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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1939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 （节录） 1939年4月《世界见闻》，第19卷，第24期，第473页，1939年4月29日 〔在苏共1939年3月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曼努伊尔斯基，以苏联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首席代表身分作报告时，批评了人民阵线策略的运用。这些策略引出机会主义倾向，“把所谓民主国家的作用理想化的倾向，从而忽略了他们的帝国主义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对于事态的突然转变准备不足，也还没有掌握紧张的国际局势所决定的斗争形式。”假使第二国际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统一建议，西班牙共和国本来可以得救（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批代表于1939年3月离开了西班牙），而这也会防止奥地利的占领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也会使慕尼黑事件不可能出现，并且在阿比西尼亚打败意大利人，在中国打败日本人。“但是第二国际的投降派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们害怕人民阵线的胜利甚于害怕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战争本来仍可避免，如果孤立了这些投降派，——他们是法西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铲除了他们的影响，如果比侵略者强大得多的民主国家施加了经济压力的话。但是英、法统治阶级全都被“一个想法迷住了心窍，即认为可以利用德国法西斯主义作为反对苏联的反动武力，作为反对国际工人阶级、人民阵线、被奴役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宪兵”。另一方面，美国急于组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积极抵抗。曼努伊尔斯基还报告了，由于日本共产党人的被捕，日本秘密警察偷派特务和密探进入党内的这种活动，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从1934年以来已变动四次。1940年，野坂到延安，在那里指导了对华北日军的心理战，并为日本战俘开办了一所学校。 季米特洛夫，在纪念五一节的文章中说，采用集体安全政策，英国法国本可以击退侵略，但实际上他们却因“竭力打算点燃起罪恶透顶的反苏的反革命战争”在鼓励法西斯胃口。没有他们不愿意干的罪行，“为了跟法西斯侵略者达成协议，为了收买它的殖民地要求，为了把它变成世界反动派的看家狗”。但是，在法西斯军队里，在它们的后方，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充满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这是对侵略者的极大危险。 1939年1月底，德共举行了一次会议（后来有时被列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表面上说在伯尔尼，实际上是在巴黎郊外；会议有约二十五名党员参加，包括科普勒尼希（奥地利）；奥共曾希望与德共合并，但此提议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拒绝。通过的决议号召在德国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它有由全体人民自由地选举出来的人民政府”；决议号召同天主教徒，中央党和基督教工会联合起来去反对希特勒，还号召开展“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托派特务”的运动。4月，德国、奥地利、捷克的共产党发表了联合宣言，反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评论报》采纳了五一宣言中召开共产国际、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联席会议的建议，并在不少文章和呼吁书上宣传。在国际工会联合会于1939年7月在苏黎世召开的会议上，邀请俄国工会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建议，以四十六票对三十七票遭到否决。8月初，多列士和加香写信给第二国际主席，敦促三个国际就战争危险下的行动统一问题磋商。主席回答，他并无理由相信第二国际执委会已经改变了观点。 曼努伊尔斯基指出，共产国际的党员人数（不包括苏共）为一百二十万。这表明自1934年苏共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增加了三十多万；增加之数集中在中国，法国和西班牙。1939年拉丁美洲各党宣布共有党员九万。古巴党的口号是“联合巴蒂斯塔，反对反动派”。巴蒂斯塔，包括共产党在内的集团的总统候选人，“以压倒优势当选。……巴斯塔背后站着工人和农民。”〕 ……以往社会主义这颗明星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光辉灿烂。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各国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斯同志，翻开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完成了苏联无阶级社会的建设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 在记载着社会主义重大胜利的史册里，被奴役、法西斯恐怖、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工人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活生生的证明。他们诅咒自己日前的遭遇，在共产主义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兄弟般的情谊的联合体中，苏联各族人民正在步调一致地建筑巍峨的共产主义大厦，这座大厦阳光灿烂、充满人间幸福与欢乐。 他们伟大的经验象一支嘹亮的号角，召唤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和穷苦人民走列宁和斯大斯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导致劳动人类解放的唯一道路。 无穷无尽的苦难被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身上。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日子带给他们的就是危机、失业、贫困。还带来法西斯压迫者匪帮的愚弄、监狱、集中营。带来法西斯统治者对各国自由、独立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带来法西斯匪徒发动的帝国主义血腥大屠杀。 约有三年之久，西班牙人民英勇抗击侵入他们国土的法西斯强盗。英、法反动资产阶级用“不干涉”这条绞索来扼杀西班牙人民。在第二国际领导集团中投降派的支持下，世界反动势力策划了西班牙人民的失败。它夺走了这个人民的胜利之剑，这个人民用生命捍卫的不仅是本国的独立，还有其他国家的独立。 打倒了牵制法西斯侵略者力量的西班牙人民以后，反动势力的腐朽集团又给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火上加油。它把西班牙变成德、意法西斯主义掠夺计划的前哨基地。它把欧洲各国人民交给法西斯，任其屠杀、蹂躏和掠夺。 在远东，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奴役四亿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象雄狮一般抗击着日本侵略者。他们在后方扰乱敌人。他们围绕日本占领的城镇设置火力封锁线。他们用持久战争消耗敌人。中国人民的忘我的英勇斗争使日本劳动人民也革命化了，并动摇了日军的士气。日本侵略者用闪电战获胜的企图已遭失败，他们又无力签订他们所希望的“和平”。绝望之余，他们朝英国和法国扑去，逼近两国的殖民地。 法西斯主义象一只疯狂的野兽猖獗于全欧；它已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占领了默麦尔，霸占了阿尔巴尼亚。它用绞索套住波兰，它向巴尔干各国挺进，威胁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它偷偷摸摸窥探瑞士、荷兰、比利时。它要求重分殖民地，它还伸手拉丁美洲。 它肆无忌惮，胆大妄为，这全是其他国家反动资产阶级的默许所形成的有利“形势”的结果。它正向小国施加压力，恫吓它们，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大国的反动分子的出卖。由于害怕人民日增的反抗，它疯狂活动，不惜铤而走险。 它派出一伙雇佣的托派间谍和煽动者，这些人，按照法西斯间谍机关的指示，力图从内部破坏劳工组织，使它们在进攻的敌人面前解除武装，把它们完全出卖给法西斯主义。 英、法反动派现在为他们煽动反苏战争的政策付出代价了。不正是他们吗，客客气气地向法西斯主义敞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门，为了使它的挺进指向东方？不正是他们吗，允许法西斯主义掠夺西班牙的矿藏、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黄金储备、捷克的斯科达工厂，又献出罗马尼亚石油、匈牙利小麦，以此加强法西斯侵略者进攻苏维埃国土的战争的力量？不正是他们吗，松开法西斯罪犯的双手，从而使他们易于占领西班牙？ 但是他们召唤出来的妖精，调过头来反对他们了。他们武装的法西斯强盗来对付他们自己了。执行这样的政策他们将自己的人民置于法西斯国家的打击之下了。群众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慕尼黑，远远没能拯救和平，其作用就是加速、方便进一步的法西斯的侵略。群众对于慕尼黑政策，对于在拯救和平这个伪善旗号下把几国卷入战争的人们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人民要求将那些对慕尼黑阴谋应该承担责任的政客们撤职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国人民对于法西斯战争贩子的保证已不再相信，对于帮凶们的声明也不再相信。人民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行动。他们要求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坚定立场。 我们共产党人总是将真相坦白地告诉你们，不管它有多么的严峻。共产党人已向你们指明对付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正确的斗争道路。难道他们没有告诫过，第二国际领导人奉行的政策并不导致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战争吗？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还刚刚向权力迈进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告诉过你们，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无止境让步的政策，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政策，诽谤共产党人的政策，只是铺平劳动人民失败的道路吗？当还易于给法西斯主义致命打击的时候，难道不正是共产党人向第二国际和工会国际提出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吗？难道不正是共产党人坚持事态紧急，必需统一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以防止战争吗？难道不正是共产党人揭露慕尼黑协定为破坏和平和各国安全的阴谋吗？ 是谁已从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渔利？法西斯侵略者。反动资产阶级害怕工人阶级的统一甚于害怕地狱之火，因为他们清楚知道，数百万工人的联合行动会把法西斯主义紧紧夹在老虎钳里，粉碎它的掠夺战争，加速法西斯统治的垮台。 无产者们！不要相信那些人，他们断言制止法西斯战争煽动者实不可能。法西斯罪犯进攻别国，并不是因为他们强大。他们发动战争，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快被政权的内部矛盾勒死了。他们指望战争成为救星，免使法西斯专政遭到临近的政治、经济破产。他们想用围绕着外交、军事“胜利”的喧叫来压制本国人民心中迸发出来的愤怒情绪。但是他们霸占的领土越多，他们的立足之地就破坏得越厉害。处处诉诸暴力，他们就破坏了各国之间已建成的政治、经济关系，因而加剧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混乱和瓦解。法西斯主义越奴役其他国家，它为自身和它的军队创立的后方就越受威胁。在法西斯专政的表面下，空前强大的潜伏的革命进程已在发展中。 但是，法西斯主义不会自行垮台，除非被劳动人民推翻。法西斯主义垮台和资本主义覆灭这一历史性时刻何时到来，取决于劳动人民的战斗决心、勇气和肯作牺牲的程度。 法西斯刽子手永远压不垮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他们正集结力量，奋起抗击征服者。各国人民决不甘心忍受凭借武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法西斯束缚。法西斯主义跟强大的军事敌手的第一次认真较量，就会粉碎法西斯的“联盟国”和“保护国”的腐朽体系。民族革命战争的种子已在法西斯强盗的后方成熟起来，用革命风暴来夺取资本主义城堡的念头已在被压迫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成熟起来。 佛朗哥那恶棍决不会压服自豪的、爱好和平的西班牙人民，他们已经取得了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丰富经验。这个人民赶走过拿破仑。推翻过君主制。摧毁过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法西斯专政。他们必将扫除这位可憎的意大利总督。人民与法西斯主义的决斗尚未结束。西班牙的劳动群众懂得，他们的斗争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日益壮大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法西斯统治者发动的战争也将是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坟墓。西班牙，有了鲜血浸透的土地，将再次成为反法西斯的堡垒。…… 国际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依靠谁人呢？取决于社会主义国际和工会国际。只要它们的领导人愿意，统一明天就能变成事实。国际工人阶级将成为一支能对事态的进展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力量。依靠行动统一工人阶级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强大的人民阵线运动。这即标志法西斯主义的严重挫折，它垮台的开始。 你们希望这样吗，第二国际的工人们？如果希望，那么就去打破你们的领导人对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抵制，并与你们的阶级兄弟，共产党人，一道去加强统一。 共产国际建议第二国际执委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立即就建立反击战争点火人和煽动者的斗争统一战线开始谈判，这表达了各国工人阶级的意志。 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提出一个行动统一纲领——在坚决击退法西斯侵略者的基础上保卫和平，组织集体安全，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抗击反动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的斗争，这些人不顾对本国自由独立的损害，谋求跟法西斯侵略者签订协定。 共产国际建议召开全世界工人组织的会议，以起草具体的行动计划，制订斗争的方式方法，设立单一的机构去协调联合行动。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纪念日的宣言（节录）（1938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纪念日的宣言 （节录） 1938年11月《世界见闻》第18卷，第53期，第1203页，1938年11月5日 〔共产党人报刊对慕尼黑协议的评论，集中在一个论点，即英国和法国所以屈服于侵略者是出于害怕武装的群众，一旦战争爆发，他们走到前台来；达拉第和张伯伦宁取投降而舍胜利，因为要想赢得胜利，就只有同苏联站在一起。季米特洛夫写道，民主国家的政策，决定于“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他们由对欧洲革命、亚洲民族解放的惧怕和对苏联的仇恨所左右。他们“把本国人民的利益献给法西斯主义。他们支持德国法西斯主义，因为他们需要有这么一支欧洲宪兵来扼杀所有反法西斯民主运动”。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反抗国内的反动派，通过援助西班牙和中国，来挫败侵略者。应该举行一次所有工人组织都参加的国际会议。《共产国际》的一篇社论质问第二国际，它在打算干什么，又接着写道：“在为捷克斯洛伐克斗争的困难日子里，共产国际，经过仔细考虑，没有向第二国际直接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因为如果遭到拒绝的话，那将助长阴谋家们反对和平与自由的力量。”然而，季米特洛夫在这份刊物1938年的最后一期上写道：“在慕尼黑以前几个月以及在慕尼黑阴谋出笼前不久，共产国际的代表拜访第二国际主席提议，在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之间建立永久性联系，并立即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法西斯袭击。”他们所有的提议，他说，都遭到拒绝。 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评论，又回到了人民阵线以前使用过的方式。同一期刊这年年底的一篇文章说，国际统一战线不可能形成，“除非社会民主主义的优势影响先行消除”；同一期另一篇文章以斯大林的一句话结尾：“不首先消灭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社论说：“英、法上层反动集团清楚地知道，迫使希特勒退缩本来非常容易。但是他们也知道，希特勒的政治失败将动摇法西斯主义的根基，并引起强有力的反法西斯自由运动的兴起。……对于他们来说，保护阶级利益比保护自己民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切身利益更为重要。……现在越来越清楚，慕尼黑是秘密策划的、事先达成协议的、可耻的阴谋的结果。” 人民阵线政策的垮合，也表现在对和平主义的抨击上。“各国对战争的恐惧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和平主义又为战争贩子火上加油，此事既属荒唐，又令人沮丧。……法西斯主义培植征服战争的思想意识的同时，民主国家中法西斯主义的同谍者努力把怯懦当作哲学来宣。……法国托洛茨基分子……编出“与其死亡，无宁作奴隶”的论调……。这个可鄙的原则，是由盖世太保的代理人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削弱工人阶级。……这跟工人阶级的内在本质是背道而驰的。……自由比和平更为可贵。”“彻底的和平主义者”相信能与匪徒友好相处。和平，他们认为，能由软弱拯救，其论点是，“用压倒的军事优势来阻塞通向法西斯主义之路，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了”。和平主义建议背后的意图是削弱民主国家，以至它们再也无力抵抗侵略，而只得“既无斗争也无条件，就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列宁的话结束：“和平主义和抽象的和平宣传是将工人阶级引入歧途的手段。” 1938年9月，德共中央委员会呼吁所有反对希特勒的团体和政党的合并。维登写道（《共产国际》1938年8月号），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量的改变；它在质上有所不同”；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工人阶级可以组织起来，进行战斗。正是“盖世太保的托派特务”才否认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本质差别。“在过去三年中，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已经证明，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的坚持不懈的捍卫者。”考茨基反对德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假如俄国人与德国、日本缔结协议，那么，各处的共产党人都会变成法西斯分子的副手。”在巴黎，德国人民阵线委员会于1938年秋解散了。〕 今天，苏联人民纪念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的英勇斗争，它的世界历史性胜利的二十一周年。 在苏维埃共和国各族人民正在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满怀信心地奔向共产主义的时刻，资本主义世界却处在不祥的战争狂热的剧痛中。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一场重新瓜分地球的强盗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它已在地球上许多角落里肆虐。在西班牙和中国法西斯屠夫正在干坏事。五亿以上的人民已被卷入血腥毁灭的深渊。战争威胁向新的土地蔓延，卷进新的人民。多少亿人民受到法西斯野兽进攻的威胁。 在法西斯猖獗的这些日子，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这样强烈、深切地感到他们与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如此的血肉相联。各国人民在苏联看到了他们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堡垒，他们多年愿望的体现。他们看到，苏联人民，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抵挡了众多的敌人，已经维护和巩固了独立，已经建设了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深知自身的力量，以坚定、稳当的步伐遵循自己的道路。事业的正义性构成它的伟大性。它的拳头使敌人惧怕，但绝不会不援助朋友。它的斯大林语言是不可侵犯的。它充满信心，展望自己的未来。…… 苏维埃国家决不会将自己的成就和无尽的财富献给任何人。苏维埃国家的疆界不容侵犯。 在苏联的边界上，巍然屹立着世界上最强大的不可征服的军队，社会主义的红军。它在哈森湖给予日本暴徒的教训，提供了应当怎样保卫和平事业的明确榜样。通过肃清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集团，苏联人民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对叛徒、投降者和人民敌人进行斗争。 苏联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期，以其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的坚定不移的忠诚，告诉人们，协议应该如何履行，集体安全应该如何保卫。只有苏联人民支持过、还继续支持西班牙人民抗击掠夺者的残暴和帮凶者的背叛。只有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只有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斯大林式的勇气和毅力，至高无上地维护全世界的自由事业。…… 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以其对社会主义、国际工人阶级、每一次民主运动的生死仇恨，与德、意法西斯主义结成了反革命联盟。慕尼黑协定不仅是给捷克斯洛伐克的打击，它是一个广阔得多的帝国主义阴谋。它是针对英国和法国正在出卖给法西斯掠夺者的那些小国的阴谋。它是针对西班牙共和国的阴谋，他们打算把这个国家的英雄人民置于德、意暴徒奴役之下。它是对法国人民的一个进攻，德、意法西斯主义正把绕在法国人民脖子上的套索拉紧。它是对英国人民的一个进攻，针对他们的战争正由它的宿敌德国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它是对德国人民的背信弃义的打击，对德国劳动人民的刽子手的让步越大，德国劳动人民所受的奴役就越厉害。慕尼黑阴谋是反对人民阵线运动的，矛头是指着国际无产阶级的。慕尼黑阴谋家们的拳头又是指向世界和平的，他们却伪善地走上前来扮演“和平救星”的角色。 英国和法国的反动派所拯救的并不是和平；他们所干的是拯救德国法西斯主义免遭崩溃。他们巩固了希特勒用以进行大战的阵地。 工人们！可不可能维护和平同时也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呢？ 是的，同志们，可能的。 不论是从军事观点还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希特勒德国都还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它还缺乏原料、粮食、财政来源。它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它的军队没有足够数量的训练有素的官兵。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后方对它构成莫大的危险。德国人民并不希望战争。他们极为不满。一旦战争爆发，人民愤怒的浪潮会横扫这伙法西斯冒险分子。 与德国对垒的有一股力量，压倒的优势在这一方。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一支精良军队，并由第一流的要塞体系保护着。英、法舰队已严阵以待，可以封锁德国。苏联采取的行动会掀起一个保卫各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运动。面对这样的力量，德国法西斯主义除了撤退之外，将别无他法。然而，英国资产阶级，它拖着法国追随它的政策，不愿意让欧洲法西斯宪兵遭到这种政治失败。 英国和法国竭尽全力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投降。施加空前的压力，支持德国的讹诈，以站在德国一边相威胁，他们终于成功地使捷克政府接受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强盗性的最后通牒。 慕尼黑阴谋所以出现，是因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已下定决心用一切手段反对同苏联结成国际和平阵线。不管代价多大，他们也不允许出现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强大运动。跟德国法西斯分子事先达成协议，还分配了任务以后，英国反动派借助于英国和法国的虚张声势的军事动员闹剧，组织了对各国人民的一场欺骗。 慕尼黑阴谋所以出现，是因为法国“民主”的伪善鼓吹者宁要怯懦的投降，不要抵抗侵略者的政策；是因为投降派不惜任何代价以假装虔诚地宣扬和平主义者的和平教条，动摇了人民的斗争决心。慕尼黑阴谋所以易于得逞，还由于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由于第二国际领导人的分裂、投降政策，不能够集合力量去挫败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英国反动派的罪恶阴谋。 现在，当千百万人民自问，摆脱慕尼黑阴谋造成的局面出路何在之时，我们共产党人说：投降政策过去没能现在也不能拯救和平。它已经导致战争。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中国）满洲和中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这个政策，这个向法西斯主义让步政策的血染界碑。削弱和平力量，增援法西斯侵略者，这个政策帮助他们发动新的、更富破坏性的战争，把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熊熊大火带到眼前。挽救和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坚决斗争。 不为和平而战的人，阻止不了战争。 为和平而战意味着，在每一个国家里，必须保卫人民的自由不受反动资产阶级的侵犯。正象封建贵族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跟法兰西的敌人共同策划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一样，现在在资本主义腐朽的时代，反动资产阶级，跟德国法西斯主义结盟的反动资产阶级正在本国人民头上挥舞大刀。 为和平的战斗不能成功，除非无情的打击落到背叛自己国家、自己人民的那些人头上。法西斯侵略者，他们已经什么限制都不顾了，无法遏制，除非反对投降派的坚决斗争能在自己国内展开。 各国人民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命运托付给那种跟外国法西斯主义串通一气来反对本国人民的政府。他们也不能把国防和军备托付给这种政府。这些反动政府把枪对准的，正是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和其他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加强和平事业的斗争要取得胜利，其条件是，在受到外来法西斯打击威胁的国家，要撤换代表民族叛卖和耻辱的政府，代以准备击退法西斯侵略者的政府。一个真正的民族救亡政府决不能走上投降这条毁灭道路。它应同投降派和外国法西斯主义代理人作无情斗争。它应无情地粉碎国内反动派的法西斯阴谋。它应清除军队中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法西斯敌人。它应建立工人阶级对国防的真正控制。它应解除法西斯团体的武装，使工人阶级团体成为国防的支柱。它应奉行集体安全的一贯政策，决不畏惧向侵略者施行制裁。在这种准备使用武装力量保卫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政府支持下，坚强的人民阵线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它将迫使法西斯侵略者尊重边界、保持和平。 只有通过各国人民结成的联盟为和平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才有可能挫败战争煽动者的罪恶计划。与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各国武装人民的防御线，必将使法西斯主义无能为力，并加速它的失败和不可避免的毁灭。 在此时刻，法西斯主义已经着手欧洲的重新瓜分，它还在摧残其他民族，使他们化为齑粉，这时，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被奴役民族的解放斗争和遭受外国统治威胁的人民的防卫。民族并不是指掠夺和背叛人民的那帮法西斯分子、反动金融家和工业巨头。民族是指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献身于祖国、珍惜祖国自由、保卫祖国独立的人民。正象在西班牙和中国，那里人民正在武装战斗，还有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受到外来法西斯侵略威胁的国家里也是一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团结、唤起、领导人民，斗争到民族解放的胜利。工人阶级是民族国家的脊柱，是它的自由、尊严、独立的堡垒。 工人们！不要让自己被资产阶级政客对人民阵线的背叛勾当引入歧途。就让那些卖国贼脱离人民阵线运动吧——他们的离开只会对运动有利。你们正面临重大、崇高的任务，就是，不仅加强还要扩大人民的阵线。新的人们，新的人民阶层，他们决不出卖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们将同你们一道进行反对反动的卖国贼的斗争，一道进行拯救人民的斗争。 谁能锻炼这支反法西斯匪帮的广泛阵线呢？只有统一了的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力量。它是世界真正的主人如果它是统一的。 面临法西斯主义的国际阴谋，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已是刻不容缓之事。共产国际一直在为实现这一统一而不懈斗争。它曾多次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提出建议，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全世界千百万工人要求统一。统一也是很多社会民主团体和工会团体希望的。 但是统一并不是第二国际和不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反动领导人所希望的。他们有步骤地破坏反法西斯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组成。正是他们，一面在法西斯面前步步退却，一面推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耻诽谤运动。正是他们，旧情不忘地从法西斯主义臭水坑里纠集盖世太保的托派特务，这些特务被他们用来有恃无恐地在劳工运动中从事破坏活动。正是他们，以其不干涉政策帮助了打算扼杀共和西班牙的刽子手。正是他们，毫不抗议就接受了慕尼黑的最后通牒，还伪善地声称这是和平事业的至上胜利。正是他们，在慕尼黑以后照样继续推行同样的分裂、投降政策，即瓦解工人运动的政策。 没有抗击工人阶级统一的敌人，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坚决的日常斗争，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队伍的紧密团结。现在，仅仅声称自己拥护工人阶级的统一已很不够；现在大家必须勇敢地在局部规模上将它付之立即的行动，就象我们的西班牙兄弟所做的那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此奠定各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统一的基础。 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加强跟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兄弟战斗联盟！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决议（节录）（1938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决议 （节录） 1938年7月《世界见闻》第18卷，第35期，第831页，1938年7月16日 〔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在长征途中公开了，将胜利给了毛。张国焘现在声称，他同毛在1937年的争端起源于他们对待跟国民党联合的不同态度。他说，毛只关心推进和改善共产党地位，而他——张——却奉行根据1937年9月协议的路线实现真正的联合。1937年10月在这个问题上的悬而未决的讨论，最后以莫斯科对毛的领导权的支持而解决。在《共产国际》1938年5月的一篇文章里王明写道，与国民党的合作还没有达到两党所期望的水平。两党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懂得，削弱友党……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因而帮助了敌人”。已经达成协议的两党的关系，“不能建立在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统治或从属的基础上”。有人说合作只是一种手法，随后共产党就会调转枪口反对国民党，对于他们王明写道，中共要同国民党合作不仅是为了对抗日本，也是“为了为伟大中国人民的自由、独立、幸福的未来的战斗”。放弃苏维埃化这个口号，“并不是暂时动议，不是暂时手法或花招；这是中共政策和策略上的重大转折”。这话反映了中共中央1937年12月25日宣言中的论调，那里谈到党准备“在取得胜利后，联合国民党一道建设新中国”。宣言敦促政府吸收其他党派有能力的代表来加强政府的地位，并谴责企图破坏民族团结的“卖国贼、间谍、托派匪徒”。1938年2月，毛声明，中共“今天不是提出加入政府的要求”；但是强些的政府会增强人民的信心。〕 1．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宣布，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衷心赞同，共产国际与中国人民对抗日本侵略者的解放斗争的团结。 2．主席团批准把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他已背叛共产主义和抗日统一战线事业，并卖身投靠中国人民的敌人。主席团确信，张国焘的叛变行为将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所有真诚拥护者中间，遭到彻底谴责和唾弃。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唤起国际无产阶级和所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全体进步人类认识到，伟大的中国人民抗击着野蛮的暴行，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不仅是保卫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而且也是为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自由事业。如果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征服了中国人民，这将意味着法西斯侵略不仅在亚洲、太平洋，也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得到特大的加强和扩张，而中国人民的胜利，将是对所有法西斯侵路者的征服计划的沉重打击。因此，中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抵抗野蛮法西斯主义暴行的普遍斗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直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的所有力量有必要和责任给中国人民的斗争一切可能的支持，同时也要给西班牙人民增加有效的援助。这种国际援助目前尚未充分组织起来；它的内容还远远不适应对中国人民现有的群众同情的规模。这种同情应该化为积极的行动，各项事情应该如此安排，以期达到： 首先，向中国提供政治、道义和物质的支持、援助。 其次，在侵略中国的行为上，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增加各种困难和障碍。 为此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国际无产阶级，向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向一切民主与和平的真诚拥护者发出号召，主要完成下述任务： 甲、以各种方式加强援助中国的国际运动。…… 乙、开展广泛的抗议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强盗进军的运动，可组织集会、示威游行，等等，还可以把人民的义愤引向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受贿的亲日报纸。 丙、组织、扩大抵制日本侵略者的群众制裁（抵制日货运动，工人拒绝卸下日货，拒绝将运往日本的军火和物资装船，等等）。…… 丁、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从各国派遣权威性代表团去中国，以便今后通过他们加强支援中国人民的国际运动。 只要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的民主力量给予中国有力支援，那么毫无疑问，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必将将中国导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彻底胜利，建成自由、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它将成为世界上和平、民主、进步的最重要的堡垒之一。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致敬信（1938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致敬信 1938年7月《世界见闻》第18卷，第36期，第854页，1938年7月23日[1]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7年11月召开会议，提出“根本改变司法惯例”；迪亚斯说，被控有叛卖行为的人，“仍然甚受宽容”。共产党人发行了大量材料，意在证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代表佛朗哥行事。12月12日，司法部长由一位前任次长接替，他的任命得到了共产党的赞同。1938年10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受到审讯；他们被从叛国和同谍指控开释，但因1937年在巴塞罗那的活动妨碍战事而定畢并监禁。〕 代表革命工人阶级的世界政党的百万大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你们以及所有为共和西班牙的自由与独立事业斗争的战士，致以热烈的兄弟问候。 已有两年之久西班牙人民进行着无可比拟的英勇斗争，去反对卖国的将军，反对一心要破坏西班牙民族独立的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西班牙人民以不屈不挠的意志，英雄的气概和决心，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战斗，以期争取自己的自由，争取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他们的国家。 西班牙人民进行的斗争，是为全人类的事业，为和平、为民主、为全世界的进步而进行的斗争。在西班牙的战壕里，正在战斗着的重大的战役，其结果将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 西班牙人民两年的顽强抗击，已经挫败了法西斯战争贩子的掠夺计划，给了他们煽动战火的政策以有力的打击。西班牙人民两年的顽强抗击，极大地增强了其他国家劳动群众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决心，并导致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高潮。 斗争是艰苦的；敌人是残酷野蛮的。西班牙人民面临技术装备上占优势的敌人。同这样的敌人作斗争，需要集中全体西班牙人民的力量。 他们的正义事业胜利的决定性保证在于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在于人民阵线的全面巩固，在于紧密地团结在西班牙共和国合法政府的周围，在于继续加强人民军队，在于动员人民的所有力量，去成功地组织抵抗。 共产国际以深沉的愤怒与憎恶指责那些人，他们在“不干涉”的虚伪幌子下封锁了共和西班牙，无动于衷地看着那个国家及其珍贵文物遭到骇人听闻的破坏，看着大批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遭到屠杀，还以他们的政策助长、煽动这种野蛮行径。 我们谴责英国亲法西斯的保守党集团，和他们在法国反动阵营里的同伙，他们都要对法西斯侵略，对西班牙人民所遭受的可怕灾难和数不清的牺牲承担责任。 西班牙工人阶级以其堪为楷模的魄力所进行的战斗，抗击了法西斯主义的第五纵队，抗击了西班牙事业的叛徒，抗击了鼓吹失败和投降的胆小鬼，博得了整个世界的劳动人民的热情支持。 托派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彻底消灭，是战胜法西斯杀人凶手和文化破坏者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 全世界都亲眼看到，西班牙人民怎样以抗击法西斯主义来捍卫祖国，捍卫自由和独立，民主和进步。 如果法西斯战争贩子在毫不节制的怒气中以增加干涉军兵力的办法来对付西班牙人民的斗争，那么，世界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团体就更有责任联合力量，来显示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来给西班牙人民以全面的支持。民主主义的所有力量都应当把西班牙人民看作也是自己利益的保护者，都有责任务必使他们的队伍紧密地团结起来去帮助西班牙人民。因为，正如斯大林同志在给何塞·迪亚斯的电报中所宣布： “西班牙摆脱法西斯反动分子奴役的这个解放，并不只是西班牙人的私事，而是整个先进的、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 值此英勇斗争两周年之际，共产国际向你们保证，它在竭尽全力以确保世界工人阶级履行他们对西班牙兄弟的义务，以此实现、加速西班牙人民战胜法西斯主义，人类的大祸星。 [1]《世界见闻》于1938年7月2日代替了《国际新闻通讯》；刊物编号不变。——原编者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1938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 （节录） 1938年4月《国际新闻通讯》第18卷，第22期，第481页，1938年4月30日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1938年1月15日—16日会议的报告把共产党描绘成“共和西班牙中最强大的组织”。马德里支部，在同一个月开会，讨论了跟马德里的社会党人的关系，这些人受卡瓦列罗“分裂集团”的影响，拒绝重建两党的联络委员会。2月共产党开展了反对普列托的运动（据说他热切于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在2月27日的讲话中公开抨击了他。普列托在4月5日被解除部长职务，阿尔瓦雷斯·德·巴约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内格林接管了国防部。内格林的（无结果的）斡旋企图对共产党人一律保密。西共与莫斯科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据说俄国人曾要求共产党人退出政府，作为对法国和英国的亲善姿态。埃尔南德斯辞了职，但乌里维仍留在内阁。3月劳工联合总会和全国工人联合会就联合行动达成协议。他们的共同纲领，发表于3月18日，“赞成保持和加强军事委员制度”，其中所有反法西斯力量要有“平等代表权”，拥护银行、运输、重工业的国有化，等等。 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比利时的共产党发表了宣言反对占领奥地利，苏联的报纸写道，占领使战争的危险更加逼近了；这个行动是对张伯伦政策的彻底谴责，这个政策怂恿了纳粹分子，而法国效法了伦敦。一位英国共产党领导人3月在《共产国际》上写的文章中说，要求免去艾登职务的正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仇恨共产主义，仇恨人民阵线，仇恨民主，这些就是张伯伦政策的主要动机。国民政府……想扶植法西斯主义。” 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向莫斯科抗议对布哈林等人的审讯。《国际新闻通讯》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托洛茨基，希特勒，蒙面党[1]，和第二国际勾结一气》。在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关系非常紧张。 1938年春，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执委会解散。在苏联共产党1939年3月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曼努伊尔斯基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情况时说：“波兰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已在共产党内夺取了领导职位。这些恶棍曾力图拖着党去支持皮尔苏茨基的1926年5月的法西斯政变。他们这事失败以后，就假装悔过，作出自我批评的样子，欺骗共产国际，方法就跟当初洛夫斯顿和匈牙利、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警察‘派别分子’一样。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竟让自己受了阶级敌人的欺骗，这是他们的过错。”这次在苏联失踪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中，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两名委员，布龙科夫斯基和连斯基，国际监察委员会两名委员，瓦列茨基和克拉耶夫斯基。从1938年年中开始，共产国际刊物上就不再提起波兰共产党。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流亡者——匈牙利、南斯拉夫、波罗的海各国——此时也在苏联失踪了，其中包括贝拉·库恩和列宁学院很多工作人员。共产国际总部从莫斯科中心搬到了郊外。《苏联大百科全书》（1955年，第二版）中关于波兰的条目，叙述是这样的：“1938年，出于怀疑敌方机关大规模地渗透到党的领导队伍里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暂时解散波兰共产党，后来发现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波兰共产党中央报纸《人民论坛报》发表了一项由苏联、波兰、意大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声明，指出1938年对波兰党的指责毫无根据。 1936年7月，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一次会议同意与不属于该会的不少国家的工会联合会进行谈判，其中包括苏联，受到挪威、法国、西班牙和墨西哥代表支持的关于两个工会国际应该合并的建议，遭到拒绝，理由是红色工会国际除了俄国的工会外，并没真正的存在。实际上红色工会国际在1937年年底就解散了。1937年11月，国际工会联合会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讨论条件。在代表团回来后，问题交由国际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讨论，执委会以四对一票，两票弃权，通过将问题提交在奥斯陆召开的下次国际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会议（它所属的一些组织曾表示，如果俄国工会获准加入，他们就退出），在奥斯陆1938年5月，投票是以十六票对四票，一票弃权，反对接纳俄国工会，并同意不再继续谈判。弗洛林写道：“吸动的资产阶级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向国际工会联盟的发展。而使工人们极为沮丧的是，资本家们的努力再次成功。” 在整整一年里，德共继续开展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入统一战线的运动；缺乏此种统一战线被说成是德国工人为什么会继续容忍法西斯专政的主要原因；其他的原因是，纳粹恐怖和一些工人得到“相当过得去的工资”。1938年9月，中央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一切反对派别联合成“全世界民主力量的独立的、被公认的联盟”。他们应向世界展示“另一个德国”；他们应该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但是战争一旦爆发，他们将在德国国内外进行工作，以求尽可能快地结束战争和希特勒暴政，并按民主路线建立新的德意志共和国。“人民阵线允许加入这个阵线的团体和个人保持原来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1936年4月，多列士邀请天主教徒加入人民阵线，“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兄弟”。宗教信仰并不妨碍合作这个论点。也由白劳德在美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他“将兄弟合作之手伸向广大的民主天主教徒”；他希望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的谈判要立足于“基督教的博爱与慈善，这些我们无宗教人士也都视为社会美德”。他说，许多天主教徒正在参加共产党。“不必发愁会发生冲突，因为共产党人主张和尊重宗教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都追求人间的正义、真实和善意。” 1938年9月，在巴黎附近举行的有二十一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成立了第四国际。纲领和决议都是托洛茨基起草的。自1933年德共垮台和德共政策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赞同以来，托洛茨基和其追随者一直在讨论建立一个新国际是否可取。参加会议的德国人说，斯大林正在修正马克思和列宁，不是用理论家的笔，而是用国家政治部的皮靴。〕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紧张过。人类的四分之一再次被卷入战争。法西斯政府，掠夺、奴役了本国的人民群众之后，又在侵入别人的领土。进攻其他国家，在国外武装掠夺，他们企图以此平息国内劳动人民不断高涨的愤怒情绪。…… 在远东，日本法西斯军人集团为了称霸亚洲，为了控制太平洋，正在进行征服中国人民的战争。文化古城变成废墟，千村万户被付之一炬，成千上万的中国和平居民被日本刽子手枪杀。 但是，四万万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是刽子手们摧毁不了的。越来越紧密地聚集在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人民正在使日本侵略者屡遭严重失败。保卫自身的同时，中国人民使自己的血肉成为亚洲所有民族的活盾牌，激励着所有殖民地人民进行反对他们压迫者的斗争。 在西班牙，成群结队的德、意干涉者在横行。没有力量击破共和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他们卑鄙地把仇恨发泄在西班牙和平居民身上，从空中肆虐，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死亡。已有两年之久，西班牙人民为了独立，以英雄气概与结成联盟的几个法西斯强国——这个联盟得到英国反动的保守党集团的暗中支持——作战。被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抛弃后，西班牙人民顽强地对抗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力量，保卫自己的民主共和国。捍卫本身的自由，他们也就捍卫了整个先进的和进步的人类的事业。 干涉西班牙并不受惩罚，由此壮了胆子以后，德国法西斯主义又去占领奥地利。由于镇压了1934年的工人武装斗争，又由于剥夺劳动人民的基本自由，奥地利统治阶级已为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打好基础。 而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在奥地利站稳脚跟，又在准备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了。跟波兰法西斯主义一起，它又力求占领和瓜分立陶宛。它正伺机扑向巴尔干各国，威胁着他们作为国家的存在和民族的独立。它也威胁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它以一个法西斯包围圈包围法国，打算以突然袭击将它攫取。象一头猛兽，它四出搜索，攫取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以及人力后备，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的战争。 对于法西斯主义这样无耻的横行和屠杀行径，对于他们在世界各地燃起的战火，责任该是谁的呢？责任该由英国保守主义反动集团来承担。当日本军国主义者进攻中国的时候，他们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现在只等着日本耗尽兵力，然后提出瓜分中国的问题。他们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了安排，务必扼杀西班牙人民。他们向德国法西斯主义提供援助，使它有重新武装的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德国是嗜血成性的暴徒，一个“粗臂壮汉”，可以用来反对国际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民主运动。 对于德国侵入奥地利，他们给以祝福。偷偷摸摸地，掩掩盖盖地将它引向东方，去反对苏维埃的国土。 责任也需由法国反动资产阶级承担。投降了德国法西斯主义，他们就帮助给了它力量。就象法国革命时期科布朗的阴谋家们那样，法国反动分子已与德国法西斯主义合谋反对本国人民。这些黑暗势力指示勃鲁姆政府对共和西班牙实行封锁政策。英、法反动分子集团把社会主义国际和工会国际的领导人拖在它的亲法西斯政策后面，这些领导人面对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涉，仍然无所表示。 西班牙人民流血牺牲，受苦受难，中国受到强盗进攻，奥地利被武装占领，这些事情的责任，不仅在法西斯匪徒身上，还要算在容忍、帮助他们的人身上。 工人弟兄们！ 统治阶级是在卑鄙地欺骗你们，当他们说，你们对于扼杀西班牙人民，奴役中国，征服奥地利都要妥协欢迎，因为这是符合维护和平的利益。决不是依靠允许战争挑动者去掠夺、屠杀其他国家人民，战争就可以避免得了的。战争要避免，只能依靠及时地遏制法西斯强盗的坚定政策。 你们完全是在听取无耻谎言，当人家说英国、法国、美国政府“无能为力”去制止国际法西斯强盗行径时。制止这种强盗行径完全在他们的能力以内。但是这要求采纳苏联的建议，即所有关心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挑动者的国家实行联合行动。 他们应该用经济压力的措施来加强行动。让它们取消给予法西斯强盗的贷款，让他们拒绝向法西斯强盗提供战争所必需的原材料，让他们关闭贸易渠道，让它们不要封锁共和西班牙，而要封锁那些进攻它的国家。让他们开放边界，提供西班牙人民自由购买武器的可能性，这就足以保证，法西斯主义要狼狈而逃，象挨了鞭子的野狗。 同志们，万万不要相信那些人，他们断言你们没有可以使用的办法去让政府对侵略者实行斗争政策。工人阶级，充满了斗争觉悟，是中流砥柱。它，也只有它，在使矿井和电厂、田地、工厂、车间的工作继续下去。没有工人阶级，火车不能开动，轮船不能航行，货轮不能装货，没有人能去平息几十万示威者的声音。 但是，无产者弟兄们，要把力量变成行动需要工人阶级的统一。需要的是，在你们组织的司令部中没有背叛行为。需要的是，斗争不被那些充当英国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工党领袖们破坏。如果工人运动的各个单位都能并肩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你们的力量将会成倍地增长。国际上的斗争都联合起来，你们将取得新的、无比的力量。…… 共产国际号召劳动人民要走的斗争道路就是这一条。它曾多次要求社会主义国际和工会国际建立国际的战斗阵线。但是反动的英国领导集团执拗地拒绝了这些号召，因而分裂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用这种分裂政策，他们力图动摇工人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使它在敌人面前解除武装，从而怂恿了法西斯采取更进一步的侵略行动。 与这些领导人配合活动的，有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特务，搞间谍活动的“第四国际”。正是他们，妄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分割苏维埃国土，把它的人民送给法西斯主义去奴役。正是他们的一人在西班牙把阵地向法西斯干涉者打开，并打击共和国军队的后方。正是这些人，遵照日本情报机关的命令，在中国从事策反和间谍活动。正是这些人，到处充当工人运动的破坏者，并且，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利益，和西特林一起从事阻止国际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活动。 这些都是声名狼藉的间谍、破坏分子、凶手，他们被象丹这类人搜罗在卵翼之下，把他们当作继续推行破坏、分裂政策的一面旗帜。粉碎了好战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这些日本—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卑贱的雇佣者，苏联人民为和平事业、为工人阶级统一的事业、为反法西斯斗争的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为了对保卫西班牙人民有利，共产国际以千百万工人的名义，再次向社会主义国际和工会国际提出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建议。 援助共和西班牙和保卫中国，这也就是为反对世界战争，保卫你们的家园，你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抗击法西斯屠夫而战。哪一个国家人民容许扼杀共和西班牙或中国，它也就是以自己的双手，在为自己准备法西斯枷锁，加强自己身上的资本主义奴役的锁链。 你们要要求，对法西斯恶棍们实行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制裁。劳动人民，要跟无产阶级联合力量，结成强大的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国人民联合伟大的苏联人民去建立国际和平阵线，以反对法西斯强盗，反对掠夺战争的点火人！ [1]蒙面党是法国的一个法西斯组织。——译者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二十周年的宣言（节录）（1937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二十周年的宣言 （节录） 1937年11月《国际新闻通讯》，第18卷，第48期，第1145页，1937年11月6日 〔季米特洛夫就此节日写道，这二十年已经表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不清除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对苏联的态度是“历史的分界线，用以区分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战争力量的一方，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方。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对待苏联的态度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更好的标准用以断定谁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朋友，谁是敌人，用以断定谁是民主与和平的支持者，谁是反对者。” 在评论1937年1月的莫斯科审判时《共产国际》写道，审判揭露了“为点燃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反苏的反革命战争的魔鬼机构中最可怕的部分之一”。被告都是按托洛茨基的指示行事的，这个“卖国贼、人民的敌人，他行事都要取得德国、日本的战争纵火者同意”。德国人答应帮助托洛茨基，为了得到乌克兰作酬，日本人为了得到沿海省份作酬；此外，托洛茨基还愿帮助日本准备对美作战。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仅是共产党人的，“而且是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战人士的任务”。共产国际和苏联现在已深孚众望，条件已然具备，“彻底结束托洛茨基匪帮及其在各国的追随者的罪恶活动”。保护他们，等于给法西斯主义帮忙。“难道我们能够只反对战争而不反托洛茨基主义吗？不，不能”。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是“反叛者佛朗哥的臭名昭著的“第五纵队”的先遣队。……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争取共和西班牙的斗争的一部分”。 在西班牙，共产党和不少右翼社会党人召集了一个劳工联合总会中反对卡瓦列罗（它的总书记）的领导人的会议，并成立了一个对立的执委会。茹奥被请来调停。卡瓦列罗辞了职，包括双方代表的新执委会成立。卡瓦列罗的追随者被共产党人指控进行“罪恶的破坏活动”。1937年6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为与社会党联合重开谈判。社会党人拒绝合并，虽然在8月就联合行动达成了一项工作协定。11月20日，加香和多列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与第二国际再次会谈；德·布鲁凯尔和阿德勒25日答复说，第二国际及其各支部一向为西班牙共和国而不停地积极活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联席会议的建议并非昂马斯协议的内容，第二国际愿意考虑专项建议，但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9月，西共呼吁所有党员认清，联合是胜利的基础；共产党一家不能解决西班牙的问题。他们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摩擦，加强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合作；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在军队中担任指挥职位的共产党人。在日本侵入中国本部后，王明写道，日本征服中国、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的计划（在它将注意力转向俄国、英国、美国之前）是受到英国容忍，美国消极鼓励的。日本的进攻只有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才能对付，而统一行动与政治、组织独立并非互不相容的；坚持对国民党和南京的屈从，只会产生困难。必须清除所有日本特务。如果国民党真正决定抗日，“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这些公开的中国人民的可耻叛徒，还被允许按照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在上海、南京、西安和其他地方肆无忌惮地进行可耻的、破坏性的、扰乱人心的间谍活动呢？”中共内部许多人士，王明接着写道，由于从内战到民族战争，从同国民党作战到同它合作，被弄得迷惘起来。他们不懂得既支持孙中山的原则又不失为马列主义者，他们还需要再受教育。许多共产党人“对于大城市中的工人阶级运动一无所知”。1937年10月一次会见记者时（发表在1938年3月《共产国际》），毛泽东指出，由于政府的政策，大片土地论入日本人手中。政府必须改组成为人民阵线政府，形式是民主集中的，政策是革命的。中共所提出的建议“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精神”。[1] 乌布利希写道，在德国，德共仍然保持着宗派态度，未能理解新的形势。“现在需要的是建立德国人民阵线这个勇敢首创精神。”法西斯盅惑宣传有其作用，群众处于消极状态，但是通过“建立和平、自由和进步的民主政权”的斗争，就能推翻希特勒。这个斗争现在障碍重重，不仅由于纳粹恐怖，还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拒绝建立统一战线。1937年7月，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在联合行动中，双方都克制自己不去批评或干涉对方的事务。 季米特洛夫那个有必要让社会民主主义了结的声明，引起法国社会党人的强烈抗议，正在研究法国社会民主党与法共合并的可能性的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了。《人道报》抨击了抗议过莫斯科审判和处决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保护托洛茨基及其党羽，就是充当法西斯主义代理人。法国社会民主党还反对共产党地方组织“在统一的名义下”接管地方所有活动控制权的做法。审判对在德国流亡者中开展人民阵线运动也起了破坏作用；社会主义工人党抗议了国家政治保安部在西班牙的行动，他们就被谴责为“佛朗哥的特务”；明岑堡退出了巴黎委员会，被开除出德共。〕 二十年前，俄国工人和农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农民苏维埃的政权。二十年的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苏联劳动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各国工人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巨大胜利。…… 在针对拼命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民敌人的斗争中，在跟怠工者、破坏者、富农、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间谍和卖国贼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获得了新的胜利。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苏联，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为最先进的工业国，它的工业产量在欧洲占首位，在世界占第二位。越过征途上无数艰难险阻，伟大的斯大林领导苏维埃国土向前迈进，带领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最终的、不可改变的胜利。…… 地球上不断有几百万人民把眼光转向社会主义。他们看到，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的，这个党是由象列宁、斯大林这样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巨人指导的。这个党领导他们取得1917年10月的胜利起义。它把赢得了农民领导权的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周围。苏联劳动人民取得了胜利，因为工人阶级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运用它来镇压反革命阶级的反抗，加强苏维埃国土的防备力量，促成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 可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就不能遵循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领导工人和农民已经走过的同样的胜利道路吗？回想一下，工人们，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刻的日子。千百万劳动人民手里都拿着武器。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德国和奥匈帝国处在革命的阵痛中。可是反动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当时在无产阶级群众团体的领导中有决定性影响，却把工人引向失败之路。他们去给被革命运动的规模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帮了大忙，用暂时改良的手段给运动刹了车。跟资产阶级一道，这些领导人镇压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推行反对工人阶级利益的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运用这个政策他们分裂工人阶级运动，削弱无产阶级和它影响农民及城市劳苦人民的力量。他们使法西斯分子得以肆无忌惮地纠集力量，号召群众在法西斯主义面前退却，最后以向法西斯主义投降告终。 现在，工人们看到了反动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政策把他们领到了什么样的深渊。法西斯专政已在相当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 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以后二十年，人类又一次处于更加可怖的世界帝国主义血浴的前夕。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容忍，法西斯恶棍们已将人类四分之一卷入战争。 只有苏联巍然屹立，象灯塔一样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的人类指明脱离深渊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明星在苏联越是明亮，统治阶级就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人的国土、反对工人阶级运动，反对本国人民对自由的任何要求。但是遍及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却更加坚定地团结在苏联周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将激烈热情之火灌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它增加了他们的斗争自觉性。它给了他们胜利信心。它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把力量汇集到工人的统一战线中来。它告诉他们，除非他们统一力量，工人阶级就不能团结同盟者作为后盾，城乡劳动人民就不能堵死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不能制止战争爆发，不能一次彻底砸烂可诅咒的资本枷锁。 西班牙人民正在共同的战线上英勇作战，不仅打击了法西斯叛乱者，而且打击了那些向共和西班牙猛扑过来的法西斯国家的联盟。被苏联劳动人民的胜利所鼓舞，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正在为建立新型的民主共和国而战，在那里，无产阶级是全国斗争的领导力量，那里，法西斯主义是没有地盘的，那里，法西斯的经济基础已被根除，那里，保护人民权利、自由、利益的物质条件已然建成。 四亿中国人民正在抗击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英勇地保卫自己的国家。将苏联各族人民从外国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榜样，提高了正在逐步建成抗击日本掠夺者的全国统一战线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 依靠强大的人民阵线运动，法国人民正在扩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成果，同时打退了法西斯主义的多次进攻。 人民阵线运动也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着。甚至在凶残的法西斯恐怖统治的德国、意大利、日本诸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也在逐步成熟起来。开展了日益坚决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斗争，工人阶级正走在劳苦大众前头向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前进。…… 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为自由、独立、和平的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人民生死攸关的大事。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个劳动者，没有一个民主主义者，会不去帮助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这个胜利将是自由与和平事业的胜利，是整个前进与进步人类的胜利。摆在一切民主与和平的真诚拥护者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千方百计地去帮助打败在西班牙的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在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了。德、意干涉者和日本掠夺者已将命运孤注一掷。让他们在西班牙和中国的血腥冒险成为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走向灭亡的开端吧。 要记住，劳动人民，法西斯屠杀者能否成功地把人类拖进新的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取决于西班牙和中国的斗争结局。跟着对西班牙和中国的进攻之后，法西斯主义又在准备新的反对各国人民的卑鄙勾当了。威胁笼罩着欧洲各国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比利时、巴尔干各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民。德国法西斯主义正在磨刀霍霍，矛头针对法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和太平洋各国全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法西斯屠杀者正准备从东西两边进攻这个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全体劳动人民的祖国。 你们今天保卫中国和西班牙，就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就是保卫其他民族免遭法西斯进攻，就是保卫你们自己、你们的家园和孩子免遭法西斯掠夺。 工人和劳动人民！不要相信那些伪善者和骗子手，他们告诉你，他们正在使用“不干涉”政策来挽救和平事业。借这个政策之助，他们正在封锁共和的西班牙和中国，支持佛朗哥，援助法西斯侵略者，怂恿他们点燃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去要求所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府，要他们进行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坚决斗争。去要求施加一切必要的压力制止战争煽动者。 加强跟苏联的兄弟联盟，为了保卫至上的和平事业，为了保卫西班牙和中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 要在各国以及国际规模上，将你们的队伍联合成为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不要再让社会民主党的反动领导人破坏国际劳工运动为保卫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而采取的统一行动。 要建立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阵线。把为法西斯主义的卑鄙的、窥探的托派特务从工人阶级的和民主的团体中清除出去。根除这帮卖国贼，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斗争，是各国人民和平事业的斗争不可分割的部分。 [1]参看《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读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8页。——译者
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第二国际执委会双方代表关于援助西班牙的联合声明（1937年6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第二国际执委会双方代表关于援助西班牙的联合声明 1937年6月21日《国际新闻通讯》，第17卷，第27期，第608页，1937年6月26日 〔声明发表后，加香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写道，“意见完全一致”，这标志在行动统一道路上的一大步。第二国际执委会，在6月25—26日开会后，表示完全信任德·布鲁凯尔和阿德勒，信任他们有资格与其它组织谈判。（曾经有人怀疑，这两位官员签署那项声明，是否已越过权限。）6月26日，季米特洛夫将同第二国际及国际工会联合会谈判的指示电示多列士；他要他们注意，所有国际劳工组织迫切需要的是，联合呼吁一切非法西斯国家的政府和议会采取行动去制止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涉，解除封锁，承认西班牙政府的合法权利；还有呼吁国际联盟实施章程，和敦促各国工人支持这些要求。德·布鲁凯尔6月27日的答复声称，第二国际已经要求德、意军队撤退，实施国联章程，并尽其所能争取舆论支持这些措施；它已要求它所属的一切机构都这样做。在昂马斯，第二国际已同意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努力按此路线谋取统一的行动；但在它尚未着手这项需要耐心才能避免摩擦的细致工作之前，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已解释过，为什么联合声明决不可能。第二国际准备按照在昂马斯制定的路线继续下去。多列士答复说，昂马斯声明与季米特洛夫建议并不矛盾；第二国际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双方7月9日在巴黎再次会晤，同意在“可能的地方”采取联合行动。〕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路易·德·布鲁凯尔、书记弗里兹·阿德勒与由马塞尔·加香、捷卡、格罗、达赫累姆和邦特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6月21日晚八时在昂马斯会晤。 按照事先商定，他们就以共同协议的方法和其他任何不致引起不必要摩擦的形式，就如何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开展支持西班牙的活动的最适当的办法，交换了意见。 在西班牙各工人团体发出了呼吁之后，这样的步骤就比以往更加必要了，因为这些团体如此英勇卓绝地与纠集一气的法西斯世界斗争，并正以自己的自由捍卫着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自由。 意见的交换表明，两个国际在西班牙问题上追随的策略是类似的；它们都要求解除封锁，恢复遭到践踏的国际法，实施国际联盟章程。 他们有一致的愿望，一次新的会议应在短期内召开，以便通盘考虑给予西班牙人民物质、道义支持的具体措施。
季米特洛夫就援助西班牙给第二国际主席的电报（1937年6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季米特洛夫就援助西班牙给第二国际主席的电报 1937年6月8日《国际新闻通讯》，第17卷，第25期，第572页，1937年6月12日 〔在好几个场合共产国际执委会向第二国际建议，组织联合行动援助西班牙政府。1936年10月14日，加香和多列士会晤德·布鲁凯尔和阿德勒，提出联合行动；社会党人宁愿平行行动，就个别问题达成协议，这样可以避免由合作产生的困难。“客观上”，《评论报》写道，这是帮助了法西斯主义。1937年4月21日，不少共产党的代表在巴黎会晤，发表了一项行动呼吁书，拟迫使英国、法国政府转变政策。“……如果说，各民主国家允许法西斯侵略者为所欲为，而全体西班牙人民、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都在起来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如果说，在拯救和平的借口下，可怖的战争冒险被允许进行，而战争明天就可能扩展到全世界，那么，这种事情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共产党人提出的国际统一行动已遭第二国际拒绝。把各种力量联合以后，共产党人想把他们的强大和平力量用于对付使他们处于危险境地的被动局面；他们还想要求各民主国家的政府不要帮助民主之敌。”第二国际答复了这些建议，提出保证说它本身正在与国际工会联合会一起采取适当行动。呼吁书也包含了对西班牙托派分子的攻击；3月在巴伦西亚召开的共产党人会议上，迪亚斯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法西斯主义的代理机构，因为它曾建议邀请托洛茨基到加泰罗尼亚来，并扬言反对莫斯科审判。建立三个国际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这个提议，是季米特洛夫6月3日的电报提出的，在他接到一份由西班牙社会党、共产党和劳工联合总会签署的致第二国际、国际工会联合会和共产国际的呼吁书之后。第二国际主席德·布鲁凯尔答复说，第二国际按照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是第二国际主席还是书记，都无权参加季米特洛夫建议的那种委员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德·布鲁凯尔说，在有些情况下联合行动也许可取，但并非到处如此；它可能产生摩擦与不和。他很遗憾建议一再重复，但又说，第二国际随时准备会晤共产国际代表。〕 我们已收到你们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的答复，在那封电报里，我们，根据西班牙各工人组织的呼吁，曾提议，旨在建立保卫西班牙人民的行动统一，组成三个国际的联络委员会。 遗憾的是，你们的电报并未对我们的具体建议给予明确答复。你们提到，第二国际的主席和书记都无权决定建立联络委员会的问题，这在我们看来并无说服力，即使仅仅因为你们可以从你们国际有关当局要求这种权力。 当问题关系到遭受德国和意大利干涉者进攻的西班牙人民的生存和独立时，不能设想，官方权力的缺乏就是决定性的。 也不能同意你们的说法，什么第二国际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既然它继续拒绝联合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去保卫西班牙人民。 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团结运动，现在尚远不充分，主要地因为各国际组织的行动是分散的。不管有多少困难，如果国际的统一行动能够建立起来，这个运动将十倍其力量。正是着眼于这一目标，我们建议组成三个国际的联络委员会。 然而，如果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你们认为我们提出的联络形式不能接受，援助西班牙人民这一共同事业的利益仍然要求你们代表你们那方提出其他可达此目的的具体建议。对我们来说，主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实质。 共产国际，它正在竭尽全力去保证西班牙人民愈快愈好地战胜法西斯叛乱分子和干涉者，随时准备，毫不迟疑地，象以前已说过的那样，讨论你们将提出的任何建议。与西班牙的工人组织一道，我们有权期待你们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上的具体建议。 我们也将认为，为了加速必要的联合行动的实现，在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代表之间作一初步意见交换，是可取的。如蒙你们同意，我们等候会议时间地点的通知。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1937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 （节录） 1937年4月《国际新闻通讯》第17卷第19期，第445页，1937年5月1日 〔在3月初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迪亚斯谈到应该避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试验，这些试验只会造成反法西斯力量中各个部分对立。最需要的是实行强制性国民服务，指挥的统一，和工业的协调。党应努力去创立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要靠在战争中的行动统一来实现。他们的敌人是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以及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为所欲为分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伪装的托洛茨基分子”。“把托洛茨基分子当作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是一个错误。他们是反革命分子的无原则集团，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特务，他们的头子托洛茨基是直接受命于盖世太保的特务。”迪亚斯声称有二十五万名党员，包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敦促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劳工联合总会合并。马蒂在《共产国际》的一篇文章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为所欲为分子”的激进口号，“只会增加欧洲民主国家对西班牙共和国的信心缺乏”。 与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分歧5月初在巴塞罗那发展到了头，4月25日，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报纸发表了对共产党的攻击，于是5月3日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企图从全国工人联合会的部队手里夺取巴塞罗那电话局时，全国工人联合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党一方跟劳工联合总会与共产党一方之间的公开交火爆发了；全国工人联合会的多数领导人都急于推迟争吵到战争结束，于是他们在5月7日促成了停火。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被查禁，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被编入军队。季米特洛夫写道，巴塞罗那“事变”表明了法西斯分子怎样利用托洛茨基分子在人民阵线背后捅上一刀。共产党强烈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党解散和宣布其非法，但是卡瓦列罗拒绝。1937年4月在有几位主要的外国共产党人参加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陶里亚蒂提议，应由内格林取代卡瓦列罗，因卡瓦列罗曾企图削弱军队共产党政治委员的权力。马蒂在《共产国际》上写道，这一年开头所取得的胜利没能向前发展，因为作战部长卡瓦列罗，“做的太少了，有时什么也没有做”，还因为后备人员的动员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党、托洛茨基分子和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阻挠；卡瓦列罗没有为实施动员令做什么，但是却限制了作为军队的“脊柱、心脏、灵魂”的政治委员的权力，还让他们的任命要经他批准。马蒂将卡瓦列罗的态度部分地归咎于第二国际书记阿德勒的影响，他最近到过西班牙。5月15日，在内阁会议上，两名共产党员，又未能使卡瓦列罗同意解散马克思主义统一党，而退出了会议，随同退出的有不少社会党人，包括内格林、阿尔瓦雷斯·德·巴约和普列托。次日，卡瓦列罗辞职；阿萨纳的建立没有共产党人的新政府的打算也遭失败，因为内格林和他的两位社会党同僚告诉他，这意味着苏联援助的结束。内格林当了总理（研究这次内战的历史学家说，“他跟俄国的关系，就象浮士德跟梅菲斯托费利斯的关系”），那两名共产党人留在政府，但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政府任职。6月14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党的四十名领导人以间谍活动和叛国罪被捕，其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国际新闻通讯》上一位作者希望他们“也受到那种判决，就象受命于纳粹德国和日本而阴谋反对苏联的托洛茨基派间谍和破坏分子一样的判决”。宁，马克思主义统一党的领导人被枪决。不久，当时在西班牙最突出的俄国人——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别尔津，斯大谢夫斯基和柯尔佐夫被召回莫斯科，随后在大清洗中消失了。 在11月中旬的西班牙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迪亚斯说，共产党的壮大使一些新党员冲昏了头脑，这个危险在卡瓦列罗政府倒台之后尤为明显，“众所周知，我们党在促使卡瓦列罗政府倒台上起了重大作用。当时有些同志得出错误观念，以为我们党能够成为左右局面的唯一政治因素”。另外一些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应该反对一切其他政党。迪亚斯说，但是不要做出任何碍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合作的事。 人民阵线政策的模棱两可几乎从一开始就已显出。在共产国际期刊1936年底的一篇长文上多列士解释说，法共不得不告诉工人适时结束罢工，“因为党认识到，工人阶级方面更快一些的前进，就将冒与中间阶级脱离的危险，中间阶级已被罢工搞得慌乱不安了”。他还解释说，“法国阵线”的口号，是法共为了吸引那些不愿参加人民阵线的人提出的，在法国社会党中引起了强烈反应；所以，“为了避免论战……我们可以不用‘法国阵线’这一名称”。虽然法共不赞成政府的西班牙政策，它还是投了赞成票，以维持政府。 在巴黎的德国人民阵线委员会上海因里希·曼抱怨德共的“不忠诚”；其他成员也谴责共产党人想要一个“只由德共领导、指挥的”人民阵线。人们强烈反对在西班牙共产党对其对手的迫害，在苏联的逮捕和处决，其中德共政治局四位委员和另外十位中央委员会委员消失了，使得委员会[1]中的合作实际已不可能。 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直接向南京呼吁，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同年8月，中央委员会致书国民党执委会，“建议恢复合作”。季米特洛夫写道，中共应该区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正直的爱国者”，还要“在苏区的政策上”作些能促进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必要改变”。它务必“克服来自宗派分子的阻力”，同时也要打击那些“打算牺牲党和红军的政治、组织独立性的人”。王明解释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含意：它是严格地抗日的，而“不是一般地反帝的统一战线”；有些共产党员认为，中共应该打击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形势已经改变了，因为日本现在威胁的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还有其对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应把一般的反帝斗争与中国的武装抗日的保卫战争混淆起来；急进的词藻家只会在抗日战争中孤立中国人民于直接和间接的同盟者之外。“共产党不应该将国民党和蒋介石与日本掠夺者归于同一范畴。……我们不应把整个国民党和它的军队都看作日本的同盟者和佣工。”要胜利的抵抗，需要利用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对千百万中国人是有影响的，它的许多官员理解“他们不应该同外国人一道攻打中国人民的儿女”；1936年的中共不会重犯1927年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那些错误是“那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它现在已是一个拥有自己军队和根据地的大党；它决不会解散红军，红军将在战线里占据自己的位置。“我们同蒋介石不是私敌”，中共愿意“支持建立全中国人民的统一民主共和国……以拯救祖国”。如果这个政府真是民主的、大众的，苏区愿意加入。王明在结束文章时说，文章所勾画的这一政策，得到了“世界革命的天才和战略家、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旗帜——我们的斯大林”的赞成。 1936年8月10日，毛作出保证，共产党人不会没收土地或工业企业，也不会支持不合理的工资要求。“资本家与工人的共同利益立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今后将体谅其他问题上的不重要的意见分歧"。 中央委员会给国民党执委会的信，日期为1936年8月25日，说道，除非内战结束，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否则国家就要面临一场“不堪设想的大灾难”。“我们坚决表示，苏维埃政府准备参加一个国防政府……红军准备听从统一的抗日军队的指挥。”该信往下就提醒国民党[2]“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那次合作非常成功，所以胆战心惊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在我们中间播下不和的种子”。王明解释了苏区的必要变革，在那里，中共的政策务必要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商人和手工业者依靠自己积蓄所获得的土地就不再征用；私人工商业将受到鼓励以保障人民和军队的供应；税收条例将修订以鼓励工商业；公民权将扩大以符合这一政策，共产党以外的不反对苏区当局的党派将享有民主权利；反对外国的外交、商业、宗教或文化组织的随意行动将不会再出现；除了由于破坏法律外不会逮捕任何人。在《中共的新政策》一文中，同一作者说道，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需要，不仅是由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力量决定的，也是由它们的弱点决定的；单靠自己，他们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大部分中国人口仍然归顺国民党，而不是归顺苏维埃。 向统一战线的进展由所谓的“西安事变”而加速了。“少帅”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被日本人赶出满州后，在西安设立了司令部；张与周恩来谈判停战（周思来是朱德的政治委员），正是为了调查这一情况蒋介石于1936年12月飞往西安；他在11日被张学良扣留。少帅在蒋被捕后给他的最后通牒的八点中，七点已见于中共纲领。苏联报纸谴责了张学良，并把蒋介石被绑架一事归罪于汪精卫和日本人。三方谈判（蒋、张、周）自12月17日延至25日；就停止内战，对日作战，罢免亲日官员，改革政治达成了协议。埃德加·斯诺在《漫记》中写道：“现在看来，共产党人很可能曾经鼓励张学良掏留委长。……〔中国的〕政治局起初打算利用此事作为在西安建立一个全国抗日政府的手段，以此孤立他们国内的头号敌人蒋介石，即使不能使他彻底威信扫地。莫斯科的突然干预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使毛暂时没有一条明确的路线提供给张学良。《真理报》把张说成卖国贼和日本特务的严厉指责，大大地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人同张之间的关系，并且……肯定会影响到少帅独自作出释放委员长的决定。……随着蒋的被释，共产党人实际上很快又被置于蒋的摆布之下……只是由于‘凑巧的’日本向中国的大举进攻，他们才摆脱了可危的处境，此事使蒋别无他择，只有将他所有的任何围剿计划都束之高阁。”斯诺推测，毛曾计划对蒋的公开审判，对莫斯科的释蒋命令极为愤慨。据说斯大林给毛的电报曾威胁说，除非中共运用它的影响释蒋，否则莫斯科会谴责他们为“匪徒”，与他们绝交。据说周恩来曾经说过：“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决定。”[3] 《评论报》年底的一篇文章报道了蒋被捕的消息。文章说，张学良和他的将领们的叛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只对日本有利。南京政府现在正转向抗日，而这次政变只能分裂抗日阵线。王明在《共产国际》（1937年4月）上写道，在西安，“中共采取的立场，完全是由于它对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真诚愿望决定的”。十八个月以后在《共产国际》（1938年7月陈究〔注：译音。〕的一篇文章）作的进一步解释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他们的托派代理人，煽动心怀不满同情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起来公开地对抗国民党政府。他们布置了蒋介石的被捉并且打算杀死他。与此同时，他们又劝告国民党政府讨伐拒绝服从中央政府的西安驻军。在中国燃起内战之火后，日本人就可以轻取华北，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中共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它运用全部力量和威望谋求和平地解决冲突。……托派匪徒们遭到了失败。”官方的中共历史记载如下：“张，在同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抗日结成联盟后，逮捕了蒋，其目的是迫使他停止反共战争，这种战争对于国家是致命的。中共认为和平解决事变是必要的，因此蒋得以获释，内战停了下来。” 西安事变后，中共同国民党之间的谈判继续进行，但无何进展。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作为统一的代价，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更改苏区与红军之名并将军队置于南京控制之下，在苏区建立民主政府体系，停止没收土地。国民党执委会，在2月的第三周召开会议后，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解散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停止共产党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王明说，这个全是帮日本人的忙；国民党“消除赤色威胁”的企图只会削弱中国。“超过这些〔2月10日建议的〕界限，只会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害。因此不仅共产党人无权超越这些限度，诚实的国民党爱国者也无权如此要求。”他回答了那些提出“抗日斗争结束后共产党人就会调转武器进攻国民党”的批评者：“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愿在抗日斗争期间与国民党合作，还准备与所有诚实的国民党员——孙中山的真实信徒——一起，将来也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谋求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未来而战斗。” 中共于1937年3月15日同意了国民党的条件，于是对苏区的封锁解除。（在4月召开的共产主义青年大会上，蒋被与毛一同选入主席团。）蒋与周6月在牯岭就合作条件会晤。谈判因中国本土上日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加速，达成的协议于9月22日发表。协议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9月10日，红军拥有九至十万人，编入国民党军队为第八路军。22日，中共正式解散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就协议发表的声明说，孙中山先生的三项原则完全适用于目前形势，共产党将致力于其实现。“一切旨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和中国的苏维埃化运动都被抛弃；强行没收地主财产的政策也不再继续。……为了在全国统一政府权力，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建立地方民主自治政府。”9月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报纸上的一篇文章（1938年初转载于《共产国际》）写道，“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4]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孙中山的三项原则和中央委员会1937年8月的建议。认为这些互不相容，那是采取了“形式主义”的立场。反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致，苏维埃与民权主义一致，而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5]。〕 今年，五一节，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节日，是以西班牙人民正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为标志的。 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并未正式宣战就对西班牙人民和他们的民主共和国发起进攻。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匪帮践踏西班牙土地，毁灭城市和乡村，屠杀妇女和儿童，使整个国家遍洒西班牙人民优秀儿女的鲜血。一件罪恶勾当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进行，还得到英国保守党人的支持，和法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纵容。 西班牙人民正在胜利地反击法西斯分子的进攻。他们不仅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而且为了世界所有民族的自由同德国、意大利干涉者奋战。马德里正在成为传奇；它已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战场。援助战斗的西班牙人民的旗帜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间高高飘扬。但在西班牙击败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尚待争取。各国必须有千百万更多的人更紧密地团结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它的人民和它的共和国周围，这样胜利才能加速取得。 全体工人阶级，不仅共产党人，而且还有社会党工人，都一心一意地同情西班牙人民。他们对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的干涉义愤填膺。跟共产党工人一样，他们反对不干涉闹剧，那实际上偏袒法西斯匪帮。但又是什么在妨碍他们要求一切劳工组织为捍卫西班牙人民采取统一行动呢？难道还不清楚，这种统一行动必将增强战斗的西班牙人民的力量，利于他们夺取胜利吗？为什么他们不要求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导人建立国际的统一行动来保卫西班牙民主呢？为什么他们容忍象西特林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那种人的破坏呢，这些人为资产阶级利益肯于牺牲西班牙自由战士的生命，挫伤工人阶级的斗志？现在，比以往更迫切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和所有无产阶级团体的反对共同敌人的统行动，就是目前时刻的最高要求。 男女工人们！高声抗议背叛西班牙人民事业的行径吧！今年五一节，要团结得象阶级兄弟，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支持西班牙人民阵线！迫使你们的议会和你们的政府支持西班牙人民政府！ 保卫了西班牙人民，你们就针对法西斯主义保卫了自己、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自由。要记住，在马德里周围，在西班牙战场上，法西斯正在点燃引向全球的战火。无法应付正在使他分裂的内部对抗，法西斯主义就在军事冒险和别国人民的奴役上寻求出路。为扫清侵略的道路，德国法西斯主义正密谋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弄垮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打击布尔什维主义的借口下，它到处玩弄阴谋，策划、煽动叛乱，散布反革命的无政府主张。它力求征服小国，为新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和新的战争作准备。它讹诈这些小国的政府，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投降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是投降政策并不能遏止法西斯强盗。战争靠祈祷和念咒避免不了。只有劳动群众的统一和决心才能制止战争。只有团结一切和平力量，紧密地联合与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的德国和意大利的被奴役人民，才能止住法西斯匪徒的恶手。 你们的政府告诉你们，野兽不可激怒，我们都要向它躬身，才能避开毒牙。难道西班牙的例子没有证明相反吗？难道西班牙不会变成第二个满洲吗，假如西班牙人民不曾用群众力量去反抗法西斯分子的暴力？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瓜达拉哈拉的溃败向全世界表明，法西斯政府的力量就在于被他们征服了的人民的软弱。他们可以粉碎软弱无力的抵抗，野蛮地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但是，当准备进行决死斗争的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时，法西斯政权的一切不稳定就暴露无遗了。…… 吃人的法西斯野兽正向殖民地国家扑去，以求以更大的凶残进行帝国主义掠夺。德国法西斯主义越来越贪得无厌地把魔爪伸向殖民地。每位工人、每位正直的民主主义者想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使无防御的阿比西尼亚屈服于绞架、烈火、掠夺、暴力，无不义愤填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不惜以挑衅和卑鄙的手段来践踏伟大的中国人民。现代的吃人生番掠夺、绞杀殖民地人民的野蛮行径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被压迫人民开始认识到，越是俯首贴耳，越要受到野蛮拷打。被奴役者越是卑躬屈膝，奴役者就越发为所欲为。阿比西尼亚人民并未承认失败，他们正再次奋起抗拒奴役者。伟大的中国人民，已从痛苦的经历中学到，对掠夺者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后果是什么，正在锻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民族阵线。殖民世界所有最优秀的人民和最先进的政党和团体都在团结自己的人民来反对外来压迫，抗击帝国主义掠夺者，保卫和平与自由。 殖民强国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殖民地的人民！让五一节成为兄弟友爱和联合斗争的节日，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殖民地人民的无权！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正在遭受可怕的匮乏。世界经济危机已毁掉千百万人民。贪得无厌的富人，百万富翁们，利用危机时机来压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工人的工资少得象乞丐施舍。工厂中的剥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规模失业已成长期现象。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在垄断资本的枷锁下苟延残喘。劳动人民越是退让，资本家阔老就越是厚颜无耻。现在经济复苏阶段已经开始，资本家又忙于捞取巨额利润，而仍旧象危机时期一样让人民群众忍饥挨饿。可是工人们不愿再度退让了。无论什么地方，象在美国和法国，只要工人起来反抗那个造成饥饿和贫困的政权，为自己争取面包、为组织要求自由，他们就能成功地制止资本家的进攻。…… 让五一节示威成为有力的武器，用来加强工人的组织和促成工会统一，这是为面包和工作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让在一年内创立了五百多万会员的统一工会组织的法国工人的榜样，鼓舞你们为国内和国际的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吧。让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的榜样增强全世界工人团结一致的决心吧！要反对为了阶级敌人的利益破坏你们统一的一切人。把法西斯主义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从你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他们是工人阶级团结的死敌，工人阶级运动的分裂者和破坏者，卑鄙的战争煽动者，佛朗哥将军第五纵队的伪装起来的间谍。 苏联的伟大榜样证明，劳动人民能够成功地摆脱剥削者的枷锁！只是由于坚决的和彻底一贯的阶级斗争，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苏联的工人阶级才能取得它的历史性胜利。…… 由于工人阶级专政，真正的民主，体现于斯大林宪法的，正在苏维埃国家的各族人民中间普遍传播。每个苏联公民工作、休息、受教育之权都得到保证。 由于它的强大和它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限忠诚，苏联已成为和平与文明、各族人民自由的强大堡垒。 这就是为什么法西斯战争贩子对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如此震怒。但是，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灯塔，指明了社会主义胜利的真正道路。 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的绊脚石，定要推翻。只有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代之以社会主义，才能永远结束人对人的剥削和战争。 [1]委员会系指巴黎德国人民阵线委员会。——校者 [2]未查到出处，照译。——中译本编者 [3]与斯诺《西行漫记》中的叙述不合。——译者 [4]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3—334页。——译者 [5]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8，339页。——译者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西班牙共产党活动的决议（1936年12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西班牙共产党活动的决议 1936年12月28日《评论报》，第6卷，第1期，第31页，1936（1937）年1月7日 〔一周之前，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就派遣苏联军事专家到西班牙一事给西班牙总理卡瓦列罗的一封信，征求卡瓦列罗对他们和对当时苏联驻西班牙大使罗森堡的意见。该信劝告卡瓦列罗要特别关心农民，要保障城市小资产阶级免遭财产没收以确保他们的中立，要吸收共和党人参加政府“为的是防止西班牙的敌人把西班牙说成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要公开声明，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的财产和合法利益不会受到侵犯，如果他们是不支持佛朗哥的那些国家的公民。苏联武器十月开始运到西班牙。 共产党人被右翼社会党人谴责为破坏政府权威（引用的一个例子是，一位苏联军事顾问拒绝答应一位法国官员拍摄被击落的德国飞机）；又被无政府主义者谴责为保持加泰罗尼亚武器短缺，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在该省有实力。“俄国武器是政治武器，针对的是全国工会联合会、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革命分子。”共产党本身正谋求与社会党合并，后者却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青年组织中共产党人已取得完全控制。共产党坚持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作不懈斗争，它认为这个党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党。《消息报》的通讯员把他们描写成“法西斯主义特务……隐藏在革命口号后面以便执行敌特的使命”。1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被驱逐出加泰罗尼亚省政府，但是保留了他们在巴塞罗那的位置，在那里他们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工会联合会的保护。《共产国际》写道，“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是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弱点。……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到现在还在鼓吹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为当前的实际任务。……不懂得现在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的实质和已经展开的革命的性质，无政府主义者正试图“推动”革命向前……因而有缩小其社会基础的危险。”他们把所有工厂交给工会的建议将危害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疏远支持民主共和国和人民阵线的人们，给西班牙革命以致命的打击。他们妨碍秩序、纪律和法律的建立，反对军事指挥的集中。至于托派分子在西班牙的作用“只不过是莫斯科审讯中已揭发诸事的新证实而已”。那些“法西斯托派分子”曾策划谋杀迪亚斯、伊巴露雨、卡瓦列罗和阿萨纳。 战斗开始后不几天，《评论报》写道，西班牙的斗争不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7月29日，西班牙中央委员会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决心捍卫共和国、民主和民主的自由；当时它宣称拥有党员十一万七千名。12月18日；它发表了一篇宣言，号召征兵和一支集中的有训练的军队，用以取代组织松散和半独立的民兵和部队。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农民应该得到安抚，不得被迫加入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我们常常被指责为牺牲革命利益以求取得战争胜利；这种说法不仅是背信弃义，而且是幼稚。为赢得战争面战斗，与革命的发展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共产党本身克制自己不去攻击其成员之一是苏联的不干涉委员会，一直到10月7日，苏联政府给该委员会照会宣称，如果其他成员破坏协议，苏联也将不受协议约束。《共产国际》上一位不署名的作者在1936年底问道，是否苏联能拒绝参加不干涉委员会。“不能，因为法国，苏联跟它订有互助条约的，坚持此事。”假如苏联拒绝，这就会使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反对苏联，就会导致法西斯国家对西班牙事务的干涉，使用一个伪善借口，说苏联在西班牙挑起内战和输入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很适合法西斯战争贩子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请大家注意西班牙人民的伟大英雄业绩和献身精神，他们，在保卫西班牙共和国、保卫它的权利与自由免遭法西斯野蛮兽行蹂躏的时候，保卫的是和平事业和全体先进和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热烈地祝贺英雄的西班牙人民、他们的人民阵线、他们的共和国军队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深信，西班牙人民，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必将会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战胜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和侵入西班牙领土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干涉者，即世界战争的煽动者。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同意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动员党员和群众与法西斯分子奋战的政策，这些人力图取消议会制，建立法西斯专政；这是保卫和加强民主议会制共和国、人民阵线共和国的政策，这个共和国保障西班牙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摧毁法西斯主义的物质基础，在其中法西斯主义无立足之地，而在那里人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运。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政策旨在以各种方式加强人民阵线，更紧密地融合所有反法西斯的力量，进一步巩固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之间的战斗集体和兄弟关系，因为人民阵线队伍的完全一致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前提。党跟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强兄弟关系的真诚努力，非常重要，而这事现在比较容易，因为全国工会联合会已由最近的行动表明它有能力从最近的事件中引出正确的策略结论；该会已认识到需要建立强大的共和人民军队，已出来赞成前线和后方的革命军事训练，已参加政府工作，并愿意合作以实行在各条战线上一切军事行动的统一集中指挥。西班牙人民最根本利益要求以团结和决心去对付敌人，这些敌人，正力图通过特务、密探、内奸，从内部破坏人民阵线，其手法是破坏相互信任和在组成人民阵线队伍的各党派团体间制造同室操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共产党进行的、人民阵线其他组织支持的反对充当法西斯特务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是正确的，这些人，为了希特勒和佛朗哥将军的利益，正在力图分裂人民阵线，掀起诽谤苏联的宣传，并且使用各种手段各种阴谋和蛊惑诡计去挽救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崩溃。由于托洛茨基分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正在共和部队的后方从事颠覆活动，主席团赞同党的自在完全、彻底摧毁西班牙国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对战胜法西斯主义来说是最根本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西班牙共产党的积极地支持、加强拉戈·卡瓦列罗的共和政府的政策完全正确，这个政府是由人民阵线的各党派各组织的代表组成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党反对工业的即时国有化是正确的；主席团同该党的看法一样，相信国有化应取决于保卫共和国的利益，以抵制人民公敌的破坏和搞垮经济的企图，他们还相信国有化在其业主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叛乱的企业中可以即付施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该党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和西班牙人民其他劳动阶层的紧密联盟的政策；因而它赞同将夺得的法西斯业主的土地转给农民，赞同保护、保障中小产业者的财产所有权和利益，禁止向城乡劳动群众征收的政策。为时过早的农民田产集体化企图，在目前环境下，只能在反法西斯叛乱的战斗中给人民阵线的共同事业制造困难。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完全赞同该党的这一政策，即致力于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更紧密的统一，使之成为西班牙各民族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兄弟般的战斗联盟，以此方式来达到包罗广泛的统一，以指挥共和国所有武装力量，以领导各条战线上的部署和行动，以确保能满足国防需要的经济上最高的生产率，以确保稳定的公共秩序和最迅速地镇压法西斯特务的破坏和挑衅性进攻。 主席团欢迎并全力支持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民主力量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广泛团结运动，并呼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扩展运动成为向西班牙人民提供兄弟帮助的活跃运动。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向英勇的国际旅致以最热烈祝贺，他们是单一的西班牙人民军队中的分队，整个地完全地接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和军队指挥部的命令。国际旅正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各前线英勇奋战，与西班牙人民肩并肩地对抗横蛮法西斯侵略，保卫和平和自由的事业，树立了为西班牙人民阵线事业纪律严明的与无保留的和忠诚不渝的榜样，以他们的行动显示出为民主而战的战士的国际团结的巨大价值，并从而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作了贡献，这个阵线把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团结得象一个人。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希望，鉴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西班牙人民的日增的武装干涉，它同时也威胁着一切民主国家与和平事业，无产阶级的各组织，尤其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各系派的工会、以及各国真正爱好民主的人士，能够采取联合行动来支持西班牙人民。西班牙人民胜利的取得要求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接受共产国际的关于协调各方努力的建议，为的是最实际地组织对西班牙人民的物质、政治、道义支援和最有效地组织反对法西斯干涉西班牙的斗争，这个干涉正在酝酿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九周年的宣言（节录）（1936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九周年的宣言 （节录） 1936年11月《评论报》，第5卷，第49期，第1985页，1936年11月5日 〔似乎并未曾有过共产国际就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的声明。斯大林1936年10月4日给西班牙共产党书记迪亚斯的信被引用在本宣言中。共产国际的确派了它的不少杰出人员到那个国家去（在不同时期，这些人包括铁托、格勒、陶里亚蒂、维达利、柯都维亚、杜克洛），苏联政府派了不少政治、军事、警察顾问。组成于7月19日的新左派共和西班牙政府得到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支持。9月，希拉尔辞去总理职务后，卡瓦列罗同意接管政府，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加入的话；西共中央委员会害怕受累于政府的行动，拒绝了，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卡瓦列罗的条件，于是两名共产党人参加了政府担任教育部长和农业部长。随着10月苏联军援的到达，共产党影响大增；当地共产党人的指挥权由苏联的和共产国际的人员接管了，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力量附有监狱检查官、执法官，在军队委派政治委员，组织国际旅在其他国家的招兵。这些旅的首批部队主要是由在俄国避难的不少国家的共产党人组成。马蒂、哥特瓦尔德、乌布利希、隆哥都在旅司令部中十分杰出。克莱伯和马林诺夫斯基都在俄国军事顾问之列。 西共一再否认它赞成革命政策。“那是绝对错误的”，埃尔南德斯写道，“说目前的工人运动是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我们共产党人就首先拒绝这种设想。我们只被一个恩望打动，就是保卫1931年4月建立起来又在1936年2月复兴了的民主共和国。”迪亚斯说，任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都会缩小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的社会基础，还使国际反动势力易于破坏西班牙的革命运动”。 既进行对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再次抨击又紧跟着在莫斯科对斯大林的敌人与批评者进行大规模的公开审判。1935年底，哥特瓦尔德在《共产国际》中写道：“托洛茨基主义是国际反革命的一个代理机构，就反革命这个字的确切意义说。它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卑鄙、罪恶的敌人。它是反革命的大粪池。……在许多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已经成为警察的直接分队，为他们提供大批特务、内奸、密探去跟革命运动作对。”据《评论报》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中被告人的处决得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工人十分满意的赞同，因为在西班牙也同样有“托洛茨基奸细和凶手在活动”。季米特洛夫就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向苏联政府发出的呼吁书愤怒地写道：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是在为那些人辩护，他们谋划杀害斯大林，他们跟盖世太保勾结，并“养成了烧掉国会的法西斯刽子手的作风与习惯”；审判他们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希特勒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那是一个统一的集团。陶里亚蒂也写了一篇内容相似的文章。他说，第二国际的抗议，意在诋毁苏联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挑拨离间，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获得成功，他们就将失败；社会民主党抗议的目的不外乎加速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计划。《消息报》写道，西特林关于俄国的那本书定会获得戈倍尔的许可证。在每次这种审判之后，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都送贺电到莫斯科，祝贺“法西斯反革命间谍和卖国贼的失败”。比利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受到严厉谴责，因为它同意跟青年社会党人按一个政纲采取统一战线行动，这个政纲包含受迫害的革命者的避难权，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在1936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据说并不是所有的支部都懂得怎样回答第二国际对审判的攻击。 宣言没有提到巴勒斯坦的动乱。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1933年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党要阿拉伯化，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被撤出中央委员会；党纲要求废除鲍尔弗宣言，结束托管，停止犹太人移入，将犹太复国主义者占有的土地（无偿地）分给贫苦农民。1936年4月22日开始的阿拉伯人罢工的公开目标就是终止犹太移民，禁止阿拉伯土地卖给犹太人，建立巴勒斯坦人的政府。这些目标都得到英共赞同，英共声明，犹太人的出路就是参加工人的反战反法西斯主义斗争。7月10日，巴勒斯坦共产党通过了这三项要求。布里奇曼（反帝同盟）在《评论报》上写道，英国政府要对阿、犹紧张负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和睦相处并非难事……如果他们有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关于1937年提出的分治计划，英共说，它对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两者都是罪行；阿拉伯—犹太问题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移民问题只能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解决；分治危险将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团结起来，要求托管结束和英国军队撤出。那时，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将给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九年，是苏联为全人类的和平激烈斗争的一年。法西斯主义到处煽动战火。法西斯侵略者越是在掠夺战争中寻求出路，社会主义国家在保卫和平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就越明显。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日增的蛮横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使苏联一贯的不可动摇的和平政策更加鲜明。在苏联疆界上挺立着不可战胜的红军，铭刻着斯大林印记的军队，苏维埃国家的忠实保卫者，各国和平的真正屏障。今天全世界都看到，苏联是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 旧俄是欧洲的宪兵；苏联各族人民已将国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自由、文明、和平的不可战胜的堡垒。而这个转变是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滑入法西斯主义的时刻实现的。工人们，要记住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失败的严重教训。要记住，苏联人民赢得巨大的历史性的胜利，是因为在他们前头站着布尔什维克的统一、坚决的党，列宁—斯大林的党。这个党一向跟机会主义无情地战斗。党清除了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它已成为法西斯资产阶级的直接助手和代理人。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把苏联人民的绝大多数坚定地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个党给全世界无产者树立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榜样，它由于钢铁意志和对这场斗争的伟大目标的清晰理解而更加增强了。苏联各族人民获得胜利，因为，不管改良主义领导人如何破坏，他们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 你们，各国工人们，务必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经验牢记心头。这些经验给工人一个教训，即苏联无产阶级走过的道路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好保证，即只有无产阶级所有力量的联合，只有劳动人民和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结成的统一战线，才能堵死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对于你们，英勇的西班牙无产者们，这意味着，除非法西斯主义被彻底摧毁，西班牙人民就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不能准备劳动对资本的最后胜利。 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地方，法西斯资产阶级都在推进着向群众进攻，向群众的组织和民主机构的进攻。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击败了本国人民之后，进而进攻其他国家人民。……法西斯主义渴求战争，因为和平就意味着它的衰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经击败毫无防御的阿比西尼亚人民。德国法西斯主义威胁奥地利、但泽、梅梅尔，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和阿尔萨斯—洛林；它正动员其兵力准备突然袭击。得到英国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和法国的懦弱的“民主主义者”的容忍，德国法西斯主义，已武装了剑子手佛朗哥，现在正在摧毁西班牙的人民阵线，然后它就会转向法国。马德里的英勇保卫者正在献出生命来保卫欧洲的民主，来保卫全人类免受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苦…… 西班牙人民必胜。国际无产阶级和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务必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以保证这一胜利。你们务必以比以往更大的精力和决心为实现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民主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的统一行动努力工作；因为这种团结……将把世界的一切民主力量紧紧团结在西班牙人民一边。…… 在群众压力下，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已经宣布了他们愿意支持共和西班牙的意愿。可是，为什么他们拒绝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召集所有劳动组织保卫西班牙人民的大会这个建议呢？这样做，他们不是使得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政府的干涉更加困难了吗？不是使工人们反对用以掩盖法西斯干涉的伪善的“不干涉政策”更加困难了吗？但是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决心，必将战胜这些障碍。随便哪里，保卫西班牙人民的统一战线都在发展壮大。不顾重重禁令，千百万社会民主党工人挺身而出，肩并肩地同他们的阶级兄弟，共产主义的无产者，站在一起拥护西班牙的民主事业。 “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分子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并不是西班牙人的私事，而是全体先进的、进步的人类的共同事业。” 但愿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这些高尚语言，成为遥远国家和天涯海角的行动号令。但愿苏联劳动人民给予西班牙人民的援助在世界各地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团结的榜样。但愿苏联反对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法西斯主义干涉的坚决行动得到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支持，这种支持清楚地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意志。 全世界劳动人民！学习苏联无产阶级的榜样；大力援助西班牙人民。通过反对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罪恶干涉的群众行动，制止向叛乱者输送军火。迫使你们的统治阶级解除对西班牙政府的封锁。对于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践踏其他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他们却从来不加封锁！务使西班牙的统一人民阵线政府获得战胜法西斯叛乱所需的一切物质手段。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1936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 （节录） 1936年4月《评论报》第5卷，第20期，第793页，1936年4月30日 〔季米特洛夫写道（在1936年5月号《共产国际》上），以为即将爆发的战争会首先指向俄国，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在欧洲它将指向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和波兰，在远东它将指向中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没有道理去引用列宁关于1914年的话，然后说所有的政府都罪过相等，国防要求是不允许的；形势已经变化了。苏联之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所以他们急于维护和平。危险可由国际统一战线防止。此事最大的障碍，一位未署名的作者在同一期上写道，来自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里的右翼阻力。 在1936年5月法国选举中，与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一致，法共在第二轮撤回了不少侯选人，结果人民阵线联合获得了381票的多数（共618张选票）。共产党代表权由十名议员增到七十二名；选票由八十万增到一百五十万。中央委员会宣布，“它将忠诚地与政府紧密合作还保证，在人民阵线纲领上“给未来的政府完全、无保留地支持”。法共将不参加政府，因为这会给反动派借口来加紧进攻并吓唬激进党人；政府将会成为“注定无能为力的”少数派政府。 西班牙政治局1935年2月的决议，其内容主要是它希望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的一系列间题。既然社会党已经破产，为什么共产党并没有同社会党左翼改善关系；尽管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搞反革命活动，为什么共产党吸引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不成功；为什么共产党在实现工会统一上没有大些的成功；什么东西妨碍了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民族运动中共产党影响的传播；哪些西班牙政党是法西斯分子；怎样才能证实社会党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究竟哪些是托派那样的叛徒集团扮演的反革命角色，他们怎样才能被暴露。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本图拉说，西共最初不相信工人联盟因为它受社会党人控制；但在1934年10月以后，它与社会党和工会有了接触。党有了进步，但还没能说服群众相信它是工人阶级最好的领导者，也没有学会如何使用“不伤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群众感情”的语言。它的最大弱点是它那统一战线策略的呆板性，在1933年选举中就表现得很突出。与以前的所有言论完全相反，本图拉说：“拉戈·卡瓦列罗背后站着社会党内一切健康和革命的东西”，虽然不幸他仍然未能看到要有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克服社会党右翼的抵抗。“我代表我的党向卡瓦列罗和他的朋友说，我们愿意在建立统一阵线上合作……进而建立单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人农民的政府……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也这样说。” 就将来的合并与劳工联合总会（社会党的工会）的谈判正在进行，同时也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之间进行；1935年底，劳工联合总会允许共产党控制的几个小工会加入，但它们在劳工联合总会的执委会里没有代表。 在西班牙的1936年2月选举中，人民阵线的联合体得到二百七十八个席位。（其中十六席由共产党人占据），这事使它们比组成民族阵线的各右翼政党占多数。人民阵线不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但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选票。西共声称此时有党员三万五千人，但据说与一万人更接近。阿萨纳，作为依靠人民阵线支持的共和党一自由党政府的总理，宣布全部政治犯的大赦，解除了佛朗哥将军（他曾积极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的总参谋长职务。 选举之后的西班牙共产党纲领包括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会将农民争取到工人这边来；用教会财产给贫困者提供资金；满足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的民族要求；建立单一的工会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合并为一个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入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1936年5月召开会议，听取了埃尔南德斯（西共主要报纸的编辑）的汇报，他说，共产党忠实地支持政府，还正为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密切些的关系而努力。他们设法将无组织的工人收入工会，还在作“与社会党合并的全面，认真的准备……这是胜利完成西班牙无产阶级和群众面临的伟大任务的决定性条件”。党曾宣布它反对破坏教堂。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 苏联跟捷克订立的条约在捷共中引起了混乱。1935年11月27日，《红色权利报》敦促共产党议员因为这个条约和对抗法西斯主义保卫共和国的需要投票赞成更大的新军事预算；哥特瓦尔德回答捷克现政府不能被人信任会做这两件事；科佩基把这个以及其他错误归咎于混进了编辑部的“敌人的特务”，于是总编辑被解职。连斯基写道（1936年4月），波共已为皮尔苏茨基的特务渗入。”皮尔苏茨基集团的计划是要从政治上、组织上控制共产党，把它引向民族共产主义立场，在党内形成敌对共产国际的政治潮流，然后在适当时机，如果发生战争，在背后捅上一刀。”这个计划已被挫败，但这些肇事者已造成很大危害；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沃朱奥茨基、札茨基和苏查基；一些皮尔苏茨基特务和间谍已以移民身份进入俄国，“玷污了苏共队伍”（苏查基已在莫斯科被捕，于1932年枪决）。另一方面，“民族情绪上的目空一切宗派态度帮助了人民的敌人很长时期把共产党说成是波兰人民的异已势力”。 德国部队进入莱茵区以后，波立特问道，为什么德国、意大利、日本能够对世界和平造成如此威胁。”我们一点不迟疑地宣称，就是由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它刚执政几天，日本就开进满洲，而美国却阻挽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国民政府还怂愿墨索里尼在非洲冒险；德国使用“国民政府提供的贷款、武器、坦克、飞机和政治支援”正在重新武装；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民政府希望德国武装可以用来反对俄国；工党领导人以反对统一战线间接地帮助希特勒。 德共第四次代表会议（1933年以来的第一次，以后有时被称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举行于1935年10月3日至15日（对外说在布鲁塞尔，实际上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约三十五人，包括皮克、乌布利希、弗洛林和达赫累姆。前两人以德共领导人身份出现，取代了台尔曼的追随者。陶里亚蒂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他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委员会和书记处曾讨论过德国1935年1月的形势，那时，德共政治局中的多数派执行错误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了少数派。德共内部自满情绪太多了；向非法状态的转移代价太高；党失去了大部分老干部；希特勒上台前，德共有二十万党员；“我们现在哪怕还有那数字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也好。”它的主要错误在于低估法西斯主义，未能真正努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建立统一战线，还绕过他们去找布吕宁的支持者。德共的口号应该是废除凡尔赛条约，自愿地而不靠战争统一全体德意志人，取消波兰长廊。皮克说，德共绝不会企图利用统一战线吸收新党员，或以此为机会去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有希特勒的反对者都应加入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口号是“自由、和平、面包”甚至在1933年1月以后，德共还不理解这一点，还拒绝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建议；它本应主要打击纳粹分子，为保卫民主的自由权利而战；它已学习了奥地利和法国经验。他还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34年10月27日谴责德共政策的决议；12月，德共政治局被召来商议，1935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指示德共去联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并努力争取恢复全德工会联合会的工会和组成人民阵线。 弗洛林说，德共策略上的根本错误是把统一战线看作是德共内部队伍的统一；党的领导人对此特别该负责任（奈依曼和雷梅勒再次被挑出来谴责——他们未被邀请与会）。会议通过决议，欢迎第七次大会的新的策略方向，并承担去寻求争取群众的新途径。虽然德共将继续批判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中央委员会将不遗余力去跟社会民主党执委会达成协议。工人阶级应该只有一个政党，但是这个党要能完成职责，只有认识到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和以苏维埃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11月23日，两名德共代表在布拉格会晤了两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但谈判并未获得结果，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争论道，在他们看来，民主是个目的，不是策略手段。 在巴黎，明岑堡采取步骤在德国移民中建立了“人民阵线”；首次集会，在1936年2月2日，有一百一十八人出席，包括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托勒尔、埃米尔·路德维希和莱昂·福伊希特万格；代表德国社会党的是布赖特赛德和格尔兹辛斯基。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有代表参加。会议选出以曼为主席的委员会；德共政治局由布拉格迁往巴黎。 在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5年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走向人民阵线的行动开始于1936年夏天；在那以前它被人说成总向其它团体提出“不必要的要求”。1月它邀请旁的团体在一项要求平等权利、普遍选举、降低税收和发展教育等等的纲领上合作。在印度，国大党据说现在（在《评论报》上杜德和布拉德勒的文章）“已在为民族斗争去联合广大群众力量上完成了伟大任务”；它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最重要的群众组织”，它受到敦促接受共产党的集体加入，象中国国民党二十年代做过的那样。 这次建立人民阵线运动在法国、美国、英国尤为成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为这个运动在美国的一部分，共产党停止了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攻击，还解散了自己的“争取黑人权力斗争联盟”；工会国际也解散了自己的黑人工人国际工会委员会，反帝同盟也逐渐从场面上退下。为了追随苏联对法国防卫政策的赞同，象1935年5月赖伐尔访问莫斯科后发表的两国政府公报中所表示的，法共停止公开支持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1935年7月，“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在巴黎召开；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此事作报告时，戈普纳（苏联）强烈呼吁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共产党工作，知识分子被说成不仅受经济危机之苦，尤其受法西斯主义之害。“我们赢回知识分子的任务特别困难，因为我们向来忽视国家的过去和它的历史形成的独特性。”作为对“国家的过去”的承认的外在表现，当时的《人道报》编辑瓦扬—古久里戴着战争奖章出现在会议上；1935年7月4日纽约《工人日报》并列刊登列宁和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共产党文学期刊《新大众》举办了以“我喜欢美国”为题的最佳文章竞赛；“星条旗”歌也在共产党集会上演奏。“使我们的党成为那些人的党，他们也要同旁人一样生活和欢笑，这仍然是我们面前的任务。”〕 五一节，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检阅的日子，今年应当有力地显示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反对战争贩子、保卫和平上的团结一致。 和平处在万分危急之中。 在西方，和平受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们把部队开进莱茵区，逼近法国边境之后，已经造成法国和比利时的直接战争危险，他们还准备消灭作为独立国家的捷克，吞并奥地利，占领梅梅尔和立陶宛以期在战争中把波兰卷入他那一边，建立进攻苏维埃人的伟大国家的基地。 在东方，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头目正在侵占中国的省一个接着一个，其目的在于征服亚洲各族人民，还要并吞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同时它已准备妥当将为争夺太平洋霸权同美英决一死战，还要直接威胁苏联边界。 这些主要的战争煽动者，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他们相互支持各自的侵略计划，全力出动要把地球上所有国家都拖进一场毁灭性战争中去。 金融资本巨头们正试图依靠建立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好战的分子，即法西斯分子的专政，来挽救资本主义。在法西斯主义通过血腥恐怖已经巩固了政权并把本国劳动人民置于锁链之中的地方，它正拼命地寻求摆脱日益严重的内部困难，寻求在已经开始出现的人民的义愤中拯救自己，办法就是用军事侵略其他国家，对这些国家公开以民族征服相威胁。法西斯统治者随时随刻都可以把全人类推进新的世界大屠杀的无底深渊。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和平的持续是可怕的危险。法西斯主义是和平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征服战争。谁要为和平战斗，谁就必须针对法西斯主义战斗。 城乡劳动人民！所有和平的朋友！堵住走向战争贩子的路，尚未为时过晚。和平仍能挽救，如果世界各处渴望和平的群众立即把他们强大的力量汇集起来为保卫和平、反对法西斯战争贩子而战斗。建立最广泛的群众阵线去保卫和平，是当前国际无产阶级和和平的所有朋友的中心任务。这个任务定能完成。战争的危险固然很大，能够带动起来反对战争的力量也非常之大。 为反对资本主义进攻，反对反动势力和法西斯暴力而战的义愤和决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劳动人民之中不断增长。…… 今天形势已不是1914年那样了。现在决心维护和平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农民和所有劳动人民了，而且还有被压迫国家、独立受到战争威胁的弱小国家。苏联，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坚不可摧的堡垒，是所有为和平战斗的力量的焦点。在现阶段，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关心维护和平。因此，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广泛的战线，包括工人阶级、所有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全部国家。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们能否在不久的将来点燃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火，或者他们的罪恶之手能否被强大的反战阵线的斧头斩断，这就要看这个世界战线出现于世及其能够有效到何程度。 工人们！不要让自己听信那些改良主义领导人和虚伪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正以种种借口，阻止群众参加反对战争危险的独立自主的斗争。不要相信国际联盟采取的措施能够代替群众维护和平的独立自主的斗争。属于国联的只顾自己的帝国主义列强间的不相容的利益冲突，使这个机构极难采取有效措施来反对侵略者。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当意大利法西斯进攻阿比西尼亚人民时对意大利法西斯实行的制裁上。国际联盟对待希特勒法西斯最近挑衅的态度再次表明了这一点。假如国际无产阶级曾经一致行动，使用罢工或其他手段，本来可以不会有一艘船或一列火车进入或离开意大利，意大利法西斯也就无法在阿比西尼亚进行他那腐朽的战争。…… 法国和西班牙的劳动群众给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说明人民阵线怎样能够成功地堵死通往法西斯主义之路。同样地，在国际范围内，保卫和平的阵线务必建立起来，这个阵线定能挫败法西斯分子的战争计划。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缔结的联合行动协议，法国工会的统一，西班牙工会即将实现的统一——所有这些都是消除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中分裂的巨大步骤。但国际劳工运动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前进遭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反动领导人和几个社会民主党连续抵制。克服这一阻力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任务，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自己的任务，而且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五一节，共产国际呼吁，全体工人不分信仰和党派，各社会民主党，工会，合作社，所有工人团体，与共产党和共产党团体，与共产国际联合力量，这样就能共同战斗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和法西斯主义，并且堵死法西斯战争煽动者的道路。不顾一切障碍和困难，无产阶级必须前进，团结一致，下定决心，贯彻执行维护和平的同一个国际政策。 共产国际号召千百万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一切真诚的和平朋友，与无产阶级携手前进。…… 请看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在那里，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和斯大林的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的、不可逆转的胜利。……当法西斯反动分子和暴徒们，由于害怕人民，取消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时，在苏维埃国土上，劳动群众的真正民主正在发扬。苏维埃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稳固、最得民心、最民主的。……苏维埃国土是各族人民的伟大兄弟联盟。受到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爱戴和关怀、使侵略者恐惧的、战无不胜的工农红军，时刻保卫着和平与社会主义。…… 各国的工人和农民！跟随苏联工人走过的道路吧。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法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1936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法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信 （节录） 1936年1月《评论报》第5卷，第4期，第167页。1936年1月23日 〔1934年7月27日，法国社会民主党七名代表和法国共产党五名代表签订了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和捍卫民主自由而行动统一的条约。伯利奥兹写道，“我们党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虽然在4月法共由于顶住了同社会党人进行最高级谈判的压力而受到祝贺）。两党同意在共同行动期间不再相互指责，但在其他各方面则保持完全独立。将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解决争端。《共产国际》在1934年9月写道，社会党领导人本来会同意这份条约，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多方面的让步，即便仅仅为了吓唬资产阶级，“以此准备在对他们党较有利的情况下重新实行阶级合作”。不过条约还是“一个积极因素”。它并不意味组织上的统一，这已规定为“在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的基础上”的统一。法共不受条约的约束，将为其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公开的斗争，它将“努力组织独立的群众行动”。文章进而批评了法国社会党的报刊，这些报刊“声称两党达成的协定表明法共和共产国际已采用新的策略，即与社会党合作的策略。这真实吗？不，这不真实。”改变发生在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感情上，他们看到，在某些国家里资产阶级不是使用社会民主党，而是把它们抛在一旁；在多数国家里，社会民主主义仍在分裂工人阶级，为的是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1934年11月，法共提议与法国社会民主党举行联合会议，此议又在次年3月、5月重申，法共所提政纲包括在一切情况下用一切手段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1935年3月，多列士提出“人民阵线”这词以包括与急进党达成协议；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要取得成功，需要与中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结成联盟。反对法西斯主义行动的政府，将获得共产党的支持，但是参加这个政府“决不可能。决不会有什么参加属于资本主义界限之内的这种政府可言。” 1935年7月建立了一个社会党共产党联合委员会，以讨论统一建议。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会上季米特洛夫说，法共的行动“帮助了我们准备大会决议”），多列士说，法共准备参加人民阵线政府，因为它的当前目标不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主义的垮台。他说，统一战线的全部声誉，都来自法共，法共自1922年以来就急于建立它；现在法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总工会已被迫加入。 两个工会联合会之间的谈判开始于1934年10月；法国总工会提议法国统一总工会可以解散，其成员可参加相应的法国总工会各工会；建议遭到拒绝。讨论到谈判问题时，皮亚特尼茨基在1934年11月号的《共产国际》上写道，不强求一个终于联合的工会联合会隶属于一个政党，这是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在法国统一总工会里，共产党人已把承认法共的领导作为其纲领的一部分，这给了法国统一总工会中的反对派（由尚贝隆和他的二十二人委员会领导）进行工会独立运动的借口。假如当时取消坚持承认共产党领导的要求，本来可以更有效地打击反对派。但是共产党人要继续保持他们的党团。 会谈在1935年1月重开，此法国总工会坚持共产党人的工会党团定要解散，于是会谈再次中断。伯努瓦·弗拉雄去莫斯科讨论党团的问题，6月7日，法国绕一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言论的自由和工会民主权利的使用，并不需要在工会内部建立起作为党团来行动的机构”。谈判于6月27日又恢复，双方同意7月14日联合示威。那天主要的示威队伍由达拉第、勃鲁姆和多列士领导。两个工会联合会于9月24日各自开会，然后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同意合并，按比例代表制成立领导委员会讨论新的联合会的章程和纲领的会议定于1936年1月召开；与此同时，将由一个混合委员会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粗略的会员数是法国总工会八十万，法国绕一总工会三十万。1936年3月，两个工会联合会在图卢兹开联席会，决定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但仍不依附任何政党。同时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和红色工会国际，以促进国际水平上的团结这个共产党建议，以不止二比一的多数被否决了。 在据说代表了将近十万会员的代表大会上，多列士说，法共并不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只有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两支大军，资产阶级大军和社会主义大军”。这是对事物的简单化观点。1936年1月，人民阵线选举纲领——概括成口号“为了强盛、自由、幸福的法国”——发表，于是多列士发表了爱国演说：“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对我们国家的依恋，法国的真正统一——所有这些问题，有的古老，有的还新，都应由中央委员会说明、解释。……我们已勇敢地夺取敌人从我们那里窃去并踏在脚下的东西。我们夺回了马赛曲和三色旗。”〕 国际无产阶级高度评价你们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是你们理所应得的果实，它们来自首创精神，坚持不懈，和为加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为建立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工会统一，为把广大劳动群众团结成一个强大的人民阵线所作的献身斗争的必然结果。 共产国际十分珍视你们所取得的成就，它们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评价尤其要高的是因为它们给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个实际例证，说明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成功地打击法西斯主义，是可能的。 毫无疑义，你们的影响正在扩大，你们与劳动人民的联系已经加强，多少万新战士正源源进入共产党，英雄的法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但是，估量自己的成就时，你们很正确，不仅回顾过去，沿着走过的道路，而且也前瞻有待你们去做的巨大工作。你们拒绝由于已经取得的胜利而怀抱幻想，你们小心地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你们清醒地认识，法国无产阶级需要一个更坚强、更有力的党做领导，所以你们是按真正革命者的方式行事，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 在目前时刻，法国共产党在国际劳工运动中处于负责地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动势力和战争的斗争，争取面包、和平、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重要部分之一。…… 我们毫不怀疑，你们代表大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决议，必不辜负群众的期待和希望，必将帮助建立工人阶级的彻底团结，必将为战胜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作出贡献。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第二国际执委会采取的态度的声明（节录）（1935年1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第二国际执委会采取的态度的声明 （节录） 1935年11月5日《评论报》，第4卷，第63期，第2523页，1935年11月7日 〔两封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10月12日得到第二国际考虑。来自英国、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丹麦的五个党的反对；建议被一致拒绝，一票弃权；各个党被提醒，他们可以自由作出自己的决定；第二国际跟国际工会联合会一道，本已制订了自己的关于战争的计划。哥特瓦尔德写道，这“将鼓励一切法西斯战争贩子开始血腥冒险”。他表示惊讶，共产党人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竟然受到怀疑。多列士，在一篇谈论谈判建议的文章中，称第二国际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志”。法共政治局于1935年10月3日举行会议，“表示赞许国际联盟引用章程去反对意大利"。它说，和平可以拯救，只要法国、英国和俄国共同努。 在战争开始之前，拉狄克曾写道，法国人不会反对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因为他们希望争取意大利作为反德国的同盟者；英国反对，因为它担心在国内的后果，如果它让步，它还希望维护国际联盟的威信，希望通过国际联盟担当法国德国之间的调停人。此外，意大利在非洲的挺进将威胁英国在埃及、苏丹和红海的地位。战争爆发后，杜德写道，战事所以发生，因为英国法国“一贯促进法西斯的进攻，竭力阻挠和削弱真正的世界和平阵线”。英国曾经赞同德国的重新武装，并用与德国缔结的海军协定破坏了斯特雷扎阵线。只是当它意识到意大利的计划威胁到它的帝国时，才表示反对。曼努伊尔斯基在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作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谈到了苏联对制裁意大利的态度。他说，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张国际联盟成员实施制裁。“它们能保证所有属于国联的国家对意大利毫不欺骗地……实行这种制裁吗？当然不能。但是社会民主党中所有的反动分子却要求无产阶级国家首先实行制裁。”如果苏联是唯一忠实地执行制裁的国家的话，“谁将由此获利？资本主义国家。谁将由此受损？不是意大利，而是苏联。事实上，抵制不是针对法西斯意大利，而是针对苏联。”国际工会联合会和第二国际关于关闭苏伊士运河的要求“遵循英帝国主义利益的路线。……因此，如果共产党人把活动的主要力量转移到使用‘不让一列火车、一艘船只支援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战争’这个口号的群众的独立行动方面，不是更好吗？”帕德莫尔后来写道，不少美国共产党的黑人党员退了党，以抗议苏联将石油卖给意大利。陶里亚蒂写道，共产国际支持使用经济制裁，但是要求军事制裁是错误的。“这将导致工人阶级被拖在英帝国主义后面，而英帝国主义正在军事制裁的借口下准备反意战争”。英国资产阶级也迫不及待地要破坏法国在国际联盟中的地位，作为他们伙同德国孤立苏联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1935年9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第二国际提出建议，在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阿比西尼亚人民的进击的斗争中实行统一行动。10月7日，当战争已成为事实时，季米特洛夫同志，共产国际总书记，代表共产国际重申了这一建议。 在10月12日布鲁塞尔会议上，第二国际执委会决定否定地回答共产国际的建议。对此决定，共产国际声明： 第一，第二国际执委会的决定将使全体工人大为失望，他们怀着希望，以为有了尽一切可能去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建议会被采纳。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虽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代表投票赞成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但在五个党的强烈要求下建议遭到了拒绝。……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这些人做成了反动资产阶级要求那些谋求部长职位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做的事。为了保持资产阶级的信任，他们牺牲了工人阶级和为和平的斗争的利益。 第二，当我们留给国际无产阶级去判断那些人的态度，战火在阿比西尼亚燃烧，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在中国的军事侵略，世界大战的危险正日益增长的时刻，这些人却阻碍两个国际采取统一行动，从而助长了各国的战争煽动者。在这五个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压力下，第二国际执委会已是第三次拒绝共产国际关于统一行动的建议，从而给资产阶级最反动、最好战的分子帮了大忙。……屈从于五党代表的反动愿望后，第二国际执委会，对他们分裂工人阶级、严重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态度毫无指责，就将这些与资产阶级维持同盟的反动行径置于国际劳工运动的根本利益之上了。 第三，因为第二国际执委会在其决议中提到，同国际工人联合会代表于十月一日举行的联席会议“在反对意大利法西斯进攻阿比西尼亚和反对欧洲战争的危险的斗争上，就许多措施达成协议”，共产国际不得不遗憾地声明，从得自第二国际执委会的消息来看，这些措施最多不过是支持国际联盟和平政策的空洞保证和向国际联盟提出的一些要求和愿望（主要指制裁），把指望完全集中在国际联盟的行动上，这从根本上反映了英国工党领导人把国际劳工运动纳入英帝国主义政府对外政策的轨道的这个愿望。但是相信国际联盟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和平，从而人民群众可以停留在消极等待状态中，那等于发了疯。不应忘记，在国际联盟内部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很难将国联当作和平因素来利用。直到目前，国际联盟也没有采取认真措施来保卫和平：然而，在国联内部，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却在努力达成瓜分阿比西尼亚的协议。但是即使国联可以认为是个在某种程度能够防止战争爆发的因素，这也并不意味着国联的方针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斗争。相反，恰恰是工人和一切真诚拥护和平的人的独立、统一行动，才是推动国际联盟采取有效行动对付战争危险所最需要的。 第四，共产国际执委会满意地注意到，公开说出赞成接受共产国际建议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的人数，比第二国际执委会过去会议时有所增加，这无疑是无产阶级统一这一思想的胜利。共产国际执委会相信，其代表在第二国际会议上赞成统一无产阶级行动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会毫不迟疑地在本国建立或加强统一战线，尤其是既然第二国际执委会肯让各社会民主党“自己决定是否愿意同本国的共产党采取共同行动”，他们更会如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面，它指示共产党人，就自己能力所及促使这件迫切任务的完成。…… 遵循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定，共产国际声明它随时都可进入统一行动的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所有共产党要十倍地努力去为统一战线战斗，去跟第二国际党员队伍中所有拥护统一战线的人建立密切合作，以反对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的进攻。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统一事业万岁！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危险给第二国际书记处的电报（1935年9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危险给第二国际书记处的电报 1935年9月23日《评论报》，第4卷，第57期，第2165页，1935年8月26日[1] 〔又一封电报接着在10月7日发出，那时战事已在阿比西尼亚爆发，埋怨答复尚未收到。“两个国际没有做出立即联合行动这一事实，无疑曾鼓励了法西斯战争煽动者去开始战火。现在既已失掉这么多时间，在目前这时刻，你们以及我们都更有责任使敌对行为结束，并防止战争扩大到世界其它地区，任何进一步的拖延，不去建立反对那已经开始了的战争的统一行动，其后果都将是致命的。随便是谁，在这严峻的时刻，如果还拒绝或拖延，不把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全部力量团结起来，不用全力使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事得以结束，不防止战争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而成为新的世界屠杀的前奏，他就将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承担历史责任。”据说英国“正武装起来反对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德国将乘战争之机进攻立陶宛，日本则利用机会加强对中国和苏联的侵略行动，而国际联盟再次被谴责为无所作为。从战争里拯救出来唯一的希望就在国际无产阶级方面；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接到指示要“立即组织全体劳动人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去反对战争。”〕 同志们！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随时都会爆发。德国法西斯分子早就等待这一时刻去进攻弱小的立陶宛和占领默麦尔[2]。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些好战措施将会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它们说不定会导致世界大战。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向第二国际领导人建议建立无产阶级行动的国际统一战线。我们知道，你方执委会已决定仔细研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后，再在统一行动的问题上作出决定。为了给你方这样做的机会，我们本该先行等待然后向你方提出具体建议并为此目的进行谈判。但是国际形势如此紧张，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如此逼近如此威胁，一个小时也不应该丧失了。 在他们最后的磋商中，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已经决定了不少反对威胁中的战争的措施。共产国际欢迎你们的决议。但是，至今已做的一切，你我双方均如此，鉴于危险的巨大，仍是很不够的。两个国际维护和平的努力必须联合。两方应该共同行动，共同挫败法西斯战争煽动者。 两个国际的联合行动将能动员工人阶级，并且带动人民中其他阶级的和平力量。它将团结全体人民为和平斗争。它将掀起非常强大的世界反战运动，国际联盟将不得不采取有效行动以反对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侵略。防止法西斯罪犯正将人类推向一场威胁着的大灾难，现在尚为时未晚，明天也许就不可能了。 我们因此建议两个国际代表间的立即磋商，讨论共同实施贵国际和我国际提出的维护和平的措施的最好办法。为此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指派法国的加香同志和多列士同志，英国的波立特同志，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维尔马同志担任代表。 我们要求早日答复。 顺致问候。 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季米特洛夫，总书记 [1]原文如此。前一期《评论报》的日期为9月26日，下一期为10月2日。页码正常。在另一处本电报的日期标为9月25日。 [2]默麦尔，立陶宛西部波罗的海港口。——校者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决议（节录）（1935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决议 （节录） 1935年8月20日《决议和决定》第35页 〔埃尔科利（陶里亚蒂）提出此项决议。他说，反苏战争原定在1930—1931年，“由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策划，不是没有国际社会民主党某些领导人的慷慨帮助的”；它所以没有爆发，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敲了警钟，为数众多的工人响应了。战争危险现在大了许多，要制止它需要共产国际改变策略。“我们不必收回遣责凡尔赛条约的任何一句话。但在目前时……我们有责任正视无产阶级面临的新形势。……这一点还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特别是和平主义者的某些团体，对他们来说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斗争有时成了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挑衅置若周闻的借口”。国际形势的三个基本事实是苏联能力的增长，日本在远东的侵略及法西斯在德国的横行。结果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苏联的政策遏制了日本人；共产国际将集中全部力量去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对法西斯的每一让步，都曾使战争更加逼近。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大部分保留了议会制，或多或少对维护和平一事表示关心。……这是又一个论据，而且决非次要的，可以用来回答那些人，他们问为什么我们要把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权利作为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政策的核心。”美国并没有立即征服的目标——而是相反，它因日本人的行动而烦恼，法国“足够明智地”看到了对它的安全的威胁，但是英国一再支持国家社会主义，为的是帮助德国准备反苏战争。红军是和平的工具，因为它的军官是工人阶级，而在其他军队，军官则代表反动阶层和集团。在帝国主义分子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这个历史注定的不可避免性真的到来时，“难道鲁尔区的矿工……日本纺织厂的不幸的工人，在伏罗希洛夫同志和红军其他领导人身上认不出阶级兄弟和战斗伙伴吗？” 陶里亚蒂说，国际联盟可用来推迟战争的爆发（在讨论皮克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时，坎贝尔曾说：“我们知道，在不少支部里，对于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及签订互助条约问题，存在过疑虑和混乱”）。苏联一向注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提供了把苏联的持久和平政策跟其他国家的暂时和平政策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就象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那样。“由于这一点，我们很感惊奇，竟然会有人觉得斯大林同志在与法国缔结互助条约之后发表下述声明是不可思议，斯大林同志在声明中表示‘完全理解和赞同法国遵循的将其武装力量保持在符合安全需要的水平上这个防务政策’。”即使从理论观点来看，“在一定情况下一个工人的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缔结一项军事合作协定的可能性，也是无庸置疑的”。苏联将竭尽全力，去避免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紧固集团”相对峙的局面。他批评了那些共产党，他们打算接管和平主义的组织，并使他们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第六次代表大会敦促青年工人不去参加军事训练的志愿团体，这种论点已不切时宜了。“在目前情况下，在这类团体已有群众性的国家里，不去参加这类组织是错误的。”也很有必要去“纠正某些共产党的错误，它们曾通过决议，抵制对空袭采取防御措施”。它们应当为劳动人民要求免费的最好的防毒面具，应当抗议只把掩蔽所提供给富人。 大会之前不久，贝拉·库思写道，在与俄国结盟而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作战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人务必保持阶级独立性：“无产阶级不能跟统治阶级缔结通常的社会民主党式的国内和平。……人不要抵制战争。他们要参加战争。他们不是简单地去‘分化’，跟苏联红军并肩与共同敌人作战的军队，而是努力去争取这支队伍。”他们应该用战斗去获得对指挥官的民主控制以防止破坏，但唯一可靠的保证乃是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马蒂解释了为什么自一开始法共政治局就赞成法苏互助条约，并引用了列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论述。这个条约只受到叛徒以及法国某些资本主义集团和它们的法西斯代理人的攻击。共产党议员曾投票反对战争贷款，因为他们不信任法国政府会将条约付诸实施。库西宁谈到不少国家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克诺林欢迎第二国际1935年5月通过的一项决议，它敦促动员世界舆论去反对希特勒，提倡集体安全和欧洲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合作；他说，这个决议将促成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反对战争的联合行动的协议。贝拉·库恩在此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很多和平主义的和宗教的团体现正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也就是反对战争的斗争；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对和平主义者采取新的态度；各党应与一切愿意参加反战群众行动的人们合作。如果战争竟然爆发，“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坚持一个观点，即在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战争中，参加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力图的不仅是自己政府的失败，还要有苏维埃政府的胜利”。曼努伊尔斯基写道，“保卫苏联的利益，决定世界无产阶级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路线。”〕 I．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准备 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的破坏，引起整个国际关系的极端动荡不安。世界市场上的紧张搏斗，由于经济危机而大大缩小了，现在则转为激烈的经济战。世界的重新瓜分实际上已经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远东进行战争，已经朝着世界的重新瓜分迈出第一步。满洲和华北的军事占领，意味着华盛顿条约的实际作废，该条约规定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它们在太平洋的相互关系。日本的掠夺远征已经导致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削弱，威胁着英国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准备着针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 凡尔赛条约所剩下的只是边界和殖民地托管的分配了。凡尔赛条约的废除，是希特勒政府的赔款停付和普遍征兵制恢复的结果，还有由于缔结了英德海军协定。 战争的主要煽动者，德国法西斯分子，他们争夺德帝国主义在欧洲的霸权，提出了以战争为手段，以牺牲邻国为代价来改变欧洲疆界的问题。德国法西斯的冒险计划包罗很广，他们策划对法国的报复战争，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吞并奥地利，破坏波罗的海诸国的独立，这些国家他们打算建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还有从苏联夺走苏维埃乌克兰。他们提出殖民地要求，并且极力煽动赞成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世界大战的情绪。所有这些肆无忌惮的战争煽动者的阴谋，大有助于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引起遍及欧洲的纷扰不安。 德帝国主义在欧洲找到了一个盟友——法西斯波兰，波兰力图以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诸国和苏联为代价扩张它的领土。 英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支持德国的重新武装，为的是削弱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德国武装的矛头从西方转向东方，并将德国的侵略指向苏联。根据这项政策，英国谋求在世界规模上建立与美国的抗衡，加强反苏的倾向，不仅是德国的，还有日本和波兰的。英帝国主义的这项政策是加速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 意大利帝国主义正在直接地夺取阿比西尼亚，从而在帝国主义大国的关系上造成新的紧张。 帝国主义阵营中主要的矛盾是英美对抗，这个对抗影响了世界政治中的所有矛盾。在南美洲，英美之间的敌对利害冲突极其尖锐，这一对抗导致两大国各自在南美洲的仆从国之间的战争（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哥伦比亚与秘鲁之间），这一对抗还孕育南美、中美进一步武装冲突的危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法西斯国家——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公开谋求重新瓜分世界，改变欧洲疆界的时候，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存在着维持现状的倾向。目前这种倾向在世界范围以美国为代表；在欧洲则主要以法国为代表；这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维持现状的努力，得到一些小国（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约国[1]，某些波罗的海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的独立受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主义形式的胜利和它的战争挑衅，刺激了好战集团，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使他们在一切国家为夺权更加拼命，并加强国家机器的法西斯化。 法西斯德国的疯狂武装，特别是在德国征兵制的恢复和海空舰队的大量增加，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新的、激烈的军备竞赛。尽管有世界经济危机，军事工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旺。在战备方面走得最远的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波兰）已经将国民经济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了。除了正规军，还训练了法西斯特别部队来保卫后方和在前线担任宪兵。役前训练，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广泛进行，甚至还包括少年。遵循沙文主义和种族煽动精神的教育和宣传，受到各种方式的鼓励，费用都由政府支付。 虽然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使得目前反苏联盟的形成十分困难，但法西斯政府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好战集团极力以全体劳动人民的祖国为代价，以苏联为代价去解决这些矛盾。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危险天天在威胁着人类。 Ⅱ．苏联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工农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在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富农消灭了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终于战胜了资本主义国家防御力量由此加强的基础上，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基本的矛盾，即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已经更加尖锐。但是依靠增长的威力，苏联却能避开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早已准备好的进攻，还能展开其一贯的和平政策使之指向一切战争挑拨者。这就使苏联成为吸引中心，不仅对于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为和平而斗争的全体劳动人民也是如此。而且，苏联的和平政策不仅打破了帝国主义孤立苏联的计划，而且奠定了基础，使它能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与小国合作，对于小国战争因威胁其独立成为特别的危险，以及同那些目前对维护和平还表示关切的政府合作。 苏联的和平政策，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对抗民族不和、种族不和，不但旨在保卫苏维埃国土，旨在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它还保护所有国家的工人的生命，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生命；它意味着保卫小国的民族独立，它服务于人类的根本利益，它捍卫文明免遭战争蹂躏。…… Ⅲ．共产国际在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的任务 根据马恩列斯关于战争的教导，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很具体地制定了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的任务。以这些原则为指导，日本和中国的共产党，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进行过现在还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中国人民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斗争。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确认第六次大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各项决定后，为各国共产党、革命的工人们，劳动者、农民和被压迫人民制订下列主要任务： 1．争取和平和保卫苏联的斗争。面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挑衅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好战集团的加紧军备，面对反苏的反革命战争行将爆发的危险，各共产党的中心口号必须是：为和平斗争。 2．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煽动者的斗争中的人民统一战线。维护和平的斗争在共产党面前打开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最好机会。所有关心维护和平的人都应吸收到这个统一战线中来。集中力量打击某一特定时期的主要战争煽动者（在目前打击法西斯德国，打击与其勾结一气的波兰和日本），这就是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策略任务。对于德共尤其重要的是，揭露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煽动，这种宣传以德国人民的统一辞句遮人耳目，而实际上却将德国人民导向孤立和新的战争灾难。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颠覆是德国人民统一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前提。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团体和改良主义的团体（政党、工会、合作社、体育、文化、教育组织）、与其众多的成员、与民族解放组织、宗教—民主组织及和平主义的组织及其追随者建立统一战线，对于反战、反一切国家的好战法西斯分子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与社会民主组织和改良主义组织建立为和平而斗争的统一战线，须要对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动分子展开思想斗争，这些党面临逼376近的战争危险，却前去与资产阶级更密切地合作以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并且通过反苏的诽谤运动直接帮助反苏战争的准备。还需要跟各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大的劳工组织中的立场越来越接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的那些力量紧密合作。 将和平主义组织及其追随者吸引到争取和平的统一战线中来，对于动员小资产阶级群众、进步知识分子、妇女和青年起来反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一面使善心的和平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受到建设性的批评，又有力地与另外的和平主义者战斗，这些人以自己的政策掩盖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帝国主义战争准备（英国工党领导人等），共产党人应该邀请愿意与共产党人同行，即使一段路程，去进行真正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所有的和平组织合作。 共产党人应该以积极合作来支持阿姆斯特丹—普莱埃尔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并帮助扩大运动。 3．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结合。力争维护和平的群众反战斗争，必须跟反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运动的斗争紧密结合。非常必要，要进行的不仅是一般的维护和平的宣传，而首先是指向主要的战争煽动者，法西斯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好战政党，为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具体措施的宣传。 4．反对军国主义和军备的斗争。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必须战斗：反对军事开支（战争预算），拥护从殖民地和托管地撤回武装力量，反对资本主义政府采取的军事化措施，尤其是反对青年、妇女和失业者的军事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目的在于准备战争的紧急法令，反对限制受雇于军工厂工人的权利，反对资助军事工业，反对军火贸易与运输。反对备战措施的斗争只有跟保护工人、办公室雇员、劳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最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进行。 5．反对沙文主义的斗争。在反对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这个任务只有在为无产阶级根本阶级利益去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斗争中，以及在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党和一个有其他法西斯党的兽性沙文主义的斗争中，才能完成。同时，共产党人必须表明，工人阶级会进行一贯不懈的斗争去反对任何压迫或剥削，保卫全体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独立，因为只有共产党的政策才会彻底地保护一国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独立。 6．民族解放斗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当一个弱国被一个或数个企图扼杀其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或肢解它的帝国主义大国进攻时，象瓜分波兰这个历史例子，由该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击进攻的战争，可以具有解放战争的性质，在此战争中，该国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不能袖手旁观。该国共产党人有责任，当他们为保卫工人、劳动农民、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地位而开展不调和的斗争的同时，站到民族独立的战士的前列，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而决不允许“他们的”资产阶级跟进击国家谈成以损害本国利益为代价的交易。 共产党人有责任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中华苏维埃红军，他们在进行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扩大民族解放斗争阵线，吸收所有愿意击退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强盗进攻的民族力量。 Ⅳ．从为和平斗争到为革命斗争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最坚决地驳斥那种诽谤谰言，说什么共产党人需要战争，期望着战争带来革命。 共产党人，在同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仍然存在时战争就能消除的幻想作斗争的同时，正在努力将来仍要努力去制止战争。如果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竟然爆发，尽管工人阶级全力制止，共产党人就将努力领导已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反战力量，进行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斗争，以反对法西斯战争煽动者，反对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 在当前的历史关头，此时占地球六分之一的苏联正为全人类保卫社会主义与和平所有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的最根本利益要求，在执行工人阶级的政策时，在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时，即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和之后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保卫苏联必须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事业。 如果反革命战争的爆发迫使苏联运用工农红军来保卫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将号召全体劳动者以他们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为红军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而斗争。 [1]巴尔干协约国指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校者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决议（节录）（1935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决议 （节录） 1935年8月20日《决议和决定》第11页 〔季米特洛夫就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帝国主义者需要法西斯主义是为了把经济危机的全部重担转嫁到工人身上，奴役弱小国家，加强殖民剥削，重新瓜分世界，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组织对苏联的进攻。社会民主党人，以其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政策，在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扫清了法西斯上合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则低估了法西斯危险和民族感情的力量。共产国际为在各国国内和国际范围实行联合行动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它应当针对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进攻、战争和阶级敌人。共产党人要批评和抨击的只是妨碍统一行动的那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人“准备保卫每一点儿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国内和国际范围的工会团结必须建立；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一直无休止地谈论“阿姆斯特丹的危机”，厌烦了的工人从工会的逃跑，等等，但实际上工会已经壮大起来，因为工人们在它们身上看到了自身利益的维护者。作为正确策略的例子，季米特洛夫举出英共决定支持拥护工党政府的斗争和巴西共产党组成民族解放联盟。在印度，共产党人应当支持一切反帝活动，包括由民族改良主义者领导的，还应该在国大党组织内工作。当群众还没有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但已经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时，共产党人愿意推行统一战线政策，一直到参加统一战线政府或人民阵线政府，以反法西斯政纲为准。这样的政府要接管生产、解散警察、建立工人民兵组织、给共产党活动以充分自由。然而，党内还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反映在过高地估计工人正在识破改良主义和抛弃传统领导人的程度上。另一方面，随着统一战线运动取得进展，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增大了。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意味“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及做法调和”。 阶级斗争的利益要求在每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的单一政党，各共产党应该主动去完成这一任务。可是政治的统一，季米特洛夫说，是不可能的，除非社会党人承认以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以苏维埃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并且拒绝在战争时期支持资产阶级，等等；统一的党务必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宁愿把劳工运动淹入血海，也不让无产阶级以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在执行这些“重建的方针和策略”时，各国党不必遵循老一套的计划，而是在所有情况下，他们都须找到与群众相通的共同语言，并结束自己的孤立状态。 季米特洛夫报告的讨论历时八天。王明论述了殖民地斗争上的统一战线策略。在中国，这些策略指明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这些策略未曾始终贯彻，因为有些共产党人认为“工农兵学商的联合”是不能接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应当团结中国所有的党派、军队和人民去组成“全国统一人民国防政府”。一切抗日力量都要吸收进来，即使是作为暂时的、不坚定和动摇的同盟者。这事被中国的形势和中国红军及苏维埃的壮大证明无误。中共现在已有近五十万党员。“为了实现我们新的、完全正确的策略路线，中共……也将修改经济政策领域里的不少措施，那是过去不得不实行的。……例如，对待富农的政策将订得更明确些。有关决不能……当作地主贵族看待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政策也将改正。事实是，由于地方苏维埃的个别的错误指示，即使这些小所有者的土地也常被没收。”税收和贸易政策也将具有“人民性的和清楚的民族的特点”。在印度，共产党人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他们没有“参加由国大党及其下属组织所组织的一切群众示威”。由于他们没有强大到能组织属于自己的群众性反帝运动，这就导致自己的孤立。1934年12月，他们建议同国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但条件是，统一战线必须为“在印度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工作，“无偿设收土地”等等。这种错误已经纠正，1935年4月改良主义工会和革命工会已经合并，现在，共产党已与国大党订有工作协定。 代表德共的弗洛林说，如果想推翻法西斯专政的话，那么，德国的首要问题是同社会民主党群众和组织建立能适应新情况的联系。过去，他们的统一战线工作“带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他们曾认为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仍然集中力量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在1935年初，才转变为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政策。他们不得不加入法西斯群众组织，在那里他们能对反对派运动施加决定性影响，他们还不得不抨击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即法西斯政权只有在战争中或依靠外界帮助才能推翻。他还谈到1933年1月前后德共的错误：“我们以为可以阻止社会民主党的重建。”1935年初，“经过认真严格的审议后，我们做了向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政策的改变，并改变了我们的方法”。他们现在赞成单一无产阶级政党，愿意同天主教和其他反对派集团以及愿为民主自由而战的任何人，组成一个阵线。 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共在大会的另一发言人说，很多工人被希特勒主义的威力所迷惑。“作为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后人”，德共支持的是开化、进步和文明。R·P·杜德（他在1935年5月发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直到最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还企图把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任务坚持到它的必然结局，并公开地服务于希特勒法西斯专政”）说：“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中，我们有时候倾向于把共产主义阵营以外的几乎一切都叫做法西斯的”；这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还拖延了新统一战线策略的采用。但是共产党人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意识作斗争，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甚至那些已经参加统一战线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以为反法西斯斗争的目的是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看法上的这一分歧，斗争前进后将更深化。 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最近成功的一个因素是它在“资产阶级民主间题上的一贯立场”和它对法国革命的传统的利用。“我们声扬百科全书派人物的智慧传统和革命传统，他们曾为1789年的……雅各宾派的……伟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铺平了道路。我们将自己作为国家的自由与独立的维护人呈献给人民大众。”苏维埃政权还不能成为他们的当前目标，因为人民中只有少数分享他们的信念，但是法共将支持人民阵线政府，并且，如果需要，参加这个政府。在1934年11月和又一次在1935年5月，法共曾建议与法国社会民主党举行联席会议，以组成单一政党，但还未达成协议。在选举中，法共将在第一轮中提出共产党候选人；如果还有第二轮投票，他们将就该支持的候选人，跟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达成协议。 波立特解释了在英国建立统一战线的困难，在那里工党和职工大会答复说，他们就是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要求撤回选举中的共产党候选人的一个间接呼吁中，他说，英共应该提出那样的建议，来“剥夺工党领导人手中用来阻止统一战线的武器”。杜德（英共）和白劳德（美国）谈到他们国家里法西斯主义的日增的危险。（在1935年大选中，英共提出两名候选人—选上一名，其余的名额则支持工党候选人。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共产党提议的帮助被接受，这就被“认为是一次胜利”。这种帮助是个人而不是作为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小组提供的。1935年11月，英共要求加入工党的申请，遭到拒绝。） 曼努伊尔斯基说，资本主义永远也不能使群众的生活达到1914年前的水平。“美国工人正在降到欧洲大多数工人的水平，这点布尔什维克早已预见。殖民地工人并没有正在非殖民化……欧洲白色工人的生活也正在降到殖民地苦力的水平。” 在讨论中作答时，季米特洛夫声称，讨论显示了完全的思想、政治团结和对共产国际新路线的真诚热情。社会民主党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主要堡垒吗？它的地位正在变化；工人贵族正在怀疑阶级合作政策，而在不少国家中资产阶级正在抛弃资产阶级民主。近几年来的事态使得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难于维持它过去作为资产阶级堡垒的角色。正是由于他们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各社会民主党才可以区分。现在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选择，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选择。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已发生了变化，正是由于未能看出这个变化，德共才犯了错误。〕 I．法西斯主义和工人阶级 1．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称，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的组合和世界工人运动面临的任务，决定于世界形势的下述基本变化： （a）社会主义在苏维埃的土地上最终的、决不会逆转的胜利。…… （b）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尽管不少国家工业生产有所增长，金融巨头的利润有所增加，世界资产阶级总的说来，既未能从危机和萧条中脱身出来，也未能阻止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加深。…… （c）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法西斯分子在德国的掌权，新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进攻苏联的威胁的增长，依靠这些手段，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谋求摆脱重重矛盾困境的出路。 （d）政治危机，表现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工人反对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斗争，这场斗争虽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但阻止了资产阶级巩固其法西斯专政；以1934年无产阶级的二月示威和总罢工为开端的法国的强大反法西斯运动。 （e）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劳苦大众的革命化，正发生在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也吸取了中欧无产阶级暂时失败的教训——德国，还有奥地利与西班牙——即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国家。要求统一行动的强烈浪潮在国际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日益高涨。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在不断扩大。一个世界规模的阶级力量的关系，愈来愈朝着革命力量壮大这一方向变化。 在这种形势下，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愈加求救于法西斯主义，求救于建立金融资本的最反动、最沙文主义、最帝国主义成分的、公开的恐怖专政，其目的在于实施非常措施来掠夺劳动群众，准备帝国主义掠夺战争，进攻苏联，奴役瓜分中国，和在此基础上阻止革命。金融资本正竭力以法西斯代理人为中介来抑制小资产阶级群众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心情，这些人以蛊感人心的手法修改口号使之适合这部分群众的情绪。法西斯主义正在这样建立它的群众基础，同时，把这部分群众作为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力量来指挥，从而导致全体劳动群众遭受金融资本的更严重的奴役。…… 2．法西斯主义最反动的类型，就是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它恬不知耻地自称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它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又与德国人民真正的国家利益的保卫毫不相干；它只不过承担大资产阶级走狗的任务，它不仅表现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且是野蛮的沙文主义。 法西斯德国正在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在法西斯主义得势的地方，人民群众可以期待的是什么。疯狂的法西斯政府正在监牢里和集中营里消灭工人阶级的精英，它的领袖人物和组织者。法西斯政府已摧毁了工会，合作团体，工人的所有合法组织，及一切其他非法西斯的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它剥夺了工人最起码的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它使一个文明国家蜕变成蒙昧、野蛮、战争的温床。德国法西斯主义是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挑动者，他们主动出来充当国际反革命的突击队。 3．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强调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增长，警告大家决不能低估法西斯危险。大会也驳斥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这些宿命论观点。这些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只能助长消极情绪，削弱反法西斯的群众斗争。…… 4．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并不稳固。尽管法西斯专政给工人阶级运动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法西斯分子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也正在进一步动摇。资产阶级阵营的内部冲突正变得异常尖锐。群众心目中的法制幻想正在破灭。工人的革命义愤正在积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蛊惑宣传的卑劣和虚伪愈来愈暴露。法西斯主义不仅没有给群众带来曾许诺过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反而以降低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来进一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加剧了一小撮金融寡头对劳苦大众的剥削。……然而，大会警告要防止有关法西斯专政自行垮台这类危险幻想，大会还指出，只有站在全体劳苦大众前列的工人阶级联合的革命斗争，才能促成法西斯专政的颠覆。 5．……虽然统一战线运动仍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法国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们并肩地战斗着，已成功地击退了法西斯主义的第一轮进攻，从而在国际上对统一战线运动起了动员作用。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的联合武装斗争，不仅为其他国家的劳动群众树立了英雄榜样，而且还表明了成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本来完全可能，要是没有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破坏和“左翼”领导人的动摇的话（在西班牙，还应加上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的公开背叛），这些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坚强的革命领导和明确的斗争目标。 6．第二国际的首席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以其全部政策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的破产；还有奥地利“左翼”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失败，这个党甚至在同法西斯主义的不可回避的武装冲突已经逼近的时候还把广大群众引离斗争：这两件事大大增加了社会民主党工人对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幻想破灭。第二国际正在经历深刻的危机。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内部，正在出现一个分化为两个主要阵营的过程——在继续推行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政策的反动分子组成的现存阵营的旁边，正在形成由日益革命化的分子组成的阵营，这些分子宣布赞成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战线，并越来越采取革命的阶级斗争立场。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欢迎社会民主党工人要跟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的愿望，认为这是标志，说明他们阶级觉悟正在提高，说明为了反法西斯主义、反资产阶级的胜利斗争克服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的开端已经出现。 Ⅱ．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 面临法西斯主义对工人阶级及其已获利益、对所有劳动者及其基本权利、对各国人民的和平与自由的严重威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告，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国际工人运动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战斗统一战线。为了成功地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措施，反对法西斯主义，这是不管政治观点如何都被剥夺一切自由和权利的所有劳苦者的死敌，至为必要的是，让统一行动在工人阶级各阶层之间，不管他们属于那个组织，确立起来，这一点甚至于要在工人阶级大多数以一个推翻资本主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共同战斗纲领联合起来之前就要做到。但是，正因为有此原因，这个任务使得各国共产党有责任考虑变化了的形势和以新的方式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办法是谋求同各种政治倾向的劳动者团体达成协议，在工厂、地方、地区、一国和国际规模上采取联合行动。 以此为出发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责成各国共产党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要由下列指示指导： 1．保障工人阶级当前的经济、政治利益，保卫工人阶级对抗法西斯，这两点必须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 随着环境改变而使工人阶级在斗争的方式、方法上作好迅速改变的准备时，务必按照运动发展程度组织对资本的从防御到进攻的过渡，方向是组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在罢工中必不可少的是本国的主要工会的参加。 2．一刻也不放弃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组织、动员方面的独立工作时，共产党人，为了使工人们易于走上联合行动的道路，务必取得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劳动者组织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联合行动，以短期或长期协议为基础。同时，还要把注意力主要地放在各个地方的群众行动的发展上，由下层组织通过地方协议来指挥。 忠实地履行协议的条件时，共产党人必须及时揭露参加绕—战线的个人或组织对联合行动的破坏；如果协议遭到破坏，共产党人必须立即诉诸群众，同时为恢复被破坏了的联合行动而继续不懈的斗争。 3．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实现的形式，要视各工人组织的条件、特性及具体情况而定，应该有不同的特点。…… 为了把统一战线运动作为群众自己的事业来发展，共产党人必须尽力取得在工厂、在失业工人中、在工人区、在城市平民中和在农村中建立由选举产生的（或者，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从参加运动的最可靠人士中挑选出来的）统一战线的非党阶级机构。只有这种机构（当然，这些机构不应取代参加统一战线的各组织）才能够把劳动者中未参加组织的群众也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才能有助于发挥广大群众在反资本进攻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的积极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帮助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积极分子的宏大队伍。 4．无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什么地方，在竭力使工人偏离保卫日常利益的斗争和打算挫败统一战线而提出其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计划（如“戴曼计划”等）时，都必须揭露这些计划的欺骗性，必须向劳动者表明，只要政权还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不过，与此同时，这类计划中所提出的能同劳动者的切身要求联系起来的一些措施，可以用来作为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共同发展群众统一战线斗争的出发点。…… 5．跟社会民主党及其团体的联合行动，不仅不排除，而且，相反，还更有必要严肃地、有根据地批评改良主义和作为与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民主主义，耐心地向社会民主党工人解释共产主义的纲领和原则。 在向群众揭露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反对统一战线的蛊惑论点的含义的同时，在加强对社会民主党内反动阶层作斗争的同时，共产党人必须同那些反对改良主义政策并主张和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工人、职员和组织建立最紧密的合作。我们越是加强对正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社会民主党内反动阵营的斗争，我们给社会民主党内日趋革命化那一部分人的帮助就更有效。共产党人为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斗争越坚决，左翼阵营内的各色人物的自我决定（态度明朗化）就越快。 社会民主党人中各派组织对在实际上实现统一战线的态度，是他们真正立场的主要标志。在实际实现统一战线的斗争中，那些在口头上以左派面目出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就会不得不在行动上表明，他们究竟是真正愿意打击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还是站在资产阶级那一边，也就是，反对工人阶级的事业。 6．选举活动必须被利用来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的战斗统一战线。独立地出来参加竞选并在群众面前展示共产党的纲领时，共产党人必须谋求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以及与劳苦农民、手工业者等人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并尽一切力量阻止反动的和法西斯的候选人当选。面临法西斯危险，共产党人在为自己保留政治鼓动、批评自由的同时，可以在竞选活动中，根据统一战线运动壮大与成功程度和现行的选举制度，同反法西斯阵线一起，表态支持共同的纲领和共同的候选人。 7．努力争取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劳苦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斗争时，共产党人必须谋求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时要支持这部分劳动者的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那些专门要求。尤其重要的是，要动员劳苦农民起来反对掠夺农民基本群众的法西斯政策。……到处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办公人员中间开展工作时，共产党人应该唤醒这部分人起来反对加重了的税收和高昂的生活费用，反对垄断资本、托拉斯对他们的掠夺，反对重利盘剥，反对政府与城市雇员的解雇和工资的降低。在保护进步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权利的同时，还有必要在他们反对反动文化的运动中给予种种支持，并促使他们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转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 8．在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当统治阶级已不能抵挡群众运动的强大冲击时，共产党人应当提出基本的革命口号（诸如，控制生产和银行，解散警察部队代之以武装民兵，等等），这些口号的锋头指向进一步动摇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增强工人阶级的力量，孤立主张妥协的各党，这些口号还会把工人群众一直引导到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程度。如果在出现这样一个群众运动高潮时，情况证明可能，而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有必要去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府，或者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这种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是一个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采取断然措施的政府，那么，共产党必须留心，使这种政府一定组成。下述情况是组成统一战线政府的主要先决条件：（1）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严重瘫痪，以致资产阶级已无能力来阻止这种政府的建成；（2）广大劳动群众已采取激烈行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但尚无决心起来为苏维埃政权战斗；（3）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党派参加了统一战线的团体中已有相当的比例，要求对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采取无情措施，并已准备与共产党人一道为实行这些措施而战斗。 只要统一战线政府真正采取果断措施去反对反革命的金融巨头及其法西斯代理人，并且不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共产党就要千方百计支持这样的政府。共产党人是否参加统一战线政府，应按具体情况是否许可，视每一情况分别决定。 Ⅲ．工会运动的统一 强调在工人的经济斗争领域组成统一战线的特别重要性，强调建立统一的工会运动作为巩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重要步骤，大会责成共产党员采取一切切实措施，按照各种产业，在全国规模上实现工会的统一。 共产党人坚决赞成在每个国家和在国际规模上重现工会的统一：赞成统一的阶级工会当作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和法西斯主义进攻的重要堡垒之一；赞成每个工业部门一个工会；赞成每个国家—个工会中心：赞成按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一个国际工会联合会：赞成立足于阶级斗争的一个工会国际。 在有小的红色工会存在的国家里，要作出努力使它们得以加入大的改良主义工会，但要提出要求，有权捍卫自己观点和恢复被开除会员的会籍。在大的红色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并存的国家里，要作出努力促成二者在平等地位上的合并，其基础是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纲领，和工会民主的保证。 共产党人有责任在改良主义工会和统一的工会里积极工作，巩固这些工会并为它们吸收尚无组织的工人，同时，要竭尽努力使得这些组织确实捍卫工人的利益和成为真正的阶级组织。为此目的，共产党人务必努力取得全体会员、工作人员和各个组织作为一个总体的支持。 共产党人有责任捍卫工会，反对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方面限制工会权利或摧毁工会的一切企图。…… Ⅳ．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运动的各个部门中的任务 1．代表大会要求特别注意开展系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的必要性。鉴于法西斯思想体系的最危险的主要形式是沙文主义，必须使群众懂得，法西斯资产阶级使用捍卫民族利益这个借口来推行其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的卑鄙的阶级政策，压迫和剥削本国人民。群众还应该知道，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和民族压迫的工人阶级，是民族自由和人民自主的唯一的真正拥护者。共产党人必须千方百计反击人民历史的法西斯式窜改，并且尽力启发劳苦大众知道本族人民的过去，以真正的列宁、斯大林的精神，用符合历史的正确方式，以此将他们目前的斗争与过去的革命传统联系起来。大会告诫，在民族独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感情问题上不要采取轻视态度，这是一种有利于法西斯主义发展为沙文主义运动（萨尔、捷克斯洛伐克的日尔曼地区，等等）的态度，大会坚持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正确、具体地运用。 共产党人虽然原则上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每一个变种的决不妥协的反对者，却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支持者，决不是对自己人民命运漠不关心态度的支持者。 2．共产党人应该打入在该国中垄断性的合法存在的所有法西斯群众组织，还要利用哪怕是最小一点的合法或半合法机会在这些组织中工作，为的是在这些组织中提出群众利益来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并破坏后者的群众基础。…… 3．共产党人应该带头反对法西斯匪帮的进攻，建立一支反法西斯的群众防卫队，人员应来自统一战线运动中经过考验的可靠分子。 V．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反帝人民阵线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在于努力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为此目的，必须把最广泛的群众吸收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反对日增的帝国主义剥削，反对残酷的奴役，为了赶走帝国主义者，为了国家的独立；还必须积极参加由民族改良主义者领导的群众反帝运动，并力求同民族革命组织与民族改良主义组织在明确的反帝纲领的基础上实行联合行动。…… 为着自身解放斗争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无保留地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解放斗争。 Ⅵ．共产党的加强和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统一的斗争 代表大会特别强调，只有各国共产党本身的进一步全面巩固，主动性的积极发挥，基于马列主义原则的政策的执行，已考虑具体情况和阶级力量组合的正确而灵活的策略的应用，才能保证动员最广泛的劳动群众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联合斗争。 为了统一战线真正得以实现，共产党人必须克服队伍中自以为是的宗派主义，这种东西在当代，在许多情况下，已不再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而是根深蒂固的恶习。由于过高地估计群众的革命化程度，由于当法西斯运动继续发展时制造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已被堵塞的假象，这个宗派主义就在对待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上培养了消极情绪。在实践上，宗派主义以领导狭窄党小组的方法来代替领导群众的方法，以抽象宣传和左倾教条主义来代替群众政策，于是它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和法西斯群众组织中工作，为所有国家采取千篇一律的策略和口号而不考虑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的特点。这种宗派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推迟了共产党的成长，使得真正的群众政策难于贯彻并妨碍共产党利用阶级敌人的困难来加强革命运动，妨碍把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党这一边来的事业。 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去根除宗派主义一切残余的同时——宗派主义在当前已是共产党实行真正的群众性、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最严重的障碍，共产党人应该提高警觉性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并且进行坚决的斗争去反对它的一切具体表现，此时要记住，右倾危险将因统一战线策略的广泛应用而扩大。为建立统一战线和实现工人阶级联合行动的斗争，提出一件必要之事，即社会民主党工人应从客观教训中认识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和改良主义政策的错误性，这个斗争还要求各国共产党开展不调和的斗争，去反对掩盖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原则区别的任何倾向，反对削弱对作为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反对认为可能通过和平和合法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反对依赖自动性或自发性，不管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消灭上还是在统一战线的实现上，反对轻视党的作用，反对在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有丝毫动摇。 大会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每个国家只存在单一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至为必要，大会规定，采取主动促成这个统一是各国共产党的一项任务，这个统一依靠的是工人们希望社会民主党或它的单独的组织同共产党联合的日益强烈的愿望。与此同时，一定要向工人们解释清楚，这种统一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条件是对资产阶级的完全独立和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解散，条件是首先实现行动统—，承认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以苏维埃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拒绝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设党，民主集中制是能保证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并且已由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检验过的。 与此同时，非常必要采取坚决行动去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蛊感家企图利用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觉醒去组成新的社会党和新的“国际”，这些东西是直接对抗共产主义运动的，因而也就会加深工人阶级的分裂。 考虑到行动统一是当务之急，也是实现无产阶级政治团结的最可靠的途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名义宣布，他们已准备立即开始同属于第二国际的各个相应党谈判，谋求建立工人阶级行动统一，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大会同时还宣布，共产国际已作好准备与第二国际进入以此为目的的谈判。 Ⅷ．为了苏维埃政权！ 在保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和劳动者的利益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在推翻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革命的无产阶级要准备力量，加强与同盟者的战斗联系，将斗争指向实现劳动者真正的民主这个目标——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国土的进一步巩固，世界无产阶级在苏联周围的聚集，苏联共产党国际威望的巨大增长，社会民主党工人和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人向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的群众反抗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壮大，第二国际的衰落和共产国际的壮大，这些都在加速还将继续加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进入尖锐冲突的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内外矛盾加剧的结果。 在革命朝着这一前景的方向发展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发挥最大的政治积极性和勇敢精神，进行不懈的斗争去实现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劳动者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轮大战役作准备的决定性环节。只有无产阶级锻炼成为一支政治大军，他们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资本的权力中取得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胜利，才有保证。“革命的胜利决不会自行到来。革命定要奋战才能胜利。唯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才能奋战，才能胜利。” （斯大林）
第三章浪漫的盛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三章浪漫的盛夏 莫斯科。米哈伊尔和塔蒂安娜。费希特式的幻想。 在莫斯科与彼得堡这两座新都与古都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二百年来俄国历史的特征。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莫斯科明显地占优势的时期之一。它在拿破仑付之一炬之后重新崛起，其壮观和威望不下当年，而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却使彼得堡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莫斯科成了先进思想的大本营。那里的年轻人尚能有少许的言论自由。莫斯科大学成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所。学生们自己组织小组，即今之所谓“团体”。这些“小组”的影响迅述地超出了大学的范围，并在哲学、文学和政治等领域创立了俄国思想的新学派。其中两个“小组”颇有声望并留在人们记忆中。亚历山大·赫尔岑及其朋友奥格辽夫属第一个“小组”，致力于政治，并以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作为思想基础。第二个就是以后大家所熟悉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它回避政治，只是大胆而不冒险地在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寻求真理。 米哈伊尔参加了这个年轻的狂热者所组成的“小组”。他在哲学方面的研究使他深受欢迎。第一个月，他与斯坦凯维奇住在一起，后来又跟埃弗莱莫夫住在一起。必将成为这一代伟大文学评论家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也是他的挚友。米哈伊尔好学而又更好为人师。见过他的人曾说过他如何“粗暴地对待每一个新加入的人而又怎样立即将他们引入哲学的神秘境界”。后来经常参加这“小组”活动的居格涅夫（虽然在那里他没有遇见过米哈伊尔）曾对夜间聚会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 想想看吧，五条汉户、六个大小伙子，点着一支蜡烛，吃着蹩脚的茶点和变质发霉的饼干，然而你应该瞧瞧我们的面庞，听听我们的淡话。我们在谈论上帝、真理、人类未来和诗歌……的时候，眼里射出兴奋的光芒，脸上热辣辣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夜晚犹如插上了翅膀，静谧无声地消逝了。东方发白之后，我们便各自散去，虽然身感疲倦，但大家都是心情激动，高高兴兴，胸无杂念，而且头脑也很清醒（当然聚会上少不了喝酒）。在回家途中，怡然自得地走过空荡荡的街道，甚至还以亲热的眼光仰望着天上的群星。仿佛它们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可以理解的了[1]。 大多数俄国思想家都比较喜欢伦理学而不太喜欢形而上学。米哈伊尔到莫斯科时，斯坦凯维奇小组已放弃研究康德学说，而研究起费希特的更为时髦的道德学。费希特的著作《幸福生活指南》是创立伦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一次尝试。米哈伊尔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书信中连篇累牍地引用和译述此书，并将费希特的讲演集《论学者的使命》译成俄文。译文刊载在当时的进步刊物《望远镜》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大概捞到了几个卢布。至于其他的钱从哪儿来则不清楚。他吹噓说他匆匆离开特维尔，有如“从麦加逃到麦地那”[2]，使他可以独立生活。尽管他鼓起勇气声称这次逃跑已经使他成为“一位大丈夫”，但他还是一文不名。他故意虚张声势，定制了大量名片，上面印着“数学博士巴枯宁先生”，并向有钱的贵族、亲戚递送这些名片。直至4月，他才收了一个学生。这期间，他靠向朋友借债度日。倘若朋友无力借钱或者不愿再借，他就向放债者借贷。米哈伊尔能够心甘情愿地忍受贫困，可是一旦手头有钱，他就喜欢下馆子，请朋友进最豪华的餐馆，买各色名酒大吃大喝。他不在乎钱，更不把还债的事放在心上。于是此公逐渐名誉扫地，甚至在什么都不在乎的波希米亚人的圈子里，也认为他是个爱揩别人油的人。起初，朋友们不过是说着玩玩，后来便半真半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赫列斯塔科夫”，果戈理的著名喜剧《钦差大臣》中的吹牛大王和食客。 就是无其他门路，他也还有个容身之处。贝叶尔夫人的门仍然是向他敞开着的。不管怎样，对象娜塔丽和亚历山德拉这样两个敬慕他的门生揭示费希特学说的奥秘，总是件愉快的事情。费希特的讲演集《论学者的使命》助长了米哈伊尔本来就爱教训人的天性。 [他在信中天真地自我流露]我是条硬汉子，我觉得有必要保护所爱的人。我需要有一个俯首听命于我的人。 作为那些感情热烈的少女们的导师和听忏悔的神父，二十一岁的米哈伊尔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不久，他就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姐妹们说，与贝叶尔一家来往，对他来说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了。而他更迫不及待的是要娜塔丽和亚历山德拉相信，“他的心和他的友情”是属于她们的。去年的情景有可能一一重现。 这个时候，亚历山德拉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贝叶尔夫人是个专横的女人，从不允许子女违抗自己的意志。她竭力提醒亚历山德拉注意，说有一个讨厌的求婚者正在追求她。而这女孩子很快就萌生出家之念，想进修道院去做修女。米哈伊尔作为家庭叛逆的老手，插手这种局面。他要亚历山德拉把他看作“天职就是解救她并为她打开真理之门的人”。他并不过分夸大其词地将俄国的修道生活比作吹牛欺骗、毁谤中伤和藏垢纳污之所。他要求瓦瓦娜邀请亚历山德拉到特维尔来与她同住以拯救亚历山德拉。邀请被接受了。米哈伊尔又一次获得了胜利。贝叶尔夫人气得发疯，真想早该打亚历山德拉一顿。不过从此以后再也没听说过求婚者和修道院的事[3]。 正如几天后他给娜塔丽的信中所说，她走之后，“使他感到万分痛苦和寂寞”。斯坦凯维奇已去高加索疗养，小组由于天热而中止活动。米哈伊尔在莫斯科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了。于是他在叶卡捷里纳·列瓦晓夫的家中成了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叶卡捷里纳·列瓦晓夫是一个贵族，他支持先进思想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米哈伊尔并不太喜欢那些他不能支配和指使的朋友。即使他星期天在那里吃饭很方便，他也从不放过机会“对这群缺乏信仰，爱情和思想的卑鄙家伙要大发一通脾气”。还有个姓波纳马列夫的学生，米哈伊尔正帮助他准备数学和物理考试。但是如果没有别的吸引人的东西，要米哈伊尔认真负起作为一位私人教师的责任而留在莫斯科是办不到的。在第一次反抗时，他曾堂而皇之地要求过“个人自由”，宣称他“不能再过家庭生活”了。但他现在明白多了。爱情和同情对他就象氧气一样不可缺少，可是既然他与贝叶尔家的尝试已遭失败，那末除了在他爱慕的姐妹之外，还能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们呢?不管怎样，普列姆希诺庄毕竟是他的故乡。夏天的景色和声音都是他自幼熟悉的，都是他内心所不忍离弃的。5月中旬，贝叶尔一家离开两星期之后，他不能在莫斯科再呆下去了。于是他置学生于不顾，匆匆忙忙地回到了普列姆希诺庄。所谓“从麦加逃到麦地那”就以这浪子归来而告结束[4]。 1836年的夏天是米哈伊尔一生中第一一个时期的顶峰。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摆脱了父母的管教和可怕的固定职业。既然团聚驱散了贝叶尔姐妹在中途所投下的妒忌的阴影，那么，米哈伊尔就可毫无拘束地进行热情洋溢的说教，他的姐妹也可毫无拘束地热烈地聆听他的说教。虽然年迈的亚历山大·巴枯宁对他长子的行为的看法仍旧没有改变，但也没有理由继续争执下去，或者仍然持优柔寡断的态度。两代人之间的论战遂告中止。兄弟姐妹也在相互敬爱中过着太平日子。米哈伊尔从来没有过这样得意的几个门生。他只在夏天离开普列姆希诺庄一次。---去特维尔住过几天：这次短暂的离别使女孩子们能有机会测定一下米哈伊尔在她们身上所激起的感情的深度。 理想化的兄妹之间的爱情在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是屡见不鲜的。这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象夏多布里昂的《控制》、席勒的《墨西拿的新娘》和雪菜的《穆斯林的反叛》等特有的著作中也曾出现过。在普列姆希诺庄，这种情形本来就有。据我们所知，阿列克斯·巴枯宁是个极其正派的年轻人，他在一封信中曾写道：“对我来说，只有一种真挚的神圣的爱情，那就是兄妹之爱”。毫无疑问，米哈伊尔对塔蒂安娜的狂热的爱情，是为他不能进行正常性爱寻求补偿。几年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做具有不正常的乱伦的性质。“法律认为我所爱的人是不适宜的”。这是从他刚离俄国不久写的信中摘录出来的话，唯恐这话所指不明确，他又补充说：“塔蒂安娜，这指的就是你”[5]。 费希特学说纯粹是浪漫主义精神在哲学上的表现，它把康德的理想主义发展为极端的主观主义。这种学说是那个时期米哈伊尔思考的和他与姐妹们通信和谈话的主要内容。米哈伊尔研究了《幸福生活指南》以后就对他的姐妹十分肯定地说：“灵魂应该是自身的对象，它不应该有其他的任何对象”。他用下列的话给姐妹们概括了费希特学说的“基本思想”： 生命就是爱情。生命的全部形式和实质构成了爱情并始于爱情。如果你希望找到真正使你快乐的东西，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真正爱的是什么，你灵魂所渴望的，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就等于向我揭示了你的人生，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生命。 他一直在考虑“精神”生活和“尘世”生活的区别，后者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是建立在“处世本领和反基督教关于义务的说教的模式”基础上的——可以认为他经常听他父亲这样说过。这就是“廉价的实用伦理学和分文不值的道德经”。费希特的信徒们可以在自身灵魂的精神生活中摆脱这种尘世生活的义务负担。 [米哈伊尔向塔蒂安娜解释道]我也不需要它，我过着纯粹的精神生话。我仍然是自我，完全埋首其中。只有这种自我才能把我和上帝联系起来。 离开上帝似乎只差一步。他后来写道，“我感到苦恼，因为我是人，而又想成为上帝”[6]。 然而，如果说费希特为这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从他自己神圣灵魂的沉思默想中提供了逃避现实的避难所的话，那末诗人和小说家则为他指出了另外一条通向梦幻世界的道路。米哈伊尔就是在斯坦凯维奇小组开始研究让·保尔·李希特尔和霍夫曼等著名的小说作家。这两位作家都证明了巴尔扎克对后者的形容是正确的一“lepoetedecequin'apasI'aird'exister,etquineanmoinsavie”（诗人说的似乎不在，但实际存在。）米哈伊尔的浪漫主义信念认为精神世界先于物质世界，不存在的东西是现实的，他的这种信念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艺术表现。由于受了上述影响，这种超自然的魅力给米哈伊尔的思想和志向添上了一层色彩。斯坦凯维奇和巴枯宁一起在莫斯科时，曾记载道：“米哈伊尔对我说，每当他从外面回来时，他总希望发现一些异常的东西。”米哈伊尔自己在“给沙皇写的《忏悔书》”中，也提到他这种“天生的固有的毛病——喜爱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的冒险故事”。这类冒险故事开拓了无边无际的知识的广阔天地。这种精神上的兴奋剂又通过阅读歌德、席勒作品，尤其是蓓蒂娜·冯·阿尔宁伪造的跟歌德来往的信件而得到补充。同时代的人从这些信中看到了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美丽的花朵，而下一代人却从中看到了令人发笑的模仿。正如许多年后，米哈伊尔在回忆时所说，就是在这个夏天，他在普列姆希诺庄，“在花园里，借着烛光，坐在洞室顶上连夜翻译蓓蒂娜的著作。”[7] 斯坦凯维奇小组、费希特的哲学、德国的幻想小说家、夜间翻译蓓蒂娜的充满浪漫情调的作品以及与他姐妹间情感的交流——所有这一切在米哈伊尔心中是和普列姆希诺庄的影响融为一体的。对于巴枯宁家的年轻人来说，普列姆希诺庄是浪漫主义精神的中心和实体。由于这里恬静宜人无尘世之扰，人们可以过着那种惬意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浪漫派的理想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贵族所信奉的，其特有产物就是懒惰。它的前提是理想主义者应有机会悠闲自在地陶冶他个人的灵魂，而这类产物在普列姆希诺庄肥沃的土地上是可以车载斗量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从未发誓放弃普列姆希诺精神的长子继承权他自始至终是一个贵族。 虽然米哈伊尔自已此后很久一直没有做过贵族，但还是有必要看一看这种似乎有理的问题的另一面。普列姆希诺庄年轻的浪漫主义者的高尚思想只限于感情上的自我放纵和相互爱慕。正象米哈伊尔后来所承认的，这种思想“充满了感情和想象，但却一点也不现实”。对于农奴——使这种精神生活成为可能的“现实”——的命运，他却从来没有想过，对人类的义务感和对个人之外的任何事的责任感则根本没有。[米哈伊尔后来在狱中长期反省后写道]象我们这样抽象的精神已使思想专心致志，就象下棋的人只顾下棋一样，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动态，对我们周围人的思想、感情和印象根本不闻不间。 可是，正是那位最聪明的弟弟保罗，十年后在给瓦瓦娜的信中最恰当地总结了普列姆希诺庄所特有的弊病： 少年时代过份热烈的想象、不着边际的理论、过度的热情犹如把许多糖果和香料塞进空肚子一样。但一个人首先应该吃的还是普通的不涂黄油的粗面包。 米哈伊尔这个地道的浪漫主义时代的人物，一辈子都不愿啃严酷现实中的普通面包，却去咀嚼他自己幻想中的糖果和香料[8]。 1836年的夏天是米哈伊尔浪漫主义时期的顶点。他从来没有象这样完全逃脱现实，在与亲爱的姐妹的来往中，米哈伊尔把普列姆希诺庄变成了一个他自己的想象中的梦境。这就是他一生中想一直住下去的梦境，因为他为反对现存的世界奋斗了一-辈子。他一生喜欢他自己那种浪漫主义的幻想而讨厌世俗的现实。但是这种幻想此后再也不会如此令人信服，想象中的东西再也不会如此完满。夏季的这些日子是米哈伊尔一生中最后一个充满和谐的时期。不到秋季来临，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已使现实闯进了普列姆希诺庄。 [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96，204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11页；帕纳也夫：《文学回忆录》，第239页；屠格涅夫：《罗亭》。 [2]麦加，沙特阿拉伯城市，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诞生地。麦地那，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穆罕默德的坟墓所在地。——译注 [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09，259页，第2卷第74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78，284—285页，290页。 [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11，249，299，301页。 [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93，217—218，271页，第3卷第2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77页。 [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09，221，271—275，300页。 [7]《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34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35页，第3卷第250页。 [8]斯切克洛夫：《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7页，第4卷第220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360页。
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大事年表 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孟什维主义诞生 1904年2月8日俄日战争爆发 11月地方自治局运动 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 4月—5月孟什维克代表会议 5月27日俄国在对马海峡战败 9月5日俄日战争结束 10月23日铁路罢工发展为总罢工 10月30日《十月宣言》颁布 11月—12月《开端报》在彼得堡出版 12月20—31日莫斯科起义 1906年3月18—30日第一届杜马选举 4月—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占优势 1907年4月—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6月16日斯托雷平政变 1908年2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热那亚创刊 1909年1月列宁发动反对“取消派”的运动 1912年1月列宁把孟什维克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4年7月16日和17日第二国际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重新统一所作的尝试失败 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7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存在分歧 1917年3月三月革命 3月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苏维埃成立 《工人报》在彼得堡创刊 3月—9月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起支配作用 4月16日列宁回到俄国 5月22日阿克雪里罗德和马尔托夫回到俄国 7月16—18日“七月游行示威” 9月9—14日科尔尼洛夫事件 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 11月马尔托夫派担任孟什维克派领导 孟什维克企图组成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府 1918年1月19日立宪会议解散 3月3日布列斯特—立托夫条约 夏天实施战时共产主义 11月9—10日德国革命 12月27—1919年1月1日俄国孟什维克党代表会议 1919年2月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 1920年3月—4月孟什维克党代表会议发表“四月提纲” 9月21日马尔托夫离开俄国去西方 1921年2月1日《社会主义通报》在柏林创刊 3月实施新经济政策 几百名著名的孟什维克被捕，孟什维克党丧失战斗力 1922年十名孟什维克领导人获准离开俄国 1923年4月4日马尔托夫去世；唐恩担任侨居国外的孟什维克领导人 1928年4月16日阿克雪里罗德去世 1933年《社会主义通报》在巴黎出版 1940—1965年《社会主义通报》在纽约出版 1947年唐恩去世
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附录 安德烈·葛罗米柯1967年1月13日提交的外交政策备忘录（经政治局批准）节选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1968年9月16日做出的对外交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的评价（经政治局批准）节选 安德烈·葛罗米柯1967年1月13日提交的外交政策备忘录（经政治局批准）节选 近些年的经验表明，与美国实现和平共处是极为复杂的工作。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国的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保持和平。在缓和的条件下更易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 肯尼迪和约翰逊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是维持世界现状。美国关于美国和苏联的“至关重要的利益范围”以及“第三范围”的思想大体上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承认各种力量目前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然而，美国政府企图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进一步传播，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必须以某种方法考虑事物的真实状况。这和他们如何看待欧洲安全、西柏林等问题有特殊的关系。 美国的左派力量仍然比较薄弱。这就是为什么采取和平共处政策必须更多地着眼于美国统治阶级中的温和派和自由派人士以及政府中那些基本上赞成维持现状的成员的原因。当然，这些人急于维持现状的愿望有时可能会导致尖锐的分歧，而且甚至会在个别地区引起危机，因为世界上出现更为重大的进步性变革是历史的必然。此外，正是美国拥护维持现状的势力却把它们的政策同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及准备进行地区性军事冲突结合了起来。 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强调，1964年10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结束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唯意志论和说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从更加广泛的前景上，而不是从目前由于美国侵略越南引起的两国关系的不利状况考虑苏美关系的话，可以说在目前这个转折时期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在世界和平的条件下或在世界大战的间歇期间，国家和民族将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然而，全球性的核战争是否会爆发，其答案无疑只能取决于苏美关系的发展状况。 这反过来也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党纲中做出的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世界大战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定地继续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抵制中国领导人的冒险性计划，他们寄希望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美国之间在8至10年内必定爆发一场武装冲突。认为美国一心想要进行战争，因此同美国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准确地反应了中国人的立场。我们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国内工作上完全符合列宁关于创造新的、更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将保证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论断。 我们在原则上不排除为维护和平、确保某些重大国际问题得以解决而采取苏美合作行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当然必须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特别重视两个大国的关系，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 在一定的条件下，1963年中止的苏美对话甚至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新开始。对这种可能性及其适当的安排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考虑，就像从1942年开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战后世界组织所做的考虑一样。 我们在与各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交往的过程中，不应该因为对帝国主义持片面的看法而主动拒绝采取外交策略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将共产国际的活动和外交部的活动明确区分开——列宁曾经强调过它们的区别。为了使我们的对美政策更加灵活，更富有成效，正式的对外政治声明和苏联政府采取的行动必须绝对地、更明确地以对外关系的利益为基础。两种制度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以及从意识形态的观点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所做的批评，绝对应该通过党、公众组织及新闻界来进行，因为它与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无关。 至于美国入侵越南及其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的援助，但却不要直接卷入战争。我们必须使美国人认识到，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采取进一步升级的军事行动将迫使苏联向这个国家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摆脱目前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在尊重越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政治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结束越南冲突无疑会对苏美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会为解决某些国际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我们不应该回避就我们的利益问题与美国达成协议，如果这样的协议同我们关于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并不矛盾的话。不用说，我们应该避免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局面，即一方面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反对美国。将苏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将是有助于我们取得这一目标的因素之一。 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斗争是抗击美国分裂社会主义社会行为的主要手段。 为了实现削弱美国在西欧地位的目的，我们应该不断地坚持欧洲问题只能“由欧洲人来解决”的原则。我们必须坚持倡导欧洲能够而且必定会保证其自身的安全并加强东西欧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思想。 古巴问题：我们主要的和长期的任务仍然是对古巴提供经济和政治援助，并且还要加强它的防御能力。我们应该避免采取行动或发表声明对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他们将不进攻古巴的保证表示怀疑。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全面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路线在各个方面都符合我们外交政策的利益。考虑到我们缺乏储备，所以我们应该着重发展同埃及、叙利亚、马里、几内亚、缅甸、刚果、坦桑尼亚这样一些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最进步的国家以及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阿富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经济合作。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在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进行活动，这样才能根据互利互惠的原则不断地同它们建立起经济及贸易合作。 考虑到越南和中东的局势，我们应该及时采取措施以缓解三块大陆中心的紧张状况，那里的尖锐冲突有可能连为一体，从而形成“严重的形势”。就此问题，我们应该一方面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政策的斗争，另一方面灵活地控制某些阿拉伯国家——如叙利亚——的极端主义政策倾向，使之确立加强国内力量的政策方向。 裁军问题：我们应该坚持积极的裁军立场。我们在为实现广泛、全面的裁军——预计这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一而斗争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某些有限的措施，首先，要达成一项核不扩散协议。为了防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非核国家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有必要实现与美国的对话并寻求达成这样一项协议。 与此同时，有必要继续向美国施加压力，支持采取美国政府曾经宣布不能接受的、但却能得到世界公众舆论的理解并且有助于揭露美帝国主义路线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取消在国外设立的军事基地，把军队从外国领土上撤回来以及削减军费开支。 关于影响美国政治力量联盟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办法分化美国政界的温和派和强硬派，为了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今后发动世界核战争，要孤立“主战派”。在这一点上，共和党（通过选举）取代约翰逊总统不大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众所周知，共和党的候选人比约翰逊表现得还要右倾。因此，在实施涉及美国的外交行动时，我们应该避免让这些行动在这个时候加强过激派中约翰逊对手的地位。与此同时，同约翰逊“忠实的反对派”（富布赖特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迪克·克拉克等人）保持联系是有用处的。通过我们的公众组织扩大我们与自由派和民主力量的联系，以及进行文化交流和艺术、教育方面的交流也是有益的。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1968年9月16日做出的对外交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的评价（经政治局批准）节选 A.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共同体并发展苏联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多种形式的、更加深入的合作。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像西方国家通过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联系的或与之有关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议会等）多边组织网络建立的一体化一样，实现广泛且稳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我们应该分阶段地、通过各种途径建立起事实上的联盟。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应该坚定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期望美国在此方面采取任何行动，这样做将会使世界紧张局势严重地恶化。 B.我们应该坚持努力为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种努力尤其应该包括控制军备竞赛等措施。 C.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能力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相应的援助。我们要反对新殖民主义。至于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它应该以有益于苏联的方式而建立。建立这样的双边关系需要严格遵循上述原则，这是因为苏联首先应保持其国内的稳定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保持强大的力量，就像美国的强大是由于它国内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奉行其全球战略一样。 D.我们和美国的关系。由于越南战争，军事力量和反动势力明显地增强了；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欧洲局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其中包括美国可能会奉行更具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危险。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当今国际交往的发展对美国潜在的力量形成了某种限制，特别是在那些苏联和美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广泛利益冲突的领域中。 因此，发展我们与美国的关系要求我们在执行政策中把必要的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并要求我们积极地运用外交策略。尽管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核战争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美国统治集团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当作他们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苏联进行颠覆活动的充分依据，其目的是破坏我国的国际声誉及外交政策，并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地位。另一方面，苏联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采取行动的决心使美国领导人对他们在该地区的潜力量有了更为清醒的估计，并再次看到我国领导层保卫苏联重大利益的决心。 ……然而，1961年至1963年期间的苏美对话并不是偶然的；展开这场对话的理由今天仍然有效。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就更广泛的问题重新开始对话的原因。甚至现在就应该为这种对话进行系统的、有目的的准备。
第五章苏联解体的原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五章苏联解体的原因 5.1几点初步看法 5.2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5.3俄罗斯的分立主义 5.4冷战和西方施压 5.5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5.6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5.7叶利钦与苏联的解体 5.8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5.9几点补充看法 5.1几点初步看法 有四大重要历史事件确定了20世纪的政治历史。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和苏联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法西斯帝国，建立了新的、维持了40多年国际关系体系。殖民帝国主义的瓦解之后，在世界东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有几十个国家宣布独立，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就是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相比，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20世纪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中四种意识形态体系对过去一百年的世界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思想，它首先在苏联和中国被接受和传播，然后扩展到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二是民族主义中最极端的部分，或者称为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武装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所谓精英。三是自由主义和多元化思想，这个思想体系最早是由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阶层提出来的。最后就是民族解放主义思想，它为“第三世界”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到了20世纪末，激进的伊斯兰教思想有所抬头。此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出现了日益增强的趋势。 在许多科技成果和发明的影响下，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主要成就包括汽车和航空运输的发展，航天技术和火箭的发展，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建立等。电视、计算机、电话通讯和因特网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的进步，而且也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最近一百年来，人类在医疗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加了近6倍，它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多数的自然灾害是人类难以控制的，但是人们正在提高对其的认知水平，以便更好地面对和克服21世纪我们即将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 在人类历史中，强大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并非罕见：最近三千年中，有几十个伟大的帝国建立之后又瓦解，一些帝国可以持续几百年，而另一些帝国只存在几十年。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日耳曼、奥斯曼和奥匈帝国相继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不列颠帝国、其他欧洲殖民帝国，以及日本也相继衰败，许多多民族国家也先后解体：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表面上来看，苏联解体似乎也应属于这一行列，但是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还是其解体原因都是非同寻常的，这也引发许多问题、怀疑和争论。 苏联解体之前，国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革命进程，也没有产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瓦解似乎是在众多微弱的冲击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即便将所有这些冲击力结合起来也不至于摧毁整个国家。诚然，苏联和苏共的危机和病态由来已久，它们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最核心之处，因而，不仅是国外的观察家，而且连苏联的政治学家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危险。人们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如此强大国家迅速地灭亡了。这难道是自杀？如果工人没有罢工，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劳动，老师教书育人，学者在实验室从事研究，那么又如何解释这样的国家会崩溃呢？如果国家的军队绝对服从指挥，秘密警察系统强大而有效，那么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会灭亡呢？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苏联虽然遇到了困难，还不是注定要虚脱，国家当时还没有处在严重危机之中。苏联是个生命力很强的国家，或者它可以继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苏联容易被周围发生的负面事件所影响，苏联充满了生命力，但同时也是脆弱而敏感的，它已成了命运女神的人质，命运女神已离它而去。一个身体素质很弱的病人之所以没有走完他的人生道路，也许是遇到了医术不高的庸医，然后他又服用了至今未经检验的药物，只能用一系列的特殊的巧合来解释。”[1]这种解释显然过于肤浅和表面化，只会令他本人感到满意。 研究苏联解体的性质和原因时不能不考虑苏共消亡的原因，这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共产党是苏联的惟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国家机构，共产党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俄罗斯流传着一个名为《不死的老头》民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力大无比，不可战胜，他还可以永生不死，据说他的心和他的死亡放在一个箱子中，并被安全地藏到一个遥远的海上小岛，埋在一颗粗大的橡树下面。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 许多西方和俄罗斯的思想家很愿意将苏联和苏共的瓦解说成不仅是共产主义思想根本形态的覆灭，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崩溃，包括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在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认知方面，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走过了相当漫长而复杂的道路。真正的民主社会依靠的是国家多数人民的支持，因此民主国家不可能不关心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民的生活，关心所有选民的健康、幸福、教育和安全等问题。正是这种社会富足安康的思想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而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今天我们认识到，先是马克思，然后是列宁，他们将年轻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是它致命的顽症，同样，没有任何理由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逆转的崩溃。 尽管我认为意识形态的衰落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是还存在其他许多因素刺激并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或者为苏联解体提供了具体的条件。下面就是这些问题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还需要不断的分析和研究。 5.2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苏联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族被认为是其主要的、也是主导的民族，而俄语则是民族之间交往的语言。苏联曾有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一共是53个按照民族区域原则来划分的行政主体。各民族的权利和资源条件各不相同，因此经常发生各共和国与中央之间的冲突。苏联解体后是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划分的，而且有许多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之间裂痕日益明显的情况发生。因此，许多研究苏联解体的学者将民族因素放在解体原因的首位，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是民族知识分子，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民族官僚”。苏共的正统思想，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因此苏共中央的各级机构中取消了从事民族问题的部门和设置，苏联科学院也只保留了一个苏联民族研究所。相反，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苏共反对派则认为，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要比沙皇俄国时期尖锐激烈得多。然而，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 80年代末在苏联兴起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自由谈论民族问题和成立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可能。如此一来很快就发现，只有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西部的知识分子、民族精英和多数普通群众具有强烈的独立愿望和独立意识。然而即便在这些地区，也并没有产生通过激进手段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愿望和可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西部存在着强烈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而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敌视是由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矛盾，摩尔达维亚和塔吉克斯坦的紧张局势也只是国内的冲突。在苏联时期，各加盟国共和国和各民族行政主体都派代表参加了苏联前几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最激进的民族团体的代表提出的要求也无外乎是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扩大经济独立性。在此情况下，形成了对于小的要求国家给予小的让步这样的战术。199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规定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办法和程序的专门法令，该法令规定国家独立必须经过全民公决，必须有2/3的法定多数公民投票赞成，这样五年之后才可以与苏联“文明离婚”，五年期限到期之前还要进行一次全民公决。在制定和研究该法令的时候，我们确信，最先使用这个法令的只会是波罗的海国家，然而1990年末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改革的失败改变了其他加盟共和国多数人民的心理。与民族主义随之而产生的还有分立主义，甚至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分立主义，先后出台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滨海边疆”等共和国的独立计划，还出现了鞑靼、车臣、图瓦、卡尔梅克的独立运动，其中多数地方区的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非理性的和情绪化的，因为这些要求完全独立于中央，地方并不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因此我们看到，并不像一些“改革设计者”所认为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立主义导致了改革的失败。恰恰相反，正是改革思想和设计的失误、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政治意志的丧失，以及国家和苏共中央政权的瘫痪助长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势头。随着苏联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产生了这样的幻想，认为只要从莫斯科独立出来，那么人民的生活就会安定而富足。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乌克兰的独立不仅是乌克兰族人，还包括多数俄罗斯族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多数人认为，他们给予的要比从大锅饭中得到的多，他们认为，在获得自主分配本国财富的可能后，独立的国家将生活得越来越好。诚然，苏联的所有公民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满足帝国野心和军备竞赛不得不纳贡，很少有人明白，在不毁灭整个国家的情况下可以大幅度减少这样的纳贡。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年里，从前苏联诞生的各个独立国家认识到建立自己的军队、特工机关、海关、外交和其他许多机构与部门的必要性，许多人开始渐渐意识到，普通老百姓还是生活在独立前的苏联会比较舒适和安全。苏联解体之后，外高加索和中亚的哪个国家生活变得更好了呢？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之后，普通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呢？许多独联体成员国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本国民族文化、语言和教育的发展，他们的文化不但没有发展，相反却退化了。在各国中最有影响、最具规模的民族阵线运动，比如格鲁吉亚的“人民阵线”、“圆桌”，以及立陶宛的“萨尤季斯”，目前都已被排挤到了第二或第三的位置，有的甚至已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期，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壮大发生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是俄罗斯帝国灭亡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一部分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被其利用和同化，并且变成了建立多民族的苏联的重要支柱之一。1991年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比1917—1918年间要弱小得多。这种民族主义本身不可能摧毁苏联这样的国家，对于苏联的统一来说，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更加危险。 5.3俄罗斯的分立主义 在1989年初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2]发言指出：“自二战以来，我国强大而牢固的根基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动摇与威胁。我们俄罗斯族人一贯尊重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感情，理解各民族的民族问题，当然，我们也同样希望得到各民族的理解和尊重。亲爱的兄弟们，那些指责俄罗斯族人具有沙文主义和盲目自高自大的说法，纯粹是一些玩弄民族感情的人散布的谣言。可以说，他们玩弄的手段相当巧妙，仇俄思想不仅在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蔓延，而且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虽然仇俄思想在各地的程度不同，但却遍及全国，他们将反苏和反俄的口号混为一谈。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表现得很活跃，他们企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以便使他们能够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对此我无权提出异议，你们当然可以依照法律和良心主宰自己的命运。俄罗斯族人一贯乐于助人，既然你们认为，你们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俄罗斯造成的，是俄罗斯的落后和贫穷拖了你们的后腿，那么我想，还不如让俄罗斯从苏联脱离出去？这样岂不是更好？如此一来，也可以帮助俄罗斯解决许多现有的和今后出现的问题。”[3]当时俄罗斯的代表们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拉斯普京的这番讲话，但是大家都认为，那只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说法。谁都没有预料到，一年后，即在1990年6月12日召开的俄联邦代表大会上竟然通过了关于俄罗斯独立的宣言，而一年半之后，俄联邦不仅脱离了苏联，而且竟然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起宣布，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已不复存在。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是一个新生和突发的事物，而正是这种运动成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苏联的建立和发展都是目绕着俄罗斯联邦进行的，都是以它为基础，以它为实际的宗主国。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有一个异常的特征，它不像格鲁吉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分立主义那样依靠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在1989—1991年间，俄罗斯并没有出现任何有影响力的民族阵线，而在一些城市中产生的所谓的“人民阵线”并不是民族主义组织，他们只提出一般性的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如“纪念协会”、“俄罗斯全民协会”、“俄罗斯大教堂”、“民族中心”、“俄罗斯道路”等规模不大的民族主义组织都不具备政治影响力，也从未提出从苏联分离出去的口号。强大的民族阵线通常产生于民族感情受到压迫、屈辱和限制的地区。俄罗斯帝国时期，有谁压迫过俄罗斯族人和限制俄罗斯文化呢？俄罗斯农民也只是受到俄罗斯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苏联时期也曾与“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相比，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被伤害的程度要少得多。 还有一个情况让人感到惊讶和费解，这就是俄联邦的共产党员对俄罗斯分立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们竟然要求建立脱离苏共而成立独立的俄共。在1990年召开的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俄共议员团共有300多名代表，是最大的议员团，然而在1990年6月12日通过俄罗斯独立宣言时，竟然没有任何俄罗斯共产党员提出异议和反对，在参加投票的907名代表中，只有13人投了反对票，9人投了弃权票，还有11人没有投票。这种意见一致的情况在俄联邦代表大会上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所有的民主派人士，包括叶利钦在内，当时都是苏共党员。1991年12月，俄共议员团的代表人数已锐减到50—60人，他们对俄联邦最高苏维埃草签别洛韦日协议的决定依然保持沉默。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是，它不依靠任何已经存在形成的政治精英或者民族精英。1991年时并不存在任何俄罗斯族的“民族精英”。过去，俄联邦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部长会议，没有自己的政党，没有纯粹的俄罗斯的军事机构，更没有俄罗斯的克格勃，为数不多的俄联邦权力机构只是整个苏联权力机构的一个从属部分，其中只有俄联邦教育部是例外。直到叶利钦被选举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俄罗斯才开始加紧建立自己的权力和管理机构，当时被邀请进各部委和其他权力机构的并不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也不是大企业的领导人和民族领袖，而只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官员、实验室主任、副博士，以及一些仕途不顺或者是来历不明的人，这些人后来被封了许多很不雅的绰号，例如“穿短裤的男孩”、“芝加哥男孩”、“货币主义的杂种”等等。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没有任何历史，尽管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都曾发现过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某些表现，但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提出过将俄罗斯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外高加索分离出去的想法！过去也没有人要求在俄联邦建立强有力的权力机构。众所周知，就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而言，俄联邦是苏联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他的共和国则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民族边疆区”。在此情况下，分享权力的必要性便产生于中央与各“边疆区”共和国之间，而不是中央与俄联邦之间。反之，如果俄罗斯的权力机构变得强大而又有威信，那么就会使相应的苏联机构形同虚设，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时国内只有苏联科学院，而不存在俄联邦科学院。相反，由于存在着强大而有权威的俄联邦教育部，倒是于70年代成立的苏联教育部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官僚机构。 俄罗斯帝国不同于大不列颠、法兰西和葡萄牙帝国，它没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它是将与俄罗斯接壤的领土吞并进来，并使其同化成为统一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是苏维埃政权和苏共都不能改变的政治上和地理上的现实。因此，如果不是从官方或是法律的角度，而是从自身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角度来说，俄联邦始终占据着宗主国的地位，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文化、俄语也同样保持着主导地位。1922年12月苏联建国初期，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都是建立在俄罗斯各个机构的基础之上的，还有其他加盟共和国一些补充机构。俄国共产党以同样的方式直接改名为苏联共产党。1922年，在列宁的批评压力之下，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轻易地放弃了“自治化”的构想，其实那只是形式上的，而并非本质上的。当时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组成了统一的思想和政治申心，这也就使所有中央集权的机构得以保留下来。 为什么势力弱、根基浅的俄罗斯分立主义会对苏联的命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这如同一个或者两个人在不停地锯艾菲尔铁塔的支柱，只要没有人制止他们，他们最终肯定会毁掉这个庞然大物。 那么有没有人能够阻止俄共的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1990年春，苏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是书记处只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完全可以阻止俄共的成立。然而在1990年1—2月，苏共领导人花了很大力气去阻止成立立陶宛共产党，但他们不知为何竟然对俄共的成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令人费解的是，1990年春进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时候，苏共莫斯科市委和各区的党委表现得十分消极。没有任何一名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参加这次选举，结果许多一年前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落选的人，现在竟然在俄联邦选举中轻易地获胜。选举结束后，苏共中央对俄联邦代表没有做任何工作。叶利钦当时竞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时经过了三轮投票，最后也只领先了三票。当时我本人在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大厅近距离地观察了这次选举过程，要改变形势其实并不复杂，只不过当时只有民主派表现得很积极，他们组成了以布尔布利斯为首的选举委员会，此人在1990—1991年间成为了俄罗斯分立主义的幕后领袖和思想策动者。加拿大记者马克·罗伊斯是布尔布利斯的第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传记作家，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局外人》这本书中写道，布尔布利斯和叶利钦“相互找到了对方”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和上帝的旨意，而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注定要灭亡。罗伊斯在书中指出：“这场伟大的、不流血的消灭帝国运动对于那些极端的爱国者来说并不是件高兴的事，他们对暗中实施这场运动的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如果有谁还不知道这个人名字的话，那么我来可以公开这个秘密，这个人就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4]这么说当然有些夸张，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成分。布尔布利斯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副博士和讲授科学共产主义的教师，是他提出了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不复存在这样的说法，并最终写入了别洛韦日协议中，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5.4冷战和西方施压 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始终坚信，正是冷战和西方对苏联的施压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承受不了军备竞赛中越来越庞大的财政支出，苏联遭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败。这份“功劳”首先归功于美国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当时里根坚决地抛弃了缓和政策，他将与共产主义作斗争视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早在1981年5月18日，里根在圣母玛利亚大学演讲时就曾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反自然的一章，而且它的最后几页直到今天还继续书写着。这种制度不可能永远存在，它将走到自己的尽头。未来的几年将是我们国家复兴的几年，也是自由事业和文明传播的几年。西方不是遏制共产主义，西方要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想对此进行批判来给自己找麻烦，我们正在把人类历史上可悲而又可怕的一章删掉，这一章现在已经写到了结尾。”正是里根拒绝了冻结核武器计划，这个计划简直是“给苏联送礼”，他极力支持战略防御计划，而这一计划的目标直指“邪恶帝国的侵略野心。”[5]10年后，有人问里根：“您在总统任期内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赢得了冷战的胜利。”[6]里根在任时的副总统、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1992年的讲话中也强调说：“我们不同意要求冻结核军备竞赛的建议，里根总统对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们说‘不’，和平只能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实现，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与美国不可超越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抗衡，其结果显然没有给苏联带来光明的前景，苏联领导人除了抛弃共产主义和接受苏联的解体之外已经别无选择。”[7]而极少数的里根和布什的反对派试图辩驳，指出这种论断太过简单化。 许多俄罗斯学者同样认为，冷战和西方施压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只不过他们认为西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施压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的情报机构以及各种秘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心的积极活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8]曾写道：“我们不应为我们在冷战中的失败而感到惊讶，我们应该惊讶的是我们国家竟然坚持了70年。西方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优势是巨大的，我国只有2.6亿人口，而西方却拥有10亿人口，一体化已经在西方产生。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苏联内部发生的一系列过程起到自身的作用。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我们从心理上发生了崩溃。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亲西方‘第五纵队’，西方成功地在我国造成这样的氛围，即广大人民群众情愿背叛自己的祖国。”[9]对于摧毁苏联的这支亲西方的“第五纵队”，原克格勃将军维亚切斯拉夫·希罗宁这样评价：“在改革时期，所有这些精心策划的、疯狂的破坏活动接踵而来，这场规模大、耗资高的颠覆国家的运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毫不怀疑，这场运动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而在我国实施这一计划的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成为了西方破坏势力手中的傀儡。从上述这些运动的规模和连续性可以肯定，这些运动策划得很专业性、很配套，我们国内任何一个‘智囊机构’都无法胜任如此复杂和高深的任务，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有一只经过专业训练和极富经验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电视上、媒体上和各种集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政治家’，其中包括叶连娜·博奈尔[10]、尤里·阿法纳西耶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11]等，他们号召对‘腐烂帝国’进行‘文明的摧毁’。根据我所掌握的事实，我可以肯定地说，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发生的事件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心机构制定的‘肢解苏联’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和步骤。”[12]另一位原克格勃将军尤里·德罗兹多夫[13]对此观点补充说：“如果当时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能够认真对待掌握情报，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就可能存在到今天，并维持二战后的原状。”[14] 俄罗斯报刊中曾出现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不仅是这些“改革的设计者”，而且包括美国总统和美国特工在内，他们都只是某种“世界的幕后力量”的执行者而已，这股力量的代表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只是现在他们才将“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付诸于实际行动。曾长期担任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弗罗亚诺夫[15]指出：“只要冠以苏联之名的俄罗斯帝国存在，那么‘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要么战胜苏联，要么承认自己计划的破产，这个计划于20世纪下半叶已进入了加紧实施阶段。因此，‘世界的幕后力量’决定消灭苏联，而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为其提供了契机。这场改革不仅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别的，正是通过建立世界新秩序将一切陈旧的变成适应现代生活的。一场将世界国际化的运动正在进行，20世纪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这个进程的表现。”[16] 毫无疑问，冷战和西方施压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称为是主要原因。在施加了更大压力、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制定了更周密的计划情况下，为什么美国直到现在都无法摧毁其近邻古巴的卡斯特罗制度呢？弱风能将百年老树吹倒，如果这棵树的树干已经从内部腐烂了，我们能将这阵风称为老树死亡的主要原因吗？ 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始于“十月革命”时期，30年代中期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双方为此都付出了不少的积极努力。但是那时候西方的压力不但没有摧毁苏维埃国家，反而使其变得更加巩固和团结。在几十年中，靛赶上并超过西方”的思想一直是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则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许多人认为，在50—60年代，在这场和平的和不是完全和平的竞争中，苏联占了上风。而到了70年代，西方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苏联，当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苏联为改变现状而进行的改革为时已晚，而且优柔寡断的改革者又将改革引向了错误的道路，这与西方实施的阴谋没有任何关系。许多人错误地认为，80年代西方和美国对苏联的压制变本加厉，其实则不然，在1987—1988年间，由于戈尔巴乔夫所实施的外交政策，西方的压力反而变弱了。彻底改变思维观念的是罗纳德·里根，1988年6月末，作为苏联知识分子的40名代表之一的我在莫斯科的文学者之家有幸见到了这位总统，当时他只说到了合作，而没有提到“邪恶帝国”。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压制不存在了，只是它变得更加微弱和松散。“铁幕”的崩溃不是由于西方的打击，而是来自东方的震动。实际上80年代末西方并没有使用任何新的意识形态武器对付苏联，倒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苏联内部出现了新的不能战胜的困难，戈尔巴乔夫改变局势的机会已经非常小。 在1915—1916年，俄罗斯军事上的失败加速了日渐衰落的沙皇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灭亡，但在1941—1942年，俄罗斯遭受的更加严重的军事失败并没有动摇斯大林政权，反而使其得以巩固，战争胜利和斯大林去世之后，政权才开始走下坡路，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没能看清当时复杂的局势，错过了时机。如同1917年夏天的克伦斯基一样，戈尔巴乔夫取胜的机会已经很小。 5.5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苏联的危机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同样遇到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每个国家产生危机的动因和原因有很多，但在许多方面这些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匈牙利共产党是在亚诺什·卡达尔[17]去世后解体的，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未经过任何调查和审判的情况下便被枪毙了，78岁的沃伊采赫·雅鲁泽尔斯基[18]至今仍然生活在波兰，并受到许多波兰人的尊重和爱戴，埃里希·昂纳克[19]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人生的最后时光，而托多尔·日夫科夫[20]则被软禁在家中。 有这样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才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其中波兰和民主德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柏林墙的倒塌、华约的废除和经互会的解散，这一切将苏联逼到了绝境。华约集团中的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是与西方的压力，更具体地说是与美国总统里根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正如卡尔·伯恩斯坦[21]在《时代》杂志中所写道的：“1982年6月7日，星期一，在梵蒂冈的图书馆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22]进行了会谈，这是他们的首次会晤，谈话持续了50分钟……会谈的主要内容便是波兰问题和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问题。最后里根和罗马教皇达成了采取秘密行动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加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里根的一名顾问将该协议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秘密协议”。[23]里根和罗马教皇之间很可能达成过这样的协议。毋庸置疑，瓦文萨[24]领导的团结工会接管了波兰执政，经互会和华约的废除，这些都给苏联制造了很多困难。但是它们之间更多的则是反比关系：正是由于苏联国内危机的加剧、对东欧国家统治的削弱，才使得这些国家接连发生“天鹅绒革命”。 亨利·基辛格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前景时曾指出，苏联的“国外帝国”在80年代初期给苏联制造的困难要比给其带来的好处多得多。基辛格在1982年秋时曾写道；“苏联的国际政策在某个方面并不很成功，目前苏联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被充满敌意的共产主义国家完全包围的国度，人们这样说并非是戏言，这些附庸国不但没有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反而使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25]戈尔巴乔夫曾力图减轻苏联在国外的义务：包括对非洲、古巴、中东、东欧和阿富汗的援助，借此希望挽救苏联国内的经济。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发展得如此之快，这已不取决于里根或者是保罗二世了。 5.6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苏联解体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是沿着“改革”和“新思维”路线前进的这艘巨轮的船长。大海波涛汹涌，巨轮的四周险象环生，而船长自己首先信心不足，船员也操作有误，加上这艘巨轮本身就不坚固，已不能高速航行，更经受不住如此大的负荷。最终，船长不能控制住操作系统，这艘巨轮在失去方向和遭受重创之后，终于搁浅了。这就是对1985—1991年间苏联所发生事件的简单描述，然而，许多西方政治观察家则用更简练的语言评论当时苏联发生的一切，例如《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凯泽[26]曾写道：“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他使自己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东欧地区推翻了苏维埃帝国，他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并吞噬了人类大量财富的冷战。”[27]美国前国务卿贝克[28]也指出：“冷战的结束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29]霍尔姆斯同样认为：“冷战的结束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希望如此。”[30]美国作家霍华德则表达得最为精练：“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31] 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和整个世界的格局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时，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其在对外政策中的新思想应放在首位：他拒绝在第三世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制度”的援助，抛弃了阶级斗争是主导世界政治和历史的思维。戈尔巴乔夫在对待东欧国家问题上也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学说”，他强调联合国的作用，提出了将全人类的价值、而不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论点。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内政策起到了决定作用：他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主张停止阻碍了改革进行的军备竞赛。 俄罗斯有一些戈尔巴乔夫的坚定追随者，他们不仅歌颂戈尔巴乔夫在推翻极权制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伟大的历史功勋，而且他们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遭到了彻底失败，毁灭了国家及其他想要改革的体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曾写道：“人类历史中每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发生之前，都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思想潮流、群众运动、有影响力的组织和势力强大的政治党派。比如，概括地说：基督教的产生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败，宗教改革运动促生了一大批欧洲国家，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政党的出现则产生‘十月革命。’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而是他一个人动摇了苏联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他自行决定这么做，并自己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完全不顾及其面临的政治和物质利益。这个庞然大物挣脱了束缚后，慢慢向前移动，一步步地摧毁着看似坚固的支柱。一开始，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就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后来他遭到了许多人的谩骂，人们指责他分裂了国家、压制了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扫清通向正确思维道路上的障碍，但是他还是没有驾驭住这个庞然大物运行的速度，况且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32]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则言辞更激烈、更尖锐。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举行的讨论别列韦日协议影响的“圆桌”会议上，著名外交家的列昂尼德·斯莫利亚科夫[33]将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位前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发言更像是起诉书：“我们曾经那么热烈地拥护您担任领导人，是的，我们曾经盲目地相信过您，但是没想到，您看似平和的外表下竟暗藏着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头，便失去了曾经引以自豪的一切。在改革中您抛弃了国家最重要的部分，使强力部门的威信丧失殆尽。您在没完没了地唠叨‘新思维’的同时，您拱手放弃了华沙条约，给国家的精神世界提出了闻所未闻的‘异国’思想，从而破坏了维护国家团结的集体精神财富。您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中政党和国家是唇齿相依的，您以改革政党为借口而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调整了整个国家机构。您在清除建筑中破砖烂瓦的同时，也忘记考虑保留它的支柱部分，以防止整个建筑的倒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您改革失败的结果。有人说，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摧毁整个国家的，但如果这个人是中央总书记，那么就有这个可能。”[34]尼古拉·雷日科夫和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曾是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战友，一直到1990年12月，他们都与戈尔巴乔夫共同走在改革的道路上，甚至到1991年8月19日，他们依然并肩战斗在一起。然而，他们如今也开始指责说，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过错，戈尔巴乔夫欺骗了所有的人，他甚至已经暗中走到苏联和苏共的反对阵营中去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却从不承认自己希望苏联的解体，他甚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在客观上促使这场灾难的发生，他将苏联解体的所有责任推到叶利钦、民主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叛乱分子的身上，甚至推到雷日科夫和巴甫洛夫领导的政府的身上。戈尔巴乔夫在波士顿出售自己回忆录时对美国的读者说：“从本质上说，别洛韦日协议的签订者和那些叛乱分子是一丘之貉，因此，我对苏联的解体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历史。”[35]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曾以《别洛韦日五年后的成果与展望》为题进行过讨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鲜明立场，他说：“我认为，许多人事后用一种貌似科学的论断将偶然的事件描述成是具有必然性。苏联改革的所有先决条件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确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呢？我认为，首要原因就是叶利钦及其班子所实施的政策，他们于1990年夏进入俄联邦政权后，推行破坏苏联路线，向法律宣战，掀起了主权国家的独立浪潮。”[36]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讲演时，有人问到：“如果您事先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策划者的企图和叶利钦的计划，那么您会怎么办？”戈尔巴乔夫当时回答说：“那么我在1991年8月初就不会去休假了”，他的回答竟引起美国听众的一片笑声。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期间的活动从动机和结果来看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从未将瓦解苏联和解散苏共作为自己工作的公开或者是秘密的目的。在最初阶段，戈尔巴乔夫力图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和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此后，他以“人道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决定促进苏联和苏共的民主化进程。公开性的发展和重新审议苏联历史中许多教条的、错误的评价，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工作的成绩。但戈尔巴乔夫在行动中却疏忽大意，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对可能出现的敌对力量估计不足。他对产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考虑不周，他没有依靠人民大众的支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多棘手的问题和复杂的情况，所有这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掌握控制像苏联和苏共这样复杂机器的必要技能。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两年，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进行改革，而是保住政权的问题，他不仅要保住苏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要保住个人的权力。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主要功绩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尽量避免了使用武力的可能。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很多，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尽管并不像他的反对派认为得那么严重。下面我将列举出我本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和过失。 错误地安排工作重点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没能正确把握工作重点。当时我国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便是广大人民群众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军人都热切地盼望着新领导人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环节，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其他一连串的问题。的确，扩大民主化进程和缓解冷战给国家带来的压力是必要的，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工资和退休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地方的粮食供应等问题。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国家新的领导人赢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从而为实施其他改革提供先决条件。1989年国内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民意调查，其中6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首先需要解决问题，只有15%的被调查者将“扩大政治权”的要求放在首位。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时，有40%的人回答是“物质富足”，30%的人认为是“农村及农业的复兴”，25%的人则认为是“没有特权的平等”，只有18%的人回答的是“民主的社会”。而改革恰恰在人民物质福利方面没有带来任何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提出将发展机器制造业作为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则开展禁酒运动，提倡“合理的生活方式”，同时反对“非劳动所得的收入”。众所周知，发展机器制造业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是优先发展目标，而依靠行政措施开展“合理生活方式”的运动除了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之外，一无所获。 为了扭转局面，戈尔巴乔夫于1987—1988年期间将民主化、公开化和政治改革提到首要位置，这一举措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但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恶化，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冷淡。因考虑不周即仓促上马的政治改革导致国家政权的削弱，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而是直接针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末已成为民主批评的主要对象，从而大大动摇了其统治地位……。 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在1989—1990年进行的各种辩论中，部分知识分子也建议戈尔巴乔夫调整工作重点，应更有效地解决与人民物质需求相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许多人提出借鉴60—70年代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的经验，还有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诸多经验。经济和政治改革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应以改善、而不是恶化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目的，为此，在国家权力中不仅要使用民主的杠杆，也要使用原来强制性的手段，党的威信也必不可少。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经济改革应优先于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对人们提出的大部分建议表示赞同，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取消了禁酒运动，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饮料的生产开始缓步上升。扩大了个体劳动、合作经营和私营贸易的范围，在城市和乡镇出现了第一批的合作经营的咖啡店、小吃店及饭店。允许自由买卖城市郊区的个人住房，城市住宅也开始实行私有化。取消了园圃和庄园经营中许多不合理的限制，扩大了郊区别墅建设规模。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合理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破坏性进程的发展速度甚至比建设性进程的发展得更快，主要包括对苏联经济贸然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破坏了所有以苏共为基础的政权体系。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大部分民主派的知识分子都建议他加快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步伐，这些人坚信，只要城市中实行的还是中央集权的“行政指令式”经济，或者农村中实行的还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模式的经济，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任何基础，尤其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保守的党组织机构也不允许市场经济的改革。因此，首先应弱化党组织机构的无上权力，建立与之相对立的、拥有实权的新型权力制度。正如“改革设计者”之一的伊戈尔·克利亚姆金[37]所说的：“俄罗斯应进行民主化，以此来唤起社会的觉醒。而民主化进程应为改革者加强个人权力开辟道路，改革者的权力应从旧有的权力机构中分离出来。”[38]当年安德烈·萨哈罗夫举着“所有权力属于苏维埃！”的标语站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厅门口，而现在这个标语却用来反对“苏共的领导和指引作用”。 戈尔巴乔夫对类似的各种建议和意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但是苏共政治局、书记处和其他党组织机构对他的监督又使其喘不过气来，他的个人权力虽然很大，但却受制于党内其他同志的影响和意志。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实行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改变选举制度、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确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为常设机构，所有这些政治改革都是由伊戈尔·克利亚姆金及其同事制定的改革纲要，这个纲要还成为此后实行的宪法改革的基础，而宪法改革的成果便是1990年在苏联实行了总统制。这些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但是改革的速度太快了。在1988—1990年的现实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和克利亚姆金推行的改革纲要，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取消国内已经形成的各种党组织机构，建立一种新的、甚至比苏共总书记权力更大的体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如果能够依靠自己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他才能获得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8—1989年的时候，要想取得这样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水平，依靠其他有关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1988年，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政治资本。因此随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年后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出现，苏联原有的党组织机构的影响和权力逐步削弱，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影响和权力也随之不断下降。党内的领导同志对戈尔巴乔夫支持民主化相当不满，新政权机构中的激进民主派又很不满意戈尔巴乔夫的保守主义，他失去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支持，在此情况下他无法建立权威的政权中心。苏联总统的职位并不能保障戈尔巴乔夫的权威，也不能保障政权的权威。虽然戈尔巴乔夫没有完全理解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质，他也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因此他没有把握通过全民投票来推选总统，他对自己能够获胜缺乏信心。在没有经过全民投票而当选总统的情况下，他能做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和在苏联人民代表中间的威信不断降低。无论是作为苏共总书记，还是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已陷入了绝境，他找不到任何出路。 1990年夏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一所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一些政治学家举行了一场独特的“脑力冲锋”，主题就是探讨戈尔巴乔夫政治失败的原因。加拿大的研究者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错误地安排工作的重点。多伦多的学者在总结分析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的粗暴做法，但在1985—1987年间，他的经济政策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特点。尽管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他仍坚持老生常谈的宏观经济战略，即将所有的资源都用来进行技术现代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机械制造、化工、电子工业、能源设施建设等重工业部门仍发挥关键性作用。后来实行的‘半公开性’进程并未达到与人民对话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官僚主义的厌恶。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他拉开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党和政府陷入瘫痪状态，使党的先锋队体制处于全面危机。后来将用于工业现代化的资源转向生产日用消费品，但为时已晚，根本无法改变日用消费品严重匮乏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人们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又没有建立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和人民的机制。在苏联政权体系中，党一直是‘苏联’这个大公司的董事会，党还像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和工会的领导。由于戈尔巴乔夫将危机的责任推托到党内干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层干部的极大愤慨，使共产党的士气一落千丈。在解决经济混乱和非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时，如果没有党的积极参与，那么苏联经济只能陷入困境。”[39]我认为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半的时候提出来的。 “民主改革”操之过急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甚至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社会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俄罗斯一些极端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学者企图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诞理论著称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写道：“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出现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产生是试图将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拉回到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本质在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生活方式和高层领导所希望的社会进化通过强制性的手段、从上至下地强加给国家和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建立一个脱离党组织并凌驾于共产党之上的权力机构，由此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改革，实际上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要求赋予‘总统制’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一种类似于斯大林的领袖独裁制的权力体系。”[40]我认为，将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的政权目标、性质和体制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我也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某些学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其中包括普列特尼科夫[41]、萨普雷金[42]、特鲁什科夫[43]和沙巴诺夫[44]等，他们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成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政变”。这些学者认为：“领导这次反革命行动的政治中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最高领导层，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基层中有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比克宁[45]和扎格拉金[46]等人。”这一新生的反革命运动的基础和“摧毁社会主义的冲击力”正是依靠从事影子经济的投机者、腐败的官僚阶层、外交部机关、苏共中央中“从事与西方有关”的国际部门、以个体户和合资经营者为代表的第一批“新俄罗斯人”、大城市中的边缘阶层，以及社会各阶层中的无业游民。此外，反革命运动还依靠一部分工人，特别是矿工，这些人中的刑事犯罪比例相当高，它还依赖部分从事创作的精英、大众传媒机构、各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对低收入不满的工程技术人员等。[47]社会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强大的反对派，怎么还能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某种“超权力”体系，他的目标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些目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愿望，甚至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清晰地描述它们，这是我在1989—1990年与他们多次交谈中体会到的。的确，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组织的权力机关，当我被选举为苏共中央委员并开始在老广场的办公楼里工作时，党的各级机关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它们只是随着惯性在徒劳地工作。苏联总统办公厅同样没有任何权力，它只是未被改组，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实权。戈尔巴乔夫建立的不是“超权力”，而是“无权力”体制，这个权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二三年前还没有任何影响的人物和机构填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带着困惑观察着国家和党内发生的一切，回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问题。1990年夏，苏联著名的文化活动家维利切克[48]在《电影艺术》杂志中曾指出：“戈尔巴乔夫是否明白，他打开通向民主道路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他是否想过，过去那个在没有自由民主条件下的反自然的权力体系迅速瓦解后，却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反而陷入了到处是毁灭、混乱、为所欲为和充满挑衅的对立面。是否存在危险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许多社会学家确信，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国家必须经受动荡和混乱。这些社会学家还认为，刚开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曾被典型的自由倾向的党员思想所束缚，而现在他明白了，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一切是客观和合理的，他的历史使命在于利用一切战术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由此产生了一种怪论，似乎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这是用谎言编织的神话，戈尔巴乔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误，他的改革纲领是不现实的中派主义和妥协的，是模棱两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尔巴乔夫行动上的优柔寡断，这一切导致改革丧失时机和主动，产生危险的权力真空、离心倾向和破坏倾向。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把握主动权，那么他将带领国家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联邦制国家，而是走向国家的解体、暴民统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权的民族社会主义专制。”[49]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具备这种主动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苏联解体实际上已不可避免。 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的薄弱性在苏联意识形态一直是社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规模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据。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因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是可以兼有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和私有财产的新观念。但戈尔巴乔夫不是思想家，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问题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戈尔巴乔夫曾掌握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就此停滞不前，并从未想过再将其发扬光大。对于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国家建设等其他方面的科学理论，戈尔巴乔夫都是略知皮毛。的确，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和要求，但他并没有创立任何新的思想。在其《改革和新思维》的书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思维，更别说是新概念了。戈尔巴乔夫多次指出，到1985年时，苏联的发展已经完全远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方向，因此目前必须使1917年之后被孤立的苏联与世界重新融合，共同组成国际社会的新秩序。他还号召苏联公民“按照国际法和文明世界的准则”行事，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空洞的、抽象的无稽之谈。它们就像2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将苏联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一样，是错误和危险的。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应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西方专家有一段时间曾对这些提法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苏联领导人玩的“花招”。后来他们又惊奇地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老实”，但这不是赞美之辞，而是对其如此幼稚感到惊奇。即使是西方最乐观的政治学家都承认，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严格地说来对于传统的苏联理论学说没有进行任何革新。他只是向这种政治注入了新的声音、温和主义和理智，同时他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供讨论。然而接下来该如何做呢？在1987—1988年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专家对该问题予以回答。一些悲观的西方学者当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旧商品如果经常以“新的”和“完善的”来广而告之，那么就不愁没有销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的“天鹅绒”革命，尤其是德国的统一，所有这些事件不仅令西方国家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感到莫名其妙。如何解释苏联的突然临阵退缩？其背后是否有隐情？对此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今后还会发生什么？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波尔·马兰茨在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之后曾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不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那样明确。他说：“这些前苏联领导人都已经离开国际舞台多年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他上演的还是第一幕。”[50]然而，这第一幕也是最后的一幕：苏联解体了。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思想家，但是他却有一个以米哈伊尔·苏斯洛夫[51]为首的固定的“意识形态参谋部”，而戈尔巴乔夫的身边就没有这样的智囊团，也没有任何“总思想家”。在1987年年中前，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局的领导人是叶戈尔·利加乔夫领导，到了1987年下半年，利加乔夫作为政治局委员又负责领导农业部的工作，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由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分管。但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常产生矛盾。1988年末，戈尔巴乔夫分工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于是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1988年9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之后，由他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他是品行端正和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作为学者型的领导则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从专业上来说他是经济学家，但是当时在国内已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浪潮，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都无法控制。如果我们相信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描述，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权威便是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她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后来成为哲学副博士，她的副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村中的一些社会变化。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无所作为引起了苏共各级领导的不满，同时也令西方一些思想深刻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则感到不解，甚至是担忧。罗伯特·希埃尔在自己的书中就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他要完成许多具体任务，他还面临许多没有具体答案的问题迄今为止，许多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还是没有理出头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许多陈旧的观念，已无法跟上时代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生活本身并不像电影《赤色》所展示的那样，它要复杂和愚蠢得多。这位苏联新的领袖怎样用新的劳动道德准则取代原有的模式呢？公开性对于作家来说，就像是喝了一口伏特加酒那样爽快，而对于那些排着队来买真正的伏特加酒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使他们感到压抑气愤。这些人对戈尔巴乔夫禁酒的愤怒甚至比对得知斯大林的不光彩历史或者是高层腐败的愤怒要严重得多。最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克格勃反对、军队得过且过、社会抗议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退缩了。没有人会比戈尔巴乔夫更清楚，事情走得太远了。他承认说，他必须领导一个已经接近于无法控制的社会。那些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中失去特权和权力的人会站出来说话吗？没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的诚心，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说的，社会局势变得异常紧张，许多人开始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切进行得有意义吗？”[52]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担任苏联这样非同寻常的国家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不要说解决苏联的众多问题，他甚至连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都是力不从心。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软弱无能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国在科技领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领导干部队伍，在其他许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富有经验和学识的领导人才，但惟独在政治领域领导人才寥寥无几。就政治能力、知识水平和意志品质方面的整体水平来说，斯大林时期的领导队伍已经弱于列宁时期，这种退步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依然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的周围已没有像柯西金[53]、葛罗米柯[54]、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55]这样的70年代国家政治领导的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常常新任命的领导，他们比被撤的领导更无能，但更听话。即便是这样的领导，他们上任不久也会与戈尔巴乔夫产生矛盾与冲突。 戈尔巴乔夫不知人善任，此外，他还有一个对这种层次国家领导人来说最不应有的、最糟糕的特点：在与自己身边的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以及文化界的活动家会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他不愿听、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讲话，甚至干脆不给对方发言的机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是邀请一位学识渊博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但是一两个小时的会谈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最后分手的时候他还不忘感谢对方的认真听讲。戈尔巴乔夫十分不愿听到负面的、令其不快的消息，如此一来，苏共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都不愿接受总书记的会见和听他作报告。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有些交谈者享有一定特权，这其中大部分是文化界的活动家，然而就连他们在后来也对戈尔巴乔夫不善于听取意见给予了批评。比如，《星火》杂志的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56]在1987—1988年间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常客，有一次他决定告诉戈尔巴乔夫，目前在国内，尤其是在党内，戈尔巴乔夫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了。科罗季奇回忆道：“当时已是晚上6点多了，戈尔巴乔夫看起来疲惫不堪，我也很累了，现在想想，如果换了是在早晨，我未必会对他说那番话的：‘您知道吗，现在许多人都对您有意见，您知道为什么吗？您自己不喝酒，还不允许别人喝酒；您既不给自己挂奖章，也不给别人挂。这些人虽然也瞧不起勃列日涅夫，但还能忍受他的原因就是，他不但自己生活得好好的，而且也不妨碍老百姓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则不耐烦地回答说：‘你说什么呢？我每天都与人们交流意见，我经常打电话。你知道吗，现在国家蒸蒸日上，人民精神饱满！可你说了些什么呀！’……”。[57] 戈尔巴乔夫不是暴君，也不是独裁者，他在与人交往中也容易接近，但是他非常专制，这一点就使他成为不了伟大的民主领袖。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主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对他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相比之下，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会议就游刃有余得多。在苏共中央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很难克制自己，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与反对派对话是不可能的”、“关于多元化的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等等。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内心极度的不自信和外表的过于自信矛盾地融合在一起。他喜欢说，但从来不做，他经常拖延许多重要的事情和决定。一位研究戈尔巴乔夫个性的心理学家别尔金曾写道：“戈尔巴乔夫在为人处事方面犯下了许多惊人的、不可理解的错误，这是他的个人性格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明白，应该珍惜自己身边才华横溢、忠心耿耿、善于独立思考的朋友，正是应该从这些人中寻求支持！但是嫉贤妒能的人就常常使自己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一个人的朋友经常与他争论，反对他，打破他的‘无所不知’和‘无上权力’的神话，那么这个人就将经常处于尴尬和艰难的境地，他不可能与别人分享成功和喜悦。这种内心的非理性的声音掩盖了一切，也导致产生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失误。否则如何解释，他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像巴甫洛夫、亚纳耶夫和已故的普戈这样人的身上呢？秘密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没有给自己的亲信提出过高的个性和知识方面的要求。太阳并不需要其他发光体的陪衬，他认为自己就足够了，其他人的使命只是反射他的无所不在的光芒而已。”[58] 错失良机和不尽职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在其担任总书记的最初两年改革并没有真正开始，这是谈话和构想的时间，而不是改革的时候。为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投入到实际需要的方向上去。如火如荼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于1987—1988年开始实行，但是改革进行得很仓促，因而收效甚微，甚至在许多方面产生了破坏作用。 这几年里戈尔巴乔夫工作得很紧张，他每件事都要管，但最后却总不能善始善终。到了1989年下半年，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已经进攻转为防守了，在几个月之后，又由防守转为撤退了。无论是对于国内的保守派和激进派，还是对于西方的压制，戈尔巴乔夫都全线撤退了。他允许保守派建立俄共，允许激进派占据俄联邦权力机构的重要位置，而对于西方，他则无条件地放弃了苏联在东欧和德国原有的统治地位。一位美国著名的外交官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写道：“他在我们的脚下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退让。”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联总统以后，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洛杉矶时报》向我约写一篇《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一百天》的文章，我与这家报纸的合作始于70年代末。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将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比较，后者是1933年1月上台的美国总统，在其就任总统后的100天内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确，我比其他人更加关注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4—6月的活动，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这段时期的表现乏善可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即走访了乌拉尔地区，而该地区一直是叶利钦的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在乌拉尔各地进行了多次讲演，每次讲话都冗长琐细，但其中的内容模棱两可，他主要是论述其不久前提出的实现“向市场飞跃”的号召。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没有制度法规方面的协调配合而贸然转向市场经济，那么这将导致约1500万—2000万人失业。戈尔巴乔夫又撤回原来的意见，他在叶卡捷琳堡的讲话中指出，关于“休克疗法”的传言是不属实的：改变经济政策的决定将在年底通过，而且必须经过仔细的研究。1990年5—6月，戈尔巴乔夫还访问了法国、加拿大和美国，但是没有签署任何重大的协议，他希望得到西方大规模援助的要求被拒绝了。截至1990年年中，苏联外债高达到400亿美元，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巨额外债不知被用到了何处。戈尔巴乔夫就任后的100天内，他没有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任何重要的法律草案，也没有签署任何值得历史学家记载的命令。苏联总统在这些天签署的最主要的命令大概要算是关于成立总统委员会的命令了，这个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包括钦吉兹·艾特马托夫[59]和瓦连京·拉斯普京两位作家。众所周知，这个委员会只存在了几个月，年底便改为安全委员会，但是也同样没有任何作为。当然，在这几个月国内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但这都不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和领导的，相反许多事件是针对他而进行的。自1990年1月开始，苏联国内经常进行社会民意调查，统计各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并绘制成表。1990年1月的三位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排名为：戈尔巴乔夫—54%，雷日科夫—38%，叶利钦—12%。在3月末，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在回答：“您认为在我国哪位政治活动家最具威信？”时，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戈尔巴乔夫，20%的人回答是雷日科夫，而18%的人认为是叶利钦。但是到了1990年6月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则下降到19%，雷日科夫下降到7%，而叶利钦的支持率则上升到40%。[60]我后来拒绝了关于撰写苏联总统一百天的约稿，但是我却阅读了许多西方报刊中撰写这个题目的文章，作者大都抱消极悲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掉进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漩涡中”，“当困难变得越来越棘手时，而戈尔巴乔夫却越来越毫无目的地去抓表面的权力”，“共产党已经不能领导国家，戈尔巴乔夫既不能领导党，也不能领导控制经济”，“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是否会失败，而是他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失败”，“苏联总统的权力高高在上，但却不可能将制度实施到农场和工厂”。这些都是1990年6月间西方媒体上的部分文章摘要，美国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地位比喻为“哈哈镜王国”，可见其统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退让仍在继续，其政治上的溃败已不可避免，然而当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想到，苏联总统制会随着苏联解体而一同消亡。 戈尔巴乔夫在后来承认说，在1990—1991年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就意味着使用武力，这也就是按照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精神去做，他不愿意、也不能这样做。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进行辩论时，戈尔巴乔夫对那些批评者反驳道：“许多人说我缺乏政治意志力，说我没有在应该动武的时候使用武力，老实说，这些批评很庸俗。我早就注意到，指责我缺乏意志力和果断性的首先是那些借助公开性和民主改革而出名的人，正是因为我没有使用武力而使他们出了名。如果我使用了武力，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辩论，也就没有形式上的改革，稳定、保持国家地位的逻辑与改革冲动重要性的逻辑是两回事。我们大家都明白，改革是冒险的事情，但我们是在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压力之下改革的，这种压力将我们推向苏联制度的民主化。你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承担改革和民主化风险的人如此地愚昧和幼稚，他们甚至是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前进。改革者并不需要感谢。当你下达射击或其他采取武力的命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针对人民的命令。不能一方面推进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又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有人也许会说，俄罗斯的沙皇和其他统治者的命运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时刻准备着要将人的生命置于屠刀之下。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有另外一种信念，管理国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流血冲突。此外，我的信念的第二部分还包括：社会变革应以社会所能接受和承受的速度进行。我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两点我都没有做到，但是否定已经形成的改革信念是毫无意义的，民主是不能靠流血来确立的，不能自欺欺人。我之所以放弃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是为忠实于我坚持不懈的道德原则。”[61]戈尔巴乔夫上述的许多观点都不能令人认同，其中包括他提到的在改革历史中的许多具体事实，以及他在极权制度下争取社会民主的原则。当然，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于严厉地指责他。1985年之前，还没有一位国家或党的领导人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过改革，苏联国内的弊病被耽搁得太久了。早在50年代就应该采取措施铲除这些弊病，只有戈尔巴乔夫勇敢地承担起了改革苏联社会和国家机制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大肆吹捧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者的成就，他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邓小平那样的层次。应该注意到，邓小平不仅自己表现出伟大和睿智的改革家的品质，而且他还善于依靠杰出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是在40—50年代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最艰难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在60年代将这些人免去职务，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劳动，其中邓小平就曾当了不止一年的放牧人。这些干部在经受了身体和政治上的迫害之后得以幸存下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们重新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中国的革命干部队伍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而在苏联这种继承性在斯大林时期就被彻底打破了。苏联在1970—1985处于停滞和长老掌权时期，对干部队伍的全面否定和精英退化现象仍在继续，在这种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又会有何作为呢。 5.7叶利钦与苏联的解体 毋庸置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争权夺利几乎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解体最后阶段的1991年，叶利钦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可以比作是一名守卫者，但他却没有很好地保护住委托给他的财产，而这个财产却是极其珍贵的，这就是政权、党和国家。人的生命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有最重要的意义，因此他只是虚张声势，将手中的武器不时拿出来挥舞几下，但他却不敢使用它。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叶利钦和其他民主派是需要枪毙的危险的敌人。叶利钦是进攻的一方，但他当时并没有掌握任何兵权，完全是作为政治家在行动，而正是这位政治家取得了胜利，尽管他当时并不很清楚，斗争是为了什么、他最终将把这场斗争引向何方。 叶利钦从不否认他是别洛韦日协议的倡导者，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对苏联的问题和苏联的灭亡负有任何责任。他总是强调，在白俄罗斯维斯库利签署协议的各国领导人只是确认了苏联灭亡这个事实。按照叶利钦的说法，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当时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叶利钦一直将苏联灭亡的责任推到“苏共的保守派”和戈尔巴乔夫的身上。同时，叶利钦从未对苏联和苏共的解体表示过遗憾和惋惜之情，对于他来说，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体制并不值得他去捍卫和坚持。叶利钦从不掩饰他对权力的欲望，而我认为这种欲望是非理性的，这也正是我始终反对叶利钦的原因，我自从在莫斯科市哈拉绍夫斯基区开展竞选苏联人民代表活动以来就一直反对叶利钦。 叶利钦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斗争在最初几年只限于苏共党内，在1986—1987年间，这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反对利加乔夫和“保守派”的斗争。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受到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因此他尽管保留了叶利钦的高级领导职务和苏共中央委员的地位，但是他仍对叶利钦说：“我不会再让你参与到政治中来。”而叶利钦在1989年又重新回到了政治中来，这时新一轮的社会浪潮已风起云涌。但在1990年5—6月之前，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对抗仍然像过去一样只是限于苏维埃体系的内部。叶利钦按时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并经常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当时还主管建设和建筑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叶利钦在领导跨地区议员团和民主纲领派的工作时，他从不放过戈尔巴乔夫所犯的任何错误和失误，并对其进行攻击。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卢基扬诺夫，他们都没有对“叶利钦帮”及其本人开展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斗争，尽管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令我本人感到不可理解。 到了1990年初时，在老百姓和许多苏联人民代表的心目中，戈尔巴乔夫的形象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领导人，他说话滔滔不绝又非常不清晰，他没有能力采取果断措施。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则是果敢有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大家认为他是有能力整顿国家秩序，消除贫困，打击犯罪和滥用职权。叶利钦巧妙地利用民众的情绪，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和演讲，尽管他还没有形成任何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1990年3月叶利钦进行了一次带有宣传色彩的欧洲之行，目的是介绍自己所写《叶利钦的自白》一书，该书于1989年在苏联出版，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叶利钦访问了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六国。我5月份正在意大利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我在会见记者时，他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于叶利钦的：“叶利钦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政治家？”西方社会在迎接叶利钦时并没有表现非常兴奋，而对于那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叶利钦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大多数西方政治家普遍认为，叶利钦是个过分粗鲁和不可预测的人，叶利钦在俄罗斯越来越高的威望使他们感到不安。有许多关于叶利钦的文章，但大都是批评性的，比如英国记者约翰·洛伊德[62]这样写道：“叶利钦的生平经历让人感到震惊，读过他的书会产生这样的忧虑：苏联不可能创造出政治阶级。叶利钦说自己反对戈尔巴乔夫，但是在他的书中却既看不到任何行动纲领、批判性分析，也看不到对国家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任何有益的思考。叶利钦的惟一武器就是对特权的煽动性的批判，对此问题他讲得很好。此外，叶利钦极力标榜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的朋友，然而不少政治家都比这位朋友更值得人民信任。叶利钦未来很可能成为俄联邦总统，他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将朝自己的对手反戈一击。苏联，至少是俄罗斯，可能迟早会有一天落入这个狡诈和虚荣的人的手中，此人对权力充满了无穷的欲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然而他的简历并不能使人相信，俄罗斯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有所好转。”[63]约翰·洛伊德发表这番悲观的推想的时候，叶利钦还只是苏联和俄联邦的人民代表，还只是国家反对派的领导人，并没有成为整个俄联邦的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国的观察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对叶利钦的政治动向也表现出关注与担忧，1990年5—6月出版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上写道：“很难说清叶利钦属于哪类人，自尊心极强的他在其拥护者眼中是苏联富有活力、果断、正直的领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傲慢自大、不可预测、善于蛊惑人心，是苏联版的胡安·庇隆。但是他却迎合了苏联绝大多数老百姓渴望强人领导的心理需求。叶利钦的立场经常变幻不定，相互矛盾。”[64]如果1990年初苏联国内没有形成民主反对派，那么叶利钦就不可能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如果这支反对派不是由像叶利钦这样的坚强果断和富有声望的人来领导，那么它也不可能与已经衰弱的苏共相抗衡。早在1987—1988年民主反对派在我国与其说是运动，还不如说是只在实行公开政策条件下产生的潮流和趋势，其主要代表都是一些规模不大的组织和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有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领导的“民主联盟党”和由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担任名誉主席的“纪念协会”。1989年春，民主运动依靠独立的苏联人民代表才得以发展壮大起来，这些人占整个苏联人民代表总数的不到10%，他们并不是来自社会的最基层，而是一些党的中层干部、大学教授、部分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索布恰克、波波夫、布尔布利斯、阿法纳西耶夫、雷诺夫、切尔尼琴科[65]、卡里亚金、穆拉舍夫[66]、鲁缅采夫[67]、斯坦克维奇、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科罗季奇，然而即便把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也无法形成真正的、有所作为的政党。民主反对派在1990年的选举运动中依靠200—300名俄联邦的人民代表再一次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斯捷潘克夫、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沙赫赖、菲拉托夫、亚库宁和谢科奇欣[68]，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凭个人的力量、还是联合起来，都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任。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野心很大，但他们的政治和知识才能远远不够。奥列格·波普佐夫[69]曾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1991年3月，也就是戈尔巴乔夫60岁时，波普佐夫在总结六年改革成果时指出：“应是抛开幻想的时候了，1989年没有任何一位民主派进入国家领导层，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的民主派。尽管在国家政界的高层领导中出现了几位精明强干、学识渊博的人，但是可以振臂高呼‘革命’的人在我国还屈指可数。类似的情况在俄罗斯人民代表选举之后也发生过，按照最精确的统计，具有民主倾向的代表还不超过33%，但这却已让许多人歇斯底里地狂喊：‘民主胜利了！’他们错了，并没有胜利，这只能表明民主在政治舞台刚刚出现。幅员辽阔的国家都喜欢夸大其词，中国有句俗语：‘一口吃不下个胖子’。戈尔巴乔夫摧毁了国家的政权体制，一些不太知名的社会力量用政治攻击在此摧毁过程中推波助澜。我们的时代可以称为是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时代，超级激进分子将‘天鹅绒革命’的支持者赶下了政治舞台，并将民主思想作为情绪体现出来，然而情绪是一种不可预知的东西。”[70]正是这种建立在激进情绪基础上的、而并非建立在现实的政治力量基础上的民主运动摧毁了苏共和整个苏联！ 苏联在1991年的状况与沙皇俄国在1917年时情形很相似，1917年的二月革命使国家政权落在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以及其他几个势力更小的民主党派人的手中，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影响很小，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时根本没考虑过夺取政权。后来一些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从流放地或国外相继返回，巩固了其影响和势力，但即便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它仍然处于激进的孟什维克党的下风。1917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仅仅得到了超过10%的席位。有两件事情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1917年8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71]起义，它使临时政府陷入混乱状态，并增强了人民群众进行根本改革的意识；另外就是列宁的强大号召力，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并使其坚信只能依靠武力才能夺取国家政权。1991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叛乱起到了科尔尼洛夫起义的作用，叶利钦担当了列宁当年的角色，如果不是具有号召力的叶利钦领导这支势单力薄、人心涣散的政治力量，那么民主派也不可能于1991年秋掌握了国家政权。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提到，1990年时其支持者曾建议由他自己领导民主派，而在1990—1991年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将苏共分裂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少数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保守多数派。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敢走这一步，因为他有许多顾虑。然而，就算是戈尔巴乔夫当时这样做的话，那么民主反对派领导人也不会是他，而只会是叶利钦。在相对自由地竞争民主派领袖的情况下，甚至连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都会比戈尔巴乔夫更强、更有威望。戈尔巴乔夫可以领导一个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机构和政党，但却不具备人民领袖所应有的素质、能力和修养，叶利钦在1991年却能够胜任这一角色，后来他又扮演了其他角色，只不过他的演技越来越糟糕。 5.8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回顾1991年发生的事件就会发现，作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其外表的强大和摧毁它的力量的弱小之间是如此的矛盾。苏联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是历史性的挑战，它是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它是新的社会体制，苏联的产生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似乎只有具有如此同样规模的力量才能使苏联遭受重创。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苏联的强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只有稳固和强大的国家才能承受住如此巨大的考验并取得胜利。众所周知，沙皇俄国是在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后而灭亡的，但是这简直不能与1941—1942年苏联所遭受的损失和失败相比。 “十月革命”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的、由规模不大的政党发起和完成的，绝大多数观察家当时一致认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很快就会崩溃。然而布尔什维克却举世震惊，他们不仅取得了革命的凯旋性胜利，而且在如此广阔的国家内几乎全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强大的红军，并在残酷的三年国内战争中击败了敌军。在以后的20年中，布尔什维克逐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立起稳固而集中的经济体系和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不仅打败了入侵的敌人，而且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开始发展核工业。还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联盟，它们控制着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领土，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了军事基地。 截至1990年，苏共差不多有近2000万名党员，苏共垄断了新闻并发行上千份报纸和杂志，它还拥有几十万名宣传工作者，苏共还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苏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并统治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剧变。 苏联是在被摧毁了的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和社会模式，是劳动人民掌权、无产阶级专政、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利益和意志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不是依靠民族思想、历史传统，也不是依靠君主政体、专制的帝国主义思想或者是宗教思想，而是依靠一种全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惟一政党——共产党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苏共的专政是强硬的，国家自建立之初便经受了迫害和恐怖，但是意识形态的魅力吸引了多数苏共党员和广大群众，他们信仰这种学说。 共产主义学说以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的主要原则不仅仅依靠信仰和信念，它还需要证明。共产主义学说不是指在天堂的永生和死后的劫难，不是指上帝和灵魂的不朽，它宣扬的是全新的、更加公平的生活以及人类的富足，它要消灭战争和暴力，追求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学说，另一方面是国家统治的力量，这两者构成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主要基础，而倡导和维护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的共产党则是这个国家的承重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此问题都曾经极为明确地进行了阐述。证明共产主义学说正确性的主要两个论据是：一个是劳动生产力水平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另一个是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这反映在许多革命口号中，例如“土地是农民的，工厂是工人的，世界是人民的”。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21年，如果列宁当时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对共产主义学说本身进行相应的修改，那么任何专政制度都无法挽救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和灭亡。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开始改善，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国家开始迅速前进，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苏共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权威也与日俱增。苏维埃政权的第二次危机始于1928年末，并持续了五年之久。克服这次危机不是依靠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新的政策，而是依靠大规模的恐怖镇压行动。农民中的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了”，而其余的农民则被强制性地组建集体农庄，农民的生活和活动处在党和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在集体化过程中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占据优势，所以许多反对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也遭到了迫害。在城市中，“耐普曼”[72]被消灭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残余几乎被彻底肃清了，在党内铲除和禁止一切反对派。在此后的几年里，恐怖镇压行动扩大到针对党、军队和国家的干部队伍。苏共的意识形态体系被重新修改，但这次却不是对美好生活的许诺，而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尽管国家经济在30—40年代仍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但是它带有军事动员的成分。这些年里，部分群众仍然支持这个制度，支持党和党的思想。但是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的特权阶层已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它包括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以及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绝对服从“上级”的干部队伍。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只不过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外部特征而已。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但这种制度离开了斯大林便不可能存在。 苏维埃政权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这次危机同样持续了将近五年。战胜这次危机依靠的是国家对农民、工人、军人和知识分子作出的大量让步。50年代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经济迅速发展，部分经济学家认为50年代是苏联国民经济史上最成功的时期。1951—1960年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5倍，而同样在这10年里，美国和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仅为30%—50%。苏共的意识形态学说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并写入了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中，并提出了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60年代只是对这一方针进行了修改。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苏共领导人继续坚持少量让步和随机应变的政策。到了70年代，苏联的经济发展开始放慢。在多数情况下，苏联不善于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因此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开始明显落后。与此同时，国家的军事支出却不断攀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较低，甚至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下降。老百姓怨声载道，政权试图通过不断的、虽然不是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来平息民愤。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停滞状态，这降低了苏共正统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苏联在60—70年代保留了极权主义的很多特点和官本位政权。 苏维埃政权的第四次危机始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是一次在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此次危机是由于精英阶层的腐败和老化而产生的。“改革”是摆脱此次危机的尝试，但是这次尝试并不成功。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没有能够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并不能减轻老百姓的不满。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但这只是即兴之作。这些举措虽然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同时党组织机关内部的权威阶层则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在尚未巩固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却在此时开始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废除官本位专制制度。在这种政策下，政权的瓦解已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将苏联比喻成一座高塔，但它却是一座基础不很牢固的高塔，高塔的建设者既无视塔身已经倾斜的情况，也不加固基础和承重结构，而是继续增加塔的高度和层数。邓小平在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保证了这个泱泱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在80年代的苏联，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苏共，都没有胜任这一使命。 5.9几点补充看法 苏联国家体系迅速解体的前奏是苏共思想理论的崩溃和苏共自身的瓦解，在此之后，苏联作为新的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国家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绝不仅仅是作为观念体系、道德要求和行为方式的标准而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被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形成了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经济模式。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中的高度中央集权也是出自这种思想理论，列宁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国家政权体制。企业全面彻底的国有化和否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也是意识形态的要求，这早就写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民主、多元化、多党制、新闻自由的批判也同样源自于这种意识形态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此，已经形成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联的解体必然会导致原有的国家体系和经济模式的瓦解。如果苏共在1928—1933年不放弃“新经济政策”或者在50年代恢复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也许进行得更平稳、痛苦更少一些。到了60年代末，这种转变的时机还没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无论是从时机，还是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源来说，这种变革已经不可能了。 过去从形式和内容上都颇为教条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新的、更合理的人类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形式。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中蕴涵着科学的元素和对未来的美好信念，它不仅反映了客观现实，而且体现了人类的愿望和追求。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更公平、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它不仅满足人类有限的物质需求，同时也保障了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而这些愿望在苏联都未完成，苏联人民的精神需求甚至比其物质需求更为贫乏、更为不足。这甚至在社会主义支持者内都引起了不满，这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可以体现出来，而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也出现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然而这些人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革体制，与建立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新的观念和体系相比，打破过去陈旧的教条、模式和观念的过程要快得多。在开始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之初，戈尔巴乔夫就深信不疑，成千上万的冤魂就藏在克里姆林宫的保险箱和柜子中。对于阿富汗战争、1939年签署的秘密条约、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等问题，以及过去年代的其他众多事件和决议，人们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解释。戈尔巴乔夫不知如何向全国及整个世界解释1940年在卡廷森林枪毙波兰军官事件的真相，那又如何解释苏联政府在1918—1922年推行的许多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和行动呢？取消对新闻出版原有的限定和管制引发了批判浪潮，这股浪潮反对苏联国家和苏共的所有制度，首先就是反对苏共的意识形态。苏共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进行反击和承担责任，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了普遍质疑，而这种制度正是建立在苏共具有不受督促的权力的基础之上。苏联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苏共的统治和领导地位”，而此时要求取消这一条款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要求是论据充分和合情合理的。但是即便是在取消了宪法第六条之后，苏共仍无法控制国家政权。苏共有庞大的资源和财富，但却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应有的支持和权威。 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不仅阻碍了国内健康的民主力量的发展，而且与这一思想相关的行动方针和指南也助长了党和国家统治阶层的不良习气，包括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许多地方高层领导人的自私自利等等。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在苏共内部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瓦解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教条主义和苏共干部队伍的普遍腐化使这个党丧失了抵抗力。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还很强大和享有权威的时候，苏共也相应地成为具有权威的党，因为只有苏共才是这一思想理论的保卫者和诠释者。随着这一思想体系逐渐丧失它的权威，苏共也随之失去了威望。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了，这使表面看似强大的苏共陷入了困境。 在苏联不仅有执政的共产党，还存在着复杂的国家机关系统、经济管理部门、通讯和信息部门、强力系统、外交部门等等，所有这些系统担负着管理国家的事务、社会的生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责任。然而这些机构之间都是通过党组织机关来进行相互联系和协调的，党组织机关具有监督和最终决定的权力。于是就形成了党委书记制度，这类似于国内战争期间红军中建立的政委制度。当然，各部委可以在没有苏共的干预下管理自己的部门，但这指的是只是处理日常事务，因为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的所有原则性决定都是由苏共中央决定。出版社可以不经过电话请示或者苏共中央的批准而发行书刊，但印刷厂有权拒绝印刷那些未经新闻检察官盖章的手稿，而新闻检察官则隶属于党的各级机关。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意识形态和党在苏联社会这个复杂的体系中简直是可有可无，甚至是多余的，其中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不解：“共产党员在苏联社会中已经享有特权的领导阶层，他们对于感兴趣的是如何延长他们已经解决不了的危机。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调控来说，苏共都是多余的，但是无所作为的苏共却在领导着所有这些部门的工作。”这是非常肤浅和错误的论断。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运转不可能没有政治领导和社会监控，但在最近几十年中，苏联的政治领导更多的是阻碍了、而不是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进步。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但苏联在科技发展和生产力方面却相对落后。70年代，仍保留原来粗放经营特征的苏联经济开始放缓。苏联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中与西方的明显差距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失败，因为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优势正是体现在能够组织高效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加速苏联经济发展只能改造其原有的科技基础。从表面的教条主义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提出的“加速发展”和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口号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党和国家已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转型，人民群众也失去了耐心，因为国家许诺的1980年之前实现富裕的目标并没有兑现。 苏联将理性的军备和国防政策转变为60年代对北约和中国的军事战略对等政策，这种政策持续了近15年的时间，俄共一些思想家至今都认为这是苏联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功勋”。然而事实上这是苏联领导人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因为国家巨大的物质财富、科技、人力和智力资源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是用于生产军事技术。苏联没有经受住疯狂的军备竞赛并最终败下阵来，戈尔巴乔夫为使国家摆脱军备竞赛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将苏联高度军事化的体制转变过来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而这是戈尔巴乔夫所无能为力的。 一些人只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其缺陷和不足，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此事。苏联是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体系的国家，苏共纲领中规定的许多目标和任务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高尚的。但是这些目标和任务却因为苏共领导人所采取的不正确的、甚至是罪恶的手段而最终无法实现，这些手段不仅玷污了这些目标，而且使其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在难以对世界局势以及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争中的失败做出解释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对外孤立的政策和镇压异己思想的方针。党的肌体看似强壮，但却已经丧失了免疫力。苏联能够抵御各种外来的入侵，但却无法对付传染病。70年代国内出现的各种疾病已从本质上削弱了苏共的力量，80年代危机对于党和国家的肌体来说更是致命的伤害。如果使用武力固然可以延缓苏联生存的时间，但却会使苏联的疾病更加危险。与实行新的紧急状态和新的极权制度相比，苏联的和平演变可能是痛苦更小的解决办法。 苏联和苏共的土崩瓦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没有变成流血冲突的原因之一便是苏联并非是完全彻底的覆灭，苏联时期的许多成果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和文化领域，仍然存在于独联体和后苏联时代的各族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中。苏联在几十年中积累的沉痛的经验不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些经验是否会被合理地运用呢？ [1]拉什：《幸运和命运》；《国家利益》，1994年，第40页；《在十字路口：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198页。 [2]瓦伦丁·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ГригорьевичРаспутин，1937年3月15日——2015年3月14日），俄罗斯作家。1966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77年、1987年两次获苏联国家奖。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反对改革。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2007年起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0—2015年任东正教族长文化委员会委员。2015年去世。 [3]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总结—速记记录。莫斯科，1989年，第2卷，第458—459页。 [4]马克·罗伊斯：《克里姆林宫的异己分子》，莫斯科，1993年，第58页，第160页。 [5]里根：《公开言论：摘选语录》，莫斯科，1990年，第162页。 [6]《在十字路口：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186页。 [7]《在十字路口：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186页。 [8]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Зино́вьев，1922年10月29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1940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在波兰和德国作战。1946年退役。此后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4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1955年起任教。1968年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6年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78年被驱逐出境，流亡西德。1990年回国，激烈抨击戈尔巴乔夫改革。1996年起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6年逝世。 [9]《明日》，2001年17期。 [10]叶莲娜·格奥尔基耶夫娜·博奈尔（ЕленаГеоргиевнаБоннэр，1923年2月15日——2011年6月18日），苏联人权活动家。出身于革命者家庭。二战期间作为护士入伍。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年与萨哈罗夫结婚，同年退党。1976年参加莫斯科赫尔辛基集团。1980年被流放到高尔基。1985年获准出国旅行。1987年回国。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人权委员会委员。1994年因反对车臣战争而辞职。2006年移居美国。2011年死于波士顿。 [11]瓦列里娅·伊里尼奇娜·诺沃德沃尔斯卡娅（Вале́рияИльи́ничнаНоводво́рская，1950年5月17日——2014年7月12日），早年参加了共青团。1969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同年12月被捕。1970年被押往喀山一家特殊精神病院关押。1972年获释。1978年创立自由职业间工人协会（Свободноемеж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объединениетрудящихся），多次被捕并被送入精神病院。1988年参与创立苏联第一个反对派团体“民主联盟”。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2013年参与创立西方选择党（Западныйвыбор）。2014年去世。 [12]《对话》，1998年6期，第75—78页。 [13]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ЮрийИвановичДроздов，1925年9月19日——2017年6月21日），1943年加入红军。1945年参加了柏林战役。1956年加入克格勃。1964—1968年任克格勃对外情报部驻中国代表。1975—1979年任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站长。1979年12月27日参加了袭击并杀死阿富汗总统阿明的行动。1979—1991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兼非法情报处处长。1991年退休。 [14]《莫斯科新闻时间》，1999年10月25日。 [15]伊戈尔·雅科夫列维奇·弗罗亚诺夫（ИгорьЯковлевичФроянов，1936年6月22日——2020年12月5日），俄罗斯历史学家。197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1982—2001年任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院院长。1983—2003年任列宁格勒大学俄罗斯历史系主任。1993年起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1—2003年期间因被指控“支持反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被解除一切职务。2020年去世。 [16]《苏维埃俄罗斯》，2002年7月20日。 [17]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雅诺什·约热夫（CzermanikJános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 [18]沃伊采赫·维托尔德·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WitoldJaruzelski，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39年移居立陶宛。194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华沙战役。1947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62—1968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4—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65—1968年任波军总参谋长。1968—1983年任国防部长。1970—1971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1年12月13日发动政变，血腥镇压团结工会运动。1981—1983年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81—1989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5—1989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抛弃共产主义，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于1989—1990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2014年去世。 [19]埃里希·恩斯特·保尔·昂纳克（ErichErnstPaulHonecker，1912年8月25日——1994年5月29日），1928年加入德国共青团。192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1931年期间在苏联接受培训。1931年回国，并开始担任德共全职干部。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短暂被捕，获释后流亡萨尔盆地。1935年1月流亡法国，同年8月秘密回国参加抵抗运动，12月4日被盖世太保逮捕。1937年被判处十三年监禁。1945年3月越狱逃走。1946—1955年任自由德国青年联合会主席。1950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58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起任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书记。1961年发起建造柏林墙。1971—1976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75—1989年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76—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1989年被迫辞职。1990年被捕，随后因病获释。1991年流亡苏联。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被迫回国。1993年因病获释，随即流亡智利。1994年在智利病逝。 [20]托多尔·赫里斯托夫·日夫科夫（ТодорХристовЖивков，1911年9月7日——1998年8月5日），192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32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曾多次被捕。1935年因被指控“左倾”而被开除出党。1942年恢复党籍。1943—1944年期间参加游击队。1944—1945年任索非亚人民警察局长。1945—1948年任保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90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第一书记兼祖国阵线索非亚市委主席。1949年5月27日至10月8日兼任索非亚市长。1949—1950年任保共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1950—1954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书记。1950—1966年任保共中央书记。1954—198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62—1971年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71—1989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89年11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12月13日被开除出党。1990年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96年改判无罪释放。1998年初参加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8月5日病逝。 [21]卡尔·伯恩斯坦（CarlBernstein，1944年2月14日——），美国作家、调查记者。出身于一个犹太共产主义者家庭。1965年起担任记者。1966—1977年期间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1972—1974年期间全程报道水门事件。1980—1984年任ABC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 [22]约翰·保罗二世（PopeJohnPaulII，1920年5月18日——2005年4月2日），原名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JózefWojtyła），1978—2005年任梵蒂冈教皇。 [23]《苏维埃俄罗斯》，1992年8月1日。 [24]莱赫·瓦文萨（LechWalesa，1943年9月29日——），早年参加了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农村青年联盟。1970年12月领导了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1971年加入五金工人工会，但于1976年被开除。1980年参加团结工会。1981年被捕。1982年获释，随后几年逐步驱逐团结工会左派。198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8年领导“圆桌会议”。1990—1995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 [25]《新闻周刊》，1982年48期。 [26]罗伯特·G.凯泽（RobertG.Kaiser，1943—），美国记者、作家。1982—1985年任《华盛顿邮报》副主编。1985—1990年任《华盛顿邮报》助理总编辑。1990—1991年任《华盛顿邮报》副总编辑。1991—1998年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1998—2014年任《华盛顿邮报》高级记者。2014年退休。 [27]凯泽：《为什么会出现戈尔巴乔夫：他的胜利，他的失败和他的消亡》，纽约，1992年、第11—13页。 [28]詹姆斯·阿迪森·贝克三世（JamesAddisonBakerIII，1930年4月28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52—1954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57年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并开始担任律师。1971—1972年任得克萨斯共和党财政部长。1972—1973年任墨西哥湾共和党主席。1975—1976年任商务部副部长。1981—1985年、1992—1993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5—1988年任财政部长。1989—1992年任国务卿。1997—2004年任联合国秘书长西撒哈拉特使。2006年任伊拉克研究小组主席。 [29]《华盛顿邮报》，1991年12月26日，第33页。 [30]霍尔姆斯：《后共产主义者》，纽约，1997年，第25页。 [31]《在十字路口：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197页。 [32]《国际生活》，1993年7期，第59页。 [33]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斯莫利亚科夫（ЛеонидЯковлевичСмоляков，1942年6月24日——），俄罗斯外交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驻乌克兰全权代表。1992—1996年任驻乌克兰大使。1996—1997年任无任所大使。1997—2004年期间经商。2004—2005年任卡尔梅克共和国副总理。2006—2007年任乌克兰中央拉达主席自由顾问。 [34]《独立报》，1997年1月16日。 [35]《独立报》，1996年11月20日。 [36]《独立报》每月副刊，1997年1期，第1页。 [37]伊戈尔·莫伊谢耶维奇·克利亚姆金（ИгорьМоисеевичКлямкин，1941年3月31日——），俄罗斯哲学家、政治学家。1987—1991年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政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1991—1992年任《民主俄罗斯报》主编。1992—1996年任民意基金会分析中心主任。1996年、2000—2019年任社会学分析研究所所长。2019年起任自由使命基金会主席。 [38]《十月》，1990年6期，第185页。 [39]出自《共产主义问题》，美国，1990年6月；转引自《前景》，1991年5期，第32—34页。 [40]《伊斯姆杂志》，1993年3期，第7页。 [41]尤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特尼科夫（Ю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Плетников，1926年6月5日——2013年9月7日），苏联哲学家。1943—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54—1968年任莫斯科鲍曼技术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系和哲学系副教授。1968—1975年任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历史唯物主义系副教授。1975—1995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实际问题系主任。1987—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3年去世。 [42]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萨普雷金（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апрыкин，1935—），苏联宗教社会学家。1970年起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科学无神论研究所工作。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3—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思想部部长。 [43]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特鲁什科夫（Ви́кторВаси́льевичТрушко́в，1940年5月1日——2021年5月14日），俄罗斯记者、哲学家。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4—1987年任《苏维埃俄罗斯报》编委会委员。1987—1988年任苏联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社会科学系主任。1988—1991年任俄罗斯社会政治学院社会主义和政治学理论系主任。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对话》杂志编委会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91—1992年任俄罗斯社会研究所政治学系主任。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7—2004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晚年担任俄罗斯社会主义方向科学家协会中央委员会联合主席。2021年去世。 [44]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沙巴诺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Шабанов，1935年11月5日——），1961—1996年期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化学系任教。1969—1973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党委副书记。1992年加入救国阵线，并于1992—1993年任救国阵线政治委员会委员。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3—1995年任俄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93—1997年任俄联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94—1997年任俄联共中央副主席。1995年起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8—2004年任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理事会副主席。2004年退党，并参加了全俄未来共产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будущего）。2009年加入俄罗斯共产党人党（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КоммунистыРоссии），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第一副主席。2020年退党。 [45]纳里·巴里耶维奇·比克宁（НаильБариевичБиккенин，1931年9月20日——2007年4月20日），俄罗斯记者、哲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3—1966年任《共产主义》杂志哲学系顾问。198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7—1991年任《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2007年去世。 [46]瓦季姆·瓦连蒂诺维奇·扎格拉金（Вади́мВаленти́новичЗагла́дин，1927年6月23日——2006年11月17日），俄罗斯政治学家。1964年进入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书记。1980—1990年任《法国年鉴》杂志主编。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起担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顾问。2006年去世。 [47]《对话》，1996年4期，第55—56页。 [48]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维利切克（Все́володМиха́йловичВильче́к，1937年4月5日——2006年2月20日），俄罗斯记者、诗人、作家、社会学家。 [49]《电影艺术》，1990年6期，第56页。 [50]引自《美国》杂志，1991年3期，第67页。 [51]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Андреевич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52]引自《美国》杂志，1991年3期，第94页。 [53]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1940年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1939—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财政部长。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53年3—8月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消费品工业部长。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4—198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苏联国内推行资本主义。1980年逝世。 [54]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55]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Фёдорович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56]维塔利·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罗季奇（Вита́л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Коро́тич，1936年5月26日——），乌克兰作家、诗人、编剧、记者。196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69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书记。1986—1991年任《星火》杂志总编辑。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因举止失措而被解职，随即倒向反共阵营。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7年任波士顿大学教授。1999年返回乌克兰。 [57]《星火》，1991年28期，第16页。 [58]《苏维埃文化》，1991年10月19日。 [59]钦吉兹·托列库洛维奇·艾特马托夫（Чинги́зТореку́ловичАйтма́тов，1928年12月12日——2008年6月10日），195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驻卢森堡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驻卢森堡大使。1994—2006年期间历任吉尔吉斯斯坦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北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2008年去世。 [60]《起点报》，1990年5月；《对话》杂志，1990年9期，第25页。 [61]《独立报》，1997年1月16日。 [62]约翰·哈德斯·威尔弗雷德·劳埃德（JohnHardressWilfredLloyd，1951年9月30日——），英国作家、电视和广播制片人。 [63]《金融时报》，转引自1990年5月的《起点报》。 [64]《共产主义问题》，1990年5—6月；《前景》，1991年6期，第21页。 [65]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切尔尼琴科（Ю́рийДми́триевичЧерниче́нко，1929年8月7日——2010年7月14日），苏联作家、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6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6—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兼书记处联合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镇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1993—1995年任联邦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俄罗斯农民党主席。2010年去世。 [66]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穆拉舍夫（Аркад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Мурашёв，1957年12月2日——），1980—1989年期间在苏联科学院高温研究所工作。1986年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委员。198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并担任民主俄罗斯运动组织委员会联合主席。1991—1992年任莫斯科警察局长。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 [67]奥列格·日尔曼诺维奇·鲁缅采夫（ОлегГермановичРумянцев，1961年3月23日——），1987—1990年期间参加“民主改革俱乐部”。1990—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联合主席。199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并于1990—1993年任宪法委员会执行秘书。1992年被开除出党。1992—1999年任俄罗斯联邦宪法改革基金会主席。1994—1996年任国家杜马立法、司法和法律改革委员会办公室顾问。1997—1998年任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议会执行秘书，参与起草了《俄白联盟条约》。2008年起任世界经济国际研究所所长兼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局长顾问。2019年起任莫斯科市企业家权利保护专员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 [68]尤里·彼得洛维奇·谢科奇欣（Ю́рийПетро́вичЩекочи́хин，1950年6月9日——2003年7月3日），俄罗斯记者、作家、编剧、剧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1972年起担任记者。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5年加入亚博卢党。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3年中毒身亡。 [69]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波普佐夫（ОлегМаксимовичПопцов，1934年5月27日——），俄罗斯记者、作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8—1990年任《农村青年》杂志主编。1989年参与创立俄罗斯农民党。1990年3—7月任《莫斯科新闻》第一副主编。1990—1996年任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董事长。2000—2005年任俄罗斯联邦电视频道电视中心总裁兼总经理。2001年起任欧亚电视和广播学院院长。 [70]《莫斯科新闻》，1991年3月31日，第8—9页。 [71]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72]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译者注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序言 四十年前，即1889年7月在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它在二十五年当中已成长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组织，资本主义国家千百万工人跟随着这个组织。它是千百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骄傲和希望。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许多决议、号召和演说里表示要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坚决斗争。社会党国际在1914年8月成了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这座冠冕堂皇的大厦便像一座纸片搭成的房屋连抵抗意图都没有就倒塌了。第二国际的主要的党、首先是德国党便明目张胆地投到资本主义战争罪犯的阵营里去了。 这次溃败对国际工人阶级是一次血的教训。工人阶级放弃一个国际性的战斗组织，就要遭到毁灭的惩罚。资本和劳动之间每一次巨大的斗争的经验都显示出无产阶级团结的必要性。当资本在国际范围紧密勾结的时候，当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它们同时还是反对工人阶级的资本的国际战斗组织——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便加倍地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国际。认为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是最后一次战争，这种信念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是一种空洞的幻想。我们重新生活在像1914年前那样的疯狂军备竞争的时代里。各国工人阶级如何通过联合行动去反对威胁人类的战争，就成了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经常所考虑的问题。 在这种时候，充分考虑工人阶级的国际政策和组织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第二国际的背叛的斗争中，产生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它在战斗的十年当中，捍卫了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在各种帝国主义的角斗中间代表着统一的革命立场，它把各个国家最坚定的革命的阶级战士团结到自己的阵营里。 但是，在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有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他们中间一部分敌视共产主义，一部分对共产主义不信任。当战争结束后，人们也会几经试图把那些一闻炮声便抱头鼠窜的第二国际各党派重新组织成国际。在1923年汉堡代表大会上，各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个新成立的机构自命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宣称要继续第一、第二国际的传统。这些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向工人们保证：在一次未来的战争中，决不再像1914年他们所表现过的那样不起作用了。千百万工人还像1914年前相信他们领袖的诺言一样，对这种诺言还怀有希望。但是，如果说1914年甚至最好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腐蚀还感到惊异的话，那么，目前只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地考察一下重新拼凑成的改良主义国际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便能够看出：这个国际的作用在现在“和平”时期，也还是1914年背叛行为的一贯的继续；这个“国际”在未来的战争中不会比1914年起更好的作用，而只会起更坏的作用。 与此相反，唯有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在各国帝国主义者准备重新屠杀人民时，将不再是毫无防备的了，保证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现在已炼成的一种武器在必要的时候就不会不开火了，保证在未来的战争里能够实现第二国际所不能履行的诺言。 1889—1929年这些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史的研究能说明上述一切问题。但这部书的任务并不是详尽地描述这四十年的历史。第二国际的历史尚无人编写。本书是在日常工作繁忙之中写成的，因此，这本书不是意味着向读者提供一种对事件进行了彻底的历史的研究后所得到的成果。本书只希望依据史实阐明一些每个工人——在国际无产阶级伟大的解放斗争中要履行他们的义务的工人——必须了解的问题。为什么第二国际必然失去作用？为什么在目前时期，无产阶级国际必须创造原则上与1914年8月已经崩溃的国际不同的组织形式？为什么自称为旧国际的再生的“国际”在我们时代只能起帝国主义帮凶的作用？为什么创建一个新的国际，即能够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任务的国际成了迫切的需要？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要在这里加以讨论。 本书的目的不是全面地叙述历史，而是阐述重要的问题。关于第二国际左翼对各项争论问题的态度，本书未能详尽讨沦，作者深知这是一个缺陷。但这一缺陷只有当《列宁全集》德文版出齐后才能弥补。因为，如果说罗莎·卢森堡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最先进部分的化身，那么，列宁便是国际公认运动最先进部分的化身。关于第二国际革命派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问题，只有季诺维也夫的基本著作《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一书可供我们参考。对第三国际发展的论述，本书只写到了解改良主义发展史所需要的部分。 本书没有特别注明出处的引语，均采自国际代表大会或有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 愿本书能有助于当代唯一的无产阶级国际——共产国际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最危险的援军，即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及社会法西斯主义国际的斗争。 约·连茨 1929年7月，柏林
第四章穷途末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四章穷途末路 4.1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 4.2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 4.3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 4.4俄罗斯的反共浪潮 4.5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 “8月事件”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土崩瓦解和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些事件注定了苏共和苏联的灭亡。然而，并非是每一位事件的参与者当时就意识到这一点，许多端倪是在事后三天内才逐步显现出来的，与8月19—21日相比，这三天对于国家的命运同样重要。 4.1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 1991年8月22日午夜2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人员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警卫人员尽力推挡着包围在总统身边的人们。而就在戈尔巴乔夫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的同时，按照俄联邦检察院签署的命令，刚从克里木返回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被逮捕了。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巴甫洛夫、亚纳耶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瓦连尼科夫，巴克拉诺夫、舍宁和博尔金也于晚些时候被关入铁窗，几天后，卢基扬诺夫也银铛人狱。 戈尔巴乔夫在机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似乎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深刻地体会到，在短短几天里，莫斯科、俄罗斯，以及整个苏联已经发生了剧变。莫斯科的实权已经掌握在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而他并不打算与其他人分享这份权力。被叶利钦“挽救”的苏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博得了公众的同情，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仅遭受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侮辱，而且目前处境极其危险。人们在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敬意是真诚的，但却没有持续多久。 经过短暂休息之后，戈尔巴乔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迎接他的有克里姆林宫的警备司令和警卫、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顾问、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部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当戈尔巴乔夫在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没有成立一个像叶利钦后来组建的总统办公厅那样的管理机构。1990—1991年期间，整个国家的事务实际上是通过部长会议、各部委、苏共中央、克格勃，以及国防部等机构共同管理的。而“8月事件”之后，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而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工作也都陷入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权力控制中心，而这理所当然地要从强力部门入手。根据苏联总统令，原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1]大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局长列昂尼德·舍巴尔申[2]中将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当时，因为苏联部长会议已经集体辞职，所以戈尔巴乔夫考虑任命一位新总理，但是助手们建议他等到8月26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时再做决定。因此，时任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伊万·西拉耶夫被任命为苏联临时代总理。 从8月22日开始，红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坐落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莫斯科人。而在白宫附近则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胜利者”集会，当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人民代表正前往白宫参加紧急会议。当天的主角无疑是叶利钦，他的出现贏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苏联领导人当中只有寥寥数人与会，其中包括“8·19事件”前曾任苏联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他后来宣布退出苏共。当天，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出现在白宫，他只是在电视台的《时间》栏目中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然后他主持了一个电视直播的大型新闻发布会，来自苏联、俄罗斯以及外国的记者参加了这场活动。 这次新闻发布会由总统的新闻秘书伊格纳坚科主持，主题是苏联总统在福罗斯三天的监禁生活，伊格纳坚科格外偏爱外国记者，所有人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总统的新闻秘书没有给任何一家苏联和俄罗斯媒体提问的机会，这些媒体在8月19日都曾被查封，8月22日被解禁，直到24日曾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查封的媒体才恢复发行报纸。戈尔巴乔夫当时并没有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了回答。“我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他沉默了片刻又补充说，“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戈尔巴乔夫重复了他不久前在机场上说的话：他从福罗斯回来后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戈尔巴乔夫又补充说，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好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表示，他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戈尔巴乔夫激烈地抨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而对苏共采取的行动则尽力维护，他还对已经宣布脱离苏共的雅科夫列夫表示不满。戈尔巴乔夫试图使与会者相信，他仍然控制着整个国家和莫斯科的局势，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年后伊格纳坚科所言：“戈尔巴乔夫没有预见、也没有预感到自己的下台；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只要自己大笔一挥便可以阻止任何事情。”[3]但是，1991年8月局势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预想的方向发展。8月22日傍晚，大部分的示威游行人群转移到了老广场和卢比扬卡广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捷尔任斯基雕像旁的草地上、通往广场的柏油路上以及周围的草坪上。示威者群情激昂，不久前曾保卫白宫的人们组成了人墙。为了做好准备以保护克格勃总部大楼免遭破坏，舍巴尔申立即召集克格勃总部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必须坚守岗位，但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卢比扬卡2号楼的正面聚集了大约2万人，他们高呼口号，唱着歌颂马加丹的歌曲，在大楼的墙壁上涂写着各种攻击和谩骂的标语。晚上5点以后，示威群众开始试图用钢索拉倒“捷尔任斯基”的铁制雕像，这一举动引起了莫斯科市政府的恐慌。紧急前往广场的莫斯科副市长斯坦克维奇[4]向示威群众解释说，如果几吨重的雕像倒塌下来，不仅会阻塞交通，而且会影响到地铁隧道。他向人们保证说：“莫斯科苏维埃今天决定拆除所有类似的雕像，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现在就干，马上！”人群呼喊着。晚9点后，在节日礼炮的映射下，三辆起重车和一辆牵引车抵达了捷尔任斯基广场。舍巴尔申伫立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事后回忆说：“当时两辆威力巨大的起重车逼近到塑像跟前，一名志愿者已爬到捷尔任斯基雕像的肩上，正在用一根铁索缠住雕像的脖子和身躯。然后他直起腰，拽了拽裤子，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准备完毕，可以起吊！’，他看起来俨然像个专家。我强迫自己看下去，这杯苦酒一定要吞下去。我感受到痛苦了吗？没有，发生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为领袖们的目光短浅、至高无上和自私自利而付出了代价，为我们的愚蠢和轻率而付出了代价。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起重机轰鸣着，人群狂呼着，镁光灯闪烁着。被绳索牢牢套住脖子的捷尔任斯基雕像吊在广场的半空，生铁铸成的两条腿在雕像大衣下面摆来摆去。菲利克斯·艾德蒙德维奇早就入土为安了，难道人死之后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罪过负责吗？”[5]午夜时分塑像已被运走，但集会仍在继续。罗斯特罗波维奇[6]在人群前发表讲话，他建议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索尔仁尼琴[7]纪念碑。 舍巴尔申和莫伊谢耶夫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只待了一天，叶利钦知道戈尔巴乔夫任命强力部门的领导之后便大发雷霆。8月23日凌晨，叶利钦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取消已经颁布的任命。叶利钦说：“莫伊谢耶夫参加过骚乱，而舍巴尔申是克留奇科夫的人。”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因为这一任命已在电视新闻中播出，并且第二天的报纸也将公布这一消息。8月23日上午，叶利钦来到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这是两人自“8月事件”以来的首次会面，此次会见的气氛相当紧张。叶利钦强烈要求苏联总统在进行任何人事变动的时候必须要与俄罗斯总统协商。戈尔巴乔夫答应“考虑”撤销自己的命令，但叶利钦却声色俱厉地表示，只要莫伊谢耶夫和舍巴尔申还没有被解职，那么他就不会离开苏联总统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叶利钦还将一份新的苏联强力部门和外交部领导人的候选人名单强加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认为，苏联国防部部长应由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此人在1991年8月19日那天曾拒绝执行亚佐夫的命令；苏联克格勃主席应由巴卡金担任，他不久前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之一，在1991年6月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他还曾是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但在“8月事件”中他没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非常委员会，而是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叶利钦。此外，叶利钦推荐的苏联内务部部长候选人是维克托·巴拉尼科夫大将，当时他已是俄联邦内务部代理部长，深得叶利钦的信赖。叶利钦还推举记者出身的鲍里斯·潘金[8]担任苏联外交部长，此人于1991年间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8月19—20日期间，他是苏联惟一一位没有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转交给驻在国领导人的大使。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9]很想从苏联大使那里得知有关莫斯科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是直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前，潘金都巧妙地回避了与哈维尔的正式会面。戈尔巴乔夫被迫接受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证明任免命令都是由他个人作出的决定，但巴卡金在回忆录中却写道：“8月23日上午，我们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知道，叶利钦当时就坐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里，新任命的内容都是在叶利钦的授意下产生的，叶利钦不仅任命了新的克格勃主席，而且他还授权其对克格勃进行彻底改组。”[10]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一开始就用命令的语气与戈尔巴乔夫交谈，他希望苏联总统明白，从现在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叶利钦写道：“戈尔巴乔夫盯着我，这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我当时别无选择，形势要求我必须采取果断而坚定的立场。”[11]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制度已经结束了，尽管戈尔巴乔夫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彻底接受这一事实。 8月23日上午，应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到白宫参加于前一天在此召开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门口时，围观的人群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态度。许多人高喊：“辞职！辞职！”戈尔巴乔夫在主席台上发表了讲话，他与俄罗斯人民代表的这次会见还进行了电视直播。由于各种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此次直播节目中的发言给多数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他的讲话缺乏连贯，时断时续，随后他的讲话演变成了由叶利钦发起的带有侮辱性的质询。叶利钦首先试图强迫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准俄罗斯总统于8月19—21日签署的所有命令，俄罗斯总统在这些命令中已经行使了苏联总统的职权。而戈尔巴乔夫当时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些命令，他恳求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要马上公开这些命令，这些都还是秘密。”叶利钦反驳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件事是严肃的，这些命令是由整个集体专门起草的，我们称之为‘在被困围的苏维埃大厦中通过的命令和决议’。我们现在把它们交给您。”[12]（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喧闹声、口哨声、尖叫声和嘲笑声）。随后，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一份速记记录，并称这是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宣读。实际上，8月19日举行的苏联部长会议是在部分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且当时开会时并没有人做记录，也没有通过任何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只是通报了巴甫洛夫总理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消息。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的记录很有可能只是某一位部长的会议笔记。几分钟之后，叶利钦再次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他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说：“同志们，为了缓和局势，请允许我审议签署关于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大厅里又响起欢呼声和叫喊声“太好了！”，“万岁！”）戈尔巴乔夫惊慌失措地喊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叶利钦却装作没听见并大声说道：“我正在签字，命令已经签署完了。”大厅里再次响起“万岁！”和“太好了！”的叫喊声。戈尔巴乔夫试图反对：“我不知道这项命令的名称和内容，如果真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高苏维埃未必应该支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总统，尽管我个人非常尊重他对此的看法…（大厅里响起尖叫声）。静一静，并不是整个俄共，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与并支持了了叛乱（大厅里又响起尖叫声），因此，如果能够证明俄共委员会和其他州的委员会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那么我会同意这项命令。我认为，禁止俄共的活动无论是对于民主的最高苏维埃，还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这都将是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个命令是否应该签署？”叶利钦回答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禁止俄共，而是在司法机关调查清楚俄共是否参与这些事件之前暂停其活动，这是完全合法的。”戈尔巴乔夫说：“这就另当别论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13]走下讲台时戈尔巴乔夫显得踉踉跄跄，怅然若失。几分钟之后，叶利钦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于这次两人之间的单独会面，戈尔巴乔夫在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有报纸曾经这样写道：“与叶利钦会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溜溜的走狗。”戈尔巴乔夫当时已经威严扫地，备受屈辱，而叶利钦却幸灾乐祸。西方媒体于次日刊登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讽刺文章和漫画，其中一幅漫画描写的就是高大威武的叶利钦拽着矮小颓丧的戈尔巴乔夫的手。 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叶扎曾写过许多关于戈氏的文章，他曾这样描述当时发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里的情形：“针锋相对而又让人同情的对峙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合法总统的过程，而不是实现总统权力的回归。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存在着他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从戈尔巴乔夫回答代表提问时就一步步地煽风点火，但这还只是这场不可思议的、前所未有的闹剧的开始，这件事的确发人深省。‘您是否认为，在苏联应该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组织？’，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问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这就如同十字军东征……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我和你们一样倡导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无权怀疑这种自由。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是一种空想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尽量克制着自己：‘共产党内有成千上万正直的同志，不能把他们与叛乱分子混为一谈。’然而叶利钦已经签署了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且宣布查封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戈尔巴乔夫此前在大会上发起的‘联合所有民主力量’的号召和‘不能给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机’的建议已经变成了泡影。胜利者总是希望得到一切。”[14] 8月23日下午，事件的中心又转移到了老广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众。在8月22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关于取缔苏共和没收其财产的建议。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建议，他不仅要求立即取缔共产党和没收其所有的资产，而且要“铲除一切共产主义的毒苗”。为此，他建议禁止出版所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和杂志，这首先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和《工人论坛》。这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波波夫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将莫斯科市党委和各区党委的财产国有化的决定。8月22日晚，波波夫率领着气势汹汹的人群来到了位于新广场的市委大楼前，人们向大楼的窗户投掷石块。为了查抄莫斯科市委的财产，他们还专门叫来了市政府的管理人员。但是当时市委已经下班，工作人员也已经离开，所以大楼内的所有房间都是紧锁的。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最终决定暂不撬开市委各办公室的大门和保险柜，只是查封了市委大楼的正门。同一天晚上，与此相邻的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也逃过了被洗劫的厄运。 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依然坚持上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15]、扎索霍夫、谢苗诺娃[16]和卡拉什尼科夫都像以往一样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中；7月份接替波洛兹科夫担任俄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库普佐夫也坚持在俄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办公，到这里上班的还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和市委的其他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自己的办公大楼已被查封。8月22日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的领导下召开会议，其中只有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没有到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冒险行动的决议，然而这个迟到的决议已经无法发表，因为所有党报在8月22日—9月4日期间都已停刊，电视台也没有就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作任何报道。大家等待着最坏情况的降临。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员认真检查自己办公室柜子、桌子和保险柜中的文件，并销毁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事件的结局一步步临近，老广场和新广场上仍然聚集着愤怒的人群。当戈尔巴乔夫在白宫参加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布尔布利斯写给他的小纸条，上面写道：“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将有人奉命执行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卢日科夫的指令。布尔布利斯。”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这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句批示：“同意。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3日。”[17]正是依照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批示，而并非叶利钦关于取消俄共的那道命令，开始了对苏共中央各大机关的破坏行动。下午3点，由巴卡金和巴拉尼科夫领导的克格勃和警察包围了苏共中央、俄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市委以及对面的苏联克格勃总部大楼。群情激愤的人们越聚越多，很多人认为，一场浩劫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人们最终并没有制造灾难，关于这一点波波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写道：“我与布尔布利斯达成一项协议，他以秘书长的名义签署一道命令，允许我们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整个行动由莫斯科市中央区区长穆济坎斯基[18]、市政府管理局负责人沙赫诺夫斯基[19]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索科洛夫少校共同领导。然而苏共中央有着联系全国的庞大的通信枢纽，各种地下工事，以及包括和核系统在内的所有国防系统。我们与克格勃达成协议，他们离开总部大楼后，将留下来保护各种地下设施。下一步则是考虑如何保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撤离时的安全问题，当然他们当中可能有人参与了叛乱，但这是侦查机关和法院的事，我们绝不允许出现私自处刑行为。与此同时，不允许有任何文件外流，换句话说，必须进行彻底的搜查。我很清楚所发生事情的历史意义。我面前的电视中正在播放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报道，而在我旁边摆着一部电话，不断传来老广场的消息。终于我听到了一个疲惫而平静的声音：‘我们已经占领了苏共中央，克格勃的警卫人员已经离开，工作人员已被疏散，我们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接待室中给您打电话。任务已经完成。’我知道，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再不需要对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采取驱逐行动了。”[20]波波夫甚至将这次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的行动与1917年的攻克冬宫相提并论，他写道：“20世纪末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试验已经结束。我作为经济学者，在很多年以前下了定论，这样的变革迟早会发生。但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变革却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是在我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然而，这一切的的确确地发生了。即使以后我不再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工作，那么夺取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这一历史时刻却以事实证明了我本人、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所有苦难、过失以及矛盾……我是作为一名民主战士参与了这场斗争，而不仅仅是作为市长。”[21]对于他的这些观点，许多历史学家不敢苟同，尽管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 关于这次“20世纪末最伟大事件”还有许多截然不同的描述。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内部专线被通知离开大楼的，而且只给60分钟的准备时间，即从16点到17点。当时大楼里的各个楼层混乱不堪，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恐慌。有的人急匆匆地将值钱的东西收拾到皮包中，有的人在焚烧文件，还有的人要求派专车叫到大楼门口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回忆说，他当时和正在白宫开会的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联系，以便弄清楚所有这些行动是否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戈氏回答是肯定的。法林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保险柜中存有许多“极为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有关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材料。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恼怒地喊道：“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吗？”法林当然明白，他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一切。当时苏共中央其他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和保险柜是锁着的，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已被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了。戈尔巴乔夫吩咐党的高层领导人不要通过正门离开大楼，而是通过地下通道的秘密出口离开。莫斯科市中心所有主要大楼的秘密地下通道始建于斯大林时期，后来又进行了改造，但并不是每位书记对所有的通道和出口都了如指掌。一部专梯将他们从大楼的五层送到了地下通道内，第一道门被顺利打开了，但是通道的第二道门却死死地关闭着，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打开这扇厚重的钢门。这些书记们担心第一道门自动关闭后，他们将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们又急忙返回到楼中，并于晚些时候通过正门离开了大楼，然后他们在人群的叫喊声中穿过老广场到达了最近的地铁站。谢苗诺娃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和我的一位助手走在一起，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个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22]广场上的警察好不容易将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从人群的围攻中解救出来，人群越发狂怒，坐落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也面临着被洗劫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和鲁茨科伊不得不中断在白宫的活动而匆匆赶到老广场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一同前来的还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中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的到来使愤怒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然而聚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的人们直到深夜也没有散去。直到8月24日，电视和广播中播放了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的号召后，莫斯科市中心的风波才开始平息下来。 叶利钦在老广场完成使命之后，于8月23日连夜赶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官邸，并在那里举行了由其亲信和朋友参加的盛大的庆功晚宴。当时只有副总统鲁茨科伊没有收到邀请信，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并不清楚自己失宠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鲁茨科伊当时还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有意成立一个新的党派——共产党人民主党。不过，鲁茨科伊的功劳很快得到了表彰，根据叶利钦的提议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而在1991年“8月事件”之前他还只是一名上校。 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进行的摧毁行动是导致苏共解体的不可避免的步骤之一。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了几名亲信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普里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还包括格拉乔夫在内的几名助手。他们来到与总统会客室相邻的核桃厅，这个房间历来是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商讨最重大、最敏感问题的地方。格拉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成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的陪同下走进大厅。这是戈尔巴乔夫从克里木回来之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由于刚刚从南方休假回来，因而戈尔巴乔夫的脸色显得黝黑健康，但面部表情却异常阴沉的，这种反差深深地震撼着我。戈尔巴乔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经常会给初次与其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此刻他的双眼已变得黯淡无光，这折射出过去一周在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内心变化：他失去了以往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自信曾给同志们以无穷的力量、而使对手们胆战心惊。戈尔巴乔夫看完我们的报告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递给我们两页纸，并说：‘这是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以及将党委机关大楼和其他财产交由国家保护的命令。我希望不要发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灾难。我们在毁掉一切东西时会很容易。’谈话自然而然转到党的命运问题，戈尔巴乔夫说：‘虽然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但他们最终还是否决了改组苏共的决定。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背叛了党的总书记。”[23]最后，两份声明合二为一，随即交给了各媒体，并且立即通过电台公布了这一声明。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惟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24]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不仅是虚伪和矛盾的，而且严重违反了苏共党章，党章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辞职方式。苏共中央总书记只能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申请，根据苏共新的党章，戈尔巴乔夫是由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有权最终决定其命运。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清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并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准备和组织活动，在对“8月事件”进行调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说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而实际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更不用说政治局成员了，因为他们大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时绝大多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在休假，而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正住院治疗。他们都是从新闻报道中才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事，由于没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对于整个局势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应。我当时亲眼看到了一些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员、还有几位部长在“红石”疗养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疗养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的负责人也来到这里开会协商，他们决定既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支持叶利钦，而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不应受到指责。戈尔巴乔夫竟然建议中央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所谓的“关于自行解散的艰难决定”，但是若要通过这一决定，首先应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当前形势，而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被摧毁，党中央总书记又要辞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召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呢？只有戈尔巴乔夫能以总统的身份召集这样的全体会议，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定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况且，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解散并不代表整个苏共的解散，只有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才有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决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转入到当时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中去，而在1990年，苏共中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也要求他辞职，但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异常艰难但却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当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考虑在苏联成立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新政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在1989年和1990年间所作所为的初衷的：“我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成千上万的人信任我才给了我这个职位，如果跑到其他的阵营中去，那将是个不道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25]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恰恰做出了这样的不耻行为。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比喻为行驶在风浪中的一艘巨轮的掌舵人，他在艰难地保持着巨轮的航向。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喻，那么完全有理由说，1991年8月末当这艘巨轮遇到强烈风暴、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作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第一个离开了这艘巨轮，对于一名船长来说，这样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容忍。叶利钦在8月23日发布的命令中只是要求暂停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因为他作为俄罗斯总统并没有权力对整个苏联共产党采取任何措施，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却使叶利钦在破坏苏共的行动中放开了手脚。8月25日，叶利钦在其签署的《关于苏共资产的命令》中明确规定：“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有资产，这包括存在俄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来进行分配。”[26]我们看到，叶利钦已经将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的一纸声明当成了全党的既定决议来执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取缔了本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各政党的活动。在此情况下，这些党派纷纷转入地下，以便等待再度复兴的时机。然而对于苏共来说，这条路已经行不通的，因为它已被彻底打倒，不复存在，而它的灭亡之日就是1991年的8月24日。尽管1993年2月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然而无论就其组成、结构还是思想理论来说，都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政党了，况且俄共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因为几个月之后，苏联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4.2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台、苏共解散、苏联部长会议辞职，以及俄罗斯的实权已转移到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这一切不能不改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命运。1989年选举产生的、任期5年的新一届苏联议会只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历程。 早在1990年，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就已宣布拥有主权，但在当时这并不表明它们要从苏联分离出去，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代表仍继续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然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23—30日期间，许多加盟共和国不仅重新宣布本国的独立地位，而且决定要从苏联分离出去，并相应地终止本国的人民代表在苏联议会中的活动。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对此无动于衷，而叶利钦却于1991年8月24日签署了关于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地位的命令。当时俄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曾试图劝阻叶利钦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涉及到保护俄罗斯族居民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权利问题、退伍军人问题、军事基地、雷达站和海军军事基地的命运，以及其他与成千上万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此外，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摩尔达维亚等地区的形势也日益严峻，并随时有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在此情况下，苏联议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已不可能开展正常的工作，我本人于1989年被选举为苏联议会代表。 即使是在1991年7月，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还都没有预见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事件。7月末至8月上旬，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几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然后我们一直休假到9月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在基斯洛沃茨克市最好的疗养院中休假，当时在此度假和疗养的有大约20名苏联人民代表。8月19日上午，在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后，我们就聚集到疗养院的大厅中来交换意见。同一天，最高苏维埃通知我们不要擅自返回莫斯科，也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 由于我当时是苏共中央委员，因此是苏共中央将这一消息通知我的。当时被召回莫斯科的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人民代表皮沃瓦罗夫。直到8月25日早晨，我们才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到了莫斯科发生的一切，并于当天晚上回到了首都。 1991年8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召开，此次大会并不是由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有人通知我们说他已经辞职，会议是由民族委员会主席拉菲克·尼沙诺夫[27]主持的，卢基扬诺夫则和其他代表一起坐在大厅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而更多的代表则表现得十分激动和愤慨，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些已经被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而是为了苏共的命运。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法林和亚历山大·扎索霍夫，戈尔巴乔夫也曾几次到会，但在他的简短发言中既没有介绍任何新情况，也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这些会议召开时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议事日程，国内外的许多记者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是否要保留苏联？”在本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来自摩尔曼斯克州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奥博连斯基[28]领导的调查政变原因和过程的委员会，此人不久前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同时，还成立了苏共活动情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彼尔姆州的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厂长瓦连京·塔塔尔丘克[29]担任。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取消卢基扬诺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权问题，他不久前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而如今却已陷入被人孤立的境地。 当年的苏联人民代表、乌克兰诗人鲍里斯·奥列伊尼克自8月20日起便目睹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如果当时卢基扬诺夫立即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这也许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希望的），那么多数代表在胁迫之下会以‘国难当头’为由而支持实行紧急状态。”[30]人大代表、来自卡累利阿的教师谢尔盖·别洛泽尔采夫[31]则更加自信地指出：“我完全相信，如果8月19日将人大代表集合在一起，那么他们会立即同意实行紧急状态。”[32]然而，从我个人的观察以及我与人大代表们的交谈来看，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确，如果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绝大多数代表将会支持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如果只是卢基扬诺夫或者是亚纳耶夫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我们在对此事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立场的情况下，那么大多数代表未必会同意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月19—20日期间，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戈尔巴乔夫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但是到了8月26日，国家局势逆转，代表们的情绪也都有所变化。虽然苏共的活动被禁止，苏共中央机关也被洗劫，但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苏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工作。仅仅在一年前，也就是1990年秋，苏联人民代表分成了几个党团，其中苏共议员团有700多位代表，我本人于1991年初进入苏共议员团。尽管共产党的活动被禁止，戈尔巴乔夫也已经辞职，但是任何人都无权解散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我认为在确定苏共命运之前，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可以暂时履行苏共中央的职权，但是，没有一位代表支持我的意见，而且当时只有大约40名代表参加了议员团的会议。8月26日深夜，我来到位于议会大厦四层的卢基扬诺夫办公室，过去总是人来人往的会客室，现在除了他的私人秘书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已注定成为失败者的卢基扬诺夫此时倒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些兴奋。他说：“我很快就会被捕。”我还曾试图反驳，但看来他对局势的发展和自己的未来已经一清二楚。卢基扬诺夫把他在8月19—22日期间对所发生事件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时和分钟来记录的。卢基扬诺夫对我说道：“对于您这个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笔记很重要。”8月27日上午，最高苏维埃的工作照常进行，会议从讨论卢基扬诺夫的问题开始，结果最高苏维埃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取消了卢基扬诺夫人大代表的豁免权，他离开会场后不久即被逮捕。然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范围内一切活动的决议，后来只有乌兹别克斯坦没有执行这一决定。我记得，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反对这一决定的代表之一。根据最高苏维埃的章程，任何代表都可以就本人的投票理由作阐述。我感觉到了很多代表对我的支持，但是他们迫于压力而被引入歧途。此外，我还公开反对将苏维埃各部委屈从于俄联邦的决定。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的决定，并制定了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条例。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其短暂历史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大会于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伊万·拉普捷夫[33]担任主席，显而易见，他只是负责完成技术性工作。没有人想起本次大会预先制定的议事日程，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都被人们忽视了。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宣读了由苏联总统和其他10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关于8月19—21日事件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在前一天深夜和9月2日早晨才拟定的。此外，纳扎尔巴耶夫还提出了大会新的议事日程，并建议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组成本次大会新的“工作主席团”。随后，大会宣布休会到14点，下午的会议则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共有来自12个加盟共和国约19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1780名代表参加了前几轮的投票。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通过《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关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苏联部长会议由跨国经济委员会所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被撤销，最高苏维埃也将重新改组，它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成员和地位的无组织的协商机构。新的苏维埃联盟及新的共和国联盟院不仅由150—200名苏联人民代表组成，而且还包括常驻莫斯科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议会代表。苏联总统的职位虽然被保留，而且仍然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但他的职权却被由10个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会议削弱。戈尔巴乔夫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但只拥有一席之位而已。新法令的第四条规定：“承认举行苏联人民代表例会的不合理性，保留所有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在整个任期的代表地位。” 大会讨论进行得混乱无序，很多代表没有被允许发言，主席团中的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对许多问题都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 9月3日上午，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他不仅是此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而且他还积极参与了主席团和大会各主要小组的工作。伊万·西拉耶夫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他当时不仅领导俄联邦部长会议，而且还兼管苏联部长会议。会议代表们的发言被严格控制，由几百名代表组成的“联盟议员团”主席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上校甚至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34]发言支持戈尔巴乔夫，而代表奥博连斯基则严厉地抨击戈尔巴乔夫，他甚至宣称应该讨论关于撤销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的问题。我当时代表苏共议员团进行了发言，尽管当时苏共已名存实亡，但是仍有大约20名苏共中央的成员参加了9月2—3日召开的大会。我走上讲台，阐述了反对大会通过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的观点。我说：“我们国家早已病入膏肓，自1985年以来，我们曾尝试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变现状，但每种办法试用不久又都被草率地否定，导致国家状况和各民族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91年，我们又抛弃了所有的方法，转而开始实行以前曾被我们否定过的休克疗法。”我在发言中指出，使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的不仅仅是以失败告终的那场叛乱，而更重要的是解散苏共、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及没收苏共的资产。“昨天上午举行的会议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它不仅违反了大会规定的章程，而且践踏了苏联宪法。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为执行权力机构最高代表的主席团成员，他们并没有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却反而申斥和教训这些立法者”。我认为，草率地改变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名称和结构是错误的、不理智的。同时我认为，将苏共从国家政治舞台上赶走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我在发言中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是只有政权形式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生活，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存在着由各种组织、运动、党派以及它们之间的文明竞争所构成的公民社会。如果说我们国家过去的极权制度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其他政治潮流和党派（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潮流）的行为是非法和犯罪，那么现在取消共产党、停止其活动和没收其全部物质财产的企图也同样地肆意与非法。在此，我不想论述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与广大普通党员的区别。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经受挫折与苦难未必是坏事，苏共不能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让那些民主派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建立一个或者两个强大的民主党派，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共产党员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从事自己的活动……。”[35] 我很清楚，我的发言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出于追求最起码的公平，一方面是抗议对宪法的肆意践踏和对代表大会的公然侮辱，我不想辜负自己短暂的苏联人民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的使命。在会议休息和9月3日和4日晚上，许多代表向我表达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还收到了许多电报，从其中几封的内容可以看出，许多地区的党员害怕遭到迫害，并希望寻求代表大会对其予以保护。 9月3日下午的会议有1700名代表出席参加，许多代表的发言再次谴责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表示欢迎叶利钦，也欢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联合，还有人号召诞生“新的戈尔巴乔夫”。会议期间，尤里·卡里亚金[36]走上讲台，宣布他本人拒绝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发言简短模糊，他建议实行某种新的国家联盟体制，并希望建立全新的主权国家联盟，代表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发言反应冷淡，会场只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 9月4日召开的会议秩序仍然是很混乱，会议常常中断，大会主席团曾几次离开会场，进行长时间的开会协商。很少有人听发言人的讲话，大厅里有时甚至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代表，而叶利钦几次单独召集俄联邦的代表商讨问题。另一方面，在9月2日和3日的大会上没有得到发言机会的许多代表现在可以上台做简短发言了，但是他们的讲话既不会在电视上转播，也不会刊登在报纸上。纳扎尔巴耶夫在9月2日代表所有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未被通过。通过这一宪法法令的法定人数应为1483人，而当时只有1200名代表投了赞成票。这一结果在主席团中引起了骚动，于是各党团分别召开分组会议，以寻求折中方案。最终，大会宣布休会到第二天上午10点，当天的各大报纸评论说大会出现了“意外情况”。 1991年9月5日上午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当时有1792名代表到会。《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是逐条被通过的，部分条款甚至是逐段逐句通过的，这期间当然不乏劝诫、施压，甚至是威胁，这一法令最后终于被通过了。这个议程结束之后，《公民权利与自由宣言》和《关于改变苏联人民代表地位的法令》也很容易地被通过，在克里姆林宫开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苏联人民代表被赋予了一些新的特权。 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仅全体苏联人民，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此次大会。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大会秘书处的统计，会议期间克里姆林宫共收到2500封来信和电报，而这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收到的来信和电报少了几十倍。在大会收到的电报中，只有59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方针和行动纲领。在大会上最后一个发表讲话的代表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他号召大家“圆满结束本次大会的工作”，并建议通过关于《按照宗教和民族传统将列宁遗体安葬在列宁格勒市沃尔科夫公墓》的决定，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大会讨论，他随后宣布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闭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与前四次代表大会不同的是，此次大会闭幕时没有奏苏联国歌。[37]当我们走出克里姆林宫的代表会堂时，当时的感受和心情就像是刚刚从葬礼上归来。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和9月初的所作所为曾有过很多评价，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性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乌特金曾指出，在1991年9月，戈尔巴乔夫当时是有能力扭转历史的车轮、改变自己的命运、避免苏联解体的。乌特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决定性时刻发生在1991年9月，当时惊慌失措的戈尔巴乔夫试图紧紧把握自己超凡的意志，他像赶牲口一样拼命地将苏联最高苏维埃逐出政治舞台。短短一个月里，这位已显苍老的政治家的脸上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表情：正义的愤怒、办事的严肃、意味深长的乐观、对最高利益的狂热、对不理解者的鄙视、对新人的信任，最主要的是对自身能力和对目前战胜残酷命运的绝对自信。这个自信的无耻之徒在这场戏剧中不可能不被世人所唾弃。戈尔巴乔夫以为他是在建一座凯旋门，其实他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戈尔巴乔夫当时像是突然从噩梦中醒来，整个国家都在关注着他，他对大厅里的人们说：‘你们是我们国家惟一合法的议会，而我是这个国家中惟一合法的总统。’整个政治局势已转向另外不同的方面，12月份如何收场却成了问题。但是，这位自信得失去理智（这是新奥加廖沃过程的继续和纯粹的胡说八道）的政治家却没有听从众多理智的怀疑。所有其他事情也都有了愚蠢的结局。”[38]他的这些描述与事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较客观的评价来自于另外一些观察家们的叙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马车早在8月就已被翻倒了，而他到了9月试图挽回这一切，这注定是徒劳的。”[39]我本人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戈尔巴乔夫，有几次是在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和休息厅里，还有一次是在协商会议上，当时那里聚集了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和一些人大代表，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在戈尔巴乔夫的脸上读到“绝对的自信”、“超凡的意志”、“正义的愤怒”等表情。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果断的、哪怕是冒险的挽救措施。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人民代表中的支持，有不少于500—600名人大代表已经公开在大会上支持叶利钦，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人民代表对本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则是言听计从，来自乌克兰的代表们不是向戈尔巴乔夫征求意见，而是去询问克拉夫丘克，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们则直接与卡里莫夫商讨等等。当时议会制社会学研究所曾向苏联人民代表做过书面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目前有哪5—6人可称得上是国家领袖？”1000多名代表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的655人，即占6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叶利钦，480人（占48.3%）认为是索布恰克，而只有411人（占41.3%）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纳扎尔巴耶夫在此项调查中得到了372票（37.4%），克拉夫丘克获得37票（3.7%），雷日科夫得到24票，而布尔布利斯只得到15票。 然而，叶利钦在本次代表大会上并未表现出他在1991年8月时所具有的自信与热情，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当时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俄联邦，任何新的权力机构都还没有确立，而叶利钦却决定去索契休假，而且一直到10月份他才返回莫斯科。叶利钦的这一举动甚至引起了他身边亲信的困惑与不满：应该是继续扩大对叛乱者和戈尔巴乔夫的胜利成果的时候，这时候怎么能有闲心去休假呢？然而叶利钦认为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地评估和确定自己在国家中新的地位，并相应地制定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政治上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有其意义，从1991年9月那次‘备受关注’的索契休假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思考所发生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我感到，我国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至于是怎样的时代，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我知道，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极其艰难而痛苦的时代，其中难免有大起大落。无论对于国家政治，还是我个人，都已进入一个新的急剧的转折期。可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转折。因此，我虽然是在休假，表面看起来轻松，但内心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对国家将要发生的主要事件的脉络很清楚：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新的谈判历程，以及戈尔巴乔夫新一轮的频繁任免。在此情况下，最需解决的就是确立自己的圈子，从而完成一个飞跃，加快俄政府内部的运转，吸收其他的关键人物。”[40]这些新的“关键人物”，就是叶利钦后来提拔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亚历山大·绍欣[41]、阿纳托利·丘拜斯[42]、叶戈尔·盖达尔等人。 1991年9月，苏联议会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历程和全部的活动。作为苏联人民代表，我本人被莫斯科的一个选区推选为人民代表，并在1992年进入了俄罗斯苏维埃议会，但我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众所周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支撑到1993年10月，而它的结局比苏联最高苏维埃更具有戏剧性。 4.3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 叶利钦在索契休假时，新一届俄联邦政府因西拉耶夫的辞职而正在组建，这时候戈尔巴乔夫却在一遍遍地起草新的联盟条约草案。早在1991年9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尽快单独起草一个关于由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的条约。关于这个条约的谈判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波罗的海国家也派代表或观察员参加了此次会谈，当时苏联国务会议已经承认了波罗的海各国的独立，而且第46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也承认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1991年10月1日，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在阿拉木图草签了《经济共同体条约》，其中有3个国家还正式签署了该条约。10月18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8个加盟共和国也签署了该条约，戈尔巴乔夫也在这个经济合作条约上签了字。这项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传统的经济关系已被破坏后，各国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当时在前苏联地区依然流通苏联的卢布，不仅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而且在波罗的海各国也在发行流通面值为200卢布的新货币，这种货币是苏联中央银行于1991年秋发行使用的。毋庸置疑，毎个加盟共和国都急于巩固和发展本国的经济独立性。在联盟预算中从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国所征得的税收已经基本枯竭，但在国内还实行着统一的交通、油气输送、电力、通信系统，以及统一的信息空间，而且不能不提的是，还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经济共同体条约》中承认了“私有制、企业经营自由和竞争是经济腾飞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经济共同体的各成员国应为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法律制度，对商品和服务实行自由的制度，即免税制度。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新举措，但对许多签署这个条约的国家来说，它还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为私营企业建立最起码的必要条件。 戈尔巴乔夫更希望签署一个政治条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长达几十页的篇幅详细地讲述了他当时与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农民代表及西方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谈，这些会谈都是于1991年10月和11月期间在新奥加廖沃和克里姆林宫里频繁地举行的。戈尔巴乔夫由“联邦思想”轻而易举地转到了“邦联思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立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协商并最终说服他们的希望，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则赞同建立一个有着更强大中心的国家。11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莫斯科新闻》这家报纸的问题时指出，他仍然坚信新奥加廖沃进程会取得成功，也相信俄罗斯将与乌克兰建立联盟。他说：“必须进行思想意识的革命，这一直是我政治行动的指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承认这一点。与其他人相比，我提出了更加可行的改革理念，政治文件中所包含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体现改革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我认为，应该改变制度，我正是为此而奋斗的。但是，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变革的准备的时候，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必将一事无成。我知道，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必将导致矛盾与冲突。让我们看看那些叛乱者，他们终于明白了，不经过人民选举而赋予的权力必将离他们而去”。在回答“您是否准备担任这个职权被大大削弱了的新的联盟国家领导人”时，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是的，我在此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我将继续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一直坚持到底。”[43]然而，1991年秋天所发生的这场思想意识革命并没有完全按照戈尔巴乔夫希望的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在这几周的所作所为甚至连他的传记作家安德烈·格拉乔夫都感到吃惊，他这样写道：“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应该犯的错误，就像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不愿相信自己的悲惨结局一样，他竟然自信地将其在国务会议上所取得的无足轻重的战术胜利看成了能取得决定性战略胜利的一大进展，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害怕承认，他已经看不到希望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贪婪地捕捉着叶利钦的毎一句令人鼓舞的话语。直到11月，叶利钦始终积极地参与讨论关于未来联盟的组成问题，每次例会他都会提出对条约文本的修改意见，有一次他竟然说服了那些对未来联盟新名称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这些人曾嘲笑‘主权国家联盟’（俄语的名称缩写为‘ССГ’）这个名称发音不好听，但叶利钦却说：‘没关系，人们会习惯的。’”[44] 1991年11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国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似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胜利：大会同意在主权国家联盟内建立统一的军队。叶利钦也在会上指出，俄罗斯支持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任何时候都不会谋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当谈到关于外交部的问题时，叶利钦也表示俄罗斯“不急于”在国外建立自己的使馆。11月14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国务会议上，或许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做了让步，或许是迫于压力，七国首脑定于在年底正式签署关于建立统一联盟国家的协定，这七国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会议期间，几十名来自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在大厅里等候结果，然而与他们见面并发布消息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叶利钦。叶利钦说：“现在还很难说有几个国家将加入这个联盟，但我坚信，这个联盟一定会成立的！”纳扎尔巴耶夫也发表讲话支持叶利钦，他说：“哈萨克斯坦一贯主张保留联盟，但不是那个过去的那种联盟，而是现在存在的独立的、平等的主权国家联盟。”戈尔巴乔夫对这个初步达成的协议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主权国家联盟将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军队，以及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统将由加入联盟的各成员国的公民选举产生。” 戈尔巴乔夫急于巩固所取得的成果，因此他宣布11月25日举行新一轮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他希望在会上上述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能草签这份新联盟条约的文本。戈尔巴乔夫甚至在会前就向记者宣布了有关内容。但是他太急于求成了，叶利钦在会上首先发言，他指出，俄罗斯的立场发生了新的变化，目前的联盟条约的草案令其无法接受，因此他现在还不能签署这一条约。舒什克维奇[45]和卡里莫夫表示支持叶利钦，而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则根本没有前往新奥加廖沃参加此次会议。怒气冲冲的戈尔巴乔夫愤然离开会场，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场政治闹剧已不可避免，尽管谁都不希望看到它发生，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被指派前来劝说并安抚戈尔巴乔夫。“您瞧，我们是被派来讨好您——我们的沙皇，我们的可汗”，叶利钦走进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说道。“算了吧，算了吧，我的鲍里斯沙皇[46]”，戈尔巴乔夫回敬道。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方案，即把条约草案提交给各国议会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聚集在新奥加廖沃的记者们。联盟条约的最后文本刊登在1991年11月27日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当时俄罗斯和西方观察家的评论都持十分悲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都分别向媒体表示：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新联盟是不可想象和毫无意义的。叶利钦说道：“应该想方设法说服乌克兰签署联盟条约”。其实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有一句补充说明：“如果乌克兰不同意，就应考虑其他出路”，[47]只不过当时并没有人太在意这句话罢了。 4.4俄罗斯的反共浪潮 正当戈尔巴乔夫忙于寻求联盟条约的折中方案，叶利钦组建新一届的俄联邦政府之时，在俄罗斯媒体和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却开始掀起了一场更加强大的反共运动。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共产党的活动就被停止了。尽管许多宣传共产主义的报纸仍在发行，其中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公开性》，但这些报纸对新的权力机关都表现得极为循规蹈矩。1991年9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关于解散苏共中央机关和所有党组织机构的决定，他说此举是“考虑到现实情况”。大约17万各级党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因此失去了工作，他们需要就业方面的帮助。为了找到新的工作或者办理退休手续，他们必须获得一些必要的材料。为此，建立了由瓦连京·库普佐夫领导的清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古比雪夫大街和老广场分配到了几处办公地点，并将1991年11月10日之前结束相关工作。早在8月25日，叶利钦已下令将苏共的所有建筑物和资财划归俄联邦国有财产，但是这个命令从法律角度来说还存在漏洞，因为苏共只是被暂时停止了活动，而并未被完全取缔。最终解决苏共的财产问题，还需要通过各级法院的审理来决定。此外，苏共的资产总额非常巨大，根据俄联邦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截至1991年8月1日，苏共的财产包括4228栋行政办公大楼、180多个社会政治活动中心、16所社会政治研究院、41所学校、134座宾馆、145个汽车场、840座汽车库、23座疗养院和休养所，还有几千栋郊外的别墅，而苏共在国内各大银行的账户上还有50多亿卢布和大约1.5亿美元的存款。[48]这其中还不包括苏共所属的医院和诊所，因为在苏共所属的其他大部分建筑和设施被査封之后，这些医院和诊所仍在继续对外开放。正是苏共的财产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反共运动浪潮。一些报纸撰文指出，苏共除了这些已知的资金外，还存在庞大的非法财政机构网络和所谓的“小金库”，这其中藏匿着多达几百亿的卢布、巨额外汇、大量黄金和钻石等，所有这些财产都事先被隐藏在苏联境内或是国外。 跳出来公然反对苏共的作家都是些无名之辈。莫斯科的讽刺作家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就曾要求叶利钦将应揭发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的人，并坚决将他们从国家机关中赶走，应该像智利的皮诺切特那样对共产党员斩草除根。他认为，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主要标准应是具有反共思想。年轻一代的反共作家代表列昂尼德·绍罗霍夫曾歇斯底里地叫嚣：“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分清自己人和其他人，即‘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正常的人，是劳动人民，而‘他们’则是共产党员，是寄生虫。没有任何一个公民会热爱这样的当权者，俄罗斯的当权者被人民所憎恶是他们应得的下场。成千上万的人把共产党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是比希特勒还坏的奴役者。那些列宁们，斯大林们，布哈林们，托洛茨基们，佩尔谢[49]们和勃列日涅夫们，他们不是以民族而分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或者是拉脱维亚人，而都是反民族的共产党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的民族智慧，俄罗斯的民族自觉和俄罗斯的道德精神……他们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异教徒，他们是苏维埃垃圾！”[50] 许多学者也不甘示弱，一些人不久前还是积极的苏共党员，这其中包括“眼部显微外科”综合科研中心的创立者，也是该中心主任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51]，他是1957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曾是苏联人民代表。[52]他认为：“从1917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印压和雕塑。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该宗教规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人们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们不断前来瞻仰，并发誓永远遵循他的反人类训诫……同时成立了许多进行崇拜领袖仪式的机构，被称为区党委，各个城市还有市党委。人们放弃了劳动与休息，终日被迫为领袖及其学说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开会’。”[53]这位苏联最著名的眼科学家，曾使成千上万的人重获光明，而他自己却承认，他是在“8月事件”的短短三天时间里看到了光明，也看透了一切。 许多苏共党员也公然宣布与苏共决裂，当时曾出现了公开烧毁党证的严重事件。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一些外国收藏家曾收购这些党证，其价格从一开始的每张100美元跌到后来的10美元。 许多人呼吁对苏共进行类似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但却没有得逞。最后，所有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其实不久前都还是积极的苏共党员，他们大都是从党政机关、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或者是从各级党报中走上仕途的。最后人们决定以举行议会听证会的方式来取代法庭审判，听证会的目的在《告俄联邦总统书》中已有明确表述，即“采取措施防止苏共和俄共在俄境内组织强制修改俄宪法、挑起社会和民族纠纷的活动。”[54] 议会听证会于10月22日（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听证会由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谢尔盖·菲拉托夫[55]主持。在听证会上第一个做发言的是俄联邦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56]，然后是俄司法部长尼古拉·费奥多罗夫[57]，接下来安德烈·科济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尤里·卡里亚金、尼古拉·特拉夫金[58]、格列布·亚库宁[59]也相继发言控诉苏共的罪行，这些人中除了亚库宁以外，其他人不久前还都是积极的苏共党员。代表苏共出席听证会的只有瓦连京·库普佐夫，他被允许在会上发言，但总共只给10分钟的时间。许多与会者打算延长听证会的时间。《消息报》曾写道：“显然，在俄议会举行的听证会将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因为谁都没有举行类似会议的经验，所以阿法纳西耶夫、特拉夫金和波诺马廖夫强调应研究法律依据和清晰界定听证会最终目标的必要性。”[60] 然而，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并不希望让听证会进行得漫长而繁琐，听证会持续了三天之后便宣告结束，会议通过以取缔苏共政党资格为主要内容的告叶利钦书。俄联邦总统没有拖延，他于11月6日，即“十月革命”胜利74周年前夕签署了《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的命令》，该命令中指出：“……事实上正是苏共的领导层毁灭了这个国家，他们将苏共当成是私人的工具，这些人应为苏联人民被逼入历史的绝路而负责，应为我们国家的分崩离析负责。苏共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反人民性和反宪法性，并在各民族中挑起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纠纷，是对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今年8月19—21日发生的违反宪法的叛乱是苏共领导层支持的，……显而易见，只要还存在着苏共这一组织，那么类似的叛乱和动荡就无法避免……鉴于俄共并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登记，而苏共的登记工作则是在此前由它直接领导的苏联国家机关中完成的，而且是在严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于俄联邦来说并不具有审判前决定的性质，因此依照俄联邦宪法第7条和第121条第4款的规定，我命令： 1．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一切活动，解散其一切组织机构。 2．俄联邦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对俄联邦公民加入苏共和俄共的事实不予追究。 3，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所有资产归为国有财产。”[61] 这个命令实质上是对此前所有行动的总结和确认，整个社会对此表现得非常平静，许多人甚至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成千上万的苏共党员很快就转向了新制度的一方，法院的审理工作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我就更不用列举那些前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们了，他们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继续担任着高层领导、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些俄共中央书记的声明，其中写道：“我们有必要做如下说明，俄共中央和俄共党员虽然认为此前公布的关于暂停本党活动和没收其财产的命令缺乏充足的理由，但他们还是执行了命令中的要求，并未采取激化危机的行动，更没有为新的反人民的叛乱创造条件……几千万人的命运都与苏共息息相关，他们都是正直的劳动者、精通业务的专家，以及科学、艺术和教育领域的杰出人才和祖国的保卫者。我们认为，蓄意消灭苏共是对民主思想的沉重打击，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侵犯。该命令的出台不仅使刚刚在国内出现的真正民主思想的产生进程受到威胁，而且使公民社会的形成受到威胁。”[62] 11月22日的《真理报》刊登了六位著名法学家联合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从苏联和俄联邦的宪法以及法律的角度评论了叶利钦所签署的命令，这些法学家指出这个命令中有多处法律漏洞，并声称该命令在政治上是无效的。 三家主要的共产党报纸在8月末经过短期停刊后，于1991年秋又恢复了发行。但是原来所有的各州和各地区的党报要么就停办了，要么就是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政治观点，这些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共产党员》曾是苏共主要的理论性杂志，后改名为《自由思想》，变成了很受欢迎的杂志，《党的生活》杂志更名为《实业生活》，《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变成了《消息报》，并且成为俄罗斯最积极反共、反苏维埃的刊物之一。许多常见的共青团刊物大都没有改变原来的名字。《莫斯科真理报》、《公社》、《新星》还有《工人道路报》、《旗帜报》等刊物虽然没有更名，但却成为了宣传反共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在此，我不想再评论这些出版物的名称或是内容上的改变，因为它们改变的动机各不相同。1990年底，乌克兰决定发行一份党的杂志《阵地》，其宗旨是不仅要与反共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而且计划制定一条新的、非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该杂志主编曾请求我书面回答他提出的28个问题，我只举出其中的前三个问题，就可见其本质： 1．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63]目前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危机。治病首先要确定其病因，寻找疾病的根源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一些人正在试图证明“十月革命”是产生危机的根源，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就是罪魁祸首。您如何看待造成苏联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 2．您在自己的书中曾写过许多关于列宁和他在苏联历史中所起作用。过去列宁的形象出现在民间木版画上，并被称为“善良的列宁爷爷”，而现在却走了另一个极端，目前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极力将其描绘成嗜血成性的暴君。您是否有意写本新书，客观地反映列宁的一生？ 3．不久前您还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而现在您却成了苏共中央委员；过去曾经反对过您的人现在却站在与共产党对立的阵营中。您不觉得这种现象很奇怪吗？ 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回答这次书面采访，直到1991年6月中旬我才将材料寄给了编辑部。但是到了秋天我收到的并不是载有我文章的杂志，而是主编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您好，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从哈尔科夫向您表示问候，并通知您一个悲惨的消息——我们的杂志《阵地》今后将不复存在了。与其他许多出版物一样，它也成了‘8月事件’的牺牲品。杂志社的财产被没收，尽管我们一再解释说杂志及其员工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任何企图，但于事无补，现在剩下的只有杂志曾经的读者对《阵地》留下的美好记忆了……最后还要告诉您，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出版一本全新杂志的建议，这样才使杂志社的骨干得以保存下来，新杂志称为《股票业》，就像您理解的那样，它与《阵地》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出版界的反共宣传在1992—1993年期间一直在持续进行，但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激情被事实所取代，尽管其中许多事例都是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抽取出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没收苏共财产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最为机密的材料都落入了苏共的反对派手中。结果这些档案和资料开始陆续曝光，使得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执政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早期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件都大白于天下，这其中包括“红色”恐怖行动，它被认为是针对“白色”恐怖暴行采取的反击行动，还包括许多不正确的迫害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消灭那些现有的和潜在的反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敌人。过去在白俄（指“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俄罗斯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刊物中曾有过对这些事件的描写，但苏联的报刊和历史学家都对此予以否认，声称这是那些反苏维埃言论的“推测”和“诬蔑”，而现在这些文件证明了这是事实。如果苏维埃政权早期所有的坏事都是以国内战争为背景而描述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内战争产生及其久拖不决的原因。这种状况不仅彻底改变了反共宣传的性质，而且改变了其宣传的方式，我对此不再做深入的评论。后来，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组建了一个新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党，这个党就是“劳动人民社会党”，1991年10月召开了该党的成立大会。我们党在1992—1993年间的工作卓有成效，还参加了俄共的重建工作并帮助该党举行了重建大会。但是，我们已不再是俄共的盟友或伙伴了。 4.5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终结 1991年11月末，新奥加廖沃进程陷入绝境，没有人再建议或讨论任何新的联盟条约的草案。苏共是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承重结构，苏共覆灭之后，苏联许多主要的支柱机构也从9月和10月起开始相继崩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原有的形式被打破，其所有的军职部分已划归国防部管辖。边防部队被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联邦边防军，对外情报局和政府通信局也分别暂时独立出来，保卫局表面上是归苏联总统直接管辖，但实际上该局的各个分队则是由俄联邦总统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直接指挥。依靠克格勃在各地分部的力量，俄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巩固。过去在俄罗斯根本没有像国防部这样的部门，而现在俄政府逐渐建立起了真正的强力机构。苏联克格勃中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许多将军都被解职或是退休，而到了11月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改名为跨共和国安全局，不久后又改组为联邦安全局，由少将维克托·伊万年科领导，属于俄联邦的部级单位。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曾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现已被完全取缔。根据瓦季姆·巴卡金提供的数据，1991年初苏联克格勃的编制共有51.3万人，而到了年底只剩下14万人，有大约400个将军职位被取消。到了1991年11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能直接指挥的部门只剩下他的私人卫队、部分克里姆林宫卫队和著名的“阿尔法”特种活动小组。 1991年秋，俄联邦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各级机关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与此相反，苏维埃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的相关部门却纷纷解体。当时曾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91年11月4日，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维克托·伊柳欣[64]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刑事起诉，控告其犯有叛国罪。第二天，伊柳欣按照惯例将上诉材料的副本交给克格勃进行调查，而将另一副本交给了《真理报》。[65]11月6日，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66]下令将伊柳欣开除出检察系统，这一决定得到了跨共和国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巴卡金的公开支持。但是没过多久，整个苏联总检察院也不复存在了。 1991年11月，叶利钦接连批准和签署了将原苏联各级部门改组为俄联邦机构的命令。例如，叶利钦于11月21日签署了《关于俄联邦总统管辖的国家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委员会的命令》和《关于建立俄罗斯科研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命令》。所有这些命令都不是指建立全新的机构，而是现有的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样的例子还有叶利钦签署的第228号令，是有关重建俄罗斯科学院，使其成为俄罗斯最高科学机构的命令。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科研机构过去曾是苏联科学院的组成部分，现在已属于这两个国家。 苏联解体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级军事机构。将军们和各级军官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他们自己及其管辖部队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些政客们的手中。当然最棘手的问题要数对国家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财政拨款问题。11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停止对苏联各部委的财政拨款。苏联各部委余下的工作人员可以继续在他们的办公楼里王作，但要受俄罗斯执行权力机构的监督。现在苏联各部委面临着要么自动解散，要么划归为俄罗斯各部委的命运。地方上缴的税收不再纳入苏联国库，绝大部分都被俄罗斯国库据为己有。俄罗斯领导人还试图掌控苏联国家银行及其所属部门的活动，俄政府还宣布将在最近几周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放开价格。显而易见，在统一的金融财政制度下，这种改革必将导致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但是白宫对此漠不关心。商店几乎没有任何商品，而冬天又将马上来临，对于俄罗斯和苏联各民族人民来说，这一年的冬天可以说是自卫国战争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天了。 1991年11月末及12月初，戈尔巴乔夫仍然在克里姆林宫里办公，他不断地召集自己的助手和顾问开会，与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接待国外的来宾和记者的采访。但是，苏联总统的权力范围只能局限在克里姆林宫的几栋大楼里了。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去了一趟离自己办公室不远的党和国家特别档案馆，那里保存有政治局最重要、最机密的材料，戈尔巴乔夫命令将该档案馆的绝大部分资料用军用卡车运送到总参谋部。戈尔巴乔夫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还有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仅向他表示了对苏联命运及对其本人前途的担忧，而且还许诺将提供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然而这些都只是空头支票。1991年11月初，戈尔巴乔夫曾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发过一封急电：“亲爱的约翰！您是‘七国集团’的协调人，我向您请求紧急的财政援助。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国家外汇状况仍面临崩溃的威胁。截至11月中旬，苏联为偿还外债所缺的外汇资金达到了3.2亿美元，而到今年年底有可能达到36亿美元。10月26—27日在莫斯科我们已将所有必要的核算提交给‘七国集团’的专家。约翰，为避免势态恶化，我请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资助我们15亿美元的灵活资金，其中的3.2亿美元希望在11月中旬以前提供给我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11月2日。”[67]然而，约翰·梅杰根本没有答复这封充满绝望之情的来信。 决定乌克兰未来命运的全民公决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现在将这个问题交给全体公民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乌克兰全民公决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在全民公决的当天和前一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多家乌克兰媒体的电视采访，采访中他提到了自己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血统，并竭力说服乌克兰人民留在苏维埃联盟。这些采访在苏联各地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戈尔巴乔夫的前助手格拉乔夫曾评价说：“唉，这次讲话的效果远没有在福罗斯发表的告苏联全体公民书的效果好。”[68] 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也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绝望。在参加投票的公民中有90.32%，即28804071人投票赞成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俄罗斯随即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5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说，没有乌克兰的加入联盟条约便失去了意义。叶利钦同时告知戈尔巴乔夫，他将于12月7—8日在明斯克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但并没有说明此次会晤的议事日程，他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怕遇到阻挠，也许是有意为之。当时此次会晤的最终议事日程还没有制定，谁都不清楚克拉夫丘克将在会晤中提出哪些意见与建议，当时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乌克兰担心俄罗斯会提出领土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克里木的领土问题。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只希望讨论俄罗斯取消价格限制将给白俄罗斯带来的经济问题，因为舒什克维奇并不是国家总统，他的权限也比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小得多。关于12月5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这次会晤，两人都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但内容却大相径庭。苏联总统的办公室曾就此次会晤发布了简短的公报，公报中写道：“两位总统一致强调，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未来的联盟将不予考虑……鲍里斯·叶利钦说，希望在明斯克的会晤中与乌克兰领导人达成相互理解，他还将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双边协议……苏联总统则强调指出，联盟条约是惟一的选择。他强调说：‘我坚信，只有在主权国家联盟范围内我们才能共同顺利前进。我已经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就此达成了共识。’”[69]而实际上，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叶利钦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通常保持沉默，而私下里他总是忿忿地说，苏联总统根本不适应新的局势，缺乏现实意识。戈尔巴乔夫极力拥护的“独立国家联盟”（СНГ）的主张，被叶利钦称为“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70] 维斯库利景区别洛韦日密林1991年12月7—8日 关于别洛韦日三国领导人的会晤已有大量文学描述，所有与会者都对这两天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都进行了描绘。我们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描写这一事件的章节题目中就能看出他的态度：《背信弃义》和《苏联与俄罗斯的黑暗日子》。而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将这一章节简单地称之为《别洛韦日密林》。[71]克拉夫丘克则自豪地称自己为苏联和联盟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他回忆道：“叶利钦将条约的文本摆在桌子上，并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这个文件您签不签，如果不行，那么经过修改后您是否能签？’然后叶利钦又对我说，只有我签了之后他才签。这样一来，这个条约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乌克兰了。我回答是：‘不签。’于是大家提出准备起草新条约的问题，专家们为此连夜工作。结果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和协商，这份新条约很快就被签署了。可见，只要没有被称作‘中心人物’的愚蠢者，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72]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承认自己不是新条约的倡导者，他回忆说：“我建议拟定一份三方公报送交戈尔巴乔夫审批。最初的条约文本要比最终在维斯库利签署的条约温和得多。为什么要选择维斯库利官邸作为会议地点呢？因为它是专为高级领导修建的官邸，配有特殊的通讯设备，旁边则是一个空军基地，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应该给我们的政府予以应有的评价，因为所有准备工作都是按照最高级别进行的。我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像是这里的主人，是我将大家请来的……。”[73] 到白俄罗斯参加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除了叶利钦之外，还有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叶戈尔·盖达尔、安德烈·科济列夫，以及叶利钦的助手维克托·伊柳申[74]。白俄罗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75]和乌克兰总理弗拉基米尔·福金[76]也出席了会议。三方都派了记者到会，但人数不多，关于会谈细节他们知道得要比其他人晚，而且他们又没有与自己的编辑部的联系方式。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护卫不多，但叶利钦却随身带了由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领导的20多名警卫。会谈是在这个森林自然保护区的主狩猎大厅中举行，大厅旁边坐落着休息室、桑拿室、狩猎小屋和服务区，与会者中只有克拉夫丘克和福金去林中打过猎。在12月7日下午的会谈中，三方领导人就所有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了一致，而最终的正式文本交由工作小组连夜起草。法学家沙赫赖对文本字斟句酌，而盖达尔则负责抄写，因为他的字写得最漂亮。三国的总统和总理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桑拿室度过的，就像舒什克维奇回忆的那样：“我们六人将任务布置给工作小组后，便来到了桑拿室，桑拿室中不止我们六人，还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指叶利钦）的几名警卫，但谈话是在我们六人之间进行的。虽然第二天早晨将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但是似乎除了布尔布利斯之外，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庄严的神情……”[77]当领导人们在桑拿室蒸浴的时候，工作小组已经完成了文件的起草任务。据后来谢尔盖·沙赫赖回忆说：“当时已是深夜了，科济列夫打算将写好的文本塞到打字员房间的门下，但他放错了房间。于是第二天早晨大家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寻找文件，然后再打印出来，乌克兰代表团也过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条约打印出来，然后送到大厅，由领导人们进行修改，返回来再重新打印，然后制作副本，我们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工作，新条约终于在一天之内诞生了。”[78]条约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的说法是由布尔布利斯想出来的，而克拉夫丘克提出了“Содружество”（联合体）这个概念，因为他不希望在字面上再看到“Союз”（联盟）这个词。条约文本共两页，序文中写道：“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于1922年签署了联盟条约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国，以下称为‘最高缔约方’，在此我们郑重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条约的第一条规定：“最高缔约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СНГ简称‘独联体’）第二条中写道：“从该条约签订之日起，在签署国境内不允许实行第三国的准则，包括前苏联的一切准则”。条约的第十四条还规定：“明斯克市是独联体协调机构的常设地，前苏联机构的所有活动在独联体成员国境内一律被禁止”。条约签署人为：白俄罗斯代表舒什克维奇和克比奇、俄罗斯代表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乌克兰代表克拉夫丘克和福金。[79] 在离开维斯库利之前，与会者将苏联解体和独联体成立的消息首先通知了美国总统布什，然后才通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这个顺序并不是在事前计划好的，因为当时舒什克维奇通过专线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拨了很久都没有接通，而科济列夫则通过普通国际长途电话与美国联系，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人刚开始没有马上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除了这个最主要的条约之外，三国领导人还就较具体的问题签署了两项声明，他们还达成了一些口头协议，其中包括关于对戈尔巴乔夫未来的命运，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甚至比讨论独联体国防纲要的时间还要长。 别洛韦日条约签署后的最初日子 12月8日深夜至9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不停地与自己的助手和顾问通电话，然后他吩咐将叶利钦、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最后只有叶利钦于中午12点在忠实的科尔扎科夫的陪同下来到克里姆林宫。整个克里姆林宫及其各个入口都已由俄联邦总统警卫局控制，只有通往三楼的入口一直仍由戈尔巴乔夫的铁杆护卫把守着。纳扎尔巴耶夫在叶利钦之前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戈尔巴乔夫。会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戈尔巴乔夫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他不同意成立独联体的条约，他认为该条约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在声明中指出：“擅自宣布苏联的灭亡是不可容忍的，苏联的命运不应由这三个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所决定，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宪法途径并依照各族人民的意愿，由所有主权国家来决定。条约中宣布禁止执行苏联的法律准则是不合法的，也是及其危险的，这只会加剧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80] 俄罗斯领导人中只有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反对别洛韦日条约，他是12月9日才得知这一消息的。鲁茨科伊于9日上午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称签署条约是对国家的犯罪行为，并建议立即逮捕“为讨好美国而签署这个耻辱条约的三个醉鬼”。鲁茨科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听了我的话，戈尔巴乔夫的脸色变得很苍白。我们匆匆交谈了一会儿，在与我告别的时候，他劝我不要发火，并对我说，一切没有像我想像得那么可怕，事态还是可以扭转的。”[81]然而，鲁茨科伊还是准备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个人声明，并开始与叶利钦彻底决裂。在朋友们的劝阻下，鲁茨科伊没有将这份声明在媒体上全文发表，只在报纸上刊登了其中的寥寥数语，例如别洛韦日协议“不可容忍的仓促性”，“苏联的解体将导致俄罗斯的解体”等。鲁茨科伊当时是俄罗斯副总统，如果发生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他有登上总统宝座的机会。法国《巴黎竞赛》周刊的一名记者在12月中旬采访鲁茨科伊时问到过这个问题，鲁茨科伊表现得十分惊讶：“愿上帝保佑总统别发生什么意外，我可害怕失去他，我非常敬重他，他是一个坦率而高尚的人。当我们一起参加竞选的时候，我曾向他发过誓，永远追随他，我不会食言。至于谈到让我领导反对派的问题，只要叶利钦还是俄罗斯的总统，那么这件事就绝对没有可能。我才44岁，上帝保佑，我还有时间领导这个国家，目前我只能与叶利钦战斗在一起，以积累更多的经验。”[82] 12月10日和11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几个谴责别洛韦日条约的声明，并在11日晚上接受了《独立报》主编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的专访，这次采访涉及内容广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显得含糊不清。采访的题目包括：在目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应采取哪些措施？戈尔巴乔夫如何理解新的条件下的民族政策？他是否同意担任“独联体名誉总统”？戈尔巴乔夫近期将进行哪些具体活动？戈尔巴乔夫在采访中谈到了举行苏联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可能性，谈到了全民公决问题，也谈到了他准备为独联体的某些制度服务，而不想成为“退职将军”。[83]下面摘引其中的几句：“我和叶利钦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如果我发现我所做的事情与我的信念相矛盾，那么我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如果事情的进程超出原来的联盟条约的范围，那么我不可能在其他体制中承担政治责任，我只在现实的体制中负责。我们面临着我们历史上非常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希望选择‘烟囱上摘云彩’的模式，那么我是不会爬这些烟囱，让其他人去爬好了”。[84] 无论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还是在苏联一些大城市，人们对苏联解体的消息竟然表现得十分平静，这大大出乎西方和本国观察家的预料。一些普通百姓和许多政治圈中的人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不会有人再对苏联政权抱有希望，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倒台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同情。正如90年代初的一位反对派领袖瓦西里·利皮茨基[85]所写的：“苏联解体的过程出乎意料地平静，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各加盟共和国被出其不意地据为己有了，在俄罗斯的反对派内却出现了分歧和动摇。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一个超级大国的灭亡）竟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这就使那些策划者们觊觎着今后更加胆大妄为的行动，而下一次的分歧点就是盖达尔的经济改革。”[86]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的12月10日批准了别洛韦日条约，共有367名代表参加投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不太受欢迎，他的讲话甚至没有赢得掌声，即便如此，仍有288位代表投了赞成票，10人投了反对票，7人弃权，另有62名代表没有参加这次的记名投票。同一天，别洛韦日条约在白俄罗斯也被批准通过，有263名代表投票赞成，2人弃权，另有27名代表虽然到会，但没参加投票，只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对票，他就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87]。 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2月12日开会讨论别洛韦日条约，叶利钦就在白俄罗斯召开的三国领导人会晤作了简短的报告，他的报告赢得了代表们的掌声。大会辩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还有共产党议员团，但他们中却没有任何代表发言，而谢尔盖·巴布林[88]则代表俄罗斯全民协会发言反对批准该条约。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俄联邦只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这样的宪法文件。巴布林还十分肯定地指出，现在是1991年，不应将1922年的联盟条约当成现行文件援引，目前国家实行的是1977年宪法，而明斯克条约是对宪法的肆意践踏，甚至是全盘否定。巴布林最后说：“‘俄罗斯全民协会’和‘俄罗斯议员团’欢迎将无能的中央政权从政治舞台上赶走，我们始终赞成重建一个统一的联盟制国家，其基础应该是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坚实联盟。”[89]别洛韦日条约最终还是在俄联邦获得通过，188名代表投票赞成，7人弃权，62名代表没有投票，有6人投了反对票，他们是巴布林、伊萨科夫[90]、康斯坦丁诺夫[91]、雷索夫、波洛兹科夫和巴甫洛夫[92]。 当别洛韦日条约在基辅、明斯克和莫斯科先后获得批准之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从他的话语中流露出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前后矛盾的立场：“一些法西斯独裁者将篡夺政权……”，“我认为国家观念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不认为，在白俄罗斯签署的条约具备实行的机制”；“我们苏联来到这个世界已经60—70年了，它不应该毁在我们的手里”，“俄罗斯领导人利用了乌克兰”，“我早预料到会这样”，“只有当联盟条约彻底完结时我才辞职”，等等。戈尔巴乔夫每天仍然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上班，他与几乎所有的西方领导人通电话，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在这期间，戈尔巴乔夫还签署了多项命令，包括关于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的命令、对苏联国务院决议的补充和修改命令等。1991年12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下令为1991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和建筑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者颁发苏联国家奖。获奖人数众多，其中有作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93]和布拉特·奥库贾瓦[94]。然而由谁来出面，又如何授予这些奖项呢？1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下达了一系列的任免和调动命令，当时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已任外交部长一个多月，戈尔巴乔夫已不能与潘金共事，叶利钦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任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又下令对军队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任免及调动，他还确定了苏联军人的入伍誓词。12月20日，又有一大批演员被授予“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仅在12月21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就签署了28项命令，其中大部分是授奖命令，也就是在这一天，戈尔巴乔夫终于明白，其实是有人使他明白，是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在与法国总统密特朗通电话时，戈尔巴乔夫说，最近几天他将宣布自己辞职的声明。 独联体第二次诞生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第一次诞生是在维斯库利的别洛韦日密林中。几天之后，即12月11日，亚美尼亚宣布加入该组织，摩尔多瓦于12月12日宣布加入。12月12日，中亚各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聚集在阿什哈巴德，他们对三国事先未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就签署别洛韦日条约气愤不已，然而他们已经别无选择，12日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其他国家一样成为独联体平等的成员国。随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宣布加入独联体。如此一来，关于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应重新起草，不是以三国的名义，而是以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共同起草。12月11—20日，在莫斯科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人们就此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邀请参加协商，但是他自己提出了多项建议，并发给了在阿拉木图参加谈论条约内容的人。他在建议中提到，应该确定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过渡时期，在苏联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独立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否则就会陷人可怕的危险之中。戈尔巴乔夫在建议中还列举出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各共和国“分割”的机构，为了保证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应保留一些领导机构或者是协调机关。最棘手的问题是关于苏联军队的命运及其战略组成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想法无可指责，戈尔巴乔夫最后还提出，在这些跨国间的机构中他可以找到一席之地，发挥自己的余热。1991年12月17日，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在记者会上说，戈尔巴乔夫自我感觉很好，他处在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状态中，并就“过渡期”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戈尔巴乔夫关心的是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转变进程应在民主的框架内合法、公开地进行”。格拉乔夫指出：“我没有感觉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结束，他是一个注重过程而不是具体职位的人，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谈论属于他的时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辞职问题。”[95] 与此同时，叶利钦正加大力度继续捣毁苏联残余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迫使戈尔巴乔夫辞职。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解体的决议，至少也应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作为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我们的权能被保留下来，因此我们经常聚集在最高苏维埃进行一些非正式的协商和座谈。然而根据叶利钦的建议，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决定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召回俄罗斯的代表，这就剥夺了我们参加总结会议的机会。12月19日，叶利钦决定终止苏联外交部的活动，第二天，苏联国家银行又被撤销，成为了俄罗斯银行。早在12月14日或15日，叶利钦就已通知戈尔巴乔夫，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和总统本人将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戈尔巴乔夫应尽早离开克里姆林宫，这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通牒。叶利钦后来解释自己的这一决定时写道：“我的决定带有原则性和战略性。克里姆林宫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而且是最重要国家设施，这里配备了国家的国防体系和指挥行动系统，从全世界各地发来的密码电报都汇集到这里，这里装有最精密的安全体系。克里姆林宫是国家的象征。毫不客气地说，从克里姆林宫驱逐一个人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国家政策稳定性、长期性和坚固性的象征。在我进入克里姆林宫前一周就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总统办公厅，而且所给的准备期限十分宽裕。”[96] 戈尔巴乔夫非常沉痛地接受了叶利钦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他的一位亲信建议他可以离开克里姆林宫，但不能辞去苏联总统的职位。世界上有流亡政府，也有流亡的君主和总统，苏联总统同样可以存在，只是手中已没有任何实权罢了。戈尔巴乔夫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他一直在等待来自阿拉木图的消息，12月20日晚上，11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聚集在那里进行紧急磋商，只有格鲁吉亚总统没有到会，因为这个国家发生了内战，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97]总统被反对派领导的武装力量包围在第比利斯政府大厦的总统办公室中。 12月21日，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在阿拉木图诞生了，这是由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和终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98]、塔吉克斯坦总统纳比耶夫[99]、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100]、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101]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也在文件上先后签字。此外，11国的领导人还签署了其他几项决议和议定书，其中包括对戈尔巴乔夫的专项决定。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在决定中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总统制已经结束，他们对戈尔巴乔夫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此外，决定中还为戈尔巴乔夫规定了终身的养老金，为他本人及其家人提供终身医疗服务，并为其配备20名警卫和2辆专车——“吉尔—115”和“嘎斯—31”。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下达命令，由俄联邦政府负责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戈尔巴乔夫下台 阿拉木图决议是在12月21日下午报告给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当天开始准备辞职声明，但他并没有急于公布，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单独和叶利钦商讨，因此戈尔巴乔夫等着叶利钦从哈萨克斯坦的归来。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单独会见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持续了10个小时。许多问题都有了最终的答案，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安排，前总统的个人安排和养老金问题，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办公人员的安排问题等。12月25日晚7点，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命令，随后他邀请摄像人员和新闻记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电视直播，前苏联的几家电视台和世界上153个国家的电视台都转播了辞职声明的内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次发言并没有包含深刻而有意义的思想内容，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伤心，他表示没有完成自己应负的使命，但又称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他最后说道：“我是带着一颗不安的心离开的。”电视讲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又回答了记者们的几个问题，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将核密码移交给叶利钦。然而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却是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叶利钦由于不满戈尔巴乔夫最后讲话的内容而拒绝在前总统的办公室中接受核密码，他建议在克里姆林宫的另外一个地方进行交接仪式。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叶利钦的建议，他在没有任何电视摄像的情况下将两名上校交给沙波什尼科夫指挥，这两人时时刻刻都跟随在国家元首身边，是专门保护“核密码箱”的。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告别晚宴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核桃厅中进行的，只有他身边最亲近的五个人参加。在这最后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电话竟然没有响一声，没有任何人表示支持与同情。 在戈尔巴乔夫做电视讲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红色的苏联国旗被降了下来，升上了俄罗斯的三色旗。没有任何人来送行，戈尔巴乔夫孤独地回到自己的别墅，而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连这个地方也不得不离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此正式宣告结束。 12月25日晚，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美国承认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地位。12月27日早晨，叶利钦搬进克里姆林宫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中。1991年12月30日，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再次会集明斯克，以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战略性核导弹的问题。我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独联体各国的领导人有意冷落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西方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却纷纷发来电报，并发表纪念戈尔巴乔夫的专题文章。“他复兴了苏联外交”，“他将国家从持续70年的停滞和压迫中解救出来”，“他为德国的统一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没有几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而戈尔巴乔夫却做到了”，“我认为他是近百年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是将自由还给了东欧各国的伟人”，“他以和平方式将自由赋予了苏联各族人民”，“他是位勇敢的领导人，他将永载史册”，“他最终将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这些都是各国领导人来信中的只言片语，其中包括科尔[102]、撒切尔夫人、梅杰、里根、梅内姆[103]、密特朗、瓦尔德海姆[104]等等。而中国的新华社则刊登了一篇谴责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的声明，文中指出正是新思维导致了苏联的“政治动乱、民族内讧和经济危机”。西方许多著名报纸和杂志的评论也极具批判性：“戈尔巴乔夫是个彻底失败的改革家”，“他使许多企业对所谓的‘改革’充满希望，然而却以破产告终”，“戈尔巴乔夫极不光彩地离开了”，“他不是称职的领导人，他断送了现有的国家制度，却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替代”，“他走完了通向意外的天堂之路，这些只是援引西方广播和报纸上的一小部分评论。1991年12月，一些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就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问题作了更深刻而全面的评价，其中阿尔贝特·普卢特尼克在《消息报》上撰文指出：“对历史而言，改革的总设计师以何种理由进行改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的成果如何。那么苏联改革的成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大帝国的覆灭、共产主义神话的破灭，以及阻碍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苏联极权制度的结束……戈尔巴乔夫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鼓动者和宣传者，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忠实拥护者，但正是他一步步地将由斯大林主义构筑的坚实堡垒、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制度彻底摧毁了……他的出现比他的离去意义更为深远。”[105]时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106]也在自己的政治日记中写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发生。这使我感到震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戈尔巴乔夫所有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不足，他没有能力采取强硬果断的措施并将其付诸行动，他是拖延时间、看风使舵的高手。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曾不止一次地遭受攻击、面临绝境，但他都予以了巧妙而有力的回击。然而，当需要制定和巩固强硬的经济改革方针的时候，他却像哈姆雷特一样选择了逃避。我把这种摇摆不定的趋势称作是缺陷，而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嘉奖。”[107] 西方和东方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不仅因为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也因为不能以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来为戈尔巴乔夫定论，他对社会的贡献可以说是功过参半，他做的一切该怎样在历史的天平上衡量？有人主张原谅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安德烈·诺维科夫[108]就曾写道：“戈尔巴乔夫所实行的政策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为此就应为他树碑立传。诚然，他输掉了改革，输掉了伟大帝国的帝王权杖，甚至输掉了整个帝国和人心，但是，他却贏得了另外一种对现代人来说难于理解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政治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有其个人性格因素：随和宽容、优柔寡断和思想执著。失败还缘于客观原因，本身具有的客观属性使这个帝国看起来就像是由生锈的钉子胡乱钉合在一起，这个帝国的任何改革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然而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划时代意义并不在此。也可以说，他的失败是他自觉自愿的选择，是他立场态度的表现。无论是人民，还是反对派，都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尊敬。”[109]这是颇为奇怪和错误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代价太过沉重，怎么能够就这样简单而轻易地逃避责任呢？还有一些文章的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根本不配称为改革者，弗拉基米尔·帕斯图霍夫[110]指出：“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并不能被称为改革家，真正的改革者应为自己的活动设定明确的终极目标，而戈尔巴乔夫并不具备这点，他的指导原则是‘不能这样生活’，这就使得他更多地不是主动去争取，而是在逃避。”[111]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尔奇·布朗[112]对这种评价提出了异议，他写道：“在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和失败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他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有理由把戈尔巴乔夫称为俄罗斯历史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结束‘冷战’方面做出了任何人无法比拟的贡献，他促进了国家关于言论、出版、结社、宗教、移民等方面的自由进程，如今的俄罗斯是其漫长的历史中最自由的一个时期。”布朗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功绩及最大的成果便是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摒弃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手段。”[113]然而他也许不知道，亚历山大·克伦斯基[114]早在1917年的时候就使俄罗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是当时有谁利用了这个自由了吗？以法律和秩序为根基的自由才是最有价值的自由。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变成了贫穷落后、分崩离析、备受凌辱的国家，变成了抛弃自身传统的自由国家，这不是所谓的杰出贡献。 我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活动的最真实的评价，可以从戈尔巴乔夫多年的顾问和助手的文章或描述中窥见一斑。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曾表示过，戈尔巴乔夫明白，像苏联这样的兵营式社会，需要有人“指挥”进行变革。“于是他便来指挥，最初的三年他试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改变社会，直到1987年他才开始怀疑这条路线。1987年夏天，他在克里木对我说：‘阿纳托利，你知道吗……我将走得很远，很远，没有人知道我会走多远’。然而到了1988年，他所启动的改革进程竟然超出了他的设想，他已无力控制被他所解放的社会及知识分子力量，他没有任何神奇超凡的想法，只是强迫这个系统运转，而对系统本身他却从来不曾怀疑过。他也希望推陈出新，但是他自己都不清楚，如何建立这种‘全新的状态’曾有过朦胧的希望，但这只是过眼云烟。戈尔巴乔夫不具备‘伟人’的个人品质，但他却从事着一个伟大的事业，从历史角度来看，也许这更为重要。”[115]沙赫纳扎罗夫曾写道：“戈尔巴乔夫太急于求成，他甚至过分地急于着手改革，而这种改革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应当着手进行。苏联解体是世界性的悲剧，但它并不是民主化突飞猛进的结果，而是这个进程整整晚了二十多年。这个体系已承受不了如此重压，已经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于是它便很容易地成为了敌对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牺牲品。”[116]安德烈·格拉乔夫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只是发挥核反应堆中的燃料棒作用，而这个核反应堆正是由他本人在俄罗斯挑起的新一轮的混乱，而当他不再积极地发挥燃料棒的作用时，他也就完成了他的绝大部分使命。事情主要在于，戈尔巴乔夫并不知道，历史想要什么，历史最终将他本人、他的国家以及他所进行的改革带向何方。”[117]应该补充一点，戈尔巴乔夫不仅不知道历史要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他的观点总是模糊不清，表述不明。戈尔巴乔夫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也是有条件的，但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大众的支持。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呢？ 苏联的解体及西方的反应 早在1989年末，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苏联改革是不成功，只有少数人撰文认为奇迹可能发生。即使如此，这些人也只是认为，如果改革失败，苏联将重新回到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谁都没有预想到苏联会解体。正如皮特·德鲁克[118]所写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身是试图通过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来锻造统一的枷锁。这样的改革能取得成功吗？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改革失败，俄罗斯势必将回到斯大林时期的镇压制度之下。即使经济上的改革取得成功，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他的逻辑很简单：经济的提高和发展与地方分权是紧密相连的，这必将导致分离主义，而这是苏共在任何条件下都绝不能容忍的。[119]同样在1989年，布热津斯基[120]在其《大失败》一书中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还会统治几年，甚至几十年。他在书中描绘了共产主义瓦解和崩溃的各种可能性，甚至不排除苏联突然间土崩瓦解的可能性，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121] 到了1990年中期，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现实，从而引起了西方专家和学者的极大关注。亨利·基辛格[122]在1990年时曾写道：“西方不希望看到苏联的解体，确切地的说，是不希望看到它的扩张……苏联拥有几万枚核弹头和几十座核反应堆，它的解体不能不引起全人类的极大关注。这个问题十分可怕，而且与传统的主权观念相抵触，它不能不引起我们长期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即使不谈核问题，苏联的瓦解也会引起可怕的武力争端。就像电影的回放一样，我们将回到二百年前那个血腥的世界，最终所有的周边国家都卷入了战争，各国的军备竞争在苏联促生了扩张主义倾向。”[123] 到了1991年，西方的所有的研究苏联共产主义的机构都已坚信，苏联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境地，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第一个获知签署别洛韦日条约的消息，当时是叶利钦打电话给他，安德烈·科济列夫做的翻译，所有的西方领导人后来也都知道了这一消息。这件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与不安，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长罗伯特·盖茨[124]说：“在俄罗斯或苏联这样强大的帝国内部发生如此猛烈而突发性的巨变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间、外交部和其他专门机构之间的磋商频繁不断，媒体连篇累牍地刊登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从独联体其他国家首都传来的消息，以及许多未经证实的传言。最让西方各国领导人感到不安的是，他们还不清楚，在苏联解体后谁将“掌控着核按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进人了紧急状态，美国国务卿贝克带领一个由分析专家组成的代表团飞到莫斯科，实地了解事态发展的进程和性质。 苏联及其相关的管理体制的迅速瓦解产生了许多经济及政治问题，令西方分析家惊讶的是，其中绝大部分问题都已迎刃而解，虽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得令人满意。各国首脑12月8日在维斯库利和21日在阿拉木图签署了协议，这些首脑通过苏联国务会议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早就彼此很了解。俄罗斯联邦承担了前苏联所有的国际义务，包括偿还外债，前苏联在国外的所有财产也都归俄联邦所有，其中包括驻各个国家的使领馆。各国决定保留对战略军事力量和核武器的统一指挥和监督，然而实际上，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对所有核导弹和航天研究系统的实际监控权都落到了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后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均表示要消灭核武器，并销毁与核武器相关的基础设施。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苏联军队逐渐撤离出来，因为这些国家拒不参加独联体，并开始组建自己的国家军队。但是驻守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前苏联军队大都留在原地，这里80%以上的军官，不管其属于哪个民族，都对新国家进行了宣誓。同时，还有许多乌克兰籍、白俄罗斯籍和哈萨克斯坦籍的军官留在了俄罗斯任职。然而同样的问题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就显得比较棘手，所幸没有发生军事冲突。随着苏联中央集权的消失，许多民族争端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部显现出来，主要在德涅斯特河沿岸、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北高加索地区，其中卡拉巴赫冲突最终演变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流血战争。北高加索发生的事件表明，围绕苏联解体产生的担心和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所幸的是对事件发展最可怕的预想并没有发生。在此方面，苏联避免了类似南联盟的厄运。这样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政治家的美好意愿，更取决于前苏联各民族多年来的友好关系。许多民族问题在前苏联时期就已存在，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演变为不可调和的民族冲突。苏联的解体产生了许多新的、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存在着一个愿望，那就是用政治和外交，而不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苏联式的”或者称为“俄罗斯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将前苏联的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历史的现实。关于“世代联系”、“民族友谊”、“文化和历史的同一性”，以及俄语是“民族间交流的语言”等等这些评论，并不是空洞而华丽的辞藻，也不是苏维埃宣传的神话，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当然也有例外：在车臣和外高加索，在摩尔多瓦和在奥塞梯—印古什边界确实存在着武装冲突。1991年成立的独联体至今依然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最近10—12年期间，俄罗斯人民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体现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和忍让。实际上，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矛盾并非像不怀好意的人所说的那样尖锐和危险，但是反过来，如果引起苏联崩溃的这种离心力不强的话，那么为什么苏联最终会走向解体呢？这个问题还需要单独进行研究。 [1]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莫伊谢耶夫（МихаилАлексеевичМоисеев，1939年1月22日——），1958年入伍，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2—1987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85—1987年兼任远东军区参谋长。1987—1988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88—1991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支持亚佐夫的一切决定，政变失败后于8月22—23日代理国防部长一职，随即在叶利钦的压力下被解职，同年11月被迫退役。苏联解体后，于1996—1999年任俄军总参谋部首席专家。1999—2008年任俄军总参谋部首席督察。2005—2012年任总参谋部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2008—2016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11年加入全俄人民阵线（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ийнародныйфронт）。2011—201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2年起担任俄罗斯退伍军人联盟主席。 [2]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Леонид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Шебаршин，1935年3月24日——2012年3月30日），1957年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8—1962年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翻译。1962年加入克格勃。1971—1975年任克格勃驻印度副代表。1975—1977年任克格勃常驻印度代表。1979—1983年担任克格勃驻伊朗工作人员。1987—1989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1989—1991年任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主要总局局长。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2—23日代理克格勃主席一职，同年9月30日退休。2012年因双目失明而开枪自杀。 [3]《论据与事实》，1992年29—30期，第2页。 [4]谢尔盖·鲍里索维奇·斯坦克维奇（СергейБорисовичСтанкевич，1954年2月25日——），俄罗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8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89年期间领导莫斯科人民阵线（Московскийнародныйфронт）。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悍然下令拆解捷尔任斯基纪念碑。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任总统政治问题顾问。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5年因受贿丑闻辞职，流亡美国。1996年流亡波兰。2000年回国经商，参加了右翼力量联盟。2002年当选为右翼力量联盟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016年加入“成长党”（Партияроста）。 [5]列昂尼德·舍巴尔申：《间谍首脑的生活》，莫斯科，1994年，第110—111页。 [6]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Мстисла́вЛеопо́льдовичРостропо́вич，1927年3月27日——2007年4月27日），苏联大提琴家、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 [7]亚历山大·伊萨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Исаевич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6年加入共青团。卫国战争后入伍。1943年授中尉军衔。此后对斯大林产生怀疑，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攻击斯大林。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出狱，但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思想。1956年获释。1957年平反。1959年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出版《第一圈》。1966年出版《癌病房》。1967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领导人。1968年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吊销国籍并被驱逐出境。1975年流亡美国，支持越南战争。1976年公开支持西班牙弗朗哥政权。1990年恢复国籍。1994年回国。在此期间公开反对叶利钦的政策。2002年以后支持普京。2010年逝世。 [8]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БорисДмитриевичПанкин，1931年2月20日——），苏联记者、外交官、文学评论家。1953年进入《共青团真理报》工作。195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5—1973年任《共青团真理报》主编。1973—1982年任全苏版权局董事会主席。1973—1987年任苏联记者联盟理事会书记。1982—1990年任驻瑞典大使。1990—1991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发表了公开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政变失败后，于8月28日至11月18日任外交部长，10月1日至12月25日兼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91—1993年任驻英国大使。1993年退休。 [9]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剧作家、导演、编剧、演员、持不同政见者。1955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57—1959年期间服役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1967年被开除出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1968年任独立作家俱乐部主席，鼓吹在国内推行多党制。1968—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笔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7年参与起草并发表《七七宪章》，此后多次被捕。1979年被判处四年半监禁。1983年获假释，旋即被软禁。1988年参加捷克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1989年1月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八个月监禁，同年5月获假释，同年11月创立反对派团体“公民论坛”（Občanskéfórum）。1989—199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任期间全面抛弃共产主义。1993—2003年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于1999年支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2003年支持伊拉克战争。晚年继续从事戏剧创作。2011年去世。 [10]弗·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1992年，第22页。 [11]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144页。 [12]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 [13]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 [14]《自由思想》，1992年8期，第10页。 [15]瓦伦丁·米哈伊洛维奇·法林（ВалентинМихайловичФалин，1926年4月3日——2018年2月22日），苏联外交官。1952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新闻部助理。1959年兼任外交部工作。1961—1966年、1968—1971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66—1968年任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1971—1978年任驻西德大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新闻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6年任《消息报》政治专栏作家。1986—1988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董事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移居德国，在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任教。2000年回国。2011—2018年任“国际俄罗斯”运动国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2018年去世。 [16]加林娜·弗拉基米罗夫娜·谢苗诺娃（ГалинаВладимировнаСемёнова，1937年8月24日——2017年11月19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3—1965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火星报》编辑部部长。1974—1981年任共青团中央刊物《共青团生活》主编。1981—1990年任《农村妇女》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反对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从事二线工作。 [17]几天之后这个文件的照片复印件被张贴在许多建筑物上，见《独立报》，1992年8月27日。 [18]亚历山大·伊里奇·穆济坎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ИльичМузыкантский，1941年2月4日——），早年担任工程师。1989年创立莫斯科选民协会。1990年任民主俄罗斯运动组织委员会委员。1990—1992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副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莫斯科中央行政区副区长。1996—2000年任莫斯科中央行政区区长。2000—2005年任莫斯科政府信息和社会政治关系部长。2005—2007年任俄罗斯社会和政治中心基金会主席。2007—2010年任莫斯科市长顾问。2009—2014年任莫斯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19]瓦西里·萨维利耶维奇·沙赫诺夫斯基（ВасилийСавельевичШахновский，1957年11月23日——），俄罗斯商人。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9—1990年期间参加了苏共“民主平台”。1990—1993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1991—1997年任莫斯科市长办公厅主任。1997—2003年任尤克斯石油公司副主席。2000—2003年任尤克斯—莫斯科公司总裁。2003年10月27日至11月24日任联邦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24日因逃税丑闻被迫辞职，随后移居瑞士。 [20]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年，第233—234页。 [21]同上，第234、426页。 [22]《星火》，1991年37期，第32页。 [23]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第388—389页。 [24]《俄罗斯报》，1991年8月27日。 [25]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437页。 [26]《俄罗斯报》，1991年8月27日。 [27]拉菲克·尼沙诺维奇·尼沙诺夫（РафикНишановичНишанов，1926年1月15日——），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1—1955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塔什干十月镇区委书记。1955—195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内政部消防局政治部主任。1959—1962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塔什干十月镇区委第一书记。1962—1963年任塔什干市执行委员会主席。1963—197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1970—1978年任驻马尔代夫大使兼驻斯里兰卡大使。1978—1985年任驻约旦大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198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1986—1988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198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9—11月任苏联总统顾问，同年11月退休。 [28]亚历山大·米特罗法诺维奇·奥博连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МитрофановичОболенский，1943年2月19日——），俄罗斯工程师。1962—196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73—1993年期间在苏联科学院科拉科学中心极地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鼓吹社会民主主义。1990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России），并于1994年当选为党主席。1998年退休。 [29]瓦伦丁·伊万诺维奇·塔塔尔丘克（ВалентинИвановичТатарчук，1937年9月28日——），196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89年任彼尔姆索利卡姆斯克纸浆造纸联合工厂厂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3年任俄罗斯木材工业家股份公司副总裁。1993年加入俄罗斯民主选择党。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5—1996年任俄罗斯民主选择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96年脱离政治活动。 [30]鲍里斯·奥列伊尼克：《黑暗的大公》，莫斯科，1992年，第39页。 [31]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泽尔采夫（Серг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Белозерцев，1955年11月22日——2013年12月2日），198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年创立卡累利阿人民阵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在任期间任司法改革小组委员会副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4年任印古什共和国总统顾问。1995—1998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联合主席。1997年起在大学任教。2013年在莫斯科郊区遇刺身亡。 [32]阿·卢基扬诺夫：《虚构的叛乱和真正的叛乱》，莫斯科，1993年，第20页。 [33]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拉普捷夫（ИванДмитриевичЛаптев，1934年10月15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4年起担任记者，曾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共产主义》杂志工作。1973—197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顾问。1978—1982年任《真理报》编辑。1982—1984年任《真理报》副主编。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90年任《消息报》主编。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记者联盟董事会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底创立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并担任理事会联合主席。1994—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新闻委员会副主席。1995—1999年任国家新闻委员会主席。 [34]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Сапармура́тАта́евичНия́зов，1940年2月19日——2006年12月21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0—1984年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阿什哈巴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3—12月任土库曼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85—1991年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1—11月任土库曼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1991年任土库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0月率土库曼斯坦脱离苏联，改旗易帜为土库曼斯坦共和国。1991—2006年任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总统。1999年起担任终身国家元首。在任期间大肆推行个人崇拜。2006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35]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3期简报，1991年9月3日，第11—12页。 [36]尤里·费多洛维奇·卡里亚金（ЮрийФёдоровичКарякин，1930年7月22日——2011年11月18日），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60年代曾试图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1968年被开除出党。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积极参与了第一个反对派组织“区域间副集团”（MDG）。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时支持叶利钦，主张取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政党。2011年在莫斯科逝世。 [37]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6期简报，1991年9月5日，第20页。 [38]《在十字路口，新世纪：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211页。 [39]《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12月5日。 [40]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162、163页。 [41]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绍欣（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Шохин，1951年12月25日——），197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2年任国家劳动委员会劳动研究所所长。1982—1986年任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与数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1986—1987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与科技进步预测研究所实验室主任。1987—1991年期间历任外交部长顾问和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1991年5—8月任苏联科学院和国家劳动委员会就业问题研究所所长。1991年8—11月任俄罗斯联邦劳工部长。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兼劳动和就业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4年任副总理。1994年1—11月任经济部长，3—11月再次兼任副总理。1995年起担任高等经济学院国家研究大学校长。1995年参与创立“我们的家是俄罗斯”党（Нашдом—Россия）并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1997—1998年任党主席。1995—2002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1997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1998年9—10月再次担任副总理。2002—2005年任复兴资本投资集团监事会主席。2003年起任证券市场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2004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04—2005年任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副主席。2005年起任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 [42]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丘拜斯（Анато́лийБори́совичЧуба́йс，1955年6月16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7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80年代起鼓吹私有化。1990—1991年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列宁格勒市长顾问。1991—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副总理。1993—1994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1996年、1997—1998年任第一副总理。1996—1997年任总统办公厅主任。1997年3—11月任财政部长。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1998—2013年任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董事长。2001年加入右翼力量联盟。2008年加入“右翼”（Правоедело）党。2008—2020年任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总经理。2020年起任总统与国际组织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代表。 [43]《莫斯科新闻》，1991年11月3日44期，第4页。 [44]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第402页。 [45]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舒什克维奇（Станислав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Шушкевич，1934年12月15日——），1966—1970年任明斯克无线电工程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6—1990年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副校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当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并于1990—1991年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八一九政变后代理主席一职。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1994年1月被迫辞职，随后在当年6月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失利。1995—1996年任白俄罗斯议会议员。1996年支持宪法法院弹劾卢卡申科，随后于1996—2001年担任由反对派组建的“白俄罗斯最高委员会”副主席。1998年创立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民村社）（Белорусская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Грамада），并于1998—2018年担任党主席，2018年起改任名誉主席。 [46]鲍里斯是叶利钦的名字。——译者注 [47]《新时代》，1993年24期，第48页。 [48]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证明，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 [49]阿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А́рвидЯ́нович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191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参加了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国家建筑人民委员，曾与拉脱维亚白军作战。1919—1929年期间在红军从事教学工作。1929—1932年期间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任教。1941—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4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3年逝世。 [50]《文学报》，1991年9月4日。 [51]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费奥多罗夫（СвятославНиколаевичФёдоров，1927年8月8日——2000年6月2日），俄罗斯眼科医生。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5年创立工人自治党（Партия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трудящихся），并于1995—2000年担任最高委员会主席。2000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52]《莫斯科新闻》，1991年9月29日39期，第3页。 [53]《星火》，1991年37期，第4页。 [54]《俄罗斯报》，1991年10月26日。 [55]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菲拉托夫（Серг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Филатов，1936年7月10日——），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1—11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安全理事会委员。1993年十月事件中，参与镇压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1993—1996年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兼总统专家分析顾问委员会主席。 [56]瓦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斯捷潘科夫（ВалентинГеоргиевичСтепанков，1951年9月17日——），1970—1972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7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7年任彼尔姆市检察官。1987—1988年任总检察长办公厅主要调查处副处长兼总检察长助理。1988—1990年任哈巴罗夫斯克市检察官。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检察长。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1995—199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6年任彼尔姆副市长。2000—2003年任总统驻伏尔加联邦区副全权代表。2003—2004年任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2004—2006年任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57]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费奥多罗夫（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Фёдоров，1958年5月9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1992—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长。1993年辞职。1994—2010年任楚瓦什共和国总统。1996—2002年、2010—2012年、2015年起三次当选为联邦参议员。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02—2003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12—2015年任农业部长。2015年4—9月任总统农业工业综合体问题顾问。2015—2020年任联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2019年起任民族语言保护和研究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58]尼古拉·伊里奇·特拉夫金（Никола́йИльи́чТра́вкин，1946年3月19日——），198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年退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创立俄罗斯民主党（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России），并于1990—1994年任党主席。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1996年任莫斯科沙霍夫斯基区长。1992年参与创立公民联盟。1994—1996年任不管部长。1995—200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9年加入右翼力量联盟。2005—2006年任右翼力量联盟中央政治委员会书记。2006年起任俄罗斯人民民主联盟中央主席团成员。 [59]格列布·巴甫洛维奇·亚库宁（ГлебПа́вловичЯку́нин，1934年3月4日——2014年12月25日），俄罗斯神学家。1962年起担任东正教神父。1979年被捕。1980年被判处六年监禁。1985年获释后被流放到雅库特。1987年获赦。1990—1992年任民主俄罗斯运动协调委员会联合主席。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2—1993年任民主俄罗斯运动代表委员会联合主席。1993年被剥夺神父职位。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7年被驱逐出东正教会。此后另立“使徒传统东正教社区协会”并担任神圣主教会议秘书。2014年去世。 [60]《消息报》，1991年10月24日。 [61]《俄罗斯报》，1991年11月9日。 [62]《苏维埃俄罗斯》，1991年11月10日。 [63]本书作者的名字及父称。——译者注 [64]维克托·伊万诺维奇·伊柳欣（Ви́кторИва́новичИлю́хин，1949年3月1日——2011年3月19日），197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4—1986年任奔萨副检察官。1986—1989年任总检察长办公厅主要调查处副处长。1989—1991年任总检察长高级助理兼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1991年11月因以“叛国罪”对戈尔巴乔夫提出指控而被解除一切职务。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3—1994年任救国阵线联合主席。1993—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4—2000年任安全委员会主席。1998—2011年任支持陆军、国防工业和军事科学运动主席。1999年发起弹劾叶利钦的动议，但以17票之差未能成功。2011年2月发起对普京的弹劾，同年3月19日因心脏病去世。由于曾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发起“叛国罪”指控，曾获“总统猎手”和“红色检察官”的绰号。 [65]《真理报》，1991年11月12日。 [66]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特鲁宾（НиколайСемёновичТрубин，1931年9月23日——），1953年起担任检察官。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78年任检察院调查处副处长兼总检察长助理。1976—1978年兼任古巴共和国总检察长顾问。1978—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检察长。198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检察长。1990年5—12月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90—1991年、1991—1992年任苏联总检察长。苏联解体后从事二线工作。 [67]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第499页。 [68]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第408页。 [69]《俄罗斯报》，1991年12月7日。 [70]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年，第84页。 [71]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95—601页；叶利钦：《总统手记》，第143—153页。 [72]弗·巴·伊萨科夫：《肢解》，第87—89页。 [73]同上，第87—89页。 [74]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伊柳申（ВикторВасильевичИлюшин，1947年6月4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2—1973年任共青团下塔吉尔市委第二书记。1973—1975年任共青团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1975—1977年任共青团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77—1980年任共青团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0—1985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6—198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助理。1988年3—10月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顾问。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秘书处处长。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秘书处处长。1992—1996年任总统第一助理。1996—1997年任第一副总理。 [75]维亚切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克比奇（ВячеславФранцевичКебич，1936年6月10日——2020年12月9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8年任明斯克基洛夫机床厂总工程师。1978—1980年任明斯克生产协会总干事。1980—198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85—1990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理。1996—2004年任国民议会议员。2020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 [76]维托尔德·巴甫洛维奇·福金（Вито́льдПа́вловичФо́кин，1932年10月25日——），出身于教师家庭。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1—1972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书记。1972—1979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79—1987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7—1990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90年7—11月任乌克兰经济委员会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员、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91年4—8月任乌克兰总理。乌克兰脱离苏联后，于1991—1992年任乌克兰共和国总理。1993年起任乌克兰与俄罗斯联邦人道主义和经济关系国际基金主席。1999年起任基辅卢甘斯克社区主席。2020年8月18日至9月30日担任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局势联络小组乌方副代表。 [77]弗·巴·伊萨科夫：《肢解》，第89页。 [78]《独立报》，1996年12月10日。 [79]《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通报》，1991年51期，第1798页。 [80]《俄罗斯报》，1991年12月10日。 [81]弗·巴·伊萨科夫：《肢解》，第96页。 [82]《国外》，1992年2期，第7—8页。 [83]旧俄时富商家喜庆时请他们出席，以装门面。——译者注 [84]《独立报》，1991年12月14日。 [85]瓦西里·谢苗诺维奇·利皮茨基（ВасилийСемёновичЛипицкий，1947年6月19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在大学任教。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1991年参加“自由俄罗斯”人民党（Народнуюпартию«СвободнаяРоссия»）并当选为党主席。1993年参与创立公民联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4月将“自由俄罗斯”人民党改组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党（Российскую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уюнароднуюпартию）。1994年6月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центр），同年10月发起成立俄罗斯社会民主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союз）并当选为联合主席。1999年加入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党。此后担任现代发展研究院董事会秘书。 [86]《独立报》，1993年8月12日。 [87]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卢卡申科（АлександрГригорьевичЛукашенко，1954年8月30日——），1975—1977年、1980—1982年期间两次服役于苏军。197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90—1994年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1994年当选为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2000年起任俄白联盟最高国家委员会主席。2013年、2014年、2021年三次出任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 [88]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巴布林（Серг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Бабу́рин，1959年1月31日——），198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3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曾在阿富汗作战。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1991年底创立俄罗斯民族联盟。1993年10—12月任鄂木斯克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1994—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2000年、2004—2007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2002—2012年任俄罗斯国立贸易经济大学校长。 [89]谢尔盖·巴布林：《祖国的变革》，莫斯科，1995年，第49页。 [90]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伊萨科夫（Влади́мирБори́совичИса́ков，1950年3月17日——），俄罗斯法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90—1991年任共和国委员会主席兼宪法立法委员会主席。1991年反对签订《别洛韦日协议》。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担任立法委员会主席。1996—2002年任国家杜马管理局法律司司长。2002—2003年任全俄工业商会立法部主任。2003—2011年任全俄工业商会副会长。 [91]伊利亚·弗拉季斯拉沃维奇·康斯坦丁诺夫（Илья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956年12月28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89年参与创立列宁格勒人民阵线。1990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党，同年年底参与创立俄罗斯自由民主党。1990—1991年任民主俄罗斯列宁格勒代表委员会委员。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反对苏联解体。1993年十月事件中，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卫白宫，事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同年短暂参加了社会爱国运动。2001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006年加入社会正义党（Партиясоциальной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并于2006—2008年任意识形态书记。2008年加入公正俄罗斯党，并于2008—2011年担任中央委员。2011年退党，参加了俄罗斯民族联盟。 [92]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巴甫洛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Па́влов，1951年6月30日——），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反对签订《别洛韦日协议》，同年年底参加俄罗斯民族联盟。1993年参与创立救国阵线并当选为联合主席。1994年加入俄罗斯民族共和党（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партияРоссии）并担任中央政治书记。1996年返回俄罗斯民族联盟。2001年加入人民联盟。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93]维克托·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Астафьев，1924年5月1日——2001年11月29日），俄罗斯作家、编剧、散文家、剧作家。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8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2001年去世。 [94]布拉特·沙尔沃维奇·奥库贾瓦（БулатШалвовичОкуджава，1924年5月9日——1997年6月12日），苏联诗人、编剧、散文家、作曲家。1942—194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年发起成立俄罗斯笔会。1990年退党。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总统赦免委员会委员。1994—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委员会委员。1997年在赴法国旅行期间病逝。 [95]《消息报》，1991年12月18日。 [96]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162页。 [97]兹维阿德·康斯坦丁诺维奇·加姆萨胡尔季安（Звиа́д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Гамсаху́рдия，1939年3月31日——1993年12月31日），1956年参加格鲁吉亚三月事件，当场被捕，1957年获释。1958年再次被捕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半年。1970年加入格鲁吉亚作家协会，1977年被开除，同年1月发起成立格鲁吉亚赫尔辛基集团，同年4月再次被捕。1979年获释。1989年创立“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Круглыйстол—СвободнаяГрузия）。1990—199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并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格鲁吉亚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长期陷于武装冲突之中，1992年被推翻下台，流亡亚美尼亚。1993年9月24日回国，领导“流亡政府”，以阿布哈兹为根据地与格鲁吉亚政府作战，同年12月31日兵败身亡，其私人保镖及其避难寄宿物主认定其为开枪自杀，但后世调查推翻了这一判断。 [98]列翁·阿克波维奇·捷尔—彼得罗相（ЛевонАкоповичТер-Петросян，1945年1月9日——），出身于一个叙利亚人家庭。1946年移居亚美尼亚。1988年起领导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同年12月被捕。1989年获释。1989—1991年任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代表。1990—1991年任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美尼亚脱离苏联后，于1991—1998年任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1998年因解决卡拉巴赫问题不利，加之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2008年起领导反对派团体“亚美尼亚国民大会”（Армянский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конгресс）。 [99]拉赫蒙·纳比耶维奇·纳比耶夫（РахмонНабиевичНабиев，1930年10月5日——1993年4月11日），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1—1973年任塔吉克斯坦农业部长。1973—1981年任塔吉克斯坦外交部长。1973—1982年任塔吉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2—1985年任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5年因酗酒而被解除一切职务。1990—1991年任塔吉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9月23日至10月2日任塔吉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塔吉克斯坦脱离苏联后，于1991—1992年任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1992年在内战中被推翻下台并被软禁。1993年暴卒，官方表示他是因心脏病去世，但其家属则认为是被人谋害的。 [100]阿斯卡尔·阿卡耶维奇·阿卡耶夫（АскарАкаевичАкаев，1944年11月10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4年当选为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1989—1990年任吉尔吉斯科学院院长。1990—1991年任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吉尔吉斯斯坦脱离苏联后，于1991—2005年任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受贿。2003年创立吉尔吉斯斯坦前进党（Алга,Кыргызстан!）。2005年在郁金香革命中被推翻下台，流亡俄罗斯。2021年回国，旋即被捕。 [101]米尔恰·伊万诺维奇·斯涅古尔（МирчаИвановичСнегур，1940年1月17日——），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90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书记。1989—1990年任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退党，同年5月24—25日代理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摩尔多瓦脱离苏联后，于1990—1997年任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1991年创立摩尔多瓦农民党（АграрнаяпартияМолдовы）。1995年加入摩尔多瓦自由党（Либеральнаяпартия）并当选为名誉主席。2003年脱离政治活动。 [102]赫尔穆特·约瑟夫·迈克尔·科尔（HelmutJosefMichael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1946年加入基民盟。1959—1969年任化学工业协会顾问。195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69年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1960—1970年任路德维希港市议会议员。1966—1974年任基民盟莱茵兰—普法尔茨组织主席。1969—1973年任基民盟副主席。196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总理。1973—1998年任基民盟主席。1976—200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76—1982年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1982—1998年任总理。1998—2000年任基民盟名誉主席。2000年因卷入财务丑闻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务。2002年退休。 [103]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SaúlMenem，1930年7月2日——2021年2月14日），出身于一个叙利亚移民家庭。1953年加入正义党。1956年被阿根廷军政府逮捕。1957年获释，随即创立了庇隆主义青年党。1972年亲自将庇隆请回国。1973—1976年第一次担任拉里奥哈省省长。1976年庇隆夫人政权被推翻后不久被捕。1981年获释。1983—1989年第二次担任拉里奥哈省省长。1989—1999年任阿根廷总统。1990—2001年、2001—2003年任正义党主席。2005—2021年任参议员。2021年去世。 [104]库尔特·约瑟夫·瓦尔德海姆（KurtJosefWaldheim，1918年12月21日——2007年6月14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奥地利军队。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于1939—1945年期间服役于德国国防军，二战期间参加了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和苏德战争。二战结束后退役，进入奥地利外交部门工作。1947—1948年任外交部长秘书。1956—1960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64—1968年、1970—1971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8—1970年任外交部长。1972—198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1992年任奥地利总统。2007年去世。 [105]《消息报》，1991年12月24日。 [106]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1925年3月19日——2020年8月6日），1947年参加美国空军。1972—1973年任总统军事助理。1973—1975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4年升中将军衔。1975年退役。1975—1977年、1989—199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2001—2005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2020年逝世。 [107]“人物”，《独立报》1998年20期，第7页。 [108]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诺维科夫（Андр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Новиков，1966年11月9日——），俄罗斯记者、人权活动家。早年参加了共青团。1983年受叔本华影响自创哲学体系，并建立了“人格研究所”。1984年被开除出共青团。1988年参加了苏联第一个反对派团体“民主联盟”，但1989年即退出。普京上台后多次抨击其国内外政策，2006—2007年期间多次被捕并被关押进精神病院。 [109]《文学报》，1995年4月5日，第11页。 [110]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帕斯图霍夫（ВладимирБорисовичПастухов，1963年4月22日——），乌克兰政治学家。 [111]《大城邦一特快》，1993年12月8日。 [112]阿奇博尔德·霍沃斯·布朗（ArchibaldHaworthBrown，1938年5月10日——），英国政治学家，主要研究苏联史。 [113]阿尔奇·布朗：《戈尔巴乔夫》，《牛津大学校刊》，1996年，第317—318页。 [114]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115]《国际生活》，1993年7期，第50—53页。 [116]格·沙赫纳扎罗夫：《与过去岁月诀别》，莫斯科，2001年，第34页。 [117]《独立报》，2002年4月11日。 [118]彼得·费迪南德·德鲁克（PeterFerdinandDrucker，1909年11月19日——2005年11月11日），奥地利裔美国管理顾问、作家、教育家。 [119]德鲁克：《新现实》，纽约，1989年，第33页。 [120]兹比格涅夫·卡其辛斯基·布热津斯基（ZbigniewKazimierzBrzezinski，1928年3月28日——2017年5月26日），美国波兰裔政治家、政治学家。1958年获美国国籍。1960年任肯尼迪总统竞选顾问。1964年支持林登·约翰逊连任。1968年任汉弗莱外交政策顾问。1975年任吉米·卡特外交政策顾问。1976—1981年任国务卿。1985年担任总统化学战委员会委员。1987—1988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1990年公开反对海湾战争。1999年支持科索沃战争。2003年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2017年逝世。 [121]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纽约，1989年，俄文版第229页。 [122]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出身于德国犹太人家庭。1938年流亡美国。1943年入伍。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9—197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71年秘密访华。197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73—1976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在拉丁美洲推行“肮脏战争”和“秃鹰计划”，大肆迫害当地左翼活动者。此后在多家大学任教。2000—2006年任艾森豪威尔奖学金董事会主席。 [123]《纽约邮报》，1990年3月9日。 [124]罗伯特·迈克尔·盖茨（RobertMichaelGates，1943年9月25日——），1966年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1982—1986年任中央情报局情报部副主任。1986—1989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在任期间于1986—1987年代理局长一职。1989年3—8月任总统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9—1991年任总统助理兼副国家安全顾问。1991—199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2002—2006年任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校长。2006—2011年任国防部长。2012年起任威廉玛丽学院院长。
第三章8月事件的幕后背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三章8月事件的幕后背景 3.1福罗斯之谜 3.2恐慌在莫斯科不断增长 3.3《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3.41991年8月18日福罗斯和莫斯科 3.5对8·19事件的评价 3.61991年8月19日 3.71991年8月20日 3.81991年8月21日 3.9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 3.1福罗斯之谜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到他非常喜欢的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个星期。这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所喜欢的别墅，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别墅，只有很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尽管已经实行改革和公开化，但任何一个记者也没有被允许访问过福罗斯别墅。无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还是外国领导人，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福罗斯——这是克里米亚沿岸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村庄的名字。过去是非常荒凉的地方，离萨雷奇海角不远，一年中的很长时间刮大风，只有8月和9月这两个月福罗斯才适合度假。福罗斯附近此前没有什么建筑，就是荒无人烟和与世隔绝，才唤起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赖莎[1]对福罗斯的钟情，他们希望把总统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建在这里。 1985年夏，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是在克里米亚的奥伦达别墅休养。这是勃列日涅夫当年常来的别墅，是一个集休养、工作于一体的庞大别墅群，经常接待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喜欢一个人休养，经常有政治局委员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一起休假。某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为了会见勃列日涅夫，也曾到这儿住上一两天。这里安装了完善的警卫系统和政府通信系统。但是，戈尔巴乔夫，尤其是他的夫人赖莎却不喜欢在别墅休养，苏联政府在1985年末做出为党的领袖建造一所新别墅的决定。在我们国家，党的领袖实际上也就是国家的一把手。新别墅的地址被选在福罗斯村庄附近。 苏联克格勃第9局被确定为新别墅的直接承建单位，这个局负责隶属于苏共中央政治局所有设施的日常维护和安全保卫。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工程，因此没有组织设计方案的竞标。著名建筑设计师波利扬斯基[2]院士领导的设计小组第一个被承建单位请来，这个小组设计并监督建设了很多著名的建筑，莫斯科市俯首山的纪念碑就是这个小组的杰作之一。但是，这个小组提交的设计模型被专家委员会否决了。后来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军队建筑单位来完成，他们在建设秘密设施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中央军事设计院总设计师切科马列夫领导的一个小组承担起了方案的设计任务。这种规模而且非常神圣的建筑设计项目，他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最终完成的设计方案已经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座别墅，而是一个集休养和会见外宾于一体的巨大建筑综合体。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仅仅支付了别墅建设的一少部分支出，而别墅建设的大部分花费都是用财政预算，其中包括军队和克格勃的预算冲抵的。 萨雷奇海角附近这个气势恢弘的建设工程在1986年正式开始，克格勃第9局副局长别列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此前曾参加了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的建设，为此还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奖章。与福罗斯别墅建设有关的所有工作都由切科夫上将领导。整个建筑工地占据了几平方公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休息区”。主楼是一座非常漂亮的三层楼房，房子外面镶嵌着最高档次的大理石，房子上面用特制的铝瓦做房顶，这些铝瓦是专门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里加的三个军用工厂订做的。使用这种材料，主要是考虑到克里米亚是地震多发区，不能使用普通砖瓦。主楼旁边是来客接待楼、露天游泳池和体育场，主楼的半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小型电影放映厅。总务行政区包括车库、锅炉房、仓库、警卫室、通讯处，以及保证整个别墅正常运转的其他设施。“宫殿”的周围是一个很大的公园，从主楼到别墅的大门有1公里远。“宫殿”的另一个方向直接通向山崖，在橡树和桧树中间开辟了一条1公里长的甬道。萨雷奇海角不远的地方，是世界上惟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建筑工地附近本来树木很少，只有少量橡树孤单地站在那里，但在别墅开始建造以后，人们在这里栽了很多桧树，公园里还增添了很多橡树和其他名贵树木，上百辆自卸卡车从外地运来肥沃的土壤，然后把这些土壤铺在山崖上的地基上，因为这个地方不仅属于危险的地震带，而且还是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因此“霞光工程”（这是别墅在有关文件上的替代名称）的所有建筑设施地基都打了坚固的桩子。为了阻挡刮风对“宫殿”的影响，建筑者用爆破的方法拓展了山体的纵深，将其建成宫殿的一道屏障，这座山的一部分也随之成为福罗斯别墅的掩体。从山上往下望，看不到主楼的一层和基础部分，给人的感觉就像海边一所普通的2层小别墅。从海上望去，只有在距离很远的地方才能看清别墅的全貌，因为别墅部分伸进了山崖，掩盖了它的实际轮廓和规模。 切尔马列夫设计师认为，福罗斯别墅是他所有创作的顶峰之作。整个公园区域由精良的警卫严格把守。这里的警卫不仅包括克格勃第9局人员，而且还包括边防军的部队，他们同时在陆地和海上执勤。萨雷奇海角地区以前当然也有边防部队，但这支队伍在建造福罗斯别墅以后得到了很大加强。公园以外的区域被定为军事控制区。别尔别克军用机场是距离福罗斯别墅最近的机场，这个机场的基础设施因此也需要扩大，随即为领导人的飞机修建了专门的停机坪。 新别墅的建设进展很快。奋战在广阔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程兵有两千多人，其中包括克格勃内部的建筑队伍。很多建筑材料都是用运输机从国外运来的。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戈尔巴乔夫密切关注着工程的进度，但他不过是看看照片和模型，夫人赖莎则经常来福罗斯别墅建筑工地现场视察，多次强迫将已经建好的部分“宫殿”推倒重建，根本不管由此而产生的费用消耗。建筑方案不停地增添新的、花钱很多的项目：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等等。1986—1987年间，苏联有两大建筑工地：一是在切尔诺贝利修了一个盖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反应堆的石棺，另外一个就是在克里米亚萨雷奇海角附近给苏共中央总书记修建了福罗斯别墅。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西方国家的领袖，此前都没有这样档次的别墅，只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建的别墅比这个豪华。 福罗斯别墅是在1988年夏季到来之前交工的，戈尔巴乔夫全家当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全家首次在这里休假。但是，建筑工人并没有离开这个温馨的地方。就是福罗斯别墅即将完工的时候，在阿布哈兹的缪谢拉又开始为戈尔巴乔夫建造一个更豪华的别墅。那座豪华“宫殿”是建在一座不算太高的山上，在住所和大海之间凿出一条隧道，邻近的古达乌塔军用机场也被扩建。1991年开春的时候，缪谢拉别墅内建筑的内部间壁已经结束，大厅里安装了成串葡萄形状的巨大吊灯。按照计划，戈尔巴乔夫全家在1992年夏天将要到这个新别墅来休假，那时福罗斯别墅的房子就会空下来。戈尔巴乔夫1988年带着全家来到福罗斯别墅休假的时候，媒体没有发布总书记休养地点的任何消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不是很好客的人，他们从不邀请苏共政治局委员或者外国领导人到别墅做客，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非常愿意邀请客人来别墅，他们一年之内总有一到两次在别墅举行秘密会谈。是啊，这座别墅的豪华程度比它所在的位置更有可能引起来客对别墅主人的不解和嫉妒，要使苏联国家领导人新的生活形象和全国上下刚刚开始的反对特权斗争兼容，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戈尔巴乔夫自己说过，福罗斯别墅不归他私人所有，而是国家的财产，但要知道，这座“宫殿”是按照戈尔巴乔夫家庭的口味，甚至他们提出的结构方案设计的，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空着，但别墅需要随时维护，既要保证复杂设施的正常运转，还要更换被大海冲刷的土壤，栽种新的树木。 1991年的8月21日，首批记者有幸来到福罗斯别墅。他们和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普里马科夫等人一起来的。对福罗斯别墅的详细采访和这个别墅的照片陆续在1992—1994年在媒体上发表。正如一个记者所写的那样：“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3]戈尔巴乔夫贴身警卫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4]少将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并且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5]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1亿卢布。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巴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编制这类报表，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设费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1卢布兑换1.3美元。如果把缪谢拉别墅算在一起，以及它们的维护保养费用，国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钱呢？！”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工作多年的切尔尼亚耶夫助理，每年夏天都陪伴戈尔巴乔夫一家一起度假，也被福罗斯别墅的气势和豪华所震惊，他在1988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把从妥歇里到萨雷奇海角这大片土地上的建筑与勃列日涅夫在利瓦季亚的别墅相比，后面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破烂棚子。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样做？[6]切尔尼亚耶夫后来承认，他正是在福罗斯别墅产生了对戈尔巴乔夫伟大历史功勋也拖着一个“徇私”的尾巴的想法。当福罗斯和缪谢拉别墅在1986年开始建造的时候，民主、公开化、与不应有的特权作斗争，还没有引起戈尔巴乔夫的过分担忧，但这些别墅在1988—1989年间都已竣工，他又能怎么办呢？不能效仿从前的做法——将雅尔塔1号、2号别墅和勃列日涅夫的利瓦季亚别墅交给军队老战士，因为老战士组织根本没有实力和资金维护保养这些豪华别墅。他不得不将自己休息的地方隐藏起来，免得纠缠不休的记者惹是生非。 1991年8月4日，克里米亚机场一个记者也没有，前来迎接戈尔巴乔夫的有乌克兰、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导人、黑海舰队司令，以及当地驻军的将军们。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戈尔巴乔夫第2天就和全家人一起在大海里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沿着人造公园的甬道散步。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别墅工作的时间不多，更多的时候是睡觉。他从这里给很多人打过电话，谈到了苏联总统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发言，讨论了这个仪式的很多细节，甚至细到各个共和国代表团在签字仪式上的座次。戈尔巴乔夫8月14日与叶利钦通话时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叶利钦说话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他好像在想着什么其他问题，戈尔巴乔夫感觉叶利钦有些动摇。叶利钦突然问了一句：“不知戈尔巴乔夫是否理解，叶利钦在这儿遭到什么样的进攻？”戈尔巴乔夫马上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不管来自哪个方面的进攻，我们都不应该从达成的协议后退一步！我们需要保持镇静。”[7]叶利钦这些天的确忍受着来自身边极端派别，尤其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8]和加里娜·斯塔罗沃伊托娃[9]的巨大压力，叶利钦本人也有不少疑问。联盟条约对他来说就好似新的束缚，通往俄罗斯政权道路上的陷阱，他开始琢磨新条件了。叶利钦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随即被提上日程，叶利钦打算和纳扎尔巴耶夫，以及其他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但他不认为有必要和戈尔巴乔夫商量这次访问的议程。 3.2恐慌在莫斯科不断增长 戈尔巴乔夫休假的时候，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苏联政府总理巴甫洛夫成了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飞到瓦尔代休假去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舍宁，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生病住院。在很大程度上，政权在这些日子里实际上是掌握在那几个坚决反对签订联盟条约的人手里，他们是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总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总统办公室主任兼总统助理博尔金。外界对博尔金不太熟悉，但他从1981年开始就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 对于很多高层领导人来说，博尔金参加8月事件就给人一种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事件认可的印象，因为总统兼总书记的办公室主任以前曾经多次代替上司向这些领导人传达指示：很多人都以为，当时的事情很多，国家局势非常严重，戈尔巴乔夫在这非常关键的一个星期去休假，是有意让身边这些战友放手大干一场。 讨论新联盟条约签订以后苏联命运的第一次倡议，是克留奇科夫发起的，但他不是局势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角色，8月的莫斯科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角色，从来就没有人愿意担当这个角色。当然，克留奇科夫张罗各种类型的协商都是比较容易的，也不会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他掌握着国家局势的信息最多，其中包括社会的，国家机关的，还包括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在飞往克里米亚休假之前，对前来送行的克留奇科夫说：“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切都可能发生，如果出现直接威胁，我们将被迫行动。”克留奇科夫知道戈尔巴乔夫指的主要是叶利钦的行动。戈尔巴乔夫对亚纳耶夫也说了这些话，他说：“根纳季，你留下看家，在必需的情况下要果断采取行动，但不能流要说的是，应该严厉地行动。如果形势需要，我们一切都可以做，直到宣布紧急状态。”正是在这个委托的框架下，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在莫斯科城边一个克格勃的设施里面举行了第一次会晤。巴克拉诺夫和博尔金也参加了这次会晤，会晤的时间是1991年8月6日的晚上，第2天就开始制定实行紧急状态必须采取措施的第一方案。亚佐夫把制定必要措施技术细节的任务交给了1991年初刚刚被任命为苏联空降部队司令的帕维尔·格拉乔夫[10]将军。克留奇科夫不久以前的助手，时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日任将军代表克格勃参加这项工作，苏联内务部的专家几天以后也加入这个班子。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当时正在克里米亚休假，但他随时能够收到有关国内和莫斯科局势的最新信息，他的情绪和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没有多大差别。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8月7—14日），前来起草实行紧急状态有关文件、制定紧急状态有关具体行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层次不同，主要来自强力部门。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舍宁、亚纳耶夫、博尔金、巴甫洛夫和其他高层人士几乎每天都给在福罗斯别墅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通报国内和莫斯科的局势。没人向总统通报在苏联境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技术细节，但都提到了目前局势处于失控状态。这些人都非常清楚，目前所作的事情将导致什么样的结局，但他们谁也不想做出最后决定。这些电话和电话里所作的种种暗示激怒了戈尔巴乔夫，他几乎做好决定，准备在自己周围进行一次干部调整，他以感觉不好和神经根炎发作为借口回避回答问题。 3.3《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任何人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秘密协议，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别墅协商好的新联盟条约最后一稿也没有对外发表，尽管已经有几十人看到了这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却非常意外地刊登在8月15日的《莫斯科新闻报》上。报纸撰文指出：这是一份可以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文件，本报提前将其公布于众，就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尽早对它进行讨论。全社会讨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新联盟条约的签字时间就定在8月20日。次日（8月16日），苏联所有主要报纸都刊登了新联盟条约草案，即便不是什么国家建设的专家也看得出来，条约里面迷雾般表述隐藏的目的，不是苏联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而是在事实上消灭苏联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苏联从前的位置上拟议建立一个新的松散的邦联国家——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支撑联盟存在的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统统被剥夺。人们还知道，准备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只有三个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还在犹豫之中，乌克兰、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声称将在当年秋天才能做出最后决定。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国家的最后决定未必对签署新联盟条约有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已经足够清楚地表达了反对签订新联盟 条约的想法，不准备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大家非常疑惑不解：8月20日以后，什么人领导这个国家？怎样领导这个国家？哪些政权机构将要保存？哪些机构将要撤销？哪个党来领导这个世界从来没听说过的邦联？苏共在这个邦联中又是一个怎样的地位？所有这一切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 戈尔巴乔夫对报纸登载新联盟条约大发雷霆，他下令找到并且严厉惩罚走漏消息的人。但此时国家已经实行公开化政策，报纸完全可以不对外透露信息来源，况且秘密调查的时代已经过去。很多高级官员、党和军队的上层人士对当前的形势都非常困惑和压抑，他们在新联盟机构中没有找到自己部门的位置。紧急召开的克格勃部务会议认为，在签订新联盟条约以后，无论是从前的苏联，还是即将诞生的新苏联，他们的安全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8月16日召开的政府会议（由于很多部长休假，很多政府会议组成人员缺席）也是这个意见。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在此之前就对新联盟条约方案有很多不同意见，他们现在对这个方案能否在议会获得批准存在很大疑问。尽管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的两院主席拉普捷夫和尼沙诺夫，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都看过8月23日商议好的条约文本，他们还在文件上面签了字，但他们对此条约的疑问并没有彻底消除。卢基扬诺夫就对自己身边的亲信说过，这个方案与全苏范围内举行的全民公决中的表述之间有明显分歧。卢基扬诺夫还认为，如果新联盟条约签订，它将破坏苏联的统一经济空间、统一的银行系统、整个联盟所有权、税收、预算体系。按照卢基扬诺夫的观点，“法律战”会越来越加剧，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的继承也无法得到保证。[11] 1991年8月17日，叶利钦飞到哈萨克斯坦去会晤纳扎尔巴耶夫。戈尔巴乔夫在与苏联电视台负责人克拉夫琴科的通话中获知此事，他无法隐藏自己的愤恨：“好啊，你们在我的背后串通一气，我一定要摧毁你们的勾当……”。[12]此时在莫斯科，签订联盟条约有关程序所有细节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这个隆重活动的最终方案已经得到正在克里姆林宫值班的博尔金批准。但就在这一天，那些随后被人称作“政变者”的人却聚集列宁大街尽头的一个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里。这是一座不太显眼的建筑综合体，很像哪个部门的招待所。在这幢建筑的人口处，挂着一个让人很难理解的牌子——图书档案中心。心处据点占据了4公顷的森林，厚实的水泥墙圈着院落，整个设施戒备森严。很多住在附近的居民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直认为这里是克格勃的一所间谍学校。 据点主人克留奇科夫一段简短的开场白宣布会议开始，巴甫洛夫总理随后做了内容详细的发言，他主要谈到了国内贫困的经济状况和刚刚开过的政府会议。部长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新联盟条约，但他们却不认同这个条约方案文本，也不同意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日期。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舍宁都发了言。亚纳耶夫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它甚至不知道开这个会。卢基扬诺夫和普戈也没来开会，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13]上将和瓦连尼科夫大将却出席了这个会议。没人能够做出马上采取行动的决断，但任何人都不想无所作为，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此情况下不应该无动于衷。会议约。任何人都不能理解，没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新联盟怎么能够存在！军队怎么办？导弹和核武器怎么办？所有那些全苏系统怎么办？谁也不希望流血，谁也不愿接受熟悉而又亲切的苏联将被消灭的事实，大家都觉得这就如同接受苏联政治自杀一样荒诞。 3.41991年8月18日福罗斯和莫斯科 从1991年8月18日开始，时间已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小时，有时甚至是按分钟来计算。为了飞往福罗斯，亚佐夫专门调来了装备得如同作战指挥所一样的国防部长专机。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将飞往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14]将军和他的副手格涅拉洛夫[15]将军也登上了这架专机，随机前往的还有克格勃警卫局和政府通讯局的一些军官。飞机是在下午2点从莫斯科“奇卡洛夫”军用机场升空的，代表团成员在飞机上讨论了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再一次确认了事先已经做出的决定：从代表团进入“霞光”工程那一时刻起，戈尔巴乔夫对外联络的所有途径将全部被切断。 3个小时以后，苏联国防部长的专机降落在“别里别克”军用机场。从机场到福罗斯别墅有60多公里。16点30分，他们一行赶到了福罗斯别墅。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代表团中的任何人此前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由于克格勃警卫局长与代表团一起来的，因此他们在进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别墅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在斯大林执政的时候，他的卫士长只服从他一个人指挥，但这种做法后来被赫鲁晓夫给改了，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再恢复这个规矩。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写道：“当局长到来的时候，此处警卫的所有权力都自然转到他身上，他拥有对任何哨位下达任何命令的权力。表面上看，这没有任何违规和越权的地方，我作为别墅的警卫负责人，也不了解实情。普列汉诺夫对我说：‘从莫斯科来了一个小组，要见戈尔巴乔夫，你去报告一下……’‘谁来了？谈什么问题？我怎么报告啊？’——我问，‘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普列汉诺夫答道。看来普列汉诺夫有些焦躁不安，他说出了来人的名字：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这个名单排除了所有疑问，也使我们放下心来。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是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16] 戈尔巴乔夫正在休息，身上裹着一件温暖的睡袍。他因为后背有点痛，当天没有下海游泳，但却和很多人通了电话，谈的主要是自己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与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个通话的是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他当时正在离此地不远的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休养。在戈尔巴乔夫所有助理中，只有切尔尼亚耶夫拥有进人福罗斯别墅的特别通行证，这种严格的封闭式规章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亲自定的，他只想在家庭范围内休养。沙赫纳扎罗夫后来回忆说：“3点多钟我起来散步，我和正在疗养院休假的普里马科夫聊起了高官们的那些带有威胁色彩的言行举止，他们越来越公开地向总统挑战，我们不能对那些右派议员和将军们近乎号召政变的言论无动于衷。我们约好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直接向总统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刚刚返回房间，电话铃就响了。戈尔巴乔夫向我打听，我这里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我能够向他通报的只有最近几天报纸上的报道。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起他即将发表的讲话，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他将围绕如何将新联盟条约付诸实施的问题与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协商。 你准备和我一起飞往莫斯科吗？ 当然，——我回答。 我们过两三天就回来，游泳还来得及。 你的腰怎么样了？——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患了神经根炎。 咳，一切正常，我非常健康。”[17] 戈尔巴乔夫与沙赫纳扎罗夫的通话是在16点32分结束的，梅德韦杰夫随即敲响了门。听了梅德韦杰夫的汇报，戈尔巴乔夫非常惊讶：“我没邀请任何人啊！”戈尔巴乔夫决定给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打电话，他这才发现，所有电话都不能用了。此时，此地电话交换站、俄军最高统帅的电话和所有其他专用通讯线路全部被切断，就连厨师这样一般工作人员的电话也被掐断。福罗斯别墅车库已经被普列汉诺夫和格涅拉洛夫将军随机带来的警卫看护起来，格涅拉洛夫将被任命为福罗斯别墅新的警卫处长，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收到了返回莫斯科的书面命令，他不得不服从这个命令。 戈尔巴乔夫非常不解，而且明显有些紧张，他没有请那些不速之客进屋，而是走到凉台上，赖莎正在那里休息。“我对她说：'别墅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很难预料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得做好最坏打算。”——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赖莎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颤抖了，但她还是保持住了镇静，我们走进隔壁的卧房，我的思维兴奋地运转起来：不能向任何压力让步，不能向任何人屈服。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赖莎讲了，她对我说：‘你自己打主意吧！但我要跟着你，以防发生意外。’然后我们把伊丽娜和阿纳托利亚叫来，他们听我说完，都表示完全依靠我，而且准备好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这用去了30到40分钟。警卫告诉我说，来人有些焦躁不安，不知我为什么不接待他们。我这时才让这些来客进办公室，我问他们：‘你们是带着什么使命来的？’巴克拉诺夫说，国家正处在灾难之中，其他措施都无法解救国家，他们已经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我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就实质而言，他们是来向我发出最后通牒的，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是不会签署任何总统令的。巴克拉诺夫对我说：‘你不想签署总统令，那就将总统的全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吧！’巴克拉诺夫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去休息吧！我们去做这件肮脏的事，然后你还可以回来。’我当然驳回了他这个可恶的建议。瓦连尼科夫说了一句：‘那你就辞职吧！’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痛骂了他们。”[18] 但是，这次谈话的其他见证人在回忆录中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博尔金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急着见我们，我们在别墅大厅里等他。戈尔巴乔夫是在10—15分钟以后出现的。他看上去是病体缠身，走路也很困难，脸涨得很红，但不是太阳晒的，而多半是由于血压升高引起的。戈尔巴乔夫匆忙和大家握手以后，眼睛谁也不看，带着怒气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为什么电话都不通了？ 我们是来和您讨论一些国内局势的。——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说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 昨天大家一起讨论向总统汇报的时候，没有谁预料到总统会有这种反应，谈话没法往下进行。 你们想说什么？戈尔巴乔夫的说话的语调已经平静多了。 我想从国内的局势说起。——巴克拉诺夫开口说。 大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各种方案，都是按照他事先交办的应对紧急情况而准备的预案。总统突然问到：实施紧急状态对俄罗斯领导人是否管用。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情绪完全安稳下来。接下来的谈话非常平静。戈尔巴乔夫认真地说，他是多么需要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同时也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对我们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并且转告同志们。’戈尔巴乔夫在告别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真是见鬼了，干吧！’此时赖莎和孩子们坐在别墅的大厅里，她问巴克拉诺夫：‘你们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吗？’巴克拉诺夫走到她跟前说：‘我们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的，一切都会好的。’”[19] 这次谈话的所有参加者都证实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戈尔巴乔夫到门口送客的时候，和所有客人都握了手。这根本就不像什么造反或者政变的举动。安德烈·格拉乔夫是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他认为主人公所以保持外表平静有几个原因：戈尔巴乔夫是想寻找彻底摆脱这个荒诞局面的机会，还想劝说莫斯科那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们；戈尔巴乔不想让自己过早牺牲。除此以外，戈尔巴乔夫还担负着保护身边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的责任，他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议员们”分手时，有意做出外表平静的表情，还与他们一一握了手。[20] 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对这段情节却是另外一种理解：戈尔巴乔夫盘算着他在局势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胜利，不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成功还是失败，他都能骑着大白马威风凛凛地挺进莫斯科。但事实上，无论事件的最后结局如何，等待戈尔巴乔夫的都是失败，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戈尔巴乔夫在3天的监禁期内，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他的表现甚至比不上对手。 巴克拉诺夫等人傍晚7点返回了莫斯科，他们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详细地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从此时开始，戈尔巴乔夫所在的福罗斯别墅被严加看管起来，警卫人员包围了陆地和大海两个方向。所有在这个别墅上白班，但晚上不在此过夜的工作人员，都被监禁起来，这中间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他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警卫、厨师、医生、司机……就连专门看护‘核按钮’军官的电话都被关闭了。我请格涅拉洛夫到我这来一趟，我们之间关系很熟，他非常客气地对我解释说，通讯是从莫斯科关闭的，戈尔巴乔夫明天哪儿也不去，莫斯科也不会签订任何联盟条约，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平时与政府联络的专用通讯设备存放在车库里，车库已经被随机带来的冲锋枪手包围了，别墅的外围警卫由边防军负责加固。格涅拉洛夫对我说：‘就是我放你出去，在那里也会把你截住。请你理解我，我是一个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从附近居民召来的花工、院工、修理工、帮厨，在两个昼夜内也不准离开别墅半步。”[21]戈尔巴乔夫和家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别墅的大理石宫和海滩两个地方。这当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软禁，他外表保持镇静。房间里正好有个晶体管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到BBC和“自由之声”的节目。 晚上9点，所有“政变分子”都汇集在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里。巴甫洛夫和克留奇科夫当天才将发生在莫斯科和福罗斯的一切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通报，傍晚六七点钟，亚纳耶夫才不无摇摆地加入了这个行动。8月18日白天，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亚佐夫派两架军用直升机去瓦尔代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但卢基扬诺夫在与克留奇科夫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以后，已经提前赶往莫斯科。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22]也来到克里姆林宫，有人把当前事件的主线向他做了介绍。当所有人都聚齐的时候，舍宁向大家通报了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有关情况。巴克拉诺夫只是做了一点补充。没有什么尖刻的争论，因为大家都是同志。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事后回忆说：“讨论不是非常轻松，持续时间很长。对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提议，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的政治筋骨不够发达，未必能把社会舆论的优势引向我们的方向。我建议卢基扬诺夫出任这个职务，卢说他代表立法政权，从法律角度不合时宜。到了半夜，仍然没有结果。我说‘好吧，如果没谁愿意干，我就干吧！’[23]午夜时分，服务人员给这些人送来茶水、咖啡，还有一瓶威士忌。博尔金身体不好，他是8月17日从医院临时赶到“小代基地”的，然后又去了一趟福罗斯别墅，他从克里姆林宫返回了医院。卢基扬诺夫的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另一座楼里，他在博尔金之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克留奇科夫一直与福罗斯别墅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格涅拉洛夫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平静地吃过晚饭，还喝了一点葡萄酒。别墅里有个小型电影厅，戈尔巴乔夫为全家订了一部惊险电影，没有发现他的情绪有什么明显变化。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一直到8月19日凌晨3点才结束。亚纳耶夫签署了就任苏联代总统的法令，随后还签署了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总统令，这是卢基扬诺夫建议的巧妙手段。随后通过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号决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普戈、巴甫洛夫、巴克拉诺夫，以及苏联工业、建设、交通、通信国有企业联盟主席吉兹亚科夫[24]和苏联农业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25]。 3.5对8·19事件的评价 在苏联局部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法令从1991年8月19日4时开始生效，期限为6个月。实际上，反恐特别分队“阿尔法”小组和克格勃、内务部所属的某些特种部队，在8月18日就按照克留奇科夫的命令进入高度戒备状态。8月19日黎明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整个机器进入工作状态，这一天因此被当成8月事件的第一天。 围绕着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监禁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保卫白宫，以及1991年8月19—21日发生的很多事件，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记述和评论，这一事件的所有参加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卢基扬诺夫、赖莎·戈尔巴乔娃、沙赫纳扎罗夫——几乎都写了回忆录，出版了几百篇文章和采访录，还有不少文件汇编，甚至还出版了几本与8·19事件有关的长篇和中篇小说。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最高检察院几百卷调查材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专门委员会的询问记录。并不是所有内容都能相互吻合，甚至事件的直接见证人对很多事件的描述都有出入。很多作者对事件主要人物评价的分歧就更大了。在阅读这些文献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最常见的有10种观点。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设计的。另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导演的游戏，但却意外地让他的竞争对手叶利钦贏了这场游戏。正如特里夫诺夫所说的那样，自从被人囚禁在福罗斯别墅的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那一刻起，就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把他从前不敢拉下马的那些人置于死地了。戈尔巴乔夫十分艰难地踩在平衡政权的绳索上，绳索的一头是“反动派”，另一头是聚集在叶利钦“自由派”，他完全可以叫个“暂停”，把自己关闭在克里米亚，并且想法儿挑起“正统派”向放荡不羁的“民主派”开火，然后以民主救世主和消灭一切罪恶的美好形象返回莫斯科。但是，叶利钦却贏了戈尔巴乔夫和那些参加事变的小卒。[26]第三种观点不同意这种推断，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特工的杰作。根纳季·久加诺夫[27]证实，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竭力利用戈尔巴乔夫取缔苏共、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那些人给修正了。所有行动的指挥都来自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很清楚，如果不消灭苏共，不枪杀苏联政权，他们是无法分割、甩卖苏联这样的世界强国，这是西方为消灭苏共、瓦解苏联而精心策划的重大行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还有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他们与西方特工一起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为臆造的“事变”结果真的变成国家政变和灾难。按照久加诺夫的观点，这是冷战的结束性行动，整个行动的领导权就掌握在华盛顿，就在老布什的手中。[28]当然，此处肯定也不能绕过“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学说。作家A.普罗汉诺夫[29]写道；“8月政变，荒诞神秘的3天，这是巨大过程的小片断，他们胜利了，他们取得了毁灭帝国的胜利，他们把我们从历史中抹掉了，俄罗斯自古以来竭力追求的一切，在这一瞬间里就彻底崩溃了。”[30]另外一些作家认为所有发生在8月的事情，都是上帝造福于俄罗斯人民的意志，终于使我们摆脱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政权。有一个说法认为，特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种说法却认为军队领袖作用最大。还可以听到这样的看法，说3天之内的行动主线始终经过党的机关。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文章，它把8月事件都归咎于某些人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最平常不过的斗争。《独立报》总编特列季亚科夫[31]撰文指出：“没什么可回忆的，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一伙人身在高层，却看不见前途的光明，就企图向后转；另一伙人看不到自己在旧体制下有什么前途，就充分利用业已形成‘大好局面’，试图将他人从克里姆林宫顶部推下来。”[32] 我们不能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评价8月事件。诚然，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确违背了国家的很多法律，甚至触及了苏联宪法的一些章节。准备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事实上就是解散苏联，这本身就包含着违背苏联宪法的很多内容。1990—1991年间通过主权决议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违背了苏联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法律处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都马上着手起草决议草案，但没人理会这些。8月事件所有参加者的行动都超出了苏联法律的界限，解决问题不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力量和影响的现实对比关系。要知道，苏联本身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一个专制国家，是靠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对8月事件哪怕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定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政变、叛乱，篡权、事变，还是背叛祖国，超越自己的政权，还是执行解救伟大国家的神圣职责？克格勃退休少将科沃尔科夫[33]把8月事件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34]苏联前人民代表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这起事件是滑稽的讹诈和抢劫。[35]匈牙利政治学家阿科什·西拉吉[36]把这一事件比作一场戏剧，而且要求戏剧的组织者要有很强的政治决断力和导演技能。西拉吉不同意“轻喜剧”的定性，他更倾向于这是一出“解散苏联的伟大戏剧”，这出戏是在1991年8月19—21日之间，在它惟一可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舞台就是惟一可以解散苏联的地点，苏联帝国的心脏，集权政权的最神圣之处——莫斯科。[37] 应该指出，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崩溃和瓦解，伴随着一个新的充满生机活力国家——俄罗斯联邦的诞生，而且新俄罗斯和从前的苏维埃俄罗斯之间的相像之处甚少。我们都明显地看到，发生在1991年8月的很多事件具有本能的特征，也是向外喷射灾难力量的作用结果。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从不同方向把堤坝打开，为一系列令人震惊事件开辟了道路，他们自己最后都无法控制这些事件的发展。所以，8月事件的主要参加者在这3天里根本就不像什么舵手，而更像是一群渡河者，他们都竭尽全身力气使自己的身体浮在湍急的水流上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我不准备详细分析上面列举的这些说法，也不想就8月事件提出个人学说，但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这些事实和事件，它们相互综合作用，最后导致苏共这一政党和苏联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崩溃瓦解。这些事件不意味着俄罗斯走到尽头，也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和加入苏联的其他各国人民的末日。但这的确是他们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一个巨大转折。 3.61991年8月19日 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是在1991年8月18日的午夜做出的。因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苏联人民发布公告的落款日期应是8月18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所有文件都是在8月19日凌晨3点之前签署的，其中包括将国家政权转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那些全权代表人物的第一号决议。所有这些公告、决议、命令都在凌晨4点左右交给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塔斯社。当天早晨6点钟，苏联大众传媒的所有频道一起对外宣读这些文件。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各个州和区，以及莫斯科市的党政领导和普通群众都是通过这一渠道才获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只有某些特殊部门提前几个小时得到了通知。凌晨4点，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悄悄包围了叶利钦在莫斯科郊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别墅，并在这座别墅附近的所有路口布置了岗哨。凌晨4点30分，国防部长亚佐夫给各大军区、各军种和空降兵司令员，以及国防部所有副部长发去密码电报，命令所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一个小时以后，亚佐夫又下达一项口头命令，要求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和图马摩托化步兵师的部分兵力进驻莫斯科。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接到调动图拉空降师进驻莫斯科的命令。 叶利钦8月18日一整天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他此次访哈的正式日程已经结束，主人对宾客的热情款待使访问的非正式活动日程持续很长时间，以至于叶利钦专机的起飞时间一拖再拖。叶利钦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准备时间不长，戈尔巴乔夫在8月18日早晨才知道这个消息，他觉得这可不是玩笑，由此非常焦躁不安。戈尔巴乔夫担心叶利钦将要与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领袖就分立问题进行谈判，可能会给新联盟条约的签订提出新条件。叶利钦在哈萨克斯坦却对迟迟不能离开感到不满，他甚至怀疑这是纳扎尔巴耶夫从中作梗。叶利钦的专机在当天夜晚才飞抵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叶利钦很快就躺下睡觉了。8月19日清晨，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38]急匆匆地把父亲叫醒：“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塔季扬娜接着对叶利钦说起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有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等人的名字。叶利钦起初还不相信，他对女儿说：“你都说些什么？这是非法的！”[39]半小时过后，叶利钦的警卫局长科尔扎科夫[40]匆忙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开始在别墅附近布置岗哨，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谢尔盖·沙赫赖[41]、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42]、格纳季·布尔布利斯和俄罗斯政府总理伊万·西拉耶夫[43]随即都赶到这里。就是这些人，在8月事件中扮演了叶利钦左膀右臂的角色。别墅的电视可以正常接收节目，电话一切正常，甚至传真也畅通无阻。大家一起起草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要求紧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政权于戈尔巴乔夫，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决议，举行全国无限期大罢工。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是在当天上午9点签署了这份文件，大家利用手头现有的地址将文件用传真发到外面。很多单位在接到这个传真以后，纷纷给叶利钦打电话表示声援。叶利钦不停地打电话，把人叫到自己家里或者去白宫开会。叶利钦自己都有些奇怪，他在这时候竟然能享受如此顺畅的通讯自由。他把这种自由归咎于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缺乏远见”。叶利钦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人，根本就无法想像新的信息手段的广度和深度，伫立在他们面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按照‘党的做法’悄悄地组织人所不知的政变，可想不到会被一场完全公开的决斗所代替。”[44] 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有关叶利钦的问题在克留奇科夫周围，在克里姆林宫都讨论了不止一次。8月18日夜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个方案是将叶利钦的飞机迫降在契卡洛夫军用机场，就地在那儿逮捕他？另一个方案是在伏努科沃机场羁押叶利钦，然后把他带到扎维多沃的一个别墅隔离起来。对克格勃来说，切断叶利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的所有电话和传真，不会有任何困难。叶利钦的行踪、发布的命令和谈话内容，以及他左右那些人的行动都处在克格勃专门小组的监控之下。但克格勃里没有任何一人接到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采取行动的命令。这种犹豫不决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心理原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的人，并没有制定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不久前刚刚产生的俄罗斯民选总统的目标。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巴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卢基扬诺夫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对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动用什么武力行为的，卢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是苏联政权中排在总统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任何人也无法想像出这样情景：一个总统被软禁在福罗斯别墅，另一个总统被囚禁在扎维多沃别墅。正因如此，才做出至少一个昼夜内不对叶利钦实行隔离的决定。大家还知道，叶利钦非常不情愿地在新联盟条约的最后一稿上签了字，着急签订这个条约的戈尔巴乔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回避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武力行为。叶利钦在关键时刻的行为，与其说是靠精心计算，还不如说是靠直觉来决定的。叶利钦后来回忆说：“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仅是在广场上通过公开演讲的方式来确定，更主要的东西发生在事件的背后。”[45] 早晨6点左右，一个坦克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小股队伍已经接近莫斯科的环城公路。空降兵部队是由帕维尔·格拉乔夫中将亲自指挥，他的第一副手是亚历山大·列别德[46]少将。帕维尔·格拉乔夫不仅和亚佐夫保持电话联系，而且还亲自和叶利钦保持联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的时候，年轻的格拉乔夫将军给他介绍有关情况，叶利钦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将军。他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兑现诺言的时间真的来到了。 交通警察在环城公路附近迎接赶到这里的军队，然后护送他们到市中心指定位置。军队行进的道路并没有实行交通管制，几百辆坦克、装甲车、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就这样穿越整个城市向市中心的目标挺进，军用车辆沿途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这一景象让常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大开眼界，他们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这根本就不像是什么军事政变。很多外交官向国内发回消息说，这不是政变，而是展示力量。就连叶利钦都感到疑惑不解。他对自己的战友说：“应该主动发起倡议，而且要到白宫去。”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试图阻止叶利钦的想法，他提议让叶利钦装扮成打鱼的人，乘小船沿着莫斯科河溜走，有人还建议他从莫斯科逃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或者俄罗斯其他城市。但叶利钦根本不理睬这些建议，早晨9点他派西拉耶夫去打探情况，西拉耶夫从办公室里给叶利钦打来电话之后，叶利钦马上坐上自己的专车直奔“白宫”，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坐在叶利钦的身旁，冲锋枪就端在膝盖上面，但叶利钦在沿途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负责人卡尔普欣[47]少将没有接到拘捕叶利钦的任何命令，放走了俄罗斯领导人所有进入莫斯科市的车辆。当然，“阿尔法”小组肯定跟着这些汽车，并按照命令在白宫附近占领有利地形。 叶利钦到达“白宫”的时候，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到了那里。除此之外，在场的还有很多俄罗斯和苏联的人民代表和几十个新闻记者。所有电话、传真和专用通讯工具都处于正常状态，《告俄罗斯公民书》从这里向全国散发出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紧急做出决定，马上召集正在休假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出席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中央电报局不仅接收了叶利钦和哈斯布拉多夫签发的几百封电报，而且都以政府电报的名义发往全国。后来的案件调查表明，克格勃的一个副主席拟了一个在危机情况下将要扣押的70人名单，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布尔布利斯等人的名字都在这个名单之上。但这份名单没有转变成命令。9月19日这一天只逮捕了2个人，一个是苏联人民代表戈德良[48]，另一个是俄罗斯人民代表乌拉日采夫[49]，后者是保护军人和军人家属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有人问起逮捕这两个人的原因，帕维尔·格拉乔夫是这样回答的：“他们制造混乱已经很久了。” 到了“白宫”以后，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讲话一个接一个。几千名首都群众赶到“白宫”，没人在途中阻拦他们，大家在“白宫”附近搭起防护栏。俄罗斯总统、副总统、总理、议长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之间持续不断地交换信息。叶利钦签署组建俄罗斯国防部的命令，任命康斯坦丁·科别茨[50]担任国防部长，康斯坦丁·科别茨将军此前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叶利钦极其忠诚和顺从。“白宫”里除了建立自卫指挥部以外，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上校还组建了一个分队，这个分队直接听从他的指挥。俄罗斯领导人还做出秘密决定，在叶卡捷琳堡建立俄罗斯领导的备用指挥部。正在国外访问的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51]也接到一个秘密指令：如果叶利钦和西拉耶夫被捕，要他在巴黎组建俄罗斯的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方面却看不出有什么积极的表现。他们的工作仅仅局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很多，但谁也没着急给这个新的政权机关提供现实协助。上午10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在克里姆林宫集合，对目前的形势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大家对国内局势保持平稳比较满意，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和机关采取罢工行动。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没人理会俄罗斯领导人发出的全民罢工呼吁，但也没有几个人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示当回事。坦克停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孩子们爬到上面玩耍，莫斯科市民心平气和地和官兵们聊天。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眼前发生一切的实质，没人想要动用武力，没人愿意流血。 上午11点，舍宁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因病住在医院。伊瓦什科来莫斯科工作时间不长，他因此没有被卷入事件的具体细节中。苏共中央书记处事后补上了同意通过组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定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向各个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党组织发去密码电报，要求它们全方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但具体需要做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不太清楚。 动用军队只涉及莫斯科一个城市，不论是圣彼得堡还是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军队进驻的情况。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经占领了接近“白宫的要地”，军官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几个坦克上的官兵倒向“白宫”的保卫者。叶利钦很快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走出大楼去和支持者见面，叶利钦这一举动受到了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了坦克。此时是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向周围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读了早晨签署并散发全国的《告俄罗斯公民书》。15分钟以后，叶利钦在“白宫”签署了著名的第59号总统令：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所有决议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一律无效。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俄罗斯总统登上坦克发表讲话的片断竟然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节目里播放了。估计全国所有老百姓都看到了这一场面。圣彼得堡电视台的信号覆盖苏联的很大一部分欧洲地区，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通过电视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索布恰克刚刚从莫斯科返回圣彼得堡，到机场迎接他的是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的圣彼得堡市政府高级宫员、克格勃军官弗拉基米尔·普京。全国各个城市这个时候也开始举行支持叶利钦的集会。当然，也有些地方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集会，但按照以往惯例，这些集会都是在某些工厂的车间里举行的，外人不知道里面做些什么。 8月19日下午，按照帕维尔·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了“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列别德后来回忆说：“这个营向‘起义者’倒戈的消息激起了人们的激情。愉快的心情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境界，所有这一切都汇集到前所未有的喊叫之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营的空降兵和为它增派的侦察连开始向目的地行进。计划就像两枚戈比一样简单，4个连分工守护大楼的4个方向。我走在领头车的前面，激动的人群在周围喊叫，这种热情甚至影响到我们正常行进。”把4个连的兵力布置好以后，列别德进入“白宫”，会见了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斯科科夫[52]、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叶利钦问他：“军队怎么看待事变？”列别德回答说：“没什么看法，军队不了解事变的任何情况。”[53] 到8月19日中午，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开始有些六神无主。亚纳耶夫还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寄予一点希望，他非常急躁，原定12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迫推迟。“我要被枪决的！”——亚纳耶夫歇斯底里地对克留奇科夫喊道。巴甫洛夫总理手里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政权，他此时也非常焦躁不安。他在中午紧急召集内阁会议，这次会议最后竟然成了苏联的最后一次政府会议。大家都对时局发展表示担忧，有2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其中只有5人表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人提了一些稳定生产、保持苏联内部经济联系的具体措施。[54]会议结束以后，巴甫洛夫感觉很不好，他的高血压病突然发作，随后被送进医院治疗。按照原定计划，巴甫洛夫当天要和叶利钦见面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很多人对这次会晤还寄予了不小希望。亚佐夫把军队调进莫斯科，但他既没有表达政治倡议的愿望，也没有这方面的可能。克留奇科夫态度坚决，而且掌握的信息最全面，但他作为克格勃主席总是尽力守在第二防线。卢基扬诺夫那天半夜告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过的夜，他尽力保持与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的距离，把自己与他人的谈话和会晤以分钟为单位纪录下来。下午5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电视向全苏直播这个活动。发布会由亚纳耶夫支持，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克拉诺夫、普戈、吉兹亚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我当时正在基斯洛沃茨科的休养院度假，和其他在那儿修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一起收看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实况。在邻近的休养院里，久加诺夫也在观看发布会的实况，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不了解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任何情况。新闻发布会给人留下非常沉重的印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贏得大众的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亚纳耶夫和普戈的表现不是很自信，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这种反应。他们回答问题也非常空洞，缺少说服力。吉兹亚科夫谈到了改革的失败、必须向市场经济转变和改善经济管理水平。亚纳耶夫说戈尔巴乔夫正在生病，他表示坚信戈氏开创的改革方向。亚纳耶夫许诺说：“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病好以后，马上就返回莫斯科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亚纳耶夫还说，他们准备和俄罗斯领导人合作，当天已经和叶利钦通了电话。 当天晚上，一些报纸被宣布停刊，其中包括《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自鸣钟》和《文学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召开非常会议，时间定在8月26日，尽管完全有可能在8月21日或者22日召开这个会议。 8月19日这一天过去了。它留给我们大家的是情况不明和恐慌不安的感觉。但几乎没有人急着采取什么行动，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大家都宁愿等待时机的到来。 3.71991年8月20日 8月20日，星期二。这是原定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日子。举行这个隆重活动的所有工作在克里姆林宫里已经准备就绪。8月18日，当叶利钦还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时候，纳扎尔巴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也愿意签订新联盟条约。仅仅过了2天，就没人再提这件事了。当天出版的《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红星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等报纸上刊登的都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苏联领导声明》、《对苏联人民的呼吁书》、《对国家和政府领导的呼吁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1号和第2号声明，以及亚纳耶夫签署的《关于在莫斯科实施紧急状态的主席令》。除此以外，报纸上还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一份声明，声明阐述了他对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异议，这份声明的落款日期是8月16日。 这些号召和警告本身，非常接近多数苏联人民的对时局的担忧，但这只是口头表示。这些话出自谁的口？是否能够相信这些话？什么人，用什么手段将这些口号付诸实际行动？实际行动是否会导致与声明相反的结果？8月20日这一天，一半左右的地方报纸不仅刊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而且还刊载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呼吁和决定。《真理报》甚至也刊登了叶利钦声明的一段节选，标题并不醒目：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 8月20日早晨，白宫周围聚集的人数不下5万人，他们在那里临时搭起简陋的屏障。在科别茨将军的指挥下，一个上千人的武装队伍被组织起来。当然，不管是武装人员，还是手无寸铁的群众，都无法阻挡空降部队和特种部队。大家都很清楚，用武力攻占俄罗斯领导人的办公地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对于奉命进城的官兵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任务也不很明确。他们不认为保卫“白宫”的人群中有哪个是敌人，也没有让自己同胞流血的愿望。帕维尔·格拉乔夫一直和叶利钦保持联系，随时向叶利钦通报军队的近况和上边下达的命令。苏联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55]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尽管海军所属部队并没有参加莫斯科的行动，苏联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乌拉尔—伏尔加军区司令马卡舍夫却给亚佐夫和亚纳耶夫发来电报，要求对叶利钦马上采取严厉措施，并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流域的城市也采取紧急状态。瓦连尼科夫将军从基辅也发来类似的电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总部，有人提出用空降兵来对付“白宫”的保卫者。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不知所措的气氛中召开早晨的会议。苏共中央书记巴克拉诺夫首先发言，他讲话的基调大体如下：只有迅速采取具体行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人民才会相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建议降低儿童食品的价格。马斯柳科夫副总理此时临时代理生病住院的巴甫洛夫工作，他一听这个建议，激动地喊了起来：“这笔钱从哪儿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逐条领会8月20日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包括很多章节，主要是任命各种级别的全权代表、监督文字材料的印刷、干扰外国广播节目、散发宣传鼓动传单，甚至还包括及时收割庄稼、制定1991年第四季度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除此以外，行动计划里还有一项主要而特殊的决定：卢基扬诺夫要在2天之内作一个“战略性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对复杂时局进行分析，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所有关键问题进行全面阐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给卢基扬诺夫列了一个很长的问题清单，让他就这些问题向人民做出解释和说明。[56] 但是，卢基扬诺夫对此重任没有思想准备，他也不打算做这个战略发言。他如果这么做就等于告诉别人，他就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与此相反，卢基扬诺夫在8月20日决定会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理主席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西拉耶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哈斯布拉托夫后来回忆说：“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西拉耶夫说话比较平静，但鲁茨科伊却始终非常急躁，卢基扬诺夫是个圆滑的政治家，当他知道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妥协以后，他选择了新的战术，声称自己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卢基扬诺夫承诺确保人民代表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能够畅通无阻，争取说服事变者将部署在白宫附近的部队撤走。走出卢基扬诺夫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们担心可能被拘捕，但我们坐着汽车顺利地通过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车开到加里宁格勒大街的起点，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稠密的人群挡住了汽车的去路，我们是在人们的欢迎中走到白宫的，我们平安回来，大家都为我们感到高兴。”[57] 列别德将军返回空降兵总部，与卡尔普欣将军一起为贴近白宫选点儿。他后来回忆说："从纯军事角度看，拿下这座建筑没有什么困难，但令人不解的是：这是何苦来呢！我见到围墙下面的人群，也和他们聊天、对骂，这都是一些普通而又正常的人。”[58] 当天上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攻占白宫、拘留监禁叶利钦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后面没有任何坚定意志作支撑。大家都不清楚，由谁来执行这个决定，如何执行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并不是进行强攻的命令，只是可能使用武力的一个方案。格拉乔夫接到准备攻占白宫的口头通知以后，就马上与尤里·斯科科夫秘密见面，并把一切都告诉他。格拉乔夫特别提到，他没有向空降部队下达任何命令，也不准备做这件事。叶利钦从其他渠道得到了类似的信息，局势进入白热化。按照匆忙制定的方案，攻占白宫的准备工作由卡尔普欣将军总负责，他曾在1979年12月27日攻占阿富汗“阿明[59]宫”的战斗中有过出色的表现。在这次强攻中，阿尔法小组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强攻定在8月21日凌晨3点。空降兵和特种部队先上，装备特种武器的阿尔法小组紧随其后。侦查结果显示，阿尔法小组很快就能占领白宫大楼，但这次行动将很有可能以白宫内外警卫和俄罗斯领导人被击毙的惨痛结果告终。“接下来怎么办？”——阿尔法小组的军官都在问自己，他们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他们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把这个想法和卡尔普欣说了，卡尔普欣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发动行动2个小时前，卡尔普欣给格拉乔夫打来电话。格拉乔夫问他：“你在哪里？”卡尔普欣答道：“距白宫2公里，我对局势做了分析，已经做了决定。”卡尔普欣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准备参加行动了，格拉乔夫回答说：“谢谢你！我的人也不上。我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了。”[60] 空降部队离白宫很近，但他们没做攻占白宫的任何准备。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甚至还没有占领攻占白宫的有利位置。列别德在向格拉乔夫汇报阵地布置情况时说：“行动没有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大家都知道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更清楚人们后来对军队的那些责难。军队应该执行谁的命令呢？它能让自己的人民流血吗？ 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在后来的事件调查和回忆中都证实，他们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攻占白宫的命令，当时所说的只是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事实上，的确没有任何明确的、书面形式的进攻命令。亚佐夫回忆说，他在9月20日晚上就向军队下达了撤出莫斯科的命令，他知道格拉乔夫和列别德的立场，没有反对他们的做法。[61]其他人的证词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崩溃仅仅几个小时，亚佐夫的一个副官就对外界说，亚佐夫是何等艰难地忍受着发生在9月19日和20日的一切，他的表现已经失常了。有人企图说服他下令动用武力，他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当皮诺切特！”[62]亚纳耶夫后来也几次宣称，他坚决不同意使用武力，而且要求克留奇科夫不要进攻白宫。的确，亚纳耶夫在20日这个晚上，从克留奇科夫那儿来到卢基扬诺夫那儿，又从卢基扬诺夫那儿窜到亚佐夫那儿，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要是死一个人，我也没法活了。”临时代总统喝得醉醺醺的，在此情况下还有谁能下达明确的命令呢？ 格拉乔夫已经通报斯科科夫：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的。尽管如此，白宫里的人还是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度过了8月20日夜晚，他们不能准确把握军队的情绪和调动情况，只看到外面正在为进攻白宫做准备。并非所有人都能经得起恐惧的考验，西拉耶夫把政府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放走，自己也决定回家了。临走前，他给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打了电话：“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今天晚上我们都要完蛋，我的消息很准确，让他们占领空楼去吧，我要回家了，再见吧！”叶利钦的脸都给气白了，他竭力挽留西拉耶夫，但都是徒劳无益。[63]实际上，就是叶利钦本人也有些动摇。当天夜里，他在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的强烈要求下，来到白宫地下室的停车库，那里停着一辆“吉尔”牌防弹车。警卫告诉叶利钦，他可以坐着这辆车从自动门突围出去，越过“白宫”附近的路障，闯入离这儿不远的美国大使馆。叶利钦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当天晚些时候，卢日科夫[64]来到白宫。他后来回忆说：“随着凌晨3点的临近，‘白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两眼盯着时钟的指针：2点50，3点，3点15，3点30。我们补充了一些武装人员，但很快就明白了：对方好像垮了，进攻的威胁被解除了。”[65] 早晨5点，所有人都返回到“白宫”的5层。大家此时都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游戏已经输了。 3.81991年8月21日 8月21日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后退和失败的日子。当天凌晨1点过后，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部分成员会议，亚佐夫本人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他派自己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来开会，而且还让阿恰洛夫带话儿：“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儿这个游戏了！”克留奇科夫自己知道“白宫”周围的情况，也很清楚部署在“白宫”附近空降兵和直属他的“阿尔法”小组官兵的心情，他最后也只好认可：取消进攻是惟一正确的决定。但是，不进攻“白宫”并不等于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计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定在当天早晨8点举行。当天清晨，苏联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亚佐夫元帅下达撤军命令，这个命令很快就被付诸实施。苏联国防部将这个决定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但没有征求他或者亚纳耶夫的意见，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没有这种隶属规定。 早晨8点多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时间不长，而且不少成员都没有到场。巴克拉诺夫没有参加会议，他已经决定撤出这个游戏，亚佐夫也没来，国防部长不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又能通过什么决议呢？克留奇科夫建议大家一起去见亚佐夫，在他那里继续讨论问题。克留奇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8月21日上午10点左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和舍宁、普罗科菲耶夫一起前往位于伏龙芝沿岸街上的苏联国防部，亚佐夫客气地接待来宾，外表也很平静，但它的脸上分明写着：他的内心已经沸腾，他非常疲倦，艰难地忍受着巨大的压力。针对我们提出要和他商量下一步对策问题，亚佐夫回答说，国防部部务会议已经做出将军队撤出莫斯科的决定，撤军工作已经开始。我用同情和理解的目光看着亚佐夫元帅……我们从亚佐夫办公室直接给卢基扬诺夫打了一个电话，请他也到国防部来。卢基扬诺夫很快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分析了局势，一起得出‘不能再冒险’的最后结论。我们决定：停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派人前往福罗斯，再次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国内局势，并尽力说服他采取行动，将国家从崩溃之中挽救回来。前往福罗斯的飞机在13点出发，初步说好我和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亚佐夫一起去，卢基扬诺夫和刚刚出院的伊瓦什科也表达了同机前往的愿望，普列汉诺夫作为警卫机构的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去的。在前往伏努克沃机场的路上，我给亚纳耶夫打电话，向他通报最后到底谁和我一起去福罗斯。我再一次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去见戈尔巴乔夫。亚纳耶夫回答说，得有人留在莫斯科。我们都很明白，这也许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通话了。”[66]但是，亚纳耶夫对此情节的陈述确有很大出入：“8月21日，他们飞往福罗斯，克留奇科夫从那儿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统不见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我签署了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并宣布该委员会所有决定一律作废。”[67]但是，亚纳耶夫的命令没在任何地方公布，谁也不知道这个命令的任何情况。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前成员乘坐的飞机在16点左右降落在克里米亚。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有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巴克拉诺夫、吉兹亚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知道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从8月19日开始他就一直收听广播（主要是BBC的节目），8月20日，福罗斯的通讯机关又给他开通了一台电视。当戈尔巴乔夫获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代表团即将抵达的消息，马上命令警卫封锁进入别墅的所有入口，决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如果情况需要，可以使用武器。戈尔巴乔夫宣称，在他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开通以前，他不会与任何人见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这个要求很快被满足，开通对外通讯联络一共用了30分钟。戈尔巴乔夫第一个电话打给叶利钦，听到戈尔巴乔夫声音，被战友包围的叶利钦激动地喊了起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已经48小时在这儿站着等死了！”接下来的一个电话是打给美国总统布什的。美国当时是深夜，但布什的助手还是把他叫醒，布什拿起话筒，说他和夫人劳拉[68]都为戈尔巴乔夫做了祈祷。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依次给纳扎尔巴耶夫、克拉夫丘科等很多人打了电话。除了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以外，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也做了详细的日记。据切尔尼亚耶夫证实，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人在15点左右抵达福罗斯别墅，我们没有惊扰戈尔巴乔夫，我和戈尔巴乔夫的家人都跑到阳台上，只见几辆“吉尔”轿车正沿着通往别墅的坡道朝别墅大门开来，端着卡宾枪的警卫马上迎了上去，埋伏在灌木丛中的战士高声喊道：“站住！从第一辆汽车下来一个军官，他旁边还有一个什么人。他们同样被告知要原地等待。一个卫兵跑进别墅，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车队开进了办公楼。我的办公室里在2楼，楼梯正对着楼门，我从办公室刚好看见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巴克拉诺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鱼贯而入，所有人都是一副挨打的表情，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这是求饶来了。我穿好衣服，去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我真担心他可能会接见这些客人。千万不能这样做！电视报道说，俄罗斯议会代表团正飞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用电话指挥行动。他见我进来，就对我说：‘我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恢复对外通讯联系，我决不会见他们。我现在也不想和他们见面。’戈尔巴乔夫当着我的面命令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让他将克里姆林宫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得以任何理由放走参与政变的任何人……戈尔巴乔夫又给政府通讯局局长和邮电部长打电话，要求他们将政变参与者的所有通讯联系全部关闭。从电话另一端的说话的口气看，这些人还是很顺从的。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给布什打电话。在我进来之前，他已经和叶利钦、克拉夫丘科、纳扎尔巴耶夫等人通过电话。我的担忧被戈尔巴乔夫打消了。他对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不会和他们见面的。难道说我想和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在一起！’”[69] 国家政权又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手里。但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权。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3.9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 人称“8月事件”、“未遂政变”、或者“国家紧急状态”的事件走进了历史，但它也没有避免牺牲，好在牺牲不是很大，但任何一个牺牲都值得惋惜、同情与怀念。 地下隧道的灾难 8月20—21。这个夜晚，在加里宁格勒大街（如今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与小环路（柴可夫斯基大街）交叉的地下隧道里，有3个年轻的莫斯科人失去了生命：德米特里·科马尔[70]、弗拉基米尔·乌索夫[71]、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72]。他们失去生命完全是特定的戏剧性局面所造成的后果，莫斯科市检察院和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认真分析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但都没找到任何军人或者平民犯罪的证据。 8月20日晚上，塔曼师的一个团接到莫斯科军区参谋长下达的命令，要他们在小环路通往市中心地域安排巡逻、检查，以防有人将炸药、武器等危险品带入市中心。当晚23点，由几十辆装甲车组成的部队抵达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苏洛夫金指挥的一个营兵力从这儿开向加里宁大街，其余兵力部署在相反方向。部队要占据这个地段的有利地形，然后与交通警察联合检查过往车辆。装甲车缓慢地行使，有几个车辆已经占据临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立交桥上。但在进入加里宁大街附近隧道的入口处，横在马路上充当障碍物的有轨电车，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装甲车从右面绕过障碍物，没有太在意聚集在人行道上的激动的人群。当装甲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无轨电车做成的路障把路彻底堵住了，后退的路也被彻底堵死。这时，石块向冰雹一样落到前面几个装甲车上，有人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装甲车上的燃料和弹药储备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装甲车发生爆炸，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苏洛夫金[73]把这一情况向团长做了汇报，然后命令部队闯过障碍物，一直向前行进。就在此时，有人企图跳上装甲车，用帆布堵上装甲车的瞭望孔。这些举动最后则导致了悲惨结果的发生。两人被装甲车轧死，一人被反弹的子弹击中，很多人受伤。 莫斯科市民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以为军队会在那个晚上攻占白宫，保卫白宫指挥部决定在据此地较远一点的地方也采取相应措施，大家共同保卫俄罗斯领导人办公地免受进攻。装甲车里官兵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在执行军事命令，他们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枪警告的。事后做出的军事鉴定文件表明：装甲车官兵是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长官的命令行事的。俄罗斯检察院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装甲车车队在开往巡逻阵地途中遇到障碍物，遭到平民的攻击，这被军人视为企图抢占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装满弹药的军车陷入包围之中，而且还遭到燃烧瓶的袭击，这意味着军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在此情形下动用武器属于正当防卫。与此同时，俄罗斯检察院在平民的行为中也没有找到犯罪的证据：他们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体制，在民选政权机关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是履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8月21日凌晨，进攻“白宫”的命令终于没有下达，可部队在早晨接到的却是撤出莫斯科的命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成员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等最终放弃武力进攻白宫的原因很多。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上面提到的伤亡惨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8月24日，莫斯科为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基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送葬。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和很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悼念大会上讲了话，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他颁布命令，授予3个死难者苏联英雄称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这是最后一次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此后不久，这个金色称号被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部长之死 鲍里斯·普戈是在1990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的，当年他53岁，很快被授予上将警衔。戈尔巴乔夫没有掩饰他任命普戈的多重目的。普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和工作品格上，而且还在于他的拉脱维亚出身。普戈的父亲卡尔·普戈1918年在拉脱维亚军队服役，是“白色”拉脱维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30年代转到莫斯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普戈是完全按照父亲的足迹上来的：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共青团书记，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之前，普戈曾当了三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是在1989年和他结识的，我当时受命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反腐败调查委员会。普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但性格稍微有些焦躁，如果谁对他所领导的机构有所轻视，他会极端敏感的。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害怕党的处罚和被党开除，媒体针对党的权势分子的攻击甚至胜过羞辱呆板的将军。 发生在1991年的这些事件把普戈这样的人推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从普戈在最高苏维埃有限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苏联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但内务部却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冲突、罢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从8月初开始休假，他飞到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休养院。8月18日早晨，他还和普里马科夫一边聊天一边在黑海岸边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并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他出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在8月19日早晨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参加者都将被追究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当天晚上，普戈回到家以后发现，他的所有政府通讯电话全部被掐断。普戈的儿子瓦季姆·普戈一家也住在这座楼里，只是比父亲高一个楼层，瓦季姆·普戈学的是工程专业，但他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供职。普戈和妻子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一起来到儿子家，他们谈话的气氛很不愉快，普戈实际是来和儿子、儿媳做最后告别的。他们此时很清楚，普戈被捕已是不可避免。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问丈夫：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丈夫，她一个人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了。 谁也不知道，普戈夫妇这个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对于普戈这种履历的人来说，坐在囚犯的板凳上等待审判是无法忍受的，还不如死了好。8月22日早晨9点，普戈用市内电话给内务部几个副部长都打了电话，他问了一下工作的情况。同事问他当天是否上班，他回答说：“还上什么班啊？再见了！普戈请求大家转达他对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的问候。”没过多长时间，俄罗斯特工部门的电话就打到普戈家里。对方问他：“可以和你见面吗？”前来搜捕的是叶利钦身边的军官：巴拉尼科夫[74]、叶林、伊万年科[75]。普戈回答说：“你们来吧！” 普戈的岳父——一个满脸病态的老人给来人开了门。“进来吧！家里发生了不幸。”普戈穿着外衣躺在床上，鲜血从他的太阳穴留出来，普戈的妻子坐在另外一张床上，枪口也在头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也没有恢复知觉，不久就死了。普戈夫妇留下了两份遗言。普戈请求亲人原谅他，“我太相信人了，……我诚实地度过了一生”。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的遗言更短：“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要谴责我们，照顾好姥爷。妈妈。”调查结果表明，普戈夫妇系自杀而死。两天以后，普戈夫妇的遗体在莫斯科无声无息地埋葬了，只有几个老战友来医院太平间和普戈告别，甚至连抬棺木的人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任何官方慰问和祭文了。 元帅之死 8月24日，就在安葬普戈夫妇那天，68岁的苏军元帅、苏联英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苏联总统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手里没有枪，但他不能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上吊自杀了。当天是星期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接待室里没有秘书值班，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的一个军官在当晚的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的遗体。死者穿着整整齐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军事检察院的调查人员随后赶来，对自杀现场进行录像。办公室里井然有序，保险柜紧紧地锁着。元帅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亲手写下的6份遗书。两份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一份是写给军方同事的，请他们能帮家人把后事给处理了。还有一份遗书是请人代还他在克里姆林宫食堂的欠款，他把钱放在遗书的旁边。解释自杀原因的遗书单独放在一边：“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我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他在8月19日早晨才知道成立了这个机构，当时他正和妻子塔玛拉·瓦西里耶夫娜在索契度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把亲人留在休养院，他自己当天就返回了莫斯科。他回到克里姆林宫，已是傍晚时分。22点左右，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与亚纳耶夫见了面，他告诉亚纳耶夫，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晚是在别墅里过的夜，他的小女儿一家也住在那里。8月20日的整个白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国防部里忙活，收集国内军事政治情况的信息。这天晚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没有回家，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折叠床上，从这儿给女儿和妻子打了电话。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是在8月21日明确的，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早些时候就预料到将会出现这个结果：8月22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听说戈尔巴乔夫回来了，亚佐夫被捕了，但他没见到戈尔巴乔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开始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还写了一份讲话稿，准备在8月26日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宣读。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记事本上写了不少东西：“我为什么从索契返回莫斯科？谁也没有叫我回来，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从1990年起，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走向灭亡，戈尔巴乔夫的生命宝贵，但我们祖国的前途更珍贵！就让历史留下一点痕迹——为了伟大国家不灭亡，有人曾经做过抗争！”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两个女儿纳塔利娅和塔季扬娜证实，8月23日晚上，她们没看出父亲有什么忧愁的表情，全家人一起吃了晚饭，还买了一个很大的甜瓜，大家坐在一起议论当前的最新时局。第二天早晨9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离家去克里姆林宫上班，他临走前还说晚上要带着外孙去散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从单位给纳塔利娅打来电话，嘱咐她到机场接妈妈，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知道妻子乘坐的飞机在15点到达莫斯科，一个小时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已经不在人世了。根据遗书判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8月23日就有了自杀的想法，但他还是有些犹豫。这天晚上，叶利钦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签署了《关于中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的总统令，位于莫斯科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大楼在这天深夜也被示威者给占领了。电视报道了这一行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了解的细节更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些朋友认为，是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和戈尔巴乔夫的无动于衷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丧失了最后希望。对一个军人来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选择的自杀方式实在太不寻常了。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军队首长，在党内和军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排长助理，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营长了。从1979—1988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担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然后晋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军在阿富汗的所有作战计划（包括撤军在内），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还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军事专家，连戈尔巴乔夫都承认，如果没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这些谈判就不会这样成功。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艰难地忍受着苏联媒体在1989—1990年间对军队发起的攻击浪潮，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却无动于衷。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办公室，我几次和他谈起这个话题。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已经丧失信心，因为戈尔巴乔夫不让他干什么事，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认为刻不容缓的军事问题，戈尔巴乔夫却迟迟不做决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6月提出辞职，但戈尔巴乔夫对此申请一直没有明确答复。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常常在办公室里宣泄情绪，在其他场合他还要抑制自己的感情。 8月25日晚上，电视报道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内容稍微详细一点，但都是引用苏联最高检察院的正式材料：只是说调查正在进行，没有任何祭文。无论是苏联总统，还是刚上任的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都没有就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之死表示任何慰问。但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命运却引起了美国的克罗乌弗[76]将军的非常关注。克罗乌弗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美国职业军人的最高官职。克罗乌弗曾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进行过多次军事谈判，他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非常尊重。听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克罗乌弗几次试着给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亲属打电话，但电话都没有打通，他最后只好请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带他向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妻子和女儿表示慰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死后，克罗乌弗第一个写出了悼念他的长篇祭文，文章在1991年9月刊登在美国的《时代周刊》上。克罗乌弗写道：“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整个苏联的抽搐。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爱国和对党忠诚的同时，又是一个现代人。他已经明白，发生在苏联的很多事情都是错误，如果苏联还想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它的很多东西。为了降低苏美两国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紧张气氛，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做了很多努力。1987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第一次访问美国，他是陪同戈尔巴乔夫来华盛顿签署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我邀请他到五角大楼来做客。两天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共进早餐，我发现他是一个人来的。苏军总参谋长不带警卫和随从，只身来到对手的营地，充分显示出他是多么自信。1989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内不满情绪的深度，他有变革的愿望，但他没有预见到，改革将把国家带往何方？一年前我们在莫斯科又见面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毁掉共产党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自己。只要这个过程不停止，我的心脏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当有人对你说，你为之奋斗50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你是多么的苦恼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共产主义思想非常忠诚，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非常肤浅，这是我们热烈争吵的主要原因，他最终也无法解释清楚缠绕在他身上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轻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事监督、建设苏美建设性关系和缓和长达45年紧张关系中所做的贡献。”《时代周刊》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配发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张照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克罗乌弗一起站在一起观看空降兵演习。这次演习的时间是在1988年7月6—10日，是美国80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在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和南达科他州同时举行，展示了美国陆军、空军、海军的配合作战能力。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被演习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但从爱国者出发，他心情非常沉重，他在苏联无法给美国屁行展示这样的场景。我们的军队已经开始深入的“改革”进程。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国防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改革”带来的结果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和一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格奥尔基·科尔尼年科[77]合写了一本书，尽管不是很全面，但他在书中还是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元帅与外交官的目光》在1992年问世了，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却被加上了一个黑框。 木匠胡同里的自杀 莫斯科的木匠胡同13号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高级干部居住的地方。6月26日早晨，人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78]的尸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尼古拉·克鲁奇纳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63岁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就住在木匠胡同13号的5层楼上，对死者初步鉴定和对他办公室的检查表明，他是自己结束了生命。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妻子和小儿子当时都在房间里睡觉，早晨6点被告知尼古拉·克鲁奇纳已经死亡的消息，她们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意外。她们头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尼古拉·克鲁奇纳还在办公室里忙活。最近一段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工作很忙，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很快找到了尼古拉·克鲁奇纳写下的两份遗书。一份放在住宅过道儿的桌子上，另一份写得更详细一些，就在他自己的身上，是在医院里被人发现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在遗书中说：“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阴谋家，但我担心……”尼古拉·克鲁奇纳说到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希望把这一点告知人民群众。尼古拉·克鲁奇纳非常遗憾，他签署了“保卫这些书记”的决定。尼古拉·克鲁奇纳指的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成员。8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尼古拉·克鲁奇纳仍然上班，他没有休假。 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自杀后来引起很多推测。有人后来还拍摄了一个电影，电影里的一段情节是：为了隐瞒党的秘密黄金储备，苏联共产党的大管家被人杀害，与尼古拉·克鲁奇纳姓名相仿的主角被人从9层楼上扔到窗外。考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所处的地位和各种可能，关于他的死因的确存在几种说法。苏共所有账号，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对尼古拉·克鲁奇纳死因的调查明显区别于普戈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调查人员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工作、居住、休养的所有场所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尼古拉·克鲁奇纳一家在木匠胡同的住宅受到了最严格细致的搜查。搜查工作由苏联最高检察院专门负责重大案件的3个调查员负责，莫斯科市列宁区检察长也亲自到场。但是，调查人员在尼古拉·克鲁奇纳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曾经来过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任何销毁文件和纸张的痕迹。8月19日以后，尼古拉·克鲁奇纳的确将很多应该存在老广场保险柜里的文件带回家，但这些文件夹都摆放整齐，封面有题词，里面有最高领导的签字。这些材料都被有关部门按照相应程序没收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办公室相对要乱一些。8月23日晚，刚刚返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吩咐尼古拉·克鲁奇纳理顺所有工作秩序，马上给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发放2—3个月的工资，还要把劳动卡发给他们。但是，尼古拉·克鲁奇纳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6层办公大楼被“民主派”给占领了。 8月25日，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被安排到苏共中央总部参观，活动的组织者还特意打开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的办公室。《联盟》周报记者伊利娜·克拉斯诺波利斯卡娅坐在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的椅子上，让同行的其他记者为她记录下这个值得回忆的瞬间。女记者拽开尼古拉·克鲁奇纳办公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给掏出来，她拿着尼古拉·克鲁奇纳平时记事的台历乱翻一气，还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休息的房间东张西望。看到眼前的一切，陪同记者参观的警卫人员都非常恼火。尼古拉·克鲁奇纳死了以后，苏共中央所有领导人的办公室都被贴上封条，其中也包括位于苏共中央主楼5层那间赫赫有名的“6号办公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办公室。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管辖的事务范围的确非常庞大。几千套办公用房和住宅，几百个别墅综合设施，几万辆汽车，数不胜数的疗养院、休养所、医院。党的机关下面还有200多个出版社，出版大量的图书、报纸和杂志。除此以外，苏共还给外国不少共产党提供大量资金援助，还要资助各种五花八门的具体项目。党的财政来源不仅仅是依靠收缴的党费和销售出版物所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多，也可以写很多。从这个角度说，注定会有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审讯等待着尼古拉·克鲁奇纳，而且涉及内容绝不仅限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事。尽管如此，尼古拉·克鲁奇纳在苏共中央的名声还是无可挑剔的。在苏联的停滞时期，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名声很臭，当时的局长是格奥尔基·巴甫洛夫[79]。他和苏联内务部长肖洛科夫[80]、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博格柳博夫[81]等少数几个极具影响的人物一起组成勃列日涅夫身边的“小工作班子”，这个班子的使命是帮助勃列日涅夫把党和国家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是在勃列日涅夫神志不清、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也没有变成傀儡。因此毫不奇怪，安德罗波夫掌权以后，马上就摧毁了这个“小工作班子”。格奥尔基·巴甫洛夫被安排退休，尼古拉·克鲁奇纳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新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以前曾在哈萨克斯坦当了多年的切利诺格勒州委书记，从1978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在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直接领导之下。尼古拉·克鲁奇纳任何事情都不能独立解决，他必须服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议和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谢瓦尔德纳泽在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也住在木匠胡同那座楼里，和尼古拉·克鲁奇纳是邻居。谢瓦尔德纳泽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心里一直非常平静——那里的资金周转的确很大，但坐在那里儿的是一个规矩人。” ※※※ 幸运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不算太大，这些牺牲都是象征性的。尼古拉·克鲁奇纳代表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代表军队，普戈代表克格勃和内务部。8月24日安葬的年轻死难者刚好也是3个。他们代表俄罗斯新生的民主力量。民主走进我们的时候，带着很多不足、缺点和错误，但它没有把整个社会分成“红”、“白”两个阵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各种盛大招待会上，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而且还能看到这一章提到的不少人：亚佐夫、卢基扬诺夫、克留奇科夫、瓦连尼科夫。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退休，但并没有彻底离开政治舞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普戈的第一副手格罗莫夫上将还在当州长，格罗莫夫以前曾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最近的战友。苏联前总理巴甫洛夫和前政治局委员巴克拉诺夫在实业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普列汉诺夫是惟一被戈尔巴乔夫撤销军衔的军人，他当时是克格勃的警卫局长、中将军衔。在8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的所有军官都得到了军衔和职务的提升。 [1]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РаисаМаксимовнаГорбачёва，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戈尔巴乔夫的妻子。 [2]阿纳托利·特罗菲莫维奇·波利扬斯基（Анато́лийТрофи́мовичПоля́нский，1928年1月29日——1993年6月7日），苏联建筑师。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年参与建造布鲁塞尔世博会苏联馆。1958—1963年任建设部第五设计研究所所长。1960年参与建造阿尔泰克（Артек）国际儿童中心。1963—1981年任度假村、休闲、旅游建筑和综合体实验设计研究所所长兼车间主任。1969—1980年期间参与绘制莫斯科中央列宁博物馆草图。1981—1987年任建筑师联盟中央第一书记。1982—1991年期间参与建造波克隆纳亚山上苏联人民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群。1984—1989年任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期间参与建造罗斯洗礼千年神庙。1993年逝世。 [3]《苏维埃白俄罗斯报》，1992年1月4日；《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1月16日；《红星报》，1994年3月19日。 [4]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梅德韦杰夫（ВладимирТимофеевичМедведев，1937年8月22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6年入伍。1962年进入克格勃工作，在克格勃的多个部门担任领导。1985—1991年兼任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长。1992年退休。 [5]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莫斯科，1994年，第260页。 [6]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年，第222页。 [7]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52页。 [8]尤里·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Юр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Афанасьев，1934年9月5日——2015年9月14日），俄罗斯历史学家。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81年任共青团中央高等学校教务副校长。1986—1991年任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领导“民主俄罗斯”运动。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3年退出政坛。1991—2003年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校长。2003—2006年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主席。2015年去世。 [9]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斯塔罗沃伊托娃（Гали́наВаси́льевнаСтарово́йтова，1946年5月17日——1998年11月20日），俄罗斯人权活动家。1977—1991年期间在苏联科学院工作。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委员会人民代表。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民族关系问题顾问。1993—1998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8年4—11月任“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1998年11月20日被右翼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 [10]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格拉乔夫（ПавелСергеевичГрачёв，1948年1月1日——2012年9月13日），1965年入伍。196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3年、1985—1988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90—1991年任苏军空降部队第一副司令。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违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拒绝冲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白宫”）。政变失败后，于同年8月23日至11月15日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92—1996年任国防部长，期间参加了第一次车臣战争。此后从事二线工作。2012年去世。 [11]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俄罗斯骚乱的漩涡》，莫斯科，1999年，第55—56页。 [12]《议会报》，2001年8月16日。 [13]弗拉季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恰洛夫（ВладиславАлексеевичАчалов，1945年11月13日——2011年6月23日），1966年入伍，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7—198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89—1990年任空降部队司令。1990—1991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指挥空降部队进入莫斯科，但之后就不再发出任何指令。1992—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分析中心主任。1993年十月事件中被最高苏维埃任命为国防部长，事后于10月4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年起任全俄军官大会联合主席。1999年起参加拥军运动。2003—2011年任俄罗斯空降部队退伍军人公共协会“俄罗斯伞兵联盟”主席。2011年去世。 [14]尤里·谢尔盖耶维奇·普列汉诺夫（ЮрийСергеевичПлеханов，1930年5月20日——2002年7月10日），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助理。1967年加入克格勃。1970—1983年任克格勃第十二局局长。1983—1990年任克格勃第九局局长。1990—1991年任克格勃安全局局长。1991年积极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获释。1994年获大赦。2002年去世。 [15]维亚切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格涅拉洛夫（Вячеслав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Генералов，1944—），1964年入伍。196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91年任克格勃特别业务技术部部长。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获释。1994年获大赦。此后从事商业活动。 [16]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第274—275页。 [17]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和领袖在一起以及离开他们的日子》，莫斯科，2001年，第442页。 [18]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58—559页。 [19]弗·伊·博尔金：《底座的坍塌》，莫斯科，1999年，第16—17页。 [20]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第371—372页。 [21]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第482—483页。 [22]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ЮрийАнатольевичПрокофьев，1939年2月20日——），1957年加入共青团。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86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宣传部长。1986—1988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89—1991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2006年创立全俄社会主义人民运动“祖国”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2012年更名为“祖国”党并继续担任党主席。 [23]《文学报》，1999年8月11—17日 [24]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吉兹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Тизяков，1926年12月10日——2019年1月25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7—1988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加里宁机械制造厂总经理。1985—1987年、1987—1990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国营企业和工业设施、建筑、运输和通信协会主席。1990—1991年任苏联科学与工业联盟主席。1991年7月因签署《致人民的话》呼吁书而被开除出党，一个月后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4年获大赦后转而经商。 [25]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布杜采夫（Васи́л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тароду́бцев，1931年12月25日——2011年12月3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51—195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此后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农民联盟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2年获释。1993年创立俄罗斯农业党（АграрнаяпартияРоссии）。1994年获大赦。1993—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1997—2005年任图拉州州长。2007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7—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1年去世。 [26]《新时代》，2001年33期，第25页。 [27]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Андре́евичЗюга́нов，1944年6月26日——），1963—1966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74年任共青团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73—1978年任奥廖尔市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83年任苏共奥廖尔扎沃兹科伊区委书记兼奥廖尔省委第二书记。1980—1983年任奥廖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副部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积极呼吁戈尔巴乔夫下台，并参与签署《致人民的信》。1991年底参加俄罗斯民族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общенародныйсоюз）。1992年参加救国阵线，鼓吹红褐合作。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同年12月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起担任俄联共国家杜马党团主席。1996年起担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委员。2001年起担任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并于2001—2014年期间兼任理事会主席。2012年起担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曾于1996年、2000年、2008年、2012年四次参加总统大选。 [28]《苏维埃俄罗斯》，2001年8月21日。 [29]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普罗汉诺夫（Алекса́ндрАндре́евичПроха́нов，1938年2月26日——），俄罗斯作家、记者、编剧。出身于神学家家庭。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1968年进入《文学报》工作。1969年首先报道珍宝岛事件。1970—1986年期间担任《文学报》通讯员，曾赴阿富汗、尼加拉瓜、柬埔寨、安哥拉等地工作。197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1991年任《苏联文学》杂志主编。1990年创办《日子》（День）周报并担任主编。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日子》周报也因此被取缔，同年11月创办《明日》（Завтра）周报并担任主编，鼓吹反犹主义。2012年起担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公共委员会副主席。 [30]《20世纪和世界》，1991年11期，第21—22页。 [31]维塔利·托维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ВиталийТовиевичТретьяков，1953年1月2日——），俄罗斯政治学家、新闻工作者。1976—1988年期间在诺沃斯蒂通讯社工作。1988—1990年历任《莫斯科新闻》副总编辑、总编辑。1990年创办《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并担任总编辑至2001年。此后曾担任多份杂志的领导，并客串主持人工作。2006—2007年任《莫斯科新闻》周报主编。 [32]《独立报》，1996年8月20日。 [33]维亚切斯拉夫·埃尔万多维奇·科沃尔科夫（ВячеславЕрвандовичКеворков，1923年7月21日——2017年6月9日），1945年入伍，期间担任盟军驻德国军事管理局翻译。1950年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1969—1970年期间充当苏共与西德秘密通道的联络人。1972—1982年任克格勃第二总局第三（反情报）司司长。1982—1991年任塔斯社副社长。1991年10—12月任塔斯社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分社社长。苏联解体后移居德国。 [34]维亚切斯拉夫·克沃尔科夫：《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莫斯科，1997年。 [35]《新时代》，2001年32期，第12页。 [36]阿科什·西拉吉（ÁkosSzilágyi，1950年6月18日——），匈牙利诗人、翻译家。2009年获普利策纪念奖。 [37]《匈牙利子午线》，1991年4期，第47页。 [38]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尤马舍娃（ТатьянаБорисовнаЮма́шева，1960年1月17日——），叶利钦次女。1997—2000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1998—2001年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顾问。此后转而经商，仍继续参加政治活动。 [39]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79页。 [40]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ржако́в，1950年1月31日——），1969年入伍。1970年加入克格勃。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2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85—1987年期间担任叶利钦的保镖。1989年被开除出克格勃和苏共。1990—1991年期间担任叶利钦的警卫局长。1993年十月事件中亲自逮捕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1994年参与迫害对叶利钦进行负面报道的电视工作者。1995—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主要安全局局长。1996年3—6月任总统第一助理兼安全局局长，同年6月20日因竞选丑闻被迫辞职，从此与叶利钦决裂。1998年被勒令退役。1997—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2003—2007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2000年加入“祖国—全俄罗斯”联盟。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07年退党。2011年议员届满后退出政坛。 [41]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沙赫赖（СергейМихайловичШахрай，1956年4月30日——），1982年起在大学任教。198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委员会公共顾问。1990—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期间于1990—1991年任立法委员会主席。1991年12月参与制定《别洛韦日协议》。1991—1992年任俄罗斯国务参赞、国务院委员兼总统国家法律司司长。1991—1992年、1992—1994年、1994—1996年任副总理。1992年11—12月任北奥塞梯和印古什临时行政当局主席。1992—1993年任国家政治委员会主席。1992—1996年任安全理事会委员。1993年创立俄罗斯统一和谐党（Партияроссийскогоединстваисогласия）。1993—1994年任联邦和民族国家委员会主席。1993—199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任民族和地区政策部长。1996—1998年任总统驻宪法法院全权代表。1998—2000年任总统法律问题顾问。2000—2004年任俄罗斯联邦会计委员会副主席兼系统分析国家研究所所长。2003—2004年任俄罗斯纳税人联盟理事会副主席兼执行秘书。2004—2013年任俄罗斯联邦会计委员会主席。2005—2009年任俄罗斯全国羽毛球联合会主席。此后曾任俄罗斯律师协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国立大学第一副校长、深圳北京理工大学—莫斯科大学董事会主席兼第一副校长等职务。2018年起任《自然科学与技术史问题》杂志主编。 [42]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波尔托拉宁（МихаилНикифоровичПолторанин，1939年11月22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年进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工作。1986—1988年任《莫斯科真理报》主编。1987—1991年任莫斯科城市联盟执委会书记兼苏联记者协会理事会委员。1988—1991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专栏作家。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新闻和大众信息部部长。1991年7—11月任国务院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新闻部长。1992年2—11月任副总理。1992—1993年任档案特别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1996年以后从事电视工作。 [43]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ИванСтепановичСилаев，1930年10月21日——），俄罗斯外交家。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1—1974年任高尔基奥尔忠尼启则航空厂厂长。1974—1980年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1980—1981年任机床工具工业部长。1981—1985年任航空工业部长。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91年8—12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主席，11—12月任州际经济委员会总理。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常驻欧洲共同体代表。1994年创立国际机械工程师联盟。1995年加入俄罗斯生态党“绿党”（Российская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Зелёные»）。1998—2002年任拉美经济合作促进全国委员会主席。2002—2007年任俄罗斯机械工程师联盟主席。2008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 [44]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83页。 [45]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83页。 [46]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列别德（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Лебедь，1950年4月20日——2002年4月28日），1969年入伍。197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2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91—1992年任空降部队副司令。八一九政变期间临阵倒戈，支持叶利钦。1992—1993年期间帮助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打败摩尔多瓦军队。1993年9—10月任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副主席。1994年反对武力解决车臣问题。1995年创立俄罗斯公众大会（Конгрессрусскихобщин），并因此被迫退役。1995—199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6年参加总统大选，在选举中排名第三，同年6月18日至10月7日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10月7日被叶利钦解职，随后创立了俄罗斯人民共和党（Народ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партияРоссии）并担任政治委员会主席。1998—2001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1998—2002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2002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47]维克多·费多洛维奇·卡尔普欣（ВикторФёдоровичКарпухин，1947年10月27日——2003年3月24日），1966年入伍。1979年加入克格勃“阿尔法”特种部队，同年12月参与了袭击并杀死阿富汗总统阿明的行动。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拒绝执行逮捕叶利钦的命令。1991—1992年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安全局局长。1993年以后从事私人侦探工作。 [48]台尔曼·霍列诺维奇·戈德良（ТельманХореновичГдлян，1940年12月20日——），1959—1962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8—1983年任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检察官。1983年负责调查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在调查中使用非法手段，导致乌兹别克斯坦许多党政官员被解职，部分人“自杀”。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了民主俄罗斯的活动。1991年创立俄罗斯人民党（НароднаяпартияРоссии），八一九政变中被捕，政变失败后获释。1995—199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49]维塔利·格奥尔基耶维奇·乌拉日采夫（ВиталийГеоргиевичУражцев，1944—），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在苏军服役。1989年因鼓吹苏军民主化改革而被开除出党。1989—1992年任军人、义务兵及其家属社会保护“盾”协会主席。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被捕，几个小时后被亚佐夫下令释放。1993年四月公投期间支持叶利钦，随后与之决裂，在十月事件中参与保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 [50]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КонстантинИвановичКобец，1939年7月16日——2012年12月30日），1956年入伍。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2—1986年任远东军区副参谋长。1986—1987年任信号部队第一副参谋长。1987—1991年任信号部队司令兼苏军副总参谋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1—5月任俄罗斯联邦国防和安全国家委员会主席，5—9月任国防事务国家委员会主席，8—9月任国防部长。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参赞。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7年任俄军首席军事督察。1993—1995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95—1997年任国防部国务秘书。1997年因腐败丑闻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捕。1998年获释。2000年被特赦。2012年去世。 [51]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Андр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Козырев，1951年3月27日——），1974年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197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0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随员。1986—1988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参赞。1988—1989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1989—1990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91年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5年继续担任外交部长。1993—1996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3—200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加入俄罗斯民主选择党。2000年起经商。2012年退休，移居美国。 [52]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科科夫（Юри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Скоков，1938年6月20日——2013年2月5日），早年在电工部门工作，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委员。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1年7—9月任俄罗斯联邦国务院委员。1991年7—9月、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参赞兼总统助理。1992—1993年任国家安全会议第一秘书。1997年起任萨哈共和国总统委员会委员。2013年去世。 [53]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莫斯科，1995年，第392页。 [54]《议会报》，2001年8月17日。 [55]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ЕвгенийИвановичШапошников，1942年2月3日——2020年12月8日），1961年入伍，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9—1984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空军副司令。1984—1985年任敖德萨军区空军副司令。1985—1987年任敖德萨军区空军司令。1987—1988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空军司令。1988—1990年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1990—1991年任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期间还兼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支持叶利钦。1991—1992年任国防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3年任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93年6—9月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1994年参加统一社会民主党（Объединенноедвижение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ов）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95—1997年任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1997—2004年任总统助理。2003—2020年任“苏霍伊”飞机总干事顾问。2020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 [56]《星火》，2001年8月13日，第9页。 [57]《俄罗斯报》，1992年8月19日。 [58]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第400—401页。 [59]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Amin，1929年8月1日——1979年12月27日），阿富汗革命家。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57年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教育硕士学位，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5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65年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66—1979年任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1969—1973年任国会议员。1973—1978年期间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77年主导了人民派与旗帜派在党内的统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197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79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同年9月14日发动政变，推翻塔拉基，并于同年9月14日至12月27日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人民民主党总书记。1979年12月27日在苏军出兵阿富汗的行动中遇害。 [60]《阿尔法：克格勃的超级机密队伍》，莫斯科，1992年，第202页。 [61]德米特里·亚佐夫：《命运的打击》，莫斯科，1999年，第31页。 [62]《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8月27日。 [63]《俄罗斯报》，1992年8月19日。 [64]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Юр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Лужков，1936年9月21日——2019年12月10日），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年退役。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2001年任莫斯科市政府总理。八一九政变后，于同年8—10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莫斯科市长。1998年发起成立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并于1998—2002年担任联盟主席。2000—2010年任国务院委员，2000—2001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于2001—2010年任统俄党最高委员会联席主席。2010年被解职，随后与统俄党决裂。2010—2012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大城市管理学院院长。2012年起经商。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9年在慕尼黑因心脏病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去世。 [65]尤里·卢日科夫：《濒临绝境的72小时》，莫斯科，1992年，第77页。 [66]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私事》，莫斯科，1997年，第201—203页。 [67]《公共报》，1997年8月1—7日。 [68]应为芭芭拉·皮尔斯·布什。芭芭拉·皮尔斯·布什（BarbaraPierceBush，1925年6月8日——2018年4月17日），老布什的妻子，1981—1989年任美国第二夫人，1989—1993年任第一夫人。 [69]《消息报》，1991年9月30日。 [70]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科马尔（Дмитр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Ко́марь，1968年11月6日——1991年8月21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986年入伍。1987—1989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89年退役。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响应鲁茨科伊的号召准备前往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8月21日午夜在途中被一道前去的装甲车轧死。 [71]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乌索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У́сов，1954年3月16日——1991年8月21日），1979—1980年期间服役于苏军。退役后在企业里担任经济学家。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试图前往保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在途中被同时前去的装甲车开火打死。 [72]伊利亚·马拉托维奇·克里切夫斯基（Илья́Мара́товичКриче́вский，1963年2月3日——1991年8月21日），苏联建筑师。1986—1988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试图前往保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在途中被同时前去的装甲车开火打死。 [73]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苏洛夫金（Серг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Суровикин，1966年10月11日——），1987年入伍。1991年八一九政变，指挥一支装甲车部队前往保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在途中误杀了三个志愿前往保卫的年轻人，政变失败后被捕，七个月后在叶利钦的斡旋下获释。2008—2010年任俄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司司长。2010年任伏尔加—乌拉尔军区参谋长。2010—2012年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2012—2013年任东部军区第一副司令。2013—2017年任东部军区司令。2017年、2019年两次担任驻叙利亚部队司令。2017年起担任航空航天部队总司令。 [74]维克多·巴甫洛维奇·巴拉尼科夫（ВикторПавловичБаранников，1940年10月20日——1995年7月21日），1961年入伍。196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8年任内务部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司司长。1988—1990年任阿塞拜疆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9日至12月26日担任最后一届苏联内务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1月15—24日短暂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1992—1993年任安全部长。1993年7月被解职，同年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并因此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年去世。 [75]维克多·瓦连蒂诺维奇·伊万年科（Ви́кторВаленти́новичИване́нко，1947年9月19日——），1970年加入克格勃，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91年8—11月任俄罗斯联邦克格勃主席。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1993—1998年期间在尤克斯石油公司工作。1999年加入“祖国—全俄罗斯”联盟。1998—1999年任税务部长顾问。2000—2004年任俄罗斯议会制发展基金副主席。2004年起担任北极贸易和运输公司董事长。 [76]小威廉·詹姆斯·克罗乌弗（WilliamJamesCroweJr.，1925年1月2日——2007年10月18日），美国外交官。1946年入伍。1954—1955年任总统海军事务助理。1970—1973年任南越海军河流部队高级顾问。1973—1975年任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厅战略计划、政策、核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部副主任。1975—1976年任国防部长办公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主任。1976—1977年任中东部队司令。1977—1980年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1980—1983年任南欧盟军总司令。1983年任驻欧洲海军总司令。1983—1985年任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85—1989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89年退役，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任教。1992年在总统大选中支持克林顿。1993—1994年任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1994—1997年任驻英国大使。2000—2007年期间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2007年去世。 [77]格奥尔基·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年科（ГеоргийМарковичКорниенко，1925年2月13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格别乌。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9—1960年任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副司长。1960—1964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64—1975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5—1977年代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1988年退休。1989—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问题首席专家。2006年去世。 [78]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克鲁奇纳（НиколайЕфимовичКручина，1928年5月14日——1991年8月26日），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9—1962年任共青团中央农村青年司司长。1962—1963年任共青团新切尔卡斯克市委第一书记兼苏共中央农业部指导员。1963—1965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采林尼省委书记。1965—1978年任哈萨克斯坦策利诺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1983—1991年任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6日跳楼身亡，但亚佐夫和波尔托拉宁等人则认为是被人谋杀的。 [79]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巴甫洛夫（ГеоргийСергеевичПавлов，1910年12月5日——1991年10月6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联共（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1年任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1—1954年任科斯特罗马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书记。1955—1956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市委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3年任苏共马里省委第一书记。195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期间成为勃列日涅夫的亲信。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退休。1991年10月6日跳楼身亡。 [80]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肖洛科夫（НиколайАнисимовичЩёлоков，1910年11月26日——1984年12月13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卫国战争胜利后，于1946—1947年任乌克兰地方工业部副部长。1947—195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工业委员会副书记。1951—1952年、1965年任摩尔多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1958年、1962—1965年任摩尔多瓦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66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6—1968年任公共秩序保护部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1982年任内务部长。1968—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84年12月7日被开除出党，12月13日开枪自尽。 [81]克劳狄乌斯·米哈伊洛维奇·博格柳博夫（Клавд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Боголюбов，1909年11月11日——1996年？月？日），1938年加入联共（布）。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新闻委员会副主席。1965—1968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68—1982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5年退休。
第二章1991年的6月和7月——危机加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二章1991年的6月和7月——危机加剧 2.1自由落体般的国民经济 2.2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2.3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分歧 2.4与“七国”在伦敦会见 2.5苏联共产党的地位 2.6新奥加廖沃进程 2.1自由落体般的国民经济 1991年的整个冬春季节，苏联的经济形势继续快速恶化。新的苏联内阁无法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总统办公厅处在瘫痪状态。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1990年就被破坏，现在遭到破坏的是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甚至共和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波罗的海地区各个共和国和乌克兰相继宣布境内苏联企业属于本国所有，俄罗斯内部的雅库特和鞑靼也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政府不服从莫斯科的领导，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不执行第比利斯的决定，刚刚宣告成立的第聂伯河沿岸共和国也不愿隶属基希讷乌的管辖。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传统线路也遭到破坏。哈萨克斯坦先是严格监督，然后干脆对谷物外运实行封锁政策。乌克兰停止向联盟经济项目拨转资金。俄罗斯尽管还在继续向最高苏维埃迟迟没有通过的联盟预算指定项目拨款，但也大幅削减了拨款数量。很多大企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继续按照原来签订的合同向国外出口产品，但却把外汇收入存在国外的银行里，谁也没向政府申请境外开立外汇账户的许可，尽管有关法规中都有这项规定。有人接二连三地提出成立叶尼塞共和国、西伯利亚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的建议，而且这些“共和国”的定位还不是俄罗斯的主体，而是苏联的主体，哈斯布拉托夫[1]把西伯利亚分立主义者的行为称作“刑事犯罪”，可戈尔巴乔夫却对此没有给予任何评价。俄罗斯议会和政府匆匆忙忙地将石油天然气田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打算要求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国家用外汇支付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并且还要按国际市场价格定价。乌克兰通过了自己的反危机纲领，规定冻结工资，并降低对外贸易关税。联盟制定的有关税收、企业权益、各种收费的立法在乌克兰境内全部暂停执行。 苏联没有出台1991年联盟国民经济发展的任何计划。苏联内阁只是在1991年1月底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苏联经济摆脱危机的行动纲领》。在这个纲领的说明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原则出发，1991年的苏联经济形势发展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国家经济由现有机制调节，不需采取专门的反危机措施。在各种力量和利益的现代平衡基础上，国内社会政治局势按照自然形成的趋势发展。 第二，所有加盟共和国、所有社会力量和运动都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反危机纲领。 第三，国家彻底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彻底转向市场经济状态。 专家对这几种可能进行评估和核算以后得出以下几个结果。 第一种结果由于罢工、生产停滞、进口必需原料、产品受到限制和国内局势不稳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国内经济形势将出现非常消极的改变，矫正这种变化需要几年时间。核算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在1991年一年之内就降低大约20%。在这种下降趋势下，要使1992年的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是不可能的。积累和投资基金剧烈缩减，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下降15%—20%，退休群体所受影响最大。社会发展计划将被冻结，失业人口将达到1500万。毫无疑问，如果局势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在年底之前就会引起社会政治爆炸。 第二种结果积极实施反危机措施可以避免经济的不可逆变化，并为1992年实现经济稳定提供一种可能，国民经济的生产和供应将会得到恢复，为1992年第4季度实现局势好转提供前提，国民收入降低幅度控制在10%—15%之间，工业生产下降在13%—18%之间，失业规模将缩减到可控的程度。 第三种结果评估结果表明，向市场经济剧烈过渡将引起最大幅度的生产下降——全年可达到30%。大部分居民生活的下降将超过贫困线，失业人口将达到3000万人，事态如果发展到这种进程，评价居民的消极反应已经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2]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内阁提交的《反危机纲领》。也就是说，强制政府执行第二个方案。但是，政府却用它仅存的一点自信进行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而且令人非常不解的货币改革，老百姓把它称为“巴甫洛夫”改革。根据苏联总统令和政府决议，居民的存款被冻结，每人最多一个月可以从账户上支出500卢布的现金。50卢布和100卢布票面的卢布禁止流通，居民必须将手中现存的这两种纸币存到银行，存款期限一律3年。各个单位的财会部门可以从事兑换业务，但货币兑换并不是按着等值原则进行，货币含金量在此过程中将会减少许多。政府在正式声明中解释说，改革是针对那些高收入群体的，大面额货币更换为小面额货币的兑换金额只能在工资收入以内，超额钱款交到银行以后，可以得到一个证明。为了工作的需要，各个地方都成立了专门审查大额现金来源合法性的专门委员会。[3]很多公民交付大额货币10天之后也没得到相应的补偿，还有不少人不愿把手中积攒的大额现金交到银行。巴甫洛夫在对这次仓促的货币改革进行总结的时候，声称采取这个“奇怪”的措施给国家带来不低于500亿美元的利涧，但最主要的收获在于，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影子经济。巴甫洛夫总理避而不提人们都忙于兑换货币，整个国家三四天处于停滞状态，几百万人承受着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他们不相信储蓄银行，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存在家里。 政府对货币改革的能量似乎已经干枯了，可国家的财政形势却没有什么好转，通货膨胀日益增长，国库日益空虚。苏联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储备所剩无几。进口迅速下降，投资基本停止。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1年头几个月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12%，劳动生产率下降11%，工业产品的生产下降8.5%，1991年1—5月，只有酒精制品的生产出现增长，其增长幅度为2%，其余领域均是负增长，对外贸易下降大约40%。对苏联政府来说，出路只有一条——涨价。苏联内阁未经讨论就决定从1991年4月起将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调1—2倍。即便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措施，也未能制止住投机倒把行为。商店门前的队伍没有变短，食品店货架仍然是空荡荡的，任何商品只要一上柜台，就会被抢购一空。尽管预测显示当年农业将是一个好年成，可居民还是疯狂抢购面包和所有面粉制品，人们的埋怨和不满不断增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联邦举行总统选举。 2.2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正如先期预料的结果，俄罗斯多数居民支持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全民公决以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很快就通过了总统选举所必需的法规和细则，选举被定在1991年6月12日举行，尽管候选人登记工作在5月20日才刚刚结束。除了叶利钦以外，尼古拉·雷日科夫、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4]、阿曼·图列夫[5]、阿尔贝特·马卡舍夫[6]、瓦季姆·巴卡金也报名参加总统竞选。 我不想在此详细描写这次短暂而又紧张选举的复杂场面。候选人走访了俄罗斯的主要城市，报纸杂志刊登了不少介绍他们的文章，他们也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悬挂了标语和画像，但对竞选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电视演讲。叶利钦和雷日科夫比其他候选人拥有更多的讲话机会。日里诺夫斯基引起电视观众很大兴趣，但他资金不足，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竞选宣传。图列夫获胜的可能性更小，尽管他发言非常得体。叶利钦占据时间和资金的两大优势，但他坚决回避与竞争对手进行公开辩论。从电视听众和观众的反应可以看出，最后取得胜利的肯定是叶利钦。对叶利钦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第一局胜出，还是一定要经过第二局？ 从实质上讲，这是苏共和成分复杂的政治运动——“民主联盟党”之间的斗争，这也是苏联支持者和俄罗斯独立支持者之间的斗争。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面埋下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了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了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但是，对全国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在这次选举中主要是看到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对抗。刚刚实施的提价措施和不同寻常的货币改革，不是俄罗斯领袖的主意，而是苏联政府搞的。尽管俄罗斯政府这段时间也在密切研究各种类型的“休克疗法”方案，但还仅限于理论研究阶段。叶利钦在讲话中承诺，他将彻底结束国家的沉重经济现状。他声称自己反对一党独断，而且还许诺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在竞选期间的一次讲话中，叶利钦说他不允许提高价格，他为此宁愿去“卧轨”。叶利钦在讲话中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但并不反对整个苏联共产党，叶利钦一直努力将普通共产党员吸引到自己这一边。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叶利钦没有拉上他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第一副手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也没有推选被人称为叶利钦“参谋长”主要助手布尔布利斯[7]，而是推荐了在最高苏维埃组建“为民主而战的共产党员”议员团的共产党员亚历山大·鲁茨科伊[8]上校。作为苏军的飞行员、阿富汗战争的英雄、议会老战士和残疾人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不知疲倦的演讲家，鲁茨科伊将很多共产党员、部队官兵和对戈尔巴乔夫不满的人群都吸引到叶利钦这一边。 苏共中央和党的地区组织很消极，甚至很不情愿参加竞选运动。我自己当时支持叶利钦的竞争对手雷日科夫，以及他的竞选伙伴鲍里斯·格罗莫夫[9]，我在报刊上、电视里呼吁俄罗斯公民投叶利钦的反对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尽管情况已经非常明朗，叶利钦任何一个对手都没有获胜的可能。雷日科夫不久前刚刚从医院出来，而且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善于展示自己的政治人物，无法同叶利钦这样的人物展开残酷的斗争。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残酷的斗争。反对叶利钦的人寄希望于叶利钦不会在第一轮中取胜。我还坚决反对仅仅提供20天的竞选条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能不谴责俄罗斯总统选举组织工作的匆忙，我们是历史上第一次享有这种比总统职务本身还重要许多的新政权机制——这就是人民政权机制，即全民直接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我们整个民主发展的转折点，这种极其匆忙的（两三周的时间）选举，是对选举的亵渎，是想把选举引入预先设定的结果，一下将6个或者12个候选人摆在选民面前，让几百万人在15—20天内在这些人中做出自己的决断——这不是民主选举，这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做法相比——推选惟一的候选人，然后给大家3个月的时间去讨论他的优点——一点也好不到哪儿去。如今的选举给掌握政权的人（也就是叶利钦）创造了最大的优势。他甚至不需要向选民报告——为了使俄罗斯人生活更好，他在一年之内都作了些什么？还有人建议在工作日，而不是在星期日举行选举，尽管利用休息日举行选举已经是世界惯例。如果在选举中表现出对选民的藐视，就很难指望选举之后对选民会有多大程度的尊重。”[10] 叶利钦在第一轮中就取得了胜利。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资料，一共有74.66%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各个候选人的选票分布情况如下： 叶利钦——57.3% 尼古拉·雷日科夫——16.85%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7.81% 阿曼·图列夫——6.81% 阿尔贝特·马卡舍夫——3.74% 瓦季姆·巴卡金——3.42% 日里诺夫斯基当时是一个并不知名的政治家，他比其他候选人更会利用电视提供的机会，他在选举中获得600万张选票，一下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对于苏共和俄共来说，这次选举是对它们的又一次打击。在当天同时举行的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的市长选举中，共产党推出的候选人均告失败，民主派人物波波夫[11]、索布恰克[12]分别被选为莫斯科市长和圣彼得堡市长。圣彼得堡选择同一天举行城市名字的公决，广大市民不顾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坚决反对，将城市名称由列宁格勒恢复为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鞑靼斯坦在这一天也举行了本共和国的总统选举，不久前担任鞑靼斯坦党组织负责人、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沙伊米耶夫[13]在选举中取得胜利。 6月选举结果可以被看成是对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共的打击。苏共中央就此问题开过几次半封闭的会议。会上的气氛是惊慌失措和悲观失望。苏共中央收到很多质询、来信和电报，任何人也无法回答上面提到的问题。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的分析专家在6月底给中央委员和地方党组织下发了一份题为《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报告。报告承认苏共和共产党候选人在选举中失败。报告说：“叶利钦的胜利得益于他在社会意识中建立起政治家坚强个性的声誉：对新生事物独具感觉，解决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目的性明确，与党的官僚主义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大多数选民接受叶利钦并不是对他个人品质的认可和政治上的倾向性，而是怀着对叶利钦的一种期望，认为他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毫不妥协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将俄罗斯从危机处境中解脱出来。有关叶利钦的消极反应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起作用的还是老规矩，在短时间内打破这些规矩是不可能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没有说服力的。其中提出的部分建议是：迅速加快解决原则问题；在苏共内部建立一个由年轻有为干部组成的专门为竞选制定计划的工作组；停止抨击党的机构；不要使保守势力、中派、无特权阶层与民主势力相对抗。报告的作者还建议：要尽量避免与叶利钦发生冲突，要寻找与叶利钦建设性合作的结合点；要坚定地把党组织的方向引向参加具体的实际工作上去，为党建立一种做实事的形象。[14]对1991年的具体情况来说，报告提出的很多建议是非常幼稚、甚至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内容，里面没有充分考虑到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本人遭受政治打击的程度。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苏共和民主联盟之间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已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他周围的大部分人士，还继续在划分政权范畴内思考问题：什么样的权力应该归中央？什么样的权力应该交给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但是，在全国以及整个俄罗斯联邦，已经不是什么划分权力问题，而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政权。各种层次的政权试图解决同样一个问题，但不是朝着一个方向。这不是为划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而是为取得最后胜利而进行的斗争。叶利钦自己也不打算去和苏共、俄共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 选举结束仅仅一个星期，叶利钦还没等到正式就职，就决定访问华盛顿。在美国的印象中，叶利钦1989年秋季的美国之行不很成功，但此时叶利钦访美却大不一样了，他已不仅仅是苏联的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领袖来的，这就要求对他的接待要遵照相应的礼宾。当然，叶利钦也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更轻松些，他出乎意料地和普通人进行近距离接触，回答问题很自信，而且不回避任何问题。一些美国人把这称作政治表演，但大多数人对叶利钦的这种行为举止还是很喜欢的，因为自我推销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叶利钦始终说他准备合作，但前提是戈尔巴乔夫要支持民主，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支持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纽约时报》政治评论员马琳·达夫特在这些日子写道：“叶利钦再也没有必要通过走后门进白宫去请求美国总统的接见了。如果说叶利钦1989年访美仅仅和十多个议员见过面，那么现在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几百名国会议员排着队等着和俄罗斯的当选总统握手。当叶利钦来到林肯纪念碑前参观的时候，刚好碰上一群从外地来首都参观的学生，带队的历史老师即兴给学生上了一堂课，讲的就是最近成为政治明星的苏联活动家，整个华盛顿家喻户晓的鲍里斯（叶利钦的名字）。尽管叶利钦不懂英语，但汇集在纪念碑附近的人群对他的热烈欢迎，充满活力的表情和动作，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叶利钦也机敏地利用各种手势、表情来表达他对这种热情接待非常满意。叶利钦对美国也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呼吁国会议员建立更紧密的美俄关系，他在这里再次心平气和地评论起戈尔巴乔夫。”[15] 令美国政治家非常欢喜的是，叶利钦坚决反对给古巴和卡斯特罗任何形式的援助，他声称对古巴援助是犯罪行为。叶利钦还宣布，将要呼吁削减苏联的军事预算，在俄罗斯很多人的生活非常贫困的时候，向军工企业大量拨款就是“犯罪”。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叶利钦，但布什当局在会见之后发表声明指出，白宫当时还不认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是替代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伙伴：“我们希望与两位政治家都保持友谊，由于戈尔巴乔夫仍然是苏联总统，我们将首先与他打交道。” 当叶利钦在美国接受祝贺的时候，莫斯科正在紧张地准备他就任俄罗斯总统的隆重仪式。就职仪式在1991年7月1()日举行，地点是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堂。叶利钦手扶俄罗斯宪法宣读誓词的时候，他的旁边，差不多是后面，站着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左脚和右脚不时地相互交换，站在那里很不舒服。我们站在一旁观察这个不仅隆重而且意味深长的仪式，大家都看出这两位对抗4年有余的政治家的心情有很大差别。叶利钦处在成功的顶峰，他感到喜气洋洋。他正在接受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的全权。戈尔巴乔夫则抑郁不欢。从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当然还是苏联总统，俄罗斯联邦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而已。但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的，不是全体公民，而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还不是一致通过。更何况，俄罗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而且还是苏联整个构造的基础，这种构造的坚固性遭到很大的破坏。苏联和俄罗斯的很多报纸特别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正在不断变化的关系。他们声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对抗规模达到“史诗”般程度，已经无法用“政权之争”来形容。《文化报》撰文指出：“并非经常出现这种偶然：1987年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击退叶利钦的造反，曾经给戈尔巴乔夫带来无条件的胜利，最后竟然变成“胜利者输失败者赢”的关系倒置。叶利钦并非仅仅是从灰烬中站起来，他似乎已经担负起戈尔巴乔夫一直据为己有的责任：一个肩负伟大使命，开辟空前视野，超凡脱俗的领袖；全体人民思想和渴望的代言人；被人信任到绝对正确的人。是戈尔巴乔夫第一个提到民主的，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也是他先迈出的，但叶利钦在中央全会的发言中对此只字未提，他在民主力量领袖的地位上坐稳了，可戈尔巴乔夫却成了他的反对派。[16] 2.3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分歧 1991年6月17日，星期一。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巴甫洛夫总理提交的政府摆脱沉重经济危机的新纲领。我们表决通过了已经进行当中的政府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货币改革、提高商品和服务的零售价格。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最高苏维埃的会议。巴甫洛夫在报告中讲到了很多困难。但他认为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战胜主要困难，而且还完全依靠国内资源和可能，政府不打算向西方国家借债，政府当时甚至无法偿还已经超期的债务。但是，整顿经济秩序只有在民族关系稳定、在主要生产领域完全停止罢工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施。巴甫洛夫请苏联最高苏维埃扩大苏联政府的权利。从前部长会议相当一部分权力在此前的政府职能改革中转给了苏联总统，但苏联总统却没有有效利用这些权利。巴甫洛夫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总统的内阁。”巴甫洛夫明确阐明苏联总统和内阁之间存在分歧，而且这一分歧还不仅限于一些小事，而是体现在摆脱危机的方式、方法中。苏联内阁甚至连立法倡议权都没有，而任何一个议员都有这项权利。巴甫洛夫抱怨说：“我们必须就很多问题去和总统协调立场，可总统却常常找不出时间来解决内阁经常遇到的问题。” 午休以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继续开会，所有客人和记者被请到场外，晚上的会议被宣布为保密会议，依次发言的是政府强力部门的部长。选是一次非常令人忧虑的发言，甚至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记录上都没有登载。我记得，亚佐夫元帅对我们说，苏联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开始动摇，国防领域的状况持续不断地恶化，外高加索、波罗的海和德国的局势导致苏联军人精神沮丧和纪律涣散，大众传媒对军队和官兵的侮辱风，更加剧了涣散的进程。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各种犯罪活动猖獗的惊人画面，他还预测苏联所有共和国的犯罪率都将继续上升。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国家安全机关掌握的信息表明，有人正在幕后策划反对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阴谋。这里所说的阴谋线索既是外国情报机构，也包括各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周围和联盟政权内部的那些“能量很大的奸细”，他们计划通过自由化将苏联分解成以加盟共和国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强力部门部长的讲话，第一次提到必须在交通、能源、冶金、金融，以及国内某些区域实施紧急状态的建议，目的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苏联最高苏维埃倾向于扩大内阁的权限，议会“联盟”小组的领袖针对这一问题作了足够尖刻的发言。但是，所有这些临时进行的讨论最后都意外地中断了。6月21日，星期五。当天的会议是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开始的。他企图驳斥巴甫洛夫、普戈、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的论断，同时宣称“总统和政府之间没有分歧，我和巴甫洛夫之间不存在任何危机，我希望今后也不会出现危机”。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讲话，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说国家处在复杂的局势之中，延误时间就等于自杀，他另一方面又说所有重要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其中包括粮食问题，而且根本用不着施行什么紧急状态。总统对我们说，必须对经济实行非军事化，保证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但同时要保证所有人权和民族自决权。戈尔巴乔夫没有和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争论。看来，总统办公厅正在制定明显有别于内阁方案的摆脱危机新纲领。戈尔巴乔夫讲话之后，巴甫洛夫要求发言，他说大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已经不再要求最高苏维埃为自己扩大权限。分歧被压下去了，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4与“七国”在伦敦会见 1991年7月中旬，7个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将要在伦敦召开例行首脑会议。苏联没有加入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俱乐部，以前也没有这个想法。1991年5月，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七国”峰会部分活动的谈判在各种不同渠道同时展开。戈尔巴乔夫承诺，他要把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重整苏联经济的突破性方案呈交给西方国家领袖。谈判最后在6月达成一个妥协的，对苏联来说足够丢面子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伦敦，但不是与其他国家首脑享有同等权利的峰会参加者，他不能出席“七国”峰会和会议午宴，他只是英国首相梅杰[17]的客人，但在“七国”峰会结束以后，苏联总统可以单独会见与会的所有各国领导人。这种会见是半官方性质的，没有安排正式谈判，没有签署文件的计划。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非常满意，他在周围的小圈子里，甚至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都把即将举行的“伦敦会晤”评价为苏联外交的一大胜利。可是，由谁陪着戈尔巴乔夫访问？带着什么改革纲领去伦敦呢？ 尼古拉·雷日科夫辞职以后，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随后也离开了政权机构。因那个失败的“500天纲领”而名声大振的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18]，以立陶宛局势为借口走向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决裂的道路，尼古拉·彼得拉科夫[19]院士被免去了苏联总统经济顾问的职务，整个总统委员会都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需要紧急组成一个新的经济小组，他安排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此前曾经是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在苏共28大上竟然没有进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但他还是和雅科夫列夫一样被留下担任总统高级顾问。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是经济学博士、科学院通讯院士，但称不上是什么大牌的经济学家，他性格很平静，人也非常规矩，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我觉得，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以前担任的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责，已经使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感到不堪重负。瓦季姆·梅德韦杰夫领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在莫斯科郊外的沃林斯科耶开始投入工作。专家们起草的文件并非那种内容广泛的经济改革纲领，而是戈尔巴乔夫写给西方伙伴的纲领性的信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维克多·格拉先科[20]都参加了这个工作组。为了讨论和磋商问题，还专门将叶戈尔·盖达尔[21]、鲍里斯·费多罗夫[22]和叶夫根尼·亚辛[23]等当时还不太知名的经济学家也请到沃林斯科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24]也间接地参加了这项工作。 1991年春天，亚夫林斯基在“500天”纲领失败以后就飞到美国，与美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一起为苏联制定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人工计算机游戏，谈不上是什么严肃的科研成果，就是一个完全空想的模型，因为经济纲领是以苏联迅速实现私有化和个人所有制、向市场经济急速过渡为基础的，而且还以外国在5年时间内向苏联提供1500亿美元巨额援助为前提。1991年6月14日，“近卫军纲领”的主体部分被转交给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办公室，供美国总统提前对它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在6月17日也收到了这个纲领，他把美苏年轻经济学者的联合研究成果交给了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建议将它作为工作组起草文件的基础。这个纲领的部分内容被采用，同时使用的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种建议和研究成果。 戈尔巴乔夫亲自签字的“书信——纲领”，从来没有在苏联和俄罗斯发表过。这是一个冗长的，非常极端的，同时也是特别不能令人信服的空想方案。这个方案在伦敦峰会前10天才完成，戈尔巴乔夫吩咐外交部通过特别信使将这封信分别转给西方国家的领袖们，最主要的收信人当然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西方国家领导人所收到信件的内容和这种接收方式都证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初是处在何等慌乱之中。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简要地描述了他写给西方领导信中提到的10大提纲，我们从这里能看到所有东西：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完全的经济自由、快速建立市场基础设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改变所有制关系。戈尔巴乔夫没有隐瞒，只有在西方国家给予“实质援助”的前提下，他的改革建议才有实施的可能。因为要使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必须有来自外部广泛而积极的“迎接”。[25] 7月2日，乔治·布什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和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不举行正式会晤，而是进行两个小时的工作午餐和“哲学对话”，他们将讨论双方的意向。在回答戈尔巴乔夫是否打算向“七国”提出实质性经济援助要求的时候，乔治·布什说：“我确信他不会这样做，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搞投机，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其中包括美国在内。”收到戈尔巴乔夫的信后，乔治·布什明显有些不知所措，他在飞往伦敦之前会见记者时表示，他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这是一封幻想一般的书信，美国对这封信的一些内容有不同看法。”布什认为必须给戈尔巴乔夫回信，他在回信里面说了很多支持苏联市场改革的话，同时也不无双关地声明：苏联的市场改革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而不是依靠西方的援助。如果情况好的话，工业化国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前提是要看到苏联表现出对民主和市场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诚。 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国家领袖的“伦敦会晤”是在7月17日和18日举行。正如报纸报道的那样，会见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轰动。戈尔巴乔夫的信在伦敦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没人议论这件事。但很多国家领袖还是觉得有必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新建议表个态。这些表态不仅包含支持或者同情，里面也有疑问，甚至存在担忧。一些西方国家领袖呼吁戈尔巴乔夫一定要慎重，要避免走极端。对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莫斯科的很多报纸却散发着浓重的批评味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去伦敦？”——《独立报》问道——“是的，总统实现了最低目标，他没有被人赶出门，但从等待和各种可能的背景来看，可以用失败来评价他这次访问的成果。”[26]《莫斯科新闻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伦敦带回装满外汇的提包。”[27] 戈尔巴乔夫自己把这次访问伦敦的成果成为“新起点”：他返回莫斯科以后，就和顾问们忙着对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新纲领进行各种修改和补充。戈尔巴乔夫说，应该把这个纲领在9月或者10月提交最高苏维埃讨论。但很难想像，最高苏维埃即便对戈尔巴乔夫比较顺从，也未必能通过这个充满幻想的方案。我们命中注定就见不到戈尔巴乔夫的新计划，因为国内局势的发展已经完全无法按着事先规定的预案进行了。 2.5苏联共产党的地位 1991年的6月和7月，苏联共产党的工作非常紧张，会议一个接一个，苏共中央机关的气氛非常沉重。我在1989年就经常光顾位于莫斯科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部。1991年的夏天，我的身份变成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所有办公室的人几乎都是新面孔，而且气氛也不比从前。苏共好像不再是执政党，而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似乎觉得这样更好。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能感觉到苏共新地位的征兆。比如，莫斯科执委会取消了为苏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高级工作人员在莫斯科提供住房的最低标准。苏共中央委员的工作证再也不能顶替进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机关企业的通行证，内外政策问题在苏共中央机关都无法得到解决。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几百万普通党员也公开宣布退出苏共。仅从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从1900万减少到1500万。到1991年的夏天，苏共内部形成了几个相互区别很大的政治和思想派别。有以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中心的保守派，有极端程度不同的几个民主派别和集团，这些派别都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中心，倒更像官僚中心。从实质上说，苏共经受着严重的危机：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没有明白它的严重程度和危机的深度。 苏共中央机关在1991年6月和7月的主要工作是准备苏共新纲领。按照计划，题为“社会主义、民主、进步”的苏共新纲领草案要在7月底提交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并在当年秋天或者年底提交苏共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所有这项工作都由苏共28大上成立的党的新纲领起草委员会来负责。戈尔巴乔夫几次在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我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沙赫纳扎罗夫在6月初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请求，要我参加新纲领的起草工作。我对这项请求态度非常严肃，并认真研究了纲领的几个草稿，还对这份文件的最后稿提出了几十处修改意见。我可以明确地说，其中某些建议被采纳了。除了正在老广场讨论的方案，报纸上还公布了《苏共纲领的倡议方案——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个方案得到了俄共中央委员会部分机构的支持。[28]不久前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员为了民主”运动也提出了他们的纲领声明，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是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苏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公开支持这个运动。[29] 在我们中间的很多人看来，准备提交苏共中央全会讨论的纲领方案最后文本很像一个改良方案，明显看出这个纲领已经放弃了从前很多马列主义的教条，向社会民主方向跨出了很大的一步。纲领起草委员会和创作组在7月中旬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方案获得一致通过。正如我们在那时所说的那样，这是苏共中央民主派和温和保守派相互妥协的结果。苏共中央机关没有讨论“共产党员为了民主”运动提出的极端方案和其他倡议，因此也不准备将这个方案提交中央全会讨论。 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在1991年7月25—26日举行。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中央全会，我们正处在苏共发生转折的特殊时刻。在中央全会开始之前，并非所有人都确信，中央委员们能够接受提交给他们的纲领方案。这份文件的很多章节对“老党员”来说实在是非同寻常，对党的理论、意识形态和组织基础都进行了非常勇敢的修改。有消息说，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很多党组织通过决议，明确表示不再信任戈尔巴乔夫，并要求他马上下台，由此造成7月中央全会推迟讨论“修正主义纲领”，转向议论党内高层关系的现实危险。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不怀好意的那些人所做出的种种预测更加剧了这种危险性。就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两天，戈尔巴乔夫在俄共里面的反对派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一个严厉声明，声明已经不是呼吁苏共，而是呼吁全国人民。“亲爱的俄罗斯公民们！苏联公民们！同胞们！”——俄罗斯的文化活动家和俄共活跃分子小组在声明中呼吁说——“发生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们的祖国，我们伟大的国家，历史、自然、斯拉夫前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崩溃了，断裂了，正在走向虚无。这种死亡就发生在我们的沉默、放纵和默许之下。难道我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吗？我们大家都丧失了勇气、能量和对祖国的爱了吗？”[30] 尽管如此，中央全会开幕的气氛还是很平静的。围绕会议日程，没有出现任何争论，没有感觉到苏共28大以后已经成为中央全会特征的冲突和仇恨迹象。凭我的感觉，已经被大家遗忘的党内同志式关系好像又回到了会议大厅，只是会上出现的个别问答和两三次大会发言对这种情绪有所破坏。中央全会着手讨论党的新纲领，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的发言，理论水平都很高，最好战的纲领反对派却选择了沉默。是什么因素改变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情绪呢？我认为，苏共从4月到7月所遭受的失败在会上全面反映出来，政权正在从中央全会的主体——州委书记手里流失：在保守趋势严重的地区，苏共遭受的打击尤其明显。毫无疑问，叶利钦在1991年7月20日颁布的“非党化”总统令从另外一个角度促进了党的团结。总统令规定，所有政党和政治运动在8月5日之前都要停止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机关、企业内的组织活动。俄罗斯其他政党的地方组织非常薄弱，而苏共一直是把在生产地第一线建立党组织定为党建的主要原则。从形式上说，只有苏联总统才有权取消叶利钦的总统令。在此背景下，苏共中央全会上反对叶利钦和民主派的声音很高就没有任何奇怪的了，苏共的纲领在中央全会上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并在1991年8月8日的《真理报》上予以公布。中央全会还听取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新联盟条约草案的讲话，但没有对这个方案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说，联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已经结束了新条约方案的起草工作，下一步将要确定签署条约的程序了。中央全会结束几天以后，俄共中央第一书记伊万·波罗兹科夫[31]辞职退休，瓦连金·库普佐夫[32]按照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接替了这个职务。瓦连金·库普佐夫以前曾经当过伏尔加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苏共28大以后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给人的印象是，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裂痕已经被磨平。 2.6新奥加廖沃进程 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签署一个新条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苏联新宪法的想法，早在1990年年底就产生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第一个方案被刊登在1991年3月9日的《真理报》上，但它的讨论却有些萎靡不振。这个文件的编写工作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政府别墅里进行，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法律工作者、苏共中央机关干部，各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也被邀参加，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时常来这里视察。条约文本不断增多，几易其稿，戈尔巴乔夫6月17日在联盟体条约最后一稿上签了字，然后分发给9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国家没有参加新奥加廖沃进程。我们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议员，也收到了条约的文本，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方案，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提出的各种咨询、疑问和反对意见有数十项之多。预计这个方案在草签以及制定苏联新宪法的过程中还要继续讨论，但大家都不知道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时间和程序。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讨论新联盟条约第5稿，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而且还有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自治共和国也将作为联盟条约的创建者，叶利钦对此没有表示反对，而恰恰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为扩大自治共和国的权利而奔走呼号。讨论进行得非常艰难，会议开了12个小时，到半夜的时候，几乎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谈妥了，只剩下一个条款——联盟税收问题。如果联盟预算安排将加盟共和国来决定，那么这个新联盟国家领导机关还有什么权利呢！ 我个人参加了苏共新纲领的讨论，但没有参加新奥加廖沃文件的起草工作。6月26日，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把我请到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室，同时被请来的还有乌克兰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苏共中央委员奥列伊尼克，另外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的一个副主席。戈尔巴乔夫说：“我请你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和你们协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程序。有3个可能的方式……”戈尔巴乔夫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一直在解释这3个方式。我此时脑海里一直想着自己该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努力回想着1922年第一个联盟条约是如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签署的。但戈尔巴乔夫却不需要我的建议，他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独白之后，突然说到：“好，第二个方案是最合适的。非常谢谢你们！”然后就伸手和我们告别了。我感到非常疑惑不解。奥列伊尼克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已不止一次，他对我做了一个特别的表情，好像是说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无论是我，还是奥列伊尼克，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都没有说上一句话。 1991年7月底，为了签署《限制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抵达莫斯科。苏美两国就此问题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双方都对这次高层会晤赋予了重要意义。苏美两国总统和双方代表团的大部分会谈都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举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也被请来参加俄美高层会晤。戈尔巴乔夫与乔治·布什的重要会晤被安排到7月30日和31日。 7月29日下午，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请到新奥加廖沃，与他们举行非正式会晤，甚至可以说是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想把联盟条约草案中遗留的联盟税收问题彻底解决，而且还想确定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日期。与限制与削减战略武器相比，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更担忧。有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三人的会晤，报纸、电视在当时都没有做任何报道：当然，这个活动的参加者是不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掠过这个重要事件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7月底，在我休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与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联盟条约签署以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大家都认为，应该积极利用新条约给联盟和各个加盟共和国创造的条件。接下来是人事安排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自然是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总统的人选，叶利钦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然后是谁当总理的问题，纳扎尔巴耶夫被推举为担任新联盟总理的人选。纳扎尔巴耶夫说，如果新联盟政府有独立工作的可能，他准备承担这个责任。谈话还涉及对决策机构——副总理和关键部门的部长——进行大改组的问题，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都得退休。叶利钦感觉自己不太舒服，好像觉得有人坐在身旁偷听谈话一样。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目击者的，但叶利钦还是几次到凉台上向外观望，可见他的不安到了什么程度。普列汉诺夫为这次会晤准备的房间，我平常在这里批阅文件，隔壁的房间可以吃饭和休息。看来这里事先已经被安上‘设备’，我们的谈话都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到了谈话内容，得到了他和另外一些人宁愿丢掉脑袋也要行动的论据。”[33] 对比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叶利钦在《总统日记》中写道：“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原则性的会晤。戈尔巴乔夫应该去克里米亚的福罗斯休假，他从克里米亚返回以后，马上在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我们现在有机会再一次讨论那些我们大家都认为必须要解决的尖锐问题。谈话是从别墅的一个大厅开始的，一切都很正常。当谈话题目触及到保密题目时，我突然沉默下来。戈尔巴乔夫惊讶地问：‘鲍里斯，你怎么了？’回忆那个时刻的感觉，我现在都觉得非常复杂。当时我的感觉真的无法形容，好像有人站在身后，紧随不离地窥视着我们。我当时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有人偷听。’戈尔巴乔夫有些犹豫地：‘你别这样！’但他还是跟着我去了。我开始说服苏联总统，如果他寄希望于重组联盟，各个共和国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加入其中，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必须撤换那些令人厌烦的亲信。如果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还在原来的岗位上，谁还会相信新的联盟条约呢？或者国防部长亚佐夫——难道这种过时的‘鹰派’人物还有必要继续留在新的联合体中吗？看来这次谈话对戈尔巴乔夫压力不轻，他的表情很紧张。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我的意见，他说一定要更换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主席克拉夫琴科。纳扎尔巴耶夫还补充说：‘亚纳耶夫当什么副总统啊？！’戈尔巴乔夫对我们说：‘那我们就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掉。’我们三个人一致认为，签署新条约以后，必须更换苏联总理瓦连金·巴甫洛夫。戈尔巴乔夫问：‘你们认为谁来担任这个职务？’我提议由纳扎尔巴耶夫担任，戈尔巴乔夫最初感到很惊讶，但很快就对这个选择做出了积极评价，他说‘我同意，其他候选人我们将在8月20号以后再讨论。’这次会晤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谈妥的事情都能顺利实施，很多事情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结果了，历史完全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没过多久，我亲眼见到整理后的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的谈话记录。8月政变以后，检察院的调查人员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的办公室保险柜里发现堆积成山的文件夹，上面都是叶利钦的谈话记录。我在几年时间里一直被人窃听，而且不分白天黑夜，我那次谈话也被记录下来。也许是这个纪录扣动了1991年8月的扳机。”[34] 叶利钦的电话确实经常被窃听、录音。很多录音的确存在博尔金的保险柜里。克留奇科夫是因为事先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允许才敢这么做的，因此才将整理出来的叶利钦谈话记录放在博尔金那里。但窃听戈尔巴乔夫本人所在房间，克留奇科夫未必敢这么做，即便新奥加廖沃的谈话真的被窃听，克留奇科夫怎么会把这个录音转交给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呢？叶利钦在这里明显是把事实和英国电影《俄罗斯的二次革命》混为一谈了，这个电影里面就有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如何窃听国家元首的情节。就我看来，戈尔巴乔夫没有对任何人说起他与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我们只是听说了新联盟条约签订的日期而已。1991年8月2日，戈尔巴乔夫对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宣布联盟条约即将“开放签字”，首批在联盟条约上签字的国家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国家的签字日期将在稍后确定。戈尔巴乔夫确信，正在国内展开的法律战争将要结束，体现全国人民劳动和意志的联盟国家政权将会保留，苏联作为伟大的世界大国将会存在下去。但是，新联盟条约的最后一次修改稿没有对外公布，戈尔巴乔夫呼吁全体公民、苏联和俄罗斯的各个共和国、所有政治派别和团体取得相互和谐。但大家不清楚，围绕哪个中心，为了什么主题去巩固这个和谐。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全国讲话引发了大量的问题和疑问，但第2天还是对外宣布他要去休假，8月19日才能返回莫斯科。这个时候，苏联和俄罗斯的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以及很多苏联部长都在休假。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企图说服他放弃休假，他们预料苏联其他高层领导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发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但戈尔巴乔夫不愿理睬这些劝告，他坚持认为，是他把这些人推上了政权，他应该很了解这些人，“他们没有站出来反对总统的勇气。” 的确，国内局势变得越来越糟，但在1991年的6月和7月，还没有发展到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权的程度。《俄罗斯新闻报》政治评论员拉祖瓦耶夫[35]写道：“总统好像坚决不接受历史赋予他的灾难性人物角色，他大张旗鼓地呼唤人民大众对未来的期望，然后也是大张旗鼓地让人民大众得不到任何兑现，但他不打算把政权让给别人。与各个共和国协商以后，戈尔巴乔夫扩展了自己政权的政治基础，看不出有人觊觎国家元首的宝座。不管怎么说，叶利钦还许诺支持他，这就意味着他在未来的总统竞争中不会有什么对手，因为叶利钦是惟一可以向他挑战的政治家。就是在保守反对派势力不断上涨的共产党内部，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也比任何时候都坚固，任何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向他挑战，因为苏共领导人的更换将会加速已经起步的灾难进程。用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看，这么一个不受欢迎的领袖不仅要留在政权里，而且还要占据国家政权最高岗位，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强势，是他有很好的信息保障，未必有谁比他更清楚，在这个国家里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未必有谁拥有更大的可能来检验这些认识是否正确。如果掌握信息就是掌握政权，那么总统兼总书记的执政时间就不会受到限制。”[36]这篇文章的作者确信，戈尔巴乔夫不仅知晓局势，而且还很清楚自己对手的想法。拉祖瓦耶夫的文章刊登没过几天，我们就明白了，戈尔巴乔夫所了解的远不是民主派阵营和保守派阵营所发生的一切情况。 [1]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哈斯布拉托夫（РусланИмрановичХасбулатов，1942年11月22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8年起在大学任教。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2—1993年兼任独联体议会间大会理事会主席。1993年十月事件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 [2]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 [3]《论据与事实》，1991年4期，第3页。 [4]弗拉基米尔·沃尔福维奇·日里诺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ВольфовичЖириновский，1946年4月25日——），1970—1972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83—1990年任和平号出版社法律部部长。1988年参与创立“民主联盟”。1989年创立苏联自由民主党。1991年参加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在选举中排名第三，后支持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将苏联自由民主党改组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并担任党主席。1993年起担任国家杜马议员。1996—2008年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俄方代表。2000—2011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 [5]阿曼·古米罗维奇·图列夫（АманГумировичТулеев，1944年5月13日——），1964年起进入铁路部门工作。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90年任克麦罗沃铁路局局长。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克麦罗沃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0—1991年兼任克麦罗沃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5—1996年、2018年任克麦罗沃立法议会主席。1996—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独联体成员国合作部部长。1997—2018年任克麦罗沃州州长。2000年退出俄联共。2003年、2009年两次担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5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18年因重大火灾事件而引咎辞职，随后出任库兹巴斯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所所长。 [6]阿尔贝特·米哈伊洛维奇·马卡舍夫（АльбертМихайловичМакашов，1938年6月12日——），1957年入伍。1985—1989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在任期间于1988年任亚美尼亚军事指挥官，1988—1989年任纳希切万军事指挥官。1989—1991年任伏尔加乌拉尔军区司令。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1991年因支持八一九政变而被解除一切职务。1992年4—6月任德涅斯特河左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总统军事顾问，后因作战不力而被解职。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同年9—10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1999年、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7]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ГеннадийЭдуардовичБурбулис，1945年8月4日——），1964—1969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行政和自治发展小组委员会主席。1990年1—7月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全权代表。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秘书兼第一副总理。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务秘书。1993—199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2000—2001年任诺夫哥罗德州副州长。2001—2007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2009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8]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鲁茨科伊（Александ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Руцкой，1947年9月16日——），1966年入伍。197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88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88年8月4日其战机被巴基斯坦空军击落，8月9日被捕，在狱中遭受残酷折磨。同年8月20日被遣返回国，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被开除出党，另立“自由俄罗斯”人民党。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统。1993年十月事件期间，宣布终止叶利钦总统权力，并于同年9月22日至10月4日代理总统一职，十月事件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1996年任“社会爱国联盟”联合主席。1996—2000年任库尔斯克州州长兼“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联合主席。2000年被禁止连任库尔斯克州州长一职。此后多次被禁止参加各级选举。2015年参与创立俄罗斯工农联合党。 [9]鲍里斯·弗谢沃洛多维奇·格罗莫夫（БорисВсеволодовичГромов，1943年11月7日——），1962年入伍，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0—1989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89—1990年任基辅红旗军区司令。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1991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兼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2月任苏联陆军第一副总司令。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副部长。1995年任外交部首席军事专家。1995—2000年、2013—2014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0—2012年任莫斯科州长。2003—2004年兼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5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12—2013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 [10]《苏维埃俄罗斯》1991年6月8日；《莫斯科真理报》，1991年5月29日；《列宁的旗帜》，1991年6月6日。 [11]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ГавриилХаритоновичПопов，1936年10月31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7年、1960—1961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共青团团委书记。1963年起在大学任教。1973—1974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1988—1991年任《经济问题》杂志主编。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参加了“民主俄罗斯”党。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莫斯科市长。1992年辞职。1993年创办莫斯科国际大学，并于1993—2015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校长。1995年起担任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2001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社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2002年起任普列汉诺夫基金会主席。2011年起任莫斯科市长顾问。 [12]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布恰克（Анатол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обчак，1937年8月10日——2000年2月20日），1965年起在大学任教。198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1990—1991年任列宁格勒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年创立民主改革运动。1991年8月参与镇压八一九政变。1991—1996年任圣彼得堡市长。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制宪会议主席。1994年再次退党。1996年参加“我们的家是俄罗斯”党。1996年1—6月任联邦委员会委员。1997年因腐败丑闻遭到指控，随即流亡法国。1999年回国。2000年去世。 [13]明蒂默·沙里波维奇·沙伊米耶夫（МинтимерШариповичШаймиев，1937年1月20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9—1983年任鞑靼土地开垦和水资源管理部长。1983年任鞑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3—1985年任苏共鞑靼省委书记。1985—1989年任鞑靼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鞑靼省委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鞑靼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1—2010年任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1999年创立“祖国—全俄罗斯”运动。2000—2001年、2009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1年参加统一俄罗斯党，并当选为统俄党最高委员会联合主席。2010年退休，随即出任鞑靼斯坦国务参赞兼终身参议员。 [14]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 [15]《国外》，1991年27期，第5页。 [16]《文化报》，1991年10月26日。 [17]约翰·梅杰爵士（SirJohnMajor，1943年5月29日——），英国政治家。1959年加入保守党。1979—2001年任下议院议员。1981—1983年任下议院私人秘书。1983—1985年任保守党党鞭助理。1984—1985年任财政部秘书长。1985—1986年任社会福利部次官。1986—1987年任社会福利部国务秘书。1987—1989年任财政部库务司司长。1989年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1989—1990年任财政大臣。1990—1997年任首相兼保守党党魁。1997年在下议院大选溃败于工党后下台，短暂担任反对党领袖。2001年退休。 [18]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沙塔林（СтаниславСергеевичШаталин，1934年8月24日——1997年3月3日），苏联经济学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59年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65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70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1991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1990年领导“500天计划”工作组，旨在全面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同年协助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19]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彼得拉科夫（НиколайЯковлевичПетраков，1937年3月1日——2014年1月9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各大研究所工作。1984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经济事务助理。1991年任苏联总统经济事务助理。苏联解体后，于1994—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4年去世。 [20]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格拉先科（Викто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Геращенко，1937年12月21日——），俄罗斯经济学家、金融家、银行家。出身于银行家家庭。1960年进入银行业工作。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7—1969年任莫斯科人民银行贝鲁特分行副经理。1969—1972年任莫斯科人民银行贝鲁特分行经理。1977—1982年任莫斯科人民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1982—1983年任苏联对外贸易银行外汇司司长。1983—1985年任苏联对外贸易银行董事会副主席。1985—1988年任苏联对外贸易银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1988—1989年任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第一副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国家银行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1998—2002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主席。1996—1998年任莫斯科国际银行董事会主席。2004—2006年任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 [21]叶戈尔·季穆罗维奇·盖达尔（ЕгорТимуровичГайдар，1956年3月19日——2009年12月16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8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经济政策司司长兼《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90—1991年期间在《真理报》工作。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兼经济和财政部长。1992年任财政部长兼第一副总理。1992年6—12月代理总理一职。1992—1993年任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所所长兼总统经济政策顾问。1993年9—12月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3—1994年任第一副总理兼代理经济部长。在任期间推行“休克经济”，在俄罗斯大力推进私有化，使俄罗斯经济遭受沉重打击。1993年创立民主选择党，并于1993—2001年任党主席。1993—1996年、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期间也从事商业活动。1999年参加右翼力量联盟，并于2000—2004年任联合主席。2008年退出右翼力量联盟。2009年死于莫斯科。 [22]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费多罗夫（БорисГригорьевичФёдоров，1958年2月13日——2008年11月20日），俄罗斯金融家，作曲家格林卡的曾玄侄。1980年进入苏联国家银行工作，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7—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经济社会司助理。1990年7—12月任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长。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退党。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独联体分行行长。1992年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1992—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93—1994年任财政部长。1993—1998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创立俄罗斯前进党。1998年5—9月任国家税务局局长，同年8—9月兼任副总理。2005—2008年任俄罗斯经济学会主席。2008年死于伦敦。 [23]叶夫根尼·格里戈里耶维奇·亚辛（Евге́н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Я́син，1934年5月7日——），俄罗斯经济学家。早年担任工程师。1973—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与数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1989年进入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工作。1991年任全苏科学和工业联盟总干事。苏联解体后，于1994—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经济部长。1997—1998年任经济事务与内外投资事务部部长。1998—2021年任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科学主任兼专家研究所所长。2000—2007年任右翼力量联盟政治委员会委员。2000—2019年任自由使命基金会主席。2018年起任总统公民社会发展和人权理事会委员。 [24]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夫林斯基（ГригорийАлексеевичЯвлинский，1952年4月10日——），俄罗斯经济学家。出身于军人家庭。早年从事劳工问题研究。198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7—11月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91年8—12月任苏联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兼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93年创立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亚博卢党”，又名“苹果党”），并于1993—2008年任党主席。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5年起在大学任教。2011—2016年任圣彼得堡立法议会议员兼亚博卢党议会党团主席。 [25]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年，第290—292页。 [26]《独立报》，1991年7月20日。 [27]《莫斯科新闻报》，1991年30期，第2页。 [28]《闪电》，1991年24期；《意志》，1991年4期；《发展》，1991年22期。 [29]《俄罗斯报》，1991年7月18日。 [30]《苏维埃俄罗斯》，1991年7月23日。 [31]伊万·库兹米奇·波罗兹科夫（ИванКузьмичПолозков，1935年2月16日——），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9—1972年任苏共库尔斯克省委副书记。1972—1973年任里拉执行委员会主席。1985—1990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克拉斯诺达尔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年以后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工作。 [32]瓦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库普佐夫（Валенти́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упцо́в，1937年12月4日——），1956—1958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9年任苏共切列波韦茨市委第一书记。1985—1989年任苏共沃洛格达省委第一书记。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3—4月任沃洛格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91—1993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04年任俄联共中央副主席，1993—2008年任俄联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95—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 [33]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56—557页。 [34]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年，第56—57页。 [35]弗拉基米尔·维塔利耶维奇·拉祖瓦耶夫（ВладимирВитальевичРазуваев，1952年9月18日——），俄罗斯记者、作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战略家。 [36]《俄罗斯消息》，1991年13期，16页。
第一章改革的结束与破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一章改革的结束与破产 1.1苏联经济的下滑 1.2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新面孔 1.3立陶宛危机 1.41991年初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1.5事关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 1.1苏联经济的下滑 1991年新年到来之前几分钟，我们都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他按照以往的传统习惯，宣读了国家元首致苏联人民的新年献辞。“亲爱的同胞们！在这一时刻，我们回首逝去一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同时带着希望去展望，在即将到来的1991年里，等待我们、我们的亲人和我们伟大国家的会是什么。即将过去的一年，是我们历史中非常不平凡的一年。经济中的危机现象、个人安全的降低、秩序和纪律的弱化，都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国家领导的失误和错误，以及我们大家的不足。最困难的一年已经被我们送走，我们国家挺过了这一年，也作了不少斗争，未来一年对我们不同寻常，解决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就落到未来这一年。对我们大家来说，没有比保留和复兴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联盟更神圣的事业了。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已经有几百年了，苏联时代所形成的价值观将大家团结在一起，那场毁灭性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所留下的深深记忆将大家联合在一起。我们在1991年将面临很多重大的、涉及国家命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就在保留和复兴苏联的进程之中。”[1] 关于改革、革命、加快进度和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什么都没说，但他提到要坚决巩固行政政权和稳定。我们重新听到了有关民主和纪律的词句，还听到了戈尔巴乔夫他不会退让，不会背离“这条路线”的内容。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整个国家和它的领袖已经迷失航向，而且把我们大家都带进一个很深的死胡同。改革失败的最明显例证就是越来越糟的经济形势，这已经不是什么低速增长或者停滞的问题，而是经济特别混乱和严重下降。 按照最近十年的传统，我们在每年1月都能听到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发布的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基本状况重要指标的报告，两个月以后还要出版《苏联的数字》这样一本小册子，这种小册子主要是给负责宣传、党务和经济工作的干部用的，每年临近秋季的时候，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还要出版一本内容丰富、面向职业经济学家的《统计年鉴》。每逢五年计划结束之际，还要出版一本《五年计划总结指南》。所有各类手册的最后一个出版物是《1989年度总结报告》，统计结果引起人们的恐慌：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1.7%，物资生产企业的产品增长仅为1.3%，预算赤字达到历史最高值——920亿卢布，国家内债高达4000亿卢布，外债和货币发行量都明显增长，十年期间外贸首次出现逆差——20亿卢布。尽管如此，人们对扭转局面还是抱有希望，恐慌的声音还没达到非常响亮的程度。 但是，1991年的1月的报纸没有公布任何有关1990年经济结果的消息，此后也没有见到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负责出版的《199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和基本状况报告》，既没有印出主要统计数字的小册子，也没有出版内容齐全的总结指南。1990年是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没有见到有关这个五年计划的任何信息，甚至连国家发展计划和1991年的预算都没有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工作也被推迟。所有这一切所证明的不仅是改革的失败，而且是改革的崩溃，以及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 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我在当时能够得到一些更详细的、但实际上也是比较贫乏的信息。在1990年夏天印制的供最高苏维埃代表阅读的小册子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当年上半年没有取得财政状况的改善和稳定，这期间的社会生产和生产效益明显下降。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各个层次经济控制能力的恶化、经济联系遭到破坏、松弛的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被迫削减重要原材料和配套部件的进口。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当年上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国民收入下降2%，劳动生产率下降1.5%，国家预算半年的赤字达到110亿卢布，到当年7月初，国家内债超过4200亿卢布，货币发行增长，卢布购买力不断下降，日用品和服务业的价格继续增长，日用品市场的形势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外贸继续保持逆差。 1990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恶化速度比上半年更快。货币发行已经超过可以接受的极限，整个货币周转系统遭到了破坏，对外贸易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字——100亿卢布。老百姓发现钱越来越毛，商品越来越少，于是开始储存各种各样的商品，香烟从城市的商店里消失了，买面包也要排队。不仅食品商店，就是首饰商店一大早都排起长队。在此情况下，商品购销价格违背国家定价的“地下经济”迅猛发展。那时候，合法的集体合作社在整个商品流通中所占的比例只有2%，而苏联检察院和内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1990年的“地下经济”总额达到3500亿卢布，仅比当年全国商品零售额低30%。按照预先估计，1990年的农业收成比较乐观，粮食产量甚至能够达到历史最高纪录，但苏联政府还是决定从外国采购了大量谷物，还进口了相当数量的烟草制品，这是1947年以来苏联没有过的事情。经济出现困境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自然会引起尼古拉·雷日科夫[2]总理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不安。 1990年10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信函中写道：“得到苏联人民支持的改革路线，解放了社会复兴的强大力量；实施改革方针，使国家从休眠和停滞中挣脱出来；国际合作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行政管理系统遗留下的沉重负担，贯彻经济改革措施的间断和半途而废，经济指导中犯下的错误，以及不尊重客观规律等，共同引发了国家的一场严重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生产规模降低，经济联系中断，分立主义加强，消费品市场出现空洞，预算赤字和国家支付能力接近临界点，反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与日俱增，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国民经济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旧的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市场条件下刺激经济的手段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需要一种建立在社会和谐基础上的、有利于稳定经济形势和加快改革进程的、沿着市场经济道路的、充满活力的新举措。” 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社会和谐又是怎么样呢？在俄罗斯社会，在整个苏联，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分裂路线相互繁殖，斗争和争论愈演愈烈。甚至连党的出版物都宣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不只是失败的问题，而是彻底失败。“国家在滑坡之中，政权无能为力”；“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犯罪猖獗，失业严重”；“民族冲突导致流血”；“街上行人愁眉不展的表情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昏暗处境和危机”；“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出现危机，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遭到侵蚀”——《年青共产党员》杂志在1990年底就是这样描绘国家形势的。[3]国内几乎所有地方都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限额供应体制。肉类罐头、香肠，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里早已脱销。从1990年秋天开始，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也实行每周食品定额。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这样急剧下降实在令人费解。经苏联总统批准，苏联政府提高了从国外借款的数量，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方式。国家外债从1985年的100亿美元上升至1990年底的500亿（或者550亿）美元，这一年仅利息就要支付将近70亿美元。国家黄金外汇储备系统内部存在隐蔽于社会的暗箱操作行为。根据不同统计资料的数据，苏联在1985年年初的黄金储备在1500—1800吨之间，而且每年还有300—500吨的黄金产量，但是到了1990年底，苏联黄金储备却仅剩500吨，这就意味着大约3000吨黄金被永不复返地转移到国外。苏联在1985年初的外汇储备在120亿美元左右，可到了1990年年底，本来就很少的外汇储备又下降一半。国家接近破产的边缘，酉方金融专家当然了解一切情况。 苏联政府讨论了大幅度提高日用品价格问题，但围绕这一问题的决议一直在推迟之中。国内的社会压力与日俱增，罢工企业数量一年时间就几乎达到2000多个，罢工造成的劳动时间损失累计有几百万个工作日，物质损失达到几十亿卢布。尼古拉·雷日科夫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他在1990年12月心脏病发作，被诊断为心肌梗死，随即住进了医院。 1.2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新面孔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和他周围很多关键岗位的人员更换是从苏联第28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伊戈尔·利加乔夫[4]、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5]、瓦季姆·梅德韦杰夫[6]都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28大以后改任比较寒酸的苏联总统高级顾问，从前在乌克兰工作的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7]被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奥列格·舍宁[8]，以及从前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奥列格·巴克拉诺夫[9]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在苏共中央主管国防工业系统，他因此当上了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由苏共中央新书记亚历山大·扎索霍夫[10]负责。戈尔巴乔夫免去了瓦季姆·巴卡金[11]的苏联内务部长职务，但为他保留了总统委员会成员职务。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鲍里斯·普戈[12]被任命为新的苏联内务部长。 1990年的12月下旬，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苏联宪法修正案，解决了将苏联部长会议改组为苏联内阁的问题。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名称的更改，而且还有职权的变化，从前部长会议的部分职权，被转给苏联总统和他的办公机构。谢瓦尔德纳泽[13]辞去苏联外长职务，这对人代会和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是一个意外。在12月20日上午的会议上，谢瓦尔德纳泽作了他平生最短也是最沉重的一次发言。他在声明中说，针对他的有组织迫害已经达到人身侮辱的程度，在大街上的游行中，到处都可以听到“打倒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集团”的口号。谢瓦尔德纳泽感叹地说道：“改革派走了，专制回来了。我现在就做出辞职的声明，但愿这能成为我的一种贡献，同时也表达我对专制来临的抗议，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公民和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戈尔巴乔夫被谢瓦尔德纳泽搞得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在此情况下该说点什么。不论是议会里面，还是在大街上，批评都是冲着戈尔巴乔夫去的，谢瓦尔德纳泽意外辞职给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造成很大损失。谢瓦尔德纳泽不仅辞去了外长职务，而且同时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增设苏联副总统职务，这被认为是巩固苏联国家领导的一个机会。早在人代会开会之前几天，就有消息说，最有可能担任苏联副总统的人选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14]。多数人民代表对纳扎尔巴耶夫担任苏联副总统持肯定态度，并且准备在人代会上投票支持这一提名。纳扎尔巴耶夫是一个强有力的，精明的政治家，他认为苏联应该改革，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民族分立的情绪和倾向，他坚定地呼吁保持苏联的存在。在1990—1991年这段时间里，我不仅有机会参加人代会或者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还出席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苏共中央全会，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很多领袖人物。在我看来，在改革年代走向前台的政治家中，纳扎尔巴耶夫是最有实力，也是最理性的领袖人物，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他也是相当出色的。就个人魅力而言，纳扎尔巴耶夫明显高于戈尔巴乔夫。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新领导人中，卡里莫夫[15]和穆塔利波夫[16]比较出色，但莫斯科政治圈对他们的了解要比纳扎尔巴耶夫少得多。如果纳扎尔巴耶夫走上苏联副总统的岗位，将有助于扩大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基础，因为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没有出现类似于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的分立运动。在前期磋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民代表被告知：纳扎尔巴耶夫没有拒绝担任苏联副总统的建议，但提出了相应的条件，他不甘心做戈尔巴乔夫的影子，有意同时兼任苏联内阁总理的职务。按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建议，当时的国内局势几乎达到灾难降临的程度，这样一个强有力而且享有很高威信领袖的出现，会给国家带来一线生机。人代会开幕第一天，纳扎尔巴耶夫在讨论戈尔巴乔夫报告之后的发言就证明了这一点。纳扎尔巴耶夫不仅对尼古拉·雷日科夫领导的苏联政府，而且对整个苏联政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用下面这个比喻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说政治海洋里以前只是出现一些浪花，那么现在就已经刮起了狂风暴雨。轮船的舵手犹豫不决，一伙人企图抢夺操纵权，然后改变轮船的航向；另一伙人急着奔向救生艇，寄希望于自主畅游；还有一伙人充满返回岸边的幻想，可我们的船已经走得很远。” 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言中说，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正在崩溃，他严厉谴责苏联内部争取主权的步伐，但他并没有把这种破坏性趋势完全归咎于地方主义、分立主义、民族主义或者地方领导人的野心，他认为中央政权的麻痹大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言中不仅提到尼古拉·雷日科夫，而且还点了戈尔巴乔夫的名，戈尔巴乔夫自然是不会喜欢这种强势、而且具有很强独立性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常常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他事先没有和人民代表小组负责人商量，就在12月20日傍晚意外地向人代会提名选举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政治家亚纳耶夫[17]为苏联副总统。53岁的亚纳耶夫长期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在1990年7月举行的苏共28大上，他才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同时进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为一个政治家，亚纳耶夫还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任何才能，但戈尔巴乔夫却把他当成“成熟的，原则坚定的政治家，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推荐给我们大家。亚纳耶夫在人代会讲台上的表现很不成功；也不懂得回答问题的技巧。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民代表站出来反对这个候选人，但戈尔巴乔夫还是顽固地坚持这个提名，甚至将个人声誉与这次投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反对亚纳耶夫提名的人民代表受到很大压力，亚纳耶夫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多数勉强当选。霍吉耶夫代表是这样解释他的投票动机的：“我们已经厌倦了这些毫无权威可言的决议，我们害怕沿着共青团、工会、共产党这条路子上来的人。我没投亚纳耶夫的票，但投了戈尔巴乔夫的票。”亚纳耶夫最终当上了苏联副总统，但这并没有提高戈尔巴乔夫的威信，反而降低了他作为苏联总统的权威。在接下来进行的内阁换届中，也看到了同样的趋势。 1990年12月末，尼古拉·雷日科夫因病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准备第二年1月底返回政府。他在医院的病房里认真地研究了1991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包括单独的经济领域和总的管理范围。这段时间，代行苏联总理职权的是苏联第一副总理、科学院院士瓦季姆·阿巴尔金[18]，戈尔巴乔夫此时已经做出了更换总理的决定。据总统顾问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证实，纳扎尔巴耶夫的人选被否定以后，戈尔巴乔夫和自己的顾问、助理们讨论了几个候选方案：尤里·马斯柳科夫[19]、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弗拉基米尔·谢尔巴科夫[20]。瓦季姆·阿巴尔金的候选资格也没有被彻底否定，但戈尔巴乔夫最后把候选人定在了财务部长瓦连金·巴甫洛夫[21]身上，这个方案甚至引起了戈尔巴乔夫顾问们的反对。[22]1991年1月14日，瓦连金·巴甫洛夫被正式任命为苏联政府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随后被安排退休，同时也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理由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结构变化”。1月15日，职业外交官别斯梅尔特内赫[23]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瓦季姆·阿巴尔金“自愿”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没费什么阻力就通过了这些新的人事任命，只是在讨论苏联安全会议组成的时候，瓦列里·博尔金[24]的提名被我们否决了。戈尔巴乔夫坚持二次提名，结果还是没有获得通过。瓦列里·博尔金很早就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和助理，同时还担任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但对最高苏维埃来说，瓦列里·博尔金确是一个很不知名的人物，他在讲坛上的表现也不怎么样。到1991年1月底，与戈尔巴乔夫一起从1985年开始“改革运动”的那些人中，只有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25]还在戈尔巴乔夫的身边，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当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也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苏联议会的议长，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领导最高苏维埃，他比1989年以后做这项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工作平稳、自信。在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和助手中，继续工作的还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26]元帅，他长期担任苏军总参谋长职务，参加了所有裁军谈判。但是，戈尔巴乔夫从1991年初就不再邀请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商量任何事情了。 1.3立陶宛危机 1990年，波罗的海所有共和国的政治局势都朝着不利于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联盟中心的方向发展。拉脱维亚的情况最严重，矛盾也最尖锐。新年前夜，部署在拉脱维亚的军队营地和共产党机关附近几次发生爆炸。尽管如此，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危机却发生在立陶宛。 1990年3月初，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取得胜利的不是立陶宛共产党，而是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27]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兰茨贝基斯随后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议会按照兰茨贝基斯主席的提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地位的宣言》。根据这个宣言，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立陶宛境内的效力随即被终止。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否决了立陶宛议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但立陶宛新领导人声称，莫斯科的决定对立陶宛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作用。一场长期的，令人痛苦的对抗由此产生。常驻立陶宛的苏联军队，以及内务部和克格勃等军警机关的处境尤其困难，因为按照中央集权领导原则，这些机构都是直接隶属于莫斯科的联盟相应机构，苏联领导人对立陶宛不仅给予政治压力，而且还施加了经济制裁，这种做法加剧了立陶宛反对联盟的情绪。苏联最高苏维埃里的立陶宛籍议员被召回，立陶宛宣布在本国领土恢复1938年的宪法，并建立自己的军队，《苏联全民义务兵役法》被宣布在立陶宛境内无效。在此情况下，立陶宛共产党也分裂了。以布拉藻斯卡斯[28]、普伦斯克涅[29]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主体部分归顺了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分别当上了总理和副总理，立陶宛共产党剩下的一小部分转入了地下斗争。 归顺新政权的民众、组织与当局之间的不愉快事件还是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很多立陶宛内务部、克格勃机构人员，立陶宛共产党的活跃分子和很多苏军军人带着各种抱怨和要求来到莫斯科，他们的足迹遍布苏联克格勃、内务部、苏共中央办公厅、甚至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那里。大家对来访者都很同情，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表示支持，有人还对他们做了一些许诺，但无论哪个单位也没有就此问题通过任何决议。当然，立陶宛所发生的一切都及时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他广泛听取了政治局、政府部长和各军兵种负责人的看法，但他没有就此做出任何决定。实际上，他是不知道此时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一年前，戈尔巴乔夫曾经视察了立陶宛，他几乎走遍了立陶宛全国，试图说服立陶宛人在改革结束以前暂缓做出自己的决定，他还许诺不使用武力，当然这种许诺也不是无条件的。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的领袖越走越远。立陶宛方面一直在进行他们的“政治侦查”，他们似乎并不担心莫斯科方面的反应和果断行动！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通过了《叛国法》。这项法律规定：立陶宛共和国公民如果主动参加“其他国家”或者“外国组织”旨在破坏立陶宛主权的活动，将被剥夺自由15年，或者被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资产。所谓“其他国家”，指的就是苏联。这项法律通过的时候，刚好赶上波罗的海地区的征兵季节，很多想逃避兵役的年轻人都是被强制带到征兵点的。1990年11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组建国土保卫局的决议，这个机构承担起共和国国防部的使命，立陶宛开始建立第一支军队，这时候的立陶宛局势大有一触即发的危险。立陶宛的经济形势越来越糟，商店都是空荡荡的，向莫斯科求援如今肯定是不可能了，普伦斯克涅被迫提高商品的价格。莫斯科此时也在准备进行商品价格改革，启动价格改革的时间还可以推迟几个月，但立陶宛已经无法再推迟了。1991年1月6日傍晚，维尔纽斯通过了大幅调整食品价格的决定，1月7日早晨，维尔纽斯街头就出现了抗议行动，市内一些大企业宣布罢工。立陶宛共产党的极端派别决定利用大众的不满情绪。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件，现在有几个说法，而且相互之间还存在很多矛盾，但对主要事实还是很少有争议的。 1991年1月8日，维尔纽斯市中心被激昂的人群挤满。以立陶宛共产党维尔纽斯市委和从前不知名的“立陶宛民主力量大会”名义制作的传单在人群中到处散发。反对涨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很快演变成一场骚乱。一部分人群涌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厦，大厦的门被掀掉，外面的警卫被挤倒。闻讯赶到的立陶宛新警察部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人群隔开，为了阻挡示威人群，不得不使用灭火用的高压水枪。立陶宛议会随后通过决议，撤销了政府做出的大幅上调食品价格的决定，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政府随即辞职。在立陶宛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被认为是比较温和的政治家，虽然他们此前支持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联共产党，也赞成立陶宛逐步脱离苏联，但他们并不拒绝与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的其他政权机构对话，他们辞职使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1月11日，就在苏军宣布必须将大量逃兵遣回营地决定之后，维尔纽斯的大街上出现了苏军的队伍，伞兵部队占领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大楼。新闻大楼也被占领，立陶宛大部分报纸和杂志都在这座楼里。 军事行动的命令是由莫斯科的亚佐夫[30]、普戈和克留奇科夫[31]下达的，这是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商量以后做出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不否认，是他向强力部门下达了“如果维尔纽斯局势失控、《萨尤基斯》运动和共产党之间直接发生冲突，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的命令。[32]为了控制当地局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33]被紧急派往维尔纽斯。瓦连尼科夫将军和驻地军官交流之后，马上建议在立陶宛实施苏联总统直接管制，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他的建议。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他的传记作者格拉乔夫后来证实，戈尔巴乔夫在1990—1991年间已经失去了平时的自信和乐观。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沙赫纳扎罗夫[34]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从前的政治意志已经“萎缩”。戈尔巴乔夫另外一个助理切尔尼亚耶夫[35]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当时常常“陷入沉思”，他有一种被人围追、筋疲力尽的感觉，对他的进攻来自四面八方。阿·格拉乔夫证实，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普戈都曾试图说服戈尔巴乔夫，波罗的海地区还没有完全丢掉，如果中央政权能提供最低程度的支持，当地“健康力量”完全可以让胆大妄为的民族主义者“恢复知觉”。在这种情形下，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国家要他做出强硬决策。亚佐夫、普戈、克留奇科夫等人非常担心部署在立陶宛的卫戍部队已经被围困了，在他们几个人的逼供下，戈尔巴乔夫最终终于投降了。他挥挥手说：“你们试试吧！看看你们的‘健康力量’有能力做些什么？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36] 早在1月11日，“民族自救委员会”就在维尔纽斯宣布成立了，这个组织自称将有关“国家命运”的所有责任都承担起来，但没有对外宣布组成人员名单，目的是为了保护参与者的人身安全。“民族自救委员会”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苏联军队在1月12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话局，并将其保护起来。同一天，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召集总统新的协商机构——联邦委员会开会。这次会议的官方报道说，在苏联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立陶宛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可是苏联法律在立陶宛已经失效。1月12日夜晚，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1点30分，10辆坦克围住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建筑。后来有消息说，当天晚上死了14个立陶宛人和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的一个队员，电报大楼也转到军队的控制之下，坦克和伞兵甚至开到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厦附近，遇到保卫议会人群的阻挡才被迫停了下来。在此之前几个小时，立陶宛电台播出消息：莫斯科开始进攻主权国家——立陶宛共和国。兰茨贝基斯请求市民的支持。来自乌克兰、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代表也在这个夜晚赶到维尔纽斯。1月13日早晨，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奉命撤回兵营。 1月11—13日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成了民主反对派对戈尔巴乔夫和他周围小圈子发动强大政治进攻的借口。1月15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头版文章以“血腥的星期天”为大幅标题，下面刊登了报纸创立委员会的声明。声明标题是“不想退出舞台的制度犯罪”，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被列为立陶宛流血冲突罪人之首。1月13日晚上，莫斯科的民主派在马涅什广场组织了未经批准的集会，游行队伍来到苏共中央所在的老广场。叶利钦呼吁部队官兵不要对人民使用武力，然后飞往波罗的海，但他并没去立陶宛，而是飞到了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聚集塔林，他们谈好将相互支持，甚至呼吁联合国秘书长紧急召开国际会议，以便协调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 1月12日和13日，戈尔巴乔夫一直在莫斯科郊区的官邸里。他通过电话获得的都是相互矛盾的信息，但他没有发表任何声明。1月1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周围的部分智囊，如巴卡金、普里马科夫[37]、伊格纳坚科[38]等人，聚集到雅科夫列夫的办公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应该马上飞往立陶宛，直接在机场会见所有抵抗派别人士。如果需要的话，戈尔巴乔夫可以到立陶宛议会讲话，并且对遇难者的家庭表示慰问和同情，甚至不排除承认立陶宛独立。戈尔巴乔夫最初倾向于按照这个方案去做，他请雅科夫列夫准备材料，但一个小时过后，戈尔巴乔夫决定取消这次“非常访问”，他拿出的理由是，在维尔纽斯目前的混乱情况下，苏联克格勃无法保证他的安全。[39] 1月14日，星期一。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立陶宛的局势。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对我们说，维尔纽斯卫戍区警备司令并不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行动的，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权限之内。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对我们说，他很清楚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的组成，但他不认为有必要公开这些人的姓名。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只是重复那些不用他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辩论时间很短，但很激烈。“联盟”议员小组领袖阿尔克斯尼斯[40]上校直接指责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他证实说，戈尔巴乔夫知道事件酝酿的背景，但在最后关头因担心不利后果而放弃了拟定的方案。另外几个人民代表——叶利钦的坚决支持者，也把戈尔巴乔夫称作叛徒，但他们所说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事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月12日夜晚，采取行动的内幕至今没有揭开，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谁下的命令。”[41]经过多年的调查和法庭审理，立陶宛在1999年的8月对6个前立陶宛共产党人士判处长期监禁，其中就包括立共中央第一书记布罗季亚维丘斯[42]和立共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43]，对他们指控的罪名是参与“民族自救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但是，圣彼得堡此后出版的《记者调查》证实，是《萨尤基斯》的战斗队员制造了1月12日夜晚的屠杀案，他们是从电视塔附近建筑的顶部向人群开的枪。[44]1991年1月发生在立陶宛的事件，为立陶宛民族主义制造了反对联盟政权的机会。当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了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在此之后，立陶宛和波罗的海的其他共和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 1.41991年初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发生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事件，加速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1991年初的政治对抗。高喊反共和反戈尔巴乔夫口号的示威游行在当年2月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2月4日，大约有10万人参加了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反共示威游行，莫斯科其他地方的示威人数超过15万人。在这几个星期，那些共产主义极端派别也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既反对叶利钦，也反对戈尔巴乔夫。从2月到3月，从红场和马涅什广场方向进入克里姆林宫大门方向从早到晚都聚满了人群，要去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人民代表，只有通过警察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夹起的“走廊”才能进入克里姆林宫。一面是几百号人高唱革命和军队歌曲，时而还喊出“审判叶利钦团伙！人民代表，这是你的斯大林格勒！”这样的挑衅口号，另一面聚集着上千名叶利钦的支持者，他们喊的声音更大：叶利钦是对的！戈尔巴乔夫错了！从人群中经过的人民代表，随时可以听到诽谤或者欢迎的喊叫。 那个时候，俄罗斯领导人对电视的影响还不是很大。戈尔巴乔夫的追随者占据着主要电视台的领导层，但他们却没有用好这个影响社会舆论的杠杆。此时，叶利钦开始向电视挺进，他在2月7日写给苏联广播电视局领导人克拉夫琴科[45]的信中提出：鉴于即将举行苏联和俄罗斯的全民公决，他要求苏联电视台在俄罗斯观众方便收看的时段为他提供一个小时的演讲时间。戈尔巴乔夫动摇了，他对克拉夫琴科说：“就在第二频道给叶利钦20分钟。”但俄罗斯方面要求节目时间更长一些，而且还一定要进行电视直播。电视采访事先已经安排好，由记者罗马金[46]与叶利钦进行对话。预先做了预告的电视采访终于在2月19日正式亮相了。叶利钦没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罗马金，成功地阐述了他对重大问题的立场。在节目最后几分钟，叶利钦突然启动他的储备方案，对苏联政权提出尖锐的批评，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叶利钦这个动作让节目的组织者和观众都感到非常意外。《莫斯科周刊》撰文指出，2月19日的晚上，莫斯科万人空巷，人们期盼已久的演讲让大家感到一种错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用42分钟时间抱怨中央政权日趋严重的对抗，声称自己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他在节目的最后3分钟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严厉指责戈尔巴乔夫的专制倾向和对人民的背叛，要求戈尔巴乔夫马上下台。这是什么意思？是神经错乱吗？这是叶利钦事先就设计好的。尽管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叶利钦却选择了这条冒险的路。[47]戈尔巴乔夫被搞得怒气冲冲，但他选择了沉默。苏联最高苏维埃随即通过了谴责叶利钦声明的决议。在使局势不断尖锐的同时，叶利钦本身也有些冒险，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那段时间，一个欧洲国家的报纸这样写道：叶利钦在电视里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就等于公开对自己的太阳穴一击，他掀起了扫荡自己和所有民主派的汹涌波涛。 生活第一必需品的供应越来越糟，但老百姓不认为这是叶利钦的错。叶利钦在发表电视演讲的第3天，就出发去外地视察去了。尽管俄罗斯还没有通过总统选举的修正案，但叶利钦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竞选运动。民主媒体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声势也在加强，报纸在发表言论时没有任何遮掩，头上的面罩已被甩到一旁。索莫夫在《莫斯科自鸣钟》里写道：“戈尔巴乔夫，你跟谁站在一起？宪法按照你的想法修改了，你得到了总统指挥棒，也获得了连专制者都非常羡慕的权力。右派对‘强手’的期望基本实现了，戈尔巴乔夫不再扮演民主派领导人的角色，他和一党专制、官僚机构和被人认为是粗野状况源泉的共产党站到一起。让我们扯下遮羞布吧！难道3亿人民必须接受集权体制遗留下的统治者吗？国家总统不应该由那些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受到他们关怀的‘人民公仆’通过暗箱操作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48]2月25日，民主派预定在莫斯科搞一场大规模游行，预计将有至少100万人走上街头。按照苏联内务部和克格勃的评估，2月25日早晨，将有不少于30万人聚集到莫斯科市中心。戈尔巴乔夫的神经有些失控，至少他不会把这当作玩笑。戈尔巴乔夫当天一直守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不间断地听取首都局势的汇报。中午12点，戈尔巴乔夫下令用重型卡车封锁所有通往克里姆林宫的道路。内务部长普戈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他认为时间已经为时过晚，况且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参加示威的人群喧闹一阵就散了。但戈尔巴乔夫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尽力说服普戈：“不！不！千万不能放他们进入马涅什广场。”[49]示威活动在傍晚彻底结束了，但给人们留下了恐惧。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下令军队开进市中心，莫斯科周围也部署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空降兵和内务部部队。但这次举动对市民和俄罗斯政权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俄罗斯召开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军队又包围了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中途休会，强烈要求从莫斯科撤出坦克。戈尔巴乔夫被迫做出让步，他也没有反对俄罗斯设置总统职务，尽管苏联宪法没有规定加盟共和国总统的全权。决定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将在3月17日举行，俄罗斯决定同时对宪法修正案提交全民公决，俄罗斯的总统选举被定在1991年6月12日举行，选举方式是全民直选。 “法律战争”从1991年初开始日趋尖锐。不仅在波罗的海、格鲁吉亚，就是在俄罗斯也接续不断地通过违背苏联法律的新法律、法规。例如，俄罗斯议会通过了自己的退休法，俄罗斯违背联盟法律规定，从1991年3月1日起单独提高了退休金，但从哪儿弄这笔钱呢？俄罗斯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重新分配预算和税收，以便使俄罗斯处于有利地位。俄罗斯还通过了允许私人拥有生产工具的法律，但联盟立法却没有这项法律，俄罗斯还取消了个人副业税等税种。 罢工运动在国内也不断增多。顿巴斯、库兹巴斯、沃尔库达、萨哈林州、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煤矿矿工纷纷开始罢工。很多煤矿在提出经济要求之后又增加了政治要求——首先是苏联政府辞职，还提出将煤矿从联盟机构直接管辖改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管辖的要求。还有一些矿工来到莫斯科，在俄罗斯饭店附近支起帐篷，宣布绝食。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亲信和强力部门对他无动于衷表示不满。但他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又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呢？戈尔巴乔夫的某些顾问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专心致志地当好苏联总统。但这一步骤能有什么结果，这种做法的优势在哪里呢？如果党内还有个人魅力出众、拥有行动纲领的知名领袖，这种措施还有一定意义，但苏共中央根本就找不出这样的领袖，那里都是一些党的官僚。宪法第六章取消以后，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不再是苏联的政权机构，州、区地方党委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行使政权职能，因为当地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其他管理体系。但在莫斯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光莫斯科市委，就是俄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辞去党的职务只能加速党的危机，但不会提高总统的威信和地位，因为他这个总统不是人民直选的，而是人民代表大会按着苏共中央的建议安排的。 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整个社会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持续不断地下降。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60%—70%之间，可到当年年底就降到20%。1991年头几个月，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持续下降——15%，13%，10%。莫斯科的一个报纸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这就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50] 西方政治圈对苏联局势越来越担忧，戈尔巴乔夫在西方的知名度此时还很高。我1990年4月第一次访问意大利的时候，就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叶利钦当时正在意大利访问，当地媒体对他表现出很大兴趣，但他与戈尔巴乔夫享有的威信还无法相比。戈尔巴乔夫的画像到处都有，甚至挂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罗马和博洛尼亚的大街上立着很多大牌子，上面画着半裸的姑娘，旁边站着戈尔巴乔夫。我问翻译：“咱们总统在这儿算是怎么回事啊？”翻译说：这是广告，上面的广告词是：请选购我们的牛仔布料吧！它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坚固、可靠。但是，到了1990年的年底，西方的报纸已经充斥戈尔巴乔夫的讽刺漫画，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向美国总统布什祈求恩赐的乞丐，还有漫画把戈尔巴乔夫画成徘徊在“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两大巨人之间的小矮人。在德国，戈尔巴乔夫被评选为1990年度“最佳德国人”，德国政治家当然拥有授予戈尔巴乔夫如此头衔地充足理由。但是，在莫斯科左派极端分子组织的示威中，画像上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穿着苏联军队的制服。1990年12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挪威向戈尔巴乔夫授予了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在获奖以后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个祝贺电，但他同时也收到来自祖国各地的几千个诽谤电。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后来写道：他当时根本没法把大部分来电和信件都放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政治学家基瓦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戈尔巴乔夫配不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的，与很多在世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相比，戈尔巴乔夫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但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者的命运却不怎么好。改革派肩负着特别沉重的负担，他们的道路充满艰辛和荆棘，改革道路弯弯曲曲，而且十分危险，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把他们当成自己人。[51]这种结论是没有充足根据的，因为很多东西都将取决于改革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戈尔巴乔夫在周围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完全不同于他在改革之初所描绘的那样美好、灿烂。 西方一些杂志在1987年和1988年都把戈尔巴乔夫评为年度新闻人物。美国《时代周刊》在对整个80年代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1991年1月1日将戈尔巴乔夫评为“十年风云人物”。这个杂志为此撰文指出：这个苏联领袖对整个80年代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也许，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西方将戈尔巴乔夫的影响看成是积极的，苏联大部分观察家则倾向于戈尔巴乔夫对国内局势的消极影响，而且能够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充足根据。 1991年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60岁生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借此机会举办什么正式庆典，也没有作什么生日总结，他的一些助手和政治局委员们来到他办公室，向他表示生日的祝贺。在众多媒体中，只有《工人讲坛报》向戈尔巴乔夫表示祝贺，就连苏共中央自己的报纸都对戈尔巴乔夫60寿辰保持沉默。《俄罗斯报》文章说，生日是忧郁的节日。文章作者拉季霍夫斯基感叹道：先生们！在戈尔巴乔夫过生日的时候，你们能祝愿他什么呢？[52]政论家基奇金出面支持戈尔巴乔夫，他在《谈话者》中写道：“我冒着风险来证实，戈尔巴乔夫不仅是苏联，而且是整个祖国历史的伟大政治活动家，他艰难缓慢地行进在崎岖的路上，将身体的支撑点从左挪到右，又从右挪到左，但他的每一步都是一直向前。如果遵循多数法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处在生活的漩涡中，对政治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认识常常残缺不全，但戈尔巴乔夫对此却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戈尔巴乔夫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被错误地认为是他缺乏原则性和行事软弱。但是，拉季霍夫斯基撰写的题为《在被诅咒的位置上》的文章中，却没有找到这种论断的根据。”[53]戈尔巴乔夫过生日这些日子，苏联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名为《戈尔巴乔夫保持本色》的影片。影片本身拍得很糟糕，而且当时国家的局势也没有拍摄这种电影条件。托尔卡乔夫导演早在1988年就开始拍摄戈尔巴乔夫的影片，系列电影的第二集《第一任总统》计划在晚些时候播放，影片所表现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活动。为领袖拍摄电影是苏联延续多年的传统习惯，最早始于反映斯大林生活的电影《宣誓》，然后拍摄了介绍赫鲁晓夫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影片《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在15年以后面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描述戈尔巴乔夫改革行动第一部影片，但我们完全不用看这部片子，直接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就可以看到改革的结局。 作为苏联人民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我在1991年的春天，每天要收到20—50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这些来信的一半都是有关戈尔巴乔夫的。阿斯特拉罕的一个工人小组在信中说：“我们通过读报、看电视了解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我们非常吃惊、愤怒、甚至发狂。你们是文化人，是聪明人，怎么能够不明白——再不能忍受这样领导国家了！我们的国家正陷入深渊！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明白，也看得见，而你们却视而不见！？要完成繁重复杂的工作，需要预见能力、超越事件能力，驾驭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复杂局面的能力。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聪明才智，也没有工作经验，他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没有内在的文化、学识、诚信和公民责任。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灰色的，5年之中一直都在浅薄地瞎扯，他就像石头之间的蜥蜴一样蛹动，国家让他给搞垮了，遭受掠夺、被人肢解，成了整个世界的笑料。”这还不是内容最尖刻的来信。俄罗斯的一些权威报纸开始提出“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可避免”的问题，《独立报》政治评论员古辛撰文指出：“客观分析国内局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所能预见到的，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可怜的垂死挣扎，而且是人民饱受煎熬的关键时刻。解救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能够意识到当前局势的危机性质，他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大家都已经确信，戈尔巴乔夫是无法将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了，他的政治形象受损、威信和影响的降低已经发展到不可逆的程度。在过去的6年里，戈尔巴乔夫犯了很多错误，很多过失已经无法矫正，他的不少决定做得不合时宜，或者迟后，或者超前，这都给他的政治威信造成很大破坏。如果戈尔巴乔夫重新评价自己，他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世界大骗子的角色？这是他个人的错误，还是一场灾难呢？”[54] 1991年的春天，戈尔巴乔夫自己曾经痛苦地思考过辞职的可能，但他考虑的是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不是苏联总统。在4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几个地方党委书记相继在发言中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意外地用手敲着桌子说：“够了！我辞职！”然后就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中央全会被迫中断2个多小时，中央委员被分成几个小组，惊慌失措地讨论当前的局势。政治局委员都离开了大厅，他们也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局势有些明朗：中央委员中就找不出一个，哪怕只是临时担任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人物，而且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愿意担任这个领导。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被告知：“为了党的最高利益”，政治局恳请总书记收回辞职申请，继续履行自己先前的职责，戈尔巴乔夫答应了这个要求，原因也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首先辞去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而是苏联总统。由《联合》政治联盟人民代表组成的，阿尔克斯尼科斯和乌马拉托娃[55]领导的议员小组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还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继任者候选人。卢基扬诺夫、亚纳耶夫，甚至叶利钦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替代人选。在这些日子，发行量达到1600万的《共青团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尼基金撰文说：“再过几个月，叶利钦就要就任俄罗斯总统，没人再要戈尔巴乔夫这个挨打的孩子。对叶利钦来说，戈尔巴乔夫也曾发挥了他的历史作用，他7次进攻同一个靶子，并以此促进了自己竞争对手的成长。长期寻找妥协把戈尔巴乔夫引向这样一种境地：他今天沦落到没人需要的地步，成了两派主要政治力量继续对抗中的多余人物。他就是挡在路上的一块石头，阻碍一些人往前走，阻碍另一些人向后退。在此情况下，那些对祖国命运比自己的命运更关切的共产党人应该支持戈尔巴乔夫，保存他这个能够抑制超级右派粗暴进攻的人物，历史正将超级右派推向冒险的道路。在此情况下，是否需要叶利钦为首的用反党情绪武装起来的民主派，向戈尔巴乔夫握手言和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为了帮助戈尔巴乔夫站起来，他们应该再次把手伸向戈尔巴乔夫，上帝给他们力量把戈尔巴乔夫拖出来，这不仅因为他还是个人物，而是因为正派人不会把伤员丢在战场。现在不是和民主道路开辟者算账的时候，良心也不允许这样做。即便戈尔巴乔夫提出辞去苏联总统的申请，他也仍然可以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此来保留这个拥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家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总统和副总统应该一起辞职，一边为民选领袖直接占据国家元首的位置。”[56] 但是，戈尔巴乔夫却不想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而且他和谁也不谈这件事。1991年4月9日，戈尔巴乔夫在联邦委员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报纸在报道这次讲话的时候，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推迟争论，着手干实事！》。但事实上，任何人都不想推迟政治争论。媒体在报道戈尔巴乔夫会见罢工矿工代表讲话时，用的是这样的标题：《只有通过合力才能摆脱危机——我们和你们在一条船上！》，但这个讲话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影响。 戈尔巴乔夫几次离开莫斯科到乌拉尔、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视察。人们对他很关注，但缺乏激情。他在叶卡捷琳堡和阿拉木图所作的长篇讲话，甚至很少有人把它从头到尾地读完。与此相对照，苏联总统访问欧洲却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访问意大利和法国的时候，在罗马和巴黎都遇到过这样的热烈场景。巧的是，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前两个星期，叶利钦在此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在礼宾方面还引出一些冲突和矛盾：叶利钦受到的礼遇规格要比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高得多，但还达不到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水平。在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57]举行的发布会上，有人甚至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这样的问题：您认为西方国家元首和俄罗斯联邦总统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最适宜的呢？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非常花哨地回答道：“先生们！我们大家需要从这么一个前提出发，这就是苏联仍然存在，这是第一点。苏联将要存在下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苏联现在仍然是一个强国。第四点：苏联以后也是强国。”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改革进程、联邦复兴、3月全民公决进行冗长、而又空洞的讲解，但他没有直接回答有关叶利钦和及其与西方领导人会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将苏联比成在波涛汹涌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他也承认：“天气很不好，常常刮起风暴，大雾很重，能见度很低，而且仪表还出毛病，船员也并非都是需要的人。但是，这艘船还是按照我们制定的航线前进，向改革构想指定的目标前进。很多人冲向轮船的方向盘，不少人拽着别人的手脚，这种事时有发生，但从原则上说，方向盘还在我们手中，轮船将要沿着既定的方针前进。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指望，苏联总统会把阵地让出去，而且已经被摔得双肩着地。”[58]实际上，局面已经非常凄凉，轮船偏离航线行进了很久，现在已经触礁抛锚，海水不停地顺着漏洞流进船舱，但几乎没人从舱底往外舀水。在这些日子里，苏共中央机关专门召集了主题为“提高党组织在工业企业中地位”的会议，而苏联总统机关忙着为戈尔巴乔夫起草接受诺贝尔奖的发言。戈尔巴乔夫准备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在发言中谈了许多内容——21世纪的和平，欧洲文明的命运，分离主义的破坏性，东西方相互关系，巩固世界经济合作，以及苏联改革的目的。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和实际做法没有取得世界的理解，在国内的反应更糟。更让戈尔巴乔夫感到难过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对他的言行有正面回应。戈尔巴乔夫在奥斯陆说：“我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第一句是从‘我们想成为透明的’开始的。这个过程似乎正在进行当中，但我还要在这儿——在世界讲坛上——重复这句话。要想让人真正理解我们，并且能够信任我们，原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变动实在太大了，改革的规模和质量要求我们做出最基本的思考，用常规观念来检验改革是徒劳无益的，而设定条件——诸如让我们先走着，事后会取得大家的信任——既没有意义，也十分危险。”[59]但是，怎么才能取得国内外的理解呢？如果演讲人自己都坦诚地承认：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既不清楚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些困难以及面临问题的专业性；改革没有进入关键性阶段，因为社会行动非常迟缓，对迎接巨变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人们的期待变成了上当受骗；压力试验实在是太残酷了；反对派原来是非建设性的；不满和反对情绪达到爆炸的程度。戈尔巴乔夫也不知道这将如何收场，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出最后结论：无论是左派的压力，还是右派的压力，都不能改变他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说：“已经不止一次有人怀疑我的乌托邦主义倾向，但我不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决心。”《星球回声》杂志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取诺贝尔颁奖的发言，贏得了在场听众的掌声和世界的深思。很多杂志都提到，戈尔巴乔夫的发言是非常动人的，他开诚布公地请外国给苏联大规模援助，否则改革就会受到压制，新的世界秩序就要面临散架的危险。戈尔巴乔夫在提要求的时候，也警告西方不要借此机会趁机向苏联提出附加条件。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没有引起巴黎的任何反应，那里正在举行24个最富裕国家的财政部长会议：这个集团一向遵循严格生硬的立场，它必须先看到能使苏联局势发生重大改变的经济改革方案，然后才考虑做出相应决定，但它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方案……”[60]卡尔佩切夫在《真理报》上写道：“戈尔巴乔夫请求大家理解他。单纯的理解似乎很简单，但需要的不仅是理解，而是从理解到信任，从信任到办实事。以前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从来没有请求大家对他们理解，他们只要说出半句话，大家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而头脑不灵活的人则会失去很多。缺乏理解与和谐，这是我们当今的一大不幸。怎么才能取得理解呢？如果一切信任都已经被用枯竭了。”[61]俄罗斯某些报纸在自己的版面上登载了最恶毒的西方讽刺画：苏联的大型百货商店里什么商品都没有，只在靠近墙角的货架上摆着一个个头矮小的戈尔巴乔夫，他手中抱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一个单词——“改革”。 1.5事关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 1990年12月举行的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未来几个月内就苏联作为平等权利的各个共和国联邦举行专门的全民公决。尽管宪法中有全民公决这项内容，但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苏联，以前从来没有搞过全民公决。1991年1月，苏联通过了举行全民公决的必须法律和相应程序规则。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颁布一项决定——鉴于苏联人民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为苏联命运承担历史责任的客观现实，为了落实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立法程序决定：（1）定于1991年3月17日（星期日）就保留苏联作为平等共和国联邦问题在全苏联境内举行全民公决；（2）提交全民公决、列入秘密投票的问题和答案是：问题——“您认为必须保留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能够保证任何民族公民人权和自由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吗？”答案——“是”或者“不是”。 筹备全民公决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马上就出现很多难题，而且还不局限于公决的组织工作。波罗的海所有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都拒绝参加苏联全民公决，哈萨克斯坦对全民公决的表述进行了简化，公民人权、自由和联邦的概念被删除了。苏联人民代表被授予全民公决观察员的身份，我们组成一些小组到各个州和加盟共和国去监督投票过程。我和来自乌克兰的著名作家奥列伊尼克[62]来被分配的地点是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当地居民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大多数人期盼国家能够有秩序，社会能够恢复平静，希望全民公决取得成功，苏联能够保留。只是纳卡问题和阿亚冲突给全民公决的气氛蒙上一层阴影。 3月17日的投票很平静。全民公决的结果应验了最乐观的预测。参加全民公决的公民数量占法定人数的80%，其中投票支持保留苏联的公民占76%。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参加投票的选民比例和支持保留苏联的比例分别是：76%/75.4%，83%/70%，83%/83%，95%/93.7，89%/94%，75%/93%，93%/94.5%，94%/96%，97.7%/98%。 众所周知，全民公决与一般民意测验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强制的威力。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赋予苏联政权全权，并且强制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留苏联，避免联盟分裂。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为此采取保留苏联的任何措施，就连最小的象征性措施也没有。分立趋势继续增长，而且这种增长首先表现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就在3月17日这一天，俄罗斯在举行苏联全民公决的同时，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确定俄罗斯也设总统职务，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境内的权力超过苏联总统。全民公决没有成为对联盟政权机关的信任投票，民意调查机构在莫斯科进行的一项调查清晰地表明，联盟政权机关威信剧烈下降。莫斯科市民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度只有12%，对内阁和总理的信任度已经低于10%。与此同时，莫斯科市民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的信任度却分别达到40%和34%。莫斯科市民对叶利钦的信任超出其他任何人，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已经超过50%。在各个政党中，刚刚成立不久，而且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民主俄罗斯”运动最受民众欢迎，被调查者中的50%支持这个党，而此时苏联共产党的支持率却只有12%。对莫斯科、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其他城市居民情绪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整个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局势。 [1]《真理报》，《消息报》，1991年1月1日。 [2]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Рыжков，1929年9月28日——），出身于矿工家庭。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1971年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厂长。1971—1975年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经济部部长。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199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6—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5年重返政坛。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领导“民主”党团，并担任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98—2011年任援助国内生产者协调委员会主席。2003年起担任联邦委员会参议员，在任期间于2006—2011年任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兼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间合作委员会联合主席。 [3]《年轻共产党员》，1990年12期，第3页。 [4]伊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ЕгорКузьмичЛигачёв，1920年11月29日——2021年5月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捷尔任斯基区委书记。1946—1948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宣传与鼓动部长。1948—1949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53—1955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文化部长。1955—1958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8—1959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副局长。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托木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土地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但未参加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创立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Союз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парти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СоветскогоСоюза），并于1995—2005年任该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2006—2014年任该党理事会书记。1993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13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21年去世。 [5]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Яковлев，1923年12月2日——2005年10月18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因伤退役。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起就读于多所院校。1958—195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期间秘密倒向反共阵营。1965—1973年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66—197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委会委员。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8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结识。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1986年任宣传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1—6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7月任总统高级顾问。1991年9—12月任国家特别任务顾问兼总统政治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公开化”改革，开展反共活动。苏联解体后，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诬蔑列宁为“德国间谍”。1992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政治镇压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局局长兼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主席。1994—1995年任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5—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8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CJSC）主席。1998—2001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名誉主席。2000—2002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2005年死于莫斯科。 [6]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ВадимАндреевичМедведев，1929年3月29日——），苏联科学家、经济学家。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8—197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70—197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1983—1986年任苏共中央党校科教司司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思想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7]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伊瓦什科（ВладимирАнтоновичИвашко，1932年10月28日——1994年11月13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年起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会书记等职务。1987—1988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0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兼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爆发后，于同年8月24日至11月6日代理苏共中央总书记。1992年退休。 [8]奥列格·谢苗诺维奇·舍宁（ОлегСемёновичШенин，1937年7月22日——2009年5月58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7年任苏共阿钦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77—1980年、1982—1983年任苏共哈卡斯省委第二书记。1980—1982年被派驻到阿富汗工作。1983—1985年任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书记。1985—1987年任苏共哈卡斯省委第一书记。1987—1990年任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2年因病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1993—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93—2003年任共产党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95—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2000年被俄联共开除出党。2004—2009年任苏联共产党（舍宁派）主席。2009年去世。 [9]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Оле́гДми́триевичБакла́нов，1932年3月17日——2021年7月28日），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6—1981年任通用机械制造部副部长。1981—1983年任总机械制造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8年任总机械制造部部长。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3—10任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93年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1994—2021年任俄罗斯民族联盟理事会委员。2004—2007年任国家杜马副议长顾问。2004—2009年任苏联共产党（舍宁派）中央书记处书记。2021年去世。 [10]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扎索霍夫（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вичДзасо́хов，1934年4月3日——），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7—1958年任共青团奥尔忠尼启则省委第一书记。1962—1967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63—1964年任驻古巴专家组组长。1986—1988年任驻叙利亚大使。1988—1990年任苏共北奥塞梯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8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8—2005年任北奥塞梯—阿拉尼亚共和国总统。2001—200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5—2010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 [11]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金（Вади́мВи́кторовичБака́тин，1937年11月6日——），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二书记。1975—197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建设部长。1977—1983年、198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一书记。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85—1987年任苏共基洛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任内政部长。1991年公开反对八一九事件。1991—1992年任克格勃主席。1992年以后从事经济工作。 [12]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БорисКарловичПуго，1937年2月19日——1991年8月22日），1961年加入共青团。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5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总务部部长。1975—1976年任拉共里加市委第一书记。1977—1980年任拉脱维亚克格勃第一副主席。1980—1984年任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1984—1988年任拉共中央第一书记。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1990—1991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1991年任内务部长。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态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同妻子一道开枪自尽。 [13]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Амвро́сиевичШевардна́дзе，1928年1月25日——2014年7月7日），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3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二书记。1953—1956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7—1961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3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佩尔沃迈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1965—1968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长。1968—1972年任格鲁吉亚内政部长。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72—1985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90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辞去一切职务并退党。1991年任对外关系部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返回格鲁吉亚。1992年3月10日至11月4日任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1992—1995年任格鲁吉亚议会主席。1993年8月6—20日代理总理。1993年9—10月代理内政部长。1995—200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腐化。2003年被推翻下台。2014年去世。 [14]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АбишевичНазарбаев，1940年7月6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8—1979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79—1984年任哈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89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9日退党，抛弃共产主义，不久将国名改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起担任哈萨克斯坦安全理事会主席。1991—2019年任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1995—2021年任哈萨克斯坦人民议会主席。2006—2007年、2015年任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2007年创立“祖国之光”党，并于2007—2021年担任党主席。2019年辞去总统职务，改任宪法委员会主席。 [15]伊斯兰·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ИсламАбдуганиевичКаримов，1938年1月30日——2016年9月2日），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财政部长。1986—198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卡什卡达里亚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9月14日率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并将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改组为人民民主党并担任党主席，不久改国名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1991—201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1999年将人民民主党改组为民族民主党，并继续担任党主席。2007年将民族民主党改组为自由民主党，并继续担任党主席。2016年去世。 [16]阿亚兹·尼亚齐·奥格雷·穆塔利波夫（АязНиязиоглыМуталибов，1938年5月12日——），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2年任阿塞拜疆地方工业部长。1982—1989年任阿塞拜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89—1990年任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30日改国名为阿塞拜疆共和国，9月14日解散阿塞拜疆共产党。1991年2月5日至1992年3月6日、1992年5月14日至18日担任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1992年被推翻下台，流亡俄罗斯。2003年加入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并担任联合主席。2012年退党，退出政坛，回国定居。 [17]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Генна́дийИва́новичЯна́ев，1937年8月26日——2010年9月24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6年任共青团高尔基省委第二书记。1966—1968年任共青团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68—1980年任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主席。1971—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6年任苏联对外友好文化协会主席团副主席。1986—198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89—1990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4—7月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90—1991年任副总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领导了八一九政变，并于8月19—21日代理总统一职。政变失败后被迫辞去一切职务，并于8月22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2010年去世。 [18]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阿巴尔金（ЛеонидИвановичАбалкин，1930年5月5日——2011年5月2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在大学任教。1976—1985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1986—1989年、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88—1990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89—1991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5—12月任总统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1—2005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2011年去世。 [19]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斯柳科夫（ЮрийДмитриевичМаслюков，1937年9月30日——2010年4月1日），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9年任国防工业部主要技术局局长。1979—1982年任国防工业部副部长。1982—198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5—1988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85—1991年任部长会议军工委员会主席。1988—199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1—8月任副总理兼国家军工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8年任国家杜马政策委员会主席。1998年7—9月任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长。1998—1999年任第一副总理。2010年去世。 [20]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谢尔巴科夫（ВладимирИвановичЩербаков，1949年12月5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0—1974年期间在共青团工作。1985—1988年在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工作。1989—1991年任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主席。1991年3—5月任副总理，5—11月任第一副总理。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21]瓦伦丁·谢尔盖耶维奇·巴甫洛夫（ВалентинСергеевичПавлов，1937年9月26日——2003年3月30日），苏联经济学家。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68年任财政部重工业融资司副司长。1968—1969年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1979—1986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成本和价格司司长。1986年任财政部第一副部长。1986—1989年任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财政部长。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全苏经济学会主席。1991年1—8月任总理。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此后从事经济工作，曾任自由工作协会副主席。2003年去世。 [22]《工人论坛》，1994年8月5日。 [23]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ессмертных，1933年11月10日——），1957—1960年任苏联外交部新闻部讲师。1960—1966年任联合国秘书处翻译。1963年加入苏共。1966—1970年任外交部长一秘。1970—198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兼参赞。1986—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1990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驻美国大使兼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外交部长。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外交政策协会主席等职务。 [24]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ВалерийИвановичБолдин，1935年9月7日——2006年2月14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兼总统办公厅主任。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2006年去世。 [25]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ИвановичЛукьянов，1930年5月7日——2019年1月9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61年任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高级顾问。1961—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高级助理。1976—1977年期间参与起草1977年苏联宪法。1977—198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5—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兼中央法律行政事务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9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同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4年获大赦。1994—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9年任立法、司法和法律改革委员会主席，2000—2002年任国家杜马主席。2019年去世。 [26]谢尔盖·费多洛维奇·阿赫罗梅耶夫（СергейФёдоровичАхромеев，1923年5月5日——1991年8月24日），1940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72—1974年任远东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74—1979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1981—198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8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顾问。1988—1991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1990—1991年任总统军事顾问。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4日自杀身亡。 [27]维陶塔斯·维陶塔索维奇·兰茨贝基斯（Ви́таутасВи́таутасовичЛа́ндсбергис，1932年10月18日——），立陶宛音乐家、艺术评论家。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88年参加立陶宛改革运动。1990年策划了将立陶宛脱离苏联而独立存在的政治活动。1990—1992年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主席。1992年、1996—2000年任立陶宛共和国议会主席。1993年创立“祖国右翼联盟”并担任党主席。2004—2014年任欧洲议会议员。 [28]阿尔吉尔达斯·米克拉斯·布拉藻斯卡斯（АльгирдасМиколасБразаускас，1932年9月22日——2010年6月26日），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60年期间服役于苏联海军。1965—1967年任立陶宛建筑材料工业部长。1967—1977年任立陶宛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8—1989年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苏共中央立法委员会委员。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参加了立陶宛独立运动，并将立陶宛共产党改组为立陶宛民主工党。1990—1991年任立陶宛共和国副总理。1992年任立陶宛共和国议会主席。2001年将立陶宛民主工党并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2001—2006年任立陶宛总理。2010年去世。 [29]卡西米尔·达努特·普伦斯克涅（КазимираДанутеПрунскене，1943年2月26日——），立陶宛经济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88年创立立陶宛改革运动。1989—1990年任立陶宛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参加立陶宛独立运动，并于1990—1991年任立陶宛共和国总理。1995年创立立陶宛妇女党，并于1995—1998年任党主席。2001年创立农民与新民主党联盟并担任党主席。2004—2009年任农业部长。2013年因病退休。 [30]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ДмитрийТимофеевичЯзов，1924年11月8日——2020年2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波罗的海战役、库尔兰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76—1979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9—1980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集团军群司令。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4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1987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87年1—5月任国防部人事局副局长。1987—1991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被勒令退役。1998—200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首席军事顾问兼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首席顾问。2000—2010年任纪念朱可夫元帅委员会主席。2008—201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20年去世。 [31]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рючков，1924年2月29日——2007年11月23日），1943年加入共青团。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三秘。1955—195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馆三秘。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助理。1967—1971年任克格勃主席助理。1971—1974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1974—1988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局长。1978—1988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克格勃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同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获特赦。2007年逝世。 [32]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年，第506页。 [33]瓦伦丁·伊万诺维奇·瓦连尼科夫（ВалентинИвановичВаренников，1923年12月15日——2009年5月6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巴格拉季昂战役、波兰战役、柏林战役等。1969—1971年任苏军驻德国集团军第三野战军司令。1971—1973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第一副总司令。1973—1979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7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1984—1987年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84—1989年任国防部驻阿富汗前线作战指挥组组长。1986年指挥了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抢险救灾工作。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拒绝大赦。1994年被判处无罪释放，随即被勒令退役。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09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5—200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199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2004—200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去世。 [34]格奥尔基·科斯罗耶维奇·沙赫纳扎罗夫（ГеоргийХосроевичШахназаров，1924年10月4日——2001年5月15日），出身于亚美尼亚王室。卫国战争期间入伍，参加了解放塞瓦斯托波尔战役、解放明斯克战役、解放立陶宛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1964—197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1972—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1973—1990年任苏联政治学协会主席兼苏联国际协会副主席。1987—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最高苏维埃立法小组委员会主席。1991年任总统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01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全球问题中心主任。2001年去世。 [35]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Анато́лийСерге́евичЧерня́ев，1921年5月25日——2017年3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2年加入联共（布）。二战期间参加了解放波罗的海国家的战役。1946年退役。后在大学任教。1961年进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1970—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 [36]阿·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年，第345—346页。 [37]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МаксимовичПримаков，1929年10月29日——2015年6月26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1977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77—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1985—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总统委员会委员兼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9月30日至11月6日任克格勃主席。1991年11月6日至12月26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1996—1998年任外交部长。1998—1999年任总理。2000年领导“祖国—全俄罗斯”运动，并于2000—200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1—2011年任全俄工业商会会长。2015年去世。 [38]维塔利·尼基季奇·伊格纳坚科（ВиталийНикитичИгнатенко，1941年4月19日——），俄罗斯记者。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0—1975年期间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1975—1978年任塔斯社副社长。1978—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宣传司副司长。1986—1990年任《新时代》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总统助理兼总统新闻处处长。1991—1993年任塔斯社社长。苏联解体后，于1993—2012年任俄通社—塔斯社社长。1995—1996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副主席。1995—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2012—2015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 [39]《新时代》，1992年12期，第26页。 [40]维克托·伊曼托维奇·阿尔克斯尼斯（ВикторИмантовичАлкснис，1950年6月21日——），红军名将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斯的孙子。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8进入苏联空军服役。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领导“联盟”党团。1990—1991年任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被开除出军队，同年参加了救国阵线。1992—1993年任救国阵线政治委员会委员兼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十月事件中，在莫斯科领导抗议活动。1996年1—7月任莫斯科茹科夫斯基区紧急情况管理局副局长。2000—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41]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07页。 [42]尼古拉斯·马丁诺维奇·布罗季亚维丘斯（МиколасМартиновичБурокявичюс，1927年10月7日——2016年1月20日），1944年加入共青团。1946年加入联共（布）。1963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年公开反对立陶宛独立，立陶宛共产党分裂后，仍留在党内。1989—1990年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1990—1991年任立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月领导“救国委员会”，试图推翻立陶宛资产阶级政权，失败后流亡白俄罗斯。1994年被捕并被引渡回国。1999年被判处12年徒刑。2006年获释。2016年逝世。 [43]约萨斯·尤佐维奇·叶尔莫拉维丘斯（ЮозасЮозовичЕрмалавичюс，1940年2月4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年立陶宛共产党分裂后，仍留在党内。1991年任立共中央意识形态书记，参加了“救国委员会”的活动，试图推翻立陶宛资产阶级政权，失败后流亡白俄罗斯。1994年被捕并被引渡回国。1999年被判处8年徒刑。2002年获释后移居俄罗斯，并担任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副校长。 [44]《圣彼得堡消息报》，2000年6月3日。 [45]列昂尼德·彼得洛维奇·克拉夫琴科（ЛеонидПетровичКравченко，1938年5月10日——2018年7月2日），苏联记者。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6年起从事电视工作。1985—1988年任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9—1990年任塔斯社社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全苏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6日被解除一切职务。苏联解体后从事报刊和电视工作。 [46]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罗马金（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Лома́кин，1952年8月10日——），俄罗斯记者、主持人。 [47]《新时代》，1991年9期，第5—6页。 [48]《自鸣钟》，1991年2月19日。 [49]《议会报》，1991年8月14日。 [50]《自鸣钟》，1991年3月23日。 [51]《新时代》，1991年26期，第91页。 [52]《俄罗斯》，1991年3月1—7日。 [53]《对话者》，1991年9期，第4—5页。 [54]《独立报》，1991年3月7日。 [55]萨吉·扎因迪诺夫娜·乌马拉诺娃（СажиЗайндиновнаУмалатова，1953年8月3日——），197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领导“联盟”党团。1990年起公开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率领部分人民代表召开“苏联人民代表第六次特别代表大会”，并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常任主席团”主席。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1993年加入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并于1994—1995年担任该党理事会副主席。此后短暂参加了“救国阵线”的活动。1998年创立和平统一党，曾多次参加国家杜马选举，2008年退党，2012年恢复党籍。 [56]《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4月12日。 [57]弗朗索瓦·玛丽亚·阿德里安·莫里斯·密特朗（FrançoisMarieAdrienMauriceMitterrand，1916年10月26日——1996年1月8日），出身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1934—1935年期间参加极右民族主义组织“火十字团”。1939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被德军俘虏。1941年越狱。1942年起参加抵抗运动。1943年流亡阿尔及利亚。1945年加入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6—1958年任国会议员。1947—1948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和战争受害者部部长。1950—1951年任海外部长。1952年任国务部长。1953年任欧洲事务国务秘书。1953—1965年任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主席。1954—1955年任内政部长。1956—1957年任法务部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后，于1959—1962年任参议员。1959—1981年任希农堡城市长。1962—1981年任国会议员。1964—1981年任涅夫勒省总理事会主席。1965年创立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并于1965—1968年任党主席。1971年重建法国社会党，并于1971—1981年任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1995年任总统。1995年总统任满后不久逝世。 [58]《消息报》，1991年5月9日。 [59]《真理报》，1991年6月6日。 [60]《行星回声》，1991年25期，第16页。 [61]《真理报》，1991年6月24日。 [62]鲍里斯·伊里奇·奥列伊尼克（БорисИльичОлейник，1935年10月22日——2017年4月30日），乌克兰诗人。1948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2—2006年任乌克兰中央拉达议员。1993年参加了乌克兰共产党。2004年支持橙色革命。2005年因投票支持季莫申科政府而被开除出党。2010—2017年任乌克兰塔拉斯·舍甫琴科国家奖委员会主席。2017年去世。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前言 早在1992年春天，美国诺顿出版社就曾建议我写一本关于“1991年事件”的书，也就是《苏联的最后一年》。但我在开始这项工作不久就把它摺下来了。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所要叙述和分析的事件刚刚发生不久，而是因为很多事实我们当时还不很清楚。“苏联”号轮船倾覆所产生的波浪实在太高太猛，覆盖区域实在太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政治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特别关注。 当前发生事件的重要性总是高于刚刚走向历史的那些事件。我这段时间撰写了不少文章、评论和书籍，都是涉及发生在1992年至2001年之间的事件。 但是，如今的俄罗斯社会越来越关注这些戏剧性事件发生之前的那段历史，这促使我重新开始十年前中止的写作计划。 2002年9月1日
第三十三章戈尔巴乔夫：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三部离开华盛顿之后 第三十三章戈尔巴乔夫：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中央书记的生活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 ↘匆忙之中的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布什和德国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垮台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继承下来的苏联是地球上的一个大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大国形象已失去其光辉，但它仍然强大和统一，而且是这个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然而，在从1989至1991仅三年的时间里，欧洲大陆的政治前线已从欧洲的中心有效地东移到1653年时的俄罗斯边界，也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联盟之前的边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苏联的消亡，其根源应主要从国内来找，在于我们的政治斗争，在于我们的不称职但又野心勃勃的领导人，还在于国内急剧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连串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的人民中的大多数没有参加而且至今也没能真正弄明白。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充满了戏剧性和灾难的日子有待于全面和彻底的研究，但我只讲我所经历的那部分故事。 中央书记的生活 1986年3月，我从美国回到莫斯科就任分管国际部的中央书记。我感到像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世界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的一位代表拜访了我，他们向政治局和党的书记处成员不仅提供保安措施还提供一切服务。作为党中央的一位书记，我得知为我配备了四名私人保镖，一辆内装无线电话的吉尔牌高级轿车，并且在索斯诺夫卡配给我一个国家所有的乡村庄园，叫它“松园”比较合适。这个庄园有它自己的职员：三个厨师，四个女招待，两个园艺师和一名警卫。 当我得知这个特别的庄园曾经属于闻名遐迩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时不禁大吃一惊。这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授给他的。在赫鲁晓夫罢免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以后，朱可夫元帅就住在这里，直到他去世。这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房，有大餐厅、客厅、图书馆和好几间卧室，甚至还有一间电影放映室。庄园里还有一个网球场，一间桑那浴室，一个花房和一个果园。所有这一切比莫斯科水平的豪华还有过之。 政治局和党的书记处大约25位成员都能免费使用一个特别的飞行中队以供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旅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两条国内和一条国际“热线”电话，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与任何一位苏联官员取得联系，不论他是在什么地方。在我们之间还装备有一套专门的保护得很好的电话联系网。 政治局的每周例会通常在星期四召开，有时戈尔巴乔夫也召开紧急会议，所有的中央书记都出席这些会议，很少有例外。他们有权参加讨论，但无权投票表决。政治局并不经常采取表决手段，当总书记意识到即将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建议将有争议的问题拿到下次会议上再做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向持不同意见的成员施压，使其接受他的立场。 戈尔巴乔夫陶醉于言谈辞令，而且几乎就每一个问题高谈阔论，其结果是上午11点召开的会议要到晚上6点甚至到8点才能结束，每位想要发表意见的人都让发言。戈尔巴乔夫是位强有力的人物，通常控制着政治局的会议，长期下来便造成了没有人真正想同总书记发生对立的一种局面。当他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正如他主持过的所有的政治局会议那样，他的观点以及他的逻辑都是激动人心的，而且像往常一样最终能成功地使政治局接受他的决定，尽管他不是一个独裁主义的统治者，而且还必须顾及到大众的情绪。他在政治局里没有遇到过直接的或者有组织的反对，然而有一个人，即鲍里斯·叶利钦，当时莫斯科党委会的书记，却能顽强地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虽然他通常喜欢保持沉默，特别是当讨论的问题与他的权限毫不相干的时候。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对叶利钦持有某种赏识，因为正是总书记先前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 在规定的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休会期间，所有与会人员都一起聚到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大餐厅的大长桌上用餐，每个人只能从仅有的两种简单的食谱中选菜，自然食谱里不会有精心制作的佳肴，也没有烈性酒，只有菜加咖啡。人们的谈话将集中在新闻和当日的会议题目上。 政治局的会议不保留正式记录，当然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要秘密地做一些笔记。政治局的决定将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发出并在一个严加控制的官员名单中传阅以便落实和监督，这些文件都被保存在总书记的直辖部门里，锁在一个“特别的文件柜”中。 会议的议题总是出自于总书记自己的决定，政治局的要员们有权建议增加或改变议题，但很少有人这么做。要讨论的文件在会议前的一至两天里由中央委员会的总务部下发，这个部是在总书记直接管辖下的一个主要行政机构。 总务部在中央委员会机构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它是由总书记最亲近的人领导的，那就是阿·卢基扬诺夫[1]和以后的瓦·博尔金[2]。卢基扬诺夫是位有才智和友善的人，但博尔金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倨傲不逊、心胸狭窄的官僚，令很多人吃惊的是像他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博尔金显露出他的真正面目是他不仅参与了1991年8月的政变，还在戈尔巴乔夫撤退到弗洛斯被幽禁起来的时候变成一位向他从前的恩人发布最后通牒的代表团的头子。博尔金先前每天都有机会接近戈尔巴乔夫，评论他的来信并向他提供有关的最新消息以及外界关于诺曼克拉托拉——是我们用来说真正治理这个国家的官僚领导阶层的字眼——的谣言。正是他提出政治局的会议议程建议而后经戈尔巴乔夫审议和批准的。 从表面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没有副手，但实际上他的副手是叶·利加乔夫[3]，这个人一直呆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直到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刻弃他而去。利加乔夫掌握着党的日常事务并由此获取了在全国实在的影响，正是他主持所有的书记处会议。 利加乔夫还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党的另一位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做他的副手。利加乔夫是个正统派，对他坚信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则从不动摇。当我刚开始在书记处的工作时，戈尔巴乔夫就坦诚地告诉我，他尊重利加乔夫作为一个党的组织者的才干，这减少了他日常例行公务的负担，但就思想和文化发展而言，戈尔巴乔夫说利加乔夫根本不是一个“革新派”，因为他学到的全部理论差得远啦，然而他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党的思想纯洁。 利加乔夫的这些不足后来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利用，雅科夫列夫赢得了戈尔巴乔夫的信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把和总书记的私人谈话确立在一个高知识层面上，这使得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信得过的谈话伙伴并将他的思想渗透给戈尔巴乔夫。 这种行动的结果使雅科夫列夫得以控制了思想领域，并在他成为羽翼丰满的政治局成员和戈的最亲密的助手之后戈尔巴乔夫最终将这一思想领域放心地交给了他。雅科夫列夫因此成了戈尔巴乔夫的邪恶智囊人物，诱使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他得以维系其权力的党组织。 戈尔巴乔夫从不同他的任何一位助手保持太近或者太远的关系，他可以轻易地抛弃一位原来的同事而置他于痛苦和失望的境地，当他下台之后没有一个政治局成员出来为这位前总书记和总统辩护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维埃领导人之间不存在私人友谊，他们的家庭也不保持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成经常被克格勃跟踪和监视而造成的心理障碍所致。我们只能在为全国的节日举行的正式集会上，或者在为高级外国嘉宾举行的晚宴上，或者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他们距雅尔塔很近的克里米亚的夏宫里举行的年度晚餐上得以见面。碰巧在疗养所休假的政治局成员和党的书记都能够接到邀请出席。 举行此类晚宴的地方是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夏日行宫上为斯大林盖起的一所小房子里。宴会上的气氛是温和的，只有一件事情多多少少地搅乱了这种气氛，那就是大家轮流向总书记和他的夫人敬酒的传统，戈尔巴乔夫看来很喜欢这样，我们当中最年长的葛罗米柯总是第一个开始这一礼节。 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主要在于他可以提名政府、党和军队的高级官员，这种提名相当于最终的任命，因为没有人想要反对他，他尽其所能到处安插他的人。 政治局除了通过提名还讨论对内对外政策、工业发展以及党务等各种类型的冋题，只有军事问题不做详细的讨论，因为有另一个特别的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去做，这个委员会又是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正因为如此，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了解在军事方面发生的事，这一点对于军事工业联合体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可以在暗地里向总书记极力施加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戈尔巴乔夫得以把高级将领们逐渐控制在手，他的这种做法是勃列日涅夫极少采用的。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 当我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负责人时，我对这个职位的职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部有大约200个职员，实际上负责全球的事务。我曾认为这个部在苏维埃外交政策上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很快发现它主要是同西方以及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组织以及激进的国际组织和群众运动打交道，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系则由书记处的另外一个部办理。我惊奇地发现国际部确实同第三世界以外的苏维埃外交不相干，而仅仅是偶尔在诸如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一类国家中显现出其重要。这个部对我们同美国和西欧的关系与谈判毫不关注，也根本得不到有关这些的一点儿消息，它还被挤身在军备控制方面以外。我查了多年以前通过的这个部的章程，发现它只同其他国家的类似的政党打交道，与苏联外交政策没有一点儿关系。 造成这种情况有历史的原因，苏维埃政府的初期，列宁就宣布过将奉行两种政策，那就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在这两者不发生冲突的时候，将以同样的热诚去执行，但如果相互冲突，共产国际得服从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一大批把世界革命放在首位的人转而信奉苏维埃的外交政策，然而这两种政策又总是同时存在和经常地混为一起，回忆以下越战时期我们同河内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某些政策是思想意识的结果，对它们的宣传不能为苏联的意图制造一种最好的形象，外国人很容易把一些全球阴谋或邪恶的扩张阴谋归咎于莫斯科的主人。 国际部按惯例地延续执行着共产国际的路线而外交部则处理国家的外交政策。 我与戈尔巴乔夫讲了这件事的荒诞无稽，而后他请我起草一个新的章程来反映他的新政策。我于1986年5月交给他一份附有章程草案的详细备忘录，他很快就批准了。章程中除了与外国的左派政党保持传统的关系之外，我还作了另外一些改变，即在“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上和所有国际关系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上”要维护和执行党的路线，也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路线。为了强化本部的新机构，我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准许将外交部几位外交上的重量级人物和专家调过来，包括格·科尔尼延科，他曾是葛罗米柯的副手并继续做到葛的接班人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的第一副手，格·科尔尼延科成了我的第一副手。我还把丘尔金调到我身边，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以后也当了副外长。另外我还调来了一些军备控制谈判方面的专家。 1986年，戈尔巴乔夫强调坚持“日内瓦精神”的重要性并宣布了“到2000年建立无核世界”的裁军计划，他想同里根进行第二次会晤并对此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和缺乏耐心，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之间有不下25封信件来往，这对他们的私人关系给予了积极地推动。戈尔巴乔夫对前一次最高级会谈为他做的大肆宣传颇感欣慰，但这一次他想得到的是一次有重要成果的会议。他在1986年上半年几次在政治局提到这一点，但并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日程是哪一些，尽管星球大战还经常作为通向胜利的潜在阻力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986年2月底，他向他的一些助手透露：“也许是到了不必再害怕战略防御计划的时候了。美国正在指望我们也准备建立一种像战略防御计划一样耗费巨大的防卫系统，同时希望他们在技术上的领先而贏得这场军备竞赛。但我们的科学家告诉我说，假如我们想破坏或是抵消掉美国的战略防御系统，我们只需花费美国计划所花费的十分之一。” 这事实上是戈尔巴乔夫同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经过深思熟虑地考证和磋商而得出的结论。但在我们的军工联合体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逐渐地开始改变他与科学家磋商后得出的看法，直到最后坚持要里根从战略防御计划撤退作为关于裁军的新的一轮最高级会谈召开的先决条件。戈尔巴乔夫告诉政治局我们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系统的花费将超过5000亿卢布，他问他的同事们：“我们从哪儿弄这么多钱？”但军方极力地劝他相信我们的战略防御计划系统在未来的核冲突中将会对美国拥有第一次核打击的优势，这种观点却促使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对派。 直到戈尔巴乔夫去克里米亚度假时，政治局还没有做出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最后决定。我也正在那儿休假，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已决定向里根建议在这个秋季举行一次会晤，会晤地点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某地，可能在伦敦或是雷克雅未克，主要的议题是核裁军。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同意了他的这个想法，在提交到政治局讨论之前戈尔巴乔夫征求我的意见。 我支持了这个意见，但询问戈尔巴乔夫究竟他想和里根讨论的核裁军具体的是什么内容，他回答说如果里根总统放弃战略防御计划的话，他将提出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的建议。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里根会放弃他最中意的战略防御计划项目，但是戈尔巴乔夫说他要坚持这一点。谁知道呢？他有点犹豫不决，也许里根最终会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作为交换他将会得到想要的大规模削减核武器。如不能实现这一切的话，戈尔巴乔夫仍然指望他关于核裁军方面的激进主张能够让他赢得全世界的注意。 1986年10月11日至12日，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见了里根，之后各自都极度失望地离开了。 这次会晤是相当引人注意的，因为在我们两国的关系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确有就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达成协议的可能。里根出人预料地接受了这个大规模地削减核武器的想法，甚至同意在10年之后完全销毁核武器。但是他拒绝对反弹道导弹条约承担义务，这个条约有可能妨碍他推行星球大战计划。戈尔巴乔夫极力想说服里根缓解一下他的立场，但未成功。 有一段插曲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深夜结束了他们冗长而又激烈的会谈，在他们离开会议大楼时因未达成协议而默默无语地走着。走到总统的轿车前时，他们停下来相互告别，我碰巧就在旁边因而做了临时翻译，在那个寒冷的冰岛之夜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话。 戈尔巴乔夫用一种他无法隐藏的抱怨语调说：“总统先生，你错过了这个唯一能载入史册的机会，这位被载入史册的伟大总统为核裁军铺平了道路。” 里根阴沉地回答：“那对我们两个人都适用。” 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里根长时间保持沉默，他的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和他坐在同一辆车上。里根后来告诉我，总统最后打破了沉默说：“唐，我们差一点就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了，真是太遗憾了！”随后他伸出他的大拇指和食指相距半英寸，说：“我们就差这么一点儿。”总统有些心灰意冷。 在这同时，我和戈尔巴乔夫坐一辆车去会见等候在另一栋楼里的记者。他对里根顽固地坚持战略防御计划非常气愤，他认为里根对战略防御计划的顽固坚持是他们这次会谈失败的主要原因。戈尔巴乔夫急于要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里根，和他在一起的我们几个人尽力使他平静下来。在车里呆了足有10到15分钟后，他恢复了自控能力。他告诉我们将对里根提出强烈地批评，但不准备关上将来继续会谈的大门，免得让新闻界把这次会谈描绘成一次彻底的失败，而应把这次会谈视为朝着达成协议所迈出的第一步。 作为雷克雅未克会谈的见证人，我觉得这次会谈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所负的责任并不比里根少，因为他也为这次会晤设置了障碍。他原本手头有一副好牌，这就是他自己提出的裁军建议，如果他不像里根顽固地坚持战略防御计划那样顽固地反对战略防御计划的话，他的这副牌可能玩得会更好。如果他们能在大规模削减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那么可以把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推到以后。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谈判中使用了这一讨价还价的战略，直到里根政府的结束。 在政治局对雷克雅未克会晤的回顾总结会上，戈尔巴乔夫仍然对里根气愤不已，但他说同里根会见毕竟是值得的：首先，这次会晤向全世界表明苏联领导人确实准备认真地对待裁军问题；其次，里根出人预料地表示他愿意就削减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再次，美国在欧洲的北约组织伙伴将会对里根不惜一切代价的继续坚持战略防御计划提出批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已在盼望他与里根的下次会晤。政治局的元老和军工联合体已悄悄地反对他的“新思维”以及他和美国的和解计划，但他已通过宣布坚定不移地实行新外交政策的意图战胜了他们，他充分地意识到他能够依靠党、依靠他那时所得到的公众对他的支持战胜他们。 匆忙之中的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处理政治局事务工作的态度逐渐地改变了，他的作风变得更加独裁与专横，该由政治局讨论的外交政策问题已转到由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过问。最初，戈尔巴乔夫和外国领导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安排的一切会谈都是通过政治局详细讨论决定的，不管会谈地点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国外。通常葛罗米柯先呈上外交部的讨论稿、需要签署的文件草案以及其他国际会议和会谈所必需的东西，但是到了谢瓦尔德纳泽当外交部长时，几乎没有什么上呈的文件和讨论的事情。显然，戈尔巴乔夫是在力求避开政治局的路线、方针和指令，自由地同外国的国家元首交往，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事实上而不是在形式上，戈尔巴乔夫在单枪匹马地设计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又同样是单枪匹马地执行这一政策。 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他与美国总统里根和接下来的布什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热衷于那种事前毫无准备的临时做决定，他不和我们的专家磋商就突然做了妥协，而这一妥协是我们的军方长期以来都认为的对美国人的单方面让步。 关于戈尔巴乔夫作风的一个事例将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在1987年的4月，国务卿舒尔茨到莫斯科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欧洲导弹问题的谈判，苏领导人准备放弃使用苏联的SS-20导弹和其他武器，以换取美国放弃自1983年以来部署在欧洲的与这种导弹类似的美制导弹，讨论中的欧洲导弹射程是在500到1500公里。在这一谈判交易中，双方将销毁所有的这些中程导弹，但军方坚持要保留我们的射程仅400公里的100多枚SS-23最新型导弹。舒尔茨到达前，戈尔巴乔夫要求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我准备一份会谈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应总结出苏美双方的立场。阿赫罗梅耶夫提出具体地建议：如果舒尔茨试图将SS-23导弹也包括进去的话，戈尔巴乔夫应予以拒绝，因为这种导弹的射程低于条约草案中所做的限定。 在先前的谈判中美方试图将SS-23导弹也包括进去，但没有坚持必须得这样做。当舒尔茨来到时，他执意坚持要拆除这批新导弹。戈尔巴乔夫开始并没有理会这一点，但临近会谈结束时舒尔茨再次提出了SS-23导弹的问题。他强调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同意包括这些导弹在内的话，他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将非常接近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将由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华盛顿举行最高级会谈时签署。 使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大为震惊的是，戈尔巴乔夫犹豫了一下之后就对舒尔茨说：“就这么定了。”接着和舒尔茨握手，其他官员也相继告辞了。 阿赫罗梅耶夫惊呆了，随后问我是否知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在最后一刻改变立场，我像他一样感到茫然。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转身跑向总书记的办公室，半小时后他回来了，告诉我一个离奇的故事：当他问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就全部放弃了这一批先进的导弹，而什么也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时，戈尔巴乔夫答复说他可能犯了个错，因为他“忘了”我们在备忘录里对他的提醒。阿赫罗梅耶夫接着建议赶紧派人到舒尔茨那儿去纠正我们的立场，趁舒尔茨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戈尔巴乔夫非常生气地对他大叫：“你是在建议让我们告诉舒尔茨国务卿，作为总书记的我不了解军事方面的问题，在我的将军们给我做了纠正之后，我现在来改变我的立场，让我食言吗” 故事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在一般情况下有极好的记忆，像这样的事他没有理由会忘记。阿赫罗梅耶夫非常怀疑戈尔巴乔夫早就筹划出这一切，因为戈尔巴乔夫知道参谋部不想要他放弃SS-23导弹，而政治局也会支持军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后来向领导做了妥协从而排除了签订条约的最后障碍。 从12月8日至10日，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他再一次在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讨价还价和磋商的情况下做出了重大让步。戈尔巴乔夫不仅同意销毁我们部署在欧洲的全部SS-20导弹，还同意销毁苏联在亚洲部署的这种导弹。在亚洲的SS-20导弹是我们用来对付中国和美国在日本及印度洋的基地所做的战略防卫的一部分，因此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退让。条约从政治上向世界传送了一重要的信号，两个超级大国终于认识到军备竞赛不能加强他们的国家安全，而控制军备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的军事指挥官以及一些政治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为了和华盛顿达成协议所做出的重大让步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他们也看到戈尔巴乔夫受了一直同国防部闹冲突的谢瓦尔德纳泽的极大鼓励。 这场斗争由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谢·索科洛夫牵头闹到了政治局。这两个部关于苏美裁军谈判的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也走进死胡同：两部代表都遵照他们各自的部长的指令行事，这些指令又是无法协调的。谢瓦尔德纳泽经常向戈尔巴乔夫抱怨军方，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一再地调解双方。 随后，戈尔巴乔夫委派列夫·沙可夫领导联合部长委员会，为裁军谈判准备我们的立场。沙可夫是政治局成员，他同军事工业长期打交道并与军方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作为一个老党员，他还是忠于总书记的。尽管这样，戈尔巴乔夫还是私下找他谈话做工作，终于把他给争取过来。沙可夫在谢瓦尔德纳泽和索科洛夫之间保持着一个适当的平衡，他的使命开始向前推进，但没有像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所期望的那样快。 虽然戈尔巴乔夫有些急躁，但最初还比较谨慎，想避免同军方的直接冲突，突然发生的一个对他特别有利的事件给他提供了良机。1987年5月29日，一架单引擎的西德制造的小飞机侵犯了苏联的领空，它在未被苏联的防空系统监测到的情况下一直飞到莫斯科，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外国飞机降落在红场的奇闻。这架飞机是由一名叫马赛厄斯·拉斯特[4]的年轻的业余飞行员驾驶的，这件事震惊了苏联领导人，他们一直确信飞到苏联的领空而不被抓到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也使国防部陷入一片混乱。 戈尔巴乔夫充分地利用了军方的混乱状态及其威信的严重受损。就在拉斯特降落红场的第二天——那是个星期天——戈尔巴乔夫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强烈地谴责“国防部的彻底无能，国防部必须把这一特别事件向党和人民做出解释。”他要求国防部的官员立即解释。 国防部副部长伊万·卢舍夫[5]向政治局报告并承认这件事确实从未听说过，他试图为空防系统的失灵辩解，称现有的空防系统仅仅是为截击现代化的军事飞机而设计的，并不能监测到时速为150至170公里飞行高度不超过300至400米的小飞机。这一点听起来并不能令人信服，卢舍夫不得不承认事故发生的唯一责任者是国防部。索科洛夫部长承认国防部并未开发能拦截低空飞行的单一目标的空防措施，他还承认国防部的有关空防部门之间没有密切地配合。 一阵激烈的争论过后，戈尔巴乔夫发言，他讲到军队里形势之严重，军中高层领导人“惧怕党朝着改革的方向转变，也害怕新思维思想”，敦促他们不得延误马上纠正这种形势，他紧急要求国防部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领导来“增强军队机构的政治责任感”。然后他转向国防部长说：“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我对你的人格的完美没有怀疑，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若我是你，我将立即辞职。” 索科洛夫大为震惊，起立并当场请求辞职，戈尔巴乔夫“代表政治局”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辞职，并补充说，为缓解此事给他带来的刺激将宣布他退休。 休息15分钟后，戈尔巴乔夫提议任命索科洛夫的副手德米特里·亚佐夫为国防部长，他先前已被戈尔巴乔夫安排召见。当时亚佐夫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干部部长，因此他与党的中央委员会有密切的联系。亚佐夫对戈尔巴乔夫比索科洛夫更加唯命是从，因而戈尔巴乔夫完成了一次悄悄的军事政变。新任国防部长不了解关于裁军谈判的事，而且同它们根本就不发生什么关系。由亚佐夫当国防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裁军谈判中感到很省心，来自军方的反对意见变得温和了。索科洛夫和大约100名将军、上校以及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不赞成对美国人退让的军界保守的领导人都一起退下来。但就总体来说，军方仍对戈尔巴乔夫不满，这一点将在以后一再地表现出来。 得以控制了军方后，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裁军问题时变得更为积极和有信心，他想尽快地达成目标，他被这项任务的巨大挑战性所吸引，并被国际上对他的喝彩声弄得神魂颠倒，所以他未经认真地考虑后果就擅自行动了，这正是他的毛病所在。他要么不能，要么太急促地设想事件朝美好的方面转化，他经常是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去实施他宏大的规划，只有一个令人陶醉的蓝图。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当有人对他急剧的改革表示谨慎地关注时，戈尔巴乔夫总是打断对方，认为这同“新思维和改革精神相抵触”。 在1988年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前戈尔巴乔夫紧急促请政治局通过了一个鲁莽的单方面削减50万武装力量的决定，部队裁员对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影响是好的，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因此得到了大力赞许，但是苏联政府没有把如此庞大的裁减人员队伍重新融入平民经济的计划。之后于1990年戈尔巴乔夫又签署一项北约同华沙条约集团国之间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的条约，这一条约要求进一步削减我们的武装力量。这一项政策原则上说是好的，但却造成了严重的国内危机，因为从德国和东欧撤回了大批的苏联武装人员，国家面临着如何安置这些退伍军人的棘手问题，这一灾难性的任务以后又传给了俄罗斯联邦。他们住在哪儿？他们干什么？没有越冬的房子给他们，没有地方安置他们的家属而只能安排他们在最简陋的居住条件下过冬。戈尔巴乔夫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差劲的组织者；削减军队的规模并把裁减下来的士兵送回家这原本是恰当而又确实必要的主张，但由于拙劣的安排却成了国家严重和长期的负担。 面对东欧的剧变，苏联人民得不到政府对这些变化做出清楚地解释，最初感到迷惑不解，后来就变得愤怒起来。部队的士气削弱了，军队和老百姓都弄不明白苏联的军队到底是怎么啦，不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的胜利者吗？怎么就像被抛弃掉一样一下子被遣返回家了呢？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不光彩的一幕。 戈尔巴乔夫、布什和德国 戈尔巴乔夫的声望从1990年起就在党内、军队里和百姓中迅速地下降了，国内的经济问题更加速了他威信的下降，然而在国外他的威望却暴涨。他能否在苏联外交政策朝着新思维的转变中起领导作用呢？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同美国的迅速和解以及令人难以忘却的谈判中都是有功的，正是这种和解与谈判导致从根本上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但是回头看看，现在很清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的外交常常不能从美国及其盟国那里赢得一个稍好一些的协议。在签定限制欧洲导弹的条约时，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接受在另一条约中写进削减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沉重包袱，这个包袱就是1991年6月14日在维也纳签署的关于欧洲常规部队的一项条约，削减这些常规部队的代价是沿俄罗斯南部边界和高加索地区出现的大动乱，俄罗斯的军队人数在那些地区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莫斯科想对这个条约的有关条款重新谈判的一切努力都等于白费。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1991年7月31日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时签署的，如果不是华盛顿在这个条约中再次占有军事上的优势的话，这也能算是一个好的条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方对削减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监督执行承担义务。起初戈尔巴乔夫想单方面地宣布如果反弹道导弹条约遇到违约的情况，莫斯科将自动撤消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后来他决定不把这次签定条约的仪式复杂化，因此，甚至在罗纳德·里根离任之后，仍可听到美国重提里根所热衷的战略防御计划。 戈尔巴乔夫和他忠实的副手谢瓦尔德纳泽向西方做出了慷慨的让步，本来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使苏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及苏联在欧洲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能够做到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对达成协议缺少耐心，加上过分的自信和被西方舆论的大加吹捧，使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被他们的西方谈判伙伴智取和击败。有时他们做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了必需，像在签署关于军备控制、东欧、德国统一、海湾危机等协议中就是如此，即使在苏联分裂之后他们还继续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的外交变了形，他通过某种个人支持的渠道与美国的高级官员搞外交以避开他在政治局的同事和我们职业外交团的外交官们的批评，所有的一切都在愈来愈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先前通过我所进行的秘密渠道和我代表莫斯科同华盛顿达成的一切协议都必须通过政治局批准。）自1989年起，苏联的外交变得愈加乏力，原因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国内政治的迫切压力和他极力支撑他越来越低的威信造成的。结果是我们适应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的能力明显地下降了，这在不少程度上是由戈尔巴乔夫本人造成的。 党的国际合作部在1986年发挥了短暂的作用之后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逐渐地它又恢复到它原来的职能上。1988年戈尔巴乔夫命令国际部向别国的共产党以及其他的外国组织和运动解释他的改革的意义，“因为他们对这些不理解和有迷惑”，但是就连我们自己也迷惑不解。” 国防部的作用下降，谢瓦尔德纳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他想垄断外交政策和避免来自国际部的竞争，因此我所领导的国际部就不再每天积极地参与外交政策了，戈尔巴乔夫时不时地使用我是把我当作他的苏美关系的私人顾问，特别是在他接下来与里根和后来的乔治·布什的会晤中均如此。他有时派我做他的私人代表同美国的高级官员直至总统秘密地讨论一些事情，但是我不再系统地涉及苏美事务，这些事务连同其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只由两个人来处理，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 戈尔巴乔夫开始走向实质上的帝制统治，在谢瓦尔德纳泽的热烈支持下，他绕过传统的政策制定机构，越来越多地由他自己做出重大决定并把整个国家的方向导向国外。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布什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把美国的外交政策集于一手，而且赶非正式外交的时髦，借同外国领导人面对面地自由交谈或打热线电话相互起作用。美国总统和苏联总书记好像都没有感到有同他们的政府磋商的必要，也不觉得有必要向他们的人民解释国家前进的大方向和他们奉行的政策的含义，然而就是这一切形成了冷战以后的世界格局。 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核心代表着所有国家共同的价值利益，即：防止核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结束冷战。这并不否认在我们的外交上有国家利益的存在，和在沿着这些路线前进的全面重新设计中有必要的灵活性与想象力以克服老的教条，苏联外交团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此持热情的欢迎态度。 但是很快地他们变得困惑和沮丧了，戈尔巴乔夫一再地耗费掉苏联的谈判潜力，他公开地标榜“全人类的利益”并把这实际解释成他不断地做出决定，同西方轻率地达成一些协议从而忽视了苏联的重大利益。在乔治·布什就任总统之后不久，美全国安全委员会于1989年3月13日通过了一个秘密文件，文件称美对苏政策不应以“支持”戈尔巴乔夫为目的，而应以同整个苏联打交道为目标，以便“推动苏联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布什政府相当成功地作了这种推动，军备控制随着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而垮台，华盛顿同波恩联合在极其重要的领域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最重大的让步，这就是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安全，两大军事集团把欧洲分割开来达40年之久，同时也奠定了苏联的安全基础。 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的较早时候，苏联外交部就开始积极地探讨新的思想，为了同西方讨论全球和地区的安全体系问题。我们设想这种新的思想在全球范围里应该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在欧洲应该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框架下的地区安全体系。这是苏联政策的一个总目标，尤其在欧洲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全力支持这个总目标。他热心地把他对欧洲地区安全思想的想象发展成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在这个家园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和平地住在一个公寓楼的各公寓里，对美国和加拿大来说，如果不是住在同一栋楼里也是住在同一条街上。华盛顿对他的热心没有做出反应，但也没有公开地拒绝，美国正在悄悄地同它的盟国探讨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当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2月2日和3日在马耳他会见布什总统时，德国的统一问题并未列入议事日程，但这一想法却在他们每人的心里，因为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柏林墙倒了，东西德在半个世纪里第一次自由地混合为一体。布什在非正式的谈话中小心地试探戈尔巴乔夫的口气。（这是布什开始一项谈判所乐于采取的方法，他会轻轻地试探着把一个想法毫无压力地传给对方，有时还会再重复试一次，然后等待看对方是不是上钩。） 戈尔巴乔夫回答得很抽象：我们的政策是在坚持一个全部欧洲进程和逐渐建设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基础上制定的，在这个共同的欧洲之家中一切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应受到尊重。但他没有具体说明能够或者应该怎么做，尽管手中已有一份外交部写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政策，即德国的统一应该是欧洲大气候逐渐转变的最终产物，在这个大气候中北约和华沙条约集团应该将他们的大方向从军事转向政治并通过相互协议最终解散这两个组织。在马耳他未能就德国的统一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但对布什和西方总的来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拒绝将统一问题作为讨论题目，华盛顿和波恩害怕我们可能会做的就是拒绝讨论。 马耳他会见之后不到一周，布什就写给戈尔巴乔夫一封私信，再次提起德国统一问题。总统写道：统一应该在自决的程序下进行而不应过早地预言两个德国将如何决定和成为欧洲共同体一体化的一部分，这种统一应该是“和平的、渐进的和在一个演变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双方实际上同意德国统一是一个总进程的一部分，这个总进程将把欧洲安全与稳定引向一个新的体制，过去40年的安全与稳定是靠相互对立的两大坚强军事集团组织的力量均势来保障的。这种赞成逐渐演变到一个新的全欧洲体制的立场得到了政治局和我们的欧洲及德国问题专家的支持，但是后来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在国内的动乱事件中，他实际开始自己处理关于德国的一切谈判或者与谢瓦尔德纳泽乘双驾马车，把我们的职业外交官们甩在一边，而且几乎不通知政治局，尽管他们仍然赞成逐渐演变进程。在西方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压力下，他开始把德国统一问题与总的欧洲安全问题分开来。 的确，当他于1990年6月2日在华盛顿同布什进行最高级会谈时，他即席谈了统一后的德国中立化的想法，也谈到北约和华沙条约集团两组织在逐渐合并其机构的同时给予统一后的德国以成员国地位的设想。但他的犹豫不决很快就结束了，当西方国家为德国统一不断施加压力和他国内改革停滞不前时，戈尔巴乔夫开始放弃他原来的立场，以此希望西方能够继续同他合作。 出乎西方的预料，1990年7月，在一个不为公众注意的边远的高加索休假地戈尔巴乔夫同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6]举行了一次闪电式的会晤，他不顾政治局仍然存在的相当强烈的反对意见，撤消了所有的条件同意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成为北约的成员。后来布什总统的一个助手告诉我：科尔自己承认对戈尔巴乔夫的突然接受感到大吃一惊。德国总理像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已准备同戈尔巴乔夫进行长期而又艰难的谈判，并且为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准备在有争议的部分做出几套退却的方案，科尔和他的随从人员在回国的飞机上庆祝这一历史事件的到来，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这件事在讨价还价之中来得如此之快。华盛顿也没有隐瞒它的高兴，德国统一问题对美国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也等待着同莫斯科做艰巨的讨价还价，后来布什、贝克、基辛格和其他一些有名望的美国人告诉了我这一切。 这样预料中的一个长期的、逐渐的演变过程被戈尔巴乔夫仅用半年就结束了，他为什么这样匆忙？他当然清楚地知道德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进程必须以确保苏联和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稳定的方式来完成，毕竟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之下，他主要的意愿是同西方共建一个新的欧洲，结果是苏联的选择明显地缩小，莫斯科在新情况下自我调整的能力大大地削弱。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还有主见，这就是德国的统一应该与新的欧洲安全机构的形成同步进行，但他没有为这一宏大设想而奋斗，特别是当东欧的政权开始垮台和这个地区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试图把这一重大战略变为具体的行动，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他确实在华沙条约集团国遭到这种巨大变化的冲击时甚至没有提到政治局去讨论，他完全被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挫败了。他那些缺乏战略而又处于思想混乱中的同事们，有的是气愤，有的只是消极被动，眼睁睁地看着东欧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地从华沙条约这个政治与军事联盟铁幕中挣脱出去，这一铁幕虽然不受欢迎，但它还是控制了它的成员国并制止其内部发生自我毁灭的冲突达两代人之久。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每个国家的形势进行了逐一地讨论，但是这种讨论是混乱不堪的而且被戈尔巴乔夫空洞的言辞所主宰，他指责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没能进行改革和不采纳“新思维”，有时他一时兴起就匆忙去访问那些领导人并教训他们，但是这只能促使当地政权的瓦解，尤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垮台 我相信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料到整个东欧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脱离了苏联的轨道，也没有料到华沙条约集团瓦解得如此之快，他成为他自己政策的恶果的见证人。忧虑重重的顾问们对东欧的瓦解向政治局和戈尔巴乔夫敲过警钟并询问如何对待这一安全问题，克里姆林宫整个处于混乱状态中，对这种瓦解拿不出应急方案来。军事干预被排除了，戈尔巴乔夫绝望地重复着他的主要理论：与西方共同探讨在“新的欧洲”建立一个新的安全体系，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匆忙地接受了德国统一后丢掉了他最好的一张牌。 到了1989年谢瓦尔德纳泽在私下持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加悲观的观点，正值外长在格鲁吉亚的黑海度假时，他的私人助手谢·塔尔阿森科向他报告来自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一封紧急电报，齐奥塞斯库要求华沙条约集团国对波兰进行一次军事干预，因为波兰的反共产党的团结工会赢得了全国大选。莫斯科迅速地拒绝了，正在海滨度假的谢瓦尔德纳泽心情忧郁地对他吃惊的助手说，莫斯科最终会失去它对华沙条约集团的控制，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事态的必然发展将迫使苏联走上分裂，特别是波罗的海几个共和国的退出。来自格鲁吉亚的他的几个合作者之一后来说他从未喜欢过苏联，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想着他的家乡格鲁吉亚能够独立，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华盛顿，不论是里根政府还是布什政府都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功持特别乐观的态度，1987年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访问莫斯科时非正式地对戈尔巴乔夫谈到她最近在华盛顿访问了一些高级官员，他们认为苏联的改革失策了，这一失策将会搞垮这样一个中央大国的整个经济结构，恃别是当戈尔巴乔夫推进这项改革太快的时候。她告诫戈尔巴乔夫要谨慎，尽管她自己也在将英国的国家工业转为私有化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但她还是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成功。戈尔巴乔夫在向政治局报告时取笑那些未指名的极端保守的美国人，他补充说也许他们有道理，他认为无论如何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才能重新调整好苏联的经济，但这只是事后的想法，因为他没有照此去做。 在1989年初，作为准备马耳他首次最高级会谈的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派我带着他的指示和他给布什的一封私信到华盛顿同新总统讨论最高级会谈的议题。我同布什相识已经20年了。（戈尔巴乔夫认识布什是在1988年12月里根安排的一次午餐上，里根即将结束他的两任总统任期，戈尔巴乔夫希望与当选总统布什谈谈，但由于里根抢了镜头，他们只作了一次短暂的私下会晤，我做翻译。他们同意开始进行积极的私人联系。）布什向我承认苏联最近发生的动乱事件促使他重温了苏联的历史，为更好地了解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总统向我提了一个“不是很外交，但是很直接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能够渡过这段混乱时期吧？他想要戈尔巴乔夫做他的谈判对手，但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前景不能确定。布什询问了能确保戈尔巴乔夫继续他的领导的有关法律与司法程序，政治规则与传统，这种继续领导的确保应“不考虑某种党的突然的决定”，就像免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那样的突然决定。他对提出这种冒犯人的问题表示歉意并向我保证不向任何人泄露这次谈话的内容。 我告诉布什他对形势的复杂性的看法是对的，改革带来了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性又使人很难看得更远。我说戈尔巴乔夫刚刚被选为总统，即便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现在也不能解除他的职务和剥夺他的权力。但是形势又很独特，许多事情都不明朗，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党始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现在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看起来戈尔巴乔夫起码在不久的将来还能够作为布什在外交政策上的对手，而且像所期望的那样同美国签署一些意义深远的协定，特别是在裁军方面。 我说：“你可以指望得到这个。” 两天之后布什给了我一封致戈尔巴乔夫的亲笔信，信里强调他们之间进行私人接触的重要性和“改革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他的子孙后代都具有的重大意义”，布什显然决定指望戈尔巴乔夫。 但是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控制事件的能力已接进尾声，在头四年的执政时间里，他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领导人，到1989年底，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能控制局势并使之运转，但是到1990年苏联的形势进一步地恶化，戈尔巴乔夫开始感到他大势已去。他拼命地想加强他的地位，虽然不为大家所知，但他确实不遗余力地想从美国和布什新总统那儿得到财政和道义的支持以继续他的改革，并以此来支撑他的政权和他在国内的声望。 到1989年12月马耳他会议的前夕，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不能肯定布什是否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种疑问反映在谢瓦尔德纳泽于1989年11月8日给戈尔巴乔夫的一封绝密的私人备忘录里，备忘录称：“布什看来是一个优柔寡断的领导人”，由于受到各种不同力量的牵制，布什还没有就对苏联领导人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苏联的改革问题决定采取什么态度。谢瓦尔德纳泽说布什显然不会介意利用莫斯科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为他自己谋利益，因此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在马耳他最为重要的是得到布什对他的改革计划的公开承认，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政治局认为这是最高级会谈的一项重要任务。 戈尔巴乔夫怀着这样的印象离开了马耳他，他已得到布什对他的改革的支持，并把这看作是他们的会晤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1990年1月21日他向政治局报告说他对布什“准备在经济领域中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援助表示欢迎”，并称这绝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同时也是对苏美合作之必要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在世界局势发展到现阶段的关键时刻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1990年5月中旬，就在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前夕，贝克国务卿访问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私人会晤谈我们的国内问题，贝克极表同情。当贝克告诉他布什政府赞成改革因为改革“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华盛顿已将苏美关系从对抗转变为对话与合作”时，戈尔巴乔夫轻易地就被这几句重新保证的话冲昏了头脑。 但事实上就在这之前不几天，美国驻苏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向来访的美国马里兰州州长威廉·谢费[7]吹风时还说：苏联正经受着经济衰退、民族矛盾加剧、犯罪率上升甚至有军事政变的威胁。尽管有逐渐民主化的希望，但他认为仍需要50年到3/4世纪的时间才能够在这个国家牢固地建立起民主。马特洛克坦率地说，当美国支持戈尔巴乔夫时还应利用戈对华盛顿的访问来加强美国的利益，将已削弱了的苏联朝着能接受政治和经济的让步推动，包括接受德国的统一。 从华盛顿访问回来，戈尔巴乔夫再次满意地对他的同事们说，布什对“我们国内的困难”表示理解并再次提到“美国决不会对苏联造成任何威胁”的私下保证，戈尔巴乔夫强调他“没有感到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更多的威胁”，并宣布他成功地利用了布什实质是美国对改革的支持，也使华盛顿相信苏联的改变将对美国有利。关于德国问题他含糊不清地说，尽管对统一后的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双方都寻求一项符合全欧洲进程的一部分的解决办法。可是他隐瞒了他想同西方尽快达成协议的愿望以帮助他摆脱在国内的困境，这种愿望也使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接受西方的要求。他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同科尔会见时就接受了这些要求。 布什同戈尔巴乔夫保持的密切接触和不时地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赞许对他起到了特别的安慰和消除他的疑虑的作用。在1990年7月，当德国的统一问题处于成败未卜的关键日子里，布什先打电话后写信给戈尔巴乔夫，信中提到在伦敦召开的西方七大工业国集团首脑会议，他写道：所有七国领导人都同意欧洲“积极和迅速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您精明的外交政策”带来的，还说，他知道戈尔巴乔夫想听到的是“北约准备同您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布什说作为一个总统他也在考虑“北约自身的逐步转变”。所有这一切都令戈尔巴乔夫倍受鼓舞。 1990年8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给布什的一封冗长的复信中表示“对同布什总统密切地合作解决这些历史问题充满信心”。一个月后，在1990年9月赫尔辛基会晤期间，布什再次称赞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这种称赞令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无比高兴。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布什和贝克“确定无疑地对处在困难之中的苏联努力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革给予坚决地支持”。 但是所有那些乐观的期望从未变成现实，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失败，国内危机四起，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混乱，这一切削弱了苏联的潜力。在冷战进入最后的紧要关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缺乏连贯的、平稳和坚定的外交政策来结束这场冷战，这种结束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恰当而又体面的方式来进行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平等将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平等将能创造出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国际关系将被改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并将进入一个没有冲突的时代。在令人费解的仓促行动中，他们放弃了重要的地域政治和军事立场，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机会而且是严重地错过了这个机会，指挥棒失灵了，他梦想之中包括所有国家也包括俄罗斯的具有一个新的安全体系的新欧洲并没有成为现实，欧洲的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很久之后仍然是让人猜不透的一个谜，欧洲、俄罗斯和美国的联合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戈尔巴乔夫在推进我们的国家自由和民主的进程中还起了突出的作用，在把我们的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的“新思维”，特别是国内的经济政策远不如他在国际竞技场上来得成功，“新思维”在不少方面都是灾难。他的思想前后矛盾，直到他当政的最后几天，仍然重复着他的“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的座右铭。他坚信社会主义并拒绝对我们的经济结构进行急剧的变更，当他已经意识到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需要引进一些市场体制的成分时仍然如此。 他的政策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种聚合。但在公众场合，最引人注目的是1987年在华盛顿他与一批美国学者会晤时断然拒绝了这种说法，他在描述他的经济计划时从来不用“资本主义”这个字眼，而且他的俄罗斯联邦的接班人也继续回避这个字眼。戈尔巴乔夫最根本的失败在于他没有真正地懂得经济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他始终在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特别是向外国人和科学院的院士们求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从事实际上大规模的经济管理。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政治局的工作和参与对重大问题的审议时从未听到戈尔巴乔夫为经济改革提出任何总的和详细的计划，不论是一年的或五年的或其他种经过仔细考虑的计划。他总是心血来潮地临时凑合一些计划，这些计划有时是在他从国外回来有时是他同有名的经济学家和西方杰出的工业家谈话后凑成的。中国总理李鹏向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奥·亚·特罗扬诺夫斯基表示，戈尔巴乔夫改变观点如此迅速以致于中国人不能够恰当地研究它们。 在1986年改革刚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这样解释他的经济信条：苏联经济必须改革，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切地知道如何实现这种改革，但我们必须开始。他告诉政治局他们都必须遵照列宁的教导去做：“在一切努力之中最重要的是投身到战斗中去，这样才能学会下一步该做什么。”好，我们已经投身到战斗中了，但是几年下来甚至俄罗斯的新领导也不确切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作为一个国内改革者，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和它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在实际问题面前越来越表现得毫无办法，常采用冲动的、狂热和鲁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不仅使我想起温斯顿·丘吉尔对尼基塔·赫鲁晓夫讲的一段话，那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英国时两位领导人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说的，这位英国政治家说：“赫鲁晓夫先生，您在您的国家正发起一场改革，那确实很好，但我想劝您不要太草率了，想用两大步就跨过一个大峡谷是做不到的，您会摔落下去。” 给戈尔巴乔夫政权以致命打击的是共产党在苏联的瓦解以及他在创建一个新的替代权力和权威机构上的失败。共产党连同她在全国各地方的支部，是从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到工厂和农村的管理骨干，作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统治者，因此他直到1989年还继续强调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在他自己的改革中的领导作用。 但在此后不久他开始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因为他一旦打开了民主与公开性的潘多拉盒子，来自党内的批评意见就增加了，他的政治局也不是完全一致地支持他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不会忘记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一次政变中被即刻解除职务。由于惧怕失去在党内的控制地位和由此失去在全国的最高权力，1988年底他转而把议会的作用也控制在总统手里，这样他的职务就不能够由共产党罢免。但是这一切都是密室中的政治交易，只能削弱戈尔巴乔夫在全国的地位。1991年8月当议会禁止共产党的存在并支持叶利钦时，戈尔巴乔夫身边没有一个人追随。[8] 到最后戈尔巴乔夫没了主见，对国内和国际需要优先处理的冋题拿不出具体的办法。我猜想他对这样的意见不会感到太舒服，这种意见认为他努力倡导的新思维所解放出来的力量是他控制不住的。戈尔巴乔夫自己对如何推行必要的改革这项艰巨的任务思想混乱，这造成了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再加上1991年下半年的大动乱导致了他个人政治上的垮台和苏联的瓦解。 假如改革能够得到巧妙和恰当地指引的话，一切积极的成果得到合理的保留，先前主要的缺点与错误能够在周密的计划和逐渐演变的方式中得以纠正，经过了更新、改革并且朝着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前进的苏联不仅能够战胜对它的挑战，而且我相信也能够挤身于世界民主国家的前列。我深信在将来会实现这一点，不管在新的道路上会出现多少艰苦的磨难。 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伟大的前景也丢掉了幻想，俄罗斯开始将自己调整到同外边的世界打交道中应处的恰当位置上，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形成俄罗斯的新形象以及它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一过程将在不少的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是否和如何承认一个新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应发挥的恰当的作用。在西方仍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将是无法预测的和危险的对手,但把未来押在将俄罗斯压下去的赌注上才是不切实际和真正危险的。俄罗斯有着相当丰富的人力和智力资源，自然资源也丰富，它横跨于两大洲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永久的决心都将使俄罗斯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存在下去，如果相信过渡时期的巨大困难剥夺了我们矗立于世的能力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讲拥有一个强大和自信的朋友和盟友远比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而又不友好的国家要强得多。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正像美国人经常不断地在改革资本主义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在苏联仍然受到尊敬，是他相信市场体制也需要国家不时地予以纠正。我们俄罗斯人，由于我们急进的民主分子过于急切地朝着资本主义过渡，无意地破坏了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俄罗斯赞成民主，但是就像对市场的理解一样，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有许多不同的理解。甚至在美国也总有这种情况发生，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于1864年在巴尔的摩所说的：“我们都讲赞成民主，但是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不总是一样的内容。” 现在俄罗斯准备成为美国的一个有建设性的盟友，这种盟友关系绝不反对任何第三国，我们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都为和平而努力。但是俄罗斯人民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也要捍卫他们的民族利益，不是靠牺牲别国利益地动用武力，而是通过传统的政治与外交方式合理地汇集起这种利益。这条道路将永远不会平坦，美国不也是经常遇到困难和竞争吗？有的甚至是来自于它的盟国，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来自法国和曾经是它的保护国的德国与日本的困难和竞争。 但是即便我们两国的利益在历史上有过冲突的话，这种冲突也很少。冷战只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它是建立在思想分歧上的，而不是在民族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我们现在必须从冷战的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现在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的美国遇到民主的俄国，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当我们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和不轻易地丧失信心，我们的利益也许会时不时地出现抵触，但是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这种不一致，而这种方法应不伤害到极其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就是我在美国长期生活所学到的十分重要的一课，是我从与美国的密切协作以及我的外交生涯中得出的，也是我在本书的章节中试图表达的。 [1]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ИвановичЛукьянов，1930年5月7日——2019年1月9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61年任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高级顾问。1961—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高级助理。1976—1977年期间参与起草1977年苏联宪法。1977—198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5—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兼中央法律行政事务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9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同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4年获大赦。1994—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9年任立法、司法和法律改革委员会主席，2000—2002年任国家杜马主席。2019年去世。 [2]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ВалерийИвановичБолдин，1935年9月7日——2006年2月14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兼总统办公厅主任。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2006年去世。 [3]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ЕгорКузьмичЛигачёв，1920年11月29日——2021年5月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捷尔任斯基区委书记。1946—1948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宣传与鼓动部长。1948—1949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53—1955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文化部长。1955—1958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8—1959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副局长。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托木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土地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但未参加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创立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Союз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парти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СоветскогоСоюза），并于1995—2005年任该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2006—2014年任该党理事会书记。1993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13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21年去世。 [4]马赛厄斯·拉斯特（MathiasRust，1968年6月1日——），德国业余飞行员。1986年获飞行员执照。1987年从汉堡出发驾驶小飞机一路畅通无阻地飞进苏联领空，降落到红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红场飞行事件”，当场被捕。1987年被判处4年徒刑。1988年获特赦后回国。 [5]彼得·格奥尔基耶维奇·卢舍夫（ПётрГеоргиевичЛушев，1923年10月18日——1997年3月23日），1941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和库尔兰战役。195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第一副司令。1975—1977年任伏尔加军区司令。1977—1980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5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86年任驻德国集团军总司令。1986—1989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9—1991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军事监察员顾问。1992年退休。 [6]赫尔穆特·约瑟夫·迈克尔·科尔（HelmutJosefMichael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1946年加入基民盟。1959—1969年任化学工业协会顾问。195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69年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1960—1970年任路德维希港市议会议员。1966—1974年任基民盟莱茵兰—普法尔茨组织主席。1969—1973年任基民盟副主席。196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总理。1973—1998年任基民盟主席。1976—200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76—1982年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1982—1998年任总理。1998—2000年任基民盟名誉主席。2000年因卷入财务丑闻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务。2002年退休。 [7]威廉·唐纳德·谢费（WilliamDonaldSchaefer，1921年11月2日——2011年4月18日），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54年毕业于巴尔的摩大学。1967—1971年任巴尔的摩市议会议员。1971—1987年任巴尔的摩市市长。1987—1995年任马里兰州州长。1999—2007年任马里兰州主计长。2011年去世。 [8]1991年8月19日，我独自一人呆在我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工作，对发生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政变感到忧虑。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了一个熟悉但又和当时的气氛极不协调的声音，声音带着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语调：“阿纳托利，你好吗？我是鲍勃·斯特劳斯，我作为美国大使刚刚来到莫斯科，我找不到任何一位苏联官员。我试着与别斯梅尔特内赫外长通话，但他不在，我应该怎么办？”我告诉他耐心等几天，我许诺在这几天里安排他与外长会见。事实上我在第二天就安排了这场会见，但却是在劝我的老同事别斯梅尔特内赫摆脱了他的犹豫不决之后进行的，斯特劳斯因此便能很快地开始履行他的新职责了。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年表（1917年7月—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列宁全集》第32卷年表（1917年7月—10月）1917年7月5日—10月24日（7月18日—11月6日）列宁处于地下状态，同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指导党的活动，继续为各家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理论问题，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9日（22日）夜离开彼得格勒老工人党员谢·雅·阿利卢耶夫家，秘密前往拉兹利夫车站附近镇上工人尼·亚·叶梅利亚诺夫家。7月10日—8月8日（7月23日—8月21日）起初匿居在尼·亚·叶梅利亚诺夫家，不久搬到叶梅利亚诺夫在拉兹利夫湖对岸搭起的窝棚里，装成一个芬兰割草人。通过党中央委派的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维·伊·佐夫、亚·瓦·绍特曼和埃·阿·拉希亚同党中央保持联系；为各家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7月10日（23日）写《政治形势》一文，深刻分析七月事变后反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小资产阶级政党彻底叛变、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遭到镇压的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新的策略路线。7月10日和16日（23日和29日）之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讨论列宁的《政治形势》一文。7月11日（24日）列宁的《给〈新生活报〉编辑部的信》在该报第71号和《土地和自由报》第86号上发表。临时政府军队第三次搜查列宁的姐姐安娜的住所。不早于7月11日（24日）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卡·维克和古·谢·罗维奥在赫尔辛福斯商讨彼得格勒提请安排列宁在芬兰匿居的问题。7月12日和19日（7月25日和8月1日）之间列宁写《感谢格·叶·李沃夫公爵》一文。7月13日—14日（26日—2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代表列席会议），讨论列宁的《政治形势》一文。会议的决议反映了列宁关于新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的结论，但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会议决定，列宁不出席反革命临时政府法庭受审。7月15日（28日）列宁的《给〈无产阶级事业报〉编辑部的信》和《立宪民主党退出内阁有什么打算？》一文在《无产阶级事业报》第2号上发表。7月中会见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听取他关于彼得格勒的局势、关于工人和士兵的情绪、关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的汇报；指出苏维埃由于不愿取得政权而使自己威信扫地；表示相信武装起义将不会晚于今年9、10月份发生并取得胜利；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了指示；托付奥尔忠尼启则转寄自己的文章和书信。写《论口号》一文，说明在实际政权已经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必须取消，认为用和平的方法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实际的执政者。文章于1917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出版单行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列宁转移到芬兰，转移事宜委托亚·瓦·绍特曼办理。列宁同前来拉兹利夫的亚·瓦·绍特曼见面；听取他关于彼得格勒局势的汇报；谈到俄国革命发展的几种可能的道路；商议秘密转移芬兰的事宜；把《论口号》一文的手稿交给绍特曼送去发表。7月19日（8月1日）列宁的《感谢格·叶·李沃夫公爵》一文在《无产阶级事业报》第5号上发表，《三次危机》一文在《女工》杂志第7期上发表。7月20日（8月2日）《政治形势》一文以《政治情绪》为题在《无产阶级事业报》第6号上发表。7月22日（8月4日）各报刊登由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的关于审理7月3—5日事件和传讯列宁出庭受审的通告。7月22日和26日（8月4日和8日）之间列宁写《答复》一文。7月26日（8月8日）或7月5日和26日（7月18日和8月8日）之间写《论立宪幻想》一文。7月26日和27日（8月8日和9日）《答复》一文在《工人和士兵报》第3号和第4号上发表。7月26日—8月3日（8月8日—16日）列宁处于地下状态，不能亲自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只能从隐藏地通过党中央特派人员同彼得格勒保持联系，领导大会的工作。准备代表大会的一些最重要的决议草案。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并写信慰问。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列宁不出庭受审的决议。7月27日或28日（8月9日或10日）列宁写《波拿巴主义的开始》一文。7月29日（8月11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为列宁办妥通过俄芬边境所需的证件，证件上填写的是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人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波拿巴主义的开始》一文在《工人和士兵报》第6号上发表。7月底列宁写《革命的教训》一文。7月或8月写便条（收件人没有查明），请帮助找到为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所急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两本书的德文版和俄文版。7月—9月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以及该书的提纲和纲要。8月3日（1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名列宁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8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论立宪幻想》一文在《工人和士兵报》第11号和第12号上发表。8月5日和18日（8月18日和31日）之间列宁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文。8月8日（21日）夜列宁离开窝棚，由亚·瓦·绍特曼、埃诺·拉希亚和尼·亚·叶梅利亚诺夫护送，步行十公里，到达季布内车站，然后同拉希亚和绍特曼一起，乘火车到达皇族车站，在“阿伊瓦兹”工厂的芬兰工人埃·卡尔斯克家里住了一夜并度过第二天。8月9日（22日）晚列宁化装成工人，戴上假发，持填写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人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名字的证件，乘火车秘密前往芬兰。在皇族车站登上司机胡·埃·雅拉瓦驾驶的机车司机室，装作司炉，越过俄芬边境到达泰里约基车站。8月10日—10月7日（8月23日—10月20日）列宁隐藏在芬兰。8月10日—9月17日（8月23日—9月30日）列宁在去赫尔辛福斯之前暂住亚尔卡拉村（离泰里约基车站12公里）芬兰工人彼·帕尔维艾宁家里，通过这位工人的女儿莉·帕尔维艾宁与彼得格勒保持联系。后来列宁化装成牧师，由派来接他的两个芬兰同志护送，离亚尔卡拉村乘火车到拉赫蒂市（离赫尔辛福斯130公里）。根据安排，列宁从拉赫蒂进入赫尔辛福斯以前，先在马尔姆车站下车，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芬兰议会议员卡·维克的别墅逗留一天，随后由维克陪同，前往赫尔辛福斯。通过维克开始同当时设在瑞典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委员会国外局进行秘密通信联系。在赫尔辛福斯时，起初住在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古·谢·罗维奥处，后来又先后住在芬兰工人阿·乌塞尼乌斯和阿·布卢姆奎斯特家。继续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给布尔什维克报刊写文章，给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写信，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和便条。秘密会见芬兰革命运动的一些领导人。8月12日（25日）以后作备忘记事，开列所需的物品以及书籍和材料。8月中和9月中之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两次前往赫尔辛福斯探望列宁。8月16日（29日）《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一信在《无产者报》第3号上发表。不晚于8月17日（30日）列宁草拟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的提纲。8月17日、18日、20日和25日（8月30日、31日、9月2日和7日）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要求对资产阶级掀起的卑劣诽谤国际主义者的运动作斗争。他指出，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坚持立即召开左派代表会议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8月18日—19日（8月31日—9月1日）写《关于阴谋的谣言》一文。8月19日（9月1日）同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卡·维克见面，并由古·谢·罗维奥和卡·维克陪同到卡·维克另外找到的住处芬兰工人阿·乌塞尼乌斯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文在《无产者报》第6号上发表，署名：尼·卡尔波夫。8月19日和21日（9月1日和3日）之间写《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一文。8月19日和26日（9月1日和8日）之间写《纸上的决议》一文。8月20日和28日（9月2日和10日）之间写《政论家札记》一文。8月20日和30日（9月2日和12日）之间写《论诽谤者》一文。8月22日（9月4日）以后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一事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8月24日（9月6日）《政治讹诈》一文在《无产者报》第10号上发表。8月24日（9月6日）以后列宁摘录1917年8月24日（9月6日）《日报》刊登的有关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的材料，后来在撰写《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时使用了这些材料。8月25日（9月7日）晚上会见卡·维克，并请他把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寄往斯德哥尔摩。8月26日（9月8日）《纸上的决议》和《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两篇文章在《工人报》第2号上发表。8月29日（9月11日）《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一文在《工人报》第6号上发表。8月30日（9月12日）《论诽谤者》一文在《工人报》第8号上发表。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形势变化了，党的策略也要随之改变。8月30日和31日（9月12日和13日）《革命的教训》一文在《工人报》第8号和第9号上发表。8月31日（9月13日）《政论家札记》一文的第二部分《徭役制和社会主义》在《士兵报》第15号上发表。8月—9月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9月1日（14日）《政论家札记》一文在《工人报》第10号上发表。9月1日和3日（14日和16日）写《论妥协》一文，指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定以后，在俄国革命进程中再一次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为了利用这种可能性，认为布尔什维克可以而且应当与其他政党实行妥协。不晚于9月3日（16日）积极参加定于9月3日（16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准备工作。给中央委员会写三封信，谈党纲问题、齐美尔瓦尔德问题和群众组织中违反民主的现象。起草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9月3日（16日）列宁8月30日（9月12日）写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党中央会议上宣读。9月6日（19日）写《革命的任务》一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提名为民主会议代表候选人。为小册子《革命的教训》写后记。小册子于1917年由波涛出版社出版。《论妥协》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3号上发表。9月7日（20日）写《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着重指出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主要问题。9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写《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一文。9月10日—14日（23日—27日）撰写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论证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纲领。小册子于1917年10月由波涛出版社出版。9月11日（24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选举列宁为民主会议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区域局提名列宁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9月12日（25日）以前列宁写《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一文。9月12日—14日（25日—27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写《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一信。9月12日和14日（25日和27日）之间阅读各报刊登的关于财政部长把实行食糖垄断法案提交临时政府审批的报道。在撰写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时使用了这一材料。9月13日（26日）通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生活与知识出版社代表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签订出版《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等七部著作的合同。9月13日—14日（26日—27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写《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一信。9月13日（26日）以后写便条给《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出版者。9月14日（27日）《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10号上发表。9月15日（2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列宁的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11号上发表。9月16日（29日）《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12号上发表。不晚于9月17日（30日）列宁会见芬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库·曼纳，交谈芬兰工人运动问题。在离开赫尔辛福斯的前夕，会见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奥·威·库西宁；建议芬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里支持芬兰同俄国临时政府脱离关系，赞同芬兰社会民主党人抵制克伦斯基的命令、不承认解散芬兰议会的合法性，指出布尔什维克党赞成芬兰独立。9月17日（30日）为了及时了解局势和取得同党中央委员会更密切的联系，列宁从赫尔辛福斯秘密转移到维堡。到达后先在芬兰工人报纸《劳动报》主编埃·胡顿宁家休息，当晚转移到居住在维堡的工人区塔利卡拉的芬兰新闻记者尤·拉图卡家里，一直住到回彼得格勒。9月17日和23日（9月30日和10月6日）之间写《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一文。9月20日和28日（10月3日和11日）之间阅读尼·亚·谢马什柯关于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在报告上作批注和划线。在撰写《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评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一文时使用了报告的材料。9月22日—24日（10月5日—7日）写《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一文。9月23日（10月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确定布尔什维克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在25名正式候选人名单上列宁排在第一位。9月24日（10月7日）《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一文以《论进行伪造的英雄》为题，在《工人之路报》第19号上发表，作了删节。9月26日和27日（10月9日和10日）《革命的任务》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20号和第21号上发表。9月27日（10月10日）列宁写信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写信给赫尔辛福斯的古·谢·罗维奥，请他把附上的信亲自转交伊·捷·斯米尔加，并请把报纸和列宁名下的信件交来人带回；询问托转的信件是否已经交给了瑞典朋友。9月27日（10月10日）以后写信给古·谢·罗维奥，问是否收到内附给伊·捷·斯米尔加的信的那封信，给瑞典的信件和报纸是否已经寄出，另请带给一套《波涛报》和最近十来天的《社会革命党人报》。9月28日（10月11日）撰写《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结尾部分的最后几页和跋（书印好后于1908年被沙皇政府查获销毁。只保存下来一本，末尾还缺了几页）。本书与跋一起第一次于1917年出版。9月28日（10月11日）以后写《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评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一文。9月29日（10月12日）写《危机成熟了》一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推荐列宁为彼得格勒、彼得格勒省、乌法、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面军五个选区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9月29日和10月3日（10月12日和16日）之间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联络员亚·瓦·绍特曼见面，要求立即返回彼得格勒。绍特曼说服列宁等党中央决定后再行定夺。9月29日和10月4日（10月12日和17日）之间写《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9月30日（10月13日）以后写《告工人、农民、士兵书》，号召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把全部政权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9月底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准备以弗·弗·伊万诺夫斯基这一笔名出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9月底—10月1日（14日）列宁写《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和后记。文章发表在1917年10月《启蒙》杂志第1—2期，并于同年出版单行本。9月底—10月初写便条给彼得格勒的埃·拉希亚，请他前来维堡，为返回彼得格勒作安排。10月1日（14日）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号召立刻举行起义。10月3日（1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全市代表会议提名列宁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决定：“建议伊里奇返回彼得格勒，以便能保持经常和密切的联系。”10月3日和7日（16日和20日）之间列宁同彼得格勒来的埃·拉希亚谈话，指出近期即将爆发革命，要准备起义，否则就要失败，损失将比七月事件时还大。赞同拉希亚提出的返回彼得格勒的计划并准备启程。10月5日（18日）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列宁为首的党纲草案起草委员会。10月6日—8日（19日—21日）列宁写《论修改党纲》一文。文章发表在1917年10月《启蒙》杂志第1—2期。10月7日（20日）列宁从维堡秘密回到彼得格勒，住在玛·瓦·福法诺娃家，一直住到10月24日（11月6日）晚上。写信给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第三次全市代表会议开幕，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这次代表会议对于准备十月武装起义具有重大意义。《危机成熟了》一文的一至三节和五节在《工人之路报》第30号上发表。10月8日（21日）写《局外人的意见》一文和《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10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第三次全市代表会议提名列宁为彼得格勒市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10月10日（23日）列宁处于地下状态三个月以后第一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提出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案，由中央委员会通过。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由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散会后，列宁在护送他参加这次会议的埃·拉希亚家过夜，清晨返回玛·瓦·福法诺娃家。10月10日和16日（23日和29日）之间在米·伊·加里宁住所会见中央委员们，讨论准备武装起义问题。10月12日和15日（25日和28日）之间在秘密住所（地址不详）多次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奥·阿·皮亚特尼茨基，交谈莫斯科准备武装起义问题；书面声明同意做莫斯科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10月14日（27日）列宁在芬兰铁路司机胡·埃·雅拉瓦家里会见党中央及其军事组织的领导工作人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费·埃·捷尔任斯基、米·谢·克德罗夫、弗·伊·涅夫斯基、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等，讨论准备武装起义问题。10月15日（28日）在同意做波罗的海舰队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声明上签名。10月15日（28日）以后在同意做北方面军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声明上签名。10月16日（29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就中央委员会10月10日会议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作报告；在讨论时三次发言，坚持党所采取的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批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10月17日（30日）写《给同志们的信》，再次批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晚上阅读《新生活报》，从弗·巴扎罗夫的文章得知市内流传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信，即在刚写好的《给同志们的信》后添写《后记》，号召党员进行拥护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10月18日（31日）写《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工贼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泄露了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10月18日和20日（10月31日和11月2日）之间阅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谢·列·马斯洛夫提出的刊登在《人民事业报》上的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法案，在《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中对这一法案作了分析批判。不晚于10月19日（11月1日）阅读格·叶·季诺维也夫企图为自己反对立即举行起义行为辩护而写给《工人之路报》编辑部的信，认为这是一种欺骗行为。10月19日（11月1日）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继续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工贼开除出党。10月19日、20日和21日（11月1日、2日和3日）《给同志们的信》在《工人之路报》第40、41和42号上发表。10月19日和25日（11月1日和7日）之间列宁十分关心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成分问题，要求根据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材料每天向他报告两次，精确统计属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的代表有多少，其他党派的代表有多少，根据这些材料估计代表大会上可能出现的力量对比情况。10月20日（11月2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写《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写《关于传单附录的设想》。10月20日（11月2日）夜在工人Д．A．巴甫洛夫家里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领导人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弗·伊·涅夫斯基，听取他们关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准备工作进程的报告。波德沃伊斯基报告说，军事组织决定派代表到各地军队中去了解一下，军队能给予起义多大支持，因此要延期举行起义。列宁坚决反对延期举行起义，要求加速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就其他有关事宜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10月20日（11月2日）以后写《“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一文，批评社会革命党对待农民的政策。10月21日（11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确定列宁在即将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土地、战争和政权问题的报告。10月22日或23日（11月4日或5日）列宁就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决议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写信，要求立即举行起义。10月24日（11月6日）早晨，党中央举行紧急会议，要求所有中央委员留在斯莫尔尼宫。会议听取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最近情况的报告，要求各中央委员分工负责领导起义的各个重要岗位。列宁未能出席会议，写便条一再请求中央准许他去斯莫尔尼宫。晚上，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认为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坚决谴责托洛茨基把政权问题拖延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解决的主张，建议逮捕临时政府成员，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在《工人之路报》第44号上发表。《“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一文在《农村贫民报》第11号上发表。列宁由埃·拉希亚护送前往斯莫尔尼宫。10时，一队士官生查封《工人之路报》，并在报纸编辑的住所搜查列宁。深夜，列宁终于进入起义领导中心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的武装起义。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关于传单附录的设想（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关于传单附录的设想[148]（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传单拟增加下列附录：放在附录里的有：一、农民希望什么？8月19日《农民代表消息报》第88号上刊登的《示范委托书》全文。二、社会革命党怎样欺骗了农民？照录10月18日《人民事业报》（第4版）所刊登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草案即他们的马斯洛夫部长的草案的部分条文。三、布尔什维克为农民要求的是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全文。四、“地主同立宪民主党徒串通一气了”——《人民事业报》的可贵自白（即附上的这篇短文）。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39页注释：[148]列宁拟加附录的传单没有发表。十月革命以后出版的、署名尼·列宁的小册子《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骗人民，布尔什维克的新政府给了人民什么》（《士兵和农民丛书》之一）收入了打算作为传单附录的个别文件。这本小册子编入了：（1）发表于1917年10月18日《人民事业报》的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人谢·列·马斯洛夫的土地法草案（第25—40条）；（2）列宁的文章《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见本卷第420—425页）；（3）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标题是：《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给人民的东西》。列宁为小册子写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437]。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同意做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两份声明（1917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同意做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两份声明[147]（1917年10月）1声明（10月15日〔28日〕）签字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声明同意做波罗的海舰队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不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海军组织提出的名单次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地址：彼得堡斯莫尔尼学校18号房间2声明（10月15日〔28日〕以后）签字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声明同意做北方面军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不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陆军组织提出的名单次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地址：彼得格勒宽街48号住宅24号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45—446页注释：[147]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共在五个区被列入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这五个区是：彼得格勒—首都区、彼得格勒省、乌法、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面军。列宁关于同意做北方面军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的声明是由别人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列宁签了名并写了地址。关于同意做波罗的海舰队的候选人的声明也是由别人填写、列宁签名的。——[435]。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备忘记事（1917年8月12日〔25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备忘记事[144]（1917年8月12日〔25日〕以后）‖帽带（黑色带子）牙粉（白色的。白粉）‖理发推子（零号）刮脸用的小刷子刮脸用的碗（金属的）刮脸用的粉（肥皂粉）牙签（羽毛做的）面包赫尔辛福斯平面图胶水：一小管‖针和黑线普通的信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红蓝铅笔铅笔刀化学铅笔笔尖笔杆我的关于政治形势的提纲（向代表大会）[145]‖通晓瑞典和芬兰语言的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问题的演说《真理报》，《消息报》《反杜林论》《关于对7月3—4日事变的评价》？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雷恩施坦奥托·鲍威尔？？斯皮里多诺娃的杂志[146]（1）每周：哈帕兰达的地址（2）暗号（3）秘密约定的明信片。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43—444页注释：[144]《备忘记事》这一材料，最初发表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标题为《临去赫尔辛福斯时委托同志们办理的事项清单》。可是，从材料内容看，它其实是列宁自己的一张备忘记事单。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已被划掉，没有划掉的有以下这些：“帽带（黑色带子）针和黑线《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通晓瑞典和芬兰语言的人《真理报》、《消息报》《关于对7月3—4日事变的评价》？（1）每周：哈帕兰达的地址（2）暗号（3）秘密约定的明信片。”——[433]。[145]此处是指列宁在1917年7月10日（23日）写的提纲《政治形势》（见本卷第1—5页），还是指他专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纲，尚未查明。——[434]。[146]指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主编的《我们之路》杂志。1917年8月12日（25日），《人民事业报》报道了该杂志创刊号出版的消息。看来，列宁是要别人给他寄来这一期杂志。——[43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中央委员的信（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中央委员的信[142]（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资产阶级通过科尔尼洛夫分子发起的攻击、维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说明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立刻夺取政权的好处就是：能保护人民（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人民，首先是军队和农民）免遭科尔尼洛夫政府，即赶走维尔霍夫斯基、策划第二次科尔尼洛夫阴谋活动的政府的蹂躏。谁应当取得政权呢？目前这并不重要，让军事革命委员会[143]“或其他机关”取得政权吧，只要它声明，政权只交给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军队利益（立即提议媾和）、农民利益（立刻夺取土地，废除私有制）和饥民利益的人。必须立刻把各区、各团、各种力量都动员起来，立即派遣代表团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去，坚决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我们今天夺取政权不是要反对苏维埃，而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夺取政权是起义的任务，起义的政治目的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清楚的。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这是各次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革命者明知挽救革命、提出媾和、挽救彼得格勒、摆脱饥饿、把土地交给农民等事业都取决于自己，可是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发表于1924年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35—436页注释：[142]列宁写完这封信以后，于当天深夜秘密地来到斯莫尔尼宫，承担起了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职责。——[430]。[143]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是十月革命准备和实行期间的公开的军事作战司令部。十月起义就是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夺取政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于1917年10月9日（22日）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最初是以巩固城防的名义建立的，曾称作彼得格勒城防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0月12日（25日）通过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条例也规定，由军事革命委员会确定保卫首都所必需的不得撤离的战斗部队的数量，统计和登记卫戍部队全体人员和装备，制订城防计划等。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议规定的，这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保证起义的军事技术准备，统一赤卫队、卫戍部队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作战行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10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军事革命总部作为领导核心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还有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党的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组织的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最初是帕·叶·拉济米尔（当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后改由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担任。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反革命和维护革命秩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13名代表加入后，曾正式改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随着苏维埃机关的建立和巩固，军事革命委员会逐步把所属机构人员移交给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相应部门。1917年12月5日（18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停止活动。——[430]。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信（1917年10月22日或23日〔11月4日或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信（1917年10月22日或23日〔11月4日或5日〕）致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季诺维也夫书面否认自己参与了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上的声明。怎么您什么也不给我寄来呢？？？所有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件，我只寄给了中央委员。这您是知道的；既然知道，您对此好象又有怀疑，这不是很奇怪吗？看来，我无法参加全会，因为正在“抓”我。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如果你们（＋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140]，就请提出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建议——把这一事件提交党的法庭审理（事实很清楚，季诺维也夫也蓄意破坏过）：这样做将是拖延时日。“加米涅夫的辞职已被接受”？是退出中央委员会吗？请把他的声明全文寄来。哥萨克的游行示威被取消[141]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乌拉！全力进攻，几天之内我们一定会取得完全胜利！致崇高的敬礼！您的。载于1957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34页注释：[140]指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费·埃·捷尔任斯基、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会议讨论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时的发言。当时的记录如下：“捷尔任斯基同志提议要求加米涅夫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同时注意到季诺维也夫本来就隐蔽着的，没有参加党的工作。斯大林同志认为，列宁同志的提议应当由全会解决，建议目前不作决定。……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证明，在加米涅夫和伊里奇的行为之间有巨大的差别；他认为加米涅夫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但是中央委员会无开除出党之权；他认为问题应当现在解决，会议具有足够的权威，应当既对列宁的声明也对加米涅夫关于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作出回答。加米涅夫的辞职应予接受。……斯大林同志认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会服从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他证明，我们的整个处境是矛盾的；他认为，开除出党不是办法，需要保持党的统一；他建议责令这两位同志服从，但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明，他没有参与编辑部就季诺维也夫的信发表声明等事，认为这一声明是错误的。”——[429]。[141]哥萨克的游行示威即哥萨克的“宗教游行”，原定于1917年10月22日（11月4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反革命势力把这次游行示威看作是对自己力量的一次检阅。布尔什维克在哥萨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号召他们拒绝参加这次游行示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发出了对哥萨克的号召书。各哥萨克团代表应邀出席了彼得格勒苏维埃10月21日（11月3日）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的各团委员会会议。会上，哥萨克声明他们决不反对工人和士兵。当天夜里，临时政府被迫取消了哥萨克的“宗教游行”。——[429]。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以后）这个说法并非出自我们之口。10月3日《人民事业报》第170号曾借用“一位外省工作人员”的这句话来描述俄国1917年夏秋两季发生的事件。人所共知，《人民事业报》是“社会革命”党主要的、正式的机关报。前部长切尔诺夫就是该报的一位编辑。这家报纸的自白是极其可贵的。下面就是它的自白：“按照一位外省工作人员的说法，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如果翻译成比较准确的语言，那就是说，土地占有者在中央和地方得到了某些政府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从最初的惊恐中清醒过来，并且开始组织自己的力量了……对土地委员会的攻击开始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激烈，起初是数不胜数的起诉和叫嚣，说这是‘抢劫掠夺’、‘横行不法’、‘残酷蹂躏’……继起诉之后是由上面下达各种限制性的指令，并对土地委员会进行司法追究，而在临近前线的地区，军事当局则以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命令来横加干涉。甚至在彼得格勒这里，司法部也曾以追究最高土地委员会的刑事责任相威胁。交付法庭、提起民事诉讼的一个最常用的借口，是废除了革命前的租约。地主及其同伙们异口同声地反复说：关于租约的法律并未废除，就是说一切租约仍然有效，因而‘任何委员会、任何个人’都无权废除这些租约……于是‘不谨慎的’委员会，便因废约、减租而纷纷遭到旧司法制度的打击。然而减租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恐怕无论哪里都没有一个租约能够原样不动。”（接着援引了“最温和的卡布鲁柯夫教授”关于短期租地农民的处境还“不如农奴”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废除革命前订立的苛刻租约，不仅不是犯罪，而且是政权机关应尽的职责……企图不顾一切地迫使部分租地农民依旧处于‘不如农奴’的境地，就是蓄意挑动暴乱，这种挑动是犯罪行为，尤其是因为这样做只符合农奴主阶级的利益，而且又适逢共和国和全国人民正遭遇严重灾难的时刻……事实上，恰恰是在把大批土地委员会交付法庭的坦波夫省，发生多起暴行和焚烧地主‘家园’的事件，这并不是偶然的……”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就是这样说的！应该把这些话在全国各地翻印出来，印成传单，在农民中间散发千百万份，因为其中包含了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维·切尔诺夫亲自主办的报纸上援引的证词，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把农民出卖给地主了，社会革命党背叛了农民，这个党同样同地主“串通一气了”，或者说向地主投降了。要让人民读，而且要反复读这几段自白。要让每一个有觉悟的农民、士兵和工人深入思考这些自白的含义。革命过去7个月了。人民无数次地表示信任社会革命党人，使他们在竞选中赢得多数，人民对社会革命党说：你领导我们吧，我们授予你领导权！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自1917年3月以来便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同盟），月复一月地拥有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5月6日以来便同“立宪民主党徒”一起，同“立宪民主党徒”并肩携手，同“立宪民主党徒”联合起来一直担任着部长和副部长！！现在，同立宪民主党徒以及地主联合（结成同盟、达成协议）所造成的结果，已被《人民事业报》自己承认了。革命过了7个月，民主共和国成立了7个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统治了7个月，结果却是“大批”土地委员会委员被交付法庭——交付旧司法制度的法庭，旧的法庭，沙皇地主的法庭；结果却是逼得坦波夫等省的农民起义！这就是农民信任社会革命党的结果。而社会革命党的部长谢·列·马斯洛夫的新土地草案又再一次表明（参看本文作者的《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注：见本卷第420—425页。——编者注］），社会革命党是怎样出卖农民的。载于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农村贫民报》第1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77—379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10月18日和19日，社会革命党在它的主要报纸《人民事业报》上，向全国人民郑重其事地宣称：农业部部长提出的新的土地法案“向实现党的土地纲领迈进了一大步”，“党中央坚决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宣传这个法案，使群众普遍都知道”。其实，社会革命党人谢·列·马斯洛夫部长提出的、由《人民事业报》摘要刊载的这一法案，是对农民的一种欺骗。社会革命党欺骗了农民，因为它放弃了自己的土地法案，而接受了地主的即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平议价”和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计划。在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年）期间和第二次俄国革命（1917年）期间，社会革命党在几次代表大会上，都郑重其事地向全国人民保证，一定支持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也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的要求。可是，在谢·列·马斯洛夫先生现在的这个草案中不仅保留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甚至按“公平”议价订出的、农民“租用”土地的租金也必须交给地主。谢·列·马斯洛夫先生的这个法案说明社会革命党彻底背叛了农民，而完全效忠于地主了。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农民中间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这一真相。10月18日《人民事业报》刊载了谢·列·马斯洛夫草案的第25—40条。这个草案基本的和最主要的内容就是：（1）不是全部地主土地都列入拟将设立的“临时的备租土地”。（2）地主的哪些土地列入备租土地，由根据李沃夫公爵的地主政府于1917年4月21日颁布的法律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决定。（3）农民租用地主土地的租金由土地委员会“按照纯收入”规定，在扣除各项支出后，全部交给“原主”，即交给地主。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的三重欺骗，所以每一点都必须详细地讲一下。8月19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88号登载了“一份示范委托书，它是根据1917年出席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各地带来的242份委托书写成的”。各地农民选出的代表根据以242份委托书写成的这份综合委托书，是判断农民要求什么的最好的材料。这份综合委托书十分清楚地证明，谢·列·马斯洛夫和社会革命党的草案是对农民的一种欺骗。农民要求废除土地私有权；要求把一切私有的和其他的土地无偿地变为全民的财产；要求把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果园、种植园等等）变为“示范农场”，交给“国家和村社专用”；要求没收“全部耕畜和农具”，等等。根据农民自己提出的242份地方委托书，农民的要求就是这样表达的，很明确。可是，社会革命党不但不提出这些要求，反而同资产阶级（资本家）和地主“联合”（即结成同盟或达成协议），参加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现在又拟订了这样一个草案，主张不废除地主所有制，而只是把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划为临时的备租土地！！根据这个草案，果园、种植园和甜菜地等等不能列入备租土地！“为了满足原主本人及其家庭和职工的需要，以及为了饲养现有的家畜”所必需的土地，也不能列入备租土地！！这就是说，有制糖厂、马铃薯淀粉厂、油坊、磨坊、果园和种植园以及数百头牲口和几十名职工的富有的地主，仍将拥有大农场，而且是资本主义大农场。看，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卑鄙无耻地欺骗了农民！地主的即草案所说的“私人所有的”土地，哪些划为备租土地，由土地委员会决定，而这些委员会是由李沃夫公爵之流的地主政府根据1917年4月21日所颁布的法律成立的，这个政府就是正好半年前被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用4月20—21日的运动搞垮的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即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掠夺者的政府。不言而喻，这个地主政府关于土地委员会的法律远不是民主的（人民的）法律。相反地，这个法律有许多方面都令人极其愤慨地违背了民主制度。例如，这个法律的第11条“授权省土地委员会可以中止乡、县土地委员会决议的执行，直至最高土地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根据这一骗人的地主法律，各级委员会是这样组成的：县委员会比乡委员会更不民主，省委员会比县委员会更不民主，最高委员会又比省委员会更不民主！乡土地委员会完全由乡民选举产生。而县委员会，按照法律规定，比如说，应有1个治安法官和5个“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在新的自治机关组成之前）。至于省委员会，那不仅有地方法院的法官和治安法官参加，而且还有部长任命的部代表以及其他人员参加。在最高土地委员会中有27名“临时政府邀请”的委员！此外，11个政党各派1名代表参加，其中大多数（11个中间有6个）是立宪民主党人和比他们更右的分子。难道这不是李沃夫、盛加略夫（他们签署了这个法律）及其伙伴们玩弄的骗术吗？难道这不是嘲弄民主制度，讨好地主吗？这难道不是充分证明布尔什维克说得对吗？布尔什维克多次说，只有劳动群众选出的、群众随时可以撤换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才能正确表达和实现农民的意志。社会革命党人利用农民的盲目信任，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占了多数，但是他们背叛了农民，出卖了农民苏维埃，转到了地主那一边，迁就了地主李沃夫公爵关于土地委员会的法律。这就是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第二个大欺骗。因此我们工人政党必须更坚决地重申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农村的全部政权归农民代表和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的委托书要求没收即无偿转让地主土地，没收养马场，没收私人的种畜场和种禽场，把经营水平高的农场交给国家使用，没收地主田庄里的全部耕畜和农具。社会革命党人部长的草案不但不提出这些要求，反而用保留租金、使租金仍旧落入地主腰包的规定来款待农民！社会革命党人草案的第33条说：“租金须交给委员会，委员会〈扣除官税等支出以后〉将余款交给原主。”“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用堂皇的诺言欺骗了农民，把一个地主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法案献给了农民！！这纯属对农民的欺骗。这里根本没有保留农民提出的各项没收的要求。这不是没收地主的地产，而是由“共和”政府巩固地主的地产，使地主既能保留耕畜和农具、维持“职工”生活所需的土地以及“占有者预定〈只要来一个“预定”就够了！！〉播种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土地”，又能保留从转为备租土地的其余土地上收取的租金。土地委员会竟成了贵族地主老爷的收租人！！地主所有制没有被社会革命党人消灭，反而被他们巩固了。他们投奔地主、背叛农民的真相现在已经暴露无遗。不要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忠实朋友狡猾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欺骗。立宪民主党人装出一副样子，说社会革命党人的草案非常“革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都在吵吵闹闹地反对这个草案，各报都刊登了资产阶级部长（当然还有完全充当资产阶级走狗的克伦斯基之流）“抵制”这个“可怕的”法案的简讯。这一切是在做戏，在耍把戏，是做生意的商人在漫天要价，他看到社会革命党人毫无气节，希望再多要一点价。实际上，谢·列·马斯洛夫的法案是为了和地主妥协、为了挽救地主而写的“地主的”法案。《人民事业报》在上述两号中把这个草案叫作“开始实行〈！〉伟大的〈！！〉土地社会化〈！！！〉改革的出色的土地法案”，而这纯粹是一种江湖骗术。这个法案没有丝毫的“社会化”（有的只是“社会”帮助地主一定获得租金）；甚至连一点“革命民主的”气息都没有，其中除了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那种通常的爱尔兰式的“改革”[139]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东西。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意在拯救地主、用保持地主手中的主要东西的微小让步来“平息”已经开始的农民起义的草案。社会革命党人向政府提出这种可耻的草案，清楚地说明他们极其虚伪，同那些指责布尔什维克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计划“破坏”立宪会议的人一样虚伪。立宪民主党人、资本家、地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虚伪地叫嚷：“离立宪会议只有40天了！”就在这种喧嚷声中，有人向政府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土地法案，一项欺骗农民、把农民交给地主盘剥、巩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法案。当需要支持地主反对日益扩大的农民起义的时候，即使在立宪会议召开前40天，甚至前30天也“能够”搬出一项重大的法案。可是一谈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便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以便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立即提出公正的和约，哦，这时候，立宪民主党人、资本家、地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异口同声地发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狂叫。让农民知道，社会革命党是怎样欺骗他们，怎样把他们出卖给地主的。让农民知道，只有工人政党，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是坚决彻底反对资本家、反对地主，保护贫苦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的。1917年10月20日载于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工人之路报》第4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28—433页注释：[139]指英国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为了诱使爱尔兰人民群众放弃革命斗争而在爱尔兰实行的土地改革。188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爱尔兰土地法，规定成立专门土地法庭来确定所谓“公平”租金，15年不变，在此期间地主不得驱逐佃农。此后又颁布一系列土地购买条例，规定佃农可以用分年付款的办法购买土地，即先由政府以公债券形式将地价垫付给地主，然后由购地农民在49年内分年加利息摊还。关于爱尔兰的土地改革，还可参看列宁的《英国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42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10月19日〔11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10月19日〔11月1日〕）亲爱的同志们：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党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发生工贼行为和有工贼存在。这是很明显的。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非党报纸上发表的言论考虑得愈深，他们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这一点就愈无可争辩。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极点了，他说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托洛茨基除已经讲的以外，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了，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党的责任，就是不让敌人知道自己的决定（说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说明起义已经完全成熟，应从各方面作好准备，等等），这个决定责成我们在公开言论中必须把“过错”和起因都推在敌人身上，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只有小孩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加米涅夫的支吾搪塞简直是欺骗行为。关于季诺维也夫的遁词，也应当这么说。至少季诺维也夫的“申辩”信（好象是给中央机关报的）是这样，而我看到的只有这封信（因为资产阶级报纸所渲染的不同意见，“所谓的不同意见”，我这个中央委员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季诺维也夫的“理由”之一就是：列宁“在通过任何决定之前”总是向四处写信，而你们没有表示反对。季诺维也夫就是这么写的，一字也不差，并在“在……之前”底下划了四条线。在中央尚未决定罢工问题之前，无论鼓动赞成罢工或者反对罢工都可以，可是作出罢工的决定之后（作出不让敌人知道这一点的补充决定之后），再煽动反对罢工，就是工贼行为，这难道还不容易理解吗？随便哪个工人都会懂得这一点。武装起义问题从9月份起就在中央展开讨论了。正是在那个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可以而且应当发表书面意见，好让大家都看到他们的理由，评论他们的张皇失措。在通过决定之前整整一个月里，对党隐瞒了自己的观点，而在作出决定以后又到处散布他们的不同意见，这就是工贼行为。季诺维也夫假装不懂得这种差别，不懂得在中央作出罢工的决定以后，只有工贼才会向下级机关煽动反对中央的决定。任何一个工人都会懂得这一点。可是，季诺维也夫无论在星期日的会议上[138]（他和加米涅夫一票也没有得到），还是在现在的这封信中，恰恰进行了这样的煽动，破坏了中央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真令人难以想象。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知道，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加米涅夫本人在这次会议上还说过：“这次会议是有决定意义的。”至于没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大多数都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在加米涅夫本人也承认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决定以后，这位中央委员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在党代表大会之前，中央可以作出决定，而且也作出了决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作出决定之前，并没有提出书面意见，在作出决定以后，却又反对中央的决定。这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既然是涉及立即秘密准备罢工的问题，那么作出决定之后，就决不容许再有任何异议。现在季诺维也夫居然恬不知耻地把“预先通知敌人”的罪名推在我们身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用“预先通知敌人”的办法真正搞坏了事情、破坏了罢工的，不就是在非党报纸上发表文章的那些人吗？竟然在一家在这个问题上同整个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的报纸上反对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如果容忍这一点，党就不可能存在，党就要被毁掉。把巴扎罗夫所知道的并且在非党报纸上发表的东西称作“不同意见”，那是对党的嘲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所以特别卑鄙，还因为党不能公开地驳斥他们诬蔑性的谎话。加米涅夫用自己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在报纸上声明：我不知道关于日期的决定（有了这样的声明之后，季诺维也夫要对加米涅夫的一切言行负全部责任）。中央委员会怎么能够驳斥这一点呢？我们根本不能对资本家说实话，说我们已经决定罢工，决定对选定的罢工日期保守秘密。我们要驳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这种诬蔑性的谎话，就会使事业遭到更大的损失。这两个人的极端卑鄙和纯属叛卖的行为就在于，他们向资本家泄露了罢工者的计划；因为，既然我们在报刊上保持沉默，那么谁都可以猜到是怎么回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的中央关于武装起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准备和选定的起义日期应对敌人保守秘密的决定。这是事实。无论怎样支吾搪塞也推翻不了这一事实。两个中央委员竟用诬蔑性的谎话把工人的决定泄露给资本家。对此只能而且应该作出这样的答复——由中央委员会马上作出决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因此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关于过去的亲密的同志，我写下这些话，是很难过的，但是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犹豫就是犯罪；因为，一个革命者的政党不惩罚知名的工贼就会灭亡。武装起义问题即使因工贼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而推迟较长时间，那也并没有被撤销，没有被党所撤销。如果在我们的队伍中容忍这种“知名的”工贼，怎么能够准备和筹划武装起义呢？名气愈大，就愈危险，就愈不能“宽恕”。法国人说：Onn'esttrahiqueparlessiens（只有自己人才能成为叛徒）。工贼愈“知名”，就愈有必要立刻用开除来惩罚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健全工人的政党，清除一批毫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团结革命者的队伍，同革命工人一起迎着巨大的、万分巨大的困难前进。我们不能在报上说明真相：在中央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之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竟厚颜无耻地要求在星期日会议上重新审议。加米涅夫恬不知耻地喊道：“中央垮了，因为它一星期以来什么事也没有做成”（而我不能加以驳斥，因为我不能把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说出去）。季诺维也夫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提出了一项已被会议否决了的决议案：“在同10月20日将到这里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磋商之前，不发起行动。”真令人难以想象：在中央机关作出罢工问题的决定以后，竟向基层的大会建议推迟决定的执行，并把问题转给（在10月20日的代表大会以前，后来代表大会又延期了……季诺维也夫之流是相信李伯尔唐恩之流的）这样一个党章上没有规定的、没有权力管中央的、又不知道彼得格勒情况的集体去解决。在此以后，季诺维也夫还恬不知耻地写道：“这样未必能加强党的统一。”这只能叫作用分裂进行威胁，还能叫作别的吗？我对这种威胁的答复是：一定要干到底，要争取到对工人讲话的自由，无论如何要给工贼季诺维也夫打上工贼的烙印。对于分裂的威胁，我的答复是：宣布要战斗到底，要把这两个工贼开除出党。工会理事会经过一个月的辩论后作出决定，认为罢工不可避免而且时机已经成熟，但罢工的日期不能让老板知道。会后，有两个理事跑到基层，对这一决定表示异议，但是遭到了失败；于是他们索性在报纸上用诬蔑性的谎话把理事会的决定透露给资本家，用预先通知敌人的办法把罢工破坏了一半，或者把罢工延迟到极不利的时机举行。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所以，我请求开除这两个工贼，并且保留在可以发表的时候发表一切的权利（因为他们用分裂来威胁）。载于1927年11月1日《真理报》第2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23—427页注释：[138]列宁在这里以及在本卷第418页上所说的“星期日会议”都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6日（29日）扩大会议。——[41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917年10月18日〔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35]（1917年10月18日〔31日〕）同志们！我还未能收到10月18日星期三的彼得格勒报纸。有人打电话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声明全文[136]告诉了我，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怀疑毕竟是不行了，我只好利用这机会给党员们写这封信，希望在星期四晚上或者在星期五早上大家都能看到，因为对这种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保持沉默就是犯罪。实践问题愈严重，犯有工贼行为的人愈负责、愈“知名”，工贼行为的危险性就愈大，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念及这些工贼过去甚至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就愈不可饶恕。真令人难以想象！党内都知道，党从9月份起就在讨论起义问题。谁也没听说这两个人中有谁写过一封信或一篇东西！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夕，这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却出来反对多数，显然也反对中央委员会。这一点没有明说，但这样对事业危害更大，因为含沙射影更加危险。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声明的行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反对中央的，否则他们的声明就毫无意义了，可是他们究竟反对中央的哪一个决定，这点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中央没有公布那个决定。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20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竟在一家非党的而且正好在这个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携手反对工人政党的报纸上，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的决定！这可是比普列汉诺夫1906—1907年在非党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受到党痛斥的言论[137]还要卑鄙千倍，有害百万倍！因为当时涉及的只是选举的问题，而现在涉及的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后，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没有公布的决定，——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过去我同这两个从前的同志关系很密切，如果我因此犹豫不决，不去谴责他们，那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我直率地说，我不再把他们两个当作同志了，我将据理力争，要求中央和代表大会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因为，中央已经通过但还未公布的决定居然在非党报纸上遭到非议，从而在战士的队伍中引起动摇和混乱，这样的工人政党就没有能力解决实际生活愈来愈频繁地提到它面前的困难的起义任务。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工人是不会加入这种政党的，因为它的第一个口号是：“在中央会议上讨论决战问题遭到失败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在非党的报纸上攻击党没有公布的决定。”让他们去建立这样的党吧；这样，我们布尔什维克工人党只会得到好处。将来所有文件都公布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还会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暂时让工人把下面这个问题考虑一下：“假定全俄工会理事会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多数决定准备罢工，但是罢工日期等等暂不公布。假定有两个理事以‘不同意见’为借口，在决定通过之后不仅写信给各地组织，说要重新审查决定，而且允许把自己的信告知非党报纸。最后，假定他们本人还在非党的报纸上抨击甚至尚未公布的决定，并且在资本家面前诋毁罢工。试问，工人会犹豫不决，不把这种工贼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出去吗？”※※※现在离10月20日已经很近了，至于说到目前起义问题的情况，我从远方无法判断工贼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使事业究竟受了多大的损失。但毫无疑义，实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要补救这一点，首先必须开除工贼以恢复布尔什维克阵线的统一。把思想上的反对起义的理由愈充分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理由的弱点就愈加明显。前几天我刚给《工人之路报》寄去一篇有关的文章，如果编辑部认为不能发表，也许可以让党员看到这篇文章的手稿［注：见本卷第390—410页，——编者注］。这些“思想上的”（姑且这样说）理由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等待”立宪会议。等等再说，也许我们能熬过去，这就是全部理由。即使有饥荒、经济破坏、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即使罗将柯采取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的步骤，即使有同盟歇业，我们也许还能熬过去。碰运气，这就是全部理由。第二，大喊大叫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资本家的一切都准备得好得出奇，工人的一切都不行。“悲观主义者”就问题的军事方面声嘶力竭地叫喊，而“乐观主义者”却默不作声，因为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面前泄露点什么，除了工贼恐怕未必会有人引以为快。困难的时刻。艰巨的任务。严重的叛变。但是任务总归会得到解决的，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农民起义和前线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一定会发生作用！我们把队伍团结得更紧密，无产阶级就必定胜利！尼·列宁载于1927年11月1日《真理报》第2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19—422页注释：[135]1917年10月11日（24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决议的次日，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一个声明，并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区域委员会、芬兰区域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名为《论时局》的信，申述他们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他们的信曾在10月15日（28日）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过。但是，不论在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还是在10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们都没有得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加米涅夫于10月18日（31日）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用他们两人名义发表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列宁对此极为愤慨，当天写了《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第二天又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列宁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称作工贼，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决定接受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辞呈，并责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得发表任何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它规定的工作路线的声明。中央委员会还决定，任何中央委员都不得反对中央通过的决议。列宁不同意中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决定。在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他把这个决定称作妥协（见本卷第429页）。——[411]。[136]1917年10月18日（31日），《新生活报》第156号以《尤·加米涅夫谈“发起行动”》为题发表了列·波·加米涅夫的声明，全文如下：“弗·巴扎罗夫昨天的文章提到了以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出的一份反对发起行动的传单。尤·加米涅夫就此宣布：鉴于发起行动的问题在加紧讨论，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给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芬兰的我们党的各大组织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党在最近期间主动发起任何武装行动。应当说，我并不知道我们党有什么定于某某时间举行某某行动的决议。党的这样的决议是没有的。大家懂得，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下，并不是搞什么类似‘武装游行示威’的事情的问题。问题只能是武装夺取政权，而对无产阶级负有责任的人不会不懂得，只有清楚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了武装起义的任务，才能举行某种群众性‘行动’。不仅仅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并且还有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在目前，在现在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主动发起武装起义，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极端危险的步骤。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越来越集中着群众希望和信任的党，决不会不力图掌握政权，通过国家政权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纲领。任何一个革命的党，尤其是我们的党，无产阶级、城乡贫民的党，决不会也无权利放弃起义，起誓永不起义。举行起义来反对祸国的政权，是劳动群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某种时刻也是那些得到群众信任的政党的神圣义务。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起义是艺术。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现在，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有责任反对一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的企图，因为这种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会给党、给无产阶级、给革命的命运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把一切都押在近日发起行动这张牌上，这就是采取绝望的举动。而我们党是强有力的，是有远大前途的，决不会采取这种绝望的举动。”——[411]。[137]指1906—1907年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叶·德·库斯柯娃出版的接近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发表言论，主张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412]。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同志们的信（1917年10月17日〔3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同志们的信（1917年10月17日〔30日〕）同志们！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这样危急，事态的发展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以致一个受命运摆布而稍微离开历史主流的政论家，经常有放马后炮或消息不灵的危险，如果他的文章发表迟了，就更是如此。尽管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这封信还有根本不予发表的可能，但是我还是不得不给布尔什维克写这封信，因为这次动摇是闻所未闻的，它会给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给革命造成致命的影响，而我认为有责任同这种动摇作最坚决的斗争。至于说到放马后炮的危险，那么，为了防止这一点，我将指明我所掌握的是什么样的消息，是哪一天的消息。直到10月16日星期一的早晨，我才遇到了一位前一天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同志，他把讨论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133]会议讨论的就是星期日各派报纸也都在讨论的起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首都布尔什维克各工作部门的所有的最有威信的代表。会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总共只有两个同志抱否定态度。这两个同志所持的理由毫无力量，鲜明地反映出他们张皇失措、惊恐万状，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在他们身上已丧失殆尽，因此很难为这么可耻的动摇找到辩解。可是事实俱在，革命的政党不能容忍在这样严重的问题上表现动摇，而这两个丧失原则的同志又可能引起某种混乱，所以必须分析他们的理由，揭露他们的动摇，说明他们是多么可耻。下面的文字就算是执行这一任务的一次尝试吧。“……我们没有大多数人民的拥护，缺少这个条件，起义是没有希望的……”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不是歪曲事实，就是书呆子，丝毫不顾革命的实际形势，无论如何要布尔什维克党预先得到保证，一定能在全国获得恰好半数加一票。历史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没有提供过也绝对无法提供这样的保证。提出这一类要求等于嘲弄听众，无非是掩饰自己逃避现实。因为现实使我们看得很清楚，正是在七月事变以后，大多数人民开始迅速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市区（不包括市郊）获得的票数由占20％增加到占33％。后来9月举行的莫斯科区杜马的选举也证明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这次选举中获得的票数由占11％增加到占49.33％（前几天我遇到的一位莫斯科的同志对我说，准确的数字是51％）。苏维埃的改选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农民苏维埃都违背自己的“阿夫克森齐耶夫的”中央苏维埃的意志，表示反对联合，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谓反对联合，实际上就是跟布尔什维克走。此外，前线的消息愈来愈频繁、愈来愈肯定地说明，广大士兵不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领袖、军官、代表等等的恶意诽谤和攻击，日益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最后，俄国当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农民起义。这就是人民在客观上、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表明已经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因为不管资产阶级报刊和它们在“动摇的”新生活派及其同伙中的可怜的应声虫如何造谣，叫嚷起义是暴行、是无政府状态，而事实还是明摆着。无论从物质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来说，坦波夫省的农民运动[134]都是一次起义，而且是取得了辉煌的政治成果的一次起义，首先它迫使人们同意把土地给农民了。难怪被起义吓破胆的社会革命党党徒，直到《人民事业报》，现在都在叫喊必须把土地给农民！可见，这实际上证明布尔什维主义是正确的，证明它已经赢得了胜利。除起义外，用别的办法“教训”波拿巴主义者及其在预备议会中的奴才证明是不可能的。这是事实。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这种以事实为依据的主张起义的“理由”比惊慌失措、吓破了胆的政治家的一千种“悲观的”遁词有力得多。如果农民起义不是一个具有全国性政治意义的事件，那么预备议会里的那班社会革命党奴才就不会叫喊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了。农民起义的另一个辉煌的政治和革命的结果，《工人之路报》已经指出了，那就是粮食运到了坦波夫省的各火车站。惊慌失措的先生们，这就是给你们举出的另一个主张起义的“理由”，它证明起义是使国家摆脱迫在眉睫的饥荒和规模空前的危机的唯一手段。正当背叛人民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埋怨、威胁、写决议、答应用召开立宪会议来喂饱挨饿的人的时候，人民却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开始用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包买主的起义来解决粮食问题了。资产阶级报刊，甚至连《俄罗斯意志报》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切实的）办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说，坦波夫省的各个车站都堆满了粮食……这是农民起义以后的事！！不，现在这个时候怀疑多数人民是不是和会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那就是可耻的动摇，就是在实际上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切原则，完全背弃布尔什维主义。“……要夺取政权，我们的力量还不够；要破坏立宪会议，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够……”这个理由的前一半是上面一个理由的简单的重复。这个理由并没有更大的分量和说服力。这是对工人表示悲观，对资产阶级表示乐观，从而反映了自己的惊慌失措和对资产阶级的畏惧心理。对士官生和哥萨克说的，要同布尔什维克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应当完全相信；至于工人和士兵在几百次会议上表示完全信任布尔什维克，并且下决心要为政权归苏维埃挺身奋斗，那“最好”要记住，表决是一回事，战斗又是一回事！如果能这样论证的话，那起义当然就“被驳倒了”。不过试问，这种别有目的、别有用心的“悲观主义”同政治上投奔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请看一下事实，请回忆一下布尔什维克说过几千次，还是被我们的悲观主义者“忘记的”言论吧。我们说过几千次，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力量，是革命的先锋队，它能够夺取政权。我们指责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几千次，说他们空谈“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同时又害怕让苏维埃掌握政权。科尔尼洛夫叛乱证明了什么呢？证明苏维埃确实是一种力量。在这一点被经验、被事实证明了之后，我们竟要抛弃布尔什维主义，否定自己，说什么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尽管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大多数地方苏维埃都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难道这不是可耻的动摇吗？其实，我们的“悲观主义者”是在抛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却又不敢承认这一点。怎么能证明，要破坏立宪会议，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够呢？如果苏维埃没有力量推翻资产阶级，那就是说，资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破坏立宪会议，因为再没有谁能阻止它。相信克伦斯基之流的诺言，相信奴才们的预备议会的决议，这难道同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一个革命者的身分相称吗？如果现在的政府不推翻，资产阶级不仅有力量破坏立宪会议，而且还能采取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开放战线、加紧同盟歇业和暗中破坏运粮的办法间接地达到这个目的。事实证明，这一切资产阶级已经在干了，干了一部分。这就是说，如果工人和士兵不推翻资产阶级，那么它也有力量把这些完全干成。“……苏维埃应当是一支对准政府的太阳穴的手枪，强迫它召开立宪会议，放弃科尔尼洛夫那种尝试……”这两个可悲的悲观主义者中间，有一个竟说出这种话来！其实也必然会这样说的，因为拒绝起义就是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然，口号“不是圣物”，这是不待言的。可是为什么谁也没有（象我在七月事变后那样［注：见本卷第6—13页。——编者注］）提出改变这个口号的问题呢？为什么不敢公开说出这一点呢？虽然党内从9月份起就一直在讨论今后为了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起义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可悲的悲观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拒绝起义就是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把一切希望和期待都“交给”“答应”召开立宪会议的善心的资产阶级。唯有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会召开，才能保证它的成功，难道这还难以理解吗？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说过几千遍。从来没有人试图驳倒它。这种“配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现在有人以“配合形式”为托词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且偷偷摸摸地干，不敢公开否认我们的口号，这是什么行为呢？能找得出议会用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吗？有人一针见血地回答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说：“是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公然投奔了李伯尔唐恩之流，因为他们千百次地宣称苏维埃是“手枪”并且千百次地欺骗了人民，因为苏维埃在他们的统治下简直等于零。如果是“有子弹的”手枪，那这也就是起义的技术准备，因为子弹要弄到手，手枪要装上子弹，而且光有子弹也是不够的。或者是投奔李伯尔唐恩之流，公开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者是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尽管罗将柯希望这样做，因为打仗的不是资产者，而是我们英勇的水兵……”这个理由又可以归结为对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凡是对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的能力抱悲观态度的人必然会处处表现出这种“乐观主义”。打仗的是英勇的水兵，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两个海军上将在厄塞尔沦陷之前潜逃。这是事实。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事实证明，海军上将们叛变的本领并不亚于科尔尼洛夫。大本营又没有改组，指挥人员还是科尔尼洛夫的班子，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科尔尼洛夫分子（以克伦斯基为首，因为他也是科尔尼洛夫分子）想要放弃彼得格勒，他们可以双管齐下，甚至“三管齐下”。第一，他们能够通过科尔尼洛夫的指挥人员叛变投敌，开放北方的陆上战线。第二，他们能够“商定”，不仅同德帝国主义者而且同英帝国主义者商定，让比我们强大的整个德国舰队自由行动。此外，“潜逃的海军上将”还可以把计划也献给德国人。第三，他们能用同盟歇业、暗中破坏运粮的办法，使我们的军队处于完全绝望和无能为力的境地。这三种途径哪一种也否定不了。事实证明，这三扇门俄国资产阶级哥萨克党都敲过了，都曾想把它们打开。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无权等待资产阶级扑灭革命。罗将柯之流的“希望”可不是空谈，——这一点已为经验所证实。罗将柯是实干的人。罗将柯有资本给他撑腰。这是无可争辩的。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以前资本还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罗将柯死心塌地执行资本的政策已经有几十年了。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作为拯救革命的唯一手段的起义问题上犹豫动摇，就是轻信资产阶级，一半是李伯尔唐恩、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那种出于怯懦的轻信，一半是“农夫”那种盲目的轻信，而布尔什维克是最反对轻信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发誓“笃信”立宪会议，束手等待罗将柯之流放弃彼得格勒，扑灭革命；或者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就是单单召开立宪会议也不会使情况有什么变化，因为任何“立宪”，任何哪怕是最有权威的会议的表决也感动不了饥荒，也感动不了威廉。况且立宪会议能不能召开，能不能成功，都取决于政权是否转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讲的这个老的真理正在被现实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无情地证实。“……我们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参加立宪会议，我们何必孤注一掷……”这是庸人的理由，这种人“读到”立宪会议将要召开的话，就信以为真，安心走最合法的、最安分的立宪道路了。但可惜的是等待立宪会议既不能解决饥荒问题，也不能解决放弃彼得格勒的问题。那些天真的，或者是惊慌失措的，或者是被人吓破了胆的人，忘记了这件“小事情”。饥荒是不等待的。农民起义就没有等待。战争是不等待的。潜逃的海军上将就没有等待。难道我们布尔什维克宣布相信立宪会议会召开，饥荒就会答应等一等吗？潜逃的海军上将就会答应等一等吗？马克拉柯夫之流和罗将柯之流就会答应停止同盟歇业、停止暗中破坏运粮，不再同英德帝国主义者秘密磋商吗？可是，照那些抱“立宪幻想”和着了议会迷的英雄说来，事情就会是这样。生气勃勃的生活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一纸空文，只有选举。这些瞎子还在惊疑，为什么挨饿的人民和被海陆军将军们出卖的士兵对选举漠不关心！啊，好聪明的人啊！“……要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再次先动手，那时我们就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何必我们自己先动手，去冒险呢？……”这真是太有说服力，太革命了。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如果我们能转过身子把背朝着历史，想着第一次科尔尼洛夫叛乱，絮絮叨叨地说：“要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先动手就好了”；如果这一点我们能办到，这是多么卓越的革命战略啊！这种战略多么象“碰运气”啊！也许科尔尼洛夫分子又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动手呢？这不是有力的“理由”吗？这不是对无产阶级政策的严肃的论证吗？可是，如果第二次应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学乖了呢？如果他们要等到饥民举行暴动，战线被突破，彼得格勒被放弃以后才动手，否则就不动手呢？那怎么办呢？有人竟要我们把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建筑在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重犯他们的某一个旧错误的基础上！要我们忘记布尔什维克证明过而且证明了数百次的一切，忘记半年来我国革命历史所证明了的一切，即除了科尔尼洛夫分子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没有，客观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要我们忘记这一点，否定这一切，而去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奇迹，等待4月20日到8月29日的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灾变性的事变（在战争拖延和饥荒加剧的情况下）转为和平地、平静地、顺利地、合法地召开立宪会议，执行会议的最合法的决议。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挨饿的人们，等着吧，克伦斯基已经答应召开立宪会议了！“……老实说，国际形势方面没有任何情况迫使我们立即发起行动，如果我们被人枪杀了，反而会危害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这个理由真是妙极了，谢德曼“本人”和列诺得尔“本人”也未必能更巧妙地“利用”工人对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情。只要想一想，德国人处境极端困难，他们只有一个李卜克内西（而且还在服苦役），没有报纸，没有集会自由，没有苏维埃，而居民的各个阶级直到所有的富裕农民都对国际主义思想极端仇视，帝国主义的大、中、小资产阶级都有完善的组织，在这样的处境下，德国人，即德国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穿着水兵服的工人，也举行了海军起义，尽管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的胜利可能。而我们呢，有几十家报纸，有集会自由，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我们是世界上处境最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可是我们却要拒绝用起义来支持德国的革命者。我们却要象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那样说：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不起义，因为我们要是被打死了，世界就会失去那么优秀、那么明智、那么理想的国际主义者！！现在来证明一下我们的明智吧。我们将通过一项同情德国起义者的决议，同时拒绝在俄国举行起义。这将是真正的、明智的国际主义。如果这种英明的政策能在各地赢得胜利，那世界国际主义将会多么迅速地发扬光大啊！……各国工人受战争的折磨，痛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在意大利、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工人的爆发都愈来愈频繁了。而唯一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我们，却要等待，要出卖德国的国际主义者，正象我们现在出卖俄国那些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用反对地主的起义来号召我们举行起义、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农民一样……各国资本家都准备扑灭俄国革命，尽管他们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乌云已经密集起来，我们却要安静地等着他们用卢布来扼杀我们！既然克伦斯基和罗将柯真心诚意要召开立宪会议，我们就不要去进攻阴谋者，不要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胜利击溃他们的队伍，我们要等待立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用表决一定能战胜一切国际阴谋。我们有什么权利怀疑克伦斯基和罗将柯的真诚呢？“……但是‘大家’都反对我们！我们被孤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好，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好，新生活派也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好，都已经发表并且还要发表声明反对我们！……”好一个有力的理由。我们一向都无情地痛斥动摇者的动摇。凭这一点，我们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凭这一点，我们争得了苏维埃，而没有苏维埃就不能有迅速可靠的起义。我们现在利用争到手的苏维埃，却是为了使我们自己也投向动摇者的营垒。布尔什维主义的前程多么美好啊！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孟什维克的政策的全部实质就是动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作为群众向左转的指示器，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约有40％转到左派阵营，另一方面农民举行起义，这两个事实无疑有着明显的联系。但正是这一联系的性质揭示出，那些现在看到活活腐烂了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者动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流反对我们就想哭诉的人，是毫无气节的。应当把小资产阶级领袖马尔托夫、卡姆柯夫、苏汉诺夫之流的这种动摇和农民起义对照一下。这是现实的政治对照。同谁一起走呢？是同间接地反映群众的向左转、而在每一次政治转折关头都可耻地哭诉、动摇、跑去哀求李伯尔唐恩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原谅的彼得格勒一小撮动摇的领袖一起走呢，还是同这些向左转的群众一起走？问题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看到马尔托夫、卡姆柯夫和苏汉诺夫之流出卖农民起义，有人就建议我们革命国际主义者的工人政党也出卖农民起义。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看齐”的政策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说过，要帮助动摇者，自己就应当不动摇。这些“可爱的”左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动摇过，赞成过联合！由于我们自己不动摇，终于引导他们跟着我们走了。实际生活证实我们是正确的。过去这班先生总是以自己的动摇危害革命。只有我们挽救了革命。现在，当饥荒降临彼得格勒，罗将柯之流准备放弃彼得格勒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屈服吗？！“……但我们同铁路员工和邮电职工连巩固的联系也没有。他们的正式代表都是普兰松之流的人物。没有邮局，没有铁路，我们能取得胜利吗？……”是的，是的，这里是普兰松之流，那里是李伯尔唐恩之流。但是群众对他们表示了怎样的信任呢？一直证明这些领袖在出卖群众的不正是我们吗？无论在莫斯科的选举还是在苏维埃的选举中，群众不正是离开了这些领袖而转到我们方面来了吗？难道广大铁路和邮电职工没有挨饿，没有举行罢工反对克伦斯基之流的政府吗？有一个同志问“悲观主义者”：“那2月28日以前，我们同这两个工会有联系吗？”对方回答说，这两次革命是不能相比的。但是这一回答只能加强发问者的立场。因为，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应作长期准备而且说过几千遍的恰恰是布尔什维克（说这话不是为了在紧要关头的前夕把这一点忘掉）。现在邮电工会和铁路工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特点，正是群众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分离。问题决不在于一定要预先同这个或那个工会取得“联系”；问题在于，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起义的胜利才能满足铁路和邮电职工大军中的群众的要求。“……彼得格勒的粮食只够吃两三天。我们能给起义者粮食吗？……”这是成千种怀疑意见中的一种（怀疑论者永远会“怀疑”，除非用经验，否则是驳不倒他们的），是一种诿罪于人的意见。正是罗将柯之流，正是资产阶级在制造饥荒，利用饥荒来扼杀革命。除了农民在农村中举行反对地主的起义，除了工人在城市和首都战胜资本家，没有也不可能有摆脱饥荒的其他办法。不这样做，要从富人那里弄到粮食，要不顾他们的暗中破坏把粮食运出来，要粉碎受人收买的职员和发财致富的资本家的反抗，要实行严格的计算，都是办不到的。“民主派”粮食机构及“民主派”在粮食问题上弄得焦头烂额的经历就是证明，他们千百万次地埋怨资本家不该怠工，他们哭诉，哀求。世界上，除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以外，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不埋怨，不哀求，不流泪，而去从事革命的事业。无产阶级革命延误愈长久，事变或者动摇分子、惊慌失措分子的动摇使革命愈推迟，革命的牺牲就愈大，要整顿好粮食的运输和分配也就愈困难。拖延起义等于自取灭亡，——对于那些具有可悲的“勇气”，眼看着经济破坏加剧、饥荒迫近，而劝告工人不要起义（即劝告他们等待，仍旧信赖资产阶级）的人们，就应当这样来回答。“……前线情况也还没有危险。即使士兵自己缔结停战协定，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士兵是不会缔结停战协定的。要缔结停战协定，就必须有国家政权，而不起义是得不到政权的。士兵们都会一跑了之。前线来的报告都谈到了这一点。等待不可能不冒这样的风险：如果士兵们（已经接近于绝望）完全绝望，丢下一切听凭命运摆布而大批逃跑，等待就会帮助罗将柯同威廉勾结起来，并且使经济遭到完全破坏。“……可是，如果我们取得了政权，却得不到停战，也得不到民主的和约，士兵就可能不愿去进行革命战争。那时怎么办呢？”这个理由使人想起了一句谚语：一个傻瓜能够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能够解答的还要多十倍。我们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政权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始终还是宣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难道行动的时刻到了，我们反而要放弃这一点吗？？我们一直说，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会使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军队状况和士兵情绪都发生巨大的变化，难道现在我们应该让革命的“困难”吓倒而“忘记”这一切吗？？“……正如大家所说，群众还没有激奋到要冲上街头的情绪。暴行煽动者和黑帮的报纸发行份数大大增加，也是说明悲观有道理的一个迹象……”当人们被资产阶级吓破了胆的时候，在他们看来，一切事物和现象自然都蒙上了一层黄色。第一，他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运动，而代之以知识分子印象主义的标准；他们不对全国的和整个国际环境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事变的进程作政治上的分析，而代之以对情绪的主观印象。党的坚定的路线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也是情绪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在最紧要的革命关头，这一点人们当然“凑巧”忘掉了。有时人们还十分“凑巧”地忘掉：主要领导人的动摇和他们朝三暮四的倾向会使某些阶层的群众在情绪上也发生极不体面的动摇。第二，这在目前是主要的一点，一些毫无气节的人讲到群众情绪时忘记了补充：“大家”都说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是焦急的；“大家”同意：在苏维埃的号召下，为了保卫苏维埃，工人一定会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大家”同意：工人对中央机关在明知不可避免的“最后的斗争”的问题上不果断非常不满；“大家”一致认为最广大的群众的情绪已近于绝望，并且举出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无政府主义抬头的事实；“大家”也承认，觉悟的工人不大愿意只是为了示威，只是为了局部的斗争而上街，因为从气氛中已经预感到即将来临的不是局部的战斗，而是整体的战斗，工人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和认识到靠个别罢工，靠示威，靠施加压力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此等等。如果我们从我国革命半年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整个发展着眼，从事变的整个进程着眼来看待这种对群众情绪的评价，那我们就会明白：那些被资产阶级吓破了胆的人是怎样歪曲实际情况的。现在的情况恰巧跟4月20—21日前夜、6月9日前夜、7月3日前夜的情况不同，因为当时是自发的激奋，而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对此或者没有理解（如4月20日），或者是加以抑止而使它形成为和平的示威（如6月9日和7月3日）。当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还不是我们的，农民还相信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的道路，而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起义），所以大多数人民不会跟我们走，起义还为时过早。当时，大多数觉悟工人根本没有想到最后的斗争的问题，党的任何一个委员会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而相当广泛的觉悟低的群众还没有高昂的斗志和拚命的决心，而只有自发的激奋，天真地希望单凭发起“行动”、单凭游行示威来“影响”克伦斯基之流和资产阶级。起义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觉悟者自觉的、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战斗到底的决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群众高昂的拚命的情绪，他们感到，现在用不彻底的办法是无济于事了，要“影响”是无论如何影响不了的，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在决战中领导饥民，那么他们“甚至会采取无政府主义行动，捣毁一切、粉碎一切”。革命的发展实际上既使工人也使农民把觉悟者从经验中锻炼出来的高昂的斗志和广大群众对同盟歇业者、对资本家的那些近乎拚命的仇恨情绪这二者结合了起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也才能理解，为什么黑帮报刊的那些打着布尔什维主义幌子的恶棍能取得“成就”。黑帮分子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决战即将到来就幸灾乐祸，这是向来如此的，这毫无例外地在任何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如果被这一情况吓倒，那就不但应当放弃起义，而且应当根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增长不可能不引起黑帮的幸灾乐祸以及从中渔利的希望。觉悟工人清楚地知道，黑帮和资产阶级在手携手地进行活动，工人一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小资产者不相信，资本家害怕，黑帮有时出于幸灾乐祸倒希望看到这种胜利，因为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保持不住政权），就会把黑帮彻底粉碎，布尔什维克一定能够牢牢地保持政权，为备受战争折磨、摧残的全人类谋最大的利益。情况确实如此，罗将柯之流和苏沃林之流正在一唱一和，分担了不同的角色，这一点除了疯子有谁会怀疑呢？难道事实没有证明，克伦斯基是按照罗将柯的指示行事的，而“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印刷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是用国家的钱来刊印“国家杜马”中黑帮分子发表的黑帮演说的吗？连《人民事业报》那些在“自己人”面前阿谀奉承的奴才不也揭露了这一事实吗？难道各次选举的经验没有证明：卖身投靠的、为沙皇地主“利益”所左右的《新时报》是全力支持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的吗？难道我们昨天没有读到，工商业资本（无党无派的，哦！不用说，当然是无党无派的，要知道维赫利亚耶夫、拉基特尼科夫、格沃兹杰夫和尼基京之流，上帝作证，绝不是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是和无党无派的工商界联合的！）慷慨地给了立宪民主党人30万卢布吗？如果不从情感出发，而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看问题，那么所有黑帮的报刊无非是“里亚布申斯基—米留可夫公司”的分公司。资本一方面收买米留可夫、扎斯拉夫斯基、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收买黑帮分子。除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再没有别的方法能根除黑帮的廉价毒品对人民的极其严重的毒害。备受饥荒和连年战争折磨、摧残的民众“抓住”黑帮的毒品，这有什么奇怪呢？难道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前夕，被压迫的群众能没有绝望情绪吗？群众（其中有不少愚昧无知的人）的绝望能不表现在各种毒品的畅销上吗？有人在讲到群众情绪的时候，把自己个人的毫无气节说成是群众的毫无气节，他们的这种立场是没有希望的。群众有自觉地等待的，也有会不自觉地陷入绝望的，但是被压迫的和挨饿的群众决不是毫无气节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不能把起义问题搞成军事密谋问题……”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学说。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随时可以看到引自马克思著作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得不对头的时候），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策划军事密谋的不是一定阶级的政党，如果密谋的策划者没有估计到总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国际局势，如果这个政党没有赢得为客观事实所证明的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如果革命事变的发展没有在实践中打破小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如果象“苏维埃”这样的被公认为“全权的”或以别种方式发挥自己作用的革命斗争机关的大多数没有被争取过来，如果在军队中（假如事情是发生在战时）对违背人民的意志拖延非正义战争的政府没有十分强烈的反对情绪，如果起义的口号（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立即向各交战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同时立即废除秘密条约和秘密外交”等）没有家喻户晓，如果先进的工人不相信群众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对能否得到农村支持没有把握（这种支持已为巨大的农民运动，即反对地主、反对维护地主的政府的起义所证实），如果国内的经济状况还能使人们对用和平的和议会的手段来顺利解决危机抱有巨大的希望，如果这样，那么军事密谋就是布朗基主义。大概够了吧？我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里（我希望这本小册子在日内就能出版）引用了马克思真正涉及起义问题的话，这些话指出了起义作为一种“艺术”所具有的特征［注：见本卷第325—326页。——编者注］。我敢打赌，如果请那些现在在俄国大喊反对军事密谋的空谈家打开话匣，请他们解释一下武装起义的“艺术”同应该受到指责的军事密谋之间的区别，那他们不是重复上述的一切，就是大出洋相，引起工人们哄堂大笑。亲爱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请试一试吧！给我们唱一首反“军事密谋”的歌儿吧！后记星期二晚上8点，当我收到彼得格勒早晨的报纸，看到《新生活报》弗·巴扎罗夫先生的文章时，上面这篇东西已经写好了。弗·巴扎罗夫先生肯定地说：“市内流传着一份以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名义表示反对发起行动的手抄传单。”如果这是真的，我请求收到这封信的同志们尽快地把它刊印出来，预计信最早也要到星期三中午才能送到。这封信并不是为报刊写的，而只是为了和党员们笔谈。但是，如果《新生活报》那些不属于我们党的、而且由于他们可鄙的毫无气节而受到我们党千百次嘲笑的英雄（他们前天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昨天又赞成孟什维克，并且在世界闻名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几乎把他们二者联合了起来），如果这班家伙拿到了我党党员鼓动反对起义的传单，那就决不能沉默了。应当进行拥护起义的鼓动。让匿名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彻底暴露出来，让他们可耻的动摇受到应得的惩罚，哪怕只是受到全体觉悟工人的嘲笑也好。现在离发信到彼得格勒的时间只有一小时，我只能简短地指出没有头脑的“新生活派”那些可悲的英雄们所用的一种“手法”。弗·巴扎罗夫先生试图同梁赞诺夫同志争辩，因为梁赞诺夫同志说过，而且说得万分正确：“为起义作准备的正是那些在群众中造成绝望情绪和冷漠情绪的人。”可悲事业的可悲英雄“反问”道：“难道绝望和冷漠曾经取得过胜利吗？”啊，《新生活报》的可鄙的傻瓜！难道他们知道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起义的先例：被压迫阶级群众在殊死战斗中取得胜利，而这些群众并没有被长期的苦难和各种极端严重的危机弄到绝望境地，对各种奴才式的预备议会、对毫无意义的革命游戏、对李伯尔唐恩之流把苏维埃从政权和起义机关贬为清谈馆的活动也并没有表示冷漠（漠不关心）？或者，也许《新生活报》可鄙的傻瓜发现群众对……粮食问题、拖延战争问题、给农民以土地的问题表示漠不关心吧？尼·列宁载于1917年10月19、20、21日（11月1、2、3日）《工人之路报》第40、41、4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98—418页注释：[133]指1917年10月16日（29日）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他当时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假托一个同志通知了他关于会议的情况，并把会议日期说成是10月15日（28日）。——[390]。[134]1917年9月，俄国坦波夫省的农民运动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农民抢占地主的土地，捣毁和焚烧庄园，夺取地主的粮食。9月份，全俄境内有82处地主庄园被捣毁，其中32处在坦波夫省。全省记录在案的农民起事有166次。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势，地主们纷纷大量外运粮食，把所有车站都堆满了。为了镇压农民运动，莫斯科军区司令把军队调到坦波夫省，并宣布该省戒严。但是农民争取土地的革命斗争仍然不断地发展和扩大。——[392]。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6日（29日）会议文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6日（29日）会议文献[132]1报告记录列宁同志宣读中央委员会上一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他说，决议被通过了，有两票反对。现在由他说明作出这一决议的理由，如果反对的同志希望发表意见，可以展开讨论。如果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抛弃妥协，那我们就可以向它们提出妥协的建议。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大家知道，妥协的建议遭到了这两个政党的拒绝［注：见本卷第130—136页。——编者注］。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之前已经十分清楚，群众是跟我们走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已经是这样。列宁同志引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选举的统计材料作为证明。科尔尼洛夫叛乱则更有力地把群众推向我们这边。民主会议上力量的对比说明了这一点。形势很清楚：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的专政。我们不能从群众的情绪出发，因为群众情绪是善变的，无法估计；我们应当依据的是对革命的客观的分析和估计。群众信任布尔什维克，群众向布尔什维克要求的不是空话，而是行动，是反对战争、制止经济破坏的坚定政策。如果拿对革命的政治分析作为根据，那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现在连无政府主义的暴动也证实了这一点。接着，列宁同志分析了欧洲的形势，并且证明那里进行革命要比我们更困难；既然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弄到海军中发生起义的地步，这就证明那里的事情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国际形势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客观材料，说明我们现在一旦发起行动，就能得到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支持；列宁同志证明，资产阶级打算放弃彼得格勒。我们只有拿下彼得格勒，才能幸免这种毒手。综上所述，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谈到的武装起义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结论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决议如何实施，还是在听取了各中央机关的代表的报告以后再作决定比较合适。根据对俄国和欧洲阶级斗争的政治分析，必须制定最坚决、最积极的政策，这个政策只能是武装起义。2发言记录（1）列宁同志同米柳亭和绍特曼发生争论，列宁同志证明，问题不在于武装力量，问题不在于同军队作战，而在于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作战。他不认为这里所谈的有什么悲观主义。他证明，资产阶级方面的力量并不强大。事实证明，我们有胜过敌人的优势。为什么中央不能开始行动呢？从所有的材料都得不出这种结论。要推翻中央的决议，必须证明没有经济破坏，国际形势没有日趋复杂。既然工会工作者要求全部政权，那就说明他们十分清楚他们需要什么。客观情况证明，对农民需要加以领导，他们会跟着无产阶级走的。有人担心我们保持不住政权，而现在正是我们保持政权的大好时机。列宁同志希望会上的讨论能围绕决议的实质来进行。（2）如果所有的决议都这样被否决，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现在，季诺维也夫说：要取消“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对政府施加压力。如果说起义已经成熟，那就说不上是什么密谋。如果在政治上起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应当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况且在政治上起义已经成熟。正因为粮食只能维持几天，我们不能再等待立宪会议了。列宁同志建议批准决议，坚决准备起义，起义日期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决定。（3）列宁同志反驳季诺维也夫说，决不能拿这次革命同二月革命相比。他就实质性问题提出如下的决议案：决议会议十分欢迎并完全支持中央的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完全相信中央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载于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94—397页注释：[132]1917年10月16日（29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米·伊·加里宁任主席的彼得格勒列斯诺伊区杜马举行。除了中央委员以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铁路职工和彼得格勒郊区委员会的代表。会议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主持。列宁就中央委员会10月10日（23日）会议通过的决议作了报告。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再次表示反对起义，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应该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发言支持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有费·埃·捷尔任斯基、加里宁、伊·阿·拉希亚、斯维尔德洛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斯大林等。会议以19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决议案以6票赞成、15票反对、3票弃权被否决。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成立了由中央委员安·谢·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莫·索·乌里茨基组成的起义领导机构——军事革命总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党的军事革命总部的成员同时也是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38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1917年10月8日〔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1917年10月8日〔21日〕）同志们！我们的革命正处于万分紧要的关头。这个紧要关头是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中和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这一革命的斗争中出现的至关紧要的关头相吻合的。我们党负责的领导人员肩负着一项巨大的任务，不完成这项任务，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目前的局势是：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请看一下国际形势吧！世界革命的发展是无可争辩的。捷克工人怒火的爆发被非常残暴地扑灭了，这种残暴证明政府极度的恐惧。在意大利，事情也发展到了都灵的群众性的爆发。[129]然而最重要的是德国海军的起义。必须想到，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尤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革命遇到的困难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毫无疑问，德国海军的起义意味着世界革命发展到了至关紧要的关头。我国那些鼓吹打败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要求德国工人马上起义，然而我们这些俄国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根据1905—1917年的经验知道，不能设想有哪一种革命发展的标志比军队起义更具有说服力。请考虑一下，在德国革命者的心目中，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会向我们说：我们这里公开号召革命的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而且他的呼声也被苦役监狱封锁住了。我们连一家能公开说明革命必要性的报纸都没有，我们没有集会自由。我们没有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或者士兵代表苏维埃。我们的呼声很难使真正的广大群众听到。尽管我们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取得胜利，我们还是作了起义的尝试！而你们俄国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已经进行了半年的自由鼓动，你们有二十来家报纸，你们有许多工兵代表苏维埃，你们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里取得了胜利，整个波罗的海舰队和驻在芬兰的全部俄国军队都站在你们一边。尽管你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可是你们却不响应我们起义的号召，你们却不去推翻你们的帝国主义者克伦斯基！是的，如果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只是用……决议来响应德国革命者关于起义的号召，那么我们就是“国际”的真正的叛徒！再补充一句，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国际帝国主义者正在迅速地、变本加厉地合谋反对俄国的革命。千方百计地扼杀俄国革命，用军事手段，用牺牲俄国取得的和平来扼杀俄国革命，这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急于要做的事。这就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特别严重的紧要关头。这就使拖延起义变得特别危险，我甚至要说，变成我们的罪行。其次，请看看俄国国内的形势吧！反映了群众对克伦斯基和一切帝国主义者盲目信任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政党，已经濒于破产，濒于彻底的破产。苏维埃选民团在民主会议上投票反对联合，大多数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违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和克伦斯基的其他伙伴控制的中央苏维埃的意志）投票反对联合；在工人居民最接近于农民的莫斯科，选举结果有49％以上的选民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而在17000名士兵中，有14000人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难道这些不都表明人民群众对克伦斯基、对同克伦斯基之流妥协的分子的信任彻底破灭了吗？难道还能设想人民群众能够用比这次投票更明白的方式对布尔什维克说：领导我们吧，我们一定跟你们走！而我们在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控制了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以后，还要等待吗？等待什么呢？等待克伦斯基和他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将军们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秘密地既同布坎南、又同威廉勾结起来把俄国革命彻底扼杀吗？人民用莫斯科的选举和各苏维埃的改选表明了对我们的信任，不仅如此，群众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情绪也有增长的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象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应声虫所叫喊的那样，意味着革命的低落，而是意味着群众对决议和选举的信任一落千丈。在革命中，群众向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要求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论，是斗争的胜利，而不是空谈。不久人民就可能议论纷纷，说布尔什维克也不比别人强，我们对他们表示了信任，他们却没有能够行动……农民起义已蔓延于全国。十分明显，立宪民主党人及其走狗在百般诋毁农民起义，说它是“暴行”，是“无政府状态”。但是在各个起义中心已经开始把土地转交给农民，这种谎言就不攻自破，因为“暴行”和“无政府状态”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辉煌的政治成果！农民起义威力之大有以下事实为证：现在无论妥协派，或者《人民事业报》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都开始谈论把土地给农民的问题了，他们想趁运动的烈焰还没有把他们完全吞没的时候扑灭这个运动。而我们却要等待，看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恰巧在最近，社会革命党人自己暴露了他是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哥萨克部队能不能把这次农民起义各个击破。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理会到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革命的半年中，有些时期、有些日子这个口号并不意味着起义。这些时期、这些日子也许使一部分同志迷惑了，忘记了目前（至少从9月中旬起）这个口号对我们来说就等于号召起义。这一点是丝毫也不容怀疑的。不久前《人民事业报》“通俗地”解释了这一点，它说：“克伦斯基决不肯听命！”当然啦！“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就是号召起义。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号召群众举行起义，拒绝妥协，而在群众对我们表示信任以后，我们如果不领导群众在革命崩溃的前夜发动起义，这全部罪责就无条件地要由我们承担。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分子正在用7月3—5日事件的例子，用黑帮加紧煽动等情况来吓唬人。但是，如果说在7月3—5日有错误的话，那只是错在我们没有夺取政权。我认为，那时并不存在这个错误，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是多数。而现在如果还这样，那就是致命的错误，甚至比错误更坏。黑帮加紧煽动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日益高涨的气氛下形势极端紧张的表现。但是，由此得出反对起义的结论是可笑的，因为被资本家收买的黑帮分子软弱无力，黑帮在斗争中完全无能为力，这一点甚至是用不着证明的。他们在斗争中简直等于零。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在斗争中所能依靠的只有野蛮师和哥萨克。而现在，哥萨克也开始分化了，此外，农民在哥萨克居住区域内正在用内战威胁着他们。我这封信是在10月8日星期日写的，你们最早到10月10日才能看到。我听一位路过这里的同志说，据华沙铁路的旅客讲：克伦斯基正在把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这十分可能，如果我们不从各方面核实这一情况，不研究第二次应召的科尔尼洛夫军队的兵力及其分布情况，那完全是我们的过错。克伦斯基又一次把科尔尼洛夫的军队调到了彼得格勒市郊，以便阻止政权转归苏维埃，阻止苏维埃政权立即提议媾和，阻止全部土地马上转归农民，以便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而自己逃往莫斯科！这就是我们必须尽量广泛宣传的起义口号，这就是一定能获得巨大成功的起义口号。我们不能等待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可能会把它拖到11月份。我们不能耽搁了，不能再让克伦斯基调来科尔尼洛夫军队了。芬兰、海军和雷瓦尔都派有代表出席你们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三方面合在一起，就可以立刻向彼得格勒进军，抗击科尔尼洛夫军队，可以调动海军、炮兵、机关枪部队和两三个军的步兵到彼得格勒来，这些士兵已经表明——例如在维堡——他们恨透了克伦斯基又与之勾结的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谁以为波罗的海舰队开往彼得格勒就是向德国人开放战线，因而放弃立即打垮第二次应召的科尔尼洛夫军队的机会，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尔尼洛夫分子诽谤者一定会这样说，就象他们一定会制造其他种种谣言一样，但被这种谣言和诽谤吓倒就不配做革命家。克伦斯基一定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任何相反的断言都不能打消我们这一十分肯定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是从事变的整个进程，从克伦斯基的全部政策中得出的。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分子一定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正是为了拯救彼得格勒，必须推翻克伦斯基，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必须掌握政权。这两个苏维埃将立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以此履行自己对德国革命者的义务，以此作为粉碎反对俄国革命的罪恶阴谋、粉碎国际帝国主义阴谋的果断措施。只有波罗的海舰队、芬兰军队、雷瓦尔和喀琅施塔得立即进军来攻打彼得格勒附近的科尔尼洛夫军队，才能挽救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这一进军，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在几天之内使哥萨克军队一部分投降，另一部分全部就歼，使克伦斯基倒台，因为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都将支持这一行动。拖延等于自取灭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起义的口号。谁运用这一口号，却不理解这一点，不考虑这一点，那只能怪自己。而对待起义就必须和对待艺术一样，——我在民主会议期间就坚持这一点，现在仍然坚持，因为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也是目前俄国和全世界的整个形势所教导的。问题不在于投票，不在于吸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在于增加地方苏维埃，也不在于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在于起义，这是彼得格勒、莫斯科、赫尔辛福斯、喀琅施塔得、维堡和雷瓦尔能够而且应当解决的问题。彼得格勒市郊和彼得格勒市区，——这就是能够而且应当尽可能认真地、有准备地、迅速地、坚决地决定起义和举行起义的地方。海军、喀琅施塔得、维堡、雷瓦尔能够而且应当向彼得格勒进军，打垮科尔尼洛夫军队，发动两个首都的群众，为立即给农民土地、立即提出和约的政权展开大规模的鼓动工作，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建立这样的政权。拖延等于自取灭亡。尼·列宁1917年10月8日载于1925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85—390页注释：[129]1917年夏季，捷克和摩拉维亚的一些城市（布拉格、比尔森、布隆、维特科维采等）爆发了罢工。罢工者先是反对征收食品并将其运往德国和维也纳，进而要求制止战争和释放政治犯。有些地方的运动明显具有群众革命起义的性质。在布隆，进行了好几天的武装斗争。斗争遭到了残暴镇压。1917年8月21日，意大利都灵市因严重缺粮而爆发游行示威。次日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很快发展为总罢工，有4万多人参加。罢工者在市内修筑了街垒，运动开始具有反战的政治性质。8月23日，都灵郊区已为起义者所控制。为了镇压这次运动，政府调来了军队并宣布戒严。8月27日，都灵的总罢工结束。——[37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局外人的意见（1917年10月8日〔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局外人的意见（1917年10月8日〔21日〕）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0月8日，要在9日就送到彼得格勒同志们手中，恐怕希望不大。也许这篇东西写晚了，因为北方苏维埃代表大会已定于10月10日召开。尽管这样，我还是想提出我的“局外人的意见”，说不定彼得格勒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士兵可能很快发起行动，但是还没有真正行动。全部政权应转归苏维埃，这是很清楚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或者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这在目前来说是一回事），一定会获得世界各国包括各交战国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特别是俄国农民的最大的同情和全心全意的支持，这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同样应该是无可争辩的。这些人所共知的早已证明的真理，无须多谈。现在必须谈谈未必所有同志都十分清楚的问题，即政权转归苏维埃目前在实践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看起来，这似乎很明显，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一直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拒绝武装起义，就等于背弃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等于完全背弃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但是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必须仔细考虑这些规律。卡尔·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也正如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2）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在决定性的关头，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训练、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4）必须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不放过敌军还分散的时机。（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编者注］这句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如果把这点应用于俄国，应用于1917年10月，那就是说：一定要既从外面，又从内部，既从工人区，又从芬兰、雷瓦尔、喀琅施塔得等各方面，同时地、尽可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对彼得格勒进攻，要使用全部舰队来进攻，要使集中的力量大大超过那拥有15000—20000（也许更多些）人的我国“资产阶级近卫军”（士官生）以及我国“旺代军队”（一部分哥萨克）等等。要把我们的三支主要力量——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配合起来，一定要占领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1）电话局，（2）电报局，（3）火车站，（4）特别是桥梁。要挑选最坚决的分子（我们的“突击队员”、青年工人和优秀水兵）组成一些小分队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军事行动，例如：包围彼得格勒，使之与外界隔绝，用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的联合进攻把它占领，——这是需要有艺术和三倍的勇敢才能完成的任务。要把最优秀的工人编成配备枪枝炸弹的队伍去进攻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士官生学校、电报局、电话局等等），口号是：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一个敌人。我们希望，一旦决定行动，每个领导者都能够很好地运用丹东和马克思的伟大遗训。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载于1920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82—384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6—8日〔19—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6—8日〔19—21日〕）修改党纲已被已被列入中央委员会定于10月17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紧急代表大会的议程。早在4月24—29日召开的代表会议[124]上就通过了关于必须修改党纲的决议，并且订出了8条修改方针［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07—408页。——编者注］。后来在彼得格勒［注：由尼·列宁编辑并作序的《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波涛出版社版。］和莫斯科［注：《修改党纲的材料》——弗·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弗·斯米尔诺夫论文集，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社版。］各出版了一本关于修改党纲的小册子，8月10日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杂志第4期刊登了尼·伊·布哈林同志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我们来研究一下莫斯科同志的意见。一布尔什维克一致同意，“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作出评价”（4月24—29日代表会议决议第1节），因此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修改党纲时的主要问题是草拟新党纲的方法问题。是在旧党纲中补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这个意见是我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小册子中所主张的），还是修改旧党纲的全文（这个意见是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小组提出的，莫斯科的同志也赞成这个意见），这是我们党首先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两个草案：一个是我提出的，在旧党纲中补充了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475页和第483—484页。——编者注］；另一个是维·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提出的，这个草案是以三人委员会（四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小组所选出的）的意见为依据的，把整个总纲部分改写了。我也曾经指出过（在上述小册子第11页上［注：同上，第479—480页。——编者注］）该小组拟订的改写大纲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是怎样体现这个大纲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把我们党纲的总纲分为10部分，并给每一部分或每一段都编了号（见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11—18页）。为了使读者便于找到相应的段落，我们也采用这种编号。现行党纲的第1段有两句话：第一，由于交换的发展，工人运动已经成为国际的运动。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接着在第2段里讲到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最终目的。）索·同志对第2句话没有作修改，但是把第1句话换成了新的提法，在谈到交换的发展时补充了“资本输出”和无产阶级斗争转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来，就弄得不合逻辑，论题混乱，把两种类型的党纲结构混杂起来了。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从分析整个帝国主义开始，这样就不能仅仅抽出“资本输出”来谈，也不能象索·同志那样，把第2段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分析照旧保留；或者是保留原来的党纲结构形式，也就是说先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运动成了国际的运动，它的共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怎样导向这一目的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索·同志采用的党纲结构不合逻辑、前后不连贯，我们把旧党纲的开头部分全部引在下面：“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索·同志对其中两点感到不满：（1）党纲谈到交换的发展时所描述的是已经过去的“发展时期”；（2）索·同志在“文明”一词后面打上一个惊叹号，并且指出我们“没有预见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密切联系”。索·同志自问自答地说：“保护关税政策、海关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是不是会切断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系？”“如果相信我们党纲的文字，那是会切断的，因为通过交换建立的联系经常被切断。”多么奇怪的批评。保护关税政策也好，海关战争也好，都不会“切断”交换，而只是暂时改变一下形式，或者在一个地方中断，而在另一个地方继续。目前这次战争也没有使交换中断，交换只是在一些地方遇到了困难，转移到另一些地方去了；交换仍然是世界的联系。汇率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第一点。第二，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话：“生产力的发展在商品交换和资本输出的基础上把各民族卷入世界经济”等等。但是帝国主义战争同样会中断（在某一地方暂时地）资本输出，正象中断交换一样；这就是说，索·同志的“批评”正好打了自己的嘴巴。第三，在旧党纲中说的是为什么工人运动“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无庸争辩，工人运动在资本输出之前，即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前，就已经成为国际的运动了。总之，索·同志显然把有关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资本输出）摆得不是地方。其次，索·同志不喜欢“文明世界”这几个字，在他看来，这几个字暗示着某种和平的、协调的东西，而忘记了殖民地。恰恰相反，党纲中写着“文明世界”，这正好说明不协调，说明有不文明的国家存在（这是事实）；而照索·同志的草案说来却协调得多，因为那里只是说“把各民族卷入世界经济”！！似乎各民族均等地被卷入世界经济！似乎“文明”民族和不文明民族之间没有那种正是建立在“各民族卷入世界经济”这一基础上的奴役关系！索·同志在他所涉及的这两个问题上，简直把旧党纲改坏了。他对国际性的强调不够。国际性早就形成，比金融资本时代早得多，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对殖民地关系的问题上他写得“协调”得多。可惜工人运动目前还仅仅波及文明国家，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不谈这个事实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索·同志要求更明确地指出对殖民地的剥削，那我倒很愿意赞同他的见解。这一点的确是帝国主义的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恰恰在索·同志所写的第1段里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暗示。他把帝国主义的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分散在各个段落，这样就损害了连贯性和明确性。现在我们来谈谈索·同志的整个草案所犯的这种分散和不连贯的毛病。二请读者总的看一下旧党纲各段论题的联系和连贯性（各段按索·同志的编号排列）：（1）工人运动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我们是其中的一支队伍。（2）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进程决定的。出发点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无产者没有自己的经济。（3）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受到排挤。（4）剥削的加重（妇女劳动，后备军等等）。（5）危机。（6）技术的进步和不平等的加剧。（7）无产者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8）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9）这一社会革命的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10）党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为社会革命而斗争。我再补充一个论题：（11）资本主义已经成长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试把这些同索·同志草案的各个论题（不是对党纲原文的局部修改，而是论题）以及他补充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题的安排比较一下：（1）工人运动是国际性的。我们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加进了：资本输出，世界经济，斗争转变为世界革命，也就是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2）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进程决定的。出发点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无产者没有自己的经济。（中间加进了：具有莫大势力的银行和辛迪加，世界垄断同盟，也就是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另一小部分定义。）（3）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受到排挤。（4）剥削的加重（妇女劳动、后备军、外国工人等等）。（5）危机和战争。又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瓜分世界的企图”；又重复提到垄断同盟和资本输出；在金融资本一词后面加上了一个带括号的解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的产物。”（6）技术的进步和不平等的加剧。又加进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物价飞涨，军国主义。又重复提到垄断同盟。（7）无产者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中间又重复了“垄断资本主义”，并且指出银行和辛迪加准备了社会调节机构等等。（8）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加进了：它将结束金融资本的统治。）（9）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革命的条件。（10）党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为社会革命而斗争。（中间加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已经提上日程。）我认为，从上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对党纲作“机械的”补充的（这是有些同志所担心的）正是索·同志的草案。他把关于帝国主义的一鳞半爪的定义毫不连贯地分散在各个条文中，真是杂乱无章，使人对帝国主义得不到一个总的完整的概念。重复的地方过多。原来的要点是保留下来了。也保留了旧党纲的总的结构，即表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的进程“决定的”。但是在他的草案里恰恰看不出“发展的进程”，有的只是帝国主义定义的片断，而且大部分都摆得不是地方。我们来看看第2段。这一段的开头和结尾，索·同志没有加以改动。开头讲到生产资料归少数人所有，结尾说大部分居民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索·同志在中间加上了另外一句话：“近25年来，对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权已经转到具有莫大势力的”银行和托拉斯手中，如此等等。这句话竟放在叙述大经济排挤小经济这个论点之前！！而到第3段才叙述到这种排挤。其实，托拉斯恰恰是大经济排挤小经济这一过程最高和最后的表现。怎么能先讲托拉斯的出现，然后再讲大经济排挤小经济呢？难道这不是破坏了逻辑的连贯性吗？请问托拉斯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这不是理论上的错误吗？支配权是怎样和为什么“转到”它们手中去的？如果不首先把大经济排挤小经济弄清楚，就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第3段。它的论题是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索·同志把这一段的开头（大企业的作用日益扩大）和结尾（小生产者逐渐被排挤）也都保留下来了，然而在中间却加上一句：大企业“合并成包括生产和流通中一系列彼此衔接的阶段的大机构”。但是这一补充说的已经是另一个论题，即生产资料的集中、资本主义形成的劳动社会化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形成。在旧党纲中，第7段才阐述这个论题。索·同志保留了原来的总的结构。他也是在第7段才说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而且在第7段里也照旧提到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这样一来，对集中的片断说明，竟放在专门对集中作全面、综合、完整的论述的那一段的好几段之前。这是极不合逻辑的，这只能使广大群众难于理解我们的党纲。三对党纲中论述危机的第5段，索·同志“作了全面的修改”。他认为旧党纲“为了通俗而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索·同志认为，旧党纲所使用的“生产过剩”一词被当作“解释”危机的“根据”“这种观点倒是比较符合洛贝尔图斯用工人阶级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理论”。索·同志这样寻找理论错误是多么不高明，在这里把洛贝尔图斯拉来又是多么牵强附会，这一点只要把旧条文同索·同志建议的新条文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旧条文在指出“技术进步”、对工人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对工人的需要相对减少（第4段）之后写道：“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危机和……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必然后果。”显然，这里决不是把生产过剩当作“解释的根据”，而只是描述危机和停滞时期的由来。我们来看看索·同志的草案：“在这些矛盾形式（生产条件同消费条件的冲突；资本实现的条件同资本积累的条件的冲突）中进行的、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力的发展，其必然的后果是尖锐的工业危机和萧条，也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索·同志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也就是生产过剩。索·同志怕用这个没有任何错误的名词，是没有道理的。索·同志说，“这里用生产不足一词”代替“生产过剩”，“也同样可以，甚至更为恰当”（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15页），这种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您就试一试把“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说成“生产不足”吧！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洛贝尔图斯主义决不在于使用了“生产过剩”一词（只有这个词才能真实地描绘出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之一），而在于光用工人阶级消费的不足来解释危机。而旧党纲不是根据这一点来解释危机的。它所根据的是“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也就是前一段所指出的“技术进步”以及“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同时，旧党纲还谈到“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竞争”。这里正好说到了积累条件同实现条件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且说得明确得多。这里没有象索·同志错误地认为的那样，“为了通俗”起见而“改变”理论；这里把理论阐述得又明确又通俗。这是一个优点。关于危机，当然可以写几部书，可以对积累的条件作更具体的分析，阐述生产资料的作用，说明体现为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同体现为消费品的不变资本相交换，以及新的发明使不变资本贬值，如此等等。可是索·同志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对党纲的所谓修改只有下列几点：（1）他保留了由指出技术进步等内容的第4段转到关于危机的第5段的结构；但是把“这种状况”几个字删掉了，因而削弱了这两段之间的联系。（2）他补充了一些听起来理论味道十足的关于生产条件同消费条件的冲突、实现条件同积累条件的冲突的词句。这些话虽没有什么不对，但也没有新的见解，因为基本意思前一段正好已经讲了，而且讲得更清楚。（3）他补充了“追求利润”这几个字，可是这写在党纲里是不太合适的，也许这正是“为了通俗”才用的，因为同一个意思已经用“实现条件”、“商品”生产等不同的词句重复过好几次了。（4）他以“萧条”代替“停滞”，是很不恰当的。（5）他在旧条文中加了“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几个字（“在无政府状态下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这一补充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无政府状态”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所用的、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无计划性”，恰恰不能说明托拉斯的特征。［注：恩格斯批判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所用的“私人生产”和“无计划性”的说法，他写道：“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索·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品在无政府状态下生产着，而且产量不断增加，资本家同盟（托拉斯等等）用限制生产来消除危机的尝试遭到了破产”，如此等等……可是，托拉斯生产商品恰恰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算进行的。托拉斯不仅仅是“限制”生产。它们并没有作消除危机的尝试，也不可能作这种“尝试”。索·同志的草案中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应当这样说：虽然托拉斯生产商品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算进行的，但是，由于在托拉斯时期还保留着上述资本主义特性，危机仍然无法消除。即使在最繁荣、投机最盛的时期，托拉斯为了“不过分冒险”而限制生产，那至多也只能保存一些最大的企业，危机照样会到来。综合上述有关危机问题的言论，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索·同志的草案并没有把旧党纲改好；相反地，新草案倒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这样修订旧党纲的必要性并没有得到证明。四在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的问题上，索·同志的草案在理论上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没有对目前这场战争作出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时代产生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的，在党纲上写上这一点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指出目前这场1914—1917年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德国“斯巴达克派”在1915年用德文出版的“提纲”中，提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论断[125]。这是显然不正确的论断，因为帝国主义加重了民族压迫，所以民族起义和民族战争（试图在起义和战争之间划一条界线，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但非常可能而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根据具体材料对各次战争分别作出绝对准确的评价。用空泛的议论来回避目前这场战争的问题，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机会主义者就有了藏身之处，可以借口说：一般说来，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但是，这场战争不完全是帝国主义战争（例如，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第二，索·同志把“危机和战争”搅在一起，把它们当成一般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最新资本主义的两位一体的旅伴。在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20—21页上，索·同志的草案三次把危机和战争相提并论。问题不仅在于党纲里出现重复不好。问题在于原则性的错误。表现为生产过剩或“商品滞销”（如果索·同志硬要不用“生产过剩”这几个字的话）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而战争呢，也是奴隶经济制度和农奴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现象。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也发生过（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世纪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发生过。凡是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压迫别的国家或民族，为了分赃、为了“谁该多压榨一些，或多掠夺一些”而厮杀的战争，都不能不叫作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我们说，只有最新的资本主义，只有帝国主义才带来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正确了，因为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即自由竞争阶段，或者说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主要是民族战争。但是，说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根本没有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不对了，这样就是忘记了“殖民战争”，这种战争也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把危机和战争相提并论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现象，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和不同的阶级意义。比如，不能象索·同志在他的草案中那样说：“无论危机或战争反过来又使小生产者更加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于资本……”因为也可能有旨在使雇佣劳动摆脱资本的战争，在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不仅可能有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可能有革命的战争。“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在每一种阶级社会里，在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过作为压迫阶级政治的继续的战争，也有过作为被压迫阶级政治的继续的战争。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能象索·同志那样说：“危机和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逐渐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它的反动性和它带来的深重苦难促进了群众的革命化，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这样说是对的，是应该的。对于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战争的所有帝国主义战争，这样说也是对的，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任何“战争”都是如此，更不能把危机和战争搅在一起。五现在，我们应当把全体布尔什维克一致决定在新党纲内应首先加以阐述和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总结一下。这就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认为，把帝国主义不同的特征分散在党纲的各个段落里，也可以说，零敲碎打地加以阐述和评价更合理些；而我认为，把必须讲到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内容集中起来，在党纲内单独写成一段或一节更合理些。现在摆在党员面前有两个草案，将由代表大会决定取舍。但我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必须谈到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需要研究的只是：在应该怎样阐述和评价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有没有分歧。现在从这个角度把新党纲的两个草案比较一下。在我的草案里列举了帝国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1）资本家的垄断同盟；（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溶合；（3）向外国的资本输出；（4）瓜分世界领土，而且已经瓜分完毕；（5）经济上是国际性的托拉斯瓜分世界。（我在比《修改党纲的材料》晚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一书第85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7章。——编者注］列举了帝国主义的这五个特征。）我们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里所看到的，其实也就是这五个基本特征。可见，在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已取得了原则上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也是可以意料得到的。因为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所进行的实际鼓动，无论口头的或者文字的，从革命一开始早就表现出全体布尔什维克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剩下需要研究的是：这两个草案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和分析在表述上有什么区别。两个草案都具体指出了，从什么时候起才真正说得上资本主义变为帝国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整个评价要准确无误，符合历史，就必须指出这一点，这恐怕是不会有争议的。索·同志说“近25年来”，而我说的是“约从20世纪初开始”。在方才引用的那本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例如在第10—11页［注：同上，第1章。——编者注］），列举了一位专门研究卡特尔和辛迪加的经济学家的证据，他认为1900—1903年的危机是卡特尔在欧洲取得彻底胜利的转折点。因此我认为“约从20世纪初开始”的说法比“近25年来”要确切一些。这种说法所以比较正确，还因为我刚才举出的这位专家以及一般的欧洲经济学家大都引用德国的资料，而德国在卡特尔的形成过程中是超过了其他国家的。其次，关于垄断组织我在草案里是这样写的：“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在索·同志的草案中有好几处提到垄断同盟，但其中只有一处说得比较明确，那就是：“……近25年来，对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权，已经转到具有莫大势力的、彼此联合的银行、托拉斯和辛迪加手中，它们组成了世界垄断同盟，由一小撮金融资本巨头领导。”我认为这里“鼓动”的色彩太浓了，也就是说，“为了通俗”不惜在党纲内加进一些不应有的东西。在报纸的文章中、在讲演中、在通俗小册子中作一些“鼓动”是必要的，但是党纲的特点应当有经济学那样的准确性，不容许说多余的话。我认为，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这种说法最确切，而且概括了一切。但是，从索·同志的草案中引出的这一段不仅有许多多余的话，而且“对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的支配权”这样的说法在理论上还值得怀疑。难道支配的仅仅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吗？不，这远远不够。一些明明不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如小手工业者、农民、殖民地的棉花小生产者等等，也是受银行以至金融资本的控制的。既然我们要说的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这里说的也只能是这种资本主义，否则就要犯错误），那么我们说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就不会把任何生产者排除在“决定的意义”的影响之外。把垄断同盟的影响局限于“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是不对的。另外，关于银行的作用，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把同样的内容重复了两次：一次在刚才引证的那段话里；另一次是在关于危机和战争的那一段里，他在那里下了定义：“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的产物）”。而我的草案说的是：“高度集中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这在党纲内讲一次就够了。第三个特征：“向外国的资本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我的草案里是这样说的）。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有两处谈到，第一次只是简单地提到“资本输出”，第二次则在完全另一个问题上讲到“新的国家是……为寻求超额利润而输出的资本的投资场所”。这里提到超额利润和新的国家，很难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向意大利、法国向瑞士等等的资本输出也得到了发展。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也开始向老的国家输出，而且不仅是为了超额利润。可见，对于新的国家来说是对的，对于整个资本输出来说就不对了。第四个特征，即希法亭所说的“争夺经济领土”。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它没有说明现代帝国主义同过去争夺经济领土的形式的主要差别。古罗马也争夺过这种领土；16—18世纪的欧洲国家掠取殖民地，旧俄国掠取西伯利亚，如此等等，它们也都争夺过这种领土。现代帝国主义的特征（就象我在党纲草案里所说的）是“各个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这就是说，各国已经把土地瓜分干净。正因为如此，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才特别尖锐，冲突才特别激烈，以至引起战争。索·同志的草案把这一点说得十分累赘，而且理论上也未必正确。我马上就要引用他的表述。但是，他的这个表述是和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问题并在一起写的，所以必须先提一下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即第五个特征。这一特征在我的草案里是这样表述的：“……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由于政治经济学材料和统计材料所限，我们无法作更多的说明。对世界的这种瓜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但还刚刚开始。既然领土已经瓜分完毕，也就是说不同对手交战就能侵占的“空闲”土地已经没有了，因此为了对世界进行这种瓜分，为了重新瓜分，自然要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现在，我们来看看索·同志的表述：“但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范围也不断向外扩张，其方法是把资本主义的关系移植到新的国家，而新的国家对资本家垄断同盟来说是商品市场、原料提供者和为寻求超额利润而输出的资本的投资场所。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的产物）所支配的大量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被投入世界市场。为了争夺对市场的统治，为了占有或控制较弱国家的领土，也就是为了取得无情压榨这些国家的优先权，一国的、有时甚至是国际间组织起来的强大的资本家同盟相互竞争，必然使那些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瓜分世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普遍的灾难、破产和野蛮。”这里包藏着一系列理论性错误的话太多了。决不能说“试图”瓜分世界，因为世界已经瓜分完毕。1914—1917年的战争并不是“试图瓜分”世界，而是一场为了重新瓜分已经被瓜分的世界的斗争。战争对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战前若干年内帝国主义已经按照原有实力的所谓标码瓜分了世界，而这种标码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校正”。无论是争夺殖民地（争夺“新的国家”）的斗争，还是为了“占有较弱国家的领土”的斗争，这一切在帝国主义之前就已经有了。能说明现代帝国主义特征的却是另一种情况：整个世界在20世纪初已被这个或那个国家所占领，所瓜分。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要重分“世界霸权”，只有通过世界大战。“国际间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同盟”也是在帝国主义之前就有了，因为凡是有不同国家的资本家参加的股份公司都是“国际间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同盟”。能说明帝国主义特征的是另一种情况，这在20世纪以前是没有的，这个情况就是：国际托拉斯从经济上瓜分世界，按照协定把世界各国作为销售区加以瓜分。索·同志的草案恰恰没有把这一点表达出来；因此把帝国主义的力量说得比实际的要弱。最后，大量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投入世界市场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不对的。这同蒲鲁东的实现论很相似。按照这种理论，资本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可是在实现剩余价值时却遇到困难。事实上，资本家不仅在实现剩余价值时，就是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也不能不遇到困难和危机。投入市场的大量商品中不仅有积累起来的价值，也有再生产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例如，投入世界市场的大量钢轨或生铁必须靠换取工人的消费品或别的生产资料（木材、石油等等）来实现。六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就分析到这里，在结束之前，我们应当特别指出他所作的一点很可贵的补充。依我看，这一补充应当采纳，甚至应当加以发挥。这就是他在叙述技术进步和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的一节里所作的补充：“以及〈使用〉从落后国家输入的、未经训练的外国工人的劳动。”这是很有意义的必要的补充。剥削从落后国家来的、低工资的工人的劳动，正好是帝国主义的特别典型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性就建立在这一点上面，这些国家在无耻地大肆剥削“廉价的”外国工人劳动的同时还以较高的工资收买一部分本国工人，“低工资的”这几个字应当加上，同时还应当加上“而且往往是无权的”字样，因为“文明”国家的剥削者总是利用输入的外国工人毫无权利这一点的。这种现象经常可以看到：不但德国对俄国的（即从俄国去的）工人如此，而且瑞士对意大利人，法国对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等也都是如此。现在已经冒出极少数最富裕的、靠掠夺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发财的、寄生的帝国主义国家，党纲对这一点更强调一些，说得更鲜明一些，也许是恰当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极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受到帝国主义掠夺、受到帝国主义巨头瓜分和扼杀的威胁的国家（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易于发生深刻的革命运动；反之，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对许多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进行帝国主义掠夺、从而使本国很大一部分（比较而言）居民成为帝国主义分赃的参与者的国家难以发生深刻的革命运动。因此我建议再加进一段话，比如就加在我的草案分析社会沙文主义的那一部分里（小册子第22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4—485页。——编者注］），指出最富裕的国家对其他许多国家的这种剥削。草案中相应的部分便成为这样（新增加的部分我用黑体表示）：“这种变态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它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掠夺利益，同时也保卫从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得到大量收入的富裕国家的公民的特权地位。另一个方面则是同样广泛而具有国际性的‘中派’……”为了更确切起见，补充“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保卫祖国”无非是为战争辩护、承认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口号。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可能有革命的战争。因此，应当十分精确地指出，这里说的正是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点本来是意在其中的，但是为了避免产生曲解，所以不要采用这种意在其中的说法，而要说得直截了当、十分明确。七以上谈的是党纲的总纲部分即理论部分，下面来谈话最低纲领。在这里我们马上就要碰到尼·布哈林和弗·斯米尔诺夫两位同志提出的表面上“十分激进”其实完全站不住脚的建议，那就是：根本取消最低纲领。他们认为，把党纲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已经“过时了”，既然说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何必还要这样划分呢？根本不需要最低纲领，只要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纲领就够了。上述两位同志的建议就是如此，可是他们不知为什么不敢提出相应的草案（既然修改党纲已列入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两位同志本来是有责任拟出这样的草案的）。很可能，这两位提出了似乎很“激进的”建议的同志自己还在犹豫不决……不管怎样，他们的意见应当加以研究。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但是在革命的环境中，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因为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这也是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客观形势。我们的四月代表会议是估计到这一形势的，因而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以及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的口号。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彼此意见都是一致的。而弗·斯米尔诺夫和尼·布哈林两位同志却想跑得更远，要根本抛弃最低纲领。这就是不听中肯的谚语的中肯的劝告，谚语说：“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我们正奔赴战场，正在为我党夺取政权而斗争。这个政权应该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我们在夺取这一政权时，不仅不怕越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反而要清楚地、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越出这个范围，我们要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的道路是通过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工人监督、普遍劳动义务制、土地国有化以及没收地主的农具和牲畜等等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制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纲领。但是，我们不应该在上战场的时候吹牛，我们不应该抛弃最低纲领，因为这就等于瞎吹：我们什么也不“求资产阶级”，我们什么都要自己来实现；我们不愿意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内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这样就是瞎吹，因为首先应当夺取政权，而我们还没有夺到。首先应当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把我国革命进行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以后“下战场”的时候才能够而且应当抛弃这个再也无用的最低纲领。现在能不能担保说，它再也没有用了呢？当然还不能，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夺到政权，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甚至还没有看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我们应当坚决、勇敢、毫不动摇地向这一目标前进。可是，这一目标明明没有达到却宣布已经达到，这岂不可笑。抛弃最低纲领，就等于公开宣布（老实说，这就是吹牛）：“我们已经胜利了。”不，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还没有胜利。我们不知道几时胜利，是明天还是再晚一些时候。（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917年10月6日，我个人的想法倾向于明天，我们也可能耽误一些时候才能夺到政权，但明天终究是明天，决不是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西欧的革命是不是很快就来到。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还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因此现在抛弃最低纲领是可笑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里，只要我们还没有砸烂这个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还没有实现，敌人（资产阶级）还没有打垮，就算是打垮了，也还没有消灭，最低纲领就是不可缺少的。以上这一切都会办到，也许要比许多人想象的快得多（我个人认为明天就应该开始），但毕竟还没有办到。请看看最低纲领的政治部分。最低纲领预定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我们要补充一点，我们并不受这个范围的限制，而要立刻争取更高类型的苏维埃共和国。我们应当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奋不顾身和坚韧不拔地向新的共和国前进，而且我深信，我们一定能够这样前进。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最低纲领，因为第一，还没有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复辟活动”的可能性并未排除，首先必须能经受并战胜这些复辟活动；第三，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可能暂时采用“配合形式”（最近《工人之路报》指出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例如，既有苏维埃共和国，又有立宪会议。我们先经历了这一切，然后再抛弃最低纲领也不迟。经济部分也是一样。我们一致同意，害怕向社会主义前进是最卑鄙的行为，是对无产阶级的事业的背叛。我们一致同意，走这条道路应采取的最初步骤主要是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我们要先实现这些步骤以及类似的其他措施，那时就看得清楚了。那时就会看得更清楚，因为比最好的党纲还要胜过百万倍的实际经验将无限地扩大我们的眼界。这方面也许，甚至肯定地、甚至无疑地非采取过渡的“配合形式”不可；比如说，我们不能使雇用一两个工人的小企业一下子实行国有化，甚至无法对它们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尽管小企业的作用将微不足道，尽管它们将被银行和托拉斯的国有化束缚住手脚，尽管如此，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的小角落还存在，那怎么能抛弃最低纲领呢？我们是勇敢地进行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同时又冷静考虑事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权利抛弃最低纲领。如果现在我们抛弃最低纲领，这证明我们没有胜利就失去了头脑。可是无论在胜利前、胜利中或胜利后，我们都不应当失去头脑，因为一失去头脑，我们就会丧失一切。至于具体的建议，尼·布哈林同志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重复早已说过的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在文章里列举了一些示范性的改革，这是很有趣、很有教益的，归结起来就是对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行调节。这一点例如在我的草案里已经概括地提到了，并且紧接着有“等等”的字样。现在要再进一步，要使某些措施具体化，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在采取新型的基本的措施以后，在实行银行国有化以后，在着手推行工人监督以后，许多事情将会看得更清楚，经验将告诉我们大量的新事物，因为这将是千百万人的经验，是千百万人自觉地参加新经济制度的建设的经验。当然，在文章、小册子、讲演里可以描绘出新事物的轮廓，提出计划，加以评价，整理各级苏维埃或供给委员会的地方性的、局部的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工作。但是把过多的细节加进党纲还为时过早，甚至是有害的，只能让细节束缚住我们的双手。而我们必须有一双自由的手，才能在我们完全踏上新的道路之后更有力地创造新的东西。八布哈林同志的文章还涉及一个问题，应该谈一谈。“……修改我党党纲的问题应当同制定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这话说得不十分明确。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劝我们不要通过新党纲，而把问题推迟到国际统一的纲领即第三国际的纲领制定之后再解决，那就应该坚决反对。因为，根据这一理由而延期（我认为延期的其他理由并不存在，例如谁也没有因我们党修改党纲的材料准备不充分而要求延期），就等于在我们方面拖延建立第三国际的工作。建立第三国际当然不能从形式上来理解。在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之前，或者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不能指望召开各国革命国际主义政党的大型代表会议的工作有迅速顺利的进展，也不能指望各国党就正式通过新纲领的问题达成协议。可是在此以前，现有条件比别国政党好的政党应当带头来推进这项工作，它们可以先迈第一步，当然，绝对不能把它当作最后的一步，也绝对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同其他“左派的”（即革命国际主义的）纲领对立起来，而要朝着制定一个共同的纲领前进。目前除俄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让国际主义者比较自由地举行代表大会，也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党那样有很多非常熟悉国际上各种思潮及纲领的同志。因此，我们必须起带头作用。这是我们国际主义者的天职所要求的。看来，布哈林同志也正是这样看问题的，因为他在文章的开头就说：“刚刚结束的〈此文写于8月〉党代表大会认为修改党纲是必要的”，“为此将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从这些话可以断定，布哈林同志丝毫不反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新的党纲。如果这样，那么在上述问题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未必有谁会反对我们的代表大会在通过新党纲之后，表示希望制定第三国际统一的共同纲领，并为此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尽快地召开左派代表会议，用若干种文字出版文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汇总材料，介绍其他国家在“摸索”（按布哈林同志的正确的说法）制定新纲领的途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荷兰的论坛派[126]，德国的左派。美国的“社会主义宣传同盟”[127]布哈林同志已经提到，但还可以指出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28]以及该党提出的以“工业民主”代替“政治国家”的问题）。其次，布哈林同志指出了我的草案中的一个缺点，我应当无条件地承认他说得对。布·同志引了草案中谈到俄国目前的形势和资本家的临时政府等等的那一段（小册子第23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5—486页。——编者注］）。布哈林同志批评这一段说，应当把这一点挪到策略决议或行动纲领中去，这是正确的。因此，我提议或者把第23页最后一段全部删去，或者这样表述：“为了争取一个最能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特别是保证痛苦最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如此等等。最后，我应当在这里答复某些同志对草案中的一条所产生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问题没有在出版物上提出过。这就是关于政治纲领第9条，即关于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这一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对自决权作了新的表述；第二部分的内容不是要求，而是宣言。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把宣言摆在这里是否妥当。一般说来，党纲内不应有宣言，但我认为这里的例外是必要的。“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了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用大俄罗斯语言进行工作的政党，必须承认分离权，这一点在有了1917年这半年来的革命经验以后，未必再会引起争论了。我们夺得政权之后，会无条件地立刻承认芬兰、乌克兰、亚美尼亚以及任何一个受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这种权利。但是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决不希望分离。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民族同大俄罗斯人毗邻而居；我们这样希望是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民族的劳动者来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希望的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联合，而不是分离。我们希望的是革命的联合，因此我们不提所有一切国家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因为社会革命只把已经过渡到或正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正在获得解放的殖民地等等联合起来的问题提上日程。我们希望的是自由的联合，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没有分离的自由就无所谓自由的联合）。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但我们是希望联合的，这一点应当说清楚，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党的纲领里讲明这一点极为重要，为此，就必须打破惯例，容许提出宣言。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我们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我们提出的口号不是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而是各族工人兄弟般的团结；因为我们不信任各国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是敌人。所以这里应该容许例外，在第9条里加进一项原则的宣言。九刊有尤·拉林同志的《我们党纲中的工人的要求》一文的《工人之路报》第31号出版时，上面几段我已经写好了。对这篇文章不能不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我们中央机关报讨论党纲草案的开始。拉林同志专门谈到的那一部分党纲，我没有参加起草工作，这部分草案完全是由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会议成立的“劳动保护问题小组”拟订的。拉林同志提出的许多补充，在我看来完全可以采纳，可惜不是所有的补充都经过精确的推敲。我认为拉林同志有一条表述得并不成功：“在支配〈？〉工人个人〈？〉方面实行工人民主〈？〉自治的基础上〈？〉正确〈？〉分配劳动力”。依我看，这还不如小组的表述：“劳动介绍所应当是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如此等等（见《材料》第15页）。其次，关于最低工资问题，拉林同志应当更仔细地研究和精确地表述自己的建议，应当把这一建议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关观点的历史联系起来。其次，关于党纲政治部分和土地部分的问题，拉林同志认为必须“作更细致的文字修改”。我们希望，对某些要求的表述作文字修改的问题，也能在我们的党报上立即开始讨论，决不要拖到代表大会才进行，否则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会准备得不充分，这是第一；第二，凡是参加过党纲和决议起草工作的人都知道，精心提炼某一条文的措辞往往能发现和消除一些原则性的模糊之处或分歧。最后，关于党纲的财政经济部分的问题，拉林同志写道：“这部分几乎是一个空白，连废除沙皇政府的战时借款和公债”（岂止沙皇政府的？）、“反对利用国家垄断来增加国库收入等等都没有提到”。非常希望拉林同志立刻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不要拖到代表大会的时候才提，否则会议准备就不会充分。关于废除公债（当然不仅是沙皇政府的，还有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应当周密地考虑到小额认购者；关于“反对利用国家垄断来增加国库收入”的问题，应当考虑到奢侈品生产的垄断这一情况，以及该条同党纲关于废除一切间接税的要求的关系。再说一遍，为了认真地做好党纲的准备工作，为了真正做到全党动手，凡是关心这一工作的人都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无论是一些设想，还是补充或修改过的已经作了文字推敲的准确条文都应当刊印出来。载于1917年10月《启蒙》杂志第1—2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51—381页注释：[124]指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51名代表，代表78个大的党组织的约8万名党员。由于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这次代表会议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344]。[125]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斯巴达克派的纲领性文件《指导原则》的第5条，其中说：“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了。民族利益只是欺骗的工具，驱使劳动人民群众为其死敌——帝国主义效劳。”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354]。[126]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369]。[127]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是美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根据美国国际主义者和以荷兰侨民塞·尤·鲁特格尔斯为首的一批政治流亡者的创议于1915年在波士顿成立。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问题上，该组织持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纲领相近的立场。美国社会党的革命分子开始集结在它的周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支持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并在各工会组织中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活动。1918年，同盟加入了美国社会党的左翼。——[369]。[128]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世纪70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中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90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369]。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信——供在秘密会议上宣读（1917年10月7日〔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信供在秘密会议上宣读（1917年10月7日〔20日〕）同志们！请允许我提醒代表会议注意目前极端严重的政治形势。我能作为根据的只是星期六早报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使我们不得不这样提出问题：整个英国舰队和所有英国潜水艇，在德军攻占厄塞尔[121]的时候毫无动静，而政府又计划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这是不是证明俄国帝国主义者同英国帝国主义者，克伦斯基同英法资本家策划了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从而扼杀俄国革命的阴谋呢？我认为是的。阴谋也许不是直接策划的，而是通过某些科尔尼洛夫分子（马克拉柯夫和其他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无党派的”俄国百万富翁等等）策划的。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结论很明显：应当承认，如果克伦斯基政府在最近的将来不被无产者和士兵推翻，革命就会失败。起义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向工人和士兵灌输绝对必须进行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殊死的、最后的斗争的思想。必须说服莫斯科的同志，要他们在莫斯科夺取政权，宣布克伦斯基政府已被推翻，宣布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临时政府，以便立刻提议媾和、拯救俄国、使它不受阴谋的危害。要莫斯科的同志把在莫斯科起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应当利用10月8日在赫尔辛福斯召开北方地区士兵代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22]的机会，在代表们路过彼得格勒回去的时候，动员一切力量，争取他们参加起义。必须向我们党中央请求和建议，赶快让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用全副力量向群众揭露克伦斯基同别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阴谋，作好起义准备，以便正确选定起义的时机。附言：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反对政府撤离彼得格勒的决议[123]表明：士兵们也日益相信克伦斯基在策划阴谋。应当集中一切力量，支持这种正确的看法，并在士兵中进行鼓动。※※※我建议通过如下决议：“代表会议讨论了大家都认为万分危急的目前形势以后，确认了下列事实：1．德国舰队连续几次发动攻势，而英国舰队却非常奇怪地毫无动静，临时政府又计划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这引起人们极大的怀疑：克伦斯基政府（或者躲在它背后的俄国帝国主义者，这反正都是一样）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策划了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用这种方法来扑灭革命的阴谋。2．这些怀疑是非常有根据的，而且具有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可能性，因为：第一，军队中早已相信，而且坚决相信，过去沙皇的将军们出卖过军队，现在的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将军们也在出卖军队（特别是放弃里加）；第二，英法资产阶级报纸并不掩盖它们对苏维埃的强烈的甚至达到疯狂地步的仇恨以及不惜以任何血的代价消灭苏维埃的决心；第三，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夫以及诸如此类的政客，是英法帝国主义手中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工具，这是半年来俄国革命的历史所完全证实了的；第四，关于英国‘牺牲俄国’单独对德媾和这种含糊不清而又经久不绝的流言，决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第五，科尔尼洛夫阴谋的全部情况，即使是基本上同情克伦斯基的《人民事业报》和《消息报》的言论所透露的情况，都已证明：克伦斯基非常积极地参与了科尔尼洛夫事件；克伦斯基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最危险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掩护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头子，如罗将柯、克列姆博夫斯基、马克拉柯夫等人。因此代表会议认为：克伦斯基以及支持他的资产阶级报纸关于保卫彼得格勒的一切喊叫，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和伪善的伎俩，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严厉斥责迁离彼得格勒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其次，为了保卫彼得格勒，为了挽救革命，绝对迫切需要使受尽折磨的军队相信政府具有诚意，需要不惜对资本家（他们一直在暗中破坏制止经济破坏的斗争，这是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也承认的）采取革命措施，使军队得到粮食、衣服和靴鞋。因此代表会议宣布：只有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和伪造的共和国议会，而代之以工农革命政府，才能：（一）给农民土地而不是镇压农民起义；（二）立刻提出公正的和约，使我们整个军队相信这是真话；（三）对资本家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以保证军队得到粮食、衣服和靴鞋，制止经济破坏。代表会议坚决请求中央采取一切措施，领导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可避免的起义，以推翻克伦斯基的反人民的农奴制政府。代表会议决定立刻派一个代表团到赫尔辛福斯、维堡、喀琅施塔得、雷瓦尔，到彼得格勒以南的部队，到莫斯科去，进行鼓动工作，使那里的同志赞同这一决议，并认识到必须迅速举行总起义、推翻克伦斯基，从而开辟一条走向和平、挽救彼得格勒和革命、把土地给农民、把政权给苏维埃的大道。”发表于1924年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47—350页注释：[121]厄塞尔是波罗的海里加湾蒙海峡群岛中最大的岛，现称萨列马岛，属苏联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塞尔于1917年10月3日（16日）被德军攻占。——[340]。[122]俄国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原定于1917年10月8日（21日）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召开。10月5日（1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这次会议延期至10月10日（23日）并改在彼得格勒召开。代表大会于10月11—13日（24—26日）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彼得格勒、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旧鲁萨、博罗维奇、雷瓦尔、尤里耶夫、阿尔汉格尔斯克、喀琅施塔得、加契纳、皇村、谢斯特罗列茨克、维堡、赫尔辛福斯等地苏维埃的代表，共94人，其中布尔什维克有51人。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称这次代表大会只是某些苏维埃的非正式会议，孟什维克党团示威性地退出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各地的报告；目前形势；土地问题；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列宁很重视这次代表大会。10月8日（21日），他写了《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见本卷第376—382页）。布尔什维克党团于10月11日（24日）讨论了这封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强调：只有立即把全部政权交给中央和各地苏维埃，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代表大会通过对农民的号召书，要求他们支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7人组成的北方区域委员会，其中11人是布尔什维克，6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组织和动员一切力量夺取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341]。[123]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于1917年10月6日（19日）通过决议，坚决反对临时政府拟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决议说，如果“临时政府不能保卫彼得格勒，它就应该或者缔结和约，或者让位给另一个政府”。士兵部的抗议得到了首都工人和士兵的支持，迫使临时政府不得不留在彼得格勒。——[34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1917年9月底—10月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119]（1917年9月底—10月初）关于党参加预备议会的问题（1）我党参加“预备议会”，即“民主议会”或“共和国议会”，是一种明显的错误，是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表现。（2）目前客观的形势是：反对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政府的革命无疑地在国内不断发展（农民起义，军队和各民族集团中的不满情绪以及同政府的冲突的加剧，铁路邮电员工同政府的冲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妥协派在选举中遭到的彻底破产，如此等等）。在革命如此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参加旨在欺骗人民的伪议会，就等于助长这种欺骗，增加革命准备工作的困难，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和党的力量，使他们忽视夺取政权、推翻政府的斗争这一迫切任务。（3）因此，党代表大会应当召回我党在预备议会中的党员，宣布抵制预备议会，号召人民准备力量解散这个策列铁里的“布里根杜马”。关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1．半年来布尔什维克的全部革命工作，他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政策”的批评，对这两个党把苏维埃变成清谈馆的行径的批评，要求布尔什维克老老实实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口号；遗憾的是，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倾向于用决议、抗议和代表大会来代替这一斗争。2．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的全部经验，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来的一切决定和一切政治声明，归结起来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只有作为革命政权机关，才是实实在在的。离开了这个任务，苏维埃就是无用的玩物，势必引起群众的冷淡、漠不关心和失望，因为群众对决议和抗议的无限重复表示厌恶是完全理所当然的。3．特别是现在，农民起义泛滥于全国，克伦斯基借助精选的部队予以镇压；在农村中采取的军事措施也显然预示着有伪造立宪会议选举的危险，德国已经弄到海军中爆发起义的地步，在这种时候，布尔什维克拒绝变苏维埃为起义机关，那就是背叛农民，背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4．苏维埃夺取政权的任务就是胜利的起义的任务。因此应当把党的一切优秀力量都派到工厂和兵营中去，向群众解释他们的任务，正确地估计群众的情绪，选择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适当时机。如果硬要把这个任务同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使它服从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就等于预先规定起义日期，使政府便于准备兵力，使群众被一种错觉所迷惑，似乎有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就能解决只有起义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玩弄起义。5．必须打破立宪幻想，打破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所抱的希望，抛弃那种认为一定要“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偏见，集中全部力量向群众解释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作好起义的准备。布尔什维克既然掌握了两个首都的苏维埃，还放弃这个任务，容忍克伦斯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即容忍伪造立宪会议），就是把自己宣传“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言论变成了空谈，在政治上玷污了自己这个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6．这一点在目前尤其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的选举中已获得49．5％的选票，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早已在支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无疑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拥护。关于“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草案的附注“政权归苏维埃”的提纲，可以不全部发表，但如果拒绝在党内进行讨论，拒绝向群众解释这些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这些由于现在没有充分的出版自由而无法讨论、或者不能在敌人面前提出的问题，那就等于使党同无产阶级先锋队失掉联系。关于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候选人名单拟得令人不能容忍，必须对此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因为在农民的立宪会议里必须有多3倍或4倍的工人，只有他们才能密切联系农民代表。同样完全不能容忍的是，经受考验很少、不久前才加入我们党的人（如拉林）被提为候选人的过多。中央委员会把这些本来应该先在党内工作相当时间的人列入名单，这就为追名逐利，为追求立宪会议席位敞开大门。必须刻不容缓地重新审议和修改名单。《关于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这一提纲的附注不言而喻，在按我党方针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中经受考验极少的区联派[120]当中，提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显然，不能说列入名单的许多新近入党的人都是这样。特别令人难堪的是拉林被提名（而且列在彼得罗夫斯基、克雷连柯等人之前）。拉林早在战争时期就帮助过沙文主义者，在瑞典代表大会上代表他们发过言，曾帮助刊登反对彼得堡工人、反对他们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谬论。战争时期，直到革命，拉林一次也没有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拉林回到俄国以后，长期帮助孟什维克，甚至在报刊上发表象阿列克辛斯基写的那样下流无耻的文章，攻击我们的党。拉林以擅长“跳跃”而著名：只要回想一下他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和关于同社会革命党合并的那本小册子就行了。当然，如果拉林加入了我们的党，愿意改正错误，那也就无须旧事重提了。但是，在他入党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要把他选入立宪会议，这实际上等于要使我们党和欧洲大多数党一样，变成钻营者的肮脏马厩。［注：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候选资格又如何呢？他在1907年脱离布尔什维克，袖手旁观了好几年。如果他完全回到我们这边来，那就好了。但是先要用长期的工作来证明这一点。］在立宪会议内，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与农民建立亲密无间的联系。只有生活上同农民相近的工人才适合做这件事。把一些演说家和著作家充塞到立宪会议中去，这就意味着走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老路。这有损于“第三国际”。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非全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34卷第342—346页注释：[119]《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全文首次发表于《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在《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和第4版第26卷中，没有发表提纲的第三部分。《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1卷发表了这一部分，但不完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第三次全市代表会议于1917年10月7—11日（20—24日）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9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关于赤卫队、关于“7月3—5日（16—18日）案件”的政治犯在狱中的绝食斗争等决议。代表会议在决议中声明，必须以工农革命政府取代克伦斯基政府，因为只有工农政府才能把土地交给农民，才能使国家摆脱战争和经济破坏的困境。代表会议的决议强调指出“我们正处在大规模无产阶级起义的前夕”，表示坚信这次起义必将胜利。代表会议还讨论了立宪会议的选举问题。在10月11日（2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列宁给代表会议的信（见本卷第340—343页）。这次代表会议对于准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335]。[120]区联派（联合派）是俄国联合社会民主党人区联组织的成员。区联组织于1913年11月出现于彼得堡，起初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工作委员会，1914年底起改称区联委员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托洛茨基分子、一部分孟什维克护党派、前进派和对机会主义分子持调和态度而离开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区联派企图把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孟什维克组织联合起来，建成“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区联派持中派立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但没有与孟什维主义完全决裂。1917年二月革命后，区联组织与护国派决裂，声明赞成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区联派代表参加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区联组织（约4000名成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338]。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信（1917年10月1日〔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信[118]（1917年10月1日〔14日〕）亲爱的同志们，事变这样明确地规定了我们的任务，拖延简直等于犯罪。土地运动正在发展。政府正在加紧野蛮的镇压，军队对我们的同情日益增长（莫斯科有99％的士兵投票拥护我们，芬兰的陆军和海军反对政府，杜巴索夫提供的前线的总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德国的革命显然已经开始，在水兵遭枪杀以后尤为明显。莫斯科选举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得到47％的选票，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在全国显然拥有了多数。铁路邮电员工已经同政府发生冲突。李伯尔唐恩之流把原定10月20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改说成10月下旬的代表大会，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就是犯罪。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世界革命（因为不这样，各国帝国主义者就有勾结起来的危险，他们在德国大屠杀以后，将会相互迁就，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才能挽救俄国革命（不然真正无政府状态的浪潮将会比我们更强大），才能挽救战争中的几十万人的生命。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既然不起义就不能夺得政权，那就应当立即举行起义。很可能正是现在还可以不起义而夺得政权，譬如，莫斯科苏维埃立即夺得政权，宣布自己（同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起）是政府。莫斯科的胜利是有把握的，用不着谁去战斗。在彼得格勒，可以待机行事。政府已经无能为力，没有出路了，它一定会投降的。因为莫斯科苏维埃一旦夺取了政权、银行、工厂和《俄罗斯言论报》，就有了强大的基地和力量，就可以向全俄国进行鼓动，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投降（不投降，我们就推翻他），我们明天就提出和约，立刻把土地给农民，立刻向铁路邮电员工让步，等等。不一定要从彼得格勒“开始”。如果莫斯科能不流血地“开始”，那它一定能得到支援：（1）前线军队的同情，（2）全国各地农民的支持，（3）海军和芬兰军队将进攻彼得格勒。就算克伦斯基在彼得格勒附近有一两个骑兵军，他也不得不投降。彼得格勒苏维埃可以等待时机，同时为莫斯科苏维埃政府进行鼓动。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给农民土地！给各国人民和平！给饥饿者面包！胜利是有把握的，而且十有八九可以不流血。等待就是对革命犯罪。顺致敬礼尼·列宁1921年载于《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40—341页注释：[118]1917年10月5日（1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讨论了列宁的这封信。会议由米·伊·加里宁主持。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方针。弗·沃洛达尔斯基和米·拉舍维奇反对列宁的方针，受到加里宁、伊·阿·拉希亚、马·扬·拉齐斯等人的坚决驳斥。在莫斯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召开党的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了这封信。10月7日（20日），莫斯科委员会通过决议，提出了立即开展夺取政权斗争的任务。10月10日（23日）举行的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在决议中责成莫斯科委员会采取措施，使一切革命力量都作好战斗的准备。——[332]。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09]（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再版序言从下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9月底开始写，10月1日写成的。10月25日的革命，已经把这本小册子提出的问题从理论的领域转到了实践的领域。现在不应当用言论，而应当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理论根据，是不堪一驳的。这些论据已经被推翻了。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证明工农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活跃的正直的农民，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一定会竭尽全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干起来吧，大家都干起来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应当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尼·列宁1917年11月9日于彼得堡从《言语报》到《新生活报》，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到半布尔什维克，总之，除布尔什维克以外，所有派别在哪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呢？在以下这点上：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或者即使敢于夺取并且夺到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极短暂的时期也保持不住。如果有人说，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某些极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狂热者”才会认为这个问题是现实的，那么我们只要把负有最重大责任、最有影响的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的言论一字不改地引来，就能驳倒这种论调。但是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敢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谈几句。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听策列铁里部长的一次发言时当即在席位上大声插话，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复[110]。而且，不论在报刊上或者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布尔什维克发表过关于我们不应当单独夺取政权的声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现在，我们来引用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半布尔什维克（我倒更愿意称他们为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在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9月16日《言语报》的社论说：“……亚历山大剧院的大厅里笼罩着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的气氛，社会党人的报刊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十分明确而且毫不隐讳。在民主会议上，这是少数人的观点。然而在苏维埃里，却是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尽管布尔什维克言词激昂，自吹自擂，摆出十分自信的姿态，但是他们除一小部分狂热者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嘴上勇敢。他们的本意并不想夺取‘全部政权’。他们这些地道的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骨子里却是一群胆小鬼，他们内心里深知自己腹中空洞无物，深知他们目前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也象我们大家一样非常清楚：他们彻底胜利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迅速垮台的第一天。他们按本性来讲是一些毫不负责的人，按方法和手段来讲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能算作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流派，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偏向。要永远摆脱和根除布尔什维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要不是意识到这种试验是不能容许的，有招致毁灭的危险，真可以豁出去试一试这种有英雄气魄的办法。我们再说一遍，好在这些可悲的当代英雄自己也决不想真正夺取全部政权。在任何条件下，建设性的工作都是他们难以胜任的。因此，他们的十分明确和毫不隐讳的态度，只能表现于政治讲坛上和群众大会上的空谈。实际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的立场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是，这种立场在某一方面也取得了某些实际结果：它把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派别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现在请看俄国最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9月21日的一篇同样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社论中：“……如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资产阶级不愿意根据民主会议批准的纲领同民主派合作，那么，联合内阁就应当从民主会议的成员内部产生出来。这对拥护联合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牺牲，但是，宣传政权‘清一色路线’这种主张的人也应当作这样的牺牲。不过，我们担心在这方面可能达不成协议。那就只有第三种即最后一种办法了：政权由民主会议中原则上拥护清一色政权的主张的那一半成员负责组织。明确地说，就是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布尔什维克极力把仇视联合的思想灌输给革命民主派，答应在消灭‘妥协’以后给他们各种好处，并且说妥协是我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如果布尔什维克了解自己鼓动的是什么，如果他们不欺骗群众，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兑现到处随便开出的支票。问题非常明显。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匆忙炮制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种办法，三条道路，其他的办法和道路是没有的！”（黑体是《人民事业报》原来用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最后，请看新生活派“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如果脚踏两只船也可以称作立场的话）。下面这一段话摘自9月23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社论：“……如果再同柯诺瓦洛夫、基什金一起组织联合内阁，那就只能意味着民主派又一次投降，意味着撤销民主会议的关于根据8月14日的纲领建立责任政权的决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清一色的内阁，就象联合内阁里负有责任的社会党人部长一样，很难感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政府不但不能把革命的‘活跃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也不能指望从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稍微积极的支持。但是组织另一种清一色的内阁，即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这也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更坏的出路，其实这不是出路，简直是死路。诚然，这样的口号谁也没有提出过，只有《工人之路报》在偶尔发表的不那么大胆的意见中提到过，后来才不断加以‘解释’。”（这些负责的政论家连9月21日《人民事业报》的社论也忘掉了，居然“大胆地”写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现在，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七月事变之后，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的苏维埃明确地走上积极反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时候取消的。现在不仅可以认为‘苏维埃路线’是经过校正的路线，并且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到，在准备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布尔什维克将获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一条旨在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策略路线’。其实，苏维埃也可以理解为农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依靠俄国整个民主派绝大多数人的政权。但是这样一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失去独特的意义，因为它使苏维埃成为在组织成分上同民主会议所组织的‘预备议会’几乎相同的东西……”（《新生活报》的论断是最无耻的谎话，这等于说，冒牌和伪造的民主同民主是“几乎相同的东西”：预备议会是伪造的，它是以少数人，特别是以库斯柯娃、柏肯盖姆、柴可夫斯基之流的意志来冒充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甚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柴可夫斯基之流所伪造的农民苏维埃在民主会议上反对联合的也占很大的百分比，如果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在一起，其结果也足以使联合彻底垮台。第三，“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农民苏维埃的政权主要会扩展到农村去，而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可以稳占优势。）“……既然两者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就应当立刻取消。如果‘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只是掩饰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那么这样的政权正是意味着革命的破产和失败。不仅脱离国内其他阶级、而且也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无产阶级，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使它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运转起来，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目前唯一符合时局要求的政权，就是民主派内部真诚联合的政权。”※※※请读者原谅，我们摘引了这样多的话，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须确切地介绍一下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各个党派的立场。必须确凿地证明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所有这些党派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不仅是十分现实的问题，而且也是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从立宪民主党人到新生活派，“大家”都确信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所持的理由。堂堂的《言语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不过是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话把布尔什维克痛骂了一顿。顺便说一下，我们引用的话也表明，如果以为《言语报》在“挑动”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因此说什么，“同志们，要当心，敌人建议我们干的准不是好事！”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地估计到一般的用意和具体的用意，就“相信”这是资产阶级在“挑动”我们去夺取政权，那我们就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因为资产阶级无疑永远会恶毒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会造成千万种灾难，永远会恶毒地叫嚣“要一下子‘永远’摆脱布尔什维克，最好是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然后把他们彻底打垮。”这种叫嚣也可以说是一种“挑动”，不过是出于相反用意的挑动。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者决不是“建议”我们而且从来没有“建议”我们夺取政权。他们只不过想用政权面临的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任务来吓唬我们。不，我们不应当被吓坏了的资产者的叫嚣吓倒。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无法解决的”社会任务，至于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作为摆脱极端困难的状况的唯一出路，这些完全可以解决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解决。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么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获得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巩固的胜利。我们要完全实事求是地讨论那些会使某一时机变得不利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让资产阶级疯狂的叫嚣吓倒，同时也不能忘记，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确实成了十分迫切的问题。现在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对我们的党有莫大的危险，比我们认为夺取政权“为时过早”要危险得多。在这方面，现在决不可能说什么“为时过早”，因为千百万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也许只有一两件例外。对《言语报》的恶毒的谩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背诵几句诗：我们听到的赞许声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资产阶级对我们这样切齿痛恨，这也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一个真理：我们正确地给人民指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和方法。※※※非常难得，这一次《人民事业报》没有赏我们一顿痛骂，但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只是指出“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的前景，企图用这种间接的暗示的方式来吓唬我们。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社会革命党人在吓唬我们的时候，自己却着实被吓倒了，被吓坏了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得魂不附体了。我可以同样肯定地说，在某些特别高级和特别腐朽的机关里，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类似的“联络”（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触的，老实说，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勾勾搭搭的）委员会里，社会革命党人也能吓倒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第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议会”等等这一切机关里，空气坏到极点，臭得令人作呕，长久地呼吸这种空气对任何人都是有害的；第二，着实的惊恐是有感染力的，着实被吓倒的庸人甚至能把个别革命者一时变成庸人。尽管“按人之常情”来说，一个过去不幸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当部长或者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能当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着实被吓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让别人把我们吓倒，那就是犯了政治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很容易弄到背叛无产阶级的地步。先生们，把你们的切实的理由摆出来！别以为我们会被你们的惊恐吓倒！※※※这一次，我们只在《新生活报》上找到一些切实的理由。《新生活报》这次所扮演的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扮演这种角色对它来说，要比扮演使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111]显然感到“怪难为情”的布尔什维克的辩护士的角色更合适些。这位辩护士提出了六条理由：（1）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2）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3）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4）无产阶级“不能使”这个机构“运转起来”；（5）“环境非常复杂”；（6）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新生活报》提出第一条理由，实在笨得令人可笑，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是这一阶级的主要代表）和无产阶级。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时，说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新生活报》大概是想说，无产阶级脱离了农民，因为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决不会是地主。但是又不能明确地说无产阶级现在脱离了农民，因为这种说法显而易见是十分荒谬的。很难设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象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很少脱离小资产阶级，请注意，这是指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在客观的不容争辩的材料中，我们有一些最近的材料，它们说明了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也就是声名狼藉的“民主”会议的“各选民团”赞成和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表决情况。试以苏维埃的选民团作例子，情况如下：赞成联合的反对联合的工兵代表苏维埃………………………83192农民代表苏维埃………………………10270—————————————————————————————总计………………………185262可见，多数人总的说来拥护无产阶级的口号：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同时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在增长。要知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民主会议，是由苏维埃的昨天的领袖，即在中央机关中拥有可靠的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召集的会议！显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实际的优势，在这里是被缩小了。无论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上，或者在立刻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目前都已经得到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里的多数的拥护，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9月24日的《工人之路报》第19号转载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112]第25号上发表的关于9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消息。在这个会议上，主张无限制联合的有4个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萨马拉省和塔夫利达省）；主张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的有3个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和黑海省）和2个集团军执行委员会；而反对联合的有23个省和4个集团军的执行委员会。可见，大多数农民是反对联合的！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此外还应当指出，主张联合的是3个边区省（萨马拉省、塔夫利达省、黑海省）和4个工业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科斯特罗马省和莫斯科省）。在这3个边区省份中，使用雇佣工人的富裕农民和大地主比其他各省多得多，在4个工业省份中，农民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俄国大多数省份强。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材料收集起来，看看有没有关于农民最“富裕的”那些省份里的贫苦农民的资料，那倒是很有意思的。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集团”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了很大的优势：40票对15票。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之流对俄国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采取兼并政策，横施暴力的政策，已经自食其果了。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居民群众，即他们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超过了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因为历史已经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了。资产阶级卑鄙地背叛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无产阶级则忠于这一事业。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目前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切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容争辩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无产阶级一点也“没有脱离”其他阶级。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这两个问题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行坚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从而不仅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一下子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且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真正爆发出来，因为群众将从政府那里第一次看到，不是沙皇制度下那种地主对农民、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残酷压迫，不是共和制度下那种在花言巧语掩盖下继续实行类似政策的意图，也不是挑剔、凌辱、诬蔑、拖拉、阻难和搪塞（也就是克伦斯基赐给农民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一切），而是见诸行动的热烈同情，是反对地主的紧急的革命措施，是立刻恢复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穆斯林等等的充分自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拉拢合作社派的半立宪民主党人上层分子来帮助自己执行反对群众的反动民主政策。所以，对于实际政策的某些事项，例如是不是应当立刻把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是不是应当满足芬兰人或乌克兰人的某些要求，等等，他们永远不敢征求群众的意见，不敢举行全民投票，甚至不敢在各个地方苏维埃、各个地方组织中进行表决。而在和平问题这个当今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其实无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全民族的代表，是各个阶级中一切活跃的和正直的分子的代表，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到政权以后才会立刻向各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只有无产阶级才会采取真正革命的措施（公布秘密条约，等等），尽可能快地取得尽可能公正的和平。不，《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只能表明他们自己主观上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毫无疑问，俄国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没有“脱离”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在人们取得了“联合”的惨痛教训之后，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第二条理由是所谓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实在费解。这大概“讲的是希腊语”，——法国人遇到这种场合常这么说。《新生活报》的撰稿人是一些能当部长的角色。他们完全适合在立宪民主党人手下当部长。因为对这种部长所要求的无非是善于说冠冕堂皇、八面玲珑、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空话，这种空话可以用来掩盖一切丑恶行为，因此一定可以博得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定会鼓掌赞成新生活派认为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说法，因为这种话的言外之意是（或者说，这种话他们一听就明白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是“民主派活跃的力量”。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是僵死的力量。这一点已经由联合的历史证实了。新生活派被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氛吓倒了，竟把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重大差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右翼，如《人民意志报》和《统一报》等等当作“活跃的”力量。而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跟群众而不是跟富农有联系的力量，只有那些受到联合的教训因而抛弃联合的力量，才是活跃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左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积极的活跃的力量”的代表。这个左翼的加强（特别是在七月反革命事变以后），是无产阶级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的一个最可靠的客观标志。最近社会革命党中派的向左摆更加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切尔诺夫9月24日的声明就是向左摆的证明，他说他那一派不赞成重新同基什金之流联合。从社会革命党在城市尤其是在农村所得的选票的数目来看，这个党是目前占优势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而在这个党的代表中中派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它的中派向左摆证明：上面引的《人民事业报》关于民主派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保证给”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充分的支持”的声明，无论如何都不是说说而已的。社会革命党的中派拒绝重新同基什金联合的事实，以及外省孟什维克护国派（高加索的饶尔丹尼亚等）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优势的事实，都是客观证据，证明一部分一直跟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群众将支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恰恰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第三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这也许是最常见最流行的理由。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这个理由指出了摆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所以它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毫无疑问，这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假使我们这些自称为社会党人的人指出这个困难仅仅是为了逃避完成这种任务，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同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差别了。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困难，应该促使无产阶级的拥护者更仔细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新生活报》的撰稿人说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这个机构，这就暴露出他们非常愚昧无知，他们既不肯重视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又不愿考虑布尔什维克出版物中早已说明的道理。《新生活报》的所有撰稿人，都认为自己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也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有学识的社会党人。可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一本小册子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册已经印好，不日即可问世，书名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编者注］）。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构”。1917年4月4日以来，我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几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中也谈到过这一点。当然，《新生活报》本来可以声明他们根本不赞成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但是象这样一家经常傲慢地责骂布尔什维克对困难问题采取了所谓不严肃态度的报纸，却对这个问题完全避而不谈，这无异是证明自己思想贫乏。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新生活报》居然把这个“国家机构”完全忘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新生活派这样谈理论，实质上就是在政治理论领域干着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实践中所干的事情。因为，既然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确实不需要任何新的国家机构，那么苏维埃也就失掉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权利了，那么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消灭苏维埃的意图也就是正当的了！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新生活报》在彼得格勒市杜马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曾经同他们结成联盟）也表现出某些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地方，所以《新生活报》这种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就显得越发骇人听闻了。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民主会议上宣读的那份苏维埃多数派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由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所建立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构成了一种革命国家机构的新机体，以代替旧制度国家机构衰朽的机体……”这未免说得过分漂亮了一点，就是说，在这里华丽的辞藻掩盖着政治思想上明确性的不足。苏维埃还没有代替旧“机体”，而且这个旧“机体”并不是旧制度的国家机构，它既是沙皇制度的又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是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在这里毕竟要比新生活派高明得多。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革容易实行。第五，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的。第六，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我国1905年的苏维埃，可以说只是腹内的胚胎，因为它们总共只存在了几个星期。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苏维埃的全面发展。在1917年的革命中也还谈不上这一点，因为几个月的时间太短促，尤其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糟蹋了苏维埃，把它们变成了清谈馆，变成了这些领袖的妥协政策的附属品。苏维埃在李伯尔、唐恩、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领导下活活地腐烂了，解体了。苏维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一种玩物。“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意味着苏维埃的瘫痪。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构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糟蹋苏维埃的悲惨历史，实行“联合”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苏维埃摆脱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历史，也就是苏维埃通过“涤罪所”，即苏维埃实际领教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联合的全部卑鄙龌龊行为的历史。但愿这个“涤罪所”没有使苏维埃受到损伤，而是使它们受到了锻炼。※※※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确的、最认真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象司徒卢威那样死背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是把它和任何政权一样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照新生活派的意思直说：不是实行工人监督，而是实行国家监督，那得出的是一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话，实质上是一个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式，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点也不反对工人参加“国家”监督。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非常清楚，这种参加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上极巧妙地收买格沃兹杰夫、尼基京、普罗柯波维奇、策列铁里之流以及所有这帮歹徒的最好的办法。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跟着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以此说明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俄国工人群众在它的统治下“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折磨”已经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的困难，主要任务。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维埃正在筹划无产阶级的这种可以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组织工作。这里我们就涉及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这个“国家机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拿过来”，使它“运转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府用一道命令就能够而且定会把这些职员变成国家职员，这正象资本主义的看门狗白里安等资产阶级部长用一道命令把罢工的铁路员工变成国家职工一样。我们需要而且能够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国家职工，因为资本主义简化了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使之成为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并不那么复杂的记录工作。把银行、辛迪加、商业等部门的大批职工“国家化”，无论在技术上（由于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或者在政治上（在苏维埃进行监督和监察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应当和对待资本家一样，只能“从严”。他们一定会和资本家一样起来反抗。一定要粉碎这种反抗；一贯天真得可爱的彼舍霍诺夫是一个真正的“政界的黄口小儿”，他早在1917年6月就咿咿呀呀地说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而无产阶级一定会认真地把这句小孩子话、这句幼稚的狂言变成现实。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问题只是粉碎极少数人，简直可以说是一小撮人的反抗；职员联合会、工会、消费合作社和苏维埃将对他们每个人实行监察，使所有的季特·季特奇之流都受到包围，就象一个法国人被困在色当城下一样。只要弄到一张经理、董事、大股东等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季特·季特奇的名字。他们在全俄国总共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拥有苏维埃、职员联合会等机构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给他们每个人指定10个甚至100个监督者，这样一来，甚至通过工人监督（监督资本家）也许就能使任何反抗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用不着去“粉碎反抗”了。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税率）的办法来代替没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公开帐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工人国家的工人监督。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注：参看我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那里更详细地说明了强迫辛迪加化的意义。（见本卷第181—226页。——编者注）］※※※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第四条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这个理由同前一个理由比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旧机构我们当然既不能掌握也不能使它运转起来。新机构苏维埃则借助“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已经运转起来了。不过必须解除领导这个机构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套在它身上的羁绊。这个机构已经在运转，不过必须去掉那些妨碍它全速前进的畸形的小资产阶级赘瘤。为了补充以上所述，还应当研究两点：第一，不是我们而是资本主义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第二，在管理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方面加强民主制的意义。粮食垄断和面包配给制不是我们而是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和它整个历史创造活动一样，是从资本主义那里获得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臆造”和“凭空创造”这种武器。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一旦用来对付资本家和所有富人，一旦由工人用来对付这班人，它就会产生一种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力量，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监督和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只能起震慑的作用，只能粉碎积极的反抗。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震慑”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且还要粉碎消极的、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们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强迫他们在新国家组织范围内工作。“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重新为国家服务。无论是对资本家，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以及某些高级职员等等，都应当如此。我们也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每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那时，这个证件对他并不是一种侮辱，虽然现在它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证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证明。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的制度（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绝大多数农民大概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用不着劳动手册的）。劳动手册将不再是“贱民”的标志，不再是“下”等人的证件，不再是雇佣奴隶制的证明。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富人应当向最接近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工人联合会或职员联合会领取劳动手册，每周或每隔一定时间必须从该联合会取得他们工作踏实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不能领到面包配给证和其他一切食品。无产阶级的国家会说：我们需要银行业的和企业联合的优秀组织者（在这方面，资本家有比较多的经验，而使用有经验的人，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需要比从前愈来愈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我们要所有这类工作人员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我们大概只能逐渐实现报酬的完全平等，在过渡期间将保留这些专家较高的报酬，但是，我们要使他们受到工人的全面监督，我们要彻底地无条件地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最好的工厂、试验站、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我们只能借鉴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我们说，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苏维埃把全体居民组织进来就能粉碎这种反抗，对特别顽强和拒不服从的资本家自然必须惩办，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把他们关进监狱，只要无产阶级胜利了，象我今天在《消息报》上看到的那种事情就会多起来。我们这样说，当然丝毫不会陷入空想主义，不会离开极其冷静而实际地估计情况的立场。今天的《消息报》说：“9月26日有两个工程师到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声明说，有一批工程师决定组织一个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协会。鉴于现在实质上已经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该协会愿意听从工人群众指挥，并且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愿同各个工人组织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回答说，理事会愿意在自己组织中成立工程师部，该部应当把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要点列入自己的纲领。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和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团体的发起人近日将举行联席会议。”（1917年9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1905年革命以后是13万地主管理俄国，他们管理的方法就是对15000万人滥用暴力，肆意侮辱，强迫大多数人从事苦役、过半饥饿的生活。而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不能为了替穷人谋福利、为了反对富人而管理俄国。这24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100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都证明，就连彼得格勒杜马8月的选举也证明，党员人数同党的得票数的比例正是如此。可见，我们已经有一个由一百万思想上忠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20日领取大笔薪俸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的“妙法”，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为了说明这种妙法是多么简便，效果是多么灵验，我们且举一个尽可能简单明了的例子。国家有时要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常有的事，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资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失去了干活的人而缴不起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一大帮法警、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要派一个哥萨克分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法警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们知道，撵人搬家的场面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濒于绝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愤怒，激起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把法警和民警队打成肉酱。需要大量的兵力，而且一定要从某边远地区调几个团到大城市来，这样士兵就不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不致“传染上”社会主义。假设无产阶级国家要让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强行搬进富人住宅。假设我们的工人民兵分队由15个人组成：2个水兵，2个士兵，2个觉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1人是我们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1个知识分子和8个劳动贫民，这8人当中至少必须有5个妇女，而且要有仆人、粗工等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2男2女住着5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您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之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以前，你们必须挤一挤。你们的电话要10家共用。这样可以不必跑遍各家铺子等等，可以节省100来个工时。其次，你们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轻劳动而没有事干的半劳动力：55岁的女公民和14岁的男公民。他们每天要值班3小时，监督供应10家的食品的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记。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学生公民马上就把这项国家的命令抄成两份，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字据，保证切实执行这个命令。”依我看来，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同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情形就会是这样。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把民主制教给人民。立宪民主党的女士们同意根据英国和法国最好的资料给女仆们作关于妇女平等的讲演，并且还准备在最近的音乐会上，在露天舞台上，在几千人面前表演接吻：演讲人立宪民主党的女士吻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吻前任部长策列铁里。感激不尽的人民将受到一次实例的教育，知道什么叫作共和制的平等、自由、博爱……是的，我们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策列铁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忠于民主制，并且在人民中间宣传这种民主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民主制有某种不同的概念，那该怎么办呢？在我们看来，为了减轻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的负担和灾难，为了医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就需要实行革命的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上述例子中那种根据贫民利益分配住房的革命措施。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对食品、衣服、靴鞋等等的处理，以及在农村对土地等等的处理都应当这样。我们可以立刻吸引1000万人，甚至2000万人组成的国家机构从事这种意义上的国家管理，而这样的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觉悟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训练”（我们并没有白受资本主义的训练）而富有纪律性的工人，他们能够建立工人的民兵并逐渐把它扩充（要立刻开始扩充）为全民的民兵。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领导，并且他们也能够吸引真正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自然，这种新机构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但是，难道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经营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吗？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要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即资产者、官吏和“社会党人”部长们企图按老办法管理国家，但又无法管理，结果7个月之后居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激起了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通过实践让他们看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合理地最有秩序最有组织地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符合贫民的利益。不这样，就不能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认真地、勇敢地、普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眼界狭窄的旧官僚分子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对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逼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来讲，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同国家机构问题有关的还有集中制问题，巴扎罗夫同志在9月27日《新生活报》第138号《布尔什维克和政权问题》一文中，十分有力又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巴扎罗夫同志是这样推论的：“苏维埃不是适应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机构”，因为7个月的经验已经表明，“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有几十份、几百份文件资料”已经证实，苏维埃虽然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已享有“充分权力”，但是“在消除经济破坏方面，并没有能取得稍微令人满意的结果”。需要一个“按生产部门划分的、在每个部门内实行严格集中制并服从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心”的机构。“请看，问题不在于更换旧机构，而仅仅在于改良旧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一直讥笑持有这种计划的人……”巴扎罗夫同志所有这些同资产阶级论调一模一样、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断，简直是软弱无力得令人吃惊！确实如此。说苏维埃在俄国某地某时曾享有“充分权力”，这简直是可笑的（即使这不是在重复资本家出于阶级私利的谎言）。所谓享有充分权力，就是要有支配全部土地、所有银行和所有工厂的权力；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经验以及有关政治同经济的关系的学术资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小小的”情况。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法就在于它不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对苏维埃采取的任何一种重要步骤都暗中破坏，继续把持政府，保留支配土地和银行等等的权力，却又把经济破坏的罪责推在苏维埃身上！！联合的全部惨痛教训也在于此。苏维埃从来没有掌握过充分的权力，它的措施除起缓解作用和加剧混乱外，什么结果也没有。向布尔什维克，向这些按他们全党的信念、纲领和策略来讲都是集中主义者的人证明集中制的必要性，那简直是多此一举。《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了解我们对他们那个“全国性的”观点加以嘲笑的意思和意义。而新生活派没有了解这一点，又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嘴巴上而不是在脑子里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一面背诵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一面却时时抱着理论上是可笑的、实践上是反动的“超阶级观点”，并把这种为资产阶级的效劳叫作“全国性的”计划。可爱的人们，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更通俗一点讲：我们不是讥笑那些“计划”，而是讥笑巴扎罗夫之流不懂得否认“工人监督”、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拥护资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无缥缈的空想。从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对过苏维埃的集中制，反对过苏维埃的统一。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反对按生产部门成立工厂委员会，反对工厂委员会的集中化。巴扎罗夫在无的放矢。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讥笑的都不是“集中制”，也不是那些“计划”，而是改良主义。因为在有了联合的教训之后，你们的改良主义是太可笑了。谁说问题“不在于更换机构，而在于改良”，谁就是改良主义者，就成了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派。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这正是半年来联合所作的尝试。我们所讥笑的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说：“是呀，正是呀，我们恰好不反对改良，我们主张工人参加全国性的监督，我们完全同意。”而巴扎罗夫由于没有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细加思索，就上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圈套，于是好心的巴扎罗夫在客观上就扮演了资本家应声虫的角色。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企图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们的下场，过去一向如此，将来还会永远如此。正因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不能理解阶级斗争，他们的政策是十分可笑地永远动摇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可爱的公民们，去拟订“计划”吧，那不是政治，不是阶级斗争的事情，在那一方面你们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你们的报纸有许多经济学家。请你们同那些准备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工程师及其他人联合起来吧，请你们的大“机构”（报纸）拿出一个副刊来认真研究关于俄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关于银行和辛迪加等等的精确材料，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的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不致引起特别有害的影响，正是这种“计划”工作不致引起工人的讥笑，而会得到工人的感谢。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让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来节省劳动的办法，探索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为劳动者的利益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我们拥护集中制，也拥护“计划”，但是，我们拥护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制和计划，是无产阶级为了贫民、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反对剥削者而调节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制和计划。我们只同意把所谓“全国性”理解为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全部政权交给大多数人民，即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第五条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因为“环境非常复杂……”真是聪明人！他们也许愿意顺应革命，但只能是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革命。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向往这种革命而发出的叹息，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的哀鸣。即使革命开始时环境并不太复杂，革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造成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因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编者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是旧事物无比复杂而痛苦的死亡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新生活方式的诞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而只有套中人[113]才会认为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国内战争是可以设想的。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么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第五条理由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因为这里既没有什么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没有任何别的思想。这里有的只是革命使之感到忧愁和恐惧的人们所发出的叹息。为了说明这种叹息的性质，不妨谈一下我个人经历的两件小事。七月事变前不久，我同一个富有的工程师谈过一次话。这个工程师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做过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甚至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现在，他完全被吓坏了，对情绪激昂、无法制服的工人充满愤恨。他（一个有学识的到过外国的人）说，假如这些工人能和德国工人一样就好了，当然，我了解社会革命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在战争造成工人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不是革命，这是毁灭。要是历史象德国特别快车进站那样平平安安、稳稳当当、正点到达社会革命，他是愿意承认社会革命的。文雅的乘务员打开车厢门喊道：“社会革命站到了。请全体下车（Alleaussteigen）！”那时，有什么理由不从季特·季特奇之流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转到工人组织中的工程师的地位呢？这个人见过罢工。他知道，就是在最平静的时候，一次最普通的罢工也总要掀起一场情绪激昂的狂风暴雨。他当然懂得，在阶级斗争唤起了一个大国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时候，在战争和剥削把千百万受地主数百年折磨，受资本家和沙皇官吏数十年掠夺和殴打的人民弄到几乎绝望的时候，这种狂风暴雨必然要更加猛烈千万倍。他“在理论上”了解这一切，但他仅仅在嘴巴上承认这一切，他简直被“非常复杂的环境”吓坏了。七月事变后，承蒙克伦斯基政府的特别照顾，我有幸转入了地下。掩护我们这种人的当然是工人。有一次，在离彼得格勒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么好的面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再给坏面包了。我们早就不指望在彼得格勒还能买到好面包。”对七月事变的这种阶级估量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由于什么形势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口号和我们党的机构，以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挨过饿的人是没有想到的。面包对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要通过政治分析这种非常复杂的途径才会想到一切的根本，想到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而被压迫阶级的人，哪怕是待遇很好和十分有知识的工人，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而且说得那样朴实直率、斩钉截铁、观点鲜明，令人感到惊奇，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整个世界分成两个阵营：“我们”劳动者和“他们”剥削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感到不安：这只是劳动跟资本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斗。要砍树木就别怕木片飞迸。“革命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真令人难以忍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我们把‘他们’压了一下，‘他们’已经不敢象先前那样耍无赖，了。我们再压一下，就可以完全把他们压倒。”工人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第六条，即最后一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先生们，请别吓唬人，你们吓不倒谁。我们已经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克伦斯基执政和它没什么两样）领教过这些敌对力量和它们的进攻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怎样消灭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和为数不多的特别富有、同革命特别“敌对”的地方小土地占有者阶层的代表曾处于多么可怜和无可奈何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看见了的，这是人民都还记得的。9月30日的《人民事业报》劝导工人在立宪会议召开（在对付起义农民的“军事措施”保护下召开！）以前要“容忍”克伦斯基执政（即科尔尼洛夫叛乱）和伪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人民事业报》上气不接下气地再三重复《新生活报》的第六条理由，并声嘶力竭地喊道：“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不听命于苏维埃政权，即不听命于工农政权，《人民事业报》为了不落在暴徒、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请看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但是，无论《新生活报》或者《人民事业报》都吓不倒觉悟的工人。你们说：“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更简单明了、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克伦斯基政府要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竟敢说什么这将是“国内战争”，这将是“可怕的前途”！不，先生们，你们欺骗不了工人。这将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一小撮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绝望的骚乱。就是说，他们想“不听命”于人民，并且想不顾一切地挑动人民大规模地重复在维堡对待科尔尼洛夫分子的那种行动，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想这样做，要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克伦斯基想这样做，他就会触怒人民。不过，先生们，你们这样是吓不倒工人和士兵的。真是卑鄙无耻到绝顶了：他们伪造了新布里根杜马，利用伪造手段招募了一些反动合作社派即农村富农当作帮凶，再加上一些资本家和地主（所谓有选举资格的分子），又企图利用这帮科尔尼洛夫匪徒来蹂躏人民的意志，蹂躏工农的意志。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象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9月30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在9月29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为消灭俄国中部农村中仍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做什么事。”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在9月29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换句更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京、基什金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他们在7月8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9月17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自食其言，甚至不顾孟什维克唐恩的劝阻而推迟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11月底，而不是象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10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即将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会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会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军事措施的政府，对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伪造选举的行为明目张胆地进行庇护的政府会如期召开立宪会议。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竟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说：“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起义农民的政府！”使几十万俄国士兵在6月19日之后的进攻中送了命，使战争拖延下来，使德国水兵不得不举行起义，把自己的长官投到水里，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还在一味地空谈和平而不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还在恬不知耻地向工人和农民，向朝不保夕的士兵说：“必须容忍”，要相信“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的政府，要再相信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一个月，而他们在一个月中又会把几万士兵送到屠宰场……“必须容忍”。难道这还不是恬不知耻吗？？不，社会革命党的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是骗不了士兵的！工人和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克伦斯基政府了，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府将立刻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因此一定能立刻实现停战并迅速缔结和约。我们农民军队的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这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农民起义的克伦斯基政府违反苏维埃意志存在下去了。不，社会革命党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再也骗不了工人和农民了！※※※在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的问题上，也就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新生活报》深信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的那种进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逻辑上和政治上的非常惊人的错误，只有那些已经让别人吓得几乎神经失常的人才看不出来。你们说：“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说得好。不过可爱的同胞，你们都是些经济学家和有学识的人。你们都知道，拿民主派同资产阶级作对比是荒诞的和愚蠢的，这就象拿斗同尺作对比一样，因为世上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非民主派的（能参加旺代叛乱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各种敌对力量”，这是一句空话。而阶级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拥护它的还有地主）。俄国也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成三种主要“力量”：资产阶级和地主，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首先是农民。正是这三种主要“力量”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在俄国），不仅早已为科学的经济分析所证明，而且也为一切国家的整个现代史的政治经验、为18世纪以来欧洲所有革命的经验、为1905年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了。那么，你们是想恐吓无产者，说资产阶级的进攻会把他们的政权消灭吗？你们的恐吓就是这个意思，也只有这个意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好吧。比方说，如果资产阶级能够消灭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那剩下的就只是“联合”，也就是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或妥协。任何别的都是根本不能设想的！！要知道联合已经试验了半年，已经遭到了破产，并且你们这些可爱而不善于思考的《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自己也已经放弃了联合。结果怎样呢？《新生活报》的公民们，你们吓糊涂了，你们让别人吓得甚至连最简单的议论都不能自圆其说了，连总共不到五而只到三的数目都弄不清了。或者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这你们早已不赞成了，甚至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敢提了，因为它知道，在4月20—21日，人民用肩膀一撞就把这种政权撞翻了，现在更是会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打翻这种政权。或者政权归小资产阶级，即由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联盟，妥协），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愿意而且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经济科学证明了的。经济科学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资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间是站不住的。这个联合半年来在俄国试用过不下几十种方法，但还是失败了。最后，或者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贫苦农民，而不是归资产阶级，以便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还没有尝试过，而这是你们《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劝人民不要去干的，你们用自己畏惧资产阶级的心理去吓唬人民。第四种办法是连臆造也臆造不出来的。这就是说，如果《新生活报》因为无产阶级政权仿佛可能被资产阶级搞垮而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等于暗地里回到同资本家妥协的立场！！！很明显，谁害怕反抗，谁不相信能够粉碎这种反抗，谁教导人民说，“你们应当害怕资本家的反抗，你们制服不了这种反抗”，谁就是以此号召重新同资本家妥协。现在，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都已看到联合的破产，不敢公开拥护联合，同时他们又得到资产阶级的保护，而害怕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掌握全部政权，所以弄得糊里糊涂，《新生活报》也象他们一样，糊涂到了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地步。※※※害怕资本家的反抗，同时又自命为革命者，希望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多么可耻！被机会主义败坏了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在思想上堕落到什么地步，才能发出这种论调！资本家的反抗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全体人民也看到过了，因为资本家比其他阶级更有觉悟，他们一下子就理解了苏维埃的意义，马上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直到采取空前未有的造谣诽谤的手段，制造军事阴谋，来破坏苏维埃，消灭苏维埃，糟蹋苏维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之下），把苏维埃变为清谈馆，长年累月地用无聊的空话和玩弄革命的把戏使农民和工人厌倦。而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反抗力量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贫困和资本主义奴隶制所摧残的人们实际看到和感觉到国家政权到了被压迫阶级手中，并正在帮助贫民对地主和资本家展开斗争，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什么样的回击资本家的潜在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隐蔽的社会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页。——编者注］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来；只有那时，如果工人阶级政权有1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顽抗的敌人，就会有100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们斗争，而这些新战士至今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他们一直在贫困折磨和绝望状态中苟延残喘，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也会为他们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兵分队会完全信任地召请他们直接地经常地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在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这帮先生善意参加下，资本家和地主用尽一切办法糟蹋民主共和国，用效劳财富来糟蹋民主共和国，致使人民变得冷漠无情，使他们觉得反正都一样，因为一个挨饿的人不会去区分共和国和君主国，一个挨冻、赤足、受尽折磨、为旁人的利益去送命的士兵是不会爱上共和国的。但是，一旦无论哪个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娘，随便哪个破产农民都看到，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向财富卑躬屈节，而是帮助贫民；这个政权敢于采取革命措施；这个政权把寄生虫的多余食品拿来分给饥民；这个政权让无家可归的人强行搬进富人的住宅；这个政权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土地交给劳动者，工厂和银行受工人监督；百万富翁隐匿财产会立刻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旦贫民看到这一切并且感觉到这一切，那时任何资本家和富农的力量，任何拥有数千亿的世界金融资本的力量也战胜不了人民革命，相反地，人民革命将战胜整个世界，因为在所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熟。如果我们的革命自己不害怕自己，如果它把全部政权交给无产阶级，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更加成熟的和更加有组织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暂时受到了战争的压制，但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战争使它更加强大了。※※※担心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即保证能得到贫苦农民全力支持的无产阶级政权会被资本家先生们“消灭”！这是多么近视！这是多么可耻的害怕人民的心理！这是多么虚伪！流露出这种恐惧心理的人都属于“上等”（这是按资本主义的尺度，而实际上是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讲到“正义”这个词，自己并不相信，而是习惯于把它当作一种空话，并不赋予它任何内容。这里有个例子：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个著名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再找不到比他更温和的劳动派分子，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更志同道合的人了。没有哪个部长比他更热心地替资产阶级效劳。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比他更热烈地拥护“联合”、拥护同资本家的妥协！请看，根据护国派《消息报》的报道，这位先生在“民主”（应读作：布里根）会议上的发言不得不供认：“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反映集团要求即阶级要求和民族要求的纲领。最坦率地维护这个纲领的是布尔什维克。而民主派其他部分的人也很难拒绝这个纲领。要知道，这是劳动群众的要求，是被歧视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民主派难以同布尔什维克决裂，拒绝这些阶级要求，首先是因为这些要求实质上是正义的。我们在革命前为这个纲领奋斗过，为这个纲领进行过革命，在其他条件下我们都会一致地拥护它，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个纲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现在，这种危险性更大，因为这些要求恰恰是在国家不能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首先要保卫国家这个整体，把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一条路：不管提出的要求多么正义和强烈，一概不予以满足，相反地，要各方面忍受必须忍受的限制和牺牲。”（9月17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当资本家们还掌权的时候，他所保卫的不是什么整体，而是俄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的私利。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和资本家，和他们的秘密条约，和他们的兼并（侵占别人土地），和他们的银行的金融诈骗行为断绝关系之后，战争才不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在断绝这种关系之后，战争才会在敌人拒绝接受正式向他提出的公正的和约的情况下，成为防御性的、正义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一个摆脱资本的枷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银行和工厂置于工人监督之下的国家的防御力量，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许多倍。而最重要的是，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既然他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的正义性，不得不承认它的要求是“劳动群众”即多数居民的要求，那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立场，放弃了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全部立场。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的政府将是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纲领。要知道，彼舍霍诺夫先生是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政治朋友，是富农之类的老爷们的代表，如果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或者克伦斯基的军队（他们是一路货）打败了布尔什维克，这些老爷们的老婆和姐妹第二天就会用小伞挑出被打得半死的布尔什维克的眼珠。就连这样的一位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要求的“正义性”。在他看来，“正义”不过是空话。但是在半无产者群众看来，在被战争弄得破产，弄得痛苦不堪，弄得疲惫已极的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看来，这不是空话，而是最尖锐、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是关系到会不会饿死、能不能取得一片面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政策都不能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挨饿者和破产者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妥协”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定会得到这些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支持。知识分子和那些根据他们“洞悉”经济唯物主义的“奥妙”这个堂皇的理由而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坏蛋们说：正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正是在目前，布尔什维克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代表，以自己的政策体现了那种在全世界推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当大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物质机构依靠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先进国家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奇妙的技术，而资本主义却妨碍这些技术的运用的时候，当觉悟的工人团结成一个有25万党员的党，以便在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支持下有计划地掌握这种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记上面这篇文章写好了的时候，10月1日的《新生活报》社论又提出了一套糊涂的新妙论，这套妙论特别危险，因为它是隐藏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后面的，隐藏在“不要受人挑动”这种深奥的庸俗议论的烟幕后面的（可别落入这种关于挑动的叫喊的圈套，因为这种叫喊无非是企图恐吓布尔什维克，使他们不要夺取政权）。这套妙论说：“无论是7月3—5日运动的教训，还是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都非常明显地表明：民主派拥有在人民中威信最高的机关，如果它在国内战争中采取防御立场，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掌握进攻的主动权，那它就要失去一切中间的、动摇的分子而遭到失败。”如果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套议论中所反映的这种庸俗的糊涂思想表示任何形式的一点点让步，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革命。因为发表这种议论的作者在谈到国内战争（这个话题恰好是通体漂亮的太太搭得上话的）的时候，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训曲解到了极端滑稽可笑的地步。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代表和奠基人卡尔·马克思谈到这些教训，谈到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时是这样论述的：“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决心干到底（直译：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全部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马克思指的是起义的最“困难的”情况，即必须反对“巩固的”旧政权，反对还没有在革命影响和政府动摇影响下瓦解的军队〉；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年德文版第11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编者注］《新生活报》的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114]，我们有的不是三倍的勇敢，而是两种长处，“我们有这样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在“我们”看来，世界历史的经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1917年两次运动的经验——透过莫尔恰林[115]的眼镜被歪曲了的经验。让我们不戴这副可爱的眼镜来看看这个经验吧。你们拿7月3—5日的事变同“国内战争”相提并论，是因为你们相信了阿列克辛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之流。而相信这样的人正是《新生活报》的先生们的特色（尽管他们拥有大型日报的庞大机构，但在收集有关7月3—5日事变的材料方面却没有独立地做过一点事情）。我们姑且假定，7月3—5日的事变不是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在雏形阶段内的国内战争的胚胎，而是真正的国内战争。我们就这样假定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训证明了什么呢？第一，布尔什维克没有转入进攻，因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转入进攻，那就会在7月3日夜里，甚至在7月4日拿下许多东西。如果说这是国内战争（《新生活报》正是这样看的，而不是如实地看作自发的爆发向4月20—21日那种示威的转变），采取防御正是他们的弱点。由此可见，“教训”同《新生活报》那些聪明人所说的相反。第二，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连起义的打算都没有，为什么当时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它并不在我们和《新生活报》争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国内战争”即起义的教训，而不是革命政党由于显然缺乏多数人的支持而放弃起义的念头。因为大家知道，1917年7月过了很久以后，布尔什维克才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在全国获得了多数（在莫斯科获得了49％以上的选票），可见，得到的“教训”又完全不是新生活派那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想看到的那些。不，不，《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请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搞政治吧！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为什么《新生活报》谈到7月3—5日事变的“教训”，却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呢？那是因为谈论政治问题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小团体中被资产阶级吓倒了的人们。还有，第三，事实表明，正是在7月3—4日事变之后，正是由于策列铁里先生之流被自己的七月政策揭穿了，正是由于群众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是自己的先进战士而“社会联盟派”是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才开始垮台的。他们的垮台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就完全为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所证实了，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而“社会联盟派”遭到了失败。（《人民事业报》不久前隐瞒各党派得票的总数，企图推翻这一事实，但这是欺骗自己和欺骗读者；根据8月24日《日报》仅仅关于城市的材料来看，立宪民主党人得票的百分数从22％增加到23％，绝对票数减少了40％；布尔什维克得票的百分数从20％增加到33％，绝对票数只减少了10％；所有“中间”党派得票的百分数从58％下降到44％，绝对票数减少了60％！！）七月事变后和科尔尼洛夫事变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垮台，也为两党中的“左”翼人数几乎增加到40％这一情况所证实，这真是替遭到克伦斯基先生之流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报了仇”。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失去了”数百个党员，但是在7月3—4日事变中赢得了许多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群众懂得了并看到了它的忠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背叛。这就是说，得到的“教训”和“新生活派”所说的完全不同，这个“教训”就是：决不能离开沸腾的群众而去迁就“民主派的莫尔恰林们”，如果是起义，那就要趁敌军分散的时候转入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新生活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精确估计客观形势作为策略的基础，而是荒谬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国内战争”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召开立宪会议”混为一谈吗？先生们，这简直令人可笑，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任何逻辑的嘲弄！如果在客观形势中没有使阶级斗争激化到“国内战争”程度的根据，你们在谈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这里分析的《新生活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如此）的时候，为什么要谈到“国内战争”呢？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并且证明，在客观形势中没有进行国内战争的基础，因而可以并且应该把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在法律上和议会制上是“简单的”东西，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之类放在策略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那就可以认为这类代表大会和这类会议确实能够解决问题。如果国内战争的必然性或者哪怕只是可能性是以目前的客观形势为根据的，如果你们不是“信口”谈论国内战争，而是明显地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国内战争形势的存在，那么，怎么能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会议放在首要地位呢？？这简直是嘲弄挨饿的和受蹂躏的群众！难道挨饿的人会同意“等待”两个月吗？难道你们自己每天都在描写的日益加剧的经济破坏会允许“等待”到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在我方没有采取争取和平的重要步骤（即没有正式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的条件下，德国的进攻会允许“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你们有这样的材料，使你们能够断定，从2月28日到9月30日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的历史，从10月1日起到11月29日[116]就会发展得极其平静、和平、稳步、合法，而决不会有爆发、飞跃、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危机吗？难道前线的军队，由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代表前线正式宣布“不会再打下去”的那个军队，会平静地忍受饥寒，直到“预定的”日子吗？难道由于你们把农民起义叫作“无政府状态”和“暴行”，由于克伦斯基派“武装”力量去镇压农民，农民起义就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因素了吗？难道可以设想一个在农民国家里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能平静地、公平地、不伪造地进行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吗？先生们，你们不要讥笑“斯莫尔尼学校张皇失措”[117]！你们张皇失措的程度并不小些。是你们在用张皇失措的言语和可怜的立宪幻想来回答国内战争的各种严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染上了这种情绪，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自己的革命。尼·列宁1917年10月1日正文和后记载于1917年10月《启蒙》杂志第1—2期合刊再版序言载于1918年彼得格勒出版的本文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87—339页注释：[109]《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是在维堡写的，最初发表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刊物《启蒙》杂志1917年10月第1—2期合刊。——[282]。[110]1917年6月4日（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发言中说：“现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们，你们走开吧，我们将取而代之。俄国没有这样的政党。”列宁当即在席位上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反驳说：“有的！”接着又在自己发言时讲到这个问题，宣布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0页）。——[283]。[111]通体漂亮的太太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以制造流言、搬弄是非为能事的女人，见于该书第1部第9章。——[289]。[112]《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Тр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担任该报编辑的有Ｂ．Ｂ．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达·卡姆柯夫和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该报起初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17年11月1日（14日）第59号起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机关报，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第105号起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3月15日迁往莫斯科。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后被查封。——[291]。[113]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2]。[114]“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是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326]。[115]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他夸耀自己有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327]。[116]2月28日（3月13日）指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9月30日（10月13日）是临时政府最初规定的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这个日期后来被它改为11月28日（12月11日）。——[330]。[117]这句话出自《新生活报》上刊登的俄国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的《雷声又响了》一文。斯莫尔尼学校即斯莫尔尼宫。1917年8月4日（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塔夫利达宫迁到这里。它的一个房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办公处。1917年10月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也设在此地。列宁在这里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30]。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告工人、农民、士兵书（1917年9月30日〔10月13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告工人、农民、士兵书（1917年9月30日〔10月13日〕以后）同志们！克伦斯基所属的“社会革命”党在它的《人民事业报》（9月30日）上号召你们“容忍”。该报写道：“必须容忍”，并且建议把政权继续留给克伦斯基政府，不要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些人对我们说，就让克伦斯基去依靠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吧，就让完成了革命和战胜了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的苏维埃“容忍”一下吧。就让人们“容忍”到很快就要召开的立宪会议的时候吧。同志们！你们只要看看自己的周围，看看农村的情况，军队的情况，就会看到，农民和士兵再也不能容忍了。农民起义象滔滔大江在俄国各地泛滥，因为有人使用欺骗手法，至今迟迟不给农民土地。农民不能容忍了。克伦斯基派军队去镇压农民，保卫地主，克伦斯基又同给地主撑腰的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们勾结起来了。无论城市的工人，或者前线的士兵，现在都不能容忍用武力镇压农民争取土地的正义斗争。关于前线军队的情况，无党派军官杜巴索夫曾经向全俄国宣称：“士兵不会再打下去了。”士兵受尽折磨，他们光着脚，饿着肚子，他们不愿为资本家的利益打仗，不能“容忍”光用漂亮的和平词句来款待他们，实际上却一连好几个月地拖延下去（象克伦斯基那样拖延），迟迟不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和约，公正的没有兼并的和约。同志们！要知道，克伦斯基又在同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们进行谈判，以便调兵对付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人民事业报》坦率地承认：克伦斯基“决不听命”于苏维埃。请大家到各兵营里去，到哥萨克部队里去，到劳动群众那里去，向人民说明这个道理：如果政权由苏维埃掌握，那么在10月25日以前（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在10月20日召开）就会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俄国将有一个工农政府，它会一天也不迟延，立刻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那时人员就会知道谁要非正义的战争。那时人民就会在立宪会议中作出决定。如果政权由苏维埃掌握，那么立刻就会宣布地主的土地是全体人民的财产。你们看，克伦斯基及其依靠富农、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反对的是什么！你们看，他们号召你们“容忍”是为了谁，是为了谁的利益！你们同意“容忍”，听任克伦斯基用武力镇压为了土地而举行起义的农民吗？你们同意“容忍”，听任他们把战争再长久地拖延下去，迟迟不提出和约，迟迟不废除过去沙皇同俄英法资本家缔结的秘密条约吗？同志们！要记住，克伦斯基答应过召开立宪会议，他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7月8日他郑重其事地答应在9月17日以前召开立宪会议，而结果是欺骗了人民。同志们！谁信任克伦斯基政府，谁就是出卖自己的弟兄——农民和士兵的叛徒！不，人民连一天也不肯再容忍拖延了！连一天也不能容忍用武力镇压农民，连一天也不能容忍在可以并且应当立刻提出公正和约的时候，让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丧命。打倒同科尔尼洛夫的地主将军们策划镇压农民、屠杀农民和拖延战争的克伦斯基政府！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载于1924年4月23日《真理报》第9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84—286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危机成熟了（1917年9月29日〔10月1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危机成熟了[103]（1917年9月29日〔10月12日〕）一毫无疑问，9月底是俄国革命史上，显然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世界工人革命是从一些单个人的行动开始的，他们无所畏惧地代表着正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沙文主义）腐朽以后所剩下的一切正直的力量。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奥地利的阿德勒、英国的马克林，这些肩负起世界革命先驱者的艰巨使命的孤胆英雄是人们最为熟悉的。这次革命的第二个历史准备阶段，就是到处群情激愤，这既表现在正式的党的分裂，也表现在秘密出版物的出版和街头游行等等。对战争的抗议愈来愈强烈，遭到政府迫害的人愈来愈多。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这些标榜法治甚至标榜自由的国家中，几十几百个国际主义者、反对战争和拥护工人革命的人被投进监狱。现在，第三个阶段已经到来，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革命的前夜。在自由的意大利成批地逮捕党的领袖，特别是在德国开始了军队的起义[104]，这些无疑是大转折的标志，是全世界革命前夜的标志。毫无疑问，以前德国也个别地发生过士兵哗变的事情，但是规模很小，很零散，没有力量，因此还可以暗中平息、压下不提，这曾经是制止骚乱行动大规模蔓延的主要办法。可是，这样的运动终于在海军中也发生了，尽管有制定得极其细密、执行得一丝不苟的严格的德国军事苦役制，但这个运动再也无法暗中平息，压下不提了。不容怀疑，我们正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阶。在世界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派当中，只有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享有比较大的自由，拥有公开的党和二十来家报纸，得到两个首都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在革命时期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对我们来说，真用得上而且应当用上这样一句话：多得者应当多予。二在俄国，革命的转折时机显然已经到来。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昨天还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所支持的革命共和政府统治之下，农民起义正在发展。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是事实。这一事实并不使我们布尔什维克感到惊奇，我们一直说，这个同资产阶级实行恶名昭彰的“联合”的政府，是背叛民主和革命的政府，是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政府，是保护资本家和地主不受人民攻击的政府。在俄国，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玩弄了骗局，在共和制度下，在革命的时期，仍然有一个资本家地主的政府同苏维埃同时并存。这是痛苦的严峻的现实。既然帝国主义战争的拖延及其后果正在使俄国人民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灾难，那么在俄国爆发农民起义，并且日益扩大，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这有什么奇怪呢？甚至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正式的社会革命党的领袖，甚至这个一直支持“联合”的政党的领袖，甚至这个直到最近几天或最近几星期还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政党的领袖，甚至这个正在继续斥责和迫害那些深信联合政策是出卖农民利益的“新”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党的领袖，也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9月29日的社论中写道：“……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为消灭俄国中部农村中仍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做什么事……调整农村土地关系的法律，早已提交临时政府，甚至已经通过了司法会议这样的涤罪所，但是迄今仍杳无音信，不知压在哪个办公室里……我们说，我们的共和政府还远没有摆脱沙皇行政机关的旧习气，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这难道说得不对吗？”正式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写的！真是意想不到，主张联合的人居然不得不承认，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经过7个月的革命之后，“几乎没有为消灭〈地主对农民的〉奴役做什么事”！这些社会革命党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同事克伦斯基及其一帮部长称为斯托雷平分子。我们从敌人营垒里得到的证据证明，不仅联合已经破产，不仅那班容忍克伦斯基的正式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变成反人民、反农民、反革命的政党，而且整个俄国革命已经到了转折点，难道还能找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吗？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竟举行起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基京和格沃兹杰夫以及代表资本、代表地主利益的其他部长们的政府！共和政府居然采取军事手段来镇压这一起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真心诚意拥护无产阶级的人，还能否认危机已经成熟，革命正处在最伟大的转折点吗？还能否认现在让政府战胜农民起义，就等于彻底葬送革命，等于让科尔尼洛夫叛乱取得最后的胜利吗？三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这是非常明显的。在农民起义这样的事实面前，其他一切政治征兆，即使同这种全国性危机的成熟相矛盾，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况且情况相反，一切征兆都表明，全国性危机已经成熟。在全俄政治生活中，除了土地问题以外，民族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在策列铁里先生之流所伪造的“民主”会议上，“民族”代表团就激进性来说占第二位，仅次于工会代表团，对联合投反对票的百分比（55票中，反对的占40票）高于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团。克伦斯基政府，即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正在从芬兰撤出革命的部队，以加强反动的芬兰资产阶级。在乌克兰，乌克兰人特别是乌克兰军队同政府的冲突日益频繁。其次，我们来看看军队。在战争时期，军队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看到，芬兰陆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完全同政府决裂了。我们看到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的发言，他代表整个前线发表了比所有布尔什维克还要革命的言论：士兵不会再打下去了。[105]我们看到政府的报告说，士兵的情绪“极易波动”，不能保证“秩序”（即不能保证这些部队去参加镇压农民起义）。最后，我们看到，在莫斯科的选举中，17000名士兵中有14000名投布尔什维克的票。莫斯科区杜马选举的投票结果，是全国人心发生极深刻变化的最明显的征兆之一。大家都知道，莫斯科要比彼得格勒更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同农村关系要密切得多，更加同情农村，更加接近农民的情绪，这是多次证实了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莫斯科所得的选票，从6月份的70％降到18％。小资产阶级抛弃了联合，人民抛弃了联合，这是无可怀疑的。立宪民主党所得的选票从17％增加到30％，他们仍旧是少数，毫无希望的少数，尽管“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孟什维克显然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俄罗斯新闻》[106]说，立宪民主党得票的绝对数字从67000减少到62000。只有布尔什维克得票的数字增加，从34000增加到82000。布尔什维克得票占总数47％。现在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不论在苏维埃中，不论在军队里，不论在整个国家中都拥有了多数，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此外，下述事实也应当算作一个不仅具有征兆的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大的实际意义的征兆：对整个经济、对整个政治、对军事都是举足轻重的铁路邮电员工大军，还在继续同政府发生尖锐的冲突[107]；连孟什维克护国派对“自己的”部长尼基京也表示不满，连正式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把克伦斯基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由此可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政府的这种“支持”只具有（如果有的话）反面的意义，难道不是这样吗？四……………………………………………………………………………………………五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正在实行保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正确策略。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相信”立宪会议的召开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如果这样，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因为他们以这种行为出卖了已经在海军中开始起义的德国革命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就是背叛国际主义，背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因为国际主义不在于言词，不在于表示声援，不在于决议，而在于行动。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农民的叛徒，因为容许政府（甚至《人民事业报》也把这个政府比作斯托雷平分子）镇压农民起义，就等于断送整个革命，永远地无法挽回地断送革命。有人叫喊什么无政府状态，叫喊什么群众的态度日益冷漠。既然农民被逼到不得不举行起义的地步，而所谓“革命民主派”又容许对它实行军事镇压，那么群众怎么会不对选举表示冷漠呢！！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民主和自由的叛徒，因为在这样的时机容许镇压农民起义，无异是听任伪造立宪会议的选举，如同伪造“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一模一样，甚至伪造得更拙劣更粗暴。危机成熟了。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正在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危机成熟了……1917年9月29日以上可以发表。以下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以及苏维埃的委员。六究竟该做什么呢？应当aussprechenwasist，“有什么，说什么”，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或意见[108]。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因为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这就是彻底背叛德国工人。我们不能等待他们开始革命！！要是这样，李伯尔唐恩之流也将同意“支持”革命了。但是，在克伦斯基和基什金之流掌握政权的时候，革命是不能开始的。这就是彻底背叛农民。我们既然拥有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却又让农民起义受到镇压，这样就会丧失而且理应丧失农民的一切信任，在他们看来我们同李伯尔唐恩之流以及其他坏蛋就不相上下了。“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因为这样就要耽误几个星期，而现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可以决定一切。这样就是畏缩不前，放弃夺取政权，因为到11月1—2日夺取政权就不可能了（不论在政治上或者技术上都不可能，因为在愚蠢地“规定的”［注：主张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同愚蠢地“规定”起义日期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现在夺取政权是可能的，而到10月20—29日，就不容许你夺取了。］起义日期到来之前，哥萨克已经调到了）。“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白痴，因为代表大会不会有什么结累，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具有“道义上的”意义吗？那才奇怪呢！！我们知道，苏维埃支持农民，而农民起义正受到镇压，在这个时候竟谈论什么决议的“意义”，同李伯尔唐恩之流谈判的“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倒真会使苏维埃流为可耻的空谈家。先战胜克伦斯基，然后再召开代表大会吧！现在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起义的胜利是有保证的：（1）我们能够［注：党在研究军队布防以及进行象“艺术”一样的起义等等方面，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发发议论，如此等等！！］（如果不“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波罗的海舰队这三个据点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2）我们有保证能得到拥护的口号：打倒镇压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的政府！（3）我们在全国拥有多数；（4）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乱作一团；（5）我们在莫斯科（为了乘其不备，击破敌人，甚至可以从这里首先发难）有夺取政权的技术能力；（6）我们在彼得格勒有数千名武装工人和士兵，他们能够一举占领冬宫、总参谋部、电话局以及各大印刷厂；我们不会被人从那里撵走，因为我们将在军队中进行这样的鼓动：他们不能反对给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等等的政府。如果我们立刻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波罗的海舰队这三个据点突然进行攻击，那么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获得胜利，而且我们的牺牲会比7月3—5日的牺牲小，因为军队不会反对和平的政府。即使克伦斯基在彼得格勒已经有“可靠的”骑兵等等，在两面夹攻以及军队同情我们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投降。如果有目前这样的机会还不夺取政权，那么一切关于政权归苏维埃的言论就都成了谎话。现在不夺取政权，而要“等待”，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空谈，仅限于“为争取机关”（苏维埃的）“而斗争”、“为争取代表大会而斗争”，这就等于断送革命。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因为我深信，如果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放过目前的时机，就等于断送革命。尼·列宁9月29日附言：许多事实表明，就连哥萨克军队也不会反对和平的政府！而这些军队又有多少呢？他们在哪里呢？难道整个军队不会派部队来援助我们吗？第1—3节和第5节载于1917年10月7日（20日）《工人之路报》第30号；第6节发表于1924年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72—283页注释：[103]《危机成熟了》一文写于维堡，全文共6节，第6节不供发表，只“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彼得堡科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以及苏维埃的委员”。这篇文章最初在1917年10月7日（20日）《工人之路报》第30号上发表时，只有4节，即漏掉了第4节，而把第5节改为第4节。现存手稿只有第5和第6两节，第4节手稿没有找到，《列宁全集》俄文各版第4节均付阙如。俄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普遍地转载了列宁的这篇文章。——[267]。[104]指发生在1917年8月的德国水兵起义。这次起义由以“弗里德里希大帝号”军舰水兵马克斯·赖希皮奇和阿尔宾·克比斯为首的革命水兵组织领导。6月中旬，这个组织通过了争取民主和平和准备起义的决议。8月初开始公开行动。停泊在威廉港的“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战列舰上的水兵自行登岸，要求释放早些时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8月16日，“威斯特伐利亚号”军舰上的司炉拒绝工作。与此同时，正在海上航行的“纽伦堡号”巡洋舰全体人员举行了起义。水兵运动还扩大到了威廉港几个分舰队的舰艇。这次起义遭到残酷镇压，领导人赖希皮奇和克比斯被枪决，约有50名积极参加者被判处服长期苦役。——[267]。[105]指来自前线的军官杜巴索夫在1917年9月21日（10月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杜巴索夫在发言中说：“现在士兵们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土地。他们要的只是一样，那就是结束战争。不管你们在这里怎么说，士兵们不会再打下去了。”——[273]。[106]《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该报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273]。[107]指俄国铁路和邮电员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由于纸卢布贬值，实际工资剧减，铁路和邮电员工于1917年夏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斗争持续了几个月，毫无结果。铁路员工乃决定举行全俄铁路总罢工。罢工从9月23日（10月6日）夜开始，在临时政府部分地满足了铁路员工的要求以后，于9月26日（10月9日）夜结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于9月24日（10月7日）讨论了铁路罢工问题，在《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关于支援铁路员工的号召书。——[274]。[108]这是列·达·托洛茨基等的主张。——[27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评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1917年9月28日〔10月11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评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98]）（1917年9月28日〔10月11日〕以后）9月28日《工人之路报》第22号刊登了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宣言。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这篇宣言只有在9月26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火星报》[99]第1号上发表过，该报还简短地说明了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成分和会议的日期（公历8月20—27日）；而其他报纸既没有刊登宣言，也没有刊登有关这次会议的稍为详细的消息。有关这次代表会议的材料，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些材料就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报》上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由芬兰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翻译出来了）[100]，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波兰同志和一位俄国同志所写的两篇报道。我们先根据这些材料谈谈这次会议的一般情况，然后对这次会议以及我们党的任务作出评价。一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下列各党派的代表：（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考茨基派”）；（2）瑞士党；（3）瑞典左派的党（大家知道，它已经同布兰亭的机会主义的党断绝了一切关系）；（4）挪威人；（5）丹麦人（我们的材料中没有说明，是不是以斯陶宁格大臣为首的丹麦正式的机会主义的党）；（6）芬兰社会民主党；（7）罗马尼亚人；（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帕宁发表书面声明，他将不参加会议，理由是这次会议没有充分的代表性；阿克雪里罗得虽然有时也到会，但没有在宣言上签字）；（10）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1）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派”（？）；（12）美国“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派”（大概就是我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这本小册子的第24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72页。——编者注］上所提到的那个派别，因为正是这一派在1917年1月开始出版《国际主义者周报》[101]）；（13）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14）奥地利反对派（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处死施图尔克以后，被奥地利政府查封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上述小册子的第25页［注：同上。——编者注］上也提到过）；（15）保加利亚“独立工会”（正如我手头这封信的作者所补充的，它不属于“紧密派”，即不属于保加利亚左派国际主义的党，而属于“宽广派”[102]，即属于保加利亚机会主义的党）；它的代表在会议结束后才到达；（16）塞尔维亚党，它的代表也是会后才到达的。在这16个党派中，属于1917年4月24—29日我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所说的“第三”派的（在我的小册子的第23页［注：同上，第170—173页。——编者注］上把这个派别叫作“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派）有3、8、12、13和14；其次，接近于“左”派，或介乎“左”派和考茨基“中派”之间的有4和16，不过要弄清他们的立场是困难的，他们很可能也属于“中派”。再其次，1，也许还包括2、6、7，以及10，也许还包括15，都属于考茨基的“中派”。5（如果是斯陶宁格的党）和9是护国派、内阁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最后，11显然完全是偶然形成的一个派别。由此可见，代表会议的成分非常复杂，甚至显得很荒唐，因为参加会的是一些在基本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人，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齐心协力，共同行动，在政策的根本方针上必然彼此分歧。当然，这班人“合作”的“结果”，不是争吵、“对骂”，就是通过一些模棱两可的妥协的决议以掩盖真相。这方面的例证，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69—271页注释：[98]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原定于1917年5月31日召开，后一再延期，最终于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的是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尼·亚·谢马什柯。代表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主要议程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罗·格里姆事件（指原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格里姆充当瑞士部长阿·霍夫曼的密使，在俄国进行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的试探一事）；对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为在各国争取和平和开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斗争。由于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也就具有模棱两可的妥协性质。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他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罪行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代表会议的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反对战争和保卫俄国革命的国际总罢工，但是没有写进革命社会民主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各交战国政府遭到失败等口号。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最后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完全证实了列宁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已彻底破产、必须立即同它断绝关系和建立共产国际的结论。列宁文中所说的会议日期系引自孟什维克《火星报》，有误。——[264]。[99]《火星报》（《Искра》）是俄国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报纸，1917年9月26日—12月4日（10月9日—12月17日）在彼得格勒出版。——[264]。[100]《政治报》（《Politiken》）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报纸，1916年4月27日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最初为双日刊，后改为日刊。1917年11月起改名为《人民政治日报》。1916—1918年图·涅尔曼任编辑，1918—1920年弗·斯特勒姆任编辑。德、俄、法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曾为该报撰稿。1917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在该党改称瑞典共产党以后，该报成为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Ty？mies》）是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895年3月—1918年在赫尔辛福斯出版。——[264]。[101]《国际主义者周报》（《TheInternationalist》）是美国左翼社会党人的报纸，1917年初由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在波士顿出版。——[265]。[102]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领导人是扬·伊·萨克佐夫。宽广派力求把党变成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生产阶层”的宽广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宽广派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1923年宽广派领袖曾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灿科夫法西斯政府。——[265]。
第二章爱情与形而上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二章爱情与形而上学 斯坦凯维奇和娜塔丽。同胞之情。康德和冥想生活。 斯坦凯维奇和娜塔丽。同胞之情。康德和冥想生活。 在米哈伊尔一生中，首先对他学识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一位年龄比他大不满一岁的年轻人，名叫尼古拉·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和米哈伊尔一样，也是一个地主的长子。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说他人格高尚，才思敏捷。从一张留存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眉目清秀，丰姿俊雅，乌发飘垂，目光炯炯。与他相识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他体力不强，意志不坚，显然缺乏当领导人的素质。然而，这些不足之处正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和多数软弱者一样，他十分需要而且很善于博得别人的同情。兼之他天资聪慧，也同样善于体贴别人。男男女女都很自然地对他产生好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曾有过一个仇人。他在俄国历史上以及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生平中则加倍重要。他是俄国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浪漫主义者，为俄国思想界打开了德国形而上学这个广阔而又丰富的领域，是一位大无畏的先驱[1]。 俄国的浪漫主义显然渊源于德国。浪漫主义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大萧条和衰落时期的德国，是十九世纪初期以抽象与理念反对此前的实利主义的革命。这在诺瓦利斯的“蓝花”[2]——浪漫主义诗人寻求的一种神秘目标中，以及蒂克、霍夫曼和让·保尔·李希特尔[3]的空想与超自然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歌德卓越地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大成，将浪漫主义的幻想世界寄托在意大利。尤其是俄国人还从《威廉·麦斯特》借用米格农的一首名歌，作为浪漫主义理想世界以及通过未知力量的魅力就能得救的象征。斯坦凯维奇和朋友们的通信中一再重复“我们的道路通向那里”。作为浪漫主义的口号。半个世纪以后，在契柯夫的三个乡下姑娘《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中得到了最后的不真实的回响。在斯坦凯维奇一代人看来，浪漫主义意味着逃避现实，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日常实际的需要产生了浪漫主义所特有的二元论，即陀斯妥也夫斯基及其后时代一直不断地萦绕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分裂性格”。 十八世纪是一个标榜理性的男性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口号是爱情，开始把女人捧到受人敬慕的地位（如施勒格尔[4]所说，女人的内在本质就如同诗歌一般）。但是，甚至这样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也异常鲜明地表现了其固有的二元论。而尼古拉·斯坦凯维奇拼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在整个一代人中是很典型的。 聚集在斯坦凯维奇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两个女子，是一个姓贝叶尔的有钱寡妇的女儿。贝叶尔在特维尔有一座田庄，和巴枯宁家很熟，在娜塔丽·贝叶尔身上，斯坦凯维奇似乎看到了那种纯洁浪没主义的友谊。正如他曾写过的那样，“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最神圣的人类之爱”[5]。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几个月高尚感情的交流之后，娜塔丽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歇斯底里。她是个血肉之躯，感情容易冲动的年轻女子，并非天生就要在精神上扮演一个圣人的角色。1834年春，正当米哈伊尔要动身到发配地波兰边境时，吕波夫·巴枯宁随母亲一起来到莫斯科。吕波夫温文尔雅，超尘脱俗。斯坦凯维奇在她身上总算看到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化身。可是，他太胆怯，讲话毫不果断。吕波夫回普列姆希诺庄之后，斯坦凯维奇跟娜塔丽不自然的友情又继续下去。出于妒忌，娜塔丽的感情复杂化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她的朋友指责斯坦凯维奇玩弄她的感情，使斯坦凯维奇狼狈不堪。1835年2月，米哈伊尔、吕波夫和塔蒂安娜一起来到莫斯科时，事情就搁下来了[6]。 米哈伊尔的姐妹走了以后，他仍在莫斯科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一星期内，他几乎和娜塔丽及其妹妹亚历山德拉形影不离。这个星期还未结束，他就完全取代了斯坦凯维奇，成为娜塔丽狂热崇拜的偶像。娜塔丽的选择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任何落入斯坦凯维奇精心设置的感情圈套的人理应从米哈伊尔健壮的体格和有力的信心中找到一种脱套的方法。乍看起来，米哈伊尔倒象这样一种年轻入，即一旦产生好感，就不是斯坦凯维奇的那不形于色的浪漫主义的痴情所能干扰的。开始几次接近就很有希望。米哈伊尔刚从去年服役所受的屈辱以及在普列姆希诺庄所受的冷遇中摆脱出来，便发现娜塔丽的热诚爱慕，这使他格外高兴。他勇气倍增，精神面貌日益好转。他甚至还暗示娜塔丽说，他的姐妹们对他并不十分理解，还把他当成孩子，她们对他未来的崇高使命并不相信（尽管他自已也不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娜塔丽迫不及待地答应，她完全理解他在家里迄今尚未得到谅解。 塔蒂安娜是姐妹中最厉害，最妒忌的一个。她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贝叶尔，以十九岁女子所具有的粗暴态度，对娜塔丽向米哈伊尔所表示的初步爱情表示极大的轻蔑[7]。 在姐妹们的影响下，他对那些脾气暴躁的少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要的是精神上的交往，他要的是手足般的浪漫主义爱情。但他尤其需要的是温顺而又钦慕他的信徒。他发现这些要求和感官的独特需要是不一致的。到目前为止，他和斯坦凯维奇两人的意见是相同的，是遵循著名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但是，米哈伊尔对二元论却一无所知，对使斯坦凯维奇苦恼的自我矛盾也一无所知。和斯坦凯维奇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不容人提出任何疑问。就是从与贝叶尔姐妹们的关系上，也可以首先看出米哈伊尔的举止有一种反常的倾向。他和玛丽亚·沃叶柯夫的童年爱情以及和穆拉维约夫家女孩子们逢场作戏，还不能说是什么不寻常的表现。但是，米哈伊尔后来确实患了阳痿症。关于这个问题，既无诊断书，亦无其它资料可以佐证。但是，看来他无此种能力很可能始于青春时期，由于憎恨独断专行的母亲的心理而造成的。后来他提起这件事就很气愤。由于不能发泄性欲，他那激动的感情就倾泻到生活中的一切私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面，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怪诞的和具有破坏性的个性。这种个性甚至在不相容的地方也会蛊惑人心，并在十九世纪半个欧洲留下了痕迹。 4月间，米哈伊尔给贝叶尔家的女孩子们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虽然主要是写给娜塔丽的，但却小心谨慎地写给姐妹俩）。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言不讳地拒绝性爱；二是为他自已的特殊使命而引为骄傲。他对收信人解释说，要是为其中一人的感情——“与感官有关而与心灵无关的炽热的冲动的感情”——所迷惑，那就会存在爱情发生变化的一种危险。但是，既然他爱她们的高尚的心灵和美好的感情，那么就什么都不能损害这种“纯朴而微妙的关系”。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过去他所知道的爱情及其“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他心坎上打上了烙印（看来这就是对玛丽亚·沃叶柯夫的清晰回忆）。但是，这种爱情纯属双料的利己主义。 不，我的使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是一个现代的人物。上帝已经在我的心上写下了概括我全部生命的圣辞：“他不应为自己而活着”。我打算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我决不辜负它。能为这种神圣的目的而牺牲一切——那就是我唯一的抱负…其他的幸福我是无份的。 这样，在确定了自己的感情界限之后，他恳求贝叶尔姐妹把他当作知己。娜塔丽一定会“向他倾诉自己的悲伤，并从中寻求力量和忠告”。但是，因为担心这种劝诫会被理解为只是对一个人说的，所以也要请求亚历山德拉“和他共享她开阔的胸怀和感情”。写上了这句既友好又保险的话以后，米哈伊尔结束了他的又一次说教。贝叶尔一家去乡间消夏，这样，前几个月不愉快的情绪也就告一段落了[8]。 1835年夏天，米哈伊尔主要是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的。7月间他写信给斯坦凯维奇的朋友埃弗莱莫夫，他们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信中写道： 如果意志是由神圣的感情和思想来表达的话，那么，它就是人的主要本质。但是，我们的意志仍未得以发展，它尚未摆脱十八世纪那种令人窒息的、充斥着放荡和诈骗的束缚，也未摆脱酈俗和自命高尚的愚妄行为，更未摆脱对一切高尚的东西持怀疑的态度以及对地狱可鄙的恐惧…不，我们还不属于十九世纪。我们只不过处于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转折时期，处于一种令人苦恼的境地，处于两种势不两立观点互相抵消的间歇时期…发展我们的意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当我们能够说：“我希望的就是上帝希望的”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幸福。那时我们的苦难就会终止。只有到那时，我们才配得到它们。 这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所集中的意志力量尚不足以发现其使命，但他早已将意志和神圣的目标合二为一了[9]。 10月中旬，埃弗莱莫夫和斯坦凯维奇本人来普列姆希诺庄住了十天。斯坦凯维奇似乎曾指望会有机会使他对吕波夫·巴枯宁那种令人烦恼而又着怯的感情有一个结局，但希望落空了。要想使吕波夫表明自己的心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斯坦凯维奇也没有勇气采取主动。这次来访虽使吕波夫的感情受到了挫伤，但却大大地有益于米哈伊尔。他们是春天在莫斯科开始相识的，后来逐渐成为密友。虽然米哈伊尔敏捷机灵的头脑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不是靠看书丰富起来的，但是，他却陶醉于斯坦凯维奇涉猎德国形而上学新领域的事迹。最后，米哈伊尔浪漫派的理想主义总会找到一个扎实的哲学基础。 斯坦凯维奇研究形而上学主要是研究溺于空谈与伤感的谢林。谢林把自然、人类和历史视为“绝对”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与基督教上帝是一致的。大约就在去普列姆希诺庄作客的时候，斯坦凯维奇开始意识到需要学一些更为实在的东西。于是，他就研究康德。精通这位当代哲学创始人的著作的必要性，是他在普列姆希诺庄作客十天里多次热烈讨论的主题。斯坦凯维奇回莫斯科后第一个行动就是送米哈伊尔一本《纯粹理性批判》。整个11月份，这两位友人，一个在莫斯科，另一个在普列姆希诺庄，开始研究康德哲学体系。几乎每天都通信交换看法。关于这件事，只有斯坦凯维奇的信件保存下来了。 甚至连斯坦凯维奇也发现这件事不容易。“我崇拜康德，”他写道，“虽然他时常使我感到头痛。”很明显，他担心米哈伊尔由于不熟悉德国形而上学的术语而半途而废。他要他的这位学生每天花在康德的研究上不要超过三小时，加强了对其中难点的解释，又在莫斯科搜集德文和法文的注释本。米哈伊尔鼓足勇气坚持下去，并向他的朋友保证说，“不吃透康德的精神决不罢休”[10]。 米哈伊尔和父亲的关系又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然而也是巧合的危机，使他的研究工作中断了。好几个月——自他从部队开小差——以来，家庭一直充满着安宁的气氛。亚历山大·巴枯宁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过去的一切是不可挽回了，因为在米哈伊尔解职被正式宣布以前，不可能对将来作出什么安排。因此，他也不理会这件事情。这时，他对米哈伊尔的略有哲人风度的爱好嗤之以鼻，认为他也许会带着姐妹们一起出去跳舞，而不是象第欧根尼一样，埋头读书和吸烟。但是，当正式手续于12月办完、米哈伊尔获得自由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11]。 亚·巴枯宁对这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一个贵族兼地主的儿子不论文武总是要担任公职的，这才是唯一荣耀的甚至是保险的职业。既然习武这条路走不通，那就理所当然地要选任文职。几个月前，米哈伊尔似乎同意这种安排。但是，从那时起，他对于世界使命的看法已深深扎了根。斯坦凯维奇利用他耳朵软的特点，对他灌输了治学优于仕途生涯的思想。德国哲学不仅是所有知识的总结，而且有一天会有必要到柏林去寻求这种知识。就在上个月，斯坦凯维奇还在给他朋友的信中重复了熟悉的词语“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其时，莫斯科的学生生活是快乐的。米哈伊尔上次去时，由于无知，只不过是稍有领略。把自己关在官吏的办公室里，审阅行政文件，而不能阅读虽然难懂，但却令人陶醉的康德的著作，那是不可想像的[12]。 1836年新年，全家在特维尔省城团聚时，危机到了严重的关头。这个年轻人的军旅生涯并无可以赞誉之处，但是，特维尔省的省长托尔斯太伯爵是他们家的世交，答应在他主管的部门中给米哈伊尔找个职位。对这种好意的帮助自然不好拒绝。亚·巴枯宁因为年事日高，又可能随时失明，所以性情越发急躁。米哈伊尔则避而不谈。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他整整一个星期都“借酒浇愁”，甚至还想到过自杀，连身体都弄垮了。他没有勇气，也不忍心去与父亲或那位伯爵作对，甚至对他姐妹们也一言不发。他突然去莫斯科，从那儿写信给他父亲说，他拒绝选择任何仕途生涯，决心要从事哲学研究，愿在这期间当一个数学教员来谋生度日[13]。 亚·巴枯宁已年近古稀，体力日渐衰弱。长子应随时准备代他料理家务，分担责任。他自己认为从来就不是一个严父。他曾替儿子偿还过在炮兵学校的债款；忍受过他反对雷纳的不从父命的行为。总的来说，他对儿子尔后的冒犯行为总是宽大为怀的。但是，儿子受军事教育时搞得-一团糟，竟然当了逃兵，还傲慢无理地拒绝父亲多方尽力为他谋就的舒适职务，要在莫斯科住下去，那里既无谋生之道，又无前程，更无确定职业，这是他从未遇到过、无法忍受也是不能理解的事。 亚历山大无可奈何地提笔写信给米哈伊尔： 我已收到你从莫斯科的来信，知道你仍然鬼迷心窍，不愿回头。你的出走使我吃惊，更使我痛苦。真正的哲学并不存在于空幻的理论和空洞地文字游戏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家庭、对社会以及对国家都要承担普通的义务之中。你对这些义务满不在乎，却去胡思乱想，侈谈什么可以补偿你一切的“精神生活”，时至今日还不能自拔。你的郁闷不乐是你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闲逸生活的必然结果；也是你良心不安的必然结果。我从来不是一个专横的人。你要是顺从我的心愿，那就值得称赞，并且对你大有裨益；若是要我附和你的心愿，同意你那不可理解的行为准则，那将是荒唐可笑的。你要是果真还能回心转意，出路还是有的，那就是：反躬自问，恢复理智，毫无二意地做个孝子。只要你再听话，可以既往不咎。还是相信你瞎眼的父亲，而不要相信你那瞎眼的…你叫它什么都行。这就是我最后的话。 亚历山大尽管雄辩，其结果也和大多数父亲的劝告一样。米哈伊尔仍然呆在莫斯科，几星期后写信给瓦瓦娜说： 爱之所在就无所谓义务，义务是把爱排除在外的。而排除爱的任何东西都是下流的和卑鄙的。对我来说，父母并不存在，我不承认我有父母，我不需要他们的爱[14]。 [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386页。 [2]德国作家、德国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诺瓦利斯（1772—1801）在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亨利·冯·奥夫特丁根》里，描写主人公终生追求一朵神秘的蓝花，反映出作者的神秘主义思想。——译注 [3]蒂克（1733—1853），霍夫曼（1776—1822）和让·保尔·李希特尔（1763—1825）均为德国作家。——译注 [4]施勒格尔（1767—1845），德国诗人，反动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5]《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239—244页；施勒格尔：《理想》，第127页。 [6]《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221，254—255页。 [7]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52—157页。 [8]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165—173页。 [9]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74—175页。 [10]《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336，576—597页。 [1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7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404—405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89，161页。 [12]《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572、581页。 [13]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11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398页。 [14]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41—14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23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信（1917年9月27日〔10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信（1917年9月27日〔10月10日〕）致斯米尔加同志。我想利用这个好机会比较详细地谈一谈。1整个政局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已经向政府宣战。但是，政府拥有军队并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准备（显然，克伦斯基正在大本营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商谈派军队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问题，而且是在认真地商谈）。而我们在做什么？只是通过决议。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在确定“日期”（定于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拖延难道不可笑吗？指望这个难道不可笑吗？）。布尔什维克没有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为推翻克伦斯基准备好自己的军事力量。事态完全证明我在民主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即党应当把武装起义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建议是正确的［注：见本卷第232—234、235—241页。——编者注］。事态逼迫我们这样做。历史使军事问题在目前变成了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我担心，布尔什维克忘掉这一点，而迷恋于“当前问题”，迷恋于眼前的琐碎问题，“希望”“巨浪把克伦斯基冲垮”。存这种希望是很幼稚的，这简直是在“碰运气”。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这可能是犯罪。我认为，必须在党内进行鼓动，让大家认真对待武装起义，为此应当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寄给彼得格勒人和莫斯科人。2下面谈谈您的任务。目前看来，我们能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能在军事上起重大作用的唯一力量，就是芬兰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我认为您应当利用自己的崇高地位，应当把所有琐碎的例行公事交给助手和秘书去做，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决议”上，而要集中全副精力做好芬兰陆军＋海军的军事准备工作，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应当建立一个由最可靠的军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同他们进行周密的讨论，收集（并亲自核对）关于彼得格勒郊区和市区军队的编制和布防、关于芬兰部队向彼得格勒的调动、关于舰队的动向等等的精确情报。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变成可笑的傻瓜，就会只有一些漂亮的决议和苏维埃，而没有政权！！我认为你们有可能挑选出真正可靠、真正内行的军事人员，巡视伊诺[95]和其他最重要的据点，认真估计和研究情况，而不要相信那些在我们这儿到处可以听到的大话空话。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允许从芬兰调出部队。宁可什么都干，宁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以便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今天的报上说，再过两星期，登陆的危险性就会等于零。这就是说，你们进行准备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3其次，应当利用芬兰的“政权”，对驻在当地的哥萨克进行有系统的宣传工作。克伦斯基之流害怕他们“布尔什维克化”，故意把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从维堡调出，令其驻扎在维堡和泰里约基之间的乌西基尔科和佩尔克亚尔维，即与布尔什维克隔离的安全地带。应当研究关于哥萨克布防的一切情报，并派遣由芬兰水兵和士兵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鼓动队到他们那里去。这是必要的。为了散发宣传品也需要这样做。4其次，无论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您的地位非常优越，因为您能马上开始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趁那里事情还没有头绪，立即在你们那里结成这样的联盟，组织印制传单的工作（请说明，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为了把传单运到俄国来，哪些技术工作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务必使每一个农村鼓动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目前社会革命党人的“招牌”在农村里很吃香，因此，应当利用你们的好机会（你们那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利用这块招牌，在农村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使农民同工人而不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5我认为，为了使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准备，应当立即广泛宣传这样的口号：政权应当立即转交给彼得格勒苏维埃，再由彼得格勒苏维埃转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何必再忍受三个星期的战争和克伦斯基进行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准备”呢？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芬兰宣传这个口号，只会带来好处。6既然您主持芬兰的“政权”，那就再请您担负一项虽然很平凡，但极其重要的任务：安排从瑞典秘密运送宣传品的工作。如果不做到这一点，那么谈论“国际”就都是空谈。安排这项工作是完全可能的：第一，可以在国境线上建立由士兵组成的我们自己的组织；第二，假如这个办法不行，至少可以布置一个可靠的人经常到某地去旅行，我已经在该地依靠某人的帮助着手安排运送工作，所谓某人，就是在我进入赫尔辛福斯以前在他那里住过一天的那个人[96]（罗维奥认识他）。也许，要接济一点钱。请务必把这件事安排好！7我想，我们应当面谈一下这些问题。您用不到一昼夜时间就可以来一趟，如果您来只是为了和我会面，那请先叫罗维奥打电话问胡顿宁：罗维奥的“小姨子”（“小姨子”＝您）能不能见到胡顿宁的“姐姐”（姐姐＝我）。因为我也可能突然离去。务必给我一个回信，说明此信（请把信烧掉）已经收到，回信交给带信给罗维奥的那个同志，他很快就要回来。考虑到我可能要在这里逗留很久，所以必须把我们的通信工作安排好，您能帮助做好这件事，只须把信件交给铁路员工，信封上写给维堡苏维埃（而信内写给胡顿宁）就行了。8请您通过该同志带给我一张证明（尽可能正式一点：用区域委员会信笺，由主席签字，盖上公章，或者打字，或者写得很工整），上面用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的名字，说明区域委员会主席保证这位同志可靠，请维堡士兵代表苏维埃及其他所有苏维埃充分信任这位同志并给以协助和支持。我需要这个东西以防万一，因为很可能发生“冲突”和“遭遇”。9您那里有没有莫斯科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文集[97]？请在赫尔辛福斯无论谁那里找一下，也请那位同志带给我。10请注意，罗维奥是一个好人，但又是一个懒汉。应当督促他，一天要提醒他两次。否则他是不会办的。此致敬礼康·伊万诺夫载于1925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64—268页注释：[95]伊诺炮台位于俄国芬兰边境，和喀琅施塔得同为拱卫彼得格勒的军事要地。——[259]。[96]指芬兰议会议员卡·维克。1917年8月，列宁在去赫尔辛福斯的途中，曾到马尔姆车站他的别墅逗留一天。——[262]。[9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1917年出版的文集《修改党纲的材料》。文集载有弗·巴·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见本卷第344—372页）中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文章。——[263]。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1917年9月22—24日〔10月5—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政论家札记（1917年9月22—24日〔10月5—7日〕）我们党的错误1917年9月22日星期五对所谓民主会议的意义愈深入思考，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常言道，旁观者清）对民主会议愈仔细观察，就会愈加确信，我们党参加这个会议是犯了错误。本来应当抵制这个会议。也许有人会说，分析这种问题有什么益处呢？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但是，这样反对提及昨天的策略显然没有道理。我们向来都谴责，并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谴责“过一天算一天”的策略。我们取得一时的成功是不够的。我们只有一分钟或一天的计划也是不够的。对一连串的政治事件，我们应当从它们的整体上，从它们的因果关系和结果上加以研究，以此来不断地检验自己。我们分析昨天的错误，这样就可以学会避免今天和明天再犯错误。目前在国内，一场新的革命，另一些阶级（不同于实现了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的那些阶级）的革命，显然在日益成熟。当时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同英法金融资本勾结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现在正在成熟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即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英法金融资本、反对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机构的革命。现在我们不谈那些证明新的革命日益成熟的事实，因为根据我们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的文章来判断，党已经说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新的革命日益成熟，看来是全党公认的现象。当然，有关新革命成熟的材料还需要综合起来，但是这应该是写其他文章的题目。目前更重要的是，充分注意新的革命和旧的革命之间的阶级差别，充分注意从这一基本现象，即从阶级对比关系的角度对政治时局和我们的任务作出估计。在第一次革命中，先锋队是工人和士兵，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先进阶层。这个先锋队不仅带动了许多不可靠的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我们都还记得孟什维克和劳动派分子在共和制问题上的动摇），而且带动了主张君主制的立宪民主党，自由派资产阶级，从而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变成了共和派资产阶级。为什么能有这种转变呢？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经济统治就是一切，至于政治统治的形式，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资产阶级在共和制度下照样可以统治，这种政治制度不会因政府的成分或执政党的成分和组合发生任何变化而触犯资产阶级，就这点来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共和制度下甚至更加稳固。当然，资产阶级拥护过而且还会拥护君主制，因为君主制机关那种采用比较粗暴的军事手段对资本的护卫，一切资本家和地主都看得更清楚，感到“更贴近”。但是，在“来自下面的”强大压力下，资产阶级总是处处“容忍”共和制，只求保住自己的经济统治。现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即大多数人民与资产阶级和“盟国的”（以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形成了这样的关系，以致“带动”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了。不仅如此，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以及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中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显然都反对新的革命。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因此现在不需要再加以说明。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先生们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发生变化。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现在站在“街垒两边”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些阶级了。这是主要之点。正是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谈论新革命的科学根据；如果纯粹从理论上推论，抽象地研究问题，那么只要在资产阶级召开的立宪会议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分子占了多数，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党占了多数，新的革命就可以合法地进行。阶级间客观的相互关系、各阶级在这种类型的代议机关内外的作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的高涨或者低落、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这两种手段的相互关系，这都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客观情况，必须估计到这些情况，才能不是随意地，不是凭自己的“好感”，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决定抵制或者参加的策略。我们革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应当怎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抵制问题。为什么抵制布里根杜马[94]是正确的策略呢？因为抵制符合发展中的社会力量的客观对比关系。它是为日益成熟的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提出口号，当时旧政权为了引诱人民离开革命，正在拼凑妥协的、伪造得十分拙劣的、因而前途不可能真正同议会制度“挂钩”的机关（布里根杜马）。当时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议会外斗争的手段比较有力。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正确的、估计到客观形势的策略，就是根据这些因素制定的。为什么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策略是错误的呢？因为这一策略依据的只是抵制口号的“鲜明性”，只是人们对六三“牲畜栏”赤裸裸的反动性的厌恶。而客观形势却是：一方面，革命十分低落，并且在继续低落。为了将革命推向高潮，我们在议会里面的（即使是“牲畜栏”里面的）据点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当时议会外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手段几乎没有，或者十分无力；另一方面，第三届杜马赤裸裸的反动性，并没有妨碍杜马成为体现实际的阶级关系的机关，即由斯托雷平把君主制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机关。国家不得不经受这种新的阶级关系。参加第三届杜马这一正确估计到客观形势的策略，就是根据这些因素制定的。只要仔细想一想这些经验教训，想一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处理抵制或参加的问题的条件，就会深信，参加“民主会议”、“民主苏维埃”即预备议会的策略是完全错误的。一方面，新的革命正在成熟。战争正在升级。议会外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手段多得很。这个预备议会的“议会”讲坛作用微不足道。另一方面，这个预备议会并不代表任何新的阶级关系，也不是为它“服务”的；例如，拿代表农民这一点来说，它不如现有的机关（农民代表苏维埃）。预备议会实质上完全是一种波拿巴式的伪造。这样说不仅是因为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一帮卑鄙龌龊的党徒伙同克伦斯基之流弄虚作假，伪造了这个策列铁里的布里根杜马的成员，而且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是因为预备议会的唯一用处是欺骗群众，愚弄工人和农民，引诱他们离开新的日益发展的革命，给旧的、早已试验过的、破烂不堪的同资产阶级的“联合”披上新外衣（也就是资产阶级把策列铁里先生之流变成帮助他们驱使人民服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小丑），来蒙蔽被压迫阶级。1905年8月，沙皇对他的农奴主－地主说：现在我们力量很弱。我们的政权不稳。工人和农民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必须哄骗那些“大老粗”，用甜言蜜语引他们上钩……现在的“沙皇”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对立宪民主党人、无党派的季特·季特奇、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之流说：现在我们力量很弱。我们的政权不稳。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必须哄骗民主派，为此，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革命民主派领袖”，我们亲爱的朋友策列铁里们和切尔诺夫们从1917年5月6日就穿起来欺骗人民的那套小丑服装，必须换一换颜色。用“预备议会”这种甜言蜜语不难引他们上钩。1907年6月，沙皇对他的农奴主－地主说：现在我们强大了。工人和农民革命的浪潮不断低落。但是，再按老一套办法我们就无法维持下去，单靠欺骗是不够的。要制定新的农村政策，要同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同资产阶级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的联盟。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抵制策略的客观根据，以及这一策略同阶级关系的联系，可以设想1905年8月、1917年9月和1907年6月这样三种情况。压迫者总是要欺骗被压迫阶级的，但是，这种欺骗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决不能只根据压迫者欺骗人民这一点来制定策略；确定策略时，应当从整体上分析阶级关系以及议会外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发展。参加预备议会的策略是错误的，这一策略不符合客观的阶级关系，不符合当前的客观条件。本来应当抵制民主会议，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都犯了错误，但错误并不等于欺骗。只要我们真诚地愿意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认真地考虑策略的客观根据，我们就一定会改正错误。应当抵制预备议会。应当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去，到工会中去，总之应当到群众中去。应当号召他们进行斗争。应当给他们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预备议会，解散这个策列铁里的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们提出的把政权和平地转交给苏维埃的妥协办法（当时我们在苏维埃中还没有占多数），他们又滚到卑鄙无耻地勾结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打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一切革命组织中赶出去！不要同基什金之流的这些朋友，科尔尼洛夫派地主和资本家的朋友进行任何谈判！不要同他们有任何来往！9月23日星期六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张失败了。抵制万岁！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容忍也不应当容忍参加的主张。参加一个会议的党团不是党的最高机关，即使是最高机关的决定，也要根据实际生活的经验重新审议。无论如何要让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党的紧急代表大会对抵制问题作出决定。现在就应当把抵制问题作为代表大会选举和党内一切选举的纲领。应当吸引群众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让觉悟的工人自己来抓这件事，进行讨论，并对“上层分子”施加压力。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现在还不晚，应当拿出全部力量来进行斗争，捍卫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路线。在我们党的“议会”上层分子中间，并不是一切都令人满意的；工人们应当对他们多加注意，多加监督，应当更严格地确定议会党团的职权。我们党的错误是很明显的。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9月24日星期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到10月20日召开。以目前的俄国生活节奏看，这简直等于无限期地拖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4月20—21日以后演过的滑稽剧，又在重演了。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57—263页注释：[94]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谘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谘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53]。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1917年9月17日和23日〔9月30日和10月6日〕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89]（1917年9月17日和23日〔9月30日和10月6日〕之间）所谓的民主会议结束了。谢天谢地，又演完了一出滑稽剧。既然我国革命命中注定要演出若干出滑稽剧，我们现在总算又前进了一步。要正确地估计这个会议的政治结果，就必须根据客观事实弄清会议确切的阶级意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两个执政党进一步分化；它们在革命民主派中丧失多数已是有目共睹；无论克伦斯基先生的还是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先生等人的波拿巴主义，彼此已进一步结合起来，暴露出来了，——这就是这个会议的阶级意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失去了多数。因此他们只好进行伪造：他们违背自己提出的3个月后召开新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保证，逃避向选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报告工作，而去伪造“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召开以前就指出了这种伪造行为，会议的结果也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话。李伯尔唐恩[90]之流以及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先生之流，看到自己在苏维埃中的多数逐渐消失，于是就去进行伪造。他们提出这样的论据，说合作社“在所有民主组织中是已经起着很大作用”的组织，“正常”选出的城市代表和地方自治机关代表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十分虚伪的人才会郑重其事地提出这种不攻自破的论据。第一，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各苏维埃选出来的，它逃避向后者报告工作，不履行职责，那就是玩弄波拿巴式的骗术。第二，苏维埃是革命民主派的代表，那是因为参加苏维埃的都是愿意从事革命斗争的人。苏维埃并没有对合作社派[91]和市民关上大门。曾经主持苏维埃的也就是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谁要是始终仅仅留在合作社里面，仅仅局限于城乡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那他就是甘愿退出革命民主派的行列，不是把自己列入反动民主派，就是把自己列入中间民主派。谁都知道，现在参加合作社工作和地方自治工作的，不仅有革命者，而且还有反动分子。谁都知道，把某些人选入合作社和地方自治机关，主要是为了进行不涉及政治全局的、没有一般政治意义的工作。企图偷偷地取得《统一报》的拥护者和“无党派”反动分子的援助，这就是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伪造这个会议的目的。他们的伪造也就在这里。使他们同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结合起来的他们的波拿巴主义就表现在这里。实质就是，在假装遵守民主的幌子下盗窃民主。尼古拉二世可说是盗窃民主的大盗：他召集过好多代议机关，但是他给地主的代表权，要比给农民的多一百倍。而现在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则是盗窃民主的小偷：他们召开了“民主会议”，在会议上不论工人或者农民，都理由充分地指出他们的代表权遭到了削减，指出名额分配得不合比例、不公平，偏袒了最靠拢资产阶级（和最靠拢反动民主派）的合作社派分子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人员。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切尔诺夫之流的先生们同广大贫苦的工人和农民决裂了，他们离开了这些群众。他们靠伪造来挽救自己，“他们的”克伦斯基也是靠这一套来维持的。阶级的分野愈来愈明显。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出卖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们党内的抗议声日益强烈，酝酿着公开的分裂。领袖们依靠的是少数人，这是违反民主原则的。因此，他们必然要进行伪造。克伦斯基这个波拿巴主义者日益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他过去被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我们知道，他不仅是一个“为了作广告”由劳动派分子变成的“马尔托夫式的”社会革命党人。他还是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这位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普列汉诺娃太太”或者说社会革命党《日报》中的“波特列索娃太太”的信徒。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波特列索夫之流是所谓“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所谓“右”翼，克伦斯基就属于这一翼，而这个右翼同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克伦斯基受到立宪民主党人的称赞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奉行他们的政策，背着人民同他们磋商，同罗将柯磋商，克伦斯基已经被切尔诺夫以及其他跟科尔尼洛夫的朋友萨文柯夫一鼻孔出气的人揭穿了。他是偶然同科尔尼洛夫闹翻、现在还继续同别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结成极亲密联盟的科尔尼洛夫分子。这是事实。无论是萨文柯夫和《人民事业报》所泄漏的情况，还是克伦斯基同打着“工商业阶级”的招牌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继续玩弄的“更换阁员”的政治把戏，都证实了这一点。偷偷地勾结科尔尼洛夫分子，偷偷地勾结“盟国”帝国主义者（通过捷列先科之流），偷偷地拖延和抵制立宪会议的召开，偷偷地欺骗农民，为罗将柯即地主们效劳（把粮价抬高一倍），——这就是克伦斯基实际上所进行的活动。这就是他的阶级政策。这就是他的波拿巴主义。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以及切尔诺夫之流为了在会议上掩盖上述种种事实，就不得不伪造这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参加这个可耻的伪造的会议，参加这出滑稽剧的理由，完全同我们参加第三届杜马的理由相同：既要在“牲畜栏”里捍卫我们的事业，又要从“牲畜栏”里取得揭发的材料来教育人民。不过这里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召集第三届杜马的时候革命显然处于低潮，而现在新的革命显然正在高涨。遗憾的是我们还不大知道这次高涨的规模和速度。※※※我认为扎鲁德内的演说是民主会议上一个最典型的插曲。他说，克伦斯基“刚一暗示”改组政府，所有的部长马上就提出辞职。天真的、象三岁小孩子一样天真的（如果只是天真倒还好）扎鲁德内接着说：“虽然我们辞职了，但是第二天就把我们找去，同我们磋商，最后还是把我们挽留下来了。”“全场大笑”，官方《消息报》是这样报道当时的情形的。他们真开心，这些打着共和派的旗号，参与用波拿巴手法欺骗人民的人！要知道我们都是革命民主派，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扎鲁德内说：“最初，我们听到两件事：努力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和促进符合民主原则的和平。关于促进和平，在我当临时政府成员的一个半月里，我不知道临时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我没有看到一点动静。（鼓掌，有人喊道：“什么也没有做。”——《消息报》注）我曾以临时政府成员的身分询问过这件事，但是没有得到答复……”根据官方《消息报》的报道，扎鲁德内是这么说的。民主会议默默地听着，容忍了这样的事情，没有打断他的发言，没有中断会议，没有人站出来把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成员赶走！这怎么可能呢！这些“革命民主派”是竭力庇护克伦斯基的！先生们，好极了，可是这样一来“革命民主派”的概念同奴仆、无耻之徒的概念又有什么区别呢？无耻之徒在“他们的”那位极端天真或者极端愚蠢的部长向他们报告克伦斯基怎样赶走部长们（为了背着人民同科尔尼洛夫分子商谈，“不让别人看见”）的时候哈哈大笑，这是很自然的。奴仆们在“他们的”那位听了空泛的和平词句信以为真，而不了解这些词句的虚伪性的部长，承认他自己问过关于争取和平的实际步骤而没有得到答复的时候，都保持沉默，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奴仆们本来就该这样——听任政府愚弄。可是这哪里谈得上革命，哪里谈得上民主呢？？如果革命士兵和工人产生以下想法，恐怕并不奇怪，他们会想：“要是亚历山大剧院的天花板塌下来，把这班卑鄙无耻的家伙统统砸死，那该多好。这些家伙，在人家明明白白地向他们说明，克伦斯基之流怎样用空谈和平来愚弄他们的时候，他们竟会一声不吭；在他们自己的部长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说明，更换阁员是一出滑稽剧（掩护克伦斯基同科尔尼洛夫分子进行勾结）的时候，他们竟会哈哈大笑。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些朋友，至于敌人，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些妄想充当革命民主派领袖的人物，至于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分子；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说到这里，我要谈谈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在这种时候只是喝倒采，那显然是错误的。人民已经吃尽了动摇和拖延的苦头。不满情绪显然日益增长。新的革命就要到来。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之流等等反动民主派的用意就是用滑稽剧式的“会议”来转移人民的注意力，用这出滑稽剧来“缠住”人民，割断布尔什维克同群众的联系，让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去干无聊的事情，坐在那里听扎鲁德内之流的演说！不过，扎鲁德内之流比其他人还诚实一些！！布尔什维克为了不落入圈套，不让人们用这次会议来转移人民对重大问题的注意，本来应当退出会议以示抗议。布尔什维克应当从自己的136名代表中留下两三个人“通风报信”，用电话通知什么时候结束了令人讨厌的空谈，开始进行表决。但是，布尔什维克决不应当让这种显然无谓的事情，让显然是为了削弱日益高涨的革命而用无聊把戏来欺骗人民的明显的骗局缠住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都应当到工厂和兵营中去，这是来自全俄各地的代表听了扎鲁德内的演说、看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腐朽透顶之后真正该去的地方。在那里，在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应该召开千百次的会议，讨论、座谈这次滑稽剧式的会议的教训。这次滑稽剧式的会议显然只是给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一再拖延的机会，显然只是使他便于玩弄各种“更换阁员”的新把戏。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不是“立宪的”）紧要关头，对议会活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很明显的：由于科尔尼洛夫叛乱，历史发生了一个非常急剧的转变。党在这一转变中没有跟上历史飞快的发展速度，使自己一时陷入了可耻的清谈馆的圈套。本来应当把百分之一的人力用于这个清谈馆，而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力用于群众。既然这一转变要求我们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妥协的建议（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这一转变的要求），那就应当明确、公开、迅速地这样做，以便立刻估计到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的朋友们很可能拒绝同布尔什维克妥协。在民主会议召开的前夕，《人民事业报》和《工人报》的一些文章已经表示拒绝妥协。本来应当一分钟也不迟延，尽可能正式、公开、明确地对群众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已经拒绝我们提出的妥协，打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工厂和兵营的这种口号声中，民主会议可能会“嘲笑”扎鲁德内的天真！这种迷恋于“民主会议”及其环境的气氛，显然是由各个方面造成的。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错误在于，他写到公社时含糊其词（至少是含糊其词），照他说来，似乎公社即使在彼得格勒取得了胜利，也可能象1871年在法国那样遭到失败。这是绝对错误的。公社在彼得格勒取得胜利之后，也会在全俄国取得胜利。他的错误还在于，说布尔什维克提出按比例组成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是好的。如果让策列铁里之流的先生们按这样的比例参加，革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里就永远办不成任何有益的事情，因为容许他们，就是剥夺自己进行工作的可能，就是葬送苏维埃的工作。加米涅夫同志的错误在于，他在民主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贯穿着纯粹“立宪的”精神，提出了信任还是“不信任”政府这样可笑的问题。如果在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出《工人之路报》[92]和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93]早已说过的关于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的真实情况，那为什么不引用这两家报纸的言论，向群众证实这个会议根本不愿意倾听关于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的真实情况呢？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团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扎鲁德内发表了演说，局势明朗化以后，还派人到这样的会议上去发言。何必对克伦斯基的朋友们白费唇舌呢？为什么要把无产阶级的力量转移到滑稽剧式的会议上去呢？为什么不把那些代表团十分和平地、合法地派到各兵营和最落后的工厂里去呢？这比去逛一趟亚历山大剧院，跟同情《统一报》和克伦斯基的合作社派交谈，要有益、紧迫、重要和实在百万倍。十个觉悟了的士兵或者落后工厂的十个觉悟了的工人，要比李伯尔唐恩之流所伪造的各代表团的一百个代表重要一千倍。利用议会活动（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决不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腐败的代表身上，而是拿腐败的事例去教育群众。为什么这些无产阶级代表团不这样“利用”民主会议，譬如说，印两幅说明民主会议是一出滑稽剧的宣传画，并且张贴到各兵营和各工厂里去呢？一幅画着戴着小丑圆筒帽的扎鲁德内，在台上手舞足蹈地唱着小调：“克伦斯基撤了我们的差，克伦斯基又把我们挽留下来。”台下的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和一个跟李伯尔、唐恩手挽着手的合作社派分子，笑得前仰后合。标题：《他们真开心》。另一幅画：同一个扎鲁德内对同样的听众说：“关于和平的事情我询问了一个半月，我没有得到答复。”听众沉默不语，摆出一副“办国事的严肃”面孔，其中策列铁里特别严肃，他悄悄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好一个笨蛋扎鲁德内！这样的傻瓜只配送大粪，哪配当部长！他是一个联合的拥护者，却比一百个布尔什维克更有害地破坏了联合！身为部长，却没有学会用部长的口吻说：一个半月以来，我一直注视争取和平的运动的发展，我深信在有了斯德哥尔摩的伟大思想之后，联合一定会使这一运动取得彻底的胜利，如此等等。要是这样的话，《俄罗斯意志报》也会把扎鲁德内当作俄国革命的英雄加以赞扬的。”标题：一群男娼的“革命民主”会议。本文写于民主会议闭幕之前，第一句话应该改动一下，例如改成“实际上结束了”等等。载于1917年9月24日（10月7日）《工人之路报》第19号（非全文）全文载于194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48—256页注释：[89]《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一文在1917年9月24日（10月7日）《工人之路报》第19号上发表时，文中批评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民主会议问题上的错误以及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的错误的部分被删去，标题也被改为《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删去的文字是：（1）从“如果革命士兵和工人产生以下想法，恐怕并不奇怪”到“至于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分子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见本卷第246页）；（2）从“布尔什维克应当从自己的136名代表中留下两三个人”到“欺骗人民的明显的骗局缠住自己”（同上，第247页）；（3）从“这次滑稽剧式的会议显然只是”到“要有益、紧迫、重要和实在千百万倍”（同上，第247—249页）；（4）从“为什么这些无产阶级代表团”到全文结束（同上，第249—250页）。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一文的第6节中说，中央机关报删去了他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内容（同上，第278页），显然首先是指这件事。——[242]。[90]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242]。[91]合作社派指合作社工作者。在俄国，合作社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到1917年1月，俄国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63000个，社员2400万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3月25—28日（4月7—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合作社代表大会表示赞同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9月，资产阶级合作社派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的工作。十月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拒绝同苏维埃政权合作，遭到了中、下层合作社人员的反对。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革命前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逐步转变为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243]。[92]《工人之路报》（《РабочийПут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17年9月3日—10月26日（9月16日—11月8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查封的《真理报》。该报共出了46号。从10月27日（11月9日）起，《真理报》用本名继续出版。——[248]。[93]《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稍后也是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3月7日（20日）—1918年3月15日在莫斯科出版，总共出了292号。在不同时期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伊·布哈林、米·斯·奥里明斯基、恩·奥新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阿·亚·索尔茨、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1918年3月，由于苏维埃政府和俄共（布）中央由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同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合并。——[249]。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散布一种机会主义的谎话，说什么准备起义以及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布朗基主义”。这是这些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曲解。机会主义的首领伯恩施坦由于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早已弄得声名狼藉，现时的机会主义者又叫喊什么布朗基主义，其实他们一点也没有翻新和“丰富”伯恩施坦的贫乏“思想”。马克思主义者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竟有人因此而诬蔑他们是布朗基主义！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样曲解真理更令人气愤的吗？因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正是马克思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肯定、最准确、最无可争辩，正是他把起义叫作艺术，他说，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须赢得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不停地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如此等等。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为什么应当承认正是在目前这个时机我们党必须承认起义已经被客观事变进程提上日程，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呢？要证明这一点，也许最好使用比较法，把7月3—4日的情形和9月间的情形作一对比。在7月3—4日，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而并不违背常理：夺取政权可能更正确些，因为敌人反正会指控我们搞暴动，把我们当作暴动者来惩办。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当时就该夺取政权的结论，因为当时还不具备起义获胜的客观条件。（1）当时作为革命先锋队的阶级还没有跟我们走。当时我们在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中间还没有获得多数。现在我们已经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多数。这种多数只是经过了7月和8月的事变，经过了“惩办”布尔什维克和科尔尼洛夫叛乱才形成的。（2）当时还没有全民的革命高潮。而现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已经有了这种高潮。外省的情形和许多地方苏维埃掌握政权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3）当时在我们的敌人中间以及在三心二意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没有发生关系政治全局的严重动摇。而现在却发生了很厉害的动摇。我们的主要敌人，即协约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因为“协约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脑），开始犹豫了：究竟是战到最后胜利呢，还是实行单独媾和来反对俄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人民中显然失去多数之后，也极厉害地动摇起来，放弃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即不再同他们联合执政了。（4）所以说，在7月3—4日举行起义就会犯错误，因为当时我们无论在实力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权。尽管彼得格勒有时也在我们手中，我们在实力上还是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人和士兵还不会为占领彼得格勒去搏斗，去献身，他们还没有下这样的“狠心”，他们无论对克伦斯基之流或者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都还没有这样切齿痛恨，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经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参与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在7月3—4日的时候，我们在政治上也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军队和外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向彼得格勒进攻。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阶级的大多数，即能够带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现在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因为切尔诺夫退出政府虽然远不是唯一的标志，但是是一个极为明显的标志，说明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联盟（以及从社会革命党人本身）是得不到土地的。而这正是革命能否具有全民性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的党所处的地位也对我们有利，当整个帝国主义以及整个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都发生空前动摇的时候，我们的党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走的道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胜利的保证，因为人民快要完全绝望了，而我们给全体人民指出了正确的出路，我们“在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日子里”向全体人民显示了我们的领导作用，后来我们又向联盟派提出妥协的建议，而且在他们始终动摇不定的情况下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如果现在以为我们的妥协的建议还没有遭到拒绝，以为民主会议还会接受这个建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妥协是由一个政党向其他政党提出来的，不然就没有可能提出来。其他政党已经拒绝了这个建议。民主会议只不过是一个会议罢了。有一点不能忘记，民主会议里并没有大多数革命人民的代表，并没有满腔愤恨的贫苦农民的代表。它是少数人民的会议，决不能忘记这一明显的真理。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就成了十足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常设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现在我们具备了起义胜利的一切客观前提。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有利，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消除一切使人民受折磨的动摇，才能消除世界上这种最折磨人的东西，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立即给农民以土地，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粉碎用单独媾和来反对革命的鬼把戏，才能公开提议迅速缔结更全面、更公正的和约，有利于革命的和约，来粉碎这种鬼把戏。最后，只有我们党在起义中获得胜利，才能拯救彼得格勒。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媾和建议竟遭到拒绝，如果我们连停战都得不到，那时我们就会成为“护国派”，成为各主战政党的首领，成为最“主战的”政党，我们就要以真正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战争。我们将夺取资本家所有的面包和所有的靴子。我们只留给他们一些面包皮，我们要叫他们穿草鞋，我们将把所有的面包和鞋子都送到前线去。那时，我们一定能捍卫住彼得格勒。进行真正的革命战争的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或者精神资源，俄国都还非常丰富。德国人至少会跟我们停战，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而在目前赢得停战，就无异是战胜了全世界。※※※既然我们意识到绝对必须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举行起义来挽救革命，使俄国免遭两个联盟的帝国主义者“单独”瓜分，那么，我们首先应该使我们自己在民主会议上的政治策略适应于日益成熟的起义条件；其次，我们应该证明，我们不是只在口头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思想。我们应该立刻在民主会议中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追求数量，不要怕把动摇分子留在动摇分子的营垒中，他们留在那里要比混在坚决忠诚的战士的营垒里对革命事业更有利。我们应该写一篇布尔什维克的简短的宣言，用最有力的词句着重指出：现在冗长的演说不合时宜，任何“演说”也不合时宜；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挽救革命；绝对必须同资产阶级一刀两断，撤换现政府的全部阁员，同准备“单独”瓜分俄国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完全决裂；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我们的宣言应当以极其简短有力的措词表述上述结论，并且同如下纲领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没收骇人听闻的利润，制裁资本家骇人听闻的破坏生产的行为。这个宣言愈简短愈好，愈有力愈好。在宣言中还必须明确指出极其重要的两点：人民已经吃尽了动摇的苦头，受尽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犹豫不决的折磨；我们必须同这两个政党彻底决裂，因为它们背叛了革命。另一点是：我们要立刻提议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立刻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断绝关系，这样做我们马上就可以赢得停战，或者使整个革命的无产阶级转到保卫国家方面来，使革命民主派在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真正正义的、真正革命的战争。我们宣读了这篇宣言，号召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空话，号召行动起来而不是写决议案，我们就应当把整个党团都派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里才是我们党团工作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的生命线，那里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的源泉，那里才是民主会议的原动力。在那里，我们应该作慷慨激昂、充满热情的演讲来说明我们的纲领，并且这样提出问题：要么是民主会议全盘接受这个纲领，要么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危在旦夕。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团都集中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么我们就能正确估计开始起义的时机。既然要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么我们就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应当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罗巴甫洛夫卡[88]，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成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也不让敌人向城市各中心地点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附近，使它能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通话，如此等等。当然，这都是大概而言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机要继续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革命，就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尼·列宁载于192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42—247页注释：[88]亚历山大剧院是1917年9月全俄民主会议会址，现为列宁格勒普希金模范剧院。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即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隔涅瓦河与冬宫相望，拥有一个大军火库，是彼得格勒的战略要地。沙皇时代是政治犯监狱。现为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分馆。——[240]。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2—14日〔25—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86]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2—14日〔25—27日〕）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说可以，是因为两个首都人民中革命分子这个活跃的多数足以带动群众，战胜敌人的反抗，打垮敌人，夺取政权并且保持政权，是因为布尔什维克通过立即提议缔结民主和约，马上把土地交给农民，恢复受到克伦斯基糟蹋和破坏的民主机构和自由，一定能建立谁也推翻不了的政府。多数人民是拥护我们的。从5月6日到8月31日以及到9月12日这段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多数，是人民倒向我们这一边的结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他们中间国际主义者的力量的增长，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会议并不代表革命人民这个大多数，它只代表妥协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决不要受选举票数的骗，问题不在于选举，不妨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市杜马的选举同苏维埃的选举比较一下。不妨把莫斯科的选举同8月12日莫斯科的罢工比较一下，这才是说明带领群众的革命分子已占多数的客观材料。民主会议欺骗农民，它既不会给农民和平，也不会给农民土地。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府才能够满足农民的要求。※※※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正是现在应当夺取政权呢？因为彼得格勒眼看就要被放弃，而这会使我们的成功机会减少百分之九十九。军队既然由克伦斯基之流领导，我们就无法阻止放弃彼得格勒。也不能“等待”立宪会议，因为克伦斯基之流随时都可能用放弃彼得格勒来破坏立宪会议。只有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才能够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我们的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就要对其他政党的拖延提出控告，并证实这种罪行。英帝国主义者和德帝国主义者单独媾和是应当而且能够阻止的，只是必须赶快行动起来。人民对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摇摆不定已经感到厌烦。只要我们在两个首都取得胜利，就能把农民争取过来。※※※问题不在于起义的“日期”，不在于起义的狭义的“时机”，这只能由那些接近工人和士兵、接近群众的人共同来决定。问题在于，我们党现在在民主会议里事实上有自己的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应该（不管它是不是愿意，但应该）决定革命的命运。问题在于使全党明白我们的任务：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莫斯科区域）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推翻政府的问题提上日程。必须周密地考虑一下，怎样才能在这一方面进行鼓动而又不在报刊上这么说。要记住并且深入思考马克思的关于起义的名言，如“起义是一种艺术”[87]等等。※※※等待布尔什维克得到“形式上的”大多数，这是天真的想法，没有一次革命这样等待过。克伦斯基之流也并没有等待，他们正在准备放弃彼得格勒。正是“民主会议”的可耻的动摇，一定会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弄得忍无可忍！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没有起义的机关吗？有的，那就是苏维埃和民主组织。现在是英国人同德国人单独媾和的前夜，正是现在这种国际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正是现在，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就意味着取得胜利。只要立刻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夺得政权（从哪里开始都可以，这无关紧要，也许，莫斯科甚至可以先开始），我们毫无疑问一定能取得胜利。尼·列宁载于192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39—241页注释：[86]《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是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1917年9月15日（28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两封信，决定于最近期间召开会议来讨论策略问题。列·波·加米涅夫提出了下述决议案：“中央讨论了列宁的信，不接受信中提出的实际建议，号召所有组织只遵循中央的指示，并重申中央认为目前任何上街的行动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中央同时要求列宁同志专门写一本小册子，详细分析他在信中提出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党的政策问题。”决议案被会议否决。——[232]。[87]这句话出自《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恩格斯所写的一组论述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文章。1851年8月初，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因忙于经济学研究工作，转请恩格斯为该报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和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文章寄发之前也都经马克思看过。文章发表时署名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这些文章没有重新出版过。以后出版的一些单行本也都用马克思的名义。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23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1917年9月12日〔25日〕以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1917年9月12日〔25日〕以前）4月初，我在阐明布尔什维克对要不要召开立宪会议这个问题的态度时写道：“应当召开，而且要快些召开。但是保证它召开并且开得成功的条件只有一个：增加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的数量，加强它们的力量；组织和武装工人群众。这是唯一的保证。”（《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生活和知识出版社普及丛书第3册第9页和第2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94页。——编者注］从那时起已经过去5个月了，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过错，会议一再延期召开，这就证明了这些话是正确的。此外，科尔尼洛夫叛乱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些话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民主会议就要在9月12日召开，我想谈谈问题的另一方面。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和《人民事业报》看到对农民的鼓动工作，对俄国人民中的这一真正的大头、真正的多数的教育工作做得太少，对此表示遗憾。大家都意识到而且都承认，立宪会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农民的教育，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简直少得可笑。而虚伪透顶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和“黄色的”报纸却在欺骗、愚弄和吓唬农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更不用说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与之相比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正是因为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软弱无能，不果断，不起作用；这正是因为他们不同意由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让农民仍然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下无人过问，听任农民受资本家和他们的报纸、他们的鼓动的“摆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我国革命吹嘘成伟大的革命，到处大发其关于“革命民主”的豪言壮语，行动上却使俄国局限于最普通的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这次革命推翻了沙皇，但其他一切依然如故，并没有对农民认真进行任何政治教育，一点不触动农民的愚昧无知这个最后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堡垒——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堡垒。正是现在应该提请人们注意这一点。现在，在民主会议召开以前，在离“预定”（为了再延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正应该指出，如果……如果我们的带引号的“革命民主派”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民主的，而所谓革命的，就是能够采取革命的行动，所谓民主的，就是照顾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照顾继续掌握政权（克伦斯基政府）的少数资本家的意志和利益，那么事情就很容易挽回，在农民的政治教育方面就可以做许多工作，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总是想同这些资本家“妥协”，不是直接就是间接、不是通过旧方式就是通过新方式同他们“妥协”。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作“出版自由”。这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情况确实如此。就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报纸来说，你立刻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报纸，如《言语报》、《交易所小报》、《新时报》、《俄罗斯言论报》等等等等（因为这类报纸很多），在发行量上占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决不是建筑在大多数人的意志上的，因为选举表明两个首都的大多数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是站在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方面的。这3个党所获得的票数占全部票数的3/4到4/5，而他们出版的报纸的份数大概不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我们现在知道而且看到，这些报纸直接或间接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辩护）的1/4甚至1/5。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为什么。因为出版报纸是资本主义的有利可图的大行业，富人把几百万几百万卢布投入这一行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自由在每天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有计划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这就是大家都看到、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羞羞答答地”故意不谈或胆怯地加以回避的事实。现在要问：可不可以同这种令人气愤的弊端作斗争，怎样同它作斗争呢？首先要有一个最简单、最有效、最合法的办法，这个办法我在《真理报》上早已指出过［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23—324页。——编者注］，现在，在9月12日就要到来的时候尤其值得一提，而且工人应该经常记住这个办法，因为他们在取得政权时不用这个办法恐怕是不行的。这个办法就是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由国家垄断。只要翻一翻《俄罗斯言论报》、《新时报》、《交易所小报》、《言语报》等等，就可以看到大量的私人广告，这些广告给出版这些报纸的资本家带来一笔巨大的甚至是主要的收入。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就是这样经营，这样发财，这样贩卖毒品毒害人民的。在欧洲，有些报纸的发行量达到该市居民人数的1/3（比如，居民24万人，发行量8万份），这些报纸虽然免费送到每一家，但是它们的出版者还能得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这些报纸都是靠登私人广告的收入维持的，而报纸免费送到每一家则保证了这些广告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试问，为什么自称革命的民主派不能实行这项措施，不能宣布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由国家垄断呢？为什么不能宣布除了省、市苏维埃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中央苏维埃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其他任何报纸不得刊登广告呢？为什么“革命”民主派必须容忍那些拥护科尔尼洛夫并且散布谣言诬蔑苏维埃的富人靠登私人广告来发财呢？这种办法无疑是公平的。它对登广告的人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全体人民特别是受压迫最深和最愚昧的农民有很大的益处，他们花不了几个钱或不用花钱就能拿到附有农民专刊的苏维埃报纸。为什么不实行这种办法呢？只是因为资本家老爷们的私有权和继承权（广告收入的私有权和继承权）是神圣的。自称为20世纪的、第二次俄国革命中的革命民主派的人，难道可以承认这种权利是“神圣的”吗？！有人会说：但是这样就破坏了出版自由。不对。这样会扩大和恢复出版自由。因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只有富人以及大党才有这种垄断权。要是能出版刊登各种广告的大型苏维埃报纸，就完全能够保证更多的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譬如能够保证每一个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团体发表意见。经过这样的改革，出版自由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完备。但是有人会说：到哪儿去找印刷所和纸张呢？这才是关键！！！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为什么我们工人和农民要承认这种神圣的权利呢？这种刊登不真实的消息的“权利”比占有农奴的“权利”好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可以而且到处都在征用房屋、住宅、马车、马匹、粮食、五金等等，而印刷所和纸张就不能征用呢？不，把这种办法说成是不公正的或者是难以实现的，这只能暂时欺骗工人和农民，但是真理一定会取胜。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特别是世世代代受地主和资本家折磨、压抑和愚弄的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其次，是给比如在两个首都获得10万或20万选票的大党。再次，是给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达到一定人数或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公民团体。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两个月内真正帮助农民，保证把每个大党的为数几百万册的十来种小册子（或者是若干号报纸，或者是特刊）送到每一个农村去。这才是为立宪会议选举所作的“革命民主的”准备，这才是先进工人和士兵对农村的帮助，这才是国家为了教育人民而不是愚弄和欺骗人民所给予的帮助，这才是供所有人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真正的出版自由，这才是同迫使我们容忍富人霸占宣传和教育农民的伟大事业的可诅咒和受奴役的过去实行决裂。载于1917年9月15日（28日）《工人之路报》第1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08—213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大难临头，出路何在？[79]（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饥荒逼近·政府不起任何作用·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银行国有化·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参加联合组织·调节消费·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饥荒逼近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十分混乱，而且愈来愈混乱，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运送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破坏和阻挠）生产，指望空前的灾难能使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所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无限权力。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必须“英勇努力”以防止毁灭，等等。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公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但是却不见商品，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之为腐朽的革命也许更公道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制，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情况确实如此。可以保证，任何一次演说，任何派别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十分明确地承认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公认的。然而这也正是人们所不敢做的，他们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靠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谁都知道，谁都看到，谁都为之惊叹不已。可是国家方面丝毫没有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计算和监察。政府不起任何作用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计算以及要调整好这项工作的任何尝试，在各地不断遭到暗中破坏。只有幼稚到了极点的人才不懂得，只有虚伪透顶的人才假装不知道，这种暗中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因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这种暗中破坏，这种对任何监督、监察、计算的破坏，都是同民主共和的国家形式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资本家老爷们很好地领悟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切赞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口头上都承认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的朋友占据了部长、副部长等职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的管理形式代替君主制的管理形式，丝毫也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本质，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改变一下，在民主共和制下照样可以顺利地保持这种利润，如同在专制君主制下一样。当前有一种最新的、适应民主共和制的暗中破坏监督、计算、监察的手段，就是资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监督“原则”，承认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坚持要“逐渐地”有计划地“由国家正规地”实施这种监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对监督的破坏，把监督化为乌有，使之有名无实，成为儿戏，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无生气的官僚监督机关，而这些机关完全依赖资本家，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可能做。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出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了“联合政府”，因此，他们在俄国工农面前，要对纵容资本家、对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负政治责任。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谓“全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机关中的最高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年9月7日第164号上，登载了一个处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决议，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们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它的决议正式承认，“政府所设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是事实。难道还有什么证据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能证明他们政策的破产吗？早在沙皇制度下人们就认为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必要，并且为此也建立了一些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经济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经济破坏现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5月6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并保证实行国家监督和调节。那时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赌咒发誓说，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行动负责，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正在实际监视和检查政府的工作。从5月6日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在这漫长的4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间经济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无论在水运方面，还是在农业和矿山勘探等等方面本来完全有可能做出许多事情，但是4个月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认政府所设的监督机关“不起任何作用”！！而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在9月12日民主会议[80]召开的前夕），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俨然以政界大人物的姿态侈谈什么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81]之流，即同里亚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先科之流搞联合，以代替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事情还能补救！试问，怎样来解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种惊人的盲目呢？是否应该把他们看作政界的黄口小儿？他们是由于极端鲁莽幼稚，才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是真心诚意而犯了错误，还是由于占据了部长、副部长、总督、委员等等许多职位，就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盲目症？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措施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没有经过试验、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没有实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唉！的确有人竭力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愿意把俄国从战争和饥荒中拯救出来的真正革命政府的纲领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为了开玩笑才叫作革命民主政府，那它只要在成立的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作出决定、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居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命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3）取消商业秘密；（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银行国有化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象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15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15卢布的所有者，谁有1500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1500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帐务。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那些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便利公众等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小业主，对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然后调节经济生活，最后是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象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象“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象“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或《统一报》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掩护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辛迪加国有化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就举糖业辛迪加这个例子来说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自然，这个联合组织充满了最反动的、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贱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已经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有利于资本巨头和富人的监督和调节。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国民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大发其财。应当号召发挥独立主动精神，向民主派而不是向官僚号召，向工人和职员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要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联合”这些糖业大王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本来是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几天之内一举做到的。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注：写到这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克伦斯基政府正在实行糖业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职员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资本家！！］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已经使石油业在极大程度上“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就是他们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靠剪息票为生，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在国家经受极大的危机，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国民劳动和增加燃料生产的时候，尤其如此。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先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象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办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那些在原封未动的旧国家机构中被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留任原职的官吏）。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他们。如果能在1917年4月立刻就采取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么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运在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种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这一基础上的瓦解，仍然是对国民劳动的侵占，一切都和沙皇制度下一样，改变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发文和收文上的名称！至于煤炭工业，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同样“具备”了实现国有化的“条件”；掠夺人民的煤业大王在管理上也同样卑鄙无耻，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坏和停止生产的桩桩事实有目共睹。甚至孟什维克部长的报纸《工人报》也承认了这些事实。那又怎么样呢？除了举行几次工人代表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主张“联合”，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就是同工商界“联合”，而联合就意味着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从而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取消商业秘密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要么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要么可能完全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来实现。尽管这一点对任何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十分明显，尽管《真理报》一直坚持取消商业秘密［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1—172、285、286—288、364—366、367—369、370—372页。——编者注］（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对真正监督的这一首要条件连想也没有想过。这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暗中破坏生产的资本家的最敏感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不加思索一再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帐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又在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这是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的经济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小手工业者或一般农民的经济，他们根本不记商业帐，所以取消商业秘密同他们没有关系！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必不可免的，那么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报表，那就是说，法律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可以实行）正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擦亮人民的眼睛，而是不让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全部真相。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1000或10000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此外还要考虑到战争。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家、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用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这一理由来反驳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要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288页。——编者注］。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一直在盗窃国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为了战争俄国现在每天耗费5000万卢布。每天5000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在这5000万中每天至少有500万，也许有1000万以至更大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和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作别的。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可耻的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书”，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通常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实、绕开“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明确无误地多次提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气吞声，都听任政府冠冕堂皇地谈论“监督”和“调节”！！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注：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本卷第90—93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来自下面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125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125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资本家激起人民公愤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维持的经济破坏现象也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最害怕的事情。强迫参加联合组织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82]供俄国“消遣”。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作逃避兵役者加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他们也必须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只是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1905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调节消费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对付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让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量的远不是一切食品，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如此而已。别的就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量，付诸实施，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很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在无一例外的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富人一直不受任何消费“定量”的限制。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大家”谈起来都是加以嘲笑的。德国社会党的报刊（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经常登载一些短评和消息，报道富人的“菜单”，披露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托病到那里疗养）可以无限制得到白面包，富人吃的是难以见到的珍馐佳肴，而不是大众食品。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发挥工人以及所有劳动者的主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证，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决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并不想把战时更多的负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用反动官僚办法解决战争向人民提出的任务，就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性，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调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主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消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很多的，“老百姓”在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除官方规定的很少一点定量外，还得到各种“补贴”，而且不许别人对自己监督。在刚刚完成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大家看到富人可以轻易躲过“面包配给制”的限制，这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眼，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他们这样做非常容易。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种交情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而且数量很大。人民却在挨饿。调节消费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设法根据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来进行这种调节。“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充分贯彻对消费的监督；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要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真正的革命干劲。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的部长们，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行一样，说些“为人民利益共同劳动”、“调动一切力量”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觉察到了这些话的虚伪性。结果是踏步不前，瓦解现象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其原因在于：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让工人服军事苦役吧，我国政府无法做到，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制度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生怕触犯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办法和方法。我们处处都看到了，以民主派为一方，以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仅我们说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冲突所实际证实，只要提一下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历史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重担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的民主组织，即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反对民主组织，并且搞垮了这些组织！！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背后进行活动，而不在大庭广众公开出面（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活动，乐意推出策列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在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撤销自发民主组织的指令！！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讨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践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定的见不得人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匿地提交人民审判。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他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的全部政策，仍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派。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老老实实地做些事情，同民主组织取得联系，把它们作为依靠。彼舍霍诺夫的工作经历和退出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派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党员，虽然决心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83]第1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右派代表罗洛维奇这个顽固维护私人商业利益、激烈反对粮食垄断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回答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只要革命还在俄国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事，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但是，可惜！事实对这个反声明作了非常严酷的修正：言中的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有产者的代表。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派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而民主派的代表连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也愤慨地加以否认。”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反其道而行之！罗洛维奇这个资本家的代表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象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和《交易所小报》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种消息灵通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嘲弄人民的行为呢？也许他们已经发表了告工人和农民书，宣告干这种事情的克伦斯基及其同僚只配进监狱吧？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我们已经提到的虚声恫吓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决议中声称，克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有害的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莫大的打击”，说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违反”法律的！！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政府讨好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富人，采取这种对整个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整顿摇摇欲坠的财政的工作有害的办法，就是违反法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继续谈论同工商界达成协议，继续同捷列先科磋商，继续宽恕克伦斯基，只是通过了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这里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甚至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利益，这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正好相反，他们的政策竟使国家干出了提高粮价这种可耻的事情！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军事苦役或者说沦为军事奴隶。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把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储藏的纸币。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那些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回交国库。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nousledéluge”）[84]！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象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既然谈到战胜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情况确实如此。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国民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都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好。如果在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时，发挥群众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水平大大提高。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暗中破坏生产的资产阶级搞“联合”，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分享部长、副部长等等官位，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么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的国家，成为一个土地归农民、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超过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它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由农民委员会掌握的农民国家，它的军事实力超过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国家。人们常常拿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奋勇作战的奇迹作例证。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即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20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法国在125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沙皇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利沃夫、亚美尼亚等等。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仍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目前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一起前进，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整个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1905年的传统还充满活力），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全世界工人革命日益发展的气氛，给我们以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极为罕见的革命民主的自由正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老提法（只要形式上相应地作些改变）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而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是人数最多的。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担任了反动的角色：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革命的经验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们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遭到失败[85]。在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年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联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重复资产阶级所喜爱的对比方法，即拿资产阶级与民主派作对比。但是，这种对比实质上就象拿尺与斗作对比那样荒谬。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只有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都十分无知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要作这种不正确的对比，是为了掩盖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整个“联合”的实质、整个联合内阁的实质、克伦斯基这个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说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没有消除战争，也没有消除经济破坏。这话不对。遭到破产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半年来是这个联盟在统治俄国，而且在这半年中使经济破坏加剧了，使战争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破产愈彻底，人民受到教育也就愈快。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出路，那就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1917年9月10—14日1917年10月底由波涛出版社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在第34卷第151—199页注释：[79]《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是1917年9月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写的，1917年10月由波涛出版社印成了小册子。在此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181]。[80]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个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民主会议，目的是利用会议的讲坛来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月18日（10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民主会议上宣读了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给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的妥协政策以尖锐批评。9月19日（10月2日），会议就政权问题进行表决，结果是赞成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四分之三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反对联合）。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由于妥协派内部的分歧只得到了183张赞成票。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决定，由组成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的职能。成立预备议会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但是9月25日（10月8日）组成的新的联合临时政府把一大批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资产阶级地主组织的代表补充进预备议会，并且限制了它的权利和职能。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于9月21日（10月4日）决定从民主会议主席团召回布尔什维克，但不退出会议，同时以9票对8票决定不参加预备议会。由于双方票数大体相等，问题又交给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讨论，结果却以77票对50票作出了参加预备议会的决议，并经中央批准。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民主会议问题上策略错误，坚决要求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集中力量准备起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讨论了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10月7日（20日），在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宣读声明后退出。10月25日（11月7日），预备议会被赤卫队解散。——[187]。[81]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里用作工商界大亨的代称。——[187]。[82]卡德里尔舞是一种有四人参加、分为两对的民间舞蹈，在欧洲颇为流行。——[202]。[83]《自由生活报》（《СвободаяЖизнь》）即《新生活报》。1917年9月2—8日（15—21日）《新生活报》被临时政府封闭期间，曾用这个名称继续出版。——[210]。[84]“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215]。[85]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治决议案首次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通过。1917年8月31日（9月1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0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坚决否定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号召将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并提出了在国内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几天后，9月5日（18日），莫斯科苏维埃也以355票的多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9月25日（10月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苏维埃选出的主席团基本上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列·达·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同时，维·巴·诺根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列·米·欣丘克。——[22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1917年9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1917年9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民主派也许会出色地组成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并且违反立宪民主党人的意愿来管理俄国，对此，资产阶级非常害怕，于是竭尽全力吓唬民主派。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恐吓，这就是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口号。尽一切力量来进行恐吓！造谣，诽谤，只要能吓唬人就行！《交易所小报》捏造布尔什维克将发起行动的消息来吓唬人。有人放出空气来吓唬人，说阿列克谢耶夫要辞职，彼得格勒有被德国人突破的危险。似乎事实还没有证明，正是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阿列克谢耶夫无疑也属于他们之列）才会对德国人开放加里西亚的和里加城下的战线，甚至彼得格勒城下的战线，正是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引起军队对大本营的切齿痛恨。有人举出“国内战争”的危险性，借此尽量使这种恐吓民主派的说法显得最“确实”可信。在各种各样的恐吓中，用国内战争来恐吓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人民自由党顿河畔罗斯托夫委员会在9月1日的决议中，把这种流行的即在庸人当中不胫而走的思想表述如下（《言语报》第210号）：“……委员会深信，国内战争会毁掉革命的全部成果，会血流成河，吞没我们幼嫩的、尚未巩固的自由，因此委员会认为，为了拯救革命的成果，必须竭力反对在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空想驱使之下把革命引向深入……”这段话用最明确、最缜密和最详尽的方式表述了在《言语报》社论、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的文章、孟什维克报纸的社论及其他文章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一个基本思想。所以，较详细地谈谈这种思想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想根据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已有经验，尽可能具体地分析一下国内战争问题。这种经验同18世纪末开始的所有欧洲革命的经验是完全一致的，它告诉我们：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和搏斗经过不断的重复、积累、扩大和激化，最后就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在一些稍微自由和先进的国家里，最常见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它们之间的对立是由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发展和全世界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造成和加深的，这两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在我国革命以来的半年内，我们经历了4月20—21日和7月3—4日这两次异常猛烈的自发的爆发，这种爆发已非常接近于无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而科尔尼洛夫叛乱则是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地主和资本家所支持的军事阴谋，这种军事阴谋事实上已经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自己革命的历史就是这样。而这段历史首先应当好好地加以学习，应当好好地考虑这段历史的进程和它的阶级意义。对于无产阶级所发动的和资产阶级所发动的俄国国内战争的开端，我们试从下列几点来加以比较：（1）运动的自发性，（2）运动的目的，（3）参加运动的群众的觉悟性，（4）运动的力量，（5）运动的顽强性。我们认为，如果现在所有那些不加分析地“乱用”“国内战争”一词的政党都能这样提出问题，并试着实际研究一下国内战争的开端，那么整个俄国革命的觉悟性一定会大大提高。先谈运动的自发性。关于7月3—4日事件，我们有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业报》这两个见证人的证词，他们都承认运动是自发兴起的事实。这些证词，我在《无产阶级事业报》上的一篇文章［注：见本卷第33—44页。——编者注］中曾经引证过，这篇文章还以《答复诽谤者》为题印成了单页传单。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为了替自己辩护，为了替自己参与迫害布尔什维克的行为辩护，还在郑重其事地继续否认7月3—4日事件是自发爆发的。我们暂且抛开有争议的事实，就谈没有争议的事实。任何人也不否认4月20—21日运动的自发性。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参加这个自发的运动的。已故的林杰当时把3万名准备要去逮捕政府成员的武装士兵带上街头，他参加运动与我党毫无关系。（顺便指出，对于带出士兵这个事实还没作过调查研究。但是，如果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把4月20日事件同事态发展历史地联系起来，即把它当作从2月28日到8月29日整个事态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就可以清楚看出：布尔什维克的过错在于他们的策略不够革命，而决不象庸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在于他们的策略过分革命。）总之，这个接近于无产阶级所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的运动具有自发性，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科尔尼洛夫叛乱连一点近似自发的迹象都没有，它完全是那些指望靠欺骗和命令来胁迫一部分军队的将军们策划的阴谋。运动的自发性是运动深入群众、运动根深蒂固、运动不可避免的标志，这是不容怀疑的。从运动的自发性来看，事实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有根基，资产阶级反革命没有根基。现在来看看运动的目的。4月20—21日事件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口号，7月3—4日事件则是直接与这些口号有关，是在这些口号影响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国内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实现和平和立即提出缔结和约、没收地主土地，关于这一切布尔什维克党在自己的报纸上和口头鼓动中都是完全公开、肯定、明确、毫不隐讳地说出来的。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民主派中谁也不否认，那就是实行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驱散苏维埃、准备恢复君主制。立宪民主党是主要的科尔尼洛夫式的政党（顺便讲一下，今后应当称它为科尔尼洛夫党），它拥有的报刊和鼓动人员比布尔什维克多，但是它从来不敢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驱散苏维埃以及科尔尼洛夫的全部目的公开告诉人民！从运动的目的来看，事实表明，无产阶级进行的国内战争可以公开向人民说明自己的最终目的，以此赢得劳动人民的同情，而资产阶级进行的国内战争只有掩盖自己的目的才能设法抓住一部分群众；可见，在群众的觉悟性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别。在这个问题上的客观材料，大概全是同党派倾向和选举有关的。其他足以确切判断群众觉悟性的事实似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则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这是很清楚的，在有了半年的革命经验之后，未必还会引起争议。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根据事实作三个比较。把彼得格勒的区杜马的5月选举和中央杜马的8月选举作一比较，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人的票数减少了，而布尔什维克的票数大大增加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承认，哪里聚集着工人或士兵群众，哪里照例总会显示出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其次，群众关心党的这种觉悟性，在有关党员人数变动以及出席会议人数等等的统计材料都没有的条件下，只能根据事实，根据已经公布的为党捐款的资料来判断。这些资料表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在为《真理报》和其他被封闭的报纸捐款方面表现了极大的群众性的英勇精神。捐款报表向来是公布的。我们没看到立宪民主党人有任何类似的做法，他们的党的工作显然是靠富人出钱来“维持”的。根本没有一点群众积极支援的影子。最后，把4月20—21日的运动、7月3—4日的运动跟科尔尼洛夫叛乱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出，布尔什维克总是向群众直接指出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本家。而科尔尼洛夫叛乱已经表明，跟着科尔尼洛夫走的军队是完全受骗了，当“野蛮师”和科尔尼洛夫的部队同彼得格勒人一接触，这一骗局就被揭穿了。下面来谈谈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的力量的材料。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完全在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觉悟性，在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和孟什维克的“下层”（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布尔什维克口号的赞同，而实际上正是这些口号在4月26—21日、6月18日和7月3—4日吸引了彼得格勒大多数积极的革命群众，这是事实。这样把“议会”选举的材料和上述群众运动的材料加以比较，就完全证实俄国也出现了西欧出现过多次的情况，就是从影响群众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角度来看，革命无产阶级在议会外斗争中的力量大大超过在议会斗争中的力量。这是在国内战争问题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为什么议会斗争和选举的一切条件和整个环境会使被压迫阶级的力量看起来不及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实际上能发挥出来的力量，这是不难理解的。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力量在于财富。英法资本和帝国主义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这已经为许许多多政治行动和报刊所证实。大家知道，在8月12日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整个“右派”都疯狂地拥护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大家知道，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也“援助”科尔尼洛夫。还有材料说他得到银行的援助。全部财富的力量都支持科尔尼洛夫，可是他垮得多么可悲而迅速！除富人外，科尔尼洛夫分子可以说只有两种社会力量：“野蛮师”和哥萨克。前者仅仅是一种无知和受骗的力量。报刊愈是被资产阶级把持，这种力量就愈可怕。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就会立刻彻底铲除这个“力量”源泉。至于哥萨克，它是俄国一个边疆区的居民阶层，由富有者、中小土地占有者（平均占有土地约50俄亩）所构成，这个阶层保留着特别多的中世纪生活、经济和习俗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俄国旺代[77]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有关科尔尼洛夫—卡列金运动的事实表明了什么呢？甚至连卡列金这样一位为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所支持的“敬爱的领袖”，也还是没有把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卡列金发动内战远比布尔什维克“直接”，即远比布尔什维克直截了当。卡列金直接“到顿河去发动”，可是，他在“自己”的边疆区，即在远离全俄民主派的哥萨克边疆区，也还是没有把任何群众运动发动起来！相反地，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全俄民主派影响和势力的中心，却看到运动多次自发地爆发起来。现在还没有说明各个阶层和各个经济类别的哥萨克对民主派和对科尔尼洛夫叛乱采取什么态度的客观材料。现有的材料只能说明，大多数贫穷的和中等的哥萨克比较倾向于民主派，只有军官和富裕的哥萨克上层才是完全拥护科尔尼洛夫的。无论如何，在有了8月26—31日的经验之后，历史已经证明，有利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哥萨克群众运动是非常脆弱的。剩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运动的顽强性问题。关于布尔什维克运动，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一个证实了的事实，就是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半年来，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既在出版机构和鼓动人员占巨大优势的情况下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思想斗争（“姑妄”把诽谤运动也算作“思想”斗争），又对它使用了迫害手段，成百地逮捕人，捣毁了一个主要的印刷所，查封了一家主要的报纸和其他许多报纸。事实所证明的结果是：在彼得格勒的8月选举中布尔什维主义大大加强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中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主义派和“左派”也随之加强了。这就说明，在共和制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异常顽强的。事实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再加上孟什维克的共同努力丝毫没有能削弱这个运动。相反，正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民主派”的联合加强了布尔什维主义。而除了思想影响和迫害手段之外，再不可能有其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段了。目前还没有说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运动的顽强性的材料。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遭到过任何迫害。连古契柯夫都被释放了，连马克拉柯夫和米留可夫都没有被逮捕。连《言语报》都没有被查封。立宪民主党人被宽恕了。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受到克伦斯基政府的照顾。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假设英法的和俄国的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再成百万地资助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日报》等等参加彼得格勒的新的竞选运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的今天，他们得票会不会增加呢？从集会等等情况看来，恐怕不得不对这一问题作否定的回答……※※※我们把对俄国革命历史材料所作的比较综合起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显示出运动的力量、运动的觉悟性、运动的根基、运动的发展和运动的顽强性。而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没有显示出任何力量、任何群众的觉悟性、任何根基、任何胜利的可能性。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即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盟，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实践的考验，暂时隐蔽起来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民主派”的这个联盟，实际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布尔什维克，使“联合”遭到了破产，也使孟什维克中“左的”反对派增强了力量。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的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即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还没有受到考验。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个联盟只在一条战线上，只在8月26—31日这5天里，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受到了考验，这个联盟当时最彻底地战胜了反革命，这样轻易地取得胜利是以前任何一次革命没有的，它给了资产阶级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以致命的镇压，使反革命方面所发动的国内战争彻底破产，使这种战争一开始就烟消云散，没有展开任何“战斗”就破灭了。而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及其一切应声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之流等等）面对这个历史事实竟拚命叫喊：正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有“招致”国内战争惨祸的“危险”！……这话令人可笑，更令人可悲。令人可悲的是，象这样公开、露骨、惊人的谬论，对事实的嘲弄，对我国整个革命历史的嘲弄，居然还能够找到听众……这表明资产阶级别有用心的谎话还在广泛流传（只要报刊还被资产阶级垄断着，这种谎话就必然要流传），它正在压倒和淹没绝对无可怀疑、显然无可争辩的革命教训。如果说有一种绝对不容争辩、完全被事实证实了的革命教训，那就只有一个：唯有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唯有立即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才能使俄国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面对这种联盟，面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发动的任何国内战争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战争”甚至连一仗都打不成，资产阶级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甚至连“野蛮师”、连原先那么几支哥萨克部队也无法再一次调来反对苏维埃政府了！任何革命的和平发展，一般说来，都是一件非常罕见和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但是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能够给被非正义的万恶的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群众以和平，给农民以全部土地，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机，在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苏维埃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如果苏维埃屏弃对民主原则的“小偷”、“盗窃”行为，例如不再规定士兵每500人有1名代表，而工人选民每1000人才有1名代表，那么苏维埃内部各党派争取政权的斗争就可以和平地进行。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里，这种小偷行为是一定会消灭的。苏维埃会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在这样的苏维埃面前，无论是英法和俄国资产阶级的联盟，还是科尔尼洛夫、布坎南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联盟，米留可夫同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联盟，都是完全不可怕的，完全没有力量的。资产阶级会进行反抗，反对无偿地把土地交给农民，反对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实行类似的改革，反对公正的和约，反对同帝国主义决裂，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使这种反抗发展到国内战争的地步，那就多少要有一些能打仗并且能战胜苏维埃的群众。可是资产阶级没有这样的群众，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样的群众。苏维埃愈迅速愈坚决地掌握全部政权，“野蛮师”以及哥萨克就会分裂得愈快，分裂成极少数自觉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绝大多数工农民主和社会主义（因为那时谈的正是社会主义）联盟的拥护者。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会使每个资本家受到几十个几百个工人和农民的“照管”、监察、监督和计算，因为他们的利益要求对资本家欺骗人民的行为进行斗争。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形式和方法正是由资本主义，正是由银行、大工厂、辛迪加、铁路、邮局、消费合作社和工会这些资本主义的产物制定出来的，而且变得简单易行了。苏维埃只要惩办那些逃避精细的计算或者欺骗人民的资本家，没收其全部财产并予以短期拘留，用这种不流血的办法就足以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因为正是通过国有化的银行，通过职员联合会、邮局、消费合作社和工会，监督和计算将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往不胜。况且，俄国的苏维埃，即俄国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联盟，在自己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假如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就不能彻底地而且是和平地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实质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任务。但是我们有极其强大的后备军，即其他国家的更先进的工人大军，而且，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同帝国主义战争决裂，必然会加速这些国家日益成熟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有人谈到国内战争会“血流成河”。上面引证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中就谈到了这一点。所有资产者和所有机会主义者都在用千百种不同的腔调重复着这种说法。所有觉悟的工人都在嘲笑这种说法，而且会一直嘲笑下去，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对这种说法是不能不加以嘲笑的。但是，关于我们当前战争时期“血流成河”的问题，可以而且应当根据对力量的大致的估计，根据对影响和结果的估计来考察，并且要认真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一句人云亦云的空话，不能把它仅仅当作立宪民主党人的一种假仁假义，诚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科尔尼洛夫能够得逞，使俄国“血流成河”，以达到恢复资产阶级专政、地主政权和君主制的目的。既然有人对我们说到“血流成河”，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假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继续动摇不定，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不推翻克伦斯基，而用稍微不同的形式（例如用“无党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来代替立宪民主党人）恢复过去同资产阶级的腐败的妥协，不用苏维埃机关来代替国家政权机关，不提出缔结和约，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假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目前动摇的结果就是这样，“9月12日”[78]的结果也正是这样。我们俄国革命的经验最清楚地表明，这样做的后果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更加削弱，更加脱离群众，群众的愤怒和痛恨极度增长，群众对革命无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大大加强。那时首都的无产阶级会比现在更接近于公社，接近于工人起义，接近于夺取政权，接近于更高形式的、更坚决的国内战争；在有了4月20—21日和7月3—4日的经验之后，应当承认这种结果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喊叫“血流成河”。但是，这种血流成河会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取得胜利，而这种胜利又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带来和平，也就是说会保全目前正在为着资本家瓜分利润和赃物（兼并的土地）而流血的几十万人的生命。假如4月20—21日事件的结果是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而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布尔什维克又在苏维埃内部取得了胜利，那么即使为此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但可以把显然死于6月18日战斗的50万俄国士兵的生命保全下来。每个觉悟的俄国工人和士兵，只要权衡一下、考虑一下目前到处都提出的国内战争问题，现在和将来都会算这笔帐；当然，这种多少有些阅历、多少用过脑子的工人和士兵决不会被“血流成河”的哭叫声吓倒，因为这样哭叫的个人、政党和集团正打算为了君士坦丁堡、为了利沃夫、为了华沙、为了“战胜德国”而再葬送几百万俄国士兵的生命。国内战争中不管怎样“血流成河”，远不能同俄国帝国主义者在6月19日以后所造成的血流成海相比（只要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这个惨剧本来是极有可能避免的）。米留可夫、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在战争时期提出论据来反对国内战争中的“血流成河”可得小心一些，因为士兵们都知道也看到过血流成海的情景。在1917年的现在，在空前艰苦的、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万恶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的今天，俄国革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只要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能赢得停战，赢得和平，避免再流几个血海。因为，互相敌对的英法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英日美帝国主义要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也极难办到，并且单单由于俄国的地理位置，我们就丝毫也不怕这种联合。同时，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都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这是事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和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要认真支持这个革命，当然不能靠派遣代表团去跟外国的普列汉诺夫或策列铁里之流玩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把戏，而只能靠推进俄国革命。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这是骗人的出于阶级私利的叫嚣。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就完全有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这是因为，第一，从巴黎公社那时以来，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们不会重犯公社的致命错误，不会把银行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不会对我们的凡尔赛分子（即科尔尼洛夫分子）只取守势，而会转为攻势，消灭他们。第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俄国带来和平。在各国人民经历了三年多的大厮杀惨祸之后，任何力量也推翻不了和平的政府，推翻不了提出缔结真诚的公正的和约的政府。第三，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会立即无偿地给农民土地。被我们的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特别是克伦斯基政府玩弄的“与地主勾结的把戏”所折磨和激怒了的广大农民，会竭尽全力、全心全意、奋不顾身地支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你们总在谈论人民的“英勇努力”。就在最近几天，我在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社论上还看到这句话。对你们来说，这只是一句空话。但是，读到这句话的工人和农民却在考虑这句话，而且每一次的思考由于有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彼舍霍诺夫出任部长的“经验”、切尔诺夫出任部长的“经验”等等而更为深刻；每一次思考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英勇努力”只能是贫苦农民对城市工人，即对自己的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领袖的信任。这种英勇努力只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去战胜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种胜利才能消除折磨人的动摇，才能带来出路，带来土地，带来和平。如果能通过立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途径，实现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联盟，这是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会尽一切可能，使革命发展的这条和平道路得到保证。否则，单靠立宪会议本身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立宪会议中，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可以继续跟立宪民主党人，跟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克伦斯基（他们比立宪民主党人好在哪里呢？）等等搞妥协的“把戏”。如果连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都没有使“民主派”学到什么东西，他们仍继续奉行有害的动摇妥协的政策，那我们就要说：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动摇更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了。先生们，别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吧！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们不肯立即彻底清算科尔尼洛夫叛乱，清算“联合”的话，——而这场战争一定会战胜剥削者，给农民土地，给人民和平，开辟一条走向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道路。载于1917年9月16日（29日）《工人之路报》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14—228页注释：[77]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171]。[78]9月12日是全俄民主会议原定的开幕日期。会议后来改在9月14日（27日）开幕。——[177]。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1917年9月7日〔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1917年9月7日〔20日〕）毫无疑问，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俄国主要执政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最近（第147号）埋怨大家争论政权问题而忘了立宪会议问题和粮食问题，我们要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你们还是埋怨自己吧。要知道，“更换阁员的把戏”连续不断，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资本家对已经通过和拟订的关于粮食垄断和保证国家粮食供应的措施进行破坏，这一切主要应归咎于你们党的动摇和犹豫。政权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开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发展中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我国的革命在政权结构问题上摇摆不定，“白费了”半年的时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是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政策所决定的。而这两个党的政策，归根到底又是由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在资本同劳动的斗争中经济上的不稳定性所决定的。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这内容异常丰富的伟大的半年里有没有学到一点东西。如果没有，那革命就完了，只有无产阶级举行胜利的起义，才能挽救革命。如果学到了一点东西，就首先应当立即建立稳固的不动摇的政权。在大多数工农群众已被革命唤醒的人民革命时期，只有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依靠大多数居民的政权，才能成为稳固的政权。直到今天，俄国的国家政权实际上还是在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迫不得已才作些个别的让步（想第二天就收回），才到处许下诺言（并不打算履行），才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统治（用“真诚联合”作幌子来欺骗人民），如此等等。口头上是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政府，而行动上是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这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矛盾，这就是政权极不稳固和摇摆不定的根源，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如此可悲地（对人民来说）热中于玩弄那套“更换阁员的把戏”的根源。要么是解散苏维埃，让它无声无息地死去；要么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1917年6月初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的[76]，7月和8月的历史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话是正确的。不管资产阶级的奴才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诺夫等人怎样撒谎，把政权实际上落到人民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剥削者手中说成政权“基础的扩大”，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成为真正依靠大多数人民的稳固的政权。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是稳固的政权，才是在最猛烈的革命风暴中也不会被推翻的政权，只有这个政权才能保证革命不断地广泛地发展，保证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党派斗争。不建立这个政权，就必然会产生犹豫、动荡和摇摆，不断发生“政权危机”和更换阁员的滑稽剧，忽而从左面、忽而从右面爆发。但是，“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如果不是在多数场合那也是经常被误解为“由苏维埃的多数派政党组成内阁”。关于这种十分错误的见解，我们想谈得详细一点。“由苏维埃的多数派政党组成内阁”，就是只更换部长的人选，而整个旧的政府权力机关——这个完全是官吏的、没有一点民主气息的、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纲领中写明的那些重大改革也不能实行的机关——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政权归苏维埃”，就是对整个旧的国家机构，对这种阻挠一切民主措施的官吏机构，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取消这种机构，代之以新的、人民的机构，真正民主的苏维埃机构，即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大多数人民——工人、士兵、农民的机构，使大多数人民不但在选举代表方面，而且在管理国家、实现改革和改造方面，能够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为了把这种差别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我们可以提一下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不久以前的一个宝贵的自供。这家报纸写道：即使在交给社会党人部长管的那些部里（这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上部长，臭名昭著地同立宪民主党人搞联合时写的），整个管理机构也还是旧的，它阻挠着整个工作的进行。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国家的全部历史表明，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历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更换部长意义极小，因为实际的管理工作掌握在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手中。这支官吏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识，同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方面都依附他们。这支队伍被资产阶级关系的气氛所笼罩，他们呼吸的就是这种空气，他们凝固了，变硬了，僵化了，摆脱不了这种空气，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不能不是老样子的。对上司毕恭毕敬的习气和某些“公”务特权把他们拴住了，通过股票和银行，这支队伍的上层分子完全成了金融资本的奴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影响的传播者。企图通过这种国家机构来实行改革，即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或实行粮食垄断制等等，这完全是幻想，是十足的自欺欺人之谈。这种机构能够为共和派资产阶级服务，建立起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即“没有君主的君主国”，但是，要实行改革，这种国家机构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要说消灭资本的权利、“神圣的私有”权，连认真加以削减或限制，也绝对做不到。因此，结果总是这样：无论在哪一种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内阁里，哪怕其中个别的人的确是十分真诚的，这些社会党人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摆设和屏风，是这个政府躲避人民愤怒的避雷针，是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848年的路易·勃朗是这样，后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党人几十次参加内阁也是这样，1917年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也是这样。只要资产阶级制度存在，只要旧的、资产阶级的、官吏的国家机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之所以特别可贵，就是因为它是新的、高得多、民主得多的国家机构类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千方百计把苏维埃（特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即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一个清谈馆，在“监督”的名义下通过一些软弱无力的决议和建议，而政府却谦恭有礼、笑容可掬地把它们束之高阁。但是，只要吹来一阵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清风”，预示大风暴即将来临，苏维埃里的一切沉闷空气就会暂时吹散，革命群众的创造性就会开始表现为一种雄伟、壮观、不可战胜的力量。让所有信念不坚定的人学习这个历史实例吧！让那些说“我们没有机构来代替这个必然倾向于维护资产阶级的旧机构”的人感到羞耻吧！因为这种机构有，这就是苏维埃。不要害怕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要相信群众的革命组织，那你们就一定会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看到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奋勇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所表现的那种力量和那种伟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不是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群众，而是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他们动摇犹豫，永无休止永无成效地试图在旧的官僚国家机构这个旧皮囊里装新酒，其最深刻的根源之一也就在这里。拿1917年俄国革命中军队民主化、切尔诺夫出任部长、帕尔钦斯基“当权”、彼舍霍诺夫去职等情况来看，处处都最清楚不过地证实了上面的话。不充分信任选举产生的士兵组织，不彻底实行士兵选举长官的原则，结果就是科尔尼洛夫之流、卡列金之流和反革命军官指挥军队。这是事实。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克伦斯基政府还是一切照旧，实际上是要让科尔尼洛夫叛乱再起。任命阿列克谢耶夫，同克列姆博夫斯基、加加林、巴格拉季昂之流以及其他科尔尼洛夫分子“和解”，对待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本人的态度宽容，这一切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克伦斯基实际上是要让科尔尼洛夫叛乱再起。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经验也证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要么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军队彻底民主化，要么是发生科尔尼洛夫叛乱。切尔诺夫出任部长这件事又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是证明为真正满足农民需要而采取的任何一个稍微认真的步骤，任何一个足以证明相信农民、相信农民自己的群众组织和行动的步骤，都激起了全体农民的满腔热情吗？可是切尔诺夫在将近4个月内却不得不去“讨价还价”，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官吏们“讨价还价”，而这些人无限期地拖延，进行种种陷害，逼得切尔诺夫只好下台，什么事也没干成。地主和资本家“赢得了”这4个月的时间，在这4个月里他们保住了地主土地占有制，拖延了立宪会议的召开，甚至对土地委员会开始了一连串的迫害。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经验也证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要么是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土地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之前立即交给农民；要么是让地主资本家阻挠一切，恢复地主权力，激怒农民，导致无比暴烈的农民起义。对生产稍微认真的监督遭到了资本家的破坏（在帕尔钦斯基的帮助下），粮食垄断和彼舍霍诺夫对粮食和食物的分配刚开始进行的民主调整遭到了商人的破坏，——这些情况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俄国今天的问题，决不是发明什么“新的改革”，搞什么“包罗万象的”改造“计划”。根本不是这样。只有那些高喊反对“实施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本家、波特列索夫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才会把问题说成这样，才会这样明目张胆地撒谎。实际上，俄国的情况是：战争带来的空前的负担和灾难，史无前例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这一切本身就暗示了出路，指出了出路，不仅指出，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这一类措施，这方面的措施，大家都公认是非实行不可的，而且许多地方已经从各方面开始实行了。措施已经开始实行，但是到处遭到地主和资本家抗拒阻挠而无法贯彻下去，这种抗拒既是通过克伦斯基政府（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波拿巴分子的政府），通过旧国家的官吏机构进行的，也是通过俄国和“盟国”的金融资本直接和间接的压力进行的。不久以前，И．普里列扎耶夫在《人民事业报》（第147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为彼舍霍诺夫的去职，为固定价格的破产和粮食垄断的破产而痛惜：“勇气和决心，这就是我们历届政府所缺乏的东西……革命民主派不应当等待，而应当表现出主动的精神，有计划地干预经济混乱的现象……如果问哪里需要坚定的方针和坚决的政权，那就正是这里。”真话总是真话。真是金玉良言。只是作者没有想一想，坚定的方针、勇气和决心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能够表现出勇气和决心的那个阶级的问题。这样的阶级只有一个，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勇气和决心，政权的坚定方针，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И．普里列扎耶夫不知不觉地在向往这个专政了。这种专政实际上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粉碎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反抗，恢复和完成军队的彻底民主化。这种专政建立两天以后就会得到军队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热烈拥护。这个专政会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全部权力交给当地的农民委员会。如果不是发疯，怎么会对农民支持这个专政发生怀疑呢？彼舍霍诺夫只是许愿要办的事（“粉碎资本家的反抗”——这是彼舍霍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那篇著名演说的原话），这个专政将付诸实施，使之变成现实，对于已经开始建立的管理粮食和进行监督等等的民主机构，不但决不取消，而且要加以支持，促进其发展，消除其工作中的一切障碍。只有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才能表现出一个政权的真正伟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保证自己在军队和农民中得到群众热烈的、奋不顾身的和真正英勇的支持。只有政权归苏维埃才能使今后的发展成为循序渐进的、和平的、平稳的发展，使之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识、决心和他们的亲身经验完全适应。政权归苏维埃，就是把管理国家和监督国家经济的事情完全交给工人和农民，谁也不敢反抗他们，他们很快就会从经验中，从自己亲身的实践中，学会正确地分配土地、产品和粮食。载于1917年9月14日（27日）《工人之路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00—207页注释：[76]列宁说的是他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讲话（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36—238页）。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90名，代表305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个作战部队组织，8个后方军队组织和5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有革命民主和政权问题、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立宪会议的筹备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12项。列宁在会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和战争问题发表了讲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每个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2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159]。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革命的任务（1917年9月6日〔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革命的任务（1917年9月6日〔19日〕）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事业，和平、自由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事业顺利、和平、迅速、稳妥地获得胜利。我国革命的进程在实践中使我们看到了这些动摇。我们决不要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抱幻想，我们要坚定地走我们的无产阶级的道路。贫苦农民的穷困，战争和饥荒的惨状，这一切愈来愈明显地向群众表明：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希望同资产阶级“联合”、同资产阶级妥协，希望能够“平静地”等待“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等等。他们这些“和平的”希望都被革命的进程残酷无情地打破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是最近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在各地的资本家和地主欺骗工农、军官欺骗士兵等等的千万个小教训上又添上的一个大教训。在军队、农民和工人中间，不满、愤慨和怨恨的情绪日益增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什么都答应而又不兑现，这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推动他们走上起义的道路。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的左派反对派（斯皮里多诺娃等）和孟什维克中间的左派反对派（马尔托夫等）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这两个党的“党务会议”和“代表大会”中已经占40％。而在下层，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中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多数都是“左派”。科尔尼洛夫叛乱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学到了好多东西。我们还无法知道，现在苏维埃能不能走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前面去，从而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或者苏维埃仍旧在原地踏步，从而使无产阶级起义必不可免。这一点现在还无法知道。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人们尽一切可能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帮助的办法就是解释我们的纲领，说明它的全民性质，说明它是绝对符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以下各节就是我们解释这个纲领的一次尝试。我们要尽量把这个纲领带到“下层”去，带到群众中去，带给职员、工人和农民，不仅要带给受我们影响的群众，而且特别要带给受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群众，带给没有党派倾向的和无知的群众。我们要尽量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能独立判断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向民主会议、苏维埃、政府派遣自己的代表团。这样一来，不管民主会议的结果如何，我们的工作总不会徒劳无益。无论对于民主会议，无论对于立宪会议的选举或者一切政治活动，我们的工作都是有用处的。生活教导群众认识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从4月20日到科尔尼洛夫叛乱，“时间虽十分短促，而经历却非常丰富”。群众的经验，被压迫阶级的经验，使他们自己在这段时期内学会了很多东西，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完全离开了群众。只要能让群众来讨论极其具体的纲领，这一点一定会在这种纲领中如实反映出来。同资本家妥协的危害性1．如果照旧让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使人数不多）掌握政权，让阿列克谢耶夫、克列姆博夫斯基、巴格拉季昂、加加林这样一些显然是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将军掌握政权，或者让那些在资产阶级面前完全软弱无力但却善于效法波拿巴的克伦斯基之流掌握政权，那就是对饥荒敞开大门，对资本家蓄意加速、加深的必不可免的经济崩溃敞开大门，另一方面，也就是对军事崩溃敞开大门，因为军队痛恨大本营，他们决不会热心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此外，如果照旧让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掌握政权，他们一定会象在加里西亚和里加干过的那样，故意给德国人开放战线。只有根据下面的新原则建立新政府，才能防止这一点。在有了4月20日以来的全部经验以后，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旧同资产阶级妥协，不管是怎样的妥协，那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政权归苏维埃2．全部国家政权应当根据一定的纲领并且在政府完全对苏维埃负责的条件下整个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各地苏维埃应当立刻改选，这既是为了吸收人民在内容极其丰富的最近几个星期来的革命中所取得的全部经验，也是为了消除有些地方一直没有纠正的极不公正的现象（如选举时不按比例、不平等，等等）。在还没有民主选举的机关的地方和在军队中，全部政权应当完全转归地方苏维埃和它们选出的委员，或者转归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其他机关。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应当把工人和革命军队，即经实际证明能够镇压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军队，无条件地和普遍地武装起来。给各国人民以和平3．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即同时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工农群众）提出马上根据民主条件缔结全面和约，马上签订停战协定（哪怕停战3个月也好）。民主和约的主要条件是放弃兼并（侵占），这并不是说各个强国收回自己失去的东西，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唯一正确的理解是：无论在欧洲或者殖民地，每一个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有自己决定成立单独的国家或者加入任何别的国家的自由和可能。苏维埃政府既然提出媾和条件，自己就应当立刻履行这些条件，就是应当公布并且废除我们至今受之约束的秘密条约，即沙皇签订的准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其次，我们有义务立即满足乌克兰人和芬兰人的要求，保证他们以及俄国境内的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有充分的自由，直到分离的自由；对于整个亚美尼亚也要采取同样的原则，我们必须撤离亚美尼亚和我们所占据的土耳其领土，等等。这样的媾和条件是不会受到资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热烈的赞同，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战争的一致愤恨，这样，很可能会立即停战并同意开始和谈。因为，工人反对战争的革命正在各地不可遏止地发展着，而要推进这个革命，决不能空谈和平（一切帝国主义政府早就用空谈在欺骗工人和农民，我们的克伦斯基政府也不例外），只有同资本家决裂并提议媾和才能做到。如果任何一个交战国连停战都不同意（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战争就成为真正被迫进行的战争，成为真正的正义战争和防御战争。单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这一点的认识，就会使俄国在军事方面强大好多倍，特别是在同掠夺人民的资本家完全决裂以后；更不用说，到那时候我们方面进行的战争将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成为同一切国家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了。在这里必须特别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话。他们说：要是我们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结成的目前这种掠夺性的同盟一旦破裂，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就会使俄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害。一些胆子最小的人和小市民有时就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谎话，因为“盟国的财政援助”是让银行家发财，它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援助”不过是绳索对被吊的人的援助［注：双关语，俄文“поддерживать”一词，既有“援助”的意思，也有“吊住”的意思。——编者注］。俄国有足够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不过要做到正确地分配这些产品，必须摆脱掠夺人民的地主和资本家。至于说到俄国人民可能受到来自目前的盟国方面的军事威胁，有人推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会把他们的军队同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进攻提出公正和约的俄国，这种推测显然是荒谬的；至于英国、美国和日本，即使它们向俄国宣战（这是它们万难做到的，因为这样的战争极不得人心，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瓜分亚洲，特别是由于掠夺中国而发生了物质利益的冲突），也不会使俄国受到它在同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作战时所受到的损失、所遭到的灾难的百分之一。土地归劳动者4．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宣布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把这些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也应当交给这些农民委员会支配，以便无条件地首先交给贫苦农民无偿地使用。绝大多数农民在历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来自各地的数以百计的委托书中（在《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所载的根据242份委托书写成的综合委托书中也可以看到）早就要求采取的这些措施，是绝对迫切需要的。农民在“联合”内阁时期已经尝够了拖延的苦头，再不能容许丝毫拖延了。凡是拖延实行这些措施的政府，应当被看作反人民的政府，理应被工人和农民的起义推翻打垮。相反地，只有实行这些措施的政府，才是全民的政府。防止饥荒和消除经济破坏5．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消费实行工人监督。5月6日以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不采取这项措施，一切改良的诺言和尝试都无能为力，而饥荒和空前未有的灾难则一星期比一星期迫近，威胁着全国。必须立刻把银行、保险事业以及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石油、煤炭、冶金、制糖等）收归国有，同时必须无条件地取消商业秘密，并且规定由工人和农民严格地监督一小撮资本家，因为他们一向靠国家订货发财，而又拒绝公布报表，逃避合理的利润税和财产税。这些措施对于平均分担战争重负说来是绝对公平合理的，对于防止饥荒说来是刻不容缓的，这些措施并不剥夺中农、哥萨克和小手工业者一个戈比的私有财产。只有制止资本家的掠夺行为，禁止他们故意停止生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实行粮食同工业品的正常交换，并且把富人隐藏起来的数十亿纸币收回国库。不实行这些措施，就不能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因为地主的土地大部分都抵押给银行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最近通过的决议中（《工人报》第152号），不仅承认政府的措施（如提高粮价使地主富农发财）“极端有害”，不仅承认“政府所设的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的事实”，甚至还承认这个政府“违犯法律”。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一自供，再一次表明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十分罪恶的政策。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6．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的叛乱得到了以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为首的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支持。这已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公布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可是，在彻底镇压这种反革命方面，甚至在清查反革命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也决不可能在这些方面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不管是什么委员会，不掌握国家政权，就不能彻底查清和逮捕罪犯，等等。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逮捕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头子（古契柯夫、米留可夫、里亚布申斯基、马克拉柯夫等），取缔反革命组织（国家杜马和军官联合会等），把这些组织的成员交给地方苏维埃监视，解散反革命军队，使“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不致在俄国必然重演。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彻底地公开地调查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案件和其他一切案件，哪怕是资产阶级起诉的案件；只有这样的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才会号召工人完全服从它和协助它。资本家利用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数百万金钱，霸占最大的印刷厂和大部分报纸，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封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纸（《言语报》、《俄罗斯言论报》[75]等），没收它们的印刷厂，宣布由国家垄断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即由苏维埃发行的、向农民讲真话的政府报纸登载私人广告。只有这样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走这个用来任意造谣诬蔑、欺骗人民、把农民引入迷途、筹划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革命的和平发展7．目前在俄国民主派面前，在苏维埃面前，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面前，出现了革命史上极为罕见的机会，也就是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而不再拖延、保证国家不致遭到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崩溃、保证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如果苏维埃现在把国家政权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执行上述纲领，那么，苏维埃就不仅会得到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即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且会激起军队和大多数人民的极大的革命热情，没有这种热情就不能战胜饥荒和战争。现在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面对苏维埃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会和平地交出政权。只要工人和农民起来监视剥削者，对抗拒者采取没收全部财产和短期拘留的惩治办法，就足以制止资本家抗拒苏维埃纲领的行动。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从4月20日运动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不可避免的崩溃将使这一战争日益迫近。人们的理智能够考虑到的事实和理由都说明，这次战争的结局一定是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取得彻底的胜利，使上述纲领得以实现；然而这可能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战争，会使好多万地主、资本家和同情他们的军官丧命。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而不实行上述纲领就不能挽救革命。但是如果苏维埃抓住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那么无产阶级一定会全力支持苏维埃。载于1917年9月26日和27日（10月9日和10日）《工人之路报》第20号和第2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29—238页注释：[75]《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15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73]（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结合目前形势，在全体会议上确认：1．由于革命空前迅速的发展，在7月3日到9月3日两个月内，阶级斗争的进程和政治事态的发展把全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在没有革命和没有战争的平静时期是许多年内也做不到的。2．7月3—5日的事件是整个革命的转折点，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对这些事件没有正确的估计，就不可能正确估计无产阶级的任务，也不可能正确估计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革命事态发展的速度。3．资产阶级竭力散布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报纸和出版社的大量投资向人民群众广为散布的诽谤，正在日益迅速、日益广泛地被揭穿。首先是首都和大城市的工人群众，然后是农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地主和资本家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是他们同捍卫工人和贫苦农民利益的布尔什维克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4．资产阶级企图用诽谤布尔什维克的老办法来公然掩饰科尔尼洛夫叛乱，即得到以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为首的地主资本家支持的将军和军官的叛乱，从而使极其广大的人民群众看透了资产阶级诽谤真正保护穷人的布尔什维克工党的真正用意。5．如果我们党不支持7月3—4日这次不顾我们劝阻而自发掀起的群众运动，那就是直接地完全地背叛无产阶级，因为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反对拖延帝国主义战争，即侵略的、掠夺的、为资本家利益而进行的战争，不满意政府和苏维埃对加剧经济破坏和粮荒的资产阶级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的愤慨是合理的，是正当的。6．尽管资产阶级和政府用尽一切办法，逮捕几百个布尔什维克，没收他们的各种文件，搜查编辑部，等等，他们还是没有证明而且永远也不能证明这样的诽谤，即我们党除了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游行并提出全部国家政权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以外，对7月3—4日的运动还抱有其他的什么目的。7．如果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把取得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错了，因为不仅大多数人民，而且大多数工人当时还没有实际体会到军队里的将军、农村里的地主和城市里的资本家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这种政策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妥协造成的，7月5日以后群众才把它认清了。无论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都不仅没有书面或口头提出过在7月3—4日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且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8．现在的事态表明，我们党在7月3—4日这两天所犯的真正错误，就在于党对全体人民的革命情绪估计不足，党认为政治改革还可以通过苏维埃的改变政策而和平发展，但事实上，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陷入同资产阶级的妥协而不能自拔，被束缚住了手脚，而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了反革命，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和平发展。这种错误观点的唯一依据就是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得太快；党只有带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带着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的任务参加7月3—4日的人民运动，才能克服这种错误观点。9．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异常有效地使人民群众看清楚了过去和现在一直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妥协词句掩盖起来的真相：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地主资本家以及站在他们一边的将军和军官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准备进行并且已经在进行罪恶滔天的活动，把里加（然后把彼得格勒）拱手让给德国人，向他们开放战线，让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团队遭到枪击，发动叛乱，把以“野蛮师”[74]为首的军队调到首都，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资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为了使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得到巩固，为了让工农的鲜血洒遍全国。科尔尼洛夫叛乱向俄国证明了整个历史向各国证明了的事实：资产阶级只要能保住自己对人民的统治和自己的收入，就会出卖祖国和干出一切罪恶的勾当。10．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战胜立宪民主党，战胜同情立宪民主党的将军和军官，此外绝对没有别的出路。而能够带领人民即全体劳动者进行这一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只有城市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并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城市工人阶级。11．特别是在5月6日以后，俄国革命的事态犹如风云突变，发展非常迅速，在7月3日以后，发展得尤其迅速，因此，党的任务决不是加速事态的发展，相反地，应该尽一切努力赶上事态的发展，并及时向工人和劳动者做力所能及的解释工作，说明形势的变化和阶级斗争进程的变化。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向群众说明：形势非常危急，任何行动结果都可能变成爆发，因此，过早的起义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然而，这种危急的形势又不可避免地、而且可能会极其迅速地迫使工人阶级不得不（由于事态发生了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转变）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进行决战并且夺取政权。12．科尔尼洛夫叛乱充分揭示了全军憎恨大本营这个事实。这一点连几个月来竭力证明自己憎恨布尔什维克、拥护工农同地主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军队对大本营的憎恨有增无减，因为克伦斯基政府只是用阿列克谢耶夫替换了科尔尼洛夫，而克列姆博夫斯基以及科尔尼洛夫的其他将领仍保留原职，在军队民主化和清除反革命指挥官方面，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措施。苏维埃容忍和支持克伦斯基的这种软弱无力、动摇不定、毫无原则的政策，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时，又放过了一次和平取得全部政权的时机，苏维埃的过错已不仅是一般的妥协，而且是罪恶的妥协。军队憎恨大本营，他们看到了战争的侵略性而不愿意进行战争，这样的军队注定是会遭到新的惨败的。13．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行动上面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它决不会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而行动上支持资产阶级及其所缔结的秘密条约。这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军事形势下，即使在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已经让出里加并且又要让出彼得格勒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还是会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公开的、明确的、公正的媾和条件。工人阶级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做到这一点，因为俄国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都反对目前的侵略战争，主张在公正的条件下，即在没有兼并（没有侵占）没有赔款的条件下缔结和约。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几个月以来也在谈论这种和约，那是在欺骗他们自己，欺骗人民。工人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就会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这种和约。各国资本家要制止到处都在发展的反对战争的工人革命已十分吃力，如果俄国革命从无力地可怜地乞求和平转到直接提议媾和，并且公布和撕毁秘密条约，等等，那么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和平就会很快到来，资本家再也无法阻挠了。如果发生一种很少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资本家违背本国人民的意志，拒绝俄国工人政府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欧洲的革命就会以百倍的速度迫近，我们的工农军队就会挑选出他们所尊敬的而不是他们所憎恨的长官和司令官，在提议媾和、撕毁秘密条约、结束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全部土地转交农民以后，军队就会确信战争是正义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从俄国方面来讲，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工人和农民才不是被迫进行的，而是自愿进行的；这样的战争才会使先进国家的必然到来的工人革命更加迫近。14．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保证迅速地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这件事是决不能拖延的。立宪会议将使这件事法律化，但是，立宪会议一再延期，这怪不得农民。农民日益确信，同地主资本家妥协是不能得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只有同工人结成真诚的兄弟般的联盟，才能得到土地。几个月来，切尔诺夫试图对地主立宪民主党人实行大大小小的让步来捍卫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尝试都遭到了破产，于是切尔诺夫退出了政府，这就特别明显地暴露了妥协政策是靠不住的。各地农民都已经看到、知道、感受到和觉察到，7月5日以后，地主在农村中更加肆无忌惮了，必须制服他们，不许他们为非作歹。15．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结束经济破坏，消灭日益逼近的粮荒。政府从5月6日起就一再答应实行监督，但是它什么也没有做，也不可能做，因为资本家和地主破坏了全部工作。失业日益严重，粮荒日渐逼近，货币不断贬值，彼舍霍诺夫在固定价格增加了一倍之后退出政府，又进一步加深了危机，并且再一次证明了政府的软弱无力。只有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只有工人政府才能制服资本家，才能使全体劳动者英勇地支持政权的种种努力，才能建立秩序以及粮食和产品的正常交换。16．由于资产阶级的诽谤，由于对妥协政策抱着幻想，贫苦农民对城市工人阶级的信任曾一度受到破坏，但是后来，特别是在7月5日以后，在农村中捕人，对劳动者进行种种迫害，再加上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的眼睛擦亮了，这种信任又重新恢复了。人民不再相信同资本家的妥协，其标志之一就是：在实行并彻底贯彻这种妥协政策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两大政党内，特别是在7月5日以后，对妥协不满和反对妥协的人愈来愈多了，在最近召开的社会革命党“党务会议”和孟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几乎占了2/5（40％）。17．整个事变进程、一切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军队里的一切事件，愈来愈快地在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成功作好准备，而工人阶级一旦成功，就会给予和平、面包和自由，就会加速其他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44—150页注释：[73]《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是为原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准备的。但9月3日召开的不是中央全会，而是例会，会上没有讨论目前政治形势问题。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看，这个草案没有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142]。[74]“野蛮师”是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的高加索土著骑兵师的绰号。该师由北高加索的山地居民组成，辖6个冠以民族名称的骑兵团以及若干附属单位，军官中既有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主，也有俄罗斯人，主要是近卫军军官。二月革命后，该师由沙俄将军德·巴·巴格拉季昂任师长。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于1917年8月举行反革命判乱时，利用这个师广大士兵缺乏政治觉悟，把它作为反革命的支柱。布尔什维克派遣山地民族代表前往该师进行工作，挫败了科尔尼洛夫的这一阴谋。——[14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关于在群众组织中违反民主的现象（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关于在群众组织中违反民主的现象（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做法（士兵每500人产生1个代表，工人每1000人产生1个代表）[72]和总工会的做法（小的工会每ａ个会员产生1个代表，大的工会每a－b个会员产生1个代表）是伪造民主［注：“任何地方的1个代表都由同等数量的选民选出”，这是最起码的民主。否则就是伪造民主。］，是尼古拉二世的那种伪造民主。如果我们默默地容忍这种伪造，那么我们还算什么民主主义者呢？那么，“赐予”农民和地主的代表权同样不平等的尼古拉二世还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容忍这种事情，就是糟踏民主。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平等的选举权（在苏维埃里和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谴责任何一点违反平等原则的做法都是伪造（就是要用这个词）民主，都是尼古垃二世的手法。应该把中央全会的这个决议写得通俗易懂，印成传单，散发给工人群众。既然称为“民主主义者”，就决不能容忍伪造民主的行为。要是容忍这种事情，我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些没有原则的人！！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43页注释：[72]由于改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苏维埃工人部会议提出了修改苏维埃选举制度的问题。根据原来的选举制度，工人每1000人产生1名代表，而士兵每个分队、每个连就产生1名代表。这样，士兵在苏维埃中的代表人数就大大超过了工人。工人部以多数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认为应按比例选举制的原则修改选举制度，每1000名选举人产生1名代表。然而8月25日（9月7日）举行的士兵部会议没有通过这项建议，而通过了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保留原来的选举制度的决议案。——[14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齐美尔瓦尔德问题（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齐美尔瓦尔德问题[71]（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现在十分清楚，我们没有退出齐美尔瓦尔德是错误的。有人正在欺骗大家，要大家寄希望于斯德哥尔摩。可是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在一月一月地“延期”。齐美尔瓦尔德却在“等待”斯德哥尔摩！考茨基分子加上意大利人，即齐美尔瓦尔德的多数派在“等待”斯德哥尔摩。我们也参加了这出滑稽剧，在工人面前要对这出滑稽剧负责。这是耻辱。应该立即退出齐美尔瓦尔德。要是我们留在那里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不会失掉什么，而且可以不对这出“等待”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滑稽剧负责。我们在退出腐朽的齐美尔瓦尔德时，应该马上在1917年9月3日的全会上决定：召开左派代表会议，把这项工作委托给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代表。而结果是：我们党做了蠢事，没有退出齐美尔瓦尔德，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7种报纸及其他机构的世界上唯一的国际主义者政党，竟同德国和意大利的马尔托夫分子和策列铁里分子玩弄妥协的把戏，正象马尔托夫同策列铁里、策列铁里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一样。而这也算是“拥护”第三国际！！！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42页注释：[71]《齐美尔瓦尔德问题》这一文件是准备提交原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从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看，这个文件没有在中央会议或中央全会上讨论过。早在1917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就谈到了齐美尔瓦尔德问题。他指出，齐美尔瓦尔德的多数派持中派立场，应该立刻和这一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否则就会阻碍和拖延第三国际的建立（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75—176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通过了《国际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任务》这一决议，说布尔什维克党仍然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是要在那里捍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策略，并决定派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列宁不同意这一决议。他在1917年5月28日（6月10日）写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的《后记》中指出：事变的进程会很快地纠正代表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代表会议以后，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并刊登在5月12日（25日）《真理报》上的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83页）。中央的这项决议说，应当派遣一名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并给他一个委托：如果代表会议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接近或者和他们共同讨论问题，不论情形如何，就应当立即离开会场并退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6页）。8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确定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代表人选时，重申了这一决议。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于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关于这次会议，可参看列宁的《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一文（本卷第264—266页）。——[139]。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党纲问题（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党纲问题[69]（不晚于1917年9月3日〔16日〕）布哈林同志在《斯巴达克》[70]上发表的关于召开“小型”代表大会来通过党纲的消息，表明这个问题已经成熟。问题确实是刻不容缓的。我们党走在其他国际主义的政党的前面，这是当前的事实。因此，我们党应当带头，应当提出能回答有关帝国主义的各种问题的纲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是一种丑闻和耻辱。建议中央委员会决定：每个党组织立即成立一个或几个纲领起草委员会，责成它们以及一切理论家、著作家等等摆脱一切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在3天到7天之内提出自己的草案，或者对别人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只要坚持不懈地工作，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要在两三星期之内把这些草案加以综合并刊印出来，或打字后分送各主要组织。然后，马上宣布在一个月以后召开小型代表大会（每4000个或5000个党员中产生1个代表）来通过纲领。我们党应当提出纲领，只有这样，才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推动第三国际的创立。其他都不过是空话、约许、无限期的拖延。我们带了头，就能从各方面加快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草拟出第三国际的纲领。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40—141页注释：[69]《党纲问题》这一文件是准备提交原定于1917年9月3日（16日）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但是从中央委员会记录看，9月3日召开的不是全会，而是例会，会上没有讨论这个问题。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党纲。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问题，党中央组织局发表公告宣布，紧急代表大会定于1917年10月17日（30日）召开，其议程为：（1）修改党纲；（2）组织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代表选举问题向党组织发了通告信。1917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纲草案。1917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见本卷第344—372页）。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党纲问题，决定制定新的党纲，以确定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任务。代表大会委托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起草新党纲。1919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草案的所有主要部分都是列宁起草的。——[137]。[70]《斯巴达克》杂志（《Спарта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从第2期起）的理论刊物，1917年5月20日—10月29日（6月2日—11月1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刊编辑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该刊工作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恩·奥新斯基、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137]。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妥协（1917年9月1日和3日〔14日和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论妥协（1917年9月1日和3日〔14日和16日〕）为了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让步，放弃一部分自己的要求，这在政治上叫作妥协。庸人们常有的一种看法认为，布尔什维克任何时候都不愿意对任何人作任何妥协，这种看法得到诽谤布尔什维克的报刊的支持。这种看法对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倒是一种颂扬，因为它证明，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忠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根本原则。但还是应该说实话，这种看法不符合真实情况。恩格斯对布朗基派共产主义者的宣言（1873年）批评得很对，说他们声明“决不妥协！”是可笑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9—587页。——编者注］。他说这是空话，因为各种情况往往不可避免地迫使进行斗争的政党采取妥协手段，绝对拒绝“分期偿付的债款”［注：同上，第22卷第516页。——编者注］是荒谬的。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举一个例子来说。参加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是妥协，是暂时放弃革命要求。但这完全是被迫的妥协，因为当时力量的对比决定我们在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发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为了做好这种斗争的长期准备，还必须善于在这种“牲畜栏”内部工作。布尔什维克党这样提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已由历史证明了。现在摆在日程上的不是被迫妥协的问题，而是自愿妥协的问题。我们党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力图为自己争得政治上的统治。我们的目的是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半年的革命非常鲜明地、有力地、令人信服地证明，正是为了当前革命的利益，提出这种要求是正确的、必然的，因为不这样人民就不能得到民主的和平，就不能把土地转交农民，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完全民主的共和国）。我国革命半年来的事变进程，各阶级间和各党派间的斗争，4月20—21日、6月9—10、6月18—19日、7月3—5日、8月27—31日这几次危机的发展，都表明并且证实了这一点。现在俄国革命发生了一个十分急剧、十分奇特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以政党的资格建议实行自愿的妥协，当然，这不是向资产阶级，不是向我们直接的主要的阶级敌人建议，而是向我们最接近的政敌，向“居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建议。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只是由于情况特殊（显然，这种情况只能持续极短的时间），我们才能向这些政党建议妥协，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7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只有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这样的政府可以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它可以保证（这种可能性极大）俄国整个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保证全世界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运动有极大的可能性大踏步前进。我认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非常可贵的，是极其罕见的），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求这种妥协。妥协的内容就是：布尔什维克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条件，国际主义者参加政府是不可能的），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不采取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个要求。条件是不言而喻的，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来说也并不新奇，那就是要有鼓动的充分自由，不再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甚至要在更短的时期内召开立宪会议。联合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应同意（假定妥协实现），在地方上的全部政权也转归苏维埃的基础上，成立完全对苏维埃负责而且仅仅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这是“新的”条件。我想布尔什维克不会再提出其他任何条件，因为他们相信，只要真正有鼓动的充分自由，只要在苏维埃的组成（改选苏维埃）和苏维埃的职能方面立即贯彻新的民主制，自然就能保证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和平地解决苏维埃内部的党派斗争。也许这已经不可能了？也许是这样。但是假如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那还是值得试一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协议”双方，即以布尔什维克为一方，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从这个“妥协”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假如双方得不到什么好处，那就应当承认妥协是不可能的，那也就不必谈它了。不管现在（在7、8两月以后，在这等于“平静”时期即沉睡时期20年的两个月以后）实行这个妥协怎样困难，但我认为还是有实行的一线希望，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决定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政府了。布尔什维克从这个妥协中会得到的好处，就是他们能够充分自由地宣传自己的见解，能够在真正充分民主的条件下扩大自己在苏维埃中的影响。现在“大家”口头上都承认布尔什维克有这种自由。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政府或有资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的统治下，即在非苏维埃的政府的统治下，这种自由是不可能有的。在苏维埃政府的统治下，这种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不是说绝对有保证，但毕竟有可能）。由于有这种可能，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就应该同现时苏维埃中的多数派妥协。在真正民主的条件下，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实际生活对我们有利，甚至敌视我们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内部派别发展的进程，也证实我们是正确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得到的好处，就是他们能够依靠人民中显然的大多数，能够“和平地”利用自己在苏维埃中的多数，从而立刻有充分的可能来实现他们的联盟的纲领。这个联盟不是清一色的，一方面正因为它是联盟，另一方面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比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复杂，很可能从这个联盟中会发出两种声音。一种声音会说：我们决不同布尔什维克、同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起走。革命无产阶级总要提出过分的要求，总要诱惑贫苦农民。他们会要求和平，要求与盟国决裂。这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来说，还是资产阶级较为亲近、较为可靠，要知道，我们并没有同资产阶级绝交，只是为了科尔尼洛夫事件同他们暂时吵了嘴。吵过嘴还可以言归于好。况且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有对我们作出什么“让步”，因为他们搞暴动的做法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样，反正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一种声音会说：拿巴黎公社作例证，是非常肤浅的，甚至是愚蠢的。因为第一，布尔什维克从1871年以来多多少少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不会不把银行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不会放弃向凡尔赛进攻，巴黎公社要是这样做了，也能够取得胜利。此外，巴黎公社当时不能立刻向人民提供的东西，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握政权就能提供，这就是：把土地转交农民，立刻建议媾和，真正监督生产，同乌克兰人和芬兰人真诚和好，等等。用俗话说，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王牌”要比巴黎公社多十倍。第二，不管怎样，公社意味着苦难的内战，意味着内战后文化和平发展的长期停滞，意味着给一切麦克马洪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采取军事行动和进行各种勾当打开方便之门，而这种行动是威胁我们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因此，让公社建立起来是否明智呢？如果我们不取得政权，如果情况还象5月6日—8月31日这段时期那样严重，那么公社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革命的工人和士兵都必然会想到公社，相信公社，必然会试图建立公社。他们会说：人们在死亡，战争在继续，饥荒和经济破坏愈来愈严重，只有公社能够挽救我们。我们大家宁可牺牲，宁可去死，也要把公社建立起来。工人必然会有这种想法，而且现在要战胜公社已不象在1871年那么容易了。俄国公社在全世界的同盟者将比1871年强大百倍……我们让公社建立起来是否明智呢？我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妥协实质上不会给我们什么东西。一切文明国家的文明部长们在战争期间都非常重视同无产阶级达成的任何协议，即使是小小的协议。他们是非常重视的。要知道，他们是讲实际的人，是真正的部长。不管怎样镇压，不管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力量怎样薄弱，布尔什维克还是很快地强大起来了……我们让公社建立起来是否明智呢？我们确保有大多数人拥护（贫苦农民觉醒还不会那么快），而且够我们受用一辈子。我不相信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大多数人会跟极端派走。在真正民主的共和国里，反对明显的大多数的暴动是不可能的。第二种声音会这样说。也许还可以从马尔托夫、斯皮里多诺娃的某些信徒中间找到第三种声音，这种声音说道：“同志们”，你们两个在议论公社及其可能性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公社反对者一边，这使我很气愤。你们两个以不同的形式都站在镇压公社的人一边。我不想为公社鼓动，我不能象所有布尔什维克那样预先答应参加公社的队伍去作战，但我还是应当说：如果不管我怎样努力，公社还是突然出现了，那我宁愿帮助公社的保卫者，而不愿帮助公社的反对者……“联盟”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而且不可避免，因为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有许多小派别，从完全够部长资格的十足资产者起，到还没有完全转到无产者立场上来的半赤贫者止。这种意见分歧在当前每一时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谁也不知道。※※※上文是在星期五（9月1日）写的。由于偶然的原因（历史将告诉人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不是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有选择住地的自由），没有在当天送到编辑部。看了星期六和今天星期日的报纸以后，我心想：也许建议妥协已经晚了。也许革命还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的那几天也已经过去了。[68]真的，从种种迹象看来，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克伦斯基一定会这样或那样地离弃社会革命党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定会在资产者的帮助下巩固起来，而撇开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毫无作为……真的，从种种迹象看来，和平发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只好把这篇短文送到编辑部去，并请求加上一个《过时的想法》的标题……有时候知道一下过时的想法也许不是没有意思的吧。1917年9月3日载于1917年9月6日（19日）《工人之路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33—139页注释：[68]指由于俄国临时政府建立了督政府，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随之消失。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俄国临时政府再次陷入危机。在改组临时政府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完全失去群众的信任，宣布拒绝加入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1917年9月1日（14日），临时政府决定成立由亚·费·克伦斯基、亚·伊·维尔霍夫斯基、德·尼·韦尔杰列夫斯基、A．M．尼基京和米·伊·捷列先科组成的督政府，在内阁组成前管理国家事务。这个督政府班子形式上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实际上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幕后协议组成的。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在9月2日（15日）举行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了支持新政府的决议案，从而再次帮助了地主和资本家掌握政权。9月25日（10月8日）组成的第三届联合临时政府，仍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而且实际上是由一批立宪民主党人部长和工业家部长操纵的。——[13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政论家札记（1917年9月1日〔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政论家札记（1917年9月1日〔14日〕）·1．祸根·2．徭役制和社会主义1．祸根提起《新生活报》的作家尼·苏汉诺夫，可能大家都会同意说，他不是一个很坏的而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他真诚地倾心于国际主义，这在最艰苦的时期，在沙皇反动势力和沙文主义猖獗的年代已得到证实。他很有学问，很想独立地研究一些重大的问题，他从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转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期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在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甚至这样的人也会用下面这种十分轻率的见解来款待读者：……“不管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失掉了多少革命成果，但有一个成果，也许是最重要的成果，却仍然在发挥作用，那就是政府及其政策只有靠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才能支持下去。革命民主派的一切权力是自愿让出去的；民主机关要收回它还是十分容易的；只要对当前形势的要求有应有的了解，就不难把临时政府的政策引上正轨。”（8月20日《新生活报》第106号）这些话包含着关于革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最轻率最惊人的谎言，正是这种谎言在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中最流行，革命多半是被它断送了的。如果你思索一下上面那段话里所包含的那一套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那就一定会想到：《新生活报》的公民们决非偶然地同部长们，同那些入阁的社会党人，同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之流，同政府成员即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同事坐在一起开“统一”代表大会[65]。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的确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不加批判地从庸人那里学来的对善良愿望采取荒唐的小市民式的轻信态度。原来苏汉诺夫的全部议论同那些真心诚意的孟什维克护国派的全部活动一样，都充满了这种轻信。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轻信正是我国革命的祸根。马克思主义要求，任何郑重的政策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根据。苏汉诺夫大概会举双手赞成这个要求。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要求来看看苏汉诺夫的上述论断。这个论断是以什么事实作根据的呢？苏汉诺夫凭什么说政府“只有靠”苏维埃的“意志才能支持下去”，苏维埃可以“十分容易地”“收回它的一切权力”，不“难”改变临时政府的政策呢？第一，苏汉诺夫所根据的可能是自己的一般印象，是苏维埃的“十分明显”的力量，克伦斯基的出席苏维埃，这个或那个部长彬彬有礼的言词，等等。这当然是十分糟糕的证据，更正确些说，这等于供认完全没有证据，完全缺乏客观事实。第二，苏汉诺夫所根据的可能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绝大多数决议都坚决拥护和支持苏维埃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他说，这些决议表明了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这种论断也和前一种一样，在庸人当中常常可以听到，但是毫无根据。在历次革命中，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意志，无疑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拥护民主的。但是大多数的革命还是以民主的失败而告终。马克思考虑到大多数革命特别是1848年革命（同我国现在的革命最相似）的这个经验，无情地嘲笑了那些想用决议、想抬出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取得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的亲身经验更加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906年春天，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决议无疑是拥护第一届杜马的。大多数人民无疑是拥护它的。但是，它还是被沙皇解散了，因为革命阶级奋起斗争（1906年春天的工人罢工和农民风潮）的力量不足以掀起一次新的革命。好好考虑一下当前革命的经验吧！1917年3、4月间和7、8月间，大多数决议都是拥护苏维埃的，大多数人民都是拥护苏维埃的。但是，大家都看到、知道并且感觉到，革命在3、4月间前进了，而在7、8月间却后退了。这就是说，抬出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解决不了革命的任何具体问题。光抬出人民大多数来作证明，正是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典型，正是不愿意承认在革命中应该战胜敌对阶级，应该推翻维护它们的国家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愿意战斗并能够战斗的革命阶级具有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能够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摧毁敌对的力量。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些统治阶级力量虽小，但组织和武装都很好，而且很集中，他们能够把组织和武装都很差而且很分散的“大多数人民”的力量——击破，这种事情在革命中真不知有过多少次！当革命使阶级斗争变得特别尖锐的时候，不研究阶级斗争的具体问题，只“泛泛地”谈论“人民的意志”，这只有最愚蠢的小资产者才做得出来。第三，苏汉诺夫在上面那段话里还提出了一个“论据”，这个论据在庸人当中也是常常可以听到的。他说，“革命民主派的一切权力是自愿让出去的”。似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愿”让出的东西就容易收回来……这种论断一文不值。首先，收回自愿让出去的东西的前提是接受让步的人“自愿同意”。可见，要人家自愿同意才行。可是谁接受了“让步”呢？谁得到了“革命民主派”让出的“权力”呢？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对于任何一个还有头脑的政治家说来都是基本的问题，却被苏汉诺夫完全回避了……“革命的〈请原谅我这样讲〉民主派”“自愿让出去”的东西实际上落到了谁的手里呢？这才是关键的所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苏汉诺夫同所有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回避的正是问题的这个实质。其次，在儿童室里，“自愿让出去的东西”也许很容易收回。例如，卡佳自愿地把小皮球让给了玛莎，那么收回它也许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把这些概念搬到政治和阶级斗争上来，除了俄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人敢于这样做。在政治上，自愿让出“权力”，这证明出让者非常软弱无力，非常萎靡不振，非常没有气节，非常懦弱无能。因此，一般说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谁自愿让出权力，谁就不仅“应该”被剥夺权力，而且“应该”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换句话说，自愿让出权力这件事本身就只能“证明”，接受这种自愿让出的权力的人，必然会连出让者的权利也加以剥夺。既然“革命民主派”自愿把权力让出去，那它就不是革命的民主派，而是象小市民那样卑鄙的、胆怯的、没有摆脱奴才气的民主派；正是在作了这种让步之后，敌人就会把它驱散，或者干脆把它消灭，叫它“自愿”死亡，就象它“自愿”让出权力一样。把政党的行动看成一时的冲动，就是根本拒绝研究政治。这两个大党，而且从有关选举的各种消息、报道和客观材料来看在人民中拥有多数的两个大党，竟“自愿地让出权力”，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这应当加以说明。这样的行动不可能是偶然的，它不能不同人民中某个大阶级的一定的经济地位有关。这样的行动不能不同这两个党的发展历史有关。在成千上万种类似的庸俗论调中，苏汉诺夫的论断之所以十分典型，就是因为他的论断实际上是以善良意志（“自愿”）这个概念为根据，而忽略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政党的历史。苏汉诺夫根本不研究它们的历史，忘记了自愿让出权力其实是从2月28日开始的，当时苏维埃表示信任克伦斯基，赞同与临时政府达成“协议”。而5月6日的事件简直是大规模地让出权力了。总起来看，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幕十分清楚的情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下子就登上了斜坡，愈来愈快地滚了下去。7月3—5日以后，他们完全滚到泥坑里去了。现在说什么让步是自愿的，可以“十分容易地”使两大政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难”促使它们采取同他们多年以来（革命好几个月以来）的方针相反的方针，“十分容易地”从泥坑里爬出来，沿着斜坡爬上去，——这些说法难道不是轻率到了极点吗？最后，第四，苏汉诺夫为了替自己的意见辩护，可能会说，对苏维埃表示信任的工人和士兵有武装，所以“十分容易”收回自己的一切权力。但正是在这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上，《新生活报》作者的庸俗论调显得特别糟糕。为了尽可能说得更具体一些，现在把4月20—21日的事件同7月3—5日的事件比较一下。4月20日，群众对政府的愤怒迸发出来了。武装的团队走上彼得格勒街头，要去逮捕政府成员。逮捕虽然没有进行，但政府清楚地看到它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没有军队拥护它了。推翻这样的政府的确是“十分容易”的，因此政府向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是我走，或者是你们支持我。7月4日，同样爆发了群众的愤怒。所有的政党都想抑制住群众的愤怒，但是这种愤怒仍然冲破了种种抑制迸发出来了。同样举行了反政府的武装示威，但是有很大的差别：头脑混乱的、脱离人民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在7月3日就已经同意资产阶级调卡列金的军队列彼得格勒来。这就是关键所在！卡列金在莫斯科会议上以军人的坦率直言不讳地说：不是你们这些社会党人部长自己在7月3日叫“我们”来援助的吗！……没有一个人敢在莫斯科会议上反驳卡列金，因为他说的是实话。卡列金奚落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只好默不作声。哥萨克将军吐了他们一脸的口水，他们擦了擦说：“这是圣水！”资产阶级的报纸都登出了卡列金的这些话，然而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和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却把莫斯科会议上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声明隐瞒起来，不让读者知道。结果是：政府第一次专门调来了卡列金的军队，而坚决的真正革命的军队和工人却被解除了武装。这个根本的事实虽然被苏汉诺夫“十分容易地”回避和忘却了，但它终归是事实。对于现阶段革命，对于第一次革命来说，这是一件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在前线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以及后来在军队里，权力落到了卡列金之流的手里。这是事实。最积极反对他们的部队被解除了武装。卡列金之流虽然没有马上利用这种权力来建立完全的专政，但这决不能驳倒权力操在他们手里这件事实。难道1905年12月以后沙皇没有权力吗？难道当时的情况不是迫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用这个权力，在没有攫取全部权力即没有实行政变[66]以前召开了两届杜马吗？判定权力属于谁，要根据行动，而不能根据言论。政府7月5日以来的行动，就证明权力操在卡列金之流手里，他们慢慢地然而不停地向前推进，每天都接受“大大小小的让步”：今天让捣毁《真理报》、杀害真理派的人员、任意逮捕人的士官生逍遥法外，明天下令封闭报社，解散各种集会和代表大会，不加审判就把人驱逐出境，把侮辱“亲善使节”的送进监狱，把危害政府的送去服苦役，在前线实行死刑，等等，等等。卡列金之流并不是傻瓜。他们既然每天都能得到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又何必非要去硬碰硬闯，冒失败的危险呢？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唐恩和李伯尔之流才是傻瓜，他们每当卡列金之流前进一步就叫喊：“民主的凯旋！胜利！”他们认为，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没有一下子吞掉他们，这就是“胜利”！！祸根就在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经济地位本身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惊人的轻信和缺乏觉悟，他们还在半睡半醒中说着梦话：收回自愿让出的东西是“十分容易的”！那就请去收回吧，从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之流那里随意收回吧！祸根就在于“民主的”政论界支持这种梦境中的、庸俗的、愚蠢的奴才幻想，而不去同它作斗争。如果我们用一般政治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观点来考察事物，即把事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就十分清楚，决定性的转变现在不仅不“容易”，而且相反，没有新的革命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这里并不涉及这样的革命是否需要的问题，我也并不是分析这样的革命能不能和平地合法地进行（一般地讲，历史上有过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的先例）。我仅仅是断定，没有新的革命，决定性的转变从历史上来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权已经落到别人手里，已经不在“革命民主派”手里了，政权已经被夺走并且得到了巩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产物，是2月28日到5月6日、5月6日到6月9日、6月9日到6月18日和19日（进攻）等等一连串政治事件的结果。这里的所谓转变，就是要求政权的整个情况、政权的整个成分、两大党的全部活动条件以及扶植这两个党的阶级的“意图”，都来一个转变。而这样一些转变，从历史上来看，没有新的革命是不可思议的。苏汉诺夫和许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不是向人民解释新的革命的一切主要历史条件，它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它的政治任务，以及同它有关的阶级对比关系等等，而是搞些“无聊的把戏”，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话，什么我们“可以不难收回一切”，“十分容易地”收回一切，什么“最重要的”革命成果“仍然在发生作用”，以及诸如此类轻率的、无知的、简直等于犯罪的胡说，用这些来麻痹人民。现在，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征兆已经出现。这些征兆清楚地指出了工作的方向。在无产阶级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威信显著降低，而布尔什维克的威信显著提高。尽管“卡列金的军队调到彼得格勒”来了，可是就在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同6月的区杜马选举相比，布尔什维克得票的比例仍然增加了[67]。在不能不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以及斯皮里多诺娃、卡姆柯夫等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革命的国际主义派的加强、壮大和发展，是转变的客观标志。不用说，日益逼近的饥荒、经济破坏、军事失败，一定能大大加速这个转变的到来，使政权转到贫苦农民所支持的无产阶级手中。2．徭役制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别凶恶的敌人所表现的那种愚蠢的“揭露”狂，有时候却帮了社会主义的忙。他们所攻击的正是值得大家赞同和仿效的事情。他们攻击的性质本身就使人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资产阶级的卑鄙无耻。在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俄罗斯意志报》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它在8月20日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徭役制》的叶卡捷琳堡通讯。这篇通讯报道说：“……工兵代表苏维埃在我市实行一种劳役制，规定凡有马匹的公民必须轮流把马牵来供苏维埃委员们每天因公外出使用。同时还制定了专门的值日表；每个‘有马的公民’应该在什么时候、在几点钟以前把马牵到什么地方来值班，都有详细的书面通知。为了更加明白起见，在‘命令’里还加了一句：‘如果不执行这个要求，苏维埃雇用马车的费用（不超过25个卢布）要由您负担’……”资本家的辩护人当然要生气了。大多数人民终生受苦受难，不仅要服“徭役”，而且被雇到工厂、矿山或其他地方去做苦工，经常还失业挨饿，资本家对于这些却安之若素。但是，当工人和士兵要资本家哪怕是尽一点点社会义务时，这些剥削者老爷们便大喊大叫，说这是“徭役制”！！请问一问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如果工兵代表苏维埃成了唯一的国家政权机关，在各地规定富人必须尽社会义务，例如必须带着马、汽车、自行车来值班，必须每天做点书写工作，来统计产品数量和贫民的人数，等等，等等，这样做不好吗？大概除富农之外，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都会说，能这样就好了。这是实话。这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之一，但这正是贫苦人民迫切需要的。没有这样的措施，就不能使人民免于饥饿和死亡。为什么叶卡捷琳堡苏维埃的这种做法还十分少见呢？为什么这类措施在全国没有更早实行，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呢？在规定富人提供马匹的社会义务之后，为什么没有随即规定他们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对社会的义务，即呈报有关金融业务，特别是有关国家订货的完整报表，接受苏维埃的监督，并且同样发出“详细的书面通知”，规定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呈报，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纳多少税呢？这是因为大多数苏维埃都是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领导的，他们实际上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答应支持它，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而且背叛了民主。这些领袖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而资产阶级不仅不容许在彼得格勒这样的地方规定富人尽社会义务，而且对一些很小的改革几个月来也一直加以阻挠。这些领袖推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施社会主义”，以此来欺骗自己的良心和欺骗人民。为什么说这是欺骗呢？因为根据这种说法，事情就被歪曲成这样：似乎现在说的是要进行一场空前复杂和困难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势必打破千百万人民习惯的生活。事情被歪曲成这样：似乎有人想用一道命令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既不管技术水平，也不管存在着大量的小企业，不管大多数居民的习惯和意志。这完全是谎话。谁也没有要这样做。任何一个党，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打算用命令来“实施社会主义”。这里所谈的只不过是类似叶卡捷琳堡规定富人的社会义务这样一些得到贫苦大众即人民大多数衷心拥护的措施。这类措施从技术方面和文化方面来看，已经完全可以采取，并且立刻能使贫苦人民日子好过一些，减轻战争的负担，让大家比较平均地来分担。革命以来，差不多有半年之久了，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仍在阻挠所有这类措施的实现，出卖人民的利益，谋求同资产阶级“妥协”。只要工人和农民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领袖就是叛徒，应该把他们赶走，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那么劳动者就必然会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奴役。载于1917年9月1日（14日）《工人日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22—132页注释：[65]俄国孟什维克“统一代表大会”于1917年8月19—26日（9月1—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代表大会的目的是把各孟什维克团体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出席大会的有孟什维克护国派（普列汉诺夫分子和波特列索夫分子）、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派）和《新生活报》的代表。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主张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赞同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表示信任临时政府。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等。但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与会者之间就呈现出极端涣散的状态，因此把孟什维克统一起来的目的实际上没有达到。——[120]。[66]指六三政变。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放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25]。[67]1917年5月底6月初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得票数占总票数的20％，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得票数占总票数的58％。1917年8月20日（9月2日）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得票数增加到33％，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得票数则下降为44％。——[127]。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事态迅速地发展着，有时简直是瞬息万变，所以这封信可能已经过时了。这封信我是在星期三，8月30日写的，你们最早要到星期五，9月2日才能收到。但我还是存着侥幸心理，我认为我有义务写这封信。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事态完全出人意外的（在这个时候、以这种形式，是出人意外的）、简直难以置信的急剧转变。和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一样，这次转变也要求修改和变更策略。而且和任何一次修改策略一样，这次修改也必须极其慎重，以免陷入无原则性的泥坑。我深信，那些滚到护国主义立场上去的人（象沃洛达尔斯基）或堕落到同社会革命党人结盟、支持临时政府的人（象另外一些布尔什维克），都陷入了无原则性的泥坑。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毫无原则的。只有政权转归无产阶级以后，媾和以后，撕毁秘密条约和割断同银行的联系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护国派。无论是占领里加，或是占领彼得格勒，都不能使我们成为护国派。（极盼将这封信交沃洛达尔斯基一阅。）在这以前，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反对战争，我们不是护国派。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就是无原则性。有人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的泥坑，卷入事变的急流而不能自拔。我们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软弱性。这是差别。这个差别相当微妙，但是非常重要，决不能把它忘记。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我们策略上的改变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改变了同克伦斯基斗争的方式。我们丝毫没有减弱对克伦斯基的敌视，我们决不收回我们说过的任何一句反对他的话，我们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但我们说：应该考虑时机，现在我们不打算推翻克伦斯基，现在要用别的方法来同他斗争，这个方法就是向人民（同科尔尼洛夫斗争的人民）说明克伦斯基的软弱和动摇。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做的，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主要的了，改变就在这里。其次，改变还表现在：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向克伦斯基提出一种“局部要求”的鼓动，即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彼得格勒工人，调喀琅旋塔得、维堡、赫尔辛福斯的军队到彼得格勒来，解散国家杜马，逮捕罗将柯，用法律规定地主土地转交农民，实行工人对粮食和工厂的监督，等等。这些要求我们不只是应该向克伦斯基提出，与其说应该向克伦斯基提出，还不如说应该向投入反科尔尼洛夫斗争的工兵农提出来。我们要带领工兵农向前进，鼓励他们去痛打那些拥护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竭力促使他们立刻提出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的要求，让他们认识到必须逮捕罗将柯和米留可夫，解散国家杜马，封闭《言语报》和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并对之进行侦查。特别应该推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这方面走。如果认为我们离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更远了，那是不对的。不，我们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不是正面接近，而是从侧面接近。此刻与其说应该鼓动直接反对克伦斯基，不如说应该鼓动间接反对他，还是反对他，不过是间接反对，所谓间接，就是要求对科尔尼洛夫进行一场积极而又积极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只有这个战争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掌握政权，但鼓动时应该少说这些话（牢牢记住，明天事变就可能使我们掌握政权，那时我们决不放弃政权）。我认为应该在给鼓动员的信中（不是在报刊上）向全体鼓动员、宣传员以及一般党员说明这一点。应该无情地反对所谓保卫国家、组成革命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支持临时政府等等空话，对空话就是应当如此。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这种空话早被你们这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说烂了。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了，应该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反科尔尼洛夫的战争，应该带领群众，唤起群众，激发群众（克伦斯基却害怕群众，害怕人民）。在对德国人的战争中现在所需要的正是行动：立刻无条件地提议在明确的条件下媾和。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或者迅速地获得和平，或者把战争变为革命战争，不然，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仍将是帝国主义的奴仆。附言：写完这封信之后，看了6份《工人日报》[63]，应该说，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衷心欢迎这几篇写得出色的社论、报刊评论以及弗·米—亭和沃洛—基的文章。至于沃洛达尔斯基的演说，我看到了他给编辑部的信[64]，这封信也“消除了”我对他的责难。再一次衷心地致敬和问好！列宁载于1920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19—121页注释：[63]《工人日报》（《Рабоч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7年8月25日—9月2日（9月7—15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封闭的《真理报》。该报共出了12号（包括号外）。——[117]。[64]指刊登在1917年8月26日（9月8日）《工人日报》第2号上的弗·沃洛达尔斯基的信《致全体同志》。这封信指出，《新生活报》等报纸报道他在8月24日（9月6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关于前线形势的发言时说他讲了“护国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样一句话，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沃洛达尔斯基写道，他在发言中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德军突破里加战线问题的宣言的论点，而该宣言尖锐地谴责了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号召用革命方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117]。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诽谤者（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论诽谤者（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8月20日的《言语报》和《俄罗斯意志报》（它显然是用来路不明的钱办的，而且曾向选民宣传说：如果你们有“社会主义的情绪”，那就应该投“统一派”和“人民社会党人”[61]的票）又一次刊登了诽谤我的消息。据这两家报纸报道，这些消息来自“陆军部”，《言语报》甚至断言，这些消息是“根据文件材料和大量的个人证词”核实过的。禁止报刊进行诽谤的法律在俄国事实上已经不起作用了。诽谤者先生们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报刊上享有充分的自由：任意在报刊上匿名发表议论，造谣诽谤，用一些没有任何官方人士署名的但似乎又是官方的消息来掩盖自己的行为，等等，——不管怎样做，都可以逍遥法外！以米留可夫先生之流为首的卑鄙的诽谤者正在享受这种豁免的特权。诽谤者断言，我同“乌克兰解放协会”有某些关系。米留可夫的报纸写道：“德国政府曾委托列宁鼓吹和平。”“在柏林社会党人开过两次会，列宁和约尔图霍夫斯基都参加了。”《俄罗斯意志报》还对后一句话作了补充，说“列宁曾在约尔图霍夫斯基那里住过”。既然米留可夫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坏蛋、进行无耻诽谤的骑士们，可以逍遥法外，那我只有一个办法：再次重申，这是诽谤；再次举出群众知道的一个证人，来驳斥借证人的态度进行讹诈的骑士们。“乌克兰解放协会”有一个活动家叫巴索克，我是在1906年认识的，当时他是一个孟什维克，同我一起参加过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62]。1914年秋或1915年初（当时我住在伯尔尼），一个高加索著名的孟什维克特里亚从君士坦丁堡来，顺便到我住处来看我。他把巴索克参加“乌克兰解放协会”和这个协会同德国政府的关系都告诉了我，同时向我转交了巴索克给我的信。在信里，巴索克对我表示同情，希望彼此的观点能够接近。我当时非常气愤，当着特里亚的面，马上就写了一封回信，托他转交巴索克，因为特里亚打算再次去君士坦丁堡。我在给巴索克的信中声明，既然他同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有往来，那我们就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我同“乌克兰解放协会”的全部“关系”不过如此而已。载于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工人日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34卷第117—118页注释：[61]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13]。[62]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参看列宁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11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政论家札记（1917手8月29日〔9月1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政论家札记（1917手8月29日〔9月11日〕）农民和工人8月19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59]第88号登载了一篇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这篇文章应该成为每个同农民有接触的党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以及每个派往农村工作或者同农村有联系的觉悟工人手头必备的基本文件之一。这篇文章就是《根据1917年彼得格勒第一次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带来的242份委托书拟订的示范委托书》。万分希望农民代表苏维埃把有关所有这些委托书的尽可能详细的材料公布出来（如果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委托书全部刊印的话；如能全部刊印，当然最好）。例如，特别需要把提出委托书的省、县、乡全部开列出来，注明每个地方提出了多少份委托书，委托书是在什么时候起草或提出的，至少应对各项基本要求作一分析，以便看出各地区在某些条文上差别大不大。譬如说，各农户占有土地的地区和村社占有土地的地区、大俄罗斯人地区和其他民族地区、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没有农奴制的地区等等，在取消一切农民土地所有权、定期重分土地、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没收地主的农具和牲畜等等问题的提法上，有什么差别。如果没有这些详细的资料，就不可能对农民委托书中非常宝贵的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因为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在综合委托书（我们将这样称呼“示范委托书”）中，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事实上的错误。由于没有更好的材料，它仍然是这方面的唯一材料。我们再说一遍，它应当是我们党的每个党员手头必备的材料。综合委托书的第一部分是讲一般的政治原则，即政治民主的要求；第二部分是讲土地问题。（我们希望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或其他人能综合一下农民关于战争问题的委托书和决议。）对于第一部分，我们现在不作详细论述，只指出两点。第6条要求全体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第11条要求战争结束后废除常备军。这两点使农民的政治纲领最接近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根据这两点，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中指出并证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而且是民主主义的叛徒，因为他们违背民意，违背民主原则，为了讨好资本家而坚持委员人选必须经政府批准，即不是完全由选举决定，例如在喀琅施塔得就是这样。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在彼得格勒的区杜马和其他地方自治机关里，违背民主原则，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立即建立工人民兵，进而建立全民民兵的要求。根据综合委托书，农民的土地要求首先在于无偿地废除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直到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把经营水平高的农场交给国家或村社；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也一起没收（土地少的农民除外），交给国家或村社；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劳动者平分土地，并定期重分，等等。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农民要求立即颁布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废止关于退出村社、关于独立田庄土地等等的法律，颁布关于保护森林、渔业和其他副业，以及关于取消长期租约和修改短期租约等等的法律，作为过渡时期的措施。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些要求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同资本家完全决裂，不同资本家阶级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不推翻其统治，而同资本家建立联盟，那么这些要求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社会革命党人对自己和对农民的欺骗，就在于他们设想并且宣传这种设想，以为资本家的统治不推翻，全部国家政权不转归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资本家采取的最坚决最革命的措施没有贫苦农民的支持，也可以实现这种改革，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改革。“社会革命党”分化出左翼的意义，也正在于它证明这个党的内部已经逐渐意识到这种欺骗。实际上，没收全部私有土地就意味着没收亿万的银行资本，因为大部分土地是抵押给银行的。如果革命阶级不采取革命措施去打垮资本家的反抗，这种措施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况且这里所谈的是最集中的银行资本，它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最重要中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同样集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战胜这种资本。其次，把经营水平高的农场交给国家。能够把这些农场接受过来并且真正为劳动者的利益而不为官吏和资本家的利益去经营的“国家”，只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没收养马场等等，进而没收一切耕畜和农具，这不仅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连串的巨大打击，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耕畜和农具“只给国家或村社使用”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或者至少要对联合的小农户实行社会主义的监督，对它们的经营实行社会主义的调节。而“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呢？这是一句空话，是受压制的小业主不自觉的无用的幼稚愿望。他们没有看到，没有农村的雇佣劳动后备军，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就会停顿；城市里允许使用雇佣劳动，在农村就不可能“禁止”使用雇佣劳动；“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说到这里，我们就涉及工人对农民的态度这一根本问题。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在俄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1896年的大罢工算起）。在这个很长的时期内，有一个问题象一根红线贯穿着两次伟大的革命，贯穿着俄国的全部政治史，这个问题就是：由工人阶级带领农民前进，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让自由派资产者拖着农民后退，容忍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按照下面这个聪明绝顶的公式来推断：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者，所以“我们”屏弃他们的小市民空想的社会主义观点，为的是象资产阶级那样否定社会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被巧妙地偷换成了司徒卢威主义[60]，孟什维克就堕落为立宪民主党奴仆的角色，叫农民“容忍”资产阶级的统治。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同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一起，忙于以“革命民主派”的名义签署立宪民主党的反动地主的法令。这就是这种角色最近最明显的表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进行批评，除非为了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同他们结成联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总是争取使农民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不是以自由派那种对资本主义的容忍，而是以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对抗小市民空想的社会主义观点。现在，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要求各族人民立即作出选择：是死亡，还是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现在，半自由派的孟什维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全部深刻分歧，在实践中清楚地表现为数千万农民如何行动的问题。容忍资本的统治吧，因为“我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孟什维克就是这样对农民说的，顺便用一般“社会主义”的抽象问题偷换了下面这个具体问题：如果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能不能医治战争的创伤？容忍资本主义吧，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孟什维克就是这样对农民说的，并且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去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则拍着自己的胸脯要农民相信，他们根本反对同资本家和好，他们从来不认为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就去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机会主义者建立联盟，就去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可以赞同任何最革命的农民纲领，为的是把它们束之高阁而不付诸实施，为的是用最空洞的诺言来欺骗农民，实际上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联合内阁中同立宪民主党人搞“妥协”。社会革命党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实际地、直接地、明显地背叛农民的利益，使形势大为改变。应该估计到这种改变，不能完全按老套套，完全象我们在1902—1903年和1905—1907年那样来进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鼓动工作。不能只限于在理论上揭穿“土地社会化”、“平均使用土地”、“禁止使用雇佣劳动”等等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那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所以全部任务首先在于把革命推进到推翻君主制。现在君主制已经推翻了。俄国已经成了一个由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政府的民主共和国，就这一点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但三年来的战争把我们向前推进了三十来年，它在欧洲造成了普遍劳动义务制和企业的强迫辛迪加化，它使最先进的国家濒于饥荒和空前破坏的境地，迫使人们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推翻君主制，——这是当时对我们的阶级政策的基本规定。这样规定是正确的。1917年2月和3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只有领导着贫苦农民（即我们党纲所说的半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的和约结束战争，医好战争创伤，开始实行那些已成为绝对必要的刻不容缓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是现在对我们的阶级政策的规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的重心应该移到说明社会革命党人背叛农民这一点上。他们代表的不是贫苦农民群众，而是少数富裕的业主。他们引导农民不是同工人结成联盟，而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也就是要他们服从资本家。他们为了取得部长职位，为了同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而出卖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利益。因战争而加速发展的历史，已经大大向前推进，因而旧提法增添了新内容。“禁止使用雇佣劳动”这在以前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句空话，但在现时的实际生活中却有了另一种意义：千百万贫苦农民在242份委托书中表示，他们愿意废除雇佣劳动，但是他们不知道应当怎样做。而我们却知道应当怎样做。我们知道，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在工人的领导下反对资本家，而不是同资本家“妥协”，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进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的基本方针，即我们对农民讲话的基本方针，现在应该作这样的改变。农民同志们，社会革命党背叛了你们。它背叛了茅舍而投靠宫廷，即使不是君主的宫廷，也是革命的死敌、特别是农民革命的死敌立宪民主党人同切尔诺夫、彼舍霍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组成的政府在那里开会的宫廷。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只有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实际执行242份委托书中提出的贫苦农民的纲领。因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不是用不许或“禁止”雇用工人的办法，而是通过推翻资本这一唯一正确的道路真正达到废除雇佣劳动的目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要真正达到没收土地、耕畜、农具和技术农业企业的目的，给予农民想要而社会革命党人不能给予的东西。工人对农民讲话的基本方针现在应该作这样的改变。你们贫苦农民想要的、正在寻找的、但常常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寻找和怎样寻找的东西，我们工人能够而且一定会给你们。我们工人反对资本家，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维护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而社会革命党人却同资本家建立联盟，背叛这种利益。※※※提醒读者注意一下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关于农民问题所说的话。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想剥夺小农，只有通过示范的力量，小农才会明白使用机器的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584页。——编者注］现在，战争在实践中向俄国提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农具很少。要没收农具，但“不能分掉”经营水平高的农场。农民开始懂得这一点了。贫困迫使他们懂得了。战争也迫使他们懂得了，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农具。必须爱护农具。大经济就意味着借助农具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来节省劳动。农民希望保留自己的小经济，希望平均分配，定期重分……让他们这样希望吧。没有一个明智的社会主义者会因此而同贫苦农民分手。既然没收土地意味着摧毁银行的统治，没收农具意味着摧毁资本的统治，那么，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央的统治，政权转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其他一切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解决，就会因“示范的力量”而产生，就会由实践本身来提示。政权转归无产阶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到那个时候，242份委托书的纲领中所包含的一切重大的、主要的、根本的东西就可以实现。实际生活也会表明，这些东西在实现时将有哪些变更。但这无关紧要。我们不是学理主义者。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农民同志们，相信工人吧！抛弃同资本家的联盟吧！只有同工人紧密地结成联盟，你们才能真正开始实现242份委托书的纲领。如果同资本家结成联盟，受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你们将永远等不到一个符合这个纲领精神的果断的坚定不移的步骤。如果你们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同资本作无情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实现242份委托书的纲领，那么全世界将帮助你们和我们，那时这个纲领（不是指纲领现在这样的措词，而是指它的实质）就有实现的保证。那时资本统治和雇佣奴隶制的末日就会到来。那时就会开创社会主义的天下，和平的天下，劳动者的天下。载于1917年8月29日（9月11日）《工人日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08—116页注释：[59]《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СоветаКрестьянскихДепутатов》）是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日报），1917年5月9日（22日）—1918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为瑙·雅·贝霍夫斯基。该报代表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敌视十月革命。因进行反革命宣传被苏维埃政权查封。——[104]。[60]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107]。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1917年8月26日〔9月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1917年8月26日〔9月8日〕）现在有许多人又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发生兴趣了。报纸上热烈地讨论了会议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同评价当代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它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方面的基本原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较详细地来谈一谈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参加这次代表会议。而他们这样做是以原则性的理由为出发点的。谁都知道，世界各国的社会党人，不管他们是交战国的或中立国的，在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已经分裂成两大主要部分。一部分人站在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我们把他们叫作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凡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掩盖保卫“本国”统治阶级的掠夺利益的人，都叫作沙文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两大交战国联盟的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掠夺的目的：德国资产阶级为了掠夺比利时、塞尔维亚等等而战；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德国的殖民地等等而战；俄国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奥地利（利沃夫）、土耳其（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而战。因此，凡是在这场战争中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社会党人，就不再是社会党人了；他们背叛了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营垒里去了。他们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别是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一部分社会党人，特别是大多数领袖和议员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并不是偶然的。在一切国家中，正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提供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骨干。如果我们对社会沙文主义科学地进行考察，即不是抽出个别的人，而是从这整个国际思潮的发展及其社会联系的总和来考察，那么社会沙文主义就是达到了逻辑终端的机会主义。各地的无产阶级群众在不同程度上清楚而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沙文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都痛恨和蔑视最著名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国的谢德曼，法国的盖得和列诺得尔之流，英国的海德门，等等。在战争期间，尽管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迫害，堵住人们的嘴巴，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革命的国际主义派还是形成了。这一派始终忠于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向沙文主义屈服，也不容许用保卫祖国的谎言来掩盖沙文主义，而是彻底揭露这些言论的虚伪，揭露两大联盟的资产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而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全部罪恶。属于这一派的有：英国的马克林，他因为反对掠夺成性的英国资产阶级而被判处服一年半苦役；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他被德国帝国主义强盗判处服苦役，“罪名”是在德国号召革命，揭露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是掠夺战争。属于这一派的还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因为有和马克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同样的“罪名”而受到俄国共和派和民主派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的迫害。这一派是唯一忠于社会主义的派别。只有这一派没有背叛在1912年11月世界各国社会党人一致签字的巴塞尔宣言[57]中表示自己信念的庄严声明，庄严诺言。这个宣言所说的恰恰不是一般战争（战争有各种各样），而正是1912年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的正在准备并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也就是德英两国及各自的盟国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爆发的战争。面对这样的战争，巴塞尔宣言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社会党人有“保卫祖国”（也就是为自己参加战争辩护）的义务和权利，而是极其肯定地指出，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从以下事实看得特别明显：现在他们所有的人都胆怯地躲开巴塞尔宣言中谈到目前这次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的地方，就象小偷躲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显然，始终忠于巴塞尔宣言、用宣传和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来“回答”战争的社会党人和那些用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行动来回答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显然，想“调和”或“统一”这两派的尝试是多么软弱无力，多么幼稚和虚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第三个派别即所谓的“中派”或“考茨基派”（因“中派”最著名的代表卡尔·考茨基而得名）正是在进行这种非常可怜的尝试。在整整三年战争期间这个派别在各国都暴露出自己毫无思想性和软弱无力。例如在德国，事态的发展迫使考茨基派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分裂而另外建立所谓“独立社会民主党”[58]，但是这个党还是不敢作出必要的结论，还是鼓吹在国际范围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统一”，继续欺骗工人群众，要他们寄希望于在德国恢复这种统一，并且阻挠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策略的贯彻，即阻挠同“本国”政府进行革命斗争，这种斗争在战时也要进行，斗争形式可以而且应当改变，但斗争决不能延缓推迟。这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没有明确的估计，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派别没有原则性的看法，那就无法着手讨论象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这样的实际问题。然而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4月24—29日代表会议通过的、8月经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的详尽决议中，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派别作了原则性的评价。忘记这种原则性的评价，回避这种评价来谈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那就是站在毫无原则的立场上。这种无原则性盛行于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间。8月10日《新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可算是这种无原则性的典范。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在这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极左翼的报纸上集中了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最流行的错误、偏见和无思想性。《新生活报》的社论写道：“人们可以根据某些理由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抱否定态度，也可以在原则上非难‘护国主义多数派’的妥协尝试。但是为什么要否定一目了然的事情呢？要知道，在英国工人通过了一项引起国内政治危机、使大不列颠的‘举国一致’出现第一道深刻裂痕的著名决议以后，代表会议就具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意义。”这种议论是无原则性的典范。事实上，怎么能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问题给英国的“举国一致”造成深刻裂痕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弥合而不应该加深这个裂痕呢？原则性的问题是而且只能是：同护国派（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还是同他们妥协。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是多次妥协尝试中的一次。会议没有开成。它之所以没有开成，是因为英法帝国主义者不同意现在进行和平谈判，而德帝国主义者则同意。英国工人较清楚地感觉到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在欺骗他们。试问，应当怎样来利用这一点呢？我们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说：应当利用这一点来加深无产阶级群众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分裂，以便达到彻底的决裂，排除在群众反对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发展中的一切障碍。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而且也只有我们才能加深裂痕，导致完全决裂。而那些到斯德哥尔摩去的人，或者确切些说，向群众鼓吹有必要到那里去的人，在实际生活已经“屏弃了”他们这种打算的今天，实际上究竟要干什么呢？不过是要弥合裂痕，因为众所周知，召集和支持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是拥护本国政府的人们，即内阁派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斯陶宁格、布兰亭和特鲁尔斯特拉之流，更不必说谢德曼之流了。这就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就是《新生活报》的机会主义者忘掉的或有意掩盖的事情，他们完全无原则地发表议论，对社会沙文主义这种思潮却不作总的评价。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是帝国主义者政府的部长们的座谈会。这一事实不管《新生活报》怎样竭力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号召工人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号召他们等待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号召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上，这就等于向群众说：你们能够而且应当从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帝国主义者政府内拥护这种政府的部长们的妥协中期待美好的东西。《新生活报》正是在进行这种极端无原则的极端有害的宣传，但它自己竟毫无觉察。《新生活报》看到英法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他们的政府发生冲突，就忘记了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布兰亭、斯陶宁格、谢德曼之流也都同样是拥护本国政府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难道不是无原则性吗？《新生活报》不是向工人说：你们看，英法帝国主义者甚至不允许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去同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谈判，——这就是说，从英法方面来说战争也是掠夺性的战争；这就是说，除了同一切政府、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新生活报》不是向工人这样说，而是用幻想来安慰工人。该报写道：“人们准备在斯德哥尔摩达成和平协定，并一起制定共同的斗争计划：拒绝表决军事拨款，抛弃‘举国一致’，召回政府中的部长，等等。”唯一可以证明这段完全骗人的话真实可信的是，“斗争”二字用了黑体。不用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证明！经过三年战争以后，还在用最空洞的诺言来哄骗工人：“人们准备在斯德哥尔摩”抛弃举国一致……谁准备这样做呢？是谢德曼、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阿夫克森齐耶夫、策列铁里、斯陶宁格、布兰亭之流，也就是那些几年来或几个月来一直推行举国一致政策的人（和政党）。不管《新生活报》怎样真诚地相信这种奇迹，不管它怎样诚心诚意地相信这种事情是可能的，我们还必须说，《新生活报》是在工人中散布弥天大谎。《新生活报》是在欺骗工人，要工人信任社会沙文主义者。照它说来，虽然社会沙文主义者一向参加内阁并推行举国一致的政策，但是他们不久就要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磋商，取得谅解，达成协议而不会再这样做了。他们将开始为和平而斗争，他们将拒绝表决军事拨款，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一切都是对工人的反动的宽慰和安抚，都是想使工人信任社会沙文主义者。但是那些“为和平而斗争”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是为了欺骗自己，也不是为了欺骗工人的社会党人，并没有等待任何国际会议，早就开始了这种斗争，而且正象英国的马克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那样，是从抛弃举国一致做起的。《新生活报》写道：“我们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于列诺得尔之流和谢德曼之流的合理的和正当的怀疑，但是《工人和士兵报》的政论家们却教条主义地只愿见树木而不愿见森林，他们没有注意到列诺得尔和谢德曼所依靠的群众的情绪在转变。”先生们，问题不在于怀疑，——掩盖无原则性、又表现无原则性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情绪倒是你们的主导情绪。我们对于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并不怀疑，我们是他们的敌人。这是“两种大不相同的情况”。我们已经同他们决裂，并且号召群众同他们决裂。正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既“注意到”群众情绪的转变，又“注意到”比情绪及其转变更重要得多、深刻得多的东西，即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这种利益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所代表的社会沙文主义政策不可调和。《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和俄国帝国主义者政府的部长们一道在斯德哥尔摩恰恰会碰到谢德曼分子和列诺得尔分子（因为斯陶宁格和特鲁尔斯特拉同列诺得尔分子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至于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斯柯别列夫，那更不必说了）。我们不去看这场由几方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圈子里演出的斯德哥尔摩滑稽剧，正是为了使群众睁开眼睛，为了表达他们的利益，为了号召他们革命，为了利用他们情绪上的转变去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同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决裂，而不是无原则地迁就这种情绪。《新生活报》写道：“……布尔什维克喜欢挖苦那些到斯德哥尔摩去的国际主义者，说他们同谢德曼分子和韩德逊分子妥协，他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对代表会议的态度——当然由于根本不同的原因——却是同普列汉诺夫之流、盖得之流和海德门之流一致的。”说我们对代表会议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致，这话不对！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不愿意同一部分社会沙文主义者一道去参加不彻底的代表会议，这一点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之流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对代表会议的态度无论在原则上或在实践上都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完全不同。而你们这些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人，才真正同谢德曼、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分子一道去参加代表会议，你们才真正去同他们妥协。这是事实。你们把团结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一渺小的、可怜的、带有极大阴谋性的、依赖两大联盟之一的帝国主义者的事业叫作“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这是事实。你们这些假国际主义者要是不说一大堆谎话，散播一些幻想，把社会沙文主义者打扮一番，使群众产生一种希望，似乎斯陶宁格和布兰亭之流、斯柯别列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真能抛弃“举国一致”，那你们就无法向群众鼓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很有可能，就是鼓吹一番，事情到此为止，因为代表会议是开不成的，但是这种鼓吹的思想意义还会存在）。然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宣传中却向群众说明全部真相，继续揭穿社会沙文主义者，揭穿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妥协的政策，并引导群众同他们完全决裂。如果事情是这样：德帝国主义认为目前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对自己有利，因而派它的代理人谢德曼之流到那里去，而英帝国主义认为目前这个时机对自己不利，甚至不愿意现在谈和平，那么我们就揭露英帝国主义，并利用英帝国主义和英国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冲突来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加强国际主义的宣传，向他们说明必须同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决裂。《新生活报》的假国际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正象知识分子气十足的印象主义者，即毫无主见，容易受一时情绪的影响而忘记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新生活报》的那些人是这样来推论的：既然英帝国主义反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赞成。也就是说，代表会议已经具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意义。这样来推论，实际上就是陷入无原则的泥坑，因为德帝国主义者现在赞成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是为了自己的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利益。既然这些“国际主义者”不敢直率地承认这一无可争辩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既然他们不得不回避这一事实，那么他们的“国际主义”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先生们，假如你们和谢德曼、斯陶宁格之流一道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那么你们究竟有什么保证能使自己在实际上不变成德帝国主义秘密外交家手中的玩物和工具呢？你们不可能有这种保证。这种保证是不存在的。如果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毕竟开成了（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也不过是德帝国主义者的一种试探，看能不能以某种方式交换兼并的土地。这就是谢德曼和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娓娓动听的演说的真正的现实意义。如果这次会议开不成，那么你们对群众的鼓吹也有现实意义，它会使群众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对他们不久大概可能“改邪归正”抱幻想。在这两种情况下，你们尽管想做一个国际主义者，但实际上却成了某一联盟或两个联盟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而我们却估计到政治的一切变化和细节，我们始终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鼓吹工人的兄弟般的联合，鼓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鼓吹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工作。载于1917年8月26日（9月8日）《工人日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98—107页注释：[57]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96]。[58]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9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纸上的决议（1917年8月26日〔9月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纸上的决议（1917年8月26日〔9月8日〕）策列铁里先生是一个最饶舌的“社会党人”部长和庸人的领袖。他那些数不清的演讲，那些言之无物、不负责任、毫无重要意义、真所谓是“部长式的”演讲是那样空洞庸俗，实在令人难以卒读。他那种登峰造极的妄自尊大使这些娓娓动听的“发言”（正因为这些发言空洞，策列铁里才成了资产阶级的宠儿）特别令人不能容忍。因此，很难断定这些圆滑动听的甜言蜜语掩盖下的究竟是超乎寻常的愚蠢呢，还是恬不知耻的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策列铁里的演讲愈空洞，就愈应该特别强调指出他8月18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所做的那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平常的事情。[55]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策列铁里竟吐露了一句简单、明了、贴切、正确的话。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政治真理，这个真理不是只有偶然的意义，而是表明了当前整个政局重大的根本的特征和这种局势的根源。根据《言语报》的报道，策列铁里说（读者当然记得，策列铁里是反对废除死刑的决议的）：“……你们的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这里需要的不是纸上的决议，而是实际的行动……”真话总是真话。聪明的话听起来也入耳……当然，策列铁里的这句真话首先是狠狠地击中了他自己。因为正是他，这位苏维埃最著名的领袖促使这个机关名誉扫地，使它沦为一种自由派会议的可怜角色，给世界留下了一份记载典型的毫无作用的善良愿望的档案。策列铁里通过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阉割了的苏维埃，作过几百个“纸上的决议”。现在，当通过一项狠狠打击他本人的决议的时候，正是他最没有权利叫喊什么“纸上的决议”。策列铁里使自己陷入了一个特别可笑的议员的境地：最热中于“议会的”决议，最爱把决议的作用说得天花乱坠，最爱为了决议劳碌奔走，而一碰到反对自己的决议，就拚命叫喊“葡萄是酸的”[56]，说句老实话，决议本来就是纸上的。真话毕竟是真话，哪怕它是出自伪君子之口，哪怕它是用虚伪的口吻讲出来的。决议之所以是纸上的，并不是因为那位认为为了保卫革命（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必须采用死刑的前任部长策列铁里宣布它是纸上的。决议之所以是纸上的，是因为决议又在重复从1917年3月起就背得烂熟的、毫无意义地再三重复的死板公式：“苏维埃要求临时政府如何如何”。人们已习惯于“要求”，照例不断地重复，但是没有看到情况已经变了，力量已经消失了，没有实力作后盾，“要求”是可笑的。不仅如此，死板地重复“要求”，会给群众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情况并没有改变，苏维埃还有实力，只要它说一声“要求”，事情就能办到，就可以躺下来大做其尽了自己职责的“革命”（请原谅……）“民主派”的美梦。也许有的读者要问：难道主张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估计实力，反对说空话的布尔什维克，不应当投票赞成这一决议吗？不，应当投票赞成，因为决议里有一节（第3节）包含着一个很好很正确的思想（基本的、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死刑是对付群众的手段（如果是对付地主和资本家的手段，那就又当别论了）。虽然社会革命党这班庸人改坏了马尔托夫原案的文字，不提“违背人民利益的帝国主义”目的，而添上“保卫祖国和革命”这种纯粹是虚伪的、欺骗人民的、掩饰掠夺性战争的词句，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投票赞成。应当投票赞成，但要预先说明我们有个别地方不同意，并且声明：工人们！你们别以为今天的苏维埃还能够向临时政府要求什么东西。不要抱幻想。要知道苏维埃已经没有力量要求了，今天的政府完全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俘虏。好好地想一想这个令人痛苦的现实吧！只要苏维埃委员们用某种方式作了如上的保留，谁也不会阻止他们投赞成票。只有这样，决议才会不再是“纸上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开策列铁里如下的挑拨性的问题：苏维埃的委员们是不是想“推翻”临时政府。这跟卡特柯夫在亚历山大三世时问自由派是不是想“推翻”专制制度一模一样，一字不差。我们倒想回答前任部长说：亲爱的公民，你们刚刚颁布了苦役法来对付那些“图谋”或者仅仅是想要“推翻”政府（地主、资本家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叛徒们协商组成的政府）的人。我们完全懂得，如果你们再“拉”几个布尔什维克来受这个令人满意的（对你们来说）法律的制裁，所有的资产者会更加夸奖你们。可是，如果我们不来帮助你们找到运用这个“令人满意的”法律的机会，那也请你们不要感到奇怪。※※※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那样，8月18日的事件反映出俄国的整个政治制度。波拿巴主义的政府，死刑，苦役法，以及用路易－拿破仑到处宣扬的平等、博爱、自由、祖国的光荣和尊严、大革命的传统、镇压无政府主义等等词句来给这些“令人满意的”（对挑拨者来说）东西裹上一层糖衣。甜蜜蜜的、甜得腻人的小资产阶级部长和前任部长们捶着胸脯说，他们是有良心的，他们规定和采用死刑来对付群众是在毁灭自己的良心，他们是流着泪这样做的。这正是上一世纪60年代一位“教师”的更好的翻版。这位教师不是按老规矩平平常常地把平民百姓的子弟鞭打一顿了事，而是遵照皮罗戈夫的遗训，挥着仁慈的眼泪，“合法地”、“公正地”鞭挞他们。农民们受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领袖的欺骗，还相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同资产阶级成婚后会生出……土地私有制的无偿废除。工人呢……工人想的是什么，在“人道的”策列铁里还没有废除新的苦役法以前，对此我们暂且保持沉默。载于1917年8月26日（9月8日）《工人日报》第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94—97页注释：[55]七月事变后，俄国临时政府在前线恢复了死刑。1917年8月18日（31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孟什维克领袖伊·格·策列铁里坚决反对在前线废除死刑的决议案。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抗议实行死刑的决议。——[90]。[56]“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是狐狸吃不到葡萄时宽慰自己的话。——[9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政治讹诈（1917年8月24日〔9月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政治讹诈（1917年8月24日〔9月6日〕）揭发某些事实或某些捏造的“轶事”，使被揭露者感到头痛，或者给他制造某些其他的麻烦，用这种威胁手法勒索钱财，这叫作讹诈。以揭露相威胁，或者揭发一些真实的、但更经常的是捏造的“轶事”，在政治上损害、诬陷政敌，使之无法进行或很难进行政治活动，这就是政治讹诈。我们的共和派的（请原谅我用了这个词）甚至民主派的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就是进行政治讹诈的英雄，他们掀起诬蔑诽谤、造谣中伤的“运动”，打击他们不喜欢的政党和政治家。过去沙皇政府进行粗暴、野蛮、残酷的迫害。现在共和派资产阶级进行卑鄙龌龊的迫害，拚命用诽谤诬蔑、造谣中伤、流言蜚语等等来污辱他们所仇视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有幸领教了共和派帝国主义者这种种迫害的办法。布尔什维克完全可以拿一位诗人的名句用在自己身上：他听到的赞许声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俄国革命刚一开始，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和几乎所有小资产阶级的报刊都向布尔什维克粗野地疯狂地叫嚣起来。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理应在这种粗野疯狂的叫嚣中“听到”赞许的声音，因为资产阶级的疯狂的仇恨，往往是被诽谤、被陷害、被迫害的人正确而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最好证明。资产阶级诽谤手法的讹诈性质，我们举一个与我党无关的例子，即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的例子，就可以特别清楚地加以说明。人所共知的诽谤者立宪民主党人，以米留可夫和盖森为首，想要恐吓或赶走切尔诺夫，于是就攻击切尔诺夫在国外写过“失败主义的”文章、同接受德帝国主义代理人津贴的人有牵连等等。攻击激烈起来了。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随声附和。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阁组成问题上“取得了和解”。于是——啊，真是怪事！——切尔诺夫“案件”烟消云散了！！不过几天，没有经过审判，没有经过审理，没有公布文件，没有传讯证人，没有鉴定人的鉴定书，“案件”就烟消云散了。当立宪民主党人不满意切尔诺夫的时候，诽谤性的“案件”就发生了。当立宪民主党人同切尔诺夫在政治上和解了，即便是暂时的和解，“案件”就烟消云散了。这种政治讹诈是一目了然的。在报上进行个人攻击、造谣中伤，正是资产阶级以及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唐恩等这些无赖进行政治斗争和政治报复的工具。政治目的一旦达到，攻击某某或某某的“案件”顿时“烟消云散”，这也就证明了“案件”制造者的卑劣本质、下流无耻和讹诈成性。因为很清楚，如果不是讹诈者，如果他进行揭露的动机是纯正的，那么，无论政治上有什么变化，他都不会停止揭露；如果不是讹诈者，那么就无论如何要揭露到底，直到法庭宣判，公众完全弄清真相，所有的文件都汇集公布为止，或者直到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误解为止。切尔诺夫这个非布尔什维克的例子，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报刊和小资产阶级报刊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讹诈性攻击的真正本质。一旦资本的这些骑士和走狗认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布尔什维克已被逮捕，报纸已被查封，这些讹诈者就会一声不响了！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唐恩之流这些向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好汉们，拥有一切可以用来揭露真相的手段：报刊、金钱、外国资产阶级的帮助、俄国整个资产阶级“舆论”的协助、世界大国之一的国家政权的友善支持等等，但是，他们一声不响。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唐恩之流是一些政治讹诈者，有觉悟的工人一下子就看清楚了，因为整个生活训练他们能很快识破资产阶级的手法；现在任何一个正直的人也愈来愈清楚了。这种认识应该巩固下来，向群众说清楚，天天登报，把这方面的材料汇集起来编成小册子，抵制讹诈者，如此等等。这才是无产阶级对付诽谤和讹诈应当采取的方法！我们的加米涅夫同志也是最近受到讹诈之害的一个。他在案件审理以前就“丢开了社会活动”。依我们看来，这样做是错误的。讹诈者正需要我们这样做。审理案件他们是不愿意的。加米涅夫可以不理这些无赖，相信自己的党就行了，让《言语报》、《交易所小报》、《日报》[54]、《工人报》等等下流报纸的恶狗们以后去狂吠吧！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他们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因为资产阶级的报纸很多，资产阶级雇来进行讹诈的文人（象扎斯拉夫斯基之流）更多，资产阶级要使我们党的工作人员“丢开”社会活动，那太容易了！至于审理案件、弄清真相，他们连想都不想。不，同志们！我们决不向资产阶级报刊的叫嚣屈服！我们决不让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之流这些进行讹诈的无赖们拍手称快。我们相信无产者、觉悟工人和由24万国际主义者组成的我们党的审判。我们不会忘记，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同护国派勾结起来，用造谣、诽谤、讹诈的手法迫害国际主义者。我们要坚决痛斥讹诈者。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让觉悟的工人、自己的党来审判，弄清每一个最细微的疑点。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我们把革命国际主义者的国际联盟看作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唯一保证。对于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呆在一个内阁里的人，对于那些同米留可夫、唐恩、扎斯拉夫斯基之流握手言欢的人，我们决不受他们“舆论”的任何影响！打倒政治讹诈者！蔑视他们，抵制他们！不断向工人群众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时间。载于1917年8月24日（9月6日）《无产者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90—93页注释：[54]《日报》（《Ден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88]。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所写的一封信（1917年8月下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所写的一封信[53]（1917年8月下旬）这份传单当然不能公开印发，但是必须设法秘密印发。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合法报纸去冒遭到查封的风险（这些合法报纸本来就很难保存，但对我们又极其重要），而不能象在1912—1914年间那样善于利用合法机会，那是极其愚蠢的。这篇文章（传单）既不应该公开刊印，也不应该为了适合公开发表而把它改坏。合法言论的自由明显地已被政府缩小，而且在一天天缩小，如果我们还仅限于合法言论，那就不但是愚蠢的，而且是卑鄙的。我知道，我们一些布尔什维克非常因循守旧，我知道，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印发秘密传单。但是，我将不断坚持，因为这是现实生活的要求，运动的要求。应该秘密地印发自由的即可以明言直说、讲话不打折扣的各种传单。传单上的署名应该是：“一批受迫害的布尔什维克”。可以只用这个署名，也可以用小号字在下面加一说明：“一批受迫害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受政府迫害而被迫从事秘密工作的布尔什维克。”或者还可以这样写：“一批受迫害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受政府迫害并被剥夺出版自由而迫不得已秘密印发自由传单、在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党范围以外进行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工人、士兵和全体劳动者！敌军占领了里加。我们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空前的灾难，还在加剧，还在延续。战争拖延下去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资本家强盗之间的分赃，即德国资本家强盗能否保住比利时、塞尔维亚、波兰、里加和其他地方，英国资本家强盗能否保住巴格达和他们所掠夺的德国殖民地，俄国资本家强盗能否保住亚美尼亚，等等。克伦斯基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参加和支持下厚颜无耻地欺骗人民，用他们希望和平这样一些空洞的、不负任何责任的话麻痹人民，而实际上却在拖延掠夺战争，不公布沙皇为了使俄国资本家发财而与英法资本家缔结的秘密条约，俄国资本家已经得到了获得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的许诺。俄国人民虽然有了共和国，但还在为履行秘密条约，履行资本家之间的掠夺性条约而流血。“共和派”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之流不是解除掠夺性的秘密条约，不是向所有交战国的人民提出明确的、公正的媾和条件，而是一月又一月地欺骗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欺骗了人民。只有工人政府能拯救国家，能使国家免遭战争的损害，免遭趁火打劫的资本家的掠夺。由于里加的失败，资产阶级已经在得意地打算对士兵、工人和农民实施新的苦役法和苦役措施。农民的粮食已经开始被夺走，资本家获得的暴利却不予触动，他们的神圣的“商业秘密”得到保护，使银行家和百万富翁免遭揭露，而不许工人监督。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资产阶级面前无耻地卑躬屈膝，继续支持他们，并且叫嚷必须“停止”“一切党派纠纷”，也就是让资本家继续拥有无上权力，让资本家照旧掠夺国家，让他们保持拖延战争的“自由”……数以万计的人由于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在6月发动的进攻而丧命。只要人民容忍这样的政府，还会有数以万计的人由于战争的拖延而丧命。只有工人政府能拯救国家。只有工人政府不会欺骗人民，而会立即向所有的国家提出明确的、公正的媾和条件。资产阶级吓唬人民，力图制造惊慌，使愚昧无知的人们确信，现在不能马上提出媾和，否则就等于“失去里加”等等。这是欺骗人民。即使进行和谈的那些政府维护资本家对其抢来的财富和别国土地（兼并的土地）的神圣权利，提出媾和也不意味着放弃里加。里加是德国资本家强盗抢得的赃物。亚美尼亚是俄国资本家强盗抢得的赃物。当强盗们进行和谈的时候，他们或是保留各自的赃物，或是互换部分赃物。只要政权在资本家手里，所有的战争都会这样结束，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所说的是工人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立即提出公正的媾和条件，关于这一点，全俄的工人和农民在无数的委托书和决议中讲了几百次。这些条件就是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即不掠夺别国土地的和约。这就是说：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不得到波兰人自愿同意，都不能强行并吞波兰或拉脱维亚边疆区；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俄国人，都不能夺取亚美尼亚，如此等等。工人政府会立刻把这些公正的媾和条件毫无例外地向所有交战国提出。只要这一点没有做到，只要明确的、正式的媾和建议没有提出，只要还保留秘密的掠夺性条约，只要那些靠军事订货发几亿横财的资本家的无上权力没有被摧毁，他们的掠夺没有被制止，所有关于和平的漂亮话都只能是对人民的欺骗，彻头彻尾的无耻欺骗。所有的资本家政府包括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都对人民进行这种欺骗。它们满嘴都是空洞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关于和平的漂亮话，没有哪一个提出明确的媾和条件，没有哪一个撕毁秘密条约，事实上，它们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在继续拖延危害人民的、罪恶的掠夺战争。打倒战争！打倒欺骗人民、拖延战争、保护资本家掠夺利益、将立宪会议选举一拖再拖的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只有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工人政府才能提议媾和，终止资本家的掠夺，给劳动者面包和自由。每一个工人和士兵都要去向人民解释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和建立工人政府的必要性。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86—89页注释：[53]1917年8月21日（9月3日），德军突破俄军防线后攻占了里加。列宁的这封信附在《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后面，根据内容判断，是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没有发表过，其作者可能也是列宁。——[82]。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917年8月19日〔9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917年8月19日〔9月1日〕）尔·马尔托夫在8月4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策列铁里的批评太温和”，“政府没有对军界的反革命活动进行还击”，“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推翻现政府，或者破坏对它的信任……”马尔托夫接着又说：“根据现实的力量对比，现在没有理由要求政权转归苏维埃。只有在国内战争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现在进行国内战争是不能容许的。”最后他说：“我们并不打算推翻政府，但是，我们应该向它指出，国内除了立宪民主党和军人以外，还有另外的力量。那就是革命民主派的力量，临时政府应该依靠这个力量。”（摘自《新生活报》报道）马尔托夫的这些话很精彩，值得十分仔细地加以研究。这些话所以精彩，是因为这些话非常有特色地再现了小资产阶级群众那些最流行、最有害、最危险的政治错误和最典型的偏见。马尔托夫这位政论家大概是所有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最“左”、最革命、最觉悟和最老练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分析他的这些话要比剖析卖弄空话的切尔诺夫或笨伯策列铁里之流要有益些。我们分析马尔托夫的话，也就是分析现在小资产阶级思想中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突出的首先是马尔托夫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问题上所表现的摇摆。在7月4日以前，马尔托夫反对这个口号，7月4日以后又拥护这个口号，8月初他又反对。请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论据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滑稽可笑！他反对这个口号是因为“根据现实的力量对比，现在没有理由要求政权转归苏维埃。只有在国内战争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现在进行国内战争是不能容许的”。糊涂就糊涂在这里。照这么说来，7月4日以前可以不经过国内战争而使政权转归苏维埃（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尔托夫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其次，照这么说来，在7月4日以后（当时马尔托夫又赞成政权转归苏维埃），似乎还可以不经过国内战争而使政权转归苏维埃。这显然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对事实的歪曲，因为正是在7月4日夜里波拿巴主义者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和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的伺候下，把反革命军队调到了彼得格勒。在这种情况下，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照马尔托夫说来，不但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就是革命民主派，也有理由放弃这个正确反映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口号，因为它“只有在国内战争过程中”才能实现……但是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显然是放弃一切阶级斗争，放弃一切革命。因为谁都知道，世界上各次革命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谁都知道，正好在7月4日以后，我们看到反革命资产阶级在俄国已经开始了国内战争，也就是解除军队武装，枪杀前线士兵，杀害布尔什维克。请看，正当事变的发展进程必然导致反革命资产阶级挑起国内战争的时候，却说革命民主派进行国内战争“是不能容许的”。马尔托夫的糊涂是最难以想象、最滑稽可笑、最不可救药的。要澄清他所引起的糊涂观念，就应该说明：正是在7月4日以前，全部政权转归当时的苏维埃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当时是可以不经过国内战争和平地办到这一点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象7月4日以后那样对群众、对人民施行系统的暴力。当时政权转归苏维埃可以保证整个革命和平地向前发展，而且也可能使苏维埃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和平地得到解决。7月4日以后，不经过国内战争就不可能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因为从7月4—5日起，政权已经落到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所支持的波拿巴主义军人集团手里。由此得出结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拥护革命无产阶级的人，一切正直的革命民主派，现在都应该向工人和农民说明：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决定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必须通过另一条道路。马尔托夫没有提出论据替他的“现在”不能容许进行国内战争的“思想”辩护，替他的目的“不是要推翻现政府”的声明辩护。既然没有说明理由，他的意见，特别是他在护国会议上发表的这种意见，必然会与护国派的论据不谋而合：外敌当前，决不能容许进行国内战争。我们不知道马尔托夫敢不敢公开提出这种论据。这是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最流行的一种论据。这种论据当然是最庸俗的。无论在1870年9月的法国，或是在1917年2月的俄国，资产阶级都不怕在外敌当前的时候进行革命和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并不怕在外敌当前的时候用国内战争的代价来夺取政权。所以革命无产阶级也不用多考虑资产阶级的骗子和奴仆的这种“论据”。※※※马尔托夫犯下的一个最令人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也是整个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界最典型的理论错误，就是把拥护沙皇制度和一般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混为一谈。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有的狭隘和愚蠢，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不能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他们把优先权奉送给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种“理想”，相信资产阶级叫喊的“来自右边的反革命”的危险。马尔托夫反映了这种思想，更正确些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困惑不解，他在发言中说：“我们应该用反压力来对抗右边对它〈对政府〉的压力。”这正是庸人们的轻信和忘记阶级斗争的典型例子。政府似乎是超阶级和超党派的，右边对它“施加”的压力过大时，就应该从左边对它施加更大的压力。啊！多么聪明，真可以同路易·勃朗、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以及所有这类可鄙的家伙媲美。而这种庸人的聪明又多么有利于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多么想在“愚蠢的农夫”面前把事情说成这样：现在这个政府正在同极端行为作斗争，不管来自右边还是左边，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制度，贯彻真正的民主制。实际上，这个波拿巴主义的政府却正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府。欺骗人民，把事情描绘成资产阶级似乎代表“整个革命，而反革命的威胁来自右边即来自沙皇”，这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对长久稳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是必要的）。整个“革命民主派”的这种由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养成的观念，只能靠唐恩和策列铁里之流无限的愚蠢以及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无限的自我欣赏来维持。但是，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一定会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是哪个阶级的反革命？法国的历史向我们表明，波拿巴主义反革命派是18世纪末（第二次是在1848—1852年之前）在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又为正统君主制的复辟铺平了道路。波拿巴主义是一种治理形式，是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而产生的。只有故意闭上眼睛，才看不见波拿巴主义正在俄国这种极其相似的条件下就在我们眼前滋长起来。拥护沙皇制度的反革命现在已经极其微弱，已经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也不起任何政治作用。骗子们故意抬出和渲染拥护沙皇制度的反革命这具稻草人，是要吓唬傻瓜，用政治奇闻款待庸人，转移人民对真正严重的反革命势力的注意。任何人看了那个叫作扎鲁德内的人的议论都不免要发笑，他全神贯注地在估量次要的同盟者“神圣的俄罗斯”的反革命作用，而“不注意”叫作立宪民主党的全俄资产阶级联盟的反革命作用。立宪民主党是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这个力量在选举中，更重要的是在军政管理机构中以及在先后对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大肆诬蔑、中伤、攻击的报刊宣传中，把一切黑帮分子牢固地团结在自己周围。现在的政府逐步地然而坚决地执行的政策，正是立宪民主党1917年3月以来有步骤地鼓吹和策划的政策。恢复和拖延帝国主义战争，不再“谈论”和平，授权各个部长封闭报馆，禁止举行代表大会，实行逮捕和流放，恢复死刑，枪杀前线士兵，解除工人和革命部队的武装，让反革命军队充斥首都，开始逮捕和迫害自己起来“夺取”土地的农民，关闭工厂和实行同盟歇业等等，这类措施还远没有列举全，但已经最清楚不过地勾划出了波拿巴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情景。立宪会议延期召开，莫斯科“国民代表会议”为波拿巴主义的政策“加冕”，——这不是把立宪会议拖到战争结束后召开的过渡步骤吗？这难道不是波拿巴主义的政策的法宝吗？而马尔托夫却看不到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参谋总部在哪里……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在其中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延期召开立宪会议的事情上，扮演了一个多么卑鄙的奴仆角色啊！立宪民主党人定出调子，主张延期召开立宪会议，在报刊上大肆宣传，抬出要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的哥萨克代表大会。（哥萨克代表大会！李伯尔、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怎么会不讨好呢！）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即尾随着立宪民主党人，正象狗在主人皮鞭的威胁下应着主人的口哨走过来一样。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不仅不向人民提供简单的实际材料，指明3月以来立宪民主党人怎样蛮横（怎样无耻地拖延和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不仅不揭露立宪会议不可能按期召开的骗人遁词和断言，反而很快地撇开了甚至是唐恩、甚至是唐恩！）提出的“疑虑”，从奴仆式的常务委员会中派出两名奴仆勃拉姆桑和布龙佐夫去向临时政府报告“立宪会议的选举必须延期到10月28—29日……”这是莫斯科国民代表会议给波拿巴主义者加冕的隆重序幕。不论是谁，只要他还没有堕落到极端卑鄙的地步，就应该团结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周围。没有无产阶级的胜利，人民就得不到和平，农民就得不到土地，工人和全体劳动者就得不到面包。载于1917年8月19日（9月1日）《无产者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79—85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关于阴谋的谣言（1917年8月18—19日〔8月31日—9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关于阴谋的谣言（1917年8月18—19日〔8月31日—9月1日〕）8月17日《新生活报》[50]第103号用这个标题发表的一则简讯，值得严重注意，而且应当［再一次］加以研究，虽然其中那些貌似严肃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点也不严肃的。这篇简讯的内容是：8月14日在莫斯科流传一种谣言，说有几支哥萨克部队正从前线开到莫斯科来，同时“某些军人集团在莫斯科的一些社会集团的赞许下”正在组织“决定性的反革命行动”。其次，说军事当局已经把这个情况通知莫斯科兵工代表苏维埃，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参加下”（即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参加下）设法使士兵认识保卫城市的必要性等等。简讯最后说：“这些准备工作还吸收在许多部队中享有威信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参加，这一次给布尔什维克接近这些部队开辟了道路。”最后这句话是故意写得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既然布尔什维克在许多部队中享有威信（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也是尽人皆知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有什么人能够给布尔什维克“接近”这些部队“开辟道路”呢？这分明是无稽之谈。如果“这一次”真的给布尔什维克“接近”任何一支部队“开辟了道路”（是谁开辟的呢？显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和护国派之间，在“抵御反革命”这种事情上有某种同盟、联盟或协定。这种情况就使这篇不严肃的简讯有了严肃的意义，就要求所有觉悟的工人以最审慎的态度来对待上述事实。护国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散布的谣言显然是荒诞无稽的，散布这些谣言的卑鄙龌龊的政治目的也十分明显。真正反革命的恰好就是护国派想保卫的那个临时政府。真正把哥萨克军队从前线调到两个首都来的（如7月3日调来彼得格勒）正是临时政府和“社会党人”部长们，这一点哥萨克将军卡列金在莫斯科反革命帝国主义者会议上也已正式确认。这是事实。正是这个事实揭穿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证明他们已经背叛革命，他们已经同反革命分子结成联盟，同卡列金分子结成联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借助“谣言”来抹杀和掩盖这个事实，要人们忘记这个事实，相信哥萨克进驻莫斯科与克伦斯基、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无关，相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捍卫革命”，等等。孟什维克和护国派叛徒们的政治目的是最明显不过的：他们想欺骗工人，冒充革命者，探听布尔什维克的一些情况（当然是为了报告反间谍机关），挽回自己的声誉！他们用心之卑鄙真是昭然若揭！他们自以为，只要付出低廉的代价，只要制造一些愚蠢的“谣言”，就会得到“接近”布尔什维克派部队的机会，就会增强大家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就会使天真幼稚的人相信，似乎哥萨克想打倒这个政府，似乎政府并没有同哥萨克结成联盟，似乎它“正在捍卫革命”，如此等等。用心是明显的。谣言是荒唐的，捏造的。但是，他们自以为既能真正使人民信任临时政府，顺便又能把布尔什维克拉过来同自己结成“联盟”！很难令人相信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能找到现在愿意同护国派结成联盟的傻瓜和坏蛋。这令人难以置信，首先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明确的决议[51]，决议中说（见《无产者报》[52]第4号）：“孟什维克已经完全投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没有人会同完全投到敌人营垒中去的人协商，同他们结成联盟。这项决议接着又说：“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是“使他们〈孟什维克护国派〉在一切稍有革命意识的工人中完全孤立起来”。显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散布荒诞无稽的谣言就是要避免孤立。显然，在莫斯科以及在彼得格勒，工人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叛变政策，愈来愈避开他们，护国派为了“挽回局面”就只好“不择手段”了。既然代表大会有这样的决议，如果还有哪个布尔什维克同护国派结成联盟去“开辟道路”或对临时政府（它似乎是在受到保护以免遭哥萨克的袭击）间接表示信任，那当然会被立即清除出党，这是咎由自取。根据其他理由也很难相信，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方有哪个布尔什维克会同护国派结成联盟、成立某种共同的即使是临时的机关、达成某种协定等等。尽管如此，我们姑且为这种不大会有的布尔什维克作一个最好的假定：假定他们由于天真幼稚真的相信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告诉他们的谣言，甚至假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了博得信任还告诉了他们一些同样是捏造的“事实”。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正直的或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布尔什维克也不会去同护国派结成任何联盟，也不会去达成任何“开辟道路”的协定，如此等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也会说：如果反革命军队现在开始向临时政府进攻，那么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士兵就一定要同他们作战，这不是为了保护这个在7月3日召来卡列金之流的政府，而是为了独立地保卫革命，追求自己的目的，即追求工人的胜利、穷人的胜利、和平事业的胜利，而不是追求帝国主义者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之流的胜利。即使在我们所假定的这种绝无仅有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也会对孟什维克说：当然，我们要作战，但我们决不同你们结成任何政治联盟，我们决不对你们表示一点信任，完全和1917年2月一样，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为反对沙皇制度而战，但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任何联盟，一秒钟也不相信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如果对孟什维克表示一点信任，那就和1905—1917年对立宪民主党人表示信任一样，都是背叛革命。布尔什维克会对工人和士兵说：让我们作战吧，但是，你们如果不愿意让人夺走胜利的果实，那就丝毫不要信任孟什维克。散布谣言和推测，对孟什维克极为有利，可以使人误认为他们所拥护的政府在拯救革命，但事实上这个政府已经同卡列金分子结成了联盟，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步骤而且每天还在采取新的步骤来履行同卡列金分子联盟的各项条件。相信这些谣言，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些谣言，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就是背叛革命事业。现在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是：让群众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背叛行为，同他们完全断绝关系，让一切革命的无产者无条件地抵制他们，就象取得1905年的经验之后无条件地抵制立宪民主党人那样。（（请把这篇文章打几份寄给党的几种报纸和杂志发表，同时以我的名义提交中央委员会，并附上下面的话：我请求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我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同时我还建议：决定由中央委员会进行正式调查（吸收非中央委员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参加），查明布尔什维克和护国派是否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过共同的机关，是否有过联盟或协定，内容是什么，等等。必须正式调查事实及其详细情形，弄清一切细节。如果查明联盟是事实，那就必须停止有关中央委员或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把下届代表大会之前正式停止他们职务的问题提交最近一次中央全会。因为现在，在莫斯科会议以后，在罢工以后，在7月3—5日的事变以后，莫斯科具有或者可能具有中心的意义。在这个比彼得格勒还大的无产阶级的巨大中心，完全有可能产生7月3—5日那样的运动。当时在彼得格勒的任务是使运动具有和平的有组织的性质。当时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在莫斯科却摆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旧口号已经极不正确了。现在的任务是自己夺取政权，宣布自己为政府，以便获得和平，把土地转交农民，按照同各地农民商定的期限召开立宪会议，等等。由于失业、饥荒、铁路员工罢工和经济破坏等等，极有可能在莫斯科爆发类似的运动。特别重要的是莫斯科的“掌舵”人不能向右摆，不能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在运动展开时要能了解新任务，了解夺取政权的新口号以及新方法和新手段。因此，“审查”联盟事件，斥责进行联盟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停止他们的职务，这都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严肃纪律，不仅是为了纠正已经干出的蠢事，也是为了维护未来运动最根本的利益。莫斯科8月12日的罢工证明，尽管社会革命党人在杜马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积极的无产阶级还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这很象1917年7月3—5日以前彼得格勒的情况。不过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当时彼得格勒从物质力量来看也还不能夺取政权；即使靠物质力量夺得了政权，在政治上也是不能支持的，因为当时策列铁里之流还没有堕落到支持屠杀的地步。正因为如此，那时候，即1917年7月3—5日，夺取政权的口号在彼得格勒是不正确的。那时候连布尔什维克也没有而且不可能明确地断定策列铁里之流是反革命分子。那时候不论士兵或工人都不可能有7月所提供的经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现在莫斯科如果爆发自发的运动，口号就应当是夺取政权。因此，在莫斯科由完全理解这个口号并对这个口号周密思考过的适当的人来领导运动是极其重要、百倍重要的。这就是必须再次坚持加以审查和停止犯错误者职务的原因。））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73—78页注释：[50]《新生活报》（《Новая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69]。[5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99—500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7月26日—8月3日（8月8—1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17万多名党员。大会在半公开状态下开幕，报刊上报道了大会的召开，但会议地点未宣布。7月29日（8月11日）起大会秘密进行。列宁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当时匿居在拉兹利夫，通过中央委员会特地派出的人员和彼得格勒保持着联系，从而领导了大会工作，参与了重大决议案的起草。大会的主要议程有：组织局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各地的工作报告；当前形势（战争和国际形势，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修改党纲；组织问题；立宪会议选举；党的统一；工会运动等。斯大林受党中央的委托，向代表大会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报告。大会认为，七月事变后，革命的和平发展已告结束，政权实际上已转入反革命资产阶级之手。大会遵照列宁指示暂时撤回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了彻底推翻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口号。大会决议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条件这一列宁主义原理。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纲领，其要点是：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把银行收归国有并加以集中，把大工业收归国有，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正确组织城乡交换。大会的材料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上有很大发展，从四月代表会议以来党员已从8万增至24万，党组织已由78个增至162个。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规定一切组织应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就列宁是否出庭受审的问题作了报告。大会经过集体讨论，一致通过决议：反对列宁出庭受审，强烈抗议资产阶级和警察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迫害，并向列宁致函慰问。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1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71]。[52]《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17年8月13—24日（8月26日—9月6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封闭的《真理报》。该报共出了10号。——[7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1917年8月16日〔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49]（1917年8月16日〔29日〕）8月6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不能不引起忠于自己的党、自己的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击。加米涅夫同志在发言一开始就作了正式的声明，从而使他的发言具有骇人听闻的性质。他声明发言只代表个人，“我们的党团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第一，从什么时候起，在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内个别党员能够“代表个人”对重要问题发表意见？既然党团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加米涅夫同志就没有权利发言。这是从他的发言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第二，加米涅夫同志有什么权利忘记党中央关于反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决定？这个决定如果没有被代表大会或中央新的决定所取消，它就仍然是党的法律。如果这个决定取消了，那么加米涅夫同志就不能不提到这件事，就不能这样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以前一直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抱否定态度。”结论还是一样：加米涅夫不仅没有权利发言，而且他还公然违反党的决定，公然发言反对党，破坏党的意志，因为他只字不提他必须遵守的中央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当时在《真理报》上登载过，甚至还补充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主张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我党代表就要退出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6页。——编者注］加米涅夫没有正确地说明布尔什维克“以前”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抱否定态度的理由。他没有提到：社会帝国主义者将参加这次会议；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同这种人交往是可耻的。不管多么令人痛心，也必须承认：经常弄错事情的斯塔罗斯京表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要比加米涅夫高明一千倍，正确一千倍，恰当一千倍。同社会帝国主义者、部长们、俄国屠杀政策的帮凶们一起开会，——这是耻辱和背叛。根本谈不上什么国际主义。加米涅夫提出的论据实质上是要“改变”我们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看法，但这些论据无力到了可笑的地步。加米涅夫说：“我们明白了，从现在〈？？〉起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不再〈？？〉是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的盲目工具了。”这是谎话。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加米涅夫也举不出什么重要的事实。英法社会帝国主义者不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而德国社会帝国主义者参加了，难道这是根本的变化吗？？从国际主义者的观点看来，难道这算是一个变化吗？莫非加米涅夫已经“忘记了”我们党的代表会议（4月29日）就丹麦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邀请这件完全相同的事情所作的决定？［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42—444页。——编者注］据报纸报道，加米涅夫还说：“在斯德哥尔摩的上空开始飘扬革命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动员起来。”这是充满了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精神的最空洞的豪言壮语。这是弥天大谎。不是革命的旗帜，而是勾结、妥协的旗帜，是赦免社会帝国主义者、让银行家谈判瓜分兼并的土地的旗帜，——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旗帜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对全世界负有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的国际主义者政党，决不能去迎合俄国的和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勾当，去迎合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中的部长们——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的阴谋勾当而败坏自己的名誉。我们已决定建立第三国际。我们应该不顾一切困难来实现它。决不后退一步，决不迎合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倒戈分子的勾结行为！载于1917年8月16日（29日）《无产者报》第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70—72页注释：[49]1917年4月，同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有联系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弗·伯格比尔来到彼得格勒，以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工人党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俄国各社会党参加定于191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关签订和约问题的各交战国和中立国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4月23日（5月6日），伯格比尔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公然声称德国政府“会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党代表会议上将要提出的媾和条件。4月25日（5月8日），执行委员会听取各党派有关这一问题的声明。布尔什维克宣读了四月代表会议在当天通过的《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42—444页），表示坚决反对参加这一会议。执行委员会最后通过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将承担召集代表会议的发起工作并将为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苏维埃全会批准了这一决议。8月6日（19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筹备召开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问题时，列·波·加米涅夫发言认为必须参加这个会议，并说应重新审查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加米涅夫发言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彼·伊·斯塔罗斯京当即指出加米涅夫发言只代表他个人，布尔什维克党团对这个会议的态度没有改变。8月16日（29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问题，重申了不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决定。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后来没有开成。列宁对加米涅夫这次发言的批评，除这篇文章外，还见他在1917年8月17日（30日）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66]。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革命的教训（1917年7月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革命的教训（1917年7月底）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应当仔细考虑俄国革命的教训，特别是现在7月底，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更应当如此。一我们看一看，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究竟是要得到什么？他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不是给人们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对前线士兵实行死刑[42]，把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捣毁工人报纸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纸。常常甚至没有提出任何罪名，或提出显然是诬告的罪名，就逮捕布尔什维克。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惩办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破坏自由，因为这只是根据一定的罪名惩办一定的人。这种反驳显然是故意胡说，即使个别人犯了罪，即使这种罪名已经由法庭证明和认定，那也不能因此而捣毁印刷所和查封报纸。如果政府公布一条法律，确认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它的方针和观点都是违法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谁都知道，自由俄国的政府根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做。地主和资本家的报纸因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而疯狂地谩骂布尔什维克，甚至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指控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罪名时，就公开要求逮捕和惩办布尔什维克，这是揭穿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纯属诬陷的主要证据。人民要求和平。而自由俄国的革命政府，却依然根据从前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让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人民而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又重新恢复了侵略战争。这些秘密条约一直没有公布。自由俄国的政府借词推托，始终没有向各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和约。粮食没有了。饥荒又要来了。大家都看到，资本家和富人靠军事订货丧心病狂地盗窃国库（现在战争每天要耗费人民5000万卢布），靠抬高物价榨取空前多的利润，但是，在让工人认真地计算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简直什么也没有做。资本家愈来愈猖狂，把工人赶出大门，而且正是在人民苦于商品匮乏的时候。大多数农民在许多次代表大会上响亮而明确地发表声明，宣布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抢劫。但是自称为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府却一连好几个月都在愚弄农民，用诺言和拖延手段欺骗农民。资本家一连好几个月不让切尔诺夫部长颁布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而在这个法律终于公布出来之后，资本家又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并且直到现在还在攻击。政府在保护地主方面是这样的卑鄙无耻，竟开始把“擅自”夺取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愚弄农民，劝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资本家则一再拖延，推迟召开这个会议。现在，在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下，这个会议已定于9月30日召开，可是资本家又公开叫嚷，说这个期限“过于”短促，要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一些最有势力的党员，如帕宁娜，就公然鼓吹把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解决土地问题要等到立宪会议召开。召开立宪会议要等到战争结束。结束战争要等到完全胜利。结果就是这样。在政府中占多数的资本家和地主简直是在嘲弄农民。二在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自由国家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1917年2月27日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在将近4个月中，俄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是通过各个自由组成的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管理的。因此，要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首先必须研究主要政党的情况，这些政党维护哪些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政党的相互关系怎样。三在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国家政权转到第一届临时政府[43]手中。这个政府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资本家所组成，而同他们连成一气的还有地主。资本家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占最重要的地位，它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或者说政府党。政权落到这个政党手中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当时同沙皇军队斗争、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的根本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和农民，水兵和士兵。政权之所以落到资本家政党手中，是因为这个阶级拥有财富、组织和知识这些力量。在1905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间，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阶级在本身的组织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立宪民主党一直是君主派政党，1905年是这样，从1905年到1917年还是这样。在人民战胜沙皇暴政以后，这个党就宣布自己是共和派政党了。历史经验表明，当人民战胜了君主制的时候，资本家的政党总是愿意成为共和派政党的，只要能够保住资本家的特权和它对人民的绝对统治。立宪民主党在口头上拥护“人民自由”，实际上它拥护的是资本家，于是所有的地主、君主派和黑帮分子马上就站到它那边去了。报刊和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以后，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所有黑帮的刊物都同立宪民主党人唱起了一个调子。一切君主派政党还不敢公开活动，于是在选举中，例如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就支持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人在取得政府权力以后，便想方设法继续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是同英法资本家签订掠夺性秘密条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进行的。根据这些条约，俄国资本家在战争胜利后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洞的托词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对工农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人民利用获得的自由，自动地开始组织起来。占俄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要组织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在二月革命时已开始形成，二月革命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俄国多数大城市和许多县城中，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就通过苏维埃联合起来了。苏维埃的选举是完全自由的。苏维埃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即工农的组织。苏维埃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工人和穿着军服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不言而喻，苏维埃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只有这样，我国革命才能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这样，真正争取和平、真正厌恶侵略战争的劳动群众，才能够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结束侵略战争和实现和平的政策。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才能制裁那些大发“战争”横财而使国家遭到经济破坏和饥荒的资本家。但是，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四我们首先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然后再来探讨多数人民信任他们的原因。五在俄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资本家妥协。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刚被推翻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作“社会党人”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从来都不是社会党人，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44]，直到1917年3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就通过他来尽量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果然给软化了，他们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苏维埃认为自己是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苏维埃的领袖们成立了所谓“联络委员会”[45]，也就是同政府联络、接洽的委员会。在这个联络委员会中，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袖经常同资本家政府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不管部部长或非正式的部长。整个3月间和几乎整个4月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资本家一再拖延，支吾搪塞，竭力争取时间。在这个时期中，资本家政府没有为发展革命采取过任何一项比较认真的措施，连召开立宪会议这个由它直接承担的任务，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完成，没有向各地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成立中央的筹备委员会。政府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恢复由沙皇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掠夺性国际条约，尽量小心谨慎、不露形迹地阻挠革命，什么都答应，什么都不执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联络委员会”里当了傻瓜，他们被动听的词句、诺言和“明天就办”的空话喂饱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象一篇著名寓言中的乌鸦[46]一样，经不起阿谀奉承，高兴地听信资本家所作的保证，说什么他们高度尊重苏维埃，未经苏维埃同意决不采取任何措施。实际上，时间一天天过去，资本家政府并没有为革命做任何事情。但是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恢复了掠夺性的秘密条约，更确切些说，就是确认了这些条约，并且还同样秘密地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外交官进行谈判，使这些条约“起死回生”。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为作战部队的将军和军官建立反革命组织（至少使他们互相接近）奠定了基础。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开始把工业家、厂主组织起来，这些人在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一再让步，但同时又开始暗中破坏生产，准备一到适当的时机就停止生产。但是，把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组织到苏维埃中去的工作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被压迫阶级的优秀分子已经感觉到，尽管政府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达成了协议，尽管克伦斯基吹得天花乱坠，尽管有了“联络委员会”，这个政府仍然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群众已经感觉到，如果不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业就必然遭到失败。群众已经愈来愈愤怒了，愈来愈不能忍耐了。六群众的这种情绪在4月20—21日爆发了。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作过准备。这个运动非常猛烈地反对政府，有一个团甚至全副武装出动，到玛丽亚宫去逮捕各部部长。大家都非常清楚，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苏维埃本来可以（而且应当）把政权拿到手，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政府，由于同政府妥协而更加束缚了自己，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断送革命的步骤。革命迅速地深刻地教育了各个阶级，这种速度和深刻程度在平时，在平静时期是不曾有过的。组织得最好、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方面经验最多的资本家学得最快。他们看到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国家资本家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用来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组织所谓“联合内阁”，即由资产阶级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倒戈分子联合组成共同的内阁。在自由、民主和革命工人运动同时并存最长久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资本家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社会党人”领袖们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后，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俄国“民主共和派”资本家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马上就上了钩，于是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参加的“联合”内阁也就在5月6日成了事实。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傻瓜们欢天喜地，沐浴在领袖入阁的荣耀的光辉中洋洋自得。资本家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们得到了“苏维埃领袖”这些反人民的帮手，得到了这些人支持“在前线发动进攻”即恢复已经中断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承诺。资本家知道这些领袖外强中干，知道资产阶级关于监督生产以至组织生产、关于实行和平政策等等诺言是永远不会兑现的。结果正是这样。在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从5月6日到6月9日或18日，完全证实资本家的算盘打对了，他们的确毫不费力就愚弄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当彼舍霍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宣称要把资本家的利润100％拿过来，说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等等，用这些花言巧语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的时候，资本家却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裁资本家。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部长已经成了转移被压迫阶级视线的留声机，而整个国家管理机关实际上仍然操在官僚（官吏）和资产阶级手中。臭名昭著的工业部副部长帕尔钦斯基就是这类机关的典型人物，他对任何反对资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挠。部长们专事空谈，一切仍然照旧。策列铁里部长更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革命的工具。当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者大胆地起来撤换政府任命的委员时，策列铁里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安抚”工作。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喀琅施塔得大肆进行恶毒的疯狂的造谣、诽谤和攻击，给它加上企图“脱离俄国”的罪名，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来吓唬小资产阶级和庸人。而策列铁里就是被吓坏了的愚蠢庸人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比谁都“老实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攻击的圈套，比谁都卖力地“抨击和安抚了”喀琅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当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结果他成了同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成立如下一项“协议”的工具：喀琅施塔得的委员不能简单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选举，政府批准。背离社会主义而投靠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就是把时间花在进行这类可耻的妥协上面。凡是资产者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党人”部长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面讲话（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拚命替内阁辩护，粉饰资本家，一次又一次地用诺言欺骗人民，劝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切尔诺夫部长尤其忙于同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作交易，直到7月间，直到在7月3—4日的运动后新的“政权危机”发生，直到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切尔诺夫部长一直忙于办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众望的事情，即“开导”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劝他们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买卖。禁止土地买卖的诺言是在彼得格勒全俄农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上极其庄重地向农民宣布的。但是诺言仍旧是诺言。切尔诺夫无论在5月或6月都没有能履行这个诺言，直到7月3—4日，由于革命的浪潮自发地起来了，恰好立宪民主党人又退出内阁，这样他才有可能实行这项措施。但是就在当时，这也是一项孤立的措施，不能使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真正得到改善。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未能完成的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任务，即恢复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任务，这时由社会革命党新党员“革命民主派”克伦斯基在前线顺利地出色地执行了。克伦斯基在欣赏自己的口才，而那些把他当作小卒任意摆布的帝国主义者则恭维他，奉承他，崇拜他，因为他死心塌地为资本家服务，劝导“革命军队”同意恢复战争，以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条约，使俄国资本家能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利沃夫，得到埃尔泽鲁姆和特拉布宗[47]。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5月6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在“社会党人”部长的掩护和保卫下，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准备好了进攻，既要对外部敌人发动攻势，又要向内部敌人即革命工人进攻。七6月9日，革命工人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在彼得格勒举行示威，使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满和愤怒有组织地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被自己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所牵制，被帝国主义的进攻政策所束缚，感到自己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而非常恐慌。到处都发出反对游行示威的狂吠，而且这一次是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沆瀣一气。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行同资本家妥协的政策，在他们的领导下，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联盟的形势就完全确定了，并且非常明显。6月9日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就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取消了这次示威，他们决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导工人去同联合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殊死的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了多少保持一点群众的信任，不得不定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资产阶级怒不可遏，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倒向无产阶级方面的表现，于是决定在前线发动攻势来麻痹民主派的行动。果然，6月18日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即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在彼得堡的群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6月19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主义者［注：所谓波拿巴主义（因法国两个名叫波拿巴的皇帝而得名），是指这样一种政府，这种政府利用资本家政党和工人政党之间的极端尖锐的斗争，竭力装作超越党派。实际上这种政府是替资本家服务的，它最善于用诺言和小恩小惠欺骗工人。］克伦斯基庄严宣布，就在6月18日前线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恢复掠夺战争。因此，进攻一方面必然使沙文主义大大加强，使军权（因而也使政权）转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另一方面必然对群众采取暴力，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如果说5月6日是用绳索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绑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战车上，那么6月19日则是用锁链把他们当作资本家的奴仆锁住了。八由于重新挑起掠夺战争，群众的愤怒自然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增长起来。7月3—4日，群众的愤怒爆发了，布尔什维克试图制止这种爆发，而且理所当然应该设法使它采取最有组织的形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被主人锁住了的资产阶级奴隶同意一切照办：同意把反动军队调进彼得格勒，同意恢复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军队的武装，同意非法逮捕、缉拿人犯和查封报纸。于是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不能完全掌握的而苏维埃又不愿意掌握的政权，就落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地主和资本家是完全支持他们的。一级一级滚下去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既然躺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斜坡上，就不能不往下滚，一直滚到底。2月28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答应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5月6日，他们拯救了要垮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并且同意实行进攻。6月9日，他们同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对革命无产阶级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造谣和诽谤。6月19日，他们赞同重新挑起掠夺战争。7月3日，他们同意把反动军队调来，这是向波拿巴主义者彻底交权的开端。一级一级地滚下去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落得这样可耻的下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小业主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造成的结果，欧洲的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九当然，谁都看见过小业主怎样拚命挣扎，想“出人头地”，想做真正的业主，想上升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资产阶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小业主或者是自己成为资本家（在100个小业主中，至多有1个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是破产，成为半无产者，最后成为无产者，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这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多次证明了的。俄国革命的事态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造成的极深刻的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得非常迅速，俄国革命的经验即1917年2月到7月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地位不稳定这一条老真理。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到革命工人这边来。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贫苦农民支持他们的话）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的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达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后记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在7月底写的。8月间革命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本文的论点。后来在8月底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48]，造成了革命的新转变，从而向全体人民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勾结反革命将军是想解散苏维埃，恢复君主制。革命的这一新转变的势头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结束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有害政策，不久即可见分晓……尼·列宁1917年9月6日正文载于1917年8月30日和31日（9月12日和13日）《工人日报》第8号和第9号后记载于1911年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革命的教训》一书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53—69页注释：[42]俄国临时政府于1917年7月12日（25日）在前线恢复死刑。按照沙皇时代战地法庭的样式，军队在师一级建立了“军事革命法庭”，其判决在公布以后立即生效，并必须立即执行。——[51]。[43]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协议成立的，起初称“第一届社会内阁”，3月10日（23日）定名为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十月党人）、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财政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司法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劳动派）、正教院总监B．H．李沃夫、国家监察长И．B．戈德涅夫（十月党人）。——[53]。[44]劳动派分子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劳动派的成员。劳动派于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56]。[45]联络委员会是1917年3月8日（21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立的，成员有马·伊·斯柯别列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尼·苏汉诺夫、B．H．菲力波夫斯基和尼·谢·齐赫泽（后又增加维·米·切尔诺夫和伊·格·策列铁里）。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要“影响”和“监督”临时政府的活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却是帮助临时政府利用苏维埃的威信来掩饰其反革命政策，并制止群众进行争取政权转归苏维埃的革命斗争。1917年4月中，联络委员会被取消，其职能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56]。[46]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和狐狸》。狐狸看到乌鸦噙着一块乳酪停在树上，就用各种赞美的词句诱骗它唱歌。乌鸦被恭维得忘乎所以，不禁张嘴大叫。乳酪立时从乌鸦嘴里掉了下来，被狐狸叼走。——[57]。[47]埃尔泽鲁姆即埃尔祖鲁姆，是土耳其东部山区的最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俄国军队占领。特拉布宗是土耳其东北部的一个城市，黑海东岸的一个港口。——[61]。[48]科尔尼洛夫暴动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判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6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波拿巴主义的开始（1917年7月29日〔8月1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波拿巴主义的开始（1917年7月29日〔8月11日〕）现在，当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的内阁[39]组成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或某种重要的东西。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去干这种事情吧，他们真的已经在扮演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身旁的小丑了。克伦斯基显然是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授意下，同涅克拉索夫、捷列先科和萨文柯夫组成了某种类似秘密督政府的东西，只字不提立宪会议和7月8日宣言[40]，在告人民书中宣扬各阶级的神圣统一，根据谁也不知道的条件同最蛮横地提出最后通牒的科尔尼洛夫缔结协定，继续实行丑恶的令人痛恨的逮捕政策；而切尔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却在高谈阔论，装腔作势，——难道这不是小丑行为吗？切尔诺夫在这种时候来传唤米留可夫去仲裁法庭；阿夫克森齐耶夫宣扬狭隘的阶级观点不适用；策列铁里和唐恩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些毫无内容通篇空话的决议，令人想起立宪民主党人的第一届杜马在沙皇政府面前软弱无力的悲惨时刻，——难道这不是小丑行为吗？立宪民主党人在1906年玷污了俄国第一届国民代表会议，使它在日益加强的沙皇反革命面前变成了可怜的清谈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是一样，在1917年玷污了苏维埃，使它在日益加强的波拿巴主义反革命面前变成了可怜的清谈馆。克伦斯基内阁无疑是波拿巴主义已迈出头几步的内阁。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波拿巴主义的基本历史特征，那就是：以军阀（军队中的坏分子）为后盾的国家政权在大致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阶级和敌对力量之间看风使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了极点：无论是在4月20—21日还是在7月3—5日，内战都有一触即发之势。难道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不是产生波拿巴主义的典型土壤吗？要知道，除了这个条件外，还有同这个条件十分相近的其他条件；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火冒三丈，但是还没有力量立刻解散苏维埃，而被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玷污了的苏维埃已经没有力量对资产阶级进行有力的抵抗了。地主和农民也处在内战的前夜：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只有善于向各阶级许下最无耻的诺言而一个也不予兑现的波拿巴主义政府才能够——如果能够的话——制止他们。除此以外，再加上冒险进攻引起军事失败，而拯救祖国的言论（用来掩饰拯救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纲领的愿望）又特别流行，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产生波拿巴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一幅最完整的图画。我们不会被空谈所欺骗。我们不会因为看到波拿巴主义才迈出头几步而掉以轻心。正是对头几步就应该善于及时识破，使自己不致陷入愚蠢庸人的可笑境地：尽管是他自己帮助波拿巴主义迈出了第一步，却对它的第二步表示惊诧。现在如果还抱着立宪幻想，譬如说，认为现在的内阁也许比以前各届内阁都左（见《消息报》[41]），或者认为苏维埃的善意批评能够纠正政府的错误，或者认为任意捕人和查封报纸只是个别事件，应该相信这种事件不会再发生，或者认为扎鲁德内是一位正直的人，在共和制的民主的俄国会出现公正的法庭，任何人都应该出庭，等等，——这一切都不过是愚蠢的庸人之见罢了。这种庸人的立宪幻想是很愚蠢的，这太明显了，不值得专门加以驳斥。但是，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进行斗争要求我们冷静，要求我们善于看出和说出真实情况。波拿巴主义在俄国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无产阶级已经诞生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阶级斗争发展的自然产物。4月20—21日、5月6日、6月9—10日、6月18—19日、7月3—5日这些历史阶段，都是清楚表明波拿巴主义如何形成的标志。认为民主环境可以排除波拿巴主义，那是极端错误的。正好相反，波拿巴主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法国的历史两次证实了这一点）、在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关系下生长起来的。但是承认波拿巴主义不可避免，决不等于忘记了它的必然破产。如果我们只是说俄国的反革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那是敷衍塞责。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波拿巴主义如何产生，大胆正视现实，告诉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波拿巴主义开始抬头已经成为事实，那我们就是在广泛的政治范围内开始进行一场严肃而顽强的打倒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一场以深刻的阶级利益为依据的斗争。1917年的俄国波拿巴主义同1799年和1849年法国波拿巴主义开始的情况比起来，有很多条件是不同的，例如，我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为解决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现在才开始激烈起来。克伦斯基和把他当作小卒任意摆布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无论是如期召开立宪会议，或者推迟会期，都不能不使革命更加深入。拖延帝国主义战争而造成的大灾难，正以较前大为迅速猛烈之势继续向我们逼近。俄国无产阶级先进队伍能够应付我国6月和7月事变而避免大规模的流血牺牲。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有可能选择一种策略、一种或多种组织形式，使波拿巴主义者的突然的（似乎是突然的）迫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终止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都不能制止它继续不断地向人民说出自己要说的话。党要明确地大声地向人民说出全部真相：我们正处在波拿巴主义开始抬头的时刻；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的“新”政府只是用来掩饰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和掌握政权的军人集团的幌子；不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人民就得不到和平，农民就得不到土地，工人就得不到八小时工作制，挨饿的人就得不到面包。党要把这些都说出来，而局势发展的每一步都会证实党是正确的。俄国非常迅速地度过了大多数人民轻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整个时代。现在，大多数劳动群众已经由于这种轻信而开始受到残酷的惩罚。一切迹象都表明，局势正以最快的速度继续发展，全国正在接近另一个时代，即大多数劳动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革命无产阶级的时代。革命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不顾一切困难和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曲折，把一切先进国家的无产者引向社会主义革命，战胜战争和资本主义。载于1917年7月29日（8月11日）《工人和士兵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48—52页注释：[39]指俄国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俄国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是在三个立宪民主党人部长和临时政府总理格·叶·李沃夫相继辞职以后，于1917年7月24日（8月6日）组成的。在此以前，亚·费·克伦斯基已被任命力总理兼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承认它有无限权力。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实际上由立宪民主党人掌握，其成员是：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激进民主党人，原属立宪民主党）、内务部长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社会革命党人）、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司法部长亚·谢·扎鲁德内（人民社会党人）、教育部长谢·费·奥登堡（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谢·尼·普罗柯波维奇（“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A．M．尼基京（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伊·尼·叶弗列莫夫（激进民主党人）、交通部长п．п．尤列涅夫（立宪民主党人）、正教院总监安·弗·卡尔塔舍夫（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费·费·科科什金（立宪民主党人）。7月25日（8月7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给予新成立的联合政府以最积极的支持。——[45]。[40]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七月事变后于1917年7月8日（21日）发表的宣言。为了安抚群众，临时政府在宣言里提出了一系列诺言，包括在9月17日（30日）如期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尽快在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的基础上实行城市和地方自治，取消等级制度，采取必要措施制止经济破坏，制订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的法律以及草拟供立宪会议审议的土地改革法案。这些诺言一项也没有兑现。——[45]。[41]《彼得格勤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СоветаРабочихиСолдатскихДепутатов》）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最初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3月2日（15日）第3号起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起初有：波·瓦·阿维洛夫、弗·亚·巴扎罗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约·彼·戈尔登贝格和格·弗·策彼罗维奇。由于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阿维洛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和策彼罗维奇于4月12日（25日）退出了编辑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费·伊·唐恩、弗·萨·沃伊京斯基、A．A．郭茨、伊·瓦·切尔内绍夫随后进入编辑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决定该报政治方向的是当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盟的代表人物。十月革命后，该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该报更换了编辑部成员，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该报迁至莫斯科出版。从1923年7月14日起，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38年1月26日起，改称《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47]。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答复（1917年7月26日和27日〔8月8日和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答复[27]（1917年7月26日和27日〔8月8日和9日〕）一7月22日的报纸登载了“由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的”关于审理7月3—5日事件并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传讯我和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出庭受审的通告。政府被迫公布这个通告，是因为这桩卑鄙无耻的案子，这桩显然（在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看来显然）是为了实现反革命立宪民主党的宿愿和要求而在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参与下假造出来的案子，闹得太不象样了。但是，策列铁里之流的政府公布这个通告必然使自己加倍出丑，因为造假案的拙劣手法现在看得尤其清楚了。我因病在6月29日（星期四）离开彼得格勒，7月4日（星期二）早晨才回来。[28]当然，对于我党中央以及全党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我承担全部的绝对的责任。我所以必须指出我曾离开过彼得格勒，是为了说明我并不了解某些细节，说明我为什么主要是援引报上发表的文件。显然，正是这类文件，尤其是登在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的文件，检察官首先应当仔细收集，汇总起来加以分析。但是执行“社会党人”部长策列铁里的政策的“共和派”检察官恰恰不愿意履行他这个最基本的职责！7月4日以后不久，部长的报纸《人民事业报》承认下列事实：7月2日布尔什维克在精选团发表演说宣传反对发起行动。试问检察官有没有权利不提这个文件呢？试问他有没有理由撇开这种证人的证词呢？这篇证词确认了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实：运动是自发地展开的，布尔什维克不是竭力加速而是竭力延缓这一行动。其次，该报还刊载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文件，即我党中央签署的在7月3日夜里拟定的号召书。这篇号召书是在运动已经越出界限以后（虽然我们竭力制止这次运动，或更确切些说，竭力调节这次运动），是在行动已经成为事实以后拟定和付印的。策列铁里的检察官的极端卑鄙和绝无信义就在于他回避这一问题：行动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哪一天，几点钟，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书发表以前还是以后。就是这篇号召书谈到必须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在3日夜里，即在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一天前夜，我们的组织发表了主张采取“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行动”的号召书[29]。指控这样的组织“组织武装暴动”，难道能够设想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还有一个问题：“社会党人”部长策列铁里的那位“共和派”检察官绝口不提这篇号召书，他同德雷福斯案件或贝利斯案件[30]的检察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其次，我们党中央在4日夜里拟定了停止示威游行的号召书，并在《真理报》刊载了这个号召书（就在那天夜里《真理报》报馆被一支反革命部队捣毁了）[31]，检察官对于这件事情也一字不提。还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向7月4日到塔夫利达宫来的工人和士兵们发表几次讲话，号召他们解散，因为他们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志，检察官对于这件事情也一字不提。成千上万的人听了这些讲话。请每一个不愿使自己的国家因有人制造“贝利斯案件”而受到耻辱的正直的公民，都来设法让听到这些讲话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政党，向检察官提出书面声明（自己留下副本），说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讲话中有没有号召解散。一个正派的检察官本来自己会吁请人民这样做的。但是，在克伦斯基、叶弗列莫夫、策列铁里之流的内阁里怎么可能有正派的检察官呢？现在不是应该由俄国公民自己来设法防止“贝利斯案件”在本国发生吗？顺便再谈一点。我本人因病仅仅7月4日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讲过一次话。检察官提到了这次讲话，并试图叙述它的内容，但是，他不仅没有指出证人，而且也一字不提报刊上所提供的证词！虽然我根本不可能有各报整套的报纸，我还是在报上看到了两篇证词：（1）在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事业报》[32]（喀琅施塔得）上；（2）在孟什维克部长的《工人报》上。为什么不用这些文件和公开的调查来核实我那次讲话的内容呢？那次讲话的内容如下：（1）表示歉意，因我有病只能讲几句话；（2）代表彼得格勒工人向革命的喀琅施塔得人致敬；（3）深信我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应该胜利而且必定胜利，不管历史道路多么曲折；（4）号召大家要“坚定，沉着，保持警惕”。我谈这些细节，为的是不把这微末的然而是真正确实的材料忽略过去，而检察官却是如此草率、如此漫不经心地提到（勉强提到）这一材料。当然，主要的不是细节，而是7月4日的总的情况和总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检察官连思考一下的能力也根本没有。首先，报上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极宝贵的证词，是由布尔什维主义的凶恶敌人、部长的《工人报》的一名破口大骂和恶毒诅咒我们的记者提供的。这位记者在7月4日以后不久发表了他亲身的见闻。他确切查明的事实归结起来，就是他的见闻和经历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他把前后两部分作了对比，说后来事情发生了对他“有利的转变”。作者经历的前一部分是说他试图在愤怒的人群中为部长们辩解。他受到了侮辱和暴力的袭击，最后还被扣留起来。他听到一些激动到极点的呼声和口号，其中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揍死克伦斯基”（因为他发动了进攻，“让4万人送了命”等等）。作者经历的后一部分，也就是对他来说事情发生了所谓“有利的”转变的那部分，是从愤怒的人群把他带到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受审”开始的。在那里人们立即把他释放了。作者没完没了地谩骂布尔什维克，其借口无非就是这些事实。一个政敌谩骂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这个政敌是孟什维克，他感觉到受资本和帝国主义战争压迫的群众已经不同他站在一起，而是在反对他了。但是，谩骂改变不了事实，这些事实即使照布尔什维克最疯狂的敌人所叙述的那样，也说明和证明激动的群众甚至提出了“揍死克伦斯基”的口号，而布尔什维克组织却只是一般地向运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证明只有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在群众中享有道义上的威信，才能劝导群众放弃使用暴力。事实就是这样。让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们因这些事实而叫嚣和谩骂，指责布尔什维克“放纵自发势力”等等吧！作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我们要说，在被压迫群众因物价高涨，因“社会党人”部长们的无所作为和叛变行为，因帝国主义战争及战争的拖延而表示万分正当和合理的愤怒时，我们党无论过去或将来都始终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党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在7月4日那天和义愤填膺的群众走在一起，竭力使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行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因为在7月4日还有可能使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还有可能使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发展。谁也不否认，7月4日出现在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士兵和水兵大多数是站在我们党方面的。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官所说的“组织武装暴动”的神话愚蠢到什么程度了。当时我们党完全有可能着手撤换和逮捕几百个官员，占领几十座国家和政府的大厦和机关等等。但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只有那些糊涂到不断重复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所散布的种种神话的人才看不出，一口咬定7月3日或4日有人“组织武装暴动”，是多么荒唐可笑。如果侦查还有一点象侦查的话，那首先应当提出的问题是谁先开枪，其次还要提出的问题是双方究竟死伤多少人，每一起死伤事件发生的情况如何。如果侦查还有一点象侦查的话（而不象唐恩、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闹意气的文章），那么侦查人员的责任就是就这些问题公开传讯证人，并且立即公布传讯记录。当英国还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时候，英国的侦查委员会总是这样做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最初，即还没有因害怕立宪民主党人而完全不问自己良心的时候，也觉得这样做或大致这样做是自己的义务。大家知道，那时候执行委员会曾在报刊上答应每天两次发布它的侦查委员会的工作通报。大家也知道，执行委员会（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欺骗了人民，许下这个诺言却并没有履行。但是这个诺言已留在历史上，它表明我们的敌人也承认每一个稍微正直一点的侦查人员应当怎样做。在切齿痛恨布尔什维主义的资产阶级报纸中，7月4日的《交易所小报》[33]晚刊是最先报道当天枪杀消息的报纸之一，指出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有好处的。从这家报纸的报道中正可以看出：并不是示威游行者先开枪，最初开的枪是对着示威游行者的！！自然，“社会党人”内阁的“共和派”检察官认为还是不提《交易所小报》的这篇证词为好！！但是这家无疑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交易所小报》的证词，同我们党对事件总情况的看法完全一致。如果这次事件是武装暴动，那么暴动者当然不会向举行反示威的人开枪，而会去包围某些兵营、某些建筑，歼灭某些军队，等等。相反，如果这次事件只是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和保政府的反示威游行，那么反革命分子首先开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痛恨广大的示威群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抱着挑衅的目的，而示威游行者开枪还击也就很自然了。死亡者名单虽然难免有遗漏，但终究在几家报纸上（记得是在《言语报》和《人民事业报》上）刊登出来了。侦查的直接的和首要的任务就是核对、补充和正式公布这些名单。不这样做，就等于隐瞒反革命分子首先开枪的证据。实际上，只要粗略看一下已经登出来的名单，就可以知道，两个主要的十分明显的集团即哥萨克和水兵的死亡人数几乎相等。假如1万名武装水兵7月4日到彼得格勒同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同拥有很多机枪的机枪手们汇合，目的是武装暴动，那么试问，情况会不会这样呢？显然，假如是那样，哥萨克和其他反对暴动者方面的死亡人数就会多十来倍，因为谁也不否认，7月4日在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者中布尔什维克占很大的优势。关于这一点，报上刊登了许多由反对我们党的人提供的证词，稍微公正一点的侦查无疑会收集和公布所有这些证词的。既然双方死亡的人数几乎相等，这就表明正是反革命分子对示威游行者首先开枪的，而示威游行者只是还击而已。否则，死亡的人数是不可能相等的。最后，在已发表的消息中有一点极为重要：枪杀哥萨克的事发生在7月4日，即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公开互相射击的时候。这种互相射击的事情即使不在革命时期，当人民相当激动的时候也时常发生，例如在罗马语系各国（特别是在南方）这类事情就并不罕见。而布尔什维克被枪杀的事情在7月4日以后还在发生，那时根本不存在激动的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的接触，因此那时武装的人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简直就是屠杀。7月6日布尔什维克沃伊诺夫在什帕列尔街上就是这样被杀害的。如果连报上已经发表的关于双方死亡的人数、关于每一起死亡事件的时间和情况的材料也不全部收集，那又叫什么侦查呢？这不是侦查，而是对侦查的嘲弄。显然，不能期望这种性质的“侦查”会历史地评价7月4日的事件。但是每一个愿意用审慎的态度看待政治问题的人都必须对此作出评价。谁想历史地评价7月3日和4日的事件，谁就不能闭眼不看这次运动与4月20日和21日的运动完全相同的地方。在这两次运动中，群众的愤怒都是自发地爆发出来的。在这两次运动中，都是武装的群众走上街头。在这两次运动中，都发生了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的互相射击，双方都有一定数量的（几乎相等的）伤亡。在这两次运动中，革命群众同反革命分子即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都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妥协倾向的中间分子暂时退出战场。在这两次运动中，特殊形式（特殊性如上所述）的反政府示威游行都是同深刻而长久的政权危机有关的。两次运动的差别在于后来的一次比前一次剧烈得多，在于4月20—21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还保持中立，从此以后就陷入依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的境地（通过联合内阁和进攻政策），因此在7月3日和4日就站在反革命方面了。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在4月20—21日以后还在无耻地撒谎，叫嚷“列宁分子在涅瓦大街开枪了”，并且装模作样地要求侦查。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同伙当时在政府中占多数，因此侦查工作也就完全操纵在他们手里。他们开始了这个工作，但是又扔下了，什么也没有公布。为什么？显然因为事实怎么也证明不了立宪民主党人想证明的东西。换句话说，事实“扑灭了”4月20—21日事件的侦查，因为事实证明首先开枪的是反革命分子，是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同伙。这是很明显的。7月3—4日的事件看来也是这样，因此检察官先生的捏造才这样粗糙和拙劣，他为了讨好策列铁里之流，竟嘲弄稍微公正的侦查所应遵循的一切规则。7月3日和4日的运动是用游行的方式促使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最后一次尝试。从那时起，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把政权交给了反革命，他们把反革命军队调到彼得格勒来，解除革命部队和工人的武装，解散革命部队和工人组织，赞许和容忍对布尔什维克专横跋扈和使用暴力，以及在前线实行死刑等等。现在军权以及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落到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并得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的反革命手里。现在俄国革命的和平发展已经不可能了，历史这样提出了问题：或者是反革命完全胜利，或者是发动一次新的革命。二指控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私通德国，这已经是地道的贝利斯案件的重演。这一点只需要很简短地谈一谈。在这里，“侦查”只不过是重复臭名昭彰的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的诽谤言论，非常拙劣地捏造一些事实。说1914年我和季诺维也夫在奥地利被捕，这不对。被捕的只有我一个人。说我因为是俄国臣民才被捕的，这不对。我被捕的原因是当地的宪兵把我笔记本上的土地统计图表当作了“平面图”而怀疑我有间谍活动！显然，这位奥地利宪兵完全够得上阿列克辛斯基和“统一派”[34]的水平。看来，我在国际主义遭受迫害方面毕竟打破了记录，因为两个交战国联盟都把我当作间谍来加以迫害，在奥地利是宪兵，在俄国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说我在奥地利获释出狱，是加涅茨基起了作用，这不对。起作用的是谴责奥地利当局的维克多·阿德勒。起作用的是波兰人，他们因在波兰国土上发生逮捕俄国革命者这种卑鄙行为而感到羞耻。说我同帕尔乌斯有交往，到过俘虏营等等，这都是无耻的谎言。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帕尔乌斯的《钟声》杂志[35]刚出版几期，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36]就把帕尔乌斯称作叛徒，称作德国的普列汉诺夫。［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堕落到了极点》。——编者注］帕尔乌斯是站在德国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正象普列汉诺夫是站在俄国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我们这些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无论同德国的、俄国的或乌克兰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乌克兰解放协会”[37]）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施泰因贝格是斯德哥尔摩俄侨委员会的委员。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斯德哥尔摩。施泰因贝格是在4月20日左右或者更晚一些来到彼得格勒的，我记得，他是来为俄侨协会请求津贴的。检察官只要愿意查对，是很容易查清这件事的。检察官竟玩弄花样，说帕尔乌斯同加涅茨基有联系，而加涅茨基则同列宁有联系！这简直是骗子的手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加涅茨基和帕尔乌斯之间有钱财关系，而我和加涅茨基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加涅茨基是一个商人，曾在帕尔乌斯那里供职，或者是同他合伙经商的。但是有许多名字见过报的俄国侨民都曾在帕尔乌斯的企业和机构里供职。检察官竟玩弄花样，说商业上的通信往来可以掩盖间谍性质的关系。有趣的是，按照这个绝妙的公式，不知该有多少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因为商业上的通信往来而受到控告啊！既然检察官手头有加涅茨基给苏缅松的一些电报（这些电报已经发表），既然检察官知道苏缅松什么时候在哪一家银行里存有多少钱（检察官公布了这方面的一些数字），那么检察官为什么不吸收两三个银行办事员或商业职员参加侦查呢？他们不是在两天之内就可以从商业帐本和银行帐本中摘抄出全部数字给他吗？检察官只举出了一些不完全的数字，说苏缅松在半年内从她的往来帐户提取了75万卢布，还剩下18万卢布，恐怕没有再比这种做法更明显地暴露出“贝利斯案件”的性质的了！！既然公布数字，为什么不全部公布出来：苏缅松“在半年内”得到的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的，是从谁那里得到的，又付给了谁？几批货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的，是哪些货物？收集这类完整的数字，岂不是最容易的事吗？这只要两三天时间就可以办到而且一定会办到！这样做就可以弄清加涅茨基和苏缅松的全部商业活动范围！这样做就可以使检察官玩弄的含沙射影的伎俩没有施展的余地！策列铁里之流的内阁的官吏们不过是用“公文”笔法抄录阿列克辛斯基那些最卑鄙龌龊的诽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竟堕落到了这样下流的地步！三如果把策列铁里、克伦斯基之流的内阁针对布尔什维克的“诉讼”看作真正的诉讼，那自然是太天真了。那将是一种完全不可饶恕的立宪幻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5月6日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了联盟，并采取了进攻政策即恢复和延长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这样他们就必然成为立宪民主党的俘虏。既然做了俘虏，也就不得不参与立宪民主党人最卑鄙的活动和最无耻的诽谤勾当。切尔诺夫“案件”[38]很快就使落后的人们也开始醒悟，这也就证明我们上述的看法是正确的。《言语报》在攻击切尔诺夫之后，现在又在攻击策列铁里了，说他是“伪君子”和“齐美尔瓦尔德派”。现在就连瞎子也会看见，石头也会说话了。反革命势力团结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就是反革命的骨干。司令部、军事首脑和克伦斯基都掌握在他们手里，黑帮的报纸在为他们效劳，——这些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同盟者。对政敌的无耻诽谤有助于无产阶级更快地看清反革命在什么地方，并且为了自由与和平，为了给饥饿者以面包、给农民以土地而去消灭反革命。载于1917年7月26日和27日《工人和士兵报》第3号和第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1—32页注释：[27]这篇文章在1917年7月26日和27日《工人和士兵报》第3号和第4号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尼·列宁的答复》。——[33]。[28]1917年6月29日—7月4日（7月12—17日），列宁因极度疲劳曾在彼得格勒附近内沃拉村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别墅里稍事休息。——[33]。[29]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委员会呼吁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游行示威的号召书。号召书写于7月3日（16日）深夜，印成传单后于7月4日（17日）在彼得格勒工人区散发。七月游行示威后的次日，即7月5日（18日），《人民事业报》以《文件》为题刊登了传单全文。——[34]。[30]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贝利斯被控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杀害了信基督教的俄国男孩A．尤辛斯基，而真正的杀人犯却在司法大臣伊·格·舍格洛维托夫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贝利斯案件的侦查工作从1911年持续到1913年。黑帮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进攻民主力量，并策动政变。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外国社会活动家则仗义执言，为贝利斯辩护。1913年9—10月在基辅对贝利斯案件进行审判。俄国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罢工。布尔什维克还作好准备，一旦贝利斯被判刑，就在彼得堡举行总罢工。贝利斯终于被宣告无罪。——[34]。[3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委员会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号召书刊登于1917年7月5日（18日）《真理报》第99号。由于7月5日（18日）凌晨《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被士官生捣毁，这一号报纸只发行了几百份。——[35]。[32]《无产阶级事业报》（《ПролетарскоеДело》）是俄国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机关报，1917年7月14日—10月27日（7月27日—11月9日）出版。它的前身是七月事变时被临时政府查封的《真理呼声报》。——[35]。[33]《交易所小报》（《Ъиржёв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交易所新闻》的别称。该报于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38]。[34]统一派是俄国极右的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和一些前取消派分子联合组成的集团，1914年产生，1917年3月正式成立。除彼得格勒外，莫斯科、巴库等地也有它的组织。格·瓦·普列汉诺夫以及前取消派分子安·法·布里扬诺夫和尼·伊·约尔丹斯基在统一派中起领导作用。统一派否认社会主义在俄国有胜利的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与资产阶级和黑帮报刊一起肆无忌惮地诽谤布尔什维克。七月事变后，它鼓吹建立“坚强的政权”，即军事独裁。统一派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918年夏在组织上瓦解。——[41]。[35]《钟声》杂志（《DieG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42]。[36]《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42]。[37]“乌克兰解放协会”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建立，领导人为德·顿佐夫、A．φ．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和马·伊·美列涅夫斯基。该协会指望沙皇俄国在战争中被摧毁，力图使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受德国保护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乌克兰君主国。——[42]。[38]切尔诺夫“案件”指资产阶级报刊指控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临时政府部长维·米·切尔诺夫于战争初期在国外写过失败主义文章和参加过由德国出钱办的刊物一事。由于这一指控，切尔诺夫于7月20日（8月2日）退出了临时政府，并宣称只有在彻底恢复名誉之后他才会重返政府。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赞同切尔诺夫的这一行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临时政府在三天内查清切尔诺夫案件。7月24日（8月6日），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对切尔诺夫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于是，切尔诺夫又参加了亚·费·克伦斯基新组成的政府，仍任农业部长。——[4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立宪幻想（1917年7月5日和26日〔7月18日和8月8日〕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论立宪幻想[12]（1917年7月5日和26日〔7月18日和8月8日〕之间）所谓立宪幻想，是指这样一种政治错误：尽管规范的、法定的、正规的、合法的，总之是“立宪的”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却把它当作现行的制度。乍看起来，也许会认为在今天的俄国，在1917年7月，在宪法根本还没有制定的时候，谈不上产生立宪幻想。但是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俄国目前整个政治形势的关键就在于非常广大的人民群众充满了立宪幻想。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了解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如果不把重点放在系统地和无情地揭穿立宪幻想上面，不揭露这些幻想的一切根源，重新指明正确的政治前途，那在正确提出当前俄国的策略任务方面就肯定寸步难行。现在我们来看看目前抱有立宪幻想的人的三种最典型的意见，并比较仔细地加以分析。第一种意见是，我国正处于立宪会议召开的前夕[13]，因此目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暂行的、不大重要的、非决定性的，不久就要由立宪会议重新审议并最后确定。第二种意见是，某些政党，例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或这两个党的联盟，在人民中或者在苏维埃这样“最有威信的”机关中拥有明显的无可怀疑的多数，因此在共和制的、民主的、革命的俄国，这些政党的意志，这些机关的意志，就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一样，不可能被忽视，尤其不可能违背。第三种意见是，某种措施，例如查封《真理报》，无论临时政府还是苏维埃都没有肯定它是合法的，因此只是一个插曲，一个偶然的现象，决不能认为它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这几种意见。一召开立宪会议还是第一届临时政府就许下的诺言。它认为把国家引导到召开立宪会议是自己的主要任务。第二届临时政府决定9月30日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第三届临时政府在7月4日以后又极其郑重地肯定了这个日期。但是，立宪会议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不会如期召开。在第二次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前，即使如期召开，立宪会议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还会象第一届杜马[14]那样软弱无力和毫无用处。只要稍微避开一下那些嘈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空谈、许愿和日常琐事，看一看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决定一切的东西即阶级斗争，就会深信这一点。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同地主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所有的报刊、所有的选举、立宪民主党和比它更右的各个政党的全部政策以及“有关”人士在各种“代表大会”上的全部发言都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地了解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孟什维克这些小资产阶级空谈家所不了解的东西，那就是：如果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经济革命，不把银行置于全民的监督之下，不实行辛迪加国有化，不对资本采取一些最无情的革命措施，在俄国就不可能废除土地私有制，何况是无偿地废除。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地了这—点。同时他们也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看到和觉察到，现在俄国大多数农民不仅会主张没收地主土地，而且会表现得比切尔诺夫左得多。因为资产阶级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就在5月6日至7月2日这一段时期内，切尔诺夫在拖延和削减农民的各种要求的问题上向资产阶级作了多少局部的让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要知道，切尔诺夫在社会革命党人眼中是个“中派”！）在农民代表大会[15]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上，曾经费了多少心血去“安抚”农民，用明天就办的空话哄骗他们。资产阶级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地方，就在于它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经验中了解到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秩序”（即对群众的奴役）所必需的条件。资产者是一些讲实际的人，是做大买卖的人，而且习惯于以严格的求实态度对待政治问题，不相信空话，善于抓住事情的关键。在今天的俄国召开立宪会议，比社会革命党人左的农民就会占大多数。资产阶级是知道这一点的。它既然知道这一点，就不能不最坚决地反对早日召开立宪会议。有了立宪会议，要本着尼古拉二世所签订的秘密条约的精神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要保护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赎金，就不可能或者非常困难了。战争是不等人的。阶级斗争是不等人的。即使是2月28日至4月21日这样一段短短的时间，也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从革命一开始，对于立宪会议就有两种看法。完全沉溺在立宪幻想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不愿了解阶级斗争的小资产者的轻信态度看待问题，说什么立宪会议已经宣布要召开啦，立宪会议就要召开啦，这就够了！除此之外，都是鬼话！但是，布尔什维克却说：只有巩固苏维埃的力量和权力，才能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的成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重心放在法律行为上：宣布，许诺，公告要召开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则把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如果苏维埃取得胜利，召开立宪会议就有保证，否则就没有保证。事实也正是这样。资产阶级一直或明或暗地、坚持不懈地反对召开立宪会议。这表现在他们企图把立宪会议拖延到战争结束后再召开，表现在一再拖延确定召开会议的日期。在6月18日以后，在联合内阁成立一个多月以后，当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终于确定下来的时候，莫斯科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宣称，这是受了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真理报》曾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这家报纸的这段话。在7月4日以后，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献媚和胆怯使反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言语报》[16]就露出了一句简短而又妙不可言的话：召开立宪会议“过于急促”！！7月16日，《人民意志报》[17]和《俄罗斯意志报》[18]发表短评，说立宪民主党人借口立宪会议“不可能”在这样“短促的”期间内召开，要求推迟开会日期，而且据这篇短评说，向反革命摇尾乞怜的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已经同意延期到11月20日召开！毫无疑问，这种短评得以发表，完全是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这种“揭露”对资产阶级不利。但是口袋里藏不住锥子。7月4日以后变得放肆起来的反革命说走了嘴。反革命资产阶级在7月4日后一夺得政权，紧接着的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反对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暴露了立宪幻想的虚无缥缈。如果俄国不发生一次新的革命，如果不推翻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权，如果人民仍然信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两个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党，立宪会议要么永远开不成，要么会变成“法兰克福清谈馆”[19]，变成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小资产者的会议，这种小资产者被战争和资产阶级“抵制政权”的前景吓得要死，无力地挣扎着，既想撇开资产阶级而由自己当权，又怕没有资产阶级不行。立宪会议的问题服从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进程和结局问题。记得有一次《工人报》[20]曾经脱口说出立宪会议将成为国民公会[21]。这是我国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孟什维克的那种空洞、可怜、可鄙的豪言壮语的范例之一。为了使立宪会议不致成为“法兰克福清谈馆”或第一届杜马，而能成为国民公会，必须具有无情地打击反革命而不同他们妥协的勇气、本领和力量。为此，必须使现代最先进、最坚决、最革命的阶级掌握政权。为此，必须使全体城乡贫民（半无产者）拥护这个阶级。为此，必须无情地镇压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这就是召开国民公会的现实的、阶级的、物质的条件。只要明确地列举出这些条件，就可以了解《工人报》的豪言壮语是多么可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今天俄国的立宪会议所抱的立宪幻想是多么愚蠢。二马克思在抨击1848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派”时，特别严厉地斥责他们喋喋不休地空谈“人民”和人民大多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17—227页。——编者注］在分析第二种意见时，在分析“大多数”这一点上的立宪幻想时，不妨回忆一下这件事。要使大多数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这就是：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在阶级成分上，在其内部（和外部）各阶级的对比关系上，能够协力地有效地驾驭国家这辆马车。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在关于人民大多数以及按照这个大多数的意志处理国家事务的问题上，这两个现实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全部政治书刊，特别是他们的全部政治行动，都暴露了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两个条件。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就能够真正按照大多数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如果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不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任何按照大多数的意志进行的管理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对这个大多数的欺骗或压制。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都向我们提供了千百个这样的例子。在俄国，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占着统治地位。它的利益同大多数的利益极不一致，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如果根据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不是根据形式主义的、法律的观点来提出问题，那么问题的整个关键就在于揭露这种不一致，戳穿资产阶级对群众的欺骗。相反，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完全证明和表明他们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就是充当资产阶级欺骗群众（“大多数”）的工具，充当进行这种欺骗的媒介和同谋。不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个人怎样真诚，只要他们还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缔结“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和约”，也能把土地无偿地交给人民并且对生产实行“监督”以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的这些基本政治主张（当然还有经济主张）在客观上总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欺骗，同样也是资产阶级对群众（“大多数”）的欺骗。这就是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对路易·勃朗式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大多数这个问题的提法上所作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修正”。如果“大多数”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在物质上、在实际上是一些政党拥有的大多数，这些政党又在实行资产阶级对这个大多数的欺骗，那么这个大多数实际上又有什么价值呢？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修正”，来谈上面指出的第二种基本情况。当然，只有弄清这种欺骗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意义，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欺骗。这不是个人的欺骗，不是“诈骗”（说得粗一些），这是因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产生的具有欺骗性的思想。小资产者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生活条件使他们不能不欺骗自己，他们不由自主地必然地时而倾向资产阶级，时而倾向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有独立的“路线”的。他们的过去使他们向往资产阶级，他们的未来使他们向往无产阶级。他们的理智使他们倾向后者，他们的偏见（根据马克思的名言）使他们倾向前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编者注］为了使人民大多数能够成为管理国家的真正的大多数，成为大多数的利益的真正服务者，成为大多数的权利的真正维护者，等等，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阶级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至少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同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具备这个条件，大多数就是一个空架子，虽然能够维持一些时候，炫耀一番，喧嚣一阵，显赫一时，但终究是绝对注定要破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拥有的大多数1917年7月在俄国革命中所遭到的破产就是这样。其次，革命与国家的“通常”状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国家生活中有争论的问题在革命时期是直接通过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以至群众的武装斗争来解决的。既然群众是自由的而且是有武装的，也就不能不是这样。从这个基本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在革命时期仅仅显示“大多数的意志”是不够的；不，应当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表现得更有力量，应当赢得胜利。从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起，经过历次大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时期，直到1848年和1871年，直到1905年，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组织得较好、觉悟较高、武装较好的少数迫使大多数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战胜了大多数。弗·恩格斯特别强调16世纪德国农民起义和1848年德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的经验教训，这个教训就是：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编者注］从这方面来看问题，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单纯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大多数还不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对他们的领导，才能使千百万分散的农村小业主的行动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自觉性，具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集中性。大家知道，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最激烈最尖锐的形式即内战的形式解决的。在这种战争中，也象在其他任何战争中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这也是大家都知道而且在原则上谁也不能反驳的事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社会革命党人或是孟什维克，“在原则上”都不否认这一点，并且也很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俄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他们不敢冷静地正视真理。他们害怕承认这样一个真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基本上分为三种根本的主要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家都谈论第一种力量和第三种力量，都承认这两种力量，但是对第二种力量却不愿意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去冷静地估计，而这种力量在人数上恰恰是占大多数！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害怕自我认识的原因就在这里。三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查封《真理报》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还没有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现在，在7月16日以后，这个政权已经正式把《真理报》查封了。如果历史地即从事情的整体来看，从准备到实行这一措施的整个过程来看，这次查封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俄国“立宪的实质”和立宪幻想的危害。大家知道，以米留可夫和《言语报》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从4月起就要求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这种进行镇压的要求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从《言语报》发表“有全国意义的”文章起，到米留可夫屡次叫喊“逮捕”（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止，这种要求如果不是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中的政治纲领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6、7月间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罗织罪名、无耻地诬告布尔什维克充当德国间谍或领取德国津贴之前，在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已公布的文件，诬告布尔什维克组织“武装暴动”或策动“叛乱”之前，立宪民主党早就一直不断地要求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现在既然这种要求已经实现了，那么，对于那些忘记或者假装忘记产生这种要求的真正阶级根源和党派根源的人的真诚和判断力，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呢？既然现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竭力把事情说成是：他们相信镇压布尔什维克的“缘由”在于7月4日出现的某种“偶然的”或“个别的”情况，这能说不是肆无忌惮的伪造或政治上的极端愚钝吗？歪曲不容争辩的历史真相总该有个限度吧！只要把4月20—21日的运动和7月3—4日的运动比较一下，就立刻会相信这两次运动具有共同的特点：群众的不满、焦急和愤怒自发地爆发出来；挑衅性的射击来自右边；死者是在涅瓦大街上被枪杀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大叫大嚷地诬蔑“列宁分子在涅瓦大街上开枪”；无产阶级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极端残酷和尖锐；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吓得完全手足无措，在政策上和整个国家政权问题上大幅度地来回摇摆。所有这些客观事实都说明了这两次运动的特点。而6月9—10日和18日则以另一种形式向我们展示出一幅与此完全相同的阶级图画。事变的进程是非常清楚的：群众的不满、焦急和愤怒日益增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日趋尖锐，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两大历史事件，从而造成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的依附。一个事件是5月6日联合内阁的组成，在这个内阁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他们同资产阶级勾结和妥协，百般地为资产阶级“效劳”，迟迟不采取最必要的革命措施，在这些方面愈陷愈深。另一个事件是前线的进攻。进攻必然意味着重新恢复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声望和作用大大加强，使沙文主义在群众中广为传播，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使权力，先是军权，然后是整个国家政权，转到军队中的反革命高级将领手中。历史事变的进程就是如此，这一进程在4月20—21日到7月3—4日期间加深和激化了阶级矛盾，使反革命资产阶级在7月4日以后得以实现早在4月20—21日就已经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的他们的纲领和策略、他们的最近目标以及用来达到这一目标的“纯洁的”手段。市侩们抱怨7月4日事变（顺便说一下，尔·马尔托夫也在这样抱怨），说布尔什维克“弄巧成拙”，给自己带来了失败，是“冒险主义”招致了他们的失败，如此等等。从历史观点来看，这种抱怨毫无意思，在理论上非常可怜，在实践上非常可笑。所有这些抱怨，所有这些说“本来不该”参与的论调（不该参与使群众完全正当的不满和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这件事！！），如果来自布尔什维克内部，那就是背叛行为，要不然就是小资产者常有的惊慌失措和思想混乱的表现。事实上，7月3—4日的运动是由4月20—21日以及以后的运动发展起来的，这象春去夏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竭力使群众发起的正当的行动具有最和平最有组织的性质，而不是躲在一边，象彼拉多[22]那样表明与自己无关，学究般地举出理由，说什么群众还没有一个不剩地组织起来，说什么群众运动常有过火行为（似乎4月20—21日没有过火行为！似乎历史上真有过——哪怕只有一次——未曾发生过火行为的大的群众运动！）。布尔什维克在7月4日以后受到的挫折是过去整个事变进程的历史必然结果，原因就在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4月20—21日还没有被进攻捆住手脚，还没有因为同资产阶级勾结而束缚在“联合内阁”内，到了7月4日，他们已经把自己束缚起来，以致不能不堕落到同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合作（一起进行镇压、诽谤和屠杀）的地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在7月4日完全掉进反革命的污水潭，是因为他们在5、6月间就一个劲儿地往这个污水潭滚，参加联合内阁并赞同他们的进攻政策。表面看来，我们有些离开本题，离开了查封《真理报》的问题而去谈7月4日事变的历史评价问题了。但这只是表面如此而已，因为不谈后一个问题就不能了解前一个问题。如果考察一下问题的实质以及历次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就可以看到，查封《真理报》、逮捕布尔什维克以及用其他办法迫害布尔什维克，都不过是在执行反革命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早就存在的纲领罢了。现在来看一下究竟是谁用什么办法贯彻了这个纲领，是大有教益的。让我们来看事实。7月2日和3日，运动已一触即发，群情鼎沸，他们对政府不起作用、物价高涨、经济破坏和前线进攻义愤填膺。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并且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最后通牒，让他们这些束缚在权位上而无实权的人对失败和群众的愤怒负责。布尔什维克在7月2日和3日曾经设法制止发起行动。甚至连《人民事业报》[23]的一个目击者也承认这一点，他叙述了7月2日在精选团里发生的事情[24]。3日晚上，运动终于爆发，于是布尔什维克草拟了一篇号召书，说明必须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7月4日，由于来自右边的挑衅性射击，双方开枪打死的人数增加了。必须强调指出，执行委员会答应对事件进行调查，答应每天发表两次公报云云，都不过是空洞的诺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什么也没有做，甚至连双方死亡者的全部名单都没有公布！！4日夜里，布尔什维克草拟了关于停止行动的号召书，当夜就刊印在《真理报》上。但是就在那天夜里，第一，反革命的军队开始进驻彼得格勒（看来，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及其苏维埃召来的，或者是得到他们同意的，不过他们对于这“微妙的”一点当然始终绝口不谈，虽然这已经丝毫没有保守秘密的必要！）。第二，就在那天夜里，士官生和其他部队显然奉司令官波洛夫采夫和总参谋部的命令，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大肆行凶。4日深夜《真理报》被捣毁，5日和6日《真理报》的劳动印刷所被捣毁，工人沃伊诺夫从印刷厂拿着《〈真理报〉小报》出来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布尔什维克被搜查被逮捕，革命部队被解除武装。这一切是谁开始干的呢？不是政府，也不是苏维埃，而是那帮反革命军人，这帮人以总参谋部为中心，借“反间谍机关”的名义进行活动，散布佩列韦尔泽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诽谤言论以“激怒”军队，如此等等。政府不见了。苏维埃也不见了；苏维埃正在为自己的命运胆战心惊，它们得到许多消息，说哥萨克要来消灭它们。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黑帮报刊和立宪民主党报刊开始攻击苏维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手脚被自己的全部政策束缚住了。这些手脚被束缚住的人，请求调（或者说容忍调）反革命军队到彼得格勒来。可是这把他们束缚得更紧了。他们滚到了可憎的反革命泥潭的深底。他们胆怯地解散了自己成立的侦查布尔什维克“案件”的委员会。他们卑鄙地把布尔什维克出卖给反革命。他们低声下气地参加了为被打死的哥萨克送葬的游行，用这种方式来吻反革命分子的手。他们是一些手脚被束缚住的人。他们陷入了泥潭的深底。他们四出奔走，把部长职位奉献给克伦斯基，到卡诺萨去[25]求见立宪民主党，在莫斯科张罗“国民代表会议”或者说为反革命政府“加冕”[26]。克伦斯基撤换了波洛夫采夫。但是他们的奔走完全徒劳无益，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克伦斯基虽然撤换了波洛夫采夫，却通过正式手续肯定了波洛夫采夫的措施和政策，使它合法化，他查封了《真理报》，对士兵实行死刑，禁止在前线召开群众大会，继续按照阿列克辛斯基的计划逮捕布尔什维克（连柯伦泰也在被捕之列！）。俄国“立宪的实质”已经非常明显：在前线实行的进攻和在后方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滚进了反革命的泥潭。实际上，国家政权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转到一帮军人手中了。克伦斯基以及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的政府只不过是反革命的挡箭牌，他们不得不事后使反革命的措施、步骤和政策合法化。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同立宪民主党人的交易只有次要的意义，甚至没有什么意义。在这次交易中，立宪民主党人是否能占便宜，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是否还能“单独”维持下去，这都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转向反革命（这个转变是由他们5月6日以来的全部政策造成的）始终是基本的、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各政党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一级一级地往下滚的，从2月28日对克伦斯基表示“信任”，到5月6日同反革命拴在一起，到7月5日滚到了反革命泥潭的深底。新的时期开始了。反革命的得势使群众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感到失望，同时也为群众转而采取拥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开辟了道路。载于1917年8月4日和5日《工人和士兵报》第11号和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3—47页注释：[12]《论立宪幻想》一文最初在《工人和士兵报》发表时，该报编辑部曾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如把“如果不推翻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权”删去，把“无情地镇压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改为“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以至群众的武装斗争”改为“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以至它们的最后形式”（见本卷第21、24页）。1917年，该文以《论当前局势》为题出版单行本时，仍保留了这些改动。《列宁全集》俄文第2—5版都是按列宁手稿刊印的。——[17]。[13]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1917年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俄国的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14]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共有代表47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三分之一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国家杜马名义上是立法机关，但是由于沙皇政府施加了种种限制，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沙皇政府不能容许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土地问题，于1906年6月20日（7月3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动摇；7月9日（22日），由沙皇下诏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7月9—10日，部分杜马代表约200人（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维堡开会，号召对政府实行消极抵抗（不当兵、不纳税、不买公债）。然而刚到9月，立宪民主党连这一点温和的反抗也公开放弃了。——[18]。[15]指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4—28日（5月17日—6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由各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军队农民组织选出的代表1115名，其中社会革命党人537名，社会民主党人103名（大部分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人），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其中由米·瓦·伏龙芝组织的“14名无党派人士集团”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有联合临时政府问题、粮食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等。代表大会成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争夺农民群众的舞台。在大会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列宁十分重视农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他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和他发表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避免他们自己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遭到否决，不得不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决议草案中写上“一切土地应当毫无例外地交土地委员会管理”（第2条）。他们通过这种欺骗农民的方法控制了大会。在他们的操纵下，大会表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赞成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主张把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和在前线发动进攻，同意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把土地问题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的主张。大会选出了由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9]。[16]《言语报》（《Речъ》）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0]。[17]《人民意志报》（《Воля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的机关报（日报），1917年4月29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皮·亚·索罗金、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1917年11月被查封后，曾以《意志报》、《自由的意志报》、《人民的意志报》、《国家意志报》、《独立意志报》等名称出版。1918年2月最终被查封。——[20]。[18]《俄罗斯意志报》（《РусскаяВоля》）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亚·德·普罗托波波夫创办，1916年12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靠大银行出钱维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大肆诽谤布尔什维克。列宁称它是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1917年10月25日被查封。——[20]。[19]指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21]。[20]《工人报》（《Рабочая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7日（20日）—11月30日（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月30日（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波·奥·波格丹诺夫、库·安·格沃兹杰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涅·切列万宁等。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21]。[21]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存在于1792年9月21日—1795年10月26日。在雅各宾派执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是雅各宾专政的最高机关。这一专政完成了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如组织全国力量战胜反革命，清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通过1793年民主宪法等。——[21]。[22]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后，彼拉多明知耶稣无罪，但迫于犹太教派的压力，只好予以批准。但在批准时，他按古代犹太习俗，在众人面前洗手，表示这一罪行与己无关。——[28]。[23]《人民事业报》（《Дело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B．B．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29]。[24]精选团是由特别挑选的士兵组成的团队，属于俄国军队的一个兵种。精选部队渊源于掷弹兵，因此其帽徽、纽扣和皮带扣都饰有一枚冒烟的手榴弹。在精选团里发生的事，是指布尔什维克在一个精选团发表演说反对在当时发起行动。——[29]。[25]到卡诺萨去意为屈辱求降。卡诺萨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古城堡。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授职权的斗争中被开除教籍、废黜帝位以后，曾于1077年1月身着罪衣，冒着严寒，立于这个城堡门口三昼夜，向格列高利七世祈求赦免。——[31]。[26]这里说的是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动员反革命力量粉碎革命而筹备召开的国务会议。召开这一会议的主张得到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完全支持。由于对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有所畏惧，资产阶级决定在莫斯科开这个会。国务会议于1917年8月12—15日（25—28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参加会议的有2500人左右，其中有历届国家杜马代表、农民代表苏维埃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市杜马代表、陆海军代表、合作社代表、工商界和银行界代表、工会代表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知识分子、民族组织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苏维埃代表团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完全被排除在外。国务会议的主席是亚·费·克伦斯基，他在开幕词中声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进行战争，在军队中和国内建立秩序，组织强有力的政权。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阿·马·卡列金将军、帕·尼·米留可夫、瓦·维·舒利金等在发言中，要求取缔各级苏维埃、取消军队中的社会团体、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等，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镇压革命的纲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首领在发言中为临时政府的政策辩护，并谴责群众的革命行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8月6日（19日）通过决议，要求党的组织揭露这一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号召工人、士兵和农民进行群众性的抗议。国务会议开幕那天，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工人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40多万人。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堡、弗拉基米尔、萨拉托夫、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都举行了罢工和抗议集会。召开莫斯科国务会议是俄国反革命力量准备实行反革命专政的一个重要步骤。会议以后，反革命势力就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了。——[3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感谢格·叶·李沃夫公爵（1917年7月19日〔8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感谢格·叶·李沃夫公爵（1917年7月19日〔8月1日〕）临时政府前首脑格·叶·李沃夫公爵在同临时政府记者委员会代表们告别的谈话中，作了宝贵的自白，工人们一定会为此而感谢他的。李沃夫说：“最近国内发生的事件大大加强了我的乐观精神。我相信，对于俄国说来，我们‘纵深突破’列宁战线，比德国人突破我们的西南战线，意义要重大得多。”工人们怎能不感谢公爵估量阶级斗争的这种冷静态度呢？工人们不仅要感谢李沃夫，而且还要向他学习。所有的资产者、地主以及尾随他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反对“内战”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多么虚伪！看一看李沃夫公爵的宝贵自白，你们就会明白，他正是从内战的角度十分冷静地估量俄国国内形势的。领导反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纵深地突破了革命工人的战线，这就是公爵的自白中所包含的一点点真理。两个敌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个突破另一个的战线，这就是李沃夫公爵所总结的俄国国内形势。我们衷心感谢李沃夫公爵的坦率！要知道，他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伤感的市侩正确一千倍，因为他们认为，在革命时期必然极度激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会因他们的诅咒和恳求而消失！两个敌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个突破另一个的战线，这就是李沃夫公爵的正确的历史哲学。他实际上没有把第三个营垒即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算在里边，这是对的。这第三个营垒看来很大，事实上却不能独立解决任何事情；冷静地发表议论的公爵明白这一点，每一个了解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明白这一点，并且每一个深入思考革命历史教训的人也明白这一点，因为革命历史教训始终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政党总是软弱无力的。甚至在战争时期，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比同国外敌人的斗争重要得多，——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种种粗野的语言谩骂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肯定这个真理！无数喜欢谈论“统一”、“革命民主”等等冠冕堂皇词句的人竭力屏弃的也就是这个真理！但是到了严重的决定性的关头，李沃夫公爵立刻完全承认了这个真理，他公开宣称，“战胜”国内阶级敌人，比同国外敌人斗争的战线上的形势更重要。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这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真理。工人们将十分感谢李沃夫公爵，感谢他承认、提示和传播了这个真理。为了感谢公爵，工人们将运用党的力量，使最广泛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这个真理。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真理更有用的了。李沃夫公爵谈得如此扬扬得意的内战战线的“突破”是指什么呢？这个问题应该特别仔细地分析一下，使工人们能够好好地向李沃夫学习。这一次内战“战线的突破”，首先是指资产阶级把无数谰言和诽谤加在它的阶级敌人布尔什维克身上，在诬蔑政敌这个最卑鄙最肮脏的勾当中空前地卖力。这可以说是“突破阶级斗争战线的”“思想准备”。其次是物质的、关系事物实质的“突破”，指的是逮捕敌对政派的人员，宣布这些人不受法律保护，不经审判就在街上把他们的一部分人打死（7月6日沃伊诺夫从《真理报》印刷厂拿报纸出来就被杀害了），查封他们的报纸，解除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武装。这就是“阶级敌人战线的突破”。愿工人们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种办法，到时候也能用它来对付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永远不会采用诽谤手段。它查封资产阶级报纸的时候，会在法律和政府的命令中公然宣布资本家及其辩护者是人民公敌。以我们的敌人即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以苏维埃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敢直率地公开地说出要查封《真理报》，说出查封它的原因。无产阶级采取行动，将不是靠诽谤，而是靠讲真话。无产阶级会向农民和全体人民如实说明资产阶级报纸的真相，说明必须把它们查封的原因。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无产阶级一定会深刻地了解，阶级斗争“战线的突破”，制服敌人，制服剥削者，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李沃夫公爵帮助无产阶级认识了这个真理。我们感谢李沃夫公爵。载于1917年7月19日（8月1日）《无产阶级事业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8—20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象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看来，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会遇到某种类似的情况。在我国革命已经永远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比如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它显然已经不正确了。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当前的迫切问题。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而当前，在7月4日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同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的形势是根本不同的。那时候，即在过去的这一段革命时期，国内存在着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论在物质上或形式上都表明，国家政权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我们不会忘记，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那时候，政权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分掌政权。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在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最先迈出的、能够直接实现的一步的口号。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内，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当然也是最合乎愿望的，但是现在，革命的和平发展是绝对不可能了。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口号。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不仅仅是指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不仅仅是如此。说当时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甚至还指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痛苦最少地进行。人们对于后面这一点也是注意不够的。苏维埃按其阶级成分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通过试行他们自己的措施受到批判。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阶级和执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可能仍然是牢固的，而不会削弱。我们丝毫不能忽视，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各阶级间的对比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这会及时地有力地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靠拢工人，进而同工人联合起来。如果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这对人民来说是最轻松、最有利的。这是一条痛苦最少的道路，所以在当时是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的。但是现在，这个争取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斗争已经结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我们所以说7月4日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因为在这以后客观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政权动摇不定的状态结束了。政权在决定性的地方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妥协的基础上，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演变使它们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屠杀的参与者和帮凶。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因而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月27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勾结在一起，半拉半吓地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了过去，把实际的国家政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象是唐·吉诃德精神[6]，或者是一种嘲笑。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现在也是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或作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维埃内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刽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只当作没有发生。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残杀布尔什维克、支持过在前线进行枪杀和解除过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所谓“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主要的）是象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实质。问题的这一实质在于，用和平方法现在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了。现在能够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目前实际的执政者，即依靠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军队、依靠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的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革命的人民群众才能够战胜这些新的执政者，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谁把市侩的道德观念混杂在政治问题中，谁就会这样议论：就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卡芬雅克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和革命部队的武装，犯了“错误”，但也应当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阻难”他们改正“错误”；要使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地倒向工人方面来。这种议论，如果不是对工人的又一次欺骗，也是一种幼稚的或简直是愚蠢的见解，因为小资产阶级群众倒向工人方面来，只是而且正是指他们离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现在只有宣布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唐恩和拉基特尼科夫是刽子手的帮凶，那才能算是改正“错误”。我们完全地无条件地赞成这样“改正错误”……我们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应当作一补充：正是在革命中，我们随时会遇到看不清真正的政权在哪里这种情况，会遇到形式上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相分离的情况。这也正是一切革命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1917年3、4月间，人们不知道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维埃手中。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使觉悟的工人冷静地观察一下革命的根本问题：目前国家政权是在谁的手里。只要你想一想政权的物质表现是什么，而不把空话当作事实，那你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国家首先就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之类的物质的附属物［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5页。——编者注］。在目前，那就是士官生和特地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的哥萨克，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就是那些封闭《真理报》[7]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某一部分士兵武装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士兵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军队的人。正是这些刽子手掌握着实际的政权。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是没有实权的部长，是傀儡部长，是支持屠杀的那些政党的领袖。这是事实。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本人也许“不赞成”屠杀，他们的报纸战战兢兢地表白同屠杀没有瓜葛，那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种政治外表的变化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封闭彼得格勒15万选民的报纸，士官生因工人沃伊诺夫从印刷厂拿出《〈真理报〉小报》[8]就把他杀害（7月6日），这难道不是屠杀吗？这难道不是卡芬雅克分子干的勾当吗？有人会对我们说：无论是政府，还是苏维埃都“没有过错”。我们回答说，这对政府和苏维埃来说就更糟糕，因为这说明它们等于零，它们是傀儡，并不掌握实际的政权。人民首先应当十分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真相，应当知道实际上是谁掌握着国家政权。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政权掌握在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克伦斯基、某些将军和军官等）手里，而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整个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所有黑帮报纸，通过《新时报》[9]、《现代言论报》[10]等等进行活动的一切君主派都支持他们。必须推翻这个政权。否则一切关于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话都是空话，都是“欺骗自己，欺骗人民”。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党现在都拥护这个政权，因此必须向人民说明他们充当着刽子手的角色，并且说明这些政党在4月21日、5月5日、6月9日和7月4日犯了“错误”[11]以后，在他们赞同进攻政策（这种政策预先就大体决定了卡芬雅克分子在7月的胜利）以后，是必然会有这种“结局”的。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使鼓动工作考虑到当前革命的具体经验，特别是七月事变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说，应当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敌人是那帮军人，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并且应当明确地揭露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直起着刽子手帮凶的作用。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必须说明，不推翻那帮军人的政权，不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使他们失去人民的信任，农民就绝对没有希望获得土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条件下，要达到这一步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困难的过程，但是战争和经济破坏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这种“加速器”可以使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相当于一年。对于以上论述，大概会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谈坚决斗争就是鼓励分散地发动斗争，而这正好是帮助反革命势力；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推翻反革命势力，这意味着政权仍然转到苏维埃手里。我们对第一种反对意见回答说，俄国工人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决不会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时刻受人挑拨。如果他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和反抗，那会对反革命有利，这一点是无庸争辩的。只有在广大群众中重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只是一般地谈论革命高涨、革命高潮、西欧工人的援助等等是不够的，必须从我们的过去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考虑我们自己的教训。经过这样考虑就一定会提出同夺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第二种反对意见归结起来也是用过于一般的议论来偷换具体的真理。除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有了1917年7月的经验以后，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无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已经回答过，哪些情况能够非常迅速地使这一点加快实现。在这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苏维埃，但是不是现在的苏维埃，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关。到那时候，我们也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来组织整个国家，这是必然的。这并不是一般苏维埃的问题，而是同目前的反革命势力，同目前的苏维埃的背叛行为作斗争的问题。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现在的苏维埃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而垮台了，完全破产了。现在，这些苏维埃象是一群被牵去宰割、在屠刀下咩咩哀叫的绵羊。现在，苏维埃在节节胜利的反革命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一筹莫展。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号召把政权交给现在的苏维埃，如果这样说，如果号召这样做，那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欺骗人民。而欺骗是最危险的行为。从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俄国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发展周期已告结束。新的周期开始了，在这个周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在斗争烈火中更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应当运用新的即七月事变以后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在新的周期开始时，必须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已经取得胜利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它妥协，而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战胜它。当然，在这个新的周期，无论是反革命势力获得彻底的胜利，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彻底的失败（不进行斗争），或是掀起新革命的新高潮，都还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留待以后这些阶段分别出现时再谈了……1917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印成单行本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0—17页注释：[6]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做一个扶危济困、锄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8]。[7]《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后，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和《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10]。[8]《〈真理报〉小报》（《Листок《Правды》》）是布尔什维克合法日报《真理报》有遭受临时政府迫害时使用过的名称之一，1917年7月6日（19日）出了一号，以代替当天应出的《真理报》。——[10]。[9]《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1]。[10]《现代言论报》（《ЖивоеСлово》）是俄国一种低级趣昧的黑帮报纸（日报），1916年起在彼得格勒出版，A．M．乌曼斯基任编辑。该报最初称为《新小报》，1917年3月8日（21日）起改称《现代言论报》，1917年8月起改名《言论报》，后又改为《新言论报》。该报曾对布尔什维克掀起疯狂的诽谤运动。1917年10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11]。[11]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三次危机中的表现。1917年4月18日（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照会英、法两盟国政府，保证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这一照会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极大愤慨。他们于4月20—21日（5月3—4日）举行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既没有群众支持，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苏维埃完全能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而不会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抗。但是，苏维埃中的妥协派多数却在这种形势下直接同资产阶级串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表示，只要临时政府对米留可夫照会作出“解释”，苏维埃就保证给它以支持。4月21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了临时政府解释照会的公告，宣布“解释令人满意”，“事件已经结束”。随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妥协主义政党的代表于5月5日参加了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挽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1917年6月初，为抗议临时政府拖延战争、准备在前线发动进攻以及粮食匮乏，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自发地上街游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在6月10日（23日）举行有组织的和平游行示威。这一决定引起临时政府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惊慌。为了阻挠这一游行示威，6月9日（22日）晚，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三天内禁止举行任何游行示威的决议。孟什维克领袖伊·格·策列铁里公然诬蔑准备在6月10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阴谋”，要求解除工人的武装。在1917年的七月危机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7月4日群众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拒绝了群众向它提出的由它夺取全部政权的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事先知道并同意临时政府派反革命的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对这次游行示威进行武力镇压。（参看注2）——[11]。
第一章叛逆者的诞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一卷浪漫的青年时代 第一章叛逆者的诞生 父母及少年时代。彼得堡。年轻的一代。弃职还乡。 在特维尔省境内，莫斯科的西北150英里的地方，当年有一幢至今依然存在——高大而宽敞的十八世纪的平房住宅。它的建筑样式是由意大利建筑师引进俄国的仿古典风格，是典型的俄国乡绅的住宅。整个产业很大，名叫普列姆希诺庄，这幢房子是庄园的一部分。这是一座拥有“五百人”的村庄，俄国在十八世纪和其后很长的时间内，通常是按庄上的男农奴的多少来计算土地的多少的。普列姆希诺庄地处景色宜人的丘陵地带，没有俄罗斯大平原那样肥沃，可也不像俄罗斯大平原那样极其单调。这所住宅正好坐落在向奥苏加河——庄园风景的一大特色——倾斜的树木繁茂的林荫地上。奥苏加河河面宽阔，水流徐缓，流入伏尔加河的支流特维尔查河。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期，普列姆希诺庄的生活就象奥苏加河的河道一样，怡静而又开阔，倾向省府特维尔，也倾向更加远方的伟大的俄国城市莫斯科城。彼得堡和离彼得堡更远的地区是它的前哨和门户，是遥远的、陌生的、难以想象的地方。 1779年春季，普列姆希诺庄传到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巴枯宁手中。此人的家庭在莫斯科贵族的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受人尊敬的但并不显赫的地位。米哈伊尔·巴枯宁曾官至叶卡德琳娜二世朝廷的“参政院大臣”。他退职回到普列姆希诺庄时，仍然年富力强。虽然他似乎并无政治抱负或学术造诣，但在后代人心目中，并非没有留下名望、家史上曾称他体格魁梧、脊力过人、性格刚烈。根据记载，他只凭一块木板就单枪匹马地赶跑一伙强盗，一一次还将一个失礼的马夫从马车的座厢举起来扔进河里。 米·瓦·巴枯宁有三男五女。长子选择仕途，次子从军，三子亚历山大体质文弱，天资聪颖，似乎不像乃父。他九岁时就在他家即将定居普列姆希诺庄时——由于健康的原因，父亲决定由一位家庭教师陪同他到气候比较湿润的意大利去求学。他在帕多瓦大学修业期满，毕业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用拉丁文写成，题为《论小人物》，一个世纪以后，这篇论文仍保存在家庭档案中。他后来几年的生活情况不得其详。他外出旅游过。据一个材料说，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时他就在场。他曾一度在俄国驻佛罗伦萨和驻都灵公使馆供职，并且是都灵学会的成员。年近三十时，他才回国。不久以后，即1803年，老米哈伊尔·巴枯宁去世，其遗孀为纪念他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教堂，为普列姆希诺庄增色不少[1]。 几年来，生活平静无事。亚历山大·巴枯宁经管田庄，在普列姆希诺庄与孀居的母亲以及三个未婚的姐姐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都以虔诚而名闻乡里。亚历山大·巴枯宁扩建了住宅，扩建了两幢厢房，用陶立克式圆柱在房屋正面建一门廊，以作装饰。但是，当他年过四旬时，发生了一起出人意料的转折。毗邻的巴克伏基诺庄园主保罗·波尔特拉特斯基和一个姓穆拉维约夫的世代贵族之家的寡妇结了婚，婚后，于1810年夏天便将妻子及其十八岁的养女瓦瓦娜·穆拉维约夫接到巴克伏基诺庄。瓦瓦娜美丽、活泼而又穿戴入时，使亚历山大·巴枯宁如同别人也感到惊羡一样，一见倾心。这位冷静的中年单身汉生平第一次经受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的痛苦。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四岁，但无碍于终成眷属。他们于当年秋天结了婚。两人到特维尔度过冬天，沙皇之妹叶卡德琳娜女大公爵曾在那儿设有一个不大的公爵府。度过短暂的社交欢乐生活以后，这位年轻的妻子就在普列姆希诺庄定居下来，开始养儿育女(婆母和姐妹们都知趣地退居别处)，在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几乎是一个接一个地生。 这个家庭的结构是很不寻常的。头两个是女孩吕波夫和瓦瓦娜，分别袭用祖母和母亲的名字起名。接着生了米哈伊尔，按祖父的名字起名，是家庭传说中的参孙[2]。接着又生了两个女孩，塔蒂安娜和亚历山德拉。稍过一段时间以后，又连续生了五个男孩:尼古拉、伊利亚、保罗、亚历山大和阿列克斯。孩子们长大后，他们很自然地分成两群，每群五人，米哈伊尔显然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就性别来说，他是年龄较大的一群中唯一的男孩，处于独特地位。就年龄来说，他在由五个弟弟组成的年轻的那一群中最大。很快就表明，他的性格使他适于起着出生排行所赋于他的支配地位的作用[3]。 当巴枯宁家的孩子一个个出世的时候，俄国和欧洲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瓦瓦娜刚出生三个星期，吕波夫尚未满一周岁时，拿破仑就率领大军进入莫斯科。米哈伊尔出生时——俄历1814年5月18日[4]，当时拿破仑被囚禁在厄尔巴岛[5]。战胜的盟国，其中也有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占领了巴黎。但这种转败为胜的史诗般的事件，在普列姆希诺庄引起的轰动并没有巴枯宁十二岁时俄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事件那么大。1825年12月1日，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三个星期后，好闹事的绅士和军官在彼得堡起事，其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立宪，这就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姓穆拉维约夫的大家族深深卷入这一事件。五个为首的后来都被处绞刑，其中一个就是瓦瓦娜·巴枯宁的远房兄弟。她的两个堂兄弟(都曾常到普列姆希诺庄作客)都是策划这次起义的一个秘密团体的创始人。 这些事件的发生，都给亚历山大·巴枯宁这个一家之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外国度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通常是一个人的成型的主要时期。他在意大利所受的教育一定会使他在当时俄国拥有土地的贵族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物。这些贵族之所以能出人头地，不是靠什么艺术和学识的造诣，而是靠可以为所欲为的势力以及可以横行无忌的能耐。他对十八世纪欧洲自由和人道的传统略知一二。据传他对亲眼目击的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暴动，还抱有某种同情。但当年岁稍长以后，他就改变了这一切看法，而陶醉于普列姆希诺庄的森林田野、蜿蜒的小溪、春天的夜莺、野生的玫瑰和盛开的樱花这一切美妙的景色之中。光荣地击退拿破仑的入侵重新激起了他的爱国心。十二月党人起义吓得他目瞪口呆，一个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造沙皇的反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子女长大成人时，他写了一首以奥苏加河为题的长诗，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看法。在开头一节里他写道:“普列姆希诺田野的主宰，我忠诚的朋友，我子女的保姆。”在关于普列姆希诺庄的许多抒情描写中，诗人阐述了无懈可击的正统政治观点。他忿怒地回忆起青年时代“在人人好斗的国度里’听到的“美妙的蠢驴大合唱”他得出结论说:“从那时起，我就痛恨老虎和驴子的音乐。”他怀着焦虑的心情和明显的良心上的痛苦谈及农奴制度。这个主题是问避不了的，因为“神圣的俄国依赖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但他不赞成把“奴役”这个名称草率地和农奴制度联系在一起。尽义务是相互的，土地占有者是“孤儿的保护人”。真正的自由存在于“各个庄园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农奴无权抱怨他不是主人，正如奥苏加河无权抱怨它不是伏尔加河一样[6]。 这就是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父亲的并非没有吸引力的形象。由于亚历山大宽厚仁慈，有文化教养，天资聪颖，热爱家庭和子女，但缺乏想像力，又具有被吓破了胆的自由派所特有的那种保守的狂热，他就不会对年轻人叛逆的本能或革命的抱负怀有天然的同情。他对子女的疼爱是很明智而又有远见的，据他长子证实说，他“一贯溺爱子女而且慈祥和蔼”。但他实在不能理解他们会有与自己不同的见解和爱好。然而，尽管他态度严峻，刚愎自用(他已年近花甲，而子女尚未长大成人，他这种态度可以得到某种谅解)，但他还是得到甚至是最富叛逆精神的子女们的永久的尊敬。 〔多年以后，米哈伊尔给他的信中说〕您是我们的导师。您唤醒了我们心中对美好事物的感情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这种爱至今仍把我们兄弟姐妹紧紧地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您的教导，我们定会是平庸之翠。您点燃了我们心中酷爱真理的神圣火花，哺育了我们心中引为自豪的独立和白由的感情。您这样做，是因为您钟爱我们，因此我们衷心爱戴您[7]。 米哈伊尔母亲的性格则更不鲜明，也更不引人注目。一个做母亲的，其年龄实际上和大孩子相近而不是和丈夫相近，本来是会站在孩子们一边来反对父亲的，或者不管怎样要在两代人之间充当调解人，这本来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每当父亲和孩子们之间发生争论时，瓦瓦娜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丈夫一边。她相信他是一贯正确的，这个信念她一刻也没放弃过。和她的丈夫一样，她对孩子们精神上的需要和愿望没有更多的同情，内心也更不温和。米哈伊尔晚年时写道:“一个虚荣自私的女人，子女都不爱她。”据一个目击者说，在他风烛残年时，曾把自己“破坏一切的狂热说成是母亲的影响造成的。因为她专制独裁似的性格激起他对任何束缚自由的东西都深恶痛绝。“瓦瓦娜是个贤妻，但并不能算是个良母[8]。” 这些潜在的性格和见解方面的对立，并不妨碍家庭里那种牢固的和睦传统的发展。巴枯宁家孩子们在后来的来往信件中还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在那里度过童年的美妙的田园环境。亚历山大·巴枯宁是个严于律己的人，教育孩子有点斯巴达式的简单朴素的味道。说这所俄国乡村住宅是豪华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人们的凭空想象而已。巴枯宁家孩子生长的环境是优裕的，但并不豪华。《奧苏加》的好几节都比较真实地赞颂了普列姆希诺庄的简朴: 房屋宽敞，但没有镶木地板。我们既无昂贵的地毯，也无别的什么祖传的摆设，甚至连玩牌的桌子也没有。在餐室的一角放着一架旧式的大座钟，它和我的年龄一样大。另一角有古老的常春藤，拔出了又长又阔的穗……餐桌上没有细瓷器摆设，只有几个普通的碟子和孩子们明亮的眼睛……旁边就是会客室，里面挂有我们伟大沙皇的肖像[9]。如果有人不以忠诚的目光来瞻仰他，那他就没有一点俄国人的气味……一张无背长沙发和几把睢花椅子用花毡罩上，只有在盛大节日时才把罩子取下。然而到了傍晚，全家人就像蜂群一样聚在一起，此时此刻，我就乐不可支。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他们从母亲那里受了启蒙教育。《奥苏加》里有一首动人的四行诗写道:“门一打开，地板天花板就颤动，三个孩子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告诉她说，他们学会了功课。”他们长大一点以后，父亲就开始教他们历史(也许有人认为，是带有浓厚俄国爱国主义的色彩)、地理和自然科学，在复活节的前一周，他给他们读福音，解释教义和教堂的礼仪。家里有法文、德文家庭女教师(也许还有英文、意文女教师，因为亚历山大为自己的孩子会讲五种语言而感到得意)，还有其他学科的家庭教师。女孩子学弹钢琴，米哈伊尔学拉小提琴。合唱是他们喜爱的一种才艺和娱乐。即使是那些完全在家里受教育的女孩子也都成了聪明、文雅、博览群书的女子，能熟练地用两种或三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亚历山大·巴枯宁从卢梭的著作里学到要相信教育，他的教育方法是一点也不马虎和华而不实的[10]。 然而，比正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来年轻的一代人之间形成的亲密无间的团结。孩子们——不分男女——都具有同样热情和敏感的天性。对家庭的热爱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普列姆希诺庄的风景给他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即使生活环境驱使他们分开以后，也是如此。 〔保罗后来写道〕我们生长在俄国的土地上，但头项上却是明朗的意大利的天空，事事如意，天底难寻。 米哈伊尔在一生中最不走运的岁月里，仍然能从蜿蜒曲折的奥苏加河开始，追忆过去的往事。草地牧场，他们玩耍过的那个池塘中心的小岛，老锯木厂以及厂主在厂边小溪里捕鱼的情景。清晨在花园里漫步时见到树叶上悬挂着的蜘蛛网，春天在月光下的散步，樱花盛开时节兄弟姐妹们合唱《月光曲》，为瓦瓦姆的家雀举行隆重的葬礼，德文家庭女教师博尔切特为此写的墓志铭，冬天围着火炉阅读《瑞士家的鲁宾孙》——对巴枯宁家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金光闪闪的词来概括，那就是普列姆希诺庄[11]。 这些不见经传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828年秋天，当时米哈伊尔十四岁半。作为长子，他注定要入伍。于是决定送他到彼得堡，他可以在那里为翌年进入炮兵学校作准备。自孩子们出生以后，米哈伊尔外出是普列姆希诺庄的第一件大事。对于女孩子们来说“最美好的岁月”已失去其光辉，对米哈伊尔本人来说孩提时代已告结束。 在等候次年进炮兵学校期间，米哈伊尔在彼得堡寄宿在姑父母家里。姑父尼罗夫曾任坦波夫省省长，对年轻人的需要简直是一无所知。他损害了米哈伊尔的自尊心，因为硬要他朗读《舍提·米内》这一本编造民族圣徒功绩的传说集。这本书曾在俄国托儿所里很受推崇。尼罗夫认为，这是一本对年近十五岁的青年人很有教益的书，并劝米哈伊尔相信书里的每句话。巴枯宁后来承认，他对天启教的真义第一次丧失信念正是这次规劝造成的。被迫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使他感到很不高兴，因为远离了那些“他不知不觉就爱上的亲切、熟悉的面孔。”姑父母两人都是管教很严的人。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米哈伊尔才于1829年秋考取了炮兵学校。 米哈伊尔十六岁了。整个孩提时代，他都生活在一群对他羡慕的姐妹当中，所以他养成了喜欢发号施令和要别人服从自己的习惯。然而他对同年龄的男孩子却并不如此，因为他在同伴中并不显得出类拔萃。虽说他身材魁梧，但却不像他同名祖父那样膂力过人。他见人腼腆，而且缺乏男性。 〔几年以后他写道〕我的心灵和思想迄今仍是纯贞无暇的，未沾染任何邪念。我在炮兵学校很快就发现生活中的黑暗，丑惡和卑鄙的一面。即使我没有堕入我背常目睹的邪恶之中，但无论如何，我很快就习以为常，不再感到厌恶和吃惊了。我很快就养成了撒谎的习惯，因为一个巧妙的谎言在学员中间非但不算恶习，反而会得到一致的证实。 这一天真的自鸣得意的自白比其表面价值要小得多。米哈伊尔的士官生生活中人所共知的仅有的例外还是在经济方面。他东挪西借——一生都不放弃的一种有趣的习惯——并给借款者票面高得多的期票去换取现金。在炮兵学校三年期间，他债台高筑——除了他父亲在彼得堡的朋友替他悄悄地还掉的钱以外总数竟高达一千九百卢布。他虽然自以为学到了一些高等数学的知识并善于舞文弄墨，但学习成绩并不出人头地。他吹嘘说，他每次考试前一个月才准备功课，到时通宵达旦地开三个星期的夜车，以抱佛脚。这种别具一格的学习方法，加上他本来就有些天赋，使他在第三学年末通过了毕业考试，并于1833年1月在公报上宣布为炮兵掌旗官[12]。 这位年轻的掌旗官仍需到炮兵学校上课。但既然取得了委任状，他就可以任意选择住处。他三年以后又回到姑父母尼罗夫家里，感到又得到了自由，并已长大成人。只有一件事尚未得到,但在离校后不到一个月也得到了。他爱上了一位比他年龄稍小一点的远房表妹玛丽亚·沃叶柯夫，那时她正在彼得堡过冬。米哈伊尔每天都到她家里去。玛丽亚做针线时，他就高声读书给她听。他们争论究竟是艺术还是音乐对人类贡献更大。还讨论一些微妙的问题，如“爱情、情操、感情、敏感(我们小心地把它和伤感区别开来)和其他许多问题”。他们似乎并没有那么抽象地谈论爱情。玛丽亚对于这种高尚的求爱方式显然也未表现出什么不快。当他们一起外出进行社交活动时，他责备她卖弄风情，这也没有使她不快。四旬斋时，他为她朗读《马赛庸之书》。她复活节前一周第一次参加圣餐仪式，身着白色服装，他就在教堂里看着，“欣喜若狂地为玛丽亚和自己的家庭祈祷。”一次，他们一起去参加音乐会，听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贝多芬已成为米哈伊尔最喜爱的作曲家)。他听音乐时的面部表情，使玛丽亚吓了一跳，觉得他像“要摧毁整个世界”似的。玛丽亚肯定是个有领悟能力的青年女子。但不久就被她姑母带到乡下去了。在一封长达二十四页的信中，米哈伊尔向他姐姐瓦瓦娜倾诉说:“彼得堡已成为一片沙漠"。初恋的罗曼史就这样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13]。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个预备进炮兵学校的十五岁孩子和业已离校的近十九岁的成人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米哈伊尔对此感受很深。而其姑母尼罗夫却无动于衷，她仍然认为对她答应照管的内侄进行纪律约束是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当她听说米哈伊尔追求玛丽亚·沃叶柯夫时，她不仅反对，而且还规定不经允许不得外出。米哈伊尔当然不理这一套。于是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姑母尼罗夫乘机责备他在学校负债的事。米哈伊尔掉头就走，发誓永不登门。既然米哈伊尔·巴枯宁是以一位伟大的叛逆者而不是以了不起的多情男子在历史上赢得了地位，那么就可以认为在他一生中第一次反抗比初次恋爱是更为重要的事件[14]。 大约就在他愤然离开尼罗夫家的同时，他奉命去夏训营地。这是一件幸运的，或者说是有意安排的巧遇，因为他正无法在彼得堡生活下去。8月份撤营后,他就会有足够长的假期回乡探亲。这是激起他内心感情的天赐良机。野外的营地生活本身就有恢复生气的作用。一天晚上，他阅读赶时髦的诗人威尼维提诺夫的诗歌，便沉浸在悔悟、爱情和万事和谐的心情之中。 〔他后来给他父亲写信说〕美妙的夜晚，满天的星斗，微微颤动的神秘的月光，这位伟大的、高尚的诗人的诗句都深深地打动我的心弦。心中的悲喜交集不可言状。啊!此时此刻，我多么纯洁，多么高尚。我感到心胸无限开阔，充满了对上帝创造的美好世界、对全人类、特别是对您、母亲和姐妹们的炽热的爱。 他毕恭毕敬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承认了他和尼罗夫家的争吵和借款数目。他的年薪，其中包括房贴，只有七百卢布，故无力偿还债款而只能仰仗父亲。 1833年8月，他回家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近五年以来，他离开熟悉的风景如画的普列姆希诺庄、奥苏加河以及岸边一大片低矮的房屋，生活在陌生人当中,过着异乡的、不适意的城市生活。家里人正在吃饭时，他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一一和他们拥抱。当他们仔细端详，从这个成年人身上认出他们过去熟悉的孩子的相貌时，他们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他后来写道，“这种感情只能感觉，无法形容”。每个人都感到无比的高兴。溺爱孩子的父亲对这个青年的债务并不介意。他偿还了急于要还的六百多卢布的债款，其余就不管了。这些债主也许命该如此。十年后，他们还想讨债，那时他们连米哈伊尔的影子也见不到了。长子的债主向亚历山大·巴枯宁催款不再是什么新鲜事[15]。 米哈伊尔回来和家人团聚是家史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这位年轻的叛逆者，由于在彼得堡的胜利而受到鼓舞，就在普列姆希诺庄内“揭竿面起”。很明显他是作为姐妹们的领袖和保护人而上阵的。在他回来三个月之前，听说他大姐吕波夫和一个姓雷纳的男爵订了婚。雷纳是驻扎在附近的一个骑兵团的军官。米哈伊尔当时并未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情绪，虽然也曾恳求姐妹们告诉他“这一件和我密切相关的事的详情。”现在他回到了普列姆希诺庄。很快就觉察到吕波夫对未婚夫的态度上有点不正常。他就盘问瓦瓦娜和塔蒂安娜。她们都私下告诉他，吕波夫不爱雷纳，但顶不住父亲要她和雷纳结婚的压力。米哈伊尔生来有强烈反抗性，犹如吕波夫生来就有屈从性一样。他自己本人就不能忍受姑母的专横行为，也决不容忍父亲专横地对待吕波夫。他自命为家庭年轻一代造反的头目，极力向吕波夫怂恿说，违抗父亲的意旨，拒绝雷纳的婚事是神圣的义务。公开而又尖锐的对立造成了两代人的隔阂，吕波夫苦恼地，犹豫不决地徘徊于他们之间。也许斗争的双方没有一个人考虑她的感情，或者想到她暗中所受的痛苦之深要超过他们每一个人，虽则这场决定她命运的斗争是因为她引起的。至于那位男爵的感情，则根本无人想到。 这不仅是一场两代人之间的斗争，而且也是两个世纪之间的斗争。如果说米哈伊尔没有在与玛丽亚·沃叶柯夫的热恋中神魂颠倒，那是因为他仍保持着一种浪漫主义热情的高尚概念。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浪漫主义即使在发展很慢的俄国也风靡一时，米哈伊尔首先把这种气息带到了普列姆希诺庄。一成不变的法律和陈旧的习俗不再能限制人的义务，人的本身天赋才智的义务应尽其能发挥出来，用青年人的眼光和哲理来进行判断，人所能得到的最高成就莫过于爱，爱是人生在世的最高使命。没有爱就是对圣灵的犯罪。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吕波夫犯这种罪。 对于出生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亚历山大·巴枯宁来说，所有这一切纯粹是极度的疯狂。他不仅对孩子们起来反诘他的决定大发雷霆，而且也不能理解他们的意图。他是十八世纪最有文化教养的人的代表，非常疼爱自己的子女，根本不相信什么激情。他相信冷静而谨慎的判断，却忘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即决定和瓦瓦娜·穆拉维约夫结婚——既不谨慎也不冷静。他得出推理性的结论说:让吕波夫嫁给雷纳是为他钟爱的长女带来幸福的最好机会。他认为要是由吕波夫自己决定，她一定会遵从父命的。在一个不涉及他个人而是他和女儿之间的分歧问题上，别人却来进行干涉，这使他既伤心而又惊讶。这种无法理解自己子女的感觉简直使他怒不可遏。 虽然“可怕的一幕”已经过去，米哈伊尔已回到彼得堡的岗位，但风暴并未就此平息。远离家乡并没有挫伤这位年轻人的热情，他继续写信责问吕波夫和父亲，对这门不公正的亲事提出异议，他还把吕波夫写给他的亲笔信寄给父亲，用以说明她并不爱雷纳。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把顽固的姑母尼罗夫拉到年轻一代一边，她也写信给她兄弟反对这门亲事。亚历山大·巴枯宁由于遭到四面夹攻，只好低头认输。他已六十五岁了。在精力和毅力方面都不是这位倔强长子的对手。因为他太钟爱孩子，最后还是不愿和他们顶牛到底。忍受了四个月的精神痛苦之后，吕波夫终于在12月获允解除婚约。那位男爵永远从普列姆希诺庄消失了。他的名字只不过是记在家史中的一件大事罢了。 〔米哈伊尔四年后给他父亲写信说〕我们普列姆希诺庄的生活是雷纳来的时候变化的。这种变化是肯定要发生的。那时，今昔之间的对立太尖锐，我和姐妹们都深有体会。我们兄弟姐妹一直衷心地爱戴您和母亲——是的，是衷心的爱戴，因为除了宗教信仰以外，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比您们更高尚的了——您们也和我们兄弟姐妹共享幸福和欢乐……可是您们突然地把自己和他们分开了，破坏了那种受人赞扬和羡幕的普列姆希诺庄无比和谐的气氛……我们曾把您们看成钟爱子女的典范，所以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明白您们为什么要和吕波夫过不去。 风暴过去了。父母和子女又和好如初。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却发生了变化。孩提时期的看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父母绝对正确的信念和孩提时期的玩具都一起扔掉了。在米哈伊尔的一生中,对任何其他权威都要逐一加以审判。找出其弊病、宣判其灭亡的时期将要来临[16]。 米哈伊尔已年近二十岁，转眼间已是成人了。回到彼得堡以后，他写信给普列姆希诺庄的姐妹们说，他发现人有“两方面的能力:一是体力，二是智力”。他渴望得到多方面的知识，努力钻研“俄国历史和俄国统计资料”。一反在炮兵学校做学生时那种腼腆、抑郁的常态，逐渐意识到自己不寻常的吸引力。姑母尼罗夫已经被他争取过来了。并且又在巴结尼古拉·穆拉维约夫，这是穆拉维约夫家族中当今最有名的人物。1833年秋天，米哈伊尔几乎每天都到他在彼得堡市郊的庄园里去。穆拉维约夫有十七个子女，其中有三个女儿都到了结婚年龄。米哈伊尔艳羡她们“心灵”上的特质。三姐妹个个举止娴雅、容颜美丽、聪明怜俐，远非玛丽亚·沃叶柯夫可比。只有在观察、比较这一点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可怜的玛丽亚·沃叶柯夫。但是，米哈伊尔并不具体地爱哪一个。三姐妹都很可爱，根本无法要这一个而不要另一个。这个插曲后来不了了之。但它却似乎丰富了米哈伊尔关于情爱的想象力，因为十五年后，他为自我消遣模仿克雷比隆[17]的《儿子》写过一篇艳情小说，其主题是小说的男主人公受神父的唆使糟塌了三位修女[18]。 1834年初，即把雷纳打发走了几个星期之后，米哈伊尔在彼得堡的生活突然结束了。穆拉维约夫家几个女儿的吸引力虽未曾使米哈伊尔动心，但却足以分散他读书的精力。应得的惩罚在等待着他:终于以“不求上进，屡教不改”的罪名，开除出炮兵学校，派到驻扎在荒凉偏僻的靠近波兰边境地方的一个炮兵队。由于本性有点怯懦，——因为他最不能忍受被家里人看不起——米哈伊尔没有把自己的丑事写信告诉普列姆希诺庄的家人。他父亲还是从官方公报和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一封偶然来信中才知道这件事的。这位犯过者在出发之前被准假回普列姆希诺庄探亲。然而，这次回家实在太不光彩。究竟是否回去过，已无从稽考。米哈伊尔于六月到达指派的地方——莫罗杰奇诺，明斯克省的一个小镇。在那里驻扎两个月后，炮兵队转移到维尔纽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阅兵。部队于十月份开始冬季宿营，驻扎在格罗德诺省境内的卡图茨-贝拉扎[19]。 米哈伊尔以后对波兰的遭遇所表示的同情，并不是这次被迫在这个不幸国家的边境逗留而引起的。波兰大起义和对波兰自由党人的镇压已经过去了三年。米哈伊尔坚信对起义者采取的激烈措施“非但是可以谅解的，而且是必要的”。他在维尔纽斯参加过两次舞会，发现波兰女子“温柔、聪明、跳舞很出色，而且看上去穿戴入时”。除此以外，他和波兰杜交界没有什么往来。他还注意到，在他居住地区的地主豪绅是波兰人，而人民大众无论在风俗和语言方面却是俄国化的。米哈伊尔一生都积极反对波兰地主阶级对前波兰王国东部边境的领土要求。 米哈伊尔在军队服役期间所取得的最实在的成绩是加强了他对知识进取心方面的新兴趣。“一种不知不觉的，几乎是本能的求知欲望”使他的驻防生活倒也不显得那么寂寞。他埋头读了许多他能弄到的书籍——游记、物理课本、俄文语法(和当时大多数有文化的俄国人一样，他写出来的法文要比俄文流畅准确得多。给家里人写信几乎全用法文)，以及卡普菲格[20]的《复辟史》。他还研究过“立陶宛的历史和各种统计资料”，并打算学习波兰文。他在维尔纽斯认识一个军医，他是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使米哈伊尔第一次对这门关于人类思想的新的和广阔的领域略有所知。但是米哈伊尔生来就不准备做空想的学者。他需要经常交流思想和情投意合的伙伴的激励。军营里，人们认真考虑的无非是老套的军需事务,娱乐活动不过是喝伏特加酒和打牌，米哈伊尔觉得和这样一些人总是合不来。他经常藉给普列姆希诺庄写家信倾诉内心的苦闷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孤寂。 我在此孑然一身，万分寂寞。无穷的寂静、无尽的悲哀以及无限的乡思与我的寂寞生活为伴……。根据我从经验里发现那位日内瓦哲学家所宣扬的那种独居之妙趣完全是一派最愚蠢的诡辩。人生来就离不开社会。不能没有一群知己和与他共甘苦的亲友。自廿寂寞无异于利己主义，而利已主义者又有何愉快可言呢[21]? 米哈伊尔几乎忍耐不住了。1835年1月，他被派到特维尔去给炮兵队养马。不知得到允许与否，他便急忙回普列姆希诺庄去探望父母姐妹。一回到熟悉的环境与最快乐的挚友之中，要再回到那偏僻的波兰驻防地,他简直不敢想象。近两年来，这位任性的年轻人对决心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纪律是为懦夫和胆小鬼，而不是为有勇气和有抱负的人制定的。他称病呆在家里不走，并提出辞呈。父亲感到有说不出的苦恼。姐妹们则又是惊讶又是钦佩地袒护着他。然而米哈伊尔就是喜欢让姐妹们吃惊，而且使父亲苦恼也满不在乎。他的这种越轨行为军队当局当然不会不管。他险些为这次开小差而被缉拿。但是家庭一出面,事情就解决了。不久就宣布了“因病经本人申请，退伍”。这时他还不到二十一岁。他父亲以前硬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军人，现在要另觅前程还不晚。他没有什么打算。但有一点他是更为确信的:那就是完全相信他的命运[22]。 在米哈伊尔戏剧性地回家的前一个月，普列姆希诺庄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二姐瓦瓦娜和一位骑兵军官、特维尔省的地主尼古拉·迪亚科夫结了婚。对她来说结婚是出自理智而不是出自感情。迪亚科夫虽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人，但却不是最明智的人。他干的最不明智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和这个粗暴无礼的家庭结亲。 因为这家人对上门来的、即使是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是很粗鲁的。他的愚蠢行动的后果目前尚未显示出来。米哈伊尔在普列姆希诺庄住了将近两个月，以恢复在波兰边境的艰苦生活中所消耗的精力，而对于这种有逃兵嫌疑的状况却泰然处之。三月间，他同吕波夫和塔蒂安娜一起去莫斯科。 [1]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9，83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5—26页。 [2]参孙，《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力气和胆量。——译注 [3]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2—17，30，32页。 [4]公历为5月30日，即巴黎和约签订的日子。 [5]意大利半岛西部的小岛，拿破仑在1814年被囚禁于此。——译注 [6]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4，8—11页。 [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7页，第2卷第189页。 [8]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7页；埃尔：《北方通报》（1858年5月），第179页。 [9]十分明显，在他年轻时，叶卡德琳娜女皇在位，但当写这首诗的时候，叶卡德琳娜已死了三十年。 [10]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1—33，36—39页。 [11]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390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05页，第4卷第223—224页。 [1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10—111页，第2卷第106—107页。 [1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78—79页。 [1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08—109页。 [1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09—110页。 [1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04，113—120页，第2卷第113页—114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78页。 [17]克雷比隆（1674—1762），原名ProsperJolgot，法国剧作家。——译注 [18]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20—126页。这篇中篇小说（未发表）在德累斯顿国立档案库中的巴枯宁档案卷宗里。 [19]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40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27，133，139—140页，第4卷第102页 [20]卡普菲格（1802—1872），法国政治家和史学家，保皇派。——译注 [2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10—142页，第2卷第398页 [22]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404—405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88—89页。 群安马议员录入北地猫校对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政治形势（1917年7月10日〔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政治形势[1]（1917年7月10日〔23日〕）1．反革命组织起来了，巩固起来了，并且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2]反革命已经完全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这表现在三种主要的反革命力量经过周密考虑已经实现了联合。这三种主要的反革命力量是：（1）立宪民主党[3]，即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真正领袖，它退出内阁时，向内阁提出了最后通牒，为反革命推翻这个内阁扫清了道路。（2）军队的总参谋部和高级将领，他们在克伦斯基（现在连一些最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4]都称他为卡芬雅克）有意识的或半有意识的帮助下，已经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夺到手中，并且开始枪杀前线的革命部队，解除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革命军队和工人的武装，在下诺夫哥罗德进行镇压[5]，不仅不经法庭判决，而且不经政府批准，就逮捕布尔什维克并封闭他们的报馆。现在俄国基本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事专政，这个事实还被许多口头上革命而行动上软弱无力的机关掩盖着。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是带根本性的事实，不了解它就完全不能了解政治形势。（3）黑帮君主派的和资产阶级的报刊，它们已经从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转而攻击苏维埃，攻击“煽动者”切尔诺夫等等，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在掌握大权并受到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支持的军事专政的政策的真正实质，就是准备解散苏维埃。目前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许多领袖，在最近几天已经承认了和谈出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们是真正的小资产者，他们又用最空洞的漂亮词句来掩饰这个可怕的现实。2．苏维埃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以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为首，已经彻底出卖了革命事业，把革命事业交给反革命分子，使自己和自己的党以及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这个事实已经得到证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了布尔什维克，默许了捣毁布尔什维克报馆的行动，甚至不敢直接地公开地告诉人民，这是他们干的，以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他们使解除工人和革命部队武装的行为合法化，从而就使自己失去了一切实权。他们成了最无聊的空谈家，正在帮助反动势力“转移”人民的注意力，直到反动势力完成解散苏维埃的最后准备。不认识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以及目前的苏维埃多数派这种完全的彻底的破产，不认识到他们的“督政府”以及其他假面具的彻头彻尾的虚伪性，就根本不能了解目前的整个政治形势。3．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客观情况是：或者是军事专政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是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而工人的武装起义，只有同经济破坏和战争延长所引起的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巨大高潮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4月、5月、6月，直到7月5—9日以前，即实际权力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前，革命和平发展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目前发生的这种转变，没有考虑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对革命的彻底背叛。冒险，骚动，分散地对反动势力进行反抗，进行分散的没有希望的抵抗，——这些对事业都没有帮助；只有认清形势，发扬工人阶级先锋队坚韧不拔的精神，准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才能对事业有所帮助。目前要使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上面所指出的事实和潮流相结合的情况下，仍然是可能的。不要对立宪和共和国抱任何幻想，不要再对和平道路抱任何幻想，不要进行任何分散的活动，现在不要接受黑帮和哥萨克的挑衅，而要聚集力量，重新组织力量，并在危机的进程允许进行真正群众性的全民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坚决地准备武装起义。现在，不举行武装起义就不可能使土地转归农民，因为反革命在取得政权之后，已经完全同地主阶级联合起来了。武装起义的目的只能是使政权转到受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手中，以实现我们党的纲领。4．工人阶级的党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一分钟也不对合法活动抱过高的希望，应当象在1912—1914年那样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就是一小时的合法活动也不要放弃。但是也决不要相信立宪和“和平道路”的幻想。立即在各地建立秘密的组织或支部，来印发传单等等。立即沉着地坚定地在各方面重新部署。要象在1912—1914年那样进行活动，当时我们就是既讲要通过革命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又不丢掉合法的基地，无论在国家杜马、保险基金会、工会或在其他方面，都没有丢掉合法的基地。载于1917年7月20日（8月2日）《无产阶级事业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5页注释：[1]《政治形势》这一提纲写于1917年7月10日（23日），在7月13—14日（26—27日）举行的有彼得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过。提纲曾以《政治情绪》为题，用文章形式发表在1917年7月20日（8月2日）的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机关报《无产阶级事业报》第6号上。发表时删去了分节的数码和提纲的结尾（从“立即在各地……”起），并改动了一些字句，如把“武装起义”改成了“坚决斗争”等等。——[1]。[2]这里说的是七月事变以后的形势。七月事变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继四月危机和六月危机而发生的又一次危机，是达到全国性危机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3]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1917年7月2日（15日），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亚·阿·曼努伊洛夫和德·伊·沙霍夫斯科伊三个部长）退出政府，表面上的理由是他们不同意临时政府当天通过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决定。而实际上他们是预料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首领们不敢单独执政，因而必定会向立宪民主党让步，会同意坚决推行扼杀革命的政策并把全部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有什么打算？》一文中揭露了他们这一手腕的反革命实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81—382页）。七月事变后，立宪民主党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4]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谋杀了弗·沃洛达尔斯基和莫·索·乌里茨基，刺伤了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1917年7月4日（17日），一批从前线撤退回来的士兵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行了和平的游行示威，并同军事当局派来弹压的士官生发生了武装冲突。游行示威者得到了两个步兵团的支持。下诺夫哥罗德的政权一度转到革命民主派手中。7月7日（20日），从莫斯科派来的讨伐队镇压了这场革命斗争。——[1]。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前言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17年7月10日（23日）至10月24日（11月6日）即从七月事变后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这一期间所写的著作。在此期间，俄国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七月事变是形势急剧变化的转折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凶残地镇压7月4日（1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士兵，诽谤并迫害布尔什维克党，下令逮捕列宁。一句话，政权完全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至此终结了。七月事变后，列宁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开始隐居离彼得格勒不远的拉兹里夫湖畔，不久移居芬兰。10月7日（20日）又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从本卷所收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列宁在这三个月秘密活动期间如何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为无产阶级制定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指引布尔什维克党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在七月间写的《政治形势》、《论口号》、《波拿巴主义的开始》和《革命的教训》等文章中，回顾二月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七月事变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新策略。他指出：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立宪民主党、军人集团和黑帮君主派这三股主要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完全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并且实际上取得了国家政权；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彻底背叛了革命事业，他们操纵的苏维埃领导机关变成了反革命的一块遮羞布；革命的和平发展已不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不适用，必须撤回。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写道，每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作为依据。“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七月事变以前是正确的，因为那时的“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本卷第6—7页）。政权及时地和平地转归苏维埃，对人民来说是最为有利的痛苦最少的道路，然而现在已经毫无可能。如果不撤回这个口号，客观上会使人民对屈从于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产生错觉和幻想，似乎只要苏维埃愿意，现在就可以取得政权。而当时能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是举行工人武装起义，战胜掌握实权的军人集团。但是，列宁提醒全党，目前还不能立即举行起义，必须重新组织力量，聚集力量，等待时机。他说，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不等于放弃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新型的国家形式，苏维埃在新的革命中一定会重新出现，不过它不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机关。《政治形势》和《论口号》两篇文章是1917年7月26日—8月3日（8月8—1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和决议的思想指南。列宁未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他通过中央委员会指派的同志同代表大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武装起义方针，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本卷中的许多文献是为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争取群众而写的。《感谢李沃夫公爵》、《答复》、《政治讹诈》、《论诽谤者》等文章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诋毁中伤，揭穿他们卑劣的政治讹诈手段。《论立宪幻想》一文用政府无限期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和一手制造七月事变的事实，说明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列宁揭穿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散布的立宪幻想。他说，如果不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如果人民仍然信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立宪会议就永远召开不了，即使能够召开，也不过变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的清谈馆罢了。在《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和《社会革命党对农民又一次欺骗》两篇文章中，列宁着重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工农联盟政策，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的欺骗和背叛。8月25日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沙皇的将军、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立宪民主党的支持下，把“野蛮师”和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建立军人专政，复辟君主制度。列宁在8月30日（9月12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出乎意料的急剧转变，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审慎地修改和变更策略。他写道，同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我们要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政府，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而现在要用另一种方法同他斗争，要揭露其软弱和动摇。列宁强调应当发动群众并带领群众去同科尔尼洛夫进行斗争。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组织的工人农民平息以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许多地方的苏维埃都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此时又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再度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在9月上旬写的一些文章反复阐明了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可能和必要。他在《论妥协》一文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妥协的重要原则，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政治上作某些让步以达成协议的问题。列宁说：“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本卷第130页）他指出，只是由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奇特的转变，只是为了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极罕见的），我们才向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建议妥协，就当前来说，就是恢复七月事变前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然而要有鼓动的充分自由，以便在苏维埃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稍后一些日子写的《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革命的任务》等文章中，列宁继续阐明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问题。他指出，当时的俄国没有出现哪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的形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让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还能够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无产阶级起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妥协的建议，他们在联合“国内一切活跃力量”的口号下，支持资产阶级组成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所谓执政内阁，并准备草草召开民主会议，组成所谓预备议会。短暂出现的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机消失了，武装起义势在必行。9月中旬列宁在给党组织的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中，对国内形势作了全面剖析，指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建议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在上述的两封信和10月写的《局外人的意见》一文中，列宁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观点。他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应当依靠一个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依靠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高涨而敌人和不坚定的革命朋友动摇得最厉害的时机。他为起义制定了具体计划，要求全党象对待艺术那样认真对待起义，从各方面周密地作好起义的准备。《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和《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是本卷中两篇比较重要的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制定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基本政策，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纲领。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列宁提出并详细论证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这些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进一步发挥了他在1916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原理，批驳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谓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本卷第219页）。列宁指出，俄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在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在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列宁驳斥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无法保持的论调。列宁论证了俄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指出布尔什维克不仅准备夺取政权，而且能够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保持政权，组织新社会的建设。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摧毁地主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苏维埃。同时列宁又指出，对于那些执行计算登记工作的机构，则不可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相反地，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成为更广泛、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列宁还着重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最广泛地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论修改党纲》一文是针对修改党纲的不同草案和意见而写的。列宁详细分析了索柯里尼柯夫草案，着重批评了他在帝国主义问题表述上的一系列理论性错误。列宁还批评了布哈林和斯米尔诺夫关于取消最低纲领的错误建议。他指出，二月革命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抛弃最低纲领就等于超越运动的尚未过去的阶段。在本卷收载的《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等文章中，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民主会议的错误策略，指出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参加旨在欺骗人民的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无异于助长这种欺骗，增加革命准备工作的困难，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和党的力量，忽视推翻临时政府的斗争这一迫切任务。他主张退出会议，把党的一切优秀力量都派到工厂和兵营去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遵照列宁的指示，党中央纠正了加米涅夫等人关于应当参加预备议会的错误主张，于10月5日（18日）通过了关于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的决议。在9月29日（10月12日）写的《危机成熟了》一文和10月1日（14日）《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信》中，列宁坚决反对党内有些人提出的等到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举行起义的建议。他特别强调，全国危机已经成熟，“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正在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本卷第275页）。列宁在10月8日（21日）即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二天写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再次呼吁迅速而坚决地组织起义，夺取政权。他反复强调：拖延等于自取灭亡。本卷还收入列宁在1917年10月10日（23日）和16日（29日）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发言记录，以及他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列宁在会议上论证了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断定大多数人都拥护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号召工人和士兵全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的这两次会议上坚持起义为时尚早、起义必然失败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列宁在10月17日《给同志们的信》中尖锐地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错误，指出这是他们惊慌失措心理的具体表现。10月18日（13日）加米涅夫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季诺维也夫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题为《尤·加米涅夫谈“发起行动”》一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泄露了党中央关于决定起义的秘密。列宁在10月18日《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和10月19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对他们的工贼和叛徒行为严加痛斥，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编在本卷正文最末一篇的列宁10月24日（11月6日）晚间写给中央委员的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列宁指出：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间而贻误战机的革命者。当夜，列宁来到了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震撼世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7篇：《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所写的一封信》、《“地主同立宪民主党人串通一气了”》、《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在本卷收栽的《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增补了全集第1版未收入的《关于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其《附注》。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列宁全集LIENINGQUANJI第三十二卷1917年7—10月《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第三十二章告别华盛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三十二章告别华盛顿 ↘友好与外交 ↘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一连串的吿别 ↘罗纳德·里根和苏美关系 友好与外交 我在华盛顿的外交生涯里总共和六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其中没有哪一位表现得像罗纳德·里根那样更具有自相矛盾性。在我们看来，他重新挑起冷战、保持冷战、又反对冷战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当他和他的对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又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秘密策划结束这场冷战的时候就更加令人不可思议。他的头脑里从不考虑具体的问题，而且似乎从未认识到只友好是不够的，是不足以解决争端的。他凭直觉办事但又不通过简单的途径，美国人常常认识不到他的性格的这一复杂性。他顽固地相信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对他本人是这样，对其他人以至对这个世界上大量的现实也是这样。当通过某些神秘的过程使得他确信这个世界或者他周围的人已经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某些变化的时候，他将按照他的新的信念行事，这使他最终能够放弃他对冷战和主宰其后半生的同共产主义的斗争所承担的义务。 我认为总统和我本人之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是他奇特的人际关系的最好例证。当舒尔茨1986年3月告诉他我被提升为共产党中央书记并将回莫斯科领导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部时，里根吃惊地问：“他是共产党员？”尽管我们已经逐渐建立了私人友好关系，但总统显然不知道或许是不想知道所有的苏联外交官毫无例外地都是共产党员，他提的这个问题肯定带有某种使人称道的感情色彩，但这个问题的本身也暴露出我们不是在同一个一般的政治家打交道。 当我从日内瓦返回华盛顿时，我们从他11月28日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信中看到了他更多的这类举止，信是手写的，以此来强调它的机密和的确出自他个人的手笔。信中包含有一个请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下半年访美的正式邀请。这封信的内容十分广泛，在此我仅引其中数节。它们是从我们所存的俄文档案记录里译回英文的。 既然我们在国内都面临着使我们两国建立起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关系的任务，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就我们的会晤的一些想法告诉您……有些事情我想私下亲自转达：第一，我想让您知道我发现我们的会晤很有价值，我们已一致认为要讲实话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结果是我离开会议时对您的态度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显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未达成一致……是些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没有误解您的话，您也在决心采取行动把我们的国家关系引向和平，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一致——而这毕竟是所有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 像在继续日内瓦的谈判一样，里根再次为其战略防御计划辩护，并把它同削减防御性核武器挂起钩来。他还把地区冲突说成是另一个关键问题。他说： 美国不相信苏联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根源，但是我们相信您的国家利用和恶化了地区紧张局势，并通过向这些地区提供武器使紧张局势和冲突更加升级……我们双方都毫无疑问地要继续支持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不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进行…… 我们两人都有许多顾问和助手，但是您知道，保持和平与加强合作的责任归根结底仍是我们两人的。人民期盼着我们的领导，我们不做，没有人能够做到。 12月5日，我同舒尔茨讨论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这位国务卿一反常态，毫无拘谨而又不无幽默地说，里根受了一场教育。舒尔茨说，在里根当政的最初几年里，他认为苏联所有的声明都只不过是为了误导西方所搞的一种宣传，但里根在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私人会谈之后改变了看法，他承认苏联领导人有很强的信念。对里根来说，这种承认意味着有了一个重大进步。特别有益的是，总统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不得不倾听肯定掌握着最可靠消息的人为苏联的目的和意图做辩解，而这种辩解又是很有说服力的。尽管他们在许多事情上达不成一致意见，但里根已经开始承认其他观点存在的权利，而不能像他过去所经常做的那样将它们弃之一边。舒尔茨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件好事。像是在总结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印象，国务卿引用了总统在日内瓦会谈刚刚结束后对他最亲近的助手们所说的话：“这个人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但可以和他共事。” 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来信的回答表达了他对第二次最高级会谈的期盼。他在信中主要探讨了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解决办法，但在信的结尾处他明确表示希望总统把他的回信看成另一次炉边谈话。他说：“我们都想保持日内瓦会谈的气氛实实在在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对话，我认为在准备新的会谈时，互通信件将是最为重要的联系方式。” 圣诞节后第一天，我接到总统从加利福尼亚州打来的电话。他还没有接到戈尔巴乔夫的复信，却收到了我本人的一封信，我在信中表达了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希望。一阵寒暄过后，里根称我可以在准备新的一轮最高级会谈的工作中得到他的支持，他还请我转达他和他的夫人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娃的良好祝愿，并向他们保证他们会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当我告诉他戈尔巴乔夫给他的复信正在途中时，他打趣地问是不是好消息，我用同样的语调回答道：“是一封圣诞贺卡。” 善意的问候一直持续到新年。元月一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分别向美国和苏联人民互致电视祝辞。这是里根的主意，但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以此作为其新思维正在形成的象征性姿态：头号帝国主义分子被允许向邪恶帝国的人民们直接发表讲话。 当总统面对一系列的裁军建议时，他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些建议仅仅用微笑和坐在火炉旁友好地聊聊天是不能作出回答的，需要对国家利益作出仔细评估并通过某种慎重的外交方式才能答复。 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之前的一段时间，第一副外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苏军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未请示上级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设想着手进行关于核裁军的最大可行性方案研究。无论是葛罗米柯和他的继任者谢瓦尔德纳泽还是几任国防部长，甚至戈尔巴乔夫本人直到同里根会谈之后都还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这次会谈之后，他们的计划才通过两个部的渠道转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当时他正离开莫斯科做短暂的休假。谢瓦尔德纳泽对它很感兴趣，但在听到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之前因怕被牵扯进去而一直犹豫不决。 这一设想的实质是，美苏双方拥有比现存核武器少得多的核武器才会有相对的安全，而且越少越安全，即便核武器已被削减到很少数量后也足以给敌方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竟被视为是超凡的，其原因仅在于它像许多的简单想法一样从来没有被尝试过。戈尔巴乔夫热情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尽管还需要他使用高明的说服技巧才能使政治局批准它。他得到了谢瓦尔德纳泽和科尔尼延科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全力支持。虽然国防部不太支持这一想法，但他得到了阿赫罗梅耶夫的支持，元帅的计划有助于缓和保守的军方的压力。不管怎样，这项计划在戈尔巴乔夫的催促下进展神速，不出一个月它就可以展示在美国人和全世界的面前。 1月15日，我会见了舒尔茨，交给他一封戈尔巴乔夫致里根的急电，电报的内容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裁军计划。我意识到同早些时候就此问题转达的信件相比，这封电报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尽力把这一点向对方讲清楚。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导致在下一世纪初最终实现全面彻底地核裁军的分阶段裁军的计划”，或者说2000年计划。这个计划很快传遍了全球。 这一计划为削减核武器——包括核弹头以及运裁系统——直至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制定出一个三阶段方案。它详细规定了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削减计划，禁止发展太空进攻武器，即“太空打击武器”。该计划还建议逐步削减常规武器。这个计划是苏联提出的第一个恰当而又实际的裁军计划。它将多种武器包括在内，还制定了适用于双方均衡裁军的具体时间表。它考虑到了美国的最新建议，为双方达成妥协提供了一个明显而又现实的基础，尽管肯定需要进行谈判。 舒尔茨得到的印象是准确无误的，他提了一些问题，但对实质性问题未做评论。他显然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规划拿给专家看，并向里根报告他们的意见。 几个小时以后，戈尔巴乔夫公开透露了这个计划，强调在今后15年里要在这个星球上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这是一个能引发公众的想象力的简单论点。无可否认，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带有宣传的成分，但现实是美国政府不能对它不屑一顾。苏联第一次准备同意大规模地削减战略核武器，这不仅是里根长期所坚持的，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不得不认可的。里根在第二天回答关于戈尔巴乔夫计划的问题时，对苏联第一次提出彻底削减核武器表示满意。 几天后，唐纳德·肯德尔对我讲了关于他同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的一次谈话的情况。里根向他承认戈尔巴乔夫的计划震惊了整个白宫。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曾向总统保证，戈尔巴乔夫正忙于准备党代会的内部事务。现在当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具体的，并且其中多处同总统本人公开提出的一些想法显然很相似的建议时，白宫绞尽脑汁也得给他一个答复。里根政府意外地发现它所面临的苏联外交在最为重要的核裁军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生机和随机应变，因而不能够将这些建议看成仅仅是宣传而搁置一边。 里根总统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做出反应。他只是说美国及其盟国将“仔细审查”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他认为建议中有些部分在他看来是富有建设性的。他试图把注意的焦点转移到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上。这一谈判是在日内瓦进行的，但它已发展为一轮典型的相互谩骂。同时温伯格也以他一贯的极为消极的方式，公开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暂停核试验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在美国政界也引起了一次小小的地震。当我把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副本交给国会山的领导人后，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1]竟出人预料地对我说：我们两能够而且应该在和平与裁军问题上取得一致，“到了我们做点正经事的时候了。”此人像大多数南部保守议员一样以其对苏联一贯的敌视而臭名昭著，然而这次他竟然邀请本州记者采访报道他同苏联大使的第一次会见，随后他又从南卡罗来纳州报纸上剪下一些友善的文章与照片送给我，这的确是那些天里发生的一件罕见的事。 民主党也开始担心被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联合和平攻势所孤立，这一攻势是从他们两人的最高级会谈开始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想查明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想法，因此决定访问莫斯科。行前他于1月23日拜访了我，并就我们对里根的政策提出了一些温和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做法使里根在美国名声大震，缓解了美国人民对核冲突威胁的忧虑，削弱了蓬勃发展的反战运动，抵消了里根在国会乃至全国受到的反对。肯尼迪指出，里根连一项军备计划也没有被迫放弃过，相反他还继续促进那些计划的发展，以此作为谈判中同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他甚至不同意暂停核爆炸，在最低程度上表示他的善意。 随后，舒尔茨于2月11日要求和我谈话，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私人谈话之一。他说他“要在总统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秘密渠道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一些想法。总统想让戈尔巴乔夫知道对他的裁军建议还未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总统忽视这些建议，但他想在能够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做出答复。舒尔茨略为详细地说明了这个答复的内容，它强调了中程导弹问题。 舒尔茨所描述的上述想法在政府里別发了一场尖锐的辩论，辩论结果是：政府不要直接拒绝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可以从中选择那些看上去有吸引力的部分展开谈判，在谈判中不要将建议中有吸引力的部分同不太有吸引力的部分联系在一起。当里根的正式答复于2月22日送交莫斯科，它遵循了一种选择战略。总统欢迎分阶段核裁军方案，但又按照美国立场提出反建议，从而否定了这一方案。比如，他称赞戈尔巴乔夫销毁欧洲中程核导弹的建议，但又坚持在亚洲也销毁中程核导弹；战略核武器的削减必取决于苏联接受星球大战计划和单方面地削减常规武器；只要核武器是威慑武器库中的一部分，核试验就将是必要的。 在同苏联打交道时，美国政府显然没有严格的纪律和明确的指导方针，政府成员好像乐于表演一些小冲突去激怒莫斯科。在双方都宣布了间谍案件后，美国政府于3月7日责令在纽约的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量削减人员；3月13日，美国军舰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举行了一次显示其海军力量的军事演习；从政府高级官员口中不时地有反苏言论传出；5月27日，里根宣称他将不再遵守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所规定的战略武器限度。 不仅苏联而且美国国会以及欧洲联盟都尖锐地批评里根的上述决定，舒尔茨私下也反对这一行动，但这个守纪律和唯命是从的模范在里根发表声明之后又转而支持里根的决定。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好像又滑到了不断冲突的道路上。 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3月初，我离开华盛顿参加苏联共产党第27次代表大会，这次党代会彻底地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间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它坚定地支持1月15日公诸于众的裁军计划。我对我国外交政策上的这些新思想感到非常满意。事先我得到一份戈尔巴乔夫报告的征求意见稿，我欢迎我们政策上的重大改变，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而且其中有一些是我早就悄悄地提倡的。 这次大会除了给我们的政策带来了根本的改变，也对我的生活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我不止一次地当过党代会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我每天参加二至三次会议，会议期间我拜访了外交部和其他各部，试图解决在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堆积的大量的官僚主义问题和政策分歧。我同我的朋友以及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进行了不少私下会晤，他们都想听到来自美国的最新消息。在我当苏联驻美大使的这些年里，我通过这种方式也扩大了我的朋友圈子。同样这些会晤对我也非常有用，因为我可以借此了解国内形势以及苏联领导层今后的打算，这对远在华盛顿当大使的我是至关重要的。 有这些事做，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也开始准备返回华盛顿。在党代会的最后一天，闭会前有较长一段休息时间，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要选举政治局成员和中央书记。我绕着克里姆林宫和红场散步以度过这段时间。在会议开始前10分钟我返了回来，然而，我刚一走进会议大厅，戈尔巴乔夫的一名警卫就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他告诉我他们已找了我半个小时，总书记要紧急约见我。我跟着他走到主会场后边的戈尔巴乔夫私人办公室，他正在那里为最后一次会议做准备。离开会还有五分钟时间，敦促代表们回到会议厅的第一次铃声已经响过。 我们握了握手，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有一种意见”,即我将被提名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主管国际事务，因而需要我返回莫斯科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正是这种来历不明但又不能改变的党的意见在40年前宣告了我的外交生涯的开始。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坦率地讲，这种使人感到荣幸的任命对我一点也没有吸引力，我宁愿继续呆在国外，因为我非常喜欢大使的工作。我过去喜欢美国，现在也还喜欢。我喜欢我的工作相对具有的独立与自主，也喜欢同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享有很少见的机会，可以直接向总书记（接连共五位）和政治局表达我的意见和看法，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从苏联最重要的外交岗位上对苏美关系中的一些大事和决定产生影响。最为糟糕的是，我所了解的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实际上与外交政策和外交无关，它主要是忙于促进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左翼组织的合作与联系。我对此既无经验也无兴趣，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没有考虑我的争辩，他说挑选一位有经验的大使来领导党中央的国际部是为了提高这一部门的威信。眼下这个部在外交政策上实际没做什么，尽管那本是它应该做的。说到同外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事，戈尔巴乔夫说：“你将有几位有经验的助手，他们做这些事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此还是让他们继续做下去。你的主要责任就是外交政策。” 第二遍铃声响过，戈尔巴乔夫对我的新任命表示祝贺，然后就向主席台走去。 接下来的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度过的。当戈尔巴乔夫宣布中央委员会最高机构的人员组成时，我坐在那儿极力使我的思路保持清醒，我的名字上了候选人名单，我被选到新的岗位上，那就是我驻美大使工作的终结。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试图把我召回到莫斯科工作是在一年以前。早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期间的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问我对谢瓦尔德纳泽要我做他的副手有何意见。我同谢瓦尔德纳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他同美国官员的苴次会晤中我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帮助他。我回答说那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感谢这一委任，但我还是愿意呆在我目前大使的职位上，因为同外交部官员共事的前景的确不吸引我。戈尔巴乔夫大笑，接着说他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但再也没有下文了。 就这样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必须回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告别，他同意了。4月初我飞往华盛顿时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新职务的重要。按当时的规定，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有乘专机去国外访问的待遇，我同我的夫人就成了偌大一架飞机上仅有的两位乘客，我承认我感到很不安。 一连串的吿别 为了在华盛顿举行最后一轮会晤，我带去了戈尔巴乔夫给里根的信，信中对最高级会谈五个月以来两国关系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进展表示忧虑。4月7日，就在我对里根总统做辞行拜会的头天晚上，舒尔茨请我和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共进晚餐。 他们要我坦率地谈谈苏联党代会以后莫斯科对苏美关系的态度。我告诉他们苏联领导层不能不对两国之间关于裁军和其他问题的谈判再次中断表示关切，对我们来说，这是令人遗憾的，它表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比它宣称的要为下次最高级会谈所做的准备工作相差太远。 这是我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同舒尔茨举行的最后一次私人会晤，他对里根政府再次不顾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中做出的安排，没有积极地利用他和我这一秘密渠道表示了他个人的遗憾。“现在我看清了，”舒尔茨说，“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才没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秘密渠道，上届政府的经验，特别是在安排最高级会谈时使用这一渠道的情况就是一个明证。”事实表明，他们继续采取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程序，总统自己提出了议程，最终也没有利用更加秘密和灵活的渠道做任何工作。 第二天我到白宫向里根辞行。天气非常好，阳光普照、暖意融融，全然不像1983年我拜访里根时那个阴冷的夜晚。这是一个穿礼服的正式场合，出席的人员有舒尔茨、波因德克斯特、唐纳德·里根、总统负责苏联事务的助手杰克·马特洛克以及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珊·里奇韦[2]，我国大使馆参赞别斯梅尔特内赫和索科洛夫会见时也在座。在没有译员的情况下，我们同总统谈了一个半小时。 像在以往的重要会谈时一样，里根总统习惯地手持内容广泛的笔记说他想提一些建议。结果是他比他的助手们提出了更为具体和详细的建议，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国务卿在我见总统之前的头天晚上没有谈具体意见，显然他们已决定，所有要我转达给戈尔巴乔夫的美方立场的解释都由总统本人来做。里根称他决心改善两国关系，这一关系自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以来已通过增加接触和交往得到了改善。但同我们一样，总的说来他还不满意。他特别关注地区冲突，尤其关心以利比亚为根据地的恐怖主义和在阿富汗发生的战争。 里根进一步说，各方都应为军备控制提出最实际可行的建议并共同寻求达成协议。他同意禁止核试验是最为重要的，但没有采纳戈尔巴乔夫关于就此召开一次特别首脑会议的建议。他提议先由专家就如何更有效地改进对核爆炸的检测进行讨论，并以此作为下次最高级会谈达成一致的基础。 里根接着提出了许多他认为是“理想的然而也是现实的目标”，他建议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削减战略武器的50%，进而消除中程核武器和首先发动核打击的威胁以及研制在太空中有大规模杀伤力的进攻性武器的威胁；禁止化学战；寻求达成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的程序以及改善政治气氛以利于扩大经济和贸易合作。 里根为我们提出的时间表是在本年度就主要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这样才能使按计划在1987年召开的下一次最高级会谈上谈判正式的协议成为可能，美方也能在1988年总统改选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批准这些协议，过了这个时间里根就得下台。此外，这些协议也将是对戈尔巴乔夫1986年1月15日建议的第一阶段方案的实施。他还说他准备以建设性态度和更加有效和可信的方法来削减中欧的武装力量。 里根平静而祥和地谈了这番话，如果有人对他执政期间同苏联打交道时所采取的强烈的反共态度和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仍持怀疑态度的话，这种怀疑将被这次谈话记录所消除。他结束谈话时请我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期待着戈尔巴乔夫在年内的第一次访美，并希望他至少要访问一个星期，他允诺：“在他访问我国期间我将亲自陪同他。” 但是，不管里根安排的议程多么广泛和他的态度多么合情合理，他所提出的最高级会谈议程并未说明怎样去解决他所说的那些重要问题，而且也忽视了他所谓的太空防卫武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问题，而这些又恰恰是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讨论的焦点问题。他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全面计划，而只是一个漏掉某些重要的问题的几个互不相干的方案而已。我所能对里根讲的就是向他保证他所说的一切都将向戈尔巴乔夫本人报告，并将向他做出答复。我向他重申戈尔巴乔夫建议的实质是要求停止尖锐的反苏言论，并敦促为最高级会谈做认真准备，不要把它搞成一个最高级别的“临时凑合会议”。 然而，里根总统表示，他意识到最高级会谈应有一个广泛的议程，他将亲自参与审定这些议程，这也许是谈话中他第一次做这样的表示。这是一个好兆头。但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根本没集中到哪怕是最小的一个具体议程上，也分不出轻重缓急，最高级会谈的所有准备工作再次被留到最后一刻去临时安排。戈尔巴乔夫对这次最高级会谈抱很大的期望，因而越来越感到不安。当他们抵达雷克雅未克时发现只有一个议题，即核武器与太空武器问题，然而就这一个议题也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双方心中都不打算妥协，一切事情都留待两位领导人自己去讨论和解决。他们失败了。 正式会见结束后，里根总统请我留下来和他私下谈话。他说看起来双方领导人都必须再推动一下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一种方法是加强不同谈判场合的谈判，特别是更多地启用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谈判，另一种方法是最终启用一条严格保密的渠道，这在准备日内瓦会谈中证明是有用的。但是里根对如何使新的渠道运作起来没谈任何意见。我即将返回莫斯科，他答应考虑如何恢复秘密渠道，但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后就再也没听到下文，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大使轮换的太勤——在此后里根剩下的执政期里和他的继任布什总统的执政时期，总共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换了四任大使。 总统把我送到我的车旁。他显然想通过这一最高的礼仪规格表示对我的极大关心。我们在前六年中发展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再次请我问候戈尔巴乔夫，希望年底之前在美国见到他，“我们有事情要谈，”总统说，并再次祝我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张里根总统当时在白宫送我时的情景的照片，里根总统和我沿着一条从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穿过白宫花园的路走下来，我们愉快地交谈着，在我们的身后是同我关系最亲密的两位外交官——亚历山大·波因德克斯特和奥列格·索科洛夫。 戈尔巴乔夫在给里根的私信中对“A.F.多勃雷宁多年在华盛顿担任苏联驻美大使时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他为建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良好的相互关系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了赞赏；里根给了我一桢有他本人签名的我们同我们的夫人一起在白宫的合影照；理查德·尼克松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在我们认识的所有的大使中没有一位像您这样忠实地为他的国家献身服务40年……没有您的活动我们两国间不可能发展成现在的这种新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在1972年的最高级会谈中发展到了顶点”；吉米·卡特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的书，上面题有“赠与我的朋友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为我举行了一次极其丰盛的午餐会，出席午餐会的有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的重要参议员：萨姆·纳恩[3]、克莱本·佩尔[4]、爱德华·肯尼迪、斯特罗姆·瑟蒙德、约翰·华纳[5]、约瑟夫·拜登[6]和其他许多要员，随后他寄给我一封友好的私信。 还有许多其他的辞行拜会、会谈、午餐和招待会，我们大使馆也举行了一场告别招待会，出席这场招待会的有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外交使团官员、政界和公共知名人士、商人、报纸专栏作家和记者，我在许多年中结交的朋友、熟人和在公务活动中所认识的人物都到场了。舒尔茨发表了一个热情的祝辞，我也做了告别演说。 不得不向每一位道别留给我的是些许的伤感，向我的大使馆说再见，结束我在华盛顿这么多年中忙忙碌碌、四处奔波的经历和难以忘怀的印象使我感到难过，同所有这一切分开是件艰难的事。我在大使馆的最后一个晚上几乎没有合眼。在这个难以对付而又奇妙的国家毕竟当了24年的大使，现在说再见不是那么容易的。 罗纳德·里根和苏美关系 在本世纪的后2/3的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对苏态度可用一条不规则和波浪形的曲线来代表：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二次大战中巩固了苏美联盟；杜鲁门是冷战开始的象征，并在他任总统期间使冷战逐步升级；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任期将结束时寻求冲突的缓和；肯尼迪被迫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并开始谋求缓和；尼克松时期缓和得到了发展并达到顶点；福特在任期内表现得摇摆不定；到了卡特时期又采取了维持现状的做法，本来缓和的基础就摇摆不定，到了这个时期彻底垮下来；里根从1981年至1984年的第一任期是同缓和政策的严重危机连在一起的过渡时期。简言之，美国在70年代后对缓和的不满意逐渐地导致了80年代初的冲突，但在此之后，我们两国关系中又出现了可能摆脱危机的迹象。里根在同苏联共事中所取得的成就就足以同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相比，或许还胜过他们。 罗纳德·里根天生自相矛盾的性格和他奉行的前后不一的政策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话题，他是战后我们两国关系中最不寻常的一位美国总统，我的同胞都把他看成是一位奇特而又带神经质的政治领导人。普通的苏联公民很难了解这个战争贩子和敌人是怎么转变成为一个同共产党的总书记在红场手拉手散步，并同苏联就限制战争武器签订了一系列重要协议的友人，西方也很少有人能明白这一点。 罗纳德·里根的这种自相矛盾很值得探讨，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即里根对核武器充满了梦幻，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又根深蒂固地暗藏着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要最终消灭核武器。他的这种梦幻和深藏不露的信念又是如何被最终证明比他发自内心地反对共产主义更加强有力的呢？ 里根刚上台时，不管他的经历如何，莫斯科在选择缓和还是对抗的政策上是毫无疑问的。苏联领导层显然更喜欢70年代的缓和政策，这在苏联公众舆论上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在80年代的前半期，苏共中央政治局所面临的不是要选择缓和或者对抗，而是里根政府将采取什么政策，我们将如何面对这种政策的挑战。尽管在里根的第一任期里苏联领导人接连更换，莫斯科仍继续为推动缓和进程和削减军备而努力，并始终批评美国拒绝接受缓和、军备控制和谈判的做法。里根政府公开而又急切地选择对抗不要缓和，谋求军事领先不要军备限制，苏联那个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是对里根的好战姿态作出反应的需要，这些行动远远地超出了西方所能接受的限度。 我必须承认，从一开始我就对里根总统的总的心理和他对苏联，特别是对苏联领导人的态度产生了兴趣。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由于他在我们内心的形象毫无疑问是反苏的，因而更增强了我的这一兴趣。引起我的注意和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他对苏联宣称的敌对政策同他与苏联领导人和我在私下接触中所做的或所讲的明显地不协调，而这些事完全不为美国大众甚至政权机构所了解。 比如：里根在公开场合显不出一点自相矛盾，我也真诚地希望如此。他攻击苏联是邪恶帝国，用相当贬低的言辞描述苏联领导人，然而不一会儿又私下秘密地给苏联总书记写亲笔信，表示他的愿望是建立一个无核的世界和更好的苏美关系以及和世界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者的首领举行最高级会谈。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这些愿望是真诚的，但与此同时我又不敢相信他自己充分地意识到或注意到他的那些肆意的反苏言行，这种言行常常是毫无道理的甚至是恶意的，无疑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一切似乎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又能够很协调地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他对那些矛盾没有过多地想过，也不太关心苏联领导层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 在里根当总统的最初阶段中，莫斯科把他的行为视为一种顽固的敌对行为，没有认真地对待他想要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和保证，相反却把这些信息与保证当成是一种欺骗和宣传手段。甚至里根在第一任期快结束时私下试探苏联领导层对可能进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看法时也遭到克里姆林宫的怀疑，认为他是在为竞选连任而采取行动，因而否定了里根的想法。 从1984到1986年，里根政府从它开始的那种对苏毫不妥协的公开敌对态度一点一点地逐步改变到小心地试着开始进行外交对话。里根在1984年重新竞选总统的几次演讲中都强调要同苏联既对抗又对话。他私下讨论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他开始懂得把外交政策只建立在意识形态上是危险的。他对苏联采取了军事力量加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对策，因而他将主要外交政策改变成为实力加谈判。1984年9月，里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美国恢复了它的力量……我们准备同苏联进行建设性的会谈。”在里根重新当选和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对话增加了。排除了当时的一切干扰后，他们于1985年在日内瓦进行的面对面的会谈非常成功地推动了新的一轮缓和进程，先前的缓和进程已被卡特，后来又被里根毁坏了。 里根总统这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对他的对手和专家来说都是一个谜，其谜底就是他们明显地低估了他。事实证明，里根总统比最初表现出来的更加深沉。不可否认，里根对我们两国的关系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也不愿意仔细地考察两国间的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特别是有关武器谈判的事。或许他思想上的偏见有时妨碍他做出合乎实际的估计并使他前后说法不一，但他还是比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幸运地办成了事。他率直的个性也帮他躲过了许多麻烦，他可以当之无愧得到美国人所赞美他的绰号——“特氟隆总统”。 里根被认为是有天赋、有鉴别力和乐观的人。他的想象力促成了像战略防御计划那样的重大设想。他巧妙地展示他自己的形象，并使亿万人为之倾倒。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靠自己的信心和有潜质的天赋办事的，而这并不一定是出自智慧和知识，而往往出于他的自信与性格。他把复杂的问题用极其简单的口号去强调说明，并避过专家直接和亿万人民群众进行心灵上的交流。他熟练地使用这种方法操纵公众舆论来为他善意的或邪恶的目的服务。他常常因尝试使用一种最简单原始的方法而受到指责，这种方法可以省却他对问题做恰当地、洞察其中奥秘地分析研究。这些指责多半都有道理。 但是他驾驭事物的力量的确来自于他的能力，我始终搞不清楚他的这种能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出自他的天性，然而这种能力却把他外在的方法简单同内心坚信他的观点正确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尽管有时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者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知道这些观点依然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并通过他自己顽固地坚持和坚强的决心能够使他的意见得以实现。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他成功地维护了欧洲中程导弹的零点选择方案，当他第一次提出要在欧洲把中程导弹统统都清除掉这个建议时，没有人相信这个想法立得住，连美国人也不相信，它看起来过于偏袒美国的利益以至于不能被任何人所接受。但是里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顶住了苏联通过外交谈判、向西欧公众施以宣传压力和长期激烈的公开争论等阻挠美国部署导弹的企图。事实又一次表明，在美国部署导弹的压力下，莫斯科逐渐地修正了它关于总的战略均势的观点，也修正了它关于限制核导弹谈判的态度。总之，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接受零点方案也适用于它自己的SS-20s导弹，承认这一方案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合适的方案，尽管这意味着数亿卢布被浪费掉了，因为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做出了发展导弹的草率决定。 这个例子也不能被说成是军备控制的大失败和里根重新武装政策的大胜利，事实上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卡特和里根没有再增加武器，因而也没有促使苏联力争保持核均势，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会使我们两国都付出无数的军备开支并将严重地妨碍我们对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正常化的寻求，同时使军备控制发生逆转。但当里根1983年宣布他的战略防御计划时，苏联的战略家抓住时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我们意识到在战略均衡方面我们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也许我们过分估计了星球大战的军事意义，一旦除去这层面纱让我们再一次对形势做出思考会使我们更加接近军备控制。 里根坚持要求在核武器削减过程中进行核查也对联合控制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要信任也要检查，俄语中用“Doveryainoproveryai”这一成语来表达与此相同的意思，但里根此后再未用俄语重复使用过这一成语。联合控制体系对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的莫斯科领导人来说始终都是一块大绊脚石。 让我们再来看看销毁战略导弹的问题。里根有时和公众一起分享他的没有战略导弹的世界的美梦，但是没有一个人，甚至他的随从当中最亲密的人认真地对待过他的意见。他的呼吁被当成是豪言壮语而不屑一顾，然而除去宣传的内容这确实就是豪言壮语。正如以后大家都知道的，里根真的说到做到。当里根在雷克雅未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某种条件下他赞成两国都清除他们所有的远程核导弹时，这一说法让全世界有机会认识到里根其人，也大大地出乎他的欧洲盟国的预料并令它们不快。里根盲目地确信战略防御计划不是一件讨价还价的小事情，戈尔巴乔夫又毫不让步，这两者使他们不能就主要核导弹的削减问题达成协议。当时的戈尔巴乔夫被里根对战略防御计划的顽固坚持弄得忧虑不安，这种忧虑远远超过了因里根意外地同意大规模削减核武器而带来的鼓舞。然而到了雷克雅未克，戈尔巴乔夫不再去顾及这些情感，认为他能够并将同里根一起共事。他认为里根是一位能够做出重大决定的人。当我们回到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告诉了我这一点。 认真地研究一下里根的政治生涯就能看出他基本上是注重实效的，而且比他讲的那些要人们相信的话更具灵活性，这对解释他改变他的对苏政策有帮助，不管是他最喜欢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大多数的反对派都认为他的这种政策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 我认为他在总的思想观念上没有重大的改变，有些改变是逐步地接受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的这个现实世界上已经发生了的重要的变化，单方面的对抗有违时代精神这些事实而渐渐地形成的。再有，他意识到了他坚定的反对态度将有损他自己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说到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使美国在它的历史上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不管最终付出多大代价，他的重新武装计划使他在谈判桌上能自信地面对苏联人。 一些美国人，特别是认为里根大规模的扩充军备和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那些人仍坚持认为里根的上述做法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里根的第二个任期正巧是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位，没有戈尔巴乔夫冷战不可能结束。然而，假如里根能够看得更远一些并能推测出苏联的真正动机和同意那些已经摆上谈判桌的裁军条约，那么无需把沉重的军事开支包袱加在美国人身上就能结束冷战。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四次最高级会谈成了双方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逐渐改变方向的重要里程碑，双方在这一改变中都发挥了作用。里根，接着是乔治·布什在改善我们两国关系中更为有力。就是在那个时期冷战结束了，我们两国间的关系这时比缓和的最初几年还要好。多疑的苏联领导人开始相信，通往国际安全的路是由与美国签定大量的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协议来铺成的，国际合作的机会之窗已经大开。随后苏联在1991年的不多几天里就分裂了，这是外国干涉或影响的结果吗？真的像里根政府的支持者依然相信的那样，邪恶帝国是被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最终搞垮的吗？ 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中，也就是在冷战还在继续，军备竞赛直到里根总统任期结束仍在持续的情况下，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假如军备竞赛的压力仍然在继续，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政治局或者鼓吹强硬军事政策的其他人都会得到来自军工联合体和全国的更为有力的支持；如果苏联领导人把美国的军事集结描绘成对苏联民族生存构成威胁时，苏联人民会做出反应，我对此毫不怀疑，用我爱国主义的理解来说，因为所有的俄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之恐怖记忆犹新；苏联是个集权主义国家，政治反对派的出现是不实际的，更不要说能够获胜。就军事开支对民用开支相关的是非曲直展开一场辩论，尤其对被认为是危及祖国的事辩论是不切实际的，苏联人民会勒紧裤带并把这视为民族生存战争的一部分。 令里根那些执着的追随者伤心的是：里根奉行的对外政策所导致的苏联国防开支的增长并不是击垮这个邪恶帝国的“稻草人”。我们并没有如这个世界上像卡斯珀·温伯格一类人所相信的那样使自己在军备竞赛中破产，苏联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反应仅仅是在防御费用中有了一点相应的增加而已。纵观里根担任总统时期，苏联防御费用的增加也对我们的经济衰退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超出前些年国防开支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我们经济上的麻烦是由于我们内部政策的矛盾、低投资以及缺乏创新造成的，这也正是西方在世界银行或是其他部门的经济专家现在所相信的。 这听起来有点儿像是个历史的笑话，特别是对于里根的崇拜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如果不是里根总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放弃了他对苏联的敌对立场转而采取一种更富建设性的姿态的话，戈尔巴乔夫可能不会发动他的改革和推行他的“新思维”，相反，戈尔巴乔夫将会被迫继续采取他的前任延续下来的保守的对内对外政策，而这种政策就是为了保卫苏联反对美国。那样的话，谁又能知道世界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冷战和里根总统对苏联和它的经济和内部问题没有产生影响，事实上确有影响。但把在苏联而后是在俄罗斯发生的巨大变化看成是为符合美国利益而上演的一出戏也是没有意义的。把苏联一个国家的改变归咎于美国的一任总统所推行的政策是一个极大的夸张和实在的历史错误，更不要说这种改变是有决定意义的。苏联的命运是由我们国家内部来决定的，这其中我国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个人起了不小的作用。 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所有强权的瓦解都是由于内部矛盾而不是由于外部压力造成的。没有人贏得了这场冷战，双方都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场冷战的结局是我们双方取得了共同的胜利。 [1]詹姆斯·斯特罗姆·瑟蒙德（JamesStromThurmond，1902年12月5日——2003年6月26日），1933—1938年任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议员。1942年入伍，二战期间参加了诺曼底战役。1947—1951年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期间参加了民主党。1954—1955年任预备役军官协会主席。1964年退役。1954—2003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1—1987年任司法委员会主席，1995—1999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81—1987年、1995—2001年、2001年任临时议长，2001—2003年任临时名誉主席。2003年1月3日退休，同年6月26日去世。 [2]罗珊·莱珍妮·里奇韦（RozanneLejeanneRidgway，1935年8月22日——），美国外交官。1976—1977年任海洋和渔业事务助理国务卿。1977—1980年任驻芬兰大使。1983—1985年任驻东德大使。1985—1989年任欧洲和加拿大事务助理国务卿兼里根—戈尔巴乔夫峰会美方首席谈判代表。1989—1996年任大西洋理事会主席。 [3]小萨姆·奥古斯都·纳恩（SamuelAugustusNunnJr.，1938年9月9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59—1968年期间服役于海岸警卫队。1962年毕业于埃默里大学。1969—1972年任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1972—199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7—1995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97年退休。2001—2017年任核威胁倡议联席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4]克莱本·德·博尔达·佩尔（ClaibornedeBordaPell，1918年11月22日——2009年1月1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40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海岸警卫队，二战期间参加了解放西西里岛战役和解放意大利战役。二战结束后从事外交工作。1961—199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8—1981年任规则委员会主席，1987—1995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97年退休。 [5]约翰·威廉·华纳三世（JohnWilliamWarnerIII，1927年2月18日——2021年5月25日），1945—1946年、1950—1953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朝鲜战争。1953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1953—1956年任美国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法律助理。1956—1960年任美国法院检察官。1969—1972年任海军部副部长。1972—1974年任海军部长。1979—2009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9年任规则委员会主席，1999—2001年、2003—2007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2009年退休。 [6]小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JosephRobinetteBidenJr.，1942年11月20日——），1965年毕业于特拉华大学。1973—2009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7—1995年任司法委员会主席，2001—2003年、2007—2009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2009—2017年任副总统。2017—2021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2021年起担任总统。
第三十一章冷战结束的开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三十一章冷战结束的开端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意味着什么 ↘华盛顿决定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 ↘戈尔巴乔夫论苏联的外交政策 ↘转折的开始 ↘通向最高级会谈的坎坷之路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意味着什么 1985年11月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是近六年来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可能会被作为结束冷战的开端而载入史册。虽然美国政府并未就放弃它的基本原则作出暗示，然而里根对苏联的看法已经出现了变化。他开始放弃无条件对抗，并表示了走向谈判的现实主义的意向。这一变化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 华盛顿首先强烈地以为日内瓦会晤是扩军的成果，因而亦是对其强硬外交的认同。然而里根赤裸裸的扩军和外交对峙政策并未带来所期望的结果。它的基本作用在于在美国国内和总统本人的思想上重建自信力。打算用新武器来迫使苏联放弃其国家利益或将其用来毁灭苏联从来都是不现实的，那只是总统自圆其说，有时有人认为有道理而已。实际上是国内外双重压力打破了里根的战略。在国外，美国受到来自盟国的压力，要求它恢复与苏联的对话。在国内，美国人民对苏美关系的危险状态的关注变得日益不容忽视，这一点在民意测验中显而易见。此外，不论美国政府的军事计划效果如何，其影响已达到了最高点，因为它进展比较顺利，或者说已接近成功地完成。假如要达到另一个更具威胁的高峰的话，那需要五角大楼的军备规划者们再次付出巨大的努力。 战略防御计划受到军火工业集团的欢迎，同时作为改变战略平衡使之变为有利于美国的工具，并迫使苏联无限支出直至破产的战术，也贏得了美国右翼的支持。总之，这一技术幻想的任何最终军事效果都似乎可取。起初，戈尔巴乔夫差点儿上了圈套，他把战略防御计划当做首要外交和公开攻击的目标，并搞出了一个花费小的苏联方面的对应计划，但他的主要目标都始终如一，那就是通过外交谈判扼杀或瓦解星球大战。 苏联的变化过程也并非易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逝世于1985年3月10日，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们一直奉行老一套的外交政策。虽然戈尔巴乔夫已开始谨慎地思考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应变对抗为公务式关系的必要性，但他起初被迫步步谨慎小心，同时在政治局和支持继续对抗的最高层，他尚需时间以巩固他的权力地位。而且他根本不知道里根下一步又会耍什么新花样，直到11月最高级会谈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总统的这种无法预知性都在政治局思想上占统治地位，这使戈尔巴乔夫的处境更为复杂化。 戈尔巴乔夫控制苏联外交以后，它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活力，而且为日内瓦最高级会谈发生的转变铺平了道路。戈尔巴乔夫晓得如何利用里根提供的开端进行宣传，而紧随其后制定新的重大计划来阻止军备竞赛。当然，在所有层次上与该政府进行频繁接触亦同样重要。这包括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私人信件往来、戈尔巴乔夫新的、自负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与国务卿和总统的会见与通信联系等，这些积极的工作联系均是通过曾几乎被彻底掐断的外交途径进行的。 华盛顿决定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 自从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层的一颗上升的明星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时，美国政府就表示出了对他的不断增长的兴趣。1985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恢复裁军会谈的会晤中，舒尔茨（经里根批准）私下告诉葛罗米柯，即使戈尔巴乔夫尚未担任总韦记，如果他希望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他将受到里根和舒尔茨的接待。葛罗米柯很嫉妒，但也未费心再去掩饰他对美国动议的不快。这个政治局的老卫士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疑心。舒尔茨到此为止未再谈下去。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上，葛罗米柯得到了契尔年科的全面授权，他对此毫无兴趣。1985年初，契尔年科将从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葛罗米柯将作为国家主席填补主要是礼宾职能的这一位置，同时继续担任外交部长。这意味着他又加强了权威。契尔年科将继续保留在党内的最高领导位子上。然而他的逝世改变了所有的计划。 3月11日，契尔年科逝世次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共产党总书记。这位老卫士对于任命了一位年仅54岁这样年轻而精力充沛的人，而他本人却未能成为候选人一事很不高兴。葛罗米柯在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突然提名戈尔巴乔夫，用赌贏马的方式来极大地削弱反对派，这是他毕生的一贯做法。然而，短短的六个月时间，戈尔巴乔夫就因葛罗米柯思想僵化而炒了他这个外交部长的鱿鱼，把他踢上了一个台阶。他终于得到了元首的职位，但不再负责外交部。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虽然对缺乏动力和广阔的战略回旋余地不满意，但他也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里根在公众场合表现出的不妥协的反共立场使戈尔巴乔夫难于迅速制定新的对外政策。 就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当天，我们收到了他可能期望里根政府发出的第一个暗示。舒尔茨3月11日到使馆悼念契尔年科，他在里根总统与我私下会谈前20分钟到达。舒尔茨告诉我，他在这之前在白宫见了总统，当时麦克法兰和新任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也在场。总统总结时说，苏美关系出现了新形势和新机遇，尽管结果不得而知，但如果不加以利用将是不可原谅的。当总统刚刚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时，一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开始掌权，他的所有表现证明他将来有能力主宰外交与内政。因此与莫斯科的关系在总统的议事日程上列在优先考虑的重要位置。里根又补充说，已开始的日内瓦军备控制会谈的结果将是关键。 因此里根从一开始就打算开展最高级别的对话，基于这一目标，总统决定给戈尔巴乔夫写信。信将由即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契尔年科葬礼的布什副总统转交。信中的内容包括邀请新任总书记访问美国。不用说，戈尔巴乔夫将作为最高级的客人受到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的接待，而且白宫将就其所便，按他选择的日程安排他访问美国。舒尔茨还说，是“轮”到苏联领导人访问美国了，不过，如果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原因感到一时不能离开苏联，希望邀请美国总统先访苏的话，里根将会理解。 总统到了以后，并没有与我提到上述问题，但是我注意到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他这是第三次来使馆出席吊唁活动。“可是”，他说道，“我希望下次为愉快的事来使馆。”他并要我代他转达他本人对戈尔巴乔夫的问候。 从舒尔茨那里得到的消息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戈尔巴乔夫也一样。里根担任总统以来，这还是首次选择通过他那位颇具个性的国务卿公开表达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愿望。戈尔巴乔夫立即注意到华盛顿的信号不同寻常，更令他感到特别的是，这正中他的下怀。 次日，麦克法兰来使馆吊唁时又重复了舒尔茨转达的信息。他强调，总统希望戈尔巴乔夫别推迟会面，以便能在首次最高级会谈时“相互认识”。最高级会谈的前景以及它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可以从麦克法兰不同寻常的表白中看出，如果会谈能在那时举行，国会很可能不会批准MX导弹几十亿的经费，这是因为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得以改善的转折。他还表示，由于总统本人将更多地直接参与美苏往来，因此重新开通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渠道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这真是新闻。 3月13日早10时，戈尔巴乔夫在庄严的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布什，葛罗米柯和舒尔茨参加了会见。他们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戈尔巴乔夫郑重确认如果华盛顿持同样的态度，苏联已准备促成与华盛顿的良好关系。布什转达了里根对戈尔巴乔夫访美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感谢，但并未给予十分肯定的答复，这是因为这种事须经政治局讨论决定，而他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核武器和空间武器会谈的议题上，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这一会谈刚刚在日内瓦展开，而且尚未看到什么希望。 “美国是否真的希望会谈取得成果呢？还是要利用它来完成再次扩军计划呢？”戈尔巴乔夫直率地问到。他强调说，苏联从来没有与美国开战的计划，现在也没有这种企图。“苏联领导层中从没有这样的疯子，”他说。他宣称，苏联人民不接受任何人指教他们应如何生活，他们也不会对任何人这样做。“让历史去验证这一判断吧”，他说。 双方都对这次坦率而有生气的会谈很满意，并坚信这样的对话有必要继续进行，虽然会谈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路，而且不时还会提出一些相对立的想法。“戈尔巴乔夫与我所见过的任何苏联领导人都有根本上的不同。”舒尔茨过后这样告知新闻界。 3月15日清晨，舒尔茨给我打了电话。他几小时以前刚从莫斯科返回，现在正在去向总统汇报的途中。他证实戈尔巴乔夫的坦率、专长和改善苏美关系的明确态度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将向总统汇报所有这一切。第二天在国务院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度招待会上，舒尔茨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里根让他根据会谈的情况描述一下戈尔巴乔夫是怎样的一个人，并同其他世界名人作个比较。舒尔茨告诉我，他给戈尔巴乔夫打了高分，认为他是位胜任且能干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政策目标很明确，并决心不遗余力地付诸实施。 总统请舒尔茨列出几个实质性问题，以便向美国和苏联舆论交代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必要性（舒尔茨说：“总统不甘心错过这个机会”）。舒尔茨建议恢复俄航的飞行，在纽约和基辅互设领事馆，签订文化交流、交通、能源和环境协议。里根说考虑到过去四年来的紧张状态，这些已为首次会晤提供了足够的基础。我问舒尔茨，为什么控制陆地和外空军备竞赛等重要问题未列入议程，他回答说，这些当然可以讨论，但在首次最高级会谈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很渺茫。这一切听上去好像是认真的许诺。 接着，我又听到了副总统布什的赞扬之词。那是3月19日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当时我是作为外交使团团长出席那次活动的。布什说，里根期待戈尔巴乔夫对邀请他举行最高级会谈做出答复，然而就在前一天访问加拿大时，里根抑制不住的反苏情绪再次在他的讲话中出现。我直率地告诉布什，听到总统的正式讲话，似乎远不能使人相信总统渴望举行最高级会谈，看来他是口头上而不是从心底里赞同会谈。 布什耸耸肩，表示反对夸大总统的言词，认为那是他不经意讲的。布什说：“里根还是里根。”这一点不假，仪式开始后，总统在他的欢迎辞中再次攻击“马列主义者”和他们在中美洲的阴谋、尼加拉瓜桑迪密斯塔政府以及苏联和古巴对他们的支持。 然而，尽管冷战还在兜圈子——温伯格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苏联警卫在东德枪杀一个美国联络官的悲剧，这一事件激怒了美国公众舆论——政府似乎朝着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方向行事。4月31日，我与鲍勃·多尔参议员谈了一次话。多尔是一位有影响的共和党领袖，他的印象是白宫越来越相信迟早会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多尔认为那将是大大地得分，因为这意味着里根周围的极端右翼分子鼓吹的政策的破产。在最高级会谈时，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将表明里根承认他在首届任期内奉行的对抗政策不可行，必须进行调整。因此多尔认为，最高级会谈对下一届总统竞选有十分重要的潜在意义，因为他将削弱国内好战的极端保守主义浪潮。这一番表白出自这样一位机智而又观念相当保守者之口，令我尤为欣赏。 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最高级会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戈尔巴乔夫不同意前苏联领导人这样的观点，即会谈必须达成协议才算成功。 “如果你们定这条规矩，”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政治局同事们，最高级会谈就不可能在两三年内举行，也许根本就不可能举行，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需要举行最高级会谈来了解里根以及他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与美国总统进行私人对话。” 葛罗米柯对他的观点并不感兴趣，但是外交部长向新任而又能干的总书记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太合适。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与里根的通信往来，在信中赞同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没有提什么不同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敦促认真行事，并说，最高级会谈不必非得达成什么重要文件；重要的是在平等和相互权益的基础上达成相互谅解。这标志着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脱离了克里姆林宫过去的立场。这正是里根和舒尔茨所希望的。4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公开宣布支持举行最高级会谈。这得到了苏联人民的赞许。 在我回莫斯科出席中央全会之前，舒尔茨邀我一起讨论他正在为里根起草的复信。他保证这将与戈尔巴乔夫的信一样具有建设性意义。里根没有坚持签什么协议，但建议在日内瓦会谈、斯德哥尔摩会议、防止核武器扩散、维也纳中欧裁军会谈和控制化学武器等问题上以认真态度对待我们之间的分歧、地区问题的合作及其他机遇。这封信写的很高明，它认真而又富有批评性地分析了我们的立场，同时施加了压力。戈尔巴乔夫虽然正在寻求新的途径，但他还未就基本行动作出准备，这是因为在制定他自己的外交路线并得到政治局批准之前，他得被迫继续执行经葛罗米柯反复推敲的外交路线。 戈尔巴乔夫论苏联的外交政策 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照常攻击里根加剧世界紧张局势的外交政策，同时表示希望里根作出转变，以便为他与总统的会见铺平道路。他在邀请我私下谈话时反映出他本人既持有传统观念，同时又对我们的教条主义方法极不信任以及采取灵活性的潜力。这是我第一次与作为总书记的他进行私下的、非正式的谈话。他的举止朴实而自然，他自然而然地谈出了他对苏美关系的看法，并问了许多问题。他对有关美国的每一细节都感兴趣。 戈尔巴乔夫的两个思想比较突出，而且对于一位苏联领导人来说，这些思想也并不那么新鲜。首先他坚信我们不能靠武器的威力来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同时不结束军备竞赛也无法解决我们的国内问题，再者我们必须想办法最大限度地把美国军队从西欧撵出去，而达此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轻世界紧张局势，并一步一步地从欧洲撤出苏美军队。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越洋返回家园，而对我们而言，撤退仅仅是回到几百公里外我们的边界内，这样欧洲国家依然明显地感到这些军队的存在。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方面最初的一些想法。 关于美国，他告诉我说，我们应尽力解除两国关系中的敌对性，避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集中精力使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并加以发展。作为大使，我必须遵循这种方针，首要任务就是安排与里根的最高级会谈。他强调这是他个人的指示，对于我来说，这犹如数年大雾中的一缕清新的空气。 戈尔巴乔夫非常渴望了解里根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并不怀疑里根的反苏倾向，但总统是愿意听人劝，还是毫无希望的人呢？他是一个反共狂还是实用主义者呢？是可以与其达成某些协议，还是不值得一试呢？ 我告诉他，我们所看到的里根，在其第一个任期中是敌对的，这次发出的实用主义信息是在过去一年第一次出现，尽管表现出与苏联建立最高级联系是含糊、兴趣不稳定的姿态。这是否仅仅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像尼克松一样，在对苏关系上经历着同样的演变呢？我本人的经验表明，与里根有可能理智地谈谈。“但是”，我提醒戈尔巴乔夫，“里根从未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任何一次会晤，只是葛罗米柯会见过，而葛罗米柯本身又是一个特别的人。人们不得不设法与里根打交道。” 我强烈建议戈尔巴乔夫与里根见面。“不用说您不能保证好的结果，”我补充说，“但是就我们的双边关系而言，我认为我们赢得的将比我们失去的多得多”。 戈尔巴乔夫表示赞同。谈话中他并未掩饰他对葛罗米柯在苏联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特别是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上的保守和教条策略的不快。他显然已决定撤换他，而且没有忘记葛罗米柯对他英国之行的批评。那时戈尔巴乔夫尚未当选总书记，在英国他是战后第一位引起真诚的友好反应的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异常漫不经心地对一些老政治局同事们说，戈尔巴乔夫出尽了风头。同时，葛罗米柯斥责几个驻西方国家的苏联大使，其中包括我，不满意我们向莫斯科报回的那些西方对戈尔巴乔夫访问的积极反应。戈尔巴乔夫很快识破了这些伎俩，而且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 应该提到的是，政治局委员们对外国有关他们的报道非常感兴趣。使馆报回西方新闻界有关他们出访和外国政要访问莫斯科的报道和评论，我们的塔斯社亦不例外地加以报道。这些报道经编辑后，必要时经删改后转发。然而要向政治局呈送全文，他们以阅读这些报道来衡量委员们出访或接待的成败。 担任总书记不久，戈尔巴乔夫从形式上改变了他的前任的习惯，开始将外交政策问题不只交由葛罗米柯处理，也交给中央委员会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处理。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欣赏波诺马廖夫的工作，而是要葛罗米柯明白党的系统有自己的外交政策部门可以给总书记提供不同的观点并且被采纳。这种有意的怠慢表明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统治已接近尾声。 5月14日，正值奥地利庆祝战后独立25周年的节日期间，舒尔茨和葛罗米柯在维也纳举行了会晤，他们不但讨论了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而且重点讨论了关于核武器与空间武器的日内瓦会谈问题。会谈长达六小时，内容很具体，但毫无成果。直到会谈末尾，大家心照不宣的最高级会谈议题才被提出讨论。谁都不愿首先提这个问题，以免显示他缺乏外交风度的热情。因此，两位外长玩了一场不必要的游戏。舒尔茨比葛罗米柯更沉得住气。 葛罗米柯从戈尔巴乔夫处得到讨论这一事宜的明确指示，他最后被迫提出会谈的地点和时间问题。戈尔巴乔夫建议11月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舒尔茨说，这次轮到苏联领导人到华盛顿来了。葛罗米柯不同意，建议在欧洲举行，因为戈尔巴乔夫上任才几个月，不愿去华盛顿，以免造成向里根献殷勤之嫌。 舒尔茨将此情况报告给里根，这引起了政府内部的争论。11月中举行会晤可以接受，但里根敦促戈尔巴乔夫在两首都之一举行会晤。他并承诺不再进行口头攻击并亲自参与协议的准备工作。 最高级会谈的安排逐渐有了眉目，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温伯格和政府、国会里的保守派人士攻击苏联没有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他们本身反对批准这一协议）。他们在支持美国扩充军备的同时，要求里根蔑视这一协议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里根发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表示只要苏联遵守协议条款，他不会放弃协议，但是为他自己保持了部署新型核潜艇的选择，而这种潜艇的导弹超出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范围。塔斯社随之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里根取消这一条约，那将造成严重后果，而且，事态会再次倒退成为一场严重的外交战。 6月17日，我与舒尔茨举行了会谈，终于使最高级会谈的安排逐步进入到最后阶段。会谈时麦克法兰和保罗·尼采[1]也在场。舒尔茨说，总统不太情愿地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在第三国举行会晤的动议，并建议选在日内瓦。然后，他宣读了一份文件。文件概述了美方的想法，表示美国准备放慢星球大战计划，交换条件是苏联同意大规模削减战略导弹的数量，这一想法的理由是只有苏联减少进攻型导弹力量，美国才可能有理由放慢战略防御计划，美国认为那是一个防御项目。这与其说是与我们的妥协，还不如说是美国政府内部舒尔茨和温伯格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因为温伯格开始时拒绝接受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任何限制。我们当然一直认为导弹力量的规模应摆到谈判桌上来。 然而，还有另一个建议对我们有吸引力。舒尔茨说，总统授权他与我秘密进行“广泛而富于哲理性的磋商”，讨论已在日内瓦谈判的关键的军备限制问题。两国外长7月下旬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下一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时，他和葛罗米柯还可以继续交换看法。 我向莫斯科建议接受这个磋商框架，因为这意味着这届政府对里根当选后开始对话是认真的，当然这在当时还有待证实。两个星期后，莫斯科接受了11月19日和20日在日内瓦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但拒绝了秘密磋商，赞成通过日内瓦军备谈判者们继续举行例行会谈。 舒尔茨说，我们的答复令人失望，但他并不知道这是葛罗米柯起草的。葛罗米柯拒绝支持恢复任何由基辛格和我发展的那种秘密个人谈判。他本人不喜欢这种形式，因为这将降低他本人的作用。他使戈尔巴乔夫相信这种富有哲理性的磋商的结果是把我们引入旷日持久的谈判——使我们同意就里根的得意计划进行谈判，最终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引向星球大战。 转折的开始 在两国首都于7月上旬宣布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消息时，莫斯科又发表了一条引起全世界每个角落关注的新闻：葛罗米柯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工作。但由于他协助了戈尔巴乔夫当选，他才没有被迫退休——三年后他才退休——而被推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从形式上讲，这是国家的最高职位，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大政治影响力，基本是礼仪性职务。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举行首次认真对话的前夕，摆脱了一个令他头痛而不喜欢的部长，因为他的存在和他的权力阻碍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外交政策方面注入新思维。 葛罗米柯在位近30年以后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我个人的长期经验而言，我能证明在他那严厉而冷峻的外表背后藏着一颗善良的心。他待人诚恳、工作勤奋，表现出了高超的专业能力。尽管他有各种缺点，但还是赢得了他的同事和外国对手们的尊敬。就他个人而言，葛罗米柯证明了他所处时代的政策的正确性，并在执行中表现了少有的坚韧、天才和技巧。他最优先的目标就是捍卫他认为是国家利益的东西，而首当其冲的是捍卫我们在那场打败纳粹德国的残酷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作为斯大林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个诚实而正派的人，但他不太重视外交政策中如人权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不相信这样的抽象命题在政策上或在影响早日与西方达成基本协议的可能性上会成为重要因素。 他在谈判中不屈不挠而又呆板的作风具有传奇性。即使手中有经政治局批准的让步方案，他也得等到他的对手要中止谈判离席而去时才妥协。有时他的这一做法实在过分，以至于太缺乏灵活性，使其在最后的分析中来不及表示他的决心而造成谈判失败。他在与基辛格和万斯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时平空失去了几次达成协议的机会。尽管如此，在政治局中，葛罗米柯不管是在常规武器或是核军备方面都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发起者。 葛罗米柯并未支持过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对抗，特别是与美国的对抗，他与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威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出色的苏联冷战斗士，特别是在他认为我们的利益遭受到威胁时屛也是党的负责的党员，忠实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并相信其最终会取得胜利。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思想里和行动的准则中。然而，当世界的新发展和迅速变革要求新的认识时，他逐渐变成了他多年负责的苏联外交的障碍。他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在内心深处十分痛苦，但他知道他已无法改变自己了。 因思维陈旧而下台的当然不只是葛罗米柯一个人。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是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传统上由他起草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局报告中外交政策部分的内容。1986年初起草提交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时，修改委员会批评外交政策部分未能反应新精神，又陷入了过去的陈旧的思想。波诺马廖夫气愤地回答说：“什么是新思维？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让美国人去改变他们的思想吧。戈尔巴乔夫在国外的言论完全替他们、替西方说话！” 在选择葛罗米柯的接班人时，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和许多西方国家的旧传统，没有选择外交官，而是选择了一位政治家。政治局委员们告诉我戈尔巴乔夫曾提出我和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尼延科是不错的选择。但后来他告诉政治局，外交政策应该由党来直接控制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由党的领导层的一员来担任这一工作的原因。 但他称之为党的领导人的并不意味着来自克里姆林宫，恰恰相反，使人们大吃一惊的是，他提名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这一职务。并令政治局委员惊讶地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谢瓦尔德纳泽从未在莫斯科任过什么职，他一直在格鲁吉亚供职。另外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戈尔巴乔夫并不看重这些东西，他说：“他将边干边学。”他认为重要的是要一位站在他一边的精明的人，而且要求他不受旧政策陈规旧套的困扰，准备将戈氏的计划付诸实践。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也需要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当时他的外交政策新思维在政治局里并不是得到一致赞同的。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依靠谢瓦尔德纳泽。他们是老相识。早在25年前他们即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事，后来在苏联南部的比邻大区任党的书记时成了朋友。当时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在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中没有什么他自己的关系，这正中戈尔巴乔夫下怀，因为由一个外来人担任新的外交部长的职位有助于保证他对总书记的忠贞不二。 他们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不久，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两驾马车就彻底掌握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权，逐渐地把其他政治局委员们推向了幕后，而且集体的意见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尤为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然而这两驾活跃的马车的行动并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行动明显缺乏长远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谢瓦尔德纳泽急于紧跟戈尔巴乔夫的仓促举措，不经外交部外交专家的出谋划策便仓促达成协议。 在撤销葛罗米柯——他担任政治局委员直到1988年退休——外交部长职务的中央全会上又选举了两位新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第一书记鲍里斯·叶利钦负责建设事务，列夫·沙可夫[2]主管国防工业。沙可夫后来成了负责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谈判的政治局三驾马车的头儿。另外两位委员是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3]。他们代表两个部在军备政策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竞争（正像华盛顿一样）。沙可夫和他的接班人迪米特里·亚佐夫受戈尔巴乔夫指示协调两个部门的立场，促使他们达成妥协。 我第一次见到谢瓦尔德纳泽是在莫斯科休暑假时，那时他已经是部长了。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详细地询问了美国的情况，并对两国关系兴趣颇浓。我注意到他对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通过妥协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我似乎发现与葛罗米柯相比，同他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而葛罗米柯长期形成的观点是难于改变的。我也喜欢谢瓦尔德纳泽毫不掩饰他缺乏外交经验的作风，他毫不顾及他部长的身份，随意地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建议我陪他去出席7月末举行的外长会晤，以便协助他完成在国际上的外交亮相。这次会晤正值赫尔辛基最后协议达成10周年。我当然同意。他对舒尔茨在那里发表的关于苏联人权的谈话的调门很惊讶，他认为这已超出了一般的敌意。谢瓦尔德纳泽更富于调和精神，当他在赫尔辛基见到舒尔茨后，他问他的美国对手，“你是不是非得发表那样一个讲话呢”。 舒尔茨看起来自鸣得意，对他的讲话在美国受到舆论的广泛报道感到相当满意。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明确意识到，国务卿这样的公开讲话使得他和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对里根政府采取更灵活的新举措变得更困难了。舒尔茨似乎对如何评判戈尔巴乔夫关于莫斯科宣布的自8月6日起停止苏联所有的核试验的决定感兴趣。国务卿公开反驳说，除非核武器试验受到控制，否则无法知道苏联是否遵守诺言。莫斯科生气地反击道，停止核试验比对核试验进行监测要强得多。 这次私下会晤主要是为戈尔巴乔夫—里根最高级会谈做准备，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没能在造成两国分歧的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会谈气氛显然比类似与葛罗米柯的会晤要友好得多。谢瓦尔德纳泽欣赏舒尔茨的专业水平和与他的个人关系。会晤结束时，谢瓦尔德纳泽对我表示感谢，并说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对他很冷淡，不像我那样帮助他。 通向最高级会谈的坎坷之路 我一回到华盛顿便于9月10日拜会了舒尔茨，讨论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基本问题是美国政府，特别是里根在总体上对最高级会谈没有一个明确的设想，如会谈日程、可能取得的结果事先都没考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各持己见，如果说前者希望达成某些协议、或起码取得一个积极的结果的话，那么后者对此则毫无兴趣。温伯格的追随者拼命阻止总统在他们认为他一直极力坚持的原则问题上，首先是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做出让步。 很显然，里根和里根夫人关心的首先是最高级会谈的气氛，而不是会谈的基本问题，这使得我们的准备工作一直忙到抵达日内瓦的最后一刻。舒尔茨告诉我，总统不愿在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消过毒”的地方举行宴会，而是喜欢在阿加·卡恩[4]的别墅进行轻松的谈话。在华盛顿，舒尔茨给我一封南希·里根写给赖沙·戈尔巴乔娃[5]的信，信中表示了她愿尽早会面的希望和“我们这些夫人”渴望尽最大努力改善苏美人民间的关系的信心。 然而，在实质性问题上我却未得到答复。舒尔茨说，政府甚至没有准备去讨论发表核不扩散联合声明问题，可这个建议是他们美国人自己提出来的。很显然，国务院仍在等待来自白宫的对最高级会谈的指示。罗伯特·伯德[6]参议员向我通报了在战略防御武器计划的主要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大幅度削减战略导弹问题上的内部斗争情况。持强硬路线的人反对签订任何协议，从而把会谈降低成了一场宣传战，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已得分较多，而里根现在要尽其最大努力赶上去。 9月16日，我和舒尔茨又举行了一次会晤，他坚持认为总统争取使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的态度是认真的。但他也承认，美国领导人对会谈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没有把握。坦率地说，他本人的迟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外长们应该在最高级会谈准备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起码以前总是如此，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他的双手被总统周围的斗争所束缚着。 哈特曼大使从莫斯科赶回来进行磋商，他告诉我里根愿意对裁军问题予以一定的关注，同时也想强调在一方有利益的地区需要相互克制，这是理查德·尼克松一贯倡导的战略。但哈特曼还告诉我一些里根的准备情况，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距举行最高级会谈只剩两个月尚无丝毫进展的原因。为了与时代并进，里根在研究历史，以更好地理解“俄国人的思想”和对苏联及其政策背后的动机有较完整的认识。他几乎每天翻阅关于苏联的有插图的小册子——他对大厚本的书不屑一顾。他阅读为他准备的官方摘要，但他更喜欢曾在苏联生活过的人的口头讲述的传说、故事，特别是那些见过苏联领导的人所撰写的传记式的故事。哈特曼顺便说，里根对选来给他讲故事的人或许是半信半疑的，但那是总统的事；在这些人当中有定居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舒尔茨犹豫不决时，温伯格却不失时机地开始兜售星球大战计划。他说服里根采取了另一个步骤。9月23日，白宫宣布组建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空间指挥部。所有这些引起了莫斯科的恼怒。谢瓦尔德纳泽在联合国宣称，国际关系中出现危机的一切责任均归于美方。 但戈尔巴乔夫无意致力于与里根进行毫无结果的争论，他更乐于坚持外交上的主动。9月27日，他请谢瓦尔德纳泽向白宫递交了苏联对最高级会谈以及对正在日内瓦进行的核武器与空间武器谈判的新建议。首先，他正式建议削减一半射程达对方领土的远程核导弹，以此作为彻底禁止外空武器的交换；这将意味着削减6000个核弹头。然而他又建议分别就在欧洲的、准确地说是在英国和法国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苏联限定了在欧洲用于战斗警戒的SS-20导弹的最高数额，及挖出并消除已废弃的SS-4和SS-5导弹。戈尔巴乔夫说，欧洲有权等待美国做出友善的反应。 苏联的建议旨在达成妥协，它们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10月4日，一位白宫发言人气愤地说，美国不会公开作出反应。第二天，温伯格再次固执地证实，美国政府不会与苏联谈判战略防御计划。舒尔茨对此不予公开评论。 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使美国政府重新产生分歧。舒尔茨看出舆论有利于苏联，因此建议美国作出反应，因为苏联战略力量的大幅度削减会遏制美国今后部署导弹。温伯格和五角大楼坚持战略防御计划的应急方案。里根拿不定主意了。美国政府内激烈的辩论集中在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协议上，十多年来，这一协议被历届美国政府狭义地解释为使星球大战的合法化。五角大楼的律师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出了更广义的解释。政府和国会内部及新闻媒介都在争论。 10月，舒尔茨和麦克法兰拟订了一个明智的解决办法并得到了里根的批准。它认为从法律角度看，广义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战略防御计划应在传统的狭义解释的基础上发展。斗争仍在继续，欧盟对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前景感到惊恐。毋庸置疑，苏联坚决支持狭义的解释，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巩固了我们的宣传立场。 麦克法兰9月末向我承认，总统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发动一场宣传战，希望能迫使他在核武器这一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总统不得不给予戈尔巴乔夫应得的评价：苏联的新领导人不像他的前任们，他非常熟练地运用公众舆论来反对他的外国对手，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然而麦克法兰警告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公众舆论对总统的影响。里根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在公众舆论压力下也不会轻易作出让步的人。在我看来，显然知道如何很好地运用宣传武器的白宫第一次体会到被真正的宣传武器所鞭笞的滋味。 这也许对促使里根更加认真地考虑谈判问题起了作用。在9月份的最后一次会晤中，里根和谢瓦尔德纳泽又提起了建立秘密渠道以准备最高级会谈之事，然而后来里根没能任命他所希望的人代表美国一方。总统授权麦克法兰和我联系。他捎带着说，舒尔茨因其他事务非常繁忙，因此没有很好地使用这一渠道。麦克法兰打算充分使用这一渠道。 我知道麦克法兰在白宫中是缓冲温伯格和舒尔茨对立观点的人物，尽管他倾向于国务卿的观点。总统再次当选后，麦克法兰开始说服总统，认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最高级会谈有益于美国。在我与他会晤时，他的这种情绪很明显。总统夫人也非常渴望最高级会谈成功，这样可以保证她丈夫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果没有他们对里根的压力，光靠舒而茨自己很难使总统出席最高级会谈。 乔治·布什在促成最高级会谈中发挥了作用，因为他把会谈看作是在1988年的下届总统选举中接替里根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10月9日，我们坦率地进行了会谈，十分明显他在寻求苏联的帮助，以创造较好的气氛。布什说，他愿意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并以轻松而又不被人误解的语调补充道，应该让总书记了解他将要与之打四年、也可能八年交道的总统是哪种类型的人。布什提出在1986年作为副总统访问苏联并会见戈尔巴乔夫，这样就可以增大他获得提名和当选的机会，与此同时也会促成来年苏美之间就核裁军达成重要协议。他坦率地说道，他在日内瓦会议上，没有看到丝毫达成协议的机会，因为里根不打算签署一项可能限制他所心爱的创举——战略防御计划的重要协议。 布什说，重要的是要在容许做的事和不容许做的事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我立即回答说，反弹道导弹协议使划这样一条线成为可能。 “可能如此吧，”布什说，“但是，里根相信，或者某些人使他相信，这条线应该从部署武器系统，而不是从发展和试验武器系统划起”。 布什犹豫片刻后，又提到里根的另一个天生的特性：总统认为在表达观点的同时考虑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在里根热烈地鼓吹一种思想时，——不论它是对是错——他很难抓住他的对手在说什么。他需要时间来消化来自另一方的思想和争论。出于这个原因，布什认为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的首要问题是给里根灌输来自他对立面的一些不同的思想。简言之，除非世界上出现了突发事件，否则，需要另一次最高级会谈来达成有实质性的协议。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到了点子上。 布什也讨论了他面临的政治问题。他知道作为里根的副总统使他在公众眼里的地位大大削弱，因而也损害了中间、甚至中间偏左人士对他的认可。他说他的意思是，杰克·肯普[7]、鲍勃·多尔和霍华德·贝克缺乏国际经验和资金支持，与他们相比，他和地方一级的共和党有着更好、更深的联系，他要借助于这些优势在一两年内拓宽政治基础，重新获得自己的知名度。布什请我向戈尔巴乔夫通报我们的谈话，并希望拜会他并进行详谈。我相信布什很可能当选总统，所以我向戈尔巴乔夫作了通报。 一个理由是他是一位可以随风飘的政客。几个月后，即1986年2月，在一次招待会上我们又聊起了政治。我开玩笑地说，对他突然转向极端保守主义是应该祝贺呢还是应表示同情。他贏得了那些从来不是他的政治盟友的赞扬。布什说我对美国的政治信念太清楚了，因而也了解他的所作所为。“我不隐瞒事实”，他继续说，“我想当总统。然而，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已经强烈地转向保守主义。现在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人没有机会当总统，连共和党提名都是不可能获得的。我别无选择，只有认真对待。” 布什告诉我他没有改变要与苏联改善关系的观点，尽管出于明显的原因他没有公开表明。“我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你们的新总书记的活动”，他说，“他有政治想象力和气魄。在我看来，有朝一日我们会走到一起的”。虽然不得不等待了几年，但布什的预言后来真的变成了事实。 随着最高级会谈的临近，尽管里根承受着国内的压力，但华盛顿方面丝毫没有表现出平等交换意见的迹象。10月10日，在我短暂地回莫斯科为最高级会谈作准备之前，我见到了舒尔茨，他表示为讨论最高级会谈有关事宜，由他对莫斯科进行一次访问可能是有益的。他向我通报了诸如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哪次会见交换礼物以及美国代表团的组成等有关安排的细节。三天后，里根在电台上讨论了军备限制问题。他老生常谈地说什么美国在战略性核军备竞赛方面远远落后于苏联，因此首先应恢复战略平衡。 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告诉舒尔茨，他所盼望的访问已经得到考虑，事情看上去是积极的。舒尔茨对我说：“白宫那些家伙”对建设性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缺乏兴趣，他们已为里根草拟了将在第五十届联大上发表的带有“反苏炮弹”内容的讲话稿。但令舒尔茨满意的是，里根拒绝了这份讲稿，因为这很可能搞糟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挑起公开的舌战，从而使最高级会谈变得一团糟。 尽管美方仍未就外空和裁军问题明确表态，但舒尔茨却饶有兴趣地说出了总统的意愿：他希望在最高级会谈后继续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并渴望在他总统任期届满前携其夫人南希·里根访问莫斯科。舒尔茨提出了一个私人要求：如果他访苏之行得以批准的话，他想买两件雕像。历史价值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看上去必须美观。一个他自己要，另一个是南希·里根要的，她早就想得到一件著名的俄国宗教人物雕像。我告诉他此事可以安排。 10月22日，麦克法兰在一次宴会上告诉我，里根终于开始认真准备最高级会谈的事了。他已经研读了11份有关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治观点的参考资料，并就他们的谈判进行了几次排练。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数次会议全力为最高级会谈作准备。里根还向他的加利福尼亚老顾问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咨询。 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亲自负责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并邀请舒尔茨访问莫斯科。舒尔茨由麦克法兰陪同于11月4日抵达莫斯科。戈尔巴乔夫邀请我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见。会见是在中央委员会相当朴素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宏伟的克里姆林宫进行的，以此来强调这次会谈的性质是事务性的。 戈尔巴乔夫多少有点儿焦虑不安。在会见前一小时，他把谢瓦尔德纳泽和我叫了去。距他与里根的会晤仅剩下两周时间了，可除了会见舒尔茨和里根本人的准备工作外，会议的日程和会晤可能产生的结果都还没有头绪。他对此显然不高兴。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从美方得到的除了一般原则外，没有其他任何消息，”他强调仅仅与总统进行礼节性会见以满足礼宾需要是不合适的。他希望取得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更加有内容的成果来使政治局中持怀疑的人相信会晤是值得的。与此同时，里根不时公开发表的声明听上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戈尔巴乔夫对秘密渠道为何没有运作而感到奇怪，我解释说，里根政府基本上不搞秘密外交，尽管看上去将来会有变化。“我们将看到”我说，“里根通过秘密渠道所转达的消息与最后分析会相符的”。我力劝戈尔巴乔夫对舒尔茨施加压力，从而了解总统的真正想法。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并说：“好吧，让我们看看舒尔茨国务卿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讨论。戈尔巴乔夫和舒尔茨花费了不少时间进行了几乎是哲学性的讨论，焦点是对两国政府彼此的弱点所怀有的错觉，双方都企图利用对方的弱点为己服务。戈尔巴乔夫对这一策略特别提出批评。他讲话中特别强调赞同两国改善关系，并着重指出需要达成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协议。他特意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认为有些过火了，因为那样做起码会使里根更加确信战略防御计划的重要。 然而，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尝试都无助于和舒尔茨达成在最高级会谈上可能签署协议的共识。舒尔茨以其特有的原则性言辞加以搪塞，他仅仅不承担义务地宣称最高级会谈本身的重要性。此外他没有忘记提出人权问题，对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再次避而不谈。这当然使戈尔巴乔夫对会晤的期待更加现实一些。后来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他喜欢舒尔茨关于经济问题的总体思想，他们会谈中涉及了这个问题，并且他对此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他愿意今后与舒尔茨再谈这个问题。 而舒尔茨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精力印象很深。我们使馆得知，在莫斯科会晤后，舒尔茨很着急，他担心在最高圾会谈时戈尔巴乔夫会在裁军问题上施加新的、更加强大的压力。那样会使里根处于困境，并会使宣传对戈尔巴乔夫有利。戈尔巴乔夫一听说此事便对我说，他不想让里根把最高级会谈看作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相反，他认为最高级会谈应该是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会议，这样才能了解里根的意图并避免对抗，虽然戈尔巴乔夫肯定要清楚地表明他的观点。总之，在发展与里根的新的关系方面，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一块跳板。戈尔巴乔夫强调说：“你不能把期望值定的太高。” 当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报告他与舒尔茨会晤的情况时，感到失望的戈尔巴乔夫承认他没能使国务卿在关键问题上全力参与实质性的会谈，看来舒尔茨对最高级会谈没做严肃的准备。这些印象使得他减少了政治局中不正当的过高的期望，政治局给了他自主处理他与总统举行不太正式的会谈的权力。 我11月7日回到华盛顿向舒尔茨简述戈尔巴乔夫对最高级会谈的态度时，他很满意，甚至感到宽慰。我对舒尔茨说，总统应期待实实在在的会晤，而不是一方企图把另一方挤到死角或者为了争论而争论，尽管理所当然地应坦率、严肃地讨论实质性问题。 他告诉我他已经向总统汇报了他在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情况，里根询问了很多问题。他对实质性的讨论和戈尔巴乔夫的风度、对反对意见的忍耐、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幽默感和在各种问题上的专业知识表示好奇。里根告诉舒尔茨安排戈尔巴乔夫第二年七月访问华盛顿是可行的，并可以总统接着回访莫斯科作为条件。我将这些报告了莫斯科，并建议公开宣布同意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谈本身就是最高级会谈取得的有价值的结果。 舒尔茨和我就有关日程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可能达成的协议和联合公报上。基本的文件是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和我国使馆起草的联合公报。这一工作完成了。 但11月13日舒尔茨告诉我出现了一个新的、出乎意料的障碍。政府内部反对最高级会谈的人提出了异议，尽管为起草联合公报已作了大量工作，但他们反对总统事先这样做。他们的论点是在会谈前就草拟联合公报的文本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外交官们会将两国领导人自己尚未讨论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总统赞成这种论点。舒尔茨很为难，他说，总统认为在会谈之前这项工作应停下来。那么就要决定下一步干什么。当我问及舒尔茨为何不能在领导人了解此事的前提下作必要的准备工作时，他只是推托说这是总统的指示。 不用说，莫斯科对此感到非常吃惊和不快。以前与其他美国总统会谈时都是由双方事先做好联合公报的初步准备工作的。遵照指示，我第二天紧急约见舒尔茨。我对他说，在莫斯科看来，美国方面好像在最后一刻开始变卦了，它对我们曾共同提出的许多最重要的想法极其冷淡。这使我无所适从，美国政府再次将具有实际意义的最高级会谈变成了一种形式。更有甚者，舒尔茨说总统反对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因为他认为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受到大喊大叫的、企图压倒对方声音的“厚颜无耻”的记者的攻击太丢脸了，他曾“厌恶”地目睹了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8]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情景。里根显然是害怕在电视镜头前输掉这场宣传战。 我知道理查德·尼克松与里根就最高级会谈问题交换过看法。就在我们前往日内瓦前，唐纳德·肯德尔向我扼要地介绍了前总统的反应。（麦克法兰曾宣称肯德尔可能会成为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但在里根手下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他会以工作繁忙为借口推掉这项工作。）尼克松对里根准备最高级会谈的方式提出了批评：里根不太了解问题的细节，特别是裁军问题的细节，他非得依靠他的助手和专家不可。麦克法兰和里根极力建议总统进行一般性的哲学对话，认为那是安全的话题，总统可以借此不和戈尔巴乔夫讨论具体问题。尼克松说，许多总统助手倾向将最高级会谈只不过看作是当代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的亮相会议。他们试图劝说总统这样看待会谈。 尼克松把舒尔茨说成是十分积极、严肃而知识渊博的人，但指责他没有能对总统施加足够的压力。尽管舒尔茨是参与为总统出席最高级会谈作准备工作的重要人物之一，但他过于小心翼翼。尼克松通过做工作消除了里根与温伯格的分歧，使两个人协同工作，因为作为国防部长温伯格即使在美国也是和苏联极端敌对的象征。 最后，尼克松以怀旧的心情说，他希望他处在里根的位置，因为里根获得了与新的总书记一起来完成苏美关系转变的历史性的机遇，但他担心里根不能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 苏联领导层和戈尔巴乔夫本人实际上是以极度忧虑、不知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对待最高级会谈的，因为这是五年来首次与这位以恶毒反苏为特征的总统会晤。舒尔茨对莫斯科的访问并未能消除这些担心。外交部、国防部和克格勃像往常一样准备了联合备忘录，它构成了经政治局讨论并批准的给予戈尔巴乔夫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谈指示的基础。1985年11月11日的这份备忘录代表了苏联领导人对我们与美国及里根关系的全面评价，反映了戈尔巴乔夫自执政以来所发展的主要思想与思维。与以前同类的文件相反，这份备忘录反映了他对最高级会谈持谨慎、妥协的基调，在语言上也比较接近普通的讲话。 备忘录声明称最高级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努力——不论机会多么小——寻求与准备在平等基础上与苏联建立关系的美国总统找到共同语言，而不是要改变对方或在两国关系中引入对方的思想意识分歧”。它一开始就承认不能期望以达成协议来解决苏美之间的主要分歧，“我们最大的期望是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从核战争不能被接受、不能打赢的基点进行工作”。事实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希望带回的结果之一。他得到的指示是强调安全、核武器、空间武器是两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备忘录还告诫说“在地区冲突上，里根会重弹反对我们的老调”，所以两国间的磋商起码能确认苏联在这些地区的作用。即使达不成实质性的协议，“最高级会谈的结果也应有一个继续保持对话的相互换文……能够有一个联合文件总结最高级会谈的结果当然绝非坏事，但达成这个文件不应有偏见。没有一个最后的声明也无所谓”。 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的指导方针很明确，莫斯科并未对最高级会谈寄于很大希望。政治局批准的最低方案授权戈尔巴乔夫在情况需要时可根据具体形势斟酌行事。正如我们这些陪同戈尔巴乔夫前往日内瓦的人所了解的那样，雄心勃勃的他还有额外的目标：试图说服里根禁止空间武器，同时消减一半战略核武器。 11月17日，即最高级会谈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温伯格致里根总统的秘密备忘录。国防部长强烈建议总统拒绝裁军的任何步骤，诸如承诺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或在星球大战上让步。温伯格试图在最高级会谈举行前的最后一刻破坏会谈。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 11月18日上午11时45分，戈尔巴乔夫的飞机抵达日内瓦，他与里根的会谈于次日开始。这一会谈是自1943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德黑兰会晤后第十四次最高级会谈。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刚刚开始他生气勃勃的生涯；74岁的里根是反共老手，正处在总统显赫职位的巅峰。两人都认识到苏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又同样殷切希望给予两国关系一个崭新的开始，他们都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信心，都相信自己的信念，并且相信说服对方的个人能力。 然而他们既自信，同时又对参加最高级会谈所担负的责任感到紧张不安和敏感，而且每个人都有理由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会晤的成功，或者至少看上去取得了成功。里根需要证明他毕生经营的实力换和平的政策，戈尔巴乔夫需要争得他刚刚开始的改革的国际形象。 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们的表现上。他们把希望集中寄托在他们的四次私人会谈上，这包括一次在日内瓦湖边避暑别墅举行的会谈。他们在炉边轻松而非正式的气氛中谈话。他们也参加两国代表团的会谈，但是一半的时间里只有两位领导人及其他们的翻译在一起渡过。这使庞大的新闻记者队伍的日子非常难过，直到会谈结束才解除对他们的新闻封锁。 从一开始，里根就通过礼宾上的表现手法证实了他独特的宣传技巧。首次会谈于11月19日星期二举行，地点在里根的下榻处水之花宾馆，这是一座位于湖边的19世纪的大别墅。总统是会晤第一天的正式东道主。那是一个寒冷的11月的早晨，湖边刮着刺骨的寒风。戈尔巴乔夫穿着大衣，戴着冬天的帽子。他到达时，里根没穿大衣，不戴帽子，身着西服迎出门外，并和戈尔巴乔夫合影。新闻界发表了许多照片，里根显得非常年轻，生气勃勃，身体健壮，而戈尔巴乔夫却裹得严严实实以御严寒。他们看上去像同龄人。后来我们从里根的助手那里了解到，总统在大厅里等待戈尔巴乔夫到来时是穿着大衣的。但当他从窗户望见戈尔巴乔夫来了时，立即脱掉大衣，走出去迎接苏联领导人。里根的直觉起了作用，而戈尔巴乔夫脑子里深深地记下了这一细节。当轮到我们做东，里根来到我们的下榻处时，戈尔巴乔夫也是不穿大衣出外迎接。 最高级会谈在早上10时开始。每方都有六位顾问（包括外交部长）在另一个会议室恭候。里根把戈尔巴乔夫和他们的两个翻译带到了一个灰兰格调的客厅内举行了私下会谈。因为我曾和里根会晤过几次了，因此戈尔巴乔夫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如何才能掌握好首次重要会面。我告诉他对里根来说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今后的谈判也很关键。尽管意见非常分歧，但重要的是要让里根首先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我建议他利用他的幽默感，在开始时不要太严肃地谈具体问题的细节，以免使里根为难。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对这些心领神会。 结果首次私下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不是事先计划的15分钟。他们无拘无束地回顾了他们的分歧，并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无拘无束”地交谈。总的看来，他们的首次会晤应该说是成功地建立彼此间的良好关系。 然后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同他们的外交部长和其他专家一起在别墅的华丽客厅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两位领导人基于各自国家在政治与社会制度存在的长期矛盾观点，雄辩阐述了各自对冷战的基本思想认识。他们的谈话在许多方面都是重复里根在其五年执政期中和苏联领导人私下通讯的内容。当然两国领导人都没有说服对方，但对互相已熟悉的观点的讨论是在事务性的、互不伤害的气氛中进行的。相互听取对方的陈述是有益的。 与各自的工作班子分别共进午餐后，两位领导人商量了星期二下午的会谈中将要讨论的军备控制问题。有关战略防御计划和削减核军备的讨论无疑是复杂而艰巨的。气氛变得紧张而激动。里根建议停下来吸点儿新鲜空气，戈尔巴乔夫马上同意了，他们为防寒又穿戴整齐，一同朝湖边有着大壁炉的避暑别墅走去。因此日内瓦会议又被称为“炉边最高级会谈”。 在别墅里里根把他的一份建议交给戈尔巴乔夫，这个文件的形式是“指导原则”或共同目标，将发给出席日内瓦军备谈判的谈判者。首先是削减战略力量50%，这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赞同。其次是达成一个过渡协议，削减欧洲的中程核导弹，并最终完全撤走所有这些导弹。戈尔巴乔夫反问关于英国、法国的机载核武器的问题怎么办，里根随即在建议中删掉了这些问题。 但是，最有争议的是第三条“更加依靠防御体系”的建议，用里根的话说它是指战略防御计划，而且此建议回避了是否应将其列入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长期协议中的问题。更糟糕的是，这一声明似乎意指苏联已经原则同意战略防御计划，甚至我们可能在“这一防御计划”上合作。戈尔巴乔夫立刻提醒里根，1月份在舒尔茨与葛罗米柯的会晤中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削减进攻性武器与停止搞空间武器必须是相互联系的，而里根的建议在何处反映了这一点呢？总统说他并不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 在壁炉旁进行的这一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两人在意识到进入僵局时，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他们回到住处。在回去的路上，里根问是否可以在美国再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戈尔巴乔夫马上表示同意，并进一步建议他在苏联作东道主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谈。里根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戈尔巴乔夫及其代表团一行离开后，总统兴奋地通知美国代表团，双方已就下一次最高级会谈问题达成了协议。描述这次会晤的历史学家们所不知道的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事先都已经通过秘密渠道为这次交易作了准备。在这届政府执政期间，事情安排的如此顺利是少有的。在日内瓦会谈前，里根就通过我告知戈尔巴乔夫要在将举行的会谈中就此后的最高级会谈安排提出他的上述建议。 而大多数出席谈判的人并不知道这次秘密交易，因此令他们非常吃惊同时又感到宽慰，不论此次会谈结果如何，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将在两国首都再安排两次会谈。这一重要协议的达成表明了两国领导人继续并扩大相互对话和寻求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星期三上午11时30分，在苏联代表团驻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继续就太空武器问题展开争论，当时他们的助手们也在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锋富有戏剧性。里根极力为战略防御计划辩护：“这不是什么进攻性系统，我谈的是盾，而不是矛。”戈尔巴乔夫反驳道：“事实是战略防御计划又挑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 戈尔巴乔夫进一步逼迫里根：“当我说到苏联永远不会主动进攻时，您为什么不相信呢？……你们甚至不能与你们的盟友分享你们的先进技术，为什么我要接受您提出的让我们共同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研究的建议呢？让我们大家更实际一点。我们准备妥协。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同意就中程导弹搞个单独的协议。我们将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范围内讨论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数量的问题。但是必须停止实施战略防御计划。” 这时出现了长时间的、令人窘迫的冷场。我们这些与会者感到两位领导人都很气愤。戈尔巴乔夫首先意识到需要冷静下来。 “总统先生，”他平静地说，“我和您的意见不一致，但我能看得出您确实坚信这个计划。也许我们争论得过于激烈了。我只是想向您表达我们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关注程度。” 这次会谈过后，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助手们，当他意识到在这次最高级会谈中不可能迫使里根放弃星球大战的研究计划时，他决定中止讨论。他准备在未来的最高级会谈中完成这项任务，以免使本次会谈遭受失败。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地区冲突和人权这样的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及另外一些问题在这次会谈中都不太重要，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涉及所有问题——然而在讨论的问题中也有些细微的变化。里根照常强烈谴责阿富汗战争，但是美方的职业外交人员対戈尔巴乔夫淡淡地为苏联对阿富汗的政策辩护而表示惊讶，戈尔巴乔夫似乎在说他本人对此没有责任。苏联方面注意到里根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远比美国官方代表通常的态度要强硬。 双方在准备最后声明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科尔尼延科在葛罗米柯去任后仍任谢瓦尔德纳泽的第一副部长，舒尔茨和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在日内瓦会谈中不太活跃）。为了达成必要的妥协，高级外交官的辅助性会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直到两国领导人最后一次会谈前几个小时才达成妥协，这多亏了戈尔巴乔夫的介入。里根没有参加在含义上引起真正分歧的措辞上的争辩。 最重要的分歧集中在美方不希望将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联系在一起，而苏方坚持要联系，否则拒绝发表联合声明。在声明中是否提到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也存在分歧，最后两者都删去了。 在早上10点举行的闭幕式开始前几个小时，即凌晨4时30分才就联合声明达成最后妥协。关于军备问题，美国代表团同意葛罗米柯和舒尔茨1月8日达成的协议文本，而美国人最初甚至不同意再次提出这一协议。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后声明是： 总统和总书记讨论了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谈判事宜。他们同意在上述谈判中加紧工作，以便完成1985年1月8日美苏联合协议规定的任务，即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停止陆上军备竞赛，限制并减少核武器，促送战略稳定。 外交文书的起草者们拟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文件，这也是里根入主白宫后华盛顿和莫斯科达成的第一个这一类的文件。联合声明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它宣称永远不应该发动核战争，核战争没有胜方。双方强调防止在两国间发生任何核或常规战争的重要性，并宣布它们将不寻求军事优势。在我们看来，政治局给戈尔巴乔夫的备忘录中规定的最低要求已经实现。另外，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还签订了科学、教育、文化交流协议，这是过去15个月来经过65次会议200小时的事先谈判才取得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同意在最后声明中加入“以合作精神解决人道主义案例”的承诺。这样在联合声明中我们首次在双方争论不休的人权问题上发出了变化的信号。 由于我们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存在着深刻分歧，因此最后声明中基本上回避了该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里根对于这一计划的狂热和偏好阻碍了削减战略武器的进展。舒尔茨在那次有关战略防御计划的激烈争论结束后说，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最终已承认对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根本未同意这一点，并且认为日内瓦会谈最好的结果就是都承认存在分歧。这次最高级会谈并未在戈尔巴乔夫所期待的停止星球大战这一主要目标上取得进展，它对削减核武器的承诺也是含糊不清的。戈尔巴乔夫希望他能够克服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里根的顽固立场。他及时地耍了小手腕，把下次最高级会谈安排在华盛顿举行，但他也不想空手而归，因此他安排第二年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临时会晤，其结果仅仅再次证实动摇里根实现其星球大战的梦想绝非易事。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给我留下的是不舒服的印象，双方仍存在着某些分歧。戈尔巴乔夫毫无道理的把自己捆在美国空间武器的军事研究上，而且视此为最高级会谈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样里根就把我们逼进了死胡同，后来我们不得不自寻出路。 回顾我参加过的许多次最高级会谈的情景，我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首次会晤非同寻常。事先没有准备联合文件，他们在军备控制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为依次讨论这一复杂问题而事先商定会谈方案。结果，他们最后无可选择，只得认可这次会谈只是相互结识的会晤。这成为他们走向合作迈出的第一步，而且对他们是崭新的第一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拒绝遵守他们的助手为他们准备的议程，他们的做法或许是对的，这使他们避免了在一些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上陷入僵局，从而避免个人之间的对抗，这对首次见面是特别重要的。 商定再次举行会谈和就核战争发表的最后声明表明这次最高级会谈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里根在任总统五年的时间里首次与苏联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有助于克服他的某些心理障碍，首先是里根本人认识到至少有可能直接与苏联领导层和这个邪恶帝国打交道了。虽然两国关系本身仍很复杂，但这为进一步取得进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因此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首次会晤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并不是战略突破，然而毫无疑问取得了某些道义和政治上的收益，并为以后的最高级会谈铺平了道路。根据我对两位领导人的观察，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之间找到了相互交流的途径。 在回国的飞机上，戈尔巴乔夫说里根给他的印象是复杂而矛盾的一个人物，有时他直言不讳，如为战略防御计划进行辩解时就是如此，有时又唠唠叨叨地宣传他信仰的那些教条。他固执而又保守，然而戈尔巴乔夫发现可以与他建立联系，而且他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同他打交道了。 里根的随行人员毫不怀疑里根离开时对戈尔巴乔夫持有积极的印象，认为他作为一位领导人不同于他的所有的前任。在日内瓦第二次共进晚餐时，里根甚至开始免去姓氏直呼其名了，这在美国人来说是典型的友好表示（小心谨慎的助手们告诉他还是等一等再这样做为妥）。白宫得意洋洋地通过新闻媒介向公众介绍了这次“炉边最高级会谈”，里根向国会作了富有戏剧性的、赞许的报告。民意测验对总统的支持率上升到84%，这一分数对于白宫的政治理论家也一样不无裨益。 在莫斯科，政治局为讨论会谈的结果专门举行了会议。戈尔巴乔夫喜形于色地报告了会谈情况和他会谈的生动印象。总之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与美国这位臭名昭著的反苏总统会面。 葛罗米柯首先向戈尔巴乔夫祝贺，祝他在日内瓦履行困难的使命时所取得的出色的成就。政治局其他成员效仿葛罗米柯，按照惯例而不是出自真心地赞扬了总书记，国防部长和克格勃的主席除赞扬外还补充说里根仍旧是里根，我们在和他打交道时应保持警惕。戈尔巴乔夫完全同意，并表示他在日内瓦的会谈尚未取得突破，而是有希望与里根开始改善关系，我们应探索和发展这一趋势。他促使冷战逐步结束的主要希望是与美国达成削减并最终结束军备竞赛的协议。经过热烈的讨论，政治局正式肯定了这次会谈的积极意义，同时批准了努力与里根政府发展关系的政策。戈尔巴乔夫特别提到了举行新的最高级会谈的价值。11月2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报告时，戈尔巴乔夫公开称日内瓦会谈是“必要和有益的”。 在这次最高级会谈过程中，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系统的政治计划，还未形成对美关系的安全思想体系，但他成功地形成并展示了他进行外交谈判的个人风格。最重要的是他确定了与里根合作的行动方向，而且得到了他的政治同僚们的认可。这导致了后来苏美关系的根本改变。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和里根达成了心照不宣的谅解，即绝不能让日内瓦精神付之东流。 [1]保罗·亨利·尼采（PaulHenryNitze，1907年1月16日——2004年10月19日），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进入投资银行工作。1942—1943年任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财务主任。1943—1944年期间先后担任战争经济委员会金属矿产处处长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对外采购与发展处处长。1944—1946年任战略轰炸调查局副主席。1950—1953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53—1961年任外交服务教育基金会主席。1961—1963年任国防部长助理。1963—1967年任海军部长。1967—196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81—1984年任中程核力量条约谈判美方首席代表。1984—1989年任总统和国务卿军备控制问题特别顾问。2004年去世。 [2]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沙可夫（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Зайков，1923年4月3日——2002年1月7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3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89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9—1990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委员。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3]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索科洛夫（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Соколов，1911年7月1日——2012年8月31日），1932年加入红军。1937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参加了哈桑岛战役。1941—1944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65—196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66—196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0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8—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0—1985年任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组组长。1984—1987年任国防部长。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89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苏联解体后，曾任独联体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顾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顾问、国防部总督察处总督察等职务。2012年去世。 [4]阿加·卡恩四世（AgaKhanIV，1936年12月13日——），原名沙阿·卡里姆·侯赛因（ShāhKarimal-Husayni），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尼扎尔支派第四代最高精神领袖。 [5]赖沙·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РаисаМаксимовнаГорбачёва，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戈尔巴乔夫的妻子。 [6]罗伯特·卡莱尔·伯德（RobertCarlyleByrd，1917年11月20日——2010年6月28日），20世纪40年代初期参加三K党运动。1947—1950年任西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1950—1952年任西弗吉尼亚州参议院议员。1952年脱离三K党运动。1953—1959年任众议院议员。1959—2010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7—1971年任民主党会议秘书，1971—1977年任多数党党鞭，1977—1981年、1987—1989年任多数党领袖，1977—1989年任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1981—1987年任少数党领袖，1989—1995年、2001年、2001—2003年、2007—2010年任临时议长，2003—2010年任临时名誉主席。2010年去世。 [7]杰克·弗兰奇·肯普（JackFrenchKemp，1935年7月13日——2009年5月2日），早年担任橄榄球运动员，屡创佳绩。1958—1962年期间服役。1971—1989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1—1987年任共和党会议主席。1989—1993年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1996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最终落败。2009年去世。 [8]弗朗索瓦·玛丽亚·阿德里安·莫里斯·密特朗（FrançoisMarieAdrienMauriceMitterrand，1916年10月26日——1996年1月8日），出身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1934—1935年期间参加极右民族主义组织“火十字团”。1939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被德军俘虏。1941年越狱。1942年起参加抵抗运动。1943年流亡阿尔及利亚。1945年加入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6—1958年任国会议员。1947—1948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和战争受害者部部长。1950—1951年任海外部长。1952年任国务部长。1953年任欧洲事务国务秘书。1953—1965年任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主席。1954—1955年任内政部长。1956—1957年任法务部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后，于1959—1962年任参议员。1959—1981年任希农堡城市长。1962—1981年任国会议员。1964—1981年任涅夫勒省总理事会主席。1965年创立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并于1965—1968年任党主席。1971年重建法国社会党，并于1971—1981年任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1995年任总统。1995年总统任满后不久逝世。
第三十章解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三十章解冻 ↘里根好战性逆转的原委 ↘里根是乞求和平者吗？ ↘过渡：安德罗波夫逝世，契尔年科继任 ↘葛罗米柯又来到了白宫 ↘外层（内层）空间的新气氛 里根好战性逆转的原委 美国的强硬路线对苏联政治局内部争论及对其领导者态度的影响几乎总是与华盛顿的初衷背道而驰。在里根好战言论带来的可怕扩军的形势下，苏联领导人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开始汲取了里根的独特观点，认为苏美关系会长期恶化是审慎的政策的选择。后来双方都逐步认识到除非另辟它径，否则他们正在走向毁灭。然而从对抗和竞相升级转折到这一步耗费了相当长的时光和努力，假如这一趋势没有占先形成的话，也许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现在看来，这一转折始于1984年总统选举期间。但竞选与转折有多大关系，谁也说不清楚。白宫意识到公众对罗纳德·里根政策中有关战争威胁的说法愈来愈担忧，一种热爱和平的呼声占了上风，好战的观点被压了下去。即使如此，里根仍不时失言，这突出反映了他的本来面目：重整军备的计划仍在进行；继续在欧洲部署美国导弹；总统丝毫无意放弃他的最新得意之作——战略防御计划。因此莫斯科认为它不得不对着干。舒尔茨和葛罗米柯那时正准备于1月1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下一轮会晤。政治局为外长拟定了详细而基本不让步的指令。这一指令清楚地显示了政治局的深刻忧虑，里根持续的竞选活动给苏联领导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与舒尔茨的谈判中，葛罗米柯受命将里根的政策描述为“充满了军国主义和侵略色彩”，进而向舒尔茨表明莫斯科不会容许超级大国之间军事平衡的改变，同时清楚地表示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迫使日内瓦谈判必须讨论这一问题，并将使战略武器会谈更为艰难。 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舒尔茨和我碰头，讨论恢复秘密渠道的条件。莫斯科虽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愿意一试。两国外长计划在斯德哥尔摩讨论众多其他问题的同时，就此问题的细节进行谈判。我心里当时在想他们的谈判会很艰难，天晓得会谈会不会像在马德里那样变为愤怒的争吵。舒尔茨愁眉苦脸地开玩笑说，两国关系是如此之坏，以致稍加努力就可改善关系的机会比比皆是。 舒尔茨给我看了一篇里根在1月16日关于苏美关系讲话的初稿。舒尔茨建议里根在讲话中强调，即使苏撤出欧洲导弹谈判，政府也决心保持与苏联对话。里根的信息显现了新变化和新调子，即现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已经振兴，它与欧洲的联盟得到了巩固，他的政府准备开始着手解决与苏联的分歧，宣告1984年是和平进程的机遇年。总统宣称，现实主义、力量和对话是他的指导原则，力量与对话并存。他赞同首脑定期会晤，并总结说，如果苏联政府真正希望和平的话，就会有和平。对于里根来说，这是一次赢得好感的特殊电视演讲。 在其他任何时候，一位美国总统这样的讲话均会被看作是向改善与苏关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然而，尽管有其他许多消极因素，但总统大选的临近使人们难以相信里根的诚意。他的讲话在美国并未赢得公众的好评，他讲话腔调的惊人改变被认为无非是为竞选服务。回想起来，他的讲话显然反映了他在对苏关系的看法上出现某些演变的端倪。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声明或许会通过秘密渠道给予补充说明。然而当时里根本人也许尚未准备将他的新思想变成具体的建议。 舒尔茨与葛罗米柯在斯德哥尔摩的会晤进行得并不是太糟糕，但是当葛罗米柯遵命严厉指责华盛顿时还是出现了一些紧张 气氛。舒尔茨后来告诉我，他感觉尽管葛罗米柯持强硬路线，但就他们的私人会晤来说，要比马德里那次令人气愤的会晤好多了。他把此次会晤比喻为“破冰”，尽管双方在表明所熟悉的立场时都所答非所问。舒尔茨说：“葛罗米柯结束会晤时说，我们的谈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此我完全同意。” 我感觉旁观两位外长的舌战很有趣。两人均个性极强，智商很高，阅历丰富。两人都对各自的政治体制坚信不移，拒绝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放弃政治原则。双方均不相信我们的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从根本上得以改善，尽管双方正在试图从已意识到的危险处境中寻找出路。但双方都对此小心谨慎。即使如此，这也为一片险恶的形势注入了某种乐观因素。 这使我想起了当时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些聚会。一次是纪念迪安·腊斯克75岁生日的大型宴会。所有腊斯克的继任者都出席了，另外还有大约200多名高级官员和美国大使，只有我一个人作为一位外国大使出席了宴会。我非常高兴地再次见到这位曾与之愉快合作过的人，尽管在困难时期我们存有分歧。还有一次是在坎南学院举行的纪念苏美关系50周年的宴会上。在这些活动中，对苏联政策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对此洗耳恭听。我走上讲台后所说的开场白是：“我到此来不是要说我们是完全正确的，而你们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说绝非戏言。我在美多年，公正地说，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国家及其社会制度的利弊。我曾试图向我的政府解释我所看到的美国各届政府不同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且尽量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诚然，我的一些分析是错误的，或太感情化了。总而言之，我受我国哲学及我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太深了。我要尽自己所能对外阐明这一点。然而我总是尽量做到客观，我的愿望是改善两个大国间的关系。 里根是乞求和平者吗？ 在前半年里，对整个华盛顿，特别是对我们使馆来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挑战就是判断总统对苏联接触的严肃程度如何，如果他的所作所为是与事实相符的话，那么又能持续多久。11月大选后还会坚持下去吗？对此现象的观察、解释和建议颇多，且五花八门。这样做的人一般并没有因感兴趣而加以渲染。 事实上解冻的迹象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们误解。这些大使每月在我们使馆聚会一次。“朋友们”定期会面，我从来不以小组头头的身份自居或出面协调政策，那是莫斯科的事，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交换外交情报和华盛顿的小道消息。我们1月13日会面时，除了古巴大使外，所有大使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随着美国开始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美国对他们国家采取了抚慰态度。他们感觉到，自大选以来，里根讲话时敌意小了。 吉米·卡特1月30日意外地来拜会我，他表达了对于里根扩军程度的关注。他形容里根的和平言词纯粹是竞选花招。前总统完全相信，只要里根在台上，就不会就军备控制、持别是核武器达成任何协议（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糟糕的预言家）。 我与伊格尔伯格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谈话，他的思想与卡特几乎如出一辙。当被问及我们是否可期待里根政府在改善与我们关系的问题上具有积极性时，伊格尔伯格直率地表达了他的顾虑。他说，里根自信他的和解腔调足以安慰选民。伊里诺斯州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查尔斯·珀西告诉我，1月6日里根和他的助手碰头讨论竞选中的“苏联策略”，他们断定选民已完全知道里根反苏立场的实质，所以他不能再做什么，以免使选民认为他是个战争贩子，但也不必增加他们对与苏签署重大协议的希望。 甚至梵蒂冈也对此感兴趣。在梵蒂冈默许下，费利克斯·莫利姆[1]教父与我一直保持着个人联系。他向我透露，梵蒂冈国务卿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2]已会晤过里根，他得出的印象是，里根要在其竞选期间克制反苏情绪，这样做会使美国基督教神父们满意，因为他们报告说，全体教徒们在里根执政的三年中一直因战争的威胁而胆战心惊。然而卡萨罗利还发现里根牢牢地抓住其强硬路线，部分原因是他相信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导弹会促使苏联的态度更为灵活。 乔治·凯南[3]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他曾制定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现在他同样相信里根已开始为竞选而鸣锣开道，因为他必须得顾及全国上下对核战争的恐惧。他指出安德罗波夫提出的里根政策危险的警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迎合了宣传核战争恐怖电影的浪潮。尤其是大约有1800万人观看了“末日”这部片子，再加上美国政界和宗教界名人们出版书籍、发表文章、评论，所有这些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使恐惧撞击着美国人民的心。在里根试图以和平候选人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时，凯南建议我们抓住总统的话，使他采取守势，同时公开表明“即使在里根领导下”，我们也为达成一个对双方有利的协议做好了准备。既然他在考验苏领导人，我们同样也得选几个可能会取得迅速进展，并能付诸实施行动的问题来试试他。 基辛格当然有其独到之见。他说，里根及其随从在竞选期间不想夸大苏美关系。他报告说，白宫和国务院正在讨论各种行动，以向苏联发出信号。然而整个议程杂乱无章，原因是没有一个人来很好地组织。他强调里根政府没有一个紧凑的计划来对待苏联问题，因为里根从未严肃地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国务院特别缺乏主动性，并且缺乏提出新思维的勇气。 在一次官方晚宴上，我碰见了议长托马斯·蒂普·奥尼尔[4]和一位老朋友。像往常一样，他谴责里根，但又问我他们从白宫处所闻是否可使他认为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正在得到改善。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并说苏美关系仍同以前一样糟糕。奥尼尔说、尽管政府官员在国会里试图依靠与苏联人私下的关系来使人们得出相反的印象，他还是这样认为的。奥尼尔说应不遗余力地阻止里根这个危险人物再次当选。“如果此事发生”，他显出一副焦虑的样子继续说，“里根自己本性的发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很可能使我们处于重大武装冲突的边缘。他是一个危险的人。” 此后在5月，我从伊格尔伯格处找到了我以为是对我长久以来对白宫战略的真正本质的疑虑的首次明确答案。伊格尔伯格刚刚离开国务院，就职于基辛格的咨询公司。这里的薪水远比他原在政府中所领取的一年6.5万美金的工资丰厚得多了，原来的那些钱不够他支付孩子们的大学费用。 按规定他在位时所得到的消息是不得泄露的。他说，白宫已经决定里根在竞选期间应该充分利用苏联拒绝继续日内瓦核谈判一事大做文章。他们的理由是，面对民主党说他不如他的共和党的前辈们，攻击他没能与苏联达成任何重大军备控制协议，他可以以此为自己辩护，所有这些都归罪于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军事威胁。使馆从各种渠道得到了几乎同样的情报。我们均报告了莫斯科，而莫斯科未能拿出有效的宣传对策。 伊格尔伯格还向我透露了他对里根作为普通人和行政官员的看法。总统仍受其引以为自豪的“天生本性”所主导，可是他天生的本性并没有产生出丰富的思想。他少得可怜的主意还带着意识形态陈词滥调和平庸宣传的强烈色彩。在他执政的三年时间里，他所控制的外交政策仍无所作为，特别是在复杂的核政策问题上，他根本不求甚解。他的助手为他省去了审阅冗长报告的麻烦，那些东西他是不会读的。里根坚持只有那些已得到他的顾问同意的建议，他才会考虑批准。他讨厌对那些意味着在政府里的两个对立阵营中作选择的问题作出决定。 这种做法加强了五角大楼和温伯格制定外交政策的作用，在处理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问题上更是如此。温伯格利用里根对军事的青睐，实际上可以否决国务院的任何一项建议，或者至少是抓住极好的机会促成通过他的计划。在里根面前，他积极地为国务院的观点辩护。但国务院需经“总统批准”的跨部门问题，如军事利用空间、化学战争或裁军等，都非常重视军方的意见。 国务院的外交受到白宫所制定的对付苏联的程序的严重制约。明文规定严格限制外交官谈判的口径，即使在传统的与苏官方代表非正式交换意见时也不例外。由于这些指示是非经常性地下达的，所以美国代表没有替代的立场以适应对方同等数量的问题，继续非正式对话。他们没有灵活性，只能传递给苏联代表一个经批准的信息和时间。解释舒尔茨不明确、谨慎的言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实际上没有机会经营一条交换意见的秘密渠道的原因所在。而过去，这条渠道曾帮助外交官们在双方首都为打破僵局找到办法。伊格尔伯格说里根及其随从甚至听不进关于利用其他政客对付苏联的经验的意见。因此，一旦总统感觉到他与莫斯科的对抗走的太远时，他便采纳他小圈子里亲密助手们东拼西凑的意见，这些人在电视上塑造形象是行家里手，但却对克里姆林宫的运作方式和如何与其进行对话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珀西议员告诉我，白宫加紧散布总统已尽其所能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然而克里姆林宫却暂停核武器会谈的消息。我列举了一系列我们裁军建议的例子，这些对珀西来说是个新发现。他问我这些建议为何不发表。我回答说，高级记者应该保密，珀西摇摇头说：“你是在里根的手心里玩游戏。” 如同生活中常有的事一样，里根在偶发事件中表现出即使不是最不合乎理性的，但也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本性。8月11日，里根总统在每周例行向全国发表的电台演讲试音时开玩笑地说：“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今天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已经签署了一项立法，宣告苏联在法律上永远失效。五分钟后，我们开始轰炸。”但他不知道，当时麦克风是开着的。 苏联政府没被这个玩笑逗笑，而是通过塔斯社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硬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在美国的影响也一样不怎么好。国务院急忙竭尽全力进行反击，谴责苏联利用偶然事件言过其实地大肆宣传。或许是这样吧。我所说的这些是根据我当时作的笔记回忆起来的，那时作笔记是为了判断总统的真正情感和动机。毫无疑问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对此事记忆犹新。 过渡：安德罗波夫逝世，契尔年科继任 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是1983年我回莫斯科休假期间，在中央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他看上去气色不太好，但在讨论与美国的国家事务时仍精力充沛。他批评里根的政策，特别是批评美国公开攻击苏联，他认识到这使得他不可能与华盛顿达成最低限度的和解。“我赶上对付这位美国总统真算我倒霉”，他对我说话时语气虽很轻，但言谈中带有苦涩。 那年冬天，舒尔茨得体地询问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他说：“对安德罗波夫病情的各种猜测传到了白宫。”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总书记虽需注意保重身体，但他在继续主持国事。他住院次数日渐频繁，虽然对此时有谣言，但任何有关消息都对外保密。第一个令人警觉的迹象是他没有出席12月的党中央全会，这时总书记的传统报告是要本人宣读的。当时苏联大使们，包括我在内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么严重。 安德罗波夫于2月9日逝世。我曾寄希望他来逐渐改善苏美关系。他的才识当然胜过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一筹。在适当的情况下，他是可以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重要调整的，而且他肯定是想这样做的。他最初的某些观点被他的门徒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借用，并又依自己的方式发展了，可安德罗波夫本人却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精力去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此外，国际形势也不容许他这样作。强大的惰性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克服的。2月12日里根来到使馆，并在吊唁簿上签名。 1984年2月13日，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确认契尔年科为总书记的接班人。第二天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乔治·布什。当时他是率团来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的。两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契尔年科对布什说双方“不是天生的敌人”。布什答道，里根准备进行真正的对话。 72岁的契尔年科的当选并未给苏联对外政策带来任何重大改变，他那时患肺气肿，身体很虚弱。然而，葛罗米柯又重新获得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控制地位，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他丧失了有关权利。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没有很大的分歧，他们开始承认有必要与华盛顿共同寻找一条走出死胡同的办法，特别是在限制核武器会谈问题上。契尔年科感到非常缺乏主动性，但是他又不敢作出果断的改变。作为由政治局委员们选拔出来的谨慎的过渡性人物，他通常是听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并被他们的情绪所左右。他是过去20年里一位最软弱无力、最令人难以理解的苏联领导人。 契尔年科和里根之间开始的一系列交往不由使我想起一种精心设计的礼仪舞，在这场舞蹈中，双方互相通信，向和平与裁军这一需求行屈膝礼，但却无任何行动推动它取得进展。里根春天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苏联，这显然是想指望中国作为抗衡力量。他声言绝不会与苏联签署任何在欧洲削减或清除核武器的协议，除非苏联可以保证这些武器不会被转移到亚洲去。这次访问总的来说使苏联领导人怀疑里根政府实行全面敌对的情绪进一步加深。 苏联存在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老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纠纷，对此我国政府继续采取坚定而漫不经心的报复政策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时，我们放任事态的发展到了在国外变成丑闻，危及两国关系的地步，然后我们又让步。克里姆林宫的确认为，纯粹的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得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鼓动和帮助而发展起来的。 就拿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妻子伊琳娜·邦纳[5]的事件来说吧。里根和舒尔茨告诉我，除非容许她出国治疗，否则萨哈罗夫就准备举行绝食斗争。他们希望我们在这一事件成为另一起反苏运动之前，能考虑她的要求。5月19日是星期六，早上我在家接到总统亲自从戴维营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想向契尔年科发出私人秘密请求，请其容许邦纳离开苏联进行治疗。有报道说她的身体极坏，上帝不容许她现在死去。里根认为，如果此事发生，愤怒的美国公众舆论会把已经很糟糕的两国推到可想而知的最低谷。里根说，他不怀疑苏联医学科学的高水平，但是“如果她死在莫斯科会是什么情景呢？那将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如果她要死，就让她死在这里，起码没人来指责我”。 里根又以调解的语调补充说，当然他不能判断邦纳的身体状况目前到了什么程度，他是根据他所得到的非官方消息这样做的。我答应迅速将他的请求转达给莫斯科。我把里根的干预看作是他出于某种良好愿望所做的姿态。 没过一周，我用电话向里根转告了来自莫斯科由葛罗米柯签署的答复。电报说，“那个女人及其同谋”正在试图蓄意使人们对目前的形势引起注意，以损害苏联的名誉，她的身体的真实状况是“她会比她的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他坚持说这是“由高级医学专家作出的具有权威性的结论”。 总统冷静地认识到，他无意仅仅为了帮助邦纳而恶化两国的关系，可他又不能制止有人为其健康状况而大声疾呼。他说他害怕此事又会引起美国国内支持她的犹太教各组织协助而闹出乱子。 直到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当政时，邦纳才获准前往美国访问。1985年8月29日，政治局讨论了她的请求。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尔科夫的发言有利于批准她的请求，但是他明确地反对容许萨哈罗夫陪同她前往，因为他知道苏联核武器发展的详尽情况。切布尔科夫说，如果萨哈罗夫在国外有了实验室，他就可以继续他的军事研究。然后他又说：“萨哈罗夫的言行举止受其妻子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愤怒地大声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这样。”邦纳实际上只是半个犹太人，与苏联的犹太抵抗力量没有特别关系。萨哈罗夫不是犹太人，然而由于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是犹太人，同时许多外国犹太组织通过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及其它人权小组从事共同的事业。戈尔巴乔夫和许多政治局委员认为邦纳事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的扩大。邦纳被获准离境了，可是他的医生却被留了下来。此后，她几次到国外去旅行。 两国关系继续走下坡路。5月，莫斯科拒绝出席在洛杉矶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在寻求表达不喜欢里根的方式的同时，仍然没有忘记卡特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件事。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反对复杂的军备控制谈判，呼吁尽早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这是连一般焦虑不安的选民都能理解的事。 6月20日，舒尔茨再次请我去会谈。这次谈了三个多小时，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和我们使馆的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参加了会谈。舒尔茨说，总统十分清楚双方的失望和难处，他想要改善两国关系，但如何改善呢？与契尔年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是有益的，他没有拒绝考虑此事，同时他建议把我们的问题开列出一份清单。 为此舒尔茨和我一道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单子：核武器控制，禁止外空武器，反弹道导弹系统，公开放弃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提案，限制海军武器，禁止化学武器战争，改善热线等。我们简要地涉及了地区性问题，如南非、中东和两伊战争、人权问题和特殊的双边问题。我们清理出所有有争议尚未解决的问题，然而没有试图得出答案，甚至连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也未涉及。毫无疑问，讨论有助于将我们的事物井然有序的摆出来。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令人吃惊的是，白宫邀请葛罗米柯重新恢复了他每年秋季对白宫的访问，并与总统进行会晤。国务院苏联处处长汤姆斯·西蒙斯[6]8月下旬发出了邀请，但其前提是要“理解会晤应是严肃的，而不是用于宣传目的”。他极秘密地向我们的临时代办解释说，这个奇怪而不同寻常的信息显然反应出里根的随从对“当前情况的妄想”，尽管白宫肯定出于自身利益希望会晤，但又极端害怕莫斯科在会晤时投下影响大选的宣传手段的定时炸弹。他补充说，政府已下令为苏联外长来访采取必要的保安措施，包括一部防弹车（他们知道葛罗米柯对其自身安全是十分注意的）。 与此同时，里根在竞选中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他的政策已见成效，他现在可以更加亲切地对待苏联。相反，苏联领导人却继续公开攻击美国政府，声言战争的危险在增长。苏联领导人愿意对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7]给予口头上的援助，这不是因为他们了解他，而是他们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比里根好。然而蒙代尔没能利用对他有利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我认为那是因为蒙代尔不能确定到大选之日，苏联因素会是有利于他还是有利于里根。由于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在同苏联进行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竞争中挺起腰杆吗？或者他们希望他与俄国人举行最高级会谈并为了改善关系而作出某些调整和让步吗？蒙代尔从未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政治局内部，围绕着在竞选的最后阶段我们的最佳表现方式问题引发了一场论战。莫斯科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把对反击任何攻击，不停顿地批评里根作为重要原则，但在行动上不要过火。我们的批评要有限度，并需慎重，因为美国历史清楚地表明，外国对大选的干预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恶果。我们应该预计里根可能获胜，对待一位我们或许将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太蛮横了不是上策。政治局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政治局认为葛罗米柯与里根的会晤太重要了，因此为他拟定了特别指示。他们强调莫斯科对华盛顿的希望是首先讨论彼此的安全问题，表明冻结或削减核武器储备的意愿，放弃生产或部署不稳定的新式武器，同意外层空间非军事化。 苏联自此改变了态度，对里根从对抗到开始尝试与其达成协议。他们打算趁机抓住里根竞选期间的温和调门，寄希望于以后加以利用。现在回想起来，做出如此过速的反应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不能确定这扇选举机会之窗能敞开多久。舒尔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直到1984年底，就总统关于苏美关系的问題的辩论仍很激烈。当里根决定接待葛罗米柯时，他告诉舒尔茨说，此事事先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风声，不然他周围的人又要吵闹不休，执意让他改变主意了。 葛罗米柯又来到了白宫 9月26日，总统在白宫接待了葛罗米柯。用礼宾规格来衡量，里根是按政府首脑而不是按外长的规格来接待他的。总统在椭圆形的办公室摆好姿势与其合影。新闻记者来的太多了，不得不把他们分成三拨儿，所有的人都用最大的声音提问题。 南希·里根出现在午餐前的鸡尾酒会上。葛罗米柯在被引见后向她敬酒。他喝酸梅汁，她要了一杯苏打水。“我们俩都喜欢饮料”，他用干巴巴的幽默文字说道。 葛罗米柯与总统夫人聊了一会儿，“您的丈夫赞成和平还是战争？”他问道。她回答说总统当然完全赞成和平。葛罗米柯惊奇地问：“你敢肯定吗？”她百分之百地肯定。葛罗米柯还坚持问：“那他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建议呢？”她问道：“什么建议？”有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但就在午餐开始前，葛罗米柯又提醒里根夫人，“每天晚上别忘了在总统耳边说‘和平’两字”。她说：“当然，我会的，我也得在你耳边说。”我必须说，葛罗米柯从交谈中得到了乐趣，他非常兴奋地向政治局作了报告。 里根和葛罗米柯的谈判在椭圆形办公室内举行。他们谈了两个小时，午饭后继续谈。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高级官员有布什、舒尔茨、温伯格、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8]、里根助手贝克、米斯、迪弗和新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葛罗米柯由副外长科尔尼延科和我陪同。 会见一开始里根就发表了冗长的讲话，主要是关于美国希望和平，并进而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民把苏联看作是对和平的威胁。里根解释说，他看到马列主义政治哲学激励苏联的世界革命政策，而且这场革命将导致资本主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灭亡。他推理说，美国必须武装自己，否则就将被迫在投降和灭亡之间作出选择。葛罗米柯竭力去纠正他。他说，的确，历史进程的目标就意味着一种社会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但这绝不是军备竞赛的理由。苏联领导人绝不相信政治和军事威胁，任何人也不可能指责我们企图用武力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他说：“我们没有这个计划，我们永远不会有这个计划。” 里根建议午饭前与葛罗米柯举行私人会谈。葛罗米柯后来向我们通报这次简短会谈时评论说他十分不理解对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好兴奋的。总统好像要告诉他什么重要机密一样，他强调说他的个人梦想就是“无核世界”。葛罗米柯回答说，核裁军是首要问题。双方都同意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核武器。这就是私人会晤的全部内容。我不排除里根本人渴望让苏联外长相信，无核世界是他的真正梦想。里根确实不止一次地公开提到这一点，但他认识到即使他的随从也不相信这一点。 总统的几个助手向我们证实，里根事先告诉他们他想在休息时与葛罗米柯单独会晤，但他没有告诉他们谈什么，显然事后也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里根和葛罗米柯进房间后，门留了一条小缝，以防总统万一有事呼唤值班员时可以听到。里根与苏联外长就无核世界问题简短交换意见后便起身去私人盥洗室，出来后，他问葛罗米柯是否也要去方便一下。葛罗米柯便去了。那位值班官员没有听见他们谈什么，所以总统的随从人员不能肯定总统是否忘记了他要与葛罗米柯私下会晤的意图，还是改变了主意，或是一开始就打算只是聊几句而已。 总而言之，两人都有理由认为交谈进行的很好，而且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并未发生其他官员在场及在午饭时出现的不必要的发火的情况，然而双方都固执己见。 在后来的广播讲话里，总统描述他与葛罗米柯的会晤是有益的，首先从为争取再次当选的竞选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葛罗米柯对新闻媒介说，他与里根的讨论“不能使我们得出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出现了实际而积极变化的结论，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这一声明向人们证实苏联政府对美国的评价没有改变。然而葛罗米柯对接待本身很满意。在乘飞机离开华盛顿时，他告诉我，他发现里根是人类最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葛罗米柯是这样说的，全人类也都是这么说的——大选后里根可能会对签定协议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或许秋季与葛罗米柯举行下轮会晤时会更甚。葛罗米柯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白宫，苏联政治局中迄今最无名气的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成为总书记，把葛罗米柯赶上了实为虚设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他被一位更年轻、更灵活的政治家所取代。 葛罗米柯的美国之行使苏联领导人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如何进一步与里根发展关系。我们曾希望反对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群众运动会迫使美国和北大西洋组织放弃它们的计划。可是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我们错了，核导弹被毫不犹豫地部署在欧洲。通过恢复谈判来寻求和解是有必要的，这也有益于商讨外层空间核武器问题。否则我们会错过这个机会。莫斯科开始痛苦地重新评价直至11月中旬还在执行的政策。随后我们即向里根建议美国大选后重开新的一轮谈判。 对于里根来说，他感觉会见可怕的葛罗米柯是克服了一个障碍。职业外交官、美国驻苏联大使阿瑟·哈特曼告诉我，里根会见葛罗米柯后，立即与他的同僚们会谈，哈特曼也参加了。里根看上去格外轻松：与葛罗米柯的会晤结束了。总统开玩笑地说，与美国的顽敌、令人信服的苏联卫士葛罗米柯的辩论要比与蒙代尔辩论难多了。哈特曼的印象是里根为通过了“葛罗米柯的考试”而感到满意。这次考试增强了他的自信心。 里根进行了全面总结，他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相信苏美关系会回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是天真的幻想。两国对相互的社会制度的看法不可调和，这是两国将继续对抗下去的部分原因。但是里根所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的确渴望达成协议，以缓和军备竞赛，并认为11月后这种机会将会出现。 哈特曼说，看来一旦里根当选，里根会对裁军问题投入更大精力。而他迄今一直是坚持通过增加新的军事计划来维护美国安全这一模式的。但是现在他愈来愈认为美国安全利益最好是通过执行新的军事计划与同苏达成的军控协议相结合来予以实现。而迄今为止里根忽视了这一政策的后半部分，因为他深深地陷在执行前半部分之中。当然，他现在还有机会向后半部分努力，尽管存有任何幻想都是错误的。 就在大选前，副总统布什在家中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从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有关消息。他对获胜充满信心，他漠视华盛顿最新的传说，即里根在大选获胜几年后可能会为布什而自愿隐退。布什对此开心地大笑说，我应该期待里根自愿隐退前华盛顿发生一场地震，里根太热衷于当总统和他所拥有的权利了。里根在竞选演说中表明赞成与苏联发展较好的关系，并提及签署军控协议的可能性，我想了解他演说背后的意图。布什回答说，里根的确诚心诚意地信奉他所说的话，但要被问及他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以及如何付诸实施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白宫尚未酝酿任何实际的步骤。 外层（内层）空间的新气氛 里根最钟爱的计划——战略防御计划——使对里根政府的真正意图的试验失败了。战略防御计划是里根政府最后着手谈判的目标，而且只有在大选后并在证明条件接近的前提下才这样做。大选开始前的夏天，莫斯科和华盛顿已就宇宙空间军事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里根和葛罗米柯已就战略防御计划交换了10封私人信件，他们商谈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事实的确如此。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问题专家、后来成为美驻苏大使的杰克·马特洛克[9]对我说，里根对与苏联谈判瞻前顾后。主要的障碍是，如果在核查问题上失败了的话，他不愿意成为替罪羊。 在一定的时候，星球大战会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华盛顿也不可能抗拒。外交斗争围绕着会谈的确切名称展开，我们建议叫做“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谈判”，华盛顿则不接受“防止”一词。这已远远超过了外交上的吹毛求疵或语义上旳辩论，因为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指谈判要达到禁止战略计划的结果。莫斯科不同意收回其用词，因为最后的可能是通过控制的过程而实现空间军备竞赛合法化。 9月初，美国方面宣布对将在日内瓦举行的“外层空间军备控制谈判”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建议讨论削减核武器及核查的可能性问题。美方的第一个建议仍指的是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一来实质上把问题降低到了控制手段的问题。第二个建议的目的是要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后征服苏联对战略武器谈判的拒绝。里根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详细地阐明了这一观点，这样做实际上是公开表明他愿意重开苏联突然中止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回顾往事，美国在外交上坚持尽可能减少战略武器的数量这一点是值得信任的。1993年这一目标终于得以实现，但在1984年白宫则需要那个建议来表示其裁军政策和它准备重开会谈的姿态，同时把球坚决地踢给了苏联一方。莫斯科决定等到总统大选之后再说。11月中旬政治局同意就“核与空间武器”问题重开新的谈判，这是苏联喜欢的名词。但这一决定并未因里根以压倒优势再次当选而加速进程。里根的再次当选归功于其内外政策。政治局指示葛罗米柯尽力从舒尔茨处得到较好的筹码。 美国政府内部就战略防御计划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主要的批评是，在战略防御计划发展成为向外空发射导弹前，苏美两国关系和战略平衡可能已被破坏了。无论如何，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内部辩论是在舒尔茨和温伯格之间引人注目而激烈地进行的。在政府和商界中以前的一些亲近的同事们在许多事情上均持不同意见。就在里根再次当选后，事情竟然发展到舒尔茨私下要求总统在他与温伯格之间进行选择的地步。 然而，里根拿不定主意，说他们俩个他都需要。就思想意识和个人关系而言，他与温伯格更为亲近，并常常采纳他的意见。但大选后，他想加速与莫斯科的接触和谈判，特别是在核武器控制问题上，这样对他来说，舒尔茨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新上任的、更加固执己见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接替了善于思索的威廉·克拉克。麦克法兰私下告诉我，大选后舒尔茨开始彻底地研究裁军问题；此前，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肤浅。因此舒尔茨井井有条地开始为同葛罗米柯的谈判作准备工作。 11月23日，苏联和美国宣布，葛罗米柯和舒尔茨拟于1985年1月7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军备控制谈判，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欧洲中程导弹和外层空间武器问题，他们将为未来的会谈制定具体的日程。 当我与舒尔茨再次见面时，他看上去对会谈的可能性相当乐观。好事多磨。他将要去戴维营，里根要在那儿会见撒切尔夫人。他们盼望倾听她关于最近在伦敦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情况通报。撤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赞扬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的政治人物，称他是位可以“打交道”的人。她公开称赞一位苏联官员是前所未有的事。那些顽固的美国反共分子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舒尔茨面带微笑，惊讶地大声说道：“他究竟凭什么迷住了这位铁娘子？”或许我应该告诉他其中的原因。我第一次见到戈尔巴乔夫是去年夏天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在政治局汇报，实际上没有任何人问我超出平常的事，提问都不外乎：事情进展如何？但戈尔巴乔夫却缠着我问问题。大约二三十个问题吧。他阅读了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美国的书。他想了解的东西太多了。 当我从舒尔茨的办公室走出来时，我碰见了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西蒙斯。他告诉我美国为日内瓦会晤作准备的态度达不到苏方所期望的程度。美国方面的态度在于强调战略防御武器，而把外层空间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此外，国务院对于五角大楼的外层空间计划了解得太少。舒尔茨按其有条不紊的方式，曾要求五角大楼就战略防御武器作简要介绍，但未能如愿。西蒙斯告诉我，莱斯利·亚伯拉罕森[10]中将就该计划作了简介，他是星球大战计划的主任。通过听取简况介绍，舒尔茨认识到中将只是概括地讲的，如果有新闻记者采访的话，他也可以用这些材料对付他们。 舒尔茨说：“我想了解详细情况。”他向中将询问了几个特殊问题。对舒尔茨的到来，亚伯拉罕森丝毫没有感到窘迫，他问他的助手，国务卿想了解绝密材料，他是否经过安全检查了。舒尔茨很生气。由此可见，美国军方能提供给他们的高级外交官的秘密也不比我们的将军向我们的高级外交官所提供的秘密多。 在莫斯科，政治局召开了特别会议，为赴日内瓦的葛罗米柯制定指导细则。他得到了明确的指示，要求他尽可能在禁止外层空间武器方面争取明确的承诺，并要将此问题和核武器谈判联系起来。所有这些的目的是使美国没有可能回避讨论空间武器问题，因为美国显然只想讨论削减战略核武器问题。戈尔巴乔夫主持了政治局会议。由于契尔年科的身体越来越坏，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的次数日益增多。里根顽固地坚持战略防御计划，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他苏联领导人深知要不惜代价挫败里根的企图。这种两个敌对的、但又互不相让的国家间的冲突一直主导着以后几年的安全谈判，两位领导人感情用事又使问题扩大了。 舒尔茨带着不同且不明确的指示前往日内瓦。他是在与温伯格发生纠纷后从里根处得到这些指示的，温伯格坚决反对与葛罗米柯就空间武器举行任何会晤。（当时战略武器计划是五角大楼发展最快的计划）。舒尔茨的理由是不举行星球大战会谈，整个日内瓦会谈就毫无意义，因此他将此事报告了总统。里根就像所罗门一样解决争端。他说，开始与苏联讨论这个问题没错，但是舒尔茨应该“什么都不屈服”地进行。 在日内瓦会谈时，舒尔茨不同意将会谈局限于空间武器和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方案，他反对将空间武器与核武器会谈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使他与葛罗米柯的讨论进行得非常困难，特别是最后的公报措辞更是如此。我目睹了此事的全过程。我可以说，葛罗米柯在执行政治局的指示时表现出令人敬慕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联合公报说，谈判人员分为三组来讨论复杂的空间武器与核武器诸多问题，即战略与中程导弹问题，以便于在“相互关系”中解决这些问题……，制定出有效的协议的目的在于防止空间军备竞赛、中止陆地军备竞赛，在于限制、削减核武器，在于加强战略稳定”。 尽管这一声明都是些费解的赘语，但还是宣布了苏美之间新的一轮谈判的开始，三个关键性小组开始讨论欧洲核武器及空间武器——战略武器、中导和星球大战武器问题。诚然，美国方面后来的确试图为自身利益要修改措辞。但是，谈判的确展开了。 大选后，两国关系的公开气氛开始明朗。12月初，我宴请了埃德加·布朗福曼[11]，他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商人。他指出，犹太人和黑人是仅有的两个投里根反对票的少数民族派别。他说，他代表美国犹太人中的温和派，他试图采取现实态度对待苏美关系，不希望犹太人成为新的冷战的人质。他说，大多数美国犹太人认为，在核时代，他们的生存意味着首先阻止苏美之间的核战争，这一点使他们有兴趣支持缓和。世界犹太人大会领导人准备反对军备竞赛，支持缓和，与苏联改善关系，并密切与犹太社团的关系。布朗福曼还表示打算以食品、化学品和采油工业商人的身份访问苏联。我们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我帮助他安排了他的苏联之行。 经济关系也开始恢复。苏美贸易和经济委员会美方主席德怀恩·安德烈亚斯[12]在此后的一周访问了我。他对我讲了他的莫斯科之行及会见葛罗米柯的情况。他确信苏联准备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并准备提请政府对此加以重视。我愿公正地对安德烈亚斯做出评价，他是一位坚定的改善两国关系的维护者，他博得了政治与经济领导人的尊敬。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高效率，在私下作了大量工作。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两家人现在仍保持联系。 几天后，阿曼德·哈默来拜访我。他满怀热情地告诉我，在克里姆林宫他受到了盛情款待，并同契尔年科进行了长谈。里根政府对他的苏联之行很感兴趣，总统把他请去并让他谈谈会见的情况。哈默请我告诉契尔年科，他正在试图获得美国政府出口海上石油钻井设备的许可证，因为这种设备可在北极地区运行，但是禁止向苏联出口。他曾成功地得到了出口煤炭输送设备的特别豁免许可，然而要得到石油钻井出口的许可就困难得多了。但是显然他得到了去见里根的邀请，同以往一样他将从最高层开始突破。 这一新的、减轻对抗的气氛说明了什么呢？就在圣诞前夕，我与麦克法兰一起吃饭，讨论对新的一年的展望。尽管我欢迎这种变化，但莫斯科仍不能肯定这种气氛是不是仅仅为选举而营造的。 麦克法兰的估计是：里根相信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总统的基本工作，即重新挖掘美国军事力量的潜力。他将继续支持军方，但现在他相信此时正是逐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以达成削减核武器协议的大好时机。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没有改变，他坚信自由企业是发展国家潜力的最好途径，但他不再对此公开辩论。麦克法兰说，他的首要任务是减少核战争的威胁，因此1985年他首先寻求与苏联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 我面露疑色，但是麦克法兰评论说，总统对苏联的观点上正在经历着演变，尽管这一进程对那些与他无日常工作关系的人来说是不明显的。 [1]费利克斯·莫利姆（FelixMorlion，1904年5月16日——1987年？月？日），比利时神父，曾受梵蒂冈教廷指派赴美国工作。 [2]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CardinalCasaroli，1914年11月24日——1998年6月9日），出身于裁缝家庭。1937年起开始担任神父。1945—1950年任梵蒂冈枢密大臣。1961—196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79—1990年任国务卿。1990年退休。 [3]乔治·弗罗斯特·凯南（GeorgeFrostKennan，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1927年任驻日内瓦副领事。1927—1928年任驻汉堡副领事。1931—1933年任驻里加大使馆三秘。1943—1944年代理驻里斯本大使馆代办。1944年任驻欧洲咨询委员会参赞。1944—1946年任驻莫斯科代办。1947—1949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47—1950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参事。1952年任驻苏联大使，后被驱逐出境。1961—1963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此后从事政策研究和评论工作。 [4]小托马斯·菲利普·奥尼尔（ThomasPhillipO'NeillJr.，1912年12月9日——1994年1月5日），出身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1936年毕业于波士顿学院。1937—1953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47—1949年任少数党领袖，1949—1953年任众议院议长。1953—1987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1—1973年任多数党党鞭，1973—1977年任多数党领袖，1977—1987年任众议院议长兼民主党核心小组领袖。1987年退休。 [5]伊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邦纳（ЕленаГеоргиевнаБоннэр，1923年2月15日——2011年6月18日），苏联人权活动家。出身于革命者家庭。二战期间作为护士入伍。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年与萨哈罗夫结婚，同年退党。1976年参加莫斯科赫尔辛基集团。1980年被流放到高尔基。1985年获准出国旅行。1987年回国。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人权委员会委员。1994年因反对车臣战争而辞职。2006年移居美国。2011年死于波士顿。 [6]小汤姆斯·温斯顿·西蒙斯（ThomasWinstonSimonsJr.，1938年9月4日——），美国外交官。早年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里根政府任内曾任国务院苏联处处长。1990—1993年任驻波兰大使。1996—1998年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此后在大学任教。 [7]沃尔特·弗雷德里克·“弗里茨”·蒙代尔（WalterFrederick"Fritz"Mondale，1928年1月5日——2021年4月19日），1951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同年入伍，参加了朝鲜战争。1953年退役。1956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60—1964年任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1964—1976年任参议院议员。1977—1981年任副总统。1984年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但败给了里根。1986—1993年任全国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1993—1996年任驻日本大使。1998年任总统驻印尼特使。2021年去世。 [8]唐纳德·托马斯·里根（DonaldThomasRegan，1918年12月21日——2003年6月10日），出身于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家庭。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1946年起开始经商。1973—1975年任纽约证券交易所副主席。1971—1980年任美林证券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81—1985年任财政部长，在任期间炮制了“里根经济学”，鼓吹新自由主义。1985—1987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7年退休。 [9]小杰克·福斯特·马特洛克（JackFoustMatlockJr.，1929年10月1日——），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语言学家。195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1—1963年任驻莫斯科副领事兼三秘。1967—1968年任驻桑给巴尔领事。1971—1974年任国务院苏联事务主任。1974—197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1979—1980年任外交学院副院长。1981年代理驻苏联代办。1981—1983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83—1986年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兼国务院苏联事务高级主任。1987—1991年任驻苏联大使。1991年退休。 [10]詹姆斯·艾伦·亚伯拉罕森（JamesAlanAbrahamson，1933年5月19日——），1955年毕业于俄克拉荷马大学，同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1966年起担任宇航员，但从未在太空中飞行。1981—1984年任航天飞行计划副局长。1984—1989年任“星球大战计划”主管。1989年退役。1989—1992年任休斯顿飞机公司企业发展执行副总裁。1992年任休斯顿飞机公司运输部门总裁。1992—1995年任甲骨文公司董事会主席。 [11]埃德加·迈尔斯·布朗福曼（EdgarMilesBronfman，1929年6月20日——2013年12月21日），美国商人。出身于加拿大一个犹太人家庭。1951年毕业于麦吉尔大学。1969—1971年任米高梅主席。1981—2007年任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2007年退休。 [12]德怀恩·奥维尔·安德烈亚斯（DwayneOrvilleAndreas，1918年3月4日——2016年11月16日），美国商人。
第二十九章“多做少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九章“多做少说” ↘终于同里根举行了会谈 ↘苏联担心美国发动核进攻吗？ ↘邪恶帝国和星球大战、选举和最高级会谈 ↘矛盾的外交手法 ↘KAL007航班事件：痛苦的回忆 ↘安德罗波夫：幻想破灭了 终于同里根举行了会谈 1983年2月5日下午5时，我来到国务院参加我以为是同舒尔茨举行的例行会谈。他通知我，里根总统要即刻在白宫亲自同我会谈。我感到很突然，但还是立即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个寒冷、多雾的夜晚，上周末下了一场大雪后，华盛顿的天气尚未恢复正常。我的拜访是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们从地下车库乘舒尔茨的座车驶向白宫，并从东门进入白宫，那里很少被用来接待官方来客。有人领着我们从东门来到了白宫二层楼总统私人住宅，而不是右侧厅的总统办公室。总统私人住宅布置得相当漂亮和舒适，里根喜欢在这里举行非正式谈话。只有我们三人在这儿，而且舒尔茨仅限于偶尔插几句话。 我们相互表达了问候，咖啡送了上来。总统全面听取了舒尔茨与我会谈的情况介绍，还专门了解了安德罗波夫对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的美国代表团所讲的话，他希望继续按此方式同我保持接触。他表示，首先，为坦率交换意见，越过“官僚机构”的各部门领导人直接同总书记建立个人和秘密的通话渠道是有益的。如同在过去几届美国总统任内时期建立的通话渠道一样，这一渠道可以通过舒尔茨和苏联大使的接触来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里根懂得这是值得做的。 总统继续说，虽然安德罗波夫曾告诉布什和舒尔茨，他主张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您，大使先生，也曾代表苏联领导层向舒尔茨做过同样的表示，但是请告诉安德罗波夫，我也主张同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不用说，我们完全认识到我们的一生不足以解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所有问题。然而，有些问题能够并且现在就应该处理。或许苏联人把我看成是疯狂的战争贩子，但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战争，因为我知道战争会带来无穷的灾难。我们应该开创一个清新的开端。” “我注意到，”总统继续说，“安德罗波夫显然信奉这一格言：‘多做少说’。对一个新人来说，迈出即便是象征性的第一步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不承担过去的重负。” 里根提出了一个以不寻常的象征性姿态来表示我们之间关系转变的小建议。他要求苏联批准向自197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地下室的7名圣灵降临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发放出境签证，他们当时强行通过警卫进入大使馆并寻求庇护。里根总统说，如果允许这些人移民，美国公众会以比达成任何双边协议更大的热情来对苏联表示欢迎。“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但这是美国。”（在美国舆论焦点集中在私人新闻上的这种特殊情况下，里根总统从他自己方面来讲是正确的。）里根还表示，将犹太移民同贸易挂钩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错误的，但这个修正案已获美国会批准，他不能取缔，如果国会取缔了，他不会从中作梗。 里根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等待我发表看法。我说，既然总统和美国政府准备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有赖于我们作出对等的反应。但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准确地了解美方怎样去做。 总统提出有关安全和美国仁慈的基本观点作为回答，这曾在其致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亲笔信中提及。他问我，苏联是否的确相信美国对苏联构成威胁——美国是否会进攻苏联，并发动一场核战争？他继续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那时美国垄断了核武器，它的军事工业在备战，一切都为美国统治世界准备就绪。那时，除了美国谁能制止苏联？但是，美国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勃列日涅夫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提醒里根说，苏联军队在二战刚结束美国人回国之后就曾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但苏联履行了其对战时盟友所承担的义务，未考虑向西欧扩张。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我要求里根从我们的角度看一看：苏联周围有无数的美军基地，它们有新型核导弹，而且美国政府正在寻求进行军备竞赛。“至于我们是否认为美国对苏联构成军事威胁的问题，”我说，“请允许我坦率地讲，我们认为美国在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政治紧张局势时正在推行重新武装的庞大计划才是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的真正的威胁。美国人民需要战争吗？回答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他们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不需要战争。至于我们，苏联每一个家庭都知道战争是什么，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相信美国总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里根说，他当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坦率地说，美国人民把苏联的主要政治主张看成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这种主张是以马列主义关于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学说为基础的。因此，苏联为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进行辩护，特别是触犯美国利益时更是这样。简言之，苏联认为未来只能属于它，而美国穷途末路，即使美国的社会制度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美国的生活水平是世界最高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未来，并将为之而奋斗，”总统说。 我对里根说，他的话听起来是真诚的，但不现实。我们不会用武力把我们的观点和信仰强加给别人。让历史成为我们在和平共处条件下竞争的最高仲裁者。“我们不会宣布发动一场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讨伐运动，”我说，“我们准备接受历史的判决，而不会发动战争或者采取可能导致一场特别是在美苏之间进行的灾难性战争的鲁莽行径。避免战争是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工作，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里根表示，这个问题需要经过多次讨论，并开玩笑地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报纸上看到了所谓列宁征服世界的十戒学说，并在讲话时加以引用，他因此遭到了批评。这种学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同列宁毫无关系，而是里根惯于借用可疑的引语来支持他的政治评估，蛊惑公众、新闻界和他的白宫官员，更别说克里姆林宫了。 我告诉总统，我要抓住这一突如其来的同他会谈的机会，来谈谈对未来的一种可同国务卿继续会谈的实际解决办法。里根表示愿意倾听，我便详细地谈了核裁军问题，包括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欧洲核武器争端。里根重申了美国在欧洲导弹问题上的立场，很清楚，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让代表团继续工作吧，”他简洁地说，“最后，我愿再说一次，同安德罗波夫一样，我赞成我们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愿清除两国关系中的战争威胁。我希望出现一个积极的转折。请将这些话转达给总书记和苏联全体领导人。” 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对里根来说是相当长的。众所周知，他的注意力是短暂的，但这一次并非这样。舒尔茨和我返回国务院，继续详细地审议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次会见不但是我同里根的第一次私人会见，而且也是他作为总统第一次同苏联高级代表进行有实质内容的会谈，并且——就我所知——也是他反共和反苏长期生涯中的第一次。举行这次会见的决定是英明的，尽管这是里根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三年才做出了这个决定。这表明他终于想要亲自密切审查苏美关系事务的愿望。 舒尔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除了里根夫人南希、迪弗和舒尔茨本人，总统的全体幕僚都反对这次会见，但是里根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进行。对他来说，同“邪恶帝国”的代表进行面对面外交的第一次尝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里根第一次试图做一个同苏联谈判的人。会见这一事被白宫列为绝对保密。舒尔茨告诉我，这次会见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总统自己开始同苏联大使对话，国务卿就能有足够的信心处理苏美事务，可以不用顾忌来自白宫内部和其他方面的反对意见。因此，这次会见成为舒尔茨一直在寻求的重要突破口。 我向莫斯科发回了这次会见的报告，建议我们继续耐心地工作，来约束里根极端主义的观点。我指出，渐进地迈出同里根建立私人关系的小步子，在最初阶段较之任何重大计划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我认为里根尚未对重大计划作好心理准备。我建议，作为第一步，我们应该了结圣灵降临会人员问题，不管怎样，这是早应该解决的问题。 一个月之后，舒尔茨告诉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告说，苏联政府朝着允许圣灵降临会人员移民的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尽管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这件事。然而，更重要的是，当舒尔茨转达这一消息时，里根表示很满意。这件事虽小，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令人感兴趣的。对里根总统来说，他的请求是他本人对苏联政府是否有诚意的试探：莫斯科的共产党人会对他的请求（哪怕是小问题）作出反应吗？对苏联领导层来说，里根的请求看起来显得很奇怪，甚至可疑。执政近三年之后第一次会见苏联大使时，里根总统实际上只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圣灵降临会人员，似乎这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问题。这一请求令他们相当失望，并未得到莫斯科的热情欢迎。但是，这是个态度和心理的问题。 以后的几个月里，包括布什和舒尔茨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多次提到，这个案子是对总统认为不可能同俄国人打交道信念的第一次象征性的突破。 在华盛顿长期居住期间，我越来越把心理因素看成是两国领导人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不幸的是，领导人自己并不像对地缘和意识形态冲突那样对心理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经常是极其武断的。 从舒尔茨在白宫会谈及以后长期接触中的表现来看，里根很明显是真正的老板，国务卿则执行他的指示。舒尔茨几乎没有干预我们的谈话，而且很显然完全赞同里根所讲的话。我甚至得出一个也许是错误的印象：国务卿有些怕总统。从舒尔茨的回忆录来看，很清楚，他在任职初期不能经常私下会见总统，而只能通过里根的助手同他保持接触。在白宫会见时，我仔细观察了里根和舒尔茨，感到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关系相比，他们之间并无密切的私人关系。 关于秘密渠道，我认为当时里根并无怎样使用它或甚至怎样让它发挥作用的想法。他从尼克松那儿得悉，这个渠道在确保两国领导之间进行私人对话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在白宫会谈时，舒尔茨随声附和了里根总统的话，但是他对秘密渠道也表现出无多大兴趣，并未做什么事以让它启动。看来，这有好几个原因。舒尔茨也许怕这一渠道可能受总统助手的操纵。然而，他也不愿意单独掌管这个渠道，因为只有在一方利用渠道进行私人对话来揣摸对方在具体问题上是否有达成妥协办法的意图时，这个渠道才能真正发生效用，而且舒尔茨尚未准备做这种探讨。不同于基辛格，舒尔茨是受到一定的约束的，在刚上任时尤其如此，他几乎每次同我会谈前都要事先请示总统。此外，舒尔茨尚未掌握裁军会谈的具体内容，这是在过去使秘密渠道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主要问题之一。 不管舒尔茨何时想同我讨论武器谈判的进展情况，他总是带着一些熟悉情况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甚至在他已经掌握了问题的实质时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任何秘密对话都是不可能的。我同他的私人会谈远比同万斯、基辛格、或者腊斯克少得多，尽管我敢说我同舒尔茨个人关系是相当友好的。总的来讲，舒尔茨是里根政府的真正代表，他不断地、固执地为美国立场进行辩护。 回首往事，并参阅舒尔茨的回忆录，我认为舒尔茨很清楚有比较大的持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耐心地推动里根及其幕僚接受他有关达成妥协的思想。他谨慎地寻求制定一项对苏联的长期政策。在里根固有的相互矛盾心理及其对苏联漂乎不定的情绪和里根政府内在对苏政策上无休止争吵的情况下，这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工作。他们很难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政策。里根总统时不时地批准一些局部行动的做法却很盛行。只是在两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掌握了莫斯科大权，而且里根在舒尔茨的支持下准备向苏美关系注入新的活力的时候，这项政策才具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苏联担心美国发动核进攻吗？ 里根讲话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他因有人提出美国是否对苏联构成军事威胁的问题而感到其清白受到了沾污。难道每个人都认为美国会对苏联发动一场核进攻吗？他在白宫会见我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因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 我可以作证，与美国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确实曾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最后一个守旧派领导人）认真考虑过。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同事们都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确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军事威胁。因此，我们的军事计划是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防御战略为基准而制定的，这种战略是建立在遭到严重破坏而进行反击的可能性之上的。然而，或许除了安德罗波夫，他们认为可以预料这场进攻会随时发生，就像希特勒进攻苏联，或者日本人1941年进攻珍珠港一样。这种恐惧在我们这边不大，因为我们了解美国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防止对我们实施无缘无故的第一次打击的最佳保证。我们清楚，两个超级大国没有导致军事冲突的对抗历史，可能除了1962年古巴危机以外。这场危机本身帮助确定了实际防止公开战争的界限。总之，我个人从不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会制定对苏联发动核进攻的计划。这一信念随着我多年来在华盛顿的居住而植入我心中。 莫斯科对军事对抗恐惧心理的增加，不是因为害怕已占据美国历史意识的偷袭，而是因为在古巴所发生的事情——紧张的政治冲突，这在未来不可预见的某个时候可能发展并不可预测地升级。考虑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无休止的政治、军事争夺和紧张局势，还有像里根这样的冒险总统，莫斯科不得不对美国的好战和简单的人为失误造成的致命结果表示担忧。安德罗波夫有一次在私下谈话时对我说：“里根是不可预测的。你应预见到他所能作的一切事。”大体上讲，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是认真对待里根的——或许远比他对其古怪行为更认真，因此，他们越来越警惕地注视着里根的言行。我们的情报部门也比在其他美国总统任内更加警惕地去捕捉美国发动军事行动的预兆。 当安德罗波夫还是克格勃主席时，他确实认为里根政府正积极备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持同他一样的看法。他们说服政治局批准在苏联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军事谍报战计划，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赖恩作战计划”，它取自俄语“核导弹进攻”词组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1983年，所有克格勃驻外人员都接到了紧急和详尽的指示去收集美国进行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证据。仅在第二年，当里根的政策开始转变时，莫斯科才对邪恶帝国、星球大战等做出不带偏见的解释说明。外交部完全被排斥于这个作战计划之外，我还是从一位克格勃驻华盛顿人员那里得悉这一计划的。我们两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仍然提供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因为莫斯科的疑心可能是基于我们所不知晓的一些重要情报。 苏联政治领导人和最高军事司令部感到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认真对付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肯定，如果苏美之间发生一场严重军事冲突的话，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使用核武器。尽管作了许多爱国主义宣传，但是他们相信一场核战争是不能够真正取得胜利的，他们深切地希望华盛顿最高军事领导人持有同他们一样的看法。然而，他们毫不认为他们潜在的对手真是这样看问题的，相反，使他们感到恐慌的是美国连续不断地谋求战略优势。因此，我们决心不改变我们已取得的核均势。 美国公众对核威胁的反应要比苏联人民强烈。美国人经常被沉迷于核战争恐怖的传播媒介和好莱坞所提醒，因而记住了这种威胁的存在。然而，苏联人民却经历过更深痛和长期的危险感，在二战中亲身遭受了悲惨的损失。如果在当时能对苏联人民进行民意测验，问他们谁最有可能第一个按动核电钮是勃列日涅夫，还是里根，那么回答很可能是一致的——是里根，如果问美国人同样的问题，大部分人会说是勃列日涅夫——但是相当一部分人会对他们自己的总统感到担忧。这就是我的印象，虽然我从未搞过任何民意测验，但是我同许多美国人谈过这个问题。 关于这种担忧，苏联军队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80年代期间曾讲过一个具有实际战略意义的重要事例。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和博学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他后来访问美国时给五角大楼的对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回莫斯科时，他建议我们一起审议同美国的关系。我对这个主意表示欢迎，因为我对军队总是有一种好奇心。谈话是在他那挂满地图、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我请元帅简要概括了我们针对美国的军事部署。他手执教鞭，沿着地图上的苏联边境画了一个圈，特别是在西方接近苏联的北约国家。他边指边说，在这一段，我们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另一段，我们需要三四个师作为增援部队，还要建立一些要塞。在一些地点，我们的部队必须要坦克、飞机、机械化步兵等部队来增援。“你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做到这一切，”他说，“我们缺乏资金。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要求政治局增加资金。总参谋部认为我们应全线做好准备。” 我直率地问他：“您确实相信美国和北约组织会在某一天向我们发动进攻吗？” “相信还是不相信，不是我的使命，”他强调说，“我不能依靠你们外交官和你们的一切会谈，或者是您愿称谓的任何东西。今天，您似乎在某点上同意华盛顿的看法，但是明天世界上或苏美关系中爆发新的敌对将使时钟拨回冷战时代，或者甚至造成一场军事冲突。只要记住1973年的阿以冲突就足够了，当时美国针对我们使其武装部队处于最高战备状态。顺便说一句，在尼克松政府时的缓和时期也发生过这种敌对行动。现在，难道里根总统就能使我们产生更大的信心吗？这就是我作为总参谋长的名言为什么是‘全方位的国家军事安全’的原因。我们从不得不同美国、它的西欧盟友或许还有日本打仗的、可以想象到的最坏情景来考虑问题。我们必须准备好打使用各种武器的各种战争。苏联军事思想可以归纳如下：1941年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重演。” 在维也纳裁减常规武器谈判上长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在中欧大量集结苏联机械化部队，听阿赫罗梅耶夫回答我提出的这一问题也是令人感兴趣的。他简要讲述了历史背景。在杜鲁门总统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莫斯科接到的情报说，杜鲁门考虑一旦同苏联发生严重冲突，就使用核武器，当时美国显然拥有核优势。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制定了反击计划，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在欧洲中部（我们的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我们组建了一支有许多装甲师组成的强大部队，这支部队能够以闪电战的打击摧毁美国的欧洲盟友，并一路占领它们的领土直至英吉利海峡和西欧大西洋沿岸。斯大林相信装甲威胁能与美国的核威胁相抗衡，这就是装甲部队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尽管西方认为这是随时准备用来征服西欧的潜在侵略先锋。苏联甚至在已达到了同美国均等的核力量之后依然继续以这种方式进行军队部署，部分是因为纯粹的惯性，但也是为了维护东欧的稳定，因为那里的民主运动开始发展。 阿赫罗梅耶夫极其秘密地表示，他相信裁减我们驻中欧军队和武器是可行的。一年之后，他向戈尔巴乔夫递交了他的建议，强调我们应坚持美国方面做出相应的让步来作为交换。当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积极寻求同西方修复关系时，阿赫罗梅耶夫经常参加部际辩论，他反对在裁军谈判上向美国做出过于性急的让步。他强调在这方面应有步骤地进行，这使他处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境地。他支持1991年的政变，并在政变失败时自杀了。他的惨死是他忠实地坚持这一信念的结果，即他认为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所推行的政策使我们的军队力量耗尽，威严扫地。 我毫不怀疑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五角大楼的美国对手们也考虑到“可以想象的最坏情景”。几乎不能想象，如果这一情景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尽管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托马斯·沃森向我吐露，他曾调查过美国军人的思想，发现他们也同样地悲观。 当沃森领导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时，卡特总统曾邀请他参加研究美国准备进行核战争的美国工业家委员会。他们研究了美国海、陆、空核导弹的各个方面和五角大楼的指挥机构。在同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沃森请将军们告诉他的委员会，美国如何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核战争。面对着四周墙壁上挂着的巨大地图和带指示灯的图表，将军们向他显示了在战争发生的头几个小时里所要摧毁苏联国土上的一千多个目标。苏联的伤亡达一亿多人。 “那么我们的伤亡有多少？”沃森问。 他们回答说，美国伤亡大约8000万人，而且同苏联一样有许多重要工业将被摧毁。 “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毁灭后，你们将怎么办？”沃森继续问到。 他告诉我，将军们相互看了看，几乎无言可答。 几天后，沃森向卡特总统递交了他的报告，主要结论是，核战争问题不应交给将军们去处理。他解释说，他们可以发动这场战争，但他们认为有关人类（或者幸免于核战争的东西）在战后的情形如何不是该他们关心的事。 邪恶帝国和星球大战、选举和最高级会谈 对我们来说，似乎最难以琢磨的是，里根在公开激烈地谴责苏联的同时，又秘密地发出——口头的或通过他的私信——完全不同的信号，以寻求关系正常化。我们在白宫首次会谈时，里根似乎在努力建立同苏联领导层的工作关系，可会谈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3月8日，他公开把苏联描绘成“邪恶帝国”，这是个既令人难忘又臭名昭著的词组。这个词组直接引自电影制作大师乔治·卢卡斯[1]制作的好莱坞系列影片《星球大战》，卢卡斯的电影片名很快进入国际政治，但是带有讽刺意味。里根使用这个词组的场合是其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全国福音派基督教协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个协会包括了许多支持保守派的死硬分子。讲话的初衷并不是将这次讲话当做外交政策上划时代的事件。据舒尔茨讲，白宫以外无人，包括他自己，有机会事先审议这篇讲话稿，但这个词组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 整个事情表明里根无疑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人，他的言行不一极大地激怒了莫斯科，而且因里根自己好像从来看不到这一点而更加如此。在他的头脑里，这种不一致可以完全和谐地共存，但是莫斯科当时认为，这种行为是蓄意欺骗和敌视的表现。苏联领导层有时脸皮极薄，忘记了他们也是这样时不时地进行反美宣传的。里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接下来再谈谈星球大战本身，里根总统提出时它被正式称之为“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出台时正巧是我3月23日拜会舒尔茨的时候，我向他递交了安德罗波夫关于敦促里根加快中欧裁减常规武器日内瓦谈判的信件。当会见快结束时，舒尔茨出乎意料地给我了一份里根即将在电视上发表的讲话文本。他说他要赶紧去见总统时，我还在阅读讲话文本。里根在讲话中表示以发展一项长期的研究计划给予世界以“反对核武器威胁的希望”，这个计划最终能研制出激光制导和其他尖端的防御性武器，在高空之外摧毁导弹而使之不能发挥效用。 我立即问舒尔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府准备中止美苏两国已达成的限制反弹道导弹设施的协议。他再次“正式”地向我保证，美国政府将履行该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这项研究发展计划将在反弹道导弹协议框架下进行。我回答说，虽然我还有待于读完讲话文本，但依我看，美国在一个新的领域内，即外层空间又发动了一轮武器竞赛。里根在全国电视上以他那特有的激烈言辞讲话宣布了这项研究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批评家们起了这个名字，认为这全是科幻小说——被著名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2]领导的美国军事科学家和逐渐兜售里根这一思想的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们勾划出其轮廓。独特的是，仅几天前，国务院和舒尔茨才被通知有关这篇讲话及其主题的情况。事先无人同他们磋商，他们只是争取到将有关反弹道导弹协议的词句加进了准备好的讲话文本中，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撰稿人干脆就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写到，这一新的计划是里根幻想的产物，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简直不能够接受这一个事实，即美国——动用了购置所有军事装备所花的一切资金——竟然没有防御苏联导弹的系统。他很容易地相信美国的独创性能克服巨大的技术障碍。因此，里根错误地认为，美国能保护自己免受核攻击。导弹防御系统成为里根在白宫时期困扰他的几个新问题之一。 里根的讲话引发了美国和全世界的争论。大多数美国人表示欢迎，但科学家和一些国会议员持怀疑态度。欧洲人担心，如果美国最终藏匿在“战略防御计划”的盾牌之后，美国会牺牲欧洲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确切地说是担心使美国新式潘兴导弹免遭打击的“核爆炸余波”。从军事竞赛和稳定方面来讲，自约30年前开始的军备控制谈判以来，战略防御计划形成了对军备控制正统观念的最为澈烈的挑战。该计划成为美苏争论的主要原因，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而深受影响。 莫斯科把里根的决定看成主要是一项旨在破坏战略形势稳定并在美国本土建立一个大型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行动，以不给苏联一旦爆发核战争而进行反击的机会。安德罗波夫立即宣称，这一新概念将使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并警告美国正踏上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当然，莫斯科不可能立即估价“战略防御计划”可能产生的一切军事和政治影响，但是担心美国已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无庸多言，我们自己的军事设计师们随即要求迎头赶上，并得到了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大力支持。由我国科学院院士叶夫根尼·弗利赫夫[3]领导的物理学家同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在那个易动感情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的领导人深信，美国的巨大技术潜力再次占了上风，并把里根的讲话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3月26日，里根总统的密友迈克尔·迪弗在一次外交晚宴上找我交谈时，我开始看到美国政界对里根这一新计划的一些看法。我知道他是在同苏联关系上采取务实立场的里根总统密友之一。迪弗一开始就向我这个苏联大使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根据我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经验，我是怎样评估里根明年再次当选总统的可能性的呢？ 我回答说，我认为这有赖于三个因素：第一，美国经济形势；第二，民主党被提名人；第三，苏美关系状况。我又说，里根总统推行的对抗路线几乎无助于他。而且新的“战略防御计划”又是如何造成新的争论的。 迪弗表示在一般的招待会上讨论所有这些细节是困难的，但是对他显然是在我同里根会见之后采取这种方式谈话，我感到很奇怪。我对迪弗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观点很感兴趣。他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一场竞选运动，因为它给予美国投票者以核威胁会被制止的希望，并挫败民主党关于里根是战争贩子的攻击。 几天之后，我同副总统布什进行了一次更为生动的、有关选举的谈话。他向我吐露，里根决定竞选连任总统，估计他可能于6月或7月宣布这个决定。他带着一丝痛苦的声音承认说，他将不得不调整他本人的计划，但是如果里根因任何原因而改变他的决定的话，他将最有可能成为共和党被提名人。麻烦的是，布什遭到了右翼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他太自由主义，但是他依然认为，如果里根决定不再参选，他作为副总统将处于赢得提名的最佳地位。 我说，里根那时可能会支持他。布什回答说，不一定。“我不期待里根给予我有力的支持。我所期待的最佳情况是他那仁慈的中立立场。他可能对其保守派朋友说我一些好话，但仅此而已。这也不碍大事，一切有赖于在选举当天美国国内总的气氛。” 布什继续说，虽然里根总统完全了解经济对他再次当选的重要性，但是很显然他并未看到同苏联改善关系的重大意义，因为美国投票人被里根总统讲话吓住了，并且他继续追求重新武装美国的主要目标。尽管里根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他在好几个场合中告诉布什，他愿意同安德罗波夫达成妥协，并至少缔结一项正在日内瓦谈判的核武器协定，这可能就是最高级会谈的主要内容。 但是，布什说，里根却有另一个固执的想法，即苏联领导人不会向他作出任何让步，哪怕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让步。“对苏联政府来说，这可能有些希奇古怪，但是里根非常重视圣灵降临会的案子。这个案子虽已取得一些进展，但尚未完全解决。对里根来说，此案已成为一种测试苏联领导层对他个人的要求持何种态度的试金石。我建议，你应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案子虽并不那么重要，可它或许有助于改变里根对苏联的固执看法。” 副总统感到，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里根改变他的看法和他带到白宫来的几乎无法想象的观点和偏见。当布什在里根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同里根更加接近时，他惊奇地看到里根在很大程度上受好莱坞的陈词滥调和他那些富有而保守的、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加州朋友们的思想所支配。不幸的是，许多根深蒂固的旧框框依然扎根于总统的头脑里，并因受其白宫幕僚中保守分子的影响而强化。 “噢，他很顽固，确实非常顽固，”布什重复地说里根，“但我认为，如果苏美关系成为总统竞选的焦点，他不会一点儿也不改变。” 4月，英迪拉·甘地公开建议各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国会晤，来讨论军备竞赛问题。安德罗波夫在写给她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拒绝，因为他虽主张苏美最高级会谈，但里根政府显然尚未就真正的会谈做好准备，况且，他担心里根可能把最高级会谈变成谋取他个人政治目的的“小会谈”，这只能使苏联受到民主党关于苏联支持里根总统的批评。甘地总理接到这封信后表示谅解。 然而，里根在未征询我们意见的情况下公开表示准备会见安德罗波夫，企图以此诱使他出席联合国大会。莫斯科对此保持沉默。经过一段长期沉默后，里根出乎意料地决定给安德罗波夫发一封私人信件。我发现很难说这一姿态是受选举考虑的驱使，还是真心愿改善关系，但是他亲笔写了这封信，放入密封的信封里，于7月21日作为绝密件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发出。 里根的信力求使安德罗波夫确信美国就许多问题提出的各种建议是有道理的。这封信典型地反映了里根的作风，它表面上看很友善，且无他通常公开使用的谴责言词，但是除了一般性地表示准备经常地秘密交换意见外，这次还是没有什么新建议或者可能做出的让步。 我后来得悉，里根信件的原稿曾提议举行导致全面销毁核武器的会谈，这个提议被他的那些可憎的顾问们给删掉了。信里表现出里根自相矛盾的特点：在考虑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同时，又开始从事一项庞大的新军事计划。里根信件定稿的最后文本以下面的结论结尾： 我们双方对维护世界的稳定共同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相信我们能完成这一使命，但是为了完成使命，就需要我们进行比以前更为积极的交往。关于东欧和南亚局势，特别是本半球以及诸如军备控制、我们两国间贸易和扩大东西方接触的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有许多值得商谈之处。从历史上看，当我们的前任私下并友好地相互通话时，事情就取得进展。如果您希望进行这种通话，您会发现我将随时恭候。我期待着您的答复。 这封信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对写信的动机争论不休，但是安德罗波夫决定以同样的语气做出答复。他的复信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于8月1日发出并交给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拉克。该信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限制欧洲核武器从而避免地区性核武器竞赛的具体建议。该信结束时说： 我力求不在此信里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只选择了我认为我们可以讨论的焦点问题。我对在这些和其他问题上同您进行具体而坦率的交换意见表示欢迎。如果我们的交往需要的话，我同意秘密地进行。我谨提议，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和您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人之间进行这种接触。 接下来是手写的词句：“总统先生，我真诚地希望您能极为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的意见，并以建设性的精神做出反应。” 安德罗波夫想恢复秘密渠道的意图是产生于我定期回国度暑假时我们在莫斯科进行的谈话。他问我对重开秘密接触渠道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里根政府似乎不在意，因为他无意同我们达成任何协议。总之，美国方面究竟有谁能承担起秘密渠道的工作呢？几乎所有白宫助手们对我们可能取得的事情知之甚少，克拉克也提不出什么建议。虽然我说舒尔茨“不是没有希望的”，但他“不能坚持他的观点”，尽管他不反对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可同舒尔茨密切合作，尽管他完全不同于他的前任——基辛格和万斯。 安德罗波夫发现里根是个谜。“他是在玩弄阴谋，当个伪君子，还是真正认识到，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但在核时代不可能实现对抗？”由于里根总统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不敢冒险作明确的答复。然而，安德罗波夫总结这次谈话说：“我们应继续保持同里根的合作。我们应保持警惕，因为他是不可预测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他准备改善我们之间关系的任何迹象。我们应该使秘密渠道畅通，但我们不应该做得太过分。” 矛盾的外交手法 对我来说，探测里根政府的真正石蕊试纸，将在欧洲导弹和军备控制的争议中找到。这些问题涉及了熟悉而有效的领域，甚至2月里根在其白宫二楼起居室里私下做了一切友好表示之后，依然可以透过这个领域探测里根的真正意图。 欧洲导弹的争议不仅起源于华盛顿或莫斯科，而且还起源于欧洲。美国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不仅作为主要的军事武器，而且还作为政治武器，先是被卡特，后是被里根供应给美国的盟友，作为美国愿保卫他们的真诚表示。在里根政府推行对抗政策时期，欧洲在其本土上是否愿意接受这些导弹，成为其是否像里根领导下的美国一样有骨气坚定地与苏联对抗的政治试金石。然而，里根自己的行为引发了横跨欧洲的广泛和平浪潮，这使他赢得人民支持的工作更加难做，相应地我们反对他的努力更容易一些。 里根政府关于零点选择方案的谈判立场是很吸引人，但在遭到我们拒绝后，里根于1983年3月底在洛杉矶的讲话中提出了被称之为中间选择方案的东西。为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来驳斥对他的批评，里根提出一项新计划，规定苏美双方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装有相同数量的核弹头，但未提具体数字。在向欧洲北约国家驻华盛顿的大使们解释时，里根表示，莫斯科不可能在北约国家于12月份部署导弹的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同意任何事，这样北约国家或许可以先走一步，直到1984年固执而现实的俄国人为了阻止部署美国所有导弹而接受里根的中间方案——而这有可能导致最高级会谈。（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然而，对我们来说，里根的中间方案归结起来只能是同一件事：我们将拆除我们的一些导弹，而美国却有权部署自己的导弹——美国空军基地和英法核武器都不计算在内。我告诉舒尔茨，这其实意味着要美国扩军，而要苏联裁军。 这件事说明了在那段时期苏美双方提出的裁减核武器建议的特点。这些建议以大张其鼓的宣传、自吹自擂并由领导人亲自向盟友、新闻界进行解释等方式公布于众，而不是通过秘密渠道进行讨论，或者两国代表团在工作会议期间周到细致地予以审查。苏美军备控制的争议变成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个人之间的一场公开的战斗——这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主要思想即要求相互而秘密地探讨只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才能公布的协议的思想恰恰相反。 我必须承认，克里姆林宫发现它正在处理非常令人烦恼的新事物，这就是里根总统直接提出的、明显一边倒的一整套目标：军备控制必须导致对苏联核武器库自上而下地全面检查，以改变美国通过其防御计划不能实现的核均势。苏联认为，军备控制是限制军备竞赛并达成均势的一种手段，这是把连续性同秘密外交相结合的过程。因此，我们相信里根对军备控制的态度不严肃，在西方，甚至在美国有许多人持有相同的看法。当然，里根政府渴望消除这种看法，而且舒尔茨在同我们接触时变得特别积极。 4月17日，莪去国务院参加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除了舒尔茨自己以外，他所有的高级助手们都出席了，他们是劳伦斯·伊格尔伯格、肯尼思·丹姆[4]、理查德·伯特[5]和——真令人感到惊讶——温伯格，他刚从五角大楼过来。陪同我的是苏联使馆参赞奥列格·索科洛夫。显然，我们的人没有他们多。 温伯格第一个发言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和实际的建议：使热线现代化，把两国国防部连接起来，这样可以跟踪对方的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情况；交换恐怖分子活动的情报，特别是抢夺核材料的情报；在美苏驻对方首都的大使馆之间建立更加有效的通话渠道。温伯格谈话简洁明了，但是在提出建议后，他实际上未参加我们的谈话，好像他对谈话不是非常感兴趣。 然后，舒尔茨提议，日内瓦军备谈判人员现在华盛顿休会，我应同他们见面。由于葛罗米柯已经拒绝了美国最新建议，我立即问：“他们到底要同我讨论什么问题？是讨论原来的建议，还是准备讨论新的想法？”舒尔茨未作具体回答，只是提出完善1976年和1979年协议条款的可能性——这两个协议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签署。他建议就南非、阿富汗和中东问题进行磋商，但未作具体说明。 然后，他转向里根喜欢谈的话题——圣灵降临会人员。莫斯科已经批准一人离境前往美国。舒尔茨暗示，随着更多的人获准得到出境签证，美国政府将会把1976年渔业协定延长一年，并缔结一项长期粮食协定（因此而取消了1981年波兰实施军管后里根自己宣布的禁运）。 在莫斯科，对这次不寻常的会议有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他们对有两位高级部长参加的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注意到讨论本身集中在一些小问题上，并谨慎地避开有关军备限制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实质内容。政治局决定按程序办事，希望出现转机。政治局还同意开始就温伯格提出的两个建议进行磋商，即使热线设备升级和交换反恐怖分子的情报。其他两项建议受到我们秘密警察保守主义的阻挠，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美国设备具有更高的质量。 但是，当舒尔茨4月14日邀请我参加一个有关裁减战略武器的长会时，事情未取得任何进展，因为舒尔茨未表示出做任何让步的迹象。继尔又召开了同样毫无成果的欧洲导弹会议，同时美国公共关系机器——美国政府用一个虚拟的矛盾修饰词“公开外交”来称谓它——开始运作。有关国务卿和苏联大使私下会晤的报道被披露给华盛顿新闻界和外交使团，给人们留下了双方都真心愿意解决僵局的印象。然而，秘密渠道实际上被阻塞了，而且我也是直率地向沮丧的舒尔茨的副手肯尼思·丹姆这样讲的。我解释说，他的老板把这个渠道当作一个必要的途径，通过这个途径提出与日内瓦谈判多次讨论相同的问题，而不是如同我们在过去几届美国政府做的那样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舒尔茨肯定在形式上得到了这一信息（如果不是在内容上的话），因为两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同他私下会见。事情发生在5月19日，这是我们第一次无旁人参加的会见。他表示需要私下谈谈，以使苏联方面确信里根已充分认识到苏美关系的巨大意义，但他想知道莫斯科是否真的这样认为。我说，美国、苏联和全世界人民都深信，20年来里根是最反苏的美国总统，而且他的观点近似疯狂。舒尔茨争辩说，苏美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危险。我以嘲讽的语调表示了肯定，并说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坏，也更危险，但是我想知道他能否例举出在里根政府的头两年发生了哪些有利关系好转的变化。经过慎重考虑后，他只讲了两件事：我们对圣灵降临会人员所做的决定和达成了恢复向苏联出口粮食谈判的协议。其他事情他就记不得了。这几乎不是震撼世界的事件。虽然他做了最大努力，但是显然并无实质性变化。 6月18日，我们又参加了一次礼仪性的会议。经里根总统批准，会议被设计成分三阶段进行：首先，舒尔茨和我就欧洲导弹问题举行私下会谈；接着，舒尔茨的主要助手丹姆、伊格尔伯格、伯特和我的两个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与索科洛夫参加我们就人权、武器控制和双边协定举行的会谈；最后，回到就中东和中美洲问题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而他的三个助手向我的两个参赞进一步提供有关我们双边关系的情况。日内瓦军备谈判两个主要人员也参加第二阶段会谈，这样，参加会谈的人相当多。 很明显，这种流行的外交方式意在展示更加灵活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直到那时还要进行对抗的政府来说是一种发明。然而，最近的这次会议却像一场三幕外交戏，使我茫然不知所措。国务卿没有提出基本战略，或选择任何基本方向。他只是提出了（却未进行深入讨论）一系列建议和具有不同重要意义的问题以及达成一致意见的各种可能性。但是，我却深受这一切行动的鼓舞，或许这就是这些行动的目的之一。不幸的是，美苏关系很快进入了新的低潮，但同这次精心策划的外交小舞步毫不相干。 KAL007航班事件：痛苦的回忆 大约在8月31日午夜，苏联驻美使馆临时代办奥列格·索科洛夫接到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打来的紧急电话。伯特通告说，韩国航空公司007号航班在自纽约飞往汉城的航线上在萨哈林岛[6]地区某地失踪，机上载有包括一位美国众议员在内的269名旅客。他说，飞机可能偶然侵入了苏联领空，并做紧急着陆。当时美国监侦部队未能得到进一步消息。 这一事件如同电影一样迅速展开。这件事发生时，舒尔茨刚好是当时在华盛顿的唯一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而里根及其助手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场里休假。9月1日早晨6时30分，舒尔茨从家里被叫醒并告知韩国民航班机失踪，或许被苏联人打下来。舒尔茨立即忙起来。他同美国情报部门和日本官员通话。（日本北部有一个拦截苏联无线电信号的秘密设施，并由美日联合管理。） 上午10时45分，舒尔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激动地宣称对苏联攻击的反应是一种厌恶的感觉。他说，人员伤亡惨重，无人能为这种恐怖的屠杀行为进行辩护。舒尔茨尚不知苏联官方反应，也没有任何带定论的证据。虽然他通常较谨慎且迟钝，但这次他却很急切。他那大动肝火的记者招待会为美国官方的反应和新闻媒介的愤怒定了调。 9月2日，索科洛夫会见伊格尔伯格，递交了一份苏联政府照会，谴责韩国飞机“严重侵犯了苏联的国界”，并抗议有美国官员参加的、“在美国发动的诋毁苏联的运动”。我认为，苏联政府这种倒打一耙的行为铸成了严重的大错。它无足够的勇气公开而迅速地承认，即使飞机侵犯了我们的领空，但飞机毕竟在苏联领土上被击落，并对此深表遗憾。莫斯科试图给人以这种印象，即苏联不知道失踪的飞机——这完全不是事实。苏联政府一直等到10月6日才最后由塔斯社发表了一项声明，承认韩国民航班机被一架苏联战斗机错误地击落。但是，到那时，苏联长远利益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在西方始终存在的反苏运动的种子随即生根发芽并迅速生长。里根总统很快加入进来。他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宣称，苏联飞行员知道这是一架民航班机，但还是把它击落。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们的飞行员真的认为这是一架美国侦察机。苏联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说：“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虚假的声明……。”先是里根，后是安德罗波夫发现他们自己没有必要亲自卷入这场相互公开谴责的激烈斗争中。 简言之，这一事件发展成美苏关系中的一场重大危机。乍看起来，这种说法有些失之偏颇，因为飞机不是美国的，而且它无可争辩地飞入苏联领空，偏离了航线。但事实证明此事是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华盛顿同莫斯科之间关系中内在的愤怒趋势的催化剂。它还说明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困难和苏联文职领导人与我们的军事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将军们较之政治家们甚至更加孤陋寡闻。 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安德罗波夫紧急召我回莫斯科。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看上去有些憔悴和忧虑。他说我必须提前结束休假，并命令我：“立即返回华盛顿，并尽最大努力一点一点地淡化这一不必要的冲突。我们的军队因击落韩国民航班机而铸成大错，这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一困境。”他当着我的面给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打电话，并命令他做出向我介绍情况的安排。在同我谈话时，安德罗波夫咒骂“那些一点儿也不关心政治大问题的傻瓜将军们”使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想想我们为改善这一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他们把整个事情都搞糟了，”安德罗波夫说。在这点上，他真诚地相信，这一事件始于美国秘密警察企图探测我们在这一地区的雷达设施，并且他对里根的公开辩护感到气愤，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但是，他说，即便是这样，对我们的空军指挥部来说也不是击落飞机的借口，相反应把班机迫降在我们的机场上。安德罗波夫实际上准备公开承认错误，但是我的同事，葛罗米柯的副手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后来告诉我，乌斯季诺夫说服了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犹豫不决很可能至少是部分因为他身体有恙，但是当时苏联政府能承认错误也是罕见的事。这意味着承认政府和最高军事司令部是不负责任的。 当我来到国防部乌斯季诺夫的办公室时，我发现他正在严厉地斥骂从远东召来的高级将领们。除了别的事外，引起他生气的是我们的雷达防御系统中出现的疏漏。在鄂霍次克海以西的堪察加半岛和萨哈林岛正在建造追踪外国飞机的雷达综合系统。虽然乌斯季诺夫下令要紧急完成，但是工期还是被推迟了。这时，刚好韩国民航班机悄悄地飞越了尚未安装好的雷达，并在雷达的盲区飞行了近一个小时。因此，当飞机越过堪察加半岛飞向萨哈林岛附近的中立水域时，远东空军司令部紧张不安，命令拦截飞机，因为飞机已飞越了特别禁区。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他的报告中称，那天夜里能见度很差，他错把民航班机当作美国侦察机，因为它们的侧影很相像。我对我们自己的五角大楼的这次造访未能使我对我们的最高司令部产生好感。乌斯季诺夫显得很慌乱并非常气愤。 第二天，我返回了华盛顿。我认为双方处理这一事件及讲话的方式近似于有些疯狂。舒尔茨在情感上已滑到危险的境地；他甚至在尚未搞清美国情报部门是否卷入（很有可能卷入）的情况下提出指控。我简直永远弄不明白他极为愤慨的原因。 9月8日，伊格尔伯格正式通知我，作为对击落韩国民航班机的惩罚，美国采取了制裁措施：根据美国政府指示，将关闭苏联航空公司驻华盛顿和纽约的办事处。在随后进行的非正式谈话中，伊格尔伯格表示想知道到底是谁发出击落飞机的命令的，当时是否向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作过汇报。我答复说，根据苏联军队的有关规定，地方军区空军司令部可以在事先不向莫斯科请示，特别是在时间来不及的情况下，作出阻止外敌入侵苏联边境的决定。所以这次入侵事件事先未向克里姆林宫报告。 伊格尔伯格表示很奇怪，并“严格地以个人名义”问道——我们已相识多年并在两国关系好的时候进行过坦率的谈话——有关莫斯科苏联领导层总的情绪和对我们同里根政府关系前景的看法。我坦率地告诉他，莫斯科越来越相信俄罗斯的一句俗语，“同人熬粥都熬不到一块儿”。他表示，因为发生了韩国KAL007航班事件，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将会是这样的，但是他依然期待看未来会出现好转。 我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可以作证，苏联领导层深信韩国民航班机侵入苏联领空是美国策划的一次侦察行动。后来，韩国飞机上的黑匣子被苏联潜水员从海里打捞起来，但此事作为绝密未向外公布。直到1993年，俄罗斯政府把飞行记录器交给了国际民航组织，以供由俄罗斯、美国、日本和韩国政府发起的专家调查之用。在这场悲剧发生10年后，国际民航组织公布了其调查结果，但未得出结论：为什么具有现代导航设备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的韩国民航班机竟神秘地偏离了从安克雷奇到汉城的航线，并溜进苏联领空达数小时之久。没有证据表明，当苏联战斗机飞行员那天夜里在苏联领空上向KAL007号航班开火时，他是否真的知道他在攻击一架民航班机。 可是，正是认为苏联有预谋地攻击了一架民航班机的想法成为里根总统和国务卿进行公开谴责的根据。他们是根据什么原因急切地作出这一危险的谴责的呢？至于莫斯科，我们当时并且现在仍然相信华盛顿对这一事件的了解远比他们承认的要多。 这一悲惨事件在我们同美国和里根总统个人的关系上留下了永久而痛苦的记忆。我们的领导人深信，里根蓄意、无条理地利用这一事件来反对他们，而且美国特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了进去。安德罗波夫认为，里根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9月，葛罗米柯和舒尔茨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开至最后阶段时举行了首次会晤。气氛是爆炸性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舒尔茨提出了敌视苏联的指控。葛罗米柯对他的指控进行了驳斥。两人讲话后，马德里会议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峰。 第二天，舒尔茨与葛罗米柯举行了在KAL007航班事件发生前就已安排妥的会谈。会谈开始时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舒尔茨一开始就先谈了苏联的人权问题。葛罗米柯拒绝讨论，并像以往一样坚持说这是苏联内政。然而，舒尔茨再一次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他刚才说的话。为了使他的话更加可信，他又说是总统授权他在会议开始时发表上述这番讲话的。葛罗米柯再次拒绝讨论。这样，他们不得不到另一间房子，当着两国代表团的面又继续会谈。 舒尔茨在桌边一落座就开始大声谈论起韩国班机事件，他知道有许多人在听。他不理睬葛罗米柯要求按程序进行会谈的建议，而是大谈这一事件，再次提到里根总统的授权。双方相互进行严厉的谴责。有时，葛罗米柯甚至失去了他特有的冷静，把眼镜甩在桌子上，几乎摔碎。双方既无时间，也无心思讨论其他问题。 葛罗米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次相互谴责是他在其外交生涯中同14位国务卿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会后，葛罗米柯对我们这些最亲密的助手们说，他认为舒尔茨也许企图向他挑衅，以求得里根的欢心。我不能证实上述猜测，但是我可以作证，国务卿在外长级会议上感情用事已超出了正常的界限，也远远超出了他一向对自己要求的自控能力，尽管他可能确实是非常气愤。 这种情况仍在持续。9月18日，莫斯科宣称，当葛罗米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美国有关当局未向他提供安全保证。纽约和新泽西两州州长以葛罗米柯应该乘坐普通民航班机为借口，拒绝准许他的专机降落在两个州的机场上。政治局取消了葛罗米柯的访问。虽然葛罗米柯看上去有些生气，但我认为他从内心深处欢迎这一决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访问美国不是好兆头。 安德罗波夫：幻想破灭了 9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安德罗波夫的一项声明，他强烈批评里根关于欧洲核武器的政策并谴责美国政府在击落韩国民航班机后掀起反苏浪潮。声明的关键之处是，“如果有人对美国现政府的政策有可能向好的方面发展抱有任何幻想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幻想完全破灭了。”“完全”这个词还专门做了强调。苏联领导层达成一致结论，即同里根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安德罗波夫代表政治局发表了这一看法，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幻想破灭了。但是对整个政治局来讲，这项声明形成了一种态度，其势头持续了一段时间。 当然，安德罗波夫的声明引起了里根政府和其他人的注意。10月1日，基辛格告诉我，他应邀去白宫参加了磋商。他们对安德罗波夫关于幻想破灭的讲话给予特别的注重，显然他们已懂得了安德罗波夫的意思。基辛格向里根建议，除非他希望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否则他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忍耐，并将他谴责苏联的讲话降温。他在白宫时把苏联比作“一个沉重的飞轮，很难启动；然而它一旦启动就难以制止”。 伊格尔伯格后来私下告诉我，白宫和总统本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苏联领导层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核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方面同里根打交道。因此，两国关系的前景是暗淡的。我回答说，这看来是受嫁祸于我们的观念所驱使；安德罗波夫的声明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并限制军备竞赛——“但是里根总统却又是怎样做的呢？”伊格尔伯格说，前些时候，基辛格告诉里根，他深信秘密外交和秘密渠道在同苏联领导层打交道时非常有用，里根看来愿意尝试一下。但是这一想法在里根分别同舒尔茨和克拉克讨论时不知丢失在何地了。 里根对世界的独特看法继续影响着其政策。沙特大使班达尔·宾·苏丹[7]王子代表沙特国王会见了里根，当时沙特国王在黎巴嫩各武装派别之间进行斡旋以实现停火。这位大使惊奇地发现，里根仅凭苏美争夺这个三棱镜来看待那个地区发生的一切事情。里根相信，叙利亚总统哈菲斯·阿萨德[8]在黎巴嫩做的每件事都受莫斯科驱使，或者甚至是授意的——“几乎都是安德罗波夫自己做的，”班达尔王子说。甚至阿拉伯兄弟之间的争吵都被里根看成是莫斯科搞的阴谋，或者是苏联以牺牲美国的利益而获取好处的机会。其他大使对白宫的政策也持相同的看法。 10月28日，我应邀同舒尔茨共进午餐。他表示，单独同一个外国大使共进午餐还是头一回。（如果我说20年来我同他的前任像这样共进午餐已有数十次的话，那将是不策略的，而且是一种失态。）他想“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谈两国之间的关系。他说，双方正在从事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并将继续这样做，但是总统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求大同。 我请国务卿坦率地告诉我，是谁公开地并在官方场合中竭力恶化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甚至在美国都无人否认。我例举了里根总统刚刚在几天前的全国电视中发表的讲话，这篇讲话谴责苏联在黎巴嫩和格林纳达制造麻烦。是什么使他企图愚莽美国人民，使他们相信苏联在这两个国家发挥邪恶作用的神话？那里甚至没有苏联人存在。 最后，他对秘密渠道及其重要意义发表了一通哲学说教，但是怎样利用秘密渠道他未作具体说明。他询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说，我们之间的问题依然很简单：一切有赖于这一渠道的内容——即通过它来传送什么话，双方是否真正使用它来达成妥协。舒尔茨说，他将在11月9日至15日随同总统访问远东时同里根谈谈秘密渠道的事。 我纳闷他为什么要推迟至访问远东时，而不是立即就同里根总统讲清楚这个问题。国务卿出乎意料地说，他通常在陪同总统到国外访问时才更容易有机会同里根讨论政策问题，因为在国外访问时他们不受国内紧迫问题和白宫工作人员的干扰。我相当惊讶地听到舒尔茨坦白承认，他在华盛顿时同总统讨论重要政治问题的机会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他必须等待最适宜的时间，以得到总统对他建议的首肯，特别是关于苏美关系这种重要问题。 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到，舒尔茨虽担任国务卿已一年多了，但他依然未做好充分准备使自己成为讨论重要问题的权威人士。与其说他对问题细节的无知，不如说是里根总统显然尚未决定进行具体谈判。我又说，美国选举年日益临近，虽然尚未感到有对竞选的考虑，但无疑在一定的时候会有这种考虑，我们应观察美国政府的行为以寻找机会。或许美国政府会开始玩一场更加灵活的游戏。 在欧洲部署美国核导弹和谈判出现的僵局使莫斯科进退两难。如果我们继续就限制欧洲军备进行会谈，就会使世人抱有达成协议的幻想。然而，如果我们退出谈判，那就无法阻止华盛顿部署全部导弹。很清楚，苏联利用谈判和公众压力来阻止美国部署导弹的战略未能成功。不用说，克里姆林宫对里根的忿恨已达到极点。总之，苏联领导层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根本无法同里根达成协议。 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政治局决定退出欧洲导弹谈判，同时发动一场巨大的宣传运动来说服欧洲人，部署新的美国导弹只能使核威胁升级。在第一枚美国导弹于11月23日运抵欧洲后的第一天，苏联新闻媒介发表了安德罗波夫的声明，谴责华盛顿发动了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的讨伐运动。他说，为保持军事均势，苏联中程导弹将部署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中程战术导弹。他又说，如果北约组织撤走导弹，苏联亦将如此。莫斯科无人相信北约组织会改变主意，这只不过是说给大众听听而已。 我深信，我们犯的最严重错误是未能在北约组织决定部署美国导弹之前抓住机会相互达成妥协。在北约组织采取决定前的两年中，机会之窗是存在的。早在1979年夏天，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9]专程在莫斯科机场逗留并会见了柯西金，以表示作出妥协的可能性：苏联应向西方保证，新式SS-20导弹携带的核弹头数量不会超过苏联即将退役的老式SS-4和SS-5导弹携带弹头数量。 柯西金向政治局报告说，施密特的建议值得考虑，但是乌斯季诺夫极力反对。国防部长不想向西方暴露他计划部署的SS-20导弹数量，更别说削减弹头数量的可能性了。勃列日涅夫通常是反对柯西金提出的建议的，但这次他拿不定主意。他看着葛罗米柯。但是，外长保持沉默，他不想同乌斯季诺夫争吵，并且不敢肯定施密特的让步是否能起作用。我们错过了那次机会。在苏联未能对施密特建议作出回答后，北约组织于1979年12月作出了决定。 1983年12月8日，苏联方面在日内瓦又宣布了一项决定。苏联拒绝为下一轮军备谈判确定日期，莫斯科仍旧谨慎地不说军备谈判实际上被中止的话。苏联代表称，美国的建议旨在使美国战略核武器（把潜艇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计算在内）数量上的优势翻番，并以削减苏联重型导弹的数量来摧毁苏联战略部队的中坚力量，而根据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协议，苏联重型导弹数量是被冻结的。这种形势鼓励重新武装，而不是裁军，这正中里根的下怀，因为美国国会正就里根提出的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进行投票表决。 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么苏联政府第一次决定中止限制核武器会谈是我们同里根政府之间关系的最低点。总的来说，1983年——安德罗波夫之年——成为苏联外交政策困难的一年，对他本人亦是如此。 [1]小乔治·沃特森·卢卡斯（GeorgeWaltonLucasJr.，1944年5月14日——），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星球大战》。 [2]爱德华·特勒（EdwardTeller，1908年1月15日——2003年9月9日），匈牙利裔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绰号“氢弹之父”。 [3]叶夫根尼·巴甫洛维奇·弗利赫夫（Евге́нийПа́вловичВе́лихов，1935年2月2日——），苏联理论物理学家。1970年加入共青团。1970—197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8—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80—1983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物理、化学与表面力学”程序委员会主席。1980—1985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3—1988年任苏联科学家保卫和平与反核战争委员会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能源委员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1992年任库尔恰托夫研究所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1992—2015年任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2005—2014年任俄罗斯联邦公共商会秘书。2012—2014年任国际热核实验堆项目理事会主席。 [4]肯尼思·W.丹姆（KennethW.Dam，1932年8月10日——），1954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7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60年起在大学任教。1971—1973年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厅国家安全和国际事务项目副主任。1973年任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执行主任。1982—1985年任副国务卿。1985—1992年任IBM副总裁。1991—2001年任阿斯彭战略小组联合主席。1999—2000年任德美学术委员会主席。2001—200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 [5]理查德·R.伯特（RichardR.Burt，1947年2月3日——），美国商人、外交官。1977—1980年任《纽约时报》国家安全记者。1981—1983年任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主任。1983—1985年任欧洲和加拿大事务助理国务卿。1985—1989年任驻西德大使。1989—1991年任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美方代表。 [6]即库页岛。——译者 [7]班达尔·宾·苏丹·阿里·萨义德（BandarbinSultanAlSaud，1949年3月2日——），沙特阿拉伯外交官。出身于王室。1978年任沙特国王驻美国私人特使。1983—2005年任驻美国大使。2005—2015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2012—2014年任情报局局长。2015年退休。 [8]哈菲兹·阿萨德（Hafezal-Assad，1930年10月6日——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政治家。1946年加入阿拉伯复兴党。1950年入伍。1963年参加军事政变。1964—1966年任空军司令。1966年再次参加军事政变。1966—1972年任国防部长。1969年发动二月政变，取得复兴党的领导权。1970年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建立独裁统治。1970—1971年任总理。1971—2000年任总统兼复兴党总书记。2000年去世。 [9]赫尔穆特·海因里希·瓦尔德马尔·施密特（HelmutHeinrichWaldemarSchmidt，1918年12月23日——2015年11月1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37年入伍。1941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1945年被英军俘虏，后获释。二战结束后返回西德。1946年加入社民党。1947—1948年任德国社会主义学生会英国占领区主席。1953—1962年、1965—1987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58—1961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61—1965年任汉堡参议员。1965—1967年任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1967—1969年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1968—1984年任社民党副主席。1969—1972年任国防部长。1972—1974年任财政部长。1974—1982年任总理，1982年兼任外交部长。1987年退休。1993年创办德国国家基金会。1995—1999年任德意志波兰研究所主席。2015年去世。
第二十八章里根的讨伐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八章里根的讨伐运动 ↘不受外交影响 ↘在白宫 ↘黑格被斯芬克斯取代 ↘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 不受外交影响 不管莫斯科审议或实际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针，事实证明里根政府是不受其影响的。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与在其任期中期就已从竞选时的高谈阔论转向采取较为温和、务实立场的大多数美国总统相反，里根显示出对国内外传统势力的有效免疫力，这些势力通常能作出完美的政策调整。执政两年后，里根丝毫未改变在其进入政界前很久就具有的好斗意识形态立场，这曾主导其1980年的总统竞选。苏联依然是他的头号敌人。 1982年1月26日，黑格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第一次重要的外交邂逅中见面了。他们讨论了核武器限制、中东、南非、安哥拉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但是每个人都坚持各自的观点，而不愿作任何妥协。对波兰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每一方都要求另一方停止干涉。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这似乎不是美国人的目的。会议结束时，黑格宣布：“我认为这次会谈的目的不是改善苏美关系或整个东西方关系，相反，我方借这次会谈阐述了我们对一些紧迫问题的看法，首先是表达对波兰局势的关切。我认为，我们的会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用的。” 这次会谈所完成的是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更加疏远，而且当问题转到武器控制时更加严重。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黑格用波兰事件来说明他未能恢复裁军谈判是如何正确的。这又是一次僵局。 在波兰、知识分子和工会举行的要求民主改革的示威游行震撼了波兰政府的控制，直到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1]将军于12月13日颁布了军管法令时为止，而且找们支持他的行动。在辞职许多年以后，雅鲁泽尔斯基承认他采取行动是抢在苏联军队进行干涉前的先发制人，而事实上苏联领导人不愿派军队进行干涉，以免重蹈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招人辱骂的覆辙。这一策略的考虑要点是，多年来，苏联根据《华沙条约》在波兰的一些军事基地驻扎军队，但是苏联军队从不干涉波兰国内动乱，而且莫斯科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进行干预。 里根政府发起了一场针对苏联的疯狂秘密战，并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来报复。与此同时，我接到一份情报说，1982年1月里根同他最亲密的顾问们讨论是否向团结工会提供秘密资金，以确保该工会能在波兰军法统治的寒冬中生存下去。一场冒险的秘密战的幽灵浮现在与会者的眼前，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语塞。黑格打破了沉静，称这一想法是“发疯”。副总统布什同意并争论说，如果秘密行动被发现的话，这只能激怒莫斯科。然而，温伯格、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2]、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威廉·克拉克[3]、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派普斯[4]则热情支持这一秘密行动。里根总统立即命令比尔·凯西草拟一项计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凯西安排中央情报局提供先进的通讯设备和物质援助，大约每年达800万美元。苏联秘密警察通过其在波兰政府的眼线了解到美国的这一秘密战计划，但未将这一秘密得来的情报公诸于世。 当时我们所不知道的是，里根政府鉴于波兰事件正在重新制定美在东欧的目标。1982年春天发布的美国总统第32号指令是偏激的：美国政策的目标是“制止苏联维护其对东欧控制的努力”。指令授权为此进行各种公开和秘密的行动。 在欧洲导弹日内瓦会谈上，美国代表团授命寻求所谓零点选择方案，该方案要求苏联全部撤出SS-20导弹，作为交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部署潘兴和巡航导弹。里根这些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拥有核优势的提议，甚至在美政府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辩论。那些真正希望达成协议的人们认为，这些提议很明显是一边倒，苏联肯定不会完全接受（事实上我们没有接受）。其他人，显然包括里根自己，认为从后面两个方面来说单是提出零点方案就是胜利——不管是被接受（这看来不可能）还是被拒绝（这将使华盛顿从中得到宣传上的好处，并且可以在欧洲部署新的导弹）。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停止了。美国政府表示正在研究新的立场，但是这一进程因内部激烈的争吵和上层官员明显缺乏兴趣而拖延了。这使担心武器竞赛不断升级的美国人感到忧心忡忡。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5]和马里兰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马赛厄斯[6]在各自的党内都是知名的自由分子，他们来见我并表示，普通美国人被核武器问题所迷惑，而总统和国务卿有意将欧洲中程武器均势同战略力量均势混为一谈更使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两人要勃列日涅夫发表一项立场明确的声明，阐明我们两国的所有战略力量已基本达成均势，并用具体数字加以说明。他们敦促苏联宣布准备冻结战略武器以及部署在欧洲的导弹。否则，里根政府会以此作为武器竞赛的借口。 我对两位参议员的这项好建议表示支持。不幸的是，莫斯科并未给予太多的重视。因为严守秘密的习性主导着我们对核武器问题的一切考虑，克里姆林宫拒绝公布数字。莫斯科深信，里根政府非常了解核武器的大致均势，但是——令苏联政府感到愤慨的是——美国还在继续加强防卫，并以舆论认为美国落后为借口寻求军备控制政策。里根在1982年3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已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我不知道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是真的相信他们所讲的这些话，还是主要说给大众舆论听的。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坚定地认为，美国领导权已落入这样的人手中，他们从不喜欢缓和，不接受均势，并企图重新取得优势，梦想实现由美国人统治的世界和平。苏联领导人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美国国防预算开支在里根执政的头几年里每年增长25%。一旦里根政府确实发动军备竞赛，克里姆林宫就有理由认为，在美国核力量已拥有空中和海上优势时，苏联不应该因发展SS-18洲际和SS-20中远程导弹以取得对美陆基导弹的一些优势而受到某种惩罚。 经过一段长时期的拖延，1982年5月白宫完成了削减战略武器的建议。里根总统在其毕业的伊利诺斯州尤里卡学院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公布了这一建议。黑格召见了我并作了吹风。他表示，总统要我将建议的要点直接转达给勃列日涅夫。他强调说，这一建议很重要，是里根政府内“最高纲领派”和“现实主义派”两大阵营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而产生的。黑格属于后者，而且很高兴里根批准了国务院的意见作为这一建议的基础并拒绝了其他部门提出的“不太现实的想法”。他无疑为他领导的国务院感到骄傲。总统的意思是建议夏天在日内瓦开始谈判，目标是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到均等的水平。然而，黑格并未向我说明细节。 里根5月9日在尤里卡学院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美苏关系的，并以相当温和的语调讲的。显然，这是对反对核武器的群众运动作出的一个让步。但实际上美国的立场没有任何重大改变。里根有关战略武器建议的主旨是，通过按同一比例减少两个超级大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实现不相称地大幅度削减苏联核力量的意图。我们此前已经研究过了里根的建议：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导弹是陆地发射的，而美国则拥有陆、海、空发射的三种类型导弹，所以里根的建议被莫斯科看成是美国扩大（或建立）核优势的拙劣企图。如果仔细计算一下，建议最终导致美国战略力量将为苏联战略核武器的一倍半，并在弹头数量上取得三倍的优势。美国核力量重新装备的长远计划也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根据卢·卡农[7]在其《里根总统》一书中所说——里根不懂得苏联的回绝是有事实基础的，也不懂得回绝并不表明莫斯科不愿意谈判。约一年以后，斯考克罗夫特惊悉，里根简直不知道苏联战略力量主要是陆基导弹！这令人难以相信，但也许是事实。无论如何，无知是有其影响的。由于里根缺乏对武器控制实质问题的了解，反对改善美苏关系和削减核武器的幕僚们得到了许多机会。这使他们作出了不可能实现、但看上去很有感召力的建议。这一建议使里根总统看似一位随时准备谈判的热爱和平的伟人。 当然，里根的讲话立即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注意，并导致了极其相反的反应。5月12日，仅在里根讲话三天后，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联名备忘录，清晰地描述了克里姆林宫领导核心对里根的建议和其决策层的真实情感。备忘录愤怒地谴责里根“为掩盖美国的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而制造的一场宣传运动”，并企图违反能带来缓和的核均势协定。他们说，整篇讲话“充斥着对苏联粗鲁的和彻头彻尾的敌视”，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并消灭我们的制度。 这个独一无二的备忘录坦率地表明了苏联领导人对里根的情感。他的名字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里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政治局讨论了备忘录，并作出了特殊决定：确认备忘录为苏联对里根讲话的正式立场。但是，当要通过外交途径转达时，政治局决定抑制其愤慨，并于5月25日冷静地作出答复说，苏联同意有关举行事先彻底准备妥当的细致而全面的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同时，莫斯科强调，苏联不能将里根总统关于武器控制的建议作为真正而务实的谈判基础来接受。 在白宫 2月13日，里根总统为外交使团举行晚宴时，我发现由于我外交阅历深的原因而被安排在里根夫人南希的邻座。我妻子也同样坐在总统的旁边。就像肯尼迪夫妇一样，里根夫妇知道怎样在白宫举行这种正式的大型活动，并从中得到享受。这是一次多姿多彩的社交晚会。大多数外交官很少有机会见到总统。 席间，里根夫人向我抱怨说，由于一年前发生了暗杀里根的事件，秘密警察几乎限制了她和里根的一切活动。 “我们在白宫成了普通的监狱犯人，”她说，“特别是我丈夫发生那件事以后。安全警卫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甚至不能外出参观我最喜欢的博物馆和商店。我们唯一安全的去处是加利福尼亚州山区牧场，你在那里可自由地散步而不会撞见我们的保镖。但从另一方面讲，你不得不适应这一切。这个国家总是有一些疯子随时准备再次谋杀里根。已经有许多恐吓了。” 南希·里根抱怨她从来没有机会访问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而且考虑到苏美关系现状，在她丈夫总统届满之前是不会有这种机会了。但她非常愿意去看看我们的国家。她承认，她和她的丈夫对苏联知之甚少（这一点从我们的谈话中看得很清楚）。 我表示，重要的是不偏不倚地看待并理解其他国家，因担心在错误基础上制定错误的立场而用旧框框看人是危险的。她不断重复其看法，认为人们应该到其他国家访间并亲眼看一看。显然，她渴望获得第一手资料。 她批评美国新闻界对她丈夫的声明吹毛求疵，并对华盛顿社交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总的来看，她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知道自身价值的女人。 晚宴后，我同里根总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谈话，他知道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并想了解莫斯科是怎样估价美苏关系的。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们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我又说，如果他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向他提供一份更加详细的报告。里根迟疑了一下，然后指着周围的大使们说，我们可以在晚些时候讨论莫斯科对我们之间关系的估价。我表示将随时恭候，但很显然，里根自己并不这样想。 关于这天的事，里根总统在他的日记里作了稀奇古怪的记载，后来在他的自传出版时发表了。里根谈到我妻子和我来白宫参加晚宴时是这样写的：“我们听到的每件事都是真实的：他们是最为可爱的一对。实际上，他们可爱极了，以致于你都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坚持苏维埃制度的。事实是，他和他的夫人最可爱，并且在经过40年婚姻后依然是那样相亲相爱。”[8] 我并不是仅仅因为高兴（尽管我承认是这样的）才引了这段话。引起我重视的是，令里根着实感到惊讶，他所发现的两个可爱的人竟能在苏维埃制度下生活——也就是生活在“邪恶帝国”里，并且活生生地在国外代表这一制度。对我来讲，里根写这段话时的直率和漫不经心再一次并永远地证实了我的观点：个人的信念，而不是某种政治面貌，决定了里根对苏联人和同我们有关的一切事物的看法。 2月21日，我到白宫拜会了新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同他进行了谈话并相互结识。他接替了因收受日本人礼物的丑闻而不得不辞职的理查德·艾伦。作为里根加州助手之一的克拉克惊奇地表示，除了极少次部长级会议外，在过去的一年里从未举行专门会议详细讨论我们两国之间重大的国际问题。我回答说，里根政府回避讨论，但我们已做好准备，而且现在依然是这样。然而，我想就某些国际问题同克拉克举行至少是一般性会谈的努力未能成功，因为他不太熟悉这些问题。然而，他却完全持有同他老板一样的意识形态方式。我个人认为，克拉克几乎不可能成为秘密渠道的最好合作伙伴，如果里根决定恢复这一渠道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克拉克更愿意维护白宫的安全，而不想同我们直接保持接触。他无疑既不是基辛格，也不是布热津斯基。 4月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里根以他那特有的轻率语言表示，如果他出席6月联合国大会裁军会议，他准备会见勃列日涅夫。“我们可以谈谈，”里根说，同时摆出姿势让白宫记者们照像。 这番话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混乱。但我不得不向莫斯科报告，里根政府并未同我们进行过接触，除了这个讲话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大使馆奉命认真跟踪事态的发展，但我们也被告知不要采取任何主动行动。苏联领导人不愿显示出对同里根会晤有特别的兴趣，除非美国决定通过官方途径讨论最高级会谈一事。然而，从黑格到低级美国官员都未提到此事。之后，莫斯科认为，我方完全保持沉默可能会被误解。两个星期后，即4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是回答预先布置好的记者提问），称里根总统关于最高级会谈的讲话“给人留下了相当模糊的印象”，但勃列日涅夫愿意在不同的级别上，特别是最高级会谈上同美国进行积极的对话。他表示，最高级会谈应安排周到，或许秋天在第三国举行。 当天，白宫发表一项声明说，里根政府仔细研究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但美方未做进一步说明。5月，黑格向我再次提及此事，并表示里根需要时间作准备。当我立即建议于10月举行时，黑格回避了。然而，这个问题至少已通过正式渠道提了出来。 我注意到，里根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进行的讨伐是有其限度的，这是受其支持者直接财政利益所决定的。里根政府不会对他们的抱怨视而不见。美国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就属于这一利益集团，他们在波兰宣布军管后很好地执行了里根政府对苏联实施的粮食禁运法令。3月19日，两位来自产粮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堪萨斯州的鲍勃·多尔[9]和俄亥俄州的罗杰·杰普森[10]——来见我，并提醒我美国现有巨大的粮食储备（8200万吨）。他们表示，低粮价、苏联购买力不足及苏联可能完全撤出美国粮食市场等原因，将会引起美国中西部商人和农场主严重的担忧。两位参议员希望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 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美国不是一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一点可以从里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武断的决定中看得很清楚，他们应该去向白宫陈述意见。两位参议员表示，他们知道这一点，并准备向总统提出此事。产粮州的议员们后来确实会见了里根。事后，里根承认，禁运几乎未能影响苏联。他说，“禁令表明我们自己受到了损害，而所要制裁的那些国家却未受到任何破坏”，并许诺美国政府将不再利用农产品出口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 黑格被斯芬克斯取代 6月25日，星期五，我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向美方递交勃列日涅夫关于要求美国限制以色列的信件。以色列军队刚好入侵了黎巴嫩，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围了贝鲁特。我同黑格联系，并在当天晚些时候安排了会见。这次会见比较特殊，因为它是在里根宣布接受黑格辞呈3小时之后、黑格告诉记者他已辞职1小时之后进行的。然而，黑格并没有取消我们的这次会见。 当我到达时，我发现黑格焦虑不安。我们很快了结了手上的事情，黑格显然不愿再谈公务，我当然也不再坚持。相反，我们就他决定辞职的原因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很想知道辞职的原因——到这时，会见变成了私人之间的谈话，他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首先，黑格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同里根在白宫的加利福尼亚州幕僚之间存在的分歧日益显现，分歧点包括东西方关系、南北关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中东政策的某些方面。他说，即将举行的战略武器谈判迫使他不得不同支持采取不可能实现的立场的“笨蛋和怠工者”进行一场长期的战斗。由于黑格的努力，美国采取了现实的立场，或者至少比里根总统的许多助手和顾问们所鼓吹的立场更现实。（我极力猜想，如果连黑格都不能接受，那么他们提出的是什么样的立场啊！） 其次，黑格对无休止的诡计和里根总统最亲密的助手们不断向新闻界透露对他的恶语中伤感到厌烦。他把这些人看作是“善长在幕后搞阴谋的政治侏儒”而嗤之以鼻。此外，他们还编造故事，说黑格企图把自己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真正的领导人，以削弱里根总统制定政策的作用。他们经常向总统打小报告，说黑格想利用其国务卿的地位同里根角逐1984年的总统职位。 黑格对我说，他没有这种想法，但是里根似乎认可了这一诽谤。简言之，同里根总统保持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很难了，而这一关系对一个有信心指导外交政策的国务卿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黑格表示，是他主动采取辞职决定的，并且经过了长期的深思熟虑。他在辞职当天才向里根总统提出，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看来这是黑格始料未及的。 黑格表示，总统的助手们建议卡斯帕·温伯格，或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11]，甚至还有裁军署长尤金·罗斯托作为国务卿候选人。黑格激动地喊道：“建议他们作为国务卿候选人肯定是疯了！”然而，里根最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让乔治·舒尔茨担任了这一职务。黑格把舒尔茨描绘成一个具有处理国际事务经验的老朋友。（两人都曾在尼克松政府中供过职，黑格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舒尔茨任劳工、财政部长和预算署长。）黑格说，舒尔茨“不善长作精彩的即席讲话有点像一个行动迟缓的教练，但这也无妨”。 在回国休假前，我同斯托塞尔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谨慎但又清晰地使我了解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重大的好转。他表示，里根政府对达成协议，甚至连达成改善气氛的协议都不感兴趣。虽然莫斯科坚持原则和采取不妥协立场，但从理论上来讲，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因为里根总统幕僚中有些人持不同看法，他们争论说，苏联会因其经济困难和技术落后而被迫作出让步。 斯托塞尔表示，里根不准备受外交经验的影响并认为美国应不惜任何代价取得优势，不必作出任何妥协来回报其对手。比如，总统认为，为使两国核武器处于同等水平，苏联必须在削减其占优势的核武器方面作出重大牺牲。他还深信苏联会对这样的协议感兴趣。这种被称之为无视外国利益的“美国方式”的偏见，成为始终贯穿于里根政府的一个特点。 斯托塞尔向我谈了其对新国务卿相当积极的评价，称他是一位保守派，无过多的好战意识，为人谨慎，沉默寡言。既然他不会利用反苏辞藻，这些特点也许不碍大事。他谈到同苏联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警告我说舒尔茨不会仓促试图改善苏美关系，多半会等待时机直到里根自己考虑成熟为止。舒尔茨要成为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影响的人物的主要问题是，他是否能成为封闭的里根幕僚圈内的一名成员，这个圈子抵制外来户和不熟悉的观点。 直到9月23日，我才会见了新任国务卿舒尔茨。此前，他的职务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而我也刚返任。他以讨论即将在联合国大会同葛罗米柯的会晤开始了我们的谈话。他认为举行会谈的最佳方法是避免涉及广泛的问题，持别是对那些带有宣传性问题的争吵，应该尽量使用一种确保产生有益效果的方法。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舒尔茨尚不知道，但是只要苏联对手不反对的话，他会考虑的。我告诉他我将把他的意见向葛罗米柯报告（葛罗米柯定于第二天抵达纽约），但我可以保证葛罗米柯同舒尔茨一样将会避免进行宣传说教。 舒尔茨回忆起他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对莫斯科的访冋和由我安排的同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外贸部长的会见。他开玩笑地给我讲述了在黑海边索契市附近钓鱼的情景。他们未钓到一条鱼，但却在海边用了一顿美味的野餐，有甘美的葡萄酒和许多格鲁吉亚吐司。 总的来看，舒尔茨轻松愉快，未使用黑格所特有的激烈表达语言。他以富有条理的方式来主导谈话，尽管他避免谈论要害问题，实际上避开紧迫问题。他喜欢侃侃而谈，但不谈具体问题。9月28日和10月4日两天，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同葛罗米柯初次会晤时，采用了这种与众不同的谈话方式。他们首先讨论了地区问题，如中东、阿富汗、加勒比盆地和南非问题，然后谈了较为广泛的问题，包括遵守赫尔辛基协定、核不扩散、限制军备竞赛和人权问题。双方未取得明显的进展，但会谈平静地进行着，而且双方同意定期交换意见。然而，坚冰远未打破。葛罗米柯又一次未能得到邀请去白宫会见里根总统。 在葛、舒第一次会晤期间，我惊奇地看到这两个人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两人均为人谨慎，而且是天生的公务员。他们是苏美高层官僚机构的出色代表——审慎、守口如瓶、忠诚、专家治国论者。10月底，也就是26日，我们发出了一个虽然微弱但友好的信号，并得到了友善的回报。我被授权通知美国政府，苏联已发射了名为RS-22新型轻量级洲际弹道导弹。我去美国国务院将这一信息通告了伊格尔伯格，并强调，我们是作为一种友好的姿态提供这一信息的。伊格尔伯格对我表示感谢，称苏联没有义务通知美国有关这次发射的情况，并对此表示赞赏。 一天后，当我参加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次小型招待会时，舒尔茨把我拽到一边，表示要我向莫斯科转达他个人对我们友好姿态的高度赞赏。仿佛作为一种回报，他表示他已批准重开同苏联进行的领事谈判，确定了核不扩散磋商的日期和进一步就南非问题交换意见的日期。这些都是同葛罗米柯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而现在他们在执行已达成的协议，以期恢复正式会谈。 舒尔茨说，他已向里根总统汇报了同葛罗米柯会谈的情况，并称会谈是详尽而严肃的。“我想应该用严肃这个词，对不对？”舒尔茨问。我表示赞同。 舒尔茨是多纳尔·肯德尔的朋友。肯德尔向我讲述了新任国务卿同里根的反苏理论家之间的麻烦事。“你几乎不能想象里根政府内发生的事情，”舒尔茨告诉肯德尔说。他说，温伯格极力干预外交政策，建议动用军事力量，而不是采取外交活动来简单地处理每场国际危机。此事已闹到总统那儿去，并引发了黑格与温伯格的不和，最终导致了黑格的辞职。 “我不会重复黑格的错误，”舒尔茨告诉肯德尔说，“相反，我会耐心地与总统相处。”舒尔茨认为里根“不是没有希望的”，特别是他已执政两年，并且开始认识到庞大的军事计划不能代替真正的外交政策。但是，里根固执，并从思想意识上不准备同俄国人达成协议。“我们必须等待时机，”舒尔茨说，这句话已成了他的座右铭。 我向莫斯科报告了的这次谈话证实了我对舒尔茨的印象：他极其谨慎地而不是仓促地行事。坦率地说，我最初对他在处理苏美关系时表现的过于审慎的做法是不太愉快的，这种做法在裁军谈判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起初，他对问题的实质不太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显然并未得到探讨达成协议的权力。他似乎在拖延时间。他极不愿意参与秘密渠道的态度引起我的特殊警觉，尽管他曾多次表示愿同我会谈。 然而，他简短、冠冕堂皇的讲话方式却令人难以琢磨里根政府的意图，这根本不是华盛顿与莫斯科通话的最好方式，特别是在我们之间关系一触即发的严重时刻更是如此。记者们已同样发现这位温和而迟缓的人很难套出话来，并给他起了个“斯芬克斯”的绰号。要套出他不想透露的情况，就像从石头中挤出水一样枉费心机。他对用武力支持外交政策毫不陌生，并会直率地宣称，武力与外交并不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里根政府真正的代表。 然而，我对舒尔茨的看法逐渐好转。作为一位事务型聪明人，他花了许多时间与企图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和来自国务院外的外交进行了斗争，并因被迫防守他的地盘而得罪了温伯格和连续四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罗伯特·麦克法兰[12]、约翰·波因德克斯特[13]和弗兰克·卡卢奇[14]。甚至连里根有时也会屈于这些顾问的压力而绕过国务卿，以致舒尔茨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得悉诸如战略防御计划等一些重要问题。在舒尔茨任职的头几年里，总统幕僚内部的诡计和权力斗争使他毫无选择，只有缓慢而平稳地行事。我认为，他本人对里根逐渐转变看法做出了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实质性的贡献。 在美苏外交问题上，乔治·舒尔茨成为里根政府务实集团里的当然领袖。这个集团包括麦克法兰、总统形象首席塑造家迈克尔·迪弗[15]、总统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16]、副总统布什和我行我素的南希·里根。他们的对手是保守集团，包括温伯格、克拉克、法律顾问埃德温·米斯[17]、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这两个集团在美国国会、新闻界和政府机构中都有盟友。国务院是务实派的基地，但是受直率的保守分子肯尼思·阿德尔曼[18]署长领导的国务院重要部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却站在另一边。知名的保守集团利用美国的政治气候更是为所欲为。白宫写作班子是忠实的保守分子的飞地。但是，美国政府的主要声音当然是里根总统自己。 11月4日凌晨，大使馆机要组长叫醒了我，他郑重地向我递交了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一份电报。电报说，我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镰刀斧头金质奖章，苏联领导层向我表示祝贺，因为这是对苏联文官最高的奖励。在整个苏联外交史上，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被授予这种荣誉的大使。 不用说，我是非常高兴的，可我也感到非常惊讶。这么高的政府奖励通常是在国庆节、重要国际协议的签署、某个官方活动或诞辰纪念日或是受奖人的生日等重要场合上才颁发的。然而，那天并不是上述重要场合的日子，至少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些重要日子。我纳闷是什么促成在这一天向我颁发奖励的。 连续几天，我收到了许多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外交同行、朋友和亲戚的电报。我们同大使馆工作人员举行了友好的晚宴。这些活动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当我稍后晚些时候向葛罗米柯询问时，他只说了苏联政府决定表彰我多年来在美苏关系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大使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后来我在克里姆林宫受勋时才得知了另一件事，这既令人奇怪，又感悲痛。向我颁发最高奖励的政令竟然成为勃列日涅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签发的最后一份官方文件。他于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1月10日不幸去世。 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 当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消息公布后，里根政府立即庄重地作出反应。11月11日，我接到威廉·克拉克的一个电话，他转达了美方和他本人的哀悼。他说，里根总统正考虑派遣由布什副总统率领、包括舒尔茨在内的美国高级代表团参加葬礼，总统本人也将于第二天上午到苏联驻美大使馆签署吊唁簿。舒尔茨向里根建议，他应参加葬礼并会见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但是，总统不准备举行任何形式的最高级会谈，也不愿参加葬礼。 第二天上午10时——这是个星期六，里根总统在克拉克和迪弗的陪同下来到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他写下了下面这段话：“我向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家属和苏联人民表示我的哀悼。祝愿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和平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罗纳德·里根。” 第一次到苏联大使馆的里根总统很显然因其对“邪恶帝国”前哨的造访激动不已，甚至下意识地重复悼词中的个别单词。我带他观看了尼克松总统同勃列日涅夫谈判和进餐的房间和大厅。里根观看了这些房间并以极大兴趣审视了图片。虽然进入苏联大使馆时里根怀着警惕和防备之心——他看来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在来访结束时他感到很舒适，并以较为自由自在的、确实友好的态度进行交谈，尽管我们不得不经常重复所讲过的话，因为他的听力有些障碍。他表示希望再来拜访我们，但是在喜庆的场合进行。 有些人说，美苏关系历史性的转折始于里根的这次来访，而其他人认为，这一转折直到一年多以后里根发表的另一篇讲话时才到来，他在讲话中作了个比喻说，伊凡四世[19]和詹姆士一世[20]比较了他们的人生后祈盼和平。当我们在大使馆收听了里根1984年1月16日的讲话时，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一次坦诚的讲话还仅仅是一次竞选演说。但是无论如何，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事情开始有了起色，这先始于莫斯科，然后才是华盛顿。 11月12日，尤里·安德罗波夫由政治局推选并获共产党中央全会批准，接替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在语调上多少带有寻衅性的，这表明了他当时的情绪并完全反映出苏联领导层的情感。“我们非常了解，”他说，“和平不能靠乞求帝国主义得来，只有依赖于苏联武装部队不可战胜的力量才能得以维护。” 当安德罗波夫还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这使他还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时，我就经常同他打交道。他对外交政策问题的了解同葛罗米柯同样多，并比葛罗米柯更了解苏联国内政策，如持不同政见者和苏联移民问题。他还通过克格勃国外情报网了解了外国对这些敏感问题的反应。葛罗米柯实际上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 安德罗波夫的感觉和观点是混杂的。他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在他的工人同伴和朋友中有许多带有犹太血统的人。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有关犹太人的笑话和轶事，这与其他一些领导人相反。他会在私人谈话中发表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又不是自由主义者。他坚决反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认为这不仅在国内，而且对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 在所有人当中，正是安德罗波夫提议把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市。在政治局讨论萨哈罗夫案子时，我碰巧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是被召来汇报其他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萨哈罗夫和他的夫人已成为国外反苏运动的经常性焦点问题，因此，只有把他们流放到对外国记者关闭的地方，才能切断他们同外国人接触的各种渠道。可当一些政治局成员——契尔年科、格里申、索洛门切夫[21]——提出西伯利亚的几个边远城市时，安德罗波夫提到了苏联第三大城市高尔基市。他指出，那儿的气候条件同莫斯科基本相同，这是萨哈罗夫的医生提出的一个强烈要求。因为一般说来无人反对流放萨哈罗夫，也就无人同安德罗波夫争辩。萨哈罗夫被苏联政权看成是讨厌的人，如果不是一个直接的敌人的话。 安德罗波夫对外交政策的观点接近于葛罗米柯，而且他们经常成功地向政治局联名递交备忘录。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还经常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三个人一起构成了政治局决定外交政策的核心。安德罗波夫具有一定的优势，他既熟悉外交政策，又从克格勃提供的众多情报中了解军事问题，因此，他为他的观点进行辩护是很胜任的。葛罗米柯与乌斯季诺夫在各自所辖领域内都是权威，但双方又不向对方提出特殊要求，这使安德罗波夫感到轻松自如。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委员会有长期工作的经历，并得到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支持。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对苏联国内局势了如指掌，使他从其他苏联领导人中脱颖而出，尽管他因其特点和无可争辩的才华力求同其他领导人保持平等地位，并不试图使他们相形见绌。这一切决定了他当选为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总是对我们同美国关系的状况感兴趣。不管我什么时候在莫斯科，他总是邀请我进行私人长谈。他的兴趣广泛：政治、经济、文化、社交活动，特别是美国精英和华盛顿官方机构建制。同葛罗米柯一样，但与富有情感的乌斯季诺夫相反，安德罗波夫不喜欢同美国对抗，但认为里根是一个危险分子，他的行为可能会引发美苏之间的军事冲突。因此，安德罗波夫产生了对里根谨慎的态度和维护苏联防卫能力的决心。 我依然认为，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安德罗波夫准备认真地同华盛顿达成协议，特别是限制核武器问题。在这方面，他有些像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是他的门徒。这两个人是苏联党内最高领导集体中的知识分子，各有千秋。独特的是，安德罗波夫执政初期曾指示我们参加裁军谈判的代表团停止会谈，并暗示可能退出——这是葛罗米柯有时使用的吓唬人的手法——但仍坚持谈判。然而，命运注定了安德罗波夫将永远不会真正地完成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使命，因为他那不能治愈、最后发展成致命的肾病只允许他执政了15个月。 11月14日，由副总统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安德罗波夫会见了他们，并进行了单独谈话。这是他同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见。他讲话的要点是，苏联准备改善美苏两国的关系，但他未具体说明。由于无足够的时间，他未准备好就具体问题进行会谈。 舒尔茨从莫斯科一回来就要我转达代表团对安德罗波夫的谢意，感谢他在国葬和政权过渡期极需他时还能抽出时间会见代表团并进行会谈。“当然，你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暂的会见解决任何严肃的问题，”舒尔茨说，“但我们认为同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建立个人关系是重要的，我们对此表示赞赏。”然后，舒尔茨建议我们以后举行私人会见，非正式地审议我们之间的关系。对此我表示接受。 11月23日，我应邀同舒尔茨共进晚餐。他是我会见的第七任国务卿，并在同一间办公室用餐。真是光阴似箭。谈话是私人性质的，而且相当坦率。我提醒舒尔茨注意安德罗波夫赞成对话，并询问里根如何对此做出响应。舒尔茨表示，总统授权他作出答复，里根也真诚地赞成建立一种较为建设性的关系。虽然里根未掩饰他仍然致力于使美国成为军事强国的事实——舒尔茨引用里根总统的话说：“我理解安德罗波夫先生也同样具有致力于苏联强大的思想。”——但是里根指示舒尔茨告诉我，他准备探讨可能导致建立较为建设性关系的问题。 我问他们认为应如何举行一次实际的对话，并提醒他，因为直到现在，美国政府提出了不能接受的要求，即我们做出单方面让步来回报关系正常化。舒尔茨回避讨论任何具体问题，如核武器谈判。他说，双方经常在什么是优先解决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举例来说，”他说，“人权问题。我们赞同苏方关于干涉你们内政是不可接受的观点。美国政府相信人权问题就其本身而言不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引起了美国国内广泛的反应，白宫不能置之不理。”他告诉我，尼克松曾建议里根政府私下就这一问题同我们打交道，里根对此表示同意。他继续说：“我们要求苏联领导层做的唯一的事情——而且我们不愿公开我们的要求——是审议遗留的移民申请。这些申请虽然不多，但是在美国却无人不晓，至少有些申请应该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来解决。”里根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较之卡特较为温和与灵活。 与舒尔茨会谈后，我向莫斯科建议应该让舒尔茨参加更为积极的对话。安德罗波夫表示同意。12月6日，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又同舒尔茨会见了，并告诉他，经过对其建议的考虑，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希望他能参加具体的、积极的讨论。听我说出这些话后，他以极为谨慎的方式表示，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相信交换意见是相当有益的，并答应向里根总统汇报。 同舒尔茨的谈话给我留下这一印象，即他正在伸出他个人的触角来试探将来是否有可能举行一次有意义的对话。他可以说是在执行他个人的试探性使命，尽管白宫暂时尚未决定是否举行具体的会谈。每当我们谈到诸如削减武器或最高级会谈等具体问题时，国务卿总是保持沉默，或作一般性地说明而回避问题的实质，或者许诺以后再谈，这些都绝非偶然。 后来，事情变得很清楚，在安德罗波夫担任领导职务的头几个星期，舒尔茨请求里根授权他去审慎地探讨改善我们之间全面关系的可能性。然后，舒尔茨毫不迟疑地同我开始制定他所谓的“工作计划”，以便系统地审议我们之间的分歧。 然而，这需要时间。到年底，两国关系依然停滞不前。12月30日，美国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22]收到了我们对他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答复除回答具体的问题外还概述了我们关于核裁军的立场。总的来看，他提议将战略武器冻结在现有水平，然后削减1/4的武器，达到一个均衡的水平。这一点还应适用于欧洲。里根政府对这些意见毫无兴趣，而且还宣布了美国没有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的计划。 这是否等于完全陷入僵局？不完全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告诉我，在他同里根最后一次会见时，总统表示他有一种直觉，感到他对苏联的政策有些不对头，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总之，不仅里根自己的反共陈词滥调，而且还有他亲密的顾问（他们是最后一批建议改善关系的人们）的狭隘性，阻碍了他找出其错误所在。他不得不从其他方面去看问题，结果他变成了一个自信和决心从开始就指导其政治生涯的人——这就是他自己。 [1]沃伊切赫·维托尔德·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WitoldJaruzelski，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39年移居立陶宛。194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华沙战役。1947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62—1968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4—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65—1968年任波军总参谋长。1968—1983年任国防部长。1970—1971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1年12月13日发动政变，血腥镇压团结工会运动。1981—1983年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81—1989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5—1989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抛弃共产主义，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于1989—1990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2014年去世。 [2]威廉·约瑟夫·凯西（WilliamJosephCasey，1913年3月13日——1987年5月6日），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学院。1938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38—1949年任美国研究所编辑委员会主席。二战期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47—1948年任参议院特别顾问。1948年起在大学任教。1971—1973年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1973—1974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卿。1974—1976年任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1975—1976年任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1978年创办曼哈顿研究所。1981—1987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87年去世。 [3]小威廉·帕特里克·克拉克（WilliamPatrickClarkJr.，1931年10月23日——2013年8月10日），出身于牧场主家庭。1967—1969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执行秘书。1969—1971年任加州高级法院法官。1971—1973年任加州上诉法院第二区第一庭副法官。1973—1981年任加州最高法院助理法官。1981—1982年任副国务卿。1982—198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3—1985年任内政部长。2011—2013年任能源安全委员会委员。2013年去世。 [4]理查德·埃德加·派普斯（RichardEdgarPipes，1923年7月11日——2018年5月17日），美国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1940年流亡美国。1968—1973年任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1973—1978年任斯坦福研究所高级顾问。1981—1982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2018年去世。 [5]艾伦·麦格雷戈·克兰斯顿（AlanMacGregorCranston，1914年6月19日——2000年12月31日），1936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39—1941年任国际新闻社通讯员，期间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翻译为英文版。二战期间在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1949—1952年任世界联邦主义者协会主席。1959—1967年任加利福尼亚州主计长。1969—1993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7—1981年、1987—1991年任多数党党鞭，1981—1987年任少数党党鞭，1977—1981年、1987—1993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1993年因病退休。1999—2000年任全球安全研究所主席。2000年去世。 [6]小查尔斯·麦克科蒂·马赛厄斯（CharlesMcCurdyMathiasJr.，1922年7月24日——2010年1月25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1949年毕业于马里兰大学法学院。1953—1954年任马里兰州助理检察长。1954—1959年任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检察官。1959—1960年任马里兰州众议院议员。1961—1969年任众议院议员。1969—198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1—1977年任终止国家紧急状态特别委员会主席，1981—1987年任规则委员会主席。1981—1983年、1985—1987年任联合印刷委员会联合主席。1983年任美国航空航天二百周年组织委员会主席。1985—1986年任北约议会大会主席。1987年退休。2010年去世。 [7]路易斯·卡农（LouisCannon，1933—），美国记者、作家。1981—1989年任《华盛顿邮报》驻白宫高级记者，里根离任后曾为其撰写传记。 [8]罗纳德·里根：《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0年版，第822页。 [9]罗伯特·约瑟夫·多尔（RobertJosephDole，1923年7月22日——），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52年毕业于沃什伯恩大学。1951—1953年任堪萨斯州众议院议员。1953—1961年任堪萨斯州罗素县律师。1961—1969年任众议院议员。1969—1996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5—1979年任农业委员会委员，1981—1985年任财政委员会主席，1985—1987年、1995—1996年任多数党领袖，1985—1996年任共和党会议领袖，1987—1995年任少数党领袖。1971—1973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96年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大选，但败给了克林顿。 [10]罗杰·威廉·杰普森（RogerWilliamJepsen，1928年12月23日——2020年11月13日），1946—1947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53年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1966—1968年任艾奥瓦州众议院议员。1969—1973年任艾奥瓦州副州长。1979—1985年任参议院议员。此后曾任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主席。2020年去世。 [11]珍妮·杜安·柯克帕特里克（JeaneDuaneKirkpatrick，1926年11月19日——2006年12月7日），美国外交官、政治学家。194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联盟”。196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70年代参加民主党。1979年转向新保守主义，狂热鼓吹反共。1980年担任里根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1981—1985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85年加入共和党。2006年去世。 [12]罗伯特·卡尔·“巴德”·麦克法兰（RobertCarl"Bud"McFarlane，1937年7月12日——），1959年入伍。1965—1971年期间参加越南战争。1971—1976年任白宫研究员。1979年退役。1981—1982年任国务院参事。1982—1983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83—1985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5年辞职。1986年伊朗门事件曝光后试图自杀，但被救回。1988年被判处两年缓刑。1992年获特赦。 [13]约翰·马尔兰·波因德克斯特（JohnMarlanPoindexter，1936年8月12日——），1958年入伍。1964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1981—198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军事助理。1983—1985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85—1986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6年伊朗门事件曝光后被迫辞职。2002—2003年任信息意识办公厅主任。2003年退休。 [14]弗兰克·查尔斯·卡卢奇三世（FrankCharlesCarlucciIII，1930年10月18日——2018年6月3日），美国外交官。195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2—1954年服役于美国海军。1961—1969年任驻刚果（金）大使馆二秘。1973—1974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1974—1977年任驻葡萄牙大使。1978—1981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81—198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86—1987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7—1989年任国防部长。1992—2003年任凯雷集团董事长。2003—2005年任凯雷集团名誉主席。2018年去世。 [15]迈克尔·基斯·迪弗（MichaelKeithDeaver，1938年4月11日——2007年8月18日），美国政治顾问。早年参加了共和党。1981—1985年任白宫办公厅副主任。1985年辞职。1987年因在国会作证时提供伪证而被判处3年徒刑。2007年去世。 [16]詹姆斯·阿迪森·贝克三世（JamesAddisonBakerIII，1930年4月28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52—1954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57年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并开始担任律师。1971—1972年任得克萨斯共和党财政部长。1972—1973年任墨西哥湾共和党主席。1975—1976年任商务部副部长。1981—1985年、1992—1993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5—1988年任财政部长。1989—1992年任国务卿。1997—2004年任联合国秘书长西撒哈拉特使。2006年任伊拉克研究小组主席。 [17]埃德温·米斯三世（EdwinMeeseIII，1931年12月2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5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53—1954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67—1968年任里根的法律事务秘书。1969—1974年任里根的幕僚长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行政助理。1981—1985年任总统顾问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1985—1988年任司法部长。1988年因财务丑闻被迫辞职。 [18]肯尼思·李·阿德尔曼（KennethLeeAdelman，1946年6月9日——），美国外交官、政治作家、政策分析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69年进入商务部工作。1975—1977年任国防部长助理兼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1981—1983年任驻联合国副大使。1983—1987年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 [19]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ИванIVВасильевич，1530年8月25日——1584年3月28日），别称“伊凡雷帝”（ИванГрозный），绰号“恐怖的伊凡”（ИванГрозный）。俄罗斯留里克王朝首位沙皇（1547年1月16日—1584年3月28日在位）。沙皇俄国的缔造者。 [20]詹姆士·查尔斯·斯图亚特（JamesCharlesStuart，1566年6月19日——1625年3月27日），1567—1625年任苏格兰国王，称“詹姆士六世”（JamesⅥ），1603—1625年任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称“詹姆士一世”（JamesⅠ）。 [21]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门切夫（МихаилСергеевичСоломенцев，1913年11月7日——2008年2月1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7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7—1959年任车里雅宾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2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4年因出轨丑闻被迫辞职。1964—196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1988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退休。 [22]霍华德·金斯伯里·史密斯（HowardKingsburySmith，1914年5月12日——2002年2月15日），美国记者、主持人、电影演员、政治评论员。193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40年起开始担任记者。二战期间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参与报道解放法国战役、阿登攻势、解放德国战役等。1946—1948年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首席记者，期间于1947年报道了铁幕演说。1950年受麦卡锡主义迫害。1960年主持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辩论。1962年进入美国广播公司（ABC）工作。1968年报道了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事件。2002年去世。
第二十七章自相矛盾的罗纳德·里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里根总统时期：1981—1989 第二十七章自相矛盾的罗纳德·里根 ↘恢复冷战 ↘同过去决裂 ↘勃列日涅夫的突破尝试及其失败 ↘里根从医院给勃列日涅夫写信 ↘莫斯科日益增加的烦恼 恢复冷战 罗纳德·里根在总统任内先是恢复了冷战以来最黑暗的日子，然后又给苏美关系带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程度的改善。这种矛盾现象使许多人着迷，其中既有学者，也有普通人。但现在依然很难肯定它究竟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产物，还是产生于自觉的行动，抑或只是两国领导人时时摇摆的计划。不过罗纳德·里根本人在这种历史转变中决不是一个傀儡。我认为里根也许不了解细节问题，但他对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非常关心外交事务。他是结束冷战的一个主要领导人。 在这位引人注目的新领袖赢得选举的最后胜利并领导美国之后，三位有病的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士坦丁·契尔年科在里根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出现了飞快的更替，他们的政策保持了连续性。他们都认识到，核战争无论如何应予避免，哪怕是最小的合作都符合苏美的利益。尽管他们言词上都很革命，但他们憎恨变革，然而，他们对军备限制谈判都表示出兴趣，换句话说，他们想建立一种军事缓和的机制。但政治缓和的恢复暂时似乎毫无希望。 从1981年到1983年，苏联政府不仅在公开讲话中，而且通过我直接参与的私下外交接触表示赞成继续与美国政府对话，但是在里根任职的最初几年我们与之接触的主要结果是，他拒绝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而是寻求军事上的优势，并向苏联发动一场不妥协的新的意识形态上的进攻。伴随着这场运动的是里根宣布对我们这个“邪恶帝国”发动凶猛的讨伐，并运用高技术狂热建造新武器，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如果起用，将会打破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器平衡。里根任职的头五年，五角大楼的预算翻了一番，国家债务也翻了一番。付出这些代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全球和地区对抗中击败共产主义这一大战略。 我们苏联人认为，里根正走上一条打破两国军事和战略平衡的道路。苏联领导人多年来花了这么多的金钱和精力就是为了维持平衡，他们对里根的行为所做出的特别反应自然是既愤怒又怀疑。他们把他的政策当作是对他们与美国政府费力达成的协议的背叛。莫斯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取得全球平衡。尽管苏联领导人更赞赏用双边协议的形式解决争端，但他们仍决心对里根的政策进行反击。他们把他的行为看成是冒险主义。 前景暗淡，毫无希望。国际关系的紧张仍在加剧，外交变成了公共关系的演习，美苏对话也不过是宣传而已。在里根任职的头五年我是苏联驻美大使，后来我回国担任负责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在里根任职初期呆在华盛顿的几年是我长期担任大使期间所经历的最困难、最不愉快的时期，我们实际上没有真正开展建设性外交工作的余地。我与白宫长久以来建立的有效的直接联系都中断了。 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缓和冲突，防止因冷战复活而造成的紧张演变成一场热战上面。但我必须说明的是，尽管双方都在进行恶毒的攻击，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感到恐惧。我们两国的关系由于1983年9月1日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南朝鲜客机而降到了最低点。这次事件造成269位平民丧生，里根竭尽全力利用了这次悲剧事件，使外交活动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甚至一度考虑到甩手不干，回莫斯科去。但与此同时，里根却与勃列日涅夫交换着私人信件，试图以某种不完全的方式在私人水平上保持联系。里根就是这样自相矛盾。 变化出现在里根第一届任职中期，它是由里根的一个独特的个人姿态造成的。1982年11月，总统来到我们使馆，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表示悼念。紧接着，里根又不顾激烈而广泛的抗议，宣布在欧洲部署导弹，此举旨在加强华盛顿和欧洲对付莫斯科的自信心。前面的道路真是艰难而又崎岖，这里既有总统个人的行为因素——他总是左右摇摆，时不时还公开反苏，同时也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经常更迭造成的不稳定局势有关。 由于契尔年科有病，戈尔巴乔夫经常代为主持会议，结果，从1984年夏天开始，政治局逐渐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控制。在没有广泛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政治局就采取了两个重要行动。第一是重新与美国开始裁军谈判，第二是建议与里根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并不想与华盛顿立即展开真正的对话。莫斯科仍然怀有强烈的猜疑，认为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压力，里根政府也不会那样做。美国政府的确也没有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周密计划，沉默寡言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精力充沛地领导着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1]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由于美国已完成了大规模的重新武装，总统不顾前后矛盾，表示要与苏联签署一项协议，以减少核威胁。 里根也渐渐从反对与苏联接触转变为利用这种接触为国内政治目的和特定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他逐渐对树立一个坚强总统与和平调解人的良好政治形象表现出兴趣。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无意地开始考虑与莫斯科实现某种和解的可能性。 在1984年里根连任、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升任总书记后，举行6年来的第一次美苏最高级会谈的设想很快便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把最高级会谈当作加强他个人的政治威信和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工具。同时举行这样的会谈也可以使他腾出手来更好地准备苏联的下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打算只把少量的资源投入军事而着重发展国民经济。不作这样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会越来越困难。 第一次里根—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谈于1985年11月19日至25日在日内瓦举行。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是，它证明两人——不是作为不可调和的对手，而是作为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领导人——是可以对话的。这次会议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最终导致两国关系发生了剧变。我长期以来一直希望通过缓和恢复并推动合作，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现实。我亲身经历了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下面我来讲一讲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同过去决裂 就任总统后，罗纳德·里根审慎而坚定地开始同过去决裂。总统与他的持激进观点的保守派随从不失时机地履行他们在竞选中所发的誓言，或者说是威胁。他们废弃了缓和，利用一切可能与苏联直接对抗，注重加强军事力量，这就意味着不惜牺牲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计划而增加军事预算。 军事力量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就控制军备竞赛而举行事务性会谈的前景。美国的新领导层把过去苏美在军备控制方面取得的成就当作对美不利的东西一笔勾销，整个推翻了军备控制思想，把它转变成美国扩大自身实力并打破战略平衡的附属品。同苏联进行的任何谈判都要从实力出发，以制约莫斯科在国际上的活动。这至少是苏联领导人通过高级别接触和我作为大使与新任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进行寻求对话的无数次失败尝试后，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黑格从观念到行为都是一个标准的军人，除他之外，负责美国裁军政策的最高层人士多是些根本反对他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人。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跟他兄弟沃尔特一样固执己见；军备限制谈判大使爱德华·罗尼[2]将军反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协议，以前他还做过日内瓦裁军谈判五角大楼的代表；负责国际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代表五角大楼协调裁军和其他小组的关系，他曾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主要外交政策助手，在阻碍与苏联达成协议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美国政府的军备控制建议似乎是专为破坏而不是推进这一进程而提出的。中程导弹“零点方案”规定以我们撤除所有的SS-20导弹来换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不部署它们的导弹，它根本无视苏联是在以实实在在的东西换取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里根在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中提出的大幅度削减陆基弹道导弹的政策——以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取代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强调从限制改为削减，这是一个新变化——对苏联也是不适当的，因为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有7/10是陆基的，而美国只有2/10。莫斯科与西方许多国家都认为这些建议只是想在公众面前标榜自己，而不是真诚地寻求减少核武器。 美国继续执行促使东欧与苏联分离的政策，并且以一种更直接、更明显的方式追求其目标的实现，就像其在波兰做的那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包含有军事合作的因素。美国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把地区地缘政治与在一条广泛的战线抵制苏联影响联系起来，从卡特的灵活反应政策向积极主动政策转变。美国对政治解决把苏联带进长期消耗战之中的阿富汗危机毫无兴趣。为了抑制古巴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行动，美国对哈瓦那加强了政治和心理压力。当里根和黑格威胁要打击中美洲“不稳定的根源”时，他们指的就是古巴。美国为此在其武装部队内成立了单独的加勒比海指挥部，还进行常规军事调动，古巴反革命组织也加强了活动。 美国同莫斯科的关系在急剧恶化。苏联领导层原指望里根上台后会放弃他在竞选中的反苏态度，采取更明智的立场，但事实证明这些希望都毫无根据。白宫利用一切机会破坏苏联，它执着地把所有的国际事件都看成是同苏联的对抗，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局限于全面的、甚至是纯粹的反苏基础之上。这就是莫斯科得出的总的印象。 当然，美国政府不可能完全忽视战略核武器平衡的规定，也不可能忽视其盟国和本国人民的某种担心，即这种新政策有可能导致与苏联爆发直接对抗的危险。正是这些因素才促使里根和勃列日涅夫通过私人通信进行半心半意的、大都没有结果的对话。里根偶尔写些这样的信表示他的友好感情，他认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他好斗的公开立场的影响。这些都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进行的。与其前任不同，里根政府拒绝使用任何私人渠道。 莫斯科对罗纳德·里根根本就不抱什么幻想。但在其领导集体的思想深处却仍然保留着一种下意识的、微弱的希望，即这个言词强硬的政治家最终会成为一个他们可以和他建立联系的现实主义者。当他们认识到他们在同一个危险的、喜欢对抗且不愿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的人物打交道时，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真正的担心。至少在里根总统任期的前五年，莫斯科的看法就是这样。 里根的说三道四的做法对克里姆林宫有关国内问题的争论及其领导人的变更所产生的影响，与华盛顿所预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加强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安全机关那些一直迫切要求找出里根政策的对应物的人的力量。罗纳德·里根想方设法要在我们领导人之间设立一道相互敌视的坚固防线。没有人信任他，他的任何建议几乎都很自然地受到怀疑。我们两国关系中这种独特形势，有可能导致种种危险的后果。 当亚历山大·黑格在尼克松时期的白宫工作时我就认识他了。我并不认为他是国务卿的最好人选。他是一个典型的恶霸；他说话的态度富有对抗性；他不愿达成双边协定是人所共知。他把任何事都看成只有黑白两色，不承认还有其他色彩。他的这种判断的绝对化似乎反映了他的军人背景。他更熟悉对抗的环境，而不是不确定的环境，他认为紧张局势的缓和和长期谈判的模糊前景与这种不确定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他把自己当成美国外交政策“代言人”的一人负责制企图导致了他同总统的亲密助手以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数不清的小冲突。他们当中无人承认新国务卿有权垄断外交政策，渐渐地连总统也反对他了。他不久就被政府内外当成一个爱挑起争论的人物，虽然他的观点与总统本人的观点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不久就发现，新政府的问题在于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负责苏联事务，他就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他执意不与我们大使馆联系，他不想因此挑起与黑格的公开冲突，因为黑格认为和苏联使馆接触是他的特权。这使得政策上毫无区别可言，因为艾伦对苏联无论如何也是不友好的。 黑格第一批任命的官员中有两个是在东欧呆过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我对他们都很了解。第一个是沃尔特·斯托塞尔，他曾担任过驻西德、波兰和苏联大使，黑格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服役时与他关系不错。他成了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在国务院排第三位。第二个是劳伦斯·伊格尔伯格[3]，他当时是驻南斯拉夫大使，从前做过亨利·基辛格的助手，他就要被任命为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国务卿。黑格决定不设苏联事务特别顾问一职。 我同黑格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参议院批准对他的任命之前，为庆祝新总统就职而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进行的。我们一同回顾了他在尼克松手下任职时我们之间的大量私人交往。我指出我们两国的关系曾经是很友好的，莫斯科准备再度进行合作。但黑格却指出，我们的关系不幸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消除对彼此在世界各地意图的强烈的怀疑。在他看来这是造成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原因。他说，在他的任命被参议院批准后，这将成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题目。 在招待会上，我还和温伯格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与他也是从尼克松时代起就相当熟悉了，他那时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我们的公共教育部长彼得罗夫斯基早先也曾会见过温伯格并很为他着迷。在了解到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彼得罗夫斯基向莫斯科的每一个人都重复说在里根政府内“有他的一个朋友”。我根据溫伯格从前的经历，认为他会起些均衡作用，但不久我们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 我首先对溫伯格的任命表示祝贺，并开玩笑说由于他在公众面前采取了我称之为“相当灵活的立场”，从而证明他已经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官了。他表示反对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甚至连反弹道导弹协议也反对。他停了一下又说他至少要花6个月时间与专家商谈，才能找到与苏联进行军事谈判的正确方法。我们双方的立场不可能一致，因为我们决定私下再讨论这个问题。我说我准备概述苏联的立场，并解释其背话的动机：. 温伯格承认，他对这类事没有经验，也相当无知，所以在目前即便与我进行一次预备性会谈也没多大意义，以后则另当别论。至于他的公开声明，他坦率地承认他不过是重复了里根的观点而已。在政府内毫无保留地支持里根在外交政策上的所有声明将成为温伯格的行为特色，只不过他通常使这些声明听上去显得更强硬。 黑格和葛罗米柯第一次正式交换意见时也持同样的调子。1月24日，黑格写信——通过美国驻莫斯科使馆——警告苏联在波兰和非洲的行动，批评我们在阿富汗的政策。但对裁军的问题，他在信里却只字未提。7天后我转交了葛罗米柯冷冰冰的回信。信中说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注意，但他感到“遗憾的是，根据你的信件，这些问题都没得到新政府的注意”。黑格看过信说，经过考虑他认为我们的第一次交往可以“暂停”。 随后，黑格问我个人对美国新政府有何看法。我们见面那天正好赶上里根第一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那里刚刚发表了一番臭名昭著的讲话，说苏联领导人为了推动世界革命而“保留犯罪、撒谎、欺骗的权力”。我告诉黑格，坦率地讲，我看不出它与持傲慢的说教态度的卡特政府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尽管它的继任者高唱着“新开端”的调子，但他们仍然踏着卡特的脚印前进，其结局恐怕也会一样的。 “你不能把我们与卡特政府相比，”黑格怒气冲冲地打断我。 “不幸的是，这样的比较符合事实，”我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政府真正关心改善两国间的关系，而不是为公开对抗寻找借口，那样的比较自然不太恰当。但针对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和里根对苏联充满敌意的讲话而言，这个比较是恰当的。我们把他的讲话看作是他的政策宣言，我对此只能感到遗憾和震惊。他会怎样和我们打交道呢？里根发表这种前所未有的胡乱讲话无疑将会给苏联领导人留下一种最不友好的印象，我相信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愤怒。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在一开始就给新政府定下这样的调子呢？” 我承认我对新总统这样猛烈地攻击苏联实在感到迷惑不解。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想不到可能会有比卡特时代更糟糕的。但不久我就看出来，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方面，里根时代更糟糕，而且更加危险。 黑格说里根曾给他打电话说起过新闻发布会的事，并特别强调有关苏联的讲话不是要冒犯莫斯科的任何人，只是表达他自己的深刻信念而已。 我告诉黑格，这种澄清只会使事情更糟。 我就这样结束了与新国务卿的第一次正式会见。与其前任不同——他们都喜欢与我单独交谈——黑格把会谈安排在有两位副国务卿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虽然黑格建议我们于2月5日在参议员珀西[4]家的聚餐会上再见面，那时我们可以比较随便地交谈，但有一点很明显，这就是从前开辟的秘密渠道已经不复存在。相反，我们的第一次正式谈话同他与葛罗米柯首次交换意见时一样，主要集中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如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波兰问题等，忽视了诸如裁军之类有可能实现妥协的领域。这就是新政府所采取的路线。第一次正式会谈就使我确信我们面临着艰难岁月。 另外，由于意见交换公开化，报刊上的宣传得到了肯定。这显然是根据黑格的指示，也许还是根据总统的命令进行的。虽然按照外交惯例，外交部长之间的信件往来都是保密的，但白宫还是首先泄露了黑格给葛罗米柯的信件的基本内容。葛罗米柯愤怒地做出报复，他把自己的回信内容也泄露了出去。这样，从一开始，美国新政府的外交就以两国政府的公开指责为特色。 在我第一次拜访黑格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后来弄得人所共知，成为新政府对苏联不妥协的象征。在基辛格和万斯任国务卿期间的大约12年里，我们的秘密通道一直在全速运转。我到国务院拜访他们有时是官方性质的，有时却是私人性质的。当我像其他大使一样公开地通过正门进去，就是官方性质的，而当我乘车通过国务院地下停车场进去时，就是私人性质的。每一次都由国务卿决定我该走哪一条路线。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想让新闻界知道我们的会见，或者不让他们知道，但通常都是后者。在每次拜访前，我的助手都会给国务卿的私人助手打电话，从那里得知我是从大门进去，还是经过停车场进去。 我的助手像往常一样打电话问我第一次拜访黑格应走哪一条路线。国务卿的助手冋答，“跟往常一样”。我最近几次去国务院都是走停车场，所以我的助手和司机决定照此办理，没有想到问我这“往常”指的是哪一条路线。当我们到达停车场时，我们却被引到了正门。坦率地讲，我对这种变化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过去也出现过这种变化。我没有向黑格问及此事，他也没有提。但第二天，这一“事件”就被故意透露给了新闻界，并演变成巧妙表达美国对苏态度变化的一个有意的姿态。当我再次见到黑格时就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这种所谓的“误会”表示歉意，说他的助手应当事先告诉我们新的路线。我那时才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新国务卿的信任。 政治局于2月110在愤怒而激动的气氛中开会，讨论了整个形势。里根总统由于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那篇被美国新闻媒介做了详细报道的讲话而受到彻底的一致谴责。在我长期的大使生涯中，苏联领导层的愤怒从来没有这样突然而深入地发泄到一位美国总统身上。这是最高层领导个人关系的一场灾难，虽然里根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根据双方的约定，我于2月5日与黑格在参议员珀西家举行的晚餐会上见了面。那天晚上天很冷，还刮着风，天气似乎也在和当时的政治气候遥相呼应。我们的谈话持续到深夜。黑格对自己的原则深信不疑，但他表现得像一个老朋友。尽管他比为尼克松服务时更有发言权，也更自信，但他讲起话来仍然含含糊糊。他显然是想表明自己是政府中主要的外交决策人。 黑格在谈话中清楚地表明，里根保证要无条件地急剧增加军费以“赶上苏联”。我指出，卡特政府在最后一次向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和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已经大体平衡。黑格很不情愿地承认均势的确存在。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按照美国军事专家的意见，如果苏联军备竞赛以这样的规模和势头发展下去的话，假如不采取紧急对应措施，到里根任职末期，苏联就有可能在军事潜力上超过美国。 那么为什么不进行军备谈判以减轻这些忧虑呢？黑格明确表示，它还没有列入新政府议事日程。新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执行一个内容广泛的重整军备计划——“然后我们再看看”。 黑格还坦率地表示，尽管“我个人希望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词应更恰当些，但他不是故意那样做的。不管怎样，他感觉到的和他所要说的都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政府不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同苏联打交道”。公开发表敌对讲话是政府新的苏美关系立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解释说，这意味着里根不能忍受苏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利用像古巴这样的代理人。里根对古巴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挑起内战感到特别愤怒。 黑格还把莫斯科关心波兰发生的事与美国关心中美洲的事情相提并论。如果莫斯科甘愿冒因镇压波兰团结运动而引发世界危机的风险，“我也想告诉你，如果有必要，美国也准备在我们这一地区采取坚决的行动，古巴和所有其他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他的话是否意味着里根政府对与我们进行任何建设性对话都不感兴趣，它会放弃任何外交手段而把希望完全倾注在军备竞赛上吗？他们真的相信这种好战的方式行得通吗？黑格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对话，但要花时间准备，同时他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与“苏联总的行为”联系起来，美国政府将对苏联的行为做出评价。我拒绝接受这种看法，并解释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史表明，这种做法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只能导致永久对抗。 黑格的谈话明显是有意向我们施压，根本就不打算寻求达成一致。美国政府仍然认为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尤其是在裁军问题上出现积极的变化不符合它的利益。正如黑格所说，当美国人民被要求为军事开支的急剧增长做出相当大的牺牲的时候，美国政府当然不愿把“错误的信号”传递给他们。 我邀请斯托塞尔来我家吃饭，决定与他就形势作进一步探讨。我们从1952年起就保持着友好关系，那时我还只是驻华盛顿使馆的一位参赞，他是美国国务院苏联处处长。现在他是副国务卿。多年来在作为朋友和专家而进行的交往、谈话和讨论中，我们之间已建立起相互信任，即使在两国处于对立状态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谈得相当坦率。 他的一些陈述非常值得注意。根据斯托塞尔所说，里根对苏联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看法，他真诚地相信他的政治权力来自美国人民对他的反苏立场以及大力呼吁重整军备的支持，他认为重整军备据称可以贏得世界对美国的尊敬。这一切使得像他本人那样的专家都很难主动提出专家建议，他们只能听从来自上面的指示。国务院没人确切地知道能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做些什么：是拟订一份全新的协议？是改变字句？还是进行修正呢？苏美关系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是如此，他们只是在应付了事。 他感到在里根把他的军事计划递交国会之际，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至少要停顿6到8个月。他说，我们这些专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一点一滴地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开展两国政府间的对话，并为将来的部长会谈作准备。我同意他的建议。但目前里根仍像他在竞选中那样发表反苏言论。只不过他现在所谈的题目是古巴、左派对萨尔瓦多的威胁以及为“自由波兰”而进行的斗争。 勃列日涅夫的突破尝试及其失败 2月中旬，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6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政治局就外交政策，尤其是我国与华盛顿新政府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我汇报了我第一次与其高级代表进行的接触的情况，葛罗米柯做了极富批评性的报告。政治局对新总统及其政策表示忧虑，甚至惊恐。我们该怎么办呢？ 政治局最后决定仍然遵循缓和的路线，希望里根能逐渐变得“更有理智”。在党代会期间，苏联领导层又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倡议，希望能改善局面，扭转紧张局势上升的势头。党代会后，由于没有秘密渠道可以用来探讨这些思想，政治局决定通过勃列日涅夫给里根的私人通信来进行。 3月6日，勃列日涅夫发出第一封非正式信件，这实际上是一封邀请信。它邀请里根就一系列具体建议开展对话，这些建议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所设想的建立信任机制以防止突然袭击等问题。勃列日涅夫建议把提前通知举行演习和类似活动扩大到苏联领土和西欧，甚至扩大到远东。他还建议重新开始削减核武器谈判，讨论解决中东问题和两伊战争的办法，举行联合国安理会最高级会议。这封信的基调可以从信的开头提出的设想和结论中体现出来。它设想“军事战略平衡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结论建议美国新政府考虑苏联的设想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话”加以探讨。虽然有些要求也许提得太过分了，同时美国政府也不可能接受其中的每一项建议，但是信件本身包含有大量的积极因素，如果华盛顿愿意，足可以供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进一步对话使用。 由于这项计划的梗概在我们的党代会公开提了出来，所以西方对此作了广泛宣传。美国国内的反应明显不一致。理查德·尼克松在纽约邀我进餐时对此予以好评，说勃列日涅夫不与里根进行公开辩论是对的。里根正受好斗情绪的支配，他已经为来自莫斯科的批评做好准备，所以他准备反击。最高级会谈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尼克松认为，从长远来说，这项建议会起积极作用，但他劝我们不要操之过急：“我斗胆向你们提出一些个人忠告，我劝你们在下次对话中，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不要固执地逼迫里根举行最高级会谈。不要把事情做过头了。” 里根在勃列日涅夫讲话后不久就与尼克松进行了电话交谈。使尼克松大为吃惊的是，里根的一个助手向他暗示，苏联的和解建议是总统本人强硬立场的结果。里根本人怀疑勃列日涅夫建议举行最高级会谈是因为他比较有经验，因此能够击败总统，尤其是里根现在对许多问题的细节并不了解。但尼克松试图以他自己与勃列日涅夫的多次最高级会谈来说服里根。然而里根似乎已被自己的部下说服，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尼克松建议我们“再教育一下”里根，但让我们不要着急，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 几天后，我在企业家肯德尔为庆祝自己的60岁生日而举办的晚餐会上见到了温伯格。我问国防部长本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有何想法，他回答说，国务院对此正在研究。“但是，”他又补充道，“坦率而大胆地讲，我预料在里根政府时期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使他做出这样的回答时，温伯格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脱口而出：“莫斯科认为它可以以对待卡特的方式对待里根。但里根要证明这样做的效果会适得其反。” 我要他更具体地谈一谈那些向里根提出这种奇怪思想的人以及背后的原因。温伯格敷衍了事地做了解释。他再次谈到苏联试图用对付卡特的方式来考验里根的陈旧说法。然而，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说苏联领导人在最高级会谈中巧妙地赢了卡特，让他同意了有利于苏联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温伯格的进一步论证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如果里根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那他想要得到保证，即会谈后苏联军队将不入侵波兰，这样的事在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会面后几个月便在阿富汗发生了。里根不允许自己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人们曾这样嘲笑过他前任的天真。 我告诉温伯格，他的推理完全站不住脚。“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来说，哪一方也没有使对方上当。请你准确地告诉我究竟是哪些地方出了毛病？” 温伯格说他还没有仔细研究这一问题，但政府正在进行审查。我指出，在审查条约之前就说它不恰当或对它不满意，或者一心只想证明它是不可接受的，这样做至少也可以说是不正常的。我还指出，我可以保证没人有入侵波兰的打算。 与温伯格谈话给我的印象总的说来是悲哀的，他对我们的简单态度和他的无能成为里根政府当时的一种特色。总统形象的塑造者很喜欢他在诸如波兰之类的问题上针对苏联发表的富有挑战性的公开声明。唐纳德·肯德尔告诉我黑格对此也没多加考虑，虽然国务卿仍旧认为警告可以在国内产生有用的印象，即政府能够阻止苏联做这些事（尤其是在苏联根本不打算这样做的时候）。但温伯格却在跟着白宫讲这些意在塑造一个强硬总统形象的话。另外，温伯格自己也很喜欢抛头露面，他对记者发布的大量反苏演说有助于实现他的这一目的。这些讲话连黑格都很烦，他讨厌温伯格干涉他认为完全属于国务院职责范围的事。 我与里根的下一次会见是在华盛顿一年一度举行的著名的烧烤晚会上。我是被邀请的不多几位大使之一。这样的晚会通常都有来自政府、国会、国务院、五角大楼、商界及新闻界的大约500名头面人物参加。在这些晚会上，包括总统在内的著名政治人物通常都是人们的笑柄。那就是说，他们要被放在烤架上“烧烤”。总统与反对派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相互说些笑话，第一夫人南希·里根[5]在一群化装记者对她昂贵的服装挑毛病时露出吃惊状。即使对一个美国观众来说，这也是不寻常的。此外还有许多拙劣的滑稽表演和其他娱乐节目。这是某种外国人不熟悉的奇怪而典型的美国政治表演。 我与总统只是在中间休息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们互致问候，他表示希望能与我进行详细交谈，并说尼克松曾向他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回答说愿意在他方便时与他会面。他向我保证说无论如何他都要那样做，只是得稍晚一些，以便在考察与苏联关系后能使会谈真正取得成果。他还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他很难在同样的基础上与大使竞争，因为大使已经历了好几位美国总统，对所有的问题都熟透了。 里根从医院给勃列日涅夫写信 我请沃尔特·安嫩伯格[6]和他的妻子勒诺[7]吃饭。他们是里根夫妇在加利福尼亚最亲密的朋友。沃尔特·安嫩伯格是美国前驻英大使；他妻子则是首席礼宾官。她是一位迷人的妇女，曾因在机场向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行屈膝礼而受到新闻界的攻击。她被指责向王权低头，虽然美国新闻界和读者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多少外国君王来访的消息，更不用说从大不列颠来的了。 安嫩伯格说他相信里根最终甚至会在他的助手之前认识到他将不得不调整他的对苏政策。他断定“在这一点上，里根并非不可救药”。但他补充说这需要时间，尤其是总统从3月底的一次暗杀企图中死里逃生后已形成了一股慰问浪潮，里根正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资本，使他能在华盛顿和全国更孚众望（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向他发了慰问电，黑格后来为此向我道谢）。安嫩伯格以他特有的正式语气说，此次受伤很可能会拖延总统对外部世界进行“深思的过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与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8]的私人会谈。他是总统的密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志同道合者。里根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在毗邻的内华达州任州长。拉克索尔特提醒说，我们也许忘了要改变里根这样一个年届70、对苏联又持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的老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又说总统的观点在慢慢发生着变化，他已逐渐认识到同莫斯科展开对话将是必不可少的，他甚至已经开始给勃列日涅夫写私人信件了，这与他的个性是完全不相符的。这件事本身并不太重要，也不可能给莫斯科带来多大影响，但拉克索尔特说这是里根理解现实世界的真正的心理上的进步。应当记住，他写信的时候一只胳臂还被吊着，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他的助手还劝他不要写这封信。“但我支持里根，”他说。拉克索尔特还补充说，如果苏联领导人最终发现里根是一个愿意达成协议的伙伴，那他们不应感到惊奇。 在伤病恢复期，里根果然拿起了笔。4月25日，黑格带给我的不是一封，而是两封里根写的信。第一封是对3月6日勃列日涅夫信件的正式答复，黑格告诉我，这是由国务院起草的，另一封则是里根亲手写的，没有用打字机打。美国总统在信里说，他“与苏联领导人有一些相同看法”。黑格是在接到正式答复的同时又从里根本人那里拿到这封信的。他相信里根是想避开他从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从更广周、更富理性的意义上考察苏美关系。 这封信被政府当作最高机密，因为总统的密友认为这封信写得太幼稚了。但是这封信很值得注意，因为它是里根在其总统任内的前期，在没有助手帮助或国务院正式建议文件的情况下，由他自己亲手起草的为数不多的几份外交政策文献之一。在此后几年中他将把这封信当成他一贯倡导对苏友好关系的证据，并以此来回答那些指责他改变了对苏态度的人。 这封信回忆了勃列日涅夫在圣克门蒂拜访尼克松时他们之间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并且说“人类的和平与善意似乎就在唾手可得之间”，当时勃列日涅夫拉着里根的手向他保证要致力于和平事业。在唤起普通人对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希望的同时，里根有些怀疑两国政府会不会“让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哲学、政府政策阻止我们去考虑人民真正关心的日常生活问题”。 我在读总统的信时发现，它受到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具有的善意的传统思想的激励。他乞灵于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一段历史。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原子弹，并且受到战争的彻底破坏，但美国当时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虽然没人能阻止它这样做。但是，总统指出，苏联后来的政策似乎变了。如果我们能改变那一切，两国是能够合作的。 勃列日涅夫的回答一个月后才送达。他也回顾了他们在尼克松的卡萨·帕西费科别墅的会见，也回顾了缓和以及军备控制政策。“现在，为什么这一进程运转不灵了呢？为什么停止甚至逆转呢？”勃列日涅夫写道。他不同意里根的看法，他说当美国实现了“美国领导人所说的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苏联一直在恪守其战时的承诺，但近年来两国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糟。“但我要传递给你的主要信息是，我们不是在寻求任何平衡，对贵国的合法利益苏联不存在任何企图，”勃列日涅夫写道，“我们在寻求另外的东西，这就是和平与合作，寻求在苏美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与友好的感情。” 这是他们在最初交往中发出的最重要的信息。黑格仔细地读了信，但委婉地拒绝在总统看到它之前发表评论。 里根试图与勃列日涅夫展开私人对话。如果他真想做到这一点，那他失败了。苏联领导层也许低估了里根做出这一举动的心理因素：在疗养伤口的时候，里根平生第一次给苏联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写了一封亲笔信。勃列日涅夫的回信（里根在回忆录中称之为“冷冰冰的答复”）以标准的论战形式强调了他们的分歧，而没有强调发展他们的个人关系的必要性。这种调子不可能在他们个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里根的信实际上也没有起到多大的帮助作用，虽然他显然是在坦率表达他个人的信念。我认为，两个人之所以未能调整好进行对话的波段，其主要原因是时机尚不成熟，里根本人写那封信也是出于一时冲动，没有真正考虑在对苏政策上作些具体的改变。尽管此后他们各自的外交部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又为他们起草了许多信件，但他们的私人通信实际上停止了。最高层之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宫还把里根的信件中带有偏见的内容泄露给了新闻界，这就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毫无保密性可言。 在这个困难时期还曾出现过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变化，这就是我接替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9]成为驻华盛顿外交使团的团长。塞维利亚—萨卡萨从1943年以来一直是尼加拉瓜驻美大使，而1943年我们驻华盛顿的大使是葛罗米柯。塞维利亚—萨卡萨是一个性情快乐的人，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好。他既从不为日常公务所累，也不担心升迁问题，因为他是尼加拉瓜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10]的儿子，美国与索摩查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他本人实际上是美国的政治工具。塞维利亚—萨卡萨乐于出席华盛顿各使馆出于礼仪请他参加的各种活动，直到尼加拉瓜发生革命剥夺了他的大使职务为止。这场革命也使我成了外交使团团长，因为我在华盛顿服务的期限仅次于塞维利亚—萨卡萨。里根政府自然是谴责尼加拉瓜革命的。 我马上就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我根本没有时间出席华盛顿各使馆举行的招待会，那时大约有150家使馆，每一家至少每年得举行一次国庆招待会，还有其他一些场合也要求外交使团团长参加，如每当国家元首到达华盛顿时在白宫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等。这又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有一些国家同苏联关系不友好，或者根本没有外交关系，这虽然不影响我的外交使团团长的地位，但我在仪式上有时总感到不相宜。更糟的是，里根总统在欢迎讲话中几乎总免不了要批评苏联，批评它的政策及意识形态，这已成为他的仪式中的一部分。但是绝对没有必要让苏联大使听了一遍又一遍。 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完全知道这种情况的敏感性，所以每当华盛顿有对苏不友好的国家元首来访或国务院知道里根会在欢迎讲话中谴责苏联时，我们就安排在资历上仅次于我的瑞典大使威廉·瓦克梅斯特[11]代我去参加。我们合作得很好。我还目睹了许多有趣的事，其中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2]对华盛顿的一次不能说不重要的访问。教皇使节为外交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然后聚集在一个大厅里的大使们应邀一个一个地走进一个较小的接待厅，我们在那里受到教皇的接见。 作为团长我是第一个进去的。我知道这位波兰出身的教皇精通俄语，我就用英语问他愿用哪一种语言交谈。教皇提议他自己说波兰话，我说俄语。过了一会儿，他出乎意料地问我是否介意他把我当作一个伟大国家的大使来祝福，这样他就可以祈盼我寻求世界和平的努力获得成功（他知道所有的苏联大使一定是共产党员，因此从形式上说也都是无神论者）。我回答说我很乐意接受他的祝福，尤其是在从事他所提到的伟大事业的时候。因此，我相信我是我们外交历史上接受教皇祝福的唯一一位苏联大使。 莫斯科日益增加的烦恼 了解那个时候苏联领导人的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缓和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已成为苏联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打上了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烙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在缓和时代上升到权力的高位的。在苏联，对缓和——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的价值都没有什么争论。对莫斯科而言，它不仅仅意味着降低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而且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他们取得了同美国平等的而且受到国际承认的永久超级大国地位。他们希望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然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突然面对着一位新总统——罗纳德·里根，他想把这一切都扫除干净。最令他们沮丧的是里根对苏政策的两个特征：一个是他重获军事优势的明确决心；另一个是他决心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战争，在苏联国内及其盟国之间制造混乱。美国舆论总体上认为里根是清白的，甚至对他表示支持。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发觉他们正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一个令人烦恼的人物，他顽强地推行着一条使他们极不舒服、让他们感到震惊的路线。当他们不情愿地得出只要里根掌权，缓和即不可能再恢复的结论，克里姆林宫内部就会倾向于对他进行反击，而不是拉拢他。 当葛罗米柯和黑格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时，双方重申了他们在前两次会面中的立场，虽然他们也同意就欧洲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并同意于次年1月再次举行会谈。葛罗米柯因为没有收到去白宫的邀请，尤其是他还带着政治局的特别指示，要亲自向新总统阐明我们的外交观点，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而非常愤怒。 与此相反，里根最近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在发送的当天就被公诸于众。这封信是9月22日发送的，信中重申了白宫对苏美关系的立场。白宫和美国驻苏使馆试图断章取义地表示华盛顿正努力发展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而不是相反，出于愤怒，政治局也把勃列日涅夫的信件公之于众，但它更愤怒的是里根政府把高层领导人的通信用于宣传目的。 然而，政治局决定勃列日涅夫还是应该回复里根的信，就当没有发生过泄露事件似的。我在10月16日把勃列日涅夫的回信交给了黑格。这封信欢迎里根明确表示要与苏联保持稳定牢固的关系，但它断然拒绝总统指责苏联在古巴、安哥拉、柬埔寨等地或在其他地方搞的活动是两国间良好关系的障碍。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说，把那些活动同两国关系的改善连在一起只会导致“蓄意的僵持”。此外他也不同意里根有关苏联新闻界的反美运动是恶化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的说法。 “如果谁有权抱怨猖獗的敌对活动的话，那就是苏联。这只要看一看针对所谓的苏联威胁而不停进行的宣传就行了。是什么原因使您，美国总统先生，在前一天的公开声明中说苏联把它的政策建立在它会赢得一场核战争的信念之上的呢？除非有人故意蒙蔽您，否则您一定知道我的声明：核战争对整个人类将是一场灾难。” 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试图通过同意黑格和葛罗米柯就限制欧洲核武器问题举行谈判来挽救局势。黑格没做任何评论，但答应把信转给里根。里根在10月2日已经宣布了一项长期的军备扩张计划，准备最大程度地增加强大的战略武器生产，其幅度要比历届总统计划的都要大，提供的资金也更多。它包括生产100架B-1战略轰炸机，发展“隐形”轰炸机和威力更大的三叉戟核潜艇，生产100枚MX级洲际弹道导弹，改进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这些项目有些已在卡特时期讨论过，但真正命令将其投入生产并大肆张扬的是里根。里根当着新闻界的面签署的这项军备扩张计划是美国军事和政治原则向包括可能发生有限核战争的假设转变的一个重要部分。 苏联领导层感到它日益受到里根政府发动的运动的攻击，这场运动试图使其错误地指责苏联认为自己能够打一切核战争并取得胜利合法化。10月20日，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对富有挑战性的不停指责应作何反应。出于愤怒，克里姆林宫决定把它的立场通过答《真理报》记者问的形式公诸于众。政治局批准的答记者问文本如下： 问：里根总统最近说，根据对苏联领导人的私下谈话所做的判断，苏联认为它可以打赢一场核战争。他以此证明他的加速发展核军备的方针是合理的。您对美国总统的这段话有何评论？ 答：里根先生说他知道苏联领导人私下说了些什么，那就让他凭良心作答吧……谈到正题、我只能说……如果有人想发动一场有望取胜的核战争，那他一定是自取灭亡的疯子。不管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也不管他想选择何种方式发动核战争，他都不会达到目的。惩罚将不可避免地随后而至。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如果美国总统也作出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声明，把核攻击的思想当作犯罪而抛弃，那将是件好事。 里根总统自然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的好战立场引起许多国家的日益忧虑，美国的邻国更是如此。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13]愿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进行调停，但里根拒绝了他。经过几次努力后，墨西哥人于11月23日在墨西哥城安排黑格与卡斯特罗的长期同事、副总理卡罗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14]会面。双方对会谈都保守秘密，对我们或墨西哥人都没有说什么。我是从墨西哥驻华盛顿大使乌戈·马加因[15]那里得知这件事的。 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也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11月中旬黑格告诉我，里根本人对夏兰斯基和萨哈罗夫很感兴趣。他说，他们的案子如果得到积极的处理的话，可以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建设性的影响。虽然他们时不时为了宣传目的打这张牌，但里根和黑格都没有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发表意见（相比之下，卡特就这样做了）。我们大使馆曾接到卡特、万斯和其他政治人物打来的电话，询问有关萨哈罗夫和其妻子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的报道。我们报告了莫斯科并得到答复；“据我们所知，他们的病并不严重。”这就是全部的答复。 我们仍然定期提醒莫斯科注意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莫斯科根本不予理睬。勃列日涅夫政权仍然相信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战争。对里根个人的愤怒也是他们固执己见的另一个原因。 12月13日，我请比利·格雷厄姆到使馆进餐。这位著名的传教士曾试图搞到一张出席下一年春天在莫斯科就和平与裁军问题而召开的宗教会议的邀请信，我帮他弄到了他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格雷厄姆告诉我，他刚应总统之邀在白宫度过了一个晚上，并与总统和他的妻子做了一次长谈。他认识里根的妻子已有15年了。在谈话中，他提请总统注意，尼克松由于在与苏联和中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的进展而被载入史册，他认为里根也可以作为一个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苏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转变的伟大总统而名垂青史。格雷厄姆尤其赞成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他指出，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在美国激起了宗教感情的波涛。 我问他里根的反应。他想了想之后回答说：“我相信总统正沿着正确的轨道行进。”很显然里根对格雷厄姆的建议不太热心，但也没有直接拒绝。我问他，根据他的看法，谁对总统最有影响。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里根的妻子南希。他把她描绘成一个相当有智慧但又相当保守的妇女，她似乎希望她丈夫在美国历史上，包括在苏美关系中留下一个杰出的记录。 我也喜欢那样，但里根在他任职的头一年肯定不是这样一个人。 [1]卡斯帕·维拉德·“卡普”·温伯格（CasparWillard"Cap"Weinberger，1917年8月18日——2006年3月28日），194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45—1947年任旧金山联邦法院法官法律助理。1947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53—1959年任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议员。1962—1964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主席。1967—1968年任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组织和经济委员会主席。1968—1970年任加利福尼亚州财政部长。1969—1970年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72—1973年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厅主任。1973—1975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1975—1980年任柏克德公司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1981—1987年任国防部长。1989—1993年任《福布斯》杂志主编。1993年以后担任福布斯公司主席。2006年去世。 [2]爱德华·莱昂·罗尼（EdwardLeonRowny，1917年4月3日——2017年12月17日），出身于一个波兰移民家庭。早年毕业于美国大学。二战期间曾在意大利和日本作战。1950—1953年期间参加朝鲜战争，担任麦克阿瑟的发言人，并一手策划了仁川登陆。60年代参加了越南战争。1971—1973年任北约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71—1979年任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美方代表。1981—1991年任总统军备控制特别顾问。1992年退休。2003—2007年任美国波兰顾问委员会副主席。2007—2017年任美国波兰顾问委员会主席。2017年去世。 [3]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LawrenceSidneyEagleburger，1930年8月1日——2011年6月4日），美国外交家。1952—1954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5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1—1965年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雇员。1969—1971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助理。1971—197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7—1981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81—1982年任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82—1984年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89—1992年任副国务卿兼南斯拉夫事务顾问。1992—1993年任国务卿。此后曾任大屠杀时代保险索赔国际委员会主席、国际政策论坛董事会主席、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等。2011年去世。 [4]查尔斯·哈廷·珀西（CharlesHartingPercy，1919年9月27日——2011年9月17日），美国商人。194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67—1985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1—1985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2011年去世。 [5]南希·戴维斯·里根（NancyDavisReagan，1921年7月6日——2016年3月6日），美国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的妻子。1967—1975年任加利福尼亚州第一夫人。1981—1989年任美国第一夫人。 [6]沃尔特·休伯特·安嫩伯格（WalterHubertAnnenberg，1908年3月13日——2002年10月1日），美国商人、慈善家、外交家。1969—1974年任驻英国大使。 [7]莱昂诺尔·科恩·安嫩伯格（LeonoreCohnAnnenberg，1918年2月20日——2009年3月12日），美国商人、慈善家、外交官，沃尔特·休伯特·安嫩伯格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4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81—1982年任礼宾司司长。2002—2009年任安嫩伯格基金会主席兼总裁。2009年去世。 [8]保罗·多米尼克·拉克索尔特（PaulDominiqueLaxalt，1922年8月2日——2018年8月6日），出身于一个巴斯克人家庭。二战期间服役，参加了莱特岛战役。1951—1955年任内华达州奥姆斯比县地方检察官。1963—1967年任内华达州副州长。1967—1971年任内华达州州长。1974—1987年任参议院议员。1983—1987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87年退休。2018年去世。 [9]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GuillermoSevillaSacasa，1908年9月11日——1997年12月16日），尼加拉瓜外交家，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儿子。1943—1979年任尼加拉瓜驻美国大使。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流亡美国。1997年死于美国。 [10]阿纳斯塔西奥·“塔奇托”·索摩查·德瓦伊莱（Anastasio"Tachito"SomozaDebayle，1925年12月5日——1980年9月17日），尼加拉瓜独裁者。1946年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1946—1979年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67—1972年、1974—1979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继续推行独裁统治。1979年在尼加拉瓜革命中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下台，流亡巴拉圭。1980年在巴拉圭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派去的暗杀队暗杀身亡。 [11]威廉·汉斯·弗雷德里克·瓦克梅斯特伯爵（CountWilhelmHansFredrikWachtmeister，1923年4月29日——2012年2月3日），瑞典外交家。194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2—1955年任外交部二秘。1955—195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秘。1958—196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私人助理。1965—1966年任外交部政治司副司长。1966—1967年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1968—1974年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长。1974—1989年任驻美国大使。1986—1989年任驻美国外交使团团长。1989—1994年任沃尔沃公司董事长顾问。1993—1995年任瑞典裔美国人商会主席。2012年去世。 [12]约翰·保罗二世（PopeJohnPaulII，1920年5月18日——2005年4月2日），原名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JózefWojtyła），1978—2005年任梵蒂冈教皇。 [13]何塞·吉列尔莫·阿贝·洛佩斯·波蒂略·帕切科（JoséGuillermoAbelLópezPortilloyPacheco，1920年6月16日——2004年2月17日），墨西哥作家、律师、政治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59年加入革命制度党。1972—1973年任联邦电力委员会主任。1973—1975年任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长。1976—1982年任总统，在任期间鼓吹经济民族主义。2004年去世。 [14]卡罗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CarlosRafaelRodríguezRodríguez，1913年5月23日——1997年12月8日），古巴革命家。1933—1937年任西恩富戈斯市长。1937年加入古巴共产党。1942年参加巴蒂斯塔内阁。1953年反对“七·二六起义”。1958年起参加“七·二六运动”。古巴革命胜利后，于1962—1965年任国家土地改革研究所所长。此后曾任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古巴副总理、副总统等职务。 [15]胡戈·B.马加因·格里森（HugoB.MargáinGleason，1913年2月13日——1997年9月11日），墨西哥外交家、经济学家。早年参加了革命制度党。1964—1970年、1976—1982年任驻美国大使。1970—1973年任财政部长。1973—1976年任驻英国大使。1982—1988年任参议院议员。
第二十六章卡特的失败：一份缓和的墓志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六章卡特的失败：一份缓和的墓志铭 ↘选举前的僵局 ↘选举中向莫斯科求爱 ↘卡特的失败 ↘剥下缓和的外衣 选举前的僵局 现在业已清楚，莫斯科判断一位美国总统——无论其是在职的或还仅仅是一位候选人——的主要标准是只要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觉得他会推进和加深苏美关系，从而阻止两国重新陷入另一轮的冷战就行。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之所以被看作是比巴里·戈德华特更好的候选人，无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读者也许还记得，莫斯科出于对以反共作为其政治生涯进身之本的理查德·尼克松深深的忧虑，曾错误地为休伯特·汉弗莱的竞选提供帮助。1972年，当尼克松出人意料地继续执政时，不为别的，单单为了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莫斯科也更喜爱尼克松和他的外交明星亨利·基辛格，而不是自由派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对杰拉尔德·福特来说，其情形也一样。 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对莫斯科也是一个意外，并且是一个不太愉快的意外。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看错了他，美国的选民也是如此。在他竞选连任的时候，莫斯科非常不信任卡特，没有支持他同罗纳德·里根竞选。 不过，那样做也是由于我们同样也看错了里根。克里姆林宫觉得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竟然会反对缓和，回到冷战时代那种充满猜疑、好战、耗费巨额军费开支的状态中去。但是，由于卡特揪住阿富汗问题不放，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 随着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被任命为新的国务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测定卡特会不会设法使阿富汗问题冷却下来，并使政府面向更广泛的问题。马斯基在1972年选举中曾设法贏得总统提名，在他的党内得到广泛尊敬。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踏实的人，但对苏美关系知之不多。在马斯基的任命宣布后的那一天，沃森大使打电话给我，并与我讨论了马斯基其人。他说马斯基持自由主义观点，他当然想成为一名好国务卿，但他对到底该怎么做并没有明确的想法。 在奥地利国家条约签署25周年纪念会上，马斯基与葛罗米柯在维也纳第一次相见。他们讨论了主要的国际问题。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敌意相当明显，尤其是在讨论阿富汗问题时更是如此。马斯基本人还算冷静和克制，他的判断相对于其他大多数政府官员而言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的均衡观点被华盛顿总的消极对苏政策所淹没。葛罗米柯在讲话时赞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但在我们对阿富汗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他的话很难令人信服。在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葛罗米柯说此次会面进一步证明卡特政府正在使其政策朝着使苏美关系恶化的方向发展。 6月16日，我应邀在国务院会见了马斯基。他说他在对其在维也纳与葛罗米柯的会见进行思考后曾通过沃森给葛罗米柯捎去一封信，希望重新改善我们的关系。但他发现葛罗米柯半心半意，其答复令他十分失望。我问他的信件是否意味着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想了想后回答说，这封信可以说是对美国立场的总结。毫不奇怪，我们的谈话在阿富汗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自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一切都是老调重弹。显然，要想使如此专注于阿富汗问题的卡特政府同我们的关系朝好的方向转变根本没有希望。虽然马斯基在观点和感情上都更接近万斯，而不是布热津斯基，他也没带来什么变化。 卡特政府同时还在采取“遏制敌人”——苏联——的进一步措施。8月份，白宫透露说，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在对苏联的军事目标发动先发制人的持久核战争的同时，也要能对敌人的城市予以大规模的核摧毁，卡特政府已采取了“新的核战略”。由卡特签署的其他指令还为在核战争爆发后确保军事和政府领导人能从加固的地堡中用保密通讯设施指挥战争，并动员经济度过核战争等做了准备。新闻界对这些指令的报道从来没得到过官方的证实，它们把这些举动描绘成核威慑的一部分，意在向苏联显示：美国有能力经受一场持久的核冲突。在模拟的战争条件下还举行了有卡特参加的特别指挥演习。美国政府正陷入军事歇斯底里中。 这样，卡特政府最后一刻的主要思想是想增强对苏联的核威胁意识，而不是寻求一致。卡特所说的在合作或冲突之间的选择已演变成核威慑和对抗，并且由于军事预算的快速增长而加深。这就是卡特作为一个总统的变形，你也可称之为演化。换句话说，民主党的卡特留给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一份有关核计划的完整的遗产，为里根的核战略打下了基础。莫斯科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我们的军事开支也达到创记录水平。结果，在这种权力游戏中，真正的安全和常识成了失败者。 选举中向莫斯科求爱 7月中旬，哈里曼来看我，他似乎很悲观。他第一次谈到他的高龄和他的死（他当时快89岁了），但他渴望最后尽一份力使苏美关系回到更有建设性的轨道上去。他直率地建议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做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姿态，比如宣布开始裁军的声明。哈里曼比当时许多苏联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没有希望的，只会极大地损害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感到自己在改变形势方面孤立无援，他谴责布热津斯基和卡特，后者似乎“被他那过于健谈的助手弄得昏昏欲睡了”。 哈里曼说：“当我听说万斯辞职时脑子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乘最早的航班飞抵斐济或是其他远离华盛顿的地方，只要能避免在11月份的选举中，在要么选举卡特和布热津斯基，要么选举里根之间作令人心痛的抉择就行。”他说，只是在他得知接替万斯的人是马斯基时，他才决定他可能会投卡特的票。但是，他终究还是拒绝了由白宫提出的支持卡特竞选连任的要求。 其他方面也有人来访问我。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刚被纳入里根外交顾问的名单，他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做过基辛格的代表，后来又做过福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7月2日，他和我一起共进晚餐时对我说，如果莫斯科给卡特一个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机会，卡特很可能获得连任。但是，如果苏联采取中立的立场，静待选举的结果，不给卡特送上一张王牌，那么里根就有相当大的获胜机会。他这是在试探我对发生的一切有何感想。我向斯考克罗夫特指出，由于这两个人都曾发表过敌视苏联的讲话，所以苏联会觉得很难表示更喜欢哪一个。 “你是怎么想的呢？”我反问他。 斯考克罗夫特说他非常了解卡特：总统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在对自己的行动方向缺乏正确把握的时候就靠夸张和夸大来行事。起先他赞成裁军，但紧接着他又转向狂热的军备竞赛。他曾认为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是可能的，但随后却迷恋于在各个方面向苏联全面出击的想法。此外，他喜欢从不同的顾问那里寻求“不同的选择”，结果不仅导致国内和外交政策出现波折，而且也在各位顾问之间造成对立。 斯考克罗夫特还说，与此相反，里根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喜欢从他的主要顾问那里得到大家都同意的、经过协调的建议，免得自己被一些相互冲突的方案弄得手足无措。如果他不喜欢他得到的建议，他会让他们回去再想一想。因此，里根要求挑选专家担当重要职务，并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斯考克罗夫特把里根描绘成一个很实际的人，而不像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时给人留下的印象那样，是一个死不改悔的反苏分子。 我向斯考克罗夫特指出，美国选民似乎不太关心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哪一位落选。他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说：“那就让我们等一等，看美国人民更不喜欢哪一位。”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并不是里根的特使第一次向我做出亲近的表示。早些时候，也就是在1979年3月3日，理查德·艾伦[1]还作为里根的私人代表拜访过我。从艾伦在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室任职起我就认识他。艾伦来看我时里根还没正式宣布他将做总统候选人，但很快他就这样宣布了。艾伦转达了里根的一个私人要求，那就是想到莫斯科会见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如果不成，见见其他苏联领导人也行。我告诉艾伦，我们都很清楚里根是一个极端的右翼政治人物，他想得到什么呢？这仅仅是他的一种选举伎俩吗？难道他想通过这次访问使他获得对苏联事务比较了解的名声，回去后对苏联更加倍努力地进行攻击吗。 艾伦对此予以否认。他把里根与尼克松两人作了比较，并提醒我注意后者在当选前后对苏联态度的变化。他说，里根已经到过欧洲许多国家，会见过那里的许多领导人，他最近还得到中国的邀请，但里根更重视苏联，因为苏美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重要。艾伦说，里根需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以便获得更广泛的选民基础，他正在朝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中心靠拢。 我向莫斯科建议在4月份邀请里根访苏，这也是他提出的日期。在经过一阵犹豫后，莫斯科同意了。但此次旅行被推迟了，后来也未能成行，因为里根在那之前已下决心将反苏作为他参加选举的旗帜。 下一个来拜访我的是布热津斯基。7月12日，我们一起在我的寓所吃午饭。我们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中国问题、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以及中东问题，但都没取得多大进展。从一开始他就声明，他和卡特都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就会冒在20世纪80年代回到1947年至1955年那种冷战状态的风险，但这一次会更加危险，因为两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了。他说，问题在于两国政府是否能鼓起勇气，尽力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我回答说他提出了一个极好的问题，但我更愿意让他先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尽管说得不太明白，但他显然在暗示他是以卡特的名义向莫斯科讲话。他终于谈到了正题。他说如果卡特继续留任总统，而不是把这一职位让给里根，苏美关系会更好一些。我要求他举例证明这一点。于是布热津斯基表示卡特准备继续进行军备控制谈判。他还提到里根提出军事拨款的“不合理的要求”以及里根反对苏联的长期历史。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也指出，阿富汗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还对他以前所提出的建议进行了总结，并重复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和中国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这一切很难说服莫斯科支持卡特去反对里根。 8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此进行表决。由于政治局既厌倦卡特，又担心里根，所以它决定采取骑墙态度，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驻华盛顿使馆提出的建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听取外交部的通报，这个通报是由我亲自参与拟就的。就在这次会议后，政治局认为，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中，对双方都敞开跑道是明智的。政治局在给我们的指示中要求我们“不得中断由我方倡导的对话，尽量阻止苏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在不损害我们利益或地位的前提下，保留一些有益的资本以便将来使用。如果里根或他手下的人有意与我们联系，我们不应当回避。”苏联新闻界被告知，应该对两位候选人进行同样的报道，不要有偏向任何一方的表示。 勃列日涅夫评论说：“即使是魔鬼自己也分辨不出哪一个更好一些，是卡特还是里根？” 10月初，工业家阿曼德·哈默也来拜访了我。他告诉我，他刚在卡特的办公室与总统和一群商人吃过早饭，他们多数是犹太人。卡特的竞选总管罗伯特·斯特劳斯也在座，他也是犹太人，是当时华盛顿最有权势的捎客之一。 哈默说，卡特显然对横在竞选道路上的许多障碍感到担心。里根已赢了好几分。由白宫发起的对里根的人身攻击非但未能奏效，反而使自身大受其害，它从根本上损害了卡特作为一个正派人的名声。卡特承认自己的竞选活动正陷于停滞状态，他号召商人们作出贡献，买下广播时间。他特别强调犹太人社区的重要性。由于他们的组织性，犹太人可以在关键的州内，比如在纽约、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还有其他一些州使选举结果朝有利于卡特的方向倾斜。卡特抱怨犹太人社区没有充分感谢他为以色列做的贡献，是他促成了戴维营协议并给予以色列人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之，卡特要求工商界人，尤其是哈默应当带头对犹太人社区施加影响，让它们支持卡特。 哈默为此来问我，苏联领导人是否能增加犹太人移民人数。犹太移民数量主要是由于卡特攻击苏联国内的人权状况，在近几个月内大大减少了。 哈默说：“卡特如果重新当选，他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帮助。”他暗示将保证让卡特知道这一点。 不能说莫斯科对他的要求没有做出反应。我认为卡特在选举中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自己的党内未能得到可靠的支持。他是作为一个局外人而不是作为他所在的党的领袖来竞选总统的。在他任总统的最后一段时期，对在华盛顿的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领袖来说，他都是一个局外人，尤其是对国会的本党人士来说更是如此。 这里我还要谈谈已故的阿曼德·哈默。我与他保持着定期联系，就像和美国商界其他许多头面人物一样，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因为他与苏联的联系（他生在俄罗斯，年轻时来到美国，他是第一批同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做生意的美国人中的一个）他一直未能摆脱关于他是苏联间谍的谣言。但他不是。[2]他同克格勃没有联系，他们也许曾试图与他接触，但他不是间谍。如果他是间谍，那他一定不是个好间谍。 比如，你要是和他讨论政治和其他问题，他总是把所有的问题混在一起，然后就如何改善苏美关系提出初步看法。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我想这也是他最感虔诚的主题。很多美国总统竞选时都得到过他的慷慨捐助，他把他与总统们的谈话告诉我们，试图想主动充当一个秘密的中间人撮合高级别的对话。但是，据我所知，美国政府从未让他做它的代表，我们也一样。葛罗米柯尤其不喜欢这种业余外交家；作为外交部长，他有时也在哈默访问莫斯科后不知不觉地在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内的听众面前解释哈默的思想。但我们从来没有让哈默代表我们给美国政府带去什么信息。 苏联人对哈默的尊敬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这就是他与列宁相识的传奇故事。在莫斯科，人们在介绍他时，总是说他认识列宁，这就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我们的一些领导人来说，与他谈话是很有趣的。勃列日涅夫就喜欢与他谈论美国的生活、华盛顿的政治传闻以及他与美国总统及其他著名美国人的谈话。他常常夸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奉承他的苏联听众。 我们也很尊敬作为商人的哈默。柯西金总理很喜欢他的处事方式。我亲眼目睹过哈默和柯西金为一个价值70亿美元的化学工程举行的一次两小时的谈判。哈默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精确地说明他打算投资的钱数，双方又能各赚多少。经过一番讨论后，哈默拿出一张纸，草拟了一份“谅解框架”，上面只有四五个数字，柯西金改了一两个，哈默表示同意，交易就算做成了。所有的细节问题留待助手们去处理，他们的工作以哈默手写的框架为准。哈默对商业非常精通，我想他在与我们做生意时一定赚了很多钱，也捞取了不小的名望。 选举前两个星期，布热津斯基来我们大使馆拜访我。他谈到如果卡特仍留在台上，他就会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让我很吃惊。很难说这是不是想在选举前从莫斯科那里获得一些积极的表示，或者是不是布热津斯基已意识到对抗已走进了死胡同？不管怎样，任何人听到他要给予的东西都会感到出乎意料的。 布热津斯基向我保证，卡特的第二届政府将会在他们所认为的三个重要方面做出努力，为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开个好头。第一，将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并通过削减军费开支放慢军备竞赛速度；第二，布热津斯基说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有变成一场消耗战的危险，他建议如果这两国有一方崩溃，莫斯科或华盛顿都要抵制住诱惑，不要去填补空白；第三个重要变化将发生在阿富汗：美国政府将不再把苏联撤军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卡特也将不再要求撤换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尽管把他调换到更受尊敬的其他职位，由一个新总理来取代他也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布热津斯基还说了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他说卡特政府已改变了美国把苏联当作许多与美国敌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幕后支持者的外交理论。他列举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为例。我欢迎这种改变，并且说美国迟早会承认这一点，现在虽然迟了点，但总比不承认强。他说，在选举后，只要美国人的情绪一平静下来，政府就计划扩大与安哥拉、越南和古巴的联系，甚至会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他最后说，尽管华盛顿仍打算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双边互惠关系，但它决不会卖军事装备给北京，中美结成军事联盟是“绝对不可能的”。 布热津斯基没有把里根与卡特作直接的对比，但他的谈话强烈暗示：如果重新当选，卡特就能使苏美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当然这一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他的意思很明显：莫斯科在竞选活动中不应当做减少卡特重新当选机会的事，如有可能甚至可以帮助他一把。 那次会面的时间是10月16日。10月31日，也就是在11月4日选举前几天，布热津斯基再次打电话给我。他承认卡特正在失势，竞选就要结束，一切只好等到选举那一天见分晓了。我真没想到，布热津斯基竟开始谈论起苏联对他个人的态度。他说很多著名的美国政治人物从苏联官员那里带回了许多对他的批评性评价。那些苏联官员在私人谈话中把他对苏联敌视的原因解释为他是一个波兰人。他还补充说，甚至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也有过类似的反波观点！ 布热津斯基由此把话题说开。他说历史的确使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复杂化了，过去的悲剧仍未结束。他承认有些潜意识的偏见在作怪，但是他认为他主观上不是这样想的。他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清楚，即波兰的命运同苏联及俄罗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在反对德国统一的大背景下，波兰只能同莫斯科结盟，没有其他的选择。否则，德国就会摧毁波兰，“作为前波兰人”，他认为波兰别无选择。 “当然，”他说，“我的确一点也谈不上喜欢苏联及它的政策。但我并不像莫斯科想象的那样反对苏联。在这件事上我与基辛格没什么两样，但基辛格比我幸运。从一开始，尼克松就派他去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谈。尽管他们对他的人格和观点并不存在什么幻想，但基辛格还是设法与他们建立了某种个人联系。而我是由形势所迫，背着百分之百的反苏名声被推到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的。苏联领导人甚至都不愿和我谈话。” 我向他指出，是美国政府而不是我们在挑选谈判代表。我们愿接受卡特作出的任何选择。从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如果卡特重新当选，布热津斯基一定会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同苏联高层官员建立更多的直接联系。我相信这比让可厌的总统助手在幕后继续操纵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这却成了我与他在其任职期间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 最后，基辛格本人也来看我了。在叙述这次谈话的情况之前，我必须先提一下我们上一次的会面。那是在1979年11月，离此刻差不多有一年了。我在那次谈话时批评了他抛弃自己在任职期间所奉行的政策，在公开讲话中反对苏联，从而向右翼靠拢的机会主义行为。我问他想从中得到什么。基辛格辩解说他对苏美关系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不得不考虑公众的情绪，尤其是在选举临近的时候。他正忙着为共和党工作，似乎想在共和党获胜后重新回到政府任国务卿，那样他就可以回到他注重苏美关系的政策上去。因此，他很希望与每一个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与他们对抗。虽然他不会站出来反对里根，但他确信里根是唯一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他吸收进政府的人。 将近一年过去之后，基辛格在10月22日再次来找我谈话。他说他正在进行的访问是得到里根本人的完全同意的，前一天他还与里根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谈话，这让我很吃惊。基辛格说，里根阵营对胜利相当有把握（当然不排除卡特阵营最后一刻会出人意料地获胜），前景看好。基辛格向里根提出了一些与苏联发展关系的建议，里根便授权他就此与莫斯科进行秘密联系。 基辛格还告诉我，如果里根当选，他最好不要沿续他在好斗的竞选演说中阐述的方针，因为这不仅会导致与莫斯科关系的持续紧张，也将使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不和。基辛格解释说，他知道苏联领导层是不会在他们认为极端重要的事情上被欺侮的，苏联人也清楚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尽管他们不愿当众承认。因此，让新总统认识到他的短处，让莫斯科了解哪些是美国的真正利益是很重要的。 基辛格继续谈到，如果里根赢得选举，他就会有机会把这一切向克里姆林宫阐明。在就职前他就会派一个私人特使去莫斯科在两国有可能马上求得一致的领域，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提出大致的规划，并在里根和勃列日涅夫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的私人联系渠道。基辛格说他自己不会成为担负这一使命的合适人选，不过他若无其事地提到，如果里根打算挑选他，他很可能会同意的。他告诉我可以把这一切连同里根直率的承诺都告诉莫斯科。但他让我注意，不要把它理解为可以立即开始同里根对话，那要等到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基辛格满有把握地认为到那时里根会同意的。他答应在选举后继续和我联系。 这次不同寻常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奇怪的印象。很难相信里根突然准备在选举后转变立场。难道他想利用基辛格使莫斯科相信，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疯狂反苏的右翼分子？还是希望预防莫斯科在最后一刻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卡特，从而破坏他的选举？这实在令人生疑。我相信基辛格为了回到政治高位，完全可能在与里根谈话中就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方案或建议，就像他在尼克松手下所做过的那样。里根在选举前的紧要关头，显然不会介意基辛格跟我们谈谈他的个人看法，借此也许还可以试探一下苏联对与可能当选的新总统最初的接触有何反应。不过，这毕竟只是基辛格的主意，而不是里根本人的。总之，基辛格是过于精明了，他相信里根会倾向于他和他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还建议我们等待选举结果并看一看里根会做些什么的原因。我给莫斯科的建议是暂时不要以任何方式对此作出反应，耐心等待选举的结果。基辛格从未成为里根的顾问。 卡特的失败 里根以压倒多数战胜了卡特，并且彻底打败了包括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在内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我们不久就得到了如何与新总统打交道的明智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不是别人，而是前总统尼克松。这位前总统出人意料从纽约赶到我们驻美使馆，出席在11月6日选举后两天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说他的来访具有特殊的目的，他准备与我谈谈里根，并请我把他的观点提请勃列日涅夫注意。 尼克松说长期以来他对里根有很深的了解（他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州人）。一方面，他的观点的确很保守，他也的确是个反共分子；另一方面，他希望美国强大，最重要的是，他相当有头脑，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人物。尼克松相信，从长远来说，苏联领导人将会与里根建立起像当年与他之间具有的那种友好关系，但是这需要时间，也许需要很长时间。苏联领导人千万要记住不要过早地让他接触古巴或其他敏感问题，那样做只会使里根变得更加固执。 尼克松继续说道，他同里根保持着私人联系，里根经常就不同的问题与他商量。他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联系，他也愿意利用自己长期的经验，帮助里根更好地理解苏联及其政策。尼克松说他还愿意在里根挑选内阁成员后再与我会面，并提出一些与里根政府打交道的实质性建议。 这位前总统看起来气色不错，他显然受到新总统上台的鼓舞。虽然里根也曾公开证实他在某些问题上与尼克松商量，但仍不清楚尼克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不过我得承认尼克松对里根在长时间内将会如何行动的预言相当准确。 在莫斯科，我们对里根应首先采取何种政策成为苏联领导人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们仍不能确定里根未来的对苏立场，里根要在下一年的1月20日才就职。11月17日，苏联领导层指示驻华盛顿使馆同里根的下属接触，“好好观察一下这些官员，了解他们的看法”，尤其是他们对外交政策，当然也包括对苏美关系的看法。苏联领导层还指示“此事要悄悄进行，应当谨慎小心，不要急躁，更不能唐突，要考虑到他们有进行接触的愿望”。但是里根的助手此时正忙于就职大典，尽享他们的胜利，没有显示出这样的愿望。 在华盛顿，我惊讶地发现，美国大多数新闻媒介对总统的态度变得可真够快的。自从杰克·肯尼迪死后，新闻界中许多本已变得玩世不恭、十分轻浮的人士都把里根当成英雄来看待。他们曾把约翰逊看成是一个残忍的家伙，尼克松是一个骗子，福特是个糟老头，卡特无能。但他们一定是支持新总统的。 剥下缓和的外衣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总统。他继承的是一份苏美关系遭到破坏的缓和遗产及冷战的一个新时期。我是这些变化的目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过去2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所经历的值得注意的演变的目击者。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充满巨大活力、富有戏剧性甚至是危险的时期到约翰逊时代——那时他专注于越南，我们则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搞得焦头烂额，再到尼克松和福特时的缓和与最高级会谈时期。后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钟摆就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苏美关系正常化的时代急剧摆向极右的方向。 但我把缓和也看成是一个失去机会的时代，对此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在尼克松和卡特之后仍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即苏美关系的历史本质是什么。是缓和还是对抗？制约我们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虽然缓和是短命的，但不应低估建立伙伴关系的这次失败经历的重要性。首先，它向世界表明，两种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持续对抗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核冲突的危险可以大大降低。尽管受到犹犹豫豫、议而不决的阻碍，两国还是就军事问题达成了认真的协议，军备控制逐渐提到两国关系的主要议事日程上。只要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苏联的外交来讲，它都是一项成功的政策。但它却不幸被证明是短命的，不完善的，未能坚持下去。 谁应当对缓和的失败负责，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历史学家把它归咎于苏联实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和保守的国内政策。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史学家则几乎一致把责任推到美国奉行的侵略政策上。俄罗斯联邦新一代历史研究者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极力颂扬对前苏联的一切进行根本性的修正，把一切罪过都加在前苏联政权头上。他们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例如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3]在其最新著作中试图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描绘出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冷战结束时，我们那一时代的人没有谁利用自己对那些事件的亲身感受和直接认识来回答这些问题。我将从我个人的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总结并予以评价。 缓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和美国对缓和有着相互矛盾的概念且难以调和，而双方精英人物没有能够调和这些矛盾最终毁灭了这项政策。苏联精英人物与尼克松、福特及卡特政府一样，从来没有对双方在缓和政策上所持的哲学、政治设想进行真正的审查和透彻的分析。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只满足于把缓和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他们把它当作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当作一场与资本主义世界不可避免的战争。因此，他们在寻求缓和的同时，又卷入第三世界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以帮助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而自豪，并试图引导他们沿着熟悉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用不着诉诸毁灭性的核战争就可以最终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美国政府对缓和主要成就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缓和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对付苏联影响的工具。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希望实现缓和，但美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阶级斗争观点去影响他国，通过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寻求同苏联的全球对抗，并继续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指望借助缓和最终搞垮东欧。 严重影响缓和及作为其镜子的军备控制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在对待可能发生的核战争问题上存在着军事错觉。他们都把军事计划定在最坏的基础上，想在第一轮核打击中就对敌人造成毁灭性破坏。但是，由于不了解对方的目的和打算，于是就在彼此互不信任、相互怀疑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这就延缓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步伐，甚至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由于武器制造技术上的进步，已使得协议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的核战略也笼罩在模棱两可之中。多年后，也就是1994年5月，在佐治亚州的圣西蒙岛由布朗大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起的一次会议上，真相才大白，我与其他一些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士参加了会议，在美国一方，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哈罗德·布朗向出席会议的俄罗斯人证实，卡特政府并没有以第一次核打击理论为基础来对付苏联（尽管卡特像他的前任一样也考虑了当苏联在欧洲发动大规模常规力量的进攻时对苏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冷战时参与了核战争计划制定的两位俄罗斯高级将领尼古拉·德特洛夫和维克托·斯特拉诺杜波夫也证实，苏联政府和总参谋部从来没有执行过第一次核打击的理论，因为他们相信核战争将给两国带来难以承受的破坏。这与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公开声明正好相反，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生者将会嫉忌死者。” 然而，就在双方都花费成百上干亿美元去消除对另一方发动一场突然核打击的忧虑的同时，任何一方对这种战略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对双方都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是到现在才知道。缓和正好可以缓解此种担心，但是，对缓和所持的矛盾的态度不可能使之成为两个超级大国都接受的思想。每一方实际上都在遵循自己的缓和观，每一方都在实行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双重标准，并以此评判另一方的行为。同时双方领导人也未能向公众解释清楚缓和的希望和局限。 在美国方面，随着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上台，缓和即已开始。那时的问题是这位老政治家是否像他在竞选中说的那样变成了“新”的尼克松。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尽管他仍然是一个保守派，但他毫无疑问也在用新的眼光看待与苏联的现存关系。然而，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对缓和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但我通过自己与他们多次密切接触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上台后根本没有全面考虑他们的缓和思想，更不用说想出一种方法以结束冷战。我相信他们那时也没有把缓和作为最终目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得那么远。 在他们刚上台一年左右，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美关系根本就没有明显的积极性，他们面临的最迫切的外交问题是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这——不是抽象的缓和外交思想——才是他们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的主要动机，简言之，缓和的思想是与一个更紧迫的短期任务，即结束越战紧紧相连的。 但把每件事都与越南战争联系起来则未免太简单化了，也是不能接受的。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考虑美苏战略平衡时，他们一定考虑了长期的影响，这当然是美国安全的基本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达到战略和常规武器之间最有利的平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想通过加强与苏联的联系来控制其西欧盟国的行动，因为它们正试图独立地与苏联发展关系。前面我已谈过选举上的考虑对苏美关系的影响，但那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而不是战略上的影响。 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尤其是卡特没有执行一贯的缓和政策。他们的缓和思想是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这只要回忆一下白宫在1973年秋阿以战争达到高潮时让它自己的军队作好对付苏联的准备就行了。这件事直接而有力地说明，不管我们在签署的协议中如何常常使用“伙伴”一词，美国领导人根本不准备在诸如中东之类的地区把苏联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 同样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尽管在商界、宗教组织及许多公共政策和外交关系协会中有着强烈的支持缓和的情绪，但支持缓和的运动从来没有作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而发挥作用。两国都未能将缓和的深厚政治基础建立在国会与公众的广泛联系上。商业、文化和科学交往不足阻碍了巩固的物质和社会政治联系的形成，这又进而妨碍我们在高度情绪化的人权领域找到解决办法，从而阻碍了淡化冷战色彩的进程。 与此同时，反对缓和的人却相当有组织，活动也频繁。一些就苏美关系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有影响的集团组成了现实危险委员会，该委员会起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犹太人集团、新保守主义集团及其支持者也是如此。最后到里根时期，美国政治中最保守、最沙文主义、最好战的代表也走到了前台，鼓吹要在越南战争失败后重新树立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 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也门和阿富汗等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对缓和也造成了相当的损害。当基辛格和尼克松及其继任者发现，缓和根本没有能保证维持世界社会和政治现状时，由基辛格和尼克松发展起来的缓和思想就极大地动摇了。莫斯科也从错误的假设出发参与对它的破坏，它认为苏美关系可以脱离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而独立发展。 美国对此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在它认为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地区施加压力来协调它与苏联的各种关系。比如，它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做的。连锁原则是由基辛格提出的，虽然这与他寻求同苏联达成苏美之间限制核武器协议的目标相矛盾。由于基辛格的自相矛盾就导致在1976年选举之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被冻结了。结果，福特决定用以实力促和平的口号取代缓和的这个词。“苏联扩张主义”成为一个新的警语。到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时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成为连锁原则的长期抵押品。 水门事件极大地削弱了尼克松和福特执行一项连贯的苏美关系方针的能力，但在卡特时期，苏联严格的犹太移民政策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对这一方针造成的破坏更大。把缓和与苏联国内情况联系起来标志着同尼克松和福特时代完全决裂。苏联领导层把它看成是即使不是想改变，至少也是想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的一种尝试。苏美关系越来越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并因此依赖于过于狭窄的基础，即限制战略武器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截至1972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集中在核武器问题上，它们通过订立条约来禁止核试验、限制核扩散和限制反导弹防御体系。 但是，在1972年至1974年间，两国政府有意将它们的联系扩大到另外三个领域，但没有一个取得了特殊的成就。首先，两国政府进行了其他形式的军备控制谈判，特别是在维也纳就削减欧洲常规军事力量问题进行了商谈，但没取得多大进展；其次，我们又试图在1975年1月扩大两国的经济关系，但美国国会对此给予了沉重打击，后来我们又努力达成妥协来消除对苏联的贸易歧视，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再次，我们努力为我们两国在危机时刻的行为和关系制定规则，但是从1972年到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在各种情况下所进行的活动都是我行我素，好像它们从来没有签署一份名为“苏美关系的基本准则”的文件似的。这份文件是在1972年莫斯科美苏最高级会谈时签署的。莫斯科对自己在非洲无视这些原则负有责任，而华盛顿在中东的行为也应受到谴责。 莫斯科也有它自己的连锁观。1972年，苏联的战略是把最高级会谈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成功连在一起。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是错误的。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全面及早讨论苏美关系也许有助于为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并取得更多的谅解铺平道路。由于维持双边关系的主要渠道——限制核武器谈判——因政治形势的恶化已被封死，缓和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此外，造成缓和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国内对缓和缺乏政治上的一致支持。因此，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没有政治上的缓和，军事上的缓和是不可能的。 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其中一些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形成，其中包括对西方的缓和；保卫东欧现状；对中国的遏制；卷入第三世界事务等。在卡特当政时期，苏联领导人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回到缓和的主要轨道上去，这一政策在1972年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取得最初的巨大成功后，由于各种困难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败了。 尽管存在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或军事方面的阻碍，我们在外交上仍一直致力于缓解国际紧张局势，限制和削减武器储备。我们的外交政策过分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为了“履行对其他民族的国际义务”，我们卷入了地区冲突，从而造成了长期的对抗。莫斯科相信它这样做是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情况由于苏联领导层的大国抱负以及与美国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尽管是不必要的——冲突而复杂化了。在古巴首开危险的先例，然后又蔓延到了非洲，这就破坏了我们极力建筑的缓和基础。 当苏联领导人试图把缓和与他们所说的在世界范围进行的阶级斗争相调和的时候，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华盛顿的反应，认为这样的地区冲突只是些次要问题，莫斯科以某种方式可以把它们同诸如军备控制等基本问题分隔开来。公正地讲，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华盛顿，适用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在中东所奉行的政策。在中东，美国外交一直把这一地区划为禁区，极力消除我们的影响，把苏联排除在外。在卡特离任前，美国还在三大洲的阿富汗、索马里和安哥拉以及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地利用代理人进行战争。 至于苏联境内侵犯人权，这完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犹太移民问题、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粗暴对待、苏联对以色列和中东的政策、最后还有与此毫不相干的美苏贸易关系等，这一切全都缠绕在一起。 我仍然认为，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虑问题，解决与美国犹太人社区的争端也许会极大地促进缓和的进程。我不止一次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他们的态度总是毫无理性；他们的答复也是含含糊糊，不得要领。他们甚至说：“不能屈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让他们来干涉我们的国内事务。”很难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们的人权政策受到了美国公众的普遍憎恨，我们的使馆人员也越来越憎恨极端主义组织的恐怖行径。 苏联领导层还低估了美国国会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首先是由于他们自己对我们的国会——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缺乏尊重，苏维埃对党的领导人所作的所有决定也是顺从地一味予以批准。莫斯科据此认为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是首要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对美国国会的情绪就不去考虑了。结果，国会总是有惊人之举，往往给苏美关系以重大打击。 勃列日涅夫那一代人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束缚由于苏联与世界的隔离而增加了。这也许是斯大林留下的最大遗产，从我们对美国政策缺乏经验和无知中可以反映出这一点。苏联领导和人民不懂得美国及其政治权力的源泉，错误地把尼克松也当成苏联那样的美国总书记。直到1973年我们的人民才开始认识到美国国会至少也和美国总统一样有权。克里姆林宫也明显低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这种隔绝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它最终滋生出一种对这个模糊的世界，首先是对美国的怀疑和敬畏之情。美国因此仅仅被看成是罪恶和具有扩张野心的国家。当然，美国反过来也是如此，它对我们国家同样知之甚少。 苏联领导人常常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讲话，甚至他们之间的交谈也是如此。这种语言也成了官方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语言。他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和格式无疑也影响到其内容，他们用的都是些政治、哲学方面的专门术语，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是掩盖其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的最简便的方法。 苏联军工企业联合体的影响日益增长也是逐渐破坏缓和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它同美国一样对尖端技术有着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安全机关的所有活动都是高度保密的，其程度西方人连想都没法想，因此，苏联议会和公众舆论对国家的军事政策和国防计划实际上无力控制。甚至连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因为国防部长和国防工业部长只对总书记负责，党的总书记同时也是三军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同他曾经领导过的军工企业联合体有着长期的密切联系，他也比较偏爱军事。由于他参加过伟大的爱国战争（虽然并不怎么出名），他总自以为自已是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威。 总之，军人及军事工业的领导作为勃列日涅夫在党和政府内的可靠支持者，自然可以使自己的计划在他那里畅行无阻，但这些人对外交政策是一点也不懂，也很少承担责任。这些军事计划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也不受总书记办公室外的公民控制，甚至不受最高苏维埃、政府乃至政治局的审查。政治局这个所谓的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有时只是简单地收到通知，而不是向它征求意见。 这一切造成了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而这种竞赛与特定的外交政策目标或缓和的一般思想并无关联。两国在尼克松任职期间采纳的军事平衡原则被苏联最高军事领导人解释为授权给他们去发展他们的美国对手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而且质量上还要更好一些。赫鲁晓夫向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提出的陈旧口号“赶上美国并把它甩在后面”也被军队理解为允许其进行扩张。这种平衡思想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确定自己的军事政策的可能性，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循美国为实现它自己的目标而确定的路线，而不是走我们自己的路。结果，尽管我们在装甲部队、火炮、自行发射装置的数量上已远远超过美国，仅在一些战略武器上落后于美国的时候，苏联又开始了新一轮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 保密方式也引起国外的疑虑。除了葛罗米柯本人之外，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对苏联的军事扩张计划都是一无所知，却还与各自的外国对手按照一些过时的数字讨论这些事情。有时，我们也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装作不知道而不说实话，如在用作太空目标跟踪的克拉斯洛亚斯克监测雷达事件上就是如此。我们只是重复了官方的立场，坚持这项计划是在与美国签署的导弹防御协议的范围内，但实际上我们已违反了这个协议，负责雷达系统建设的陆军参谋部在一封给勃列日涅夫的备忘录中承认了这一点。我要指出的是——不是为苏联领导人辩护，而是澄清事实——他们自己也并不总是相信美国会在遵守军备控制协议方面做得那么光明磊落。 这一切使西方公众对苏联的意图持消极态度。这样做的结果也使得我们不知不觉地帮助了美国某些热衷于捏造一个“邪恶帝国”敌人的假象的人，他们鼓吹要想和这个敌人作战必须全国团结一致，做好战斗准备，花销多大也在所不惜。 但是，军费开支的增加大量消耗了苏联的资源。停滞的迹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初现端倪，并逐渐损害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反过来这又刺激美国领导人尽可能施加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压力来迟滞苏联的全面发展，削弱我们的国际地位。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克里姆林宫任凭苏联外交政策遵循一种过度扩张的帝国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十几年前便让美国吃尽了苦头。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本人。在1970年至1974年间，西方政治家把勃列日涅夫描绘成比较值得赞扬的名人，说他能处理国际事务和谈判，渴望和平与秩序。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但是70年代后期见过勃列日涅夫的西方领导人则把他看成是另外一个人，我们这些苏联外交官回莫斯科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对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不关心，渐渐地，他只是间接参与制定我们在重要谈判中所采取的对策，包括在限制战略武器中的立场。虽然他也主持会议，对我们的政策予以最后的批准，不过却是以一种非常敷衍塞责的态度。勃列日涅夫个人不再给缓和以任何推动，这也对它的失败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要忘记，由苏联总书记和他的美国对手的个人抱负和魄力促成的缓和决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最高级个人会谈显得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还是拥有对最重要的事务作出最后决定权的大人物。不幸的是，自尼克松以后，两国领导人都低估了这些会谈的必要性。这些会谈可以公开交换意见和相互评估对方的观点，并在制定政策中吸收这些意见。 让人感到可悲的是，虽然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两人原则上都赞成缓和和放慢军备竞赛速度，但是事情却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克里姆林宫没能从潜在的对手卡特身上看出他赞成那个目标。相反，苏联领导人把卡特政府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看成是反对苏联利益的阴谋，而卡特本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感情用事和朝三暮四则更是于事无补。 过分拖延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美国方面从未批准）；军备竞赛；在非洲、中东和古巴的争夺；在人权问题上的公开对抗以及中美在反苏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切降低了苏美关系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与此同时，卡特政府还宣布增加对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压力，以此促使其外交尤其是国内政策的变化。毫不奇怪，卡特的行动自然会引起莫斯科的特别不满，双方也就不再试图去理解和调整它们在许多对立问题上的态度。 所有这些因素和1977年至1979年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发生的动乱加在一起，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变得更加激烈。最后，苏联干涉阿富汗使缓和政策的外衣被彻底剥掉，两国又重新回到了冷战状态。 [1]理查德·文森特·艾伦（RichardVincentAllen，1936年1月1日——），美国政治顾问。1966—1968年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69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77—1980年任里根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1981—1982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2年因索贿丑闻被迫辞职。 [2]哈默亲口告诉我，他与罗纳德·里根的妻子南希关系不错，她曾给他看过一些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那里得来的私人备忘录。备忘录告诫里根不要与哈默保持密切联系。艾伦确信哈默是克格勃间谍，尽管他并没有证据来证明。据南希·里根说，她的丈夫对艾伦的怀疑一笑置之。而且，他还任命哈默为从事癌症研究的医疗机构的白宫协调员，这是一个荣誉极高的慈善职位，算是对哈默为他的竞选所作贡献的一种回报。 [3]格奥尔吉·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尔巴托夫（ГеоргийАркадьевичАрбатов，1923年5月19日——2010年10月1日），苏联历史学家。1939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9—1953年任外国文学出版社高级科学编辑。1953—1957年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1957—1959年任《新时报》主编。1959—1960年任《共产党人》杂志顾问。1960—1963年任《和平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专栏作家。1963—1964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64—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顾问。1967—1995年任美国和加拿大RAS研究所所长。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7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年去世。
第二十五章阿富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五章阿富汗 ↘干涉的背景 ↘木已成舟 ↘阿富汗与苏美关系 ↘外交与总统的情感 1980年前夕，我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接受年度体检。12月28日早晨，我被无线电中传出的高声通告所惊醒。苏联部队“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进入该国。对我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打电话给外交部的朋友。他们证实了这一消息，但很少有人能告诉我详情细节或者说明整个行动由政治局策划，高度保密。阿富汗长期血流成河的悲剧从此开始，数年后当我就此事撰写文章时，世界尤其是我国感到了它带来的令人悲哀的结果。 干涉的背景 许多年来，阿富汗远远置于全球活动的主流之外。它与美国和苏联保持着同样的友好关系，满足于它的中立地位，对孤立于现代世界颇感自得。阿富汗国王不时访问苏联，甚至在那里度假。他也去会晤西方领导人。1973年，国王正访问罗马时，被他的堂兄弟穆罕默德·达乌德[1]所推翻，之后阿富汗继续保持中立。这个国家没有卷进任何严重的国际争执，因奉行不结盟政策而受到许多国家的尊重，即使阿富汗与苏联有长达几乎1000英里的国境线，但不结盟政策使之免于卷入大国的冲突。大国在该国达成了一种妥协；首都喀布尔南部的所有援助计划由联合国或西方援助专家所经办，北部的所有援助计划由苏联援助专家所控制。在莫斯科，外交部的阿富汗处是苏联外交部门最平静的机构之一。 阿富汗共产党势力不大，按照意识形态和部落分裂成著名的“人民派”和“旗帜派”，前者比较激进，后者更亲近莫斯科，在地方政治统治集团中影响很大。70年代期间，伊朗国王同意为阿富汗第一条与伊朗接轨的铁路提供资金，达乌德在一定程度上受伊朗国王的影响，表现出有点脱离苏联的倾向，因此他开始解除旗帜派人的官职，即使这样，还有些旗帜派人士在政府内供职。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了一场政变，历史学家对政变的原因至今仍然争执不休。共产党派别之间的长期不和，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旗帜派人被谋杀，可能起了作用。4月27日，阿富汗装甲部队和空军进攻达乌德的宫殿，杀死了他以及大多数部长和宗室人员。据我所知，苏联使馆的外交官员起初不知所措。克格勃的卷入即使有的话，也不明显。 一个迅速升级的动荡时期从此开始。这场政变成立了由人民派和旗帜派组成的政府，但是旗帜派人士在两个月就被驱逐出，通过新总统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2]及其冷酷无情的同事哈菲祖拉·阿明[3]，权力落到人民派的手中。旗帜派领袖巴布拉克·卡尔迈勒[4]被贬谪到布拉格任阿富汗大使。我们主要通过克格勃的特工逐渐卷进了国内各派的斗争。阿富汗新政府试图把在土地占有、教育以及甚至在农村地区起着重要作用的嫁妆等方面的激进改革强加给实质上还是中世纪的农民。改革在没有对农村适当认识的情况下进行，激怒了地方毛拉。到了初秋，该国东部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进入寒冬就蔓延到大多数省份。莫斯科焦急不安，但断然拒绝了塔拉基提出的直接提供军事支持以对付赫拉特省城战斗的请求。 1979年2月，喀布尔发生了导致美国大使阿道夫·达布斯[5]遭害的悲剧事件，达布斯是我非常熟悉的职业外交家，曾在莫斯科任使馆代办，在华盛顿任负责苏联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当他驱车回使馆时，喀布尔的一伙恐怖主义分子把他作为人质从车上推下来带到了主要的旅馆闹市区。这伙人困守在一家旅馆的房间，试图与阿富汗政府讨价还价。大约两小时后，阿富汗保安部队猛攻这间房子，达布斯在混战中饮弹身亡。 莫斯科对这一惨案深表遗憾。与此同时，它拒绝对阿富汗当局未能救出这位大使承担任何责任，阿富汗当局声称已安排了从恐怖主义分子手中解救这位大使的行动。不过我们继续进行秘密调查，证实阿富汗保安部队的苏联顾问在试图尽速解救达布斯时未能完全控制该部队。对阿富汗政权来说，这是一个声望问题，组织欠周密的行动导致了悲剧。 在1979年剩下的日子里，类似的事件尽管不太引人注目，但加剧了阿富汗的紧张局面，使莫斯科对我们南部边境的动荡不宁忧心忡忡。苏联提供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以稳定阿富汗政权。在此期间，阿富汗领导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血腥的竞争。首相哈菲祖拉·阿明10月8日在废黜他的阴谋被粉碎后，命令将总统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处死。克格勃越卷越深。我们的情报部门不信任阿明，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许会转向美国人求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这是克格勃向政治局报告的主要内容。 1979年12月27日，在一场受苏联情报部门支持和参与的政变中，阿明被推翻和处死，情报部门大大加深了莫斯科的卷入，在苏军出兵这一重大决定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克格勃受到我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坚决支持。苏联驻喀布尔使馆小心翼翼地反对阿富汗内战，更不用说最终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入侵了。 1980年1月初返回华盛顿使馆后，我起初并没有把遥远的阿富汗发生的事件看作是我们与美国已经恶化的关系的关键所在，尽管由于该地区日益动荡和苏联卷入这些事件，美国已越来越关注那里的局势。华盛顿不时把它的担忧传递给莫斯科。可是苏联领导人并不想主动进行对话，因为他们认为阿富汗属于自己的利益范围。他们不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任何利益合法化，就像美国人极不想使苏联在非洲或中东的任何存在合法化一样。 这里有必要谈谈伊朗的局势。伊朗位于阿富汗的西南边境。1978年，美国为支持伊朗国王增加了对伊朗的武器援助，派遣了大批顾问，这一举动只能使莫斯科深感不安。11月17日，勃列日涅夫致电卡特，强调苏联对美国图谋影响伊朗发展的忧虑，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伊朗是我们与之保持正常关系的邻邦国家。他请求两国政府公开声明不干涉伊朗的内政。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苏联也有这种图谋，还说美国坚决支持伊朗国王恢复伊朗安定的努力，将在外交政策、经济和安全方面与伊朗保持关系。可是随后形势急剧发生变化——伊朗国王出逃和反美情绪爆发。1979年11月4日，美国驻德黑兰使馆被一群狂热的暴徒所占领，使馆全体人员被扣作人质，持续了许多月之久。这一事件是对卡特政府声望的沉重一击。 在美国，要求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愤怒之声日渐上升，莫斯科再次感到不安。11月7日，我拜访了布热津斯基，受莫斯科指示私下告诉他，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干涉我们这个南部邻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他向我保证美国决无此类计划。同一天稍晚的时候，万斯告诉我，军事行动已被取消，原因是它将危及人质的性命。在联合国，苏联在要求人质获释这一点上支持美国，莫斯科在给阿亚图拉·霍梅尼[6]新政府的一份秘密外交电文中也请求释放人质。布热津斯基12月5日向我表示了卡特的感谢。 木已成舟 从1979年12月初开始，由葛罗米柯、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以及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组成的小圈子在克里姆林宫详细讨论了阿富汗局势。阿明被怀疑倾向美国。随后他们面见勃列日涅夫，坚决要求为了“不失去阿富汗”，苏联应该采取果敢措施。他们说服了勃列日涅夫。到12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决定把这一问题提交给政治局全体成员讨论。另外3名参加内部讨论者受命准备一份特别报告，对苏朕军事干涉阿富汗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 1979年12月12日深夜，一个秘密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做出这一蓄谋已久的重大决定者不是整个政治局，而只是政治局内一伙最有影响的成员。除了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头号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维克托·格里申[7]、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基里连科以及党的国际部长波诺马廖夫。勃列日涅夫主持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的建议。这份报告的主题简洁明确：阿富汗形势严重威胁了苏联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这种局面能够被美国、中国或伊朗通过建立和扶植一个不友好的阿富汗政权用来对付我们，因此立即派兵进入阿富汗以阻止这种危险的发展十分必要。乌斯季诺夫满有把握地认为，整个军事行动可以相当迅速地完成。安德罗波夫谈到他在喀布尔的部下与该政权关键成员交往甚密。葛罗米柯讲了讲国际上批评入侵的可能性，但同意安全原因与之相比更为重要，苏军1968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时局面与此相同。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支持与第三世界人民加强“国际团结”的政策。勃列日涅夫不屑深入进行冗长的解释或讨论，他简略地建议批准派遣苏军到阿富汗的计划。上述占据最高地位的三驾马车受命为部队部署做出安排，监督进而采取的措施，其实，部署工作已在进行之中了。 这样，最后决定毫无异议地被通过——一项对往后多年国际关系产生灾难性影响的决定。美国通过卫星很快发现情况有点异常，于是向我们提出询问。舒尔曼12月15日拜访了苏联代办弗拉季连·瓦肖夫，谈到美国不无忧虑地注意到“苏军大部队继续部署在苏联国土之外”，也就是在阿富汗。在这一问题上，华盛顿要求根据1972年缓和最高潮时苏美之间签订的协定予以解释，该协定规定“对也许威胁和平与我们相互关系的国家冲突进行协商和互通情报”。莫斯科对美国的要求基本上未予理睬。 因为勃列日涅夫优柔寡断，身体欠佳，医生要他避免过分焦虑和激动，这就为政治局最活跃的成员提供了方便。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在这一有关阿富汗的不幸决定上起了作用，因为他们各自的特别部门已经积极地卷入了阿富汗事件。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是克格勃高级官员，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升为克格勃的首脑，他亲自指挥了那次行动。他们使勃列日涅夫确信，胜利将是轻而易举。 葛罗米柯在外交上小心谨慎，经验丰富，但在军事上却非如此，他显然决定依赖政治局那些在秘密行动计划上态度坚定的同僚以及政治局内的一般情绪。令人奇怪的是，他丝毫没有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做出强烈反应的可能性提出任何异议或警告。 葛罗米柯低估了这种反应的力量。他肯定认为，莫斯科与卡特政府之间已经敌对的关系几乎不可能因为苏联打算在阿富汗采取行动而有所恶化。我们驻华盛顿使馆人员无人被问过有关可能的反响，当时即使我在莫斯科，葛罗米柯也不会找我商量，他认为，美国无论会做出什么反应，都不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主要因素。 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取代葛罗米柯成为苏联外交部长后曾告诉我他在葛罗米柯的个人保险箱内发现一封信，内装支持苏联这次入侵的宣传材料，关于阿富汗的任何文件均未发现。即使葛罗米柯最初犹豫不决，但后来他是热情支持这一行动的。 另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当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其他毫无作战经历的高级军官赞成使用部队时，我军总参谋部和直接了解阿富汗的军官反对这一计划。尼古拉·奥加耶夫[8]、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9]和瓦连京·瓦连尼科夫[10]等将军负责准备入侵计划，他们呈递给乌斯季诺夫一份报告，警告把苏联正规部队介入一场持久内战的种种危险；在好战部落居住的险峻多山地带，这种行动将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立即被召到国防部长面前，笔直挺立，被痛斥了一顿。“我们的军队什么时候决定过外交政策？”乌斯季诺夫问道。他命令他们“停止讨论”，赶快准备军事行动计划。 12月6日，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契尔年科参加的另一个会议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举行。三驾马车汇报了12月12日会议上所做决定的执行情况。勃列日涅夫批准了准备工作，其中显然包括克格勃推翻阿明的计划，尽管此事未留下任何书面记载。 第二天，全体政治局成员讨论了我们在阿富汗的下一步行动，决定开始派遣我们的主力部队。政治局批准了发给苏联驻各国大使“澄清”这一决定并为之在国外辩护的指示，同时致电国外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解释我们对阿富汗所发生之事的看法。 政治局也批准了官方塔斯社的解释。塔斯社将宣称，苏联军队被派往阿富汗“执行阿富汗领导人恳求的任务，其目的只是为了击退外部的侵略”。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另外一项秘密决定当场被通过，题目为“关于对我们在阿富汗行动的宣传支持”。以苏联共产党名义撰写的通告被批准在全国发表，对阿富汗事件做出我们的解释。附加通知随后秘密下发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委员会。政治局试图为明显属于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辩护。12月28日，大规模的入侵开始。从名义上讲，苏军进入阿富汗是应以我们的被保护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新政府的请求”，其实政府本身刚刚组成，卡尔迈勒还在国外。在1980年1月2日的会议上，政治局把苏军入侵阿富汗的兵力定为5万人。 1月初，在我返美之前，我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了对我们与美国之关系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告诉我：“此事将在3到4周内结束。”的确，卡尔迈勒似乎迅速在苏军与阿富汗军队驻扎的喀布尔和阿富汗各主要城市确立了统治。1980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因此提出苏军部分撤出这一问题。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三驾马车在波诺马廖夫的支持下认为，卡尔迈勒政权尚不够强大，没有我们部队的支持将会被推翻。这将向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发出了我们不可依赖的不祥之兆。 勃列日涅夫没有提出异议，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深知一项向国外派兵的重大决定不可能单单由他或政治局做出。他提议政治局应该请求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政治局实际上只是这个更大机构中享有权力的指导委员会。约200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随后不久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家一致支持政治局，无人表示异议。 从此以后，阿富汗事务就委托给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三驾马车，他们通常通过由其代理人组成的一个工作小组发挥作用，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代表克格勃，阿赫罗梅耶夫代表国防部，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代表外交部。尽管后两人反对由他们指挥的军事干涉，但却按照各自上司的命令行事；他们以后在撤兵问题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三驾马车不时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提出他和政治局通常采纳的建议。随着他们上司的改变，在三驾马车上供职的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包括以后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1]；克格勃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12]。勃列日涅夫偏爱三驾马车发挥作用的方式，以致他为波兰、古巴、裁军和其他重要问题设了许多新的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随着日益衰老，逐渐不再用此方式进行控制，他愿意信赖政治局指挥三驾马车工作的亲信成员。 是什么原因促使克里姆林宫决定入侵阿富汗？迄今我们尚未发现任何书面证据来肯定地说明最初的动机，但是间接证据以及那些与事件密切相关者的证言清楚地表明，莫斯科并未制定任何宏大的战略计划，以建立通向中东石油富国的新的立足点和由此获得对美国的全球优势，这与美国最顽固的反苏分子的主张，其中包括白宫内卡特那些人的主张形成对比。如果苏联领导人拥有这样一种计划，他们将会更加注意华盛顿可能做出的反应，将会采取先发制人的外交措施。但在苏联档案馆，无任何确凿证据证实这种征服战略理论。 苏联对当地局势做出的反应是，我们的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由于阿富汗内部日益动荡和阿明政权的显然无能而受到威胁。几个月后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万斯对我说，他与我一样认为阿明的确是个恶棍，但我能理解他的话意，无非说阿明不是美国的代理人。总而言之，乌斯季诺夫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阿富汗在未来就会成为美国反对苏联的另一个前哨基地，其地理位置正好攻击我们中亚共和国的“柔软的下腹部”。意识形态的原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即维护这个亲苏政权的目的旨在对付我国穆斯林人口居住的边境地区附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断上升的挑战。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有力地强调这一点，两人分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想抓住这个机会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明确宣称，苏军在阿富汗的出现不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扩张主义与缓和之间做出自觉选择的结果。就我所知，在讨论中，克里姆林宫甚至没有考虑过这类选择，我所看到的记录尚未证明他们甚至在这些术语上有所考虑。 然而它是一个严重的估计失误。一场在毗邻小国进行的战争因为出现游击队抵制将持续10年之久，无论莫斯科如何竭力靠着不断干预它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喀布尔政府来解决阿富汗内政，但苏联人民不得不为他们的冒险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大概是任何苏联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 我在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于1985年10月17日偶尔参加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在确定我们撤兵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会议严肃认真，气氛压抑。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了“解决阿富汗的方案”——结束我们的卷入和撤出的时间已到。他首先描述了阿富汗的形势以及政治、经济和我们对美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接着他说：“我们把我们的军人派到那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并不十分明确。离开的时间已经来临。”他没有敢把最初政治局入侵阿富汗的决定说成是一个严重失策，因为他实际上正向5年前投票派兵的同一政治局发表讲话。但他的概括十分明确：“不管是支持卡尔迈勒，还是抛弃卡尔迈勒，我们都应该坚决采取一种尽早使我们从阿富汗撤兵的方针。”无人对此提出异议，也无人表示坚决的赞成，只是默默地勉强同意。这次会议在决定我们从阿富汗撤兵上至关重要，戈尔巴乔夫过了好长时间才将会议内容透露出来。 过去我们把阿富汗视为美国与苏联之间争夺第三世界的战场，这一遗产的影响经久不衰。此外，由于阿富汗问题悬而未决，我们日益陷于窘境，最终成为我们自己的“越南综合症”——担忧在整个世界的眼中蒙辱离开战场，由此损害大国的形象。 1986年5月——当戈尔巴乔夫逐渐成功地换掉了政治局全体成员后——他决定除去卡尔迈勒。卡尔迈勒已被苏军占领当局安排就职，但事实证明他根本不称职。戈尔巴乔夫想以我们安全部门推荐的纳吉布拉[13]这个“铁腕人物”取而代之。卡尔迈勒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大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我当时是负责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有幸成为他们会晤的唯一目睹者。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告诉卡尔迈勒，他应该把职位让与纳吉布拉，定居在莫斯科。其家属已经居住在这里。 卡尔迈勒顿时茫然失措，他低三下四地乞求戈尔巴乔夫改变主意，允诺以一种更端正的积极方式履行职责。但戈尔巴乔夫不为所动，他不再相信卡尔迈勒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摆脱事实上由苏联自己所造成的僵局。整个场面留下令人悲痛的印象。 阿富汗问题在政治局内部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政治局最终决定撤兵。戈尔巴乔夫对我说，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在两年内撤出，1987年期间分阶段撤出我们的一半部队，另一半在1988年期间撤出。他希望阿富汗最终将保持中立，美国将不会在该国取我们而代之。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完全失败了。 撤兵到1989年2月15日才告结束。同年12月，苏联议会在回顾历史时谴责了这次侵略，宣布侵略决定是由前领导层内一个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组成的小圈子所做出。随着对外和对内政策出现了一种新方法，苏联新领导人正式通过了这一颇受欢迎的悔过决议。然而这出长达10年的悲剧在我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它在耻辱的失败中结束，并且动摇了整个苏联政权。 阿富汗与苏美关系 历史毫无保留地谴责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一定论完全被俄罗斯联邦所接受。但是回首往事，理解卡特政府反应强烈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卡特反应强烈，屡屡夸大其词地宣称苏联领导人不可信任，这次侵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这种有点不可理喻的夸张言语准确地刻画出总统焦虑不安的心情。 正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位受到轻蔑的懦弱领导人仅仅在其权限范围内做出更坚决反应时感情的迸发吗。抑或它是总统最大限度地为了国家利益的一个强硬的蓄意决定吗？卡特那几乎把苏美关系推回到冷战水平的义愤填膺和过分渲染的反应（一些历史学家就这样认为）的正当理由是什么？甚至奉行主动对抗的里根政府都未重复卡特的极端要求，即苏军撤出是在军备控制和范围广泛的其他争执上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一个极不现实的条件。美国对苏军侵入遥远的阿富汗所做出的深受欢迎的反应与它对1968年苏军在欧洲入侵与美国利益更为相关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所做出的反应相比，强弱程度如此悬殊，其原因何在？ 我提出这些问题决非为苏联所犯的严重错误开脱，我找不出对之作出的任何便当解释，但是从双方所犯的错误以及失去的机会中汲取教训却是十分重要。苏联的干涉与美国的强烈反应证明是苏美关系决定性的转折点。正是这个转折点才把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的缓和10年转到里根执政时的对抗年月。莫斯科试图使缓和政策的其余部分存在下来，深信把地区冲突和它与美国的主要争执区别开是必要的。但是卡特在白宫的幕僚得到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使总统信服他们的命题，即苏联对美国构成了全球威胁。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互不妥协拉开了一场新的冷战。 苏联这一十分错误的行动为美国右翼再次展开军备竞赛提供了一个有据可依的政治借口，恢复了对缓和的攻击，当然也帮助发动这些攻击的领导人罗纳德·里根使卡特的重选成为烟云。就卡特本人来说，他有意识地把包括核争执的美苏关系的整个范围缩小到阿富汗问题，从而使苏美关系在世界其他地区难以取得进展。卡特的这套报复举措对苏美在政治、贸易、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错综复杂的全面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卡特决定无限期地推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批准，哪怕条约几乎同等地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这些行动加在一起构成了卡特政府对苏联政策的全部内容，因此缓和政策实际上已注定取决于苏军能否从阿富汗撤出。 克里姆林宫面对新的形势开始重新考虑苏联的对外政策，其主要任务是掩饰和最终抵消它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影响。这种认识促使我们的政策发生了显著转变，重点从华盛顿转向与西欧进行富有生气的接触。在那年年中，卡特警告他的欧洲盟国，只要苏军仍在阿富汗，就不要对缓和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卡特这番话不是偶然的。苏联领导人也准备对美国采取一种强硬路线。 最后，苏军撤出和冷战结束后，莫斯科和华盛顿对阿富汗都失去了兴趣，阿富汗不再是祸根，这一点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悲哀。阿富汗逐渐被遗忘，尽管使用大国军用品遗留下的武器进行凶杀斗殴仍在发生，但其内战已告结束。如果苏美在阿富汗的长期对峙被苏美积极合作建立和平与稳定而取代，那么这个饱经战乱国家的状况也许会是迥然不同。 让我主要从个人经历上回顾一下阿富汗危机期间实际发生在苏美关系上的事情。最初的舌战几乎立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最高层展开。1979年12月28日，卡特致电勃列日涅夫要求入侵部队应该撤出，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称苏联的干涉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是“对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的公然违犯”。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在热线上通了话。 勃列日涅夫在复电中声称苏联的行动是暂时的，但同时告诉卡特，苏军有限的部队将留在阿富汗，直到他们的任务完成为止。卡特在12月31日收到这份电报几小时后接受了电视采访，他指责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的行动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是歪曲事实，他说这次侵略“使我个人对苏联最终目的的看法造成了更富戏剧性的改变，而先前我在任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未使我这样做。”这番话令人难以忘怀。他的国内政敌抓住这番话不放，将之攻击为一个软弱领导人做出天真而动情的反应。 1月4日，新年伊始总统便发表了戏剧性的电视讲话。他请求参议院推迟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批准的辩论。他也延迟了美国和苏联领事馆的设立，取消了全部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范围从小麦出口到纽约大都市博物馆修道院的珍藏品画展。卡特还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将向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提供军火、食物及其他支持，准备给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类似援助。 1月20日，我从莫斯科返回。苏联领导人沉浸于对卡特及其报复计划怨气冲天之中。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之后感到卡特十分友好，现在也因为卡特的敌对打心眼儿里诅咒他。只有葛罗米柯（以他那特有的谨慎和简洁的方式）向我建议，我在华盛顿应该尽力了解是否能够做些什么来防止我们与美国关系的彻底崩溃。他补充说，卡特的行为就像一头走进一家瓷器店的大象——这是对众所周知的英语短语的俄文翻译。 我经历了许多次美国的反苏运动，但这次运动的强烈和规模程度我以前从未遇到。卡特总统个人着迷于阿富汗尤其引起我的关注。他屡屡把苏联的干涉描绘成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那些赞成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人纷纷销声匿迹。流行于美国政界的一种说法是，入侵阿富汗标志着针对美国的某种宏大战略计划的开始，该计划远远超出了阿富汗本身，我对此也深感惊异。各类政策专家提出了相当多的推测。主要由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地缘战略思想在华盛顿明显压过了其他的政治和外交考虑。 在我返美几天后，万斯邀请我到国务院与他进行一次坦率的会谈。他特别激动，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内只有寥寥可数的人试图使我们的关系免遭“华盛顿的各类极端主义”的攻击，他总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一员。他接着说，因为今年是选举年，阿富汗所发生之事的时间选择可能是更为糟糕。它们给了苏美关系以及在美国一贯维护这种关系之人沉重的一击。万斯还谈到，尤其是在竞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防止关系完全破裂十分重要，在局势稳定之前我们必须保持一个联系桥梁。只有恢复军备控制谈判才能实现这一目的。然而只要事件的地点在阿富汗，关于长期讨论的印度洋非军事化问题的谈判将不得不从现在的议事日程上取消。他还补充说，他已就这些与总统进行了讨论，卡特准备继续谈判，但只能是私下，而不便于公开进行。 我同意我们的关系确实处于低点，应该共同寻求一种解决的方法。不过我说，苏联不可能忽视美国的反苏歇斯底里，尤其是这种歇斯底里是由政府，直言说是由卡特总统本人煽动而起。卡特完全失去了理智，其行为不像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倒像一个完全受感情左右的人。我指出，在总统多次关于禁止农产品出口的讲话中，他一直希望这种制裁将造成苏联的食品、肉类和面包的短缺，苏联人民将会感到这一点。说得婉转些，这不会有助于增加苏联人民对卡特政府的同情以及友谊。那么，国务卿阁下谈的是哪一种桥？ 我谈这些话时语气十分激烈，有时也置外交礼节于不顾。我确实为我们关系的瓦解而忧心如焚，这些关系的建立花费了许多人多年的不懈努力，当然我完全认识到，我们入侵阿富汗起了灾难性的作用。 万斯提出了一个看起来特别有趣的问题。他在犹豫片刻后问道，美国是否能设想苏联不打算从阿富汗进攻伊朗或巴基斯坦。他把之比作如果铁托逝世后对南斯拉夫的一种假设的进攻，这将把我们的关系置于大灾难的边缘。他向我保证，美国决无此类意图，相信苏联也不会有——但是苏军侵入并不是华沙成员国的阿富汗，动摇了本政府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谨慎意图的信任。 我在这里能够感到布热津斯基的“危机弧形带”理论的影响。我告诉万斯，我能当场正式向他保证，苏联决无向巴基斯坦、伊朗或该地区任何其他国家扩张的计划。 “对南斯拉夫来说它也是真的吗？”万斯问道。 我语气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决没有隐瞒某项计划，此外，我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可以负责任地讲这番话。 万斯如释重负，认为我们两国需要相互理解。可是这次会谈向我表明，我们有机会讨论局势是国务卿而不是总统的提议。只有万斯才会在白宫的一片喧嚣气氛中试图防止我们关系完全崩溃。显而易见，万斯劝告总统与我进行这样的会谈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卡特无疑也想试探我们对巴基斯坦、伊朗和南斯拉夫的意图，这表明他终究还是怀疑在我们政策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宏大的苏联计划”。 1月23日，卡特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占了上风。总统在讲话中将以后称之为卡特主义的政策公诸于众。他宣称任何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的任何意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这番话听起来像1947年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杜鲁门主义。卡特决心奉行一种积极的外交，“使任何侵略者为其侵略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标志着卡特转而把军事力量视为对付苏联的主要方法。卡特政府对阿富汗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完全出乎莫斯科的意料之外。苏联领导人在阿富汗采取行动时认为这一行动不会触及美国利益，而且不会威胁我们所知的美国在波斯湾的根本利益。然而，卡特政府的反应竟然如此强烈，就好像阿富汗确实被华盛顿看得极其重要似的。这似乎在强词夺理，因为他们发现很难为美国政府宣布卡特主义和对苏制裁提供更有力的理由。 在卡特讲话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得出结论，仍被克里姆林宫看作地方冲突的阿富汗事件恰恰成为卡特政府大规模恢复军备竞赛、加强美国在波斯湾军事地位以及发动一场全面反苏攻势的借口。所有这一切预示着缓和进程面临着无可挽回的危险。 可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继续干涉阿富汗事务。一系列重大事件照样发生，双方完全失去了相互信任。勃列日涅夫及其政治局同事们认为，卡特在合作与对立之间有意识地选择了后者。与此同时，卡特确信，莫斯科故意选择侵略阿富汗是对其意志的检验。双方处于冲突进程中。 外交与总统的情感 在那年的冬末和第二年的春天，万斯和我努力缓和在阿富汗问题上造成的紧张状态，尽管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大选年这也许是奢望。美国的反苏情绪如火如荼，很少政治家能够抵制这种情绪的发展，卡特当然也不例外。 2月2日，万斯和我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会谈期间，我们讨论了两国外长会晤以帮助消除误会的可能性。我俩一致认为，如果万斯能与葛罗米柯会谈，他们会努力从相互谴责转到逐渐地平息政治气氛和解决一些问题上来。万斯要我试探一下莫斯科，我表示同意。但是我离开1小时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我，撤回了他的要求。他刚刚与在戴维营的总统通了电话，总统不让他自惹麻烦。不过万斯仍然坚持不懈，2月8日他告诉我总统原则上赞成这一建议。他交给我一封致葛罗米柯的私人信件，表示希望于3月举行会晤，他认为这是眼下的唯一机会。 我们还讨论了卡特政府向中国人提供诸如卡车、美国卫星终端站等“非杀伤性”军事设备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国防部长布朗访问中国时透露出来的。莫斯科认为，这是对美国拒绝给中国和苏联提供军需品之政策的背离。万斯承认我们的话极有道理：在苏联干涉之前本政府无人倡导向中国提供军需品，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是总统本人因为阿富汗问题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做出的。 2月16日，葛罗米柯复信回答了万斯的会晤建议，严厉批评了美国现行的对苏政策。“选择权在美国手里”，这是葛罗米柯复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它模仿了1978年卡特本人在安纳波利斯发表的好战声明。 万斯对这种回答感到十分沮丧。“好吧，我们只好看看结果如何，”他盯着信说。 布热津斯基随后对前来参加白宫秘密会议的美国大公司首脑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谴责苏联领导人所犯之罪难以饶恕。美苏贸易和经济理事会联合主席阿科姆公司的C.威廉·维里蒂[14]将他的讲话透露给我。布热津斯基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将至少持续恶化到大选结束，或许延续到1981年。他谈到，卡特决心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活动“给予惩罚”，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不可避免。他讲话的实质是警告苏联可能用部分撤兵来发动一场广泛的和平攻势，重要的是不要落入苏联的圈套，不要返回到美国舆论对苏美关系缺乏警惕性的状况。 两周之后，万斯告诉我，在他与卡特最近的一次讨论中，他告诫说，如果局势照现在的样子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将受到破坏，这样即使卡特重新当选，卡特的第二任政府也不会有足够长的时间恢复关系，连任期将是一个对抗期。他告诉总统，唯一的出路是不要感情用事并开始理智的对话。可是卡特极其愤怒——他周围的人极度渴望他在此情况下不能自持。 卡特经过一些天的思考后，得出一个十分新颖的结论：他请求勃列日涅夫接待作为他个人特使的持有机密信件的马歇尔·舒尔曼。在我第二天与布热津斯基谈话时，他透露说，他是这次行程的潜在候选人之一，但是——他坦率地加了一句——他因主张强硬路线而被排除在外。当问道舒尔曼是否有新东西告诉莫斯科时，布热津斯基回答说，不会有令人过分意外的建议，仅是寻找未来的共同点罢了。他进而说，舒尔曼——曾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事——因为不“与总统十分靠近”，成功与否他无十分把握。布热津斯基显然不赞成这次旅行。 我对舒尔曼此行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当僵局已经存在于地位显赫者的层次上时，舒尔曼能够达成什么协议？无论如何，整个计划考虑欠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也未将之组织的有条不紊。舒尔曼本人并未表现出必要的不屈不挠精神，他要求把信直接交给勃列日涅夫，没等答复就返回了华盛顿。这一切对我们的关系等于雪上加霜。 3月18日，布热津斯基邀请我在他的乡间住宅共进晚餐，他说卡特知道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他首先向我保证，总统不打算将竞选活动建立在反苏的基础之上，这和他的一些共和党竞争对手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总统想要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正常化，将意味着双方耗费巨额经费的十年又丧失了。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几乎都不愿意在一场直接军事冲突中一决雌雄，所以两国关系迟早都必须恢复正常。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讨论阿富汗问题，试图找到一种相互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布热津斯基之言明显反映出卡特的某些思想，因此比较重要。与此同时，他也许只是试探我对他个人的想法有何见解，但我从未从万斯那里听到此类事情。布热津斯基提出，阿富汗应该奉行严格的中立以消除苏联对其南部边境地区的忧虑。如果莫斯科企图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国家，把不享有民众支持的卡尔迈勒扶持为国家首脑，美国将继续予以反对。 布热津斯基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种立场。美国赞成中立的阿富汗像芬兰一样对苏联友好，而不像蒙古一样成为一个仆从国。美国也打算按照苏联的提议保证不干涉阿富汗事务，它只是希望知道苏军欲逗留多久，仅仅是一两个月，还是数年？用莫斯科的穆斯林朋友如阿尔及利亚或叙利亚取代苏联部队如何？如果来自阿富汗领土的威胁又起，作为最后一招，苏联是否保留重新派兵的权利。如果苏联领导人不过分固执地支持卡尔迈勒政权，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可能为谈判提供了一个基础。到戈尔巴乔夫终于抛弃卡尔迈勒时，谈判已经为时过晚。 布热津斯基还就他那众所周知的“危机弧形带”理论和中国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喜欢布热津斯基的直言不讳，尽管这种方式有时使会谈气氛紧张。他说，如果伊朗和巴基斯坦准备宣布中立，美国将根据一项美苏秘密协定予以尊重，但不给予正式保证，以免造成苏联势力范围扩大到波斯湾得到了美国同意的印象。 关于中国，布热津斯基说，出于一种基本而明确的原因，不偏不倚的政策已被放弃，以利于友好关系的建立：美国政府屡次提请莫斯科注意苏联在世界各地利用古巴部队对抗美国利益，但是莫斯科充耳不闻，现在美国也要如法炮制，利用中国人。 我得到的印象是，布热津斯基把这次会谈视为一项方案的组成部分，该方案第一次在阿富汗问题上强调了具体的打算。白宫似乎也意识到，卡特执行反苏政策走得太远了，因此与莫斯科保持联系的愿望变得可行；万斯和布热津斯基轮番利用这种联系决不是偶然的，所以当他们运用时，情况就会忽冷忽热，反复无常。卡特政府模棱两可的方法留下的总印象令人费解。当卡特的人私下与我接触，欲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莫斯科时，他们好像确实担心我们关系的恶化，但该政府的所有公开行动无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3月13日，卡特公开号召联合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许多致力于资助运动员的美国公司私下告诉我们，它们不能抵制这一呼吁，此时卡特政府言行不一还不是十分明显。一周之后，一向非常悲观的万斯告诉我，卡特似乎着迷于“因阿富汗惩罚苏联”的报复思想。那次谈话表明，卡特—布热津斯基那伙人已使万斯无计可施。苏联对此同样负有责任，因为它拒绝了万斯提出的举行也许有助于疏通我们关系的部长级会谈的建议。 4月初，我被政治局召回莫斯科，就苏美关系急剧恶化问题进行商讨。苏联领导人不承认阿富汗对美国利益这么重要，因此很难理解卡特对苏军进驻阿富汗做出的极端反应。他们有两种不同解释。一些人认为，美国的反应过度首先是出自卡特本人的情绪不稳定；由于维护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他毕竟对双方关系恶化有所准备。另一些人认为，布热津斯基的强硬反苏方针在政府内占据上风，引导总统以此行事。阿富汗只是借口而已。 我告诉政治局成员，问题的症结既不是卡特本人，也不是他的智囊布热津斯基。他们目前行动完全一致。重要之处在于他们成功地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我们在阿富汗是侵略者，正图谋在整个中东扩张，因此与侵略者毫无缓和可言。反苏运动把我们以及那些如参议员富布赖特、肯尼迪、哈里曼、唐纳德·肯德尔等支持友好苏美关系的人置于困境，尤其当无人能看出缓和如何在我们关系中得以恢复时更是如此。 我建议，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应该集中在阿富汗，而应该寻找一些能够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地区。我同时感到，与卡特的政治和解是力所难及的。 政治局成员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分歧。他们实际上毫无异议地决定继续在可能的地区，尤其在欧洲推进缓和工作，同时努力揭露美国政府暗中破坏缓和的动机。他们也感到期望美国在进一步解决阿富汗问题中起建设性作用是不现实的。布热津斯基的中立化主意根本不可考虑，原因在于一是他们不信任他与卡特，二是把赌注押在卡尔迈勒身上。我一回到莫斯科，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就相继告诉我大致的情况。总的来讲，我感到克里姆林宫决心继续其在阿富汗的方针，并确信最后定能成功。 我丝毫不是为苏联领导人在阿富汗的干涉主义政策辩护，但必须强调，由于卡特政府把两国关系出现的所有问题与阿富汗联系在一起，所以实际上它把对苏政策仅仅归结到这一问题。一旦我们公开宣布对我们南部边界的一个动荡国家承担义务，那么期望苏联部队立即撤出几乎是不现实的。卡特本人相信我们的政策会发生这样一种突然转向的可能性吗？我当然认为他不相信，他公开采取强硬的反共产主义态度显然出于选举考虑，我认为这种态度对他是有利的。 返美不久，万斯就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进行非正式的闲谈。他说他将去佛罗里达短期休假，但是在此之前，他想听听我的莫斯科之行。我告诉他苏联不存在着任何反美情绪，不过坦率讲，对卡特的抱怨与日俱增。人们的心情是不信任和嘲弄感交织在一起，他们对我讲，卡特正把官方的全部力量投入对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联合抵制上。（日本大使告诉我，卡特急欲对莫斯科采取“惩罚行动”，其强度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空前未有，他对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采取的行动像是一个着魔之人。）万斯说，卡特的焦急不安泛泛而言可以归因于竞选运动，具体来说可归因于外交政策的两大难题，即阿富汗和伊朗的美国人质。 万斯没有进一步详细阐述，略微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对华盛顿在政治上如何变得腐败提出令人吃惊的见解：不再有任何人际关系可言，每个人在争夺权力——或看起来是权力的东西——的斗争中都渴望拆他人的台。万斯怨气十足，溢于言表。稍后他又说，他期望5月在维也纳庆祝奥地利国家条约25周年时与葛罗米柯会晤。他的声音沉闷单调，他表示对这次会晤不抱任何希望。当我们在4月20日再次会面时，他告诉我，卡特过分忙于追求重新当选，致使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未获批准。其实，当他出于选举目的继续攻击苏联时，如果他能设法使之得到批准那才是个奇迹。万斯仿佛沉浸于痛苦的思考之中，他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个人为与莫斯科建立良好关系的斗争产生不出任何积极结果。他第一次坦率承认其他的力量占据上风。他表现出少见的悲哀情绪，仿佛沉浸于痛苦的思考之中。我们的谈话决不是官方的和例行公事的。 我当时不知道万斯将提交辞呈，其直接原因是他反对营救伊朗美国人质的突击作战行动。他担心就是大功告成，也会造成人质伤亡，使美国外交愈益恶化。他的辞职在4月25日营救行动失败之前一直秘而不宣，但的确反映出他对卡特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此外，他不太适合华盛顿特有的激烈政治斗争和玩弄手腕。 4月29日，万斯在宣布辞职后的翌日邀请我进行告别谈话。他看上去十分忧郁悲哀，这种情绪丝毫不是矫揉造作。他告诫我预计未来数周内政府将公布对伊朗使用武力的好战声明和威胁。最后，万斯有点惊慌不安地谈到选举后的形势。他已经认识到，卡特正放弃与苏联的对话政策，开始执行一项长期对立的政策。该政策甚至持续到卡特重新当选之后，至少与苏军留驻阿富汗同样之久。万斯说，这是总统对其僚属说明他对苏联立场的明确方式。 一考虑到万斯的公正和沉着的个人品质，我就想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裁托马斯·沃森[15]短暂的外交生涯。沃森以宽宏大量而著称，对苏联抱有好感，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一个飞行员把美国飞机运送到苏联。维也纳最高级会谈时他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接替好斗的职业外交家马尔科姆·图恩。沃森因为阿富汗和伊朗问题在莫斯科并非轻松安逸。万斯辞职后，沃森电告万斯，他打算回华盛顿一趟，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形势十分紧张，万斯告诉我，他希望沃森将不随他之后提出辞职，因为在竞选运动期间这会不利于总统，此外，“在莫斯科有一个渴望改善关系的友好之人”尤为重要。 万斯说，沃森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商人，他“对所发生的一切十分耿耿于怀。他不是一个容易调整生活的人。当他处于世界上最大公司之一的首脑地位时，他不知道僵局是什么。他总是能够找到一种妥协。现在我们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职业外交家能认识到这一点，然后等待时机。但沃森不会等待时机，他紧张不安，不知所措”。 6月8日，万斯邀请我及我的妻子到他家里与他的妻子共进告别晚餐。参加这次晚餐会的只有我们4人。我们进行了私人交谈，相互表达了个人友谊，在这些紧张年月期间这种友谊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经历。一个才华出众之人在这个动荡年代不得不离职，我对此深感惋惜。 [1]穆罕默德·达乌德·汗（MohammedDaoudKhan，1909年7月18日——1978年4月28日），阿富汗政治家。出身于王室。192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4—1935年、1938—1939年任东部省长。1935—1938年任坎大哈省长。1939—1946年任喀布尔中央军团司令兼军事院校校长，在任期间于1944年镇压了阿富汗部落起义。1946—1948年任国防大臣。1948年任驻法国大使。1948—1951年任内政大臣。1951—1953年任阿富汗武装部队中央军团司令。1953—1963年任首相，在任期间因与苏联关系密切，被誉为“红色亲王”。1973年发动政变，推翻王室统治，建立阿富汗共和国。1973—1978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疏远苏联，参与了不结盟运动，并同美国增进关系。1977年创立阿富汗国民革命党（NationalRevolutionaryPartyofAfghanistan）并担任党主席，迫害人民民主党人。1978年4月28日在人民民主党人发动的军事政变中被刺杀身亡。 [2]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MuhammadTaraki，1917年7月14日——1979年10月8日），阿富汗革命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7年起从政，曾任巴赫塔尔通讯社副社长。1952年任驻美国大使馆雇员，后因抨击君主制被召回国。1962—1963年任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雇员。1963年创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65—1979年任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1979年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推行革命政策。1979年9月14日在阿明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被捕，几天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8日被阿明下令暗杀。 [3]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Amin，1929年8月1日——1979年12月27日），阿富汗革命家。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57年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教育硕士学位，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5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65年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66—1979年任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1969—1973年任国会议员。1973—1978年期间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77年主导了人民派与旗帜派在党内的统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197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79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同年9月14日发动政变，推翻塔拉基，并于同年9月14日至12月27日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人民民主党总书记。1979年12月27日在苏军出兵阿富汗的行动中遇害。 [4]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Karmal，1929年1月6日——1996年12月3日），194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1961年进入教育部工作。1961—1963年在计划部工作。1965年加入人民民主党。1967年起是旗帜派领袖。1964—1968年任国会议员。1973年同达乌德合作发动政变推翻王室。1978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随即被解职。1978—1979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阿明被推翻后，在苏联的支持下回国。1979—198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79—1986年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在任期间抛弃共产主义，破坏原有土地改革的成果。1986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92年流亡俄罗斯。1996年死于莫斯科。 [5]阿道夫·“斯比克”·达布斯（Adolph"Spike"Dubs，1920年8月4日——1979年2月14日），美国外交官。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服役，随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73—1974年任驻苏联代办。1978—1979年任驻阿富汗大使。1979年2月14日上午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授意下被一伙恐怖分子绑架，在政府军与恐怖分子交火中被击毙。 [6]赛义德·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SayyidRuhollahMusaviKhomeini，1902年9月22日——1989年6月3日），伊朗什叶派大阿亚图拉。20年代起成为什叶派学者。40年代公开反对世俗主义。1963年起成为玛尔扎，同年公开反对巴列维推行的“白色革命”。1964年流亡土耳其。1965年流亡伊拉克。1978年流亡法国。1979年革命爆发后回国，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1979—1989年任最高领袖。1980年领导两伊战争。1989年去世。 [7]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ВикторВасильевичГришин，1914年9月18日——1992年5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6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3—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务参赞。1987年退休。 [8]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奥加耶夫（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Огарков，1917年10月30日——1994年1月2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38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在卡累利阿、乌克兰、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作战。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5—1957年任远东军区副参谋长。1961—1965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兼副司令。1965—1968年任伏尔加军区司令。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1974年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7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4—197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1977—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79年反对出兵阿富汗。1984—1988年任西部军区司令。1988—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90—1991年任全苏退伍军人、劳工、武装部队和执法机构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顾问兼独联体联合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顾问。1994年去世。 [9]谢尔盖·费多洛维奇·阿赫罗梅耶夫（СергейФёдоровичАхромеев，1923年5月5日——1991年8月24日），1940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72—1974年任远东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74—1979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1981—198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8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顾问。1988—1991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1990—1991年任总统军事顾问。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4日自杀身亡。 [10]瓦伦丁·伊万诺维奇·瓦连尼科夫（ВалентинИвановичВаренников，1923年12月15日——2009年5月6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巴格拉季昂战役、波兰战役、柏林战役等。1969—1971年任苏军驻德国集团军第三野战军司令。1971—1973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第一副总司令。1973—1979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7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1984—1987年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84—1989年任国防部驻阿富汗前线作战指挥组组长。1986年指挥了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抢险救灾工作。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拒绝大赦。1994年被判处无罪释放，随即被勒令退役。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09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5—200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199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2004—200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去世。 [11]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Амвро́сиевичШевардна́дзе，1928年1月25日——2014年7月7日），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3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二书记。1953—1956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7—1961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3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佩尔沃迈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1965—1968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长。1968—1972年任格鲁吉亚内政部长。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72—1985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90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辞去一切职务并退党。1991年任对外关系部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返回格鲁吉亚。1992年3月10日至11月4日任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1992—1995年任格鲁吉亚议会主席。1993年8月6—20日代理总理。1993年9—10月代理内政部长。1995—200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腐化。2003年被推翻下台。2014年去世。 [12]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ДмитрийТимофеевичЯзов，1924年11月8日——2020年2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波罗的海战役、库尔兰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76—1979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9—1980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集团军群司令。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4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1987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87年1—5月任国防部人事局副局长。1987—1991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被勒令退役。1998—200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首席军事顾问兼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首席顾问。2000—2010年任纪念朱可夫元帅委员会主席。2008—201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20年去世。 [13]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阿赫马德扎伊（MohammadNajibullahAhmadzai，1947年8月3日——1996年9月27日），1965年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党内是旗帜派领导人。1965—1973年任卡尔迈勒的助理兼保镖。1975年毕业于喀布尔大学。1978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短暂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不久改任驻伊朗大使，最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流亡欧洲。1979年卡尔迈勒上台后回国。1980—1985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85—1986年任人民民主党中央书记。1986—1992年任人民民主党总书记。1987—1992年任总统。1992年在丧失俄罗斯政府援助下被迫辞职，并躲入印度驻阿富汗大使馆避难。1996年塔利班进驻阿富汗时拒绝离开喀布尔，9月26日被塔利班绑架，经残酷折磨后于次日被杀。 [14]小凯文·威廉·维里蒂（CalvinWilliamVerityJr.，1917年1月26日——2007年1月3日），美国钢铁工业家。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79—1984年任美苏贸易经济委员会主席。1980—1981年任美国商会主席。1981—1983年任两党私营部门工作组主席。1987—1989年任商务部长。2007年去世。 [15]小托马斯·约翰·沃森（ThomasJohnWatsonJr.，1914年1月14日——1993年12月31日），美国商人、慈善家。出身于商业世家。1937年毕业于布朗大学。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空军，曾为苏联运输美国飞机。1946—1949年任IBM副总裁。1949—1952年任IBM执行副总裁。1952—1956年任IBM总裁。1956—1971年任IBM首席执行官。1964—1968年任美国童子军主席。1971—1979年任总顾问委员会主席。1979—1981年任驻苏联大使。1993年去世。
第二十四章与卡特举行最高级会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四章与卡特举行最高级会谈 ↘恢复军备竟赛 ↘卡特竭力争取举行最高级会谈 ↘走向维也纳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 ↘从最高级会谈跌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泥潭 ↘古巴小危机 ↘作为冲突场所的欧洲 恢复军备竟赛 在卡特总统任内后期，困难重重的国内经济，美国国际威望的跌落，再加上面对二者似乎日益无计可施的总统，都促使美国内部出现了一种茫然失措的思想意识。为了让美国逃避面临的种种问题，国家主义者、极端保守主义者以及过激分子主要靠着加快政策的军事化和军备竞争步伐使各自提出的观点、思想以及济世良方得到广为宣传。沙文主义由此出现，给对外政策增加了反苏的压力。整个这一年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无不被利用于达到这些目的：伊朗革命和美国人质被扣、巴拿马运河条约、越南在柬埔寨的驻军、尼加拉瓜革命、石油问题和美元疲软、中东的局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古巴的一支苏联旅、欧洲的核导弹以及最终的阿富汗动荡。无论如何，美国外交政策遇到的许多困难和挫折都归咎于苏联，已经过时的红色恐怖这时换上了新面孔。 美国在军事上落伍于苏联的说法也随之问世，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政府方面讲，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计划，或者是布热津斯基就美国利益所谓的“生死攸关范围”受到苏联威胁而提出的“地缘战略”概念和理论，如从兴都库什山脉延伸经过伊朗、中东、土耳其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终端这一地区，布热津斯基将之夸大描述为一个“危机的弧形带”，它把从巴基斯坦到埃塞俄比亚的长宽地带拦腰切断，对中东石油国家形成包围之势。这种理论有利于进行成功的宣传，无非使众多的时事评论员词汇增加和《时代》杂志的封面赫然醒目而已。 美国政治形势的独特性表现为，极右势力比其他政治力量更为巧妙地和有力地投大众情绪所好，缓和进程由此受到破坏。卡特政府的反应是继续扩充武装部队，由于承诺在和平时期以空前速度提高未来年月的军费，这就使拨款比例出现新的变化，就是在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这种速度也是有增无减。 苏联领导层日益把卡特视为敌对总统,不惜一切恢复军备竞赛。苏联军工联合企业不无庆幸地加快制定军火生产计划。苏联军队介入非洲和其他局部冲突更是显而易见，最终发展成对阿富汗的直接军事干涉。对苏联境内不同政见者的审判也促使美国国内的反苏情绪日盛。 在苏美关系中，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外，整个政治气候的不稳定性对裁军谈判产生了消极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经济、文化和其他联系蒙受其害，而这些联系在双方多年的巨大努力之后，已成为我们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1980年1月4日，卡特宣布对苏联实行广泛制裁，这是美国对几天前苏军作战部队进入阿富汗支持该国政权而做出的反应，此时，苏美关系的紧张程度已达到顶峰。制裁包括中止参议院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辩论，减少或取消在我们双边关系的许多领域达成的若干协议。卡特政府宣布，美苏关系进入长期对抗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为止。 1979年初，万斯邀请我概括地谈谈我在外交方面的看法。1月5日我们进行了会谈，一开始就谈到总统对我们近期就美国主要官员所发议论抱怨的答复，这些官员有意把苏联描述为敌国或潜在的敌国。万斯说，总统已经非常认真地捎来口信，承认他本人不是没有错误。 我说，莫斯科当然要注视卡特，但我还是提请万斯注意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一种新的评论方式，他们认为，未来对美苏关系挑战的一个主要焦点将集中于第三世界原料上的对抗，据称苏联尽管拥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正试图从美国手中抢夺原料。万斯表示同意，谈到近期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理论没有经过认真分析，分析就被公诸于众。 万斯告诉我，他和总统已经详细考察了政府在卡特任内余下两年内的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他们一致认为以下三个领域应予优先考虑： ——东西方关系，尤以苏美关系为关健，以及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束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开始。 ——美元的巩固（它已经落到空前的低点，必须得到德国与日本庞大的信贷限额的支持）以及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严重经济分歧的解决。 ——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万斯谈到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东南亚和南非是相对不太紧要的地区，然而这些地区能够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总环境和本政府的优先考虑之事，当然其中之一是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我们一致认为，尽可能早地结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比其他事情更为重要。事实上，正是这些想象中较为次要的地区把它们自己推到了世界事务的前列，使卡特任内后半期美国与苏联的雄伟大志化为乌有。给美国造成麻烦的无非是伊朗，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是阿富汗。 卡特竭力争取举行最高级会谈 2月27日，卡特总统邀请我在他的官邸进行了一次讨论，以消除我们对他维持良好关系之兴趣的疑虑（这是他颇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在下一年将面临着重选）。苏美关系的不稳定状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拖延已开始使卡特颇感不安，所以他决定亲自干预事情的进展。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也在场，因此我能看得出谈话气氛非常严肃。一个话题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与之相连的维也纳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另一个话题是中国。不过从卡特语气上看，二者是同等重要的。 卡特在日记中回忆说，他打算向我强调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他对近期苏美关系恶化的忧虑以及我们共同使之改善的需要。实际上，他所谈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 总统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想要勃列日涅夫知道，他觉得作为总统的最大责任是保持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他执政前两年期间，两国关系未能取得进展，对此他深表遗憾。他真诚地希望尽早举行最高级会谈；他说，重要之事是会晤和交换看法，他理解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即纵然谈判已经使最高级会谈延误了两年多之久，但它应该以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为标志。不过在卡特看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已接近尾声，所以最高级会谈似乎近在咫尺，他正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总统希望最高级会谈在美国举行，如果医生建议勃列日涅夫不宜长距离飞行，会谈也可安排在一个中立国。“我愿意向苏联主席保证，”卡特在结束这一话题时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一经签定，我打算使用我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向人民直接呼吁，说服参议院批准这一重要协议，尽管就今天我们参议员的情绪而言，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恰恰在一年之后，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本人请求参议院推迟批准这一协议，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讽。） 总统接着就把话题转到了与中国的关系。2月17日中国入侵越南之后，勃列日涅夫与卡特在热线上交换了彼此看法，勃列日涅夫一口咬定中国是侵略者，而卡特则吁请不要扩大事态，他将之看作是中国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反应。双方均怀疑另一方对中国的战略。卡特首先要我向勃列日涅夫保证，第一，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签署任何秘密协定;第二，美国政府事先并未得知中国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打算进攻越南。总统谈到他本人曾强烈告诫这位中国领导人不要在越南采取行动，而且在进攻发生之后他要求中国部队尽快撤出——这恰恰也是苏联的愿望。 我告诉总统，他的保证将汇报给莫斯科。“我们认为这些保证是积极的，”我说，“但是我们的谨慎小心应该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事实是中国在邓小平访美之后紧接着就入侵越南。强调这一点的不是苏联公众，而恰恰是在美国我提醒卡特注意勃列日涅夫在新近热线通话时对这次侵略的质疑：“它仅仅是巧合吗？” 卡特回答说，他非常理解勃列日涅夫的疑虑，这正是他邀请我来谈的一个主要原因。 卡特正在表明对我们之间关系转变的真正兴趣，我带着这种印象离开了白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次卡特没有涉及到他一向重视的人权问题。此外，在下个月期间，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交换个人口信最终解决了双方在战略导弹试验的遥测信息上的争执，这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余存的问题之一。3月5日，万斯私下告诉我，中国大使已正式通知美国，中国正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同时他也向我提到卡特理解苏联领导人的忧虑——这恰恰不是卡特政府在这场危机达到高峰时所说之言。莫斯科与华盛顿设法渡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两国关系未受到严重伤害，国务卿说，其意义非同小可。 走向维也纳 卡特的情绪发生变化之后，3月29日，万斯邀请我进行非正式会谈。会谈在靠近国务卿办公室的一间小巧舒适的房子里举行，我们之间的这种私人会谈通常都安排在这里。万斯一开始就谈到，本届政府，尤其是他本人强烈感到莫斯科认为我们两国关系比其他总统执政时更为明显恶化。我们感到美方主要是在推卸责任。 “这点对吗？”万斯问我。我回答道，我的确不怀疑他的评价，因为我拥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他说，卡特对我们之间根深蒂固的缺乏信任和理解忧虑不安，希望在与勃列日涅夫“尚存最后可能性”的最高级会谈上消除疑虑，以便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更具建设性的基础上。这实际上是那天上午与总统在他的寓所里进行私人会谈时的话题。 万斯还说卡特告诉他，他常常在深夜还在考虑苏美关系问题，确信勃列日涅夫也同样如此。双方都明显认为对方在欧洲、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举措主要受到敌对目的的促动。但是双方都不应该把一方的行动视为针对另一方而来，那不过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往往对之做出解释的方式而已。简言之，对抗的概念在我们的关系中染上了各种色彩。卡特认为，我们在许多地区能够具有并行不悖的利益，这些利益对一方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方来说则处于次要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一种无处不敌对的共同标准之上。 我告诉万斯，总统所说之言中的许多观点我都深表赞成，但在政治中，评判政治家的标准是他们的行动，而不是莫斯科知之甚微的他们的私下观点。 万斯谈到，卡特不知怎么总是确信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会晤期间，他们能够改善这种局面。卡特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屡屡试图陈述自己的观点，但收效甚微。他相信面对面的会谈。万斯本人明显希望勃列日涅夫能够从个人角度对卡特产生影响，消除他的上司对苏联以及苏联对外政策所持有的某些会令人误解的思想。 我理解万斯改善我们关系的真诚愿望以及要勃列日涅夫在最高级会谈上影响卡特的希望。但是我知道，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十分不佳，很难使上述希望变为现实，因此主要的重点应放在对会议文件的准备上。有时我们对我们领导人之间个人接触所抱的希望过多，其实他们也不能形成不受约束的一套想法，当场做出大胆而独创的决定。 在1979年上半年期间，我们就这样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着一种深入细致的外交对话。卡特和勃列日涅夫之间，万斯、布热津斯基与我之间多次交换了意见。讨论集中在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尚未解决的问题上。为了找到解决诸如导弹遥测和如何计算新式导弹等问题的方法，我与万斯进行了20余次私下会晤。但是两国军方毫无让步之意。他们自恃争执问题的技术性高度复杂来获得让步，否则就对整个协议设置障碍。万斯的处境甚至更难，他不仅必须要说服五角大楼，还必须要说服他在白宫内的反对者，后者正试图利用我们就非洲、越南、古巴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分歧的谈判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过万斯和我都清楚，这次双方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愿都倾向于我们；他们想要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和举行最高级会谈。 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正如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5月7日下午3点15分，万斯向卡特汇报了他与我的会谈：“总统先生，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言，基本谈判已告完成。”我必须坦言，这是我感到十分宽慰和满意的时刻。实现这次最高级会议花费了数年时间，我参与了通向这一目标的十分艰巨的准备工作。1979年5月9日，关于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协定被宣布。这一协定基本上重申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规定的限额，而没有按照卡持最初请求的那样进行较大修改。 下一个问题是选择最高级会谈的地点。卡特提议这次该轮上华盛顿了，因为上次与福特的最高级会谈在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勃列日涅夫根据医生的建议提议将会谈地点定在莫斯科。卡特答复说他不能赴莫斯科，因为国会内的一些人也许指责他对俄国人又做了妥协，这会影响到条约的批准。布热津斯基两个地点都不赞成。最后我们同意选在维也纳。 5月20日，我会晤了与卡特关系最为密切的汉密尔顿·乔丹[1]，此人作为卡特国内的主要政治战略家可能最清楚总统的动机。会谈在我们的使馆举行，这是乔丹首次访问这里。他的话题集中在维也纳会谈诸方面所牵涉到的国内事情，他一开始就坦言相告，总统完全清楚这次会谈的世界影响，决心保证这次会谈的成功，但他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当选总统。这也意味着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乔丹说，卡特焦急地想与勃列日涅夫建立一种有条不紊的良好关系，但是他也竭力避免看起来像一位轻率地投入到俄国人怀抱的领导人。他说，这样做只是重复理查德·尼克松的错误，造成一种出乎常情地突然转向缓和的错觉印象。况且1979年那年的政治现实是在处理与苏联关系上众说纷纭，这种形势大大不同于尼克松当政时的大部分年月。 对于我们目前两国关系的不佳状态，卡特总统将不责怪任何人。他承认，在他出任总统的头几年期间也许存在着一些错误，不过苏方也可能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维也纳会谈，”乔丹说。看来卡特已经忘掉——或正试图忘掉——其政府与莫斯科之间3年来关系动荡的历史。 3天以后，布热津斯基和我就维也纳会谈的议事日程达成了一致，仅有为数很少的分歧。在人权问题上，我们拟定了一个允许存在分歧的原则，这样双方都能在商定好的日程之外提出任何问题，只是另一方有权避免讨论它认为关系不大的问题。两位领导人将于6月15日抵达，接着举行两小时左右的会谈。会议安排比较轻松，以使勃列日涅夫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晚餐在下午7点或7点半开始。6月18日上午举行3小时的会谈以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签字仪式，随后这次最高级会谈便宣告结束。其他协议将在工作会议上签署，这就免去了有记者参加的特别仪式的紧张。 6月11日，当我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共同完成了供维也纳会谈颁布的公告草案后，我把我方参加维也纳会谈的代表组成告诉了他们。除了总书记之外，苏方代表还包括另外3位政治局成员，他们分别是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以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2]。契尔年科新当选为政治局成员，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之人，以后成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使代表团具有如此高的规格，显然是出于万无一失的考虑。苏方代表组成给这两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特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万斯、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3]将军。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提出的策略大相径庭。万斯赞成寻找积极的共同点，不要过分强调难以解决的争执问题；布热津斯基则认为，对勃列日涅夫直言相告有关不适宜白宫的苏联政策各个方面是可行的，“以免未来产生误解”。 当乔丹小心谨慎地试探我对这种策瞎分歧的意见时，我提醒他不要忘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首次会晤时产生的积极结果，在那次会议上，讨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乔丹答应向卡特建议采取相同的方法。卡特在他的日记中谈到哈里曼简要告诉他如何与勃列日涅夫谈判。哈里曼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将竭尽全力避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失败。他的最崇高义务就是使他的人民避免战争，切记不要使他感到惊讶或尴尬，因为勃列日涅夫年事已高，他既通情达理而又容易冲动。哈里曼的建议的确有益。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 从6月15日到18日举行的最高级会谈最终成为卡特总统任内两国领导人的唯一一次会晤。正如精心计划的那样，这次会议的主要具体成果是6月18日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他们举行会晤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心理意义。但是十分遗憾，会晤来得太晚了，时间是卡特任内第三年年中，到了此时，昔日的消极势力已十分强大。这次会谈产生的最大效果是暂时抑制了对缓和的侵蚀。卡特必须消除人们因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以及对他与勃列日涅夫会谈不满而造成的对立情绪。参议员杰克逊把卡特赴维也纳之行比作张伯伦[4]参加绥靖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乔丹以后告诉我，这种比喻使卡特深感痛心，致使他到达维也纳时拒绝用伞遮雨，以免让人回想起张伯伦的形象。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及其附带议定书是此次会谈的主要成就，也是会谈多年来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对苏美关系极其重要。它大大阻止了军备竞赛，即使从未被批准，但奠定了随后十几年中达成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重要协定的基础。 无论详情细节是多么复杂，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实质再明显不过了。双方第一次同意在具体数量水平上削减武器及其替代物和改进物，哪怕只有少量的削减。他们也同意遵守规定详尽的核实安排；这是对苏联传统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因为苏联在过去根本不对任何核实措施加以考虑。在战略武器谈判的长期过程中，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第一次确定了各类核武器总和的最高限额，双方数额相等，其中包括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这一数目并没有超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规定的2400枚的限额。到了1981年1月1日，双方将把数额削减到2240枚，该条约的有效期将保持到1985年。他们还同意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导弹最多不得超过1200枚。苏联可以保持其现代化重型导弹，美国则没有。两国领导人也在诸如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每年生产限制在30架）等有争议的问题上互相让步，并同意导弹试验发射不得加密，以便一方能够对另一方进行监测。 该条约是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明显改进。但双方是在1977年到1979年旷日持久的谈判期间极其艰难地达成这些改进的，因而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宝贵的时间付诸东流。在此期间，美国政界和公众对条约的支持大大下降，结果条约从未被美国国会批准。 条约仅仅控制而没有禁止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组装，这是它的缺陷之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也排除了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从而导致我国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何谓欧洲导弹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 即使这样，只要条约被尽快批准，双方进入维也纳会谈上同意的下一个阶段谈判（该阶段将举行双边谈判以实现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和最后签署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上述消极因素也能克服。毋庸置疑，走向下个阶段的潜力的确有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上发生的一件奇怪插曲就表明了这一点。 6月17日是会议的第二天，卡特就裁军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实际上是有关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但以一种十分异常的方式传递给勃列日涅夫。在美国使馆的电梯上，卡特把它交给了这位苏联领导人。他给了勃列日涅夫一张黄色带格的纸，上面草草记着这些想法。卡特也许与其代表团成员讨论后就随身携带了这张纸，但显然他在最后时刻决定试探勃列日涅夫的最初反应。他如果在正式会议上出其不意地拿出这些想法，将冒立即被勃列日涅夫拒绝接受的风险，万斯1977年3月在莫斯科的遭遇正是如此。 卡特的建议即使包含着许多严重的分歧，但为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例如，建议没有提到对战略三元系统的飞机部件进行任何限制，而美方传统上在这方面占具优势。不过总的看来，建议在一些方面十分接近80年代后期苏联自己提出的分阶段裁军的重要倡议。 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在1979年并不准备接受这样一种宽泛的看法，将战略力量均势固定下来的愿望压倒了对真正利益均衡的寻求。五角大楼和国会是否同意卡特的新观点，当时也不十分明显。 不管怎么说，勃列日涅夫那天晚上召集苏联代表团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卡特的纸条”。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拼命反对这些意义深远的建议。契尔年科与他遥相呼应。谨小慎微的葛罗米柯说，诸多问题不应该一下子就拍板定案，还有时间同政治局其他同志协商，况且我们毫无必要立即向卡特表态。至于勃列日涅夫，他并不想在最高级会谈期间以一种开创性的方法处理新出现的棘手问题。他离开莫斯科只准备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而不对付新出现的棘手问题。因此，他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卡特提出的半官方的建议由此被束之高阁，这样双方就失去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取得进一步重大进展的另一个机会。 卡特的国内批评者以及苏联领导人把他在裁军领域提出的激进建议说成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或者是对一个严肃问题的轻率处理。但是当我回顾1979年的情况时，在我看来，他的行动受到对下述两方面的焦急心理与日益担忧的左右，一是核武库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二是迅速的技术进步已经使协议和条约变得陈旧无用。达成条约的过程太缓慢了。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花费了三届政府6年的时间；与此同时，武器实验室把新一代的导弹、轰炸机和中子弹带给了世界。对于两国首脑来说，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他们自己发挥一种主动而不间断的直接作用，使武器谈判更有效率。我承认，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之前和期间，我本人就产生过其中的一些想法。 由于推迟举行最高级会谈，卡特抱有的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个人外交的希望也逐渐破灭。在这两三年期间，勃列日涅夫更加老弱多病，精神不振——他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节目演出时就昏昏欲睡。与此同时，由于苏美关系动荡不宁，苏联领导人开始把卡特视为眼中钉，他们把造成不稳定归咎于卡特。此外，在翌年的总统选举中，卡特的政治命运究竟如何丝毫不为人所知。总之，两个领导人进行个人外交的会晤来得太晚了。 在会议期间，卡特和勃列日涅夫都简单阐述了各自在诸如欧洲、中东、古巴与苏联在非洲扮演的角色、中美关系、人权、贸易等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在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回顾本身有助于理解两位领导人的思想。地区冲突和人权还是争执最为激烈的问题。意识形态在双方显然都居支配地位。这次最高级会谈没有导致双方对苏美分歧的进一步理解，更不用说找到解决这些分歧的方式了。 在这次会谈期间，我对主要角色进行了密切的观察，我发现卡特显得十分轻松，在讨论不同问题时，不需要顾问的帮助。他有点像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的肯尼迪。勃列日涅夫知道我们在重大争执上的主要立场，但没有准备进行复杂的讨论。在多数情况下，他只是照本宣读其助手在具体问题上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并不逐一说明。他的译员持有发言稿的全部复制件，即使勃列日涅夫念错时，翻译还是准确无误。如果卡特要求对其陈述进行详细说明，苏联代表团将予以准备，以供勃列日涅夫在下次会议上发言。如果这还不够，葛罗米柯将介入并阐述我们的立场。 尽管勃列日涅夫掌握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最低限度的材料，但他在生命的晚年离不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的确令人捧腹。在一篇稿子上，我们代表团在最后时刻删去了其中一段，当勃列日涅夫念到这里时，他转向译员，大声问道是否应该读这段话。译员做了否定的回答后——我们总是保证使总书记完全明白他所宣读的所有内容——勃列日涅夫才继续往下念。译员本身就是来自外交部的外交家，经验丰富，他们在为勃列日涅夫与卡特一个接着一个的会晤充当翻译时，事先为勃列日涅夫的可能回答准备了几种译文，以便在需要时刻帮助他选择正确的。这种安排属于国家重要机密，不过我猜测美国代表团完全明白其中的奥妙。 中国问题是在两个领导人最后会谈时讨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情绪十分冲动，不用讲稿就谈了起来。他试图说服卡特，相信中国领导人的保证和利用中国人反对苏联都是危险的。卡特由此侥幸知道勃列日涅夫对这一问题忧心虑虑。勃列日涅夫未能掩盖他那冲动的情绪仅仅增加了美国领导人利用这张王牌对抗苏联的诱惑力。 然而，两位领导人在维也纳会谈期间却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尤其是他们在告别仪式上拥抱吻面，的确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十分惊讶，卡特回国后也为此陷入政治窘境。在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后将要起立时，我听见站在他们身后的葛罗米柯低声对乌斯季诺夫说： “你觉得他们将相互吻面吗？” “我想不会，”乌斯季诺夫回答说，“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呢？” “嗯，我不敢肯定，”葛罗米柯说。 葛罗米柯比他的同事更了解勃列日涅夫。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下属说，卡特“终究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朋友。” 在苏联代表团中，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契尔年科只是重复他们的话或勃列日涅夫的话，要么就默不作声。至于乌斯季诺夫，卡特在开幕式期间建议，两国国防部长应该在另一次会议上单独会谈，使他们能够建立个人关系，探讨诸如削减中欧部队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那天下午，在我们代表团秘密开会时，勃列日涅夫敦促“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教名）与他的对等官员哈罗德·布朗举行会谈，但乌斯季诺夫显然不愿意与美国人谈判，他认为那是“葛罗米柯的事情”，为此还引起了争论。 葛罗米柯说，在进行中欧裁军谈判时，苏联代表团有一张未用的应急牌：我们准备把我们在这一地区的驻军再削减一万人，并做出其他一些让步。葛罗米柯建议，乌斯季诺夫在与布朗会谈时应该打出这张王牌，苏联国防部长为表诚意愿以一个折衷建议来对待会谈。他认为，这会帮助布朗作出对应让步。 屈于勃列日涅夫的压力，乌斯季诺夫勉强同意了。会谈在第二天举行。没有任何外交代表参加，以免这些内行在场会使两位国防部长感到不自在。乌斯季诺夫两小时后怒气冲冲地返回使馆。他始终不愿意在高层次上与美国人会谈；他回避美国人，并设法说服勃列日涅夫，这种会谈将是徒劳无益的。这次经历只是更坚定了他的看法而已。 他以厌恶的口气告诉勃列日涅夫：“我无法想象葛罗米柯或多勃雷宁如何能耐着性子与美国人进行谈判。我努力从各个方面接近布朗，向他谈到未来远景，说了我们的让步，但是布朗反应冷淡，并不承诺回报任何东西。唉，他只是吞食了我们的让步，老是重复众所周知的美国立场。那一套我已经忍受够了。” 葛罗米柯没有再劝说乌斯季诺夫改变他的方式，因为他把与美国人的谈判看作本职工作。所以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在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的合作中，在形成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尤其在与美国关系方面，差不多成为一个享有无限权力的人物。 从最高级会谈跌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泥潭 布热津斯基从维也纳一回国就交给我卡特送来的一件礼物，即一支纪念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特制钢笔。布热津斯基把卡特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心情描述为“外表反常但实质上可以理解”，因为总统感到心理上的紧张状态已经松弛下来，这就使他相信与苏联进行理智对话以及达成进一步协议的可能性。然而，条约本身的命运出现了不祥之兆。对于反对派掀起的抵制批准条约的大规模运动，白宫显然忧虑万分。万斯说，这场运动“仅仅是因为与苏联签署了这一条约而受到传播媒介的支持”。戴维·洛克菲勒告诉我，尽管工商界对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感到满意，但他作为外交机构的一位领导请求我们在强调对条约的立场时宽容“参议院的吹毛求疵者”。洛克菲勒谈到，造成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卡特的国内政治处境不利，特迪·肯尼迪正在利用这一点，试图在一场可能的交锋中争取民主党人支持他，以使总统失去支持的席位（肯尼迪并不反对条约）。洛克菲勒说，这位参议员尚未真正形成自己明确的政治方针，只是试图利用公众，得到他们的同情。 与此同时，总统让一个退役的将军乔治·塞格尼厄斯[5]出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想让他在批准条约过程期间，以一个军人出面来平息反对情绪。塞格尼厄斯在与我谈话中承认，他所面临的任务决非轻松。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国家的能源危机和伊朗革命造成的汽油短缺上面，他们会反问那些试图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政府官员，为什么他们必须在加油站排着长队等待呢？ 在莫斯科，政治局、政府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月22日发布了一个联合决议，称赞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是“朝苏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形势正常化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几天以后，葛罗米柯就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举行了大型记者招待会，他的评价有条不紊，无可挑剔。他肯定知道，这次最高级会谈在美国遇到了麻烦。因此他警告说，莫斯科将拒绝考虑进一步的修正案或重新谈判条约。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提出几十处修正，在经过长时间和争执不休的听证会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9票对6票使条约获得通过，但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把条约送给参议院全体会议，这实际上是置条约于死地的阴险一招，结果10票反对批准，7票弃权，无一票赞成。 古巴小危机 在古巴问题上爆发的一场新的苏美危机使局势更为恶化，只是这1次危机不是两国政府中的任何一个直接挑起的。一支2000人到2600人的苏军分遣队——或如美国所称的“旅”——事实上自1962年以来就驻扎在古巴，训练古巴人掌握苏联的军事装备，肯尼迪总统就知道它的存在，其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可是它在1979年为公众所知时，就掀起一场不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批准的政治轩然大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参议员正为他的重选闹别扭，所以下令停止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听证会。 此时我正在莫斯科，我的双亲都已经病危。万斯不得不请求葛罗米柯派我返回华盛顿，帮助他弄清问题。安葬了我的父亲后，我为了那说好听点是一种愚蠢的争斗，说坏点是一种基于虚假或扭曲情报之上的政治阴谋，离开了奄奄一息的母亲，未能参加她的葬礼。我抵美后向万斯说明了美国人称之为驻古巴苏联旅的情况。我说：“它还是老样子。我刚刚从莫斯科来。我反复核实过，它1962年起毫无变化。”我感到既生气，又悲哀。外交部门、国会成员、白宫官员和我频频会谈，用了数周时间才算解决了这场古巴小危机。万斯后来不无讥讽地把这场轩然大波说成是美国的“记忆失灵”。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历史首先是作为悲剧然后作为闹剧在重演。 在批准问题上另一些真正的和虚构的困难被政府官员、国会成员和新闻媒介用来对苏联施加压力，这要么是试图进行政治讹诈，要么至少被莫斯科看作是这样。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8月6日送交给政治局一份备忘录，力促政府持强硬态度，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备忘录列举了美国从批准个人移民申请到莫斯科与第三国关系等诸多要求，谴责华盛顿企图借机利用苏联批准条约和商业关系平等的愿望，达到要挟我们在其他无关之点上做出让步的目的。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随后警告说：“我方的任何让步将导致厚颜无耻的新要求。由此可见，我们对任何此类新要求所做出的反应应该是坚定我们的立场，要么干脆就置之不理。” 政治局认可了他们的建议，这当然使他们在抵制这些棘手问题时态度更为强硬，卡特原本还希望能在维也纳他感觉到的好转气氛中使之解决。结果，过分的要求由于卡特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未能让步而被不屑一顾，造成了与卡特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 作为冲突场所的欧洲 卡特政府在欧洲的政策旨在大力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其取得对华沙条约国的优势，这是1978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会议正式通过的政策。一项所谓北约核力量现代化的计划是中心所在，其实质就是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对苏联领土的欧洲部分构成打击能力。1979年12月，北约理事会接受了一项美国计划，部署能够在不到10分钟内从欧洲打击莫斯科的108枚潘兴—Ⅱ导弹，以及464枚战斧陆基巡航导弹，后者命中率更高，射程远达1500英里。上述部署是对苏联在其西部领土紧急部署我们新建造的SS-20导弹的反应。SS-20导弹灵敏度高，相当准确。 在军方的压力下，苏联领导人做出了部署SS-20导弹的愚蠢决定，军方被这种导弹的高性能冲昏了头脑。当我们单方面地秘密部署SS-20导弹时，苏联最高领导人对苏联核潜力在欧洲竞争地区的加强而感到得意。但是当美方宣布了类似的计划时，莫斯科着实大吃一惊。刺激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约的部署也属于美国军事、政治战略新方案的组成部分。这一方案暗示，苏美两国在“中心战略系统”上的对等状态出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这进而意味着美国应该在地区系统同洲际核运载系统一样达到与苏联的同等。但在实际上，这种安排将改变总的核导弹均势，对美国有利。关键是我们的中程导弹不能发射到美国领土，而基地设在欧洲的美国导弹则能打击苏联欧洲部分几乎每个地方的目标，从而相当于战略导弹。 事实证明，我们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使我们花费了巨额的钱财，而且引起了西方采取军事报复手段，其表现是1983年西欧部署了自己的中程导弹。结果军事紧张状态在欧洲加剧，总的战略核均势转向有利于美国。以后，双方为缓和紧张状态不得不做出巨大努力，相互放弃这类导弹，进而予以销毁。这是对最早部署SS-20导弹是一个严重失算这一事实的迟到的和勉强的承认。 在美国，许多人认为，苏联可能进攻西欧，并确信美国在一场洲际导弹决斗中不会仅仅为了保护欧洲人而以自己的城市为赌注。哈里蔓1978年就认识到这种日益加剧的危险，通过我劝告勃列日涅夫发布苏联已经停止在欧洲军事集结的重要公开声明，以便使他能够发动一场有力而成功的宣传攻势——正如苏联发动的这场运动已经破坏了美国在欧洲部署一种新型核武器即中子弹的计划。中子弹通过辐射致人于死地，但却不毁坏财产，因而被看作是发动战争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武器，而不被视为是对进攻的防御。 然而在那个时期，我国的欧洲政策摇摆于矛盾的要求之间。在缓和紧张状态和通过承认以“东方政策”而著称的德国和解政策而发展与西欧国家全面关系上，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我们也狂热地在欧洲集结我们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一行动是秘密进行的，避开了公众的眼睛和维也纳多边会谈，结果只是使西方疑虑重重，引起它首先加强其常规的北约部队，继而加强其在欧洲的导弹。 1979年9月下旬，万斯和我讨论了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根据我的记忆，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详细谈到这一问题。万斯显然着急要我们作好准备。他并不掩饰这一事实，即卡特政府期望在12月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得到北约盟国的必要支持。万斯直截了当地说，北约的决定是美国政府促成的，以回答我们部署SS-20导弹，对此万斯表示深感遗憾。 莫斯科发起了一场反对部署潘兴—Ⅱ导弹的大规模公开运动。10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东柏林讲话时尖锐地批评了打破欧洲力量均势的部署计划。只是到了此时他才提出削减苏联的导弹力量，条件是北约不部署新型导弹。他还建议翌年从德国撤出2万人的部队和1000辆装甲车，但为时已经过晚。我们应该早在哈里曼以及参议员曼斯菲尔得、富布赖特和肯尼迪提出这样的建议时采取行动。 10月9日，卡特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以坚定的语气赞成加强北约力量的计划。他同时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紧接着提出的建议，即在安排12月召开北约会议之前开始就欧洲部署导弹进行谈判。卡特首先决心保证支持其盟国，然后，仅仅是然后，才全力对付我们。 11月19日，我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会谈。他转达了总统关于美国在欧洲将不谋求军事优势的保证——但对苏联的优势也不能保持沉默，所以美国不会坐视不理，袖手旁观我们在欧洲集结核导弹潜力。布热津斯基坦率地承认，美国的固执态度是基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考虑，前者甚至比后者更为重要。他说，构成卡特政府政策的基础是美国希望在北约内保持强有力的影响。布热津斯基还谈到，欧洲人清楚，苏联威力强大的中程武器是针对着他们的，莫斯科由此能够对西欧国家给予毁灭性的打击。美国人是否冒险以其洲际导弹力量给予反击，他们对此表示怀疑。 “我们能够想象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苏联利用其在这一地区的优势，或许能对西欧施加强大压力使之面临着两难处境，要么一败涂地，要么接受如芬兰的地位，断绝与美国的盟国关系。”布热津斯基说。美国人担心，西欧将很快选择当时被称为“芬兰化”的中立道路，这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纯粹从逻辑方面讲，布热津斯基的话不无道理。当然这种说明并未反映出苏联政府的任何真正计划或目的。莫斯科将不会冒险使用其SS-20导弹的新力量，但西方人如何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呢？ 在那段时期，我常常为磋商某事来往于莫斯科，我从未听到过政治局任何成员或我们的高级将领讨论甚或提到诸种政治考虑。我也没看到过政治局或外交部的任何文件谈到部署我们的SS-20导弹产生可能的政治机会或后果。军事上的正当理由是早就提出的唯一理由。在我们与美国和北约欧洲成员国在潘兴导弹问题上面临着外交对抗之前，外交部只是参与制定了国防部的这一计划。 这些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政治局还是在精神上从事军备竞赛，满意地接受了我们军方领导人的这种评价，即我们的新式武器系统能够带给我们在欧洲的核均势，以中程运载系统对付西欧的美国前沿配置系统。这是决定性因素，此外政治局还认为它也会使我们在战略均势上与美国人处于相等水平：在莫斯科眼中，北约在欧洲的核武器被视为是对苏联的战略威胁，应该被苏联核武器相抵消。不过，克里姆林宫并不期望北约的欧洲国家——在美国的急切援助下——为对付我们的SS-20导弹很快同意在它们的领土上部署美国的导弹，以抵制来自莫斯科的任何政治讹诈。这恰恰是布热津斯基的论题，美国和欧洲的亲美宣传机构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它，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同事则靠着纯粹的惯性继续低估了西方舆论的作用。 1979年12月12日，北约批准在西欧部署108枚潘兴—Ⅱ弹道导弹和464枚巡航导弹。北约的这一决定属于所谓“双轨”方法的组成部分，即在部署导弹的同时寻求谈判，谈判如果成功，将放慢或取消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部署。这一举措加剧了莫斯科对卡特及其政府的敌对，因为苏联领导人首先把之视为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中规定的战略限制的故意违背。美国在欧洲部署能够打击苏联领土目标的中程导弹毕竟是对美国战略核潜力的重要补充。针对北约提出的谈判建议，莫斯科声明，北约试图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这一事实已经破坏了谈判的基础。只是北约的决定被取消或其执行公开中止，莫斯科才会来到谈判桌前。 僵持状态在延续，双方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决定进一步恶化了它们的政治关系，丝毫没有减少对各自国家安全的威胁。 [1]威廉·汉密尔顿·麦克沃特·乔丹（WilliamHamiltonMcWhorterJordan，1944年9月21日——2008年5月20日），1967年参加了越南战争。1970年协助吉米·卡特竞选佐治亚州州长并获得胜利。1976年担任卡特的竞选顾问。1979—1980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1—1982年任埃默里大学政治学教授。1987—1990年任职业网球联合会（ATP）首席执行官。2008年去世。 [2]康斯坦丁·乌斯蒂诺维奇·契尔年科（КонстантинУстиновичЧерненко，1911年9月24日——1985年3月1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3年任联共（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书记。1945—1948年任苏共奔萨省委书记。1948—1950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60—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处处长。1965—1982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6—198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77—197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5年逝世。 [3]戴维·查尔斯·琼斯（DavidCharlesJones，1921年7月9日——2013年8月10日），1942年加入陆军航空队。1950—1953年期间参加了朝鲜战争。1967—1969年期间参加了越南战争。1971—1974年任驻欧洲空军司令。1974—1978年任空军参谋长。1978—1982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2013年去世。 [4]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NevilleChamberlain，1869年3月18日——1940年11月9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00年加入自由统一党。1911—1915年任伯明翰市议会议员。1912年加入保守党。1915—1918年任伯明翰市长。1916—1917年任国家服务总监。1918—1940年任下议院议员，1919—1921年任全国不健康地区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邮政总局局长。1923年先后担任主计大臣和卫生大臣。1923—1924年、1931—1937年任财政大臣。1924—1929年、1931年再次担任卫生大臣。1930—1931年任保守党主席。1937—1940年任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兼保守党党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在任期间推行绥靖政策。1940年5月10日引咎辞职，同年5月11日至10月3日担任枢密院议长，10月3日因病辞职，11月9日去世。 [5]乔治·马里昂·塞格尼厄斯（GeorgeMarionSeignious，1921年6月21日——2005年7月3日），1942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57—1960年任陆军部长军事助理。1968年任越南战争和平谈判美方军事顾问。1970年任柏林四方谈判美方军事顾问。1979—1981年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1981—1984年任军备控制谈判代表。1984年任大西洋理事会主席。2005年去世。
第二十三章卡特一塌糊涂的外交重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三章卡特一塌糊涂的外交重点 ↘高挂在非洲之角上 ↘缓和变得一团糟 ↘陷入僵局 高挂在非洲之角上 卡特总统对人权问题抱道德化的看法，布热津斯基则一有机会就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与卡特政府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关联性在1978年再度强烈地自我展示出来了。它表明美国在极力加大对苏联的限制，从而降低缓和的程度。苏联在国内外的举措于是就完全取决于莫斯科对最高级会谈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谈判的总体进度所抱的希望。这两者向来是我们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它们在1978年上半年下降到了低点，此后开始上升，不过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的缓和程度相比差得还很远。但有节制和有选择的缓和这一原则，确实仍然是防止核战争威胁的主导力量。双方都在地区性冲突中上下其手，这样做危险系数固然甚低，但却引起了外交和政治上的严重不和。 至1978年初，地处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成了美苏角逐的核心。索马里约有200万游牧民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省，故长期以来索马里要求将该省划入自己的版图。1974年，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1]皇帝在亚的斯亚贝巴被一个军事集团所推翻。在数年的内乱和争夺之后，陆军上校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2]于1977年2月成为领导人，他还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得到苏联军备援助的索马里趁埃塞俄比亚国内动荡不安之机，占领了欧加登省。 莫斯科起初与索马里保持友好关系，于1974年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而他们则允许苏联船只使用亚丁湾的伯贝拉港和红海南端的入口。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皇帝被推翻之前，一直是其传统的盟国。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曾访问这一地区，并试图组织一个进步阵线，亦即将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南部也门组成一个联盟。南部也门地处亚丁湾的另一边，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隔海相望。由于索马里坚持不肯归还所占领的欧加登省，使这一尝试未能成功。门格斯图上校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得到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从而阻止了索马里军队向埃塞俄比亚境内的进一步推进。所有这些导致超级大国的位置发生荒唐的颠倒；事实上它们不过是相互交换了各自的附庸。 由于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美国便相应地抓紧停止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同时指责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新政府侵犯人权。（真正的原因当然是皇帝倒台了，而取代者显然是左翼分子。）此时华盛顿把注意力转向索马里，而且由于索马里在1977年底因莫斯科拒绝提供更多武器而取消了与苏联的条约，美国便更加关注索马里。苏联随之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一个同样的条约。1977年底，大约2000名古巴军队和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被派往亚的斯亚贝巴。索马里被迫在欧加登省退却，但仍控制着该省的很大一部分。 从地缘政治学的长远观点来看，非洲这一地区事态的发展对当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莫斯科的政治领导层就持这种看法。然而，苏联和古巴进驻安哥拉刚刚两年，紧接着又干预非洲另一国家，由古巴部署特遣部队，苏联予以运输和其他后勤援助，于是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片哗然。人们怀疑苏联已采取一种新的战略，在第三世界对西方实行挑战和迂回包抄。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此事很快成了卡特政府与莫斯科关系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在卡特政府内部引起严重不和。布热津斯基在表达上述疑意时态度最为咄咄逼人，而他的主要反对者是万斯。万斯在回忆录中解释说，他并不认为苏联在非洲的活动与什么重大的计划有关，它不过是企图利用地方冲突占点便宜，但国内反对苏联和古巴进行干预的政治压力很大，使政府未能把它们当作地方冲突对待。 然而，我们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存在的关联性却要求延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一些裁军谈判，并在贸易和高层访问方面施加一些限制。万斯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样会阻碍产生成果，但关联性的作用在不断增强。 我身为大使，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关注非洲这个地区事态的心情是相当熟悉的。我能很有把握地说，克里姆林宫在这个地区没有什么长远的全球计划，万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由于对安哥拉的干预并未使其受到重大的国际复杂局势的牵累，莫斯科便毫无顾忌地在其他国家大打出手，开始是在埃塞俄比亚，接下来是在也门以及若干非洲和中东国家，最后登峰造极的是在阿富汗。 上述每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都有当地的具体情况，但它们所依据的却是国际大团结这样一种简单而原始的观念，这种观念意味着我们在反帝斗争中尽自己的责任。这些情形通常与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而不过是在一些各派争夺权力的国家基于意识形态来干涉其内部事务，但这都无关宏旨。克里姆林宫有些人对我国卷入那些遥远地区的冲突深感荣耀，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使苏联成了一个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然而这却是一种轻率浮躁的想法。 了解外交事务的决策机制在克里姆林宫的运作情形，对于理解我们在第三世界那些有时异乎寻常的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按常规，对当前问题的处理都是先由外交部提出建议。实际上主要是葛罗米柯本人一手操持，而且他的所有建议照例都被悉数采纳。他是公认的权威，尤其是具体跟西方和美国打交道的权威，而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也坚持捍卫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总的来说，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只要不涉及苏联的核心利益，他就反对与美国进行严重对抗。 不过，第三世界并非他最拿手的领域。他认为在那里发生的事件终归不能对苏联和美国的基本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而结果证明他无疑低估了这一点。此外，在传统上，苏联外交部并未真正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领袖们打得火热，与这批人打交道的是党的国际部，其负责人是中央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他看不起葛罗米柯，葛罗米柯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在第三世界的所有这些工作，特别是涉及解放运动的工作，是由政治局很有影响的二号人物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来统筹的，他多年来一直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活动。在他看来，第三世界的所有斗争都有其意识形态基础，即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团结一致的口号下，他和他在党内的积极追随者设法使政治局介入了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冒险之中。在这方面克格勃给予他支持，因为党在这个领域的联系都是通过克格勃成员来办理的。军方打算送去武器和顾问，但不打算派出苏联军队。 苏联许多职业外交家都反对我们深深地卷入这些遥远地区的事务，但当这都是以党的名义来进行的时候，还有谁会公开唱对台戏呢？有些外交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曾自行设法在西方通过非正式的谈话来减轻其不利影响。我们对我们的西方同事解释说，所有这些行动都不过是一时冲动，并不一定是什么苏联刻意瓦解西方世界地位的庞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但在他们对我们在那些遥远地区的冒险性插手行为深为反感的情形下，这是很难说服人的，而且还在美国引起了甚为消极的反应。 我曾尝试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及其他人解释，我们在第三世界的冒险破坏了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他们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成不变的：美国人自己在全球如此活跃，为什么要对我们啧有烦言？ 我正巧曾参加多次讨论安哥拉、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因此我可以说，苏联甚至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美国的不满。政治局认为这些不满与美国合法的切身利益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不把它们看成是和华盛顿的关系中的主要因素。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战略价值也未在政治局进行过积极的讨论，它们和苏联隔得实在过于遥远。但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为首的我国一些高级将领却玩弄这种想法：我们的旗帜在那些遥远的地区飘扬，便意味着对美国的蔑视，这使他们感到兴高采烈。有一种理论认为，所有这些多少证明苏联已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世界强国，勃列日涅夫对这一说法引以为荣，我怀疑那些高级将领私下里利用他的这种虚荣心玩什么花样。这有助于解释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偶尔支持我们的某些冒险行动，而苏斯洛夫则为这些行动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提供证明。不过，只有当确切无疑地知道这些冒险不会导致和美国的直接对抗时，勃列日涅夫才会表示支持。 万斯在1月14日和我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提出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冲突问题。我告诉他，莫斯科不接受美国关于苏联卷入的说法，也不同意美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索马里军队必须撤出埃塞俄比亚。与此同时，美国的反苏集团和新闻界则日益急切地把我们在非洲之角的活动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及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在3月2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这种联系时，卡特总统加以否定，但他又说是苏联的行为使之与其他政策产生了联系。3月17日，卡特在韦克福里斯特大学发表讲话谈到，由于苏联有着一种插手地区冲突的“卑鄙嗜好”，美国有必要对自己的军事战略作“一次重要的重新估价”。 我们使馆曾提醒莫斯科，华盛顿乃是从全球观点来看待这类事情的，即便并无确切理由这样做，故非洲之角的局势看起来开始有点像1975年安哥拉的事件，“为各式各样的反对我们两国良好关系的人提供了弹药，使这种关系处于炮火攻击之下”。我们的报告还指出，古巴在这个地区的投入对美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使馆向莫斯科建议说，可试着从对苏美关系的潜在损害这面棱镜来看非洲。但莫斯科仍旧认为美国的反应不过是在我们之间持续的意识形态斗争框架内的又一系列宣传攻势而已，因而加以贬斥。 在1月31日我与万斯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谈中，这一不同的方式变得格外突出。他有点紧张不安地说，一些苏联战舰和登陆艇在红海集结，这就动摇了他自己关于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主张。他补充道：“我要直率地告诉你，总统身边有些人对他说，苏联最近的行动乃是对总统个人的直接挑战，是在试探他是否坚定有力，他应当向俄国人表明，他不可以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我知道，万斯对美国舆论的警觉完全是有根有据的。但我唯一能真心诚意做的事情就是对他解释说，莫斯科并非一心要试探总统的意志。我试着用一种极为私人的方式告诉他事情的意识形态的一面，但这当然无济于事。显而易见，我们两国在这一地区卷入了一场真正的冲突，或许我们的卷入可用以促成问题的解决。可是我们应当如何下手呢。 曾有过一次尝试。1978年1月，葛罗米柯正式倡议由美苏对非洲之角的局势进行联合调停，但卡特政府对这一提议嗤之以鼻，因为这会使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出现合法化，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就作过这样的解释。他在这里听起来有点像亨利·基辛格，后者曾用同样的说法来反对苏联参与一次解决中东问题的行动。苏联还曾提议重开中断了的关于在印度洋地区限制军备的谈判，但也为卡特政府所拒绝。还有更多失去的机会将会凑在一起。 在与万斯会谈1个月之后，我又跟布热津斯基讨论了非洲的种种问题。他的千言万语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卡特感到越来越不安。他反复强调，苏联和古巴军队在埃塞俄比亚的出现对西方利益构成威胁，危及中东与美国、西欧之间的各条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他说它们有可能被“切断”。 我问他何以认为苏联真能切断石油运输线。它会攻击和打沉美国的运油船吗？那将构成一种直接的战争行为。白宫果真抱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吗？布热津斯基承认，虽然白宫并未给这种说法提供多少凭证，但这一过于简单化的观念却在国会和美国媒体中广泛流传。我们没有再作争论，但他仍然清楚地表明，我国在这个地区的出现是不受欢迎的。 在卡特政府内部忧虑不安的情绪变得日益强烈。3月24日，万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美关系已“进入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卡特决定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秘密接触。可口可乐公司的保罗·奥斯汀曾悄悄告诉我，他曾飞往古巴为卡特执行秘密使命，见到了古巴领导人，并以总统的名义告诉他，古巴在国外的行动使美国难以继续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卡恃一直坚持以此为他的一个目标。卡特捎去的信息说，妨碍正常化的主要绊脚石乃是古巴在非洲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卡斯特罗要他告诉卡特总统，决不会有一个古巴士兵越过索马里边界。我后来从万斯那里获知，菲德尔当时断然拒绝就非洲问题对美国人作出任何承诺，宣称他将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莫斯科和华盛顿在所谓非洲事务上几乎完全徒劳地花费了如此巨大的精力，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禁十分吃惊。20年后没有人（除了历史学家）还会记得这些事情。甚至当1992年乔治·布什派美国海军陆战队赴索马里参加联合国部队救援那里的饥民时，只有新闻界少数几个人评论说，索马里当时盛行的无政府状态的种子极有可能是15年前超级大国插手时种下的，而美国政府中则没有一个人提及此事。若干国家的内部纷争都粘在了冷战这张网上，索马里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国家还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所以这些国家由于和两个超级大国牵扯在一起，结果都变得每况愈下。 我们卷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涉足安哥拉的战争，这都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向这些地区提供军事装备，古巴部队在那里进行活动，特别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空运把他们送到那里，这些就使美国人确信，莫斯科已发动一场反对他们的斗争，以便在非洲实行控制。我当然知道，某些空运是通过国防部而由我们的使馆武官当场安排的，外交部很少知情。美国就此事发表了许多正式声明，在批评我们的人中，有不少本来是对我们怀有良好愿望的。 缓和变得一团糟 克里姆林宫虽然对威胁缓和的因素感到担忧，但还是低估了这些因素。政治局在5月初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美国日益强烈的攻击问题。我参加了讨论，想要描绘一幅苏美关系的客观图景，特别是介绍美国人是如何看待苏联的行动的。要说服政治局是殊为不易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偏见依然十分强烈。 政治局的成员坚定不移地相信，旧的殖民帝国正在崩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普遍衰弱，这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进程。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下宣称，这些都不是我们促成的，因为它们乃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就应当支持这一进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刻意瓦解甚或伤害美国的利益，这丝毫不涉及两国政府和两个国家的关系。这就是苏联最高领导层进行官方推理的咒文。当然，那些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人，诸如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等人，知道局面并非如此简单，但当触及到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时，他们通常宁可不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 话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有意思地注意到，那次会议的最后决定并不是调整或纠正我们在第三世界或人权领域的行动，而是“改进”对我们的观点与行动的“解释”，“更为积极地捍卫我们的立场”。那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并没有什么错，错的仅只是我们的宣传。 勃列日涅夫企图使苏联在缓和问题上的立场免受西方日益强烈的批评，公开否认关于苏联在第三世界进行干涉的指责，并争辩说，在缓和与苏联和“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各国”的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之处。他同时还为缓和辩护，认为它是苏美关系的基础。勃列日涅夫在说出他的看法时信心十足，这固然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们和美国的争执，的确是源于苏美两国对缓和的看法上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对苏联在一些地区冲突中的活动的解释发生更大歧义。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来说，缓和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现在尤其如此，因为莫斯科已被公认为平等的核超级大国，并在全球发挥作用。但在美国公众看来，苏联对第三世界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完全是毫无道理和侵略性的。这是一种怒气冲冲的看法，克里姆林宫仍然十分明显地低估了这种看法的力量。 卡特政府对缓和同样有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更为暧昧不清而已。卡特政府的观点有点过于简单化，认为缓和是基于由合作与较量所构成的这一公式的；万斯倾向于寻求新的合作领域，而布热津斯基则更注意较量的一面。国务卿认为，对于华盛顿和莫斯科有关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冲突的分歧，不可作出过高的估计，以免掩盖苏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尤其是限制战略武器的问题。与此相对照，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看来，几乎苏联的所有政治行动都是反对美国利益的阴谋诡计，因而更倾向于主张斗争，而不是合作。 在我的外交同伴中间，上述意见分歧乃是公开的秘密。许多消息是从白宫本身泄露出来的，大部分是通过布热津斯基的支持者的渠道。外国的大使们于是不禁感到十分好奇，这几个人品质和观点如此不同，卡特总统如何可能使用他们，并听取他们的建议。这是否可以解释卡特的外交政策何以摇摆不定和缺乏固定的重心呢？但是，到底什么是他自己的立场呢？ 由于卡特又恢复了同中国的关系，他打这张牌，希望能对苏联施加压力，因而问题并未变得更为明了。布热津斯基积极促成这一局面，他被派遣到北京执行外交使命，希望这能引起莫斯科的注意，并使其怀疑变得牢固。而这恰恰是万斯所不想做的。 在5月21日至23日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时，苏中关系正处于重要的关头。当时北京刚刚拒绝苏联关于开始两国边界纠纷谈判的动议。在苏中边界发生了多次冲突。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夫曾到过苏联的远东地区边境，视察并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布热津斯基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涉及美国的战略计划和技术援助，涉及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开展合作以对抗苏联政策的种种计划，对此他显然表现得兴致勃勃。他走得很远，甚至公开抨击“北极熊”。 莫斯科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勃列日涅夫公开抨击打中国这张牌来对付我们的“可笑”做法，说这是“一种短视而危险的政策”。尽管如此，莫斯科还是决定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5月27日，葛罗米柯在华盛顿会见了卡特，提出了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若干重大让步，同意冻结苏联重型导弹所携带的弹头数量（每枚SS-18导弹所携带的弹头不超过10个，而不是它实际所能携带的20至30个）。他们审议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草案。他们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仍未能完成这一草案。 不幸的是，卡特提出讨论苏联的人权和古巴插手非洲的问题，这很尖锐而又毫无成果。葛罗米柯一向以克制谨慎而闻名，但在回到使馆后，他简洁而强烈地指责卡特顽固纠缠于那些我们认为属于苏联内部事务的问题。 5月27日，葛罗米柯还与万斯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会谈。双方不用宣传腔调，而是坦率和会意地一致认为，苏美关系走进了一条危险的死胡同。我后来得知，万斯两天后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敦促卡特反思苏美关系，因为他的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实际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他提醒说，总统从某些资深官员（他指的是布热津斯基）那里得到的建议，如果做得过头，就会引起苏联强硬的逆反行动。例如，人权攻势可能促使苏联更为严厉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到那时行政当局又将做什么呢？他批评用中国牌来对付我们，但他认为美国在第三世界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牌”，因而行政当局应当更具自信。不过他反对把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根本利益”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譬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我看来，这份备忘录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预防美国外交政策的消极转向，因为万斯预见到，如果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占上风，就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然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却利用每天向卡特作简要汇报的机会，继续促成一种更强硬的政策，借助我们的双边关系来增加对苏联的压力。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14名成员给卡特写信，要求他结束因政府内部意见分歧而引起的混乱状况。卡特于是决定发表一项关于苏美关系的政策声明。他私下里请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分别起草他的演说稿，最后的定稿由卡特本人准备。6月7日他在自己的母校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发表了这次演说。这个演说把缓和与对抗、常识与好斗言辞、万斯的意见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奇异地揉合在一起。 卡特在开头说，我们两国之间的缓和乃是和平的基本要素，应当对它作出清楚的界定，使之真正对双方都有利。卡特颂扬美国的民主理想和原则，同时攻击苏联的整个制度，尖锐批评苏联的人权政策。他说：“我们要扩大和苏联的协作，但同样也要和新兴国家协作，和东欧国家协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协作。在世界上那些尚未实行真正的自决和多数人统治原则的地区，我们尤为致力于达到这两项目标。”他在结束演说时托出了主题：“苏联既可以选择对抗，也可以选择合作。美国已做好面对任何一种选择的充分准备。”总统内心的确切想法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并不十分明确。美国新闻界把这次演说描绘成对苏联领导人的一次挑战。苏联和美国许多人得到的印象则是，卡特所倒向的政策并非缓和，而是对抗。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一篇经政治局同意的文章，说总统的演说显示了布热津斯基那咄咄逼人的一手，带有重开冷战的危险。 就在演说后的第二天，万斯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总统希望莫斯科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他的演说。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依我之见，这个演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平心静气。万斯在接下来的坦率交谈中说，在最近几周的整个辩论和总统对苏联的公开态度中，有一个心理上的背景，那就是卡特十分担心，不仅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他自己的国家，人们不把他看成一个坚定果断的总统。他的这种担忧的部分根据在于，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下降得很厉害，而且公众对他作为总统的表现普遍反应消极。万斯说，这种优柔寡断、犹疑不定的政客形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他未能说服国会通过他的若干重要法案，由于他同意对战略武器最高限额作很少一点的削减，由于他在是否部署中子弹——一种只致人死命而不毁坏财物的新发明——的问题上说了不少套话。这与他在总统任期开始时所唱的高调形成鲜明对照。他在国内事务方面的声誉也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在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斗争中损失了大量个人政治资本。而且万斯还说，卡特认为，他这种软弱和倒霉的总统形象，乃是导致“莫斯科的强硬挑战”的原因。于是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怀疑，莫斯科在盘算趁机从中渔利。 大致与此同时，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听取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警告说，国际局势严重恶化，他认为责任在于卡特政府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包括总统本人和他的亲密同事，特别是布热津斯基的尖锐的反苏言论。他说，各种反苏派和军事工业联合体通常合而为一，卡特似乎正受到这一联合体的影响，但他同时也想打出恢复冷战的旗帜，以争取再度当选总统。勃列日涅夫声称，这一方针还影响了美国对北约、非洲和中国的政策，他建议按这种思路写一篇严肃的长文，在苏联的所有报纸上刊出，同时为华约各国政府起草一项声明，指责北约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加剧军备竞赛。政治局表示同意。 在此同时，从国会传来了新的警告信号。参议员弗兰克·丘奇[3]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个很有势力的人物，后来做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告诉我，“在最近两三个月里，行政当局试图挫败国会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反对时，实际上无一不是打出了反苏这张王牌”。丘奇说，行政当局的所有立论都建立在苏联实行扩张主义这种陈腐说法上，他指出，白宫而不是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原始的反共主义，这还是第一次。 “我告诉你这些的原因是，”丘奇说，“白宫在国会制造的气氛致使参议员中间对苏联的怀疑和沙文主义情绪日益强烈。在参议院，围绕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阴云正在集聚。行政当局如果不采取紧急步骤，参议院可能不会批准这个协议。”他说，最好是把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表决推迟到1978年国会选举以后，以便让苏美关系稳定下来。果不其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4]在7月间公开要求中止和苏联的所有谈判。他说，从战略上看，苏联在非洲的干涉比限制战略核武器更为重要。 陷入僵局 在这一年余下的日子里，我们两国的关系每况愈下。实际上，不论是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中东问题，不论是对古巴的惊恐还是利用中国对付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日益纠结在误解和怀疑这张网里，同时卡特政府内部的纷争又使事情变得更糟，我们是无法摆脱这种纷争的池鱼之殃的。 苏联对人权的践踏使我们的讨论变得更加迷雾重重。有两个联合国的苏联雇员在5月份被捕，其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6个月后被判处50年监禁。卡特政府想以此交换被监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为此我和万斯、布热津斯基进行了好几次不愉快的会谈。这些讨论花费了许多时间，弄僵了使馆和国务院之间的工作关系，更糟的是恶化了我们两国政府的关系。万斯作出了一个友好的姿态，提议用两个联合国雇员交换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的夏兰斯基。这样他们都会免于受审。我个人支持这个主意，并向莫斯科提出了建议。万斯的苏联事务顾问马歇尔·舒尔曼告诉我，这次交换是卡特总统出的点子。但莫斯科马上表示拒绝。这一毫不让步的决定使我感到困惑，因为对双方来说，这个交易都是走出僵局的合理途径。唯一可能的解释乃是苏联领导层对卡特个人怀有强烈的不满。 随着夏兰斯基和金兹堡的审判日益临近，万斯于6月7日再次找到我，对这两个审判在我们双边关系中意味着什么表示深切关注。他还表示，他将于7月12日至13日在日内瓦会见葛罗米柯，莫斯科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进行审判，他个人对此感到遗憾。如果审判不推迟一两个星期，他在国内将被置于十分微妙的地位，卡特可能不会同意他在这种情势下会见葛罗米柯。他在第二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审判“只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气氛”。 两天后舒尔曼告诉我，卡特是同意这次会面的，但他计划就审判发表一个更为强烈的声明。同时还要宣布，他的科学问题助手弗兰克·普雷斯[5]将取消一次已计划好的对苏联的访问。普雷斯此前已提醒我，“高层决定”已经作出，如果夏兰斯基受审，他就拒绝我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访问邀请。舒尔曼说，图恩[6]大使已从莫斯科发回电报，主张取消万斯和葛罗米柯的会谈。这封电报在总统的办公室里就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场的多数人打算支持图恩。万斯死活不同意取消会谈，而布热津斯基则建议推迟。卡特本人在两可之间。万斯宣称，如果总统取消这次会谈，那么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的最高级会谈就会无限延期，至此事情才决定下来。 然而，一系列不够重大的和科技的访问与接触被取消了。7月底，卡特总统的母亲访问了梵蒂冈，向教皇保罗六世[7]转交了她儿子的一封个人信件，信中呼吁罗马天主教会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斗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总之，在卡特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之间日益强烈的敌视中，我们两国的关系陷入了更深的僵局，且不说卡特自己的下属意见不一和彼此争权夺力也对此产生了影响。 当葛罗米柯和万斯于12月21日至23日在日内瓦会晤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延迟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完成。万斯带着卡特的指示，要在监控导弹试验的遥测信息以有助于证实是否遵守协议的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万斯在和葛罗米柯讨论这个问题后，试图根据葛罗米柯提出的妥协调整美国的立场。他随即向华盛顿发了电报。第二天，万斯正和葛罗米柯在我国代表团驻地会谈时接到了布热津斯基打来的电话。由于使用的是普通的公开电话线路，我们无意中得知了他们通话的全部细节。布热津斯基告诉万斯，卡特决意坚持他的决定，并将在最高级会谈时向勃列日涅夫重申。他补充说，他得到了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的支持。万斯两度试图为他的妥协方案辩解，但纯属徒劳。当时的整个场面使我们甚感尴尬，因为布热津斯基好像在给国务卿下达严厉的指示。 [1]海尔·塞拉西一世（阿姆哈拉语：ቀዳማዊኃይለሥላሴ，英语：HaileSelassieI，1892年7月23日——1975年8月27日），原名里·塔法里·马康南（LijTafariMakonnen）。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1906—1907年任萨拉尔县长。1907—1910年任西达摩省长。1910—1916年任哈拉尔总督。1916—1930年任摄政王。1930—1936年、1941—1974年任埃塞俄比亚帝国皇帝。1936年埃塞俄比亚被意大利吞并后流亡英国。1941年回国，并消灭了意大利侵略军。1974年被推翻下台，软禁在皇宫中。1975年被暗杀身亡。 [2]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HaileMariam，1937年5月21日——），1964年入伍。1974年参加埃塞俄比亚革命。1975—1977年任埃塞俄比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77—1987年任革命委员会主席，期间逐渐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1984年创立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并于1984—1991年担任总书记。1987年创立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并于1987—1991年任总统。1990年抛弃共产主义。1991年被推翻下台，流亡津巴布韦。 [3]弗兰克·福雷斯特·丘奇三世（FrankForresterChurchIII，1924年7月25日——1984年4月7日），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曾在缅甸作战。195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57—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1976年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内初选中败给了卡特。1981年以后从事法律研究工作。1984年去世。 [4]小霍华德·亨利·贝克（HowardHenryBakerJr.，1925年11月15日——2014年6月26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9年毕业于田纳西大学。1967—1985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3—1974年任水门事件委员会委员，1977—1979年、1980—1981年任少数党领袖，1977—1979年、1980—1985年任共和党会议领袖，1981—1985年任多数党领袖。1980年参加总统选举，但在共和党艾奥瓦州预选失利后退选。198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7—1988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2001—2005年任驻日本大使。2005—2011年任国际选举系统基金会董事会成员。2007年参与创立两党政策中心。2014年去世。 [5]弗兰克·普雷斯（FrankPress，1924年12月4日——2020年1月29日），美国地球物理学家。1949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1957—1965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实验室主任，期间参与建造月球地震仪，用于“阿波罗11号”登月活动。1965—1976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地球与行星科学系主任。1976—1981年任总统特别顾问。1977—1981年任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厅主任。1981—1993年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兼国家研究理事会主席。1996年创办休伦咨询集团（WAG），协助成立了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2020年去世。 [6]马尔科姆·图恩（MalcolmToon，1916年7月4日——2009年2月12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一个苏格兰移民家庭。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194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9—1971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71—1975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75—1976年任驻以色列大使。1977—1979年任驻苏联大使。苏联解体后，曾领导美俄战俘军事行动联合委员会。2009年去世。 [7]保罗六世（PaulVI，1897年9月26日——1978年8月6日），原名乔瓦尼·巴蒂斯塔·恩利科·安东尼奥·玛丽亚·蒙蒂尼（GiovanniBattistaEnricoAntonioMariaMontini），1916年起开始担任神父。1920年晋铎。1923—1931年任教廷驻华沙大使馆秘书。1933年起进入国务院工作。1944—1954年任副国务卿。1955—1958年任米兰大主教。1958—1963年任枢机主教。1963—1978年任梵蒂冈教皇。1978年去世。
第二十二章吉米·卡特面临的种种矛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卡特总统时期：1977—1981 第二十二章吉米·卡特面临的种种矛盾 ↘吉米何许人也？ ↘第一次友好的试探 ↘卡特的新班子 ↘与卡特会谈 ↘卡特的改弦更张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人权问题 ↘莫斯科立场坚定 ↘好大喜功的代价 ↘“破镜重圆”的尝试 ↘为最高级会谈探路 吉米何许人也？ 吉米·卡特在步入白宫开始执掌总统之职时，相对说来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政治经历，他政绩平平，几乎没有主持国家工作的经验，也谈不上什么全国性的声望。一些富于政治幽默的人称这位佐治亚州的州长为“吉米何许人也”。大选前几个月，杰拉尔德·福特仍然相信他能轻取卡特。驻华盛顿的各国外交使节像多数美国选民一样，对卡特那种相对逸出常规的风度和独到的见解与判断力疑惑不解。他看起来没有明确的纲领，而普通的美国人总能在他的演说里发现他们渴望听到的东西。他显然不属于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在他自己的党内也未得到可靠的支持。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奇才，在公开场合的行为公然藐视所有的规范标准。他虽是一个虔诚的洗礼派信徒，但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却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有时“心存欲望”。所有这一切得以广泛流传并引起争议。一言以蔽之，他在美国政治地平线上竖起了一个崭新而非凡的形象。 卡特当选以后，我感到很难预测他将来的行动，因为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卡特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受训后服役于核潜水艇精锐部队，因此我深切地希望他凭着军事和技术方面的经验，能成为一个比他在白宫的各位前任更可信赖和更为稳定的伙伴，在限制核武器谈判方面尤其如此。生活证明情形要复杂一些，结果卡特和他的总统任期充满矛盾，甚至比刚开始所显示的迹象还要严重。许多人还认为他很幼稚。这显然是不对的。我本人敬重卡特及其强烈的精神和道德信念。对于真正的裁军、人权、减灾、环境保护以及适当利用和保护这个星球上所有资源的必要性这样一些全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念，他公开予以强调，在这方面其他总统没有走得像他这样远。 美国历史学家们说他这届总统任期古怪反常，而在我国他当政时期则被认为是苏美关系史上不幸的一页。我倾向于同意这一评价，尽管一开始他抱有良好的打算，想和苏联发展稳定的关系。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有许多想法，其中一些确实很不错，但却不具备实施这些想法的能力。他缺乏灵活性。在设法达到最佳目标时，他往往低估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价值的东西。最异乎寻常的例子发生在裁军这个领域。他谋求大量削减核武器，这是他梦中一只美妙的小鸟，但实际上他却放跑了抓在他手里的小鸟，未能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获得批准。 有时卡特的表现似乎是想刻意证明，政治乃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格言是不对的。他偶尔不过是运气不佳，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未能发现最为重要的目标，并据以制定其政府的各项政策，然后加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他不明轻重缓急和未能抓住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其主要助手们意见严重分歧。既然他只能依赖一个成分复杂并且很不稳定的联盟，他组成的内阁帮他制定的内外政策就难免充满矛盾。他的政府班子中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冷战斗士，如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1]海军上将；此外，一些稍微温和的人士也在政府里构成一个小圈子，他们是国务卿赛勒斯·万斯、首席军备谈判代表保罗·沃恩克[2]、财政部长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3]、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4]。 这些矛盾使卡特在总统任内深受其累，危机和麻烦不时发生，在与苏联的关系方面尤其如此。但他的个人性格同样也是充满矛盾的，在国家事务和个人事情上，他那些保守看法和温和观点交织在一起。美国的国际地位由于这个国家在越南的赌博失败而遭到严重削弱，卡特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恢复美国的国际地位。于是美国政府宣称不仅有必要加强北约军事力量，而且应与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个三角中的各盟国建立更为牢固的关系。卡特加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切合五角大楼的军事和政治信条，他把苏联当成自己的主要对手和敌人。军事力量被认为是影响国际事务的一个关键性的工具。当卡特就对外事务发表讲话时，我们总能听到布热津斯基的反苏维埃主义的回声。 卡特在他就职的最初几天内即提出了人权政策，以将西方的外交政策牢固地置于美国的领导之下。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卡特把它看成是他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延续，把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正在确立的新道德标准，与他视为不道德的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时期形成对照。在调动国内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和帮助弥合由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留下的深深裂缝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起到了辅助作用。但这主要是以损害苏美关系为代价而实行的。 在所有这些发生的同时，苏联领导层的元老们坚持实行其保守的国内政策，使国家逐渐陷入经济和政治上都停滞不前的境地。早在1977年初，苏美两国及其领导人似乎都想改善双边关系和减少核威胁，但到了1980年初，双方关系达到糟糕的地步，缓和已付诸东流，削减核武器条约在美国未获批准，而且罗纳德·里根当选之后重新使用强烈的冷战语言和重开对抗的道路已经铺好。这在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史上，真是颇富戏剧性的一幕。这一时期苏美关系的详细历史及其主要人物，我不打算在此评说。它就像一个错综复杂而花招迭出的棋局，唯一实质性的不同乃在于，结果对局双方事实上都输掉了这盘棋，而缓和政策亦告灰飞烟灭。 第一次友好的试探 早在卡特当选之前，我就开始从他的支持者和知己那里了解到他将如何处理政务。J.保罗·奥斯汀[5]是一名经济赞助人，也是卡特的家乡乔治亚州最有势力的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7月底我应他的邀请参加了一个晚宴。他说卡特想任命他很敬重的迪安·腊斯克做国务卿，但腊斯克断然拒绝，他情愿继续留在佐治亚当他的大学教授。他的第二个可能的候选人是布热津斯基。卡特和布热津斯基都是三边委员会（这是一个由社会各界名流组成的集中处理美国、西欧、日本之间关系的机构）的成员，他们在会议期间彼此日益接近。不过，布热津斯基太爱出风头的个性让卡特越来越感到不安。所以奥斯汀说卡特打算把布热津斯基安排在白宫，让他做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这里他的虚荣心将会有所控制。 此后不久，我出席了戴维·洛克菲勒举行的一个晚宴，布热津斯基也是来宾之一。他很可能带着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在苏联人面前炫耀自己。我们已经了解到，他在西方是一位研究共产主义的主要专家，有着古老的波兰贵族血统，二战后他父亲拒绝携家人一起返回波兰；还知道他的儿子娶了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6]的侄女。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观点，使他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共分子。不过他近年来已转向了中间立场。当加入卡特的政府班子的可能性变得明朗时，他甚至开始谈论美苏关系在一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在晚宴的交谈中，布热津斯基显然在极力避免使用过激的言辞，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关于外交政策，他的谈话滔滔不绝而且抽象玄奥，我听完之后表示最好能听到一些更实际的东西，如解释一下福特政府与民主党人在外交政策上，特别是关于苏美关系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区别。布热津斯基特别强调说，卡特将会很容易地贯彻他的外交政策，理由是国会将由他自己党内的成员所控制。但他没有概括出任何本质性的区别，这时洛克菲勒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指着布热津斯基说：“我已经告诉他，我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差别。” 我离开的时候感到，洛克菲勒家的人比这位贵宾给我的印象更深，我觉得他们在玩一场实际上没有风险的政治游戏。无论哪一位候选人获胜，他们都能通过自己所资助的人让其了解他们的观点。谁都知道，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基辛格的后台老板，而这次，他兄弟戴维这位著名的银行家则大力支持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里谋得一个显赫职位。 几天以后，我在埃夫里尔·哈里曼[7]家里又参加了另一个晚宴。哈里曼是一个老资格的民主党人，早就成了卡特的顾问之一。哈里曼特别注重的一件事情是，卡特如果当选，将是第一个受过高等技术教育、尤其是了解核技术的美国总统。在哈里曼看来，这说明了卡特何以对“阻止核战争这个现代的核心问题”有着特别的兴趣。他强调说，卡特并不认为美国在任何一种战略武器上谋求优势乃是何等至关重要，相反，他准备与苏联谈判以达成协议，将双方的这类武器限制在“大致相等”的水准。 哈里曼想在9月份访问莫斯科，会见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然后向卡特汇报。我很快安排了这次访问，他于9月16日至22日出访。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哈里曼，把他看成一位代表着美国友好意愿的国务活动家，他们一致同意有必要进一步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希望最高级会谈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 在政府交接时期，哈里曼成了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他向卡特作了简要的汇报，卡特声称他对这次莫斯科之行感到满意。哈里曼随后向我转达了卡特的反应。卡特最优先考虑的事是就军备控制与苏联谈判，他对此满怀希望，甚至不惜降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确定的关于战略武器的最高限额。苏联提出在中欧裁减军队和武器，对此卡特很感兴趣并表示赞同。但五角大楼的简报给他的印象却是，苏联已经开始在这一地区投入军事力量，这使他甚为担忧。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政治局对卡特竞选胜利作出了迅速的反应。11月4日，也就是大选后两天，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授权我与新当选的总统在就职之前就开始直接对话。葛罗米柯认为，我们特别有必要与一个不同党派的新总统取得联系，因为“在卡特精心制定其对苏政策期间，可能受到美国舆论中的普遍右倾趋势的影响，这种右倾趋势最近正在形成，并且已在这次选举活动中十分明确地显现出来”。他还提议，如果卡特“在行使职权以前就表现出与我们开始事务性对话的兴趣”，那么勃列日涅夫就要以个人名义给他写封信。 政治局马上批准了这一计划，同一天我也接到与卡特建立联系的指示。在乔治敦哈里曼的家里，我通过哈里曼开始着手此事。我在接到指示的当天就去拜访了他，这一天正好是他85岁生日。他看上去气色很好，机警灵敏，并乐于做点事情。几天后，他把卡特的反应告诉了我。卡特很重视苏美关系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指示哈里曼转告我，他认为会见勃列日涅夫对于和平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相信首脑定期举行会晤很起作用，也许可以一年举行一次。但在此之前，他对美国的欧洲盟国领导人提出与他会晤的要求要有所表示，这些人对他在竞选声明中提出的进行更密切接触的建议正在作出反应。显然，卡特首先打算的是恢复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影响。但莫斯科不想等得太久，决定继续谋求对话，并且从卡特乐于交换看法的姿态中得到鼓舞。 紧接着我从亨利·基辛格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基辛格在去墨西哥短期休假的途中，于11月20日与卡特长谈了6个小时。谈话在佐治亚普莱恩斯卡特的家里进行，大部分内容与苏美关系有关。谈话一开始，卡特就要这位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详细告诉他，1961年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首次会面时的“美苏摊牌”是怎么回事。基辛格对我说这使他有点吃惊。卡特的提问使基辛格感到，这位当选总统对会见他的苏联对手的前景有些担忧，尽管卡特并没有直接这么说。（结果卡特的圈子里有人散布流言，说莫斯科早早地进行试探，有意让新总统栽跟头。风声甚至传到了勃列日涅夫耳里，他在即将离任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8]12月初访苏期间特意辟谣，称之为“恶毒的捏造”。） 12月1日，哈里曼带给我一封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信中允诺他一上任就马上行动，议定一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虽然他不受以前那些谈判的约束，他仍会对近两年来所做的一切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卡特希望会谈以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方式来圆满完成。 我不免有点警觉起来，便对哈里曼说，我不理解卡特关于他不受以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约束的说法，这些谈判过去一直是以美国名义而正式进行的。哈里曼回答说，他也就这一点问过卡特。卡特解释道，他只是想保留一点权利，以便提议进行某些有可能的新考虑或做一些纠正，如果这样做能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时，他尤其需要有这种权利。但不管怎么说，莫斯科还是心存戒意。 不久，为庆祝哈里曼85岁的生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我是宴会上唯一的外宾。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以来的美国权势集团成员济济一堂，许多人发表了演说。哈里曼向客人们致谢，还回忆了他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完全出人意料的是，他情绪激动地呼吁与莫斯科发展友好关系。他说：“苏联领导人也想与美国讲和。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会相信苏联人打算首先发起核攻击。他们也有子孙后代，他们跟我们一样爱自己的孩子们。” 苏联领导层对卡特仍吃不准，要求在我们着手行动时不致有任何误会。为了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使缓和恢复元气，勃列日涅夫于1月18日，也就是卡特就职前两天，在图拉发表了一个演说。他不承认苏联在谋求军事优势，还说苏联甚至不赞成把它作为一个有关原则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只不过是想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阻止任何侵略者对苏联发动的进攻（这是我们第一次制定军事力量限度的原则）。他还用我们的措辞给缓和下了个定义：“缓和首先是克服冷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向正常和平等状态的转变。缓和就是在谈判桌上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分歧和冲突，而不是采用武力、恐吓和张牙舞爪的方式。缓和是某种考虑他人合法利益的信任和能力。”他发表这一演说的目的是从莫斯科向这位新总统发出一个友好的信号。 卡特的新班子 1977年1月4日，基辛格在国务院他的办公室的一间私人房间里安排了一顿早餐，以会见他的继任者赛勒斯·万斯。我对这个房间甚为熟悉。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一个是就要离任的国务卿，一个是即将上任的国务卿，再加上我这个苏联大使，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见，新闻界对此做了报道。 当时的气氛是轻松友好的。基辛格用诙谐的语调说，他要当着苏联大使的面，把他在苏美关系这个领域所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新任国务卿，并提几点建议作为告别赠言。 基辛格强调，国务卿与苏联大使之间的秘密渠道，对保持两国的直接对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把我们不留记录的接触、定期的私下会晤、特别直拨电话等一套既定办法都告诉了万斯。万斯对这些细节显然很有兴趣，他马上表示愿意保持这些做法。我不消说也立即表示同意。万斯提议我们相互直呼其名，就像我和基辛格的交往中所习惯做的一样。不过“亨利”就要被“赛”[9]所替代。 基辛格强调，最高级会谈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有着恃别的作用。万斯说他和卡特都同意这种观点，他还向我透露：他和卡特甚至讨论过举行会谈的可能日期，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协议，他声称这个协议在卡特的外交政策中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然后万斯把话题转向人权，我们都知道这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是一个具有刺激性的问题。他说，出于自己的良知和宗教信念，他若干年来一直信奉人道主义的人权观。我回答说，万斯毫无疑问完全拥有个人信仰的权利，但是，如果他的这些观点和信仰被用来影响国与国的关系，特别是导致对我国国内事务的直接干预时，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基辛格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他不愿意由于这类事情而导致公开对抗，并敦促万斯注意避免做出这样的事。万斯把这个话题放在了一边，不过他肯定还会旧话重提的。 卡特总统于上任两天后，即1月22日，在白宫接见了各国外交使节。但这次盛大的会见安排得有点非同寻常。各国大使及其夫人走进大厅，总统和他的夫人站在那里依次接见他们。白宫的摄影师们为每位大使及夫人与总统夫妇拍摄合影，供日后让总统在上面题词。每位大使都得到了一张照片作为愉快的纪念。然而这一过程几乎占去了接见的全部时间，因为在华盛顿有130位各国大使和代办。 当我们正准备照相时，总统让我转达他个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谢意，感谢勃列日涅夫通过非正式渠道祝贺他的当选。他说，“我盼望和总书记进行有效的个人合作”；他还补充道，他希望与我进行个别交谈，不过他先已委托万斯两天后向我转告他的一些看法。 我不禁想起了在白宫与卡特之前的四位总统各自的第一次谈话。他们开始谈话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共同保证进行最高级合作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些保证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和转化了。这位新总统并非华盛顿权势集团的一员，我十分了解这一点，而我们国内却对此毫无所知。不用说，我很想看到他上任后事态将如何进展。 1月24日，万斯和我在大使馆我的公寓里共进午餐。他提出在3月份访问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当面解释新政府的各项政策，以此作为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第一步。中心议题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一些抑制军备竞赛的措施，我欣然同意这个主意，表示将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此事，并建议他加以接受。勃列日涅夫果然这样做了，并将访问日期定在3月28日至31日。 万斯强调说，卡特深信限制和大量削减核武器储量实在甚为必要。他说，卡特的确考虑要在这个方面进行认真削减。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确定的2400个发射装置的数目可以减少一半，甚至更多。我马上意识到，这将表明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一条崭新的途径；不过，这还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案，虽然当这个方案终于出现时使军备谈判陷入混乱之中。 这是我与万斯长期打交道的开端。他办事十分内行，有条不紊，始终如一，而且勤勉肯干。他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做到胸有成竹。他和基辛格不一样，尽力避免抛头露面，喜欢办事时不事张扬。他对苏联的态度以及与苏联的谈判都不带偏见。你可以信赖他的话，这在那个错综复杂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万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步骤都与总统协调一致，力求毫不走样地实现总统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基辛格那么大的回旋余地。 万斯同时又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坚信不移，这导致他在1980年主动辞职，因为是年美国为拯救人质对伊朗发动突袭而遭受惨重损失，万斯认为此事与原则有关。这仅仅提高了他的威望和赢得了国内外的尊敬，却使得他在政府里的反对者利用他的正直和良知而捞取好处。他还博得了他的苏联同行们应有的尊敬。在我们见面时，无论是私人交往还是官方会谈，他的行为都无可挑剔，即使美苏两国的立场截然不同，他的一举一动也恰到好处。他从来不使用尖刻的语言以增强修辞效果，在公开场合尤其如此。他是一个乐观、活跃、睿智和平易近人的人，与他的每一次接触，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正式的，都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现在我们仍然不时见面。 1月24日我还见到了布热津斯基，以便更多地了解新政府的骨干成员。卡特政府的道路崎岖不平，但如果认为其原因仅在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的个性不同，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和反映了某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情绪和观点。布热津斯基对卡特的政治勇气大加赞许，因为卡特不顾美国军方正在大兴反苏之风，在上任后的第二天就告诉新闻界，他将争取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并采取其他措施抑制核竞赛。布热津斯基当时承认，人们在苏联的军事威胁这个问题上的确过于聒噪不休，这有助于促成公众支持军备竞赛。 与此相关，他不无道理地指出，苏联对其武装力量的实情过分遮掩，因而使总统无法让国会领导人、军方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相信，昂贵的军费实在没有必要，在战略武器方面尤其不必开支过大。但军方却从“最大危险”的论点出发，总是要坚持从最大限度来看待苏联的军事潜力。 布热津斯基打趣地说，当卡特开始查阅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背景材料时，他惊奇地发现，多年来所有的讨论几乎完全基于美国关于双方战略实力的数据，而苏联方面则从未主动提供过任何数字，这是因为克里姆林宫有保密的癖好。他提出，如果我们采纳相互交换军事情报的做法，将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我与布热津斯基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相互直呼其名，我称他兹比格，他叫我托尔亚）。尽管我们频繁会面，但我跟他的关系不如我与基辛格之间那么有规则。虽然他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感情丰富而聪明透顶的谈话对象。他喜欢讨论概念性的东西，有时难免不去考虑国际关系中具体的现实问题。他虽然掌握了不少情况，但他不仔细研究苏美谈判的细节，通常也不直接参与谈判。他和基辛格不同，没有去过莫斯科；那是国务卿万斯的事情。我得到的印象是，布热津斯基也断定他自己不是谈判的合适人选，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苏联，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莫斯科对此十分了解。但不管怎么说，这绝对没有削弱他在苏美关系方面的影响，假使卡特当初不把他作为一个苏联的主要反对者使用，而是赋予他一些职权，在个别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具体谈判，就像他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在苏美关系中就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布热津斯基和我在他的办公室和我国使馆共进早餐时，通常进行非正式的交谈，我们一直沿用这一有效的方式。我和我妻子及我们的孙女一起到他家做过几次客，我们和他的妻子和孩子见过面，他的妻子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雕塑家。我们还下过棋，不过我们对局的战绩却必须当作国家机密对待。 与卡特会谈 在我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见面后两天，万斯于1月26日交给我一封信。这是美国总统给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概述了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卡特赞同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的关于裁军的讲话，并申明“我的坚定目标就是彻底销毁核武器”。他列举了可以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三个领域。一是迅速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二是签订及时有效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三是加倍努力使在中欧均衡裁减常规部队的谈判获得进展。 卡特还谈到了在世界动荡地区共同制止危机的必要性，他特别提到了中东。但他又提醒道，他不会对人类的自由和权利漠不关心。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他希望在春天与勃列日涅夫会晤，讨论“我们的分歧和我们的共同利益”。 总的说来，卡特的信受到了莫斯科的欢迎，因为它为裁军谈判开辟了良好的前景。同时，他关于人权的声明预示这个问题可能成为经常争论的主题。 2月1日，我应卡特总统的邀请造访白宫。我一个人单独走进了这间我十分熟悉的椭圆型办公室，卡特看到我没有带任何人记录我们的谈话，感到有点吃惊。但我向他保证，我会准确地将他所有的谈话报告给莫斯科，就像我过去和其他总统谈话时所做的那样。参加我们会谈的有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国务院官员雷金纳德·巴塞洛缪[10]。 因为苏方只有我一个人，我就轻松地打开了话题，说美方在人数上占明显的优势。我祝贺卡特当选为总统，卡特则很高兴地指出，他来自美国人民中间，只有在这个国家一个普通人才能成为“皇帝”，也就是当上总统。 既然说到了皇帝，我就给他讲了一桩历史轶闻。拿破仑有个元帅叫贝纳多特[11]，被选为瑞典国王。宫廷医生们觉得奇怪的是，当给他检查身体时他从不脱掉衬衫。整个宫廷都对此迷惑不解。直到他死了人们才找到原因，原来在他胸前的皮肤上纹有“杀尽国王”几个字，从注明的日期来看，这是他在法国当革命战士时刺上的。卡特和他的助手们哈哈大笑起来，会谈的气氛于是变得更为轻松了。 卡特开始转入正题，要我转告总书记，他真心诚意地希望改善苏美关系。他说，莫斯科根据以往总统竞选的经验，或许认为他也会忘记自己的很多竞选许诺，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尤其如此。首先他认为，在极大地缓和紧张关系从而得以削减军费开支方面，我们所能做的主要事情是建立相互信任，其办法是双方共同接受一个战略武器的最低水准，刚好保证两国拥有的武器数量足以阻止敌方的进攻，而不是多得让人生畏，担心某一方的军火库只需第一击就能消灭对方。 那么，这些大致的水准会是什么呢？这使我怦然心动，因为新总统的这个声明可能意味着，他的政策与其前任将有很大的不同。后来的结果的确是这样。 卡特回答说，我们双方可以接受“几百个发射装置”这样一个标准，而不是现在的2400个，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限度内按相应的比例减少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数量。他说他已委托保罗·沃恩克拟定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主张。此人曾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现在是控制军备和裁军署署长。卡特建议我们把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排除在外。但我提醒他注意我们长期以来所表示的反对。 接着，我提出了主要的问题：我们将如何对待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总统会加以拒绝吗？卡特并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新面貌”可能会有好处。这结果证明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他主张迅速签订一项不包括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在内的简明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然后他想转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主要裁减战略军备，把导弹的数量减少到几百枚，特别是削减重型导弹，这种导弹乃是我们军事力量的脊梁。我清楚地告诉总统，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任何背离，都会在将来与苏联的限制军备会谈中引起严重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必须承认，卡特在提出对军备作出如此裁减时固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但他的这些方案在当时却并不能真正实现。莫斯科觉得卡特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采取了一种浅薄的处理方式，在整个对苏关系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赞成逐步地、分阶段地限制核武器，我们还不打算来讨论更大的削减。我们花了12年以上的时间，并且在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后，才接受这一处理办法。 在和我会面前两天，卡特本人就已收到了五角大楼对他的这种处理方式的反对意见。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12]转交了一份报告，对两国将导弹减至200或250枚作出了分析。这份报告是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同起草的。报告论证说，这样一种低水准将要求对美国的政策作出根本性的改变，还可能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招致重大风险；在阻挡攻击时，就要求完全依赖对敌国的人口和工业进行报复，而且，在这种总的低水准下，一个或几个小小的“核共同体成员”就可能发挥不适当的国际影响。然而卡特还是决定照自己原来的想法办事。 关于禁止所有的核试验，他也提出了一个同样包罗甚广的建议；即使英国、法国和中国加以反对，苏联和美国也要达成一个两三年内有效的协议，并用以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同意。 总统还带头提到了人权问题，要我相信他在竞选中对这个问题是富于诚意的，就像他对待裁军问题一样。因此他希望，如果他改变以往总统的做法，比方说在白宫接见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或者发表声明支持某个苏联人（从他的话中我们知道可能是指安德烈·萨哈罗夫，这位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由于在苏联国内坚持人权立场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们能够加以理解。他答应不会滥用发表这类声明的权利，因为他意识到这会使我们的关系复杂化，但他出于自己的信仰仍然会不时这么做的。 我便提醒他道，勃列日涅夫曾答应不“为难美国新总统”。末了我说，总统先生，您已对此甚表赞同，那么就让我们也别为难莫斯科吧。这样肯定会有益于苏美关系的。 卡特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强行对抗。这个话题就此搁下不谈了，但它显然还会留在议事日程上，而且确有可能成为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痛处——我向莫斯科就是这样汇报的。卡特显然相信，他能将他关于人权的公开言论与美苏关系的所有问题分开，并且不带来任何害处。 在整个会谈中，卡特都很轻松和友好。我第一次见识了他那出了名的微笑，据说这是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所有美国总统中咧嘴露齿最多的笑法。他在所有问题上的专门知识，他那种立即抓住问题要害的本领，他那种想要详细了解最关键问题的明显欲望要胜过福特总统。他还有一个同样明显的欲望，就是提出他自己的独到的新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并非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这就引起了和他谈话的人的警惕，因为在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谈判中，美国立场的连续性可能受到他这种作风的影响。 我向莫斯科汇报了这次谈话的情况，并建议立即着手与卡特发展良好的关系；同时我还提醒说，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人权问题上将来会有麻烦。 卡特的改弦更张 在美国，每一届新政府上台，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外交政策的某些变动，卡特政府也不例外。不过，在卡特执政时，高层官员中争议和激烈辩论之多，大概现代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执政时期都难出其右。在他的两个主要助手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这种情形显得尤其突出。这两个人一位是务实稳重的律师，另一位则是精力旺盛和风头甚健的学者；而卡特自己结果又不能下达固定而连贯的指示。这使人联想起俄国诗人伊万·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一只天鹅、一条狗鱼和一只喇蛄组成了一个不调和的班子。 于是，卡特的一些主要顾问们就不断争执，都想总统能听取自己的意见。在这场持续的拔河比赛中，布热津斯基越来越有力地把绳子往自己这头拉过来，驻华盛顿的各国使节对此加以密切注视。也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摇摆不定，尤以对苏关系为甚。虽然行政部门一致认为，所谓缓和就是“较量加合作”，但实际上，关于在具体某个时候应着重哪个方面却并无一致意见。布热津斯基把全球战略竞争看得至为重要，而万斯却认为，不应因此而掩盖未来可能合作的重要领域。 如果说卡特政府有什么主要障碍的话，那就是他们未能把所有主要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而从中看出其长远意义。卡特和他的顾问们经常凭着一股冲动，抓住一些“热点问题”加以迅速地各个击破，想以此来解决上述主要问题。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或为了安抚有势力的集团，他们有时采取一些但愿能迅速见效的解决办法。毋庸赘言，这种完全缺乏明确的轻重缓急的做法，并不总是能够满足他们自己或国家的长远利益。 莫斯科起初有点迷惑不解，不知卡特在对苏关系上到底作何打算。从最初阶段他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活跃的通信联系来看，他的意图似乎是积极而富于建设性的。但是，总不免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从中插进来，导致种种出人意料的结果，使那些支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人颇感困惑。卡特政府表示，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之外，它并不打算将对苏关系作为当务之急，即使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由于卡特背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事情也变得更为困难。 卡特的道德方式极大地损害了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他采取这种方式似乎是有意哗众取宠，旨在获取美国大众的支持，与此同时则毫不在乎它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在最初阶段，卡特或许无意使人权问题成为他对莫斯科的政策中一个最富争议的问题。但他的主张是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出来的，走的不是传统的外交渠道。我得出的结论是，卡特觉得一场来势汹汹的反苏运动能够在公众关系方面带来很大收获，而又不会从根本上损害与莫斯科的关系，因为我们极为迫切地想要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结果证明这是大谬不然的。 然而莫斯科却认为，卡特是在故意干预苏联内政，目的是要瓦解苏联和东欧的现行体制。事实证明卡特是看不到这一层的，他对我们利害所关的问题感觉迟钝，导致了随后的许多齟齬。不论卡特本意如何，他的政策是建立在将缓和与苏联国内情况联系起来的基础上的。这表明他完全背离了以往几届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与莫斯科的关系陷于紧张状态。苏联领导层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和高层通信与卡特讲明道理，但都白费功夫。苏联方面对卡特的公开批评也于事无补。 美国的一些头面人物开始对美苏关系的恶化表示关注，但卡特出于固执和恼怒，对他们的呼吁置若罔闻。他曾对一位国会议员说，他认为没有必要对勃列日涅夫每次打个喷嚏也表示关注。当然，卡特什么时候愿意，也可以冲着勃列日涅夫打个喷嚏。但他这样又如何能与莫斯科建立长远的关系呢？两个国家正失之交臂。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人权问题 和福特与基辛格时期一样，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仍然是美苏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不过，新总统和他的班子决心要弄出一个比其前任更好的条约。基辛格曾于1976年提出建议，美国用削减自己的巡航导弹来换取俄国减少其逆火式轰炸机，卡特不喜欢这个建议，认为这位前国务卿做了一笔很糟糕的买卖，它给巡航导弹施加了太多的限制（不知怎么将空对地巡航导弹算在了战略武器的总数之内），而对逆火式轰炸机的限制则太少。他还认为，这个协议把所有战略武器的最高限度定得太高。于是他觉得，在按照他的大胆方式进行谈判的同时，我们也许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的基础上迅速达成一项协议，以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措施，不过须将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排除在外。他知道，我们绝对不会同意将美国拥有很大优势的巡航导弹排除在外，然而万斯带到莫斯科的恰恰是这一妥协方案。 布热津斯基觉得苏联外交部是总统新想法的主要反对者，故3月4日卡特通过热线和勃列日涅夫通话表达上述意图时，便绕过了苏联外交部。与此同时，卡特提出了一个新的“全面建议”，对军备进行实质性的削减，还包括全面详细地检查战略轰炸机和多弹头发射器，这事实上改变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框架。苏联的重型导弹数量也将减去一半，大约从300枚降到150枚。卡特的基本方针实际是，美国谋求在苏联现存的军备体系中实行实质性的削减，而只对自己将来的军备体系做一些无关宏旨的削减，以作为交换。 美国行政当局内部有些专家认为，苏联人不会就美方的新建议进行谈判，但白宫对这些反对意见却不屑一顾。和苏联谈不谈得拢，在当时显然不是卡特总统和他主要顾问们（也许万斯除外）感兴趣的衡量尺度。他们期待的是很好的宣传效果，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同苏联进行新的谈判。莫斯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些建议及其所依据的全部理论。原本就拖延了的谈判又额外延续了两年，到1979年才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的妥协方案。 布热津斯基支持卡特的方式。而保罗·沃恩克这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在与我私下交谈时则批评卡特，认为总统过于草率，过于心急，想在太短的时间内干成太多的事情，没有考虑到另外一方的利益。万斯和沃恩克都主张逐步进行的办法，可是他们不得不听从卡特的指示。两个主要党派之间和美国政府内部的这种争论，使迅速达成裁军协议化为泡影，也损害了我们与卡特的长期关系。 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的问题，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是另外两个惹事生非的因素。安德烈·萨哈罗夫写信给卡特，赞扬他的人权政策，卡特随之以私人名义给他回信，并在白宫接见了一些移居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在克里姆林宫激起了日益强烈的不满。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卡特真的相信捍卫人权在道义上是正当的（在这方面他的确应当得到这种荣誉），但他把这个问题视为一个便利的宣传武器，在公开场合不断加以使用，其代价是使苏美未能就两国关系中的其他一些主要问题达成协议。他可能是有意这样做，也可能是出于无心。这一政策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双方都是从道义和政治方面出发的。通过最后的分析，我认为，对我们两国的关系，甚至对我们国家的人权事业来说，这种政策是弊大于利的。如果通过秘密渠道施加持久而强大、但基本上是非官方的压力，同时在苏联领导层感兴趣的问题上开展谈判，在这些方面原本可以取得更为成功的进展。 2月中旬，我根据政治局拟定的原文发布了一个特别口头照会，愤怒地抗议美国国务院在亚历山大·金兹堡[13]的事情上进行干涉。金兹堡是一个主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他后来由于经济犯罪而被捕，其罪行是接受国外资助以支持莫斯科一群人根据赫尔辛基协定监视人权问题。我的照会被转到了阿瑟·哈特曼那里，当时万斯不在华盛顿，他是代理国务卿。哈特曼对我说，他对卡特的正式立场不想作什么补充，但他私下评论道，他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有一种预感，由于卡特政府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实行新的积极支持政策，我们两国的关系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当时万斯私下里透露，美国政府一心关注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可能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甚至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他对此感到越来越担忧。在我对万斯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之后，他甚为不快地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恶性循环。我正式而简洁地回答道：“停止对我国内政的干涉。”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次会谈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两天以后，我与布热津斯基就同一问题进行了会谈。他竭力为卡特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问题的态度进行辩护。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无不自豪地写道，他从一开始即已看出，这一问题是个“绝妙的良机，可使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处于防御地位”。 然而卡特自己却未能意识到，苏联领导人会把他的主张看成对他们国内政治权威的直接挑战，甚至看成是想改变其体制的一种企图。如此一来，一个在苏联领导层看来属于纯粹国内事物的问题，却渗透到了我们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之中。 莫斯科立场坚定 克里姆林宫立即作出的反应是惯慨、恼怒和深为关切。2月底，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这几个政治局最有影响的成员，向其同僚们散发了一份联合备忘录。鉴于万斯预定在3月间访问莫斯科，这份备忘录把卡特近期的信件和公开言论说成是有意“在我们着手谈判之前就试图把他自己对苏美关系基本问题的处理方式强加给我们”。备忘录建议说，克里姆林宫应该向新总统发出信号，让他知道压力是“不能接受的和徒劳的”。这三位部长还对大量削减核导弹充满疑虑，指责卡特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政治上的蛊惑和宣传”，以强迫苏联作出让步。总之，这份备忘录建议，在美国新政府任期伊始时就对它采取较为强硬的姿态，这在若干年来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中乃是非同寻常的事情。 政治局经过仔细讨论之后（出席会议的每一个人都严厉批评卡特关于人权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主张），决定由勃列日涅夫再给卡特发一封私人函件。我于2月27日将这封信交给了万斯。 这封重要的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的发展，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这封信的语气生硬而尖锐。它提醒卡特，“提出一些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而放弃“对待具体的新步骤的协调而现实的办式”，将会阻碍控制军备的进展。信中称卡特的姿态“不具建设性”，并直截了当地问道：“双方大量削减核导弹的主张意义何在？……当万斯国务卿来莫斯科时，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变通的办法。” 这封信对人权问题采取了更为拒斥的态度，指责卡特同时与勃列日涅夫和萨哈罗夫保持通信联系，说这个“变节者（萨哈罗夫）自称是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并反对苏联与美国发展正常而良好的关系。我们并不主张在国际政治的任何一个领域耗竭我们的耐心，包括苏美关系在内。用那样的方式与苏联打交道，乃是此路不通的。” 万斯将信读了两遍。他停了一会儿说，这封信措辞强硬，不过他本人欢迎一位“不搞旁敲侧击”的总书记的直率言词。实际上，万斯承认他不止一次地对总统说过，他处理某些国际问题时过于轻率。他已提醒卡特，不要以为不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就能达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 “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万斯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事情如此发展，特别是在公众眼里政策的焦点集中在人权问题上，他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希望勃列日涅夫坦率的信函会使总统看事情的态度有所转变。不用说，我并不完全同意这封信，但我认为总统现在应该收到的恰好是这样的信，这是很有意义的”。 万斯和我达成了相互理解；我们毕竟是行家里手。 布热津斯基的反应则迥然不同。他在回忆录里称这封信“蛮横无理、冷嘲热讽、轻蔑傲慢，甚至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而且据他所说，卡特同意他的看法。在最高领导人的信函往来中，怒气冲冲的辩论在持续进行着。3月4日卡特回复了勃列日涅夫，在交给我的一封信中表明，他的议事日程几乎没有任何变动。把这封信交给我的不是万斯，而是布热津斯基，后者坚决认为此信是积极有益的。 “你现在怎么看？”他问我。 我说，卡特的信对我们解决主要问题没有多大的补益；在我们看来，要解决主要问题，就必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的基础上拟定一个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3月16日，我把勃列日涅夫写给卡特的另一封信交给万斯。信中再次强调了我们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并对“提出任何超出国家间关系范围的问题的企图”表示拒绝，例如人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快就走进了死胡同。 在我回莫斯科为与万斯的会谈做准备之前，我们进行的这些谈话都没有提供和解的实际可能性。布热津斯基转达了总统的意见：他当政的头一年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政治机会以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对此我当然同意，不过是在什么条件下呢？ 同时，万斯以一种极为非官方的方式，向我概略地介绍了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设想，他很可能会将这些带到莫斯科。他们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是签订一个全面的协议，新政府当然倾向于这一方案；或者是达成一项较为有限的协定。这两项建议都意味着严重裁减军备，实质上是以减少苏联导弹为代价的，因为一切大量的削减都在苏方。我提醒万斯，这些建议极有可能遭到拒绝。在万斯将这些建议递交给苏联领导层之前，它们的基本内容就被公布出来，这件事使莫斯科觉得，卡特不过是煞有介事，他只是想取得宣传上的胜利。显而易见，万斯只要坚持这些大量削减的主张，他去莫斯科的使命在他还没有离开美国之前就注定要失败；而且，我感到他对自己的立场并无多大把握，但他不得不遵照卡特的指示行事。 对一个大使来说，去告诉一位国务卿，他若拒绝一切妥协其莫斯科之行就会失败，这种事是极为少见的；但我在美国已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也知道他在莫斯科将会有什么遭遇。我将我们谈话的情况向莫斯科作了汇报，所以政治局有时间充分地考虑卡特的建议，为我们的答复做准备。 好大喜功的代价 万斯于3月28日至30日访问了莫斯科，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他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上遭到了失败。 勃列日涅夫对美国国务卿说：“如果美国打算重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那么，苏联将再次提出在欧洲的美国前进基地系统和美国向其盟国转让战略武器的问题。美国政府把苏联销毁一半重型陆基导弹作为首要的要求，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万斯还有第三种选择，实质上就是原来那两个选择的折中。但当他电告华盛顿建议提出这个方案时，卡特批准了由布热津斯基起草的电文，指示他不要这样做。万斯彻底地泄了气，而卡特也感到受到伤害，内心甚为愤怒，因为他的两种供选择的建议如此之快就遭到了拒绝。双方都不同意发表公开声明和举行记者招待会。万斯之行的失败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并在苏美两方都导致了不信任。对这样一个外交上的灾难又作何解释呢？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此事乃是坐失良机。这也许不错。不过，卡特的那些提议，就其效果而言，意味着与长期形成的谈判进程完全背道而驰，尽管白宫已为此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但在万斯访苏之前并未通过外交的或秘密的渠道，充分而有耐心地向莫斯科作出解释。苏联领导层已将其威信的赌注下在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上，把它作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的基础。任何改变这种想法的企图，都会导致苏美关系的破裂；何况当时莫斯科并未准备接受实际削减核武器的主张，只是同意进行某些限制。 我以为，对万斯来说最好的可行方案应该是，把卡特关于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基础上拟定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意见带给莫斯科，而苏联方面则紧接着发表声明，愿意马上讨论卡特的全面建议。如果按照这一安排，我们或许能早些举行最高级会谈，重新开始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话，并且消除误会。那样的话，还有可能较早地达成另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不至于拖到1979年维也纳最高级会谈时方告实现。 然而，糟糕的策略使很好的设想化为了泡影。所有这些切实可行的计划，结果都在卡特当政初期变成了失掉的良机，使苏美关系走上了一条更为困难的道路，两国彼此猜疑，互不信任。更有甚者，新政府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全面性建议，尽管未经深思熟虑，却成为了一种尺度，使批评者们借此来把任何合理和可协商的妥协谴责为对苏联的投降。总统的建议具有明显的诚意，但过于冲动和激进，它给后来的裁军谈判造成了许多额外的麻烦。卡特本人则公开地押上自己的个人威望，这样做实无必要。他的战术是速战速决和好大喜功，这证明是不成功的。 克里姆林宫原本希望，基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项安排而尽早签定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从而巩固在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保持苏美关系连续性，但卡特的计划打破了这一希望。卡特拒绝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项协议，这使勃列日涅夫在心理上深感震动。其实他早该想到，即便他同意卡特的主张，要重新弄出一套控制军备的方案，在政治上乃是不可能的。不要忘记，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曾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引起争论，当时勃列日涅夫如果不是警告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他准备在政治局与他一决高低，他就很难取胜。由于曾发生这种事情，勃列日涅夫当然不可能为了卡特某些甚至更为激进的建议而再次损害苏联的军事实力。 在万斯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勃列日涅夫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一项，那就是如何与卡特政府打交道。苏联领导人对万斯之行的失败并不感到吃惊。我以为，卡特也未觉得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在日记里写道，在万斯离开莫斯科之前他已得知，勃列日涅夫觉得他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最新建议是“有意让人难以接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让万斯把这些建议带到莫斯科去呢？ “破镜重圆”的尝试 苏美双方愤怒的言词满天飞，在这种情势下，勃列日涅夫于万斯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苏联所做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卡特当局有意运用一种激怒疗法。政治局会议只有一个议题：现在我们该如何与卡特政府打交道。在这次教训之后，下一次将会是什么？我们的政策的主要方针，依然是竭尽全力恢复良好关系与缓和气氛——首先是要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以免华盛顿的敌视情绪变得强硬起来。因此政治局会议决定，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表示安慰，并在信中发出共同努力以解决我们的复杂问题的呼吁。 4月4日我拜访了万斯，带去了勃列日涅夫给卡特的一封信，信中欢迎卡特提出具体的建议，表示他“坚决相信，即使是在解决我们两国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方面，也决无可能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我在交谈中发现，莫斯科之行的失败仍深深地影响着万斯。由于我有在华盛顿与另外几届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于是问我个人对苏美关系的现状有何看法。我告诉他，坦率地说，这是近10年来令人最不满意的事情；苏联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努力与新总统建立良好关系，但不到3个月时间，卡特政府竟弄到这步田地，伤害了与他们的关系。我问万斯，总统是否真的相信，苏联领导人一定会接受他带去莫斯科的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 万斯试图证明卡特的方式是正确的，说总统一直渴望对话，或许还希望在两个选择之间有个妥协。但当苏方否定这两个选择时，总统和万斯本人便大吃一惊，他的代表团也“深为震动”。他们原来只预料到，苏方在审查他们的提议时会很挑剔，但完全没有想到，总书记几乎没作任何解释就断然加以拒绝。万斯谈到，卡特深为苏方的拒绝所震动，他失去了冷静，把国会领导人召集拢来，想在万斯离开莫斯科之前就发表一个感情用事的声明。当万斯回到美国时，他已经平静下来。 万斯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重申，他会于5月在日内瓦继续与葛罗米柯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这是他访问莫斯科期间所议定的），并表示他希望还能讨论中东问题。从整体上看，美国政府似乎正在寻找一条路以走出他们自己跑进的死胡同，或者说，至少万斯本人是这么看问题的。 除此之外，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与总统和其他一些官员频繁会面，我发现美国政府在处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正在进行某些改变。我感到美方对回到不公开的外交方式——秘密渠道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方式就是进行定期的、非正式的和非公开的接触。似乎人们已经默认，卡特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公开性方式是走不通的，基辛格的方法反而值得一试。 4月12日，卡特总统邀请我到白宫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他显然想回避万斯访苏一事，只打算讨论如何在数月之内就达成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他不知我们是否应该在日内瓦重新开始谈判。我回答说，只要最高层在原则上未能相互理解，由裁军专家们组成的代表团不大可能挽回局面。总统接着问，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根本没有讨论美方的建议，为什么就加以拒绝呢？ 我答道，苏联领导层深信，美国的建议不可能为我们共同接受的协议提供任何基础，因为在准备这些建议时并未考虑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无疑只会给美国带来好处。卡特要我使勃列日涅夫确信，他决不想搞欺骗以使美国获得利益。他唯一的想法是就广范的问题开始交换意见，首先在核武器的数量上切实进行大量削减，这乃是他的真诚志向。 第二天，我在白宫见到了布热津斯基，我们的谈话相当紧张。他看起来似乎是万斯带到莫斯科去的那些建议的主要提出者。他激烈地争辩道，当苏方未作详细解释就断然拒绝美国的建议以后，要进行谈判是有困难的。我们围绕有关这些建议的种种老生常谈的争论点纠缠不清。当时我问他，在他看来，为苏美关系的未来可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厉声说出了他独特的答复：“学会在不断分歧的环境中生活。” 然而，公众对万斯访苏使命失败的反应却不利于卡特政府。卡特本人受到来自美国盟国的压力，它们要求提供更大的帮助。与莫斯科恢复接触的唯一途径，就是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尽早举行最高级会谈。卡特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通信中反复提到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另一条途径应当是重新利用秘密渠道。 在万斯访苏失败之后，我按莫斯科的指示与万斯和沃恩克作了不公开的见面，其原因即在于此。事实上这些会见就是谈判，使我们在4月底制定了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方案。这一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揽子方案，经过日内瓦和华盛顿的多次会谈后，最终得到了葛罗米柯和万斯的赞同。卡特本人参加了在华盛顿的会谈。 这些艰苦的谈判得以继续下来，乃是万斯、布热津斯基、沃恩克和我之间通过秘密渠道不断交换意见的结果，虽然这一渠道已经不如从前那样有效了。与谈判相伴随的是美国和大西洋两岸的激烈辩论。在苏美两个核心战略集团间的平衡之外，美国的盟国提出了欧洲核均势的问题。一般说来，欧洲人的举动甚为反复无常。无论何时苏美谈判进展变得缓慢，他们就批评莫斯科和华盛顿；而一旦出现达成协议的可能前景时，他们又担心被撇在一边。 美国对其盟国的呼吁并未置若罔闻。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制定计划，打算在西欧几个国家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给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造成了新的困难。此后不久，美国很快成功地进行了“潘兴[14]2号”的首次试发，这是一种新的中程导弹。这种导弹如果部署在欧洲，只需8至10分钟即可击中苏联目标，而从美国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要打到苏联则需25到35分钟。 新一轮危险的军备竞赛开始了。 在莫斯科会议之后，我应亨利·基辛格之邀和他见面。我几乎能感觉到，他个人对卡特在裁军方面的失败有些快意。基辛格说，“卡特在裁军问题上虽然颇有诚意”，但他的麻烦在于他想在各个方面都与以往历届政府有所不同。事实上，他过于追求按他自己的方式办事，以致对其前任所曾采取的良好步骤也不屑于重复。 基辛格虽然强调他对自己那位学术同行和政府中的继任者毫无妒意，但他还是认为布热津斯基扮演了一个消极的角色。这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只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在国际关系方面并无经验可言；他广泛摘引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的语句，以怂恿发动人权攻势和抓住其他想法大作文章，从而使总统及其部下相信他的观点。在基辛格看来，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苏美关系的恶化。 为最高级会谈探路 万斯访问莫斯科失败以后，卡特政府似乎把恢复美苏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级会谈上。 6月3日，万斯就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会晤一事大胆向我们进行试探，他和卡特总统都认为这是改善局面的关键。问题是会谈将于何时何地举行。秋季看起来不错，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圆满完成，总统将很愉快地在白宫会见勃列日涅夫，双方签订协议，并广泛地交换意见。如果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在美国境外的某地举行最高级会谈。万斯强调说，总统是知道他所透露的这些想法的，但政府里没有一个人知晓我们的这次谈话，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和总统都只向前看，而不是回头向后看，并且希望勃列日涅夫的意见不要公开。 我在原则上对最高级会谈的主张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我强调有必要在年底前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因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勃列日涅夫在6月11日的回信中确认了这一点，表示可在秋季或最迟在当年底通过最高级会谈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 但卡特一周后的答复并未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问题。卡特相信，他与勃列日涅夫越早会面，对苏美关系就越有好处。当时苏美关系正在恶化，要扭转这一局面，促成及早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唯一的途径乃是在9月或者10月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我个人认为最高级会谈可能有助于挽回这种形势，因此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一建议。 政治局仔细讨论了卡特的要求，紧紧扣住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摆在第一位的原则，但决定采取更为灵活的办法，并静观其变。葛罗米柯是这一方针的主要支持者，他将在9月会谈时试探出万斯的态度，这样做也能确定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取代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除掉了他的另一个反对缓和的劲敌。 我迄今仍然觉得，推迟最高级会谈并把它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挂起勾来，这是我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当然，还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正如后来我与葛罗米柯争论时他所解释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当时已经健康不佳，他感到如果没有一份拟好待签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做为保证，要他与卡特就诸多广泛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复杂讨论是甚为困难的。葛罗米柯也抱同样的想法；事实上也许正是他这样提醒勃列日涅夫本人的。 7月8日，当我陪同苏联科学院的著名人物弗拉基米尔·基里林[15]来到白宫时，卡特个人介入进来。他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告诉勃列日涅夫：“我真的很想和他见面。这很重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能达成一致，我就准备与他会谈。请告诉我，勃列日涅夫觉得什么时候方便，我马上就重新发出正式邀请，请他到美国来。” 9月底，葛罗米柯来华盛顿参加例行会谈，同时到纽约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苏美双方都有心很快进行最高级会谈。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就解决中东问题的原则拟定一份联合声明。 10月1日，万斯和葛罗米柯在纽约发表一个声明，号召在日内瓦召开一次由两国联合主持的国际会议。这次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亲密。这一突然出台的声明马上引起以色列的敌视，其反对的理由是此事会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牵扯进来。以色列的立场得到了美国势力强大的院外集团的支持。万斯因此受到美国新闻界的攻击，内心甚为不快。后来我从他的助手马歇尔·舒尔曼[16]那里得知，“从白宫打来了一个愤怒的电话”。这个电话很可能是布热津斯基打的。 卡特退却了，并在戴维营着手与萨达特和贝京[17]分别进行谈判。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总统，抗议将苏联排斥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我以为，这是卡特政府失去的又一次联合行动的机会，是由美国国内的争论和政府本身的不协调所造成的。 9月23日和27日，葛罗米柯与卡特在华盛顿白宫举行了重要的会谈。美方出席的有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其他一些人，苏方只有我和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年科给葛罗米柯助阵。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经过艰难的讨论之后，卡特终于同意不再坚持削减苏联的重型导弹，将其限制在现有的308枚这一水准上，而美国则一枚也没有。苏联则相应地作出一个重要的让步，同意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计划实行固定的限制。双方同意将空对地巡航导弹的射程限制在2500公里。苏联同意不把逆火式轰炸机开发成战略轰炸机。美国战略轰炸机上携带的巡航导弹也被施加了限制，将其纳入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器的数目内。鉴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将于10月到期，卡特和葛罗米柯同意对该条约继续予以尊重，直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生效。卡特的激进计划被平静地搁在了一边，转而寻求更为现实的进展。 卡特预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几周”内就能达成协议，但关于具体问题的艰难谈判却摆在前面，一直持续到1979年才告完成。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谈判固然复杂而费时，但这次延滞的主要原因则在于美国的政治势力、甚至政府内部的一些人要求苏方作出更大的让步。这股势力的代言人是杰克逊参议员，此人还使自己成了一个人权斗士。 在9月23日白宫的会谈中，卡特提出讨论苏联的人权问题，结果招致尖锐的反击。葛罗米柯坚决要求美国不要插手苏联的国内事务。卡特谈到保护持不同政见的阿纳托利·夏兰斯基[18]的问题。此人抨击苏联的人权政策，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在莫斯科也颇有名气。 “夏兰斯基是谁？”葛罗米柯冷冷地问道。卡特看上去有点迷惑不解。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夏兰斯基？”他惊奇地问。 “没有。”葛罗米柯还是那么泰然自若地答道。 卡特不知所措，只好放弃了这一话题。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觉得葛罗米柯的外交技巧的确过人，他竟用佯装不知打发了如此敏感的问题。 不过，当我们上车回大使馆时，葛罗米柯压低嗓门问我：“夏兰斯基真的是个什么人。给我多谈点他的情况。” 这下轮到我惊奇了。看来他的确不大知道有关夏兰斯基的情况，这是因为他曾指示其莫斯科的下级，不要用他视为“荒唐”的那类事情来烦他。 当葛罗米柯准备离开卡特的办公室时，总统送给他一份出人意料的纪念品：一套按比例缩小的苏联和美国的导弹木制玩具。葛罗米柯似乎不大喜欢这份礼品，因为它用图形显示，和美国战略导弹的结实的军火库相比，苏联导弹的外形较大，品种更多。后来他把这套东西给了我，说他不喜欢“玩玩具”。卡特的这套纪念品现在仍放在我的公寓里。 在美国参议院最后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的斗争中，关键人物结果恰好是我们的老对手杰克逊参议员。在苏联贸易部长访美的一次会谈中，卡特总统提醒我，扩大苏联在美国的商业机会的贸易立法要获得通过，其关键也在于杰克逊参议员。我们根据卡特总统的个人提示，作了最后一次把他争取过来的尝试。中国已经邀请杰克逊访华，因此，卡特建议勃列日涅夫同意邀请这位参议员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表示应允。 我于11月中旬拜访了杰克逊参议员，以若干名最高苏维埃委员的名义邀请他访问苏联。他无疑很高兴，并问他能否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回答说，我相信他会有这样的机会。 杰克逊对我转达的邀请表示谢意，说他无论如何将在转年3月访问苏联，那时国会事务不会十分繁忙。他强调说，尽管他并不赞成苏联所有的政策，但他仍在寻求改善与我国的关系。他认为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开始积极的对话。 但在具体的问题上遇上了麻烦。转年3月，杰克逊参议员邀请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我在那里首先见到的是他的助手理查德·珀尔[19]。此人是顽固反对苏联的死硬分子，曾起草了许多批评我们的声明。在这前一天的外交招待会上，珀尔遇见了我的一个副手，便告诉他说，苏联大使邀请杰克逊访问莫斯科，这一手很漂亮。杰克逊参议员感到很高兴。不过珀尔本人仍强烈认定，可能会发生一点什么事来阻碍这次访苏之行。 珀尔见到我时面带微笑，表示希望参议员和我能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但他说话的口气却有嘲讽的味道。我进入杰克逊的办公室时，马上觉察到参议员有点儿窘迫。原来，他要求苏联政府允许他在莫斯科与那些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召开一次会议，同时由西方新闻界加以报道。他承认自己在使情况复杂化，但他认为他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其理由是他乃一个尽人皆知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辩护人，如果他访问莫斯科时不会见他们，就未免有点不合情理。 我问杰克逊参议员，他在莫斯科究竟想见谁，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持不同政见者。他说他愿意与他们都谈谈。当问及他是否意识到这个新的要求终究会给他的访问带来麻烦时，杰克逊说，他很能理解“勃列日涅夫的困难”，但这些仍旧是他访苏的条件。 不久，我把莫斯科的答复转交给他：“我们邀请参议员访问苏联是从积极发展两国关系的需要出发的。参议员却把我们同意他会见一群与我国制度公然对抗的人作为他此次访问的前提，即使从变通的角度考虑，似乎也能看出这两者是毫不相干的。” 杰克逊的访苏终未成行。 [1]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Turner，1923年12月1日——2018年1月18日），1943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1961—1962年期间参加越南战争。1971—1972年任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系统分析部主任。1972—1974年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1974—1975年任第二舰队司令。1975—1977年任北约驻南欧军队总司令。1978年退役。1977—1981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81年以后历任讲师、作家和电视评论员。2018年去世。 [2]保罗·卡利顿·沃恩克（PaulCullitonWarnke，1920年1月31日——2001年12月31日），美国外交官。二战期间进入海岸警卫队服役。19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法学院，同年开始担任律师。1967—196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7—1981年任首席军备谈判代表兼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1981年以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2001年去世。 [3]维尔纳·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ernerMichaelBlumenthal，1926年1月3日——），美国经济学家。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39年流亡中国。二战期间滞留在上海。二战结束后进入美国空军工作。1947年移居美国。1954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同年留校任教。1955—1957年兼任新泽西州劳工仲裁员。1957年起经商。1961年加入民主党。1961—1967年任副国务卿兼贸易顾问。1964—1967年任关贸总协定美方首席谈判代表。1967年以后继续经商。1977—1979年任财政部长。1979年被解职。此后继续经商。 [4]小约瑟夫·安东尼·卡利法诺（JosephAnthonyCalifanoJr.，1931年5月15日——），1955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同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1958年退役。1961—1962年任国防部总法律顾问特别助理。1962—1963年任陆军部长特别助理。1963—1964年任陆军总顾问。1964年任驻美洲国家组织调查委员会代表团首席法律顾问。1964—1965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长特别助理。1965—1969年任总统首席内政助理。1969年起担任律师。1977—1979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1980年以后继续担任律师。1987年短暂担任纽约州诚信委员会主席。 [5]约翰·保罗·奥斯汀（JohnPaulAustin，1915年2月14日——1985年12月26日），美国商人。1936年参加了柏林奥运会。1940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1949年进入可口可乐公司工作。1962—1966年任可口可乐公司总裁。1966—1970年任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1970—1981年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1972—1981年任兰德公司董事会主席。1981年退休。 [6]爱德华·贝奈斯（EdvardBeneš，1884年5月28日——1948年9月3日），1918—193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1935—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38年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流亡英国。1939—194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统。1945年回国。1945—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48年逝世。 [7]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AverellHarriman，1891年11月15日——1986年7月26日），美国商人、外交官。出身于商人家庭。191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5—1917年任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副总裁。1915—1946年任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董事。1917—1925年任商船制造公司董事长。1920—1931年任哈里曼工厂主席。1922年起经商。1925—1928年任苏联格鲁吉亚锰矿特许权合伙人。1931—1942年任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46年任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1934—1935年任国家复兴管理局局长特别助理。1937—1939年任商务部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1941年任总统欧洲特使。1941—1943年任驻英国首相特别代表兼驻苏联特别使团团长。1943—1946年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4—10月任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商务部长。1948—1950年任马歇尔计划协调员。1950—1952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51—1952年任北大西洋国防计划委员会主席。1951—1953年任共同安全局主任。1955—1958年任纽约州州长。1961年1—11月、1965—1969年任无任所大使。1991—1962年任老挝人定居问题国际会议美方副代表。1961—1963年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1963—1965年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68—1969年任越南战争和平谈判总统特别代表。1969年任总统自由勋章。1976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外交政策工作组主席。1986年去世。 [8]威廉·爱德华·西蒙（WilliamEdwardSimon，1927年11月27日——2000年6月3日），美国商人、慈善家。早年曾服役于美国陆军。1952年起经商。1973—197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兼联邦能源办公厅主任。1974—1977年任财政部长兼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1975—1977年任东西方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1977年以后继续经商。1977—1981年任美国奥委会财务主管。1981—1985年任美国奥委会主席。1985—1997年任美国奥林匹克基金会主席。2000年去世。 [9]赛（cy）为“赛勒斯”（cyrus）的简称。——译者 [10]雷金纳德·斯坦利·巴塞洛缪（ReginaldStanleyBartholomew，1936年2月17日——2012年8月26日），美国外交官。1968年进入国防部工作。1977—1981年期间历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雇员、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主任。1983—1986年任驻黎巴嫩大使。1986—1989年任驻西班牙大使。1993—1997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97—2011年任美林投资银行欧洲区副主席兼意大利区主席。2012年去世。 [11]卡尔十四世·约翰（CharlesXIVJohn，1763年1月26日——1844年3月8日），原名让—巴蒂斯特·儒勒·贝纳多特（Jean-BaptisteJulesBernadotte），法国军事家，瑞典贝纳多特王朝国王。1780年入伍。1787年参加法国大革命。1797年参加雾月政变。1799年任战争部长。拿破仑称帝后被晋升为元帅军衔，并于1804—1806年任汉诺威总督。1807—1810年任汉萨同盟总督。1810年被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收为养子，并选定为王储。1812年与拿破仑决裂，并同俄国结盟。1812—1818年任瑞典摄政。1814年指挥瑞典—挪威战争，迫使挪威与瑞典合并为联盟国家。1818—1844年任瑞典—挪威国王，在任期间励精图治。1844年驾崩。 [12]哈罗德·布朗（HaroldBrown，1927年9月19日——2019年1月4日），美国核物理学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4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2年起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1961—1964年任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工程部主任。1965—1969年任空军部长。1969—1977年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1977—1981年任国防部长。1981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1年以后在大学任教。此后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主席。2011—2019年任能源安全委员会委员。2019年去世。 [13]亚历山大·伊里奇·金兹堡（АлександрИльичГинзбург，1936年11月21日——2002年7月19日），苏联记者、人权活动家。1959—1960年期间出版《语法》（Синтаксис）诗歌年鉴。1960年被捕并被判处2年徒刑。1966年因编纂白皮书文集再次被捕。1967年被判处5年苦役。1974年与人合作将索尔仁尼琴的手稿送往西方出版，同年4月领导莫斯科赫尔辛基集团。1977年被捕。1978年被判处8年徒刑。1979年被驱逐到美国。1979—1990年任《大陆》杂志编委。80年代移居法国。2002年死于巴黎。 [14]约翰·约瑟夫·潘兴（JohnJosephPershing，1860年9月13日——1948年7月15日），绰号“黑桃杰克”，美国军事家。188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890—1891年期间参与镇压了印第安人起义。1898年参加美西战争。1899—1901年期间参与镇压了菲律宾人起义。1905年任驻东京大使馆武官。1908—1909年任美军驻巴尔干地区军事观察员。1909—1913年任美属菲律宾摩洛省省长。1916年参与镇压墨西哥革命。1917—1918年任美国远征军司令，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1924年任陆军参谋长。1924年退役。1948年逝世。 [15]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基里林（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еевичКириллин，1913年1月20日——1999年1月29日），苏联物理学家。出身于医生家庭。1936—1938年、1941—195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7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5年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任部长会议新技术国家委员会副主席。1955—1962年任苏共中央高等学校科学司司长。1956—1961年、196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62—1963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副部长兼中央科教机构部长。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65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63—1966年任《苏联科学院公报》主编。1965—198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科学技术国家委员会主席。1963—1966年任全苏“知识”教育协会董事会主席。1969年当选为保加利亚科学院外籍院士。1980—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高温部主任。1982—1999年任《能源》杂志主编。1985—1988年任苏联科学院物理技术科学与动力工程系院士兼书记。1988—1994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顾问。1999年逝世。 [16]马歇尔·达罗·舒尔曼（MarshallDarrowShulman，1916年？月？日——2007年6月21日），美国外交官。早年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信息官、国务卿苏联事务特别顾问、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哥伦比亚大学苏联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17]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Begin，1913年8月16日——1992年3月8日），以色列政治家。出身于一个俄国波兰裔犹太人家庭。1935年毕业于华沙大学，同年开始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39年流亡立陶宛。1940年立陶宛并入苏联后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41年获释，参加波兰军队。1942年移居巴勒斯坦，领导一支犹太复国主义起义军，曾遭英国悬赏缉拿。以色列独立后，率起义军并入国防军，并于1948年创立以色列自由党。1948—1983年任国会议员，并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1967—1970年任民族团结政府不管部长。1973年创立利库德集团并担任党主席。1977—1983年任总理。197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3年退休。1992年去世。 [18]内森·夏兰斯基（Ната́нЩара́нский，1948年1月20日——），原名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夏兰斯基（Анато́лийБори́совичЩара́нский），俄罗斯工程师、数学家、翻译家、人权活动家。出身于记者家庭。早年毕业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1974年参加莫斯科赫尔辛基组织，并担任萨哈罗夫的助理兼翻译。1977年被捕。1978年被判处13年徒刑。1986年被驱逐到以色列，同年创立犹太复国主义论坛。1995年创立以色列民族团结党。1996—2003年任以色列议会议员兼民族团结党党魁。1996—1999年任工贸部长。1999—2000年任内政部长。2001—2003年任副总理兼建设部长。2003年大选失利后，由于财务破产，被迫将民族团结党并入利库德集团。2003—2005年任耶路撒冷事务部长。2005年辞职。2006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2008—2018年任犹太代办处主席。 [19]理查德·诺尔曼·珀尔（RichardNormanPerle，1941年9月16日——），美国政治顾问。1964年毕业于南加州大学。196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MBA学位。1969—1980年任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办公室职员，1972年参与起草《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削减核武器。1981—198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鼓吹新保守主义。2001—2003年任国防政策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主席，在任期间积极主张出兵伊拉克。2003年因财政丑闻被迫辞职。2006年担任卡扎菲的顾问。
第二十一章姑息右派使福特丢掉了总统宝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一章姑息右派使福特丢掉了总统宝座 ↘安哥拉 ↘白宫在缓和问题上陷入混乱 ↘亨利·基辛格的临别之言 ↘莫斯科如何看待福特与卡特的竟选 ↘福特输掉了大选 安哥拉 如果说有任何地区冲突的争执使美国人对缓和失望的话，那就是安哥拉。这个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恰好位于非洲凸出部下面，几乎没有几位美国人——俄国人或许更少——听说过这个地方。一向平静无事的安哥拉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拥有祸福相伴的石油。它在1974年4月，里斯本爆发革命，摆脱了萨拉查[1]的独裁统治，安哥拉趁机宣布独立。安哥拉各派此前一直在为推翻殖民统治而战，此时它们反目为仇，开始内战。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诸如意识形态或其他一些根本性分歧留待受过训练的观察家去评判，但有一点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它们名称上的类似：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解放全国联盟（安盟）。 人运的领导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该组织在反对葡萄牙人的斗争期间一直接受我们的援助，但当它转入国内斗争时，援助停止了。然而各派力量很快就开始接受古巴、苏联、南非、美国以及中国的援助。安哥拉成为许多国家实现其国际野心的角斗场，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其自身所具有的实际价值，对安哥拉不幸的人民来说更是如此。虽然这场冲突远未涉及苏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但它还是逐渐演变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最尖锐的地区性冲突之一。此外，它使苏美关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急剧恶化，并且提出了缓和在我们的彼此关系之外是否还有普遍的约束力，如果有，那它是什么。 1975年12月9日，福特总统在他的办公室与我举行的一次会晤中谈到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说他对美国在安哥拉的战略利益并不真正感到关切，但是那里发生的事正受到美国人越来越多的注意，并被传媒大肆宣扬为对缓和政策的考验；他还被指责为在又一个问题上向俄国人屈服。福特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报告苏联已经建立了一条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通往安哥拉的空中武器补给线，这条补给线正在被用来运送现在已成为人运的主要攻击力量的古巴部队。他说美国已建立了一条类似的空中补给线，为解阵征募雇佣军也并非难事。但是我们两国真有必要在一个如此遥远、对我们任何一方都无特别价值的地方彼此挑战吗？（我承认这个问题提得好。）因此，福特建议：一、我们联合向安哥拉各派呼吁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同意实行和平解决；二、我们要求所有有关国家停止通过向安哥拉运送武器对安哥拉进行干涉。基辛格给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们带去了类似的信息，但他的话听起来更加咄咄逼人。他警告说，如果苏联继续在远离苏联领土数千英里、与苏联利益无关的地方参与或支持军事行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就将受到损害。 12月18日，勃列日涅夫对福特的建议做出了答复，在安哥拉发生的事情不是内战，而是外国，特别是南非直接进行的军事干涉。他说调停有赖于联合国制止外国的干涉，苏联无意于通过“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对抗”或“对缓和政策的考验”的三棱镜来看待安哥拉事件。 然而，不仅福特政府，而且美国公众也是这样来看待安哥拉事件的。这些事件对苏美关系产生了影响。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多次就此向莫斯科提出警告。那些自认为在道义上正确的人对我们的报告和论据充耳不闻。 12月23日，基辛格再次对苏联在安哥拉所起的作用提出质询，并将其与缓和联系起来。他提出了一个给我们保全面子的建议，即将此事提交非洲统一组织讨论。该组织已经介入此事的调停活动，但未能获得成功。对基辛格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将获胜，而是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应在某个超级大国的外力帮助下取得胜利。 然而，安哥拉内战这时已经成为受自身利益驱动的超级大国间的问题。我们支持的人运在首都卢安达组成了一个过渡政府。看起来他们可能会获胜。于是，我们感到我们在安哥拉的代理人比美国的更具有合法的地位。莫斯科指示我拒绝接受基辛格对苏联的指责，并指控美国和它的特工机构阻挠安哥拉过渡政府的正常运作。莫斯科和华盛顿就这样越来越深地在安哥拉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一恶性循环将在那儿持续许多年。 对于超级大国形象的考虑只是增加了双方的固执，因为双方都感到不能“失去安哥拉”。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基辛格正确地指出，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我们两国被曾经给我们带来过难以测算的灾难的超级大国竞争铁律所支配。我也有同感，特别是在安哥拉问题上，可惜为时已晚。 导致苏联卷入安哥拉冒险的重要机构是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该部多年来受党中央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2]领导。他是我们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的门徒。通过葡萄牙共产党，国际部很早以前就与安哥拉解放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而且此后一直支持他们。苏联外交部与我们最初卷入安哥拉无关，并对此抱有怀疑态度。但是党的高层领导作出了决定。 当我与波诺马廖夫交谈时，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由：美国在全球各地卷入许多内战，它正忙于巩固其在埃及和其他地方的阵地，并且推翻了智利合法上台的社会主义政府。那么美国人怎么能把我们支持安哥拉新成立的政府视为破坏缓和呢？难道我们必须屈从于美国人的傲慢和双重标准吗？这种观点最终在政治局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外，政治局觉得我们必须在非洲举起反对中国的旗帜，这样才不会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视为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地区无所作为。 虽然克里姆林宫主要将安哥拉问题视为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苏联领导人显然低估了古巴势力在安哥拉的存在对美国舆论和政府的心理影响。在美国，古巴是苏联的代理人的神话对我们特别具有破坏性，1962年古巴危机已经使这个神话在美国扎下根来。然而，是古巴人，而不是我们，最先以派遣他们自己的军队支持人运的方式进行干涉，他们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并未与我们磋商。古巴与当地的政治集团有联系，菲德尔·卡斯特罗当然喜欢给美国人制造麻烦。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举1986年我以苏联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对古巴进行的一次访问为例。当时我们正试图约束卡斯特罗，以改善我们与美国人的关系。卡斯特罗使我明白，正在安哥拉发生的事情是古巴一手导演的。他说：“那是我的命令。”他想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演员，而干涉安哥拉事务是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一种方式。 苏联领导人从未考虑过在任何第三国使用古巴部队，但是古巴人以国际团结为借口迅速设法把我们卷进了安哥拉内战。由于党的领导层具有同样的思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可是，支持在安哥拉的古巴人（他们使用的全是苏制武器）正中我们在美国的反对者的下怀，苏美关于安哥拉的对话成了聋子的对话，根本无助于改善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在1月赴莫斯科讨论打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僵局时还提到了安哥拉问题，但没取得任何进展。“如果基辛格想谈安哥拉，那他和索南菲尔特谈就行了，”勃列日涅夫厉声对询问他的会谈议程的一位美国记者说。基辛格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菲尔特先前已经转达基辛格“希望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安哥拉将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这些话容易使人们误认为安哥拉的军事行动直接受命于莫斯科。 基辛格回国后开始提出将对苏联实行双重政策，其内容据说是把坚定与妥协、把强大的国防与军备控制结合起来。他还提出了所谓的历史利益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苏联从未在欧洲和亚洲之外拥有任何利益，所以现在也没有。3月，美国政府取消了三次有关贸易、能源和建筑的苏美政府级会谈。美国政府还决定不要求国会为与苏联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正常化立法。合作的精神正在消失，这一点在下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在莫斯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基辛格发现突出的问题依然是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勃列日涅夫接受了基辛格的主要条件，将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的最远射程定为2500公里，但拒绝接受为陆地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限定同样的射程。为了求得平等，他想为它们规定较短的射程。美国的巡航导弹可以从它们的陆地和海上发射场打到苏联领土，而美国领土则在我们的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外。勃列日涅夫作出了更多的让步，保证不将逆火式轰炸机用于洲际飞行，并提交了它的所有性能数据。基辛格似乎感到满意。对巡航导弹的限制也达成了妥协，但基辛格警告说，尽管他的立场与福特一致，但并未得到五角大楼的认可，对他说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附带条件。 果不其然，当他回到华盛顿时，军方领导人反对他在逆火式轰炸机问题上所做的交易。新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带头反对签订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1月21日，在白宫举行了一次怒气冲冲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威廉·海兰[3]私下向我透露，这次争论的结果是一切都被破坏了，美国再次陷入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有始终如一的立场的境地。总统面临着重新制定政策的任务。鉴于他的主要顾问基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项任务是很难完成的。自从竞选开始以来，福特越来越倾向于听从拉姆斯菲尔德的意见，此人像总统一样是来自中西部的前共和党众议员，与总统在许多事情上持有相同的保守观点。 因此，福特越来越明显地偏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或至少在大选结束以前将其搁置在一边。由于共和党右翼不断地攻击基辛格，因此不难理解这位国务卿为何会失去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兴趣。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耗费了他许多精力却收效甚微。基辛格在其他国际问题上也遭受了挫折，他甚至在1月向福特递交了一份辞职声明的草稿，但福特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他的处境仍然不妙。他至少在与苏联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上，那安哥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受到来自右翼的公开压力。 莫斯科的立场也强硬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苏美合作的基础业已奠定，但他拒不承认安哥拉事件和目前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的困难之间有任何联系。党代会结束时没有采取措施，消除苏联外交政策业已出现的麻烦。不久，勃列日涅夫被提名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并普升为苏联元帅，恰好在缓和势头开始减弱时，他达到了国内政治权力的顶峰。但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人对缓和势头减弱感到担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 将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3月1日，当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代表大会进入高潮时，福特屈从于里根及其盟友的压力，公开拒绝使用“缓和”这个词，而代之以“实力基础上的和平”这个短语。事情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不是朝好的方向。 白宫在缓和问题上陷入混乱 苏美关系显然无望在选举年取得进展。除了安哥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外，还有其他一些麻烦。苏联的移民问题和不同政见者问题仍然在政治上遭到指责。喧闹和谩骂式的围攻宣传、敌意的游行、对苏联外交官及其家属的电话威胁、在苏联民航总局驻华盛顿办公室外面的一次炸弹爆炸迫使福特总统公开谴责“这些无耻的行动”。这一切只能在两国外交官中引起进一步的紧张和焦虑，无助于我们在任何问题上的谈判，而这也许正中美国国内像拉比·卡海因那样一些煽动者和政治恐怖主义者的下怀。美国新闻媒介的作用特别具有破坏性，敌视苏联的政治家，其中包括杰克逊、里根和其他一些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它。对于苏联外交官来说，派驻美国破天荒地不再是一种奖赏。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十分不快甚至充满危险。 我乘坐我国政府的飞机从莫斯科飞返华盛顿，计划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停留。空中交通十分繁忙。飞机不得不在指挥塔台指定的高度排队等候降落。突然我们与美国指挥塔台失去了联系。有一两分钟，我们的飞行员不得不费力地盯着云层降落。由于空中挤满了其他飞机，随时都可能发生灾难。我们后来获悉，负责我们飞机的调度员是一个反苏组织的成员。在一瞬间，他的感情压倒了理智，拒绝为我们的飞机导航。那位工作人员后来被解雇了。我们决定让此事不了了之，尽管一些美国朋友建议我们起诉他。我们持克制态度的原因部分在于该国普遍存在着对苏联不友好的情绪。 勃列日涅夫和福特都不可能没注意到两国关系的恶化。他们交换着信件。4月16日，勃列日涅夫在信中写道，美国领导人的“大量言行只能被视为与建立良好关系背道而驰”，特别是通过军事实力谋求和平的新政策更是如此。他警告说，选举因素“并不能成为使苏美关系中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成果受到损害的理由”。福特答复说，尽管在竞选中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他请勃列日涅夫记住，只有总统和国务卿才有权对外交政策发表官方声明，他仍然是改善苏美关系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接着又坦率地表示，他关心两国关系的原因在于安哥拉事件和他对美国安全所负有的责任，正如勃列日涅夫对他本国安全负有责任一样。增加军事拨款是美国安全的需要。这些通信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大选对苏美关系的干扰日益增强。 我们驻华盛顿使馆相信，苏联领导层完全知道在美国广泛出现的反苏运动的情况，但是莫斯科在抵销其影响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莫斯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这些运动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造成的直接结果。因此他们相信只有做巨大的让步才能让它平息下来。美国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施加压力使莫斯科特别气愤，苏联领导人一直认为这纯属我们的内政。 在美国地方政治中，国际问题常常被用于获取政治上的好处。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访问莫斯科后对这座城市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来拜访我时提到了他的斯拉夫血统，并且说他没有先入为主的反苏偏见。但是他坦率地解释说，他与别人联合提出带有歧视性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主要动机是想在拥有许多东欧选民的克利夫兰地区再度当选。他的选民们正在为反对与苏联的谷物交易而游说，但是这一活动在12个盛产谷物的州里没有取得成效。 卢·哈里斯是一位民意测验者。他告诉我，白宫委托他进行的一次秘密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缓和主要是出于对核对抗的恐惧。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反对派进行攻击，但如果美国在1976年能够与苏联达成一项重要协议，比方说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一项协议，那将会说服千百万美国人支持缓和。另一方面，如果与苏联的关系恶化，那将意味着福特政府的垮台。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百事可乐的董事长唐纳德·肯德尔是一位著名的共和党人，很早就支持和苏联进行贸易和投资。他说他曾与福特谈过选举战略问题，并且批评了他的反苏言论以及过高估计了里根及其保守派支持者的作用。肯德尔说这些人不过是“党内少数人中的少数”。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告诉我，共和党领导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也提出一项类似的建议，并吩咐福特不要理睬里根，要继续推进他的纲领中的积极方面：没有战争威胁的和平。他说总统答应考虑这项建议，但又坚持说他不能忽视里根。 福特走政治钢丝的企图也在参议院民主党人中激起了批评性反应，这并不令人吃惊，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对军备竞赛感到忧虑。他记得他的哥哥在1960年与尼克松竞选总统期间利用了与苏联之间存在的令人感到可耻的“导弹差距”，发现了一个政治宣传的新“金矿”。他自己的宣传立刻被军事工业联合集团及其保守的政治盟友利用来扩充军备，这种局面因古巴危机进一步加剧并持续了10年之久。爱德华·肯尼迪认为他的哥哥满脑子都是强大的美国的思想，他因此而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强大的美国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应对苏美关系止步不前负责。他担心不签定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就会重犯同样的悲剧性错误。 基辛格本人向我抱怨说，总统被无足轻重的政客和竞选专家所包围，这些人把防止里根的攻击而不是在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制定进攻性战略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当基辛格于5月10日将福特建议同时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举行签署和平利用核爆炸条约的仪式转达给我之后，这种内部混乱表面化了。勃列日涅夫同意这个建议。但斯考克罗夫特以福特的名义紧急要求推迟举行仪式的日期。斯考克罗夫特说，总统“没有过多地玩弄外交手腕”就不得不很难堪地承认，举行这一仪式的政治时机不好。里根刚刚在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初选中获胜，如果他再在福特的家乡密歇根州获胜，结果可能会是决定性的。福特的国内政策顾问们请求他推迟签署这项协议，而以基辛格为首的对外政策顾问则相信签署这一协议会增加他的当选机会。斯考克罗夫特说，福特“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犹豫之后”同意了国内政策顾问们的意见。5月20日，福特又一次为“令人难堪的局面”道歉，再度要求推迟。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说：“我们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在8月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前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条约最终在5月28日才得到签署。 亨利·基辛格的临别之言 6月中旬，基辛格邀请我与他会谈。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讨论，只不过想非正式地谈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那一年中回顾我们的长期关系的几次谈话之一。我已经知道他有点心情沮丧，部分原因在他被迫无所事事，这不符合他的天性。两周前他向我抱怨说，福特劝阻他不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抨击里根。在其保守的顾问们的压力下，福特还迫使他的国务卿取消了在加利福尼亚的两次重要演讲。于是基辛格决定从总统选举中脱身。“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他说。 此刻他的脑子里在进行着哲学思考。他说，不管谁在明年上台执政，他的谈判政策仍将是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尽管有些问题仍难以解决。卡特执政的第一年也许会显得比福特更艰难，不是因为他的反苏偏见，而是因为卡特缺乏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并倾向于把它们过分简单化。他估计卡特要花4到6个月的时间来把握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关系。 基辛格特别提到卡特具有浸礼会牧师的气质，这意味着他也许会沉迷于在人权问题上进行说教而没有意识到这会被苏联视为干涉。然而基辛格无法预测卡特的政策与福特的政策有什么重大差别，虽然他似乎比福特更有生气，更独立自主。（顺便说一句，甚至在大选以前，卡特就私下向基辛格请教，如果民主党获胜，他建议谁当自己的继任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试图做的一件事是劝阻卡特任命其顾问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为国务卿，因为他发现这位波兰出生的教授过于感情用事，不能以长远的观点冷静地思考问题。） 10月29日，即大选前几天，基辛格邀请我去他那里“回顾一下”自1969年他开始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来我们两国关系总的状况及其哲学基础。他称这段时期为“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但目前由于大选而降至最低点。他说两国关系的倒退始于1974年，当时国会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从那时起，苏联的犹太人移民问题促使美国犹太人领袖几乎在苏美关系的所有问题上对苏联持强烈反对态度。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到两国的新闻媒介和舆论。我同意他的看法，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不仅不公正，而且非常愚笨。 他还例举了导致两国关系倒退的其他因素。“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在准备起草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期间和协定刚刚签署后向北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使北越人得以在南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并葬送了他谈成的协定。然后是安哥拉事件，基辛格将其诠释为苏联蓄意想打破与美国的全球力量平衡，苏联的行动使美国舆论很容易就接受了反对缓和的观点。他声称我们制定的政策是为了伤害美国，甚至伤害基辛格本人（这不是真的）。 我回答说，在某些方面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将苏美关系几乎机械地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所有失败联系起来是不明智的，有些失败是由基辛格自己的失误引起的。说：“我们不是圣人，但美国人也不是。” 基辛格用一种抚慰的口吻说，他的话应该被理解为“有关历史的简短的离题话”，他只是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争论，虽然许多美国人持有与他相同的想法。 我感到这位智力超群的人处于一种迷惘和焦虑状态中：大选的结果及大选后的情况都让人捉摸不透。福特落选后的第二天，我们再次相遇，他似乎第一次对大选持超脱态度，并且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情。他告诉我，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内心已经明白福特很可能失败，但仍然下意识地排除这种想法并抱着乐观的希望，“正如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时的情况一样”。 基辛格对福特没有利用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就，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提出强烈批评。他对福特因缺乏深谋远虑和犹豫不决而未能签署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大加责备。他说他确信，如果福特在基辛格从莫斯科带回一项妥协方案后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如果他迫使五角大楼尊重他的意见，那么早在3月份就可以签署协议了。基辛格确信，虽然协议肯定会在竞选中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来的话，大多数美国人会支持它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确实是决定美国公众对外交政策态度的主要因素。 接着是决定下一步干什么的时候了。到那时为止，他并未认真考虑离职后干什么，此刻他仍然未考虑好。他有大量的选择机会，但在他长期担任国务卿一职后，这些选择似乎全都显得乏味而肤浅。他说钱不成问题；他可以用他的名声来挣钱。问题在于找到一个能使他的精神得到满足的工作。 尽管他在处理与我国的关系时造成了一些波折，并玩弄了一些政治花招，但亨利·基辛格在福特和尼克松政府时期对苏美关系的总的改善，对确立缓和政府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他作为政治家而取得的一项无可争议的成就，他的国际声誉持久不衰。离开政府后，他仍然像以往那样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从未丧失他的政治家形象，最重要的是，从未丧失他作为首屈一指的国际事件分析家的地位。 莫斯科如何看待福特与卡特的竟选 远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很久，莫斯科就不得不确定对福特和卡特的立场，即对他们是支持、反对还是保持中立。8月2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讨论堪萨斯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苏美关系。这次代表大会仅仅以1187票支持福特和1070票支持里根的微弱差距提名福特为总统候选人。我向政治局报告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情况。人们向我提了许多问题，都是有关大选的结果、候选人的立场以及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会议期间，政治局委员们对美国在福特或卡特当政时将执行什么国内政策不感兴趣。没有人问及他们对国内工人和美国共产党员的立场。他们关心的要点是：两位候选人将采取何种对苏政策？谁的政策中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色彩？谁更倾向于竞争甚至公开的对抗而不是合作？谁更支持缓和。 莫斯科对福特已比较了解。他在任三年给人留下了复杂的印象。他看上去像一个正派人，想与苏联保持更稳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他的主要观点是保守的，易于屈从右派的压力，因而他对苏美关系持何种立场是难以预测的。 卡特在美国享有比福特更倾向于自由派的名声。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一些非官方情报表明，他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感兴趣并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其中包括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强烈鼓吹人权和其他人道主义问题著称，他随时准备在这些问题上与我们进行争执，而这样做只会带来麻烦。维护道德的斗士往往会成为危险的政治家。 很难确定倾向两位候选人中的哪一位，最好是在竞选中不偏不倚。不管怎样，外国的干预或者表达我们的偏向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这是我向政治局报告的核心。 接下来，会议按照这些思路对这两位候选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没有得出结论，虽然人们因福特是熟人而有点倾向于他。政治局决定保持中立。它的正式指示要求我们“继续与福特政府保持正常的关系”，同时“与卡特的同事保持接触，如果卡特愿意就与他建立直接联系”。苏联报刊受命“以平静的语调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来报道美国大选。使我们担心的是里根成功地使政治辩论向右转，虽然他没有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外交部于10月12日做出的一份分析报告——它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评论说，总统竞选辩论“产生了一些对我们不利的情况……特别是……两位候选人声明的基调都坚持把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作为与苏联打交道的基本前提”。这份报告指出，福特和卡特的外交政策声明“显然反映了美国舆论在苏美关系问题上的某些右翼倾向”，它建议我们继续谋求与华盛顿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同时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动作出坚定的反应。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习惯性的单独会谈。他对美国大选兴趣甚浓，但总是把它看得过分简单。他很生福特的气，指责他没有采取和平候选人的立场反对“蒙昧主义者里根”。勃列日涅夫确信那样将会把“所有正直的美国人”争取过来。他还对安哥拉问题正在被用来反对我们感到气愤，因为他确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再次试图向他解释美国人是怎样看这些问题的，但我的话没有给总书记留下什么印象，他相信“美国的帝国主义者”完全不会认为他在安哥拉没有不良意图。他并没有像美国人正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样试图在安哥拉建立苏联军事基地，而只是在“帮助当地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简言之，他仍然受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我几乎没有能力改变他的看法。 令人吃惊的是，他仍然确信改善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的必要性，部分原因是他确实钦佩甚至嫉妒美国的生活水平及经济、科技成就。尽管他私下和我说过这一类的话，但他仍然相信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他确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竞赛中占上风。即便如此，他仍然完全排除了与美国打仗的可能性，因为那将意味着“世界的毁灭”。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证实美国有人断言苏联领导人也许一直在策划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完全是无稽之谈。克里姆林宫害怕与美国打仗。缓和苏美关系是勃列日涅夫的真实目标，虽然他并不完全理解为此必须做些什么。他的信条建立在传统的对外交政策的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之上的。这种方法甚至把和平的关系都硬塞进对抗的模子里，虽然对抗不一定是在战场上。当试图把国际关系看作是不同利益的富有成效的妥协时，美国的右翼人士和勃列日涅夫一样难于理解其中的道理。这样，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美国仍然是主要对手，因为它竭力破坏苏联国内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秩序，因此缓和是有限度的。 福特输掉了大选 大选结束了，两位候选人的政治花招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10月30日深夜，我接到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一批犹太领袖人物向福特递交了一份相当于最后通牒的要求，要他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权利。他们说卡特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向莫斯科的一群犹太人发电报表示同情。斯考克罗夫特带有歉意地打电话告诉我，福特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他要求我们“在未来48小时内保持耐心和谅解，直到这场混乱结束”。他许诺说，11月2日大选结束后一切将“恢复正常”。 他的诺言没有兑现。卡特和福特所获选票分别为4080万和3900万，或51%比48%，卡特并没有获得明显的多数，票数的接近足以使福特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感到心酸。我相信福特安抚右派的策略未能奏效。这种策略只能使他的国内政策不稳定。福特的国内政策与这个国家在越战后要求削减军费和置身于像安哥拉这样遥远地区的争执之外的情绪背道而驰。但他仍然未能取得把一切赌注都押在里根身上的极端保守派集团的支持，而公众则对他的外交政策感到莫名其妙。他不仅没有利用战争与和平问题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反而对缓和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尽管公众支持缓和，政府却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预算，同时大幅度削减了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开支。 在我看来，签署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是福特在处理苏美关系事务中最辉煌的时刻。此后，他有两种选择：不顾右翼的反对，将其转变为一项正式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或拒绝这样做，从而抛弃他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成就。然而福特犹豫不决。他在竞选期间安抚右派的决定也许使他付出了失去总统职位的代价。 当福特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时，70岁的勃列日涅夫却正处于他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一个年迈的病人，他开始相信（并非没有得到政治局中他的心腹的支持）苏联国内外政策的一贯正确性，因而没有觉察到有必要对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当时现实需求进行本来能够广泛实施缓和的变革。思想的僵化、意识形态的惰性和缺乏灵活性只能导致苏联政策的严重失败和最终陷入僵局。 外交和谈判一直在苏美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的质量取决于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外交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在感觉良好的最高级首脑会谈中将分歧淹没在香槟和伏特加酒之中，也不是在联合公报的官样文章中掩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找到既保留各自的看法，又不会对重要的战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途径。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失败了，因为他们彼此对缓和的解释模糊不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目标。 [1]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deOliveiraSalazar，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2年创立葡萄牙天主教民主学院中心。1914年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1916年起在大学任教。1921—1926年任国会议员。1926年参加军事政变，政变成功后短暂担任财政部长，不久辞职。1928—1940年再次担任财政部长。1931年创立“国民同盟”。1932年出任总理，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1968年因病辞职。1970年死于里斯本。 [2]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Борис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номарёв，1905年1月4日——1995年12月21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32—1934年任红色教授历史党组织研究所副所长。1934—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党史研究所所长。1936—194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政治顾问和执行委员会主任助理。1944—194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国际信息部部长。1948—1955年任对外关系部第一副主任。1957—1986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2—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1972—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6年退休。 [3]威廉·乔治·海兰（WilliamGeorgeHyland，1929年1月18日——2008年3月25日），早年毕业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1950—1953年服役于美国驻德国军队。1954年起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1969—1973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1974—1975年任情报与研究局局长。1975—1977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77年起在乔治城大学任教。1983—1992年任《外交事务》杂志编辑。1989—1993年任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委员。2008年去世。
第二十章缓和受到侵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章缓和受到侵蚀 ↘右翼的雷声 ↘西贡的陷落 ↘赫尔辛基会议及其后果 ↘通往最高级会谈的艰难道路 ↘情报战 右翼的雷声 杰拉尔德·福特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是一个动乱不安的年头。这次衰退是战后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引起衰退的直接原因是1973年中东战争后石油价格翻了两番。在美国，由于政治机制遭到削弱、水门丑闻以及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的下降致使衰退加剧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受美军在印度支那最终失败的影响，这对于美国因“从未战败过”而受到的军事崇拜是一次沉重打击，尽管从越南撤退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腾出手在其他地区采取行动。 但是福特未能在国内明显地提高自己政治声望，虽然他设法使他和他的政府摆脱了尼克松的阴影。大选中的政治斗争置他于民主党反对派和他所属的共和党右翼及其主要旗手罗纳德·里根的交叉火力攻击之下。里根公开声称美国在缓和中受到不公平对待，而苏联却捞取了全部好处。 由于在三年的时间里数次举行最高级会谈，苏美关系此时已建立在相互谅解的广泛基础之上。从前的双边条约、协议和换文依然有效并得到顺利执行。国会首次派出正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根据两国政府协议，由电视直播的苏联《联盟》号和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的对接清楚地表明苏美在科技和其他领域合作的潜力。 我国电视向苏联公众——更不用说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类似《联盟》号发射实况转播的情况以前还从未有过。7月17日，当转播节目传到国务院会议大厅的大批美国观众面前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处于一种紧张的兴奋状态中。在场的有美国总统、国务卿、内阁其他成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员。“如果出差错怎么办？”我想。但一切正常，大厅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福特政府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其前任的缓和政策，虽然福特又补充了他自己提出的“强大的美国”的理论和基辛格提出的将保持力量平衡、特别是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三角关系框架内保持力量平衡作为美国的国际战略基调的理论。但右翼向福特施加的压力、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形成的意识形态传统，对于一个本质上十分软弱的政府来说实在是难以抵挡。这个政府不得不尽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直到在大选中得到人民的授权为止。然而正是这一选举进程为极力反对缓和的各种力量的联合开辟了道路。他们是犹太选民、工会领袖、形形色色的保守分子以及与这些人有联系的新闻界人士。 白宫很快发现自己在与苏联达成重要新协议方面受到了约束，这可能成为竞选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未经选举，总统实际上有自卑感。他不得不认真对付国会，并承受来自五角大楼及中央情报局的压力。它们不赞成与苏联妥协，特别是在战略武器方面。由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总统开始向右摆，在政府言论中引进“不接受单方面缓和”的说法，从而采纳了里根路线。4月11日，他在国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发誓决不允许把缓和变成“一张混水摸鱼的执照……缓和必须是双行道”。 西贡的陷落 福特政府一上台就面临它和它的盟友在东南亚的处境急剧恶化的局面。福特上任不久就给南越独裁者阮文绍[1]发去密电，许诺美将给他充分的支持。共和党政府直到最后一刻仍竭力维护西贡和金边的亲美政权，但最后还是以惨败告终。4月17日，美国在柬埔寨的被保护人停止抵抗，4月30日西贡投降。 在西贡即将陷落的危急时刻，美国人乘飞机仓皇出逃。福特不得不向莫斯科求援。4月19日，基辛格请我向勃列日涅夫转交一份“急件”，要求苏联政府帮助实现临时停火，通过“不间断的撤离行动”营救滞留在那里的美国人和忠心耿耿的南越被保护人。他证实美国人终于要全部撤走，并解释说这实际上是请求勃列日涅夫进行斡旋，“最终结束整个越南悲剧”。总统没有向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人求助。 4月24日，勃列日涅夫答复说，越南人通知他不会阻碍美国公民从越南撤走，也无意损害美国人的威望。他们将继续执行巴黎协定。福特接到这个答复后感到十分欣慰。 战火停息了两天。4月26日，我又收到一份福特致莫斯科的急件：北越人重新炮轰西贡机场和美国大使馆周围的建筑。基辛格激动地说，与河内的保证相反，河内的行动对美国政府的威望和总统本人都构成了直接的、预先策划好的打击，因为他们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表明美国人是在北越人施加的直接压力下撤离的。我说那也许是事实，同时提请基辛格注意国会和新闻媒介对美国人毫无必要地拖延从西贡撤出的时间所提出的批评，这样的行动本来是可以在两三天内完成的。 不久，华盛顿与河内通过莫斯科最后一次向对方传话。5月28日，我向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河内的口头回答：“越南领导人赞成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河内还说，根据莫斯科的劝告,“越南方面在解放西贡期间表现了克制，为美国人不受阻碍地完成其人员的撤退提供了机会。越南对美国没有敌意，希望美国方面对越南也是如此”。斯考克罗夫特要我转达美国的答复：华盛顿也赞成建立良好的关系，原则上对越南也不持敌意，美国建议以此为基础发展两国之间各个领域的关系。有关这次传话的情况以前从未公布过，它是这场悲剧的最后一页。 人们只能猜测基辛格当时有多么沮丧。毕竟是他谈成了巴黎协定，人们指望这个协定能使美国在至少不显得是战败的情况下结束在越南的战争。福特刚刚宣布美国已最终从越南撤出后不久，在一次招待会上，我遇到了基辛格。他看上去十分忧郁。他心情十分懊丧地声称：“北越人确实非常走运”，因为对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印度支那，此外美国国内现在出现了许多意见分歧，这一切“都使这个国家难以表现出它的意志”。他说，要不是水门事件及福特后来大失人心，北越违背与美国达成的协议的行为是不会轻易得逞的。 显然，基辛格仍然带着怀旧情绪回顾尼克松时代，持别是尼克松执政初期的情况，那时美国外交政策由白宫制定和实施，无需特意考虑国会和舆论的影响。 赫尔辛基会议及其后果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阶段会议于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这是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欧洲各国首脑会议，不过这次美国和加拿大也参加了。35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从1973年起开始工作，美国起初认为它无法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对这个会议持明显的冷淡态度。但后来签署了一个东西方关于西柏林地位的协定，苏联也表示乐意就相互削减欧洲的军事力量在维也纳举行会谈。随着事态向好的方向转变，于是从1973年开始筹备赫尔辛基会议。 在赫尔辛基签署的基本文件的内容包含与会国在三个关键领域的承诺，这三个领域在赫尔辛基被称为“三个篮子”，即安全、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合作。第三个篮子包括人权、迁徙自由和思想交流等重要问题。从谈判一开始，苏联领导人就只对头两个篮子感兴趣，并且主要强调承认将欧洲分为东方和西方的战后欧洲边界。同时苏联竭力贬低第三个篮子的意义，因为它仍然相信人道主义问题属于内政。与此相反，西方国家公正地认为它们是莫斯科必须为之承担某种责任的重要的国际问题。否则西方国家将拒绝就其他问题达成协议。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会议开幕。 克里姆林宫对第三个篮子的态度受到谈判心理的影响。协议文本是各国代表团经过几个月逐字逐句的热烈讨论才准备就绪的。苏联外交部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向政治局请示。葛罗米柯不时向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谈判的进展，但他们对复杂的措辞很少注意。对他们来说，这一切似乎只是外交上的例行公事。 但是当条约准备好、第三个篮子的全貌呈现在政治局委员面前时，他们不禁大吃一惊。由于会议开幕的日期日益临近，政治局对勃列日涅夫将代表苏联政府签署的文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第一和第二个篮子争议不大，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三个篮子上。政治局的许多成员（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对于承担可能为外国干涉我们的政治生活开辟道路的国际义务持严重的怀疑态度。许多苏联大使也表示疑虑，因为他们正确地预感到今后将出现棘手的国际纠纷。由于赫尔辛基会议意味着的自由化进程的开始，莫斯科不得不作出将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决定。 葛罗米柯不得不充当外交部拟订的这份协定的主要辩护人，他的妥协观点最终占了上风。他争辩说，多年来苏联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使战后边界和现存的欧洲政治版图得到普遍承认，这将是莫斯科在政治上和宣传上获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此外，他还争辩说，第二个篮子将开辟与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景。至于人道主义方面的承诺，葛罗米柯争辩说，那仍将取决于苏联政府的态度，因为只有它才能决定什么是干涉我国内政，或什么不是干涉我国内政。“我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葛罗米柯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被说服了。这样，从一开始政治局对赫尔辛基会议确定的人道主义原则的承认就含有不照办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在支持葛罗米柯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个人动机主要是想在赫尔辛基会议这样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讲坛上参加签署重要的国际文件。他很容易估计到他在宣传上获得的潜在好处，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当苏联公众获悉他们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战后边界最终确定下来的时候。至于人道主义问题，在国内只需含糊其辞地提一下，不用犬肆宣扬。我告诫他在人权问题上可能会出现麻烦。他对此不屑一顾：“你说人权是什么意思？”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境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他们肯定为这个历史性文件所鼓舞。在真理报上登载这一文件本身就赋予它官方文件的重要性。它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宣言，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苏联领导人的想象。 福特总统的处境完全不同。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在他以总统身份出国访问的活动中，没有一次像他的赫尔辛基之行那样在美国引起如此广泛的误解。他指望国内支持他签署赫尔辛基文件，主要的理由是苏联政府实际上最后是被迫在人权问题上承担重要义务的。此外，作为对西方国家承认战后边界的报答，苏联承认“通过和平方式”改变欧洲国家边界的合法性，从而保留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福特政府从未把这些向美国人民讲清楚，而他的反对者则利用了公众对此问题的模糊认识。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于1975年8月1日签署，事实证明它在引发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漫长而艰难的自由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进程最后导致这些国家产生了有助于结束冷战的根本性变化。 在会议期间，勃列日涅夫和福特两度会晤，主要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苏联方面认为在确定最高级会谈和勃列日涅夫访美的日期前就此问题达成协议是至关重要的。当他们就要离开赫尔辛基时，勃列日涅夫一时冲动，把福特拉到一边，表示希望福特竞选总统并能够获胜。这就是为什么9月在加利福尼亚两次发生试图刺杀总统的行动引起莫斯科关注的原因。不仅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发了一封急电对刺杀未遂表示庆幸，而且苏联领导人的保安措施也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高级轿车加固到不仅能经受炮火，而且能经受反坦克导弹攻击的程度。 通往最高级会谈的艰难道路 基辛格和总统本来已经预见到最后文件将在保守派圈子里遇到麻烦，但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认为签署文件对国内政策有利，对福特的竞选也有利。所以当得到新闻界支持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攻击赫尔辛基文件和福特本人签署了这个文件时，白宫和基辛格感到措手不及。美国的右翼团体，特别是东欧的政治流亡者组织，无情地批评了福特。罗纳德·里根和参议员杰克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国会也表示不满。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推测基辛格插手了赫尔辛基会议，虽然我可以证明他对这次会议根本没有热情。这些批评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即通过福特，美国正式同意欧洲的分裂，把东欧让与苏联，简单地说就是对欧洲实行“雅尔塔划分”，这个划分据说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一致同意的。 福特政府被指责为对莫斯科过分宽容，对国际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他们指责缓和对苏联而不是对美国有利，因为它将战后欧洲边界固定下来并确认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保守派也没有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发现任何好处，于是他们指控福特政府在这方面“过分顺从俄国人”。自由派则指责福特政府在捍卫人道主义问题上，特别是在犹太人移居国外问题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困难处境问题上过于软弱。两派人士都强烈抗议福特在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逐出苏联和移居美国后拒绝接见他。甚至向苏联出售谷物也成为反苏活动的对象，其理由是这样做尽管有利于美国农场主，但也会减少国内供应，使美国消费者付出高价。 白宫对这种抗议极为关注，总统为此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基辛格说大多数人都将这种抗议归结于选举政治，但总统仍然相信缓和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为了缓和，在大选中出现必然会发生的斗争也是值得的。我认为基辛格对复杂的国内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福特政府是否真正能够在竞选更加激烈、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加时抵制住使苏美关系向右转的诱惑。 我向莫斯科报告情况时敦促他们确定新的最高级会谈的日期，我们迟迟没有确定日期已经使白宫和总统感到恼火。而且我们也该考虑在总是很棘手的总统竞选期间怎样处理与华盛顿的关系了我的报告在政治局得到了讨论，并促使它对最高级会谈的日期作了更加明确的答复。他们考虑到苏联计划在1976年2月召开新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而对于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本人来说，到那时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是重要的。政治局希望与福特的会晤将会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于是我在8月13日转达了勃列日涅夫建议在11月下旬或12月上半月访问美国的信息。福特马上建议将会谈时间定在11月15日或12月16日。 但是通往最高级会谈的道路十分艰难。中东仍然是莫斯科与华盛顿争夺的对象；美国把苏联撇在一边，独自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调停，促成了一项以色列从西奈部分撤军的协议，勃列日涅夫与葛罗米柯对此大发雷霆。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也在“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例如我们的SS-18导弹——的定义上遇到了新的麻烦。 军事技术的发展走在了外交的前面，新的复杂问题在谈判中不断出现。巡航导弹在美国发展得很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导弹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进攻型战略武器。它可以携带核武器从雷达难以测到的低空非常精确地飞向目标。右派人士和军方希望大规模部署巡航导弹将使美国在战略武器方面重新夺得优势。所以苏联方面开始要求限制这种导弹的生产，并将它们纳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规定的数量之内。 苏联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轰炸机（北约给它取的绰号叫“逆火式”）。苏联方面声称它是一种中程飞机，因为它不能飞抵美国领土。美国人争辩说，如果在空中加油，它就成为可以打击美国的远程轰炸机，因此应该将它包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规定的限额之内。自然，正如基辛格很久之后承认的那样，美国反对裁军的人对这种远程潜力故意大肆渲染。但实际情况是苏联没有空中加油机，而这些飞机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 既然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用意在于使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因此没有前者也就无所谓后者。尽管福特相信最高级会谈本身就有助于他的竞选活动，但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光进行会谈是不行的。他前两次参加的最高级会谈都富有成果。他需要与美国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献给我们将在第二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显然符合他的这种愿望，但美国人却在设置一个新的障碍。 10月初，基辛格又施加了新的压力，他告诉我福特政府认为，由于某种“未说明的原因”，勃列日涅夫似乎倾向于把他的访美推迟到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或甚至推迟到次年11月美国大选以后。我回答说，我们的立场一贯是清楚的：必须在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签署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个谅解在几乎一年前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中就达成了。 10月7日，在白宫为苏美贸易和经济委员会成员举行的招待会上，总统把我拉到一边，又谈起基辛格讲过的话题。他说苏美关系常常出现周期性的起伏，现在正步入大选前的“困难时期”。反苏院外活动集团控制的大众传媒正在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苏联的移民外问题和人权问题。福特说，他本人作为总统有时候得到的宣传报道还不如安德烈·萨哈罗夫以及其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得到的多，持不同政见运动正在被美国那些反对改善两国关系的人所利用。这些人影响很大，他们既有金钱又有机会，因此能最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他从自己作为总统和候选人的经历中认识到不能小瞧这些人，这意味着他不得不采取小心谨慎的策略。 福特说他希望莫斯科理解这一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有许多反对者，其中包括五角大楼。他说那就是为什么苏联一定不能一口回绝美国最近提出的建议的原因。总统说：“让勃列日涅夫给我点什么吧，至少给我点儿具有积极影响的东西，以便使我们能继续用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完全悲观的调子进行对话。” 但是莫斯科并不愿意答应这个要求。苏联领导人正受到我国军方的强大压力，他们要求对美国的巡航导弹做出限制。同时苏联领导人低估了国内因素对美国总统的重要性。莫斯科相信来自华盛顿的所有要求只有一个目的——逼迫苏联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苏联领导人也没有注意我们关于政府内部各派存在总统所不能忽视的严重分歧的报告。克里姆林宫深信总统就是老板，他拥有独自作出决定的权力，特别是在他既有愿望又需要达成一项协议的情况下。结果是我们并未试图向总统作善意的表示，而是因袭了固执地拖延争论的旧习惯。我们通常会在最后做出一些让步，但往往错过了时机。我们的让步换来的是因两国领导人不和的加剧而产生的敌意。苏联外交史上留下了很多浪费机会的痕迹。 11月初，福特突然宣布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如同威廉·科尔比被免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一样，施莱辛格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乔治·布什被从北京调回取代科尔比。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洛克菲勒已被告知，由于右翼的反对，他的名字将从下次大选的党的候选人名单中删掉。他的门徒基辛格失去了他担任的两个职务中的一个，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一职务由他的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接任。 从苏美关系、特别是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角度来看，这次内阁改组不是好兆头。基辛格失去了他每天接近总统的机会，又失去了一些有权势的各部门间联合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政策通常是由这些联合委员会仔细斟酌后制定出来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他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虽然他仍然是一位主要人物。选举中的政治斗争也影响到了他。右翼人士指责他太迁就莫斯科，自由派则指责他太实用主义，忽视了人权和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因素。在国会，民主党人企图通过为基辛格外交设置障碍来削弱国会所认为的“行政部门对外交政策的垄断”。在内阁内部，福特的亲信圈子中的成员（有些报纸把这个圈子称为“大瀑布的黑手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整他。这不能不对基辛格产生影响。我注意到他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动，他的行动也比以前更加忙乱和容易引起争议。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福特政府中主要的缓和鼓吹者。 斯考克罗夫特虽然与基辛格关系密切，但是他在军事问题上的观点更加保守。拉姆斯菲尔德支持五角大楼的政策，强烈反对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除非美国能够从中获得明显的好处。而且他让福特相信这是他在竞选中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11月中旬，我与斯考克罗夫特再次会谈时首先祝贺他荣任新职。在以前的几次会谈中，他通常态度有点冷淡，但这次我发现他坦诚得多，这也许是他摆脱基辛格长期支配的结果。斯考克罗夫特说他为我们两国政府间接触的减少和两国领导人相互理解的削弱感到忧虑。斯考克罗夫特承认一些情况迫使整个苏美关系集中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一个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因为某些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原因而复杂化。结果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令人遗憾地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尽管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此外，斯考克罗夫特谨慎地承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在政府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争执，内阁的改组不但没有使之平息，反而使之愈演愈烈。 我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我已经私下提请葛罗米柯注意把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完全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危险。他用惯常的冷冰冰而果断的态度回答说，在下一年2月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缔结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是我们此时的主要目标。 于是，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最高级会谈在我们两国成了国内政治的抵押品，我们两国很快都将为此付出代价。12月9日，我应邀到白宫会晤福特总统。基辛格与斯考克罗夫特也在场。总统交给我一封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要求把基辛格访苏推迟到下一年的1月。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疑虑，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的日期就一定会被无限期地推迟。 福特总统试图事先采取行动，以防右翼指责他和基辛格过于匆忙地缔结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向我解释说，他已经决定等他的新国防部长访问欧洲回国后举行一次正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仔细斟酌美国今后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棘手的问题依然如故，福特的辩解态度并未澈起我对在近期达成一项协议的希望。总统继续说，他想让勃列日涅夫知道，尽管存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对他在缓和问题上的攻击，他仍然打算继续支持缓和。坦率地说，他的保证听起来并不令人十分信服。 情报战 福特就任总统几个月后，有人从我们大使馆门下偷偷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美国的某些权力机构正在采取措施打捞苏联在太平洋沉没的潜水艇。好心人。”我把这件事报告了莫斯科，但是我们的海军不相信能从这样深的海底打捞起潜水艇。于是我于3月29日告诉基辛格，莫斯科对报刊报道在夏威夷附近正在打捞一艘1968年沉没的装备有导弹的苏联潜水艇一事非常关切。这些报道还说有些船员的尸体已经被抛进大海。我说苏联对此不能置之不理；海洋法规定任何国家沉没的战舰仍然是那个国家的财产。我要求对方做出解释，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打捞活动。 “我的情报对你来说肯定不是新闻，”我对基辛格说，并问他是否能够做出解释。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在政府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拒绝详细阐述，因为他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几天后，他正式向我保证，打捞苏联潜水艇的工作已经停止，今后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他说斯考克罗夫特将提供更多的情况。后来斯考克罗夫特给了我一份书面解释：找到6具尸体，其中3具的身份已经辨认出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的通常作法是按照军人葬礼的全套礼节将他们安葬。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同时要求进一步提供情况。但美国方面从未对我们做出彻底的解释。 几年后，我们获悉中央情报局订做了一艘特殊船只，表面上是用于海底采矿。这艘船被命名为“挑战者”号，耗资超过3亿美元。它的巨大的水下夹具的真正用途是从1.6万英尺的深海打捞带有导弹和技术文件的苏联潜水艇，并把它放入这艘船里面。苏联海军认为这违反了海洋法：未经战舰所有国政府许可和知晓，不得打捞该战舰。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白宫当然是了解这一切的。福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二天，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来拜访他，他们要求允许继续打捞潜水艇，尽管有一艘苏联拖网鱼船就在附近。福特命令继续打捞。但在打捞过程中，潜水艇的船体断为两截，只有一截能拉起来。白宫还知道打捞起来的尸体在举行全副军葬仪式后葬入大海，葬礼用摄影机完整地拍摄下来。只是在冷战结束后，这部影片才转交给我国政府。 基辛格在4月份提出了“一个高度机密而又微妙的问题”，即后来被称为散布虚假政治消息的问题。他说，尽管他们不反对我作为大使与华盛顿的政界人物、包括反对派代表会晤，但莫斯科派遣一些身份特殊的非官方秘使在与美国人，特别是反对派人士进行交谈，在交谈中批评美国政府，建议这些人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讨论现政府时期苏美关系的状况，这又是另一回事。基辛格说这样做只会对总统的反对者有利，总统希望这件事引起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注意。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些事基本上和两类人有关。第一类人是到美国做正常短期旅行的科学家、学者、记者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与各种人接触，表达自己对苏美关系的观点，有时他们的观点是批评性的。他们回国以后，将他们的印象和了解的情况向他们的官方资助机构外交部汇报。他们这样做有时是出于自愿，有时是我国外交机构需求的结果。由于缺乏外交经验及对我们谈判的细节不了解，他们往往在与美国人的谈话中即兴发挥，以便给对方留下自己并非等闲之辈的印象。外交关系专业的学者和教授往往如此。结果他们在华盛顿做出的不足以称道的表演往往是弊多利少。 另一类是直接被苏联情报机关利用的人，如记者维克多·路易斯[2]。他是个可疑人物，基辛格曾特别提到过他。路易斯访问华盛顿时，没有与我们的大使馆接触，我也从未在美国和苏联见过他。路易斯及其同伙在西方独自捜集情报时往往表现出一副比苏联外交官更为了解克里姆林宫内幕的样子。 我有一次回莫斯科旅行时曾提请葛罗米柯注意这个问题。他生气地说：“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这种愚蠢的即兴表演的支持者。”我意识到他不愿与情报部门争吵。于是我亲自去找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向他说明这个情况。向美国派遣令人讨厌的人员的做法停止了，苏联公民被告诫避免谈论国内的争执和直率地批评外国政府，尤其是访问美国的时候。 与其他人一样，大使们在国内也有个人的对手、敌人和对他心怀嫉妒的人，我也不例外。对于在我国政府和官僚机构中工作的人们来说，我的职位非常显赫。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活跃的大使，在美国有许多朋友和熟人。我和我妻子还到处旅行。这一切在苏联大使中是不寻常的。他们大多数宁愿呆在大使馆内，过一种比较宁静的生活。于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克格勃和外交部里时不时有些传言，说我太“美国化”。至少可以说在苏联这并不是一个奉承的字眼。这件事提醒我得谨慎点。但在这方面我的主要有利条件是：我是中央委员，作为驻华盛顿大使，我与国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党的总书记、总理和许多部长都很熟，其中包括克格勃和国防部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外交部长。 接连几任克格勃驻华盛顿官员都知道我认识莫斯科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那些管理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我回莫斯科时，安德罗波夫会邀请我进行持续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的无拘无束的交谈。他重视我对美国的看法，愿意倾听非正统的意见。我在任大使期间还与其他克格勃首脑进行过广泛的交谈。他们是：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3]、维克多·切布里科夫[4]、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5]。但维塔利·费多尔丘克[6]除外，他从乌克兰调来接替安德罗波夫的职务。费多尔丘克是勃列日涅夫的门徒，愚蠢而傲慢，后来被切布里科夫取代。 我比克格勃驻美国官员更了解美国，通常我获得的政治情报质量更高，他们也清楚这一点。他们搜集的往往是谣传和道听途说，而他们知道我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情报的。我或许会告诉克格勃官员他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我没心要透露我的情报来源，说这或那是从总统或国务卿处听来的。他们知道我与谁打交道，因此不愿意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与我的观点相左。我也会将我发往莫斯科的电报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他们，以便使出自同一大使馆的政治评估的差别不致太大。我们不时在一起讨论与苏美关系有关的外交和内政问题。我也不时建议他们核实他们的情报，或者在莪对情报没有把握时要他们附上一句“这份情报有待进一步证实”的话。 在许多苏联驻外使馆中，大使与克格勃官员的个人关系都不正常，只有个别使馆例外。克格勃官员不但有自己单独与莫斯科联络的密码通讯网，而且在向莫斯科提供情报方面常常与大使进行激烈的竞争。也有不称职、放肆的吹嘘、试图显示谁实际领导使馆的情况。总的来说，这种行为并不能证明那些卷入这些低级俗气的争吵的人有巨大的才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干预使馆内部的争吵，甚至召回大使或克格勃官员。我和派驻我们使馆的好几位克格勃官员共过事，在我的大使任内一共有6位，我与他们相处得很正常。我是高级别大使以及莫斯科了解我只是没有发生冲突和摩擦的部分原因。我们的权限划分得很清楚，从来没有出现过重迭。当克格勃官员通过他们在华盛顿的渠道获得重要政治情报时，他们总会告诉我，或常常就情报是否可信向我咨询。而我本人也从不干预他们的情报工作日常事务。他们也不会向我通报他们的具体行动和特工人员的情况，我对此也不感兴趣，因为那是我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只有在他们的情报活动暴露，涉及到两国政府时，或可能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才会处理这些事。由于政府或政治局介入，克格勃官员就必须向我提出报告。例如，在最高级互访期间，我通常建议莫斯科命令暂时停止情报活动，以防止发生公共丑闻的可能性。据我所知，他们照办了。 可是我们与我们的情报官员之间确实出现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极不寻常，以致引起了当时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这样地位的人的注意。他想知道美国人为什么常常能够辨认出大使馆中的哪些官员是克格勃的人。我坦率地告诉他，有几个明白无误的标志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这些标志是什么？”安德罗波夫立刻问道。 第一，克格勃官员在华盛顿寓所的租金比外交部官员的更昂贵。外交部官员不会在家里举行官方招待会，因为完全没有拨出那笔经费。其次，所有的克格勃工作人员，甚至外交级别最低的都配备有由克格勃付费的私人小汽车。外交部官员，甚至最高级别的官员只可以随时使用大使馆的小汽车，因为外交部没有拨出购买个人小汽车的经费。第三，大使馆官员邀请一位外国人在饭馆就餐时，毎餐的全部费用限于20至25美元，这是大使馆可以报销的最高数额。帐单的其余部分只能由他们自己掏腰包。因此大使馆官员在选择饭馆和点菜方面通常比较谨慎，克格勃官员则不然，他们的帐单可以全部报销。第四，外交部的职员在工作时间按时上班干本职工作，而克格勃官员则花大量时间在城里到处逛。第五，美国国务院通过就具体问题进行的日常工作接触已经认识了使馆工作人员，因此知道他们当中每个人的业务专长。但是克格勃特工人员没有在任何问题上显示出专门的知识，而是对一切都感兴趣。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其中一个使我们在外交部门工作的也知道谁是谁。在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克格勃人员多半保持沉默，不参加一般的讨论，这使他们有别于其他外交人员。 安德罗波夫显然对此很感兴趣，并且说他一定会认真加以考虑。我不知道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没有人提到他下达了任何命令，但我毫不怀疑他一定这样做了。在私人小汽车、条件更方便的寓所、饭馆帐单报销和类似的业务开支等许多方面，外交官的待遇提高到了克格勃官员的水平。我国的驻外大使们很久之前就向葛罗米柯提出过其中许多问题，但他置之不理，说外交部必须节约硬通货。然而，安德罗波夫显然想办法让政治局相信这样的问题值得认真注意。 相互指责对方搞间谍活动的事被新闻媒介广为宣传，这是引起双方恼怒的一个长期根源。基辛格和我私下讨论过这个敏感问题，他说他已得到授权，建议双方都不要将间谍案公诸于世。他说美国准备私下派代表处理证据确凿的间谍事件以及纯粹的误会，必要时将不动声色地召回涉嫌者。为了避免向新闻界走漏消息，他将亲自与苏联大使讨论这类情况。我表示苏联方面肯定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几天后，基辛格向我通报，总统给联邦调查局局长下达书面指示，规定他的公开讲话中只要涉及到对苏关系都要经总统或国务卿事先批准。基辛格说公务员中纪律日趋松懈，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为福特是合法总统，因为他不是选举产生的。因此政府不得不加强纪律。莫斯科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保证了双方能够比较严格地长期坚持这种秘密而又严厉的规定。 双方情报部门进行的情报战的一个更令人惊恐的方面在11月下旬显露出来了。当时基辛格告诉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被怀疑患了白血病，可能是长期遭受莫斯科大使馆内电磁辐射的结果。美国专家推测这种辐射与窃听、破译密电码或干扰大使馆的信息有关。基辛格说如果大使的病被公开，这件事可能成为一大丑闻。因此美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停止辐射。 莫斯科指示我否认基辛格所说美国大使馆正在遭受蓄意辐射的指控。我说我们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确定大使馆周围的电磁场没有超过苏联的卫生标准，苏联的标准比美国的低得多。 多年后我才了解到产生辐射的真正原因是克格勃试图干扰美国情报机构的电子谍报活动。美国情报机构以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为基地窃听重要的官方电话和无线电对话，并且把大部分窃听到的信号还原和破译。双方的情报机构都试图抵消对方的努力，因此两国多次以不同借口提出外交抗议和反抗议。事情闹到最高层，福特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压力下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停止电磁辐射，但勃列日涅天回答说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电磁场是由工业引起的，对健康没有危害。苏联建议进行联合调查，但美国人拒绝了。一个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特别医疗队用两年时间研究从1954年到1976年间曾驻莫斯科的近5000名外交官员及其家属的病历，发现电磁场对他们的健康没有影响。卡特政府时期，国务院私下把这个情况通报给我们。同时双方都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 公正地说，我应该补充说明我们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也面临过同样的情况。但是，当我们的医生告诉我们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时，我们也就不再抱怨了。我本人不断受到喉部和呼吸器官病症的折磨。我们的医生怀疑这是多年在封闭的电子空间工作的结果。我在使馆里的办公室比其他任何办公室的通风条件都差，因为它的四周是夹墙，夹墙之间长期存在磁场。医生们的一再保证听起来当然不错，但谁能够肯定地说两国使馆外交官的健康从长远来说不会为了冷战而遭到损害呢？ 在保护互访的美国或苏联的领导人和官员方面，我们两国的情报机构进行了非常冷静熟练的合作。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保护从未失手。不仅如此，它们偶尔还就有人可能暗杀正在第三国旅行的高级官员的图谋交换情报。据我所知，我本人就秘密转交了至少两次来自莫斯科的警告。一次是通告有人准备刺杀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7]，另一次是有人在就越南问题举行巴黎和谈期间试图刺杀亨利·基辛格。 但是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从未完全消除。在美国国务院大楼的第11层楼上，国务卿办公室和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通向一个大阳台。国务卿常用这个大阳台来举行夏季鸡尾酒会。从阳台眺望，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对岸华盛顿的全景。1986年结束了驻华盛顿大使的工作后，我要求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寄给我一张从那儿拍摄的风景照，作为我多次愉快地在那儿逗留的纪念。这张照片及时寄到了，上面附有亲切而幽默的题词。他后来告诉我这张照片来之不易。美国情报机构反对将它寄给苏联大使，原因据说是它显示了华盛顿中心的战略要点，虽然照片上既没有白宫也没有其他重要的政府建筑物。上面印有更具有战略价值的建筑的明信片在任何一家商店都可以买到。舒尔茨拒绝认真对待这个理由，把照片寄给了我。我把它挂在我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 [1]阮文绍（NguyễnVănThiệu，1923年4月5日——2001年9月29日），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二战结束后参加越盟。1946年叛逃到由法国控制的“越南国”政权。1963年参加了推翻吴庭艳的政变。1963—1964年任南越军事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965年创立全国社会民主阵线并担任党主席。1965—1967年任南越全国指导委员会主席。1967—1975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推行独裁统治。1975年4月21日辞职，流亡台湾。1979年流亡英国。1980年创立“国家人民革命组织”，企图复辟南越。1986—1990年任“越南律师争取重建1973年《巴黎协定》运动委员会”主席。1990年流亡美国。2001年死于波士顿。 [2]维克多·路易斯（VictorLouis，1928年2月5日——1992年7月18日），原名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路易斯（ВиталийЕвгеньевичЛуи），苏联记者。1944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46年被捕并被判处25年徒刑，期间秘密加入克格勃。1956年获释并平反，随即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莫斯科分局工作。此后曾为英国《晚间新闻》和《周日快报》工作。1964年首先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1967年私自出售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给友人的二十封信》手稿。1968年私自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手稿送往西方，企图阻止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境内发表手稿。1969年将《赫鲁晓夫回忆录》寄往西方。1973年代表克格勃赴智利，确保智利共产党人在军事政变后幸免于难。1975年参与了迫使谢列平辞职的活动。1977年首先报告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1987年因病滞留英国。1992年在伦敦病逝。 [3]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ВладимирЕфимовичСемичастный，1924年1月15日——2001年1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6年任共青团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克区委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0—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56—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59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9年3—8月任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部部长。1959—196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1—1967年任克格勃主席，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1981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81—1987年任全苏知识出版社社长。1987年退休。 [4]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бриков，1923年4月27日——1999年7月1日），1941年入伍。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沃罗涅日战役、哈尔科夫战役、库尔斯克战役、捷克斯洛伐克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退役。1958—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61—1963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67—1968年任克格勃人事部部长。1968—1980年期间任部长会议克格勃副主席。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年退休。 [5]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рючков，1924年2月29日——2007年11月23日），1943年加入共青团。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三秘。1955—195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馆三秘。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助理。1967—1971年任克格勃主席助理。1971—1974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1974—1988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局长。1978—1988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克格勃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同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获特赦。2007年逝世。 [6]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Вита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Федорчук，1918年12月27日——2008年2月29日），1936年入伍。1939年加入格别乌，参加了卫国战争。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莫斯科军区格别乌主席。1950—1954年任驻奥地利中央集团军群格别乌主席。1954—1955年任驻奥地利中央集团军群格别乌副主席。1955—1958年任莫斯科军区克格勃副主席。1958—1963年任莫斯科军区克格勃主席。1963—1966年任驻德国苏维埃集团军克格勃副主席。1966—1967年任驻德国苏维埃集团军克格勃主席。1967—1970年任部长会议克格勃第三局局长。1970—1982年任乌克兰克格勃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5月16日至12月17日任苏联克格勃主席。1982—1986年任内政部长。1986—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92年退休。 [7]理查德·麦加拉·赫尔姆斯（RichardMcGarrahHelms，1913年3月30日——2002年10月23日），美国外交官。二战期间进入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47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1952—1958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局主管。1962—1966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66—197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1976年任驻伊朗大使。1977年起经营国际咨询公司。1983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2002年去世。