍，我以为可以作以下的说明，同时要预先指出，因为我2月13日给您的那封信没有留底，所以诉讼的几个要点的编号按我2月24日的最后一封信。［注：：见本卷第454—475页。——编者注］ 对于第Ⅳ点关于舍尔瓦尔。 您从转寄给您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可以看到，卡尔·沙佩尔先生曾是1850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与我敌对的那部分人的两个领导人之一，我曾谴责他们对当时存在的秘密团体的宗旨作了错误的理解；根据我的信念，这个团体应该从事某些观点的传播，但是不应从事任何阴谋活动。因此，我不仅通过科伦法庭上的律师［注：：施奈德尔第二。——编者注］之口，而且还在上面提到的我那本后来在瑞士和美国出版的小册子中，公开谴责沙佩尔先生及其一伙为施梯伯及其密探们的警察阴谋制造了借口，从而使我在科伦的朋友们受到司法追究。 尽管在法律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沙佩尔先生的自尊心来说该是多么痛苦，但我仍然知道他是个诚实的人（他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校对员），所以才在从这里寄出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向伦敦的法官提出一份关于这一点的affidavit［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注：：见本卷第476—477页。——编者注］他立即满足了我的要求（见附件α。译文：附件f，1）。 沙佩尔先生和我一样，已经多年不从事任何宣传鼓动。 沙佩尔的affidavit消除了我同坏蛋舍尔瓦尔的关系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疑点；不过，如果《国民报》哪怕是粗略地看看最有影响的普鲁士各报所转载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和11月）的公开报道，它对于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怀疑。这家报纸在对我提出侮辱性的指控之前应该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因为它自己在社论中曾多次提到这一案件，那就更应该做到这一点了。沙佩尔的affidavit证明，舍尔瓦尔同我从来没有联系，而仅仅同我当时的反对者有联系。关于舍尔瓦尔，我还可以从一封旧信中摘录下面几段话加以补充，这封信是我写给曼彻斯特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1852年10月28日），他还保存着。 “说舍尔瓦尔是警探，证据如下： 第一，判决以后，他马上从巴黎监狱奇怪地逃出。 第二，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刑事犯，却毫无阻碍地呆在伦敦。 第三，雷缪扎先生（我委托施奈德尔第二在必要的时候点他的名）曾告诉我：舍尔瓦尔曾提出愿以奥尔良亲王密探的身分为其效劳，他此后写信到巴黎，并且得到了文件（我看到了抄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舍尔瓦尔起先是普鲁士的警探，而现在是波拿巴的密探了。”[469] 从信中摘录的以上这段话的内容，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可以证实，如果您认为有必要请他到柏林去做证人的话。在以上援引的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德·雷缪扎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曾是路易－菲力浦手下的大臣，至少是路易－菲力浦时代最杰出的议员之一，也是这一时期的所谓空论派的最有名的作家之一。 对于第Ⅱ点。（关于《人民报》的资金）。 我寄给您的附件ｂ（译文：附件f，2），是关于我提供《人民报》使用的那笔钱的来源问题的我的代替宣誓证词的个人声明。[470] 因为办理我对伦敦《每日电讯》提起的诽谤诉讼的律师住在曼彻斯特，所以我必须在曼彻斯特逗留一个时期，这样一来我只好向曼彻斯特的JusticeofthePeace（治安法官）作affidavit。因此，根据英国的法律，在证词上没有印章。 对于第Ⅰ点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关于第Ⅲ点我要作如下说明： 说到我同“秘密警察”的“联系”问题，我可以要求让我的内兄，即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来做证人。但是我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妹妹，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家庭丑闻。这一点我完全交给您斟酌处理。 附件ｃ（译文：附件f，3）是合法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席格·弥勒的一份代替宣誓证词的声明。这是从我一到达伦敦时起（1849年9月或8月）直到我后来在各家德文报纸（其中包括当时存在的《德意志伦敦报》）上公开声明退出该协会［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编者注］时（1850年9月中）为止，我在伦敦参加的唯一的工人团体（上面提到的那个根据我的建议于1852年11月解散的秘密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除外）。总之，这是我居住伦敦期间有某些联系的唯一的德国工人团体。这个协会在它的成立纪念日那天（1860年2月6日）（恰好在这一天，伦敦的《每日电讯》报转载了《国民报》的文章），一致通过了一个为保卫我而反对福格特的决议，尽管我已经有十年不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了。 正如您在附件中看到的，该协会的主席在伦敦把这个决议写成能够在法庭上作为正式文件提出的形式。 对于第Ⅴ点。我在这里（附件ｄ）附上《每日电讯》对《国民报》一篇文章的转述，以及在我提出抗议后收到的《每日电讯》通讯员（柏林的）的答复（附件ｅ），答复的译文见我2月24日的信［注：：见本卷第473页。——编者注］。 我认为，在诉讼进程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完全没有必要提到我的朋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名字，唯一的例外是我在1852年11月19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这封信我已在2月24日的信中转寄给您了［注：：见本卷第454、471和482—483页。——编者注］。我认为这封信对于从法律上判明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下面的补充说明，我随信附上以下的附件： 附件（a）沙佩尔的affidavit；（b）我本人的affidavit；（c）格·弥勒的affidavit；（d）2月6日《每日电讯》第5版第1栏中一篇标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文章；（e）2月13日《每日电讯》第2版第6栏中一篇标题为《德国》（本报通讯员采访），2月8日寄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f）三份affidavits的译文；（g）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1853年12月纽约版；（h）临时政府成员弗洛孔的信，1848年3月1日于巴黎；（i）列列韦尔的信，1860年2月10日于布鲁塞尔；（k）：（1）律·若特兰的信，1848年5月19日于布鲁塞尔；（2）他的另一封信，1848年2月25日于布鲁塞尔；（1）一本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伦版；（m）厄内斯特·琼斯的信，1860年2月11日于伦敦；（n）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1860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471]（o）戴维·乌尔卡尔特的信，1854年12月9日于格拉斯哥；（p）附件m、n和o的译文。 我还应当给您提供的唯一的文件，就是《纽约论坛报》编辑的一封信[472]，信中谈我从1851年年中到目前为止同这家居于美国英文报刊首位的报纸的关系。这封信最近能收到。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补充说明 不言而喻，在对《国民报》的诉讼中，我只涉及《国民报》自己在其社论中作为引文或者作为引文的评论引用的福格特诽谤文章中的那几点；而且我只提对《国民报》说来应受刑事惩办的那几点。其余的一切我留待我对福格特的书面答复时用，书面答复要在审判案结束后才能出版。 因此这些补充说明只求达到以下的目的： （1）我对《国民报》上那些对于诉讼本身毫无意义的地方补充一些说明，以备在需要时反驳对方的律师。 （2）由于我本人是律师的儿子（我父亲是特利尔的已故法律顾问亨利希·马克思，他曾长期担任那里的律师公会会长，而且以自己的纯洁品格和法学才能出众），我知道对于一个具有责任心的律师来说，对自己的委托人的为人有个十分清楚的概念是多么重要。此外，您将看到，关于第2点所引用的某些东西可能在审讯期间有用。 对第1点。 在《国民报》上，在我2月24日信中第Ⅲ点中援引的那段话［注：：见本卷第466页。——编者注］之后，还有下面一段话（《国民报》第37号第2栏正数第65行及下面几行）： “顺便说说，福格特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的一封长信，信中……” 但是，首先，与只读过《国民报》而没有读过福格特本人的诽谤文章的读者所容易设想的不一样，这封信没有一字一行谈到《国民报》就在这段话前面同福格特一起并跟着福格特所断言的东西，也就是根本没有谈到什么“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以便以告密相威胁来诈骗他们的钱”，什么“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等等的话。 泰霍夫所说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他有一次同我、恩格斯和施拉姆（现在已去世，当时——1850年——是恩格斯和我在汉堡出版的杂志［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的主要出版人）一起喝酒，当时他为了要我们敬佩他，把自己装扮成瑞士一个秘密团体[473]的非常严肃而重要的全权代表，我们跟他开玩笑，他却很认真。这是指他的信的理论部分，他在这里描述他同我们的谈话（这样的谈话从来也没有过），极尽歪曲之能事，达到可笑的地步。谁都不能要求我这个已经有十五年以上用德文、法文和英文书面发表过自己观点的人去认真讨论一个前中尉对我的理论所作的叙述，而这个人在一生中只同我一起度过几个小时，而且是在酒馆里度过的。从下面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泰霍夫先生当时的表里不一和心术不正：起初他在从瑞士写给我和恩格斯的信中痛骂维利希（见附件ｇ：《高尚意识的骑士》第3—4页[474]），而后来他在他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中无保留地重复维利希所散布的对我的谣言和诽谤（维利希当时表现出最愚蠢的自命不凡，他满以为他自己非常重要，而他想象中的对手则在想方设法陷害他）。其实，泰霍夫——假如他有一点点理智——当然应当懂得，他在伦敦总共只呆了几天，而且只和我们当时的反对者交往，他不能站在任何一方说话。 以上我谈的仅仅是所谓泰霍夫的信的理论部分（在福格特著作［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的第142页和下面几页转载了这封信，我当然不知道它是否被歪曲了）。 现在我来谈谈该信中似乎使我罪过加重的那部分，泰霍夫在这一部分谈到我的亡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维利希的决斗。如果《国民报》转载了这封信，我就会附上施拉姆的信，他在信中——已经是在决斗之后很久——责备我受维利希的影响，因为我曾劝他不要决斗，尽管我的劝告没有生效。 这里只指出附件ｇ第5—9页[475]就够了。（当这本小册子在1853年12月在纽约出版的时候，他们两人，不论维利希还是康·施拉姆，都已经在美国。） 谈到这本小册子（附件ｇ），那就必须多少谈一谈它的产生经过。 1852年12月，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几个星期以后，我把我的关于这一案件的《揭露》的手稿寄给了巴塞尔的出版商沙贝利茨。沙贝利茨拖延了几个月才印，后来他在运送小册子的时候干得很愚蠢，使全部运往德国的出版物在巴登边境上被没收了。因此我又把手稿寄到北美合众国，在波士顿刊印，起初是在1853年3月的几号《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后来出版了单行本。 与在美国发表《揭露》同时，维利希先生和金克尔一起来到了美国。他们两人是为了募集革命公债[201]到那里去的，因为按照金克尔当时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阐述的观点，只要有搞革命所“必需的钱”，“搞革命就象建铁路一样容易”。[476]我坚决反对了这种愚蠢的做法。在美国发表了《揭露》以后，维利希至少等了四个月，而后才仅仅在《纽约刑法报》上刊登了一篇答复。[464] 这篇答复所包含的那些蠢话和诽谤同泰霍夫的信一样（1850年泰霍夫写给瑞士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维利希当时在伦敦私下对他说的和1853年维利希在纽约发表的东西）。我当时由于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而在美国的英文报刊上已经获得了公认的社会地位，因此我更应当给予答复。不过我决定，问题虽然要从本质上分析，但要采取诙谐的形式，在《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泰霍夫，维利希也一样，是可以答复我的，但是他们宁愿沉默，而且在迄今为止的七年时间内也没有打破他们的沉默。 《国民报》（它想方设法报复我1848—1849年在《新莱茵报》上对它的批评[477]）竟把老早就被公开驳倒了的流言蜚语当作确实的真理奉献给读者，它的无耻和荒诞已到了何等地步！ 附带提一下，我在伦敦一拿到福格特的书，就把书连同我的一封信一起寄给了在澳大利亚的泰霍夫先生，大约过四个月以后可以向公众公布他的答复。 此外，下述关于公布泰霍夫的信的情况对福格特来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住在巴黎的律师席利在一封注明“1860年2月6日于巴黎”的信中，给我这样写道： “这封信〈泰霍夫的信〉经过几个人的手终于到了我手里，在我这里一直保存到我被驱逐出瑞士（1851年夏），那时它才通过拉尼克尔（曾与维利希有联系的一个工人）落到福格特的手里。问题在于我不能够去整理自己的文件，因为我是在日内瓦街上突然被捕的，既没有任何关于驱逐的预先通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警告，我在那里被拘留起来，立即就经过各种拘留所押送到巴塞尔，又从巴塞尔押送到别的地方。我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整理的，其中就有拉尼克尔。他就是这样弄到了这封信。后来我从伦敦写信向拉尼克尔索取这封信，但是没有拿到手。他作为维利希的特别代理人（维利希从前同他一起住在伯桑松），在他那里可能还有其他的计划或指令……现在拉尼克尔是一个很出色的装订厂的厂主，而且这个厂是为日内瓦政府（其首脑是福格特的庇护人法济）服务的。拉尼克尔既是维利希的崇拜者，同时又是福格特的耳目。” 福格特先生就是通过这种体面的途径获得泰霍夫这封信的。 如果您一定要提到这点，那我请您不要提席利的名字，因为福格特作为波拿巴的代理人，有足够的力量把他驱逐出法国。 关于这一点我还应当作以下补充，维利希刚一（1853年）发表后来泰霍夫的信中复述的那些胡言乱语，我在英国还没有得知关于此事的任何消息以前，就在那同一家《纽约刑法报》上登出了约瑟夫·魏德迈（从前他是普鲁士炮兵中尉，后来是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的编辑之一，而现在担任艾奥华州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的一篇致命的答复，在伦敦分裂的时候和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还有阿·雅科比医生，他本人是科伦的被告之一，但是已被宣告无罪，现在是纽约的开业医生。[478] 关于《国民报》第37号第2栏正数第31行和以下几行的一段话： “在流亡者中间他们〈即我和我的同伴〉继续进行《莱茵报》的工作，该报在1849年进行宣传反对任何参加运动的行为，并且经常攻击所有的议员……” 我要说明一下： 完全正确，《新莱茵报》从来没有象《国民报》那样力图把革命变成摇钱树；而只是以牺牲大量资金为代价并且冒着个人的危险，我才得以把报纸一直维持到被普鲁士政府封闭的时候。说《新莱茵报》“在1849年进行宣传反对任何参加运动的行为”，特别是出自《国民报》之口，这是一种可笑的指责，对这种指责最好是由该报的内容本身来反驳。至于我在革命时的态度如何，可以看附件ｌ：《两个政治审判案……》。 还有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新莱茵报》总是以讽刺的口吻谈到福格特先生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其他空谈家，对他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何况福格特（正如他在小册子中自己承认的那样）早在1846年就是取得瑞士国籍的公民，也就是说是外国公民，他在德国无事可做。说《新莱茵报》“攻击所有的议员”，这是不真实的。该报曾同许多极左派的议员保持最友好的关系。福格特本人及其一伙差不多直到该报关闭之前是多么想要博得它的欢心，哪怕从这么一点也可以看出，即他们在成立三月同盟之后，向德国全国各地散发了一个通告，硬向他们的公众推荐订阅某些报纸，“好的”报纸标上一个星花，“最好的”标上两个星花。他们赏给了《新莱茵报》“两个星花”。我一拿到这张通告，立即就在《新莱茵报》（好象是在1849年3月份的一号上）的一篇简短的社论中，对那些在个人品质和政治才略都很少受我尊重的人们所强加的这种保护表示了抗议。[479] 对于第2点。1842年（当时我二十四岁），我是旧《莱茵报》的主编，该报最初受到一般的书报检查，后来受到双重的检查，最后终于被普鲁士政府强行封闭（1843年春）。康普豪森先生是我当时的同事之一，他在三月革命以后当上了普鲁士首相。旧《莱茵报》无疑地破坏了普鲁士书报检查的效能。（我秘密地对你说，当然不供发表：在《莱茵报》封闭以后，普鲁士政府通过我父亲的朋友秘密监察顾问埃塞尔向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当时埃塞尔和我都在克罗茨纳赫疗养地，我在那里同我的妻子结婚。在他通知我这些建议之后，我就离开普鲁士到巴黎去了。） 在巴黎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亨利希·海涅、阿尔诺德·卢格（后来我同海尔维格和卢格决裂了）一起出版了《德法年鉴》。1844年底，根据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的要求，我被（基佐先生）驱逐出境，到了比利时。[480]我在巴黎期间在法国激进派中间所处的地位，从附件ｈ，即从1848年3月1日弗洛孔的一封信中可以很好地看出，弗洛孔在这封信中代表临时政府要求我回法国，并且通知我，基佐关于驱逐我的命令已被撤销。（秘密：1844年夏，在《德法年鉴》的出版者（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破产以后，我在巴黎收到克拉森医生代表康普豪森和《莱茵报》其他股东写来的一封信（内附一千塔勒）。在这封信中我的功绩被估计得太高，单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里没有附它。） 从1845年初到1848年3月初，我住在布鲁塞尔，此后我又被驱逐，于是我遵照弗洛孔的信回到了法国。在布鲁塞尔我除了为各家激进的巴黎报纸和布鲁塞尔报纸不取稿酬写稿以外，还同恩格斯合写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哲学著作，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吕滕出版社出版）［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编者注］、《哲学的贫困》（经济著作，1847年由福格勒在布鲁塞尔出版，并由弗兰克在巴黎出版）、《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两卷关于现代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没有出版，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年由弗·敦克尔在柏林出版[481]）以及许多传单[482]。在我留居布鲁塞尔的整个时期内，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义务地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我把这些讲演汇集成一本小册子，由于二月革命而未能刊印。[483]我在布鲁塞尔的激进派（各种不同色彩的）中间所处的地位，从我作为德国人的代表当选为公开的国际协会[419]的委员会委员这件事可以看出。列列韦尔（现在是八十岁的老人，1830—1831年波兰革命的老战士和博学的历史学家）作为波兰人的代表当选，安贝尔（后来任巴黎土伊勒里宫的警卫队长）作为法国人的代表当选，布鲁塞尔的律师，前制宪议会议员[484]和比利时激进派的领袖若特兰，作为比利时人的代表当选，他同时又当选为主席。您从若特兰（他现在已经是老人了）给我的两封信（附件k，1和k，2）和列列韦尔的一封信（附件i）中可以看出，在我留居布鲁塞尔期间我同这些人是什么关系。若特兰的一封信（附件k，2）是在1848年2月22日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我同他发生分歧之后写的，在这以后，我送交给他一份关于我退出国际协会的声明。[485]他给我的第二封信，是当我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的时候写的。 1848年3月到5月底，我第二次住在巴黎。[486]（秘密：弗洛孔曾表示愿意提供我和恩格斯一笔钱作创办《新莱茵报》之用。我们谢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我们作为德国人不愿意从即使是友好的法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 1848年5月到1849年5月底，我在科伦出版了《新莱茵报》。 您从附件ｌ可以看出，我曾当选为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民主主义者的三个领导人之一。[487]（秘密：当我到达科伦的时候，康普豪森的一个朋友曾建议我到柏林他那里去。我没有理睬这种暗中的拉拢。） 1849年6月到1849年8月，我在巴黎。在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我被驱逐。 从1849年底[488]直到今年1860年，我住在伦敦。在这段时间里，我出版了：《新莱茵报评论》［注：：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1850年在汉堡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出版），《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伦敦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等等。我从1851年起直到现在是《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当我是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成员时（从1849年底到1850年9月），我作过不取报酬的讲演。 您从附件o（它带有机密性）中可以看出，我是怎样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发生联系的。从那时候起我就为他的《自由新闻》撰稿，一直到现在。我同他意见一致的是在对外政策的问题上（反对俄国和波拿巴主义），而不是在对内政策上，在对内政策方面我同（与他敌对的）宪章派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有六年的时间为宪章派的报刊（特别是为《人民报》）写稿而不取稿酬（见附件m）。 1853年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那篇反对帕麦斯顿的文章［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曾不止一次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小册子的形式再版，印数一万五千到二万册。 附件n是只研究外交问题的一个乌尔卡尔特俱乐部的秘书的信，它是1856年按照设菲尔德俱乐部的委托寄给我的，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同乌尔卡尔特派是什么关系，尽管我们在对内政策问题上观点有分歧。 附件m中的信是伦敦的律师（barristeratlaw）厄内斯特·琼斯写的，他是宪章派的公认的首领，也是公认的诗人。 附件o、n、m的译文在附件p中。 至于某些德国人士在伦敦散布的关于我的流言蜚语，那末在附件ｇ《高尚意识的骑士》第14页所援引的我的朋友施特芬（前普鲁士中尉和师团学校的教官，现住在波士顿）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489] 尽管十年来不断受到攻击，关于我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烦扰德国读者。但是对我的律师，在象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 至于意大利战争[33]，我应当说明的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本小册子是1859年由弗·敦克尔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在把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寄往柏林之前，先把它寄给了我。 我们1848年在《新莱茵报》上比所有德国报纸都更坚决地主张自由独立的意大利，现在我们也这样主张；我们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态度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希望波拿巴（同俄国秘密勾结）利用意大利的自由或者任何其他民族问题作为破坏德国的借口。 注释： [33]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实质上是拥护拿破仑第三借口“解放”意大利而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在这个问题上是赞成福格特的观点的。拉萨尔在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italienischeKriegunddieAufgabePreuβens．EineStimmeausderDemokratie》）中以最集中的形式叙述了他对于意大利问题的观点。拉萨尔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坚持让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普鲁士－波拿巴派立场，主张让奥地利遭受失败，以便普鲁士利用这种失败去从上面统一德国。 意大利战争是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借助于顺利的“局部”军事行动去侵占别国的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取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20、432、444、508页。 [201]大概是指金克尔募集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钱。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实现革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辛辣地嘲笑了金克尔这种想法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197、441、501页。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464]马克思指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1853年11月25日《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5页）。发表这篇声明是为了答复刊登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诽谤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DoctorKarlMarxundseineEnthüllungen》），维利希在他的文章中歪曲事实，竭力使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的批判的正确性。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中驳斥了维利希的诽谤谰言，这一著作是1853年11月写成的，1854年1月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 关于泰霍夫的信，见注37。——第490、501页。 [46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8页。——第496页。 [470]这项声明（affidavit）是马克思1860年2月29日向曼彻斯特的法官提出的。——第496页。 [471]这里所提到的许多文件发表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弗洛孔给马克思的信（第746页）；列列韦尔给马克思的信（第747页）；若特兰1848年5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第746—747页）；厄内斯特·琼斯给马克思的信（第748页）；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第739页）。 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伦版（《ZweipolitischeProzesse，VerhandeltvordenFebruar-AssiseninKöln》．Köln，1849），是《新莱茵报》发行科出版的，内有1849年2月7日对《新莱茵报》审判的记录和1849年2月8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的记录。 1849年2月7日审判时，马克思、恩格斯和报纸发行负责人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发表的一篇文章《逮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中，似乎侮辱了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的宪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次审判时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85页。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1849年2月8日举行的。马克思、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他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这个委员会曾于1848年11月18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在这次审判时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6—306页）。——第498页。 [472]《纽约每日论坛报》责任编辑德纳1860年3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749页）。——第498页。 [473]指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所组织的命名为“革命集中”的秘密组织。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其领导人是1849年5月德勒斯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契尔奈尔；在这个组织里起重要作用的有弗里兹、格莱纳、济格尔、泰霍夫、叔尔茨、约·菲·贝克尔、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参加该组织的有德斯特尔、布龙等人，另外还有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派进行活动的威廉·沃尔弗。1850年7月—8月间，“革命集中”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两个组织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建议，因为它违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坚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组织的原则。1850年年底，由于德国政治流亡者被大批驱逐出瑞士，“革命集中”组织便解散了。——第500页。 [47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44—546页。——第500页。 [475]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48—558页）。——第501页。 [476]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7页）。——第501页。 [477]显然是指《新莱茵报》的以下几篇文章：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御前演说》，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4—246、375—381、518—530页）。——第502页。 [478]关于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见注464。 魏德迈当时是在威斯康星州工作（参看本卷第518、520页）。——第503页。 [479]指马克思《三月同盟》一文，该文发表于1849年3月11日《新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4—396页）。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摘引了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93—494页）。 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同盟宣称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成果是它的宗旨。同盟是由象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同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504页。 [480]普鲁士驻巴黎公使阿尔宁与法国大臣基佐于1844年12月就驱逐马克思以及革命民主派报纸《前进报》的其他许多撰稿人（因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法国政府于1845年1月发布了驱逐令。马克思于1845年2月3日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第505页。 [48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10页。——第505页。 [482]大概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那些通告。其中只有一篇保存下来，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页）。——第505页。 [483]马克思在他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所作讲演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著作（见注382），1849年才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在《新莱茵报》上第一次发表。后来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的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的预备提纲，手稿的标题为《工资》，而且封面上注有：“1847年12月于布鲁塞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5—660页）。——第505页。 [484]指比利时1830年革命时期选出的比利时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比利时的独立，并制定了带有资产阶级－贵族性质的宪法。若特兰曾是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506页。 [485]1848年2月22日，在民主协会为纪念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庆祝会上，马克思和若特兰之间发生了分歧，结果马克思声明退出协会。但是在若特兰1848年2月25日写信请求马克思收回声明以后，马克思仍担任民主协会副主席的职务。——第506页。 [486]1848年4月6日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去德国，以便直接参加革命。——第506页。 [487]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成员。——第506页。 [488]马克思在1849年8月26日左右从巴黎到达伦敦。——第506页。 [48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66—567页。——第50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立即给你回信，不过写得很简短（但我希望能写清楚），因为两起诉讼的准备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1．关于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你对诉讼的结局是无法判断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我手头有些什么样的文件，其次，你也不知道福格特的谰言是纯粹的捏造。但是，你应当一开始就赞成进攻。第二起诉讼是我对伦敦报纸《每日电讯》提起的，因为它曾转载和传播《国民报》的文章。《电讯》是伦敦一家最卑鄙的日报（而这一点很重要），但它决不是一家小报。在伦敦的所有日报中间，它的发行量最大。它专门受到帕麦斯顿的津贴，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乐意登载这类攻击我的肮脏东西的缘故。 《高尚意识的骑士》［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你一定会收到。 2．“庄严的姿态”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462]。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已给恩格斯、沃尔弗和我妻子看了，而按照他们一致的看法，信中可以感觉到由于福格特的卑劣小册子［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而产生的某种惶惑不安——既然三人成会［注：：拉丁谚语，原文是tresfaciuntcollegium，意思是三个人以上开会作出的决定可以有法律效力。——译者注］，看来这一点是无疑的。 我把这封便函［注：：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是要让你清楚地看到，你会由于这类肮脏东西而如何大发雷霆，尽管便函并没有发表，而且它也绝不能同福格特的诽谤性谰言相比拟。 福格特控告我犯了应受刑事处分的罪行。在你的几封来信中我看不出你对这个庸人感到丝毫的气忿，按照你的意见，我甚至应当向他公开道歉。如果福格特知道你同我的关系，而且手头有维斯的便函，那末，他就会把它当作“硫磺帮”[47]历史上的真实文件发表出来。你推测我已在某处公开提到（除了给你的一封信[463]以外）布林德掌握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欠考虑的。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这一点我已从他的书［注：：卡·福格特《欧洲状况研究》。——编者注］中看得非常清楚。当维利希（泰霍夫只写了维利希在1850年私下对他说的话）于1853年在合众国对我进行类似的诬蔑的时候，魏德迈、雅科比医生和克路斯在我获悉这件事以前，就已出来公开宣布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耻的诽谤。[464]在德国，我当地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攻击表示过任何抗议，反而给我写来了家长式的训诚信。 因此，我把这个便函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使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你对我所处的境地有一种正确的、热情多一些、空论少一些的看法，这是完全合适的。 我寄给你的不是维斯医生那封信的副本，而是原本（即从美国寄给我的那个副本）。德朗克根本不知道这封便函。 至于说编造记过簿，那是谈不上的。[465]我在寄给那个收到维斯便函的人［注：：克路斯。——编者注］的私人信中，说你是我们党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看来，那个收信人——由于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曾把我的这封信拿给维斯看了，或者至少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过他。这就是维斯这件事的缘由。我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跟维斯发生任何联系。过去他曾表示愿意为《新莱茵报》效劳，还寄来过一篇通讯，我把它扔进了字纸篓，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他在纽约（在魏特林的报纸《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半打反对我的愚蠢文章。 我使用“正式”指控这个词［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只是把它同维斯的“秘密”信相对照。现在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词太滑稽——要知道我是在匆忙中写的。 我不能不守信用说出杜塞尔多夫的那些人是谁［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但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我没有同他们发生过任何联系。至于说工人忘恩负义，那与我亲身经受的来比，这种对你的忘恩负义只是一种儿戏。无论如何，勒维不是这种人，也不是这种人里面的一个。贝克尔、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乌伦多夫（后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反对你的话或有关你的事。[466] 我没有同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发生过联系”。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中央委员会被迁往科伦。最后的决定是在那里通过的。（这个同盟正象所有同它有关的事情一样早已成为往事，同盟的文件除两三份外都在美国。）贝克尔是在科伦被吸收入同盟的。这样他就同我有了联系。 如果现在你把所提到的事实与你对它们的解释对照一下，那你就会明白你具有“不信任”的特殊才能。 至于说到我的不信任，那在我公开活动的这十八年中，我只知道在两件事情（你若能举出其他事实，我将感谢你）上，可以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责难我犯有这种精神上的毛病： （a）我在《新莱茵报》上刊登过从巴黎寄来的对巴枯宁的告密。这是出自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来源。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波兰人［注：：艾韦贝克。——编者注］。另一个是巴黎的石印通讯。即使我不登出来，这家通讯也会把它塞给各家报纸的编辑部的。公开提出指控，既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巴枯宁。《新奥得报》发表的巴枯宁的反驳文章，我马上就转载了。科斯策尔斯基被巴枯宁派到科伦来向我转达决斗的挑战，当他看了巴黎的信件之后，他深信我作为一个编辑有责任刊登这项告密（作为通讯，未加评论），因此他立即写信给巴枯宁说，他不能再继续充当他的代表。科斯策尔斯基成了《新莱茵报》最好的、最可贵的朋友之一。我在《新莱茵报》曾公开发表一项恢复巴枯宁名誉的声明，我个人又同他在柏林言归于好（1848年8月），以后又在《论坛报》（1851年）上出面维护他。[467] （b）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中，有些人，特别是沙佩尔、奥·迪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维利希受到了不公正的攻击，但是沙佩尔本人（迪茨在一封给沙佩尔的信中也这样）承认：我反对他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干了许多蠢事，如果他们不被怀疑，那倒是怪事；那时维利希发疯了，准备不惜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对我，而且实际上也对我和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系列卑鄙的行动。 最后： “至于说我的不信任，那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抱怨”［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那句话，是对你以下这句话的公正的反驳（我这里是凭记忆援引）：“对了解你的人说来，福格特的小册子是无损于你的……”我就是对这个安慰人的保证作出回答。 至于说“许多真理”的说法［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那我必须以后在伦敦再看看你的信。 我希望所有各点现在都说清楚了。 你的卡·马· 还有一点。你劝我等到把福格特的书读完以后再“起诉”。但是，难道在《国民报》上登载的摘录还不够吗？难道一个“一生中无可非议和清白无辜的”［注：：贺雷西《颂歌》第一册第二十二首颂歌。——编者注］人在这之后还能等待吗？ 阿道夫·施塔尔是否知道《电讯》［注：：《每日电讯》。——编者注］的通讯员？后者至少由于金克尔夫人的逝世而刊登了一些带有芬尼·列伐尔特气味的东西[468]。 注释： [47]1860年2月6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在阿贝尔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中转述了《国民报》所转载的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声名不好；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结伙成帮的普通用语。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中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及其党内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集团，以诙谐名称“硫磺帮”闻名，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关于“硫磺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415页，以及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67—468页）。——第28、31、47、177、440、490、554页。 [462]马克思是回答拉萨尔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拉萨尔在这封信的附言中对马克思说：“你在你信的末尾，以庄严的姿态把从巴尔的摩收到的便函转给了我，来表明我至少没有根据埋怨你的不信任。”这是指马克思在1860年2月23日的信中转给拉萨尔的维斯的便函（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453页和注436）。——第489页。 [463]马克思指的是他1859年10月2日和11月6日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97—599页和第603—608页）。——第490页。 [464]马克思指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1853年11月25日《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5页）。发表这篇声明是为了答复刊登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诽谤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DoctorKarlMarxundseineEnthüllungen》），维利希在他的文章中歪曲事实，竭力使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的批判的正确性。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中驳斥了维利希的诽谤谰言，这一著作是1853年11月写成的，1854年1月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 关于泰霍夫的信，见注37。——第490、501页。 [465]拉萨尔在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搜集他的材料（编写他的记过簿），说维斯的便函是由于他们探询情况才写的。——第491页。 [466]拉萨尔在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在致马克思的附言里，问马克思，1856年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是不是通过勒维把对他拉萨尔的指责转告马克思的（见注54和本卷第34页），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和乌伦多夫等人是不是与提出这种指责有关系。——第491页。 [46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22页和第8卷第107—108页。——第492页。 [468]马克思大概指伦敦《每日电讯》报上一篇关于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去世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德国女作家芬尼·列伐尔特（丈夫姓施塔尔）写的。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59页。——第49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60年2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0年2月29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来信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只和很少数的人交朋友，然而我却很珍视友谊。1844年成为我的朋友的人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至于你信中正式谈到的事情本身，那是出于严重的误会。因此我要作如下的说明： 1．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29] 我给了尤赫一份“材料”（同时我还向他声明，由于下面两个原因，他和艾希霍夫都不能得到我的支持：第一，由于他们在《海尔曼》上谈论科伦案件的那种方式；第二，因为我确信，艾希霍夫不过是前任警务顾问敦克尔手中的工具，后者企图对施梯伯进行报复，完全象以前维多克在巴黎对日斯凯进行报复一样；但是，仅仅为了替我死去的朋友丹尼尔斯医生报仇，我也要尽一切可能来协助打垮和惩罚施梯伯）。这份“材料”的内容如下： 我给了尤赫一本《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请注意，这是我先在瑞士，后来又在波士顿出版的著作，并且被福格特当作众所周知的书籍引用过，所以绝对不是“秘密材料”。 我向尤赫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了。 最后，我向他指出，列伐尔特（艾希霍夫的辩护人）应当要求被拘禁在汉堡的希尔施出庭作证。这一点做到了。希尔施现在已经宣誓供认，“记录本”是普鲁士伪造的，其他一切从法律上看都是违法的。 这样，在这一案件中根据我的“材料”所要作的“揭露”，会给过去的“同盟”盟员连犯罪的迹象都洗刷掉，并且还会“揭露”普鲁士的警察制度，这种制度由于“科伦案件”和科伦陪审员的可耻怯懦而确立下来之后，现在在普鲁士已经发展成为连资产者本身和奥尔斯瓦特内阁都终于感到难以忍受的一种统治力量了。事情就是这样。 此外，我非常惊异你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在某些方面能替警察效劳。请你回想一下你所知道的科伦来信（1849—1850年），这些信直接责备我不该使同盟的宣传活动停顿下来（我当时这样做，是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的，绝不是出于个人考虑）。 2．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我首先要指出，在“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在我的著作［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出版以后（从1859年秋天起）我曾向某些先进工人，其中也包括以前的同盟盟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但这种讲演与不公开的团体毫无共同之处，它与这种团体的关系，比方说，甚至比格尔斯滕堡先生在席勒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还要更少。 你会记得，我曾经从设有许多支部的纽约共产主义者协会[451]的领导者（其中有住在纽约交易所广场44号通用银行的经理阿尔勃莱希特·康普）那里接到了一封经你手转交的信，这封信实质上是请求我改组旧的同盟。过了整整一年我才写了回信，当时我说，从1852年起我和任何组织都再也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此后，伦敦谢尔策尔先生的《新时代》曾不止一次地激烈攻击我的这种“无所作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攻击什么人是显而易见的。 当勒维（第一次）从杜塞尔多夫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时他也常去拜访你），他甚至想以在伊塞隆、佐林根等地发动工厂工人起义的诺言来引诱我。我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无益而又危险的愚蠢想法。另外，我还向他声明，我再也不属于任何“同盟”，而且无论如何我不能加入这类组织，至少因为这类联系会给我们在德国的人带来危险。勒维回到杜塞尔多夫，正如不久以后有人写信告诉我的，他对你赞扬备至，而对我的“空谈主义的”冷漠态度则尽量揭露。[452] 可见，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末我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453]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在柏林我需要证明两件事情（有关这个旧的并且已经过了时的同盟的历史）： 第一件是从1852年起就不存在以我为成员的这类团体； 另一件是福格特先生是一个最无耻的诽谤者，因为他对存在到1852年11月的共产主义者协会进行的诽谤超过了捷列林格。 就后者而言，你当然是一个见证人，而且你给卢格的信（1851年夏天写的）还可以证明：在这里所谈的那个时期里，你把这类攻击也看作是对你个人的攻击。 发表在《晨报》、《旁观者》、《观察家》、《先驱》、《人民报》上的那个声明［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你也签了名。科伦案件的卷宗里有这个声明的一个副本。 此外，当我在我的《揭露》（波士顿版第47页）中重新提到这一点[454]的时候，你也丝毫没有表示反对。 你的名字还作为收款人出现在我们印发的为被判罪者募捐的呼吁书中。[455] 其实，也无需再提起这件事情了。 但是，让我的柏林律师［注：：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手里有我给恩格斯的下面这封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司法文件，因为它是不装信封寄出的，而且上面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的邮戳。 “1852年11月1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注：：1852年11月17日。——编者注］，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来，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附上给英国各报用的声明……此外，我还写了一篇石印通讯（我后来没有出石印通讯，而是在沙贝利茨那里出版了小册子［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详细地叙述警察当局所干的卑鄙勾当等等，并且向美国发出关于救济被捕者及其家属的呼吁书。收款人是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所有的人都签名了。（以下几行无关紧要。） 你的卡·马·”[456] 在这样的文件里我当然不能删掉任何一个名字。这是我用你的名字来证实一个事实即同盟解散的事实的唯一的一次，因为你的名字偶然出现在我于1852年写的一封信中。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损害你声誉的地方。 有一封你在1851年写的信，我打算收在案件结束以后出版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里。信中绝对没有在法律上可能危害于你的东西。但是，由于这还要拖延好多星期，这件事情我以后再和你面谈。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 “党的会议、决议和行动”在1852年以后已属于幻想世界，这不用我证实你也会知道，而且根据你给我的许多信件来判断，看来你是知道的。 我和大洋彼岸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志在1852年以后还继续了一段必要的时间即继续到1853年年底的唯一的活动，就是对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革命儿戏进行了正如1851年路德维希·西蒙先生在《论坛报》上所说的那种“轻蔑嘲笑的做法”[457]。你抨击金克尔的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以及你在这一期间同我的通信都证明你和我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这与当前的案件毫无关系。 捷列林格、班迪亚、弗略里等人从来没有加入过“同盟”。在风暴中扬起一些尘土，在革命时代闻不到玫瑰油的香气，时而有人甚至被溅一身脏东西，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官方世界如何拚命地反对我们：为了要毁灭我们，他们对刑法典不是稍稍触犯一下，而是通通彻底违犯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事实（不是福格特或捷列林格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在法庭上可以驳倒的无耻诬蔑）来反对整个党，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十九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或事务关系中，难道能够避免肮脏龌龊的事情吗？那里正好是藏垢纳污的自然场所。例如罗·卡登爵士（见议会关于贿选的兰皮书）[458]；又如克拉普卡先生，关于他的为人我已得到最确凿的材料，克拉普卡一点也不比“班迪亚”好，也许比他还更坏。尽管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留下了英雄业迹，尽管我公开地揭露了他［注：：卡·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历史上有趣的一页》。《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编者注］，可是直到现在克拉普卡和科苏特仍然在君士坦丁堡庇护着他，只是因为他深知他们的底细。从个人方面来说，班迪亚比克拉普卡要体面一些。他养了一个姘妇，而克拉普卡却长年靠姘妇生活，等等。愿贝塔的纯洁能抵当捷列林格的卑污，甚至赖夫的放荡也能与保拉的贞节相当，不过保拉无论如何不是党员，而且也没有冒充党员。 有支付能力的（这也象每次商业危机所证明的那样，必须作一些极为含糊的保留）道德所表现的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在我看来，丝毫也不高于不可敬的卑鄙，而后者不论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或者是雅各宾俱乐部和我们过去的“同盟”，都没有完全避免掉。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相互交往中人们才习惯于失去这种对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的感觉。 3．福格特—布林德的特殊事件。 在费格勒和维耶提出affidavits［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大家知道，提出假的affi-davits是要受到流放惩罚的）以后，在由于有了这些证词布林德不得不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作了声明，沙伊伯勒医生也不得不发表声明（在2月15日《每日电讯》上）以后[459]，事件就昭然若揭了，因而你就这个问题提供证词现在已完全成为多余的了。在布林德的事件中，我感到麻烦的只是材料太多。 我就这一事件去找过厄内斯特·琼斯，由于他对布莱特、吉耳平等人的愚蠢态度，我已有两年没有同他见面了，现在他已公开放弃这种态度。[460]我去找他，首先是因为他象其他许多人（其中有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一样，2月6日的《电讯》一出版，就主动地向我表示他对福格特的卑劣行径感到极大的愤慨[461]，因为福格特竟无耻地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目的（并且在1849—1852年在这方面进行了活动）是以告密相威胁，向住在德国的被败坏了名誉的人勒索金钱；福格特还根据我和冯·威斯特华伦的“姻亲关系”得出了我同《新普鲁士报》有“联系”的结论，等等（由于我的妻子的缘故，我对琼斯的这种表示感到很高兴，因为不能要求夫人们对政治上不愉快的事情无动于衷，同时也因为她们通常正是根据患难来衡量友谊的真假程度的）；其次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在法律上对布林德极不愉快的事件去找真正的英国律师——不是为布林德本人，而是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着想。出于同样的考虑，我没有把英文通告信［注：：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寄给《晨报》，而且除了《电讯》以外，也没有寄给任何一家英国报纸。 琼斯对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你可以——我将亲自陪你出庭——根据维耶的，affidavit争取立即下令以秘密勾结的罪名逮捕布林德。可是，你要注意，这是刑事追究，一开了头，你就无法再把它撤回。” 当时我问琼斯（他能向你证实这一切；他的地址是：西区肯辛顿剑桥广场5号）：他能否对布林德提出警告，从而迫使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福格特的一切，迫使他承认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所提出的证词是假的。 琼斯回答说： “秘密勾结的案子，因为属于刑事犯罪性质，律师想要促使撤回诉讼或者和平了结的任何企图，都要担负刑事责任。” 琼斯在《电讯》的案件中将作为我的律师出庭。 听了琼斯的话以后，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一方面，为了我的家庭，我应该迫使《电讯》辟谣，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愿采取在法律上会损害布林德家庭的任何步骤。我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把两个affidavits的抄本连同一封信寄给布林德的朋友路易·勃朗，在这封信中我写了如下一段话： “如果我将被迫对布林德提起刑事追究，我将感到很遗憾，但不是为了完全罪有应得的布林德先生本人，而是为了他的家庭。” 我的这个步骤引出了沙伊伯勒（可怜的人！）的一篇声明，正象我的铅印通告信（一印出来，我就马上寄给了布林德）引起了同一天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他反对福格特的声明一样。布林德尽管具有巴登人的小聪明，但是他忘记了他是在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这个人在事情关系到个人的荣誉或者他的党的荣誉时，是毫不留情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对《每日电讯》已经提起诉讼，但是我的律师将把它拖到对《国民报》的诉讼结束以后。如果沙伊伯勒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福格特的一切坦率地告诉我（沙伊伯勒当然是布林德手中的驯服工具），那末在2月15日的《电讯》上发表他的声明以后，我就根本用不着把这些affidavits转交给伦敦法院了。而在柏林，这对布林德不可能有任何司法上的后果，要避免这样做自然是不可能的。沙伊伯勒是不是“传单”［注：：传单《警告》。——编者注］的真正的（文字上的）作者，这并不能改变根据affidavits所确定的下列事实：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所提出的证词［注：：见本卷第456页。——编者注］是假的，它们是通过秘密勾结弄到的，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里印的，是布林德亲笔写的，并且是他交给霍林格尔印刷的。 所有这些事情当然都使人厌恶，但是并不比1851年以来欧洲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外交、军事、文学和信贷方面的全部发展在内，更使人厌恶。 “不管这一切”［注：：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成的。——编者注］，对我们来说，“受庸人攻击”这一口号始终要比“让庸人踩在脚下”这一口号更好一些。 我已公开向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你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 你的忠实的朋友卡·马克思 又及：我刚才接到妻子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最好你在星期六（后天）（不是星期五，因为我还要算上星期二寄出的那篇文章）在《论坛报》账上付给我十六英镑。我的“全权代表”［注：：看来是指海伦·德穆特。——编者注］将同平常一样前来拜访。 注释： [29]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页，以及本卷第479、480页）。——第18、23、449、471、479、534页。 [451]指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该组织是根据德国革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普的倡议于1857年成立的。马克思的战友约·魏德迈、弗·阿·左尔格、海·迈耶尔、奥·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第480页。 [452]马克思指的是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者古斯达夫·勒维于1853年12月下半月第一次来伦敦。勒维是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来见马克思的。勒维在拜访马克思时，曾试图说服马克思，要他相信在德国必须举行起义，并且莱茵省的工厂工人对此已有准备。但是马克思向勒维证明，起义以及勒维所建议的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都还不是时候。 马克思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残酷的反动的政治势力统治着德国，在法国和英国还没有革命的高潮，经济情况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此根本谈不上在德国举行成功的起义。——第481页。 [453]四季社（SociétédesSaisons）是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下于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谋性组织。——第481页。 [454]马克思指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该著作于1853年1月在巴塞尔出版（3月间几乎全部被警察没收），后来，同年在波士顿出版。此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4—505页。——第482页。 [455]指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马克思把呼吁书寄给克路斯，让他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发表。1853年1月呼吁书发表在《加利福尼亚州报》（《CaliforniaStaats-Zeitung》）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2—646页）。——第482页。 [456]该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97—198页。——第483页。 [457]魏德迈在1852年2月6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德纳打算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路·西蒙的一篇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从魏德迈1852年3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判断，该文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显然是指这篇文章。——第483页。 [458]《一八五四年防止贿选法施行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词、附件和索引》1860年伦敦版（《ReportofCommitteeontheOperationandEffectsoftheCorruptPracticesPreventionAct1854．Evidence，AppendixandIndex》．London，1860）。并见马克思《英国的贿选活动》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86—591页）。 关于蓝皮书，见注71。——第484页。 [459]关于费格勒的声明，见注56。维耶的声明，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布林德的声明《反对卡尔·福格特》，见注426。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第485页。 [460]指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对资产阶级激进派采取的妥协立场。1857年4月琼斯建议召开代表会议，让布莱特、吉耳平等这样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同宪章派组织的代表一道出席。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的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定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中的若干条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琼斯只保留了其中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的这种背离革命立场的做法，引起了宪章派普通成员的不满，他们相当大一部分人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会议于1858年2月8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滚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于1860年在琼斯重新开始以革命无产阶级精神出现以后，才得以恢复。——第485页。 [461]琼斯1860年2月11日给马克思写的这封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被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页）。——第48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穆赞比尼(1860年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穆赞比尼 伦敦[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注：：马克思在日期下面写了这样的字句：“装入给我妻子的信中；注有上述日期的寄给穆赞比尼的信如下：”。——编者注］ 亲爱的穆赞比尼： 孚赫先生大概已经告诉您，正好现在我在进行两起关于诽谤的诉讼，一起是在柏林对《国民报》起诉，另一起是在伦敦对《每日电讯》起诉。两起都同波拿巴代理人福格特那本攻击我的小册子［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有关。 因此，对我来说极端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关于以下问题的确切材料：关于克拉普卡将军同瑞士银行总行以及同奥斯曼银行的关系；关于这两个银行的相互关系；关于奥斯曼银行同穆苏卢斯的关系；以及关于后者同俄国的关系。如果您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给我寄到我现在在曼彻斯特的住址，我将非常感谢您。 请代我问候穆赞比尼夫人。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卡尔·沙佩尔(1860年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卡尔·沙佩尔 伦敦[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沙佩尔：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信，请他向你介绍一下福格特的书［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以便你本人能够确信，在柏林对《国民报》的诉讼（对《电讯》［注：：《每日电讯》。——编者注］的诉讼是次要的），对于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声誉以及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是多么重要。我昨天收到了我的柏林律师［注：：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国民报》的察贝尔先生势必要为他对福格特的热心而去尝尝铁窗的风味。我的律师认为重要的是，你尽快地向伦敦的法官（弯街的这个法官是个合适的人，他已经认识李卜克内西，而李卜克内西可以陪你去一趟）提出如下的affidavit［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或者与此类似的affidavit： “兹声明，在某年……舍尔瓦尔（别名克列美尔……）经我本人介绍参加一个叫作《DerBund》（同盟）［注：：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的德国互助团体（顺便说一下，这个团体早已不存在了）的伦敦支部；这个舍尔瓦尔于1848年某月某日路过科伦时同我进行过简短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我甚至没有向卡尔·马克思博士提过。他当时根本不认识舍尔瓦尔这个人；1851—1852年，舍尔瓦尔住在巴黎时，属于一个叫作‘同盟’的德国互助团体的巴黎支部，并和它通过信，当时领导‘同盟’的是我和现在住在合众国的辛辛那提的维利希先生。1852年秋，舍尔瓦尔从巴黎回到伦敦以后，参加了一个叫作‘工人教育协会’的公开的德国工人团体，他早先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那时领导这个团体的是我和上面所说的维利希先生。由于在科伦审问贝克尔博士［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和其他人时公开揭露了舍尔瓦尔，以及由于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材料，这个舍尔瓦尔被公开开除出所说的德国工人俱乐部，此后不久他就从伦敦溜走了。”[450] 恩格斯向你衷心问好；顺便提一下，他本人今春某个时候将来伦敦一趟。请你不要耽误时间。 你的卡·马· 在affidavit里说“互助团体”，因为这类东西在英国法官听起来是完全无害的；况且对于“互助团体”随便怎样理解都行。 注释： [450]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可以看出，这个affidavit是卡尔·沙佩尔1860年3月1日在伦敦弯街治安法庭上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83页）。——第47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60年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伦敦[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请向沙佩尔介绍一下福格特的书［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到他那里去一趟。他会告诉你，我给他的信中写了什么。 根据我昨天收到的我的柏林律师［注：：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的信来判断，这个案件进行得很顺利。我在寄给他的材料中同时也叙述了跟你有关的必要的情况。请详细研究一下福格特书中整个有关你的那一部分，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加以利用。但是要准确地把握住事实。 此外，1860年2月6日工人教育协会为保护我而通过的、并由协会主席［注：：弥勒。——编者注］签名的那个反对福格特的决议[52]必须立即得到法官的证实（即签字）。因此必要时跟维贝尔［注：：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编者注］谈一下。 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 注释： [52]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60年2月6日为纪念协会成立而举行的宴会。马克思出席了宴会，他受到特别邀请，是为了对他发展共产主义原理的功绩表示尊敬。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福格特的诽谤。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80—681页）。——第33、47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2月24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我感到奇怪，直到昨天我还没有从柏林得到关于您收到我2月13日寄上的挂号信［注：：见本卷第437—443页。——编者注］的通知。 昨天我从这里——曼彻斯特——寄给您第二封挂号信，内附委托书和七个附件［注：：见本卷第446—448页。——编者注］。今天我要引用上述编号的附件，对重要的几点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这几点是对柏林《国民报》提起诽谤诉讼时所必须特别注意的。同时附上1852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437]和一本我在1853年发表的《揭露》［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Ⅰ．（α）匿名传单《警告》。 在柏林报纸《国民报》第41号第1版发表的标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3栏这样写道： “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象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总之，这一栏的整个意思是，把我描绘成是伪造上述传单的人，同时卑鄙地指控我，说我把这个传单弄得好象是布林德伪造的。 在谈昨天寄上的附件中的证据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简单地告诉您这件事情的经过。 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同福格特进行诉讼的时候，同其他文件一起发表了我以下的信： “1859年10月19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我参加德国报刊工作时，攻击过《总汇报》，《总汇报》也攻击过我。但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附去的文件，要是在伦敦这里，是具有司法文件的作用的。不知在奥格斯堡是否如此。我之所以要取得这份文件，是因为布林德不肯承认他向我和其他人说过的话，我把这些话又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他对匿名传单里所进行的揭露也就毫不怀疑了。 您的顺从的仆人卡·马克思博士”［注：：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致《总汇报》的这封信中所附的文件该报也发表了，文件写道： “当着卡尔·马克思博士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面，特此声明如下：《人民报》第7号转载的那个题为《警告》的没有注明印刷地点的匿名传单，（1）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和印刷的，原稿一部分由我本人排版，另一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2）原稿是卡尔·布林德的笔迹，我是根据卡尔·布林德为《海尔曼》报写的稿件和卡尔·布林德写的一些匿名传单认出他的笔迹的，这些传单的印刷地点表面上说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实际上，它们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霍林格尔那里排版和印刷的；（3）菲德利奥·霍林格尔亲自对我说过卡尔·布林德是那张反对福格特教授的传单《警告》的作者。 排字工人奥古斯特·费格勒 （本签字由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博士证实） 1859年9月17日于伦敦”[438] （见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文件第30、31页。） 对此，《总汇报》第313号和《科伦日报》上出现了下面这封卡尔·布林德的信和信中所附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 “1859年11月3日于伦敦圣约翰伍德区汤斯赫德路23号 为了驳斥关于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声明，我公布下面的文件。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替卡尔·福格特辩解，他的品德自从我们在半年前知道以后，我和共和派里的朋友就无条件地予以谴责。我能够证明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的报道是真实的，这里确实由福格特提供过酬金，目的在于激励这里的德国人在一定的意义上对祖国的报刊起作用。 卡尔·布林德”。 （a）“兹声明：排字工人费格勒在《总汇报》第300号上断言传单《警告》系在我的印刷所印刷，并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传单的作者，纯系恶意捏造。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 （b）“本人十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3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霍林格尔先生所说确系实情。 排字工人约·弗·维耶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 （参照福格特的书。文件，第37、38页[439]） 我在《总汇报》第325号上对此作了答复［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剪下的有关材料，我已经附在从伦敦寄给您的第一封信中。［注：：见本卷第438—442页。——编者注］ 卡尔·布林德在12月11日《总汇报》的附刊上从自己方面发表了新的反对意见。编辑部在附刊上声明说： “卡尔·布林德先生说的基本内容如下：‘我再一次引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维耶签名的文件，并最后一次声明，断定我是经常提到的传单的作者这样一种纯系诽谤的说法，是明显的谎言。对我的别的说法则包含有最粗暴的歪曲。我再重复一遍，我作此声明只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马克思—比斯康普—李卜克内西的攻击，而不是替我早就反对的福格特辩解。’” 关于这个声明，《总汇报》编辑部加了如下按语： “因为在本报上继续对这些情况进行解释和争论，广大读者早已不感兴趣，因此我们要求与此有关的各位先生不再继续争论。”[440] （参照福格特的书。文件第41、42页） 文件的公布暂时到此为止。当我一看到《国民报》上的文章摘录了福格特小册子中的话并且对此加以评论时，我就首先公布了致伦敦报纸《自由新闻》编辑的英文通告信［注：：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附件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迫使卡·布林德以侮辱罪对我起诉，从而使我有可能，第一，向伦敦法院提出关于传单《警告》的印刷和作者的证据，第二，迫使这个传单的真正作者向英国法院提出他所拥有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 这个通告信（附件三）——它刚一印出我就立即给卡尔·布林德寄去了——的最近的结果，是卡·布林德在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发表的声明。在这个标题为《反对卡尔·福格特》的声明中，布林德重申他不是那个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的“作者”，但是他为我的通告信所迫，不得不提出一些论据来证明福格特是在伦敦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代理人。我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公布通告信（附件三）——的直接结果就是这样。 同时，我得到了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affidavits［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附件一和附件二）。这些affidavits证明：第一，我的论断，即传单《警告》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的并且是布林德亲笔写的，是符合实情的。第二，布林德在《总汇报》第313号和《科伦日报》上报道的、后来他又在12月11日《总汇报》附刊上提到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是假的。第三，布林德和霍林格尔（见排字工人维耶的affidavit，附件二）为了弄到反对我的假证词，使我在大众心目中成为撒谎者和诽谤者，他们进行了conspiracy（秘密勾结）。根据英国法律，这种秘密勾结是应受刑事惩办的行为。只是由于考虑到布林德的家庭，我才没有对霍林格尔和布林德提出刑事追究。 两个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affidavits（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抄本，我寄给了某些常同布林德见面的流亡者，他们已经把这两个抄本给他看过。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沙伊伯勒医生在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上的声明，沙伊伯勒在声明中称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并且自己承担传单中斥责福格特的责任（见附件六）。因此，如果福格特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他就必须重新起诉，而且是在伦敦。沙伊伯勒关于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声明，决不能改变以下的事实：传单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印的，是布林德拿去印的，也是布林德亲笔写的，他所提供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都是假的，最后，霍林格尔和布林德企图通过这些假证词使自己摆脱出来并败坏我的名誉。 没有必要进一步向您说明，费格勒和维耶的affidavits（附件一和附件二）和沙伊伯勒医生2月15日在《每日电讯》上的声明（附件六）给予您确凿的证据，证明我在这封信的Ⅰ．（a）项中援引的《国民报》的诽谤性责难是骗人的。 （b）我和《总汇报》的关系。 1859年10月16日《总汇报》编辑部给我的两封信（附件四和附件五），和上面Ⅰ．（a）项中援引的我在1859年10月19日对这两封信的答复，就是我同《总汇报》的全部通信。因此我们的通信仅仅限于我给《总汇报》提供了一个书面文件，这个书面文件是为了说明《总汇报》由于转载而被福格特控告的那个传单的来源。 1859年5月9日，卡·布林德在戴维·乌尔卡尔特召开的公开的群众大会上，把对福格特的一切指责都告诉了我，后来他在传单《警告》中重述了这些指责，传单是在下一个月即在6月才出版的。他要我相信，他手中有这些指责的证据。我并不认为他告诉我的事情有特别的意义。福格特的一本名为《欧洲现状研究》的小册子，其次，福格特同“日内瓦的暴君”法济的联系以及法济同路易·波拿巴的联系，早已使我确信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他是居心不良还是出于好意，是取报酬的还是不取报酬的，这对我完全一样。在布林德告诉我那件事情以后的两三天，同我从来没有私人联系也没有政治联系的比斯康普先生到我家里来了，是李卜克内西把他带来的。比斯康普请求我和我的朋友给予他所创办的《人民报》以物质上和写作上的帮助。起初我没有接受他的请求，理由是一方面缺少时间，另一方面我应当更好地了解《人民报》，然后再推荐我的朋友为它撰稿，而当时它只出了第一号。同时我强调指出，我迄今为止原则上完全避免参与伦敦的德文报纸。在这次会见的时候，我当着比斯康普的面把布林德在乌尔卡尔特的群众大会上告诉我的事情向李卜克内西重述了一遍。同时我还提到，南德意志人由于妄自尊大而喜欢夸张。后来，比斯康普先生在5月14日《人民报》第2号上写了一篇由他个人负责并由他亲自作了补充的文章，标题是《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441]。在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的诉讼》的《文件》一章中第17、18、19页上援引了这篇文章。后来，大约在6月中旬，那时我不在伦敦，而在曼彻斯特，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从霍林格尔那里得到了传单《警告》的校样，他立即发现这上面转述了布林德口头告诉我的事情，而且他从排字工人费格勒那里得知，是布林德把传单的原稿交给霍林格尔付印的。李卜克内西把这份校样寄给了《总汇报》，该报转载了它，因而招致了福格特对它提起的诽谤诉讼。李卜克内西有权这样做（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不在伦敦），何况他已知道指控福格特的布林德本人曾被福格特邀请去参加拟议中的宣传活动。这个人答应给德国报刊上一切有利于波拿巴计划的文章付奖金（见福格特的书［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中与此有关的自供，给勒宁博士的信，《文件》第36页），因此必须利用象《总汇报》这样销路广的报纸来对他进行“警告”。 一当福格特由于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传单《警告》而对它提起诽谤诉讼，《总汇报》编辑部就立即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坚决请求他提供证据。李卜克内西就来找我。我告诉他去找布林德，并且根据他的要求，我亲自陪他到布林德那里去了一趟，关于这一点您从布林德的信（附件七）中可以看到。我们正碰上布林德不在家，他在圣莱昂纳兹的疗养地。李卜克内西给他写了两封信。几个星期都不见回信，直到布林德估计奥格斯堡诉讼将近结束时他才回信。（这估计错了，因为在这期间《总汇报》使诉讼延期了。）最后，在9月8日的信（附件七）中，布林德极端无耻地回答李卜克内西说，正如他“以前已经说过的”，他“与这事毫无关系”，至于“那些私下的谈话”，他打算“以后有机会时作口头说明”。李卜克内西带着这封信来找我。 我明白，现在需要采取强制办法使布林德开口说话。我想起了我在5月27日的伦敦《自由新闻》报上读过一篇匿名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442]，文章基本上转述了传单《警告》的内容和布林德口头告诉我的事。文章的风格和内容使我毫不怀疑它的作者是布林德。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自由新闻》的责任编辑科勒特先生那里去了一趟。他犹豫了一会之后说，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布林德。此后不久，我收到排字工人费格勒的书面声明，说传单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印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于是李卜克内西又写了一封较详细的信给布林德，告诉他，现在我们手上有他与传单《警告》有关的证据，同时引证了《自由新闻》上的那篇文章，再一次要求他提供他所掌握的材料。卡·布林德未作答复，而且不论在奥格斯堡法庭审理以前还是在法庭审理期间，他一分钟也没有打破他的沉默。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布林德决意抱不承认态度和外交上不予理睬的态度。因此我对李卜克内西说，如果《总汇报》向我要书面的东西，我就准备把我掌握的费格勒的声明转寄给它。我在收到《总汇报》10月16日的两封信后，确实这样做了，在10月19日的回信中附去了那份声明。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如下： 第一，我认为，既然李卜克内西最先从我这里听到布林德关于福格特的议论，那我就有责任使李卜克内西得到证据，证明他并没有捕风捉影地散布对第三者的指责。 第二，我认为，《总汇报》完全有权转载传单《警告》，因为该报知道，传单出自那个被福格特先生本人竭力吸引来参加他的宣传活动的人。虽然《总汇报》属于同我敌对的一派，并且总是采取同我本人敌对的态度，甚至不止一次地发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谎言，虽然我意外地处在奥格斯堡法院的权限范围之外，因而《总汇报》不可能强迫把我传到法庭去做证人，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第三，在6月2日俾尔的《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的附刊上（参照福格特的书中的《文件》第31页），福格特发表了一篇诽谤我的文章［注：：见本卷第23—24页。——编者注］，显然他认为我是比斯康普发表在5月14日《人民报》上的那篇反对他的文章的作者。他在对《总汇报》的控诉中，同样也是从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这样的设想出发的。显然，布林德决心要永远维持这种非常符合福格特心意的“误会”。 第四，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使福格特和他的原告们当面对证，而且是在必定能使事情了结，双方又都没有可能使用任何诡辩手段的地方对证。为此，重要的是要把传单《警告》的真正作者和出版者从暗处硬拉出来。我的想法是对的，这可以从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附件六）和上面援引的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布林德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 我同《总汇报》的通信只限于奥尔格斯博士的两封信（附件四和附件五）和我在上面（在Ⅰ．（a）项中）援引的我在10月19日写的回信。而福格特先生（和《国民报》）认为凭这点就足以把我叫作《总汇报》的撰稿人，而在德国公众面前把他自己描绘成“反动分子”和极左分子的阴谋活动的无辜受害者。 李卜克内西从1855年起就是《总汇报》的通讯员，正如福格特先生本人早先是该报的通讯员一样。在必要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将宣誓证明以下事实，即我从来没有利用他给《总汇报》塞去过哪怕一行字。他同《总汇报》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同我毫不相干。一般说来，他的通讯仅仅限于英国政治方面，而他在《总汇报》上所捍卫的那些观点是他过去和现在在激进的美国德文报刊上所捍卫的观点。在他的通讯中没有一行字不反映他的观点，因此，也没有一行字不是他无论在哪里都能加以捍卫的。在英国对外政策方面，李卜克内西所持的观点接近于布赫尔在柏林《国民报》上所持的那种反帕麦斯顿的观点。在英国对内政策方面，他始终捍卫英国最进步的政党的观点。他一次也没有在《总汇报》上写过一行关于伦敦流亡者的流言蜚语。关于我同《总汇报》的虚构的联系，就这么多。 Ⅱ．在《国民报》第41号第1版发表的标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2栏正数第45行和以下几行，一字不差这样写道： “去年5月，上面所提到的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了《人民报》……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弄到钱；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同《国民报》第41号上的整篇文章和第37号上的社论——这里把我描绘成“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联系起来看，特别是同我在Ⅲ项中援引的那段话联系起来看，以上援引的那段话有这样的含意，即我是用不名誉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的。 对此，必须作以下的说明： 福格特本人在《国民报》所说的他那本小册子开头的《文件》部分第41页上，援引了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上刊登的编辑部声明中的一段话： “我们可以满意地告诉本报读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决定支持《人民报》。”[443] 由此可见，在6月中旬以前我还没有给《人民报》以任何支持，而且在此以前它的财政状况完全与我无关。我还可以顺便地说一下：比斯康普当时在伦敦靠教书过活，他经常无代价地为《人民报》编辑。所有其他撰稿人，从该报创刊到停刊也都无代价地寄来自己的稿件。因此唯一必须开支的费用是印刷费和递送费。但是这些费用往往大大超过卖报所得的钱。在我为该报撰稿之前，赤字是用从住在伦敦的德国人那里公开募集的钱来抵补的。后来我弄到了二十到二十五英镑（一百三十三到一百六十六塔勒），这些钱完完全全是由博尔夏特博士——开业医生，龚佩尔特博士——也是医生，黑克舍尔博士——也是医生，威廉·沃尔弗——教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商业家（所有这些人都住在曼彻斯特）和我本人所捐献的。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完全不同意我、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的政治观点。然而，他们都认为起来反对在流亡者当中进行的波拿巴派阴谋活动是非常适时的（而这也正是《人民报》的主要任务）。 结果《人民报》欠了大约八英镑（五十三塔勒）的债，这笔债由比斯康普负责偿还。他为这笔钱开的借据在霍林格尔那里。 这就是《人民报》的全部财政情况。 至于比斯康普先生，他本人现在在1860年2月15日《总汇报》第46号附刊上作了这样的声明： “我和马克思先生的全部政治联系仅限于他为我所创办的……周报《人民报》提供了几篇文章。” 至于我本人的收入来源，我只想说，我从1851年起就是《纽约论坛报》——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的固定撰稿人，我不仅为该报写通讯，而且还写社论。这家报纸拥有二十万个订户，能适当地付给稿酬。此外，几年以来我还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之一德纳先生所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注：：《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的撰稿人。我想，在法庭审理之前我还来得及收到德纳先生从纽约寄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信。[444]如果这封信不及时寄到，那举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就够了，他是伦敦皇家交易所大厦2号瑞士银行总行的分行经理，多年以来他热情地帮我把美国的期票兑为现款。 福格特以及站在他一边的《国民报》，由于我同一家不付稿酬的报纸有关系而无耻地对我产生怀疑，可是正是这个福格特却在《国民报》所提到的他那本书的第226页上公然声称，他“今后仍将从凡是他能够拿到钱的地方拿钱”以用于自己的目的，这就显得他们更加无耻了。 Ⅲ．在《国民报》第37号一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社论中（第1版第2栏，正数第22行及以下几行）说了下面一段话，我认为这段话是可据以提出诽谤诉讼的分量最重的一点：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几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无产者’〈我被描写成他们的领袖〉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国民报》毫无保留地采用了福格特先生的这段卑鄙的话，并且向它的九千个订户进行了传播。关于这段话，我要作如下说明： 第一：正如我在给您的第一封信中已经指出的，《国民报》有责任从“几百封”恐吓信中举出哪怕是仅有的一封信或者仅有的一行字，它的作者是我或是某个真正同我有关系的人。 第二：我重复一下我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过的话：从1849年7月起，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唯一的例外是在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出版的《新奥得报》（1854年），那时候它的编辑是埃尔斯纳博士和施泰因博士。我从来不认为需要哪怕用一个字谈到流亡者，不仅该报本身表明了这一点，埃尔斯纳先生和施泰因先生无疑也会乐于证实这一点。 让《国民报》从“塞满了”我或我的朋友的“告密”的“反动报刊”各栏中哪怕仅仅举出一栏来。但是，伦敦的相当一部分德国流亡者在这好多年当中经常用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塞满形形色色的德国报纸，这倒是确实可靠的并能够找到证据的。而我从来没有利用我同《纽约论坛报》、同宪章派的各家报纸以及同《自由新闻》的关系来进行报复。 至于说到“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那末，众所周知的法国警探赫尔弗很长时间是金克尔流亡者协会在巴黎的主要代理人。而且他还和同时充当普鲁士警探和《科伦日报》通讯员的贝克曼有过联系。另一方面，同样众所周知的法国警探恩格兰德尔很长时间是卢格集团在巴黎的通讯员。可见，伦敦的“民主派流亡者”完全建立了“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对这一点，当然他们自己是不怀疑的。 最后，福格特和追随他的《国民报》谈到： “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这一段话我认为是次要的，但是为了说明和揭露福格特和《国民报》的诽谤意图，我还是要作以下说明： 所谓的硫磺帮是年青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团体，他们在1849年至1850年住在日内瓦，并且把“欧罗巴”咖啡店作为他们聚集的大本营。这个团体既不具有政治的性质，也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是真正的“寻欢作乐者的团体”，他们竭力用狂妄的举动来抑制被驱逐的初期的痛苦。这个团体的成员有：爱德华·罗森勃鲁姆——医学系学生，麦克斯·康海姆——商业职员，科尔恩——化学技工和药剂师，贝克尔——工程师以及路·西·波克罕——大学生和炮手。除了1848年在科伦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445]上同贝克尔先生有一面之交以外，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1850年年中，除科尔恩外，这个团体的成员都被驱逐出日内瓦，而各奔东西了。 以上所说的关于这个我早先一无所知的团体的情况，是承蒙波克罕先生的好意我才得到的，他现在是西蒂区（马克街44号）的一家大商行的主管人。大约两星期以前，在我向波克罕先生提出书面请求要他告诉我这些材料[446]以后，我才认识波克罕先生本人。 这就是关于硫磺帮的全部情况。 至于制刷匠帮，这个名称是一个名叫阿布特的人（他现在是夫赖堡的主教［注：：马利耶。——编者注］的秘书）给日内瓦工人教育协会取的一个骂人的绰号。事情是，阿布特在一次流亡者全体会议上被宣布为无耻之徒，出席会议的既有前法兰克福的议员，也有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流亡者）。为了报复，他写了一篇抨击性文章，在文章中他给工人教育协会起了个制刷匠帮的绰号，因为协会的主席当时是一个名叫藻伦海美尔〔Sauernheimer〕的制刷匠〔Bürstenmacher〕。[447]这个日内瓦的工人教育协会不论同我还是同我所属的伦敦共产主义协会［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都未曾有过联系。1851年夏，这个日内瓦协会的两个成员——律师席利（现住在巴黎）和彼·伊曼特（丹第一所中学的教员）——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他们前往伦敦，在那里参加了当时由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的工人协会[1]，但是几个月以后他们退出了该协会。他们同我的关系是同乡和有私交的老朋友。我从普鲁士被驱逐出来（1849年）以后，只跟在日内瓦的一个人保持过联系，这就是德朗克博士，现在他是利物浦的商人。 所以说，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名称，正如这两个名称所表示的两个不同的团体一样，都只是同日内瓦有关系。这两个团体从来没有同我有过任何联系。在伦敦，人们从伦敦的日报《每日电讯》摘要转载的《国民报》社论中初次知道这两个团体。 因此，我同“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联系是福格特蓄意编造的谎言，而《国民报》也加以散布。 Ⅳ．《国民报》第41号第1版上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1栏正数第49行写道： “起初福格特只谈到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 这家报纸就是这样把我同“无产者的党”混为一谈，因此，它关于这个党的一切言论也就都涉及到我本人。此外，在这同一篇社论第2栏正数第18行和以下几行还写道： “因此，1852年，对瑞士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这个密谋若不及时揭穿，会给瑞士当局带来极大的不愉快。” 往下，在同一栏，正数第33行写道： “‘无产者的党’对瑞士怀有特别的仇恨……” 《国民报》应当从1852年10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知道（正如福格特从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知道这一点一样），我从来没有同那个据说1852年在瑞士搞这种阴谋的舍尔瓦尔有过联系（关于这一点，卡尔·沙佩尔先生准备作全部说明，他住在伦敦培德福德广场彼尔西街5号，在科伦案件之前，舍尔瓦尔同他保持过关系）。这家报纸应当知道，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我通过律师揭露了舍尔瓦尔是施梯伯的同谋者；根据施梯伯本人被迫提供的证词，舍尔瓦尔在1851年，也就是他在施梯伯领导下在巴黎炮制德法密谋[448]的时候，属于一个敌视我的协会。《国民报》专为福格特的书写了两篇社论，因此它从这本书中知道，在科伦案件结束以后我还在瑞士出版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揭发过舍尔瓦尔是个奸细。在科伦案件期间舍尔瓦尔据说是从巴黎监狱逃跑了，而实际上他是作为奸细来到了伦敦，当时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工人协会非常热情地接纳了他，但是由于科伦的律师（就是施奈德尔第二）按我的指示在审讯时向施梯伯质问了舍尔瓦尔的情况，结果使他被该协会开除了。 由此可见，要我对由一个明明仇恨我的、被我揭露和控告过的人所完成的所谓的瑞士功绩负责，是福格特和追随他的《国民报》对我进行的一种最无耻的、完全有意识的诽谤。福格特说到同舍尔瓦尔有过来往的“在日内瓦的马克思的走狗”。但是即使现在，也同1852年一样，我同住在瑞士的任何人都没有保持联系。 我把我以前写信告诉过您的情况［注：：见本卷第442页。——编者注］再重复一下：1850年9月15日，我和我的朋友们跟当时存在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叫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中央委员会中在维利希领导下的那一部分分裂了，因为他们玩弄“民主派流亡者”的革命和密谋的把戏（不过这种把戏是极其幼稚和安全的）。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并且除了同科伦通信以外，没有同大陆上的任何部分进行过任何通信。正如科伦案件所证实的，这种通信不包含任何犯法的东西。从1851年春天协会的个别成员在科伦被捕的时候起，我们（即协会的伦敦部分）就立即断绝了同大陆的全部的和任何的往来。我只同一个我本人并不认识的、被捕者的朋友（贝尔姆巴赫先生，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继续通信商谈辩护办法的问题。我在伦敦的朋友每周集会一次，设法使施梯伯无耻采用的每天翻新的警察伎俩不能得逞。在11月中（1852年），科伦案件结束以后，经我的朋友们的同意，我宣布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从那时到现在我没有参加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曾经是共产主义协会成员，而且从1848年秋天到1851年春天在科伦，从1851年春天到现在在伦敦，他可以证明以上所说的全是实情。此外，附上的1852年11月19日的信［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这封信的全文见本卷第482—483页。——编者注］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这封信是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在他的旧文件里找到的，信上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 附上的福格特和《国民报》所援引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是我在波士顿（美国）印的，在此以前，在巴塞尔由沙贝利茨出版了第一版，印数二千册，在巴登边境被没收。您从这本小册子里以及以后从在柏林挑起的施梯伯—艾希霍夫案件[29]中可以看出，1852年11月中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共产主义协会的活动中没有可据以控诉的任何犯罪构成。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我和我的伦敦朋友们所能采取的办法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很有成效地粉碎了警察设下的种种阴谋罗网，以至于最后——正如曾当过施梯伯的密探，现在被监禁在汉堡的那个叫希尔施的人在1853年4月22日《纽约刑法报》上发表的自供[449]中所表明的——为了保证给被监禁的人判罪，希尔施不得不冒充豪普特到科伦去，扮演豪普特的角色向法庭提供假宣誓证词。但是，据希尔施说，冯·辛凯尔迪先生在执行这一计划的前夜写信说：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不言而喻，附上的小册子仅仅对于弄清我同施梯伯一辛凯尔迪和当时的普鲁士警察制度进行的斗争来说有法律价值。其中所提到的那些团体早已成为历史了。 Ⅴ．最后，为了让您弄明白以诽谤罪对《国民报》提出控诉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还要简短地谈一下《国民报》的社论在伦敦所引起的那些后果。 在1860年2月6日的《每日电讯》（伦敦的一家日报）上用两栏半篇幅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文章。 这篇注明写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实际上是在柏林写的文章，经过最粗率的对照就可以看出，它的一部分是《国民报》第37号和第41号的社论的简单重述，一部分是这两篇社论的逐字逐句的译文，我认为《国民报》的这两篇社论是有罪的。与此有关的那一号《每日电讯》，我将于日内寄给您。在《电讯》的这篇文章中，正如在《国民报》上一样，第一，把我和我的朋友说成是“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第二，逐字逐句地翻译我在第Ⅳ部分引用的《国民报》关于硫磺帮、进行敲诈的恐吓信的那段话，还有关于我同舍尔瓦尔在瑞士伪造假钞票的关系等等的话。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我立刻就写信给《每日电讯》的编辑［注：：卡·马克思《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编者注］，威吓要对他提起诽谤诉讼（actionforlibel），要求他向我公开道歉。他回答说，已把我的信寄给他的德国通讯员了，将等待后者的答复。这个答复刊登在1860年2月13日的《每日电讯》上，逐字逐句的译文（过几天您将收到原文）如下：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月8日。现在我只简短地回答马克思博士就我寄给您的一篇通讯而提出的指责。他简直是找错了对象。如果这位博学的先生指责的是福格特博士本人，或者是引用过福格特博士的书的成百个德国编辑中的一个，那末他的这一行为是合乎事态所要求的。但是，马克思博士对于在他自己的祖国向他提出的无数指责不予反驳，而宁肯向一家英国报纸发泄他的怒火，只因这家报纸刊登了在几乎所有多少知名的德国城市都刊印了和转载了的论述。看来这位博学的先生忘记了这一情况：既然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追究在他的祖国制造和散布谣言毁坏他声誉的人的责任，他就没有丝毫权利对一家英国报纸刊载几篇使他不愉快的报道而提起诉讼。最后，我表示有充分准备承认上述报道中的论述是错误的，只要马克思博士能使人们相信这些论述是错误的话。如果他有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证据，那末要得到如此合乎他愿望的结果，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至少有五十个德国城市供他选择，他能够在这些城市提起诉讼，并且能够使编辑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他不想采取这样的途径，那末一个英国通讯员完全没有责任去驳斥那些论述，因为这不是他独创的，他只是由于相信可尊敬的来源有毋庸争辩的威望才加以重复了。” 顺便要指出《每日电讯》报的柏林通讯员（好象是一个叫迈耶尔的犹太人［注：：《每日电讯》的柏林通讯员是阿贝尔（见本卷第536页）。——编者注］）竭力用来掩饰他抄袭《国民报》的行为的那种夸张说法。最初他说成百个德国编辑，后来说数千个（也就是，德国有多少知名的城市，也就有多少编辑），而最后说，我至少应当对五十个编辑起诉。他所说的可尊敬的来源也就是他的唯一来源——柏林的《国民报》。 还要顺便提一下，在2月6日我给《每日电讯》编辑的信中，也就是在他亲自写信告诉我他已转寄给他的德国通讯员的那封信中，我曾通知《电讯》的编辑，并且通过他也就转告他的通讯员，说我即将以诽谤罪对柏林《国民报》起诉。 依我看来，这里唯一具有决定作用的情况是，《每日电讯》以它的通讯员为掩护，在我对德国报纸中的一家起诉之前，它将拒绝向我作任何道歉。该报提到《国民报》的“可尊敬的”威望，因为唯独《国民报》刊登了《每日电讯》上发表的这方面的论述。 《电讯》的文章在伦敦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这您是了解的。我认为这种轰动应归咎于《国民报》。单是为了我的家庭，我也应当以诽谤罪对《电讯》起诉（actionforlibel），这方面的预付费用——在案件结束以前——至少需要二百英镑。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福格特能堕落到如何极端卑鄙的地步：他散布恶毒的谰言，说我同《新普鲁士报》的所谓联系，是由于我的妻子是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我希望立即得到（如果您给我的信还没有寄出）您收到以下信件的通知： （1）2月13日由伦敦寄出的信，附有十五塔勒的预付款。 （2）2月21日由曼彻斯特奇出的信，附有委托书和七个附件。 （3）2月24日由曼彻斯特寄出的这一封信，附有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我在1852年11月19日写给弗·恩格斯的一封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的信。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注释： [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6、23、95、130、449、469、621页。 [29]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页，以及本卷第479、480页）。——第18、23、449、471、479、534页。 [437]马克思指他在1852年1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信中告诉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97页）。——第454页。 [438]关于这个文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5—517页）。——第456页。 [439]这些文件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也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18页）。——第457页。 [440]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8—519页）。——第457页。 [441]指比斯康普的《帝国摄政》（《DerReichsregent》）一文。文章中有一段的开头一句话是“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关于这一点，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9页）。——第460页。 [442]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页）。——第461页。 [443]见《〈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3页）。——第464页。 [444]后来马克思收到了德纳在1860年2月11日的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749页）。——第465、515页。 [445]指1848年8月13日至14日在科伦召开的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确定科伦三个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活动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里亚。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到工厂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工作的决议。——第468页。 [446]1860年2月12日波克罕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所谓的“硫磺帮”作了详细的叙述，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6—409页）。——第468页。 [447]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关于“制刷匠帮”一词的来源写道：“阿布特截取了藻伦海美尔的职业的一半和姓氏的一半，——即截取了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用这两个半截巧妙地拼凑成一个名词：制刷匠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17页）。——第468页。 [448]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在1852年2月，被捕者根据图谋政变的罪名而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完全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都被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节中驳倒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70、541页。 [449]马克思指的是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DieOpferderMoucharderie》）。该文发表于《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1、8、15和22日各号上。马克思在《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对该文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第47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2月2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现在我必须进行两起诉讼，一起在柏林，一起在伦敦［注：：见本卷第454—475页。——编者注］，另一方面，我还得纯粹为谋生而工作，所以我只能给你写几行。 你在福格特的小说［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中发现了“许多真理”，这一点在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感到非常惊奇；同样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你向我提出的那些胆怯的劝告。 唯一不是完全臆造的事实是泰霍夫的信[37]。但是这封信，或者确切些说，这封信的内容，我早在七年以前就在纽约出版的一本题名为《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抨击性小册子中作了相当彻底的驳斥，以致使得所有爱叫嚷的人——那时他们还纠合在一起——都张口结舌，不敢提出一个字来反驳。 我希望从你那里知道的，而且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查明谁是《每日电讯》报驻柏林的通讯员，以及这个畜生住在柏林什么地方（街名和门牌号）。看来，这是一个姓迈耶尔的犹太人。凭你在柏林的地位，要打听出这一点，对你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请尽快把打听到的告诉我。附上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你的卡·马· 又及。至于说我的不信任（你迫使我用大政治家布林德的语言说话——见奥格斯堡《总汇报》）[435]，那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抱怨。例如，我随这封信寄给你一封来自巴尔的摩（美国）的便函。这封便函是我通过私人关系得到的。[436]在同盟的文件中有对你的正式指控（其中有杜塞尔多夫一个工人代表团的证词［注：：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这些文件不由我掌握，我不能支配。 注释： [37]指福格特注明1859年5月23日的文章《警告》（ZurWarnung），该文刊登在1859年6月2日在俾尔城出版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福格特的这篇文章包含有许多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稍后福格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他的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 马克思谈到泰霍夫，是指他在1850年8月26日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泰霍夫在这封信中歪曲地转述了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14卷第460-487页）。 至于说吕宁，马克思大概是指他发表在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是评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出版的四期，特别是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78—379页。）——第24、38、435、554页。 [435]马克思讽刺地暗指布林德的标题为《反对卡尔·福格特》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见注426），开头一句话是：“福格特在他最近出版的小册子中谈到我的‘恐俄症’和我的‘不信任’。”——第453页。 [436]指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维斯的便函，看来这封便函是写给克路斯的，其中特别对拉萨尔作了评论，说他是一个对于任何党派都危险的和贪图名利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甚至能出卖自己的朋友。——第45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60年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0年2月23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现在我再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就福格特事件给你写信。你对我的前两封信［注：：见本卷第435—437页。——编者注］甚至不回信说一声收到了，而你对任何一个庸人倒是会回信的。我不能相信，你竟会认为我要从你那里弄到一封信，好用来发表。你知道，我这里至少有二百封你的来信，其中有足够的材料能用来——在必要时——确定你同我以及同党的关系。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你作为一个诗人，而且还是个大忙人，看来对于我在伦敦和柏林提起的诉讼[428]的意义理解错了。这些诉讼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柏林诉讼的意义之所以更加重大，还由于将同时审理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为注意中心的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29]。 看来，你对我有下述不满的地方： （1）我滥用了你的名字（象你对孚赫所说的那样）。 （2）我在你的营业所好象跟你“闹了一场”。 关于第一点。我除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声明过布林德对我讲的话大体上也告诉过你以外，［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我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你的名字。这是事实。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指出传单［注：：马克思指的是传单《警告》。——编者注］的真正来源是何等重要，而且我也有权利引证听到过布林德的话的证人。 至于李卜克内西写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那封提到你和我的名字的信（关于布林德）[429]，那末，他在必要时会宣誓证明，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这样做；我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也同样事先并不知道他把传单《警告》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当奥格斯堡《总汇报》由于福格特向它追究责任而找到李卜克内西的时候，他还怀疑我是否会利用机会表示不同意他的做法，而当我立即向他声明我将尽全力帮助他的时候，他甚至感到惊奇。 在寄给你的信[430]中，我为他进行了辩护，我反对你给他的信，只是因为：从你这位享有声誉和社会地位的人物来说，对一个居住阁楼的不知名的党员过去那样亲密无间，现在却这样尖刻地攻击，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够宽宏大量的。 至于我的信语调气愤，那是由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 首先，使我深受刺激的是，看来你相信布林德甚于相信我。 其次，你给我的有关《晨报》（关于席勒纪念活动的文章）的信，是用极其气愤的口吻写的，从这封信看来，你认为我竟能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情：我不仅把侮辱你的地方偷偷地塞进布林德的文章里，甚至过后又当你的面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布林德玩的鬼蜮伎俩。[431]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应遭到这种对我说来是那样可耻的怀疑。 再其次，你把我给你的私人信件给布林德看了。 最后，我有权期待，尤其是在《凉亭》上的文章［注：：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发表以后，你会给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加上哪怕一点说明，以消除这样的印象，即这一声明意味着同我个人决裂，意味着公开脱离党。你的第二篇声明同布林德的声明一起发表，[432]你的名字充当了他的谎言和歪曲的护身符，这种情况也不能使我感到高兴。无论如何，我可以向你保证：李卜克内西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一切声明，在报纸上出现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433] 关于第二点。正好在我到你的营业所去的那一天，从柏林寄到我家里两号《国民报》（在第一号上载有后来在《电讯》［注：：《每日电讯》。——编者注］上发表的卑鄙的摘录和评述）。当时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激动，我的可怜的妻子的情况实在可怕。同时，我收到了一封德国的来信，信中告诉我，除了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以外，在福格特的卑劣的书中还有你的一封信[434]。据说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你同福格特的亲密关系，而且可以看清楚，你的名字是福格特借以捞取政治资本，并使他的卑劣行为受到公众重视的唯一起作用的名字。你不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并反躬自问一下，你在这种时刻能够不失掉自制力吗？ 我再说一遍：这封信所谈的并不是私人利益。在伦敦诉讼中，我能够不经你的允许而使你被传到法庭做证人。对于柏林诉讼来说，我手头有你的信件，必要时我可以用上它们。况且，在这一案件中我决不是孤立的。福格特的无耻攻击，给我在一切国家——比利时、瑞士、法国和英国——提供了意外的同盟者，甚至包括完全是其他派别的人在内。 但是，为了我们双方，为了案件本身，当然采取一致行动是比较好的。 另一方面，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朋友当中的一位。 如果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那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注：：原话是：“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当然，我完全理解，在你目前的处境中，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对你来说都一定是很不愉快的。 但是，从你自己方面来说，你将不能不同意，完全把你撇在这一案件之外是不可能的。 首先，因为福格特借用你的名义捞取政治资本，而且还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玷污整个党是得到你的赞同的，而这个党却以你是它的成员而感到自豪。 况且，你是从1849年底到1851年春住在科伦、而从那以后一直住在伦敦的前科伦中央委员会［注：：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的唯一的委员。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注：：马克思套用圣西门的用语“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在圣西门的许多著作中都可看到这个用语。——编者注］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 怀着最诚挚的友谊。 你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6、23、95、130、449、469、621页。 [29]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页，以及本卷第479、480页）。——第18、23、449、471、479、534页。 [428]指马克思对柏林报纸《国民报》和伦敦报纸《每日电讯》的诉讼，因为这两家报纸转载了福格特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诽谤性的捏造（见注9和47，以及本卷第437—443页和第454—474页）。——第449页。 [429]李卜克内西在1859年9月12日给《总汇报》的私人信中说：“如果福格特把自己的诉讼转到伦敦法院——道义上将迫使他这样做——，那末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将同我一样作为证人出面”。——第449页。 [430]马克思指的是1859年11月23日他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616—619页）。——第449页。 [431]1859年11月11日的《晨报》上刊登了布林德的匿名文章，文章报道了在伦敦的席勒纪念活动，其中谈到弗莱里格拉特的颂诗，说这首诗“在中等水平以上”。弗莱里格拉特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暗示，布林德文章中的这段话似乎是受马克思的怂恿加进去的。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1859年1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88—493页）。——第450页。 [432]弗莱里格拉特在1859年11月5日向奥格斯堡《总汇报》作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15日该报第319号附刊上）中声称，他从来没有当过《人民报》的撰稿人，他的名字在福格特的控告者当中出现并非他的意愿。弗莱里格拉特在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附刊上的声明中重述了几乎与此相同的话。这第二个声明同布林德的声明刊登在一起（见注421）。——第450页。 [433]马克思指的是1859年9月12日李卜克内西给《总汇报》的私人信（见注429）和他11月15日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23日《总汇报》第327号附刊上。李卜克内西在这个声明中答复弗莱里格拉特时指出，他从来没有把弗莱里格拉特称作告发福格特的人（并见马克思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和马克思1859年11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94—495页和第619页）。——第450页。 [434]看来，马克思在这时还没有得到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而是有人不确切地告诉马克思的。小册子里并没有弗莱里格拉特给福格特的信。——第45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2月21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最尊敬的法律顾问先生： 我没有在我的第一封信［注：：见本卷第437—443页。——编者注］之后立即把委托书寄给您，因为我在那封信中曾另外请您打电报给我。我等了几天，后来认为最好是等到您从柏林寄出的回信可以到达伦敦的那一天（即昨天，2月20日）。 由于没有收到信，另一方面，您的电报没有拒绝我提出的当我的律师的请求，因此我认为您已经接受了我的委托，为了不致再耽误时间，现在用这封挂号信给您寄去： （1）委托书。 （2）七个附件，其中原件用英文写的都附有译文。 这七个附件是： （1）奥·费格勒的affidavit。［注：：见本卷第42页。——编者注］ （2）约·弗·维耶的affidavit。［注：：见本卷第36—37和436—437页。——编者注］ （3）我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注：：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4）和（5）奥格斯堡《总汇报》就这一事件给我的两封信。 （6）1860年2月15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第五版第五栏中的一段：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标题是《反对福格特的传单》。 （7）1859年9月8日卡·布林德给李卜克内西的信。[427] 明天也许您的信已经寄到我这里，那时我就可以给您寄去对这些文件的说明。您一眼就可以看出，《国民报》第41号上对我进行的无耻指控（把我描绘成是那些以别人的名义发表文件的匿名作者），可以在法庭上无可辩驳地揭穿是卑鄙的诽谤。 关于几份affidavits（向法官作的声明，用以代替宣过誓的证词）我只提出下面一点： 您从作为附件二的affidavit中可以看到，《uponoath》（宣过誓的）这几个字被法官勾掉了。法官向我们解释说，在他们面前作的声明可以被认为是宣过誓的声明，他还说，作假声明等于犯刑事罪，要受流放的惩处，但是根据英国的法律，只有被告在场时宣誓才算是真正的誓词。 其余的一切我明天再写。 谨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停留多久，因此今后一切来信请寄我的住处：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我在委托书上留下空白地方，以便填写《国民报》的编辑们的姓名。 注释： [427]《总汇报》编辑奥尔格斯在1859年10月1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把排字工人费格勒揭发福格特的证词寄给他，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6页和第741—742页；并见本卷第463页）。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 布林德在1859年9月8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力图证明他同传单《警告》的写作无关，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页）。——第44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您寄来福格特的拙劣作品［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下面再详细谈它。 敦克尔也许已经告诉您，我向他提供了一篇类似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的东西［注：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他愿意承印，但提出关于“原则性怀疑”的保留条件。对某一作品中的原则承担责任的是出版者而不是作者，这对我来说虽然是十分新奇的，但是我仍然作了努力（尽管白费力气）去弄清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要知道，敦克尔是不希望他的出版社成为《人民报》的一个简单的附属品的，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并没有看到过《人民报》。最后，我想起敦克尔可能探听到，在意大利问题上我同您持有不同的见解，由于过分尊重您的小册子［注：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他才提出这种保留条件。我深信，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末我只要提醒您注意此事，您就会让敦克尔对此放心的。我知道，您对问题是抱客观态度的，如果有人猜测，您仅仅由于某一作品在这个间题上与您的观点不一致，就会哪怕是稍微表示不希望出版该书，那末您会觉得这是对您的侮辱。说实在的，我考虑了很久才下决心提醒您注意此事，因为我担心您可能单是由于我认为别人可能有这种猜测而生我的气。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否则我就无法解释敦克尔的怀疑。 要对付福格特是毫不费力的。这种被重新搬出来的陈词谰调，我们早在八年前就揭穿了[425]（关于这一点，藏在偏僻角落里的日内瓦的庸夫俗子是一无所知的），现在我们要彻底清算它，让它只剩下从福格特身上散发出来的他那种特有的臭气。不过，布林德的声明、比斯康普的声明[426]、特别是鲁普斯的声明[46]已经使这个家伙声誉扫地，要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会真的无事可做了。此外还要加上沙伊伯勒关于传单《警告》的来源的声明[62]。这项声明将把整个奥格斯堡的诉讼[16]勾销，并且最后会迫使福格特在伦敦起诉，如果他要提出相反的证据的话。因此，我们自然必须重新翻阅我们所存的全部文献，从那里面可以找出这整个民主主义集团的历史，根据这个历史我们就能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完蛋。对这个无知的福格特，我们还要给他个厉害看看，尽管他有泰霍夫的信（况且这封信是他偷来的）37，又有他那些琐碎无聊的日内瓦的流言蜚语，他又认为，我们其余的人都象他一样的无知、一样的卑鄙和一样的胆怯。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恩格斯 注释： [425]指由于1852年发生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而传布的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的流言蜚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揭露了这些流言蜚语，并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活动的真正性质。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第445页。 [426]1860年2月15日《总汇报》第46号附刊上刊登的比斯康普1860年2月9日的声明，揭露了1860年2月6日《每日电讯》发表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的诽谤性质，该文转述了《国民报》的两篇有福格特的捏造内容的社论(见注9)。比斯康普主要是证明福格特对他本人所做的论断不符合事实。 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刊登了布林德的声明，标题是《反对卡尔•福格特》(《GegenKarlVogt》)，布林德在声明中驳斥了福格特在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对布林德所做的一系列论断。此外，布林德在声明中暗示福格特同波拿巴主义集团有联系。—一第445页。 [46]威廉·沃尔弗的声明驳斥了福格特和《国民报》关于沃尔弗似乎起草了告德国无产者的通告并把它交给了警察当局的诽谤性捏造，这个声明注明的日子是1860年2月6日，发表在《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7页）。——第26、445页。 [62]在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上登载了布林德的朋友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沙伊伯勒在声明中断言，传单《警告》（见注42）的作者是他本人。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证明，传单的真正作者是布林德，而沙伊伯勒是个冒名顶替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3—525页）。——第43、445页。 [16]马克思在寄这封信的时候手中还没有福格特的小册子。显然，他所得到的关于小册子的结构的报道不十分确切。马克思称作序言的东西，实际上是小册子的第二节。第一节是1859年10月福格特在奥格斯堡对《总汇报》起诉的速记报告，福格特控诉该报在1859年6月转载了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传单《警告》。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比作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弥勒－捷列林格的一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诽谤的小册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VorgeschmackindiekünftigedeutscheDiktaturvonMarxundEngels》．Cöln，1850）。——第11、14、430、446页。 [37]指福格特注明1859年5月23日的文章《警告》（《ZurWarnung》），该文刊登在1859年6月2日在俾尔城出版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福格特的这篇文章包含有许多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稍后福格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他的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 马克思谈到泰霍夫，是指他在1850年8月26日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泰霍夫在这封信中歪曲地转述了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0—487页）。 至于说吕宁，马克思大概是指他发表在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是评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出版的四期，特别是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吕宁的评论中曲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78—379页）。——第24、54、446、453、55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弗兰茨·敦克尔(1860年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60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13日的信我已收到，但是很抱歉，今天才能把手稿随信寄上[424]。我想，手稿不会超过三印张。 您由于有原则性怀疑而提出的保留条件我不完全理解，也许您向来是不看到手稿就不愿作出决定的。我不能设想，您愿意为您那里出版的一切作品——从马克思的到雅科布·费奈迭的，从拉萨尔的到帕累斯克的——承担道义上的、逻辑上的和美学上的责任，或者您愿意使自己的出版社符合《人民报》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无法评论，因为在曼彻斯特得不到《人民报》。但是，如果您的原则性怀疑同拉萨尔关于意大利的小册子[33]有关（这本小册子的确不符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末我当然会对您的这种想法作应有的考虑。但是我也知道，拉萨尔也许会第一个反对考虑这些想法。因此我要写信给拉萨尔，因为我深信，如果认为他能够阻碍一篇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见解有分歧的作品出版，哪怕是有一点点阻碍也好，他也会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 然而，如果在您看来小册子的篇幅或者其中的原则是您的出版社所不能接受的，那末我请您在收到小册子之后二十四小时内把它转寄给柏林利宁街173号雕塑家伯·阿芬格尔先生。 给波克罕的信我已转去。 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注释： [33]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实质上是拥护拿破仑第三借口“解放”意大利而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在这个问题上是赞成福格特的观点的。拉萨尔在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italienischeKriegunddieAufgabePreuβens．EineStimmeausderDemokratie》）中以最集中的形式叙述了他对于意大利问题的观点。拉萨尔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坚持让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普鲁士－波拿巴派立场，主张让奥地利遭受失败，以便普鲁士利用这种失败去从上面统一德国。 意大利战争是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借助于顺利的“局部”军事行动去侵占别国的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取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20、432、444、508页。 [424]指恩格斯把自己的著作《萨瓦、尼斯与莱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33—680页）寄给柏林出版商敦克尔。但是由于在对德国各政党的立场的估计上敦克尔同恩格斯有分歧，正如他在1860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如果作者不在扉页上署名，他就不同意出版这部著作。而恩格斯不愿意正式提自己的名字，以免过早地让军界读者知道这两本小册子的作者不是军人，所以认为只要指出这本新出的小册子出于《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之手就够了。这本小册子于1860年4月在柏林的贝伦兹出版社匿名出版。——第44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1860年2月1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上星期我写信给柏林的一个朋友［注：：费舍。——编者注］，请他给我介绍一位律师，以便进行我必须对柏林《国民报》提起的诽谤诉讼。[9]今天我收到了回信，我的朋友在信中指出，您，法律顾问先生，是柏林最著名的律师。 因此我冒昧请您在这个诽谤案件中当我的律师，案件的详细情节我下面再谈。 如果我随信附上的十五塔勒预付款不够的话，那就请来电告知，我将立即把所需之款寄上。 附上我的委托书，希望有这个文件就行了。 我恳请您立即向法院起诉，以便不错过时效期，并且务请用电报通知我，您是否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同时我在伦敦这里对《每日电讯》提起诽谤诉讼，因为该报用英文转载了《国民报》的诽谤文章。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见背面） 我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国民报》的文章刊登在该报第37号（1860年1月22日，星期日）和第41号（1860年1月25日，星期三）。这两篇文章都是社论。我在以后的通信中还有机会向您阐述这两篇文章中贯穿的精神。至于我在下面明确提出的几点，是我要提起诽谤诉讼的依据，而且我认为从法律上看这是最重要的几点，即： （1）在第41号（文章的标题是《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第3栏末尾写道： “布林德在《总汇报》上两次断然声明，他不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而且他这样说不是为福格特辩解，他并不同意福格特，而是反对马克思—李卜克内西—比斯康普……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变成替罪羊，对于该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而为了对福格特提出的控告有分量，这种控告就必须由某一个能对此承担责任的相当的人来进行。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象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可见，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控我以别人的名义“伪造”传单。其次：由于《国民报》在这同一篇文章（见同一栏，往上一些）中自己向自己的读者叙述，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费格勒在证词中说，“他根据以前的手稿认得布林德的笔迹，他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亲自排了传单的第一部分，霍林格尔本人排了第二部分”[422]，所以《国民报》在上面援引的那段话中不仅荒谬地指控我伪造传单，为了欺骗而使传单具有布林德“作品”的形式，而且还干脆武断地说，我有意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一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自己的诽谤癖达到完美的境界，该报继续写道： “11月2日霍林格尔就此发表声明说：断言传单是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或者传单的作者是布林德，这是恶意的臆造，在他那里工作了十一个月的排字工人维耶可以证实这个声明。总是随机应变的马克思在11月15日的《总汇报》上回答说：‘霍林格尔的声明简直可笑。霍林格尔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此外，马克思几次援引以下的说法，即早在传单出现之前布林德就向他口头转述过传单的内容，而且写过后来传单上所写的那些东西；因此，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从一开始布林德就被认为是传单的作者。” 为了把上面援引的那些侮辱我的话发表出来，《国民报》在这里故意不提我在1859年11月2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附刊上刊登的一篇声明［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中在法学家看来，特别是在英国法学家看来最重要的部分。我附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剪报，并给您标出我的声明中《国民报》故意省略不提的一些地方。 按照一切法律惯例，《国民报》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它所提出的侮辱我的指控是真实的。但是我将寄给您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它的指控是虚假的。您会看到，根据英国的法律，只要我愿意，我甚至能够现在就以“秘密勾结”反对我的罪名把布林德先生送去服苦役。 （2）在《国民报》第37号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社论第二栏里，一字不差有这样一段话：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47]或者也以制刷匠帮[50]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我将给您寄去证据，证明在这里把两个根本不同的日内瓦团体混为一谈，这两个团体从来没有同我有过任何联系，也没有建立过这样的联系。［注：：见本卷第467—469页。——编者注］但是我认为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一段话，我要用这段话来作为诽谤诉讼的第二点依据，现将这段话照抄如下： “硫磺帮〈据称它在我的领导之下〉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让《国民报》对它指控我的这种极端卑鄙行为提出证据，不要它向法院交出几百封信，甚至不要交出一封信，而只要它交出能证明这种卑鄙敲诈行为的哪怕仅有的一行字——关于这仅有的一行字，如果不能证明是出自我本人之手，至少也要证明是出自曾经同我有过某种联系的某人之手。该报紧接着上面引证的地方写道： “根据‘谁要不是无条件地站在我们一边，他就是反对我们’这个原则，任何反对这些阴谋〈即反对上面所说的那些诈钱的恐吓信〉的人，不仅要在流亡界中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无产者’〈我被描绘成他们的领袖〉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国民报》当然不难在被塞满了的“反动报刊的各栏”中指出哪怕仅有的一行字是我或者我的朋友写的，并且包含着对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告密”。 完全正确，——而且这是唯一的事实，——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写过一首讽刺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反对金克尔先生的革命公债[201]和他在合众国的革命旅行；起初他把这首诗刊登在我的朋友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杂志［注：：《革命》。——编者注］上，后来刊登在《晨报》［注：：《知识界晨报》。——编者注］上。这当然不是“告密”。其实是所谓民主主义流亡者（德国的）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谣言塞满了德国报刊。在我认为需要予以答复的唯一的一次，我给一家报纸寄去一篇反驳文章，它却不予刊登。[423] 我在被迫流亡后只为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这就是《新奥得报》。该报大约从1855年1月初到7月发表过我的通讯，在这些通讯中我一次也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 至于说到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李卜克内西的通讯，它们完全与我无关，这些通讯同样一次也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顺便说一下，这些通讯（我是指它们的内容）使他获得很大的荣誉。关于这点我将较详细地告诉您。［注：：见本卷第463页。——编者注］ 我同德国和法国秘密警察的同盟，对我说来自然是个趣闻。 （3）在上面援引的《国民报》第41号上《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中，它指控“无产者的党”——称我是这个党的领袖，因而也就是指控我——于1852年在瑞士搞过“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并且指控它于1859年也玩弄过类似的“伎俩”，因此德意志各邦“在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似乎不得不向瑞士“联邦委员会”［注：：瑞士政府的名称。——编者注］提出质问。 以后我将较详细地来谈这样一个问题：我同这一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从1850年9月起我完全停止任何宣传鼓动，并且早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1—1852年）我就解散了我所在的共产主义团体[44]，从那时起我没有加入任何秘密的或者公开的团体。《国民报》在这一点上也是蓄意诽谤，这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它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材料中一定已经知道，我本人通过科伦律师揭露了那个似乎于1852年在瑞士作为警探活动过的家伙，施梯伯本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家伙从1850年起就同我处于敌对的关系。必要时我将提出证据，证明这个家伙（舍尔瓦尔，他的真名是克列美尔）从来没有，甚至在1850年以前也没有同我有过联系。 （4）提起诽谤诉讼的最后一点，应该根据第41号《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第二栏中的这样一句话： “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即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弄到钱；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如果把这句话同两篇社论的总的精神联系起来看，——这两篇社论把我描绘成是与秘密警察、反动分子以及以揭发革命活动来威胁和敲诈勒索的硫磺帮同流合污的人，——那就是暗指我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让《国民报》为这种诽谤提出证据。我将把我为《人民报》弄钱的事实告诉您，如有必要，也把察贝尔先生所怀疑的我的经济情况整个告诉您；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国民报》上的卑鄙的诽谤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 请您在回信中同时指出，有哪几点您还需要我作补充说明。 又及：为了使这封信不致延误寄发时间，委托书将迟一些（明天）寄给您，但是如果来得及的话，今天晚上就另函寄出。 注释： [9]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Prozessgegendie《Allgemeine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1859年12月出版，而在1860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1860年1月22日和25日第37号和第41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2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写书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年2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贝尔（见本卷第437—443、446—448和454—475页）。 但是，在1860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年11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8、11、17、430、438、533、587页。 [44]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通过改组正义者同盟（三十年代成立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而成立的。1847年1月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约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参加根据他们两人的观点改组同盟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表示同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加下在它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初和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上制定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随着法国革命的开始，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马克思迁到了那里。恩格斯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开始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这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无视客观规律，无视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在1850年9月15日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上，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曾经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第25、442页。 [47]1860年2月6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在阿贝尔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中转述了《国民报》所转载的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声名不好；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结伙成帮的普通用语。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中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及其党内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集团，以诙谐名称“硫磺帮”闻名，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关于“硫磺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415页，以及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67—468页）。——第28、31、47、177、440、490、554页。 [50]关于“硫磺帮”，见注47。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还把“硫磺帮”叫做“制刷匠帮”（见本卷第467—469页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16—426页）。 席利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7—469页）。——第32、440页。 [201]大概是指金克尔募集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钱。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实现革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辛辣地嘲笑了金克尔这种想法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197、441、501页。 [422]马克思把费格勒的证词同《给〈总汇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5页）一起寄给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以帮助该报对付福格特对它进行的控诉。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控诉，见注16。费格勒的证词全文，见本卷第455—456页。——第439页。 [423]看来，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1年1月27日签发给《威塞尔报》的一篇对卢格的诽谤性文章的答复，卢格的文章登在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Tages-Chronik》）上（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1—542页）。卢格的文章内容是对《新莱茵报》的攻击，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攻击。——第44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60年2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60年2月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作为你的一个党内的老同志和个人的老朋友，我认为有义务把我为柏林诉讼所要采取的步骤告诉你，这些步骤一定很快——但不是现在——就会为公众所知道。 你大概记得，或者至少从寄给你的铅印的英文通告信［注：：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中知道，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纸）上不仅引用了霍林格尔的证词，而且还引用了排字工人维耶的书面声明作为证据，证明我说了“明显的谎言”，证明我断定说他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是霍林格尔给他印的，而且总之是从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出来的，“那是一种虚构”。[421]现在我把这个维耶对弯街法官的宣誓声明的原文逐字逐句地告诉你。我得到了这项声明的经官方签字证明无误的一个副本。另有一份已送交柏林的检察机关了。 我认为给这个文件加一个字的注释都是多余的。 你的卡·马· “去年11月初（具体日期我记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ZurWarnung》）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菲·霍林格尔先生的妻子）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他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酬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星期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先生那里工作； （2）正好是在排印传单《警告》（《ZurWarnung》）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他（费格勒）曾经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传单排版，并且说，原稿是布林德先生的笔迹； （4）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需要转载传单（或者抨击性文章）《警告》（《ZurWarnung》），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这传单刊登在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第7号上； （5）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误的传单《警告》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伦敦索荷区教堂街14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 今天，1860年2月8日，弗里德里希·维耶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法官托·亨利 治安法庭 英国国徽 弯街［注：：马克思把这几个字圈在圆圈里，表示这在原件上是盖的法庭圆戳。——编者注］ 请你暂且不要把这份affidavit［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的抄件给任何人看。这种证词在英国这里会引起什么样的刑事后果，你当然是清楚的。 注释： [421]关于传单《警告》，见注42和本卷第438—440、454—459页。 布林德的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第313号和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上，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本卷第456—457页）。 1859年11月2日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和排字工人维耶的声明也否认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456页）。——第43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860年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60年2月6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随信附上一份书面声明［注：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恳请予以刊登。这个声明我同时寄给柏林的《国民报》和《政论家》（该报的方针我不清楚，但是据说它在那里销路很广），还寄给《科伦日报》、《法兰克福报》、汉堡《改革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如果您把下述情况告诉拉萨尔，我将非常感谢。 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他回信。 关于科苏特的文章［注：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一拿破仑》。——编者注］我寄给了巴黎的瑟美列，讲好一定要立即寄还给我，可是他已把它压了好几个月。现在我要用刀按在他的脖子上了—当然，这是比喻的说法。 如果拉萨尔把福格特的书［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按照恩格斯的私人住址（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我将到那里去[38]）直接邮寄给恩格斯，那他就帮了我的大忙。最后，我很希望他按照这个地址寄给我几份载有我的声明的柏林报纸。 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38]1860年2月16日至3月25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中作客，他们在这里同威廉·沃尔弗商讨了在报刊上反击福格特的计划。——第24、38、43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约阿希姆·列列韦尔(1860年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约阿希姆·列列韦尔 布鲁塞尔 [草稿] 1860年2月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列列韦尔： 1848年在科伦有个波兰人［注：：看来是指科斯策尔斯基。——编者注］带着您的一封介绍信来见我，可惜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同您保持联系。我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有个福格特，是日内瓦的教授，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其中充满对我和我的政治活动的最惊人的诽谤。他一方面把我描绘成渺小的人，另一方面把最卑鄙的动机强加在我身上。他歪曲我的整个过去。因为当我住在布鲁塞尔时有幸同您保持亲密的关系，——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在1848年2月22日波兰革命纪念会[419]上当众与我拥抱所给我的荣誉，——所以请您给我写封私人信，证实您对我的友谊，同时也证明我在布鲁塞尔同波兰流亡者保持过友好关系。[420]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夫人希望您还记得她，她誊写了我给您的信，因为我的字迹潦草。 注释： [419]指1848年2月22日民主协会为纪念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会。在这次纪念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34—541页）。民主协会是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协会的主席是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若特兰。马克思被选为代表德国人的副主席。代表波兰人的副主席是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首领之一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为国际民主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派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和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对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进行镇压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没有能够领导劳动群众的反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隘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433、505页。 [420]马克思把列列韦尔的回信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附录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7页）。——第43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60年1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1860年1月31日于〔伦敦了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先生： 您的沉默使我断定，您因为我的上一封信而见怪了，然而我敢说，这没有充分的根据。您想必不会否认，是您自己的上上一封信使我不再受我对您的诺言的约束。[418]另一方面，您随时都可以写信到柏林去，让出版商敦克尔先生证实，他曾要求我把他所期待的手稿[25]寄去，不要再推迟。最后，我推荐卡范讷先生的目的自然是为您效劳，而不是为我，而且我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才推荐的。 同时我曾设法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在《威塞尔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您的小册子的广告（或者确切些说，是关于它即将出版的预告）。只要我一拿到您的小册子，就乐于马上给《纽约论坛报》写一篇评论它的长文。科苏特曾企图通过给格拉斯哥的麦克亚当再次写信来引起英国公众的注意。这次他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有一件事，我需要从您那里了解一些情况，而且我认为我有权向您提出这一请求。 福格特教授（日内瓦的詹姆斯·法济手中的工具，而法济也象福格特一样，同克拉普卡和科苏特交往密切）发表了一本关于他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小册子［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这本小册子对我捏造了最荒谬的谣言，因此我不能不回击这种无耻的诽谤，尽管我也觉得被迫在如此讨厌的问题上耗费时间是可惜的。好啦。现在他肯定说，他的宣传费是从匈牙利革命者那里得到的，并且隐约地暗示，这笔钱直接来自匈牙利。这是不足信的，因为科苏特自己都未能从这个来源得到任何东西。您能否较确切地把意大利战争[33]爆发前克拉普卡的经济状况告诉我？因为我不得不在我打算写的这本抨击性著作［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里较详细地谈谈科苏特及其一伙，如果您把您所知道的关于他最近的金钱交易的新材料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他有没有从三百万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一个匈牙利军团的军饷或装备费呢？（我是说，分给军官和文官的那些钱除外。） 非常关键的时刻就要到来，我希望任何误会都不至于妨碍我们的共同行动。 忠实于您的阿·威· ［注：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418]瑟美列在1860年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如果马克思很忙，他可以不用马克思帮助，自己找一个译者译他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并见注412）。——第432页。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行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33]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实质上是拥护拿破仑第三借口“解放”意大利而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在这个问题上是赞成福格特的观点的。拉萨尔在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italienischeKriegunddieAufgabePreuβens．EineStimmeausderDemokratie》）中以最集中的形式叙述了他对于意大利问题的观点。拉萨尔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坚持让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普鲁士－波拿巴派立场，主张让奥地利遭受失败，以便普鲁士利用这种失败去从上面统一德国。 意大利战争是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借助于顺利的“局部”军事行动去侵占别国的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取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20、432、444、50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我本来以为——这种想法我也写信告诉过恩格斯［注：见本卷第8页。——编者注］——你不写信是因为我的上一封信[10]惹你生气了。 我只有几分钟的闲时间，因为今天必须为《纽约论坛报》写一篇社论。因此信将写得很简短。 1．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我立即给你寄去。我记得，你早先已从我这里得到过一本。 2．福格特竭力不让他那本捷列林格式的[16]拙劣作品[9]——它的第一版——运到这里来。不论弗莱里格拉特（我方才去过他那里）、金克尔、《海尔曼》，还是此地的任何一个书商都没有得到。帝国流氓[413]自然是想赢得时间。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国民报》上看到的。[414]这完全是施梯伯式的谎言。为了以诽谤罪对《国民报》起诉，我已经写信给柏林我认识的一个法学家［注：费舍。——编者注］。你对这种诉一讼程序有什么看法？请立即来信谈谈。 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福格特自己承认他间接地被波拿巴收买过，因为你的匈牙利革命者们的狡猾手段我是知道的。我曾在伦敦一家英文报纸上揭露过他们[415]，并给科苏特先生寄去过五份报纸。他保持沉默。纽约等地的匈牙利流亡者通过了反对他的决议。 你关于福格特问题的论证我不明白。[416]我一得到他那本拙劣作品，就要写一本小册子，但是同时我要在前言中声明，我毫不在乎你的德国公众的意见。 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依我看来，奥格斯堡《总汇报》一点也不比《国民报》和《人民报》差。 从我在《国民报》上看到的那些摘录中可以得出结论，福格特同谢努或者德拉奥德[27]是一路货。 3．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到第二分册出版时，仅仅完成第一册的第一篇，而全部著作共有六册。因此你不能等全部著作完成。[417]然而等到包含有全部精髓的下一分册出版，则对你自己有好处。至于这个分册在柏林还没有出，那要怪环境太坏。 祝好。 卡·马· 注释： [10]马克思指的是1859年11月22日他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614-616页），他在信中批评拉萨尔在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中所叙述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上的策略（见注33）。——第8、430页。 [16]马克思在寄这封信的时候手中还没有福格特的小册子。显然，他所得到的关于小册子的结构的报道不十分确切。马克思称作序言的东西，实际上是小册子的第二节。第一节是1859年10月福格特在奥格斯堡对《总汇报》起诉的速记报告，福格特控诉该报在1859年6月转载了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传单《警告》。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比作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弥勒-捷列林格的一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诽谤的小册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VorgeschmackindiekünftigedeutscheDiktaturvonMarxandEngels》.Cöln，1850）。——第11、14、430、446页。 [9]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Prozessgegendie《Allgemeine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1859年12月出版，而在1860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1860年1月22日和25日第37号和第41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2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写书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年2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贝尔（见本卷第437—443、446—448和454—475页）。 但是，在1860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年11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8、11、17、430、438、533、587页。 [413]由于福格特做过帝国摄政，所以马克思称他是帝国流氓。关于帝国摄政政府，见注19。——第430页。 [414]关于《国民报》转载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内容，见注9和本卷第438--443、454-474页。——第430页。 [415]拉萨尔在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福格特承认他曾从匈牙利革命者那里得到钱。 马克思所说的一家英文报纸，是指《自由新闻》报，该报1859年9月28日第10号发表了马克思的短文《科苏特和路易一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自由新闻》发表的这篇短文，是马克思按照他在1859年9月24日《纽约论坛报》发表的《科苏特和路易一拿破仑》一文压缩写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0--567页）。——第431页。 [416]拉萨尔在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企图百般为福格特辩白，并且对于福格特曾为路易·波拿巴政府所收买这一事实表示怀疑。 下面是马克思对拉萨尔因李卜克内西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通讯员而攻击李卜克内西的回答（见注53）。——第431页。 [27]显然，马克思指的是1850年在巴黎出版的警探和奸细德拉奥德的著作《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LanaissancedelaRépubliqueenfévrier1848》．Paris，1850）和谢努的著作《密谋家》（《LesConspirateurs》．Paris，1850）。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两本书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330页。——第17、431页。 [417]马克思指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最初计划，计划预定写六册：（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页）。预定第一册包括四篇：（1）资本一般，（2）资本的竞争，（3）信货，（4）股份资本。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包括《资本一般》这一篇的两个绪论性章节（一章关于商品，一章关于货币），而马克思打算整个第二分册是写资本一般。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最初写作计划的变动，见注25。 拉萨尔在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认为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写作推迟到马克思的著作出版以后。当时拉萨尔计划写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该书于1864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巴师夏一舒尔采一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Bastiat-SchulzevonDelitzsch,derökonomischeJulian,oder:CapitalundArbeit》）。——第43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60年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1860年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感谢您为我的事奔忙。[411]这封信耽搁了，是因为我为您的书同一个出版商进行商谈，他一天一天地拖延不予答复，而最后表示拒绝。[412] 找本特利对您不合适。可以找约翰·默里试试看。在给这些人写信时，请不要忘记签上：前部长。对这种谙媚者来说这样做是会起些作用的。 忠实于您的阿·威· ［注：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您在下一封信中能否费心把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告诉我？ 注释： [411]看来，马克思在1859年12月16日给瑟美列的信（此信没有找到）中，曾请瑟美列为他设法弄钱。瑟美列在1859年12月29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他的奔走没有结果。——第429页。 [412]瑟美列在1859年12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想出版一本关于匈牙利的小册子，请马克思帮助他把小册子译成英文，并在英国出版。瑟美列的这本小册子于1860年在巴黎出版，书名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问题》，同年在伦敦的本特利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Hungary,from1848to1860》）。——第42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9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9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我没有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拨的影响，在他的“得意年代”[406]一次也没有反对过他。 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不过，我确信，如果拉萨尔在瑞士不同那些军事冒险家和戴黄色羔羊皮手套的革命者周旋，就决不会发生这种惨剧。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总是想要到这个欧洲革命的科布伦茨去。[407] “巴伐利亚公使的女儿”［注：：海伦娜·窦尼兼斯。——编者注］不是别人，就是柏林窦尼盖斯的女儿，窦尼盖斯是鲁滕堡一伙周围的那些大学蛊惑者当中的一个，他原先属于青年绅士之列，或者确切些说——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绅士——属于在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兰克周围的年青人之列，兰克曾让他们出版旧德意志皇帝的丑恶的编年史[408]。手舞足蹈的矮子兰克认为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是属于“精神”的事情，是严禁这些乡村年青人去做的。他们必须守住“客观事物”，而把“精神”领域让给他们的导师。我们的朋友窦尼盖斯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叛逆者，因为他至少在实际上跟兰克争夺在“精神”领域的垄断权，并且以各种方法用实例证明，他同兰克一样是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409] 现在有趣的是看看拉萨尔所拼凑的组织［注：：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海尔维格，这个“劳动”的虚幻的朋友和“缪斯”的实际的朋友，并不是那种有用的人。所有在拉萨尔那里当副手的一般都是无用的废物。李卜克内西来信告诉我说，舒尔采－德里奇的柏林联合会[410]总共只有四十名会员。从我们的威廉·李卜克内西是联合会的重要政治人物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那里的一般情况是怎样了。如果拉萨尔的死使得象舒尔采这样的家伙有了无耻反对死者的借口，那末唯愿拉萨尔的正式信徒会在必要时出来为他辩护。我现在必须查询一下，谁继承了他的书信，并将立即提出禁令，使你我的东西一行字也不被刊印出来。问题在于热衷于写回忆录的柳德米拉［注：：柳德米拉·阿辛格。——编者注］等败类贪婪地汇集在这些遗物的周围。在普鲁士，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手续取得这些东西。 关于美国，坦率地说，我认为目前是十分危急的。要是格兰特遭受严重失败或者薛尔曼取得重大胜利，那倒还好。恰恰是在目前，在选举时期，接连遭到一系列的小挫折则是危险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目前林肯再度当选是十拿九稳的，仍然是一百对一。但是在这个民主诈骗成风的典型国家里，竞选时期总是充满偶然事件，这就可能完全出其不意地使“事变的理性”（伟大的乌尔卡尔特认为这种说法象“火车头的正义”一样荒谬）颠倒过来。南部似乎非常需要休战，以便避免兵力消耗完。南部不仅在它掌握的北部报纸上而且也直接在里士满的机关报刊上首先谈起了这一点，虽然现在当纽约对此也有反响的时候，《里士满观察家报》却把这点轻蔑地归之于北方佬。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先生决定把黑人士兵当作“战俘”看待——他的陆军部长［注：：塞登。——编者注］最近的正式命令就是这样说的。 林肯拥有大量竞选手段。（他这一方提出的和平建议当然只是一种策略而已。）反对党的候选人当选可能导致一场真正的革命。但是尽管如此，决不能忽视在最近八周内（问题首先将在这期间解决）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战争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个时刻顺利地度过，林肯老头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干蠢事。不过，这个老头根本不善于“造就”将军。而对部长他却已经能够较好地选择。同盟的报纸抨击他们的部长们，也正象北方佬抨击华盛顿的部长们一样猛烈。如果林肯这次也能闯过去——这是非常可能的——，那只能是在远为激进的纲领的基础上和在完全改变了的形势下。所以，那时老头将运用他那律师的手腕，认为更激进的手段并不违背他的良心。 希望明天见到你。向莉希夫人［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问候。附上劳拉的相片。我时刻等待的燕妮的相片，可惜还没有寄来。 老伙计，祝你好。 你的卡·马· 注释： [406]马克思指从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并选举拉萨尔为联合会主席时起拉萨尔进行鼓动的这一年。1864年5月，在莱比锡、佐林根、爱北斐特和德国其他城市都隆重庆祝联合会成立周年纪念。——第422页。 [407]科布伦茨是德国与法国边界上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流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第422页。 [408]马克思指的是《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JahrbücherdesDeutschenReichsunterdemSä&￥chsischenHause》），该书由兰克编辑，由他的门徒于1837—1840年在柏林出版，共三卷。 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得到了推广。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作蛊惑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423页。 [409]指的是窦尼盖斯的书：《九五一年至九七三年在国王和皇帝奥托一世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1839年柏林版（《JahrbücherdesDeutschenReichsunterderHerrschaftK&ouml;nigundKaiserOttosⅠ．von951bis973》．Berlin，1839）。这一著作是作为由兰克编辑的那部书的第一卷的第三部分出版的（见注408）。——第423页。 [410]指成立于1863年1月、受进步党人影响的柏林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中，舒尔采－德里奇时常作关于合作社运动问题的报告（见注327）。——第42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9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4年9月4日于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86号 亲爱的摩尔： 你的电报[401]是在昨天收到的，那时我还没有拆阅你的来信，因为各种各样的事一下子把我缠住了。你可以想象，这消息使我多么震惊。且不论拉萨尔在品性上、在著作上、在学术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在政治上无疑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对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 然而看到德国如何把极端政党的所有比较有才干的人都毁灭掉，毕竟还是会很痛心的。现在工厂主和进步党的狗东西们将会多么欢欣鼓舞，要知道，在德国国内，拉萨尔是他们唯一畏惧的人。然而这可真是个独特的丧命方法：他以唐璜自诩，一本正经地钟情于巴伐利亚公使的女儿［注：：海伦娜·窦尼盖斯。——编者注］，希望同她结婚，跟已失恋的情敌而且又是瓦拉几亚的骗子［注：：腊科维茨。——编者注］发生冲突，最后让人家杀害自己。这只有拉萨尔才干得出来，——因为只有他才具有那种轻浮和感伤、犹太人习气和骑士作风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的品性。象他这样的政治活动家，怎么能和一个瓦拉几亚的冒险家决斗呢！ 此外，关于他去世的报道在星期四晚上就已经在《科伦日报》上刊登出来了（该报是在昨天下午，即在你的电报来到以后四小时寄到的），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这个消息传得多么快。 你对美国的战争有什么看法？李巧妙地利用了他在里士满的营垒，无怪乎这已经是对这个据点进行的第三次战役了。[402]他以较少的兵力牵制住格兰特的主力，而以大部分的兵力在西弗吉尼亚进攻，并威胁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这是可供普鲁士人学习的最好的范例，他们可以从中仔细地研究如何利用科布伦茨的营垒去作战，但是他们自然过于傲慢，不会向这些阅历不深的将军去学任何东西。格兰特——六年前是一个因酗酒而被开除军籍的尉官，后来在圣路易斯是一个嗜酒成性的工程师——抱有明确的目的性，对他手下的炮灰的生命很不看重。看来他在搞小战略（指在短时间的活动方面）方面还是有不少办法的，但是我找不出迹象证明他有足够广阔的眼界来通观整个战局。进攻里士满的战局看来是不成功的，格兰特时而在这里进攻，时而在那里进攻，但是没有一处能够坚持不懈地利用掘壕和爆破的方法向前推进，这方面的急躁情绪是一个不好的迹象。看来，北方佬的工程作业一般做得很不好；要做好工程作业，除了需要理论知识外，还需要有传统的实践，而这绝非一日之功。 薛尔曼能否攻下阿特兰塔尚未分晓，但我认为他有很大可能[403]。游击队和骑兵从后方袭击未必会使他遭到严重损害。如果阿特兰塔陷落，对南军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罗姆也会立即随之陷落，而那里却有南军的铸炮工厂等等。此外，他们还将失去阿特兰塔到南卡罗来纳的铁路线。法腊格特依然如故。这家伙知道他该做什么。但是谋比耳是否也会陷落，这还是个问题。这个城市设防非常坚固，而且据我所知，只能从陆上夺取，因为吃水深的船只无法靠岸很近。但是，沿海岸分兵进攻，同时攻击查理斯顿和谋比耳，而不是集中全部兵力逐次夺取这两个城市，这是多么愚蠢。 对于目前广泛流传的关于媾和的风声，我认为没有多大意义。我也不相信关于林肯正在进行直接谈判的谣传。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竞选的手法。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林肯再度当选是十拿九稳的[404]。 我母亲在奥斯坦德，星期六回家；由于这个消息，我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注：：见本卷第416页。——编者注］，打算在星期四晚上去奥斯坦德。我怕只能乘夜班火车来伦敦，这班车到达时间是早晨六点左右。但如有可能，我将乘四点十五分的车，九点十五分抵达尤斯顿车站，那时或者乘车去多维尔（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在伦敦桥车站的旅馆过夜。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会预先通知你，我们可以会面。[405]你对美国有什么看法，来信告诉我。 向女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401]马克思的电报没有找到；看来电报是通知拉萨尔的死讯。——第419页。 [402]里士满——南部同盟的首都——是叛乱分子的主要据点，在其周围集结了南军的精锐部队。在美国内战进程中，北军为夺取这个据点进行了三次大战役。1861年7月为夺取里士满而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于1861年7月21日在布尔河附近以北军失败而告终。1862年春季和夏季进行的第二次战役，北军最后也是败退到华盛顿。第三次战役于1864年5月开始，1865年4月3日以占领里士满而结束，这次战役对北部在美国内战中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第420页。 [403]北军司令部从1864年5月起开始实行粉碎南部同盟的新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在许多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62年在报刊上估计的形势相符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21—523页）。在格兰特向弗吉尼亚中部战线进攻的同时（见注373和390），薛尔曼将军于1864年5月7日开始了著名的通过乔治亚“向海洋进军”。尽管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联邦军的进攻还是不断取得胜利。9月2日薛尔曼的军队占领了阿特兰塔，1864年12月10日到达海边。这样，薛尔曼的“向海洋进军”就把同盟的领土切成两部分，为1865年春季在弗吉尼亚粉碎南军主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第420页。 [404]指为即将举行1864年11月8日新总统的选举和同时举行美国国会选举而掀起的选举运动。共和党在这次竞选中提出的纲领，比马克思在《北美内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3—356页）中所评述的1860年的竞选纲领更为激进。1864年6月7日在共和党巴尔的摩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个纲领具有鲜明的废奴主义特点，并宣布在联邦的全部领土内消灭奴隶制。在1864年的选举中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第421页。 [405]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那里以及在兰兹格特休养的母亲那里作了短时间的逗留以后，从1864年9月8日至10月中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作了一次旅行，在那里了解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奥、普军队的情况。——第42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9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昨天下午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信，照抄在下面；从信中你可以看出，拉萨尔在日内瓦决斗中受了伤，生命垂危。就在当天晚上，我去弗莱里格拉特那里。但他没有接到任何新的电报。他顺便告诉我——不要对别人说——，他的银行处在危机中，原因是日内瓦的事情和法济在这件事中搞的鬼[400]。 祝好。 你的卡·马· [弗莱里格拉特的信] “亲爱的马克思： 刚接到克拉普卡从日内瓦寄来的信，带来一个可悲的消息：拉萨尔于8月30日在日内瓦同一个瓦拉几亚的伪国君［注：：腊科维茨。——编者注］决斗时受了致命伤。下面就是克拉普卡信中所说的详细情况…… ‘拉萨尔在这里有一段恋爱史，但完全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准备同这位姑娘，即巴伐利亚的公使窦尼盖斯的女儿结婚。父亲反对这件婚事，而姑娘欺骗了可怜的拉萨尔；她原来的未婚夫，即上面提到的伪国君从柏林来到这里，事情发展到要求作出解释，写信互相指责，继而提出决斗。拉萨尔的监场人是吕斯托夫上校和我的同乡贝特伦伯爵将军。拉萨尔正象一个具有声望和政治地位的人那样——勇敢而自尊。他腹部中弹，现在躺在“维多利亚”旅馆里，生命垂危。对他不幸的是，子弹深入体内，因此伤口很容易发炎。我来了以后就立即去看他，见他在口授遗嘱，但准备从容地迎接死亡。我对他感到无限惋惜；对于一个人，往往是在他生命最终时刻，才能真正认识他。虽然医生们诊断说很凶险，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安然度过危机。’ 克拉普卡就是这样写的。” 注释： [400]指法济在担任瑞士银行总行行长职务时玩弄的财政诡计被揭露以后，于1864年8月在日内瓦州委员会的选举上遭到的惨败。选举以后，法济的拥护者武装袭击投票反对法济的一部分选举人，造成混乱。由于瑞士政府军队开到日内瓦，法济不得不逃往法国。 弗莱里格拉特是瑞士银行总行伦敦分行的理事。——第418、66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9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4年9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从你上次来信［注：：见本卷第412—413页。——编者注］看来，我相信你已经深深陷入了荷兰的泥潭，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写信。你在荷兰的地址我怎么也找不着。表和表链我已经在8月6日放在小盒子里用挂号邮寄给你夫人，希望已经顺利寄到。 下星期四（9月8日）或下星期六（9月10日），我打算从赫尔动身去汉堡，看看我们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新产业，如果办理护照没有什么困难的话，还将从卢卑克去哥本哈根。9月底以前回不来，如有可能，将在归途中到伦敦逗留一天。 合股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合同签订了，因此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整整五年的安静。 我们离开了坦南特街的寓所，在两星期前搬到大约有五百步远的一所稍大一些的房子里，下层有两间起居室。因此，我们大致同你最近的一次迁居一样得到了改善。地址是：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86号。来信照常写我的名字。 琼斯的地址是：曼彻斯特十字街52号。 丹麦人认为，或者确切些说，还是有些担心君合国会恢复，因为《日报》的编辑比勒和《祖国报》的编辑普劳两人都是议员，他们确实有可靠的情报来源，而现在的大臣又都是亲俄派，所以我确信，俄国在这种趋向下会玩弄巨大的阴谋。而俾斯麦先生当然完全另有打算，为了取得积极的结果，也就是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成为附庸，我看，他万分需要奥古斯滕堡人［注：：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以美因河为界划分德国的那种普鲁士的传统政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厚颜无耻地鼓吹过，而自由主义的混蛋们对此却似乎十分谅解。如果确实是这样——而这我到德国就会看清楚的，——那末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就为我们最近将要进行的斗争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此外，我确信，埃尔斯纳是正确的，至少在旧省[397]内那种胜利的狂欢令人难以忍受。我不愿去那里。即使在莱茵情况也会是十分糟糕。 波拿巴先生对参加神圣同盟抱着极强烈的愿望，在这件事传出的那天，我把它告诉了勇敢的哥特弗利德［注：：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使他非常恐慌。[398]这家伙终究不会有好结局。总是在“营业”上绞脑汁，很容易使人衰老，这点我在哥特弗利德身上看得很清楚，他在商业上的意向，大致同波拿巴在政治上的意向一样，而且思路也差不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产生引退的愿望，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损害健康。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帕麦斯顿的。[399]我觉得，我们亲爱的波拿巴正飞速走向没落。他一开始衰颓，就会很快完蛋；这就更好。 向女孩子们衷心问好。你不去荷兰和你夫人生病的事，你在来信中怎么只字未提？ 你的弗·恩· 注释： [397]指勃兰登堡、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兹南、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各省，这些省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前就是普鲁士王国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最发达的莱茵省只是在1815年才并入普鲁士，不属于旧省。——第417页。 [398]由于1864年6月伦敦会议没有得到结果而收场（见注366）以及普鲁士在丹麦加紧军事行动，英国政府建议拿破仑第三采取共同措施来与普鲁士的侵略进行斗争。虽然帕麦斯顿政府实际上并不打算与普鲁士作战，但它因担心普奥俄之间接近，表示愿意进行战备。1864年6月13—15日普鲁士国王同奥地利皇帝在卡尔斯巴德会见，1864年7月初威廉一世同亚历山大二世在波茨坦和基星根会见，在这之后欧洲就开始谈恢复神圣同盟的问题。但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鉴于第二帝国财政状况困难、国内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败，拒绝与普奥作战。法国的拒绝，促使帕麦斯顿政府出来作消除普英之间冲突的安抚人心的解释。俄国的外交措施也推动了英普关系的改善。——第417页。 [399]恩格斯套用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lepetit》）中的一句有名的话——“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怪物！”，指的是1864年八十岁的帕麦斯顿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职务一事。——第41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8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8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从兰兹格特回来，到今天整整有三星期了。荷兰没有去成，因为我表舅家里一个女仆突然患了天花。 妻子上星期得了霍乱，来势凶猛，一度看来很危险。昨天她（一个人）到布莱顿去了。 我这里有几封李卜克内西的来信，但是我没有寄出，因为你是否在曼彻斯特，我不能肯定。附上科勒特的拙劣东西，让你开开心，如果你不在，那也没有什么关系。科勒特天真极了；我为他（用奥地利的说法）制造了一篇关于俄国的奢望的长篇论文，他没有刊登，却认为我应对他那篇愚蠢透顶的鬼东西发生兴趣。[396] 我妻子曾就鲁普斯的传记材料给埃尔斯纳写过信［注：：见本卷第683页。——编者注］，他来了一封回信，现附上。 我重新开始工作已有好几天了。在这以前，我老是受疾病的折磨，不能工作。如果你还没有走，那就立即通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能顺路来我们这里。孩子们向你衷心问好。燕妮迫不及待地要让你看她的温室。 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要弄清楚，需要新的事实。神圣同盟的复活，你是正确地预见到了。［注：：见本卷第379页。——编者注］看来，波拿巴有当“同盟中的第四个人”的巨大“意向”［注：：套用席勒的叙事诗《人质之歌》中的话。——编者注］。从波兰起义爆发直到现在，这个人的卑鄙龌龊暴露得最彻底最真切。 我偶然翻阅了格罗夫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一书。他在英国（而且也在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我们的朋友施莱登虽然由于某种误会而发现了细胞，但是他却具有追求庸俗口味的天赋秉性。皮佩尔的订婚通知误落在李卜克内西手里，他转寄给了我，现附上。 祝好。 你的卡·马· 费心把厄内斯特·琼斯在曼彻斯特的地址寄给我。别忘了！ 注释： [396]1864年6月底至7月初，马克思为《自由新闻》报撰文论述俄国由于1864年的丹麦战争而采取的立场。该文没有发表。看来，马克思这里还指科勒特《俄国对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任何要求都是无根据的》（《GroundlessnessofanyClaimofRussiatoHolstein-Gottorp》）一文，该文未署名刊载于1864年5月4日《自由新闻》第12卷第5号。——第41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7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7月25日于兰兹格特哈兹街46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从地址上可以看出，我在兰兹格特已经好几天了。 我非常不痛快地吃了一惊，发现我身上长的不是疖子，而更象是恶性的痈，而且不知羞耻地在阴茎旁边发展。所以大约十天来，大部分时间只好躺在床上——而且天气又这样热！伤口愈合得很快，但是由于病这样恶性地出乎意外地复发，我确实失去了一切信心。 燕妮和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同我一起在这里；劳拉后天来，大约再过八至十天，我们将去荷兰，而妻子那时将到海滨去。 顺便说一下，别忘记把我妻子的表链寄去，她去海滨时要把表装上表链。妻子说，这只要放在一个小盒子里，交邮局寄出，这样不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希望现在你同欧门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律师们也不再烦扰你。 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我还不十分相信事情不会以各公国同丹麦联合成君合国而告终。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以及它们和德意志联邦之间的竞争，奥古斯滕堡［注：：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和由俄国提出的奥登堡［注：：奥登堡，彼得。——编者注］之间的争执等等，都使得以这种办法解决问题在当前至少还是可能的。此外，帕麦斯顿早在1851年就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附带提议过奥登堡公爵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候补者。 我要给劳拉写信，叫她把《自由新闻》寄给你。 这里到处是寻欢作乐的庸人，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看到大洋神老头，这个原始的狄坦神无可奈何地让这些卑劣的人戏弄和供他们作消遣之用，是非常可悲的。 燕妮和杜西致良好的祝愿。海滨的生活对她俩起了极好的作用。再见。 摩尔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7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4年7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6月3日写信给你说钱的事4日办理［注：：见本卷第398—399页。——编者注］，指的只能是在银行里的钱；这我立即就办好了。至于你想马上得到一笔较大的款子，那我没有想到。因为本来我们已经说定，如果你想得到较多的钱，就应当来信告诉我；所以我把钱安然存在庸人施泰因塔耳那里，不管怎样，他要付五厘的利息。 但要在一天之内（6月3日至4日）把全部遗产手续办完，这是我或随便哪一个人都不敢应承的。好象我甚至写信告诉过你，事情可能还要拖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牵涉到法律所规定的一系列手续（公告鲁普斯的不知名的债权人，交纳遗产税等等），而这要花不少时间。从我这方面来说，当然会竭尽全力使这件事尽可能快地了结。 但这绝不会妨碍你，一旦你想得到遗产中你那部分约计的款额，你就可以拿到。你那部分至少有六百英镑，甚至可能更多；因此，我们还可以给你寄去三百五十英镑左右，并且我将设法使你在本星期内就能收到。同时我还要催促博尔夏特，让他提出他的账目，因为这也耽误事情的最后处理。 如果你早些写信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哪怕是写两个字，我总是可以马上，也就是在几天之内，给你弄到这三百五十英镑。今天已经办不到了。整天消磨在办事处，同律师们和哥·欧门辩论（合股文书还没有弄好[395]，而在这以前，哥·欧门对我以合伙人身分出面进行活动的权利不愿承认），加上德朗克又在我这里。现在快七点钟了，我还没有吃饭，也还没有把事情做完。你可以看出，我的情况怎样。 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注释： [395]指恩格斯在享有合伙人权利的条件下继续参加“欧门—恩格斯”公司一事（并见注539）。——第41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7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7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6月3日的来信中说，第二天就能同博尔夏特办好钱的事情。我希望了结这件事，原因有三个： （1）由于博尔夏特； （2）不知是从哪里（可能是从德国特利尔）传出的谣言，说我是“继承人”。给我寄来的陈年（包括《新莱茵报》时期）老账，数目大得出奇。 （3）假如我在最近十天内有钱的话，我就可以在这里的交易所赚许多钱，现在在伦敦又到了可以靠机智和少量的资金赚钱的时候了。 由于这些原因，我希望了结这件事，自然要从我的那部分钱中扣除税款和律师的报酬等。 要是你能在7月15日以前了结这一切事情，我将十分感激。请原谅我在你百忙中打扰你，但是这里牵涉到重大的利害关系。 非常感谢你清算了欠弗莱里格拉特的账［注：：见本卷第665页。——编者注］。他寄给你的那张相片，是不是就是小燕妮的相片簿里显出浮士德般的忧郁的那一张？ 我妻子在一次拍卖中买她自己缺少的一些东西时，替你买了切肉用的刀和叉各一件；今天就寄给你。我曾对她说过，你家里缺少这些用品。 中国皇帝［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和他的伙伴向你问好。 你的卡·马· 我还在患流感，影响到口鼻等，所以我既失去了嗅觉，也失去了味觉。 在这一段完全不能工作的时期里，我读了卡本特尔的《生理学》、洛德的《生理学》、克利克尔的《组织学》、施普尔茨海姆的《脑和神经系统的解剖学》以及施旺和施莱登关于细胞的著作［注：：泰·施旺《用显微镜考察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的协调一致》；马·雅·施莱登《关于植物起源的资料》。——编者注］。在洛德的《通俗生理学》中对颅相学作了有力的批判，虽然这个人是信教的。其中有一个地方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这段话是： “他们试图把精神分离成若干种假设的固有的性能，这没有一个形而上学者会片刻承认的；同时他们还试图把脑分解成同样多的器官，解剖学家请求把它们指出来，没有得到结果；然后他们转而把前面的（没有得到承认的）假设之一作为一种作用的方式同后面的（没有被证明的）存在联系起来。”[394] 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所以最近我可能要认真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此外，还将去听讲学（那里展示实物并进行解剖）。 注释： [394]珀·巴·洛德《通俗生理学》1855年伦敦第3版第316页（P．B．Lord．《PopularPhisiologie》．3ed．，London，1855，P．316）。——第41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7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大约在两星期以前寄给你一封信［注：：见本卷第406—408页。——编者注］，内附李卜克内西的信等，不知你收到没有？ 埃尔斯纳还没有回音。[393] 我再度服药已有十来天了，此外，我今天还患一种类似流感的病。所以今天不能多写了。 谢谢你寄来《日报》。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393]由于马克思在写沃尔弗传记时（见注391）缺少他早期生活的某些资料，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的托付请政论家埃尔斯纳——沃尔弗在布勒斯劳大学时的同学和《布勒斯劳报》上论沃尔弗文章的作者——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沃尔弗的所有传记材料寄来。但是，埃尔斯纳未能把马克思感兴趣的详细情况告诉他。马克思想写沃尔弗的详细传记的意图没有能实现。后来，恩格斯的《威廉·沃尔弗》一组文章中记述了他的生平事迹，文章刊载于1876年《新世界》杂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106页）。——第408、68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6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谢谢你寄来《日报》。 为了怕忘记，在写这封信之前想先向你提个问题：我在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注：：奥·约·夏韦《试论哲学词源学》。——编者注］那里发现的下列一些词的对照有没有什么价值？ 梵文Wer（掩盖，保护，尊敬，敬仰，喜爱，珍爱），形容词Wertas（优秀的，可敬的），哥特文Wairths，盎格鲁撒克逊文Weorth，英文worth，立陶宛文Werthas，阿勒曼尼亚文Werth。 梵文Wertis，拉丁文virtus，哥特文Wairthi，日耳曼文Werth。 梵文Wal（掩盖，加固），Valor，Value（？？？）。 施特龙在这里。昨天来的。明天要再去布莱得弗德。我觉得他已大大复元了。而且也更有朝气了。 我和其他几个人在这里用自愿捐献的办法为两个佐林根人［注：：莫尔和梅耳希奥尔（见本卷第395—396页）。——编者注］募集的钱，只差两英镑，就可以使这两个年青人从这里乘帆船去纽约，而且到了那里也不致钱袋空空。我还让他们带个便条给雅科比医生。顺便了解一下，这个矮小的谦逊的人现在在干什么。 我收到了附上的李卜克内西的来信和从《国外消息》中弄下来的关于鲁普斯的材料[392]。李卜克内西现在将收到我的表示“真正的关怀”（象帕特库尔先生在他的秘密报告［注：：约·莱·帕特库尔《给莫斯科沙皇内阁的报告》。——编者注］中所说的）的第二封信。 看来，俄国人将以奥登堡王朝的名义为自己要求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普鲁士将为此而得到某种“补偿”。这笔交易实在太高明了。 来顿的一位荷兰东方学家多济教授，出版了一本书［注：：莱·多济《麦加城的以色列人》。——编者注］，其中证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幻想的形象；以色列人是偶像崇拜者；他们在“约柜”里带的是一块“石头”；西缅的宗族（在扫罗统治期间被赶走）迁徙到麦加，在那里造起了供奉偶像的庙宇，向石头顶礼膜拜；以斯拉从巴比伦囚禁中出来以后，编造了从创世起直到约书亚的全部传说，后来为准备改革又写了教规和教条，还论述了一神教等等。 有人从荷兰就这样写信告诉我，而且还说这本书在当地神学家中所以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是因为多济是荷兰最有学问的东方学家，而且又是来顿的教授！无论如何，在德国境外（勒南、克伦佐、多济等人）正发生着值得注意的反宗教运动。 孩子们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此外，我妻子关于她表链的事要我向你提一句。 祝好。 你的卡·马· （把你的“私人住址”告诉我，如果星期六晚上我还要给你写些东西，就可以用这个地址。） 把厄内斯特·琼斯的地址告诉我。 注释： [392]指刊载于1864年上半年《国外消息》杂志第2卷第398—400页上的匿名文章《回忆共产主义者沃尔弗》（《EineErinnerungandenCommunistenWolff》）。——第40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6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4年6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电报收到了，随信附上五英镑银行券的后半截。银版相片［注：：见本卷第400页。——编者注］我稍微擦了一下，现在我觉得它很好了；今晚将拿给龚佩尔特和他的夫人看。 李卜克内西住在柏林对我们来说自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会使我们有可能把伊戚希［注：：拉萨尔。——编者注］打个措手不及，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向工人说明我们对他所持的立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让他留在那里，并且给予他一些帮助。你要是现在给他寄钱去，这会使他感到很大鼓舞，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再这样做，那就来信告诉我，我将托你转寄给他五英镑银行券。 关于哀悼鲁普斯的文章。我们应该写点传记一类的东西；我以为会许可把它用小册子的形式在德国印出来，并附上全部议会报告。[389]不要延误这件事情。 关于苏伊士运河现在的情况，波克罕报道了些什么？是否确实已经作出了一些成绩，可以指望很快峻工？ 我很想知道，弗吉尼亚的战事将怎样发展。双方的力量似乎仍然接近平衡，但是如果发生一点小小的意外，如果南军能够单独地击败格兰特的某一个军，那末李就又可能占上风。里士满附近的战斗就会在完全另外一种条件下进行；因为巴特勒确实比博雷加德弱，否则他是不会让自己被迫采取守势的；而且即使双方势均力敌，李在里士满和博雷加德会合后仍然比格兰特和巴特勒会合后要强些；因为李从他的营垒可以用他的全部兵力向詹姆士河任何一岸出动，而格兰特必须分出一部分兵力（到河的南岸）。但是我希望，格兰特仍然能把他的事情干好。无论如何，这一点是确实的：在维耳德纳斯第一次会战[390]以后，李很少表现出有在开阔地进行决战的意图，相反地，他把他的主力经常留在筑垒阵地内，只敢进行一些短促的攻击战斗。我也喜欢格兰特的作战方法。对于这样的地形和这样的敌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在这里要为佐林根人［注：：莫尔和梅耳希奥尔（见本卷第395—396页）。——编者注］募钱是什么也募不到的，但是自然，我将为他们寄一点钱给你。到时候，告诉我一下，你们为他们筹集了多少旅费以及这笔旅费需要多少。 大前天，我们的老希尔终于把他的钱柜交出来了，但是自然还不能完全离开办事处；每天他完全照老样子仍然到这里来，只是今天他没有来，至少上午没有来，但是午后他又忍不住来了。 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注释： [389]指威廉·沃尔弗在1849年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发言。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会议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第229号（《StenographischerBerichtüberdieVerhandlungenderdeutschenconstituirendenNationalversammlungzuFrankfurtamMain》．Bd．Ⅸ，№229．FrankfurtamMain，1849）。沃尔弗的发言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96—497页，第19卷第101—102页。——第405页。 [390]北军为夺取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即第三次战役，是从1864年5月5—7日在维耳德纳斯（弗吉尼亚州）附近的会战开始的。虽然北军在格兰特的指挥下在这次会战以及后来的1864年夏季的几次会战中未能占领里士满，但是北军诱敌方遭受了重大伤亡，并且占领了1865年春季向里士满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出发阵地。——第40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6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6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相片和鲁普斯的相片都收到了。鲁普斯的相片我至少还需要四张。你的相片照得很好。孩子们说，你在相片上显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小燕妮原来想照张新相片，但还没有照，所以昨天给你寄去了银版相片。《日报》收到了，谢谢。 昨天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现附上，它在某些方面会使你感到兴趣。你应当按我寄给你的同类信件那样，把它归入档案。我立即给李卜克内西写了复信，整个说来称赞了他的做法，只是责备他在谈到打算筹办的拉萨尔的报纸时所提出的荒谬条件，即要我们参加进去；幸而现在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打算。我向他解释说，尽管我们从策略上考虑暂时不干涉拉萨尔的行动，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同他混在一起……这星期内，我将给他（李卜克内西）寄点钱去。这个可怜人的境况看来非常糟。他是好样的，他长期留在柏林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波克罕给我看了现在住在维也纳的伟大的奥尔格斯的信。奥尔格斯宣称，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脑软化”“获得了胜利”，“分立主义”取代“日耳曼主义”在该报占了统治地位，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四个所有人之一对他（“伟大的奥尔格斯”）“几乎”进行了“人身侮辱”，长期以来他受到束缚，但是现在他终于出来说话了，云云。奥尔格斯真是罪有应得。这个家伙在福格特事件中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十分卑鄙的［注：：见本卷第13—16页。——编者注］。 波克罕在信中把关于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十分确切的、经过现场核实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我将给达乌德·帕沙［注：：乌尔卡尔特。——编者注］寄去一篇关于这一情况的简讯。[386] 至于丹麦事件，俄国人的处境十分困难。俄国人以最诱人的诺言把普鲁士引入了战争，答应只要在波兰事件中能够得到普鲁士继续不断的援助，它就可以换得占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美好前景。[304]现在，美男子威廉扮演着征服者威廉的角色，要对付他，当然不能象对付他天才的前辈［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那样容易。从帕麦斯顿方面来说，他的手脚由于女王［注：：维多利亚。——编者注］而受到束缚。俄国人和他们的帕姆［注：：帕麦斯顿。——编者注］想推动波拿巴去充当反对德国人的替罪羊，波拿巴自然有他装聋作哑的理由。不过，即使俄国人同普鲁士可能订有秘密条约，俄国人现在首先必须取得“德国的同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有可能“牺牲”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正象叶卡特林娜二世那样，在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她把目前的波兰王国让给普鲁士，宣称这是她那方面的巨大牺牲——自然，附有保留条件，即在适当时候可以收回这一“牺牲”。[387]俄国人现在在高加索采取非常步骤[388]，欧洲以白痴般的冷漠态度加以观望，这一步骤几乎迫使俄国人闭眼不看另一方面在干什么，而且也使他们容易产生这种情况。镇压波兰起义和占领高加索这两件事，我认为是1815年以来最严重的欧洲事件。帕姆和波拿巴现在可以说，他们并没有白白地进行统治，如果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360]只是为了转移德国和法国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注意，那末不管伦敦会议[376]的结局如何，这个战争对俄国人来说已经完全完成了它的任务。从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你可以看出，普鲁士自由派的报纸太怯懦了，甚至连普鲁士不断引渡波兰逃亡者这样的事实都不敢确认。俾斯麦用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事件把他们的嘴完全堵住了。 美国的消息我觉得非常好；特别使我开心的是《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它要证明，格兰特总是挨打，而且由于他的失败，他可能会受到夺得里士满的“惩罚”。 祝好。 你的摩尔 注释： [304]在1863—1864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普鲁士政府为了防止起义扩及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土地，以及希望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问题上预先获得俄国的支持，表示愿意给沙皇政府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根据俾斯麦的提议，1863年2月8日在俄、普之间签订了关于一致行动对付起义者的协定。——第323、401页。 [360]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归并于丹麦，普、奥以此为借口，企图占领两个公国——先占领霍尔施坦，然后占领什列斯维希。丹麦的新宪法破坏了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352），议定书规定，丹麦和两个公国只能以君合国的形式联合。因此，联邦议会根据普、奥的提议于1863年12月24日派汉诺威和萨克森的部队占领霍尔施坦及其邻近的劳恩堡；12月31日位于什列斯维希境内的基尔被占领。1864年1月16日，普、奥向丹麦提出关于废除1863年宪法的最后通牒。1864年2月1日，六万名普、奥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统率下侵入什列斯维希境内，在什列斯维希的军事行动就此开始。 普、奥对丹麦的战争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政府力求把在丹麦统治下的但主要居民是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归并于普鲁士以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并镇压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也参加了战争，企图阻挠普鲁士的太过分的计划。根据1864年10月30日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普共同占有。在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都归并于普鲁士。——第379、402、648页。 [376]欧洲列强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举行的伦敦会议（见注366）于1864年5月28日复会以后，普奥代表在会议上提名奥古斯滕堡亲王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因为在这以前俾斯麦已使奥古斯滕堡亲王同意，一旦王位继承问题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亲王将作出一系列有利于普鲁士的让步。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会议的否决。——第394、402页。 [386]马克思本想给《自由新闻》写一篇关于1859年开始的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简讯，但这个愿望看来没有能实现。——第401页。 [387]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见注311），普鲁士占领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本土的大部分。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这些土地的大部分——其正式名称为波兰王国——归属俄罗斯。——第401页。 [388]1864年5月，俄国军队在高加索占领了克巴德地区（现在称作：红波利亚纳），那里是穆里德派的最后根据地。这个山民进行反抗的最后基地的被摧毁，结束了十八世纪末由沙皇政府发动的高加索战争。——第40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6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4年6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为了郑重证实我的上一封信［注：：见本卷第393页。——编者注］，今天我可以告诉你，鲁普斯的遗嘱前天在遗嘱法院[385]通过了，我已得到有关的证件。而且我已经出示证件让银行登记，星期一或星期二可以取到钱（不用博尔夏特帮忙，我自己完全可以做这件事）并汇给你。这笔钱大约有二百三十英镑。我打算尽量在明天或星期一去看博尔夏特，并尽一切可能使事情从速办理。遗产税大概要交十二英镑［注：：原稿为：“一百二十英镑”。——编者注］，这笔钱我先 留下来，还要留下一些钱付给律师等等。律师对我说，为了保证避免以后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在遗嘱生效后约一个月（即从7月1日起），必须在《官报》［注：：《伦敦官报》。——编者注］、《泰晤士报》和地方报纸上接连三次刊登给不知名的债权人的通知，指明丧失权利的期限。这也会推迟一些最后清算的时间。到9月会收到交税通知（因此，在这以前这笔税款的利息不能丢掉），然后我们必须同伍德结账，缴款，那时事情才算最后了结。 我找到了给鲁普斯照过相的那个人，他那里还保存着底片；我让他印了二十四张，现附上其中的四张，你可以给普芬德和埃卡留斯各一张，如果你还要的话，可以再给。趁这个机会，我也照了相，现把相片附上；这里大家都认为照得非常好。 《自由新闻》收到了，谢谢。可怜的科勒特在赋闲以后，现在将干什么？而那个洞悉高级外交的一切秘密的可怜的聪明人［注：：看来是指乌尔卡尔特。——编者注］又怎样？！ 衷心问好。疖子怎么样了？ 你的弗·恩· 注释： [385]遗嘱法院是英国的一种高级法院（在1873年司法改革以后，是高等法院的一部分）。这种法院的职权范围，除了解决别的问题以外，包括确认遗嘱、发给财产管理证明书。——第39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6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6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现附上： （1）拙劣文稿一篇，这是凯特贝尼这头蠢驴今天从布鲁塞尔按印刷品寄给我的；[378] （2）《莱茵报》的剪报，上有埃尔斯纳写的一篇哀悼鲁普斯的文章，埃尔斯纳现在是《布勒斯劳报》的编辑之一，《莱茵报》是从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 （3）《莱茵报》的另一页剪报，请你注意《封建社会主义》这篇文章。[379] （4）一个姓克林格斯的人从佐林根寄给一个姓莫尔的一封信。为了使你看懂这封信，告诉你以下的情况：莫尔（另外还有他的一个同伴［注：：梅耳希奥尔。——编者注］）是佐林根的一个工人，他（同刚才提到的那个同伴一起）逃避了四个月的监禁（去年拉萨尔的演说造成的后果）。克林格斯也是工人，是伊戚希男爵在佐林根的全权代表。[380] 这两个逃出来的佐林根人来看过我，向我叙述了他们对伊戚希的热情，并且讲到伊戚希上次在佐林根的时候，工人是怎样被套上他的马车的。他们自然认为，我们俩与伊戚希是完全一致的（他上次在爱北斐特逗留的时候作了关于鲁普斯的演说[381]）。他们告诉我，克林格斯是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盟员，而且莱茵省伊戚希运动的所有工人领袖也都是同盟盟员；他们一如既往都是我们的坚决拥护者。莫尔还把克林格斯的信给我看，我问他是否同意把这封信留在我这里，以便转寄给你。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所以不用把信退还了。自然，我没有详细向这些人说明我们和伊戚希的关系，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同他并没有关系，而只是向他们作了一点很隐约的暗示。 这些人现在都流落街头。从佐林根给他们寄来五十塔勒，这里的工人协会［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给他们两英镑，我们这里还要筹集一点，最好在曼彻斯特也能筹集几英镑。必须把这两个小伙子送往美国，因为工厂工人（佐林根的制刀匠等）对伦敦的手工业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 当我看伊戚希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注：：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编者注］时，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问题是这部著作的基本原理，在我看来每一个字都很熟悉（虽然作了伊戚希式的乔装打扮），而又不是直接从《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等里面抄袭来的。正好，几天前我偶尔翻阅了我在《新莱茵报》（1849年）上发表的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是单纯地重印了我1847年在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上所作的几次演讲。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了我的伊戚希的灵感的直接来源。出于我对他的特别的友谊，我将把《新莱茵报》上的所有这些东西作为注解印在我的那本书的附录里，自然要想出一个借口，丝毫不暗示伊戚希。[382]他对此未必会感到高兴。 书寄到了［注：：见本卷第392页。——编者注］，酒也已经寄到，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要我“向你致意，并且告诉你，你的棉纱线已经好一些了。” 波克罕利用埃及的“犹太人居斯”——奥本海姆的关照，挣了大约二千英镑。奥本海姆——据波克罕自己说，他在奥本海姆那里扮演了金字塔国家中一个小丑的角色——一定要把波克罕留在他那里。但是欧洲人在那里大批死亡，因而波克罕宁愿从阿卜尔－海姆（阿拉伯人这样叫奥本海姆）那里偶尔接受一些委托。夏末，他将为此目的再去君士坦丁堡。 女孩子们和夫人向你衷心问候。 向莉希［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问好。 你的卡·马· 顺便谈谈。朋友弗莱里格拉特自然是哪里能得到荣誉就往哪里跑。请看一看埃尔斯纳的哀悼文章［注：：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请回忆一下哈尼在施拉姆墓前的演说。[383]现在在纽约可以看到一本定价很贵的《革命编年史》，是由纽约的一个社团出版的，书中反映了自目前内战爆发以来的所有事件和文件等。好！这部编年史免费分送给大约二三十个人（包括欧洲各个图书馆），其中有：英国女王、约·斯·穆勒、科布顿、布莱特以及弗莱里格拉特。弗莱里格拉特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并说，美国佬“使他非常高兴，并且向他表示敬意”，他把随书寄来的信和附于信中的印就的受赠人名单给我看。我很想知道，这个好汉给美国佬做了些什么，或者他可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但是一般的规则是：弗莱里格拉特应该代德意志民族受到尊敬，因为这位高尚的公民是如此高尚地保持中立；不过，他的确“什么也没有学会”[384]。 注释： [378]马克思指的是凯特贝尼打算作为对科苏特的答复而发表的那封《公开信》。凯特贝尼于3月29日把这个材料寄给了马克思，请他协助把《公开信》发表在德国和英国报纸上。——第395页。 [379]埃尔斯纳的《囚室中的沃尔弗》（《Kasematten-Wolff》）一文刊载于1864年5月24日《布勒斯劳报》，并转载在1864年5月26日《莱茵报》上。 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所写的《封建社会主义》（《FeudalerSozialismus》）一文刊载于1864年5月30日《莱茵报》；文章报道了普鲁士反动派向工人运动谄媚的丑行。——第395页。 [380]克林格斯在1864年5月27日写给工人弗·莫尔和尤·梅耳希奥尔的信中，讲了在德国庆祝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和在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时工人们如何热情奋发的情况。克林格斯要自己的朋友使马克思相信，他们力求“不愧为”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捍卫者”。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1869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第396页。 [381]1864年5月间，拉萨尔到爱北斐特参加庆祝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拉萨尔在他的贺词中称威廉·沃尔弗为“一个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杰出的战士”。——第396页。 [382]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了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讲。这些演讲是马克思作为社论而刊载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新莱茵报》第264—267号和第269号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马克思在信中所说的想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全部刊载在《资本论》第一卷附录中的意图，后来放弃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引用了他这部著作的个别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4、674、834—835页）；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124页。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在他们中间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397页。 [38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68页。——第397页。 [384]马克思套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海军上将德·帕纳在一封信里所说的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有时人们认为这句话是达来朗说的。它是针对那些不能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的。 马克思使用这句成为俗话的名言是指参加1848—1849年革命的弗莱里格拉特于1859年底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们的战友这件事。——第39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4年5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书还没有寄出，酒也没有寄；所有东西将一起寄走。博尔夏特那里和律师那里都没有任何消息；后天我去找律师，把委托书交给他［注：：见本卷第391页。——编者注］。 龚佩尔特认为，疖子如果只是旧疖子的余毒，那就不用再管它了。同他还谈到小燕妮。他说，据他看来，这种情况象是贫血症。有这种病时，常常突然发生由血液循环的障碍所引起的胸部气喘性郁闷。凡发生这种情况时，他主张只采用一般的办法——他认为不需要对艾伦的治疗再补充什么，似乎他认为这种病并不很严重。 弗吉尼亚战局又具有悬而不决的性质，确切些说，具有在这个地区难于使事情完全得到解决的性质。我认为从苏格兰传来的消息没有多大意义，仅仅表明一星期的霪雨使李不至于连吃索尔费里诺那样的败仗[375]而已。而这对他来说却大有好处。要是再有两次这样的战役，他那支每晚被迫退却到新阵地的军队必将陷入非常恶劣的境地，而且未必能在里士满前面的任何地方再站住脚。格兰特无疑也因这次暂息而得到了一点好处，但不会有这么大。他们现在得到的增援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如果李很快撤退到里士满，我不会感到惊奇。那时在那里就会发生一场决战。 俾斯麦看来极其走运；好象会签订奥古斯滕堡和约[376]。我还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情况，但是今天《晨邮报》上一篇极其惊人的文章向我证明了这点。（文章中说什么，什列斯维希应该分割，而埃德尔应该作为丹属什列斯维希和德属什列斯维希之间的新疆界！）尽管这一切看起来好象真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俄国人会这样轻易地放弃他们在1851—1852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77]，何况对他们来说，还看不出有什么等价物。 看了你那本弗朗克尔的书，我钻到算术中去了；从许多明显的数字上的刊误未加改正这一点来看，你对它大概很不关心。个别地方十分精彩。但算术的应用部分却写得非常拙劣和肤浅，在任何一个德国学校里都可以找到更好的教材。甚至我还怀疑，只用数字（完全不用代数，实际上也假定读者不具备初等代数的知识）以初等方式来陈述诸如根、幂、级数、对数之类的东西是否方便。不管怎样好地利用数字例题来说明，我总觉得这里仅限于用数字，不如用α+ｂ作简单的代数说明来得清楚，这是因为用一般的代数式子更为简单明了，而这里不用一般的代数式子也是不行的。的确，这正是有损于道地的数学家们尊严的那部分代数学。 丹麦的报纸明天寄给你。根据这些报纸的报道，在日德兰的某些城市里普鲁士军官在执行查封命令之前，就强烈反抗；一般说来，任何地方都没有抱怨士兵，而只抱怨将军们和他们的命令。《日报》上对英国的辱骂看来比在德国还要厉害。 除了严寒外，没有别的新情况。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衷心问好。希望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对棉纱线感到满意。 你的弗·恩· 注释： [375]1859年6月24日，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附近被法、意军队击败。——第393页。 [376]欧洲列强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举行的伦敦会议（见注366）于1864年5月28日复会以后，普奥代表在会议上提名奥古斯滕堡亲王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因为在这以前俾斯麦已使奥古斯滕堡亲王同意，一旦王位继承问题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亲王将作出一系列有利于普鲁士的让步。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会议的否决。——第394、402页。 [377]暗指1851年的华沙议定书和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362和352）。——第39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5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5月26日星期四[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使我感到十分惊“喜”的是，今晨发现在我胸部又有两个“可敬的”疖子（昨夜我就不能入睡了）。请问一下龚佩尔特，我该怎么办。我现在不愿服铁剂，因为我本来血就往头部涌。我也不想去找艾伦，因为我最怕又开始一次正规的治疗，这在目前会妨碍我的工作，而我却必须最终结束这个工作。别人从外表看总说我健康，相反，我一直感到有点不舒服，而且我在分析比较困难的问题时总要费很大的劲，看来也是由于这种非合适感觉。请原谅我用斯宾诺莎的这个术语。我们的可怜的鲁普斯的书籍寄到伦敦来了吗？[372]书没有寄到使我感到不安，因为——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你的货栈管理员本应在星期四（上星期四）就把书寄出了。 格兰特的军事行动你怎么看？《泰晤士报》自然只赞扬李在退却后面隐藏的战略。[373]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今天早上说：“我说，它准认为这是够精的。”我最希望的是巴特勒成功。如果他先攻入里士满，那就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如果格兰特不得不退却，那就糟了，但是我认为，他知道自己所干的事情。无论如何，向肯塔基州、维克斯堡的第一次进军以及布莱格在田纳西州所受到的打击，都应该归功于他。 附上琼斯的便条，你可以为此改天邀请他[374]。 向你全家问好。 你的卡·马· 注释： [372]指的是威廉·沃尔弗的藏书。在他死后，按照遗嘱，这些书赠送给马克思。马克思1864年11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供了这些书的清单。——第392页。 [373]1864年5月初，在弗吉尼亚的格兰特的军队向南部同盟的首都和主要据点里士满发动新的进攻。格兰特的军队经过1864年5—6月多次顽强作战，迫使南军退往里士满附近，并且使他们在人员上遭受很大损失。夺取里士满的军事行动直到1865年4月才结束。 马克思所说的《泰晤士报》对这次战役的评论，是指1864年5月25日和26日的社论，社论中赞扬了在格兰特的军队进攻弗吉尼亚期间指挥南军的李将军所采取的战略。——第392页。 [374]厄内斯特·琼斯在1864年5月23日给马克思的便条中，表示因他外出未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会面而深感遗憾。原来约定5月19日在曼彻斯特会面，那时马克思因威廉·沃尔弗生病和逝世曾在那里逗留。——第39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5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5月23日) 曼彻斯特 领取威廉·沃尔弗遗赠的遗产的委托书 ［注：：见本卷第652—657页。——编者注］ 1864年5月23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兹委托您，作为我的全权代表，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执行我们共同的朋友威廉·沃尔弗的遗志。 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 [在信封上写的是] 曼彻斯特牛津街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收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5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5月2日) 伦敦 [1864年5月2日]星期一晚八点三十分[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鲁普斯的病情迅速恶化。他出现了幻觉，经常从床上跳起来等等。我们缺少一个人看守他，防止他使自己受伤。这里只有一个职业护士，但他也没有空。诚然，博尔夏特能从附近的疯人院里找到这样的人，但是眼前既然还没有失去康复的最后希望，他不愿找这种人，免得以后传出有损于鲁普斯的流言。所以他问起，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可靠的人，他不必是职业护士，甚至不是护士更好，只要他不睡觉、能照嘱咐的去做——如有这方面可靠的人，你明天马上把他送来；现在我们只保证到明天，拖延就有危险。如果找到了这样的人，请立即让他去找博尔夏特，地址是：曼彻斯特腊兴路。 如果你那里没有人，博尔夏特请你立即于明天早上打电报给他（花一先令），以便让他和龚佩尔特知道，是否需要在这里另找他人。 关于这件事，我刚才打了一个电报给你，为了使电报容易明白，又寄上这封信。 你的弗·恩·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5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4年5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鲁普斯的病情日益恶化。他处于昏迷状态中，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去探望他的人，他还很清楚地认识，但是有时语无伦次，只有在服了足量的兴奋剂以后，才有清醒的时刻。但是，就连这种时刻，也越来越懵懂，越来越短促了。龚佩尔特已经认为没有多大希望；他诊断是脑软化，病因是脑充血所造成的持续不断的头痛以及与此有关的失眠。至于博尔夏特所谓的脑膜炎，再也不提了，他同意龚佩尔特的诊断，而且凡是龚佩尔特所提议的，他一概照办，但是他对这种头痛的起因，似乎没有十分清晰的看法。 鲁普斯处于这种昏迷状态，只有用兴奋剂才能使他清醒过来，这样每过一天，自然都会使他的病情恶化一步，如果最近三四天再不好转，这个可怜的人就会因虚弱或脑溢血而死去，即使能活下来，也会成为白痴。二者必居其一，死或者痴呆，这太可怕了。龚佩尔特谈到自己的同行自然十分谨慎，但是我很清楚，如果鲁普斯的头痛能得到正确治疗，特别是如果能设法使他安睡，那他本来可以得救。但是一直到上星期四，在失眠拖了五个星期之后，博尔夏特才给他一点鸦片。加上星期三又放了血！他在这段时间里老是把他当痛风病治，除了秋水仙之类的药，什么也没有给。直到失掉了知觉，才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起来。 明天早上九点再次会诊，我也要到那里去看看情况。博尔夏特想给他找个护士。但愿这个可怜的人能摆脱灾难！ 你的弗·恩·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4年5月1日星期日下午六点五十分[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刚从鲁普斯那里回来，龚佩尔特和博尔瓦特也在他那里。他们在诊断上意见不一致，但是这在现在并没有意义，因为问题在于首先恢复他的体力，在这方面龚佩尔特立即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关于波尔图酒，昨天我又问过博尔夏特，但是他认为既然鲁普斯有些头晕，最好不要给他波尔图酒，还在今天早晨他就提出给他用斑蝥硬膏！今天每隔两小时就给鲁普斯喝一杯香槟酒，此外，在夜里，在给他喝香槟酒的间隔里，还要给他喝掺有肉汁的白兰地。要知道，博尔夏特这个狗东西早在星期三就给他放了十盎斯的血！！总之，情况十分严重，因为不管哪一种诊断是正确的，两种都同样不妙。博尔夏特的诊断是脑膜炎，是有渗出倾向的脑膜发炎。今晨龚佩尔特还未能作出诊断，但是他认为，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可能是尿毒症（由于肾脏功能减退，尿渗入血液）或者是贫血症兼神经系统局部损坏。因为在会诊后他还要出诊一次，我没有能同他详谈；一知道他的意见，我就立即写信给你。 你明天能不能到这里来几天？我非常希望你能来。[371]我预料我在这星期将非常忙，因为我们两人当中总要有一个人每天同医生见上两次面，并且料理医生嘱咐的一切事情。而且除此以外，我也总是十分乐意你来的。如果你能来，你就从上车的车站打电报给我，地址是：圣玛丽街南门街7号；这只需要花一先令。 为了迫使博尔夏特答应会诊，我昨天不得不告诉他，你同我一样信任龚佩尔特，如果我不请龚佩尔特来会诊，那一旦鲁普斯死了，你是永远也不能原谅我的。这使他非常不愉快，但是我们决不容许为了这个坏蛋的虚荣而让鲁普斯被杀害。 你的弗·恩· 注释： [371]马克思于1864年5月3日去曼彻斯特探望生病的威廉·沃尔弗，在那里一直逗留到5月19日。——第38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4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4年4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希望你还是终于摆脱了疖病。在这期间，鲁普斯受风湿性头痛之苦达到极点，你还在这里的时候［注：：见本卷第383页。——编者注］，他就发病了，从那以后，头痛不但没有间断，反而越来越厉害，所以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好好睡觉了。他只好又在床上躺几天，而博尔瓦特这头猪对这种病不采取任何办法，却用秋水仙去治疗他脚上轻微的痛风病（这个病现在一点也不使他烦恼，倒是头痛和失眠确实危害着他），根本没有间或给他一点点鸦片。这个问题我同鲁普斯相当严肃地谈过几次，但是你知道，这没有多大用。他认为他欠着博尔夏特的人情，这样也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庸医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前天给他放了十盎斯的血！今晚我将再到鲁普斯那里去，看看情况怎么样。大约三星期前，我的风湿病也剧烈发作，呼吸肌非常疼痛，但是龚佩尔特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它治好了。 加里波第之行得到了应有的结局。伦敦的名流细心地观察了他整整一星期之后，就把他撵走了，用的方法十分妙，而且纯粹是英国式的。给英国的贵族当了九天的怪物，然后被赶出门外，除了加里波第以外，这对谁来说都会是致命的，而对加里波第来说也是奇耻大辱。他们把他当作纯粹的浪漫主义者看待。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做，怎么会愚蠢到把这些邓德里厄里看作英国的人民。不管怎样，谁要是现在还不明白这位先生的纯属资产阶级的特性，那他就什么也不会明白了。因为对英国报刊表示尊敬，也许比对警察卑躬屈节还坏。但是退场，退场是上策。[368]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也是一个明星。真可以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苏路克的［注：：套用雨果的小册子《小拿破仑》中的话。——编者注］。起初他模仿波拿巴对报刊提出警告，而现在却把勇敢的军士威廉派往什列斯维希，以便迫使人民投票赞成和普鲁士合并。[369]显然，这头蠢驴以为，萨瓦和尼斯多不胜数，俯拾皆是。不过，《日报》完全正确地指出，在占领杜佩尔[370]以后，普鲁士的反动报刊是那样欢欣鼓舞，而且这些家伙又是那样趾高气扬，以致人们可以确有把握地预见到，这帮人很快就要彻底垮台。 普鲁士军队的这种强攻的确使我感到惊奇。攻击是用四个旅（二十四个营）对丹麦的四个旅（十六个营）进行的；就这种强攻来说，这在数量上根本不占显著的优势。诚然，丹麦军队被大炮的火力大大削弱，但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更为严重。可是普军在二十分钟内就占领了第一批六个堡垒，接着又在两小时内——注意，没有命令，因为那位勇敢的亲王［注：：弗里德里希·卡尔。——编者注］想以此为满足——占领了整个半岛［注：：日德兰。——编者注］，包括桥头堡在内，并且使大约一万六千名丹麦军队损失了五千人，这些比人们对他们所预期的要多。不过，你记得，我一直认为普鲁士的火器——无论是枪还是炮——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一点现在已被证实。然而会议马上就会表明，普鲁士的外交家都是些什么样的傀儡。他们夹在俄罗斯、布斯特拉巴[309]和帕麦斯顿中间，并且依据俾斯麦的“伟大的”政策，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傲慢气焰必定会受到打击。钱怎么办呢？从国库里取出的二千二百万，以及通过铁路贷款弄到的六百万，都已经花光了，以后又怎么办呢？ 我很快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突然到你那里去，当然，我事先会写信告诉你。 请尽快回信，并向全家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368]1864年4月初，加里波第为了募集向意大利进行新的远征的款项，到英国作了一次宣传旅行。加里波第指望他反对奥地利在威尼斯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也能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帮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加里波第这次英国之行对奥地利施加压力，并考虑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这位意大利民族英雄的情绪，最初对加里波第给以官方的礼遇。但是加里波第同作为政治流亡者居住在伦敦的马志尼的见面以及他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讲话，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在报刊上发动了反对这位意大利革命家的运动。为了答复拿破仑第三提出的立即把加里波第驱逐出英国的要求，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急忙出来声明说，“他病了，现在已去卡普雷腊”。加里波第驳斥了这种捏造，宣布打算访问英国若干个城市，接着英国大臣格莱斯顿直接发表声明说，加里波第继续呆在英国是不受欢迎的。很快，加里波第于4月底离开了英国。英国政府伪善而又怯懦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民主人士的愤慨。——第386、648页。 [369]这里说的是俾斯麦政府对报刊的迫害，见注354。 由于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预定举行一次全民投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64年4月底到那里巡视。他巡视的目的是促使公国的居民投票赞成和普鲁士合并。——第386页。 [370]杜佩尔（丹麦称作：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奥对丹麦作战期间，于1864年4月18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见注360）。——第38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4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4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疖病几乎一直拖延到上星期，这使我非常“恼火”，只是在几天以前我才能重新工作。 4月1日愚人节的特权，这一次至少在伦敦展延到整个4月份。加里波第和帕麦斯顿在伦敦的墙上永远（！）不朽了。加里波第会见帕姆［注：：帕麦斯顿。——编者注］，会见克兰里卡德，并且在英国的警察的赞扬声中在水晶宫露面！在英国没有密探！邦迪埃拉兄弟可以在这方面谈些情况。[364]加里波第和“卡尔·布林德”！后面这个患脑水肿的虱子，发挥出多么高超的妄自尊大的天才！据《雅典神殿》报道，“卡尔·布林德先生参加了莎士比亚委员会”！[365]可是这个家伙对莎士比亚一窍不通。我不得不竭力反对，而且看来我完全失去了维贝尔［注：：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编者注］的尊敬。因为工人协会［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在维贝尔的怂恿下）想要我写一篇致加里波第的欢迎词，然后同代表团一起去见他。我断然拒绝了。 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全家都盼望着见你。 会议[366]明天开幕，条顿人会醒悟过来的。科勒特请我在星期四接待他，同时给我寄来了一大批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劳恩堡的臭事的德文著作。因此，明天我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些讨厌的材料，以便准备同这个能背诵全部系谱等等的家伙谈话。你大概已经注意到，可怜的迪斯累里竭力想使帕麦斯顿不必花力气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去答复奥斯本和金累克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质问。昨天迪斯累里宣称，他将提出先决问题。两三年来，他总是在一切严重的事件（例如，阿富汗事件[171]）中帮老帕麦斯顿摆脱困境。 加里波第可怜（也就是说愚蠢）到什么程度，——其实他几乎被约翰牛拥抱死了，——你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来，自然这件事大家还不太知道。 在布鲁塞尔革命者的秘密会议（1863年9月）上——加里波第是名义上的领袖——曾经议决，加里波第应去伦敦，但要化名，以便使这个城市措手不及。然后，他应该最坚决地出来捍卫波兰。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同帕姆亲密无间！莎士比亚在《特洛埃勒斯和克蕾雪达》［注：：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和克蕾雪达》第三幕第三场。——编者注］中说：“我宁愿做一只羊身上的虱子，也不愿做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 向鲁普斯和莉希［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 小燕妮还在咳嗽，但我看好多了。新居确实使她很兴奋。[367] 注释： [171]指1861年3月由于邓洛普的建议而引起的议会辩论一事，邓洛普建议对帕麦斯顿领导的英国外交部1839年伪造外交文件问题成立调查委员会。这种伪造的目的在于掩盖1838—1841年英国发动对阿富汗战争的挑衅作用。邓洛普提出这个建议，是由于1859年再版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外交来往公文，其中包括了以前被取消的全部文件，完全揭露了英国政府所进行的伪造。帕麦斯顿于1861年3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中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借口这个问题年代过久，没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第166、384页。 [364]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1864年4月，在水晶宫举行了庆祝会，欢迎加里波第到英国。 1844年詹姆斯·格莱安当大不列颠内务大臣时，为讨好奥地利政府，下令英国邮政管理局容许警察暗中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其中有从1837年起作为政治流亡者居住在伦敦的马志尼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邦迪埃拉兄弟给马志尼的信，他们在信中说明了他们计划远征卡拉布里亚，以期在意大利举行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统治的起义。1844年6月，远征的参加者在进行这次远征时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136、384页。 [365]关于布林德参加莎士比亚委员会的报道刊载在1864年4月9日《雅典神殿》第1902期第511页。 全国莎士比亚委员会于1863年在英国成立，其目的是组织庆祝1864年4月底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第384页。 [366]1864年2月底，普鲁士军队侵入日德兰以后，英国政府担心战场扩大，就提议在伦敦召开1852年签订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议定书（见注352）的列强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调解丹麦、普鲁士、奥地利的冲突和解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的命运问题。会议原定1864年4月12日举行，但由于普奥两国代表竭力拖延会议的召开，拒不出席，会议一再推迟。由于与会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会议从4月25日起一直开到6月25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会议刚一闭幕，普奥两国就在丹麦领土上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第384、648页。 [367]马克思家在他母亲死后得了一笔不大的遗产，于1864年3月间迁往伦敦西北的新居，地址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第38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3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3月11日]星期五[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明天早上十点钟我将从这里的尤斯顿车站上车，约于下午五点到达曼彻斯特。[363] 再等好天气是愚蠢的。 此外，在最近两星期中阻留我的是，在我身体的不同部位意外地出现了几个新的疖子。 你的摩尔 注释： [363]1864年3月12日以后的几天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同他谈了自己去德国和荷兰的结果。——第38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暂时只写这几行，通知你我已回来了[357]。只要天气许可，我要再到曼彻斯特去两天，亲自同你见见面，同时谈谈我的事情。 我已经完全治好了，只有在几个地方（特别是在腿的上部）最后愈合的过程还使我感到有点不方便。虽然生病，但我并没有瘦，反而胖了。的确，烟是完全不抽了。 皮佩尔突然在这里出现，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到这里来，是为了给他的姊妹找个地方当家庭教师。四年来他在不来梅当教员。最后一年他“吃的是民族联盟[18]的面包”，甚至用奥古斯滕堡人［注：：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的钱去过意大利。他依然是那样一个枯燥无味的蠢物。 向你和鲁普斯热情问好。 你的卡·马· 注释： [18]帝国流氓是马克思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的讽刺的称呼。 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1859年9月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于1849年6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第12、66、93、254、382、552、614页。 [357]1863年12月7日马克思因母亲去世前往特利尔，然后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探望亲戚，接着因遗产问题前往荷兰去母亲的遗嘱执行人莱昂·菲力浦斯处。由于马克思在扎耳特博默耳患疖病，直到1864年2月19日才返回伦敦。——第374、38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1月20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看，我还一直逗留在这里，而且“我要向您多说一些”，事实上我又不能走了。这是一种真正基督教式的阴险的疾病。当你的信寄到的时候，我还庆幸自己的旧伤口治好了，但是就在那天晚上，在左胸上方靠近颈部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大疖子，而另一个（与它相对称）长在背上。虽然这很讨厌，但是至少还不妨碍走动，我确实由表舅和表妹［注：：莱昂·菲力浦斯和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陪着到莱茵河（伐耳河）对岸散过步。但是过了几天，在右腿上又出现了一个痈，歌德的诗中说：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 ［注：：摘自歌德《完整无缺》一诗。——编者注］ 这个痈就正好长在那个部位下面。 这是我长过的脓疮中最痛和最不便的一个，我希望它终于是这一连串中的最后一个。暂时我还不能走动，不能站，也不能坐，甚至连躺着也非常难受。你看，我亲爱的，自然界的智慧怎样在考验我。要是把这种忍耐的考验赐给一个善良的基督徒，赐给西耳维奥·佩利科之类的人物，岂不是更合理吗？你要知道，除了屁股下面的这个痈以外，在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疖子，而胸部的那个现在刚刚开始收口，这样，我象一个真正的拉撒路（或叫拉萨尔），一下子受到四面八方的袭击。 谈到拉撒路，不禁使我想起勒南的《耶稣传》。在某些方面，这简直是一部充满了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幻想的长篇小说。这本书与它的德国前辈相比，还是具有某些长处，而且书并不太厚，所以你应该读一读。这自然是德国人研究的结果。非常值得注意。在荷兰这里，德国的神学批判的思潮非常流行，以致牧师在传教台上公开宣扬这种思潮。 我希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事在德国内部引起冲突。俄国非常了解自己的走卒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这可以从《彼得堡报》［注：：《圣彼得堡报》。——编者注］敢于在这个时刻发表华沙议定书[362]这种厚颜无耻的态度中看出来。 德意志各小邦君主十分认真地对待虚张声势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他们确实认为，德国有了他们还不够，所以德国渴望再立第三十五个王位[358]。 只给你写这几行，但就连这几行也费了很大的劲，因为我坐着很痛苦。但却期待你立即回信。一看到你的手笔我就振奋起来。 不要忘记附来你的相片。我已答应我的表妹［注：：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了，要是我没法叫你把相片寄来，那她怎么会相信我们之间的奥列斯特和皮拉德的友谊呢？地址照旧：莱·菲力浦斯先生转交。 向你和鲁普斯问好。 你的卡·马· 注释： [358]马克思是对出现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君”一事加以讽刺。1863年11月16日弗雷德里克·奥古斯滕堡亲王宣布自己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号称弗里德里希八世。马克思称他为第三十六个国君，是因为德意志联邦包括三十五个（有的资料说三十四个）君主国和四个自由市。——第377、381页。 [362]根据俄国和丹麦代表签署的1851年6月5日华沙议定书，确定了丹麦王位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不可分割的原则。——第38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1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圣诞节的多次痛饮，弄得我完全不能搞业务，所以无法较早地给你回信。幸而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就把上次所说的钱寄给你的夫人。［注：：见本卷第375页。——编者注］其次，我十分高兴，你第二个痈动了手术，因而也就度过了这最后的危机。由于这件没有意思的事，你一定会弄得非常消瘦。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又变得非常复杂了。如果象我所设想的那样，在春季爆发战争，那末对抗我们的将有丹麦、瑞典、法国和意大利，可能还有英国。在匈牙利和波兰，普隆－普隆主义非常盛行，因为它早就由科苏特推行了。我看这件事只有两种结局：（1）或者在柏林，当军队一离开，就发生革命，而在维也纳发生相应的运动，对匈牙利、可能也对波兰作一定的让步。这是最顺利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就什么也用不着担心。但是在目前混乱的情况下，这种结局极少可能。或者（2）恢复神圣同盟，象往常那样，以瓜分波兰使它巩固起来（俄国对波兰要比对丹麦更有兴趣，另外，在缔结和约前，俄国有可能把奥地利和普鲁士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条件）。这样，在柏林，俄国人就会取代普鲁士人充当宪兵的角色；我们就会被出卖，波拿巴也就会成为主要的人物。 在弗兰格尔统率下侵入什列斯维希的虚张声势的战争，是不能持久的。[360]首先，丹麦的工事使头几次战役就流血过多，其次，布斯特拉巴[309]非常需要一种得人心的战争，所以要抓住这个良机。还有什么能比神圣同盟复辟以及既是由于莱茵又是为着波兰而进行战争更为他所希望呢？何况站在他一边的有英国和意大利，还有欧洲所有的小国。 顺便谈一下。我们那位威武的孚赫在议院里以一个激愤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宗德堡—奥古斯滕堡人的身分发言，同时却在《曼彻斯特卫报》写反德的文章，向《泰晤士报》的英国狗东西们谄媚。是否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揭露这个坏家伙？ 假如在普鲁士议院里狗东西们现在还有足够的胆量，他们就能够在六个星期内办好自己的事情。美男子威廉的答复证明，政府的确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361]谁也不借出钱来，即使是高尚的海特也一样，而且他们知道，政府用强力是得不到钱的。 鲁普斯刚才到我这里来过，他向你衷心问好。 致良好的祝愿并恭贺新年！ 你的弗·恩· 注释：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360]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归并于丹麦，普、奥以此为借口，企图占领两个公国——先占领霍尔施坦，然后占领什列斯维希。丹麦的新宪法破坏了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352），议定书规定，丹麦和两个公国只能以君合国的形式联合。因此，联邦议会根据普、奥的提议于1863年12月24日派汉诺威和萨克森的部队占领霍尔施坦及其邻近的劳恩堡；12月31日位于什列斯维希境内的基尔被占领。1864年1月16日，普、奥向丹麦提出关于废除1863年宪法的最后通牒。1864年2月1日，六万名普、奥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统率下侵入什列斯维希境内，在什列斯维希的军事行动就此开始。 普、奥对丹麦的战争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政府力求把在丹麦统治下的但主要居民是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归并于普鲁士以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并镇压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也参加了战争，企图阻挠普鲁士的太过分的计划。根据1864年10月30日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普共同占有。在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都归并于普鲁士。——第379、402、648页。 [361]指威廉对普鲁士众议院1863年12月18日奏折的答复，在奏折中众议院拒绝批准当前同丹麦作战有关的非常贷款。威廉在他12月27日的答复中批驳了议院的奏折。——第37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2月27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上星期三我写信给你，谈到我又生了疖子和那“痛苦”度过的一夜。第二天，范·安罗伊医生发现，在疖子旁边又长了一个可恶的痈，恰好长在原先那一个的下面。从那时起——姑且不谈这次发现使我在精神上留下的不愉快印象——我一直经受着剧烈的疼痛，特别是在夜里。我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这个非常出色的老头，亲自给我贴膏药和上泥罨剂，而我的那位长着一对厉害的黑眼睛的、可爱而伶俐的表妹［注：：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和照顾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想回家，不过由于我的身体状况，这一点暂且连想都不用想。医生向我展示了愉快的前景：由于这种讨厌的病是慢性的，所以我将带痛消磨掉1月份的大部分时间。什么时候我的健康状况允许我去伦敦，这由他决定。我背上的第二个坏东西，目前远没有象在伦敦生的第一个那样厉害。我还能写信，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已经有两个半月不抽烟了，我想未必会马上再抽。 如果有人想对政治感到厌恶，那就必须每天吞服荷兰小报提供给读者的那种电讯丸药。 同时，一出大戏将要演出，它一开场就将是维护“合法”公爵［注：：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的运动，大吵大嚷地要求得到第三十六个国君，这对德国来说未免可笑。[358] 那群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聚会、着了议会迷的狗东西们，不加讨论就否决了波兹南的一个德国人提出的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对德俄关系问题的实质作了很明智的论述。[359]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并代向鲁普斯致同样的祝愿。 你的卡·马· 附言：顺便提一下，我的表妹同这里所有的“女士们”一样有一本相片簿，我已答应帮她收集相片，我也答应帮她搞一张你的相片。因此，如果你手头有相片的话，请你随信附来，我希望你终于会写信到这里来。 又及：刚准备把给你的信封上，医生就进来了，二话不说，又给我动了手术。一眨眼工夫手术就做完了，现在事情会很顺利。 注释： [358]马克思是对出现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君”一事加以讽刺。1863年11月16日弗雷德里克·奥古斯滕堡亲王宣布自己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号称弗里德里希八世。马克思称他为第三十六个国君，是因为德意志联邦包括三十五个（有的资料说三十四个）君主国和四个自由市。——第377、381页。 [359]1863年12月底，为解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问题而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联邦议会的会议，普、奥代表受命不参加波兰问题的讨论。——第37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2月22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地址可以看出我又到了荷兰，我是昨天安抵这里的。在特利尔，我母亲遗下的票据和什物都加封了，现在还不能启封，因为荷兰委托书仍然没有到达，还要经过极繁琐的公文手续。我给特利尔法院留下了给我妹夫康拉第的委托书，就到这里的“总司令部”来了，因为，第一，绝大部分财产在我表舅手中，第二，他是遗嘱执行人。但是我要得到我的那份钱，至少还要五六个星期。而1864年1月10日我妻子要付给肉商一笔十英镑的账（是期票），如果你能照顾一下，我将很高兴。 我的痈已经完全好了，但是背上因为生了疖子还得受很多苦，譬如昨天我就整夜没有合眼，而我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来到这里，由于旅途劳累，本来应该美美地睡一觉的。我的表妹夫［注：：罕丽达·菲力浦斯的丈夫阿·范·安罗伊。——编者注］是这里唯一的医生和市医官，所以我不会缺医少药。 在整个莱茵省，从特利尔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从这里再经吉森到科伦，一直到荷兰的边界，我只听到对普鲁士人的咒骂。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主义很少，少极了。而且总是被看作“普鲁士的诡计”。 在法兰克福（在那里我必须探望两个老姑母［注：：巴贝塔·布吕姆和艾丝苔·科泽耳。——编者注］）我只停留了一天，因此，一个书商也没有见面。不过我同一个熟人谈了，他（受我委托同一个书商商谈后）会写信到这里来向我说的。 如果你现在在写你的小册子［注：：见本卷第372页。——编者注］，最好补充一些事件，也别忘了写上普鲁士政府、进步党人和1815年以来真正怙恶不悛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骗子们的一连串丑事。 祝好。 你的卡·马· 给我写几行来。我的地址：荷兰扎耳特博默耳，莱昂·菲力浦斯先生转交卡尔·马克思。 一个狂人叫道：“你不是北方佬……从你一来，我就观察着你。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有牛和狼的成分，而在你的身上有猴和狗的成分。你怕自由，你不知所云，你讲空话。你是法国人！”（爱德华·拉布累《美国的巴黎》第195—196页。）（1863年巴黎版。）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十英镑，还有后来寄到的波尔图酒。它对我产生了奇效。除葡萄酒以外，我每天（到今天为止）要灌一夸脱半的最烈性的伦敦黑啤酒。我看，写起小说来倒是不坏的题材。从前面看，这人享用波尔图酒、波尔多酒、黑啤酒和大块大块的肉，把这些装进自己的“体内”，是个纵酒作乐的家伙。从后面看呢，在背上——在“体外”，长着一个可恶的痈。假如魔鬼同谁约定，答应在这样的情况下飨以美食，那就让魔鬼自己见鬼去吧。不过，我的头部还很虚弱，两膝颤抖，但是，希望我这次出门会消除这些现象。小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讲到这种“体外”之物时说：“这不也是你自己的肉吗！”艾伦医生对我的态度怎么颂扬都不过分。他谈到手术时声称，德国的哲学家们总是坚持不变的。 关于“海水环绕的”［注：：“海水环绕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是1848—1850年流行的一首德国爱国歌曲中的歌词。——编者注］地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显然，整个继承权问题只有外交上的意义。至于丹麦，我认为，既然俄国军舰在丹麦国会表决时对它进行威胁，那丹麦对伦敦条约[353]就不承担义务。附上乌尔卡尔特派的谬论［注：：鲁·施拉姆《一八四八年的红旗和一八六三年的黑白旗》。——编者注］，即鲁·施拉姆的谬论，以及丹麦的抨击性小册子，这本书起码有两点是很有趣的：（1）关于作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发难者的好汉们；（2）关于霍尔施坦农民的状况。 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这一栏，你会看到图迪希乌姆博士的一篇东西，是胡诌德国历史的典型。 我一定能够在德国给你找到出版商，你马上就着手写吧！ 我一到特利尔，就给你写封短信。我还必须绕到荷兰去一下，因为我的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是我的大债主。[357] 祝好。 你的卡·马· 可不要去激怒丹麦人。他们应该明白，在对俄关系上，德国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利害是一致的，而且对他们自己来说，最有利的就是让德意志成分分离出去。 注释： [353]指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问题的伦敦议定书（见注190和352），在议定书中，俄国的皇帝被提到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他们为了被宣布为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以后在格吕克斯堡王朝终结时俄国沙皇要求丹麦王位的先例。——第370、373页。 [357]1863年12月7日马克思因母亲去世前往特利尔，然后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探望亲戚，接着因遗产问题前往荷兰去母亲的遗嘱执行人莱昂·菲力浦斯处。由于马克思在扎耳特博默耳患疖病，直到1864年2月19日才返回伦敦。——第374、38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12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供你去特利尔之需，附上五英镑银行券两张（U/O16055和56，共十英镑，注明曼彻斯特，1863年1月13日）。希望祖国同胞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热情不致使你此行太扫兴。对这整个问题，我已经仔细研究过，并且得出以下的结论： （1）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理论是无稽之谈； （2）在霍尔施坦问题上，奥古斯滕堡人［注：：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看来真是对了； （3）至于什列斯维希，很难说继承权应该属于谁，——但是，如果一般说男系有什么权利的话，只能以丹麦的封地藩臣的身分出现； （4）伦敦议定书［注：：见本卷第370页。——编者注］无疑对丹麦是有效的，不过完全不适用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为没有向那里各阶层的代表谘询过； （5）德国人对什列斯维希的权利仅仅限于南部，因为那里从民族构成和所表现的自由意志来看是德意志的；因而，什列斯维希应该加以划分； （6）目前德国解放各公国的唯一机会就是：援助波兰，同俄国开战。那时，路易－拿破仑就会成为我们顺从的仆人，瑞典立即会投入我们的怀抱，而英国，即帕姆［注：：帕麦斯顿。——编者注］，就会陷于瘫痪；那时我们就能无阻碍地从丹麦取得我们所要的一切。 这是我的看法。如果你在德国能找到一个出版商，我就打算写本小册子来进一步阐述。[356]当然，我要署自己的名字。你认为怎样？ 鲁普斯好一些了，但还不稳定。衷心问候你们全家。又看到你的爪子写的信，非常高兴。 你的弗·恩· 注释： [356]恩格斯写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小册子的意图没有实现。——第37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两小时前接到我母亲去世的电报。命运向我们家要一个人。我自己已经一只脚踏进坟墓了。在现在情况下，我无论如何暂时比老人更有用点。 为了处理遗产问题，我必须去特利尔。我原来很怀疑，艾伦是否允许我去，因为我在三天前才开始每天散步半小时以恢复健康。 可是，艾伦给我两大瓶药，认为我这次出门甚至是有益的。伤口还在化脓，不过在整个旅途中帮我换药的好心人有的是。 请即刻寄点路费给我，使我能马上启程去特利尔。 祝好。 你的卡·马·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1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11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既然你夫人没有给我一点消息，那我希望你已经好些，你的脓疮也已痊愈。你只要继续喝酒、吃肉就行了——这是最主要的事。近来晚上在办事处里被打扰得很厉害，而那里是我能进行私人通讯的唯一的地方。要不是这样，我早就给你写信了。 德国情况危急。丹麦事件[352]一方面来得不是时候，另一方面只能加速危机。可笑的是：英国的报刊多年来坚持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十分混乱，如邓德里厄里所说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而现在却突然发现，这问题十分简单清楚。其实英国报刊的招供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1852年的议定书[353]是俄国多么巧妙的一击啊！只看愚蠢的《自由新闻》，我实在无法弄清问题的实质，这些蠢驴有本事把随便什么东西弄得杂乱无章，甚至邓德里厄里本人也望尘莫及。普鲁士和奥地利曾在这个议定书上签字，这是不可名状的卑鄙行为，他们对此将以血来偿还。 现在王位继承的全部问题在于：这个奥古斯滕堡人［注：：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的母亲并非皇族，这一点是否妨碍他成为继承人。这也是十分可笑的。 在普鲁士，俾斯麦的骄横做法看来还是有所收敛。否定地方官在选举中的不法行为和废除出版法是重大的征兆。[354]我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跳得更远才后退的。拉萨尔在出版问题的辩论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瓦盖纳使人难堪地（对他的默不作声的同盟者拉萨尔而言）引用了拉萨尔对自由派报刊的意见为出版法辩护。[355]结果招致微耳和与格奈斯特的哄笑和戏谑。拉萨尔彻底毁坏了自己的运动，但是，当然这并不妨碍他重新再干。这头蠢驴现在真该从《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里好好学一学，在这种时候应该怎样对待资产阶级。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352]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归并于丹麦的新宪法。根据1852年5月8日俄、奥、英、法、普、瑞典同丹麦代表一起签订的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问题的伦敦议定书，霍尔施坦公国仍留在德意志联邦内，同时也列为丹麦的组成部分；什列斯维希公国列入丹麦王国，并保留某些特别权利，但是丹麦的统治阶级没有尊重这些权利。他们仍然试图把两个公国全部归属自己；1855年公布了丹麦王国各地区的统一宪法，这两个公国也包括在内；只是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丹麦政府才于1858年同意宪法不施行于霍尔施坦，但以该公国参与国民开支为条件；什列斯维希仍然全部留在丹麦王国内。接着，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去世，两公国与丹麦联合的君合国也就告终，因此，什列斯维希脱离丹麦而参加德意志联邦的运动加强了。——第370、663页。 [353]指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问题的伦敦议定书（见注190和352），在议定书中，俄国的皇帝被提到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他们为了被宣布为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以后在格吕克斯堡王朝终结时俄国沙皇要求丹麦王位的先例。——第370、373页。 [354]在1863年10月普鲁士议会选举中进步党再次获胜。11月21日新组成的众议院废除了旨在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的1863年6月1日的出版法，因出版法取消了出版自由。——第370页。 [355]指保守派瓦盖纳在1863年11月19日普鲁士众议院讨论反动的出版法（见注354）时的发言。当时瓦盖纳援引了拉萨尔1863年于杜塞尔多夫出版的小册子《庆祝会、报刊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社会精神的三个征候》（《DieFeste，diePresseundderFrankfurterAbgeordnetentag．DreiSymptomedesöffentlichenGeistes》），其中对自由派报刊持否定态度。——第37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9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的全家人回来已经有十天左右了。小燕妮身体恢复得很好，也不咳嗽了。她现在在家里洗海水浴，即用掺海盐的水洗浴。我每天早晨也在家洗浴，大约已有两个月了。从头到脚用冷水淋洗，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身体好些。 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最有趣的人物拉品斯基上校。无疑，他是我至今所结识的人中最机智的波兰人，而且是个实干家。虽然从举止和语言说他是法国人，但是他完全同情德国人。他只承认有种族斗争而不承认有民族斗争。他仇视所有的东方人，并且不偏不倚地把俄罗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阿尔明尼亚人等等统统列为东方人。有一段时期他在这里同乌尔卡尔特交往，而现在不仅称他为“骗子”，而且甚至完全不公道地怀疑他是否正直。 乌尔卡尔特和拉品斯基在英国所炫示的那两个“切尔克西亚”公爵，都是奴才。拉品斯基断言乌尔卡尔特受扎莫伊斯基的愚弄，而这个人自己又是帕麦斯顿的工具，因而间接地是俄国大使馆的工具。他说他虽然生来是个天主教徒，但是他（拉品斯基）非常怀疑乌尔卡尔特和英国天主教主教们之间的关系。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例如，装备波兰军团以侵入切尔克西亚的领土（拉品斯基也认为这是最好的牵制行动）——乌尔卡尔特在扎莫伊斯基的影响下对此拒绝协助。总之，他只能“空谈”。他是个“撒谎大家”，而这位（拉品斯基）特别不能饶恕他的是：他不事先征询他（拉品斯基）的意见，就使他成为他的撒谎的同伙人。据说，在切尔克西亚没有一个人知道乌尔卡尔特，他不懂那里的话，在那里只逗留过二十四小时。拉品斯基为了说明乌尔卡尔特的幻想，举出一件事实作为例子：乌尔卡尔特向他吹嘘过，说是他（乌尔卡尔特）击溃了英国的宪章运动！ 在华沙又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清洗。[349]由于波拿巴—帕麦斯顿的阴谋，查尔托雷斯基派偷偷钻进这个政府。其中三个人现在被刺杀，其余的人暂时也被吓住了。（查尔托雷斯基派中为首的是梅林斯基［注：：看来是指马耶夫斯基。——编者注］）。从康斯坦丁大公本人接受国民政府出国护照的情况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有多大的力量。据拉品斯基说，赫尔岑和巴枯宁完全泄了气，因为俄罗斯人只要擦伤一点皮，就仍然变成了鞑靼人。 巴枯宁变成了一个怪物，长了一大堆肉和油；行动很困难。此外，他疯狂地猜忌他的十七岁的波兰女人，她是因为同情他的殉道精神而在西伯利亚嫁给他的。现在他在瑞典，同芬兰人一起制造“革命”。 拉品斯基说，对波兰农民这个“自古以来的反动暴徒”在最初时期只好不去触动。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熟，人人一定会响应政府号召举行起义。 照他的话说，要是没有奥地利，运动早就毁灭了，而且如果奥地利认真封锁边界，起义在三星期内就会完蛋。但是奥地利在对波兰人干某种卑鄙勾当。弗兰茨·约瑟夫仅仅因为绝望才去法兰克福，他知道俄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意大利、法国、匈牙利和普鲁士的炸弹在威胁着他，而且据说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公布了他的最近关于保护波兰的信件。[350] 拉品斯基告诉我，丝毫也用不着怀疑，不仅是班迪亚，而且还有施泰因、图尔、克拉普卡和科苏特都同俄国有协议。 他目前在伦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哪怕只有二百人的德国军团，这个军团将打着黑、红、黄三色旗[351]去反对波兰的俄国人，一方面是为了“激怒”法国人，另一方面是为了看看，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在德国的德国人觉醒过来。 所缺的是钱。因此他们在这里试图利用德国的一些协会等团体。你比别人更知道在曼彻斯特这方面是否能有所作为。事情本身是极好的。 向鲁普斯问好；告诉他，他给埃卡留斯的信我已寄出。 你的卡·马· 注释： [349]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小贵族的政党“红党”实行的第二次（九月）政变，该党于1863年9月17日建立新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存在了一个月左右。——第368页。 [350]1863年8月，由奥地利创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会议，讨论德意志联邦改革草案。由于威廉一世拒绝参加会议，会议毫无结果，这表明奥地利在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的新的失败。 罗马教庭指责波兰解放起义为“反宗教暴乱”，同时为了自己的私利试图把这次起义说成为争夺天主教会权利的斗争。因此罗马副红衣主教颁布了关于9月初为保卫波兰而举行游行示威和祷告的敕令。——第369页。 [351]黑、红、黄这三种颜色是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象征。——第36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8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8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整整一星期以来，我每天一起床，总是下定决心要给你写信，要不是这样，那就象红色［注：：红色沃尔弗，即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常说的，让我见鬼好了。可是我一进工作室就原谅自己的良心说，只想在昨天所写的稿子上添加六行。但是“坏事之可怕，还在于它必然继续产生坏事”。［注：：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我的全家人上星期五到哈斯廷斯去了。动身晚了一些，因为琳蘅家里有事必须到德国去两星期。 附上照片数张（孩子们强迫我照的），燕妮和劳拉的照片随即寄去。 我的工作（整理手稿，准备付印）[343]，一方面进行得很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最后审订中，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G—W和W—G以外，已经变得相当通俗了。另一方面，虽然我整天整天地写，但是进展得并不象我久经磨炼的耐心所希望的那样快。无论如何，这比起第一部［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来要容易懂百分之百。总之，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注：：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编者注］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就感到伊戚希［注：：拉萨尔。——编者注］的确可笑，“他的”政治经济学居然已经完成了。可是，从他迄今所写的一切东西看来，他只是个大言不惭地、喋喋不休地把一些原理当作最新发现奉献给世人的中学预科学生，这些原理我们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交给我们的拥护者象辅币一样流通，并且成效比这要大上十倍。就是这位伊戚希把我们党二十年之久的排泄物收集在他的肥料厂，准备给世界历史施肥。例如，他在《北极星》刊登了“海尔维格”（他对“劳动原则”确实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爱）的贺信。这家《北极星》的主编是那个败完了钱财的布龙，他是拉萨尔从布林德那里收买来的。又例如，伊戚希任命“莫泽斯·赫斯”为他的“莱茵省总督”等等。他一直念念不忘要弗莱里格拉特歌颂他，而后者丝毫不想这样做。他又通过他莱比锡的“总督”［注：：赫斯。——编者注］恳请弗莱里格拉特这样做，并向他指出格·海尔维格的好榜样。但愿他知道，弗莱里格拉特和我对这次新的谋害是怎样嘲笑的啊！ “伊戚希啊，伊戚希，是什么迷了你的心窍， 你同海尔维格、赫斯结成知交！” 这里的庸人们对《泰晤士报》十分恼火，因为这家报纸在同盟派公债问题上骗得他们昏头转向。现在这些俗物该明白了，正如科贝特早已揭露的，《泰晤士报》不过是一家“商业企业”，只要决算对它有利，它对决算是怎样作出的毫不介意。[344]《泰晤士报》的这些家伙，例如，詹·斯宾斯（据《里士满消息报》说，“这个人已经得了硬币”）所得的公债券，一部分没有花钱，一部分是按照票面价格打了对折。他们靠广告把行情抬高到一百零五，做了一笔很不坏的买卖。 我认为美国首先努力占领余下的港口，如查理斯顿、谋比耳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每天都可能同布斯特拉巴[309]发生冲突。这个当上了皇帝的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现在不仅是在讽刺他的伯父［注：：拿破仑第一。——编者注］，而且也在讽刺他自己。因为墨西哥的“全民投票”不仅对那次使他本人成为法国人的全民投票是极好的讽刺，而且对那次使尼斯和萨瓦归属法国的全民投票也是极好的讽刺。[345]我认为，他无疑会因墨西哥的问题招致毁灭，如果他在此以前不被绞死的话。 波兰事件就是被这个布斯特拉巴和他的阴谋对查尔托雷斯基派造成的影响完全搞坏了。拉品斯基上校同巴枯宁一起漂流，在瑞典海岸被帕麦斯顿很妙地阻拦住[346]以后，几天以前回来了，他对华沙、伦敦、巴黎各委员会完全处于波拿巴—查尔托雷斯基的影响下，牢骚满腹。 我们的祖国显得十分可怜。没有外部的鞭挞，对这些狗东西是无可奈何的。 顺便告诉你，自从你论英国的著作［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出版以来，到现在才终于出现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二号报告[347]。从报告中看出，通过工厂法从某些工业部门排除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更加穷凶极恶地扑向自由领域。全部报告都出来以后，就可以给你的著作作一个极好的补充。 向龚佩尔特祝贺。他过去总是担心婚后没有孩子。 博尔夏特长的那身肉，看来不适合他的牧师职位。他会引起其他所有犹太女人的忌妒。 鲁普斯回来没有？如果回来了，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好。我是多么想同你在这里过两天，聊聊天，喝喝酒。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聚会了。 祝好。 你的卡·马· 我已经给“彼”复过信了。顺便告诉你，我在英国博物馆发现的珍品中有这样一件： 《真正的发明，或德国首先作出的贡献，不是象某个诽谤者〈一个英国人〉以怀疑的态度诋毁的那样是靠了酒，而是靠了精神和身体的力量，并由它传播于世界其他各地》。作者米哈埃尔·迈尔，1619年法兰克福版。 德国的发明和贡献是：“罗马的帝号、火药、印刷术、宗教改革、泰奥弗腊斯特·帕腊策耳斯发明的药物、罗曾克雷茨派[348]的秘密——在政治、战争、文学、神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发明”。 注释：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343]1861—1863年马克思写完了经济学手稿以后，就直接着手准备写《资本论》各卷。1863—1867年期间他重写《资本论》第一卷，并且为付印作准备（该书于1867年9月问世）。同时，确定了比较完整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正文。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后来未能完成这些初稿的付印准备工作。马克思去世后，《资本论》第二、三卷由恩格斯作了付印的准备工作，并且发表了。——第364页。 [344]指科贝特《波旁王朝的战争和伦敦的报纸》（《BourbonWarandtheLondonNewspaperPress》）一文，该文刊登在1823年2月8日《科贝特氏纪事周报》第45卷第6期第354—381页。科贝特在这篇文章里（第375页）对《泰昭士报》的性质作了如下的描述：“它纯粹是一个康采恩！……它是做生意的康采恩；是为了赚钱的康采恩；是不管真理还是谎言的康采恩”。——第365页。 [345]法国干涉者于1863年占领了墨西哥城以后，根据拿破仑第三关于“墨西哥民意”的法令于6月18日召开了由三十五人组成的最高政府洪达。洪达成员都属保守党，由法国总司令任命，并由驻墨西哥的法国公使批准。洪达也召开了由二百一十五个保守党人组成的名流大会，于1863年7月10日对宣布墨西哥是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一事进行表决。马克思称这次墨西哥名流的决议为“全民投票”，讽刺地把它比作1848年12月10日在法国举行的使路易·波拿巴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以及1860年拿破仑第三为了掩饰1859年奥意法战争以后兼并萨瓦和尼斯的行为而在当地举行的全民投票。——第365页。 [346]指的是为了参加起义于1863年3月由在英国的波兰侨民装备的，拉品斯基率领的二百名左右的波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组成的队伍的远征。远征的目的是在立陶宛登陆，但是由于组织不良和不注意保守必要的秘密，远征遭受失败。远征参加者的轮船于4月到达马尔摩港口以后，被瑞典当局扣留。6月18日远征又继续进行，但在船只遇险和队伍部分人员死亡以后，拉品斯基同远征队就回到伦敦。在瑞典赫尔辛堡港口参加远征队的巴枯宁在马尔摩轮船被扣留以后，就前往斯德哥尔摩，他试图同瑞典和芬兰的革命者建立联系，在那里一直呆到1863年10月。——第365页。 [347]《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一号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Children’sEmploymentCommission（1862）．FirstReportoftheCommissioners》．London，1863）。以后，到1867年前又出版了这套书的五号报告。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利用的一系列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75页）。——第366页。 [348]罗曾克雷茨派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中的一个秘密的宗教神秘主义团体的成员。它的名称传说是取自十四世纪末该团体的创建人——罗曾克雷茨。——第36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6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6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实在不明白，这个矮小的忙人［注：：德朗克。——编者注］想要干什么。现在他要办理这件事，为什么他不写信告诉我？他曾经写信给我说，如果我不给他回信，他就要根据商妥的条件，开我名下的期票。既然商妥的事已经商妥，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到期前两星期，对履行我口头和书面承担的义务，再次作出专门的书面保证。至于他给你的信中提出的则完全是另一种理由，我现在已经写信给他，把需要谈的都谈了。我将承兑二百五十英镑。你要注意让他把全数汇给你，因为他必须承担费用和利息。 金累克的书［注：：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编者注］已经看完。从来没有比描写阿尔马河会战更肤浅（虽然部分材料很好，但不完备）、笨拙和浅陋的了。只有法军的参战至少大体说来描述得好而确切。但是许多地方在有军事修养的读者看来是很可笑的。[337] 波兰的情况不好。波兰政府的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行动——六月的群众性起义——遭受失败，[338]原因显然是缺乏武器，如果不出现外部纠葛，现在也免不了要逐渐衰落下去。 你对伊戚希［注：：拉萨尔。——编者注］的策略完全正确。这个家伙在关键时刻可能为形势所迫而和我们同行，也可能成为我们公开的敌人，对他采取宽容态度，能有什么结果呢。容忍这个蠢才从智力上长年剥削，而且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还必须不顾他的种种蠢事而去维护他，这真是太过分了。 有人在找我，就此搁笔。 你的弗·恩· 注释： [337]恩格斯在《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27—643页）一文中对这本书作了详细的批判。——第355页。 [338]由于对1863年4—5月夺取起义领导权的地主资产阶级“白党”的政策不满，华沙起义组织中的革命分子于5月底实行政变。由“红党”温和派代表组成的新的国民政府的口号之一，就是广泛吸收农民组织全民义勇军，以加强游击战。但是十天以后，国民政府再次受“白党”控制，他们不冒险否决深得人心的全民义勇军的口号，而是“延缓”实行，并且回到原先进行军事行动的办法，以此破坏群众起义计划。——第35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6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矮子”［注：：德朗克。——编者注］今天从利物浦写信给我说，钱的事情必须立即最后办妥，也就是说必须作个了结，因为他说不定哪一天会出门去办事，而这件事又必须由他亲自办理。说真的，你不得不为我对矮子承担某些责任，使我感到很不愉快。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所有时间都花在英国博物馆里，而且直到月底都会是这样，因为单单为了我的“肝脏”，我也必须尽可能避免听到家里人由于外部的压力而必然发出的怨言。只要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就一定着手誊清我那可咒的书[25]，我想把它亲自带到德国去，并在那里出版。做完这件事以后，才能有时间同巴黎和伦敦联系关于法文翻译或英文修订的问题。单是伊戚希［注：：拉萨尔。——编者注］就迫使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巨著搁置起来了。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6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6月12日于[伦敦]英国博物馆 亲爱的恩格斯： 十英镑收到，十分感谢。我因为怕你在星期一以前不能汇钱来，又因为家里很担心期票的事，所以我同时也给德朗克写了信。 小燕妮有点咳嗽又有一个来月了。今天把她送到艾伦医生那里看病。 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复元，但是主要的病已经好了。在这期间我曾经吞服过硫磺，这必定会使福格特非常高兴。[334] 伊戚希把他关于间接税的辩护词［注：：斐·拉萨尔《间接税和劳动阶级的状况》。——编者注］寄给了我（大概也寄给你了）。个别的地方不错，但整个来说，首先是写得太罗唆，言过其实，使人受不了，而且最可笑地摆出一副博学和了不起的架势。此外，这实质上是“小学生”的拙劣作品，他迫不及待地竭力把自己宣扬为一个“造诣很深的”人和独立研究家。因此，他的作品里有很多历史和理论方面的错误。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以便你自己没有看这个东西也可以体会）：他想博得法庭和公众的敬佩，打算写一种追溯过去驳斥间接税的历史概述，因此在回顾过去时，从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到博丹等等，胡乱引证。于是显出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学生。他撇开重农学派不谈，显然，他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亚·斯密等所说的一切都是从重农学派那里抄来的，而且一般地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先驱。他把“间接税”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税”，也同样完全是小学生气的；间接税“在中世纪”是这样的，但现在不是这样（至少不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发展的地方）。这方面比较详细的资料他可以从利物浦的罗·格莱斯顿先生一伙人[335]那里得到。看来这头蠢驴不知道，反对“间接”税的争论是“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英国、美国朋友的口号，所以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反对他们，即反对自由贸易论者的口号。把李嘉图的一个原理运用于普鲁士的土地税，也完全是小学生气的（就是说根本是错误的）。令人感动的地方是，他向法庭奉献出“他的”经过多少“不眠之夜”的苦心钻研，从最深的“科学和真理宝藏”中发掘出的下述发现，即： 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是“地产”， 在近代是“资本”，而现在则是 “工人等级的原则”，“劳动”或者“劳动的道德原则”。在他向迟钝的手工业者报告自己的发现的同一天，政府高等顾问恩格尔（他完全不知道拉萨尔的事情）在音乐学院向更文雅的公众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336]拉萨尔和恩格尔互相“书面”祝贺各自“同时的”科学发现。 “工人等级”和“道德原则”确实是伊戚希和政府高等顾问的成就。 从今年年初以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定决心给这家伙写信。 批判他的东西，是浪费时间，况且他还会把每个字都攫为己有，并冒充为自己的“发现”。要戳穿他的剽窃也未免可笑，因为我决不想从他那里夺回我们那些在形式上已被他糟蹋了的东西。但是容忍他大吹大擂和不知分寸的做法也不行。这家伙会马上利用的。 因此，毫无办法，只好等待他什么时候怒气爆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我就有了最好的借口，就是他（同政府高等顾问恩格尔一样）经常声明，这不是“共产主义”。那时我将回答他说，这样一再声明——如果我必须同他周旋——使我不得不： （1）向公众指出，他怎样抄袭我们的东西，抄袭的是些什么； （2）我们的观点同他的货色如何不同，不同在哪里。 因此，为了不损害“共产主义”也不触犯他，我认为最好是对他完全置之不理。 此外，这家伙之所以这样叫嚷，完全是出于一种虚荣。1859年这一年他完全属于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现在他显然认为在政府的庇护下抨击“资产者”比抨击“俄罗斯人”对自己更为合适。斥骂奥地利人和赞美意大利，正象对俄罗斯人保持沉默一样，向来是柏林人的特点，也就是这个勇敢的好汉所做的。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334]讽刺地暗指“硫磺帮”（见注47）。——第352页。 [335]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慈善家罗伯特·格莱斯顿及其在利物浦的拥护者。马克思在《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6页）一文中对格莱斯顿的观点作了批判。——第352页。 [336]指拉萨尔于1862年4月12日作的报告《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见注274），以及恩格尔于1862年2月15日在柏林音乐学院作的报告《人口调查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和历史中的作用》（《DieVolkszählungen，ihreStellungzurWissenschaftundihreAufgabeinderGeschichte》）。——第35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6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英格兰银行的五英镑银行券两张（R/X46271，1862年1月31日，曼彻斯特；S/R92394，1862年10月14日，伦敦）。希望你能用它使肉商安静下来。因为我不能自己到邮局寄这封信，请你收到后告诉我。 你好久没有来信使我十分担心，在这期间我听说你病了，希望你现在已经痊愈。小燕妮的咳嗽怎样了？ 波兰的事态最近看来已不那么好。立陶宛和小俄罗斯的运动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而波兰的起义者似乎也没有取得成果。领袖们全都阵亡或者被俘后遭枪杀；看来，这可以证明，他们要率领自己的人前进，就必须冲在前头。从质量上来说，起义者现在已不如3月和4月，因为最优秀的人员都已经损失了。不过，关于这些波兰人是很难作什么预言的，虽然现在成功的机会较少，但是情况可能还会好转。如果他们还能支持一些时候，他们还能够汇入一个能挽救他们的全欧洲运动。但是，如果事情进展得不顺利，那末波兰会有十年左右一蹶不振。这样的起义使有战斗力的居民在许多年内都不能恢复元气。 据我看来欧洲的运动很可能兴起，因为资产者又一点也不害怕共产主义者了，而且在必要时也准备一起行动。法国的选举，以及普鲁士从最近的选举[331]以来所发生的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运动会在法国开始。巴黎的选举毕竟过于资产阶级化了；凡是工人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都一概落选，他们甚至没有力量迫使资产者至少选举激进派。此外，波拿巴有一套牢牢控制大城市的方法。 在普鲁士，如果尚武的俾斯麦不封住他们的嘴，他们还会继续唠叨下去。但是不管那里的事情怎样进展，和平的立宪的发展已经终止了，庸人们必须准备撕打。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虽然我很轻视我们的民主派老朋友的勇气，但是我还是觉得，最大量的易燃物正是在那里堆积起来，而且，由于霍亨索伦王朝在对外政策方面几乎不可能不陷入最愚蠢的事情，所以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军队一半放在波兰边境，一半散布在莱茵河畔，从而使柏林处于不设防状态，那时就会遭到打击。如果柏林领导运动，那对德国和欧洲都将是很糟糕的。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大俄罗斯居然没有爆发农民运动。看来波兰的起义在那里产生了肯定是不利的影响。 美国的情况极好。善战的约［注：：胡克。——编者注］尽管在大吹特吹，还是可耻地出了丑。[332]罗斯克兰斯在睡大觉，只有格兰特打得好。他从西南向东北进攻维克斯堡，分割并击退援军，随后向维克斯堡急行军——所有这些都很好，就连那些虽未成功但很猛烈的进攻也都很好。我不信有可能及时集结足够数量的援军。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看到，美国的将军们打了两个星期的漂亮仗，而后就突然开始干起最蠢的事来，所以根本无法估计他们未来的机动是什么。 歌颂拉萨尔的诗，我是从济贝耳寄来的小册子上看到的，显然你也有一本。这东西非常可笑。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有朝一日，俾斯麦先生厌烦了他，他会被关进监狱，领教一下普鲁士的民法，看来，他一直把普鲁士民法同法典混在一起。还有，自从他在福格特事件中出面以后，情况变得很妙，他现在不仅受《奥格斯堡报》［注：：《总汇报》。——编者注］的庇护，而且受《十字报》的庇护。[333] 我现在正看金累克的著作［注：：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编者注］，他愈来愈使我相信，每个英国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地方挡了一块板子，什么也进不去。 你的弗·恩· 注释： [331]指1863年5月31日—6月1日举行的法国立法团的选举，以及1862年5月5日普鲁士议会众议院的选举。——第350页。 [332]指1863年5月2—4日人数上占优势的北军在胡克的指挥下于钱塞勒斯维耳（弗吉尼亚州）会战中遭到的失败。虽然失败了，但在战斗时受了伤的胡克于5月6日发出命令，向自己的军队祝贺“在最后七天中的成功行动”。——第350页。 [333]指民法典（Codecivil），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通过，曾在法国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后，这个法典在莱茵省继续有效。 关于拉萨尔在福格特问题上的态度，见注20。——第35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6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下星期一（6月15日），我的六英镑的期票（欠肉商的）就要到期了。如果你在这之前寄钱给我，那只要同德朗克的事情一办妥，我就能把这笔钱还给你。 祝好。 你的卡·马· 你对法国怎么看？还有波兰？还有我们在柏林的“勇敢的同胞”？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5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5月29日于[伦敦]英国博物馆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的肝肿了，随之带来种种“附属品”，你只要想到这些，就会马上明白，我为什么很久没有写信。最近三个月来，我因为这个该死的东西，吃的苦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厉害。说来你不会相信，这对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有多么大的影响；它使人感到头脑迟钝，四肢麻痹。尤其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信也不能写。最近两星期，日子又好过一些了。这件事弄得我简直不能写作，尽管一再努力，还是未能完成关于波兰的那篇东西［注：：见本卷第323、326和329页。——编者注］；不过现在我对这样的结果只是感到高兴，因为不然的话，我不但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反而会失掉到普鲁士去的可能性。 当然，在这期间我绝对不是无所事事，不过是不能工作罢了。我所做的是：努力填补自己在俄国—波兰—普鲁士事件方面的缺陷（外交的和历史的），此外，阅读与我所加工的那部分政治经济学[330]有关的文献，并且作了摘要。这一切都是在英国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进行的。而现在当我的工作能力有所恢复的时候，我想最后卸下这个包袱，把政治经济学誊清付印（并作最后润色）。如果现在我能一人独处的话，事情进展就会很快。无论如何我要亲自把手稿带到德国去。 小燕妮还没有完全复元。讨厌的咳嗽缠上她已经两个星期了。 至于伊戚希［注：：拉萨尔。——编者注］，弗莱里格拉特暗中告诉我（并给我看了伊戚希的信），他要求弗莱里格拉特为“新的”运动写首诗，换言之，就是歌颂伊戚希。但是弗莱里格拉特不干。伊戚希在信中写道：“几百家报纸每天把我的名字传到德国的穷乡僻壤”。“我的无产者！”云云。既然弗莱里格拉特不歌颂他，他就找了另一位诗人。下面就是一个实例： 来吧，德国的无产阶级！ 来吧，不要再作无谓的奔忙！ 有一个人愿为你们开辟幸福之路， 你们只需为行动待命整装！ 他不侧身于崇高的议会， 也不以雄辩的口才逞强； 人民的儿子，斐迪南·拉萨尔！ 为民喉舌，言语明晰，朴素大方！ “你们再不能挥汗如雨， 去为他人装满钱包！ 再不能衣食无着， 而让他人致富称豪！ 劳动的果实应由你们自己享用， 田野的庄稼应酬答你们的辛劳！” 啊，斐迪南·拉萨尔的豪言壮语， 已经遐迩皆闻，响彻云霄。 小伙子，你的英勇应受赞美［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九卷。——编者注］！既然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注：：既然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向鲁普斯热情问候。你不要用沉默来答复沉默，请马上把你的消息告诉我。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330]马克思在开始写信中提到的政治经济学历史部分的摘要之前，已经写完了他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见注25）的大部分（第Ⅰ—ⅩⅪ本）。留传下来的马克思的摘要包括八本单独的“补充本”（Beihefte），以字母A．B．C．D．E．F．G．H标示。在1863年5—7月所写的最后两本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Ⅻ本和第ⅩⅩⅢ本）中，马克思已经部分地利用了他的“补充本”中的材料。——第34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5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5月20日于曼彻斯特 老摩尔，老摩尔， 大胡子的老摩尔！ 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还是你已任命了小杜西做你的通信秘书？还是别的什么？ 你对我们在柏林的那些好汉们怎么看，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一个大臣宣称整个议院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云云，那末议长是否有权要求他遵守秩序[328]，是一个问题。还没有一届议会这样顽固地和不适时宜地坚持这种原则，即资产阶级的反对派在同专制制度和容克奸党的斗争中负有挨揍的义务。这仍然是我们1848年那些老朋友。而这次却碰上了另一个时代。 拉萨尔的事件以及因此在德国引起的争吵开始变得不愉快了。[329]现在到时候了，你应该写完自己的著作，哪怕只是为了我们能有另一种通俗宣传员。此外，因为用这样的办法可以重新争取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活动的地盘，这是很好的；糟糕的只是，这个臭名远扬的伊戚希这时也将给自己树立地位。不过，我们对此决不能加以阻挠，正象我们不能阻挠卡尔·布林德在公众面前对巴登大公［注：：弗里德里希一世。——编者注］摆出英勇好斗的姿态一样。 然而，即使在完全脱离政治的领域内，新的科学发现需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关于这一点可以看赖尔的《人类古代》一书。早在1834年，施梅林在柳提赫［注：：比利时称作：列日。原稿为：“1843年”。——编者注］就发现了恩吉斯人的头骨化石，并给赖尔看过；当时他还发表了一大本书［注：：菲·沙·施梅林《关于在列日地区山洞中发现的骨化石的科学研究著作》。——编者注］。而尽管这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认为值得花力气多少认真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同样，布歇·德·佩尔特早在1842年就在松姆河流域的阿勃维尔发现了燧石工具，并且正确地确定了它们的地质年代；但是他的发现一直到五十年代末才得到承认。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却是科学的维护者。 鲁普斯的痛风病又发作得很厉害，但已复元了。 我在努力学塞尔维亚语，主要在学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卡腊季奇搜集的民歌集。它对我来说，要比其他任何一种斯拉夫语容易些。 再附上几张邮票。在这方面，现在办事处里是盗窃成风。 你的弗·恩· 注释： [328]指1863年5月15日普鲁士众议院关于议长在议会开会期间有权打断发言（其中包括大臣的发言）的决议。——第342页。 [329]看来，恩格斯是指拉萨尔1863年5月17日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说（见注341），演说中对资产阶级进步党作了尖锐的抨击。进步党报刊为了回报，开始攻击拉萨尔，说拉萨尔是俾斯麦的代理人。——第34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4月21日) 伦敦 1863年4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怎样对待拉萨尔，很难说；总之我认为，用辟谣声明的重炮来答复梅因的小小的谣言，会有损于伟大的伊戚希的尊严。让他自己去收拾他惹出来的麻烦吧；如果他能做到些什么，那也不需要你给他什么证件，既然你已经告诉他说，他不能同我们一起走，或者我们不能同他一起走［注：：见本卷第601页。——编者注］，那为什么你还要玷污自己呢？他插手舒尔采－德里奇的庸人们的这些事情[327]，而且恰恰试图在那里以我们过去的工作为基础建立一个政党，这一点也已经够愚蠢的了。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他的家伙力图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把无知的手工业者提高到资产阶级意识的高度，在我们来看，这只能是求之不得的，否则，到革命时期，我们就必须同这件事情打交道，而在本来一切都被小邦分裂状态弄得繁杂不堪的德国，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可能作为某种新的、实践中的东西来同我们对抗。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我们的对手占据了应占的阵地，而迟钝的手工业者认清了自己，因此转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阵营去了。但是把他们算作无产阶级的代表，那就让伊戚希去做吧。 大学生布林德［注：：见本卷第337—338页。——编者注］的趣事，使我和鲁普斯非常开心。鲁普斯的痛风病又发作得很厉害，他总是很任性，病还没有全好就上街并去教课，于是病就更重了，并且拖得太久，等一切药物都已用过才去请医生。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总是说“我会去的”。 最近我倒着看俄国史，即先看瓜分波兰和关于叶卡特林娜，而现在在看彼得一世。应该说，只有蠢人才会对1772年的波兰人发生兴趣。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贵族在那个时代神气地，其中一部分甚至还有点威风地衰败了，虽然在他们之中普遍认为，唯物主义就是吃喝、肉欲、玩牌或者干坏事而得赏。但是没有哪国贵族象波兰小贵族这样愚蠢得只有一种本领，就是卖身投靠俄罗斯。然而，在整个欧洲，贵族的普遍的卖身投靠是一种十分好笑的情景。其次，我对帕特库尔先生的事非常感兴趣。此人实在是整个俄国外交的发明者，并且他具有俄国的全部外交手腕的雏形。如果你弄不到1795年柏林出版的他给俄国政府的报告［注：：约·莱·帕特库尔《给莫斯科沙皇内阁的报告》。——编者注］，那就应当在《书报业行市报》登个广告试试，设法弄到一份。而他的后继者增添的新东西多么少！对待每一个国家总是同一种手法，同一种姿态。不过，要做到这点正需要里夫兰人的客观态度，他们绝对没有任何民族利益，至多只有地方的和私人的利益。这一切俄国人是永远办不到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反对彼得三世的政变史也很有意思。这是布斯特拉巴[309]学到的主要东西，他把俄国的卑鄙做法甚至细微末节都当成了典范。这类卑鄙勾当整个重演，丝毫不爽，真是可笑。 我手头现在没有波尔图酒，大概最近也不会有。不过我还要找找看，现在我就到地窖去取莱茵酒和波尔多酒（前一种是给健康人喝的，后一种是给病人喝的）。就此搁笔，再给小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附去几张邮票。 你的弗·恩· 有许多邮票是双份的。重复的邮票在这里可以交换。我可以大量供给意大利、瑞士、挪威和德国的某些邮票。 注释： [327]舒尔采－德里奇在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建立合作社和储蓄贷款银行，这是企图引诱他们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断言，通过建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挽救小手工业生产者的破产，这也就是鼓吹资本家和工人利益协调一致。拉萨尔在小册子《公开答复》（见注324）中批判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社计划，然而代之以工人靠容克资产阶级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以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改良主义思想。——第340页。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4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一张小报（这是爱·梅因的报纸），有些地方用红铅笔划了线，这是拉萨尔一星期前寄给我的。[326]报纸是在我寄给你那封信的第二天收到的，那封信中概述了伊戚希最近的小册子。［注：：见本卷第336—337页。——编者注］他显然希望我出来为他说话。怎么办？ 你的卡·马· 注释： [326]指的是《柏林改革报》，该报于1863年4月10日登了一则消息，歪曲地叙述了马克思1861年春在柏林期间同拉萨尔进行的关于合办一个报纸的谈判。4月13日马克思写了辟谣启事，该启事刊登在1863年4月17日《柏林改革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3页）。——第33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4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小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对来信和它的内容［注：：见本卷第335页。——编者注］非常高兴，禁不住要“亲自”答复你。 多年以前，我从约·菲·贝克尔和席利那里就知道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普隆－普隆主义的详情细节。而在更早的时候我就从他在上次俄土战争期间出版的书[322]中看出了这一点。这位高尚的人物在书中提出把德国分成两部分。至于说到科斯策尔斯基，那对我来说还是新闻。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可笑的虚荣和难以形容的轻信（当他的虚荣被触犯时），贝克尔曾在1860年从意大利给我写来了一份关于这方面的非常有趣的报告。 伊戚希又发表了两本关于他的诉讼的小册子[323]；幸而他没有寄给我。相反地，他前天却给我寄来了给筹备莱比锡工人（应读作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324]。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象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这是原话）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象他那样“带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会逐渐遍布全国。这无论如何是令人吃惊的新鲜事！我想引一段话给你看看：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现在就已经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按他〈舒尔采－德里奇〉的意思还是按我的意思来理解合作社——这主要是他的功劳。而且正是他的真正的功劳，对这种功劳不能不给予足够高的评价……不过我在承认这种功劳时的热情，不应当妨碍我们……” 这就行了！ 正当帕麦斯顿在格拉斯哥的时候，还有一个大人物也决定到那里去，这就是大学生卡尔·布林德。他在到达那里以前，给在格拉斯哥出版的《北不列颠邮报》寄去一则简讯，标题是《卡尔·布林德先生》，编辑部刊登在意味深长的“告白”栏内。 这个妙不可言的公告——正象一切有关他的报纸简讯一样，是由他本人写的，并且是由麦克亚当这头蠢驴送到编辑部去的——一开始是如下一段独特的“引言”： “此刻一个爱国的流亡者为了要向公众说明波兰问题的真实性质，正准备到我们格拉斯哥来，所以稍微谈一谈这个流亡者的政治生涯将是适当的，特别是考虑到他在苏格兰比较少地为人所知道这样一种不幸的情况。卡尔·布林德是德国人，是一个流亡的德国人，他没有坚持不懈地、始终不渝地在欧洲显示自己，因此他没有成为自由党方面普遍崇敬的对象，也没有成为压迫党方面普遍咒骂的靶子。他一向处于既受爱戴又被憎恨的中间地位。但是不是整个欧洲就分成各按自己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的这两个营垒。卡尔·布林德感到满意的是，他知道还有只是站在一旁观望的作为他的朋友的第三部分人。因此，当他出现在苏格兰公众的面前时，对他所抱的成见，也许比对在他之前来的其他卓越的流亡者要少一些。” 接着就记述这个伟大的陌生人的简历，借以使苏格兰和“人类的第三部分人”都知道：这位“卡尔·布林德先生”是在巴登出生的，早先象科苏特和马志尼一样，是研究法律的；“巴登革命……是他的宣传的结果”；“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政府”于6月间曾委派他为“外交使节”到巴黎去等等，他是以“最著名的流亡者所特有的那种合作精神”来干工作的！ 这不是“太妙了”吗？ 我妻子病在床上有两个星期了，不知什么缘故几乎完全失去了听觉。小燕妮又生了一种类似白喉的病。你如果能为她们两人寄一些酒来（艾伦要小燕妮喝波尔图酒），我将非常高兴。 在伦敦这里现在有一个牧师（与在约翰街作宣传的无神论者不同）对市民作自然神论的宣传，完全伏尔泰式地嘲笑圣经。（我妻子和孩子们去过那里两次，称赞他是一个幽默家。） 我出席了工联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由布莱特主持[325]。他看起来完全象一个独立派，每当他说：“在美国没有国王，也没有主教”，总是响起热烈的掌声。工人们自己讲得很精彩，全没有资产阶级那套空洞词句，丝毫也不掩饰他们同资本家的对立（不过，布莱特老头也攻击了资本家）。 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我们还要等着瞧。此外，你的书［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恰好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322]指1856年巴黎出版的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L．Mieroslawski．《Delanationalitepolonaisedansl’équilibreeuropéen》．Paris，1856）。马克思在1856年10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本书作了更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76页）。——第336页。 [323]马克思指的是拉萨尔的以下两本小册子：《拉萨尔的刑事诉讼》1863年苏黎世版（《DerLassallescheCriminalprozeβ》．Zürich，1863）和《法院对我的判决和我为上诉而提出的批判性意见》[1863年莱比锡版]（《DasGriminal-UrtheilwidermichmitkritischenRandnotenzumZweckderAppellationsrechtfertigung》．[Leipzig，1863]）。——第336页。 [324]指拉萨尔的一本小册子：《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OffnesAntwortschreibenandasCentral-ComitézurBerufungeinesAllgemeinenDeutschenArbeitercongresseszuLeipzig》．Zürich，1863）。下面马克思引用的是这本小册子的第11、23、36页及其他各页。 1863年2月10日，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建议拉萨尔就工人运动的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拉萨尔把《公开答复》转寄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提议把它作为“运动的正式宣言”。——第336页。 [325]1863年3月26日，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由工联伦敦理事会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在北美各州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同它们团结一致。主持大会的是布莱特，他反对英国站在南部各州一边对美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第33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4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4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六天来我总打算给你写信，但是每次总有人来打扰。打扰最多的是那位可敬的艾希霍夫。从普鲁士逃出来的尉官们和奸商们都在利物浦愚弄这个可怜的人，以致他现在负债一百英镑左右，还不包括由他的合伙人而不是由他花掉的一大笔钱。他无疑要回到这里来，而且据他保证说，要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他会乐意接受向他介绍的任何职位；对于他现在在这里从事的一切，他都小心地掩盖起来，等等。但是很快就弄清楚了，他不是要谋求工作，而是在这里干各种秘密的代理人勾当，现在我了解到，他在这里是受小德朗克的委托，为南部各州搞走私勾当，德朗克在精心地经营这门生意。这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秘密的原因，而我们这个朋友由于没有经验（确实超出了一切界限），往往就露出了马脚。最后，这家伙现在很少活动，整个下午都呆在我这里。既然他对我不讲实话，那除了他向我征求意见的场合外，我自然不能替他做什么了。 我怕波兰的事情不顺利。梁格维奇的失败在王国［注：：波兰王国。——编者注］里已经开始令人感觉到。立陶宛的运动是目前最重要的，[319]因为：（1）它超出了会议桌上的波兰[320]的疆界；（2）农民大量参加运动；而在库尔兰附近，它甚至直接具有土地运动的性质。如果这个运动不能顺利发展，没有使王国的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那我认为不会有较大的成功希望。梁格维奇的行为我看很可疑。哪一个党首先违反了关于为起义成功所绝对必需的联盟协议，这很难确定。但是了解一下一种是梅洛斯拉夫斯基同普隆－普隆有联系的传说，另一种是科斯策尔斯基同他有联系的传说，都可靠到什么程度，那倒是很有趣味的。至于谈到布腊尼茨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他早就是普隆－普隆分子了。 好样的库格曼，看来对你有非常高尚的意图。天才人物也必须饮食起居，以至为此付钱，这对我们老实的德意志人说来是一种毫无诗意的想法，所以他们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念头，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有损尊严的。我想知道是哪一位聪明人悄悄告诉他，我将放弃我的书［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对这点你应该向他作必要的解释。至于出新版（在他们看来，怎么说都行，就是不“及时”），在目前，当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力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容忍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无论如何是不相宜的。 我读了赖尔和赫胥黎的新著［注：：查·赖尔《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托·亨·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编者注］，这两本书都很有趣，而且都很好。赖尔的空话稍多，但是也有些微妙的笑料；例如，为了证明人同猿之间的质的差异，他白费气力地援引了所有自然科学家的话，最后引证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话，而这位大主教断言，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宗教。不过，这里现在有时也对旧宗教进行攻击，并且是从各个方面进行攻击。为了捍卫宗教，很快就不得不炮制出一种象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欧文让人在《爱丁堡评论》上回答赫胥黎；这一回答，在所有实质问题上都作了让步，所争论的只是用语而已。[321] 小德朗克想从他的银行家那里提取二百五十英镑，由我承兑，甚至同意负担与此有关的费用和利息大约十五英镑，他以为这是他惊人的英雄气概的表现。他觉得我面对这样的英雄气概，不愿承担（你深知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在一年之内弄到这二百五十英镑的义务，是我太小气了。请你相信，要不是事情与你有关，我就要给这个小无赖的屁股上踢一脚。我气得喝醉了酒，并且醉后为这件事给你写了一封生气的信[125]。我料想在信中是说了难听的话，因为我一点都想不起写了些什么了。不过为了使你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我在这里再提一提。 祝你健康。 你的弗·恩· 注释：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319]1863年2—3月，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农民在波兰起义的影响下，反对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发动加强了。领导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运动的立陶宛省委员会，声明拥护华沙临时民族委员会所宣布的起义纲领。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活动的武装的起义部队，主要是由农民以及手工业者、青年学生和没有地产的小贵族组成的。革命的民主派——康斯坦丁·卡利诺夫斯基、西格蒙特·谢拉科夫斯基、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等人是起义的杰出领导者。立陶宛起义有民主主义的性质，而且它使运动有可能深入到俄国内地去，这就使它具有特殊的意义。——第334页。 [320]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334页。 [321]指在1863年4月《爱丁堡评论》杂志第240期第541—569页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赫胥黎教授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ProfessorHuxleyonMan’sPlaceinNature》）。在这篇文章中评论了赫胥黎、欧文等人关于人类和猴子的区别问题的著作。该文的作者是以欧文观点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的。——第33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3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知道，由于眼病，我大约有两星期几乎完全不能写，也不能读。因此，我必须加紧工作，以弥补耽误了的时间。这就是我不写信的原因。 德朗克给我汇来了五十英镑。 你从附上的库格曼医生的信［注：：见本卷第636—638页。——编者注］（请退还我）中可以看出，这些德国的“党内同志”简直是些糊涂虫。他们说，我的经济学著作“不及时”，然而我还是应当在第一卷出版以后再继续做整个这项工作，以便在理论上安慰某些好人。至于在我致力于“不及时的著作”期间，我靠什么生存，这自然是这些老爷们连一分钟也不去想一想的问题。 梁格维奇的事令人厌恶。[314]我仍然希望事情还没有结束，哪怕只是暂时的。关于波兰的著作［注：：见本卷第323、326和329页。——编者注］，我稍微放慢了点，为的是看一看事态怎样发展下去。 我得出的政治结论如下：芬克和俾斯麦在实质上正确地代表普鲁士的国家原则。普鲁士“国家”（一种与德国极不相同的创造物），没有现今的俄国而同独立的波兰在一起是不能生存的。普鲁士的全部历史，归结为这个老早就被所有霍亨索伦君主（包括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内）所理解的结论。国君的这种意识远远地高出于“臣民的有限理智”[315]，即普鲁士自由派的理智。既然波兰的存在对德国来说是必要的，而同普鲁士国家并存又是不可思议的，那就应该除掉普鲁士这个国家。要么波兰问题只是作为一个新的理由，来证明在霍亨索伦世袭领地存在的时候，要捍卫德国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打倒俄国对德国的霸权！”这个口号，跟“消灭老兽奸者暴徒！”［注：：海涅《掉包的怪孩子》。——编者注］这个口号意义完全相同。 在美国人最近的事情中，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件是，他们又打算颁发私掠特许证。这将使整个事情——对英国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色彩，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导致对英国作战，这样，自满的牛［注：：即约翰牛，指英国。——译者注］就会看到，不仅棉花，而且谷物也将从它眼皮底下漂走。在内战开始时，西华德曾经冒着风险斗胆声明，1856年巴黎会议的决议，对美国来说也暂时被认为是有效的。[316]（这是在关于特伦特号事件[211]的紧急报告发表时看到的。）对于在利物浦等地给南部海盗供应军事装备感到愤怒的华盛顿国会和林肯，现在已使这种事情绝迹了。这引起此地交易所的极大恐慌，但唯命是听的报刊的忠实走狗，在报纸上只字不提这件事。 你大概已经愉快地发现，老狗帕姆［注：：帕麦斯顿。——编者注］丝毫不差地又在重施他1830—1831年时期的故技[317]（我把演说词作了对照），并且迫使《泰晤士报》这样做。在这件事情上，这一次好的方面是：路易·波拿巴必定会卷进去（1831年在倒霉的路易－菲力浦时期，这对整个欧洲是有害的），必定会落到要对他自己的军队作出十分讨厌的抉择的境地。墨西哥和在《通报》上对沙皇的奉承（帕姆怂恿布斯特拉巴[309]干的）都会使他遭到毁灭。于是，他吓得胆战心惊，下令把紧急报告刊印出来，借以证明他的一片好心只是由于帕姆的抵抗才破灭了。（倒霉的路易－菲力浦——虽然事情完全一样——还曾经允许厚颜无耻的帕姆在议会里吹嘘说：“倘若不是法国人背信弃义和普鲁士干涉，那波兰到今天还依然存在。”）他想以此来影响英国舆论，好象帕姆关于波拿巴属意于莱茵这种保证还不足以安抚英国舆论似的！好象这种舆论的四分之三不是帕姆本人制造的似的！可怜的普隆－普隆没有勇气说，帕姆是替俄国服务的，因而他说，“凶恶的俄国”想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煽起仇恨！我们这个没落帝国[299]的活动家，在这里又显出自己是可鄙的胆小鬼，他只有得到欧洲至高无上者的允许，才敢举行疆界以外的政变。假如这个不幸的人有勇气去揭穿帕姆（或者哪怕是以此相威胁），那他就能够安然去莱茵散步了。但是现在，他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把自己整个地交给了帕姆，和已故的路易－菲力浦完全一样。好，那就听便吧！ 斯泰里布雷芝和埃士顿的事件非常令人快慰。[318]无产阶级终于失去了脑满肠肥和大腹便便的人的“尊重”。艾德蒙·波特尔今天在《泰晤士报》上大丢其脸，该报由于近来声名越来越臭，所以向这头蠢驴进攻，以便多少挽回一点声誉。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211]恩格斯指的是1861年11月8日北美军舰“圣贾辛托号”截获英国邮船“特伦特号”和逮捕在该邮船上去欧洲执行外交使命的蓄奴州同盟两个使者——梅森和斯莱德耳一事。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特伦特号”事件》、《英美的冲突》、《“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和其他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08—411、412—415、416—421页及其他各页）。——第205、237、331页。 [299]指1861—1867年法国在墨西哥进行的干涉，干涉最初是同英国和西班牙共同进行的（见注227、239和247）。 没落帝国（LowerEmpire）——在历史文献上是指拜占庭帝国；现在已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第322、332页。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314]在波兰起义初期，梁格维奇在波兰南部散多梅希省率领起义者的最大的部队，与沙皇军队多次成功地作战。1863年3月11日，梁格维奇在波兹南和加里西亚地主集团以及保守的地主资产阶级“白党”的领导上层的发起和支持下，宣布自己为独裁者。依靠幕后的阴谋而确立的这种专政，同小贵族小资产阶级“红党”的中央民族委员会（起临时国民政府的作用）所体现的对起义实行的革命领导相对抗。然而3月19日，梁格维奇在沙皇军队优势兵力的逼迫下抛弃自己的部队，逃往奥地利；他在那里被扣留；他的部队瓦解了。——第331页。 [315]马克思所引的是普鲁士内务大臣罗霍夫1838年1月15日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中的话，该城居民对七个怀有反对派情绪的教授被赶出汉诺威议会一事表示不满。罗霍夫写道：“忠良的臣民要对自己的国王和君主表现出应有的服从，但是不应当在自己的有限理智的范围内试图干预国君的事务。”——第331页。 [316]看来，是指西华德呈交华盛顿国会的外交公文。关于这件事，详见马克思《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51—453页）。——第331页。 [317]暗指帕麦斯顿政府对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所采取的叛卖政策。英国官方集团在1863年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当时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情波兰人民，—方面却声明不给波兰起义以任何援助。——第332页。 [318]指的是1863年3月底郎卡郡工业城市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失业纺织工人因饥饿而发生的暴动，暴动与英国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发生棉业危机（见注221）有关。为了镇压失业者当时投入了大批警察以及正规的骑兵和步兵。——第33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当我的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候，我曾给德朗克写过一封信。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回了信，说他出门了一次。昨天他突然来到我这里，今天又见了一面，现在他已经走了。 他说（他主动地），他愿意帮我弄一笔巨款，以便我能够安静地工作一年。后来谈到了你。我对他说（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详细情节告诉他），你帮了很多忙，而且在今后几个月你早就被榨干了。他还是重复说：讲的不是几个月，而是一两年。他要亲自和你联系。 这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可信或者只是吹牛，你自己最能判断。 顺便谈谈。我的“肝脏”肿得厉害，并且在咳嗽时有些刺痛；在压它的时候也不太舒服。请问一下龚佩尔特有什么家用药品。如果我到艾伦那里去看，那他就会给我治一个疗程，而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这样治疗，更不用说其他原因了。 在这次波兰事件中，我最担心的是波拿巴这只猪猡会找一个借口向莱茵推进，以此来摆脱他的非常难堪的处境。 关于1813年拿破仑在俄国垮台以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公正大王的行径，请寄给我（因为你手边有这方面较多的材料）一些摘录（确切的）。这我要用来进攻腐朽的霍亨索伦王室。 关于第二卷是否已经付印[25]，我没有向德朗克作明确的回答。 祝好。 你的卡·马· 刚才我从《泰晤士报》增刊上看到，普鲁士众议院终于做了一点好事。[313]我们很快就会有革命了。 注释：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313]在1863年2月18日普鲁士众议院的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普、俄之间签订的反对波兰起义者的协定（见注304）的问题。众议院的自由派多数对协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通过了谴责普鲁士政府干涉波兰事务的决议。——第33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2月21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2月21日左右) 伦敦 [1863年2月2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将把宣言的历史部分寄给你——非常简短，但是其中也许有一半是原来该由你写的，这就只好由你自己去整理了。 至于小册子，我想把材料作如下的安排：（1）俄国对西方和南方的军事地位，在三次瓜分波兰[311]以前；（2）同上，在三次瓜分波兰以后；（3）同上，在1814年以后；（4）波兰恢复后俄国和德国的地位。（这里需要讲一讲普属波兰、语言的疆界以及关于杂居人口的统计资料。）全书至多三四个印张。书名是：《德国与波兰。因1863年波兰起义所作的军事政治考察》[312]。而你在这段时间内需要重看一下你的札记，把一切准备好，只要一收到宣言，马上就把它们插到有关的地方去，或者作为补充加进去，并在需要的地方加以引用。如果你对此还有什么意见，请尽快来信，以便我能加以考虑。 你的弗·恩· 注释： [311]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对波兰（波兰贵族共和国）进行了三次瓜分。这三次瓜分是这些国家对波兰贵族共和国实行侵略政策的结果，也是镇压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瓜分的结果俄国得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鲁士得到了波兰本土的大部分（滨海、大波兰区、马索维亚的一部及华沙等），奥地利得到了乌克兰西部和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及卢布林和克拉科夫。经过第三次瓜分，波兰已经不再成为独立国家。——第328页。 [312]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联系波兰1863—1864年民族解放起义来阐述自己对波兰问题的观点。小册子预定的书名在信中提到了。在小册子中，马克思想由自己来阐明问题的政治历史方面，而由恩格斯来阐明问题的军事方面。在1863年2—5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小册子搜集材料，从报上以及从有关波兰、普鲁士和俄国的历史文献中作大量的摘录。马克思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拟定了几种写小册子的比较成熟的草稿，其中详细地探讨了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的侵略意图，以及霍亨索伦王朝上升的历史。但是这一著作的写作和出版计划没有能够实现。——第32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想，关于波兰的事情，最好照下面那样来办： 给庸人，就是说用协会的名义写的宣言，至多占一印张，军事部分和政治部分都算在内。因此，你先写。我就照你的样写。由协会去印。[310] 但是同时，要是我们能在小册子里面把这个问题阐述得详细些，那就更好，如果这样，你就要自己根据材料确定印张的多少。外交部分，我随时准备写好，它将只是作为一点补充。至于出版者，你一告诉我多少印张，我就立即写信去汉诺威。 顺便提一下。请把给布赫尔的委托书寄给我，以便同敦克尔交涉关于《波河与莱茵河》［注：：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的事。 你的卡·马· 注释： [310]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马克思于1863年10月底受该协会委托，写了《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第32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关于波兰，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注：：见本卷第323页。——编者注］大约两个星期以来，我脑子里就在转念头要写一本小册子。不过象你提议的那样办好些，因为同时把外交部分加进去，就会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将共同合作来搞这东西。 全篇要多少印张，据你看，我应担当多少？写作计划或多或少取决于这一点。由谁来印？你的那部分打算在什么时候付印？ 关于机器，这几天就写。 你的弗·恩·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2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很久没有给你去信，请原谅。我的心境原来十分沉重，这种状况毕竟是应该摆脱的。我试着学斯拉夫语，但孤独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决心强制自己去作消遣。这很有效，现在我又是老样子了。 波兰人真行。如果他们能支持到3月15日，那整个俄国就要动起来了。[306]起初我非常担心事情不顺利。但是现在看来，胜利的把握多于失败的可能。不应忘记，年青的波兰流亡者有他们自己的军事著作，其中一切问题都是从波兰的特殊条件的角度来研究的，而且其中在波兰打游击战的思想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讨论得非常深入。[307]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到现在为止唯有华沙的犹太人弗兰科夫斯基和普鲁士的尉官梁格维奇是有名的领袖。俄国老爷们由于动作迟钝，大概已经吃足游击战的苦头。 你有没有发觉，巴枯宁和梅洛斯拉夫斯基彼此指责对方为撒谎者，为了未来的俄波边界而扭打起来？我已经订了《钟声》，希望从中找到这件事的详情。[308]不过要从头掌握语言，还必须好好下一番功夫。 普鲁士人的行径和往常一样，很卑劣。俾斯麦先生明白，如果波兰和俄国都革命化了，那他就要倒霉。不过，普鲁士的干涉不会急于进行。在有必要进行这种干涉以前，俄国人是不会许可这样做的，到有必要的时候，普鲁士人就会留神不向那里推进了。 要是波兰的事情结局不好，那在我们面前显然就会出现数年残酷的反动时期，因为那时信奉正教的沙皇又将成为神圣同盟的首脑，与这个同盟相比较，波拿巴先生在愚蠢的癞蛤蟆［注：：法国庸人。——编者注］眼里将成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的保卫者。拿破仑及其一伙的那些事情，我们早在十年前就说了，可是人们总是不愿相信，而金累克把他道听途说、知道一鳞半爪的东西，拿出一部分公之于众[99]以后，英国整个资产阶级都对布斯特拉巴[309]大骂特骂，真是可笑极了！揭露巴黎宫廷的作品又成了热门货，而汤姆·泰勒先生则在《卫报》上把我们很早以前就更清楚地知道的所有那些关于佐尔姆斯、波拿巴、怀兹、热克尔等人的故事郑重其事地奉献给读者。只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热克尔已经为斯特拉斯堡的阴谋或者布伦的阴谋出了钱；究竟是为哪个阴谋，泰勒不知道。可见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北方佬的国家里情况不大好。的确就象世界史上常有的讽刺，同庸人相比，民主党现在成了主战派，而破了产的蹩脚诗人查·麦凯又大丢其脸。我从纽约的一些私交那里听说，北部继续以前所未闻的规模进行武装。但是，另一方面，士气消沉的征候日益增加，缺乏获胜的能力也日益显著。要有这样一个政党，它的胜利和上台也就是意味着要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且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而它在哪里呢？人民被侮辱了，这就是不幸，幸而媾和目前在实际上没有可能，否则，仅仅为了万能的美元和能够再活下去，他们早已缔结和约了。 曾经参加过里士满附近的战斗、在李的司令部供职的一个同盟军少校，最近对我说，根据李本人给他看的文件，叛乱者方面在这些战斗结束时掉队的士兵不下四万！特别是他怀着很大的敬意评论了联邦军的西线各团；不过在其余方面，他却是一个蠢驴……［注：：此信结尾缺损。——编者注］ 注释： [99]指英国议会议员自由党人金累克1860年7月12日在下院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列举了许多事实揭露法国波拿巴政府的政策的真实意图，这个政府把自己说成是意大利的保卫者。演说中他还谈到，在1859年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见注33）以后，1859年7月在维拉费兰卡举行签订和约的谈判时期，拿破仑第三向奥地利代表提出把伦巴第留给奥地利，以换取一当法国试图侵占莱茵河左岸德国领土时承担保持中立的义务。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73页）。——第79、325页。 [306]看来，恩格斯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寄于希望，是鉴于1861年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所规定的草拟规约的两年期限行将结束，那时农民该最终看清沙皇的“自由”的掠夺性质，看清除此以外他们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自由”。俄国革命的各界人士当中当时都深信，农民群众对1861年改革的不满以及在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刚爆发的起义必将导致普遍的起义，这种起义预料于1863年春天到来。——第324页。 [307]恩格斯指的是波兰青年协会，这个协会是1861年由一部分波兰流亡者——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建立的。在1861年10月，协会为了培养未来波兰起义的军官骨干，在热那亚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学校，后来学校迁到库内奥（意大利）。这个学校的教员们在巴黎起草和发布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和守则，其中包括《起义守则》，这个守则的作者是梅洛斯拉夫斯基。——第324页。 [308]1862年底巴枯宁出版了《华沙中央委员会和俄国军事委员会》（《LecomitécentraldeVarsovieetlecomitémiliairerusse》）。这本小册子除了收入巴枯宁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通讯外，还对梅洛斯拉夫斯基对未来的俄波边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本小册子引起了波兰流亡者的极大注意。梅洛斯拉夫斯基在《给米哈伊尔·巴枯宁先生的最后答复》（《LaDernièreréponseàM．MichelBacounine》）这本小册子中作了反驳。马克思说的大概是这次争论。——第324页。 [30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不来信确实使我感到不安。希望你没有生病。另一方面，希望我没有无意中又使你不快。我在确认收到一百英镑的那封信中向你讲机器等等［注：：见本卷第316—321页。——编者注］，那只是为了让你分分心，使你忘却你那痛苦的遭遇。 波兰事件和普鲁士的干涉[304]，这的确是一种使我们非说话不可的形势。不过不要个人出面，一则是为了不让别人把我们看成大学生布林德[305]的竞争者，再则是为了不堵塞自己去德国的道路。这里的工人协会［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做这件事合适。必须——而且立即——以它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你应当写军事部分，即论德国对复兴波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我写外交部分。 回答吧，老伙计，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疙瘩，那就象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说出来；你要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这样真心地关切你的忧乐，除了 你的摩尔 注释： [304]在1863—1864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普鲁士政府为了防止起义扩及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土地，以及希望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问题上预先获得俄国的支持，表示愿意给沙皇政府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根据俾斯麦的提议，1863年2月8日在俄、普之间签订了关于一致行动对付起义者的协定。——第323、401页。 [305]指布林德的《德国和波兰》（《DeutschlandundPolen》）一文，该文最初刊载在斯图加特的《观察家报》上，后来刊载在1863年4月8日波士顿的《先驱者》报第15号上。——第32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乌尔卡尔特派的各种著作。近来这些好汉们愚蠢到了家。例如，他们关于美国运动的“哲学”[297]就是这样。 我本来会早点写信给你的，可是大约已经有十二天，严禁我阅读、书写任何东西和吸烟。我得了一种类似眼炎的病，加之还有头部神经极其令人讨厌的疼痛。现在我已经好多了，眼下又敢试着写东西了。在害病期间，我完全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幻想，就象快变成瞎子或疯子的人可能常有的那样。 你对波兰事件[298]有什么看法？有一点很明显，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那些天真的幻想和我们在1848年2月前不久欢迎革命纪元的那种近乎幼稚的热忱，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象维尔特等等这样的老同志去世了，有些人离开了或者消沉了，而新生的力量还一直看不见。此外，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愚蠢在革命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坏蛋又是如何善于利用这种愚蠢。不过，对“意大利”和“匈牙利”崇拜的“普鲁士的”民族狂热者已经处于困境。“普鲁士人”不会放弃“亲俄”。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法国首倡作用的“光荣”。墨西哥的冒险是没落帝国[299]滑稽剧的十足典型的收场。 “赫尔岑的”士兵们[300]看来是照常规行动着。但是由此还不能就俄国的群众甚至就俄国军队中的主要群众作出任何结论。我们知道，法国人的“有思想的军队”[301]干了些什么，以及甚至我们自己的莱茵流浪汉于1848年在柏林干了些什么。但是现在你必须密切注意《钟声》，因为赫尔岑一伙现在有机会来证明他们的革命诚意了——至少是在同斯拉夫偏好相容的限度内。 乌尔卡尔特派大概会认定，波兰起义是彼得堡内阁挑起的，是为对付乌尔卡尔特所谋划的入侵高加索而进行的一种“佯动”。 在美国，事情进展慢得出奇。我希望约·胡克能设法挣脱出来。[302] 先来封信谈谈，你现在在曼彻斯特干些什么。大概你感到在那里非常孤单吧。我有体会，当我偶然路过索荷广场一带时，我至今还是心有余悸。[303]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297]看来，马克思是指《美国叛乱的起因和目的》（《OriginandObjectsoftheTreasonintheUnitedStates》）这篇匿名文章的第一部分，该文发表在1863年2月4日《自由新闻》报第11卷第2号第9—12页上。——第321页。 [298]指1863年1月在被沙皇俄国并吞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旨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1863—1864年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危机以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造成的。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城市的劳动群众——手工业者、工人和青年学生；从1863年夏天起，参加起义队伍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农民。领导起义的、由小资产阶级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具有民主性质的土地要求。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和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农民群众就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沙皇政府利用还在1862年就开始的俄国革命运动的低落，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具有保守思想的起义领导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欧列强政府的干涉上，但是西欧列强政府只在外交上作些表示，实际上出卖了起义者。 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不仅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阶段，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欧洲各国最进步的力量都支援了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国际无产阶级抗议沙皇政府残酷压迫波兰，抗议各国政府对此抱旁观态度，这种抗议行动对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起了重要的作用。——第322页。 [299]指1861—1867年法国在墨西哥进行的干涉，干涉最初是同英国和西班牙共同进行的（见注227、239和247）。 没落帝国（LowerEmpire）——在历史文献上是指拜占庭帝国；现在已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第322、332页。 [300]马克思说“赫尔岑的”士兵们，是暗指赫尔岑希望俄国军队跟起义的波兰人一起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活动。——第322页。 [301]“有思想的军队”（《baïonnettesintelligentes》）一语，被认为是法国保皇党将军尚加尔涅的说法。1849年，法国制宪议会主席、资产阶级共和派马拉斯特感到来自波拿巴分子的威胁，请求尚加尔涅派兵保护议会。尚加尔涅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喜欢有思想的军队，也就是说根据政治动机来行动的军队。——第322页。 [302]1863年1月伯恩赛德由于在腊帕哈诺克遭到失败而离开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的职务（见注290），此后胡克被任命为他的后继者。在任命胡克的命令中希望他努力争取胜利。——第323页。 [303]1855年4月6日，马克思的八岁的儿子埃德加尔死于索荷广场的住所里。——第32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一系列的意外事件使我实在不可能在昨天告诉你，附有期票的信已经收到。 我很清楚地理解，你用这种办法给我如此巨大而意想不到的援助，是多么冒险。我简直无法表达对你的感激，虽然在我内心深切地感受到你的友谊是多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不需要再来证明。不过，如果你看到我的孩子们那种欢乐的情景，那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补偿。 现在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尽管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受尽了一切压抑，但是再也没有比担心我们的友谊发生裂痕的忧虑那样使我感到沉重。我向我妻子讲过很多次，由于生活上的琐事和她的极度紧张，我在这样的时刻竟还以我个人的穷困来烦扰你，而不是来安慰你，同这点比起来，所有那些讨厌的事情，对我说来，都算不了什么。结果家庭的和睦严重地遭到破坏，可怜的女人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而她对此本来是完全无辜的；要知道女人总是习惯于要求做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她当然不知道我在给你的信中讲了些什么，但是只要稍微想一下，也能够猜到八九分。女人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甚至那些才智卓绝的也是这样。那天早上，我的妻子为玛丽［注：：玛丽·白恩士。——编者注］和你的损失哭得这样厉害，以致完全忘记了她自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在那一天达到了顶点；到了晚上她又深信，除了我们以外，世上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这样痛苦，如果他家里既没有评价员又没有孩子的话。 在上一封信［注：：见本卷第311—313页。——编者注］中，我曾向你问过走锭精纺机的事。问题是这样：在这种机器发明以前，所谓的纺纱工人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工作的？走锭精纺机我明白，但是它以前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293]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韦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在那里也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属于直观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 你知道，或许还不知道——因为事情本身无关紧要——在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英国的力学家（数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为复杂的工具。但是英国的工艺学家比较注意问题的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他们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德国的蠢驴们在这类小事情上是够伟大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犁是机器，而极其复杂的“珍妮机”[294]等等，既然是用手转动的，那就不是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机器的基本形式，那就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而是开始于英国人称为workingmachine［注：：工作机。——编者注］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开始于譬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开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的被排除，而人的这部分劳动不是单纯的力的使用（譬如踩轮子的踏板），而是同加工、同对所加工的材料的直接作用有关的。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到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到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谁都知道，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来使机械转动。 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到要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却是非常重要的。 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撇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即从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一直到真正的大工业这一时期，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即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水磨是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从小亚细亚传入罗马的。）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性质来说，它本身是以半艺术性的手工业和直接的理论的结合为基础的。例如，卡尔达诺曾写过关于钟表构造的书（并且提出了实际的制法）。十六世纪的德国著作家把钟表制造业叫作“有学问的（非行会的）手工业”；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同譬如大工业中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不同。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在十八世纪把自动机器（特别是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从历史上可以证明，沃康松在这方面的尝试对英国发明家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重要特征。机械动力；由这种动力发动的最初的发动机；传动机构；最后是处理材料的工作机；这一切都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摩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动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的大数学家，只要他们研究应用力学，并把它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就都是从磨谷物的简单的水磨着手的。因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Mühle和mill［注：：磨。——译者注］这一名称，实际上也应用于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的一切机械发动机上。 磨的情况和压力机、机锤、犁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使动力是人力或畜力，但是打、压、磨、粉碎等等实际工作，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人的劳动。所以，这类机械至少从它的起源来看是很古老的，它最早使用了真正的机械动力。因此，它也几乎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存在的唯一的机械。一旦机械应用于自古以来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取得最后成果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应用于如上述工具那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需要人的手对原料加工的地方，而是应用于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只作为简单的力起作用的地方，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如果人们愿意和德国的蠢驴一样，把使用畜力（也就是完全和人的运动一样的随意运动）叫作使用机器，那末，使用这种发动机无论如何要比使用最简单的手工业工具古老得多。 伊戚希把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他被判处四个月徒刑）[295]寄给了我——这是不可避免的。“小伙子，你的英勇应受赞美！”［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9卷。——编者注］首先，这个吹牛家把关于“工人等级”的演说词在瑞士又印成小册子（你有这本东西），用了一个响亮的标题：《工人纲领》[296]。 你知道，这东西无非是把《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口头禅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例如这个家伙把工人阶级叫作“等级”） 看，他在柏林法庭上辩护时竟厚颜无耻地讲了如下的话： “其次，我肯定地说，这本小册子不仅象其他许多著作一样，是一部阐述已经众所周知的成果的科学著作，而且它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科学的发现，是新的科学思想的发展……我在科学的一些极不相同的而且是极其艰难的领域里，为了扩大科学本身的范围，殚思竭虑、夜不成眠，出版了多种内容丰富的著作，也许我象贺雷西一样，有权利说：‘我奋力战斗并不是没有荣誉的’。［注：：贺雷西《颂歌》。——编者注］但是我亲自向你们声明：在我的内容丰富的无论哪一部著作中，从构思来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字，能比这部著作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更严格地符合科学……总之，请把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看一下。它的内容不是别的，而是压缩在四十四页里面的一部历史哲学……这是一千多年以来作为欧洲历史基础的那种客观的合理的思维过程的发展，这是内在精神的发展……” 这不是无耻之尤吗？这家伙显然认为，他是命中注定要继承我们产业的人。这简直是荒唐可笑！ 祝好。 你的卡·马· 你向鲁普斯取来今天的《星报》，看一下该报转载《先驱晨报》的关于《泰晤士报》和德兰恩的信。 注释： [293]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是许多作者的著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括：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时期到十八世纪末工艺学的历史》1807—1811年哥丁根版第1—3卷（J．H．M．Poppe．《GeschichtederTechnologieseitderWiederherstellungderWissenschaftenbisandasEndedesachtzehntenJahrhunderts》．Bd．1—3，Göttingen，1807—1811）；安·尤尔《技术词典》，克腊马尔什和黑伦整理，1843—1844年布拉格版，共三卷。第1卷（A．Ure．《TechnischesWörterbuch》．BearbeitetvonKramarschundHeeren．3vol．，Prag，1843—1844．ErsterBand）；约·贝克曼《论发明史》1782—1805年哥丁根版第1—5卷（J．Beckmann．《BeiträgezurGeschichtederErfindungen》．Bd．Ⅰ—Ⅴ，Göttingen，1782—1805）。——第317页。 [294]“珍妮机”是詹姆斯·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第318页。 [295]指拉萨尔1863年1月16日在柏林刑事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这个辩护词后来印成了小册子，标题是：《科学和工人。在柏林刑事法庭上的辩护词》1863年苏黎世版（《DieWissenschaftunddieArbeiter．EineVertheidigungsredevordemBerlinerCriminalgericht》．Zürich，1863）。下面援引的拉萨尔辩护词中的一段话，见这本小册子的第16—17页。——第320页。 [296]指斐·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3年苏黎世版（F．Lassalle．《Arbeiterprogramm．UeberdenbesonderenZusammenhangdergegenwärtigenGeschichtsperiodemitderIdeedesArbeiterstandes》．Zürich，1863）。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862年出版（见注274）。——第32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1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对你的坦率，我表示感谢。你自己也明白，前次的来信［注：：见本卷第308—310页。——编者注］给我造成了怎样的印象。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样久，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下葬。应该告诉你，这封信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始终在我的脑际盘旋，没法把它忘掉。不过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注：：玛丽·白恩士。——编者注］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 现在谈谈你的事情。今天我去过瓦茨那里，我本来以为他还在伦敦；不过他在伦敦派尔－麦尔2号有一个营业所。但是同他没有谈出什么结果。他的保险社不再向外贷款了。他向我提了另外一个地址。那个人愿意出借，但是要求根据情况，对利息、酬金以及贷款的偿还有加倍或甚至更多倍的保证。遗憾的是，我们提供不出这种保证。我们能找谁帮忙呢？自然可以找龚佩尔特，但是人家未必肯接受。既然我们两人都没有殷实地位，那末无论如何还是会要求我们再找一个人；最后，为这笔借款所需的费用将事先从所借的款子中扣除，结果也就所剩无几了。 我起先想卖出一部分为投机而购进的棉纱，把钱寄给你，而不是退还给欧门（钱是他的）。这无论如何是可行的，因为这件事只有到7月才会发现，而到那时好多事情又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不走运。目前市场呆滞，出售不仅无利可图，而且简直要亏本，在本周内也许根本卖不出去。 我不能随便支钱——欧门会拒绝，而且十之八九会拒绝，所以我不能采取这个办法。向别人，向高利贷者去借，就等于给欧门提供同我撕毁合同的最好借口。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听任你实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那种计划。因此，我找了老希尔，从他那里弄到一张一百英镑的约翰·拉普公司名下的期票，2月28日到期，我背书了你的名字，现在附上。我想这在7月以前不会被发现，这样我们就能喘一口气了。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因为我现在确实会有亏空，但只好铤而走险了。老实对你说，要不是查理（他编制了一个类似最近六个月总平衡表的东西）今天下午对我说，事情比我所能设想的对我更有利，大约有三十到五十英镑余额，那我是不敢走这一步的。在这六个月内，我大约挣了三百三十到三百五十英镑。 而你自己现在也应该明白，自我从1862年6月30日起作了异常的努力之后，我已经完全挤干了，因此在6月30日以前，除非零星小数，你不要再指望从我这方面得到什么帮助。6月30日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只有鬼知道——因为我们现在什么也挣不到，市场不再活跃了。 这张期票同现金一样。弗莱里格拉特会很乐于给你贴现，在流通中几乎没有比这更可靠的证券了。现在偷窃邮件的事很多，而你在商界又谁也不知道，每个人都可以冒充卡尔·马克思博士，所以收到信后，费心立即通知我。 你的弗·恩·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在给你回信以前，我想还是稍微等一等为好。一方面是你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问题。 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然而这决不是出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清晨寄到的）时极其震惊，就象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在我家里呆着房东打发来的评价员[153]，收到了肉商的拒付期票，家里没有煤和食品，小燕妮卧病在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通常只有靠犬儒主义来解救。还特别把我气得要死的是，我妻子还以为我没有完全如实地把真情告诉你。 在这点上，你的信来得恰巧正好，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她很好地知道，我不需要你劝我去找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我在伦敦不能同瓦茨打交道，因为他和他的营业所都在曼彻斯特；在拉萨尔拒付期票以后，我不能再在伦敦开出期票；最后，2月间的二十五英镑既不能帮助我们度过1月份，也不能防止面临的危机。既然在我告诉你我们正处在曼彻斯特工人的境地之后，你还不能够帮助我们，那她就只好领悟到“实在没有办法”了。而我正希望这一点，因为我们至今所处的状况，这样在文火上烤，把脑袋和心都烧光了，而且吞没了宝贵的光阴，去维持对我和孩子们都同样有害的虚假的门面——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自那以后我们度过的三个星期，终于使我妻子同意我早已向她提出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尽管有使人极不愉快的一面，但它不仅是摆脱已经造成的局面的唯一出路，而且要比最近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我们所过的生活好得多，同时，这个建议还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恢复我们的自尊心。 我将写信给所有债主（房东除外），如果他们不让我安静的话，我就用不付期票的办法，在破产法庭上宣告自己是无支付能力的债务人。这当然不涉及房东，他有权得到应该留给他的家具。我的两个大女孩［注：：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将通过肯宁安家找到当家庭教师的职位。琳蘅将在别的一家服务，而我同妻子和小杜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将迁入西蒂区一所模范公寓，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和他的家眷曾经在那里住过。 在下这个决心以前，我当然还曾经写信给德国各式各样的熟人，但是自然毫无结果。无论如何，这样的办法比我们现在所处的而且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境地要好些。我不得不费了不少工夫，讲了许多好话，许了种种假愿，才说服房东和肉商，使他们带着评价员和期票一起离开了我这里。在新的学季里，我没有能力送孩子们去上学了，因为旧账还没有付清，而且除此以外，她们的穿着实在太不体面。 我希望实行上述的计划，至少能不需他人的任何干预重新获得安宁。 最后，还有一件与上面没有关系的事。我在动手写我的书关于机器的一节[292]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始终不明白，走锭精纺机怎样改变了纺纱过程，或者确切些说，既然从前已经采用了蒸汽力，那末现在除了蒸汽力以外，纺纱工人的动力职能表现在哪里？ 如果你能给我说明这一点，我就十分高兴。 顺便提一下。我妻子背着我找鲁普斯要一英镑作为必需的日常开支。他给她寄了两英镑。这使我很不愉快，但事实终究是事实。 你的卡·马· 阿巴伯内尔死了。萨宗诺夫在日内瓦也死了。 注释： [153]评价员是英国的官吏，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150、219、271、312页。 [292]马克思指的是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Ⅴ本中关于机器的论述。马克思在这个手稿的第ⅪⅩ本和第ⅩⅩ本中写下了关于机器的补充材料。在上述几本手稿中的论述，成了后来所写的《资本论》第1卷第13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08—553页）的基础。——第31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1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 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注：：在这封信的草稿上，下面一句话是：“享有你的这种优越性去吧，谁也没有说你没有这种优越性”。——编者注］那就听便吧！ 我的收支情况你是知道的，同时你也知道，我尽一切力量想使你脱出灾难。但是你所说的比较大的一笔钱，我现在没法弄到，这你也是应当清楚的。 现在有三条路可走： （1）贷款社。要弄清楚，我的担保在这里能帮多少忙；我想是微乎其微，因为我不是房主。 （2）人寿保险。约翰·瓦茨是“欧洲人寿保险社”的经理，它的伦敦分社你无论如何可以在姓名地址簿上查到。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妨碍你把你的寿命保险为四百英镑；凭保险单他无疑会付给二百英镑，须知他是以此为生的。如果这不是太吃亏的话，那末这无疑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你应该立即到那里去一趟，把一切条件都弄清楚，马上告诉我。 （3）如果这得不到什么结果，那末我可以在2月间——更早不可能——拼凑二十五英镑左右，此外，我还准备签一张六十英镑的期票，不过肯定要在1863年6月30日以后才能付款，也就是说，肯定要延长到这个期限。这应当以适当方式向我提供担保。不足之数那时你一定要从你荷兰的表舅［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那里榨取出来。 别的路我看没有了。 你打算采取怎样的步骤，就告诉我，我会尽力而为的。 你的弗·恩·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她非常善良、机智，而且又是那样眷恋你。 现在，在我们的圈子里，除了不幸，没有别的，天晓得怎么回事。我也完全弄得头昏脑胀。我打算在法国和德国设法弄一点钱没有成功，而且很明显，靠这十五英镑我只能阻止雪崩几个星期。更不用说，除了肉商和面包商，任何人都不再赊账给我，而且到这星期末连他们也要停止赊欠了——为了学费、为了房租和为了世上的一切，我被逼得喘不过气来。那些得到了几英镑债款的债主，狡猾地把这些钱塞进口袋里，又更使劲地向我逼债。加上孩子们上街没有鞋穿，没有衣服穿。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这种情况，当我去曼彻斯特，并作为一种最后绝望的挣扎派妻子到巴黎去［注：：见本卷第301页。——编者注］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如果我通过贷款社或人寿保险（这我看不出有什么希望；我曾经试图同贷款社商谈，但毫无结果；它要求保人，并且必须先给它看交清房租和捐税的收据，这我办不到）弄不到比较大的一笔钱，那末全部家业就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 在这样的时刻向你谈这些可恶的事情，我真是太自私了。不过这是顺势疗法的一张药方。一种灾祸消散另一种灾祸所引起的悲伤。归根到底，我该怎么办呢？在整个伦敦我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衷肠，而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又得扮演一个沉默的斯多葛派的角色，以便同另一方面来的猛烈爆发保持均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是完全不可能了。我的母亲一身是病，现在反正过得很痛苦，并且也算长寿了……难道她不能代替玛丽吗？你看，“文明人”在某种情况压迫下竟会产生多么奇怪的想法。 祝好。 你的卡·马· 你现在打算怎样安排你的生活？这对你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因为你在玛丽那里有个家，在那里你感到很自在，而且在那里只要你愿意，总是可以避开人世间的一切肮脏事。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注：：原稿为：“1862年”。——编者注］1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玛丽［注：：玛丽·白恩士。——编者注］去世了。昨天晚上她很早就去睡了，当莉希［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在夜间十二点不到准备上床的时候，她已经死了。非常突然：不是心脏病就是脑溢血。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星期一晚上她还是好好的。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 你的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